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讲义选录
一、辽东之战争
二、辽西之战事
三、本朝之定鼎及明室之偏安
四、桂王之割据
五、三藩之乱
六、台湾之收服
七、中西国际之由来
八、嘉庆朝之叛乱（摘录）
九、鸦片战争
言
本书系选录「清史讲义」中第三章「辽东之战争」、第四章「辽西之战争」、第六章「本朝之定鼎及明室之偏安」、第七章「桂王之割据」、第八章「三藩之乱」、第九章「台湾之收服」、第十章「中西国际之由来」、第二十三章「鸦片战争」等八章之全部及第二十一章「嘉庆朝各省之叛乱」中「海贼之起源」、「李长庚与蔡牵之海上角逐」、「李长庚之战死」、「海贼之消灭」四节而成。「清史讲义」原名「本朝史讲义」，系汪荣宝先生于清末执教译学馆时所撰之教本，近由著者哲嗣公纪先生印行；乃经选录合于「台湾文献丛刊」部份，用飨读者。（林真）
一、辽东之战争
太祖伐明之原因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太祖始建天命，定国号曰满洲。时海西四国，已平其三，独叶赫恃明援不下。太祖乃定议先挫明兵，次及叶赫。先是万历三十六年（一六○八年），太祖会明辽东副将及抚顺所备御，订两国臣民各守边境之约，敢有窃踰者，毋论满、汉人，见之杀无赦；遂建碑于沿边诸地。及叶赫告急，明以其为北关要地，不利其亡，既遣炮兵为之守卫，又驻军开原以备不测。太祖乃投书抚顺所游击李永芳，诉叶赫渝盟之罪，请其严守中立，以不得要领而还。寻明巡抚都御史郭光复，遣辽阳材官萧伯芝，伪称都督，盛具仪仗入境，扬言天使俨临，责郊迎礼。太祖迎之道左，供张甚盛，伯芝诘比年绝贡之故，太祖从容权词答之，厚赠遣归。将别，太祖笑谓之曰：『汝是辽阳无赖萧子玉（伯芝字），安得假称都督，责我郊迎。我非不能杀汝，顾不忍贻大国羞耳』！嗣是益知明易与，而明边民每岁越境盗采参、矿及森林、果蔬之属。天命元年，太祖遣大臣扈尔汉，执杀越边窃盗者五十余人，广宁巡抚利瓦伊翰遣使诘问，坚请执杀人者抵罪。太祖不得已，取所俘叶赫兵十人至抚顺关杀之，嫌隙愈深。太祖乃广储蓄、利器械，尽收诸部精锐，休养二年。及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年），乃决议伐明，以七大恨誓师，其意如左：
一、明边吏轻用尼堪外兰之谋，无故启衅，害及景、显二祖。
二、明不守盟约，逞兵越界，卫助叶赫。
三、明边民每岁踰境行窃，依约当杀；而明又以擅杀为词，胁取十人抵罪边境。
四、明越境以兵助叶赫，致其许字满洲之女，改适蒙古。
五、满洲人民于柴河、三岔、抚安等路（按明时以三岔河北地与三卫驻牧诸路皆约当今铁岭县东南境）耕田艺榖，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
六、叶赫渝盟召衅，而明乃偏信其言，遣使诟詈，肆行陵侮。
七、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既被征服，明又胁复其国。
抚顺及清河之役于是发步、骑兵二万，分两路以进，令左翼四旗兵取东洲（承德县东南一百十里）及吗哈丹（兴京城西南二百十里）二堡，而太祖自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护军，乘夜雨新霁，驰抵抚顺，降游击李永芳，寻毁其城而还。广宁总兵张承荫等闻警，率兵一万来追，太祖回军相拒，会大风西向扬尘扑敌营，太祖顺风纵击，敌兵不支，自张承荫以下，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皆战死。于是广宁巡抚利瓦伊翰遣使议和，并欲索还俘获，太祖拒之。是秋，围清河城，副将邹储贤悉众固守，攻城兵树云梯，冒矢石而上，守兵遂溃，储贤及兵万人歼焉，明边大震。
明四路之师翌年（一六一九年），太祖既征叶赫，振旅而还。明辽东经略杨镐，集兵沈阳，分四路来攻，每路兵六万，定议山海关总兵杜松等由浑河出抚顺关（抚顺所迤东二十里），是为左翼中路军；辽东总兵李如柏等，由清河出鸦鹘关（当在今凤皇城西北境），是为右翼中路军；开原总兵马林等，由开原合叶赫兵二万出三岔口，是为左翼北路军；辽阳总兵刘綎等，会朝鲜兵二万出宽甸口（凤皇城东北二百九十里），是为右翼南路军，约合趋兴京。时明御史王象恒力言敌无衅可乘，出塞非策；而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日发红旗趣进兵，以二月二十一日出师。太祖敛兵城中，戒严以待。三月朔，各路侦卒皆以敌兵告，太祖议以南、北二路山险道远，敌不能即至，当先败其中路军；而杜松素勇敢轻敌，先期出抚顺关，策马绝浑河而南，军多溺死，以三万余众屯萨尔浒山（兴京城西一百二十里），而自引兵二万，围铁背山上之界藩城。时太祖方发夫役运石筑界藩，以骑兵四百卫之；及是，城役万五千及卫兵等，据吉林崖（铁背山迤南）以拒。太祖命诸贝勒以二旗兵万五千人，援界藩，而亲率六旗兵四万五千攻萨尔浒大营。
两军既遇，日中交战，忽晦冥，咫尺不相见，明兵列炬以战。太祖纵兵，从暗击明，万矢悉中；而明兵从明击暗，弹丸皆中柳林，六旗兵无一伤者。时杜松方督军仰攻吉林崖，守崖骑兵率役夫自山驰下冲击，而援界藩之二旗兵适至，夹攻明兵。杜松中矢阵殁，士卒死者无算，转尸蔽浑河而下。于是左翼中路军先败。马林率北路军阵富勒哈山（铁岭县东南百里）东北尚间崖之麓，环营浚濠，外列火器，内驻骑兵。而别军之为应援者，一军据斐芬山，开原道潘宗颜督之；一军屯斡珲鄂谟，游击龚念遂督之；各距尚间崖数里，皆列大车，持坚盾。太祖督诸贝勒移军北进，与龚念遂军遇，大败其众，念遂死之，乃进薄尚间崖。马林军内外相合，自西突至，太祖所部仓卒应战，后先不相待，纵马驰骤，人自为战。明军力尽，死伤相属，崖下河水为之赤。马林引残卒走开原，而潘宗颜军尚固守斐芬山。太祖乘胜突入，推其坚盾，一军尽覆。叶赫兵于中途闻败报遁还，于是北路军亦败。是时，刘綎军已自南路深入，沿途焚栅寨，破防军，杀防军，杀驻防官额尔讷额赫，近逼兴京。太祖闻警，急遣大臣扈尔汉、贝勒阿敏先后引兵往御。诸贝勒络绎驰归侦探，而太祖自督大军继进。綎军部勒严整，行止有法。炮车火器甚练。太祖患之，使降卒持杜松令箭往，诡言松军已薄敌城，促之速进。綎以道狭，乃分军为四，而自率所部精锐为前军先入，至阿布达里冈，将登山列阵，而四贝勒（当时太宗之称）已引右翼兵先登，据高下击。大贝勒代善又引左翼兵出山西，冒杜松军旗帜，被其衣甲，绐入敌营，前军遂溃；綎欲退整后军，而仓卒无所措，力战以死，后军相继歼焉。诸贝勒既破綎军，乃乘胜而南，迎击康应干所部步兵及朝鲜兵。会大风骤发，敌军火器皆反击，以是不支，应干遁走，朝鲜都元帅姜功烈以其余卒降。于是南路军又败。杨镐闻三路兵相继覆没，急檄召李如柏等还军，如柏率右翼中路军归。是役也，明倾中国之力，尽征宿将猛士及朝鲜、叶赫精锐，分道深入，号称四十余万；而太祖以四、五万众，并力破其一路，五日之间，败其全军，所获以巨万计。明与本朝之兴亡，实肇于此。
开原、铁岭之役马林既遁保开原，旋于是年六月为大军所攻，林出守兵大半分阵四门外，而自督余众登陴固拒。攻城兵乘虚掩上，陴兵四溃，自马林以下，内外守兵皆战死。逾月，太祖遂进薄铁岭。城外各堡兵闻警，驰入守御，力竭城溃，游击喻成名等殉之。自开铁既下，而叶赫以势孤援绝，不能复支，以是年八月国亡。于是全辽岌岌，明廷震动。论者皆以杨镐轻于一掷，亏损国威，交口议其得失。黄道周博物典汇，尝引当时史家之说论其事曰：『建州（按谓本朝）弹丸地，向资清（清河）、抚（抚顺）之籴，曾无广屯厚储；清、抚既下不为守，知非有远志。我征兵渐集，宜葺残垒，时以轻骑扰彼耕牧，计可坐制。乃锐语出塞，早漏师期，深入重险，弃辎重以资之，敌势始张。原海西密迩开、铁，为我属国，与建州及西部（按谓喀尔喀、察哈尔、喀喇沁等部）牙错，势能离其合。近岁拯北关以藩辽，称制胜上策，而竟翦焉胥覆为开、铁续。谁职厉阶，一蹶不振耶』（以上据「开国方略」录入）！此以明季边事之败坏，为四路之师之结果；虽未必为探本之言，然其论当时形势，固有足供吾人之参考者也。
熊廷弼之才略杨镐既败，熊廷弼代为辽东经略，专以固守、不浪战为目的。时新败固守、不浪战之后，军民四散，数百里无人迹。廷弼兼程冒雪，巡视阨塞，招流亡，缮守具，得兵十八万，分布沿边要地，命小警自御、大警互缓，持法严厉，部伍整肃；更选精锐为游徼兵，乘间迭出，以俟机会。然廷弼性刚，不能容物，会熹宗新立，朝臣忌廷弼者，交章劾其不战。廷弼乞罢，政府以袁应泰代之。应泰长于吏事，然非将材也。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谓不急收之，且为敌有；乃招降数万，处诸辽、渖二城。议者多言收降太滥，恐中杂间谍，祸且不测，请徙诸他地；应泰不听。而降人与民杂居，潜行淫掠，居民苦之，多有通款本朝者。
沈阳之役天命六年（一六二一年）三月，太祖进攻沈阳，距城七里而军。初，欧洲葡萄牙兵之至北京者，见边患方亟，自请助战，以数寡，不足用，乃尽献其精锐巨炮，以备战守。至是明总兵贺世贤、尤世功等分守沈阳，环城掘濠堑数重，绕以墙栅，列巨炮其上，守具甚坚。世贤勇而无略，太祖遣侦骑挑战，阳败诱之；世贤逐北，途遇伏兵，乃退归城下，而濠梁为城中间谍所断，欲入不得，身中十四矢。世功引兵救之，相继战死，城遂溃。而明兵之屯戍浑河以南者，闻警赴援。游击周敦吉、都司秦邦屏、总兵陈策等督四川兵渡河，阵其北，副将童仲揆（董仲贵）等统浙兵阵河南。太祖遣右翼四旗袭击川兵，屡却复前，卒歼其众，遂渡河围浙营数匝。营中火器交发，杀伤甚多，俄而火药尽，仲揆等犹挥刃奋战，各杀十余人乃死。是役，明以万余人敌数倍之众，虽力屈而覆，实为辽东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辽阳之役沈阳已拔，太祖集诸贝勒大臣议曰：『今敌兵大败，宜乘势长驱，以取辽阳』。遂率众而南。时辽阳为辽东首府，经略在焉。应泰闻警，乃决太子河，引水注濠，环以火器，而自督诸将出战。太祖遣左翼四旗及护军精锐夹击之，又令军士囊土运石，塞城东水源。诸军渡濠奋登，据其一隅，官民惊扰，有乘夜缒城而逃者；而城内守兵犹列炬拒战，达旦不息。应泰督战城楼，见事不可为，从容佩剑印，自缢死。逃按御史张铨被执，或劝之降，且以高爵相许，铨曰：『吾受朝廷深恩，若降顺苟活，是遗臭后世也。汝国虽欲生我，在我惟知一死而已』。卒不屈，自缢。其余官吏将士殉节者尚十余人，而居民皆启扉迎降，夹道俯伏呼万岁。于是辽河以东堡塞营驿及海、盖、金、复诸卫大小七十余城俱下。太祖会贝勒诸臣议曰：『辽阳之地为明与朝鲜、蒙古接壤要区，宜即居之』。遂定议迁都。
二、辽西之战事
熊廷弼之三方布置策明廷闻辽、渖继失，乃尽谪诸臣前劾廷弼者，复诏起廷弼于家，而擢王化贞为广宁巡抚。时广宁孱卒仅千，化贞招集散亡，得万余人，激厉士民，联络蒙古，人心稍定。乃建议分兵屯戍辽河西岸及诸要害。迨廷弼入朝，请于广宁原集步骑，制敌全力，而于天津、登莱各治舟师，分扰辽东半岛沿岸，增设登莱巡抚如天津制，而经略驻山海关，居中节制，名曰三方布置策。今括其大意，列表如左：
山海关……经略……节制三方……（一）广宁……巡抚……统率陆军
（二）天津……巡抚
（三）登莱……巡抚统率海军
经、抚不和问题廷弼既任经略视事，以化贞分兵屯戍之议为不可行。疏言：『兵分则力弱，若一营不支，则诸营俱溃，故当悉聚大兵，固守广宁，而辽河上但当遣兵游徼，示敌不测而已』。化贞以所议不行，心憾廷弼，而经、抚不和之事起。先是辽阳之失也，都司毛文龙引逃民渡海至皮岛（今海洋岛），编岛民为兵，分布哨船，与登州相犄角。会镇江堡（凤凰城东南百二十里）军人有潜通文龙者，文龙引兵袭杀镇江守将，报捷化贞。时廷弼方疏请遣使朝鲜，令连营鸭绿江上助我声势，以实行三方布置之主义，而化贞遽以镇江奇捷入告。化贞为人刚愎，不习兵事，既与廷弼反对，则日夜思得幸胜，以相陵驾，妄意李永芳在敌中可为内应，蒙古助兵可得四十万，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而欲以安坐取全胜。兵部尚书张鸣鹤笃信其言，所请无不允。廷弼以部臣有意掣肘，颇不能平，由是与鸣鹤交恶。及化贞捷奏入，举朝大喜，议令诸镇海陆并进，相机规复，而趣廷弼出关节制其间。廷弼贻书京师，言：『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连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举朝皆不直之，阴党化贞者益多。自八月至于十一月，化贞凡五出师，辄以无功引还，廷弼乞敕化贞慎重举止。化贞上言：『愿得六万兵一举荡平』。是时大学士叶向高，化贞座主也，颇右之。廷议令化贞毋受廷弼节制。于是朝臣自阁部逮言官皆助化贞，其表同情于廷弼者数人而已。熹宗令群臣议两人去留，议未决而太祖已督兵渡河围西平堡（广宁县境，东距辽河二十里），守将罗一贯以城溃战没。时天启二年正月，而天命七年（一六二二年）也。
广宁之降于是化贞用游击孙得功谋，尽发广宁兵畀之，使偕祖大寿会别军往援。至平阳桥堡（广宁城东南一百二十里），甫交战，得功先奔，别军亦溃，祖大寿走觉华岛（今菊花岛，在辽东湾西侧）。太祖方顿军沙岭（广宁东南一百五十里）不进，而得功阴为内应，扬言敌已薄城，居人惊溃。化贞不知所为，踉跄西走，至大凌河，遇廷弼哭。廷弼哂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乃以所部五千人授之，使为殿，尽焚积聚，护难民先后入关。得功以广宁迎降，太祖整军入，而化贞已走二日矣；遂进克义州，其余城堡望风降者凡四十余，乃留诸贝勒守广宁，而尽迁辽西降人于河东。北京政府逮化贞，兼罢廷弼听勘。狱具，二人并论死。
孙承宗、袁崇焕之布置先是邵武知县袁崇焕以边才被举，破格擢兵部主事。及广宁师溃，王在晋继廷弼筹边，议专守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关，遍阅形势，还言：『予我军马钱榖，我一人足守此』。廷议壮之，进擢佥事，使监军关外。崇焕至，则经理军事、安置游民，夜行荆棘猛兽间，诸将称其勇。既而在晋议于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置兵四万守之；崇焕以为非策，议当守宁远，政府不能决。大学士孙承宗请身往定之，竟是崇焕议。归言在晋不足任，乞自往督师。承宗才不下廷弼，而器度过之。比之任，乃使崇焕筑宁远城，守关外地二百余里。又修复城堡数十，练兵十余万，造甲仗无算，开屯田五千顷，而崇焕亦忠勤称职，誓与宁远共存亡。由是远近归赴，竟成巨镇。至天命十年（一六二五），承宗复命诸将分戍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诸要害，扩地复二百里，几恢复辽河以西旧地。
宁远之役太祖自征服辽阳后，命于城东五里营新城，备宫阙之制，建为东京。既而知沈阳形势尤要，复下迁都之议。谕言沈阳形胜地，若有事明边，则西渡辽河，路直且近；北伐蒙古，则二、三日可入其境；南征朝鲜，则可由清河路以进。于是就建新都，于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年）三月迁焉，是为盛京。比岁既有事建筑，复值承宗在边，无懈可击，而毛文龙又数遣部将侵扰鸭绿江沿岸及长白山左右以相牵制，故终承宗督师之日，明边未尝被兵。承宗功既高，内为阉党所忌，日夜相排挤，竟于是年十月去之，而代以高第。第素恇怯，以关外为不可守，乃尽撤要害诸城守具及将士入关，委粟十余万石，死亡载道，并欲撤宁远、前屯（前屯卫城在宁远城西南百三十里）二城。袁崇焕方为宁前道，誓死不去。太祖察形势既变，以天命十一年（一六二六年）大举渡辽，抵宁远，绕出城西南，横截山海关通路而军。崇焕偕大将满桂等刺血誓师，坚壁清野以俟；诘城中间谍，又檄关上守将：『宁远将士有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翌日，大军进攻，戴盾穴城，矢石雨下不退。崇焕令闽兵发西洋巨炮，一发伤数百人，再次再却，围遂解。太祖二十五岁用兵以来，战无不胜、次无不克，独于宁远一城卒不能下，不怿者累日。时明关外军饷，皆以海运积觉华岛。太祖乃遣兵袭之，悉焚其舟车粮草而还。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不救，明廷闻之，削第、麒职，以王之臣、赵率教代之，而擢崇焕巡抚宁远。是年八月，太祖高皇帝崩，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
和议之相左宁远围解，崇焕意渐骄，疏请移满桂于他镇，而王之臣持不可，以是有隙。朝廷虑其偾库，乃移之臣督关内，而以关外专任崇焕。自锦州大小凌河诸城守具既撤，宁远无外障，崇焕数欲乘间修复以备持久，及闻本朝遭大丧，因欲藉外交政策为缓兵之计，且欲利用宗教势力为和议之介绍。于是遣使偕剌麻僧一人致吊，微示修好之意，因以觇虚实。是时太宗方将用兵朝鲜，亦欲藉和议羁縻中国，得专力南下。自是使命往复，各主张己国之权利，互相要求，以为议和之条件。今据当时两国外交文书，条其大要如左：
（甲）本朝所要求者
（一）偿金及岁币明廷当以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为修好之礼。既和之后，明每岁当纳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而本朝亦愿以东珠、貂皮、人参若干相报。
（二）分定国界山海关以内归明，辽河以东归本朝。凡辽西地方所有城堡，明人不得加以修葺。
（三）修正国书格式凡两国通问书式，明皇帝不得与天并列，而明诸臣亦不得与本朝尊号并列，各当递降一格。
（乙）崇焕所要求者
（一）辽东之还付本朝当将已经占领之辽东地方及所俘获之官民男妇等酌议还付。
（二）朝鲜之撤兵本朝当撤回征伐朝鲜之兵，并约以后不再用兵该国。
宁、锦之攻守时明已召王之臣还朝，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尽属崇焕。及和议闻，朝旨以为非计，数相戒谕；崇焕虽持之甚坚，而两国意见相左，不得要领，乃汲汲修诸城守备。而本朝南下之师所至大捷，朝鲜举国乞降，以天聪元年四月凯旋。自是形势又一变，和议遂破。五月，乃大举攻辽西。时大凌河城工未毕，总兵赵率教守锦州，大军围之不克，乃移薄宁远，军城北。崇焕令诸将背城据濠，列车营火器以拒，大军佯退诱之，明兵坚垒不动。于是攻城既不下，野战又不克，复回攻锦州，濠广不得进，士卒死伤甚多，乃毁大小凌河二城而还，时称宁、锦大捷。而魏忠贤乃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崇焕罢归，以王之臣代之，复议撤锦州，专守宁远。
毛文龙之伏诛未几，熹宗崩，忠贤伏诛，廷臣争请召崇焕。明年，崇焕复起视师，上言：『恢复之策，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且言：『愿假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当是时，毛文龙以总兵设镇皮岛，自天命以来，数侵扰辽东，为本朝患，然短于将略，战辄不利，岁糜饷无算，前后章奏多虚张失实，又桀骜自用，部下健卒不下二万余。崇焕恐其跋扈难制，甫受事即欲诛之。天聪三年六月，乃伏甲，邀文龙校射，比其至，遽命去冠带，执絷缚，数以斩罪十二，遂诛文龙。明廷方倚崇焕，得报亦不之罪。文龙既死，岛弁失主师，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遂有叛去者，而崇焕亦卒以是见疑于朝廷。
太宗之反间计时太宗以辽西有备，憎祟焕殊甚，乃议取道蒙古，拊直隶之背。是年冬，遂连合喀喇沁等部，使为向导，由喜峰口毁边墙入，围遵化。巡抚王元雅以下凭城拒守，城破皆死之。赵率教闻变入援，亦战殁。思宗命蓟辽总督刘策控石门，防大军西轶。而大军已趋蓟州，遂越三河，略顺义，进薄京师，与总兵满桂相拒于德胜门外；城上发炮助战，误伤桂军，桂亦负伤，入城休战，大军移屯南苑。会崇焕自山海关兼程入援，督诸路勤王军，营广渠门外；太宗用反间计，谓与崇焕有密约，命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时都人既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而朝士亦以其前主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思宗前闻崇焕擅杀大将，疑其有异志；及是谤言日至，即召崇焕入城，下之狱。
畿辅各路之防战崇焕既罢，明廷特设文武两经略，以尚书梁廷栋及满桂为之，屯西直，安定二门，而命大学士孙承宗移镇山海关。已而太宗分兵下固安、良乡，复回军至芦沟桥，破副总兵申甫车营，进次永定门。满桂督诸军迎战，以众寡不敌，战死，京师大震。时诸将争请攻城，太宗笑曰：『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乃移军越通州而东。是时庶吉士刘之纶以知兵名，制木为西洋大小炮及新式战车，皆轻捷便用。遂超擢侍郎，率所募敢死士，屯遵化城外。天聪四年（一六三○年）正月，大军既拔永平，以三万骑回击之纶。之纶发炮，颇有所击伤，再发则炮裂，军乱。之纶誓死不退，军复奋斗，亘十二小时，全军尽没，之纶身被两矢，亦死。大军遂拔迁安、滦州，皆留兵守之。寻分兵向山海关，副将官惟贤力战，乃还攻抚宁、昌黎，皆坚守不下；复遗书议和，取道冷口关而归。当是时，总兵马世龙统诸路援师二十万，蹑大军后，而孙承宗督祖大寿等守山海关，东西相应援，乘大军之归，以五月规复滦州。贝勒阿敏方拥重兵屯永平，见明军势盛，先后召迁安及遵化守将弃城偕遁，明军追击之，袭杀甚众，于是关内四城皆复。
长山之役五年（一六三一年），太宗以明军制胜之道在利用火器，思有以抵制之。乃招徕明工匠，制造红夷大炮，而令降将演习之。至八月，遂用以攻大凌河。时承宗既恢复关内，更理关外旧疆，议并力先筑大凌河城，而巡抚邱禾嘉不用命，同时兼筑他城。大凌工筑甫半，而大军骤至，围之数周。禾嘉自宁远驰入锦州，与总兵吴襄、宋伟等合军，逾小凌河赴援。太宗分军迎战，见其列阵严整，引还伺之。明兵夜趋大凌河，阵长山口（在锦州府城东南，峰峦连亘、四山错列，因名），距城十五里。太宗督兵二万进击，宋伟等坚阵不动，乃率两翼骑兵突阵，营中火器震天，右翼兵冒弹丸先进，伟奋力督战不退，而别军之屯吴襄东者，亦发大炮火箭攻之。时黑云起，风从西来；襄纵火相逼，忽大雨反风，襄以营毁先走，宋伟督战至晡，以力尽引退，为伏兵所截，失士卒无算。于是祖大寿坚守大凌河不出，至十月，城中援尽粮绝，杀人马以食，商民三万仅存三分之一。太宗令声炮扬尘，诡为援兵诱之，大寿出城，败还。既而锦州援兵四万果至，城中闻炮，疑不敢出夹击，大寿不得已，竟以城降，言妻子在锦州，请往为内应。太宗纵之还，而毁大凌河城，班师。
长山之败，廷臣追咎筑城非计，交章论禾嘉，兼及承宗。承宗引疾归，禾嘉亦罢。明自用兵以来，督师者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辈，皆以盖世之才，能称其职；而诸将委身许国，效死不屈者亦前后相望。顾奄竖宵小阴相排挤，文墨议论之徒从而挠之，故边事日坏，而战无幸胜也。方廷弼初罢，尝言：『朝堂议论，全不知兵，敌稍缓则哄然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及崇焕再出，亦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而承宗之言尤为痛切，其奏议有曰：『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既而廷弼冤死，传首九边；崇焕以谗间，竟罹极刑；至是，且并承宗去之。当时北京政府及言路之腐败可知已矣！
旅顺及沿岸诸岛之降服是时本朝疆域虽西跨辽河，奄有辽东半岛，然旅顺及沿岸群岛尚为明诸将所守。毛文龙既诛，其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走入登州。当大凌河之告急也，登莱巡抚孙元化遣有德等赴援，中道粮绝，士卒鼓谔噪，劫有德反。有德乃还据登州，寻为官军所困，偕仲明等突围航海至旅顺，总兵黄龙邀击之，擒斩数人，有德、仲明走降本朝。天聪七年（一六三三年），乃导诸贝勒大臣，督步骑万余攻击旅顺，龙数战皆败，竟以械尽自杀。广鹿岛（光禄岛）副将尚可喜，故与龙相犄角，及旅顺不守，亦降。自是诸岛虽有残卒，不能成军，明廷亦不复置帅，以登莱总兵遥领之而已。及大军再克朝鲜，皮岛势益孤，有德等夹攻之，守岛总兵沈世奎战死，皮岛亦平。
腹地之深入先是内蒙古诸部，既次第附本朝，独察哈尔岁受明赂百余万，数侵掠他部，为本朝敌。太宗累岁用兵辽西，而宁、锦诸城守御甚严，旦夕不能下，遂以天聪六年（一六三二年）移军征察哈尔部，部长林丹汗率众西遁。自是大军得自由出入长城诸口，往来直隶、山西间，势力及于黄河沿岸。
及天聪九年（一六三五年），贝勒多尔衮等收察哈尔部落，得元人所遗之中国传国玺，乃以明年为崇德元年，改国号曰大清。群臣恭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独朝鲜不乐推戴，且有违言。太宗将亲征之，而又恐明兵之议其后，乃以是秋命郡王阿济格等分道入边，会于延庆州，连下畿内州县，凡克十二城，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有八万。明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皆按兵不敢战，日服大黄药求死。大军从容出冷口凯旋，于是专力逼朝鲜；王始决意绝明，受本朝册封，时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年）也。三年（一六三八年）八月，乃命睿亲王多尔衮等率左翼军、贝勒岳托等率右翼军，分道伐明。于是右翼军入墙子岭，左翼军入青山口，至通州合军。是时明廷议论，兵部尚书杨嗣昌、总监中官高起潜主和，督师卢象升主战，相持不下，会大军分三路深入，一由涞水趋易州，一由新城攻雄县，一由定兴攻安肃，象升闻之，从涿州进据保定，遣诸将分道出御，大战于庆都；犹未败衄，而一时列城多望风失守。象升又为嗣昌所扼，兵单饷缺，将士苦饥，自知必死，晨出帐四面拜曰：『吾与将士同受国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众皆感泣，旋进至巨鹿，起潜拥重兵相去五十里，不救。象升督残卒五千，血战两日，炮尽矢穷，犹手格数十人乃死。大军游弋畿辅，破城四十有八。四年（一六三九年）正月，遂自东昌渡运河，直趣济南。时山东众兵皆屯德州，济南无备，德王由枢以城溃被执。二月，大军还至天津，值运河水涨，辎重绵亘难渡，而明诸将相顾束手，无敢袭击者。数日，大军始毕渡北还。德王至盛京，太宗即命上书北京请和，仍不报，方多尔衮等之入边也，太宗亦亲攻关外诸城以牵制之。是年正月，乃督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各携大炮围攻松山，副将金国凤死守不下。有德等复请穴地攻之，竟以无功解围；遂分兵往略锦州、宁远，扰其耕获。
松山及锦州之降自天聪三年以来，大军连年入塞，而所破州县皆不能守，则以山海关重兵阻隔东西通路之故。太宗知山海关不下，不能争中原，而宁锦诸城不破，不能得山海关，故于崇德五年（一六四○年）即命亲王大臣更番出师，分扰松、杏、宁、锦间；而相持旷岁，未有成功。及明年，当郑亲王济尔哈朗更番往代之期，乃申谕军士，期以必克。先是祖大寿归自大凌河，复背约，督兵任锦州城守，而用蒙古兵分守外城；及大军进攻，蒙古兵惧而约降，与内兵格斗，外城遂溃。于是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邱民仰，率曹变蛟、王廷臣、吴三桂以下总兵八员、军十三万，集宁远。大寿遣卒自锦州逸出，传语『以车营逼敌，毋轻战』！承畴等方持重未发，而朝议以师老财匮，遣职方郎中张若麒就行营计议。若麒至，则密请降旨趣战。承畴乃屯辎重塔山（锦州城西南六十里）、杏山间，而以兵六万先进，诸军继之，阵松山城北之乳峰，距锦州五六里。太宗得报，亲统大军赴援，环松山而军，且遣别军夺其塔山之积聚。明军粮竭，士无斗志，三桂等六总兵先后引退，将越杏山走宁远；而伏兵沿途邀击，军士蹈海死者不可胜计，变蛟、廷臣亦敛兵入松山，与承畴、民仰困守。至明年（一六四一年）二月，松山被围已半年，城中食尽，副将夏承德密遣质子出城约降，大军如期攻之，城遂拔，承畴被擒，民仰、变蛟、廷臣皆死之。时锦州粮亦尽，人相食，祖大寿战守计穷，又闻松山已失，遂以城降，杏山、塔山亦下。于是关外重镇自宁远以外，无有存焉者矣。承畴被俘至盛京，太宗遣汉军范文程觇之，承畴初谩骂，既而数数拂拭衣尘。文程归报曰：『承畴不死矣！一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后竟降。时败报达北京，或传承畴已死，思宗惊悼甚，设坛都城，赐祭十六次，且将亲奠；已而闻其降，乃止。
和议不成之故明自万历时，岁征辽饷六百六十万，崇祯中，复加剿饷二百八十万、练饷七百二十万，竭天下兵饷大半以事关东，于是民不堪命，群起为盗；或百万，或数十万，所在暴动，称为流寇。北京舆论于流寇或有主抚者，而于本朝则始终不肯言和。袁崇焕既以议和罹间死，及大军追逐察哈尔汗道经山西时，大同巡抚沈棨亦以私缔和约被逮。太宗虽数遗玺书请罢兵，而皆为有司所格，不得上达。及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屡以国力困敝为言，思宗亦知不敌，密以和议委之。新甲乃遣使持书至盛京议款，得本朝答书而还，其事甚秘，外廷不得闻，已而语泄，言路哗然，新甲竟以此得罪，和议遂绝；而降人仕本朝者如祖可法辈，亦以为和成则中国得阴修战备，而八旗劲旅反习逸忘劳，非计之得者。时三桂犹拒守宁远，边防未撤，可法因献攻心扼吭之策，谓入塞绝运河粮道，则北京立困；先取山海关，则关外诸城唾手可得。是年十月，太宗复遣两翼军毁长城而入，遂自蓟州分道南下，畿南、山东列城不守者凡八十有八，大军直抵兖州。八年（一六四三年）二月，自山东还至近畿，车驼亘三百余里。时勤王兵皆集通州，督师大学士周延儒敛迹不战，而日腾章报捷。及大军至怀柔县境，蓟辽总督赵光抃始会诸军邀战于县北之螺山，旋亦溃走。是时关内外千里之间有总督四、巡抚六、总兵八，又有监督太监握重兵相牵制，故事权不一，战守无所施；而流寇且复长驱犯阙，促明之亡。是年八月，太宗文皇帝崩，世祖章皇帝以冲龄嗣位。值吴三桂乞师讨贼，启关迎降；而后两朝未竟之志伸，奄有九有之业始矣。
官制之改革太宗之世，非独从事外征也，又颇留意于内治，其进步之显著者，即官制之改革是也。先是太祖创制八旗，每旗设总管大臣（固山额真）一、佐管大臣（梅勒额真）各二；又设理政大臣五、札尔固齐十，往往即以总管或佐管等兼之，不皆分授。及天命十一年太宗即位，乃集诸贝勒定议，每旗仍各设总管大臣各一，是为八大臣。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师行猎，各领本旗兵行，一切事务皆听稽察。其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此十六大臣赞理本旗事务，不令出征。又每旗各设调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天聪五年，始仿明制设六部，每部以一贝勒主之（今管部），各有承政（今尚书）、参政（今侍郎）、启心郎（翻译员）等官，以满洲、蒙古、汉人兼授。崇德元年，设都察院。三年，设理藩院，专治蒙古诸部事。两院官制并与六部同，是为八衙门，政府之组织渐以完备。
文学教育之概况太宗又留意文学，乐闻古今得失。初，满洲未有文字，凡文移记载必译成蒙古文读之。太祖时，始命儒臣额尔德尼、噶盖等假蒙古字制十二字头，编写「国语」，颁行通用，满文之传布自此始。天聪三年，太宗乃命儒臣达海等翻译汉籍，记注政事，设文馆以董理之。又欲振兴文教，于诸儒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凡得士二百人。其后连年与中国用兵，益知文学教育之必要。天聪五年，谕：『自征明以来，所向必克，彼明屡战屡败，势同枯朽。而我常有惧心者，以彼虽不长于骑射，而战阵时晓习法律故也』。及大凌河之役，又谕：『今年明筑大凌河城，我兵困之，经四阅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此由读书明理，为国尽忠故也』。于是令贝勒大臣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就学读书。天聪十年，更定文馆为内三院：（一）国史院，主编纂历史，拟撰表章；（二）秘书院，主拟撰外交文书及敕谕之属；（三）宏文院，主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进讲御前。每院各设大学士一人。盖当时以与中国战争之故，交通繁数，故政教文物亦颇蒙其影响云。
三、本朝之定鼎及明室之偏安
吴三桂之乞师世祖章皇帝，太宗第九子也。崇德八年八月，太宗崩，礼亲王代善会诸王贝勒以下，定议奉世祖缵承大统，而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摄理国政。先是大军已拔锦州，得辽西大部，明总兵吴三桂率兵民五十万驻防于宁远。是年九月，郑亲王复发炮兵，越宁远，攻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诸城，山海关守御益危。明年顺治改元，即崇祯十七年甲申也（一六四四年）。三月初，明以流寇内偪，廷议尽撤关外城守，而召三桂统边兵入卫。三桂悉众而西，行至丰润，闻李自成已陷京师、帝后殉国，乃犹豫不进，还次滦洲；自成执其父襄，令作书招之，三桂许降。已而闻其爱妾陈沅为寇军所掠，则大愤，遽易缟素，称先帝恩德，以复仇讨贼之旨公布军中；遂疾归山海关，部署军事。自成发兵追之，越滦州而东，三桂回军击破其众，自成乃亲将部众十余万东攻山海关，而遣别军出抚宁东北境长城，绕至关外夹击之。三桂大惧，奉书本朝乞降，请合军而西。
流寇之败走时摄政睿亲王方以大将军督师略地关外，比得三桂书，乃偕洪承畴等疾驰至沙河，距关仅十里，而通路已为寇军攻关外者所梗。三桂发大炮辟路，而自率轻骑突出，谒摄政王；即军中易服设誓，固请入关讨贼。承畴以为寇众东出，京师空虚，议请大军毋遽入关，而西北绕入居庸，袭据京师，俟其回援，可一战擒之；而三桂以关门祸急，坚持不可。时流寇当百战之后，剽悍无匹，摄政王虑不可轻敌，乃命三桂军为先驱尝贼，而自蓄精锐以待。自成悉众列阵关内，横及海岸。三桂引军先进，战酣，会风发尘起，两军不相辨，大军乘势突出，冲贼中坚，所向辟易。俄尘开，贼见甲而编发者，惊曰：『满洲兵也』，则皆溃走。自成奔永平。摄政王即下令使关内外兵民薙发，进三桂爵为平西王，而使率步骑二万前驱追贼。自成自永平遣使诣三桂军议和，以三桂不答，乃入京师屠其家，焚宫殿，载辎重西遁。摄政王以五月朔入都，改葬崇祯帝后，令臣民服丧三日。京师东北诸府皆降。
福王之立方流寇之北犯也，明福王由崧（思宗之从兄）、潞王常淓（思宗之从父）俱已避难至淮安。及思宗殉国、太子陷贼中，南京诸大臣议立君。福王于伦序当立，而以淫昏闻，潞王贤明可任大事，而世系较疏。于是立亲、立贤之问题起。兵部侍郎吕大器以下主立贤；凤阳总督马士英利福王庸闇，结党主立亲。两党互争，各取决于兵部尚书史可法。可法心善立贤议，而立亲党以握兵柄故，颇占优势；可法不得已，卒定议迎立福王。士英遂以拥戴功入阁，而出可法于江北督师。于是廷议分江北为四镇，以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经理山东一路；高杰辖徐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而诸将争欲驻扬州，各纵兵相仇杀。可法务以公诚之意，调停其间，移杰镇瓜洲，而置得功于仪德；四镇虽稍稍受命，然卒不相协。而南京政府，党争亦日剧。自可法出，士英辈益无所惮，务进私人，图报复。凡崇祯朝阉党名挂逆案者，皆阴结士英希复出。士英乃排群议，奏起逆案巨魁阮大铖，于是正人如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先后引去。一时政府无善类，贿赂公行，秕政交作；江左偏安之局，不俟识者而知其不能久矣。
李自成之窜死摄政王既定京师，奏捷盛京，颁示朝鲜、蒙古。时京东、京北诸府虽降，而保定、大名、真定间溃贼群起，自成自山西入陕；山东诸州县闻之，亦争杀其伪官，据城自保。乃以六月遣肃亲王豪格往定山东、河南，遣都统叶臣等往定山西，各分扼要地，俟秋高进军，徐图灭贼。至九月，世祖定迁都之议。车驾以十月朔至自盛京，祭告天地社稷，奉太祖、太宗主入太庙；用大学士范文程言，尽除明季弊政，令文臣衣冠，暂从明制。近畿略定，因议先剿陕贼、次规江南，乃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偕吴三挂、尚可喜等由大同边外会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出陕西之背；又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夹攻潼关，期于西安相会。是冬，畿南、山西、山东诸省先后平定。豫王以十二月渡孟津，收沿河堡寨，进至陕州，自成遣其将刘宗敏（夺三桂妾陈沅者）据潼关拒守。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正月，大军抵关，自成逆战不利，而英王及三桂西北之师已自保德州编筏渡河，入绥德，连下延安、鄜州，逼西安之背。自成前后受敌，弃关还西安，焚宫室，东南自蓝田出武关，走湖广。比大军克潼关、入西安，则自成已走五日矣。朝廷以陕西底定，乃命豫王移师征江南，而以追剿流寇事专任英王及三桂。时寇众尚三十余万，扬言欲取南京，大军水陆迫蹑，凡七破其众于长江流域间。闰六月，自成南走延宁、蒲圻，至通城，率二十余骑掠食山中，为村民所困，自缢死。或言自成陷泥淖中，村民聚击之，锄碎其首，至糜烂不可辨云。自成既死，其残众二十万，悉降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
史可法之尽瘁南朝危局既如上文所述，而史可法独提兵往来江淮间，身当南北之冲，联络诸镇，力图兴复。先是摄政王闻福王自立，即移书可法，责以大义，谓『春秋之法，有贼不讨，则新君不得书即位』。且讽以形势，谓『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可法报书，亦历引汉（光武、昭烈）、晋（元帝）、唐（肃宗）、宋（高宗）中兴故事，以解自立之嫌，且谓『贵国驱乱除逆，兵以义动，若规此幅员，为德不卒，则以义始而以利终，将为贼人所窃笑』（两书具载「通鉴辑览」）。既而大军已定山东，乃分兵取海州、宿迁，连下江北州县。会可法方进师清江浦，遣官屯田开封，为经略中原计。及大军至，可法驰疏告急，而马士英乃谈笑以为诳己，诸将亦拥兵观望，无敢任冲要者。当是时，明诸镇之师惟左良玉及高杰所部最强。良玉与何腾蛟等镇守湖广，而高杰为可法忠义所感动，颇奉约束，因进次徐州，沿河（当时黄河自开封东南流经徐州、淮安等境入海，与今河道不同）筑垣，专力备御，且遣使通好于睢州总兵许定国，联络河南。定国旋纳款本朝，送二子渡河为质。杰微闻其计，亲往觇之，为定国所杀，部兵大乱，屠睢旁近二百里殆尽。可法闻变流涕曰：『中原不可为矣』！遂驰至徐州，招抚其众十余万，移诸扬州。而豫王南征之师，以顺治二年三月，自陕西分道而东，会于归德，所过州县皆望风迎降，遂进薄泗州，乘夜渡淮。可法方将移军援泗，会左良玉以马士英裁其军饷故，传檄远近，以清君侧为名，列舟自汉口而下，南京戒严，诏趣可法入援。比可法渡江至燕子矶，则良玉已病死九江，其部众为黄得功勤王军所败，乃复奉命折回；而大兵已破盱眙，警报日至。可法檄各镇兵会援扬州，无一至者，独总兵刘肇基自桃源县西白洋镇趋赴。大兵越六合进攻，去扬州二十里而营。肇基请背城一战，可法谓野战不如凭城，乃分陴拒守，亘七昼夜。城卒破，可法被执，大呼曰：『吾史督师也』，遂见杀。肇基率所部巷战，力尽亦死，时四月二十五日也。大兵留十日，乃南行。可法为人廉信，与下均劳苦，其督师也，行不张盖、食不兼味、寝不解衣，日夜以报雠雪耻为念。每缮疏，循环讽诵，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感泣；而权奸内哄，悍将外争，凡所经画，百不一就。卒至兵顿饷竭，志决身歼，时人比诸文天祥云。
江南之平定扬州已溃，明侍郎杨文骢、总兵郑鸿逵合兵守京口，与豫王军隔江相持；会夜雾，大军编巨筏，列灯火其上，放之中流为疑兵，而别以数百骑舣小舟潜渡，袭据北固山（镇江府城北）。守兵惊溃，文骢奔苏州，鸿逵拥众入闽。福王闻警，率宦官宫妾西幸芜湖，士英、大铖亦先后走杭州，其余文武勋戚相率迎降。豫王长驱入城，而分兵追袭福王。时黄得功屯守芜湖，誓死翼卫，竟中流矢阵殁，明总兵田雄拥福王出降。江南略定，乃分大军之半，属贝勒博洛进攻浙江，沿途徇所过州县。马士英自杭州迎战不利，渡钱塘江东遁，潞王常淓以杭州降。会英王追剿流寇之师亦所至有功，收左良玉部将金声桓众十余万于九江，于是长江流域西自湖北、东至海、南及浙西，大都降服。豫王奏改南京为江宁府，至七月，班师；乃以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以大学士洪承畴总督军务，镇抚南方，并驻江宁。
鲁、唐二藩之割据及江南民兵之骚动南京政府以五月颠覆，至六月，而鲁王以海（明太祖十四世孙）称监国于绍兴，据有浙东，以张国维、熊汝霖等督师钱塘江上，画江而守。至闰六月，而郑鸿逵复拥唐王聿键（太祖九世孙）称帝于福州，据有福建及其西南诸省；郑芝龙兄弟辅之，握兵食权。而黄道周为大学士，议战守，恃仙霞岭为国防。
于是浙、闽对立。而江西士大夫自杨廷麟以下，设忠诚社于赣州，号召才智，远近毁家入社者几三万人。同时江南列城民兵四起，嘉定则侯峒曾、黄淳耀，江阴则陈明遇、阎应元，松江则沈犹龙，徽州则温璜，绩溪则金声，各集众自保，效死不去。其余吴江、昆山、崇明、宜兴等响应者复十余城，或通表唐王，受其封拜，或近受监国鲁王节制，浙、闽恃以阻大军之南下。然民兵皆起仓猝，未更训练，饷械又不足，率旬日即败，诸王谋者皆先后死；独吴易之守吴江、阎应元之守江阴，稍稍持久。是时大军分两部，一屯江宁，洪承畴督之；一屯杭州，贝勒博洛督之。承畴遣张天禄等引军攻徽、宁，而博洛自杭州进薄吴江，尽断诸港通路，乘大雨歼吴易军（吴易得脱，至明年始见杀）。因移围江阴，列炮环攻，以八月二十一日破之；众犹巷战，士女自杀者池井皆满，明遇及应元殉焉。而金声尚扼守绩溪，布置甚密。至九月，明御史黄澍导大军出间道袭破之，执声至江宁，其门人江天一从。总督洪承畴谕降，天一朗诵思宗谕祭承畴文以愧之，与声俱死。于是江南民兵悉平。
唐藩之扩张及闽、浙之冲突唐王好学通典故，然以郑氏擅国，不能有所为。芝龙、鸿逵屡荐其私人为要官，唐王不从，以是怀怨望。及本朝遣使招抚福建，芝龙阴结使者通款；唐王数促之出师，辄以饷绌辞。道周知芝龙不足恃，乃踰岭征兵从广信出衢州，所至号召诸将，安抚遗黎，归附者颇众。时何腾蛟总督湖广，次长沙，收抚流寇余众数十万，分为十三镇，布列湖南、北，与大军之屯武昌、荆州者相持。而杨廷麟守赣，募民兵三万、峒蛮四万，又檄调广东、云南兵数千，与南昌大军战屡捷，兼取吉安守之，军颇振。两人并翼戴唐王，受爵命。于是唐藩领土自福建、两广、云、贵以外，兼有湖南及江西、湖北之一部。乃颁诏浙东，鲁王下令将返台州，而熊汝霖出檄严拒，张国维亦驰疏唐王，言『监国当大势溃散之日，鸠集为劳。一旦退就藩服，人无所依，闽中鞭长不及；猝然有变，唇亡齿寒，悔莫可追』！既而鲁王遣使通聘福建，唐王亦手书报之曰：『吾无子，王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吾有天下，终致于王』。浙东所用职官，尽列朝籍，无分彼此；且发饷银十万两犒师。而马、阮复鼓鲁王部将方国安纵兵劫闽使，尽夺其饷，且檄数唐王罪。于是闽、浙冲突，而唇齿之势离矣。
川、陕之征自李自成败窜，中国本部西北境虽已隶本朝，而四川故为张献忠所据；会朝廷方以南征为急，未暇西顾，献忠乃以成都为根据地，遣诸将分屠附近州县，以杀人多寡论功，川中无人迹。及唐王之自立于东南也，明遗臣贺珍等复起兵兴安，汉中遥附之，遂占凤翔、窥西安，全陕响应。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春，诏以川陕军务任肃亲王豪格及平西王吴三桂，而以浙、闽事属诸博洛，分道大举。肃王以三月至西安，与总督孟乔芳分定渭水以北诸城。五月，进军汉中，破贺珍等于鸡头关，陕西复平，乃进征四川。时献忠部将刘进忠方守保宁，闻大军至，即率众迎降，乞为响导；大军追至西充、盐亭间，与献忠遇，发矢殪之。其党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等俱溃走川南，寻越重庆綦江等城，入贵州境；大军追之至遵义，以饷匮旋师，时三年十二月也。
鲁藩之平博洛南征之师，亦以三月进次杭州。先是张国维率诸军连战于钱塘江上，皆有功，因欲乘间复浙西。熊汝霖议募民兵，由海宁、海盐直趋芜湖，以梗运道；连络吴中水师之潜据太湖者为犄角，以困杭州。而浙东诸饷尽为方国安军所擅，民兵无食，议卒不行。至是，大兵压钱塘江，国维督诸将连营拒战。四月，大兵隔江炮坏方国安营灶，国安即拥兵数万入绍兴，挟鲁王走台州，而诸将尚严守江上。会夏旱，江水暴落，褰裳可涉。六月，大军士马数万由上流浮济，连营駴溃，张国维退守东阳。国安谋执鲁王以献，鲁王亟走得脱，航海至厦门。国维知事不可为，赴水死。金华、衢州相继下，浙东略定。
唐藩之平方何腾蛟、杨廷麟之振势于湖南、江西也，各疏请唐王移镇其地。唐王亦知芝龙有异志，欲弃闽由赣入湘，倚腾蛟。以顺治三年二月，进次延平。时廷麟守吉安，闻唐王北行，乃南入赣谋迎谒，而以吉安之守御属诸兵部侍郎万元吉。元吉驭下严，诸将不悦，皆内携。至三月，江西降将金声桓进围吉安，守兵不战溃，城遂破。元吉退入赣，声桓乘胜进围之，廷麟、元吉坚守不出。既而博洛定浙东，闽中大震；芝龙已阴受洪承畴约款，乃诡称海寇入犯，驰赴安平而尽撤关隘，水陆防兵随之，仙霞岭二百里间空无一人。大兵由衢州长驱越岭入，时赣州被围，不能援闽；何腾蛟遣部将迎跸，方抵韶州，而仙霞岭败报至，唐王仓卒自延平走汀州。大军既破延平，驰七昼夜追及之；遂执唐王至福州，王不食而死。漳、泉诸郡并下，芝龙自安平奉表来降。
赣州之攻守赣州自四月被围以来，至六月，明赣南巡抚李永茂遣广东兵五千至，战于李家山，围暂解；已而复合。元吉恃蛮兵自固，不加裁抑，而独严束云、广客军之助守者，客军解体。主事龚芬等自章水上流募水师，欲以会援，而久屯南安不下。至七月，云南、两广诸道援师毕集，诸将请战，而元吉必欲待水师。水师统领故海盗，观望不即前；会秋高水涸，舟行迟滞，大军夜袭诸川，纵火焚之，于是援军皆溃。会闻汀州破、唐王被难，合城气索。十月，遂为声桓所屠。诸将拥元吉出，元吉叹曰：『为我谢赣人，使合城涂炭者我也，我何可独存』！竟自杀。廷麟亦死之。于是福建、江西次第荡平。腾蛟闻唐王死，大恸，厉兵保境如平时；而广东督抚复拥桂王由榔监国，流离转徙者且十余载，别为专篇说之。
四、桂王之割据
桂王之立及广州之降明自福王南渡，而黄河流域久非其所有。自南都瓦解，而长江流域复失太半；及鲁、唐继败，而后东海沿岸亦尽入于本朝之版图。三年之间，形见势绌，于时朝野人物死亡略尽；而尚有崎岖危难之中折而不挠、穷而益奋者，湖南则何胜蛟，而两广则瞿式耜。唐藩之覆也，式耜与两广督臣丁魁楚方在肇庆，议所当立，乃共迎桂王由榔（神宗孙）于梧州。顺治三年十月，王称帝，颁诏湖南、云、贵诸省，以魁楚、式耜及故尚书吕大器为大学士；腾蛟闻之，亦与云、贵督师堵允锡联署劝进。先是赣州受围，唐王遣大学士苏观生至南安募兵助战；及汀州之败，观生撤兵退入广州。会闻魁楚等置君，欲与共事，而魁楚虑其以旧相居己上，拒不与议。吕大器亦以其非进士，叱辱之；观生颇不平。俄而唐王弟聿■〈金粤〉诸遗臣自福建浮海至广州，粤人有倡兄终弟及之议者，观生因利用之，拥聿■〈金粤〉自立，与肇庆对抗。于是二百里内两帝并树，日治兵相攻，不暇外御。大军之下漳州也，博洛遣副总兵李成栋率偏师取广东，以佟养甲督之。潮、惠两州相继下，而广州尚瞢无所闻。十二月，成栋军突至，聿■〈金粤〉方会观生等视学，仓卒不知所为，君臣皆自杀，宗室诸王死者二十余人。成栋分兵徇高、雷诸府，而自督大军进攻肇庆。桂王立未三月，宦官王坤复用事，数干涉军务；及闻广州破，乃趣王溯西江走入桂林。
桂林之坚守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年）正月，成栋克肇庆而西，连下梧州、平乐，桂林大震，丁魁楚等皆引去；而武冈镇将刘承允方引兵至全州，王坤请桂王弃城赴之。式耜极陈桂林形势，固谏不听，因自请留守，与城存亡；桂王许之，而自走全州。三月，成栋攻桂林，时腾蛟经略衡、湘，宿将重兵悉屯湖南北，声援不及。式耜独毅然誓众，督参将焦琏拒守，累战皆捷。会积雨城坏，而刘承允所遣援兵复与焦琏军龃龉，大掠以去，城几破者屡矣。式耜意气自若，众无叛志，成栋不能拔。早而广东遗臣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等先后起兵高州、东莞、端州间，约合趋会城。广州危急，佟养甲檄成栋回军东救，式耜乘间遣诸将四出，尽复所失广西境内诸城，根据略固；而湖南复为大军所扫荡自岳州至宝庆，列城风靡，刘承允以武冈降。同时，广东诸军亦悉为成栋援师所破，家玉等，或走或死。时四年八月也。
湖南之平定先是是年春，朝廷以何腾蛟厉兵湖广，为南部劲敌，不可不以全力图之，乃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偕尚可喜、耿仲明大举进讨。腾蛟所设十三镇，故皆盗贼之余，不乐受节制；及桂王之至全州也，刘承允挟之作福威，矫诏封拜，权力远陵腾蛟上，诸镇益解体。有德等以三月出岳州，益阳守将王进才闻大军渐逼，遽还长沙，扬言乏饷，纵兵四掠；腾蛟不能守，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并下。承允闻之，胁桂王自全州移居武冈，阴有贰志。五月，有德进克衡、永，分道击诸镇，所至披靡，以八月越祁阳而西，桂王自武冈走柳州。腾蛟辗转入桂林，与式耜会诸将议画地分守，乃移镇全州，督湘、粤诸将连营拒战，横亘二百余里，式耜馈饟不绝。大军引退，桂王得还桂林。明年二月，大军已定湖南全境，闻桂林内讧，全州重兵还救，乃复乘虚南进。而金声桓、李成栋之变作，江西、广东皆叛附于明；朝廷乃令可喜、仲明移军救江西，而诏孔有德班师。
金声桓、李成栋之反侧及其影响初，金声桓之平江西、李成栋之平广东也，王、贝勒以辽藩旧臣章于天，佟养甲监之；行间之功，多出声桓、成栋。及事平，而于天任江西巡抚、养甲任广东总督，声桓、成栋仍以武员受其节制，意不能平。于天及巡按董学成尤与声桓有隙，裁抑过当。声桓密与其党副总兵王得仁谋通款桂林，事为学成所觉；两人惧祸及，先发制之。以顺治五年正月，举兵袭杀学成、执于天，而迎故明大学士姜曰广以江西叛；李成栋闻之，亦以四月胁养甲以广东叛。各拥众十余万，移檄远近，通表桂王。桂王各授以爵秩，势力骤增。于时大兵屯湖南者悉分援江西，仅以少数之守兵属总兵徐勇，留镇长沙。腾蛟乘隙，复发兵攻永州，以久围力战破之。遂分军徇衡州、宝庆、常德等府，湖南大部复为所据。而蜀中故将李占春及义勇杨大展等亦起兵分据川南、川东，附桂王，请置官吏；桂王设巡抚其地，而复以吕大器总制诸军。于是桂藩有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驻跸肇庆。同时大同镇将姜瓖反侧于山、陕，鲁王遗臣张名振出没于闽、浙沿海，皆遥相应和，中原之骚乱达于极点。朝廷以军务蔓延，非二、三将帅所能兼顾，乃迭命重臣分地任事。于是都统谭泰及和洛辉自江宁赴九江，会耿、尚二王征江西、广东；郑亲王济尔哈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会孔有德征湖南、广西；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讨姜瓖于大同。而吴三桂、李国翰分任陕、川之远征；洪承畴仍镇江宁，任沿海之经略。此顺治五、六年间事也。
江西、湖南之再定声桓之变，江西列城响应，独赣州守将不从。声桓、得仁已陷九江，欲顺流突江宁，而惧赣兵之议其后，乃回军攻之。守赣副将高进库故与声桓同隶左良玉部，宽约降期，以缓其攻。会江宁大兵于五月复克九江而南，进围南昌；声桓闻警，遽引还突围入，而得仁直趋九江，冀断大军饷道，使南昌之围不战自解。姜曰广以围急，欲引与共守，日发檄召之；得仁不得已，亦敛兵入城，坚壁不出。大军徐复旁近州县，征收赋税，安坐以待其毙。既而李成栋踰岭攻赣，谋北援，进库复用缓兵策绐之，成栋还屯岭上。至十月，南昌粮尽告急，成栋复悉众簿赣，岭行艰难，士卒饥困。赣兵突出击之，成栋退屯信丰，南昌势益孤。至六年（一六四九年）正月，遂为大军所拔，曰广、声桓、得仁并死。二月，大军援赣，进逼信丰，成栋谋应战，而军溃过半，战斗力尽失，走死城东川中。江西复定，而郑亲王及孔有德之军亦以是春进湖南。时常德、宾庆间诸镇内讧，所在焚城剽掠，莫有闹志；腾蛟自衡州亲往抚之，进次湘潭。长沙守将徐勇知湘潭无备，引兵突入，拥腾蛟去，杀之，明军气夺。自三月至八月，有德督诸将转战南下，连克衡、永；郑亲王亦席卷辰、宝，分兵定沅、靖，复有湖南全境。
两广之复定及瞿式耜之死李成栋败死信丰后，桂王以杜永和为两广总督，驻广州，严兵守庾岭；而声桓、得仁部下溃卒亦亡入闽、粤山林间，出没不测。江西大兵不敢进，还屯吉安将一载；会明镇将有纳款大军、愿为向导者，可喜遂由间道入庾关。至七年（一六五○年）二月，进围广州，相持十阅月不下，士卒以溽暑疫死者无算。已而江西诸军复大至，可喜督战益力，卒以十一月二日破之永和走琼州；而孔有德亦以是月六日破桂林。先是，大军再定湖南，式耜使戎政总督张同敞督诸将扼守全州；同敞兼资文武，每战辄跃马为诸将先，即战败，同敞常危坐不去，军中以是服之。顾广西地小而瘠，正赋所入，不足以供军饷，式耜虽理钱法、行盐政、募屯田以补助之，而事多掣肘，不能尽行，战守日棘。九月，大军克全州而南，诸将皆退入桂林乞饷，列戍一空，大军益深入。至是，式耜檄诸将出战，皆不应，相率遁去，城中无一兵。独同敞自灵川至，式耜与痛饮待死，并为大军所执；两人犹隔屋赋诗相唱和，阅月余，始见杀。桂王以是年正月自肇庆奔梧州，比闻桂林破，复走南宁。明年（一六五一年），诏郑亲王班师，而以尚可喜镇守广东、孔有德镇守广西，两广州县次第毕下。
山、陕之复定姜瓖既据大同，分兵陷忻、朔；近自山西境内，远至陕、甘，遗臣宿将起兵应之者所在皆是，太原、西安先后告警。六年正月，尼堪督兵至太原，首克忻州，而博洛复破姜瓖骑兵于大同城北，寇氛稍稍衰。同时，吴三桂等自汉中北定延绥、榆林，于是山、陕督抚声援始接，河东诸郡并下，大同孤立。至八月，城中食尽，而英亲王复督师继至，城兵斩瓖出降。山、陕既定，乃诏三桂回镇汉中，进规四川。会川中义勇不相一致，而明巡抚李干德复构之仇杀，益涣散不足用，李占春等来降，三桂乘间收成都、重庆、叙州地。是时，本朝已定江西、湖南、两广，桂王穷投土司境，旦夕奏凯；而孙可望、李定国之事复作。
孙可望、李定国之乱先是张献忠之败也，其党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自川南拥众入云、贵，推可望为长，袭夺明镇将兵权，据有其地。已而定国、可望交恶，可望乃纳款桂藩，求封号，欲藉以服众。顺治六、七年间，屡使求封，迄不获命。至是，大军四迫，桂王不得已，封可望为秦王，趣之出兵。可望乃遣兵三千，扈桂王居安隆，使文秀等分出叙州、重庆以攻成都，使定国等由武冈出全州以犯桂林。九年（一六五二年）三月，文秀连陷叙州、重庆，三桂战败，敛兵入保宁，旋回汉中；而李定国之军亦陷沅、靖、武冈，乘胜袭桂林，有德不能守，死焉。梧州、柳州继陷，乃分兵还攻辰州，杀总兵徐勇，寻屯守武冈。于是四川、广西、湖南军务同时告急。
孙、李之冲突及孙可望之降定国已连陷湘、粤诸郡，兵力寖强，不复禀可望约束；可望愤甚，阴欲除之，然以其将兵在外，未敢轻发，而尚可喜乘定国之在湖南，遽发舟师自西江而下，尽复梧州、桂林。定国弃武冈，还据柳州，威望骤减，惧可望之袭其后，益思拓地自固，乃将兵东犯，据有平乐、高、廉诸府。至十二年（一六五五年）春，复为尚可喜所破，走保南宁。而刘文秀亦以是年谋犯岳州，大败于常德，自贵阳还云南。于是定国、文秀两军皆衰，湘、粤告平。而可望独雄视贵阳，益跋扈不可制，擅杀从臣宗室，自设内阁六部，立太庙，制朝仪。桂王自安隆闻之，大惧，密敕封定国晋王、文秀安南王，与相抵制，而召定国兵入卫。可望微闻之，以十三年（一六五六年）春，发兵袭定国于南宁，且遣使谋劫迁桂王，置诸肘腋之下。事未发，而定国已自田州抵安隆，奉桂王入云南，与文秀联合；可望大怒，以十四年（一六五七年）秋，大举攻桂王；与定国、文秀同盟军夹三盆河而阵，诸将皆不直可望，阵而不战；定国悉锐攻其中坚，诸军皆解甲大呼欢迎之，可望反走，率十余人至湖南乞降。时十四年十月也。
贵州之征方可望之未降也，朝廷令经略洪承畴移镇长沙，守湖南；川督李国英驻保宁，守川北；尚可喜等分驻肇广，守两粤；而姑以川东南及云、贵诸省为桂藩君臣苟安之地，不复穷追。及承畴受可望降，尽得敌中内讧状，请乘机大举；朝旨是之，军略复一变，视线集于贵州。于是一军自湖南出其东，承畴及宗室罗托督之；一军自汉中、四川出其北，三桂等督之；一军自广西出其南，都统卓布泰等督之。三道之师并以十五年（一六五八年）春向目的地进发。而李定国既兼并贵州，属马进忠守之，自返云南，坦然以为无患；朝官有进谏者，谓『今内患虽除，外忧方大，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爇薪之上，能旦夕安耶』！定国愬之桂王，方欲罪言者以取快，而三道败书并至；即承畴等以二月会师常德，四月出沅靖、镇远抵贵阳；广西之师旋历南丹、那地、独山诸川来会，而三桂亦克重庆入遵义，会信郡王铎尼复奉命为安远大将军，总统三道，以九月抵贵州之平越府，遂大会诸道将帅，议令承畴罗托留贵阳理饷，而自督诸军三路入滇。
云南、贵州之平定定国闻贵阳已失，乃苍黄遣诸将分道迎敌，而亲扼北盘江之铁锁桥，以断黔、滇间之大道。寻诸将各败走不相顾，定国亦撤寨西遁；大军毕会于普安，桂王奔永昌。十六年（一六五九年）正月，大军遂由普安入云南省城。二月朔，铎尼复令诸军西进至大理府境。定国发兵扈桂王走腾越，而自伏精兵于怒江西岸之高黎贡山。高黎贡山者，雪山山脉之一支，与怒江相平行，自永昌府城入腾越所必由之道也。定国度大军累胜，当越岭穷追，乃缘径设伏，约俟大军深入后，首尾环攻，必获全胜。大军既渡怒江而西，道不逢一敌，谓定国窜远，稍稍纵兵入；适明臣卢桂生来，泄其计，大军且退且战，仅亡都统以下十余人，丧精卒数千，而伏兵亦死伤略尽。定国退归腾越，闻桂王已西行入缅甸界，亦弃城他去。于是四川、贵州、云南一律荡平，朝廷颁诏宣示中外，而以镇守云南之事在诸吴三桂，铎尼等先后班师。
缅甸与桂藩之关系缅甸在明时，故为云南诸土司之一，领地约当伊腊瓦底（Ｉrrar-waddy)河上中流沿岸。其北别为孟养宣慰司，其东别为孟密宣抚司及木邦宣慰司。木邦东为孟艮土府。嘉靖中，缅酋莽瑞体数侵诸部，朝廷不能讨，自是贡使渐绝。及桂王之困于云南也，群臣或请北走四川、或议南入交址，而黔国公沐天波独谓缅甸粮糗可资，主张西幸。桂王遂以顺治十六年正月，自腾越出铁壁关，进次蛮莫（Bhams)。会莽瑞体曾孙本他格利（Pentagle)王缅，闻桂王至，乃具舟迎王，浮伊腊瓦底河南行，居诸赭硁（Jagaing），与缅都阿瓦（Ava)隔川相对。是时云、贵诸将刘文秀已前死，而李定国及白文选等亦以战败相失，诸从行者皆文吏，无威重，颇为缅人所轻。已而文选入木邦、定国据孟艮，皆治兵谋假道迎跸，缅人不允。顺治十七年，文选乃移书孟艮，求与定国同盟攻缅。定国悉众而西，两军共至锡箔河上，邀击缅兵，大破之。因议乘胜以舟师薄阿瓦，遣人于上流造船，为缅人所烧，而暑疫复作，乃移军摆古（Pegu），以避瘴疠。未几，文选兵溃走锡箔，定国亦引还孟艮。
吴三桂之阴谋云、贵既平，朝廷以桂藩无足为患，议撤兵节饟，不欲复问缅事；而三桂包藏祸心，欲假手本朝兵力尽翦明宗，以绝遗民恢复之忘想，而后营窟滇南，徐养兵马，以俟本朝之隙。遂于顺治十七年（一六六○年）四月，上疏极陈边患，恐吓朝廷，谓：『定国、文选窥我边防，兵到则退藏，兵撤则进扰，此其患在门户。土司反复，惟利是趋，一被扇惑，遍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降人革面，尚未革心；永历（桂王年号）在缅，岂无系念，万一入关，若辈生心，此其患在腠理』。因请及时进兵，早收全局。朝廷不虞其有他志，乃命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赴滇会剿。明年（一六六一年）八月，大兵十万自腾越出边，严檄缅人，令献桂王自效。时缅人数受定国、文选军之蹂躏，皆不悦其王之纳明遗族，王弟巴哇喇达姆摩（MahaPavaraDhammaRaja）遂弒王自立。然以定国兵尚强，未敢肆虐；而三桂檄适至，缅人因发兵围行在，从官无少长贵贱皆杀之，凡杀宗室诸王以下四十余人，其自缢死者尚不在此数，独留桂王及后妃二十余人，以待三桂之至。明室之悲运，至是极矣！
桂藩之末路大军以是年十一月自木邦进次锡箔，白文选度兵力不敌，已先遁。三桂乃分兵追之，而自督大军抵阿瓦，索桂王益急。缅人为自卫计，即劫王并其家族，渡河送诸军前。三桂凯旋云南，而文选亦为追兵所执，以其余众降，惟定国尚在景线。先是桂王自蛮莫舟行，从官犹千余人，其以无舟不能从者，率崎岖散入他国。方是时，缅甸虽役属东北诸土司，而暹罗、古刺、景迈诸国为世仇。古剌者盖今喀伦，当缅甸东南。而景迈者又元、明以来所谓八百息妇国者也，其居景迈者曰大八百，居景线者曰小八百，皆思乘间倾缅甸。定国既以阿瓦之役不能得志，因欲利用诸国联兵攻之。会桂藩遗臣马九功在古剌、江国泰在暹罗，暹罗王室妻国泰以女，数与定国通殷勤，而九功亦为古剌募兵得三千人，致书定国，愿奉约束。谋定将发，而三桂已拥桂王北去，两国之师并失望而退，定国竟以愤懑病死猛猎。桂王居云南数月，三桂严兵守之，而八旗将士有阴谋推戴者；三桂大惊，立出桂王于市绞杀之，并杀其太子。时太子年十二，临难大呼曰：『我朝何负于汝，我父子何仇于汝，乃至此耶』！时康熙元年四月也。
航海以后之鲁王自鲁王航海以后、郑成功渡台湾以前，此十余年间闽、浙沿海之军事，适与桂藩之局相始终，故复类记之。鲁王之自台州入海也，石浦守将张名振以舟师从，欲于东海沿岸列岛中求一地利可用者以为根据，徐图进取。而是时舟山为黄斌卿所据、厦门又为郑成功领地，皆不乐受鲁藩命。名振不得已，奉王走南澳，浙中遗臣自钱肃乐、张肯堂、阮骏以下，渡海奔赴者复十余人。顺治四、五年间，数遣兵改福建，连下建宁、邵武、兴化、福宁三府一州地，军势颇盛；然未几又为大军所迫，诸守者皆力战以死。至六年九月，鲁王既尽失闽地，复欲图浙东，以舟山扼钱塘江门户，不可不争。于是张名振、阮骏合军次之，斩黄斌卿，鲁王乃得入。温、台、宁、绍间遗民闻之，乘防兵之赴闽也，争起兵自保，依山为险，列寨以数百计，而上虞张煌言之军为之魁；海陆内外相援系，大军颇为所疲敝。当时浙闽总督陈锦奏报，言『海寇登岸，则山寇为之接应，山寇被剿，则入海以避兵锋。交通闽、粤，窥伺苏、松，久为东南之患』。所谓「海寇」者，指张名振；所谓「山寇」者，指张煌言辈也。名振恃舟山之险，谓大军必不能至，乃以八年秋留兵六千，属张肯堂等居守，而自与鲁王大举薄吴淞。会陈锦以全力扫荡山寨，尽破其众，乘大雾渡海。阮骏以舟师逆战，全军尽覆；肯堂等犹坚守十余日，乃死。名振闻变，急回军赴援而城已破，乃与张煌言共奉鲁王赴厦门依成功。
久之，名振病殁，以军事付煌言。于是鲁藩之势衰，而郑成功独强。
郑成功之沿海「侵略」郑成功者，芝龙之子，而其母故日本肥前人田川氏之女也。唐王之立于郑氏也，成功以年少材武得幸，赐国姓，世谓之国姓爷。芝龙既降，成功慨然去儒服，航巨舰，走厦门，出没闽海，与张名振舟山之师相犄角。朝廷数以芝龙书招之，竟不能致。成功虽自以唐藩遗臣故，始终不乐奉鲁监国，而与二张交甚睦。名振卒，煌言以其余众属之，任浙海之向导。成功既连年侵扰福州、兴化间，遂以十三年转略温、台。桂王闻之，自云南遣使航海，封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便宜封拜。成功益治兵谋大举，戈船之士十七万，以五万习水战，以五万习骑射、五万习步击，以万人来往策应，万人被铁甲，绘以朱碧彪文当前锋，金火不能入，纵横海上。会飓发，碎巨舰数十，漂流士卒数千，乃还守厦门。已而闻大兵三道入贵州，度江南无备，乘机复出。十六年五月，由崇明入江。时沿江要害皆置重兵，设大炮，横铁索，阻守甚严。成功以十七舟径进，蔽江而上。六月，遂破瓜洲，犯镇江。于是江宁、苏常诸道援师毕集，以二十二日战于杨篷山，成功兵上陆者二千。诸会援者皆一时宿将，提督管效忠尤以善战闻，所部凡四千人，他镇兵不在此数；而是日激战之终局，援兵存者仅十之一耳。镇江不守，成功留五日，引兵而西。其部将甘辉请北取扬州，断山东之师，南据京口，绝两浙之漕，严扼咽喉，号令各郡，南畿可不战自困。成功不听。七月，抵江宁，谒孝陵。而煌言别率所部，由芜湖进取徽、宁诸路，安徽列城望风纳款者凡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东南大震。世祖幸南苑，集六师，议亲征；而崇明总兵梁化凤以七月二十四日出成功不意，大破之于仪凤门外，擒杀甘辉，成功遂以余舰扬帆疾归。煌言军亦为贵州凯旋兵所败，走航钱塘江出海。成功经营海外十余载，进取之志卒不能达，乃退据台湾，越年竟死。同时鲁王亦薨于台；煌言被执，以不屈见杀（并康熙元年）。由是，沿海防务稍稍息肩。而成功竟以台湾之战，使国姓爷之名（Koｋsing,Koxiga）显于欧洲云。
五、三藩之乱
康熙初年之大势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正月，世祖章皇帝崩，春秋二十有四。皇三子嗣位，是为圣祖仁皇帝，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改明年（一六六二年）为康熙元年。是时明宗室诸王偏安割据者已荡灭无遗，其遗臣之奔走号召以规复为志者，独台湾郑氏而已。海内郡县皆已统一，而开创诸将犹分镇封土，握兵马财政之权，隐如敌国。及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七月，圣祖亲政，渐欲完成中央集权之制，知藩镇强大，非国家之利，阴为之备；而诸藩亦内不自安，诡请解兵纳土，以探廷旨。于是撤藩之论起，而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之变作。
三藩之起源及其势力先是世祖定鼎，东南骚乱，故命大学士洪承畴经略五省，而以定南王孔有德循广西，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循广东，平西王吴三桂循四川及云南。耿仲明以顺治六年七月道死于江西吉安府，而孔有德亦以九年李定国之乱自裁于桂林。有德无子，爵除，而仲明子继茂袭封。及南方略定，承畴偕宗室罗托、信郡王铎尼引禁旅还京师，而诸王各率所部绿旗兵留镇一方。于是三桂王云南，可喜、继茂王广东；寻徙继茂王福建，继茂卒，子精忠嗣：是为三藩并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强，方其入滇之始，军书旁午，朝廷假以便宜，云、贵督抚咸受节制，用人不受吏、兵二部之掣肘，用财不受户部之稽核。其所除授，号曰西选，西选之官遍天下。据桂王五华山旧宫为藩府，置藩庄七百顷，通使达赖剌麻，广市西番蒙古名马，重敛土司金币，开矿榷盐，厚目封殖。乃择诸将子弟及四方宾客颖敏者，教以战术，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子应熊，尚公主，居京师，朝政巨细无所不悉。以是根蒂益固，异志益坚。而尚可喜老病，以兵事属其子之信。之信以酗虐横于粤，耿精忠以税敛暴于闽，皆挟边防为名，岁耗巨帑。统计三藩运饷，岁需二千余万，一切仰诸江南，几糜天下财赋之半。
撤藩之议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三月，尚可喜既受制于其子之信，虑不得自全，乃用其客金光计，疏请归老辽东，留子镇粤，冀见上得目陈。是时，圣祖亲政已数载，春秋日富，习知中外利害与前代方镇得失，数思有以变置，而审慎未发。至是，部议谓可喜归辽，而之信仍拥众留粤，父子分离不便，因请尽徙全藩。三桂及耿精忠闻之，亦于是年七月，疏请安插以相尝试。时廷臣议者或言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平定，未有乱萌，今若将王迁移，则不得不遣兵代戍，如是更调往复，重滋苦累，应请勿徙；而户部尚书米思翰独力主撤藩议，刑部尚书明珠和之。帝以三桂蓄谋已久，不早除之，且为巨患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于是徙藩之议竟决。
吴三桂之发难三桂自以功高，朝廷终不夺其分土，当优诏慰留，既而移镇山海关外之命至，全藩震动，反谋益急。然以滇、蜀阻隘难进，非举兵之地，欲行至中原而后发。因谬为恭顺，阴事部勒；而抚臣朱国治驱之急，词色峻厉，三桂不能堪，遽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袭杀抚臣，移檄远近，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为周王元年，蓄发、易衣冠，贵州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深、云南提督张国桂皆起应之。云贵督臣甘文焜闻变，自贵阳趋镇远，战败自杀。变报达京师，举朝震动，大学士索额图请诛撤藩论者以谢之，帝不许。惟驰诏止闽、粤两藩勿撤，公布三桂罪状，削其官爵，下其子应熊及家属于狱。命前锋统领硕岱驰守荆州、常德，阻其东犯湖广之师；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屯四川，以绝自滇入蜀之通路；而续发大军继其后，以顺承郡王勒尔锦及都统赫业督之：皆十二年十二月及十三年正月事也。
湖南之陷落及其应援三桂既据有云、贵，乃遣部将王屏藩犯四川，遣马宝等自贵州出湖南，以十二年岁除陷沅州。明年正月，张国桂等引兵继进。湖南巡抚卢震弃长沙奔窜，官军之屯湖北者皆畏葸不敢前。于是常德、长沙、岳、澧、衡四府一州先后陷落。同时，四川巡抚罗森、广西将军孙延龄、襄阳总兵杨来嘉各以其守土叛，应之。耿精忠闻之，亦以三月举叛旗，陷全闽。数月之间，六省尽失，中原动摇，当官者无守志。惟尚可喜镇广东，按兵守臣节。三桂闻湖南已定，乃亲赴常、澧间督战，而使其将吴应麒严守岳州，扼洞庭峡口，以当江北官军；官军云集荆州，莫敢渡江。然三桂以子孙并质京师，冀免其诛，又年老持重，不欲轻去云、贵根据，故当发难之日，尝以疏付撤藩使者折尔肯还奏，有所陈请。及既得湖南，又下令诸将毋得北进，冀期廷裂土议和，画江为国。而圣祖深知三桂狙诈，不欲苟且息兵，遂以四月赐三桂子应熊及其长孙世霖死。旋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助顺承郡王进图岳州。三桂乃分兵，一由长沙出江西，一由四川窥陕西。其出江西者，分扰袁州、吉安境，与耿精忠之军合，陷三十余城。而陕西提督王辅臣又以是年十二月举兵宁羌，遥附三桂。于是东西响应，寇氛益张。
陕、甘骚动与长沙攻守先是朝廷以四川助乱、陕西摇动，当严为警备。乃使大学士莫洛率绿营步兵驰往经略，使贝子董额率满骑继进。而三桂将王屏藩骁勇善战，与西安将军瓦尔喀相持于川北，数出偏师，绝粮运、断栈道，官军饷缺有哗溃者。辅臣阴生异志，以索饷为名，鼓众攻杀莫洛于宁羌。董额逡巡不敢袭，尽留诸军困守西安。辅臣自据平凉，而使其党分陷各郡。三桂闻之，赂辅臣犒师银二十万，又令王屏藩等出汉中相援应，甘肃尽陷。董额与辅臣相持一年不下，至十五年，朝廷乃以大学士图海为定远大将军，任西征事，节制董额以下诸军。时三桂方欲乘辅臣之变，取道川、陕，入犯京师，乃留兵七万守岳、澧诸水口，以拒荆州之军；又留兵七万守长沙、醴陵、萍乡，以当安亲王岳乐江西之师；使杨来嘉等进掠郧阳，而自赴松滋调度，欲以通西北之寇。及图海至，督诸将一战，大败辅臣等于平凉城北，辅臣遂以是年六月乞降。王屏藩等遁还汉中，陕、甘略平；而岳乐复乘三桂西上，定江西边郡，由萍乡、醴陵进攻长沙，湖南震动。三桂既不得志于西北，又闻长沙急，乃由松滋回军，尽调诸将会援。荆州军乘之，稍稍南进，扼江湖之险，长沙垂克，而未几松滋舰队自上游来援，荆州军遽借口溽署引还。三桂又遣其将高大节东陷吉安，以断岳乐之后路，攻守之势复变。
耿精忠之叛服耿精忠之叛也，以都统马九玉、总兵曾养性、白显忠三人为其爪牙，分三路出寇。即养性出东路，据浙之温、台；显忠出西路，据江西之广信、建昌、饶州；九玉出中路，据浙之金、衢。又约台湾郑经，与潮州总兵刘进忠内外夹击广东，声援甚盛。十三年六月，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博喇塔为宁海将军，赴浙进讨，旷岁无功。朝廷数遣敕使招抚，悉见拒不受。会精忠与郑经有隙，经夺其漳、泉、汀、邵诸府，杰书等乘其内乱，遂以十五年九月进攻九玉于衢州，破其众数万。同时白显忠亦为安亲王岳乐所困，穷蹙乞降。精忠既覆两路之师，又内迫于郑氏，闽地几失其半
，恇惧不知所为；乃遣其子显祚诣大军献总统印，自请随官军剿「海寇」赎罪。曾养性闻之，亦以温州降。郑经遂以翌年为闽师所迫，弃漳、泉诸府，退守厦门。浙、闽告平。
尚之信之叛方十四年精忠与郑经同盟侵掠广东沿海，同时吴三桂亦遣故广西提督马雄进兵肇庆，夹攻可喜。可喜自三桂举兵以来，始终与之反对，尝执其使者，奏其诱降之书；又虑之信不可恃，疏请以次子之孝袭封，朝廷深倚赖之，进封亲王。至是可喜东西受敌，又内制于之信，力不支，因自陈衰病将不起，乞江西官军往援，诏以将军觉罗舒恕及副都统莽依图赴之。军至而之信已变，受三桂招讨大将军号，改帜易服，严兵守可喜府，移檄诸郡。是时尚之孝军惠州，两广总督金光祖及舒恕军高州，莽依图军肇庆，精锐不下二、三万，足以合力制之信。而光祖阴受三桂密札，牵制诸军，使不得进。之信势大振，江西援师引还，光祖遂与抚臣佟养巨并降于三桂，三桂封之信辅德亲王，趣之出师，恃为后劲，可喜竟以忧愤卒。
广西之战局孙延龄以十三年春据桂林附三桂；未几，提督马雄亦以柳州应之。三桂封延龄临江王，以雄为东路总督。延龄故与雄有怨，虽共事而畏其逼己，猜忌日深。延龄妻孔四贞，故定南王有德女也；日夜以朝廷恩德为言，劝之反正，延龄意动。马雄讦诸三桂，谓延龄有异志，当急图之。三桂乃使其从孙世琮，引兵赴广西。世琮遂以十五年十二月入桂林，擒杀延龄。先是庆阳知府傅宏烈当三桂未叛时，尝劾奏其不法状，坐妄言流徙苍梧。及三桂反，广西响应，宏烈阳受三桂职，而阴募义勇，图恢复；寻集兵五千人，移檄讨贼，自请任广西军事。诏授宏烈广西巡抚、抚蛮灭寇将军，增募义勇，便宜行事。会尚之信反正，官军集韶州，得分兵赴援，宏烈领所部兵万余，累克浔、梧诸郡。援军乘之，进围平乐，与世琮相持。
江西、广东之复定高大节既陷吉安，使其党韩大任守之，而自率所部乘间出战，以少击众，官军当之者辄挫。大节寻与大任不相能，屡为所谗，发愤竟死。大任不敢出战，吉安遂为官军所围。十六年（一六七七年）四月，大任溃围出，寻降。时耿精忠、郑经先后或降或走，闽地全定。而尚之信亦苦三桂征饷，颇萌悔志，阴通款于江西官军。诏以莽依图为镇南将军，自赣州入广东受之信降，而又令都统赖塔领漳、汀守兵赴潮州应之。于是江西、福建之师同时入粤，之信遂以十六年六月率军民迎降军前。
三桂之末路三桂既失陕西、福建、广东三大援，又失江西，其领地自云、贵而外，独有四川、湖南及广西之一部而已。又自军兴以来，东西调发，财用渐竭，川、湖赋税不足以供军需，情见势绌，恐诸将解体，欲伪示威，重维人心。乃以十七年（一六七八年）三月建号即位，以衡州当兵冲，自长沙徙都之，改为定天府，置百官，封诸将。是时，诸道官军专力湖南，安亲王岳乐复浏阳、平江，将军穆占以陕西、荆州精兵进拔永兴等县，简亲王喇布遂自南昌进屯茶陵。于是湖南东南边境诸州县，自平江至蓝山悉为官军所得。而永兴为衡州门户，相距仅百余里，三桂所必争，乃遣马宝等悉锐环攻，昼夜不息；至八月，城垂陷，而三桂暴卒。诸将解围赴衡州，聚谋迎其孙世璠于云南立之。初，十四年陕、甘之变，四方骚乱，圣祖欲亲征，驻跸荆州，就近调度；而廷臣以为京师根本重地，车驾远出，恐有讹言奸宄窃发，固请毋行。及三桂僭号，圣祖慨军旷日持久，复下亲征之令。廷臣又以贼势日蹙，无劳远出为请，帝未决，会三桂死，乃止。
三路入滇世璠既立，不敢留衡州，退居贵阳，恃川、湖、广西为屏蔽。然自三桂殁，部下失措，无能定战守之策者，官军势益振。于是湖南则安亲主，广西则传宏烈、莽依图、赖塔，四川则平凉提督王进宝、陕西提督赵良栋皆累战累捷。十八年（一六七九年）正月，吴应麒自岳州走常德，寻复弃城遁，长沙、衡州相继下。同时，宏烈等亦克桂林，走世琮。而王屏藩守汉中，以饷运不继，又为王进宝所迫，退守保宁；翌年（一六八○年）正月，遂自杀。良栋亦以是月克成都，三省略定。是年三月，诏安亲主率所部大军之半凯旋，而以贝子彰泰代之。三道之师合趋云、贵，即彰泰以平定湖南之师，自沅州出其东；赖塔以闽、粤之师，自南宁出其南；而良栋以川师出其北。十月，湖南官军由平越趋贵阳，世璠偕诸将走云南，官军乘胜西进。翌二十年（一六八一年）正月，与赖塔军会于曲靖。二月，抵云南；世璠据五华山宫城，誓死守御，累月不下。至九月，良栋已尽逐川南诸寇，进与湘、粤之军合国，攻益力，以十月克之。世璠自杀，马宝等为俘，寻磔于市，云、贵悉平，班师。于是，康熙十二、三年以来蔓延十省之大乱，全归镇定，而台湾郑氏之独立遂不旋踵而覆矣。
尚之信之伏诛尚之信既降，复怀两端，官军征湖南时，趣之出援不赴；比永兴危急，又坐视不救。三桂死，始听调遣，从征广西，驻军武宣。会其弟之孝谋袭藩位，令藩下人张士选赴京告之信心怀怨望，放言讪上。都统王国栋者，故之信私人；至是亦助之孝，发其罪状。十九年三月，诏侍郎宜昌阿等驰往按问。之信闻命，自武宣还广州，上疏抗辩，诏令至京对簿。而藩下总兵李天植怒国栋谗构，诱杀之。事闻，天植坐谋反伏诛。之信遂以是年八月赐死，之孝并坐褫职。
耿精忠之伏诛耿精忠之降也，以请剿海贼立功赎罪为词，康亲王杰书奏复其爵及所属官职如旧。朝廷乃以耿昭忠（精忠弟）为镇平将军，驻守福州，而使精忠率所部从征；旋收复兴化、泉州、漳州，遂郑锦入台湾，移师征潮州。会尚之信以广州反正，潮州之刘进忠亦降，精忠遂驻守其地。十六年四月，康亲王议令将军赖塔守潮，而撤精忠还福州。圣祖虑其疑惧生变，诏勿撤。十一月，藩下参领徐鸿弼等遣人赴部，首精忠归顺后尚蓄逆谋，列罪状五款。同时昭忠亦以鸿弼首词，具疏入告。圣祖留疏不发。十七年春，召昭忠还京，仍命精忠还驻福州，而密谕康亲王令之自请入觐。十九年八月，精忠入朝，以藩兵授所属都统马九玉辖之。圣祖乃以前此留中诸疏下法司勘问，部议黜爵磔死。然圣祖以九玉尚握兵柄，不欲遽发，命系精忠，待鸿弼等至京对簿。明年十月，大兵平云南，九玉亦解任归旗。于是台官交章言三桂宜戮尸，精忠及其党应按律议磔，而大学士明珠亦极言精忠罪在不赦；乃诏析三桂骸骨颁示海内，而磔死精忠于市。
封建潘镇之全废三藩既平，朝廷尽籍藩产入官，充军饷，撤藩兵回京师，而于福州、广州、荆州等处各设八旗兵驻防。自是不复以兵权土地世予臣下，凡亲贵功臣毕留京师，宗室自亲王以下至奉恩将军，爵凡九等，有俸、有庄田。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骑尉，爵凡二十六等。虽世袭有差，实际上无几微之权势。由是前代封建之弊绝。其任全国之守备者，则各省有提督、总兵等官，以统绿旗；各要地有将军、都统等官，以统驻防八旗，然皆掌兵柄而不擅财赋，且与文臣互牵制焉。由是前代藩镇之弊亦绝。中央集权之制，至是渐完密矣。
六、台湾之收服
郑氏占领以前台湾之历史台湾自郑氏占领以前，为马来种生番所据，未尝受中国之统治。隋大业中，虎贲将陈棱尝一至彭湖，东向望洋而返。「宋史」谓彭湖东有毘舍那国，即其地也。元置巡司于彭湖，明初废之。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和兰人既据南洋诸岛为贸易地，欲求商港于中国，乃以十七艘之舰队谋犯澳门。时澳门已为葡萄牙人极东贸易之要地，当兰人来侵，中国兵与蒲人协力拒之。兰人不得志，退入彭湖（西名Ｐescadores，蒲语渔夫之义也），筑城居焉。寻又为明军所逐，土人复起攻之，乃以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退据台湾（西名Formosa，亦出蒲语，译言美丽）。自是以来，兰人次第开拓，先筑安平城（FortZealaudia），旋筑赤嵌城（FortProvintia），又遂西班牙人于岛外，台湾全土归其掌握。乃改革行政，宏布宗教，授土人以兰语，成绩颇着；而是时中国大陆兵乱渐起，避难来住者日以繁衍。于是中、兰两国之移民势力相敌，而郑成功终以战胜之结果，据有其地。
郑成功与和兰之战争顺治十七年，成功自江南败归，使其子经留守厦门，而自以舰队向台湾。是时，兰人哥依德（Coyet）为台湾知事，怒岛人与成功相通，下令捕治，中国移民皆不服。会知事所属会计员负债巨万，恐发觉无以偿，乃走报成功，请为向导。成功览其地图，叹曰：『此亦海外之扶余也』。十八年六月，成功以兵二万五千自安平附近上陆，断安平与赤嵌之交通。赤嵌城先下，兰人守安平，而告急于巴达维亚（Ｐatavia）。巴达维亚总督遣兵舰七艘、兵七百人赴援。会中国边吏致书哥依德，求合兵先逐成功余众之扰大陆沿海者，然后攻其本营，兰人乃分兵舰五艘应之；成功乘机悉锐还攻。于是安平陷重围者已九月，兵士死者千六百余人；哥依德知不能敌，遂以城降。自天启四年，兰人占领台湾以来，至是凡三十七年，尽失其所有权。郑氏台湾之经营成功既占领台湾，内则组织政府，兴农业、修兵备、定法制、建学校，用处士陈永华为谋主，筑馆舍以居明宗室遗臣之渡海来归者，以赤嵌城为承天府，污莱日辟。外则置兵守金门、厦门两岛，与相犄角；又通使斐律宾群岛，求聘问于西班牙总督，欲以得海上之应援。朝廷知成功终不可致，顺治十八年，诛其父芝龙，并诛郑氏子弟在京者，而诏徙福建沿海三十里内之居民于内地，禁渔舟商船出海，将以坚壁清野之法困之。于是沿海商民荡析流离，又失海上鱼盐之利，颇相疾苦。张煌言因遗书成功，趣之内渡，谓：『弃此十数万生灵不收，安用争夷岛；且苟安一隅，恐将来金、厦亦不可守』。而成功以台湾初定，虑兰人来袭，未暇争霸大陆。翌康熙元年，成功卒，春秋三十有九，长子经自厦门入台嗣立。是年，监国鲁王亦卒于台。二年，桂王亦被难，而经犹奉其永历之号，巩固海外。
福建之侵扰其后三藩事起，耿精忠据福建，乞援于郑氏，许以漳、泉二府酬之。台人大喜，亟渡海而西，与耿氏合攻广东。既而精忠背约，经请漳、泉不得，于是反兵自取之。福建故属郑氏势力，其旧部多有存者，海澄总兵赵得胜与其属刘国轩、广东潮州总兵刘进忠皆叛附经，经乘势取汀州、邵武等府。会精忠反正，与康亲王杰书合军攻郑氏，遂以十六年收复漳、泉以下诸府。经退守厦门，旋复遣将出没沿海。十八年，经将刘国轩等分道入犯，以六月下海澄，分围障、泉。杰书驻军福州不敢救，而巡抚吴兴祚与将军赖塔出安溪间道，解泉州之围。总督姚启圣、提督杨捷夺漳州险要，国轩还据海澄，守一年不下。时三桂死，官军复岳州，湖南水师无所用。诏水师提督万正色督战艘二百，由海赴闽，与启圣、兴祚等会军攻之，遂以十九年三月克海澄；郑经及国轩弃金、厦二岛，归台湾。
招抚之议方郑经之初立也，朝廷遣疆吏贻书招之，经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薙发易衣冠，议遂中辍。至是，赖塔复与经书曰；『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龃龉。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睠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殄，中外一家，豪杰识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薙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患，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经报书请如约，惟欲留海澄为互市公所；而姚启圣持不可，议复寝。启圣督闽，务欲灭郑氏，收台湾为功，数遣刺客谋暗杀，事皆无效；而经竟以康熙二十年正月卒，于是王位继承之争起，郑氏遂败。
郑氏之内乱先是经连年用兵在外，用陈永华言，以长子克■〈臧上土下〉监国。克■〈臧上土下〉长而才，然乳婢出也。方成功在时，已有构之者，谓臧孽贱，不当为世孙辱国。及■〈臧上土下〉监国，礼贤恤下，谨法令，物望颇归之；而群小惮其明察，益不利其立。至是经卒，侍卫冯锡范首以计罢永华兵柄；永华忧死，克■〈臧上土下〉失败。时成功妻董夫人尚在，复入间言，遂袭杀克■〈臧上土下〉，而立经次子克塽为延平郡王。塽幼弱，不能莅事，事皆决于锡范，人心益失。启圣闻其内乱，又知水师提督旋琅习海道可用，请乘机出师；而内阁学士李光地亦以是为请，征台之议始决。
郑克塽之降二十二年六月，施琅以战舰三百、水师二万，自福建出发，乃定先下彭湖、次攻台湾之策。时刘国轩在彭湖，沿岸筑垒，环二十余里，间垒设炮，又列战舰据诸港，守御甚严。琅督诸军鏖战七昼夜（自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焚敌舰百九十余艘。国轩力不能支，乘小艇渡台，官军遂据彭湖。七月，台人遣使议降，施琅、姚启圣以闻。八月，敕至，琅遂率众渡台受降。于是国轩及冯锡范等拥克塽出受诏，缴上成功所受明延平郡王印，藉土地户口府库军实以献，时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也。自顺治十八年，成功逐兰人据全台后，其独立之局凡二十三年。诏封琅靖海侯。克塽入都，隶汉军，封海澄公。克塽死而爵除，其子孙至今尚存云。
施琅之建议台湾既平，廷议以其孤悬海外，易薮贼，欲弃之，专守彭湖。施琅以为『中国东南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之为患有形，海之薮奸莫测。台湾虽一岛，实腹地数省之屏蔽，弃之则不归番、不归贼，而必归于和兰。彼恃其戈船火器，又据形胜膏沃为巢穴，是藉寇兵而资盗粮也。且彭湖不毛之地，不及台湾什一；无台湾，则彭湖亦不能守』。由是设一府三县，置吏治之，隶福建布政使。然其地僻远，又受治日浅，奸宄时时窃发。共乱事之较著者，则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二年）朱一贵之乱及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林爽文之乱是也。今撮其颠末，附诸本篇。
朱一贵之乱康熙末，台湾知府王珍税敛苛虐，滥捕结会及私伐山木者二百余人，处以死刑。凤山县民黄殿等利一贵朱氏，称为明裔，奉之作乱。以五月六日陷府城，总兵欧阳凯战殁，凡七日而全毫尽陷。一贵自称中兴王，号永和。六月，水师提督施世骠及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先后自厦门渡海，会于彭湖。时台中闽人、粤人互相雄长，各地乡兵义勇争起拒贼，廷珍等乘之，自彭湖进克安平镇，旋以是月二十二日恢复府治，一贵等伏诛。廷珍因建议诸罗（嘉义）以北地险兵单，难以控制，宜割为二县。乾隆（按：应属雍正之误）中，朝廷用其言，始分诸罗北境为彰化县，又北增淡水厅；即后日之台北府，为故台湾巡抚所驻者也。
林爽文之乱林爽文者，彰化巨族，以豪富雄一方。聚众结秘密社，号曰天地会，横行数十年，吏不敢问。乾隆五十一年，总兵柴大纪谋发兵捕之，而先焚无辜村聚以相怵。爽文因众怒，举兵反。十一月二十七日，陷彰化，寻又陷诸罗。翌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年）正月，大纪累战破贼，遂复诸罗。诸罗为府城北障，贼众十余万复来攻之，志在必得。大纪善战，与城民固守，亘半载不下；诏改诸罗为嘉义县。是年冬，总督福康安及将军海兰察奉命赴援，遂以十一月解嘉义之围，以十二月擒杀爽文以下数十人，台湾复定；而大纪为福康安所构，竟罗重辟。盖自明季至国初，台湾易主者凡三，而后始为本朝之领土。又自姚启圣建议征台以来，用兵凡三，而后始奏底定之功，收生聚之效。固以见国家之得之者，若此其不易也。
七、中西国际之由来
古代中西之交通当明与本朝代兴之际，中国历史上渐开一振古未有之变局，即西洋诸国人之渡来是也。前此千余来间，欧、亚两大陆未尝无一二交通之事实。西人至中国者，唐贞观中则有景教僧阿罗本。元初，则有威尼斯巨商尼哥罗博罗（NicoloPolo）父子。而马哥博罗（MarcoPolo）留仕元室，淹居吾土者前后且二十余年，其所著旅行记，一时颇动欧人之耳目。然此不过艰苦卓绝之旅行家，旷代一至，于国际上无几何之关系，未得谓为近世东西交通之起源也。东西交通之就绪，实在印度航路发见以后；而发见此航路者为葡萄牙政府之力，故交通中国者亦以葡萄牙人为最先。由是而和兰人继之，英吉利人又继之；而西班牙人亦籍马尼剌（Manila）为两国之媒介，间接以行其贸易。今欲讲明中西国际之由来，则当就此等国民次第东来之历史略述之。
印度航路之发现欧洲中古之时，威尼斯及热内亚诸商之往来印度者，其航行之路有二：一则取道埃及而出红海，一则由黑海取道美索不达迷亚而出波斯湾是也。自东罗马帝国灭亡以来，黑海地方之通路为土耳其人所扼，欧人之从事印度贸易者，不得不更辟他途以通之。是时，航海之术、物理之学日益精核，乘时有为人士，争以捷足先至、垄断市利为其目的。于是哥伦布以地圆之理，游说西班牙政府资其舟楫财用，以求诸大西洋。而葡萄牙政府亦以累代奖励航海之故，使非洲西南海岸次第发现；其臣华士哥德噶马（VascodaGama）卒以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年）通过非洲之南端，以达印度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Coast）之古里（Calicut）。是为欧、亚海路交通之始，实东西交通史上至要之事实也。
葡人通中国之始自噶马发现印度海岸以后，葡王以马弩利第一东略之志益锐。弘治，正德间，遂县卧亚（Goa）、略马剌加（Malacca），设印度总督以掌贸易拓殖之务，置僧正以综理东洋布教之事，势力及于苏门答腊（Sumatra）、爪哇（Java）诸岛。自马刺加占领后五年，葡人剌匪尔伯斯德罗（RafaelPerestrello）遂附帆船入中国，是为欧洲船舶内渡之始，时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也。其翌年，印度总督埃布尔勒基（Albuqu-erque）复遣使臣比勒斯，求与明廷缔约，遣卧亚市长匪地难德安剌德（FerdinandAn-drade）测量中国港湾。两人之至广东也，地方官颇欢迎之，使碇泊上川岛（ShangchanorSt.John'sIsland）。又明年，匪地难德弟西蒙（SimonAndrade）者踵至，有暴行，大为吏民所恶。先是，武宗闻比勒斯之至，使留广东待命；及西蒙事作，遂遣使鞫之，坐以间谍，下诸狱。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遂下令放逐葡人于境外。未几令弛，葡人来者益多。嘉靖中，广东附近有葡人居留地三，即上川、电白（西史作Ｌambacao）及澳门（Macao）是也。十余年间，电白贸易为诸港之冠，葡商寄居者常达五、六百人；及澳门兴盛，遂驾电白而上之。
澳门互市之起源当时广东而外，沿海诸省为葡商所出入者，则宁波、泉州等地是也。居宁波之葡商，或结党四出，诱掠妇孺，居民大愤，争起复雠，以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屠教徒万有二千，焚葡船三十七艘；而泉州之葡人，亦以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为吏民所逐。于是澳门独为葡人极东贸易之要港。澳门互市之起源，盖在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是时，都指挥黄庆者，得葡人巨贿，为请于上官，始以濠境（即澳门）为通商之地，年科地租二万金。其后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葡船有遭风涛之害者，以贡品被水为辞，请于海道副使汪柏乞地暴之，自是展境益广。至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年），中国政府始于澳门附近筑境壁为区画，置守吏焉。而西史或言嘉靖时，澳门故为海寇所据，地方官假欧人之力讨灭之，故以其地割与欧人为酬功之具云。
西班牙人之渡来方葡萄牙人开辟印度航路、垄断东洋贸易之全权，同时西班牙政府亦次第发见亚美利加大陆，取墨西哥为殖民地，一意西进，以求达其世界回航之目的。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年）当西班牙加罗第一之时，其臣墨加蜡（Magalkaes亦作麦折伦Magellan）者，始率舰队，自大西洋出亚美利加南端，进达太平洋，凡航行三十三月之久，而至马来群岛之息布（Cepu）；是为欧洲至东亚西南航路开通之始。墨加蜡旋为土著所杀，其徒众以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越印度洋而归。于是加罗第一以太子非利布之名，名所至群岛曰斐律宾。终加罗之世，西班牙舰队至斐律宾者三，然仅得出入其地而已，未暇占领也。及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非利布立（是为非利布第二），益经营四方，逞其远略。其将勒迦斯比（Legaspi）遂以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占据斐律宾，定马尼剌为列岛之都会。是时，中国商人往来南洋者获利甚巨，沿海慓悍之民，或以武力恣其暴取。及西班牙人至，斐律宾海陆间遂为两国民之战场。
李马奔之斐律宾战争明室叔季时代，中国国民有以匹夫之势力，与欧洲雄国为敌者，后则郑成功之与和兰，而前则李马奔之与西班牙是也。李马奔者，泉州人，故海贼渠魁，数出没远近，从事劫夺。会海上有帆船来自马尼剌者，为马奔所掠；马奔即以捕虏为向导，率帆船武装者六十二艘、水陆兵各二千、妇女千有五百，进征斐律宾。万历二年冬（一五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舰队达马尼剌湾，马奔使部将日本人庄公（Ｓio-co）将兵六百先入。时暴风起，舟多覆者，溺杀几二百人。庄公以残兵薄马尼剌城外，进殪西班牙副将，西兵走保桑的亚哥（Santiago）。会接军一队至，庄公以为大军也，稍稍引退。西兵乘势追击，血战亘数时，庄公收败卒，退合李马奔之本营。时勒迦斯比已死，其孙温萨尔塞特方经略吕宋北部；及中国兵迫马尼剌，急还谋防御之策。西十二月三日，两军战备已就，马奔集部将，下进击之令。庄公引兵千五百人登岸，纵火市街，围其堡垒，而舰队自港外发炮助攻，庄公遂以所部入城。西军殊死战，庄公阵殁，马奔复发兵五百继之，终无功而退。于是马奔收余众，航吕宋岛西岸。数日，至亚格诺（Agno）河口，降服土人，得河上四里地，筑城居焉。萨尔塞特闻之，复大举来薄，马奔知不敌，乃留兵城中，牵制敌军，而乘间出海遁。其留者走匿深山间，至今斐律宾有伊哥罗德支那人种（Igorrots-Chinese)者，其苗裔也。
中国与西班牙交涉之始方马奔之据亚格诺河口也，福建总督闻其势盛，发舰队侦之。西班牙人闻中国舰队之至，欲乘机与订通商条约，乃邀使者至马尼剌，谒其知事。使者言通商事当就督臣议之，请俟舰队归国之际，简信使与俱。于是知事以僧侣马丁拉达等为使，赍书翰贡物，附闽舰内渡，求缔商约；是为西班牙遣使中国之始，时万历三年（一五七五年）也。其后万历八年（一五八○年），西班牙王非利布第二复遣马丁伊格奈条（MartinIgnatius）来申前请，而先后并为葡人所间，不得要领。然中国商船往来斐律宾自若，故马尼剌遂为两国之市场。先是，西班牙政府之得斐律宾也，以为墨西哥殖民地之附庸，凡斐律宾行政补助费及商品代价，悉取诸墨西哥，岁额二百五十万圆。以故墨西哥银币充溢马尼剌，复经南洋商人之手以输诸中国。今墨银之通行内地者，由此起也。
和兰之经略南洋正、嘉以来，东洋商利，殆为葡萄牙人所独擅，既如上文所述。然葡人之经营拓殖，专以暴力制胜；及拓地既广，国力不足以维系之，故不久中衰，而和兰、英吉利两国代之而起。和兰故西班牙领土，以宗教纷争之故，于万历九年（一五八一年）脱西班牙政府之羁绊，宣告独立。方葡萄牙商业盛时，其都里斯本为东洋百货所萃，和兰、英吉利诸商率就其地为稗贩之业。然自万历八年（一五八○年）西班牙王非利布兼袭葡国王统以来，有辖治比勒尼全半岛之主权，以和兰人为其叛民故，务有以困之。遂于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下令禁兰人出入里斯本。兰人既失稗贩之利，势不得不自辟商路，直接与东方诸国贸易；而是时林斯哥敦（JanHuigenVanLinsikoten）、好德曼（CorneliusHoutman）之徒，并以游历外国，习识海程为全国提倡。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亚摩斯德登诸商始创「私立东印度会社」，从事探险。好德曼遂以是年回航南非，经苏门答腊至爪哇西岸，巡览而归。自是兰船东渡者不绝。至万历三十年（一六○二年），东印度会社得政府公许，有于殖民地置兵除吏及与所在国君主宣战媾和之权，遂自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列岛（Moluccas）逐葡人而有之。寻以万历末年（一六一九年）建巴达维亚府于爪哇，以为诸贸易地之中心。于是西自印度之马拉巴尔海岸、东至日本之长崎，其商港相接，海上权力极盛一时。
兰人与本朝之交涉兰人既席卷马来西亚群岛，所至排斥他国，恣其独占；而在澳门之葡人，以有中国兵援助故，得保其位置。兰人不得志于澳门，乃经营台湾，以伺利便。会本朝定鼎与内外更始，旧教牧师有马尔底尼者自中国入巴达维亚，盛道新政府之开通。兰人方以广东交涉之途为葡商所遮，苦不得间，及闻牧师言，遂欲遣使北京，与政府为直接之谈判。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兰使哥页（Coyer）及开泽（Keyzer）二人始自爪哇抵京师，觐见世祖，以互市为请。廷议许和兰商船八岁一至，船数以四艘为限，他所请皆不得行。其后，台湾为郑成功所夺，福建沿海连年被其侵略，兰人数遣舰队助大军攻金、厦，削郑氏势力，以是挟功求报酬。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其使臣诃伦（ＶanＨoorn）复以巴达维亚总督之命，议约北京，竟略无所得而返。
英人之东渐英人之从事东洋探险，殆与和兰人同时；惟和兰人所经营者，以马来西亚群岛为主，而英人所注意者则在印度。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年），托马斯士德芬（ThomasStephens）者始至印度，英人得自其通信中知商况之梗概，进取之志由是生。方和兰之独立也，英女王伊利萨伯以宗教上之关系为其后援，故英、西交恶。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年），西班牙之无敌舰队为英军所歼，英人于海上之威望坐是骤增；而是时西、葡合并，葡人之东洋商利为西班牙财赋所从出，故英人欲籍战胜之势，进覆其根据。会和兰暴兴，南洋贸易为其所持，其出品之行售欧洲者，价腾贵至倍蓰，英人益不平。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伦敦商人集议组织东印度会社，与兰人竞争。至翌年（一六○○年）成立之顷，其资本金仅七万镑而已；而以累次远航之结果，得于爪哇及印度沿岸行其贸易，赢获日富。顾其在爪哇等岛地者，始终为兰人所排斥，不能得志，独于印度大陆所在奏功，其势力远出他国之上。
中、英交涉之起源中、英之互市，自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虎门之役始。先是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英女王伊利萨伯虽尝一遣使节奉书明廷，然不能达其目的。其后，英人以经略印度之故，与葡人相冲突，战争连年不绝。于是卧亚总督以屡败之余，与英人缔休战条约，许英船有出入澳门之权利。崇祯十年，英人威代尔（Ｗeddell）者率舰队至澳门，携卧亚总督书谒其知事，葡人拒不纳。威代尔乃思与广东大吏相交涉，而葡人复谗构其间。当英船之至虎门也，守者遽发炮击之；激战数时之后，炮台遂陷。其终局，英人以所得战利品还付中国，而中国亦允英人通商。然未几鼎革之乱起，海内骚动，故外国贸易为之中辍。至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东印度会社遣商船一艘至厦门，无功而返。会郑经在台湾，颇讲外交之策，英人与订约，得以安平及厦门为出入地。而台湾新辟，物产贫乏，故安平贸易不久旋废，而厦门独盛。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英人始议于厦门建商馆；然以本朝干涉之故，事卒不成，惟其商船得以时间至而已。
基督教之传来自基督教入中国，而宗教问题常为近世国际上纷争之要点；故其传来之次第，亦吾人所欲知也。基督教义之最先流布中国者为乃斯德利安宗，当盛唐之世，已风靡一时，所谓大秦景教者也。然乃斯德利安宗之在欧洲，尝为宗教会议所排斥，固非基督正宗。及唐会昌五年（八四五年），下诏严禁，而其徒遂绝迹于中国。尔后，蒙古帝国兴，东欧地方被其蹂躏，罗马教皇及列国君主思以宗教之力怀柔之，数遣教徒为议和使，试其游说。于是若望高未诺（JohnofMonteCorvino）者，以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年）得元廷许可，布教北京，建礼堂焉。罗马加特力宗之入中国，自此始。然元亡，而布教事业亦因之中止。及东西航路既通，欧人东渡者日众，商业所及，宗教随之。而是时加特力宗方以路得宗之抗议，失势力于欧洲；其徒有志者，因欲转入他土收其义法，而耶稣伊德社（Jesuit）传布最力。加特力宗之得蔓延于东洋诸国者，皆此社之为也。
利玛窦之布教事业是宗之再兴于中国也，实以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cci）为其初祖。中国所谓天主教者，即玛窦所倡也。先，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耶稣伊德社东洋布教长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Xavier）自卧亚内渡，道死于上川岛。其后任范礼安（Valignani）乃遣玛窦及罗明坚（MichaelRuggieri）入中国，绍其遗志。玛窦等以万历八年（一五八○年）至广东，留滞肇庆，服桑门衣，习华言，以其暇说教。罗明坚寻以事归，而玛窦遂易儒服，入南京，与其徒王丰肃（AlphonsusVagnoni）游说荐绅间，日见尊信。南京礼部侍郎沈■〈氵寉〉奏：『陪京都会，不宜令异教处此』。疏入，不报。万历二十八年（一六○○年），玛窦始与其友庞迪我（DidacusdePantoja）来北京献方物及基督画像。神宗念其远来，礼遇甚厚，令得于京师内外崇建礼堂。朝官徐光启、李之藻辈并服习其说，折节与游。玛窦能属文，颇有所论述。又其布教常斟酌中国习俗、古义而调和之，故成就有足观者。光启、之藻又从之译受「乾坤体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诸书行世。是为泰西科学输入中土之始。
明末天主教传布之概况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年），利玛窦卒，而天主教徒亦颇为朝议所攻击。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遂下令放逐；终以光启调护之力，至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事得解。是时，宣教师留京者，自庞迪我外，有熊三拔（Sab-bathinusdeUrsis）、龙华民（NicolausLongobardi）、阳玛诺（EmmanuelDiaz）、邓玉函（JoannesTerrenz）等更相应和，气类甚众。而德意志人汤若望（JoannesAdamＳchallvonBell）又以后至，能承其业。原诸人之所以见重于当时者，盖非以其宗教而以其学术。彼等皆明习历法，旁通百技，能为时用。李之藻尝称：『其所论天文、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度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当时士丈夫既以从善服义之公心盛相推许，而朝廷亦利用之，使当司天之任，或令铸巨炮佐军用，故其布教亦得无阻害。盖至崇祯末年，而臣民之奉教者逮数千人，其中宗室一百十四人、宦官四十人、显者十四人云。
国初天主教之废兴鼎革之交，布教事业颇为兵乱所间；而宣教师之在北方者，以归命新朝故，得保其位置。若望又以历学受世祖宠遇，掌钦天监事，尊为通元教师。而其在南方者，则以桂藩为之护法，传习不替。当桂藩末路，王太后尝以宣教师之介绍，致书罗马法王祈福，其信仰之深略可推见。然自司天之职为西人所主持，学者颇以废绝古法为憾。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回回教徒新安人杨光先上书攻击，若望论磔，以前勋仅得不死，其徒并连坐禁锢。会圣祖亲政，诸连坐者，以大赦被释。于是南怀仁（Ferdinanc！usVerbiest）者复疏论钦天监推算乖谬状，较验得实；怀仁遂以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任监副。朝廷知此辈博习可用，自治历以外，凡外交通译及测量境土之事，悉以任之。而此辈亦谨守玛窦遗法，不强使奉教者尽变中国习俗礼式。以故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全国信徒不下数十万人云。
八、嘉庆朝之叛乱（摘录）
海贼之起原当教匪发难、西北骚动之际，而东南沿海有海贼之乱，共剧烈盖亦不下于教匪。自康熙二十四年海禁大开，内外市舶往来江、浙、闽、粤沿岸者不绝。及乾隆末，安南阮光平父子以力征经营得国，生财政上之困难，不得已而以盗贼政略为补苴之策，乃招濒海亡命，资以师船，诱以爵赏，令劫近海商舶佐国用。自是夷艇出没粤海，夏至秋归，大为商民患。已而内地悍民附之，或受安南总兵若王侯敕印，为之向导，益深入闽、浙，有凤尾帮、水澳帮等目。朝廷未尝不知安南政府发纵指示之罪，顾以西事方亟，不暇穷治，惟责地方大吏自为防御。五年六月，贼艇百余艘聚偪台州，将登陆。定海总兵李长庚以三镇水师乘飓风雷雨，大破诸松门卫附近，获安南总兵四人，处以磔刑，以所得敕印掷还其国。会广南王后裔阮福映得法兰西人之援，以七年八月恢复旧领，求中国册封，乃一变前政府之方略，杜绝海贼。然海贼虽失安南政府之保护，而其中尤雄桀者，辄兼并群盗，自谋进取。一时蔡牵、朱濆之徒复纵横海上，患且益亟。
李长庚与蔡牵之海上角逐蔡牵者，福建同安人，奸猾能用众，既并有夷艇、夷炮及水澳、凤尾余党，乃以闽海为根据，号令商船出海者纳通行税四百圆，入港者倍之；又交通陆地会匪使阴济饷械，以故储蓄日富，公然握海上之霸权。是时李长庚以功擢浙江提督，新造战舰三十艘，配以大炮四百余门，号曰霆船，任浙海之防御。八年正月，牵以进香普陀故，至定海。长庚出牵不意，掩袭几获，昼夜穷追入闽海。牵舟在下风，度不得脱，乃伪乞降于闽督玉德，请檄浙师收港而乘间遁去。牵畏霆船甚，因厚赂闽商，更造新舰，令高大过霆船，先后载货出洋。于是牵连得巨舟，复以九年夏犯台湾，劫米数千石，分饷广东海贼朱濆；连■〈舟宗〉八十余，猝入闽海。会温州总兵胡振声方以二十四艘就闽运造舟木材，玉德遽檄令击贼，而不发本省一兵出援，振声竟战死浮鹰岛洋面。诏以长庚总统浙、闽水师，以温州、海坛两镇为左右翼，使并力办贼。八月，长庚合诸镇兵，与牵、濆联合舰队百余艘激战于定海北渔山附近，几粉碎贼舰。贼乘大风雨遁去，自是畏长庚如神，不敢复犯浙。
李长庚之战死顾闽中自乾隆中叶以来，历任督臣如雅德、伍拉纳等率贪冒不职，习为风气，吏治军政之坏既达极点；至是，玉德益以废弛掣长庚肘。牵败归，则根据闽海如故，刷新战具，啸聚转来。复以十年冬，率百余艘寇台湾，沈舟塞鹿耳门，号召土匪万余围攻府城（台南），自称镇海王，欲遂规郑成功故事；而福建水陆官兵七万余，赴援者不过三、四千。明年二月，朝廷方严旨诘责，议调德楞泰督川兵往剿，而长庚已以浙师三千余渡台，水陆兼进，五战皆捷，包围牵于鹿耳门，旦夕奏凯。而牵散钱四百余万赂闽兵，得以残舰三十余突围出海。朝廷乃诏罢德楞泰之行，旋夺玉德职治罪，以阿林保代之。阿林保忌长庾益甚，莅任未数月，密疏劾之者三，赖浙抚清安泰力白其诬，长庚得不去，转战闽、粤沿海者复两年，卒以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击牵南澳洋面，中贼舰炮弹战死，牵仅以三舟遁入安南海。长庚熟海岛形势、风云沙线，每战自持舵，虽老于操舟者不能及；以捐造船械，倾其家赀。家故与蔡牵同县（同安），长庚转战中数过县境，未尝一顾。朝廷方倚以灭贼，闻变震悼，追封一等壮烈伯，以其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嗣其任，勉以同心敌忾，为之复雠。
海贼之消灭蔡牵自屡受长庚大创后，虽以闽师协剿不力之故，一时幸免，然精锐储蓄亦略尽。十三年，自安南回棹，得朱濆资助，复联合游弋浙海。时阮元再任浙抚，用反间策离之。濆独窜闽，遂为官军轰毙。其弟渥代领其众，终以十四年七月率所部三千余，籍船四十二、炮八百余，降于闽。同时，两广督臣百龄又严禁陆地接济，废止本省海运，先后降服贼舰数十；牵往来闽、浙沿岸，势渐孤。于是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禄合两省水师，以八月十七日袭击诸渔山外洋。牵舟尚三十余，惟炮弹已尽，乃用番银代之。官军以全力注牵坐船，毁其柁楼。牵知不免，卒举炮自裂沈于海；其余党千三百人及粤海余贼万九千四百余人，遂以十五年各缴炮械乞降，而后三省海疆之巨患始得消灭云。
九、鸦片战争
鸦片输入之沿革嘉庆朝中、英之交涉，吾人既于以上述其梗概，未几而两国以鸦片贸易之纷议，生意外之葛藤，终至以兵刃相见。于是数千年来闭关自尊之中国，不得不一变其面目，公开商港，与世界各国订互市之约。故鸦片战争，实近世中国变局之造端也。鸦片之输入中国起源甚早，唐贞元时代（西纪八百年顷），阿剌比亚商人已有输入罂粟者。降至明中叶（十五世纪末），东洋贸易为葡萄牙人所垄断，而当时阿剌比亚人所运送至马剌加之货品有鸦片一物，华言亦谓之阿芙蓉者，实阿剌比亚语afion之音译也。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关税表中载鸦片十斤，值价银条二个；则鸦片贸易之通行由来久矣。明季以来，民间渐有用以吸食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朝廷已布吸用鸦片之禁令，则此风之增长又可知也。然乾隆中叶以前，输入额尚不多，又输入之者以葡萄牙人为主。及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英吉利东印度商会自本国政府得垄断中国贸易之特权，而印度孟加拉国斯地方又为鸦片产地，于是输入日增而民间吸食之害亦日甚矣。
东印度会社之鸦片贸易自嘉庆五年（一八○○年）以来，朝廷知鸦片流毒日广，屡下严旨禁其输入，有发见者辄销毁之。然禁令愈严，而秘密卖买愈盛。英商等窃于广州湾中之伶仃岛及大屿山等地设船屯积，谓之鸦片趸。广东商人专以包揽走漏为业者皆蓄快艇，装以炮械，谓之快蟹。其私设之会社在广州者谓之大窑口，分布各地者谓之小窑口，所在勾通吏役、结纳哨兵，终且与沿海各官衙私缔契约，每输入鸦片一箱，纳贿若干。自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十六年，二十年间输入额之增加，几至五倍。据东印度商会所呈大不列颠国会之报告书，则其数如左：
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三、二一○箱价三、六五七、○○○西班牙两。
道光十年（一八三○）一八、七六○箱价一二、九○○、○三一西班牙两。
十四年间输入之增加已达三倍。又据英人美特日尔斯忒所调查，则自道光十年至十六年，其间逐年增加之数更有可惊者：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二三、六七○箱价一五、三三八、一六○西班牙两。
同十六年（一八三六）二七、一一一箱价一七、九○四、二四八西班牙两。
律劳卑、罗频孙、义律之渡来东印度商会中国贸易之独占期限，以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终止。时英国外务尚书巴墨斯敦（Palmerston）欲扩张其东方之商权，遂于前年冬（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十日）派遣贸易监督官律劳卑（LordNapier）者驻广东，使保护本国商民，且向中国政府要求推广商港。是年六月，律劳卑抵澳门，将诣广州，两广总督卢坤传命止之。律劳卑不受命，辄用平行款式投书督臣，卢坤怒其不如式，一方则请旨封舱，将该国贸易暂行停止，量加惩抑；一方则发兵防范海口，严守炮台，以备不虞。律劳卑率军舰二艘，以八月五日（西九月七日）乘涨潮突入虎门，发炮互击，卒以是月九日进泊黄捕。卢坤方征调水陆诸军扼要设防，而律劳卑适以酷暑致疾，于十九日退去。卢坤等遂以英人内外消息不通、惶恐悔罪、恳求给牌下澳等词，铺张入告，许英人通商如旧。律劳卑竟以九月间（西十月十一日）病死澳门，英政府以罗频孙（Ｒobinson）继之。而卢坤等方惩于前事，增定防范章程八条：一、外国护货兵船不得驶入内洋；一、责成行商（华商）稽查洋人私运军械或携带妇女至省；一、引水买办须由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一、限制夷馆雇工；一、洋人在内河应用无篷小船，禁止闲游；一、洋人具禀事件，一律由行商转达；一、行商承保洋船，应兼用认保派保法；一、责成水师严查洋船逃税。道光十五年三月，遂公布实行。以故罗频孙在职中，惟居留澳门或一至伶仃，阴上书本国政府，议于珠江口占一小岛为根据，不复求与督臣相交涉。会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英政府废贸易监督之职，以甲必丹义律（CaptainElliot）为领事代之。义律欲以平和政策恢张商利，务不失中国政府驩；而中国禁鸦片益严，一岁之中常禁令数发。同时，英商又必欲维持此有利之贸易，且公请中国解除禁令。义律虽苦心调和其间，而两国之冲突固终不可避矣。
经济上之影响鸦片输入之盛，不独于人民卫生上、道德上生种种之弊害而已，又于国家经济上有非常之影响者也。道光三年以前，广东海口岁漏银数百万两，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十四至十八年，渐漏至三千万两。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又数千万两。于是内地银价递增，每银一两，至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御史朱成烈、鸿胪卿黄爵滋先后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廷议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具奏，期净绝鸦片根株，为中国除一大患。时湖广总督林则徐厉行禁令，设局收缴烟具；数月之间，成效大着。其覆奏之语尤剀切，略言『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宣宗大感动，特诏则徐来京，面受方略，佩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兼节制广东水师，实行杜绝鸦片贸易之策。时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也。
林则徐之查办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则徐至广东，下令英商限三日内尽出所蓄鸦片。至期，英人不奉命。二月三日，则徐张兵临之，英人不得已，出一千三十七箱。则徐度其非全数，翌日，命各国商民退去，断英人粮食，令出鸦片四分之一者给婢仆，出二分之一者与食物，出四分之三者许贸易如旧。九月，复发兵包围英国商馆，将加驱迫。领事义律知无可调停，乃劝谕英商出鸦片全数，以十二日具状请缴，凡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每籍百二十斤，计资本金五、六百万圆。则徐驰驿奏请送京师销毁，而言官有以『广东距京辽远，途中易启偷漏抽换之弊』为言者。诏毋庸解送，即交则徐督率文武官吏公同销毁，俾沿海共见共闻，有所震詟。四月，则徐就虎门海岸凿方塘二，纵横各十五丈，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实盐其中，引水成卤，以鸦片投入，然后倾石灰沸之，夕启涵洞，令随潮出海，凡月余而始毕事。英人自领事义律以下，皆怏怏去广州，赴澳门；诸外国商民相率从之，一时广州城外二百八十余艘之商船，留者仅二十余艘云。
鸦片新例当是时，朝廷禁绝鸦片不遗余力。自十八年来，京城内外各衙门发见鸦片罪犯，分别奏咨交刑部审讯者不下数百起。十九年五月，请王大臣议定新例三十九条，凡开设窑口、屯积鸦片者，为首斩枭，为从绞监候；开设烟馆者，为首绞监候，为从发新疆为奴；栽种罂粟、制造烟土者，为首绞监候，为从流极边烟瘴；凡吸食鸦片者，自令下之日，经一年有六月尚不悛改者，无论官民皆绞监候。并得旨纂入「则例」，永远遵行。然此三十九条之新例，止适用于内国臣民。而则徐自销毁鸦片后，复欲为杜绝来源之计，一方则请设专条，凡洋人以鸦片入口图卖者，分别首、从，处以斩、绞；一方则布告各国，凡商船入口者皆须具结：『有夹带鸦片者，船货没官，人即正法』。葡萄牙、美利坚诸国皆具结愿互市如旧，独义律不欲，请则徐更遣委员至澳门会议；则徐严斥不许，以七月下令沿海州县，绝英人薪蔬食物，于是龃龉益甚而祸作矣。
开战之始先是英国政府方针务以平和为主，又国人中重德义、守正道者如铁儿额尔、美特日尔斯忒、仇都拉弗等，皆以鸦片贸易为污辱大不列颠国旗之事，力排击之。故英政府尝谕义律，不得以军舰驶入珠江，召中国政府之猜忌。及则徐严绝英人饷馈，且令退出澳门，义律将妻子及流寓英人五十七家聚居尖沙嘴（香港对岸）货船，而发军舰二艘、武装货船三艘进迫九龙，假索食为名，开始炮击。然义律初不过以此为示威之计，非真愿决裂，及见则徐坚持不动，又恐我水师围攻尖沙嘴，乃以八月介葡人转圜，愿削「人即正法」语，余悉加约。则徐以与各国结语不一致，又新得训令，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之语，遂固执前说，略不让步。于是九、十月间，英舰屡于川鼻岛尖沙嘴附近发炮攻击。至十一月八日，朝廷遂宣布停止英吉利贸易之谕如左：
『英吉利自禁烟之后，反复无常，若仍准通商，殊非事体。至区区关税，何足计论。我朝绥抚外人，恩泽极厚；英人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其即将英吉利贸易停止』。
自此谕下，中、英间之国交遂无转圜之望。是时英国商船先后至者二、三十艘，皆以和议未谐，不得进口。义律尚遣使调停，略言事苟不背本国政府之令，即一切当依大清律办理，乞仍许英人回居澳门。则徐以朝旨新下，难于骤更，复严斥不许。京朝官主张排外者气焰日高，大理卿曾望颜至奏请封关禁海，尽停各国贸易；则徐力陈不可，议始寝。英政府得开战之报，遂以道光二十年二月（一八四○年四月）向议会求军费之协赞，反对党派虽力求否决，而讨议三日之后，赞成者卒占九票之多数，于是用兵之议遂决。
广东之防战及定海之陷落则徐自抵广东以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及新闻纸读之。至是绝市谕下，则徐任两广总督，大治军备，自虎门至横当山，亘以铁练木筏，增购西洋炮二百余位列置两岸，又备战船六十、火舟二十、水舟百余，募壮丁五千，演习攻战之法。则徐亲赴师子洋校阅水师，号令严明，声势甚壮。英政府既决议用兵，乃下令印度总督调集印度及喜望峰屯兵万五千人，以加至义律（GeorgeElliot）统陆军、伯麦（Bremer）统海军进发。二十年五月，英军舰十五艘、海船四艘、运送船二十五艘，舳舻相接，集澳门附近。则徐发火舟十艘，乘风潮攻之，焚杉板小船二，遂大张赏格，募杀敌者。然英军志在通商，本无意激战，见广东有备，议分犯各省。于是，伯麦率舰队三十一艘北去，以五艘扰厦门、二十六艘犯定海。金厦道刘曜春发兵拒战，英舰复扬去，而定海遂以六月为英军所占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提督祝彭彪皆束手无策。是时承平日久，沿海空虚，诸文武大吏惧祸及，颇不悦则徐所为。及定海陷，诸大吏益造蜚语上闻，中伤则徐。于是廷议动摇，诏两江总督伊里布赴浙视师，密访致寇之由；谕沿海督抚遇洋船投书，即收受驰奏；又切责则徐空言无实，转生波澜，而大局始一变矣！
天津之和议英军既陷定海，复欲求通商。七月，伯麦及领事义律以五艘赴天津，投书讲款。书为其巴力门（国会）致中国宰相者，所列条款凡六：（一）还偿货价，（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为商埠，（三）两国交际用对等之礼，（四）赔偿军费，（五）不得以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居留英商，（六）尽裁洋商（经手华商）浮费。直隶总督琦善收书奏闻，时天津道陵建瀛议请以废止鸦片贸易之事为先决问题，苟英人承诺，则许以免税代第一款、以开放澳门代第二款、以海关监督与之平行代第三款，其余令仍回广东，与则徐定议。而当事者方欲加罪则徐以谢英人，顾一切不决许，但覆以上年广东缴烟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将来钦派大臣前往查实，不难重治林则徐之罪。于是诏以琦善署两广总督，褫林则徐职，令留粤听勘。而义律等亦返舟山，与伊里布定休战之议；时二十年九月也。
广东和议之破裂义律等既于浙江成休战之约，遂撤定海军舰之半还屯澳门。十月，琦善至广州，则力反则徐所为，裁撤水师、解散壮丁，尽废一切守具，欲以释英人之猜嫌；顾又不敢轻许商埠，惟允偿烟价七百万圆。时加至义律病不预议，甲必丹义律独当谈判之局，见琦善易与，词色转厉，于前索六款外，复提出割让香港之议。琦善方以笔舌之力再三坚拒，而伯麦遽以十二月十五日（一八一五年一月七日）率舰队进攻，陷虎门外沙角、大角两炮台；琦善大惊，即夜移书义律，再申和议，于烟价外许开放广州、割让香港，义律亦许还付定海及大角、沙角炮台。以是月二十八日议定草约。于是英人一方则召还舟山列岛驻屯舰队，一方则于香港出示起造房屋埠头，视为己有。而朝廷得英人进军之报，勃然震怒，遂以二十一年正月七日，再下宣战之谕。先后命御前大臣奕山为清逆将军，提督杨芳、尚书隆文为参赞大臣，赴广东；调江督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饬伊里布回江督本任，夺琦善大学士，全局又一变。
英军之攻击虎门琦善亦知香港割让之约未必遂得政府之许可，顾其所谓『地理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并琦善奏折语）者，固不可谓非当时之事实。及草约已定，而宣战之谕又相逼而来，于是狼狈益甚不得已，乃饰美女、列珍味，盛飨英使，冀迁延时日，徐图万一之补救。而义律觉事已中变，遂与伯麦续行攻系虎门之计。其时将军、参赞及所调援兵尚未至，英军已以二月五日连■〈舟宗〉入犯，不数日而横当虎门各炮台皆陷，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各要隘大炮三百余门并则徐去年所购西洋炮二百余门尽为敌有。十三日，参赞杨芳率湖南兵千余驰至，方相度形势，就珠江要害沈舟下石以拒；而英领印度总督所新遣之陆军司令官卧乌古（Ｇough）又至，益长驱深入，尽扼珠江咽喉，而杨芳亦束手无策矣。
广州之和议然英军虽以船坚炮利之暴力，所向破竹，而各国商船四十余艘云集港外，以罢市日久，皆不直英人所为；即英人亦恐以长期战争之故，生商业上之损害。于是二十六日，美利坚、法兰西两国商人以行商伍怡和之介绍，递书调停，言义律初无他求，但得与各国一体通商，无不同声感戴。杨芳据以入奏，而其时朝廷新得英人占据香港之实状，方怒逮琦善，必欲一雪此耻，遂严词拒绝。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总督祁■〈土贡〉并抵广州，时要害尽失，敌入堂奥，我军攻具未齐，又所募义勇亦未集。奕山初用杨芳、林则徐议，主固守不浪战；已而则徐奉命驰赴浙江，奕山惑于翼长随员等之言，复思侥幸一试。四月朔，发水勇七百，乘小舟，载火具，期以夜半粉碎敌舰于一击之下。而是夜袭击之结果，仅破敌军双桅大船二、杉板小船五，纵掠其商馆，并误伤美利坚人数名；而英军反以翌朝大集，尽焚港内木筏数百具、油薪船三十余艘，直向广州矣。越初五日，而城西北之天字炮台、泥城港及城北山顶之四方炮台先后陷落矣。广州形势已在敌军掌握之中，将军、参赞不得已，乃以初七日（西五月二十七日）遣署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讲款，遂议定休战条约如左：
一、将军等允于烟价外，先偿英军军费六百万圆，限五日内交付；
一、将军及外省兵退屯城外六十里地；
一、以香港之割让为未定问题，俟后日协商；
一、英军退出虎门。
平英团之奋起先是奕山等莅粤，以为粤民与洋人交通日久，皆不免汉奸贼党之嫌疑，故舍本省水勇不用，而远募诸福建。官军搜捕汉奸，辄不问其是否而杀之。南海义勇与湖南兵之间已坐是相仇杀，仅以将军之慰谕得解。而英勇初至，颇申明约束，不妄劫杀，以故粤民对于官军擒斩敌人之赏格未尝有应命者。及和议已定，奕山等方以此六百万之偿金为广州住民生命财产之代价，议以四百万由藩、运、海关三库发给，以二百万由广州行商分担，日夜搜括，惟恐不及。而英军顾以其间游行市街，大肆淫掠，于是粤民种种不平之感一旦迸发。初十日，三元里民万余树「平英团」之旗帜，乘英军陆续退去之际环攻之，誓与决一死斗；远近响应，众顿数万。义律闻变驰救，陷重围不得出，移书告急于知府余保纯，保纯以将军命往解竟日，始挟义律出围。翌日，偿金总额授受已毕，英军遂以十二日撤去广州，促将军等离省。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屯金山，先撤回湖南兵，独留杨芳驻城弹压。隆文至金山不数日遽卒，杨芳寻亦以病归。自虎门开战以来，我军前后战死者不下五百人，而英军死者仅十四人云。
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之陷落广州虽以此城下之盟，仅得保全；然奕山等会奏，则谓英人止求照前通商，且以偿金改称清还商欠，其烟价、香港问题皆一字未及。朝廷谓事已妥洽，惟饬将军等会同督、抚筹议妥章，增修守备。又以广东兵政废弛，临事全无实用，追论历任总督罪，并遣则徐戍伊犁，以为惩前毖后之策。而英人因以上年所索六款及香港割让之约尚未得中国政府之决答，不肯罢兵。以故一方率军舰退出虎门，经营香港，规复广东贸易，一方则思藉战胜之势，移军北进，威吓朝廷，必尽遂所欲而后已。会伯麦新自印度续调战舰回粤，遂与义律等以六月决议北犯；无何，飓风大作，破其坐船，义律等仅以身免。两广督臣祁■〈土贡〉等张皇入告，谓撞碎洋船，漂没洋兵无数，浮尸蔽海。朝廷方发藏香，谢海神，允广东保举守城文武至数百员，而英政府所遣大使璞鼎查（Pottinger）、海军少将巴尔克（Parker）适至。于是卧乌古、巴尔克率军舰九艘、汽船四艘、运送船二十三艘，载兵三千五百，以七月九日（〔西〕八月二十五日）进迫厦门。翌日，陷海岸炮台，旋转轰击，一昼夜官署街市尽毁，闽督颜伯焘、金厦道刘曜春退保同安。然英军得厦门亦不守，惟留舰队三艘、军队五百五十人，占据古浪屿。伯焘遂以收复厦门奏闻，而英军复以八月十二日（九月二十六日）进攻舟山列岛矣。时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以兵五千驻守定海，血战五昼夜，卒以十七日同时战死，定海复陷。于是钦差大臣裕谦以兵千余守镇海，提督余步云、总兵谢朝恩以兵二千余分守甬江口两岸炮台。二十六日（十月十日），英军二千二百人载大炮十二门分道登陆，步云及朝恩兵皆溃，裕谦自杀，步云走宁波。英军既连陷镇海，势益振，直溯甬江，以二十九日（十月十三日）追宁波城下。步云复弃城走上虞，居民相率树「顺民」旗，闭门不出，慈溪、余姚居民亦逃散一空，土匪四起，讹言传播，浙西大震。
浙东恢复之师九月，朝廷闻定海、镇海相继陷落，诏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都统特依顺为参赞，进军浙江，筹恢复之策。以广东巡抚怡良为钦差大臣，移驻福建；以河南巡抚牛鉴总督两江，分任南北沿海之防御。奕经奏调川、陕、河南新兵六千，募集山东、河南江淮间义勇及沿海亡命数万，以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朔（一八四二年二月十日）至杭州，留特依须驻守，而自与文蔚督兵渡江，以十六日攻绍兴。英军自去年占领宁波后，以自此以西水道浅狭，不适巨舰之行驶，遂下令休息士卒，惟时遣小舟犯慈溪、余姚纵掠即去。及闻大军进逼，则尽移镇海屯兵，据城东北甬江口招宝山之炮台，而移宁波屯兵入舟，独留数百人守城上大炮以待。而奕经、文蔚方力排异议，锐意恢复，议定进军方略如下：
一、奕经以兵勇三千，军绍兴之东关镇；文蔚以二千，屯慈溪城北之长溪岭；副将朱桂、参将刘天保以二千屯城西之大宝山，以图镇海。
二、提督段永福以兵勇四千伏宁波城外，余步云以二千驻奉化，以图宁波。
三、海州知州王用宾驻乍浦，雇渔舟渡岱山；而故总兵郑国鸿子鼎臣，统师水勇，主火攻，以图定海。
约是月二十八日（三月十日）夜中同时进兵，各豫遣乡勇，分伏城中为内应。而定海形势隔绝，布置不易，郑鼎臣之义勇队万余，先期渡海袭击，无功而返。宁波、镇海两城内应，果皆如期启城以待，而入宁波者段永福之前队五百人为敌军炮击，战死过半。入镇海者刘天保所将之河南劲勇五百人，以内应数寡，不敢战，踉跄退出。于是永福走东关镇，天保、朱桂回军分屯大宝山左右，而英军反以二月四日（三月十五日）发千五百人自慈溪登陆，进薄朱桂阵地，激战一日，桂父子阵亡，天保军惊溃，文蔚即夜弃辎重器械西走。英军连陷大宝山长溪岭，无西顾忧，遂以初六日引还宁波；而文蔚退西兴（萧山县城西），奕经且渡江回杭州，并乍浦已渡之水勇万余亦遣散矣。惟郑鼎臣一军尚以三月朔围攻英军于岑港，报称焚沈敌船大小数十余，溺死敌兵五、六百；而浙抚刘韵珂方力主和议，已以前月奏请起伊里布来浙主款，廷议复为之一变矣！
乍浦、宝山、上海之陷落于是，上用刘韵珂言，赏伊里布七品顶戴，赴浙效力。以尚书耆英为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以齐慎为参赞，诏诸军按兵罢攻，惟严守要地以俟机会。而是时英军方得新任印度总督额伦波罗伯（ＥarlＥllenborough）之训令，欲转略长江，以扼我南北之交通，遂勒索宁波绅士犒军银二十万圆，以三月二十七日（五月七日）尽撤宁波、镇海屯军，惟留舟四艘、兵千余守定海及钱塘江口，至四月八日（五月十七日）而全军迫乍浦矣。时乍浦有汉兵六千三百人、满兵千七百人，望见英舰如邱阜，皆气索，所发炮丸率不达。英军陆战队以翌日登岸，初十日占城外高地，与海军相应炮击，遂陷乍浦，杭州、嘉兴皆戒严。伊里布亟至英舰议款，不得要领。韵珂又奏请放还俘虏，送诸乍浦，则英舰既以十八日北去，又改送诸镇海，则英舰以五月朔（六月九日）达吴淞矣。奕经檄牛鉴权宜羁縻，鉴犹豫两日，始以初七日遣员赍札赴英船，事已无及。时江南提督陈化成守海口炮台，初八日黎明开战，炮沈敌船二艘，又击折其二艘之桅；而化成遽战死，守兵四溃。英军遂以是日陷宝山，十一日陷上海；更发兵窥松江、苏州，以水浅不敢入，乃决议溯长江；攻镇江府，以行遮断运河之策。
镇江之陷落宝山既陷，朝廷命奕经酌遣参赞一人赴苏，又命耆英、伊里布驰赴上海，会同牛鉴相机筹办，以刘允孝署江南提督。及上海继失，牛鉴回江宁，一方则遍谕居民，谓长江沙线曲折，敌断不深入；一方则奏请仿乾隆朝征缅罢兵仍许朝贡故事，准予英人通商。无何，英舰连过福山、江阴、图山关诸要隘，以六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达镇江。于是参赞齐慎、提督刘允孝皆督兵赴援，驻防副都统海龄严拒不纳，使战城外，惟以驻防蒙古千余守城内，禁居民迁徙，日夜搜捕汉奸，虐杀无算，合城鼎沸。十三日，英将卧乌古分全军七千为三队，以巴尔德勒、娑尔敦、叔特三将分统之，而自率炮兵队五百七十人指挥全军。翌日，娑尔敦之右翼军先破我城外兵，叔特之中军及巴尔德勒之左翼军攻城西北，卧乌古以大炮攻南门，交战二小时，城遂陷落，海龄自缢死（或言为乱兵所杀），齐慎、刘允孝退走新丰镇。自瓜洲至仪征之盐船估舶，焚烧一空，火光百余里，扬州盐商馈银五十万免祸。是役英车战死者三十七人、负伤者百三十一人，遂留叔特一军守镇江，余悉溯江而西。二十八日（八月四日），其前队已薄江宁；及七月四日（八月七日），而全军达府外矣。
江宁之和议自镇江不守，朝廷始决意议和，令耆英、伊里布示意敌军。英使璞鼎查以耆英等未得全权之委任，拒不与议；朝廷乃以耆英、伊里布并江督牛鉴为全权大臣，便宜从事。时英将娑尔敦之支队已以七月六日登岸，议于初十日黎明开始炮击；会初七日耆英、伊里布至，乃以初九日夜中遣书英使，请翌朝会商。英军方下令停止攻击，而是时忽有我军增募寿春兵之流言，卧乌古怒甚，复军大炮置钟山之颠，为粉碎府城之计。耆英等百方辩解，事得中止。十四日，三全权亲赴英舰，与璞鼎查定休战之约，自是往返协议，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西纪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缔结中英修好条约，所谓「南京条约」者也。英舰发祝炮二十一声，悬两国国旗以贺，战局始结。
条约之要项此条约之要项，则：
（一）中、英两国将来当维持平和；
（二）中国政府向英政府纳军费一千二百万圆、商欠三百万圆、鸦片赔偿六百万圆，共二千一百万圆，限千八百四十五年岁末清付；
（三）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港，许英人通商及居住，且一切不课关税；
（四）以香港之主权让与英政府；
（五）放还英人之为俘虏者；
（六）战役中为英军服役之华人，一律免罪；
（七）将来两国往复之文书，用平行款式；
（八）条约得皇帝批准、偿金交付六百万圆之后，英军当自当时所占领之长江沿岸等地撤兵，惟舟山及古浪屿在条约实行之前，仍由英军占领。
八月杪，英军得六百万圆之偿金，闻大皇帝之报可，即日去江宁，尽调碇泊长江之舰队还屯定海。于是，卧乌古自香港返印度，璞鼎查以功任香港总督兼陆军大将；而朝廷追论牛鉴不守江口罪，夺职逮问，以耆英代之，命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至广东议互市章程。又逮奕山、奕经、文蔚、余步云等领兵大员下刑部治罪，惩处失守城池诸文武官有差；就中余步云罪较重，以是冬伏法焉。
台湾俘虏事件先是两国战争中，英舰两过台湾：一于二十一年八月，在淡水港遭风触礁；一于二十二年二月，在大安港搁浅，皆为台湾义勇所捕获，凡三桅大船一、杉板船二、白人二十四、黑人百六十五、炮二十门及英军在浙东所得刀铳器械甚众。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方以军务时代得专折奏事之特权，遂先后胪陈战绩，飞章上闻。其时期廷以沿海诸省屡战屡败之余，忧疑无措；及台湾第二次捷奏入，以为破舟斩馘、大扬国威，亟加达洪阿太子太保、姚莹二品顶戴，风示中外。一时台湾镇、道之名誉，藉甚士大夫间。达洪阿等气益锐，谓俘虏久羁非善策，请速诛之以绝内患。英舰屯古浪屿者，闻之大愤，移书台中，以大举报复相恫吓。闽督怡良惧祸及，亦驰檄镇、道，令将俘虏悉数解送内地，欲示德英人以弭患。达洪阿等谓督臣示弱，遽以五月将百六十五名之黑人尽杀之。无何，南京条约成，两国当交还俘虏，而台湾所遣仅白人若干名，璞鼎查乃以镇道虐杀难民、乘危徼功，遍诉江、浙、闽、粤四省大吏，请会奏惩处。于是朝廷不得已，以耆英等之劾奏及怡良渡台查办之结果，遂于二十三年正月逮达洪阿、姚莹，交刑部会同军机大臣讯拟。一时尊攘之徒，议论嚣然，义形于色。朝廷亦终鉴其枉，仅予革职不探咎；而议者颇以此狱归咎于当时军机大臣穆彰阿之指受及耆英、怡良等之娼嫉，比诸宋时「莫须有」三字谳。至咸丰元年，特旨昭雪，而中外始翕然称颂焉。
广州续约之成立及粤民之排外气焰台湾俘虏之交涉既草草毕事，同时广州复有排外之暴动。先是粤民自三元里决斗后，与英人感情日恶。英人亦畏粤民之悍，不遽入内河贸易，惟胁督、抚停止虎门炮台之修复，尽拆各台之石移筑香港。及南京条约成，广州为公开商港之一，英人至者惭众。是年冬，粤民有与英劳动夫斗殴负伤者，舆情大激昂，暴徒万余，云集英国商馆肆意焚掠，不复受官吏之约束。于是英员遽调新回香港之舰队直赴广州，行自由之处置。会伊里布奉会议商约之命，以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就任，亟与督、抚惩治暴徒以谢。英使璞鼎查闻伊里布至，大喜，方提出通商上之条件，求定期会议。而伊里布以七十二岁之高龄，寝疾不起，二十三年二月卒于广州，于是朝廷遣耆英代之。是年五月，两国全权于香港行交换批准条约之式。至九月，复于虎门订补遗条约，自关税之规定及其余细目凡十七条，以为南京条约之附录。自是广州等五港之开放次第实施，英政府得于各港派遣领事处理商务，而粤民忽有严拒英人入城之议；于是鸦片战争之局终，而他日广州事变之机又始于此矣。
英、法和约之成立及鸦片问题之究竟南京条约一旦公布，欧、美商业界大驩迎之。比利时、和兰、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诸国，争求派遣领事若公使来广东，而法兰西、美利坚两国，且向中国遣特命全权公使议结和约。道光二十四年正月，美公使遂以大统领之国书，通意我政府；政府仍命耆英主其事，于是中美条约以是年六月于澳门成立。越月，而法公使踵至，复以九月与耆英会黄埔，缔中法条约如例。其间璞鼎查已自香港归国，继之者为佛朗西士达维斯。及二十六年，中国对于英政府之偿金已达总额，耆英复与达维斯会于虎门，密陈粤民鸷悍状，乞英政府以广州居住之实行延期二年，且私许不以舟山列岛割让他国。达维斯遂亲赴定海，行还付之式，尽撤舟山、古浪屿屯兵。于是，中国与欧、美大国先后订约者凡三，朝廷已确认诸国为平等敌体之友邦，公文、照会禁用夷字；而其时所谓清议者之势力，尚于尔后数十年间左右一世之舆论，虽朝廷亦时为其所劫持焉。独其为战争原因者之鸦片之禁令，朝廷初无明文解除，而臣民吸用之习蔓延益甚，从此英商之输入亦依然盛行。朝廷不得已，至咸丰九年，遂公然弛禁，以「洋药」之名征收关税。由是吸食鸦片之敝风不啻为法律所默许，而诸外国人反从而丑诋之，或且携我国一、二粗制烟具陈诸博物院，以为我国民风俗之代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