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燕语 宋 叶梦得
●原序
宣和五年，余既卜别馆于卞山之石林谷，稍远城市，不复更交世事，故人亲戚时时相过周旋。甚岩之下，无与为娱，纵谈所及，多故实旧闻，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传于长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践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与夫滑稽谐谑之辞，时以抵掌一笑。穷谷无事，偶遇笔札，随辄书之。建炎二年，避乱缙云归。兵火荡析之余，井闾湮废，前日之客死亡转徙略相半，而余亦老矣。氵存罹变故，志意销隳，平日所见闻，日以废忘，因令栋更裒集为十卷，以《石林燕语》名之。其言先后本无伦次，不复更整齐。孔子语虞仲、夷逸曰：“隐居放言”；而公明贾论公叔文子曰：“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议？抑谓初无意于言而言，则虽未免有言，以余为未尝言可也。八月望日，石林山人序。
●卷一
太祖皇帝微时，尝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否{交}，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交}。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圣{交}。天命岂不素定矣哉！晏元献为留守，题庙中诗，所谓“庚庚大横兆，謦如有闻。”盖记是也。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伪诸国，皆无甚难之意。将伐蜀，命建第五百间于右掖门之前，下临汴水，曰：“吾闻孟昶族属多，无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赐之。召李煜入朝，复命作礼贤宅于州南，略与昶等。尝亲幸视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园池，导惠民河水注之。会煜称疾，钱ㄈ先请觐，即以赐ㄈ。二居壮丽，制度略侔宫室。是时，诸国皆如在掌握间矣。昶居后为尚书都省，ㄈ居至钱思公惟演，亦归有司，以为冀公宫锡庆院，今太学其故地也。
《考异》：礼贤宅在京城南，钱ㄈ入觐太祖，以此馆之。至太宗初，ㄈ纳土始赐焉，非ㄈ先请觐即赐也。钱思公与诸弟乞归之有司，非思公独请也。
汉凡王宫，皆曰“禁中”；后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称“诏”，武后名照（照疑），遂改“诏”为“制”。肃、代后，集贤院有待制之名，即汉东方朔之徒所谓“待诏金马门”者也。京师大内，梁氏建国，止以为建昌宫，本唐宣武节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后唐庄宗迁洛，复废以为宣武军（案：此句旧本脱“武”字，今据《五代会要》增正）。晋天福中，因高祖临幸，更号大宁宫，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罗城，盖周世宗始为之。
《考异》：汉制度云：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四曰戒敕（见蔡邕《独断》）。此云天子之命通称“诏书”，非也。唐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则待制名非始于肃、代以后也。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术数之士皆处之，谓之“待诏”。即待诏之名，初不改也。
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怀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初命怀义等，凡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与龙、银台等诸门皆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群臣皆再拜。后虽尝经火屡修，率不敢易其故处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为开宝皇后，移居东宫，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庆。后中书门下请为皇太后建宫立名，于是，诏筑宫曰万安。明肃太后既临朝，不筑宫，止名所居殿曰会庆。明肃上仙，遗诏进太妃杨氏为皇太后，乃名所居为保庆，号保庆太后。讫治平，慈圣宫曰慈寿，元宣仁宫曰崇庆，建中钦圣宫曰慈德，皆遵用万安故事也。崇宁初，元符太后宫称崇恩，盖进太后故礼，加于开宝云（案：“崇宁初”以下，原本误另作一条，据文义当合为一，今改正）。
崇政殿即旧讲武殿，惟国忌前一日，及军头司引见，呈试武艺人。吏部引改官人，即常朝退，少顷，以衫帽再坐。忌前则服淡黄衫皂带，自延和殿出，降阶由庭中步至，不乘辇；遇雨，然后行西廊。皆祖宗之旧也。从官独二史得入侍。旧制不甚大。崇宁初，始徙向后数十步。因增旧制，发旧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五色如截肪，两旁碾波涛戏龙，文如屈发，制作极工妙。余为左史时，每见之。盖古殿其下必有宝器为之镇。今乘舆行幸，最近驾前所持玉斧是也。
东华门直北有东向门，西与内东门相直，俗为之乌门，而无榜。张平子《东京赋》所谓“乌门曲榭”者也。薛综注：“讠移，屈曲斜行，依城池为道。”《集韵》：“讠移字或作{移}”，以为宫室相连之称。今循东华门墙而北转，东面为北门，亦可谓斜行依墙矣。凡宫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启圣禅院，太宗降诞之地，太平兴国中既建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诞于西京山子营，久失其处。真宗朝，尝遣人访之。或以骁胜营旁马厩隙地有二冈隐起为是。复即其地建应天禅院，以奉太祖。天圣中，明肃欲置真宗神御其间，而难于遗太宗，因以殿后斋宫并置二殿，曰三圣殿。庆历中，始名太祖殿曰兴先，太宗曰帝华，真宗曰昭考。
《考异》：昭考当作昭孝。
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谓之四园。琼林苑，乾德中置。太平兴国中，复凿金明池于苑北，导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因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园，因以皇城宜春旧苑为富国仓，遂迁于此。玉津园，则五代之旧也。今惟琼林、金明最盛。岁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至上巳，车驾临幸毕，即闭。岁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金明，水战不复习，而诸军犹为鬼神戏，谓之“旱教”。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幸观刈麦；自仁宗后，亦不复讲矣，惟契丹赐射为故事。宜春，俗但称庶人园，以秦王故也，荒废殆不复治。祖宗不崇园池之观，前代未有也。
太祖尝问赵中令：“礼何以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询遍礼官，皆无知者。王贻孙，祁公溥之子也，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也。则天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大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为证。赵大赏。天圣初，明肃太后垂帘，欲被衮冕，亲祠南郊，大臣争莫能得。薛简肃公问：“即服衮冕，陛下当为男子拜乎？妇人拜乎？”议遂格。礼九拜，虽男子亦不跪，贻孙之言盖陋矣。简肃亦适幸其言偶中，使当时有以贻孙所陈密启者，则亦无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简肃之抗论也。
母后加谥自东汉始。本朝后谥，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献明肃尝临朝，特加四字。至元丰中，庆寿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为谥议请于朝，诏以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犹惧未尽，始仍故事，遂谥慈圣光献。自是宣仁圣烈与钦圣宪肃，皆四字云。
《考异》：始仍故事，当作姑仍故事。诏云：今以四字为谥，大惧未足形容万一，姑循故事而已，宜以四字定谥。
熙宁末年旱，诏议改元。执政初拟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于文，一人负戈。”继又拟丰亨，复曰：“不可！亨字为子不成，惟丰字可用。”改元丰。
范鲁公质、王祁公溥皆周朝旧相。太祖受禅时，质年四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质罢八年薨，溥二十年薨。雍容禅代之际，疑问不生，虽二人各有贤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质性本卞急，好面折人过，然以廉介自居，未尝营生事，四方馈献皆不纳。太宗尝论前宰相，以质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为称。溥宽厚，喜荐导后进。罢相时，其父尚无恙，犹常执子弟之礼不废。贻永尚太宗女，乃其子也。
张伯玉皇间为侍御史，时陈恭公当国。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时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黄门谕旨劳之，曰：“闻卿贫，无虑，朕当为卿治装。”翌日，中旨三司赐钱五万，恭公犹执以为无例。上曰：“吾业已许之矣。”卒赐之。祖宗爱惜财用如此，又见所以奖励言官之意也。
明肃太后上徽号初，欲御天安殿，即今大庆殿也。王沂公争之，乃改御文德殿。元初，宣仁太后受册，有司援文德故事为请，宣仁不许，令学士院降诏。苏子瞻当制，颇斥天圣之制，犹以御文德为非是。既进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别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闻者无不畏服。是岁，册礼止御崇政殿。
《考异》：按子瞻草诏云：矧予凉薄，常慕谦虚，岂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后处之无过之地，乃是爱君之深。内批常慕字以下二十六字，旨意稍涉今是，不免有昔非之议，可叙述太皇太后硕德，实不及章献，不敢必依章献御文德殿故事，宜三省改此意进入。
韩魏公为英宗山陵使。是时，两宫常为近侍奸人所间。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帘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发，忽自起赴烛焚之。使者惊恳曰：“有事当别论奏，安可辄焚御笔？”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归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顷，外传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问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发，焚之矣。”二使归报，慈圣太后叹息曰：“韩琦终见事远，有断。”
《考异》：英宗当作仁宗。
大辽国信书式，前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入辞，次具使副全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辞率不过八句。回书其前式同，后具所来使衔，称今某官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宜，谨白，不具副使衔，辞亦不过八句。元间，宣仁太后临朝，别遣太后使副以皇帝书达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尔。贺书亦如之。
元垂帘，吕司空晦叔当国。元日，欲率群臣以天圣故事，请太后同御殿，行庆会称贺之礼。宣仁谦避不从，止令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内东门拜表而已。苏子容当制，作手诏云：”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几合于前规。”是岁，进《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寿春朝近外廷，诏恩不许会公卿。即时二吏书谦德，只使群官进姓名。”
国朝典礼，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中，始命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发明其旨，且依《开元礼》，设科取士。嘉初，欧阳文忠公知太常礼院，复请续编，以姚辟、苏洵掌其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者病其太简。元丰中，苏子容复议，以《开宝通礼》及近岁详定礼文，分有司、仪注、沿革为三门，为《元丰新礼》，不及行。至大观中始修之，郑达夫主其事。然时无知礼旧人，书成颇多抵牾，后亦废。
士大夫家庙，至唐以来不复讲。庆历元年郊祀赦，听文武官皆立庙，然朝廷未尝讨论立为制度，无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为相，乃始请下礼官定议，于是请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而其详皆不尽见。文潞公为平章事，首请立庙于洛，终无所考据，不敢轻作。至和初知长安，因得唐杜佑旧庙于曲江，犹是当时旧制，一堂四室，旁为两翼。嘉初，遂仿为之。两庑之前，又加以门，以其东庑藏祭器，西庑藏家牒。礻方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涤濯等在中门之左。别为外门，置庖厨于中门外之东南。堂中分四室，用晋苟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为主。唐周元阳《祀录》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为四时祭之节。前祭皆一日致斋，在洛则以是祭，或在他处则奉神板自随，仿古诸侯载迁主之义。公元丰间始致仕归洛，前此在洛无几，则庙不免犹虚设，乃知古今异制，终不可尽行也。
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则皇考者，曾祖之称也。自屈原《离骚》称“朕皇考曰伯庸”，则以皇考为父。故晋司马机为《燕王告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后世遂因不改。汉议宣帝父称，蔡义初请谥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为宜称尊号曰皇考。则皇考乃尊号之称，非后世所得通用。然沿习已久，虽儒者亦不能自异也。
《考异》：《曲礼》祭父曰皇考，此云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非也。
治平中，议濮安懿王称号，学士卫禹玉、中丞吕献可、谏官范景仁、司马君实等，皆谓宜称皇伯，此固显然不可。欧阳永叔为参政，尤诋之。五代史书追尊皇伯宗儒为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说。然遂欲称考，则不免有两统贰父之嫌，故议者纷然久不决。慈圣光献太后内出手诏，令称“亲”。当时言官亦力争而止，以诸侯入继，古未有也。自汉宣帝以来始见之。魏相以为宜称皇考，此固亡乎《礼》之礼，而哀帝称定陶乏为恭皇，安帝称清河王为孝德皇，则甚矣。礼以王以皇以显冠考，犹是尊称，若举谥而加皇，乃帝号，既不足辨父子，子而爵父，此正礼之所禁也。曾子固尝著议，以为父没之通称，施于为人后之义为无赚，此盖附永叔之意。当时群议既不决，故仍旧，但称濮安懿王，盖难之也。
《考异》：时吕献可为御史知杂，范景仁为翰林学士，此云吕中丞、范谏官，非也。曾子固谓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如礼之皇考则曾祖也；汉宣帝父称尊号曰皇考，则加考以皇号也；屈原称皇考曰伯庸之类，则父没之通称也。且言有可有不可者，其剖析甚详，而以悼园称皇立庙为非。今二说中，专举其父没之通称一句，以为附永叔之意，亦未尽也。若谓皇乃帝号，则或曰皇考，或举谥而加皇，苟以为不可，则一也，岂得执一以为亡礼乎？既以濮议称皇伯为显然不可，又以称考为有两统贰父之嫌，然则当何称乎？欧阳公尝辩二父则有之，而非两统也。然则两统或可以言嫌，而贰父亦谓之嫌，非也。
皇、治平，天下财赋岁入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出入略相当。景德官一万余员，皇、治平加二万余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治平加一千万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丰中，曾子固尝请欲推考所从来，悉为裁损，使岁入如皇、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费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类推之，岁入以亿万为率，岁但省三之一，则三十年当有九亿万，遂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议格不行。此虽论其大约，未必尽然，要之言节用，似当略仿此，可以得实效，愈于毛举目前琐碎，徒为裁减之名，而讫不能行也。
仁宗庆历初，尝诏儒臣检讨唐故事，日进五条，数谕近臣，以为有补，其后久废。元间，苏子容为承旨，在经筵复请如故事。史官学士采新旧《唐书》诸帝所行，及群臣献纳，日进数事，因诏讲读。官遇不讲日，各进汉、唐故实二事，子容仍于逐事后略论得失大旨，当时遂以为例。
濮议，廷臣既皆欲止称皇伯，欧阳文忠力诋以为不然，因引《仪礼》及《五服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则是虽出继，而其本生犹称父母也，是以汉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称皇考。时未有难之者。惟司马君实在谏院独疏之，云：“为人后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则无以为称，非谓其得称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为皆不识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则无嫌，故可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光武起布衣，虽名中兴，与创业同，使自立七庙犹不为过，况但止称皇考。今上为仁宗子，而称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谓称皇伯不然，君实虽辩之力，然无据依，亦终不能夺文忠也。
《考异》：按两制等议，谓礼律为父母报云者，势当然不可，云为叔伯报也。赵大观又引“去妇出母”为证，则当时论难非独温公，而此云未有能难之者，惟司马君实云云，非也。既云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又云君实终不能夺文忠也，则二者孰是？况二公各持其论，终未尝少屈乎！
故事，宰相食邑满万户，始开国。贾文元罢相，知北京，未满万户，以出师佐平贝州功，特封安国公，其后以武胜军节度使入为祥源观使，留京师，请还节。仁宗特置观文殿大学士宠之。观文有大学士，自文元始。苏子容挽辞所谓“大邦开国赏元勋，秘殿升班宠旧臣”是也。
故事，台官皆御史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互举，其资任须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历通判，非特旨不荐，仍为里行，此唐马周故事也。议者颇病太拘，难于应格。熙宁初，司马君实为中司，已请稍变旧制；及吕晦叔继为中司，遂荐张戬、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骤用李资深，以秀州军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命下，宋次道当制，封还词头；已而次命李才元、苏子容，皆不奉诏，盖谓旋除中允而命，犹自选人而除也。三人皆谪，卒用资深。近岁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资深始也。
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乾兴后始立。盖仁宗时年尚幼，坐读不相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后遂为故事。熙宁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下太常礼院详定。当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为判院，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及礼官王汾、刘伊、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申公等议遂格。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官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
邢自翰林侍讲学士以工部尚书知曹州，仍旧职。翰林侍讲学士外除，自始。张文节公知白求罢参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翰林侍读学士外除，自知白始。班翰林学士上，从其官也。
●卷二
《周官》“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尔。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谓之“卿”。唐制，宰相对正衙，皆立而不奏事，开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盖以其论事难于久立。本朝范鲁公为相，当禅代之际，务从谦畏，始请皆立；则今经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师尊之，亦以讲读难久立故也。太祖开宝中，召王昭素讲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召学官李觉讲，皆赐坐。此出一时特恩，非讲官例也。
《考异》：《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论道经邦，则坐而论道，非谓五等诸侯也。五等诸侯岂得云非人臣乎？《周官》孤卿大夫与三公皆不同，岂得云三公而下皆卿大夫乎？三公不必备，何必以卿兼公而通谓之“卿”乎？周公位冢宰，乃公兼卿也。开宝中，乃开宝元年；端拱中，亦端拱元年。
应天府艺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为南京，诏即衙城为大内，正殿以归德为名。当时虽降图营建，而实未尝行。天禧中，王沂公为守，始请减省旧制，别为图以进，亦但报闻。其后夏文庄、韩忠宪、张文定相继为守，有请仅能修祥辉、崇礼二门而已。元丰间，苏子容自南京被召还朝，复以为言，但请以沂公奏先修归德一殿，约为屋百间，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门以真宗东封回，尝驻跸、赐赦、观，赐名重熙颁庆楼。犹是双门，未尝改作，内中唯有御制诗碑亭二，余为守时已将倾颓，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元丰官制行，王禹玉为左仆射，蔡持正为右仆射，新省成，即都堂礼上，郎中、员外郎迎于门外。仆射拜厅讫，升厅，各判祥瑞案三道，学士、两省官贺于厅上，中丞、尚书以下百官班于庭下，东西向。仆射降阶就褥位，直省官赞揖；台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辞贺，复位；直省吏赞拜，仆射答拜；退即尚书省燕，侍郎、给舍以上，及中丞、学士皆与。时有司定仪制以闻，禹玉等拜辞，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后为相者，初正谢即辞，例从之，故唯此一举而已。
元丰官制行，吴雍以左司郎中出为河北都转运使。是时，神宗方经营朔方，有巡幸之意，密以委雍，乃除直龙图阁。都司除职，自此始。其后文及甫自吏部员外郎出知陕府，潞公在洛便养为请，欲以示优礼，亦除直龙图阁。郎官除职，自此始，皆非常例也。故自是郎官出入，皆未有得职者。至元间，范子奇自左司郎中除河北转运使，范纯粹自右司郎中除京东转运使，皆除直龙图阁，用吴雍例也。
元丰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犹未就，仆丞并六曹寓治于旧三司。司农寺、尚书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迁入。新省揭榜曰“文昌府”，前为都省令厅，在中，仆射厅分左右，凡为屋一千五百八十间有奇。六曹列于后，东西向，为屋四百二十间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间有奇，合四千一百间有奇。时首拜王禹玉、蔡持正为相，至元、绍圣间二人皆贬，其后追治元党人，吕申公、司马温公、吕汲公、范忠宣、刘莘老皆贬，免者惟苏公一人而已。故言阴阳者，皆谓凡居室以后为重，今仆射厅不当在六曹前。持正请迁，遂迁旧七寺监，移建如唐制。既那其地步，欲速成，将作少监李诫总其事，杀其间数，工亦灭裂，余为祠曹郎，尚及居之。议者惜其壮丽不逮前也。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绪在位，于仁宗为伯。故明肃太后临朝，生辰正旦，契丹皆遣使致书太后，本朝亦遣使报之，犹娣妇通书于伯母，无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临朝，则仁宗之弟妇也，与隆绪时异。众议：每遣使但致书洪基，使专达礼意，其报亦如之，最为得体。元初，宣仁临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礼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郑氏以逮为及识，当是有知之称。旧法：祖父母私忌不为假。元丰编敕修《假宁令》，于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意谓生时祖父母尚存云尔。然不当言逮事，盖误用礼之文也。原为此法者，谓生而祖父母死，则为不假，存则为假，所以别于父母也。若谓逮事为及见之辞，则礼云不逮父母者，今遗腹子固有不及见父者矣，而母则安有不及见者乎？法初行，安厚卿为枢密，适祖母忌。祖母没时，厚卿才二岁，疑而以问礼部郎官何洵直。洵直虽知法官之误，因欲迁就其说，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为天时一变为有识，欲以三月为限断。过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从立法者之意也。
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以询万民于宫中。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盖内朝以见群臣，或谓之路朝；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郑氏《小宗伯》注，以汉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为周之外朝，而萧何造未央宫。言前殿则宜有后殿。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则为外朝；而宫中有前后殿，为内朝、燕朝，盖去周犹未远也。唐含元殿，宜如汉之大会殿，宣政、紫宸乃前后殿，其沿习有自来矣。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日见群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入阁，宰相押之，由阁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阁”。紫宸殿言“阁”，犹古之言“寝”，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乱离，宣政不复御正衙，立仗之礼遂废；惟以只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设仗。敬宗始复修之，因以朔望陈仗紫宸以为盛礼，亦谓之“入阁”，误矣。
唐正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唤仗入阁，百官亦随以入，则唐制天子未尝不日见百官也。其后不御正衙，紫宸所见惟大臣及内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则百官无复见天子矣。敬宗再举入阁礼之后，百官复存朔望两朝，至五代又废。故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时李淇为中丞，以为非礼，请复朔望入阁之礼。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见群臣，不可罢，朔望入阁可复。”遂以五日群臣一入见中兴便殿，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为入阁，讫本朝不改。元丰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遂为定制。
古者天子之居，总言宫而不名，其别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诗》言“自堂徂基”，而《礼》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称殿者。《秦始皇纪》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萧何传》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见。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名宫，疑皆起于秦时。然秦制独天子称陛下。汉有鲁灵光殿，而司马仲达称曹操，范缜称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则诸侯王汉以来，皆通称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称殿下，至今循用之，盖自唐始也。其制设吻者为殿，无吻不为殿矣。
本朝未定六参之制，百官日俟朝于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门外，亢声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毕，即复出，押百官虚拜于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复押，亦百官以序自拜于陛下而出。韩魏公为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乐道为中丞，力击之以为不臣，其言难过，然当时议者犹以无故不押班为非礼。故司马君实代乐道，以辰时二刻前朝，退则押班，过则免，遂以为例。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配隶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苏子容元丰中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钳足，昼夜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岁而后释。未满岁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议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崇宁中，蔡鲁公始行之，人不以为善也。
集贤院学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为名而品秩自从其官。故吴正肃公以前执政，资政殿大学士刘原甫以从官翰林侍读学士，皆以疾换授，盖不为要职也。然在学士之列，视待制则为优，故元厚之以天章阁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换授，是岁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苏子容罢知制诰，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尝请别其品秩，不报，故其谢表云：“惟丽正图书之府，盛开元礼乐之司。在外馆之地则为闲，正学士之名则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践更；近例迁官，皆由两省丞郎而兼领。”又云：“惟其恩数之优，当有官仪之别，亦尝自言于公府，岂敢取必于佥谐？”
《考异》：集贤院学士钱若水、陈恕、郭贽，皆自前执政除，非独吴正肃也。吕之、吕文仲、李维、盛度皆自翰林学士，晁迥自翰林学士承旨除，非独刘原甫也。李行简自龙图阁待制除，非独元厚之也。又有自集贤院学士除待制者陈升之、李大临、陈绎、曾布、邓绾、沈括、丰稷，皆是。其除龙图直学士者，陈尧咨、任布、任中师、魏、吕居简、李东之、李参、孙长卿、吕溱、宋敏求皆是，亦非独元厚之也。邓绾自御史中丞得罪，元丰元年正月复除待制，则是时集贤院学士次于待制矣。苏子容罢知制诰，岁余会恩知婺州、亳州，入勾当三班院，加集贤院学士。此云罢知制诰而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非也。
国朝讲读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吕文仲为侍读，继而加翰林侍读，寓直于御书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如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杨文庄公徽之为枢密直学士，以老求罢。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峤三人。又以邢为翰林侍读学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学士禄赐并与之同。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
讲读官自杨文庄等，后冯元、鲁宗道皆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高若讷以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皆不加翰林及学士之名。读官初无定职，但从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参释义理，后遂为定制。
《考异》：冯元、鲁宗道皆兼侍讲，此云侍读，非也。
唐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尝为之。太祖平蜀，王著，蜀人，善书，为赵州隆平县主簿。或荐其能书，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使详定《急就章》等，后遂以为翰林侍书，而不加学士之名，盖惜之也。自著后，不复除人。著后官亦不显。有翰林学士王著者，自别一人，非此人也。王君玉琪为馆阁校勘，晏元献以前执政留守南京，辟为签书留守判官公事，诏特令带旧职，从之。馆职外除，自君玉始。
神宗初，欲为《韩魏公神道碑》。王禹玉为学士，密诏禹玉具故事有无。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碑》，明皇作《张说碑》，德宗作《段秀实碑》，及本朝太宗作《赵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闻，于是御制碑赐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辞也。
唐制：门下省有弘文馆，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皆以为藏图书。弘文馆即修文馆也。武德初置，设生徒，使习书，选京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及使他官领直馆。武后垂拱后，以宰相兼领馆务。中宗景龙中置大学士，至开元初，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后改丽政修书院，又改集贤，直学士等官，略如弘文。自是宰相皆带弘文、集贤大学士，遂为故事。
梁迁都汴，贞明中始于右长庆门东北，设屋十余间，谓之“三馆”，盖昭文、集贤、史馆也。初极卑隘。太宗太平兴国中，更命于左升龙门里，旧车辂院地改作，置集贤书于东庑，昭文书于西庑，史馆书于南庑，赐名崇文院，犹未有秘书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秘阁，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馆与秘阁始合为一，故谓之“馆阁”，然皆但有书库而已。元丰官制行，遂改为秘书省。
唐贞观初，始置史馆于门下省，以他官兼领，秩卑者以为直馆，宰相莅修撰。开元中，李林甫为监修国史，始迁于中书省。复置史馆修撰，迄五代，遂为故事。本朝乾德初，首以赵韩王监修国史，修撰之外复有编修、校勘、勘书。校勘，编修随时创制不一，旧但以书库吏钞录报状论次，其后遂命进奏院及诸司，凡诏令等皆关送。开宝后，命中书枢密皆书《时政记》，以授史官。淳化中，张秘请别置起居院，为左右史之职，以梁周翰、李宗谔为之。凡长春崇德殿宣谕陈列事，中书以《时政记》记之，枢密院则本院记之，其余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记录，月终送史馆；而起居郎、舍人分直崇政殿，别记言动为起居注。元丰官制行，左右史所书如旧，各为厅于两后省，史馆归之。著作局、国史院有故，则置假左散骑常侍厅为之，而后始以宰相监修。
梁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因置直崇政院。唐庄宗复旧名，遂改为枢密院直学士。至明宗时，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既不知书，而重诲又武人，故孔循始议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备顾问，以冯道、赵凤为之，班翰林学士上，盖枢密院职事官也。本朝枢密院官既备，学士之职浸废，然犹会食枢密使厅。每文德殿视朝，则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与学士皆为职名，为直学士之冠，不隶枢密院。升殿侍立，为枢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书补外，除龙图阁学士，户部以下五曹，则除枢密直学士，相呼谓之“密学”。
元昊请和，欧公具当时议论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一曰羌夷险诈，虽和而不敢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一曰自屈志讲和之后，退而休息，练兵训卒以为后图。三说皆力破之，以为不和害少，和则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类有五：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谓数年以来，庙堂劳于斡运，边鄙劳于戎事，苟欲避此勤劳，自偷目下安逸；他时后患，任陛下独当也。无识之人欲急和，谓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后大患，伏而未发也。奸邪之人欲急和，谓宽陛下以太平无事，而望圣心怠于庶事；因欲进其邪佞，惑乱聪明也。疲兵懦将欲急和，谓屡败之军不知得人则胜，但惧贼来常败也。陕西之民欲急和，谓其困于调发诛求也。五者，惟陕西之民可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其余可一切不听，使大议不沮，而善算有成。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五年，至今绍兴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几倍于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驳，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官制行，内两省诸厅照壁，自仆射而下，皆郭熙画树石；外尚书省诸厅照壁，自令仆而下，皆待诏书《周官》。苏子容时为吏部侍郎，《谢幸省进官表》云：“三朝汉省，已叨过辇之恩；六典《周官》，愿谨书屏之戒。”
元丰间，三佛齐、注辇国入贡，请以所贡金莲花、真珠、龙脑，依其国中法，亲撒于御座，谓之“撒殿”。诏特许之。御延和殿引见，使跪撒于殿柱外，前未有也。注辇在广州南，水行约四千里至广州；三佛齐，南蛮别种，与占城国为邻。
国朝三公官，未始兼备，惟元丰末年，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郑公、曹济阳守司徒，皆同一时。其后宣和间，蔡鲁公为太师，王将明为太传，郑达夫为太保，方相继两见。
元丰三年，高丽入贡，有日本国车一乘，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馆伴官云：“诸侯不贡车服，诚知非礼，但本国与中朝，略见日本工拙尔。”诏特许进。
内香药库在讠移门外，凡二十八库。真宗赐御制七言二韵诗一首，为库额曰：“每岁沈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刃尤宜史笔书。”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开成中，诏入阁赐封，官班退立东阶树下是也。殿门外复有药树，元微之诗云：“松间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自晋魏以来，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门外搜索，而后许入，谓之“监搜”。御史立药树下。至唐犹然，大和中始罢之。
《考异》：宣政殿庭东西有四松，非皆植松也。诏书乃开成元年正月，赐封当作次对。唐制：百官入宫殿门必搜，非止为奏事官也。药树，有监搜御史监搜，位非泛用，御史一人亦非立也。太和元年诏，今后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止，谓宰臣勿搜，非皆罢也。
高丽自端拱后不复入贡。王徽立，尝诵《华严经》，愿生中国。旧俗，以二月望张灯祀天神，如中国上元。徽一夕梦至京师观灯，若宣召然。遍呼国中尝至京师者问之，略皆梦中所见，乃自为诗识之曰：“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蒙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灯焰似莲丹阙迥，月华如水碧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会神宗遣海商喻旨使来朝，遂复请修故事。余馆伴时，见初朝张诚一《馆伴语录》所载云尔。
●卷三
唐旧事，门状，清要官见宰相，及交友同列往来，皆不书前衔，止曰“某谨祗候”，“某官谨状”。其人亲在，即曰“谨祗候”，“某官兼起居，谨状”；祗候、起居不并称，各有所施也。至于府县官见长吏，诸司僚属见官长，藩镇入朝见宰相及台参，则用公状，前具衔，称“右某谨祗候”，“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乃申状，非门状也。元丰以前，门状尚带“牒件状如前”等语，盖沿习之久，后虽去，而祗候、起居并称，犹不改。今从官而上，于某官下称“谨状”，去“伏候裁旨”四字，略如唐制，而具前衔，谓之“小状”。他官则前衔与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谨状”，不知有“牒件状如前，谨牒”七字，则“谨状”字自不应重出。若既去此七字，则当称“谨状”。以为恭而反简，自元丰以来失之也。
太平兴国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贵神。而五福所临无兵疫，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岁，入黄室巽宫，当吴分，请即苏州建宫祠之。已而复有言今京城东南有苏村，可应姑苏之名，乃改筑于苏村，京师建太一宫自此始。
枢密使拜罢，旧皆用麻。皇中，狄武襄岭南成功回，高文庄若讷为使，罢为群牧制置使，武襄自副使补其阙，止令舍人院草辞，自是遂为故事。
唐起居郎、舍人，皆随宰相入殿。预闻奏事，仗在紫宸，则立殿下，直第二螭头，即其幻处，和墨以记事，故号“螭头”，或曰“螭幻”。自高宗后，前殿不奏事，则二史固无所书矣。本朝记注，初不侍立，但于前后殿为次，使候上殿臣僚退，面问所尝言书之，然未尝有敢告之也。后始诏后殿轮日入侍。崇宁初，郑丞相达夫为史官，复建言：并前殿皆入，并立于垛殿，虽存故事，而奏对语略不相闻，亦不敢自书。惟经筵与讲读官并列，嘉间，贾直孺所请也。
太祖初削平诸伪国，得其帑藏金帛，以别库储之，曰“封桩库”，本以待经营契丹也。其后三司岁终所用，常赋有余，亦并归之。尝谕近臣，欲候满三五百万，即以与契丹，以赎幽、燕故土；不从，则为用兵之费，盖不欲常赋横敛于民。故不隶于三司，今内藏库是也。
狨坐不知始何时，唐以前犹未施用。太平兴国中，诏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坐，则当时盖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坐，余悉禁，遂为定制。今文臣自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而宗室将军之制，亦不行矣。
《考异》：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旨李等奏：商贾庶人有僭乘银装鞍勒、狨毛暖坐等，请禁断。从之。当时以为僭，则非通上下用之矣。今著令谏议大夫以上，及节度使、曾任执政官者，许乘狨坐。此云文臣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非也。
参知政事班，旧不与宰相同行。至道中，吕正惠公与寇莱公同为参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莱公意不平，乃请进与宰相同行。莱公罢，复如旧。
服色，凡言赐者，谓于官品未合服而特赐也。故执事官服紫，虽侍从以上官，未当其品，亦皆言赐；若官当其品，虽非侍从，如磨勘告便不带赐矣。告不带赐，则亦不当入衔。近见士大夫有误以赐为正服之名，虽官及品，而衔犹沿习言赐，此不惟不知所应服，亦自读其告不审也。
郭进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东，欲以赐之。使尽用<同瓦>瓦。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例不应用。太祖大怒，曰：“进为我捍契丹十余年，使我不忧西北，岂不可比我儿女？”卒用之宅成以赐。进屡辞，乃敢受。太平兴国中，始别赐进宅。或以为因展修相国寺，并入为寺基也。
祖宗驸马都尉宅，主薨，例皆复纳入官，或别赐第。曹沂王宅，许怀德旧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贻永旧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丽甲诸主第，园池尤胜，号“东庄”。和文好贤乐士，以杨文公为师友，其子孙多守家法，一时名公卿率从之游。宣和间，复取为撷芳园，后改崇德宫，以居宁德皇后云。
哲宗元初，春秋尚少，渊嘿未尝语。一日经筵，司马康讲《洪范》，至“用三德”。忽问：“只此三德，为更有德？”群臣耸然。康言：“三德虽少，然推而广之，天下事无不皆在。”上曰：“然。”
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秘阁，世传为“阁帖”是也。中间晋、宋贴多出王贻永家。贻永，祁公之子，国初藏名书画最多，真迹今犹有为李驸马公照家所得者，实为奇迹。而当时摹勒出待诏手，笔多凝滞；间亦有伪本，如李斯书，乃李阳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后入禁中，被火焚，绛人潘师旦取阁本再摹，藏于家，为绛本。庆历间，刘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为潭本。绛本杂以五代近世人书，微出锋。希白自善书，潭本差能得其行笔意。元间，徐王府又取阁本刻于木板，无甚精彩。建中、靖国初，曾丞相布当国，命刘焘为馆职，取淳化所遗与近出者，别为《续法帖》十卷，字多作焘体，又每下矣。
《考异》：淳化官帖，黄鲁直、秦少游所记，皆云“刻板”，此乃云“刻石”，非也。鲁直云：“元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遗宫僚”，此云“徐王府取阁本刻于木板”，岂各自一事耶？《续法帖跋》云：“元五年四月十三日，秘书省请以秘阁所藏墨迹，未经太宗朝摹刻者，刊于石，有旨从之。至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内藏缗钱十五万趣其工，以八月旦日毕，厘为十卷，上之。”此云：曾丞相当国，命刘焘别为《续法帖》十卷，非也。
杨文公以工部侍郎卒。旧制，四品不应得谥。王文康公为枢密使，明其尝与寇莱公共议请皇太子决事，以其家奏草上闻，遂特赐谥。李献臣当制，略曰：“天禧之末，政渐宫闱，能叶元臣，议尊储极。”文康，莱公婿也。
张仆射齐贤为相时，其母晋国夫人，年八十余，尚康强。太宗方眷张，时召其母入内，亲款如家人。余尝于张氏家见赐其母诗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诏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祖宗诚意待大臣，简质不为饰，盖如此也。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旧官也。置院在枢密院之北，总内诸司及三班内侍等事。国初，与枢密先后入叙班，盖视二府一等也。每除枢密先为使者，必辞请居其下，而后从之。熙宁间，始诏定班枢密副使下。元丰官制行，犹存不废；自王拱辰改除节度使，遂罢不除。元间复置，以命张安道，后亦废。
燕乐教坊外，复有云韶班、钧容直二乐。太祖平岭表，得刘氏阉官聪慧者八十人，使学于教坊，赐名“箫韶部”，后改今名。钧容直，军乐也。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初曰“引龙直”，以备行幸骑导；淳化中改今名，皆与教坊参用。元丰后，又有化成殿亲事官。
唐中书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旨而施行者曰“发日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或云，取其不蠹也。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而已，因谓之“白麻”。今制不复以纸为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曰“发日敕”，盖今手诏之类；而敕牒乃尚书省牒，其纸皆一等也。
职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惟中书舍人、宰相得旨，朝退，遣直省官召诣都堂，面传旨召试。被命者致辞，宰相谢之，直省官径引入中书省。前期，侍郎厅设幕次几案于中。就坐少顷，本省吏房主首，持丞相封题目来，即就试中书。具食罢，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纳试卷始上马；翌日进呈，除命方下。盖召试之制也。有思迟不即就者，往往过期，或为留内门，然已不称职矣。嘉间，有试而不除，改天章阁待制者。
《考异》：咸平中，黄夷简、曾致尧皆试而不除。嘉七年，司马温公既试，除知制诰，力辞，改天章阁待制。黄、曾虽试而不除，非改待制也。温公虽改待制，非试而不除也。
韩门下维以赐出身，熙宁末，特除翰林学士。崇宁中，林彦振赐出身，用韩例亦除翰林学士。国朝以来，学士不由科第除者，惟此二人。
唐制，翰林学士本职在官下。五代赵凤为之，始讽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后遂为定制。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盖沿习此例。
《考异》：赵凤乃端明殿学士，此云翰林学士，非。此书第四卷亦云赵凤为端明殿学士，云兼学士，非兼也。此云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第四卷又云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殿学士，结衔皆在官下，盖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云云，前后未免牾。
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盖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于此，故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此也。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奉朝沿习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则侍中、中书、尚书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则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仆射既为宰相，则凡命令进拟，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仆射又为之长，则出命令之职，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进对，执政无不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圣旨。”既已奉之，而又审之，亦无是理。门下省事惟给事中对驳而已，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驳已奉之命者，则侍中、侍郎所谓省审者，殆成虚文也。元间，议者以诏令稽留，吏员冗多，徒为重复，因有并废门下省之意。后虽不行，然事有当奏禀，左相必批送中书，左相将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无如之何。侍郎无所用力，事权多在中书。自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虽名进，其实皆未必乐也。
《考异》：此云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后又云唐参知乃宰相，而平章乃参佐之名。秦、汉至唐有官名虽相沿，而实不同者。尚书，秦官；汉武帝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故萧望之谓“中书，政本”；又云“尚书，百官之本，宜罢”。中书，宦官也。至成帝乃罢中书宦者，置尚书。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令。此云“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又云“尚书省但受成事行之”。盖汉、魏所谓尚书、中书者，本出于一，且初未有门下省，今乃以历代官名职制混而言之，非也。
故事：职事官以告老得谢，受命即行；不入谢辞，为其致为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致仕，上特召对延和殿，命坐赐茶，退偕讲读官燕饯于资善堂。后数日，李侍郎受继去，亦用东之故事，召对赐燕。二人皆英宗经筵旧臣，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当时谓之二李。东之，文定公子，素忠谨，乐易。受亦谨慎长者云。
景中，宋莒公为知制诰，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枢密院事。时王沂公为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参知政事。
唐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参知政事，盖刘洎为相时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参知，非参佐也。盖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参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以“唐有参知政事”对，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举取士，得人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鲁公；王伯庸榜，韩魏公、文潞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叶祖洽榜，蔡鲁公、赵正夫；惟杨榜，王禹玉、韩子华、王荆公三人，皆又连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宁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择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执政者。
元丰末，文潞公致仕归洛，入对时，年几八十矣。神宗见其康强，问其“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为名言。
馆职初除，故事，皆行启遍谢内外从官以上。从官以中书舍人初除，亦行启遍谢内外。盖惟此两职，试而后除，与直拜命者异，故其礼亦殊。近年，中书舍人行启，但及见任执政而不及外，馆职虽在内，从官亦有不及者矣。
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子，文德殿后主廊阶下唱喏。宰执出笏，阶上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敛马避。敛马之制久废，前辈记之矣。惟内中横杖子之礼，迄今不敢废也。
旧制，袱头巾皆折而敛前。神宗尝谓近臣，此制有承上之意。绍圣后，始有改而偃后者，一时宗之，谓前为敛巾，遂不复用。此虽非古服，随时之好，然古者为冕，皆前俯而后仰，敛巾尚有遗意也。
元丰既新官制，四十年间，职事官未有不经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至今未尝除人。盖两官为台谏之长，非宰执所利，故无有启之者。或云：元丰末，黄安中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为常侍，会寝疾不果。崇宁中，朱圣予为中丞，尝请除二官，竟不行。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听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唐人谓之“南宫舍人”。元丰官制行，谓之“知名表郎官”。礼部别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从上官一人掌之。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舍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
后唐明宗尝入仓观受纳，主吏惧责其多取，乃故为轻量。明宗曰：“仓廪宿藏，动经数岁，若取之如此，后岂免销折乎？”吏因诉曰：“自来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产以偿欠，正为是。”明宗恻然，乃诏“自今石取二升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谓“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堕其计中，遂为民害。近世立“盘量出剩法”，本防吏奸，而州县贪暴者因以敛民，至于倍蓰。以其正数上供及应监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给，监司知之亦不问，“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国初，京师皆不禁打伞。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伞，又服帽，故谓之“重戴”。自祥符后始禁，惟亲王、宗室得打伞。其后通及宰相、枢密、参政，则重戴之名有别矣。今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则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帽；非台官及自郎中而上，与员外而下，则无有为席帽，不知何义，而“裁”与“席”之名，亦不可晓。
宋次道记，金带曾经赐者皆许系，宰相罢免，虽散官，并依旧服笏带。因宣献公为学士，以玉清、昭应宫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系遇仙花带。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除刑部侍郎，仍系笏头带，以为经赐许服。景中著于诏令。近岁，前执政官到阙，止系遇仙花带。从官非见带学士，亦不敢系。待制自如本品，无职则随本官，在庶官班中皆系皂带，盖阁门之制，不知冲改始何时。余建炎中召至扬州行在，以杭州变罢职，官朝请大夫，亲如上制。
元丰以后，待高丽之礼特厚，所过州皆旋为筑馆，别为库，以储供帐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饯亦如之。张安道知南京，独曰：“吾尝班二府，不可为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将迎，已受谒而后报，时以为得体。大观中，蔡元度知镇江，高丽来朝，遂亦用安道例。
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礼也。
《考异》：此为熙宁中，第九卷云元丰中；此云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第九卷云契丹历先一日；此云使副欲为庆，契丹馆伴官不受，第九卷云契丹趣使者入贺。皆前后牾。按《苏墓志》云：熙宁十年冬至，本朝历先契丹一日，敌疑彼此致庆，当孰从，公言各从本朝历可也。
给事中、中书舍人虽皆四品，给事中自服绯，除受告日，便自易服，盖品应得也。惟中书舍人必俟后殿正谢面赐，乃易服。后殿不常坐，或待数日，则或绯或绿，犹仍其旧服。祖宗时，知制诰皆然，而亦有不赐者。李宪成公谘自知制诰出守荆南尚服绯，以学士召还并赐紫，而后服金带是也。
国朝选人寄禄官，凡四等七资。留守节察判官、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为两使职官；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为初等职官；司录、县令、知县为令录；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簿尉，为判司簿尉。其升迁之序，则自判司簿尉举令录迁令录；举职官，迁初等职官。自职令荐书及格，皆改京官，不及格而有二荐书，则迁两使职官，谓之“短般”；以劳叙赏，谓之“循资”。崇宁中，邓枢密洵武建言，以为名实混淆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卷四
官制：寄禄官银青光禄大夫，与光禄、正议、中散、朝议，皆分左右。朝议、中散，有出身人皆超右，其余并以序迁。大观中，余为中书舍人，奉诏以为非元丰本意，下拟定厘正，乃参取旧名，以奉直易右朝议，中奉易左中散，通奉易右正议，正奉易右光禄，宣奉易左光禄，而右银青光禄大夫正为光禄大夫，遂为定制。
故事：百官磨勘，中书止用定辞。熙宁中，孙巨源为知制诰，建言：君恩无高下，何独于磨勘简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诏各为辞。元丰官制行，惟侍从官而上，吏部检举，奏抄命辞；他官自陈于吏部，奏抄拟迁，而不命辞。
国朝两制，皆避宰相执政官亲。曾鲁公修《起居注》，贾文元为相，其友婿也。当召试，乃除天章阁待制，文元去位，始为知制诰。刘原甫，王文定之甥。文定之为参知政事，乃以侍读学士出知扬州。宋子京、王原叔为翰林学士，子京避莒公改龙图阁学士，原叔避文安改侍读学士，元间，苏子由秉政，子瞻自扬州召为承旨，引原叔例请补外，不从。近岁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亲则不除尚书侍郎，门下侍郎亲则不除给事中，中书侍郎亲则不除舍人之类。六曹尚书避亲，多除翰林学士，盖于三省无所隶。异于旧制，自子瞻以来然也。
大驾仪仗，通号“卤簿”，蔡邕《独断》已有此名。唐人谓卤，橹也，甲之别名。凡兵卫以甲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因举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卤簿”，为君臣通称，二字别无义，此说为差近。或又以“卤”为“鼓”，“簿”为“部”，谓鼓驾成于部伍，不知“卤”何以谓之“鼓”？又谓石季龙以女骑千人为一“卤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晓。今有《卤簿记》，宋宣献公所修，审以“部”为簿籍之“簿”，则既云“簿”，不应更言“记”。
唐制，节度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继之。盖平章事，宰相之名，以节度使兼，故云尔也。国朝因之。元丰官制，罢平章事名，而以开府仪同三司易之，亦带节度使，谓之使相。盖以仪同为相也。
《唐书》言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苏环为相，以食贵，百姓不足，独不进。然唐人小说所载与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迁除，朋僚慰贺，皆盛置酒馔、音乐宴之，为“烧尾”。举韦嗣立入三品，赵彦昭假金紫，崔复旧官，中宗皆令于兴庆池“烧尾”，则非献食天子也。其解“烧尾”之义，以为虎豹化为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烧之乃成人；犹人之新除，必乐饮燕客，乃能成其荣。其言迂诞无据，然谓太宗已尝问朱子奢，则其来盖已久矣。近世献食天子固无是，而朋僚以音乐燕集，亦未之讲也。
庆历五年，贾文元为相，始建议重修《唐书》。诏以判馆阁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察）、赵康靖（概），及张文定、余襄公为史馆修撰。刊修未几，诸人皆以故去，独景文下笔。已而景文亦补外，乃许以史稿自随。编修官置局于京师者仍旧，遇有疑义取证，则移文于局中，往来迂远，书久不及成。是时，欧阳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贬出，独不得预，嘉初，文忠还，范蜀公为谏官，乃请以《纪》、《志》属文忠。至五年，书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领提举官。及罢去，陈恭公相，辞不领，乃命参知政事王文安。讫奏书，亦曾鲁公以参知政事领也。
从驾谓之“扈从”，始司马相如。《上林赋》云：“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晋灼以扈为“大”，张揖谓“跋扈从横，不案卤簿”。故颜师古因之，亦以为“跋扈恣纵而行”。果尔，纵盖作平声。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为“扈养以从”，犹之“仆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语自何时也。
唐自明皇以诞日为千秋节，其后肃宗为地平天成节，至代宗，群臣请建天兴节，不报。自是历德、顺、宪、穆、敬五帝，皆不为节。文宗大和中，复置庆成节，故武宗为庆阳节。终唐世，宣宗为寿昌节，僖宗为嘉会节，昭宗为乾和节，中间惟懿宗不置。则唐世此礼亦不常，各系其时君耳。千秋节诏天下咸燕乐，有司休务三日；其余凡建节，皆以为例。穆宗虽不建节，而紫宸殿受百官称贺，命妇光顺门贺皇太后；及有麟德殿沙门、道士、儒官讨论三教之制。文宗时，又尝禁屠宰，燕会惟蔬食脯醢，后旋仍旧。
熙宁初，改经义取士，兴建太学，讫崇宁罢科，赋每榜魁，南省皆迭为得失。始余中榜，邵刚魁得；次徐铎榜（案：《宋史》及马氏《文献通考》俱作“徐铎”、旧本“铎”讹作“驿”，今改正），余干落；时彦榜，黄中魁得；次黄裳榜，侯绶落；惟焦蹈榜，陶直夫落。差一榜，次七榜。李常宁、毕渐、李釜（案：马氏《文献通考》作“李”，咸淳《昆陵志》作“李奎”，旧本作“釜”，未详孰是，今仍原文）、蔡嶷榜，章、李朴、蔡靖、陈国林皆得；马涓、何昌言、霍端友榜，费元量、王瞻、陈宾皆落，不差一人，亦可怪也。时谓之“雄雌解元”。
两京留台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台。旧为前执政重臣休老养疾之地，故例不视事。皇间，吴正肃公为西京留台，独举其职。时张尧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当，有诉于台者，正肃即为移文诘之。尧佐惶恐，奉行不敢异。其后司马温公熙宁、元丰间相继为者十七年，虽不甚预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严，如国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肃，亦必绳治。自创置宫观后，重臣不复为，率用常调庶官，比宫殿给使，请俸差优尔。朝廷既但以此为恩，故来者奔走府廷，殆与属吏无异矣。
国朝侍从官间有换武职者，盖唐袁滋故事，例皆换观察使。如李尚书维自承旨，李左丞衡自三司使，皆然。天圣间，陈康肃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亦换宿州观察使，加检校司徒，知天雄军。陈不乐行，力辞。明肃后以只日御朝，而谕之曰：“天雄，朔方会府，敌人视守臣为轻重，非文武兼材不可。”陈不得已受命，自是加留后，遂建节。庆历中，陕西用兵，韩魏公、范文正公、庞庄敏公为帅，皆以龙图阁直学士换观察使，文正恳辞不拜。盖当权者时欲排之，而以俸优为言，故文正不肯受。已而韩、庞亦辞，遂罢。
臣僚上殿札子，末概言“取进止”，犹言进退也。盖唐日轮清望官两员于禁中，以待召对，故有“进止”之辞。崔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尽，然后趋出，于内廊赐食，待进止，至酉时放”是也。今乃以为可否取决之辞，自三省大臣论事皆同一体，著为定式。若尔自当为取圣旨，盖沿习唐制不悟也。
唐武德初，以太宗为西讨元帅，自是非亲王不为。安禄山叛，以哥舒翰守潼关，除诸道兵马元帅，始以臣庶为之。至德初，代宗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其后又以舒王谟为荆南等道节度，诸军行营都元帅，加“都”字自是始，此皆实领兵柄。唐末以授钱Α，则姑以名宠之耳。
唐乾元中，以户部尚书李亘为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使，始立“都统”之号。其后以节度使充者，建中二年，李勉以汴州节度使充汴、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是也。宰相充者，中和二年，王铎以司徒、中书令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是也。
高丽自三国以来见于史者，句骊其国号，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来止称高丽。《五代史》记后唐同光元年韩申来，其王尚姓高，则自三国至五代，止传一姓。长兴中，始称“权知国事王建”。王氏代高，当在同光、长兴之间，而史失其传。元丰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贡，建之七世孙也。其表章称“知国王事”，盖习用其旧；而年称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院学士，结衔皆在官下，盖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而他学士则皆冠于官上，此自五代赵凤为之也。始后唐置端明殿学士，以命凤及冯道；后凤迁礼部侍郎，因恳宰相任圜升学士于官上，盖自示其贵重。故本朝观文殿大学士而下，皆以为例，亦世以职为重故尔。若宰相则所贵不待职也。
枢密使，《唐书》、《五代史》皆不载其创始之因，盖在唐本宦者之职。唐中世后，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胜记，本不系职官重轻，而五代特因唐名而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详考。据《续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枢密，因置内枢密使。”《续事始）为蜀冯鉴所作也。
唐翰林学士结衔或在官下，无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之类，则在官下；大中中《王巨镛碑》，撰者言“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彖”之类，则在官上。彖仍不称知制诰，殊不可晓。不应当时官名而升降，庞杂乃尔也。
尚书省文字下六司诸路，例皆言“勘会”。曾鲁公为相，始改作“勘当”，以其父名会避之也。京师旧有“平准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蔡鲁公相，以其父名准，亦改为“平货务”。
唐旧制，集贤书藏于门下省。永泰后，以勋臣罢节制归京师者无职事，欲以慰其意，乃诏与儒臣日并于集贤院待制，仍赐钱三千缗为食本，以给其费。于是郭英、孙志直、臧希让、高升、王延昌，与裴遵庆、畅璀、崔涣、贾至、李季卿、吴令圭等十一人皆在选。待制之名，于此盖无别于文武。余有裴士淹所作《孙志直碑》。待制给食入衔，此出一时权宜，后不以为常，故《唐书》载之不详。
向传范，钦圣太后之叔也。在神宗时，已为观察使，历知陕州、沧州矣。神宗即位，徙知郓州。杨绘知谏院，言“郓州领京东西路安抚使，不宜以后族为之”。文潞公在枢府，因称传范在先朝已累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谏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祖宗用人无私，虽以材选，而每不忘后世之戒如此。
婕妤，《史记?索隐》训婕为承，妤为佐。字本皆从人。大抵古人取训，各以其意适然者，而字多从省。盖亻，捷也，乃相承敏捷之意，字从省去扌。亻予为相予，则训佐理亦宜，然后以为妇职，因易人为女耳。
元丰既新官制，建尚书省于外，而中书、门下省，枢密、学士院，设于禁中，规模极雄丽。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糊纸。尚书省及六曹皆书《周官》，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皆郭熙一手画，中间甚有杰然可观者。而学士院画《春江晓景》为尤工。后两省除官未尝足，多有空闲处，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窃毁盗取。徐择之为给事中时，有窃其半屏者，欲付有司，会窃处有刃痕，议者以禁廷经由，株连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毁者浸多，亦可惜也。
古者妇人无名，以姓为名，或系之字，则如仲子、季姜之类；或系之谥，则如戴妫、成风之类，各不同。周人称“王姬”、“伯姬”，盖周姬姓，故云。而后世相承，遂以姬为妇人通称，以戚夫人为戚姬，虞美人为虞姬。自汉以来失之。政和间，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族姬”，此亦沿习熟惯而不悟。国姓自当为嬴，余尝以白蔡鲁公，惮于改作而止。
曾宣靖公提举修《英宗实录》成，将上，故事当迁一官。曾官已左仆射，乃预辞于上曰：“臣官进一等则为司空，此三公之职也。坐而论道，不可以赏劳。”神宗以为诚，遂从其请。书上，曾独不迁官，人以为得体。
《考异》：时韩忠献进《仁宗实录》，曾宣靖进《英宗实录》。韩奏“窃见宰臣李沆、吕夷简提举编修《太宗实录》及《三朝国史》，并乞书成更不推恩，皆蒙上俞允”云云。曾言“若迁官，臣须改司空，韩琦须改太保，三公亦非赏劳之官。”遂皆许之。然则其同时有韩其，异时有李吕，今止记曾预辞于上，而云“曾独不迁官，人以为得体”，非也。
治平初，议濮庙者六人：吕献可为中丞，吕微仲、范尧夫、赵大观、傅钦之与龚鼎臣为御史。既同时相继被贬，天下号“六御史”。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书其名以为私记，故号“花书”，韦陟“五云体”是也。余见唐诰书名，未见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犹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遣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杨氏至今藏此敕。
祖宗时，监司、郡守荐部吏，初无定员，有其人则荐之，故人皆慎重，不肯轻举。改官每岁殆无几。自庆历后，始以属邑多寡制数，于是各务充元额，不复更考材实，改官人岁遂增至数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为弊者，固不得不慎。其初，治平中，贾直孺为中司，尝以为言，朝廷终莫能处。盖人情沿习既久，虽使复旧，亦不可为也。
祖宗时，见任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虽中选，止令迁官，而不赐科第；不中者则停见任，其爱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军事推官鲍当等应举合格，始各赐进士及第。自是遂皆赐第。
《考异》：太平兴国五年，见任官赴殿试者六人，惟单饣束、周缮赐及第，余皆诸州节度掌书。此云迁官而不赐科第，非皆如此也。
天圣末，诏即河南永安县訾王山建宫，以奉太祖、太宗、真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寝也。宫成，赐名会圣，改訾王山为凤台山。自是祖宗山陵成，皆奉安于宫中。苏子瞻《神宗山陵曲赦文》云：“敞凤台之仙宇，粲龟洛之仁祠”。凤台以山名也。宣祖初葬今京城南，既迁陵寝，遂以其地建奉先寺，仍为别殿，岁时奉祀宣祖昭宪太后。其后祖宗山陵，遂皆即京师寺宇为殿，如奉先故事。兴国开先殿以奉太祖，启圣院永隆殿以奉太宗，慈孝崇真殿以奉真宗，普安殿以奉元德皇后。元丰间，建景灵宫，于是皆奉迎以置原庙。自奉先而下皆废，普安亦元德皇后赞宫旧地也。
咸平中，以侍读、侍讲班秩未崇，乃命杨徽之为翰林侍读学士，邢为侍讲学士，班翰林学士下。讲读置学士自此始。其后以老请补外，真宗以其久在讲席，使以本职知曹州；而张文节公罢参知政事知天雄军，改翰林侍读学士。于是讲读学士始为兼职，得外任。庆历后，凡自翰林学士出者，例皆换侍读学士，遂为故事。
《考异》：咸平二年，命杨徽之、夏侯峤、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学士，此止载杨徽之，未尽也。云讲读学士始为兼职，非兼也。
赵中令为相，李处耘为枢密使，处耘之女为中令子妇，并居二府，不避姻家。皇中，文潞公为相，程康肃为枢密副使；熙甯中王荆公为相，吴正宪为枢密副使，皆不避。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燕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因使举其得意者一联。煜沈吟久之，诵其咏扇云：“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燕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举，数日即院中拜同知枢密院事，当时以为科举盛事。余绍圣试礼部时，邓安惠公温伯以翰林学士承旨知举，亦就拜尚书右丞。时试已第二场，邓公自听事上马扬鞭，左右揖诸生而去。自魏公后，继之者惟邓公也。
吴越钱ㄈ初来朝，将归，朝臣上疏请留勿遣者数十人。太祖皆不纳，曰：“无虑。ㄈ若不欲归我，必不肯来，放去适可结其心。”及ㄈ辞，力陈愿奉藩之意。太祖曰：“尽我一世，尽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国开视，道中勿发也。”ㄈ载之而归，日焚香拜之。既至钱塘，发视，乃群臣请留章疏。ㄈ览之泣下，曰：“官家独许我归，我何可负恩？”及太宗即位，以尽一世之言，遂谋纳土。
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方毕。或谓之“柘枝颠”。始罢枢密副使，知青州，太宗眷之未衰，数问左右：“寇准在青州乐否？”如是一再。有揣帝意欲复用者，即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置酒纵饮，未知亦思陛下否？”上虽少解，然明年卒召为参知政事。祖宗用人之果，不使细故谗人得乘间如此。
林文节连为开封府南省第一，廷试皆属以魁选。仁宗亦遣近伺其程文毕，先进呈。时试《民监赋》，破题云：“天监不远，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旁观，忽吐舌，盖恶其语忌也。仁宗由是不乐，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意，不敢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子，破题云：“运启元圣，天临兆民。”上幸详定幕次，即以进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当之？”遂擢为第一。
●卷五
祥符中，杨文公为翰林学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权免十日起居。诏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谢，真宗以诗批其末，赐之云：“承明近侍究儒元，苦学劳心疾已痊，善保兴居调饮食，副予前席待多贤。”祖宗眷礼儒臣之盛，古未有也。
《考异》：文公疾，在假。诏遣使挟医视之。文公上表谢，真宗以诗批其末赐之；其权免起居，又别是一节也。见《会要》。而《金坡遗事》云：“文公被疾既赴朝参，具状称谢，御笔于状尾批七言二韵诗赐之。”两说不同，然要非因权免起居赐诗也。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讨江南，潘美副之。将行，赐燕于讲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于榻前，乞面授处分。上怀中出一实封文字，付彬曰：“处分在其间。自潘美以下有罪，但开此，径斩之，不须奏禀。”二臣股栗而退。讫江南平，无一犯律者。比还，复赐燕讲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无败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于家。”即纳于上前。上徐自发封示之，乃白纸一张也。上神武机权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发封，见为白纸，则必入禀；及归而示之，又将以见初无轻斩之意。恩威两得，故虽彬等无不折服。
仁宗初复制科，立等甚严，首得富公，次得吴春卿、张安道、苏仪甫，惟吴春卿入三等，富公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讫苏子瞻，方再入第三等。设科以来，两人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案：此条已见第二卷，此系重出，缘中间详略稍异，今并存之。）
国初贡举法未备，公卿子弟多艰于进取，盖恐其请托也。范杲，鲁公之兄子，见知陶谷、卖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李内翰宗谔已过省，以文正为相，因唱名辞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罢相，方再登科。天僖后立法，有官人试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两举。或云，王冀公所请也。庆历以来，条令日备，有官人仍别立额，于是进取者始自如矣。
《考异》：天禧二年，王钦若请锁殿人不及格坐私罪。天圣四年，诏免责罚，听再举。以旧制试礼部不及格赎铜，永不得应举也。七年诏：文臣许应两次，武臣一次。盖科罪者，王冀公所请；而免责罚许两次者，乃后来从宽，今并云“冀公所请”，非也。“天僖”当作“天禧”。
欧阳文忠公初荐苏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时富公、韩公当国，虽韩公亦以为当然，独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试衔初等官。明允不甚满意，再除，方得编修《因革礼》。前辈慎重名器如此。元间，富绍庭欲从子瞻求为《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发。其后不得已而言，一请而诺，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元初，文潞公为太师，吕申公为左仆射，皆以高年特赐免拜。二公力辞。苏子瞻为翰林学士，因论“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此但传命非朝见，犹且不免。周天子赐齐小白无下拜，非不拜，谓无降阶，然终下拜。今二臣既辞，宜当从其请。遇见间或传宣免，则可为非常之恩。”仍降允诏，当时以为得体。
故事：臣僚告老，一章即从。仁宗时，始命一章不允，两章而后从，所以示优礼也。熙宁末，范景仁以荐苏子瞻、孔经甫不从，曰“臣无颜可见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报。最后第五章并论《青苗法》，于是始以本官致仕。神宗初未尝怒也。景仁既得谢，犹居京师者三年。时王禹玉为执政，与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从容过之道旧，乐饮终日，自不以为嫌，当权者亦不之责。元初，熙宁、元丰所废旧臣，自司马温公以下皆毕集于朝，独景仁屡召不至，世尤以为高云。
唐人记张延赏妻，苗晋卿女。父为宰相，舅嘉贞，子弘靖，皆宰相；婿韦皋虽不为真相，而食王爵。以为有唐衣冠之盛，一门而已。本朝韩忠宪亿夫人，王魏公女。忠宪参知政事，虽不为相，而康公、玉汝皆氵存登相位（案：旧本康公以下有脱字，今据《宋史》本传增入），持国又为门下侍郎，长子综虽早死，亦为知制诰，皆王氏出。婿李内翰淑与苗氏殆不相远，他士族未有比者。
宰执每岁有内侍省例赐新火冰之类，将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钱一千赠之。元丰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吴道子画钟馗像，因使镂板赐二府。吴冲卿时为相，欲赠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赐，此出异恩，当稍增之。”乃赠五千。其后御药院遂为故事。明年除日，复赐冲卿，例复授五千，冲卿因戏同列曰：“一馗足矣。”众皆大笑。宣和间，一二大臣恩幸既殊，将命之人有饮食果实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赐也。
司空图，朱全忠篡立，召为礼部尚书。不起，遂卒。宋次道为河南通判时，尝于御史台案牍中，得开平中为图薨辍朝敕，乃知虽乱亡之极，礼文尚不尽废，至如表圣，盖义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简之也。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礼厚者多宣医。及薨，例遣内侍监护葬事，谓之“敕葬”。国医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须求面投药为功，病者不敢辞，偶病药不相当，往往又为害。“敕葬”，丧家无所预，一听于监护官，不复更计费，惟其所欲，至罄家资有不能办者。故谚云：“宣医纳命，敕葬破家。”近年“敕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无不从者。
试院官旧不为小录。崇宁初，霍端友榜，安枢密知举，始创为之。余时为检点试卷官，自后遂为故事。进士小录，具生月日时者，叙齿也。安喜考命，时考官有善谈命者数人，安日使论之，故亦具生月日时，则过矣。
公燕合乐，每酒行一终，伶人必唱“崔酒”，然后乐作，此唐人送酒之辞。本作“碎”音，今多为平声，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诗“淑景易从风雨去，芳樽须用管弦崔”。
京师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钱为赛神会，往往因剧饮终日。苏子美进奏院，会正坐此。余尝问其何神？曰“苍王”，盖以苍颉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门里，皆于中间用小木龛供佛，曰“不动尊佛”，虽禁中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罢斥，以为祸福甚验，事之极恭。此不惟流俗之谬可笑，虽神佛亦可笑也。
旧制，学士以上赐御仙花带而不佩鱼，虽翰林学士亦然，惟二府服笏头带佩鱼，谓之“重金”。元丰官制行，始诏六曹尚书、翰林学士、杂学士皆得佩鱼。故苏子瞻《谢翰林学士表》云：“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
“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飞白书，淳化中以赐苏易简（案：此条详见第七卷，恐别有脱误，今并存之）。
枢密院既专总兵柄，宰相非兼领殆不复预闻。庆历初，元昊用兵，富公为谏官，乃请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时吕文靖为相，不欲兼，富公争之力，遂兼枢密使。自是相继为相者，初授除皆带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参知政事相，始不带兼使。于是皇初，宋莒公、庞颖公相，皆不兼，盖元昊已纳款故也。神宗初更官制，王荆公诸人皆欲罢枢密院，神宗难之。其后遂定官制，论者终以宰相不预兵政为嫌，使如故事复兼，则非正名之意，乃诏厘其事大小：大事，三省与枢密院同议进呈，画旨称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三省官皆签书，付枢密院行之；小事，枢密院独取旨，行讫关三省，每朝三省、枢密院先同对，枢密院退待于殿庐，三省始留进呈，三省事退，枢密院再上进呈，独取旨，遂为定制。
殿庐幕次，三省官为一幕，枢密院为一幕，两省官为一幕，尚书省官为一幕，御史台为一幕，中司则独设椅子坐于隔门之内，惟翰林学士与知开封府同幕。盖旧制，知府常以翰林学士兼故也。始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同一幕，赵中令末年，太祖恶其专，而枢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妇之父，故特命拆之，迄今不改。
唐制：惟弘文馆、集贤院置学士，宰相得兼外，他官未有兼者，亦别无学士之名，如翰林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书学士，乃是职事之名尔。自后唐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以其不通文义，始置端明殿学士，以冯道、赵凤为之，班枢密使下，食于其院；端明即正衙殿也。本朝改端明为文明，以命程羽；自后文明避真宗谥号，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人臣所称，改观文；则端明、文明、紫宸本一殿；观文虽异，而创职之意则同，四名均一等职也。明道中，既别改承明殿为端明，仍置学士，中间又设资政殿大学士、学士，则职名增多，不得尽循旧制。始真宗为王冀公置资政殿学士，班枢密下，此即文明之职也。盖是时真宗眷冀公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别创此名；及丁文简之罢参政，不除资政殿大学士，复置观文，观文班在资政殿大学士上。而皇中乃以命孙威敏，盖用丁文简故事尔，轻重疑亦不伦。近岁，自资政殿以上，皆为二府职名，乃是本朝新制；而端明殿为从官兼职之冠，则后唐故事也。
《考异》：唐弘文馆、集贤殿学士有非宰相而为之者，宰相亦非兼也。明皇以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殿与院不同，此云集贤院，非也。有大学士，有直学士，此云他官未有兼者，亦别无学士之名，非也。端明即西京正衙殿，当有西京二字；资政殿大学士，班文明学士下，翰林学士承旨上，此云班枢密下，又云即文明之职，不知何据？第六卷云班翰林承旨上，第十卷云班枢密副使下，前后不同。近岁有非二府而除资政者，亦有二府罢止除端明者，端明往往特拜。此云近岁自资政殿以上皆为二府职名，是本朝新制，而端明为从官兼职之冠，则后唐故事，皆非也。
古者丧服有负版，缀于领下，垂放之，方尺有八寸，《服传》所谓“负广出于适寸”者也。郑氏言：负在背上，适，辟领也。盖丧服之制，前有衰，后有负版，左右有辟领，此礼不见于世久矣。自秦、汉以来，未之闻。翟内翰公巽尝言：《论语》式负版，非版籍之版，乃丧眼之版，以“子见齐衰者必式”为证。
尧称陶唐氏，舜称有虞氏，禹称有夏氏，唐、虞、夏氏其封国，或其所生土名，故其先皆命以为氏，后因以为国，则尧、舜、禹者，疑其为谥号也。然《易》称“尧舜氏作”，则尧、舜亦氏，岂复追称或以谥耶？其通称则皆谓之帝。秦本欲称泰皇，既去泰号称皇帝，固已过矣，汉以后因之，不能易。至唐武后天授中，加尊号曰圣神皇帝，中宗神龙加尊号曰应天皇帝，明皇又以年冠之，称开元皇帝。其后更相衍，多至十余字，此乃生而为谥，果何礼哉？本朝初废不讲。仁宗景初，群臣用开元故事，请以景为号。自是每遇南郊大礼毕，则百官拜表，加上尊号，以示归美之意。神宗即位，诸臣累上尊号，皆辞不受，元丰三年遂下诏罢之。帝王之盛举也。
俗称翰林学士为“坡”，盖唐德宗时尝移学士院于金銮坡上，故亦称“銮坡”。唐制：学士院无常处，驾在大内，则置于明福门；在兴庆宫，则置于金明门，不专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为称，不常居之尔。谏议大夫亦称“坡”，此乃出唐人之语。谏议大夫班本在给舍上，其迁转则谏议岁满方迁给事中，自给事中迁舍人。故当时语云：“饶道斗上坡去，亦须却下坡来。”以谏议为上坡，故因以为称，见李文正所记。
国初取进士，循唐故事，每岁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尝语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长久之术，因曰：“莫若参用文武之士。吾欲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岁御试题，以“训练将”为赋，“主圣臣贤”为诗，盖以示参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来未有也。遂得吕文穆公为状头，李参政至第二人，张仆射齐贤、王参政化基等数人，皆在其间。自是连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时名臣，悉自此出矣。
《考异》：国初取进士，每岁有不止三十人者，此云多不过三十人，非也。
唐末、五代武选，有东西头供奉、左右班侍禁殿直；本朝又增内殿承制崇班，皆禁廷奉至尊之名。然宰执及戚里，当时得奏乞给使恩泽，皆例受此官，沿习既久，不以为过。政和中，改武官名，有拱卫、亲卫、大夫等职，宰相给使有至此官者，会其将罢，或欲阴中之，因言人臣而用拱卫、亲卫，意不可测，不知亦前日承制、侍禁之类也。
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国初循用唐制，至真宗乃始诏致仕官特给一半料钱，盖以示优贤养老之意。当时诏云：始呈材而尽力，终告老以乞骸。贤哉，虽叹于东门；邈矣，遂辞于北阙。用尊耆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请者颇艰。庆历中，马季良在谪籍得致仕，言者论而夺之，盖以此。其后有司既为定制，有请无不获，人浸不以为贵。乃有过期而不请者，于是御史台每岁一检举；有年将及格者，则移牒讽之，今亦不复举矣。
《考异》：唐贞元五年，萧昕等致仕，给半俸，遂为例。大和元年，杨于陵致仕，特全给俸料，辞云：“半给之俸，近古所行，伏自思惟，已为过幸。”此云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非也。太宗淳化元年，诏致仕官给半俸，此云真宗，非也。咸平五年，谢泌言：致仕官近皆迁秩，今录授朝官给半俸，须有清名及劳效乃可听。乃诏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因疾及历任有赃犯者听从便；若谪籍不得致仕，后来亦然。范忠宣公是也。苏子由诗云：“余年迫悬车，奏草屡濡笔，籍中顾未敢，尔后当容乞”是也。明道二年大赦，丁谓特许致仕，真宗朝御史卢琰言：“朝士有衰老不退者，请举休致之典。”时二三名卿，犹有不退之讥，则过期不请，非独后来也。
唐三院御史，谓侍御史与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台院”，殿中曰“殿院”，监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号，非官称也。侍御史自称“端公”，知杂事则称“杂端”；而殿中、监察称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盖失之矣。而侍御史复不称“台院”，止曰“侍御”；“端公”、“杂端”但私以相号，而不见于通称，各从其所沿袭而已。
《考异》：《因话录》侍御史众呼曰为“端公”，非自称也。
唐御史台北向，盖沿隋之旧。公堂会食，侍御史设榻于南，而主簿在北，两院分为东西，故俗号侍御史为“南榻”。
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之资浅者也。始唐太宗自布衣擢马周令于监察御史里行，遂以名官。《马周传》不载，《六典》言之。或曰：始龙朔中王本立，亦见唐人杂记，然不若《六典》为可据也。
《考异》：马周、王本立为监察御史里行，皆见《唐书?职官志》。此云见《六典》及唐人杂记，不若以《唐书》为据也。唐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皆有里行，非独监察御史也。
唐诏令虽一出于翰林学士，然遇有边防机要大事，学士所不能尽知者，则多宰相以其处分之要者自为之辞，而付学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谓之“诏意”。故无所更易增损，今犹见于李德裕、郑畋集中。近岁或尽出于宰相。进呈讫，但召待诏，即私第书写；或诏学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草，然不能无改定也。
元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荐士试馆职，多一时名士，在馆率论资考次迁，未有越次进用者，皆有滞留之叹。张文潜、晁无咎俱在其间。一日，二人阅朝报，见苏子由自中书舍人除户部侍郎，无咎意以为平，缓曰：“子由此除不离核。”谓如果之粘核者。文潜遽曰：“岂不胜汝枝头干乎？”闻者皆大笑。东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辄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谓之“枝头干”，故云。
陈恭公自为参政时，仁宗即眷之厚，不但以其尝请建储德之也。皇初，赵清献诸人攻恭公二十余章，意终不解。一日，喟然顾一老中官曰：“汝知我不乐乎？”中官曰：“岂非以陈相公去住未定耶？”上曰：“然。”中官曰：“此亦易耳！既台谏官有言，何不从之，使去？”上曰：“吾岂不知此？但难得如此老子不谩我尔。”后不得已，欲罢之，犹令自举代。恭公荐吴正肃公。即召至阙下，会赐宴，正肃疾作不果相，然世亦以此多恭公也。
陈恭公初相，张安道为学士，仁宗召至幄殿，面谕曰：“善为草麻辞，无使外人得有言。”盖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载其请建储之事云：“纳忠先帝，有德朕躬。”上览称善。及恭公薨，墓碑未立，时论者犹未一，上赐额曰“褒忠之碑”，特命安道为之。故安道首言“‘褒忠碑’者，皇帝神笔；表扬故相岐国公执中之遗烈也。”于是遂无议之者。
《考异》：“纳忠先帝，有德朕躬”，乃陈恭公除参政制词，此云麻词，非也。
陈希夷将终，密封一缄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献，真宗发视无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为道家养生之言，而当时皆以为意在国事，无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间禁中诸处数有大火，遂以为先告之验。上以军营人所聚居，尤所当戒，乃命诸校悉书之门，故今军营皆揭此四字。
元初，哲宗将纳后，得狄谘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过房，以问宰执。或曰：“勋臣门阀可成。”王彦霖为签书枢密院，曰：“在礼问名，女家答曰‘臣女夫妇所生’，及列外氏官讳，今以狄氏为可，将使何辞以对？”宣仁默然，遂罢议。
《考异》：元初，当作元六年。
帝女谓之“公主”，盖婚礼必称“主人”，天子不可与群臣敌，故以同姓诸侯主之。主者，言主婚尔。而汉人有称“翁主”者，诸侯之女也。翁者，老人之称，古人大抵谓父为翁。诸侯自相主婚无嫌，故称翁者，谓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后，诸主之女皆封“县主”，隋以后又有称“郡主”者，自是遂循以为故事。则主非主婚之名，盖尊之，犹言县君、郡君云尔。国初，赵韩王以开国元臣，诏诸女特比宗室，皆封“郡主”。臣庶而封主者，惟赵氏一家而已。而名实之差，流俗相习而不悟，“主”、“君”皆尊称，则“县主”“县君”、“郡主”“郡君”，初何所辨？但以非宗室不封，故从以为异也。
大驾玉辂，世传为唐高宗时物，坚壮稳利，至今不少损。元丰间，礼文既一新，有司请别造新辂，诏宋用臣董之，备极工巧珠宝之饰。既成，以正旦大朝会，宿陈于大庆殿庭，车人先以幕屋覆之。将旦彻屋，忽其上一木坠，尽厌而碎。一木之势，盖不能至此，人以为异。自后竟乘旧辂。金明池龙舟，太宗时造，每岁春驾上池必登之。绍圣初，亦尝命别造形制，有加于前，亦号“工丽”。余时正登第在京师。初成，琼林赐燕，蔡鲁公为承旨，中休往登以观，至半辄坠水，几不免相继。哲宗临幸，是日大风书冥，池水尽波，仪卫不能立，竟不能移跬步。自后遂废不用。二事适相似，亦可怪也。
●卷六
节度使旌节：门旗二，龙虎旌一，节一，麾枪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红缯为之九幅，上为涂金铜龙头以揭旌，加木盘。节以金铜叶为之。盘三层，加红丝为旄。麾枪亦施木盘。豹尾以赤黄布画豹文。皆以髹漆为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黑。旗则绸以红缯，节及麾枪则绸以碧油，故谓之“碧油红旆”。受赐者藏于公宇私室，皆别为堂，号“节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号“衙日”。唐制有六纛，今无有也。
殿前司与侍卫司、马军步军为三衙，其实两司。而侍卫司都指挥使外，又分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尔。殿前司亦参马步军，而总于都指挥使，故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虞侯，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虞侯，与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虞侯，两司三衙合十二员，分天下兵而领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卫兵，后又有六军。十二卫兵为南衙，汉之南军也；六军为北衙，汉之北军也。末年，尝以大臣一人总之，如崔允判六军、十二卫是已。都指挥使本方镇军校之名，自梁起宣武军，乃以其镇兵，因仍旧号，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将之。盖于唐六军诸卫之外，别为私兵。至后唐明宗，遂改为侍卫亲军，以康义诚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秦王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典六军，此侍卫司所从始也。及从荣以六军反入宫，义诚顾望不出兵，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朱弘宝击败之，其后遂不废。殿前军起于周世宗，是时太祖为殿前司都虞侯。初诏天下选募壮士送京师，命太祖择其武艺精高者为殿前诸班，而置都点检，位都指挥使上。太祖实由此受禅，见于《国史》。欧阳文忠公为《五代史》，号精详，乃云“不知其所始”，盖考之未详也。自有两司，六军诸卫渐废，今但有其名。则两司不独为亲军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权虽重，而军政号令则在枢密院，与汉周之间史弘肇之徒为之者，异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可及也。
马数岁者以齿。唐人多谓陇右人为张万岁讳。万岁为太仆卿，掌马政三十余年，恩信行于陇右故也。亦未必。然他畜不计年，惟马之壮老，人所欲知，而无以验其实，必自其齿观之。则以岁为齿，理固宜尔也。
《考异》：《曲礼》齿路马，《周礼》马质书其齿毛，《春秋传》马之齿长矣。则马数岁者以齿，非自唐始也。
唐制，户部、度支各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盖户部掌纳，度支掌出，谓常赋常用也。又别置盐铁转运使，以掌山泽之入，与督漕挽之事。中世用兵，因以宰相领其职；干符后，改置租庸使以总之。至后唐，孔谦暴敛，明宗诛谦，遂罢使额，以盐铁、户部、度支分为三司，而以大臣一人总判，号曰“判三司”。未几，张延朗复请置三司使，乃就命延朗，班宣徽使之下。本朝因其名，故三司使权常亚宰相。
《考异》：肃宗始以第五琦为盐铁使，后刘晏始兼盐铁转运使，晏为相，充使如故。非其初户部、度支之外，便别有此等使名也。租庸使自开元十一年有之，永泰元年并停，然盐铁转运使则如故，非干符后始改置租庸使，而租庸使亦非总户部度支之职也。盖自《五代史?张延朗传》失之，此既承误又甚尔。梁始复置租庸使，则三司之职皆总之矣。
国朝既以绯紫为章服，故宫品未应得服者，虽燕服亦不得用紫，盖自唐以来旧矣。太平兴国中，李文正公尝举故事，请禁品官绿袍，举子白，下不得服紫色衣；举人听服皂，公吏、工商、伎术，通服皂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令，胥吏宽衫，与军伍窄衣，皆服紫，沿习之久，不知其非也。
《考异》：太平兴国七年，诏详定车服之制。李等奏，中外官及举人不得绯绿白袍内服紫，仍许通服皂衣白袍，非李公自为此请也。
祥符中，始建龙图阁，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寿昌两阁于后，而以天章藏御集，虚寿昌阁未用。庆历初，改寿昌为宝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阁皆二帝时所自命也。神宗显谟阁，哲宗徽猷阁，皆后追建之，惟太祖英宗无集，不为阁。
太庆殿初名乾元，太平兴国、祥符中，皆因火改为朝元、天安，景中方改今名。有龙墀，沙墀。凡正旦至大朝会，策尊号，则御焉。郊祀大礼，则驾宿于殿之后阁，百官为次，宿于前之两廊。皇初，始行明堂之礼。又以为明堂，仁宗御篆“明堂”二字，每行礼则旋揭之，事已复去。文德殿在大庆殿之西少次，旧曰端明，后改文明，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庆殿之后少西，其次又为垂拱殿，自大庆殿后，紫宸、垂拱之两间，有柱廊相通。每月视朝，则御文德，所谓“过殿”也。东西阁门皆在殿后之两旁，月朔不过殿，则御紫宸，所谓“入阁”也。月朔与诞节郊庙礼成受贺，契丹辞见，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册发册，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听之。紫宸不受贺，而拜表称贺，则于东上阁门；国忌未赴景灵宫，先进名奉慰，则于西上阁门；亦就庭下拜而授阁门使，盖以阁不以殿也。惟垂拱为日御朝之所。
集英殿旧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尝御策制科举人，故后为进士殿试之所。其东廊后有楼曰升平，旧紫云楼也。每大燕，则宫中登而观焉。皇仪殿旧名滋福，咸平初，太宗明德皇后居之，以为万安宫。后崩复旧。明道中改今名，故常废而不用，以为治后丧之所。
熙宁中，苏子容判审刑院，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论当死。故事，命官以赃论死，皆贷命杖脊，黥配海岛。苏请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虽有罪得乘车。今杖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得无重污多士乎？”乃诏免杖黥，止流岭外，自是遂为例。
《考异》：当云官五品，时法官援李希辅例，请贷命杖脊，黥配海岛。苏言希辅、仲宣均为枉法，仲宣止系违命，视希辅有间。上令免决黥之。苏又奏不可，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贷死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虽其人无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岭外。非故事皆贷命杖脊，黥配海岛也。又，先以免杖，次乃免黥。
皇初，丁文简公罢参知政事，初除观文殿学士，以易紫宸之名而已。其后加大学士以命贾文元。始诏非尝任宰相，不除观文殿大学士，遂为宰相职名。熙宁间，韩康公自陕西宣抚使失律，以本官罢相。是岁明堂恩复观文殿学士，而不加大学士，自是宰相不以美罢，率止除观文殿学士。而王子纯以熙河功，王乐道以宫僚，虽非宰相亦除，盖异恩也。然皆兼端明殿、龙图阁学士。
国朝状元为相者四人：吕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宪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宪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为尤盛。文正初携行卷见薛简肃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说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简肃读之，喜曰：“足下殆将作状元了，做宰相耶？”
王伯庸名尧臣榜，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第三。嘉末，魏公为相，康靖为参知政事，伯庸虽先罢去，而魏公与康靖同在政府，当时号为盛事。熙宁末，王荆公相，韩康公、王禹玉为参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连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荆公第三。荆公再入，仍与康公并相，尤为难得。时陆子履作诗云：“须信君王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
中丞、侍御史上事，台属皆东西立于厅下，上事官拜厅已，即与其属揖而不声喏，谓之“哑揖”；以次升阶，上事官据中坐，其属后列，坐于两旁。上事官判案三道后，皆书曰“记谘”，而后引百司人吏立于庭台。吏自厅上厉呼曰：“咄！”则百司人吏声喏，急趋而出，谓之“咄散”。然后，属官始再展状如寻常参谒之仪，始相与交谈，前此盖未尝语也。案后判“记谘”，恐犹是方镇宪衔时沿袭故事。记谓“记室”，谘谓“谘议”，不知“哑揖”、“咄散”为何义？然至今行之不改。
国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试亲放榜，状元往往遂见峻用。吕文穆公太平兴国七年登科，八年已为参知政事。李文正乃座主，于时为相，与文穆同在二府。后五年文正罢，文穆遂代为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为参知政事，后三年为相，距登第亦才十六年。登第时寇莱公已为相，冯魏公已为参知政事。后亦代莱公为相，而魏公尚枢密使。其后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为参知政事，乾兴元年为相，距登第二十一年。登第时，冯魏公为同知枢密院事，王冀公为参知政事，亦代魏公为相，而冀公方自江宁再入为首相，自是无复继者。
故事，外官除馆职，如秘阁校理、直秘阁者，必先移书在省职事官，叙同僚之好，已乃专遣人持钱及酒ゾ珍馔，即馆设盛会，燕同僚，请官长为之主，以代礼上之会。各随其力之厚薄，甚有费数百千者。就京师除者，则即馆上事，会亦如之。自崇宁以来，外官除馆职者既多，此礼浸废。宣和后，虽书局官亦预馆职，至百余员，故遂废不讲。崇宁初，许天启自陕西漕对除直秘阁，用故事入馆上事，以漕司驺从传导至道山堂，坐吏无一出见者。馆职亦各居直舍，不相谁何。天启久之索马而去，人传以为笑。
国初知制诰，必召试而后除，唐故事也。欧阳文忠记不试而除者惟三人：陈文惠、杨文公与文忠，此乃异礼。自是继之者，惟元间苏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书舍人者，皆不试。盖起居舍人遇中书舍人阙，或在告，则多权行辞，为已试之矣，故不再试，遂为故事。
尚书省、枢密院札子，体制各不同。尚书年月日，宰相自上先书，有次相则重书，共一行，而左右丞于下分书，别为两行，盖以上为重。枢密知院自下先书，同知以次，重书于上。签书亦然，盖以下为重，而不别行。
唐诰敕，宰相复名者皆不出姓，惟单名则出姓，盖以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书姓而见。余多见人告身类如此。国朝宰相虽单名亦不出姓，他执政则书，异宰相之礼也。
宰相兼修国吏，止用敕，不降麻，世皆言自赵韩王以来失之。然韩王初相时，范鲁公三相俱罢，中书无人，乃以太宗押敕，则虽相亦是敕除，未尝降麻，盖国初典礼犹未备也。
《考异》：旧有诰文，又有敕。仁宗封寿春郡王，礼仪院言：皇子诰敕，请令阁门进纳宫中给赐。王元之《代王侍郎辞官表》云：伏蒙圣慈，赐臣官诰一道，敕牒一道，特授参知政事。陈尧叟自枢密使罢为右仆射，命其子赍诰牒赐之。司马温公辞副密云：乞收还敕诰。其他证据甚多，此特举其显然者。近世诰敕不并行，岂特谓国初宰相亦敕除未尝降麻乎？赵韩王拜相麻制，见《实录》。
故事，杂学士得服金带。熙宁初，薛师正以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上以为能，诏赐金带。非学士而赐带，自此始。
自官制行，以给事中、中书舍人为两省属官，皆得预闻两省之事。初，舍人既沿旧制，差除有未审当，皆得直封还词头；而给事中有所驳正，则先使诣执政，禀议有异同，然后缴奏以闻。韩仪公为给事中，建言两省事体均一，不应一得直行，一须禀议，遂诏如舍人。然舍人于中书事，皆得于检后通书押，而给事中则但书录黄而已。舒信道为给事中，复以为言；王文恭为相，时以白上。神宗曰：“造令与行令不同，职分宜别，给事中不当书草。”遂着为令，迄今以为定制也。
祖宗时，选人初任荐举，本不限以成考。景中，柳三变为睦州推官，以歌词为人所称，到官方月余，吕蔚知州事即荐之。郭劝为侍御史，因言三变释褐到官始逾月，善状安在，而遽荐论？因诏州县官，初任未成考不得举，后遂为法。
故事，生日赐礼物，惟亲王、见任执政官、使相，然亦无外赐者。元丰中，王荆公罢相居金陵，除使相，辞未拜，官止特进。神宗特遣内侍赐之，盖异恩也。
《考异》：使相虽在外，亦赐。范蜀公内制，有赐使相判河阳富弼生日礼物，口宣云：“爱兹震夙之旦，故有匪颁之常。”王荆公熙宁七年，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诏生日依在外使相例取赐。此云使相无外赐者，又云元丰中，又云居金陵，又云除使相辞未拜，官止特进，皆非。荆公熙宁九年再罢相，除使相判江宁，寻改集禧观使。元丰元年正月，除大观文。三年九月官制行，特改进。
天圣前，诸路使者举荐未有定限，选人止用四考改官。然是时吏部选人磨勘，岁才数十人而已。庆历以后，增为六考。知州等荐，吏部皆视属邑多寡，裁为定数。于是当荐举者，常以应格充数为意，遂数倍于前。治平中，吏部待次引见人至二百五十余人。贾直孺为中司，尝言其冗。时但下诏，申戒中外，务在得人，不必满所限之数，然竟不能革也。
太祖初，罢范鲁公三相，而独拜赵韩王，乃置参知政事二员为之副，以薛文惠公居正、吕文穆公余庆为之。执政官自此始，不宣制，不知印，不押班，不预奏事，但奉行制书而已。韩王独相十年，后以权太盛，恩遇稍替，始诏参知政事与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遂为故事。初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堂，人知十日。贞元后，改为轮日，故参用之。
祖宗时，执政私第接宾客有数，庶官几不复可进。自王荆公欲广收人材，于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进谒，然自是不无夤缘干求之私。进见者既不敢广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于送客时罗列于庑下，以次留身，叙陈而退，遂以成风。执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则皆杜门不复通。阍吏亦以榜揭于门曰：“假日不见客。”故事，见执政皆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与揖，则皆用笏。京师士人因言厅上不说话，而庑下说话；假日不见客；而非假日见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谓之“三扌幻”。
祖宗故事，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优则进宫一等，或易东宫“三少”。惟赵韩王以开国旧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罢，盖异恩也。自是迄太宗、真宗世，皆不易旧制。天圣初，冯魏公以疾辞位，始除武胜军节度使。宰相建节，自魏公始。明道末，吕申公罢，仁宗眷之厚，始复加使相。盖自韩公以来，申公方继之。其后王文惠、陈文惠罢日，相继除，遂以为例。宰相除使相，自申公始。景末，王沂公罢相，除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宰相除职，自沂公始。至皇，贾文元罢，除观文殿大学士，自是遂以为例。盖自非降黜皆建节，或使相为优恩加职名为常例，迄今不改也。
真宗景德中，既置资政殿大学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时以为殊宠。祥符初，向文简公以前宰相再入为东京留守，复加此职。自是迄天圣末二十余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阳召还，始再命之。景四年，王沂公罢相复除，三十年间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献公罢参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职。自冀公后，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献一人而已。时谢希深当制，云：“有国极资望之选，今才五人。儒者兼翰墨之华，尔更九职。”当时颇称之。宣献尝历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再为翰林学士，三为侍读学士，而后除资政殿大学士，至是并为九也。
学士院旧制，自侍郎以上辞免、除授、赐诏，皆留其章中书，而尚书省略具事因，降札子下院，使为诏而已。自执政而上至于节度、使相、用批答。批答之制，更不由中书，直禁中封所上章付院。今降批表，院中即更用纸连其章后书辞，并其章赐之，此其异也。辞既与章相连，后书省表具之字必长。作表字，旁一瞥，通其章阶位上过，谓之“抹阶”。若使不复用旧衔之意，相习已久，莫知始何时。
龙武、羽林、神武各分左右，所谓六军也。每军有统军，而无上将军。盖唐贞元之制，以比六尚书用待藩镇罢还无职事而奉朝请者，国朝因之。咸平初，楚王元佐加官，有司误以为左羽林上将军，后遂为例。治平三年，始诏今后六军加官不除上将军，所以厘正其失也。
天策上将，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窦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号不足称，乃加是名，位三公上，开府，终唐世未尝更命人。梁更为天策上将军，以命马殷，亦开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宠，故采唐旧典授之，结衔在功臣上，而不开府。其后荆王元俨薨，因以为赠官。
《考异》：唐太宗为皇太子，即罢天策府，自不应更有府官也。
唐宗正卿，皆以皇族为之。本朝踵唐故事，而止命同姓。庆历初，始置大宗正司，以北海郡王允弼为知大宗正事。其后相承，皆以宗室领。治平元年，英宗以宗子数倍多于前，乃命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亦以怀州团练使宗惠为之，迄今以为故事。熙宁三年，复置丞二员，而命以外官。
继照堂，真宗尹京日射堂也。祥符二年，因临幸赐名资善堂，仁宗肄学之所也。祥符八年置，旧在元符观南，天禧初，徙今御厨北。
国朝宰相执政，未有兼东宫职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为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谓、冯拯兼少师、少傅，枢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为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副使，皆兼宾客，前此所无也。谓等因请师傅十日一赴资善堂，宾客以下，只日互陪侍讲，从之。
国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其实别无舍，但各以库藏书，列于廊庑间尔。直馆、直院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贴职”。元丰以前，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官制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建秘阁于中，自少监至正字，列为职事官，罢直馆、直院之名，而书库仍在，独以直秘阁为“贴职”之首，皆不试而除，盖特以为恩数而已。
●卷七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应宫成，王魏公为首相，始命充使，宫观置使自此始，然每为现任宰相兼职。天圣七年，吕申公为相，时朝廷崇奉之意稍缓，因上表请罢使名，自是宰相不复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罢参知政事留京师，以资政殿大学士为提举会灵观事。宫观置提举，自此始。自是学士、待制、知制诰，皆得为提举，因以为优间不任事之职。熙宁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罢之则伤恩，留之则玩政，遂仍旧宫观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庙等，并依西京崇福宫置管勾或提举官，以知州资序人充，不复限以员数，故人皆得以自便。
国朝馆伴契丹，例用尚书学士。元丰初，高丽入贡，以毕仲衍馆伴。仲衍时为中书舍人，后遂为故事。盖以陪臣处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馆于都亭驿，使命往来，称“国信使”。高丽馆于同文馆，不称“国信”，其恩数、仪制皆杀于契丹。大观中，余以中书舍人初差馆伴，未至而迁学士，执政拟改差人，上使仍以余为之。自是王将明等皆以学士馆伴，仍升使为“国信”，一切视契丹。是时方经营朔方，赖以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扬州，复入为学士，高丽自海州来朝，遂差余馆伴。余因建言：高丽用学士馆伴，出于一时之命，而升为“国信使”，亦宣和有为为之。今风示四夷，示以轨物，当正前日适然之失，尽循旧制。因辞疾请命他官。于是张遵明以中书舍人改差，罢“国信”，皆用元丰旧仪，自余请之也。
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此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以词臣侍书诏其间，乃艺能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犹称“供奉”。自张自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后遂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
紫宸、垂拱常朝，从官于第一重隔门下马，宰相即于第二重隔门下马，自主廊步入殿门，人从皆不许随，虽宰相亦自抱笏而入，幕次列于外殿门内两庑，惟中丞以交椅子一只坐于殿门后，稍西北向，盖独坐之意。驾坐，阁门吏自下，以次于幕次帘前报班到；二史舍人而上，相继进，东西分立于内殿门之外，南向阁门内。诸司起居毕，阁门吏复从上。自尚书侍郎以次揖入，东西相向，对立于殿庭之下，然后宰执自幕次径入就位，立定，阁门吏复引而北向。起居毕，宰执升殿，尚书以次各随其班，次第相踵，从上卷转而出，谓之“卷班”。遇雨，则旋传旨拜于殿门下，谓之“笼门”。崇政殿则拜于东廊下。
太宗时张宏自枢密副使，真宗时李惟清自同知枢密院，为御史中丞，盖重言责也。仁宗时，亦多命前执政，如晏元献公、王安简公皆是。自嘉后迄今，无为之者。
故事，在京职事官绝少用选人者。熙宁初，稍欲革去资格之弊，于是始诏选举到可试用人，并令崇文院校书以备询访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升资任，或只与合入差遣，盖欲以观人材也。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胡右丞愈知谏院，犹以为太遽，因请虽选人而未历外官，虽历任而不满者，皆不得选举。乃特诏恕与堂除近地试衔知县，近岁不复用此例。自始登第，直为禁从，无害也。
宰相除授，虽兼职，故事亦须用麻。乾德二年，赵韩王以门下相兼修国史，有司失于讨论，遂止降敕，至今不能改。
《考异》：《仁宗实录》云：唐制，宰相监修国史，馆殿大学士皆降制。本朝自赵普后，或止以敕除，非故事也。此云虽兼职亦用麻，泛言兼职，非也。又若拜相带监修国史，则自降制矣，故云或止以敕除，言其不皆如此也。
京城士人旧通用青凉伞。祥符五年，始诏惟亲王得用之，余悉禁。六年，中书、枢密院亦许用，然每车驾行幸，扈从皆撤去。既张伞而席帽仍旧，故谓之“重戴”。余从官遇出京城门，如上池赐宴之类，门外皆张伞，然须却帽。
寇莱公、王武恭公皆宋婿，其夫人明德皇后亲妹也。当国主兵，皆不以为嫌。
故事，太皇太后伞皆用黄，太妃用红。国朝久虚太妃宫。元间，仁宗临御，上元出幸寺观，钦圣太后、钦成太妃始皆从行，都人谓之“三殿”。苏子容《太妃阁春帖子》云：“新春游豫祈民福，红伞雕舆从两宫。”
慈圣太后在女家时，尝因寒食与家人戏掷钱。一钱盘旋久之，遂侧立不仆，未几被选。
故事：南郊，车驾服通天冠、绛纱袍；赴青城祀日，眼靴袍；至大次临祭，始更服衮冕。元丰中，诏定奉祀仪，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礼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肃援《家语》，临燔祭，脱衮冕，盖先衮而后裘。因请更制大裘，以衮用于祀日，大裘用于临祭。议者颇疑《家语》不可据，黜之。则《周官》、《礼记》所载相牾。时陆右丞佃知礼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缁衣羔裘、素衣裘、黄衣狐裘。所谓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应有袭。袭者，裹也。盖中裘而表衮，乃请服大裘、被以衮，遂为定制。大裘，黑羔皮为之，而缘以黑缯，乃唐制也。
邵兴宗初自布衣，试茂才异等中选，除建康军节度推官。会言者论与宰相张邓公妻党连姻，报罢。后因元昊叛，诏求方略之士，复献《康定兵说》十篇，召试秘阁，始得权州观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慎，盖如是也。
《考异》：时有密言邵与张邓公连姻者，实非也。其后邵进《兵说》，召试授颖州团练推官。此云权州观察推官，非也。
卢相多逊，素与赵韩王不协，韩王为枢密使，卢为翰林学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号从古未有，韩王从旁称赞。卢曰：“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遂令检史，视之果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言曰：“汝争得如他多识！”韩王经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对，帝方命洗去。自是隙益深。以及于祸，多逊《朱崖谢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门，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阙，何日忘之？”天下闻而哀焉。
京师省、寺皆南向，惟御史台北向，盖以唐以来如此。说者以为隋建御史台，取其与尚书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弹治不法，北向取肃杀之义，莫知孰是。然今台门上独设鸱吻，非他局所有也。
国初，西蜀初定，成都帅例不许将家行，蜀土轻剽易为乱，中朝士大夫尤以险远不测为惮。张乖崖出守还，王元之以诗赠云：“先皇忧蜀辍枢臣，独冒干戈出剑门。万里辞家堪下泪，四年归阙似还魂。弟兄齿序元投分，儿女亲情又结婚。且喜相逢开口笑，甘陈功业不须论。”自庆历以来，天下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复得与家俱行，无复曩时之患矣。而故事例未有待制为帅者，故近岁自侍郎出守，或他帅自待制移帅，皆加直学士，尤为优除也。
《考异》：至和元年，张安道知益州，仁宗特令奉亲行，竟不敢。嘉五年，吴长文除知成都，以亲辞，故知郓州。云庆历以来复得与家偕行，非也。绍圣四年，郑雍以大中大夫知成都，盖前执政也。致和六年，周焘以宝文阁待制知成都，此云未有以待制为帅者，亦非也。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万}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
寇莱公初入相，王沂公时登第，后为济州通判。满岁当召试馆职，莱公犹未识之，以问杨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与之亦无素，但见其两赋，志业实宏远。”因为莱公诵之，不遗一字。莱公大惊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馆职者皆试于学士院或舍人院。是岁，沂公特试于中书。
《考异》：钱易制科中书试六论，谢泌、李仲容皆召试中书，除直史馆；李宗谔试相府，除校理；王禹、罗处约召试相府，除直史馆；王钦若试学士院，除知制诰。此云故事皆试于学士院或舍人院，非也。
太祖与符彦卿有旧，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余年。有告谋叛者，亟徙之凤翔，而以王晋公为代，且委以密访其事。戒曰：“得实，吾当以赵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径使上道。到，察知其妄，数月无所闻。驿召面问，因力为辩曰：“臣请以百口保之。”太祖不乐，徙知襄州，彦卿竟亦无他。后创居第于曹门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虽不为赵普，后世子孙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为太保。欧阳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载此语，而《国史》本传不书。余尝亲见其家子弟言之。
范侍郎纯粹，元丰末为陕西转运判官。当五路大举后，财用匮乏，屡请于朝。吴枢密居厚时为京东都转运使，方以治铁鼓铸有宠，即上羡余三百万缗，以佐关辅。神宗遂以赐范。范得报，愀然谓其属曰：“吾部虽窘，岂忍取此膏血之余耶！”力辞讫弗纳。
太平兴国五年，契丹戎主亲领兵数万犯雄州，乘虚遂至高阳关。太宗下诏亲征。行次大名，戎主闻上至，亟遁归，未尝交锋，车驾即凯旋。上作诗示行在群臣，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之句。
赵清献为御史，力攻陈恭公，范蜀公知谏院，独救之。清献遂并劾蜀公党宰相，怀其私恩；蜀公复论御史以阴事诬人，是妄加入以死罪，请下诏斩之，以示天下。熙宁初，蜀公以时论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谪之，清献不从。或曰：“彼不尝欲斩公者耶？”清献曰：“吾方论国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辩恭公时，世固不以为过，至清献之言，闻者尤叹服云。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伟，色如深墨，当时谓之“黑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抚士卒，得军情，以其貌异，所过间里皆聚观。苏仪甫为翰林学士，尝密疏之，有“宅枕乾冈，貌类艺祖”之语，仁宗为留中不出。孔道辅为中丞，继以为言，遂罢枢密使，知随州。谢宾客，虽郡官不与之接；在家亦不与家人语。如是逾年，起知曹州，始复语人，以为善处谤也。
狄武襄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去其黥文，时特以酒濯面，使其文显，士卒亦多誉之。或云：其家数有光怪，且姓合谶书，欧阳文忠、刘原甫皆屡为之言。独范景仁为谏官，人有讽之者，景仁谢曰：“此唐太宗所以杀李君羡，上安忍为也。”然武襄亦竟出知陈州。
天圣、宝元间，范讽与石曼卿皆喜旷达，酣饮自肆，不复守礼法，谓之“山东逸党”，一时多慕效之。庞颖公为开封府判官，独奏讽，以为苟不惩治，则败乱风俗，将如西晋之季。时讽尝历御史中丞，为龙图阁学士。颖公言之不已，遂诏置狱劾之，讽坐贬鄂州行军司马。曼卿时为馆阁校勘，亦落职，通判海州。仍下诏戒励士大夫，于是其风遂革。
丁文简公度为学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问：“用人守资格与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无事则守资格，缓急有大事大疑，则先材能。”盖自视久次，且时方用兵，故不以为嫌。孙甫知谏院，遽论以为自媒。杜祁公时为相，孙其客也。丁意杜公为辩直而不甚力。及杜公罢，丁时当制，辞云“颇彰朋比之风”，有为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继擢枢密副使。
吕侍读溱，性豪侈简倨，所临镇虽监司亦不少降屈。知真定，李参为都转运使，不相能。摭其回易库事，会有不乐吕者，因论以赃。欧阳文忠公为翰林学士，因率同列上疏论救。韩康公时为中丞，因言从官有罪，从官救之，则法无复行矣。文忠之言虽不行，然士论终以为近厚也。
国朝亲王皆服金带。元丰中官制行，上欲宠嘉、歧二王，乃诏赐方团玉带，著为朝仪。先是乘舆玉带皆排方，故以方团别之。二王力辞，乞宝藏于家而不服用。不许，乃请加佩金鱼，遂诏以玉鱼赐之。亲王玉带佩玉鱼，自此始。故事，玉带皆不许施于公服。然熙甯中收复熙河，百官班贺，神宗特解所系带赐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贺。荆公力辞，久之不从，上待服而后进班。不得已受诏，次日即释去。大观中收复青唐，以熙河故事，复赐蔡鲁公，而用排方。时公已进太师，上以为三师礼当异，特许施于公服。辞，乃乞琢为方团；既又以为未安。或诵韩退之诗，有“玉带悬金鱼”之语，告公以请因加佩金鱼。自是何伯通、郑达夫、王将明、蔡居安、童贯，非三师而以恩特赐者，又五人云。
学士院正厅曰“玉堂”，盖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志》未言居翰苑者，皆谓“凌玉清，屈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为学士院之称，而不为榜。太宗时，苏易简为学士，上尝语曰：“‘玉堂’之设，但虚传其说，终未有正名。”乃以红罗飞白“玉堂之署”四字赐之。易简即扃置堂上。每学士上事，始得一开视，最为翰林盛事。绍圣间，蔡鲁公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庙讳，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梁庄肃公，景中监在京仓。南郊赦，录朱全忠之后，庄肃上疏罢之，曰：“全忠，叛臣也，何以为劝？”仁宗善之，擢审刑院评议官，记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见进用。
《考异》：梁庄肃公以太子中舍监在京广衍仓，景中进士及第，换中允知淮阳军，论朱全忠事。此云监在京仓时疏罢之，非也。
天圣三年，钱思公除中书门下平章事，钱希白为学士当制。希白于思公，从父兄也。兄草弟麻，当时以为盛事。建中靖国元年，曾子宣自枢府入相，子开适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已。
《考异》：子宣元符三年十月拜相。韩绛相，弟维草制。此云本朝惟此二人，非也。
祖宗用人，多以两省为要，而翰林学士尤号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常六七。杜正献公以清节名天下，然一生多历外职，五为使者，遍典诸名藩；在内，惟为三司、户部副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遂至为枢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谏官被责，召还，以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迁知开封府，复责，晚乃自庆州亦入为枢密副使。二公皆未尝历两省，而文正之文学不更文字之职，世尤以为歉也。
吴龙图中复性谨约，详于吏治，自潭州通判代还。孙文懿公为中丞，闻其名，初不之识，即荐为监察御史里行。或问文懿：“何以不相识而荐之？”文懿笑曰：“昔人耻为呈身御史，吾岂荐识面台官耶？”当时服其公。
苏相子容为南京察推，时杜祁公尚无恙，极器重之，每曰：“子他日名位，当与老夫略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岁入相，八十薨，苏公以七十二岁入相，八十二岁薨。不惟爵齿略相似，杜公在位百余日后，以太子少师致仕，末乃为太子太师；而苏公在位甫一年后，亦以太子少师致仕，太上皇即位，方进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执政有不悦者，故特以东宫三少抑之，当时以为非故事；而苏公告老在绍圣初，亦坐章申公不悦，令具杜公例进呈，苏公闻之，喜曰：“乃吾志也。”
王审琦微时，与太祖相善，后以佐命功，尤为亲近。性不能饮。太祖每燕，近臣常尽欢，而审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满。一日酒酣，举杯祝曰：“审琦布衣之旧，方共享富贵；酒者，天之美禄，可惜不令饮之。”祝毕，顾审琦曰：“天必赐汝酒量，可试饮。”审琦受诏，不得已饮，辄连数大杯，无苦。自是每侍燕，辄能与众同饮，退还私第，则如初。
杨文公既佯狂逃归阳翟，时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书问常不辍，皆自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牍则托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书末云：“介推母子绝希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饿。”当时服其微而婉云。
《考异》：倚往见魏公既归，以书叙感，非答其书也。
王元之初自掖垣谪商州团练副使，未几，入为学士。至道中，复自学士谪守滁州。真宗即位，以刑部郎中召为知制诰。凡再贬还朝，不能无怏怏，时张丞相齐贤、李文定沆当国，乃以诗投之曰：“早有虚名达九重，宦游流落渐龙钟。散为郎吏同元稹，羞见都人看李邕。旧日谬吟红药树，新朝曾献皂囊封；犹祈少报君恩了，归卧山林作老农。”然亦竟坐张齐贤不悦，继有黄州之迁，盖虽困而不屈也。
●卷八
仁宗留意科举，由是礼闱知举，任人极艰。天圣五年春榜，王沂公当国，欲差知举官，从臣中无可意者，因以刘中山筠为言。时刘知颖州，仁宗即命驿召之。是岁廷试，王文安公尧臣第一，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概第三。
庆历中，刘原父廷试考第一。会王伯庸以翰林学士为编排官，原父内兄也，以嫌自列。或言：高下定于考试官，编排第受成而甲乙之，无预与夺，伯庸犹力辞。仁宗不得已，以为第二，而以贾直孺为魁。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其后法制既备，有司无得容心，故人亦不复自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太庙斋郎廷试考第一，大臣犹疑有官不应为，遂亦降为第二，以冯当世为魁。
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后召试馆职，以不习诗赋求免。仁宗特命试以策论，后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苏子瞻又去策，止试论三篇。熙宁初，罢制举，其事皆废。
李文定公在场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预省试，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乃不在选。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试卷覆视之，则以赋落韵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时为相，从其请。既廷试，遂为第一。
《考异》：此说据范蜀公《东斋记事》。然景德二年，乃毕文简、寇莱公为相，王魏公参政，此云王魏公时为相，非也。
端拱初，宋白知举，取二十八人。物论喧然，以为多遗材。诏复取落下人试于崇政殿，于是再取九十九人。而叶齐犹击登闻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为覆试，颇恶齐へ讼，考官赋题，特出“一叶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齐仍第一。
国朝取士，犹用唐故事，礼部放榜。柳开少学古文，有盛名，而不工为词赋，累举不第。开宝六年，李文正知举，被黜下第。徐士廉击鼓自列，诏卢多逊即讲武殿覆试，于是再取宋准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为故事。再试自此始。然时开复不预，多逊为言开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校不及。太祖即召对，大悦，遂特赐及第。
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景中，稍厌其烦渎，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
元奉五年，黄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应。苏子容时为试官，神宗顾苏，苏曰：“当以入声呼之。”果出应。上曰：“卿何以知为入音？”苏言：“《三国志》吴有暨艳，陶恐其后。”遂问陶乡贯，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吴人也。”时暨自阙下一画，苏复言字下当从旦。此唐避睿宗讳，流俗遂误，弗改耳。
故事，殿试唱名，编排官以试卷列御座之西，对号以次拆封，转送中书侍郎，即与宰相对展进呈，以姓名呼之。军头司立殿陛下，以次传唱。大观三年，贾安宅榜，林彦振为中书侍郎，有甄好古者，彦振初以“真”呼。郑达夫时为同知枢密，在旁曰：“此乃坚音。”欲以沮林。即以“坚”呼，三呼不出；始以“真”呼，即出。彦振意不平，有忿语。达夫摘以为不恭，林坐贬。
唐末，礼部知贡举，有得程文优者，即以已登第时名次处之，不以甲乙为高下也，谓之“传衣钵”。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后得范鲁公质，遂处以十三。其后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国于鲁，与凝皆同，世以为异也。
宋莒公兄弟居安州，初未知名。会夏英公谪知安州，二人以文贽见，大称赏之，遂闻于时。初试礼部，刘子仪知举，擢景文第一，余曾叔祖司空第二，莒公第三。时谅暗不廷试，暨奏名，明肃太后曰：“弟何可先兄！”乃易莒公第一，而景文降为第十。是榜上五名，莒公与曾鲁公既为相，高文庄、郑文肃与曾叔祖皆联名，景文、王内翰洙、张侍读环、郭龙图稹，皆同在第一甲，故世称刘子仪知人。
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亦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率多遗误。尝有教官出《易》题云：“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举子不免上请，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坤为金字，本谬，忘其上两点也。又尝有秋试，问“井卦何以无彖？”亦是福建本所遗。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奏请始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比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监本《礼记月令》，唐明皇删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国子监，尝请复古本，下两制馆职议。胡旦等皆以为然，独王元之不同，遂寝。后复数有言者，终以朝廷祭祀、仪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则用郑注。
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棋亦皆造极品。时从臣应制赋诗，皆用险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赐两制棋势，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则相率上表乞免和，诉不晓而已。王元之尝有诗云：“分题宣险韵，翻势得仙棋”；又云：“恨无才应副，空有表虔祈。”盖当时事也。
苏子瞻尝称陈师道诗云：“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今君诗不惟可恶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妒。”
白乐天诗“三杯蓝尾酒，一胶牙饧”。唐人言蓝尾多不同，蓝字多作啉，云出于侯白《酒律》。谓酒巡匝，末坐者连饮三杯，为蓝尾。盖末坐远酒，得到常迟，故连饮以慰之。以啉为贪婪之意，或谓啉为啉，如铁入火，贵其出色，此尤无稽。则唐人自不能晓此义也。
苏参政易简登科时，宋尚书白为南省主文。后七年，宋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相继入院，同为学士。宋尝赠诗云：“昔日曾为尺木阶，今朝真是青云友。”欧阳文忠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为学士。故欧公诗有“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之句。二事诚一时文物之盛也。
东汉以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与省台并称，鸿胪其一也。本以待四夷宾客，故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佛经至，舍于鸿胪。今洛中白马寺，摩腾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汉鸿胪旧地。摩腾初来，以白马负经，既死，尸不坏，因留寺中，后遂以为浮屠之居，因名“白马”；今僧居概称寺，盖本此也。摩腾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锁甚固，藏其钥于府廨。有欲观者，旋请钥秉烛，乃可详视。然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载当时经函放光事，而不及摩腾，不可解。炫之，元魏时人也。
汉太皇太后称长信宫，皇太后称长乐宫，皇后称长秋宫。本朝不为定制，皇后定居坤仪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遇当推尊，则改筑宫，易以嘉名，始迁入。百官皆上表称贺，及贺两宫。
国初，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后有殿前承旨班。端拱后，分供奉官为东西，又置左右侍禁借职，皆领于三班院，而仍称“三班”，不改其初。三班例员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后，至四千二百有余，盖十四倍。元丰后，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总一万二千五百六十，视天禧又两倍有余。以出入籍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岁四百八十有余，其死亡退免者，不过二百，此所以岁增而不已也。右选如此，则左选可知矣。
元昊叛，王师数出不利。仁宗颇厌兵，吕文靖公遂有赦罪招怀之意，而范文正、韩魏公持不可，欲经营服之。庞颖公知延州，乃密谕颖公，令致意于昊。时昊用事大臣野利旺荣，适遣牙校李文贵来，颖公留之未遣。因言虏方骤胜，若中国先遣人，必偃蹇不受命，不若因其人自以己意，令以逆顺祸福归告，乃遣文贵还。已而旺荣及其类曹偶四人，果皆以书来，然犹用敌国礼。公以为不逊，未敢答以闻。朝廷幸其至，趣使为答书，称旺荣等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称臣，虽仍其僭名，可也。”颖公复论僭名岂可许？太尉，天子上公，若陪臣而得称，则元昊安得不僭？旺荣等书自称“宁令漠”，此其国中官号，姑以此复之，则无嫌。乃径为答书。如是往返逾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贺从勋入贡，称男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颖公览之，谓其使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犹奉表称臣，若主可独言父子乎？”从勋请复归议。朝廷从其策，元昊遂卒称臣。
宝元、康定间，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压境。时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诏各籍其民不问贫富，三丁取一，为乡弓手。已而元昊寇陕西，刘平、石元孙等败没，死者以万计。正兵益少，乃尽以乡弓手刺面，为保捷指挥正军。河东、河北事宜稍缓，但刺其手背，号“义勇”。治平间，谅祚复谋入寇，议者数请为边备。韩魏公当国，遂委陕西提刑陈述古，准宝元、康定故事，复籍三丁之一为义勇，盖以陕西视两河，初无义勇故也。司马君实知谏院，力陈其不可，言甚切至，且谓陕西保捷即两河义勇，不应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讫不从，盖魏公主之也。
黄河庆历后，初自横陇，稍徙趋德博，后又自商胡趋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复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议，开六塔河，引注横陇，复东流。周沆以天章阁待制为河北都转运使，诏遣中官与沆同按视。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广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则齐与博、德、滨、棣五州之民，皆为鱼矣。时贾文元知北京，韩康公为中丞，皆不主仲昌议，而富韩公为相，独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击韩公。然北流既塞，果决，齐、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窜仲昌岭南，议者以为韩公深恨。
太宗北伐，高琼为楼船战棹都指挥使，部船千艘趋雄州。元昊初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首言关中苦馈饷，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议者争言不可。以为敌初伏，情伪难测，未可遽弛备。独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败盟，卒徙二十万人。后为枢密使，复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请汰其罢老者。时论纷然，尤以为必生变，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请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万人。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出，再召为三司使。
贾文元为崇政殿说书。久之，仁宗欲以为侍讲，而难于骤用，乃特置天章阁侍讲。天章有侍讲，自此始然，后亦未尝复除人。
《考异》：时以崇政殿说书贾昌朝、王宗道、赵希言并兼天章阁侍讲，非专为贾设也。后高若讷、杨安国、王洙、林、赵师民、曾公亮、钱象先、卢士宗、胡瑗、吕公著、傅求、常秩、陈襄、吕惠卿等皆为天章阁侍讲，云后亦未尝复除人，非也。
元丰初，诏修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仆射为监修官。始成二帝纪，具草进呈。神宗内出手诏，赐禹玉等曰：“两朝大典，虽为重事，以卿等才学述作之，固已比迹班马矣，朕之浅陋，何所加损乎！其如拟进草绪成之。”盖上尊祖宗之意，非故事也。其后史成，特诏给舍侍郎以上，学士中丞及观察使以上，曲燕于垂拱殿。亦非故事也。
国朝宰相，自崇宁以前，乾德二年，范质、王溥、魏仁浦罢，赵普相，开宝六年罢，独相者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罢，李在位，端拱元年罢，独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赵普罢，吕蒙正在位，独相者逾年；景德三年，寇准罢，王旦相，祥符五年向敏中相，旦独相者七年；天圣七年王曾罢，吕夷简在位，明道元年张士逊复相，夷简独相者三年；皇三年，宋庠、文彦博罢，庞籍相，独相者三年；元九年吕大防罢，章相，七年罢，独相者七年。七朝独相者七人，惟赵韩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申公七年，最久石。
元丰中，蹇周辅自户部侍郎知开封府，止除宝文阁待制；而李定自户部侍郎知青州，除龙图阁直学士，二例不同，定或以久次也。
绍圣初，彭器资自权尚书，韩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宝文阁直学士，两人皆辞行，即复以待制为州。盖成都故事，须用杂学士，而权尚书、直侍郎，皆止当得待制也。
范忠宣，元初自直龙图阁知庆州，进天章阁待制，即召为给事中。未几，迁吏部尚书。辞免未报，拜同知枢密院，告自中出，特令不过门下省。公力辞，台谏亦有以为言，不听，遂自同知拜相。前辈进用之速，未有如此。
《考异》：范知庆州，除待制，召为给事中，皆元丰八年，云元初，非也。时以安焘知枢同知，而给事中封驳焘敕不下，诏不送给事中书读，焘辞免，从之，除命复送给事中书读。云“告自中出，特令不过门下省”，非也。范元元年六月同知，三年四月相，宋琪自外郎一岁四迁，至作相；向敏中自外郎同知枢，才百余日。云前辈进用之速，未有如范者，亦非也。
庆历二年，富郑公知谏院，吕申公、章郇公当国。时西事方兴，郑公力论宰相当通知枢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枢密院；已而以判为太重，改兼枢密使。五年，二公罢，贾文元、陈恭公继相，遂罢兼使。
窦怀贞以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诏军国重事，宜共平章。元初，以文潞公为平章军国重事，吕申公为平章军国事，遂入衔。或以为用怀贞故事。
国史院初开，史官皆赐银、绢、笔、墨、纸；已开而续除者，不赐。
唐都雍，洛阳在关东，故以为东郡；本朝都汴，洛阳在西，故以为西都，皆谓之“两京”。祥符七年，真宗谒太清宫于亳州还，始建应天府为南京。仁宗庆历二年，契丹会兵幽州，遣使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北地，始建大名府，为北京。
从官狨坐，唐制初不见，本朝太平兴国中始禁。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座。天禧中，始诏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座，余悉禁。则太平兴国以前，虽工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乘也（案：此条已见第三卷，惟中数语详略互异，今并存之）。
故事，建州岁贡大龙凤团茶各二斤，以八饼为斤。仁宗时，蔡君谟知建州，始别择茶之精者为“小龙团”，十斤以献，斤为十饼。仁宗以非故事，命劾之。大臣为请，因留而免劾，然自是遂为岁额。熙宁中，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又取小团之精者为“密云龙”，以二十饼为斤而双袋，谓之“双角团茶”，大小团袋皆用绯，通以为赐也。“密云”独用黄，盖专以奉玉食。其后又有为“瑞云翔龙”者。宣和后，团茶不复贵，皆以为赐，亦不复如向日之精。后取其精者为“夸茶”，岁赐者不同，不可胜纪矣。
《考异》：君谟为福建转运使，非知建州也。始进“小龙团”凡二十饼重一斤。此云斤为十饼，非也。
庆历初，吕许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罢。仁宗疑其辞疾，欲亲视之。乃使乘马至殿门，坐椅子舆至殿陛，命其子公弼掖以登。既见，信然，乃许之。前无是礼也。
《考异》：《吕传》云：命内侍取兀子舆以前。
●卷九
北京旧不兼河北路安抚使，仁宗特以命贾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简为代，乞只领大名一路。后文元再镇，固求兼领，乃复命之。且诏昌朝罢，则不置。及熙宁初，陈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领。
熙宁初，中书议定改宗室条制，召学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辞曰：“学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诏付中书施行，则当草之。今中书已议定宗室事，则当使舍人院草敕尔。学士非所预，不敢失职也。”乃命知制诰苏子容草敕。近世凡朝廷诏命，皆学士为之，重王命也。
熙宁三年九月，诏中书五房各置检正官二员，在堂后官之上，都检正一员，在五房提点之上，皆以士人为之。于是以吕微仲为都检正，孙巨源吏房，李邦直礼房，曾子宣户房，李奉世刑房。
澶渊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许岁币三十万；其后刘六符来，始增二十万为五十万。元昊初，遣如定来求和，朝廷许以岁币十万，未称臣；乃使张子奉使而肯称臣，子遂许以二十万。
枢密都承旨与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属事，参谋议。真宗后，天下无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欧公建言请复旧制，而不克行。熙宁初，始用李评为都承旨，至今行之。初，评受命，文潞公为枢密使，以旧制不为之礼，评诉于神宗，命史官检详故事。以久无士人为之，检不获，乃诏如阁门使见枢密之礼。
仁宗时，台官有弹击教坊倭子郑州来者，朝中传以为笑。欧公以为今台官举人，须得三丞以上，成资通判者，所以难于充选。因请略去资格，添置御史里行。但选材堪此选，资深者入三院，资浅者为里行。熙宁初，实用此议也。
元二年，诏职事官并许带职。尚书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事、谏议通及一年，加待制；论者纷然，以为不当。王彦林为十不可之说以献。谓尚书二年加直学士，若一年而罢，与之直学士则过，与之待制则与尚书、侍郎何异？其以罪被谪者，常例当落职，若落职名，则不问过之轻重，与职事官为落两重职；若止落职事官，则与平迁、善罢何异！官制以来，由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方为给事中，由给事中方为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今概以一年为待制，则等差莫辨。待制，祖宗之时其选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无定员，将一年之后，待制满朝，必有车载斗量之谣。大要如是。刘莘老为中丞，刘器之为司谏，皆以为言，朝廷不以为然。其后莘老作相，亦竟不能自改也。
治平初，王景彝自御史中丞除枢密副使，钱公辅为知制诰，缴辞头。时英宗初即位，韩魏公当国，以为始除大臣而不奉诏，恐主威不立，乃特责滁州团练副使。议者以为太过，司马君实知谏院，意亦以为是而不救。及后论陕西义勇事，章六上不行，乃于求罢章中始云：钱公辅一上章，止枢密副使恩命于诏令未行之前，而责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议于诏令已行之后，而不以为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请比公辅更责远小处。疏入，不报，盖意指魏公也。
狄武襄状貌奇伟，初隶拱圣籍中，为延州指挥使。范文正一见，知其后必为名将，授以《左氏春秋》。遂折节读书，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用兵成败，贯通如出掌中。与尹师鲁尤善。师鲁与论兵法，终不能屈。连立战功，骤至泾原经略招讨副使。仁宗闻其名，欲召见，会寇入平凉，诏图形以进，于是天下始耸然畏慕之。神宗初即位，有意二边。一日，忽内出御制祭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感动将士。或云，滕元发之词也。
狄武襄以枢密副使出讨侬智高，换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师还，复旧任，盖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如嘉末，韩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带签书枢密院知延州。故熙宁初，王乐道论魏公，为用周太祖故事命逵，盖郭威实由是变也。魏公亦无以解。
《考异》：治平三年，郭逵以签书枢密院事为陕西四路宣抚使兼判渭州，后以宣徽使判延州。此云嘉末，又云逵带签书枢密院事知延州，皆非。王乐道论韩魏公用逵事，在治平四年，此云熙宁初，亦非也。
贾文元初以晋陵县主簿为国子监说书，孙宣公为判监，始见，因会学官，各讲一经。既退，谒宣公，久之不出。徐令人持《唐书?路隋韦处厚传》使读，文元了不喻。已乃见之，曰：“知所以示二《传》乎？”曰：“不知。”宣公言：“君讲书有师法，他日当以经术进，如二公，勉自爱。”其后，宣公辞讲筵请老，即荐文元自代，时官犹未甚显。未几，仁宗卒为创崇政殿说书命之。崇政殿说书，自文元始云。
庆历中，契丹遣萧英、刘六符来，求取关南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帅定州，敌密遣人来觇候。吏得之，偏裨皆请斩之以徇众，武恭特不问。明日，出猎近郊，号三十万，亲执桴鼓示众，下令曰：“具粮糗，视大将军旗所向即驰，敢后者斩。”觇者归，密以告，虏疑汉兵将深入，无不惧。仁宗亟遣使问计，对曰：“咸平、景德，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敌得轶境，径犯澶渊。且当时以阵图赐诸将，人皆谨守，不敢自为方略，缓急不相援，多至于败。今愿无赐阵图，第择诸将，使应变出奇，自立异功，则无不济。”仁宗以为然。
晏元献公喜推引士类，前世诸公为第一。为枢府时，范文正公始自常调荐为秘阁校勘。后为相，范公入拜参知政事，遂与同列。孔道辅微时，亦尝被荐。后元献再为御史中丞，复入为枢府，道辅实代其任。富韩公，其婿也。吕申公荐报聘契丹，公时在枢府，亦从而荐之，不以为嫌。苏子容为谥议，以比胡广与陈蕃并为三司，谢安引从子玄北伐云。
王武恭公自枢密使谪知随州，孔道辅所论也。道辅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然叹曰“可惜！朝廷又丧一直臣。”文潞公为唐质肃所击，罢宰相，质肃亦坐贬岭外。至和间，稍牵复为江东转运使。会潞公复入相，因言唐某疏臣事固多中，初贬已重，而久未得显擢，愿得复召还。仁宗不欲，止命迁官，除河东。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为三司使。
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文帝二年，对策者百入，晁错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对策者亦百人，公孙弘为第一。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尔。至唐始对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间，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太和间，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贞元中，韦执谊、崔元翰、裴洎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长庆中庞严等，至少犹皆十四人。盖自后周加试策论三道于礼部，每道以三千字为率；本朝加试六论，或试于秘阁，合格而后御试，故得人颇艰，然所所选既精，士之滥进者无几矣。
《考异》：文帝十五年策晁错等，非二年也。贤良策见于《汉书》者，惟董仲舒三道，余皆一道。此云自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不知何所据耶？百人皆当云百余人。又《仲舒》及《严助传》亦皆云百余人。
苏子容过省，赋“历者，天地之大纪。”为本场魁。既登第，遂留意历学。元丰中，使契丹适会冬至，契丹历先一日，趋使者入贺。虏人不禁天文术数之学，往往皆精。其实契丹历为正也，然势不可从。子容乃为泛论历学，援据详博，契丹人莫能测，无不耸听。即徐曰：“此亦无足深较，但积刻差一刻尔。以半夜子论之，多一刻即为今日，少一刻即为明日，此盖失之多尔。”契丹不能遽折。遂从归奏，神宗大喜，即问：“二历竟孰是？”因以实言，太史皆坐罚。金元初，遂命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学略授冬官正袁惟几，而创为规模者，吏部史张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时为侍郎，以意语之，士廉辄能为，故特为精密。金人陷京师毁合台，取浑仪去。今其法，苏氏子孙亦不传云。
元昊叛，议者争言用兵伐叛，虽韩魏公亦力主其说。然官军连大败者三：初围延州，执刘平、石元孙于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败任福于好水川，福死之，庆历元年也。又明年，寇镇戎军，败葛怀敏于定州寨，执怀敏，丧师皆无虑十余万。中间惟任福袭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耳。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岁月经营困之，无速成功。故无大胜，亦无大败。
神宗天性至孝，事慈圣光献太后尤谨。升遐之夕，王禹玉为相入慰，执手号恸，因引至敛所，发视御容，左右皆感绝。将敛，复召侍臣观入梓宫物，亲举一玉碗及玉弦曰：“此太后常所御也。”又恸几欲仆。禹玉为挽辞云：“谁知老臣泪，曾及见珠襦。”又云：“冰弦湘水急，玉碗汉陵深。”皆纪实也。
庆历二年，富郑公知谏院，吕申公、章郇公当国。时西事方兴，郑公力论宰相当通知枢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枢密院。已而以判为太重，改兼枢密使。五年，二公罢，贾文元、陈恭公继相遂罢兼使（案：此条已见第八卷内，此系复出）。
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其后为执政，自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拜相，及再宰，四迁皆在熙宁中，此前辈所未有也。苏子容挽辞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
范文正公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庆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阳，道过，特留欢饮数日。其书题门状，犹皆称门生。将别，以诗叙殷勤，投元献而去。有“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之句，闻者无不叹服。
王禹玉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翰林学士，其家自太平兴国至元丰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宁初，叶尚书祖洽榜，闻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诗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无有也。
范文正公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申公，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所谓“事将兆而献忠，人返谓尔多凶”，盖为范公设也。故公亦作赋报之，有言“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及公秉政，圣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无意，所荐乃孙明复、李泰伯。圣俞有违言，遂作《灵乌后赋》以责之。略云：“我昔闵汝之忠，作赋吊汝；今主人误丰尔食，安尔巢，而尔不复啄叛臣之目，伺赃垒之去，反憎鸿鹊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意以其西帅无成功。世颇以圣俞为隘。
太宗时，陈文忠公廷试第一，曾会第二，皆除光禄寺丞，直史馆；会继迁殿中丞，知宣州，赐绯衣银鱼，前无此比也。治平初，彭器资谅暗榜，亦为进士第一，乃连三任职官，十年而后始改太子中允。盖器资未尝求于当路，代还多自赴吏部铨，然卒以是知名。仕宦淹速，信不足较也。
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许，屡以贽欧阳文忠，卒不见录。故在嘉初、治平间，虽为从官，但多历监司帅守。熙宁初，荆公当国，独知之，始荐以为知制诰，神宗犹未以为然。会广西侬智高后，复传溪峒有警，选可以经略者，乃自南京迁知广州。既至，边事乃误传，其《谢上表》云：“横水明光之甲，得自虚传；云中赤白之囊，唱为危事。”盖用泽潞《李文饶》及《丙吉传》中事。神宗览之，大称善，后遂自荆南召为翰林学士。
元初，魏王丧在殡。秋燕，太常议天子绝期，不妨燕。苏子瞻为翰林学士，当撰致语。上疏援荀盈未葬，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以为非；周穆后既葬除丧，景王以宾燕，叔向议之。以为若绝期，可以燕乐，则平公、景王何以见非？余谓天子绝期，谓不为服也。不为服，则不废乐，太常之议是矣。以为情有所不忍，则特辍乐，如屠蒯、叔向之言可也，不当更论绝期为言。如富郑公母在殡，而仁宗特罢春燕，叔父岂不重于宰相之母！惜乎，子瞻不知出此也。
《考异》：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卒于<虚戈>阳，殡于绛。未葬，晋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酌以饮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汝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公说，彻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既葬，除丧，周景王以宾燕，叔向讥之，谓之“乐忧”。夫晋平公之于荀盈，（案：此下疑有脱文。）仁宗以宰臣张知白之丧特罢社燕，比例尤的。子瞻所奏，正引仁宗以宰相富弼母在殡为罢春燕事，且云魏王之亲比富弼之母，轻重亦有间矣。此乃云子瞻不知出此，何耶？
治平间，欧阳永叔罢参知政事，知亳州，除观文殿学士；相继赵叔平罢知滁州，亦除。其后非执政而除者，王韶以边功，王乐道以宫僚，皆特恩也。
《考异》：欧阳永叔罢政在治平四年，前此如丁度、韩琦、高若讷、富弼、孙沔、田况、张观、程戡、孙、胡宿，皆以前执政，或初罢政除观文殿学士，此止举欧、赵二人，何耶？
故事，馆职皆试诗赋各一篇。熙宁元年，召试王介、安焘、陈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试策论各一道。于是始试“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论，问“古用民，岁不过三日”策。
吕宝臣为枢密使，神宗欲用晦叔为中丞，不以为嫌，乃召苏子容就曾鲁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门公卿，三朝侍从，久欲登于近用，尚有避于当涂，况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群下，岂以弟兄之任事，而废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时，已革亲嫌之制。台端之拜，无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既辞，上命中使押赴台。礼上，公弼亦辞位，不从。
神宗既不相潞公，而相陈叔，乃诏叔班潞公下。潞公辞曰：“国朝未有枢密使居宰相上者，惟曹利用尝先王曾、张知白，臣忝文臣，不敢乱官制。”力辞久之，不听，乃班叔上。已而阁门言：旧制，宰相压亲王，亲王压使相。今彦博先升之，则遇大朝会，亲王并入，亦当带压亲王。潞公复辞，始许班叔下。
故事，三院御史论事，皆先申中书，得札子而后始登对。谏官则不然。熙宁初，始诏依谏官例，听直牒阁门请对。
熙宁三年，制科过阁，孔文仲第一，吕陶亦在选中。既殿试，文仲陈时病，语最切直，吕陶稍直。宋敏求、蒲宗孟初考文仲，书第三等，王禹玉、陈睦覆考，书第四等。王荆公见之，怒不乐中，批出：“黜文仲，令速发赴本任；吕陶升一任，与堂除差遣。”自是遂罢科。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试唱过三名不及，则必越众抗声自陈，虽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吴春卿、欧阳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独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辈屡趣之，皆不应，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时已服其静退。自是廷试当自陈者，多慕效之。近岁科举当升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预编次，唱名即举行，其风遂绝。
王沂公初就殿试时，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为相，适求婿，语其夫人曰：“吾得婿矣。”乃举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后亦当为公辅。”是时吕文穆公家亦求姻于沂公。公闻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从李氏，唱名果为第一。晏元献公尝属范文正公择婿。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张为善。公曰：“二人孰优？”曰：“富君器业尤远大。”遂纳富，即富公也，时犹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为盛世事。为善亦安道旧名。
张文节公初为龙图阁待制，求判国子监。真宗问王魏公：“国子清闲无职事，知白岂不长于治剧，欲自便耶？”魏公对“知白博学，通晓民政，但其所守素清，而廉于进取故尔。”上曰：“若此，正好为中执法。”乃命以右谏议大夫除御史中丞，上用人如此。景德、天禧间，所以名臣多也。
神宗尝问经筵官：“《周官》‘前朝后市’何义？”黄右丞履时为侍讲，以王氏新说对。言：朝，阳事，故在前；市，阴事，故在后。上曰：“亦不独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诸臣闻之竦然。
哲宗初即位，契丹吊哀使入见。蔡持正以契丹大使衣服与在廷异，上春秋少，恐升殿骤见或惧，前一日奏事罢，从容言其仪状，请上勿以为异，重复数十语皆不答。徐俟语毕，上曰：“彼亦人耳，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
司马温公与吕申公素相友善，在朝有所为，率多以取则。”温公自修起居注，召试知制诰，申公亦自外同召。温公既就试，而申公力辞不至，改除天章阁待制。温公大悔，自以为不及。命下凡九章，辞不拜，引申公自比，云：“臣与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辞得请，而臣独就职，是公著廉逊，而臣无愧耻也。”朝廷察其诚，因亦除天章阁待制。
《考异》：温公与申公相友善，云“在朝有所为，率多以取则”，非也。温公辞修注云：王安石差修起居注，力自陈诉，章七八上，然后朝廷许之，臣乃追悔恨，向者非朝廷不许，由臣请之不坚故也。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闻命之日受而不辞，今臣自循省一无可取，乃与之同被选擢，比肩并进，岂不玷朝廷之举，为士大夫所羞哉！辞知制诰云：窃闻天章阁侍讲吕公著与臣同时被召，公著辞让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阁待制，臣始自悔恨云云。辞修注则引荆公，辞知制诰则引申公，各一时之事，非有所取则也。
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吏，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诉斥，诏送敕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传习诗赋，杖一百。是岁，莫俦榜，上不赐诗而赐箴。未几，知枢密院吴居厚喜雪，御筵进诗，称“口号”。自是上圣作屡出，士大夫亦不复守禁。或问何立法之意，何无以对，乃曰：“非为今诗，乃旧科场诗耳。”
●卷十
苏魏公为宰相，因争贾易复官事，持之未决。御史杨畏论苏故稽诏令，苏即上马乞退，请致仕。吕微仲语苏：“可见上辩之，何遽去？”苏曰：“宰相一有人言，便为不当物望，岂可更辩曲直？”宣仁力留之，不从，乃罢以为集禧观使。自熙宁以来，宰相未有去位而留京师者，盖异恩也。绍圣初，治元党人，凡尝为宰执者无不坐贬，惟子容一人独免。
熙宁以前，台官例少贬，间有责补外者，多是平出，未几复召还。故台吏事去官，每加谨焉，其治行及区处家事，无不尽力。近岁台官进退既速，贬责复还者无几，然吏习成风，独不敢懈。开封官治事略如外州，督察按举必绳以法，往往加以笞责，故府官罢，吏率掉臂不顾，至或欺侮之。时称“孝顺御史台，忤逆开封府。”
范鲁公与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为一制。其辞曰：或病告未宁，或勤劳可眷。时南郊毕，质、溥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
王冀公罢参知政事，真宗眷意犹未衰，特置资政殿学士命之。时寇莱公欲抑之，乃定班翰林学士之下。冀公诉以为无罪而反降，故复命为大学士，班枢密副使之下。自是非尝任宰执者不除。元丰间，韩持国、陈荐非执政而除，盖官僚之异恩也。
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尝遣内侍凌文炳传宣抚问，因赐金二百。荆公望阙拜受跪已，语文炳曰：“安石闲居无所用。”即庭下发封，顾使臣曰：“送蒋山常住置田，祝延圣寿。”
王元之素不喜释氏，始为知制诰，名振一时。丁晋公、孙何皆游门下，元之亦极力延誉，由是众多侧目。有伪为元之《请汰释氏疏》，及《何无佛论》者，未几有商、洛之贬。欧阳文忠公丁母忧，服除召还。公尝疾士大夫交通权近，至是亦有伪作公《乞罢斥宦官章》传播者，遂出知同州。会有辨其诬，遂复留。
绍圣间，常朝起居，章子厚押班。一日，忽少一拜，遽升殿，在廷侍从初不记省，见丞相进即止。蔡鲁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独徐足一拜而退，当时以为得体。大观间，蔡鲁公在告，张宾志押班，忽多一拜。予时为学士，刘德初、薛肇明皆为尚书，班相近，予觉其误，即语二人。二人曰：“非误，当拜。”余不免亦从之。阁门弹失仪，皆放罪。子厚语人：是日边奏，有蕃官威明阿密者当进呈，偶忘，思之，遂忘拜数。而予虽觉其误，然初亦不甚着意记拜数，既闻二人之言，从而亦疑。乃知朝谒当一意尽恭，不可杂以他念也。
李孝寿知开封府，有举子为仆所陵，忿甚，亟缚之，作状欲送府。会为同舍劝解，久之，气亦平，因释去，自取其状，戏学孝寿押字，判曰：“不勘案，决臀杖二十。”其仆怨之。翌日，即窃状走府，曰：“秀才日学知府判状，私决人。”孝寿即令追之。既至，具陈所以，孝寿翻然谓仆曰：“如此，秀才所判，正与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读其状，如数决之。是岁，举子会省试于都下数千人，凡仆闻之，皆畏戢无敢肆者，当时亦称其敏。
真宗幸澶渊，丁晋公以郓、齐、濮安抚使知郓州。敌既入塞，河北居民惊奔渡河，欲避于京东者，日数千人，舟人邀阻不时济。丁闻之，亟取狱中死囚数人以为舟人，悉斩于河上，于是晓夕并渡，不三日皆尽。既渡，复择民之少壮者，分画地分，各使执旗帜、鸣金鼓于河上，夜则传更点、申号令，连数百里。敌人莫测，讫师退，境内晏然。
张乖崖再治蜀。一日，问其客李畋，外间百姓颇相信服否？畋言：“相公初镇，民已服矣，何待今日？”乖崖曰：“不然。人情难服，前未，今次或恐，然只这‘信’字，五年方做得成。”
刘秘监几，字伯寿，磊落有气节，善饮酒，洞晓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宾客，饮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谋为变者，几不问，益令折花，劝坐客尽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顷，皆擒至。几遂极饮达旦，人皆服之，号“戴花刘使。”几本进士，元丰间换文资，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平时，刘挟女奴五七辈，载酒持被囊，往来嵩、少间。初不为定所，遇得意处，即解囊藉地，倾壶引满，旋度新声自为辞，使女奴共歌之；醉则就卧不去，虽暴露不顾也。尝召至京师议大乐，旦以朝服趋局，暮则易布裘，徒步市廛间，或娼优所集处，率以为常，神宗亦不之责。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于世，人少有得其声者。
宋守约为殿帅，自入夏日，轮军校十数辈捕蝉，不使得闻声。有鸣于前者，皆重笞之，人颇不堪，故言守约恶闻蝉声。神宗一日以问守约，曰：“然。”上以为过。守约曰：“臣岂不知此非理？但军中以号令为先。臣承平总兵殿陛，无所信其号令，故寓以捕蝉耳。蝉鸣固难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误令守一障，臣庶几或可使人。”上以为然。
包孝肃为中丞，张安道为三司使，攻罢之。既又自成都召宋子京，孝肃复言其在蜀燕饮过度事，改知郑州。已而乃除孝肃，遂就命。欧阳文忠时为翰林学士，因疏孝肃攻二人，以为不可，而已取之，不无蹊田夺牛之意。孝肃虽尝引避，而终不辞。元间，苏子由为中丞，攻罢许冲元，继除右丞，御史安鼎亦以为言，二人固非有意者。然欧阳公之言，亦足以厚士风也。
王继忠，真宗藩邸旧臣，后为高阳关部辖。咸平中，与契丹战没，契丹得之不杀，喜其辩慧，稍见亲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景德入寇，继忠从行，乃使通奏，先导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说以成澶渊之盟。继忠是时于两间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真宗亦录其妻子，岁时待之甚厚。后改姓耶律，封王，卒于契丹，而子孙在中朝官者，亦甚众。至今京师号“陷蕃王太尉”家。
《考异》：王继忠为定州路副部署，咸平六年战殁，此云为高阳关部辖，非也。
陈密学襄、郑祭酒穆，与陈烈、周希孟皆福州人，以乡行称，闽人谓之“四先生”。烈尤为蔡君谟所知，尝与欧阳文忠公共荐于朝，由是益知名。然烈行怪多伪。蔡君谟母死，烈往吊，自其家匍匐而进。人问之，曰：“此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者也。”其所为，类如此。后为妻讼其不睦事，为监司所按，诏置狱劾治。司马温公为谏官，上疏救之，曰：“烈既尝为近臣所推，必无甚过，若遽摧辱，恐沮伤山林处士之气。”然亦竟坐罪。
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请俸必过初五。家人有前期误请者，公怒，即以付有司劾治，尹师鲁公所知也。余在颖州士人家，尝见师鲁得罪后谢公书，亲引此事云：以某自视，虽若无愧，以公观之，则安得为无罪。师鲁盖坐擅贷官钱，为部吏偿债。当时有恶之者，遂论以赃云。
吕丞相微仲，性沈厚刚果，遇事无所回屈；身干长大而方，望之伟然。初相，苏子瞻草麻云：“果毅而达，兼孔门三子之风；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动。”盖以戏之。微仲终身以为恨，言固不可不慎也。
《考异》：直方，大美之至矣，何必终身为恨乎？果毅当作果艺。
仁宗山陵，韩魏公为使。时国用窘匮，而一用乾兴故事。或以为过。苏明允为编礼官，以书责公，至引宋华元厚葬事，以为不臣。魏公得之矍然。已乃敛容起谢曰：“某无状，敢不奉教。然华元事，莫未至是否？”闻者无不服公大度，能受意外之言也。
余见大父时家居及燕见宾客，率多顶帽而系勒帛，犹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约发，号“额子”。处室中，则去帽见冠簪，或用头巾也。古者士皆冠，帽乃冠之遗制。头巾，贱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有垂绅之意，虽施之外不为简。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或云，勒帛不便于笏，故稍易背子，然须用上襟，掖下与背皆垂带。余大观间见宰执接堂吏，押文书，犹冠帽用背子，今亦废矣。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头裹，贱者巾；衣，武士服。而习俗之久，不以为异。古礼之废，大抵类此也。
刘丞相挚，家法俭素，闺门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来，常守一法，不随时增损。故承平时，其子弟杂处士大夫间，望而知其为刘氏也。数十年来，衣冠诡异，虽故老达官，亦不免与市井喧浮略同，而不以为非。
旧凤翔县出纟舀，以紧细如箸者为贵。近岁衣道服者，纟舀以大为美，围率三四寸，长二丈余，重复腰间至五七返，以真茸为之。一纟舀有直十余千者，此何理也。
赵清献公每夜常烧天香，必擎炉默告，若有所秘祝者然。客有疑而问公，公曰：“无他，吾自少昼日所为，夜必裒敛，奏知上帝。”已而复曰：“苍苍渺冥，吾一夫区区之诚，安知必能尽达？姑亦自防检，使不可奏者如有所畏，不敢为耳。”有周竦者，尝为公门客，为余言之。
杜祁公罢相，居南京，无宅，假驿舍居之数年。讫公薨，卒不迁。亦不营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闾里吉凶庆吊，与亲识之道南京者，相与燕劳，问遗之礼，未尝废。公薨，夫人相里氏以绝俸不能自给，始尽出其箧中所有，易房服钱二千。公本遗腹子，其母后改适河阳人。公为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阳，依其母佣书于济源。富人相里氏一见奇之，遂妻以女云。
范文正公四子，长曰纯，有奇才。方公始为西帅时，已能佐公治军，早死。其次即忠宣、夷叟、德孺也。尝为人言：纯仁得吾之忠，纯礼得吾之正，纯粹得吾之材。忠宣以身任国，世固知之；夷叟简默寡言笑，虽家居独坐一室，或终日不出；德孺继公帅西方为名将，卒如其言云。
前辈多知人，或云亦各有术，但不言耳。夏文庄公知蕲州，庞庄敏公为司法，尝得时疾在告。方数日，忽吏报庄敏死矣。文庄大骇，曰：“此人当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发哀。文庄曰：“不然。”即自往见，取烛视其面，曰：“未合死。”召医语之曰：“此阳症伤寒，汝等不善治，误尔。”亟取承气汤灌之。有顷，庄敏果苏，自此遂无恙，世多传以为异。张康节公升、田枢密况，出处虽不同，其微时皆文庄所荐也。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气节，阔略细故，如孙威敏、滕达道之徒，皆深所厚者。为帅府辟置，多谪籍未牵叙人。或以问公，公曰：“人之有才能无瑕者，自应用于宰相；惟实有可用，不幸陷于过失者，不因事起之，则遂为废人矣。”世咸多公此意。凡军伍以杂犯降黜者，例皆改刺龙骑指挥。故时当权者，每惮公废法建请，难于尽从，因戏为之为“龙骑指挥使”云。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对则如流。欧阳文忠近视，常时读书甚艰，惟使人读而听之。在政府数年，每进文字，亦如常人，不以为异。贵人真自有相也。余为郎官时，尝遇视朔过殿，有御史为巡使者，法当独立于殿庭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仪。其人久在学校，素矜慎。始引就位，辄无故仆地；既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遥望以为疾作，亟命卫士数人扶出。逮至殿门，步行如常，问之，曰：“自不能晓，但觉足弱耳。”其人官后亦不显，亦其相然也。
崇宁中，蔡鲁公当国。士人有陈献利害者，末云：“伏望闲燕，特赐省览。”有得之欲谗公者，密摘以白上，曰：“清闲之燕，非人臣所得称，而鲁公受之不以闻。”鲁公引《礼》“孔子闲居”，“仲尼燕居”自辨，乃得释。
司马温公自少称“迂叟”，著《迂书》四十一篇。韩魏公晚号“安阳戆叟”，文潞公号“伊叟”，欧阳文忠公号“六一居士”，以琴、棋、书、酒、集古碑为五，而自当其一，尝著《六一居士传》。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子由有岭外归许下，号“颍滨遗老”，亦自为传。家有遗老斋，盖元人至子由，存者无几矣。
王禹玉作《庞颍公神道碑》，其家送润笔金帛外，参以古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时试卷，亦是一种。
章郇公高祖母练氏，其夫均，为王审知偏将，领军守西岩。一日，盗至，不能敌，遣二亲校清兵于审知，后期不至，将斩之。练氏为请不得，即密取奁中金遗二校，急使逃去，二校奔南唐。会王氏国乱，李景即遣兵攻福州，时均已卒矣。二校闻练氏在，亟遣人赍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即并及矣。”练氏返金帛不纳，曰：“为我谢将军，诚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与此城人可俱全；不然，愿与皆屠，不忍独生也。”再三请不已。二将感其言，遂许城降。均十五子，五为练氏出，郇公与申公皆其后也。
丁晋公初治第于车营务街，杨景宗时为役兵，为之运土。景宗，章惠太后弟也，后以太后得官。晋公谪，即以其第赐之。性凶悍，使酒挟太后。晚尤骄肆，好以滑槌殴人，时号“杨滑槌”，故今犹以名其宅云。
晁文元迥尝云：“陛象先有‘天下本无事，只是庸人扰之，始为烦耳。’吾亦曰：‘心间本无事，率由妄念扰之，始为烦耳。’”
晁文元公天资纯至，年过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尝知世事也。初学道于刘海蟾，得炼气服形之法；后学释氏，尝以二教相参，终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于前为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萧然，虽子弟见有时。晚年耳中闻声，自言如乐中簧，始隐隐如雷，渐浩浩如潮；或如行轩百子铃，或如凤蝉曳绪。每五更后起坐，闻之尤清澈，以为学道灵感之验。今人静极，类亦有闻此声者，岂晁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常自见其形在前，既久渐小，八十后每在眉睫之间，此尤异也。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休，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队。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云：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曾子先持母丧过金陵，公往吊之。登舟，顾所服红带。适一虞候挟笏在旁，公顾之，即解易其皂带入吊。既出，复易之而去。
文潞公父为白波辇运，潞公时尚少。一日，尝以事忤其父，欲挞之，潞公密逃去。张靖父为辇运司军曹，司知其所在，迎归使与靖同处。其父求潞公月余不得，极悲思之，乃徐出见，因使与靖同学，后因登弟。潞公相时，擢靖为直龙图阁。靖有吏干。翰林学士张阁，其子也。
蔡鲁公喜接宾客，终日酬酢不倦。遇家居宾客少间，则必至子弟学舍，与其门客从容燕笑。蔡元度禀气弱，畏见宾客。每不得已一再见，则以啜茶多，退必呕吐。尝云：“家兄一日无客则病，某一日接客则病。”
米芾诙谲好奇。在真州，尝谒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军《王略帖》示之。芾惊叹，求以他画换易，攸意以为难。芾曰：“公若不见从，某不复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坠。攸遽与之。知无为军，初入州廨，见立石颇奇，喜曰：“此足以当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闻而沦之，朝廷亦传以为笑。
《考异》：据米芾所记，《王略帖》八十二字，乃是以钱十五万得之，而《谢安帖》六十五字，则得于蔡太保也。
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谦，世居今京师昭德坊。后唐庄宗入汴，仁谦出避，其第为唐六宅使李宾所据。宾家多赀，尝藏金珠价数十万第中。会以罪谪，不及取。仁谦后复归，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谦曰：“吾敢盗人之所有乎！”尽召宾近属，使发取，然后入。文惠为相时，正居此宅，宜有是也。仁谦仕周，亦为太子宾客致仕云。
宋元宪公尝问苏魏公：“徐锴与铉，学问该洽略相同，而世独称铉，何也？”魏公言：“锴仕江南，早死，铉得归本朝，士大夫从其学者众，故得大其名尔。”元宪兄弟好论小学，得锴所作《说文系传》而爱之。每欲为发明，得苏论，喜曰：“二徐未易分优劣，要以是别之，异时修史者不可易也。”余顷从苏借《系传》，苏语及此，亦自志于《系传》之末。
曹玮帅秦州。当赵德明叛，边庭骇动，玮尝与客对棋。军吏报有叛卒投德明者，玮奕如常；至于再三，徐顾吏曰：“此吾遣使行，后勿复言也。”德明闻，杀投者，卒遂不复叛。
元丰间，刘舜卿知雄州，虏寇夜窃其关锁去，吏密以闻。舜卿亦不问，但使易其门键大之。后数日，敌牒送盗者并以锁至。舜卿曰：“吾未尝亡锁。”命加于门，则大数寸，并盗还之。敌大惭沮，盗者亦得罪。舜卿近世名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