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明）余继登 辑

　　●卷一

　　太祖攻陈野先时，方假寐，有蛇缘臂而走，左右惊告，视之，蛇有足，类龙而无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则栖我帽缨中。”蛇徐入缨中。太祖举帽戴之，遂诣敌营，设词谕降寨帅。既归，忘前蛇，坐久方寤，脱帽视之，蛇居缨中自若。乃引觞自酌，因以饮蛇，蛇亦饮，遂蜿蜒绕神椟，矫首四顾，复俯神主顶，若镂刻状。久之，升屋而去。

　　太祖克采石，诸将见粮畜，各欲资取而归。因令悉断舟缆，推置急流中，舟皆顺流东下。诸军惊问故，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规小利，今举军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各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大事去矣。”于是率诸军进取太平。

　　太祖攻太平，先令李善长为戒戢军士榜，及拔城即张之。士卒方剽掠，见榜，愕然不敢动。有一卒违令，即斩以徇，城中肃然。

　　陈野先攻太平，太祖按兵城上，令徐达等转战至城北。忽有双龙见于阵上云端，敌众惊愕仰视，我师因大破之，遂擒野先。

　　太祖擒陈兆先，降其众。择其骁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惧不自安。太祖觉其意，至暮，悉令入卫，屏旧人于外，解甲酣寝。众乃相谓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尽力图报？”及攻安庆，多先登。

　　太祖既定金陵，欲发兵取镇江，召诸将徐达等将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尝妄杀，汝等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母焚掠，母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诸将顿首受命。及克镇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太祖初设营田司，以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谕之曰：“理财乏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涝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涝，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太祖为吴王时，命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左右或言：“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未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上曰：“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济人，不以毙人。服之或误，必致戕生。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太祖为吴王，即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省臣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缉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太祖自宣至徽，儒士唐仲实、姚琏来见。因言：“主公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今日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已，亦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

　　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云见城西，氤氲似盖，城中望之以为祥。及城下，乃知为驻跸之地。

　　儒士范祖斡初见太祖，持大学以进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

　　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太祖为吴王时，召儒士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载良、童翼、吴履、张起敬、孙履，皆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

　　太祖既定宁越，欲取浙东诸郡，集诸将谕之曰：“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师比入建康，秋毫无犯，故一举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获苏，正当抚恤，使民乐于归附。则彼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县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故鸟不萃鹰鹯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民必归宽厚之政。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非惟国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为子孙者亦必昌盛。”

　　太祖起兵时，所招安郡县将士，皆征粮于民，名曰“寨粮”，民甚病焉。胡大海以为言，遂罢之。

　　太祖为吴王时，方国珍以金玉饰马鞍来献。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却其献。

　　太祖视事东阁，天热甚，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浣濯者。参军宋思颜曰：“主公躬行节俭，真可示法子孙。臣恐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太祖喜曰：“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乃赐之币。

　　句容有虎为民害者，太祖遣人捕获之，令养于民间，饲以犬。宋思颜以为扰民无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一熊杀之，分其肉赐百官。

　　越国公胡大海尝言：“吾武人不读书，然吾行军惟知有三事：不杀人，不虏人妇女，不焚毁人庐舍。”故其军一出远近皆趋附之，可为行兵者之法。

　　佥院常遇春守金华，其部将有扰民者，衢州总制王恺执而挞之市。遇春怒，使人让之。恺曰：“民者国之本，将军上股肱，肯令伤其本乎？挞一部将而万民安，亦将军所乐闻也。”遇春谢之。

　　太祖初命诸将于龙江等处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充仞。乃下令申谕诸将曰：“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力重困，故令尔将士且耕且战，数年以来，未见功绪。惟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以给军饷，尚余七千。以此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盖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面陈其事，吾将试之。”

　　太祖谓左相国徐达曰：“礼法国之纪纲，礼法正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之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即与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太祖尝谓群臣曰：“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若踶啮之马，凋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属兹草创，苟非礼法，人无所守。然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此方今所当急者。”

　　太祖尝曰：“论道经邦，辅弼之臣；折冲御侮，将帅之职；论思献纳，侍从之任；激浊扬清，台察之司。此数者朝廷之要职也。至于绳愆纠缪，拾遗补过，谏诤之臣，尤难其人，抗直者或过于矫激，巽懦者又无所建明。必国尔忘家，公尔忘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何所赖也？”

　　太祖与诸将论用兵方略。因曰：“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

　　太祖见陈友谅镂金床，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即命毁之。侍臣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所以取败。”太祖曰：“既富岂可骄？既贵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尤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车之辙不可蹈也。”

　　太祖尝谓廷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应天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我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又曰：“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系焉。君臣之间，各任其责。所行未当，即当速改，不宜有所隐避。若隐避而不言，相为容默，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尽乃心，直言无隐。”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立国之初，致贤为急。中书百司纲领，总率群属，须择贤者与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大小轻重各适其宜。若委重于轻，是以拱桷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庚而盛斗筲。”省臣对曰：“人有才者施于任使，宜无不可。”

　　太祖曰：“莫耶之利能断犀象，以之断石则必缺；骐骥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则必蹶。要必处之得其宜，用之尽其才可也。”

　　太祖闻诸功臣家僮仆多有横肆者，召徐达等谕之曰：“尔等从我，起身艰难。虽成此功，非旦夕所致。比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经为身害。”

　　太祖时，曾下令，凡农民田伍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疋；不种麻及木绵，出麻布绵布各一疋。按此令常行，民安有不足于衣者？

　　太祖尝命中书省录用诸司劾退官，因谓省臣曰：“人之才能，各有长短，故治效有迟速。夫质朴者多迂缓，狡猾者多便给。便给者虽善办事，或伤于急促，不能无损于民；迂缓者虽于事或有不逮，于民则无所损也。”

　　太祖以儒士杨训文为起居注，谕之曰：“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已，要在输忠纳诲，致主于无过之地而后为尽职也。吾平时于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犹寻绎不已。今尔在吾左右，可不尽言？”他日复命训文、滕毅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曰：“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吾所以观此者，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戒耳。”

　　太祖尝下令曰：“主者之于士卒，既用其力，当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优恤。予自兵兴十有余年，所将之兵，攻取四方，勤劳至矣。以其为亲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尝被创者，令其休养。营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给衣粮赈赡之。若老而思慕乡土，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庶去乡不远，以便往来，所给衣粮，悉如其旧。”

　　太祖尝谓太史令刘基等曰：“国家爱养生民，正犹保抱赤子，惟恐伤之。苟无常制，惟掊剑以朘其脂膏，虽有慈父不能收爱子之心。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纾。”

　　太祖将营宫室，典营缮者以图进，见其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昔尧茅茨土阶，采椽不斫，可谓极陋矣。然千古称盛德者，以尧为首。后世竟为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欲心一纵，卒不可遏，乱由是起。夫上能崇节俭，则下无奢靡。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有所缔构，一以朴素，何必雕巧以殚天下之力也！”

　　吴元年，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见一老人，言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太祖曰：“此诞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耶？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

　　太祖尝谕按察司佥事周滇曰：“风宪纪纲之司惟在得人，则法清弊革。然凡事当存大体，苟察察以为明，苛刻以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风宪也。”

　　太祖尝禁种糯，其略言：曩以民间造酒糜费，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价稍平，颇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谷丰积而价平，居民得所养以乐其生，庶几养民之实也。

　　太祖尝念仁祖太后始葬时礼有未备，议欲改葬，问博士许存仁等改葬当何据。对曰：“礼，改葬易常服用缌麻，葬毕除之。”乃命有司制素冠白缨衫绖，皆以粗布为之。起居王曰：“此比缌麻为重矣。”太祖曰：“与其轻也宁重。”时有言改葬恐泄山川灵气者，乃不复改。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吾昔在军中尝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饮食丰美，心未尝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业有限而供需百出，岂不重困？”于是免太平等府租赋有差。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

　　太祖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甚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万世之师也。”

　　博士许存仁讲《尚书?洪范》至“休征咎征之应”，太祖曰：“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天人一理，必以类应。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则七政顺度，雨旸应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则三辰失行，旱潦不时，乖异迭见，其应如向。今宜体此，不修人事，上合天道。”

　　吴元年，上海民钱鹤皋作乱，执华亭知县冯荣，荣不屈，囚置狱中。及徐达遣指挥葛俊擒鹤皋，荣始出狱，即争于俊曰：“反者鹤皋耳，余皆良民。即有从者亦皆迫胁，将军必欲加兵，荣请先死。有邑无民何以为治？”俊从之，全活甚众。

　　太祖谓起居注詹同曰：“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前代朝贺皆用女乐，我太祖吴元年始革去不用。

　　太祖尝谓宪臣曰：“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辜受害。辟之薅草莱者，施镈不谨必伤良苗；绳奸慝者，论法不当必伤善类。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箠楚之下，屈抑顿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盖不得已，悬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则必伤，远之则无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毙人。刑本生人非求杀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轻用之，受枉者多矣。故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太祖时除郡县官皆给道里费：知府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视知府五之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视府通判经历；州判视府同知半之；县丞主簿视知县半之；典史十两。著为令。又予文绮罗绢布，及其父母妻子，皆有差。盖谓初授官，不免假贷于人，或侵渔百姓，故欲其奉公，不得不先养其廉如此。

　　太祖因试将士，谕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于百步之内。则弓无败折之患。驭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则马力疲矣。故善驭马者，常使其力有余而不尽，则马无蹶伤之失。况攻战之际，马功居多，平原旷野，驰骋上下，无不从志，克敌追奔，所向无前，皆在马力。若不善于调养，使其力乏，则临阵之际必至败事，无以成功矣。”因下令，将士不得私乘战马及载他物，违令者罪之。

　　太祖以久不雨减膳素食，谓近臣吴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诸宫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艰难。往时宫中所需蔬茹醯酱，皆出大官供给，今皆以内官为之，惧其烦扰于民也。”

　　吏有受赃者，事觉赴井死。太祖闻之，谕群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君子闻义则喜，见利则耻；小人见利则喜，闻义不徙。是故君子舍生取义，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其事可为世之贪污者戒。

　　太祖尝召浙西降将，谕之曰：“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颖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常保爵位。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

　　吴元年七月己丑，雷震宫门兽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质。太祖命藏之。出则使人负于驾前，临朝听政则奉置几案，以祗天戒。

　　太祖谕群臣曰：“古之贤君，常忧治世。古之贤臣，亦忧治君。贤臣之忧治君者，君常安。明主之忧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诚以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能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若窃位苟禄，于生民利病谩不加省，卒之祸败随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惧哉！”

　　太祖一日祀山川毕，出斋次，顾谓世子等曰：“人情，贵则必骄，逸则忘劳，圣人所以戒盈满而谨怠荒。夫贵而不骄，逸而知劳，智周万物，心体众情，斯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济而岁功成，人道克敏而德业著。历观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国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劳乎？能谙人情，则不至骄惰。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

　　太祖谓台省臣曰：“近代法令极烦，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勿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得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

　　太祖御白虎殿。谕群臣曰：“自古忠贤之士大概有三：辅国安邦，孜孜图治，从容委曲，劝君为善，君虽未听，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听用之，则朝廷尊安，庶务咸理。至于进用贤能，使野无遗逸，黜退邪佞，处置当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贤也。博习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虽忠于辅国，而胸中无机变之才，是古非今，胶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难行之事。然观其本情忠鲠，亦可谓端人正士矣。屡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于为国，乃中等之贤也。又有经史之学虽无不通，然泥于古人之陈迹，不识经济之权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别，每扬言高论，以为进谏，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谋事，自以为当而实不切于用，人君听之则以之自高，不听则谓不能行其言，既无益于国家，徒使人君有拒谏之名。然其心亦无他，不识时达变耳。此下等之贤也。予今论此三者，有识者自见耳。”

　　太祖谓省臣曰：“鞫狱当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罚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连坐。”参政杨宪言：“民轻犯法，则犯者益众。”太祖曰：“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为术也浅。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得活甚难。凡从轻典，虽不求其生，自无死之道。”

　　太祖新建宫殿成，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西庑壁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国初建宫殿时，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者。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奢，好尚华美岂不过侈？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但构为宫室，已觉作者之劳，况远取文石，能不厉民乎？”言者大惭而退。

　　南京新造宫殿成。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军士多有因战斗而伤残者，既不可备行伍，今新宫成，当设备御，可于宫墙外周围隙地多造庐舍，令废疾者居之。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因给粮以赡之，庶得有所养也。”

　　国初习元旧，俱尚右。至吴元年十月，太祖始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余官如之。

　　太祖初置御史台，命汤和等为左御史大夫等官。谕之曰：“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实为清要。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

　　太祖初命中书省定律令，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烦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求适中，以去烦弊。”故当时所定刑名条目，皆与臣下面议斟酌。其后条例日增，比拟日烦。轻重上下，惟凭奸吏之手。大失立法初意矣。

　　太祖遣世子、次子往临濠谒陵墓，谕之曰：“人情，习于宴安，必生骄惰。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于是择官辅导以行。

　　圜丘初成，太祖出观。时世子从行，因命左右导之，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还，谓之曰：“汝知农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

　　太祖指道旁荆楚谓世子曰：“古者用此为朴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苟用他物，恐致损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太祖尝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

　　大将军徐达等北征屡捷。太祖遣人谕之曰：“闻将军已下齐鲁诸郡，中外皆庆。予独谓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履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于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关防谨密，常若临敌，勿坐懈怠，为人所乘。慎之，慎之！”按此谕，凡为将者不可不知。

　　太祖尝谓大理寺卿周祯曰：“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悉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祯等乃为《律令直解》以进，太祖览之，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条格》之书，非不繁密，但资官吏弄法，民间知者绝少，是聋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觉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颁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者自少矣。”

　　太祖时，中书省臣有请科民间布囊运粮者。太祖曰：“国家科差，不可苛细，苛细则民不堪。今库中布不乏，为囊甚易，何用复取于民？”

　　太祖以诸子年渐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履行腾，凡出城稍远，则令马行其二，步趋其一。

　　徐达既下山东郡县，太祖即遣官往抚辑之。谕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然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狃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弊，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以生乱阶。今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生养休息耳，即扶元气之谓也。有守令之寄者，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

　　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饣方百官曰：“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又谓李善长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诚敬无间，神灵其依。苟或有间，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太祖即位之前，以群臣推戴之意，告于上帝曰：“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先是，连日雨雪阴霁，至正月旦雪霁，越三日省牲，云阴悉敛，日光皎然。至行礼，天宇廓清，星纬明朗，众皆忻悦。

　　元时诏书，首语曰“上天眷命”，太祖谓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始易为“奉天承运”，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太祖因制太庙祭器，曰：“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可为今。礼顺人情所贵，斟酌时宜。近世泥古，用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无谓。”于是制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仪。

　　太祖谓侍臣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侍臣对曰：“陛下日览万机，未免有劳圣虑。”

　　太祖曰：“汝曹不知，创业之初，其功甚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

　　太祖尝谕汤和曰：“军中之事，难于执一。惟当以德服人，必其负固弗顺，然后以威镇之。凡推德必先迩者，迩者远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凭。迩服则远来，大慑则小惧。”又曰：“若欲人不违己，当使之以信；欲人成功，当任之以专。不信则令不一，不专则权有所分。”

　　太祖尝因宴群臣，谓之曰：“朕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机方殷，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刘基对曰：“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圣虑。”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犹虑之。矧德非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于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谨，或致颠蹶，所养不谨，或生疚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

　　●卷二

　　太祖谕群臣曰：“吾观史传所载历代君臣，或聪明之君乐闻忠谠，而臣下循默奸谄不尽其诚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颜直谏，而君上昏愚骄暴饰非拒谏者有之。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难。”

　　太祖初即位，中书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从之。元岂可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何必做中书令乎？”乃命钟同取《东宫官制》观之。因曰：“朕今立东宫官，取群臣勋德老成兼其职。老成旧人，动有典则。若新进之贤者，亦选择参用。”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且谕之曰：“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令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疑将由是而生矣。”又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诘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太祖谓群臣曰：“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来朕每发言，百官但唯诺而已，其间岂无是非得失？而无有直言者，虽有不善，无由以闻。自今宜尽忠谠，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义也。”

　　太祖谓刘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

　　太祖御东阁，与学士陶安等论前代兴亡之事。因曰：“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

　　太祖谓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棼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关心，然此岂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冤抑，刑狱清省。”

　　太祖尝谕胡廷瑞曰：“吾昔微时在行伍中，见将帅统驭无法，心窃鄙之。及后握兵柄，所领一军皆新附之士。一日驱之野战，有二人犯令，即斩以徇。众皆股栗，莫敢违吾节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为！”

　　太祖命诸将北征，谕之曰：“汝等师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器，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此阴骘美事，好共为之。”

　　应天府有滞狱逾半岁者。太祖闻之，惕然曰：“京师而有滞狱，郡县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时决遣，安得有此？自今狱囚审鞠明白，须依时决遣，母使滞淹。”

　　太祖御奉天门，谓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谏者，有谗佞者。忠谏之言，始若难听，然甚有益，如药石之能济；谗佞之言，始若易听，然其贻患不可胜言。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于耳故也。惟刚明者审择于是非，取信于公论，不偏信人言，则谗佞之口可杜矣。”

　　太祖尝谓御史大夫文原吉曰；“比来台臣久无谏净，岂朝廷庶务皆尽善，抑朕不能听受故尔嘿嘿乎？尔等以言为职，所贵者忠言日闻，有益于天下国家。若君有过举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朕每思，一介之士，于万乘之尊，其势悬绝，平居能言，临对之际，或畏避不能尽其辞，或仓卒不能达其意，故常霁色以纳之，惟恐其不尽言也。至于言无实者，亦略而不究。盖见秦汉以来，季世末主护短恶谏，诛戮忠直。人怀自保，无肯为言者。积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犹有薄食。人之所为，安能无过？惟能改过，便可成德。”原吉对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闻善言，成汤不吝改过之心也。言而无实，略不之咎，尤见天地之量。”太祖曰：“有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善；无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戒于不善。但务纳其忠诚，何庸究其差错？”

　　太祖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执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厉代宫闱，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太祖尝命制军士战衣表里异色，令各变更服之以新军号，谓之鸳鸯战袄。

　　国初中书省议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太祖曰：“民力有限，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得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

　　太祖以祭祀为国大事，念虑之际，儆戒或怠，则无以交神明。乃命礼官及诸儒臣总集郊社、宗庙、山川等仪及历代帝王祭祀感应祥异可为监戒者，为《存心录》以进。

　　蕲州进竹簟。太祖谓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故无耳目之娱，玩物之失。竹簟固为用物，但未有命而来献。若受之，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献。

　　洪武初，近臣有进言山东旧有银场可兴举者。太祖曰：“银场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损于民者多。况今凋瘵之余，岂可以此重劳民力？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汝岂不知？”言者惭而退。

　　太祖尝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且谓侍臣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观览，庶有所警也。”

　　太祖尝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太祖谕宋濂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才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秦皇、汉武，好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观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业垂于简册，声名留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难凭，幽怪之说易惑，在谨其所好尚耳。朕夙夜竞业以图天下之安，岂敢游心于此？”按太祖此谕，足祛千古之惑。

　　有风宪官二人，各讦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其一人言简而缓。太祖曰：“理原于心，言发于口。心无所亏，辞出而简；心有所蔽，辞胜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诏廷臣诘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留心律令，已令群臣编定，尚恐有轻重失宜者，乃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讲《唐律》，日写二十条取进，止择其可者从之。或轻重失宜，则亲为损益，务求至当。

　　太祖尝手诏中书省臣曰：“昨张冲上书言时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一谓在廷之臣各令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据而用其所长；一谓中书省令各衙门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贵简当，选其陈事剀切不避忌讳者，量加擢用，以养忠直之气。此言甚可取也。夫闻得失则知利病，知利病则生民蒙其福；听忠直则正人多，正人多则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炀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

　　洪武初，有御史言陶安隐微之过者。太祖曰：“尔何由知之？”对曰：“闻之于道路。”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此为尽职乎？植佳木者必去蝉蠹；长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绝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结以小信，而后逞其大诈。此人尝有所言，朕不疑而听之，故今日乃为此妄言。夫去小人当如扑火，及其未盛而扑之则易为力。不然，害滋大矣。”乃命中书省黜之。

　　洪武元年九月，下诏求贤。诏曰：“朕惟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向以干戈扰攘强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然怀才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有司之失于敦劝与朝廷之疏于礼待与？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贤与？将在位者壅蔽使贤者不上达与？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

　　洪武初，有告富人谋反者，命御史台刑部勘问，皆不实。或言元时告谋反不实者，罪止杖一百，以开来告之路。太祖曰：“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自今凡告谋反不实者抵罪，著为令。”

　　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晶宫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碎之。

　　太祖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谕德等官。谕之曰：“范金砻玉，所以成器。尊师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自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

　　太祖命文原吉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谕之曰：“天生人材，当为世用。然人之材有不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辨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余。卿等宜加精鉴。”又曰：“人材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所举非所用，为患甚大。卿等慎之。”

　　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克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时赐宴赋诗，商确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

　　太祖因礼部奏定祭礼，谕之曰：“凡祭享之礼，载牲致帛，交于神明，费出己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纸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国家仓廪府库，乃生民脂膏，以此为尊醪俎馔，充实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吾念将士征战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见，所可见者惟生存者耳，其即为优恤之。凡遇时节预给薪米钱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养，则吾君臣于岁时宴乐，心亦少安。”

　　太祖一日退朝，太子诸王侍，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异。尔等当记吾言，常存警戒。”

　　或有言元之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者。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弛，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太祖尝手敕谕中书省臣曰：“中书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禀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当直言改正。苟阿意曲从，言既出矣，追悔何及？《书》云：‘股肱惟人，良臣惟圣。’自今事有未当，卿等即以来言，求归至当。毋徒苟顺而已。”

　　太祖谓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积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恶必至成大恶。”又曰：“积善如积土，久而不已则可以成山；积恶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于滔天。卿等皆时之俊杰，与朕康济天下，虽有小善，朕必录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过迁善，如镜之去垢，光辉日增。不然则终身朦蔽，罪恶日积，灾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以诈力取天下，虽易而速亡。监于周秦可见也。故周之仁厚，可以为法；秦之暴虐，可以为戒。”

　　太祖谕群臣曰：“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太祖命京卫将士练习武艺。谕之曰：“凡事必预备，然后有济。先时浚流，临旱免忧，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当闲暇之日，宜练习武艺，不可谓无事便可宴安也。夫溺于宴乐者，必至于危亡；安而虑危者，乃可以常安。”

　　洪武二年春，太祖以天久不雨，告祭风云雷雨岳镇海渎等神一十八坛。中五坛亲行礼，为祭文以告。其略言：“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于失所。朕不敢烦渎天地，惟众神主司下土民物，参赞天地化机，愿神以民物之疾苦闻于上天后地，乞赐风雨以时，以成岁丰，养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报。”

　　太祖谕诸将校曰：“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以为安而妄警戒！朕观尔等，智虑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贵，取娱乐，于所统军士，懵然不知简练。倘一旦有警，将安用之？朕昔下金华时，馆于廉访司，有给扫除老数人，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尔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将举所佩系囊，出片纸，指其名曰：‘尽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乱，无兵可用。乃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妻子为俘。国之亡者，实此辈亡之也。尔等可不戒哉！”

　　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论学术曰：“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亦岂能充广其学哉！”

　　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太祖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太学。仍谕之曰：“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而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也？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辞章而已。”

　　洪武二年五月，太祖祭方丘还，御便殿，谓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以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淫佚之庸主，岂有不败？朕常披览载籍，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随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太祖幸钟山归，由独龙冈步至淳化门始骑而入，谓侍臣曰：“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悯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夫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朕为此故不觉恻然于心也。”

　　太祖命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谕之曰：“朕观《周礼》所记，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制，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曰：“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常戒敕，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臣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敢为非也。”

　　太祖尝谕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唯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频履忧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若守成继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太祖以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预焉。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费，金银钱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奏之，而后发内使监官覆奏，方得赴所部关领。若尚宫不及奏，而朦胧发内官监，监官不覆奏而辄擅领之部者，皆论以死。或以私书出外者，罪亦如之。宫嫔以下遇有病，虽医者不得入宫中，以其证取药而已。群臣命妇，于庆节朔望，朝见宫中而止，无故即不得入宫中。人君亦无有见外命妇之礼。天子及亲王后妃宫嫔等，必慎选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进，恐其夤缘为奸，不利于国也。至于外臣请谒寺观烧香禳告星斗之类，其禁尤严。

　　洪武三年五月，诏设科取士。诏曰：“朕闻成周之制，取才于贡土，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淳俗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也。汉唐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词章之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之官，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所得资品，或居贡土之上。其怀材抱道之贤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起。风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统一华夷，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殃吾民，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材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彼游食奔竞之徒，自然易行。於戏！设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贤，庶可成于治道。咨尔有众，体予至怀。”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诏百官，悉侍左右，询问民情，谘访得失。或考问古今典礼制度。

　　太祖尝谓诸武臣曰：“用兵之道，当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忘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言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以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武备可一日而忘哉！”

　　太祖御东阁，闻学士宋濂等讲“有土有人”章，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洪武三年二月，诏天下曰：“自古帝王开基立国，必赖贤俊之臣，共熙庶绩，以康兆民。是故殷汤周武既定天下，克用俊乂，列于庶位，故能光昭上下，泽流无穷。今朕肇基江左，统有万邦，稽古建官，期臻至治永。惟六部政繁任重，而在位未尽得人，岂朕用贤之道未广欤？抑贤智之士抗其志节而甘隐于岩穴欤？诏下之日，有司其悉心推访，以礼遣之。”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今人于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皆非礼。其定为仪式：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则称端肃奉复，敌己者称奉书奉复，上之与下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云家书敬覆，尊长与卑幼云书付某人。”

　　洪武三年六月，太祖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令皇后与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皇太子捧榼，杂麻麦菽粟以进。凡三日始还宫。仍斋宿于西庑，出内帑纱彩一万四千疋赐将校，于常例外给军士薪米。令法司决狱，复命有司访求天下儒术深明治道者。遂大雨，四郊沾足。

　　左副将李文忠送所获故元诸孙至省，省臣请献俘。太祖曰：“古虽有献俘之礼，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对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尝行之。”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孙，恐不行此礼。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烦，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毕赐以中国衣冠。故国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礼，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朝于中宫毕，赐中国服。”

　　元平，百官表贺。太祖问群臣元之所以亡与己之所以兴。因曰：“当元之季，君晏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凡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有。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之手。今获其遗胤，非天之降福，何以至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太祖尝谓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七月，诏于午门外择空地立亭建碑，刻国家政事可为定式及政令之善者，著以为法。此最有益，不知何时遂废。

　　太祖一日阅内藏，慨然谓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

　　太祖尝谕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谷，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于是省部定职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车舆、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不得用斗拱彩色；其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违者罪之。

　　礼部尚书陶凯等据古礼，请每膳用乐。太祖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间洽然太和。虽日一举乐，不为过也。今天下虽定，人民未苏，北征将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忧勤之不暇，岂可忘将士之劳，而自为佚乐哉！”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往者四方争斗，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朕恻然于心。宜遣人循历水陆，悉收瘗之。”

　　洪武初，御史袁凯言：“今天下已定，将帅在京师者，于君臣之礼，恐未悉究。臣愿于都督府延至通经学古之士，每于诸将朔望早朝后，俱赴都堂听讲经史。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太祖深以为然，遂敕省台延聘儒士，于午门番直，与诸将说书。

　　太祖一日朝退，见二内使干靴行雨中，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之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敕百官入朝遇雨雪，许服雨衣。

　　太祖大宴诸功臣，因谕之曰：“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几，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日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晏安，不知忧患之来始于晏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奢淫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等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

　　太祖已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诸将之力。存者得膺爵赏，没者乃不复见。遂设坛亲祭之，且抚其兄弟子孙，俾食其禄。又设坛祭战殁军士，优养其父母妻子。

　　太祖一日罢朝，坐东阁，召诸武臣，谕之曰：“尔等退朝之暇，亦尝亲近儒生乎？往在战阵之间，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今居间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让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

　　太祖闻公侯中有好神仙者。谕之曰：“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又缪为不死之药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无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盖由富贵之极，惟恐一旦身殁不能久享其乐，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若谓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识。此乃欺世之言，初不可信。人能惩忿窒欲，养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称，名垂不朽，虽死犹生，何必枯坐服药，以求不死？况万无此，当痛绝之。”

　　太视览儒士严礼等上言治道书。谓侍臣曰：“元氏之亡，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今礼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

　　太祖因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罢兼领之职。谕之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谋，离间骨肉，其祸非细。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几无相构之患也。”

　　●卷三

　　太祖因享庙，谓礼部臣曰：“经言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人谨方寸于此，而能格神明于彼，由至诚也。然人心操舍无常，有所警而后无所放。乃命礼部铸铜人一，高尺有五寸，手执简书，斋戒三日，凡致斋之期则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

　　太祖谓李善长曰：“人之一心，最难点检。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者？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点检。此身与心若两敌然，时时自相争战。凡诸事，为必求至当，以此号令得行，肇成大业。今每遇祭祀，以为当斋整心志，对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为事物所动，检持甚难。盖防闲此身，使不妄动，则自信己能；若防闲此心，使不妄动，尚难能也。”

　　洪武四年春，严内城门禁之法。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凡内官内使，出入皆用号牌。有以兵器杂药到门者，论如律。

　　中书省臣言：“宦官俸宜月给三石。”太祖曰：“内使辈衣食，于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给一石足矣。”

　　太祖谓省台臣曰：“朕诸子日知务学，必择端谨文学之臣兼宫寮之职，日与之居，讲说经史，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国家之重。但人之相与，气习易移。与正人处，则日习于正，如行康衢，自不为偏岐所惑；与邪人处，则日习于邪，如由曲径，往而不返，不觉入荆棘中矣。”

　　太祖以刘真为治书侍御史。谕之曰：“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朝廷政事或有遗阙，皆得言之。人君日理万几，听断之际岂能一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今擢卿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当怀蹇谔之风以为百官表率。至于激浊扬清，使奸邪屏迹，善人汇进，则御史之职兼尽矣。”

　　刑部搜狱中囚，得一私书，乃吴兴王升以寄其子平凉知县填者，其言曰：“凡为官须廉洁自持，贫者士之常也，古人谓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抚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以谦敬为先，进修以学业为务。有暇日，宜玩味经史，至于先儒性理之书，亦当潜心其间，于此见得透彻，则自然所思无邪。又熟读律令，则守法不惑，仕与学不可偏废。人便则买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经税而后来，余物非所觊也。”太祖览书，嘉叹良久，赐升手诏，遣使往谕，赐白金百两、绢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复其家。

　　太祖谓群臣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窒。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弗思耳。”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谕之曰：“吏部者，鉴衡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太祖与群臣论刑法。或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曰：“不然。法重则刑滥，吏察则政苛。钳制下民，而犯者必众；钩索下情，而巧伪必滋。夫垒石之冈，势非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铁之溪，水非不清，然鱼鳖不生。古人立法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惨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谓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则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朕闻帝王平刑缓狱而天下服从，未闻用商韩之法可以致尧舜之治也。”

　　太祖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为瑞应以恣矫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后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

　　太祖与侍臣论用将。曰：“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野战，捐躯徇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

　　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朕每临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家者所当深戒也。”

　　太祖谓省台诸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用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卿等当知朕此意。”

　　太祖谕京卫诸将士曰：“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为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侈。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

　　太祖闻诸勋臣庄佃多倚势害人者。召诸臣谕之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而庄佃之家倚汝势，挟汝威，以凌暴乡里，卿等何可不严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不已，必累尔德也。”

　　太祖尝谕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虽不同，要皆尽其职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不治？朕每夜不安寝，未明视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废怠不举，民受其弊。卿等当体朕怀。”

　　洪武五年二月，安南国王遣陪臣朝贡，礼部已受表。将入见，主事曾鲁取其副视之，曰：“前王乃陈日熞，今表曰叔明，必有以也。白尚书诘之。”盖叔明逼死日熞，惧朝廷致讨，故托贡以觇之，遂却其贡。

　　洪武五年五月，太祖祭方丘毕，还宫。皇后妃嫔见，谓之曰：“方农时，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忧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泽降，复常膳如故。”是夜大雨，诘旦，水深尺余。

　　句容民献同蒂嘉瓜二，省臣以进。太祖曰：“草木之祥，生于其地，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之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故王祯不在于微物。赐民钱遣之。”

　　太祖曾造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其牌用铁，饰字以金，其词不可考也。

　　太祖念驿传重繁，谕省臣曰：“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治者，征敛诛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臣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譬之驭马者，急衔勒，厉鞭策，求骋不已，鲜不颠蹶。马既颠蹶，人独能无伤乎？元之末政，宽者失之纵，猛者失之暴。观其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苦劳之，此与驭马者何异？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扰害者，罪之。”

　　洪武五年十二月，诏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理道之原。朕尝设置有司，颁降条章，敦笃教化。务欲使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满赴京者，往往不书农桑之务、学校之教，甚违朕意。特敕中书，令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及师不教导生徒隳学者，皆论如律。於戏！彝伦不振，实君师之过。坐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岂职分之当为？凡在君民，体朕至意。”

　　太祖尝于冬月幸三山门观修浚城濠者，见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状。令人问之，则督工吏掷其锄于水中，求之未得耳。令别取锄偿之。曰：“农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捕吏杖之。顾谓丞相曰：“今日衣重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即命罢其役，仍命行工部，遣各夫匠还家。

　　内使有奏增肉饲虎者，太祖曰：“养牛以供耕作，养马以资骑乘，养虎欲以何用？而费肉饲之乎？”命以虎送光禄，他禽兽皆纵之。

　　太祖尝谕来朝守令曰：“慈祥恺悌，身之德也。刻薄残酷，德之贼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贼，小人养其贼而悖其德，故殃流于众。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为，故私欲恒蔽锢其内。朕之任官，所用惟贤。举廉兴孝，惟欲厚俗；崇德劝善，惟欲成风。若伪为慈祥，必无仁爱之实；伪为恺悌，必无乐易之诚。尔等勉修厥德，广施惠政，以副朕怀。”

　　太祖尝谓御史台臣曰：“为人不可太刚，亦不可太柔。刚则伤物，柔则废事。往见贪饕之徒，常执谦下，不拂人意。盖缘所守不正恐举劾其奸，故为此取媚之态。人喜其媚己，以为贤，则堕其术中矣。其不贪者自谓操守廉洁，故与人言，议稍有不合，辄起争端。此虽刚强，人恶其拂己，以为不肖，则失人矣。夫以中而处刚，则必无矫激之情；以正而处柔，则必无畏佞之态。”

　　太祖谓詹同曰：“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小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所迷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

　　太祖尝命御史察举天下有司，谕之曰：“古人有言，礼义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盖君子有犯，或出于过误，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诡百端，无所不至，若有犯，当按法去之，不尔则遗民患。君子过误，责之以礼义，则自知愧悚，必思改为。彼小人者不知廉耻，终无忌惮，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于廉能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官之徒，虽小罪不赦也”。

　　太祖制中都城隍神主成，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达暮，恒竞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违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太祖命群臣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著为书，曰《昭鉴录》，以赐藩王。因谓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于诸子，尝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苦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至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

　　太祖一日阅武罢，谕诸将曰：“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今尔等无耕耨之劳而充其食，无织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无知之徒不知捍御之道，横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是自损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尔等宜戒其恣纵之心，体朕恤下之意。且贵能思贱、富能思贫者，善处富贵也；忧能同其忧、乐能同其乐，善体众情也；不违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贵矣。”

　　卫卒有差还，受亲旧私遗者，卫官以违法并逮其亲识，请罪之。太祖曰：“人归故乡，孰无亲识？慰劳馈赠，人之常情。”命皆释之。因谓侍臣曰：“近来诸司用法，殊觉苛细。用法如此，使人举动即罹刑网，甚失宽厚之意。”

　　太祖谓群臣曰：“昔唐太宗谓：‘人主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殆，岂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观汤以从谏弗咈而兴；纣以饰非拒谏而亡。兴亡之道在从谏与咈谏耳。大抵自贤者必自用，自用则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不亡何待？从谏者则乐善，乐善则正人日亲，俭人日远，号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兴者。朕于卿等深有所望，勿怀顾忌而不尽言。”

　　太祖尝命吏部访求天下贤才，谕之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可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今之为吏犯法者多，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岂有不化而为善者。自今台省六部官，遇有暇时，集属吏，或教以经史，或讲以时务，以变其气质。年终考之，视其率教与否，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太祖尝谓皇太子曰：“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后临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军旅理民事，无不尽心。恒虑处事未当，故常深念古人。为治必广视听，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虽不行，亦绎思至再，果不可行，然后置之。夫虑事贵明，处事贵断，庶几不眩。况汝生长宫掖，未涉世故，若局于见闻则视听不广，而欲以区区知识决天下之务，能一一当理，难矣！宜亲贤乐善以广聪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意必审其非。如此，则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忧人者当体其心，爱人者每惜其力。朕尝亲军旅，备知其疾苦。每进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寒。今临濠营造之士，宜各给衣米，庶不至饥寒也。”

　　太祖尝谓秦府左相文原吉曰：“蓄药所以防病，积货所以防贫，用贤所以辅德。朕为诸子择贤以为之辅，尔等居左右宜朝夕规诲，以成其德。人情于大事或能谨之，而常忽于细微。夫细行不谨，大德必亏；姑息小过，大愆必至。尔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后规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虽小，可以成名；恶虽小，足以亡身。尔等宜尽心所事。”

　　洪武六年十月，太祖尝命礼部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专掌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者。”

　　潞州贡人参。太祖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艰，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贡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太原岁进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尝闻宋太祖家法，子孙不得于远方取珍味，甚得贻谋之道也。”

　　太祖谓都督府臣曰：“自古贤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今重兵之镇，惟在北边，然皆坐食民之租税。将不知教，兵不知习，猝欲用之，岂能济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此长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废事。今命尔等往彰德、济宁、真定等处，统理军政，凡镇守、屯田、训练之务，皆专之。”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春分，当朝日，以是日日食，改于己亥日行礼，释奠先师孔子，亦改于次丁日。”

　　彰德府税课司有税及民间瓜菜柿枣畜牧饮食之物者，事闻，太祖曰：“古谓聚敛之臣甚于盗臣，正此等官吏也。”命执而罪之。

　　礼部尚书牛谅言：“古礼，凡大祀斋日，宰犊牛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侈。夫俭可以制欲，澹可以顺性。若无节制，惟事奢侈，徒增伤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谅曰：“周礼古人所定，非过侈也。”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初大祀，既终献，方行分献礼。太祖以为未当。命学士承旨詹同与学士宋濂议，乃改定初献奠玉帛将毕，即分官行初献礼。亚献、终献皆如之。又谓古人祭用香烛，所以达道阴阳，以接神明。初无上香之礼，遂罢之。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其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

　　山阳民有父得罪当杖而子请代者。太祖谓刑官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太祖命御史台选国子生分教北方，谕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坠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谋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患。故人思尽职竭其忠诚，无有隐讳。如此，则嘉言日闻，君德日新。令闻长世，允为贤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缄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必至沦亡而后已。由此观之，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之异也。”

　　太祖谓侍臣曰：“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可以独成。故择贤任能，布列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日光大矣。”

　　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太祖谓廷臣曰：“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美，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其饬所司，如朕之志。”

　　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谓之曰：“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航之能运，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然人之才智，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所长，则天下之才难矣。”

　　洪武时南郊甘露降，群臣有献诗颂德者。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恶妖，然天道幽微莫测，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睹妖而能惩，妖未必皆凶。盖闻灾而惧，或者蒙休；见瑞而喜，反以致咎。何则？凡人惧则戒心常存，喜则侈心易纵。朕德不逮，惟图修省之不暇，岂敢以此为己所致哉！”

　　太祖谓太子、诸王曰：“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藻率杂佩，为身之容；恭逊温良，为德之容。见于外者，可知其内。古之君子，德充于内而著乎外，所以器识高明而善道日臻，恶行不见而邪僻益远。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夫货财声色，为戕德之斧斤；谗佞谄谀，乃杜贤之荆棘。当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则必为其所陷矣。”

　　太祖命汤和等防边，谕之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然虏人聚散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尝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

　　洪武九年五月，将有事于方丘，适有晋王妃之丧，太祖命翰林官考古制以闻。学士宋濂等言：“按《王制》，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宋真宗时有内丧，神宗当郊而丧未除，皆未尝废。夫郊社之礼，国之大事，圣人所重。虽有三年之丧，亦不敢废，所以示有尊也。”从之。

　　洪武时，日照知县马亮考满，州上其考曰：“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太祖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遂黜之。

　　洪武时，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奸吏至死，太祖赐玺书劳之曰：“自古天下之治乱，在于君臣之能驭不能驭耳。若君能驭臣，臣能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驭臣，臣无以驭吏，则乱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预治乱，是大不然。吏诈则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著为令，欲使上官驭吏，严之以法。奈何贪官动为下人所持，任其纵横，莫敢谁何！所以政弛而民受枉。今丞相奏福建两参政致极刑于奸吏，朕闻兹事，当哉。故往谕之。尚慎终如始，乃能其官。”

　　太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之祸，曰：“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以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尝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

　　洪武时，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论时务累万余言。太祖令人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才五百余言。因叹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定为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烦文。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官员听选之在京者，久住客邸，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其一端。自今常选官，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铨选之后，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著为令。”

　　太祖谓省臣曰：“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输租外悉免其徭役。”

　　太祖曾敕中书省曰：“向荆、蕲等处水灾，朕寝食不安，亟命户部主事赵乾往赈之。岂意乾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饥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临淄县丞王基言：“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太祖召而诘之曰：“汝云发山海之藏，须人力乎？自发乎？况发之未必得，而劳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权万纪，为其言利而不进善也。汝之言，果导人君以善乎？”遂黜之。

　　有内使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因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知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监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侍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虞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太祖尝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为藉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才阴，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官，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祗畏天命，不得不尔。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挫，民何所赖？”

　　太祖造观心亭成，亲临幸焉。时致仕学士承旨宋濂来朝，召而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宗庙、社稷，尢用祗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太祖谓韩国公李善长曰：“人君聪明虽得于天性，然于物理，必察识而后知；于人情，必谙练而后熟。设若临事不熟，骤然决断，恐未尽善。既行之后，自觉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以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奏启，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

　　太祖尝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弊，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鉴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合祀天地于南郊，自斋誓至祭之夕，天宇澄霁，星纬昭焕，祥风庆云，光彩烨煜。太祖大悦，敕中书省臣曰：“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于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文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合祀天地，而上下悦，若有肹蚃，答于朕心。尔中书下翰林儒臣纪其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

　　太祖御华盖殿，皇太子侍，谓曰：“尔看书，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系于民，必敬以将之，而后所行无不善也。盖善，天必鉴之；不善，亦必鉴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谨，四海惟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邪淫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若惑于怜邪，荒于酒色，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

　　●卷四

　　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以为明。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才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太祖与侍臣论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宫室饮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也。然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修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次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著为令。”

　　国初伶人皆戴青巾，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太祖观《武帝纪》，顾谓翰林侍臣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孙之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太祖尝与翰林待制吴沈论持身保业之道，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

　　太祖谓翰林侍臣吴沈曰：“人君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真切要事也。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忠己，何有不纳？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毕来。”

　　太祖谓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业业，惟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况赏罚予夺，国之大柄，一有爱憎忿戾于其间，则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须不敢忽也。”

　　太祖尝谓皇太子、诸王曰：“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执目}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若燕间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太祖命群臣各举所知，谕之曰：“天下贤才未尝乏也。谓皋、夔、稷、契不复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识，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尔等宜体此意。”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主不能明断者，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亏人君之量。”

　　洪武十三年六月，太祖谓户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洪武间，御史连楹劾应天府尹曾朝佐祭历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礼。太祖顾问廷臣，吏部尚书阮畯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乃命翰林院考证以闻。翌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礼为宜。遂诏以为常式。

　　洪武十三年八月，制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监醢之类，皆官给之。

　　洪武时，御史劾溧水县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礼部言：“著令，凡祭物缺者，许以他物代。”太祖曰：“夫祭物所谓缺者，以非土地所产，溧水固有鹿，何得谓缺？是有司无诚心于祀神，而故为苟简也。夫百司所以能尽其职而理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惧之心耳。今溧水之官于神犹怠忽之，则于人事又何惧焉？”命论如律。

　　太祖与吏部臣论任官，曰：“树艺非其土则不蕃，授官非其才则不任。任官之务，当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然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太祖谕礼部臣曰：“人君操赏罚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无善而赏，是谓私爱；无过而罚，是谓私恶。此不足以为劝惩。朕观汉高帝斩丁公，封雍齿，唐太宗黜权万纪、李仁发，而赏魏徵之直，皆至当，可以服人。所谓赏一君子而人皆喜，罚一小人而人皆惧。朕于赏罚，未尝敢轻。若一时处分或有未当，卿等宜明白执论。宁使赏厚于罚，但不可滥及，使小人侥幸耳。”

　　太祖命助教赵新等为布政使，谕之曰：“今布政司，视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宜化，通达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则郁而不彰；下情不上达，则塞而不通。为政郁塞，则远近乖隔，上下不亲，得失无所闻，美恶无所见。如此则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朕所以用卿等，冀儒术之有异于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时，近臣有言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天节浮费，薄税敛，犹恐伤人，况重为征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偫而能为国家者，太祖言：“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

　　洪武十四年七月，定文职散官之制，凡初入仕，任内未及初考而迁调改除升等者，考核平常量才降等非贬降者，皆得初授阶初考称职；任内已及初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任内已升授未及再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皆得升授阶。凡及两考而事迹显著者，皆得加授阶。

　　太祖尝谓诸行人曰：“凡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视，不可不谨。孔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尔等当服膺是言。若纵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为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书，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务，所在官吏淑慝，军民休戚，一一咨访。还日以闻，庶不负尔职也。”

　　太祖尝敕刑部臣曰：“帝王抚临百姓，皆欲其从化，至于刑罚，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轻，四凶之罪，止于流窜。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无犯，及有小过，或加以苛刻，朕甚悯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则下有为善之心，改过者多，则轻生者少。自今惟十恶真犯者，决之如律，其余皆减死论。”

　　太祖尝谓四辅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而见。君有德则降祥以应之，不德则降灾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犹父之于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惧？盖谨惧无违，犹虑有非常之灾。若恣肆不戒，岂能免当然之祸？朕与卿等皆当慎之。”

　　给事中有言：“国初启事东宫，惟东宫官属称臣，朝臣则否。盖尊无二上之意。”翰林编修吴沈等议曰：“东宫国之大本，所以继圣体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礼，何得有异于是？”诸凡启事东宫者，称臣如故。

　　太祖谕部院诸臣曰：“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若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君臣之间，贵在一德一心，以共济天下。朕所以恳恳与卿等言者，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都察院为朕耳目，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当思尽心赞辅，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廉州巡检王德亨言：“家本阶州，界于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以归于朝。”太祖谓户部臣曰：“尽力求利，商贾之所为。开边启衅，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产，中国岂无？朕悉闭绝之，恐此途一开，小人规利，劳民伤财，为害甚大。况控制边境，贵于安靖。苟用兵争利，扰攘不休，后虽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趋利，不知有害，岂可听也！”

　　洪武十五年四月，诏天下通祀孔子。又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应天府一千六百名，府一千名，州八百名，县六百名。师生月给廪膳米一石，教官俸如旧。

　　工部奏，饰东宫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绿，请令民采办。太祖曰：“姑随所有用之，勿劳民也。”工部臣曰：“库藏所贮，恐不足用。且令采办以价给之，亦不伤民。”太祖曰：“青绿产于深山穷谷，民岂能自采？必待贩鬻而后得之。尔但知给以价直，不知有司急于取办，未免过于督责，而吏卒夤缘肆贪，所得之直，不偿所费。况货殖之人，乘时射利，高价以售。民受驱迫者，急于应办，转为借贷。其弊百端，为害滋甚，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

　　洪武时广平府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地产铁，元时于此置铁冶，岁收铁百余万，请仍置冶。”太祖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因杖其人流海外。

　　太祖尝谓翰林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彼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恩礼寝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泮涣离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漫视之弊。故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

　　解州学正孙询讦税使曾必贵为胡惟庸党，又讦故元参政黎铭尝自称老豪杰，讪谤朝廷。太祖曰：“询不思以圣贤之道教人，而为告讦之事，岂儒者所为？”置不问。

　　洪武时，有以犯罪减死戍边者，多艰于衣食。太祖闻而怜之，悉命还家取赀用，定期而来。至是，五十三人先至。太祖曰：“彼愚民无知，故抵于法。今先期来归，是其畏法。良心不泯，庶几改过迁善矣。”特命宥其罪，与道里费，放还田里。

　　马后闻得元府库输其货宝至京师，问太祖曰：“得元府库何物？”太祖曰：“宝货耳。”后曰：“元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货财非宝，抑帝王自有宝也。”太祖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以得贤为宝耳。”后曰：“妾每见人家产业厚则骄至，时命顺则逸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故世传技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鸩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

　　黄州府同知安贞以擅造公宇器用为吏所告，按察司以闻。太祖曰：“原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贞若迁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长猾吏告讦之风矣。”命贞复职，而械吏至京治之。

　　洪武时，有给事中劾各处巡按试佥事所上章奏，有不称臣及不书月日者，请逮问之。太祖曰：“此亦错误，其勿问。”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君不能无好尚，要当慎之。盖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好术则游谈者进；好谀则巧佞者进。夫偏于所好者，鲜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好术不如好信；好谀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乱。所以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大刻；夫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岂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济大惭。

　　太祖谕廷臣曰：“谗人之能害国，犹稂莠之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国者，必去谗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则苗不能胜矣；馋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则正人不能胜矣。谗邪胜正人，非国家美事。人君知其然，当力去之。不然则根柢日深，为害不浅矣。”

　　太祖闻大学士吴沈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又曰：“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会曰‘是不可不为’；如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必牵合傅会曰‘是必不可为’。此诚国之贼也。”

　　太祖尝谓皇太子、诸王曰：“纯良之臣，国之宝也；残暴之臣，国之蠹也。自古纯良者为国造福，残暴者为国致殃。何谓纯良？处心公忠，临民岂弟，虽才有不逮者，亦不至于伤物。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也。何谓残暴？恣睢搏击，遇事风生，锻炼刑狱，掊克聚敛。虽若快意一时，而所伤甚多。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工业盛。此事甚明，可为深鉴。”。

　　太祖谓吏部臣曰：“近内外官员有以微罪罢免者，其中多明经老成练达政务，一旦废黜，不得展尽其才能，朕甚惜之。”于是凡罢免官通经术有才干者，悉起送京师，擢居显职。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诸司文移纸式。凡奏本纸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门，文移纸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长五尺为一等，四尺为一等，三尺为一等；案验纸二等，皆长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为一等，二尺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门，文移纸高二尺，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案验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八品、九品与未入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四寸，长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太祖尝谕侍臣曰：“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后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间，两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违之，臣论是而君哄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

　　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德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又曰：“朕日总万几，所行得失，非从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言有善者则奖而用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佞面谀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十七年七月，敕内官勿预外事，凡诸司勿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太祖因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与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奋发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鉴也。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举，所以戒未然耳。”

　　太祖尝谓待诏朱善等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知识为知识则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

　　太祖谓廷臣曰：“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则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则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不可得也。”

　　洪武时，命户部以山东盐召商中卖，仍听民买食。尚书郭桓言：“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太祖曰：“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太祖谓刑部臣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敛，而论天之德，则曰生；君之道，仁育义制，而论君之德，则曰仁。夫王良善御，岂在于策？周公善治，岂在于刑？所谓刑者，辅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详。故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太祖谓侍臣曰：“责难之词，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欢，如陈后主、江总辈，汗秽简策，贻笑千古。此诚可为戒。”

　　洪武十八年二月，太祖以当春久雨阴晦不解，间雪雹而雷，时气不和，皆人事有以致之。乃谕中外百司，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条陈以进，下至编民卒伍，苟有所见，皆得尽言无讳。”

　　太祖谕兵部臣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达，有不便利，即与更张，天下岂有不治？”

　　太祖御华盖殿，闻大学士朱善读《心箴》毕，谓之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机，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谀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

　　太祖谓侍臣曰：“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退。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停当，然后就寝。”侍臣对曰：“陛下励精图治，天下苍生之福，但圣体过劳。”太祖曰：“吾岂好劳而恶安？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能暇逸？”

　　太祖览舆地图，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统，舆图之广，古所未有者”，太祖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哉？”

　　洪武时，州县父老有诣阙上言县官善政当罢任而保留者，太祖赐手敕奖励，复职加赐衣弊。谓侍臣曰：“郡县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间，常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厉民，无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今县官能为吾抚循百姓，达吾爱养斯民之意，得其欢心，岂不深可嘉？尚且为政以得民心为本，使守令皆能抚民，天下何忧不治？赏而劝之，非滥恩也。”

　　太祖问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赞善刘三吾对曰：“赖陛下威德，四方无虞，民皆安乐。”太祖曰：“天下人民之众，岂能保其自安？朕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询问，未尝一日忘之。”三吾对曰：“圣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人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泛然，医如史扁，不施药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输，不施绳墨，木不自正；君如尧舜，无纪纲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也。”

　　太祖谕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之存亡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因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

　　太祖与侍臣论治道，曰：“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终非其性也。”

　　太祖谓户部臣曰：“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谓生财裕国，惟事剥削蠹蚀，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饶余。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尔户部正当究心，毋为聚敛，以伤国体。”

　　太祖谓户部曰：“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熙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土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贾或流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然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

　　吏部选用国子生为六品以下官。太祖谕之曰：“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蔽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宜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丽水有卜者干求富民陈公望不遂，诣阙诬公望等五十七人聚众谋乱。太祖命锦衣千户周原往捕之。知县倪孟贤审其妄，谓寮属曰：“朝廷命孟贤令是邑，惟欲抚辑斯民，安于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恶逆之名，岂朝廷命孟贤意哉？”卒具疏白公望等冤，而论妄告者罪。”

　　洪武间，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太祖谕礼部郎中郑居贞曰：“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对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正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院，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太祖览《宋史》，见太宗改封桩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凡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其名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诒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几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中，湖广都司请运施州、崇山、大庸、五开、黄平、平越等卫军食。太祖览奏，顾谓户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种岁久，何得乏食？数年来军中无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吾民供给之困。惟施州从其请，五开等卫但令军士屯田自食。”

　　洪武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属之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系锦衣卫，审其情辞，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太祖闻之，怒曰：“讯鞫者，法司事也。凡负重罪来者，或今锦衣卫审之，欲先得其情耳，岂令其锻炼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

　　洪武二十年春，郊祀礼成，天气清明，圣情悦豫。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太祖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

　　洪武中，有老校丁成者，言河南旧有银矿，采之可资国用。太祖谓侍臣曰：“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尝闻，故元时江西丰城之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盖土地所产有时，而穷民岁课成额，征取无已。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

　　国初，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产诡托亲邻佃仆，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习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出，谓之通天诡寄。太祖素知其弊，及即位，乃遣国子生往各处，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书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类编为册。以所绘若鱼鳞然，故号鱼鳞图册。

　　太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因自为注。谓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览。”

　　太祖闻侍臣进讲有“论人之善恶感召有不得其平”者，因谓之曰：“为恶或免于祸，然理无可为之恶；为善或未蒙福，然理无不可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祸福之来则听于天。彼为善而无福，为恶而无祸者，特时有未至耳。”

　　太祖曾谕兵部臣曰：“军士月米，仅可充食。身亡之后，即罢给。或父母老无所依，或儿女幼无所赖，将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劳而不报者不义。军士皆尝效力于国，岂可忘之？尔兵部悉阅军卫，凡军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儿女幼小无依者，并优之，母令失所。”

　　太祖尝谓礼部臣曰：“尚爵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齿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弟，风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诏天下，行养老之礼。凡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绵一斤。若有田产能自瞻者，止给酒肉絮帛。”

　　●卷五

　　守太宁都督佥事商皓言：“见储粮粟，大宁三十一万石；松亭关五十八万石；会州二十五万石，足供数年边用。”太祖谓左右曰：“守边之计，足食为先。今皓言储粮足用，边郡之民可免挽运之劳矣。”

　　太祖谓侍臣曰：“人亦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好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佞之士。如此则国无不治。苟好所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诏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二十以下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

　　太祖尝因论兵政谓诸将曰：“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以勘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盖兵能弭乱，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起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妄以暝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体殒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

　　国朝之制，每卫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二人。又设前后中左右千户所，以分领士卒。后指挥不肯入署理事，遇有责成，互相推避。洪武二十年，始命指挥使掌印，同知、佥事各领一所士卒。有武艺不训练，器械不坚利者，皆责所领之官。”

　　太祖尝谕吏部臣曰：“为国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庇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前诸城知县陈允恭以簿书之过，谪戍云南，近有言其治县时能爱民者，夫长民者能爱民，虽有过，可用也。”召复其官。

　　御史凌汉鞫狱平恕，人有德汉者遇诸途，邀汉饮，厚报以金。汉告曰：“子罪当尔，非我私子。酒可饮，而金不可受。”固拒之。太祖廉得其事，擢汉副都御史。

　　洪武二十年，青州旱蝗，民饥。有司不以闻，有使者奏之。太祖谓户部臣曰：“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饥，而守臣不以闻，是岂有爱民之心哉！其亟遣人往赈之，就逮治其官吏。”

　　洪武时，严交通外夷之禁。永嘉民有买暹罗使臣沉香等物者，为里人所讦，按察官论当弃市。太祖曰：“永嘉乃暹罗所经之地，因其经过，与之贸易。此常情耳，非交通外夷比也。”释之。

　　洪武间，令天下都司卫所轮班赴京较试武艺，其射牌高大与人齐，射三百步外。乃后的在百步内，而牌高至二丈余。嘉靖中，言者言：“射的高大如此，天下岂有二三丈之虏哉？”可发一笑。

　　太祖一日召试官陈宗顺等至武英门赐食，谕之曰：“今日观《列子》邻子窃铁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恶，乃人之常情，是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谗言虽至而不入；恶而疑之，毁谤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处己待人，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恶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给纸笔，今诸儒著《信论》。

　　太祖谓侍臣曰：“朕昨观史，见前代帝王好听谗言者必致败乱。盖国有谗佞，忠贤之害也。贤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难合，终实有益。谗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为其所惑，始若无害，终实可畏。其妨贤病国可胜道哉！是以人君图治，须保贤哲而去谗佞。”

　　洪武时，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讦者，刑部请罪之。太阻曰：“兄弟骨肉至亲，岂有告讦之理？此因一时愚昧，或私妻子，争长竞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过。遂释之，合好如初。

　　洪武二十一年，敕刑部都察院，凡罪人当籍其家者，如谋叛、奸党、造伪钞之属，则没其赀产丁口。余者止收赀产而不孥，仍以农器耕牛还之，俾为衣食之本。

　　太祖谓户部臣曰：“曩者山东岁歉民饥，盖素无蓄积以备不虞故也。今岁山东夏麦甚丰，秋稼亦茂，尔户部可运钞二百万贯往各府州县预备粮储。如一县则于境内定为四所，于居民丛集之处置仓，榜示民家，有余粟愿易钞者，许运赴仓交纳，依时价偿其直。官储粟而扃钥之，就令命富民守视。若遇凶岁，则开仓赈给，庶几民无饥饿之患。”

　　太祖念军士艰苦，为将领者不知爱恤，乃述始终之际，艰难之故，与夫抚绥爱养之道，通上下之志，达彼此之情，直说其辞为护身敕，颁示将士。

　　太祖谓兵部臣曰：“曩因武臣有违法厉军者，朕尝著《大诰》昭示训戒，格其非心，开其善道。今思其子孙世袭其职，若不知教，他日承袭，抚驭军士，或蹈覆辄，必至害军。不治则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盖导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训人以善言，如济之以舟楫。尔兵部其申谕之，俾咸诵习遵守。”

　　太祖谓五军都督府臣曰：“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若使兵但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合一，国用以舒。”

　　太祖尝与侍臣论守成之道，曰：“人常虑危，乃不陷危；常虑患，乃不及患。车行险峻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间，儒士有起自田间而骤至峻擢者，或言非爱爵之意，太祖曰：“朝廷爵禄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但期得贤，爵非所吝。若曰起自田间不当骤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举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业，何尝拘以官职。”

　　太祖尝谓吏部侍郎侯庸曰：“人之成才至难，自非圣贤，鲜有无过者。若有过能改，则志于善矣，可以录用。比岁受禄之人及民间子弟，久居学校，教养有成。或因小过罢黜者，悉许自新，仍录用之。”

　　太祖尝与兵部尚书沈溍言：“兴治之道，当进君子退小人。”溍对言：“君子小人，猝未易识。”太祖曰：“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

　　给事中有荐士堪牧民者，曰：“其人才高年少，勇于敢为。”太祖曰：“才高者多过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见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制锦者，乃可使裁。素未学而遽使入政，可乎？后生少年，未尝历练，恃才轻忽，用其血气之勇，鲜有不生事扰民者。且令就学以养其德性，变化气质。俟学成用之。”

　　太祖谓兵部尚书茹常等曰：“朕虚心待人，汝等当思尽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虑之不足，众人计之有余。苟惟依阿承顺，无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

　　太祖尝令诸犯法者输粟北边以自赎。因谓学士刘三吾者：“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立威。”

　　太祖见朝阳门外有隙地，因命种桐、棕、漆树五十余万株。岁收桐油棕漆，以资工用，省民间供应。

　　太祖谓侍臣曰：“朕尝命发库藏中古镜十余，以鉴容貌多失真。召工人问之，言：‘模范不正，故镜体偏邪，照人失真’。朕闻之，惕然感悟。夫镜一物耳，略有偏邪则不可鉴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审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岂可忽乎！”

　　太祖尝谕太子、诸王曰：“人君有天下者，当法天之德。天之德刚健中正，故运行不息。人君体天之德，孜孜不倦，则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则政衰教弛。亏损天德，而欲常保天位者，未之有也。”

　　国初，官员到任多无马，或假借于人，或乘驴。太祖谕兵部曰：“礼莫大于别贵贱、明等威，今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县官，民之师帅，闻多乘驴出入，甚乖治体。其令官为市马，布政司、按察司二十疋，府减其半，州县又减府之半。一马率十户饲之，岁终则更其役。”

　　洪武二十四年，定文武官员封赠例，一品封赠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又因宋制，母以子贵，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赠。

　　太祖谓六部臣曰：“天下事体，皆有至当之理。但人识见不同，决断之顷，各执一偏，故难尽善。惟揆之于理，则无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会官详议，所论佥可，然后施行。欲事皆善，必当如此。卿等其各尽乃心，母阿比以为同，母矫讦以为异，久执厥中，以副朕所托。”后之会议始此。

　　洪武二十四年敕令：“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勿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

　　洪武间，令郡县官朔望诣学谒先圣，然后升堂，师生叙揖。学官侍坐，诸生东西立，比次讲说经史。考课既已，学官率诸生送出学门退。

　　洪武间，既定公服之制，令文武官于早朝奏事及侍班见辞谢恩则服之，遇雨雪则易便服，今不然矣。

　　太祖谓大理卿周志清曰：“大理之职，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胃，盖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朕命也。”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命刑部侍郎李似初、都察院佥都御史张构与阁门使、观察使同侍班，以备顾问。百司奏事有阙遗者，随事规正。

　　太祖谓刑部尚书杨靖曰：“善与恶异趋，廉者必不同贪，公者必不济私。然恶或诬善，事虽可白，不免受辱，宜严禁之。继今犯法者，不许诬引良善。违者，所诬虽轻，亦坐以重罪。”

　　太祖谕群臣曰：“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然人之才有长短，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斫轮者，不能为舟。若任人之际，量能授官，则无不可用之才矣。卿等宜为朕广求贤才，以充任使，毋求备于一人可也。”

　　太祖谓侍臣：“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

　　洪武中，都御史袁泰言：“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缄口不言时政，昌龄等非不能言，但心怀谲诈，不肯言耳。使在位皆效其不言，于国政何补？”太祖曰：“人臣进言于君，必有关于国之利病，民之休戚，亦岂得容易？若遽以心怀谲诈罪之，此何异腹诽之法？”

　　太祖尝谕五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之不给。”

　　洪武二十五年，诏：“自今凡传制遣使持节等仪，皆由东阶出入，无得径由中道。”

　　洪武间，镇南卫卒造官船，擅伐民树木为楼橹，民诉之。太祖曰：“辇毂之下尚如此，其他可知。”命斩其为首者一人示众，余杖之，谪戍甘肃。

　　洪武时，佥都御史凌汉、大理寺丞曹瑾、应天府尹高守礼、府丞冯克昭祭先师孑卜子，既迎神而后入班，为御史鲁德所劾。太祖曰：“祭祀不谨固当罪，然既与祭，但后时耳，姑识之。”

　　洪武间，兖州曹县主簿刘郁，因事逮系，耆民杨德等诣阙言其廉勤爱民。太祖喜曰：“为政不难，得民心为难。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爱之。”即命复其官，因谓廷臣曰：“自古人君所患者，惟忧泽不下流，情不上达。今民以主簿之贤，来言于朕，朕宥之，仍与治其民，上下之情，无所壅蔽矣。”

　　镇国公傅友德请怀远等县官地九顷六十余亩以为田园。太祖曰：“尔贵为上公，食禄数千石而犹请地，独不闻公仪休事耶？”友德惭而退。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罢民间岁输马草。凡军官之马，令自刍牧，各卫军士马匹，则令管马指挥千百户务择水草丰茂之所，率所部卒及其妻子屯营牧养。

　　太祖与侍臣论治道，曰：“为治之道有缓急，治乱民不可急，急之则益乱；抚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抬。故烹鲜之言虽小，可以喻大；治绳之说虽浅，可以喻深。”

　　太祖尝谓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于是命户部臣备录文武官大小官晶，岁给俸米之数，以米计其用谷之数。又计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至编成，赐名曰《醒贪简要录》，颁示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恤民。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宁左等七卫及宽河千户所今年屯种所收谷麦，凡八十四万五百七十余石。夫都司所收军饷且如此，何今之不然也？

　　国初，士人因过罢黜者，不得举荐。安庆府知事周昌以为言。太祖谓吏部臣曰：“良工琢玉，不弃小玼，朝廷用人，必赦小过。故改过迁善，圣人与之，弃短录长，人君务焉。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昌言诚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如其才德果优，并听举用。”

　　洪武二十五年，诏五军都督府谕各都司，以军马粮储之数，及关隘要冲、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悉绘图以闻。

　　国初，京师百福寺隐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为僧，游食四方，无以验其真伪。于是命僧录寺造《周知文册》，自在京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以次编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为僧年月与所授度牒字号，俱载于僧名之下。既成，颁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册验之，其不同者，许获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隐者罪如之。

　　刑部尚书赵靖逮一武官，将鞫之，门卒检其身，得大珠一颗，持以献。僚属方骇愕，靖徐曰：“安有许大珠！此伪物。”命槌碎之，始以上闻，太祖嘉叹。

　　洪武间，湖广孝感县言民饥，请发预备仓粮以贷之者。太祖谓户部臣曰：“朕尝捐内帑之资，付天下耆民籴粟以储之，正欲备荒歉以济急民也。若岁荒民饥，必候奏请，道途往返，民之饥死者多矣。尔户部即谕天下有司，自今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

　　洪武二十六年秋，选秀才张宗濬等，俾随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华殿侍讲毕，进说民间利害、田里稼穑等事，间陈古今孝弟忠信文学材艺诸故事，日以为常。”

　　洪武二十七年，诏僧道不许奔走外方题疏强求人财，有于崇山深谷修禅学真者，止许一二人，三四人者勿听。仍毋得创庵堂，有妻妾者，许诸人捶逐，相容隐者罪之。亦不许收民儿童为僧，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

　　太祖因退朝，谓学士刘三吾曰：“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

　　太祖谓侍臣曰：“人主聪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则耳目聋瞽，天下之事，俱无所达矣。”学士刘三吾曰：“人君惟博采众论，任用贤能，则视听广，而聪明无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绝贤路，则视听偏，而聪明为所蔽矣。”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则是非无隐，而贤否自见。昔唐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及京师失守，仓皇出幸，虽田夫野老，皆能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虽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聪明甚矣。使其能广视听，任用贤能，不为邪佞所惑，则乱何从生哉？”

　　太祖谓侍臣曰：“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有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太祖尝念民艰，恐饥荒无措，令工部谕民，但有隙地，皆种植桑枣及绵花，率蠲其税，仍岁终具数以闻。

　　太祖谓唐铎曰：“帝王之于天下，体天道顺人心以为治，则国家基业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乱亡，未有不由于违天道逆人心所致。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妥生民，则可以保兹天眷。卿与朕共事久，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为言，使知所警，勿谓己安不以为意也。”

　　太祖尝谕宋国公冯胜曰：“朕命卿子出镇西鄙，近以家人不从所役来言，朕察言观色，良由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无怨言，诚可爱惜。自今以后，所从役者，使得从容足衣食，俾无窘迫，自然效力无怨咨，则家道昌矣。”

　　太祖谓侍臣曰：“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忧，得失判焉。以此见武侯不如楚庄也。夫喜者矜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泆，败日至矣。忧其不足者则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爱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以此观之，人君当逊志以纳善，人臣当直道以事君，君臣各尽其道，则事无不济矣。”

　　洪武间，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胁食之，不愈，乃祷于神，如愈，请杀子以祀，母果愈，遂杀其三岁儿以祀神。有司以闻，太祖大怒曰：“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遂捕伯儿，杖之百，谪海南。仍令，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

　　撒马儿罕国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号曰“照世杯”。

　　太祖定正书传，诏诸儒臣钱宰等至，开扃翰林院，命学士刘三吾总其事。因谓之曰：“朕观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气凝奎壁间，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异焉。今年春暮，黑气始销，文运当兴。尔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著述，以称朕意。”时礼遇诸儒甚厚，各赐以绮缯衣被等物，又御制诗，命次韵和之。朝参则班于侍卫之前，宴享则次坐殿中，时酒楼初成，又赐钞，宴其上。

　　洪武二十七年，敕天下卫所屯田将士，以时耕作，毋怠其事。每岁秋后，遣人上数京师。

　　洪武间，有司有刚直有为廉洁自守被诬逮者，得伸理后，往往赐衣钞诸物，或赐宴，或升秩。如沐阳知县周质升山东参政，衡山主簿纪惟正升陕西参议，潞州知州刘士源升陕西参政。诸如此类，不可胜纪。

　　国朝最重门禁，洪武间，太祖自定法令，凡守卫皇城四门，自指挥至军士，各依其伍，全队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所数缺，则以别所全队易之，勿以不足之伍分豁补数，违者处重刑，有告言者赏。不依原伍因而纵令，在卫者指挥以下杖一百，各递降调边卫，受贿者治重罪。军土当直，有死丧疾病嫁娶生产诸事者，准所告。父母病，无丁男者，许侍疾，不限月日。妻病无男女者，亦如之。亲戚庆吊，不出百里外者，许给假，留难及不实者，治以罪。若本身暴疾，不准所告，致病甚者，本管官治以罪。其力弱，子侄愿代者，听。凡上直各守本门，不许从别门往来，违者执获，虽国戚，亦闻奏区处，执获者赏。凡朝参，先放直日都督将军及带刀指挥等官，然后文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许搀越。凡内官内使火者，出须比对铜符，无符辄放行者，守门官军治重罪。有公差带金银假疋出者，凭勘合照验，仍明白附写往某处公干及记所服衣服颜色件数，回日照对，有不同者，即时闻奏。工匠人等出门有夹带钞物者，许执奏。惟官民军人有事入奏，不许阻遏及问其事情，违者坐罪。

　　上元典史隋吉言：“农民中有一文一妇者，当耕种时，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及病且愈，则时已过矣。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室家。请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太祖善其言，谕户部臣曰：“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陵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今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贷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以此意谕民知之。”

　　洪武二十八年，以侵暴屯卒诛东胜卫百户吴信，因遣使谕边将曰：“昔汉赵充国征讨西羌，所用刍粮，未尝仰给朝廷，由其劝课，抚绥有道，遂成大功。朕因中原之民艰于供给，故缘边列卫，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柰何将校不能抚绥，又困扰之，如东胜百户吴信，不恤士卒，侵其赏赐，贪淫无厌。使守边者皆如信，田土何得而治，粮食何得而充？今遣人往谕，尔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吴信也。”

　　洪武二十八年，太祖敕谕文武群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且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盖嗣君宫中生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又曰：“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惟谋逆不赦，余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许法司举奏，并不许擅自逮问。”

　　太祖尝诏国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纲，叙九法，为百王轨范。修身立政，备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处大事决大疑者。近诸生治他经者众，至于《春秋》，鲜能明之。继今宜习读，以求圣人大经大法，他日为政，庶乎有本。”

　　洪武间，有道士献道书者，太祖谓侍臣曰：“彼所献，非存神固形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乌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太祖颁《祖训条章》于内外诸司，因敕礼部曰：伯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盖创业之君，起自侧微，备历世故艰难，周知人情善恶，恐后世守成之君，生长深宫，未谙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长，至有奸贼之臣徇权利作聪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变更祖法，以败乱国家，贻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永为不刊之典。如汉高祖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者不王”，以后诸吕用事，尽改其法，遂至国家大乱，刘氏几亡，此可为深戒者。朕少遭乱离，赖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俾子孙世世守之。尔礼部其以朕训颁行天下诸司，使知朕立法垂后之意，永为遵守。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后更《祖训》为《皇明祖训》，但更《箴戒章》为首章，目仍旧。

　　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太祖谓户部尚书郁新曰：“朕今子孙众盛，原定亲王岁禄各五万石，今天下官吏军士亦多，俸给弥广，其斟酌古制，量减各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于是定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干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然后岁赐，与亲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岁赐比始封郡王减半支给。

　　洪武间，朝参官皆赐食。太祖御奉天门或华盖、武英等殿，公侯一品侍坐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官坐于门外，余五品以下于丹墀内，文东武西。叩头就坐，光禄寺以次设馔。食罢，仍叩头而退。至二十八年十月，以供给为难，始罢之。

　　太祖听侍臣讲《无逸》篇，曰：“自昔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理乱盛衰所系也。人君当常存惕励，不可少怠，以图其终。成王之时，天下晏然，周公辅政，乃作是书，反覆开谕，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穑之艰难，以及闾里小民之怨诅，莫不具载。周公之爱君，先事而虑，其意深矣。朕每观是篇，必反覆详味，求古人之用心，尝命儒臣书于殿壁，朝夕省阅，以为鉴戒。今日讲此，深惬朕心，闻之愈益警惕。”

　　太祖尝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书成，赐名《礼制集要》。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伞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颁布中外，使各遵守。

　　太祖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无惮，谓侍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辈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人主苟能决意，去之亦有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之时，宦官虽号骄纵，尚无兵权，故凡所为，不过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

　　太祖以功臣之家不循礼，往往奢侈自纵，以致覆亡，虽屡加戒饬，终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旧制及国初以来所定礼仪，参酌损益，编类成书。凡勋旧之家，坟茔碑碣丈尺，房屋间架，及食禄之家货殖禁例，皆有定制。命曰：“稽古定制，颁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太祖谕侍读张信、侍讲戴德彝曰：“官翰林者，虽以论思为职，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崔群、李绛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当时，显闻后世。尔等当以古人自期，毋负朕擢用之意。”

　　太祖因朝罢，与侍臣论民间事，曰：“四民之业，莫劳于农，终岁勤动，稍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朕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勤。尔等居有广厦，乘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梁，当念民劳。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富安者。尔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几食禄无愧。”

　　太祖尝谕晋王、燕王以备边十事，内一款：“今年屯种，自东胜至开平，开平至大宁、广宁，须于五月一报禾苗长养何如，七月再报结实何如，十月又报所收子粒若干。一岁三报，不惟使朕知边储虚实，而屯军亦不至懈力矣。”按圣祖之留心屯政如此，今何独不然？

　　太祖尝命楚王、湘王帅师征古州洞蛮，敕之曰：“尊居王位，安享富贵，宫室衣服舆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鬼神必怒，百姓必怨，福禄将薄矣。若能奋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将助顺，福禄庶可悠久。”

　　太祖尝谕晋王等六王曰：“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吾今略与尔谋。或今岁，或二三岁，大军未会，止是本护卫及都司行都司军马多不过一二万，倘遇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壁垒，或据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抄掠，俟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我以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见胡马，辄以三五千或一二万轻与之战，岂特不能胜之，必至失利。”

　　太祖谕群臣曰：“凡人所为，不能无过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缪，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辨别。”又曰：“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于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

　　洪武三十年敕户部，凡天下积年逋赋，皆许随土地所便，折收绢布金银等物，以免民转运之劳。

　　太祖于奉天门见散骑舍人衣极鲜丽，问制用几何，曰：“五百贯。”责之曰：“农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蚕妇缲丝缉麻，缕积寸成，其劳既已甚矣。及登场下机，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为已有，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长膏梁纨绮之下，农桑勤苦，邈无闻知。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于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洪武间，行人高稹陕西巡察私茶回，备言道路人民疾苦。太祖喜曰：“古之使者，以览观风俗咨询民情为务，今稹亦可谓能利国富民矣。”擢鸿胪寺丞。”

　　太祖以山东、河南民多惰于农事，以致衣食不给，乃遣人材分诣各县，督其耕种。仍令籍其丁男所种田地与所收谷菽之数来闻。”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太祖享太庙毕，步出庙门，徘徊顾立，指桐梓谓太常寺臣曰“往年种此，今不觉成林，凤阳陵树，当亦似此。”因感怆泣下。又曰：“昔太庙始成，迁主就室礼毕，朕退而休息，梦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觉即视朝，果得边报。祖考神明昭格在上，无时不存，尔等掌祭祀，务斋洁以安神灵。”

　　●卷六

　　成祖靖难，师至紫荆，所服素红绒袍，忽见白花如雪色，凝为龙纹，鳞鬣皆具，美如刺绣。诸将见者骇异，以为嘉兆。成祖曰：“冰花偶然所凝，岂可遽言嘉应，况当戒慎之际，不可以此为喜而有怠心。”

　　成祖滹沱之战，自以数百骑突入阵，大呼奋击，矢集其旗者如猬毛。翊日遣人送旗回北平，谕世子谨藏之，以示后世子孙，使知今御祸之难。

　　成祖既即位，谕群臣曰：“凡人才识不同，长于此或短于彼，苟事有过误，即明言之，予不汝责。若隐而不言，日久觉露，情同欺罔，法则难容矣。”

　　成祖尝谓侍臣曰：“凡开创之主，其经历多，谋虑深，每作一事，必筹度数日乃行，亦欲子孙世守之。故《诗》、《书》所载后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于警戒后王曰‘率乃祖攸行’，曰‘监于先王成宪’，此皆老成之言。后世轻佻谄谀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见，导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为能而宠任之。徇小人之邪谋，至于国弊民叛而丧其社稷者有之矣。岂可不以为戒！”

　　成祖既封功臣，因谕群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于不相信。苟不相信，即父子将为秦越，况君臣乎！吾于诸功臣，报之厚而待之诚，常见其善，不见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两得。”

　　成祖虑内外将校不能抚恤军士，以致逃亡者众，敕兵部：“自今计逃亡之数论罚，如百户逃一人者，减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给；至三十人者降充总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发充军。其千户逃军十倍于百户、指挥逃军五倍于千户者，并减俸及递降一等，皆如百户之例。”

　　成祖曾问兵部尚书刘俊：“今天下畜马几何？”俊对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成祖曰：“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我朝置太仆专理马政，各军卫皆令孳牧。卿等宜严督所司，庶有蕃息之效。”

　　成祖初即位，义乌县教谕高泽言：“自古帝王必虚心纳言，今臣民有所论奏，愿假以辞色，使得各尽其情。善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则贵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达，忠言日闻，天下之事无壅滞矣。”

　　成祖嘉纳之，以示六部臣曰：“疏远之臣犹能存心国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托者，当思正直自奋，用副委任。”

　　国朝最重诬告之法，永乐初定，凡诬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诬重者从重论。诬告十人以上者，凌迟处死，枭首其乡，家属迁化外。

　　永乐二年，礼部尚书李至刚言：“皇上即位以来，广开言路。凡有可行，无不听纳。然无知小人往往搜求细故，钳制诸司。或怀挟私仇陷害良善；或妄称奏诉躲避差徭；或驰骋小才希求进用。甚者无稽泛言，烦渎圣听，虽称兴利除害，其实假公营私，宜治以重罪，榜示天下。”诏可之。

　　永乐初，遣御史分诣郡国，巡视民瘼。谕之曰：“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备之衣，先饥而备之食，适其温饱之宜，避湿就燥以处之，无所不尽其心。人主为民父母，理亦当然。朕居深宫，一饮一食，未尝不念及军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尔等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访，但水旱灾伤之处，有司不言者，悉具奏来。军民之间，何利当兴，何弊当革者，亦悉以闻。”

　　永乐二年，虏寇三万卫，辽东都指挥同知沈永不能追袭，又匿不以闻。成祖以其欺蔽诛之，仍榜谕天下都司并缘边卫所，凡有草贼及虏寇声息，不即以闻者，镇守官以下，职无大小，罪与永同。

　　成祖因有司请修比干祠墓，因谕侍臣曰：“君子为国不为身，故犯颜谏诤，死且不避；小人为身不为国，为谗谄面谀，以苟富贵。明君乐谏诤而国以兴；昏君乐谗谀而国以亡。桀、纣杀龙逄、比干，明效具在，而后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监覆辙，国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为戒。尔等当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几共保祖宗之洪业。”

　　礼部尚书李至刚妻父某坐事逮系都察院，当伏重法，至刚希恩求免。成祖问：“法司鞫狱，情之轻重，外人何以知之？”对曰：“此右副都御史黄信与臣言。”信遂以漏泄狱事伏诛。祖宗之重刑狱如此。

　　礼部尚书李至刚以孝慈皇后忌辰，请仿宋制于佛殿修斋诵经。成祖曰：“人子于父母，固当无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与庶人不同。为人君者奉天命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灵所依，但当谨身修德，深体天心，恪循成宪，为经国远谟，使内无奸邪，外无盗贼，宗社奠安，万民乐业，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务修斋诵经，抑末矣。”

　　永乐初，清凉寺僧言：“近寺军民，牧放牲畜，蹂践寺外之地，请付法司治罪。”成祖曰：“京师隙地少，居人艰于孳牧，寺外有闲地，则推以便之，乃契佛利济之心，何必禁。”

　　成祖因与侍臣论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图籍，静思熟计，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迫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刑部尚书郑赐以部吏所书文移多谬误，郎中等官亦不省视，皆当治罪。成祖曰：“人精神有限，案牍烦劳，岂无过误？但无欺弊，可释之。”

　　永乐初，有于承天门遗木牌，无姓名，止列宝钞提举司官吏不法数事。成祖谕法司曰：“投匿名文书告人罪者，律有明禁，此盖小人假公法报私忿诬陷忠良，其速毁之。自今有此者，悉勿问。”

　　成祖尝谓科臣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给之，岂得复有私营？近有于皇城内畜养鸡牲，糜费食米，今四方蝗旱之后，民尚艰食，朕日夜为忧。此辈坐享膏梁，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论其一日养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尔等识之，自今敢有复尔，必罪不宥。”

　　成祖谓侍臣曰：“我朝大经大法，皆太祖皇帝所立，以传子孙。昨有憸人为朕言，朝廷法太宽，非所以为治，朕已斥之。今朕当守成之日，正安养生息之时，乃严法为治，岂不反有伤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圣人大宝曰位，守位曰仁，何尝谓严法也？”

　　成祖尝命侍臣辑自古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为书，以授长子，且曰：“朕博考载籍，每览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读之不能释手，读书所以有益于人。然人资禀有强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尔等辑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权衡，使中有所主也。”

　　镇远侯顾成言：“今日惟当安养中国，慎固边防。”成祖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疲敝生民。近成言甚合朕意，盖斯人老成，非喜功好胜之流。”于是赐以银币奖之。

　　永乐初，西洋诸国使臣来朝贡方物，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成祖曰：“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不听。

　　成祖欲闻民所疾苦，命吏部凡郡县官考满至京，选其识达治体知恤民者，于六科办事，令各言所治郡县事。久尚未有言者，乃复召都给事中朱原贞等，谕之曰：“朕夙夜虑天下之民有失所者，为尔曹未能尽知，故选郡县考满官假办事之名，俾于六科随尔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闻，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达。而至今不闻有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间，岂都无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犹尚默默，况远在千里，尚肯言乎？尔等退以朕意申谕之，其所治何利当兴，何弊当去，皆直言勿隐。于今不言，将有他人言之，则不能逃罪矣。”

　　成祖谕兵部臣曰：“将士随朕征讨，其中有阵亡病死者，已录其后。亦有妻子孤寡不能自陈，亲管官隐匿不报，致失所者，非朝廷报功之意。宜速下各卫，令征讨官应袭子孙年十五以上者，送兵部袭职；十四以下并寡妇幼女送京师优养；旗军死亡有幼男者，纪录食粮，当升以官者，如例升之；其无子止有寡妇幼女者，一体优给；若有亲可依，不愿赴京者，听，其俸粮如例于所在给之。”

　　永乐初，山东有人献阵图者，成祖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当复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异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成祖于闲时问侍臣：“今外间军民安否？”侍臣对：“陛下施仁政，军民皆安，正太平之时。”成祖曰：“太平岂易言？必雨旸时若，年谷丰登，兵革不兴，军民安乐，朝无奸邪，然后可以为太平无事。”又曰：“奸邪难识，其情似真而实伪，其言似信而实诈，苟一听其而信之，鲜不有失。”

　　永乐初，擢举人王偁为翰林院检讨。成祖因问：“检讨之下有何官？”左右对曰：“博士、典籍、侍书、待诏。”又问：“已除人未？”对曰：“已除。”又问：“其贤比偁何如？”对曰：“偁初除，未知其为人。如旧博士中，皆老成文学士。”因叹曰：“古谓用人如积薪，此类是已。国家用人以贤以劳，偁之贤既未可知，劳亦未有，而令贤有劳者位其下，何以服其心？”遂命吏部，凡博士以下皆升职，与偁同。

　　永乐初，有献《道经》者，成祖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斥去之。既而谕侍臣曰：“上好正道则下不为邪，人主好尚稍不谨，憸人怀侥幸之心者恣纵妄诞，以投所好，苟堕其计，将来流害无穷矣，故不得不斥。”

　　永乐二年孟春享太庙，户部右侍郎李文郁无故不陪祀，为礼部所劾，谪戍三万卫。”

　　永乐初，福建瓯宁县纪录军丁江阴，年六岁能记《御制大诰》，诣阙陈诵，赐衣及钞，驿送建宁府儒学读书。

　　成祖召刑科都给事中杨恭等，谕曰：“国家号令，使小人畏而不犯可矣，虽其为恶之心未必革，然为上者用法当以宽，不以猛。待人当以诚，不以伪。猛则民不堪，伪则民不信。去岁命御史给事中往各处抚安军民，禁止奸慝，导其为善。临遣之际，谆谆告戒，务要安民。昨日给事中丁琰等奏云，至四川见无犯法者，乃阴遣亲信，用银诱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终不戒也。遂执之。琰不肖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执阴诱者送官，何以处之？古人治天下，无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示人，待其受之则加之罪。赖魏徵谏而止。朕尝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于左右。今此辈小人，但图邀功，不顾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驰往，释所诬民，而执琰等赴京罪之。”

　　成祖御奉天门，召六科给事中，谕曰：“朕君临天下，夙夜拳拳，惟欲军民老少皆安。尔等职居近侍，比来皆不闻一言及于军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条析以闻，朕将审择行之。”又曰：“天立君以养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资臣以成治，臣不辅治，是不忠君。朕与尔等，皆不可不勉。”

　　成祖召六科都给事中马麟等，谕曰：“为治贵得大体，比尔等疏驳奏牍，一字之误皆喋喋以言，琐碎甚矣。吏治文书，丛脞积累，其精力有时而敝，岂免错谬？自今奏内有数目日月等字错谬者，皆令从傍改注，用印盖之，不必以闻。”麟等言：“奏内有不称臣者，此当罪之。”曰：“下岂敢慢上？或一时急遽，漏写有之，必非故违。亦令从傍增之。”因曰：“尔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当革，何利当兴，何处军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当历历言之勿隐。若此细故，可略也。”

　　成祖与侍臣论人，因曰：“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须厌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则谁不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进士李衡以父在洪武中死于法，自言不当违令干进。成祖曰：“古之圣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为子能改父行，致显闻于世，足以为贤。若以父死非命，终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尔能力学以图进用，虽违令而志可嘉。朕不尔罪，尔其勉之。”

　　成祖尝谓学士解缙等曰：“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之风世不多见。若使进言者无所畏，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与尔等皆勉之。”

　　成祖谕吏部臣曰：“尔等职专铨选，辨别邪正，但当揆理，不当任情。揆理则以是非为进退，任情则以从违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随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盖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永春侯王宁侍成祖于右顺门，从容语及世人竭诚诵经饭僧奉佛可以福利先亲者，成祖谕之曰：“天子以四海为家，能思天位者亲之所传，大业者亲之所建，天下生民亲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业，仁以临民，使万物得所，四夷咸宾，光昭祖宗，传之子孙，可以为孝。何必事佛，乃能为孝乎？”

　　成祖尝与侍臣论刑赏，待臣进曰：“古称赏人以官，不若赏人以财。”成祖曰：“以朕论之，亦未尽善。若人君一心爱民，则二者皆重。盖知财出于民力，则必不肯轻与；知官所以养民，则必不肯轻授。”

　　成祖命姚广孝等往苏湖赈济，谕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穷无衣食，君岂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为子当孝，为父当慈，务各尽其道尔。卿往体朕此心，不可为国惜费。盖散财得民，仁者之政。”

　　礼部尚书李至刚奏：“今岁山东郡县野蚕成茧，缫丝来进，请率百官贺。”成祖曰：“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使山东之地野蚕尽茧，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犹未安也。朕为天下父母，一饭一食未尝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饱暖而无饥寒，此可为朕贺矣。”乃止。

　　饶州鄱阳县民朱季友进书，词理谬妄，谤毁圣贤。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院学士解缙等请置于法。成祖曰：“愚民若不治之，将来邪说有误后学。即遣行人押还乡里，会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检所著文字悉毁之，仍不许称儒教学。”

　　学士解缙等进《大学正心章讲义》，成祖览之至再，谕曰：“人心诚不可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若心能静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尝不思管束此心为切要。又思，为人君但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

　　靖远伯王友征海寇，奏募民严宝等杀贼数百人，并得其所掠货物。成祖谕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多由主将能导之方略，作其志气。今严宝等有获，亦尔之功，但所获货物，宜悉与之，尔勿干与毫末。盖人冒险成功，而不推利与之，后来不复乐为用矣。”

　　永乐二年九月，周王献驺虞，群臣朝贺毕，成祖谓侍臣曰：“适闻群臣言，不觉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岂得为仁？一念不诚，岂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惧，何可便谓驺虞是天降祥于朕？”又曰：“祥瑞之来，易令人骄。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尝因祥自怠。警怠者，国之安危系焉。驺虞果为祥，在朕更当加慎。”

　　成祖御右顺门，召翰林院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胡俨，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谕之曰：“朕即位以来，尔七人朝夕相与共事，鲜离左右。朕嘉尔等恭慎不懈，故在宫中亦屡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终难。朕固常存于心，尔等亦宜谨终如始，庶几君臣保全之美。”缙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浅陋，过垂信任，敢不勉励图报！”成祖喜，皆赐五品刽艮。又曰：“皇后数言欲召见尔等七人命妇，其令即赴柔仪殿见。”是日缙等之妻入见中宫，训劳备至，皆赐五品冠服及钞币表里。

　　成祖谓吏部尚书蹇义曰：“往者虑各处守令未必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闻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馆，召诸生及庶人之役于官者询之，辄以为信，如此何由得实？如入其境，田野辟，人民安，礼让兴，风俗厚，境无盗贼，吏无奸欺，即守令贤能可知。无是数者，即守令无所可取矣。且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恶不同，则毁誉亦异，若只凭在官数人之言以定贤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赂遗求誉，而即墨及阿之毁誉出矣。故孟子论取舍必征诸国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贤否，皆令具实迹以闻。”

　　永乐时，御马监有索白象食谷者，户部以闻。成祖曰：“此所谓率兽食人者，勿听。”因召御马监官责之曰：“汝辈坐食膏梁，衣轻暖，岂知百姓艰难？计象一日所饲谷，当农夫数口之家一日之食。朕为君，职在养民，汝辈不令朕知而为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复敢尔，必诛不宥。”

　　奉天征讨官有以罪系狱者，刑部请论功定议。成祖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则赏，有过则刑。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不以私废公。此辈征讨之功，既酬以爵赏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纵恶也。纵恶何以治天下？其论如律。”

　　通政司言，山西民有言介休县出五色石可为器用者，成祖曰：“此侥觊小人，不可听！数年兵革灾荒，百姓困苦未得宁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为？”命ㄏ出之。

　　永乐时，中官有于应天府私取工匠役之者，成祖召府尹向宝，责之曰：“数年军旅供给，加以权豪横肆，百姓艰难，京师为甚。既令尔牧民，当体国家爱民之意。正直不阿，矜恤保庇，庶几民可休息。宦者，宫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权，汝何用畏之而辄听其役民略不之拒？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如此，若在远外任小官职当如何畏之？譬为人典守宝货，擅启藏，纵人私取，必不免责罚矣。汝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尔，若再蹈前非，必诛。”遂逮其中官，责之曰：“朕为天子，不敢轻役一民，汝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为乎？”令锦衣卫执治之。

　　成祖闻管屯官有不劝率军士者，因顾侍臣曰：“朕在藩邸时，数因田猎过田家，见所食甚粗粝，知其所苦，每亲劳问之，无不感悦。今屯种军士亦田家，若管辖者能知其情，时时劳问所苦，谁不敢奋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须先得其心，然后可以图功。若养之于无事之时，用之于感恩之后，未有不得其力者。”

　　永乐二年十二月，赐六部尚书侍郎金织文绮衣各一袭，特赐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衣与尚书同。缙等入谢。成祖曰：“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机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劳助益，不在尚书下，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又曰：“朕皇考初制翰林长官，品级与尚书同，卿等但尽心职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各尽其道耳。”缙等稽首而退。

　　成祖谕户部臣曰：“数年用兵，北京、顺天、永平、保定供给特劳，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复旧，可免三府田租二年。”又曰：“凡人尝居劳苦者，后来安逸亦当同之。尝见前世人主，一旦富贵，顿忘向来所共艰难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己心以失人心，为庶民且不可，况人主乎？”

　　永乐初，以山东道御史文郁不谙刑名，改为工科给事中，既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为刑科给事中。

　　永乐三年四月，以万寿节命妇朝皇后于坤宁宫赐宴。成祖命礼部，自今命妇虽大朝亦止于三品以上，余悉免之，著为令。

　　永乐初，陕西兴平、凤翔二县献瑞麦，群臣表贺，以为圣德覆被之应，天下太平之征。成祖谓礼部尚书李至刚等曰：“瑞麦固是嘉应，但四方远迩，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为太平。今中外果无匹夫匹妇之愁怨于下者乎？览表祗益惭愧耳。君臣贵相与以诚，谀佞非治世之风也。”

　　成祖闻南阳草寇窃发，谓兵部臣曰：“此虽小丑，不治将大。元末汝、颖初乱，才数千人。顺帝恬不加意，敕书至芦沟桥易之而返，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鉴也。夫治患于初萌，则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则费力多，而所伤不少矣。”遂命丰城侯李彬、新城侯张辅率兵捕之。

　　成祖谓侍臣曰：“朕昨闲暇援笔肆书，爱其制作精妙，甚称人意。因叹匠艺如此，岂是生而能之，亦由积学所致。今之学者不及古人，正由自怠之过。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积勤以造其极。今人卤莽厌烦，用力未至，便谓求道之难，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获乎？”

　　成祖御武英殿，览《存心录》，顾翰林侍臣曰：“适览慕容超郊有异兽出坛侧，隋炀帝祀圜丘暴风未成礼而退，后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动天。夫不德亦动天。善则降祥，不善则降殃。但各以类应之。”又曰：“祭祀时固当诚敬，亦必平素积累善行乃可获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临祭一时致其虔恭，此岂有获福之理？”

　　成祖御右顺门晚朝，百官奏事毕皆趋出，召六部尚书近臣，谕之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卿等有所欲言，可就从容陈论，母以将晡朕倦于听纳。盖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时与卿等商确。”又曰：“朕每旦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是时神清气爽，则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必得其当，然后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尝辄入宫中，间取四方奏牍，一一省览。其有边报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宫中事亦多须俟外朝事毕，方与处治。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诚虑天下之大，庶务之殷，岂可须臾怠惰？一怠惰则百度驰矣。卿等宜体朕此意，相与勤励，无厌斁也。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于晚朝来，庶得尽委曲。”

　　成祖于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成祖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价直，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又顾缙等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永乐时，都御吏陈瑛言御史车舒怠惰不事事。成祖谪舒戍边，因谓瑛曰：“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不能是者，悉黜之。”

　　有锦衣校尉讦朝臣毁谤时政者，成祖曰：“此必诬之。盖朝廷未尝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诘之，果然。因叹曰：“人主听言之际，岂可不审？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则死诽谤必矣。小人敢诬君子，此风不可长，论校尉如律。”

　　成祖谓兵部尚书金忠等曰：“皇考之世，宦寺无敢与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财寓外人，此虽细事，渐不可长。”随已斥之，亦敕各衙门卫士于出入之际，遵旧制，严搜检。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则用力少而易效，痼而后治，则用力多而难胜矣。”

　　成祖宥都督程达罪，令随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赎。因顾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极恶则不宥，有小善亦不弃。人孰无过？论小过而废大善，则为善者怠；亦孰无才？寻小才而免大恶，则为恶者肆。故恶之难容者，乃不论其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过。如此，则善善恶恶皆不失矣。”

　　故驸马富阳侯李让家人有中盐虚买实收者，锦衣卫鞫之，言告者不实。成祖命六科给事中孙琳等共审之，实锦衣受贿。成祖曰：“富阳侯之子，朕外孙，孰敢诬之？朕但虑锦衣卫故抑告者，初不虑其纳贿，命付都察院鞫之。”于是侯之子恳谢过丐免。成祖曰：“法度与天下共之，岂为私亲废？尔曹政当奉法保恩，岂可恃思挠法！夫欺慢以苟利，与贿赂以逃刑，虽尔曹亦不可得免，况尔家人乎！”遂召都察院臣，谕曰：“宥罪可施于疏贱，而贵近不可侥免，行法必先于贵近，则疏贱可以知警。富阳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永乐四年六月朔，日当食，阴云不见。礼部尚书郑赐请表贺。成祖曰：“此朕恐惧修省之际，何可贺？”又曰：“于此一方，阴云不见，天下至大，他处见者多矣。且阴阳家言，日食而阴云不见者，水将为灾。以此言之，可贺乎？”乃止。

　　成祖尝谓近臣曰：“早来在宫中偶忘一事，问左右，皆不能记忆，盖沉思久而后得之。朕以一人之智，处万几之繁，岂能一一记忆不忘？一一处置不误？拾遗补过，近侍之职。自今事之丛脞者，尔等当悉记之，以备顾问。所行有未合理，亦当直谏。朕自起兵以来，未尝违忤直言，尔等慎勿有所顾避。”

　　海外番夷由广东南雄至南安入贡者，舟楫不通，其方物皆用民力接运。成祖闻之，曰：“为君务养民，今番贡无定期，而农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人入贡者不绝，皆役民接运，岂不妨其农事？自今番夷入贡如值农务之时，其方物并于南雄收贮，俟十一月农隙却令运赴南安。著为令。”复顾侍臣曰：“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所养，虽休之不德。”

　　旧令，海运赴天津者，舟必同日俱发。有先后者，治部运官罪。有三十余艘违约，五日方行而同日俱达，亦无所损。或请治违约之罪，成祖曰：“始虑海寇为患，故敕令同约，今已济而无损，其功可赎。凡用人者，录功而略过，则人奋于功；若计过而略功，则救过之不暇，何暇懋功哉！”

　　成祖朝奉天门，百官奏事退，复召侍臣，与语久之。侍臣请曰：“圣躬勤劳，请少息。”成祖曰：“朕常在宫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积习既久，亦忘其劳。盖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专心志勤思虑，所行何由尽善？民生何以得安？盖勤于思则理得，勤于行则事治，勤之为道，细民不敢废，况君乎？”

　　永乐时，有言黄福乃建文时旧臣，不宜重任者，成祖谕之曰：“君臣相与，在推诚，不可蓄疑。上能推诚则人乐尽力，若或蓄疑则人苟图免责，谁肯尽心？”

　　成祖尝谓翰林臣曰：“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翰林院侍读学士武周文致仕陛辞，成祖赐坐与语，慰谕良久，又赐酒馔楮币，给驿传送。侍读胡广曰：“陛下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具至，儒道光荣多矣。”成祖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

　　成祖问侍读胡广曰：“闻江西民众而田少，农家亦给足否？”对曰：“勤者可给。”成祖曰：“勤之一字，岂独农夫当尽？士工商皆当尽？至于人君，尤不可不尽。人君则当致勤于心，朕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某事于理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有不合宜，虽中夜，必命左右记之，侯旦而改之。盖一事失当，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卷七

　　通政司所受四方奏疏，凡非重务，悉不以闻，径送六科。成祖知之，召参议贺银等责曰：“设通政司所以决壅蔽达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闻，则是无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细微事不敢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尔欲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惩前过，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于听受不厌倦也。”

　　成祖退朝，顾谓侍臣曰：“若等无事家居时，亦不废观书否？”对曰：“有暇亦时观书自适。”成祖曰：“常爱孔子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朕视朝罢，宫中无事，亦恒观书，深有启沃。若等皆年富力强，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阴，朕与汝等何可不勉？”

　　回回进玉碗，成祖谓礼部臣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

　　人材高文雅陈言时政，首举建文事，次及救荒恤民。言辞率直，无所忌讳。都御史陈瑛请罪之，成祖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讳，可恕。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废之。”又召尚书郑赐，谕曰：“不罪直言，则忠言进，谀言退。自古拒谏之事，明主不为。卿当体朕心，今后言事者，但观其可用与否。人所见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薄，非助朕为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成祖与侍臣语，知京师有疾不能得医药者，叹曰：“内府贮药甚广，而不能济人于阙门之外，徒贮何为？”命太医院如方制药，于京城内外散施。复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艰。犹于咫尺不能有济，何况远外？”

　　永乐五年春，敕讨安南总兵官张辅等曰：“闻尔已破贼东都，得粮甚多，足充军食，宜爱惜勿妄费。广西所运饷即停罢，如已在途，就所至城堡贮之，令如法守备。挽运军民悉罢归。”观此敕，可见国初用兵尚能因粮于敌，今之东征者，何独不然？

　　永乐间，直隶、浙江军民子弟披剃为僧赴京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成祖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因叹曰：“朕遵承旧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纵肆如此，何况后来？此不可宥。且此辈皆螟螣不可蕃育。”

　　永乐初修北京宫殿，有大木数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达于江，因封其山名神木山，遣官建祠立碑。

　　永乐时，守卫官有于皇城不诵经者，成祖闻知召至，谕之曰：“尔爵禄自诵经得之耶？身备宿卫，不于此时用心防奸，乃一志诵经，可乎？若意欲修善，当存心忠孝，不越分违法，自然有福。如无是数者，而望有福无祸，得乎？若闲暇之际，口欲诵念，则太祖皇帝御制《武臣大诰》等书，其中皆趋吉避凶保富贵之道，尔取读诵，亦于身家有益矣。今后若仍于宿卫之所诵经者，必罪不宥。”

　　成祖以皇长孙出阁讲学，召翰林诸臣，谕之曰：“人于学问，常以先入之言为主。朕长孙天资明睿，尔等宜尽心开导，凡经史所载孝弟仁义，与夫帝王大训可以经纶天下者，日与讲说。浸渍之久，涵养之深，则德性纯而器识广，他日所资甚大，不必如儒生绎章句工文辞为能也。”

　　成祖与群臣论政事，每至坐久，或言“语多伤气，非调养之道，当务简默为贵。”成祖曰：“人君固贵简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访然后得之，非好多言也，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

　　永乐时，武昌僧欲修观音阁以祝圣寿，成祖不从，曰：“人修短有定数，祸福由所行，所行诚善，福不祝当自至；不善，祸非祝所能去。人但务为善，何假外求哉！”

　　永乐时，开平卫卒蒋文霆言：“王者以天下为家，以百姓为子，今有司岁办各色物料，名为和买，其实强取于民，万不偿一。若其土产，尚可措办，非土地所有，须多方征求，以致倾财破产。今后有司妄取民一钱者，以受财枉法论。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从之。

　　成祖谓都御史陈瑛曰：“国之本在民，民无食是伤其本。朕自嗣位以来，夙夜以安养生民为心，每岁春初及农隙之时，敕郡县浚河渠，修筑圩岸陂池，捕蝗蝝。遇有饥荒，即加赈济。比者河南郡县荐罹旱涝，有司匿不以闻。又有言雨旸时若禾稼茂实者，及遣人视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实为食者。闻之恻然，亟命发粟赈之，已有饥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过，已悉置于法。其榜谕天下有司，自今民间水旱灾伤不以闻者，必罪不宥。”

　　成祖尝谓侍臣曰：“闻近俗之弊，严于事佛，而简于事其先，此教化不明之过。联于奉先殿旦夕祗谒，未尝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礼。世人于佛老，竭力承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当自联始耳。”

　　成祖尝谓都察院臣曰：“自昔阉宦弄权，假朝廷之号令，擅调军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衅，倾覆宗社者多矣。我太祖皇帝监前代之失，立纲纪，明号令，调发军马，必以御宝文书。联即位以来，一遵旧制，爱恤军民，首诏天下，一军一民，不许擅差。复命所司，严切禁约。去年曾命内使李进往山西采天花，此一时之过，后甚悔之，更不令采。近闻李进诈传诏旨，伪作勘合，于彼召集军民复以采天花为名，假公营私，大为军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不散遣。计李进所为，与昔之弄权者何异？若后来仿效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统治天下？今进所为，所在军民官都不奏来，此亦与胡、蓝、齐、黄欲坏国家事者何异？尔即差御史二员径诣山西，将李进一干为非之人鞫问明白，械送京师，必置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鞫治之，虽关皇亲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纵。”

　　文皇后弟徐增寿，靖难时，阴有翊戴功，为建文君所害。成祖正位，将追命之爵以语后，后力言不可，后追封定国公，命其子景荣袭爵。乃以告后，后曰：“此上之大德，然非妾志也。”其高识如此。

　　文皇后尝问成祖：“陛下日与共图政理谁何？”成祖曰：“六卿治政务，翰林职论思典词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因请悉赐其命妇冠服钞币，且谕之曰：“妻之事夫，其道岂止于衣服馈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于诗歌，有载诸史传者矣。古今人岂相远哉？常情，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吾在宫中，旦夕侍上，未尝不以生民为念，每承顾问，多见听纳。今上所以共图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数辈。诸命妇可不有以翼赞于内乎？百姓安则国家安，国家安则君臣同享富贵，泽被子孙矣。”

　　嘉定县僧会司言，旧有僧六百余人，今仅存其半，请以民之愿为僧者给度。成祖谕礼部臣曰：“国家之民，服田力穑，养父母，出租税以供国用。僧坐食于民，何补国家？度民为僧，旧有禁令，违者必罪。”

　　成祖与侍臣论及养身之道，曰：“人但能清心寡欲，使气和体平，疾病自少。如神仙家服药导引，只可少病，岂有长生不死之理？近世有一种疲精劳神佞佛求寿，又愚之甚也。”

　　守卫卒有自陈母病笃乞假省视者，成祖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卫官，不听。”成祖大怒，曰：“父母病而不听归，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尔，况远外哉！谪其官戍边。”

　　永乐六年春，福建二司以柏生花为瑞来奏，成祖赐敕责之曰：“朕主宰天下，于生民休戚未能遍知，故委任尔等镇抚藩方，以图安辑，而乃肆志安逸，于军民疾苦，一毫不言，而今言柏花为瑞。夫时和岁登，物无疵疠，生民足食，四夷顺安，此国家之瑞也。尔等验之人事，岁果丰登，民果给足乎？树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于国？何利于民？而以为瑞也！相为朋比，戏侮如此。忠臣恤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尔等，若复为期罔，虽欲幸免，不可得矣。”既而苏州、扬州复以桧生花为瑞，复降敕责之。

　　成祖谓兵部臣曰：“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去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令明言于镇守官，勿阻之。”

　　永乐时，有告言肃王听百户刘成言辄罪平凉卫军者，成祖谓侍臣曰：“王居深宫，岂得悉闻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于其所好恶者造饰毁誉于王前，王与之狎昵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从之，今过则皆归于王矣。谗佞，德之蠹也。林无蠹，有美木；左右无谗佞，有美德。不可不去。”

　　永乐六年五月，命礼部移文中外，凡军民子弟僮奴自削发为僧者，并其父兄发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发北京为民种田。

　　成祖尝语吏部臣曰：“用人当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能容数石者投以数石，能容数斗者投以数斗，过则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职，则败事；以大才任小事，则枉人。其精审之。”

　　法司奏录囚当决者三百人。成祖谓诸臣曰：“三百余人，未必人人皆实。有一不实，则死者衔冤。尔等更从容审之。一日不尽则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无冤。大抵人之实情难得，有言语便捷辄驾虚词掩实情者，有讷于言虽怀情实而口不能发者，须详悉以听，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贴匿名榜，言县官贪污，法司推问，疑一吏与之有隙，遂极搒掠，吏不胜即引服。僧之从者，悯吏无辜，赴官首其事，逮僧鞫之，果得实。向使僧之从者不言，岂不枉杀此吏？法司以刑迫人，往往有此弊。今三百余人，宁无一二冤抑？尔等其详审之。”既而得释者二十余人。

　　永乐七年春，御史何晟以过凤阳陪祀皇陵，直行寝殿御道，且入殿狎玩，论大敬，戮于市。

　　永乐七年春，成祖谕礼部臣曰：“我太祖君天下四十余年，法度明备，朕恪遵成宪，今四方无虞，民物康阜，思与臣民同乐太平。自正月十一日为始，其赐元宵节假十日，百官朝参不奏事，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弛夜禁，著为令。”元宵放假始此。

　　灵丘县民李文秀妻一产三男，循例给粮至八岁，有司请罢给。成祖命至十岁罢之。

　　永乐七年，谕北京耆老曰：“朕惟古先帝王之治天下，以安民为务，而安民之道，以教化为先，是以上下相承，风俗淳厚，天下和平。朕受天命嗣大统，即位以来，夙夜拳拳，志图治理。今建北京，思与百姓同享太平。惟能务善去恶，可以永保身家。凡一家有家长，一乡一坊有乡坊之长。为家长者教训子孙，讲读诗书，明达道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尊卑长幼，各循其序，如此，则一家和顺辑睦，有无穷之福。为乡坊之长者，教训其乡坊之人，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工专于技艺，毋作淫巧，商勤于生理，毋为游荡，贫富相睦，邻保相恤，毋为争竞，毋习赌博，毋奸亢窃盗，毋藏匿逋逃，如此，则乡坊之内，相安相乐，有无穷之福。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天道至公，不爽毫发，不可不戒。诚能遵朕斯言，身家获吉。不然，宜行妄作，身罹殃咎，害其子孙，不可不戒。或有尝为恶于前，而能改过于后，亦是善人。若不改悔，终为恶类。其省之慎之，不可怠忽。”

　　成祖谓尚书方宾曰：“近日郡县数奏水旱，朕甚不宁，与卿等皆当修省，更须择贤守令。守令贤则下民安，民安于下，则天应于上矣。”

　　山西代州献嘉禾，礼部请贺。成祖曰：“朕奉天子民，正愿天降丰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苏、松水患未息，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祯祥朕德所致，夫灾异非朕所致乎？尔等宜助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闻也。”

　　永乐七年十月，成祖巡狩北京，谓行在礼部尚书赵羾曰：“北京冬气严凝，群臣蚤朝奏事，久立不堪。”乃定议，每常朝毕，御右顺门内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无事者退治职务。

　　永乐时，山西安邑县民言县民逃徙者，田地已荒芜，而税粮尚责里甲陪纳，侵损艰难，请暂停之，俟招抚复业，然后征纳。成祖谓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给租税，既弃业逃徙，则租税无出，若令里甲陪纳，必致破产，破产不足，必又逃徙，租税愈不足矣。即移文各处，有若此者，悉停征其税。县官不能抚民，致逃徙者，姑宥罪，令即招抚复业，勿复扰之。”

　　成祖征虏，次凌霄峰，谓学士胡广等曰：“诸将此来，不闻进一言，何也？”对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辉，何能上裨日月？”成祖曰：“是何言也！圣人有资于刍荛之言，况君臣之间？古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朕有所为，必尽众人之情，何尝专任一己以掩群策？”

　　成祖北征，至威虏镇，日暮犹未食，中官请进膳，曰：“军士未食，朕何忍独先饱？”令人视各营军士皆食，始进膳。

　　隆平候张信强占练湖八十余里，又占江阴县官田七十余顷，为都御史陈瑛所劾。成祖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区，耕农水道所经，其家僮尝据之以擅利，中山王闻之，遂归其地于官。今信何敢贪纵厉民如此！”命法司杂治之。

　　成祖御右顺门览奏牍，时御案有镇纸金狮，欹侧将坠，给事中趋进，移置案中。成祖顾侍臣曰：“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天下，大器也，独可置之于危乎？尤须安之，天下虽安，不可忘也。故小事必谨，小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

　　成祖因法司奏审录，谕之曰：“刑当矜恤，然论刑之际，尤当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过，如失足沟涧，偶出于误，当矜其情而将护之；小人有罪，如贪嗜饮食，恣意为之，非过误也。君子误犯而不恕，非佑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惩，有纵恶之失。尔等其审邪正，精权度，不宜概论。”

　　成祖闻温州府民岁输白矾赴京者，阻隔山路，负运艰难。因问工部臣：“矾欲何用？”对曰：“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而劳民于数千里之外，可罢其岁征，自今制布衣不必染色。”

　　永乐中，进士王彦自陈：“臣家与奸恶外亲有连，今闻朝廷已下本贯籍没臣家，臣虽中进士，实罪人，应就系。”成祖谕三法司曰：“学至于中进士，亦成才矣，成才勿弃。且有罪能自陈，可矜，并其家宥之。”

　　永乐九年，齐庶人榑之妃邓氏卒，礼部言当以庶人礼葬。成祖曰：“榑虽以罪削爵，亲亲之谊宁过？”命仍以王妃礼葬之。

　　成祖尝谕工部臣曰：“雨雪连日，朕与卿等犹不免惮寒，何况下人？京城之中，军士最艰难，有出征者，有守卫者，独妻子在营。此际寒冻，不能出门户，而薪炭踊贵数倍，盖有饮食不能以时者。今抽分处积薪不少，每户给百斤，出征者三倍给之。”

　　永乐时户部言：“比年旱潦少收，诸王岁给禄米，宜各撙节。”成祖命辽、宁、伊、秦及靖江王府皆循旧例；沈、唐、郢、鲁王府俱依祖训，万石内岁给米三千石，余支钞；安王俯岁给米千石；顺阳王五百石。余皆支钞。”祖宗时通融如此，今何不仿而行之也？

　　成祖尝命来朝觐官各言民瘼，曰：“一郡一县，未必都无一事可言，都无一民不安。尽今日悉上所言，令六部议，便于民者即行，言有不当勿问，缄默者罪。”

　　永乐十年元宵节，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三日。户部尚书夏元吉诗其母往观，中官以闻，成祖曰：“此贤母也。”命中官赍钞二百锭，即其家赐之。

　　成祖谓礼部臣曰：“近有一种无知愚民妄称道人，一概蛊惑，男女杂处无别，败坏风俗。洪武中行‘瑜珈’法，称火居道士者，俱有严禁。即揭榜申明，违者杀不赦。”

　　广西河池县民言县有银矿大发，长沙府民言其乡产铜，发民采炼，可获厚利。成祖曰：“献利以图侥幸者，小人也。国家所重在民，不在于利。”皆斥之。

　　法司所逮犯人内一二人欲有所陈诉，锦衣卫官促之起，遂不得陈。成祖见而知之，曰：“在朕前下情尚不得达，况千里之外哉？”顾锦衣卫官曰：“继今敢复尔者必诛！”

　　永乐中，修国子监。成祖谓工部臣曰：“太学于国体甚重者，盖成就贤才之地，视他官府，须坚致弘丽有加，尔尚书侍郎，亦频往督视。”

　　永乐中，镇抚陈恭言，侍卫防御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置左右。成祖曰：“所言禁卫宜严最是，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尚书吕震因请罪恭妄言，成祖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岂可罪？朕恒语卿等，言事之人有乖缪当容之，罪之则言路塞，人君无由得闻善道。尔为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成祖尝谓通政司臣曰：“在外有司官来朝，朕命言民间利病，率云田谷丰稔，闾阎乐业。比闻山西饥民有食树皮草根者，未闻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记之。如境内有灾伤饥馑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隐之罪。”

　　永乐十一年夏，成祖谓行在户部曰：“人从徐州来言，州民以水灾乏食，有鬻男女以图活者，人至父子相弃，其穷极矣。即遣人驰驿发廪赈之，所鬻男女，官为赎还。”

　　成祖尝谓指挥张昶曰：“皇亲最当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开平王、永城侯、德庆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坏法，皆取灭亡。前鉴不远，汝今富贵，但常不忘贫贱时，自然骄逸不生。若溺富贵而忘贫贱，奢傲放纵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尔，尔宜慎之。”昶，皇太子妃兄也。

　　成祖尝坐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敝垢，纳而复出。侍臣有赞圣德者，成祖叹曰：“朕虽日十易，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汗濯更进。昔皇妣躬补缉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居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以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敢忘。”言已怆然。

　　成祖尝语皇太孙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长深宫，狃于富贵安逸，不通古今，不识民艰，于经国之务懵然弗究而至于亡者，朕尝以之为戒。汝将来有嗣统之责，须勉力学问，于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艰难，不可不涉历，闻见广而涉历多，自然心胸开豁，于万几之来，皆有以处之而不差矣。”

　　永乐十三年春，贵州布政司言：“去年北征班师，恩诏至思南府，闻太岩山有声连呼万岁者三，此威德远加山川效灵之应。”尚书吕震请表贺，成祖曰：“人臣事君当以道，阿谀取容非贤人君子所为。呼噪山谷之间，空虚之声相应，理固有之，岂是异事？布政司官不察以为祥，尔为国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贺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永乐十四年夏，礼部祠祭司郎中周讷请封禅，尚书吕震请如讷言。成祖谓震曰：“今天下虽无事，然水旱疾疫亦间有之。朕每闻郡县上奏，未尝不惕然于心，岂敢自谓太平之世？且圣经未尝言封禅，唐太宗亦不为封禅，魏征每以尧舜之圣望太宗。尔欲处朕于太宗之下，亦异乎征之爱君矣！尔当以古人自勉，庶几不忝宗伯之任。”

　　永乐时，崖州黎以私忿争相战斗，卫将利于渔取，欲发兵剿之。琼州知州王伯贞执不可，曰：“彼自相雠杀耳，非有寇城邑杀良民之恶，不足烦官军。”卫将不从，伯贞乃遣宁远县丞黄童视之，果仇杀。获首贼数人罪之，黎人遂安。

　　《名臣奏议》书成，成祖谓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纳善言，臣能尽忠不隐，天下未有不治。观是书，足以见当时人君之量，人臣之直，为君者以前贤所言便作今日耳闻，为人臣者以前贤事君之心为心，天下国家之福也。”

　　永乐十五年，成祖以洪武间天下寺观皆已归并，近有不务祖风者，仍于僻处私建庵观，僧尼混处，屡犯宪章，命礼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规，违者必诛。

　　永乐间，内官张谦及指挥千百户等官使西洋诸番还，至浙江金乡卫海上猝遇倭寇，时官军在船者才百六十余人，贼可四千，鏖战七十余合，大败贼徒，杀死无算，余众遁去。朝廷闻而嘉之，赐敕奖劳，升赏有差。

　　永乐中，兵部言，幼官袭职者有兔缺，例不当袭。成祖曰：“武臣当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岂当论相貌？孙膑既刖，智尚可用。况立军功者皆望禄及子孙，一不得袭，即禄绝矣。此人将来生子当不复兔缺，岂可绝其禄？”命袭之。

　　永乐十五年寿星见，群臣请贺成祖曰：“比岁寿星见，卿等以为瑞致贺，然四方旱涝蝗疫比比有之，而鲜有为朕言者。朕之所愿，时和岁丰，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贤者在位，谗慝不作，百工举任其事，政平讼理，国家清明，此可为瑞。寿星之瑞，不足贺。”

　　欧宁人有进金丹及方书，成祖曰：“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即与毁之。勿令别欺人也。”

　　永乐十五年十一月，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具楼阁龙凤花卉之状，奇巧特甚，此冰异也。成祖赐群臣往观，群臣请贺，不允。

　　永乐间，陕西耀州民献玄兔，成祖以其图并群臣所上表及涛文赐皇太子，谕之曰：“贤君能敬天恤民，致勤于理，则有以感召和气，屡致丰年，海宇清明，生民乐业。此国中之瑞也。彼一物之异，常理有之，且吾岂不自知？今虽边鄙无事，而郡县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尝无，岂至理之时哉？而一兔之异，喋喋为谀。夫好直言则德日广，好谀言则过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皇考创业艰难，惧弗堪负荷，不敢怠宁，终不为彼所惑。尔将来有宗社生民之寄，群下有言，不可不审之于理。但观此表及诗，即理了然而情不能遁矣。”

　　姚少师广孝论文有曰：“今之为释老文字者，往往剿取释老之说，甚至模仿其体，以为儒者不克卓立。”其意盖为宋苏辈发也。

　　永乐十六年五月，命都指挥卫青等调山东都司马步官军缘海捕倭，有功者奏闻升赏，退避者即斩以徇。当时军令之严如此。

　　永乐十六年十月，成祖以天下僧道多私簪剃，定制，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行邻里保勘无碍，然后得投寺观从师受业。俟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不通者罢还为民。亡命黥刺者不许。

　　永乐十七年，成祖令自今在外系囚当死者，悉送京师会官审录无冤，三覆而后决之。因谕法司曰：“刑，圣人所慎，盖轻者残肌肤，重者戕性命。匹夫匹妇，不得其死，有伤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朕屡诏宽恤，然虑在外有司罔体朕意，滥及非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师审录。尔等会审之际，尤须敬慎，不可轻忽。”

　　成祖敕皇太孙曰：“比闻出郊围猎，一军害民，即惩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发无犯。人传尔之善至于北京。朕闻之甚喜，此可验尔勤学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须，抚恤惟均，苟有所偏，必为所怨。今尔于此一事，使百姓知感德，军土知畏法，足为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尔虽不自觉而善自然播之。天下将有不令而从，不言而信者矣。”

　　永乐间，给事中柯暹、御史何忠等以应诏言事讦直，词侵工部尚书李庆等，庆等不能平，数言于朝，请罪之。成祖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于今，正欲闻过。古之明王皆奖直言，今汝数请罪之，是欲朕为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过失，若诚有，即因而改之，岂非善德？果若无之，于汝何损？今罪之，将重其名，而益朕与汝等之过矣。”

　　成祖闻开、徐等州县民饥，慨然叹曰：“君以民立国，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衣食。虽有水旱灾伤，而民不至于饥窘者，则恃蓄积有素。但如汉文、景之世，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太宗时民间斗米三钱，行旅不赍粮，亦何忧水旱？皇考置预备仓，出内帑易粟储之，以赈饥荒，此诚良法。然有司必至饥民嗷嗷，始达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赈之，其馁死者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后遇饥荒急迫，即验实发仓赈之，而后奏闻可也。今各处所奏民饥，宜急遣官赈之。”

　　成祖北征，中途饬诸将曰：“军中必严肃，昏夜不得喧哗，遇有警，惟静以制之，不得妄动，虏或遗人口驼马牛羊诸物，不可贪取，恐为所饵。”又曰：“驭众之道，固须部伍整肃，进退以律。然必将帅抚士卒如父兄于子弟，则士卒附将帅亦如手足之捍头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济。至于同列，尤须和协。一队当敌，则各队策应，左右前后，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风，同舟之人齐力以奋，波涛虽险，靡不获济矣。”

　　成祖闻山东高密逃民复业者，有司征其累年所负粮刍。因谓户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无出乡，安于王政也。后世之民，赋役均平，衣食有余，亦岂至于逃徙？比来抚绥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论贫富，一概烦扰。致耕获失时，衣食不给，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复业，田地荒芜，庐舍荡然，农具种子皆无所出，政宜赒恤之。乃复征其逋负，穷民如此，岂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蠲免。”

　　成祖北征，闻军士有取民田谷饲马者，责之曰：“农民终岁勤劳，以供国用，汝独不念耶？兵行之际，刍粟一给于官，又敢虐取诸民，立命斩之以徇。”

　　●卷八

　　仁宗为太子，会侍侧。成祖顾问讲官：“今日说何书？”对曰：“《论语》君子小人和同章。”问：“何以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则易进难退？”对曰：“小人逞才而无耻，君子守道而无欲。”问：“何以小人之势常胜？”对曰：“此系上之人好恶，如明主在上，必君子胜矣。”又问：“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弃者，须常警饬之，不使有过可也。”

　　仁宗为太子，居守时，有守京城门内使言城门郎擅离所守、纵酒弃事者，城门郎亦言尝以母病白内使暂归即来，未尝擅离，因以事忤内使，故挟私诬构耳。仁宗曰：“城门郎无罪，内使小人纵私，上罔朝廷，下诬无罪之人，岂可复用？”命下锦衣卫治之。仍命司礼监榜示，今后内官内使有言事不实及挟私枉人者，悉置重典。

　　仁宗监国时，谓左都御史陈瑛曰：“官军赴北京听调者，巳多与道里费。今闻在外扰民，强市货物，横夺资财，道路苦之，所领头目亦不禁戢。宜即出榜于所过之处，戒谕将士，有复犯者，令民执送，领兵官以军法治之。”

　　仁宗为皇太子时，赴召过邹县，见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实者，驻马问所用，民跪对曰：“岁荒以为食。”为之恻然。稍前下马入民舍，视民男女皆衣百结不掩体，灶釜倾仆不治，叹曰：“民隐不上闻若此乎？”顾中官赐之钞，而召乡之耆老问所苦，具以实对。辍所食赐之。时山东布政使石执中来迎，责之曰：“为民牧而视民穷若此，亦动念否乎？”执中言：“凡被灾之处，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税。”曰：“民饥且死，尚及征税耶？汝往督郡县，速取勘饥民口数，近地约三日，远约五日，悉发官粟赈之。事不可缓。”执中请人给三斗。曰：“且与六斗。汝勿惧擅发廪，吾见上当自奏也。”

　　仁宗为燕世子时，太祖尝命与诸世子分阅皇城四门卫士，还奏独后，问之，对曰：“旦寒甚，卫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阅之，故后。”太祖喜曰：“能体恤下人，是吾心也。”

　　仁宗初即位，置太师、太傅、太保，阶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阶从一品。因谕吏部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圣明天纵，可不置此官，予历事未广，不无望于傅保，卿等勉之。”

　　仁宗尝谓吏部臣曰：“古称官不必备，惟其人，今过冗矣。且贤否廉污，混淆无别。廉污无别，则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并处，则小人之势常胜。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廪禄，何裨政理？其在内诸司令堂上正宫、在外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贤材者留，其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罢之。”

　　仁宗以京师人众而荛薪尝取于数百里外，谓兵部臣曰：“古山林川泽皆与民共，虽虞衡之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其实亦为民守，非公家专有之。京师军民数百万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给？人君于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当施之，况山泽天地所产以利民者？其居庸关以东与天寿山相接，宜禁樵采，余听人采勿禁。”

　　仁宗尝谓工部臣曰：“古者土赋随地所产，不强其所无。比年如丹漆、石青之类，所司更不究物产之地，一概下郡县征之。郡县逼迫小民，鸠敛金币，诣京师博易输纳，而商贩之徒乘时射利，物价腾踊数十倍，加有不肖官吏夤缘为奸，计民所费，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余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于出产之地计直市之，若仍蹈故习，一概科派以毒民者，必诛不宥。”

　　仁宗尝谓翰林儒臣曰：“为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来朝野物议何如？凡军民中利有当兴，害有当革者，卿等悉为朕言，当审其可否，悉行之，庶几少纾民困。”

　　长沙民有自宫求进者，仁宗曰：“游惰不孝之人，自绝于父母，岂可使在左右？发为卒戍边。”

　　仁宗即位后，赐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绳愆纠谬”图书，谕之曰：“卿等皆国家旧臣，又事朕于春宫，练达老成，今朕嗣位，军国之务重，须卿等协心赞辅，凡政事有阙，或群臣言之而朕未从，或卿等言之。朕有不从，悉用此印密疏以闻，其母惮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间，尽诚相与，庶几朝无阙政，民无失所，而朕与卿等皆不负祖宗付托之重。”

　　衍圣公来朝，旧皆馆于民间。仁宗即位，孔彦缙入贺。仁宗谓侍臣曰：“四夷朝贡之使至京，皆有公馆，先圣子孙乃寓宿民家，何以称崇儒重道之意？”乃赐今宅。

　　嘉河卫指挥阿必察遣头目咬纳等来朝，奏乞授咬纳等本卫指挥，仁宗谓侍臣曰：“一来朝遂授指挥，再朝当授何官？且有功者又何以赏之？”不许。

　　四方奏报雨泽章疏，旧皆贮通政司，司臣有欲送科臣收贮者，仁宗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盖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

　　仁宗尝谕鸿胪寺曰：“故事，视朝后诸司有急切机务不得面陈者，许具题本于宫门投进，冀得速达。今诉私事丐私恩者，亦进题本，掩奸欺众以图侥幸，坏法乱政莫甚于斯。今后惟警急机务不得即面陈者，许封进题本，其余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违者论以重罪。”

　　仁宗闻京城军民私宰牛者甚众，因叹曰：“愚人苟图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罚，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时直追钞，仍治私宰之罪。”

　　仁宗谓户部臣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转徙欤？抑年饥衣食不给，或加以疫疠而死亡欤？自今一切科徭务撙节，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于民者，条具以闻。被灾之处早奏赈恤，有稽违者，守令处重罪。”

　　仁宗以群臣进言者寡，敕谕之略曰：“朕以菲德承大统，君临亿兆，顾天下之广，庶务之繁，岂一人所克独理？亦惟赖文武贤臣，相与协德，共图康济。是以嗣位之初，首诏中外，旁求直言，此实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夫京师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视法，今人困于下而不得闻，弊胶于习而不知革，岂非宪纪不振，言路犹壅？卿等皆受国家股肱心膂之寄，无以直言而虑后谴，君臣同体，相与至诚，必有嘉谋嘉犹，辅朕不逮，庶副倚重贤人君子之意。”

　　仁宗谕户部臣曰：“农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获，不可失时。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当用人力者，皆俟农隙。前代盖有不恤农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乱亡者矣，不可不谨。”

　　仁宗召大兴、宛平二县官，谕之曰：“朕即位之初，首罢不急之务，以纾民力。尔为京县亲民官，正宜加意抚绥，使民先受其惠。比闻在京百姓犹有困于徭役者，此皆尔等不职之故。昨敕群臣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尔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与尔约三日，凡民间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来闻。朕为尔处置。若复坐视不理，必罪不贷。”因顾侍臣叹曰：“朕忧悯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犹上下不通如此，何况数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无逸也。”

　　仁宗谓侍臣曰：“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后世为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监戒。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经改易而后成书。于闲暇时，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遂命司礼监刊印赐诸世子。

　　内官马骐传旨，谕翰林院，书敕付骐复往交阯闸辨金银珠香。本院官覆奏，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阯荼毒军民乎？交阯自此人归，一方如解倒悬。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独诏书不信，将坏大事。此人近在内间百方请求，左右为言再往当有利于国，朕悉不答。卿等宜识朕意。”乃止。

　　仁宗阅京官诰词，顾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尚书、夏尚书皆先帝亲任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见，有未尽善，皆当尽言。朕见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辄自尊大，恶闻直言，左右之人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或贤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见听，亦退而绝口以图自全。君臣之间，各谓永享富贵，然未久皆致祸败。朕与卿等当深以为戒。君臣一体，务始终同心，庶几可以共图利安。”遂取五人诰词，亲御宸翰，增二语云“勿谓崇高而难入，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曰：“此朕实心，卿等勉之。”

　　仁宗于早朝时，见靖江王府辅国将军赞侃、赞偕班朝臣之下，谓鸿胪臣曰：“赞侃兄弟宗亲，岂宜过列疏远，其令班于驸马之次。著为令。”

　　仁宗尝谕杨士奇曰：“近日觉得群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发落，事有过处，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间已进文字来，甚惬朕心。”又曰：“《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朕恒存此心，闻群臣所言有咈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尝不悔。”

　　洪熙中，礼科给事中黄骥言：“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其中又有贫无依者，往往投为从人，或贷他人马来贡，既名贡使，得给驿传，所贡之物，劳人运致，自甘肃抵京师，每驿所给酒食刍豆之费不少，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直，其获利数倍。以此，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缘路军民递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伺候于官，累月经时，妨废农务，莫斯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贸易货物以归，缘路有司出车载运，多者至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女妇，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无敢与较，其为骚扰，不可胜言。乞敕陕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顺王及亦力把里、撒马儿罕等处番王遣使朝贡许令送赴京，来不过一二十人，正副使给与驿马，余与驿驴，庶几陕西一路之人，可少苏息。臣又窃见西域所产不过马及硇砂、梧桐、碱之类，惟马国家所需，余无裨于国。乞自今有贡马者，令就甘肃给军士，余一切勿受，听其与民买卖，以省官府之费。”仁宗谓礼部尚书吕震曰：“骥尝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所言其皆从之。”

　　仁宗谓刑部、都察院曰：“朕于刑法，未尝敢以喜怒增损，卿等鞫狱之际，亦当虚心听察，量其情实，有罪不可幸免，无罪不可滥刑，持法明信，则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己轻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恶，卿等其以为戒。卿等皆国大臣，非独自己当存矜狱之心，如朕一时过于嫉恶，处法失中，卿等更须执正，毋以乖迕为虑，朕不难于从善也。”

　　仁宗谕吏部、兵部臣曰：“庶官贤否，军民休戚之所系。唐太宗书剌史之名于屏，朝夕省览，闻其有善政则各疏于下。故当时所用之人，皆思奋励致治效，斗米三钱，外户不闭。皇考亦尝书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闲暇观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见，得询察其贤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尽识其人，又不悉其姓名，虽或闻其贤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为臣有善而上忘之，谁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谁肯自戒？如此，国家何以望治效。尔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历，揭示西序，朕得闲暇观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

　　洪熙元年元会，礼部尚书吕震请备礼朝贺，仁宗以山陵甫毕事不忍遽即吉，杨士奇等四人亦言不宜备礼，遂不作乐，止行五拜叩头礼。翌日诏士奇等，谕曰：“为君以受直言为贤，为臣以能直言为贤，不受直言则过日增，不能直言则忠不尽。如昨日朝会，从震所请，今悔何及？赖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当，但直言之，毋以不从为虑。”

　　仁宗建弘文阁于思善门，作印章，命翰林院学士杨溥掌阁事，侍讲王进佐之，亲举印授溥曰：“朕用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识进来。”

　　仁宗以大祀南郊进分献官，谕之曰：“事神之道，岂独临事之际则致诚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积累于平日者，皆已孚达鬼神，所以祭则受福。朕以菲德，上承祖宗，主典神天，所与协恭，承天休者，公卿百执事也。尚体朕心，敬亮天工，仁恤斯民，庶几克享天心，风雨调顺，年谷丰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

　　仁宗谓刑部尚书金纯曰：“自宫以求用者，惟图一身富贵，而绝其祖宗父母不顾。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于父母尚不顾，岂有诚心事君？朕已决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须惩治。今后有自宫者，必不贷。”

　　洪熙元年三月，诏曰：“朕恭承大统，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皇考爱民之仁，祗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狱，惓惓在怀。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于善，岂专务诛杀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长而恶恶短，罚之轻重，咸适厥中。顾执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虚饰其情，傅致死罪，而比附谬妄，尤甚枉人，朕深悯之。夫五刑之条，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异处，斯已极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该凌迟者，依律科决，其余死罪止于斩绞。法司并勿傅会昧情夫实以致冤滥。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于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文武诸司，自今亦不许恣肆暴酷，于法外用鞭背等刑，以伤人命，尤不许加人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人之为非，固有父子不相为谋者，肆虞舜为君，罚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谋反大逆者，依律连坐，其余有犯，止坐本身，毋一概处以连坐之法。古之盛时，恒采民言，用资戒警。今凶险之徒，往往摭拾，诬为诽谤，法吏刻深，锻链成狱。刑之失中，民则无措。今后但有告诽谤者，一切勿治。尔中外文武群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爱人，务崇宽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违者，必罚不贷。”

　　仁宗闻淮安、徐州、山东民饥，而有司征税方急，于是坐西角门召大学士杨士奇等，令草诏，悉免今年夏税及秋粮之半，官买物料，一切停罢。士奇对曰：“斯事可令户部工部与闻。”仁宗曰：“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内官具楮笔，令士奇等就西角楼书诏，览毕即命用玺，已遣使赍行。顾士奇曰：“今可语户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余里，其间未必尽无收，亦宜有分别，庶不滥恩。”曰：“恤民宁过厚，为天下主可与民寸寸计较耶？”

　　洪熙中，大理少卿弋谦因言事免其朝参，自是言事者遂少。仁宗因灾异屡见，遂敕谕群臣曰：“朕以眇躬处亿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务之烦，殆难独理。是以数召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实心也。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言之而当，即与施行，苟有不当，未尝加谴，群臣所共知也。间因大理少卿弋谦所言过于矫激，多非实事，朕一时不能概之于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令谦就职，但免朝参。而自是以来，言者益少，岂以为无事可言与？抑怀自全之计而退为默默欤？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无可言？而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文武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摅其嘉谋嘉猷，凡于国家军民利有未兴，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当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为戒而有所讳，庶几君臣相与之义。弋谦朝参如故。”

　　旧制，守卫皇城皆亲军诸卫军士，不得更番。仁宗悯其久劳，或经月不得归见父母妻子，命选散卫军之精壮者助其守卫。兵部尚书吕庆言：“守卫事重，散卫军何可尽信？”仁宗笑曰：“人未可尽信，亦未可尽疑，为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众心耳。”诚得其心，仇敌可化为父子；苟失其心，素所亲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敌国，盖既往多有之矣。

　　太常寺奏牺牲所见畜羊少，请给钞遣官于出产之处市买。仁宗曰：“能爱人而后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岂当惜费？比年有司不达大体，于市牺牲但准洪武中价值，凡物直随时低昂，岂有一定之理？今民间诸物，视洪武时直率增数十倍，而祀神之物，独仍旧直。民怨于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牺牲，悉准在京时直给钞往市，如于所产之处时直不足，则就所在有司不系赃罚钞内补给。畿内从巡按御史，在外从按察司官监市，毋致扰民。”

　　●卷九

　　河南新安知县陶镕以县民艰食，采拾自给，借函关驿粮赈之，奏请秋成还官。宣宗谓户部臣曰：“近年有司不体人情，苟有饥荒，必须申报，展转勘实，赈济失时。知县急于济人，先给后闻，是能称任使。卿勿拘文法责其专擅。”

　　宣宗初即位，有自宫求用者，谓礼部臣曰：“皇考在御时，尝有自宫者，以其毁亲遗体为不孝，皆发戍交阯。今此人尚敢尔，即循例发遣，更申明禁约。”

　　宣宗初即位，都督府吏及卫军士有言民间利病者，宣宗谓礼部尚书吕震曰：“圣人不弃刍荛之言，前下诏书，凡军民利病，许诸人陈言。朝廷但当察其言之善否，不必计其人之贵贱，果有可行者，即与施行。”

　　洪熙时，行在礼部考山西按察司佥事不称职，例降边远杂职。宣宗曰：“退人以礼，彼尝为方面官矣。遽降杂职太过，可令为县正，不称，则如例降之。著为令。”遂降湖广应山知县。

　　宣宗即位，工部言内府供用伫丝纱罗缺，请下苏杭等府织造。宣宗曰：“供用之物虽不可缺，然当念民力。今百姓艰难，可减半造。”因谓尚书吴中曰：“昔魏征告唐太宗，每以恤民为言，卿等其体此意。”

　　交阯左参政冯贵善用人，尝得土军五百，劲勇善战，抚育甚厚，每率之讨贼，所向成功。后五百人为中官马骥所夺，贵与贼战不利，遂死。

　　教坊司韶舞刘安等请给敕命，宣宗谓吏部尚书蹇义曰：“旧典如何？”对曰：“无之。”曰：“朕与卿等宜恪遵成宪，旧典无，不可与。”

　　仁宗尝命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直隶、浙江。宣宗即位，干还，言：“有司多不得人，士豪肆虐，良民苦之，乞命廷臣往来巡抚，庶民安田里。”下吏部会户部工部议，遂命广西按察使胡槩为大理寺卿，同西川参政叶春巡抚直隶及浙江诸郡，此巡抚之始。

　　旧制，诸王子女婚娶，皆用朝廷选授，后以宗室蕃盛，选之难悉得人。至宣德元年三月，始命诸王婚娶悉自行选配，然后闻之朝廷，授以冠服册诰仪物，诸王便之。

　　宣德时，真人张宇清求龙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礼部侍郎胡槩代为之请。宣宗曰：“僧道给度牒，祖宗有定制，无请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竟不与。

　　宣宗尝召户部尚书夏原吉，谕之曰：“朕念自古国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穷以致祸乱。是以夙夜祗畏，用图政理，所冀天时协和，年谷丰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泽，似觉秋来可望。然一岁之计在春，尚虑小民阽于饥寒，困于徭役，不能尽力农亩。其移文戒饬郡邑，省征徭，劝课农桑，贫乏不给者，发仓廪赈贷之。”

　　宣宗谓侍臣曰：“适观大理奏录囚，有同饮至醉斗争杀人者。当其同饮之时，自谓意气相合，及醉后不复省记，遂至如此，皆酒之过。古人酬酢百拜，岂有此祸？汉以来，醉酒杀人至于亡身破家者不少。名为毒药，岂不诚然？此真可以为戒。”

　　宣德时，锦衣卫力士宁真言：“山西中条山有胆矾，乞令有司采进。”宣宗曰：“使民耕，则有粟充饥，桑，则有帛御寒。矾如山积，何益饥寒乎？小人之言不足听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泽之利，皆弛其禁。若矾可利民，听其自采。”

　　宣德时，御史谢瑶荐贤，奏牍误书姓，自陈改正。宣宗谓吏部臣曰：“古人奏牍，皆存敬慎。石庆书马字欠一点，惧及死。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谪交阯大蛮县知县。

　　宣宗谕吏部尚书蹇义曰：“庶官贤否，关国家之治乱。掌铨衡者，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一事得人，则一事理；一邑得人，则一邑安。推之庶政，达之天下，无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统，维新治理，以安民生，选贤任能，尤为切要。古人取士于乡，以其道艺著闻有素；后世以言貌，求其底蕴，盖亦难矣。况笃厚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于进取。非至公无以胜私，至明不能格物。严选举以遏冗滥，精考核以防矫伪，毋俾小人贻患于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贤事君，国家膺福，苍生受惠，声名流芳于永世，卿等勉之。”

　　义勇卫军阎群儿妻有淫行，李宣以告，群儿将杀之；其妻即诬群儿与宣等九人强劫校尉陈贵家。御史悉论斩。都察院勘验，实不为盗。宣宗谓左都御史刘观曰：“昔隋炀帝令于士澄治盗，但有疑似辄加考掠，同日斩决二千余人。其中六七人者，盗发之日，先禁他所，不胜楚毒，亦自诬服，有司明知，不复执奏。今非各人自陈，岂不冤抑而死？是尔等皆士澄也。宜戒约诸道，凡治狱必察实情，此事若已谕决，朕必不汝贷矣。”

　　山东清军大理卿汤宗言：“济南等四府旱荒，民无食，工部派买颜料，乞暂停止。”工部言：“颜料皆陵寝殿宇待用之物。”宣宗曰：“山东之民，祖宗之民也。艰难如此，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扰之耶？其悉停罢。”

　　宣宗尝语侍臣曰：“朕祗奉祖宗成法，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皇曾祖肇建国家，皇祖皇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致败亡，往事多有可鉴。古人云商周子孙能守先王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此诚确论。”

　　宣德时，锦衣卫总旗卫整女因母病，刲肝煮液，食之而愈，请旌表。宣宗曰：“为孝有道，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剖腹刲肝，此岂是孝？若致杀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岂不大坏风俗？女子无知，不必加罪，所请亦不允。”

　　宣宗敕右都御史王章曰：“朕为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比者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经，耳目所及，军民利病，岂无可言？而泯焉不闻，岂朕之所望哉！尔国之大臣，实总宪纪，可自良乡抵南京巡抚，军民一切休戚，具以实闻，毋有所隐，庶副朕忧愍元元之意。”

　　宣宗因翰林儒臣进致治在用人之说，曰：“《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

　　宣宗尝谕左都御史刘观曰：“中外文武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内府诸衙门，皆有钱粮出纳。近闻其弊甚多，即选能干御史率监生于东华门外庑下取各监局文卷簿籍，详加磨勘，有隐匿钱粮虚冒支给者，悉以闻。”

　　宣宗谕法司官曰：“朕观《周书?立政》篇云：‘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此言深有意味，盖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滥，则仁恩洽浃，足以培固国本，福祚岂不灵长？今不必论效验，但当以敬为主，有虞钦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宣宗尝谕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数千里，常虑驿使往来，或有暴扰，或水旱灾伤疾疹，民有饥窘不安，皆朕所欲闻者。朝臣往还，御史巡历，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视，冀闻其实。今其所言，乃毛举细故，不切大体。大臣如此，予复何望？尔等朝夕左右，当悉朕意。凡所见闻，皆须详陈，君臣同体，勿有所疑。”

　　宣德时，有中官奉旨传之六科，辄令径行诸司，宣宗闻之，即下法司治，因谕给事中曰：“尔官近侍，职在记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内使传出者，尔当备录覆奏，再得旨而后可行，庶几关防欺弊，不然必有诈伪者。尔等自今恪谨乃职，不许依阿随附。”

　　宣宗谕礼部尚书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请给度牒甚多。中间岂无有罪之人潜隐其中者？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无之，尔礼部同翰林院官礼科给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试，能通大经，则给与度牒。”

　　宣宗谓侍臣曰：“夷狄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祸，论者以为不当通女真攻契丹取燕云之地，亦非根本之论。是时天祚失道，内外俱叛，取可也；女真以方强之势，乘契丹之弊，后日必与我为邻；燕云之地，太宗百战不能克，乘时取之，亦不为过。若究祸之根本，盖是自熙宁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变易法度，民苦征徭，军无纪律，国家政事，日凌月替，遂为夷狄所侮，致有此祸。高宗南渡，中原陷于夷狄，民心思宋，政宜卧薪尝胆，委任忠良，恢复旧疆，洗雪大耻。乃复用小人，力主和议，为偷安之计，以岳飞之忠，卒死于秦桧之谗，小人之败人国家如此。”又曰：“自古无中国清明而有外夷之祸者。”

　　宣宗因汝南王讦奏兄周王之过，谓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谗言致忿，驯至阋墙，浸成大恶。当念同气至亲，各生爱敬，则自然和协。古人言，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此言最好。”

　　宣宗与学士杨溥语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贵乎训练有方，抚养得宜，不患其不为用。”宣宗曰：“养之厚则得其心，练之精则得其用，必其气锐志果而后可用。若素不训养，一旦驱之，矢石之间，进退失错，何望有济。”

　　宣宗闻山西军民李二等九人自宫投入晋王府，贻书晋王曰：“皇考下诏天下，禁止自宫，违者谕以不孝。而李二等敢故违，投入王府。夫自宫以求用，古人所谓非人，情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岂复有心为王国之用？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宣德间，刑部主事李顺等、金吾等卫指挥宫旺等大祀天地，皆不出宿，为御史所劾。宣宗曰：“大祀不敬谨，岂可容？”命都察院治之。

　　宣宗与侍臣论足民之道，因曰：“先王制民产，教之树畜，不轻用其力，故家给人足，而复储嬴余，以待饥荒。至秦开阡陌，田土并于豪强，小民无常业，加之头会箕敛，不遗锱铢；隋文时，仓庾充盈，布帛山积，及遇饥荒，不知发而赈之，令民就食山东，国家储积何用？如此何望治效之如古也？”

　　通政司进各处雨泽奏本，宣宗谓侍臣曰：“祖宗爱民之心、保民之道，于斯可见。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闻者，岂是久安长治之道？我国家自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泽，世世相承为成宪，岁之丰俭，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虑深矣。”此奏不知何时遂废。

　　宣德二年，将临轩策士，宣宗谓礼部臣曰：“设科求贤，国之大事。昔之为君尝有祝云‘愿得忠孝之人，以资国用’。今朕之心亦如此。”

　　宣宗谓翰林臣曰：“国家取士，科目为先，所贵得真才，以资任用。古人取士于乡，其行艺素有定论。至朝廷复辨其官才，所以得人为盛。后世惟考其文字而遂官之，欲尽得真才，难矣。然文章议论，本乎学识。有实学者，其言多剀切，无实见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尝敷奏以言。况士习视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实，则士习日趋于厚；朝廷尚浮华，则士习日趋于薄。此在朝廷激励成就之有道也。”

　　宣宗尝读《汉书?循吏传》有感，因为序论曰：“班固作《西汉书》，载循吏文翁、王成、黄霸、龚遂、朱邑、召信臣六人，然观其事，兴学校，勤劳来，劝课农桑，修举水利，恭俭爱人而已，非有奇才异能以倾骇人之视听。然而传之者何哉？以其奉职循理而民自化，异于尚威严以为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为本。舜禹之相戒，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养，又有所教，而后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善士。此后世郡守县令之职所由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环千里百里，其民以千万计，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养之而已。教养之道，农桑学校而已。农桑之业修，则民足于衣食而遂其生；学校之政举，则民习于礼义而全其性。如是足以为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务此，往往任智术，利威严，苛刻削急。于是民受其弊，此赵广汉辈所以不得为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师舜禹之道，以教养斯民，故于守令之选加严焉。《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满天下郡邑哉！”

　　宣宗览《豳风七月图》，谓侍臣曰：“此足以见周家立国之本，周公辅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御饥寒，皆豫为之计，委曲详尽，必收成然后役之，所以当时军民相亲如父子，周之王业由于此，所以传世历年之永也。”又曰：“非周公此诗，后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为名世之臣也。”

　　太医院医士旧五月粮。宣德时，医士贺祥等奏贫无以赡，比照天文生例，请给月粮。始命有家者月支米五斗，无者月三斗。

　　虞谦为杭州知府时，曾建议：“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官府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余田以均贫民。”闻今不复然矣。

　　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汤千户者以贿结之，因倚势渔猎百姓。按察使林硕初至，振举宪纲，汤惧不容，谗硕于裴。裴诬奏硕讥诽及沮格诏书，遂逮硕至京。硕言：“臣昔为御史，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升按察使，至浙未久，小人旧不便臣者，设谋造诈，欲去臣以自便耳。”宣宗曰：“朕固不信，是以面问，汝今既明白，汝即驰驿赴任，但遇民瘼事，悉奏来。朕推诚心以待臣下，汝无他虑。”因谓侍臣曰：“小人造言，谗害君子，归必罪之不贷也。”

　　宣宗御武英殿，谓侍臣曰：“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善言有益于君德、有补于治道如此，岂可不听？”

　　宣宗与夏原吉语及古人信谗事，曰：“谗慝小人，真能变白为黑，诬正为邪，听其言若忠，究其心则险，是以帝舜┾谗说，孔子远佞人，唐太宗以为国之贼。朕于此等，每切闲防，若有其萌，必杜绝之，不使奸言得人，枉害忠良。齐杀斛律光，国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寝谋，卿所宜务也。”

　　宣德时，奸民有欲陷良善者，多构诬词赴南京讦告，南京法司辄逮问。宣宗闻之，令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告讦者，俱送北京，惟京城军民词讼许其鞫问。

　　宣宗闻侍臣讲《贞观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几成康，实本于此。予尝及覆是书，谓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谓治国犹栽树，根本不摇则枝叶茂，君道清静则百姓安乐，皆要语也。”

　　宣德时，内官张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宣宗命斩于都市，枭首以殉。

　　宣德二年冬，礼部奏：“永乐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愿出家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额外不许滥收。俟五年后考试，如果精通经典，给与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请给者，多系额外滥收，且不通经典者多，请如例悉遣归。若系额内之数，亦待三年，考试给与。”从之。

　　宣宗因与侍臣论刑法，曰：“汉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观《明堂针炙图》，禁鞭背，皆后世仁政。文帝培植汉之国脉，太宗肇启唐祚，享国长久，有以哉。”

　　宣宗曾制《帝训》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祖》、曰《正家》、曰《睦亲》、曰《仁民》、曰《经国》、曰《勤政》、曰《恭俭》、曰《儆戒》、曰《用贤》、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曰《求言》、曰《祭祀》、曰《重农》、曰《兴学》、曰《赏罚》、曰《黜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备》、曰《驭夷》、曰《药饵》，言质事实，皆为理之大要。亲序其首，复题其后，惓惓欲后世子孙服膺斯训。若为人主者，时置一册于坐侧，甚为有益。

　　宣宗尝谕兵部侍郎王骥曰：“近闻南京运送诸物者，每船所装，皆未及半，而经过之处，一体添拨军夫接送，虚劳人力。令襄城伯李隆及南京工部、都察院、锦衣卫各委官监视，凡有运送，务令满载，若仍踵前弊，具奏罪之。”

　　宣宗尝谓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于广言路。盖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谓明主视天下犹一堂，满堂饮酒，一人对隅而泣，则一座为之不乐。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实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讳，言或激切，亦其心发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弃之，孰肯进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闻，庶几有补于治。”

　　宣宗闻广东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矿砂，煮之可得白金铅锡，请官开冶。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开验，每砂百斤，炼银四钱、铅二十斤。因谓尚书夏原吉曰：“朕料铅砂之烹，所得无几，若果有银利，置冶烹炼，岂待今日？彼小民或窃取以求毫末之利，无足怪，朕已宥之不问。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国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宣宗闻山西饥民流入河南者为有司军卫所捕逐，谓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民饥流移，岂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饮食、居处、医药，皆为区画，山林河泊之利，听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余万人。今乃驱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县官加意抚绥，发廪给之，随所至居住，敢有逐捕者罪之。”

　　宣宗闻太医院奏尚衣监用辟虫香二万斤，乞遣人福建等处收买，曰：“此非急务，不必遣人。且香药安用许多？可减其十之七。”

　　宣德时，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继败。宣宗乃作《酒谕》，其文曰：“天生谷麦黍稷所以养人，人以曲蘖投之为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国用。《书》秬鬯二卣曰明禋，《诗》既载‘清酤赍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以事亲也。‘岂乐饮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维醹，酌以大斗’，‘酾酒有衍，笾豆有践’，燕父兄及朋友故旧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废乎？而后世耽嗜于酒，大者忘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仪狄戒甘酒，成汤至帝乙罔敢崇饮。文王、武王戒臣下曰‘无彝酒’，曰‘德将无醉’，曰‘刚制于酒’，孔子言‘不为酒困’，又礼有一献百拜，然则酒曷为不可有哉？夫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合欢，惟谨圣人之戒而礼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宗尝谕吏部兵部臣曰：“今后凡中官传旨，除授官员，不问职之大小、有敕无敕，俱要覆奏明白，然后施行。”

　　宣宗尝问侍臣历代户口盛衰，侍臣等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之，汤始受命，视禹时不及。及纣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视汤时又不及。成、康致理，遂多于禹时。春秋战国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汉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数年问，天下之众亦减其半。昭帝罢战务农，至成帝初，户口极盛。东汉承王莽之后，率土之民，十才二三，明、章之后，天下无事，人口滋殖。三国、六朝疆宇分裂，所存无几。隋文节俭，大业之初，户口极盛。炀帝荒淫，役人以百万计，丁男不足，役及妇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为盗。唐贞观以后及于永徽，户口日增，至开元极盛。安、史之乱，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后，自太祖至神宗，户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荡，所存者东南之民。此历代户口之大概也。”

　　宣宗曰：“户口之盛衰，足以见国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观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知悔过，炀帝遂以亡国，玄宗至于播迁，皆足为世之大戒。”

　　宣宗尝敕守边诸将严固备御，曰：“毋谓已安，虽安不可忘危，防边之道常如寇至，则寇不至，昼夜顷刻不可怠忽。凡寇之能为人患者，率窥伺间隙，乘人之不虞，慎之慎之。”

　　洪武中，赐朝鲜国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比朝臣三等者，得五梁冠服。宣德初，其王言世子冠五梁与朝臣等，乞为定制，乃命世子冠六梁。

　　宣宗尝召学士杨溥，从容谕曰：“沧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饬，所以克致太平，号称明良。若为君者不资于臣，为臣者不赞辅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然比来臣下往往好进谀词，令人厌之，卿亦宜勉辅朕于善道。”溥对曰：“臣受国厚恩，敢忘报？”称曰：“但觉朕有过举，直言无隐，是即为报也。”溥顿首曰：“自古直言非难，而容受直言为难，陛下乐闻忠言如此，臣等敢不尽心。”

　　仪宾庆贺行礼，旧五班次。宣德时，始以宁王言命各以品级序于同等官员之左，遂为定制。

　　宣宗闻浙江所属府县缺官数多，谕吏部曰：“庶官所理皆民事，郡县亲民事，尤切要，久旷可乎？自今内外大小职事有缺，皆须早除，勿致废事。”

　　宣宗览梦卜求贤之说，顾谓侍臣曰：“君臣相遇，岂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贤傅未得，说筑傅岩，虽有致君泽民之志，不能自达，一旦得于梦寐间，遂相与讲学论道，而功被当时，名垂后世，诚千载奇遇。由此观之，人君诚心求贤，固无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猎遇太公，亦岂非诚心相感？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盖天佑国家，必生贤哲为之辅翊。高宗思道之心，盖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后可以梦言；有傅说之贤，然后可以为相。若汉文以梦得邓通，光武以谶用王梁，岂不误哉！”

　　宣德间，兵部尚书张本奏：“驿马之设，本以飞报军机重务，今在外，凡有符验官司及镇守官，每以常事泛滥给驿，皆宜禁止，请令年终各具一岁给驿起数、及所干事务、所差人员，造册奏闻，以凭稽考。”从之。

　　德州民奏，本州路当冲要，每遇军物，官船经过，例给丁夫，而督运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后者踵至。本处丁夫不敷，有司无计，或执商贩行道贫人补足其数。督运者中路逼取其赀，无赀者至解其衣而纵者，有为所逼迫不胜而赴水死者。在船军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载私货多于官物，沿路发卖，率以为常。乞敕所司禁约。奏下行在兵部，兵部奏：“请自今运物船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预置木牌一，大书本船军夫数目姓名，有急运应增者，上水不过七人。所司给与印信帖子，大书所增贴于牌上，以牌竖于船头，所过有司如牌所增给之。下水不给，违者许被害之人及有司指实以闻。仍遣内外官不时沿路搜检私载物货究治其罪，庶使小人知所警惧。”从之。

　　宣宗因言者言近来风宪多怀顾忌，少有敢言，请降敕勉励，以开言路，因谓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诸司官员及百工技艺之人，皆许言事，况风宪官职当言路，朕所倚信者，岂可有所顾忌？尔宜以其职喻之，若当言不言，以失职论。”

　　宣宗与儒臣论汉、唐诸君曰：“汉武好大喜功，海内费耗，末年能惩前过；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恣欲，疏忠任邪，遂致祸乱，窜身失国。武帝犹为彼善于此。”又曰：“善心生则明，欲心生则暗。武帝以田千秋为贤，玄宗以李林甫为贤，此治乱所由异也。”

　　宣宗御文革殿，召大学士杨土奇、杨荣、金幼孜，特赐鲥鱼醇酒，加赐御制诗，有“乐有嘉鱼”之句。士奇等沾醉献和章，上嘉曰：“朕与卿皆当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几不忝祖宗之付托。”

　　宣宗因侍臣言为政在人，知人为要。曰：“知人固难，然临事听言之际，以理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事，即尧舜处之，亦取善于人。人臣有爱君之心，随事规正，以利国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国家，阿意曲从，以求容悦，此小人也。”

　　宣德四年，宣宗谕六部都察院曰：“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为心，顾国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民者，朕犹惓惓轸恤民艰。比闻中外奸弊纷然。嗟怨盈路，皆由尔等不体朕心。凡朝廷科买一物，辄差数人促办。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赖十数为之鹰犬，百倍科征，民被箠楚，不胜其毒。百分之一归官，余皆入于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诉告。尔等非不知之，盖实纵其所为。风宪耳目非不闻之，亦略不纠举。此岂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当洗心悔过，以革前弊。朝廷有紧切重务，慎选廉公官员催办。不及之事，悉不许差人。假公营私，扰吾良民，违者罪之。”宣宗闻府军后卫有题进本夜递至北中门，守卫不肯转达，因谓锦衣卫官曰：“祖宗成法，朝罢外廷有事急奏者，不问晨夜，即具本进，守门者即为上达，所以通警急，绝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宽贷，其执付法司罪之。”

　　宣宗尝谕鸿胪寺臣，凡遇祖宗忌日，通政司、礼科、兵马司免引囚奏事。

　　宣宗因户部上户口登耗之数，语侍臣曰：“隋文帝时，户口繁殖，财赋充足。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在当时必有良法，后世因其享国不永，固无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若汉、唐初，立法未尝不善。至其子孙，或恃富厚，力役频兴，费用无度，天下不能不凋弊。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俭薄，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国家无事，则生齿日繁，生齿繁则财赋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乱之阶。使炀帝不纵其奢欲，能谨守隋文之业。安得遽至败亡哉？”

　　宣德四年七月，宣宗临文渊阁，与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论经史，遂咨政务，已而悉召诸学士及史官，谕之曰：“国史贵详实，卿等宜尽心。”于是赐士奇等及学士以下钞有差。

　　洪武初，凡遇正旦等节，在外大小衙门庆贺，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后来，惟五品以上衙门进表行此礼，至节日止于露台设香案行九拜礼。至宣德时，以安庆府潜山县知县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门仍旧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

　　宣德四年八月，宣宗谕礼部尚书胡濙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礼坏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此革官妓之始。

　　宣德四年十月，宣宗临视文渊阁，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金幼孜，学士杨溥、曾棨、王直、王英，侍读李时勉、钱习礼，侍讲陈循等侍，命典籍取经史亲自披阅，与士奇等讨论，已询以时政，从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馔赐士奇等，井赐纂修实录官，士奇等叩首谢。复谕之曰：“朕闻有道之朝愿治之主，崇礼儒硕，讲求治道。卿等为朕傅保，与诸学士皆处秘阁，朕躬至访问，冀有所闻耳。稍暇当复至，卿等必有所陈论也。”已而亲制诗赐士奇等。诗曰：“秘阁弘开当巽隅，充拣之积皆图书。仙家蓬山此其处，上与东壁星相符。罢朝闲暇一临视，衣冠左右环文儒。琼琚锵锵清响振，宝鼎馥馥香烟敷。维时日上扶桑初，始看瞳胧绚绮疏。忽似粲烂明金铺，从容燕坐披典谟。大经大法古所训，讲论启沃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诸儒志续汉仲舒，岂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满赐黄金壶，勖哉及时相励翼。辅德当与夔龙俱，庶几治至希唐虞。”

　●卷十

　　宣宗与侍臣论及封建，曰：“周秦享国长短，非但封建也。周自后稷公刘，以农事启国，至文、武积德累仁，乃有天下。继之以成康，保恤丞民，克绍先业。秦自孝公据崤函以窥周室，惠文、武昭蒙其故业。至始皇吞二周、灭六国，专诈力刑罚以制天下。继之以胡亥，残忍刻薄。周得之以忠厚，守之以忠厚，故其祚长；秦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故其祚短。非但封建也。”

　　宣宗尝作《猗兰操》赐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卫反鲁，隐居谷中。”见兰之茂，与众草为伍。自伤不逢时，而托为此操。朕虑在野之贤有未出者，故亦拟作其词，曰：“兰生幽谷兮，晔晔其芳，贤人在野兮，其道则光。嗟兰之茂兮，众草为伍，于乎贤人兮，汝其予辅。”又谕之曰：“荐贤为国，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意。”

　　御史姚兼善巡按江西被逮，其二司等官俱有馈赆，或请治送赆者罪。宣宗曰：“被逮而致馈，人之厚也。非有所求，不必究。”

　　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节，下宽恤之令，减杂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镣者。

　　广东南海县民叶发言，番禺县径口地有银矿，民多窃取烹炼，宜开冶置官。宣宗曰：“今各处岁办银课者，往往害民，方革其弊，岂可再开银冶？”不听。

　　宣德时，有建言洪武、永乐中法制有当改易以从宜者。宣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创业垂统，必有成宪，以贻子孙。子孙能谨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聪明，或惑于小人而变更之，不免生祸乱。如唐府兵，其制颇近古，一变为广骑，再变为方镇，遂使武夫悍卒得专方面，唐遂以亡。宋赋役，祖宗时，皆有定制，其后信用小人，变为新法，民不胜其烦扰，自是朝政反覆，国是日非，卒致夷虏之祸。是皆可监。”侍臣对曰：“子孙惟恭俭，则能保守。”曰：“然而亦须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岂有改祖法之事？”

　　宣宗与侍臣论前代官制，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汉以下视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对曰：“时世不同也。”曰：“唐虞三代，事简民淳，不可比拟。唐太宗定内外官七百三十员，去古未远，亦足为法。”侍臣对曰：“然必由君心静则事可简，事简则官可省，官省则民安矣。若国家多事，政条烦杂，小人幸进，冗食者多，欲百姓免于烦扰，难矣。”曰：“此诚确论，清心者省事之本。”

　　夏原吉为人有雅量，从吏尝污金织赐衣惧欲逃者，原吉曰：“污可浣，何惧为？”有吏坏所宝砚石，匿不敢见。召谕之曰：“物皆有坏，吾未尝惜此。”慰遣之。

　　宣德五年二月，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宣宗以礼部所典者天地宗庙社稷之重，及四方万国朝觐会同者，皆有事于此，遂首建之，地位规制如南京，加弘壮焉。

　　朝鲜所贡方物，旧有金银龙头盏之类。宣德五年，宣宗始敕国王曰：“金银非小国所产，自今贡献，惟以土物效诚而已。”国王感悦。

　　宣德五年二月，宣宗诣献陵。顾谓侍臣曰：“皇祖尝言，古帝王陵寝有崇奢丽及藏宝玉者，皆无远虑，吾子孙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语朕恒记忆不忘，今所建寝陵，皆皇祖当时规画，不敢有所增益。”

　　宣宗奉皇太后诣陵，陵傍居民老稚迎拜于道。皇太后顾谓宣宗曰：“百姓爱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孙，令问长世，千载之下，人犹仰慕，亦惟能安民耳。国家恒轻徭薄赋，以存恤为务，庶几为民父母之道。”于是皇太后过视道旁农家，皇太后召其老妇，问所业及安否。其妇女老稚，皆欢喜，踊跃应对，质朴如家人然。皇太后喜，赐钞帛布饮食，皆欢跃感戴。民有进蔬食酒浆者，皇太后尝之，举以与帝。曰：“此农家食也，当知之。”

　　宣宗侍皇太后，驻跸陵下，召扈从官张辅、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入见。皇太后曰：“皇帝数言卿数人赞辅多用心，今国家清宁，生民无事，固是祖宗垂祐，亦有卿等之力。”辅等叩头对曰：“皇上聪明睿智，敬天法祖，仁爱兆民，以致康济之功。此皆本于皇太后圣德大训，臣等实无寸补。”皇太后曰：“吾何德，所以致今日者，上由祖宗积善垂庆。卿等皆先朝旧人，自今更须协力一心，非但国家蒙福，祖宗神灵昭鉴在上，亦必敷祐卿等，俾卿子孙安荣永世。”遂命赐六人酒馔及白金文绮。

　　宣宗自陵还，道中遥见耕者，以数骑往视之，下马从容询其稼穑之事。因取所执耒耜三推，顾谓侍臣曰：“朕三举末，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耕者初不知为帝也。既而中官语之，乃惊，跃罗拜呼万岁。命随至营，人赐钞六十锭。

　　宣宗召蹇义等，语曰：“朕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人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也。”其文曰：“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傍耕者俯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终岁之劳也，曷不易尔业，为士，为工，为贾，庶几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业农，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无业士与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业贾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负贩，不出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则阖室失意，戚戚而忧，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业是农，苟无水旱之虞，而能勤焉，岁入厚者可以给二岁温饱，薄者一岁可不忧。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愿易业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

　　宣宗临轩策士毕，还御武英殿。谓翰林儒臣曰：“朕于取士，不尚虚文，欲得忠鲠之士为用。其间有若刘蕡、苏辙辈，能直言抗论，庶几所望，朕当显庸之。”于是赋《策士歌》以示诸读卷官。

　　宣德间，有建言请设谏官者，宣宗曰：“祖宗建官有定制，但朕有过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谏，而纳之不为迕，岂不所得者多欤？”因谓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纳谏，当时之臣若魏徵、王圭亦善谏，故有贞观之治。”宋太祖尝曰：“‘唐太宗受人谏疏，常自引咎，不以为耻。不若己不为非，使人无可谏。’二者孰是？”侍臣对曰：“宋太祖所言为优。”曰：“宋太祖固是务本之论，然人所行岂能皆是？若禹闻善言则拜，汤从谏弗咈，改过不吝。禹汤犹取善于人，况其下者乎？朕以为人君者，当以太宗为法。”

　　宣宗闻内使韦宗盗官铜造镀金器物与外人，因谕侍臣曰：“洪武、永乐间，内府所贮钱粮，内官内使纤。毫不敢动。虽东宫亲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请。今内官敢尔，岂得不罪？”又曰：“朕今日用一木水架，工匠饰以彩色，又间贴金。朕恶其华侈，遂命易之，而小人乃敢僭拟！”遂命司礼监榜谕各监局，有盗官物及僭分者，事发处死，知而不首，罪亦如之。

　　宣宗闻豹房勇士以民居宽好欲夺而居之者，命杖之一百，以五百斤枷号令儆众。召六科给事中，谕曰：“此曹敢轻易犯法者，恃中官为之救解，自今但中官传朕言释有罪人，并须覆奏始行。”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当食，阴雨不见，礼部以为即同不食，请率群臣表贺。宣宗敕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谨，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贤去邪，而后当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祖宗大统，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祗惧惟甚，可比于是欤？传不云乎，‘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阴雨不见，得非朕昧于省过而然欤？况离明照四方，阴云所蔽有限，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欤？朕图修省以仰答天意。尚赖尔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贺。”

　　宣宗与学士杨溥等语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戚，系乎庶官之贤否，何术可尽得其人？”溥对曰：“严荐举，精考课，不患不得。”曰：“近代有罪举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于彼，善始者或不善于终，而一言荐之，岂能保其终身？故亦难乎举之者矣。大抵欲得贤才，当厚教养之法，教养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责效于荐举考课之间，盖求什一于千百也。汉董仲舒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诚知本之论。”

　　宣德六年三月，尚书胡濙等条奏户口事宜内一款，各处军卫有司常宜省谕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系他处人民，即报官拘审，发回原籍。若纵容不举，该管旗甲亲邻里老，俱坐以罪。按此法与保甲法并行，极可以防奸弭盗。

　　旧例，南京各衙门以公事诣北京者，悉自出资赁舟。宣德六年，宣宗闻之。曰：“南北皆京官，且南京官俸薄，治公事岂可自赁舟？”于是令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堂上官，凡以公事诣北京者，俱给驿。

　　宣宗御左顺门，出御制《闵农诗》一章，示吏部尚书郭琎，曰：“朕昨宵不寐，思农民之艰难，能使之得其所，则在贤守令，因作此诗。卿常为朕择贤，毋使农民受弊也。”诗曰：“农者国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忧劳亘晨昏。丰年仅能给，歉岁安可论？既无糠核肥，安得缯絮温？恭惟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迩同一视，覆育如乾坤。尝闻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当慎所择，庶用安黎元。”

　　宣德六年六月，新作礼部成，赐宴落之。命公、侯、驸马、伯、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学士、祭酒及通政、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掌印官及本部属官皆与焉。

　　宣宗闻刑部系囚反狱，谕侍郎施礼等曰：“罪囚系狱，凡狱具，轻重各有宜施，尝闻太祖皇帝言：“仁于仁，不仁于不仁。’强盗何足矜悯，而姑息之？今之逸，如虎逸柙，人复被害矣。此由堂上官纵弛，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论法，尔亦当罪，姑停俸治事，必俟盗获而后与俸。盗不获，尔罪不免。”

　　宣德间，河南民言嵩县白泥沟地产银矿，民私烹炼，宜开官冶。命主事郭诚往，同三司官集民丁，发地得银砂四千余斤。烹三十余日，计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铅五十斤，银二两，所得不偿所费。宣宗曰：“小人献利之言不可听，其罢之。”

　　宣宗因甘州卫千户姚宁等奏曲先之役多冒功升职，未惬人心，因谓兵部尚书许廓等曰：“升赏之法，所以酬前劳，勉后效。若有功不得，则才勇之人忿；无功而得，则侥幸之心启。将来何以使人？今宁等所言，宜令总兵官覆勘，务合至公，无惮改过。”

　　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初往广东等处公干，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事觉，宣宗命凌迟琦、斩巨队等十人。因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随侍，颇称使令，升太监管事，辄敢恃恩纵肆欺罔，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往诸处，凌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累万计，致吏民含冤无诉，归怨朝廷。虽方面风宪之官，皆畏惮之，不敢以闻。鬼神不容，发露其事，已悉置极刑。尔都察院揭榜晓谕中外，凡先所差内官内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还官，军民者还军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内官内使寄顿财物，许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觉与犯者同罪。自今内官内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军民人等，有投托跟随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悉处死罪，既又敕天下诸司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诚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军民者祖宗之军民，军民安则天下治，天下治而后有以仰副祖宗付托之重。爰自临御以来，惟以安人为心，而内官监太监袁琦随诗曰久，肆其狡险，欺谩朝廷，假干办公务为名，朦胧奏遣内官内使，在外凌辱官员，毒虐军民，恣肆贪残，赃秽狼籍，金银以千万计，人不聊生。所在有司坐视民患，徒怀兢惕，默不敢言。天地不容，鬼神共怒，发其罪恶，已敕法司榜示天下。尔等其体朕恤人之心，务隆绥抚。民者国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为国安民者臣，尔等勉之，必使军民皆安于下，而无叹息愁恨之声，庶几尽尔等之职，不负朕委任之意，尔等勉之。”

　　旧制，进士于各衙门观政，不佥署文案。宣德七年，以都御史顾佐言，始令照永乐年例，进士于刑部、都察院理刑者，与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谙练政务。

　　宣宗闻御史陈斌言，贵州所属生苗累肆劫掠，请命总兵萧授剿之，语兵部尚书许廓等曰：“蛮人虽务劫掠，若防守严密，安能为患？何至便兴兵，殄灭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岂能尽灭之？但当慎防而已。且彼虽变夷，亦好生恶死，宜令授及贵州三司差人抚谕，使改过自新，如其不悛，发兵剿之。”

　　宣宗因与侍臣论人君御世之权惟命德讨罪为重。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举十六相，诛四凶，而天下咸服，此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也；齐威王封即墨大夫以万家，而烹阿大夫，齐国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恶为好恶也。故爵赏刑罚至公无私，然后能服天下。”

　　宣德时，满刺加国差巫宝赤纳来诉其国为暹罗所侵扰，礼部言：“诸番贡使，例有赐予，今巫宝赤纳非有贡物，给赏无例。”宣宗曰：“远人数万里外来诉不平，岂可不赏？”遂赐纻丝、袭衣、彩币、表里、绵布悉如他国贡使例。

　　旧制，御史皆乘驴。宣德间，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纪纲之职，受耳目之寄，纠劾百僚，肃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则御史以朝廷所差，序于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务，三司皆乘马，御史独乘驿驴，颇失观瞻。自今请乘驿马为宜。”宣宗谓兵部臣曰：“御史所言亦合大体，其从之。”

　　宣宗尝谓都御史顾佐曰：“佛本化人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务祖风，往往创造寺院为名，群舁佛像，遍历州郡，化缘所得财物，皆以非礼耗费。其申明洪武中禁令，违者必罪之。”

　　南京国子监助教等官，旧无皂隶给使。宣德中，以司业陈敬宗言，始给之。

　　宣宗因应天题请考官，谓礼部尚书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据文章不悖经意，即可充选。然应举之人，皆凭学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古今，科目取之，足为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辞，亦终无益。”

　　国子监东号房，原系金吾等三卫草场。宣德间，以监生人众，特赐与诸生建房舍，其闲地给本监种蔬菜，以供会馔。

　　宣宗闻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母卒，问尚书胡濙曰：“英母亦应得赐祭及营葬否？”濙对曰：“旧制，官三品四品父母丧，曾受封赠者，官为营葬，今英官四品，其母曾受五品封。”宣宗曰：“儒臣吾所优礼者，况非此母无此子，其遣官赐祭。”仍命有司治葬，勿为例。

　　宣宗因侍臣观《宋史》，闻侍臣言宋家武备不饬，率流于弱，当时未必无将才，若上之人留意斯事，必有其人出焉。曰：“宋之君诚失之弱，将帅虽有才亦不得展，必为小人所坏。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过也。”

　　宣德间，御史朱鉴言：“洪武间，各府州县皆置东西南北四仓，以贮官谷，多者万余石，少者四五千石。仓设老人监之，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饥馑，以贷贫民，民受其惠。今各处有司以为不急之务，仓廒废弛，谷散不收，甚至掩为已有，深负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县修仓廒，谨储积，给贷以时，征收有实。仍令布政司、按察司、巡按监察御史巡察，违者罪之不恕。”宣宗谕行在户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近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废弛。言者比比，而未有兴复之者。尔户部亦岂能无过？其如御史言，违者从按察司监察御史劾奏。”

　　宣宗燕闲，阅内库书画，得元赵孟ぽ所绘《豳风图》，因赋长诗一章，召翰林词臣，示之曰：“《豳》诗周公陈后稷公刘致王业之由，与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穑艰难。万世人君皆当鉴此。朕爱斯图，为赋诗，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励，尔其书于图之右。”

　　宣德间，因天文生、阴阳生有司概编里甲，始命天文生免二丁，阴阳生免本身差役。

　　宣德间，苏州知府况钟言：“御史与外官相见礼仪，及凡迎诏敕诣，学校皆有一定礼制，比来各处公差御史，多有违越礼分，各府知府亦有自顾茸贪暴，畏其纠劾者，接见御史，谄谀拜跪，甘受詈辱。间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辄求小过，擅作威福，使贤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约。”宣宗命行在礼部同翰林院会议申明。

　　宣宗曾敕谕吏部曰：“致理之方，用贤为要；事君之道，荐贤为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负荷之重，必得贤才，共图治理。夙夜在念，寝食不忘。尝敕朝臣三品以上举荐所知，又出示《招隐》、《猗兰》之作，庶几群臣咸明朕志。近惟一二廷臣曾有举荐，其余旷时积月不举一人，岂果无遗贤欤？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欤？岂典铨衡者之怠忽也？朕以诚心求贤望理，不图臣下玩为虚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乎？尔吏部即会在京三品以上官，众议推举有才行者，有文学者，具名来闻，朕擢用之，毋徇私滥举塞责。”

　　宣德间，顺天府尹李庸言，所属州县旧有桑枣，近年砍伐殆尽，请令州县每里择耆老一人劝督，每丁种桑枣各百株，官常点视，三年给由，开其所种多寡，以验勤怠。宣宗谓行在户部臣曰：“桑枣，生民衣食之计。洪武间，遣官专督种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前屡有言者，已命尔申明旧令，至今未有实效。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种，违者究治。”

　　宣宗谓侍臣曰：“朕尝历田野，见织妇采桑育蚕缫丝，制帛累寸而后成匹，亦甚劳苦。”出所赋《织妇词》以示，曰：“朕非好为词章，昔真西山有言，农桑衣食之本。为君者当诏儒臣以农夫红女耕蚕劳勤之状，作为歌诗，使人诵于前，又绘为图，揭于宫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艰，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赋此也。”其词曰：“昔尝历田野，亲睹织妇劳。春深蚕作茧，五月丝可缫。缫丝准拟织为帛，两手理丝精拣择。理之有绪才上机，弄杼抛梭窗下织。斯螽动股织未停，鸡声三号先夙兴。机梭轧轧不暂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呜呼，育蚕作茧，未必如瓮盎。累丝由寸积为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织者冬寒无挟纩。纷纷当时富贵人，绮罗烨烨华其身。安知织妇最辛苦，我独沉思一怜汝。”

　　旧制，诣郊坛皆朝百官后乃行，至宣宗八年春祭，先日谕礼官：“明旦早行，不视朝。”既至南郊，躬诣神厨，凡诸祭物一一阅视。召太常寺官，谕之曰：“祭物固应精洁，典祭之官，皆以虔诚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执事，分毫无慢，庶几神明有歆享之道。”

　　宣德八年春祭社稷，请配神，太常寺所进祝版误书月日，宣宗览之，促命改书。召太常卿姚友直等，责之曰：“一岁之间，两祭社稷，而于祖宗前怠忽如此，岂是小过？汝等皆授职有年，正是官怠于宦成。自今宜常加敬慎，宗庙以有事为荣，若再蹈前失，理无再宥。”

　　宣宗闻各监局小内使多为僧人所惑，有长素食者，亦有潜逃削发为僧者，召监局之长，谕之曰：“人立身自有常道，为臣必忠，为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诵经乃有福乎？佛只教人存心于善，所论天堂地狱亦只在心。心存善念，即是天堂；心起恶念，即是地狱。所以经云即心是佛。今后汝等戒之，但存心善即是修行，敢有潜逃为僧者，皆杀不宥。”

　　宣德间，广东按察司佥事曾鼎奏：“僧道二家，各奉其教，既已出家，自当离俗。今广东、浙江、江西等处寺观田地，多在邻近州县，顷亩动以千计，谓之寄庄。止纳秋粮，别无科差。而收养军民子弟，以为行童，及匿逃军逃民，代为耕种。男女混杂，无异俗居。又有荒废寺观土田，报为寄庄，收租入己。所在贫民无田可耕，且多差徭。而僧道丰富，安坐而食。乞敕礼部会议，取勘僧道寄庄之田及废寺观田。有人耕种者，开报佃人户籍，顷亩多，则均分本处无田之民，以供徭税。其私置庄所，隐逃军逃民，男女杂居者，所在法司，严捕治之。”

　　宣宗谓少傅杨士奇等曰：“朕昨命卿等简庶吉士俾进学，因思贤才必自国家教养以成之，教之不豫，安能得其用？因作诗述意，卿当以朕意谕之，俾知自励。”诗曰：“国家用贤良，岂但务精择。贤良之所出，亦自培养得。虞廷教元士，周家重俊宅。皇祖简贤科，教育厚恩泽。二十有八人，用之著成绩。朕心切旁求，夙夜恒侧席。是科凡百人，中岂乏卓识？爰拔俊茂资，将以继往昔。优游词垣内，研究古载籍，搞辞务淳庞，励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泽物兼辅德。勖哉副予望，奋志毋自画。”

　　宣德间，湖广荆门州判官陈襄言：“各处近有惰民，不顾父母之养，妄从异端，私自落发，贿求僧司文凭。以游方化缘为名，遍历市井乡村，诱惑愚夫愚妇，靡所不为。所至，官司以其为僧，不之盘诘，奸人得以恣肆。乞敕天下有司、关津，但遇削发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处，不许出境，庶革奸弊。”从之。

　　文武官俸，每石旧折钞二十五贯。宣德九年春，掌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濙议欲每石减作十贯。少师蹇义言：“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濙乃减作十五贯。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

　　宣德八年八月，礼部尚书胡濙言：“景星见西北方天门，考之占书，天子至孝，任贤使能，海内欢悦，制作合天，法令清明，则景星见。今睹斯瑞，实皇上圣德、海宇太平之应，请偕文武群臣上表贺。”宣宗不许。遂敕群臣曰：“古之人有言，时和岁丰为上瑞。今阴阳不和，水旱为灾，四方告饥，不可胜纪。朕每念天与祖宗付托之重，内惭于心，夙夜之间，惓惓祗惧。星文之瑞，何救民之饥而欲表贺哉？圣贤之心，惟德是敬，恒钦天以自度，不因祥而自矜。尔文武群臣，尚其夙夜同心同德佐朕于理治政事者，以安民为本；典军旅者，以武备为重；任刑法者，以平恕为要。敬慎行之，毋懈毋怠，庶用下慰四海生灵之颙望，上答天地宗庙之付托，而吾君臣亦得同享无穷之美。钦哉，其止勿贺。”

　　翰林院待诏邹循当授敕命，言其父缉先以侍讲事太宗皇帝，复以中允事仁宗皇帝于春宫，历二十余年，升左庶子，卒不获生受诰命，臣秩卑，于例不应得封赠，伏乞矜赐。宣宗曰：“皇祖往征北虏，命朕居守北京，时缉恒在左右，所言皆正，盖良臣也。”命吏部特与缉及其妻诰命，不为例。”

　　宣宗朝罢，出《思贤》之诗，以视群臣曰：“予嗣守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惟致治之道，必有贤臣相与赞辅。虽屡诏求贤，然恭默之思未已，乃作诗以著予志。”诗曰：“天命赫赫，付畀万方。肆予承之，夙夜弗遑。亮天之功，其责在予，亦惟求贤，以求厥图。尧舜大圣，咨于臣邻。汤武致治，敷求哲人。稷、契、皋、夔、周、召、伊、傅，同德同心，以匡以辅。惟时匡辅，百工允厘。治效之隆，臻于皞熙。悠悠我心，念之弗置。惟欲得贤，以弼予治，告言惓惓，束帛戋戋，命彼皇华，历于丘园。庶几多才，拔茅连茹。奋其功庸，翼我王度。维天昭昭，维岳降灵。笃生贤哲，聿驰骏声。启予沃予，以迪先德。扬其耿光，有永无斁。”

　　宣宗因与侍臣论晋事，曰：“古先帝王维持天下，以礼教为本。两晋风俗淫僻，士习浮薄，先王礼乐教化于是荡然，岂久安之道哉？”

　　朱仲安，萧山人。为御史廉重，每事必存大体。仁宗有意进用之，一日顾谓侍臣曰：“朱仲安今御史之翘楚者。”

　　宣宗尝谕右都御史熊槩曰：“朝廷优恤军士，给以衣食，欲其得所。比闻官旗吏胥人等，妄意诛求，多立名目，裒取月粮，克减冬衣绵花。亦有都指挥、指挥假托公事，遍历取财，乃以军粮布花，变易金银馈送，所以军士衣食不充，多致逃窜。朝廷任彼抚绥，乃更肆为刻削，俾恩不下究，情不上通。欲便按法行诛，则是不教而杀。尔都察院即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再犯者处死，家属戍边。”

　　宣德末，刑科给事中年富条陈时政，内一款言：“国家可忧，戎狄为甚。自永乐以来，招纳丑类，縻以官爵，杂处京都，坐费国用。养乱召危，必由于此。乞敕大臣，历考明验，参酌成规，皆遣还故土。以慰彼思，释我内患。”

　　年富又言：“近年军民之家，逋逃规免税徭，明为僧道，累以万计。不织不耕，坐食温饱，或有拥妻妾于僧房，育子孙于道舍，败伦伤化，莫此为甚。乞敕礼部令各处寺观僧道未度者，悉遣复业，隐占者逮问还俗。”

　　宣德十年，敕谕都察院：“朝廷设风宪，所以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凡政事得失，军民休戚，皆所当言；纠举邪慝，伸理冤抑，皆所当务。比之庶官，所系甚重。近年以来，未尽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谙；或逞小才，以张威福；或搜细过，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权位，贪图贿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无伸。而风纪之道，遂致废驰。自今监察御史有赃滥及失职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纠举黜退。按察司官有赃滥及不称职者，令按察使及其同僚纠举黜退。仍令吏部，今后初仕者不许铨除风宪，凡监察御史有阙，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举，务要开具实行闻奏，吏部审察不谬，然后奏除。其后有犯赃滥及不称职，举者同罪。”

　　给事中年富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诏免灾伤，税粮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输租如故。乞命被灾之处，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处饥馑，官无见粮赈济，间有大户嬴余，多闭粜增价，以规厚利。有司绝无救恤之方。乞命自今或遇荒歉，为贫民立券，贷富人粟分给，仍免富人杂役为息，候年丰偿本。”从之。

　　●卷十一

　　英宗初即位，敕省诸冗费，于是礼部尚书胡濙等议，钦天监历日五十万九千七百余本，省为十一万九千五百余本，太医院药材九万八千一百余斤，省为五万五千四百余斤，光禄寺糖蜜果品减旧数三之二，其添造腌腊鸡鹅猪羊二万七千只，子鹅二千只，酥油四千斤，尽行革罢。厨役六干四百余名，拣选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广、江西等处荐新茶芽七千五百余斤，省为四千斤。

　　英宗初即位，敕工部曰：“洪武永乐间，各处府县岁贡彩假，工部验中方送内库，且无贿嘱及包揽之弊，故皆精密鲜明，足称朝廷赏赍，亦不虚费百姓财力。近年以来，徒见糜费民财，而假疋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盗易换。且听人包揽解纳，及至京，该部该库官吏人等，又从而求取贿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恶，悉送内库。此积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礼监取洪武、永乐间伫丝纱罗绫绢之类，与尔工部及各布政司府县，务以此为式成造。其起送至京，令监察御史同尔工部官辨验，仍委司礼监官参视，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通治以重罪不宥。”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当进正统元年《大统历》，以是日日食，移于十二月朔。

　　正统初，大学士杨士奇等言：“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难通，少有阻隔则粮饷不足，实非长久之计。今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递之费，此实国家经久长策。”于是拨京军三万，就近地下屯。

　　正统初，湖广布政司检校程富言：“夷狄为患，自古有之。若处之辇毂之下，宠以崇高之位，其能摅诚尽节如金日殚，万无一二；忠爱勤劳如仆固、怀恩，尚不克终；至于桀黠难驯如刘渊之俦，殆不可缕数。往事甚明，皆足为鉴。今归顺达官人等，日累月增，动以万计。固难阻向化之心，亦当防未然之患。乞敕兵部将新降附者，量赐赍装，遣往江南卫所，既省京师之廪食，且杜华夏之厉阶。”

　　永乐中，以驼毼温暖，令内官于所出地方索买，且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疋，自后岁以为常。至正统初，陕西右参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绫绢氁毼九百余疋，复加造驼毼五十疋，民力不堪，乞免造。”从之。

　　正统元年三月，擢一甲进士周旋为修撰，陈文、刘定之为编修，赐羊酒宴于本院。

　　正统元年九月，尚书胡濙自劾不谨失行在礼部之印。英宗不问，为更造之。改其文曰行礼部印。

　　正统初，以两京御史及天下知县缺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举廉洁公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员；在京四品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掌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举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员。

　　正统初，有继母告陷前妻之子，法司问拟不孝重罪，大理寺评事吴亮驳奏冤抑，英宗敕法司：“今后继母告陷前妻之子，嫁母告陷前夫之子，不孝者，俱令邻佑保实，取问如律，如有冤枉，即与辩之，著为令。”

　　正统初，吏部主事李贤言：“切见京师达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赡京官十七员半矣。边军常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御饥寒者，月粮而已。粮不足以赡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达官，岁省数十万之费，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赡边军之给，可以足京官之俸，利莫大焉。臣又惟夷狄人面兽心，贪而好利，乍臣乍叛，恍惚无常，彼来降者，非心悦而诚服也，实慕中国之利也。且达人在胡，未必不自种而食，自织而衣。今在中国，则不劳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来之不绝者，中国诱之也。诱之不衰，则来之愈广，一旦边备有警，其势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乱，可不鉴哉！乞敕兵部将达官渐次调除天下各都司卫所，彼势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国家万万无益之费，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天台鲁穆由御史为福建金事，刚方廉介，理冤绳奸，执法无私，人目为“鲁铁面”。后为佥都御史。卒之日，同朝卿士咸赙助具棺敛焉。

　　云南晋宁州塔墩有大树颇著灵异，土人号为“塔墩圣母”。永乐时，大风折其树，军人陈福海钜以为板，内有神像，戴冠执简，容貌如画，人皆惊异，立祠以祀。正统初，州官请加封号，英宗谓礼部臣曰：“淫祀徼福，非礼也。”圣见之不惑如此。

　　正统初，达官军校人等居畿甸者，多占民田掠民财。御史成规以为言，英宗诏锦衣卫兵马司分捕之。犯死者于犯所枭首，徒流者发边卫充军，仍罪其头目。若地方被劫夺而官校纵容者，重治以罪。

　　正统二年，敕谕尚膳监及光禄寺曰：“比闻进宫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还一二，光禄寺不以奏，尚膳监不以言，重复造用，甚费财扰民。今后凡进食物必须印信揭帖，备书器皿扛索之数与收领内官姓名，尚膳监如数还之，不足即以奏闻。敢隐瞒扶同者，悉坐以罪。复敕宫中六尚司知之。”

　　正统初，敕工部曰：“今军器缺用，尔工部会同五府、兵部、锦衣卫、司礼监、内府各监局，往年退出诸色军匠，择其精壮者，令在营操备。老弱者仍送原衙门，与见在匠役成造军器。尔工部、司礼监各遣官提督，务在坚利，使可经久。宜用物料，在京各库支用，勿复科派有司扰民。每季仍以造完数目具奏，以凭稽考，不得通同作弊、假公营私以取罪戾。”

　　正统二年九月，早朝钟既鸣，有京卫指挥张胜等八人潜坐阙右门，为给事中所劾，皆谪戍边卫。

　　先是进表官无定例。正统二年十月，始从礼部言，自今惟圣节表令三司堂上官躬进，正旦、冬至遣首领及所属佐贰官代行，遂为例。

　　故事，享庙奏祭皆御殿受奏，正统三年春祭，奏祭日正遇宣宗忌辰。礼部请于西角门视事，英宗以祭祀重事，仍宜升殿。

　　正统初，刑部申明旧制，凡民讦官长，宜量加责罚，不许摭拾妻妾幼女，幸其受辱，以快私忿。凡妇女非犯奸恶杀人及毁骂公姑不孝等罪，并免提问。

　　正统三年，山东东平州知州傅霖言：“皇上肇登宝位，却珍奇之献，罢不急之征，命巡抚侍郎督粮储，命监察御史清军政，一切内臣悉取回京，天下官民莫不沭浴圣泽，欢欣踊跃，以为尧舜之治复见于今日。然臣切见徐州、临清等仓，仍用内官收粮；淮、浙等处盐场，仍遣内官并锦衣卫官校缉捕。以臣愚见，各处收粮自有州县官员，巡盐已有监察御史，凡有规避，律具明宪，又何用内臣并锦衣卫官校以瘠民膏血而骇民耳目乎？”英宗嘉纳之。

　　正统初，三氏学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阙里家庙宜正父子，以叙彝伦。颜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无繇；子皙，伯鱼父也，从祀廊庑，匪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孔子父叔梁纥元已追封启圣王，创殿于大成殿西崇祀，而颜、孟父俱封公爵，惟伯鱼子皙仍为侯爵，乞追封为公，偕颜、孟之父俱迁配启圣王殿，庶名位胥安，人伦攸叙。”英宗是其言，命礼部行之。

　　正统三年四月，以监试岁贡生员不严，致有商议及易卷之弊，下编修谢琏及监察御史赵全等于锦衣卫狱。当时之严于廷试如此。

　　正统三年五月，御史郑颙奏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每遇商货贩到，积至数多，方差内官锦衣卫官抽盘，不无停滞损坏。张家湾宜专委内官抽分，崇文门宜令本门收钞内官兼管，其顺天府都税司并塌房课钞，宜令顺天府置簿按季填报，以凭稽考。英宗命但戒所司，勿致停滞，不必专委内官。

　　正统三年八月初九日晚，顺天府科场失火，焚东南席舍并对读所，延及厅事而止。府尹姜涛暨御史时纪等上章请罪。英宗特宥之，命于本月十五日为始再试。

　　正统三年十二月，英宗谕都察院臣曰：“比闻闸办银课扰民，已皆停罢封闭，各处坑穴，禁人煎采。近闻浙江、福建等处有等顽猾军民，不遵法度，往往聚众偷开坑穴私煎银矿，以致互相争夺，杀伤人命。尔都察院即揭榜禁约，今后犯者，即令该管官司拿问具奏，将犯人处以极刑，家迁化外。”

　　正统四年，英宗问户部臣，永乐、宣德间，宣府、大同二边军粮供给若何，及有无运送银绢布疋之数。户部言：“国初，大同粮料俱系山西布政司供给；永乐十九年方起倩军夫于京仓运送粮料二十万一千一百余石于宣府；宣德六年至十年，亦于京仓通州攒运粮料三十八万石赴宣府；其山西税粮岁止拨四十万石或三十万石赴宣府备用，并无运送银两布绢。其后，宣府陆续添设保安等卫所，通旧八卫，共一十九卫所，官军数多，于是每年奏令粮户赍价于松江等处收买布疋，或遣人解银前去准籴，或出京库绢运彼，准作官军月粮。此皆权时制宜以足边防之用也。”

　　正统四年十月，有窃瓦剌贡使银物者，获之，命斩于会同馆以徇。

　　正统初，成国公朱勇言：“在京文武官员俸粮，每月关米一石，食用不敷。乞每年运粮，除正数外每军增米二石。至京文武官，按月添米一石。”英宗以带运艰难，不欲重困军士，止而不行。

　　正统五年，朵颜卫都指挥同知朵罗干遣使朝贡还，易得犁铧，为关隘所阻，不得出。英宗谓兵部臣曰：“远人当怀柔，农具故未有禁，听其归，勿阻。”

　　正统时，敕谕文武百官，内一段言：“朝廷于百司设正佐官，俾共理政事，凡正与佐皆当以诚相与，有善相辅，有过相规，彼此协和，事乃有济。不可专恃己见，不采众善。属宫中，贤者须礼之，不及者须教之，不肖者须明其罪黜之。如或悦谄谀纳浸润，则贤者受抑，不肖者得志，孰与成功？尔大臣宜体朕心，表率群僚，钦哉。”

　　正统五年，用大学士杨士奇言：“遣侍郎何文渊等往各省直修备荒之政，赐之敕条列合行事宜。一、见今官司收贮诸色课程并赃罚等项钞贯杂物可以货卖者，不拘稻谷米粟二麦之类，贸易储积，并须照依时值，不许亏官损民。凡州县所积预备谷栗，须计民多寡，约量足以备用。如本处官库见储钞物不敷，于本府官库或本布政司官库支买；如又不敷，移文户部，奏闻处置。一、凡丁多田广及富实良善之家情愿出谷粟于官以备赈贷者，悉与收受，仍具姓名数目奏闻。一、籴粮在仓，须立簿籍二扇，备书所积之数，用州县印钤记，一在州县收掌，一付看仓之人。但遇饥荒，百姓艰窘，即便赈贷，并须州县官一员躬亲监支，不许看仓之人擅放。二处簿籍放支之后，并将实数具申户部。所差看仓，须选有行检老人富户就兼收支，不许滥设。一、洪武年间所置预备仓粮，多由州县不得其人，视为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盗用谷粟，捏作死绝逃亡人户借用，虚写簿籍为照，是以仓无颗粒之储，甚至折毁仓屋。间遇饥荒，民无所赖，深负祖宗仁民之心。尔等于所属府州县，并须亲历查勘，前项官仓粮储原数，实在几何，百姓借用未还亏折几何，务要根究的实，着落前后经手人户供报追价，不许听其诡诈指扳死绝逃亡人户搪塞遮掩。追完之后，令照例纳米赎罪。若限外不完者，毋论赦前后，械赴京师，发戍辽东边卫。一、比先所建预备仓廒，或为豪民所据，责令还官；或年深毁坏，量加修葺；其倒塌不存者，官为起盖。如本处有空闲官房，许令折用，并须完固可以经久。一、洪武年间于各州开浚陂塘，以防水旱，盖永远之利。亦因后来有司不得其人，视农事如等闲，委而不问，以致土豪奸民掩为已有；或湮塞为田。尔等须一一亲历踏勘，如有前弊，责令自备工力如旧修筑坚固还官，悉免其罪，如隐占不还，及违限不即修筑者，亦械赴京，发戍辽东边卫。一、凡各处闸坝陂堰圬田滨江近河堤岸有损坏当修筑者，先计工程多寡，于农隙之时，量起人夫，用工工程多者，先修紧要之处，其余以次用工，不许迫急。其起集人夫，务在受利之处，验其丁力，均平差遣，毋容徇私作弊。凡所作工程，务在坚固经久，不许苟且，府县正佐官时常巡视，毋致损坏。一、各处陂塘圩岸果有实利及众，比先有司失于开报，许令开陈利民之实，踏勘明白，画图贴说，具申工部定夺。如利不及众，不许虚费人力。一、但遇近经水旱灾伤去处，预备之事，宜暂停止，待丰年有收，依例整理。一、所过州县仓廪谷粟充实、陂塘堤岸完整者，必其正佐之官得人；若有空虚废坏等项，其正佐之官必不得人，悉具名奏闻，如或贪酷虐民，验有实迹，就便拿问。一、今后府州县官考满赴吏部者，并须开报预备官仓所储实数，及修筑过陂塘堤岸等项，吏部行该部查考虚实，以凭黜陟，事完回京。仍将所备谷粟及所修陂塘圩岸闸坝，备细造册具奏。遇有兴利除害之事难以处置者，具奏来闻。”

　　正统间，山东乐陵县筑仓起土，得白金九锭，重三百九十余两。有司以闻，英宗命易粮贮仓，以赈贫乏。

　　正统五年，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绐人曰：“我建文也。张天师言我有四十年苦，今为僧期满，宜亟返邦国。”以黄纸为书，命其徒清进持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瑛执送总兵官柳溥。械至京，会官鞫之，乃言其姓名为杨行祥，河南钧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历游两京、云南、贵州至广西。英宗命锦衣卫锢禁之，凡四逾月，死狱中。其同谋僧十二人，俱谪戍辽东边卫。

　　正统时，司礼监火者贾麦儿以私事嘱吏部尚书郭琎、户部尚书刘中敷，皆从之。事觉，英宗命宥琎、中敷，戒勿再犯。麦儿送法司论如律，枷示于司礼监之新房。

　　正统五年岁暮，敕文武群臣曰：“昨钦天监言，正统六年正月朔，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护。朕惟事天之诚，虽微必谨，敬天之变，岂以微怠？况兹岁始，阳德方亨，致灾有由，敢忘祗畏？是日在京文武群臣悉免贺礼，及期救护如制。”

　　正统时，广东南海卫指挥曹忠等送占城国进贡犀象赴京，一犀道死。礼部请治忠不谨之罪，英宗特宥之。

　　巡抚左侍郎于谦言：“臣奉命总督河南、山西二处预备粮储，今在仓各以数百万计，第恐有司不谨，复如前日他处事体。臣欲于每岁三月初，令州县记其缺食之家申达，布按二司斟酌得宜，方令支给。其所给者，大口月三斗，小口半之，至五月蚕麦既收，随即住支。仍将所给之数申报上司及户部。候秋成抵斗偿官，岁终仍报所偿之数。果有贫乏及笃废老疾不能偿者，官为设法补完，毋损原数。其放支之序：先菽，次薥秫，次黍麦，次米稻。后先有伦，毋致红腐。州县官有能设法经营，使新陈相易，不致浥坏者，听。当满而预备粮储未完者，不得离任。仍令风宪官稽考伺察。如此，则出纳以时，而所贮不腐，防闲严密，而奸弊不生。”从之。

　　正统中，御史彭勖疏言僧道三害，请凡僧尼未度者，皆令还俗。丛林不许创立，官民之家不许修斋设醮。事下礼部、都察院，尚书胡濙等查洪武间禁约条例入奏。英宗命都察院遵例禁约，违者依律罪之。寺观有赐额者，听其居住，今后再不许私自创建。

　　正统六年四月，成国公朱勇等奏，准选骁勇都指挥等官纪广等五十一员、熟闲骑射幼官赵广等一百员。至是，英宗命置学，授官以训诲之，除教授一员，训导六员。此京卫武学之始。

　　正统中，汉中府石泉县教谕黄士文言，本县民止一里五十六户，每春秋祭文庙，用猪羊五十四只，帛三十六段，措办实难。下礼部覆议，凡州县不及三里者，春秋二丁第行释菜礼，过三里者仍旧制。

　　正统时，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郑颙等奏：琉球国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晋斯古驾船载瓷器等物，往爪哇国买胡椒、苏木等物。至东影山遭风桅折，进港修理，妄称进贡。今已拘收人船，将前项物货并护船器械发福州府大储库收顿听候。英宗曰：“远人宜加抚绥，况遇险失所，尢可矜怜。其悉以原收器物给之。听自备物料修船，完日催促起程。回还本国。”

　　正统七年正月，鸿胪卿杨善奏：“孟春享太庙，赐陪祀官胙，应臣等引奏谢恩，其光禄寺卿奈亨不预报知，法当究问。”亨奏：“旧制，大祀天地及祭太庙社稷，看牲、省牲官复命，俱在百官行礼之先。今孟春亨太庙，杨善止容天地坛看牲官于奉天殿复命。俟百官行礼毕，方令太庙省牲官于奉天门复命，事属紊乱，乞治其不敬罪。”英宗两释之。至是，善复移文礼部，言亨不由儒业发身，不谙祖宗制度，妄加訾议，乞考定申明。尚书胡濙等议奏：“自今看牲省牲及钦遣祭旗纛等神，凡遇圣驾升殿，俱于殿中复命。若御奉天门视事，亦于百官未行礼之先复命。”从之，著为令。

　　旧制，朔望各衙门堂上官皆支光禄寺酒馔，正统七年，以光禄寺卿奈亨言始罢之，著为令。

　　正统间，尚膳监内使王彰、章参等盗用椒果等物，事觉，枷号于光禄寺门示众。

　　太仆寺乃旧兵部初寺，署卑隘，寺臣言请俟建六部完，以旧兵部为寺。许之。

　　正统时，山西太原左卫卒张敬言：“顷者，山西获贼官校之升多非实功，有所司受赂阴与擒获者，有私赂狱贼诬平民于官后乃擒获者，有市他人所获为己擒获者。夫赏当功，则臣下亦罚当罪，则奸邪息。此属虽绐朝廷得官，然众耳目不可涂也。臣恐天下皆然。宜令公廉御史究之，削其明升之职，重置于法，则奔竞之路塞，公正之门开，人人务立实功矣。”都察院议宜行敬言于天下。从之。按此疏最中今日之弊。

　　正统间，江西所造九龙九凤膳亭及龙凤白瓷罐，俱不及式。工部请治提调官罪，复令改造。英宗恐劳民，诏勿改造。提调官宥之。

　　工部尚书吴中，山东武城人。有才能，然惟声色货利是好，宠妾数十，甚畏其妻。尝领诰命，妻命左右诵之毕曰：“此文天子自为乎？儒臣代草乎？”曰：“亦儒臣代草耳。”妻曰：“代草甚当。今诵之终篇，何尝有一清有一廉字？”中不敢怒。夫居官不廉，乃为妇人所诮，亦足羞矣。

　　正统间，大学士杨士奇言：“臣蒙先朝赠臣祖公荣为少傅、祖母胡氏为夫人，恩至渥也。但念父子将实伯祖公辰、伯祖母严所出，继公荣后。今公辰嗣绝，臣兼承其祀，伏见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亲，国朝惟有封赠亲生祖父母之制，无及旁亲之令。今公辰虽于臣称为伯祖，严氏称为伯祖母，实臣亲祖父母，非其余旁亲之比，伏望圣仁不循常例，臣本身及妻即今所得诰命，移赠伯祖公辰、伯祖母严氏，俾得沾恩，光显无穷。不胜拳拳，祈恩之至。”英宗命并予之。

　　福建尤溪县银屏山自永乐间县民朱得立开采纳银，宣德间设官局，后奉诏书罢局封坑，而坑首额户犹照旧纳银。布按二司以为言，英宗曰：“生财有道，不在坑冶，况万民以为益乎？其即罢之。”

　　正统时，陕西管粮参政年富奏，各处进贡马无应付事例。英宗命每匹日给料豆四升、草一束。

　　正统时，御史时纪往陕西，枉道回家娶妾。英宗闻之，诏逮纪下狱。仍谕三法司曰：“朝廷以纪纲为首，御史职纪纲之任，不可不慎择也。如监察御史时纪，因差往陕西，枉道回家，及与长垣县县丞萧节之夤缘交结，挟势娶民间女子为妾，背违礼法，有玷风纪，已付法司问罪。自今尔等差官出外，必精选知礼义廉耻、明达大体、无贪污淫秽之行，然后遣之，仍严加戒饬，庶几纪纲以正，不辱朝廷之使命。如所遣及在任敢有不遵戒饬、违礼犯法者，尔堂上官即具实举奏，以凭降黜。若堂上官徇情党比，以致贤否混淆，旷职废事，并罪不宥。”

　　正统时，御史彭勖言：“郡县守令，凡遇水旱灾伤，虑勘覆之劳，匿不以闻。间有上陈者，部司又以国用不敷，不为停免粮税，以致冻馁，贫困流离转徙。臣于凤阳、颖川一带所见逃民，动以万计。扶老携幼，凤栖露宿，询其所自，皆真定、保定、山东诸处之民。比因累岁荒歉，税粮孳牧，逋负者多不能陪纳，有司不量民情，又且责偿远年赈济粮米，饥窘日切，箠楚日加，若不转徙，何以自存？乞朝廷议其便利。凡天下旱涝之处，一应应征钱粮盐钞并孳牧杂办赈济仓粮，悉皆停免。仍取勘缺食之人，不问土著流移，验口赈给。其守令功绩，必考其户口增减以为殿最。则有司必勤于抚字，生民必得其安养，不负列圣保邦制治之仁矣。”英宗从其言，命有司行之。

　　正统八年，敕云南大理府知府刘烈曰：“以尔廉平公正，命长郡治。尔宜体朝廷简拔之意，益励乃操，益勤乃事，表率官属，宣布德泽，爱恤吾民，审度人情，因俗为治，利所当兴，弊所当革，尽心尽力，必使一郡之民，衣食充足，礼教兴行，斯尔之称。所属官员果有贪淫不法，蠹政害民，情状昭著者，五品以上具实奏闻，其余尔即提下，差人解京。其有罢软老疾不胜任者，亦开具奏来。寮佐官及所在卫所官，或倚恃豪强，非分害民，明指实迹奏闻。一应公差之人，但有生事需索为民患者，即举问如例。”

　　正统时，大理寺奏：“律载，窃盗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绞。今窃盗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重刺右臂，或不刺，请定例。”章下，三法司议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备照，赦后三犯者绞。英宗曰：“律为常法，赦乃一时恩典。自今窃盗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拟，不论赦，仍通具前后所犯以闻。”

　　正统时，刑部强盗越狱。下尚书王质等于都察院鞫问。狱具，英宗命杖提牢主事王彰、司狱王温等，谪戍威远；黜巡风主事王俭为民；降尚书王质为户部右侍郎；左侍郎郭瑾为浔州府知府。其原问郎中等官，以不早归结，各降黜之。

　　正统八年，兴平王尚旃奏：“臣长子志臬蒙恩赐一品冠服，乞并给与禄米供赡。”户部言：“《皇明祖训》无郡王长子支给禄米例。”英宗曰：“《祖训》所当遵守，吾岂俭于亲亲邪？”遂止不给。

　　正统八年，敕谕内官内使曰：“祖宗旧制，内官内使职掌内府事务，纤毫不敢透漏。今尔等有不遵法度，与在外各衙门官员私相交结，透漏事情，或因公务营干己私，或徇亲情请求嘱托公事，或借拨军夫役使，以致所司那移选法，出入刑名，重劳军民，妨废公道。已往之事，悉置不问。自今宜相戒饬，谨遵法度。其有徇情违法者，必罪不宥。”

　　正统时，内使张环、顾忠匿名写诽谤语。事英宗命磔于市，令内官俱出观之。

　　正统间，广东海南卫指挥使以进表至京宿娼。事觉，谪戍威远卫。

　　庆成宴，带俸官不得坐。正统九年春宴，带俸指挥使李春、指挥佥事王福不应与宴，入席搀坐，为礼部所劾，下法司论罪。

　　正统时，安定卫国师摄刺藏卜等以朝贡至京，各市茶二千斤。又奏安定王令市茶三千斤回用，乞赐车辆糗粮。英宗以茶数过多，诏允安定王五百斤，官为运去。其国师二百斤，徒众人一百斤，俱令自募人运。仍命礼部著为令。

　　正统时，府军前卫指挥佥事鹿麟受枉法赃，卖放操军三十九名。事觉。英宗命以百斤枷枷于教场号，令仍发辽东铁岭卫充军。后有犯者，悉准此例。

　　正统九年，敕户部曰：“朝廷令人易纳马草开中盐粮，本期资国便民，比闻各场纳草之人，多系官豪势要，及该管内外官贪图重利，令子侄家人伴当假托军民出名承纳，又行嘱托，规从轻省之处。如东直门牛房，岁汁用草止十五万，今添纳至三十余万。积聚既多，久则必致下人乘隙侵欺。又各处所中盐粮，亦系官豪势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挟势将杂糙米上仓，该管官司，畏避权势，辄与收受，以致给军多不堪用。及至支盐，又嘱管盐官搀越关支，倍取利息。致无势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丧赀失业，嗟怨莫伸，其弊不可胜言。此皆尔等不能体国利人，循情受嘱之故。今姑宥尔等之罪，以后必须严谨禁约，草听殷实，军民承纳，御史监收，但作弊者即拿问具奏，官豪势要及该管官员之家，不许仍前承纳，与民争利。违者听御史举劾。各场务会计岁用之数拨纳。果有多余，设法另行堆积，以备支用，毋得滥收作弊。各处中纳盐粮，务要干圆洁净，敢有仍前挟势将杂糙米上仓，及该管官司听嘱收受者，听巡按御史及提督官拿问，情重者具奏处治。御史提督官纵容不举者，并治以罪。”

　　京民有受财教唆捏写诵状诬告平人者，刑部奏，虽称教唆，不系越诉。英宗命充军，后有犯者，悉准此例。

　　初，洪武间福建各场岁课银二千六百七十余两；浙江岁课二千八百七十余两。永乐间，福建增至三万二千八百余两；浙江增至八万二千七十余两。宣德间，福建又增至四万二百七十余两；浙江又增至九万四千四十余两。自是，地方竭而民不堪矣。英宗初即位，下诏封坑冶，民大苏息。至是，有盗矿脉相斗杀者。御史孙毓、福建参政宋彰、浙江参政俞士悦各言复开银场，则利归于上，而盗无所容。事下二处三司议，福建三司附言，浙江按察使轩輗等奏曰：“复开银场，虽一时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间，恐有司横加科敛，人心摇动，其患尤深。为今之计，莫若择官典守，严加禁捕，则盗息矣。”朝廷是輗言。已而，刑科给事中阵傅复请开场，中贵与言利之官相与附和。乃命户部侍郎王质往经理。今福建岁课银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余两；浙江岁课四万一千七十余两。盖比宣德时减半，而比洪武时已十倍矣。至于内外官属供亿之费，殆过公税，厥后民困而盗益众，至正统十四年，王师戡定，民始安戢云。

　　旧制，税课司局官攒不给俸，日令巡拦供给。正统九年，山西太原府税课司巡拦言其所收钞少，供给太重。英宗命各处官攒悉照资品给俸，革其供给，后河泊所官亦照此例。

　　正统九年闰七月，敕谕云南总兵官左都督沐昂等曰：“得奏，言银坑年远坍塌，即今军民缺食，用人采办有妨屯守，然朝廷重在恤人，利非所计。顷因言者以云南罢敝，虑军资民食不给，欲因山川之利，以资官民之用。今尔等具言地利人情如此，所得不偿所费。朕闻之恻然。敕至即如旧停止，与民休息。”

　　正统时，大理寺卿俞士悦等言：“例文职受财枉法，满贯当绞者充军，其不满贯者，俱赎罪为民；武职出百死一生得官，今坐流徒杖者概充军，则前功尽弃而罪反重于文职。乞令武职受赃私纵操卒满贯当死者充军，其余不满贯当流徒杖者如旧赎罪还职，则不惟优待武臣，抑且宽恤刑典。”从之。

　　显陵神宫监右少监阮菊擅伐陵树百余株私用。事觉。英宗命斩之。

　　正统十年正月，科道官劾奏公侯驸马都督魏国公徐显宗等二十八人懒慢不朝，请治以罪。英宗曰：“大臣者小臣之表率，大臣既皆偷安不朝，小臣何所规法？”命跪于午门前以愧之。

　　正统十年，英宗召礼部尚书胡濙等，谕之曰：“洪武以来，寺院庵观已有定额，近年往往私自创建，劳扰军民，其严加禁约。除以前盖造者遇有损坏，许令修理，今后不许创建。敢有故违者，所在风宪官执问，治以重罪。若纵容不问，一体究治不宥。”

　　正统时，平乡伯陈怀奏：山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吴浩胆略超异，武艺精熟。乞取到京擢用。英宗曰：“吴浩有胆略、材武，正可保障边隅。有功之日，朝廷自任用之，不必取来。”因谓兵部尚书徐等曰“自今在边有材略者，毋得辄动，著为例。”

　　京师城垣，其外旧固以砖石，内惟土筑，遇雨辄颓毁。至是，命太监阮安、成国公朱勇、修武伯沈荣、尚书王查、侍郎王佑督工修甓之。

　　英宗尝谓吏部尚书王直等曰：“给事中以封驳纠劾为职，不徒侍从而已。故居是职，非得行检庄饬，才识优长，仪貌丰伟，语言端正者，其曷克称？今后务慎其选，毋视常轻畀，庶言职得人，有裨于治。”

　　正统时，大同参将石亨奏：“国家设法推举武职，诚当矣。然通于兵法者，止是记诵之学；熟于弓马者，不过匹夫之勇。临敌致胜，未必皆得其用。况人之智谋在心，未曾试用，莫得而知。所以，汉、唐以来，皆设军谋宏远、知识绝伦等科，令其各陈所能应诏。如赵充国以良家子应募；郭子仪以武举自进。设使当时拘于保举，岂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后乞许其自陈，起取试验，果有可取，令于各边总兵官处谋议，果能措置得宜，实有功效，然后不次升擢之，则得实才为国爪牙矣。”

　　英宗善其言。且命兵部：“凡有举荐及自陈者，具名奏闻定夺。非奉明文起取者，不许擅离职役。”

　　正统时，陕西副使陈嶷先奉敕赴陕西提督水利，行至临清闻丧。以敕付县官奏缴，径回原籍守制。至是，通政司奏嶷不面白取旨，擅自奔丧，宜治罪。英宗曰：“嶷诚有罪。然子闻母丧，情迫于内，观过知仁，其宥之。”

　　正统时，福建复开银场，贼首叶宗留等率众称乱。巡按御史请于处州、建宁等处各除抚民官一员，且调福建兵擒剿，浙江兵策应。奏下，户部请令廷臣会议。英宗曰：“此何必议？止盗莫如择人，诚得其人，贼可平矣。府县添设官，准其请，务选贤者任之，使盗息民安，浙江官军可不调。盖采矿皆小民失业所为，今宥罪，令复业，理当退散。若复不散，然后调军，则彼伏辜，而朝廷亦不伤好生之德矣。”遂命户部郎中杨谌同巡按福建监察御史理其事，仍命都察院揭榜于各银场晓谕。

　　旧制，立春，顺天府官四拜进春，后复四拜毕。文武百官行五拜三叩头贺礼。正统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礼部言：二节同一日，宜杀立春礼。顺天府官四拜进春后，文武百官即入班行贺正旦礼。从之。

　　正统十一年。有僧四人私建寺于彰义门外。为御史林廷举所奏，英宗特命发边卫充军。

　　北京试院乃旧礼部。正统时，以今礼部成，始改旧署为试院，初修时，计屋八十二间。

　　正统十二年春，英宗谓工部臣曰：“官民服式旧有定制，今闻有僭用织绣蟒龙飞鱼斗牛及违禁花样者。尔工部其通谕之，此后敢有仍蹈前非者，工匠处斩，家口发充边军，服用之人重罪不宥。”

　　正统时，弥陀寺僧奏：“本寺原种宛平县土城外地十八顷有奇，近蒙户部委官踏勘，令臣输税。然臣空寂之徒，乞赐蠲免。”英宗曰：“僧既不能输税，其地令没官。”

　　英宗御奉天门早期，退谕礼部尚书胡濙等曰：“朝廷人材须要作养，方获实用。今命翰林院侍读等官杜宁、裴纶、刘俨、商辂、江渊、陈文、杨鼎、吕原、刘俊、王玉每日俱在东阁进学作文。仍令学士曹鼐、陈循、马愉严督考试，务期成效。凡会讲时，轮流经筵侍班治事。”

　　正统时，曾敕礼部曰：“擅留阍者，朝廷具有著令，日者太监喜宁乃敢私收役使，纵令生事扰人，已敕法司擒问如律。尔礼部其移文申谕内外一切官员人等，有私收者，许即连人首送，俱宥不问。匿而不举及自后弗悛者，或因事暴露，或为人所觉，俱重罪不宥。”

　　正统时，闽县知县陈敏政条陈时政，内一款言：“《大明律》娶同母异父姊妹者，以奸论，并离异。近见世俗之人，有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者；有以后妻所携前夫之男为女婿者。不惟兄妹男女之别不明，亦且父母舅姑之名不正。乞今后若此依娶同母异父姊妹律减等科断，庶有以别男女而厚风俗。”英宗从其言。

　　正统时，永兴王志璞奏：“臣父永兴王嫡母高氏、生母马氏，先后薨逝，俱蒙遣官致祭，造坟安葬。但平日行实，未曾传述。恐日久沦没，子孙无闻。乞敕翰林院撰文以志，俾存没有光。”英宗以亲亲之义，特从其请。

　　旧制，赠官无赠两官者。正统十二年，礼部右侍郎马愉卒，赠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两官自愉始。

　　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强。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昼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一刻，昼刻六十二。其不同如此。

　　郭琎为福建参议时，年二十四，人呼为小方面。

　　正统时，江陵县岁贡生员张架，以内府考试怀挟文字，英宗曰：“此辈若处以常律，不足以警后，其谪戍边卫，逃则杀之，著为令。”

　　正统时，给事中张固奏：“释教以慈悲清净为本。为其徒者，当寡欲持戒，岂期无赖贪饕，载佛像于街市乡村，鸣铙击鼓，无端诞说，惑世诬民。乞敕巡视御史及五城兵马缉拿究罪。”从之。

　　正统时，给事中张固言：六科都、左、右给事中多缺员，乞选各科年深者，以次升补。英宗谓吏部臣曰：“给事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军民休戚，百官邪慝，举得言之。况都、左、右给事中为之领袖，非识达大体者不可畀也。固乃欲循资而用之，不亦泛乎。”

　　正统时，内使金荣等三人变其衣帽潜出禁门，至密云县青洞口内，剃发为僧。被缉事人擒获，锦衣卫鞫实以闻，英宗命诛之。

　　英宗谓兵部臣曰：“朕自即位以来，惓惓以奉天安民为心，累颁诏敕省刑赦罪，轻徭薄赋，凡可以宽恤民者，无所不用其心。又戒饬官吏，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许滥役，一毫不容擅科。期在休息天下，共享太平之福。比者邓茂七等聚众为盗，所司请发大军剿捕。朕虽遣将调兵，然犹虑其出于不得已，必有激变之者。屡遣御史赍敕揭榜丁宁抚谕，庶保全之。今茂七等果有悔祸之心，躬于延平城下输情诉冤，自求生路，且乞蠲免徭役三年。御史张海等以闻，朕悉从之，仍敕海等明正官吏激变之罪。尔兵部可备朕言于榜，以晓谕之，俾其知国家以仁育万民，以大信布天下。榜文至日，不分罪犯轻重，但能洗心改过即日退散者，俱贷其死。仍免其徭役三年，凡递年逋负悉免追征。官吏人等敢有违诏侵害之者，治以重罪。如榜文已到，尚且首鼠两端，或仍前结聚，或逃匿山林，必扑灭之，不赦。”

　　英宗谕礼部尚书胡濙等曰：“宗室国之至亲。近闻内外官员有以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以致窘迫。自今使臣至者，止许待以酒馔，余物一毫勿与之。若有仍前需索者，三司并巡按御史体实来闻，不分内外大小官员人等，正犯处死，全家发戍边方。其三司御史知而容隐者，治以重罪。尔即移文各衙门官员人等，一体知悉。”

　　正统十三年，朵林山卫野人女直头目朝贡到馆，径出街市强夺民货，且殴伤馆夫，为会同馆官所奏。英宗曰：“朝廷怀柔远人，加恩优待。此辈不体恩意，违法扰人，令都指挥昌英等于会同馆追问，违法者人杖三十。今后来朝贡者，赏赐后方令于街市买卖五日，永为定制。敢有恃恩玩法者，重罪不宥。

　　正统十四年，兵部重定官员合用皂隶之数。文职，一品二品十二名；三品十名；四品六名；五品六品四名；七品至九品二名。内翰林院编修、检讨、六科给事中、中书舍人、监察御史俱近侍各添一名；国子监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翰林院译字官，每员一名。武职，五府管事都督、锦衣卫管事指挥、镇抚司管事镇抚，俱照文官品级则例。其各府带俸都督各六名；锦衣卫带俸都指挥各四名。长陵卫官系奉仁宗皇帝特恩，指挥使、指挥同知各六名；指挥佥事四名。各衙门公用，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每处直堂三十名；鸿胪寺、翰林院每处直堂十五名；宗人府、太常寺、国子监每处直堂十名；詹事府、太仆寺、钦天监、太医院每处直堂六名。光禄寺、尚宝司、六科中书科系内府衙门，各用看朝房四名；上林苑监、行人司每处直厅四名；六部各司、都察院各道、大理寺左右二寺，每处直厅四名；刑部各司、都察院各道、大理左右二寺、系理刑衙门，每处把门二名；都察院经历司、通政使司经历司，每处直厅四名；户部、刑部、都察院照磨所及各衙门司务厅，每处直厅二名；通政使司有奏诉冤枉人等，户部山西清吏司、兵部职方武库二清吏司，俱有军囚人等，每处看监四名。宗人府经历司直厅二名；詹事府主簿厅直厅一名；鸿胪寺司宾署、司仪署、主簿厅，太常寺博士厅，太仆寺主簿厅，各二名。钦天监主簿厅二名；看书五名；观星台把门四名。国子监绳愆厅直厅三名；典簿厅直厅二名。刑部看监旧有一百三十九名；都察院看监旧有一百二十八名；五军都督府直堂各旧有八名；各府经历司直厅各旧有四名；锦衣卫直堂二十名；镇抚司直厅旧有五名；看监旧有三十二名；经历司直厅旧有四名。俱各照旧不动。在外司府州县官员跟用皂隶，合照在京官员品职额数佥拨。英宗曰：“国子监博士、助教、学正等官，系教训生徒官，每员与二名；知县系亲民正官，每员与四名。如有仍前多佥者，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挨究，依律惩治。”

　　英宗谓兵部臣曰：“朕临御以来，祗体天地祖宗之心，诞敷宽恤仁民之政，轻徭役，慎刑罚，蠲逋负，一切不急之务悉已停止，期所司敷宣德意，抚字黎元，臻于治化。迩者浙江处州等处，小民啸聚劫掠，已命将率兵征剿。今御史具以小民所诉不得已结聚之情来闻，朕览之恻然。圣人用法，宁失不经，仁义之师，胁从罔治。尔兵部其榜谕小民，除首恶凶犯不赦外，其余胁从及为官吏豪民激变为盗者，各回原籍，悉宥前罪。其户下一切逋欠税粮课。皆与蠲免，仍复其徭役三年，公私债负不许逼抑征索。敢有挟私陷害者，必重罪之。所司奉法循理，推恩存恤，俾各安生业，副朕一视同仁之心。”

　　英宗谓吏部尚书王直曰：“放回官吏挟制官府交结害民者，发口外充军。诱人为非以致盗贼生发者，本身枭首，家属发边远充军。尔吏部移文内外法司衙门，遍谕有众，使知所警。”

　　正统时，东城兵马指挥范质坐事被枷。司礼监内使邵智聪擅令校尉嘱守枷卒，俾少宽质。事觉，命斩智聪，勿再覆。

　　英宗谓礼部尚书胡濙等曰：“旧制僧道之数，府四十，州三十，县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请，悉由里老并所司勘实，方得申送。近闻多不通本教及来历不明之人，妄报籍贯，一概明请。尔礼部即行文诸司，待三年后，凡有应给牒者，先令僧道衙门勘试申送该管有司，审系额内，并贯籍明白，仍试其精通本教经典。如行童令背《法华》等经，并诸品经咒；道童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经，并诸品科范。番僧审通坛场十个方许申送。礼部覆试，中式然后具奏请给。敢有似前滥保，事发，其经由诸司官吏里老，俱重罪不宥。”

　　正统十四年，刑部奏定各处生员若犯受赃奸盗、冒籍科举、挟妓饮酒、居丧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隶发充两京国子监膳夫；各布政司发充邻近儒学斋夫膳夫，满日原籍为民。

　　●卷十二

　　正统十四年，降虏之编置京畿者，因虏入寇，遂编发胡服肆掠，人目为家达子。正统十四年，侍讲刘定之疏言时政，内一款言：“往年以来，降胡皆留居京师，授以官职，给以全俸。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故昨者或冲破关塞，奔归故土；或乘伺机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际，迁徙其众，远居南土，禁其种落，不许自相婚媾，变其衣服，不许仍遵胡俗；为兵者，使与中国之兵部伍相杂以牵制之；为民者，使与中国之民里甲相错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之给，减漕挽之劳。臣尝于上皇时言之，智谋浅短，不足仰动天听。然今者之祸可鉴矣。”

　　景皇初即位，敕谕都察院臣曰：“臣下有恭敬恐惧之心，朝廷礼仪自然严肃。比闻群臣入朝多行私揖跪拜礼，甚者三五成群，高谈嬉笑，略无忌惮，此恭敬之心何在？守卫官军例必辰时换直，欲彼此相识，以辨奸伪。乃今于五鼓未朝时即纷然排拥出入，甚至杂以贩鬻者，此恐惧之心何在？其榜谕皇城四门，自今俱宜遵祖宗之法。敢仍前故违者纠仪，巡视御史及鸿胪寺官举之，重罪不宥。

　　旧制，凡传奉圣旨诸司奉行者，以所得旨意具本覆奏送科，惟光禄寺但附录文簿。及奈亨得罪，言者谓亨尝私馈太监王振，诈称奉英宗皇帝圣旨，日给振酒馔，法司查无覆，本当以诈传诏旨之罪，请自是每事覆本如诸司。本寺卿齐整言：“所司事冗，中旨处分，日每十余，至若逐一覆本，不惟文书不胜其繁，抑且琐碎，上烦听览，乞仍旧附录为便。”从之。

　　故事，自冬至后至春日，殿前将军甲士赐酒肉，名曰头脑酒。景王初即位，以大官不充，罢之。

　　正统十四年，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等言：“翰林官属虽有额员，然自永乐、宣德以来，往往额外多除，皆出英宗命。吏部止因本院在任官九年考称者请旨，照例升授本院之职，不拘多余，已是旧例。今本院自讲读以至五经博士等官，俱多缺员。钦惟皇上嗣登大宝，正用人之际，况文学侍从之臣，尤当精选，以备顾问，资益圣学。乞敕吏部，于本院见任官及庶吉士内推选升补讲读等官员缺。其五经博士及典籍侍书待诏之缺，俱于教官内推举，送院考补。如此，庶几官不旷职，近侍得人。”从之。

　　户部左侍郎王沦以庶吉士授司直郎，仁宗嗣位，升郑府左长史。宣德四年，随王之国，六年诏取回京，改户部郎中以至今官。乃近日长史不复别升，非旧制也。

　　景泰时，有言锦衣卫官校缉事之弊者，云多为人复私怨，指无为有，诬致人罪，且例不许辩理。景皇曰：“官校本以廉阴谋不轨大奸大恶，乃今其弊如此，后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为辩理之，如肆诬罔，俱重罪不宥。”

　　景泰初，给事中李实等奏：“近年各处镇守巡抚等官，动经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悬隔，患疾病而不能相恤，子女远违，遇婚姻而不能嫁娶。有子者尚遗此虑，无子者诚有可矜。乞敕各官议，许其妻子完住。量给本处官仓俸米，以赡其家。”从之。巡抚携家始此。

　　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以雷震塔庙，奏言：“佛者以清净为本，慈悲为用。其教之行与否，不系于世道之轻重与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边缺战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衣食之费虽不仰给于官府，亦必出自于民间。其度僧之举，亦乞少缓。”

　　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原在大成门下，正统间移于太学门外。景泰中，司业赵琬言，风雨飘淋，易于损坏。始命工部造屋覆盖。

　　永乐初，内阁官遇常朝，立金台东，锦衣卫在西。后因不便，移下贴御道东西对立。后因雨，各衙门俱上奉天门奏事，五府立西檐柱外，六卿叙立东檐柱内，内阁遂无地可立。景泰二年秋，以户部尚书兼学士陈循奏，始令常朝内阁学士与锦衣卫官东西对立。经筵日，同知经筵官序于尚书都御史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旧制，岁遣御史二员于长芦、两淮巡盐；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费不给，给事中李瓒以为言，都察院遂请罢巡河御史二员，令巡盐御史兼之。

　　景泰间，给事中李锡奏：“京师物价涌贵，四方人民疲弊，光禄寺钱粮日少，乞将四月八日并端阳等节宴赐百官酒饭暂为停止。”景皇诏曰：“此祖宗旧制，不可以小费轻改。其遵行之。”

　　景泰时，侍讲邢宽以服阕复除南京翰林院署掌院事，大学士陈循等以侍讲系属官，于掌印不便，遂升为侍讲学士。

　　景泰中，给事中白莹言事，内一款言：“洪武中，凡京官本户杂泛差役俱为优免，今闻各处将京官之家，编作水马驿站等役。请申明旧章，一概优免。”从之。

　　初，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论死不宥。给事中于泰言：“其意本非故杀，宜在所宥。”由是坐故勘者，悉得贷罪。监察御史左鼎等言：“小民无知犯法，可以情而贷。若官吏以学术发身，以法律从事，操威福之柄，岂可怀私受贿，巧文深诋，杀无罪人？原其情与故杀何异？先朝屡有恩宥，皆不及此。岂列圣之仁明，有所不逮？诚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轻重也。”章下刑部，尚书俞士悦等言：“御史言是。自后故勘者宜论死不宥。”从之。

　　景泰三年秋，罢两淮、长芦巡盐御史。盐法、河道，命抚按官兼理。

　　景泰时，赦款内有诓诈财物免追者，于是京师揽纳户、车户得人财物，皆援以为例，不如约办纳装载。户部谓其骗民财，亏国用。请令法司追完，庶使奸计不行。从之。

　　景泰三年，以藩劳升致仕礼部左侍郎杨翥为本部尚书，赐诰命，封赠其祖父母、父母及妻，仍旧致仕给俸。

　　景泰三年，命尚书都御史等官分行诸郡国考察方面及有司官，谕之曰：“朕惟治理以任官为本，任官以得人为先。任得其人，则官使皆贤才，而政事无不理。政得其理，则民庶皆安养，而天下无不治。近闻各处方面有司等衙门官，固有持心公正、操行端洁之人，虽其作为长短不同，然不失为君子。此等之人长于作为者，当明陈其事绩，可旌可擢；短于作为者，当明陈其老壮，可存可放。所以待君子，使人有所劝。亦有贪淫无耻、酷暴不仁之徒，虽其能否老壮不同，然不免为小人。此等之徒不必问其能否老壮，当明陈其过犯，显然证佐，可罪可黜。所以待小人，使人有所惩。然知人之难，从古以为病，固有行实贪淫而善于结交要誉以自固者，心实酷暴而巧于容悦逢迎以自掩者，小人固如是矣。君子或不能然反见嗔于人者有之。欲得存舍之公，未之有也。今特命尔等分往浙江等布政司，考察方面文职有司等衙门官，务在躬亲遍历、广询博访。果有前项君子之人，宜加礼待，存留在任管事；其有可以旌擢及或老疾罢软不能办理例应致仕及革职者，明白开具实踪奏来，并送吏部，应放免者，就彼放免。果有前项小人茸不才所为太甚的然为民害者，明白开其过恶显然证佐实迹奏送，来京处治。当送问者，送按察司并巡按御史处问理，依律照例发落。夫进退人才非易事，尔须廉以立己之本，明以求人之实，公以正己之权度，恕以处人之用舍，毋惑于恩仇之嘱托，毋私于亲故之情好，毋徇于势要之使令，毋狃于利害之报复，庶副委任。”

　　景泰时，南京锦衣卫余丁华敏言：“内官十害：广积家财，金银珠玉动以万计，此从何而来？非盗府库之钱粮，则削生民之膏血，其害一也；内官专权倚势，侵占公侯房屋，兴工造作，役军劳民，其害二也；内官家人义男外亲，尽是无籍之徒，肥马轻裘，纵横豪悍，任意为非，甚至纳粟补官，贵贱不分，其害三也；盖造佛寺，费用无算，以一己之私，破万家之产，其害四也；广置田庄，不纳粮刍，寄户府县，不当差徭，彼则田连阡陌，民则无立锥之地，其害五也；家人中盐，虚占盐数，转卖与人，先得勘合，倍支钜万，坏国家之榷法，夺客商之利息，其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客旅，倚势赊卖，混赖不还，商人受害，莫敢谁何，其害七也；卖放匠人，名为伴当，办纳月钱，内府监局乏人造作，工役烦重，捶楚不堪，其害八也；家人包揽各色物件，官府畏惧，以一科十，亏官损民，其害九也；内官监工，非法酷刑，军匠涂炭，不胜嗟怨，其害十也。”

　　景泰间，户部尚书金濂言节用粮储十事，内一款言：“僧道潜住京师，动以万计。虽不费官粮而米价踊贵，实由其冗食所致。宜除在京寺观及奉旨存留外，余令回原寺观住居。仍令五城兵马司挨捕，违者俱如永乐间例，发遣充军。”

　　景泰间，尚书俞士悦言：“兵政，有国之大事。朝廷养军于无事之时，正欲用之于有事之日也。比者臣点视各营军伍，自总兵而下，私纵役占，动以万计。辇毂之下尚尔，其他在外可知。臣曩任御史之时，凡问私役军人者，俱照榜例重罪，以故人不敢犯。乞敕兵部申明旧榜，严加禁革。”又言：“昔萧何入关，首收图籍；曹彬下江南，回载图书。后世皆称其贤。为治之要，固不可无图籍以资稽考也。臣见各营官军，略无籍册文卷可查，止凭自具数目。若有欺弊，何由得知？乞令兵部自今将军马数目造册二本，一进内府藏收，一存本部备照。”是之。

　　景泰时，大学士商辂言：“各边操守官军，寡弱艰难。夫寡弱则不能战，艰难则不能守。切闻口外田地广饶，多被势要之家占耕，收利入己。其军士非但无力耕种，亦无近便田地可耕，衣食既不给，则壮气沮丧，安望其能守也。乞命户部选能干官，分往大同、宣府、怀来、永宁等处，会同都御史等官，将田地尽数拨与军士。令其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收成之后，并力备御。如此，则转输之费可省，又岂有寡弱艰难之足虑哉！”部覆：“请敕督抚诸臣核实举行，敢有沮坏者，奏闻区处。”

　　景泰三年十二月，礼部奏：“本部职掌四夷外国，并各处进贡金银器皿方物及赏赐之类。旧有直房三间，系吏、户、礼三部堂上官每日候朝处所，于内收贮各处进贡赏赐等物。今瓦剌使臣数多，赏赐动经万计，收贮不尽，遂使各官每日候朝无地可处。看得吏科北廊房六间，是府军等卫带刀上直官军所处。犹有空者，乞将带刀官军并作三间，其余三间拨与本部，收贮各处进贡金银方物及赏赐钞币彩段之类。”从之。

　　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奏：“整点各营官军。其官军不到者，动以万数，衣甲全无。盖由总兵官及坐营把总等官苟且因循，钤束不谨。乞量黜罚，以警将来。”诏：“总兵等官缺军一万以上者，罚俸半年；以下者罚三月。限半月内齐集总督等官。十日一点视，如仍前怠忽，必杀不赦。

　　景泰四年，从科臣张轼言，申禁官员子侄人等于宦所冒籍科举。

　　景泰间，御史左鼎奏：“国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患于不足，逮至军兴，尤为穷蹙，于是卖官鬻爵。凡衰世苟且之法，一切举而行之。科敛愈烦，国用愈匮。尝观汉文帝、唐太宗之初，水旱霜蝗，连岁俱有；或匈奴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谓多事矣。然卒能使贯朽而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钱，行者不赍粮，岂有他道哉！不过躬行俭约，轻徭薄赋。是以国富于上，民安于下。由是观之，欲致国用之饶裕，岂必掊克聚敛之为哉！诚能痛抑末技，严禁游惰，凡工商僧道之流，减汰抑遏，悉驱而归之农；官吏将士之无用者，罢斥拣择，毋使其冗食。开广屯田以渐实边廪，量减士卒以稍纾边饷。与凡不急之役无益之费，如寺观营造供佛饭僧之类，一绝之而不为。专以务农重谷为本，而尤躬行俭约以率之，慎择守令，严条约以督励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诚，则何患户口之不增，赋税之不广，民财之不裕，国用之不足哉！”

　　景泰间，御史左鼎等陈言时政，内一款言：“停银课以杜民患。正统年间，闽、浙俱采办银课，豪猾贪利，互相杀夺。遂使邓茂七、叶宗留之徒乘势作乱，致劳大军征剿芟除，而银课之令遂止不行。近者皆仍前举行，臣等谓闽、浙疮痍之民，甫能安业，诚恐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乞暂免采办，庶无意外之忧。”

　　景泰四年，礼部奏：“迩因济宁、徐州饥，敕巡抚官权宜拯济。而临清县儒学增广生员王铭等四人，各愿输米五百石，入国子监读书。虽云权宜，实坏士习。请弛其令，庶使生徒以学行相励。”从之。呜呼！纳粟赈荒，且犹不可，滥觞至今，恃为理财要策矣，是可叹也！

　　景泰间，御史程璥言：“国子监为天下学校之首，偏在京城东北隅。乞敕工部于今年秋成之后，迁于东长安街之南。改创基图，革胡元之旧址，增辉丹垩，立当代之新规。”时议者以水旱相仍，役非其时，遂不果行，深可惜也。

　　景泰间，给事中卢祥言：“近者会议宽恤事宜。其谋逆、反叛、人命、强盗，俱许出首免罪。定不当行之例，施不当加之恩。且谋逆强盗杀人者，得自首以免罪，而良善无辜受害者，又孰从而雪冤？好恶既戾乎人心，感召曷通乎天意？是则将以弭灾，而反以致灾。若不裁正于今，必致贻悔于后。恶逆估终之祸，将何以遏止之哉？”景皇帝报曰：“赏功罚罪，自有正典。宽则恐小人无所警惧。法司其计议停当以闻。”

　　初，会试同考官从礼部推选，翰林院官、京官、教官皆得为之。至景泰时，礼部尚书胡濙言：“翰林院及春坊以文艺为职业，宜专其事。京官由科第有学行者，宜兼取以充；教官不许充。请著为令。”从之。

　　景泰中，御史倪敬奏：“布按二司大小官员私用什物，俱令府行县办纳，未免以一科十。比其去任，将原办什物尽易赀入己。代者至，又行派办，民受其害。今后大小衙门官员私衙什物，俱令公同籍记。去任之时，照数交付。不许似前科办扰民。仍乞移文各处，通行禁约。”从之。

　　景泰四年，山西乡试录内，考官徐霖批《中庸》义云：“文与人同，理与人异。”都御史李秉云：“果若所言，则为蹈袭雷同之文，而有戾指背理之失。然此篇文不背理，乃霖之不明也。”诏治霖罪，夺彩币表里入官。

　　景泰中，大理寺卿薛瑄言：“今法司发拟罪囚，多加参语奏请，变乱律意，刑罚失中。请敕自今一依祖宗律令，不许妄加参语。”从之。

　　景泰中，给事中林聪等因灾异陈言，内一款：“汰僧道以去游食。先儒有曰：“国无游民，则生者众矣。”游食者，为国之蠹也。今京城内外，僧行道童，皆以请给度牒为名，或居寺观，或寓人家者，动以万计。或有已给度牒不回，假托游方而来此。皆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虽朝廷未尝给以粮饷，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军民之衣粮也。蚕食京师，莫此为甚。况此辈既无家室，又无差役。服夷狄之服，心禽兽之心。是以昔者猖妖言之赵才兴固僧人也，近者造妖书之净庆亦僧人也。复有佯狂而直入禁庭，有谋财而杀伤人命，其他奸盗诈伪不可胜计。且景泰二年，已度僧三万有奇，若今岁复度，恐天下之民将半为僧道矣。乞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查究各寺观及人家，但有游方挂搭寄住僧道，悉皆驱遣出京，各回乡里。有敢隐藏者，治以重罪。庶民有正业之趋，国无冗食之费。”

　　林聪疏中又一款：“禁私役以振军旅。祖宗定制，一军不许私役，一卒不许放闲，律有常宪。皇上中兴以来，虑各官私役数多，故自总兵以下，给以从兵几人，各有定数。然亦未尝使之放闲而不行操练也。今各营总兵等官，将给与从兵放使，办纳月钱。却令在营操练者朝夕随从。又有占用卖放至七八十人者，甚至二三百人者。比闻差官点闸，率皆顾倩顶替，不惟军士被其剥削，抑且朝廷虚费粮饷。夫朝廷养育军士所以防外患，将帅训练军士所以精武艺。今既私役不赴操练，则军士怠惰，武艺不精。卒有警急，率之使战，岂能得其用哉！乞敕总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军士者，悉皆退出。原给随从者，亦以时操练，则军士无剥削之害，而有勇敢之气矣。”

　　林聪等疏中又有慎刑狱一款，言：“迩来法司惟务深刻，或任好恶，或避嫌疑，或执原词，或拘成案，不审情犯虚实，但知希旨迎合。如圣旨批法司辩理者，则与之辩理，罪虽怙终而必宥。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虽可矜而莫伸。又如当行勘者，不与之行勘。当提对者，不与之提对。狱囚经年淹禁，文案屡岁不清似此。抱负不平陈情恳诉，少者不下十有余次，多者不下二十余次，罪终莫逃。积愤含冤，甚伤和气。乞敕法司，今后在监罪囚，务在推情鞫问，详审重轻，不许任意徇情锻炼成狱。如是，则刑罚得中，人无冤抑。”

　　旧制，内府所用油桩、槐木、石磨等项，每年一换。计买纳完备，费银二三百两。景泰五年，以都给事中林聪言，始命五年一换。

　　景泰中，刑部郎中陈金、户部郎中陈汝言为御史所劾。金等疏辩，诏该衙门查究。于是十三道御史纠金等妄辩，请置于法。景皇帝曰：“言者朝廷固所不禁，然人有枉，岂可偏徇，不为辩耶？”既而，吏部覆十三道所劾俱无验，遂敕：“今后言官劾奏，必究实无妄。”

　　景泰时，泰宁等卫都佥事革干帖木儿等上书，愿附塞居住，且乞大宁废城及甲盾。下大臣议，言宜待使人回日，令译者语以：“尔俗以围猎为生，近塞恐不便尔生业，且又天时炎热。恐尔等致生疾疫。但可去塞二百里外居住。甲盾俱有，如遇敌之时，奏来给与。”如此庶可以塞夷人之请，亦不失抚驭之道。

　　景泰间，命都察院出榜禁约各布政司，外夷经过处所，务要严加体察。不许官员军民铺店之家私与交易物货，夹带回还，及通同卫所，多索车杠人夫，违者全家发海南卫分充军，其该用人夫车辆，以十分为率，军卫三分，有司七分，永为定例。

　　景泰时，山东阳谷县主簿马彦斌坐罪当斩，其子震奏愿代死。法司为请，特宥彦斌，编震充边卫军。

　　应天旧无试院，每开科，借京卫武学为之。学地狭，每将仪门墙垣拆毁，苫盖席舍。试毕复修。至京泰五年冬，始以应天府尹马谅言，以永乐间锦衣指挥纪纲没官房改造试院。

　　景泰间，镇守尚书孙原贞条陈时政，内一款言屯种，曰：“太宗皇帝置立红牌，备开军士屯种定例。颁行天下都司卫所，种样田以验其收成，计子粒以较其多寡，行赏罚以励其勤怠，此诚良法，而万世攸赖者也。今屯军因缮工馈运等差占妨误屯种者多。乞敕户部，于各卫所官军内简精锐以操备，拨冗杂以屯种。如添万人下屯，岁省支仓粮十二万石，又积余粮六万石。若天下卫所各照旧屯种，则粮储不可胜计，兵食岂有不足者哉。”

　　景泰时，内阁书办官日久狎玩，往往窥伺事机，售恩纳贿，及冒署直文渊阁知制诰职衔以愚瞽外人。大学士王文等觉其弊，奏请调之。于是调太常寺少卿王谦、礼部仪制司郎中蒋宏等于南京。

　　景泰时，云南虚仁驿驿丞疏言时政，内一款言：“近年以来，释教盛行，满于京，络于道路，横于郡县，遍于乡村。聋瞽士民，诱煽男女，廉耻道丧，风俗扫地。呜呼，元气乌得不伤，沴气乌得不作？此盖前之掌邦礼者，屈于王振之势。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千万亿，日炽月盛。今虽云止度裁抑，不遇示虚文应故事而已。臣以为宜尽今长发，勒使归俗务农。庶邪术不兴，沴气自息。”

　　旧例，春秋祭文庙，其两庑合用豕二，粟枣各二十二斤，黍稷各三升三合，铏盐五斤十两，均分从祀一百九分。景泰时，太常卿许彬言其太薄，乃增豕四只，枣粟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铏盐五十斤。

　　景泰时，沈王佶淳奏：“臣见文武官员得褒封先代，臣生毋沈简王夫人章氏亦乞照例颁谥妃号。”景皇从其请曰：“母以子贵，其赠章氏为沈简王次妃。”以无发册例，令自具仪告知。

　　景泰时，御史叶峦言：“窃见天下僧徒冗滥败俗，伤化，其间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为盗事发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有系逃军逃匠惧捕而私自削发者。乞敕该部议，取各僧度牒审验，若年貌相同、名籍俱实者，仍与执照为僧；若买借他人度牒及无度牒者，究问，递发前项卫分充军。”

　　景泰中，有学官为生员诬陷赃罪械至京自经于逆旅。事闻，都察院请通行天下禁约，凡生员有以奉师束修贽见仪物为赃构词诬陷者，官司鞫实即与分豁，毋一概论赃。其生员诬陷师长，真情暴白，仍械京治罪。从之。

　　景泰时，岷王徽煣奏：“蒙封臣子音为长子，臣弟徽眉为江川王。凡遇节令及家庭行礼，班次不定。”命礼部议，以宗子法言之，则以嫡长为重；以家人礼言之，则以尊卑为先。凡遇公礼，则当依宗子法，重在世子；家庭私礼，则当依家人礼，尊归叔伯。

　　景泰时，御史钱清酗酒，乘马突入长安左门。守卫官以闻。景皇以其不谨礼法，调灵山知县。

　　景泰时，贵州左布政范理奏其原籍府县官贤否，欲黜陟之，为吏科所劾，下法司治罪。

　　景泰六年夏，命礼部移文天下，今后僧道务要本户丁多，本人持行修洁，不系军匠盐灶等籍，里老保结，呈县覆实，具申府司，类呈该部，方许收度。如有扶捏诈冒不实者，巡按御史、按察司将本人并保送佥书官吏一体治罪。仍勘各寺院原定额数，如有不及，给与度牒；如有数多，不与出给。

　　景泰中，御史苗穟言：“臣见府州县卫所问刑官不问罪之轻重一概监禁，有一年不决者，有半年不理者。乞通移文在外问刑衙门，今后真犯死罪监禁外，其余轻重罪囚，不许久禁。照旧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与决断者，听受禁之人赴巡抚、巡按等官伸告，则囚犯不致淹禁，而囹圄空虚矣。”诏从之。

　　景泰中，户部奏京城居民，徇利逐末，屠宰耕牛。景皇命御史兵马捕问，追牛给贫民耕种。

　　景泰六年，永嘉大长公主奏：“愿以置买无锡县田一千二百余亩，岁入租粮七百余石，尽归有司。以助供给军马之用。

　　景泰间，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章文言：“《诸司职掌》内，东宫官从本衙门，以事迹备送吏部考核。景泰三年九月间，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周旋等又奉圣谕：“东宫官皆不必考。”近本府主簿赵政等考满。吏部又移文本府，及送河南道考核。且《诸司职掌》实国家彝典，万世不可改易。况纶音在耳，未及再期，而吏部辄反覆不常，难于遵守。”景皇命如《诸司职掌》行。

　　景泰六年冬，吏科都给事中李瓒言：“南、北直隶学校，俱无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有学行御史二员，专理庶学政，不致废弛人材，有所造就。”始命御史叶峦、张谏提督南、北直隶学校。

　　景泰间，南京守备平江伯陈豫等奏：“永乐年间例，一家被盗劫，四邻十家助擒之。即获人，赏银五十两，文绮四表里，钞二千贯，各给以盗者赀产。如坐视，四邻各十家均偿所劫，且枷示之，必得盗乃释。”都察院谓其太重，奏遂寝。

　　陕西旧无贡院，每试士于三皇庙中。至景泰七年春，始以布政许资奏，创今试院。

　　景泰七年，景皇诏礼部尚书胡濙等，谕之曰：“近闻民间自宫者甚多。洪熙、宣德年间已有禁例，尔礼部其榜谕多人。自今敢有自宫求进及投入王府并官员势要之家者，俱如旧例，处以不孝死罪。该管旗甲里老邻人，知而不首及隐藏者，俱罪之。

　　景泰中，光禄寺丞王钟奏：“东安门外夹道中，日有颠连无告穷民扶老携幼跪拜呼唤乞钱。一城之内，四关之中，无处无之。今将寒沍，必有冻饿而死者。乞敕户部等衙门勘审，人给布衣一身，粟米一斛，审其原籍，有亲戚者，待明年春暖，沿途给与口粮，递送还家；其无亲戚者，在京以没官房给之。仍行天下有司，遇有穷民，一体矜恤。”命户部议行之。

　　●卷十三

　　天顺初，武清侯石亨奏：“伏睹洪武礼制榜文，凡朝参并护卫官员军校进退，先后有序，禁门出入有常。近年以来，不分贵贱，相参挨挤，皇城各门，诸人往来径行，全无忌惮，有带物货入内买卖者。今后常朝，第三通鼓起，先开二门，官军旗校将军先进摆列。待钟响，朝官依次而进。严敕守卫官军，不许纵放无牌面人员穿朝出入及将物货买卖。如此则朝纲整肃，贵贱有别，门禁严密，奸宄无由而作矣。”从之。

　　天顺初，留守左卫小旗陈福奏：“洪惟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建创寺观，设立僧道，已有定额。其后往往私创庵院，滥将无藉之徒收充，亦有逃军囚匠改名易姓，削发顶冠，人莫之识，偷享安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货殖而财用有余，故人皆乐为之。近年，旱潦相仍，百姓艰食。其游惰之人，或托为僧道，游食四方而愈盛矣。以在京观之，寺观动至千百，僧道不可数计。求财索食，沿街塞路，张挂天神佛像，擅言祸福，以盖造寺观为名，务图肥己，饮食酒肉，宿歇娟妓，无所不为。又有燃指焚香，刺肤割股，惊骇人目，扇惑人心，不惟饕餮于民，抑且有伤风化。乞在内令巡城御史、五城兵马司，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有司等官拿问发落。仍敕礼部将各府州县盖定寺观、额设僧道名数，除已给度牒者，暂令各寺观附籍，其余查无度牒，悉发宁家随住当差。遇有额内缺数，方许簪剃。设有仍前私自簪剃及指称行者道童名色，躲避差徭，将本犯并寺观住持悉发充军。其余滥设寺观尽行拆毁。”从之。

　　天顺初，礼科给事中何琮言：“岁贡之设，始者有司考其学行端庄、文理优长者贡之至京，翰林院复考，其中式者送国子监肄业；不中者有司教官皆受决罚。其严如此。近年以来，府州县官视为虚文，不察学行之端庄，不顾文理之通否，但取食粮年深者贡之。苟资次该贡，虽残疾衰老昏昧鄙猥者，一概起送。及其到部，执政者惟出易题以顺其情，应贡者惟记旧文以幸其中，不能记者则又私相传递其文，考试官一概滥取。及送入国子监，须十余年方得取用。或授以郡县之职，其动静举止已无所措其手足，又焉能立政事革吏弊而子庶民哉？惟贪婪剥削，以为还家养老之计而已。臣切惟岁贡者，国家求贤之路；学廪者，国家育才之具；郡县者，国家牧民之所。以求贤之路而为有司市恩之私；以育才之具而养朽腐无用之物；以牧民之所而授衰朽贪婪之流。思念至此，宁不为之痛心哉！乞敕礼部、都察院严加考选，仍行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官，将府州县学生员不通文理人物鄙猥残疾年五十以上者，不许充贡。五十以下曾经乡试未中者，考试中式方许起送。则非惟上有所畏尽其教养之心，抑且士知所重，奋其向学之志矣。”

　　天顺初，英宗谕户部臣曰：“京城贫穷无依之人，行乞于市，诚可悯恤。其令顺天府于大兴、宛平二县各设养济院一所收之。即今暂于顺便寺观内京仓支米煮饭，日给二餐。器皿柴薪蔬菜之属，从府县设法措办。有病者拨医调治，病故者给以棺木，务使鳏寡孤独得沾实惠。”

　　旧制，商人中盐有不次支给者，谓之存积；有循次守支数十年者，谓之常股。

　　正统问，江西参议夏时建议，以民间税粮多寡，官为定其徭役，谓之均徭册。后行其法于四川，四川民以为不便。于是重庆府民奏：“政令一则人易守，科条繁则人易惑。祖宗数十年间所以不轻出一令者，虑扰民也。切见四川民间赋役俱有定制，其徭役临期量力差遣。近者官司轻于更变，造成均徭册。以民间税粮多寡为差，分上中下三等，预先定其徭役。且川蜀之民有税粮多而丁力财帛不足者，有粮少而丁力财帛有余者，今惟以税粮定其科差，则富商钜贾力役不及，而农民终年无休息之日矣。臣恐数岁之后，民皆弃本趋末，为患非细。”奏上，诏从民便。里长有害民者，如律治罪。

　　天顺元年十月，敕文武群臣曰：“朕恭膺天命复承祖宗大统。夙夜忧勤，欲使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况宗室至亲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为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余年。悯此遗孤，特从宽贷，用是厚加赏赍，遣人送至凤阳居住，月给廪饩，以安其生。仍听婚姻，以续其后，庶副朕眷念亲亲之意。

　　天顺初，禁服大云、柳黄、江黄、明黄等服。京卫指挥等官李春等服大云、柳黄纻丝衣，为锦衣卫所捕获，命各追纻丝二十疋，然后罪之。

　　天顺初，匠人钱善等六人于内府铸印，盗银十两分之。事觉，俱命斩于市。

　　太平侯张軏性凶暴，于谦、王文、范广之死，軏实有力。既得志，益骄横。一日朝退，途中拱揖，左右问故，曰：“范广过也。”遂得疾不能睡，痛苦月余而没。

　　《皇明祖训》：郡王岁禄二千石。后以边境用粮浩烦，止给干石。英宗复辟，诸王以情自陈，各量增之。如河东王给一千三百石，内五百五十石折钞。

　　英祖复位后，命自辽东至甘肃一带，边民有强劲精壮愿报效者，募为土兵，收附近卫所，给与银布鞍马器械。秋冬操练，支与口粮；春夏务农住支，免其本户五石税粮，二丁杂差以供给之。

　　天顺时，兵部尚书陈汝言阿宦官意，将先送两广、福建、云南达官尽数取回。阁臣李贤言于英宗曰：“达人非我族类，自古为中国患，徙之远方甚便。况彼住定，以为乐土，今复取回，多不愿来。”英宗曰：“吾亦悔之。但今已在途，不可中止，后有愿去者从之。”

　　天顺间，内阁李贤言于英宗曰：“今天下百姓颇安，惟有一害。”英宗曰：“何害？”贤曰：“锦衣官校差出者，取财扰民。”因备述其故。英宗疑贤言过实，密访之，果然。有一人得银三四千两者，乃召管卫事指挥门达戒之。令再有求索者，一体重治不饶。

　　英宗谓阁臣李贤曰：“朕每得章奏，无不亲阅。左右或以为万几至繁，一一亲览未免劳神，恐非养生之道。朕谕之曰：‘身负荷天下之重，而图自安逸，可乎？劳一身以安兆民，予所欲也。’左右乃不敢复言。”贤曰：“自古圣帝明王莫不修德勤政，所以天下长治久安。彼邪佞辈安知远虑，陛下不为所惑，足见至明。更望持守此心，坚如金石，可以驯致太平。”

　　天顺时，南城县知县陈升疏言时政，内一款言：“臣以考满来京，见马快等船所载官物少而私货多，甚至夹带商旅，以规厚利。沿河索军卫有司挽夫以千百计，稍有稽缓，辄加笞辱。丁夫到舟，受诸箠楚。质其衣鞋而役使者有之；要其钱米而纵放者有之；忍视其饥寒至于僵殍而不恤者亦有之。乞敕今后每舟令载官物若干，著为定式，不许擅带私货及客商人等。仍将其舟会数，分定班次，如差前次舟，即拨后次舟，所编军夫一半助驾。沿河亦酌定每舟一只，贴助挽夫若干，余外不许多索。至差后舟亦然。”命会官议行。

　　天顺间，礼部左侍郎邹干等奏：“永乐间，翰林院译写番字，俱于国子监选取监生习用。近年以来，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师，私自习学，滥求进用。况番字文书，多关边务，教习既滥，不免透漏夷情。乞敕翰林院，今后各馆有缺，仍照永乐间例，选取年幼俊秀监生送馆习学。其教师不许擅留各家子弟私习及徇私举保。”英宗命今后敢有私自教习、走漏夷情者，皆重罪不宥。

　　浙江试场原连杭州府学。天顺间，以浙江巡按及三司官言，士子赴科累有作弊者，请改试场于城东废仓隙地，乃立今试场。

　　天顺间，英宗致书天下宗室诸王，曰：“先于正统十三年因内外官员人等差去王府多有不遵礼法求索财物，以致王府措办艰难，甚失亲亲之义，已敕该部通行各处三司巡按御史等官，许令体察，具奏拿问，治以重罪，及致书各处王府知会，以此人不敢犯。近年以来，差去官员视为泛常，略无忌惮。且如修武伯沈煜、给事中王俨遣往沈府册封行礼，接受王府银两数以百计，其余表里财物等项甚多。况王府财物有限，岂堪如此费用？其沈煜等已置于法。今后但有遣去内外人员到府，除饮馔之外，一毫财物不可与之。若有无知之徒不顾廉耻求索财物者，事发仍照正统年间事例，正犯处死，全家边远充军。庶使人知守法，亲族不至劳费。”

　　天顺间，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教谕雍懋言：“朝廷每三年开科取士，考官出题多摘裂牵缀，举人作文亦少纯实典雅。比者浙江乡试《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题，头绪太多，及所镂程文，乃太简略而不纯实。且《春秋》为经，属词比事，变例无穷。考官出题往往弃经任传，甚至参以己意。名虽搭题，实则射覆，遂使素抱实学者一时认题与考官相左，即被出斥。乞敕自后考官出题，举子作文，一惟明文是遵，有不悛者，罪之。英宗善其言，命礼部议行。

　　英宗在南内，悦其幽静，既复位，数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龙德”，左右曰“崇仁”、曰“广智”，其门南曰“丹凤”，东曰“苍龙”。正殿之后，凿石为桥，桥南北表以牌楼，曰“飞虹”、曰“戴鳌”；左右有亭，曰“天光”、曰“云影”。其后叠石为山，曰“秀岩”，山上正中为圆殿，曰“乾运”；其东西有亭，曰“凌云”、曰“御风”。其后殿曰“永明”，门曰“佳丽”。又其后为圆殿一，引水环之，曰“环碧”，其门曰“静芳”、曰“瑞光”。别有馆，曰“嘉乐”、曰“昭融”。有阁跨河，曰“澄辉”。皆极华丽。至是俱成，后又杂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木于其中。每春暖花开，命中贵陪内阁儒臣赏宴。

　　天顺中，鸿胪寺言：“旧制，天下朝觐官至者，方面官随品级序于京官之次，则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当班于布政使之后矣。然侍郎、副都御史等官须当奏对，班行隔越，趋走不便，是以前此方面官往往前后参错不一。今后方面官请递降京官一班序立。朝有定著，班无错杂，礼体事宜，两无妨碍。”从之，著为令。

　　英宗复位，益严祀事。四年，南郊大祀，学士吕原、侍郎蒯祥等十九人，犹循旧例，至西天小门，不下轿马，为校尉所伺察。礼科纠之，命姑容。仍令礼部张榜禁约，自后凡过西天小门者必下。

　　天顺四年四月，命诸宗室凡无子者方许请继室；生子至八岁者，方许请名；女至十五者，方许请封。著为例。

　　天顺四年，举人万经会试不第，奏同考官修撰刘宣以同县故黜己。英宗令礼部及内阁试之，文多疏谬。命枷示礼部前一月，黜为民。

　　虏酋阿台朵儿只伯数为四边患，英宗特遣兵部尚书王骥往巡边。骥至庄浪，斩失机都指挥安敬以徇，兵威大振，虏闻遁去。

　　天顺时，太监阮忍奏：“苏杭等处织造上用段疋七千已完，乞遣内使如旧例督造。”英宗以苏杭等处高手人匠不多，丝料有限，人民艰窘，遂罢之。

　　天顺间，成山伯王琮、工科给事中郑瑞往楚府册封，沿途受军卫有司米肉，且受崇阳王府羊酒，为科道所劾下狱。琮罚禄一年，瑞罢为民。

　　西苑旧有太液池，池上有蓬莱山，山颠有广寒殿。金所筑也。西南有小山，亦建殿于其上，规制尤巧。元所筑也。英宗命即太液池东西作行殿三：池东向西者，曰凝和；池西向东对蓬莱山者，曰迎翠；池西南向以草缮之，而饰以垩，曰太素。其门各如殿名。有亭六，曰飞香、拥翠、澄波、岁寒、会景、映晖。轩一曰远趣，馆一曰保和。时或临幸，召文武大臣游赏。

　　天顺四年冬，英宗阅射于西苑。命内阁学士李贤、彭时、吕原，尚书王翱、马昂随观。时五军、三千、神机三营，自总兵而下，坐营把总管操官亦千数百人，悉召入西苑，与御马监勇士头目俱驰马试箭，阅其优劣而品第之。阅毕，进李贤等曰：“为国莫重于武备，练武莫先于骑射。为将领者，必皆骑射精熟，而后可以训练士卒，否则众无所取法矣。今所阅精熟者多，而不及者少，姑存之以励将来。若再试不进，则黜罚加焉。”贤等顿首曰：“陛下留意及此，国家幸甚。”

　　天顺四年闰十一月望，月食四分有奇，钦天监失于推算。英宗召内阁臣李贤等谓曰：“月食人所共见，盖因钦天监失于推算，不预奏，故不及救护。汤序以礼部侍郎掌监事，于此而不尽心，旷职多矣。闻序凡有灾异，多隐蔽不言，见天文有变，必曲为解说，或将不祥字语改削而进。若遇吉兆，却详书进呈。其怀奸不忠如此。且上天垂戒，意必有在，朝廷正欲闻灾异以加修省，而序乃隐蔽不言，罪可容乎？”贤曰：“自古圣帝明王咸以谨天戒为首务，仰观圣意，实同往圣，非后世讳言灾咎者比。而序昧于大体，不能供职，诚可罪也。”于是执序及监正谷滨、监副倪忠、春官正郭贵等下狱。降序为太常寺少卿，滨忠等罚治有差。

　　天顺五年夏，英宗召内阁臣李贤，谓曰：“朕自复位以来，每日五鼓初即起，拜天毕，阅奏牍，处分讫乃朝庙，方视朝，退朝母后，还宫复阅奏牍罢进膳。饮食随分，未尝拣择，衣服并随便，虽着布衣，人岂以为非天子也？”贤曰：“如此节俭，益见盛德。上节俭则下民自然富矣。”英宗曰：“《四书》、《尚书》，朕尝读遍，如二典三谟，真是格言。帝王修身、齐家、敬天、勤民、用人，为政之道，尽在其中矣。”贤曰：“然。愿陛下体而行之，幸甚。”曰：“朕在宫中，虽极热不挥扇，虽隆寒不近火。”贤曰：“陛下圣质，所禀坚厚，体备中和之气，故能如此。臣闻宋仁宗亦然。”英宗曰：“朕闻景泰不与大臣接言。”贤曰：“自古明君，未尝一日不与大臣论治天下之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谓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于君德又有益。”英宗曰：“然。”

　　英宗尝召内阁臣李贤，谓曰：“如今府库钱粮，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军官俸钱，一季支银十三万。”贤曰：“自古国家惟惧冗食。今在京一卫官有二三千员者，可令兵部将老幼残疾官渐调出外卫，却以军补其缺，庶省冗费。”英宗曰：“此时恐难行。”贤曰：“宜安静行之，使其不觉，安土重迁，人情之常。若骤然行之，必纷纷劳扰，徒使怨朝廷，卒亦不可行也。”英宗曰：“然。”

　　天顺时，各处告讦并采访事实，辄遣锦衣卫官校籍其家。阁臣李贤言其多枉，英宗乃敕法司：“情重者奏请，余悉发巡按御史并所司问理。不许枉人，违者重罪不宥。”

　　天顺五年十一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

　　天顺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万寿圣节，是日又值冬至节。礼部言，二节俱该在朝文武群臣行庆贺礼。然致词各异，又万寿节不传制，冬至节传制。今请通致词曰：“兹遇律应黄钟，日当长至，恭惟皇帝陛下万寿圣节，应乾纳祐，奉天永昌。臣某等诚欢诚忭，敬祝万万岁寿。”然后惟以冬至制辞，传答群臣。又各王府及诸在外文武衙门，二节各有庆贺表。若前后宣读，不无重复，请通宣表目，又通宣表文，曰：“忻逢长至，恭遇圣旦。”其在外文武衙门，至日行告天祝寿礼。宜曰：“今兹冬至，恭遇圣旦，圣寿益增。”从之。

　　天顺间，都御史李宾言：“各处预备仓多空虚，猝遇饥馑，何以为赈？宜令有司出官库物籴之。且多方措置，杂犯死罪而下俱纳米以赎，季上其数于上司，上司时盘验之，岁暮类奏，以凭稽考。”

　　巡抚宁夏右副都御史陈翌奏：“官军缺马征操，请榜谕天下，僧道未度者，许人入一马助边，给与度牒。”下兵部议，以僧道十年一度已有成命，翌不达事体，妄启弊端，难允所请。英宗从之，降敕责翌。

　　天顺六年孟冬，时享太庙，值皇太后丧尚在二十七日之内。乃以阁臣言，命俟服后行礼，遂择初六日行。

　　天顺间，光禄寺以供用龙凤花素瓷器万余件皆损敝，请敕工部，移文有司成造。英宗以其劳民，已之。

　　天顺时，皇太后丧礼进香，有以他木伪为降真香货卖者，锦衣卫捕获以闻，命各追真香二十炷，完日罪之。

　　天顺时，阁臣言：“南京马快船装载官物，一船可载者分作十船，却搭客商人等私货，俱要人夫拽送，动经二三百号。又阻滞粮船，深为不便。乞令南京守备官，今后若有进来品物，一船只载十五扛，其余一应供用官物，尽船装载。不许仍前多拨船只，劳人拽送。”英宗从其言。敕南京内外守备如所言行之。

　　天顺间，礼部郎中俞钦父廷献奏：“臣田野农民，先以子贵，荷蒙推恩，封为主事。今子进秩郎中，臣又例得加封。虽粉骨碎身，曷由报补？窃念臣父用祯，年几九十，气息奄奄，朝不保暮，无由沾思。臣独屡蒙恩典，心何敢安？伏乞皇上施仁孝之洪恩，怜乌鸟之私情，免加封臣，移封臣父，俾得生沾冠带之荣。臣父子子孙不胜感激之至。”疏闻，英宗谓吏部臣曰：“此人子之至情，予之冠带，后不为例。”

　　天顺七年春祀。英宗谓阁臣李贤曰：“大祀期至，朕足疾未愈。欲自行礼，但艰于拜起。令人扶可乎？”贤曰：“陛下力疾行礼，足见敬天有诚，虽扶何妨。”遂从之。

　　天顺七年春，空中有声。英宗欲祈禳，以问阁臣李贤。贤奏曰：“臣考之于书，无形而有声者，谓之鼓。妖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则有此异。乞行宽恤之典，以消此变。”英宗喜曰：“此言正合朕意。”

　　天顺时，侍读学士钱溥、给事中王豫使安南。其王各馈以金银及镶带，溥等固辞不受。王命陪臣赍至京，溥等犹未敢受。英宗曰：“既已赍至，令溥等受之。”

　　天顺末年，楚府岳阳恭僖王薨，无嗣。其弟镇国将军季墀嫡长子辅国将军均鍠请嗣封，以奉恭僖之祀。礼部言：“稽考近制，惟亲王无嗣有以郡王进封者，郡王无嗣有以镇国将军进封者，无辅国将军封郡王例。”事遂止。

　　●卷十四

　　礼君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不敢以卑废尊，以己丧废公祀也。天顺八年正月，英宗崩，宪宗初即位，礼臣引此为言，谓：“春二月祭大社大稷，请上如礼行之，释奠先师，遣官如故，但免传制。”制曰：“可。”

　　仕途之升沉，其迟速自有定数，非可因人而侥幸也。典玺丞王纶事宪庙于东宫，颇见幸，希后福者遂多与之通。侍读学士钱溥尝教纶于内书馆，时尚宝丞朱奎以幼童陪读馆中，相亲昵。及英庙不豫，溥意纶必典机务，密遣奎通纶，纶即偕奎至溥家，痛饮，极欢而罢。及英庙崩，溥预有入阁之喜，纶亦以当柄用甚骄恣。遂为司礼监太监牛玉所谮，执下狱，发南京。诸与纶交通者皆得罪，溥谪顺德知县，奎盐课提举。此可为士君子妄交之戒。

　　锦衣卫指挥门达机警有才干，然恃才使势，怙宠张威。既掌卫事，乃建议遣校尉分行缉访，搜求幽隐，索取货贿。由是诈冒者接迹于途，中外官僚重足而立，天下骚然不安。大学士李贤、指挥袁彬亦几为所中伤。天顺七年十二月，锦衣卫大门忽为狂风所摧折，众欢传曰：“锦衣卫门倒矣！”才两月，宪庙立，达为科道所劾论斩，诏戍广西南丹卫而死。人以为先兆云。

　　高庙严宫闱之虑，《祖训》内明载寺观烧香降香禳告之禁，违者领送之人皆处死。宪庙初，番僧有入内诵经者，又左右有传送银物于寺观者。大学士李贤等指以为言。得旨：“卿等言是，《祖训》具在，敢不祗率！”

　　初，巡关御史有二员。成化初，御史张璿巡居庸关至龙泉，祝祥巡山海关至古北口。

　　英庙天顺八年正月崩，梓宫尚在殡。四月初一日享太庙，当奏祭祀，礼部请上具黄袍、翼善冠，升殿。鸣钟鼓鸣鞭，乐设而不作。百官浅淡色衣朝参。从之。

　　匿名帖子，旧有明禁。而不逞之徒不便己私者，往往指人姓名揭于内府及京城内外，明加伤害。宪庙初，谕都察院禁约，许诸人首出，并缉拿者皆处死，首者缉拿者视捉获强盗例升赏。

　　成化初，御史吕洪建言：“镇守总兵等官，一蒙差遣，辄奏添在京军官及自带家人，支给行粮，在营安坐。遇有征战，反夺军士功级，冒报升赏。乞行禁革。”其后编修丘濬亦言：“总兵带去旗牌及报效等项，在营哨则凌轹将卒，过州县则劫制官吏，当矢石则在后，报功次则争先。多致将领不协，军士离心，可一切革去不用。必不得已，亦须编成队伍，与随征官军一例差遣。”此弊不独当时为然，而在今为尤甚，故漫记二公之言于此。

　　先朝于谪官皆不次升擢，如宪庙初升江浦知县彭烈为河南府知府，嘉定知县龙晋为徽州府知府，束鹿知县盛颙为邵武府知府，博罗知县邵铜为温州府知府，衡山知县郑冕为衡州府知府，襄阳知县李人仪为荆州府知府。皆以御史言事左迁者。

　　宪宗初，太监陶荣乞寺额，敕礼部曰：“京城内外寺院已多，而势力之家往往增修不已。或豪夺民居，诡称古额，假名禳灾，而实因以生灾。今后不许妄自增饰，辄求寺额。”未几，礼部尚书姚夔因皇太后诞日，建设斋醮，会百官赴坛炷香，为礼科都给事中张宁等所劾，言“臣之于君，愿其福也，当劝以修德善；愿其寿也，当劝以去逸欲。今不能尽所当为，乃瓣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扬于木偶之前，相率而拜，日为朝廷祈福祝寿，为后世笑。昔英庙复位，属有足疾，其时一二大臣不察古人行祷之义，亦尝为此举，非以扶名教全治体也。”得旨：“所言有理，今后斋醮，不许百官行香。”

　　永乐以来，夷人来降者，多散处于畿辅之地，谓之鞑官鞑舍，给以月粮，久而生息渐繁，犷悍如故。成化初，南京御史郑安言：“门庭之内，非豺狼所宜伏。万一四方有警，彼时伺变而动。昔晋徙戎内地而五胡云扰，近曹钦用达军谋叛，其明验也。愿将畿甸降虏，设法处置，或远徙边郡，或分置外卫。配隶军伍之中，治以中国之法，其原管头目，亦调隔别卫分，不得群聚一处，坐生其心。夫人少则易制，势分则易制，庶戊心永遏，中国底宁。”此疏甚是，于时部覆乃谓，徙戎之论，朝廷往因言者有达官不必动之诏，事遂寝。

　　成化初，南京给事中王徽言事疏中，有开言路一款，甚切时弊。大略言：“皇上下求言之诏，始命谏官直言，覆许诸人直言，是以谠言日进于朝，然发下所司施行者，多因不便己私，托以他故，妄奏不行。或有施行，亦虚应故事。言者见其如此，皆曰：“言既如此，不如不言。”此言路所以不开也。至于奸佞在位，尤惧直言，故于进言之人，多方钳制。或指为轻薄，或目为狂妄，或寻其瑕疵，或幸其差失。凡有更张，则曰变乱成法；凡有荐举，则曰专擅选官；凡有弹劾，则曰排陷大臣。明则加以重刑，暗则私怀怨恨。言官见其如此，皆曰：“非徒无益于国，实足自祸其身。”此言路所以不开也。”

　　徽又言：“禁庭之内，未有不用内官者。人君因委以国政，授以大权，使坏国乱家，然后治以重刑，戮于朝市。远如赵高、李辅国之徒，近如王振、曹吉祥之辈，皆始爱之而终杀之。伏愿遵高皇帝旧制，今后内官不许在外管军，亦不许置立田产房屋，其家人义男，悉令所司究其来历，发回原籍当差。亦不许文武官员僧道人等与之私相交接，凡朝廷事无内外政无大小，悉断自宸衷，不使内官得与其谋。至于奉侍左右，亦惟择谨厚者为之。且彼之所欲者，不过富贵，陛下厚其赏赐，使之丰足有余，无复外望。则天下蒙至治之泽，而宦官亦享悠久之福矣。”

　　祖宗朝，以国子监钱谷为养贤之用，例不钩考。天顺己卯，祭酒刘益为监丞阎禹锡所讦，言会馔久废，而椒盐等物折钱钞者不以时给诸生，为他用。户部以闻，遂下益与典簿徐敬于狱鞫问。敬谪戍，益从末减。而国学钱谷自此遂钩考矣。

　　都御史轩輗性廉介，其按察浙江，屏去一切供应，俸资外一无所取。朝夕蔬食布袍，待宾客无兼味，约束同僚，三日一市肉，不过一斤，官吏畏之。亲丧闻讣，次日即行，僚属尚有未及知者。

　　给事中李森言事疏内，有重名器一段，其略言：“名爵者天下之公器，近乃有五军功而升侯伯都督者；有无才德而升大臣重任者；有因琴棋绘巧而升文职者；有因医卜技能而升军职者。爵禄日轻，廪禄日费。请今后升侯伯都督者，必考其有何军功；大臣重任者，必察其有何才德。至于各处方面，既公同推举，有不当者，许科道指实纠劾，治以重罪。如此则爵禄日重，而廪禄不费矣。”

　　旧制，祭陵惟遣驸马一员，而各衙门官随行陪礼。天顺八年秋祭，礼部言：“今加裕陵为四，相去隔远。各官往复奔走，不无倦怠失仪。乞遣驸马二员，率陪祀官分诣行礼。”从之。遂为定制。

　　宁远州本中国地，国初，属云南布政司。宣德初，黎利叛，朝廷予之故地，乃并宁远州及广西太平府之禄州为所占。当时有司失于检察，至今遂陷于夷。

　　天顺八年十月，立武举法。凡天下谙晓武艺之人，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于帅府内考其策略，于教场内试其弓马。能答策二道、骑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二级，旗军舍余，授以试所镇抚；民人授以卫经历，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骑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一级，旗军舍余，授以冠带总旗；民人授以试卫知事，月支米二石。俱送京营总兵官处，赞画方略，量用把总管队，以听调遣。果能建功，请命升擢。

　　祖宗以来，凡遇圣节、正旦、冬至，皆赐群臣宴。官卑禄薄者免宴，赐以钞，谓之节钱。俾均惠其家属。自正统以来，内臣用事者畏侍宴上立，遂罢宴。皆给以钞，因而成例。

　　南京科道官李钧等，因太监牛玉事败，因建言鉴往事以防后患。其略言：“防患之道，非欲使内臣远去左右也。惟不许内官与国政；不许外官与内官私相交结；不许内官弟侄在外任事并置立产业而已。自古内臣，当无事之时，似为谨慎，一闻国政，便作奸欺。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己势。人望月归，威权日盛，而内官之祸起矣。所谓不许内官与闻国政者，此也。内官朝夕在陛下左右，大臣无耻者多与之交结，或馈以金银珠宝，或加以奴颜婢膝，内臣便以为贤，朝夕称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谒者，便以为不贤，朝夕谗谤之。虽陛下天纵聪明，而日加浸润，未免致疑。称美者骤跻显位，谗谤者久屈下僚。怨不归于内臣，而归于朝廷；恩不归于朝廷，而归于内臣。贿赂月行，威权日盛，而内官之祸起矣。所谓外官不许与内官私相交结者，此也。内官弟侄人等授职任事，倚势为非，聚奸养恶，家人百数，赀货万余，田连千顷，马系千匹。内官因有此家产，所以贪婪无厌，奸弊多端，身虽在内，心实在外，内外相通而祸乱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家产者，此也。”疏入，调外任。

　　天顺八年十二月升左正一、孙道玉为真人。给诰命，道士乞恩膺封自此始。

　　成化元年正月朔，适值立春，百官行庆贺礼。顺天府官进春，致词云：“兹遇纪元成化，正旦逢春，气节会同，天人交泰。恭惟皇帝陛下，膺乾纳祐，奉天永昌。”

　　给事中秦崇言：“师克在和，今镇守者有善谋，而巡抚者或言其否；巡抚者有奇荣，而总戎者或指为非。进止殊途，战守异见，何以成功？”宪庙报曰：“人各有长，朝廷所以参用文武内外之臣，以任边计，正欲其彼此相资，可否相济，以共成王事耳。苟或各怀私妒，护己之短，沮人之长，几何不遗边患？大抵天下之事，同则成异则败者，皆然也。戒其异而勉于同，岂特边臣为然哉！”

　　编修丘濬言：“两广之贼所以多于前者，起于前日总戎者之滥杀无辜也。盖此辈俱是平民，方无事时，输赋税，供力役，养兵奉吏，将赖以为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荡其室庐，戕杀其亲属，欲入城则闭门不纳，将入山则又与贼遇。四顾无依，不幸为贼所虏，姑从之以延顷刻之命。贼劫持而虐使之，行则使负担，息则使樵爨，攻城则驱之以当矢石，反奔则弃之以遗官军。侥幸不死，贼去之后，仍趋官府输赋役如常。时其心固自忖曰：“我之从贼，岂得已哉！他日贼平，我等故良民也。”忽闻大军之来，喜得更生。大军既至，其真贼遁入深山，顾将不得已从贼者诱而出之，杀以为功。由是闻者皆甘心为贼矣。宜曲加宽贷，许其杀贼赎罪。按，散贼党与，以孤其势，其计无便于此者。”

　　成化元年二月，巡抚湖广都御史王俭言时事内有挨查僧道一款，谓：“我朝裁损二教，明示禁约。今游手之徒，冒名僧道，动计万千。乞如律禁革，私自簪剃者，勒令还俗，解发原籍当差。仍严官民人等布施之禁，及云游行脚，寺观潜匿者，一体治罪。如此则人少游惰，户口可增矣。”

　　反贼赵铎，四川德阳县人。兵败，为千户田仪所斩，傅首京师。好事者称其首重可十八斤。

　　仓大使李添瑀，官考满不称。贷千金赂内官郭聪。聪以手帖嘱吏部，得湖广倚北湖河泊所。事觉，尚书王翱等认罪。得旨：“姑贷之，今后有以帖子嘱托者，随即奏闻，不许隐匿。”

　　毛吉，余姚人。举进士，为刑部主事。执法不避权贵，偶以失朝，下锦衣卫狱，指挥门达选健卒挞之几死。既得释，操法愈励。后升佥事，屡擒巨盗，升副使。追贼至密岫山，众寡不敌，力战而死。方吉出军时，以官帑金四千两为犒赏，委余文司出纳，已用三之一矣。文悯吉死而贫，其家无以为归，计以所余金密授其仆，使持归。是夜，仆之妇忽据中堂，举止如吉状，顾左右：“请夏宪长来！”举家惊惶。胡佥事荣亟往，视之，瞪目视曰：“非也。”顷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国恩，不幸死于贼。固无余恨，但余文所遗官银，已付某家，虽官府无所稽考，然污我于地下矣，愿亟以还官。”言毕而仆。於戏！生能杀贼死无所憾，真忠臣也！生不爱钱死不受污，真廉士也！

　　成化初，命光禄寺：今后一切祭祀筵宴等项买办牲口，每年不许过十万，果品不许粘砌。

　　祖宗以来，凡阉割火者，皆罪极之人，或俘获之虏。景泰以来，近畿民畏避差徭，希图富贵者，往往自宫赴礼部求进。自是以后，千百为群。禁之不能止，为国之蠹甚矣。

　　成化时，广东按察使夏埙言：“两广越在岭表，天生猺獞不可尽除。今乃乘威武不振之时，抚字乖方之日，逼胁平民，使为贼党。贼之纠合者才有数百，民之胁从者无虑数千。进则驱我民以当矢石，退则杀我民以抒怨怒。是害常在我，而利常在彼也。况用兵不已，供费日烦，以易摇之人心，供不已之军费。臣恐外患未除，内变将作。若善为抚绥招致，俾见在之民怀惠而不动摇，被胁之众闻风而皆归附，则贼党自消矣。”

　　宪宗尝谕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当行而缓于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门一应奏题旨意，即明白覆奏发落，毋得稽缓。五日内不覆奏者，该科劾之。”

　　成化初，礼部言：“近年哈密不时来贡，动以千百，名为进贡，实则贪饕宴赐。朝廷保小怀远之仁，固不恤此，然道路疲于递接，府库竭于赏赐，合酌量事体。哈密使臣岁一入朝，不得过二百人，癿加恩兰五十人；其土鲁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贡，不得过十人。乞敕甘肃等处总兵巡抚等官，严加防范，仍敕哈密王母等依期来朝。”从之。

　　成化初，大学士李贤言：“荆湘贼寇，虽已往征，其间山林深阻，流民积聚众多，贼闻大军南下，必邀劫流民以为党助。其流民亦恐官军一概剿杀，因而党贼偷生。如此则贼势益众，愈难扑灭。宜降榜文，开谕流民，俾各安业。有能率众擒贼首或斩首来献，比军功加倍升赏。其有被贼胁从走脱来首者，免其罪，有功一例升赏。”从之。

　　成化时，谕德孔公恂言：“京师天下根本，今内政不修，将老兵弱，何以应变？北虏近为边患，兵部榜谕各处，召募壮勇。夫朝廷养兵百年，才有小警，辄欲募兵，似有示弱之意。万一黠虏窥我虚实，拥众南下，不知谁可御之者？臣见京师以南，德州、临清、东昌、徐州等处，皆襟喉要路。除运粮操备之外，守城不过疲卒二三百人，间亦有空城者。小有阻滞，粮道不通。请于德州抵徐、扬及真定、保定等处，起集民壮，分属军政官训练，以备不虞。”诏下其奏于所司。

　　成化时，礼部言：“南京兵部尚书李宾奉敕赈济南京饥民，议浙江、福建、江西并直隶生员及军民子弟纳米送监读书。窃惟国子监乃育才之地，朝廷资以致治者也。近因各处纳草纳马生员已不胜其滥，今又行此令，将使天下以赀为贤，士风日趋于卑陋。安望有资于治理哉！”宪宗曰：“祖宗设太学以教育贤才，非由科贡者不得滥进。今宾等建议，欲令官民子弟出钱谷以赈饥民补太学生。古无此比。且天下财赋所出其途孔多，学校岂出钱谷之所哉！礼部议是，其勿许。”

　　成化时，兵部郎中杨琚言边事，内一款云：“各边杀贼官军，遇有生擒斩首，多为管队官旗诡为己功。亦有俟于中途，见有虏首，以财挟买，不从则恃众强夺者；亦有依将领之势挟取他人功次以为已有者；亦有将领见部下获有二功欲取其一以惠所亲者。如此之弊，不可缕数。”

　　成化时，礼部尚书姚夔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癃残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号，亦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四夷使臣见之，将为所议。昔文王发政施仁，必先鳏寡孤独。伏望皇上以恤民为心，特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马，拘审道途乞丐残疾之人，有家者责其亲邻收管，无家者收拾养济院，照例时给薪米。其外来者，亦暂收之。候天道和暖，量与行粮，送还原籍。有司一体存恤，务令得所。此亦调摄和气之一端也。”宪宗可其奏，曰：“无问老幼男女有无家及外来者，顺天府尹尽数收入养济院记名，设法养赡，母令失所。”

　　国家优厚运军，许其带土产物货以资用度。成化元年，漕运总兵杨茂复奏免其各关之税。而今乃严为之禁，不许顺带物货，浸失祖宗初意矣。

　　成化元年秋，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奏：“马快船只，供应艰苦，所载官物，一箱一柜而已。辄用一船，夹带客商，装载私货。所至骚扰，法宜禁约。”部覆，从其言。凡送官物，务尽船装载，每船添夫上水二十名，下水五名，军卫三分，有司七分。违者并应付之人，皆治以罪。

　　成化元年十一月，上谓户部臣曰：“律条明开收受税粮听令纳户亲自行概，平斛交收。比来收粮者作弊多端，且每石加耗米一尖不过五升，今军官愿明加一斗，可见官攒人等侵害过多。今后收粮俱用平斛，听令旗军行概。每石耗米五升，二十斛加与一石。落地余米旗军自收，不许随斛上仓，亦不许官攒人等勒要，囤基财物。仍严加禁约，敢有仍前作弊，许令巡仓御史参奏究问。”

　　都督过兴镇广西还，道经祁阳，怒知县李翰应接不以时，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钊撞掠之，俱死河下。翰妻诉于朝，勘得实。时兴以疾卒于道，兴妻为子求免死，宪宗不允，命即诛之。

　　高州府知府刘海者，湖广人。知高州时，值广西徭贼入境。民携家避贼者，海皆闭门不纳。城外积尸数里，犬食皆肥腯，海乃烹犬食之。时有“城里人食狗，城外狗食人”之谣。

　　祖宗时，钞法通行，故官员以钞折俸。其后新钞一贯时估不值十钱，旧钞才值一二钱，甚至积之市肆，过者不顾。以十贯折俸一石，是斗米一钱也。小吏俸薄，无以养廉，莫甚于此。

　　光禄寺卿蔚能者，陕西朝邑人。虽出身吏胥，而尽心职事，每宴会，躬自检视，必求丰洁。在光禄三十年，未常持一脔还家，其尤可称者。能尝率其僚请清查入内供应器皿，有旨逮问，能谓其僚友曰：“上怒不可恻，某老矣，请独任之。诸公方向用，不以相累也。”既而独受青降，调官南京，退无后言。今之士夫，平日以意气相处者，位相轧则相倾，过相累则相诿者，视此胥有愧矣。

　　旧例，中盐者皆户部定则例，出榜召商，无径奏者。成化二年，有富人吕铭等投托势要，奏中两淮运司存积盐五万五千引，有旨自中出允之。时户部不能执奏，盐法之坏，自此始。

　　祖宗朝，河道但命巡盐御史兼巡之。成化二年冬，始命御史一员提督通州以南抵临清及卫辉一带河道。

　　成化三年三月，命户部尚书马昂，都御史林聪，给事中潘礼、陈越清理京营军士。赐之敕曰：“朕以京营军士视其名则案牍充盈；究其实则队伍空虚。关粮之际，填塞仓衢；受赏之日，溢满禁涂。及至收集部曲，往赴边鄙，累旬日不能得数万。盖总兵等官纵之归休，役之私用，受贿买闲，应付权贵，其弊难以枚举。今特命太监怀恩会同尔等，将见在军士点闸，且以十五万实数来报。有隐蔽不报，抗拒不服，即奏闻拿问削夺。清理之后，仍创为良法，以备调用。夫朝廷劳天下之民以养兵，而耗天下之兵于奸弊。兵民日困，奸弊日深，及至有事之时，尔等付之长叹息而已。则曷若今日不避怨怒，尽搜其弊源而窒塞之，以复祖宗时兵制之盛乎！”按此敕极悉营制之弊，此举三十年一行之可也。

　　成化初，四夷馆译字官生见有一百五十四员名，而教师马铭又违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为礼部所劾。宪庙命礼部会官考选，精通者量留，余送吏部改用。子弟俱遣宁家，后有私自教习者，必罪不赦。

　　成化三年，国子监助教李伸言，欲荫大臣之子。事下廷议，谓：“爵以待贤，理不可滥，教养之法，义不可缺。”乃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子孙各一人，入监读书。

　　成化初，国子监学录黄明善《疏陈都掌御寇事宜》内，请用毒球行烟，谓毒球所薰，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近日亦有以此献于巡抚山东都御史宋应昌，谓可用以御倭者，然试之无验。

　　兵部侍郎兼学士商辂言：“从祀诸儒有未加封爵者，于所被章服殊不相称。”于是追封董仲舒为广昌伯、宋胡安国为建宁伯、蔡沉为崇安伯、真德秀为浦城伯。

　　陕西茶马司，旧制每岁再遣行人巡视。成化三年，巡抚陕西都御史项忠言：“近日势家及射利之徒，往往交通守备官，私贩入番，茶马之政遂坏。行人职卑言轻，难以禁治。乞依巡盐事例，暂遣风力御史一员，往督其事。”陕西茶马之差始此。

　　成化时，礼部言：“学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于义利之辨，诚恐学者利蠹其心也。近年学校生员，听令纳马纳牛纳草纳米入监，殊非教养本意。且前代虽有纳粟补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补士子。为士子者，知财利者可以进身，则无所往而不谋利，或买卖，或举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乡里。视经书如土苴，而苞苴是求；弃仁义如敝屣，而货财是殖。士心一蠹，则士气士节由此而丧，他日致用，何望其能兴治有补于国家哉！自今伊始，虽有边事紧急艰难之处，亦不许以监生生员纳粟纳马等项出身。若再以此例开端者，许该部六科十三道纠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

　　成化时，学士商辂陈言时政，内广储积一款言：“臣切见各处预备仓所储米谷本以赈济饥民，每岁官司取勘口数，里老止将中等人户开报。其鳏寡废疾无所依倚者，一概不报，盖虑其无力还官负累赔纳故也。今后各处预备仓，饥民关过米谷，不拘丰中，年岁通取息一分。有系鳏寡废疾无所依倚之人，不必追征。将所收之息抵补其数，抵补之外或有余剩，自作正数入仓。仍乞令巡按分巡等官，严督府州县正官。收放之际，务在亲行提调，痛革出纳之弊！庶几官无虚费，民得实用。”

　　宪宗尝谓礼部臣曰：“京城内外，居民辏集处所，多有内外官员人等增修寺观庙宇。礼部其严加禁约。”尚书姚夔等请揭榜禁约，继今不许于原额外增修请额。违者许巡街御史、五城兵马司擒治。仍行顺天府晓谕乡村，一体遵行。

　　成化三年，有训导高瑶者上疏于朝，请加景泰庙号。下部议，左庶子黎淳疏言：“正统十四年八月，已册立陛下为皇太子。至九月，群臣又奉郕王即帝位。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则异时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乃又立一亲王为天子，则所立之太子将何为哉？当时虽曰主少国疑，四方多事。然周成王时姬旦实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特以君臣有定分而不敢耳。今如高瑶此言，有死罪二：一诬先帝为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乞究主使之人。”疏入，上曰：“景泰已往过失，朕不介意，岂臣下所当言，显是献谀希恩，俱不必行。

　　成化三年冬，以明年上元将张灯，预命翰林院词臣撰诗词。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昶疏言：“今两广弗靖，四川未宁，辽东贼情难测，北虏尤当深虑，江西、湖广亢旱数千里，正宵旰焦劳不遑暇食之时，两宫母后同忧天下之日，岂宜张灯为乐哉？至如翰林官以论思为职，虽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经之词，岂宜进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苏轼之教坊致语，以自取佞慢不敬之罪也。”疏入，上曰：“元宵张灯，儒臣应制撰诗，历代有之。祖宗以来，不废此典。朕今视旧减省，止存其概，以奉两宫圣母，岂至妨政害民？懋等不通典故，妄言讥议，难居文翰之职。命杖之调外任。”于是懋得临武知县，仲昭湘潭知县，昶桂阳州判官。

　　成化间，乐舞生李希安以积官加礼部尚书，掌太常寺事。说者谓本朝革中书省立六部，以分掌国政，不宜令杂流参之。后又令希安经筵侍班，为科道所劾。乃得旨：“经筵之设，所以讲明道学，关系甚重。故侍从皆用文学之臣，希安既非儒流，可罢侍班。”

　　成化初，西僧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仗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辟路。每召入大内诵经咒，赐予骈蕃，日给大官牲饩酒馔至再，锦衣玉食几千人。中贵见辄跪拜，坐而受之，法王封号有至累数十字者。

　　成化初，尚膳监太监潘洪奏，令其侄潘贵中纳两淮运司积余盐，户部奏其阻坏盐制。宪宗曰：“朝廷存积盐课以待边用，祖宗明有禁例，食禄之家尚不可中，况内臣乎？内臣给事内廷，凡所以养生送死，皆朝廷为之处置。固不必营私以殖生，况乃损国课以益私家乎？其勿与。”

　　灵山县知县林锦者有能名，升试廉州府知府，益修其职，招集流亡，捕灭贼盗。守臣荐于朝，乃升广东佥事。

　　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慈懿皇太后崩。礼部言：“孟秋享太庙，正在哭临之内，乞移至初七日。”令仍于初一日祭。

　　慈懿皇太后崩，宪庙奉皇太后意，不欲合葬，止于裕陵左右择地。于是内阁诸臣及五府、九卿、翰林、科道交章极言其非是。章既上，跪伏文华门前以待，必从而后已。宪庙悉览其奏，为恳请于皇太后，自己至申，稍见从。于是批允合葬，群臣皆呼万岁而退。

　　成化时，户科左给事中丘弘言：“近嘉善公主累请文安等县闲地，西天佛子扎实巴奏求静海县地及宛平佃户。夫公主食禄之家也，扎实巴佛之徒也。乃反慈爱之教，而以削剥为事，溪壑之欲，必至无厌。承行者受其嘱托，略无执辩之词；勘报者畏其权势，俱作空闲之数。原其所由，皆无籍之徒窃假投献而渔猎其中，奸狡者投为管业而囊橐其内之所致也。况地逾百顷，百家之产也，岂可徇一人之好恶而夺百姓之恒产哉！”疏上，诏以“田土除勘明给赐外，其余仍核实以闻。继今凡有求者，一切不许，著为令。”

　　成化时，户部会议漕运事宜，内一段言：“邻近河道南北往来马快流船，昼夜不绝起集。军夫接递常以一二千计，凌冒风雨，送往迎来，艰苦万状。而经过官船，往往附载私盐客货，应付稍缓，辄将官吏高悬痛箠。不徒索夫，兼且求贿。原其所由，皆其随从仆隶指使之也。宜禁约内外公差官员，船运载官物，不许附带私盐客货，其随从仆隶姓名及上水下水夫数，悉于关文明白开写。敢有多索一夫一军及分关前驱逼取钱物者，许巡河御史、按察司官将各人随从仆隶并附船客商拿问，民编口外，军发戍边，盐货入官。”

　　成化时，御史刘璧等言：“吏部之选举，虽下僚末职，亦不过具实奏闻。上请裁处，未敢自专。或荐非其人，士论得以攻之，台谏得以言之，朝廷得以罪之。列圣立法，所以不自简除，正以此耳。陛下虽明见万里，果尽知其孰为贤而可用，孰非贤而不可用，万一知有未尽，则必询诸一二近侍之臣，然能保其果无受赂市恩，而所举非所用乎？在外者以为专主于陛下，而不敢言其失，彼自以为得计，方且夤缘作弊，卖官鬻爵，无所不至，则其为患也大矣。且君上之职与臣下不同，君总其纲，臣任其烦。若在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悉自简除，非惟劳烦圣体，毋乃以万乘之尊而行有司之事乎？窃以为此非出陛下本意，必有不恤国体偏为身谋之人，欲假陛下之专以塞天下之口，窃朝廷之权以济一之私耳。

　　旧制，颁诏皆置诏于椟，以绳悬之，自承天门颁下。成化四年秋，颁慈懿皇太后尊谥诏，执事者不恪，以致绳断椟毁。为御史所劾，竟宥之。人皆诵圣度之宽如此。

　　成化五年，以正一嗣教真人张元吉凶暴贪淫，或囊沙压人致死，或投之深渊，前后凡杀四十余人，为族人所奏械系至京。刑部尚书陆瑜等奏：“张氏远祖，假以符录，缪称玄宗，无补于国，无益于世。前代虽间有封号，未有品级。至我朝，革去天师之号，止称真人。今其子孙不肖，罪恶深重。元吉当凌迟处死，其妻子当流，其党当绞斩，其族当籍而徭役之。仍宜毁其府第，革其勾管都目诸人，勿令印行符录以诬惑斯世。”宪庙令元吉如所拟，妻子免流。仍择其族人荫封。当时不能执论绝其根源，致令其徒奉行，至今自若，深可惜也。

　　成化五年，内使杜衡盗内府金二两、银二百两。事觉，都察院拟罪当死，例得赎。宪庙命即斩之于市。

　　成化中，都督同知武忠，貌雄壮善射。尝使朝鲜，国人请阅兵，因以弓矢请射。忠挽弓辄嫌其软，并张两弓折之。会有雁横空而过，国人跪请射。忠授弓射之，应弦而落，国人惧服。

　　都督同知马良，馆陶人。尝以幼童侍宪庙于青宫，甚见亲昵。后良丧妻，不数月娶继室，鼓乐闻禁中。宪庙闻知谓左右曰：“良丧妇未久，何以即娶？夫妇之情何其薄也？”自是宠遂衰，不复召见。圣情之笃于伦理如此。

　　成化时，兵部以都督刘玉当听调征西，所统马军缺少，乞于别营选补。宪宗曰：“团营军选补未久，如何又要选补？不允。有警，令全营以往。然此中必有惰弊，其令内外提督并坐营官具实回奏。”于是抚宁侯朱永及玉等引咎自劾。宪宗曰：“初简阅士马，委尔等提督训练，正欲兵精以备调遣也，何乃因循废驰辄至于此？玉等平昔坐营怠惰，及临调又称军马不足，论法本难容恕，姑宥之。仍各慎乃事，以副委托。数有不足，即与选补，勿致有误。

　　宪宗因有自宫求进者，姑宥其罪，发原籍当差。不许投托王府势家潜住，违者论死，隐匿之家发边远充军。

　　成化时，吏部尚书姚夔言：“旧例，选授外官，随即领凭赴任。近多潜住京城，揭借财物，置办衣装，娶妻买妾，枉道回家。自今限五日赴科画字领凭，有延过半月不辞朝出城者，送法司治罪。有已出城复入潜住者，降用。违凭一年以上者，革职为民。

　　成化间，禁京城九门并通州等处抽分，内外官不得违例多取商税。违者治以重罪，命都察院榜示之。

　　●卷十五

　　成化六年，顺天府尹阎铎以岁饥坐视民患不能赈济，为户科所劾，遂降衢州府知府。其府丞而下，并巡城御史，俱加罚有差。祖宗朝急于民瘼如此，今稍宽矣。

　　太平、芜湖、荆州、沙市、杭州税课，旧无抽分官。成化七年，工部尚书王复始请添部属三员分往抽分。竹木变银为营缮费，是年所得仅千两。后至者以多得为能，至万余两。岁岁加增，朘削无极。言利之臣贻害如此。

　　祖宗之世，最重封爵，如公侯伯，皆论功定议。盖积其前后之功，无官可酬，乃始加之，非如千百户指挥可累级升也。自都督同知赵辅征两广回，大肆赂遗，遂得封伯；后太监刘永成侄左都督聚亦以微功得宁晋伯。无复旧制，而人亦不以得爵为难矣。

　　大理卿王槩为按察使时，以旌异得赐诰命。后历副都御史、大理卿，以品秩相同不得请给。上疏乞恩，诏特许之。旧制，大臣无有两给三品诰命者，有之自槩始。

　　北直隶旧止巡抚一人。成化八年九月，兵科都给事中梁言：“畿内八府，境土广远，巡抚一人兼理边备，卒遇有警，恐误事机。乞以河间、保定以南六府，专委都御史陈濂巡抚。其苏州抵密云一带边关，及顺天、水平二府属，另择重臣一人专督，兼理巡抚之任。”部覆从其言，乃以命都御史张纲。二巡抚之设自此始。

　　成化时，给事中白昂言：“大理寺审录，有词称冤，人犯驳回在外衙门再问，多偏执己见，不与辩明。或用非法重刑，锻炼成狱囚。人虑其驳回，必加酷刑，虽有冤枉不敢再言。今后有问招不明拟罪不当者，俱乞改调相应官员问理，不许锻炼成狱。违者虽无赃，亦依律问罪，送吏部改调。”从之。

　　成化时，都御史李宾言：“在外官司听断官民词讼，动辄罚人财物。始则暂寄官库以欺人，终则通同库役以入己。又预备稽考告讦，假立文簿，虚作支销。宜行禁革，严治其罪。”从之。

　　成化七年立春，以星变避殿御奉天门。便服进春，免贺。

　　成化八年元旦，以星变免庆贺，群臣但具朝服，行八拜礼。

　　旧制，殿试在三月初一日，状元率进士上表谢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发引，改殿试于十五日，至今因之。

　　成化时，广东按察司言：“妇人犯笞杖并徒罪者，例俱单衣的决。但其间所犯多缘连累，且索怀廉耻之人，一被刑辱，终身莫雪，甚为可悯。乞自后除奸盗不孝与乐妇的决，余悉纳钞赎罪。遂著为令。

　　成化时，宣府龙门所火焚官草五十七万余，有司获纵火者以闻，命即斩以徇。籍其家资以抵草数，不足则令经收看守官补之。

　　成化时，总督漕运都御史张鹏请给僧道度牒，鬻米济荒。宪宗曰：“僧道给度，不宜太滥。且鬻米之数，所得几何？而所损于国者多矣。其在官吏监生，尚不可以为常，况此辈乎？其勿许。”

　　河东盐池，旧止以巡按巡视。成化九年三月，户部郎中文志贞言：“巡按等官不得以时临视，故人得私贩，官盐阻坏，客商少中，无以济边用之急。请岁遣御史一人，往彼禁治料理。岁满更代，如巡茶之例。”乃始设河东巡盐御史。

　　旧制，时享太庙，俱于近午时行礼。成化九年四月初一日，时享太庙，是日日食，百官当救护。礼部奏请早行庙享礼。

　　旧制，廪膳生员考黜者，仍追食过廪米。成化九年，北直隶提学阎禹锡始奏免还官。

　　故事，四品官父母死，有祭无葬。成化九年八月，少詹事柯潜父死，特赐以葬，时以为荣。

　　御史杨守随言：“爵赏不可以无律，名器不可以假人。顷因山东灾伤，许办事及寄名吏纳银免考，悉依资格选用。幸门一开，越次授职，荡无纪极，争相黩货以规骤进，其于害政莫此为甚。”宪宗批答曰：“朕患吏道不清，严考试以为进退。今若募胥吏入赀赈饥，免考登仕，是教吏贪也。御史言是，其亟罢此例。”按奸吏舞文以贪贿，挟贿以买官，倚官以剥民。故每遇开例，吏之加纳者半，吏治不清，民生不遂，多由于此。宪宗此旨，百世所当遵也。

　　程明道、伊川二先生，祖家保定博野县人，其五世祖端明殿学士羽始迁洛阳。成化间，博野知县裴泰建言请立祀，命有司春秋祭祀。

　　成化年间，因擒获妖人，追其妖书图本，备录其名目，榜示天下，以晓谕愚民。其书有：《番天揭地》、《搜神记经》、《金龙八宝混天机神经》、《安天定世》、《绣莹关》、《九龙战江神图》、《天空知贤变愚神图经》、《镇天降妖铁板达通天混海图》、《定天定国水晶珠经》、《金锁洪阳大策》、《金锋都天玉镜》、《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飞通黑玩书》、《通天彻地照仙炉经》、《三天九关夜海金船经》、《九关亡返纂天经》、《八宝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历》、《刘大保泄漏天机伍公经》、《夺天册》、《收门纂经》、《佛手记》、《三煞截鬼经》、《金锁拦天记》、《紧关周天烈火图》、《玉盆经》、《换天图》、《飞天历》、《神工九转》、《玉瓮金灯记》、《天形图》、《天髓灵经》、《定世混海神珠》、《通玄济世》、《鸳鸯经》、《锦珊瑚》、《通天立世》、《滚雪裘》、《银城论》、《显明历》、《金章紫绶经》、《王贤镜》、《四门记》、《收燕破国经》、《通天无价锦包袱》、《三圣争功聚宝经》、《夺天策》、《海底金经》、《九曜飞光历》、《土伞金华盖》、《水鉴书》、《照贤金灵镜经》、《朱书符式》、《坐坛记》、《普济定天经》、《周天烈火图》、《六甲天书》、《三灾救苦金轮经》、《智锁天关书》、《感天迷化经》、《变化经》、《镇国定世三阳历》、《玄元宝镜》、《玉伞锦华盖》、《换海图》、《转天图》、《推背书》、《九曜飞天历》、《弥勒颂》、《通天玩海珠》、《照天镜》、《玄天宝镜经》、《上天梯等经》、《龙女引道经》、《穿珠偈》、《天形图》、《应劫经天图》、《形首妙经》、《玉贤镜》、《透天关》、《尽天历》、《玄娘圣母亲书》、《太上玄元宝镜》、《降妖断怪五家经》、《金光妙品》、《夺日金灯》、《红尘三略》、《照天镜》、《九关番天揭》、《天神图》、《金锋都天玉镜》、《玉树金蝉经》、《玄娘圣母经》、《七返无价紫金船》、《银城图样》、《龙凤勘合》。

　　僧官常琇者，拜故南和伯方英为父，修武伯沈煜、泰宁侯陈桓、丰润伯曹振、锦衣指挥王珩，皆与交好。琇至各家饮酒，皆设鼓乐，琇每招妓与乱。后其徒因与争寺产，因发其通英妾诸罪。遂并下锦衣卫鞫实，琇杖发辽东充军，煜、桓、振、珩各坐罪停俸有差，仍命都察院出榜晓示。此真可为官员交好奸僧之戒也。

　　成化时，刑部主事张鼎言：“固原平京乃三边总会之所，虏寇侵犯，累从此入。宜置立总府。”诸臣会议，乃命左都御史王越驻扎固原，总督诸路军马。陕西总制始此。

　　成化时，以街渠污秽壅塞，为工部所奏。逮兵马指挥并巡城御史、锦衣卫官校于狱。

　　成化十年十二月，有自宫者五十余人，日赴礼部喧诉求进。尚书邹干以闻，命锦衣卫执之。枷项于礼部前，并各大市街示众。

　　宁晋伯刘禄，成化十年袭父爵，次年三月卒。宪宗以禄幼，且袭爵未久，惟赐祭，不予葬，且免辍朝。命有司著为令。

　　成化十一年冬，有自宫聚至四五百人，哄嚷求收用。宪宗云：“此辈逆天悖理，自绝其类，且又群聚喧扰，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锦衣卫其执而杖之，人各五十，押送户部，如例编发海户当差。是后有再犯者，本身处死，全家发边远充军。礼部移文天下禁约。”

　　成化十二年二月朔日食，望月食。

　　成化时，锦衣卫奏：“京城内外，盗贼生发，前后捕获七百余人，其中强盗多系僧人。乞自后僧行道童不给有司文凭私自来京者，缉出俱发边卫，并罪其所主之家。”从之。

　　成化时，九卿以灾异陈言，内一款：“军民服色器用，近多僭越。服用则僭大红织金罗段遍地锦；骑坐则僭描金鞍■〈革占〉减银鞦辔；首饰则僭宝石珠翠。今四方丝贵金少，率皆坐此。宜严加禁约，违者即重罪而没入之。此侈风在今更甚，尤宜禁止。”

　　成化时，大学士商辂因灾陈言，内一款：“臣闻天下之治乱，系下情之通塞。太祖高皇帝临御之时，自群臣以及民庶，于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陈说，所以广耳目，达下情也。皇上承嗣以来，诏求直言，而人多顾忌，不肯尽言。意者，听言之道未至乎？望明诏在廷群臣，凡致灾之由，弥灾之策，悉陈以闻。

　　成化时，定西侯蒋琬言：“养兵之利，莫善于屯田。今竭东南民力，漕运以实京庾；又劳八府民力，飞挽以供边饷。民兵俱弊，费出无经。屯田之利，则未遍举。且大同、宣府等处，膏腴土田，无虑数十万顷，悉为豪强占种。租税不供，稍遇兵荒，全仰内郡。其八府良田，又多为势要之家妄以抛荒奏乞，日渐侵剥，失业之民，控诉无所。脱使边关有警，内郡何由接济？运河有阻，京师何所仰给？居安思危，不可不虑。乞令户部会议，遣刚正给事中、御史二员，视往年甘肃增粮事例，检勘丈量，定著科额。八府民田，亦乞严立禁条，不许豪夺。庶几兵民足食，内外有备。”

　　成化间，户部覆甘肃巡抚宋有文奏言：“边储亏折非独甘肃为然，如辽东、大同诸处，往往事觉，盘究未报。大抵粮储乃生民膏血，而边方险远，类难急致。其间侵盗之徒，率多延缓，以觊脱免。今宜定为通例，凡盗粮五十石、草一千束、钱帛直银二十五两者，仍用常典。多者一如近例，监追充军。四倍其数，则无问文武职官吏典斗库部运诸人，虽宥不赦。正犯或有逃故，逮其亲属。如此则粮不重费，人知谨守。”疏上，诏如议。且令正犯逃故，于同爨至亲家属追之。

　　成化时，礼部覆整饬边备兵部侍郎马文升奏：“光禄寺筵宴夷人酒饭菲薄。”宪宗曰：“宴待诸夷本柔远之道，所以尊隆国体，起其瞻仰。非但饭食之而已，必器具整齐，品物丰洁始称。今后筵宴并酒饭处，令光禄寺堂上官视之，仍以礼部官一员督察。有不遵者并治以罪。

　　成化十二年七月，京师西城，有物夜出伤人。其色黑，踪迹之不可得。上乃于禁中祭告天地曰：“臣以菲薄之资，抚盈成之运，顾政事之多缺，致灾异之荐臻。兹者京城内外，有物夜出，残害军民，惊动闾巷。夫变不虚生，必有所自，意者或用度不节，致伤民财欤？或土木烦兴，过劳民力欤？或忠言不闻，下情无由上达欤？或仁政不施，实惠未能下究欤？夙夜兢惕，罔知攸措。伏惟大造垂慈，曲赐矜悯，赦过宥罪，转祸为祥，俾妖物潜消，居人安妥。臣当祗谨天戒，循省愆尤，期维新于政令，以图报于大恩，不胜惓惓恳祷之至。”大学士商辂等亦条上时政阙失，请付所司行之。当时君臣尚有遇灾而惧、警惕修省之意。

　　昭德宫内使汪直得宠于宪庙，自黑眚之后，命出外调察物情。直布衣小帽，乘驴骡往来京城内外，人不之知。直刺得外间隐事，以取信于上。上益委任，遂谤及诸大臣，权宠赫弈。又委官校四外缉事，不拘京官藩臬，动皆拘系西厂。或夜入其家，搜其财物，刑其妻女，朝臣惴惴不自安。于是大学士商辂及万安、刘珝、刘吉上疏极言其害，言：“陛下委听断于汪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韦瑛、王英辈，大张声势，蠹众害人，使大臣不安于位，小臣不安于职，商买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因条列其不法事以上，谓如此不已，国之安危或未可知。”宪庙从其言，为罢西厂。责汪直退还本监，调韦瑛边卫差操，散遣诸校尉。人心快之。然帝意犹未释然，会御史戴缙以九年满不得升，窥知意旨。遂上疏言：“皇上近以灾变，敕令臣工修省，未闻有进贤退不肖革弊厘奸者。独太监汪直缉奸恶，惩贪赃，释冤抑，禁宿弊，皆合公论而服人心。”假建言之名，以颂直功德。疏成，先以草托直所厚锦衣千户吴绶示直，令直先为言于帝而后奏之。疏奏，帝大悦。于是直复开西厂，洞察益苛，破家毁族，人不堪命。缙意望升都御史，乃止得尚宝少卿。

　　乡试小录前旧有吏典掌行科举及生员誊录对读二条，成化十三年，以少詹事黎淳言始削去之。淳又言：“士子有文理差错、行文有疵、表失平仄、字画差错者，皆宜究治。”礼部覆议：“平仄不顺，字画差错，与文理差缪者不同，宜仍令会试。”从之。

　　中外军政官，五年一次考选。旧无著令，成化十四年春，因兵部尚书余子俊、英国公张懋奏请始定。

　　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早朝，东班官若闻有甲兵声者，因辟易，不复成列。卫士露刃，以备不虞。久之始定。究其事所从起，莫能得，亦异矣。

　　翰林院官，自永乐、宣德以来，俱不习仪。至成化十四年冬至日，锦衣缉事者奏学士王献等不赴习仪。宪庙命鞫问，二人举相传之例以闻，宥之。仍诏：“自今行大礼仍先期习仪，惟内阁办事者免。”

　　旧制，颁历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值冬至，礼部预以为请，命改颁历于十月朔日。

　　成化十五年，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杨鼎乞致仕，特赐敕允之。仍给月米二石，岁夫四名。先是，大臣致仕未有给米拨夫例，有之自鼎始。

　　成化十六年，以监生虎臣言，始诏：“天下学校，孔子庙庭所在，凡过其门者，皆下马。”

　　官吏折俸布旧于甲字库折支者，每阔白布一疋折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户部以为言，姑改折三十石。然布极细者不过值银二两，而米遇贵，石值银一两，已自悬绝。后又以粗绵布值银三四钱者支与，是粗布一疋准价银三十两矣，从古所未有也。

　　成化十七年，国子监丞祝澜请天下文庙皆宜用木主。礼部覆言，庙制已定，而澜欲紊乱旧章，遂黜为云南、广西府经历。后竟用木主，而无人为澜白其事者。

　　旧制，给事中外升，必方面知府，无府州佐贰者。成化十七年五月，礼科都给事中张铎、兵科给事中萧显因言事忤旨，吏部希意升铎为湖广汉阳府通判、显为贵州镇宁州同知。时镇宁州无同知，特添设以授之。

　　旧例，指官诈财满贯犯该徒流以上罪者，俱发充军。有大诰及遇恩，例减二等，为首从者止得徒杖之罪。成化十七年五月内，刑部题：“此辈情犯颇重，如复减等，恐奸伪日滋。请今后指称京官并三司以下官名及以官府使用为词诓财者，俱计赃。不分首从，悉连家属发边卫充军。原系边卫者，发极边守哨。”从之。

　　都御史李纲，山东长清县人。居官廉介，为太仆少卿时，曾于冀州遇盗，夺其箧。将启之，问其隶，知为纲。曰：“乃李少卿耶！是无钱。”不启箧而去。

　　成化十四年，巡抚宁夏都御史贾俊奏边储无措，请开纳银。十三道御史言：“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供输贡入，不可数计。使能量入为出，用一省百，则边储何患不充，军需何患不足，而为此卖官鬻爵之事！伏乞痛革前弊，别为经久常行之策。务使边备不乏，名器不滥，旧章不紊，异议不生。”疏上，宪宗曰：“汉文帝从晁错备边之策，令民纳粟拜爵，后人惜其作俑。迩者有司以乏边储，又议行纳银事例。后世又将谓何？御史所言是也，宜一切罢之勿行。”

　　成化时，兵部尚书余子俊以京城内外多盗，请差府部属官五十余员会锦衣卫巡城御史查究。内外官民之家有舍匿游民及无籍军匠罪囚者，各听首实，送户工兵三部收役。若经赦死囚遣而复来者，处死。邻居舍匿之家蔽占不举者，亦以其罪坐之。仍令审编火夫坐铺巡警，夜以五十人为率，护盗必追究。舍匿之家概治之，及印子铺赌场俱宜禁治。自今犯者其房舍没官，治以重罪。

　　成化十七年秋，礼部言：“乌思藏地方在长河西之西，长河西在松潘、越巂之南。三处地界相连，易于混淆，难以辨别。乌思藏大乘法王，阐教、阐化、辅教、赞善番王，旧例三年差人一朝贡，后因道险少来。而长河西番僧往往伪作印信番书，以冒赏赐。乞立为定制，除大乘法王无地土外，阐教等四王人各赐敕一道，勘合二十道，该贡之年，道经四川、陕西，比号既同，仍有王印奏本，方许放入。其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朵千及董卜、韩胡诸宣慰司，亦各给勘合六十道，其入贡道经四川，比号验放一如例。若该贡之年，偶值道梗不通，后不许补贡。其四川松茂州土著番僧来朝者，边官亦照例验放，不许过多。”从之。

　　四川巡抚都御史孙仁以松潘贼劫掠，欲发兵剿之。宪宗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松潘贼已赏剿戮，其渠魁亦知警矣。若又纵兵恣杀，彼番寨猬聚，岂能悉灭哉？贪功以起边衅，诚非计宜。令仁等乘兵威方振之余，遣人抚谕，果负固不服，乃用兵剿之未晚也。

　　成华十八年，山西巡抚都御史何乔新以按察司官延滞词讼，劾佥事尚敬等罪。宪庙言：“刑狱重事也。《周书》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特言未得其情者，详审不苟如此。苟既得之，不即结断，桎梏缧绁，拘系其身，往往有瘦死狱中者矣。夫其人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官杀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条。乔新劾奏甚当，其即究治其人。仍令天下刑官皆知所谨，以副朕钦恤之意。”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通州右卫军余金凤等三百九十一人自宫以求进。都察院言：“中三百十四人，俱年及十五岁，法当收赎；五十九人才十岁以下，乃其父兄教令为之者，当坐教令之人。”因奏：“近例凡自宫者本身处死，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今犯者众，并援例上请。”奉宪宗圣旨：“金凤等百九十八人加项示众，满一月仍杖一百，并年幼者俱如拟皆发原籍原卫收管。”

　　晋宁河王府自成化十七年以来，每夜有妖见，或为神像，或为王侯，需索酒食。时举火将焚宫。十八年十二月十八夜，果焚府第无遗，冠服器用皆尽，妖亦随灭。其事甚异。

　　成化十九年三月，内官王钿奏令家人中河东盐二万余引，户部请治其罪。宪庙曰：“祖宗之制，内官不许私置产业，矧敢违例中盐，与民争利？且其服食之需，皆自内给。今钿营利，于外将焉用之？户部其查，例揭榜禁约，后有犯者，必罪不宥。”

　　太监汪直倚恃权势凌轹有司，所过动遭捶挞。尝至定州，知州裴泰预为馔具以待，仆从皆醉饱欣欣，直心识之。至成化十九年六月，以罪调南京御马监，所经有司皆避，直困卧公馆，孤灯荧然。适泰以公事至，直喜，求食。泰以所携设馔，遂尔汝待之。直曰：“吾非复前比矣，明发得车马起程足矣。”泰曰：“诺。”至明，趋骑而去，声势寂然。小人得丧之态，可为世戒。

　　故事，章奏既得旨，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传报，使知朝政。自成化时汪直用事，其党千户吴绶以为漏泄机密，请禁之。后之奸人恐不便己私，遂往往禁诸传报者。然卒未有不传，亦可笑矣。

　　成化二十年，英宗忌辰，宪宗顾左右曰：“今早行礼之际，追念罔极之恩，感伤于怀，泫然泪下，不能自己。永惟先皇，奄弃天下臣民，忽已二十年矣，朕嗣守大业，兢兢栗栗，恒惧弗克负荷，无以慰宗庙神灵。今益当省身修德，任贤图治，使四海无虞，生民乐业，庶几无愧天子之孝云尔。”

　　庆成大礼，国家以来，不肯轻废。成化二十年正月，御史徐镛、何珖以京师地震，疏请免宴。宪宗谓庆成宴乃祖宗定制，责二人不谙大体，调外任。

　　成化间，京城内外奸恶之徒行凶害人，荒淫赌博，甚至占人妻女，为人报仇。宪庙因锦衣卫官奏，谓之曰：“昔汉郭解一豪侠之雄耳，武帝因公孙弘之言，杀之以惩不逞。论者谓其有关治体。今群恶少相倚为奸，恐将来效尤者无所不至，宜榜禁之。仍令保伍，互相觉察，知而不告者，各治以罪。”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升御史汪奎于夔州府、都给事中卢瑀于长沙府，各通判；给事童于兴国州、秦昇于广安州，各同知。诸人因灾异言事切直，吏部承密旨升之。亦升迁之变例也。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忽一日申刻太监覃昌传旨，召大学士万安、刘吉赴西角门。刘珝亦欲往，昌止之。安等至，昌出纸一缄，上有御笔朱书一封字。启视则人讦珝贪财好色，与太监某认亲，纳王越贿，谋与复爵诸阴事。安等惊曰：“此即匿名文书，朝廷何不火之？召安等看何为？”昌曰：“圣意不可回，二先生不作计处，明旦行事本发出，则无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珝亲老，俟亲终守制何如？”曰：“不能待也。”曰：“不然令其自陈休致，厚加恩典，以全君臣始终之义。”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珝本进，遂准致仕，加岁夫月米，赐敕而遣之。

　　每视朝时，天威在上，群臣敬慎之极。语言进退之间，不无小小差误，非敢慢也。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宪庙谕御史等官：“今后通政司、鸿胪寺等官宣读奏词，有差错一二字者免劾。”真圣人之度也。

　　副都御史屠滽历三品俸二年余，四月升右都御史，又历二品俸八月。疏乞：“以今所历足前所历，共计三年。请给三品诰命，以封父母。”许之。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诏天下有司，征税毋取余价。

　　旧例，会试举人以百名为率，南数取五十五名，北数取三十五名，中数取十名。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当会试之前，时内阁万安、礼部尚书周洪谟俱四川人，四川左布政潘稹即希二人意，言额数不均。于是南北各退二名，中卷多增二名。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上丁当祭先师孔子。以初六日命皇太子亲迎，传制遣官，改用次丁。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保定府束鹿县昏刻天地昏黑，空中声如雷，寻有黑气坠地。掘之得黑石二，一如碗，一如鸡卵。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宁王奠培以皇太子婚礼成，遣官表贺，其表文中称大婚。宪庙言：“婚礼不贺，人之序也。今庶民之家尚不行此，况朝廷乎？王不据理遵例，乃遣人奉表来贺。虽云致敬，所谓事之不以礼也。况表中又不审轻重，谬称大婚，可乎？宜降敕谕王，俾知此意。”仍令巡按御史逮治长史等官。

　　成化时，真定知府余瓒言：“陕西、山西、大同、宣府、辽东等处边墙内，地土肥饶，近皆为镇守内外等官私役军士尽力开耕，所获粮草甚富。凡遇官民买纳，加倍取息。以此观之，则各边所出者，皆足各边之用矣。请敕遣科道部属官刚正有为深达大体者数员，往会巡抚巡按镇守内外等官勘视，凡堪种熟地，系军民并千百户以下者，听如旧管业；其在指挥以上者，请定则例，量拨多寡，以资其用。余皆计常操官军若干队分拨，每人宅地二亩，田地二十亩。每队分为两班耕守，以备征操。亦但征取十一，则民可免转输之劳，军可无饥寒之苦矣。”

　　京城外有军民叶玘、靳鸾等发人墓，取髑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刺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乘时市利，愚民竞趋之。所发墓甚众。至是，缉事者闻于朝，番僧尝买以进者皆遁去。获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党，俱坐斩。

　　成化末，贵州总兵吴经、巡抚都御史谢昶奏：“苗贼纠众称王，敌杀官军，声言入犯，其势甚炽。若不调兵剿之，贵州难保无虞。”兵部言：“苗贼果如经等所奏，固当致讨。但详诸臣奏词，不见杀掠实数，宜遣官按视。”于是遣御史邓庠、兵部员外费瑄，赐敕谕以：“上体朝廷好生之心，下念生民烦费之苦，勿据偏词，轻调大兵，以邀功启衅。”庠、瑄至贵州，苗实无称王诸状，第稍侵我田土。守臣希觊升赏，皆主用兵之议，又出危言以劫持二人，二人不从。遂招抚苗众，苗知朝廷无剿除之意，各出听抚谕。兵竞不用而还。

　　●卷十六

　　国朝品官服色无蟒衣之制，盖蟒蛇属无角无足。乃其后内外官多乞蟒衣，大类龙形。弘治元年，允都御史边镛奏，始禁不许再乞。

　　弘治元年二月，孝庙有旨谕在京诸司：“朝廷政事，祖宗俱有成宪。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须遵守，毋得互相嘱托，有亏公道。如内外官敢有写贴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东厂，外官送锦衣卫，奏来处治。若容隐不奏者，事发俱治以重罪。”

　　弘治元年二月，浙江景宁县屏风山有异物成群，状如马，大如羊，其色白。数以万计，首尾相衔，从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事闻，朝廷为减银课，汰坑冶官。

　　抚治郧阳副都御史郑时请给诰命，吏部言：“时先抚陕西，今抚郧阳，前后虽三年余，然中间尝调参政。”孝庙命特与之。

　　弘治初，礼部覆都御史马文升奏：“请令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仍有潜住者，有司执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邻知而不举者连坐。”

　　陕西、甘凉乃古左贤王之地。汉武始取之，立酒泉、张掖等郡，以断匈奴右臂。然汉、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则全失之。我朝立行都司，命官镇守。正统初，虏酋朵儿只伯为患，赖王骥、蒋贵平之。天顺间，孛耒毛里孩为患，败宁夏总兵仇廉，自是入河套为寇掠矣。盖陕西通甘凉者，止兰州浮桥一道。虏若据桥，则运道难通，甘凉难守，关中难保无虞矣。

　　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木言：“常熟旧有学道书院祠言偃者，今废，乞为修建。”孝宗以本朝无书院之制，不许。

　　旧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有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执送京师。此祖宗防微杜渐之意。后乃止用驾贴，既不合符，真伪莫辩。弘治初，以刑部尚书何乔新言，始命如旧例行。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陈瑶言：“崇文门旧设宣课分司，止收商税。近差御史主事往监其事，以掊克为能，有伤国体。”孝庙曰：“御史言是。此分司曩被校尉及无籍者挟持搅扰，因命御史主事监收。今后止许称盘客货，其余行李车辆，毋得搜检阻遏。”

　　命各处乡饮酒礼，监生省祭官不得与。

　　初，正佐首领官每以事相讦，即以同僚不和，不分曲直，概行黜罢。滦州知州潘龄言：“正佐虽共事，而立心不同。稍加规正，辄起衅端。或倚其粗猛公肆欺凌，或恃其年老不顾廉耻。乞更易以别善恶。”都察院以龄言为是。请自今佐贰首领官有贪暴殃民倚强恃老欺压正官者，许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赃滥不法者，许佐贰官申禀举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此皆贪，因忿致争者，方以同僚不和论断。从之。

　　湖广旧无岁进鱼鲊例，成化七年，镇守太监某始进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后，增至二万余斤。用船十二只，皆有司进献。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内官造办如七年数，船止许二只。仍禁需索科扰为害者。

　　主事林沂奏，欲按品秩列坐御史上，御史劾之曰：“朝廷设官分秩，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秩者。故庆成赐宴，科道坐于郎中之上，翰林坐于科道之前。若概以品秩，则诸学士当列于少卿之下，京县知兵马当列于御史给事中之上矣。”孝庙以沂故违成宪，下锦衣卫狱治之。

　　初，占城国王古来为安南所侵，携家至广东。朝廷命处置优恤之，送还国。且谕安南戒勿侵扰。古来既返国，复移咨两广守臣，谓：“安南仍肆侵占，乞如永乐时差官督兵守护。”事下兵部，覆奏言：“永乐时遣将发兵，乃正黎季犛弑逆之罪，非为邻境交恶之故。今古耒国土已亡而复存，部落已散而复聚，皆天威所致。古耒亦宜自强修政，抚恤部落，保固疆圉。仍与安南捐弃小嫌，敦睦如故。若不能自强，专仰朝廷发兵远戍，代之守国，古无是理。”孝庙从其议，乃以此意宣谕古耒。

　　旧制，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大学士刘吉等言：“时日迫促，阅卷未精。请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今为例。

　　南京礼部尚书黎淳性耿介，患流俗奢侈。凡婚丧燕饮皆有则，取予不苟。有门生尹华亭以红云布寄淳，淳不受。即书其封识上曰：“古之为令，拔茶植桑；今之为令，织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弘治三年，户部以水旱灾，请免直隶等处夏麦秋粮。孝宗曰：“国赋固有定法，然岁有凶丰。凶岁义当损上益下。若必欲一概取盈，仓廪则实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拟悉从之。仍谕有司，贫民各沾实惠。”

　　弘治时，山西沁、潞等处屯田被水灾不及三分，例不免粮。孝宗以其民饥困，方发仓赈济，不可复征，特免之。

　　弘治三年十一月朔日，遇冬至节，改望日颁历。

　　提督会同馆主事，是弘治五年春所设。盖因其时馆夫有盗夷人财物者故也。

　　弘治五年，大学士丘濬言：“经籍图书，载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太祖于未登宝位之先，即求遗书于至正丙午之秋。一时储积，不减前代。永乐中，尝遣修撰陈循往南京取本阁所贮古今书籍，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如故，是两京皆有储书也。今历年既久，不无鼠蠹，经该人众，不无散失。乞敕阁臣委学士以下官一一比校，要见实在的数，明白开具奏报。仍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为记识于每卷之末，永远存照。仍敕南京礼部、翰林院官查盘永乐中原留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数奏知，量为起取存留，分派凑补。又请于文渊阁近地别建重楼，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有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先期奏请，量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员晒晾查算，事毕封识。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自开取。”孝庙嘉纳之。

　　旧例，漕运船，松木者五年一造，给价六十一两九钱；楠木者七年一造，给价七十七两五钱。俱军三民七出办。乃后则渐求增加，非复当时之例矣。

　　弘治五年十二月，命礼部榜谕天下。今后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首者，同罪。里老容隐者，亦治罪不宥。

　　弘治六年闰五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李东阳言：“讲官官不必高，所贵实任。苟非其人不宜滥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讲官小有遗误，遽遭纠劾，荷蒙圣恩，时置不问。朝廷优之以讲道之礼，而有司律之以奉事之仪，自开设经筵以来，未尝有此。臣伏睹累朝所定仪注，止有侍仪官御史二员、给事中二员、序班二员，无所谓纠仪者。先帝临朝极严，御史等官奏对，不敢毫发纵贷，即如大学士陈文、侍讲周良臣等进讲，差错不闻纠劾，朝廷亦不以责纠劾之官。请自今凡进讲差错者，勿得纠劾，以仰成陛下优礼儒臣之盛意。”孝庙从之。

　　弘治间，命太监李兴等修浚张秋河道。各官初至，祭河神，天气阴晦，帛不能燃，似焚不焚之处，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众共骇叹。副使杨茂元奏闻于朝。亦甚异也。

　　弘治八年三月，山东抚按奏黜老疾不谨等官。孝庙谕吏部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办事。人才能否，须历任稍久方见。今后有如此奏黜者，本部酌量再奏。”

　　大学士徐溥，以禄赐所入，于原籍宜兴县仿范仲淹之意置义田若干亩，岁收租税，以助族人婚葬之费。定为家规，传之子孙。恐条约不关于部曹，数目不籍于郡邑，人心难合而易离，义事难成而易败，异时子孙，或视为度外，则不禁乡邻之侵，或认为分内，则或启族人之讼。乃言于朝，乞敕户部将所置义田文册，用印钤记，发本管府县存照。候造册之年，另以徐义庄为名立户，造入本里带管户内。如有侵占争讼者，以官法从事。庶几家法籍国法而永存，百世子孙皆蒙休赐。下户部议，宜从所请。

　　三品官妻旧无祭。弘治八年五月，兵部侍郎李介妻孺人林氏卒，其子昆陈请，特许之。四品妻无祭，大理卿王霁妻恭人曹氏卒，其子泰具疏以请，特予之。

　　孟子五十七代孙博士元请封赠其父母，吏部言八品官旧无封赠例。诏特予之。

　　弘治时，南京礼部尚书童轩言：“清军一事虽曰急务，但所清之军，自洪武、永乐以来，远者百余年，近者数十载，而正身之存者少矣。其子孙年深，亦多更名避地，不可卒识，间有清出，亦千百之一二耳。所得之军甚少，所扰之民实多。乞敕兵部转行天下所司，凡逃军有经三十年以上者，悉免清勾。凡有愿抽军籍者，覆视无碍，许于本处衙门注籍。则民扰可除，而军亦易补矣。”

　　弘治八年十二月，司礼监以祭三清乐章，命内阁改补进呈。大学士徐溥言：“我朝合祭天地，皆太祖所亲定，乐器乐章，皆太祖所亲制。不闻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臣等读儒书穷圣道，道家邪妄之说，未尝究心。至于鄙亵词曲，尤所不习。且祖宗置文渊阁学士，实欲其谋议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本源，弼正阙失。非欲其阿谀顺旨，惟其言而莫之违也。故凡奉中旨处分，其合理者自当仰承德音，间于民情有干、治体相碍，亦不敢苟且应命，以误陛下，不但乐章一事而已。”疏入，孝宗嘉纳之。

　　弘治九年春，朝觐官陛辞，孝庙赐之敕，内有云：“官之崇者任固重，官之小者责亦专。凡尔有司，莫非天职，勿以一事不修为无损，勿以一民不获为不足忧，勿以一郡一邑不安为无害于治。大哉王言，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绎思也。”

　　世间草木花卉，各有种类。弘治间，四川长宁县民家楠树上生莲花，李树上生豆荚。亦大异矣。

　　孝庙励精政事，恐诸司题覆耽延，特谕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覆奏无过二日；看详以闻者，无过三日；事干他司须行查者，无过十日；遇有军机重务及重大事情，宽五日。

　　彭城卫千户吴能以家贫出其女满仓儿，令张媪鬻之。媪鬻于乐妇张氏，而始言周官人家。后张转鬻于乐工焦义，义又鬻于乐工袁璘，璘使为娼。时能久没，其母聂氏闻之，觅诸歌肆。女怨母鬻己，不复认，聂与子政攘而归。璘赎以十金，不从。讼之刑部，郎中丁哲讯得其实。璘不服，哲重加笞，越数日死。女断归聂。璘妻讼于东厂太监杨鹏，鹏奏之，命三法司、锦衣卫会问，不决。复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讯之，始吐实。都察院谓哲罪当徒，女当杖。刑部吏徐珪疏言：“哲断女甚当，而杨鹏之侄淫于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此事欲陷哲。三法司畏惧东厂，莫敢辩明。及朝堂问明，乃此女止拟杖，而哲反拟徒。东厂之势为群臣所畏如此。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所获。其间有校尉挟仇诬陷者，有校尉为人报仇者，有校尉受首恶之赃反以为从却令旁抵罪者，惟用刑罚逼之诬服。刑官即洞见真情，不敢擅更一字。以今哲事观之，益复可信，诸人冤枉，岂不有伤天地之和？愿革去东厂，戮杨鹏叔侄，谪镇抚司于边。进哲一官，以酬被诬受辱之苦。其镇抚司理刑，不必专用锦衣卫官。乞推选刑部主事一人，共莅其事。璘赎罪毕为民，哲亦给璘埋葬之费，革为民。”

　　弘治十年三月，经筵毕。上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御榻前，上出各衙门题奏本曰：“与先生辈商量。”溥等每本议定批词，录于片纸以进。上览毕，亲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皆应手疾书。有山西巡抚官本，上曰：“此欲提问一副总兵，何如？”溥等对曰：“此事轻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上曰：“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又礼部本拟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因取本阅之，曰：“是只须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上曰：“就此商量，岂不好？”既又指余本曰：“此皆常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命左右赐茶而退。宣召顾问，蔼然有都俞一堂之风。

　　旧制，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弘治时，南通政徐说欲媚科臣，始用手本，继说者为通参夏崇文，欲复旧制，南科嚣然劾之，而北科亦为助驳。孝庙洞知其情，竟不究其事。

　　国朝法古，制兵最为周悉。十六卫亲军指挥使司，不隶五府，此即古之南军禁卫之兵也；其他卫俱属五府，此即古之北军征讨之兵也。永乐中，会设亲军指挥使司十二卫，选天下卫所官军年力精壮者，常数千人，属御马监更番上直，委心腹内外官统领，其盔甲器械，俱异他军。成化以来，勇士精壮者少，其数乃至九千之上。每郊祀驾出，勇士盔甲与各营无异，禁兵渐至废弛。此外，虽有将军围子手，不过早朝侍卫，退朝即散回家，皇城之内，防奸者无几。其守卫皇城各门官军，疲弊尤甚。弘治十年十月内，兵部尚书马文升以为言：“请敕御马监掌印官同提督勇士，并四卫营太监将勇士并四卫操军。拣选精壮者编次成伍，选老成头目领之，常分番上直。仍敕皇城守门内官，钤束官军，搜检出入，真得严禁卫之意。”

　　国初，立预备仓，即古常平仓遗意。盖支给官钞和籴，以备凶荒耳。正统以后，许将囚罪赎罪米收入，然无定数。成化以后，始有每里积三百石或五百石之例，然未有不及数之罚。弘治以后，复有不及数罚俸及降用之例。夫不问其所取之由，而但责其所积之数，岂能无弊哉！

　　国朝列圣，极重朝参，无故不免。弘治年十一年十月甲戌夜，清宁宫灾。孝庙于次日昧爽，遣内官召阁臣于左顺门宣旨说：“昨夜清宁宫失火，朕奉侍圣祖母，彻旦不寐，今尚不敢离左右。欲暂免朝参，可乎？”阁臣对曰：“宫闱大变，太皇太后圣心震惊，皇上问安视膳，诚孝方切，事在从宜，即免朝一日可也。”乃命免朝。

　　弘治间，孝庙曾有旨，命光禄寺置簿籍，凡进上供物于宫中，其戗金朱红等器皿，俱附写验入，尚膳监并各宫直日太监照数发出。如有损少，听提督太监参奏。该寺每季具损失之数以闻。至十七年，卿李鐩言：“本年春季进膳并修斋等项器皿，共二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件未出。”命尚膳监将未出器皿查还本寺。

　　永乐以前，总兵无专官。有事命将，事平还朝。后缘边方多事，因留总兵官镇守其地，若地方有小警，即调本镇兵马剿杀，不报捷，不宣捷。后来有扑杀或掩袭以取胜者，或七八十级；或四五十级。或三四路而并为一路，或二三日而诈为一日。概以捷音奏报，宣布于廷。奏捷者亦得升赏，遂开冒功之门，至于今而滥觞极矣

　　端门之左有直房五间，系坊局官候朝公会及收贮卷箱之所。凡东宫官属侍班讲读，亦于此伺候。弘治十二年六月，守门官奉御王玺等以为空房，奏讨居住，工部据实以覆。得旨：“既系各衙门公会之所，今后不许奏讨。”

　　弘治十二年九月，有旨谕内阁：“今后凡有拟票文书，卿等自行书封密进，不许令人代写。”于是大学士刘健等言：“内阁之职，辅佐朝廷，裁决政务，中间事情诚为秘密。在祖宗朝，凡有谘访论议，或亲赐临幸，或召见便殿；或奉天门，或左顺门。屏开左右，造膝面谕。如宣宗屡幸内阁，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座。英宗视朝将罢，不时面召李贤；宪宗尝召李贤、陈文、彭时。上有密旨，则用御前之宝封示；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今朝参讲读之外。不得复奉天颜。朝廷有命令必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传至臣等；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至太监，太监乃进至御前。至于誊写，例委之制敕房，中书耳目太广，不无漏泄。缘臣等不习楷书，字画钝拙，不能一一自写。除事理重大者，自行书写封进，其余乞容中书代写。皇上若有谘议，乞照祖宗故事，或诏臣等面谕，或亲赐御批数字封下，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达，事无漏泄。”孝庙嘉纳之。

　　弘治十三年四月，御史杨纶陈时政疏内言：“今民力日困，府库日空。乞敕各部备查近来比弘治初年如吏部增文职官几何，户部增各官并各王府俸禄几何，礼部增供应并祭祀赏赐等项几何，兵部增军职并柴薪皂隶几何，工部增工官并营造料价几何。各略具总数次第进呈，亲加裁抑。”按如此可以革冒滥之弊，又可以止人主妄费之心。

　　弘治时，群臣陈言边事。有云：“各处僧道少壮者，中间岂无忠勇如愿报效？许所在有司给以口粮，差人伴送赴部，给以什物，许其随伍立功。事定之日，仍给官钱，为娶妻室，有功一体升赏。”

　　弘治十三年四月，北虏入寇，京师戒严。兵部言：“京营，提督各官，任事年久，间有衰疾及未副众望者，分别去留，庶缓急得用。”孝宗即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至平台，出各官疏，亲赐顾问，以次裁决。留英国公张懋等，而解遂安伯陈韶、成山伯王镛、宁晋伯刘福兵柄。至五月，复召三臣于平台，出兵部推官疏，逐名访问，面加裁决。亲书手敕令保国公朱晖、镇远侯顾溥提督三千营；惠安伯张伟提督团营；新宁伯谭祐罢团营，专督神机营。

　　初，天下都司卫所造完军器解至京师，皆贮之九门城楼，以便关领。后内官监太监陈良始请内库交收，由是留难需索，费用不赀，大为解人之苦矣。

　　弘治时，云南矿脉微细，各卫俱以矿夫包赔，谓之夫丁乾认。后以巡抚李士实言，始免之。

　　祖宗时，法度甚严。如弘治时郎中顾谧在校余张通家饮酒，令优人女妆为乐，事发，即令冠带闲住。今大纵矣。

　　弘治间，吏部侍郎王鏊上御虏事，内言：“古之帝王，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今虏一入寇，则中外忧惶，以为患在不测。一旦稍缓则泰然，以为无事，是与古异矣。臣谓火筛小王子不足畏，而今之嬖幸乱政，功赏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将不用命，边圉空虚，民心离散，深可畏也。”此语在今时尤甚。

　　京官旧例，十年一考察。弘治时，以南京吏部尚书林瀚言法太阔略，始定六年一考察之例。

　　南京各官旧张伞，弘治时为御史郭所劾，命城中许张油伞，不得用凉伞。

　　内阁旧无赐蟒者，弘治十六年，特赐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大红蟒衣各一袭。赐蟒自此始。

　　弘治时，苏州府崇明县民顾孟文家鸡伏卵，所出者猴头而人形，长四寸，有毛能动而无声，亦毛孽也。

　　孝庙一日坐暖阁，召大学士刘健等至，出大同镇巡官本，谓之曰：“我边墩台，贼乃敢挖掘，墩军皆我赤子，乃敢杀伤，彼被杀者，苦何可言？朕当与做主。京军已选听征二万，须再选一万，整理齐备，定委领军名目，即日启行。”健等对曰：“皇上重念赤子一言，社稷之福。然京军亦未宜轻动。”谢迁曰：“边事固急，京师尤重。居重驭轻。亦须内顾家当。”孝庙犹未释然。李东阳曰：“北虏与朵颜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为可虑。若彼声西击东，而我军大同，未免顾彼失此。须可待其定，徐议所向耳。”孝庙曰：“此说固是，今亦未便出军。但须预备停当，待报乃发，免致临期失误。”皆对曰：“圣虑甚当。”乃选京军三万，令兵部推委领军官。孝宗之留心边事如此。

　　孝庙曾命工部待郎李鐩等经略边关，召至暖阁，面谕之曰：“边关事重，尔等须用心整理，官军少处，即为增补；官员不职者，奏来处治。务图经久，不可虚应故事。”圣意惓惓如此，群臣安敢有不尽心者？

　　孝庙召大学士刘健等至暖阁，谕之曰：“昨令李荣来说日讲，时讲官说‘陈善闭邪’，陈字解作陈说，未明，止作敷陈乃可耳。”健等奏曰：“昨李荣又言以善道启沃他，他字不是，诚如圣谕。”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为不若启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计。大抵讲书须要明白透彻，直言无讳。道理皆书中原有，非是纂出，若不说尽，也无进益。且论思辅导之职，皆所当言。可传与讲官，不必顾忌。”

　　孝庙御暖阁，召大学士刘健等，谕之曰：“户部覆处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鉴，何以不会吏部？”健等对：“凡系本部承行事，从前亦间有径推者。”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铨衡之职，推举人才，乃其职掌。若使会推，他日不称，亦无后词。”孝庙之明习国事如此。

　　武宗初即位，兵部言：“各门门官太多，科占军士，请遵诏旨，一切裁革。”命皇城四门仍旧，其余各门，自今以四员为则，不许增。著为令。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兵部奉敕清查腾骧四卫军士诡冒食粮者一万三千九百有奇，皆发原卫及京营操练。自后内臣所进勇士，必兵部验送而后廪之。五年复籍其人而核其数。著为例。

　　正德元年十月，部议：文职升俸终身带支者，但照原官品级上支。如由正七品升俸，则终身止加从六品俸，后复升官，不得随品加支。

　　正德初，禁官员人等勿得用玄、黄、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许用纱罗纻丝。

　　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止许用撒扇遮日。

　　正德初，凡忤刘瑾意者，辄下锦衣卫窘辱之。有指挥牟斌者，独留心善视，瑾怒，杖之阙下，勒令闲住。

　　刘瑾欲专权，乃构杂艺于武庙前，候其玩弄，则多取各司章疏奏请省决。武庙曰：“吾用尔何为？而一一烦朕耶？宜亟去。”如是者数次。后事无大小，惟意裁决，不复奏，即诏旨，亦不令之知矣。

　　正德三年三月，户部请发年例银于各边。得旨：“各边即设屯田，又有各司府岁输粮草，天顺以前，初无送银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盖因警报，或以旱潦，事变相仍，行权宜接济之术耳，其后遂为岁额。且屡告缺乏，得无盗取浪费之弊耶？户部其会官查究事端，议处经久长策。”

　　正德初，御史周熊查核辽东屯粮，言：“辽左二十五卫，原额屯田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亩，该粮六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五石。今田止一万二千七十三顷，该粮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给操练舍余田二千三百一十四顷，该粮三万七千二十四石。又地亩田园之类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三顷，该粮五万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创法征之以补屯粮者。今查新增田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顷，该粮一十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一石。较之永乐间，田多一万八干三百五十顷，而粮反少二十八万三千七百五十三石。其永乐年征之屯军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细相折，该去粮一十三万六千七百七十石。实少粮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三石，皆常操军承种逃故屯田从轻征收之故耳。又永乐年间，常操军土一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二千有余给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足用。今军止八万有余，皆仰给于仓。边外之田，无复敢耕，军饷告匮，实由于此。”读此疏，则举一镇而各镇可知。延至于今，岁增月益，夫赋有定额，而边饷无定额，国储安得不竭？竭则何以措手？司国计者，不可不一严核之也。王府禄米多预支，及病故，辄乞免还宫。正德时有旨：“今后禄米，俱按季关支。未及期而支者，巡按御史究问以闻。”正德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砺丈量过公侯伯指挥等官张懋等庄田地，共一千八百余顷。得旨：“公侯伯等官既有常禄，在外庄田，徒使利归佃户家人。即今边储缺乏，各官岂无忧国足边之心？查出土地宜照例起科。革去管庄人役，各家愿自种者听，不愿者拨与附近空闲舍，余种纳还。量地利厚薄以定则例。令各边查出地土，视此令行之。”

　　正德时，湖广巡抚都御史王纶以岁累纻，预备仓已竭。欲礼劝富民，纳粟赈济，有不从者疏闻究治。

　　武庙曰：“劝分固救荒权宜之法，但近年逼迫太甚，民情不堪。其令镇巡官再行斟酌，须富室乐从，不可强之”。

　　正德时，四川贼作乱。时官兵脆弱，调永顺、保靖兵征之，所至剽掠，甚于流贼。贼尝谓居民曰：“我来梳汝，兵耒篦汝矣。”

　　正德七年，黑眚见，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风行有声，夜出伤人，有至死者。初自河间、顺德，渐及京师。人夜持刁斗相警，达旦不敢寝，逾月始息。

　　正德十年，神武右卫副千户王玉以报献银矿不实坐斩，死狱中。其子生员铭请袭职，兵部言：“玉未决而死，若铭得袭，何以惩恶？”遂谪充本卫军。

　　内阁藏书甚多，然岁久不无残阙。正德十年冬，大学士题请，令中书舍人胡熙、典籍刘伟与原管主事李继先查对校理，由是其书为继先等所盗，亡失愈多矣。

　　正德十年，科道官奉命选营卫官军，是时食粮官军三十八万四千七百四十五人。各监局门厂等处役占奏准免选者十八万一千人，从征者二万九千十五人，逃故者万五千四百五十二人，团营所存者十三万四千九百八十三人。而中选者仅二万三千三百二十三人。

　　●卷十七

　　嘉靖初，给事中顾济言：“陛下首辟言路，群臣莫不因事纳忠，以赞成新政。然高远者似涉于迂阔，切直者或过于犯颜。若怒其犯颜，则言必不入；视为迂阔，则计必不行。如此而欲忠言日闻，不可得也。”

　　嘉靖初，诏都察院申明累朝禁例。凡都城内外诈冒皇亲太监名目，拦截桥道，私开店舍，指称内府包揽钱粮者，今巡城御史及厂卫缉捕究治，枷号发遣。

　　嘉靖初，给事中顾济言：“陛下临御以来，首翦群凶，天下称明。然奸党尚存，阴谋变幻，或乘机会以伤善类，或借鹰犬以快私仇，或执邪说以拒正论，或假言事以动朝廷。未败者思固宠，既败者幸复全。此治乱安危之机，不可不畏。”按此疏所云，凡为权奸者皆然，不独嘉靖初矣。

　　嘉靖初，光禄少卿孙镗言：“上供器皿，多留中不发。”世庙曰：“光禄寺供应器皿，俱系小民脂膏造办，甚为可惜。既在宫者，令尽数发出。以后每日照原进数发与该寺官厨收领。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损失欠少，指实参奏。”

　　弘治时，内府供用库，岁派青白盐十七万五千斤。正德以后，加至三十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嘉靖初，以御史郑光琬言，始复弘治旧额。

　　嘉靖初，海西弗提卫进一小豹子，却不受。仍治辽东都指挥违例滥收之罪。

　　嘉靖初，巡仓御史刘寓生言：“运粮加耗之弊，有曰太监茶果者，每石三厘九毫，岁银一万五千六百两；曰经历司、曰该年仓官、曰门官门吏、曰各年仓官、曰新旧军斗，俱每石一厘，共银一万六千两；曰会钱者、曰小荡光银者，各每石一分，共银八万两；曰救斛面银者，每石五厘，计银二万。皆民膏血也。乞痛革其弊。”世庙命内外总督粮运等官，严行禁革。违者重治以罪。

　　嘉靖初，甘肃巡抚陈九畴请内帑银募军，户部言：“据九畴所称，本镇官军原额七万有余，近年逃亡几半。夫逃军既众，则余粮亦多。宜即以逃军所余之粮，为募军月粮诸费。”世宗深然其言。今各边动称无兵，何不仿此例行之也？

　　嘉靖初，南京兵部待郎席书言：“南畿民饥殊甚，考古荒政可行于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烦审户，不待防奸，至简至要，可以举行。而世俗咸谓不便，盖缘曾有举于一城，不知散布诸县，以致四远饥民闻风并集，主者势不能给，致民相聚而死，遂谓此法难行。臣今总计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县。大都大县设粥干十六所，中县减三之一，小县减十之五。诸所设粥处，约日并举，凡以饥来者，无论本处邻境军民男妇老幼口多寡，均粥给济。起今十一月半，抵麦熟止，计用米不过十六万石，银十六万两，可活人二十余万。取用有数，未至太糜；赈恤有等，不至虚费。此法一行，垂死之人，晨得而暮起，甚效甚速，其功甚大。”户部覆：“此法不特宜于南畿，宜通行天下灾荒处所，一体施行。”

　　内官监收白熟粳米，科索无厌，大率正粮一石，加费二石，始获批单。嘉靖时，以应天巡抚吴廷举言，始令今后内官监收粮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许分外多收。军余人等，有仍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财者，如法究治。

　　嘉靖初，吏部侍郎胡世宁言：“人君大德，曰仁，曰明，曰武。然三德以仁为主，而明与武所以成之也。譬如天地，仁则其生成之德，明则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无。若武则雷霆，时可一震而已，震之数或震之过，则伤物必多而天威亵矣。故仁或可过而明则不可过也，明过则察；明犹可过而武决不可过也，武过则残。请自今中外群臣有罪，悉下司寇问理。罪状明白，轻重诛黜，皆依律科断，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谓武也。若廷辱之以箠楚，或有偶毙雷霆之下者，遂伤日月之明，大为天地生成之累矣。”

　　嘉靖时，吏部尚书廖纪言：“祖宗朝人材未必如今日之盛，而当其时士习淳朴，绝无伪巧，勉修职业，不务虚名，故事治民安，国家赖之。正德以来，士多务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为捷径，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其意皆籍此以避祸掩过，为异日拔擢计，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故人怠于修职，巧于取名，相效成风，士习大坏。”世庙是其言。令自今有假托养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衰朽，方准致仕，真病者，方准养病。有不奏弃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许该部科道及抚按官纠举，罢职不叙。

　　嘉靖初，致仕刑部尚书林俊言：“古者挞人于朝，与众辱之而已，非必欲坏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成化时，臣及见廷杖三五臣，容厚绵底衣，重毡叠杷，然且卧床数月，而后得痊。正德时，逆瑾用事，始启去衣之端，酿有末年谏止南巡杖死之惨，幸遇新诏收恤，士气始回。臣又见成化、弘治间诏狱诸旨，惟叛逆、妖言、强盗‘好生打著问’，喇唬杀人‘打著问’；其余常犯，送锦衣卫镇抚司问，镇抚司奏送法司议罪。中间情重，始有‘来说’之旨。今一概打问，无复低昂，恐失旧典，非祖宗仁厚之意。”

　　世庙于万机之暇，留心篇章。嘉靖五年六月御平台，召大学士费宏、杨一清、石珤、贾咏入见，各作一诗相勖。赐宏诗云：“睠兹忠良副倚赖，舜皋仿佛康哉赓。朕缵大服履昌运，天休滋至卿其承。沃心辅德期匪懈，未让前贤专令名。”赐珤诗云：“黄阁古政府，辅导须才良。卿以廷荐人，性资特刚方。在木类松柏，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献替，忠实无他肠。”赐咏诗云：“卿本中州俊，简在登台衡。君臣际良难，所贵德业并。朕固亮卿志，夙夜怀忠贞。《卷阿》有遗响，终听凤凰鸣。”赐一清诗云：“迩年西陲扰，起卿督边方。宽朕西顾忧，威名满华羌。予承祖宗绪，志欲宣重光。卿展平生猷，佐朕张皇纲。”

　　嘉靖时，都给事中周琅言：“律令所载，凡逮系囚犯，老疾必散收，轻重以类分，枷纽荐席，必以时饬，凉浆暖匣，必以时备。无家者给之衣米，有疾者给之医药。淹禁有科，疏决有诏。此祖宗良法美意。今无论轻重，概为幽囚，动引岁时。主者苦为谳覆之烦，吏卒惮于防闲之久，奏未成而罪人之骨已糜矣，伏乞严为禁约，酷吏知警，而民命无枉。”世庙深然其言。令“今后中外理官务平心推鞫，不得任意出入，以致冤滥。在外责之监司，在京令部院及科道纠察。但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黜为民，即才守可观，不许推荐，务期用刑得中，以称朕钦恤之意。

　　嘉靖时，侍郎张璁等言：“祖宗设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谓之法司，所以纠正官邪、清平狱讼也；设立东厂、锦衣卫，谓之诏狱，所以缉捕盗贼，诘访奸宄也。夫职业之废，谓之旷官；职掌之夺，谓之侵官。今后凡贪官冤狱，仍责之法司提问辩明，若有隐情曲法，听厂卫觉察上闻。凡盗贼奸宄，仍责之厂卫缉访捕获。然必审问明白，送法司拟罪上闻。庶于事体为当。”世庙深以为然。诏如议行。

　　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自桂萼始。

　　正统间，以学士一人在内阁，专管诰敕。后久不设。弘治七年复设，至用尚书兼学士如石珤、侍郎兼学士如贾咏辈掌管。至嘉靖六年，侍郎温仁和得请归省，乃以张璁议，始革不补。

　　嘉靖时，世庙因大学士杨一清言：“八府土田，多为各监局及戚畹势豪之家乞讨，或作草场，或作皇庄，使民失其常产。”有旨：“八府军民征粮地土，多为奸人投献，势家朦胧请乞，逼取地租，虽有勘断，终不明白。民失常产，何以为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宜令户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风裁者各一人，领敕往勘。不问皇亲势要，凡系滥请及额外占夺民业曾经奏诉者，查册勘还；各项草场亦有将军民地土混占者，一体清理。外省令御史按行，诸王府及功臣家惟祖宗钦赐有籍可据则已，凡近年请乞及多余侵占者，皆还军民。各处势要亦有指军民世业为抛荒猎而有之，皆宜处置。事竣具上其籍，户部务综其实，以副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权势保私蔽公者，以状闻。”

　　嘉靖时，礼部尚书方献夫等言：“尼僧道姑有伤风化，乞将见在者发回改嫁，以广生聚。年老者量给养赡，依亲居住。其奄寺拆毁变卖，敕赐尊经护敕等项追夺。戒谕勋戚之家，不得私度。”世庙是其言，因谕献夫曰：“昨霍韬言，僧道盛者，玉道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自今永不许开度及私创寺观庵院，犯者罪无赦。”

　　嘉靖时，大学士张璁言：“景泰初，尚书于谦设立十二团营，最为紧要，日久渐废。至正德间，江彬用事引边兵入内操练，而团营之法益坏。今虏寇宣府，欲还京军征讨，十二万人选不满二三万，盖由强壮者役占权门，瘦羸者挂名影射。夫户部粮册十二万，不阙一人，而点选兵册仅仅若此。设有警变，何备之？乞敕权要，私占军丁者清出补伍，以充十二万原数，而量为精选，以备先锋，无事之日，如法操练。有事之日，即奉命启行，则营伍充实，京师有备矣。”世庙嘉纳之。

　　嘉靖时，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宁言：“《书》曰：‘词尚体要。’律曰：‘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不许虚饰烦文。’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删烦就简，故君上得以亲览无遗。及武宗之时，不亲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删削，惟听吏胥全具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数纸，虽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读一过者，乃以上劳君父。为治之体，岂宜如是？乞申敕内外诸司，凡事当奏题者，务照弘治以前旧规，删去烦文，务从简要，不许全录往来文移。而部院议覆者，亦必撮其要语，使无赘词，又无失事，庶几少便省览。”世庙深然其言。令诸司章奏，不许烦词，第宜明白，开陈要旨，庶易省阅。

　　嘉靖时，加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太子太保。时方有事郊坛，二臣请候廷谢毕，乃敢受命。世庙曰：“古者人君接大臣无时，上下乃交。翌日扈从齐宫，即可出谢，不必陛见。”

　　嘉靖七年，提督团营官查上十二营官军原额一十万七千有奇，今止五万四千四百有奇。马原额一十五万二百余匹，今止一万九干三百余匹，且其中病惫虺瘠者过半。营务废弛，莫甚此时。今承平日久，其废弛又不止此矣。

　　嘉靖时，大学士张璁言：“成化以前，诰敕之体。犹为近古，其于本身，不过百余字。祖父母父母并妻室，不过六七十字，言之无费词，当之者无愧色。近来藻情饰伪，张百成千。以万乘之尊，下誉匹夫匹妇之贱，殊非事体。”世庙是其言。令自今诰敕务崇简实，不许竞饰浮词，致亵制体。

　　嘉靖时，给事中陆粲核实坝上等牛马羊房见在头畜共三千九百七十七，岁应用料豆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五石有奇，草九十万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数，减料一十四万二千余，草四百六万一千余。盖自有马房以来，糜费侵渔，不知有几。根盘势据，莫敢谁何。世庙报曰：“各马牛房宿弊，非止一端。蠹国害民，长奸惠恶，莫此为甚。自今敢有复蹈前弊，科道官及缉事衙门即指实参奏，处以重罪。”

　　嘉靖时，詹事霍韬言：“旧例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招游民垦边地，艺菽粟，岁时屡丰，粟石值银二钱。时有计利者曰，输粟二斗五升支盐一引，是以银五分得盐一引。请更其法，课银四钱二分支盐一引。银二钱得粟一石，盐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盐，得八引之利。户部以为实利，遂变其法。凡商人引盐，悉输粟于户部。由是商贾耕稼，积粟无用，遂辍业而归。边地荒芜，米粟一石值银五两，皆盐法更弊之故也。今欲足边粮，其复输粟之旧制乎？”按韬此议最是。

　　嘉靖初，詹事霍韬言：“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因备查得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此皆欺隐于小民者也。洪武初户一千六十五万有奇，至弘治四年仅九百一十万。洪武初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至弘治四年仅五千三百三十八万。国初宜少而多，承平宜多而少，何也？又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山西惟晋府一王，岁支禄一万石。今增郡王将军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岁支禄米八十七万有奇，则加八十七倍矣，举山西而天下可推也。又按天下武职，洪武初二万八千余员，成化五年至八万一千余员，增四倍矣。锦衣卫官洪武初二百一十一员，今一千七百余员，增八倍矣。户口日减，费用日增，可不思所以处之也？”

　　嘉靖时，兵部侍郎王廷相言：“备荒之政。莫过于古之义仓。若立仓于州县，则穷乡就仓，旬日待毙。臣以为宜贮之里社，定为规式。一村之间，约二三百家为一会，每月一举，第上中下户，捐粟多寡，各贮于仓，而推有德者为社长，善处事能会计者副之。若遭凶岁，则计户而散，先中下者，后及上户，上户责之偿，中下者免之。凡给贷，悉听于民。第令登记册籍，以备有司稽考。则既无官府编审之烦，亦无奔走道路之苦矣。”

　　嘉靖时，以工部尚书李鐩营求得谥，不协公论，并赠官俱革。因诏：“大臣家子弟，有托为求文，公行贿赂营求赠谥荫官者，缉事衙门访实，奏闻处治。”

　　嘉靖时，世庙因灾荒敕谕都察院，内一段言：“朕近因民穷，屡有蠲贷之命，闻所在官司仍微又催之者。夫官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谕财则官民两不获，上拥虚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著议处考究，其有欺隐及不遵的。从重治罪。”按此弊在今为尤甚。

　　嘉靖时，都给事中夏言奏：“国家旧制，给事中有缺，止于进士三十以上者选补。弘治间始以行人博士兼选；正德间始以推官知县兼选；正德末年始尽废进士考选之例。盖中大臣阴为沮止，辄以未经世故为言。夫古之人固有未尝徒劳州县而经纶素具，又有致身台辅而功名反损于治郡者，人品才器，不可一律拘也。况朝廷设立言官，当取其风裁，不当取其德量；当取其戆直，不当取其疏通；当取其有廊庙珪璋之度，不当取其簿书米盐之能。司马光曰：“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臣以为当以光言为取人之则，用臣言求建官之体。若徒以老成谙练为言，是不过欲得脂韦妍阿、爱身固禄之流，利其不为己害而已。”

　　兵部尚书王琼尝言：“中国之于夷狄，顺利则抚之，然抚之过则纳侮；逆则拒之，然拒之甚则黩兵。天下事惟有是非两端，夫苟知其为是，而必可行，又计后来之成败，而不果于行，未有不误国殃民者也。”

　　云南羁縻之地，洪武、永乐间，原无镇守太监，后来始设，大为地方骚扰。嘉靖九年，以云南巡按毛凤韶言裁革。

　　嘉靖时，御史胡效才以父琏任都御史，奏当回避。世宗曰：“大臣子弟任科道官者，以回避改授翰林，皆近年阴厚私弊。效才准于在京别衙门相应职事改授。以后俱照此例行。”

　　常朝后，阁臣由东陛上，侍立御座东；锦衣卫官由西陛上，侍立御座西。翰林院官，日轮一人捧敕，在阁臣后候承旨。俱自嘉靖九年始。

　　嘉靖时，朝官失朝者三百人。世庙下法司议，法司请量加罚治。世庙怒其曲护，命三次不到者，俱送法司逮问。

　　文华殿东室，旧设佛像。世庙恶其不经，撤去之。乃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九龛南向，周公、孔子二龛东西向。自为祭文，行安神礼。

　　世庙御文花殿西室，谕大学士张璁：“卿可示萼、銮、时、缙、鼎臣、诰、孔晖、言、潮，人各以经书大旨一章讲解之，尤要交修之、实启沃之、诚切于身心政事风俗民情为目前紧要者来陈。勿相通谋。人各自献其诚，庶不负朕所望。”越数日，诸臣乃各撰次讲章以进。

　　嘉靖初，停止纳银入监事例，而苏州犹起送生员方世儒等至部，户部以为言。得旨：“纳粟系一时权宜，本非正途。矧今京官及方面子弟增银告纳，是导之贪也，剥民害国，将靡有止极，殊乖政典，久已停寝，何得违例起送？世儒等俱遣归，给还原纳银两。诸承行官吏，悉令巡抚官逮问。”

　　参议顾璘养亲致仕矣，后起家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养亲。数岁复起浙江左布政，未之任；复推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复乞养亲。世宗曰：“顾璘原系致仕养亲官，吏部如何连升为参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升布政，未几又推巡抚，乃复以亲老为请，非人臣事君之道。璘仍以原任布政职衔致仕。内外大小官员，凡有托故养亲养病在家安坐超升不复供职者，皆冒滥君恩，全无臣子之义。并革去新衔闲住，不许起用。”

　　嘉靖十年，大内东偏火，延烧东西，十四连房俱尽。世宗谕大学士张璁曰：“宫中地隘而屋众，且贯以通栋，所以每有火患。闻南京宫中诸门皆砖砌，不用木，固知圣祖虑深。今所毁者，不须依旧式。未毁者量为规画，务使道涂疏豁，堂舍整简，勿令相近。门俱如南京制，斯免惊扰耳。”

　　世庙尝语张孚敬曰：“君臣之际，固不可严，此在朝之当慎，他处则犹家礼然。且汉文之召贾生，因语久而为之前席，今亦称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尽礼，昨见退逊太过，恐非辅臣之于君者。夫何谓辅导大臣？与他诸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辅以德义，保其身体。’此则不可以在朝之制相与明矣。今后凡会议，或卿有所入奏，无拘时而来，面相计处，庶裨交修。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广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贤否耳。”

　　嘉靖时，吏部言：国初设国子监官，专取问学优长德器老成者任之，使生徒有所观法，以为成材之地。迩来进士外选者，辄求改监职，苟历年资，遂得内补。以贤关为捷径，非祖宗立法养士之意。且今进士之科皆若此辈，则民社之责属之何人？自今宜著为例，有补外而求改监职者，非才力不及，则学术不正，不得擅改京职，以长奔兢。世庙深然其言。命如议禁革，著为例。

　　嘉靖乙未正月雪，世宗谕阁臣礼官曰：“今日欲与卿等一见，但蒙天赐时玉耳。”礼部尚书夏言因言：“以‘时玉’语雪，实前所未道，足为文训。”因作《天赐时玉赋》以献。

　　嘉靖十四年秋，世宗谕礼部尚书夏言：“朕宫左右小殿，东贮冕弁，西藏书史，欲悬以额，卿可拟名宋闻。”言拟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进。世宗览而悦之，曰：“卿所拟取端冕凝旒，懋学勤政，意义甚善。”遂遣中使赐言白金彩币。

　　禁内旧有大善佛殿，中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牙等物。世宗欲撒其殿，建皇太后宫。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入视基址。言请敕有司以佛骨痊之中野，以杜愚惑。世宗曰：“朕思此物，智者曰邪秽，必不欲观；愚者以为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乃燔之于通衢，毁金银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凡万三千余斤。

　　祭启圣祠，旧皆国子监堂上官礼。嘉靖十五年秋祭，祭酒吕楠、司业童承叙俱有期服，乃以学士张璧代之。

　　内阁规制旧甚狭隘。嘉靖十六年，世宗命工匠相度，乃与大学士李时等议，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御座，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内，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容各官书办。而阁制益备矣。

　　嘉靖时，御史游居敬请禁约故兵部尚书王守仁及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所著书，并毁门人所创书院。戒在学生徒勿远出从游，致妨本业。世宗曰：“若水留用，书院不奉明旨，私自创建，令有司改毁。自今再有私创者，巡按御史参奏。比年阳倡道学阴怀邪术之人，仍严加禁约，不许循袭，致坏士风。”

　　嘉靖十七年，命皇亲指挥以下千百户等官俱得陪祀郊庙，不在武官四品例，著为令。

　　嘉靖时，定远县生员黄淮献《大明中兴颂》。有旨：令厂卫五城禁各处游民及罢黜生员潜居京师建言希用者。

　　嘉靖十七年诏书内一款：“士大夫学术不正，邪伪乱真，以致人材卑下。文章政事，日趋诡异，而圣贤大学之道不明，关系治理，要非细故。朕历览近代诸儒，惟朱熹之学醇正可师。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一以朱子传注为主。比年各处试录文字，往往诡诞支离，背戾经旨。此必有一等奸伪之徒，假道学之名，鼓其邪说，以惑士心，不可不禁。礼部便行与各该提学官及学校师生，今后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

　　嘉靖时，都御史王廷相言：“古之君子，难进易退，宁自守以俟时，无宁毁道以求进，故足以康济世务，风励时俗也。今士风与此殊异，一登仕宦之途，即存侥幸之念。谄谀贿赂，无所不为。遇一官缺，必有数人竞争。于是京师有讲抢攘之谣，而廉耻扫地矣。夫恬静，君子也；奔竞，小人也。奔竞进，则恬静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无君子矣。其为世道不祥，莫大焉。”

　　嘉靖时，御史闻人诠言：“今时文体诡异己极。乞申饬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责督学宪臣，次责场屋考校等官。”世宗报曰：“自后遇乡试，礼部必详阅试录与各生公居。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辞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为民。”

　　嘉靖时，建安王宸潚遣校尉张益赍奏至京，授之秘札，嘱以夤缘关通之谋，益藏奏牍中，遂误彻。御览，诏下法司逮问。于是礼科言：“近日各宗室章奏烦渎，多由奸徒拨置，营差入奏，厚赍金帛，潜住京师，例外比例，恩外乞恩，谋画万端，期于必得。往往借口关节，侵牟无算，欺蔽宗室，污辱朝士，请严为禁例。”世宗乃诏诸王，以后务自点检。戒谕宗室，敬遵祖训，一切事宜，必与令甲相合，方许遣奏。如有法外乞恩再三奏渎者，所司即劾奏之。具奏使事竣不还，延至半月以上者，捕治不贷。

　　嘉靖二十四年诏：“有司官贤否，止据抚按举劾，政体归一。今后总督清军巡关等官，止于专职，所属论列，不许一概混及。”

　　嘉靖时，都给事中叶镗言：“今之谈边事者，无出修边召募两端，然自有虏患以来，当事诸臣建议修边，耗费帑藏无算，而虏入不能捍御，虏退不能邀扼，边墙果足恃乎？沿边卫所，军有定额，皆计口给粮。军亡而额存，可以勾补；额虚而粮存，可以召补。今悉置不理，而徒以召募充数，尤为失策。请自今稍节修边冗费，为养军赏军之资；罢摆边军士，为哨探守堡之用。仍备查各边军原额之数，汰去老弱，简精壮者更代。则召募可无行，而边备自实矣。”

　　嘉靖时，给事中杨允绳言：“古者立郡县之等，明铨序之品，所以人与地相适。今宜剂量政务烦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列三等为铨除。中有请托规避者，痛加裁抑。至于履任后，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于铨拟所不及者，令抚按官奏报改调，则人才各适于用，铨拟渐趋于平矣，按选法莫善于此疏，莫不善于今之掣签。”

　　嘉靖时，户部尚书潘潢因镇巡官以召募新军疏请加饷，言：“国初，各边钱粮，取办民屯二种，马料取之采青牧放，岁有常供，未尝告乏。迩者民粮逋负，屯种废弛，而动请内帑。虚腹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乞行巡按御史先查各省起运钱粮，各卫所屯田子粒，别其积欠，严限催征。是后会计岁用，先尽民屯二粮，开中盐引及各税课等项，通融计算，裒多益寡。或有非常蠲减，方许奏发帑银。庶边臣奏讨之烦，非所虑矣。”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国初，京营劲兵，不减七八十万，而元戎宿将，常不乏人。嗣是三大营变而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初若，然原额军尚足三十万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备废弛，在营操练不过五六万人而已。户部支粮则有，兵部调遣则无。比者丑虏深入，守城出战，动称无军。其见在者，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一旦。臣以为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训练之不精，其罪不在军士，而在将领。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纨绔，不闲军旅。平时则役占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辈尝有意整饬之矣，将领恶其害己，率从中阻挠；军士久习骄惰，辄倡流言。清理未半，复从中止。彫敝至极，我皇上亲见其害矣。宜差风力科道，通查十二营人马数目，取户部粮册参考，见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设法勾补，占役者悉征著伍，然后人给衣甲器械，加意练习。勿为群议浮言所摇，庶几营务可饬矣。”世宗以其疏陈积弊皆是，于是革去十二营两官厅名目，止用京营总兵官一员，以仇鸾为之，赞理军务文臣一员，以复祖制，以一事权。仍令兵部会官定议，兵部会议言：“京营之制，主训练在京官军，其始止合大小教场以训练五军将士而已。永乐初，立五军营，操练官军，专备征伐戍守之用，三千营司宝纛令旗，神机营司神枪火器，谓之三大营。五军、神机二营，俱有中军左右掖哨，五军营、三千营具有五司。至于千二围子手、幼官、殚忠等，又俱有营，附于五军营中，而各有司焉。时营无不知兵之将，将无不练之卒，然且有御前试验及按月开报之条，以赏罚惩劝之。所以兵休而不骄，兵用而不困。正统末，尚书于谦见五军营军士精壮老弱参处，就中挑选十二万，团操为十二营，立为奋武等名，以别其号。总以提督，以重其权。十二营内，莫不各有三大营。至于老弱，存留大营，遂为次拨，亦应变济时之权也。至正德，而东西官厅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营中挑选精锐，另设总兵参将统领，各边奏请，待报启行。是十二团营又为老家，而两官厅又为团营地。至于今日，则两官厅之兵，又未必精。营日分而愈弱，军日选而愈弊。官多则占役者重，而军士疲于奔走。营分则稽查为难，而军士易于隐蔽。因条为兴革六事。”世宗命如议，遂革提督监枪内臣。既而仇鸾复请以四武营归五军营，中军四勇营归左右哨，四威营归左右掖。中军左右哨掖各设坐营官一员为正兵，参将二员为奇兵，正兵以备守城，有警则以奇兵出征。从之。

　　嘉靖时，兵部尚书聂豹言：“唐臣陆贽谓：中国与夷狄各有所长，不可勉于所短而敌其长，宜用所长以乘其短。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力，练卒以蓄威。寇小至则遏其冲，大至则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施，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此万全之术也。”

　　嘉靖时，延绥巡抚王输言：“陕西四镇边储，自嘉靖十年查核，今经二十余年，士马日耗，粮饷日增。如延绥镇，旧设军六万六千余名，今止五万余名；马二万九千余匹，今止一万三千余匹。岁用五十六万有奇，计浮费不下一十四万。宁夏镇，旧设军四万四千余名，今止二万八千余名，马二万四千余匹，今止一万二千余匹。岁用四十一万有奇，计浮费不下十万。甘肃镇，旧设军四万五千余名，今止三万五千余名；马二万七干匹，今止一万八千余匹。岁用四十一万有奇。固原镇，旧设军七万九千余名，今止一万一千余名；马三万五千余匹，今止八千余匹岁用三十四万有奇，计浮费各不下一十六万。求其增费之源，与耗散之弊，有逃亡倒失，朦胧滥支，此破冒积习之弊，逋负侵没，因缘为奸，此征解积之习之弊。报警则以小为大，出师则以少为多，地里远近，日期后先，或可缓先发，或应掣故留，此征调积习之弊。使车宾旅，实繁有徒，供给馈遗，冒支储胥，此支放积习之弊。夫额外之费既已日增，法外之奸从而日蠹即竭内地之财以供边，愈加而愈不足矣。”

　　嘉靖时，御史屠仲律言：“诸将御寇，不善用兵之弊：先发后行，克期始动，前军未起，先声已闻，弊一；谋不预成，计不先定，冥行突进，动陷伏中，弊二；守不据险，屯不列要，奔急救难，贼逸我劳，弊三；兵不专一，主客杂聚，猝遇狡贼，易衣变饰，突然前来，不能别识，弊四；兵无素统，将不预设，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乌合之人，率以未经识面之将，弊五；法令姑息，纪律不肃，进有必死之恐，退无伏顿之虑，畏敌而不畏将，弊六；地形不习，险易不识，趋利不及，避难不早，弊七；粮糗不储，料理不周，远兵劳役，抚恤未至，枵腹待爨；穷愁思归，弊八；士不精选，勇怯无辨，前击后解，谨然而散，虽悍夫勇士，以无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胆丧，弊九。九弊不除，虽贲、育执戈，莫能济矣。”

　　嘉靖时，给事中游震得疏陈营务，部覆言其不便。得旨：“营兵宜如旧。以后诸臣建白窒碍难行者，部臣毋得依违题覆既行辄易。”

　　嘉靖丙辰，遣官册封，修撰陈谨，给事中徐应、郭立彦俱后至。诏下镇抚司逮问，谨谪为惠州府推官，应、立彦俱按察司知事。而以编修吕旻，给事中汤日新、纪公巡代之。

　　嘉靖时会荐边才，御史罗廷唯言：“臣观朝廷近日以边材为急，而诸臣所举有不尽然者。所举大臣，不曰胸藏万兵，则曰筹决千里。所举武臣，不曰身经百战，则曰雄当万夫。是十刘基、百徐达并生于一时，其去言官初议，失之远矣。甚或钻刺方行，而此举适有以投其机；罪过已深，而此举反有以籍其口；迁延日久，而此举复有以招其来。是因明诏，以开倖门，有志之士，差与为伍，陛下安得而用之？臣尝谓，才如司马迁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败，而迁受腐刑；忠如诸葛亮举马谡，知兵矣，街亭一败，而亮落相职。古人慎重兵事，立法如此其严，故事鲜败绩。今被荐者不自洁其人之短长，荐人者不复任其事之成败，则人孰不怀侥幸之心乎？若谓人才难得，姑且试焉。则兵者危事，以庸才试危事，所伤益多，此臣所以重为国家惜也。”世宗嘉纳其言，切责诸臣举荐泛滥、吏部题覆依违之罪，所举竟不果用。

　　祖宗时，只有调士兵赴各省杀贼之例，未有调边兵入内地者。正德间，流贼猖獗，始调许泰、郁永等领边兵杀贼。继而江彬统宣大兵扈武宗南巡，识者忧之。随有大同叛卒之变，康戌后，仇鸾奏遣四御史分往各边选兵入卫，每岁兵十八枝，鸾自领，防护京陵，犹未守蓟镇也。至何栋任总督，奏蓟镇兵马未完，暂借二枝防守，待蓟兵练完撒还。至王忬，却将边兵尽调赴蓟镇，分布摆守各墙，又将辽东全镇兵马尽调入关。以致贼乘虚入边，抢杀一空，调兵之害如此。

　　世宗曾因部臣言，诏：“蓟镇练兵，分区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练。每遇防秋，不过多调边兵，此岂远谋？令兵部详议。”议上，复诏：“蓟镇不遵旨练兵，而恃调兵。幸虏不至，辄相玩怠。今诸兵颖年远戍，人情不堪，粮饷多縻，岁复一岁，何时而已？该镇原分各区人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与巡关御史备阅兵数多寡，操练与否限一月还奏。”

　　嘉靖时，光禄岁用银计三十六万。世宗以为多，疑有乾没。乃谕内阁：“今无论祖宗时两宫大分，尽省九嫔仅十余，宫中罢宴设二十年矣。朕日用膳品悉下料，无堪御者，十坛供品，不当一次茶饭。朕不省此三十余万，安所用也？”阁臣对：“祖宗时，光禄寺除米豆果品外，征解本色岁额定二十四万，彼时该寺岁用不过十二三万，节年积有余剩，后加添至四十万。近年稍减，乃用三十六万。其花费，情弊可知。而冒费之弊有四：一、传取钱粮，原无印记，止凭手票取讨，莫敢问其真伪。一、内外各衙门开支酒饭，或一人而支数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饭尚支者。一、门禁不严，下人侵盗无算。一、每岁增买磁器数多。臣查得《会典》内一款：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一员照刷具奏，内府尚膳监刊刻花拦印票，遇有上用诸物，某日于光禄寺取物若干，用印钤盖，照数支领进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记，岁终会计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罢。若查复旧规，则诸弊可革矣。”乃切责该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籍该寺支费进览。

　　嘉靖三十八年，给事中龚清言：“太仓之财，岁以千万计，中间请乞频仍，给予泛滥。乞敕提督侍郎，月具银库内外出入之数，务在简易明白，一览可见嬴缩。各司自当畏惧撙节，而所省不赀矣。”诏可。太仓银库之月报出纳，自此始。

　　九边旧无客兵，止有主兵。岁派民运屯盐，足以自给。后因民运多逋，屯盐渐弛，又客兵调遣不常，遂致奏讨数多，中间糜耗特甚。世宗一日谕户部曰：“朕见诸边疏请内帑，想初因急需，后遂援为口实，岂无侵冒自私之弊？今后必慎度以给。”圣心之明见如此。

　　嘉靖时，蓟辽总督许论奏：“密云、昌平二镇年例饷金，俱防春用尽。防秋仍用三十二万有奇。”于是户科都给事中郑茂言：“各边钱粮虚糜之甚，奏讨之多，莫有过于蓟镇者。臣查嘉靖三十六年边饷，密云止八九万，今三十四万有奇；昌平镇止三五万，今十四万有奇。何前后悬绝如是？夫春防小警，为费若此，防秋何以加之？诸边效尤，又何以应之？论在镇三年，一卒未练，而粮饷独倍往昔，岂无侵冒之弊？宜敕大臣风宪官赴边计议，较数岁之中，酌为定规。庶边臣不敢妄求，司计得有所执。”世宗是其言。令论回籍听勘。

　　总理宣大粮饷侍郎霍冀等言，奉旨勘上蓟镇客兵粮饷不敷之数，言：“蓟镇主客钱粮，自二十九年而京运始发，至三十九年而额数愈增。如蓟州主兵年例不过六七万，今则十四五万矣；客兵不过十数万，今则三十万矣。密云主兵年例不过一二万，今则七八万矣；客兵不过八九万，今则二十二三万矣。盖缘往时蓟镇主止四五路，今则增为十区，而副参游守增添数倍矣。往时未有客兵，俱主兵调遣，今则山、陕、辽、保分番征调矣。往者在边止于防秋，今则戍守无虚月无虚岁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嘉靖时，廷臣议上理财事，内一款言：“国初，岁派边储足供岁用，原无请发帑银之例。后缘边疆多警，或广召募，或增营堡，额派钱粮支费不敷，不得不仰给于京储。然考嘉靖十八等年，各边岁发仅及五十九万，今且增至二百三十余万。盖近来各边或无故调遣，或假名按伏，因而乾没。其费不赀，司计者将何以应之？宜行各督抚官，亲诣各城，从实拣选，汰其老弱虚冒，以还先年主兵原额。诸所新设营垒，查非要害，尽当随宜省并。”世宗报曰：“近年边饷，侵冒多端。各督抚官正己率属，厘革积弊，违者听部臣并该科参治。”

　　旧例，鸟思藏请封，皆遣番僧为正副使，而以通事监之。嘉靖四十二年，遣番僧远丹班麻等封阐化等王，比至中途，肆为骚扰，不受通事约束。礼部因请：“自后诸藏请封，即以诰敕付来人赍还，罢番僧勿遣。”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世宗一日问阁臣曰：“今取户、兵、工三部银四万两，犒蓟镇春防官军一次，可乎？”阁臣对曰：“春防既赏，秋防将引为例。赏则不以为恩，不赏则适以生怨。不若足其粮饷，而银赏则以待有功。”世宗深然之，曰：“赏罚非细事，正因无知生怨，难耳！今惟足实粮草，依时给与，乃可以行。”

　　先年，夷人入贡，无遣官伴递之例。嘉靖三十八年，以驿递殴伤贡夷，始议遣通事序班伴送。其后伴送序班，往往导诱诸夷，百般需索，因而乾没，恣为奸利。嘉靖四十三年秋，序班陶贵伴送海西夷人至三河，侵暴物特甚，为驿丞杨所奏。乃诏：“自后三卫海西诸夷入贡，蓟辽抚选委官舍押送。革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听差指挥千百户一员代之。”

　　旧制，在京各衙门食盐，岁遣拔办吏一人下场收买。吏倚官势往往倍收为奸利，沿途私贩，莫敢诘捕。巡盐御史乃请令运司食盐较定斤两，筑包于司，俟支盐人役至，数包予之，自外不许别有夹带。诸役亦不许自行下场，违者论如律。各役既无所获利，而一应纳钞僦挽之费，悉其所出，多坐累不支，至有弃役逃去者。嘉靖四十三年九月，验封郎中陆光祖言于尚书严讷，疏请革之。自后百司遂停食盐，唯户部十三道岁支如故。

　　嘉靖间，刑科右给事中张岳条陈时政，内一款言：“今讲学家以富贵功名为鼓舞人心之术，而闻风争附者，则先富贵功名横于胸中，铨衡一缺，则翘首而垂涎馆局一开，则热中而濡足。司钱谷则慕秩署之清华，典刑名则思兵曹之喧赫，居台谏则美卿贰之崇高，以为不通其说，不究其术，则无以满蒲其欲而济其私。于是剽窃浮词，谈虚论寂，相饰以智，相轨以势，相尚艺能，相邀以声誉，初学之士，靡然从之。一入蒲团，皆宛然有圣人面貌，且洋洋独喜自负曰：“吾为会中人物矣。”臣不暇论其立心制行何如，试即与会之时，言语色笑，变态多端。或看喜怒于上官，定进止之秘诀；或腾毁誉于多口，发爱憎之神机；或间为坚白异同之谈，各质己私，哓哓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辩者，参言其间，众皆唯唯，而莫敢发。岂天爵之论，以人爵而后定乎？今群工百执事，各有司存，既非奠贽于师弟，又非结契于朋侪，岂宜郡萃州处，什伍成群，以惑众听？善乎宋儒之言曰：“愿士大夫有此工夫，不愿士大夫有此门户。臣以为欲塞其门拒其户，在国家于用舍之间慎之而已。”

　　嘉靖时，礼科都给事中辛自修言：“人臣祗慎，而后朝廷之体尊。迩来题奏章疏，竞为缛艳，不惟九重清览，难于偏详，而事体处分，反以文晦。甚者以丑亵鄙秽之语，载之牍中，尤非对君之体。乞敕礼部转行内外百司，自后一应章奏，须言简事核，务持大体，不许仍前琐屑浮冗。如违，听该科参治。”世宗深然之，乃诏：“以后章奏，俱务简明质实，有如前欺肆者，科臣以闻。”

　　嘉靖四十五年秋，诏顺天抚按官严禁僧尼至戒坛说法。仍令厂卫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狱。四方游僧，悉听所在有司递回原籍当差。

　　●卷十八

　　嘉靖初年，御用监供用库岁泊派黄蜡止八万五千斤，白蜡四千斤，末年黄蜡增至二十余万斤，白蜡不下十万斤。此外复有召买，有折色，视正额不啻三倍。又御用香品旧无征派事例，嘉靖末年，行广东采办，及顺天召商收买，岁办数十万斤。隆庆初，以户部言其扰民始裁省。如嘉靖初年例，诸采办一切停止。

　　隆庆初，内官监太监李芳言：“本监官属，内自佥书而下，外自左右监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给，其跟办皂隶冠帽习仪等项银两，系近年增派，宜悉裁减。”得旨：“允行，著为例。”

　　隆庆初，礼部尚书高仪等言：“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间。上常导下之言也，则曰：‘予违汝弼。’又恐其不尽言也，则曰‘汝无面从’，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而致盛治。我朝列圣，每接见辅弼延访大臣，或同游咏和，或燕对无时。太平之业，端肇于此。皇上御门朝群臣，已复祖宗之旧。但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诸司奏牍中外事机，岂能一一尽白于圣衷耶？伏望皇上每日罢朝，即御文华殿，除内阁辅臣日侍讲读自宜随朝入供事，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皇上不时召见。即将览过题奏，干系大赏罚，大黜陟，大典礼，大刑狱，大军机，大会计，与凡一切大政令，当斟酌详议者，特降清问，许部院官陈述始末。内阁辅臣即拟可否，皇上加以睿断，亲赐裁答。傥有疑难，虽再三商确，然后答旨，亦无不可。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轮二员随进如诸臣。陈述未详议拟未当者，许公同评正。”

　　隆庆初，户部尚书葛守礼言：“因田制赋，按籍编差，国有常经。今不论籍之上下，惟计田之多寡，故民皆弃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土地硗瘠，岁入甚寡，正赋尚不能给，矧复重之以差役乎？夫工匠佣力自给，以无田而免差；富商大贾，操赀无算，亦以无田而免差。至衤发衤胼胝终岁勤动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谓舛也。乞正田赋之规，罢科差之法，使小民不离南亩，则流移渐复，农事可兴。”

　　隆庆初，户部请以钱粮文册定式颁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凡起运京边钱粮完，欠起解追征数目及贫民不能完纳者，备记册中，自州县以达府，自府达布政司，于来岁入观之日，送户部稽考。如有隐漏那移侵欺及不如式者，参治。

　　隆庆初，诏罢宝坻县等处采取鱼鲜，自今荐新上供，俱令光禄寺备办，毋得奏遣内臣。著为令。

　　隆庆初，山东布政司参议乔应元，石州人。以州城陷，忧布成疾。因外官无归省例，流乞致仕，辞甚哀切。穆宗怜之，特予给假，不为例。

　　隆庆初，蓟镇巡抚刘应节言边防五蠹，内言“行边之使，相望于道，所役者边军，所乘者战马，所食者军饷，既不能有益，又从而削之，此迎送之难。武弁类多贪墨，而文法之吏往往绳之太过，其势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荐达，虽厮养陪台，皆过为款遇，其所供亿，皆出军士，此科敛之难。”此二者深切边弊。

　　隆庆二年春，穆宗至天寿山，论辅臣曰：“联躬诣祖考陵寝，始知边镇去京切近如此。兹蓟州总督来朝，言近日虏情如何。今边事久坏无为，朕实心厘。理者但逞词说，弄虚文，将来岂不误事？卿等其即以朕意传谕宣、蓟二镇诸臣，令彼知儆。”

　　隆庆初，诏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以户部银六万买金一万两进用。尚书马森等言：“皇上初知太仓之积不足以供边饷，故出内库银买金，甚盛心也。第黄金产自云南，所出有限，岁额不过二千，尚多逋者。至于商人，尤难责办。先帝时曾买金二千，日积月累，仅能足数，不能足色，寻诏停止，以此金贮之太仓。今欲于数日之内，即满一万之数，臣等知其不能。请先进见贮太仓者，督云南亟进年例。又祖宗时御札，皆司礼监传之阁臣，转示各部院，无司礼监径传者。更望率由旧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银两不必发，取见在金进用。”

　　隆庆二年夏，有诏：“贪酷为民者，无论考察问革，皆不准封赠；其以他事为民者，非遇大庆覃恩，亦不许。”

　　种马养在民间，一儿四骒。此祖宗定制，不可轻易。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今备用马已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且言种马之害，变买种马之利。于是，御史谢廷杰言：“当修法以除弊，不当因弊而废法。”兵部亦主其议。议上，不久。竟如金言，每马变买价银十两，征收草料银二两，解太仆寺。今太仆寺马价用尽，而种马亦废国初旧制，皆金之罪也。

　　隆庆时，蓟辽总督谭纶请于蓟昌十路练兵三万人，列为三大营。以遵化、永平游兵二枝，合巡抚标兵一枝，为遵化一营。巡抚都御史刘应节提督之；以建昌游兵一枝，合镇守标兵二枝，为三屯一营。镇守总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营，合总督标兵二枝，为密云一营，练兵总兵都督戚继光提督之。各以兵备监督。其遵化、三屯二营，仍听继光往来总理，而悉受制于总督，不得矛盾同异。当春秋两防之时，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区有警，则遵化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蓟州一区有警，则三屯一营御之，遵化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密云一区有警，则密云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遵化出一哨应之。兵皆据墙为战，以拒虏不入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虏溃入，则合三营之兵，并力奋击，务收全捷。

　　隆庆时，御史马明谟请复屯盐之旧，言：“祖宗时，边备振举，虏不敢深入。富商得以私财募人开垦塞下，输纳盐粮。故当时公私饶裕，不籍内帑而给。今诸边苦虏塞下无可耕之田，乃议发帑，国计所关。以天下供京师其势顺，以内帑供四方其势逆。乞敕重臣分理屯盐之利，使地利尽而商买通，则边饷有裨，国储可裕矣。”

　　隆庆时，大学士张居正言：“顷年以来，议论太多。如督府等官，初莅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临政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烦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切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二，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至当。及计虑已深，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沮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叮宁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须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宜各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勉修职业，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云：“臣见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礼之所制，反在于朝廷，而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贾谊所谓盐戾者，深可虑也。然人情习玩已久，骤一振之，必将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将曰此务为操切者也。臣请有以解之，夫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盖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也。若徇情，则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谓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也。若操切，则为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奋乾纲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杀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母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庶纪纲振而下有法守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霆不能击，则造化之机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见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违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数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遂使漏网终逃，国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赏罚何由而当？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便题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之缓急，道之远近，严立限期，辄令奏报。该部置立号薄，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偾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违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以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訾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大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编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然。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而进？百官有司之职何由而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笑之微，敝裤之贱，亦勿轻予。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于毁誉，毋杂于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替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政事尽心官守者，九年任满，亦照吏部升授京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补。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升参政，佥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为小转之法，互迁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

　　隆庆时，户部覆南京户部尚书刘体乾条陈四事，皆琐屑无甚关系。得旨：“今后各衙门琐屑诸务，可径行者，不必一一渎奏。”

　　隆庆时，户部覆给事中刘继文便商事宜，内一段言：“诸司书办诸役，需索无厌，宜令部臣科道查数厘革。其商人纳粮领银，自本部及监收两道之外，凡各衙门点卯挂号，一切停止。”从之。

　　隆庆时，蓟、辽总督谭纶陈言，内一款言：“今民贫吏慢，而蠲征之令太数。夫良民奉法，而供赋以为常；敝民梗化，而逋赋亦以为常。在上者概议蠲免，是朝廷旷荡之恩，不足以劝善，而反以惠奸也。请自今地方非有重灾，不得议免。其悖顽多逋者，有司严法绳之，不得宽贷。则良民不致独累，而敝民亦知畏法矣。”

　　纶疏内又一款言：“国家众建卫所。棋列中外，除锦衣等卫，其在外卫所，通计额军三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数不与焉。其始军无缺伍，粮有定额，而食常足；今中外马步官军大约止可八十四万五千有奇，而粮饷积欠，兵益少而饷益乏。乞敕户部，清查原设卫所官军粮饷登耗之数，及会算原额起运存留钱粮造册，与抚按官查理，则天下之额饷可清矣。”

　　隆庆时，礼部覆礼科奏诸臣疏中言语：“字画务求便于省览。”穆宗曰：“今后诸司章奏，务词语简明、字画楷大如嘉靖初年式。”

　　隆庆时，穆宗问户部九边年例军饷太仓岁发及各省办纳之数。尚书刘体乾言：“国家边制，祖宗朝止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继以宁夏、甘肃、蓟州为七，又继以固原、山西为九，今密云、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马，各镇原自有主兵，一镇之兵，足以守一镇之地。后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调集多于往时，而坐食者愈众矣。其合用刍粮，各镇原自有屯田，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后屯粮不足，加以民粮，民粮不足，加以盐粮，盐粮不足，加以京运。馈饷溢于常额，而横费者滋甚矣。府库空而国计日诎，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边之费固其大者。因以元年至三年太仓及各省岁发兵饷与本镇屯粮之数备呈上览。”穆宗责以岁发银数甚多，臣下全不为国体恤。

　　隆庆时，湖广抚按上所属府州县官积谷不如数者，穆宗曰：“积谷备赈，屡有明旨。有司不以实举行，俱降调如例。今后抚按官宜严核分数参奏，勿徇私宽假。”

　　隆庆时，陕西总督都御史王崇古言：“迩者户部议边费，谓嘉靖初年止五十九万，后二十八加至二百十一万，又十年至二百四十余万，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万，而岁入不给。臣惟各边之增费，大都在蓟镇十七；在宣大、辽东、山西十二；而陕西四镇独延绥因选兵入卫，稍增十一。其甘、宁、固岁额京运，视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减。今甘肃五万一千有奇，宁夏四万五千，固原九万，延绥一十九万七千有奇。通计四镇岁额，止当蓟镇之半。陕西三边，东自延绥黄甫川，西抵甘肃嘉峪关，西南抵洮岷；远接四川松茂，延长数千里，各镇兵马总计兵二十余万，马十余万匹，以分守纡远之边，无所不寡。南番北虏，四时戒备。一岁刍粮数百万计除京运外，皆取足民屯盐粮，视他镇半请帑银者不同。今当于其费之多者查议节省，不宜复于少者而仍计减削以重苦之也。”

　　隆庆时礼部侍郎王希烈言：“三皇继天立极，功在万世。讵止一医，国家既祀于历代帝王庙，又祀于文华东室，乃又祀于景惠殿，杂以医师之流，亦渎且亵矣。况配以勾芒、祝融、风牧、力后，安取义乎？宜存其祠宇，栽其渎祀，于名义为得。”报罢。

　　隆庆时，御史刘翾言：臣顷见延绥下班军士，颠连憔悴，泣而诉曰：行粮月粮，朝廷所以养吾辈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请给发者非不时也；本色折色，督抚所以凭册报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困毙者，一遏于仓攒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渔于将领之使用，而扣克无度；三蚀于家丁之抑勒，而额外取嬴；四害于主兵之好逸，而分摆于极冲无暇之地；五迫于修边之太急，而督责以紧关难竣之工；六苦于撒放之太迟，而跋履于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称戈，裂指以荷锸，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镇，无不皆然。宜乘此撒防之日，亟为议处”。按此六弊，在今日尤甚。

　　隆庆时，大学士高拱请于兵部添设右侍郎二员，同额设侍郎，协理部事。平日则练习本部政务，或欲巡阅边务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烦于假借。或遇边方总督员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发夕至，又不费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阅历既深，次第推调尚书员缺，如此而犹称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专门之学，非人人皆可能，宜豫养以待用，而法当自兵部司属始。盖兵部司属，皆与闻军旅之事，而乃不择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迁为他官，非惟无以备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当者矣。今宜特高其选，而以有智谋才力者充之，使其专官于此，练习事务，不复他迁。而又议其升格，如边方兵备缺，即以兵部司属补；边方巡抚缺，即以边方兵备补；边方总督缺，即以边方巡抚补。而总督与在部侍郎，时出时入，以候尚书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文才能知兵事者，又闻取一二，以补不足。如此而称犹乏用，必不然也。

　　隆庆时，山西巡抚都御史靳学颜言：“今虏视边兵易与耳，然边兵则犹有战时，而以杀人为乐盗马斩级之事，接踵见焉。不独边兵，虽边民亦有奋死而一跃者，何者？彼固习见而数尝之。是以边兵则易腹兵，腹兵则易京兵，京兵则易南兵，谓其终世皆不尝寇，不足恃也。臣每见海内有寇，其将非阴医杂职，则职丞贰判簿；其兵非乡夫里保，则义勇快壮，而额设之兵，固不可用。往时流贼起霸州，无几竖子耳，几举中原之卫所而不能当，至不免于边军之调。嘉靖中年，倭寇发海上，五十余人耳，转掠十余府，至应天门外。而四十八卫者，无一人出撄其锋，卒见夷于淮扬民兵之手。此其明验也。然臣非谓尽去腹内之兵，谓既名以兵当责以实，欲责以实，当试以战，欲试以战，当限以轮番戍守之法。彼其或远而不可使，或弱而不愿戍，则优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边。有事则按籍而征之，而馈饷一出于官；无事则任其自便，而耕商无异于民。要之，无事时多，有事时少也，而名籍屯政住居部署固在也。”

　　学颜疏中又言：“社仓即义仓也。唐时义仓之开，每岁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积独多。宋则准各民正税之数，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为社。盖富者必田多，田多则税多，税多则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则中歉赈极贫；大歉赈中户；又大歉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谓恩泽之加，自无告始也。今之言官仓者，今年曰库无银焉；明年曰库无银焉。如是除八分纸赎乏外，无几耳。言社仓者，此曰官户当优免我也；彼曰役占我、科扰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愿赈于后，亦不愿出于今也。如是不过贫民下户之输，无几耳。是二法终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虚如故也。臣请下之各省，以唐、宋敛谷之法为则，而就土俗，合人情，限明春以里，尽报各府已前见贮之数，以品其虚盈；于明年冬末通计一岁二仓新收之谷，以验其功能。著而为令，岁岁修之，在官仓者时其丰歉而歉散之，利归于官。若民有大饥，则以赈之。在民仓者，时其丰歉而歉散之，利归于民。虽官有大役，亦不许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也。”

　　隆庆时，大学士高拱言：京师商人之累，非朝廷亏商，乃商费太冗耳。如供辩百金即有六七十金之费，少亦四五十金，是私费与官价常相半也。乃官价不以时给，则又有称贷之费，有求托吏胥之费，比及领价，所得不能偿其所失。故派及一家，即倾一家，人心汹汹，恶得而宁居也。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使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缓急亦可有赖。祖宗取天下富室填实京师，盖为此也。独奈何使凋敝至此乎！先朝供用钱粮，召商买办，国用不诎，而商人得利。今估价给商，比之先朝，非节缩加少也，而民不沾惠，反凋敝若此。乞今后凡商人办纳钱粮，必估给价值，即银两不敷，亦必那移处给，无得后时。更须痛厘宿弊，凡公私费用，悉为禁止。则庶乎商困少苏，而京邑之民，可有宁居之望也。

　　隆庆时，大学士高拱言：“近来章奏，日趋浮泛，铺缀连牍，徒烦圣览。且言多意晦，端绪难寻，翻可窜匿事情，支调假饰，人臣奏对之礼，不当如此，请严加禁约。令内外诸司，凡有章奏，务在直陈其事，意尽而止；不得仍前铺缀，违者听该部科官参治。庶存恭肃之体，且还简实之风。”穆宗曰：“近来章奏，信多繁词。且语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对之体。所司通行严禁，违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

　　隆庆时，户部尚书张守直言：“自嘉靖十八年被虏以来，边臣曰请增兵，本兵日请给饷。盖自五十九万而增至二百八十余万，士马岂尽皆实数，刍饷岂尽皆实用耶？臣不敢远举，第以近年一二镇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二年发银二万，后三年止一万，乃今至十二万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在嘉靖三十六年发银二十二万，次年二十三万，乃今至二十七万，又以加兵复费十一万矣。举主兵而客兵可知，举二镇而九边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即不能如国初故额，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规，而汰其浮甚者。且九边去虏有远近，兵事有缓急，岂必尽烦内帑然后足用？宜令廷臣酌议减省，不得过岁入常数之外。臣亦移文督府，俾以岁用实数报部。臣具籍以进。”按此事至今益为滥费，必不可不一查核者。

　　隆庆时，都给事中光懋言：“近来陈乞纷然，非述讲读，则叙军功，不明功伐，则辩心迹。虽屡经参寝，而来者不止。请自后陈乞不由抚按者，一切寝阁。如再三渎奏及背理违法者，量惩一二，以儆其余。”

　　隆庆时，御史汪文辉疏论治体，内一段言：“祖宗立法，至为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患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条陈，皆因噎废食，锐意更张，部臣重拂其情，迁就题覆。及其法立弊生，又议复旧，非惟民无画一之守，而该部题覆，且日亦不足矣。自今宜求任事之人，勿重于违言官轻于变祖法。一切琐碎迂阔之说，悉格不行，此纷更当戒也。”

　　文辉疏中又一段言：“古之大臣坐事退者，皆征其词以养廉耻而存国体。今或掇其已往，揣其未形，以疑似影响，争相诟病，如市井喧闹，为众虽笑，是人已两失之也。至于方面重臣，苟非大奸极恶，亦宜弃短取长，为人才惜。今或搜其小疵，指为大蠹，极言丑诋，使决于引去，以此求人，国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此苛刻当戒也。”

　　隆庆五年春，令巡视五城御史缉治四方游民潜住京师者。

　　隆庆时，大学士高拱以款贡事竣，请赐敕一道，戒谕边臣。此后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风力科道官二三员，分投阅视，要见钱粮比上年积下若干，险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马比上年添补若干，器械比上年备造若干，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俱比上年拓广若干，明白开报。若果著有劳绩，当与擒斩同功；若果仍袭故常，当与失机同罪。

　　隆庆时，吏部因户部参罚征赋不及格官员当降调，乃疏言：“地方有素称难处，各官恐其为累，亦有愿离地方以别就功名者，于是政拙催科，心甘降调，则本以示惩，适遂私计。若乃前官积逋数多，后官所征，止作前数，而见年之额，又称逋负俱非事理所安。此后宜以见年为正征，当年即完，以前负为带征，升续补足。总计分数若干，议定降格。其当降者，止降一级，仍在地方视事，俟完足之日，始复原官。复官之日，始计俸考秩，行取升迁。至于地方凋敝殊甚，虽尽力催征而亦不能完者，当令抚按官核实定限，许其从容征补。如资俸已深，限期未蒲而额有半完者，亦得升迁行取。”

　　隆庆时，南京户部主事张振选违抗堂官，尚书曹邦辅以为言，史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后纲纪正，政令行。迩来属官不受堂官约束，以语言相构，少不快意，辄排陷之。于是堂官不敢行其约束，而属官益得恣其胸臆，以违拗堂官为得计，自称风裁，而安意承行者鲜矣。其在外巡按御史，往往以进士推官知县有科道之望，引为私人，阴授以廉访之柄，二司贤否，悉出唇吻，少有不悦，遂成萋菲。二司畏惧，奉承之不暇，而何暇问其政事之得失乎？体统既乖，法度尽废，害政莫甚于此。”于是革振选职，仍通行内外属官，敢有抗违上官者，如振选例。上司有自降礼体款曲属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纠治者，以不职论。巡按有庇护属官引为私人者，听吏部都察院参治。

　　穆宗尝食驴肠而甘，左右请诏，光禄曰：“若然，则光禄当日杀一驴以备宣索，吾不忍也。”乃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