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和作品评论

革命时期的“爱情”

　　小说《黄金时代》与小说集《黄金时代》无疑构成了王小波的文学“迷宫”的入口。尽管这并非他的处女作，却无疑是他的发韧作。通过《黄金时代》，王小波开始在中国大陆为人们所知晓。也正是通过集中的《黄金时代》和《革命时期的爱情》，人们在狂喜、愤怒。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是王小波及其同代人重要的精神矿藏；它事实上充当了八十年代（或曰新时期）文学与文化最为繁复的潜文本。换一种说法，“文革”历史与个人记忆在整个八十年代更多地是作为“缺席的在场者”：在多数情况下，它并不浮现在文本之中，但它却始终是其话语构造的真正指涉与最重要的“参正文本”。而与此相关联，在“文革”场景得以出演的篇章中，对文革的书写却成就了这一历史段落及历史记忆的“在场的缺席”，正义的英雄、天生地造的恶魔与纯白无辜的牺牲者取代了“普通法西斯”与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那与其说是“文革”历史的浮现，不如说是“文革”历史的遮没。这固然由于“文革”时代或多或少地始终是一份特定的文化禁忌与难于跨越的心理阻隔；而且由于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不断地以“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

　　《黄金时代》便是在这样的底景之上凸现而出。然而，在《黄金时代》中，我们阅读到的与其说是浩劫，不如说是狂欢；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荒诞喜剧。其中性爱成为一种突出的对象与奇异的载体。王小波并不讳言于此：“'性‘是一个人隐藏最多的东西，是透视灵魂的真正窗口。”（王锋访谈《我希望善良，更希望聪明》，《浪漫骑士》，第214页）于是，港版的《黄金时代》名为《王二风流史》便好像十分合理。似乎是又一次遮蔽：和人们颇为默契的共同想象不同，在王小波那里，“文革”时代并非一个《大林莽》或《今夜有暴风雪》式的殉道者的禁欲时代、并非一个人性扭曲直至丧失本能、或沦落到只有本能的时代；至少在《黄金时代》的第一辑中，性爱的场景喷薄、灿烂。而且不仅在王二与陈清扬那里，而且在围绕着陈清扬的荒诞情境之间，在无数的交待材料与“出斗争差”的场景之中，“性”成了那幅灰暗、荒芜、“无趣”（用王小波的说法）的底景上的无所不在的化妆狂欢。而在《革命时期的爱情》（这标题间或得自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性”间或成为进入那个时代梦魔般的迷宫的索引：老鲁的“猛扑”与王二的奔逃来自于一幅“厕所艺术”中明确的色情暗示，而这追与逃本身便不无性别游戏色彩；X海鹰对王二无尽的“帮教”不仅始终充满了暧昧的性意味，而且它事实上成了一种窥淫欲的满足：交待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青春期的性萌动；并最终发展为“吃忆苦饭”式的性关系（参见艾晓明《重说〈黄金时代〉》），《浪漫骑士》，第274页），艾晓明君曾颇为明敏地将其称为“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以（《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浪漫骑士》，第291页）。然而，如果不仅限于《革命时期的爱情》，而对《时代三部曲》作一概观，那么，或许一个更为恰当的说法是：历史的“精神分析”或权力机制的“精神分析”。也许另一个可供不准确借用的说法是“法西斯的群众心理学”。尽管与王小波情趣盎然的叙述风格相悖，但在笔者看来，尽管将“性爱故事”写得如此妙趣横生为王小波赢得了美称或恶名，但如果一定要寻找某种理论背景作为开启或曰解读王小波作品的密匙，那么它并非弗洛伊德，而是福柯。

　　在笔者的领域中，与其说王小波所关注的是文革与“常态”或“病态”的性爱－－“革命时期的爱情”，不如说他所关注的是权力的轮盘－－它的永恒的运转与它的无所不在。如果说王小波小说的睿智在于在展现了一个禁欲的时代，性欲望的增殖、病态的敏感、种种畸变，以及性话语的多相性的无所不在；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王小波笔下，性别场景，性爱关系，并非一个反叛的空间或个人的隐私空间；而刚好相反，它便是一个微缩的权力格局，一种有效的权力实践。毋需乎进行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因为做一个无趣的比喻，便是王小波小说所提供的并非精神分析素材，而是诸多已完成的极为出色的分析报告。在王小波的“性爱场景”之中，一个最为基本的人物关系模式是典型或不甚典型的“施虐／受虐”关系。它可能以“革命时期”为其具体而特定的背景（王二与X海鹰：“狠心的日本鬼子”与遭强暴的无辜少女或宁死不屈的革命者），也可以是任何一个时代：并不“革命”的时期（《我的阴阳两界》、《2015》《东宫、西宫》、上古时代（《寻找无双》、《红拂夜奔》、《万寿寺》）与未来岁月（《白银时代》、《未来世界》、《黑铁时代》）。在施虐／受虐的关系模式，王小波所揭破的，与其说是性爱的、或潜意识的秘密，不如说是历史的秘密与权力运作的游戏规则。如果可以说王小波成就了某种“历史”写作，那么它不仅关乎于文革的历史，或中国历史，而且关乎于历史自身。一个学院式的说法便是：王小波的作品所指涉的是“元历史”。 　

□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