生平简介和作品评论

寓言

　　在一份同代人的会心与经验的体认中，王小波的小说作品构成了关于文革历史、当代中国、乃至更为久远的中国历史的寓言－－一个詹明信意义上的、充满社会象征意味的寓言（《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230～2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关于压迫、专制、社会暴力。反抗与自由，关于理性与非理性。似乎一如詹明信所言，这是又一份“第三世界文学的文本”，因为“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

　　于笔者看来，并非如此。王小波的小说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作为一部新的颠覆性的“寓言”，而在于对类似寓言写作的颠覆。如果说在反道德、或不道德的意义上，将王小波作品指认为“性爱小说”，无疑是一种误读；那么，将王小波的作品读做“政治”场景的“性爱”化装演出，则是另一种误读途径。“王二风流史”所展现的并非历史与权力机器的性爱象征。而是性爱与性别场景自身便是权力与历史场景的一部分。施虐／受虐的性爱场景与权力游戏，在王小波那里甚至不是所谓“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前者不过是后者诸多形态中颇为有趣的一种。在王小波笔下，历史与社会场景并非由压迫／反抗、专制／自由、理性／非理性的二项对立式间的冲突所构成；相反它们只是古老的权力游戏恒定规则；是一个特定的“性爱场景”所必需的两种角色。它们所呈现的不是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而是一组S／M（sadist施虐狂／masochist受虐狂）的和谐游戏。我们不难从《革命时期的爱情》、《2015》或《未来世界·上篇》找到鲜明的例证。

　　仅到此为止，王小波已然呈现了一种常识性解读所未曾揭示的位置：他所书写与戏仿的并非一段特定的历史；他所拒绝或颠覆的并非某种具体的权力、意识形态或话语系统，而是权力机器与“历史”自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一种典型的二十世纪人文知识分子的工作。而且，在自觉与不自觉间，王小波拒绝着另一种文化宿命：一份第三世界文学的宿命。他展示了一个第三世界的、以母语写作的作家，不仅并不一定以“舍伍德·安德森的方式”书写，而且未必一定书写那种以深度模式来结构的“民族寓言”。他不仅尝试与本世纪最伟大的西方作家比肩，而且在所谓解构式阅读之前，以一种有趣的书写方式解构诸多的叙述、话语、权力模式自身。

　　毫无疑问，这并不是某种轻松愉快的“返身脱出”；一种文学的“元历史”书写，势必以某种微观政治学与“考古学”联系在一起。于是，文革时期不仅是王小波写作的经验背景，而且是一次准确的启迪与恰到妙处的实例。阶级、阶级斗争说，以及围绕着它建立起来的主流话语系统，无疑曾有力而有效的地构造并规定着一套关于爱与恨的激情模式。在放逐了个人、肉身与身体语言之后，主流话语颇为内在而隐形地将一种特定的关于身体的表达结构于其中：关于献身－－舍弃肉体与自我磨练，关于经历考验－－忍受屈辱、酷刑以显露坚贞，关于敌人／恶魔与堕落的能指－－肮脏的欲望、性别意识与指认。一个有趣的话语结构是，圣洁的、超越肉体的信念之旗必须经由肉体来印证。于是，在这种整齐单一的激情模式中，包含了同样强烈的施虐与受虐冲动。作为一种有效的权力话语系统，它在相当程度上整合起来，人与社会、灵与肉、男人与女人；潜在而深刻地规定着、疏导着社会的性别与性想象。这并非为当代中国文化所独有。它同样显现在人类文化史的种种信念与圣者的表述与故事之中。在当代文化之畔，是拉赫美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牛虻／保尔·柯察金序列。与其说是王小波别具慧眼地发现了这一“事实”，不如说是他为类似“历史”赋予了一种丰满、有趣而怪诞的戏仿形式。同代人阅读王小波作品时的那份会心，正在于辨认出那些稔熟的“原本”。尽管类似叙述曾以无数史诗或正剧的形式被写作，但王小波所戏仿的并非某部具体的文本，而是书写在那个特定的社会语境中的话语系统。对那一特定时代的凝视与思考，最终穿透了特定时代的限定，进入了历史与权力自身。于是，王小波以文革为背景的故事，并非文革故事；他不过是在文学的游戏规则的创造性重组中，设置了阅读的陷阱－－一种有具体所指的、有深度模式的阅读惯性的陷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小波的反寓言（詹明信）使他的书写更接近于本雅明所谓的寓言：“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写作。 　

□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