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陔余丛考》　　清 赵翼

目录

●卷一

○《五经正义》

○画卦不本于河图

○《易》不言五行

○河图刻玉

○《易》阙文衍文

○《尚书》名起于伏生

○《尚书》古、今文皆出壁中

○壁书非孔襄所藏

○虞、夏、商、周书目孔子所分

○宋儒疑《古文尚书》

○《舜典》当从月正元日分起

○纳于大麓

○元、恺、四凶皆在《尚书》辨

○陟方

○莱夷作牧

○三正

○《泰誓》真伪

○帝乙即成汤

○《康诰》文与《左传》不合

○延洪

○《尚书大传》

●卷二

○古诗三千之非

○《诗序》

○汉儒说《诗》

○夏屋

○后稷已行郊礼

○坼副

○帝武元鸟

○奚斯所作

○《春秋》

○《春秋》底本

○《春秋》书法可疑

○春不书王

○春王不书正月

○春秋纪年

○矢鱼于棠

○《左传》所本

○《左传》叙事氏名错杂

○《左氏传》原委

○鹬冠

○曹□即曹沫

○屠蒯即杜篑

○杜预注《左传》

○《国语》非左丘明所撰

○韦昭注《国语》

●卷三

○《周礼、冬官》补亡之误

○《仪礼》

○五父衢

○伯鱼之母死

○晋文公辞国当以《檀弓》为据

○《月令》

○宾雀

○太牢少牢

○醴泉即膏露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后世引为终养之误

○郑康成注□祭之误

○三年丧，王、郑二说不同

○郑康成注慈母之误

○命妇世妇

●卷四

○《四书》别解数条

○子见南子

○束修二义

○子畏于匡，记载不同

○执圭

○乱臣十人

○彭祖即老聃

○微生高即尾生

○公山弗扰召孔子之不可信

○羿、□非夏时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

○挚、干、缭、缺或以为殷人

○其父攘羊

○“人莫知其子之恶”系鲁谚

○尊《孟子》

○五亩之宅

○负戴

○伊尹割烹要汤

○王良即伯乐

○市井

○七八月之间旱

●卷五

○《史记》一

○《史记》二

○《史记》三

○《史记》四

○《史记》五

○伯益、伯翳一人

○赵氏孤之妄

○宰我与田常作乱之误

○齐王伐燕之误

○楚、汉五诸侯

○三户

○广武

○司马贞《史记索隐》

○《汉书》

○汉高祖有后母

○《史记》阙文，《汉书》衍文

○《汉书》古本

○颜师古注《汉书》

○班书、颜注皆有所本

○《后汉书》一

○《后汉书》二

○《后汉书注》

●卷六

○《三国志》

○《晋书》舛讹

○宋、齐、梁、陈、魏、周、齐、隋诸史及《南、北史》书法各不同

○宋、齐、梁书书南北交涉事

○梁、陈、周、齐、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宋书》书法

○《宋书》叙事及编次俱有失检处

○《宋书》繁简失当处

○《宋书》立传太少

●卷七

○《齐书》书法

○《齐书》编次失当处

○《齐书》繁简失当处

○《齐书》立传太少

○《齐书》原本

○梁、陈二书

○《梁书》编次失当

○《梁书》多载芜词

○《陈书》书法

○《陈书》编次得宜

○《陈书》亦多芜词

○《魏书》

○魏收书有后人所补者

○《魏书》书法

○《魏书》芜冗处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卷八

○《南、北史》原委

○《南史》繁简失当处

○《南史》多用《齐书》原文

○《南史》叙事失当处

○《南史》与齐、梁、陈三书互异处

○《北史》与《魏书》互异处

○《北史》多取魏收书

○《北史》删《魏书》太简处

○《北史》较《北齐书》繁简互有得失处

●卷九

○《北史》与《北齐书》互异处

○《北史》与《周书》繁简各有失当处

○《北史》与《周书》互异处

○《南、北史》夹叙法

○《南、北史》复传

○《南》、《北史》自相牾处

○《南》、《北史》亦有繁冗处

○《南》、《北史》多复句

○《南史》叙事失检处

○《北史》叙事失检处

○《南》、《北史》自叙有失实处

○《南史》编次失当处

○《隋志》应移《南、北史》之后

●卷十

○《新、旧唐书》书年号各有得失

○《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

○《新、旧唐书》本纪繁简互有得失

○《旧唐书》多国史原文

○《旧唐书》编订之失

○《新唐书》改订之善

○《新唐书》编订之失

●卷十一

○《新唐书》得史裁之正

○《新唐书》列传隶事之当

○《新唐书》文笔

○《新唐书》多回护

○《新唐书》多周旋

○《旧唐书》叙事疏误处

○《新唐书》叙事疏误处

●卷十二

○《新唐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书》多二千余条，其小者不必论，甚有必不可不载而《旧书》所无者。今撮于后

○《旧唐书》所载亦有不应删而《新书》反削之者，今亦录于后

○新、旧《唐书》有彼此互异者，今据《通鉴》、《纲目》、《唐鉴》、《贞观政要》、《五代史》、《北梦琐言》等书稍为订正于后

○南诏涉海及铜柱之误

○《顺宗诸子传》

●卷十三

○《五代史》

○宋、辽、金三史

○辽、宋二史相合处

○辽、宋二史不相合处

○辽、金二史不相合处

○宋、金二史不相合处

○宋、辽、金史旧本

○《辽史》

○《宋史》一

○《宋史》二

○《宋史》三

○《宋史》四

○《宋史》五

○《宋史》六

○《宋史》七

○《宋史》八

●卷十四

○《金史》

○《元史》

○《明史》多附书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传

○《明史》多载原文

○大礼之议

○《明史》行文典雅

○史传俗语

●卷十五

○《通鉴》、《纲目》

○《纲目》书法有所本

○贾举

○侠累、韩一人两书

○薄后、陈后不书立

○太初元将

○卓茂非仕于莽朝

○钟繇

○立曹操女为后

○周抚

○恶奴郎

○高密王恢之

○记里鼓

○王陵

○鲁文公七年无卫献公

○魏三祖

○子总管

○鹿角

○定杨

○文成公主

○列卒

○四夔

○王忠烈

○兖海曹华

○天末纪年分注各镇

○西平王

○辽复号改号

○夏人、辽人

○昏德公、重昏侯

○留梦炎及第

●卷十六

○三皇五帝

○尧、舜之禅不同

○东、西周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

○郡县

○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

○郡国守相得自置吏

○汉初分郡之大

○汉时陵寝徙民之令

○大臣有罪多自杀

○刺史守令杀人不待奏

○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

○两汉、六朝谥法

○汉、唐食封之制

○元魏子贵母死之制

○元魏族诛之法最惨

○元魏百官无俸

○华林园有三处

●卷十七

○三大迁

○六朝重氏族

○谱学

○六朝忠臣无殉节者

○隋制从驾官带妻子

○唐初武功之盛

○唐初多用蕃将

○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

○唐制升殿用宫女侍

○唐制吏部分东选南选

○唐时簿尉受杖

○唐时国史听随任修撰

○唐时王爵之滥

●卷十八

○汴京始末

○宋制武选归吏部

○宋、元榷酤之重

○宋人好名誉

○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宋南渡世家多从行

○南宋将帅之豪富

○宋、元追褒古贤

○元初本不欲取宋

○元时疆域之大

○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元制蒙古、色目人随便居住

○元人名多相同

○前明有两北京

○明初用人不拘资格

○有明进士之重

○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

●卷十九

○女娲或以为妇人

○炼石补天

○蚩尤为黄帝相

○湘君、湘夫人非尧女

○隶书不始于程邈

○造笔不始于蒙恬

○左右袒不始于周勃

○牛耕不始于赵过

○云台无来歙，凌烟阁无郭子仪

○马氏铜柱有三

○徙铜人不始于魏明帝

○牛继马非晋元帝

○宫中屠贩不始于东昏

○四声不始于沈约

○纵囚不始于唐太宗

●卷二十

○贡荔枝不始于杨贵妃

○杨氏五家合队

○五日一朝不始于裴度

○牛、李非李德裕

○宋金莲烛送归院者六人

○曹彬、伯颜不妄杀人之非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

○高宗泥马渡江之讹

○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

○南宋和议起于洪忠宣

○拐子马不始于女真

○木灯檠之不可信

○杨桓《传国玺考》之误

○苏州击阉不始于颜佩韦

○明末阉党有殉难者

○明人演戏多扮近事

○前明司礼监即枢密院

●卷二十一

○正月元日

○明月、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竞渡、乞巧、登高

○古兵器不皆用铁

○斋戒不忌食肉

○尚左尚右

○万岁

○露布

○衙门

○幕府

○视草

○禽兽草木互名

○素王

○吴会

○主臣

○不暇草书

○罄南山竹

○日射三十六熊赋

○敛衽

●卷二十二

○经史子集

○诗文以集名

○诗笔

○序

○章句、集注

○题目

○破题

○别字

○音字用点

○重字二点

○厶字

○文章忌假借

○古人追叙前事文法

○古文用韵

○汉谚用韵法

○谜

○用《千字文》语

○敕

○旨

○朝

○宅

○次

○宦

○二十八宿

○帐

○饕

○写

○睬

○甄

○员

○犬

○隔

○都鄙

○雅俗

○猖獗

○绝倒

○饥、饿二字有别

○□□

●卷二十三

○一二三言诗

○三言诗

○四言诗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九言

○十言十一言

○五七律排

○绝句

○三五七言

○长短诗

○乐府

○六句律诗

○拗体七律

○律诗不属对

○律诗兼用两韵

○回文诗

○迭字诗

○联句

○柏梁体

○和韵

○集句

○成语佳对

○借对法

○扇对法

○禁体诗

○双声叠韵

○诗句有全平仄者

○诗词专用本家本人事

●卷二十四

○曲牌名入诗

○番语成诗

○以古人姓名藏句中

○题字嵌句首

○数目字入诗

○十二生肖、八音入诗

○药名为诗

○拆字诗

○口吃诗

○双关两意诗

○寿诗、挽诗、悼亡诗

○帖子词

○口号

○元韵、原韵

○即席

○古诗别解

○陶诗甲子纪年

○杜诗金虾蟆

○乞为奴

○李义山《咏史》诗

○唐彦谦《长陵》诗

○聂夷中诗

○紫

○东坡诗咏三良

○《赤壁赋》洞箫客

○陈季常

○元遗山诗多复句

○刘后村诗多用本朝事

○孙ナ诗

○李梦阳诗重韵

○王阮亭柳墓诗

○古今人诗句相同

○诗作□噱

●卷二十五

○年号重袭

○历代正史编年各号

○历代僭窃各年号

○此外有蕃年号见于《唐书》、宋、元、明史及《通鉴》、《玉海》者，今并摘录

○改元

○年号用字

○年号并称

●卷二十六

○翰林

○学士

○侍读、侍讲学士、修撰、编检

○唐时翰林学士不必皆进士出身

○翰林撰文署名

○庶吉士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

○殿阁大学士

○大学士到任在翰林院

○中书

○中书舍人

○尚书

○侍郎、郎中、员外

○御史

○祭酒

○监司官非刺史

○兵马司

○吏部掣签

○奏本抬头

○行香

○授官表让

○换官不换印

○假守

●卷二十七

○按月分俸

○京官月费

○预借俸钱

○致仕官给俸

○诰敕

○封赠

○父在封母不称太

○贴黄

○仕宦避本籍

○亲族回避

○起复

○未葬亲不许入仕

○一产三男有赏

○旌门法式

○国忌日不决囚

○孕妇缓刑

○听重囚妻孥入狱

○笞臀

○滴血

○税契

○戒石铭

○清慎勤匾

○乡都图

○省

○履历

○民壮

○官府乘轿

○养济院、育婴堂、义冢地

●卷二十八

○秀才

○监生

○举人

○进士

○状元、榜眼、探花

○三元

○两次及第

○特赐进士

○棘闱

○礼部知贡举

○殿试

○武科殿试

○试期

●卷二十九

○科举分南北

○前明两京解元不必本省人

○五经中式

○远省举人给驿马

○科场给烛

○乡闱用京官主试

○十八房

○读卷官

○殿试弥封另誊

○科场回避亲族

○乡会试录有序

○程文墨卷

○制科题目

○题名录

○新进士赴国子监拜谢

○座主见门生礼

○同年

○填榜

○寄籍

○关节

○帖括、策括

○及第诗

○甲榜乙榜

●卷三十

○数目用多笔字

○银

○金银以两计

○忽丝毫厘分钱

○一金

○元宝

○短钱

○石

○斗称古今不同

○尺丈古今不同

○量酒用升斗

○火炮火枪

○纸钱

○纸马

○以钱代蓍

○门帖

○名帖

○木棉布行于宋末元初

●卷三十一

○认族

○同姓为婚

○交婚

○姊妹为妯娌

○指腹为婚

○劫婚

○初婚看新妇

○冥婚

○撒帐

○拜堂

○脱袜登席

○着靴

○弓足

○金凤染指

○簪花

○妇人拜

○古人跪坐相类

○高坐缘起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上元张灯

○润笔

○避讳

○嫌名

○二名

○古人临文避讳之法

○逮事不逮事

○觌面犯讳

●卷三十二

○三年丧不计闰

○父在为母斩衰

○妇为舅姑三年年丧

○丧次助哭

○避煞

○墓祭

○合葬

○改葬

○久而不葬

○假葬

○洗骨葬

○神道

○碑表

○墓志铭

○碑表、志铭之别

○行状

○乐石

○忌日忌月

○七七

○生圹

○生祠

○祠堂

○宗祠素像

○塑像

●卷三十三

○刻书书册

○刻时文

○花押

○烧香

○放生池

○神前设签

○放债起利、加二、加三、加四并京债

○合同

○马褂、缺襟袍、战裙

○帽顶

○袜、膝、裤

○钉鞋

○眼镜

○折扇

○竹夫人、汤婆子

○连枷

○满江红船

○牛皮船

○螺填

○骰子四绯

○叶子戏

○升官图

○不倒翁

○扫晴娘

○假面

○《本草》

○水晶

○琉璃

○料丝

○金鱼

○京师炒栗

○窖菜、唐花

○西瓜始于五代

○烟草

●卷三十四

○干支

○干支配五行

○二十四节气名

○太岁大将军

○一日十二时始于汉

○十二相属

○十二相属起于后汉

○时宪书后列两甲子

○子平推命

○葬术

○测字

○圆梦

○佛

○佛经字数

○谏佛骨表有所本

○观音像

○天王堂

○西王母

○王子晋

○安期生、浮邱伯

○容成御女

○八仙

○张真人

●卷三十五

○天、地、水三官

○东岳天齐

○泰山治鬼

○城阳王、秣陵尉

○伍子胥神

○项羽神

○衡岳借兵

○关壮缪

○汉寿亭侯

○天妃

○金龙大王

○祠山神

○文昌神

○灌口神

○张仙

○钟馗

○王灵官

○城隍神

○韩昌黎为土地神

○五圣祠

○晏公庙

○常州忠佑庙

○常州忠义祠

●卷三十六

○至尊

○寡人

○称孤

○公

○卿

○君侯

○世父母

○太公

○继室侧室之误

○娣

○侄

○夫兄称伯

○夫弟称小郎

○如夫人、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

○夫子

○门生

○门子

○真人、道士

○居士

○征君、征士

○野老

●卷三十七

○博士、待诏、大夫、郎中

○大人

○显考

○孤哀子

○下官

○小生、晚生

○老先生

○官人

○官

○爷

○爹

○家祖、家父、家君、家兄、舍弟、家姑、家姊

○堂兄弟

○尊老、尊兄、令弟

○丈人

○舅

○内兄弟

○亲家翁

○郎君大相公

○哥

●卷三十八

○娘子

○小姐

○姨娘

○三姑六婆

○奶婆

○连衿

○布袋

○家生子

○奴才

○底下人

○阿

○僧称

○牙郎◎名贼

○奸细

○别号

○混号

○讳龟

○杂种、畜生、王八

○绿头巾

●卷三十九

○累世同居

○守节绝域不传者甚多

○为法自毙

○鞭尸

○刮骨

○威怖儿啼

○千里驹

○五月五日生子

○同年月日时生

○迁官最速

○仕宦最久

○射石没羽有四人

○虎渡河二人

○废《蓼莪》两人

○谪仙有四人

○倒用印有三事

○御沟流叶凡四见

○捕鳄鱼二人

○东西南北道主人

○三武信君

○四武安君

○六万石君

○六李杜、二袁刘、二鲍谢、四苏李、三李郭、两元白

○三二陆、两三陆

○三二宋

○四三王

○两二苏

○三三杨

○两赤松子

○两洪崖

○两四皓

○三大小山

○三十八学士

○二四贵

○两王八

○二花蕊夫人

○四参寥

○两辨才

○两苏小小

●卷四十

○五官并用

○以官编集

○自书奏牍

○世擅书名

○世擅文字

○著述最多

○作文最速

○书家代笔

○文人相轻

○窃人著述

○武将能诗

○古来用兵，兵多者败

○取蜀将帅不利

○临阵不自标异

○解散降兵

○兵富难战

○纸鸢、木鹅、画狮

○火马、火猱

○陷敌脱归

○事急为仆隶免祸

○口打贼

○纵敌

○悬赏购贼

○贼称

●卷四十一

○李斯本学帝王之术

○赵高志在报仇

○魏豹、李、李守贞皆以妇人谋反

○蔡邕女甥多贵显

○王羲之为云南先师

○唐武后能容直臣

○唐中宗复位由张易之兄弟

○赵普遇合

○沧浪亭

○苏东坡、秦少游才遇

○东坡、晦庵、南轩皆有贤子孙

○孙觌为东坡子

○蔡京宅修城

○岳忠武之死

○岳坟铁像

○叶梦得、周草窗

○谢皋羽

○葛岭大石佛

○少林寺僧兵

○大忠祠

○画角声

○凤阳丐者

○虎丘卖花

●卷四十二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命名奇诡

○女字系姓

○女扮为男

○男子称佳人

○一母生数帝，二后，一母生二名儒，一母生两状元

○面首

○再醮后

○长寿

○多子

○丑女变美

○一门才女

○童女生子

○老妇生子

○卖妻再合

○风吹送妻

○古妇女不嫌须

○内监娶妻

○神像配合

○男娼、尼站、和尚教坊

○妻肉僧

○馆师为帝王

○奴封侯

○九儒十丐

○盗贼敬名德

○权奸有仙骨

○一人杀四王、两大臣

○一将军平三国，皆生擒其王

●卷四十三

○成语

○萱堂、桂窟

○点心

○茅柴洒

○绵力

○对手

○筹马

○屠家称姜太公

○世界

○畔

○外后日

○登时

○钻

○暖房

○穿孝

○杜撰

○差

○叱气

○着力

○相打

○底

○个

○生活

○扯

○你

○卖弄

○请安

○香火

○斫丧

○门房

○马头马门

○生口

○骒马、骟马、骣马

○瓮鼻

○拿讹头

○回残

○毛作无字

○吴赵

○呼箸为快

○岁寒三友

●卷一

○《五经正义》《五经正义》虽署孔颖达名，然实非出于一手。《颜师古传》：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既成，太宗又令诸儒详核。诸儒传习已久，非之。师古引晋、宋以来古今本，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始服。是师古于此书功最深。《孔颖达传》亦云：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诏撰《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太宗命付国子监施行。是师古外又有司马才章等参订也。未几，马嘉运驳正其失。永徽中，又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则颖达等原本又经诸臣审订始颁行。

　　○画卦不本于河图伏羲因河图而画卦，大禹因洛书而演畴，古无是说也。《论语》河图与凤鸟并言，但谓王者之瑞耳。其画卦之由，则《系词》下传明言名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并未言因河图而起也。《系词》上传虽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然上文尚有“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等语，则图、书虽亦画卦所取，而画卦究非专取图、书也。汉儒因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遂疑为画卦所本，然亦尚未以画卦专指河、图，演畴专指洛书。按《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春秋纬》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亦见《系词正义》）。是皆谓图与书俱画封所本也。自孔安国始析言之，其于《尚书。顾命》之“河图”，《论语》之“河不出图”，皆曰“河图，八封也”；其于《洪范》之“九畴”，则曰“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也，列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也。”自此说行，而刘歆宗之，亦以为伏羲继天而王，河出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见《汉书。五行志》）。于是马融、王肃、姚信辈群奉其说，至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系词》所言画卦之本已极明白，汉儒不过因“圣人则之”之语而强为附会，安国又析为卦取图、畴取书，其为臆说更不待辨。学者不信《系词》而转信汉儒，可乎？即谓禹演畴本于《洛书》矣，《系词》洛书与河图并言，则皆上古时事，是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书，岂直至禹始出乎？《隋书。经籍志》云：圣人受命，则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是亦但以为圣王之瑞，未尝谓画卦所本。沈约《宋书。符瑞志》谓：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以授轩辕。《隋经籍志》又谓：河图九篇，洛书六篇，相传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则又不以河图专属之伏羲，洛书专属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而不及五行。《尚书》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列以为六府，几疑唐虞以前尚未以五者为定名，所谓太、炎帝、少昊、颛顼五德迭王者，皆后人追溯之辞也。然《洪范》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则又似鲧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泽即水也，坎水、兑泽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为用于天下者转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后儒据《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为河图之数，而以《洪范》所谓一曰水者配河图之天一，谓之天一生水，而河图之位一与六居下，故又谓地六成之，以《洪范》所谓二曰火者配河图之地二，谓之地二生火，而河图之位二与七居上，故又谓天七成之（金、木、土皆仿此）。又泥于孔安国易卦本于河图之说，河图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与《易》之中。郑渔仲《六经奥论》，因谓《月令》之记四时曰木、火、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教，《虞书》之记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者，乃五行相克之数，惟《易》与《洪范》所言五行则天地生成之数（即所谓天一生，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渔仲亦以五行在《易》中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说大衍之数，并未言生水生火也。即以《洪范》所谓一水二火配之，适相吻合，然亦系《系辞》推阐河图之数如此，而伏羲画卦则但以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取象，并未及五行也。窃意伏羲画卦，专推阴阳对待变化之理，言阴阳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则另出于图、书。唐虞以前图、书自图、书，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后儒以阴阳、五行理本相通，故牵连入于《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尝论及此也。观此则余所谓画卦不本图、书者，益非好为创论矣。

　　○河图刻玉河图，昔人皆以为河中龙马负图，其旋毛有八卦之象。惟元人俞琰则谓玉之有文者，盖据《尚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谓河图与天球并列，应亦是玉。昆仑产玉，河出昆仑，故亦有玉，当是玉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说颇新。按《顾命》河图与大训对列于东西序，孔传谓河图即八卦，大训即典谟，历代传宝之，明此二者皆书策也。若河图是玉之有文者，岂典谟亦玉之有文者乎？则琰之论固臆说也。然大训与宏壁、琬、琰同列，河、图与大玉、夷玉同列，皆是三玉一书，不应简册混于彝器之内。当是古人贵重此二者而刻之于玉，故列入宝器耳。然则非玉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于玉也。

　　○《易》阙文衍文《易》未遭秦火，最为完书。然其中阙文衍文亦不一而足。如《系辞》“能悦诸心，能研诸侯之虑”，“侯之”二字为衍文，固人所共知矣。《汉书》杜钦上王凤书，引《易》曰：“正其本，万事理。”今《周易》无此文。沈作《寓简》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观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则：“公用”句原文应有“弓矢”二字，今无之。王昭素谓“序卦离者丽也”之下诸本有“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今亦无之。是皆阙也。《朱子语类》载：郭、京《易》“即鹿无虞”鹿作麓，其象词则云：“即麓无虞，何以从禽也”，谓入山麓而无虞人导之，何以从禽也。今作“即鹿无虞，以从禽也”，是误一鹿字，脱一何字也。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以下七节，“自天之”一节，“憧憧往来”以下十一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易》之错简也。王鏊《震泽长语》云：汉文帝时，《十翼》所存惟彖象、《系词》、《文言》。至宣帝时，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内《说卦》中、下二篇污坏，不可复识，《十翼》遂亡其二，后人以《序卦》、《杂卦》足之。今按《说卦》中乾为天、为圜、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之类，朱子亦谓其多有不可晓者。而荀九家于乾之下又有为龙为直之类，坤之下又有为牝为迷之类，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说卦》已亡，而后人杂取以补之者，则《说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系》第十章自“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语，其下又有“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二语，岂有孔子自作《系词》，又自引己语以证之？则此“子曰”二字亦衍文也。

　　○《尚书》名起于伏生《礼记经解》云：疏通知远，书教也，与易教、诗教并述，未尝云《尚书》也。《左传》、《国语》及战国诸子书，凡引《书》或曰夏书，或曰商书、周书，亦皆无《尚书》之名。其称为《尚书》者，自伏生始。孔安国所谓伏生口授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后之解者纷纷。王肃谓：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则以上为君矣。郑康成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则以上为天矣。康成又据《纬书玑钤》之说，谓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则又以尚书为孔子所加矣。即此二字，议论纷然，亦可见汉儒说经破碎穿凿之一斑也。

　　○《尚书》古、今文皆出壁中孔安国《书序》：鲁共王欲坏孔子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书，此《古文尚书》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书》安国谓伏生之口以传授者，则似非出于壁中，然《史记》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起流亡。汉定天下，伏生求其书，已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班书《艺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伏生《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是《今文尚书》亦出自壁中。故孔颖达谓伏生初亦得于壁间，传教既久，诵文熟，遂以口授，而安国因谓之口以传授也。刘向《别录》：武帝末，民间有得《秦誓》于壁间者，献之，使博士读说，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又《后汉书》：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人屋，得古文《泰誓》三篇。王充《论衡》亦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尚书》一篇。于是《尚书》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增《泰誓》为二十九篇，则所谓《逸尚书》者即是《泰誓》，是《泰誓》亦出自壁也（按此《泰誓》系伪书，说见后）。盖遭秦有挟书之禁，学者多藏书于屋壁，以避时禁，而俟后世，固不独孔壁中一本也。《后汉书。杜林传》：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遭艰困，握持不离。其时孔氏古文传未行，故宝之如此。盖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见秦时藏书者不止一处也。

　　○壁书非孔襄所藏 孔壁藏书，《安国传》但云我先人藏其家书于屋壁，而未尝指为何人。《家语序》则谓孔子裔孙子襄所藏。按《史记》子襄为汉惠帝时博士，迁长沙守。而《汉书》惠帝除挟书之禁，则子襄出仕，正当开禁之时。且身为博士，尤可表彰先学，若书是其所藏，岂有不出之以广其传，而尚锢诸屋壁者？按《隋经籍志》汉武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陆德明《释文》亦云：《书》者，孔子删录百篇，为之序。秦禁学，孔子末孙惠壁藏之。是藏书者名惠，非襄也。

　　○虞、夏、商、周书目 孔子所分《左传》引二典三谟，今俱在《虞书》之中。而《左传》称为“夏书”者，典谟原系夏时史官追记，故春秋时犹仍旧称也。其名之曰“虞书”者，蔡九峰云：或以为孔子所定。此盖因孔安国《书序》而推之。按《书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书。孔颖达谓壁内所得有此题目也。然则以典谟为《虞书》，本孔壁之原题，春秋时尚以典谟为“夏书”，而藏书题为《虞书》，其为孔子删书时所定无疑也。春秋时谓之“夏书”者，以其书本夏时所作。孔子题为《虞书》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书》修于唐而谓之《隋书》，《唐书》修于宋而谓之《唐书》也。或曰：伏生《尚书大传》以典谟及《禹贡》等篇通谓之虞夏传，此以典谟为《虞书》，安知非出于孔安国所分？曰：吾正以安国《尚书传》而知其非安国所分也。《尧典》开首即云“曰若稽古”，此后代追叙之词，文义了然，安国岂不知？乃必以顺考古道释之，正以泥于卷端有“虞书”二字，据以为虞史官所作。既为虞史官所作，则《尧典》不应有“若稽古”之语，故不得不曲为之解。则以典谟为虞书，必非安国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为孔子所定，益为有据。推此则商、周书当亦孔子所定。《左传》祁奚举善篇引《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宁赢论阳处父篇引《商书》曰：“沉渐刚克，高明柔克。”栾书救郑篇引《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此皆《洪范》词。《左传》称为《尚书》，今依壁书次序则在《周书》中。是知以《洪范》入《周书》，亦孔子所定也。九峰以舜三谟为夏史官所追记，固足以正安国、颖达之误。而于《尧典》犹以为虞史官所作，则仍未免二孔之见。试思虞之与唐相去几时，而谓之古乎？《尧典》亦夏史官所追叙可知也。《大禹谟》亦有“若稽古”之字，盖夏中叶后史官追记之书也。

　　○宋儒疑《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自宋以来，诸儒多疑其伪。吴才老曰：古文皆文从字顺，非伏生书之诘曲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朱子曰：凡书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讹损一字者？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又孔安国《书传》是魏、晋间人作，托安国为名耳。又曰：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似与《孔丛子》同出一手。吴草庐曰：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为伪者。自此三说行，而后人附和纷纷，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读，今文何以皆难读”二语。不知与古文所以易读之故，本在《史记。儒林传》及安国《书序》中，学者初不深求耳。《儒林传》曰：孔壁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安国《书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观，是安国本不识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对读，始以意揣而识其字。既识古文，则今文所无者，即以今文古文相同之字读之，间有不识者，则以文义贯穿之。略如鸠摩罗什及房融等之译经，其义则原本，其词则有出于翻译时之润色者，故与诸书所引《尚书》文转有参差不尽符之处。且所译之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职是故也。盖安国所传古文，原从科斗字译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无改换也。后人不于科斗转为隶字之处反复推求，但谓古文即科斗原文，因而致疑于二十五篇何以皆文从字顺，毋怪乎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矣。至草庐谓采辑补缀，无一字无所本，是直谓伪造者历采各书所引《尚书》之文，零星凑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则《孟子》所引“放勋殒落”“我武维扬”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劳之来之”等句，亦应《尚书》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左传》、《国语》所引《书》尚多，如《左传》楚公子弃疾如晋，晋人欲弗纳，叔向引《书》曰“圣作则”；又叔向告韩宣子断狱，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卫献公在夷仪篇引《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国语》单襄公论却至将败，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上也”（以上皆春秋时人所引书）。《战国策》述荀息之语曰：《周书》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见《汲冢书武称解》）；苏秦说魏王，引《书》曰：“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此书周庙中金人铭，盖周人已笔之于《书》矣）；《魏策》智伯索地于魏桓子，任章劝桓子与之，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韩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语（按《老子》微明章与此大同小异，盖本周人书也。朱子曰：老子为柱下史，故见此书。王应鳞谓苏秦所读《阴符经》当即此）。《韩非子。外储篇》引《周书》“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亦见《汲书寤儆解》）。《吕览。听言篇》引《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书》曰：”刑三百，莫大于不孝。“《慎大篇》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适威篇》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有仇而众，不知无有。“《贵信篇》引《周书》曰：”允哉允哉。“《史记》蔡泽说应侯，引《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又《蒙恬传》引《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以上皆战国时人所引书）《韩诗外传》哀公取人章引《周书》曰：”为虎傅冀。“（与《韩非子》同）《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曰：”欲起毋先。“《商鞅传》引《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汉书。萧何传》引《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又《刘濞传》赞引《尚书》曰：”毋为权首，将受其咎。“《淮南子。泛论篇》引《周书》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览冥篇》引《周书》曰：”掩雉不得，更顺其风。“《白虎通》引《书》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汉书。律志》引《书》曰：”先其算命。“《主父偃传》引《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平当传》引《周书》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仲舒对策引《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周公曰复哉复哉。“《萧望之传》引《书》曰：”戎狄荒服。“《王商传》史丹引《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王莽传》引《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政，勤和天下。“王充《论衡》引《书》曰：”予惟率夷怜尔。“又引《书》曰：”伊尹死，大雾三日。“又引《梓材》曰：”强人有王开贤，厥率化民。“《后汉书》杨赐疏引《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又《刘恺传》引《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左传》杜注引《作雒篇》曰：”千里百县。“（以上汉、晋人所引《书》）如此之类，《书》之零章断句散见于他书者正多，又何以不一一补缀成篇，而听其在二十五篇之外？则草庐所云历采各书凑集成文之说，究未可为定论也。《今文尚书》世以其出于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盘庚》等篇所以告谕愚民，使之家喻户晓，岂转作此艰涩不可解之语？若谓当时语言本是如此，则《左传》、《国语》所引《夏书》、《商书》何以又多文从字顺，绝不如此？今因其艰涩不可解，遂谓之古奥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论语矣。以九十馀岁之人，追忆少时所习记诵，岂无遗忘？一也。以齿豁口去之年，语音岂无淆混？二也。以土音授异乡之人，兼令侍婢传述字句，岂无讹谬？三也。然则《今文尚书》亦未必字字皆孔门原本，与《古文尚书》正同，未可以易读而致疑、难读而深信也。

　　按：安国《书序》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为隶古定云云。阎百诗力斥其伪，谓萧何以六体试学童，一曰古文，即科斗书，是汉初已使人人习之，何以孔壁中古文无人能识？然卫恒《书势》则谓古文绝于秦，汉兴，人不识，故逸在秘府，不立学官。恒，晋人，去汉初未远，其说必有所自。当秦焚书，书之科斗字者已尽在所焚中，否则藏之壁莫敢习读。其现行文字，惟斯篆、邈隶。是以汉初科斗之学已绝。迨台壁书渐出，如安国辈以今文读之，解释传播，始有识者。至哀、平间，刘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晓，故诸儒尚畏难而不肯立。况安国时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识古文乎？○《舜典》当从月正元日分起伏生《今生尚书》但有《尧典》而无《舜典》，今所传《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据伏生今文，俱在《尧典》之内，孔安国所谓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是也。孔壁《古文书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国《书传》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下分为《舜典》，则自东晋始。孔颖达云：东晋初，梅赜上《孔传》，犹阙“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注补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初。至齐建武中，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孔传》，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开皇中购遗典，始得之是也（陆德明《释文》谓梅赜上《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肃。则以“慎徽”以下为《舜典》，或自肃始）。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冠于“慎徽”之首，而为今之《舜典》。孔颖达作《正义》本之，蔡沉作《集传》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书之前，必亲见《尚书》真本，而引之为《尧典》，则此明是《尧典》之文。而晋人分在《舜典》中者，误也。《孟子》不足据，而晋人反足据乎？况《史记。尧本纪》直至禅位后二十八年殂落始毕，凡今《舜典》所载察玑衡、定巡狩、封山浚川及制刑法、诛四凶等事，皆在《尧本纪》中。班固称迁作《史记》多从安国问故，安国乃治《古文尚书》者，而迁本之作《尧纪》，如是可知古文《尧典》原不止于“厘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晋人徒以“慎徽”以下皆舜之事，遂分为《舜典》，不知禅位于舜是尧晚年一极大事，叙舜之功，正见尧之禅让得人。宾门、纳麓皆是尧试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从“慎徽”截断，则尧之事未了，成何《尧典》耶？况《舜典》末总叙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结，以此例之，则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载”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尧典》之总结。是《尧典》必当以“遏密八音”为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属《舜典》也。然近日王西庄尊信伏生今文太过，又全以今《舜典》为《尧典》，而谓当别有《舜典》一篇已经亡逸，则又属过论（顾宁人谓：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而四岳之咨必称“舜曰”者，以别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称帝曰，问答之词已明，则无嫌也。阎百诗亦谓：本是《尧典》一篇，而兼叙尧、舜事。是尚皆谓二典本合在一篇，并无别有《舜典》一篇之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即位之后，咨岳牧，命九官，皆是尧崩后之事。且前此不称帝，此后皆称“帝曰”，明是《舜典》原文，岂得俱指为《尧典》？其末“陟方乃死”一节，更是总结舜之始终，与尧何涉，而可谓之《舜典》乎？又《史记。舜本纪》即位后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后之事。迁既从安国问故而作《舜本纪》，可知古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后数节，并非别有《舜典》一篇。而必泥于《今文尚书》之旧，以今《舜典》作《尧典》，亦窒碍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则《舜典》不过寥寥数语，似非全文。不知舜之功业，全在尧未崩以前，已叙入《尧典》内，及即真后，则第君臣交儆而已，无他事，虽有征苗一节，旋即来格，故孔子亦叹为无为而治。可知《舜典》本自无多，正不必以寥寥数语为疑。惟此篇若但从“月正元日”起，似无头绪，则大航头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虽真假不可知，而即以“乃命以位”冠于“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上，亦属语气紧接，固无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遏密八音”以前乃《尧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后则《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证，后有《史记。舜本纪》作证。试平心玩其文义，则知此说虽创论而实定论矣。

　　○纳于大麓宋儒改正五经注疏，亦有不如旧本之善者。《尚书》“纳于大麓”，孔安国训麓作录，谓使舜大录万几之政而风雨以时也。王肃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尧使舜大录万几之政，故阴阳清和，五星来备，风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正与“烈风雷雨弗迷”之义相合。《汉书。于定国传》“万方之事，大录于君。”《后汉书。刘恺传》：“三公协和阴阳，遭烈风之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录庶政调和阴阳解。惟《尚书大传》云：尧推尊舜，纳之大麓之野，烈风雷雨不迷。《史记》亦谓尧使舜入山林川泽，烈风雷雨，舜行不迷。苏氏并谓洪水为患，尧使舜相视山林，雷雨大至，众惧失常，舜独不迷。今蔡传实宗此说，然反浅矣，杨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斗法之戏也。郑康成注《尚书大传》，谓尧筑坛于山麓，命舜陟位，大录天下之事。则又兼用山麓、大义，未免岐互。苏氏又云：或曰纳于大麓，盖纳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会有大风雷之变，祷之而息，所谓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说。

　　○元、恺、四凶皆在《尚书》辨《左传》八恺：苍舒、ㄨο、祷ρ、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也；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书《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内无庭坚，有咎繇，伯俱作柏，季狸作季熊），而又别有Ι（即契）、垂、朱┥、（即殳┥）、柏誉（即伯与）、柏益（即伯益）及龙、夔。则《左传》之元、恺，非《尚书》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国作《尚书传》，乃始以朱虎、熊罴及殳┥、伯与四人为在元、恺之中，以《尚书》朱虎、熊罴与《左传》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预注《左传》，则又以八恺为即垂、益、禹、皋陶之伦，盖以《左传》八恺主后土，而禹、益实平水土，且皆高阳氏之后，又皋陶字庭坚也。以八元为即稷、契、朱虎、熊罴之伦，亦以《左传》八元主敷教，而契实司之，契与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熊名与《左传》合故也。然终未确指元、恺内之某人。且《尚书》所命九官及所让之殳┥、伯与、朱虎、熊罴人数较少，不及十六人，故古来未有即以此作八元、八恺全数者。吴仁杰及分殳┥为二人，伯与一人，又分朱虎、熊罴为四人，合之禹、益、稷、契、皋陶、垂、伯夷、夔、龙九人，共成十六之数，似为巧合。且杜预注浑敦为欢兜，穷奇为共工，祷杌为鲧，饕餮为三苗，则《左传》四凶即《尚书》四罪，宜乎元、恺十六人即《尚书》分命之众官全在内矣。然孔传以殳┥为一人，汉表作殳┥，亦以为一人，未尝分殳┥为二人。孔传以朱虎为一人，熊罴为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罴为四人也。吴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数，究属臆说。况孔颖达《正义》谓安国以伯虎、熊罴在元、恺内者，以虎、熊名字相合故耳。皋陶即庭坚，而益是皋陶之子，皆当在八凯内。垂则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恺之数等语，可知古人阙疑之慎。而吴氏必牵合以充其数，且以苍舒为禹字，伯奋为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蔡九峰注《舜典》，亦以殳┥、伯与为三人，朱虎、熊罴为四人，似与吴说相合。然未确指为元、恺。）

　　○陟方“陟方乃死”，孔安国以为巡狩而崩于苍梧也。韩昌黎则据《竹书纪年》凡帝王之没皆曰陟，因谓陟者升天也，犹言礼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之义也。地势东南下，如言巡狩苍梧而死，应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传主其说，而以方字属上，谓陟方犹言升遐也。据此则陟方即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应从孔传巡守之说为是。舜葬苍枵，见《檀弓》、《山海经》、《史记》诸书，《孟子》亦云卒于鸣条，虽地名不同，要其为崩于巡狩，则有明据。况地势东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苍梧在零陵、九疑一带，正是湘水发源处，地极高，由吴地溯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曰：“古之王者，必都上流，”乃徙之长沙都郴。此正见楚南之在上流也，安得云地势下而不宜言陟乎？昌黎亦尝过岭，乃不知地形乎？《家语。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陟方岳即《书》所谓陟方也，是《家语》亦指为巡狩，与孔传之说合。而必据《竹书》以陟为死之文以驳之，亦固矣。（按王鏊《震泽长语》云：《孟子》谓舜卒于鸣条，按汤与桀战于鸣条，则其去中国不远也。何孟春注《家语》云：陈留县平丘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去鸣条不远。乃知所谓苍梧，非九疑之苍梧也。是又合卒于鸣条、崩于苍梧二说而牵连之，亦可备一说。）

　　○莱夷作牧“莱夷作牧”，孔安国云：莱夷之地，可以牧放。蔡传因其说，谓夷人以畜牧为生也。然游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谷，故但逐水草耳。莱在齐西境，则固耕耨之乡，岂必以其莱夷而悬断为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盖“莱夷作牧”者，谓即用莱夷之长，使之官其地，统其众，如后世之土司耳。牧即伯之牧，《汉官旧仪》云：东莱，周时曰莱子国。尤见即以莱人为君长之明证，而必以牧放释之，亦固矣。

　　○三正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书。甘誓》云“有扈氏怠弃三正”，则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国因商、周在夏之后，故不敢以子、丑、寅释之，而但谓天、地、人之正道。王肃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为正。《尚书大传》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以备三正。马融注《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郑康成注《尧典》“正月上日”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尧正，故云月正元日。则三正迭建，固不始于三代矣。蔡传亦云：唐、虞以前当已有之。（按《魏书》李业兴使梁，梁武帝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此是何正？”业兴曰：“夏正。”梁武曰：“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是《尧典》亦夏正也。”此据《尧典》证尧之以寅为正月，最为明确。郑康成谓尧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伪汉时别有《泰誓》一篇，其中载白鱼入舟，火流王屋化为赤乌等事，而于《左传》、《国语》、《孟子》诸书所引《泰誓》之文无一语相合。故马融疑之，谓：其文义浅露，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内也。然汉以来此《泰誓》盛行，诸儒所见《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马相如《封禅书》、司马迁《周本纪》皆引用白鱼、赤乌之事，王充《论衡》引此事，并明言《泰誓》之文。马融谓《春秋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国语》引《泰誓》“朕梦协朕卜”三句，《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五句，孙卿引《泰誓》“独夫受”一句，《礼记》引《泰誓》“予克受非予武”六句，俱不在今《泰誓》之内。杜预注《左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谓今《泰誓》无此文。故诸儒疑之。韦昭注《国语》，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考《泰誓》无此文。可见诸儒所见《泰誓》皆武帝时所出之本，故反疑《左传》等书所引为脱简。）至周、隋间，孔安国《古文尚书》出，有《泰誓》三篇，与此迥别，且与诸书所引《泰誓》之文多合。于是孔颖达直斥此篇为伪，而以孔传所出为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庄则又以颖达所谓真者为伪，伪者为真。其强词博辨，大概以《史记》及《尚书大传》为据，谓《汉书。儒林传》称司马迁作《史记》多从孔安国问故，而《史记。周本纪》已有白鱼赤乌二事，是必从安国古文《泰誓》中来，则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无疑也。又《尚书大传》出自伏生，而其中《泰誓》传云：太子发升于舟，白鱼入于舟中，有火流于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是又与当时所传《泰誓》中语相合，益可见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也。其证佐可谓确矣。然此《泰誓》一篇本系别出，刘向谓武帝时民间得之于壁间，王充《论衡》谓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之。虽所传时代不同，要其为单行独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国古文中所有，则凿凿不爽。况伏生书本二十八篇，而史迁云二十九篇，孔颖达谓当时此《泰誓》一篇已盛行，迁遂并入伏生书内，而总为二十九篇耳。是迁方以此为伏生今文，而西庄反以为史迁引用安国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尚书大传》与此《泰誓》相合为证，按伏生传《书》在景帝时，而此《泰誓》出在武帝时，则《大传》在先，此《泰誓》在后，明系汉儒因武帝购遗书，遂依仿《大传》造此《泰誓》一篇，托为得自坏屋者而献之。或谓《泰誓》原文若本无此鱼鸟等事，则伏生之徒何由凭空撰传？此更不然也，《大传》所记多有与《尚书》本文不相涉者，不过因某朝有某事，即附叙某朝书篇之下（说见“尚书大传”条内），不得谓此传必从《泰誓》真本而出也。然则此《泰誓》一篇，昔人久斥为伪，不必再翻公案，反以为真，而以今《泰誓》三篇为伪也。至邢凯《坦斋通编》以《左传》“纣有亿兆夷人”数句，杜预注谓今《泰誓》无此文，凯乃驳之，以为现在《泰誓》篇中而预以为无此文，岂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预时但有白鱼赤乌之《泰誓》，而今《泰誓》三篇尚未出也，而遂据今《泰誓》以折之，此又宋人之陋也。

　　（按：颖达所斥《伪泰誓》今虽不传，然尚有散见于他书者。董仲舒《天人策》引《泰誓》云：“白鱼入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赤乌，周公曰，复哉复哉。”司马迁引《泰誓》云：“师尚父左杖黄钺，秉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马融述《泰誓》云：“八百诸候，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以谷俱来举火。”《汉书。郊祀志》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平当传》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传于无穷。”《白虎通》引《泰誓》云：“太子发升于舟。”刘歆《三统历》引《泰誓》云：“丙午逮师。”又《汉书。谷永传》引《书》曰“自绝于天，”又引《书》曰“乃用妇人之言，”颜注皆曰今文《泰誓》。以上各条，皆汉武时所出《泰誓》之文也。）

　　○帝乙即成汤《周易乾凿度》谓《易》“帝乙归妹”，所以彰汤之美，能顺天地之道，立嫁娶之义也。因引孔子之说，谓《尚书》自成汤至于帝乙，此汤之元孙之孙也，而“归妹”之帝乙即汤也。殷尚质，故以生日名元孙之孙，亲尽矣，故不嫌同名，而亦曰帝乙。《易》之帝乙为成汤，书之帝乙则汤六世孙也。按《世本》及《史记》汤本名天乙，惟孔安国注《论语》“予小子履”，谓履乃汤名。而孔颖达《正义》谓安国之意以汤本名天乙，至将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谧巧欲附会，乃谓汤名履，字天乙，误矣。据此数说，则汤之名天乙无疑，后人以其有天下而称之曰帝乙，则《乾凿度》所云帝乙即成汤者非妄也。《尚书》所云帝乙本亦名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称帝乙。然则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于名，故汤亦称帝乙，祖乙亦称帝乙也。

　　○《康诰》文与《左传》不合《左传》臼季引《康诰》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齐侯使公孙青聘卫篇，亦引《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两处所引大意相同，则其为《康诰》原文可知。而今《康诰》无此语，但云“子弗祗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亦大不友于弟”，其下即曰“刑兹无赦”，无所谓“罪不相及”者。将谓误在《左氏》，则不应两处俱误；将谓误在今所传《尚书》，则不应今、古文又相同也。岂其由伏生遗脱，而孔安国以隶书译写古文时，凡伏生今文所有者，不复细加翻译，悉仍其旧，因与《左传》所引原文稍不合耶？

　　○延洪裴晋公诗：“愿续延洪寿，千春奉圣躬。”毛奇龄引以证《尚书。大诰》“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谓孔传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注《尚书》以“不少延”句，“洪惟”连续，遂致天壤之间无此二字。《汉书。翟方进传》翟义举兵讨王莽，莽依《周书》作《大诰》，其起语曰：“不吊天降丧于赵、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连续，在汉已然，毛氏谓创自九峰者，亦非也。

　　○《尚书大传》《尚书大传》，汉《艺文志》谓伏生所传经二十九篇，传四十一篇；郑康成序谓伏生没后，弟子张生、欧阳生等，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句之曰传，刘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诠次为八十三篇。是《大传》乃伏生弟子所传也。然亦有可疑者。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则弟子所撰大义应只在二十八篇之内。古文则孔壁所出，在后，伏生未尝见也。乃《说命》、《泰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无，而大传反有之。《九共》、《帝告》、《高宗之训》、《归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无，即古文亦逸，安国所谓错乱磨灭，弗可复知者，而《大传》亦载其篇目。当是伏生少时，本习《尚书》百篇全文，遭秦禁亡失，汉兴，寻旧本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尚能粗记篇目及大意，故议论在仿佛之间，而弟子遂笔之于书耳。即如桑谷生庭一事，古文《书序》谓伊陟因此ビ异赞于巫咸，作《咸》四篇，而《大传》则系之《高宗之训》，以为祖已因此以警高宗者。《肜日》“ず雉”，孔传以为耳不聪之应；刘歆以为鼎三公象也，而野鸟来居，是小人将居公位；郑康成亦以为视不明之象。乃《大传》则曰：高宗祭汤庙，有雉升鼎耳而鸣。祖已谓高宗曰：“远方君子将至，否则有远方来朝者。”未几果有六国重译来朝。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王充亦引之，以祖已为祖乙。）按篇中祖已多警戒之词，不知《大传》何所据而云然。又如《金滕》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祷以身代，其后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居东，成王遭风雷之变，乃得金滕而反公。此事之真伪不可知，而叙事自极明白。乃汉儒说此篇，惟孔安国传与本文相合。《史记。蒙恬传》则云：成王有疾，公自扌前其爪沉于河，愿以身代；则以为周公因成王疾而祷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变，成王乃以天子之礼葬公。王充《论衡》引张霸《百两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开金滕，知公之功，决以天子礼葬公。是又以风雷之变为葬周公不备礼而设矣。及考《尚书大传》，乃知此语亦自《大传》出也。《大传》于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于周，而葬之于毕，毕者，文王墓地，葬之于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虽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礼葬公，示以风雷之异，而后人以风雷属之于周公之葬事，则实由于此。按《肜日》等皆伏生今文所有，《大传》又本之伏生，何其与书意全不相合？可知《大传》原非诠释经文，但某朝事即附于某朝某篇之下，所谓别撰大义也。

　　●卷二○古诗三千之非司马迁谓，古诗三千馀篇，孔子删之为三百五篇。孔颖达、朱彝尊皆疑古诗本无三千，今以《国语》、《左传》二书所引之诗校之，《国语》引诗凡三十一条，惟卫彪引武王“饫歌”（其诗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谓武王克殷而作此，谓之饫歌，名之曰支，使后人监戒），及公子重耳赋“河水”二条，是逸诗。而“河水”一诗，韦昭注又以为河当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之义也。然则《国语》所引逸诗仅一条，而三十条皆删存之诗，是逸诗仅删存诗三十之一也。《左传》引诗共二百十七条，其间有丘明自引以证其议论者，犹曰丘明在孔子后，或据删定之诗为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诗，则非专守删后之本也。至如列国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赋，则皆在孔子未删以前也，乃今考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条，而逸诗不过三条（成九年，莒恃陋不设备，楚人克其三都。君子引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无不代匮。”襄五年，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谓楚共王失刑，引诗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襄三十年，澶渊之会，以宋灾谋予之财，既而皆不致。君子引诗曰：“淑慎而止，毋载尔伪。”）其馀列国公卿自引诗共一百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庄二十二年，陈敬仲辞卿，引诗曰：“翘翘车乘，召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楚伐郑，郑大夫或欲从楚，或欲待晋，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昭四年，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产曰：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乎人言。”昭十二年，楚子革引祈召之诗曰：“祈召之，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昭二十六年，晏子与齐景公论彗星不必禳，引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又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僖二十三年，秦穆纳晋重耳公子，赋“河水”。襄二十六年，晋以卫侯之罪告诸侯，齐国子赋“辔之柔矣”。二十八年，齐庆封来奔，叔孙穆子饮之，使工诵“茅鸱”。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晋侯，注：殷天子之乐名。二十五年，叔孙昭子聘宋，宋公享之，赋“新宫”）。是逸诗仅删存诗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诗有三千馀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则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况史迁谓古诗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厉之衰，则其为家弦户诵久矣，岂有反删之，而转取株林车辚之近事以充数耶？又他书所引逸诗，惟《论语》“素以为绚”之句，《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鱼”四句，《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坡”四句，《礼记。射义》“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八句，《缁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韩婴诗“有雨无极，伤我稼穑”二句，《大戴礼》“骊驹在门，仆夫具存”四句，《汲冢周书》“马之刚矣，辔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现存之诗，无所谓逸诗也。《战国策》甘茂引诗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黄歇引诗曰：“树德莫如滋，除恶莫如尽。”又引诗曰：“大武远宅不涉。”（《史记》作“大武远宅而不涉”。）范雎引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吕览。爱士篇》引诗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古乐篇》有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逐之，乃为《三象》之诗。《权勋篇》引诗曰：“惟则定国。”《音初篇》引诗曰：“燕燕往飞。”《行论篇》引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原辞篇》引诗曰：“无日过乱门。”汉武诏引诗曰：“九变复贯，知言之选。”凡此皆不见于三百篇中，则皆逸诗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语，见贾谊策。“树德”二句，姚本作引《书》，则《泰誓》也。“木实”二句，吴师道谓是古语，则皆非诗也。《吕览》“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诗，“将欲毁之”四句与《国策》所引《周书》“将欲败之”数语相同，则亦非诗也。惟“大武远宅不涉”及“燕燕往飞”数语，或是逸诗耳。又《韩非子》“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可奈何，”其句法似诗，然曰“先圣之言”，则亦非逸诗也。推此益可见删外之诗甚少，而史迁古诗三千馀篇之说愈不可信矣。按诗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此或即古诗原本，孔子即于此五百一十一篇内删之为三百五篇耳。《尚书纬》云：孔子得黄帝元孙帝╁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之，为《尚书》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说见孔颖达《正义》）。史迁所谓古诗三千者，盖亦纬书所云尚书三千二百四十篇之类耳。惟夷、齐“采薇”及介之推“五蛇为辅”之歌，孔子订诗，曾不收录，此不可解。或以“采薇”歌于本朝，有忌讳，而五蛇之事近于诞，故概从删削耶？

　　○《诗序》《诗序》，先儒相承谓子夏作，毛苌、卫敬仲又从而润益之。朱子说《诗》尽废《小序》，固未免臆说。然后人驳之者，如杨升庵、毛西河、朱竹、王阮亭诸人，亦徒多词费。但引季札观乐及程伊川诗说数语，则不辨自明矣。季子观周乐，为之歌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全无一语及于淫乱，则概以为淫奔者过也。程子云：《诗小序》必是当时人所传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由知此篇是甚意思？若《大序》，则是仲尼所作。此二说者可以证明，不待烦言矣。又欧阳公作《诗本义》，其《序问篇》云：《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而朱子《白鹿洞赋》有曰：广青衿之遗问，乐菁莪之长育。或举以为问，朱子曰：旧说亦不可废。然则考亭亦未尝必以《小序》为非也。盖朱子注《诗》，亦只有另成一家言，如欧阳公说《春秋》，苏氏说《易》，王氏《经义》《字说》之类。宋人著述往往如此，其意原非欲尽废诸家之说，而独伸己见，以为万世之准也。及后代尊朱子太过，至颁之学宫，专以取士，士之守其说者遂若圣经贤传之不可违。而其中实有未安者，博学之士遂群起而伺间抵隙。正以其书为家弦户诵，则一经批驳，人人易知也。使朱子《诗》注不入令甲取士，亦只如欧阳说《春秋》、苏氏说《易》之类，不过备诸家中之一说，谁复从而诋淇乎？即如欧氏《春秋》及苏氏《易》，其中不当处亦甚多，而世顾未有从而攻击者也。

　　○汉儒说《诗》《毛诗小序》，汉时虽已盛传，然未立学官，故诸儒说《诗》，各出意见，多有与《小序》异者。关雎诗，周公制礼，已列为乡乐。《史记》亦云：《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是皆以为风化之正也。而杜钦上王凤书云：佩玉晏鸣，《关雎》叹之。李奇注：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伤之。明帝诏曰：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后汉书。皇后纪序》云：康王晚朝，《关雎》作讽。王充《论衡》亦云：今问诗家曰《关雎》诗何时作也？彼将曰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诗也。是竟以《关雎》为刺晚朝之作矣（欧阳《本义》亦云：《关雎》，周衰之作）。《苜》诗，韩婴谓：妻伤大有恶疾也。薛汉章句谓：大有恶疾，故以苜起兴，苜虽有恶臭，我犹采采不已，以喻其守夫而不去也。《汝坟》之诗，薛汉谓王政如火，犹触冒而往者，以父母饥寒，故禄仕也。《后汉书。周磬传》：磬居贫，无以养母，尝诵《诗》至《汝坟》卒章，慨然而叹，乃出应孝廉之举。是皆以“父母孔迩”作己之父母，而非以喻文王矣。《甘棠》之诗，《韩诗外传》谓：召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召伯恐劳民，乃庐于树下。其后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树而歌思之。则又似黍离之感，宜入变风矣（元人王柏尝退《甘棠》于《王风》，见许谦《二南相配图》，其意盖本此）。“驺虞”，《韩诗》以为掌鸟兽之官，贾谊则曰：天子之囿，虞者，司兽者也。“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勖古本作畜，郑康成曰：此卫定姜之诗，定姜无子，立庶子ぅ，是为献公。畜，孝也，献公无礼于定姜，定姜作诗，言当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也。《相鼠》章，《白虎通》云：妻得谏夫者，夫妇荣辱共也。《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妻谏夫之诗也，则又以《相鼠》为妻谏夫之诗矣。三良之殉，《左传》及《诗序》皆云穆公以子车氏三子为殉，《史记。蒙毅传》亦云：昔穆公杀三良而死，故谥曰缪（按《史记》秦武公葬，以人从死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方止，则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臣殉葬）。然《汉书。匡衡传》云：秦穆贵信而士多死。应劭注云：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钅咸虎许诺。及公薨，氵皆从死。则是出于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乱命矣。《黍离》之诗，《韩诗》以为伯封作。伯封者，尹伯奇之弟也。曹植曰：尹吉甫听后妻之言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哀之，作《黍离》之诗。《新序》又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而作。则皆非伤周室矣。《行苇》，班叔皮《北征赋》曰：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王符曰：行苇勿践，公刘恩及草木，仲山父牛羊六畜，且犹感德。是汉儒皆以公刘之诗。仲山甫徂齐，《汉书》杜钦曰：异姓之臣，无亲于宣，就封于齐。则以徂齐为受封于齐矣。是时《毛诗》未立学官，故各自立说，言人人殊，毋怪宋儒起而尽扫之，并《毛诗》亦不用也。○夏屋《诗》“夏屋渠渠”，《学斋占毕》云：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于我设醴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扬子云《法言》云：震风凌雨，然后知夏屋之。乃始以夏屋为屋宇。杨用修本其说，又引《礼》“周人〔以〕房俎”，《鲁颂》“笾豆大房”注，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树，似乎堂后有房，故曰房俎，以证夏屋之为大俎。又言若以为屋居，则房俎亦可为房室乎？然《楚词。涉江篇》“曾不知夏之为丘”，《招魂篇》“各有突夏”，又《大招篇》“夏屋广大，沙棠秀只”，则屈原、宋玉已皆以夏屋为大屋。而必以大俎释《诗》之夏屋，毋亦泥古注而好奇之过矣。况屈原、宋玉既施之于词赋，则以夏屋为大屋，亦不自扬子云始也。

　　○后稷已行郊礼《诗》言“上帝居歆”，而下文即继之云“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明乎后稷以来即郊祀上帝也。后儒泥于周制，谓后稷未王，何得有郊祀？按毛氏谓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邰，即命之事天。故《诗》曰“后稷肇祀”，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或朴》之作，有积燎之薪，文王郊酆，经有明文。汉儒匡衡亦言文王已郊，说见《三国。吴志》注所引《江表传》及《志林》。

　　○坼副“不坼不副，无灾无害”，凡妇人易于产者，不过无灾害耳，而《诗》必以不副坼形容之，何也？盖古妇人生子，尝有坼剖而生者。《史记。楚世家》：陆终氏娶鬼方女贵，久孕不育，启左胁，三人出焉，启右胁，三人出焉。干宝曰：谯周作《古史考》，疑此事为诞妄，遂废而不论。然前志所传，修已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近日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从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以今况古，知注记者不妄也。则《诗》所谓不坼副者，或正因修已、简狄等之背坼胸剖系同时之事，故相提并论也欤？○帝武元鸟毛笺“履帝武”，谓姜原从高辛往祭天也。笺“元鸟”，谓春分元鸟降，时简狄从高辛祈于郊也。郑康成则据《史记》姜原见巨人迹，践之而生稷，简狄吞乙卵而生契，以注《诗》。而后之说经者皆宗之。盖两汉时毛注未立学官，其立学官者皆本《史记》说也。洪容斋力斥其荒幻，谓不如毛注之明白。然帝王之生，亦自有不可常理论者。《汉书。张骞传》：乌孙王难兜靡为大月氏攻杀，子昆莫新生，有人抱置草中，狼来乳之，又有乌衔肉翔其旁，后仍为乌孙王。《后汉书》：夜郎之初，有女子浣于Т水，有三节大竹流来，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又《晋书》：鲜卑檀石槐，其母闻雷仰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有娠，生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异常，后遂为鲜卑大人。王充《论衡》：橐离国王侍婢，有气大如鸡卵来降，遂有娠。既生，投豕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马栏中，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后遂王于夫余。《北史》：高句丽之先夫余王，尝得河伯女，闭于室内，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后有一男破而出。及长，字之曰朱蒙，至纥升骨城，遂自王，以高为氏。后魏之先诘汾，尝见辎自天而下，有美女称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请还。期年复来，以所生男授诘汾，曰：“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即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也。故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徽皇帝无舅家。”《元史》；蒙古之先孛端叉儿之母方寡居，夜有光明照其腹，遂有娠，生孛端叉儿，为有元之祖。虞集《高昌王碑》：其家本畏吾人，有天光降于树，树生瘿。越九月，瘿忽裂，得五婴儿，收养之。其最小者曰卜吉可罕，既壮，遂君其地。据此，则吞卵、履迹亦或事之所有也。

　　○奚斯所作《鲁颂》“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庙也。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奚斯颂僖，歌其路寝。曹植《承露盘铭序》亦云奚斯颂鲁，则竟以此颂为奚斯所作矣。说见颜师古《匡谬正俗》及袁文《瓮牖闲评》。按扬雄《法言》曰：正考父尝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正考父矣。《太尉杨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树碑石于坟道。则以奚斯为作颂，又不止王延寿、曹植也。

　　○《春秋》《春秋》，鲁史记名。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此孔子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独鲁史以此为名也，《国语》楚庄王问教太子之法于申叔时，对曰：“教之以《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晋羊舌习《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记，有弑君弑父者。《权数篇》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春秋》所以记成败也。庄王、管子、羊舌在孔子前，则所谓《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鲁史可知，是齐、晋、楚皆有《春秋》也。《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韩非子。备内篇》有《桃左春秋》，虽不知何国书，要亦一《春秋》也。韦昭注《国语》，谓以天时纪人事，故曰《春秋》。房玄龄注《管子》，谓《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诸侯之国史也。则周时列国之史皆名“春秋”也（《墨子》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又按《吕览。求人篇》：观于《春秋》自鲁隐公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又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则孔子所修之《春秋》，可见战国时已大行于世矣。自后虞卿有《春秋》，吕不韦有《吕氏春秋》，陆贾有《楚汉春秋》，赵长君有《吴越春秋》。袁有《献帝春秋》司马彪有《九州春秋》，习凿齿有《汉晋春秋》，王范有《交广春秋》，杜崧有《任子春秋》，孙盛有《魏氏春秋》、《晋阳秋》，臧严有《栖凤春秋》，李公绪有《战国春秋》，王韶之有《晋安帝春秋》，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崔鸿有《十六国春秋》，萧方等有《三十国春秋》，韦述撰《唐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汉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吴任臣有《十国春秋》，则又皆仿《春秋》之名而为之者也。

　　○《春秋》底本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不可见，故无从参校圣人笔削之处。今以《汲冢纪年》书考之，其书鲁隐公及邾庄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也；书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虞师灭夏阳也。据此可见当时国史，其文法大概本与《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数字，以寓褒贬耳。杜预所谓推此可以知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而孔子删订《春秋》之处，亦即此可见。又鲁庄公七年星陨如雨，《公羊传》谓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孔子修《春秋》改曰星陨如雨。是亦可见圣人改削之迹。

　　○《春秋》书法可疑《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以其笔削至严也。笔削之严，应莫过于纂弑之事，然《春秋》书法实有不可解者。赵盾之不讨贼，许止不尝药，而皆书“弑君”，固以责有攸归也。楚王麇之死，据《左传》公子围入问疾，缢而杀之，则围实弑麇也，而经但书“楚子麇卒”。说经者曰：楚以疟疾赴，故不书弑。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谁肯以弑赴告列国者？以疾赴遂不书弑，是转开一规避法也。及楚灵王之被弑也，《左传》谓王田于乾，闻公子比自晋归作乱，遂自缢，则与被弑者终有间。而经则书“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一则手弑者，反脱其弑君之罪，一则自缢者，转坐其臣以弑君之名。又如齐孺子荼之死，据《左传》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陈乞不过先废荼而立悼公耳，其时悼公既立，则不得专坐陈乞罪也。而经书曰“齐陈乞弑其君荼”。岂经之所书者真，而《左传》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经但据旧策以书，而必待作传者之详其事耶？使无作传者之详其事，则首恶者不几漏网，而从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载，无从订正，以经为据，当是作传者误耳。

　　○春不书王《春秋》每岁必书“春王正月”，如正月无事可纪，则书“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乃隐公九年、十一年不书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书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书王。杜预云：天王不颁历，故不书王。此恐非也。《春秋》以尊王为第一义，若不颁历即不书王，则是年竟不属之王乎？况不颁历宜莫如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之乱，朝廷播越，岂暇修举故事，乃是时却书王，而隐、桓时反不书，岂流离之日尚能颁朔，而太平无事转缺此典乎？程子则谓：桓公弑君而立，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书王，见桓之无王也。此亦恐非也。若谓因桓之无王而不书王，则当其弑立之初，已目无王，何以反书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无王也？若谓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则凡书王之年，皆因国君有罪而书乎？宋督弑君，何与鲁事，而欲以鲁史之书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则谓：十年书王者，数之终，十八年书王者，桓公之终也。据此则书王之例，第于人君即位之年、遇十之年、薨卒之年书之，而其馀俱可不必书王矣，何以十二公内除此数年外又多一一书王也，此益曲说不可通者也。抑知《春秋》时周正已不遍行列国，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说见后）。鲁虽秉周礼，然观其置闰、失闰之参错，则其不遵周正可知。或虽不尽遵周王，而史官秉笔有尚知以周月记事者，则孔子书王正月以别之，谓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见其犹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其人，有时或竟以鲁国自用之岁月以纪事而不合乎周正，则孔子即仍其所书之春正月而不复书王，谓此正月乃鲁国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见其无王也。然则书王不书王，本据旧史之周月、鲁月为定。旧史所纪用周正则书王，旧史所纪非周正则不书王。明乎此，则诸家纷纷之说俱可不必矣。

　　春秋时列国多用夏正。《左传》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系周正，则麦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郑用夏正也。隐六年，宋人取长葛，经书冬而传书秋，盖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经书夏而传书春，是二国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一月，传书九月。又如《左传》僖二十三年九月晋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纳重耳于晋，而《国语》则云十月晋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纳公子。鲁之月与晋不同，是晋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书九月，传作七月，是齐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农始作，《轻重篇》令民九月种麦，则齐用夏正也。《史记。秦本记》宣公初志闰月，则宣公以前并有不置闰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战国时，更无有不用夏正者。吕不韦《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是魏亦用夏正也。不宁惟是，鲁号秉礼之国，然《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则暮春尚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换春衣浴且风之事？是曾点所云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应作仲夏，而曰暮春，则鲁亦久用夏正可知也。又《左传》文元年闰三月，非礼也（三代闰月皆归于岁终，所谓归余于终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闰，哀十二年又失闰，季孙问仲尼，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杜注：尚是九月，历官失一闰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螽。杜注：季孙虽闻仲尼言而不能正历，失闰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螽。则鲁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刘原父谓：《左氏》月日多与经不同，盖《左氏》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故与经多歧。可见是时列国各自用历，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现行者，阅数十年，未有不废绝。若周改正朔之后，列国皆遵周正，则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尚在人间而行之自若乎？盖周初虽改岁首，而农事仍以夏正并行。《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听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尚书大传》亦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郑康成注云：使二王之后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后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即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书。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享，犹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诗，周公所作，而授衣、条桑、烹葵、剥枣、凿冰、献韭，一一皆以夏正纪节物，然此犹曰追叙祖宗时事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非周中叶之诗乎？“维暮之春”下文即接“于皇来牟，将受厥明”，岂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即麦熟时乎？《周礼》仲春会合男女之无夫家者，若周之仲春为今之十二月，风雪Ё寒，岂能会合于野、奔者不禁乎？则亦岂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民间习用既久，及东周以后，去开国之时愈远，王朝又不颁朔，列国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由此以推孔子修《春秋》必书“春王正月”，实以是时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若各国咸禀周正，则但书“春正月”即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说见“春不书王”条下）告颜子以行夏时，亦以夏时本所当遵，当时已多私用，与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划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一书实《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盖周改朔之后，此书仍听其行之民间，以便民事，而实非本朝之制，故谓之夏小正，以别于周正耳。）

　　○春王不书正月唐刘ナ对策，谓《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书正月者，以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此亦唐人臆说。春王无正月，此不过脱简耳。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虽无事亦必书其首月。隐六年秋无事，书秋七月，桓九年夏无事，书夏四月之类，不可胜纪。杜预所谓虽无事必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也。而桓四年秋、冬无事，乃不书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庄七年之秋、冬亦然，其为脱简无疑也。则春王之下无正月，其为脱简，又何疑乎？或谓脱简必脱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类，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岂有一简中脱落半段之理？不知简策亦有传写脱误者，如《左传》庄六年经文“冬齐人来归卫俘”，而《公》、《》经文皆言“卫宝”，则有误在一字者矣。僖十年经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夫人姜氏也，而无姜字，杜注云，脱误也。则亦有脱在中一字者矣。一季之内虽无事，必书首月，而庄二十二年夏无事，乃不书夏四月，而书夏五月，非传写之误乎？推此则庄十年之夏五，亦岂非脱字乎？而必为之说曰：孔子有意仍之，以传疑也。夏五之为夏五月，了然可知，圣人即添一月字，岂遂为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传疑之义，则又何以笔则笔、削则削乎？可见《春秋》一书，孔子既修之后，仍有脱简误字，不一而足。而必于其脱误处曲为之说，毋怪乎益入于穿凿也。则“春王”下之无“正月”，其为脱误无疑，非别有义也。

　　○春秋纪年春秋时，列国虽曰奉周正朔，然纪年皆以本国之君即位之年为纪。如《春秋》以隐公元年起，虽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称于列国，则彼此纪年不同，似应以周王之年为纪矣。然郑子家对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来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据本国之纪年以语他国。否则举是年一大事以标之，如鲁襄公朝晋侯，晋侯问其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是也。绛县老人自叙其年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皆不以周王之年为纪也。即《左传》叙旧事亦然。如追叙晋封成师之事，则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孝侯。追叙卫襄公立子元之事，则曰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追叙郑伯有为厉事，一则曰铸刑书之岁，再则曰齐平燕之岁。追叙齐乌余以廪邱奔晋事，则曰齐人城郏之岁。追叙郑伯朝晋之岁，则曰溴梁之明年。而于周王纪年略不及焉。堂堂共主，正朔咸遵，而纪年莫之或用，盖当日本无禀奉一王纪年之制，非尽各国僭妄也。（汉时诸侯王尚得自称元年，如《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为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为地节元年之类。又列侯于本国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为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为靖侯元年之类。是列国各自纪元，汉初犹然。）○矢鱼于棠矢鱼于棠，诸家皆以为陈鱼而观之。宋人《萤雪杂说》独引《周礼》“矢其鱼鳖而食之”之义，以为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汉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鱼，本是古法，授以说经，最为典切。

　　○《左传》所本《左传》所本，采择甚多，盖古者史官有简策、简牍二种，杜预序所谓《周礼》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其本国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则书于策，非此则但别为记载。如公子豫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之类。杜预所谓史不书于策，故夫子不书于经是也。然夫子虽不书于经，而记载自在，故左氏得据以推圣人不书之本意。至他国之事，凡来赴告者则书于策，不告则不书。如隐十一年郑伯大败宋师，《左传》谓灭不告败，胜不告克，皆不书于策是也。然虽不书于策，而列国自有记载，鲁国亦有得之传闻而别记之者，故左氏得以补圣人之所未修，而详其始末。杜预所谓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是也。故有经所本无而特见于传者，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皆别有所本也。亦有经所特书而反无传者，非必其事之无关系也，如郭公之类，非传不明，而左氏无之，则固简牍缺落，无所考据，故不能凭空撰述耳。不然，则经所无者尚一一补之，经所有者反略而遗之耶？又庄二十六年经文：春，公伐戎。夏，曹杀其大夫。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而是年之传：春，晋士为大司空。夏，士城绛，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一年之内，经自经而传自传，若各不相涉者，盖亦因经所书之事别无简策可考以知其详，故别摭他事以补此一年传文也。○《左传》叙事氏名错杂《左传》叙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谥号，盖当时文法如此。然错见迭出，几使人茫然不能识别。如子越椒之乱，一斗般也，忽曰斗般，忽曰子扬；一贾也，忽曰贾，忽曰伯赢。泌之战，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桓子；一士会也，忽曰士会，忽曰随武子，忽曰随季，忽曰士季，他篇又称范武子；一先也，忽曰先，忽曰彘子，他篇又称原；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庄子，忽曰知季；一韩厥也，忽曰韩厥，忽曰韩献子；一栾书也，忽曰栾书，忽曰栾武子；一赵朔也，忽曰赵朔，忽曰赵庄子；一克也，忽曰克，忽曰献子。是篇人数既多，头绪更杂，即姓名一线尚难了了，况复错综其词如此，使无后人注释，不几于终日回惑而不得其要领耶？他篇类此者不一而足。又如齐庆封之乱，使析归父召晏平仲，平仲请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此子家乃析归父也。下又叙庆嗣闻祸将作，谓子家速归，此子家乃庆封之子也。略无别白，令读者何处分析耶？此究是古人拙处，史迁以后则无此矣。刘勰亦谓左氏缀事，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也。而黄常明谓：《左传》叙事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以寓褒贬，则又深求之而转非古人意矣。氏、名、号、谥错见，自是另一种文法，有何褒贬？即如泌之战，晋诸大夫忽名忽谥号，一日之间褒贬顿异，有是理耶？

　　○《左氏传》原委秦火之后，汉初惟《左氏传》最先出，然亦惟《左氏》始终不得立学官，而其传世也，乃愈抑而愈彰彰。董勋谓《左氏》从河间献王所得，而颜师古则引许氏《说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张苍献《左氏春秋传》。张苍历秦至汉文帝时为丞相，是《左氏》之出比诸经为最早也。然武帝立诸经博士，独遗之。哀帝建平中，刘歆欲立《左氏》，遽移太常，致诸儒忿争，帝重违众意，乃出歆为河内太守，遂不得立。光武时，韩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等驳之，帝卒立左氏学，以李封为博士。未几封卒，《左氏》复废。肃宗亦好《左氏传》，乃令贾逵自选诸生才高者习之，皆拜为王国郎。章帝亦诏选高才生习之，然不久亦仍废。是两汉时《左氏传》终未尝立学官也。然自贾谊为《左氏》训诂以授贯公，其后贾逵作训，服虔作解，谢该作释，及乎杜预作集解后，六朝遂入于经。虽东汉以来攻之者不一，如范升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奏史迁引用《左氏》、违戾五经者三十一事，李育亦谓《左氏》不得圣人深意，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贾逵则摘出《左氏》长于《公》、《》者三十事，服虔亦以《左氏》驳何休所驳之六十条，郑康成又有《针膏肓》之作。《陈书。王元规传》：自梁以来，诸儒为左丘学者，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所疑滞。《唐书。啖助传》：助爱《公》、《》二家，以《左氏》解义多谬，谓其书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氏明耻之，丘亦耻之”，则丘明者盖如史佚、迟任之徒，而非孔子门人也。是六朝及唐尚有斥《左传》、驳杜注者，然好之者愈甚。盖匪特叙事之书易传，而其文之工实自有千古也。又汉时《古文尚书》及《毛诗》亦皆不立学官，乃二书与《左传》反盛传至今，而当时所立学官者今皆不传，岂显晦有时，而晚出者传愈久耶！

　　○鹬冠《左传》僖二十四年，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而杀之陈宋之间。杜预注：聚鹬羽以为冠，非法之服也。颜师古则以为鹬，水鸟，天将雨则鸣，古人以其知天时，乃象其形为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礼》曰：知天文者冠鹬。盖子臧是子华之弟，以兄见杀而出奔，常有复仇之志，故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计议，是以郑伯恐其返国作乱，令人诱杀之。若直以鹬羽饰冠，何必恶而杀之也？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然《左传》本文有“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是左氏已以鹬冠为子臧之冠，而非谓知天文之御士矣，岂误自左氏欤？师古又以为“君子曰”数语系后人妄加，非《左氏》原文，则欲伸己意而并强抹煞古人矣。

　　○曹即曹沫鲁庄公与齐桓公盟于柯，《左传》但言始通好，而不言劫盟。《吕氏春秋。贵信篇》齐桓公伐鲁，鲁请盟，桓公许之。曹先说庄公以劫盟之事。盟之日，庄公与曹皆怀剑至坛。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请戮于君前。管仲、鲍叔进，曹按剑当两陛，管仲等不得进。庄公曰：“封于汶则可。”管仲劝桓公许之。是劫盟者曹也。《史记》则谓二公立坛上，曹沫执匕首劫桓公。公问所欲，沫欲齐返鲁侵地，桓公许之，沫乃下就臣位。则劫盟者又属曹沫。按《左传》长勺之战有曹，而沫之名不见，则劫盟者为曹无疑，以为沫。司马贞《索隐》云：沫音，声相近而字异耳。林注：《春秋》柯之盟亦言曹劫盟，则即沫也。

　　《淮南子。论篇》：昔曹子为鲁将，三战不胜，亡地千里。及柯之盟，三战所亡，一朝而得之，勇闻于天下。

　　○屠蒯即杜篑《檀弓》：智悼子卒，末葬，晋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杜篑进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自饮之。公问之，曰：“子卯不乐，智悼子丧在堂。旷为太师，调为亵臣，而俱不以告。篑为宰夫而越职言此，是以皆饮之。”《左传》：晋荀盈卒于戏阳，未葬，晋侯饮酒乐。膳宰屠蒯入，酌以饮乐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病日，女弗闻，是不聪也。”又酌嬖叔曰：“汝为君目，将司明也。而汝不见，是不明也。”亦自饮也，曰：“臣实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檀弓》、《左传》所记本一事也。然《檀弓》有师旷、李调姓名，而《左传》无之。《檀弓》曰杜篑，《左传》“曰屠蒯，声固相近，而各记所记则并姓名亦遂不同，于此可见古事之入于记载者，讹谬盖十之六七矣。王观国《学林》云：《檀弓》作杜篑，《左传》作屠蒯，盖本是杜篑而《左传》讹其字耳。袁文《瓮牍闲评》则云：屠者宰也，蒯为庖人，职主屠宰，故曰屠蒯，如巫咸之巫、师旷之师也。则《左传》所云屠蒯乃其本字，而《檀弓》讹以为杜篑耳。

　　○杜预注《左传》杜预注《左传》，盖合众家之长，不特地名、人名考据精核，书法、谱系授引确切，即如时日之细，亦以长历追算不遗。隐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注云：传言正月会，癸丑盟，推经传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经云二月误也。又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注：十一月无壬申日，误也。襄二年六月庚辰，郑伯仑卒。注：庚辰七月九日书六月，经误。襄九年十二月癸亥，晋人以诸侯之师伐郑，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注云：以长历考之，此年不得有闰月，疑闰月二字当作门五日，五字上与门字合，遂讹为闰月也，乃晋攻三门，门各五日也。自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辄五日，凡十五日，明日乃戊寅也。昭元年十一月己酉，楚公子围弑其君。注：以长历推己酉当十二月六日，经传皆言十一月，月误也。古人著书细心如此，今人读书于年月时日未有不一目过之矣。

　　○《国语》非左丘明所撰《国语》二十一卷，《汉书。艺文志》不载撰人姓氏。其时说经者皆谓之《春秋外传》，惟司马迁有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作迁赞，因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韦昭亦以为左丘明采穆王以来，下讫鲁悼，其文不主于经，号曰“外传”。颜师古本此众说，故注《艺文志》，直以《国语》为左丘明撰。宋庠因之，亦谓出自丘明。今以其书考之，乃是左氏采以作传之底本耳。古者列国皆有史官记载时事，左氏作《春秋传》时，必博取各国之史以备考核。其于《春秋》事相涉者，既采以作传矣，其不相涉及虽相涉而采取不尽且本书自成片段者，则不忍竟弃，因删节而并存之。故其书与《左传》多有不划一者，如襄王伐郑一事，《左传》以《常棣》诗为召穆公所作，而《国语》则以为周文公所作。晋文公返国一事，《左传》记是年九月晋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纳公子重耳，而《国语》则十月晋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鄢陵之战，《左传》苗贲皇在晋侯之侧曰：“楚之良，在中军王族而已”，而《晋语》作苗棼皇，《楚语》则云雍子谓栾书曰：“楚师可料也，在中军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改从划一，而彼此各异若此乎？可知《国语》本列国史书原文，左氏特料简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晋之人以其多与《左传》相通，遂以为左氏所作耳。又如长勺之战，《鲁语》曹与庄公论战数百言，《左传》但以“小惠未遍，小信未孚”数句括之。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战，《晋语》述其词累幅不尽，至分作三四章，《左传》但以“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数语括之。正可见左氏以此为底本，而别出炉锤，笔夺天巧，岂其示巧于此，而复作《外传》以示拙也？窃尝论之，左氏之采《国语》，仙人之脱胎换骨也。《史记》于秦、汉以后自出机杼，横绝千古，而秦、汉以前采取《国语》、《左传》，则天吴紫凤，颠倒衤豆褐也；《汉书》之整齐《史记》，则屈骐骥以就衡轭也。观于诸书因袭转换之间，可以悟作文之旨矣。（王充《论衡》云：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实之。啖助谓《国语》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便傅著丘明也，是亦不以《国语》为丘明作。）○韦昭注《国语》韦昭注《国语》，合贾逵、虞翻、唐固诸本参考是正，最号详核，然亦有舛谬者。晋文公请隧，贾逵云：王之葬礼，阙地通路曰隧，昭则以为天子之六乡六隧地也。按襄王之词曰：“若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又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取备物”，又曰“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乎？”又《晋语》：文公请隧，弗许，曰：“王章也。”大物、备物，大章、王章，皆谓礼之大者，非郊隧地可知。况是时王正劳之以地，岂又辞所赐之地而别请所不赐之地乎？鲁武公之其子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韦昭注：括，武公子长子伯御；戏，括弟懿公也。按《史记。鲁世家》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弑公而自立。则伯御乃括之子也。《汉书。古今人表》亦同。而昭以伯御为括，亦误。《左传》自幕至于瞽瞍，则幕在瞽瞍之先。昭注《国语》“虞幕能听协风”乃云“幕，舜后，虞思也。则以舜之远祖为舜之远孙矣。又东汉明帝讳庄，故凡前史所有庄字悉改为严。昭，三国吴人，尚复何所忌讳？而不为改正，仍以鲁庄公为严公，曲沃庄伯为严伯，亦不免疏于检点。顾宁人乃以为作史者意存忠厚，不遽改前代之讳，此亦曲为之说矣。

　　●卷三○《周礼、冬官》补亡之误《周礼》缺《冬官》一篇，刘歆以《考工记》补之，汉唐以来皆无异说。至宋淳熙间，临川余廷椿始创论，以为冬官之属初未尝缺，其官皆杂出于五官之中，乃作《复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称之。永嘉王次点益引伸其说，作《周官补遗》，亦为真西山所赏。元人吴草庐、丘吉甫又因之，各有撰述，然其间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周官补遗》已不传，草庐所编则据《尚书》司空掌邦土，谓冬官不应杂在地官司徒掌邦教之内，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其他亦未尝分割。惟余氏、丘氏则益加割裂。余氏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内四十九官改入冬官，丘氏则以为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若以周官三百六士每官六十之数论之，天官羡三，地官羡十九，春官羡十，夏官羡九，秋官羡六，是五官内共羡四十七官。而所著《周礼补亡》一书，又于五官内稍有裁核，定为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七，而以大司空、小司空内五十四官改入冬官，与余氏大同小异。虽各以意割截旧文，然亦可见先儒之究心也。王鏊《震泽长语》云：俞廷椿、王次点以五官中凡掌邦居民之事皆分属之司空，则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数，周官粲然无缺，诚千古之快也。而余不敢从，何哉？曰乱经。是鏊亦未敢以为是也。按《南齐书》有人掘楚王冢，得青简书，广数分，长二尺，凡十馀简。王僧虔辨之，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然则《考工记》原非杂于五官内，刘歆以之补《冬官》亦非。

　　○《仪礼》先儒谓《仪礼》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仅存者。即如《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如”等语，与《论语。乡党篇》相合。晁氏谓：定公九年孔子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间无朝聘事，则《乡党》所记未必皆孔子实事，当是门人习礼者本《仪礼》之旧文而记其语耳。是可见《仪礼》为孔子以前之书，也于周公所作无疑也。当时必有全书，今所传十七篇，盖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者。熊朋来谓：《既夕礼》乃《士丧礼》之下篇，《有司彻》乃《少牢馈食》之下篇，则十七篇又实止十五篇耳。敖继公不得全书，遂以为周公此书专为侯国而作，而王朝之礼不与焉。如《冠》、《昏》、《相见》、《乡饮》、《乡射》、《士丧》、《既夕》、《士虞》、《特牲馈食》九篇，皆侯国之士礼。《少牢馈食》上、下二篇，皆侯国之大夫礼。《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诸侯之礼，惟《觐礼》一篇言诸侯朝天子之礼，然主于诸侯而言也。《丧服》篇言诸侯于及公子、大夫、士之服最详，其间虽有诸侯之大夫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于诸侯与大夫而言也。当时以此书颁于侯国，令其各据此以行礼，以教人，是以国无异礼，家不殊俗也。其立论固未为无见，然此亦第就现在之十七篇，而意其专为侯国设耳。按孔壁中所得《古文礼经》本有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哀帝初，刘歆欲以之列学官，而诸博士不肯，遂不得立。孔、郑所引《逸礼》如《中ニ礼》、《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则《仪礼》十七篇外尚有三十九篇，王朝之礼亦必备载如于太庙、王居明堂之类，不得谓皆侯国之礼也。吴草庐因取大、小戴《记》及郑氏所引编为《仪礼逸经》八篇，谓《小戴》、《投壶》、《奔丧》篇首与《仪礼》诸篇之体如一，固为《仪礼》旧文，《大戴》中《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朝》三篇虽已不存此例，要是作记者删取正经之节要而存之。其《中ニ》以下三篇已不复传，而名犹见于注家，故亦编为篇目，而以注家所引片言只字附之，此亦见辑《礼》者之苦心矣。

　　○五父衢《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问于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孔子生而神圣，岂有母在时不问知父墓者？况《檀弓》又云：合葬于防之后，孔子先反，门人后至。则葬母时已有门人襄事，孔子必非年少可知，岂有数十岁之人尚不知父墓？故何晏、夏侯玄、蒋济、王肃皆疑无此事，而近世高邮孙氏又谓“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十字当为一句，殡浅而葬深，孔子父殡于五父衢，孔子欲启柩与母合葬，而不知父墓之为浅葬深葬，故审问不敢轻启，问于鄹母，始知殡而非葬，于是启其殡，与母合葬于防。先儒误读，不知“其墓”为句，遂生妄说云云。此论可谓辨矣，然究亦曲为之说。柩在帷堂曰殡，入土则曰葬，从未有入土尚称殡者，何得以殡为浅葬耶？即曰浅葬矣，此何等大事，孔子当母在时岂有不问明，直待母卒而问他人乎？总由于记礼之家，得诸传闻，不暇审订，辄笔之于书，故有此等谬误。观《庄子》及《说苑》、《新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所传孔子佚事甚多，若一一信以为真，则圣人反浅。《檀弓》所记亦犹是也，而必从而为之词，毋怪乎愈解而愈支离矣。

　　○伯鱼之母死伯鱼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欤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疏以为出母。此最舛也。礼：父在，为母服期。是期本服母终丧之候，而伯鱼犹哭，故夫子甚之也。出妻之子为母期，若为父后者，则于出母无服，是并无期之丧矣。伯鱼固为父后者也，不服于期之内，而反哭于期之外乎？即此可见孔氏出妻之说之妄也。

　　○晋文公辞国当以《檀弓》为据公子重耳辞国一事，《檀弓》谓：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重耳，讽以得国，舅犯使公子辞之。《国语》则谓：里克杀夷齐、卓子，使人告重耳，欲立之，舅犯使公子辞。秦穆公又使人讽重耳得国，舅犯亦使公子辞。盖本一事，而《国语》误作里克及秦穆两事也。以理推之，当以《檀弓》所记为是。重耳之亡，舅犯辈之从亡，皆非无意于得国者。观其后纳怀嬴而不顾，杀怀公而不恤，则其以入国为急可知。若里克既杀二君而召之，当是时，乱不自我起，且兄弟之次居长，义本当立，夫亦何所避嫌而却之以为名高？盖其辞也，在献公方卒之后，二君未被杀之前，国已有君，衅将未作，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倘一发不中，则身名俱败，此智者所不为也，《檀弓》以其事系于献公卒之后，而不言二君已被杀，自是实录。而《国语》所记在二君被杀后者，误也。《史记。晋世家》但采《国语》之文，亦无识。

　　○《月令》沈作谓《礼记》中《月令》尤驳杂。古者于则发爵赐服。于尝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诸侯，毋以割地。《周礼》龟人上春衅龟，谓建寅月也，而《月令》孟冬衅龟策，盖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马，无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赞杰俊。殆吕不韦宾客所为耶？按沈氏之说，似将泥于蔡邕、王肃及张华《博物志》以《月令》为周公所作，故信为周制，而又有秦制在内，遂疑吕氏所为。不知此篇本吕氏原本，而礼家采入《礼记》中者。今《吕氏春秋》现在，可覆按也。《隋书。牛弘传》：蔡邕、王肃因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即是此篇，故以为周公所作，而郑康成已谓是不韦著《春秋》纪之首章，礼家抄合为记。刘勰亦谓《月令》一篇取乎吕氏之纪，束皙又以为夏时之书，刘以为不韦令诸儒寻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牛弘则谓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在内杂有虞、夏、商、周之法。是康成以来诸儒固不以此为周公作，何以沈氏尚据为周书而致疑耶？

　　○宾雀《月令》“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今读者皆以宾字属雁，谓雁自北而南，如作客也许，行慎注《淮南子》，则以宾字属雀，云：宾雀，老雀也，栖宿人家堂宇之间，如宾客然。则宜以“鸿雁来”为句，而宾字连下句读。

　　○太牢少牢《礼记》“太牢”注：牛、羊、豕也。是羊、豕亦在太牢内矣。《国语》“乡举少牢”注：少牢、羊、豕也。则羊与豕俱称少牢矣。其不兼用二牲而专用一羊或一豕者，则曰特羊、特豕，可知太牢不专言牛，少牢不专言羊也。后世乃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不知始于何时。江邻几《杂志》云：掌禹锡判太常，供享太牢，只判特牛，无羊豕。问礼官，云：向例如此。是宋时固专以牛为太牢矣。唐人《牛羊日志》小说称牛僧孺为太牢，杨虞卿为少牢，则唐已以牛属太牢、羊属少牢矣。按《国语》屈到嗜芰篇：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韦昭注云：牛享，太牢也；羊馈，少牢也。则专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其误盖自韦昭始也。○醴泉即膏露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从地中出也。《白虎通》亦云：甘露者，美露也，降则物无不盛。醴泉者，美泉，味若醴酒，可以养老。是亦以甘露、醴泉为二物也。王充非之曰：《尔雅》甘露时降，无物以嘉，谓之醴泉。则醴泉乃即甘露也。使以为地中所出这泉，则《尔雅。释水》篇舅槛泉正出，沃泉悬出之类，释水甚多，何以不载之，而反入之四时章乎？然则甘露、醴泉本一物，而记礼者谬为分析耳。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后世引为终养之误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家不从政。解者谓令其子孙得以家居侍养，此后世终养之例之所始，而不知非也。家有老亲，正资禄养，岂有转禁其入仕之理？且九十者一家之中俱不从政，倘在贫家，将何以奉晨昏、具甘旨？是教之孝而转无以全其孝也。《北史》辛雄有《禄养论》，谓《礼记》所云不从政者，郑注云：复除之，盖专指庶人而言力役之征，概从停免，非公卿士大夫之谓也。仲尼论五孝，自天子至于庶人，无致仕之文。今宜听禄养，不约其年。魏孝明帝纳之。辛雄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按《管子。入国篇》：凡国都皆有掌老，七十以上一子无征，八十以上二子无征，九十以上尽家无征。又汉武诏曰：九十以上，复其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注：复者，免其徭役。又贾山《至言》：陛下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师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也；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赋也。则汉时犹未有仕宦者亲老归养之例。但庶民之家有老亲则免其徭役口算耳。然则误以不从政为不服官而定亲老运去之例，起于何时耶？按《晋书》：庾纯以父老不解官被劾。又齐王攸议曰：“礼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纯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废侍养。今令年九十乃听悉归，纯父年未九十，不为犯令。”然则亲老归养之制，盖即晋时所定也。《北史》魏宣武帝诏：诸有父母八十以上者，皆听居官禄养。留亲就禄，至特烦诏书，可见亲老归养父著为成例，至宣武始变通耳。又《南史。张岱传》：岱母实年八十而籍注未满，岱便去官。则是时仕宦者父母之年亦须注籍也。

　　○郑康成注祭之误《周颂。雍》之序曰：，祭太祖也。康成因注曰：，大祭也；太祖，谓文王也。大于四时祭而小于也。《商颂。长发》之序曰：大也。康成因曰：大，祭天也。盖因《诗序》字加大，故又以为祭天也。于是注《小戴记。祭法》则竟以为祀昊天于圆丘，而于《春秋传》则又以为郊祀灵威仰，而以后稷配。随处异议，迄无定说，宜黎等之纷纷驳诘也。

　　○三年丧，王、郑二说不同三年丧，郑康成与王肃之说各不同。按《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檀弓》曰：祥而缟，是月礻覃，徙月乐。王肃曰：是祥之月而礻覃，礻覃之明月可以乐矣。《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春秋》闵公二年《公羊传》曰：三年之丧，实二十五月。此古来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文也，故王肃注《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十三月也），“又期而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礻覃，即此月之也；是月吉祭”，以为再期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礻覃，即此月之中也；是月吉祭，则此月已即吉也。而郑康成则谓：中者间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中，凡二十七月也。晋人丧服俱且肃说，以二十五月为断。至宋武帝始诏改依郑康成，二十七月而后除。按是时王淮之奏曰：“康成注《礼》三年丧，二十七月而去，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礻覃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然绅多从康成”云。武帝改制，本此奏也。（按《隋书。礼志》谓：梁天嘉元年，沈洙议：至亲期断，加重〔隆〕故再期，断以二十五月。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月为限，是宋武虽改从二十七月，至元嘉中又改二十五月也。《魏书》：梁使朱异至魏，魏李业兴与论王、郑《礼》注互异之处。异谓梁制多从王义，此间用郑义。业兴曰：“卿处用王义，除礻覃应二十五月，何以王俭礻覃用二十七月”云云。则宋元嘉改从王肃之后，至王俭又建议改从郑义二十七月也。）唐时又有王元感者，著论以三年丧宜三十六月。张柬之驳之曰：三年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按《春秋》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左传》曰：礼也。杜预注云：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纳币在十二月故称礼也。《公羊传》曰：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也。丧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讥，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满二十五月，故讥也。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至此冬十一月才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而图婚也。合二注以观，虽公薨之月不同，然所争惟争一月，不争一岁，此春秋三年丧二十五月之证也。《尚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孔安国注云：汤以元年十一月崩，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二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元〔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十二月大祥，讫十二月即服吉也，此尚书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礼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哉！又《丧服四制》云：变而从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终。又《间传》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酱；中月而礻覃，食酒肉。又《丧服小记》云：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此《礼记》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仪礼》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衤覃，是月也，吉祭。此礼周公所制，则《仪礼》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惟郑康成注“中月而礻覃”，以中月为间一月，故自死至礻覃凡二十七月，然逾月入礻覃，礻覃既复常，则二十五月为免丧矣。此柬之主王肃之说，更为援引曲畅。《朱子语类》亦云：丧礼只二十五月，是月礻覃，徙月乐。二十五日祥后便礻覃，看来当如王肃之说。愚按期之丧十三月而祥，间一月为十五月而礻覃，三年之服为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间一月而礻覃，则自当以二十七月为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礼院奏曰：丧服王肃主二十五月，郑康成主二十七月。《通典》用郑说，又加至二十七月终，则是二十八月毕丧，二十九月始吉，盖失之也。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以二十七月为断，望仍遵用。从之。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月之由来也。

　　○郑康成注慈母之误康成注“慈母无服”，谓庶母慈己者。此说甚混。按慈母有三，其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此《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但嫡妻之子无以妾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此《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而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称，《内则》所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次为保母”，明言择人为此三母，非谓择取史弟之母也。师保无服，则此慈母亦无服明矣。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康成乃不辨三者，混注慈己，毋怪处处窒碍矣。说见《南史。司马筠传》。

　　○命妇世妇《礼记。丧大记》“内子未命”，郑注云：内子，卿之妻也。又曰：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疏云：卿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妇也。此说甚谬。夫大夫内子与士妻对言，则内子之为大夫妻可知也。既曰“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则命妇之尊于内子可知也。乃以尊者特拜卑者，有是理乎？宋人谓卿大夫妻未命曰内子，已命曰命妇。此说最为得实。盖卿大夫妻俱称内子，《左传》：赵衰之妻请衰迎前妻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国语》：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注皆云：内子，卿之嫡妻。此卿妻之称内子也。《礼记》大夫内子，此大夫妻之称内子也。及其既受君命，则谓之命妇，故内子与命妇品级虽同，而特为命妇拜者，尊君命也。《丧大记》又有所谓世妇者，注、疏皆以国君之世妇次于女君者当之。然历观《记》中文义，皆系大夫之妻，如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士之妻皆死于寝。又曰：复者，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世妇以礻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又曰：君之丧，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妇杖。皆以大夫、世妇两两对举，则世妇亦即大夫妻明矣。而郑氏必以为不然，其于“大夫、世夫杖”及“世妇以衤衣”，固确指为君之世妇矣，于“大夫世妇卒于适寝”不可强通，则又为之说曰：变命妇言世妇，明尊卑同也。夫授大夫世妇杖指为君之世妇，犹或可通，若世妇以衤衣指为君之世妇，则大夫妻之复服又是何服？岂容竟不经见，且国君正寝曰路寝，路大也；大夫正寝曰适寝，适，主也，其实皆正寝也。国君既有路寝为正寝矣，岂又有所谓适寝乎？将适寝非正寝乎？然则所谓世妇卒于适寝者，非即大夫妻乎？郑氏不过以国君夫人之下有世妇，遂疑其非大夫妻。不知古之名称下不可僭上，而上可兼下，即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夫人则公侯之妻之名也，妻则士之妻之名也，世妇正与大夫品秩相配，安见非大夫妻之名乎？若谓国君有世妇，大夫妻不当以为名，则天子有夫人，诸侯何以亦有夫人乎？天子有世妇，诸侯何以亦有世妇乎？窃意未命曰内子，已命曰命妇，此卿大夫妻之专称也。而世妇则国君世妇与卿大夫命妇之通称也。大夫命妇与国君世妇品秩正相配，故得而通称也。凡专言大夫已命之妻者，则称命妇，如命妇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当敛则为命妇出是也。言大夫命妇而兼言国君世妇者，则通称世妇，如世妇以衤衣，授大夫世妇杖之类是也。如此则不惟《记》中文法甚顺，而义亦益周密矣。

　　●卷四○《四书》别解数条《四书》经朱子作注之后，固已至当不易，然后人又有别出见解，稍与朱注异而其理亦优者，固不妨两存之，要惟其是而已。今录数条于此。《大学》缺格物致知一传，董槐谓以“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节移于“听讼吾犹人之下”，而结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亦自完善。则此一章但有脱简而无缺文，更不必补矣。“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朱注以为观其子之志行，则下文“三年无改”句文义不相贯，故注中只得用“然”字一转。杨循吉谓宜作人子之观其父解，父在时子当观父志之所在而曲体之，父没则父之志不可见，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记者，则即其行事而取法之。如此则下“三年无改”句正是足此句之义，直接而下，自然贯注，不待下转语也。“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张凤翼谓能攻击异端则害可止，孙弈《示儿编》亦谓攻如“攻人之恶”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宰予昼寝”，李济翁《资暇录》作“画寝”，谓绘画其寝室也，则下文朽木粪土之墙似更关合。“子罕言利”，史绳祖《学斋占毕》谓利固圣人所不言，至于命与仁，则《论语》中言仁者五十三条，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岂罕言者？盖与字当作“吾与点也”之与，谓子之所罕言者，惟利耳，而所与者，乃命与仁的。“子路从而后”，吴青坛谓“见其二子焉”句当在“至则行矣”之后，盖子路再到时不见丈人，但见其二子，故以“不仕无义”之语告之，不然，既无人矣，与谁言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畿传》作“怨何不以”，谓致怨于何不用也。“孟子去齐，宿于昼”，考之史传，齐地无昼名者。邢凯《坦斋通编》谓当作画，而引《史记。田单传》“闻画邑人王贤”，刘熙注：画音护，齐西南近邑也；后汉耿讨张步，进军画中，遂攻临淄，拨之，亦即此地。则昼之当作画，更为有据。顾宁人《山东考古录》亦云昼当作画，而以刘熙注为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思谓“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误，谓“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长也”，重一“勿忘”字。古书如《无逸篇》叠“生则逸”三字，文更有致。“冯妇搏虎”章，周密《癸辛杂识》谓“卒为善”作一句，“士则之”作一句，“野有众逐虎”作一句，如此则下文“其为士者笑之”正与“士则之”相照应。比上数条皆与朱注异者，“父在”及“荷筱”、“冯妇”三章为最优。

　　○子见南子《论语》惟“子见南子”一章最不可解。圣贤师弟之间相知有素，子路岂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足以相浼而愠于心，即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设誓以自表白，类乎儿女子诅咒者？杨用修谓矢者，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谓予之道不行，乃天弃之也。其说似较胜。按此说本《史记索隐》，谓天厌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厌也，则固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谓子路以孔子既不仕卫，不当又见其小君，是以不悦，则夫子之以否塞晓之者，又觉针锋不接。窃意子路之不悦，与在陈愠见君子亦有穷乎之意正同，以为吾夫子不见用于世，至不得已作如此委曲迁就，以冀万一之遇，不觉愤悒傺，形于辞色。子乃直告之曰：予之否塞于遇，实是天弃之，而无可如何矣。如此解似觉神气相贯。（《晋书。夏统传》：子路见夏南，愤恚而慷忾。夏南盖即南子之误，而所谓愤恚慷忾，亦只傺无聊之意，非以见淫人而不悦也。）

　　○束修二义“束修”有二说，其以为十廷脯者，本邢疏，引《檀弓》“束修之问不出境”及《少仪》“其以乘壶束修一犬赐人者”，又《梁传》“束修之问不行于境中”。而《唐六典》国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修一案，为束修之礼。又《开元礼》皇子束修：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升，修一案三廷。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此廷脯为贽之证也。宋夏英公镇襄阳，胡旦以瞽废在襄，英公以精缣十匹赠之，旦还其五匹。英公检《韩诗外传》及服虔、贾谊所解“束帛戋戋”之义，同于束修。束修则十廷之脯，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两端，五匹遂见十端，表王者屈于隐沦之义也。此亦十廷为束修之证也。然《汉书》光武诏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诚固。《邓后纪》有云：故能束修不触网。注以约束修整释之。又郑均束修安贫，恭俭节整。《冯衍传》圭洁其行，束修其心。《刘般传》太守荐般束修至行。皆以整束修饬为训。即以之释《论语》“自行束修以上”谓能饬躬者皆可教也，于义亦通。至杜诗荐伏湛疏内云“自行束修，讫无瑕玷”，注云“十五以上。延笃亦云”吾自束修以来，为臣子忠孝，交不谄渎。陈崇奏颂曰：自初束修，折节行仁。贾坚谓荀羡曰：吾束修自立，未尝易志。则又皆以束修为十五岁以上，盖十五乃入学之年，入学必用束修，遂为故事也。

　　○子畏于匡，记载不同子畏于匡，《史记》谓孔子去卫，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家语》云：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奋戟，将与之战，孔子止之，命之歌而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韩诗外传》云：赵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带甲围孔子。子路怒，奋戟将下。孔子止之曰：“我歌子和。”三终而围解。按宁武子乃鲁僖公时人，距孔子且百馀年，孔子何由使从者假其名以免难？史迁之附会，固不必论。至赵简子将杀阳虎，以孔子似虎而围之，尤属不经。《左传》虎奔晋适赵氏，孔子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家语》亦谓：孔子以赵简子好利，必溺虎之说而从其谋，以致祸败。今考虎之事赵鞅也，鞅纳蒯聩于戚，宵迷失路，阳虎教以右河而南必至。鞅之卜救郑也，阳虎以《周易》筮之，曰：“宋方吉，不可与战。”乃止。虎之事赵简子见于《左传》者如此，并无获罪于赵之事也。而《韩非子》又云：阳虎逐于鲁，疑于齐，而之赵。赵简子迎以为相，左右谏以为不可，简主曰：“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以御之，虎不敢为非，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则虎且有功于赵氏，岂有致其攻围之理？况虎事简子多年，讵不能识，而误认孔子为虎乎？匡之地，《风俗通》以为鲁邑，《韵会》以为在陈留，亦皆非晋地，简子又何从而要截之？则《外传》之说亦妄也。而匡人之有简子，亦不经见，则《家语》之说亦不可信。朱注但云：阳虎曾暴于匡，孔子貌似阳虎，故匡人围之。洵乎斟酌尽善矣。

　　○执圭《论语》“执圭”，注谓诸侯命圭。按《考工记》：“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五寸谓之躬圭，伯守之。”郑注：命圭者，天子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夫所谓朝觐者，诸侯亲朝觐于天子也。朝觐执，则非朝觐皆不得执也；非朝觐不得执，则诸臣聘问益不得执也。又按《典瑞》及《玉人》彖圭璋八寸以ぽ聘，郑注：彖，文饰也；众来曰ぽ，特来曰聘。贾疏谓：此上公之臣执以ぽ聘于天子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宜四寸。凡诸侯之臣ぽ聘，不得执君之桓圭、信圭、躬圭，但彖文为饰耳。据此，则诸侯之臣ぽ聘于天子，用彖圭也。ぽ聘天子用彖圭，岂有聘邻封反用命圭者？《聘礼》疏曰：臣出聘不用君之所执，所执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彖之而已。曰彖之者，即所谓彖圭也。曰降其君一等者，公命圭九寸，彖圭则八寸，侯、伯命圭七寸，彖圭则六寸也。然则惟诸侯亲朝觐天子用命圭，其遣臣ぽ聘天子及聘邻封则皆用彖圭。《论语》注以聘问所执为命圭者，误矣。国君止一命圭，若用以聘问，倘一时分聘数国，又安得如许命圭耶？○乱臣十人“乱臣十人”，古本无“臣”字，唐开成石经亦尚无之。考马融、郑康成注《论语》，皆云有文母，而刘原父以为邑姜。王西庄云：盖因唐时俗本误添一“臣”字，子不可以臣母，故改邑姜也。然《北史。齐后妇传论》云：神武肇兴齐业，武明追踪周乱。武明即神武妻娄氏也。则以乱臣为邑姜，唐以前已有此解。○彭祖即老聃《论语》“窃比老彭”，诸家注释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贤大夫。《正义》谓即《庄子》所谓彭祖也。王弼曰：老，老聃；彭，彭祖也。按彭祖封于彭城，以久寿见称，则老彭即彭祖明矣。邢疏：一云即老子也。此其说盖据《世本》、《史记》。《世本》云：彭祖姓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而《史记。老子传》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张汤传》：老子为柱下史。以是参证，知其为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经见，而孔子尝问礼于老聃。又孔子答曾子问，动云“闻诸老聃”，可见《论语》述古之老彭，即《礼记》问礼之老聃。而或者谓彭祖在殷已极老寿，何由复至春秋时？彭则铿，聃则李耳，既为一人，何以两称？且彭国灭于殷末，聃名见于周末，若果一人，则相距数百年中，何以不经见？殊不知彭祖为颛顼元孙陆终第三子，事见《风俗通》，而屈原《天问》云“彭铿斟雉，帝何飨”，王逸注谓：彭祖以雉羹进尧，而尧飨之也。又《论语》疏亦谓尧时封于彭城。是尧时已在禹、皋之列。彼可以自唐历虞、夏而至殷，独不可自殷历周乎？若以铿、耳名各不同为颖，古人原有一人数名而错见者。虞翻云：彭祖名翦，则又不特名铿矣。太史儋见秦献公，言周、秦离合之说，史迁谓儋即老子也，则又不特名耳矣。安在不可李、而铿不可耳乎？且《史记索隐》引商容以舌视老子，老子悟舌以虚存，齿以刚亡。商容，殷纣时人，而以舌悟老子，是殷末已称老子也。《老子内传》云：武王时为柱下史。是周初已为史官也。临海庙有周成王飨彭祖三事鼎，鼎足篆“东涧”二字，是成王时或犹称彭祖也。幽王时三川震，伯阳甫曰：“周将亡。”唐固谓伯阳甫即柱下史老子，王弼亦谓伯阳甫姓李名耳谥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见于西周之末矣。《玉清经》云：老子以周平王时见衰遂去。是又见于东周之初矣，又安在数百年中绝不经见乎？然则合诸书以观，彭、聃一人，确有明证。此公直自陶唐时迄于周末，入关为关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终。《史记》所称百六十馀岁，或二百余岁，《神仙传》所称七百六十七岁、八百三十八年，及张守节所称历十二王、历三十一王，《论语》疏所云寿七百岁者，犹第各就所传而分记之，实未尝统计其年寿也。或又曰：唐荆川云：庄生以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归之彭祖，而不及老子，其论老子闻风于古之道术，又绝不及长生吐纳事，明其各自为一家也。今云一人，何以操术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为彭祖也，精意于养生治身，服水精，餐云母，《神仙传》述其言曰：“服药百裹，不如独卧”，近世道家修炼，实本于此。人徒以五千言中无此术，遂谓道家者流伪托于老子，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事也。及为老子，则涵茹道德，淹贯典礼，犹龙之叹，且乎有儒者气象矣。不宁惟是，《后汉书。襄楷传》：老子入西域为浮屠，天神遗以好女，坚却不受，曰：“此但革囊盛血耳。”又《齐书。顾欢传》记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乘日精入国王夫人净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兴焉。是又开佛氏法门矣。然则此公方且神奇变化，出没于三教之间，迭迁屡变而未有已也。曰：史传所载彭、聃各著延生之异，岂有一人而数生者？曰：吾正以其诞生而证之也。《风俗通》云：陆终娶鬼方氏女贵，久孕不育，启左胁，三人出焉，启右胁，三人出焉，彭祖则左胁所出也。而《元妙内篇》记老子亦割左腋而生，又《顾欢传》所记净妙之孕亦剖左腋，夫安知非即女贵剖生一事而记载者各系诸传首，遂分见若三降生耶？书之以俟博雅者。

　　○微生高即尾生《庄子》：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战国策》：苏氏谓楚王曰：“此方其为尾生之时也。”高诱注《淮南子》：尾生，鲁人。又苏代谓燕昭王曰：“尾生高，不过不欺人耳。”是尾生名高，微、尾音相通，其人素有直名，盖尝守之信者，则尾生即微生高无疑也。《汉书。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吴师道亦谓即《论语》微生高也。

　　○公山弗扰召孔子之不可信《史记》公山不狃本之《左传》。小司马注引邹氏曰：狃一作蹂，《论语》作弗扰。是《论语》之公山弗扰即《左传》之公山不狃也。《左传》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为费宰，出劳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怀弗敬，不狃乃嗾阳虎逐之。是时不狃但怒怀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钽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欲去三桓，将享桓子蒲圃而杀之。桓子以计入于孟氏，孟氏之宰公敛处父率兵败阳虎，阳虎遂逃于阳关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时不狃虽有异志，然但阴构阳虎发难而已，实坐观成败于旁，故事发之后，阳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无恙，盖反形未露也，则不得谓之以费叛也。至其以费叛之岁，则在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叔孙先堕后阝，季孙将堕费，于是不狃及公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不狃及辄奔齐，遂堕费。此则不之狃以费叛也，而是时孔子已为司寇，方助公使申句须等伐而遂之，岂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记》徒以《论语》有“孔子欲往”之语，遂以其事附会在定公八年阳虎作乱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谓之以费叛而召也；既叛以后则孔子方为司寇，断无召而欲往之事也。世人读《论语》，童而习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复参考《左传》，其亦陋矣！王鏊《震泽长语》又谓：不狃以费叛，乃叛季氏，非叛鲁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张公室？因引不狃与叔孙辄奔吴，后辄劝吴伐鲁，不狃责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国，可见其心尚欲效忠者，以见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为之说。子路之堕费，正欲张公室，而不狃即据城以抗，此尚可谓非叛鲁乎？盖徒以其在吴时有不忘故国之语而臆度之，实未尝核对《左传》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语者，圣人之遗语；论者，诸儒之讨论也。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庄子。盗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窃国，而孔子受其币。夫陈恒弑君，孔子方请讨，岂有受币之理，而记载尚有如此者。《论语》“公山不扰”章毋亦类是？○羿、非夏时人“羿善射，荡舟。”解以有穷后羿及寒浞之子，其说始于孔安国，而朱注因之。盖据《左传》浞代夏政而恃其射，用寒浞为相，浞乃取其国众，杀羿而烹之，浞因羿室，生子浇及，使浇灭斟。后夏臣靡收二国之馀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遂灭浇与。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事迹显然，而浇与声相近，浇亦被杀于少康，遂并以浇释也。按古来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吕览》：黄帝时大挠作甲子，胡曹作衣，夷羿作弓。是黄帝时有羿也。许慎《说文》云：羿，帝喾射官。贾逵亦云：帝喾赐羿弓矢，使司射。是帝喾时有羿也。《淮南子》：尧使羿诛凿齿，杀九婴，上射十日，下杀。其说虽荒幻，然必因尧时有善射名羿者而附会之，是尧时有羿也。而夏时亦有羿，则《左传》所云是也。《淮南子》又曰：古有善射者名羿，夷羿慕之，乃亦名曰羿。此或即夏之羿也，使以为一人，则自黄帝至夏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久寿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左传》曰：杀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孟子》曰：逢蒙杀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于桃。高诱注谓以桃作大杖击杀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以为一人，岂有一人而数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宫适所云并未言篡夏之事，则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浞之子名浇，《左传》并不言，孔氏特以声相近，遂据以释。按浇或音骁，或音聊，或音交，《集韵》虽有之音，以为寒浞子。王逸注《楚词》，亦引《论语》“浇荡舟”，此皆因孔注而依附之，未可以为确也。而浇之荡舟，不见所出。《正义》云：孔注谓能陆地行舟者，以此文云“荡舟”，荡，推也，以此知其多力，能陆地推舟也。然则孔注以浇能荡舟，不过就《论语》本文，而别无所据依也。而陆德明《音义》于“丹朱傲”云：字又作，盖古字少，傲、通用。宋人吴斗南因悟即此荡舟之，与丹朱为两人也。盖禹之规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则既云“无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与为两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陆地行舟之明证也。曰：“朋淫于家”，则丹朱与二人同淫乐也。吴氏之说，真可谓铁板注脚矣。傲之不得其死，虽无可考，然傲与之音相同，既不比浇与之但音相近。且罔水行舟之与荡舟尤为针孔相对，则南宫适所引“荡舟”，实指丹朱所与朋淫之人，而非寒浞之子，断可识也。则所云善射之羿，或亦指唐时之羿，未可知也。况引羿、但言恃力而不得其死，原不必指同时两人。则即以为夏时之羿，亦无不可也。而为罔水行舟之傲，则确不可移矣。

　　按《天问》“覆舟斟”句，王逸注：奄若覆舟取之易也。顾宁人则引《竹书纪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谓《天问》所云“覆舟斟”者正指此。安国时竹书未出，故注为陆地行舟也，则浇之覆舟与之荡舟本不相涉。

　　○浴乎沂风乎舞雩《论衡》云：说者谓浴者，浴沂水也；风，干身也。然周之四月乃岁二月，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乎？盖浴乎沂，涉沂水也；风，歌也。咏而馈，馈祭也。乃是二月中龙见而雩祭，歌诗设乐也。冠者、童子，雩祭之乐人也。孔子与之善，其欲以雩祭调和阴阳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与风之事，本易启人疑。余另有说，在“周时列国用夏正”条内，若王充所云雩祭，则又失之远矣。果如其说，以雩祭调和阴阳，则亦为邦者之事也，又何必问求、赤非为邦欤？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为岁二月，此欲实其龙见而雩之说。龙见在三月，故牵强附合如此。惟沈约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论语》莫春浴沂，古有斯礼，今三月上已祓于水滨，盖出此。又贾公彦疏《周礼》“岁时祓除”曰：见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然则浴沂盖即三月祓除也。韩昌黎注《论语》改作“沿乎沂”，又是一解。阎百诗谓曲阜亦有温泉，但距沂尚七里。朱子初欲注浴为盥濯祓除，忽又接曰“有温泉焉”，乃仍以为浴云。王棠谓：浴于温泉，将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而体浴于川乎？按此诸说，惟上已祓除最为近理。至王棠疑为白日中身而浴，则又不知凡温泉可浴之处皆有屋宇，如秦之骊山等处，何尝露浴也？○挚、干、缭、缺或以为殷人太师挚等适齐，适楚，适蔡，汉儒多有以挚等为殷末人者。班书《礼乐志》云：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悦妇人。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颜师古即引师挚等以实之，且云齐、楚、蔡者，乃追记其地，非谓当时已有此国名也。《古今人表》列挚、干、缭等，师古亦以为纣时人。而董仲舒对策云：殷纣时贤者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师古又引方叔鼗鼓等注之，并云《汉书》所引经文与近代诸儒家往往乖别，则以挚、干、缭、缺等为殷末人，固非无稽矣。然《史记。礼书》言：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则又即指挚、干等。且孔子尝学琴于师襄，又云“师挚之始”，则八人中已有二人与孔子同时者，可知八人皆鲁乐官，而非殷人也。汉儒徒以《商本纪》有“纣时太师、少师抱乐器而奔”之语，遂以此八人为殷末，误矣。郑康成又以为周平王时人，更属无据。至其远适之由，注家皆以为周衰乐废，夫子正乐之后，诸伶人皆识乐之正，故散而他之。按《白虎通》云：王居中央，制御四方，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哺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诸侯三饭，卿大夫再饭，尊卑之差也。然则四饭乃天子之制。今鲁亦有四饭，则僭越已甚，诸人之去，其即以此，而不特以乐职之紊乱欤？

　　○其父攘羊《吕氏春秋。当务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告之上，上将执而诛之，直躬者请代父死。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而孝而诛之，不亦悖乎！”荆王闻乃赦之。孔子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即叶公所称攘羊之事也，而记载不同，亦可参观。《庄子。盗跖篇》亦云：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

　　○“人莫知其子之恶”系鲁谚《吕氏春秋。去尤篇》：鲁有恶者（丑也），其父出见商咄，反而告其邻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恶，偏于爱也，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然后能知美恶矣。当时谚语，盖即此事也。《淮南子》云：鲁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叹。然则“始作俑”亦起于鲁俗。

　　○尊《孟子》《孟子》书，汉书来杂于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杨绾始请以《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未行，韩昌黎又推崇之。其后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其表略云：“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不过乎史；史之降，不过乎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皆圣人之贼也。请废庄、老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同明经。”则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日休也。日休又尝请以韩文公配享太学，则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五亩之宅《孟子》“五亩之宅”，注家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之说，起于赵岐。岐又本汉《食贷志》，谓公田内以二十亩为庐舍。而《食货志》盖又因《梁传》：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原缺“亩”字〕，公田居一，公田为庐，井灶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既授民为庐，则邑中不宜尚有五亩，当是田与邑各半，故谓公田二十亩，八家分之，得二亩半为庐舍，而城邑之居亦二亩半也。然《孟子》一则曰五亩之宅，再则曰五亩之宅，《周礼》“宅田”注亦曰五亩之宅，并未有言二亩半之宅者，明是五亩为一宅矣。若邑中之宅仅二亩半，何不直言二亩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木，既以二亩半为庐舍，则树桑不过邑中之二亩半，又何以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乎？然则五亩之宅俱在邑中，所谓庐舍者，盖不过苫茅于垄间为憩息地，而非于公田中占其二亩半也。在《梁传》之说亦未尝无本。盖据《信南山》诗“中田有庐”谓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庐在其内，明是以公田为庐舍。不知中田犹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则为田内，自邑而言，田中并不过如是田间云尔，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即云“疆场有瓜”，见此庐之近于疆场也。曰庐，则非宅可知也。曰有瓜，则不树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诗云：“饣盍彼南亩”，曰“彼南亩”者，从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既有二亩半庐舍，井灶葱韭皆具，又何必从邑中而往饣盍乎？若谓自庐饣盍至田，同此一井，庐与田相去几何，而犹烦饣盍乎？且妇子皆处庐供饣盍，将邑中之宅竟无人居守乎？又《孟子》谓“商助、周彻，其实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亩，更何以云什一乎？将注所谓又轻于什一者，可果信乎否乎？以此数者参证，益知五亩之宅之在邑，而庐舍无二亩半之说矣。汉《食货志》云：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邻长坐左塾，毕出然后归；入亦如之。其说本《尚书大传》，所谓春作时，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余子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也。或者据此以为农夫毕出于田野，则宜有在庐饣盍饷之事。然曰里胥平明待农夫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则每日晓出晚归，不宿于庐舍可知也。且饣盍饷必系妇子，若自庐饣盍田，则妇子应俱在庐舍，而上老之出民，但云余子毕出，而不及妇子，则妇子之不在庐舍可知也。田中无二亩半之庐舍，益可知矣。

　　○负戴《孟子》“不负戴于道路”注：负，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时甚疑之，盖习见内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倮担物，皆用小架负于背，架有两皮革，而以两臂挽之，架上又有形如半枷者，附于颈，而以皮条从后缚于额，以固其所担物；能负重行远，使之肩挑，则一步不能行矣。乃知负戴之实有其事也。然此乃苗倮所为，孟子何以知之？意当时中国人担物亦如此耶？

　　○伊尹割烹要汤“割烹要汤”注，但引《史记》伊尹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按战国以后，为此说者甚多，不特《史记》也。《庄子》：汤以庖人笼伊尹。《楚词。涉江篇》：伊尹烹于庖厨。《韩诗外传》：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鼎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负鼎。其言之最详者，莫如《吕氏春秋》，《具备篇》云：伊尹尝居于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亻先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中，献之其君，即伊尹也。长而贤，汤使人请之有亻先氏。有亻先氏不肯，汤乃娶妇于有亻先氏。有亻先氏喜，遂以尹为媵。汤乃祓之于庙，爝以火，衅以牺犭，设朝而见之。尹说汤以至味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獾獾之炙之类，鱼之美者有洞庭之专、东海之面之类，菜之美者有昆仑之苹、寿木之华之类，和之美者有招摇之桂、越骆之菌之类，饭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类，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昆仑之井之类，果之美者有沙棠之实、云梦之柚之类，而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此所谓说汤之辞也。然当时诸说亦有不同者。屈原《离骚》云：缘鹄饰玉，后帝是飨。王叔师注：后，殷汤也；伊尹始仕，因烹鹄鸟之羹，修饰玉鼎，以事汤也。《天问篇》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王叔师注：小臣，谓尹也；汤东巡，从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滨之木”数句则云：小子，谓尹也；尹母娠身，梦神女告之，见灶生蛙则急去。已而灶果有蛙，母遂东走，回顾其邑，尽为大水，母因溺死，化为空桑之林。水干后，有小儿啼，人取养之。既长有才，有莘氏恶其从木中出，因以媵女嫁于汤也。由吕氏之说，则有莘不肯以尹与汤，汤结以姻好，始以尹为媵也。由王氏之说，则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恶之以为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句观之，则吕说为是；以‘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句观之，则又王说为是。盖本无稽之事，言人人殊，固无从究其是非也。

　　○王良即伯乐王良以御赵简子得名，《孟子》所谓“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是也。《左传》：赵简子纳蒯聩于卫，邮无恤御，既战，简子曰：“吾伏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邮良曰：“我两引将绝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邮良即邮无恤也。而杜注邮无恤云：王良也。则邮无恤即王良也。《国语》简子如晋阳，以尹铎不堕垒，将杀之。邮无正进谏，简子悟，乃以免难之赏赏铎。伯乐与铎素有怨，至是铎以其赏如伯乐氏，曰：“子免吾死，敢不归禄？”是伯乐即邮无正也。而韦昭注邮无正云：即邮良也；邮伯乐云：邮无正之字也。然则《孟子》之王良，即《左传》之邮良、邮无恤，《左传》之邮无恤，即《国语》之邮无正，本一人，而伯乐则其字也。《汉书。王褒传》“王良执靶”注内张晏曰：王良，邮无恤，字伯乐是也。乃颜师古既知邮无恤、邮无正、邮良、王良为一人，而又以伯乐另为一人，何哉？

　　○市井市井二字，习为常谈，莫知所出。《孟子》“在国曰市井之臣”，注疏亦未见分晰。《风俗通》曰：市亦谓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卖者，必先于井上洗濯香洁，然后入市也。颜师古曰：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总言之也。按《后汉书。循吏传》“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记》云：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此说较为有据。

　　○七八月之间旱“七八月之间旱”，朱注谓：周七八月，夏五六月。盖以战国时犹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时列国已不用周正，而晋之用夏正又在列国之先（说见“春秋列国用夏正”条内）。魏自晋分，习用夏正已久。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可见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则《孟子》在魏对襄王所谓七八月者，即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谓夏正五六月，正系望雨甚殷，至七八月则非所急。不知处暑以后，禾苗将秀，其待雨更切于五六月。是《孟子》所谓七八月，即夏正也，而必以夏五六月释之，则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

　　●卷五○《史记》一班彪谓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是盖以本纪、世家、列传为史迁创例。然《文心雕龙》云：迁取式《吕览》著本纪，以述皇王。则迁之作纪，固有所本矣。今按《吕览》十二月纪，非专述帝王之事，而《史记。大宛传。赞》则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纪》及《山海经》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迁之作纪，非本于《吕览》，而汉以前别有《禹本纪》一书，正迁所本耳。又《卫世家。赞》云：予读世家言云云。则迁之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创也。惟列传叙事，则古人所无。古人著书，凡发明义理，记载故事，皆谓之传。《孟子》曰：于传有之。谓古书也。左、公、作《春秋传》，所以传《春秋》之旨也。伏生弟子作《尚书大传》，孔安国作《尚书传》，所以传《尚书》之义也。《大学》分经、传，《韩非子》亦分经、传，皆所以传经之意也。故孔颖达云：大率秦、汉之际，解书者多名为传。又汉世称《论语》、《孝经》并谓之传。汉武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东平王与其太师策书云：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赐翟方进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时所谓传，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其专以之叙事而人各一传，则自史迁始，而班史以后皆因之。然则本纪、世家非迁所创，而列传则创自迁耳。叔皮乃以为皆迁创例，何耶？又迁书名《史记》亦有所本，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孔子世家》所谓“因史记作《春秋》”是也。

　　○《史记》二《史记。高祖本纪》先总叙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则称刘季，得沛后称沛公，王汉后称汉王，即帝位后则称上。后代诸史皆因之。其实此法本于《舜典》，未即位以前称舜，即位之后，分命九官，即称帝曰。古时虽朴略，而史笔谨严如此。分命九官之前，初咨四岳，尚有一“舜曰”者，正以起下文“帝曰”之例，谓此帝乃舜也。又《顾命》康王未即位以前称子钊，即位后即称王，亦是此例。○《史记》三孔子无公侯之位，而《史记》独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其传孟子，虽与荀卿、邹忌等同列，然叙忌等尊宠处，即云：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又云：卫灵公问阵，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子称太王去，岂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皆以孔子、孟子并称，是尊孟子亦自史迁始也。○《史记》四《史记。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乎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书则《韩信传》尽删通语，而另为通作传，以此语叙入通传中。似乎详简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应立传之人，载其语于《淮阴传》，则淮阴之心迹见，而通之为辨士亦附见，史迁所以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且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又如冒题遗吕后书至秽亵，《史记》不载，为本朝讳也。班书则缕述之，并报书之丑恶亦详录不遗，其无识更甚。迁之优于固，岂特在文字间也！惟《史记》不立《楚怀王孙心传》，殊为缺笔。陈涉已世家矣，项羽已本纪矣，心虽起牧羊，然汉高与项羽尝北面事之，汉高之入关实奉其命以行，后又与诸侯王共尊为义帝，而汉高之击项羽也，并为之发丧，则心固当时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数者，因项梁败于定陶，即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因宋义预识项梁之将败，即拜为上将军；因项羽残暴，即令汉高扶义而西；及汉高先入关，羽以强兵继至，亦居灭秦之功，使人报心，心仍守先入关者王之之旧约，而略不瞻徇。是其智略信义亦有足称者，非刘圣公辈所可及也，自当专立一传。乃《史记》逸之，岂以其事附见项羽诸传中，故不复叙耶？然律以史法，究未协也。班史但改陈胜、项羽为列传，而怀王心亦遗之，终属疏漏。《后汉书》列更始诸传，《明史》列韩林儿、郭子兴诸传，较为周密矣。○《史记》五《史记。尧纪》全取《尧典》成篇，《舜纪》用《舜典》及《孟子》，《禹纪》用《禹谟》、《禹贡》及《孟子》。其《自叙》谓择其言尤雅者，故他书不旁及也。又如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之事，《周本纪》不载，而于赵造父之御见之，亦见繁简得宜。然其中亦多有抵牾者。《舜纪》云：父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下文又云：舜，冀州之人也，父顽、母へ、象傲，皆欲杀舜。其文法不太复乎？尧使九男二女事舜，在四岳荐舜之后，而四岳之荐，则以其“克谐以孝，，不格奸”，是其时顽父、へ母、傲弟已皆底豫矣，岂复有使之完廪、浚井，谋杀其身、分其财、夺其妻之事？乃徒以《孟子》书有此语，遂曲为附会，则仍未见其能择也。尧既亲睦九族矣，据《史记》所叙世次，则舜乃尧之族孙，尚在五服之内，乃并不收恤，而致其陶渔耕稼，所谓睦族者安在耶！且族中有此圣德之子孙，而尧竟不知，反待四岳之荐。知人则哲之帝尧，何至若此耶？《左传》：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国语》：幕能帅颛顼者，有虞氏报焉。则舜之先有名幕者，而《史记。舜本纪》无之。又《左传》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注云：思，舜之后也。则舜之后在夏时有封于虞者。《左传》：舜置德于遂。注谓殷封舜后于遂，则舜之后在殷时有封于遂者。子产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则胡公满之父也。而《史记。陈世家》皆不载。又如契、稷，皆帝喾子也，契至纣四十三世，而稷至文王仅十五世。伊尹相汤，汤七传至太戊，而伊尹之子陟乃为太戊相。此皆讹舛之显然者。刘知几谓《史记》周以上多阔略无体统，秦、汉以下始条贯有伦。信然！盖上古之事荒远难稽，史册所垂已残缺失次，而必以意为贯穿附会之，自多窒碍也。不特此也，刘累以扰龙事孔甲，语本荒幻，乃载之《夏本纪》。而夏时有穷后羿篡帝相而代其位，羿又为寒浞所杀，浞二子浇、殪，一封于过，一封于戈，夏臣靡起兵灭浞而立少康，事见《左传》。此《夏本纪》所必当载者，乃反无一字，仅于《吴世家》伍子胥语中见之，而但云：有过氏灭帝相，少康奔于有虞，以一成一旅中兴复位。则又遗却后羿篡相一事。且《左传》羿篡位后，帝相尚依斟灌、斟，及寒浞杀羿，因羿室而生浇，浇已长大能用兵，始伐二斟而灭相。相之妻后缗方娠，逃归于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长，乃灭浇等。则自羿篡位至少康复国，凡数十年，而本纪但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何也？《商本纪》：汤曰：“吾甚武。”乃自号曰武王。此与尉佗自称南越武王何以异？《周本纪》：武王伐纣，纣奔鹿台自燔。武王至其死处自射之，三发而后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于太白之旗。此虽刘裕、朱温之徒尚不出此，而武王为之乎？《甫刑》谓穆王享国百年，《史记》谓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左传》：晋献公之子九人，《国语》亦云：同出九人，惟重耳在，而《史记。晋世家》则曰八人。鞍之战，《左传》克欲以萧同叔子为质，而《史记》则以为萧同侄子。皆不符合。赵武之母庄姬，《左传》注以为晋景公姐，而《史记》则以为成公姐。按成公，景公父也，景公立十七年始有杀赵同、赵括之事。若系成公姐，其时当已五六十岁，尚能生遗腹子乎？《吴世家》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处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长遂起兵相攻，《伍子胥传》亦言两女子争桑。而《楚世家》则曰吴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一事也，而或云女子，或云小童。且《吴世家》则以卑梁属楚，《楚世家》则又以卑梁属吴。又《楚世家》：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下令国中，敢谏者死。伍举进曰：“有鸟三年不蜚不鸣，何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于是诛数百人，进数百人，而国大治。《滑稽传》又以为齐威王即位荒乱，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进曰：“国中有大鸟，三年不蜚不鸣，何也？”王曰：“不蜚则已，蜚则冲天；不鸣则已，鸣则惊人。”于是朝诸县令，赏一人，诛一人，而国大治。此又一手所著书，而以一事系之于两人者。《淳于髡传》末云：其后百馀年，楚有优孟。孟乃楚庄王时人，在淳于髡前二百馀年，反云孟在髡后百馀年。又子贡已列《孔子弟子传》矣，而《货殖传》又列之。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传》矣，而《滑稽传》又列之。此又皆文之失检者。盖史迁网罗旧闻，仅编辑成书，未及校勘，是以尚多疏误。观于景、武二纪及《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列传》、《三王世家》并《傅靳列传》，俱未卒业，元、成间，褚少孙始补成之，则《史记》本未为完书也。

　　○伯益、伯翳一人《史记》伯益佐禹，而《秦本纪》秦之先大业，娶妇华，生大费。大费佐禹平水土，辅舜驯鸟兽，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伯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后人皆以伯翳、伯益为二人。然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柏翳一人，则《尚书》载之，当与稷、契、皋陶同列，乃《尚书》所载有伯益，无柏翳，而伯益作虞，其职在若上下草木鸟兽，与《史记》所云驯鸟兽者适相吻合。则《史记》平水土驯鸟兽之柏翳，即《尚书》若上下草木鸟兽之伯益无疑。惟《史记》之大费不于《尚书》。胡应麟据《汲冢书》有费侯、伯益之语，则大费乃伯益之封国。《史记》既云大费即柏翳，而伯益实封于费，可见柏翳即伯益也。又按《国语》：嬴，伯翳之后也。韦昭注：即伯益也。《汉书。地理志》又曰：秦之先为伯益，佐禹治水，为舜虞官。则伯翳、伯益之为一人，尤明白可证。盖翳与益声相近之讹也。《路史》以伯翳、伯益为二人，谓翳乃少昊后，皋陶之子；益乃高阳之第三子ㄨ岂攵。金仁山则云：伯翳即伯益，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若以伯翳为皋陶之子，则楚人灭蓼之时，秦方盛于西，臧文仲安得云“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乎？又以益为高阳之子，则夏启时应二百馀岁，禹又何从荐之？是仁山亦以翳、益为一人也。

　　○赵氏孤之妄《春秋》：鲁成八年，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左传》谓：赵婴通于赵朔之妻庄姬，赵同、赵括放诸齐，庄姬以婴之亡，故谮同、括于晋景公，曰将为乱，公乃杀之。武（赵武也，庄姬子）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公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惧矣。”乃立武而返其田焉。《左传》叙赵氏孤之事如此而已。《国语》：赵简子之臣邮无恤进曰：“昔先主少罹于难，从姬氏畜于公宫。”智伯谏智襄子亦曰：“赵有孟姬之谗。”又韩献子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是皆谓庄姬之谮杀同、括，并无所谓屠岸贾也。里克杀夷齐、卓子时，曾令屠岸夷告重耳，欲立之。屠岸之姓始见此，其后亦未见更有姓屠岸之人仕于晋者。即《史记。晋世家》亦云：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言赵衰、赵盾之功，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氏后，复与之邑。是亦尚与《左传》、《国语》相合，无所谓屠岸贾也。乃于《赵世家》忽云：屠岸贾为景公司寇，将诛赵氏，先告韩厥。厥不肯，而阴使赵朔出奔。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氏。”贾果杀朔及同、括、婴齐。朔之妻，成公姐，有遗腹，走匿公宫。后免身，贾闻公，又索于宫中。朔妻置儿裤内，不啼，乃得矣。朔之客程婴、之孙杵臼恐贾复索，杵臼乃取他儿，伪为赵氏孤，匿山中，使婴出，率贾之兵入山杀之，并及杵臼。而婴实匿赵氏真孤。十五年，韩厥言于景公，立之为赵氏后，即武也。武与婴乃杀贾，亦灭其族。而婴亦自杀，以报杵臼于地下。按《春秋》经文及《左》、《国》俱但云晋杀赵同、赵括，未尝有赵朔也。其时朔已死，故其妻通于婴，而同、括逐婴。《史记》谓朔与同、括、婴齐同日被杀，已属互异。武从姬氏畜于公宫，则被难时已有武，并非庄姬入宫后始生，而《史记》谓是遗腹子，又异。以理推之，晋景公并未失国政，朔妻乃其姊也，公之姊既在宫生子，贾何人，辄敢向宫中索之，如曹操之收伏后乎？况其时尚有栾武子、知庄子、范文子及韩献子共主国事，区区一屠岸贾，位非正卿，官非世族，乃能逞威肆毒一至此乎！且即《史记》之说，武为庄姬所生，则武乃赵氏嫡子也。而《晋世家》又以为庶子。《晋世家》：景公十七年，杀同、括，仍复赵武邑。晋《年表》于景十七年亦言复赵武田邑。而《赵世家》又谓十五年后，则其一手所著书已自相矛盾，益可见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而迁之采摭荒诞不足凭也。《史记》诸世家多取《左传》、《国语》以为文，独此一事全不用二书而独取异说，而不自知其牾，信乎好奇之过也！

　　○宰我与田常作乱之误《史记》及《孔子家语》俱云宰予为临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则宰予盖尝助逆者。及阅《吕氏春秋》，与《左传》相印证，乃知非宰予事，而传闻之误谬也。《吕氏。慎势篇》云：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谓公曰：“陈常与宰予甚相憎，若相攻则危上矣，愿君去其一人也。”简公弗听。未几陈常果攻宰予，即简公于庙。简公叹曰：“吾不用鞅之言，至于此。”亦见《淮南子。人间篇》。而《左传》：哀十四年，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及归即位，使为政。陈成子惮之。诸御鞅谓公曰：“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杜注：阚止字也）逢陈逆杀人，遂执之。陈氏使逆伪病，而遗以酒肉，使醉守者，而杀之以逃。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宫，子我在幄，出迎之。成子入，闭子我于门外。公执戈将击陈氏，太史子余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子我归，属徒攻闱，不克，乃出奔，陈氏追而杀诸郭。陈桓（即田常）遂执公于舒州，公曰：“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二书所载同一事也，而一以为阚止，一以为宰，则以阚止字子我，宰予亦字子我，故吕氏遂误以此事属之宰予。而《史记》及《家语》并不知其详，又以为宰予与田常作乱而夷族。辗转传讹，正如钟盘烛之递误，竟使名贤横被诬蔑，成千古之冤狱。由此以观，则《韩非子》所云宓子贱不斗而死于人手，《韩诗外传》所云柳下惠杀身以成信，皆战国以后误传之词，非实事也。

　　按田常杀子我一事，《史记》于《齐世家》则全田《左传》原文，应亦知子我之即阚止矣。而于《田齐世家》则又以阚止为监止，以子我为监止宗人，下又云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是史迁既误阚止、监止为两人，又误阚止、监止、子我为三人，宜乎以子我为宰予也。然即以子我为宰予，则宰予之死亦以攻田常不克而被杀，非党于常也。乃《宰予传》何以又云与田常作乱？益可知《史记》追叙战国以前之事，牾舛谬，多不可信矣。（又按《史记》李斯上书二世，言田常为简公臣，布惠施德，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东坡志林》引之，以证《弟子传》宰予与田常作乱之误，谓李斯乃荀卿弟子，去引子不远，所引宜得其实云。此亦但明宰予之非党于田常，而不知宰予本无被杀之事也。）

　　○齐王伐燕之误齐伐燕一事，孟子手自著书，以为齐宣王，此岂有错误？乃《史记》则以为王，遂致后人纷纷之疑。按《国策》“韩、齐为与国”篇：燕哙以国与子之，国中大乱，适秦、魏伐韩，田臣思曰：“秦伐韩则楚、赵必救，而齐可以乘燕之乱，是天以燕赐我也。”齐王乃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此篇所言齐王，尚未确指宣王，而“燕王哙即立”篇则明言子之之乱，储子劝齐宣王因而仆之，并载孟子劝王伐燕之语，宣王因令章子将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为宣王无可疑也。《史记》所以系之王者，则以王之走死，实因乐毅伐齐。而乐毅之伐齐，实因齐破燕，而为燕昭王报怨。想齐伐燕与燕破齐之事相距不甚远，而王在位二十九年，燕、齐相报不应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为王。不知此亦在《国策》，特史迁未详考耳。《国策》言齐破燕之后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筑宫事郭隗”篇言：昭王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后以乐毅为将，破齐七十余城。是齐破燕至燕破齐之岁相去本有三十馀年，则破燕者宣王，而为燕所破者王，《国策》原自明白。盖宣王破齐之后，不久即卒，王嗣位二十九年，乃为燕所破，计其年岁，正与齐昭二十八年数约略相符。史迁漫不加考，故于《燕世家》则云：子之之乱，孟子谓王曰：“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兵伐之。而《田齐世家》则宣、两王俱不载伐燕之事，忽于王二十九年突出乐毅为燕伐齐一段，可见史迁并未细核年岁，遂难于叙次，强以系之王，而不知《国策》之文原自与《孟子》相合也。况将兵之章子，即匡章也。匡章在威王时已将兵伐秦，若如《史记》所云，则历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王二十六七年，其人不且历宦八九十年乎？有是理乎？（《通鉴》以《史记》所载与《孟子》不合，乃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谓伐燕系宣王十九年事。然宣王在位仅十九年，而燕人立太子平又在伐燕后二年，则燕畔仍在王时，与《孟子》所记宣王惭于孟子之语不合。故顾宁人又谓，当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此说更属武断。古国君在位之年，岂后人可凭空增损？总由于不曾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报怨一语，遂有此纷纷也。以此一语为据，则《孟子》所记宣王伐燕正是实事，而《史记》移为王之误自不待言，并无俟诸家之强移年岁矣。）

　　○楚、汉五诸侯《汉高纪》：帝初定三秦，出关，劫五诸侯兵，东伐楚。应劭注：五诸侯，雍、翟、塞、殷、韩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韦昭曰：塞、翟、韩、殷、魏也。颜师古则谓诸说皆非，是年十月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俱降，三月魏王豹降，又虏殷王，则五诸侯常山、河南、韩、魏、殷也。其时雍王章邯尚被围于废丘，必不在五诸侯之数也。吴仁杰又谓，是时诸侯降汉者凡七：河南王申阳降，殷王司马被掳，皆以其他为郡；韩王郑昌降，以其国封韩王信；张耳脱身归汉，初无兵从，皆不得与五诸侯之数。惟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降汉后即以兵从。而《魏豹传》：汉定三秦，豹即以兵属汉，从击楚于彭城；《韩王信传》：信击降郑昌，遂封信为韩王，亦以兵从。陈余虽不亲至，而汉遗以伪张耳头，即遣兵从击楚。是五诸侯者，乃塞、翟、韩、魏及陈余所遣兵也。颜、吴二说相较，吴说似更为有据。然塞王欣、翟王翳既降后，即以其地置陇西、北地等郡，与申阳、郑昌等同，非仍使之王其地，则不得尚谓之诸侯也。且彭城败后，二王即走降楚，则其在汉军中并未必将兵。而《淮阴侯传》云：汉定三秦，出关，收魏、河南、韩（即郑昌）、殷（即司马）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彭城。五诸侯内又有齐、赵矣。然则汉所劫五诸侯，乃魏、河南、韩、齐、赵也。至《项羽赞》云：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吴仁杰亦未见分晰。按羽本纪，救赵时但云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而不言何国，惟《陈余传》谓是时燕、齐、楚皆救赵，羽既破秦兵，自必并此诸军皆将之，然仅燕、齐及赵三国耳。若灭秦后，所封诸侯凡十八九人，则又不止五诸侯。盖羽所将五诸侯，当以六国后已立为王者为断。当羽救赵引兵西入秦时，韩王成未从，其从入关者，魏王豹亲自引兵，燕王韩广遣其将藏荼，赵王歇遣其相张耳，齐亦有将田都，此四国在五诸侯数内无疑。其一则别有齐王建之孙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羽，封为济北王，此乃田齐之嫡孙，当亦在五诸侯之列也。然则是时田荣虽背楚，而羽所将五诸侯，齐实有其二也。

　　○三户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苏林曰：但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也。凌以栋及项羽使蒲将军引兵渡三户，击破秦兵，遂以南公所云三户为地名，殊太泥矣。曰“虽三户”，以见其人之少，犹将报怨破秦兵也。所渡之三户，颜师古注在邺西三十里，若南公所云三户即是此地，楚之遗民安得在邺西哉？又按《左传》赵孟命士蔑执蛮子以界楚师于三户，杜注今丹水县北有三户亭，此又另一地也。

　　○广武楚、汉之时。地有两广武。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此广武在荥阳，孟康曰：荥阳筑西城相对，名曰广武，在敖仓西，三宝山上是也。韩王信惧诛，逃入匈奴，与冒顿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屯广武以南至晋阳。又《娄敬传》：上以敬言匈奴不可击，以为妄言阻军，乃械系敬至广武。此广武在晋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广武县是也。《后汉书》周党及王霸皆太原广武人。《杜茂传》：诏茂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此晋阳之广武也。

　　○司马贞《史记索隐》《史记》：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索隐》曰：高祖大度，既酤饮，则雠其数倍价也。按雠仇与售同，卖物受直也，武负、王媪皆酒家，每值高祖酤饮，则人竞买之，其获利较倍于常也。宣帝少时从民间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正与此相类。盖《高祖本纪》自泽陂遇神至芒砀云气，皆记高祖微时符瑞，而此特其一端耳。《索隐》乃谓酤饮而偿厚价，则下文“折券”句又何说也？又沛公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索隐》曰：黎，犹比也，谓比至天明也。此盖本徐广《音义》。《史记》：如意死，黎明，孝惠帝出猎还。《音义》云：黎，比也，将明之时也。按黎，黑也，黎明犹《书》所云“昧爽”，《诗》所云“昧旦”耳。《楚汉春秋》：上攻宛，匿旌旗，人衔杖，马束舌，鸡未鸣，围宛城三匝。夫曰鸡未鸣，正将明而尚晦之候也。《索隐》必援徐广说训为比字，亦固矣。又《惠景间侯者年表序》：诸侯子弟若肺腑。《索隐》曰：［A081］可，木札也；付，木皮也。喻人主疏末之亲，如札出于木、皮附于树也。据此，则肺腑之义如中山王所云“葭莩”及蔡邕《独断》所云“瓜葛”也。然《魏其武安侯传》“得为肺腑”，《索隐》曰：如肝肺之相附也，则又与前注自相矛盾矣。按史文本作肺腑，而转肺为［A081］，转腑为付，释之以木札树皮，反失之穿凿矣。

　　○《汉书》《史记》通记古今人物，与专记一代之史不同，故立《陈涉世家》、《项羽本纪》，盖已编作列朝之事也。然尊羽为纪，冠于本朝帝王之上，究属非体，陈涉王数月而败，身死无子，亦难列为世家。班书陈、项俱改为列传，诚万世不易之体例。又《史记》于《高祖本纪》后即继以《吕后纪》，而孝惠御极七年，竟不书。虽其时朝政皆出于母后，然《春秋》于鲁昭公之出奔，犹每岁书“公在乾侯”，岂有嗣主在位，又未加庐陵王之遭废，而竟删削不载者！班书补之，义例精矣。《史记》鸿门宴樊哙入卫沛公一事，叙在《项羽纪》，而哙本传转稍略。班书则详于哙传，而羽传从略。以哙之功，宜叙哙传，且省两处复叙也。齐悼惠王肥入朝，吕后以鸩酒令其为寿，将毒之，孝惠欲与俱起为寿，吕后恐，乃自起反卮。赵幽王友以诸吕女为后，不爱，爱它姬，诸吕女诉之吕后，遂召王饿死。此二事《史记》皆详叙《吕后本纪》，欲以著吕后之忍，班书则各叙于齐、赵本传，亦较为得法。盖著作之事，创者难而踵为之者必更精审也。然固亦有疏漏者。《项籍传》：田荣怨楚，乃自立为齐王，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也。是彭越之印，荣所予也。而《彭越传》则曰齐王田荣叛项王，汉乃使人赐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则又以为汉予之印矣。《项籍传》：项梁使使趣田荣发兵，共击章邯。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我乃发兵。”梁曰：“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乃不忍杀。则项梁之言也。而《田儋传》乃载楚怀王曰：“田假与国之王，穷而来归，杀之不谊。”则又属怀王之言矣。齐哀王起兵诛诸吕，使祝午绐琅牙王泽至齐，而阴令午发其国兵将之。泽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愿先入长安，与诸大臣议立齐王为帝，齐王乃资送之至长安。是起兵始于齐哀王，泽为所欺，始设计入长安也。《泽传》又云：太后崩，泽曰：“帝少，诸吕用事，诸刘孤弱。”引兵与齐王合谋而西，至梁，闻灌婴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驱至长安，则又似起兵由泽始事矣。《吴王濞传》：七国反，周亚夫至雒阳，问计于邓都尉。都尉教以以梁委吴，但轻兵绝其粮道，使吴梁、相敝，乃以全力制之，亚夫未从其策。是以梁委吴之计，亚夫至雒阳后遇邓都尉始定也。而《亚夫传》则谓，亚夫初受命，即请于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是此策亚夫出长安早定于胸中，不待至雒问邓都尉矣。按吴、楚尽锐攻梁、梁求救亚夫，亚夫不往。梁上书言天子，天子诏亚夫往救，亚夫仍守便宜。自非先奏帝，其敢抗诏旨乎？则以梁委吴之计，当是亚夫早定，而《吴王濞传》所云问计于邓都尉者，不免岐互也。《武帝本纪》：元光元年策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按仲舒对策在建元之初，并不与公孙弘同时。本纪所云亦误。《平当传》云：汉兴，韦平、平父子至宰相。按绛侯周勃相文帝，其子条侯亚夫相景帝，亦父子宰相也，班氏何以忘之？武帝陈皇后废，以百金奉司马相如，相如为后作《长门赋》以悟帝，后复得幸。此事宜载之《陈皇后传》，而竟不书。钩弋夫人被遗送狱，夫人叩头，帝曰：“趣行，汝不得活！”正见帝惩吕后之祸，刚决如此，宜载之《钩弋夫人传》；亦竟不书，但云有过谴死。《史记。酷吏传》赵禹、张汤、义纵同传，故《汤传》末书“禹免官后十馀年卒于家”，见禹之用法尚平也，《纵传》末书“后一岁张汤亦死”，见汤与纵之酷相似也。《汉书》既从张汤另入列传，不在酷吏内矣，乃《纵传》未仍云“后一岁张汤亦死”。有何来历照应耶？又《史记》不专记汉事，故古今人物３胪列不遗，班氏既作《汉书》，则所记皆汉事也，乃班昭续之，又作《古今人表》，何也？其所列人品等第更多未当。张晏曰：老子玄默，仲尼所师，文伯之母，达于典礼，乃在第四。田单以孤城复全齐，鲁连之忽于荣利，蔺子之伸威于秦，退让廉颇，乃皆在第五。而大姬巫怪，好祭鬼神，寺人孟子，怨刺作诗，乃反在第三。其馀纷错，更不可胜数。《货殖传》范蠡、子贡、白圭皆非汉人也，乃亦仍《史记》之旧，一并列之，安所为《汉书》耶？此实班书第一蛇足也。又王莽篡位，班书不列入本纪，而别为《莽传》，附于卷末，固是。但其体例仍似本纪叙事。后汉张衡以为《莽传》但应载篡事，至于编年纪月，宜为《元后本纪》，此亦创论。然元后没后，莽尚未败，则宜何书？衡又以为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前，似直欲为更始作本纪者，此却谬论。愚谓是时并不必立《元后纪》而立《孺子婴本纪》为是，孺子婴被更始所杀之岁，即光武建元建武之岁，年月略无空缺，更不烦防《史记》秦楚之际特立年月表也。（余既创此论，自以为得作史之法，及阅《文心雕龙》，有云：子宏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安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则谓《王莽传》宜改作《孺子婴纪》，实有先获我心者。惟孝惠后当立《子宏本纪》之说，则不达于理。子宏既非刘氏子，安得舍真母后而反纪伪主耶！）

　　后世修史，遂成官书。古时如司马迁、李延寿之类，则自作一家著述。班彪改《史记》为《汉书》，亦是私史。至其子固欲续成其业，为人所告，诬以私改国史。明帝取其书，阅而善之，乃使固终成前所著。是《汉书》已属官书矣。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就。和帝又诏其妹昭续之，又令马融兄续继昭成之。是续《汉书》不特班昭，又有马续矣。至其体例删去世家而存纪、传，陈胜、项籍俱入列传中，此皆班彪所定，非固所为也。见彪本传。

　　○汉高祖有后母《汉书。高祖纪》：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如淳曰：《王陵传》楚取太上皇及吕后为质，不见有母也。高祖五年追尊母媪为昭灵夫人。《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北，后于小黄作陵庙。以此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晋灼亦曰：五年已追尊先媪，明其已亡，此云“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也。按《史记》高祖十年春夏无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栎阳（即万年邑），则《汉书》“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无疑。荀悦《汉纪》则五月无“后”字，七月无“崩”字，乃是“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太上皇葬万年”耳，此尤明白，可见高祖无太上皇后也。然李奇曰：太上皇后，高祖后母也。按《史记。项羽本纪》：羽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为质。及鸿沟之约，羽又归汉王父母妻子。虽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泛词，然果无母，则何必曰父母乎？陆机作《汉高祖功臣颂》亦云：侯公伏轼，皇媪来归。谓侯公说羽，乃以其父母归也。又《楚元王交传》：交，高祖同父弟也。师古曰：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异母弟也。然则太公是时盖有后妻矣。为质于楚军时，必与太公同在军中，故曰项王取汉王父母为质也。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盖即此后母也。《史记》于《王陵传》但言太上皇及吕后者，明此二人乃高祖所急，故不书馀人。于《项羽传》书取汉王父母妻子者，统而言之，以纪其实也。（又《史记》、《汉书》俱不载高祖之父太公字名，按《后汉书》章帝建初七年西巡，祠高庙，遣使祠太上皇。注：高祖父也，名，一名执嘉。又司马贞《史记索隐》谓高祖母温氏，此即昭灵夫人也。）

　　○《史记》阙文，《汉书》衍文《史记。赵世家》：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邯郸，赵都也，都既失，则君托迹何所？楚昭王之失郢也，书其奔陨、奔随。齐王之失临淄也，书其奔卫、奔鲁、奔莒。今两年之内不书成侯在何所，此缺文也。《汉书》：景帝中元三年正月，皇太后崩。谓是景帝母窦太后耶，则崩于孝武之世，而非景帝时也；谓是景帝废后薄氏耶，则不当云太后，且废后死不书也。则此“皇太后崩”四字衍文也。《司马相如传》“其为祸也，不亦难矣”，“亦”字衍文。《刘向传》“上欲用向，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上“不”字亦衍文也。

　　○《汉书》古本《汉书》尚有古本，今所传非其旧也。《南史。刘之遴传》：梁鄱阳王范得班固《汉书》真本，献昭明太子。太子使之遴及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与令本异者数十处。其大略云：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之年月日。又按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后。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又今本《韩、英、彭、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阳毅毅，伏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今本无此卷云。按《萧琛传》，此古本《汉书》乃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赍一葫芦，中有《汉书叙传》。僧曰：“三辅耆者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文字非隶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饷鄱阳王。则此古本《汉书》本琛得之于北僧，以饷鄱阳王，王又转献昭明太子者。所云今本，盖即梁代所行，与今刻不异。至其改古本为今本，不知起于何时，盖即其妹续成时所重为编次耳。宋景文校刻时，其所校旧本内尚有“曹大家本”，卷帙文字皆与今同，则今本即曹大家所定无疑也。

　　○颜师古注《汉书》颜师古注《汉书》，考核固详，然亦有纰缪者。《韩信传》：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师古曰：直带一剑，更无余资。此特因上文历叙信贫况，遂从而为之说耳。按许氏《说文》：杖，持也。然则《信传》之杖剑，与《张耳传》之杖马，《苏武传》之杖节牧羊，不过同一执持之义也。又《赵充国传》：两府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斩先零诸豪三十馀人，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无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所谓恐怒无所信乡者，诸羌以安国肆威，皆恐惧愤怒无所信从归向，遂激而成旅拒之变耳。《王莽传》：五威将师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正与此相类。师古注乃谓：诸羌恐中国泛怒，不信其心而纳向之。其解抑何迂曲乎？又《萧望之传》：萧育为茂陵令，会课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及罢出，传召育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此乃萧育自负之词，不能承顺上官，诣曹琐琐，犹孔文举谓曹操曰：“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去。”韦孝宽谓祖︔曰：“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语气正相类耳。师古注乃谓：育自言欲免官而去，便是杜陵一男子，何须召我诣曹乎？觉转失语气矣。男子之称固有作无位之人之称者，如《后汉书。杨震传》河间男子赵腾，《晋书。忠义传》吴兴男子沈劲，然不可概论也。又《赵禹传》禹为人廉倨，公卿相造请，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此不过谓公卿有来谒者，禹终不往答也。师古注乃曰：以此意告报公卿。是竟以“报谢”二字属下句，谓禹自明此意于公卿间矣，不亦太迂远乎！又《路温舒传》：元凤中，廷尉光以治诏狱，请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张晏曰：光，解光也。按《百官公卿表》昭帝元凤六年廷尉李光。此即举温舒为掾史者也。若解光者，哀帝初以明经通灾异得幸（见《孝寻传》），后为司隶，尝奏赵昭仪贼害王子，又劾王根、王况，其去元凤时已六十馀年，亦不闻其为廷尉也。张氏之解亦误。

　　○班书、颜注皆有所本葛洪云：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记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王鏊因推论之，谓班书实史才，然其他文如《文选》中所载多不称，何其长于史而短于文？及观葛洪所云，乃知《汉书》全取于歆也。《新唐书》：颜游秦，乃师古之叔，尝撰《汉书决疑》，师古注《汉书》，多取其义。许观因追论之，谓游春（许观谓游春）所作《决疑》十二卷，时称大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尽取其义。是师古注，实游春注也。按古人著述，往往有先创者不得名，而集之者反出其上，遂因以擅名者，固不特此二书也。《北史》：萧该撰《汉书音义》，又有包恺，亦精《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新唐书。姚班传》：班祖察撰《汉书训纂》，后之注《汉书》者往往窃其文为己说，班乃著《绍训》以发明之。是唐以前注《汉书》者已多，并不止游秦也。师古同时又有刘伯庄、刘讷言及秦景通兄弟，皆名家。景通，晋陵人，与弟俱精《汉书》，时号大秦君、小秦君，学《汉书》者非其所授以为无法。此又师古同时之精《汉书》者也。又房玄龄以师古注太繁，令敬播撮其要为四十篇，后王勃以师古注多误，又作《指瑕》以摘其失。

　　○《后汉书》一《后汉书》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于藉手。其先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纪》，及光武时功臣列传。后有刘珍、李尤杂作建武以后至永初间纪传，伏无忌、黄景又奉命作诸王、王子恩泽侯、单于、西羌、《地里志》，边韶、崔、朱穆、曹寿又作《皇后外戚传》、《百官表》及《顺帝功臣传》，成一百十四篇，号曰《汉纪》。熹平中，马日、蔡邕、杨彪、卢植续为《东观汉纪》，吴武陵太守谢承作《后汉书》百三十卷，晋散骑常侍薛莹作《后汉纪》一百卷，泰始中秘书丞司马彪始取众说，首光武至孝献，作《续汉书》。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汉记》为《汉后书》九十七篇，祠部郎谢沈作《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秘书监袁宏作《后汉纪》三十卷，宏自叙所采书除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外，尚有《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及诸郡《先贤传》等书。是后汉之纪载不下数十种。成书既多，采择自易，兼有迁、固为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当。如改《外戚传》为《皇后纪》，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术、列女、宦者诸传，皆前史所未及，而实史家所不可少者也。其自负谓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论实天下之奇作。然其编辑亦多所未当。如郑康成一代大儒，郑兴、贾逵亦深于经学，乃不入《儒林传》。兴、逵仕于朝，有事迹可纪，入之列传犹可也，康成屡征不仕，不入之儒林而编为列传，可乎？卓茂、鲁恭、郭、张堪、廉范，皆以吏绩著，而不入之《循吏传》。或以其官不以吏终也，然班书《循吏传》黄霸不尝为丞相乎？朱邑不尝为大司农乎？阳球奏诛宦官王甫等，刚正嫉恶，不避权势，自当与李固、杜乔等同传，乃列之酷吏，可乎？既有《逸民传》矣、孔休、刘宣诸人避莽不仕，蜚Т终身，何以不列入，而仅附于《卓茂传》之末乎？既有《方术传》矣，而《杨厚传》通篇皆叙其占验之精，又何以不入之方术乎？光武起兵年二十八，明年为更始元年，又明年为更始二年，又明年而光武始即帝位，是年三十一矣；在位凡三十三年，则光武应是六十三岁。而本纪乃云六十二岁，误也。《虞诩传》：中常侍张防擅弄威柄；诩劾奏，反为所诬，下狱拷掠。宦者孙程、张贤知诩无罪，乃奏白其冤。时防在帝后，程即叱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则程乃宦寺之贤者，此事至今凛凛有生气。程既另有传，此事何不载之本传中，乃反详于《诩传》乎？《徐犀稚传》：陈蕃为豫章守，请犀署功曹，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犀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陈蕃传》则云：蕃为乐安太守，郡人周ギ高士，前后郡守皆不能致，惟蕃能致焉，特置一榻，去则悬之。而叙蕃守豫章时，略不及徐犀事，何也？又《陈蕃传》：小黄门晋阳赵津乘势犯法，太原太守刘质案其罪杀之，则此乃刘质事也。而《王允传》云：允为郡吏，晋阳赵津放恣，为一郡患，允讨捕杀之。则又作王允事矣。盖是时质为郡守，允为郡吏，共成此事，而传不晰言之，竟似两事矣。又“十志”乃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者，增百官及舆服志，是矣，刑法、艺文亦史之所当载者，乃不为作志，则东汉之刑名及诸人著述于何考乎？此又补注者之失也。

　　○《后汉书》二史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班书仿之，亦于各纪传后作赞，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乃范书论之后又有赞，赞之体用四字韵语，自谓体大思精，无一字虚设，以示独辟，实则仍仿《史记》、《汉书》末卷之叙述，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以灭其踵袭之迹耳。不知《史》、《汉》之叙述，篇各有引词，所以自明作书之本意，云为此事作某本纪，为此事作某年表，为此事作某世家、列传。班书因之，又谦而改作为述，亦所以明作某纪、某传之意，故论赞之外，以此系之于卷末，不嫌复也。范书之赞，则非为此，但于既论之后，又将论词排比作韵语耳，岂不辞费乎！

　　○《后汉书注》《后汉书注》，乃唐章怀太子贤集诸儒张太安、刘讷言、格希元、许叔牙、成元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共成之，见《唐书。章怀太子传》。按梁时有王规，尝辑后汉众家异同，注《续后汉书》二百卷。又刘集后汉同异，注《后汉书》一百八十卷。吴均又注《后汉书》九十卷。则唐以前注此书者已多，章怀注盖又本诸书也。

　　●卷六○《三国志》陈寿《三国志》虽称善叙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误。《魏武纪》：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人，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于禁传》同），仪及其众皆降。是刘辟已授首矣。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贼刘辟等畔应袁绍，略许下。此一篇之中前后相戾者也。《蜀后主传》：延熙十六年，大将军费为魏降人郭循所杀（《费传》同），而《魏齐王芳纪》及蜀《张嶷传》俱作郭修（孙盛《魏氏春秋》亦作修）。《关壮缪传》：将军傅士仁使人迎权，而《吴主传》及《吕蒙传》俱作士仁（杨戏《季汉辅臣赞》亦同）。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异者也。《魏武纪》：建安十三年冬，孙权为刘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遗张熹救合肥，权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引军还。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战在后也。而《孙权传》：是岁命周瑜、程普与刘备俱进，遇曹公于赤壁，大破曹军。曹公遂北，还留曹仁等守江陵、襄阳。权自率众围合肥，逾月不能下。曹公遣张熹来救，权退。则又赤壁之战在先，而合肥之围在后矣。历考诸将传，先赤壁后合肥是，《吴志》为是。乃寿一手所撰，何以舛误若此！《吕蒙传》：权与蒙论取徐州，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聘，操必来争。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按操破诸袁在建安九年、十年间，至关壮缪镇荆州则在十八年，是时操定幽、冀已久，安得尚有“新破诸袁，未暇东顾”之语？此更不待辨而见其牾者也。汉高祖母于起兵时死于小黄，高祖即位之五年，追谥为昭灵夫人，至吕后七年又尊为昭灵皇后，事见《汉书》。则皇后之称乃吕后所加也。而《蜀志。甘后传》云：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皇后。则又以皇后为高祖所追尊矣。又于魏、晋事多所回护。高贵乡公之被弑也。但云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而贾充奉司马昭旨使成济刺帝之事，略无一字。虽寿仕晋，不得不为本朝讳，然齐王芳之废，先叙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于皇太后，则高贵乡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见端倪？乃但书卒之月日，使无裴世期引《汉晋春秋》及《世语》以注之，竟似考终寝殿者矣。然犹曰为本朝讳也，若魏郭后之死，由于明帝于追怨其谮杀己母甄后故逼杀之，令被发覆面以殡，如甄后故事。又华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宫，收伏后，后匿复壁中，歆发壁牵后出弑之。此皆魏朝旧事，亦复何所忌讳，乃于《郭后传》但云“青龙三年后崩于许昌”，绝不及被逼之事，而《华歆传》亦无一语及弑后。遂使暴崩者同于考终，行弑者泯其逆节，所谓善叙事者安在耶？使作史者凡有忌讳皆不书，必待后人之追注，则安用作史耶？至裴松之注《三国》，号称详核，其进书表云：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宋书》并记文帝阅其书曰：“此可为不朽矣。”然钟繇书法，妙绝古今，本传不载，注中自应补入，而裴注不及一字。华歆从逆奸臣，管幼安视之殆犹粪土，则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应附载，以见两人品识之相悬。本传既遗，而注亦并不及，则世期之脱漏亦多矣。

　　○《晋书》舛讹《旧唐书》云：房玄龄与褚遂良奉诏重撰《晋书》，乃奏取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孤德、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而参考诸家成之。其体例则多德所定。书成，凡一百三十卷。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曰“御撰”，当时号为详洽。李淳风深明象纬，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尤精核，然论者犹谓史官多文咏之士，好采诡缪碎事以广异闻。又史论竞为艳体，此其体所短也。今更取其书按之，尚多有舛错者。《怀帝纪》：永嘉五年，东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没于石勒。而《东海王越传》：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此两处不同，必有一误也。又《安帝纪》：义熙十三年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十四年六月，刘裕为相国，进封宋公。十一月，赫连勃勃大败王师于青泥，雍州刺史朱龄石死之（是年十二月帝崩）。而《天文志。星变事验》云：十四年，刘裕还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明年，西虏寇长安，雍州刺史朱龄石诸军陷没。纪、志所书，互相违错，今以《宋书。武帝纪》并刘穆之、朱龄石两传参考之，则穆之先卒，高祖后还，继受宋公九锡之命，及龄石被虏之岁月，与《安纪》无不吻合，则志文之叙事颠倒显然可知。又《天变事验》云：隆安五年闰月，天东南鸣。十六年九月戊子，天东南又鸣。按隆安之号止于五年，而此云十六年，尤舛。又《和峤传》：太傅从事中郎庾岂攵见而叹曰：“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累多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则此语本以称和峤也。而《庾岂攵传》则又以此语为称温峤之辞。盖因和峤、温峤二名相同，遂不觉两传错误耳。今考和峤历官多在武帝之世，其卒也在惠帝元康二年，而《庾岂攵传》云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惠帝纪》司空越为太傅在永兴二年，峤佐府正当此时也。计和峤之卒已逾一纪，何从见叹之耶？惟时温峤官品甚卑，岂攵知其材堪大任，故为之延誉耳。则此语当属之温峤。而《和峤传》所云当从芟柞（《晋书》之误，本于《世说》）。《卞壶传》：王式继母前夫终，更适式父，父将死，母求去，父许之，遂终丧而还前夫家。前夫后妻之子奉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此事甚不明晰，式之继母既因前夫死而嫁式父，则其前夫安得又有后妻？当是前夫之妾有子养之至终耳。乃称为后妻，措词殊混。又《王坦之传》：简文帝崩，诏大司马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坦之持诏入，于帝前毁之。《王彪之传》又云：孝武即位，太皇太后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彪之具封还内，事遂止。按坦之既毁诏于前，何以又有降诏之事？此必一事而分系之两人耳，亦《晋书》之失检者。

　　○宋、齐、梁、陈、魏、周、齐、隋诸史及《南、北史》书法各不同宋、齐二书，但记本国，而邻国之事仅书其与本国交涉者，其他虽兴灭崩立亦不书。即与本国交涉之事，于魏则书索虏，于魏主则书虏伪主，或书虏帅拓跋某。而《宋书》列传后并立《索虏传》，与鲜卑、吐谷浑同。《齐书》列传后亦立《魏虏传》，与芮芮、氏、羌同。此宋、齐二书体例也。《魏书》则详记本国，而邻国大事亦附书。然于东晋诸帝已斥其名，于宋、齐、梁诸帝则书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于西魏及周亦斥名曰宝炬，曰黑獭。列传后亦立岛夷刘萧诸传，与匈奴刘聪、铁弗刘虎等同。此《魏书》体例也。梁、陈二书则不复称索虏，而称国号，并于魏、齐、周诸帝皆称谥号。然《梁书》亦但详本国，而于北朝之事，除交兵通使外，如魏宣武、孝明诸帝之崩立，及大通三年尔朱荣之弑胡太后，立庄帝，中大通二年庄帝杀尔朱荣，又为其党所弑等事，一概不书。《陈书》则兼记萧一国，如天嘉三年梁王萧死，子岿代立，则书，而天嘉元年周明帝殂，武帝立，二年齐孝昭帝殂，武成帝立等事，亦一概不书。此又梁、陈二书体例也。此齐、后周二书，则不惟兼记邻国大事，并书邻国之君曰某帝。如《周书》大统十三年书齐神武薨，子澄嗣，是为文襄帝；武成元年书陈武帝薨，兄子立，是为文帝之类。《齐书》天保七年书魏相宇文觉受魏禅，八年书陈霸先弑其主自立，是为陈武帝之类。此又周、齐二书体例也。南、北二史则更为周密。《南史》不惟兼书魏事，凡燕、凉等国兴废亦书。如宋永初年元年是岁西凉亡，景平元年书是岁魏明元帝崩之类是也。又兼记邻国年号，使阅史者一览了然。如宋元嘉二年书是岁魏神元年之类是也。《北史》亦兼记南朝之事，如魏泰常五年晋恭帝禅位于宋之类。至于《高齐纪》则兼书南朝，而并及后周之事。如天保七年书魏恭帝逊位于周，八年书梁主逊位于陈之类。《周纪》亦兼书南朝，而并及北齐之事。如明帝元年书梁敬帝逊位于陈，武成元年齐文宣帝殂之类。他如燕、凉等国之兴灭，亦一一附书。此又《南、北史》体例也。至各史所书帝号，又有不同者。宋、齐、魏三史于本国之帝皆书庙号，如太祖、高祖、世祖之类；而邻国则斥其名。梁、陈、周、齐诸史，则于本国书庙号，于邻国书谥号。《南、北史》则本国邻国皆书谥号。此又各史书帝号之体例也。各史书法又有窒碍者。《史记》汉高祖微时称刘季，乃封沛称沛公，王于汉称汉王，即位乃称帝。此本于《尚书。舜典》及《康王之诰》，最为古法。《齐书》则自萧道成微时以至为帝皆称太祖，《梁书》自萧衍微时以至为帝亦皆称高祖，殊无分别。《宋书》于萧道成未封王以前即书齐王，如升明二年给太傅齐王三望车，三年加太傅齐王羽葆鼓吹，而下乃书诏太傅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齐书》于萧衍未封王以前亦即书梁王，如中兴二年诏太司马梁王进位相国，封十郡为梁公，则更书王在前，封公在后，书法混淆，莫此为甚。《梁书》于陈霸先未封时，皆书其官号，为司空则书司空陈霸先，为丞相则书丞相陈霸先，此较为合法。《北齐书》书法亦有失之者。魏庄帝时，孝武及文帝尚为王，不应即称其追帝号，乃《高隆之传》云：太昌初，隆之为骠骑将军，与西魏文帝饮酒忿争，文帝坐以黜免。竟似隆之与帝王对饮而帝被废矣。孝静帝时，高欢、高澄皆臣也，不应即书其追尊之帝号，乃于欢已书神武，于澄已书文襄，则似东魏同朝有两帝矣。西魏时宇文泰亦臣也，不应即书其追尊之帝号，乃亦书周文帝。如河阴之战，书西魏帝与周文并来赴救，则亦似西魏同朝有两帝矣。《周书》亦然。此皆书法之失检者也。《北史》于《魏纪》书渤海王高欢、安定公宇文泰，较为斟酌得宜。又南、北兼书邻国大事，固属周密，然亦略无分别。凡本国之事及邻国交兵通使与本国相涉者，自应按其月日依次而书。若邻国兴灭崩立之类，于本国无涉者，则第于一年之末附书是岁某国某事，所以别内外也。乃《南、北史》以邻国之事亦与本国之事一例，顺叙于每月每日之下，殊无界限矣。此例惟《魏书》最为得法，周、齐二书亦与《南、北史》同。（按齐、梁书自微时至为帝皆称太祖、高祖，亦有所本，《汉书。高祖本纪》亦是如此。）

　　○宋、齐、梁书书南北交涉事《宋书》书北魏为索虏，书魏主为伪主，为虏帅，说已见前。其于交战及通和之事亦多回护，如檀道济之奔退，则书道济引军还；魏主之自瓜步还，则曰索虏退走；其过盱眙，则曰索虏自盱眙奔走；大明四年魏使遣使来聘，则云索虏遣使请和；泰始三年魏人来聘，则曰索虏使献方物是也（元徽三年魏人来聘，则又书北国使至，赵伦之、王懿等传又称魏太武为魏主，体例亦不划一）。《齐书》亦然，如建元二年索虏寇淮泗，建武二年索虏寇朐山之类是也。而于魏人来聘及遣聘魏之事，则并不书。如永明二年魏人来聘，九年使裴昭明聘魏（事见《南史》），一概削之。《梁书》则不复称索虏，如天监二年魏寇司州之类，皆书曰魏。然于南、北交兵处，遇胜则书，败则不书。如天监五年魏宣武帝从弟率众来降，将军刘思效破魏军于肥水，张惠绍克魏宿预城，韦睿克合肥城，裴邃克羊石城，桓和克朐山城，本纪一一书之。而是年临川王宏军至洛口，大溃，所亡万计，宏单骑奔归（事见《南史》），则不书。明年曹景宗、韦睿等破魏军于邵阳洲，斩获万计，则大书特书。其后大同中南北通好，但书魏人来聘，而梁遣使报聘则不书。如大同三年书魏遣使来聘，而不书遣张皋报聘。大同四年遣刘孝标报聘，五年遣柳豹报聘，六年遣陆晏子报聘，俱一概不书（诸报聘者俱见《南史》）。盖当时国史所记，各自夸大，本是如此，修史者仍其旧文，不复改订也。

　　○梁、陈、周、齐、隋五史凡三次修成《旧唐书》：令孤德谓高祖曰：“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齐犹有文籍，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缺，宜及今耳目犹接，及早修之。”高祖乃诏萧、王敬业、殷闻礼修魏史，陈叔达、令孤德、庾俭修周史，封德彝、颜师古修隋史，崔善为、孔绍安、萧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孙、魏徵修齐史，窦、欧阳询、姚思廉修陈史。此第一次修史也。等受诏，历数年不就而罢。贞观三年，太宗又诏令孤德、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修隋史，与房玄龄总监诸史。众议以《魏书》有魏收、魏澹二家，遂不复修。德又奏引崔仁师佐修周史。而徵与德又总知梁、陈、齐各史，隋史序论皆徵年所，梁、陈、齐书徵又各为总论。此第二次修史也。李延寿自序云：贞观十七年，褚遂良以《隋书》十志未就，奏延寿佐修。其时梁、陈、周、齐、隋正史虽已成书，以十志未就，尚未颁行。而延寿《南、北史》已讫事，遂先表上，则隋志之成，又在延寿进呈《南、北史》之后。按《旧唐书》高宗显庆元年五月长孙无忌等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此第三次修史也。○《宋书》书法《宋书》于武帝之即位也，先书晋恭帝禅位诏书、策书、玺书，下乃云王奉表陈让，晋帝已逊琅琊王第，表不获通，于是群臣咸上表劝进，乃即位，封晋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载天子旌旗，行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明年八月，书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官举哀于朝，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太尉监护，葬以晋礼。是武帝之于晋帝，可谓有终始矣。按恭帝之禅，有司撰诏，草成呈帝，帝即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是禅位虽迫于不得已，尚是恭帝所愿。至逊位后，居秣陵宫，尝惧见害，与褚后共处一室，自煮食于床前。高祖令褚后兄弟淡之等视后，后出别室相见，兵乃逾垣入，进药于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遂以被掩杀之。是恭帝之崩，由宋武之弑也。乃本纪绝不书一字，使后人不阅褚淡之等传，谁复知恭帝之被弑，宋武不且亻幸逃篡逆之罪乎？（《南史》改云：零陵王殂，宋志也。）文帝之崩，亦不书元凶劭之弑，但云二月甲子上崩于含章殿，时年四十七。若不参阅劭及徐湛之、江湛等传，亦竟似考终寝殿者（《南史》改云：元凶劭构逆，帝崩于合殿）。《前废帝纪》书太尉沈庆之薨，是时废帝凶暴，欲诛何迈，虑庆之不同，乃遣沈攸之先赍药赐庆之死，今但曰薨，亦与考终者何异耶？（《南史》书杀太尉沈庆之。）又《孝武纪》书泰始七年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按休仁地处亲贤，孝武病剧，为身后虑，故召使宿尚书省，遣人赍药赐死。《休仁传》既详之，本纪何得云有罪自杀耶？（《南史》书鸩建安王休仁。）升明中，袁粲、王宜兴、黄回皆以谋诛萧道成被杀。《宋书》则书袁粲据石头反，伏诛；王宜兴、黄回亦皆书有罪伏诛。所谓谋反者，反刘氏耶？反萧氏耶？有罪者，果何罪耶？（《南史》则云：袁粲谋诛萧道成，不果，旋见覆灭。黄回贰于执政，赐死。王宜兴贰于执政，见诛。）然此犹曰讳其名于纪，而著其实于传，可彼此错见也。顺帝之禅于萧道成也，是日帝居内，闻之，逃于佛盖下。太后惧，自帅阉竖索之。帝既出，宫人行哭。帝居于丹徒宫，齐人守之。建元元年五月，监者杀帝，而以疾讣。齐人德之，赏以封邑。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事见《南史》。而《宋书》则但云：帝逊位于东邸，齐王践祚，封帝为汝阴王，待以不臣之礼。建元元年五月，殂于丹阳宫。竟似授受得其正，绝无一毫逆迹。本纪如此，又无别传错见其事，若非《南史》记载，千载下谁复知顺帝之被篡被弑之惨如此乎！又孝武母路太后，至明帝时尚存，闻义嘉难作（晋安王子勋之反），太后心幸之，延上饮酒，置毒以进。侍者引上衣，上悟，以其卮上寿。是日太后崩，秘之，丧如礼。事亦见《南史》，自是当日实事。而《宋书。路淑媛传》（即路太后）但叙明帝之孝，太后之慈，而此事略无一字，亦不错见于他传，可见《宋书》书法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按沈约尝历仕宋、齐、梁三朝，其撰《宋书》，在齐武帝永明中，故于宋、齐易代之际，自不敢直笔。即单纪宋事，亦有不能不稍存回护者。约尝疑〔拟〕立《袁粲传》，武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约又多载明帝诸鄙渎事，帝曰：“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事见《齐书。王智深传》。然则约所撰原文已多删削也。又殷淑仪本南郡王义宣女（孝武从姊妹），义宣败，孝武密娶之，宠冠后宫，及卒，命谢庄为诔，使巫者召见其形于帷中，及将执手，奄然而逝（事见《南史》）《宋书》并不立传，盖亦为孝武帝讳之意。然何迈尚新蔡公主，为废帝纳于后宫，诡言薨逝，杀一婢送还迈家。赵倩尚文帝女海盐公主，始兴王（文帝子）出入宫掖，与公主乱。倩怒，肆詈搏击，引绝帐带。文帝遂诏离婚，杀主所生母蒋美人。此二事若循殷淑仪例，亦应讳而不书，乃又详新蔡于《何皇后传》，详海盐于《赵伦之传》，何也？

　　○《宋书》叙事及编次俱有失检处《宋书》叙事有易混者。如《刘穆之传》：高祖克京城，问何无忌索一军吏。此京城乃京口城也。下又云：从平京邑。则破桓玄兵后，从入建邺也。然京城、京邑有何分别？《南史》先叙克京城，次叙入建邺，较为清晰。又少帝司马皇后本晋恭帝女，则但云晋恭帝女可矣，乃《后传》先云河内温人，晋恭帝女也。司马氏为帝已百馀年，尚必系其族望耶？王僧绰乃昙首之子，昙首既有传，则僧绰但云昙首之子可矣，乃又云琅琊临沂人，左光禄大夫昙首子也，亦岂不赘耶？何偃乃何尚之子也，偃既编在十九卷，尚之反编在二十六卷。沈攸之乃沈庆之之从子也，劭之在三十四卷，庆之反在三十七卷。他如张劭子畅及从子敷，一家而分系于三卷。檀道济、檀祗、檀韶、兄弟也，而各分卷。谢晦、谢瞻，兄弟也，而亦各分卷。《南史》则为一人立传，而其家之兄弟子孙悉附焉。宋子京《新唐书》遂仿此例也。

　　○《宋书》繁简失当处前史于名臣奏疏之类，原有载其全文者。如贾谊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关政治，即有关道学。至司马相如《大人赋》之类，则因其本以才学著称，故存一二以见一斑，其他则不概录也。《宋书》则凡有文字，无不收入。如《王弘传》载其建屯田一议，弹谢灵运一疏，辞官一表，引咎逊位一表，乞解州录一表，并文帝答诏一道，又辞官一表，缕缕几三千字。其议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盗二条，既全载原议，又兼载王淮之一议，何尚之一议，弘再折中一议，又共二千余字。《徐羡之传》载其归政一表，答诏一道，再辞一表，文帝数罪一诏，共三千余字。《傅亮传》载《演慎》一篇，《感物赋》一篇，共三千余字。《王微传》载其与江湛一书，与王僧绰一书，与何偃一书，答王僧谦一书，共四五千字。《郑鲜之传》载其议滕羡之父尸未归仕宦不辍一书，举谢绚自代一书，弹刘毅一疏，议沈叔任以父疾去官一疏，谏伐赫连一疏，共三千余字。《裴松之传》载其请禁私碑一疏，遣使巡行一诏，使回覆奏一疏，共二千余字。《何承天传》载其《安边论》共三千余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谢灵运传》载其《撰征赋》一篇，《山居赋》一篇，共万余字。《顾恺之传》载其《定命论》一篇，三千余字。鲜之所议及承天《安边论》，犹曰有关时事也，灵运之载赋，犹曰灵运本以才著也，其他有何关系，而连篇累牍如此，不徒费笔墨乎？《谢晦传》载其举兵向阙时上文帝一表，略见其不得已之心迹可矣，乃又载其谕台一檄，及破到彦之后再上帝一表，共八九千字，又何其不惮辞费乎？既如此纤悉必载矣，王弘当国，将加荣爵于人，必先谴责，若美相盼接，必无所谐。人或问故，曰：“王爵加人，又相抚劳，便是与人主分功。若求者绝官叙之分，又不微假颜色，即成怨府。”此乃弘相业之大者（事见《南史》），《宋书》本传反不载，何也？檀道济初与谢晦等同预废立之事，后文帝翻用道济讨晦，此中另有转关。《南史》云帝欲道济领兵，王华以为不可，上曰：“道济从人者也。曩非创谋，今抚而使之，必将无虑。”此正见文帝之用道济及道济讨晦之由，应是当日情事。乃《宋书》反不叙及，但云帝讨晦，道济率军继到彦之，彦之战败，道济至，晦兵不战而溃。如此则道济才与晦同事，忽又举兵讨晦，阅史者何由了然耶？

　　○《宋书》立传太少史书立传，原无取乎太多。如《汉书》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馀人，未尝非良史也。《宋书》则芜词太多，而立传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陈宪，当魏太武来攻悬瓠城，宪悉力拒守，矢石无时不交，城中负户而汲，杀贼尸与城平。贼籍而上，又以短兵拒击，凡四十余日，乃退。又参军刘泰之，以千余骑袭魏师，转战数百里，杀三千人。及败，不屈死。青州刺史竺灵夔，守东阳，拒魏师，濒危者数四，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军攻围凡二百日，将士眼生疮，体皆干燥，被疮者不复出血。檀道济等不敢救，乃陷于敌，终不屈，后死于魏。此皆将帅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传？乃宪仅附见于《南平王铄传》，泰之等仅附见于《索虏传》，何也？鲍照文才为当时第一，《宋书》即无《文苑传》，何不立于列传？乃亦仅于《临川王义庆传》内附见之。即附于《义庆传》矣，又全载其《河清颂》一篇，累幅不尽，不几喧客夺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宠，自元皇后薨后，六宫无主，潘总摄内政。其子恃宠怙恶，帝将赐之死，漏言于妃。妃以告，遂促成元凶劭弑逆之祸。此岂得不载？而《宋书》并无《潘淑妃传》，尤见疏漏。而“八志”中却增“符瑞”一门，徒滋荒诞。且又不专记刘宋一代，并举羲农以来所传怪异不经之事，胪列不遗，更谬悠矣。

　　●卷七○《齐书》书法《齐书》于宋、齐嬗代之际，备书宋帝禅位策文一道，玺书一道，齐高帝固辞，宋王公以下固请，高帝乃许。既即位，封帝为汝阴王，筑宫丹阳，行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是年五月，汝阴王殂，追谥为宋顺帝，终礼依魏、晋故事，略无篡夺之迹。盖当时国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约《宋书》为成式也。然于顺帝逊位时，犹书是日帝逊于东邸，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以见顺帝之禅，皆齐之所为，而顺帝初不知者，此尚存微意也。其书齐明帝之弑海陵王云：王有疾，帝数遣御师占视，乃殒之。则更为直笔。盖子显本齐宗室，其于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孙几尽，固不无隐恨焉，故特书以著其恶，非刻也。至齐和帝之禅梁，则书帝车驾自荆州东归，禅位于梁王，夏四月禅诏至，皇太后逊于外宫。梁王奉帝为巴陵王，宫于姑熟，行齐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为齐和帝。亦绝无一字涉于篡夺。按《南史》梁武初欲迁帝于南海，沈约以魏武“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为对，乃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饮酒一斗，伯禽就而摺焉。《齐书》乃全讳之，盖子显是时方为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无足怪。独其于宋臣之怀贰于齐者，亦一一讳之，殊属无谓。如王俭于齐高帝未建国之先，早说以“功高不赏，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复为人臣”，并代为游说褚渊等，以成禅位之事，见于《南史》者甚详，而《齐书。俭传》毫无一字。其于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讳之。崔祖思当齐高辅政，廷议将加九锡，祖思曰：“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高帝闻而不悦。王琨当顺帝逊位时，攀车恸哭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事亦皆见《南史》，而《齐书》祖思及琨传一概不叙。袁粲死而褚渊佐命齐朝，当时民间有“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之语，《齐书。渊传》亦不载，甚至《渊传》论谓“恩非己独，责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谬，世情之过差也。”则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属时势当然，而无可议矣。此则子显之显然悖谬，盖因己亦以齐臣仕梁，若于此等处直笔褒贬，则己益置身无地，故为诸臣讳，正以为己讳也。

　　○《齐书》编次失当处《齐书》衡阳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应编在高帝诸子之前，乃反编在武帝诸子之后。萧景先、萧赤斧、萧谌、萧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为列传。其列诸帝子传，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嶷之前。嶷乃高帝子，文惠乃武帝子，于嶷为从子，岂可乱其序乎？

　　○《齐书》繁简失当处齐书多载词章，少载事实，盖亦仿《宋书》之例。《豫章王嶷传》载其辞殊礼一表，答表一诏，又辞侠毂队仪仗二表，答表一诏，又请以东府新斋拆奉太子一表，答表一诏，又因唐之反请去州县苛碎条制一表，及薨后竟陵王子良请加殊礼一表，答表一诏，又乐蔼与竟陵王子良一笺，共一万五六千字（萧子显即豫章王之子，为其父作传，故特多表扬）。《王俭传》载其谏改紫极殿为宣阳门一疏，请解领选一表，再求解选一表，共二千余字。《王僧虔传》载其请正声乐一疏，请除狱中汤杀人一疏，又檀乞官一书，僧虔答一书，又乞一书，共三千余字。《萧颖胄传》载其起兵时檄文一道，共二千余字。《竟陵王子良传》载其谏遣台使征租一疏，请赦逋、省刑、息役、谏射雉等疏，共三千余字。《崔祖思传》载其崇节俭、省刑狱、定乐律、开屯田、设史官、招贤才等疏，共二千余字。虽多有关时事，然何妨节存之，乃连篇累牍，不减一字，何以徒费笔墨若此！又《张敬儿传》忽载沈攸之责齐高一书，齐高答攸之一书。《王敬则传》忽载竟陵王子良请罢塘役折钱一表，《苏侃传》忽载齐高《塞客行》一首，更觉无甚关涉，毋怪乎愈形其芜杂也。及其叙事，则又有应详而反略者。明帝杀高武子孙之在外者，皆令典签杀之。签帅之权重若此，是当时矫枉过正一大弊政，《南史》于《巴陵王子伦传》述之甚详，而《齐书》略无一字。明帝病，急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馀人入永福省办棺材数十具，期三更尽杀之。上暂卧，会子恪逃在外，至是徒跣奔至建阳门。上闻，惊觉曰：“未赐诸王命耶？”及见子恪，顾问流涕，乃皆赦诸王得不杀。《南史》因此特立《子恪传》以载其事，而《齐书》子恪无传，仅附于《豫章王嶷传》数语。此皆繁简之失当者也。

　　○《齐书》立传太少《齐书》立传亦太少，如朱买奉命领兵戍甬城，谓人曰：“我一子当得官。”人问其故，曰：“若不杀贼，便为贼杀。弱息不为世子，即为孝子。”盖谓杀贼则有功封，被贼杀则有恤荫也。后守城，果与魏军战，被斩，其尸犹据鞍奔还。此岂得无传，乃仅于《周盘龙传》内附见之。董僧慧为晋安王子懋防阁，当明帝贼杀诸王时，僧慧欲起义向阙，曰：“此州虽小，孝武尝因之。今兴师以请苍梧之罪，谁能对之！”了懋犹豫，兵散被杀。僧慧号哭为丧殡，王元敛欲执之，僧慧曰：“晋安举兵，仆实豫议。古人云：”非死之难，得死之难‘。仆得为主人死，无憾矣。愿至主人大敛毕，退就汤镬。“元邈许之。子懋之子昭基，年九岁，以小绢为书问消息。僧慧见之曰：”此郎君书也。“悲恸而卒。《南史》载之甚详，乃《齐书》既不入《孝义传》，并不附见于《子懋传》后。又如魏孝文至寿阳，崔庆远出城，与魏主反复酬答，卒使魏敛兵而去。其应对实足华国，与张畅在彭城对魏军李孝伯之语前后正相辉映。张畅既立传于《宋书》矣，此亦岂得无传？乃仅附见于《萧遥昌传》，此又略其所不当略也。

　　○《齐书》原本《齐书。檀超传》：齐初置史官，超与江淹充其选，上表请立条例，谓封爵详本传，无烦年表，应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请立帝女、处士、列女传。诏内外详议，王俭谓宜增食货，省朝会，而《帝女传》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则萧子显所撰《齐书》，盖本超、淹之旧而删订成之也。然《齐书》但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货、艺文、刑法仍缺。

　　○梁、陈二书《新唐书。姚思廉传》：其父察在陈，尝修梁、陈二史未就，以属思廉。思廉入隋，表父遗言，有诏听续。至唐，又奉诏与魏徵等修梁、陈二书。乃采谢炅、顾野王诸书以成之。《旧唐书》谓思廉采谢炅诸家著《梁史》，又推究陈氏，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成之。今以迹推之，则察已有成绪，思廉不过取谢、顾诸家重为订正耳。如《梁书》王茂、曹景宗、萧颖达、张宏策、韦睿等传，皆载察旧论，《陈书》《武帝纪论》、《文帝纪论》亦察原文。可见此等纪传编排卷数，亦是察所手定，则文字可知也。《姚察传》亦云：梁、陈二史本察所撰，其中序论纪传有缺者，临殁时以体例戒其子思廉博访撰续。此思廉自撰其父之传，盖纪实也。两朝数十卷书，经父子两世纂辑之功始就，盖作史之难，不难于叙述，而难于考订事实、审核传闻，故不能速就耳。至其文笔，亦足称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载诏策表疏之类，稍觉繁冗。而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亦不能过。宋子京谓《南史》过本书远甚，非确论也。又《宋、齐书》传论多四六体，盖六朝文笔相习如此。至姚察则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虽魏郑公所撰《梁纪总论》亦不及矣。

　　○《梁书》编次失当《梁书》编次亦有失检处。《武帝郗皇后传》后即以简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贵嫔、阮修容反次于王皇后之下。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简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简文庶母也，岂得反叙于后？其意不过先皇后而次妃嫔耳，然既叙武帝郗后，则丁、阮两妃次于后之下，正合体裁，何改先媳而后姑耶？丁、阮既以帝母立传矣，敬帝母夏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何以又皆无传？其于宗室诸王及帝子编次亦多失序。昭明太子统、哀太子大器、愍怀太子方矩反编在前，而临川王宏、安成王秀等，昭明叔也，南康王绩、庐陵王续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编在从子从孙后，可乎？贞阳侯明为齐人所立，入主梁祀，建号称尊，未几废死，不立传可也。昭明之子称帝于江陵，历三世，共三十三年，纵不便附于本纪后，何妨别立一传，著其兴亡。乃竟略不叙及，并《昭明传》中亦不载其名。此独非萧梁子孙、延一脉之绪者耶？梁武起兵之初，恃萧颖胄协心建议，故无后顾。颖胄留镇西台，使弟颖达从武帝东下，遂克建邺，此为功臣之首。乃颖达既有传矣，而颖胄反不立传。王琳间关百战，始终为梁，不肯屈于陈氏，是亦忠于梁者，《梁书》亦不立传，皆疏漏也。《简文帝纪》：大宝二年冬十月壬寅，帝崩。《元帝纪》又云：大宝二年九月，简文帝崩问至，元帝大临三日。简文既崩于十月，何得九月中先有崩问？此又舛讹之甚者。至《梁书》但有纪、传而无表、志，则以当时同修《隋书》，凡列朝各志已增入《隋书》内，故不复复载耳。

　　按《梁书》不纪萧，盖以敬帝国亡，则梁统已绝，三世虽帝于江陵，然皆臣属于周、隋，既难作本纪，若以为元帝之逆臣，而正德等同传，则本非叛逆，只以教河东王誉与元帝构怨，逃死附魏，非正德等反附侯景者可比，又不便列之《逆臣传》，是以无可位置，竟没而不书。令狐德附之《周书》，似矣，然之北附也尚是魏朝，其死也乃在周代，而其子岿、孙琮又历隋为附庸，则又安得独附于《周书》？惟李延寿《北史》别立“附庸”一门，以等入之，较为妥善。然《北史》兼叙各朝，故可如此立传，《梁书》专纪萧氏，则萧氏子孙建国称帝者，安得竟从删削？此究是《梁书》缺处。谓宜在《昭明太子传》后备载以下三世，则位置得宜矣。《明史》伪福王及伪鲁王以海、伪唐王聿键、伪永明王由榔等，各附于其祖传后，既不予以继统，又不没其事实，始知修史诸臣之斟酌尽善也。

　　○《梁书》多载芜词《梁书》叙事虽简洁，然其所载文词仍循《宋、齐书》旧式，故亦不免繁芜，如《武帝纪》先载齐和帝封梁公备九锡一诏，又策一道，百僚劝进一书，又劝进一书，武帝请严选举一表，和帝进封梁王一诏，又禅位一诏，策文一道，玺书一道。《元帝纪》载南平王恪等劝总百揆一笺，帝答书一道，王僧辩等劝进一表，帝答书一道，僧辩等再劝进一表，帝再答书一道，又讨侯景一檄，景平后僧辩等再劝进一表，徐陵劝进一表。《丁贵嫔传载》张缵哀册文。《昭明太子传》载王筠哀册文。以及诸臣赠谥，俱载其诏书。如王茂之卒也，诏书起语曰“旌德纪勋，哲王令轨；念终追远，前典明诰”，此已属浮词，而南平王伟、柳庆远、郑绍叔、吕僧珍、孔源休等身后加恩之诏，无不雷同，令人呕哕。《南史》列传止书赠谥，尽削诏词，是以较本书最为醒目。

　　○《陈书》书法《陈书》避讳处太多。如本继梁敬帝之禅也，先载封武帝为陈公一诏，加九锡一策，又禅位诏、策各一，于是武帝始受禅。即以江阴郡奉梁王为江阴王，车旗、正朔一如故事，宫馆、资给务极优隆。永年二年，江阴王薨，诏遣太宰吊祭。绝不见篡弑之迹。此固循《宋、齐、梁书》之旧例也，然其事终不可没，则应错见于列传中。按《南史。沈恪传》：武帝欲令恪勒兵卫敬帝出宫，恪叩头曰：“身经事萧家来，不忍见此事。”武帝乃使王僧志代之。又《刘师知传》：武帝令师知往害敬帝，帝觉之，绕床走曰：“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之？”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此敬帝被害情事也。乃《陈书》于《恪传》尚载其叩头数语，而《师知传》全不书此事，则纪与传俱没之矣。衡阳王昌之死也，实文帝使侯安都杀之，故《南史》本纪书衡阳王昌沉于江夏，而《昌传》亦书中流而殒之，使以溺告，《安都传》则更明书安都往迎，而溺之于江。此所谓纪实也。乃《陈书》本纪则但书衡阳王薨，《昌传》亦云中流船坏，以溺薨，《安都传》亦云安都请自迎昌，济汉而薨，皆隐约其词，而不明书其被害。始兴王伯茂，文帝之子、废帝之弟也。宣帝既黜废帝而夺其位，以伯茂有怨言，使人杀之于途。乃《陈书》本纪并不书伯茂薨事，《伯茂传》亦但云伯茂出宫，路遇盗，殒之。本纪所讳，恃有列传错见其事，乃并列传俱讳之，则何以传信于后？思廉修《陈书》已在唐世，何以尚作此委曲回护？岂皆其父察原本，察曾官于陈，故不忍直书，而思廉遂因父之旧，而不敢改订耶？又《魏书》，孝静帝天平七年三月，侯景克建业，梁江北郡国皆来属，大行台慕容绍宗遇暴风溺水死。侯景弑梁主萧衍，立其子纲为主，是慕容绍宗之死在梁武未被害之前也。而《陈书。鲁悉达传》云：梁敬帝即位，加悉达征西将军，齐遣行台慕容绍宗以众三万攻之，悉达大败齐军，绍宗仅以身免。按绍宗既卒于梁武被害之岁，梁武后尚有简文帝、元帝，凡六年而敬帝始立，则安得敬帝时尚有慕容绍宗在耶？此更舛讹之甚者。

　　○《陈书》编次得宜《陈书》亦姚思廉所撰，而编次却不循《梁书》之例。如《诸王传》，先衡阳王昌、南康王昙朗，次宗室，次文帝诸子，次宣帝诸子，次后主诸子，较《梁书》最有伦序，故《南史》亦仍其旧。然《南史》以衡阳、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内，则非也。衡阳乃武帝子，应继大位，以陷于魏未归，故不得立，及归而文帝已立，遂为所害，此岂得仅入宗室内乎？《陈书》特立传于宗室之前，而以南康附之。南康亦武帝从子，为质于齐，为齐所害，附于《衡阳传》，亦属位置得宜。则《陈书》编次较《南史》更精当矣。

　　○《陈书》亦多芜词《陈书》亦多芜词。如《武帝纪》载梁敬帝封帝为陈公一诏，加九锡一策，禅位一诏，策书一道，武帝登极一诏，又敕州郡玺书一道，封诸王一诏，各官进爵一诏，南郊大赦一诏，又赦罪一诏，赈饥一诏。《文帝纪》登极一诏，天嘉元年恩赦一诏，南郊一诏，王琳平后肆赦一诏，恤兵一诏，减租一诏，求贤一诏，令侨籍改土断一诏，崇俭一诏，春夏停刑一诏，二年周文育、侯安都等配享一诏，三年南郊恩赦一诏，六年修前代王侯坟墓一诏，曲赦京师一诏，天康元年改元大赦一诏，废帝光大元年大赦一诏，二年慈训太后废帝为临海王一诏，宣帝太建元登极一诏，二年送流民还乡一诏，军士年六十免役一诏，四年颁兵制十三条一诏，举贤一诏，发诸将将所部实姑熟一诏，建东宫一诏，六年肆赦一诏，蠲租一诏，赈贷一诏，九年赦租一诏，十年节财用、停工役一诏，十一年审刑一诏，大赦一诏，崇俭一诏，十二年蠲租一诏，后主登极一诏，重农一诏，求才一诏，求言一诏，禁汰侈妖妄一诏，送流民还乡一诏，至德元年改元一诏，二年大赦一诏，三年修孔庙一诏，四年荐举贤才一诏，肆赦一诏，征明元年大赦一诏，二年讯囚一诏，三年隋兵至戒严一诏。《南史》于《武帝纪》但载进相国加九锡一诏一策，梁帝禅位一策，武帝登极一诏，《废帝纪》载慈训太后废帝为临海王一诏，其他概从删削，第节其事书之，是以叙次较为简净，宋子京所以亟为称赏也。○《魏书》《魏书》自道武帝诏邓渊著《代记》十余卷，太武帝又诏崔浩撰《国书》三十卷，皆用编年体，孝文帝诏李彪、崔光改作纪传，后又有崔鸿、王遵业续撰，宣武帝又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又有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此收书所本也。收在魏末即因高澄奏修国史，迄齐文宣时始成，众口沸腾，号为“秽史”，文宣敕《魏书》且勿施行。此收初成之本也。孝昭帝又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于是《魏书》遂行。此收初改之本也。武成帝又敕收更审，收更有回换，遂为卢同立传，先特为崔绰立传，至是绰反附出，而《杨传》又增“有魏以来一家而已”八字。此收再改之本也。后主纬天统五年，以魏收为尚书右仆射。武平四年，又诏史馆更撰《魏书》。按《魏书》李纬改作李系，盖以后主讳故避之，则知后主时又经修改。此又收三改之本也。然则《魏书》在收一人已四易稿，而其书尚芜杂若此，信乎作史之难也。隋时又有魏澹所撰《魏史》，隋文帝以收书褒贬失实，诏澹别撰。其义例与收不同，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凡邻国之帝不书名，太子则书字，平文、昭成、献明三帝称谥，余不称谥，太武、献文被弑皆直书其事，不存隐讳，纪传后不立论赞，具见《澹传》中，当时号为良史。隋时又有卢彦卿撰《后魏纪》三十卷，唐时又有张大素《后魏书》一百卷，裴安时《元魏书》三十卷，今皆不传。

　　○魏收书有后人所补者《魏书》有不尽魏收原文者。如《孝静帝纪》：武定二年，以齐文襄王领侍中，以今上为仆射；五年以太原公今上为尚书令。所谓“太原公今上”者，即文宣帝高洋也。魏收作史时正在文宣帝之世，故追叙魏事而曰今上也。元象元年书侯景、高敖曹围独孤如愿于金墉城，按独孤如愿即独孤信也，其名曰信，乃宇文泰所改也。当金墉被围时尚未改名，故书其原名，似非后人所追叙，则亦可信为魏收原本也。又凡高欢辞相国，辞九锡，高澄辞相国等事，皆大书特书，以见其不失臣节。而于欢之被挫于玉璧也，则书齐献武王围玉璧以挑之，宝炬、黑獭不敢出，略不见败衄之迹，似为齐回护者。于澄之死也，书齐文襄王薨于第，略不见被刺之迹，似为齐隐讳者，则更可信为魏收仕齐时所作也。然试以《北史》核对，凡《北史》所采《魏书》，大率存十之六七，而文法亦多改易。今此卷除所书齐事外，其馀与《北史》字字相同，毫无窜改，且《静帝纪》后备书高澄事帝之无状，斥帝为“狗脚朕”，令崔季舒殴帝三拳，及澄入宫责帝反背并逊位后遇鸠而崩之事。使以为收所作，则收是时方谄齐之不暇，而敢书此乎？又《孝静后传》书帝被鸩后，后再嫁杨遵彦为妻。后即高欢女，文宣姊妹也。收敢书此乎？则《魏书。孝静帝纪》一卷及《皇后传》一卷，必非收原本，乃后人反抄《北史》以补之者也。然《魏书。孝静纪》内如高欢辞相国等事，乃《北史》所无，则又非全抄《北史》者。刘贡父谓是时尚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览》（亦北齐时书），后人取《北史》及此等书杂缀成篇，以补《魏书》之缺，理或然也。《孝静纪》及《皇后传》外，如《昭成子孙传》一卷，《明元六王传》一卷，《景穆十二王传》上卷，亦皆与《北史》相同，毫无增损，盖亦取《北史》以补《魏书》也。惟贡父谓第三卷《太宗纪》史馆旧本上有白签云“此卷是魏澹史”，而按其书法，与《澹传》所载体例又不合，较之《北史》亦不相同，则此卷难确指为非收原本也。

　　○《魏书》书法《魏书》本纪兼载邻国兴灭继立等事，最为明晰。其书法妄自尊大，惟西晋诸帝尚称其帝号，以拓跋之先本授职于司马氏，故书晋怀帝封禄官为代公，晋愍封猗卢为代王，不能没也。至书东晋元帝，则已云司马睿僭大位于江南。其他如汉、赵、秦、燕诸国，斥之为僭为伪，更无论矣。然翳愧出奔，尚依托石虎，虎以兵纳之，始得归国，则犹附庸于石氏也，而先已书石勒遣使求和。拓跋幼时，国破人散，赖苻坚分刘库辰、卫辰二部，得依于库仁以长，则犹臣服于苻氏也，而《燕凤传》已书苻坚遣使朝贡。因刘显来逼，遣安同等乞师于慕容垂，则犹仰命于慕容氏也，而已书慕容垂遣使朝贡。此等书法，在道武建号以后尚犹有说，道武以前，部落尚微，追叙者独不可少为贬损以从实乎？至建号以后，南、北朝通使等事，其于南使之来，则书曰某遣某朝贡，如登国六年，晋司马德宗遣使朝贡是也；北使之去，则书遣使于某，如始光二年诏龙骧将军步堆使于刘义符是也；于宋、齐诸帝皆书为岛夷，如天赐元年岛夷刘裕起兵诛桓玄是也。按《节闵帝纪》：与梁通和，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可见节因以前国史所记本是如此，然修史时何妨订正？《北史》于道武建号以前，凡列国之事皆不书，以魏方侪于列国也；道武以后始兼书列国，而书南、北两朝皆改邻国，体较为得当矣。平文之殂，《魏书》既云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遂害帝矣，乃穆帝为长子六修所弑，但书帝讨六修失利，微服民间，遂崩，昭成为皇子实君所弑，亦但书帝至云中崩。道武帝为清河王绍所弑，亦但书帝崩于天安殿。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亦但书帝崩于永安宫，而俱不见致毙之迹。此正如魏澹所云“遭非命而不异考终，使乱臣贼子从何而俱”者《北史》于昭成则书皇子实君作乱，帝暴崩；于道武则书清河王绍作乱，帝暴崩；于太武则书中常侍宗爱构逆，帝崩，庶不为曲笔也。又《魏书》于高齐事尤意存回护。高欢起兵，以讨尔朱氏为名也，则书齐献武王以尔朱逆乱，兴义兵于信都。又于魏朝加高欢官爵等事，书齐献武王固让者不一而足。孝武之被逼入关，又书帝为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谄佞间阻，遂贰于齐献武王，而绝不著高欢跋扈犯上之迹。其于京兆王瑜之子宝炬，谓轻躁无行，耽淫酒色，是时宝炬已为西魏文帝，方与齐交争，故极诋之。盖收正仕于齐，自不得不曲为袒护，固无足责也。

　　○《魏书》芜冗处《魏书》最为芜冗，尤可厌者，一人立传，则其子孙不论有官无官，有功绩无功绩，皆附缀于后，有至数十人者。如《陆俟传》载其子孙馥〔〕、等十六七人，《李顺传》载其子孙敷、式等二十馀人，以及卢元、李灵、崔逞、封彝皆载其子孙宗族数十人，一似代人作家谱者。所载之人别无可纪，但叙其官阀一二语而已，则何必多费笔墨耶？当时陆操尝病其叙诸家枝叶过为繁碎，魏收谓因中原丧乱，谱牒遗亡，是以具书支派。此虽见其采辑之本意，而不尽然也。盖传中诸人子孙，多与收同时，收特以此周旋耳。《齐书。魏收传》称收修史时，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与阳休之善，则为其父固作佳传，固曾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劾，而收书云固在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又尝纳尔朱荣子金，故减荣之恶，传论云：“若修德义，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可见收修书全以公事而市私情。而其时同修史者亦互相牵附。《北史。刁柔传》云柔与收同修《魏史》，志在偏党，凡其内外通亲并虚美过实。此皆当日阿徇情事也。乃李延寿修《北史》已在唐时，与诸人子孙渺不相接，可以无所瞻徇，何以亦仍《魏书》之旧，胪列不遗耶？

　　○《北齐书》《北齐书》亦有数卷亡失，而后人取《北史》以补之者。试以《北史》核对，便自了然。盖《北史》虽据各史修成，而其间剪裁增损，必大同小异，断无有一字不差者。今《北齐书》本纪内惟《文宣纪》与《北史》繁简互殊，其为原书无疑，神武及文襄纪之前半篇，及废帝、孝昭、武成、后主纬等纪，则与《北史》字字相同，此必非原本也。《文宣纪》后一论，《孝昭纪》后亦一论，而孝昭论前半篇仍是文宣论，核之《北史》文宣、孝昭二帝总论，则一字不差，盖《北齐书。孝昭纪》与论俱亡，后人遂取《北史》内《孝昭纪论》补之，而论内又未删去文宣半篇，以致两卷之间，文宣论复出也。《武成纪》一卷无论，《后主纪》一卷有论，而其论系武成、后主合为一论，核之《北史》二帝同卷之总论，亦一字不差，此亦取《北史》补之，但分卷未分论也。《皇后传》亦与《北史》字字相同，惟《北史》于后传外兼传妃嫔，此则但有后传无妃传，盖亦从《北史》内摘出后传而不及妃嫔耳。其《诸王传》，《北齐书》高祖十一王为一卷，无论，文襄六王为一卷，无论，文宣、孝昭、武成、后主诸子合为一卷，则有论，其论却合文襄诸子在内。核之《北史》，亦字字相同，盖《北史》自文襄诸子至后主诸子本合为一卷，故合为一论，而补书者但取《北史》各传分为二卷，而论未及分，故文襄诸子有传无论，文宣以下诸子有论而又兼文襄诸子也。其《宗室传》则赵郡、清河二王另为一卷，其文字与《北史》繁简各殊，传后一论，专为二王，其为《北齐书》原本无疑。其他则亦从《北史》抄出，但分卷小异耳。《北史》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北齐》抄出，但分卷小异耳。《北史》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北齐书》以神武诸子为一卷，列于文襄诸子前，而《宗室传》另为二卷，次于后主诸子后。除赵郡、清河一卷外，其馀诸传亦与《北史》字字相同。盖北齐原书纪传多有亡失，而目录具在，补书者摘《北史》以凑合原书卷数也。惟《文襄纪》后半篇与《北史》迥异，又语无伦次，亦必非《北齐书》原本。自武定五年文襄辞丞相以后，据《北史》尚有两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盗刺死。今《文襄纪》则辞丞相后即叙其致侯景书及景答书，下即叙文襄无礼于魏静帝之事，又不书明年月，但云“七月还晋阳，遇盗而殂”，则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且文襄卒于邺，而此云“还晋阳遇盗殂”，则又似卒于晋阳矣。按文襄与侯景往复书本在《梁书。景传》内，文襄无礼于静帝之事本在《北史。静帝纪》内（此事本在《北齐。高德政传》内，《北史》于《德政传》删之而著于记），其被兰京刺死一事，亦即在《北史。文襄纪》内。盖补书者全用《北史》，恐人见其抄袭之迹，故于此纪杂取诸书成篇以示小异，而不知其芜杂不伦也。按唐初虽修成梁、陈、周、齐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诸史皆不行，自非大力藏书家罕有能备之者。今所传《后魏书》、《北齐书》皆宋初取内府本，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观于胡安国等序《后周书》，谓仁宗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献书，得夏竦、李巽两家本，始校正镂板以行。是内府之藏，天下之大，不过此数本。《周书》如此，魏、齐书亦可知，有宋镂板时，度亦必购募以校其缺佚，而已遗失若此，可见唐时诸史之流传于世本自无多也。今诸史遍天下，而世罕有知其残缺取《北史》补成之事，则未尝取《南、北史》核对耳。○《周书》《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孤德所撰也。德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诏修各史，德已奉敕与庾俭修《周书》。贞观中再诏修诸史，德又奉敕与岑文本修《周书》。继又引崔仁师佐修，是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也。李延寿南、北二史亦先就正于德，然后敢表上，则可知德宿学，为时所宗矣。今试取《北史》核对，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北史》虽亦兼记邻国之事，然有书有不书者，如高欢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邻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简文、元帝之革易，皆南邻大事也，而《北史。周纪》一切不书。《周书》本纪则大统十三年书齐神武薨，其子澄嗣，是为文襄帝，十五年书文襄为盗所杀，十六年书齐文宣废魏帝而自立。其于萧梁之事，则于魏废帝元年总书云：侯景之克建邺也，奉梁武为主，梁武以愤恚薨，景又立其子纲，寻废纲而自立，纲弟绎讨景擒之，是为元帝；于恭帝元年，又书梁将王僧辩、陈霸先立梁元帝子方智为主。此皆《北史。周纪》内所不书者，而《周书》则纪载不遗，以醒眉目，此书法之最得者也。宋、齐、梁、陈及北齐书，凡易代之际，必有九锡文、禅位诏，陈陈相因，可为呕哕。西魏之逊于周，当亦必有此等虚文，而《周纪》不载，更见其剪裁之净。他如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见一代策勋之典；《苏绰传》载其六条诏书及《大诰》全篇，可见一代创制之事；《宇文护传》载其母子相寄之书，千载下神情如见；《王褒传》载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载其《哀江南赋》，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见一斑，亦非如《魏书》之广辑芜词，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与明月公主乱故鸩之，《周书》但书魏孝武崩，而不见被鸩之事。王罴当元颢入洛，曾受其伪官，而《周书。罴传》亦不书此，未免意存隐讳。《宇文导传》：侯景遣使请援，朝议将应之，乃征导为陇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陇右二千余里，有何关涉？据《北史》，是时本令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导于陇右也，《周书》少此数语，遂无头绪。又《独孤信传》云：景寇荆州，乃以信为大使，抚慰三荆，寻除陇右大都督。则又似信先往荆州，后任陇右矣。以《北史》参较，则信本督陇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荆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回陇右也，《周书》亦不叙明。宇文贵之子昕入隋为功臣，《周书》以其为隋臣，则不入周传可也，乃又附于《贵传》后，既附传矣，则昕在周武帝时为武帝决策攻克晋州及并州之战，武帝以失利欲还，昕谓“破竹之势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战，即破晋阳。此皆在周时功绩也，而《昕传》又不书，未免取舍失当。又《皇后传》每后必载其策立之文，亦殊无谓。至其编次各传，宇文测、测子深及宇文神举，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传》。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传》，而另为卷。王雄、王谦，父子也，侯莫陈崇之与侯莫陈顺，尉迟迥之与尉迟纲，李贤之与李穆，赵贵之与赵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费笔墨矣。

　　○《隋书》《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或疑其记事多遗漏，如薛道衡死，炀帝曰：“复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挂《汉书》并侍直仗下，炀帝斥为黑色小儿之类，列传中皆不书，似觉疏略。不如此皆事又丛碎无关系者，不过《世说》及诗话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删之正见其去取得宜，未可轻议也。又如裴矩入唐为民部尚书，何稠入唐为将作匠，陈茂入唐为梁州总管，此宜俟他日编作唐臣。乃以其功绩多在隋世，遂为立传于《隋书》，更见当时公论在人，毫无忌讳。虞世南在贞观时宠遇甚优，而其兄《世基传》内直书罪恶，不能稍掩，尤见史笔之严也。惟房彦谦在隋世本无事迹可纪，而特载其与张衡书数千百言，叙为佳传，未免以其子玄龄时方为相，且总知诸史，故稍存瞻徇耳。张衡与晋王广谋篡，文帝临危时，广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事，而《衡传》不载，仅于《宣华夫人传》内附见之，则亦未为直笔。至于韦孝宽虽立功于周，然隋高祖摄政时，尉迟迥怀异图，孝宽奉命驰往察变，得其反状，乃亟西还，每至驿辄驱传马而去，复谓绎吏曰：“蜀公（即尉迟迥）将至，宜速具酒食。”迥果遣骑来追，每驿无马，有盛馔，遂追不及，而孝宽得回，使高祖严为备，则孝宽之尽心于高祖可知，是《隋史》宜为立传，而竟不书，岂以《周书》内已有传，故不复复出耶？然其子韦寿方立传于《隋书》，则孝宽有功于隋之处，何妨于《寿传》内叙入，乃《寿传》既不叙入，又于其从子《韦艺传》内见之，殊两失矣。李密归唐，封邢国公，以其隋末尝臣于越王侗，故亦立传于《隋书》。然密入唐旋复被诛之事，何以又不书？此不可解。伊娄谦一生事迹在周，宜编入《周书》；卢思道事迹半在齐，半在周，乃俱编入《隋书》，亦觉无谓。《北史》：源师以孟夏龙见当雩，高阿那肱闻之，以为真龙出，惊起问龙所在。师曰：“此龙星见，非别有真龙也。”阿那肱怒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隋书》则述阿都肱语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语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鉴》：来护儿奉命由海道征高丽，猝闻杨玄感反，回兵击之。诸将以非诏旨为疑，护儿曰：“高丽之事小，玄感之患大，如以违命见责，我自任之。”遂回，破玄感。《隋书》但云玄感作逆，护儿勒兵与宇文述等击破之。此语似不如《通鉴》之有生气。

　　●卷八○《南、北史》原委《南北史》原委见于李延寿自序：其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其史皆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欲仿《吴越春秋》体编年纪之。客于侍中杨恭仁家，有宋、齐、梁、魏四代史，因渐次编辑，未毕而殁。延寿欲继先志，适在颜师古、孔颖达下佐修各史，因得齐、梁、陈等五代旧事目所未睹者，合之家中旧本，参订编次，尚多所阙。贞观十五年，令孤德奏延寿同修《晋书》，因复得入内府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寿佐修《隋书》“十志”，因益得披寻校勘。时史局中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颁行。延寿不敢使人抄录，乃手自缮写，又于此正史外参考杂史一千余卷，然后成书，前后凡十六年。既讫事，呈令孤德阅毕，始表上之，时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寿修史时，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澹两家《魏书》，皆已流布。梁、陈、周、齐、隋五史且未颁行，而延寿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录，以为底本，而参考杂史以成之。删去芜词，专叙实事，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洵称良史。然其中增删亦有不同者，今以各原书核对，延寿于宋、齐、魏三史删汰最多，以此三史本芜杂太甚也；于梁、陈、周、齐、隋五代则增删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寿亦在纂辑之列，已属善本故也。○《南史》繁简失当处《南史》于宋事惟刘穆之、谢晦、檀道济诸大传多有删改，实为繁简得宜。其馀大都仍《宋书》原文而少节之，如王懿、张劭、张敷、张畅、刘敬宣、朱龄石、毛修之、傅宏之、胡藩、刘康祖等传可核对也。其增于《宋书》者，类多新奇可喜，易动观听。如《孝武纪》增其为皇子守彭城时，魏太武大举至城下，长史张畅出与魏李孝伯语，帝改服随畅出。孝伯目帝不辍，出谓人曰：“张侯侧有人风骨非常士也。”又孝武末年好为长夜之饮，每旦盥漱又命酒，俄顷数斗，凭几昏睡。或有奏事，则肃然整容，无复酒色，内外皆服其神明。《废帝纪》增其为太子时常被孝武斥责，即位后欲掘孝武陵，并詈孝武为“＜鼻查＞奴”。《刘穆之传》：增其贫时向妻舅乞槟榔被侮。《刘述传》增其视从子俣疾，命取酒肉，谓礼有疾饮酒食肉等事。《刘传》增其与何偃并驰落后，有牛驶驭精等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虽足使阅者动色解颐，兼可资谈柄。然《南史》之佳处在于删繁存要，而不在此谈琐言碎语事也。其删节旧史处，亦有失之太简者。《王镇恶传》：武帝讨与司马休之，镇恶为先锋，闻帝将至，乃先攻斩休之将朱襄一段功绩，全不书。檀道济先从武帝讨卢循、徐道覆，积战功甚多，《南史》一切不载，直从武帝不豫，道济受顾命叙起。又刘道规追桓玄于峥嵘洲，兵不满万，而桓玄兵数万奄至，诸将惧欲退，道规力持不可，乃大战破之，又攻桓仙客偃月垒等功甚著，《宋书》一一叙之。而其下云：江陵之平也，道规推刘毅为元功，何为忌为次功，己为末功，此正见其有功不伐。《南史》于战功一概删去，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数语，则竟似道规之功本少矣。《刘真道传》，《宋书》叙其与裴方明等讨破杨难当及其子虎，战功甚著；《孟龙符传》，《宋书》叙其广固之战以单骑冲贼，先夺据水源，功为第一。《南史》皆不书。《宋书。文穆王皇后传》载其弟藻尚临川公主，被妒离婚，因历叙宋世公主妒恶，并载江学攵辞婚一疏，《南史》尽删之，以其与王皇后无涉也。然《宋书》、《南史》俱不立《帝女传》，则此等宫闱恶习于何见之？《宋书》于《王皇后传》牵连书之，未尝无意，《南史》不载，转无以垂戒，此又过求简净之失也。

　　○《南史》多用《齐书》原文《南史》于萧齐时事亦仅于诸大传增减窜易，以见其考核之博、叙述之工，其馀则多仍《齐书》旧文，非篇篇俱有改订也。如《齐书》本纪谓萧氏出汉萧何之后，萧望之乃其先祖之次，因历叙自何以下直至齐高帝世之次。《南史》则谓《望之传》不载齐典，所书恐乖实录，颜师古注解《汉书》已正其非，故削而不录，只从高帝之高祖淮阴令叙起，此其纪实也。他如《郁林王何妃传》增萧坦之请杀妃所私杨珉之一事，《褚渊传》增其父湛之牛堕井躬自挽之，渊读书不辍。父殁后，有两厨宝物在其生母郭氏处，嫡母求之，郭欲不与，渊力劝乃与之。山阴公主悦渊美，请于帝，召入，主夜就之，渊坚拒不乱。明帝临崩，托顾命于渊，有“欲使着黄罗椤”之语。四贵辅政时，有齐高让增户邑一书，渊与袁粲同答一书，以及在丧粲室啸咏等事。《王俭传》增其说齐高受禅，及代向褚渊关说；齐国建后，酌定朝仪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礼；齐受禅后，酌定郊祭、殷祭之礼；皇太子妃薨，酌定宫臣之服等事。《刘善明传》增其少厉清节，及母陷于魏，乃颇贪，或问之，知以将赎母故，母归，清节益峻等事。皆颇有关系。其他仍多用《齐书》，无甚改易。观垣荣祖、焦度、张岱、褚炫、何戢、张绪、张融、周显、王晏、萧谌、萧坦之、江学攵、徐孝嗣、萧缅、张欣泰等传，可核对也。即较原书稍有增加者，不过琐言碎事。如《高帝纪》增其少时符瑞，《皇后传》增高后陈氏先与裴氏议婚，后梦有迎车至，如常人礼，后不肯去，继有龙旗豹尾迎者，乃喜从之，后裴果不成婚而嫁于帝，及炒胡麻未燃火而薪自烧等事。《郁林王纪》增高帝尝拔白须，因王在旁，呼帝为太翁，乃止不拔。豫章王嶷死后见形于沈文季。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曾借钱十七万。虎已卒，梁武即位，忘之，忽梦虎来责，乃送钱还其子，仍擢用之。《谢超宗传》刘道隆闻武帝称超宗殊有凤毛，乃出问超宗身有异毛。如此之类，大都新奇可喜，其实无关于朝政之大也。

　　○《南史》叙事失当处柳元景之拒魏师也，薛安都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魏纵突骑来，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惟著绛衲裆衫，马亦去具装，驰入贼阵，猛气咆勃，所向无前，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此事宜叙在《安都传》，乃反详于《元景传》内，而《安都传》但云随柳元景向关陕，所向克捷。宋苍梧王既被弑，齐高帝集朝贵议所立。王敬则拔刀麾众曰：“天下之事，皆应关萧公，敢有开言者，血染敬则刀。”袁粲欲有所言，敬则又叱之，乃止。此事应叙于《敬则传》，乃反详于本纪，而《敬则传》不载。齐高帝因荀伯玉奏太子过失，遂发怒，有易储意。昼卧太阳殿，王敬则直入叩头，请往东宫慰太子，帝不答。敬侧大呼宣敕往东宫，并索舆、舆至，帝了无动意。敬则索衣衣帝，仍牵上舆，遂幸东宫，与诸王宴饮尽迎，太子得无恙。此事亦应叙于《敬则传》内，乃反详于《伯玉传》，而《敬则传》不叙。

　　○《南史》与齐、梁、陈三书互异处《南史》于萧齐事多用《齐书》原文，纵有增删，无甚岐异。惟《高帝纪》吴喜赍酒一事，《齐书》谓宋明帝疑帝非人臣相，使喜封银壶酒赐之。高帝出迎，酌饮之。喜还奏，帝意乃悦。《南史》则谓高帝惧鸩不肯饮，喜告以诚，先饮之，帝乃酌饮。喜还奏，明帝乃悦。《齐书。庾杲之传》武帝叹其风韵之美，王俭以为“蝉冕所映，更生风采，陛下当与以即真”，《南史》则以此语为柳世隆之言。《齐书。崔慧景传》谓慧景起兵向阙，过广陵，崔恭祖开门纳之。慧景停二日，渡江至京口。时江夏王宝元镇京口，为内应。乃合二镇兵，奉宝元向京师。《南史》则谓慧景与恭祖未有素约，慧景至广陵，恭祖闭城不出，慧景夜袭广陵据之，遣子觉赴京口。宝元见其兵少，恐不济事，反击觉走之。及恭与觉以八千人济汇，柳忄登等劝宝元与慧景合，反乃以觉为先锋，恭祖次之，慧景为都督。《北史》梁武帝破建业，执萧宝夤，将杀之。宝夤逃奔于魏，历显仕，屡与梁战，后以谋反诛。是宝夤仕魏三十馀年而死也。《南齐书。宝夤传》则谓齐和帝中兴二年以谋反诛，是宝夤当梁武未为帝时已被刑矣，盖萧子显撰次《南齐书》在梁时，有所忌讳也。《梁书。元帝纪》承圣二年，魏遣郭元建治舟师于合肥，《南史》则书齐遣郭元建。按是时东魏已微，政出高氏。《梁书》从名分而言故书魏，《南史》按实书故云齐也。《梁书。邓元起传》谓元起不出兵救晋寿，以致陷没，萧渊藻来代，表其逗留，乃收付狱，元起自缢死。《南史》谓渊藻至，求元起良马，元起不与，渊藻杀之。后梁武知其枉，责渊藻曰：“元起为汝报仇，汝为仇报仇。”据此，则当以《南史》为确。其尤互异者，《梁书》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大溃而归，丧师辱国，及通奸公主等事，一字不书，反大加褒美。《南史》则一一直书，略无讳饰。盖《梁书》多用国史记载，粉饰原文，而《南史》则参考实事也。《陈书。后主沈皇后传》谓隋亡后，后自广陵过江还乡里，不知所终。《南史》谓过江至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贞观初卒。《陈书。吴明彻传》谓明彻战败，为周师所执，忧愤构疾卒。《南史》谓周封明彻为怀德郡公，位大将军。《陈书》盖以完节予之也。《陈书。徐陵传》谓陵卒，谥曰章。《南史》谓后主为太子时，以己作托为他人者以示陵，陵曰：“不成词句。”后主衔之。及卒，后主已正位，乃谥曰章伪侯。《姚察传》，《南史》谓察父僧坦精于医，梁时为大医正，两宫所赐，皆为察兄弟游学之资。《陈书》不载僧坦以医术得幸，但云知名梁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赐，为察游学之资。盖自讳其医也。

　　○《北史》与《魏书》互异处《魏书》泰常三年，赫连屈丐僭称帝，《北史》在泰常四年。《魏书》始光三年蠕蠕入寇，诏尉普文率骑讨之，《北史》谓帝自率轻骑讨之。《魏书》始光四年灭赫连昌，昌尚书闻败，夜将昌母出走，车驾入城，掠昌群弟及诸母姊妹妻妾，是昌母未被掳也；《北史》不书其母出亡，但云掠昌群弟及其母妹妻妾，则是并掳昌母矣。《魏书》太平真君七年，帝自将讨薛永宗，永宗男女无少长皆赴水死；《北史》谓擒永宗斩之，其男女无少长皆赴水死。太和十七年，诏员外散骑侍郎刘承叔使于萧赜，《北史》则云散骑常侍邢峦使于齐。按遣使必两人，《魏书》凡遣使皆两人并书，《北史》只书正使一人，此次《魏书》只书刘承叔，盖脱落正使邢峦也。《魏书》前废帝恭，《北史》书节闵帝。《魏书》后废帝朗，《北史》书废帝。《魏书》出帝修，《北史》书孝武帝。《魏书》崔潜工书，二百年后姚元标亦工书，见潜遗迹，以为过于己；《北史》谓元标以为过于其祖崔浩。《魏书。穆绍传》元颢入洛，以绍为兖郡刺史，行至东郡，闻颢败而返；《北史》不书其受颢官职之事，盖以完节与之。《魏书。苟颓传》李、李敷之诛，颓并致谏；《北史》则云李惠、李新之诛，颓并致谏。太武五王内，《魏书》有广阳名建闾，《北史》则单名建。皮豹子之子，《魏书》名喜，《北史》名怀喜。长孙翰之子，《魏书》名平成，《北史》名成。长孙翰之弟，《魏书》名陈，《北史》名陵。穆崇之孙，《魏书》名乙九，《北史》名九。此皆互异者。○《北史》多取魏收书唐初修各朝诸史。本欲兼修《魏书》，因秘书省奏《魏书》有魏收、魏澹二本，遂不复修。是唐初收、澹二本具在。今按李延寿《北史》魏朝纪传则似全据收书以成之者。收书太武、景穆、文成、献文各为一论，《北史》合数帝为一论，而皆取收论隐括成篇。《孝文纪论》及《皇后传序》前半篇，皆全用收语，并一字不改。景穆诸子平阳王以下一卷传论，前半篇亦全用收语。列传中如丘堆、娥清、刘尼、王洛儿、车路头、司马楚之、王慧龙、卢鲁元、陈建、陆俟、长孙嵩等，悉用收原文，略有删节，可核对也。又收书作于齐文宣时，故其称高欢曰齐献武王，高澄曰齐文襄王。《北史》则书渤海王高欢、渤海世子高澄，史体固如是也。而《北史。元孝友传》云魏静帝宴齐文襄于华林园，《元晖业传》云齐文襄尝问晖业近日何所披览，《元瑾传》云谋杀齐文襄事泄伏诛，则竟全用收原文，并此等亦不检点改易矣。又本纪“太平真君五年二月行幸庐”，此下必有缺文，而《北史》亦书“行幸庐”。太和六年诏以安昌殿为内寝，皇信堂为中寝，四下为外寝。“四下”二字必有讹误，而《北史》亦云“四下为外寝”。《王琼传》有云：李崇小子青肫尝“盛服宠势”，此四字并必有讹误，而北史亦云“盛服宠势”，益可见《北史》全本收书也。惟魏末先叙西魏，次叙东魏。及孝武帝入关一事，魏收书但云帝总六军于河桥，为斛斯椿等迫胁，遂出于长安，其下乃云齐献武入洛，遣官西迎车驾，而不书高欢先起兵，以致孝武西奔之迹，此固收为齐讳也。《北史》则云帝总六军于河桥，高欢引军东度，帝率南阳王宝炬等以五千骑宿西。众知帝将出，夜亡者过半。宇文泰遣骆超、李贤、和来赴。高欢入洛，遣娄昭等追帝，请回驾。帝鞭马长骛而去，过河谓梁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此段文字乃收书所无，当是取诸澹书耳。

　　○《北史》删《魏书》太简处《南、北史》本就各朝原史删成，然《南史》于原史外尚多有加增，《北史》于元魏纪传则但有删减耳。今一一核对。《北史》所增于《魏书》者，惟《元湛传》增其与尔朱荣争论迁洛一事，《元和传》增其少为孙天恩所打，后出守东阳，杀其一家报仇之事，《薛辨传》增其父强辞桓温、苻坚之辟一事，《卢怀仁传》增其善与人交，有“太丘道广，稽生峭立，皆非中道”等语，《李显甫传》增其聚宗族开李鱼川以避贼一事。其他则但删削原书，十存五六，绝无增辑也。其删削原书较为简净者，如《刘文晔传》，《魏书》载其诉父休宾功大赏薄，酬对凡二千余字，《北史》但以一语括之。《唐景先传》，《魏书》载其《五经疑问》十余条，《北史》尽删之。《李孝伯传》，《魏书》载其与张畅语几二千字，《北史》仅存其半。此皆过旧书远甚，然又失之太简者。庄帝时群盗蜂起，各有名号，乃一切不书。以冀州等七郡封尔朱荣为太原王，此亦当时一大事，而亦不书。元挟梁兵入洛阳，已而败走，《北史》虽略书之，而为县卒江丰斩首则不书。孝武帝永熙元年，高欢破擒尔朱天光、尔朱度律，送京斩之，亦不书。此本纪之失也。尉古眷有破蠕蠕，擒赫连昌，追秃发保周穷迫自杀之功，和跋有取滑台及破慕容德之功，奚斤有自洛阳攻滑台、破宋将毛德祖之功，原雅有袭高车东部之功，长孙肥有破慕容农、慕容普之功，《北史》皆不书。此等皆元魏创业之人，是以列于《功臣传》，而功绩一切删之，则何以列之为功臣耶？郦范随慕容白曜南征，破无盐，谕降肥城，及不发兵接应沈文秀事，皆得胜算；薛彪子请建屯田，请减近南边民租绢，亦当时要务，而传内皆不载。又如奚眷有镇虎牢、镇长安、讨山胡虏其妻子、讨沮渠得宜克其二城等功，周观有从讨赫连昌、从讨蠕蠕、从征平凉、从破离石胡等功，是以二人俱在《功臣传》。及《北史》尽删之，《眷传》但书其征蠕蠕，出别道后期伏诛之事，《观传》但书其抚驭失和，致部民薛永宗射死之事。如此则二人乃有罪无功者，何以列于《功臣传》耶？此又列传太简之失也。又其于南北交兵之事尤为简略：太平真君三年，宋将裴方明等讨杨难当，魏遗古弼、皮豹子等救之；四年，大破宋兵；九年，氐杨文德受宋官号，魏又遣皮豹子讨之，击走宋将郎启元等；兴光四年，宋将殷孝祖筑城于清水，魏遣敕文击之；天安元年，宋将薛安都以彭城内属，常珍奇以悬瓠内属，宋遣张永、沈攸之讨安都等，魏遣尉元、孙伯恭等大破永、攸之；二年，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平原守刘休宾举城降；延兴元年，宋将垣崇祖寇东兖州，魏遣于洛侯讨破之。四年〔点校者按：应是太和四年〕，魏将元琛攻克齐马头戍，梁郡王嘉破齐将虞绍之于朐山；太和十二年，齐将陈显达寇边，诏元斤、莫亮等御之；景明四年，刘思祖破梁军于邵阳洲，擒其将张惠绍、赵景悦，《北史》本纪内皆不书。其应载于列传者，如临淮王谭破宋邹山寨，获米三十万，又造筏渡军，斩宋将胡崇及其兵万余；任城王澄弟破梁将杨公则等；中山王英与萧懿诸将战，克获甚多；齐将陈显达攻陷醴阳，魏遣穆亮讨之，显达败走；梁将马仙卑来关南筑城，司马悦遣将焚其城，擒刘灵秀；叔孙建之攻东阳也，城中竺灵夔为地道将遁，刁雍谓建宜速入城，迟则人将走尽；梁将王茂先入寇，魏遗刁整为杨大眼军司，大破茂先，斩梁将王花等；元显达以郢州降梁，魏遣源子恭讨之，败梁将夏侯夔，又败梁将夏侯，又败梁将胡智达，擒梁将阎次洪。此皆载在《魏书》各传中，而《北史》《任城王澄传》、《中山王英传》、穆亮、司马悦、刁雍、刁整、源子恭等传一切不书。岂《魏书》所载本不实耶，抑南、北两朝国史各自夸胜讳败，若一一存之，则《南、北史》核对多不符合，故宁一切删之，以免岐互之迹耶？

　　○《北史》较《北齐书》繁简互有得失处《北历》于《魏书》大概删者多而增者少，以《魏书》本芜杂故也。于周、齐诸书则增者甚多，盖周、齐诸书修于贞观，而每史皆须进御，兼有魏徵等为总载，故下笔不苟。其有琐言碎事稍有亵者，类从删削，史体固应如是也。然亦有过于简严，而不足以传其人之真者。《北史。高乾传》：河阴之战，高昂轻敌，以麾盖自随。西人尽锐攻之，一军皆没，昂单骑逃至河阳，太守高永洛与昂有隙，闭门不纳。求绳又不得，以刀穿阁，未彻而追者至，乃伏于桥下。追骑迫之，昂奋头曰：“来，与尔开国公！”遂斩以去。神武闻昂死，如丧肝胆，杖永洛二百。周师购昂首者布绢万段，岁岁与之，及周亡犹未竟。此段文字，千载下犹有生气，而《齐书》但云昂奔河阳城，不得入，遂为西军所害；真及索然无味。又《北史。慕容绍宗传》：神武临终语世子澄，谓可敌侯景者，惟绍宗。及神武殁，景果反，澄遣诸将往，皆败，乃遣绍宗与高岳讨之。景初闻韩轨往，曰“敢猪肠小儿”，闻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耳”，及闻绍宗往，乃曰：“谁教鲜卑小儿遣此人，若然，高王未死耶！”此可见绍宗素有以慑景。而《北齐书》但云：前后诸将往者，莫不为其所轻，及闻绍宗与岳将至，乃谓其属曰：“岳所部兵精，绍宗旧将，宜慎之。”语亦无生气。《斛律光传》：文宣时，周人每冬月椎河冰以防齐师，及武成时，齐人每冬月椎冰以防周师。此可以见两国先后强弱之迹。又光被诬死后，使邢祖信籍其家。祖︔问得何物，祖信以得宴射箭及挝奴仆枣木杖为对，︔大惭。此正以明光之无逆迹。《崔暹传》：高澄妃本魏静帝妹，澄宠王昭仪，欲立为正。暹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无罪，不宜废辱。”此见暹之持正。《薛修义传》：神武沙苑之败，欲徙家口于定州，修义曰：“若晋州不守，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修义请自守晋州，斛律金曰：“还仰此汉小儿守之，质其妻子。”神武乃使修义行晋州事。此亦见修义忠于谋国。而《北齐书》《光传》、《暹传》、《修义传》皆无之，此皆《北史》所增胜于原书者也。其他如《高慎传》增其出妻崔氏，氏乃崔暹妹，暹后得幸于高澄，澄盛礼嫁其妹。而慎后妻李氏色美，澄挑之不从，及慎叛入西魏，妻入逆口中，乃从澄。《高昂传》增其母张氏先有一男，令婢为汤，将浴之，婢偶他往，有养猴系解，投儿汤中死，张积薪缚婢及猴共焚之。又其兄乾求婚崔氏不得，昂与乾劫其女置村外，即劝乾野合以归。及昂死后，东方老塑其象祀之，头辄裂，再塑又裂。《崔忄传》增其教子弟郡守“莫作贼”之语，谓“我家作贼，止捉一天子下殿，推一天子上殿，不作偷驴摸犊贼。”又忄妾冯氏，邢子才等皆与之私，及入狱，又与诸囚奸。《王昕传》增其与崔昂同听鲜卑人语，昂问昕解否，昕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时唱染干，似道我辈。”统计《北史》所增，如此类者，不一而足，此则无所关系，徒以新奇可喜眩人耳目，即不增亦可也。然《北史》亦有失之太简者。如《北齐书》赵郡王睿奏出和士开为刺史，胡太后不肯，或劝睿姑缓以慰太后，睿正色拒之，谓：“嗣主幼冲，岂可使邪臣在侧？当守之以死。”此见其嫉恶刚正处，而《北史》删之。《司马子如传》：尔可荣被诛后，尔朱世隆等欲还北，子如谓：“当回兵向京，或可致其离溃；即不然，犹可示强。”此亦见子如应变之略，而《北史》删之。《蔡亻隽传》：为济州刺史，魏孝武贰于神武，欲以腹心居济州，令御史劾亻隽罪。神武启复其任，帝不许，除贾显智代之。亻隽严兵守备，显智遂不敢入。此为魏帝与神武交恶之始，则《亻隽传》何得不载，而《北史》删之。《慕容俨传》：沙苑败后，俨守雍州，与西魏战二百余日，昼夜拒守，大破魏军，擒其将郭他。此见俨之忠于所事，而《北史》删之。《孙腾传》：神武起兵，腾谓朝廷隔远，不权有所立则众将沮散。神武乃立中兴主，此元朗得立之由，亦当时一大事，而《北史》删之。《斛律金传》：沙苑败后，神武尚不肯退，金以鞭拂神武马，乃退。是日微金则神武几殆，《北史》亦不书。又如《尉长命传》，《北史》既附其子兴敬，乃但志其官爵，而兴敬战死芒山之事则不书，此又《北史》失之太简者也。

　　●卷九○《北史》与《北齐书》互异处《北齐书。段韶传》：芒山之战，神武为西将贺拔胜所窘，韶一箭毙其前驱，追骑惮慑莫敢前，遂免，是韶所射乃胜之前驱也。《北史》则谓韶射毙胜马，追骑不敢进，乃免。按《神武纪》，神武走。贺拔胜以十三骑来追，槊将及神武，韶横射胜马殪，遂免。《后周书。胜传》亦谓胜追神武急，刃垂及之，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神武已远去。则韶所射即胜马矣。《清河王岳传》：岳因帝责，忧悸不知所为，数日而毙，故时论以为赐鸩也。是尚未确指为赐鸩。而《北史》云：帝使高归彦赐以鸩，岳曰：“臣无罪。”归彦曰：“饮之。”乃饮而薨。则赐鸩系实事矣。《金祚传》：祚随尔朱天光军，天光来讨神武，留祚督东秦州军事。天光败，乃降神武。是祚从天光，天光败即降，只一次降也。《北史》谓祚为贺拔岳使讨仇池氐，平之，未还而岳被害，无所归，神武招之，遂降。后从孝武入关，宇文泰除祚晋州刺史，神武又遣尉景攻降之。是凡两度来降，且非以天光败而降也。《卢询祖传》：邢邵盛誉卢思道，以询祖为不及。《北史》高欢父名树，《北史》名树生，《北齐书》薛循义，《北史》谓魏收盛誉卢思道，以询祖为不及。此亦小异。又《北史》作薛修义。《北齐书》尔朱荣将有孙白鹞，《北史》作孙白鸡。《北齐书》李义深父名绍宗，《北史》谓名绍字嗣宗。《北齐书。段韶传》有梁将尹思令，《北史》作尹令思。

　　○《北史》与《周书》繁简各有失当处《北史》于后周事大概全据《周书》。如韦孝宽、韦睿、杨ɡ、元定、杨荐、王庆等传，悉仍《周书》原文，无所删改。其增于《周书》者，《文帝纪》帝初至平凉时，齐神武使侯景来招，帝欲留景，景不屈，乃遣之，斛斯椿谓帝何不留景，帝悔，急追之，已不及一事。《王罴传》增刺史崔亮举罴为长史，朝廷不许。及梁人寇峡石，亮又举之，果立功。又河桥败后，各州郡莫有固志，多怀两端，罴乃大开城门，任其去留，众感其诚信，皆无异志。《冯景传》增贺拔岳使景于齐神武，神武与之盟，欲结岳为兄弟。景还，以语岳，岳知神武之奸，遂不许。《尉迟迥传》增其起岳抗隋文，时州郡据地起兵应之者凡数十人，一一书之，以见同声响应。《卢辩传》增节闵帝使辩持节劳神武，神武已立中兴主，欲令辩见之，辩不屈，乃止。《长孙绍远〔原漏：“远”字〕传》增其与斐正议乐，以八为正全文。《斛斯徵传》增其与郑译议乐不合所上表全文。《贺若敦传》增其以负气为宇文护逼死，临殁语其子弼，谓“志欲平江南而不遂，汝当成吾志，吾以舌死，汝当慎之。”乃绰引锥刺弼舌以志戒。此皆《周书》所无而《北史》增之，较为详备者也。然又有删所不当删者。《罗协传》，《周书》纪其破杨辟邪之功甚详。《贺拔岳传》，《周书》尔朱荣既害朝士于河阴，齐神武劝荣称帝，岳谏荣乃止，岳又劝荣杀神武以谢天下。《独孤信传》，《周书》信为荆州刺史，至武陶，东魏遣田八能拒之，又遣张齐民出信后。信以兵少，若先破齐民，则东魏以为退走，益将增兵来追，乃先破八能，而齐民亦溃。《宇文贵传》，《周书》贵少时助刺史源子雍守夏州，战功甚著，又从子雍守邺，力拒不敌，潜出乞师，备极危苦。《李贤传》，《周书》万俟丑奴败后，万俟道洛尚据原州。贤使丑奴党阿宝，诳道洛出城，遂克原州。道洛又来围城，城中有贼党为内应，引道洛入城，贤力战，道洛乃退走。《贺若敦传》，《周书》有破蜀蛮下数十栅等功。《陆腾传》，《周书》有破蜀贼蔺休祖等功。《伊娄传》，《周书》有破蜀贼王令公、邓フ，及破郢贼王道肯等功。《刘雄传》，《周书》齐人背约，斛律光来筑通关城，周遣雄使于光，责其负约。雄又同齐王宪拔齐伏龙等五城，及以二十余骑破吐谷浑七百骑等功。《北史》一概不书。又凡军事，为别将有功，固当书，即不为别将而从征有功者，亦不容没，乃厍狄昌、辛威、田宏、梁椿、梁台等传，皆从征建绩，而《北史》一概不书。则凡所谓功臣者，其功安在耶？又如寇洛本贺拔岳偏将，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众共推洛统兵。洛自以非才，乃与赵贵等议迎周文主军事。《北史》不书其迎奉周文之由。但云众推洛为盟主，统岳之众，周文至，以洛为右都督。洛既为盟主矣，周文至，何以遽出其上，而以洛为都督耶？于谨从广阳王破斛律野谷禄等，时群盗蜂起，谨请于广阳，愿驰往谕之。于是铁勒酋长皆来附。是破野谷禄后别谕群贼也。《北史》删群贼蜂起句，但云从广阳王破斛律野谷禄等，谨请驰往谕之，则似再谕野谷禄矣。既破矣，何必再谕耶？此皆《北史》好简之失也。

　　○《北史》与《周书》互异处《周书》破六韩拔陵之将有卫可孤，《北史》作卫可瑰。《周书》列传有蔡携，《北史》作蔡亻隽（按《北齐书》亦作蔡亻隽）。《周书》芒山之战有太守慕容思庆，《北史》作慕容思度。《周书。宗室传》内广都公名真，《北史》名贡。《周书》叱罗协之子名金，《北史》名金刚。《周书》齐王宪之死年三十五，《北史》年四十。《周书》宣帝子衍封邺王，《北史》封莱王。《周书》贪贤不载其何处人，《北史》谓金城χ罕人。《周书》李弼辽东襄平人，《北史》谓陇西成纪人。《周书》李弼长子辉，次子耀，《北史》谓耀居长，次子辉尚文帝女，故以为嗣。《周书》独孤信第三子穆，封文成县侯，《北史》谓必要侯。《周书。王谦传》有隆州刺史阿史那瑰，《北史》作高阿那肱。按《北齐书》高阿那肱本齐嬖臣，入周从王谦起兵诛死，是同谦起兵之阿史那瑰即《北齐书》之高阿那肱也。又按《北史。阿那肱传》末云：齐文宣时，有阿那瑰亡国之谣，故文宣屡击蠕蠕主阿那瑰，而不知亡齐者乃阿那肱，其名虽作肱字，世人皆称为瑰音云。则《周书》盖以当时所呼为名也。《周书》田宏子名恭，《北史》名仁恭。《周书》贺若敦代人，《北史》谓河南洛阳人。

　　○《南、北史》夹叙法《南、北史》往往用来叙法，盖以人各一传则不胜其立，而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爱，故因端而旁及之。如《齐豫章王嶷传》忽入荀丕一小传。《虞玩之传》忽入唐寓之反一事。《王僧虔传》忽入陈天福豫作寿冢，冢成而遭刑，即葬焉；刘镇之少年病笃，已办凶器，后九十余乃卒，方用之。《崔慧景传》忽入东阳女子娄逞变服为丈夫，仕至议曹从事，事发，乃为妇人服以去。《曹景宗传》忽入钟山蒋帝神一事。《始兴王忄詹传》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岁，上津人年一百十六岁等事。《北史。斛律光传》因光死，命邢祖信籍其家，祖︔问得何物，祖信以宴射箭、挝仆枣木杖为对，︔大惭。人皆尤祖信，曰：“好宰相尚死，我何足惜。”此叙祖信正明光之无罪也。因带叙祖信少时，父为李庶所卿，信亦诣庶曰“暂来见卿，还辞卿去”之一事。《李元忠传》忽附其女名法行，自誓不嫁，出家为尼。弟宗侃与族人争田，法行以己田偿之，由是两家感义，闲其田俱不取一事。此等事于本传初无甚关涉，而牵连书之，可以见事繁文省之法，亦以见其好奇之过也。

　　○《南、北史》复传《南、北史》复传甚多，如蛮、貊诸国在南者则宜载之《南史》，间有与北朝通使之事，即附见于本传中，而北史不必立传。在北者则宜载之《北史》，间有与南朝通使之事，亦附见于本传中，而《南史》不必立传。乃林邑诸国既在《南史》矣，而《北史》又传之；蠕蠕诸国既在《北史》矣，而《南史》又传之；宕昌、高丽亦两史各见，以及刘昶、薛安都、萧宝寅、萧综、萧大圜、萧祗、萧泰亦南北各立传，殊属繁复。若以其本南朝人奔北受官，则立传于北，而传中叙明其先在南朝世系功绩可矣。如羊侃曾立功于魏，后归梁，遂立传于南，而《北史》不复有传；裴叔业立功于齐，后降魏，遂立传于北，而《南史》不复有传，未尝不繁简得宜也。况《南史。崔慧景传》末云：旧史《慧景传》后有《裴叔业传》，今以其事终于魏，故不复立传于《南史》。延寿亦自以南、北并传为戒，乃可以于刘昶等复出若此，不几自乱其例耶？又羊侃归梁后，立功甚著，自宜立传在南；叔业则生平功绩俱在萧齐，后虽兵败降魏，实未赴而卒，则于北朝本无事可纪，非侃之入梁立功可比，自应仍传于南。而于传末书明降魏未赴而卒之事，乃反不传于南而传于北，亦编次之未当也（据《南齐书。东昏纪》永元二年二月，裴叔业病死，兄子植以寿春降虏，是降魏者乃裴植，而叔业及身并未降魏也，乃反立传于北，尤觉失当）。萧摩诃立功于隋，又与汉王谅作乱，若循裴叔业之例，则应立传于《北史》，乃又传于南而不传于北，可知《南、北史》体例亦不划一。○《南》、《北史》自相牾处《南史。张丽华传》：丽华从陈后主入井，隋军出之，晋王广命斩于青溪。而《北史。高传》：晋王欲纳丽华，曰：“武王伐纣戮妲己，今平陈不宜娶此。”乃斩之。是《南史》以为晋王所杀，《北史》以为高所杀。其自相牾一也。《北史。徐之才传》：之才与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竞走，诸人试令目之，之才即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则此语未本出之才也。及其自叙先世家传，又谓李神亻隽于路见狗，温子升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亻隽即应声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则又以此言为子升、神亻隽二人之语矣。其自相牾二也。《北史。齐孝昭帝纪》；幼主时，帝为常山王，以杨等猜忌，斥居藩邸，乃执及燕子献、可朱浑天和、宋钦道于尚书省中，入云龙门，遇郑子默，又执之，同斩于御府之内。至东阁门，成休宁呵止之，不得入，高归彦谕之，乃放仗。帝至昭阳殿，见幼主及太皇太后，奏等罪，求伏专擅之辜。时卫士皆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又被文宣恩遇，抚刃思效。幼主吃讷，不知所言，乃纳刀而泣。《杨传》则云：常山王执等于尚书省，拳杖乱殴，各十人持之，又执郑子默，于是拥等入云龙门，至太皇太后及幼主前，具陈“等将为乱阶，臣等为国事重，共执等，未敢刑戮，专辄之失，罪合万死。”时领军刘桃枝等叩刀仰视，幼主不睨之。太皇太后谓幼主：“何不安慰尔叔？”幼主曰：“天子亦不敢也叔惜，岂敢惜此汉辈！任叔处分。”遂皆斩之。据本纪则常山王先斩等而后入奏也，据《传》则拥入见后主后始被杀也。又本纪谓武卫娥永乐抚刃思效，《传》谓邻军刘桃枝叩刀仰视，亦不划一。其自相牾者三也。《齐神武纪》及《段韶传》：贺拔胜追神武垂及，因马倒而神武得脱之事，乃芒山之战也。而《贺拔胜传》又云：齐神武攻玉璧，胜从周文，见神武旗帜，乃持槊追神武，刃垂及之。则又以此为玉璧之战矣。其自相牾者四也。沙苑之败，《齐纪》谓神武以地厄少却，西人鼓噪而进，齐军遂大乱。而《周纪》则谓齐军望见周军少，竟萃于左军，周文鸣鼓起，于谨等皆来合战，遂败。是神武方竞前趋利而败，非因地厄少却而败。其自相牾者五也。

　　○《南》、《北史》亦有繁冗处《南》、《北史》本李延寿承其父大师遗意，刊究南北各朝事迹，勒成此书。《新唐书》谓其有条理，删落酿词，过本书远甚。今按其书，较各朝史实为简净，然亦有采摭新奇荒诞之事，增多于旧者。如叙宋武帝、齐高帝微时符瑞各数千字，梁武帝、陈武帝符瑞则又不总叙在前，而间段插叙于纪中，亦各数千字，此皆好奇之过也。史称宋武微时多符瑞，及贵，史官审以所闻，皆拒而不答。延寿之识反不及此耶？又叙齐东昏荒纵之事，亦较《齐书》增多数千字。《沈约传》叙约先世几至三千余字。《魏收传》叙先世亦如之。《李谧传》后亦叙其先世，累幅不尽，皆未免繁费。

　　○《南》、《北史》多复句《南》、《北史》虽善叙事，然句法重复处太多。如《何远传》：远归家，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任孝恭传》：孝恭以才能尚人，于流辈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何子平传》：子平学行坚明，不求荣进，好退之士弥以此贵之。《戴传》：不为矫介，众论以此多之。《诸葛璩传》：璩教弟子孳孳讲诵不辍，时人益以此宗之。《刘苞传》：苞与人交，面折其非，退称其美，及卒，士友以此叹惜之。《王敬则传》：敬则与王俭同日拜三公，王俭有“老子、韩非同传”之戏，敬则闻而不恨，朝士以此多之。《江┙传》：┙任寄虽重，而不忘财利，论者以此少之。《豫章王妃庾氏传》：妃能烹饪，香净适口，又不妒忌，上亦以此贵之。《萧子云传》：子云风神闲旷，而兄弟不睦，时论以此少之。《虞传》：与人交，皆有始终，世以此称之。《梁安成王秀传》：秀于帝布衣昆季，而小心畏敬，帝益以此贤之，《杨公则传》：公则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士大夫以此称之。《夏侯夔传》：夔性豪侈，然爱好人士，宾客常满座，时亦以此称之。《曹景宗传》：张敬儿诛景宗，遣人收葬其尸，乡里以此义之。《邵陵王纶传》：纶轻财爱士，士亦以此归之。《郑绍叔传》：绍叔矜躁，然能倾心接物，士亦以此归之。《江革传》：革旁无姬侍，家徒壁立，时以此高之。《王琳传》：琳虽本图不遂，齐人亦以此重之。《刘彦节传》：彦节保护其弟遐，不肯证其毒母之事，众以此称之。又彦节既贵，士子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时人以此少之。《彭城王义康传》：义康聪识过人，一闻必记，人物以此益推服之。《徐羡之传》：羡之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何敬容传》：敬容出宅，竟无余财，时亦以此称之。《荀伯子传》：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诃毁，或延及祖祢，世人以此非之。《庾仲容传》：仲容好危言高论，士友以此少之。《江智深传》：智深承孝武深眷，未尝有喜色，论者以此多之。《沈攸之传》：攸之平寻阳，约勒所部，不犯毫芥，诸将以此多之。《江湛传》：湛在选职，颇刻核而公平无私，论者以此称焉。此《南史》之复句也。《魏广阳王建传》：建爱敬人物，时人以此称之。《谷浑传》：浑不以富贵骄人，时人以此称之。《唐和传》：和决讼不加楚，获实者甚多，世以是称之。《裴骏传》：骏子修居丧以孝闻，二弟一妹，抚养训诲，甚有义方，时人以此称焉。《宇文贵传》：贵好施爱士，时人颇以此称之。《裴伯茂传》：伯茂与兄别居，殆同行路，世以此贬薄之。《杨素传》：素贪财货，议者以此鄙之。《宇文深传》：深抚从弟神举、神庆，义均同气，世亦以此称焉。《窦毅传》：毅虽任兼出纳，未尝有矜惰之容，时人以此称焉。《阎庆传》：宇文护之母，庆姑也，护虽擅朝，而庆未尝附，武帝以此重之。《韦孝宽传》：孝宽事兄嫂甚瑾，亲族有孤遗者，必加振恤，朝野以此称焉。《韦传》：帝赐以缣帛，惟取一匹，帝以此益重之。《梁椿传》：椿好俭素，不营资产，时论以此称焉。《唐永传》：永性清廉，妻子不免饥寒，世以此称之。《唐瑾传》：谨振恤宗族，所留子孙者并硗确之地，朝野以此称之。《张烈传》：烈遇俭岁，为粥以饲饥人，乡党以此称之。《颜之推传》：好饮酒，多狂纵，时论以此少之。《李业兴传》：性躁隘，无儒者之风，时人以此恶之。《柳昂传》：昂谦虚自处，未尝骄物，时论以此重之。《豆卢宁传》：宁未有子，养弟之子绩为嗣，已而生子赞，或请以赞为嗣，宁曰：“兄弟之子，犹子也。”仍以绩嗣，时人以此多之。《陆通传》：通虽处机密，愈自恭谨，周文以此重之。《杨ɡ传》：ɡ军败，遂就掳，以求苟免，时论以此鄙之。《赵肃传》：肃廉慎自居，不营产业，时人以此称之。《李彦传》：彦好施爱士，时论以此称之。《宋懔传》：懔博学有才，口未尝誉人，朋友以此少之。《辛术传》：术得法书名画，以遗贵要，物议此少之。《襄城景王传》：襄城颇引文艺之士，当时以此称之。《段孝言传》：孝言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尝虚弃，时论复以此多之。《邢晏传》：晏为其兄弟之子皆乞官，而己子未从宦，时人以此多之。此《北史》之复句也。虽卷帙繁多，自不能无重迭，然亦何至累百其词，略无变换？观《史记》、《汉书》随笔成文，不拘一格，才分之相越，固不可道里计矣。

　　○《南史》叙事失检处《南史》叙事亦多失检处。如《江┙传》既云明帝辅改，┙每说以君臣大义，是┙不欲明帝之篡矣。下又云明帝胛上有赤痣，是日月相，常秘而不宣，┙劝出以示人，是┙又助逆之首也。《庾域传》既云域在巴西，魏军围之，域固守粮尽，将士皆草食土矣。下又云魏军退，域上表赈贷，不待诏辄开仓。夫既有仓，则草食土时何以不济饥军？若谓无诏不敢开，则兵退后又何以不待诏而辄开也？《萧摩诃传》：贺若弼济江，摩诃请于陈后主出兵逆战，后主不许。及弼至，摩诃请乘其未列击之，后主又不许。及将战，后主谓曰：“公可为我一决。”摩诃曰：“从来行阵，为国为身，今日之事，兼为妻子。”是摩诃之矢志决战可见矣。及下云后主通于摩诃之妻，故摩诃虽领劲兵八千，初无战意。后摩诃被擒，又请于弼曰：“今为囚虏，命在斯须，愿一见旧主，死无所恨。”弼许之，乃入见后主，俯伏流涕。由前而观，摩诃请战之意甚坚，何至临阵中变？由后而观，既以后主通其妻而无战志，何又恋恋于后主而涕泣求见乎？盖延寿好奇，凡有所闻事迹，皆欲胪列传中，遂不觉拉杂如此也。《章昭达传》既云昭达出征，厨传饮食并同群下，士以此附之，是昭达能与士卒同甘苦矣。下又云昭达出征，每饮食必盛设女妓，音律姿容，皆极其妙，虽临敌弗之废也，岂妓乐佐食能尽供一军耶？《陈书。武帝纪》：杜僧明等围广州，武帝率兵救广州，贼众大溃，僧明遂降。《南史》则云：贼众大溃，僧明后有功业，遂降。其意不过带叙一语，谓僧明降后能立功耳，乃云“僧明后有功业，遂降”，成何语耶？岂僧明预知后有功业而降耶？此皆叙事之失检也。

　　○《北史》叙事失检处《赵郡王元谌传》既谓谌与尔朱荣争庄帝迁洛事，荣怒曰：“何关君事？且河阴诛杀大臣，君亦应在其内。”谌曰：“天下事，天下论之，何至以河阴之役来恐人！元谌宗室近属，位居常伯，生既无益，死亦何损！”是谌亦能执志抗暴者。乃传末何以又云“谌无才识，时人忽之”耶？元遥讨擒妖僧法庆，并其妻尼惠晖等斩之，传首京师，后擒其党李归伯，戮于都市，《魏书》所载甚明。《北史》则云：斩法庆，传首京师，戮于都市。则似法庆一人既斩首又戮都市矣。《魏书。安同传》：同被诬，太宗释之。世祖监国，以同为左辅。《北史》则但云：群臣请治同罪，世祖监国，以同为左辅，则遗却太宗释之，竟似世祖违群议擢用矣。《元嶷传》：城人王奉伯等煽逆，嶷出走，悬门发，断嶷腰而出。诏尉景讨平之，嶷乃复任。腰既断矣，尚能逃出复任耶？《毛修之传》：修之从太武讨和龙，宋故将朱修之亦从驾，谋欲为逆。以告修之，不听，乃止。修之遂奔冯弘。修之以军功迁特进。奔冯弘者，朱修之也；迁特进者，毛修人也。名同则应以姓别之，而《北史》概书修之，使观者何以辨别耶？《陆俟传》：太武征赫连昌，诏俟督军备蠕蠕，与西平公安颉攻克虎牢。按蠕蠕在北，虎牢在南，何以备北而克南耶？《魏书》则备蠕蠕后，太武既还，俟又与颉南讨。《北史》不析言之，遂致斯谬。《刁雍传》，《魏书》谓刘裕微时为刁畅所挞，既得政，先诛刁氏。雍为畅故吏所匿，遂奔姚兴。《北史》删“所匿”二字，但云“雍为畅故吏遂奔姚兴”，则似雍本畅之吏矣。且上既云先诛刁氏，是雍之逃，以诛刁氏而逃也，如《北史》所云，则似因为畅吏惧株累而逃矣。司马消难尚齐神武女，后叛入魏，其妻亦随行。《北史》本传云：消难与公主不睦，公主尝于文宣帝。是在齐时已不睦矣。下文又云：其妻神武女也，在邺极加礼敬，入关便相弃薄。则又似睦于前而隙于后。《段韶传》：太和谷之战，《北齐书》谓周人以步军上山逆战，韶且引且却，待其力疲，乃下马击之。是上山者周人也。《北史》则云：韶为左军，兰陵王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上山逆战，韶且引且却。则上山者又是齐人矣。

　　○《南》、《北史》自叙有失实处李延寿作《北史》，自叙其家传，载邢子才为李礼之墓志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飧。衣无常主，易之而出。赵郡李荣来吊，叹曰：此家风范，海内所称，今始见之”云云。然《魏书。李冲传》：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微，因冲宠遇，遂为当世盛门。而情礼浅薄，期功之服，殆无惨容，相视窘乏，不加拯济，识者以此贬之。则延寿自叙又未可深信。或李氏素以家风著，而魏收诬蔑之耶？○《南史》编次失当处始安王遥光之反也，刘讽、柳叔夜虽甘为之死，终属助逆，乃列之《孝义传》。董僧慧以晋安王子懋死非其罪，奋身殉难，而《孝义传》反无之。吉翰为刺史，典签欲活一囚，因翰八关斋日呈其事，以斋日不行刑也。翰明日谓典签曰：“卿意欲活此囚，但此囚罪重，不容全贷，既欲加恩，卿便当代任其罪。”乃命左右收典签杀之，特原此囚。夫囚果应死，不听典签可也，即典签欲法出之，亦自有应得之罪，要不至于死。乃转脱重囚而杀签帅，实为轻重两失。乃反以此事列翰于循吏之首，何其谬耶！

　　○《隋志》应移《南、北史》之后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皆无志，故沈约《宋书。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南。北史》亦但有纪、传，无表、志，《隋书》诸志则兼载梁、陈、周、齐各朝制度。盖唐初修梁、陈、周、齐、隋五代史时，若每史各系以志，未免繁琐，且各朝制度多属相同，合修一书，益可见沿革之迹，故梁、陈、周、齐但作纪、传，而志则总列之于《隋书》也。然即曰《隋书》，而纪、传专记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实殊不相称。是《南、北史》之无志，既属缺典，而《隋书》之兼志前代，又多赘词。似应以《隋书》各志移于《南、北史》之后，以成完书。然则观《南、北史》者，当参观《隋志》也。

　　●卷十○《新、旧唐书》书年号各有得失各史遇一岁数改元之年，书法不一，有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而其下仍按月书明所改号于每月之下者。顾宁人谓司马温公《通鉴》创为此例，非也，乃温公仿宋子京《新唐书》，而《新唐书》又本之李延寿《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岁改元者，皆以下诏之日为始，按月顺书。如陈寿《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庾寅，下书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约《宋书》前废帝即位之次年书改元永光，八月书改元景和，十一月被弑，明帝即位，书改元泰始。刘句《旧唐书》中宗即位，正月书改元嗣圣，二月武后废之，书改元文明，九月书改元光宅是也。此最为得实，然亦有不明析者。即如唐高宗显庆六年三月改元龙朔，是年既以六年书岁首，而三月以后即为龙朔元年，故次年岁首即以二年起，竟似六年之后继以二年，几令阅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书》、《通鉴》以最后所改之号书于岁首，诚足以醒眉目矣，然又有窒碍而难行者。如宋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以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即位，泰始也。若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则是岁即应书泰始元年。然其时废帝尚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以废帝后改之景和书于岁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后则另书泰始元年，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南史》又惧其如此，乃于泰始元年之下书云：是岁即大明九年也。大明孝武年号，止有八年，并无九年。《南史》即欲醒眉目，只应书是年即景和元年，乃虚架以大明九年之号，不亦诬乎？《新唐书》则并不嫌抹杀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即如睿宗即位之岁，五月以前中宗神龙年号也，六月韦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则少帝号也，七月少帝被废而睿宗立，始改元景云。则景云以前尚有中宗、少帝二君，何得尽行抹煞，而预书景云于岁首乎？究不如旧史书法为正。若恐所改年号不见岁首，如唐高宗显庆、龙朔故事，本年既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见年号，恐阅者疑误，则不如每年岁首皆书年号，则断不虑其瞀目矣。

　　按《旧书》又有自紊其例者。高宗开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若循其顺书之例，则岁首应书二年（开耀之二年也），至二月始书改元永淳，乃是年岁首不复书二年，而即以永淳起，则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为弘道元年，是夕帝崩，则弘道年号仅得一月，且已书于永淳二年内矣，而《中宗纪》又特书弘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又武后自载初元年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明年正月为一月，《新、旧书》俱循此例，故岁首起正月，次腊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即为岁终，故历年纪载俱无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即次年岁首正月也。直至久视元年始复唐制。乃《旧书》万岁登封二年尚未复唐制，却书十一月孙万斩陷瀛州属县，而次年又书正月，不几于以一月作两月乎？昭宗乾宁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复，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复。天复四年闰四月改元天，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不又自乱其例乎？《新书》书年号处亦有不明者。《旧书》武后长安年号只有四年，其明年即书神龙元年，以是年有张柬之等讨乱，中宗复位，改元神龙也，此正合《新书》以最后所改号冠于岁首之例。乃《新书》于是年岁首反书长安五年，而《中宗纪》又特书神龙元年，岂非自乱其例，且亦以一年作两年乎？

　　○《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旧唐书》书法多有不合于古者。《史记》高祖初起事称刘季，及封沛称沛公，王于汉称汉王，登极始称帝，此古法也。《旧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初为唐王时，秦公世民改封赵公，乃书云徒封太宗为赵国公。又高祖进位相国时，隋帝令其立四亲庙，其时高祖尚未为帝也，乃云立皇帝祖已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第。此皆书法之失者。《新唐书》于秦公之改封，则书徒封秦公世民为赵国公；于立庙，则书高祖进位相国立四亲庙。又《旧书》叙高祖先世处，即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陵曰永康；皇考丙，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陵曰兴宁。先将武德登极追尊之号叙于此处，故于武德初难于再书，但云追谥妃窦氏为太穆皇后，陵曰寿安而已，一似登极时只追谥窦氏，而不及祖考者。《新书》则叙先世处，但书祖考本官，而于高祖即位后乃书追尊四代考妣及妃窦氏。又《旧书》太宗未为帝以前，于《高祖本纪》内即称太宗，固非，及太宗为帝后，则本纪内或称帝，或称上可矣。乃贞观三年又书夏四月太宗始于太极殿听政，皆非史法也。《新书》则《高祖本纪》内太宗皆称名，《太宗本纪》内皆称之。又高祖传位后，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高祖尚在太极殿，直至贞观三年始徙居于大安宫。乃《旧书》则于《高祖本纪》武德九年传位后即云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宏义宫，改名大安宫，则似传位之日即徙宫矣；而《太宗本纪》内贞观三年又书徙宫事，转起人疑。《新书》则《高祖本纪》内叙明贞观三年始徙宫，故于太宗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事自觉一览了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弘之死，实武后杀之也。《旧书》但书皇太子弘薨，《新书》则书天后杀皇太子弘（《旧书。弘传》内亦不载被鸩之事，但云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寻薨，《新书。弘传》明书之）。《旧书》武后垂拱三年封王子成义为恒王，隆基为楚王。按成义等皆睿宗子，是时睿宗已立为帝，则其子不应书王子。《新书》则云封皇帝子隆基为楚王。又中宗之反正，乃张柬之等起兵讨乱，迁武后于上阳宫，而奉以复位也（《新唐书。李多祚传》：敬晖等定计后，王同皎请太子至玄武门，斩关入）。乃《旧书》云：张易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诛之，是日上传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阳宫，竟似中宗之自能讨乱，并传位之出自武后矣。《新书》则书：春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子，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复于位。又开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废为庶人。《旧书》不言杀，则但似废而已。《新书》则书皆杀之。史思明既降后，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四月复反，旧书不书，但于是年十二月书安庆绪被王师所围，求援于思明，思明援之，复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尝反，因庆绪求援而反者。《新书》则于是年夏四月先书史思明杀范阳节度副使乌承恩以反，而后书援庆绪之事。又唐自穆宗以后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由仇士良乘文宗不豫矫诏立之也。乃《旧书。文宗纪》云：正月，上不康，诏立亲弟颍王为皇太弟，权勾当军国事，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竟似出于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亦由马元贽乘武宗不豫立为皇太叔也。《旧书》亦但云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竟似武宗凭几之诏矣。懿宗之立，亦由王宗实、丌元实矫诏所立也。《旧书》但云宣遗诏立为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杨复恭当僖宗既崩，率兵迎立之。《旧书》但云上暴疾，宣诏立弟寿王杰为皇太弟，是夕帝崩，皇太弟即位，则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等大事，皆不据实直书，何以示惩戒耶！《新书》一一著之，此皆《新书》书法之过于旧书者也。然《新书》书法亦有可议者。《旧书》书秦王与薛举战，败绩。《新书》不言秦王，但云刘文静及薛举战于泾州，败绩，以是时秦王卧病，文静主战而败故也。然军令责在主帅，岂得委之偏佐乎？既据实书偏佐主战而败矣，则偏佐之有功者亦应据实书其姓氏，乃贞观四年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新书》则书李靖俘颉利可汗以献，而张宝相不书，以靖为主帅故也。参之刘文静书法，不几自乱其例耶？又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反，鲁炅与贼将武令战氵蚩水，败绩；哥舒翰与贼将崔乾战灵宝，败绩。皆非与禄山战也，而《新书》皆书与禄山战。至德元年房与贼将安守忠战陈涛斜，败绩，《新书》亦书与禄山战。贼将阿史那承庆破颍州，执太守薛愿，《新书》亦书禄山执薛愿。及郭子仪败贼将崔乾于潼关，则又书崔乾而不书禄山，则《新书》书法亦未划一也。又《新书》于致仕、丁忧、降黜皆书曰罢。刘仁轨、许敬宗等致仕皆书罢，房玄龄以母忧去职亦书罢，姚元之出为刺史亦书罢，武三思辞司空，武攸暨辞司徒，亦书罢，遂使善去者与降革无异，何其漫无分别耶？又房玄龄以丁忧去职，未几起复，《旧书》书法甚明。《新书》则于其丁忧也，但书房玄龄罢，继又书玄龄起复，起复者，不终丧而授以官也，今但先书罢，则起复二字有何来历耶？《旧书》：神龙三年七月，皇太子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等率兵诛武三思、武崇训，遂引兵自肃章门入。帝登玄武楼临轩谕之，众散去，遂杀多祚。重俊出奔，为部下所杀。是诛三思、崇训后乃败也。《新书》但云皇太了以羽林兵诛武三思，不克死亡，则似三思等未被杀者，此又《新书》过于好简之过也。《旧书》：元和五年定州将杨伯玉为乱，拘行军司马任迪简。别将张佐元杀伯玉，迪简谋归朝，三军惧，乃杀佐元。是为乱者乃伯玉，非佐元也。而《新书》云义武兵马使张佐元反，伏诛，则竟似佐元为乱首矣。《新书。张弘靖传》：刘总以所部内属，诏以弘靖充卢龙节度使。弘靖至幽州，不能协军情，为所囚。数日，军士稍悔，诣弘靖谢，愿改心事之。弘靖不答，众曰：“公不赦我矣！”遂取朱克融为留后。是军吏之囚弘靖在先，立克融在后也。乃《新书》本纪书卢龙军兵马使朱克融囚其节度使张弘靖以反，则又纪、传之自相牾也。又镇州军乱，节度使田弘正遇害，军中推牙将王廷凑为留后。《新书》本纪书成德军大将王廷凑杀其节度使田弘正以反，盖《新书》之意专归罪于据位者。然首谋作难与乘机攘据究属有间，若一概书为乱首，何以别于李茂勋等之逐帅窃据者耶？此又《新书》之错误也。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为其牙将陈仙奇所鸩，仙奇以淮西归朝，诏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六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仙奇，自称留后，诏即以少诚知节度留后。乃《旧书》于少诚杀仙奇一事并不书，但云以淮西兵马使吴少诚为蔡州刺史知节度留后，则仙奇何往耶？《新书》既书吴少诚杀其节度使陈仙奇，自称留后矣，而于李希烈之死，但书李希烈伏诛，而不书仙奇杀之之事，则仙奇之为节度，因何授耶？此则《新、旧书》两失之矣。

　　○《新、旧唐书》本纪繁简互有得失《旧书》主于详明，《新书》主于简括。即如二十一帝纪，《旧书》几三十万字，《新书》仅九万字，此其大较也。然《旧书》本纪凡生杀予夺之事皆略见其所由，而《新书》则必一一考之列传而后见，此亦两书之各有得失者也。今即以本纪观之，《旧书》于太宗为秦王时，降薛仁杲，破宋金刚，走刘武周，擒窦建德，降王世充，败刘黑闼，皆详叙其武功，正见太宗年少英武，算无遗策。《新书》乃各以数语括之，虽本纪体贵简严，然登极后命将出师，皆有主帅任其功罪，自可于各列传见之，未登极以前身为总帅，不详叙于纪内，将叙于何处耶？前史于汉高成皋、广武之战，光武昆阳、邯郸之战，未尝不详叙也。又《旧书》武德元年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此大事也，而《新书》不书。是年李密旧将徐世以黎阳及河南十郡降，赐姓李氏，此为世入唐之始。三年，秦王大破宋金刚，伪总管尉迟敬德降，此为敬德入唐之始。《新书》亦不书。秦王擒窦建德、王世充，献俘京师，斩建德于市，流世充于蜀。《新书》但言建德伏诛，而流世充不书。贞观四年李靖大破突厥，获隋皇后萧氏及炀帝之孙正道，送至京师。《新书》但书破突厥，而不书获萧后等事。是年帝与群臣论“隋文帝疑群臣不可信，故事多专决，朕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以一人之虑？惟当选天下之才，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旧书》书之，正见太宗致治之本，《新书》亦不书。十六年，诏复隐王建成为隐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为巢刺王，此为惭德之悔。是岁高丽大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此为征高丽之由。《新书》皆不书。高宗咸亨元年追王武士，葬其妻，令文武宫及外命妇送至便桥，此见武后权宠渐盛，《新书》亦不书。仪凤二年，遣高丽王藏为朝鲜郡王，扶余隆为带方郡王，各归国安辑余众。此二人本高丽、百济之君，被擒入朝，至是遣还，遂世有其国，则亦一大事也，而《新书》不书。圣历二年初为宠臣张易之、昌宗置控鹤府，寻改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二幸臣之见于本纪始此，《新书》亦不书。中宗即位在东都，神龙二年正月始获武后灵驾还长安，《新书》亦不书。睿宗景云元年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此国法所当书者，《新书》不书（《新书。中宗纪》谓帝崩由韦后及安乐公主进鸩，而《安乐公主传》反不明书其事）。玄宗开元十三年初置广骑，此为府兵变制之始。十七年八月五日上诞辰，百僚请以为千秋节，此后世诞日置节之始。二十四年始移考功贡举遣礼部侍郎主之，此为侍郎知贡举之始。二十八年以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号太真，此为纳杨妃之始。二十九年以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平卢军节度使，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此为宠任禄山之始。天宝九载禄山进封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自此始。十三载禄山奏立功将士，请超授告身，于是权将军者五百馀人，中将者二千馀人，此见禄山权宠之极。十五载肃宗即位灵武，上皇在蜀，使韦见素、房、崔涣赍册书及传国玺至，此亦肃宗正位大事。《新书》皆不书。至德二载上皇还自蜀，肃宗奉迎，父子相见，臣民悲喜之状，《旧书》最详，《新书》尽删之。此等事不于本纪详叙，将于何处纪述耶？又《通鉴》：肃宗借回纥兵收京师，与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玉帛子女归回纥。”及收长安，叶护欲如约，元帅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守。愿至东京如约。”叶护即从命，百姓军士皆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主也。”此正见代宗为太子时能屈己为民，有君人之量，宜于《代宗纪》内详叙，而《新书》不载。代宗广德二年，宰臣及内侍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悦、李希烈各僭号称王，相连为逆。此何等大事，而《新书》皆不书。此皆《新书》之过求简净而失之太略者也。又按《旧书》本纪，穆宗以前尚稍存书法，穆宗以后竟似腐烂朝报，凡内而拾遗、补阙，外而刺史、观察，其迁黜生卒亦一一书之，真不成史体。又如李绅、李德裕以吴湘狱坐贬，《宣宗纪》内叙此案几三千字，尤属芜秽。《新书》惩其太烦，乃别为体例，只书宰相之除拜罢免，而方镇惟军乱易帅则书之，其他则否，是以纪载简严，绝无冗沓。然其例亦有时而窒碍者。如《文宗纪》太和元年诏横海节度乌重幸讨李同捷，十一月又云横海节度使李寰讨李同捷，盖重幸卒，以宫授李寰，使讨贼也。《新书》不载生卒，则一横海也，忽而重幸，忽而李寰，观者不几瞀乱耶？宰相之除拜罢免，既在所必书矣，会昌元年二月以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以郑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蒋伸、高璩、刘邺、王铎、崔彦昭等之入相，皆一概不书，则并自创之例亦更多删削，未免太简矣。至于各帝诏命及唐初九锡文、禅位诏，《旧书》一一载之，累幅不尽，《新书》尽从删却，一洗繁芜，此则仿《南、北史》体例，又不可以太略议之也。然《旧书》亦有失之略而《新书》补其所未及者。高祖起兵，本非素志，乃太宗与刘文静、裴寂定谋，后因寂以告高祖，并以晋阳宫人私侍事迫之，高祖乃从。是太宗本谋不可没也，观刘文静等传可见。《旧书》于高祖、太宗本纪绝不叙及，《新书》独详之。《旧书》叙高祖起兵时隋室大乱，但云是时群盗蜂起，《新书》则历叙刘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则见当时群盗鼎沸，一则群盗内魁杰者可量为立传，其馀则第见姓名于此而可不必一一立传，是虽繁而实简也。《旧书》但以“群盗蜂起”四字括之，而列传中仍不为一一立传，则诸反者大半不见姓名，成何记载耶？又顺宗嗣位不数月即传位，临御日浅，本无事可纪。而其为太子时，身历危疑，几于废黜，赖李泌调护得免。及沮裴延龄、张渠牟等入相之事，韩愈所谓天下阴受其福者。又德宗时宫市之弊最甚，顺宗太子，欲谏之，王叔文曰：“恐有小人间之，谓殿下收群情。”太子谢曰：“非先生不闻此言。”此亦见其留心时事，并乐听谏言之德。又《朱Г传》：Г围奉天，德宗危甚，皇太子督兵苦战，贼乃败。是顺宗为太子时多有可纪，自应总叙以见其为人。乃《旧书》并无一字。穆宗未为太子时，吐突承璀欲立丰王恽，而恽母贱，不当立，乃立穆宗为太子。宪宗崩，陈弘志杀承璀及恽，穆宗始即位。《旧书》亦不载。他如武后永昌元年以薛怀义为新平道大总管，延载元年又以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至令凤阁侍郎李昭德为长史，鸾台侍郎苏味道为司马，此见武后宠幸怀义之极。而《旧书》俱不书。天宝十四载颜真卿起兵河北讨安禄山，张巡起兵与贼战雍丘，及永王反于丹徒，至德三载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有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及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此亦皆当时大事，而《旧书》一概不书，此又《旧书》之疏略也。

　　○《旧唐书》多国史原文《旧唐书。武士传》赞云：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是修史时未尝无别择，乃仍有全抄旧文而未加勘订者。如《唐临传》云：临孙绍为给事中，先天二年，今上讲武骊山，绍以修仪注不合旨坐斩。时今上既怒，乃坐绍于纛下，李邈遽请宣旨斩之。按先天乃睿宗年号，所谓“今上”，据《新唐书》则玄宗事也，盖玄宗时方为太子讲武也。又《徐有功传》云：有功没后，中宗既赠越州刺史，今上践祚，窦希请以己官让有功子忄仑，以报旧恩泽。《王上金传》亦有“今上”字，皆谓玄宗也。《窦威传》：窦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馀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其所谓“今”，亦谓开元时也。可见此四传皆玄宗时国史原文，故曰今上也。《陈少游传》：代宗益厚待少游，上即位，累加尚书。所谓“上”者，德宗也。《曲环传》：环以战功加特进太常卿，上初嗣位，土番入寇，环又破之。所谓“上”者，亦德宗也。此又皆德宗时国史原文也。他如《郭元振传》云：筑定远城，为行军计集之所，至今赖之。五代修史时定远城久属塞外，何云至今赖之？此亦必开元中国史原文也。又《崔元翰传》李公在滑台，辟元翰为从事。按史传例皆书名，岂有称公者？此亦必崔氏志传原文也。

　　顾宁人谓《旧唐书。职官志》称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国家，《经籍志》称唐曰我朝，以为修史诸臣不忘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国史原文，不及改订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庄又谓此书修于后唐，后唐自以继唐后，故以唐为本朝，并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笔。此亦曲为之说。后唐时而犹以玄宗、德宗为今上乎？此非国史原文乎？

　　○《旧唐书》编订之失《旧书》列传七十二卷既有杨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杨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礼，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礼。考其事迹，实系一人两见，并非两人偶同姓名者。又列传目录韦安石下有韦况，而传中竟无况。《韦安石传》末谓其兄叔夏另有传，然列传中竟无《韦叔夏传》。编订如此，则修史之草率可知。又张士贵，唐初功臣，乃编入高宗时诸将程务挺等传内。元献杨皇后在杨贵妃之前，乃编在贵妃后。此皆《旧书》之失当者。《新书》李渤、裴、李中敏、李甘、白居易皆元和、长庆时人，乃编在张柬之等五王之前，此又《新书》之失。○《新唐书》改订之善《旧唐书》无《兵志》，则有唐一代府兵、广骑等制于何纪载？无《选举志》，则明经、进士诸科之沿革于何稽考？列传内无“公主”一门，则柴绍妻之佐成帝业，安乐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谋变，于何纪载？无“奸臣”一门，则李林甫、卢杞、崔昭纬、崔缁郎、柳璨等之奸邪，于何示诫？《新唐书》增其类，一一传之，较为详备也。《旧书》有志无表，《新书》增《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旧书》武后编入本纪，故《皇后传》内不复立传。《新书》则既有《武后本纪》，又有《武后传》，或疑欧公作纪，宋公作传，各不相谋，遂致重出。不知本纪专载改朔易号、用人行政诸大事，而淫秽琐屑之迹，本纪中既不便书，又不可全没其实，是以纪、传两存。观传中所叙皆本纪所不书者，是不得谓欧、宋二公彼此不相参订也。《新书》又增立《藩镇传》，使各镇传袭杀夺，展卷了如，尤为明晰。诸传中又有各从其类、较为允当者。杜伏威、李子和，《旧书》皆列群雄中，子和附《梁师都传》后。然伏威降唐，终于长安，子和虽僭号，及归唐后，能以臣节终，至高宗时始致仕，则何得尚列群雄内乎？《新书》改入唐臣列传，当矣。武士，《旧书》列功臣内。按士乃武后之父，唐初起兵，并未与谋，又无战功可纪，何得入功臣传？《新书》改入外戚。杨国忠，《旧书》在列传，《新书》亦改入外戚。李湛为李义府之子，义府谄附武后，而湛与敬晖等诛二张，复中宗，可谓能干盅者。《旧书》乃附于《义府传》后，未免皂白不分。《新书》既列义府于《奸臣传》，而湛另附《李多祚传》后。《旧书》以狄仁杰、王方庆、姚同传。仁杰、方庆皆忠于唐，合传固宜；不过醇谨，始终为武后信任，何得并书？杨再思最谄武后，《旧书》乃与朱敬则等正人同传，《新书》则改狄仁杰、朱敬则、郝处俊等同传，而杨再思与窦怀贞、祝钦明等附武、韦者同传。豆卢钦望，《旧书》亦与李敬则同传，《新书》以其依阿取容，改与苏味道同传。《旧书》张说、郭元振同传，《新书》以说与苏同传，以当日燕、许并称故也。陈希列旧附《张说传》后，以说子均、俱降贼，希烈亦降贼，故连类书之。然此等奸徒与燕公名臣同传，可乎？《新书》则以其附李林甫，乃与林甫同入《奸臣传》。《旧书》张、王琚、王毛仲与李林甫、杨国忠同传。按等三人皆尽心于玄宗危难时者，何至与林甫等奸权同传？《新书》改与刘幽求、陈元礼等同传。王钅共本王方庆之孙，若依《新书》之孙附其祖后之例，则应附于方庆传后。《新书》以其侮权致败，另与杨慎矜等同传，则又各以类相从，且钅共与慎矜事多相涉也。吉顼《旧书》在《酷吏传》，《新书》以其能定来俊臣之死，及奏称皇太子为元帅应募者日数千人，又说张易之劝后召庐陵王，故改入列传，与魏玄同等同卷。孔颖达、颜师古、啖助、马怀素，皆有功经史，《旧书》在列传，《新书》改入“儒学”。李淳风精于术数，《新书》改入“方伎”。刘太真、邵说、于劭、崔元翰、于公异、李益、李贺等，皆以词藻称，别无事迹可纪，《新书》改入“文艺”。符令奇为田悦将，密谕其子归朝，而身自被害，临死骂悦不绝口，此忠节最著者，《旧书》仅附其子传后，《新书》改入“忠节”。蜀人朱桃椎隐居不仕、浮沈玩世，《旧书》附见《高士廉传》，《新书》则另入“隐逸”。仆固怀恩、梁崇义、李怀光等，显为叛逆，朱玫、王行瑜，擅立襄王カ，《旧书》俱在列传，《新书》俱改入《叛臣传》。李绮，《旧书》附《李国贞传》后，《新书》以其叛逆，亦改入《叛臣传》。《旧书》姚令言、张光景、源休、乔琳、蒋镇、洪经纶、彭偃七人皆入列传。按此七人皆臣于朱Г者，Г以反逆，既传于末卷，此等从逆之徒反入列传，可乎？《新书》尽削之，而附于《Г传》后。此皆《新书》之改正旧失，斟酌尽善，更无可议者。又有《旧书》有传而《新书》删之者。乐彦玮、赵仁本、赵德兴、张光辅、刘从一、顾况、张敬则等，本无事实可纪也。祖考孙事具《乐志》中；傅仁均事具《历法》中，故亦不立传也。有《旧书》无传而《新书》增之者。如姜宝谊为刘武周所执，逃归，又从裴寂讨宋金刚，被执不屈死。此岂得无传？《旧书》乃不立，《新书》增之。昭宗母王氏，虽听出甚微，然帝母也，岂得无传？《新书》增之，并记其弟瑰除黔南节度，为杨复恭沈于桔柏江之事。萧颖士一代文儒，海内称萧夫子，外夷亦愿请萧夫子为师，《旧书》乃无传，仅于《韦述传》后附数语，《新书》增入《文艺传》。嗣襄王カ为朱玫所立，僭伪凡九月，始伏诛，此岂得不记载？乃《旧书》无传。《新书》则附于嗣襄王亻黄之后，此尤子京亦之考订精博，固未可轻议也。

　　○《新唐书》编订之失《新唐书》编订亦有可议者。立《宗室世系表》，李唐一代支属，固属灿然，然列传中既有《诸王传》，则其子孙已附于其祖之后，虽无表亦自可稽。至《宰相世系表》，其一门数相，如萧氏、崔氏等，为之疏其支派，尚属有说，其一姓仅一相，而必为之详叙家世，不几于代作族谱乎？若欲以见谱学之博，则又非可仅谱宰相而已，此欧公好博之过也。子京又别立“蕃将”及“宗室、宰相”二卷，亦属无谓。既立“蕃将”一门，则不论时代，凡蕃将皆入卷内，如尚可孤乃代宗、德宗时人，而与太宗、高宗时蕃将同卷，转使观者时代易淆。其宗室、宰相亦可各附其祖之后，否则于其祖传内书明某另有传，而以其人别传于各朝宰相内，自觉明晰，今乃并为一卷，果何所取义耶？又“卓行”一门尤属蛇足。阳城为谏议，裂麻一事，足为名臣，则入于列传可矣。司空图生逢末造，隐居却聘，列之“隐逸”可矣。《旧书》以城入“隐逸”，图入“文苑”，固非，《新书》别以“卓行”处之，亦甚无谓也。马三宝，《旧书》在《柴绍传》末，《新书》改传裴寂等功臣传内。然三宝本绍家奴，自应附《绍传》为是。苑君璋，《旧书》在群雄内，附于《刘武周传》后，《新书》以其降唐，改入列传，与罗艺等同卷，是矣。然高开道亦尝降唐，封北平郡王，《新书》又列之群雄内，何也？或以其既降又叛故耶？然罗艺降唐后仍以反诛，《新书》又编入列传，亦不画一。贺知章以诗名，老始致仕，《旧书》列于“文苑”，当矣，《新书》乃入之“隐逸”。欧阳询父子品虽正，然于经义无所发明，王绍宗亦但工书，孔若思亦只多识古今，乃俱列之“儒学”。李百药、令孤德、李延寿等皆精史学者，而不入《文艺传》。晚唐诗人温、李并称。《旧书》俱入“文苑”，《新书》则专列商隐，而以廷筠附《温彦博传》后，以廷筠乃彦博裔孙也。然《新书。商隐传》又云商隐本李裔孙，则又何以不附《传》后耶？（按《旧唐书》子孙因敬业之乱，诛杀殆尽，贞观中有土蕃将徐舍人，自言五世孙，武后时其祖逃于蕃，族属已多不能归，然则子孙已无有在中国者，《新书》谓商隐是其后，亦恐未确。）且《新书》体例，凡祖孙父子相继有官者，皆于其祖传后牵连书之。如《萧传》直至萧遘等，《杜如晦传》直至杜让能等，《刘政传》直至刘崇龟等，《于志宁传》直至于琮等，《温彦博传》直至温廷筠等，《韩休传》直至韩洄等是也。乃褚亮及子遂良，杨于陵及子嗣复，何以又不连传而各分卷耶？李齐运亦宗室之后，《新书》以其因言利进，故不附于祖传后？不几自乱其例耶？王乃王方庆之裔孙，《新书》以其工谄媚，故亦不附于《方庆传》，而与杨再思等同传。然再恩及武后、中宗时人，则肃宗时为相，以之同传可乎？张易之、昌宗自应另立《嬖幸传》，乃《新书》以之附《张行成传》后。行成为唐名臣，易之兄弟非其子，不过子族了耳，猥以相附，尤属不伦。刘全谅本无可纪，本传内不过数语，而其父客奴当安禄反时，为国立功，其事迹见于《全谅传》者数百言不止，则应立《客奴传》，而以全谅附于后。乃《新书》反附客奴于《全谅传》内，亦轻重倒置。既立《藩镇传》矣，则不必更为区别，但相次为传，据事直书，而其人之贤否自见。乃田弘正、李洧尽忠王室，特摘出另编列传，则其馀岂皆叛臣乎？刘济恭顺不失臣节，且出兵助讨王承宗。刘总以卢龙归朝，请天子置吏，欲革藩镇世袭之弊。张仲武始终一节，为国立功。王士真岁贡常数十万，比幽、魏二镇最为恭顺。王元逵出兵助讨刘稹，王景崇亦出兵助讨庞勋、黄巢，皆有功。弘正既另入列传，此等何以仍在藩镇内乎？然犹曰身未离本镇也；李载义归朝后又为山南西道节度，何以仍列卢龙藩镇内乎？程怀信之子权入朝后，又移宁节度，何以仍列横海藩镇内乎？李维简斩关赴难，为国纯臣，何以仍附于《李宝臣传》乎？此又《新书》之自乱其例者也。且又有不必立传而《新书》传之者。裴矩功绩俱在隋朝，入唐则已老，无事可纪。《隋书》已有传矣，《新书》何以又传之？赵光逢为朱梁相，光嗣为后唐相，于唐室无事可系，此听其入《五代史》可矣，《新书》何以传于赵隐之后？氏叔琮、朱友恭皆朱全忠之臣，来监于朝者，故欧公入之《五代史。梁臣传》中，《新书》何以传于《柳璨传》后耶？又有应立传而《新书》反不立者。薛怀义擅宠武后朝，威震天下，《旧书》列入“外戚”，固非，《新书》以其无类可归，遂不立传，仅于《武后传》内纪之。中宗四子最幼者殇皇帝重茂，当韦庶人被诛，重茂尚在帝位，太平公主废之，睿宗始立，此岂得无传？《新书》缺之。《旧书。方技传》有僧玄奘及神秀、惠能生等，《新书》以其非“艺术”，遂删之，竟使此数人不列于史。抑知神仙可入“方技”，佛教独不可入“方技”乎？况《晋书》佛图澄、鸩摩罗什、昙霍等皆入《艺术传》，岂非前史成例，而必去玄奘等不入“方技”乎？又唐之末造，李茂贞称兵犯阙，韩建邀驾临幸，杀十六宅诸王几尽，其事在王室最有关系者，岂得无传？乃《新书》惟李克用叙入《沙陀传》内，余皆无之。岂以时涉五代，应入《五代史》耶？然同时杨行密、刘仁恭、罗绍威等，《新书》又传之，何也？况氏叔琮等皆梁臣，尚入唐传，茂贞等本唐臣，反不立传乎？立《叛臣传》是矣，然唐帅臣之叛者不少，如刘辟以反诛，仅附于《韦皋传》后，刘展亦以反诛，亦不入《叛臣传》。而陈少游逆迹未甚著，特私附李希烈，没后尚赠太尉；董秦始终讨贼立功，晚年始失身于朱Г，似亦可少逭其罪，乃俱编入叛臣内，亦颇失当。黄巢未入仕即起兵反，与在官而叛逆者不同，宜别立《流贼传》，乃与安禄山、朱Г等同列逆臣中，似亦非类。《明史》以李自成、张献忠别为《流贼传》，觉斟酌尽善也。又庞勋之反，骚动半天下，凡二岁而灭。其后高仙芝、黄巢等继之。唐之亡实始于此，宣与黄巢等同立一传。乃仅附见于《康承训传》中，此亦《新书》之失检也。●卷十一○《新唐书》得史裁之正吴缜《纠缪》谓《新书》多采唐人小说，但期博取，故所载或全篇乖牾。然李泌子繁尝为泌著家传十篇，《新书。泌传》虽采用之，而传赞云：繁言多不可信，按其近实者著于传。是《新书》未尝不严于别择。今按唐人小说所记佚事甚多，而《新书》初不滥收者。如《王播传》不载其“黎饭后钟”之事，《杜牧传》不载其扬州狎游，牛奇章遣人潜护，及湖州水嬉、绿树成阴之事，《温廷筠传》不载其令孤问故事，答以出在《南华》，遂遭摈抑之事。《李商隐传》不载其见摈于，因作诗谓“郎君官贵，东阁难窥”之事。此皆载诗话及《北梦琐言》等书，脍炙人口，而《新书》一概不收，则其谨严可知。然此犹稗官也。刘秩为房所器，出兵，尝曰：“贼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郭暧尚升平公主，夫妻有违言，为公主所诉，代宗慰郭子仪，有“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之语。此等事司马温公及范淳甫曾采入《通鉴》，则非讠叟闻可知。而《新书》《秩传》、《暧传》、《公主传》俱不载。然此犹曰非旧书所有也。杨绾四岁时，坐客各举一物，以四声呼之，绾指铁灯树呼曰“灯盏柄曲”。钱起客湖湘间，遇鬼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句，后入试，用以押官韵，遂登第。傅孝忠善占星，姜师度喜穿漕渠，时人语曰“孝忠两眼看天，师度一心穿地”。史思明攻太原，李光弼使人为地道，突出擒贼，贼惊呼为“地藏菩萨”。此皆《旧书》所载，《新书》以其稍涉于纤且俚，遂削而不书。则其立言有体，较之《晋书》、《南、北史》专以新奇悦人耳目者，其卓识固不同矣。《段秀实传》则采柳子厚所撰《逸事状》以增之。《鱼朝恩传》则采苏鹗《杜阳杂编》以增之。《旧书。良吏传》无韦丹、何易于，则采杜牧《樊川集》以补丹，采《孙樵集》以补易于。此岂得谓徒摭小说也？亦有琐言碎事，《旧书》所无，而《新书》反增之者。如《韦皋传》：李白为《蜀道难》以讥严武，陆畅为《蜀道易》以美皋，此亦见皋之能好士。《李贺传》：韩愈、皇甫至其家，贺即赋《高轩过》，及出游得句，即投古锦囊事。《陈谏传》：尝览染署簿，悉能记其尺寸。贺与谏本文人，无他事迹可纪，此正见其才，非好奇也。

　　○《新唐书》列传隶事之当《旧唐书。张柬之传》有柬之驳王元感三年丧当三十六月之论，全载其文。《新书》尽删之，以柬之功在社稷，此论非所重也。而其论终不可废，则反载于《元感传》内。《旧书。李宝臣传》有田承嗣被讨，私使人说李正己一段文字。按此事应详于承嗣、正己传内，《宝臣传》何必详叙？《新书。宝臣传》但云承嗣以甘言绐正己，正己止屯，诸军亦不敢进。又天子使中人马希倩劳宝臣，宝臣赆以百缣，希倩怒投之地，宝臣惭，于是部将王武俊说宝臣私与承嗣通谋。此事自应载《宝臣传》，乃《旧书》反详于《武俊传》，《新书》则《宝世传》详之，而略于《武俊传》。又武俊后为李惟岳部将，时为惟岳所忌，乃自贬损，出入不过三四人。此事自应入《武俊传》，《旧书。武俊传》乃不叙，反叙于其子《士真传》内，更觉无谓，《新书》改入《武俊传》。此皆《新书》隶事之详略得宜也。又韩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谓宪宗即位之明年，乃元和元年杨惠琳伏诛也。下云“又明年平蜀”，则应是元和二年矣。然《新、旧唐书》本纪及《通鉴纲目》皆书元和元年三月杨惠琳伏诛，十月刘辟伏诛，则平夏、平蜀俱在此一年，而非次年始平蜀。故《梁溪漫志》指昌黎“又明年”句为误。《新书。吴元济传》全载此碑，却删去“明年平夏”句，并删去“又”字。但云“明年平蜀”，谓即登极之明年也，尤可见其不苟下笔如此。

　　○《新唐书》文笔《旧唐书》列传之文高下不等，其简当完善者，类多国史原文。如《郭子仪传》本裴所撰是也。一经修史诸人之手，辄芜杂不伦，至有市井俗语，亦一概阑入，绝不检点者。今略摘数条于此。如《王武俊传》：武俊与朱Г、田悦、李纳一同僭号。《高尚传》：安禄山至东都，见官军四集，惧而责尚曰：“汝元向我道万全，今四边若此，向西至关，一步不通，万全何在？更不须见我。”《史思明传》：思明临死骂曹将军曰：“这胡误我！”此等语直是戏曲中打诨，岂可施于文字？子京力矫其弊，宁简毋冗，宁僻毋俗，于《旧书》各传无一篇不改窜易换，大约事多而文省，语短而意长，过《旧书》远甚，一经对勘，优劣自见。其有仿古逼肖者，如《刘济传》谭忠激济伐王承宗一段文字，绝似《战国策》，刘总谋杀济一段文字，又似《左传》。至其用古语处，如叙战功，则第以一“多”字概之，乃本之《周礼》战功曰多及《国语》董安于多是也。《齐映传》：上令前马传诏旨。不曰马前，而曰前马，亦本之《国语》勾践为夫差前马是也。《奸臣传赞》：三宰啸凶牝夺晨，皇甫将蕃黄屋奔，思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张表臣《珊瑚诗话》谓七字韵语，非史载所宜。不知此正用《汉书。蒯、伍、息、夫、躬传》赞之体。盖蒯、伍诸人皆奸佞，故子京于《奸臣传》亦仿之。《藩镇传序》全用杜牧之《罪言》，此亦仿史迁《秦本纪赞》全用贾谊《过秦论》之例。可见前辈学有原本，下笔不苟，宜欧阳公服其用功深也。《旧书》纪传后有论，尚仍四六体，惟《顺宗纪》则全用韩昌黎散文耳，且论后有赞，虽仿范史，究亦繁复。《新书》改四六为古文，又删除韵语，尤为得体。张巡、许远同功共事，叙巡功则远在其中。《新书》于《巡传》既详叙战功，故《远传》不复复叙，但辨其身后被诬，而引昌黎之说以明之，更见代裁之妙。《朝野佥载》记李畲母事，有御史禄米不出脚钱之说。《新书。列女传》记畲母事，则改脚钱曰车庸，《王钅共传》又曰脚直，此皆避俗就雅之法。《通鉴》裴度讨蔡，临行谓宪宗曰：“臣若灭贼，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新书》则云：贼未授首，臣无还期。较《通鉴》语更为简劲。此可见其炼字炼句之工也。特其过求简净，有时或不免晦涩者。《旧唐书》武后阅骆宾王檄，至“一А之土”二句，叹曰：“有此才而不用，宰相罪也。”《新书》则述后语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旧书》杨师道妻前夫之子赵节，《新书》改为师道妻异姓子，虽似避俗，然不如前夫之子为易晓。况“前夫子”三字亦有所本：《魏书。长孙稚传》“以后妻罗前夫女妻陈兴恩”，则未为无典也，而“异姓子”三字转不典。《通鉴》董昌将僭号，谓人曰：“谶云：兔子上金床。我生太岁在卯，明年复在卯，二月卯日卯时，吾称帝之秋也。”《新书》改云：“我生于卯，明年岁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时当即位。”语虽稍文，然不是武人语，且又遗却卯时矣。又《通鉴》宦官杨复恭与假子守亮书曰：“吾披荆榛立寿王，既得位乃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新书》改云“奈负心门生何”，则更颓弱无味矣。又有全代古人作文者。《姜皎传》，《旧书》载玄宗宣布其功之诏系四六，乃唐时原文也。子京既不欲以四六入史，则但摘其大意可矣，乃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翻译者。《薛登传》，《旧书》载其谏选举一疏，《新书》既欲存之，则用其原疏可矣，乃通首全为代作，如“陈篇希恩，奏记誓报”等语，原本所无，戛戛独造。取古人之意，自成一家言，此又从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又《王传》，《旧书》为中丞，与左仆射李绛相遇，不避道。绛上疏论之，事下两省。两省奏，元和中伊慎居师长之位，太常博士韦谦削去旧仪，今李绛所论，于礼甚当。是两省因绛疏而有此议也。《新书》则竟以两省所引韦谦事并入绛疏中，未免私智自用，且诬古人矣。至其造语用字，尤多新奇者，今略摘于左。《太子瑛传》：李林甫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揠谓迎合也。时武惠妃擅宠，寿王其子也。林甫欲倾太子而立寿王，故云揠也）。《诸公主传》：懿宗女卫国公主卒，许群臣祭以金贝火之，民取煨以汰宝（谓取灰炼出金宝也。《通鉴》谓取庭祭之灰汰其金也）。《柴绍传》：唐兵与桑显和战，绍缭其背，败之（谓绕出贼后也）。《苑君璋传》：衿肘变生（谓变起肘腋也）。《李回秀传》：挠意谐媚（谓曲意阿附也）。《裴矩传》：池酒休（即酒池肉林也）。《宇文士及传》：通淳勤（即通殷勤也）。《萧传》：亡不旋跬（即不旋踵也）。《萧廪传》：厉止夜行（即禁示夜行也）。《李峤传》：无所嫁非（谓无所委罪也）。《苏传》：朝鼎夕玷（谓迅速伏诛也）。《张说传》：逭暑（谓避暑之），祈陈哀到（谓陈情切至也）。《李甘传》：啮疽刳┩“（谓孝子吮痈割股也）。《李朝传》：胖然无避屈（谓泰然无所顾也）。《裴胄传》：蔓劾峭诋（谓株蔓以劾且丑诋也）。《王传》：良金厚革（谓坚甲利兵也）。《康承训传》：痍痕士（谓创残之兵也）。《孔巢父传》：铲迹民伍（谓晦迹于编氓内也）。《藩镇传序》：肱髀相依。《李正己传》：辅牙相依（皆谓互为唇齿也）。《李宝臣传》：嫁急热为表里（言急难相救也）。《李载义传》：扌失＜疒只＞邮人（谓鞭责邮人成疮也）。《李正己传》：矢液流离（谓溲溺俱下也）。《藩镇传赞》：引妖就螟（即谓即聋从昧也）《吴兢传》：不殊如带（谓不绝如带也）。《李光弼传》：揠贼本根（谓拔其本根也）。《李嗣业传》：以长柯斧堵进（谓军士列如堵竞进也。《通鉴》云军士执长刀如墙而进）。《马传》：漂血丹渠（谓血流满沟皆赤也）。《房传》：十年不谐际人事（谓不交涉世务也）。《史思明传》：筑城未冥（谓以泥涂衅也）。此皆极意避俗，戛戛独创者，未免好奇之过，然尚多新辟可喜。至其好用”叵“字代”不可“二字，如《桑道茂传》福寿叵涯，《薛颐传》卒叵之测，《张巡传》时人叵知，《贾饣束传》叵耐何，《安禄山传》叵可忍，又《承天皇帝传》以没奈何为末耐何，《李泌传》以率尔为帅尔，此则徒以新巧避陈俗，未免同卉犬筱骖之诮张矣。子京于《郑余庆传》谓其奏议好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语，时人讥其不适时。何以子京明讥之而又自袭之也？《旧唐书》亦有涩语，如《韦渠牟传》：朝士皆元刂蹄甘乱以附渠牟。○《新唐书》多回护《新书》于名臣完节者虽有小疵，而于本传多削之，盖亦为贤者讳之意。如褚遂良恶刘洎，遂诬之至死，是遂良生平第一罪过。乃本传中绝不及，仅于传赞中略见之，而详其事于《洎传》。遂良又于江夏王道宗有隙，诬其与房遗爱谋反，流象州。又尝构卢承庆、李乾，皆坐贬。及贱买中书译语人地，为韦思谦所劾。此皆遂良短处，《新书》各见于道宗、承庆、思谦等传，而本传不载。马周初为御史，韦挺为大夫，不之礼。及周为中书令，遂沮挺入相，又中挺运粮辽东，事见《挺传》，而《周传》不载。张易之诬魏元忠有不臣语，引张说为证，将廷辨。说惶遽欲从，宋谓说曰：”名义至重，不可陷正人。若不测，吾将与子俱死。“说乃以实对，元忠得免死。此事见吴兢、宋传及《通鉴》，而说本传但云张易之诬魏元忠，援说为证，说廷对谓元忠无不顺语，忤后旨，流钦州，而绝不及宋邀说之事。张嘉贞与说同相，说恶之，因其弟嘉犯罪，怵嘉贞素服待罪不入直，遂出为幽州刺史，说代其处，事见《嘉贞传》而《说传》亦不载。张嘉贞为定州刺史，立颂恒岳，庙中有祈赛钱数十万，嘉贞以为颂文之功，纳其数万，事见《旧书》，而《新书。嘉贞传》亦不载。姚崇荐李由黄门为侍郎，外托引重，实去其纠驳之权。崇又以韩思复沮捕蝗事，出思复为德州刺史，事见及思复传，而《崇传》不载。玄宗欲相韩休，李林甫知之，遂荐休。休既相，德林甫，乃引林甫为相，事见《林甫传》而《休传》不载。《通鉴》郭子仪以副使张昙性刚，谓其轻己，听吴曜之谮，奏诛之。田承嗣既降，郭子仪应之缓，承嗣复叛去。而《新书。崔光远传》子仪与贼战汲县，光远援之不力，及光远守魏，与贼战，子仪亦不救，故败。此数事皆子仪短处，而子仪本传不载。赵景与陆贽同相，贽恃久在禁庭，以国政为己任，乃徒景门下侍郎。姜公辅奏德宗云：”窦参尝语臣，云上怒臣未已。“帝怒，乃杀参。时谓公辅所奏窦参语，得之贽，云参之死，贽有力焉。又贽素恶于公异、于劭等，既辅政，乃逐之，事见景及公辅、公异等传，《旧书。贽传》亦载之，而《新书》本传不载。此皆欲以完节予其人，不忍累以白璧之玷，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其于文士尤多所回护。如《王维传》不载其入侍太平公主，弹《郁轮袍》求及第之事。郑虔污伪命六等，定罪谪台州司户，而《虔传》末尝云”终不臣贼“。邵说奏德宗，自叙陷于史思明本末，盖以雪其陷贼之丑。刘禹锡自作《子刘子传》，叙其与王叔文相善被贬始末，亦以掩其失身之误。柳宗元遗萧亻免、许孟容二书，亦以辨其被罪之由。《旧书》皆不载，《新书》一一补之，全载其文，正所以代为昭雪。《旧书。韩愈传》谓愈文之不当者，如柳宗元罗池神碑，李贺不应进士《讳辨》，及《毛颖传》近于讥戏，又当时以史笔推愈，及撰《顺宗实录》，叙事拙于取舍，为当代所非。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愈婿李汉、蒋系方在显位，诸公难之，韦处厚独别撰以进。《新书》于此段议论尽删之，但云”愈文奥衍宏深，沛然有余，其徒李翱、李汉、皇甫从而效之，不及远甚，“而略无一语稍贬。盖子京本文人，故有气类之感，观者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也。

　　○《新唐书》多周旋《新唐书》著其人之美于本传，而别见其疵于他传，固不失隐扬之意。其有数人共一善事而分隶数人，使各得专其功，若不数传参观，则竟似一人独为之事，而与他人无与者。此虽善善欲长，究非信史也。吴缜《纠缪》己摘数条，如颉利之被擒也，《李靖传》则以为张宝相所擒，《江夏王道宗传》则以为道宗所执。一张昕之死也，《高固传》则以为固伺间斩之，《杨朝晟传》则以为朝晟父海宾所斩。一刘辟之叛也，《杜黄裳传》则云惟黄裳固劝不赦，《严绶传》又云绶以天子新即位，不可失威，请必诛，《李吉甫传》又谓吉甫独请无赦。缜所纠レ，已略见一端矣。然不特此也。《苏传》玄宗平内难，书诏填委，独在太极殿后阁，口所占授，功状百绪，轻重无所差。书史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脱矣。”是玄宗诛韦后时，惟一人执笔也。而《刘幽求传》又云：是夜号令诏敕一出幽求手。《李传》又云：韦氏之变，诏令严促，多草定。则一事也而系之三人，究未知何者为是耶。按《旧唐书。幽求传》玄宗讨韦庶人，是夜所下制书皆出幽求，而《传》并无诛韦时执笔之事，但云神龙中文诰皆出其手而已。然则草制敏速，本擅名一时，而诛韦之夕，实未当直，子京强以此事隶之耳。又《通鉴》：穆宗得风疾，裴度力请入见，并上疏请立太子。李逢吉进言曰：“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度与逢吉及两省官共成之也，亦见《敬宗本纪》。而《裴度传》则云：穆宗风眩，度独到内殿，求立太子，遂以景王为嗣。则全以此事归功于度矣。《李逢吉传》又独以此事归于逢吉，而略不及度，则立敬宗谁之力耶？朱Г之乱，德宗欲幸凤翔而中止，《萧复传》则云：复谓上曰：“凤翔乃Г旧部曲，恐有同恶者。”遂不往。未几，其将李楚琳果乱。而《姜公辅传》又谓：帝欲赴凤翔，公辅谓凤帅张镒乃文吏，军且有变，乃之奉天。则德宗之舍凤翔，究何人劝止耶？敬宗之崩也，为苏佐明所弑，刘克明矫诏立绛王悟，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等迎立江王涵，并讨克明等斩之，以裴度摄冢宰，百官谒见江王于紫宸门外庑。是文宗之立，全属守澄等功，度初不与知。《新书》于《文宗纪》叙之，略不及度。而度本传则云：敬宗被弑，度定策诛刘克明等，迎立江王，是为文宗，又略不及守澄等，则并与李本纪自相牾矣。盖欧公作纪，据事直书，子京作传，以此事正当度作相时，不得束手局外，故以此归之。其实非当时实事，则转不免阿好矣。○《旧唐书》叙事疏误处《刘之传》既叙其在武后时为相，骞味道每归过于上，之则引为己咎，以此获后倚待矣。下又云：仪凤中，土番为边患，高宗问计侍臣，之独劝持重养威，以纾百姓之急。是高宗时事反叙在后，武后时事反叙在前，不免倒置。《韦安石传》既详叙先世，其子陟即附于《安石传》后，则不必更述家世矣。乃又云：代为关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荣盛。一传中两述先世，何其不惮烦耶？《张九龄传》：玄宗在东宫，九龄拜校书郎，时帝未亲郊，九龄乃上疏请郊。按既云在东宫，何以云帝未亲郊？则所谓帝者，睿宗耶，玄宗耶？《新书》云玄宗即位，未亲郊，始明晰。

　　《李巽传》既云郎官来问疾，巽不言疾，但与校书程课，其夕即卒矣；下又云元和四年四月卒，亦太重复。

　　《李嗣业传》既云禄山反，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至凤翔谒见，遂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常犄角为先锋矣；下又云禄山之乱，两京未复，肃宗在凤翔，嗣业从广平王收复京城，亦太复。

　　《元载传》既云收载时中人董秀先杖死禁中矣，下又云中使董秀、主书卓英倩以载之故皆处极法。

　　《李光弼传》中氵单之战，既云擒其大将徐璜玉、李援、周挚矣，其下杯州之拔，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挚、杨希文等，则周挚一人不几两次被擒乎？《李正己传》既云侯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则正己与希逸为外兄弟可知；下又云节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又云正己卒，子纳擅总兵政，秘之数月乃发丧，下又云正己卒，纳秘丧总父改，仍为乱。

　　《吕传》：庞承鼎为申泰芝所诬，令严郢鞫之，上疏论列，帝怒，流郢建州，承鼎竟得雪。按《新书》帝：不听郢言，赐承鼎死，后泰芝以赃败，承鼎乃得原。是承鼎被诬死而波及郢也。《旧书》乃不载承鼎之赐死，竟似承鼎脱然无事，而郢独被其累者。

　　○《新唐书》叙事疏误处《王雄诞传》，雄诞本杜伏威部将，雄诞擒李子通，降江华，并以国家威德谕降闻人遂安，皆在杜伏威降唐之后，故擒子通即送京师，其谕闻人遂安以国家威德，亦指唐家威德也。则《雄诞传》应先叙明伏威降唐一语，乃见雄诞之尽力于唐。《新书》并不叙明，则所谓以国家威德，指伏威耶，指唐家耶？又于擒子通处，亦不言送京师，则似雄诞战功全为伏威出力矣。

　　《襄邑王神符传》，《新书》既从神符后增记其五世孙从晦矣，又从从晦追溯其祖模，殊颠倒失序。

　　《徐圆朗传》，圆朗通刘世彻，时盛彦师方被擒，在圆朗所，恐圆朗与世彻合则势益张，乃以李密杀翟让事阻圆朗。此正见彦师之忠于唐。《新书》既为彦师立传，则此事应入《彦师传》，乃反叙于《圆朗传》中，而《彦师传》不载。《狄仁杰传》，《新书》既叙其对武后曰：“匈奴犯边，使三思募兵，无应者，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则此乃迎庐陵王后事也。乃传内此事反叙在前，而迎还庐陵王反叙在后，《高适传》，适在哥舒翰所，因翰败而逃。《新书》谓天子西幸，适走间道，及帝于河池，极言翰之忠义。是适未尝在长安见帝也。乃上文先言翰败，帝问“策将安出”，适以“竭禁藏募兵”为对。则似翰败后适已先见帝于朝矣。下文又何以云“走间道，及帝于河池”也？

　　《王传》，《新书》增出兵助李克用讨李存孝，存孝数出兵攻，沟垒不成。袁奉纟舀诳之曰：“堑成，晋王当反，诸将非公敌也。”乃不出攻。及堑成，而存孝困，遂被缚。按此事本与无涉，何必于《传》详之？

　　《新书。张九龄传》，安禄山初为张守裨将，以战败，守执送京师。九龄谓禄山有反相，请玄宗诛之。玄宗不听，曰：“君毋以王衍知石勒故事而害忠良。”是禄山被罪时曾执送京师也。而《禄山传》则但云禄山盗羊被获，张守欲杀之，呼曰：“公不欲灭两番耶？何杀我？”守壮其语，乃释之。《旧唐书。安禄山传》亦同。则禄山之免死，即在守帐下，并无执送京师事也。而《九龄传》何以云？按九龄进《千秋金镜录》表有云：“开元二十四年，幽州节度使张守执败军将安禄山送京师，龄批张守军令若行，安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而赦之。臣力争，谓禄山有反相。上责臣勿以王夷甫识石勒而害忠良”云云。及禄山反后，玄宗思九龄先见，遣中使祭之。则其先执送京师，九龄请诛，自是实事，而《禄山传》误也。

　　《新书》于《仆固怀恩传》全叙其功，而不见悖逆之迹，竟似辛云京、骆奉先激之使叛者。按《通鉴》等书，当怀恩破史朝义后，贼将田承嗣等皆捧马足乞降。怀恩恐贼平宠衰，遂承制悉仍其原官，使统兵柄，由是河朔诸镇终唐世为患。《纲目分注》：是时薛嵩以相、卫、、邢降于李抱玉，张忠志以恒、赵、深、定、易降于辛云京。抱玉等入其营，嵩等皆已受代。无何，仆固怀恩皆令复位，于是抱玉、云京各表怀恩有贰心。又《旧书。马燧传》：怀恩送回纥归国时，私与太原将李竭诚通谋，将取太原。辛云京觉之，乃斩竭诚，固城自守。然则怀恩之异心早已有之，不待云京等之激变也。

　　《新书。高仙芝传》：讨小勃律，会于土番之边云堡。堡之南因山为栅，兵九千守之，城下据娑勒川，川涨不得渡。仙芝杀马以祭，遂渡而成列，日未中，破之。《李嗣业传》云：土番兵十万屯娑勒城，据山濒水，联木作郛。仙芝夜挤，及午破之。按《仙芝传》所云因山为栅，城下据娑勒川，即《嗣业传》所云娑勒城联木作郛者也。而《仙芝传》则云兵九千，《嗣业传》则云兵十万。

　　《萧铣传赞》：唐初群雄，惟铣最无罪。当赵郡王孝恭等围城时，城尚未破，铣即出降，以免生民涂炭，亦有何罪，而高祖杀之？此最失刑。乃《新书。铣传赞》谓铣诡辨易穷，卒以诛死，高祖圣矣哉！此论亦甚不公矣。

　　《李淳风传》：太宗得秘谶，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问淳风，对曰：“其兆已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孙且尽。”帝曰：“我求而杀之。”对曰：“天命不可违也。且陛下所亲爱，四十年而老，老则仁，虽受终易姓而不能绝唐。若杀之，更生壮者，多杀而逞，则陛下子孙无遗种矣。”按是时武后已在宫中，而淳风之言果如此，是明指武姓之女之在宫者，太宗岂不觉悟而尚肯留之？若谓因淳风之言而不杀，太宗以李君羡小名五娘，封武连郡公，其属邑皆有武字，恐其应谣言女武王之语，遂因事诛之，是未尝不欲除祸根者。何其果于除宫外之功臣，而昧于除宫内之侍妾也？此不过作传者欲神奇其术而附会之。《旧书》既载其详，《新书》亦全载之，何以无识若此！

　　●卷十二○《新唐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书》多二千余条，其小者不必论，甚有必不可不载而《旧书》所无者。今撮于后《杨贵妃传》，《旧书》不载其先为寿王妃事，但云武惠薨，后庭无当意者，或言杨元琰女有色，乃召见。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帝大悦云云。《新书》补之，谓帝令自出妃意，丐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旧书》盖国史旧文，故有隐讳也）。

　　宪宗郭皇后，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为太后，及宣宗即位，宣宗母郑氏本后侍婢，有宿怨，故宣宗奉后礼稍薄。后郁郁不自聊，登楼将自殒，左右共持之，乃免。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是后之不得善其终也。《通鉴》载之甚详。而《旧书》则谓宣宗继统，恩礼愈隆于前朝，较为得实。又后崩后，太常王请合葬于宪宗陵。宣宗不悦，今宰相白敏中让之。曰：“后乃宪宗东宫时元妃，顺宗子妇，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事遂定。此亦当时一大事，乃《旧书》亦不载。

　　武宗王贤妃，《旧书》谓其事阙，故不载。然贤妃当武宗饵药求长生而肤泽消槁，妃独忧之。及武宗病亟，妃誓以身殉。帝崩，遂自经。常时妃妒者，亦皆义其所为。事见《通鉴》，则宋时尚有记述于世。此虽小事，然《旧书》既立传，何其毫无事实耶？《新书》补之，亦见考据。

　　《韩王元嘉传》，《新书》增武后诏诸宗室朝明堂，元嘉遣告诸王，谓大享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事起。于是琅牙王冲即发兵起。此亦武后朝一大事也。《旧书》不载。

　　《苏良嗣传》：良嗣为相时，遇薛怀义于朝，颇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颊，曳去。武后闻之，戒怀义曰：“师第出入北门，彼南衙宰相行来，毋犯之。”此亦见武后之淫毒而仍能用正人，《旧书》乃不载，《新书》补之。

　　《曹王明传》：其母本巢刺王妃，太宗欲立为后，魏徵谏而止。此见太宗开国之初内行有缺，其后唐家累以色荒，未必不由此。《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懿德太子重润传》：高宗立重润为皇太孙，裴敬彝、王方庆以为晋立愍怀子为皇太孙，齐立文惠子为皇太孙，皆居东宫，今既有皇太子，又立皇太孙，于古无例。此议足为后世法，《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狄仁杰传》：武后欲以武三思为皇太子，仁杰力言人心未厌唐，匈奴犯边，使三思募兵，逾月无应者，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后怒罢议。后又与王方庆因论双陆力言姑侄不如母子之亲，以悟后，遂迎庐陵。此见仁杰之忠于唐，《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王传》：李德裕称王方庆（即）为相时，其子为眉州刺史，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远？”对曰：“庐陵是陛下子，今尚在远，臣之子何敢相近？”欲以感悟后。此亦见之忠于唐，《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桓彦范传》：敬晖、桓彦范等斩张易之后，后令太子还宫。彦范曰：“太子不可再归，陛下应传位。”太后乃卧不复言，中宗由是复位。此庐陵复位时一大事，《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姚崇传》：玄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说。此乃相业之始，后来功勋俱自此立。《旧书》竟不载，《新书》补之。

　　《宋传》，《新书》增郝灵出使斩默啜首以献，恐天子喜边功，抑之不擢。此见之识大体。《旧书》不载，《新书》补之，良有意也。又增后来张嘉贞为相，阅堂案，见危言切论，未尝不失声太息。此尤见之生平。《李林甫传》：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构陷人，即入而思所以中伤者，若喜而出，则其家碎矣。又谕诸言事者曰：“立仗马终日无声，饫三品料，一鸣即斥矣。”由是谏疏绝。此皆老奸稔恶之迹。《旧书》不载，《新书》增之。按《旧书》谓林甫无文学，尝读大杜为杖杜，写弄璋为弄獐，此等碎事既详之，而偃月堂、立仗马等事反不载，何也？《新书》于丈杜、弄璋反删之，以所重不在此也，可谓得要矣。

　　《刘晏传》，《新书》增其辞永王之官，反时，晏守余杭，力拒之。及晏被籍后，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斛。此有关晏之品行，《旧书》不载。

　　《田神功传》：神功初受禄山伪官，后率众归朝。又以兵败，降于史思明，既又自拔归。《旧书》全不载，竟似未尝失身于贼者，《新书》补之。

　　《段秀实传》，《新书》增郭军士纵暴，秀实斩十七人；及大将焦令谌责农租，秀实卖马代偿，令谌愧死。二事皆《旧书》所无。按此出柳宗元所记《段太尉逸事状》，谓之逸事，必是国史所本无者，宗元盖尝见国史本传，故另作状以著之。由此以推，可见《旧书》全抄国史原本，《新书》则参考他书成之，亦见子京用功之深也。

　　《卢杞传》：杞以私憾陷颜真卿，使于李希烈，被害。又崔宁以播迁咎杞，杞即巫宁反，帝杀之。此等事正见杞之奸恶，《旧书》不载，《新书》补之。《郑注传》：中丞王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注奏言愿入护丧，实欲俟群阉送丧以镇兵悉擒诛之。李训畏注专其功，乃先五日举事，遂有甘露之变。此等大事，乃《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夔王滋传》：昭宗命滋领侍卫诸军，帝将幸太原，韩建邀次华州，恶诸王将兵，诬以他语，遂罢其兵柄，使归十六宅，矫诏以兵围而杀之，凡十三王。此何等事，《旧书》竟不载，《新书》书于此。

　　《朱玫传》：宰相萧遘密召玫迎帝，玫趋凤翔，田令孜劫帝走，玫追不及，乃立襄王カ。此何等事，《旧书》不著其详，《新书》补之。

　　《仇士良传》：甘露变后，士良恣横益甚，刘从谏以李训所移诛宦官书腾于朝，请王涯等罪名，欲以死清君侧，累指士良等罪恶。文宗倚其言差自强。士良愤文宗与训、注同谋，夜半命直学士崔慎由草废立诏，引至帝所，面数帝过失，帝俯首而已。慎由以死自誓。士良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送慎由出，曰：“毋泄，祸及尔族！”慎由记其事藏箧中，将殁，以授其子缁郎，故缁郎终与朱全忠尽诛宦官也。士良请老还第，中人送之，士良戒以“事天子不可令闲暇观书史、见儒臣，但以声色狗马惑其心而已。”此数事皆当时阉祸可垂戒后世者，《旧书》不载，《新书》增之。

　　《田令孜传》：令孜擅权，所为不法。拾遗侯昌蒙劾之，反赐死。黄巢之乱，令孜导帝幸蜀，赏劳不及黄头军，军将变，帝与令孜保车城自守。拾遗孟昭图上疏：宜与宰相群臣共安危。令孜矫诏贬昭图，使人沉之于江。杨复光之党曹知悫遣人入长安，攻贼营。帝将还，知悫拥众散关，欲阅群臣可归者纳之。令孜忌之，密令王行瑜以兵袭杀其众。令孜又募新军，以千人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为十军统之。此皆令孜罪，《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来俊臣传》：俊臣子诬樊戬以谋反诛，戬子诉阙下，不得奏，因自刳腹死。上巳日，俊臣与其党集龙门，题缙绅名于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中。昭德知之，乃令卫遂忠发其奸，言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卫谋反。方俊臣用事，托天官选者二百余员，及败，有司自首。武后诘之，对曰：“乱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族。”此皆见俊臣之恶，《旧书》不载，《新书》补。《颜泉明传》：颜杲卿之子泉明，先从杲卿讨贼，杲卿败，泉明客寿阳。史思明获之，械送幽州。间关得免，后为郫令，迁彭州司马，皆有善政。孤藐相从百口，饣千粥不给，无悔叹。此忠臣之后之能世其家者，《旧书》不载，《新书》补之○《旧唐书》所载亦有不应删而《新书》反削之者，今亦录于后《和思赵皇后传》，《旧书》载其死后莫知瘗所，将招魂葬之，于中宗陵。彭景直上言：招魂非古法，宜据《汉书。郊祀志》葬黄帝衣冠于桥山故事，以皇后衣葬。按此可备变礼之用，宜存，《新书》不载。

　　《顺宗王皇后传》，《旧书》载后崩后，公卿进谥议，欲告天地宗庙。礼院奏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故古者天子称天以诔之，皇后之谥则读于庙。《江都集礼》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谥之，以为于庙。又曰：皇后无外事，无为于郊。故天子谥成于郊，皇后谥成于庙。”诏从之。又初称谥曰庄宪王太后，礼仪使郑引开元中昭成皇太后谥号之议，谓：“入庙称后，义系于夫，在朝称太，义系于子。今百司移牒，恐不合除太字。至神主入庙，始当去之。”此亦议礼故事，《新书》不载。

　　《封常清传》，《旧书》载其临刑时遗表全文，盖以明其心迹，且著其枉也。《新书》节之，不过一二语，虽觉简净，殊少意味。

　　《李嗣业传》：香积寺之战，嗣业以长刀陷阵，固为战功第一。及收长安后，进取东都，新店之战，王师又败，郭子仪已为贼兵所包，赖嗣业与回纥夹击，贼始遁去。此亦嗣业大功也，《旧书》详之，《新书》乃不录。

　　《浑传》、《旧书》载为会盟使，与土番盟梨树园，为土番所劫之事甚详。《新书》但云为结赞所劫，副使以下皆陷，惟得免。按梨树园劫盟乃当时一大事，为会盟使，则此事不详于《传》而详于何处耶？《新书》盖恐形之失策，故略其词耳。

　　《李吉甫传》，《旧书》吉甫监修国史，上问《时政记》记何事，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即今起居舍人，右史记事，即今起居郎。永徽中，宰相姚虑造膝之言或不下闻，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官，今《时政记》是也。”此于朝制有关第，《新书》删之。

　　《张传》建议讨李克用，《旧书》全载克用诉表，正见之孟浪生事。及克用之负气不恭，《新书》尽删之，岂为讳耶，抑为克用讳耶？

　　《王处存传》，《旧书》黄巢据京师，处存选骁卒五千，以白为号，夜入京，贼已遁。军人皆释兵，争据第宅，坊市少年多带白号劫掠。贼侦知之，自灞上复袭京师。市人以为王师，欢呼迎之。处存为贼所迫，收军还营。贼怒，召集两市丁壮七八万杀之，血流成渠。此亦一大事，《新书》不载。

　　○新、旧《唐书》有彼此互异者，今据《通鉴》、《纲目》、《唐鉴》、《贞观政要》、《五代史》、《北梦琐言》等书稍为订正于后阝国公薨，《旧书》在武德二年五月，《新书》在八月。按《纲目》皇泰二年八月唐阝国公薨。隋之皇泰二年即唐高祖武德二年也。薨以八月，与《新书》同。

　　突厥杀刘武周，《旧书》在武德三年秋，《新书》在武德五年秋。按《纲目》书秦王世民击宋金刚，破之，刘武周及金刚走死，在武德三年夏四月。而《分注》谓是时武周闻金刚败，惧而走突厥，久之谋亡归马邑，事泄为突厥所杀。其曰久之，则原非一时之事。盖武周之逃在三年，而被杀在五年也。

　　皇太子建成破刘黑闼，《旧书》在武德五年冬，《新书》在六年春。按《纲目》武德五年冬淮阳王道玄击黑闼，败没。十一月始遣建成击之。十二月兵至昌乐，黑闼亡走。六年正月，诸葛德威擒黑闼以献，斩之。是破黑闼在五年冬，斩黑闼在六年春，《旧书》并为一时，误。

　　《旧书》元和四年十月立邓王宁为皇太子，太赦。《新书》立太子在是年闰三月，大赦在十月。按《纲目》是年闰三月制降系囚、蠲租税，此即大赦也。是月又书立邓王宁为皇太子。是立太子在闰三月，与《新书》同。然《纲目》赦在前，立太子在后，非因立太子而赦也。三书俱不合，未知孰是。

　　李密致书唐公，欲自为盟主，及唐公答书，伪相推奉之事，《旧书》叙在杀翟让之后，《新书》叙在杀翟让之前。按密自杀让后，声势益盛，败致书高祖应在此时。然《通鉴》、《纲目》俱书此事在杀翟让之前，益密自取兴洛仓，让推密称魏公，则已为群雄中巨擘，而唐祖是时方起兵，胜败未可知，故密以势相凌，有自为盟主之意。唐祖亦伪相推奉以骄之，及密杀让时，唐祖已取长安，密岂复敢以势相凌也？阅《纲目》所书，先后次第自见，《旧书》应误。

　　《旧书。江夏王道宗传》：征高丽时，道宗与李靖同为先锋。《新书》则云与李同为先锋。按《靖传》征辽时靖己老，太宗虽欲用之，以其老不果。而实在行，则道宗所同李非李靖也，《旧书》误。

　　《旧书。魏元忠传》：元忠陷周兴狱，诣市将刑，则天以其平敬业功免死，流配贵州。方临刑时，则天先令传声，监刑者遽欲释之，元忠曰：“未知敕虚实，岂可造次。”徐待宜敕，然后起谢。寻诏还为御史中丞，又为来俊臣、侯思止所陷，再流岭南。《新书》则以此临刑传赦事谓为来俊臣所陷，而俊臣狱之前，先为周兴所陷当死，以平扬楚功得流，俊臣狱之后，又为侯思止所陷，仍贬于岭南。是元忠凡三被流，周兴狱一也，来俊臣狱二也，侯思止狱三也。《旧书》则仅周兴一次，俊臣、思止并作一次，凡两被流而已。然《旧书》又云：前后三被流，则天问曰：“卿何以累被得谤？”然则元忠在武后时被流者凡三，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敬晖等诛张易之兄弟时，薛季昶劝并诛武三思等，晖与张柬之不肯。及三思附韦后得柄，柬之叹曰：“主上昔称勇烈，吾留诸武，冀上自诛耳。”是不诛诸武由晖及柬之之误也。《新书》敬晖及桓彦范传则谓，季昶劝时，晖亦苦谏，而彦范不从，是晖亦欲诛诸武者，其误乃由彦范也。又以“留诸武待上自诛”之语为彦范之言。今按《通鉴》，二张之诛也，季昶谓柬之、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几上肉耳。”是晖及柬之皆不肯诛诸武，与《旧书》所记同。其“留诸武待上自诛”之语，亦以为柬之所言。然则当以《旧书》为是。

　　《旧书》王同皎谋诛武三思，为同谋冉祖雍所告，乃被杀。《新书》谓宋之逊兄之问尝同舍问谋张仲家，知其事，令之逊之子昙密告三思。按《通鉴》宋之问及弟之逊乃密告三思，遂使人告同皎与武当丞周憬等谋杀三思，废皇后，皆坐斩。之问、之逊并除京官，据此，则告同皎者出于之逊兄弟，况冉祖雍本党于三思，在五狗之列，同皎岂肯与之同谋耶？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谓王钅共权盛时，虽李林甫亦畏之。《新书》谓钅共虽得君，然畏林甫，谨事之。按《旧书。安禄山传》：李林甫为相，朝臣莫敢抗礼，禄山来谒，不甚磬折。林甫召钅共，钅共至，趋拜甚谨，禄山乃悚息。是钅共之事林甫固甚谨，《旧书》既详其事于《禄山传》，而《钅共传》反云林甫亦畏之，何耶？《旧书。韦见素传》：禄山、国忠争宠时，见素无所是非，遂至凶逆犯顺，不措一言。《新书。见素传》则谓：禄山请以番将三十二人代汉将，见素力言于帝，谓禄山反状甚明。按《纲目分注》，是时见素谓国忠曰：“禄山反状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耶？”见素极言反已有迹，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与《新书》同，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安禄山传》：杨国忠屡奏禄山必反。天宝十二载，上令辅ギ琳觇之，得其厚赂，还，盛称其忠。国忠又云：“召必不至。”乃召之，十三载，谒于华清宫，遂以为左仆射，遣回。《新书》：十三载禄山来谒华清宫，明年国忠谋授禄山宰相，制未下，帝使辅ギ琳赐大柑，因察之。缪琳得厚赂，还言无他，帝遂不召。据《旧书》则ギ琳之遣在十二年，据《新书》则在十四年。今按《通鉴》、《纲目》二书：十三载禄山入朝，帝欲加以平章事。国忠谓禄山目不知书，乃以为左仆射。十四载，国忠又请除禄山平章事，召入朝，而以贾循等分领禄山所部。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ギ琳觇之。ギ琳得赂，还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曰：“禄山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勿忧也。”乃止。正与《新书》同，当以《新书》为是。

　　贞元三年，射生将韩钦绪等与妖僧李广宏谋反，《旧书》本纪谓钦绪以游瑰子特赦之，《新书》本纪则云韩钦绪伏诛。按《旧书。游瑰传》谓李广宏谋反事发，德宗命内官捕其党与斩之，而不明言钦绪之或杀或赦。《新书。游瑰传》：钦绪奔州，中人捕斩，以状示游环，游环惧，并执钦绪二子送京师，帝赦之。既曰捕斩以状示游环矣，则钦绪已被斩可知也。况游瑰惧诛，并以钦绪之子送京师，敢匿钦绪乎？《通鉴》：钦绪亡抵州，械送京师，与软奴（即广宏）等皆腰斩。是钦绪之状诛，《通鉴》与《新书》皆同。《旧书》所谓赦之者，盖误以赦钦绪之子为赦钦绪耳。

　　鱼朝恩之死，《旧书》：上罢朝恩观军容使，会寒食入宴，有诏留之，朝恩惧，言颇逆，上亦不之责。是日，还第自经死。《新书》则云：宴罢，朝恩将还营，有诏留之。帝责其异图，命左右擒缢杀之，外无知者。明日下诏，罢其观军容使。外人皆言既奉诏乃自缢云。《纲目》所书亦与《新书》合，则《旧书》所谓罢官后自缢死者非也。盖唐时国史本讳之，《旧书》但仍其旧，不暇改订耳。《旧书。第五琦传》：贺兰进明遣琦奏事蜀中，玄宗大喜，即命为江淮租庸使。《新书。琦传》谓肃宗在彭原，琦奏事讫，即言当今急务在财用，帝乃令勾当江淮租庸使。据《旧书》则玄宗所命也，据《新书》则肃宗所命也。按《通鉴》：进明遣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上皇悦，以为租庸使。《纲目》亦书此事在上皇遣使以册宝传位肃宗之前，然则琦之为租庸使，尚是玄宗所命也，当以《旧书》为是。

　　《新书。李泌传》：德宗谓泌曰：“人言卢杞是奸邪，朕殊不知。”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旧书》杞及李勉传则俱以此语为勉之言，而《泌传》不载。按《通鉴》及《纲目》德宗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其奸邪，朕殊不觉。”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与《新书》同。《旧书》谓李勉者应误。

　　《旧书》本纪：贞元元年正月，始闻颜真卿为李希烈所杀，追赠司徒，谥文忠。《新书》本纪则书：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杀宣慰使颜真卿。据《旧书》是年正月已闻真卿被害，则被害时尚在前也。据《新书》则是年八月始被害也。按《纲目》兴元元年八月真卿为希烈所杀，贞元元年正月赠真卿司徒，谥文忠。是真卿被害于兴元元年八月，赠谥于次年正月，与《旧书》同。《新书》盖误以上年八月为是年八月耳。

　　《旧书》：武宗会昌元年九月，幽州军乱，逐其节度使史元忠，推牙将陈行泰为留后。八月，雄武军使张绛奏行泰惨虐，不可为帅，请以本镇军讨之。许之，遂诛行泰，诏以绛知兵马使。明年二日，令知留后事，仍赐名仲武。是张仲武即张绛也。《新书》则云：卢龙军将陈行泰杀其节度使史元忠，自称留后，闰月，军将张绛杀行泰，自称留后。十月军乱，逐绛，雄武军使张仲武入于幽州。则仲武与绛截然两人也。按《藩镇传》，行泰邀节度未报，次将张绛杀行泰求帅，武宗自用张仲武代之。又《通鉴》：卢龙军乱，杀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主留后务。既而复乱，杀行泰，立张绛。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吏奉表。李德裕以为其辞理较顺，可许，乃诏以仲武为留后。是《通鉴》所纪与《新书》合，仲武与绛明系两人。《旧书》谓绛即赐名仲武者误。

　　《旧书》：宣宗大中四年九月，幽州节度使周卒，军中立牙将张允伸为留后。《新书》则云：卢龙军乱，逐其节度使张直方，牙将张允伸自称留后。考之《藩镇传》，亦云张仲武卒，子直方袭留后，虑其下为变，逃奔京师，军中推张允伸为留后。是允伸之前即直方，而无所谓周者。然《旧书。张允伸传》：大中四年，戎帅周寝疾，表允伸为留后。则允伸之留后得之周，而非接自直方，显然明白。又《通鉴》云：卢龙节度使周薨，军中表请张允伸为留后。则与《旧书》相合。是允伸之前有周，《新书》谓直方后允伸即为留后者误。《旧书。郑畋传》：畋镇凤翔，抗黄巢，会卧病，以地当贼冲，宜用武将，乃荐李昌言自代，而身自赴行在。《新书》则云：畋在军府，司马李昌言袭之。畋好语曰：“公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则守此可矣。”乃委军去，昌言自为留后。是畋之去，实昌言逐之也。《纲目分注》亦谓：昌言在兴平，因犒赏稍薄，激怒其众，引军还袭府城。畋告城好语之，乃委以留务，即日西赴行在。与《新书》所记同。《旧书》误。

　　《旧书》本纪：宝应元年冬，贼范阳尹李怀仙斩史朝义首来献，请降。《朝义传》亦云：朝义走幽州，贼帅李怀仙于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枭首至阙下。《新书》本纪则云：史朝义自杀，其将李怀仙以幽州降。《朝义传》亦云：朝义先奔莫州，田承嗣绐令还幽州，以怀仙兵来再战。朝义遂出，而承嗣即以城降官军。朝义至范阳，怀仙部将李抱忠不纳，谋奔两番。怀仙招之。至幽州，自缢死。怀仙斩其首，传长安。据此则朝义先至莫州，后又至幽州缢死，非被擒于莫州也。《纲目》书此事云：贼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杀朝义，传首京师。《分注》亦云：朝义屡败，田承嗣说令往幽州起兵。朝义既出，承嗣即降。时朝义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降，朝义至，不得入，乃东奔，欲入契丹。怀仙遣兵追之，朝义乃自缢，怀仙斩首以献。所记虽与《新书》小异，然其为至幽州自缢则同，非擒于莫州也。当以《新书》为据。

　　《旧书。杨复光传》：黄巢犯江西，复光遣吴彦宏谕降之，巢即令尚君长奉表归国。宋威害其功，击之。巢怒，复乱。朝廷诛尚君长。《新书。复光传》则云：宋威击王仙芝，复光遣使约贼降。仙芝遣尚君长如约。威疾其功，密请诛之，故仙芝怨，复叛。《黄巢传》亦云：复光遣吴彦宏以诏谕贼，仙芝遣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来降。威阳许之，上言与君长战，擒之，乃斩君长。仙芝怒，还攻洪州。据《旧书》则遣尚君长者黄巢也，《新书》则王仙芝也。按《纲目》明书乾符四年冬，王仙芝遣尚君长请降，宋威执以献，斩之。而三年之冬《分注》谓仙芝攻蕲州，刺史裴渥许为奏官，授以左神策军押牙。仙芝喜甚，黄巢大怒，谓仙芝独取官去，使此五千馀众将安归。仙芝遂不受命，分其军二千馀人从仙芝及君长，二千人从巢，各分道而去。是蕲州分兵之后，君长常随仙芝，不复在巢所也，然则遣君长降者，乃仙芝，非巢也。当以《新书》为是。

　　《新书。沙陀传》：天复元年，李克用为汴兵所败。朱友宁长驱围太原。克用与李嗣昭、周德威谋奔云中，李存信谓不如奔北番。国昌妻刘语克用曰：“王尝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奈何效之？”克用悟，乃止。据此则劝止克用者，国昌妻也。国昌乃克用之父，其妻乃克用母也。然《五代史。唐家人传》云。克用正室刘夫人，明敏多智略，当存信劝走入北番时，夫人曰：“存信牧羊儿，安足计成败？公常笑王行瑜弃州为人所擒，今乃自为此乎！”则刘夫人乃克用妻也。《通鉴》及《北梦琐言》亦谓克用妻刘夫人劝克用固守。其下又云：夫人无子，姬曹氏生存勖，夫人待曹加厚。是刘夫人之为克用妻也明矣。乃《新书》以为国昌妻，不知何据。又《通鉴》谓是时克用甚惧，嗣昭、德威曰：“儿辈在此，必能固守。”《五代史。嗣昭传》亦云：存信劝奔云州，嗣昭为争以为不可。是二人亦不主出奔之策者也。而《旧书》谓与二人谋奔云州，亦误。

　　《旧书。朱传》：汴师来攻，与妻出奔，为野人所害，传首汴州，妻至汴为尼。《新书》：出奔，野人执以献，朱全忠斩之而纳其妻。《纲目分注》又谓：弃城走，野人执以献。其弟朱瑾时守兖州，留其将康怀贞守城，自出掠粮以给军。全忠遣将袭兖州，获瑾妻子。瑾奔淮南。全忠纳瑾妻还，张夫人请见之，瑾妻拜，夫人亦拜且泣曰：“兖郓与司空约与兄弟，以小故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斩。《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已破朱瑾，纳其妻以归。张后见瑾妻云云（与《纲目》同），太祖乃送瑾妻为尼，后常给其衣食。合二书以观，则全忠所纳者瑾妻，而非妻也。《旧书》谓妻至汴为尼，《新书》谓全忠斩而纳其妻，则皆谓妻也。独是《五代史》本欧公所作，《唐书》亦欧公总裁，何以并不参订耶？又按《五代史。瑾传》：瑾归淮南后，以杀徐知训被族，妻陶氏临刑而泣，其妾曰：“何为泣乎？今行见公矣。”陶氏收泪欣然就戮。此盖逃奔江南后再娶之妻也（《北梦琐言》亦以为瑾妻）

　　○南诏涉海及铜柱之误《南诏传》：杨国忠当国，使李宓将兵十万击南诏，涉海而疫死者相踵。按南诏虽有滇池、洱海，然自蜀至大理皆陆路，初不渡此也。又云：玄宗使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复立马援铜柱。铜柱在林邑国，相距七八千里，南诏安得有之？此皆传闻之误。盖宋时南诏已不入版图，故子京无从考订耳。

　　○《顺宗诸子传》《旧书》：冀王纟求本名淮，初封宣城郡王。和王绮本名氵胥，初封德阳郡王。福王绾本名，初封河东郡王。《新书》则纟求本各氵胥，初封岐阳郡王，绮本名，初封河东郡王。

　　●卷十三○《五代史》宋、金时，《五代史》尚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诏削薛史，专用欧史，事见《章宗太纪》。今欧史列于正史，自章宗始也。书法严洁，固为诸史之最。然韩通忠义，不为立传，前人已议之。此犹或为本朝讳也。《宋史。张昭传》：后唐张宪为北京留守，当庄宗遇难，明宗将入，或劝宪作表奉迎。宪不肯，遂死之。是张宪乃唐庄宗完节之臣，欧史既不列于《唐臣传》，又不入于《死节传》，亦属疏漏。朱温之篡也，唐相杨涉为押国玺使，其子凝式谓涉曰：“大人为唐宰相，而使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罪。况持天子玺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累日。此事《唐书》虽不载，而《通鉴》载之甚详，则应是宋初共见共闻之事。乃欧史绝不叙及，亦未免意存回护。又袁文《瓮牖闲评》云：南唐李后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违命侯。欧史凡说后主处，皆书违命侯。按陈寿《三国志》于孙权直称名，至蜀则必曰先主、后主，盖寿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欧公吉州人，正属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违命侯乎？则《五代史》亦多有可议者。

　　○宋、辽、金三史宋、辽、金三史，总裁官皆列脱脱衔，以脱脱乃都总裁也。其馀则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四人，皆总裁三史。吕思诚则第总裁《辽史》，而二史不与；揭斯则总裁辽、金二史，而《宋史》不与；李好文、王沂、杨宗瑞总裁宋、金二史，而《辽史》不与。今三史卷首具载，可考也。《续纲目》乃但记铁睦尔达世等四人，而思诚、好文等不载，未免疏漏。又《元史。阿鲁图传》：修三史，皆为总裁官。则阿鲁图亦总裁也。今《宋史》卷首进表尚系阿鲁图，而三史所列总裁衔名不载，而另列为领三史，盖其官位又在都总裁之上也。至纂修诸人，三史各有专官，不相搀越。《辽史》四人，则廉惠山海牙、王沂、徐、陈绎曾也。《金史》六人，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也。《宋史》二十三人，则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翰、陈祖仁、王仪、余贞、张翥、吴当、危素也〔按：张翥：之前应补谭忄造一人〕。卷帙繁多，时日亦极迫促，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即告成。以如许卷帙，成于二三年之间，宜其疏漏芜杂。且纂修诸人各修一史，不暇汇集三朝，参互考订，故凡南北交涉之事，一经勘对，辄见牾。今始摘数条于后，略可见当日漫无订正也。（明臣柯维骐以宋、辽、金三史合为一书，以辽、金附宋，而列二王于本纪，义例甚严，阅二十年始成书，名曰《宋史新编》。见《明史》本传。又周叙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之，正统中请于朝，诏许自撰，数年未及成而卒。）

　　○辽、宋二史相合处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为辽景宗乾亨元年，是时宋征北汉，辽救之。《宋史》是岁三月郭进大破契丹兵于关南，《辽史》是岁三月耶律绪等与宋战于白马岭不利，冀王敌烈及节度使都敏、黄皮室〔原漏“黄”字〕详稳唐皆死之。此即郭进关南战胜之事。刘继元降，六月，太宗乘胜自将伐契丹。《宋史》谓帝次幽州城南，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七月，帝率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辽史》谓六月宋主来侵，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原漏“合”字〕战于沙河，不利（此即《宋史》击走契丹军之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战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此即《宋史》高梁败绩之事）。《辽史》是岁十月韩匡嗣与宋兵战于满城，败绩。《宋史》十一月关南言破契丹，斩首万级（此盖即匡嗣败绩之事，惟月日稍差）。《宋史》太平兴国五年，诸军与契丹战于莫州，败绩。《辽史》休哥败宋兵于瓦桥关，守将张师出战，休哥奋击败之。宋兵又阵于水南，休哥涉水击之，追至莫州，杀伤甚众（此即《宋史》莫州败绩之事）。《辽史》统和十七年十月，攻遂城不克，萧继远攻狼山镇石寨，破之。次瀛州，擒其将康昭裔。次遂城，杀宋兵殆尽。《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死之（此事相合，惟日月稍差）。《辽史》统和二十一年四月，萧挞凛获宋将王继忠于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来侵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来侵望都，副都部署王继忠陷于敌。以上数事，二史皆相合。

　　○辽、宋二史不相合处《宋史》太平兴国四年取燕败还之后，七月刘廷翰及契丹战于遂城西，大败之，斩首三百级。《辽史》不载此事，而云十月太保矧思与宋兵战于火山，败之。《宋史》太平兴国五年三月，潘美败契丹兵于雁门，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获都指挥李重诲。十一月，关南与契丹战，大败之。此事《辽史》俱不载，但云十一月宋兵夜袭营，萧干等战退之。《辽史》乾亨四年四月帝自将南伐，至满城，不利，太尉奚瓦里〔原漏“瓦”字〕中流矢死，统军使善补为敌军所围，斜轸救出之。而《宋史》是年不载此事，但有五月崔彦进败契丹于唐兴，潘美败契丹于雁门。《宋史》咸平二年九月，镇定都部署言败契丹兵于廉良路，杀获甚众。十二月，冀州言败契丹兵于城南，杀千馀人。契丹又攻威虏军，本军击败之，杀其酋帅。三年正月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州，斩首万余级。此事《辽史》皆不载。《宋史》咸平四年十月，张斌奏破契丹兵于长城口。十一月，王显奏破契丹兵，杀二万人，获统军铁林等。是岁辽统和十九年，并不载此事，但云十一月宋兵出益津关来侵，招古击败之。《辽史》统和二十年四月，太和达里底败宋兵于梁门，萧挞凛破宋兵于泰州。而《宋史》咸平五年并无交兵之事，但在契丹大林寨王昭敏来降。历观数事，宋之胜也辽不言败，辽之胜也宋亦不言败，彼此各夸其功而讳其辱（盖国史本如此）。至和景德元年澶渊之战，《宋史》则有威虏军大破契丹；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攻定州，宋兵于唐河击其游骑；石普、高继祖击败契丹数万骑于岢岚军；契丹攻瀛州，李延渥败之，杀伤十馀万；契丹兵至澶州，其大帅挞览耀兵出阵，中伏弩死。而《辽史》是年则云：与宋兵战于唐兴，大败之；萧挞凛与宋兵战遂城，大败之；攻瀛州，不克；耶律课里遇宋兵于州，败之，萧排押获宋田逢吉、郭守荣等；次澶渊，萧挞凛中伏弩死。二史所记一时之事，惟挞凛中弩死相合。瀛州之战，《宋史》谓杀伤十馀万，《辽史》但云攻瀛州不克，其馀则各言胜而不言败。此皆修史者仅据国史原文，而不暇互相参订故也。又如遣使议和一事，《宋史》谓太祖开宝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书来讲和，《辽史》谓景宗保宁六年三月，宋遣使来讲和。则未知孰先遣使也。又《辽史》圣宗统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许。辛酉，宋又遣使求和，不许。而《宋史》淳化五年并无遣使讲和之事至澶渊之盟，《辽史》谓宋遣使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圣宗诏继忠与使者会，许和，宋乃遣曹利用来，即遣韩巳持书报聘。而《宋史》则谓契丹驻阳城，因王继忠致书于莫州，继忠又驰奏谓契丹请和，乃使曹利用往议，契丹即遣韩巳来。则又未知孰先求和也。大抵交战请则讳言败，和则讳言先，两朝修国史时，固已各自争雄如此耳。其列传内更有不相合者。《宋史。尹继伦传》：契丹入寇，李继隆以兵万余护辎重赴威虏军，契丹将于越谍知之，率数万骑将邀于路，遇继伦，不顾而去。继伦曰：“寇以我兵少，蔑视我耳。彼若捷，则乘胜驱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于我，无遗类矣。今当卷甲疾趋，出其不意。”乃命衔枚夜行，至徐河，天未明，于越方与继隆对阵未战，继伦从后急击，杀其皮室一人，众惊溃，于越方食，乘善马先遁，众大溃。契丹自是不敢窥边，其平居相戒曰：“当避黑面大王。”按于越乃契丹大官之号，其时为于越者乃休哥也。而《辽史。休哥传》并不言徐河败绩之事。《宋史。富弼传》：弼在契丹议岁币，辽主欲用献字，否则用纳字。弼执不可。辽使刘六符等来，宋竟以纳字与之。是宋之输岁币仅言纳也。《辽史》本纪及刘六符、耶律仁先传，则谓六符等至宋，定岁币进贡名，宋从之，岁币称贡。则宋竟用贡字矣。此又其各自讳败称雄著也。他如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辽史》则曰康昭裔。一萧挞凛也，《辽史》作萧挞凛，《宋史》则曰挞览。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继伦传》则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军四五里，则竟似姓于名越者矣。此又皆南北传闻之讹，而不暇审订者也。

　　○辽、金二史不相合处辽天祚帝与金人交兵及议和等事，辽、金二史所载尚多相合。如辽之天庆五年，为金收国元年，黄龙府及护步答冈之战，六年蒺藜山之战，八年、九年与金议和，往还封册之事，保大元年余睹叛降金，二年辽主出奔，邪律淳僭位于燕，病死，其妻赴天德军，金主入燕，以及保大五年辽主被擒，核之《金史》，大概具相合。惟《辽史》天庆四年本纪云：初，女直起兵，以纥石烈部人阿疏不服，遣撒改讨之。阿疏弟狄故保来告，诏使勿讨，不听，阿疏来奔。至是女直遣使来索阿疏。辽遣阿息保问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语答曰：“若还阿疏，朝贡如旧，不然，城未已也。”乃起兵攻宁江州。辽使高仙寿、萧奉先讨之，为所败。又以萧嗣先、挞不也发契丹奚军及禁兵讨之，女直潜渡混同江，掩击辽众，大溃。《金史》太祖（即阿骨打）遣习古乃、银术可等往辽索阿疏，习古乃等还，具言辽王骄肆废弛之状。太祖遂起意伐辽，备冲要，建城堡。辽遣阿息保来诘，太祖曰：“若以阿疏与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还，辽人始为备，命萧挞不野调诸军于宁江州。太祖乃号令诸部，行二千五百人，进次宁江州，大败辽师。十一月，辽萧纠里及挞不野将步骑十万至鸭子河，太祖又大破之。此即《辽史》天庆四年事也。然《辽史》谓天祚帝乾统元年阿骨打袭节度使，则至是时已阅十有四年，而《金史》以此事系于阿骨打袭位之二年，竟抹却中间一十二年。盖《金史》世纪尚未编年，但总叙起事之由，遂不暇查核年岁，致有此误也。又《辽史》天祚帝天庆二年幸混同江，外界生女直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遇头鱼宴，酒酣，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阿骨打意气雄豪，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将为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礼，且容之。”阿骨打疑惧，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掳赵三等家属。赵三诉之，奉先仍作常事以闻。后数召，阿骨打称疾不至。明年，阿骨打忽率五百骑至咸州，与赵三等面折，阿骨打不屈，一夕遁去。遣人诉于上，谓咸州详稳司欲见杀，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复至。而《金史》世纪内不载此事，盖金源修国史时已自为讳耳。又《金史》：宁江州战胜后，群臣皆劝进。明年正月，太祖遂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则辽天庆五年事也。而《辽史》是年不书，直至天庆七年本纪内始称：是岁，阿骨打用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则竟将金主建国之事移下二年矣。金主天辅七年，为辽主保大三年，秋八月，金主崩于部堵泺。而《辽史》是年不书，乃于保大四年八月书金主阿骨打死，是又移下一年矣。岂编订者误算年分耶，至如《辽史》张据平州。《金史》作张觉，盖与觉音相近之故。《辽史》保大二年迁州刺史高永昌降金，《金史》作高永福。按高永昌于天庆六年据东京，已为金将挞不也所戮，安得至此时又降？《辽史》误也，当以《金史》为正。

　　○宋、金二史不相合处宋、金二史，凡南北交涉之事，以两朝本纪参考，大概多相合。惟《宋史》重和元年正月遣武义大夫马政由海道使女真，约夹攻辽，以两国年号核算，是年为金天辅二年。乃《金史》天辅无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御使马政以国书来，二年正月使散睹如宋报聘。则马政至金反在前，而宋遣马政反在后矣。宋宣和元年为金天辅三年，《宋史》是年金使李善庆来，而《金史》是年使人无李善庆，但有孛堇辞列、曷鲁等，《宋史》则孛堇等来聘又系之于宣和二年。历观此数年聘使之事，非《宋史》移后一年，即《金史》移前一年。又《金史》天会七年五月，拔离速袭宋主于扬州。按《宋史》是年为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已至天长，高宗在扬州，即赴杭州，金人遂焚扬州。三月高宗遭苗、刘之乱，四月反正，五月复幸建康。若五月拔离速来袭扬州，高宗岂敢冒险前进乎？当以《宋史》为正，《金史》盖误以三月之事为五月也。王伦为宋使，被杀于金，则《宋史》宜立传，而《金史》不必立。宇文虚中使金被留，既而仕于金，官至太常卿，封河内郡公。则《金史》宜立传，而《宋史》不必立。乃《宋史》则传伦而并传虚中，《金史》则传虚中而并传伦，均失之矣。韩常之被射中左目也，《金史》谓宗弼与张浚战富平，宗弼陷重围，韩常流矢中目，拔去，以土塞创力战，宗弼得溃围出，则建炎四年事也。《宋史。吴传》则系之于仙人关之战，谓与弟力战败金兵，射韩常中目，则又属绍兴四年事矣。至如黄天荡之战，《金史》谓挞懒在潍州遣移刺古来援，而《宋史。韩世忠传》则谓挞辣使孛堇太一来援。《宋史》建炎二年金帅窝里け陷潍州，《金史》则云母克潍州。则南北传闻之误，又不必深论矣。

　　○宋、辽、金史旧本脱脱等修史时，原有旧日史稿，诸臣不过仍其文而稍为编次耳。按《元史》伯颜既克临安，董文炳主留事，曰：“国可灭，史不可灭。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馀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乃悉收之，及诸记注五十余册，归之国史院。此《宋史》所本也。世祖中统二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中统三年，又诏史天泽同铸监修。而《宋史。道学传序》云：旧史以邵雍列于“隐逸”，未当，今置于《张载传》后。《外国传序》云：前《宋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此可见三史旧本也。按阿鲁图等《进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既编戡定之勋，寻奉纂修之旨。《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先，王鹗辑金事于后。脱脱等《进辽史表》云：国既丘墟，史亦芜。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五代史系之终篇，宋旧史埒诸载记。世祖皇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六十馀年，因循有待。益见宋、金二史本取自宋、金两朝，元世祖时已尝修辑。惟辽代国史已失其本，故所记载最为简略。然曰世祖“撰次三史，首及于辽”，则世祖时盖亦有成绪也。惟三史皆有旧本，是以不及三年，遂能告成。今其原本亦略有可以意揣者。如《宋史。牛皋传》后总叙岳飞之功，谓飞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等经略东西京、汝、颍、陈、蔡诸郡，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未几李宝捷于曹州，董先捷于颍昌，刘政捷于中牟，张宪复淮宁府，王贵部将杨遇复南城军。梁兴会太行忠义，破金人于垣曲及沁水，金张太保、成太保等以其众降，又取怀、卫二州，大破兀术军，金大扰。未几岳飞还朝，下狱死，世以为恨云。按此乃总叙岳飞之功，非叙皋功也，而在《皋传》末，可见旧史本以《皋传》附《飞传》之末，故于《皋传》末复累叙飞功，而结之以下狱死。今乃以《皋传》另为一卷，而《皋传》末却仍旧文，又未将此总叙移在《飞传》后，竟似此功出乎皋矣。《康保裔传》：保裔战殁，来援者惟张凝、李重贵。后重贵仕至郑州防御使，改左领军大将军，致仕。凝加殿前都虞侯，卒赠彰德军节度使。盖旧时原本凝与重贵二人亦不另立传，故附见于《保裔传》后也。今凝与重贵既各有专传，则《保裔传》后自无庸赘叙此二人之历官，乃并不删却，而仍其旧。又《陈隆之传》后附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向相誓死守，被围旬有五日，汲道绝，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城垂陷，汝向犹提双刀入阵，中十六矢，被执死。锐先杀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台自刎死。此亦旧时原本，锐与汝向不另立传，故附见《隆之传》后也。今锐、汝向既各有专传，则《隆之传》后亦不必赘叙，乃亦不删却，可见当时纂修诸人徒以意为割裂，不暇参订，实难逃卤莽草率之议也。

　　○《辽史》《辽史》最为简略。以二百馀年事迹，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维骐谓辽代事实，经金、元两朝，岁月既久，益多散失。此论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记述本自寥寥。圣宗时始命刘晟、马保忠监修国史，而先世事迹直至兴宗、道宗时始裒辑成书。《耶律孟简传》云：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乃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兴宗命置局编修。《萧韩家奴传》云：擢翰林监修国史，乃录遥辇以来至重熙，共二十卷，上之。其时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与萧韩家奴共事，编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盖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盖又即萧韩家奴本而审订成之。其时刘辉谓道宗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臣亦请以赵氏初起时事详附国史，则不惟诸帝有实录，而更有全史矣。”《金熙宗本纪》：皇统八年，《辽史》成，熙宗尝于宫中阅五代及辽史。可见《辽史》原有全书，而多出于兴宗以后之追述，故记载极为简略。又金时党怀英与郝俣充辽史刊修官，移刺益赵讽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文集，或记忆辽时旧事，悉送官。此章宗即位初年事也。章宗又命移刺履提控纂修《辽史》。泰和元年，又增修辽史官三员，有改除者，听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又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之。则熙宗时《辽史》已有成书，章宗时又修之，元末修史时，不过仍其旧文，稍为编次耳。然修史诸臣之草率亦略有可见者。既为《辽史》，则本国兴兵之事，不应自称曰“辽兵”，乃本纪贝州之战云：军校邵珂开城门纳辽兵；戚城之战云：辽军围晋别将于戚城，晋主自将救之，辽军引退；邺都之战云：慕容彦超遇辽军数万，至榆林，辽军又至，彦超等力战，辽军乃退。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国记载而称契丹为辽军者。又萧塔刺葛乃太祖、太宗时人，耶律敌禄乃世宗、穆宗时人，不应编在道宗诸臣萧陶隗等之下，此亦编次之失检也。凡叙事，本纪宜略，列传宜详。《耶律斜轸传》：宋将杨继业出代州，斜轸令萧挞凛伏兵于路。明旦，继业至，斜轸拥众为战势。继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初，继业在宋以骁勇闻，号杨无敌，首建梗边之策。至狼牙村，心恶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云云。此事既详于《斜轸传》，则本纪但云“斜轸败宋兵，擒其将杨继业”可矣，乃本纪又缕缕叙之，较本传更为详悉，此岂史家体例耶？○《宋史》一《宋史》卷帙最繁，其中实有可不必立传而拉杂列入者。如侯益、张从恩、扈彦珂、药元福、赵昂、李、窦贞固、李涛、赵上交、张锡、张铸、边归谠、刘涛等，皆历仕五代，宋初不过仍其旧官，毫无功绩，何必一一列之？其意以为《五代史》既不载，不得不于《宋史》存之也。然如李、李涛等在五代尚有事迹可记，其馀本不足书，乃一概入之列传，仍不过叙其历官，如今仕途之履历而已，此亦成何史册乎？况薛怀让等并未仕于宋，而入之《宋史》乎？又如《王传》既叙其拒卢多逊倾害赵普之谋，又以百口保符彦卿无罪，及手植三槐，卜其后必昌等事，则其子《王旦传》不必复叙矣，而《旦传》又缕缕述之。神宗时新法行，尽斥卖坊渡、祠庙。张方平为南京留守，管内有阏伯、微子庙，亦在所卖中。方平使刘挚草奏，谓：“阏伯迁商丘，主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凭；微之，宋始封之君，本朝开国建号于此，乞存其祀。”神宗惊骇，亟批纸尾谓“慢神辱国，莫大于此。”此事既载之《方平传》，则《刘挚传》可只用一二语括之，乃又一一详叙，何也？李定以秀州判官荐授御史，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皆力争之，则详载其事于一人传中，其馀各传但云“语在某人传”足矣。乃既详载于《颂传》，而《大临传》又详之。石介之死也，夏竦挟宿憾，诬以为不死，北走契丹，奏遣中使按验《吕居简传》则云：中使来按甚急，居简曰：“发棺而空，则北走无疑。不然，则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为训？”使曰：“然则奈何？”居简曰：“介死必有会葬之亲族及棺敛之人，召问无异，可即令具军状以应。”中使然之，事遂已。而《龚鼎臣传》则云：郡守杜衍既奉诏会问。椽属皆莫对鼎臣独曰：“介宁有是！愿以阖门百日保证其死。”衍出怀中奏示之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如是，未可量也。”则一事而出两人之保证，固不妨各书，乃二传既详载之，而《石介传》又一一铺述，不损一字，何其不惮烦也！至《王旦传》则全取《王文正公遗事》一书抄撮成篇，略无删订。《李纲传》至二万余言，分上、下二卷，尚有奏议裁入也，李全剧贼，何亦分上、下二卷乎？宜其卷帙之繁也。

　　○《宋史》二《宋史》之病，往往有数人共一事，而立传时则以其事分系之，若各为其事而不相同者。贝州王则之乱，讨平之者，明镐、文彦博也，而《郑骧传》则云：王则反，讨平之。竟似骧一人之功矣。不特此也，《杨燧传》谓燧攻贝州，穴城以入，贼平，功第一。《刘＜门贝＞传》又谓＜门贝＞从攻贝州，穿地道穴城，＜门贝＞先入，众始从，遂登陴，引绳而上。迟明，师毕入、贝州平，功第一。则即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赐谥文正也，司马光、刘敞俱驳之，乃《光传》则曰：光谓“谥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当之？”乃改谥文庄。略不及敝，则似光一人所驳矣。而《敞传》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谥文庄。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驳矣。高宗以邢后父焕除徽猷阁待制，孟太后兄子忠厚除显谟阁学士，卫肤敏、刘珏皆力言非制。乃《肤敏传》不及珏，《珏传》亦不及肤敏，亦似两人各争一事。盖作传者欲人人各记其功，逐不自知其错杂如此。

　　○《宋史》三《宋史。杨延昭传》：延昭卒，帝遣中使护榇以归，河朔人多望柩而泣。按无尸曰榇，有尸曰柩，中使护归者即柩也。乃既曰榇，又曰柩，意在稍变一字以避重复，而不知已失其字义矣。《韩世忠传》：世忠屯焦山，谓兀术至，必登金山龙王庙观虚实，乃令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岸侧。果有五骑闯入庙，兵喜先鼓而出，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绛袍玉带、既坠而驰者，访之，即兀术也。按金山在水中，岂能骑而入复骑而逃？此必误也。《舆地纪胜》谓伏兵北固山龙王庙，此较近理。乃《宋史》于此等处亦略不订正。《岳飞传》言：绍兴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慕义来归。其后又云：先是绍兴五年，飞造梁兴等招结两河豪杰。梁兴既于六年始来归，何得于五年先奉命去？一撒离喝也，《吴传》作撒离喝，《李显忠传》又作撒里曷。一兀术也，韩世忠、岳飞等传作兀术，宋汝为、叶梦得、向子韶传又作完颜宗弼。史嵩之即弥远从子也，乃传但云庆元府鄞人，似与弥远另族不相涉矣。其于宋与元交兵之处，余、谢枋得等传称大元兵，《忠义传》则曰北兵，亦多不划一。叶梦得既列于《文苑传》，则其生平著述如《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之类亦应叙入，乃本传移言政绩，绝不及文学，则何以列之文苑乎？《曹勋传》：绍兴二十九年，勋拜昭信军节度使，副王伦为称谢使至金。金主将侵淮，勋与伦归，言和好无他云云。按《伦传》建炎元年伦即为通问使至金，绍兴二年粘罕使伦归报，七年再使金，回八年又往，偕张通古来南。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宫、太后，被拘河间十四年，金人欲官之，伦不从，乃被缢死。是伦之死在绍兴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尚有与曹勋使金之事？又《曹友闻传》：元兵攻我休关，败都统李显忠军，遂入兴元。按显忠系绍兴中归宋，卒于乾道中，距友闻与元兵战时已六七十年，安得尚统军耶？或另一李显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陈宜中传》：遣张全合尹玉、麻士龙援常州，玉、士龙皆战死，全不发一矢奔还。文天祥请诛全，宜中释不问。《文天详传》亦谓：朱华、尹玉等战五牧败，兵流水挽全军舟，全军断其指，皆溺死，全不发一矢走归。是张全并未尝战也。而《尹玉传》乃云：淮将张全、广将朱华大战于五牧，则张全又在力战之内矣。功罪混淆，莫此为甚。又刘师勇与姚守常州，受围数月，城陷，师勇拔栅，战且行。其弟马堕堑，跃不能去，师勇举手与诀而去。是师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见《张世杰传》及《元史。伯颜传》并《郑所南集》。而《王安节传》则谓师勇复常州后，即赴平江，使安节在常拒守，又似师勇未尝与常州之难者。此皆文之失检者也。

　　○《宋史》四《宋史》卷帙虽繁，而事迹又多有遗漏者。太宗雍熙元年，为辽景宗乾亨四年，是岁景宗崩，圣宗即位。乃《宋史》本纪竟不载。《东轩笔录》：王曾为三元，刘子仪语以“一生吃著不尽”，曾以“志不在温饱”对。此可见其人品素定，而曾传无之。范文正遣其子纯仁南归，纯仁见石曼卿之丧未葬，遂以所载麦四十斛连舟与之，助其葬费。此亦可见其高谊，而《纯仁传》无之。蔡襄在泉州，新造密云龙团茶进上，欧阳修闻之，曰：“君谟士人，亦复为此耶！”《襄传》亦不载。《朱子语类》：苏过为梁师成妻持服，《过传》亦不载。《名臣言行录》：狄青讨侬智高，至宾州，夜宴将吏，青忽起更衣，命亲吏传令劝酒，青已潜出昆仑关破贼。此事《青传》亦不载。俞文豹《清夜录》：靖康之变，上皇将赴金军，中书舍人姜尧臣极谏不可往，番使以骨朵击之死。曹勋《北狩录》：四太子求王婉容为粘罕子妇，婉容自刎死。此二事所必宜载者，而列传皆无之。蜀贼王均之乱，讨平之者，杨怀忠之功居多，乃不为立传，仅于《雷有终传》附见。《张р之传》谓其父泌自有传，而列传并无张泌。《涌幢小品》谓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故改寿辰为十月十日，而本纪亦不载。《钱氏私志》：泰州徐神翁有道术，蔡京常问以国运，神翁曰：“天方遣许多魔君作坏世界，太师亦是一个。”又哲宗遣使以后嗣为问，神翁书“吉人”二字以达。后徽宗登极，乃知即御名佶字也。此宜入《方技传》，而“方技”亦不载。

　　○《宋史》五《宗史》又有是非失当者。南唐清淮节度使刘仁赡死守寿州，周世宗攻之不拔，其子崇谏谋出降，仁赡斩之以徇。及仁赡病垂死，副使孙羽诈为仁赡书以降，是日仁赡死。则仁赡实未降也，欧公《五代史》所以特列之于《死节传》中。乃《宋史。袁彦传》有刘仁赡降之语，《张保续传》亦曰刘仁赡率将卒出降，何其厚诬古人若此！蔡确《车盖亭》诗引唐郝处俊事，以武后比宜仁太后，事发，将谪岭表。《苏轼传》谓轼奏请哲宗降手诏，欲深治确，而太后降手诏贷之，则仁孝两得；下又云：太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按宣仁谓大臣曰：“帝即位，乃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功，规为异日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以逐之耳。”此正见宣仁防患未然、去邪勿疑之明决，而《轼传》谓太后“心善其言不能用”，一似轼之言为是而太后不听者，其是非不亦谬乎！○《宋史》六王明清《挥麈录》及王钅至《默记》，皆言滁州之战，太祖兵已败，访村民知有赵学究，教授乡塾，多奇计乃叩之，即赵普也。普为画计，太祖即用普乡导，乘夜取道清流关侧芦子｛山孔｝，浮西涧入北门，直捣郡治。皇甫晖方坐帐中治军书，闻变即跃马奔东郊，太祖追及，一剑挥之，人马俱坠，遂就擒，姚凤即以其众降。令本纪云：晖、凤兵十五万塞滁州，太祖击走之，追至城下。晖曰：“愿成列以决胜负。”太祖笑而许之。晖整阵出，太祖拥马项直入，手刃晖中脑，并擒凤。与《挥麈录》等所记不同。《独醒杂志》：方腊既败，独与千馀人入剡溪洞死拒。童贯不能谁何，乃命部将伪为朝廷招安者，诱之以官。既出，遂絷之，父子皆槛送京师伏诛。而《宋史。韩世忠传》谓：腊入青溪洞，世忠挺戈独入，擒之以出。盖据《清溪志》所记也，而与《独醒志》互异。又《绍熙行礼记》：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过宫成服，中外汹汹。宰相留正久去位，枢密赵汝愚计无所出，宗室赵彦逾责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视”汝愚曰：奈何事急，持刀向朝天门叫几声自割杀耳。“彦逾曰：”无益也。“乃为画计，请于太皇太后，以嘉王扩即位（宁宗），而尊光宗为太上皇，使韩胄等共成其事。是首谋乃彦逾也。今《宋史》彦逾及汝愚传谓：汝愚谋立嘉王即位，欲倚殿帅郭杲为用，以告彦逾。彦逾尝有德于杲，遂承命，以汝愚谋告杲，杲乃领兵卫宁宗即位。是此谋本出汝愚，与《绍熙行礼记》又不同。按《叶适传》：时中外汹汹，赵汝愚计无所出，适责知阁门事蔡必胜以不得坐视，蔡乃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阁门事韩胄三人定议。适亟白汝愚，汝愚乃遣胄、关礼以内禅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礻覃祭立嘉王即位。是此谋本非始于汝愚，亦可见也。又《尤延之传》：朝廷定高宗庙配享，洪迈请用吕颐浩、韩世忠、赵鼎、张浚，而杨万里亦言张浚当配食。按《诚斋挥麈录》谓洪景卢常以浚杀曲端一事辍其配享，是迈乃辍浚配享者。而史则云迈请以浚配享，何又抵牾若是耶？按《杨万里传》：高宗崩，洪迈不俟集议配享，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疏诋之，力言张浚当预。据此，则景卢本未以浚入配享，《尤延之传》所云或系张俊也。又《文天祥传》：元主欲降天祥，天祥不肯，曰：”不得已以黄冠侍樽俎可也。“此乃袭野史之讹。按郑所南《心史》：有人告元主云：”汉人欲挟文丞相，拥德嗣君为主。元主召天祥面诘。天祥怒骂，但求刀下死。元主犹欲释之，俾为僧或为道士，又欲纵之还乡。天祥痛骂不止，元主始杀之。是黄冠归故乡乃元主之意，非天祥意也。而《宋史》移作天祥语，岂不厚诬耶？

　　○《宋史》七《宋史》芜杂最甚，即一史之中，亦多有自相矛盾者。徽宗内禅一事，《李纲传》云：皇太子为开封牧，纲谓吴敏曰：“建牧岂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传以位号不可。”敏曰：“监国可乎？”纲以肃宗灵武建号不出于明皇，使后世惜之为对。明日，敏遂以禅位事进说，并谓李纲亦有此议。是传位之议，本起于纲也。而《吴敏传》则谓：徽宗将内禅，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对，敏遂并荐纲入见。则又似内禅本出于徽宗意也。按张端义《贵耳录》谓徽宗闻金我人燕，夜诏当真学士黄中令诏草罪己，并传位太子。明日罪己诏下，渊圣登极。并记徽宗语，谓“诏中处分蔡攸，尽道不是，只传位一事，要靠做他功劳。”《宋史。蔡攸传》：帝欲内禅，亲书“传位东宫”字授李邦彦。邦彦不敢承，以付攸。攸属其客吴敏，遂定议。而《李熙靖传》亦载：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内禅为吴敏功，不知乃出自吾意，不然，言者且灭族矣。”是则内禅本出自徽宗，而《李纲传》所云，但据《靖康传信录》诠次成篇，恐未为得实也。或纲议适与徽宗合，遂成此事耶？又如靖康围城之事，《姚平仲传》谓平仲欲劫营，以士卒不得速战为言。李纲主其议，令城外兵俱听平仲节度，遂及于败。是劫营之计，李纲实与闻之。而《纲传》则谓平仲密奏斫营，夜半中使传旨，使纲策应，则又似纲初未与知者。又《纲传》：绍兴二年，出知潭州，荆湖群盗不可胜计，纲悉荡平之。按是时尚有曹成等据湖湘道、贺等州，而杨幺在洞庭，直至五年始灭，皆岳飞平之，何得尽归功于纲知潭州之岁也？韩世忠固称名将，然其始亦多可议。刘光世部将王德杀世忠部将，会诏光世移屯，世忠遣兵袭其后，并夺建康宗府廨。事见赵鼎及季陵传。而《滕康传》又谓世忠兵夺御器械，逼谏臣于死，常同亦以此劾其骄狠无忌惮。《魏工传》又谓内侍李е饮世忠于家，刃伤弓匠。是皆世忠之过，而本传绝不载。张浚因李纲诛宋齐愈，劾其以私意杀侍从，纲遂罢相。见于《高宗纪》及《纲传》。浚又尝荐秦桧可任大事，见《赵鼎传》。又尝与岳飞论吕祉、王德、郦琼兵事不合，遂怒，飞因解兵奔丧归，浚犹谓其不得并兵，以去要君，遂命张宗元权其军。事见于《高宗纪》。汪伯彦既贬，帝念之。浚以伯彦旧尝引己，与秦桧援郊祀恩起知宣州，见《汪伯彦传》。陈东伏阙上书，黄潜善辈已杀之，浚又奏胡呈笔削东书，欲以布衣挟进退大臣之权，遂追勒编置。盖浚乃潜善客，而呈则李纲客也。事见戴埴《鼠璞》。乃《浚传》于此等处并无一语，惟杀曲端略见传中，而又谓端部将张忠彦降金，故下之狱。其于郦琼之叛，又谓遣间持蜡书遗琼，金人疑，遂废刘豫，又几欲以金人废豫归功于浚矣。至杨幺之擒，皆岳飞力也，而《浚传》中全归功于浚，谓贼二十馀万相继降，湖寇尽平，绝不及飞一字，何也？何铸尝与罗汝楫劾岳飞，见《汝楫传》。铸又尝为奏桧劾王居正为赵鼎之党，鼎遂夺职奉祠，见《王居正传》。又劾张九成党赵鼎，见《张九成传》。又劾廖刚与陈渊等相为朋比，见《廖刚传》。是铸之奸邪，不一而足，乃《铸传》并无一字，反云治岳飞狱，力辨其冤，谓不当无故杀一大将，竟似正直者。他如文彦博以灯笼锦媚张贵妃，见《唐介传》，而本传不载。建炎元年，叶梦得知杭州，军校陈通作乱，梦得被执，见《高宗本纪》。叶梦得初为蔡京客，京倚为腹心，尝为京立元党籍，分三等定罪，后知应天府，以京党落职，见毛注、强渊明、胡安国等传，而本传不载。吕颐浩引朱胜非以倾秦桧，胡安国劾胜非不当复用。安国求去，桧三上章留之。见《秦桧传》，而《安国传》不载。李显忠破宿州，私其金帛，又与邵宏渊忿争，遂致溃归，见《胡铨传》，而本传亦不载。岳珂守当涂，横敛百出，置贪刻吏，开告讦之门，以罔民而没其财，见《徐庆卿传》，而本传亦不载。辛弃疾附和韩胄开兵端，见《胄传》，而本传亦不载。又《虞允文传》：金主亮南侵，王权自和州遁归，诏以李显忠代权，令允文趣显忠赴权军。允文军采石，权已去，显忠未来，我师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显忠则误国事，遂招诸将，勉以忠义。诸将皆死战，得大捷。明日又败敌于杨林口，显忠始至。是采石之捷，显忠实未尝与也。而《显忠传》则云：金主将济江，诏以显忠代王权，命虞允文趣显忠交军，于是有采石之捷。则以此捷分功于显忠矣。《显忠传》又云：是时显忠遣万人渡江，尽复淮西州郡。亮切责诸将，诸将弑之。则并以海陵之弑由于显忠之复淮西。按海陵因采石不得渡，即趋瓜洲，克日渡江，未渡而被弑，初非关显忠之复淮西而责诸将也。且是时海陵去采石即至瓜洲，其间不过数日，显忠岂能尽复淮西？当是海陵被弑后，乘金兵之退而复之耳。而必谓海陵之死由此，又曲说也。史弥远之诛韩胄也，本因杨皇后与胄有隙，密使其兄杨次山与朝臣谋之，弥远遂命结参知政事钱象相、中军统制夏震，伏兵六部桥，伺胄早朝，拥至玉津园捶杀之。弥远、象祖赴延和殿以闻，帝犹未言。越数日，始下诏暴胄罪（见《杨皇后传》）。此事应详载于《弥远传》，乃《弥远传》并不书，且云：弥远因用兵，力陈危迫之势，皇子询闻之，亦具奏，乃罢胄、陈自强。而台谏犹论不已，胄始就诛，召弥远对延和殿。则竟抹却弥远擅杀一节，似乎先奏请得旨而后行诛矣。理宗之立也，宁宗早养宗室子贵和为皇太子，赐名。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使伺皇子动静。嬖之，一日指舆地图曰：“此琼崖州，他日当置弥远于此。”又尝书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弥远，弥远惧，乃阴谋立沂王子昀，使郑清之傅之。宁宗崩，弥远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乃沂王府中皇子，非万岁巷皇子也。”昀至，则引至柩前，举哀毕，然后召封为济王。见《济王传》。此则弥远废立之罪，上通于天，本传中自应一一详载，乃但云“宁宗崩，拥立理宗”，而此等奸谋逆节，绝无一语载入，成何信史乎？凡若此之类，不一而足。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详著其善于本传，错见其恶于他传，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隐其恶，遇有功处未有不附会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修史者固当参互以核其实，乃不及考订真伪，但据其书抄撮成篇，毋怪是非乖谬如此也。

　　○《宋史》八《宋史》卷帙又有当更定者。张宪、杨再兴、牛皋，皆岳飞部将，何以不附于《飞传》后？况《皋传》末历叙飞分遣诸将恢复东西京州郡之事，非皋所遣而叙于皋传，可见旧史本以《皋传》附《飞传》之后，及编次时，忽离而二之也。解元、成闵，皆韩世忠部将，亦何以不附《世忠传》后？至刘子羽、胡世将与吴兄弟在蜀同功共事，何以不与、相次？郭浩、杨政又皆吴氏部将，用兵与吴氏相终始，何以不附于、之后？王友直、李宝皆自北起义来归，既已同列一卷。李显忠亦自延起义，间关数国，冒死南投，功名尤著。魏胜起兵涟水，据海州以归，与宝共事，何不汇列一卷，以显忠为首，胜、宝、友直次之？秦桧擅国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终为怜所桧，则次翁应附《桧传》之后。陈自强之附韩胄，与次翁之附桧一也，则自强亦应附《胄传》之后。乃皆编入列传，不著其奸党，何也？权邦彦乃徽、钦时人，卒于高宗绍兴三年，乃厕于宁宗诸臣之列。汪若海、张运、柳约亦皆钦、高时人，乃厕于理宗诸臣之列。林勋、刘才邵等皆高、孝时人，乃厕于德未造李庭芝诸臣之后，不几颠倒时代乎？徐清叟、徐荣叟，兄弟也，人品官位亦略相同，何以不毗连相次，而各置一卷？宣缯、邹应龙、别之杰、金渊、张、饶虎臣、戴庆珂诸传，但叙履历，绝无一言一事，则传之何为？《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宋史》补之，诚是矣。彭义斌自山东起义，随李全来归，即与赵范、赵葵等破金兵，义斌独击至下湾渡，掩金人于淮（见《贾涉传》）。后因全擅戕杀制置使许国，即斩全使，大骂曰：“逆贼受国厚恩，擅杀制使，我必报此仇！”会全攻恩州，义斌即出战败全。全求制使徐戕稷书与义斌连和，义斌致书赵善湘曰：“不诛逆全，恢复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断其南路，必可灭贼。贼平之后，义斌战河北，盱眙诸将战河南，神州可复也。”范亦谓善湘曰：“义斌蹙全，如山压卵，然必请而后讨者，知尊朝廷也。”（见《赵范传》）义斌攻真定，降金将武仙众至数十万，拓地而北，与元兵战于内黄之五马山，兵败不屈死（见《李全传》）。则此人何得不立传，而《宋史》竟遗之？又一百第六卷既有李熙清，常州晋陵人，靖康之变，以拒张邦昌伪命，忧愤不食，索笔书王维“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而死。二百十二卷又有李熙靖，晋陵人，张邦昌使直学士院忧愤不食，谓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是一人也，而竟重出，何其漫无审订若此！又《南唐世家》既立《韩熙载传》矣，刘仁赡、皇甫晖、姚凤皆南唐完节之臣，何以又不为立传，以附于熙载之后？南唐徐铉、北汉杨业，后皆仕于宋，既入之宋臣列传矣，南唐之周惟简，西蜀之欧阳迥，亦皆仕宋，历官多年，何以不入宋臣列传，而以附南唐、西蜀世家之后乎？此皆自乱其例者也。

　　●卷十四○《金史》《金史》原有成书，修史时又参以刘祁《归潜志》、元好问《野史》，故文笔最简洁。然亦有过于简略者。《卫绍王本纪》赞云：卫绍王被弑后，记注亡失。元中统三年，王鹗采当时诏令。又金有令史窦详，年九十余，询之得二十余条。又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余条，陈老日录二十余条。又有金女官所纪资明夫人授玺事。因此数种编成。是《卫绍王纪》本属事后追述，宜其疏略。其他则各有原文，应亦详备，乃本纪天会三年宋徽宗内禅，钦宗即位，七年宋高宗为苗、刘所废，传位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邻国大事，而《金史》竟不书，岂授《春秋》列国不赴告则不书之例耶？十年，刘豫徙居于汴京，此又本国之大事。十一月〔年〕，宋潘致尧南还，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韩肖胄等使金。此为两国议和之始，亦皆不书。刘豫僭位后，与宋交兵，此于金无涉，不书可也。天会十二年，金、齐合兵入宋，韩世忠击败之于大仪镇，论者以此举为宋中兴武功第一，《金史》亦不书。十五年，王伦还宋，言金许还梓宫及太后。天眷二年，王伦受地于金，得东、西、南三京及陕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国大事，徒以不逾时即悔前议，拘执王伦，遂并此事亦不书，则王伦又何为被执乎？归地之后，复兴兵取故地，命兀术趋汴，撒离喝趋陕。据《宋史》则有刘顺昌之捷，岳飞郾城、蔡州、颍昌、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淮阳军之捷，王德宿州之捷，吴、李师颜等扶风之捷，王德青溪之捷，诸将以奉诏班师，遂复失故地。而《金史》皆不书，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陕西捷。其明年，兀术复兴兵，则有杨沂中、刘等柘皋之捷，王德昭关之捷，李显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书，但云：兀术遣使奏捷，秋，和议成，兀术以便宜画淮为界。而其时所定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亦国中一大事也，亦皆不书，无乃太简乎？庆山奴，即承立也。乃传中忽云庆山奴，忽云承立，竟似两人。又张觉既列于《逆臣传》矣，其子张仅言，在世宗朝终始一节，恩礼兼至，何妨另入列传？乃次于《觉传》之后，竟似逆党附入者。又韩庆民尽节于辽，其妻又尽节于庆民，则应编入《辽史》，乃反载入《金史》。此编次之失检也。又按《宋史》岳飞、刘、吴等传，兀术用兵皆与韩常俱。如富平之败，韩常拔兀术于重围中；仙人关之战，兀术陈于东，韩常陈于西；顺昌之败，韩常以大将亦被枷责；柘皋之战，王德先败韩常军于昭关。《金史》宗弼等传内亦错见其事。又《高福昌传》：许州都统韩常用法严，遣吏送囚于汴，或道亡，监吏惧法，乃尽杀之以灭口。则韩常者，固金朝一大将，历有战功，自应专立一传，乃《金史》并无其人。此又编辑之疏漏也。至其书法之直笔，则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于前代与本朝交涉事必多回护。乃元人修《金史》，如《完颜陈和尚传》叙太昌原之战，陈和尚以骑四百破元兵八千，《杨沃衍传》野猪岭德安寨之战，力破元兵，《禹显传》扼龙猪谷，攻元兵，获元帅韩光国等，皆直叙不讳，此犹存古法也。

　　○《元史》《元史》列传三十卷及三十一、二卷已具载元末死事诸臣泰不华、余阙等传矣，乃三十三卷以后，又以开国时耶律楚材、刘秉忠、史天倪、张柔、张弘范等传编入，几于前后倒置。盖《元史》本两次修成。洪武二年二月开局，八月成书。后又以顺帝无实录，再遣使行天下搜采史事，至明年二月开局，七月成书。今三十二卷以前，当是初次进呈，三十三卷以后，则第二次进呈者。诸臣以太祖威严，恐干烦渎，遂不敢请将前后两书重加编订耳。期日迫促，疏误尤多。列传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顾宁人已尝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脱儿传》既详载其从子忽刺出矣，乃后又有《忽刺出传》。《杭忽思传》既详叙其子阿塔赤矣，乃后又有《阿答赤传》。可见其匆遽不暇复校也。又如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人事太祖，当时号为掇里班曲律，华言四杰也。其后子孙为四怯薛，世领宿卫，则四人之勋勤相等可知。乃木华黎等三人皆有传，而赤老温独无。按《太宗本纪》元年赤老温帅师围庆阳，金移刺蒲阿来救，围始解。六年，太宗欲自将伐宋，赤老温请行，许之。由此以推，则赤老温亦非无事迹可纪者，乃独遗之，何也？孟珙《蒙达备录》谓：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辽史》有磨古斯国，即珙所称蒙古斯，磨、蒙声相近也。又《辽史。挞不也传》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则磨古斯只阻卜酋长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此可见建国号之由，而本纪亦不载。《续通鉴纲目》：严实据青崖崮，其将李信乘实出，杀其家属降宋。而《严实传》但云有王义深者尝害实族属，而不载李信其人。贾良伯《死节记》谓余阙妻蒋氏从阙死，而《阙传》作耶律卜氏。按张毅所记，耶律卜氏乃阙妾也，今以当其妻，而反遗蒋氏，亦属疏漏。按《扎儿传》谓木华黎家所出玉玺，杨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杨桓传》则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一事也，而何以岐互若此，《床兀儿传》：至大二年受封句容郡王，《武宗纪》则以此事系于至大三年，而《仁宗纪》延三年复载此事。一事也，而何以重复若此？又如一乃蛮酋长也，《太祖本纪》作太阳可汗，《塔塔统阿传》又作太攵可汗。一博尔忽也，本纪作博罗浑，本传作博尔忽。一班珠尼河也，本纪作班珠尼河，《速哥传》又作班术居河。一笃列河也，《雪不台传》作笃列河，《速不台传》又作秃刺河。又拔都者，本勇士之称，即今国语所谓巴图鲁也，乃史天泽、赵阿哥潘等传则曰拔都，《拜延传》则曰八都鲁，阿术鲁及苫彻传则又曰拔都儿，亦何其不划一也。诏令有用蒙古字者，当时译以汉字，固不免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订，乃泰定帝登极一诏，最为村俗（另载“史传俗语”条内），独不可稍加润色乎？顺帝本宋德帝遗体。德降元，封瀛国公，后学佛于土番，娶迈来的，有娠。适明宗（和世疏）。逃于漠北，与瀛国善，索迈来的为妻，遂生顺帝。见陈克勤《宋遗民录》及权衡所撰《庚申帝大事记》、余应所撰《合尊大师》诗、袁忠彻所撰《符台外集》，是皆元末明初人所共见闻者。即《元史》本纪亦载：文宗至顺元年，以顺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长子非己子，命翰林书其事于史馆。明年，复召奎章阁学士虞集作诏，播告中外。顺帝登极，因此事彻去文宗庙主，诏曰：“文宗私图传子，乃构邪言，谓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传》亦见此事。是则顺帝之非明宗子，当时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后，卜答失里后宁立明宗次子宁宗（名懿质班），而不立顺帝。迨宁宗夭而顺帝始立，则《庚申帝记》所云未必无因。作史者纵不便确指其故，而于《明宗后迈来的传》（史作迈来迪）亦何妨略见其由瀛国公归于明宗之源委，所谓疑以传疑也。乃并不书，岂以其不经耶？然《南史》梁武帝纳东昏妃，八月生豫章王综，亦未尝不书也。又泰定帝后为燕铁木儿娶作夫人，《燕铁木儿传》既载之，而《八不罕后传》不言其事。虽作史者意存忠厚，然《北史》魏孝静后再嫁杨为妻，亦未尝不书也。（按元制，宫中称皇后者甚多，泰定后八不罕外，尚有亦怜真八刺皇后、忽刺皇后、也速皇后、卜颜怯里迷失皇后、失烈帖木儿皇后，俱见表内。作史时当是不知燕铁木儿所娶者何后，故不便书耳。）

　　《庚申帝大事记》：瀛国公降附后，为僧白塔寺中，后徙甘州。有赵王者怜之，赠以回回女。延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明宗适过其地，见寺上有龙文五采，访知其故，因求为子，并载其母归。

　　《宋遗民录》：瀛国公降后，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梦金龙绕殿柱，明日瀛国来朝，正立所梦柱下。世祖阴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国，惧，遂乞从释，号合尊大师。余应诗云：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诏公尚公主，时蒙赐宴明光宫。酒酣舒指爬金桂，化为龙爪惊天容。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乞归行营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文宗降诏移南海，五年仍归居九重。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

　　《西湖志馀》：虞集在文宗时草诏，有曰：“明宗在北之时，自谓非其子。”及顺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绳缚腰，马尾缝眼。既至，集以文宗亲改诏稿呈上，遂得释。

　　《庚申外史》：顺帝时，尚书高保哥奏：“文宗在时，谓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究当时作诏者，欲杀虞集、马祖常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笔，脱脱在旁曰：“彼负天下名，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乃舍之。按：至元十三年瀛国公降，年六岁。至元二十五年，瀛国学佛土番，年十八岁。延七年，顺帝生之岁，瀛国公年五十。野史所云，或未必无因也。

　　◎《明史》○《明史》多附书《明史》事多而文省，最为简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书之例。如忠义、文苑等传，一传之内，牵连书者辄数十人，盖人各一传则不胜立，而传此舍彼又嫌挂漏，故各从其类，一一附书，既不没其人，又不伤于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陈友定传》后附以元末死事诸臣，凡《元史》所不载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则类叙于《赵普胜传》后。正统中死土木之难者，惟张辅等另有专传外，其他则类叙于曹鼐等传后。正德中谏南巡被杖者百馀人，则类叙于舒芬、夏良胜、何遵等传后。嘉靖中议大礼被杖之数百人，则类叙于何孟春等传后。李福达之狱坐罪者四十馀人，则类叙于《马寻传》后。皆此法也。又建文从亡诸臣，如台州樵夫、乐清樵夫、河西佣、补锅匠、马二子、云门僧、若耶僧、玉山樵、云庵和尚之类，皆据《从亡录》、《致身录》（史仲彬撰）、《革除录》（宋瑞仪撰）、《忠贤奇秘录》（王诏撰）诸书采入。此等野史，其真伪虽不可知，然皆附于殉节诸贤传后，所谓与其过而去之，毋宁过而存之，又见修史者之用意也。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传《南、北史》、《新唐书》体例，凡一人有传，则其子孙应传皆附于此人之后。《明史》则不然，如周与其子金，耿九畴与其子裕，李遂与其子材，陈以勤与其子于陛，郑晓与其子履仁，王忄予与其子世贞、世懋，刘显与其子纟廷，皆父子也，而各自为传。盖分传则时代清楚，使阅者一览了然，此亦作史旧法。又如马思聪有传，而其子明衡反附于《邓继曾传》后，以明衡与继曾同谏昭圣太后传免朝贺一事同获罪也。瞿景淳之子汝稷、汝说，附《景淳传》后，而汝说子式耜又另立传，与何腾蛟同卷，则以式耜与腾蛟皆明末一大关系之人也。而《张居正传》后乃又附其曾孙同敝，《马芳传》亦附其子林及孙广，似乎自变其例，然此盖有意附之，以见居正之有贤子孙，而马氏则三世皆死国难也。

　　○《明史》多载原文《明史》于诸臣奏议，凡切于当时利弊者多载之。如蒋钦之劾刘瑾也，沈炼、杨继盛之劾严嵩，吴中行、赵用贤、邹元标之劾张居正也，杨涟之劾魏忠贤也，皆载其全文，不遗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嘉靖中大礼之议，毛澄等之主考孝宗者，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之主考兴献王者，各有一是，则并存其疏，使阅者彼此参观，而是非自见。此名如《李善长传》末载王国用为善长讼冤一疏，以见善长被诛之枉。《于谦传》末载成化中复官赐祭诰词，以见谦被害之冤。《熊廷弼传》末载韩广请给其首归葬一疏，文情恺切，议论公平，廷弼功罪于此而定，更非漫焉抄入者，此可以见作史者之用意也。至如《扩廓传》载蔡子英上明太祖一书，《方国珍传》载詹鼎代作乞降一表，《明升传》载杨，谕降一书，则又以其文皆有先奏、西汉之风而并存之，阅者细心读之，可以知去取之当矣。○大礼之议《明史》传赞持论虽本忠厚，而皆协是非之公。如嘉靖中大礼之仪，天下后世万口一词，皆是杨廷和而非张璁等。《明史》传赞独谓廷和等徒泥司马光、程颐濮园之说，英宗长育宫中，名称素定，世宗奉诏嗣位，承武宗后，事势各殊。诸臣徒见先贤大儒成说可据，而未准酌情理，以求至当，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论直足破当时循声附和之谬也。按廷和等所据者，汉定陶、南顿及宋濮园三事。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共王后，共王者，太子本生父也，此一据也。汉光武中兴，先立四亲庙，推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修，后以张纯、窦融等议，乃以宣、元、成、哀、平五帝代四亲庙，而别为南顿君立皇考庙，此二据也。宋仁宗立濮安懿王子于宫中为皇太子，是为英宗，英宗登极，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名，范镇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复以濮王为考，于义未当。”程颐又言：“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父母。”此三据也。不知汉哀帝、宋英宗早经成帝、仁宗预立为子，其不得考共王、濮王固宜。汉至哀、平，国统中绝，光武崛起，重复汉祚，虽曰继统，实系创兴，原不必以宣、元以下为亲庙，其舍本生而立宣、元以下亲庙，本汉儒之谬也。即立宣、元亲庙矣，而其别立南顿君庙，亦仍曰皇考庙，并未尝去皇考之称也。至如明世宗之入继也，以武宗无子，而祖训有兄终弟及之义，故世宗以伦序得立。若以继统而即当考所继之君，则宜考武宗矣，以武宗从兄不当考而考孝宗，则又抹煞武宗一代矣。孝宗在日，自有武宗，并未尝立世宗为嗣也。世宗之生，在考宗既崩之后，并未尝奉孝宗命为嗣也。故廷和草武宗传位遗诏，亦但云“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即位诏，亦云“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为考宗子也，而奈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和等之自为窒碍，毋怪张璁等之伺间也。璁之论曰：汉成帝之于哀帝，宋仁宗之于英宗，皆预立为嗣，养之宫中，其为人后之义甚明。今武宗无嗣，大臣遵祖训，以伦序立陛下，何得与预立为嗣者同例而论哉？方献夫疏曰：程颐濮议谓英宗既以仁宗为父，不当复以濮王为亲，此非宋儒之说不善，实今日之事不同。盖仁宗尝育英宗于宫中，孝宗未尝立陛下于宫中。孝宗未尝以陛下为后，陛下亦未尝后孝宗也。此二说者，明白了当，自为千古不易之论，故其疏一出，杨一清亦早心折之。世徒以考兴献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立论之是非折衷于至当，此岂得为笃论乎，宋高宗将立孝宗为嗣，命廷臣集议本生父封爵。汪应辰定其称曰太子本生之亲，高宗亲笔降出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此何等光明正大。高宗鞠孝宗于宫中，命之为子，尚不没其本生父之称，况世宗由藩王入继，素未有储贰之称，乃欲使之舍生父而考世父乎！可见廷和等但拘濮议，并高宗封秀王之事亦不及知，此廷和等之陋也自明。史传赞出，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

　　○《明史》行文典雅《王越传》：越提督军务，秦王设妓乐以宴之。越曰：“下官为王吠犬久矣，宁无以相酬者？”遂尽乞其妓乐以归。或疑“下官”二字，唐、宋以来史传久无此称，不知此正士大夫对藩王之称。宋孝武定制，诸王封国者，其封内官止称下官，不许称臣。《明史》正引用此典，虽小节亦见其措词不苟也。（《明史。范辂传》：太祖定制，王府属僚称官后乃称臣，其馀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称官。是朝官见王自称官，正有明之制。）

　　○史传俗语史传中有用极俗语者，《唐书》以前不多见，惟《齐书》：文帝幸豫章王嶷第，须由宋长宁陵遂道过，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薛安都传》：京师无百里地，若不能胜，便当拍手笑杀。《北史》：宇文化及谓许善心曰：“我好欲放你，乃敢如此不逊！”又化及谓李密曰：“我与你论相杀事。”《隋书》：太子勇曰：“阿娘不与我一好妇女，亦是可恨。”《旧唐书》：郑綮闻将拜相，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史思明将死，骂曹将军曰：“这胡误我！”宦官刘季述废昭宗，手持银挝，数上罪云：“某事你不从我定。”此数语皆以俗吻入文，此外不更见也。至宋、辽史乃渐多。《辽史。伶官罗衣轻传》：兴宗尝与太弟重元双陆，时重元有异志，罗衣轻指局寓讽曰：“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又罗衣轻以诙谐将见杀，太子曰：“打诨底不是黄幡绰。”应声曰：“行兵底不是唐太宗。”乃笑而释之。《宋史》俗语尤多。《邵雍传》：程颢与雍伦数，谓：“先生之数只是加一倍法。”雍惊曰：“大哥怎恁地聪明！”又谢良佐曰：“富郑公身兼将相，尧夫只将做小儿。”良佐又谓程颐曰：“一年只去得个矜字，仔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病，方有进向处。”《张｛角｝传》：蔡京谓｛角｝曰：“觉得眼前尽是面谀脱取官职去底人。”《王传》：叶祖洽追论建储日，语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当管。”《苏云卿传》：漕帅谓：“朝廷仗张魏公了此事。”云卿曰：“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施全传》：全刺秦桧，被执，桧曰：“你莫是心风否？”全曰：“我不是心风，满朝都要杀虏，你偏要与虏和，故此我要杀你。”《汪立信传》：立信谓贾似道曰：“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今江南无一寸干净地，我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耳。”《文天祥传》：天祥至燕，阿合马顾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天祥曰：“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又《元史》泰定帝即位一诏，全系翻译蒙古文，今录出，以见一时文诰之体。诏云：“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刺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著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什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著，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刺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上的诸王附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馀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著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云云。此皆从蒙古字译出，极为俚俗。昔宋子京修《唐书》，凡唐时四六奏疏悉改为散文，意欲变今从古，固属好高之过。乃宋景濂等修《元史》，于此等诏词不稍加润色，竟以之编入本纪，毋乃太草率耶？抑或有意存之，以见当时之鄙俚耶？

　　●卷十五○《通鉴》、《纲目》《通鉴》仿《左氏》编年体，虽创于温公，然温公以前已有为之者。晋时习凿齿已著《汉晋春秋》，刘宋时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元魏时张始均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三十卷。唐时裴光庭引李融、张琪、司马利宾等直弘文馆，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讫隋朝皆编年为之。柳仲郢之子璞，著《长祚长历》一书，断自汉武纪元为编年，闰位者附于左。萧颖士谓仲尼《春秋》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书魏高贵乡公之崩，则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书梁敬帝之逊位，则曰陈霸先反。此皆在温公之前，则《通鉴》一书亦有所本。观颖士书法，则并开朱子《纲目》之体例矣。

　　○《纲目》书法有所本《通鉴》书三国事，犹承陈寿之旧，以曹魏继汉为正统。至朱子作《纲目》，乃始改蜀汉继献帝。然习凿齿《汉晋春秋》早以蜀汉为正，其著论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共王，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况暂制数州之众哉！”此又朱子所本也。（章俊卿《山堂索前有集》十六卷载司马温公与刘道原书云：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天下，其馀蜀、魏、吴、宋、梁、陈、魏、齐、周、五代诸国，地丑德齐，不参相一，皆用列国法。刘备虽承汉，然族属疏远，是非难明，今并同之列国，不得以汉光武、晋元帝为比云云。是温公修《通鉴》时亦未尝不斟酌于正闰也。）《纲目》于唐中宗之废居房州，每岁首必书“帝在房州”，虽朱子特笔，然唐人沈既济亦已有此论，谓汉高后称制，独有王诸吕为负约，无迁鼎革命事，矧其时考惠已殁，子非刘氏，故不得已而纪吕后，议者犹谓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即位，季年复祚，虽尊名中守，而天命未改。《春秋》岁书鲁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虽失位不敢废也。请省天后合《中宗纪》为一，每岁首必书在所以统之，宜称帝不称庐陵王。是此论实发自唐人也。又朱子《纲目》用中宗嗣圣年号至二十四年，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鉴》已是如此。

　　（按《癸辛杂识》：欧公修《唐书》作《武后纪》，依前汉例也。天授以后，唐虽改号为周，而史不以周称之，盖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经乱周，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书曰“帝在某”“帝在某”，盖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垂拱则曰“武氏垂拱”，天授则曰“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国号为周，有周则无唐矣，无唐则无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矣，岂无窒碍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则鲁国未尝有他号云云。是又以《纲目》所书为稍紊矣。然律以《春秋》书法，究以《纲目》为正。）

　　《通鉴》、《纲目》所书及《集览》、《质实》、《书法》、《发明》、《正误》等书所注，多有谬误者，今摘于后，以资考证。

　　○贾举《纲目》前编：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之乱，一时有两贾举：侍人贾举，崔党也；从死之贾举，庄公所嬖也。《左氏》两书侍人贾举于前，而下叙贾举，州绰等八人皆死，明其不两贾举也……《通鉴》于崔党之贾举，初书“侍人”而后削之，直云“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遂弑之，贾举等八人皆死。”则两贾举几于无别矣。叙事之明，由于书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岂好为重累之词哉！

　　○侠累、韩一人两书《纲目》正编：周安王五年，盗杀韩相侠累。《分注》载严仲子使聂政刺之。烈王五年，韩严遂弑其君。分注载哀侯以韩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相害，遂刺于朝，并中哀侯。按《国策》严仲子即严遂也，《国策注》侠累名傀，《韩非子》作，则侠累即韩也。岂有一人之身，而聂政既杀之于前，严遂复刺之于后耶？考《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是使聂政杀侠累者严遂，而弑哀侯者韩严也。两事相去且二十六七年，《通鉴》及《纲目》何以既书“盗杀侠累”，又书“韩严遂弑其君”，不且合两事为一事耶？盖《纲目》之误因《通鉴》，《通鉴》之误因史迁。《聂政传》谓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乃使政刺杀侠累于其府中。而《史记》之误，又因《国策。韩傀相韩篇》：东孟之会，聂政直入杀韩傀，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韩非子》亦云严遂使人刺韩于朝，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鉴》、《纲目》所本也。然《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政杀侠累之后，烈侯又十年而卒，则政杀侠累并未杀君也。《国策》韩人攻宋篇又云：聂政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谓使其君伪死以免祸）。是故哀侯为君，而许负终身相焉。夫哀侯被杀即卒，而子懿侯立，许异又于谁之世而终身为相哉？则《国策》实误以烈侯时事而实之哀侯也。政刺韩傀时并中烈侯，许异蹴烈侯使之佯死以免难，其时烈侯实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许异终烈侯之世常为相。其所以误系之哀侯者何也？《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韩山坚弑其君哀侯，注云：山坚，韩严也。始知弑哀侯者韩严，而非严遂。《国策》及《史记。聂政传》因韩严、严遂名姓略同，遂以两人为一人，故有此错。《通鉴》及《纲目》亦未考订，遂袭其讹。惟《史记。韩世家》于烈侯时书盗杀侠累，于哀侯时书韩严弑其君哀侯，此则分晰明确，最可据也。王充《论衡》云：传言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非也。聂政之时，韩烈侯也，烈侯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二年烈侯卒。严翁仲刺杀韩王事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短书小传不可信如此云云。是《史记》、《国策》之误，王充已尝辨之，但未指其所以致误之由，故《通鉴》诸书仍袭前误耳。

　　○薄后、陈后不书立景帝七年，废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陈氏废。不书其立于前，遽书其废于后，斯为漏脱无疑。然考《汉书》诸帝纪，凡即位后必书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陈二后独不书，殊不可解。倘因伉俪不终而略之，则宣帝之霍后，不过五年而见废，何以当其甫立而即大书之也？《纲目》之失书，盖仍《通鉴》之缺略，而《通鉴》又仍《汉书》之缺略耳。

　　○太初元将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太初。按《汉书。哀帝纪》：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乃诏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太初元将者，四字号也。后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册万岁及万岁通天，宋太宗之太平兴国，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国，皆其例也。若书去元将二字，则与武帝之号相犯矣。哀帝之改元，虽不旋踵而复，然当其改之之始，必不自复其先朝也。“元将”二字，应照本纪增入为是。

　　○卓茂非仕于莽朝延熹八年，诏坏诸淫祀，特留洛阳王涣、密县卓茂二祠。冯氐《质实》云：卓茂，宛人，王莽时为密令，教化大行云云。今按茂本传：其为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居摄之始。见几而作，不污伪命。冯氏乃称其为令于莽时，不几厚诬正士耶？当亟正之。（齐武帝永明五年，魏高言：卓茂行化，蝗不入境，《集览》谓在光武时，亦误也。）

　　○钟繇献帝初平三年，分注：黄门侍郎钟繇。《集览》云：繇，古由字，或音宙。按《世说》晋文帝嘲钟会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乡〔卿〕遥遥不至。”刘孝标注：会父名繇，故以遥遥戏之。又景王嘲钟毓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据此则繇字当读余韶切。

　　○立曹操女为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汉公莽女为皇后。刘氐《书法》云：立后书氏，恒也；书安汉公莽女何？权所在也。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贵人曹氏为皇后。《书法》云：此其不书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弑，帝益廪廪矣，于是立其女为后，将以自媚于操也，按刘氏之说善矣，犹有未尽者。魏公操纳三女为贵人，既大书于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书弑皇后伏氏，则今之所立，但称曹氏，而即知为魏公操之女，实与元始所书无异也。独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称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以兄之篡而涕泣横流，知皇天之不祚。《纲目》著莽女之节，而竟没操女之贤，殊为缺漏矣。

　　○周抚元帝大兴元年，彭城内史周抚叛降石勒，诏下邳内史刘遐、泰山太守徐龛讨之。二年春，遐、龛击周抚斩之。《质实》于元年条下注云；周抚，浔阳人访之子。按《晋书。周访传》：访长子抚，强毅有父风，始为王敦爪牙，后从温峤讨苏峻，又屡平蜀乱，官至镇西将军，哀帝兴宁三年卒（《纲目》于兴宁三年六月书益州刺史周抚卒），曷尝有叛降石勒事？又考刘遐及蔡豹传：沛人周坚，一名抚，以彭城叛，石勒遣骑援之。诏遐与蔡豹、徐龛共讨抚，战于寒山。抚败走，龛将于药斩之。是叛晋而被诛者，沛之周抚，非浔阳之周抚也。《质实》不分泾渭，混注访子，遂令道和蒙反贼之名，纰缪不亦甚乎！后至永昌元年，王敦杀甘卓，以从事周抚代卓镇沔中，《质实》又云：周抚，浔阳人，访之子。既是同一周抚，岂有已被斩而复镇沔者耶？可为一笑。

　　○恶奴郎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坚，遣人告其子农等，使起兵。农遂将数十骑微服出邺，奔列人，止于乌桓鲁利家。利为之置馔，农笑而不食。利谓其妻曰：“恶奴郎贵人，家贫无以馔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为饮食来也。”《集览》云：恶奴，鲁利呼其妻名。《正误》则云：此乃戏骂其妻之辞，非名也。按《晋孝武帝纪》：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恶奴寇廪丘，载纪则云：使慕容农略地河内，攻廪丘，克之。是恶奴即慕容农也。陆龟蒙小名录，慕容农小字恶奴，然则恶奴者犹棘奴（冉闵）、胡奴（吕超）之类，而称之为恶奴郎者，犹买德郎（桓冲）、镇恶郎（桓石虔）之类，非鲁利之呼妻也。王、陈两说俱失之。

　　○高密王恢之安帝义熙十二年，诏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谒五陵。定宇陈氏曰：高密，郡名。《纲目》无此例，二字合删去。按此句若去高密二字，是直以王恢之为姓名矣，不知此晋之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晋书。宗室传》：彭城穆王权之玄孙俊出嗣高密王略；薨，子纯之立；薨，子恢之立，义熙末以给事中兼太尉，修谒洛阳园陵（太尉，《安帝纪》作司空。按是时刘裕为太尉，岂容高密谦之？当从帝纪为是）。是高密王为司马恢之之封爵了然可知。若依上文所书琅牙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则此句当去司空二字，不当去高密二字也（时德文为大司马领司徒）。盖修谒园陵，朝廷重事，故伐秦之始，既命琅牙与刘裕偕行，至是既克洛阳，复特遣宗藩展其诚敬耳。陈氏欲去高密二字，亦不思之甚矣。○记里鼓十三年，刘裕灭秦，收其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送建南。《集览》注记里鼓，引宋仁宗天圣五年内侍卢道隆创记里鼓车事。按《晋书。舆服志》：记里鼓车，驾四马，形制如司南（即指南车），其中有木人执椎向鼓，行一里则打一椎。是记里鼓之制其来已久，《集览》不引《晋书》，转取征于后代，何也？○王陵宋顺帝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举兵讨萧道成。分注：攸之见道成专制朝权，心不平，谓元琰曰：“吾宁为王陵死，不为贾充生。”王陵句，《集览》引安国侯谏立诸吕事，然拟道成于诸吕，殊属不伦。矧陵无讨逆之谋，攸之岂以自况也？陵当作凌。按魏主曹芳嗣立，受制于司马懿，扬州都督王凌贰于懿，谋立楚王彪。懿袭执之，归于京师。道经贾逵庙，凌呼曰：“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遂仰药死。盖当典午擅权，举朝皆其羽冀，而凌独以不顺见害，故自许为忠臣。今顺帝幼冲，而道成专国，廷臣皆愿效驱驰，攸之独欲举义旗，故拟萧氏于司马，而以王凌自况，以贾充比萧党也。陵为凌之误无疑。○鲁文公七年无卫献公梁武帝普通元年，左将军冯道根卒。时梁主春祠二庙，既出宫而闻讣，梁主问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对曰：“昔卫献公闻柳庄死，不释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劳王室，临之礼也。”梁王从之。《质实》云：《左传》文七年，卫献公祭太庙，闻大夫柳庄卒，不释祭服而往临之。按《左传》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成公十四年，卫定公卒，子献公立，上距文公年已四十三载。是文公之世，卫尚未有献公，安得有往哭柳庄之事？此事本见《檀弓》，学者所共晓，岂可移于《左传》，又妄指其年乎？

　　○魏三祖隋文帝开皇四年，李谔上书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词，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质实》云：魏平文帝庙号太祖，昭成帝庙号高祖，太武帝庙号世祖。按此说非也，谔所云乃曹魏，非元魏也。三祖者，太祖操、世祖丕、烈祖睿也。陈寿《三国。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是当明帝在日，已定三祖之称。后孙盛且讥其生前豫自尊显。是李谔所云魏三祖，正指曹魏也。史称操手不舍书，登高必赋。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睿自在东宫，潜思书籍。观于钟嵘《诗品》，三祖并列。刘勰《文心雕龙》亦云：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则知其崇尚文词，洵为江左之倡矣。若元魏之平文、昭成、太武，武略虽优，文风未振，奚暇以雕虫为务哉！

　　○子总管十年，江南乱，以杨素为行军总管讨平之。分注有“子总管来护儿”，《集览》引《正义》云：子者，人之嘉称。《正误》云：子总管，犹言小总管，裨将也。按《新唐书。百官志》：凡军镇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总管一人。而《突厥传》：武后遣沙吒忠义等击默啜，将军扶余文宣等六人为子总管。意隋时官制亦相类也。又考古人以子名官者甚多。有称子都将者。《魏书。尉元传》：元表言：刘将任农夫陈显达领兵三千来循宿豫，臣遣子都将于沓干、刘龙驹等将往赴击。又表言：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云云，《孔伯恭传》：宋将沈攸之等救下邳，伯恭遣子都将侯汾奚升等南北邀之，攸之引退。又令子都将孙天庆等断清水路，攸之顺流退下，伯恭部分诸将挟清南北，寻攸之军后，遂大破之是也。有称子使者。《北齐书。卢文伟传》：文伟孙询祖，天保末为筑长城子使。《祖鸿勋传》：元擢为东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浑、李象、鸿勋并为子使。《新唐书。韦挺传》：太宗将讨辽东，使挺主饷运，命自择文武官四品十人为子使是也。有称子都督者。《周书。达奚武传》：以战功拜羽林监子都督。《李贤传》：贤曾祖魏太武时为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没于阵（又韩果、梁椿、梁台、宇文深、王杰、伊娄穆、乐逊俱尝为子都督，各见本传）。《隋书。达奚长孺传》：以质直恭勤授子都督是也。有称子将者。《新唐书。玄宗纪》：大武军子将郝灵杀突厥默啜。《藩镇传》：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子从训，聚亡命五百人号子将是也。有称子司者。《新唐书。百官志》：尚书省六尚书，兵部、吏部为前行，刑部、户部为中行，工部、礼部为后行，行总四司，以本行为头司，余为子司是也（《云麓漫抄》：唐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乐悬院、神厨院，皆子司耳）。凡兹称号，都非褒美之词。陈氏训子为小，于义极得，若更引唐志为证，则尤有根据矣。

　　○鹿角十九年，遣杨素等伐突厥。先是诸将与突厥战，虑其骑兵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设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胜也。”于是更为骑阵，大败之。《集览》引《通鉴释文》曰：鹿角，阵名，犹春秋鱼丽阵也。至唐僖宗咸通十一年，南诏入寇，攻成都，会救至，乃遁。颜庆复教蜀人筑雍城，穿堑引水满之，植鹿角，分营铺。蛮知有备，自是不复犯。《集览》则又云：鹿角者，以连枝木环营树之，如鹿角然。何其两不相侔也。按鹿角，军中守卫之具，三国时，司马懿奏罢曹爽，爽不通奏，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树为鹿角，发屯兵数千人以守。五代时，契丹围幽州，晋王遣兵救之。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止则成寨。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人马死伤塞路。观止则鹿角之制，正与《集览》后说相合。《三余赘笔》云：今官集衙门列木于外，谓之鹿角，盖鹿性警，群居则环其角圆围如阵，以防人物之害。军中寨栅，埋树木外向，亦名鹿角。此说最明，足证《释文》之谬。

　　○定杨炀帝大业十三年，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质实》云：定杨，郡名。按杨者，国姓，定者戡定之义，非郡名也。又明年，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北附突厥，始毕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可见定杨、平杨皆取平杨氏之意，亦犹驺力称吞汉将军（见《史记。东越传》），石勒称平晋王（见《晋书。后赵载记》），尚让称平大唐将军也（见《新唐书。黄巢传》）。杨字乃木旁，非阜旁，冯氏混而为一，释以郡名，可谓不辨屯毛矣。

　　○文成公主唐贞观十五年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质实》云：公主，高祖之女，段纶之妻。按《新唐书。诸公主传》：高祖十九女，其第四女高密公主，下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非文成也。《吐蕃传》：贞观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既曰宗女，即非高祖之女明甚。盖玄宗以前虽常与外蕃和亲，未有帝姬自往者。故开元中鸿胪卿袁振使突厥，而默棘连谓之曰：“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也。”自乾元元年，肃宗以宁国公主降回纥可汗，于是德、宪之女相踵而适异国矣。○列卒代宗广德二年，宁节度使白孝德署段秀实为都虞候。郭军士为暴，秀实列卒，尽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门。《质实》云：列与裂通，车裂也。其意盖谓秀实车裂乱卒矣。按列者，陈也；卒者：秀实所领之卒也。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状》：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坏酿器，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新唐书》秀实本传悉仍其文，事本易晓，安得以列卒为车裂乱卒耶？○四夔德宗贞元二年，以刘滋、崔造、齐映同平章事。分注云：造少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以王佐自许，时人谓之“四夔”。《质实》云：夔，兽名，又山鬼。此说非也。夔字当是夔龙之夔，盖四人随许过高，故时人因其自命而拟诸舜臣，非取鬼与兽之义讥之也。刘宾客《嘉话录》：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人号曰白衣夔。审以鬼与兽讥之，奚必名之以白衣乎？是可悟当日品题之本意也。○王忠烈宪宗元和十五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卒，军士立其弟承元。承元曰：“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摄军务。承元请尽节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诸公肯从之乎？”众许诺。《质实》云：王承宗卒，谥忠烈。按《新唐书。藩镇传》：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封琅牙郡王，德宗贞元十七年卒，有司谥威烈帝，更为忠烈。子士真嗣，士真之子则承宗也。夫武俊虽初叛后服，然宪宗有忠节茂著之褒，故承元欲遵其志。若承宗者，囚天子之命吏，结蔡郓之逆藩，至于犯园林，戕宰相，此岂承元所愿效者？冯氏不加深考，漫以忠烈为承宗之谥，岂知承宗本无谥号耶！

　　○兖海曹华穆宗长庆二年，宣武押牙李作乱，忠武李光颜、兖海曹华，皆以兵讨，屡败之。《质实》云：兖、海、曹、华，四州名。按《新唐书。穆宗纪》：长庆二年七月戊申，李陷宋州。丙辰，兖郓节度使曹华及李战于宋州，败之。《曹华传》：华为兖海节度使，李叛，以兵取宋州，华不待命，以兵逆击，破之。冯氏不察，误以人名为地名，殊堪鼓掌。又《纲目》于元和十四年书以隶州刺史曹华为沂海观察使，《质实》云：曹华，宋州楚丘人。夫牧隶之曹华，即破之曹华也，乃前则据本传以详之，遂则凭臆见以释之，何耶？

　　○天末纪年分注各镇唐昭宣帝天四年，朱梁既篡，《纲目》于纪年处虽分注云：是年唐亡，梁、晋、岐、淮南、西川凡五国，吴越、湖南、荆南、福建、岭南凡五镇。然是时河朔诸镇尚存，镇冀则王，魏博则罗绍威，易定则王处直，卢龙则刘守光，皆唐时藩镇，唐亡而诸镇未灭，则应与吴越等分注于纪年甲子之下，不宜竟从删削，而专书吴越等五镇也。若谓河朔诸镇皆曾受梁封爵（梁以王为赵王，罗绍威邺王，刘守光燕王，王处直北平王），不异梁之属郡，故不复分注。则吴越诸镇何尝不受梁封爵乎？（梁以钱谬为吴越王，马殷楚王，高季昌渤海王，王审知闽王，刘隐南海王，隐卒，又以其弟岩袭封。）况高季昌又朱温所授节度使，当温时并未窃据，乃已列之为镇。而河朔各自拥兵据地者，反不书镇乎？若谓钱Α之吴越王，审知之闽，马殷之楚，高季昌之南平（初封渤海），刘岩之南汉（初封南海，又封越），皆有国号，则之赵，守光之燕，绍威之邺，处直之北平，又何尝无国号乎？说者又谓：《纲目》本据欧阳公《五代史。十国世家》为断，有世家则书，无世家则不书，故吴越等分注，而河朔诸镇独从略。然李茂贞之王岐，欧阳史并无岐世家，而《纲目》列之梁、晋之下，何以独遗河朔乎？《纲目》之意但以吴越等皆历数传，茂贞亦稍久，而河朔诸镇，则唐亡后不数年皆以次夷灭，是以分别如此。然既列之为镇，则吴越等固镇，而河朔亦镇，不应于未灭时即不书镇也，似宜于纪年甲子之下一例分注。如天四年丁卯岁下，则云是岁唐亡，梁、晋、岐、淮南、西川凡五国，镇冀、魏博、易定、卢龙、吴越、荆南、湖南、福建、岭南凡九镇。以后某镇于某年灭，则于某年下注某镇亡（魏博壬申年灭，卢龙癸酉年灭，镇冀、易定俱辛巳年灭），较为得实。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时始绝贡献，自为一镇，则丁卯以后五六年不应即书荆南为一镇，应于梁末帝时始列为镇耳，又夏州李仁福一镇，历五代至宋迄元始灭，则五代纪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诸镇也。

　　○西平王后唐庄宗同光四年杀李继麟（即朱友谦），时李绍琛（即康延孝）在蜀，其所将河中兵，河中将焦武等号哭于军门曰：“西平王何罪，合门屠脍！我辈归则同诛，决不复东矣！”绍琛遂反。《质实》云：郭崇韬追谥西平王。按此说非也。是时崇韬甫遭枉害，庄宗绝无恤典，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赠？诸将所称，乃谓朱友谦耳。友谦自朱温时镇河中，后附于晋，晋封为西平王，郭崇韬并无此封爵也。《五代史。康延孝传》载友谦旧将之辞曰：“朱公无罪，二百口被诛。”其文明白如此，而《质实》妄指为崇韬，杜撰亦甚矣。

　　○辽复号改号《纲目续编》：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复改国号曰辽。按石敬瑭天福二年，契丹改号辽，朱子大书于册。然自后有事止书契丹，故《续编》亦仍之。迨隆绪之初立也，复国号曰大契丹（太宗太平兴国七年）。阅八十馀年，而洪基复改称辽，自后遂以辽书之矣。夫改号、复号，国之大事。今耶律氏两改而中复，则当特书复号契丹于前，继书而改称辽于后，其事乃有序而可稽。隆绪之复号契丹，何以不特书于太平兴国中，而仅见于分注也？

　　○夏人、辽人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大败之。《发明》云：夏称人，贬之也。夏人轻举入寇，不为无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二年，辽人为夏请和。《发明》云：辽有救灾恤邻之意，故特进而称人，予在夷狄则责在中国矣。夫曰曲在夏，则既以宋之应兵为无过；曰责在中国，又似以宋之加兵为不仁，何其予夺之靡常也？且一人字耳，于夏曰贬，于辽曰进，然则夏人来归永乐之俘（元元年），斯何罪而贬之？辽人复来议疆事（神宗熙宁八年），又何德而进之哉？盖夏人、辽人，皆恒辞也，周氏之说转凿矣。

　　○昏德公、重昏侯建炎二年，金主吴乞买废上皇为昏德公，靖康帝为重昏侯，徙之韩州。绍兴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为天水郡公。按朱子《纲目》，晋云怀帝永嘉五年书汉人迁帝于平阳，封平阿公。六年又书汉封帝为会稽郡公，不仁降封平阿公为会稽郡公也。五代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书契丹封晋主重贵为负义侯，徙之黄龙府。隐帝乾二年，又书契丹迁故晋主重贵于建州，不云迁负义侯重贵于建州也。夫纪所封，以著其实，而仍故号，以存其体，朱子之权度精矣。今《续编》书法如此，较诸前书义例，迥不划一。

　　○留梦炎及第理宗淳四年，赐礼部进士留梦炎及第。《发明》云：《纲目》凡书赐及第，分注或载其同榜之人，或载其所上之策，今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纪，或所上之策不足录耳。周氏此说非也。国士遇我，国士报之。今者及第出于上赐，是以国士遇梦炎也。其后枢务，晋台司，实基于此。乃立人本朝，毫无匡救，似道专则顺之而已矣，国势危则逃之而已矣，敌兵至则降之而已矣，国士之报，果安在耶？《纲目》特笔书之，明其进身之始，受恩至重，而他日之反颜事仇，真狗彘弗若也，奚暇计其对策之常谈，与缀行之众士乎！或曰：是则然矣。宝四年文天祥及第，其书法与梦炎一例者何居？曰：信公亦状元宰相也，特书其赐第，正以明其不负科名也。

　　●卷十六○三皇五帝《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迁《五帝本纪》，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号见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不得谓三代以前无此称也。第未有专指其名者，其见于秦博士所议，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妄国《书序》乃以优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司马迁则以黄帝入五帝以内，而无少昊。郑康成依《运斗枢》注《尚书。中候》则以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司马贞因之作《三皇本纪》，亦以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孔颖达注《尚书》最尊安国，故其驳郑注谓女娲但修伏牺之道，无所改作，不得列于三皇。既不数女娲，则不可不取黄帝为三皇。又曰：安国之意以月考，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黄帝，依次以为三皇；秋曰少昊，冬曰颛顼，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尧、舜乃为五帝耳。然颖达又云：诸儒说三皇，或数燧人，或数祝融，以配牺农，其五帝皆自轩辕，不数少昊。《帝系本纪》、《家语》又皆以少昊即黄帝之子青阳，是颖达虽尊安国，亦未敢竟以黄帝入三皇之内，少昊列五帝之中，而显与史记相戾也（唐天宝中祀三皇则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则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盖用颖达之说）。宋五峰胡氏直断以孔子《系词》所述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元人胡一桂又从而引伸之，谓《孔子家语》自伏羲以下皆称帝，《易大传》、《春秋内、外传》有黄帝、炎帝之称，《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黄帝之文，可见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本皆称帝，秦以前未尝列之于三皇也。其三皇之号，终不可泯，则仍以秦博士所谓天皇、地皇、人皇者当之，而不必附会其人。此论较为直捷。然近日王西庄之谓：《系词》以羲神为上古圣人，黄帝、尧、舜为后世圣人，则羲、农宜为皇，黄帝宜为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则司马贞据康成说，以女娲充数，亦未为无据。西庄最尊郑学，故持论如此。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又如《三皇纪》谓炎帝神农氏，则神农即炎帝也，而谯周《古史考》则以炎帝与神农为二人。《史记》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则轩辕即黄帝也，而罗泌《路史》又以轩辕与黄帝为二人。岐说纷纭，学者固未便臆断矣。○尧、舜之禅不同舜受终文祖，摄位之后，又二十八载，尧乃徂落，《舜典》所记甚明。禹受命于神宗，若帝之初，亦是当舜在日即已摄位也。乃禹摄后，舜作何位置，及享寿又若干，典谟俱不载，但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何也！盖舜之禅与尧之禅不同，尧禅后竟全以天下付舜，而己一无所与，故舜摄位后，察玑衡，类上帝，辑瑞巡狩，封山浚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则虽命禹摄位，而身尚临御。故禹既摄之后，其征苗也，犹奉命而出，及班师，又劝舜修德以来之。可知传位虽有成命，尚不同尧之退处养闲。直至苍梧之崩，犹在帝位，故书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也。盖尧禅时已耄而倦勤，舜禅时尚康强无恙。观于过百之岁，犹远陟江汉，其矍铄可见，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爱闲谢事耳。○东、西周武王定鼎于郏辱阝，周公营以为都，是为王城，则河南也。周公又皆下都，以迁殷顽民，是为成周，则洛阳也。平王东迁，定都于王城，其时所谓西周者，丰镐也，东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乱，敬王徙都成周，《公羊传》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东周也。则是时王城为西周，而成周为东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是为河南桓公。桓公之孙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于巩，号曰东周，则此东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并非敬王所都之成周矣。分封于巩者曰东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则仍西周之号，此东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于成周自若也。《战国策》所谓周王者，都于成周之王也。所谓东周君、西周君者，则河南之都于王城及分封于巩者也。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曰故天子国，明乎是时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显王二年，赵与韩分周为二，于是东、西各为列国者，即河南之东、西周也。而显王抱空名，尚在成周，直至赧王始灭，则仍是敬王所迁之东周也（说见《吕氏大事记》）。故高诱《战国策》仍以东周列于首，盖以敬王所迁之东周在此，故首篇即载秦王求九鼎一事，明乎鼎虽在西周，而王则在东周，鼎乃王之鼎，西周不得而主之也。鲍彪不知敬王以后周王常都东周，而改以西周为首，所以致吴师道等之纷纷辩驳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说蔡九峰注《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周建子矣，而《诗》言“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则寅月起数，周未尝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记》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夫腊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则腊为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则寅月起数，秦亦未尝改也。至三十七年书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继书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郦山，先书十月、十一月，而继书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为正朔，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汉初仍秦正，亦书曰元年冬十月，则正朔改而月数仍不改也。以此知《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见厥祖”，其后复辟，亦所以十二月朔奉嗣王归于毫。两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礼，明是商改建丑之岁首，而云十二月，则仍以寅月起数，至丑月则十二月耳，非以丑月为正月也。蔡传又于《泰誓》“十有三年春”注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也。则并谓春夏秋冬四序，周时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

　　郎瑛《七修类稿》云：《史记》秦、汉纪年皆以十月起，渐次及于正月，而当闰之岁，归余于终，又皆为后九月。可见秦及汉初但改岁首，而未改月次，盖以建亥之月为正朔，而建寅之月仍为正月也。

　　▲改正朔即改月次之说《泰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国传云：此周之孟春也。孔颖达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案《三统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发师，至二月甲子咸刘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即周正建子之月也。

　　《诗》：维暮之春。郑康成注亦以为周之季春。

　　《周礼。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也。“正岁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周时以周正月为正月，夏正月为正岁也。

　　《杂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是节气仍旧，而月已改也。

　　《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朱子注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按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为季夏，四月为六月也。

　　《吕氏春秋》：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日。高诱注云：秦以十月为正月，故于是月受明年历日。是吕氏月令虽从夏正，而已见秦以十月为正月也。

　　《史记。秦本纪》每年皆以十月起，而叙汉高初为汉王，纪元之始，亦即曰汉元年十月，次叙十一月项羽破函谷关，十二月羽至戏。《汉书》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齿降魏，正月张耳等立赵王歇为赵王，而终之以后九月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婴降，下云春正月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颜师古注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改历之后记事者用夏正追改之，非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则十月即正月。今此正月，实当时所谓四月也。

　　《白虎通》引《尚书大传》言：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殷以十二月为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迈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

　　蔡邕《月令问答》云：孟夏，《月令》曰蛰虫始震，在正月也。

　　《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熊朋来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也。

　　以上二说，各有所据，然则何所折衷？曰：当以孔子《春秋》为断。《春秋》所书非时之变异，不一而足，今姑摘其最易见者证之。如隐九年春三月大雨震电，《左传》云：书失时也。杜注：夏之正月，未可雷电，故书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无冰。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应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应冰而不冰，故书也。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麦何关于秋？正以周之秋乃夏正之五月，故将获之麦及初种之苗俱为大水所害也。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菽，大豆也，周十月为夏八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则菽已久收，岂为霜杀乎？且其时霜正应时，何足为异乎？由此以观，则周改建子为正朔，即以子月为正月可知也。不惟月数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随月数而改可知也。周以既建子为正月，则秦改建亥为正朔，亦即以亥月为正月可知也。则《史记》、《汉书》于秦及汉初纪年皆从十月起，师古谓迁等以夏正追叙前事者，信不谬也。太初改历，本史迁及洛下闳建议，故既改从夏正之后，遂以夏正追叙前事，而以秦、汉之春正月为冬十月也。不然，则岂有一岁之首即以冬十月起数者乎？孔安国亦系汉武时人，身经太初改历，见从前承秦旧制，以亥月为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为正月，而于《尚书。泰誓》注之。由此可定蔡传所谓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说，究属臆见。然何以《小雅》四月维夏、《论语》暮春者及《吕氏月令》之类，周、秦亦有夏正错见也？曰：吾固于前说备论之矣。子为天统，丑为地统，寅为人统，古来原有此三正，更迭为用。故《甘誓》已有“怠弃三正”之语，初不自三代始。商、周虽改建丑、建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悖〕，如《尚书大传》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后，听其仍用国宗旧朔也。民间稼穑之事，盖亦听以夏正从事。夫迨失习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复颁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虽行周正于上，民间自行夏正于下。至战国而列国，亦无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错见于经书也。太初改朔之后，史迁不特以夏正改叙秦、汉事。按《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传传》则以为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马贞《索隐》谓《公羊》用周正，而《史记》则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属之明年。其后称孔子卒七十二岁，亦少一年也。则史迁叙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郡县田汝成谓郡县不始于秦，而引《左传》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事在周敬王八年，以为秦未置郡县以前之明证。此盖据秦孝公用商鞅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为秦置郡县之始故在敬王后也。不知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及五鄙为县之制，见于《周礼》，则置县本自周始。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而未及于侯国。若侯国之置县，则实自秦始，而非列国先有此制也。《史记》秦武公十年伐わ、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盖因周制王畿内有县，故仿之，每得一地，即置县，以为畿内地）。按秦武公十年乃周庄王九年、鲁庄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十八年。则列国之置县莫先于此，安得以百七十馀年以后晋人置县之事以为先于秦耶？惟《国语》管仲对齐桓有十乡为县之说，齐桓与秦武同时，则齐与秦之置县未知孰先孰后。然考之《管子》书，但有轨、里、连、乡、邑、率之类，无所谓县者，则《国语》所云十乡为县之说，或后人追记之讹，而齐桓时尚无县制（《管子。山国篇》有某县之田若干之语）。则置县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辨也。《国语》晋惠公许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曰：“君实有郡县。”其时列国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为明证。自后列国之有县，盖皆因秦制而仿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设县亦最早。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有“夷于九县”之语（注谓庄十四年楚灭息，十六年灭郑之类）。又庄王灭陈，杀夏征舒，因县陈。则秦武公置县后不久楚亦设县也。秦、晋相近，故晋之设县亦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为县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后，则不得谓设县不自秦始也。惟设郡之始，秦不经见。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汉中地，始置汉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纳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后，故吴师道谓：或者山东诸侯先变古制，而秦效之。然据晋惠公所云“君自有郡县”之语在鲁僖九年，则有郡亦莫先于秦，不得谓设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时县大而郡小，战国以后则郡大而县小。《左传》赵鞅与郑战，誓于众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注引《周书。作雒篇》曰：千里百县，县有郡。此县大于郡之证也（据此则郡亦周制）。《国策》甘茂曰：宜阳大县，名为县，其实郡也。尉缭曰：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史记》魏纳上郡十五县。此郡大于县之证也。吕氏《大事记》亦云：春秋时郡属于县，战国时县属于郡。此又郡县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汉时，凡受学者皆赴亦师。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自武帝向用儒学，立五经博士，为之置弟子员。宣帝因之，续有增置。于是施、孟、梁丘、京氏之《易》，欧阳、大、小夏侯之《书》，齐、鲁、韩之《诗》，普庆〔应是“庆普”〕、大、小戴之《礼》，严氏、颜氏之《公羊春秋》，瑕丘江公之《梁春秋》，皆在太学。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兴，起太学博士舍。肃宗又诏选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顺帝时，更修黉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馀人，士之向学者，必以京师为归。《汉书。翟方进传》：方进欲至京师受业，其后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后汉书。光武纪》：帝初之长安受《尚书》。杨终年十三为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周磐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左氏传》。申屠蟠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张衡入京师，游太学，遂诵五经。魏朗亦诣太学受五经。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鲁恭年十六，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闭户讲诵。包咸少时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魏应诣博士受业，习《鲁诗》。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如文翁之治蜀，修起学馆，招子弟为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阳，立学校；任延为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孙皆诣学受业；李忠为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

　　○郡国守相得自置吏汉时郡国守相皆自置吏，盖犹沿周制。《唐书》魏玄同疏曰：周穆王以伯ぁ为太仆正，而命之曰：“慎简乃僚。”此令其自择下吏也。《周官》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则掌兴贤诏事，是分任群臣而统以数职也。汉时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则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邮、从事则牧守自置之。按《汉书。高五王传赞》：汉初，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群卿以下，汉独为置丞相而已。是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惩吴、楚之祸，乃罢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则其令渐严；然二千石以下犹得置，故《通鉴》谓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国自置吏之故事也。《后汉书》：和帝问陈宠：“在郡何以为理？”对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属之故事也。又郡守置掾属，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谓：汉时惟三辅许兼用他郡之人。按《汉书。循吏传》：黄霸，淮阳人，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辅郡得用他郡人，其馀则否。京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请，尤可见掾属无不用本郡人也。魏、晋、六朝犹仍牧守置吏之制。《后周书。苏绰传》云：今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时尚然。《隋书》：刘炫对牛弘谓：往者州惟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今则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据此，则天下官员尽归部选之制，实自隋始也。唐时亦尚兼用汉制。沈既济疏云：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州县耳。《韩传》云：为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三百余吏员，吏部所补才十一，余皆观察使量才补职。则并州县亦观察所置矣。顾宁人引之，以为古时置吏得人，皆由于此。然此亦矫枉过正之论。吏归部选，则朝廷之权不下移；若听长官辟置，无论末俗浇漓，夤缘贿赂之风必甚，即其中号为贤智者，亦多以意气微恩致其私感。观史策所载，属吏之于长官已有君臣分谊，降及后世，若行之不变，未有不成党援门户、背公向私者。春秋时，晋杀栾盈，令栾氏之臣勿从。其臣辛俞行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世隶栾氏，于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鲁昭公攻季孙氏，孟孙、叔孙谋救之。叔孙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有季孙与无季孙于我孰利？”皆曰：“无季孙则无叔孙。”曰：“然则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败。是春秋时家臣之徇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东汉，气节相矜，并至有甘以身殉者。王充《论衡》云：会稽孟章父英为郡决曹掾，郡将挝杀无辜，英引为己罪，代将死。章为郡功曹，从太守讨贼，为贼所迫，亦代将死。《后汉书》：臧洪为太守张超所置功曹，超遣诣幽州，中道为袁绍所留，以洪为东郡太守。会曹操围超，洪乞师于绍以救超，绍不许，超竟破灭。洪乃与绍绝，绍兴兵围之。至城破被执不悔，卒以死殉。公孙瓒初为刘太守郡吏，太守坐事徙日南，瓒祭先人冢，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今与先人辞于北。”遂随太守往（亦见《魏志》）。太守欧阳歙欲举督邮繇延，主簿将引延上，郡吏郅恽起而言曰：“延资性贪邪，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直从曲，此既无君，亦复无臣！”则并显然有君臣之称矣。刘表遗从事韩嵩诣许，欲以观虚实。嵩曰：“若至京师，天子假一职，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不能复为将军死也。”更可见未仕于朝者犹为私臣也。甚至有为举主及长官持服者。荀爽为司空袁逢所辟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桓鸾为太守向苗所举孝廉，除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官奔丧，终三年。此为举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诛，故人莫敢至者，独属吏桓典收敛归葬，服丧三年。刘质以冤死，王允为质吏，独随至京，送丧还其家，终三年乃归。此为长吏持服者也。《后魏书》：公孙邃为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诏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除，可如故事。自余无服，殊觉寥寥，可齐衰三月。则感恩知已、私自制服之例，且上达朝听，至发诏为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讠延反，或劝其长史范义出走，义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庆远传》：梁武初为雍州刺史，辟庆远为别驾。庆远谓人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尽诚协赞，遂成帝业。可见六朝犹沿汉时长官得自置吏之制，而为所置者辄有君臣之分，抱节者虽能周旋患难，究何益于公家？桀黠者且至倾心于其主，如庆远等出死力以抗朝廷，此又长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宁人但见后世选法不尽得人，而以为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复用者。唐时固亦尝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韦皋在蜀，幕僚虽官显，不使入朝，即署为属州刺史，竟有终身不得见天子者。不特此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表李光弼为副知留后事，白敏中为宁节度使，亦表蒋伸为副，是节度副使亦得由藩镇自置矣。安禄山之能叛，岂非以数年前请以蕃将易汉将，故得广树腹心，一朝举事，争为效力，遂至倾陷两京，唐祚几覆！故德宗晚年，方镇副ヘ多自选于朝，防一日有变，则就授以节制，盖深虑威柄下移，易致尾大之渐也。

　　○汉初分郡之大汉初设郡，所重者中原之地，故布置密而幅员较小。自京兆、冯翊、扶风所统外，如河东、太原、上党、云中、雁门、代郡、定襄，则今之山西省也；河南、河内、陈留、颍川、汝南、南阳、魏郡，则今之河南省也；齐、燕之地亦仿此。计今一省之地，汉时本有八九郡，兼有王侯国在其间，原不甚稀阔。若会稽郡，则几及今之江、浙二省；南郡、江夏二郡，则即今之湖北一省：桂阳、武陵、零陵三郡，则今之湖南一省；庐江、九江、豫章三郡，则今之江西一省；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四郡，则今之广东、西二省；辽东、辽西、玄菟、乐浪四郡，则今之关东及高丽一国。盖其时蛮夷之地，甫经开辟，人户稀少，赋税讼狱亦皆轻减，故疏阔如此（《懒真子录》亦云：汉郡之大，只以会稽一郡考之，县二十有六，吴即苏州也，乌伤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阴即越州也，由拳即秀州也，太末即衢州也。乌程湖州也，余杭杭州也，鄞四明也。以此考之，即今浙东、西之地乃汉一郡耳）。至三国时，则渐分裂，如《吴志》孙策自领会稽太守，以朱治为吴郡太守，则汉时会稽一郡之地已分为二。又《夏侯玄传》万户之县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上令长如故，则其地之小益可见矣。

　　○汉时陵寝徙民之令汉制：天子即位，即营陵寝，而徙富民以实之。《汉书》：景帝五年作阳陵，募民徙陵，户赐钱二十万。武帝初置茂陵，赐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昭帝为母起云陵，募徙者，赐钱田宅。盖其时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辅富人平陵，则渐及富民矣。宣帝时募吏民资百万以上徙于昭帝平陵，以水衡钱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资百万以上者，则并及于达官矣。元帝筑寿陵乃勿徙，诏曰：安士重迁，民之性也，今使其弃坟墓，破产失业，非计也，今所为陵，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士乐业。成帝作初陵，继又改新丰戏乡为昌陵，又徙郡国豪杰资五百万以上者。哀帝作义陵，始又诏勿徙。今按《主父偃传》偃奏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上从之。似此议创于偃。然《车千秋传》：其先齐诸田，徙长陵。则高祖陵已徙民矣。《史记》籍孺、闳孺皆徙安陵，则惠帝陵亦徙民矣。今见于列传者：朱云，鲁人；魏相，定陶人，皆徙平陵。何并之，祖父平舆人，以吏二千石徙平陵。平当、郑崇之祖父皆以资百万徙平陵。萧望之，兰陵人；史丹，鲁人；尹翁归，平阳人；韩延寿，燕人；冯奉世，潞人，皆徙杜陵。又有一家而数徙者，《金敞传》所谓近臣皆随陵为园邸也。张汤本居杜陵地，子安世在武、昭、宣世辄随陵凡三徙，复还杜陵。杜周徙茂陵，至延年又徙杜陵。韦贤以昭帝时徙平陵，其子玄成别徙杜陵。张敞之祖徙茂陵，敞又徙杜陵。此皆徙民故事也。按汉制，人君即位，即营陵寝，固是先事储备。然多入贡赋，以实其中，则立法甚谬。《晋书》：建兴中盗发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索曰：“汉陵中物何多耶？”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其一入之。武帝享国长久，比崩，而茂陵不能容物。赤眉乱取陵物，不能尽，今犹有委积珠玉。此霸、杜二陵犹是俭者耳。”按《史记。孝文纪》言治陵皆以瓦器，不得用金银铜锡为饰。刘向谏昌陵疏亦言：孝文薄葬，足以为式。而《汉书。张汤传》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晋书。索传》又有此盗发霸陵金玉之事，则文帝陵藏物亦已多。《唐书》虞世南亦谓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三分贡赋，以一入之，后赤眉入长安，取之累月不尽。盖汉制本如是也。此则徒以耗天下之财，而转召摸金、发丘之祸矣。○大臣有罪多自杀《史记。宁成传》：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者。盖其时大臣多自贵重，不肯屈辱于狱吏故也。仲长统谓：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自裁之端，自是以来，遂以成俗。按贾谊疏：大臣有重罪，则白冠缨（丧服也），水如剑，造请室而请罪（示以自刎也）。武帝初，以文学进用赵绾、王臧。窦太后不好儒，乃阴求绾、臧罪，召案，绾、臧即日自杀。张汤被罪，上使赵禹责汤，汤不服。禹曰：“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对簿为？”汤乃自杀。后上知汤为三长史所陷，尽诛三长史。而丞相庄青翟亦与三长史有谋，青翟亦自杀。李广失律，召对簿，广不肯对簿，自杀。李蔡以丞相侵庙Й地，当下吏，亦自杀。周阳由与郡守胜属公相讦，胜屠公义不受刑，乃自杀。萧望之被收入狱，呼朱游曰：“游！趣和药来！”遂饮鸩死。朱博为丞相，坐事，当诣廷尉，乃自杀。冯参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诣廷尉，乃自杀。后汉司徒刘芳策免，自杀。窦宪收印绶，即日自杀。杨震罢归，行至城西夕阳亭，饮鸩自杀。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体，宁轻生以免辱，亦一时风尚使然也。后遂有以此为例，而逼令死于家者。《翟方进传》：成帝赐册曰：“今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如淳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车，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即以丞相不起闻。此赐死法也，亦见卫宏《汉官旧仪》。按赐牛酒，本朝廷所以优大臣告病之礼。《史记。公孙弘传》：弘以病乞骸骨，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疾瘳，仍起视事是也。今赐大臣死亦用之，使若病终，又以全大臣之体也。○刺史守令杀人不待奏《汉书》：义纵为定襄守，掩狱中重罪二百馀人，及宾客兄弟私用入视者亦二百馀人，一切捕鞫，坐以谋为死罪解脱，尽杀之，共四百馀人。尹赏为长安令，治狱，穿地深数丈，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狱。捕得少年恶子数百人，尽入狱，数日发视，皆相枕籍死。何并为长陵令，侍中王林卿犯法，并急追之，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并至，轩其头，悬都亭下。《后汉书》：史弼为河东太守，当举孝廉，中常侍侯览遣诸生赍书属之，弼即付狱拷死。董宣为北海相，有大姓公孙丹造宅，卜者以为当有死者，丹乃杀路人，置尸舍下以厌之。宣即收丹父子，杀之。其亲党三十馀人操兵称冤，宣又尽杀之。可见当时守令杀人，不待奏报也。不特此也，严延年为涿郡守，遣掾赵绣按乡豪高氏，绣为轻重两劾，欲先白其轻者，若延年意怒，乃出重劾。延年逆知其意，俟其白轻时，索其怀，得重劾，即收入狱，杀之。李膺为司隶校尉，中常侍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赃无道，惧膺威严，逃还让第，藏于合柱中，膺破柱出杀之。桥玄为汉阳太守，上わ令皇甫真有赃罪，玄收考，竟笞死于市。王宏为恒农太守，有事宦官买爵者，虽二千石亦拷杀之。则并可专杀职官矣。又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倚中官势犯法，南阳、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杀之。杜诗为待御史，安集洛阳，将军萧文纵兵暴掠，敕晓不改，遂格杀广。则并可专杀中官及武臣矣。王温舒为河内太守，始至，令郡具私马五十匹，置驿，奏请所捕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得报二日而至，所诛杀流血十馀里。盖豪猾族刑非常法，故特奏，若罪之丽于常法者，不奏也。《元后传》：绣衣御史暴胜之奏杀二千石，诛千石经以下。是诛二千石须奏，诛千石以下不待奏也。按汉制，戟即为斧钺，故凡列戟者，即得专生杀（见《后汉书。郭躬传》）。魏晋六朝则以持节为重。《南齐书》：王敬则枉杀路氏，氏家诉冤，上责敬则：“人命至重，何以不启闻？”敬则曰：“臣知何物科法？见背后有节，便谓应得杀人。”是六朝凡刺史持节者亦皆得专杀。故累朝虽有诏申禁，如宋孝武诏：非临阵不得专杀，其罪人重辟，皆先上，须报乃行，违者以杀人论罪。告戒未尝不严切也。然《南史》吉翰为刺史典签，欲活一囚，因翰八关斋日上其事。翰明日谓典签曰：“卿意欲活此囚，但囚罪重，卿欲活之，便当代任其罪。”乃收典签杀之。是刺史并得杀签帅矣。沿及隋、唐，尚仍旧制。《隋书。陈孝意传》：太守苏威欲杀一囚，孝意力谏不听，乃解衣请先受死，威乃释囚。是隋时刺史亦得杀人也。《唐书》：刘仁轨为陈仓尉，有折冲都尉鲁宁暴横，仁轨榜杀之。太宗以其刚正，擢为咸阳丞。《封氏闻见记》：崔立为雒县，有豪族陈氏为县录事，向来县令以下受其馈，皆与之平交。立倒任，陈氏犹以故态见，立命伍伯曳之杖死。陈氏子弟相率号哭，围塞阶屏，立一一收录，尽杀之。是唐时县令、县尉犹得专杀人也。至于军旅之际，更不待言。李光弼以侍御史崔众狂易，收系之，会使者至，拜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使者纳诏不敢也，乃斩众以徇。兵马使张用济赴军逗留，光弼亦斩以徇。真源令张巡守雍丘，有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以力不敌贼，劝巡降。巡设天子画像于堂，遂斩六人。张镐按军河南，以刺史闾丘晓不救睢阳，致张巡陷没，亦杖杀晓。此更因军事严切，不可以常法论也。直至有宋，州郡不得专杀之例始严。《宋史。本纪》：太祖尝曰：“五代诸侯跋扈，枉法杀人，朝廷不问。自今诸州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覆视之。”遂著为令，自此诸州大辟皆上刑部审覆。然《宋史》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略问数语，即命斩之。王诏知汝州，有铸钱卒骂大校，诏即斩以徇。舒为临海尉，有使酒骂后母者，命执之，不服，即斩之。是宋时州县亦尚有专杀之例也。○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汉自孝文帝遗诏以日铁月，遂著为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丧。《汉书。翟方进传》：方进遭母忧，自以备位宰相，不敢逾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即起视事是也。其有欲行丧者，则必须奏请。《后汉书。赵熹传》：熹遭母忧，乞身行丧，明帝不许，遣使者为释服。《桓焉传》：焉为太傅，以母忧自乞，诏以大夫行丧逾年即夺服。《桓郁传》：郁亦以母忧乞身，诏以侍中行服。邓骘遭母忧，乞身行服，章连上，乃许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刘恺传》：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朝，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其时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者，诏下公卿议，多以为不便。恺独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师，谓宜以身先之，而议者谓不便，是犹浊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后乃从之。然《赵岐传》：岐为司空掾，议二千石得去官为亲行服。又《荀爽传》：爽奏曰：“孝文皇帝过自谦抑，故遗诏以日易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丧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以后行丧之制又废。考安帝建光元年复断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桓帝永兴二年又听刺史、二千石行丧服，延熙二年复断此制，是终汉之世，行丧不行丧迄无定制。惟其有不服丧之制，而士大夫有独行己见、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如《铫期传》：期父卒，服丧三年，乡里称之是也。并有以兄弟丧而去官者，如杨仁为什邡令，以兄丧去官；谯玄为太常丞，以弟服去官是也。（《晋书》：郑默为大鸿胪，遭母丧，旧制，既葬还职。默恳终丧，遂改去，定令大臣终丧，自默始。又华е都督河北诸军事，父病辄还，仍遭丧。旧例，葬讫复任，е固辞忤旨。是晋时大臣亦不行三年丧，至郑默奏请始定终丧之制也。）

　　○两汉、六朝谥法汉以来谥法，皆与其官爵并称，大者则曰某王，次曰某侯，盖犹春秋、战国之遗法也。《汉书》：霍去病谥景桓侯，周绁谥贞侯，靳歙谥肃侯，傅宽谥景侯之类。其时凡赐谥者，本皆列侯，故皆云某侯，而未有称伯、子、男者。六朝时，则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别王、公、侯、伯、子。如王琳谥忠武王，刘秀之谥忠成公，王弘谥文昭公，王俭谥文宪公，沈庆之谥忠武公，王敬弘谥文贞公，徐勉谥简肃公，王茂谥忠烈公，褚渊谥文简公，刘π谥昭公，王广之谥壮公，柳庆远谥忠惠侯，萧颖达谥康侯，曹世宗谥壮侯，吕安国谥肃侯，萧景先谥忠侯，刘善明谥烈伯，萧赤斧谥懿伯，沈君理谥敬子，沈君高谥祁子，陆缮谥安子，沈炯谥恭子，陆杲谥简子，庚杲谥贞子，凡谥皆连爵并称，非如后世但赐某谥也。又《裴子野传》：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谥，字野以令望特赐谥贞子。陶弘景赐谥贞白先生，刘赐谥贞简先生。《北史》：李谧赐谥贞静处士。此则官位例不及谥，而出于特恩者，乃后世特赐谥之始也。《后汉书》：夏恭卒，诸儒私谥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曰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谥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将军何进移书陈留太守，累行论谥，佥曰宜为贞节先生。陈实卒，海内赴吊者三万馀人，共谥为文范先生。此又后世私谥之始也。然私谥究非礼，故荀爽尝著论正之，见《后汉书》爽本传。又《宋史》：张载卒，门人欲谥为明诚夫子。司马光曰：《礼记》言古者生无爵，死无谥。《檀弓》书礼所由失，谓士之有诔，自县贲父始。曾子曰：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惟天子则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犹为非礼，况弟子而诔其师乎？孔子殁，哀公诔之，不闻弟子复为之谥也。“是温公亦以私谥为非礼，与爽同。

　　按《左传》：楚太子商臣弑成王，先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则古人之谥，有在将死时者（按：《国语》楚共王将葬议谥，子囊谥之曰共，则古法上谥必在将葬，商臣于成王之死而即谥之，乃悖逆之为，非常例也。）。卫灵公出奔，北宫喜及析朱Θ复之，灵公赐喜谥曰贞子，赐Θ谥曰成子。则又有生前定谥者。楚共王临卒，谓诸臣曰：“我死，请为灵若厉。”盖自谦也，则又有生前自谥者。又古谥法多用一字，间有二字者，如考烈、慎静之类也。并有用三字者，如贞惠文子是也。然大概用一字居多。近代谥法率用二字，盖便于其子孙之称也。《唐书》：吕卒，博士独孤及谥曰肃。严郢以故事宰相谥皆二名。及谓：“义在美恶，不在多名，文王、周公、晋重耳谥曰文，冀缺、宁俞、随会谥曰武，二名之谥非古也。汉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以一名不尽其善，故有文终、文成、景桓、宣成之谥。唐兴，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爱君忘身，近贞，二者不可偏废，故曰文贞。萧端直，近贞；性多猜，近褊，故曰贞褊。若迹无异称，则易以一字，故杜如晦、王、陈叔达、温彦博、岑文本皆当时宰相，谥不过一名。而曰故事当二名，殊所未闻。”乃不改。后郑瑜卒，博士徐复谥曰文献。李巽谓：“二谥非古。”复谓：“二谥，周、汉以来有之：威烈、慎静，周也；文终、文成，汉也。”乃诏从复议。此后世二名之谥之所始也。又古人易名之典，必核其人之生平，未尝专著其美而讳其恶。秦、汉以上不具论，《晋书》：陈准死，太常议谥。嵇绍曰：“谥所以垂不朽，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准宜谥曰缪。”何曾卒，议者以其食日万钱，谥曰缪丑。谢石卒，范宏之议以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墨襄公。《宋书》：何勖谥荒公。《南史》：萧子显卒，请谥，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谥曰骄。”萧卒，谥替侯。沈约卒，谥隐侯。徐陵卒，谥章伪侯。周敷为周迪所欺被害，谥曰脱。《北史》：郑羲卒，尚书奏：“《谥法》博文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乃谥为文灵。魏于忠谥武丑。穆崇死，请谥，太祖览《谥法》述义不克曰丁，遂谥为丁公。后周薛善谥缪。宇文直谥刺。《唐书》：许敬宗卒，博士以其弃子荒徼，嫁女蛮中，谥曰缪。其孙讼之，始改谥蔡，宋庆礼卒，太常以其好巧自是，谥曰专。他如李程谥缪，房式谥倾，马畅谥纵，韩宏谥隐，韦绶谥通丑，于ν谥厉，高璩谥刺，裴延龄谥缪。元载初谥曰荒，德宗改为成纵。杨炎初谥肃愍，孔驳之，乃改平厉。宋夏竦初谥文正，司马温公驳之，因改谥文庄。陈执中卒，韩维上疏，请谥荣灵。是唐、宋时谥犹兼美恶也。近代有谥者，但于美谥之中稍存轻重，而无复加以恶谥者。盖古时三品以上，例皆赠谥，而其人之贤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无褒贬。近代大臣身殁，其应赠谥与否，礼部必先奏请，请而得谥，其人必为朝廷所眷惜之人，其谥自有褒无贬也。（谥之最丑者莫如炀。《左传》、《史记》所载不具论，汉惟东平王云、长沙王旦，元魏初有纥那追谥曰炀帝。陈后主死于隋，赠长城公，谥曰炀。此外则隋炀帝、金海陵炀王，皆名实相称。惟后周齐王宪，身为贤王而冤死，死后亦谥曰炀，此最枉者。）

　　○汉、唐食封之制秦、汉时，列侯无封国者曰关内侯。其有封地，则即食某地之户，而自遣人督其租。至唐犹然。《史记》：吴、楚七国反时，列侯当从征者，其封邑皆在关东，欲贷子钱，而子钱家以胜败未可知，不肯贷。此汉时封邑食租之大概也（《后汉书》注，封邑每户输二百）。《唐书》霍王元轨常遣国令督封租，令请贸易取赢，王曰：“汝当正吾失，反诱吾以利耶？”《王嗣立传》：中宗时恩降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县，皆据天下上腴，随土所宜，牟取利入，为封户者，急于军兴。嗣立极言其弊，请以丁课尽送大府，封家谐左藏支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宋务光亦言：“滑州七县，而分封者五。国赋少于侯租，入家倍于输国。乞以封户均余州，并附租庸使岁送，停封使，息驿传。”是征租者并乘驿矣。《宋传》：武三思封户在河东，遭大水。奏灾地皆蠲租。有谄三思者，谓谷虽坏而蚕桑故在，请以代租。为所折。《张廷传》：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韦温等封户在河南北，讽朝廷诏两道蚕产所宜，虽水旱得以蚕折。廷固争得免。可见唐时封户之受困，虽国赋不至此也。宪宗时始定实封，节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实封百户，岁给绢八百匹、绵六百两；不兼宰相者每百户给绢百匹；诸卫大将军每百户给三十五匹。盖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征，而一概尽给于官矣。○元魏子贵母死之制汉武实将立昭帝为太子，先赐其母钩弋夫人死，盖惩吕后之祸也。元魏则遂以此为定制。道武帝晚而生明元，将立为太子，乃赐其母刘贵人死。道武谓明元曰：“昔汉武帝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使外家为乱也。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祖，为长久计。”明元哀泣不自胜。《道武刘皇后传》云：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必先赐死。后以此法薨。刘皇后即刘贵人也。又明元帝杜后亦如此。世祖即位，转奉乳母窦氏为皇太后。文成帝妃李氏初为宫嫔，生献文帝，将立为太子，冯太后依故事，令其条记南是只弟临决，拊胸恸哭而死。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袭前事，亦因冯太后意，仍依旧制惨死。惟世宗灵后胡氏孕肃宗时，宫廷中以故事惟祈生诸王公，不愿生太子，独胡氏言：“天子岂可无太子？何可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同列又劝后为计，后不听，尝誓云：“所怀是男，将为长子，子立身死，所不辞也。”乃生肃宗，后竟不赐死。肃宗立，尊为皇太后，遂临朝称制，恣行秽浊，并鸩肃宗，而魏随以亡，后亦为尔朱荣沉于河而死。子贵母死，本属矫枉过正。汉之马、邓，宋之章献、宣仁，何尝不有功于国家？乃必使人主先绝其天性之亲。则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义，何以君临天下？卒之防患虽严，而偶一破例，前此数代之冤祸，即中于此一人以报之，驯至破家亡国。是知灭绝天性以防祸者，未有不转召祸也！○元魏族诛之法最惨夷三族，本秦之酷法，汉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然景帝于晁错，武帝于郭解、主父偃等，犹皆族诛。沿及三国、六朝，此刑不废，而元魏尤最惨。卫王仪之弟觚使于燕，为所杀。太祖平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夷五族。崔浩之诛也，清河崔氏无远近皆死，又波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则母党、妻党及女家俱诛矣。其时浩等百二十人皆族，赖高允谏，故仅施之浩。世祖曰：“非允言，当有二三千人流血矣。”崔颐、崔模与浩叙族，因浩平日常轻其家世，模曰：“桃简（浩小名）止可轻我，岂合轻周儿（颐小名）？”此语流闻已久，二家始得免。崔宽以远来疏族，亦得免。可见当时族诛之令，果系同族，皆不免也。刑罚之滥，至此极矣！迨孝文帝始减令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门，门诛者止其身。常员与常禽可诬谤朝政，有司奏夷五族，诏罪止一门，稍轻减矣（孝文时崔挺谏曰：“一人有罪，延及合门，则司马牛受桓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不亦哀乎！”故帝减其制）。然一人犯法，累及门族，仕宦时未必共享其福，诛戮时乃共受其祸，揆诸罪人不孥之义，可痛心也！卒之河阴之役，诸元为尔朱氏歼灭几尽。北齐文宣帝又以光武中兴为王莽杀诸刘不尽，乃大杀元氏子孙。本纪谓杀三千馀人，《元韶传》谓死者七百二十馀人，岂非当日族诛之报耶！后世惟谋反者门诛，谋叛者其孥仅流徙，可谓仁至义尽矣。（唐李反，伏诛，诏削一房属籍。宰相问蒋：“一房自大功乎？”曰：“大功，之从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可昧其勋乎？”曰：“期可乎？”曰：“期者，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可尽削其子乎？乃止一身及其子息。是门房亦尚无定制也。）○元魏百官无俸北魏之制，百官皆无禄。高允在世祖时，犹令诸子樵采以自给。至孝文帝始班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升，以为官司之禄，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又《于忠传》：高祖以国用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至忠得政，始复之。是制禄后又有减削也。《北齐文宣纪》：自魏孝庄后，百官绝禄，文宣即位，始复给焉。则于忠复额俸之后，孝庄时又停，直至齐文宣再给也。

　　○华林园有三处六朝时，华林园凡有三处。其在洛阳者，裴松之《魏志注》云：本东汉之芳林园，魏明帝青龙三年于其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魏略》：明帝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群臣皆负土成山，树松柏竹木于其上，捕山禽杂兽于其中。及齐王芳即位，以芳字犯讳，乃改为华林。后北魏孝文帝迁洛，又葺之。《魏书。崔长文传》：孝文帝迁洛，命长文营购华林园。又《茹皓传》：皓领华林诸作，为山于天渊池西，采北邙佳石，徙竹汝颍，颇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幸华林园，听讼于都亭。八月，又幸华林，亲录囚徒。二十二年八月，讲武于华林。孝明帝熙平元年，诏放华林野兽于山泽。孝昌二年，诏直言敢谏之士尺集华林东门，人别引见，共论得失。尔朱兆破元颢，孝庄帝渡河，先入居华林园。又南安王正为相州刺史，帝饯之于华林都亭，诏并赋诗，不能者听射。北海王详常别住华林园西隅，宣武帝每潜至其处肆饮终日。杨椿告老，孝庄帝宴于华林园，下御座执手流涕。《杨津传》：咸阳王禧反，宣武帝驰入华林园，惟津不同逆。《高肇传》：宣武引见肇于华林，肇惶惧，举动失仪。此洛阳之华林园也。其在邺都者，《晋载记》：石虎使张群发近郡男妇十六万、车十万，运土筑华林苑于邺北，又凿北城引水以灌之，盖仿洛阳之华林园而为之。其后东魏迁邺，仍以为游幸之所。孝静帝天平四年，幸华林园理讼。元象元年，幸华林都堂听讼。又尝宴高澄于华林园。北齐孝昭帝篡位时，令平秦王高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斩蛾永乐。武成帝宠其子俨，以为中丞大司徒使以卤薄仪卫导之出，帝与胡后在华林东门隔幕观之。北邺中之华林园也。其在建业者，《金陵新志》云在台城内，本吴旧宫苑也。晋南渡后，仿洛阳园名而葺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听讼于华林园。少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文帝又筑景阳山于华林园。齐东昏于华林设市，所谓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梁武帝命于华林园总集释典。简文帝游华林，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此建康之华林园也。三处皆有华林园，阅史者几致淆惑，故分析于此。盖其始本自洛阳有华林园，因而晋南渡后以吴时旧宫苑仿之，于是有建康之华林。石虎都邺，亦仿洛阳规制，于是有邺都之华林。古时宫苑多有仿旧名而为之者。如长安有乐游原，乃汉宣帝建乐游庙于其地，因有此名。后隋文帝既迁长安于故城北二十馀里，而唐时太平公主筑池观于乐游原上，则必非汉时乐游旧地可知，地改而名仍旧也。又金陵亦有乐游苑。《建康实录》：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乐游苑。顾野王《舆地志》所谓覆舟山在乐游苑内是也。汉武帝凿昆明池于上林，以肄舟师。而金陵之玄武湖亦号昆明池。《太平御览。京都记》：齐武帝习水军于其中，号曰昆明池。沈约《登覆舟山》诗所谓“南瞻储胥馆，北望昆明池”是也。

　　●卷十七○三大迁盘庚迁殷，虑民之不愿，几经诰谕，犹不胜荡析离居之怨。后魏孝文将迁洛，亦虑群下不从，乃以南伐为名，发自平城，羽骑三十馀万。既至洛阳，趣前军先发。群臣苦谏，魏主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群臣不得已，始定迁都之计。盖动大众、兴大役如此之难也！乃董卓迁献帝都长安，会议之日，即趣大驾西行，令部将烧洛阳城外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居，一扫而尽。徙洛阳数百万口，步骑驱蹙，更相践踏，积尸盈路，莫有敢不从者。高欢以洛阳西近西魏，南近梁境，乃议迁魏帝于邺。书下三日即行，四十万户狼狈就道，亦莫敢拒。朱温劫唐昭宗迁洛阳，使寇彦卿迫请，即驱长安居人以东，人皆拆屋为筏，浮渭而下，虽号泣满路而都竟迁。劳民动众之事，往往有以无道行之而克济者。

　　○六朝重氏族六朝最重氏族。盖自魏以来，九品中正之法行，选举多用世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散骑侍郎。《张缵传》：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他人不得与。徐坚《初学记》亦谓秘书郎与著作郎，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故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齐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伞。《梁武帝纪》：旧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后门以通〔过〕立始试吏。魏孝文光极堂大选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王俭属王琨用东海郡吏，琨曰：“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为复夺之？”此其大较也。是以矜门第者高自标置。崔忄尝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惟我与尔。”荀伯子亦谓王融曰：“天下膏梁，惟使君与下官耳。”其视后门寒素不啻如良贱之不可紊越。赵邕宠贵一时，欲与范阳卢氏为婚。卢氏有女，其父早亡，叔许之，而其母阳氏不肯，携女至母家藏避。崔巨伦姐眇一目，其家议欲下嫁，巨伦姑悲戚曰：“吾兄盛德，岂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到蔡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兴宗亦不呼坐。何敬容与到溉不协，谓人曰：“到溉尚有馀臭，遂学作贵人。”以其祖彦之担粪也。间有不恃门第，肯降心俯就卑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传为盛德之事。（《羊欣传》：不肯为会稽世子元显书扇，元显乃以欣为后军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不以为意。《王筠传》：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筠初仕为尚书郎，或劝不就，筠曰：“陆平原、王文度皆尝为之，吾得比踪昔人，何多所恨！”）而单门寒士，亦遂自视微陋，不敢与世家相颉颃。如吴逵有至行，郡守王韶之擢补功曹，逵以门寒固辞不就。宗越本南阳次门，以事黜为役门，后立军功，启宋文帝求复次门。其有发迹致通显，得与世族相攀附，已为荣幸之极。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敬则闻之曰：“我南沙小吏，徼幸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夫复何恨！”会稽郡最重望计及望孝，蔡兴宗为郡守，举孔仲智子为望计，贾原平子为望孝。仲智本高门，而原平一邦至行，遂与相敌。孙搴寒贱，齐神武赐以韦氏为妻。韦氏乃士人女，时人荣之。郭琼以罪死，其子妇范阳卢道虞女也，没官，神武以赐陈元康。元康地寒，人以为殊赏。可见当时风尚，右豪宗而贱寒，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请各郡立学，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者为学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贡举猥滥，乃诏州郡慎所举，亦曰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杨公则之在湘州也，悉断单门以贿求州职者，所辟皆州郡著姓。梁武至班下诸州以为法。宋弁为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为时人所非。张缵、李冲、李彪、乐运、皇甫显宗之徙，欲力矫其弊，终不能挽回万一。（缵为吏部，后门寒素皆见引拔，不为贵门屈意。李冲以魏孝文有高卑出身各有常分之诏，上疏曰：“未审上古以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梁地，为欲赞益时政？”李彪疏曰：“陛下若专以门第，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显宗曰：“陛下不应以贵承贵，以贱承贱。”乐运曰：“选举当不限资荫，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甚至习俗所趋，积重难返，虽帝王欲变易之而不能者。宋文帝宠中书舍人弘兴宗，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尔。若往诣球，可称言旨就席。”及至，弘将坐，球举扇曰：“卿不得尔。”弘还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他日帝以语球，欲令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尉军府参军主薄，宋孝武帝尝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其宠之如此。及僧真启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学攵、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学攵，登榻坐定，学攵命左右：“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造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路太后兄庆之孙琼之诣王僧达，僧达了不与语。去，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泣诉帝，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见辱，乃其宜耳。”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官枢要，欲诣同省张敷，恐其见轻，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何忧不坐？”及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床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建元中，欲以江谧掌选，诏曰：“江谧寒人，不得等竞华侪，然甚有才干，可迁掌吏部。”用一寒人，至特发明诏，似有不得已者。侯景之请婚于王、谢也，梁武帝曰：“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而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乞上籍出身州从事。始兴王忄詹命庾荜用之，荜不可，忄詹不能折，乃止。后荜子乔为荆州别驾，州人范兴话以寒贱仕叨九流，选为州主簿。梁元帝勒乔听兴话到职，乔曰：“乔忝为端右，不能与小人范兴话为雁行。”元帝乃停兴话。北齐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忄妹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历观诸史，可见当时衣冠世族积习相仍，其视高资无仕，本属分所应得，非关国家之简付。毋怪乎易代之际，莫不传舍其朝，而我之门户如故也，甚且以革易为迁阶之地，记传所载，遂无一完节者。而一二捐躯殉国之士，转出于寒人。世风至此，国谁与立？可为浩叹者也！《唐书。高士廉传》：太宗以山东人士好尚阀阅，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参考史传，先宗室，后外戚，抑新门，褒旧望，右膏梁，左寒，第为九等，而崔氏犹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诏曰：“曩时南北分析，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天下一家，当朝擢用古称立德、立功、立言，次即有爵。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氏族志》，颁行天下。”然则此风唐初犹未艾，太宗固尝欲力矫其弊。然观士廉及李义府传谓，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后房玄龄、魏徵、李等仍与为婚，故望不减，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后转益自贵，称禁婚家，凡男女，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杜羔传》：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可见唐中叶以后，民间犹仍此风。《五代史。崔居俭传》：崔氏自后魏、隋、唐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到其子孙，犹以门望自高。又唐庄宗以卢程不能草文书，乃用冯道为不掌书记。程故名族也，乃大恨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耶！”则五代则犹有此风矣。《袁朗传》：袁自汉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为司徒、司空者四世，淑、ダ、察皆死难。朗自以人地虽琅牙王氏多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为伍。朗孙谊亦曰：“门户者，历世名节，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东人尚婚媾，重利禄，何足重哉！”此则以节行为门户，较胜于势位相高者矣。

　　○谱学《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谱，而不知谱所自起，以问刘杳。杳曰：“桓谭《新论》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于周代也。”按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唐柳芳之论曰：“按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唐柳芳之论曰：三代多世官，其后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则文、武、宣、成；氏于官，则司徒、司马；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乙、匠、陶。汉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汉邓氏已有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权归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谱学出焉。晋太元中，贾弼撰《姓氏簿状》，朝廷给以令史缮写，藏秘阁及左右户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刘湛好其书。何承天亦有《姓苑》二篇，湛又撰《百家谱》以助铨序。齐永明中，王俭又广之。而弼所撰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名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希镜传子执，执传其孙冠，故贾氏谱学最擅甸。梁沈约谓：晋咸和以后，所书谱牒，并皆详实，在下省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此即贾弼所撰者）。宋元嘉中，始以七条征发，于是伪状巧籍滋多。齐设郎令史以掌之，益行奸货，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宋、齐二代士庶不分，实由于此。梁武因沈约言，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因贾弼旧本考撰成书，凡《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南北谱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谱学。此南朝谱学之源流也。北朝虽专门者少，然魏太和中，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名方司格。又魏收撰《魏书》成，杨谓收曰：”此可为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亲姻，至为繁碎。收曰：“自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技派。”则亦以此事为郑重也。唐兴，言谱学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其学。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按《唐书。路敬淳传》：敬淳明姓系谱，自魏、晋以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衣冠系录》等百余篇。《柳冲传》：太宗已命诸儒撰《氏族志》，其后门胄兴替不常，冲请改修，乃诏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徐坚、刘宪、吴兢与冲共订。先天中，又诏冲等撰《姓系录》。开元初，又诏冲与薛南金再加刊定。《韦述传》：述好谱学，在秘书私写柳冲《姓系录》，归而谛玩，故于百氏源流为详，更撰《开元谱》二十卷。《李守素传》：守素淹通姓氏，虞世南尝与论江左人物，世南犹能记忆，至北地诸侯次第，守素皆有援据。世南但笑而不答，曰：“肉谱可畏！”遂号“肉谱”。《孔至传》：至与冲、述等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去之。说之子方有宠，闻之甚怒。至惧，欲增损。述曰：“丈夫奋笔成一家书，奈何为人动摇”！（亦见《封氏闻见记》）此李唐重谱学之大概也。其时有以私意为高下者，人辄非之。许敬宗以贞观所定《氏族志》之不载武后本望，李义府亦耻其先世不见叙，更奏删正，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进者亦得入，缙绅嗤之，以为勋格。又可见谱学之严，虽有当朝势力，不得遽为升降也。按郑樵《通志》谱系凡六种一百七十部，至马端临《文献通考》，所存者不过数家矣。盖五代以后，不崇门阀，故此学遂不复讲，又可以见各朝风尚不同矣。

　　按：六朝时贾氏、王氏谱学已不可考，其见于《唐书》者，曰：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其郡姓中，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军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丙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北齐因之，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江左凡郡上姓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以上品茂姓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为右姓。

　　○六朝忠臣无殉节者魏、晋以来，易代之际，能不忘旧君者，称司马孚、徐广。故王琳故吏朱乞葬琳，首书曰：“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家；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按《晋书。司马孚传》：晋武受禅，陈留王出就金墉城，孚拜辞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宋书。徐广传》：广在晋为大司农，宋武受禅，恭帝逊位，广哀感流涕。谢晦曰：“徐公将无小过？”广曰：“君是兴朝佐命，身是晋室遗老，悲欢之致，固是不同。”是二人者可谓知君臣大义矣。然孚入晋仍受封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广入宋，亦徐中散大夫。抑何其恋旧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又如谢フ，当齐受禅时，フ为侍中，当解玺，フ佯不知。传诏催令解玺，フ曰：“齐自应有侍中。”遂不赴。然齐受禅后，フ仍以家乞郡，为义兴太守。王琨之于宋顺帝逊位也，攀车恸泣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然齐高帝即位后，琨仍加侍中，高帝崩，琨又不侍车而步行入宫。然袁昂当梁武起兵时，独拒守。闻东昏死，举哀恸哭。马仙卑初亦与梁武相抗，谓其下曰：“我受人寄任，义不容降，君等各自有亲，我为忠臣，君为孝子。”乃悉遣其下，独与壮士数十人拒守。后俱执送建康，昂仍仕梁为侍中，仙卑亦为梁将，且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饲之，便复为用。”《北史》：裴让之当魏静帝逊位，执手流涕，入齐，仍为清河太守。北齐傅伏守东雍州，周武既破并州，令其子世宽来招。伏不受，曰：“此不忠不孝，愿即斩之。”及闻后主被获，乃降，入周仍为岷州刺史。窦炽当隋文帝将受禅，自以世受周恩，不肯署笺劝进，然入隋仍拜太傅，加殊礼。柳机当隋文作相时，周代旧臣皆劝禅让，机独义形于色，无所陈请，然入隋仍拜卫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颜之仪当周宣帝崩，郑泽矫诏以隋文帝辅政，之仪不肯署诏。文帝索符玺，之仪又拒之。然文帝登极，仍拜集州刺史。文帝将受禅，谓荣建绪曰：“且共取富贵。”建绪曰：“明公此旨，非仆所闻。”遂赴官去。及开皇中来朝，文帝曰：“卿亦梅否？”建绪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上笑曰：“朕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也。”建绪仍历始、洪二州刺史。陈许善心聘隋，会隋灭陈，礼成而不得返，善心衰服哭于阶下，藉草东向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拜散骑常侍，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而出，垂涕拜受诏，入朝伏地，泣不能起。文帝曰：“我平陈惟获此人，既能怀旧君，即是我纯臣也。”之数人者，史策已载其行义，以为人之所难，曾莫有议其先守义而后失节者，即当时人主亦以为甚难希有，而未尝以必死为完人。如梁武于仙卑之被执，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见二烈士。”周武于傅伏亦亲执其手曰：“朕平齐惟见此一人。”后俱宠之以官，任特至，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为人。则知习俗相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犹不以为怪。颜常山、张睢阳、段太尉辈，一代不过数人也。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

　　《后汉书》：杨彪在汉朝致仕十馀年，曹丕受禅，欲以为太尉，固辞，乃授光禄大夫，赐几杖。因朝会，令彪著布单衣鹿皮冠而后入，待以宾客之礼。按彪虽辞太尉，仍授光禄大夫，亦未免有玷。

　　○隋制从驾官带妻子隋时从驾公卿许以妻子自随。《北史。周法尚传》：炀帝好巡行，法赏请为方阵，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口并处其内。《赵才传》：帝每巡幸，才恒为斥堠在途，遇公卿妻子有违禁者，辄丑言大骂（以上二事亦见《隋书》）。又帝在太原，将还京，宇文述曰：“从官妻子俱在东都，便道向洛阳，自潼关入可也。”杨玄感反，先攻东都，谓李密曰：“从驾百官妻子俱在东都，攻之不能无动。”许善心从驾江都，宇文化及之乱，为所杀，其母年九十二，临丧不哭，曰：“能死国难，我有儿矣！”因卧不食，十余日亦卒。此皆从驾带家属之证也。又帝征高丽，命宇文述为将军，听以家累自随，谓项羽“虞兮”即故事也。则行军亦许带妻子矣。按《魏书》：孝文帝欲造船至邺，高道悦曰：“从驾群僚，听将妻累，舟楫之间，更无阻隔，士女杂乱，内外不分。”《北齐书》：裴泽与妻魏氏恩好甚笃，每从驾，其妻亦至，时人以为健妇夫半。是魏、齐以来，从驾官原听带家累，并不自隋始。至如李克用破黄巢还，上源驿之难，以刘夫人计谋得保军还。又唐庄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专宠军中，谓之夹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从。后得刘氏，又爱之，下魏博，战河北，十馀年未尝高主离左右。是克用父子行军皆带妻子也。又庄宗在杨刘，将趋郓，下令军中，尽归其家属于魏。则军士亦得带妻子在军矣。

　　○唐初武功之盛《唐书。土蕃传赞》谓：唐初四裔有弗率者，皆移兵讨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渤海传赞》又谓：薄海内外，尊天子为天可汗。蕃夷君长，待唐玺乃能国，一不宾辄遭夷缚。可想见当日武功之盛、幅员之大也。今按太宗时，李靖击突厥，擒颉利可汗；而突利可汗先已来降，封北平郡王；车鼻可汗不入朝，右骁卫高侃讨斩之。侯君集击高昌，俘其王智盛，以其地为廷州。都支十姓可汗叛，裴行俭以计执之。又降突厥伏念可汗，尽平突厥余党，破突厥泥熟匐，得其首以归，盖嘉运又虏吐火仙骨啜可汗。李击灭薛延陀，降其可汗咄摩支，入朝授官，于是铁勒十一部皆归命。郭孝恪伐焉耆，虏其王。龙突骑施讨铁勒九姓，单骑入喻，铁勒遂缚伪叶护以降。后焉耆复立那支，阿史那社尔又击斩之。社尔又与契何力讨龟兹，擒其王诃梨布失毕。其将那利叛，又擒之，凡破五大城，谕降小城七百余。又讨西突厥，擒其酋处蜜时健俟斤以归。杨宏礼破处蜜，杀焉耆王，降及支，获龟兹、于阗王以归。薛仁贵讨契丹，擒其王阿卜固，又平九姓蕃。其尤奇者，浮屠玄奘自天竺归，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国，其国发兵来拒。元策从者才数十人，皆殁于战。元策只身奔吐蕃，檄召邻国兵，破之，擒其酋阿罗那顺，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此虽班超、傅介子亦不逮也！自破龟兹，始徙安西都护于其地，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自擒车鼻可汗后，突厥尽为封疆臣，始置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干三都督，苏农等二十四州。又置瀚海都护府，领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贺兰等八州。又置松漠都督府，统达稽、纥便等部。党项拓跋赤辞不朝，刘师立谕降之，又以松州为都督府。于是自河首积石以东皆为中国地。自铁勒十一部皆归，乃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部为燕然，仆骨部为金微，拔野古部所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思结部为卢山，皆号都督府，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以统之。其后改燕然为瀚海都护府，领回纥，徙故瀚海都护于古云中城，号云中都护府。碛以北隶瀚海，碛以南隶云中。高宗、武后之世，余威犹振，苏定方大破贺鲁于伊丽水上，降其五弩失毕，遣将萧嗣业至石国，擒贺鲁唐，地遂极西海。而思结阙俟斤都曼拥所部及邻部葱岭等国为乱，定方又击擒之，葱岭以西皆定。又平百济，俘其王义慈及太子隆、次子泰等。李破高丽，执其王藏、其男建等，凡五部百七十六城，分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于是唐地又极东海矣（后仍遣藏与隆各还本国安辑余从）。武后时，犹命王孝杰击破土蕃，复取四镇，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而契丹孙万荣入寇，又地中斩之，传首东都。开元、天宝之世，高仙芝逾葱岭讨小勃律，降其王苏失利之，遂平其国，而大食等七十二国皆来附。又讨石国，虏其王以归。夫蒙灵讨突骑施，斩其王。莫贺达干回纥击突厥白眉可汗，传首京师，突厥毗伽可敦来降。程千里追阿布思，谕葛逻禄叶护执以献。《通鉴》谓是时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信乎幅员之盛，虽西汉不及也！及乎安史乱后，虽河北亦莽为盗区，终唐之世，不能复矣！

　　○唐初多用蕃将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冯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尔，本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苏尼失之子。契何力，本铁勒莫贺可汗之孙。黑齿常之，本百济西部人。泉男生，本高丽盖苏文之子。李多诈，亦酋长之后。论弓仁，本土蕃族。尉迟胜，本于阗国王。尚可孤，本鲜卑别种。他如李光弼、浑、裴玢等，亦皆外蕃久居中国者。

　　○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唐一代，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迥相悬绝者。太宗时，马周疏云：朝廷独重内官而轻刺史、县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称职者。边远之任，用人更轻。是贞观时已有重内轻外之弊。武后时李峤、唐休秦言：朝廷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所遣外任者，多是贬累之人。今请选贤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县令、刺史不加拣择，京官坐负及声称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笔者乃拟县。卢怀慎亦言：比见官犯赃者任以江淮岭碛，粗示惩贬，其人内怀自弃，殉货掊克，益无悛心。以罪吏牧遐方，是谓惠奸而遗远。远州陬邑，何负圣化，而独受其恶政乎？明皇时，张九龄奏言：今刺史，京辅雄望之郡，犹少加选择，江淮、陇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无状，用牧守为斥逐之地。或其先附会高位，及势衰，谓之不称京职，出以为州。武夫、流外，积资而得，不计其才。刺史尚尔，何论县令！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师衣冠所聚，声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内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为刺史县令哉？是时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职，俊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请以己子三人任京职者出二子于外，以示近始。诏褒之。《倪若水传》亦云：时天下承平，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若水饯之于郊，顾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为驺仆。”可见唐初以至开元、天宝内重外轻之风也。及肃、代以后，京师凋敝，俸料寡薄，则有大反是者。《通鉴》：元载当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兖虽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六万缗，然风会所积，利常在外，京官之贫如故。《唐书。嗣曹王皋传》云：皋为秘书少监，上元中京师饥，斗米值数千。皋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李泌传》亦云：是时州刺史月俸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薄，自方镇入为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谪之晚。崔裕甫任吏部员外郎，至求为洪州别驾。其节度使府宾佐有所忏者，荐为郎官。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为外太重，内太轻，请随官闲剧普增其俸，为窦参沮而止。此距开元、天宝时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内轻相反一至于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唐制升殿用宫女侍《文昌杂录》云：唐制，天子坐朝，宫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诗有“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坐引朝仪”之句。盖自武后临朝，女官随侍，后遂相沿为定制耳。《宋史》吕大防疏称：唐入阁图有昭容位，可见当日著为朝仪，至形之图画也。按《唐书》天二年十二月诏曰：宫妃女职，本备内任，今后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黄门祗候引从，宫人不得出内，由此遂罢。则唐末始革除。

　　○唐制吏部分东选南选唐制，吏部分为三铨：尚书一人曰尚书铨，侍郎二人曰中铨、东铨（见《五代史。姚ダ传》）。东铨亦曰东选。贞观元年以京师谷贵，始分人于雒州置选。至高宗开耀元年，以关外道途遥远，河雒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即所谓东选也。《旧唐书。魏知古传》：帝令知古往东都知吏部尚书主选事，甚称职，手诏嘉之。又卢怀慎与知古分领东都选，苏晋与齐浣更典二都选。代宗广德二年，命杨绾知东京选，贾至知东都举，皆见《新唐书》。东选外又有南选，其铨选之地有数处。《旧唐书》高宗上元三年置南选，使简补交广黔等州官。《百官志》：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号为南选。如《啖助传》：仲子陵典黔中选补，乘传过家。此置选于黔中者也。张九龄为桂州都督兼岭西按察选补使，柳泽为侍御史监岭南选，徐浩以都官郎中为岭南选补使，韦为桂管观察使，管内邑长三百余员，由吏部补者十之一，他皆使量才补之。此置选于岭南者也。至德元载，命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旧唐书》：兴元二年，刘滋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举，时兵荒后，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又李岘罢政为吏部尚书，知江淮选举，置铨洪州。此置选于江西者也。

　　○唐时簿尉受杖《Т斋闲览》引杜甫《赠高适》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退之《赠张功曹》诗：“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侄阿宜》诗：“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皇皇。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以为唐之簿、尉有过，即受笞杖，犹今之胥吏也。不知唐制更不止此。《新唐书。刘晏传》：晏为转运使，代宗尝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辄系劾，六品以下杖然后奏，则不特薄尉矣。又张镐杖杀刺史闾邱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则节度使并可杖杀刺史矣。杨炎为河西节度使掌书记，以县令李太简尝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几死，则节度书记并可杖县令矣。《旧唐书》本纪：元和元年，观察使韩皋杖安吉令孙致死，罚一月俸料。《新唐书》：穆宁为转运使，杖死沔州别驾，坐贬平集尉。是虽有降罚处分，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罚，而长官得杖僚属之制自在也。《裴耀卿传》：刺史杨犯赃，诏杖六十，流古州。耀卿言：“刺史、县令异诸吏，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又御史蒋挺坐法，诏决杖朝堂。张廷奏曰“士可杀，不可辱。廷臣有罪当杀之，其馀或夺俸，或收赎可也。”广州都督裴先抵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刑不上大夫，若罪应死即斩，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是其时朝臣皆以为言，然卒不闻停此制也。而Т斋但据杜、韩诗谓唐时簿尉受杖，此犹未详考耳。按百官受杖，本起于汉光武。《后汉书。申屠刚传》：光武时，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于前，刚每极谏。《宋均传》：均每删疑事，上以为有奸，收郎缚格将杖之。《钟离意传》：明帝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伏床下，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又司农上事，误以十为百，帝召郎将笞之。意自引罪，即解衣就格，帝乃免之。《左雄传》：大司农刘据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捶扑。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玉之节，孝明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顺帝从而改之，于是九卿无遭扑者。是杖罚官僚实始于光武，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顺帝始停之。而《魏书。何夔传》：魏武性严急，掾属公事，往往如杖，惟夔常畜毒药，以死自誓，故终不见辱。则官僚受杖，魏武又尝行之。《后魏书》：陈建在州贪暴，文成帝遣使罚杖二十。皮怀喜在州以饮酒废事，孝文帝遣使决以杖罚。《高允传》：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五十馀年，初无谴咎。《北齐书》：唐邕以从事中郎封长业征官钱违限，杖二十。《隋书》：燕荣为幽州总管，性严酷。元宏嗣除幽州长史，惧为所辱。文帝知之，敕荣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须闻奏。”荣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满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赵仲卿镇平凉，鞭笞长吏，辄至二百。《卢思道传》：思道请朝臣犯笞罪，得以赎论。文帝从之。是思道未请以前，朝臣笞罪犹的决也。此又北朝及隋时杖罚之制。惟南朝稍异。按《齐书。陆澄传》：郎官旧坐杖，皆有名无实，明帝用法严，尚书郎有杖罚者，因萧琛言依旧不行。是南朝杖罚之制稍轻于北朝也。唐制盖沿北朝及隋故耳。宋时此风渐少，然《宋史》：明稿知并州，时边任多纨子弟，镐择其尤不职者杖之。是亦未尝无的杖之制。《理宗本纪》：淳二年，诏今后州县官有罪，诸帅毋辄加杖责。禁杖官吏，至烦明诏，是其时帅府本可杖官吏也。金、元二朝，此风尤盛。文惟简记金国上自宰执，下至制司簿尉，有罪者皆杖责。州县官有罪，则差天使至彼杖之，名曰监断。《金史》：海陵杖张浩、萧玉曰：“大臣决责，痛如朕躬，事不得己，汝等悉之。”世宗元妃李氏葬时，都水监高杲治道不如式，乌古论元忠杖之四十。上谓元忠曰：“六品官有罪当奏，乃擅决耶？”然亦未闻罪元忠也。《张行信传》：时监察御史杖罚多的决，因行信力争，乃论赎。洪皓《松漠纪闻》云：余至河阴，县令以病解，独薄出迎，不肯坐。乃因军饷失期，县令被挞柳条一百，簿亦受此罚，故疮不可坐。又《金史。蔡传》：为户部员外郎，以高元鼎事牵累，笞四十。官赎外仍的决，则郎署卿监亦不免矣。《宣宗纪》：诏州县官虽积阶至三品，坐乏军储，听行部者决谴。《归潜志》：赵秉文为术虎高琪所恶，奏摄南京转运司，果误粮草，当杖。宣宗曰：“学士岂当耶？”琪奏非此不足示惩，遂杖四十，秉文大恨。则又因军兴催饷严急也。哀宗时，高琪又立法，职官有犯皆的决。许古谏，不从。则非误军饷者亦杖矣。元初比金制尤甚。《元史。世祖本纪》：诏军士所过，毋得挞辱官吏。是军士亦尝殴官也。《桑哥传》：尝以检刷文簿笞御史四人，自后御史赴省部，掾令史皆与之抗礼。《赵孟ぽ传》：桑哥专政，六曹后至者被笞。孟ぽ后至，断事官亦引受笞。叶李解之，乃免。是御史、学士亦例受杖也。孟ぽ又尝奉命至江南，责行省壅滞钞法，诏凡左右司及诸路官，许竟加笞责。是外台官亦例受杖也。至元二十年，桑哥败，世祖以其挞御史，虽命省台论其罪，然大德七年，成宗又禁诸王附马毋辄杖州县官。可见官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阎复传》：复奏云：“古者刑行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贵，以征租受杖，非所以励廉隅也。”则元时官吏杖罚之制，更烈于前代矣。前明又有廷杖之制。洪武中，杖死永嘉侯朱亮祖，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尚书夏祥也。则太祖已开其端，其后寝不复用。正统中奄竖擅权、窃以示威，于是殿陛行杖，遂为故事，并有荷校及罚跪之法。黄尊素疏云：“正统、正德中，廷杖及王振、刘瑾为之，嘉靖、万历时，廷杖乃张璁、严嵩、张居正为之。”今按《明史》，亦有不尽出于权奸者。正统中，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常，祭酒李时勉，司业赵琬，或荷校，或受杖，因皆王振所为。成化中，以科道不劾马文升，杖给事中御史李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又杖刑部郎林俊，固皆汪直所为。正德中，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等劾刘瑾，各杖三十，杨源再，杖六十；蒋钦继上疏，每疏杖六十，凡三疏，遂杖死，此固瑾所为。嘉靖中，周怡、沈炼、杨继盛以劾严嵩被杖；徐应丰、叶经为嵩所构，被杖死；厉汝进、查宗彝、徐养正、刘起宗、刘禄以劾严世蕃被杖；嵩复以河套事激帝怒，杖给事中御史于庭，此固嵩所为。万历中，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皆以论张居正夺情事被杖，此固居正所为。外此如景泰中廖庄、章纶、钟同之被杖，则以请复沂王为太子也。成化中章懋、黄仲昭、庄昶之被杖，则以谏元夕张灯也。崔升、王纯之被杖，则以请用王恕及谏罢王恕也。吴文度又破杖，则以论妖僧纪晓也。张泰之被杖，则以谏万贵妃干政也。姜昂之被杖，则以劾李孜省也。董之被杖，则以请罢商辂也。正德中以谏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杖黄巩等二十九人，死者凡十一人。其时瑾已死，则江彬等为之也。嘉靖中以争大礼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其时张璁未当国，则固帝自为之也。张选之被杖，则以谏遣郭勋代享太庙，其时嵩亦尚未柄用，则亦帝自为之也。他如杨爵、杨最之杖死，则以谏服丹药也。周天佐、浦钅宏之被杖，则以救杨爵也。刘魁之被杖，则以谏造雷殿也。乌从谦之杖死，则谏斋醮也。杨久绳、纯巽言之被杖，则以胡膏诬其薄修元品物也。何光裕、龚恺之被杖，则以劾史道、仇鸾也。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如总督郭宗皋、翟鹏，巡抚陈耀、朱方，皆以边事被杖。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被杖。耀、方毙杖下，黯、侨、良才等杖毕仍趣令治事。林俊言：成化时杖一二臣，率容厚棉重毡叠裹，逆瑾擅权，始令去衣，嘉靖时尤多杖毙。自古百僚之受辱，无有过前明者。其始权奸窃柄，创此刑以胁制朝士，其后习为故事，人主逞其一时之怒，用之于殿廷而以为固然。朝廷既失刑，而殊杖者转因以得名，凡拜杖出国门者，海内士大夫咸希风景慕，不以为辱而以为荣，于是国法不足敌公论矣。至大吏之杖僚属，虽非令甲。然亦间有行之者。正统中，王来为山西左参政，以公事杖死县令不职者十，逮下狱。景泰中，赵荣出勘河道，尝挞辱官吏，三司上章劾之。成化中，李裕为副都史，欲振台纲，御史有过，或遭挞。雍泰为山西按察使，以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召而跪之，珍不服，竟笞珍。后泰抚宣府，又以大杖决参将李稽。嘉靖中，胡缵宗以事笞阳武知县王联。萧鸣凤为广东提学，以愤挞肇庆知府郑章。虽皆以违制被劾，然亦见国法纵弛，外僚恃势，竟敢有行之者。今武弁犹有杖罚之例，而文职则否，所全士大夫廉耻多矣。○唐时国史听随任修撰宋子京修《唐书》，司马温公修《通鉴》，皆修前代书，随任修撰，固无碍也。唐时则国史亦有听人随任修辑者。《旧唐书》：吴兢出为荆州司马，时国史未成，诏许以史稿自随。萧嵩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其书，得六十余篇。张说为天兵大使，敕许以国史稿即军中论撰。及说致仕，又诏在家修史。令狐亘撰《代宗实录》未就，会贬外，诏听在外成书。元和中，其子上之。沈传师修《宪宗实录》未成，出为湖南观察使，监修杜元颖援张说、令狐亘之例，请以史稿残课付传师即官下成之，诏可。然国史听人携带，究非慎重之道。故张说修史于家，李元言：“史馆在禁中，所以秘严之也。请勒说以书就馆，参会撰录。”吴兢修《唐春秋》未就，乞官给笔札，太臣奏国史不宜在外，乃诏兢赴馆撰录。而刘子玄修国史，会天子在洛，将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或言不宜，乃驿召至京。

　　○唐时王爵之滥古来王爵之滥，未有如唐中叶以后之甚者。唐初如李靖、李、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战功，皆只封公，其膺王爵，惟外番君长内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怀化郡王，以及群雄中有来降者，如高开道封北平郡王，罗艺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馀人，于是王爵始贱。中宗复位，遂亦封敬晖、张柬之等五王，并李多祚亦王，韦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革除。开元以来，无复此事，直至天宝末，安禄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归仁封燕山郡王，于是又有圭爵之制，然亦尚未滥也。自肃宗起兵灵武，其时府库空竭，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皆听临事注授，有至异姓王者。及德宗奉天之难，危害万状，爵赏尤殷。尝授浑诏书千余，自御史大夫实封五万户以下，募士击贼。又赐笔，使量功署诏，不足则署衣以授。是时王爵几遍天下，稍有宣力，无不王者矣。大概肃宗以后，封王者凡有数种。其以大功封者，如郭子仪、李光弼、李晟、马燧、浑，其最著者也。其功绩不必甚大而亦封王者，如河阳怀州之战，光弼为统帅，而列将白孝德以擒刘龙仙封，侯仲庄以擒安太清封，郝廷玉以擒徐璜玉封；刘辟之平也，高崇文为统帅，而裨将郦定进、高霞寓俱封；他如陈利贞以救睢阳封，柏良器以救宁陵封，曹华以拔凌云栅封，王智兴以取隶州封，张子良以擒李封，卫伯玉以破李归仁封，刘海宾以斩刘文喜封是也。并有不必战功而亦封王者，如辛云京但守太原，李国臣但从光弼守河阳，李元谅但守华山，段秀实但历佐三节度府是也。甚至奉天之难，杜希全以兵来赴即封，朱忠亮以四十骑至亦封，李维简以三十骑至亦封，冯河清以军仗至亦封，贾隐林只身至亦封是也。有自贼中自拔来归而封者，乌承劝史思明降，不听，脱身走归而封，薛嵩为史朝义将，来归而封，李洧为淄青将，以徐州降而封。或虽未能自拔，但送款即封者，如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皆自安庆绪所先送款而封，李忄登从李希烈所上表归朝而封是也。有贼将来降而先封者，如史思明初降即封，田承嗣、李怀仙皆史朝义部将，朝义败，始乞降而亦封；刘悟本，李师道将，反兵擒师道降亦封是也。有藩镇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如朱滔、朱希彩、朱克融、李纳、田悦、田绪、何简之类是也。有藩镇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者，如李希烈未叛前，欲其讨梁崇义而即封，吴少诚未叛前，以献计防崇义而亦封是也。甚至符之封，以其父令奇死田悦之难，而王其子以慰之。路应之封，以其尝有恩于李泌，而封王以酬之。益可见王爵之不甚爱惜也。考其时封王者，不必皆高官显秩，如王虔休封王时方为李抱贞都虞候，张孝忠封王时方为李宝臣所属易州刺史，王武俊初封王时亦为宝臣牙将，陈楚封王时方为张茂昭牙将，史宪诚祖道德、父周洛及宪诚三世俱封王，而俱为田氏牙将，段秀实、谷从政封王时俱不过刺史，伊慎封王时官不过别驾，李惟简封王时官不过太子谕德。甚至高固本浑家奴也，而亦封王。裴玢本论惟明亻兼力也，而亦封王，仍为论惟明坊牙将。《通鉴》谓是时军中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得计爵之高下，至有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如故者。今按郭子仪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若部曲，家人亦以仆隶视之。李光弼为元帅时，仆固怀恩已封大宁郡王，河阳之战稍退缩，光弼即令斩首，怀恩惧，遂致死于敌。而张巡守雍州，不过一真源令，其下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可见是时爵命虽荣，人皆不以为贵，即身受者亦不以为荣，故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爵赏驭人之柄，于是乎穷。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卷十八○汴京始末王西庄《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谓：从古无都汴者，不意朱全忠凶丑忽创都于此。按汴为京，虽自朱梁始，然朱全忠由此创业，其建都则仍在洛阳也。天元年趣昭宗迁洛，以便传禅，是岁遂弑昭宗。明年正月，唐遣百官至汴，奉玺缓劝进，全忠乃升汴为东都，洛阳为西者。开平二年，卜郊于西都。三年，如西都，自此常居洛。其被友弑也，亦因全忠以传国玺付友文妻王氏，往东都召友文，故友弑之。时友贞为东京留后，遣兵诛友，群臣请入洛即位。友贞曰：“夷门本太祖兴王之地。”于是遂即位于东都，自此汴始为帝京。然唐庄宗入汴后仍都洛阳。及明宗兵变时，庄宗统兵至汴御之，而明宗已先入汴，遂回洛，为郭从谦所弑。明宗之建国也，亦自汴至洛，即位于庄宗柩前。愍帝、废帝皆都洛。石敬瑭亦都洛。天福二年如汴州，以其地便漕运。三年始升汴为东京，而定都焉。耶律德光亦尝登位于此而去。汉、周、宋皆因之。靖康被迁，后金封刘豫为齐帝，豫又徙都于汴。后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宣宗、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哀宗入蔡后，崔立以汴降元，自此遂废为州。此汴京始末也。

　　○宋制武选归吏部《文昌杂录》记御史台言：文德殿视朝仪，兵部侍郎与吏部侍郎东西相向对立，盖因唐制武选在兵部也。今吏部左选掌文官，右选掌武官，请自今以后视朝，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诏可。此可见宋制武官亦归吏部铨选。按《宋史。苏颂传》：唐制吏部主文选，兵部主武选。神宗谓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议者不知所处，颂言：“唐制，吏部有三铨之法，分品秩而掌选事。今欲文武一归吏部，则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选更以品秩分治。”于是吏部始有四选法。

　　○宋、元榷酤之重榷酤本起于汉武帝之世。按《汉书》桑弘羊建造酒之令。应劭云：县官自卖酒也。《昭帝纪》：始元六年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刘分攵曰：令民卖酒以所利占而输其租也。丘曰：虽罢榷酤，犹听民自酿而官收其税也。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粗米二斛、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此又复武帝官酤也。《唐书》：王仲舒以江西观察使。初，江西榷酒，民私酿者抵死不绝，谷数斛仅易斗酒。仲舒至，始罢酤钱。是唐时亦行汉武榷酷之令。本纪：贞元二年，畿内榷酒，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蠲酒户差役。则又参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而史策所载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宋史》：太祖建隆二年班造酒曲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初榷酒酤。《王嗣宗传》：嗣宗知澶州，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不及七升，而民私酿三石以上法法死，刑太峻。请照省斗定罪”云云。三石私酿即入死刑，可见宋制之酷矣。周密《癸辛杂识》：其先祖侨居吴兴，虽食醋，亦必市之于官。一日与客持螯，醯味颇异，问之，则乳母所为，以备不时之需者。遂亟去之，曰：“毕竟是官司禁物。”又束元嘉知海陵郡，禁醋甚严，有大书于其郡门曰“束手无措”。是宋制并禁醋矣！赵节斋尹京日，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库。次卿令拍户于本府纳钱，给由诣诸库打酒，听自择所向，岁终则合诸库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故课增而人无怨。此宋时官务卖酒之大概也。《夷坚志》：鄱阳民许二多酿酒，而日输官课，稍以致富。则又有听民输课自酿，如汉昭之制以律占租者。至赵开在蜀，以军需亟，乃变法：曲与酿具皆官自买，听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凡一石米输钱三千，并杂用二十二文，多寡惟钱是视，不限以数。一石米不过酿酒二石余，而先须输课三千余文，则当日酒价之贵可知，较杜甫诗所谓“一斗酒费三百青铜钱”者，觉唐制尚甚轻也（然《宋史》洪拟疏云：酤榷立法甚严，犯者籍家财充赏。大官世臣，公行沽卖，则不敢问。是行法只及孤弱也。则酤榷之弊，又不止削民资而已）。元人刘诜作《万户酒歌》云：“城中禁酿五十年，目断吹秫江东烟。务中税增价愈贵，举盏可尽官缗千。”则元时官酒之贵，更甚于宋。以今日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有生之乐，盖千百年来无此欢畅矣！

　　○宋人好名誉历朝以来，《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杂说，层见叠出。盖其时士大夫多尚名誉，每一巨公，其子弟及门下士必记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遗事》、《丁晋公谈录》、《杨文公谈录》、《韩忠献遗事》及《君臣相遇传》、《钱氏私志》、《李忠定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时政记》之类，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录》之类扬光助澜，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迹传世者甚多，亦一朝风尚使然者也。

　　○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张齐贤由曹州徙洛阳，杨亿由浦城徙颍州，韩亿由真定徙雍丘，杜衍由会稽徙睢阳，范仲淹由苏州徙许州，范镇由蜀徙许，文彦博由汾徙洛，吕公著由寿徙洛，欧公由吉徙颍，二苏由眉徙颍及阳羡，司马温公由夏县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开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节由范阳徙洛，朱韦斋由新安徙建安。前明如李东阳本茶陵人，致政后遂家于京师，杨一清云南人，家于镇江。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唐臣有薛廷老，又范传正字西老，此偶见也。宋人字名则好用老字。其以为名者，如胡唐老（靖康时御史）、王同老（王尧臣之子，见《富弼传》）、孟唐老（宋末人，与元兵战）、孟元老（作《东都旧事》者）、苏元老（苏辙族孙，见辙传）、王廷老（字伯攵，见刘挚奏疏及《王古传》）、陈朝老（太学生，见何执中及蔡京传），赵学老（赵野之子，见野传），杜莘老（《宋史》有传）、王涣老（王回子。见《邹浩传》）、胡唐老（宿之曾孙）、刘唐老（见《任伯雨传》），高商老（见《黄干传》）、刘德老（见《李翼传》。以上俱见《宋史》）；李商老（公择侄孙，见《东莱诗话》）、曹醇老（见《瓮牖闲评》）、俞冯老（见《萤雪杂说》）、郑唐老（见陆游诗）、李汉老（见《隐窟杂志》）。其以为字者尤多，如孙莘老（名觉）、刘莘老（名挚）、许菘老（名翰）、赵德老（名彦逾）、李延老（名寿朋）、吴敦老（名居厚）、钱醇老（名藻，乃明逸之从子）、彭岩老（名汝霖）、彭宜老（汝霖弟）、张宾老（名廉国）、吕安老（名祉）、胡茂老（名松年）、薛直老（名弼）、黄通老（名中）、程冬老（名松）、李汉老（名邴）、薛德老（名徵言）、张渭老（名），徐商老（名梦莘）、程惠老（名迪。以上俱见《宋史》）；李商老（名彭。江西诗派人）、潘老（名大临，见苏诗）、吴才老（名或，有《韵书》传世）、俞秀老（名紫芝，见《石林诗话》）、俞清老（名子中，见《直方诗话》）、尹商老（名躬，见《独醒杂志》）、陆蒙老（名元光，见《庚溪诗话》）、钱正老（见胡程《苍梧集》）。其他如《夷坚志》所称吕辨老、张茂老、邹圆老、安行老、何国老、杨吉老，则未知其为名为字也。

　　○宋南渡世家多从行宋南渡时，凡世家之官于朝者多从行。如韩肖胄、胄，皆琦之曾孙也。王伦，旦之裔孙也。吕本中、祖谦、祖俭、祖泰，皆公著后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复，殊之后也。曹友闻，彬之后也。叶石林记：南渡后，诏随驾官员携眷属者，听于寺庙居住。

　　○南宋将帅之豪富唐中叶以后，为将帅者皆授节度使之职，征敛生杀，皆在其手，其富侈固宜。宋以文臣知府事，赋税有经，稍革方镇聚敛之弊矣。然南渡诸将帅之豪侈，又有度越前代者。观宋人《玉照新志》、《夷坚志》、《驾幸张府纪略》等书，可略见也。张俊岁收租六十四万斛，偶游后圃，见一老兵昼卧，询知其能贸易，即以百万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获而归。高宗尝驾幸其第，俊所进服玩珠玉锦锈皆值巨万，自宰相以下俱有赠遗。延及其孙，园池声伎甲天下，每宴，十妓为一队，队各异其衣色，凡十易始罢。客去时，姬侍百馀人送客，烛花香雾，如游仙窟。而杨和王建第洪福桥，欲以西湖水环其居，奏于上。上令密速为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连夕浚成。有故人自北来投者，杨遣人押就常州本府庄内，支一百贯与之，密遣人偕往代郡，为之置田千亩，谓之曰：“当今兵革不用，无可立功名，和王遣来代办生事耳。”其女适向子丰于湖州，以妾所生子秘为己子，报王，王即拨昆山良田千亩为粥米资。偶闲居郊行，遇相字者，杨以拄杖于地上一画，令相之。相者曰：“土上一画，乃王也。”杨喜，即判五百万，令诣司帑取钱。司帑靳之，谓杨曰：“王已开王社，何用复相？恐滋物议！”杨益喜，即以五百万与司帑者。韩忠武偶游湖上，遇李晦叔改秩来京，而失举牍，坐冷泉亭叹息。王询之，具以告，王乃问其姓名阶位，明日使吏填一举牒送之，乃助钱三百千。至王之子孙迁于苏者，买沧浪亭价百万，其他可知。是营财殖产，即贤者犹不免也。惟岳忠武之籍没也，仅金玉带数条及锁铠、兜鍪、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布绢三千匹、粟麦五千余斛、钱十馀万、书数千卷。孝宗时追复官爵，令给还原资，主者具当时没入之数，共九千缗。则忠武不特忠义过人，即其治家小节亦加人数等矣！陆放翁《入蜀记》：至金陵晤秦桧之孙侍郎伯和，访其家事，则谓家门衰替，岁入不过十馀万缗，渐忧生计窘迫。以十馀万之岁入，已谓家门衰替，则其前之豪富可知。此又权奸之瘠公以肥私，固不足责矣。尝记宋人野史，绍兴中有以功臣财产为言者，高宗为下诏曰：“南渡之初，州县皆盗贼所据，命将征讨，朕当时矢心自誓，但期克复地土，而贼之子女玉帛惟诸将所欲为。”然则诸将帅之富，盖多获贼所得。而岳忠武破贼最多，资产独少，则其平日殉国忘事，尤非诸将所可及也！

　　○宋、元追褒古贤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贤者，如唐初加号老子为玄元皇帝，明皇加号庄子南华真人，文子通元真人，列子冲虚真人，庚桑子洞虚真人。宋神宗封马援忠显王，徽宗时封庄子微妙元通真君，列子致虚观妙真君。元成宗封伍员忠孝威惠显圣王，英宗封诸葛亮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文宗封汉长沙王吴芮文惠王，秦蜀郡太守李冰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灵显仁王，泰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灵公，顺帝封张飞武义忠英烈灵惠助顺王，郭璞灵应侯，周处英义武惠正应王，曹娥慧感灵孝昭顺纯懿夫人，危全讽南庭忠烈灵惠王。此但为崇奉神道起见，非怀贤褒德之举也。唐太宗征高丽，过比干墓，赠太师，追谥忠烈，此为表彰前贤之始。宋真宗录周世宗、高季兴、李煜、孟昶、刘继元、刘钅长后，所以兴灭继绝。又录唐长孙无忌、段秀实后，授以官。仁宗录张九龄、郭子仪、颜真卿后，授以官；而长孙无忌后再蒙追录。神宗录魏徵、狄仁杰后，又以徵后名正道者，将免试即注官，而段秀实亦再蒙追录。又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立庙绛州。封屈原为忠洁侯。世近者官其后，世远者崇其封，劝忠表德，可谓厚矣。元世祖追封伯夷昭义清忠公，叔齐崇让仁惠公（宋徽宗已封伯夷清惠侯，叔齐仁惠侯），屈原忠节清烈公。顺帝封微子仁靖公，箕子仁献公，比干仁显忠烈公，亦所以昭旷典。至如追谥杜甫为文贞公，刘ナ为文节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昨阅邸抄，我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焕尽心于所事，而以冤死，特命访其后人官之。夫宋代之追录唐臣后，犹第以其贤耳，如熊、袁二臣，则尝抗拒我朝者，皇上不惟不介意，转嘉其忠而录其后，旷荡之恩，更高出前代万万矣！

　　○元初本不欲取宋《宋史。谢枋得传》：郭少师从瀛国公入朝，既而南归，与枋得道时事，曰：“大元本无意江南，屡遣使使顿兵毋深入，特还岁币即议和。张晏然上书乞敛兵息民，诏即可之。兵交二年，无一介之使，乃至亡国。”因相与恸哭。此盖当日实事也。今按宋、元交涉之事，元世祖以前姑勿论，方世祖为皇弟时攻鄂州也，贾似道密遣宋京诣军前，请称臣纳币，割江南为界，岁奉银绢二十万匹两。世祖适闻宪宗之丧，遂许之，而引兵北去。是年兀良合台自大理出静江，由宋境北归。似道使夏贵截其殿后卒百七十人，辄以大捷告，举朝不知有和议之说也。世祖既立，欲修好，乃遣郝经来征前日之约。似道方以援鄂为己功，虑经至泄其情，乃拘于真州馆。时李在济南（李全之子，降于元），请发兵南讨，世祖犹以方通和议谕止之。又数年，南使不至，乃命阿术南征襄樊。又六七年，樊陷襄降，始命伯颜大举。既克鄂州，引兵东下，陈奕以黄州降，吕师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庆降，大兵入建康，势如破竹，然世祖犹命缓师。伯颜顿兵建康，身自入朝，力言可取之状。世祖始许之，而又遣廉希贤、严忠范先来谕。至独松关，为守将张濡所杀，而兵乃不可解矣。使当世祖自鄂引还后，即通和定约不渝，宋祚或多延数十年未可知也。则似道误国之罪，可胜诛哉！

　　○元时疆域之大元时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起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杀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师次铁门关，又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龙杰赤、马鲁察叶可等城。十七年，攻木刺彝国，渡搠搠阑河，与太祖会于塔里寒寨。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东印度国，见角端，始班师（《耶律楚材传》：帝西征至铁门关，有一兽能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楚材曰：“是名角端，好生恶杀，天遣以告陛下。”乃班师）。太宗九年春，蒙哥征钦察，破之，擒其长八赤蛮（蒙哥即宪宗也。有钦察部者去中国三万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俗勇猛，青目赤发。蒙哥攻破之，其渠八赤蛮逃海岛，蒙哥亟进师至宽田吉思海，会大风刮海水浅可渡，蒙哥喜曰：“此天开我道也！”遂进擒之。甫班师而水至，后军有浮渡者）。宪宗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诸王旭烈兀等征西域。八年，旭烈兀讨平西域诸国，又西渡海，转战万里，遂以旭烈兀留镇之（《郭宝玉传》：其孙侃从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兮国，下一百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迷部，西戎大国也，地方八千里，传位四十二世，亦为侃所破，降其三百余城。又西至大房，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浪国及石罗子等十余国，得城以千计。元人刘郁《西使记》载之甚详）。而世祖（即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师出临洮，由六盘山逾土番，经行剑外二千余里。既至忒刺，分三道进至满陀城，过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济，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镇之而归。宪宗八年，世祖奉命攻鄂，宪宗又诏兀良合台自交广引兵来会。兀良合台由横山寨象州入静江府，连破辰、沅，围潭州，遂至鄂，与世祖会。其时尚未得南宋地，宋人方防蒙古于北，而蒙古兵忽自南来，举国皆骇，则以蒙古先得西域，已入据大理也。其后元顺帝北归，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守云南，尚遣使通漠北。明祖使王至滇，会有北使亦至，遂逼梁王害。其时川、陕悉为明有，而滇与漠北尚信使往来不绝，可见蜀以外尚是元地，则元之疆域可想矣。

　　或谓元初起兵，每得一国，即封子弟王其地，故虽易代而其子孙不绝。今按宪宗封诸王旭烈兀于富浪国，迁合丹于别失八里，迁蔑里于叶儿的石沙，迁海都于海押立，迁别儿哥于曲儿只，迁脱脱于叶蜜立。未知今之渠长，尚是所封之子孙否？

　　○元时崇奉释教之滥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谓：元起朔方，本尚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即其地设官分职，尽领之帝师。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帅臣而下，亦必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玉印，国师授金印，其宣命所至，与朝廷诏敕并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务屈法以顺其意，延及数世，浸以成俗，而益至于积重而不可挽。今以诸书考之，每帝将立，必先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后妃公主，无不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立，帝师独专隅坐。或降诏褒答，则字以络珠为之，御宝以珊瑚印之。奉使而出，乘传累百，所过供亿无敢慢。比至京，则假法驾半仗为前导，省院台官并往迎，礼部尚书专督候。此体制之僭，虽亲王太子不及也。自世祖崇帝师八思巴，即于殿上置白伞一顶，泥金书梵字于其上，每岁二月望日迎伞周游皇城，拨鼓手百二十人，殿后军五百人，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掌供幢幡宝盖，凡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二十六人，钹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门大社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供大乐四百人，兴和、祥和二署掌杂扮男女角戏三百人，仪凤司掌汉人、回鹘、河西三种细乐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诸执役者，皆官给铠仗袍服，出宫由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载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结彩楼观焉。夏六月，上都亦如之。此仗卫之侈，虽郊坛卤簿不过也。至元七年，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十六年，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城。二十一年，立大法轮于大内，高百尺。二十五年，万安寺成佛像，窗壁皆用金为饰。二十六年，万安寺置ヤ檀佛像。元贞元年，用薄敛等库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至大三年，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命丞相脱脱兼领。皇庆元年，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英宗初，给钞千万贯，建寿安山佛寺，又冶铜五十万斤，作佛像于其内，命拜住董其役。又作金浮图于上都。泰定三年，建大天源延圣寺，又建殊祥寺于五台山。天历二年，建大龙翔集庆寺，给钞万锭，命阿荣、赵世安督造。至顺初，命修铁幡竿佛寺，赐金百两、银千两、钞万锭。后至元二年，改燕帖木儿居第为大觉海寺，塑千佛于其内。至正六年，复立大护国仁王寺，凡贷民钱二十六万余锭。十四年，建大寿元忠国寺于清河。此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也。中统三年，作佛顶金轮会于圣安、昊天二寺，七昼夜，赐银万五千两。至元二年，诏各路设三禅会。七年，大修佛事于琼华岛。九年，集都城僧诵大藏经九会。十三年，设资戒大会于开元寺。十六年，敕僧一百八人即圣寿万安寺设斋圆戒。二十二年，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蒇佛事于万寿山。二十四年，作佛事于五台山三十三会。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坐静于大护国仁王寺，凡五十四会。二十六年，诏天下梵寺所贮藏经集僧看诵，仍给所费。二十七年，缮写金藏字经成，凡用金三千二百余两。元贞元年，以国忌饭僧七万人。至大元年，启水陆大会于昊天寺。延五年，敕书金字藏经，用金三千九百两。至治元年，修宁夏钦察鲁佛事，给钞二百十二万贯。三年，诏天下诸司集僧诵经十万部，又于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等寺及金山寺、五台山万圣国寺建水陆大会。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于寿安山，三年乃罢。又以顺宗皇后忌日饭僧万人，造金宝盖藏舍利。至顺元年，作佛事于仁智殿，岁终乃罢。又命江浙印佛经二十七藏，遣使赍黄金二千两，诣杭州书佛经。寻又诏以泥金畏吾字书无量寿佛经千部并大乘经一藏。至正七年，兴圣宫作佛事，赐钞二千锭。十四年，命加喇麻选僧百八人，修朵思哥儿好事。先是，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每岁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德司，其目增至五百有余。延四年，宣徽院会计岁供，以斤计者，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他物称是（延五年，以各寺作佛事日用羊万头，诏易以蔬食。则未改制以前，每作佛事，日用万羊）。此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也。中统初，赐庆寿、海云二寺陆地五百顷。至元六年，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二十七年，立江南营田提举，专掌僧寺资产。元贞初，敕上都、大都从前所拨赐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酒店湖泊，官为征收分给。改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为崇祥监，立规运都总管，领大崇恩福元寺钱粮。大德五年，赐兴教寺地一百顷，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万安寺地六百顷，南寺地百二十顷。皇庆初，赐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邸舍四百间。置汴梁、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专掌诸寺资产。赐崇福寺河南田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普庆寺益都田七十顷。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赐金五百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五十万贯、杂彩万匹，置都总管府司其岁入。又赐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两、袈裟二万袭。泰定三年，赐殊祥寺田三百顷，大天源延圣寺吉安、临江二路田千顷。（省臣言：世祖建大宏文宣都等寺，赐永业已属虚费，成宗又构天寿万宁寺，较前更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抑又甚焉！）天历二年，市故宋全太后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市故瀛国公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括盖都、般阳、宁海闲田十六万二千九百顷，赐大承天护圣寺。遣大禧院监蔚州广灵县银矿岁入，归大承天护圣寺。至顺二年，诏景东府岁出金五千两，给上都洪禧崇寿寺。后至元七年，又拨山东地十六万二千余顷，给大承天护圣寺。此则产之富，藩王国戚不及也。至杨琏真珈发掘宋诸帝陵寝，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余户，并占民五十馀万为佃户（大德中始放为民）。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上都开元僧强夺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其由，僧遽率党持白梃入公府，隔案引璧摔诸地，曳归，幽之空窒，久乃得脱，奔诉于朝，僧竟幸免。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合儿八刺妃争道，拉妃堕，扑交下，事闻，亦释不问。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殴西僧者截其手，署者断其舌（仁宗时在东宫，奏罢之）。又每作佛事，辄得贿奏释罪囚，如元贞初释大詈三十人、杖以下百人。凡奴婢杀主、妻妾杀夫，皆得夤缘亻幸免，率以为常（皇中御史台言其弊，始禁之）。此其威势之横，虽强藩悍相不过也。由此观之，朝廷之政为其所挠，天下之财为其所耗，说者谓元之天下，半亡于僧，可为炯鉴云。

　　按《北史》：后魏孝文帝时，沙门统昙献奏：平齐户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又请民犯重罪者，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洒扫。诏许之。此又有元僧寺占田脱罪之滥觞也。

　　○元制蒙古、色目人随便居住元时，蒙古、色目人听就便散居内地。如贯云石乃功臣阿里海牙之孙，而居江南。葛逻禄乃颜随其兄宦游，而居浙之鄞县。萨都刺本答失乃蛮氏，而为雁门人。泰不华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阙本唐兀氏，其父始居庐州。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而家东平。忽都铁木禄本赤合鲁氏，而家南阳。彻里本燕只吉台氏，以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铁连本乃蛮人，而皆居绛州。孟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纥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伯颜师圣本哈喇鲁氏，而居濮阳。石抹宜孙以其父镇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间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赵荣，其先本西域人，元时入中国，家闽县，遂为闽人。如此类者甚多。顾嗣立《元诗选》所谓元时漠北诸部仕于朝者，多散处内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从官南方者多不归，遣使尽徙北还。可见自初色目人已多散处他邑。不宁惟是，更有与内地人联姻者。如伯颜不花之母鲜于氏乃鲜于枢之女（见《元史》），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侄女（见《辍耕录》。按《辽史》太宗会同三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听与汉人婚姻，则辽时已有此例）。《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与所部人联姻，乃诏互迁其久任者。（又元时蒙古、色目人有同汉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儿系出北庭，以祖父家于颍州，遂姓李字庭瑞。丁鹤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职马禄丁为武昌达鲁花赤，遂以丁为姓而名鹤年。又有内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贺胜，县人，字伯颜。杨朵耳只及来阿八赤皆宁夏人，刘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褚不华本隰州人，昂甘儿本张掖人，朵儿赤本宁州人，杨杰只哥本宝坻人，李忽兰吉本陇西人，抄儿本汴梁阳武人，谢仲温本丰州人，而其孙名孛完，綦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事俱见《元史》，亦一时风尚也。至如贾昔剌本大兴人，皇子拖雷以其须黄，赐此名。杨赛因不花本播州土官，世祖以其归附，特赐以国语为名。此又出于特赐者。《明史。杨传》：元末有广西土官岑伯颜，可见元时土官多有以蒙古语为名者，盖又因播州之特赐，而诸土官皆效之）。

　　○元人名多相同仁和邵戒《三续弘简录》记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有九伯颜：一为世祖时平宋功臣，一为世祖时江西左丞，一为成宗时河南平章，一为武宗时附马，一为文宗时左丞相，一为文宗时河南行省丞相，一为顺帝时右丞相，一为顺帝时湖广平章，一为顺帝时中书平章。十三脱欢：一为太祖五世孙安定王，一为太宗侍臣，一为宪宗时扎剌儿部人，一为世祖时福州达鲁花赤，一为附马术安傅，一为武臣苫彻子，一为成宗时参知政事，一为丞相哈刺哈孙子，一为叛王合丹孙，一为仁宗时西台中丞，一为泰定时诏书侍御史，一为文宗时湖广平章，一为顺宗帝时佥枢密院，殉难胶州。十五脱脱：一为烈祖曾孙，一为宪宗时皇族，一为蔑里乞部长，一为世祖时千户，一为功臣刘国杰子，一为木华黎玄孙，一为康里国族，一为仁宗初辽王，一为仁宗时云南王，一为英宗时南台御史大夫，一为泰定时中书参议，一为顺帝时右丞相，监修三史，一为顺帝时翰林承旨，一为至正中知枢密院事，一为至正中萍乡州同知，殉国难。

　　○前明有两北京《明史》：洪武初取河南州郡，乃诏以开封府为北京，应天府为南京，而以故元都为北平府。及永乐元年，乃以北平为北京，设留守，而开封府北京之名遂废。十八年迁都北京，诏改京师（金陵）为南京，而以北京为京师。洪熙元年，仁宗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正统六年，定都北京，乃诏文武诸司悉去行在之称。

　　○明初用人不拘资格古来破格用人，或一言契合，立擢卿相。如汉武帝之于公孙弘，唐太宗之于马周，固史不绝书，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测者。尝语吏部曰：“资格为常流设耳，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故官职所加，多出非望。洪武十一年，由布衣超擢者九十五人。十五年，又以经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馀人，各授布政使参议等官。此其大较也。今按《明史》各传，如钱唐由布衣以明经对策称旨，擢史部尚书。秦约以文学召试《慎独箴》第一，擢礼部侍郎。曾泰由秀才擢户部尚书。严震直由粮长擢通政使参议。丁士梅、童权皆以秀才擢知府。李德以孝廉擢应天府尹。陈思道由主事擢兵部侍郎。李原名由御史擢礼部尚书。詹徽由秀才擢都御史。吕震由监生擢山东按察使。端复初由经历擢刑部尚书。黄福亦由府经历擢工部侍郎。杨靖由吏科庶吉士擢户部侍郎。开济官国子监，罢归，擢刑部尚书。翟善由文选主事擢本部尚书。冯坚由典史擢佥都御史。李仕鲁由府同知擢大理寺卿。王尚贤由宁远尉擢广西参政。邹俊由祥符丞擢太常卿。元善由静宁州判擢佥都御史。李行素由芝阳令擢刑部侍郎。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陕西参议。鲍恂、余诠、张长年等又皆以明经擢文华殿大学士。盖当开国之初，急于求才，且以官爵耸动天下，故有此不次之举。而一时人才，亦即出其中，经济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见。固知天下之才，惟上所取，非资格所能尽也。然一时识拔，亦未必尽得其生平，故亦有不旋踵辄败者。帝又威断不测，稍不称意，诛谪随之。胡、蓝二党外，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指不胜屈。故解缙上书谓：“进人不择贤否，所谓取之尽锱铢；杀人不论情罪，所谓用之如泥沙也。”成祖时犹有破格之事。如永乐十八年擢人才，布衣马麟等十三人为布政司参议等官。又陈济以布衣召修《永乐大典》，即授为都总载官。洪、宣以后，率循资格，惟正统初张凤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景泰中俞山由举人擢吏部侍郎，俞纲由诸生擢兵部侍郎，皆入阁预机务，则又因藩邸旧恩之故。盖资格既定，天下之才亦遂胥出于是，非必资格外别有非常之才，为网罗所不及也。

　　○有明进士之重唐、宋以来，最重进士。其所谓举人者，不过由各府解送，俾赴礼部试，如今生员欲试乡闱，必先由学使录送也。举人试礼部不第，仍须再应乡举（详见“举人”条内），本无可入仕之路。至前明始有举人三次会试不第，即许赴吏部就职之例，部中另立班铨注，自此举人得登仕籍。今会试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拣选，犹是前明遗制也。然有明一代，终以进士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即同一外选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仅得边远简小之缺。其升调之法亦各不同，甲科为县令者，抚按之卓荐，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数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职。而乙科沉沦外僚，但就常调而已。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给事陆粲虽疏请变通，隆庆中阁臣高拱亦请科贡与进士并重，然终莫能挽。甚至万历三年特诏抚按官：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积重难返如故也。（顾宁人谓：万历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明史》：邱舜疏云：“今荐则先进士，而举、监非有凭藉者不与焉。劾则先举、监，而进士纵有訾议者罕及焉。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贾三近疏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十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头童齿豁不就选。”此可以见当时风尚矣。《陈新甲传》云：终明之世，乙榜至尚书者二人：弘治中贾俊、崇祯中陈新甲。至巡抚者，隆庆中海瑞，万历中张守中、艾穆而已。（按宣德、正统、成化间，乙科尚有至大官者。如魏骥、年富皆会试副榜至尚书，石璞由举人至尚书，杨信、张骥、彭谊皆由举人至巡抚，《新甲传》所云乃中叶以后事也。盖魏骥诸人多永乐、宣德中举人，其时尚不拘资格，故得进身。迨甲科盛行，而骥等官位已崇，故不能屈抑耳。）至崇祯中，破格求才，举人中凡得十人，自新甲外，丘民仰、宋一鹗、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丘禾嘉皆以勤劳显（见《禾嘉传》），而明已未造矣。是时朝廷方破格用人，而吴执御以兵事急，犹请沿边州县选授精敏甲科，赐玺书，俾练民御寇（见《执御传》）。可见风会所成，见闻久习，虽以朝廷风旨，且不能骤变也。厥后牛金星以举人降李自成，劝自成重用举人，贼所至，获举人辄授以官。有举人李得笥者，被执不屈死，或告贼曰：“此举人也。”贼将惧，弃其尸而去。金星之令如此。说者谓其久困乙科，故藉是以泄愤云。

　　○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前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明史。万安传》：成化七年，群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时召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力请于司礼中官，乃约以御殿日召对，并戒初见情意未洽，勿多言。及期，时、辂及安同进见，甫奏一二事，安遽呼万岁欲出，时等不得已，亦叩头出。中官戏朝士曰：“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为“万岁阁老”。自是帝不复召见大臣矣。其后尹直入阁，欲请见帝，安辄止之。按尹直入阁及成化二十二年，然则自七年召见时、辂后，至此十五六年，未尝与群臣相见也。《徐溥传》：弘治十年，帝御文华殿，召见溥及刘健、谢迁，面议诸事，赐茶而退。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等后，至此始再见，举朝诩为盛事。然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云云。是成化七年至弘治十年，两朝天子与廷臣不相见且二十五、六年也。《刘健传》：帝自召对健后，阁臣希得进见。及是在位久，数召见大臣，欲以次除弊，遂召健等时时进见。左右窃从屏间听，但闻帝数称“善计”。是时已在弘治十五六年间，阁臣始得频见。未久而孝宗崩，武宗嗣位，初与刘瑾等八人昵，继与江彬等昵，色荒禽荒，南北游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许群臣出谏。则其时廷臣之不得见，更不待言。世宗初亦尚勤于治，然《邓继曾传》云：嘉靖三年，帝渐疏大臣，政率内决。是临政未久，即已疏大臣也。十一年正月祈谷，郭勋摄事。则郊祀己不躬亲也。二十一年，因宫婢之变，移居西苑。则并大内亦不复入也。《丁汝夔传》：俺答薄都城，帝久不视朝，军事无由而奏。礼部尚书徐阶固请，乃许。群臣昧爽入，至日哺帝始御奉天殿，不发一词，但命阶奉敕谕至午门集群臣切责之而已。按是进嘉靖二十九年，本纪特书始御殿，明乎前此未尝见群臣也。以后亦更无有召见之事。穆宗嗣位，临御日浅，周宏祖疏言：“陛下嗣位二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政事。”郑履亦疏言：“陛下御极三年，曾开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否？”是隆庆初已不复见大臣也。神宗初年犹有召见大臣之事。《张居正传》：帝御文化殿，居正侍讲毕，以给事中所陈灾伤疏奏上。又居正服阕，帝御平台召对，慰谕久之。自万历十七年以后，渐不复见廷臣。本纪书是年三免升授官面谢，自是临御遂简。《王家屏传》云：家屏服阕，召入阁，三月未得见。家屏以为言，帝乃于万寿节强一临。家屏又请勤视朝，帝为一御门，自是益深居不出。家屏疏方言：“臣一岁间两觐天颜而已。按家屏服阕入阁，十七年事也，本纪又书十八年正月始乃见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出皇太子见之。七月召见阁臣议边事（《万国钦传》：万历十八年，以火落赤诸部犯边，帝召见申时行等于皇极门，盖即七月中事）。一岁中两见阁臣，至特书之以为异事。十九年四月，享太庙，自后庙祀皆遣代。则十九年以后太庙亦不亲祭矣。二十四年，大学士赵志皋请视朝发章奏，不报。直至四十三年，以梃击事起，始召见群臣于慈宁宫。盖自十七八年至此凡二十四年，群臣始得一望颜色耳。《马孟正传》：万历三十九年，怡神殿火，孟正疏言：”陛下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恃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内侍，未知果达御前否？“《吴道南传》：万历四十一年，道南以大学士入阁。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谢乃莅任，帝不视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获见，不敢入。同官方从哲以为言，帝令先视事。迨梃击案起，慈宁宫召见群臣，道南始得一见，自是亦不得再见云。本纪又书：四十七年，群臣请视朝行政，不报。四十八年，南京科道言：”上深居二十馀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亦不报。则自四十三年梃击事一见群臣后，终神宗世，不复有召见之事也。光宗短祚，仅于弥留召见刘一景等。熹宗童昏，为权阉所蔽，固无论矣。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馀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无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神宗初即位，高拱请绌司礼权，还之内阁。是内阁且听命于司礼监矣。倦勤者即权归于奄寺嬖亻幸，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为威福而上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

　　万历中不惟不见群臣，又有听大臣自去而不问者。本纪：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赵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正月，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九月，大学士李廷机拜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九月，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四十二年七月，礼部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朝廷既不闻追留，又不闻诘责，听其自来自去而不问，古来所未见也。按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听其自去。”则三十五年以前抚按官已有投劾自去者，不自三十七年始也。

　　●卷十九○女娲或以为妇人司马贞《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娲，古帝王之圣者，古无文字，但以音呼，后人因音而傅以字，适得此“女娲”二字，初非以其为妇人而加此号也。《风俗通》云：女娲祷祀神，为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谓女娲佐太昊，祷于神，而为女妇，正姓氏，职婚姻，是曰神媒。则女娲亦但系创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后人因女娲之名，遂有以为妇人者。王充《论衡》引董仲舒之说：雨不霁，祭女娲。谓仲舒之意，盖以女娲古妇人为帝王者，男阳女阴，二气为害，故祭女娲以求也。充又云：今俗图女娲多为妇人之像。则女娲之讹为妇人，其来久矣。《北史》：祖︔谓：陆令萱实妇人之英杰者，女娲以来未见其比。程伊川《易传》于坤六五亦云：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则伊川亦以女娲为妇人。○炼石补天皇甫谧《帝王世纪》及司马贞《三皇本纪》皆谓女娲氏炼石补天，其说本于《列子》及《淮南子》，谓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语极荒幻，宜乎王充非之也。然充徒以为天非玉石之类，岂石所能补；且女娲虽长，岂能及天，不能及天，又安有阶级可上？此则三尺童子皆能知之，何烦辨驳？须得其讹传附会之由，乃为笃论耳。陆深以为古时生民甚朴，茹毛饮血，未能尽火之用。女娲氏炼五色石以通昏黑之变，辅烹饪之宜，所以补天之所不及。后世焚膏继晷、爝火代明，皆此意也。其说稍近理，然直以为上古未有火，至女娲始取火于石矣。此以之属燧人氏可也，而何以属之女娲？况取火何必五色石耶？吾乡黄芷御进士谓：五金有青黄赤白黑五色，而皆生于石中。草昧初开，莫能识别，女娲氏始识之，而以火锻炼而出。其后器用泉货无一不需于此，实所以补天事之缺，故云炼石补天也。此论虽创而甚确。

　　蚩尤为黄帝相《国策》：苏秦谓秦王曰：“昔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史记。黄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帝乃与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是古来皆以蚩尤为黄帝所诛也。然《管子。四时篇》：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遂置以为六相之首。又云：蚩尤明于天道，故使为当时。注云：知天时之所当也。则蚩尤又尝为黄帝相矣。《韩非子。十过篇》及王充《论衡》亦云：黄帝合鬼神于泰山，毕方并辖，蚩尤居前。而《周礼》表祭貊，郑康成云：祭黄帝蚩尤。又《汉书》：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盖亦以蚩尤始作兵而为黄帝臣故同祀之也。岂此蚩尤别是一人耶？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阴阳，造兵器，被擒后黄帝仍赦而用之，而史迁所纪多一杀字耶？吴仁杰辨《汉书》祠黄帝、蚩尤句，谓乃是祭蚩尤旗之星耳。蚩尤已为黄帝擒杀，何得既祠黄帝，又祭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与黄帝战，而不知黄帝之相有蚩尤也。况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实始造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谓是星非人，岂此星自谓人曰“吾名蚩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尧女湘君、湘夫人，盖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后世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类，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闲录》所载杜拾遗讹为杜十姨，而以之配伍子胥也。屈原《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来”，夫君即指湘君也，若女子则不应称夫君也。下云“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则原自言布精灵以求感格而尚未应，故姊Ч为我太息，喻己之忠诚不能悟君，而姊规之，非指湘君为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犹云天帝之女，并未确指为尧女也。《天问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铺张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为尧女，则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苍梧之事以为波澜。乃两篇中并无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为尧二女也。《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谓天帝之女，并未指为尧女也。曰居之，亦谓帝女子所居，而非以为死而葬此也。《山海经》所附会舜事甚多，如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宋丹朱葬于阴；又苍梧之山，舜与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国为姚姓之类，不一而足。使以尧二女为葬于洞庭，必又有几许铺缀，而其书并无一字，则《山海经》亦尚无尧女葬洞庭之说也。自王叔师注《楚词》湘君、湘夫人，谓尧二女娥皇、女英妻于舜，舜往征有苗，二女从而不返，道死于沅、湘之间，因而张华《博物志》等书皆承此说，湘君、湘夫人遂为尧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师之说，盖本于《史记》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风不得渡，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尧之二女为舜妃，死而葬。”此叔师所由误也（郭璞引《河图玉版》亦同此说）。而博士之说，盖又本《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三妃未之从”之语，遂以为舜妃从驾不及而死于此，为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误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本谓古无夫妻合葬之制，如葬舜苍梧而妃嫔不同葬，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从舜不及而死于洞庭也。况《檀弓》言三妃，而此以二妃当之，尤见其牵强不相合也（刘向谏起昌陵疏亦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则讹三妃为二妃已久矣）。古来惟郭景纯识其误，而未识其致误之由，且亦以湘君为女神，故特辨之。

　　○隶书不始于程邈《书断》云：秦下わ人程邈，字元岑，为县吏，以罪下云阳狱，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得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时以篆字难成，乃用隶书，以为隶人佐书务趋便捷，故曰隶书。是以古来皆以隶书为邈所作。然《封氏闻见记》谓郦道元注《水经》云：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篆，余同今书，则知隶书非始于秦也。封氏又谓：此书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诸国或用或不用，程邈观其省易，有便于时，故修改而献，非创造也。然则隶书非起于邈矣。又按许氏《说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隶书，以趋约易云云。似隶书亦李斯所作。其下文又谓：新莽改定六书，一古文，二奇字，其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书，即秦隶书云云。是许氏于隶书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为邈作。

　　○造笔不始于蒙恬冯鉴《事始》载：蒙恬造笔，蔡伦造纸。《学斋占毕》谓：恬乃秦人，而《诗》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载之笔，又《传》谓史载笔，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绝笔于获麟。《尚书。中候》云：元龟负图出，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又《尔雅》及《说文》云：秦谓之笔，楚谓之律，吴谓之不聿，燕谓之弗，其来尚矣。孙膑诱庞涓，斫大树白而书之，当亦椽笔醮墨所书，若用刀刻，昏夜岂能辨识乎？马大年乃附会以为简牍之笔乃今竹笔，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庄子》书中有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舐笔和墨之语，则以毫染墨明矣。庄子在恬之先，则非造于恬明矣。《韩非子。饰令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语，韩非亦先于恬。崔豹《古今注》：蒙恬之为笔也，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亦非谓兔毫竹管也，则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至蔡伦造纸，亦有疑其不始于伦者，谓伦及后汉人，而前汉《外戚传》赫蹄乃小纸也，则纸字已见于前汉矣。然《后汉书。蔡伦传》古书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不便于人，蔡伦乃用树肤麻头及敝鱼网以为纸，天下咸称蔡侯纸。则古时本以缣帛为纸，《前汉书》所谓赫蹄小纸，盖亦缣帛所成，而非树肤麻头所造也。然则造纸实始于伦，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笔也。王充《论衡》云：竹木在山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刀如加削，乃成奏牍。按王充与蔡邕同时，已在伦之后，其时尚多用简牍，可知蔡伦所造流布尚未广也。（按古时漆书本用竹笔，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故笔字本从竹。今外番亦尚有用之者。平西陲时，文书檄谕外夷，须用唐古特字，无能书者，惟降酋巴朗能之，乃令入军机处缮写。余见其所用笔，正与木工之竹笔相似，乃知外番尚多用竹笔也。）

　　○左右袒不始于周勃《史记》：周勃入北军，令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此事实有所本。按《仪礼》凡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本古制也。《左传》：吴阖庐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问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事在周敬王十四年（亦见《说苑。善说篇》）。《战国策》：齐有一女，二家求之，母语女曰：“欲东家则左袒，欲西家则右袒。”其女两袒，曰：“欲东家食西家宿。”以东家富而丑，西家贫而美也。《史记》：周赧王三十六年，齐淖齿杀王，王孙贾入市呼曰：“欲与我诛淖齿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又《汉书》：陈胜起兵，令其众袒右以示异。此皆在周勃之前。又《晋书》：淮南王允欲诛赵王伦，率帐下兵直出曰：“赵王反，佐淮南者左袒！”又是左袒者甚众。梁平侯景，群臣多劝元帝还都建业，元帝意不欲，乃大集文武曰：“劝吾去者左袒。”于是左袒者过半。此又后世之踵事者。

　　○牛耕不始于赵过郑樵《通志》谓牛耕起于赵过。古者惟以牛服车，不用于耕。《书》曰：肇牵车牛远服贾。又曰：放牛于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马。《诗》曰：宛彼牵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车为言，否则用以祭祀。《周礼》牛人之职，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车之牛而已。否则如田单之纵火，齐王之衅钟而已，未闻以牛耕也。《月令》：季冬令民计耦耕事。《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盖三代以上，皆两人并力发一耜，不闻用牛耕也。宋景文《笔记》亦云：汉赵过始教人作牛耕，而以王弼传《易》所云牛稼穑之资者，为不知汉以前无牛耕之事。独王伯厚《困学纪闻》则以为牛耕不始于赵过，而引冉伯牛名耕之说以证之。若三代不用牛耕则冉子何以名耕字伯牛也？此论甚确。不特此也，《韩非子。外储篇》：少室周与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胜。又《史记》司马牛亦名耕，字子牛，《家语》并云司马黎耕字子牛，黎、犁字古通，则尤是牛耕之明证。盖古时原有人耕、牛耕二法。《国语》耕籍之制，王耕一发。韦昭注：一耜之发也。王无耦，以一耜耜。《左传》：二五耦。杜预注亦云：二耜相耦，广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共垦，伤晋室也。此则人耕之说也。《月令》：耕籍之制，天子三推。若人耕，则安用推？此则牛耕之说也。《管子。形势篇》：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此尚未指明人耕牛耕。《山海经》：稷之孙叔均始牛耕。《山海经》纵伪书，然《史记》已引之，则为汉武以前之书，而已有牛耕之说，则牛耕非起于汉武时审矣。王充《论衡》：舜葬苍梧，有象为之耕。其说虽荒幻，然亦可见耕之用兽也。且《易》云：神农氏揉木为耒。《论衡》亦云：神农挠木为耒。耒乃牛耕之具，若人耕，安用揉挠之使曲乎？则以理推之，神农氏已用牛耕矣。景文、夹氵祭所引，盖本崔实《政论》。汉武使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以牛耕，遂以为确据。不知南北风俗不同，有用牛耕者，有不知用牛耕者，过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之用牛，如后汉《王景传》百姓不知牛耕，景教以牛犁，由是垦辟倍多；又任延为九真守，亦以牛耕教民，皆是开此一方农事之所未有，而其实非自景与延创也。赵过之以牛耕得名，盖亦本古法而施之于不知牛耕之地，后世遂以为牛耕之始耳。且景文所云，亦未深考也。《汉书。食货志》：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本古法也。后稷始川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圳，一亩三圳。岁代种之，用耜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倍他田。过使教田太常、三辅，二千石遣善田者受田器，学种法。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据此，则二牛三人之法，本始于后稷，过第用其法以教人。其后牛不足，而平都令又教以用人挽犁，则以人挽犁转始于过与平都令，而非牛耕始于过也。景文、夹氵祭徒据崔实《政论》一语，遂以为据，而不复详考，亦太疏矣。至《诗》《书》所云牵车，服箱之类，盖各就其一事以为言，有不可执一以例其余者。即如江以南六朝时皆用犊车，今江南之人语以牛可驾车，必骇异以为无是理，而不知今云南、广西尚有以牛驾车者，大河以北牛车更多。又如驴马之类，江以南知其可以乘骑，而北人兼用以耕。夹氵祭、景文之论，毋亦囿于一说矣。又《涌幢小品》谓：中国耕田必用牛，若铁齿耙土，乃东夷担罗国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国原有此法耶？抑唐以后始仿而为之也？是又以人耕为中国所本无矣。

　　○云台无来歙，凌烟阁无郭子仪汉明帝图画光武功臣于云台，共二十八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其详载于《后汉书》。马援不与，以其为椒房亲也。然光武功臣尚有来歙，先使陇说隗嚣，往返数四，当世称为信士。及嚣叛，则固守略阳者经年，帝赐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令悉监诸将冯异、耿、盖延、马武、刘尚等平陇西诸羌，又攻蜀击公孙述，后为刺客所杀。是来君叔之权任，及光武之倚信，俱在诸功臣之上，而云台图像竟不及之，殊为阙事！《新唐书》：武德功臣十六人，贞观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命史馆考勋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条奏，增至一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来宰相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来将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诏求功臣三十七人，续图凌烟阁。今俱载《新唐书》一百九十一卷。然功臣如郭子仪、李晟、浑、裴度、李光颜、李等，俱不在内。方德宗时，晟、皆未死，其不入图画固也。子仪已死，何亦不入图乎？况大中之续录三十七人中有马燧，而晟、与燧同时，号三大功臣，何以不入？李光弼虽入，而别在二等。此皆不可解。（《郭子仪传》有图像凌烟阁之语，而《新书》凌烟图内无之。）

　　○马氏铜柱有三马援所立铜柱在林邑国，《唐书。环王传》：本林邑地，海行三千里至其国，南有大浦，援所立五铜柱在焉。援留十户于其地，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马，俗号为马留人。此汉时所立铜柱在交趾者也。马总为安南都护，建二铜柱于汉故处，刂著唐德，兼以明伏波以裔。此唐时所立铜柱，亦在交趾者也。《五代史》：马希范攻溪州蛮，降之，乃立铜柱为表，命学士李皋铭之。此五代时所立铜柱，在五溪者也。皆马氏故事。按今广西太平府镇南关外尚有铜柱，据《明史》：广西思明州土官黄广成上言：元设思明府，南以铜柱为界，元末交人越铜柱二百里，侵夺思明地，乞敕安南还侵地，仍以铜柱为界。此所谓铜柱，即今广西镇南关外之铜柱，与思明相近者也。然《唐书》所谓林邑国，则在广东之南，离镇南关甚远。岂援所立铜柱本在林邑，而今镇南关之铜柱则总所立耶？

　　○徙铜人不始于魏明帝《魏明帝纪》：徙长安铜人、承露盘之类于洛，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任《述异记》：魏明帝取汉武捧露盘仙人，既折盘，临行泣下。此皆魏明帝事也。然《汉书。武帝本纪》：作通天台、飞廉馆。应劭注曰：飞廉，神禽。《后汉书》：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亦见程大昌《演繁露》。则移置飞廉、铜马、实始于汉明帝，而魏明帝特仿之。后赵石虎又徙洛阳飞廉、钟ね之类于邺之华林园，则又仿魏明帝，而徙魏明帝物耳。陈寿《三国志》于《董卓传》既云卓迁天子都长安，悉椎破铜人、钟ね以铸钱，而于《魏明帝纪》又云：徙长安铜人、承露盘之类于洛阳，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铜人既为卓所椎破，此所徙又是何物？殊不明晰。按潘岳《关中记》：秦铜人十二，卓坏以为钱，余二枚魏明帝欲徙于洛，重不能致。任《述异记》：魏明帝诏取汉武捧露盘仙人，盘既拆，临行泣下。然则卓所毁者乃秦铜人十二之十，而魏明帝所徙则汉武承露仙人及卓毁秦铜人所余之二也。《后汉书。方术传》：蓟子训摩挲金狄，即此秦余之二。而李石《续博物志》又谓苻坚毁其二以为钱，其一百姓推置河中。按董卓毁后仅余其二，安得又有一入河耶？

　　○牛继马非晋元帝《晋书》载：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玄石图，有牛继马后之象。故司马懿深忌牛氏，为二共一口，以贮酒，懿先饮其佳者，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其孙恭王觐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盖当时传闻如此，魏收本之作《魏书》，因谓：僭晋司马睿，母夏侯氏，字铜环，与牛金奸通而生，冒姓司马，以为此石之应。《通鉴》等书皆从共说。然金已为懿毒死，则夏氏所通小吏别是一人也，而收云云，可见皆传闻谬悠之词耳。唐元行冲则以为：元魏昭帝名犍，继晋受命，乃为牛继马之象，特为著论，此又可备一说。

　　○宫中屠贩不始于东昏宫苑之中，列肆作屠沽之戏，世多知齐东昏侯事。《南史》：东昏于苑中立大店肆，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又于埭上设店，坐而屠肉。民间谣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是也。然此戏不自东昏始。《通鉴》：汉灵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从之宴饮为乐。《晋书》：太子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也，故太子好之。又会稽王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饮以为乐。《宋书。五行志》亦载此事，并谓道子身自贸易于其中。又宋营阳王未废时，亦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是皆东昏以前事。

　　○四声不始于沈约沈约作平上去入四声韵谱，为在昔词以人累千岁而不悟，独得胸臆，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然《石林诗话》谓：魏、晋间虽未知声律，而陆云相谑之词“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又与后世律诗无异，知此体出于自然，不待沈约而后创也。今按《隋经籍志》：晋有张谅撰《四声韵林》二十八卷，则四声实起晋人，而并非石林所谓古人暗合者矣。《南史。陆厥传》云：沈约、谢、王融以文章相推，汝南周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相宣，将平上去入四声，以之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谓之永明体。沈约作《宋书。谢灵运传》后论之甚详。厥乃为书辨之，以为历代众贤，未必都ウ此处也。此又约之前已有四声之明证，即与约同时者，周有《四声谱》行于时，刘善经有《四声指归》一卷，夏侯永有《四声韵略》十三卷，王斌有《四声论》，皆齐、梁间人。又梁武问周扌舍曰：“何谓四声？”扌舍曰：“天子圣哲是也。”沙门重公谒梁武帝，帝问：“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曰：“天保寺刹。”出以语刘孝绰，孝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则约同时之人，明于此者，亦不止约一人，特约独取以成书，遂擅名耳。

　　《东斋记事》云：唐孙忄面集诸家韵书作《唐韵》，而从前周《切韵》、沈约《四声谱》、夏侯咏《四声韵略》之类皆废。宋真宗时，陈彭年、晁迥、戚纶知条贡举事，取《字林韵略》、《字统》及《三苍》、《尔雅》等书为礼部韵，遂著为格。景中，贾昌朝言旧《韵略》多无训解，又疑单声与重送字不同义理，恐举人诗赋误用，乃诏丁度修《礼部韵略》，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三十处，许令附近通用，单声及迭出字皆于字下注之。此《礼部韵略》之始末也。吴曾《漫录》又论度等修韵，既不得共始，徒屑屑于张希文、郑天休修书先后之辨尔。

　　○纵囚不始于唐太宗纵囚事，唐太宗最著。白乐天所咏“死囚四百来归狱”是也。然不自唐太宗始。《后汉书》，马援为郡督邮送囚，援哀而纵之，亡命遇赦。钟离意送徒诣河内，解其桎梏，恣所欲过，与克期，俱至，无一或违者。又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意听广归家，使得殡敛。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戴封为中山相，囚四百馀人当刑，封哀之，皆遣归家，与克期日，皆无违者。虞延为渔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囚徒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应期而返。《晋书》：曹摅为临淄令，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悯之，曰：“卿等不幸致此，新岁人情所重，岂不欲暂归耶？”囚皆感泣，摅开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不听，至日果如期返。范广令堂邑，丞刘荣坐事当死，家有老母。至节，广辄遣归，荣如期至。此皆汉、晋纵囚故事也。《癸辛杂识》又引何允、席阐文二人。按允在齐为建安太守，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腊放囚还家，依期而返。阐文在梁为东阳太守，冬至悉放狱中囚，依期而至。事皆见《南史》。今考历代史传，更不止此。《宋书》：谢方明为南郡相，尝于年终放江陵狱囚，使过正月三日还到。主簿等固谏，以为昔人虽有其事，或是记籍过言，当今人情伪薄，不可以古义相许，方明不听。悉遣之。至期，有人醉不能来，违二日乃返，又一囚十五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谷欲捕之，方明不许。囚逡巡墟里，不肯遽至，乡里责让，仍送至。又《梁书》：王志为东阳守狱有重囚十余，冬至日，悉遣还家过节。皆反，惟一人失期，明日果至，乃因妇孕也。傅岐为始新令，冬至放死囚还家，狱曹固争不可，岐曰：“囚若负信，令当坐。”竟如期而返。何子季守建安，每伏腊日，放囚还家，亦依期返。此皆南朝事也（惟《陈书》有张种者为无锡令，见重囚在狱，天寒呼之出暴日，遂失之）。后周萧上州刺史，至元日，狱中囚悉放归家，听三日，然后赴狱。主者争之，曰：“昔虞延见称前史，吾虽寡德，以之获罪，亦所甘心。”诸囚荷恩，如期而至。张华原为兖州刺史，先有系囚千馀人，华原随事决遣，至年暮，惟有重罪数十人。华原各给假五日，曰：“期尽速还也。”囚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背之！”依期毕至。孙伏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馀人至京师，时制流人并枷锁传送，伽悯其苦，乃与之期，约某日当至，悉脱其枷。流人感悦，依期而至，一无离叛。隋文帝闻而异之，于是赐伽宴于殿庭，并诏诸流人悉宴而赦之。此皆北朝事也。《白孔六帖》：唐吕元膺为蕲州刺史，尝录囚，或以岁旦不能归省为恨，元膺悉归之，皆如期返。《新唐书》：唐临为万年丞，有轻囚久系，方春，农事兴，临悉纵归，与之约，囚如期还。元德秀为鲁山令，有盗系狱，会虎为暴，盗请格虎自赎，许之。吏恐盗逸，德秀曰：“吾自任之。”明日盗尸虎还。《宋史。冷豳传》：寒食放囚归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年五月，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馀概行疏放，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后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又《陈天详传》：天祥知寿昌府，执倡乱者二人斩于市，其党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冬至日放还家，约三日来，如期皆至。白宣慰司，尽释之。《明史》：许文岐为黄州守，狱有重囚七人，纵归省，刻期而还。乃请于上官，贷之。周为南京刑部尚书，当暑，遣囚之轻系者，曰：“召汝则至。”囚欢呼，无失期者。俱见本传。此又唐以后纵囚故事也。○图画学士不始唐太宗《封氏闻见记》：唐太宗为秦王时，使阎立本图秦府学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褚亮为赞，世所传《十八学士图》是也。然《南史。王亮传》：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以为士林，使工图其像。《北史。魏收传》：齐孝昭帝起玄洲苑，画收于阁上。则图画学士，六朝时已有之，太宗特仿而为之耳。《翰林盛事》：开元中拜张说等十八人为学士，于东都上阳宫含象亭图其形，系以御赞。此又仿太宗故事。

　　●卷二十○贡荔枝不始于杨贵妃《唐书》：杨贵妃好荔枝，南海岁贡荔枝，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辄败。此贡荔枝故事也。按《后汉书。和帝纪》：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继路。因临武长唐羌上书言状，乃诏罢之。则贡荔枝不自唐始矣。《金世宗纪》：上谓宰臣曰：“朕尝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顷因谏官黄久约言，始知之。”是金时亦有贡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闽、粤、蜀三处，金时皆无其地，不知其设铺驰递者何地所出也？

　　○杨氏五家合队《新唐书》叙杨氏五家合队，虽不明析。《杨贵妃传》云：以贵妃宠，擢其兄鸿胪卿，侍御史，而钊（即国忠）亦浸显。又三姊封韩、虢、秦三国夫人。据此，则、、钊及韩、虢、秦应是六家。下又云：以上柱国门列戟，与、国忠、诸姨五家第舍联亘。帝所得奇珍，分赐五家如一。则所为有五家者，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云：、秦国早死，故韩、虢与国忠贵最久，则又应是四家矣。而其叙华清从驾处，复何以云五家车骑各为一色，俄五家合队烂若万花耶？《杨国忠传》：天宝七载，国忠为御史中丞，三妹封国夫人，兄擢鸿胪卿，与国忠皆列戟，则又遗却一人，与《贵妃传》不合。按《旧唐书。贵妃传》：玄宗封韩、虢、秦三姨，又擢贵妃从兄及，赐第连宫禁，韩、虢、秦与、五家，每有请托，峻如诏敕。《通鉴》亦云：天宝六载，以贵妃姊适崔者为韩国夫人，适裴者为虢国，适柳者为秦国。三姊与、五家势倾天下。是五家者，、、韩、虢、秦也，国忠尚不在其内。及国忠益贵而已死，仍符五家之数，故当时亦呼杨氏五家。《旧唐书》虽叙、、韩、虢、秦为五家，而其后华清从驾，谓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一队，队各一色，则又以国忠入五家之内矣。又云：国忠山第与虢国相对，秦国、韩国相接。是《新唐书》虽云秦国早死，而《旧唐书》则国忠为相后，秦国尚在。《通鉴》亦云：禄山反，上欲传位太子。国忠大俱，使韩、虢、秦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乃止。及马嵬之变，国忠及韩国、秦国为军士所杀，虢国奔陈仓，县令薛景仙捕诛之。是秦国直至马嵬始被杀，《新唐书》谓秦军早死者，恐未必得实也。然则五家者，其始则、、韩、虢、秦也，其后则与国忠及韩、虢、秦也。

　　○五日一朝不始于裴度五日一朝，今人皆用裴度故事，其实非始于度也。《汉书。孔光传》：令太师毋朝，十日一赐餐。黄门令为太师省中坐置几，太师入省中用杖，赐餐。师古注：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宠礼。它日则在家自养也。是此礼实自孔光始。王莽在哀帝时亦同。《隋书》：文帝忌杨素，敕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亲细务，但三五日一朝，向省评论大事。”则又为疏忌功臣之制。而其后优礼老臣，亦多用之。《唐书》：李靖以疾，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年老，玄宗命五日一朝，入阁办事。又苗晋卿年老，代宗令间日赴政事堂，入阁不趋。此皆在裴度之前。郑覃年老，以疾去位，诏许五日一入中书商量政事。杜佑请老，诏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政事。《宋史》：赵普再相，故事中书日向未始退，诏特许普日午便归，寻免朝，止赴中书视事，大政则召对。又王旦多疾，真宗命五日一赴中书，遇军国重事，不限时日，入预参决。吕夷简老，仁宗亦命平章军国重事，五日一至中书。王随亦然。徽宗命何执中一月止六参起居，退治省事。此又度后之故事也。

　　○牛、李非李德裕唐时牛、李之党，论者皆谓牛僧孺、李德裕互相仇怨，各植私党也。然《唐书》传赞云：僧孺、宗闵既当国，排击所憎，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则当时所云牛、李，乃谓牛僧孺及李宗闵，而非德裕也。《李德裕传》：始李吉甫为相，牛僧孺、李宗闵对策，痛底当路，吉甫诉于上，考官皆得罪。德裕则吉甫子也，宗闵、僧孺之怨德裕始此。《李宗闵传》：钱徽知贡举，宗闵托所亲于徽。德裕白上，以为今年取士不公，宗闵坐贬，由是嫌忌益深。是犹第李与李相怨耳。及裴度荐德裕可相，而宗闵先已当国，虑德裕继入，遂引僧孺同秉政。由是僧孺德宗闵而与德裕为难，是僧孺之仇德裕，本由于附宗闵，此即所谓牛、李者也。《杨汝士传》：汝士为虞卿弟，牛、李待之甚厚。益可见牛、李之李乃宗闵，而非德裕矣。若以李为德裕，则僧孺、德裕方相仇，乃又俱善待汝士乎？《通鉴》：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己而引牛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此李又指逢吉，然亦谓德裕之怨逢吉、僧孺也。

　　○宋金莲烛送归院者六人金莲烛送归院，始于唐令孤。《唐书》：入翰林为学生士承旨，夜对禁中，烛尽，宣宗以乘舆金莲炬送还。院吏望见，以为天子，及至皆惊。此唐故事也。今世所传词林美谈，皆指苏子瞻耳。不知宋时金莲烛故事共有六人：王钦若、王禹玉、晁迥、郑獬、苏轼、史浩也。《钱氏私志》：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中秋夕，上召至小殿，对设二位，用宾主礼，不令拜舞。宴罢，令宫嫔各以领巾裙带乞诗。上令诸嫔各取头上珠花为润笔，纳其袖中。宴罢，命撤金莲烛送归院。王禹玉为学士，被召至内东门小殿。晚深，赐台烛双引归院。《宋史》：晁迥常夜召对，帝命内侍持烛送归院。方盛暑，为蠲宿直令。又神宗召郑獬夕对内东门，命草吴奎知青州及张方平、赵参政事三制，赐双烛送归舍人院，外廷无知者。子瞻为学士，夜忽召入内东门小殿。宣仁问曰：“内翰前年为何官？”曰：“汝州团练使。”“今为何官？”曰：“备员翰林学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曰：“然则大臣论荐耶？”曰：“亦不关大臣论荐。”子瞻惊曰：“臣虽无状，不敢由他途进。”曰：“此乃先帝意也。先帝当饮食而停箸，看卿文字，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进用而上仙耳。“子瞻哭失声。已而命撤金莲烛送归院。《玉堂杂记》云：孝宗尝宣召侍读史浩，锡宴澄碧殿，暮以金莲烛送至玉堂直庐。上命浩作诗叙此会，浩乃进古诗三十韵，上御制和之，又命周必大继和，必大亦和以进。

　　○曹彬、伯颜不妄杀人之非世传宋曹彬、元伯颜俱下江南，俱不妄杀人。然《梅涧诗话》载曹景建《金陵乐官山诗序》云：南唐初下，诸将置酒高会，乐人大恸，杀之，聚瘗此山，因得名。诗云：城破辕门宴赏频，伶伦执乐泪沾巾。骈头就戮缘家国，愧死南朝结绶人。而伯颜之攻常州也，役城外居民运土填堑，土至，并人筑之。又杀民煎膏取油作炮，号人油炮，焚城上杈牌，及城破，又尽屠之，惟七人伏桥坎得免。事见《续通鉴纲目》及府志。则二将亦未尝不妄杀人也。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广德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书》：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俸，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为常制。寻又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广骑。《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则安石虽沿其名，而尚异其实也。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杂税钱之法耳。然宋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一岁凡两收，两收则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也。

　　○高宗泥马渡江之讹宋高宗初至杭州，即命立崔府君庙以示灵异，于是《精忠小说》遂有泥马渡江之说。按《宋史。宗泽传》：康王再使金，至磁州，宗泽劝留，不从，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间有崔府君庙甚灵，可以卜交。”庙有马，是夜果衔车辇等物填塞去路。泽曰：“可以见神之意矣。”乃止。此泥马故事也。余尝见曹勋画《高宗瑞应图》九幅，内一幅系崔府君庙，庙中一马独立，而车毂之类纵横满地。勋有跋云：厅子马不肯行。盖即塞路之事也。

　　○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世谓秦桧私通于金，力主和议，自是实事，然《岳飞传》谓兀术以书与桧曰：“汝日以和请，而飞方主用兵，不杀飞，和议不可成。”此则《金陀粹编》等书附会之词。其实桧所私结者，挞懒而非兀术也。桧之南也，由挞懒纵之归。其时挞懒以尊属主国政，必与桧先有私约，令宋称臣纳岁币，而金则归以帝后及河南、陕西地。故刘豫废而即令王伦回许，以归帝后及陕、洛，此皆挞懒主之，一一如桧所请。及兀术揣知挞懒意私于宋，尽发其奸，再兴兵取河南、陕西。桧亦惧不安其位，使冯楫、王次翁探帝旨，实以失奥援，虑和议之不可必成也。未几，挞懒谋反南奔，欲投宋，益见其平日有德于宋之明证。而王伦之使金受地也。金主先入兀术之语，责之曰：“汝国惟知有挞懒耳。”是桧之与挞懒素有成约，而兀术始终不与闻可知。或谓挞懒诛后，兀术主兵事，安知非桧之再结兀术，始定和议之局？不知挞懒主和，则以陕洛偿岁币；兀术主和，则陕洛之地尺寸不与（《高宗纪》：和议成，使郑刚中分划陕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惟存上津、丰阳、天水三县，又弃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关为界），所归者仅徽宗、郑后、刑后之丧及韦后一人，而宋之称臣岁币如约。是金直以三柩一老妪坐致其称臣纳币，此亦何乐不为，而必待桧之私结于兀术哉？《金史。郦琼传》：宗弼（即兀术）谋再伐江南，与郦琼议。琼曰：“秦桧老儒，亡国之大夫，仅仅自守。吾以大军临之，彼君臣方且哀鸣不暇。”据此，益可见桧与兀术本无素约，而《宋史》兀术致书秦桧之语之未可信也。通挞懒，通兀术，于桧之罪原无分轻重，特以读书论世，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乃为信谳耳。至丘琼山谓南宋之势亦不得不出于和，桧之主和，未为失计，后儒又从而讥其党桧，此亦不达于当日时势，而徒为迂论。以南宋积弱累挫之余，裒集伤残，仅仅自保，而欲当百战方张之强敌，即使专任韩、岳，一切听其所为，能必其克复旧疆、迎还故主乎？使桧果以靖国为心，委曲成事，能致帝后归而陕洛复，犹愈于竭国力以冀亻幸于不可知。然则桧岂非南渡后一大功臣哉！惟其心迹奸险，欲藉和议为擅权怙势之渐。幸而母后虽归，故疆终失，尚且据为己功，至劫持人主，诛锄善类，流毒遍天下。倘挞懒不诛，竟如初议，存殁俱还，境土得复，则外恃强援之力，内诩再造之功，更不知当作何挟制，尽揽威福，怀无上而觊非常，皆事之所必有。观于献谀者，或疏请加九锡，或赋秦城王气诗，桧皆偃然当之不为怪，则大奸稔恶之处心灼然可见。而论者徒以主和议责其辱国事仇，转为末减矣。吾故揭而论之，使知桧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

　　○南宋和议起于洪忠宣南宋和议主于秦桧，人皆知之。宋《何铸传》：金诸将皆已厌兵欲和，而难于自己发，故纵秦桧航海南归，密有成约。是以桧既用，即有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之语，其后竟以此得梓宫母后之还，不可谓非桧之功也。抑知其事虽成于桧，而其端实起于洪忠宣，事见谢枋得《上留丞相书》，谓忠宣拘于燕山，室敬其人，一日问之曰：“天下何时太平？”忠宣曰：“息兵养民，则太平。”又曰“何如则息兵养民？”忠宣读《孟子》“诸侯将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又诵《孟子》“乐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扌然喜曰：“吾计决矣！”乃密授意于桧，使之南还，于是和议成。金自丁未以后享国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后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桧之功，乃忠宣之力也。据此，则和议之说，本发其机于忠宣，桧特从后成之，攘为己功耳。论者徒以事仇辱国为桧罪。按《陈与义传》：赵鼎言于高宗曰：“人多谓中原可复，宣便进兵，恐他日咎今时失策。”上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议和，断无可还之理。”与义曰：“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当时诸君子亦未尝必以和议为非，忠宣之发其端，固早有见于当时事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而非以被拘欲藉此为南还计也。

　　○拐子马不始于女真《宋史》谓：金人善用拐子马，三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战酣然后用之。兀术攻顺昌，有铁浮图，兵皆重铠，戴铁兜牟，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用拒兵拥之。按《晋。载记》：穆帝时，燕慕容恪击魏主冉闵，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铁锁连其马，为方阵而前，遂破闵。则古时已有为之者。

　　○木灯檠之不可信周密《癸辛杂识》及陶宗仪《辍耕录》记杨髡发宋会稽诸陵事，皆云徽、钦二帝陵空无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钦宗陵惟木灯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宗绍兴十二年，金以高宗母韦太后归于宋，并徽宗及郑后、邢后之丧来归，是岁葬徽宗于会稽，号永裕陵。绍兴二十一年，遣巫为祈请使，请归渊圣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许。绍兴二十六年，为金主亮正隆元年，钦宗殁于金，而世所传《窃愤录》并有谓不得其死，以马蹂其尸于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山来宋，始闻钦宗之丧。时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极，宋孝宗亦嗣位，始复和议。时陈康伯有言：“所未决者，彼欲得唐、邓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寝及钦宗梓宫为词耳。”是宋虽尝以钦宗之柩为请，然和议既成之后，乾道七年宋又遣中书舍人赵雄至金，金世宗谓雄曰：“汝国舍靖康帝灵柩而请巩洛山陵，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当为汝国葬之。”则宋并不以钦宗之柩为请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礼葬钦宗于巩洛之原，自后更无归丧之事。则钦宗葬于金，而未尝归骨会稽也，安得有木灯檠之事哉！乃知小说家记载多不可信也。（按：乾道六年，先遣范成大使金，求陵寝地，兼以钦宗梓宫为言。而《黄中传》云：时遣成大，但请山陵，中言钦庙梓宫不宜，竟置不问。又陈良亦言：“陵寝地在其腹中，必不肯与，不如以钦宗梓宫为请，犹为有词。”是宋并无意于钦宗之柩矣。又《赵雄传》：金人将起河南三十万众迁诸陵梓宫归宋，上命雄止之。）

　　○杨桓《传国玺考》之误传国玺始末见于《辍耕录》载元御史中丞崔所记。至元三十一年，世祖既崩，将迎皇太孙即位。适有国王速脱真以玉出售，与御史杨桓见之，知其为秦玺也，遂献之，桓并考其始末曰：楚以卞和所献之璞琢成璧后，求昏于赵，以纳聘焉。秦昭王请以十城易之而不获。始皇并六国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孙寿刻之（卫宏曰：秦玺，蓝田玉所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太平御览》亦以为蓝田玉所刻）。二世子婴奉玺降汉，汉祖即位，服其玺，因世传之，谓之传国玺。后王莽篡位，玺在长乐宫王太后所，莽使安阳侯王舜迫取之。太后怒，投玺于地，玺遂归莽。及莽败，商人杜吴杀莽，不知取玺，校尉公宾得玺，献于更始。赤眉杀更始，立盆子。盆子降光武，玺归光武。献帝时，董卓作乱，掌玺者投于井。孙坚讨卓，得于井中。袁术夺于坚之妻。术死，荆州刺史徐ギ闻帝在许昌，以玺送之。帝逊位，玺归魏。常道乡公禅，玺又归晋。怀帝遇刘聪之害，玺归聪。聪死，归曜。曜为石勒所灭，玺入于勒。勒灭，入于冉闵。闵败，其将蒋干得之。晋征西将军谢尚购得之，以还东晋。自后宋、齐、梁、陈皆相传。及隋灭陈，玺入于隋。隋亡后，萧后与太子正道并玺并入于突厥。唐太宗以宝玺未获，乃自刻玉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萧后与正道奉玺归，乃复入于唐。朱温篡唐，玺入于温。庄宗定乱，玺入于后唐。及废帝从珂自焚，玺遂不知所在。至宋哲宗时，咸阳民段义献玉玺（按此玺李公麟以其玉色正青，是秦蓝田玉，其篆法真李斯所为，乃定为真秦玺）。及徽宗为金所虏，宝玺皆入于金，共玺一十有四，内青玉传国玺一，其色正与今出自拾得家者相同，知宋之南迁二百年无此宝玺也。今适当皇太孙将正位之时，而此玺应期而出，实为符瑞云。桓之论如此。按秦玺自冉闵败后，闵将蒋干守邺，乞师于晋。晋将戴施入邺助守，知玺在干所，乃谲得其玺，使何融以迎粮为名，出城潜送征西将军谢尚，尚即以三百骑送建康。见《晋书。载记》及《谢尚传》。此玺归东晋之明证也。然《通鉴》姚苌之擒苻坚也，从坚求传国玺，坚骂曰：“玺已送晋，不可得也！”是时冉闵死未久，玺已为谢尚所得，归于晋矣，苌岂不闻之，何又向坚求玺？刘定之谓：闵亡后，邺入于慕容燕，当是苻坚灭燕，又得之，而谢尚所得者，或晋人饰词，以解白板天子之诮也。则谢尚所得玺尚未可知也。又《南史》：宋武帝克长安，擒姚泓，收其彝器及秦始皇玉玺送建康。而沈约《宋书》不载获玺一事，但云收其彝器土圭之属而已。岂以谢尚已获玺于晋时，疑宋武所获非真，故不复叙耶？然《北史》魏太武于邺城毁佛像，中得二玉玺，文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旁刻“魏受汉传国玺”，则玺更似在北，而求未入南，谢尚之所得，真伪益未可信也。即尚所得冉闵之玺果真矣，《南史》侯景之败，以传国玺自随，使赵思贤掌之，曰：“若我死，则沉于江，勿令吴儿得之。”思贤过京口，遇盗，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使辛术送邺。而《北史》载辛术既送玺至北齐，文宣帝以告太庙，则此玺又入于北齐，而陈、隋两朝俱未尝有也。今杨桓云：历宋、齐、梁、陈、隋皆相传，及隋灭而萧后携以北，至贞观四年复入于唐，不知何所据。此不过欲隐约其词，以见此玺自唐而梁而后唐而石晋及从珂自焚后遂不知所在，而宋哲宗时段义所献者即是此物，乃徽宗北行玺入于金，而今拾得家所藏，乃国初灭金时所得，可信其为真秦玺耳。不知《五代史》田令孜为蜀监军，盗唐传国玺入于蜀而埋之，后王建将称尊号，有欧阳柔得之以献，此一玺也。黄巢破长安，魏州僧传真之师得传国宝，藏之，后唐庄宗将称帝，适传真以之来献，遂即位，此又一玺也。庄宗将入汴，梁主惶惧，置传国宝于卧内，忽失之，已为左右所窃迎唐军矣，此又一玺也。则是时蜀、魏、汴一时已有三玺矣。无论秦玺已不存，即存亦不知孰为秦玺也。又《通考》：后唐末帝自燔时，以传国宝随身共焚，是以晋高祖别制一玺。开运末，耶律德光入中国，少帝遣其子延煦送玺。德光讶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始末。德光归，携以出塞。则后唐之传国玺已随从珂自焚，而晋玺又已出塞矣。金初灭辽时，金主意玺在辽主延禧所，延禧诉以兵败失于桑干河。则辽之传国玺又已沉没矣。《金史。宗望传》：宗望追辽主，尽获其妃嫔并传国玺，献于行在。金太祖置之怀中，恭谢天地。不知此又是何玺？意辽主所谓失于桑干河者，即此玺耶？然金主既得之于宗望，何又疑玺在延禧所？此不可解也。又《金太宗纪》：天会三年，斡鲁献传国宝，而宋哲宗时段义所献玉玺，及徽宗所制定命宝，亦俱为金所掳。然金之亡也，金主守绪以传国玺自殉，焚于幽兰轩。此所焚者，未知宗望所得之辽玺，抑或破汴时所得宋哲宗时段义所献之玺耶？然亦已焚于幽兰轩矣，则杨桓又何由知拾得家所出之为真秦玺耶？按王莽建国时，使王舜逼太后索传国玺，太后怒，抵之地，遂缺一角。及汉献帝禅魏时，魏用隶书刻其肩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后由刘聪入于石勒，勒又刻其一边云“天命石氏”。此见于史传及《宝玺篆文图说》，历历可考者。是以宋徽宗验段义所献，检无螭角无缺而疑其非真。即杨桓亦谓：今玺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齐，无地可置字。则桓亦自知其非真也。盖历代各有，制造不同，传闻亦异。《汉书注》卫宏曰：秦玺是李斯所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晋书。康帝纪》及杜佑《通典》皆云秦得蓝田玉为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二说已不同矣。《后汉书。舆服志》注：孙坚所得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晋阳秋》谓蒋干所得为谢尚送于晋者，文曰“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徐广曰：传国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三说更不同矣。蔡京等讲议玉玺官十三员合奉云：“皇帝寿昌”者，晋玺也：“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惟德允昌”，石晋玺也。《大学衍义补》又云：“受命于天，皇帝寿昌”者，东晋所自刻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历六朝至隋者，乃慕容氏所刻也。开运末没于耶律，后为金人所有者，则以“受天明命，惟德永昌”为文，乃石晋所刻也。杨桓之论亦曰：北齐所刻者，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唐太宗所刻者，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晋天福所刻者，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太平御览》又记郄恢表慕容永所奉之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可见古来所刻传国玺不一，不得以玺文偶与斯篆合，遂指为真秦玺。拾得家所出，盖亦后代续刻之物耳。杨用修谓：杨桓本善篆书，此玺盖即桓伪作，使崔持以迎合皇太妃者。理或然也。奈何明成祖闻传国玺尚在元嗣君所，而屡出师以冀反璧耶？（永乐中，瓦刺马哈木攻杀元主本雅失里，遣使上言，欲献故元传国玺，后仍不至。）《明史》：宣德中，瓦刺部长脱欢得前元玉玺来献，宣宗敕谕曰：“前代传世之久，皆不在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不必来献。”英宗复辟，孛来遣使欲献玺，帝亦敕曰：“玺己非真，即真亦不祥物，献否从尔可也。”弘治中，陕西巡抚熊又得一玉玺，孝宗因傅瀚言，亦仅藏之库。其识皆过文皇远矣！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又记：天启四年，临漳县生员王思极等，得玉玺于漳河之滨，其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河南抚臣程绍具表进之，上御皇极殿受贺，得玺者仅赏银五两。而魏史贤欲令天下有司赴京庆贺，以尚宝卿姜志礼言而止。成祖且然，固无怪魏阉之张大其事也。（三代以上以禹鼎为重，六朝以上以秦玺为重，盖风尚如此。）

　　○苏州击阉不始于颜佩韦苏州周顺昌被逮时，缇骑被击，至今颜佩韦等五人啧啧人口。然此风有先之者。《寓园杂记》：正德中有妖人王臣，同中官王敬采药各省。至苏州，凡江南之书画器玩检括殆尽，复以妖书数十本，命府学诸生手抄，屡抄不中，实欲得贿。诸生无所出，因致罚于学官。有生员王顺等数十人大怒，适樵担至，遂各取一木将击臣。臣惧避匿，其下人皆被殴。中官奏诸生抗命，赖巡抚王恕持之，因奏二人不法，王臣遂斩于市（亦见《明史。陆完传》，乃成化中事）。又《涌幢小品》载：萧景腆为长洲尉。有织造太监张志聪恣横，长洲令郭波持之，志聪愤，执而倒曳之车后。景腆率所部官兵直前追夺，手批志聪，落其帽。市民观者，咸张气，梯屋飞瓦，群掷志聪，志聪遁去。吴中为景腆立“仗义英风”之碑于长洲县门（此事亦见《明史。吴廷誉传》，廷誉以此事劾罢志聪者也）。又《明史》本纪：万历二十九年，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参随数人。然则击阉事，有明一代苏州凡四见。

　　按万历时，税矿中官所至为虐，多有激变，为民所忿击者。本纪：二十七年，临清民焚税使马堂署，杀其参随三十四人。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使陈奉。二十九年，武昌民又杀陈奉参随六人。三十年，腾越民变，杀税监委官。三十四年，云南民变，杀税监杨荣，焚其尸。此皆明季击阉故事，附记于此。

　　○明末阉党有殉难者明天启中，附魏阉者固皆小人，然其后亦有死国难者。如张鹤鸣，本由魏忠贤进为兵部尚书，后被劾归。流贼陷颍州，被执，倒悬于树，骂贼死。恩县李应荐，天启时御史，附阉，丽名逆案。崇祯十五年，捐资募士，佐守令守城。城破，身被数刃死。寿张王大年，亦御史，加太仆少卿，附阉，丽逆案。崇祯十五年，在河间佐有司守城，城破死节。沁水张道，为锦衣时，与阉党杨维垣等善，受王永光指攻钱龙锡、成基命等，为公论所不容。后论戍，仍私归于家。屡破流贼紫金梁等，又擒满天星，冀以军功自湔祓。而言者劾其离伍冒功，戍之海宁卫。商城杨所修，故魏党，请以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编勒成书者，历左都御史，后入逆案，赎徒为民。崇祯十三年，佐有司守城死。杨维垣，为魏党最无耻，南都破时，竟殉难。或又言其伪死，实逃去者。传闻异词，不可考也。亦有降贼后仍死难者。临川傅鼎铨，降李自成后脱归，会金声桓反，鼎铨起兵应之。顺治八年至广信，为守将所执，谕降不从，从容就刑。鼎铨降贼，为乡人所耻，尝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乡人更贤之。东莞张家玉亦谒李自成，后仕永明王，据增城拒守。诸将皆请溃围出，家玉曰：“矢尽炮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毙，欲战无人，乌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手哉！”自投野塘死。丘之陶，为李自成所得，用为兵政府从事。之陶以书致孙传庭速进兵，而己从后妄报左兵至以摇之。事泄，骂贼死。而东林中亦有光时亨者从贼，为马士英、阮大铖所劾。又魏大中之子学濂，为庶吉士，京师破，受李自成户部司务。既而自惭，赋绝命诗缢死，去国变时已四十日矣。以上皆见《明史》。（王阮亭又记：天启时《朋党录》中有顾秉谦、周延儒、魏应嘉、冯三元，《点将录》有许其孝、郭巩、陈保泰、杨春茂，《同志录》有张我续，《东林籍贯》有张文熙、薛贞后，皆为小人，而初亦为阉党所忌，编入《朋党》等录中，亦如宋时李清臣、章、曾布、张商英等之得列于党人碑也。）

　　○明人演戏多扮近事明人演戏，多有用本朝事者。《明史》：魏忠贤党石三畏赴戚畹宴，既醉，误令优人演刘瑾酗酒一剧。忠贤闻之大怒，遂削籍归。王阮亭《香祖笔记》又载姚叔详言：海盐有优儿金凤，以色幸于严东楼，非金则寝食勿甘。严氏败后，金既衰老，而《鸣凤记传奇》盛行。于是金复傅粉涂墨，扮东楼焉。此又明人演戏不讳本朝事之明证也。又余澹心《板桥杂志》：马湘兰负盛名，与王伯为文字饮。郑应尼落第来游，湘颇不礼。应尼乃作《白练裙杂剧》，极其嘲谑，召湘兰观之。则并演其人而即使其人见之矣。

　　○前明司礼监即枢密院明之司礼监，盖即唐中叶以后之枢密院。枢密院本宦者为之，凡宰相面奏得旨，则退而授中书舍人撰拟，或帝旨竟下学士院撰词者，学士不皆面奉旨，则枢密院宦官粗写事目送学士作诏，此唐制也。王西庄谓朱梁、后唐始以朝臣为枢密使，其实不然，唐昭宗时宦官尽诛，即以蒋元晖为之，此枢密移于朝臣之始。朱梁改为崇政院，以敬翔为使。后唐庄宗又名枢密，以郭崇韬为使。明宗时安重诲为之，石晋时桑维翰为之，周世宗时王朴为之。至宋、金则枢密使专典兵机，宰相总理庶务，称为二府。及元、明则无此官矣。明之司礼秉笔太监，正与唐之枢密使相似。凡本章进御，固由内阁票拟，或因事降旨，不召阁臣面谕，则令司礼监粗写事目，送阁撰拟。如武宗崩，中官以皇太后命至阁，问所当立，杨廷和以兴献王长子对。中官入启，廷和等候于左顺门，已而中官捧太后懿旨至，如廷和议。世宗初，中官请遣官织造，帝趣内阁撰敕，廷和力争，并请究拟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为谢不审（俱见《廷和传》）。神宗病亟，令沈一贯结作诏，撤各处矿脱。中使捧谕至阁，一贯方拟旨，而帝疾稍瘳，中悔，命中使至阁，趣缴前谕（见《一贯传》）。可见内阁撰诏旨，必由中官先写事目送阁也。盖前代君臣之间不常接见，有所发诏命，则写大意付阅撰拟。其始当是御笔自书，后遂令司礼监秉笔者代书，正唐时枢密使之职也。

　　●卷二十一○正月元日岁首为正月固也，然亦有以建巳之月为正月者。《诗》“正月繁霜”，注谓夏之四月。《左传》庄二十五年“正月之朔”，杜注亦谓夏之四月，周之六月，建阳之月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戊朔，日食。昭子欲用币伐鼓，平子止之曰：“惟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币，其馀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注：太史谓在此月者，正谓此六月乃即是正月也。盖夏之四月，正阳之月，平子亦以岁首为正月，而不知正阳之月为正月也。《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所谓元日，亦是正月中上辛之日，非岁初第一日。

　　○明月、去月次年曰明年，次日曰明日，而次月未有称明月者。《左传》：郑人相惊，以伯有为厉。齐平燕之月，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然则次月亦可称明月矣。隔岁曰去岁，月之前一月未有称去月者。《北史》：萧吉奏隋文帝曰：“去月十六日，皇后陵前有黑云起。”是前月亦可称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韩诗》：郑国之俗，三月上巳采兰水上，祓除不祥。盖用三月中第一巳日，如上辛、上丁之类也。《后汉书》：上巳，官民皆于东流水上祓除宿垢。则犹用巳日，后乃但以三月三日为上巳，误也（沈约《宋书》以为自魏始）。古时端午亦用五月内第一午日。《后汉书。郎ダ传》以五月丙午遣太尉，又《论衡》曰：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时铸阳燧。是午节宜用午日或丙日，后世专用五日，亦误。按《周官》“涿壶氏午贯象齿”，郑注：午：故书为五。然则午、五本通用。唐明皇八月五日生，宋表亦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犹以午为五也。后世以五月五日为午节，盖午、五相通之误。《老学庵笔记》云：《太平广记》有《卢质传》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陈师锡《家享仪》谓冬至前一日为冬住。盖住与除同音，闽音同耳。

　　○竞渡、乞巧、登高竞渡不独午日也。《新唐书。杜亚传》：亚为淮南节度使，方春，南民为竞渡戏。亚欲轻驶，乃髹船底，使篙人衣油彩衣，没水不濡。是春时亦竞渡矣。又《丹阳集》谓《荆楚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故武陵以此日作竞渡以招之。今江浙间竞渡多用春月，疑非本意。及考沈期《三月二日州》诗云“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王绩《三月三日赋》亦云“新开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则以上巳为招屈之时，亦必有所据云。按《旧唐书。敬宗纪》：宝历二年三月，幸鱼藻宫观竞渡。是方春竞渡，久为故事。又《穆宗纪》：九月观竞渡于鱼藻宫。则重九亦有竞渡。文文山《指南集》有《元夕》一首云：“南海观元夕，兹游古未曾。人间大竞渡，水上小烧灯。”则又元夕有竞渡矣。乞巧不独七夕也。《续博物志》：山东风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馀岁，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梦寐，或欲刺文绣，事笔砚，理管弦。俄顷乃寤。谓之扇天卜以乞巧。《下黄私记》：八、九月中，月轮外轻云时有五色，下黄人每值此，则急呼女子持针线，小儿持纸笔，向月拜之，谓之乞巧。是五月及八、九月皆乞巧矣。登高不独九日也。《昌黎集》有《人日城南登高》诗。《隋书。元胄传》文帝正月十五日与近臣登高，驰诏召胄，谓曰：“公与外人登高，不如就朕。”是人日及上元日皆登高矣。又杨用修云：古有春禊、秋禊。“浴乎沂”注云：上巳祓除，王右军兰亭修禊，此春禊也。刘桢《鲁都赋》曰：“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禳，国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则七月亦修禊矣。

　　○古兵器不皆用铁《越绝书》：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谷涸而出铜。欧冶子因以为纯钩之剑。《山海经》：昆吾之山，上多赤铜。郭璞注谓以之作刀，切玉如泥。周穆王时犬戎献之。即《尸子》所谓昆吾之剑也。汲郡冢中得铜剑一枝，即所谓干将者，亦非铁也。《汉书。食货志》：贾谊言：收铜勿令布以作兵器。《韩延寿传》：为东郡太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又大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铁器，及汉亡卒降，始教铸作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又《难兜传》云：有银铜铁作兵。此可见古时兵器不尽用铁，至汉时外国犹然。（《魏书》：崔鉴为东徐州刺史，治铜为农器。是农具亦用铜矣。）

　　○斋戒不忌食肉《论语》“斋必变食”，孔安国注但谓改常馔，而不言不饮酒，不茹荤。惟《庄子。人间世篇》：颜回曰：“回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可以谓斋乎？”子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朱子注《论语》盖本此。然古人所谓荤，乃菜之有辛臭者，斋则忌之，即所谓变食，而非鱼肉也。古人惟忌日及居丧不御酒肉。《玉藻》：子卯日稷食菜羹，此忌日之去酒肉也。《丧大记》：期终丧不食肉，不饮酒。《檀弓》：丧有疾食肉饮酒。谓居丧有疾病者，其无病则戒酒肉可知。此居丧之去酒肉也。而斋戒去酒肉无明文，惟《国语》耕籍之前五日，王入斋官〔宫〕，淳濯饮醴。注：沐浴饮醴酒也。盖平时饮酒，斋则饮醴，即所谓变食也。以醴代酒，记者尚特详之，若斋必去肉，何以不兼言及之乎？又《荀子》及《家语》皆云：端衣玄裳，冕而垂轩，则志不在于食；斩衰菅菲，杖而ヱ粥，则志不在酒肉。注：端衣玄裳，斋服也；即荤，辛菜也。斋服则不食荤，居丧则不食酒肉，别言之，尤可见荤之非肉，而斋戒但忌荤不忌肉，尤其明证也。程、苏二公当致斋日，厨人禀造食荤素，程令办素，苏令办荤。戴埴《鼠璞》引此事，谓二公未免以鱼肉为荤。盖以古制辛菜及鱼肉本是二项，后人混而一之，通谓之荤，即苏公亦第循斋戒不忌酒肉之制，而以鱼肉为荤，则仍沿时俗之称而不改也。（袁文记黄山谷在宜州，有曹醇老送肉及子鱼来，遂不免食荤。则宋人以腥血为荤，亦不特程、苏二公。）然古来以鱼肉为荤，而斋戒兼忌之，史传虽不著起于何时，而其来已久。颜师古《匡谬正俗》：云：素食是无肉之食。则固以肉与素对言。唐制更有正、五、九月斋戒，特禁屠宰之例，白香山《闰九日》诗：“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此斋戒之忌酒也。韦苏州诗：“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此斋戒之忌肉也。是唐时斋戒已禁酒肉也。《南史》谢弘微以兄曜卒，除服犹不敢鱼肉。《梁书》：武帝奉佛戒，不食鱼肉，惟菜羹粝饭。刘勰并请二郊、农社亦从七庙之制，不用牺牲，但供蔬果。诏从之。郊、庙尚不用腥血，致斋者可知，是梁时斋戒已禁鱼肉也。《汉书。王莽传》：每逢水旱，莽辄素食。太后诏曰：“今秋幸熟，公宜以时食肉。”则肉与素食对言，汉时已如此。斋戒之忌酒肉，其即起于汉时欤？

　　按《礼记。玉藻》：膳于君有荤桃。注：荤者，姜及辛菜也。《仪礼。士相见礼》：侍坐膳荤。注：荤，辛物，食之止卧。《荀子。哀公篇》注亦云：荤，葱薤也。徐铉《说文注》：荤，臭菜，谓芸台、椿、韭、葱、蒜、阿魏之属，方术家所禁，气不洁也。《尔雅翼》：西方以大蒜〔按：此处漏“小蒜”〕兴渠、慈蒜、｛艹各｝葱为五荤，道家以韭、蒜、芸台、胡荽、薤为五荤。是诸书所谓荤，皆不指腥血。然《管子。轻重篇》：黄帝钻燧生火，以熟荤臊。荤与臊连言，则荤似即臊之类。按《史记》獯粥字作荤粥，獯粥之号本以其专食〈羊〉〈羊各〉而名之，而荤、獯同音，史迁既已通用，后人遂以辛菜之荤与血肉之獯混而为一，故忌辛兼忌肉耳。至东坡剖桃核琉璜因著论欲断薰血。袁文谓其用薰字不可解，则未知荤与獯、薰、本同音，可通用也。

　　○尚左尚右尚左、尚右，诸家之说纷纷。《老子。经武章》云：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又云：凶事尚右。按此事、兵事之尚右，尚有明证。《檀弓》：孔子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孔子曰：“我则有姊之丧故也。”此凶事之尚右也。《左传》：楚庄王乘左广以遂晋师，见右广，将从之乘（右广本王所乘），屈荡止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终。”自是楚之乘广尚左，则以偶然王乘左广得胜，遂改从尚左，可见平时用兵亦已尚右也。（按桓八年楚子伐随，随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是楚兵事先亦尚左，后乃改尚右。）此戎事尚右之证也。戎事、凶事既尚右，则非戎事、兵事自当尚左。《诗》《书》所载，凡言左与右，必曰左右而不曰右左，则左先于右可知。《觐礼》：诸侯朝于天子，同姓西面北上，异姓东面北上，若论异姓为后之义，则朝仪固尚左。《檀弓》二三子因孔子有姊丧之言，遂改而尚左。则平时本亦尚左，此明证也。惟《乡饮酒礼》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所谓宾西北取天地尊严之气，主东南取产物以养人，此则别有取义。而后人习见夫宾位居右，以为尊敬，遂凡事皆尚右。《左传》：晋士曰：“分土而封之，是左之也。”王叔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国策》：赵王以蔺相如为卿，位廉颇右。颇曰：“相如徒以口舌，位在我上，我必杀之。”苏代谓魏王曰：“公孙衍将右韩而左魏，田文将右齐而左魏。”《说苑。君道篇》：郭隗曰：“君将东面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西面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此皆战国尚右之明证也。（信陵君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此则车中之制，与他处不同。《礼记》：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注谓车上御者在右，所以便作事，而君则在左，故乘车尊左也。）《史记》：鸿门之宴，项王东向坐。韩信得广武君，东向而师尊之。则秦时亦尚右。汉承秦制，亦以右为尊。《史记》：陈平愿以右丞相让周勃，帝乃以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为左丞相，位次第二。武安侯召客，自坐东向，以为汉相尊，当然。灌夫遇有势在己之右者必陵之，在己之左者则敬之。《汉书》：黄霸初以入谷为吏，冯翊以其入财得官，不署右职。颜师古曰：右职，高职也。其有得罪下迁者，则曰左迁。《史记》：韩王信谓汉王曰：“项王王诸将善地，而王独远居，是左迁也。”《汉书》：高祖欲以周昌为赵相，昌不肯。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又《诸侯王表序》云：武帝有衡山、淮南之谋，乃作左官之令。服虔曰：仕于侯国者曰左官，以不得仕于王朝也。是两汉尊右卑左，久为定制。至汉以后，改从尚左，则不知于何时。《梁书》：天监六年诏曰：近代元日朝毕，次会群臣，就西壁下东向坐。求之古义，王者宴万国，惟应南面，何更居东面？于是御座南向，以西方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边东向，尚书以下在南方坐者悉东边西向。是梁时虽正南面之位，而殿廷宴会诸臣犹以西为上。然《南史》：宋元嘉六年，以临川王义庆为左仆射，吏部尚书江夷为右仆射。《北史》：齐天统三年，以段韶为左丞相，贺拔仁为右丞相。武平二年，以右丞相斛律光为左丞相。皆以左序为右之先，则六朝时官序已皆尚左。而天监会宴群臣，仍以西为上者，盖专属宴会坐次耳。大抵三代以上，朝班官序本皆尚左，惟宴饮之事沿乡饮酒礼，以右为尊。其后相习为常，遂一概尚右。至六朝官序已上左，而宴席犹尚右也。唐时朝制尚左，尤有明证。颜师古注《汉书》，其于“左迁”则曰：是时尊右卑左，故谓贬秩为左迁。其于“左官之令”则曰：汉依古制，朝廷之例，以右为尊，故谓降秩为左。师古系唐人，而谓尊右是汉制，可见唐时一切皆尚左。宋宣仁太皇太后欲令钦圣向太后居宁寿宫。后辞曰：“安有姑居西而妇处东，失上下之礼？”遂居隆宫。戴埴《鼠璞》亦云：本朝官制如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谏，皆不以右为尊，而独以右文为秘省殿名，何也？此又宋以来尚左之可考者。至有元一代之礼，则皆尚右。《元史》：或荐赵世延参知政事，仁宗曰：“世延诚可用，然雍古氏非汉人，其署宜居右。”遂以阿散为右丞相，世延参知政事。文宗以燕帖木儿有大功，欲独相以宠异之，乃以为右丞相，罢左丞相不设。搠思监先为中书左丞相，寻进右丞相。是元时以右为尊也。今之尚左，则自明太祖始。太祖称吴王时犹沿元制尚右，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及灭张士城后，始改礼仪尚左，乃以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黄瑜《双槐岁抄》云：吴元年丁未十月丙午之制也。

　　○万岁万岁本古人庆贺之词。《吕氏春秋》：宋康王为长夜之饮，室中人呼万岁，堂上堂下之人以及国中皆应之。《韩非子》：巫觋之祝人曰使君千秋万岁之声聒耳。《新序》：梁君出猎归，入庙中呼万岁。《史记》：优旃悯陛郎雨立，有顷，殿上上寿，称万岁。田单伪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纪信诳楚曰：“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项羽归太公、吕后于汉，汉军皆呼万岁。陆贾奏《新语》，左右皆称善呼万岁。武帝登嵩高，空中闻呼万岁者三。《后汉书》：任光守信都，光武自蓟还，不知所向，或传信都独为汉守，乃赴之。光等方惧不能守，光武至，吏民大喜，皆呼万岁。《冯异传》：时军乏食，赵臣将兵来助，并送缣谷，军中皆呼万岁。《田鲂传》：光武以贼延褒等付鲂诛之，鲂赦之，皆称万岁。《马援传》：援封侯，掾史皆称万岁。《耿恭传》：恭为匈奴所围，绝水凿井，拜，新泉涌出，众皆称万岁。匈奴又益兵围恭，军吏范羌自敦煌率兵迎恭，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匈奴大至，及见羌，皆呼万岁。《李固传》：固蒙赦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董卓传》：卓既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吴志》：甘宁入魏营，斩数十级还，入营作鼓吹，称万岁。《魏志》：马超攻冀城，刺史韦康遣阎温出城告急，为超所得，遣至城下，使告东方无救。温大呼曰：“大将军不过三日至矣！”城中皆泣，呼万岁。《晋书》：张祚淫虐，张琚杀之，国人皆呼万岁。《宋书》：苍梧王淫虐，为杨玉夫等所弑，殿中皆称万岁。《南史》：臧质引军至盱眙，太守沈璞纳之，质见城中丰实，众皆称万岁。《隋书》：王世充与李密战，预索一貌类密者，战酣，时使牵过阵前，曰：“已得李密矣！”士卒皆呼万岁。《唐书》：郭子仪执酒与回纥誓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通鉴》：唐末王绪诛杀将校，人人自危，王潮伏壮士擒之，军士皆呼万岁。此皆上下庆贺之通称也。又《汉书。翟方进传》：李寻以星变责方进，而云万岁之斯期近，慎朝暮。师古注：万岁之期，指方进之死也。则并有以称臣下之死期者。《后汉书》有广宗殇王名万岁。《北史》后周时有李远，字万岁。隋时有史万岁。《唐书》颜真卿守平原时，有将刁万岁。可见此字上下可以通称，若专属至尊之称，敦敢以之为字名者，然专以此为至尊之称，亦有所自。《汉书。宣帝纪》：单于来朝，蛮夷君长王侯数万人夹道，上登渭桥，咸称万岁。似已属君上之称。《后汉书。韩棱传》：窦宪破匈奴还，尚书以下欲拜之，称万岁。棱正色曰：“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则汉时已属至尊之专称矣。《後汉书。礼仪志》：策拜太子礼毕，三公上殿贺寿，称万岁。又正月朔朝贺，皆称万岁。则并著为朝仪。孙盛《献帝起居注》：董卓废帝，立陈留王，宣诏讫，莫有应者。尚书丁公曰：“大臣既为社稷计，诚合天人，请称万岁。”《晋书》：桓玄篡位，登郊坛告天，而仪注不备，忘称万岁。《宋书》：晋安王子勋僭位于寻阳，行礼日，群臣忘称万岁。《魏书》：道武帝登极，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北齐武成帝过东郡，孟业为郡守，率人吏俱唱万岁，导引需而行。又南安王思好反，诏发兵拒之，军士皆曰：“南安王来，我辈惟当唱万岁奉迎耳。”《唐书》：昭宗东迁，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五代史》：朱友弑逆，均王友贞谕将士讨逆之意，军士皆呼万岁，奉王为主。晋王存勖称帝，诸臣皆不欲，苏循自梁来降，即舞蹈万岁。石敬瑭为节度使，军中有拥之呼万岁者，敬瑭斩之乃止。后汉隐帝被害，迎武宁节度使ど入即位，在道仗卫皆如王者，左右呼万岁，郭威兵至澶州，将士呼噪，以为天子，呼万岁。《宋史》：太祖陈桥兵变，归京师，范质、王溥同往见。质初不拜，溥先拜，质不得已从之，且称万岁。《张逊传》：寇准与温仲舒并辔，有狂民迎马首呼万岁，为逊所奉。《曹利用传》：从子被酒，衣黄衣，令人呼万岁，杖死。《金史》：章宗禁优人不得以前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此又皆以万岁专称主上者。盖古人饮酒必上寿称庆曰万岁，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犹俗所云万福、万幸之类耳。因殿陛之间用之，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久之，遂莫敢用也。（庄绰《鸡肋编》：广南岁除爆竹，军民环聚大呼万岁，尤属可属可骇。是宋时久已为君上之称，故以此为可骇。）邵二泉《学史》谓：自嵩呼闻于汉，而万岁云者遂为祝君之词，一人之外，其谁敢干之哉！此二泉亦不知万岁二字，历汉、唐尚为通称也。按《续文献通考》元时朝仪犹有舞蹈呼万岁之制。《明史》：万安于宪宗御殿时，诸臣奏事未毕，安遽顾首呼万岁欲出，诸臣不得已皆退。中官戏朝士曰：“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是前朝臣子见君犹有呼万岁之礼。今宫廷尚有万岁之称，而朝贺则无舞蹈三呼，盖至敬无文，不事虚礼也。

　　○露布《三国志。王肃传》注引《世语》：马超反，劫贾洪作露布，钟繇识其文，曰：“此贾洪作也。”《文章缘起》引此为露布之始。然露布之名，汉已有之，但非专用于军旅耳。《汉书》：何武为刺史，劾奏属吏，必先露章。《汉官仪》：凡制书皆弥封，惟赦赎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后汉书。礼仪志》：大丧则诸侯王遣大夫奉吊，驿马露布。又汉桓帝时地震，李云露布上书，移副三府。亦谓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辄露板插羽。《文心雕龙》曰：露布者，露版不封，布诸视听也。自贾洪作此讨曹操，后遂专用于军事。如《世说》：桓温北征，令袁宏倚马作露布，手不停笔，俄成七纸是也。然既为征讨时所用，则犹是檄文之类，非专用以奏捷者。故《文心雕龙》又云：露布者，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诸侯御师则称肃将王诛，是本以声罪致讨也。至元魏则以之奏捷，而更有书帛于竿之例。按《隋礼仪志》及《通典》记元魏攻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书帛建于漆竿上。《北史》：魏高祖南伐，长史韩显宗斩齐将，高祖曰：“何为不作露布？”对曰：“擒斩不多，若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其罪弥甚。臣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齐神武芒山之捷，命杜弼为露布，即书绢，曾不起草。此其证也。故《封氏闻见记》云：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不封检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也。乃《五代史》后唐庄宗擒刘守光，命王缄草露布，缄书于布，令人曳之，论者反笑其不知故事。而欧公亦遂记之，以著缄之陋，岂欧公亦不知元魏故事耶？《初学记》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谓：甘露见其国，布散者人尚武，若文采者，则甘露沉重。此露布字又别有义。

　　○衙门衙门本牙门之讹。《周礼》谓之旌门。郑氏“司常”注所云，巡狩兵车之会，皆建太常是也。其旗两边刻缯如牙状，故亦曰牙旗。后因因谓营门曰牙门。《后汉书。袁绍传》：拔其牙门。牙门之名始此。《封氏闻见记》云：军中听令，必至牙门之下，与府廷无异。近俗尚武，故称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然则初第称之于军旅，后渐移于朝署耳。然移于朝署亦第作牙，而无所谓衙者。衙字《春秋》有彭衙，《楚词》有飞廉之衙衙。《说文》及《集韵》皆音作语，无所谓牙音者。郑康成注《仪礼》“绥泽”云：取其香且衙湿。《群经音辨》曰：衙音迓。于是始有迓音，然犹未作平声也。及如淳注《汉书》“衙县”音衙为牙，于是始有牙之音。如淳系魏时人，则读衙为牙，当起于魏、晋，而讹牙门为衙门，亦即始于是时耳。袁文谓许慎《说文》衙字无牙音，而陆德明于《左传》“彭衙”下不音某字者，盖德明唐人，见当时已呼为牙音，而《说文》又无此音，故不敢音，以此知衙之音牙，出于唐人云云，是尚未考如淳《汉书注》也。《南史》：侯景将帅谋臣朝，必集行列门外，以次引进，谓之衙门。则六朝时又久已讹牙门为衙门。故李济翁《资暇录》谓：武职押衙，本押牙旗者。《通鉴》从其说，而以唐制正衙奏事改为正牙奏事。《旧唐书》凡正衙及衙门俱作衙字，《新唐书》俱改作牙字，盖皆推本言之也。然牙、衙之相混固已久矣。（唐制：天子御宣政殿，谓之正衙；御紫宸殿，谓之内衙。宋太宗时，张洎谓朝廷或修复正衙，当下两制，预加考订。则宋时朝廷犹称衙。见《梁溪漫志》。）吴斗南又谓：汉制有金吾、木吾，所以参卫于朝署之前者。吾本读作牙，后世衙门之讹，当自吾字始。此亦一说。《封氏闻见录》亦曰：困以公门外刻木为牙，立于门外，故称牙门，后牙讹为衙也。

　　○幕府《汉书。李广传》：“莫府省文书”，晋灼曰：莫，大也。卫青征匈奴，绝大莫，帝就拜大将军于莫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于此也。师古曰：此说非。莫府者，以军幕为义，古字通用耳。军旅无常居，故以帐幕言之。廉颇、李牧市租皆入幕府，非因卫青始有其号也。然则幕府始于战国时也。但古所谓幕府，指将帅在外之营帐而言，而官吏牙署未有称幕府者。《后汉书。班固传》：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固奏记于王曰：“今幕府新开，广延英俊。”后世称衙署为幕府始此。盖固本以东平有骠骑之号，故以幕府称之，而其实非帅将在外之营帐，故后人遂相沿为牙署之称也。

　　○视草翰林草制书辄曰视草。《明史。陈仁锡传》：魏忠贤进爵上公，仁锡当视草，持不可，曰：“世自有视草者。”是竟以代言为视草，其实非也。《汉书。淮南王安传》：安善为文词，武帝每为报书，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视草二字始见此，言作书已就，令相如等复视草稿，始遣去，非令相如等作书也。温革《隐窟杂志》引光武诏邓禹曰：“司徒，尧也；赤眉，桀也。”谓此等语必非臣下代言所敢出。《南史》：魏孝文帝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策皆帝文也。则古帝王固尝多自作诏令。《新唐书。上官仪传》：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张说传》：玄宗好文词，有所为，必使视草。《徐楚璧传》：开元时为集贤院学士，帝属文，多令视草。此皆视草故事，非以代言为视草也。（《旧唐书。百官志》：翰林供奉，或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此尤明证。）

　　○禽兽草木互名《尔雅》：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然兽亦有名禽者。《易》：王用三驱，失前禽。孔颖达云：驱者亦曰禽。《白虎通》亦谓：禽者，鸟兽总名也。曹植诗：左挽因右射，一纵两禽连。王充《论衡》有云：子之禽鼠，丑之禽牛。东坡《却鼠刀铭》：夫猫鸷禽，昼巡夜视。皆以兽为禽。故吴师道答吴草庐，亦谓禽即兽，而引《礼记》“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证之也。惟禽而名兽，则不多见。《尚书》百兽率舞，焦谓非专指走兽也，因推论云：《后汉书。华陀传》有五禽之术，曰虎，曰熊，曰鹿，曰猿，曰鸟，是兽可名禽也。《考工记》：天下大兽五：脂者，裸者，膏者，羽者，鳞者。是禽可名兽也，然则两足者亦得谓之兽矣。至郑康成《周礼注》：凡鸟兽未孕曰禽。此别是一义。又飞曰雌雄，走曰牝牡，亦有可通用者。《诗》：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传》：获其雄狐。《焦氏易林》：雄犬夜鸣。《木兰诗》：雄免脚扑朔，雌免眼迷离。此以走而称雄雌者也。《书》：牝鸡司晨。《山海经》：带山有鸟，名曰奇余，自为牝牡。是以飞而称牝牡者也。又郑瑗《井观琐言》谓五行有木而无草，则草亦可谓之木。《洪范》言庶草蕃庑而不及木，则木亦可谓之草。又《尔雅。释草篇》笋，竹萌。《山海经》：其草多族，厥族多｛眉｝。皆以竹为草类，是竹本亦谓之草也。

　　○素王《庄子。天道篇》：虚静恬淡，以之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史记》：伊尹见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注云：素王者，太素之王，其道质素也。是尚未以专属孔子。盖古来原有此语，谓圣人之穷而在下者耳。《家语》：齐太史子舆见孔子，退谓南宫敬叔曰：“天将欲与素王之乎？”此孔子称素王之始。王充《论衡。超奇篇》云：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诸子谓阳成子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也。又《定贤篇》云：孔子素王之业在《春秋》，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在《新论》。则又有素相、素丞相之称。杜预《左传序》谓：孔子修《春秋》，立素王，左丘明为素臣。

　　○吴会施宿《会稽郡志》曰：《三国志》吴郡、会稽为吴、会二郡，前辈读为都会之会，恐非。顾宁人则据《后汉书》以驳之，谓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始分会稽郡之地为吴郡，而《史记》、《汉书。吴王濞传》已有“吴会轻悍”之语。（今本《史记》、《汉书》皆作“吴会稽”，宁人谓稽字乃后人所妄增。）是西汉已称吴会，可见吴会云者，犹言吴都尔。并引胡三省《通鉴辨误》谓太史公以吴为江南一都会，故后人称为吴会，则所谓吴会者，不得即以为会稽之会也。因历举陈思王《求自试表》、晋文王《与孙皓书》、魏元帝《加晋文王九锡文》、郑冲《劝晋王笺》、陈寿《上诸葛集》等文，所称吴会皆当读作都会之会，不得作会稽之会。其说固辨，不知西汉时会稽郡治本在吴县，时俗以郡县连称，故云吴会。观《汉书。地理志》便自了然。项梁、项籍杀会稽守，举吴中兵八千人渡江而西。守所驻在吴，故杀守即起吴兵。又朱买臣本吴人，出为会稽守，即其乡郡也。是西汉时所谓吴会，本已读作会稽之会矣。其尤显然可证者，魏文帝诗云：“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若吴会字亦读作都会之会，岂有两韵按连而重复若此者？且宁人所引陈思王等文为据，更疏而无当。东汉已分吴与会稽为两郡，故《三国志》所谓吴会皆指两郡言。如《孙策传》：策自领会稽太守，以朱治为吴郡太守。《孙贲传》：策已平吴会二郡。《朱桓传》：权授桓兵，使部伍吴会二郡是也。陈思王等皆三国时人，则所云吴会正指吴郡、会稽，安得读作都会之会耶？至陆放翁《老学庵笔记》谓吴会当是吴兴、会稽两郡，则又得之于会稽，而失之于吴。东汉、三国尚未有吴兴郡，岂得以后世郡名牵合前人语？总由于不考会稽郡治本在吴县，西汉时以郡县连称，已作会稽之会，是以有此纷纷也。又东汉以后，虽分吴与会稽为两郡，而会稽所管在钱塘江之南，其江以北皆属吴郡。《程普传》：策入会稽，以普为吴郡都尉，治钱塘。《宋书。沈演之传》：东诸郡大水，义兴及吴郡之钱塘升米三百。可见六朝时钱塘犹为吴郡地。唐人诗所谓“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也。（按孟浩然《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诗云：“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幸值西风吹，得与故人会。君学梅福隐，余从伯鸾迈。别后能相思，浮云在吴会。”上会字会晤之会，下会字会稽之会，故可分叶也。然则唐人犹以吴会作会稽读，宁人忽欲改为都会之会，何耶？）

　　○主臣《史记》、《汉书。陈平传》：文帝问陈平决狱钱谷，平谢曰：“主臣。”张晏曰：若今人谢曰惶恐也。文颖曰：犹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郡臣也。晋灼曰：主，击也；臣服也。言其击服，惶恐之词。然《文选》任《弹曹景宗文》叙事既讫，云：“景宗即主（句）臣谨案某臣景宗”云云。其奏弹刘整及沈约弹王源文亦然。李善读法则从“主”字析句。洪容斋乃引《史》《汉》为据，谓亦当以“主臣”为句，而诋李善之误，殊不知非也。盖“某即主”句，乃总结前案，以明罪有所归，而下复出己意以断之，“主”字之义，犹言魁首耳。若从容斋之说，则所谓“某人即惶恐者”，有何义哉？按《魏书。于忠传》御史尉元匡奏曰：“前领军将军臣忠，不能砥砺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矫制，擅相除假，清官显职，岁月隆崇，伤礼败德。臣忠即主，谨案臣忠”云云。又《阉宦传》：御史中尉王显奏言：“风闻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积射将军抱老寿，恣荡非轨，易室而奸，臊声布于朝野，丑音被于行路。即摄鞫问，皆与风闻无差，犯礼伤化。老寿等即主，谨案石荣”云云。此两篇体例相同，“主”字之下，“谨案”之上，俱不用“臣”字，益知李善读法别有此例矣。

　　○不暇草书《晋书。卫恒传》云：匆匆不暇草书。乃最速者反云不暇。东坡尝求其说而不得。近代虞虹升以为草书乃起草耳，不暇草书，谓不及起草，其中不免有涂抹添改，失敬谨之意，故言及之。此说甚新，然亦非也。章草虽起于汉时（褚少孙补《史记三王世家》云：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是少孙所亲见简策之文，可见武帝时已有草书矣，草书并可用之章奏，故曰章草），而魏、晋间体尚未备，习之者亦少，为草书必经营结撰，摹形揣势而始成，故倍难于真书，非如后世之习用便易。观成公绥所记《草书势》，索靖所述《草书状》，其不易作可知。卫恒亦有《论草书》一篇，尤见结构之难也。草书至王羲之始尽善，然其《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所言学草书之法，如点必须空中遥掷笔之类，自非可苟作者。恒尚在羲之前，则正当讲求结体用笔时，是以作草甚难，而匆遽时有不暇也。○罄南山竹李密《讨炀帝檄》有云：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盖本《吕氏春秋。明理篇》“乱国所生之物，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也。”然此语引用者甚多。齐宣德太后废东昏之诏曰：“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梁武《讨东昏檄》亦云：尽寓县之竹，未足纪其过。魏孝庄帝诛尔朱荣之诏亦云：擢发书罪，盖不足称；斩竹书愆，岂云能尽。此皆在李密之前。

　　○日射三十六熊赋金主亮以《日射三十六熊赋》题试进士，当时施宜生廷试第二，所云“圣天子内敷文德，外扬武功。云屯一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也。按此本辽事。《辽史》：兴宗猎黄花山，获熊三十六。会延和殿御试进士，即以《日射三十六熊赋》为题，赐冯立、赵徽等四十九人进士第，并赐绯衣银鱼。金海陵之命题，盖本诸此。（《北史》：沙钵略一日手杀鹿十八头。魏暴显一日手获禽兽七十三。后周宇文贵年十一岁，一日射野马及鹿十五头。窦炽与宇文护分射，炽得十七头，护得十一头。杨忠从周文猎，独捣一虎，左挟其腰，右拔其舌。唐裴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王武俊一日射雉免九十五。辽雅里一日射黄羊四十，狼二十一。）○敛衽虞兆氵隆谓：今世女人拜称敛衽，而苏子瞻《舟中听大夫弹琴》诗云：敛衽窃听独激昂。则古人男子亦称敛衽矣云云。按《国策》江乙说安陵君曰：“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史记。留候世家》：郦生劝立六国后，曰：“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后汉书：和熹邓后纪论》：嗣主侧目，敛衽于虚器。《新唐书。后妃传序》：杨氏未死，玄乱厥谋；张后制中，肃几敛衽。皆就男子而言之，则男子之称敛衽，亦不第见于苏诗也。又元熊禾《题东坡集》云：东坡真天人，再拜为敛衽。则元时犹未以敛衽专属之女人。

　　●卷二十二○经史子集古书分类，未有经、史、子、集四部之名。汉哀帝时，刘歆著《七略》。宋元徽中，王俭撰《七志》。梁普通中，阮孝绪撰《七录》。隋大业中，许善心撰《七林》。此皆以七分部者也。其以四部分者，自晋秘书监荀勖始，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二乙部，则诸子及兵家、术数等；三丙部，则《史记》、《皇览》等；四丁部，则诗赋及汲冢书等。其中编次，子先于史，汲书又杂词赋内，位置俱未免失当，然后之以四部编者，实本于此。宋谢灵运、殷淳，梁任、殷钧等因之，各造四部书目。竟陵王子良集学士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犹皆以甲、乙、丙、丁为部。隋炀帝于观文殿东西厢藏书，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亦仍旧称。其名以经、史、子、集者，则唐武德初魏郑公收东都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以船，氵斥河西上，凡八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卷。其后又因马怀素奏，乃令殷践猷等治经，韦述等治史，毋等治子，王湾等治集（见《马怀素传》）。自此经、史、子、集之为四部，一成不变矣。今《隋书。经籍志》已分经、史、子、集者，《隋书》本唐人所修也（《宋史。谢泌传》云：唐景龙中，分经、史、子、集，命薛稷、沈期、武平一、马怀素分掌）。近代说部之书最多，或又当作经、史、子、集、说五部也。（《隋书》：辛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此又私集称部之名。）

　　○诗文以集名《汉艺文志》有辑略。师古曰：辑与集同。然当是时，犹未有以集名书者，故志所载诗赋等皆不曰集。晋荀勖分书为四部，其四曰丁。宋王俭撰《七志》，其三曰文翰，亦尚未有集之名。梁阮孝绪为《七录》，始有文集录。故《隋经籍志》以荀况、宋玉等所著书及诗赋等皆谓之集。然《经籍志序》云：别集之名，汉东京之所创也。灵均以降，属文之士多矣，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则集之名又似起于东汉。然据此则古所谓集，乃后人聚前人所作而名之，非作者之自称为集也。

　　○诗笔陆游《笔记》：六朝人谓文为笔。顾宁人亦引其说。不知六朝人称文与笔，又自有别。《文心雕龙》曰：今俗常言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是六朝人以韵语为文，散行为笔耳。按《南史。沈约传》：谢元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庾肩吾传》：梁简文《与湘东王书》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又曰：“谢、沈约之诗，任、陆亻垂之笔。”《任传》：以文才见知，时人谓任笔沈诗。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又刘孝绰称弟仪与威云三笔六诗（三孝仪，六孝威也）。是皆以诗、笔对言。放翁因其以诗对笔，遂疑笔即文耳。然《北史。邢昕传》：杂笔三十余篇。此专言笔也。而《邢臧传》：文笔九百余篇。《刘邈传》：文笔三十余篇。则又文与笔并言。可见文与笔自是二种，若笔即是文，何以有专言笔者，又有兼言文笔者；则六朝所谓文笔，当以刘勰言为据也。至老杜《寄贾至、严武》诗云：“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元好问诗亦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亦袭六朝语也。

　　○序孙炎云：序，端绪也。孔子作《序卦》及《尚书序》，子夏作《诗序》，其来尚已。然何休、杜预之序《左氏》《公羊》，乃传经者之自为序也。史迁、班固之《序传》，乃作史者之身为序也。刘向之《叙录》诸书，乃校书者之自为序也。其假手于他人以重于世者，自皇甫谧之序左思《三都》始。

　　○章句、集注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其名非创也。汉《艺文志》：《易经》有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尚书》有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梁章句》。张禹为帝师，以上难数问，乃为《论语章句》上之，后汉杨终作《春秋外传》，改定章句，牟长著《尚书章句》，赵岐作《孟子章句》，梁武作《孔子正言章句》，沈洙通《五经》章句。此章句之所本也。晋灼集服虔、应劭等《汉书音义》汇为一部，名曰《汉书集注》。陶宏景著《孝经、论语集注》，崔灵恩有《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此集注之所本也。

　　○题目《北史。念贤传》：魏孝武作行殿初成，未有题目，诏侍臣各名之。念贤拟以圆极，帝曰：“正与朕意同。”题目二字始见于此。孔颖达《尚书。大禹谟正义》云：史将录禹之事，故为题目之词。北齐文宣帝令辛术选百官，时参选者二三千人，术题目士子，人无谤ゥ，此则品题之意。

　　○破题今八股起二句曰破题，然破题不始于八股也。李肇《国史补》：李程试《日五色赋》，既出闱，杨于陵见其破题云“德动天鉴，祥开日华”，许以必擢状元。是唐人以作赋起处已曰破题。刘贡父《诗话》云：有闽士作《清明象天赋》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萤雪杂说》：俞陶作《天之历数在舜躬赋》，破题云：“神圣相授，天人会同。何讴歌不之尧子，盖历数在于舜躬。”陈元裕主文衡，出“大椿八千岁为春秋”，满场破题皆阁笔，遂自作云：“物数有极，椿龄独长。以岁历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蔡曼卿作《君人成天地之化》，破题云：“物产于地，形钟自天。赖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陈尹作《文帝前席贾生赋》，破题云：“文帝好问，贾生力陈。忘其势之前席，重所言之过人。”陈季陆出《皇极统三德与五事赋》，魁者破题云：“极有所会，理无或遗。统三德与五事，贯一中于百为。”张亢门客作《坤厚载物赋》，诵其破题于亢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亢应曰：“续两句可赠和尚，曰：非讲经之座主，是传法之沙门。”又范蜀公赋《长啸却敌骑》，破题云：“制动以静，善胜不争。”宋景文破题云：“月满边塞，人登戍楼。”是皆赋之破题也。诗亦有破题。《六一诗话》谓，梅圣俞《河豚》诗开首“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只此破题，已道尽河豚好处。《萤雪杂说》：汤黄中试《秋燕已如客》诗，破题云：“近人方贺厦，如客已惊秋。”《石林诗话》亦谓，骆宾王《灵隐寺》诗唯破题“鹫岭郁召，龙宫隐寂寥”是宋之问所作，下皆宾王作。此又诗之破题也。《夷坚志》：程觉改习《易经》，谒老儒张师韩传《易》义。张教以预拟题目，如“圣人作，万物睹”之类。仍教以破题及主意，于是遂捷。此则经义之破题也。○别字字之音同而义异者，俗儒不知，辄误写用，世所谓别字也：此亦有所本。《后汉书。儒林传》：光武令尹敏校谶书，敏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

　　○音字用点一字数音者，汉时但借他字比其音，郑康成所谓仓卒无字，以音类比方假借者也。至魏孙炎始作反音，则今反切之学也。张守节云：初音者皆为正字，不须点发。字或数音，观义点发皆依平上去入，若发平声，每从左起。然则非本音而假借从他音者，古人皆用点也。颜师古《匡谬正俗》谓：副本音劈，后人误以为副贰之副，系其本音，而于《诗》坼副读作劈者，转以朱点发，失其本矣。此亦用点别他音之据。今人于字之读作别音者，各于其平上去入方位，或用点，或用圈，本古法也。

　　○重字二点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画，始于《石鼓文》重字皆二画。后人袭之，因作二点，今并有作一点者。

　　○厶字《天禄识佘》云：今人书某为厶，皆以为俗从简便，其实即古某字也。《梁》：柜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范注云：邓厶地。陆德明《释文》曰：不知其国，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文章忌假借文章家于官职、舆地之类，好用前代名号，以为典雅，此李沧溟诸公所以贻笑于后人也。孙樵云：史家纪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宜直书一时制度，使后人知某时如此，某时如彼，不当取前代名器以就简牍。毕仲询《幕府燕闲录》载，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铭，已封将发，忽曰：“不可不使师鲁见。”明日以示，师鲁曰：“希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今谓转运使为部刺史，知州为太守，现无其官，后必疑之。”希文怃然曰：“赖以示子，不然几失之！”朱子亦云：旧见徐端言石林尝云：“今世安得有文章，只有减字换字法耳。如言湖州必去州只称湖，此减字也。不然，则称上，此换字也。令人于官名地名好用前代名目以为古，将一代制度疆理皆溷乱不可考矣。”此三说为古学者不可不知。朱国桢亦云：近日文章家多用换字法，黾勉曰闵免，尤甚曰邮甚，新妇曰新负，┆曰异，须臾曰须摇，赤帜曰赤志。又以殊代死字，古称殊死，乃斩首分为二也。此皆可笑。空棺为榇，盛尸曰柩，大曰索，小曰绳，自换字法行，扶柩悉改扶榇，而舟子所呼为力索者，亦写为力绳。榇则何尸，而绳则何力耶？又郎瑛记嘉靖中文人多用换字法，有虞子崖戏改岳忠武《送张紫崖》诗云：“誓律飙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赵地，力战越秦墟。骥柔匈奴顶，戈歼鞑靼躯。旋师谢彤阙，再造故皇都。”按忠武原诗乃“号令风雷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蹀月氏血，旗枭可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也。子崖逐字换之，以嘲时人之好换字者，可为捧腹。按宋时自宋子京后，多效为涩体以避俗。欧阳公尝戏改“夜梦不祥，书门大吉”八字为“宵寐匪祯，扎闼洪庥”，令子京见之，以为笑资。并可见换字之不始于明也。

　　○古人追叙前事文法洪容斋谓《武成篇》周王发之语，是时武王尚未代商，安得已称周王？盖史官追记之误也。然不特此也，《尧典》四岳荐舜曰：“有鳏在下曰虞舜。”虞者，舜有天下之号，其时方在下，乃已称虞舜。《左传》卫州吁弑君，石昔之子厚问定君于昔，昔告以觐王，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是时陈桓公尚在，乃已称桓公。又楚公子子干自晋归国，将立为王，晋韩宣子问叔向：“子干其济乎？”叔向以为不能。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言桓、文皆已出亡在外而终得国也。宣子晋臣，乃称其先君曰“晋文”。伍子胥谓使者曰：“语尔平王，欲国不灭，释吾父兄。”是时平王尚在，乃称其谧。《战国策》：齐使使问赵威后，使者曰：“奉使使威后，而不问王，先问岁。”是觌面称其谥也。《韩诗外传》：周公谓伯禽曰：“我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周公时成王尚在，乃已称王。《史记。田世家》：田成子以大斗出，小斗入，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是进成子尚在，乃已列成子。（《韩非子。外储篇》亦述歌曰：“讴乎其己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又汉高祖朝太公，家令说太公曰：“高祖适子，人主也，太公适父，人臣也。”又高祖过赵，张敖上食，高祖箕踞慢骂，赵相贯高等说敖请杀之，敖曰：“吾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秋毫皆高祖力也。”是时高祖尚在，乃已称高祖。古人追叙前事，文法往往如此，疏节阔目，文义自明，固不如后人之密也。

　　○古文用韵古人文字未有用韵者。《尚书》喜起及五子歌、三风、十愆之类，皆歌耳。《洪范》“无偏无党”之类，亦是使民歌咏。《左传》“凤凰于飞，和鸣锵锵，龙尾伏辰，天策享享”之类，皆繇词耳。其行文则无韵也。散文有韵，顾宁人以《尚书》“帝德广运”一节及《系词》“鼓之以雷霆”一节，谓皆化工之文，自然成韵者。今按《管子。牧民篇》“毋蔽汝恶，毋异汝度，坚者将不汝助。”“言室筹室，言堂筹堂，是谓圣王。”及《小称篇》、《心术篇》、《地员篇》俱有韵语。又《国语》中范蠡对越王“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固以为常”等数段皆有韵。此为散文用韵之始。以后则老子《道德》五千言，大半用韵。如“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之类，不可胜数。然其书自成箴铭一种，非散文也。《庄子》“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却守神，以物为量”等句，《韩非子》“四海既藏，道阴见阳，左右既立，开门而当。勿变勿易，与二俱行，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二者诚信，下乃贡情”等句，皆散文之用韵者。《史记》褚少孙所补《淳于意传》数千字，通首用韵，尤奇，此又《客嘲》、《宾戏》等文所由仿也。

　　○汉谚用韵法汉人谚语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与第七字叶韵，此京一体也。《庶物名义疏》汉武宫中用李少君续膏，一名都肤，妇人傅之，肤色都丽，又能接骨。宫中语曰：“枯容碎躯有都肤，折爪落发有接骨。”《后汉书》贾逵博学，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杨政善说经，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鲁丕为赵相，就学者常数陌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井丹通五经，善谈论，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许慎博学，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重平声，与双通也）。丁鸿高才，论辨最明，京师语曰：“殿中无双丁孝公。”杨震为人所仰，时人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召驯以志义自厉，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胡广练达朝事，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冯豹以《春秋》救人，乡里称之曰：“道德彬彬冯仲文。”董宣为洛阳令，百姓歌之曰：“桴鼓不鸣董少平。”范丹为莱芜令，居官清苦，人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郭贺为荆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宪卿。”郭宪以侠闻，时人谚曰：“关东觥觥郭子横。”戴良初尚侠，时人为之语曰：“关中大豪戴子高。”《党锢传》：桓帝尝受学于周福，及即位，擢为尚书，而福河南尹植有名，乡人为之语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逸民传》：王君公遭乱隐居，时人称曰：“避世墙东王君公。”杨阿若任侠，好为人报仇，时人语曰：“东市相斫杨阿若。”俱就其人姓氏之韵，而以品题语协之，亦一时风气然也。三国时邓好货，京师语曰：“以官易富邓元茂。”又吉茂嘲苏则曰：“仕宦不止执虎子。”《晋书》：王坦之字文度，时人语曰：“江东独步王文度。”裴秀少时，人称之曰：“后进领袖有裴秀。”江统字应元，时人语曰：“嶷然希言江应元。”杜预使周旨等直入孙歆帐擒之，军中谣曰：“以计伐战一当万。”荀恺字道明，蔡谟、诸葛恢亦俱字道明，时人语曰：“京师三明各有名。”刘宏字终嘏，粹字纯嘏，潢字冲嘏，时人语曰：“洛中雅雅有三嘏。”梁时贺琛为武帝所宠，语常移晷，省中语曰：“上殿不下有贺雅。”《魏书》：祖莹与袁翻齐名，时人语曰：“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北齐书》：苏珍之、宋世轨俱断狱平允，寺中语曰：“决定嫌疑苏珍之，视表见里宋世轨。”阳休之工诗，时人语曰：“能诗能诗阳休之。”《后周书》裴汉为丞相府参军，府中语曰：“日下灿灿有裴汉。”《北史。李义深传》：“剑戟森森李义深。”《宋游道传》：“见恶能讨宋游道。”《崔暹传》：“讲义两行得中郎。”于仲文字次武，为安国太守，时人语曰：“明断无双有于公，不畏强御有次武。”《南史》：时人以世家仕宦之捷，谚云：“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唐书》：贺德仁与兄德基俱以文学称，时人语曰：“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皆沿此体。

　　○谜谜即古人之隐语。《左传》申叔展所云“山鞠穷河鱼腹疾”，公孙有山之呼庚癸，其滥觞也。亦曰词。《国语》：秦客为词，范文子能对其三。楚庄、齐威俱好隐语。汉东方朔射覆“龙云角，蛇无足。生肉为脍，干鱼为脯”之类，尤为擅长。刘歆《七略》有《隐书》十八篇，则并有辑为书者，然皆不传。惟“卯金刀”、“千里草”之类出于风谣者，略存一二。至东汉末仍盛行，谓之“离合体”，如蔡中郎书曹娥碑阴“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杨修解之谓“绝妙好辞”四字也。又孔北海有四言一篇：“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弛张。吕公饥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方。好是正直，女固子减，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不奋，羽仪未彰，龙蛇之蜇，比他可忘。玫璇隐耀，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共二十四句，每四句离合一字，乃“鲁国孔融文举”也，如首四句渔字去水为鱼字，时字去寺为日字，合之则鲁字也。下皆仿此。诗载《石林诗话》。又《越绝书》不知何人所撰，杨用修据其书后序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复之以庚，”谓汉人袁康所作。又《越绝篇外传》云“文字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乃吴平也。黄佐曰：吴平因袁康所录成书。又《三国志注》：曹操初作相国府门，自往观之，题一“活”字。人皆不晓，杨修曰：“门中活，乃阔字也，相国嫌太大耳。”据此可见东汉末之好为隐语也，然犹未谓之谜。其名曰谜。则自曹魏始。《文心雕龙》曰：魏代以来，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者，回互其词，使昏迷也。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又博举品物。然则高贵乡公时又尝辑之成编矣。《南史》：孙广为吴兴守，有高爽者，尝有求不遂，乃有屐谜以讥之，曰：“刺鼻不知喋，蹋面不如嗔，啮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北史。斛律光传》：褚士达梦人授以诗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将留何处人。”祖︔解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谓斛律也。”又魏孝文帝云：“三山横，两人从，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儿斫肉与秤同，有人辨得赏金钟。”彭城王勰曰：“乃一习字也。”又咸阳王禧败逃，谓防ト尹龙武试作一谜以解忧。龙武曰：“眠同同眠，起则俱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谓箸也。则谜之为技，六朝更盛行。唐苏嘲尹姓者云：“丑适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宋陶使于南唐，书十二字于驿舍，曰“西川狗，百姓眼，马色儿，御厨饭。”宋齐丘曰：“乃独眠孤馆也。”《钱记私志》载字谜云：“目字加二点，不得作贝字猜，贝字欠两点，不得作目字猜。”乃贺、资二字也。“四个口，尽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乃图字也。洪｛艹巽｝《阳谷漫录》载“俭”字谜云：“一人立，三人坐。两人小，两人大。其中更有一二中，教我如何过？”庄绰《鸡肋编》又云：“兄弟四人两人大，一人立，二人坐，家中更有一两口，便是凶年也好过。”“妇”字谜云：“左七右七，横山倒出。”王介甫柄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东坡解之曰：“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侬是吴言，吴言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寇盗，为贼民。盖言‘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西溪丛语》有一镜隶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无角。”盖甲午也。此皆谜之见于书传者。前明并有刻为成书，曰《谜社便览》。又贺从善编一书曰《千文虎》，其序有云：宋延间，东坡、山谷、少游、介甫以隐字相倡和者甚众，刊集四册，曰文戏。金章宗好谜，蜀人杨圃祥为首，编曰《百斛珠》刊行。元至正间，省掾朱士凯编者曰《揆叙万类》。又四明张小山、太原乔吉、古イ钟继先、钱塘王日华、徐景祥编者曰《包罗天地》。然则此狡狯小技、编集成书者，且不一而足矣。

　　○用《千字文》语汤若士演《牡丹亭》剧，有石道姑白话一段，全用《千字文》语打诨。其实亦有所本。《太平广记》引《启颜录》有祭社语云：“社官三老等，窃闻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穑。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圣上臣伏戎羌，爱育黎首，能闰余成岁，律吕调阳。某等并景行维贤，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设席，祭祀蒸尝，鼓瑟吹笙，弦歌酒宴，上和下睦，悦豫且康，礼别尊卑，乐殊贵贱。酒则川流不息，肉则似兰斯馨，非直菜重芥姜，兼以果珍李柰。莫不矫首顿足，俱共接杯举觞。岂徒戚谢欢招，信乃福缘善庆。但某索居闲处，孤陋寡闻，适复属耳垣墙，未曾摄职从政。不能坚持雅操，专欲逐物意移。忆肉则执热愿凉，思酒则骸垢想浴，老人则饱饫烹宰，某乙则饥厌糟糠。钦风则空谷传声，仰惠则虚堂习听。倘蒙仁慈隐恻，庶有济弱扶倾。希垂顾答审详，望感渠荷滴沥。某等即稽颡再拜，终冀勒碑刻铭。但知悚惧恐惶，实若临深履薄。”据此则唐人已有以此为戏者，临川特仿为之耳。又唐阎立本善画，后拜右相，而姜恪以战功为左相。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嘲。此又在《启颜录》之前。

　　释文莹《玉壶清话》及《宋史。李至传》载：宋太宗曰：“《千字文》本梁武帝得钟繇破碑，爱其书，命周兴嗣次韵成之。”然《南史。文学传》则谓梁武帝有王羲之书，命兴嗣次韵为之，则所谓钟繇书者，盖宋人传记之误。《刘公嘉话录》亦云：《千字文》本梁周兴嗣所撰，而有王右军书者，皆当时集字成之也。按梁时撰《千字文》者甚多，梁武尝自制《千字文》，命沈众为之注，见《南史。沈约传》。又南平王尝使萧子范制《千字文》，命记室蔡为之注，亦见《南史》。而《隋经籍志》兴嗣《千字文》外又有二本，一为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一为胡肃注。又有《篆书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草书千字文》一卷，俱不载氏名。隋秦王俊又令潘徽为《万字文》。唐以后又有改次《千字文》者。封演《闻见记》：周逖改《千字文》首句以“天宝应道”起，将进之，先呈右相陈公。陈问曰：“翻尽乎？枇杷二字如何？对曰：”惟此二字依旧。“陈曰：”如此还是未尽。“逖逡巡退。明人卓珂月崇祯中作《千字大人颂》，又将枇杷二字拆开，有云”郁尊黄金，膳枇素木（枇音七，义取祭用素枇也）。姑妇任绩，夫男秉杷（杷，田器也）。“此又皆从《千字文》翻新以见巧者。至杨文公《谈苑》谓《千字文》开首题云”敕员外郎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敕字乃梁字传写之误，当时帝王命令尚未称敕，至唐显庆中始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也“云云。此说甚谬。上命为敕。自汉已然，第唐以前上下犹得通用耳，非朝廷转不称敕也（说见”敕“字条内）。况此开首数字，应即兴自嗣书，兴嗣方仕梁，何由即自标梁代耶？

　　○敕诏敕为君上之词，本汉制。《文心雕龙》曰：汉初定仪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盖本《尚书》敕天之命也。又云：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然汉以后，敕字犹通用，凡官长之谕其僚属，尊长之谕其子弟，皆曰敕。《汉书。成帝纪》诏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又诏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诫。元帝诏：吏妨农职，公卿其申敕之。又王尊出教敕掾功曹各自砥厉。丙吉敕乳母善视皇曾孙。《后汉书》：陈宠为广汉太守，府中多积骸，宠敕县尽葬之。《魏略》：鲜卑求互市，梁习与之约相会空城中，遂敕郡县自将兵往就之。《三国志》：高堂隆以郡督军呼其太守薛悌名，隆即按剑敕督军曰：“临臣名君，义之所讨也。”又高贵乡公被弑，司马昭上言：“高贵乡公率兵向臣，臣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乃成济横入兵阵，公遂陨命。臣今辄敕侍御史收济家族，结正其罪。”庞氵育怀匕首欲杀太守张猛，猛知其义士，敕遣不杀。此长官之敕僚属也。《汉书》：韦贤以长子当为嗣，敕令自免。《后汉书。张纯传》：纯临卒，敕家丞死后勿议传国。光武诏其子奋袭爵，奋称纯遗敕，固不肯受。《逸民传》：向子平男女婚嫁既毕，敕断家事。《魏略》：曹操征陶谦，敕家曰：“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卓谓张邈也。又李丰少时，声称日隆，其父不愿其然，遂令闭门，敕使断客。《吴书》：李衡密于龙门上种橘千株，敕其子曰：“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绢千匹。”《世语》：薛夏，天水人，临终敕其子无还天水。《北史》：雷绍临卒，敕其子薄葬。又崔光疾甚，敕子侄等曰：“吾荷先帝厚恩，史功不成，殁有遗恨。”此尊长之敕子弟也。惟北齐乐陵王百年之被害，因贾德胄奏其尝作敕字，武成帝因发怒，召使作敕字，与贾所封进相似，乃杀之，则又似专为君上之用。盖古时诏敕本朝廷，而民间口语相沿，亦得通用。至唐显庆中再定制，必经风阁鸾台始名为敕，而其令始严。然《唐书》安禄山讨契丹，敕人持二绳，欲尽缚之。李生母早卒，为嫡母晋国夫人所养。晋国卒，父晟以非嫡子，敕服缌，不肯。则臣下犹有用敕字者。此或修书者习用古文之字以为文，非必当日实事也。（《瓮牖闲评》云：敕字从束从文，不从来从力，或作敕字，乃变体书，犹可用也。至乃作敕字，则赉字，非敕字矣。）

　　○旨旨字，古人亦不专以为君上之称。《后汉书。曹褒传》：褒为圉令，有他郡盗入，捕得之。太守马严讽县杀之，褒敕吏曰：“皋陶不为盗制死刑，今承旨而杀之，是逆天心，顺府意也。”《三辅决录》：游殷以其子托张既，既难违其旨。《宋书》：江夏王义恭请以庶人义宣还其属籍，文帝答诏曰：“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是上于臣下所矣。《梁溪漫志》记宋时士大夫名刺末称裁旨。《瓮牖闲评》云：本朝君相曰圣旨、钧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次曰裁旨。则宋时旨字犹上下通用。

　　○朝古人凡诣人皆曰朝。《吕览》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是也。秦汉时，僚属谒长官亦曰朝。《史记》项羽晨朝上将军是也。《论语》冉子退朝。则大夫家亦称朝。秦、汉以来，郡县坐衙视事亦曰朝。《后汉书。任延传》：延为会稽都尉，辟龙邱苌为议曹。龙邱苌卒，延自临殡，不朝者三日。《刘宠传》：宠为会稽太守，去任，有父老出送之，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南史。范云传》云：为竟陵王子良主簿，宠冠府朝是也。又汉时凡官署皆称寺。《吴志。凌统传》：统领兵路过本县，步入寺门，见长吏恭敬尽礼。是在外官署亦称寺也。

　　○宅《同话录》谓：今世达官称府称宅，下焉则称家。《书》云五流有宅，则宅反不若家字矣。愚按此说非也。士大夫相称曰宅，此名最古。《仪礼。士相见礼》：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敖继公曰：宅，未仕而家居者也《周礼。地官》载师：以宅田任近郊之地。郑康成注又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然则未仕与致仕之家均称宅耳。

　　○次托宿曰次。《春秋》庄三年，冬，公次于滑。《左传》曰：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汉书》：周亚夫军次细柳。臣瓒亦引过信为次以释之。是次乃托宿之久者也。今人行文，凡至某处，不论久暂，动曰次某处，误矣。○宦《礼记》宦学事师，非礼不亲。注云：仕与学皆有师。此盖泥于《说文》以宦为仕之说而强合之也。学则有师，仕岂有师乎？不知宦字原有仕与学二义。《左传》：骊姬之乱，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嫡子为公族。杜注：宦，仕也。此以仕为宦之义也。赵盾饲翳桑之饿者，食之，舍其半，曰：“宦二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以遗之。”杜注：宦，学也。此以学为宦之义也。○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宿字今人皆读作秀。然《礼记》曰：宿离不忒，以初为常。《说苑。辨物篇》：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则宿字仍当读本音为正。《说文》宿字本只入声一音。白香山《赠溪翁》诗云：“辞翁向朝市，问我何官禄。虚言笑杀翁，郎官应列宿。”是唐人犹读入声也。《懒真子录》亦云：二十八宿，亦谓之二十八舍，又谓之二十八次。舍也，次也，皆有止宿之义，今乃音绣，此何理也？然庾信《哀江南赋》“飞狄泉之苍鸟，起横江之困兽。地则石鼓鸣山，天则金精动宿”，是六朝时已读作去声。

　　○帐账簿，古人作帐字。《北史》：宋世良括丁河内，魏孝庄帝劳之曰：“知卿所括过于本帐，若官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又后周苏绰始制计帐户籍之法。《隋书》开皇十年诏：“凡流寓之人，悉属州县，垦田籍帐，皆与民同。”又《裴政传》：赵元恺造职名帐，未成，刘荣云：“但须口奏，不必造帐。”及奏，太子问帐安在。元恺曰：“刘荣谓不须造帐。”《唐书。宇文融传》：钩检帐符，得伪勋亡丁甚众。皆作帐。

　　○饕东坡诗有老饕之语，盖谓贪于饮食也。按以饕为贪饮食，唯《韵会》有此说，而《左传》“饕餮”杜注则云：贪财为饕，贪食为餮。《玉篇》亦曰：饕贪财也。则老饕当作老餮为是。然《山海经》饕餮本恶兽名，又《吕氏春秋》周鼎饕餮，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所以示戒也。然则饕餮本是一物之贪食者。杜注不过因《左传》有“贪于饮食，昌于货财，谓之饕餮”之语，故以二字分属之。其实此物本贪食之兽，缙云不才子贪冒似之，故人借以名之耳。不必以饕属财、餮属食也。然则东坡所云老饕，亦未为失也。

　　○写《曲礼》：器之溉者不写，其馀皆写。注谓传之器中也。并无以为作字者。《汉书。艺文志》：武帝置写书官，写字始作抄录解，盖因此器注于彼器，有传递之义，故借为传抄书写之字。《后汉书。窦融传》：融作书劝隗嚣降，汉光武之诏曰：“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则以此字作抄录解固己久矣。○睬俗语不礼人为不睬，亦有所本。《北史》：齐后主纬穆皇后之母，名轻霄，本穆子伦婢也。后既封，以陆令萱为母，更不睬轻霄。

　　○甄甄字，许氏《说文》作居延反，本与坚同音。《吴志》：孙坚入洛，于城南甄官井探得传国玺，坚以甄与己名协，以为受命之符。是三国以前未有读甄为之人切者。宋大观中，甄彻登进士，时林摅为枢密院，唱名读甄为坚，上以为当作真音。摅辨，遂以不识字被黜。则宋以前久读作真音矣。庄绰《鸡肋编》谓即起于三国，孙权即帝位，尊坚为武烈皇帝，江左诸儒遂避坚讳，因其声之相近乃读为真耳。《说文》颠、真以真为声，烟、咽以甄为声，可见甄本音乃坚，而非真也。

　　○员吴曾《能改斋谩录》：《左传》“伍员”，陆德明《释文》音平声。然《唐书》员半千十世祖凝之，以忠烈自比伍员，因改姓员。《唐书音释》云王问切，则作去声矣。张嘉贞荐苗延嗣、吕太一、员嘉靖、崔训，皆位清要，日与议政事。当时语曰：“令君四俊，苗吕崔员。”则以员为去声，自唐已然。又《左传》：季孙行父城郓。杜注：今城阳姑幕县有员亭，员即郓也。员音云，一音运，则员之去声并不自唐始矣。

　　○犬犬即狗也。《月令》孟春毋杀孩虫、胎夭、飞鸟。《说文》未生曰胎，初生曰夭也。《吕氏春秋》则云：无杀孩虫、胎犬、飞鸟。高诱注曰：麝子曰犬，则又有以犬为麝子者。此《说文》、《玉篇》诸书皆未见。

　　○隔窗户之有疏棂可取明者，古曰绮疏，今曰子。按当作隔，谓隔限内外也。《夷坚志》云：廊上列金漆凉隔子。《瓮牖闲评》作亮隔，《渊海》则竟作格，谓学士院格有火燃处，太宗尝夜至，苏易简己寝，遽起无烛，宫嫔自窗格以烛入照之。后以为玉堂盛事，遂不复易。是隔、格俱有典故，俗作者非。

　　○都鄙世以文雅者为都，朴陋者为鄙，其来最古。《诗》云：洵美且都。《国语》：楚灵王为章华台，使富都那竖赞焉。注：都，闲也。那，美也。《楚词》云：此德好闲习以都。《史记》：司马相如车从甚都。是皆以都为美也。《论语》：出辞气斯远鄙倍。注：凡陋也。《汉书》：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曹大家《女诫》云：鄙人愚ウ。是皆以鄙为庸陋也。其实都、鄙二字，盖即本周制。都乃天子诸侯所居之地，声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容止可观。鄙则郊遂以外，必多朴亻塞也。犹今人言京样、京款、村气、乡气也。颜师古则谓鄙字本作否，乃蔽固不通之称，故《尚书》否德忝帝位，《史记》作鄙德，以其字同也。（按王充《论衡》引《论语》“子见南子”章“予所否者”，亦云“予所鄙者”，是否鄙二字古本通用。）则鄙字自有凡陋本义，非田野之谓也。又都者是闲美之称，亦非上京之谓。今按《论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非指郊外之民乎？质胜文则野，非以郊外之人朴亻塞，而即以野为朴陋之称乎？《左传》：楚申舟过宋而不假道，华元曰：“是鄙我也。”杜注：以我同于其边鄙也。然则都美之本于国邑，鄙朴之本于郊野，有自来矣。师古之说，未可信也。况都者，凡建立宗庙之地之通称，亦非专指京邑也。而师古以上京当之，则其于都字之本义亦未深考也。（按《周礼》大都、小都在王四百里、五百里之内，公卿及王子弟食采之邑，大司徒凡造都鄙。此即所谓都鄙用助法，皆指郊外之地。至子产使都鄙有章，则以都为邑都，鄙为野鄙。）

　　○雅俗雅、俗二字相对，见王充《论衡。四讳篇》引田文问其父婴不举五月子之说，谓田婴俗父也，田文雅子也。然则雅、俗二字盖起于东汉之世。（又刘熙《释名序》有名号雅俗之语。熙，汉末魏初人，益见雅、俗二字起于东汉。）

　　○猖獗今人见人恣横不可制者，辄曰猖獗，史传亦多用之。然更有别义。汉昭烈谓诸葛武侯曰：“孤智术浅短，遂用猖獗。”王彪之谓殷浩曰：“无故匆匆，先自猖獗。”刘善明谓萧道成曰：“不可远去根本，自诒猖獗。”丘迟《与陈伯之书》：“君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金将张柔为蒙古所败，质其二亲，柔叹曰：“吾受国厚恩，不意猖獗至此！”凡此皆有倾覆之意，与常解不同。

　　○绝倒今人遇事之可笑者，每云绝例。其实此二字不仅形容可笑也。《晋书。卫传》：王澄每闻言，辄叹息绝倒。时人为之语曰：“卫谈道，平子绝倒。”《世说》：王敦见卫后，谓谢琨曰：“不意永嘉之后，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谓倒。”《魏书。李苗传》：苗览《周瑜传》，未尝不咨嗟绝倒。此皆言倾倒之意。《北史。崔瞻传》：瞻使于陈，过彭城，读道旁碑文，未毕而绝倒。从者遥见，以为中恶。此碑乃瞻父徐州时所立，故哀感焉。《隋书。陈孝意传》孝意居父丧，朝夕哀临，每发一声，未尝不绝倒。此又极形其悲怆之致也。惟《五代史。晋家人传》：出帝居丧，纳其叔母冯氏为后，酣饮歌舞，过梓宫前，而告曰：“皇太后之命与先帝不任大庆。”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绝倒。此则与捧腹、鼓掌等字意义相近耳。然《宋史。王登传》：登夜分正理军书，幕客唐舜申至，登忽绝倒，五藏出血而卒。元赵秉文《杂拟》诗：不敢上高楼，惟恐愁绝倒。则宋、元之间亦尚不以绝倒字专指诙笑。赵与时《宾退录》亦引卫事，而论流俗以绝倒为大笑之误。

　　○饥、饿二字有别饥、饿二字亦有分别。《淮南子。说山篇》：宁一月饥，无一旬饿。注：饥，食不足；饿，困乏也。沈作《寓简》云：饥非馁也，不及饱耳。

　　○王西庄《十七史商榷》“”条谓“差人豪，谬以千里”，、里同是一韵，而或作豪二字，盖传写之误；而以颜师古音为离，谓其不识字。按豪本权度之数。《孙子算术》：“蚕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豪，十豪为，十为分，十分为寸，后人又移之于称，是权度皆以豪毛起数，其字本应从毛，而反谓字传写之误，未免臆说。况《史记。儒林传》有禽滑，即孟子所载滑，可见、二字原属相通，古无四声之别，一也。而必谓由讹写为，则是古来本无字，豪之，但应作，不应作矣。西庄所最据者许氏《说文》，然《史记》禽滑、《汉书》刘屈，岑元熙为魏郡守，人颂之曰”狗吠不惊，足下生“，其字皆在许叔重之前，岂汉人早撰别字耳？

　　●卷二十三○一二三言诗孔颖达《诗正义序》云：诗以申志，一字则言蹇而意不会。故诗之见句少不减二，即“祈父”、“肇”之类也。今按古诗亦有一言者。顾宁人谓《缁衣》章“敝”字为句，“还”字为句。又《吴志》：历阳山石文“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楚字、吴字各为句。此一言诗也。祚父、肇，刘勰亦引为二字诗，然尚非两字即成一韵。《老子》“法本”章：录录如玉，落落如山。“立戒”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史记》：田家之祝词曰：瓯｛宀娄｝满篝，汗邪满车。及《吴越春秋》黄竹之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则竟以两字相叶矣。《辍耕录》载虞伯生咏蜀汉事曰：“鸾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墓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欤。”此又通首皆两字一韵，更前人所未有也。中州韵入声似平声，故蜀、术等字皆与鱼、虞相叶。古来通首二言诗惟此一首。

　　○三言诗三言诗，《金玉诗话》谓起于高贵乡公。然汉《安世房中歌》“丰草”及“雷震震”二章，《郊祀歌》之“练时日”、“太乙贶”、“天马徕”等章，已创其体，则不始于魏末矣。刘勰又引《喜起歌》为三言之首，而谓诗之有三五言，多成于西汉。盖《国风》“山有榛，隰有苓，”《周颂》“缓万邦，屡丰年”之类，古诗中原有此句法，特汉初以之为全篇，遂成此三言为一体耳。后世亦罕有为之者。《刘伯温集》有《思美人》一篇。《怀麓堂诗话》：罗明仲谓三言亦可为体，因出树、处二韵，迫西涯题扇。西涯援笔题云：“扬风帆，出江树。家遥遥，在何处。”又有鄞人金埴专工三言，多至千篇，今已不传。近日朱竹、查初白间亦为之。

　　○四言诗四言诗，当以《舜典》《喜起之歌》为首，大禹所训“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句，亦滥觞也。《三百篇》外，如《帝王世纪》所载《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尚书大传》所纪《卿云歌》“明明上天，灿然星陈。日月光华，宠于一人，｛鼓长｝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既竭，褰裳去之。”又《涂山歌》“绥绥白狐，九尾庞庞。”《左传》所载《虞人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穆天子传》所载《西王母谣》“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战国策》所记荀卿作歌曰：“以瞽为明，山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乎上天，曷惟其同！”其音节皆简贵高古，纵出于后人拟作，要非汉以后所能也。盖周、秦以上及汉初诗皆四言，自五言兴而四言遂少。然汉、魏、六朝亦尚有为之者。《文心雕龙》以韦孟讽谏诗为四言首唱，此后如相如《封禅颂》、傅毅《迪志》诗、张茂先《励志》诗、陶渊明《停云》诗，皆杰出者。唐以后则四言遂绝，如李白“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及柳子厚《皇雅》，皆仅见者。东坡作《观棋诗记庐山白鹤观事》：“不闻人声，但闻落子。”亦偶一为之。方岳《深雪偶谈》谓：五言而上，世人往往各极其才之所至，惟四言辄不能工。刘后村谓《三百篇》在前之故。

　　○五言汉初郊庙乐歌，但有三言、四言及长短句，无所谓五言者。《文心雕龙》曰：汉成帝品录三百余篇，不见有五言。盖在西汉时五言犹是创体，故甄录未及也。五言断以《古诗十九首》及《苏、李赠答》为始，《十九首》或称枚乘所作，其《孤竹》一篇则傅毅所作，盖汉武好尚文词，故当时才士各争新斗奇，创为此体，实亦天地自然有此一种，至时而开，不能秘也。刘勰又曰：《召南。行露》已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则五言久矣。又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衡也。钟嵘又以夏歌“郁陶乎余心”为五言滥觞。按《三百篇》中五言单句固指不胜屈，若《小雅》“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齐”，“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等句，已皆连用五言，特未制为全篇耳。汉初诸人本此以为全篇，遂成五言体。至如“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数句连用或字，又为昌黎《南山》诗所本。

　　○六言任云：六言始于谷永。然刘勰云：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今按《毛诗》“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等句，已开其端，则不始于谷永矣。或谷永本此体创为全篇，遂自成一家。然永六言诗今不传。《后汉书。孔融传》：融所著诗、颂、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曰六言者，盖即六言诗也，今亦不传。《北史》：阳俊之作六言歌词，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俊之尝过市，欲取而改之。卖者曰：“阳五，古之贤人，君何所知，辄敢议论！”俊之大喜。则阳五又专以此见长，且世俗竟相仿效可知也。然今亦不传。盖此体本非天地自然之音节，故虽工而终不入大方之家耳。古六言诗间有可见者。《文选》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又乐府“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边孝先《解嘲》“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满歌行》“命如凿石见火，居世竟能几时。”《三国志注》：曹丕答群臣劝进书，自述所作诗曰：“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北史。綦连猛传》：童谣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敢羔未好。本欲寻山射虎，激箭旁中赵老。”《唐书》：中宗赐宴群臣，李景伯歌曰：“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此皆六言之见于史传者。至王摩诘等又以之创为绝句小律，亦波峭可喜。

　　○七言《金玉诗话》谓七言起于柏梁。然刘勰谓出自《诗》《骚》，孔颖达举“如彼筑室于道谋”为七言之始。然不特此也，如“自今伊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等句甚多。顾宁人谓楚词《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按“迁藏就岐何所依，殷有惑妇何所讥”等句，本无“此”“只”，则竟是七言也，特尚未以为全篇。至柏梁则通体皆七言，故后世以为七言之始耳。然古时亦已有为全篇者。皇娥倚瑟清歌曰：“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氵含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著日旁。”此或秦、汉间人拟作。至如《灵枢经》云：“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宁戚《饭牛歌》：“短布单衣适至，长夜漫漫何时旦。”茅之先有民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起在我盈。”以及项羽《垓下》，汉高《大风》。汉初有《鸡鸣歌》：“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坛唤。曲终漏尽严具陈，月没星稀天下旦。”《安世房中歌》亦有“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之句，则全篇皆有七言，亦非始于柏梁也。至《吴越春秋》所载《穷劫》等曲，通首皆七言，则本后汉赵长君所作，不得谓吴越时即有此体。白起，战国时人，在伍胥之后，而《穷劫篇》反引之以比伍胥，尤显然可见其伪。长君本传谓其作《吴越春秋诗细》，蔡邕读而叹息，益可信诸诗之为长君作也。○八言世罕有八言诗。《汉书。东方朔传》：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晋灼曰：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也。然今已不传。《毛诗》中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一句，顾宁人以“胡瞻尔庭有县兮”为八言，然“兮”字尚是语助，非诗中字也，此外亦不经见。《旧唐书》：卢群在吴少诚席上，作歌讽之曰：“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此则通首八言。他如李长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宋人李端叔《题王循书院壁》有云“不爱尔井泉百尺深，不爱尔庭树千丈阴”，元人戴帅初《题范文正公黄素小楷》诗“有耳不听下里巴人，有手不写《剧秦美新》”，皆不过一二句，而通首仍七言。○九言挚虞以《洞酌篇》为九言，颜延之则谓诗体本无九言者，挚虞之论未可为据。《怀麓堂诗话》又谓九言起于高贵乡公，鲍明远、沈休文亦有之。唐则李白《蜀道难》“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湍”，《杜集》中“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露寒之玉壶”是也。杨升庵又引杜工部“男儿生不成名死已老”为九言之始，顾宁人则引“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九言之始，然非通首皆九言也。《珊瑚网》载：元时天目山僧明本有《梅花诗》云：“昨夜东风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半枯半活几个蓓蕾，欲开未开数点含香苞。纵使画工善画也缩手，我爱清香故把新诗嘲。”此则通首皆九言也。至升庵亦有《梅花诗》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阳回，绿萼梅蕊早傍南枝开。折赠未寄陆凯陇头去，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歌残水调沉珠明月浦，舞破山竿碎玉凌风台。错认高楼三弄叫云笛，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此则又创为九言律矣。（元遗山《答张教授仲文》诗，通首皆七古，中独有一句系九言，“疑作金荃怨曲兰畹词”云云。自注云：七言长体，于中一句独九言，韦郎有此体，长吉亦有此体。）

　　○十言十一言《怀麓堂诗话》又谓：诗有十字者，太白诗“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是也。有十一字者，少陵诗“玉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东坡诗“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是也。

　　○五七律排五七律及排律虽创于初唐沈、宋诸人，然六朝已开其端。刘勰云：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词靡于耳，累累如贯珠。似已研究声律。沈约《八咏诗》云：“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秋至悯衰草，寒来悲落桐。夕行闻野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已全是五律，惟七八两句失粘耳。至阴铿《安乐宫诗》：“新宫实壮哉，云里望楼台。迢递翔仰，联翩贺燕来。重檐寒雾宿，丹井夏莲开。砌石披新锦，雕梁画早梅。欲知安乐盛，歌管杂尘埃。”则已全乎律体。梁简文《春情》一首，温子升《捣衣》一首，王《北山》一首，陈后主《听筝》一首，又皆七言，属对绝似七律，惟篇未杂以五言二句耳。薛道衡《昔昔盐》：“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闱。常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新凤逐帷低。飞魂同野鹊，倦寝忆晨鸡。暗牖通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谁能惜马蹄。”此又五排滥觞也。蔡孚《打球篇》云：“德阳宫北苑东陬，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仗绸纹七宝球。窦融一家尚三主，梁冀频封万户侯。容色从来荷恩顾，意气平生事侠游。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红鬣锦环风骤骥，黄络青丝电紫骝。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骏足满先筹。曹王漫说弹棋妙，剧孟休矜六博投。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绕垂旒。”此又七排滥觞也。

　　○绝句杨伯谦云：五言绝句，唐初变六朝《子夜》体也。七言绝句，初唐尚少，中唐渐甚。然梁简文《夜望单雁》一首，已是七绝云云。今按《南史》宋晋熙王昶奔魏，在道慷慨为断句诗云：“白云满鄣来，黄尘半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梁元帝降魏，在幽逼时制诗四绝，其一曰：“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还蒿里，终非封禅时。”曰断句，曰绝句，则宋、梁时已称绝句也。柳恽《和梁武景阳楼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流。”陈文帝时，陈宝应起兵，沙门慧标作诗送之，曰：“送马犹临水，离旗稍引风。好看今夜月，当照紫微宫。”隋炀帝宫中侯夫人诗：“饮泣不成泪，悲来翻强歌。庭花方烂熳，无计奈春何。”萧子云《玉笥山》诗：“千载云霞一径通，暖烟迟日锁溶溶。鸟啼春昼桃花坼，独步溪头探碧茸。”虞世南《袁宝儿》诗：“学画鸦儿半未成，垂肩大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宠，长把花枝傍辇行。”其时尚未有律诗，而音节和谐已若此，岂非五、七绝之滥觞乎？《诗注源流》云：绝句，截句也。如后两句对者，有截律诗前半首；前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后半首；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四句皆不对者，是截前后四句也。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白香山亦以绝句编入格诗。

　　○三五七言三五七言诗起于李太白：“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此其滥觞也。刘长卿《送陆澧》诗云：“新安路，人来去。早潮复晚潮，明日知何处。潮水无情亦解归，自怜长在新安住。”宋寇莱公《江南春》诗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金赵秉文诗云：“秋风清，明月明。白露夜深重，白云秋晓轻。梦回酒渴呼童起，枕上辘轳三两声。”近日查初白《咏帘》一首，自一字至七字，又为创体。

　　○长短诗《三百篇》中间有用长短句者，如“山有榛，隰有苓”一章，真绝调也。至汉而益多，《安世房中歌》“我定历数”一章，四言、七言、三言纷沓成篇。乐府《日出入》一首云：肃若旧典，“日出入安穷，时世与人不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来下！”此后世长短句之祖也。又汉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珊珊其来迟。”《汉书》《燕王歌》：“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之无人。”○乐府《汉书。礼乐志》：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造诗赋，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师古曰：乐府之名，盖起于此。（按史迁《乐书》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延年次序其声云云。则十九章乐府有汉武自作者。按十九章中有非臣下所敢言者，如《日出入》之“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等句，岂代言者所为耶？）又《乐志》云：汉郊庙诗歌，内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故哀帝时罢之。然百姓渐渍日久，湛沔自若。《文心雕龙》曰：汉武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献雅而不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然则乐府本非雅乐也。又云：轩代鼓吹，汉世铙挽，并出乐府。故乐府有铙吹等曲。○六句律诗律诗有六句便成一首者。李太白《送羽林陶将军》云：“将军出使拥楼船，江上旌旗拂紫烟。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怀拔剑舞龙泉。莫道同人无胆气，临行将赠绕朝鞭。”此为六句律诗之首，以后惟白香山最多。如《寒闺夜》一首，《县西郊秋寄马造》一首，《留题杭州郡斋》一首，《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一首，《孤山寺石榴花》一首，《卢侍御妓乞诗》一首，皆用此体。《昌黎集》中亦间有之，如《谢李员外寄纸笔》一首云：“题是临池后，分从起草余。兔尖针莫并，茧净雪难如。莫怪殷勤谢，虞卿正著书。”此又五言之六句律诗体也。

　　○拗体七律拗体七律，如“郑县亭子涧之滨，独立缥缈之飞楼”之类，《杜少陵集》最多，乃专用古体，不谐平仄。中唐以后，则李商隐、赵嘏辈创为一种，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如“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之类，别有击撞波折之致。至元遗山又创一种，拗在第五、六字，如“来时珥笔夸健讼，去日攀车余泪痕”，“太行秀发眉宇见，老阮亡来樽俎间”，“鸡豚乡社相劳苦，花木禅房时往还”，“肺肠未溃犹可活，灰土已寒宁复燃”，“市声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冷猿挂梦山月瞑，老雁叫群江渚深”，“春波淡淡沙鸟没，野色荒荒烟树平”，“青山两岸多古木，平地数峰如画屏”，“长虹夜饮海欲竭，老雁叫群秋更哀”，“东门太傅多祖道，北阙诗人休上书”之类，集中不可枚举，然后人习用者少。

　　○律诗不属对唐人律诗第三四句有不属对者。如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崔灏《黄鹤楼》诗之类。然第五、六则未有不对。惟白乐天有通首不对，但平仄甚调者，自编在格诗中。如《重题西宁寺牡丹忆元九》诗云：“往年曾向东都去，曾叹花时君未回。今年况作临江别，惆怅花前又独来。只愁离别长如此，不道明年花不开。”则律诗中又有此一种也。然白之外亦少有作此者。

　　○律诗兼用两韵郑谷与僧齐己等共定今体诗格，一曰葫芦，一曰辘轳，一曰进退。所谓葫芦韵者，先二后四；辘轳韵者，双出双入；进退韵者，一进一退。《湘素杂记》谓郑谷进退格，两韵押某韵，两韵又押某韵，如先押十四寒两韵，再押十五删两韵也。然此体是双出双入，而非一进一退。今按黄山谷《谢送宣城笔》诗云：“宣城变样蹲鸡距，诸葛名家捋鼠须。一束喜从公处得，千金求买市中无，漫投墨客摹科斗，胜与朱门饱蠹鱼。愧我初无草玄手，不将闲写吏文书。”此诗前二韵押七虞，后二韵押六鱼，所谓双出双入也。东坡《题南康寺重湖轩》诗曰：“八月渡重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千万里，投老得归无。”此诗以鱼、虞二韵相间而押，所谓一进一退也。《清波杂志》谓坡自跋律诗可用两韵，而引李诚之《送唐子方》两押山难字为证，不知诚之本用进退格耳。

　　○回文诗回文诗，世皆以为始于苏蕙然。刘勰谓：回文所兴，道原为始。则非起于苏蕙矣。道原不知何姓何时人，按悔庆生注《文心雕龙》云：宋有贺道庆，作四言回文诗一首，计十二句，从尾至首，读亦成韵。勰所谓道原，或即道庆之讹也？但道庆宋人，而苏蕙苻秦人，则蕙仍在道庆前，而勰谓始自道原，意或当时南北朝分裂，蕙所作尚未传播江南，而道庆在南朝实创此体，故以为首耳。今道庆回文不传，唯蕙诗见于记载，亦名《璇玑图》，其序云：前秦安南将军窦滔与宠姬赵阳台之任，而遗其妻苏蕙于家。蕙织锦回文题诗二百余首，成八百余字，纵横反复，皆为文章，名曰《璇玑图》，寄滔。滔感其意，仍迎苏氏而遣阳台。此回文之祖也。《北史。邢臧传》：臧与裴敬宪、卢观等共读《回文集》，臧独先通。《东观余论》云：《璇玑图》读者惟晓外绕七言，至其中多不能读。少常沈公亦谓词句脱落，读不成文。不知此诗本以五色织成，因以别三、四、五、七言之异，后人流传，不复施采，故迷其句读耳。予在洛阳，于王晋玉处得程士南效此并申П之释，而后晓然，是诗本不舛脱云云。（李淑真《璇玑图记》：璇玑者，天盘也；经纬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流一眼者，天心也。极星不动，盖运转不离一度之中，所谓居其所而斡旋之。处中一方，太微垣也，乃迭字四言诗。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维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手四言诗，其文则不回也；四维乃三言回文诗，可周流而读者也。）若兰之后，罕有继之者。《隋书。王劭传》：有人浴于黄凤泉，得二白石，颇有文理。劭遂附致其文，以为字，复回互其字，作诗二百八十篇，奏之。此盖仿苏蕙之体，而今不传。唐人惟皮、陆偶为之，宋以后则无人不作矣。

　　○迭字诗迭字词，“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等句，连用六迭，此为创体。《沧浪诗话》谓：《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迭字，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也。退之《南山》诗：“延延离又属，叛还觐。喁喁鱼闯萍，落落月经宿。りり树墙垣，献献架库厩。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敷敷花披萼，屋摧ニ。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起起出犹奔，蠢蠢骇不懋。”盖亦仿此。后人遂转有以此为工，有一句迭三字者。吴融《秋树》诗云“一声南雁已先红，槭槭凄凄叶叶同”是也。有一句内连三字者，如刘驾云“树树树梢啼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是也。有两句连三字者，如白乐天云“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是也。有两句迭四字者，如柳子厚诗云“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是也。又宋人《咏西溪》云“湾湾湾处复湾湾”，蔡禅师十元诗“了了了时无可了，元元元处亦须诃”，亦皆以此取奇，然不过全首中一句耳。唯乐天《题天竺寺》诗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此则六句皆用迭字，更为创格，然尚不失为大方。南宋惟杨诚斋《水月寺》诗“低低桥入低低寺，小小盆盛小小花，”又《红锦黄花》诗云“节节生花花点点，茸茸丽日日迟迟”，则已纤佻。方回《石头田》诗：“昼欲求一淘，有灶无灶烟。夜欲求一榻，有屋无屋椽。”颇峭辣可喜。至如金人麻知几《答何正卿》一首，（蠢蠢何等民，矫矫亢亢为守贞。昂昂藏藏独异俗，落落莫莫不厌贫。归欤归欤且糊口，凤兮凤兮德衰久。乐云乐云无弦琴，命乎命乎一杯酒。匪鳝匪鲔故为藏，避言避色必也狂。至道至刚秣吾马：爱清爱净修我墙。用之舍之时所系，晋如摧如宁复计。暖然凄然任春秋，优哉游哉聊卒岁。）元诗僧明本《松月》诗一首，（天有月兮地有松，可堪松月趣无穷。松生金粉月生免，月抱明珠松化龙。月照长空松挂衲，松回禅定月当空。老僧笑指松头月，松月何妨一处供。）明人舒芬《春景》诗一首，（春风春日竞春花，春水春山春景佳，新柳马头恋莺莺恋柳，好花迷蝶蝶迷花。寻芳事入寻芳伴，买酒人投卖酒家。去是路兮来是路，马头相对日头斜。）《尧山堂外记》载倭人过西湖诗一首，（天连泗水水连天，烟锁孤村村销烟。树绕藤萝萝绕树，川通巫峡峡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行人人送船。此会应难难会此，传今话古古今传。）皆庸俗不足供喷饭矣。

　　○联句《雪浪斋日记》云：退之联句，古无此法，自退之斩新开辟。范景文亦云：昌黎联句有跨句者，谓连作第二三句，如《城南》等作是也。有一人一联者，如《会合》、《遣兴》等作是也。有一人四句者，如《有所思》等作是也。《渔隐丛话》则谓，谢宣城有联句七篇，陶渊明有联句一篇。是六朝已有之。然联句究当以汉武柏梁为始。《文心雕龙》曰联句共韵，柏梁余制是也。今按六朝联句，亦不止陶、谢二公。《南史》：谢晦将被戮，与兄子世基联句。世基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晦诗曰：“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梁元帝与武陵王纪交兵，帝为诗曰：“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纪之子圆正被收在狱，乃连句曰：“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昏。愿贳淮南罪，思报阜陵恩。”又《沈怀文传》：隐士雷次宗还庐江，何尚之设祖饯，文士毕集，为边句诗，怀文所作尤美。《北史》：薛孝通等在孝文帝前，以忠为韵，元翩曰：“圣主临万机，享世永无穷。”孝通曰：“岂惟被草木，方亦乃昆虫。”元翌曰：“朝贤既济济，野苗又芄芄。”帝曰：“君臣作鱼水，书轨一华戎。”孝通曰：“微臣信庆渥，何以答华嵩。”此皆六朝人连句也，但其时曰连句，不曰联句耳。方勺《泊宅编》又引刘中垒谓：“泥中中露卫，二人名式微”之诗，盖二人所作，以为联句所起。此未免附会。至古人联句，大概先分韵而后成诗。梁武帝华光殿联句，曹景宗后至，诗韵已尽，沈约以所余竞、病二字与之。曰所余二韵，则分韵后之所余也。《陈后主集》有《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钩赋咏，逐韵多少，次第而用。在座有江总、陆瑜、孔范等三人。后主诏得迮格白易夕掷斥拆，诸人诗用韵与所得韵次前后正同，曾不搀乱。可知古人联句，先探钩韵字，各据所得，循序赋之，正如后世韵格也。（《杜集》中有《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又有《与李之芳宇文或三人联句》，则唐人联句亦不自昌黎始。）

　　○柏梁体汉武宴柏梁台，赋诗，人各一句，句皆用韵，后人遂以每句用韵者为柏梁体。然柏梁以前，如汉高《大风歌》、荆卿《易水歌》，又如《灵宝谣》：“吴王出游观震湖，龙威丈人山隐居。北上包山入灵墟，乃入洞庭窃禹书。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长传百六初。若强取之丧国庐。”可见此体已久之有之，不自柏梁始也。但联句之每句用韵者，乃不为柏梁体耳。

　　○和韵刘贡父《诗话》：唐时赓和有次韵（先后无易），有依韵（同在一韵）。如张文潜《离黄州》诗而和老杜《玉华宫》诗是也。有用韵（用彼韵不必和），如韩吏部用皇甫陆浑“山火”之类是也。又有和诗不和韵者，如贾至《早朝大明宫》之作，王维、岑参、杜甫皆有和章而不用其韵也。次韵实始于元、白。微之《上令孤相国书》云：韵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能为诗，穷极声韵，或千言，或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谐新调，名为次韵，盖欲以难相挑耳。《困学纪闻》亦谓古诗有倡，有和，有杂拟追和之类，而无和韵者。唐始有用韵，谓同此韵中也。后有依韵，然不以次，最后有次韵，自元、白始，至皮、陆而其体乃成。《珊瑚钩诗话》亦谓：前人作诗，未始和韵，自元、白为二浙观察往来置邮筒相倡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谓刘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岂诗人豪气，例爱矜夸耶？此和韵始于元、白之明证也。然是时刘长卿《余干旅舍》云：“摇落暮天迥，丹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征衣。”而张籍《宿江上馆》云：“楚驿南渡口，夜深来客稀。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旅宿今已远，此行殊未归。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征衣。”此二诗绝似次韵，岂无心适合耶？抑有慕于元、白而效之耶？按《洛阳伽蓝记》载：王肃入魏，舍江南故妻谢氏，而娶魏元帝女。故妻寄以诗曰：“本为筐下蚕，今为机上丝。得路遂腾去，颇忆缠绵时。”其继室代答，亦用丝、时二韵。叶石林《玉涧杂书》谓：《类文》有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忏悔诗，云仍取筠韵。则六朝已有此体，以后罕有为之者，至元、白始立为格耳。

　　○集句《梦溪笔谈》谓集句自王荆公始，始“风定花犹落（谢贞诗），鸟鸣山更幽（王籍诗）”之类，有多至百韵者。《后山诗话》亦谓荆公暮年喜为集句，黄山谷以为正堪一笑耳。然此体实不自荆公始也。《金玉诗话》及《蓼花洲闲录》谓：宋初已有集句，至石曼卿遂大著。尝有下第集句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云未有因。圣主不劳千里召，娥何惜一枝春。凤凰诏下虽沾命，豺虎从中也立身。啼得血流无用处，著朱骑马定何人。”曼卿又以“月如无恨月常圆”对“天若有情天亦老”，则固不始于荆公矣。其他集句之传于后世者，孙应以韩诗“排云叫阊阖”对杜诗“奏赋入明光”，蔡天启以“梨园子弟白发新”对“江州司马青衫湿”，“临邛道士鸿都客”对“锦里先生乌角巾”，闽人林震以“与尔同消万古愁”对“劝君更尽一杯酒”，“流水无言草自春”对“青山有恨花初谢”，“杨州十里小红楼”对“天下三分明月夜”，陆放翁“我亦轻余子，君当恕醉人，”元遗山“白首放歌行纵酒，清朝有味是无能”，“黄鹤一去不复返，白鸥万里谁能驯”，“事殊兴极忧思集，天澹云闲今古同”，皆凑泊如无缝天衣。又如孙仲衍《集句挽朝云》诗：“家住钱唐东复东，偶来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鬓逢秋色，半壁残灯照病容。艳骨已成兰麝土，露华偏湿蕊珠宫。分明记得还家梦，一路寒山万木中。”更觉清切浑成，如出一手。而晁美叔尝以集句示刘贡父，贡父曰：“君高明之识，何至作此等伎俩？集古人句，譬如蓬荜之士，适有佳客，既无自己庖厨，而器皿肴蔌悉假贷于人，意欲强学豪奢，而寒酸之气终是不脱。”东坡《答孔毅父集句见赠》亦云：“羡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小儿。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退之惊笑子美泣，问君久假何时归。世间好事世人共，明月自满千家墀。”贡父、东坡之持论固当矣，然因难见巧，亦文人游戏笔墨之一端也。《萤雪杂说》又有集杜诗如“扈圣登黄阁（《赠严阁老》），亨衢照紫泥（《赠太常卿》）。泥融飞燕子，地僻舞鸡（并绝句）。献纳纡皇誊（《赠鲜于京兆》）衣冠拜紫宸（《太岁日诗》）。”此又集杜之始也。又文文山集杜诗至二百首。按晋时傅咸已有集经诗，其《毛诗》一篇云：“聿修厥德，令终有ㄈ。勉尔遁思，我言维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腼面目。”此则实为集句之权舆，又不自宋初始矣。至近日朱竹《蕃锦集》割裂成句，填入词谱，则又斩新创辟，前人未之有也。

　　○成语佳对集句固见巧思，然犹集古人诗句也，至有经史中成语可摘为佳对者。如《百斛明珠》所载：韩玉汝治秦州尚严，民语曰：“莫逢韩玉汝。”有孙临者，对以“可怕李金吾”。东坡诗：“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又一联：“人言卢巳是奸邪，我觉魏徵但妩媚。”后陆放翁用之。放翁又有“国家科第与风汉，天下英雄惟使君”之句。又梅执礼诗：“天之未丧斯文也，吾亦何为不豫哉。”《后山诗话》“二十四考中书令”，王平甫对以“万八千户冠军侯”。王安中《元旦致语》：“君子有酒多且旨，化国之日舒以长。”朱新仲诗：“此时老子兴不浅，旦日将军幸早临”，“何以报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吴师道“丈夫不学曹孟德，生子当如孙仲谋”，“平生能著几两屐，长日惟消一局棋”。近日厉樊榭“谁其云者两黄鹄，我欲遗之双鲤鱼”，严海珊“春水方生公速去，桃花净尽我重来”。吾友沈佩兰有句云：“与我周旋宁作我，为郎憔悴却羞郎”，“此生能著几两屐，一日须倾三百杯”皆极工也。

　　○借对法三人诗赋多用字音借对之法。张子容《逢孟浩然》诗：“樽开柏叶酒，灯发九枝花”，借柏字作百字也。张乔《月中桂》诗：“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借下字作夏字也。刘宾客“清秋方落帽，子夏正离群”，不独夏对秋，而子亦借作紫对清字也。梁揆《雕鹗离风尘》诗：“高腾霄凤渚，下睨塞鸿宾”，借渚字作主字也。杜甫《哭李常侍》诗：“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诗”，借第字作弟，对儿字也。刘禹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借鸿字作红字也。东坡“通印子鱼，披绵黄雀”，借子作紫字也。沈括云：“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不唯赤对朱，耶对子，而狼狈、流离乃兽名对鸟名也。又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亦以杨借羊字。《萤雪杂说》载省题诗：“天子居丹，廷臣献六箴”，“白发不愁身外事，六幺且听醉中词”，俱以六借作绿字也。《东门种瓜》诗：“青门无外事，尺地是生涯”，以尺字借作赤字也。陈傅良《仲秋治兵赋》云：“当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又《周以宗强赋》：“故苍之兴起，始诸姬而阜康”，以诸字借作朱字也。《石林诗话》：王荆公诗：“自喜田园安五柳，但嫌尸祝扰庚桑”，人但知柳对桑，不知庚亦是数，盖以十日数之也。陆佃《谢吏部尚书表》云：“六燕相停，试铨衡次轻重；乙鸿辽远，欲审别其飞翔”乙与六亦借对。

　　○扇对法《白氏金针》有四句作一对者。凡诗四句，以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谓之扇对。然不自白香山始也。《小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四句已肇其端。曹子建云：“昔我初迁，朱华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古塘上曲》有云：“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桑麻贱，弃捐菅与蒯。”左太冲《咏史》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乔知之《定情篇》：“故岁雕梁燕，双去今来只。今日玉庭梅，朝红暮成碧。”杜少陵《奉先咏怀》诗：“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哭郑司户苏少监》云：“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殁潜夫。”李清莲：“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韩昌黎：“求观众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观众流细，必泛沧溟深”之类，固早有此格。至香则山而最多，如《书绅》之“岁计莫如谷，饱则不千人。日计莫如酒，醉则兼忘身。”《咏雪》之“我知世无幻，了无干世意。世知我无堪，亦无责我事。”《朱陈村》之“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离，坟墓多绕村。”《逍遥咏》之“此身何足恋，万劫烦恼恨。此身何足厌，一聚虚空尘。”《短歌行》之“耳目聋暗后，堂上调丝竹。牙齿缺落时，盘中堆酒肉。”《狂言示诸侄》之“勿言宅舍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感时》之“贫贱非不恶，道在何足避。富贵非不受，时来当自致。”《遣兴》之“昔作少学士，图形入集贤。今为老居士，写貌入香山。”如此之类，不一而足。梅圣俞作《续金针》，但引前人诗云：“昔时花下留连饮，暖日夭桃莺乱啼。今日江边容易别，淡烟衰草马频嘶”以证之，犹未广也。后来惟《东坡集》中有之，如《和许朝奉》诗云：“邂逅陪车马，寻芳谢眺州。凄凉望乡国，得句仲宣楼。”《赠张天骥》诗云：“饥寒天随子，杞菊自撷笔。慈孝董邵南，鸡狗相乳抱。”《过淮》诗云：“朝离新息县，初乱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后陆放翁亦时用此体，如“东皋客输米，粲粲珠出碓。南山僧饷茶，细细雪落”是也。又有律诗以四句作对者，亦香山诗，如“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又有《酬刘主簿》诗云：“我随鹭入烟云，谬上丹墀为近臣。君同鸾凤栖荆棘，犹著青袍作选人。”此又五七律之扇对。

　　○禁体诗禁体诗始于欧阳公守汝阴日，因小雪会饮聚星堂赋诗，不得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等字，欧公所云“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高寒窥冥漠”者也。其后东坡在颍，因祷雪于张龙公获应，亦举此体。其未云“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能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盖修欧公故事也。然《六一诗话》记进士许洞会诸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于是诸僧皆阁笔。其字乃山水云竹石花草霜雪星月禽鸟之类也。然则此又欧公所本欤？

　　○双声叠韵双声叠韵，起于六朝。《南史。谢庄传》：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庄达曰：“玄护为双声，高敖为叠韵”是也。刘勰云：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谈薮》载梁武帝尝作五字叠韵诗曰：“后牖有榴柳。”命朝士仿之。刘孝绰曰：“梁王长康强。”沈约曰：“偏眠船舷边。”庾肩吾曰：“载匕每碍埭。”徐ゼ曰：“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何逊用曹瞒故事曰：“模苏姑枯卢。”吴均沉思良久，无所言。帝不悦，俄有诏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宜付廷尉。”此叠韵之始也。至唐末，全句叠韵者最多，皮、陆尝以此倡和。如龟蒙之“肤愉吴都姝眷恋”，“便殿宴琼英轻明”，“生竹石滴沥碧皮”，日休之“康庄伤荒凉”，“坐虏部五苦”。又温飞卿《题贺知章故居》云：“废砌翳薜荔，枯湖无菰蒲，老媪宝葆草，愚儒输逋租。”《雨中与李先生期垂钓，先后相失》云：“隔石觅屐迹，西溪迷鸡啼。小鸟扰晓沼，犁泥齐低畦。”皆词人翻新斗巧之作，虽不足语于大方，要亦一格也。至世所传“屋北鹿独宿，溪西鸡齐啼”，则明徐为郡吏时，郡守所出，为属对者也。又双声一体，《北史。魏收传》：崔岩尝以双声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答曰：“颜岩腥瘦，是谁所生。羊颐狗颊，头团鼻平。饭房苓笼，著孔嘲钉。”此双声之法也。皮日休《杂体诗序》曰：《诗》云“くぐ在东”、“鸳鸯在梁”，双声之始也。六朝诗如王融之“园衡炫红花”，“湖行烨黄华”，唐诗如温庭筠之“栖息销心象，檐楹溢艳阳”，皆仿双声而为之者也。按古人亦有不全句叠韵，但二字叠韵者，亦有不全句双声，但二字双声者。杜诗于此等处最严。如支离对漂泊，则双声也。怅望对萧条，则叠韵也。《云溪友议》引“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谓侵簪则叠韵，逼履则双声也。又引“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为双声，谓几家及村草，吹唱及隔江，皆二字同音，当于唇齿喉舌间辨之也。金人王寂有《送王平仲》诗：“潦倒少矍铄，瞿儒余愚迂。半面便健羡，无渠吾胡娱。袖手久不偶，铺书如枯株。落寞各作恶，呼车姑须臾。放浪曩肮脏，囊装将长扬。偃蹇晚倦献，徜徉藏光芒。著雨苦龃龉，苍茫荒羊肠。黯淡厌渐险，彷徨伤王阳。”高季迪《吴宫词》：“筵前怜婵娟，醉媚睡翠被。精兵惊升城，弃避愧坠泪。”

　　○诗句有全平仄者《西清诗话》载：“晏元献谓梅圣俞：”古人章句中全用平声，如‘枯桑知天风’是也，但恨未见仄字耳。“圣俞既别，乃作仄体寄公，有”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之句。然古诗一句全用平仄者，并有一句平一句仄相连成文者。如青莲《北上行》之”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醉起》之”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陈情》之”飘风吹云霓，蔽目不得语“，《安陆》之”飞萝摇春烟，入远构石室“；少陵《述怀》之”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赴奉先》之”忧端齐终南，Е洞不可掇“，《北征》之”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西枝村》之”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韩昌黎《南山》诗之”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泷吏》之”官当明时来，事不待说委“；东坡之”朦胧含高峰，晃荡射石壁“：元人袁桷《梁山泺》诗”交流千寻峰，会合百谷水“，杨载《纪梦》诗”万劫永不死，如循环无端“，范亨《甘蔗洲》诗”暂解雾露毒，因知江山宽“，查初白《庐山》诗”ㄨ云如奔逃，片片掠面去“，皆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至昌黎《南山》诗”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或错若绘画，或缭若篆籀“，则并二句全仄矣。古诗”罗衣何飘飘，轻裙随旋风“，则二句全平矣。不特此也，即七言亦有全平仄者。少陵诗”有客有客字子美“，”中巴之东巴东山“，昌黎《赠刘生》之”青鲸高摩波山浮“，《送僧隆观》之”浮屠西来何施为“，义山《韩碑》诗之”封狼生ァァ生罴，帝得圣相相曰度，入蔡缚贼献太庙“，梅圣俞《木假山》诗”形侔三山中雄酋“，东坡《以清丝绢寄鲁冀州》诗”鹅溪清丝清如冰“，赵秉文《太宁山》诗”群山西来高崔嵬“，方夔《岩峰》诗”岩峰孤尖来何雄“，又《赠郭翼》诗”日出众鸟绕屋语“，吴梅村《行路难》诗”梁王台成何嵬崔“，《打冰词》”霜纨方空张轻烟“，此又七言之全平仄者。至通首以一句平一句仄相间，又始于皮、陆。今所传皮日休之”疏杉低通墙，冷鹭立乱浪“是也。何景明又仿其体作五平五仄诗：”秋原何萧萧，耳目去杂茸。枯荷犹穿塘，苦雾尚抱陇。寒风吹空林，落日落古冢。徘徊观陈踪，露下发忽疏。并有七平七仄诗，如“吐舌万里唾四海，七变入臼米出甲，离飞｛髟肖｝垂纤罗，梨花梅花参差开”之类，此又因五平五仄而广为七言也。宋以后诗，晏、梅二公固无由知，唐诗之全平全仄不可胜数如是，晏、梅二公俱号博洽，岂未之见耶？又律诗中有一句全仄者，如《元遗山集》中《秀山行》云：“古木冻欲折”，《恶雨》五排首句“恶雨复恶雨”，又《病中》五排起句云“战胜颇自恃”，萨都刺之“送客月在地，半日不见路”，张仲举之“日色不到地”，亦全用仄声也。

　　○诗词专用本家本人事东坡《赠张子野》诗云：“锦里先生自笑狂，奠欺九十鬓毛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柱下相君犹有齿，江东刺史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此通首皆用张姓故事也。《送郑户曹》诗：“公业有田常乏食，广文好客竟无毡。”亦用郑太、郑虔故事。李俊民《寿王筹堂》诗：“此生但觉醉乡宽（王绩），谁谓螭犹北海蟠（王猛）。处处相迎皆倒屣（王粲），人人共喜欲弹冠（王阳）。州应向日悬刀梦（王），山试今朝拄笏看（王子猷）。仙驭未来缑氏鹤，月明吹彻玉笙寒（王乔）。”“乌衣历历是名家，人物于今比晋多。俗论不侵挥麈话（王衍），壮怀多付缺壶歌《王敦》。虽无金勒堪调马（王济），赖有黄庭可换鹅（王羲之）。见说长江欲飞渡（王），那须冰合望滹沱（王霸）。”二首全用王家故事也。近时查初白《送刘大山》诗云“持酒刘家代有人，不烦事事乞诸邻。篇章分得随州派，酿法争传白塾神。”亦专用刘家事。

　　《梁溪漫志》：王安中见人家壁上题字亦名安中而无姓，乃题一诗于后云：“蜀客更名缘好尚，汉臣书姓为同官。孟公自合名惊座，子夏尤宜戴小冠。益号文章缘两李，书制诰有诸韩。二元各自南分北，付与时人仔细看。”通篇皆用同名事。《夷坚志》：杨察侍郎谪信州，及召还，有士子十二人送之。察即席赋诗曰：“十二天之数，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似月分卿。极醉巫山侧，联吟ㄍ管清。他年为舜牧，协力济苍生。”此全首切合十二字也。政和间，一士人游名妓崔念四家，作词云：“识个人人，恰正年年欢会。似睹赛，六只浑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鱼水。两情美。同倚了画栏十二，倚子又还重倚。两日不来，时时在人心里。拟问卜，常占归计。拚三八清斋，望永同鸳被。到梦里，〔原缺此三字〕，蓦然被人惊觉，梦也有头无尾。”此又通首切合廿四字。又有明月妓柳金南年二十四，自作词云：“小妾年方二纪，檀板重敲十二。栏杆倚遍步重移，两度巫山云雨。二十八宿手中轮，数不到星张翼尾。”此亦仿宋人而为之者。

　　●卷二十四○曲牌名入诗《客中闲集》载舒芬诗云：“为爱宜春令出游，风光犹胜小梁州。黄莺儿唱今朝事，香柳娘牵旧日愁，三捣鼓催花下酒，一江风送渡头舟。嗟予沉醉东风里，笑剔银灯上小楼。”

　　○番语成诗《诗话总龟》及《诗史》载余靖作胡语诗云：“夜筵没罗（言后盛）臣拜洗（言受赐）。两朝厥荷（言通好）情干勒（言厚也）。微臣雅鲁（言钝）祝君统，圣寿铁摆（言嵩高）俱可忒（言无疆）。”又沈存中《笔谈》载：刁约使契丹，戏为诗云：“押宴移离毕（如中国执政官），看房贺跋支（执衣防阁人）。饯行三匹裂（小木罂），密赐十貔狸（形如鼠而大，辽人以为珍馐）。”

　　○以古人姓名藏句中《石林诗话》载王荆公诗：“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以古人姓名藏句中。或者谓前无此体，按《权德舆集》有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势。年纪信不留，弛张良自愧。樵苏则为惬，瓜李斯可畏。不顾荣蒙尊，每陈农亩利。家林类岩献，负郭躬敛积。忌满宠生嫌，眷宦恬圣智。疏钟皓月晓，晚景丹霞丽。涧谷永不暖，山梁冀无累。颇符生肇学，得展禽尚志。从此直不疑，支离疏世事。”则唐人已创此体。

　　○题字嵌句首东坡自杭将还朝，坐中有营妓郑容求落籍，高莹求从良。坡为题《减字木兰花》一词，判其牍尾，云：“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高山白早，莹骨冰肌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盖用八字于句首，乃“郑容落籍，高莹从良”也。

　　○数目字入诗鲍明远诗：“一身事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贺，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飞若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座，祖帐揭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

　　○十二生肖、八音入诗《北史》：魏太和中，崔光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以赠李彪。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光又为百三郡国诗答之。其体今不传，后人乃有以十二生肖及八音入诗者。《列朝诗集》载：明人胡俨十二辰诗：“鼷鼠饮河河不干，牛女长年相见难。赤手南山缚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骊龙有珠常不睡，画蛇添足适为累。老马何曾有角生，羝羊触藩徒忿嚏。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鸡空自老林丘。舞阳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东头。”按元人刘因有十二辰诗：“饥鹰吓鼠惊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来，才辩荆州兔穴尔。鱼龙入水浩无涯，幻境等是杯中蛇。马耳秋风去无迹，羊肠蜀道早还家。何必高门沐猴舞，豚栅鸡栖皆乐土。柴门狗吠报邻翁，约买神猪谢春雨。”则元人已先有此体也。又《丹阳集》谓：十二辰入诗，始于沈炯，而山谷亦尝为之。余赠莫之用诗亦仿此体：“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余燠。起来败絮拥悬鹑，谁羡龙须织冰。踏翻菜园底用羊，从他春雷吼枯肠。击钟烹鼎莫渠爱，小Ρ自许猴葵香。半世饥寒孔移带，鼠米占来身渐大。吉云神马日匝三，樗蒲肯作猪奴态。虎头食肉何足夸，阴德由来报必奢。丹灶成功无跃兔，玉函方秘缘青蛇。”则又不始于元人矣。又《客中闲集》载：林清以八音字为句首，云：“金紫何曾一挂怀，石田茅屋自天开。丝竿钓月江头住，竹杖挑云岭上来。匏实晓收栽药圃，土花春长读书台。革除一点浮云虑，木笔题诗酒数杯。”此八音诗也。

　　○药名为诗药名入诗，《三百篇》中多有之，如“采采莒”、“言采其虻”、“中谷有｛艹推｝”、“墙有茨”、“堇荼如饴”之类。此后唯文字中用之。《左传》“山鞠穷”，《战国策》苏秦曰“人之所以不食乌啄者”，注：即本草乌头也。又淳于髡曰：“求柴胡、桔梗于沮泽之中，则累世不得。”《庄子》：药者堇也，鸡｛广雍｝也，豕零也。《韩非子》：此味非饴蜜也，必葶苈、苦菜也。《吕氏春秋》：仲夏之月，半夏生，又兔丝非无根也，茯苓是也。宋玉《招魂》：白芷生。《淮南子》：地黄主属骨，甘草主生肉。又乱人者，芎之与藁本也，蛇床之与蘼芜也。又蛇床似蘼芜而不能芳。王褒《九怀》有疑冬生，刘向《九叹》有筐泽泻以豹享，王充《论衡。言毒篇》有巴豆、野葛，食之杀人。皆药名之见于文者。而以之入诗甚少。如张籍《答鄱阳客》诗：“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风前半夏枝。”柳子厚：“莳药闲庭延国老，开尊虚室值贤人。”国老，甘草也。雍陶诗：“村园门巷多相似，处处春风枳壳花。”姜尧章诗：“土肥抽尽宿沙苗。”陈白沙诗ㄓ：“恰到溪穷处，村村积壳花。”杨梦山诗：“常记任家亭子上，连翘花发共衔杯”。此不过兴会所触，偶拈入诗，非专以斗巧也。乃有专以此见奇者，陆龟蒙有“乌啄蠹根回”及“断续玉琴哀”之句，实始滥觞。沈括谓“乌啄”乃“乌喙”之讹，药中只有续断，无断续也。《温公诗话》：陈亚郎中以药名为诗至百首，如“风雨前胡夜，轩窗半夏凉。”“棋怕腊寒呵子下，夜嫌春暖宿纱裁。”又《咏上元夜游人》云：“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赠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过半夏，定应晒作葫芦巴。”又《咏白发》云：“若是道人头不白，老君当日合乌头。”元人陈孚亦有交趾驿作药名诗：“长空青茫茫，大泽泻月色。史君子何来，山椒远于役。虎狼毒草丛，泪如■水滴。更苦参与商，骨肉桂海隔。问天何当归，天南星汉白。”皆游戏笔墨，颇亦可喜。《客中闲集》亦有“四海无远志，一溪甘遂习心之句。

　　○拆字诗南宋人《苕溪集》有拆字诗一首：“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泳董鹤，志士心未已。”

　　○口吃诗《寓简》载刘元父《嘲吃者》云：“本是昌家，又为非类。但有雄声，惟闻艾气。”谓周昌、韩非、杨雄、邓艾也。此但取口吃故事，非口吃诗也。王阮亭《池北偶谈》载文太青《戏作口吃诗》云：“结子向客苦哆口，添栗笔蜜手柳酒。”按此事见《墨客挥犀》：凤州三出手柳酒，宣城四出漆栗笔蜜。皆土产也。然口吃诗不自文太青始，唐姚合有《葡萄架》诗，云：“萄藤洞庭头，引叶漾盈摇。皎洁钩高挂，玲珑影落察。阴烟压幽屋，密梦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冻都凋。”又《冷斋诗话》载东坡有口吃诗云：“江干高居坚关扃，耕犍躬驾角挂经。孤航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影各箕踞，击剑高歌几举觥。荆笄供脍愧搅聒，干锅更戛甘瓜羹。”可见游戏笔墨，古人已有之。至如谢在杭与徐兴公《赠口吃孝廉》之作，谢二首云：“绿柳龙楼老，林萝岭路凉。露来莲漏冷，雨泪落刘郎。”“黎岭连连路，兰陵累累楼。流离怜冷落，郎辇懒来留。”徐一首云：“留恋兰陵令，淋漓雨泪流。岭萝凉弄濑，路柳绿连楼。”此又太青之后踵为之者也。

　　○双关两意诗古乐府：“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石阙生口中，衔悲不能语。”《子夜歌》云：“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读曲歌》云：“芙蓉腹里萎，莲子从心起。”唐诗如“高山种芙蓉，复经黄蘖坞。”“未得一蓬时，流离婴辛苦。”“窗外山魈立，知渠脚不多。”“二更机底下，摸著是谁梭。”“玉作弹棋局，心中最不平。”又刘禹锡诗：“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也有情。”“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未知。”李义山《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陆龟蒙“旦日思双履，明时愿早谐”。皮日休“莫言春茧薄，犹有万重丝。”又《珊瑚钩诗话》：“碧藕连根丝不断，红蘖著子薏何多。”又东坡“莲子劈开须见薏，楸枰著尽更无棋。”“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赵彦村注云：此吴歌格，借字寓意也。薏与意，棋与期，缝与逢，时与匙，俱同音也。又东坡在黄州书一联云：“葑草尚能拦浪，藕丝不解留莲。”亦用此体。高季迪《竹枝词》：“春衣未织机中锦，只是长丝那得缝。”亦以丝借作思，缝借作逢也。元人徐梦吉《西湖竹枝词》云：“莫为采莲忘却藕，月明风定好回船。”借藕作偶也。

　　○寿诗、挽诗、悼亡诗寿诗、挽诗、悼亡诗，惟悼亡诗最古。潘岳、孙楚皆有悼亡诗，载入《文选》。《南史》：宋文帝时，袁皇后崩，上令颜延之为哀策，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崔祖思传》：齐武帝何美人死，帝过其墓，自为悼亡诗，使崔元祖和之。则起于齐、梁也。叶水心《题蜀僧北涧集》云：“集中有上生日诗，不可传于后。”是宋时犹以称寿诗为戒。郎仁宝云：挽诗盛于唐，非无交而涕也。寿诗盛于宋，渐施于官府，亦无未同而言者。亦见《怀麓堂诗话》。近时二作，不论识与不识，转相征求，动成卷帙，可耻也。《空同》、《大复集》中少之，此过人矣。

　　○帖子词宋时八节内宴，翰苑皆撰帖子词。如欧阳公、司公温公集中皆有之。《丹阳集》载春帖子词尤多。如苏子容云：“璇霄一夕斗杓东，潋滟晨曦照九重。和气黄风摩盖壤，竞消兵甲事春农。”邓伯温云：“晨曦潋滟上帘栊，金屋熙熙歌吹中。桃脸似知宫宴早，百花头上放轻红。”蒋颖叔云：“昧旦求衣向晓鸡，蓬莱仗下日将西。花添漏鼓三声远，柳吹春旗一色齐。”梁君贶云：“东方和气斗回杓，龙角中星转紫霄。圣主问安天未晓，求衣亲护紫宸朝。”皆庄丽可诵，见太平景象。乃明成化中，编修黄仲昭，检讨庄昶不肯上元霄词，且上疏论列以去。按《宋史》：邹浩为教授，范纯仁托撰致语，浩不肯。纯仁曰：“翰林学士尝为之。”浩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致语与帖子词同类，是浩亦未尝以翰林为不可撰也。况高季迪诗云：“去岁端阳直禁闱，新题帖子进彤扉。”则明初犹有此例，而仲昭等并不知，其不学甚矣。润色太平，翰林本职，欧阳、司马何害其为名臣，亦何损于朝政乎？

　　○口号杜诗有题曰：“口号”者，如《晚行口号》之类。然梁简文帝有《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诗，唐张说有《十五夜衙前口号》诗，则不始于杜也。

　　○元韵、原韵近代词章家和朋友诗则曰原韵，和御制诗则曰元韵，盖取元音之元以示尊崇，不知原韵本应作元韵，并非假借也。元者本也，本来曰元来，班固《两都赋》“元元本本”是也。若原字则原蚕、原庙，皆作再字解，初无所谓本来之义，不知何以遂替元字。顾宁人《日知录》谓：洪武中，臣下有称元任官者，嫌于元朝之元，故改此字。然则昔以元为本字，而以避嫌改为原。今反以原为本字，而以应制特改为元。古今事物迁流、随世转移者，固非一端，即此可类推也。○即席宋武帝延后进二十馀人，置酒赋诗。萧介染翰即成，文不加点。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言笑自若。帝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皆即席之美也！”《南史》：梁武帝制武宴诗三十韵示羊侃，侃即席上应诏。后世即席赋诗本此。○古诗别解“人生不满百”，谓行乐当及时也。《新唐书》：李石对文宗曰：“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畏不逢时也。昼短苦夜长，暗时多也。何不秉烛游，劝之照也。”则此诗又作劝励解。曹孟德乐府：“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当”字今人作宜字解，然诗与“对”字并言，则其意义相类。《世说新语》王长史语“不大当对”，言其非敌手也。元微之《寄白香山书》有“当花对酒”之语。《学斋占哔》载《古镜铭》有云：“当眉写翠，对脸傅红”，是当字皆作对字解，曹诗正同此例。今俗尚有“门当户对”之语。

　　○陶诗甲子纪年自《宋书》及《南史》暨五臣《文选注》谓陶渊明诗自晋义熙以后皆题甲子，后世遂仍其说。（《宋书。陶渊明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相，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功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义熙以前则书晋年号，永初以后惟书甲子而已。）王新城《池北偶谈》独引傅平叔《辨陶诗》中凡题甲子者十，皆是晋年，何得先弃司马家年号而予书甲子，以为此论发前人所未发。不知《宋景濂集》已有此论。景濂《跋渊明像》云：其诗中甲子始于庚子，迄于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晋安帝时作，初不闻题隆安、义熙之号。至其《闲居》诗有“空视时运倾”，《拟古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语，必宋受禅之后，乃反不书甲子，何也？是此己论发自金华。又按谢枋得《碧湖杂记》谓：治平中，虎丘僧思悦编渊明诗，谓题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晋安帝时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始受禅，自庚子至庚申盖二十年，岂有宋未受禅而予题甲子之理？《曾裘父诗话》及郎仁宝《七修类稿》亦主其说。然则此论南宋时已有之，并不自金华始也。叠山又谓：刘裕自庚子得政后，晋室大权尽归相府。渊明自庚子后即题甲子者，盖逆知未流必至于此也。此说又巧为附合耳。后人有效而行之者，南唐自显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为耻，碑文但书甲子（见《懒真子》）。又归德人赵俊，伪齐刘豫时却聘不仕，凡家书文字不用豫僭号，但书甲子（见《宋史》本传）。

　　○杜诗金虾蟆杜诗“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蚪。”钱注引《酉阳杂俎》所载月光属林化金背虾蟆事，以为月者阴精，后妃之象，托喻贵妃之昵禄山也。按《潇湘录》：唐高宗患头风，宫人穿地置药炉，忽有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奏之，帝惊异，命放苑池。则杜诗所咏，正此实事，而非如注家所云也。

　　○乞为奴《哀王孙》篇“但道困苦乞为奴”，论者谓极言流离之苦，不知亦有所本。《南史》：齐建安王子真，明帝遣裴叔业就典签柯令孙杀之。子真走入床下，令孙手牵出之，叩头乞为奴。又河东王铉，亦为明帝所害，闻收者至，曰：“死生命也，终不效建安乞为奴而不得。”遂仰药卒。《梁武陵王纪》：太子圆照被收，谓陆法和曰：“愿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北齐乐陵王百年，为武成帝所害，将死，曰：“乞命愿与阿叔作奴。”此皆王子王孙事，少陵诗正本此，乃益见其使事之精核也。

　　○李义山《咏史》诗李义山《咏史》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按《韩诗外传》：戎王使由余于秦穆公，问以得失之要，对曰：“古有国者，未尝不以恭俭也；失国者，未尝不以骄奢也。”义山之诗盖本此，不得以其明白易晓，遂以为无来历也。

　　○唐彦谦《长陵》诗唐彦谦《长陵》诗：“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坏〔按今作”А“〕。”叶石林谓一坏可去“土”字，三尺不可去“剑”字。按《汉书。高帝纪》：上曰：“吾以布衣题三尺取天下，岂非今命乎？”鹿门此诗，正用《汉书》成语，非杜撰也。

　　○聂夷中诗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学斋占毕》引之，以为最得风人之体。但二月安得有丝，当是传写之误耳云云。不如此正所谓“医疮、剜肉”也。盖二月丝未出，五月谷未登，而迫不及待，则予指将来所出之丝谷以售人钱，正如陆宣公疏所云“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也。今里俗有亦有如此者。

　　○紫宋郑毅夫《送程公辟出守会稽》诗：“雪急紫催玉勒，日长青琐听董弦。”方回注：紫，虏中馆名也。陈继儒《枕谭》则引《晋书。载记》慕容氏邑于紫之野，谓诗意以慕容比辽，而谓方回注出于臆见。杨用修亦引此，以为是时辽、宋方睦，故臣下赠答之诗亦不涉讥刺，而方虚谷以为馆名，乃妄猜之词耳。按《新唐书。地理志》：平州有十二戍，一日紫，亦见《五代史。四夷附录》。而《张守传》讨契丹次紫蒙川，大阅军实。紫之为边戍久矣。《宋史。章频传》：频为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馆，卒。契丹遣内侍就馆奠祭。则紫实馆名也，注者非误，而眉公及用修转失之耳。韩琦《安阳集》有《紫遇风》诗：“草白风长暮驿赊，朔风终日起平沙”之句，益知紫为辽地名，而非必援引慕容故事也。

　　○东坡诗咏三良东坡《凤翔》诗云：“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和陶咏三良》亦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是盖以三良之死为出于自殉，而非穆公之乱命也。按《汉书。匡衡传》“秦穆贵信而士多死”，应劭注云：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钅咸针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魏人《哀三良》诗亦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殁同忧患。”坡诗实本诸此。杨循吉亦谓穆公不杀败军之三将，岂有以三良为殉之理，则又本东坡之说。

　　○《赤壁赋》洞箫客东坡《赤壁赋》“客有吹洞箫者”，不著姓字。吴匏庵有诗云：“西飞一鹤去何祥，有客吹箫杨世昌。当日赋成谁与注，数行石刻旧曾藏。”据此，则客乃杨世昌也。按东坡《次孔毅父韵》：“不如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只两膝。”又云：“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则世昌之善吹箫可知。匏庵藏帖信不妄也。按世昌，绵竹道士，字子京。见王注苏诗。

　　○陈季常陈季常作龟轩，坡赠诗云：“闻君开龟轩，东栏俯乔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龟头缩。”此但言其谢绝尘事耳，于惧内无涉也。后人因坡又有《戏季常》诗云：“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王注云：有王者，字达观，为坡言：“季常妻柳氏最妒，每季常设客有声妓，则柳氏以杖击壁大呼，客为散去。”于是传奇家演其事，至极可笑。而近世讳言龟者，并附会以此为事始。然坡《别季常》诗云：“家有红颊儿，能唱绿头鸭。”是季常有歌妓也。“闭门弄添丁，哇笑杂呱泣。”是季常本有子也。亦何至如传奇之秽亵哉！

　　○元遗山诗多复句古来诗人佳句，罕有重出者，惟任《别谢言扬》诗“讵念耋嗟人，方深老夫托。”又《报刘孝绰》诗“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宋《和御制，与张说、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应制》中有“圣酒江河润，仙文象纬舒”之句，而《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内亦有“圣酒江河润，天词象纬明”，但改三字耳。许浑《京日寄友人》诗有“一尊酒尽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之句，而《郊园秋日寄友》诗又用之。《呈郭少府》诗有“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之句，而《汉水伤稼》又用之。《送僧归桂州》诗“楚客送僧归桂阳，海门帆势极潇湘。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长”，而《和刘三复送僧》诗亦用此四句，但改“桂阳”为“故乡”耳。苏东坡亦间有复句，如《迩英拜赐御书》有云“捷书夜到甘泉宫”，而《洮西报捷》诗亦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又“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既用于《答周循州》诗内，又用于《赠虔州术士谢晋臣》诗内，但赠谢诗换“自是”为“恐是”耳。赵秉文《滏水集。济源绝句》云“树映楼台水映空，溪容林意两溶溶。夏山如醉无人画，远处微茫近处浓”，《题刘德温湖山丰夏图》又云“远处微茫近处浓，岸容林意两溶溶。夏山如醉无人画，更倩刘郎作几峰。”此皆诗句之复出者。然此外亦不多见，惟元遗山复句最多。如《怀州晚望少室》云：“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重九后一日作》云：“重阳拟作登高赋，一片伤心画不成。”《题家山归梦图》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伤心画不成。”《雪香亭杂咏》十五首内有云：“赋家正有芜城笔，一段伤心画不成。”《玄都观桃花》云：“人世难逢开口笑，老夫聊发少年狂。”《同严公子东园赏梅》云：“佳节屡从愁里过，老夫聊发少年狂。”《此日不足惜》篇：“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高吟大醉穷朝晡。”《送李参军北上》诗内又有“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彩衣起舞春衤阑斑”。《桐川与仁卿饮》一律：“风流岂落正始后，诗卷长留天地间。”《题梁都运所得故家无尽藏诗卷》亦有此联。《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云：“两都秋色皆乔木，三月阿房已焦土。”《存没》一首又云：“两都秋色皆乔木，一代名家不数人。”《答乐舜之》云：“两都乔木皆秋色，耆旧风流有几人。”《东山四首》有“天公老笔无今古，枉著千金买范宽。”《胡寿之待月轩》诗又有“天公老笔无今古，枉却坡诗说右丞。”《钱过庭烟溪独钓图》：“绿蓑衣底元真子，不解吟诗亦可人。”《息轩秋江捕鱼图》又有“绿蓑衣底元真子，可是诗翁画不成。”《台山十咏》内有云：“恶恶不可恶恶可，未要云门望太平。”《赠刘君用可庵二首》内一首云：“恶恶不可恶恶可，笑杀田家老瓦盆。”次首云：“恶恶不可恶恶可，大步宽行老死休。”《寄希颜》末句“共举一杯持两螯。”《送曹寿之平水》亦用此句作结。此复句之最多者也。自后惟萨天锡《题扬州驿》三四一联云：“寒砧万户月如水，塞雁一声霜满天。”而《雁门集》中有《过广陵驿》一首，又将此二句作五六一联，但改“塞雁”作“老雁”耳。又成廷《次李希颜述怀韵》领联云：“诸公莫诮王夷甫，我辈终惭管幼安。”《寄江西宋子与令尹》诗又以此二句作结，但改“诮”为“责”、“终”为“深”耳。至高季迪而复句又多，如《饮韵西园公咏梅》有云：“春后春前曾独采，江南江北每相思。”而《和衍师咏梅》第三首亦有此二句，但改“采”为“看”耳。《次韵陈留公见贻湖上之作》有云：“叶应随鸟散，山欲趁波流。”《月夜游太湖》排律内亦有此二句，则并一字不换。《晚寻吕山人》有云：“君家最可认，隔树有书声。”《题徐山人画赠内弟周思恭》亦云：“君家还可认，为有读书声。”《送思上人》有云：“野饭晨留钵，城钟夜到船。”《送衍师》亦云：“村中乞米晨留钵，城外闻钟夜泊船。”虽化五言为七言，亦未换意。《咏樵》有云：“伐木惊禽起，穿云畏虎过。”又一首《咏樵》云：“穿云冲过虎，伐树起栖禽。”查初白《敬业堂集》卷九《送陈仲夔句》有云：“殷勤百里犹相送，万叠西山一故人。”卷十一中《出都别亲友》诗云：“京华回首无多恋，万叠西山几故人。”又卷九《氵郭县晚泊》诗云：“春水如油滑上篙。”十二卷《渡太湖》诗又云：“秋水如膏滑上船。”此亦诗之重出者也。

　　○刘后村诗多用本朝事诗人有直咏本朝事者，如《长恨歌》、《连昌宫词》之类，自古已然。杜少陵《赠韦左丞》诗：“李邕求识面，王韩愿卜邻。”《答张舍人》诗：“李鼎死岐阳，实以骄贵盈。来赐自尽，气豪直阻兵。”《寄刘伯华》诗：“学并卢王敏，书偕褚薛能。”又《封氏闻见记》：范液命蹇，作诗曰：“南游李邕死，北望守殂。”时液欲谒二人，会己死，故云。此皆直用时事，非以当数典也。若以本朝事作诗料，以供驱使，则唐以前无之，即唐人亦罕见。惟《摭言》载令孤文公表荐张祜诗三百首，乞付中书门下，值元稹在相位，奏黜落之。祜以诗自悼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罗隐《湘南春日》诗：“洛阳贾谊自无命，少陵杜甫兼有文。”此已开其端。及东坡诗：“欲问君王乞符竹，但愁无蟹有监州。”此用钱昆少监语。昆亦宋初人，此为本朝人用本朝人事，然尚未多见。至南宋，则杨诚斋有“司马要为元起，西枢正坐寿皇知”，“细参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子香”，“东坡玉糁真穷相，中国如今相司马”，“郑花不得半山句，却参鲁直称门生”之类。陆放翁有“酒仅三蕉叶，琴才一履霜”，（自注：东坡饮三蕉叶，范文正好琴，仅能弹《履霜》一曲，时谓之范履霜。）又“委辔看山无铁獭，拾樵煎茗有青猿”，（自注：梅圣俞马名铁獭，王元小童名青猿。）“元大苏逝不返，庆历小范今谁知”之类，竟以供驱使矣。而尤专以此见长者，莫如刘后村。《池北偶谈》已为略摘数条，如“炼句岂非林处士，鬻书莫是穆参军”，“艰虞夷甫方谋窟，老懒尧夫少出窝”，“未爱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为兄”，“山房惜未从公择，书局会闻拟道原”，“立志如欧母，生儿似富公”，“野人只说羹芹美，相国安知食笋甘”，“事先白傅求闲日，衔似温公约史年”，“公闲去伴种司谏，我懒思寻靖长官”，“清于坡老游杭市，俭似乖崖在剑州”，“军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崖”，“贾董奇才无地立，欧苏精鉴与人同”，“安知李チ荐挥门外，不觉刘几入彀中”等句。然后村用本朝事不止此数十联也，今更添摘于此。《哭季父寂静翁》云：“涪翁旧传七分正，邵子先天一画无”。《和张简簿尉》云：“务观可教供史草，补之不会作宫梅。”《用王去非韵》云：“素无沂国三场志，曾有西山一瓣香。”《次王实父》云：“早亦曾讥秦氏者，晚为与议濮园人。”“向来曾上庆历颂，老去甘为元人。”《自和诗》云：“侍读自无迁府分，中丞还有坐船时。”（自注：梅询侍读扪其足曰：“是中有鬼，使我不至宰相。”舒去国，雇客舟归。）“钟阜解仇无宿憾（荆公与吕吉甫解仇），荆江感事有新吟（山谷有《荆江书事十绝》）。”《蔡伟叔讲书》云：“举扬霁月光风易，笺注先天太极难。”《挽王华甫》云：“颍滨碑玉局，曲阜状南丰。”《答梁文柏》云：“柳永词堪腔里唱，刘义诗自胆中来。”《晚汤仲甫》云：“零落欧门士，消磨濮议人。”《感昔》云：“旁无公议扶种李，中有流言沮范韩”，“生前上亦知强至，死后人方诔尹洙。”《书感》云：“欲招程子看通典，兼起欧公讲系辞。”《先儒》一首云：“康节易传于隐者，濂溪学得自高僧。”《挽汤仲甫》云：“樗老徒书局，徂徕不谏官。”《哭孙季蕃》云：“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七名。”《怀会景建》云：“碎版一如坡贬日，盖棺不见桧薨年。”《题宋谦父诗卷》：云“苏氏旧称小坡赋，秦家晚重少章诗。”《甲辰书事》云：“往昔曼卿曾夺敕，后来同甫竟成名”，“范老登科犹别姓，余公应举亦更名。”《送实之ヘ庐陵》云：“似开黄谷登迂叟，且向清源访醉翁”，“黄本何堪处秦观，白麻近已拜申公”，“爱莲亦既见君子，看竹不须通主人。”《答李元善》云：“平生陈无已，白首空吟债。未尝交马吕，况肯见章蔡。”单句如《石塘感旧》云：“夜来一段佳风月，不见尧夫只见窝。”《上巳》云：“颇思携鹤访孤山。”《村墅》云：“尧夫生死太平时。”《别敖器之》云：“当日乌台要堪诗。”《赠豫知子》云：“妙似尧夫测牡丹。”《题陈霆诗卷》云：“后有荆公选百家。”《送赵信州》云：“虹贯元章载画舟。”《挽连夫人》云：“泷阡新刻丰碑妙。”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其意固在争新，然以本朝事作诗料，运用究欠稳重，后村之亦少有此体也。惟周密以莫子山馔客不反梁栋，为栋所讦，谓其作诗有讥讪语，遂入狱。后归病死，密挽诗云：“秦邸狱成杯酒里，乌台祸起一诗间。”其法似仿后村。至杨铁崖《湖州作》有云：“得句时过张外史，学书不让管夫人。”李空同《盗贼》一首云：“密迩千斤竹查岭，不闻满四石头城。”此亦直叙时事，与后村之用作诗料者不同。

　　宋人不惟诗用本朝事，即四六亦然。谢叠山有《谢丞相免追算公赏钱粮启》云：“使稼轩之帑屡空，无辞于罚；若师鲁之钱公使，当辨其冤。”（引用辛稼轩、尹师鲁故事。）

　　○孙ナ诗明董毂《碧里杂存》载：孙ナ为蓝玉题画，被诛，临刑口占云：“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太祖闻之，曰：“有此好诗而不奏，何也！”遂诛监刑者。按此诗乃五代时江为所作。为，建州人，值王氏国乱，其友欲亡奔江南，为为草投江南表。其友未出境被擒，搜得稿，遂并收为。为临刑词色不挠，曰：“嵇康之死也，顾日影而弹琴。今琴则不暇弹，赋一诗可矣。”乃索笔为诗曰：“衙鼓惊人急，西倾日易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事见浔阳陶岳所撰《五代史补》第五卷。今乃移之仲衍，何耶？岂仲衍被刑时诵此诗以寓哀，闻者不知，遂以为仲衍自作，而董毂因记之耶？朱竹《明诗综》不载此事，自是有识。《明史》于《ナ传》但云：“临刑赋诗，长讴而逝”，而不载其诗句，较为不露。然曰“临刑赋诗”，似亦诗为ナ自作也。王鏊《震泽纪闻》：王朴杵旨，太祖命斩于市。朴临死作诗，既杀后，行刑者复命，上恻然问：“朴死何言？”以诗闻之。上曰：“彼有片言，亦当以闻，况诗耶！”行刑者数人俱坐死。据此，则又是王朴事。

　　○李梦阳诗重韵韩昌黎《郾城联句》云：“两厢铺氍毹，五鼎调勺药。”又云：“但掷雇笑金，仍祈却老药。”一首乃用二“药”字。袁文云：前药字本《子虚赋》中“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勺音酌，药音略也。后药字乃如字也。则宇虽同而音义各别，固不妨两押。李梦阳《送徐子将适湖湘》有云：“长安绣陌行麒麟，”末句又云：“归来著书追获麟。”两麟字，无两音两义。

　　○王阮亭柳墓诗王阮亭谓仪真柳屯田墓，其地名仙掌，故其《真州》诗内有“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之句。然曾达臣《独醒志》谓柳耆卿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词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饮于其墓侧，谓之吊柳会。则柳墓在襄阳，不在真州也，阮亭或未深考耳。

　　○古今人诗句相同古今人往往有诗句相同者。《庚溪诗话》云：赵紫芝有“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之句，余读《文苑英华》所载唐诗，此二句皆已有之，但不作一处耳。唐僧诗河分冈势娄，春入浇痕青“，一僧嘲其蹈袭，云：”河分风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盖皆以剽窃为戒。金赵秉文诗多犯古人句，李屏山序其集云：”公诗往往有太白、乐天语，某辄能识之。“亦阴诮其袭用前人语也。然如”河分冈势“、”春入烧痕“，本非一人之诗，而掇拾作联，亦未为不可。而行墨间兴之所至，偶拉入前人诗一二句，更不足为病也。惟全用一联、一首，略换数字，此则不免剽窃之诮。今按庾信诗”地中鸣鼓角，天上下将军“，而骆宾王赋有云”隐隐地中鸣鼓角，迢迢天上下将军。“阴铿诗”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而王维诗有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薛据诗”省闼开文苑，沧浪学钓舟“，而杜甫诗有云”独当省署开文苑，兼从沧浪学钓舟。“白居易《寄元九》诗”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而黄鲁直诗有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岁无多春暂来。“罗隐《陇头水》诗云”借问陇头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呜咽声，中有征人泪“，而于诗亦云”借问陇头水，终年恨何事。深疑呜咽声，中有征人泪。“唐诗”忍以浮云看世代，悲将流水照须眉“，而刘青田《题太公钓渭图》有云”浮云看世代，流水照须眉。“此皆不得谓非抄袭也。又杨铁崖乐府《中湖龙姑曲》有”湖风起，浪如山，银城雪屋相飞翻。白鼍竖尾月中泣，倒卷君山轻一粒。浪花拍碎岳阳楼，万斛龙骧半空立“等句，而张思廉和其曲亦云：”洞庭八月明月寒，湖龙捧出玻璃盘。湖风忽来浪如山，银城雪屋相飞翻。白鼍树尾月中泣，倒卷君山轻一粒。浪花拍碎回仙楼，万斛龙骧半空立“，但起处稍不同耳。今各刻集中，岂本张作，经铁崖删改，后人遂各刻其集耶？又虞道园《挽文丞相》诗有”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而杨铁崖《洪武初不赴召作》诗亦有”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开“，全用其句。别本云：”商山本为储君出，黄石终期孺子来。“岂铁崖知袭用前人之非，后乃改之耶？顾侠君谓：铁崖艳诗有全写韩冬郎句者，英雄欺人，不可为训。盖谓此也。又元人李孝光《墨海》诗：”孤山招得老逋魂，白鹤归来楚云黑“，而同时成廷亦有《墨梅》诗云：”三生石上见逋仙，独鹤归来楚云黑。“此亦明是相袭。至如宗楚客有”日映屋岩图画色，风摇杂树管弦声“之句，而杜少陵”绝壁过云开锦绣，疏松隔水奏笙簧“似之。白香山有”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之句，而苏东坡”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醉红“亦似之。又放翁诗”西风吹散朝来酒，依旧衰颜似叶黄“，元人诗”貌似叶红都被酒，头如雪白也簪花“，此又脱胎变化，另出炉锤，使人不觉其运用之妙。又元遗山《感金哀宗入蔡州》诗：”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同时李俊民有《襄阳变后》诗”蛟龙不是池中物，燕雀休嗤垄上人“，亦指蔡州亡国事，似亦相袭，然各极对偶之妙。

　　○诗作け噱诗人有以佳句得名者，如赵嘏之“长笛一声人倚楼”，而人称为“赵倚楼”也。郑谷之咏鹧鸪，有“花落黄陵庙里啼”，而人称为“郑鹧鸪”也。鲍当以孤雁诗谒薛映尚书，有“不惜充君庖，为带边城信”，薛大称赏，而称为“鲍孤雁”也。谢无逸咏蝴蝶，有“江天春晚暖风细，相逐卖花人过桥”，而称为“谢蝴蝶”也。韦庄遇黄巢之乱，作《秦妇吟》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时称为“秦妇秀才”也。许棠有洞庭诗最工，人称为“许洞庭”也。范镇尝作《长啸却敌赋》，后尝使辽，人称为“长啸公”也。贺铸字方回，有“江南梅子”之句传播人口，人称为“贺梅子”也。应子和“腊炬短烧红”，“风过落花红”，“两岸夕阳红”，而称为“三红秀才”也。梅圣俞以咏河豚诗最工，而称为“梅河豚”也。刘一止以晓行诗得名，称“刘晚行”也。参寥僧有“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后东坡在黄州，州之士大夫问坡曰：“闻有诗僧相从，岂即‘隔林仿佛闻机杼’者乎”？坡谓参寥曰：“此和尚七字号也。”元人钱塘张叔夏以春水词得名，人呼为“张春水”，前明袁海叟因白燕诗“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称为“袁白燕”。张灿为学士联句，得单字，有“细雨斜飞燕子单”之句，马端啸呼为“燕子单”。学士崔不雕因“黄叶声多酒不辞”之句，王新城称为“崔黄叶”。此皆以诗句得美名也。亦有以诗作け噱者。《古今诗话》：张昌龄谓苏味道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盖以苏《元夕》诗有“火树银花合”之句也。苏答曰：“某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金铜丁。盖以张《赠张昌宗》诗有”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之句也。李义山诗”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态，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加为七字句：”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态，来时好取洛川归。“人谓”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摭言》：白乐天剌苏，诗人张祜来谒。白曰：”久钦君款头诗。“愕然。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耶？“祜微笑仰答曰：”亦当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耶？“又《北梦琐言》：卢廷让《哭边将》诗曰：”牒多身上职，碗大背边疮。“人谓是打脊诗。又有人诗云：”窗下有诗留宿客，室中无事伴僧眠。“人以为自落便宜诗。贾岛《哭僧》诗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之烧杀活和尚。《抒情集》：周繇谓罗隐曰：”足下有女幛子诗极好。“隐不喻。繇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非女幛子耶？“隐大笑。曹唐《金陵佛寺》诗云：”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人谓之鬼诗。僧贯休《上蜀王建》诗有”万水千山得得来“之句，建呼为”得得和尚“。《刘贡父诗话》：韩昌黎《赠玉川子》诗曰：”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又曰：”先生抱才须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王子直谓：”韩与处士作牙人商度物价。“《六一诗话》记圣俞尝云：有赠渔者曰：”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或以为此渔人患肝肾风。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或以为此人失却猫儿诗也。《百斛明珠》记杜默有”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之句，谓此乃京东学究饮私酒，食胀死牛肉，醉饱而后发者。孙鲂有《夜坐》诗”画多灰渐冷，坐久席成痕“，沈彬谓田舍翁火炉头语。《诗话总龟》：张文潜作《虎图》诗云：”烦君卫吾寝，振此蓬荜陋。坐令盗肉鼠，不敢窥白昼。“潘老云：”却是猫儿诗也。“《后山诗话》：白乐天”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非富贵人语，乃看人富贵者也。杨蟠《金山》诗云”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杨州“，王平甫谓庄舍牙人解量四至。吴僧《钱塘》诗”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或谓分界堠子语也。程师孟作静堂，题诗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还是点灯来。“人以为登溷诗。《悦生堂随抄》：僧法海好作恶诗，郏从事序之曰：”昔小杜在老杜之下，今师又在小杜之下。“《直方诗话》：张文潜作大旱诗：”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人以为几于汤Ь右军也。昔有送熟鹅者曰”汤得右军“。王荆公作《谢公墩》诗：”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名姓尚随公。“人谓与死人争地界。辛稼轩帅越，遣人招刘改之。改之在西湖有事，不及行，作词答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苏公等，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诸人者，都掉头不顾，只管传杯。白云天竺去来，画图里，峥嵘楼观开。看纵横一剑，东西水绕；两山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莱阁，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改之当以此语岳侍郎倦翁，岳曰：”词句固佳，但恨无刀圭药疗君白日见鬼证耳。“裴说尝作《杜工部墓》诗云：”拟凿孤坟破，重教大雅生。“廖凝笑以为掘坟贼。金人张翥有”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之句，人号为”张子却“。赵讽有”好景落谁诗句里，蹇驴驮我画图中“，人称为”赵蹇驴“。

　　●卷二十五○年号重袭年号纪元自汉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按周厉王出居于彘，公卿相与和而修政，号曰共和。似此为年号之始。又刘贡父《两汉刊误》云：年号之起由汉武之元鼎始。吴仁杰云：武帝即位，大率六年一改元，亦未有年号。至五元之三年，因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数，乃追改一元为建元，二元为元光，三元为朔，四元为元狩，而五元尚未有名，帝意将有待也。明年宝鼎出，遂改为元鼎，而以是年为元鼎四年。）然历世既久，而所取吉祥字止有此数，稍不详考，未有不至重袭者。宋太祖号乾德，以为自古未有。后于宫中见镜，有“乾德四年”字，以问窦仪。仪奏曰：“蜀少主之号（王衍）。”俭之，果镜自蜀中来，乃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宋徽宗号建中靖国，中丞王觌谓建中乃唐德宗之号，当以德宗为戒。宋孝宗嗣位初，拟改元重熙。汪应辰谓契丹尝以纪年。而辽耶律资忠亦谓兴宗不当用唐景福年号。是知时代久而年号多，最易相袭。今历考各朝，不特此乾德、建中、重熙、景福之一二重出也。有正统之代袭用前代旧号者，有僭窃之主袭用前代旧号者，有僭窃之主彼此年号相同者，有正统之代与僭窃之号相同者。如汉武帝年号建元，而晋康帝、齐高祖亦俱号建元（刘聪、苻坚亦同）。汉宣帝号甘露，而魏高贵乡公、吴主皓亦俱号甘露（苻坚亦同）。汉宣帝又号黄龙，而吴大帝亦号黄龙。汉光武帝号建武，而晋惠帝、晋元帝、齐明帝亦俱号建武（慕容忠、元颢亦同）。汉明帝号永平，而晋惠帝、后魏宣武帝亦俱号永平（李密、王建亦同）。汉章帝号元和，而唐宪宗亦号元和。汉安帝号永初，而宋武帝亦号永初。汉顺帝号永和，而晋穆帝亦号永和（姚泓、乞伏慕末亦同）。汉冲帝号永嘉，而晋怀帝亦号永嘉。汉桓帝号永兴，而晋惠帝、后魏明元帝亦号永兴（冉闵、苻坚亦同）。汉桓帝又号永康，而晋惠帝亦号永康（乞伏炽盘、慕容宝亦同）。汉桓帝又号元嘉，而宋文帝亦号元嘉。魏明帝号太和，而晋海西公奕、后魏孝文帝、唐文宗俱号太和（石勒、李势、杨溥亦同）。魏齐王芳号正始，而后魏宣武帝亦号正始。蜀后主号建兴，而吴主亮、晋愍帝亦号建兴（张元靓，李雄、慕容垂亦同）。吴主亮又号太平，而梁敬帝、辽圣宗亦俱号太平（冯跋、林士宏亦同）。晋武帝号泰始，而宋明帝亦号泰始。晋惠帝号永熙，而后魏太武帝亦号永熙。晋惠帝又号永安，而后魏庄帝亦号永安（沮渠蒙逊、夏主乾顺亦同）。晋元帝号永昌，而唐豫王旦亦号永昌（李自成亦同）。齐明帝号永泰，而唐代宗亦号永泰。梁武帝号大同，而辽太宗亦号大同。陈后主号至德，而唐肃宗亦号至德。唐德宗号贞元，而金海陵王亮亦号贞元。唐昭宗号景福，而辽兴宗亦号景福。辽道宗号大安，而金卫王允济亦号大安。此皆后代年号与前代同者也。汉武帝号太初，而苻登、乞伏乾归、秃发乌孤、宋元凶劭亦俱号太初。汉宣帝号五凤，而孙亮、窦建德亦俱号五凤。汉哀帝号建平，而石勒、慕容望、慕容盛、慕容德、后魏京兆王元瑜亦俱号建平。汉章帝号建初，而李特、姚苌、李亦俱号建初。魏文帝号延康，而沈法兴亦号延康。魏明帝号青龙，而北燕兰汗亦号青龙。魏齐王芳号嘉平，而刘聪、秃发亻辱檀亦俱号嘉平。晋武帝号咸宁，而吕纂亦号咸宁。梁简文帝号大宝，而南汉刘钅长亦号大宝。北齐文宣帝号天保，而后梁萧岿亦号天保。北齐后主纬号武平，而高绍义亦号武平。后周明帝号武成，而李希烈、王建亦俱号武成。唐太宗号贞观，而夏主乾顺亦号贞观。唐豫王旦号载初，而安庆绪亦号载初。唐昭宗号天复，而辽末回离保亦号天复。唐昭宗又号天，而张士诚亦号天。唐昭宗又号大顺，而张献忠亦号大顺。石晋高祖号天福，而辽末耶律淳亦号天福。汉隐帝号乾，而夏主仁孝亦号乾。宋英宗号治平，而徐寿辉亦号治平。此僭窃之主年号与前代同者也。刘圣公号更始，而慕容冲、乞伏乾归亦俱号更始。孙皓号天册，而董昌亦号天册。孙皓又号天玺，而慕容亻隽俊亦号天玺。刘聪号麟嘉，而吕光亦号麟嘉。慕容觊号建明，而元奕、吕苟儿亦俱号建明。慕容垂号燕元，而慕容德亦号燕元。梁萧栋号天正，而萧纪亦号天正，辽末移刺窝斡亦号天正。萧琮号广运，而刘继元、西夏元昊亦号广运。史思明号应天，而朱Г、刘守光、夏主安全亦俱号应天。史思明又号顺天，而董昌、郝仪亦俱号顺天。王建号光天，而南汉刘玢亦号光天。此僭伪草窃之年号彼此相同者也。慕容永号中兴，而齐和帝亦号中兴（元郎亦同）。梁师都号永隆，而唐高宗亦号永隆（闽王曦亦同）。萧号大定，而周静帝、金世宗亦俱号大定。乞伏国仁号建义，而后魏庄帝亦号建义（杨难当亦同）。邢杲号天统，而北齐后主亦号天统（明玉珍亦同）。南汉刘Ζ号乾亭，而辽景宗亦号乾亭。南唐李景号保大，而辽天祚亦号保大。刘承钧号天会，而金太宗亦号天会。南唐贼张遇贤，睦州贼方腊俱号永乐，而明成祖亦号永乐。夏主乾顺号正德，而明武宗亦号正德。杨安儿号天顺，元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立数月，亦号天顺，明英宗亦号天顺。梁萧庄、后魏元法僧皆号天启，而明熹宗亦号天启。此则建国立统之朝反与僭窃年号同者也。彼僭伪草窃之朝，疏漏荒略，不及详考，层见复出，固无足怪。若升平之世，载籍具在，文士盈庭，乃亦何以漫无稽考若是？尤不可解者，前明之永乐、天顺、天启皆乱贼号也。以大一统之朝，偏袭用乱贼年号，更足贻笑千古矣。元顺帝慕世祖之治，重纪至元，意虽出于法祖，然御史李好文已言：“年号袭旧，于古未闻。”（按晋惠帝号建武，晋元帝亦号建武。又唐高宗有上元之号，而肃宗亦号上元。是一朝二号相同，亦不始于元。）若后魏孝武之改元永兴也，后以与先世明元帝同号，遂改永熙。桓玄初篡立，改年为建始，以与赵王伦同号，遂改永始。而永始又王莽受封之年，乃改大享。西夏元昊建元开运，或告以石晋亡国之号，遂改广运。以偏安闰位僭窃之朝，尚知检避，有明诸臣乃反不如元魏、西夏，何也？盖前代正统纪年载在史策，易于稽核，至僭窃之号，则散见于他书，非如正史编年之可考，遂不觉暗合而不自和其陋耳。昔宋庠有《纪年通谱》，今已失传。王应麟《玉海》所载颇详，而宋以后无述。近日陈景云有《纪元要略》，具载史代正史所纪年号。景云子黄中，又增辑诸僭伪之国，颇为该备。然于草窃盗贼所建伪号尚多遗漏，今撮录各朝纪年及僭窃各年号，分列于后，庶览者有所考焉。

　　○历代正史编年各号汉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昭帝（始元、元凤、元平）。宣帝（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元帝（初元、永光、建昭、竟宁）。成帝（建始、河平、阳朔、鸿嘉、永始、元延、绥和）。哀帝（建平、元寿。帝又以方士言，欲改太初元将四字，中止）。平帝（元始）。孺子婴（初始）。

　　光武帝（建武、建武中元）。明帝（永平）。章帝（建初、元和、章和）。和帝（永元、元兴）。殇帝（延平，又号元延，见《玉海》）。安帝（永初、元初、永宁、建光、延光）。顺帝（永建、阳嘉、永和、汉安、建康）。冲帝（永嘉）。质帝（本初）。桓帝（建和、和平、元嘉、永兴、永寿、延熹、永康）。灵帝（建宁、熹平、光和、中平）。少帝辩（节光、昭宁）。献帝（永兴、初平、兴平、建安、延康）。

　　蜀昭烈帝（章武）。后主禅（建兴、延熙、景耀、炎兴），魏文帝（黄初）。明帝（太和、青龙、景初）。齐王芳（正始、嘉平）。高贵乡公髦（正元、甘露）。元帝奂（景元、咸熙）。

　　吴大帝（黄武、黄龙、嘉禾、赤乌、太元、神凤）。侯官侯亮（建兴、五凤、太平）。景帝休（永安）。归命侯皓（元兴、甘露、宝鼎、建衡、凤凰、天册、天玺、天纪）。

　　晋武帝（泰始、咸宁、太康、太熙）。惠帝（永熙、永平、元康、永康、永宁、太安、永兴、建武、永安、光熙）。怀帝（永嘉）。愍帝（建兴）。东晋元帝（建武、太兴、永昌）。明帝（太宁）。成帝（咸和、咸康）。康帝（建元）。穆帝（永和、升平）。哀帝（隆和、兴宁）。海西公奕（太和）。简文帝（咸安）。孝武帝（宁康、太元）。安帝（隆安、元兴、义熙）。恭帝（元熙）

　　宋武帝（永初。又号大宁，见《玉海》）。营阳王义符（景平）。文帝（元嘉）。孝武帝（孝建、大明）。废帝子业（永光、景和）。明帝（泰始、泰豫）。苍梧五昱（元徽）。顺帝（升平）。

　　齐高祖（建元）。武帝（永明）。郁林王昭业（隆昌）。海陵王昭文（延兴）。明帝（建武、永泰）。东昏侯宝卷（永元）。和帝宝融（中兴）。

　　梁武帝（天监、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太清），简文帝（大宝）。元帝（承圣）。敬帝（绍泰、太平）。

　　陈武帝（永定）。文帝（天嘉、天康）。临海王伯宗（光大）。宣帝（太建）。后主叔宝（至德、祯明）。

　　后魏道武帝（登国、皇始、天兴、天赐）。明元帝（永兴、神瑞、泰常。又号咸熙，见《玉海》）。太武帝（始光、神、延和、太平真君、太延、正平）。文成帝（兴安、兴光、太安、和平）。献文帝（天安、皇兴）。孝文帝（延兴、承明、太和）。宣武帝（景明、正始、永平、延昌。又号熙平，见《玉海》）。孝明帝（熙平、神龟、正光、孝昌、武泰）。庄帝（建义、永安）。节闵帝（普泰）。孝武帝（太昌、永熙）。孝静帝（天平、元象、兴和、武定）。文帝（大统）。废帝（无年号）。恭帝（无年号）。

　　北齐文宣帝（天保）。废帝殷（乾明）。孝昭帝（皇建）。武成帝（太宁、河清）。后主纬（天统、武平、隆化）。恒（承光）。

　　后周明帝（武成）。武帝（保定、天和、建德、宣政）。宣帝（大成）。静帝（大象、大定）。

　　隋文帝（开皇、仁寿）。炀帝（大业）。代王侑（义宁）。越王侗（皇泰）。唐高祖（武德）。太宗（贞观）。高宗（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享、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宏道）。豫王旦（文明、光宅、垂拱、永昌、载初）。武后（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中宗（嗣圣、神龙、景龙）。睿宗（景云、太极、延和、先天）。玄宗（开元、天宝）。肃宗（至德、乾元、上元、宝应）。代宗（广德、永泰、大历）。德宗（建中、兴元、贞元）。顺宗（永贞）。宪宗（元和）。穆宗（长庆）。敬宗（宝历）。文宗（太和、开成）。武宗（会昌）。宣宗（大中）。懿宗（咸通）。宗（乾符、广明、中和、光启、文德）。昭宗（龙纪、大顺、景福、乾宁、光化、天复、天）。梁光祖（开平、乾化）。末帝（贞明、龙德）。

　　后唐庄宗（同光）。明宗（天成、长兴）。愍帝（应顺）。潞王从珂（清泰）晋高祖（天福）。出帝（开运）。

　　汉高祖（乾）。隐帝（年号同）。

　　周太祖（广顺、显德。《玉海》又有天和、建德二号）。世宗（仍显德）。恭帝（仍显德）。

　　宋太祖（建隆、乾德、开宝）。太宗（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真宗（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仁宗（天圣、明道、景、宝元、康定、庆历、皇、至和、嘉）。英宗（治平）。神宗（熙宁、元丰）。哲宗（元、绍圣、元符）。徽宗（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钦宗（靖康）。高宗（建炎、绍兴）。孝宗（隆兴、乾道、淳熙）。光宗（绍熙）。宁宗（庆元、嘉泰、开禧、嘉定）。理宗（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宝、开庆、景定）。度宗（咸淳）。少帝（德）。端宗（景炎）。帝（祥兴）。

　　辽太祖（天赞、天显。《玉海》又有神册之号）。太宗（会同、大同）。世宗（天禄）。穆宗（应历）。景宗（保宁、乾亨）。圣宗（统和、开泰、太平）。兴宗（景福、重熙）。道宗（保宁、乾享）。圣宗（统和、开泰、太平）。兴宗（景福、重熙）。道宗（清宁、咸雍、太康、大安、寿隆）。天祚帝（乾统、天庆、保大）。

　　金太祖（收国、天辅）。太宗（天会）。熙宗（天眷、皇统）。海陵王亮（天德、贞元、正隆）。世宗（大定）。章宗（明昌、承安、泰和）。卫王允济（大安、崇庆、至宁）。宣宗（贞、兴定、元光）。哀崇（正大、开兴、天兴。《玉海》金又有天之号，不详何帝）。元祖元皇帝（天兴）。世祖（中统、至元）。成宗（元贞、大德）。武宗（至大）。仁宗（皇庆、延）。英宗（至治）。泰定帝（泰定致和）。明宗（无年号）。文宗（公历、至顺）。宁宗（无年号）。顺帝（元统、至元、至正）。明太祖（洪武）。惠帝（建文）。成祖（永乐）。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天顺）。景帝（景泰）。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光宗（泰昌）。熹宗（天启）。庄烈帝（崇祯）。

　　○历代僭窃各年号王莽（建国、天凤、地皇。又号初始，见《玉海》）。刘圣公（更始）。刘盆子（建世）。隗嚣（汉复）。公孙述（龙兴）。后汉贼张曼成（神上）。公孙渊（绍汉）。

　　西晋赵王伦（建始）。南阳王保（建康）。山都贼丘沈（神凤）。

　　东晋桓玄（大亨、建始、永始）。桓谦（天康）。巴酋句渠知（平赵，见《玉海》）。

　　汉刘渊（元熙、永凤、河瑞）。刘聪（光兴、嘉平、建元、麟嘉）。刘粲（汉昌）。

　　前赵刘曜（光初）。

　　后赵石勒（太和、建平）。石弘（延熙）。石虎（建武、太宁）。石遵（永宁）。石鉴（青龙）。冉闵（永兴）。石虎时安定贼李子扬僭号大黄帝（龙兴）。前秦苻健（皇始）。苻生（寿光）。苻坚（永兴、甘露、建元）。苻丕（太安）。苻登（太初）。苻崇（延初）。贼帅张琚（建昌）。

　　后秦姚苌（白雀、建初）。姚兴（皇初、弘始）。姚泓（永和）。窦衡（元光）

　　蜀李特（《华阳国志》云晏平，《晋书。载记》云建初）。李雄（建兴、太武、玉衡）。李期（玉恒）。李寿（汉兴）。李势（太和、嘉宁）。又有妖贼李宏伪称李势子（年号凤凰，见《晋书。周访传》）。

　　前燕慕容俊（元玺、光寿）。慕容（建熙）。为苻秦所灭，苻秦乱后，慕容氏复起。慕容泓（燕兴）。慕容冲（更始）。段随（昌平）。慕容觊（建明）。慕容望（建平）。慕容忠（建武）。慕容详（建始）。

　　西燕慕容永（中兴）。

　　后燕慕容垂（建兴）。慕容宝（永康）。翟钊（定鼎）。兰汗（青龙）。慕容麟（延平）。慕容盛（建平、长乐）。慕容熙（光始、建始）。高云（正始）。冯跋（太平）。冯弘（太兴）。

　　南燕慕容德（建平）。慕容超（太上）。

　　前凉张实（永安），张茂（永元、太元）。张重华（永乐）。张祚（和平）。张元靓（建兴、太始）。张天锡（太清）。张大豫（凤凰）。

　　后凉吕光（太安、麟嘉、龙飞）。吕纂（咸宁）。吕隆（神鼎）。

　　西凉李（庚子、建初），李歆（嘉兴）。李恂（永建）。

　　西秦乞伏国仁（建义）。乞伏乾归（太初、更始）。乞伏炽盘（永康、建弘）。乞伏慕末（永和）。

　　南凉秃发乌孤（太初）。利鹿孤（建和）。亻辱檀（弘昌、嘉平）。

　　北凉段业（神玺。《玉海》作天玺）。沮渠蒙逊（永安、元始、承元、义和）。牧犍（承和）。

　　夏赫连勃勃（龙升、凤翔、昌武、真兴）。赫连昌（承光）。赫连定（胜光）氐王杨难当（建义）。

　　宋元凶劭篡位（太初）。晋安王子勋（义嘉）。武昌王浑（元光。此戏作檄文而有是称，非实事也，后竟以此被祸）。氐帅赵广（秦始。见《宋书。刘粹传》）。南谯王义宣（建平。见《鲁爽传》）。

　　齐唐之（兴平）。雍道（建义）。

　　梁萧栋（昭明太子之子，为侯景所立。天正）。武陵王纪（亦号天正）。萧庄（天启。见《南史。萧方等传》）。萧渊明（天成。见《南史》）。临贺王正德（正平）。交州民李贲（天德。见《梁武纪》）。侯景（太始）。

　　后梁萧（大定）。萧岿（天保）。萧琮（广运）。

　　后魏南安王余（承平。为宗爱所立者）。博真（承平。太武帝后所立者）京兆王元愉（建平）。汝南王元悦（更兴。梁武策为魏主）。徐州刺史元法僧（天启）。北海王元颢（孝基、建武。亦梁武所立）。长广王元晔（建明。尔朱兆所立）。章武王元朗（中兴。高欢所立）。贼帅鲜于修礼（鲁兴）。杜洛周（真王）。陈双炽（始建）。葛荣（广安）。邢杲（天统）。莫折念生（天建。见《萧宝寅传》）。万俟丑奴（神虎）。萧宝寅（隆绪）。破六韩拔陵（真王）。陈郡贼刘获、郑辨（天授）。山胡刘蠡升（神嘉。见《北齐书》）。汾州胡王巨触（平都。见《北齐书》）。司马小君（圣君。见《道武诸子传》）。吕苟几（建明）、泾州贼陈瞻（圣明。见《景穆诸子传》）。饥胡白亚栗斯（建平）。翟辽（建光。见《玉海》）。

　　北齐安德王高廷宗（德昌。立二日而灭）。范阳王高绍义（武平。奔突厥后即位）。稽胡贼刘没铎（右平）。

　　隋末贼帅向海明（白乌）。刘迦（大世）。朱粲（昌达）。操师乞（《北史》谓年号始兴，《隋书》及《唐书》谓年号天成）。林士宏（太平。《玉海》又云天成）。李子和（丑平。《旧唐书》作正平）。窦建德（丁丑、五凤）。王世充（开明）。宇文化及（天寿）。李密（《旧唐书》谓魏公元年，《新唐书》谓改元永平）。李轨（安乐）。薛举（秦兴）。刘武周（天兴）。浮屠高昙成（法轮）。萧铣（凤鸣）。刘黑闼（天造）。沈法兴（延康）。李子通（明政）。梁师都（永隆）。曹武彻（通圣）。辅公┙（天明。《玉海》又有乾德之号）。高开道（开成、始兴）。

　　唐殇帝（唐隆）。谯王重福（中元克复）。濮王（天寿。见《玉海》）。嗣襄王カ（建贞。《玉海》作永贞）。安禄山（圣武）。安庆绪（载初、天和。《通鉴》作天成）。史思明（应天、顺天）。史朝义（显圣）。李希烈（武成）。段子璋（黄龙。见《通鉴》）。浙东贼袁晁（宝胜、升国）。朱Г（应天、天皇）黄巢（王霸、金统）。裘甫（罗平）。土摩沙（进通）。

　　五代梁郢王友篡位（凤历）。刘守光（应天。见《玉海》）。

　　吴杨隆演（武义）。杨溥（顺义、乾贞、太和、天祚）。

　　前蜀王建（武成、永平、通正、天汉、光天）。王衍（乾德。咸康）。

　　蜀贼张育（黑龙）。程道养（泰始）。

　　后蜀孟知祥（明德）。孟昶（广政）。

　　南汉刘Ζ（乾亨、白龙、大有）。刘玢（光天）。刘晟（应乾、乾和）。刘钅长（大宝）。

　　闽王（龙召。《玉海》又作永和）。王昶（通文）。王曦（永隆）。王延政（天德）。

　　南唐李（升元）。李景（保大、中兴、交泰）。贼帅张遇贤（永乐。见《五代史》）。

　　董昌（《新唐书》云天册，《五代史》云顺天）。

　　吴越钱Α（宝正。见《五代史》。又有天宝、宝大二号，见《十国春秋》及洪容斋《随笔》。又有广初一号，见《玉海》）。

　　北汉刘承钧（天会、见李恽《千佛楼铭》）。刘继元（广运）。

　　西夏元昊（开运、广运、大庆、天授礼法延祚，六字号）。谅祚（延嗣宁国、天垂圣、福圣承道）。＜奢覃＞都（拱化）。秉常（乾道、天赐礼盛国庆、天安礼定）。乾顺（天仪治平、天民安、永安、贞观、雍宁、元德、正德、大德）。仁孝（大庆、人庆、天盛、乾）。纯（天庆）。安全（应天、皇建）。遵顼（光定）。德旺（乾定）。

　　辽人皇王倍（甘露）。辽末东京详稳大延琳（天庆）。渤海将高永昌（隆基）。奚王回离保（天复）。耶律淳（建福）。淳妻萧氏称制（德兴）。梁王邪律雅里（神历）。萧（天嗣）。耶律大石（延庆、天德、康国）。大石妻塔不烟（咸清）。不夷列（绍兴）。其妹速普完（崇福）。夷列次子直鲁古（天禧）。耶律留哥（元统）。

　　宗贝州贼王则（得圣）。广源酋侬智高（启历。《玉海》又有端懿、景瑞等号）。蜀贼王均（代顺）。睦州贼方腊（永乐。见《宣和遗事》）。苗傅、刘正彦檀立皇子（明受）。洞庭贼杨么（庚戍。又有大圣王之号）。李顺（应运）。金刘豫（阜昌）。山东贼郝定（顺天。见《侯挚传》）。移剌窝斡（天正。见《逆臣传》）。辽东贼浦鲜万奴（天泰。见《金宣宗纪》）。杨安儿（天顺。见《仆散安贞传》）。信州贼契丹德寿ヌ锁（身圣。见《内族襄传》）。纠军贼（天赐。见《完颜佐传》）。

　　元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天顺）。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宣光。后又有年号曰天元者，见《高丽史》）。陈吊眼据漳州起兵复宋（年号昌泰。见《郑所南集》）。邪斯伯（天威。本耶律留哥部下，乞奴金山所推为辽主）。乞奴金山（天德。俱见《耶律留哥传》）。锦州贼张致（兴龙）。广州贼林桂芳（延康）。广东贼朱光卿（赤符）。温州贼陈空崖（正治）。林儿（龙凤）。张士诚（天）。徐寿辉（治平）。陈友谅（大义）。陈理（德寿）。明玉珍（天统）。明升（开熙）。

　　明麻城贼李保（武烈。见《明史。李辰传》）。西华贼刘千斤（德胜。见《明史。白圭传》）。叶宗留之党陈鉴胡（泰定。见《明史》张骥及侯传）。白莲贼徐鸿儒（大成、兴胜。见《明史。赵彦传》）。流贼李自成（永昌）。张献忠（大顺。俱见《明史。流贼传）。

　　○此外有蕃年号见于《唐书》、宋、元、明史及《通鉴》、《玉海》者，今并摘录土番赞普（彝泰）。

　　渤海王武艺（仁安）。钦茂（大兴）。华（中兴）。嵩邻（正历）。元瑜（永德）。言义（朱雀、太始建兴。《唐书》所记如是，《通鉴》又谓明忠〈太始〉、仁秀〈建兴〉，《玉海》又谓彝震〈咸和〉）。

　　南诏酋龙（建极。见《玉海》）。法（贞明承智大同，六字为号。见《通鉴》）。舜化（中兴。此外又有明圣、保和、政安、明统等号，又有崇兴大宝、天瑞景星，皆四字为号，见《玉海》）。

　　日本王孝德（白雉。见《唐书》）。又有天元、康保、仁平、延历、永延、文治、宽宏、应保、宝龟、白龟、天庆、天历等号，又有天平宝胜四字为号。（俱见《玉海》）。平秀吉（文禄。见《明史》）。

　　交趾陈日尊（宝象、神武。见《宋史》。而《玉海》作李曰尊。《元史》安南又有绍隆、绍宝等号）。李乾德（太宁。此外又有天纪宝象、彰武嘉庆，皆以四字为号。见《玉海》）。

　　安南黎苍（元圣）。简定（兴庆）。陈季扩（重光）。涂山僧范玉（永宁）。黎利（顺天）。黎麟（维宁、大宝）。黎（大利、延宁）。黎琮（天兴）。黎灏（光顺、洪德）。黎晖（景统）。黎谊（端庆）。陈篡立（应天）。黎周（洪顺）。莫登庸（明德）。莫方瀛（大正）。黎宁（元和）。黎宪（光照。俱见《明史。安南传》）。

　　大理（有保天、道隆、文治、利贞等号）。

　　高丽（有延祥、正丰等号）。

　　于阗（有同庆年号）。

　　柔然（有始平年号）。

　　蜀丛帝（万通。以上五条俱见《玉海》）。

　　瓦刺也先自立可汗（添元。见《明史》）。

　　（此外道经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上皇、无极、永寿等号，见《隋志》）○改元欧阳公云：年号以一为元，亦未常有法，盖古人之语尔。古谓岁之一月，不曰一月，而云正月。《国语》六吕曰元间、太吕，《周易》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一，不独年号也。后世始以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汉以后又名年以建元，而称号遂多，不胜其纪也。按欧公此说，亦臆度之词。古人最重者元，汉《律历志》云：历始曰元。《传》曰：元者，善之长也。又曰：体之长也。三统合于一元。古人所谓元祀、元年，盖取诸此。董仲舒亦曰：《春秋》谓一元之意，万物所从始也。元者，辞之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是建元为重事，由来远矣。古者天子、诸侯皆终身一元年，无所谓改元者。《史记》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实后世改元之始。汉文帝因新垣平之言，亦以十六年为后元年。景帝又有中元年、后元年之改。至武帝而改元十余次。后人但知改元自武帝始，则以武帝有年号，人所共见，而不知改元实非始于汉武也。历代以来，又有不应建元而即有年号者。如刘渊称汉王，即建元元熙，僭帝位，又改永凤。石勒称赵王，即建元太和，僭帝位，又改建平。吕光据姑臧，即建元太安，称三河王，又改麟嘉，称天王，又改龙飞。以及诸僭伪国，如乞伏、沮渠、秃发之类，虽不称帝而各有年号是也。又有不改年号而但改元者。如光武帝仍建武之号，而改为中元年。梁武帝仍大通之号，而改为中大通元年是也。有一岁而两三改元者。汉中平六年，献帝即位，改元光熹；张让、段诛后，改元昭宁；董卓辅政，改元永汉，此一岁四号也。晋惠帝太安二年，长沙王事败，成都王颖改元永安；河间王得政，又改元永兴。魏孝明帝武泰元年崩，孝庄帝立，即改元建义，又改元永安。宋废帝子业即位之次年，改元永光，又改元景和。唐中宗嗣圣元年，武后既废立，改元文明，九月又改元光宅。垂拱五年春改元永昌，十一月又改元载初。天授三年夏四月改元如意，秋九月又改元长寿。及长寿三年夏五月改元延载，十一月又改元证圣。其明年九月改元天册万岁，十二月又改万岁登封。其明年四月改元神功，十一月又改元圣历。又四年改元大足，十月改元长安。（按武后以建子月为正朔，凡十一月之改，已属岁首。）及金哀宗正大九年既改开兴，又改天兴。明万历四十八年神宗崩，光宗立一月崩，熹宗立，从左光斗议，以今年八月以前仍为万历八月，以后为泰昌，明年为天启。是皆一岁两三号也。有不应改元而即改者。蜀先主卒，子禅嗣未逾月，即改元建兴。吴孙亮、晋惠帝、宋元凶劭亦然。《宋书。五行志》谓数君皆不终其位是也。有应改元而不改者。人君即位逾年即改元，而梁末帝、晋出帝、刘承钧皆逾年不改元，又明年始改。孟昶即位五年始改，金熙宗即位亦二年始改，唐哀帝、汉隐帝、周世宗皆用先世年号，终身不改。哀帝、隐帝皆年少，且迫于权臣，故不暇及，世宗何以亦因循如此？岂以周太祖甫改元即崩，显德之号初未尝用，遂袭以纪年耶？又有年号犯讳而不改者。梁末帝名友贞，而年号贞明；汉隐帝名承，而年号乾；夏主仁孝之父名乾顺，而仁孝亦改元乾，举朝之人不闻议及，何也？○年号用字年号用字，固取吉祥，然又有当慎择者。晋元帝改元永昌，郭璞谓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齐郁林王建元隆昌，《南史》论亦谓同此谶焉。梁侯景立萧栋，改元天正。武陵王纪僭位，亦改元天正。识者以为“于文天为二人，正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永丰侯叹曰：“昔桓玄年号大亨，识者谓二月了，而玄之败实在仲春。今曰天正，在文为一止，其能久乎？”纪与栋果皆为元帝所害。北齐文宣帝年号天保，识者曰：“天保之字为一大人只十也。帝其不过十乎？”文宣果在位十年。后主纬奔邺，命安德王延宗守晋阳。延宗为众所推，即帝位，年号德昌。人以为“德昌者，得二日也。”果即位之明日，被周师所围，越宿而败，正得二日。萧琮年号广运，识者曰：“运之为字，走军也。”隋炀帝改元大业，或以为“大苦来”。唐僖宗年号文明，及黄巢反，以为唐去丑口而着黄，明已当代唐，以为图谶。宋徽宗改宣和，或云一家有二日，果徽、钦同帝。钦宗改元靖康，或以为立十二月，果周岁而失国。或又谓“十二月立康王”之兆，其谶果验。明泰昌亦二日也，果是年天启继位。凡此虽皆偶然适中，未必因此遂致不祥，然亦不可不加意也。（沈作又谓：年号最忌与前世谥号、陵名相犯。本朝熙宁、崇宁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之陵名也。亦当时大臣不学之过。则年号并当避陵名矣。亦见袁文《瓮牖闲评》。）

　　○年号并称宋以前国家年号，从无割取一字而以两年号并称者。自宋始有熙丰、乾淳之语，至见之章奏，笔之著述。然犹一帝改元之号，自为联属也。至明乃合两帝并称，如永宣、成弘、嘉隆、隆万、天崇之类，并有取下一字并称，如化治、庆历、启祯者。虽无甚关系，然亦草野横议之一端也。本朝未有明禁，而自无此习。一则列圣享国久长，一则朝廷尊严，人情敬畏故也。按唐德宗思贞观、开元之治，乃建号贞元。宋孝宗兼取建隆、绍兴，乃建号隆兴；取乾德、至道，乃建号乾道。宁宗兼取开宝、天禧，乃建号开禧。（《金史》：完颜匡曰：“宋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开禧，岂忘中国者哉！”）然则朝廷之上已开其端矣。

　　●卷二十六○翰林翰林之名，本于扬子云《长杨赋》，所谓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盖谓文学之林，如“词坛”、“文苑”云尔。古未有以此为官名者。其设为官署，则自唐始。然唐时翰林本内廷供奉之名，非必皆文学也。《旧唐书。百官志》：翰林为词学经述及僧道祝卜等待诏之所。高宗时，刘之等以文词召入待诏，时号北门学士。玄宗时张说、陆坚、张九龄、张等亦召入，谓之翰林供奉。凡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此翰林名官之始也。（《吴通玄传》载陆贽疏言：承平时，工艺书画皆待诏翰林，而无学士。至德以来，命集贤学士入禁中草书诏，待进止于翰林院，因以名官。则翰林学士又自至德中始。然叶石林云：唐之翰林，开元以前未有学士之称，曰翰林待诏，曰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始改供奉为学士，以张等为之。与《旧唐书。百官志》相合。则翰林之有学士，实始于开元，而非始于至德。）当其初设翰林，本以便于燕私游艺，凡技术之士皆在焉。学士亦技术之一，故亦待诏于此。其后以撰拟诏命，得参机务，遂别为清要之极选。然其时翰林犹有杂流，如天宝中有嵩山道士吴筠，乾元中有占星韩颖、刘ピ，贞元中有奕棋王叔文、侍书王亻丕，元和末有方士柳泌、浮屠士通，皆待诏翰林。柳公权亦充翰林书诏学士。又《顺宗本纪》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复冗食者四十二人。沈括所谓工艺群官皆称翰林是也。辽、宋以来，尚仍其制。辽本纪有翰林茶酒使。《宋史》：安忠掌翰林司内衣库提点医官院。韩显符善占候，诏官翰林天文。钱惟演工书，太宗命翰林书学贺丕显至其第取之。本纪：雍熙四年，校医人优者为翰林学生。元丰四年，改翰林医官院为医官局。大观三年，诏医学并入太医局，书入翰林书艺局，画入翰林画图局。是宋时翰林亦尚沿唐制，杂艺皆居之。其专以处文学之士，则自明始。

　　○学士学士之名，其来最久。裴松之《三国志注》：正始中，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曹魏时已有学士之称也。晋、宋以后，增置渐多。宋泰始六年，置总明观学士，后省总明观，于王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齐高帝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永明中置新旧学士十人，修《五礼》。又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梁武时，沈约等又请《五礼》。各置旧学一人，人各举学士二人相助。又命庾肩吾、刘孝威等十人为高斋学士。简文为太子，又开文德省，置学士刘孝标撰《类苑》。梁武又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陈武帝亦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其它散见于南、北史各传者，如虞荔、张讥俱为士林馆学士，蔡翼、纪少瑜、庾信为东宫学士，傅纟宰、顾野王、阮卓为撰史学士、沈峻、孔子祛为西省学士，陆琰、沈不害为嘉德殿学士，岑之敬为寿光殿学士，阮卓又为德教殿学士。是六朝时或省，或观，或殿，或馆，随所用各置学士。第其时所谓学士者，无定员，无定品。《隋书。柳传》：晋王广招引文学之士百馀人充学士，以师友处之。于时诸王皆有学士，晋王广以庾自直为学士，秦王俊以潘徽为学士。此藩王亦得置学士也。《韦孝宽传》：孝宽虽在军中，笃意文史，末年患眼，犹令学士读而听之。是节帅亦得置学士也。隋文帝令段文操督秘书省学士，文操性刚严，学士颇存儒雅，文操辄鞭挞之，前后或至千数。则学士且不免受挞矣。盖其时所谓学士，不过如文人云尔。唐太宗为天策上将军时，以司勋郎中杜如晦、考功郎中房玄龄、军咨祭酒苏世长等十八人，以本官兼学士。司勋、考功等，其官也；学士则总名也。即位后置弘文馆，悉引学士番宿更休，参帷幄，论文史，其职渐重。乾封以后，范履冰等为学士，撰拟诏敕，地益清要。然《通考》谓弘文、集贤学士分属中书、门下，则犹有所属也。至开元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已与翰林分为二。然以翰林近御清切，故犹冒翰林之名，于是有翰林学士官名，其职乃专掌制诏。时以为天子私人，号称内相。至德以后，又于学士中择年深望重者一人为承旨，往往至宰相，于是学士遂为公辅之先路矣。至学士品级之高下，则累朝各不同。《通考》云：唐之翰林学士，只取文学之人，随其官之高卑，入院者皆为学士，廷觐之际，则各随其元官立班，而学士未尝有一定品秩也。今按《唐书。高璩传》云：璩以翰林学士擢谏议大夫，近世学士超省郎进官者，惟郑颢以尚主、璩以宠升云。是学士尚不得遽迁省郎。又陆贽以翰林学士从奉天，及归，迁中书舍人，后以兵部侍郎复为学士。李吉甫以考功郎中入翰林为学士，迁中书舍人。可见学士本无定品。至宋时始定制，资浅者为直院，暂行者为权直，而真为翰林学士者职独显矣。金初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贞三年升从二品，翰林学士正三品，侍读、侍讲学士俱从三品，直学士从四品，待制正五品。元制承旨从一品，学士正二品，侍讲从二品，直学士从三品，待制正五品，修撰从六品。明洪武初定翰林院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读学士正四品，侍讲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十四年革承旨及直学士，定学士为从五品。十五年设殿阁大学士，亦正五品。永乐中定大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之上。

　　○侍读、侍讲学士、修撰、编检《石林燕语》谓：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读学士，以杨徽之为之。又置翰林侍讲学士，以邢为之。王阮亭《香祖笔记》引为讲读学士之始。（亦见《宋史。真宗本纪》。又《夏侯峤传》：真宗二年始建讲读之职，命峤为翰林侍读学士。）然《通考》开元十三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唐书》郑朗为侍讲学士。则讲读学士实自唐始也。至讲读之名本起于东汉，桓荣荐门下生侍讲，乃听荣出。桓郁以少府再入侍讲。黄琼以选入侍讲禁中（俱见《后汉书》）。此侍讲之始也。及六朝，则又有侍读为东宫官属。《南史》到洽与陆亻垂对掌东宫管记，俄兼侍读。陈天嘉中，诏顾越侍东宫读，寻迁羽林监，侍读如故。又江泌为永康王侍读，傅昭为南郡王侍读。《北史》：周文帝以薛慎为宜都公侍读。此皆唐以前侍读之官。《唐书》：陆质为太子侍读。《宋史》：真宋时，冯元为翰林侍读，马宗元为翰林侍讲，俱不带学士。此又近代翰林侍读、侍讲之始也。修撰之官，唐时亦已有之。《旧唐书。百官志》国四史修撰官，学士院亦有修撰官。裴坦常为史馆修撰。《宋史》：哲宗元六年，置国史院修撰官。是唐、宋以来国史院、学士院俱有此官，非专以属廷试之第一人也。至有元张起岩以进士首选，特旨改集贤修撰，此为状元授修撰之始耳。《续通考》谓编修本枢密院官，元时始改为翰林之属。又至正中，因学士夔夔言，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置检讨官十六员，以为近代编修、检讨之始。按《旧唐书》学士院修撰之下有校理官、检讨官。王彦威以淹识典礼，由太常卿特令补检讨官。《宋史》国史院有编修官，枢密院有检讨官，又有官制局检讨官，毕仲衍尝为之。《文文山纪年录》；登第后为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金史》移刺履为国史院编修官。则编。检二职，唐宋已有之，亦不自元始。

　　○唐时翰林学士不必皆进士出身唐时翰林学士，据《通考》云，只取文学之人，各随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为学士。官尊者号称内相，可以朝夕召对，参议政事，或一迁即为宰相。其孤远新进，或起自初阶，或元无出身，至试令草麻，甚者试以诗赋，如试进士之法，其人皆呼学士。又云：自诸曹尚书以下至校书郎，皆得与其选。是唐之翰林学士，虽无出身者亦得为之，其以他官入者，亦不必皆由科目。今按李德裕以荫入官，后擢翰林学士、知制诰。刘邺由幕僚擢左拾遗，寻为翰林学士。吴通玄及弟通微，以太子友召翰林学士。郑覃以荫补校书郎，后为翰林侍讲学士。郑朗由辟署幕僚亦为侍讲学士。王叔文以棋待诏，后为翰林学士。是皆不必进士出身也。○翰林撰文署名《唐书。苏传》：玄宗爱文，谓：“卿所为诏令，别录副本，署臣某撰，朕当留中。”后遂为故事。后世翰林撰文，例书名以进，其此欤？

　　○庶吉士庶吉士，自明初始，然不仅作翰林院官也。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选进士在翰林院及承敕监等近侍者，俱称庶吉士。二十一年，以进士解缙为中书庶吉士。是六科及承敕监、中书俱有庶吉士矣。永乐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周述、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者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俱为翰林院庶吉士。继又命解缙等选才资英敏者，就学文渊阁，共二十八人。周忱自陈年少，愿学。帝喜，增为二十九人。阅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即为给事中、御史及州县等官。于是庶吉士遂专属翰林。（张益、王翱皆永乐十三年进士，益由庶吉士授中书舍人，翱由庶吉士授大理寺丞。则庶吉士亦有改授小京官者。）其后每科所选，多寡无定。永乐十三年选六十二人，宣德二年止选邢恭一人。又或数科不选，有时合数科通选。（萧成进士，需次于家。宣宗命三科进士选二十八人为庶吉士，与焉。）至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选庶吉士，请循祖制行之。大学士徐溥乃言：“自永乐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合数科同选，初无定限。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同礼部同选，亦无定制。请自今每一次开科即一次选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杂文呈礼部，送翰林阅后，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入选。每科不得过二十人。孝宗从其请，著为令。（按宋制，将试馆职，则先命从官各以平日所为文五十篇，送学士院选择，而后召试。）此又每科馆选之始也。其教习庶吉士，始于正德中，命学士为之。（《选举志》谓以翰詹资深者一人课之。）万历以后，掌教习者，专以吏、礼二部侍郎二人为之。（《明史。选举志》：嘉靖八年，帝亲阅廷试卷，手批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对策，各加评奖。大学士杨一清遂选顺之等二十人为庶吉士。忽有旨：庶吉士之选，迩来大臣徇私植党，无益于国。其事遂止，至十一年乃复举行。）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明史。选举志》：自洪武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等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由此始也。然明初翰林尚不必皆由科目。如杨士奇以史才荐入翰林，充纂修官，胡俨由县令荐入翰林，邹缉由明擢经侍讲，沈度、沈绛以善书入翰林，氵存至学士，刘铉亦以善书召入翰林，举乡试授中书舍人，进侍进，皆非进士也。即进士入翰林，亦有不必由庶吉士者。如黄淮由中书舍人改翰林编修，金幼孜由户科给事中改翰林检讨是也。自永乐中，于进士榜下取翰林庶吉士，仁、宣间三杨当国，衣钵相传，于是翰林之官无有不由庶吉士起者。惟陈继由布衣，以杨士奇荐入翰林，杨翥以景帝潜邸旧恩入翰林，已为仅事。天顺中，编修马升、检讨傅宗皆不由科第。李贤当国，即出之于外，为参议等官。资格既定，遂牢不可破。弘治中，布衣潘辰以才望入翰林，一时称异数，然初入不过为翰林待诏耳。直至嘉靖中，张璁、桂萼等当国，以己本由部曹特赐翰林学士，遂停庶吉士不选，而讲、读、编、检皆从吏部推补。于是席春由他曹改用检讨，张邦奇由提学孜右庶子，迁祭酒，甚至黄绾本萌生，亦以议大礼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霍韬疏言：“自杨荣、杨士奇、杨溥，顾东阳、杨廷和等专权植党，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而中书至有进秩为尚书者。”当时璁、萼、韬等持论如此。然成例猝改，举朝大哗。当璁、萼、韬等由郎署入翰林时，乔宇疏言：“内降恩泽，先朝仅施于佞亻幸小人，士大夫一预其间，即不为清议所齿，况学士最清华，俾萼等居之，谁肯与同列哉！”可见成例入翰林为竺固难变革，是以不久仍复旧例。其后文征明以善书征入翰林为待诏，诸词臣以其不由科第，犹群呼为书博士，不屑与同列。直至崇祯皇帝以儒臣迂缓，不习吏事，乃改旧例，择知推卓异者入翰林。于是汪伟以知县得翰林（见伟传）。成勇以知县得南京吏部主事，谕德黄景为勇及朱天麟称屈，天麟即得要。勇不先赴南京，遂不复改（见勇传）。此又有明一代馆选沿革之源流也。（《选举志》：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信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代宰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殿阁大学士大学士之官起于唐。《旧唐书。李通传》：中宗景龙二年，修文馆置大学十四，以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方为之。此大学十之始也。然犹不常设。明皇欲以张说为大学士，说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宠待大臣，始有之。臣不敢昌。”乃免。德宗欲以李泌为大学士，泌亦援张说之言力辞。至崔园又引泌语辞。然陈希烈在明皇时为崇元馆大学士，则张说虽尝辞这，而希烈仍为之。又姚宽《西溪丛语》：宋制，宰相出镇，带资政殿大学士，执政无大字。苏易简出，被遇独厚，迁紫宸殿，以称呼不便，用观文殿。因此宰执出镇，优遇者除之。（按《通考》又云：仁宗皇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今后须曾八任宰相乃得除。）《春明退朝录》：唐制，宰相四人，首相带太清宫使，次三相带弘文馆大学士及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序。（此制《唐书》不载。）宋朝惟二相，昭文首相领之，集贤次相领之。赵中令虽独相，初只领集贤，久之方迁昭文。据此，则唐、宋宰相原带大学士也。明初仿元制，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诛丞相胡惟庸后，遂罢中书省，政归六部。寻四辅官，经儒士王本等为之，不久亦罢。十五年始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不阁。）又置文华殿大学士（耆儒鲍恂等为之），秩皆五品。其时所谓大学士者，不过侍左右、备顾问而已，于机务无与也。然一日万几，不能无赞理。成祖不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又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及胡俨同入直，寻直广、荣、幼孜俱文渊阁大学士。机务之属大学士始此。然是时大学士仍不过五品，若迁秩例须改他官，不复能入直。（胡俨直文渊阁后迁国子祭酒，遂不得入。）故成祖特命吏部，凡内阁诸臣考满，勿孜他任。于是荣、士奇等虽在机要，终成祖世，不过五品官。仁宗即位，升士奇为礼侍郎，荣为太常卿，幼孜为户部侍郎，黄淮为通政使，偕仍兼殿阁大学士。宣德中，又皆进尚书。盖早居内阁，而官必以尚书为尊也。其后又加公衔领尚书之职，地皆清要，兼官又尊，于是大学士亦遂忘其原品本卑，而隐然钧衡之重，与百寮殊矣。然此犹皆从翰林入内阁，既入后，以年劳氵存升侍郎、尚书，未有既为侍郎、尚书而入阁者。宣德中，陈山、张瑾皆以尚书兼大学士，不久仍罢。正统、景泰中，苗衷、高、俞刚、江渊等以侍郎入，王文以左都御史入。弘治中丘以礼部尚书入（尚书入阁自始）。自是大学十遂为侍郎尚书迁价矣。（按景泰中，彭时犹以修撰入阁。天顺初，岳正以修撰入阁。）

　　又前明大学士皆翰林出身，盖自永乐中黄淮、胡广等入直，本皆词臣。正统中三杨已老，所汲引马愉、曹鼎等亦皆由翰林入。自是沿为故事，入阁未有不由翰林者。《明史。张至发传》：非翰林入阁者，自世宗朝许讠赞。后至崇祯中，至发始以外僚入。今按李贤由进士授吏部主事，本翰林，英宗时兼翰林学士入阁，则世宗以前亦有非　林而入阁者。即英宗时张璁由刑部主事，夏言由给谏，皆擢礼部尚书入阁，则非翰林而入阁者，亦不止讠赞一人。第此数人系偶然破例，其余仍未有不由翰林者，故相沿以阁为翰林故物。《职官志》：嘉、隆以前文移犹称翰林院，以后则竟称内阁矣。万历中内阁缺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然卒不果（见《李三才传》）。迨崇祯　皇帝因郑伟不娴票拟，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人名，拟旨提问，经帝改驳，自是词臣为帝所轻，而阁臣不专用翰林（见《郑以伟传》）。　○阁老阁老本中书人之称，今俗以称大学士，非也。《唐书。杨绾传》：绾为中书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为阁老，其公廨杂料皆取五之四，绾悉均给之。杜诗“生理只凭黄阁老”，亦指严武，非谓宰相也。查初白诗自注：旧传文渊阁为翰林内署，诏册制诰皆属焉，凡宣召文移止称翰林院，初不以内阁名。每日与阁臣会食，轮学士一人专掌诰敕，多挨次入阁，故例称阁老。苏州有阁老坊，乃吴匏庵为学士时所建。则翰林之在文渊掌诰敕者，亦得称阁老矣。

　　○大学士到任在翰林院《明史。钱传》：宣德七年，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落成，诸殿阁大学士皆至，钱不设杨士奇、杨荣座。或问之（傅维麟《明书》杨荣作杨溥）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上命工部具座，礼部叙位次，二杨始自内阁出，坐诸学士上（亦见《玉堂丛语》）。按王阮亭记明洪武十五年，设内阁大学士，命皆于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阁大学士、左右春坊、大学士俱为翰林院官，故院中设阁老座于上，而掌院学士反居其旁，诸学士称阁老曰中堂。据此，则阁老到任之在翰林院，洪武时已定制。宣德距洪武不远，何以钱不设阁臣座耶？岂洪武旧制在南京，此以鸿胪改翰林，在北京为创举，遂不援故事耶？然阮亭谓阁老称中堂，以其座在翰林之中，则非也。按《湘山野录》，钱希白见王钦若，戏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又《邵氏闻见录》：富郑公与康节食笋，公曰：“未如中堂食笋之美。”又元王恽有《中堂事记》，记元初中书省之事。则宰相之称中堂，宋、元已然，固不因设座于翰林之中也。

　　○中书中书之名，汉武初以宦者为之。司马迁被刑后，亦为中书令。盖主传宣诏命者也。《成帝纪》“罢中书宦官”注：臣讠赞曰：汉初，中人有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宣帝时任中书官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时恭死，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成帝时因萧望之言，乃罢其官，更名为中谒者令云。自是以讫东汉，皆无中书之官。（《后汉书。朱晖传》：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达书奏。皆用姓族士人。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过人主。然则东汉虽无中书之官，侍中、中常侍即其职也。）曹操为魏公，以刘放、孙资为秘书郎。文帝即位，更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遂掌机密。明帝益任焉。《魏志》称三祖诏命，皆放所为。此中书参机务、撰诏旨之始也。其时中书监、令号为重务。蒋济谏曰：“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据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间，有所革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是即亦因而向之。”按资、放名臣，明帝令主，而济已有此奏，可见权之所在，势即随之。故晋荀勋由中书监除尚书令，或贺之，而勖有“夺我凤池”之叹。至晋惠帝时，孙秀为中书监，王威为中书令，权倾中外，则更任之极重者矣。

　　唐初政事堂在门下省，长孙无忌以司空，房玄龄以仆射，魏徵以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乃徙政事堂于中书。

　　○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其始甚微。孙资既老，致仕，齐王芳特为置舍人官骑，是本供中书监令之役使者也。（按舍人之名，战国已有之。《史记》：毒幸时，诸客求为舍人者以千数。李斯为吕不韦舍人。《汉书。高祖记》舍人陈恢注：师古曰：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审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在楚军中。晋王祥告老，武帝亦为置舍人六人，以给使令。）六朝以来，渐为宠要。《通考》云：宋初置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参决于中。齐永平中，舍人四员，各住一省，谓之四户，权倾天下。茹法亮久为舍人，尝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户内年可办百万。”及出为大司农，犹恋恋垂泣而去。傅昭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居此职者权势最盛，昭独廉静，一无所预，明帝以为有古人之风。梁、陈时中书舍人五人，领中书十人，书吏百二十人，分掌二十一局，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尚书惟听受而已。可见其地望之切要也。唐初诏敕犹是舍人专掌，自永淳以来，此职为文士之极选。《裴坦传》云：故事，中书舍人初诣省视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压角而坐，其仪制之尊可知。（宋次道云：舍人上事日，设紫褥于廷，面北拜，厅阁长立褥之东北隅，谓之压角。此恐传闻之误。）自开元后，以翰林学士专掌内命，而其任稍轻。故陆贽疏以为：“诏命所出，本中书舍人之职，军兴时促迫应务，权以学士代之。今天下无事，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请付中书行遣。”事虽不行，亦可见唐初中书舍人之本职也。又按唐时有由中书舍人而为翰林学士者，如陆贽为中书舍人权兵部侍郎，复为翰林学士是也。又有翰林学士迁为中书舍人者，沈传师、吴融、常哀是也。盖其时翰林本无定品，故中书舍人之职常在其上。五代及宋初犹然。《宋史》：窦贞固由翰林学士就拜中书舍人，盖犹沿唐制。前明则中书舍人之官已轻，不过为大学士之僚属。吕原子｛常心｝以荫补国子生，选中书舍人，疏乞应试。宪宗许之，遂举顺天乡试。舍人得赴试，自此始（见《明史。吕原传》）。是舍人尚有以监生充选者，及在阁年久资深，每三年计典，辄加兼官。如尚宝卿等秩，皆舍人迁阶也。据霍韬疏，则并有加至尚书者。

　　○尚书尚书本秦官少府之属，在内掌文书者。汉因之。武帝增用宦官为中书谒者令，于是尚书与中书职事多相连。其时中书如唐之枢密使，明之司礼监。而尚书通章奏，出诏命，参决众事，如唐之中书、门下，明之内阁也。宣帝时又有中尚书，见盖宽饶及石显传，则并用宦者兼之。元帝时，石显为中书令，五鹿充宗为尚书令。成帝之初，萧望之领尚书事，嫉显等奸邪，乃奏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乃定置尚书员：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吏民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事（光武分二千石曹为二，又分客曹为二），其所不掌者，惟刑罚有廷尉，礼仪有太常，军马有大司马，赋税有大司农，纠劾有御史而已。而尤以职掌枢机为清切。《霍光传》：光死之后，其家恣横，事渐露。霍山犹领尚书，宣帝乃命吏民上书者不关尚书，辄使中书令取之。《魏相传》：霍光时，诸上书者皆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则屏去不奏。相因请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从之。《董贤传》：贤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事，百官皆因贤奏事。《王莽传》：莽惧臣下擅权，凡吏民上封事，令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此可见平时章奏必经尚书也。《窦武传》：武谋诛宦官，事泄，中官曹德请帝出德阳殿，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版。可见诏命亦自尚书出，《文心雕龙》所谓两汉诏命出自尚书也。王允以宦官诛后，侍中等出入禁近，机事颇泄，乃奏尚书不得出入及通宾客。又可见尚书职在禁近，故秩不高而权甚重。王畅为尚书令，后拜南阳太守，以尚书令本千石秩也，而所掌皆机事。故李固疏曰：“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斗为喉舌，尚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也。”《陈忠传》：三公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变咎辄策免三公，时论不平。又孔光为尚书令，凡典枢机十馀年。徐防补尚郎，职典枢机，周密畏慎。可见汉时尚书之职之清要。及魏、晋以来，有中书省，而尚书之权遂移，尚书职务皆承中书下流，元时犹然。惟桑哥得政，以尚书擅权，遂驾中书省之上。桑哥败后，仍复旧。明初承之。《明史。陈修传》：六部之设，始于洪武元年，初尚属于中书省，权轻，多仰承丞相意旨。至十三年，革中书省，而部权乃专。此古今尚书沿革之大略也。

　　古来尚书只是一省，凡吏、户、兵、刑之类，同在此一省中各分职务，非如今之分为六署也。唐杨嗣复迁礼部员外郎，因父于陵为户部侍郎，乃请避同省，以礼、户虽分而省则同也。庞元英《文昌杂录》：宋制，尚书省凡六曹，除告身帐目外一百六十八案，吏额一千四百十三人，总五月六月文书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件，天下事莫不上于尚书。是曹虽六，而省则仍一，其分为六署，亦自明祖始。○侍郎、郎中、员外郎中本秦官。《国策》荆轲刺秦王时，诸郎中执兵者皆在殿下。《史记》秦赵高为郎中令用事是也。又《国策》朱英谓春申君曰：“君以臣为郎中，可以杀李园。”则楚亦有是官，盖执兵侍卫者。侍郎之官，至汉始有。汉《百官志》：侍郎、郎中，无定员，多至千人。侍郎比六百石，郎中比四百石是也。员外郎，隋开皇中始置，诸部皆有之，部或四五人，盖以佐郎中之繁。至员外之名，唐时最滥，不必皆尚书官属也。其始起于宦寺，而渐及于选部。《唐书。宦官传序》：中宗时，宦官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魏元忠传》：亦云，奄竖坐升班秩，既无正阙，率授员外，乃盈千人。此宦寺之员外也。《李峤传》：峤欲收时望，乃奏置员外官数千。《杜佑传》：神龙以来，选者既无员缺，则置员外官二千人，自是以为常。此选人之员外也。《卢怀慎传》云：在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魏知古传》亦云：吏员增诸司试补员外检校官已赢二千。此京朝官之员外也。严挺之、卢绚皆为李林甫所恶，用为员外詹事，则大僚亦有员外矣。肃宗乾元二年诏曰：州县见任员外官，并任其所适，可用者，上州不得过五人，中州四人，下州三人，县不得过一人。是州县亦有员外矣。罗希贬为海康员外尉，姚绍之授南陵令员外置，来贬播州尉员外置，则小吏亦有员外矣。所以唐、宋以来，员外之称几遍民间也。

　　○御史汉《百官表》谓：御史本秦官，掌监郡。然《周官》宗伯之属已有御史，以中士、下士为之，不过小臣之传命者。至战国而稍变其制，不特秦有是官也。《史记。蔺相如传》：秦、赵之会，各令御史书事。则赵亦有御史。《国策》：安邑之御史死。此魏亦有御史。淳于髡曰：“御史在前，掌记事综察之任。”则齐亦有御史。故张仪为秦说韩说赵，皆曰：“秦王使臣献书大王御史。”可知列国各有是官，盖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者也。张苍初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如淳曰：主四方文书也。则秦御史亦专掌文书及记事，如周制老子柱下史之类，原非任以弹劾也。其后又使之监郡，盖以近臣使作耳目于外，于是职司纠察，而有弹劾之任。汉初因之，遂专为风宪官，而掌文书记事归之太史，判然分两职矣。按《三王世家》请立闳、旦等为王疏，则丞相庄青翟居首，而御史大夫张汤次之。既奉制可，则制书由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守相。是犹沿秦制，御史为掌文书之官，故先从御史，方下丞相也。王充《论衡。量知篇》亦云：御史之遇文书，不失分铢，以其习而熟也。

　　○祭酒祭酒本非官名，古时凡同辈之长皆曰祭酒。盖次食聚会，必推长者先祭。胡广曰：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示有先也。《史记。荀卿传》：齐襄王时，田骈之属皆已死，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敬，而荀卿三为祭酒。《汉书。淮南王传》：伍被谏曰：“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注云：吴王濞于宗室最尊，故曰刘氏祭酒也。《后汉书》：班超贱时，有相者谓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是布衣亦称祭酒也。班固奏记东平王苍曰：“京兆祭酒晋冯，好古乐道。”亦以布衣称祭酒也。卓茂为门下掾祭酒，蔡顺为郡东阁祭酒，龙丘苌为议曹祭酒。是掾吏皆有祭酒也。刘宽行县，辄引学士祭酒，执经对讲。是学士亦有祭酒也。张兴为侍中祭酒，是近御亦有祭酒也。盖同官长者则号祭酒，故张鲁以鬼道惑众，令其弟子领部众者，亦皆号祭酒也。后汉《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本仆射也。光武初改为祭酒。《苏竟传》：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按博士十四人，皆六百石，博士祭酒亦六百石，可见其官同，但以之为长耳。然后世国子监之有祭酒，实自此始。盖汉时博士之官即太学师儒也。

　　○监司官非刺史范文正公为人作墓志，以转运史为刺史。尹师鲁言其误，即改之。今人以各巡道比古之刺史，亦非也。古刺史正如前明巡按御史耳。巡按御史以七品官弹劾督抚以下，盖取其官轻而权重。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汉武设十三部刺史，正是如此。其秩仅六百石，而以六条察二千石，其官皆属御史中丞。《薛宣传》：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是也。（《汉官仪》亦云：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其制本起于秦。《史记》：秦泗川监平。注云：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是秦已有此职，汉惠帝国之，文帝改用丞相吏。《汉官旧仪》：丞相初置吏十五人，皆六百石，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是也。改置部刺史，乃武帝元封元年之制。凡刺史称传车，吏称从事，居无常处，吏不成臣（见《魏书。夏候玄传》）。此其大较也。郡守不得面奏事，而刺史得面奏事。《京房传》云：“臣为刺史，又当奏事，而议者不悦，乃以臣为太守，所以隔绝臣”是也。（按汉郡守亦得奏事，王温舒为河内守，私置马五十匹驰奏是也。但不得面奏事。而《后汉书。百官志》刺史每岁终诣京师奏事。光武改制，乃诏刺史因计吏奏事，不必赴京。）有既为刺史之后，乃迁郡守者，盖其秩本卑，迁守非黜。如黄霸以扬州刺史为颍川太守，陈咸以部刺史历东郡太守是也。是刺史本御史中丞所属，其秩甚卑，而可以弹治大吏，与前明巡按御史一一相似。其稍有不同者，汉刺史专察二千石长吏，而丞尉以下则二千石所察，刺史不与焉。《朱博传》：博为冀州刺史，吏民遮道诉事，博下令曰：“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刺史还治所受治之。”是汉刺史不察丞尉，而明巡按则无所不察耳。其沿革亦有可考者。西汉至成帝时，翟方进以为：《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乃奏罢刺史，改制州牧。后朱博为御史大夫，仍奏复刺史。王莽时又置州牧，如《刘圣公传》荆州牧发兵攻绿林兵，反为绿林所败是也。更始因之，亦置州牧，如幽州牧苗曾为光武所诛是也。公孙述亦假益州牧以起事，而光武初亦仍州牧之制，如以朱浮为幽州牧，郭为雍州牧是也。至建武十八年乃罢州牧，仍置刺史十二人，而其制比西汉稍异。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职者，事皆先下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光武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史（见《朱浮传》）。又旧制，诸刺史常以八月巡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岁尽诣京奏事。光武改令但因计吏奏事。此西、东汉刺史不同之制也。灵帝末，四方兵起，刘焉建议，以为刺史威轻，宜改置牧伯，选重臣以镇之。遂以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见《刘焉传》）。献帝时，韩馥为冀州牧，袁绍为渤海太守，荀谌说馥曰：“渤海虽郡，实一州也。今将军处其上，袁氏必不能为下。”馥遂以州牧让绍。又刘表为荆州刺史，统领八郡，贡至京师，诏加表为荆州牧。公孙度据辽东，自称平州牧，分置太守以下官。此又汉末改刺史为州牧之制也。故《三国志》论曰：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但如曩时司察而已。魏、晋因之。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有一刺史而都督十数州军事者。其次为持节，又次为假节。其时郡各有太守、丞、尉，而刺史统之。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所谓刺史者，乃太守之互名耳。唐武德中，改太守为刺史，名虽屡更，而其职即郡守之职也。其大将为刺史者，则加节度使之号，连制数郡。而其属郡为刺史者，则曰支使，故刺史之职益轻，非复汉之旧矣。（开元中置诸道采访使，得专停刺史。）（顾宁人云：汉刺史犹明之巡按御史，魏、晋后刺史犹今之总督，隋以后刺史犹今之知府、知州而已。）

　　○兵马司京师有兵马司，专理捕盗及斗殴等事。其制起于元世祖至元九年，改千户所为大都路兵马司，掌京城捕盗事，见《世祖本纪》。又《续通考》云：京南北有两兵马司，各至千人。每百户所中产者一人充资发官，有纲运及流徒者至，则执兵导送，外此则不敢役，示专其捕盗职。

　　文信国至京，送兵马司，械系空宅中十余日。凡囚兵马司者四年，始就戮。○吏部掣签吏部掣签，始于明万历中。孙丕扬为冢宰时，大选，外官竞为请托。丕扬创为掣签之法，分签为四隅，东北则北京为主，而以山东及河南之汝、彰、归，南京之卢、凤、淮阳附之；东南则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为主，而以河南之怀庆、开封、河南、南阳，湖广之郧阳附之；西南则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而广西之柳州、南宁、庆远、浔州、太平附之。至于起复调简，地僻缺孤，或人浮于缺，则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签掣之穷。吏部之有签，自此始也。见《明史。选举志》及《东林列传》，亦见顾仲恭《竹签传》，按于慎行《笔墨》谓孙公患中人请托，故创为此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亦翕然称颂，而不知非体也。古人见除吏条格，却而不视，奈何自处于一吏之职，人才长短，资格高下，皆所不计乎？顾宁人亦主其说。然吏弊日滋，自不得不为此法，所以二百年来卒不能改，此亦时势之不得不然也。

　　○奏本抬头凡奏事遇至尊，必高其字于众行之上，盖自古已然。《魏志》：景元元年，诏尊崇燕王之礼（燕王宇乃常道乡公之父），凡奏事上书称燕王者，皆上平。可见古时凡称君上，高出本文之上，今曰上平，盖另行起而与本文相平，以杀于天子之式耳。

　　○行香外省文武官，每朔望，例向文武庙行香。按行香之名起于六朝。《南史》：何尚之于宅设入关斋，自得香。南齐鱼复侯子响诛后，武帝心悔之，百日于华林园作斋亲自行香。岑敬之〔应作“岑之敬”〕于重云殿法会，梁武帝亲自行香，见之，遂除博士。此行香之见于六朝者。唐、宋以来，则皆以国忌日行香。（程大昌《演繁露》谓国忌行香，本起于后魏。）《通鉴记事》：唐太宗崩，武才人出感恩寺为尼。忌日，高宗诣寺行香，见之，才人泣，上亦泣。《唐摭言》云：相琮有门下客郭薰应试，琮为之地，主文赵骘无计拒之。会列圣忌辰，宰执己下俱于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千余随风飘至，皆有新及第进士郭薰一事。公卿相顾冁然，骘因是得黜薰。《辽史》：统和中，诏景宗忌日，诸道遣官行香饭僧。《燕翼贻谋录》：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诏宣祖、昭武帝、昭宪后忌日前一日不坐朝，群臣进名奉慰，寺观行香，禁屠废务，著于令。《王文正遗事》云：旧制，国忌送迭命宰相、参知政事一员，率文武常参官，赴佛寺行香，内职不与焉。景德中，陈尧叟、王钦若为枢密使，率内职同赴，乃听。《文昌杂录》云：大忌，百官集相国寺，俟宰相至，百官班立于庭中，揖讫，然后行香。后改景灵观行香。《道山清话》云：温公在永兴，一日因国忌行香，幕客有事欲白，误触烛台，污公衣。公不动，亦不问。《容斋随笔》云：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辰，中书枢密院文武百官并赴相国寺行香。据此数事，则行香唐、宋时皆以国忌，非必朔望也。《西溪丛语》：朱梁时，大明节百官行香祝寿。则又有行之祝寿者，然皆未定有朔望之制。若朔望朝拜，则宋虽有之，而不曰行香。钱文僖留守西都，应天院有三圣象，去府十里，每朔望，集众官朝拜。未晓而往，拜毕，饮三杯而退。文僖戏为句曰：“正好睡时行十里，不交谈处饮三杯。”是朔望朝拜亦是旧制，而与行香为两事。王棠《知新录》谓：洪武十七年，诏朔望日郡县官以下诣学行香。则朔望朝拜及行香并为一事，乃洪武制。

　　○授官表让古人授官，例有让表。刘谓本唐、虞、禹让稷、契、皋陶之遗意。《文心雕龙》曰：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操著令，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今按晋张华《三让公封表》，羊祜《辞开府表》，庾亮《让中书监表》，任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表》，皆传于世。《世说》：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其子文度曰：“故应让。”述曰：“汝谓我不堪耶？”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述曰：“既云堪，何为复让？”《宋书。王华传》：宋世惟华与刘湛不为饰让，得官即拜，以此为常。《北史。郭祚传》：魏孝文以李彪为散骑常侍，既而悔之，谓祚曰：“朕昨误授人一官。”祚曰：“岂容圣诏一行，而有差异。”帝沉吟曰：“此自应有让表，因其让，朕欲别授一官。”须臾，彪有启曰：“伯石辞卿，子产所恶，臣欲之已久，不敢辞让。”帝叹谓祚曰：“卿之忠谏，李彪正辞，使朕不能自决。”遂不换李彪官。又孝文爱冯诞，除官日，亲为作三让表，将拜，又为作谢表。《邢邵传》：有一贵人，初授官享客，邵与袁翻俱在座。翻意主人托已为让表，主人乃命邵作之，翻甚不悦。可见昔人每授官，必作让表，固是难进易退之意。然沿习日久，虚伪成风，浸寻及于唐、宋，益袭为故事。在上者既授之以官，必不因其让而收回成命；在下者亦明知其辞不允，特借一辞以鸣高。观唐、宋诸人集中，内外制词，多有批答不允及断来章不允之诏，上下相接以伪，徒费笔墨，甚可笑也。本朝之制，凡三品以上迁官者，但有谢折，无伪为辞让之事，于以见朝廷尊严，风气敦实，迥轶前代万万矣。○换官不换印古时每授一官，必铸一印，非如后世之官换而印不换也。《汉书》朱买臣为会稽太守，先衣故衣怀印绶步归郡，与邸吏共食。吏窃见其绶，怪之，视其印，则会稽太守章也。吏惊，出语掾吏，遂白守丞共迎之。是时买臣未莅任与旧守交代，而先已怀印而来，可知汉制每授一官，即刻一印与之。武帝以汲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绶，诏强与之。又可见除官时即予印绶而去，非如后世之到任始接印也。又《张安世传》：安世薨，天子赠印绶。则印绶且以之送葬矣。《魏志》：王凌被诛，并烧其印绶。诛其人而并烧其印，益可知印不必授后官矣。《魏氏春秋》：许允善相印，将拜镇北将军，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晋王莹拜丹阳尹，铸印，六铸六毁。及成，头缺，补而用之，居职六日而卒。益可见易一官必刻一印矣。其尤明白可据者，《南史》：孔琳之议曰：“官莫大于帝王，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宝，历代递用，袭封之印，奕世相承。贵在承旧，无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义，实所未喻。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或因有诛夷之臣，避其凶秽，则汉用秦宝，未闻因子婴被戮而弃不用也。而终岁刻铸，丧工消实，金融铜炭之费，不可胜言。请众官即用一印，无须改作。若新置官及官多印少，然后铸。”益可见古人官印之制。后世换官不换印，其即本于琳之之议欤？

　　○假守秦、汉时，官吏摄事者皆曰假，盖言借也。《史记》：秦王政十六年，发卒受地于韩南阳假守腾。又项羽杀宋义，诸将因共立羽，为假上将军。陈涉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击秦。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尉佗以法诛秦吏，以其党为假守。韩信破齐，请为假王镇之。《西域传》：遣骑假司马为斥堠，属校尉。王莽摄位，称假皇帝。《后汉书》：窦固以班超为假司马。凡此皆言摄也，非真假之假也。其官吏试职者则曰守。尹翁归为东海太守，入守右扶风，满岁为真。张敞以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满岁为真。王尊以光禄大夫守京兆尹，后为真。薛宣由陈留太守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朱博由琅牙太守入守左冯翊，满岁为真。张升为郡纲纪，以能守外黄令，论杀臧吏。或讥升守领一时，可足趣明威戮乎？卓茂初为密令，郡太守以其不能，乃为置守令。所谓守令者，亦即摄事之令也。凡试职皆曰守，如今初任官有试俸之例也。卫宏《汉官旧仪》：丞相史物故，调御史、少史守。若御史、少史以事他出，调御史、少史属守。此亦摄事称守之证。《旧唐书。百官志》：文武自一品至九品，各有散官（如文则光禄大夫以至将仕郎，武则镇军将军至校尉、副将），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本位。其欠一阶者为兼。永徽以来，欠一阶者，或为兼，或为守，参而用之。其两职事者，亦为兼。咸亨二年始一切为守。

　　《文昌杂录》：潞国文公守太尉，皇弟雍王、曹王守司空，郑国富公、济阳曹郡王守司徒，三公官备，近世未有也。

　　●卷二十七○按月分俸《南史。阮长之传》：宋以前郡邑官田禄，以芒种为断。芒种前去官者，则一年禄悉归后人。至元嘉末，始改此科，计月分禄。是按月分俸，自宋元嘉末始也。然《封氏闻见记》：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欲以米让前人，乃到处淹泊，候过数日始到。士论称之。则唐制又不按月也。或此职田米又是亻奉外所得，另有一例耳。

　　○京官月费京官俸银之外，别有月费一种，起于前明。明初，诸司皂隶主驺从，宣德间始有纳银免役者。因杨士奇言，亦京禄薄，改名曰柴薪银。天顺以来，始以官品崇卑定立名数，每岁银解户部。在京诸司则皆出自畿内及山东、山西、河南州县，南京诸司则皆出自南畿。此月费所由来也（见傅维麟《明书。杨士奇传》）。按宣德时，顾佐为都御史，有奸吏诬奏佐受隶金，私遣归。上密以语杨士奇，士奇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皆资之隶。遣隶归，隶得归耕，官得资费，朝官皆然。盖自永乐中至今，先帝固已知之，以故增朝官俸。”（《顾佐传》）○预借俸钱选人出京，必借京债，其利最重，到任即须子母偿还，最为陋弊。令甲：凡谒选官得缺后，预借养廉，以免丐贷，所以恤下养廉，法至善也。按《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中书奏：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今请令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至支时折下。所冀初到官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又宋元中，孙觉奏云：”臣备员吏部，见每一阙出，争者至一二十人，虽烟瘴地亦不辞。尝访其故，以授远阙例得先借料钱，远者三月得四十余千故也。“则此制唐、宋亦有之。○致仕官给俸致仕官给俸之例，起于汉平帝诏天下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其禄，以一与之终身。盖其时王莽专政，欲以收众心，故有此举也。（《白虎通》云：七十致政，其有盛德者留，赐之几杖，在家者三分其禄，以一与之。又引《王记》曰：臣致仕于君者，养之以其禄之半。是汉时本有此说，而莽窃之以邀誉耳。）然《汉书》石奋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周仁以二千石禄归老，张欧请免，天子亦宠以上大夫禄归老，则优老之典，本不自莽始，特未著令以前致仕，给禄须出特恩，既著令以后，则凡二千石以上致仕者皆可得耳。历代致仕给俸之例，有著为定令者，有不著为定令者。《后汉书》：邓彪请老，章帝赐钱三十万，以二千石禄终其身。第五伦请老，以二千石俸终其身。刘昆乞骸骨，诏赐洛阳第舍，以千石禄终其身。则王莽之制，至东汉已废，其给俸者仍出特赐也。《唐书》：虞世南致仕，诏禄赐同于职事。许敬宗致仕，仍朝朔望，续其俸禄。唐休请老，给一品全禄。张仁愿致仕亦给全禄。宋请老，以全禄退居东都。王邱既老，药饵不给，诏给全禄，以旌洁吏。解琬告老，诏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准品给全禄。杨于陵致仕，诏俸料全给。元时许有壬致仕，给俸终其身。阎复乞归，给半俸终其身。此不著为令而出特恩者也。《后魏书》：孝明帝令年满七十致仕者，给半禄。《隋书》：大业五年诏，品官七十以上不堪居职者，量给廪禄，以终其身。《辽史》本纪，穆宗诏左右从班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其家。宋初致仕官给俸亦出特恩。如王彦超致仕，太祖诏给大将军俸。上官正致仕，赐全俸，仍给以见钱。至太宗淳化元年，始诏凡致仕官皆给半俸。（《独醒志》谓：宋自章圣后，始命致仕者给半俸。则太宗时犹未著为令，与《宋史》互异。）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诏赐致仕官全禄。仁宗景二年，诏自今两省、大卿、监正、刺史、ト门使以上致仕，给俸如分司。《金史》：熙宗诏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者给半俸。世宗又诏职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给半俸。此著为定令，凡致仕者皆得之，不必随时请旨者也。宋又有宫观使，为致仕者食禄之地。《神宗纪》：制宫观官，以处卿监、监司、知州之老者。其议本起于王安石，青苗法行，诸老臣多致仕去，故设此以慰之。然王旦致仕，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初旦以宰相兼使，今罢相，犹领之。其专领使自旦始，则致仕兼宫观使神宗以前已有之，又不自安石始。盖神宗以前仅为宰相优老之地，至神宗时乃多立各路宫观名目，使卿监以下皆得藉此食俸耳。又《宋史。谢泌传》云：近制，文武官告老皆迁秩给半俸。泌请自今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因疾及犯赃者，听从便。诏从之。然宋时虽以疾去及犯赃去者，皆得邀迁秩给半俸矣。此又立法太滥也。明初无加恩致仕官之例。《明史。杨鼎传》：成化十五年，鼎致仕，赐敕驰驿归，命有司月给米二石，岁给役四人。大臣致仕有给赐，自此始。自后多有月廪岁夫之制。然宣德中顾佐致仕，赉钞五十贯，命户部复其家，则已有加恩者。又成化七年，御史奏致仕尚书魏骥年已九十八岁，乞仿前代优老故事。诏遣行人存问，有司月给米三石。命未至而卒。此皆明代加恩致仕官故事，然视唐、宋则甚减矣。

　　○诰敕本朝之制，凡内外文武官所得诰命，皆有撰定文字，各按其品级填写。虽有大势力者，欲增损一字不能，所以杜浮伪之风也。按《宋史。孙洙传》：百官迁叙，用一定之词。洙建言：“群臣进秩，事理各殊，而同用一词。或一门之内，数人拜恩，而格以一律，殊为苟简。”诏自今封赠荫补，每大礼一易，他皆随等撰定。是宋制所谓大礼一易者，盖亦有一定诰词。至明则否。《涌幢小品》云：国朝文臣诰敕穷工极巧，大失丝纶之体。高拱、张居正虽皆有禁，终不能改。惟勋戚武弁，勒为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亲王而下，圹志亦有定式，未免太泥。“倘有应叙功迹，从何记载乎？则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勋戚武弁，而文臣皆随时撰作，毋怪乎谀词满纸也。（《明史。许士柔传》：故事，赠官诰，属诰敕房中书职掌。崇祯初，追恤被魏奄所害诸忠臣，则翰林能文者亦为之。后中书以为侵官。崇祯三年，仍令诰敕中书为之。）本朝则诰敕不论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临时令翰林诸臣撰拟，于禁绝谀伪之中，仍不没人之实，可谓尽善矣。

　　○封赠洪景卢云：封赠先世，自晋、宋以来有之，迨唐始备。然唐世赠典惟一品乃及其祖，余官只赠父耳。长庆后稍变通，权德舆罢相，为检校吏部尚书、兴元节度使，表纳检校吏部尚书，请回赠其祖亻垂。诏不许纳宫，而赠亻垂为尚书礼部郎中。此后世赠之始也。《白乐天集》亦有户部尚书杨于陵赠其祖为吏部郎中，祖母崔为郡夫人制词。然德舆身为检校吏部尚书，而赠其祖不过礼部郎中，于陵为户部尚书，而赠其祖不过礼部郎中，则亦不能以子孙之官全赠其祖也。《宋史》：李虚己当南郊恩封，请以罢妻封以授祖母。寇少孤，鞠于祖母王氏，及登朝，乞以妻封回授。赵概逢郊，恩当任子进阶，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诏皆许之，后遂为例。此则宋时可以己官全赠其先，较唐制又稍优矣。元许有壬言：“今制封赠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则元时封赠先世亦尚有差别。本朝令甲：一二品封三代，三品以下封二代，六品以下封一代，皆全用其本身官秩，并许以本身封典回赠其祖，则例封一代者，实亦得封二代。圣朝锡类之仁，超出前世万万矣。又前代回赠之例，有推及本生祖父者。《旧唐书》：崔植有《陈情表》，云：“亡父婴甫，是臣本生，亡伯甫，是臣承后。嗣袭虽移，孝心则在。请以在身官秩，特乞回赠本生。”诏赠婴甫吏部侍郎。《容斋随笔》云：宋李幼出继于叔。入相，表求赠所生父母官诰。诏赠其本生祖温太子太傅，祖母权氏莒国太夫人，本生父超太子太师，母谢氏郑国太夫人。有明大臣中移封本生大父母者，有大学士杨士奇、少保朱衡、太宰张翰。其庶僚移封本生父母者，京官起于嘉靖中修撰诸大绶，外臣起于万历中长坦令刘学曾，异途起于嘉靖中都事欧阳念、鸣赞乔可跻，俱见《涌幢小品》。至本生祖父之外别有移封者，唐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遇当追赠，奏乞回赠其兄故楚州刺史德修，诏赠礼部尚书。刘总奏请追赠其外祖溪州刺史张懿，乃赠懿工部尚书，其妻李氏赵国夫人。宋王曾为参知政事，以幼孤，育于叔父母，奏请改葬。乃诏赠其叔宗元工部员外郎，母严氏怀仁县太君。欧阳修少孤，其叔教之学。既贵，乞以一官回赠。诏赠郎中。是又恩例之出于祖父外者也。近日大司寇胡公云坡幼鞠于其嫂，乞以本身诰封回赠，特蒙俞允。旷荡之恩，无微不逮，更有非臣下意计所敢及者矣。

　　○父在封母不称太王溥《五代会要》“母妻叙封事例”：乾元年，中书帖吏部废置司，父在，母进封，合加太字事例申上。废置司以前后格敕内，凡母皆加太字，在殁并同，即不说父在不加太字。惟晋天福五年，中书舍人艾颖、八年尚书门郎中尹倔，皆父在，母封县君，不加太字云云。盖由子封母，固宜加太，而父在，母不称太，亦情理之当然也。

　　○贴黄今刑部本及督抚题刑名本，例有贴黄，以篇幅繁多，节其略别为一幅，贴于本后，所以便观览也。王敬哉《冬夜笺记》谓，明崇祯中，辅臣李国普奏仿古人撮黄之法，以定比式，遂沿至今。（顾宁人亦谓，崇祯元年三月，令上疏者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附疏尾。）按唐本有贴黄之制，乃诏敕所用。叶石林云：唐降敕皆黄纸，有所更改，亦以黄纸贴之，谓之贴黄。宋奏札皆白纸，而意有未尽，另以黄纸贴于后，亦谓之贴黄。是宋之贴黄，已与唐之贴黄异。然宋制贴黄乃奏札所不能尽者，另开条件，书以黄纸，附于正文之后。如司马温公、苏东坡诸集皆有之，或一疏后至十数条。今贴黄则但摘取奏中紧要语贴于后。是宋贴黄主乎详，今贴黄主乎简，今之贴黄又与宋之贴黄异。且今奏疏用白纸，贴黄亦用白纸。按江邻几《杂志》云：审刑奏案，贴黄上更加撮白。王阮亭谓不知撮白为何语。抑知今之贴黄，正宋之撮白耳。

　　○仕宦避本籍《汉书》：严助，会稽吴人，既贵，上问助居乡时为友婿富人所辱。助曰“愿为会稽太守”。乃拜助为会稽守。又朱买臣，会稽郡吴人，后出为会稽守。韩安国，梁成安人，为梁内史。《后汉书》：景丹，栎阳人，光武以其功封为栎阳侯，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是汉时尚无回避之例。杜佑《通典》谓汉时丞尉及诸曹掾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则兼用他郡人，而必特奏。可见汉时掾属官更无用本郡者。《蔡邕传》：朝议以州县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于是又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邕乃上疏，极言其弊。然则回避本籍以及亲族相回避之例，盖起于后汉之季也。然魏、晋以来，亦有不拘此者。《魏书》：张既，冯翊人，魏武使为雍州刺史，谓之曰：“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游矣。”朱灵，清河人，魏文帝封为俞阝侯，欲以昼绣荣之。《南史》：丘灵鞠，乌程人，为乌程令，柳元景随孝武入讨，孝武曰：“事成，何所欲？”元景曰：“愿还乡里。”及孝武即位，乃以为雍州刺史，以元景家襄阳也。张岱，吴郡人，为吴郡太守。齐高帝诏以家为府。后从子绪亦为吴郡太守。柳庆远，襄阳人，梁武以为雍州刺史，诏曰：“卿衣锦还乡，吾无西顾忧矣。”张敬儿，南阳人，以功乞为本郡，乃除为南阳太守。吕僧珍，东海人，梁武欲荣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又以刘之遴为南郡守，诏曰：“卿母年高，故令卿衣锦还乡，尽荣养之道。”侯安都母乐居乡里，陈武帝乃以安都弟晓为东衡州刺史，安都子秘为始兴内史，并在家侍养。孙，吴人，陈武帝谓曰：“昔朱买臣愿为本郡，卿岂有意乎？”乃授吴郡太守。陈武帝本吴兴人，在梁朝时，其子昌为吴兴太守。帝以乡里父老尊卑有数，特令蔡景历为佐吏辅之。《魏书》：毛鸿宾，北地人，孝明帝改北地为北雍州，以鸿宾为刺史，曰：“昼锦荣卿也。”游明根告老，其子肇求解官归侍。孝文帝欲令禄养，乃出为本州魏郡太守。甄琛，中山人，后为定州刺史。《北齐书》：封隆之，四为冀州刺史，其本州也，素得乡里人情。其子绘复为本州。《后周书》：李穆一家叔侄三人，皆牧宰乡里。苏亮，武功人，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给鼓吹，先还家，并给骑士三千，羽仪游乡党，欢饮旬日，然后入州。令孤熙，敦煌人，为敦煌太守。晋公护谓曰：“公一门之内，须得衣锦之荣，故命之。”王杰，金城人，为河州刺史。朝廷以其勋望，故荣以本州。刘雄，临洮人，周武以为河州刺史。先已为本县令，至是复刺本州，乡里荣之。柳敏，河东人，为河东郡守。虽统御乡里，而处物平允，甚得时誉。苏椿为武功郡守，既是本郡，惟清俭自居。冯迁为陕州刺史，迁本寒微，一旦为本州，惟谦谨接待乡邑。《隋书》：田式，祖安兴、父长乐及式，三世为本郡太守。此隋时不避本籍也。《唐书》：姜，上わ人，高祖命为秦州刺史，谓“故乡锦衣，用答元勋。”丘和为交趾太守，闻高祖登极，来朝。帝以和本稷州人，乃命为稷州刺史以自养。张士贵，洛州人，高祖命为洛州刺史，曰：“令卿衣锦昼游。”薛登，常州义兴人，武后授为常州刺史。张九龄，韶州人，以亲老求归养，玄宗乃以其弟九皋、九章为岭南刺史。贺知章归老，诏以其子僧子为会稽郡司马，使侍养。（《封氏闻见记》：侍郎唐皎掌选，问选人稳便，对曰：“家在蜀。”乃注吴。有言亲在江南，即注陇右。有一信都人，心希河朔，给曰：“愿得淮淝。”即注漳滏间一尉。是朝廷特命者或不拘本籍，而选法原有回避本籍之例。）《宋史》：周祖以王晏家彭城，乃授为武宁军节度使，俾荣其乡里。王仁镐，邢州人，周世宗授为安国军节度使，制曰：“眷维襄国，实卿故乡。分予龙节之权，成尔锦衣之美。”宋朝授本籍之例，大概有三：一以便就养，一以优老臣，一以宠勋臣。《太祖本纪》：乾德五年，县尉鄢陵许永，年七十五，自言父年九十九，两兄皆八十余，乞一官以便养。乃授永鄢陵令。彭乘，益州人，求便养，得知普州。蜀人得守乡郡自乘始。陈希亮，眉州人，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愿折资为县，乃令知临津县。朱昂家江陵，致仕时，诏以其子正辞知公安县，以便侍养，许归江陵。张泳，濮州人，初仕时，乞掌濮州市税以便养，许之。蔡襄，仙游人，以母老知福州，后又知泉州。杨绘，绵竹人，以母老请知眉州。刘，彭城人，知广州，以母老求内徒，遂知徐州。喜曰：“昔布衣随计，今以侍从官三品典乡郡，过始望矣！”洪皓自金归，以母董氏年八十余，乞补外。乃以徽猷阁学士出守饶州乡郡（见《独醒志》）。文文山，吉安人，初除湘南提刑，辞免，乞便郡养亲，乃差知赣州（见《文山纪年录》。此皆以亲老而不避本籍也。按《真宗纪》：诏亲老无兼侍者，特与近任。《仁宗纪》：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权注近官，是宋时本著为令。）邢以老乞给假归曹州，上曰：“便可权与本州，何须假耶？”遂拜工部尚书、知曹州。吕大防，蓝田人，罢相，改永兴军使，便其乡社。任中师年老，上书言：“家本曹州，愿得守曹。”遂以之知曹州。范纯夫引疾乞归，章十上，乃得请，以待制知梓州（见《晁氏客语》）。韩子华兄弟为颍州贵族，罢相后，仍帅乡郡。或贺以启曰：“夙推荀氏之龙，仍致颍川之凤。”（见《王公四六话》）汤思退知枢密院事，垂相而病，除大资政，留守金陵，即其乡也。未第时，兄弟皆就食府庠，人以为荣（见周益公《玉堂杂记》）。此皆以优礼老臣，使不避本籍也。韩魏公，安阳人，后出镇大名，即其乡郡。欧阳公为作《昼锦堂记》。公殁后，其子忠彦以坟墓缺照管，乞以其弟粹彦监相州酒税。神宗御批曰：“韩琦有功于国，特依所乞。今后常注其现仕子孙一人，随本资任当相州一差遣。”（见《韩魏公君臣相遇传》）后琦之孙治守相州，治之子肖胄乞侍其父疾，诏即除肖胄守相州，代其父任。徽宗谓曰：“先帝诏韩氏世官于相，今父子相代，荣事也。”琦守相，作昼锦堂，治作荣归堂，肖胄又作荣事堂，三世守乡郡，人以为荣。此又特宠勋臣，而使世官乡邑，不避本籍者也。其他亦有不尽关优老便养，而使官于乡者。王，大名人，太祖使领大名，谓曰：“此卿故乡，所谓昼锦者也。”范促淹，苏州人，亦尝知苏州。汪彦章，微州人，后仍知徽州，其谢表有曰：“城郭重来，疑千载去家之鹤；交游半在，或一时同队之鱼。”至南宋之末，以军事重，更多有使守乡郡者。李芾家衡州，摄湘潭县，知永州，又知潭州。崔与之，广州人，后以广东安抚使知广州，即家治事。陈，常州人，初为丹徒县尉，后摄常州通判，守城死。此又以军兴需人不避本籍也。（按《高宗纪》：绍兴二年，诏监司避本贯。则宋制回避本籍，惟在监司。故应孟明，婺州人，除浙东提点刑狱，以乡郡引嫌，乃改授江东。）《金史》：李晏，泽州高平人，年老致仕，乃诏其子昭略为泽州刺史。张大节，代州人，徒知太原府，以并代乡郡，故荣之。元世祖时，许衡归老河内，特命其子师可为怀孟总管以便养。吴当，抚州人，为江西肃政廉访使，左迁抚州总管。赵雍，湖州人，松雪之子，为昌国海宁守。则金、元时亦间有不避本籍者。回避之例，至明始严。然太祖初设浙东提刑，即以龙泉人章溢为佥事，又命其子存道守处州。而处州人胡深，亦为浙东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总制处州军民事。又洪武四年正月，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家在蕲州，请终养，诏即改为蕲州知府。是太祖时固不拘乡贯也。《漱石斋闲谈》记永乐中。命御史邵巡按两浙，辞以本籍不当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故耳。”浙人授浙官，即须辞免，则回避本籍已为成例可知。以后亦间有不回避者。叶春，海盐人，宣德、正统间凡三为浙江巡抚，治事于乡。王彰，彰德人，亦巡抚河南。《彰传》谓：终明之世，大臣得抚乡土者，彰与春而已。然此外亦尚有王瑜，淮安人，后镇淮安，总督漕运；魏源，江西建昌人，宣德中永新民乱，帝命源往抚之；又景泰中，命吴人杨翥之子为本邑主簿，是亦不止春与彰二人而已也。本朝督抚大吏，亦往往有此。盖常调官例须回避，所以杜瞻徇之弊。至于亲信大臣，原可不拘成例，是固立贤无方之意也。其常调官仍有亲老改补近省之例，既不碍于临下，又可便于养亲，可谓通乎人事，斟酌至当矣。

　　○亲族回避亲族回避，起于后汉，已见《蔡邕传》。按《晋阳秋》：刘弘为荆州都督诸军事，诏以弘婿夏侯陟为襄阳太守，乃荆属郡也。弘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临。乃罢之。可见晋时此例已严。《宋书》：刘祗为中书郎，江夏王义恭领中书监，服亲不得相临，表求解职。孝武诏曰：“昔二王两谢，俱至崇礼，自今三台五省，并同此例〔原漏”例“字〕。”《唐书》：贾敦颐为瀛州刺史，弟敦实为饶阳令。旧制，大功之嫌不连官。朝廷以其治行相高，故不徒以示宠。此以其治行特破成例，则亲族回避之例自严也。杨于陵为户部侍郎，其子嗣复迁社部员外郎，以父子同省，乞换他官。诏同司亲大功以上，非联判勾检官长皆勿避，官同职异，虽父子兄弟无嫌（时各部同一尚书省，故云同省）。此又于应回避之中稍示区别，职事不相统摄者，不必避也。韦抗为御史兼按察京畿，弟拯方为万年令，兄弟领本部，时以为荣。此虽职相统摄，然或以按察系暂时差遣，非久任者故尔。《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与所隶编氓联姻害政，诏互迁之。然大德八年又诏：父子兄弟有才者，许并居风宪。则元时亲族回避尚疏阔矣。

　　○起复俗以满服后补官为起复，此甚非也。《霏雪录》云：起复者，丧制未终而夺情起视事，如欧公所作《晏元献神道碑》“迁著作佐郎，丁父忧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复为淮南发运使”，及史嵩之遭父丧经营起复是也。又宋制并系之官衔，如“起复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臣赵普”是也。今以服阕为起复，误矣。又赵《朝野类要》云：以解官持服而朝廷特擢用者，名起复，即夺情也。王阮亭亦引此以证俗说之谬。今按《南使》萧坦之居母丧，起复为领军将军。《旧唐书》苏瑰卒，诏其子起复为工部侍郎。抗表固辞，诏许终制。张九龄丧母，诏夺哀起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龄固辞，不许。《通鉴》：唐顺宗时，王叔文用事，既而有母丧，韦执谊多不用其语，叔文乃日夜谋起复。宪宗时，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父丧，朝廷无起复之命，乃赂宦官吐突承璀，请发本军讨王承宗，以冀起复。昭宗时，韦贻范为相，多受人赂，许以官。遭母丧，去位日，为债家所噪，乃日夜谋起复。此皆在丧起复者也。《五代史》：郑余庆尝采唐士庶吉凶礼为《书仪》两卷，明宗见其有起复之制，叹曰：“儒者所以隆孝悌，无金革之事而起复，可乎？”《宋史》夏竦丁母忧，潜至京师，依中人张怀德为助。王钦若方善竦，遂起复知制诰，以左司郎中为翰林学士。杨亿丁母忧，未卒哭，起复为工部侍郎。《元史》：监察御史陈思谦言：内外官非文武全才及有金革之争者，不许夺情起复。是元时亦尚不以服阕为起复也。

　　按：《宋史》向子湮坐言者降三官，起复知潭州。则凡降官而复职者，亦皆谓之起复，又不专指停丧授职者。

　　○未葬亲不许入仕古时又有亲未葬不得入仕之例。《晋书。载记》：常炜言：“魏、晋之制，祖父未葬者，不听服官。”按郑默、华е二传，其时虽不行三年丧，然未有不葬而仕者。《南史》：兖州刺史滕括、乌程令顾昌，皆以不葬亲而入仕为清议所鄙。《唐书》：颜真卿劾奏朔方令郑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诏终身不齿。是唐时虽未有定例，而犯者必黜其官。周广顺中，诏亲未葬者不许入仕。《宋史》：吴充奏：士大夫亲殁，或藁殡数十年，宜限期使葬，著为令。又刘综奏：京朝官当任远官者，率以父母未葬为辞，意求规免。请自今父母葬者，许请告营办，审官投状，明言父母已葬，方许依例考课，违者并罢其官。从之。是周、宋时尝著为令甲。按《刘传》：与弟焕皆侍从，而亲丧未葬，坐夺职。《王子韶传》：御史张商英劾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转运使判官之任，乃贬知商邮县。又《道山清话》：孙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罢，坐父死不葬故也。后莘老作《家庙记》自辨，刘器之为其集序，可见宋时此禁甚严。

　　○一产三男有赏令甲：一产三男者，督抚具本达部，照例给赏。此本古制也。《国语》：越王勾践时，民间生三男者，公与之母。注：乳母也。生二人者与之饩。是此制本起于勾践。汉章帝赐诸怀妊者胎养谷人三石，复其夫勿算，则并于怀胎时亦给以养赡矣（见《宋史。韩纲传》）。《晋载纪》：石勒时，黎阳人陈武妻一产三男一女，赐以乳婢一口、谷一百石、杂纟采四十匹。堂阳人陈猪妻产三男，赐衣帛廪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勿事。《北史。邢邵传》：旧格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仆射崔暹奏革之。邵云：“此格不宜辄断。”可见汉、魏以来，以为定制。至如各史本纪遇此事必书，则始于《五代史》。如后唐同光二年左熊威将赵晖妻一产三男子，天成元年硖石县民高存妻一产三男子，汉乾元年内黄民武进妻一产三男子是也。欧阳公谓此因变异而书者。《金章宗纪》：礼官言：一产三男，内有才行可用者，量材叙用。其奴婢所生，旧制官给钱百贯，以资乳哺，尚书请更给四十贯，赎以为良。制可。

　　○旌门法式《五代史。李自伦传》：户部奏：“前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世同居，其听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原缺”门“字〕阀阈一丈二尺，乌头二柱端冒以瓦桷，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树槐柳十有五步。今李自伦旌表请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无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门，门安绰楔，左右建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悌者可以悛心而易行焉。”然则旌门之式，旧最繁重，至五代始改从简易，第安绰楔于门而已。《宋史。孝义传》：旌郭义家，于其所居前安绰楔，左右建土台，高一丈二尺，下广上狭，饰以白，间以赤。盖亦沿五代之制，皆官为建造也。今制：应旌表者，官给银三十两，听其家自建其坊。制或设于门，或别建他所，或四柱，或二柱，其上亦有用乌头者，盖合唐、宋、五代之制而参用之。

　　○国忌日不决囚国忌日不决囚，唐以来已有此制。按《旧唐书》太和五年御史奏：均王傅王堪男，国忌日于私第科决罚人。特降诏：国忌日惟禁饮酒举乐，至于科罚人吏，本无明文。但缘其日不合厘务，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其小小笞责。固无所妨。今后有此类，台府更不要举奏，此事亦见《家斋随笔》。是唐时国忌日，百官以体务故不决断刑狱，已沿为故事矣。元微之诗云：“缚遣推囚名御史，狼籍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又《唐书。裴宽传》：礼部言忌日享庙请用乐，宽奏：“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遂定为制。后世忌日不举乐，盖本此。

　　○孕妇缓刑《北史》：崔浩定律令：妇人当刑而有孕者，许产后百日乃决。后世孕妇缓刑始此。《魏书》：北海王元愉以谋逆诛，将并诛其孕妾李氏。崔光奏曰：“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乞停李狱以俟孕育。”帝从之。此浩定律后事也。然汉《刑法志》：景帝诏：“孕而未乳当鞠系者，皆颂系之。（颂，容也。容之，不桎梏也。亦见《刑法志》。）又《王莽传》：莽子宇以血洒莽门，发觉，饮药死。宇妻怀子系狱，须产子乃杀。干宝《晋书》：毋邱俭起兵被诛，其孙女适刘氏，以孕系廷尉。则孕妇迟刑，本汉、魏之制，岂元魏时此律已废，至浩而又著为令欤？○听重囚妻孥入狱令甲：长系之囚，许妻孥入视。其无子者，并许其妻入宿。按《后汉书。吴传》：安丘男子毋邱长有醉客辱其母，长杀之。既就狱，谓曰：”赦汝非义，刑汝不忍。汝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无子。“乃令其妻同宿狱中，妻遂怀孕。长临刑，告母曰：”妻若生子，当名之曰吴生也。“《晋书。曹摅传》：有张兑为父报仇，有妻无子，县令乔智明愍之，令兑妻入狱，后遇赦得免。《北史》：后周时，裴政为司宪，用法宽平。囚徒犯极刑者，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冬将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死于我，死无所恨。“此皆听重囚妻孥入狱之故事也。特其时尚未有定制，故长吏法外行仁。后世著为成例，其即此欤？

　　○笞臀汉《刑法志》：文帝除肉刑，以笞代劓刖。后以笞数多，反多死，景帝乃递减笞数。又诏定令：“笞者，长五尺，用竹，其本大一寸，未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丘谓：“笞所用之材，所制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处，皆定于此。”《唐书》：宇文审以夏楚无小大之制，始创杖架，以高庳度杖长短。此又后世头号、二号之始也。《知新录》：夹棍起于宋理宗时，以木索并用，夹两股，名曰夹帮。又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拶见于《庄子》罪人交臀历指，注谓即今背剪拶指也。拶音赞，入声。韩昌黎诗：“崩胜相排拶。”今俗读作斩音。○滴血验尸有滴血之法，其来已久。按《南史》：孙法宗以父被孙恩戕于海ㄛ，乃沿海寻求。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凝浸，乃操刀，见枯骸则刻肉灌血，如此十馀年，臂胫无完皮。梁豫章王综母吴淑媛，本齐东昏妃，武帝纳之，七月生综。综自疑为东昏子，闻俗云以生者血滴死者骨渗入，即为父子，乃私发东昏墓，出其尸，沥血试之。既有征矣，又自杀其次男，沥血试之。然则滴血之法，其起于六朝欤？《唐书》：王少元求父尸于野，不可识。或告曰：“以子血渍而渗者，父尸也。”少元果得父尸。

　　○税契市易田宅，既立文券，必投验官府，输纳税钱，给以印凭，谓之税契。此起于东晋时。按《隋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牛马、田宅，有文券者，率钱一万，输作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代遂因之不废。然其制卖者出钱多，买者出钱少，殊非平允。其后定制，但令买者出钱，不知始于何时。按洪景卢以“民间投税皆买者独输，故为数多者，率隐减价直，赊立岁月，因此转滋告讦。乞蠲其半，使民皆乐输”，下户部议格。然则买者出钱，南宋时已如此也。

　　○戒石铭郡县厅事之南有亭，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谓之《戒石铭》。《留青日札》谓是黄庭坚所书。《续通鉴纲目》亦载：宋绍兴二年，以黄庭坚所书《戒石铭》颁于州县刻石。然其实非起于绍兴，乃宋太宗书之颁于天下也。（《宋史。本纪》：太平兴国八年夏四月，班外官戒谕辞，盖即此。）而太宗则又本蜀孟昶之文而节之。景焕《野人闲话》载孟昶全文：“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系。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所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为尔戒，体朕深思。”共二十四句。洪容斋谓昶词虽多，转不免挂一漏百，经太宗删节，弥觉简括不遗。然则此铭太宗时已颁行，后山谷曾书之，至绍兴中，复以山谷所书颁行耳。《客中闲集》亦记戒石本于孟昶，而宋太宗删之。而欧阳公《集古录》谓戒石起于唐明皇，特不见其词耳。则又在孟昶之前矣。然欧阳谓明皇之词已不可见，亦疏于考据。明皇有《赐诸州刺史题座右》诗云：“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茕且存抚，老弱复绥强。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此即其戒石词也。按《商书》制官刑，儆于有位。则戒誓之辞，其来最古。《文心雕龙》云：汉扬雄有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崔る、胡广又补缀为《百官箴》。《北史》：何妥为《龙州刺史箴》，勒于州门外（亦见《隋书》）。此又戒石之所也。《七修类稿》又记浙中各官厅，别有四句云：“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此不知起于何人。（《瓮牖闲评》记有人于《戒石铭》每句下各添一句，云：“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清慎勤匾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匾额，此本之《世说注》。李秉《家诫》曰：昔尝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史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上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为本。”上顾吾，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此“清慎勤”三字所本也（亦见《三国志。李通传》注）。

　　○乡都图今江南各县中，分民居为某乡某都某图。谢少连作《翕县志》，谓［B115］音鄙，乃都鄙之遗制也。赵宦光亦曰：都鄙本作［B115］，俗误读作图。顾宁人非之，而引《嘉定县志》曰：［B115］即里也。以每里册首一图，故不曰里而曰［B115］。又引《萧山志》谓：改里为图，自元始。然宁人亦失于考。按《宋史。袁燮传》：燮为江阴尉常平使属当赈灾，燮命每保画一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征发、争讼、追胥，披图可立决，以此为荒政首。则乡都图之制起于南宋也。（江南等省又有鱼鳞册，明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量度田亩方员，次以字号，编类为册，状如鱼鳞相次，号曰鱼鳞图册。）

　　○省今制分天下为各省，盖仍前明之制，而明则因元之旧也。元时诸路各设行中书省，是以有省之名。前明改行省为布政使司，而口语相沿不改，故犹称省耳。原省之名之所起，则本于汉。按《汉书。昭帝纪》：帝年幼，帝姊鄂邑公主共养省中。注伏俨曰：蔡邕云：本为禁中，门ト为禁也。后以孝元皇后父名禁，故避之曰省中也。卫宏《汉官旧仪》注亦曰：省中，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贵重，朝中讳禁，故曰省。然则本由禁中改曰省中，后世以中书、尚书诸官署设在省中，遂移为官署为名，曰中书省、尚书省。《唐书。杨收传》：汉制，总制群官曰省，分务而治曰寺是也。至元设行中书省于各路，遂又移为方州之名，曰各直省也。然行省之称，亦不自元始。陆放翁诗：“往者行省临秦中，我亦急服叨从戎。”又云：“行省当年驻陇头，腐儒随牒欲西游。”是南宋已有行省之称，然惟四川安抚大使则称之，他尚无此名。金宣宗时，州县为元兵残破，乃随处设行省，以治一方。如兴定三年，有东平行省蒙古纲，河北行省侯挚。又《苗道润传》：诏山东行省谕李琛与道润和解。又靖安民愿隶潞州，诏河北行省审处之。是金末亦已有行省矣。

　　○履历按《魏书。源子恭传》：时有亡人许周，伪称梁黄门侍郎。子恭疑之，表云：“据其履历清华，则家累应不轻。今来归化，何其孤迥？”履历二字始见此。《宋史。王彦超传》：太祖欲罢诸宿将兵柄，从容置酒，召武行德等宴，谓：“卿等久临剧镇，非所以优贤之意。”彦超喻旨，即请老。行德等尚自陈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雷德骧传》：大宗谓宰相曰：“朕欲择转运使，所患不知其人履行。可令德骧录京朝官履历功过之状，以便引对。”《毕士安传》：或荐张洎文学，太宗曰：“洎视士安词艺践历固不减，但履行远在下耳。”《卢知原传》：为吏部尚书，以官秩次第履历总为一书，功过殿最，开卷了然。《石豫传》：左肤为御史，履历与豫略同。是履历二字，至宋时始为官场成语。

　　○民壮今州县官衙前给使者，有民壮，饩于官而供役，其名则起于前明。天顺初，令召募民壮，鞍马器械悉从官给，本户有粮免五石，仍免户丁二名。至弘治间，又令州县选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每里佥二名或三名、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一次，冬操二歇三，遇警调集，官给行粮。后王阳明破氵利头等贼及平宸濠，皆用其力。此说见《涌幢小品》。而《明史。兵志》则云：正统二年，募军余民壮，愿自效者，人给布二匹、月粮四半。景泰初，募直隶、山东、西民壮，守大同、紫荆等关。弘治二年，立佥民壮法。州县七八百里以上里佥五人，五百里里四人，三百里里三人，百里里二人。有司训练，遇警调发，给以行粮。富民不愿，则上直于官，官为雇募。隆庆中，又定一家有三丁者籍一，州与大县可得千五六百人，小县可得千人。隶抚臣操练，岁无过三月，月无过三次，练毕归农，复其身。

　　○官府乘轿轿本起于南俗，山行非舟车可通，故有此器。《史记。河渠书》引《夏书》曰：禹山行即桥。桥即轿也。《汉书》：淮南王安《谏武帝伐越书》曰：舆轿而逾岭。臣瓒曰：今竹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云。是轿之为器，三代时已有之，然皆在南方，且以竹为之，如今兜子之类也。其在北方则有辇。《诗》云：我任我辇。《说文》：辇，挽车也，从车从＜夫夫＞（音们）。＜夫夫＞在车前引之，则如今之手挽车也。手挽车其下有轮，非如后世之肩舆也。然《左传》栾盈将为乱，范宣子使二妇人辇以如公宫。南宫万自宋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则古时惟妇人始得乘辇，其非妇人，则虽天子亦皆乘车，故周穆王犹用八骏。《吕氏春秋》：出则以车，入则以辇。此或秦制有用辇者，尚非肩舆也。《史记》：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又凡征召贤士，多用安车蒲轮。而黄霸为扬州刺史，治行第一，赐车盖特高一丈。宣帝时，蔡义给事将军幕府，家贫，常步行，门下客共为买犊车。可见西汉有官皆乘车，或贫不能具马，则以牛驾车。阴就以人辇，为井丹所叱，则东汉亦皆乘车也。魏、晋以来，乘车而改用犊。《世说》：石崇、王恺并游，日晚，争入洛阳。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又《太平广记》：王异惧妻妒，私置众妾于别馆。妻曹氏侦知，率婢仆二十馀人，持刀欲出。导遽命驾，亲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乃得先去。《宋书》：何偃乘在前，刘在后。谓偃曰：“君辔何疾？”偃曰：“牛骏驭精故耳。”朱修之拜户部尚书，牛奔，坠车折脚，乃辞尚书。《南齐书》：陈显达诸子并精车牛，当世快牛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而皆集陈舍。《南史》：商悝于张侯桥浦中得金佛像，载之长干巷，牛不肯进。乃令牛人任牛所之，牛竟至阿育王寺。梁武当齐明帝世，避猜忌，常乘折角小牛车。刘之遴梦当为折臂太守，后牛奔堕车，伤右手，遂典郡。颜延之常乘羸牛车，路逢其子竣卤簿，即屏住道侧以愧之。《北史。晁崇传》：道武克姚平时，牛大疫，道武所乘车巨，数百，亦同日毙。彭城王勰遇祸时，被召入东掖门，牛不肯进，乃去牛而人挽以入。明山宾家常乏用，因货所乘车牛，既售，仍告以牛漏蹄。《北齐书》：中尉出清道，王公皆遥住车，去牛轭顿地，俟其过。《隋书》：牛弘弟弼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其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无所怪，但云作脯。是六朝时，上自天子，下至士大夫，皆乘牛车。所谓短辕犊车、长柄麈尾，亦一时风尚使然也。然其时南朝亦间有乘肩舆者。《晋书》：陶渊明令一门生两儿舁舆。《宋书》：武帝与范泰登彭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舆。檀道济伐魏归，兵少敌众，乃令军士悉甲，身自乘舆，徐出外围。《南史》：桂阳王休范反，乘肩舆至垒南。江夏王宝元反，乘八冈舆，手执绛麾幡，随崔慧景至都。王敬则起兵，至武进陵口恸哭，乘肩舆而前。垣崇祖守寿春，魏人攻之。崇祖肩舆登城，手决堰水，魏人溺死无算。梁天监中，益州民焦僧护作乱，萧渊藻年未弱冠，自乘肩舆，巡行贼垒，击平之。又韦体素弱，未尝乘马，每战常乘板舆，督励将士，勇气无敌。是皆六朝已乘肩舆之证。盖轿本南俗，浸寻而及于王公士大夫，或私用之，尚未著为定令耳。唐都长安，承北朝之制，百官皆乘马。《唐书》：刘知几议释奠仪曰：“古大夫以上皆乘车，以马为服。魏、晋后以牛驾车，江左尚书郎辄乘马，则御史劾之。颜延年罢官，乘马出入，世称放诞。此乘马宜从亵服之明证。今陵庙巡谒，王公册命，士庶迎娶，则盛服官履乘辂车。他事无车，故贵贱通乘马。比者法当驾所临，侍臣皆马上朝服，非惟不师于古，亦是取惊流俗。”是唐初官僚皆乘马。李靖与侯君集同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乃觉，靖知其有异虑。武元衡为相，遇盗被刺，马归，始知之。裴度马上被斫，毡帽厚，得不死，犹断鞅而去。程大昌《演繁露》亦记唐时朝官出使，皆乘驿马，间有乘担子者，夫皆自雇。是皆乘马不乘轿之明证。然亦已有乘肩舆者。马怀素、褚无量侍讲读于禁中，许肩舆至内馆。苗晋卿年老，许肩舆至中书。此皆特典。其后张弘靖镇幽州，用人舆出入。杨复恭乘肩舆至太极殿。又《文昌杂录》：令狐荐裴坦知制诏，非裴休意也，坦入时见休愧谢，休曰：“令狐丞相之举，休何力。”乃顾左右肩舆而出。《北梦琐言》：杜审权出领江西，乘肩舆出都，门生饯别于灞桥。《五代史》：后唐庄宗将称帝，张承业自太原肩舆至魏极谏。又庄宗以卢程为相，拜命之日，乘肩舆导从喧呼。庄宗闻之，以问左右，对曰：“此宰相担子入门。”《宋史》：李为周太祖相，以病乞致仕，周祖不许，赐白藤肩舆，召至便殿勉谕。然则宰相及大臣乘肩舆，盖自唐初有特恩赐者，其后自相沿仿，渐以成习，沿至五代，遂为常制也。宋初百官亦乘马，王旦有控马卒，年满辞去。公问以控马几年，曰：“五年。”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又呼问曰：“汝乃某人乎？”盖逐日控马，但见其背，未见其面，至是因其去而见其背，方省也。刘贡父初入馆，乘一骒马。或规之，刘欲以青布作小系之尾后，曰：“吾俸入俭薄，因就廉值取此马以代步，不意诸君督过之深，姑为此以掩言者之口耳。”王荆公在金陵，尝乘驴。或有进肩舆者，公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是可见北宋时有百官乘马之制。《建炎朝野记》云：东都旧制，耆德大臣或宗室尊行者，特恩许乘肩舆。高宗至磁州，宗泽以所乘轿进，黑漆紫褥，上却之。以旧制在京百官不用肩舆，所以避至尊。高宗是时未即位，故却不御也。（按宗泽有所乘轿，岂是时外任官已有乘轿之制欤？）建炎元年，上驻跸维扬，以砖滑，许乘轿。《呈史》谓唐宰相皆乘马，五代始用担子。本朝惟文潞公年高，以太师平章军国，司马温公以病不能乘骑，乃许乘担子。《云麓漫抄》亦云：故事，百官入朝并乘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暂许乘车轿，不得入宫门，候路通，仍依常制。高宗南渡后方乘轿，遂相沿不改。是近代乘轿，实始于宋南渡也。筌翁《贵耳集》云：自渡江以前，无今之｛乔｝，只是乘马。洪容斋记绍兴三十年为参详官，各乘马赴贡院。至淳熙十四年司贡举，则乘轿者十人而九矣。盖南方本少马，且砖石地，不便乘骑，而又无朝廷明禁，遂不觉日趋于安逸耳。朱国祯云：明初三品以上乘轿，四品以下乘马，在外自大使以下皆乘马，武官勋戚亦如之。惟年老公侯及拜三公者赐轿，然后得乘。嘉、隆以来，南京无大小皆乘舆，惟有两人四人之分。而北京亦用肩舆出入，即兵马指挥亦然。在外惟典史乘马，恐不久亦当变矣。《明史。霍韬传》：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不避尚书刘龙、潘珍轿。龙、钧互讦奏，霍韬因劾钧，且请禁小臣乘轿。廷议如韬奏，而南京给事御史乘轿自如。又嘉靖中，郭宗皋为巡按行部，乘马不御肩舆。以不御肩舆即为美谈，至入之本传，则其时皆御肩舆可知。王新城《池北偶谈》云：今江宁、开封各官皆用暧轿施帷，余省各官不施帷，盖犹有古褰帷之意云。

　　○养济院、育婴堂、义冢地顾宁人谓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人而废法。按《宋史。徽宗纪》：崇宁元年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给养。二年，又置漏泽园。《夷坚志》亦云：崇宁间，设孤老院以养孤老，安济坊以养病人，漏泽园以瘗死者。《通鉴》亦谓：崇宁间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朝廷课以为殿最。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计其时，正京当国，是以顾宁人谓起于京。然《管子。入国篇》：凡国都有掌孤，凡孤幼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亲戚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有痼疾不能自存者，官收而衣食之。是恤孤养疾，本属古制。《南齐书》：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梁书》：普通三年。诏置孤独园，以恤老幼。《后魏书》：宣武诏太常立一馆，使京畿内处疾病者咸令居处，便医治之。《旧唐书。武宗纪》：废天下僧寺，寻以悲田养病坊，以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自给，乃命两京量给寺田，诸州或七顷，或十顷，择本处耆老勾当（盖唐时养病坊属寺僧经营）。是恤孤养疾，六朝及唐已著为令甲而《宋史》苏轼知杭州，裒羡缗二千、黄金五十两，作病坊以处病者。常知广德军，亦置慈幼局。则宋亦已有之，在蔡京之前。其漏泽园之设，《月令》已有掩骼埋。《后汉书。桓帝纪》：诏京师死者相枕，若无亲属者，可于官Й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则后汉亦早有此制。而宋初又已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见于范同奏疏。天禧中，于京城外四禅院买地，瘗无主骸骨，每具官给六百文，幼者半之。见《韩魏公君臣相遇传》。又《宋仁宗纪》：嘉七年，诏开封府市地于四郊，给钱瘗贫民之不能葬者。《神宗纪》：元丰二年，诏给地葬畿内寄之丧无所归者，官瘗之。韩魏公镇并州日，亦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是义冢之法，蔡京前已有之，亦不自京始也。盖京特踵其法，遍行州郡以沽誉，并入之课程耳。叶石林守许昌日，有押运使宋升，以营造西内需用灰布，竭牛羊骨不足，至取漏泽园人骨屑灰用之。其时正京在朝，若果力行善政，则权相方设园瘗骨，臣下敢即取骨作灰乎？宁人亦未知深考，而谓善政之始于京，不免为京所欺也。宋淳七年，创慈幼局，乳遗弃小儿。民间有愿收养者，官为倩贫妇就局乳视，官给钱米。此又后世育婴堂之始。《香祖笔记》：杭州养济院，祀严嵩为土地神。说者谓嵩籍没后，寄食于养济院而死，故祀之于院。按《清波杂志》：蔡京死于潭州，数日不得殓，以青布裹尸，藁葬漏泽园。然则京亦可祀于漏泽园为土地神也欤？

　　●卷二十八○秀才《礼记》有秀士。《汉书。贾谊传》：河南守吴公闻谊秀才，召置门下。秀才之名始见于此。公孙弘奏：博士弟子内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是皆谓才之秀者，非竟以为士子之专称也。晋世始有秀才之举。永宁初，王接举秀才，报友人书曰：“非荣此行，实欲极陈所言，冀有觉悟耳。”此士子专称秀才之始。元帝时，所举秀才皆不能试经，尚书孔坦请展限五年，听其讲习，诏许之。则秀才有不能试经者矣。后魏令中正掌选举，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者，表叙之。北齐令中书策秀才，滥劣者有罚墨汁之例。南朝亦重此科，王融、任俱有策秀才文载《文选》，可考也。至隋时，秀才之举益重。《杜正玄传》：开皇中，海内举秀才杜正元一人。杨素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妄举如此！”素意欲试黜之，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令至未时俱就。正玄果如期并了。素大惊曰：“诚好秀才！”后其弟正藏、正伦亦举秀才。隋世天下举秀才不十人，而杜氏一门三秀才，此其极盛也（亦见《唐书。杜正伦传》）。唐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开元十四年以后复有此举。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欲奖拔，多黜落之，其科遂废。《封氏闻见记》：唐初秀才试方略策三道，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然唐时凡举子皆称秀才，见李肇《国史补》。又韩昌黎有《讠燕河南府秀才》诗。其时秀才之科久停，而犹有是称，可见凡乡贡怀牒就试于州县而觅举者，皆称秀才也。《容斋随笔》谓：秀才名目，魏、晋以后为贡举科目之最，而今俗以为相轻之称。则宋时凡应举者固无不称秀才矣。元虞集为文宗草诏，谓顺帝非明宗子。顺帝登极，欲杀之，脱脱在旁曰：“彼有文名，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乃舍之。洪武中选国子生才高者，命博极群书，以备大用，帝呼之曰“老秀才”。可见元、明以来，秀才为读书者之通称。今俗犹以府县学生员为秀才，盖亦沿旧称也。府县学生员之制，始于明太祖。欲令人才一出于学校，于是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副以训导。其生员之数，府四十，州、县递减其十；月廪人六斗。其后命增广员数不拘额。宣德中，又定增广之额，于是初设廪食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正统中，因杨缵奏疏，又请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后，谓之附学生员。

　　○监生汉时天下之士皆聚于太学，盖太学设五经博士，专门名家，学有本原，故士之向学者皆赴之。业成者授为郎及文学掌故。此由太学叙用者也。其他郡国所举孝廉、有道，及辟署掾史、功曹，大抵亦太学之人居多。是以东汉之末，游学者至三万馀人。《唐书。儒学传》：太宗广学舍千三百区，四方秀艾云集，蛮夷亦遣子弟就学，凡八千馀人。其后士之试于礼部者，先两监而后乡贡。京兆所录两监十名以上，小宗伯多倚以为选，登进士第者无虑十之七八。语见《文献通考》。宋制：太学有积分之法，分上舍、中舍、下舍，以递为升黜，亦多至数千人。而成均试太学生，并别有状元之目。《癸辛杂识》：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后免省，待三年后到殿，中等上舍径到殿，或特旨径行解褐。其释褐恩数优者谓之状元。择日于崇化堂鸣鼓，集众诸生两廊序坐，状元衤阑袱立同舍班，俟揖讫，诣堂上香案前，望阙谢恩是也。明承宋制，令天下择诸生学行优者，送国子监就学，以育其才。或举人会试不第，亦听入监。（如贾三俊、练钢、姚显皆以乡试举人入国学，杨守以乡试第一入国学，杨继盛举乡试，卒业国学。皆见本传）。而洪武中，监生并有奉使采访民事、平理讼狱，甚或即授布、按两司者。（洪武二十六年，择国子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明年，又遣监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其纳粟入监之例，自景泰中始。朱国祯《涌幢小品》云：近日民生纳粟一途，人颇轻之。然罗圭峰以七试不录入赀北雍，中解元、会元。盖既有此途可以就试，则人才亦即出其中，固未可一概论也。

　　○举人汉时取士，无考试之法，皆令郡国守相荐举，故谓之举人。后汉章帝建初元年诏曰：“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举人之名始见于此。今世俗别称举欲会人曰孝廉，以孝廉本郡国所举也。然汉时举人名目甚多，如贤良、方正、文学、有道、直言极谏、茂材异等、明阴阳、明兵法、能治狱、有行义之类，皆郡国所举，而孝廉特其一途耳。今专以此为举人之称，盖孝廉乃每岁所常举，其他则随时诏举故也。和帝十三年制：郡国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上，三岁举一人。此可见汉时举孝廉之常制。又汉成帝诏：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平帝又诏：举武勇有节、明兵法者，郡各一人。此又后世武举之始也。唐、宋举人则又与前代异。前代举孝廉等即为入仕之途，唐、宋惟重进士一科，所谓举人者，不过由此可应进士试耳，故又谓之举进士。其时士之试于礼部者，在内由京兆府考试录送，李肇《国史外》所谓京兆府考而升之，谓之等第是也；在外由各府申送，谓之乡贡，则不复考试，《国史补》谓之拔解是也。至宋则外府解送，亦须先试。东坡在杭州有《监试呈诸试官》诗及《催试官考校》诗是也。（按韩昌黎《宴河南秀才》诗云：乃选二十县，试官得鸿生。则唐时解送，亦须先试，盖中叶以后之制。）举人试礼部不中，仍须再应乡举。《宋史》：刘章四魁乡举。又元遗山《送靖达卿》诗序谓：先生曾以乡试两魁郑州。许瑗在至正中，两以《易经》举于乡，皆第一，会试辄不利。是宋、金、元举人皆如唐制，但可由此试进士，而不能入仕。今乡试已中者为举人，即会试不第，亦不必再应乡举，而并可依科就选。此乃前明之制。盖唐、宋举人谓之举进士，并无另设举人之科。前明则乡试中式者为举人，会试中式者为进士，遂与进士分甲、乙科，而举人并可入仕，是以举人另成一名目也。（今会试中式者，礼部放榜，但云会试中式举人，必俟殿试后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始谓之进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试者，尚但是中式举人，不得称进士，盖犹沿唐、宋遗制。）

　　○进士进士之名，见于《王制》，秦、汉以来，未有此名目也。至隋炀帝始设此科，唐因之。其初虽有诸科，然大要以明经、进士二科为重，其后又专重进士。此后世进士所始也。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开元二十五年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味古今，自今加试大经十帖。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又以箴、论、表、赞代诗、赋。太和八年，仍复诗、赋。此唐一代进士试艺之大略也。然唐制有与后世不同者。后世三岁一会试，唐则每岁皆试。后世放进士多至三、四百人，少亦百馀人，唐则每岁放进士不过三、四十人。见《通考》所载《登科记》。宋初犹每岁一试，仁宗至和二年始定令间岁一科举，英宗二年又定令三岁一科，此后世三年一乡、会之始也。（《封氏闻见记》：唐时风尚，最重进士，制举虽高，犹在进士之下。御史张瑰兄弟八人，其七人皆登进士，一人制科出身，每亲故宴集，兄弟连榻，犹令制科者别坐，谓之杂色，以为笑乐。其时习俗如此。）南宋又有类省试，盖因兵兴路远，举子难赴，即就本路权省试，如绍兴二年，川陕宣抚使类试陕西发解进士，得周谟等十三人，以便宜赐进士出身。绍兴五年，又诏川陕类试进士，合格，第一人依殿试第三人例推恩，余并赐同进士出身。度宗在谅ウ，命宰执类试，阮登炳以下依例赐出身。则类试并行之于朝廷，此又因理宗之丧而权为之制也。

　　○状元、榜眼、探花世称进士廷试第一甲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按状元之名，唐已有之。自武　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通鉴》：唐僖宗谓优人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头。”《酉阳杂俎》：李固言擢状元，诗赋有“芙蓉人镜”之目。又郑谷《登第》诗：“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闻唤状元声。”此唐时称状元之故事也。榜眼、探花之名，《明史。选举志》云：制所定也。似谓此三种名目，系明太祖所定。然元人欧阳圭斋，记泰定丁卯状元至国学谢师，榜眼刘思诚，探花郎徐容，亦拜于侧。又高则诚《琵琶记》亦已有榜眼、探花之名。则元、明以来，固有是称。又按《宋史。陈思让传》：思让之孙若拙，素无文，中第二名。当时以第二名为榜眼，遂以若拙为瞎榜。则榜眼之名起于北宋无疑。然魏道辅《诗话》：宋人宗时，朱严以第三人及第，附舟赴任，王禹送诗曰：“赁舟东下历阳湖，榜眼科名释褐初。”则北宋时第三人亦呼为榜眼。盖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人皆谓之榜眼。其后以第三人为探花，遂专以第二人为榜眼耳。探花之称，唐时曲江宴本以榜中最年少者为之。《秦中记》：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得名花，则二人被罚。宋初犹然。《翰苑名谈》：西方琥登第，年最少，告状元郑毅夫乞作探花郎。毅夫云：“已差二人。”琥曰：“此无定员，添一人何害？”是宋初尚未以第三人为探花。《挥麈录》：宋宗谔之子昭遘，十八岁登第。昭遘子果卿，果卿子士廉，三世皆以是年为探花郎。是亦谓三世登第皆十八岁，故俱以年少为探花郎，而非必三世皆第三名及第也。戴埴《鼠璞》云：本朝故事：吴旦榜冯拯为探花，太宗赐诗曰：“二三千客里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宽夫诗话》亦但言期集所择少年为探花，而今独以称鼎魁，不知何义。戴埴系宋末人，而其说如此，则宋南渡后固以第三人为探花矣。按宋时一甲不止三人（洪容斋《随笔》记：真宗三年，一甲陈尧咨以下六人授将作丞，四十二人授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授节度推官及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团军事推官。又梅圣俞《喜谢师厚及第》诗，自注：一甲二十八人，君名在二十三。又《夷坚志》：淳化三年，大廷唱名，时宫中适生皇子，上喜，顾谓侍臣曰：“第一甲可多放几名。”遂以次传胪，上意亦忘之，至三百名方悟，遽曰：“止！”是岁孙何为状头，而一甲有三百二人），而三人为最重。苏老泉云：今进士三人之中，释褐之日，天下望为卿相，不十年，未有不两制者。苏子瞻《送章子厚序》亦云：仁宗朝十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人，其不至于上卿者九人而已。则是时一甲虽不止三人，而以三人为贵益可知。周密《唱名记》：第一名承事郎，第二、三名文林郎。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同进士及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五甲同进士出身。其制与今微有不同。然一甲三人即授承事、文林之阶，近代一甲三人先授职之制所由也。（按《宋史。吕蒙正传》：中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秩九品。是宋初状元授职尚不过九品官。）《宋史》：蔡齐举进士第一，仪状俊伟，真宗特命金吾给七驺传呼以宠之。此又后世状元列仗游街之制所由也。《金宣宗纪》：诏词赋进士第一甲第一人特迁奉直大夫，第二人以下及经义进士第一人并儒林郎，第二甲以下征仕郎，同进士出身从事郎，经童将仕郎。则经制视宋较优。《元史》：张起岩延乙卯进士第一，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贤院修撰。至治元年，宋本廷试第一，亦即授修撰。此又近代状元授修撰之始也。（按：练子宁，洪武十年一甲第二名，授修撰。其后胡广、王艮、李贵三人皆一甲，亦皆授修撰。则明初修撰不止授状元一人。又天顺中，检讨邢让以修实录进修撰，成化中杨廷和亦以检讨进修撰，则修撰本翰林中官名，非专为状元授也。）《续通鉴》注云：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正七品，三甲正八品。此又近代状元从六品之始也。又元时一甲者皆赐及第，顺帝癸酉稍变其制，赐一甲三人及第，余赐出身、同出身。此又后以三人为及第，二甲为出身，三甲为同出身之始也。（《元史。宋本传》：本充读卷官，增第一甲为三人。岂元时廷试一甲止一人，至本而增至三人耶？传恐误。）元人宋有《登第》诗五首，内《赐章服》一首，自注云：自泰定元年甲子科，始赐幞头花、带靴银、木简，皆具简上，仍刻御赐字，金填之。《明史。吴伯宗传》：洪武四年，伯宗廷试第一。时开科之始，帝得伯宗甚喜，特赐冠带袍笏。此又近代状元赐冠服、进士赐袍缎之始出。《涌幢小品》：明洪武二十一年廷试，上亲擢任亨泰第一，命题名于石建坊以宠之。此又近代状元等建坊之始也。《明史。曹鼐传》：新进士赐宴礼部，由宣德八年始。此又近代赐宴礼部之始也。（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宋时新进士赐宴赐诗，自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始。分甲第及赐同出身，自太平兴国八年王世则榜始。赐袍笏，自祥符中姚晔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颢榜始。弥封誊录，始于景德、祥符之间。）

　　○三元《摭言》：唐大中中，张又新号“张三头”，谓进士状头，宏词敕头、京兆解头也。《说储》又载唐崔元翰京兆解头、礼部状头、宏词敕头、制科三等敕头，则并中四元矣。《宋史》列传第七十六卷论谓，宋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王曾、宋庠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是宋时中三元者共有三人。然《王岩叟传》以明经科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则亦一三元也，但明经非进士科耳。至《孙何传》举进士，开封府、孔部俱首荐及第，又得甲科，则进士科三元又有孙何矣。《杨传》：举进士京师，试国子监、礼部皆第一，廷试时，仁宗临轩启封，见名喜动颜色，遂擢为第一，则变三元也。（《宋史》论但称王曾等三人，而何、二人俱不及，盖以何、并未宦达耳。按何官至制诰、掌三班院，而《传》云其友梦作龙首山人，自谓：“龙首，我四冠多士；山人，无禄位之称。其终于是乎？”已而果卒。）《金史。杨伯仁传》：孟宗献发解第一，伯仁读其程文，谓当成大名。是岁宗献府试、省试、廷试皆第一，时称为孟四元。盖金时尚多一府试也（亦见《归潜志》及《中州集》）。《辍耕录》：元时三元一人，王宗哲，字元举，至正戊子科三元进士，为湖广宪佥，后降于贼。有吊四状元者曰：“四榜状元逢此日，他时公论定难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见元戎用六韬。元举何如兼善死（泰不花死台州），公平（李齐为高邮知府，说张士诚，后被戳）争似子威高（李黼死江州）。世间多少偷生者，黄甲由来出俊髦。”陶九成云：论优劣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邮又次之，宪佥不足道也，则王宗哲愧此三元矣。《明史。商辂传》：辂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会试、殿试皆第一。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一而已。然《鸡窗剩言》记黄观洪武甲子南京解元，辛未会试第一，廷对《御戎策》，太祖擢置状元，后殉建文之难。亦见傅维麟《明书。忠节传》。则洪武中已有一人，不独商文毅也。（按《明史。黄观传》但云以贡入太学，洪武二十四年会试、廷试皆第一，而不言乡试亦第一。又《选举志》亦谓三试第一，明代惟商辂一人。则观又似止会、状两元，而非三元。）本朝百馀年来，未有中三元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苏州钱以己亥解元掇辛丑会状，遂备兹盛事。盖气运鸿朗，久道化成，是以灵秀呈露，蔚为上瑞，于此可以觇文明之治也。按《闻见录》，欧阳修以监元、省元赴廷试，锐意魁天下。及唱名，乃王拱辰第一。明人小说：王鏊以解元，会元赴廷试，人皆必其三元。会商文毅阅卷，不欲人与己同，乃置之第三。此皆两元而不得状头者。

　　○两次及第《金史》郑子聃初中天德二年进士一甲第三人及第，已官书画直长矣，自负其才，以不得第一人为歉。海陵怒，乃令与进士杂试，果以一甲第一人及第，乃授翰林修撰。本朝有马提督名泉，山西人，先中壬申科武进士一甲第三名。及第后为参将，缘事罢官。再应试，中庚辰科武进士第一名及第。一文一武，何其数百年如一辙也！

　　○特赐进士《封氏闻见记》：李林甫婿王如Г以伎术供奉，玄宗欲与改官，林甫奏如Г现应进士举，乞圣恩与一及第。上许之，付礼部与及第。侍郎李曰：“明经、进士，国家取才之地。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不宜与第。”如Г方宾朋宴集，忽中书下牒礼部：王如Г可依例考试。乃皆愕然失措。可见唐时未有赐进士者。唐末始有追赐及第之例。《通鉴纪事》：宰相张文蔚奏名儒不遇者方干等五人，请赐及第，以慰其魂。然此乃加恩于已殁之落第举子，非现在之举子也。天复元年，令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扬、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陈光问、曹松等皆以年高授秘书省正字等官。此又加恩于及第进士内之老者，而非落第之老举子也。宋时始有特奏名之例，年老者或得赐同出身，其后有不必年老而亦赐者，《神宗纪》赐布衣陈知彦进士出身是也。又有他途出身，已为达官，而特赐进士出身者，《神宗纪》赐知县王辅同进士出身；《理宗纪》以史宅之为太府少监，史宇之为将作少监，并赐同进士出身；赵葵同知枢密院事，赐进士出身；李曾伯为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赐同进士出身；德中，谢堂知枢密院事，赐同进士出身是也。金制，已为显官特赐进士者，又必定为某科进士。如移刺履，明昌初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士，特赐大定三年孟宗献榜下进士及第；韩锡，天德中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特赐胡砺榜下进士及第；胥持国拜参知政事，特赐孙用康榜下进士及第是也。又有武职赐文进士者，《宋史。曹勋传》勋以恩补承信郎，特命赴进士廷试，赐甲科，为武吏如故。此尤累朝所无也。我朝旷荡之恩，时施格外，康熙年间如查慎行以供奉劳由举人赐进士，庄令舆等以五经由监生赐举人。今上每遇恩科，加恩年老者尤渥；乡试被黜者，特赐举人；会试不第者，或授翰林检讨等官，以荣其身。此又千古未有之旷典矣。

　　○棘闱贡院四围重墙皆插棘，所以杜传递出入之弊，古制则非为此也。《五代史。和凝传》：是时进士多浮薄，喜为喧哗，以动主司。主司每放榜，则围之以棘，闭省门。凝如贡举，撤棘开门，而士皆肃然无哗，所取称为得人。然则设棘乃放榜时以防士子喧噪耳。

　　○礼部知贡举唐初，明经、进士皆考功员外郎主试事。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后世礼部知贡举自此始。然其时知贡举者即主司，后世知贡举者但理场务，而主试则别命大臣。按唐制，知贡举亦有不专用礼部侍郎，而别命他官者。德宗时，萧昕以礼部尚书知贡举，则不必侍郎也。又以国子祭酒包佶知贡举，宪宗时以中书舍人李逢吉知贡举，穆宗时以中书舍人李宗闵知贡举，武宗时以太常卿王起知贡举，宣宗时以中书舍人杜审权知贡举，五代时亦或以他部尚书、侍郎为之。此又近代别命大臣主试之始也。又唐时知贡举大臣有不必进士出身者。《旧唐书。李麟传》：麟以荫入仕，不由科第出身。后为兵部侍郎，知礼部贡举。又李德裕与李宗闵有隙，杜欲为释憾，谓宗闵曰：“德裕有文才而不由科第，若使之知贡举，必喜矣。”是唐制非科第出身者亦得主试也。

　　○殿试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策问贡举人于洛阳，数日方毕。此殿试之始也。然其制与后世异。其时举人皆试于考功员外郎，武后自矜文墨，故于殿陛间行考功主试之事，是殿试即考功之试，非如后世会试再赴殿试也。武后以后，其事仍归考功，无复殿试。开元中，改命礼部知贡举，故知贡举者所放第一即为状元，《摭言》记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谒礼部侍郎高锴求状头，曰“非状元请侍郎不放”是也。穆宗时，始令知贡举官先以所取及第进士姓名文卷申送中书官，然后放榜，然亦第令礼闱所取试卷具送中书复阅，非另于殿陛再试也。宋太祖开宝五年，礼部试到〔“到”字衍〕进士安守亮等，上召对讲武殿，始下诏放榜。此殿陛放榜之始。六年，李知贡举，有徐士廉伐鼓讼冤，上乃御讲武殿，籍终场举人再试诗赋，命殿中侍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并所取，皆赐及第。则殿试实自宋太祖始。（《通考》谓所取者仍皆赐及第，《文昌杂录》谓所取者覆落十人，责授太常少卿。）然是科殿试尚合被黜举人再试，以定去取，非专试知贡举所取士也。八年又试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殿内，以王嗣宗为首，而王式为第四。自此省试后再有殿试，遂为常制。元时无殿试，但省试后再试于翰林国史馆耳。洪武中仍复殿试之例。

　　《宋史。范镇传》：故事，廷试唱名，过第三，则礼部试第一者，必越次抗声自陈，得置上列。吴育、欧阳修亦为之。镇独不然，至第七十九人乃闻呼出应，自是此风遂革。

　　○武科殿试武科始于成化十四年，太监汪直奏请武举设科、乡、会试如进士例，尚未有殿试也。崇祯四年，因武会试中式之王来聘、徐彦琦俱能运百斤大刀，及榜发，二人不与选，乃下考官狱，特命词臣倪元璐等覆阅，取百人，视文榜例分三甲，传胪赐宴，以前三十卷进呈，钦定一甲三人，来聘居首，即授副总兵。武榜有状元自此始。后来聘感上恩，攻登州城中伤死。一甲第三名贺秉钺为参将，崇祯十六年，扶父柩至临清，与大清兵巷战死。王阮亭记是科因考官方逢年之奏，故行殿试云。按武举汉已有之，如成帝诏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是也。唐武后长安二年又设武举之科，其后郭子仪亦由武举出身，但未有殿试之例。殿试实自宋始。《通鉴》：神宗熙宁六年九月，初策武举之士。先是，武举试义策于秘阁，武艺于殿前司，殿试则又试骑射，又策于庭。策、武艺俱优，为右班殿直，次优为三班奉职，又次借职，末等枢密院初议：不能对策者答兵书墨义。至是因王安石言，始策武举之士。《哲宗纪》：绍圣四年，御集贤殿策进士，明日，策武举。孝宗时，又命武举廷试，依文举例，给黄牒，榜首武举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是宋时原有武科及武殿试之例，盖至元时已废，迨明成化始复武举，崇祯中又复殿试之例耳。

　　○试期沈作《寓简》：宋初发解进士，率以秋季引试，无定期，故诸子多占邻近户籍，至有三数试者，冀于多试之中，必有一得。绍兴中乃定诸州科场并用八月一日锁院，十五日引试。《夷坚志》：春试向例在正月。淳熙十四年庚戌以首春雪寒，恐远方来者愆期，特展半月。此宋时秋试在八月，春试在二月之源流也。元仁宗因李孟言，亦定以八月乡试。二月会试（其期乡试八月二十日头场，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为二场、三场；会试二月初一日为头场，初三日、初五日为二、三场），明因之（八月初九日头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二月会试日期亦同）。万历戊戌，御史乔璧星以举子重裘而进，便于怀挟，请改期于三月，用单夹衣，则弊可清。李九我驳之。张幼于亦有《会试移期议》一篇，谓国初定鼎金陵，在南北之中，故定期二月会试。后都北京，远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俱见《涌幢汪品》）。然终明之世，未尝改移也。至本朝始改三月，远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无呵冻之苦，衣单无怀挟之弊，最为善政。至殿试之期，元时在三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一日；谢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后遂为例。然二月会试，而三月朔即殿试，则礼闱中阅文为日无几，岂不太促？本朝殿试在四月二十五日，传胪在五月朔日。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奉旨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传胪。

　　●卷二十九○科举分南北《明史。选举志》：明初，礼闱取士，不分南北。洪武丁丑，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廷试陈安阝第一。帝疑所取之偏，命张信等十二人复阅，安阝亦与焉。帝悉诛信蹈及信、安阝等，戍三吾于边，亲自阅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然讫乐永东间，未尝分地。洪熙元年，始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十六，北十四。宣德、正统间，又分南、北、中卷，此科场分南、北、中卷之始也。（《七修类稿》谓：仁宗时，杨士奇奏分南、北卷，及蹇义等议定各处额数。议上，宫车晏驾。至宣宗始行之。傅维麟《明书》谓宣德中上尝论科举须兼南、北士，但北人学问不及南人。杨士奇乃请将试卷例缄姓名，处书南、北二字。南十六，北十四，则似出于宣宗之谕，而非仁宗时事。）

　　○前明两京解元不必本省人前明南北两京解元，不尽以本省人为之。按《两京求旧录》记南京解元：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辛卯徐则宁，嘉靖壬子孙溥，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黄文忠，永乐戊子黄寿生，俱福建人；正德庚午许继先，嘉靖戊子许仁卿，俱浙人。北京解元：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雷，嘉靖戊子马一龙，辛卯马从谦，癸卯沈绍庆，隆庆丁卯庄允中，俱南直隶人；正统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马恂，天顺壬午郑宏，弘治戊午孙青，辛酉谢丕，嘉靖壬午周礻Э，己酉孙铤，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罗，江西人；宣德壬子宋雍，隆庆庚午李廷机，万历癸酉柯挺，俱福建人；嘉靖丁酉郑光溥，山东人；宣德己卯邹冕，河南人；嘉靖乙卯杨濂，四川人。自万历壬子宋凤翔以浙人领解，此后必北直人居首矣。

　　○五经中式乡、会试由五经中式者，有明一代仅二、三人。洪武二十三年闽人黄文忠，试南畿，五经题兼作，以违式取旨，特置第一，免会试，授刑部主事。此五经之始也。至崇祯甲戌会试，则福建颜茂猷（《明史。选举志》：崇祯甲戌会试，举人颜茂猷通作五经文，帝许送内帘，中副榜，特赐进士，以其名另为一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丁丑则江西揭重熙（见本传），癸未则浙江谭贞良、冯元飙（见顾宁人《日知录》，吕种玉《言鲭》，钮玉樵《觚剩》）。入本朝则指不胜屈。顺治丁酉乡试山东法若真，以全作五经，监临主司公荐异才，诏试玉芝，官以内阁中书，一体会试，丙戌成进士馆选（见《寄园所寄》）。康熙丁卯顺天乡试，海宁查嗣韩、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经，以违例不准誊录，监试御史陆祖修特疏以间，得旨许其一体会试，戊辰俱成进士馆选（《见觚剩》）。壬午科顺天乡试，五经监生二人，一庄令舆，一俞长策，初以违例贴出，仍具奏得旨，俱着授为举人，准会试。嗣后做五经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详议具奏（见《香祖笔记》）。自是著为令甲，各省定额外加中五经二人，于是习者益众。康熙癸未则清苑张秉ツ、泰州宫懋言、山东李颂，俱中式。而各省乡试亦多以此取中，如王阮亭《分甘余话》所记直隶、陕西等省，至有以五经抡元者。而尤以戊子科江西解元李绂五经文及二三场，皆博大精深，谓其有万夫之禀。至雍正丙午科，常州徐景曾乡试以五经中副榜，亦蒙恩准其一体会试，遂成庚戌科进士。此尤出于常格也。然文思敏捷者，两日一夕之力，完此二十三艺，实亦不难。余亦以五经中乾隆庚午科顺天乡试，辛未年会试，奉旨停止五经中式之例。（按《汇书》，宋时郑侠之父晕同五经出身，大观二年莆田黄泳以童子赐五经及第，又蔡齐、孙俱中九经状元，则前代已有之）。

　　○远省举人给驿马今云、贵、四川举人赴京会试，例给驿马，盖自宋时已有此制。《燕翼贻谋录》云：远方寒士，预乡荐而不能至礼部，良为可念。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四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使定例施行。盖自起程及还乡，费皆仰给于公家。

　　○科场给烛袁文《瓮牖闲评》谓：唐时科场不许见烛，五代窦贞固以昼短举子不能尽所长，乃请夜试，许用三条烛。故韦贻永诗：“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此五代故事也。然晚唐时有“更报第三条烛尽，文昌风景画难成”之句，则唐时已有给烛之例。

　　○乡闱用京官主试宋时乡试皆外官之有文者主之。《宋史》：萧燧以进士为平江推官，有秦桧亲党密告以必主文漕闱曰：“丞相将以子相属也。”燧拒之。既而被檄，将就院，忽易一员，秦喜果中前列。《夷坚志》：天台丁可成进士，家居待阙，漕使念其贫，檄为常州考官。《续通考》：元制，选考试官，上都、大都由省部选差，各行省由行台及廉访使公同选差，每处考试官一员。《元史》：熊朋来，江西人，延设科，行省请朋来为考官。朋来以应试者多及门，遂不就，而就他省之聘。吴澄有《江西秋闱分韵》诗，序云：“延四年，江西中书省举进士，典校文者七人，或千里外，或千里内，一时咸至”云。是宋、元乡试主文者皆不命京朝官也。（按《元史》畅师文为翰林学士，延四年主试河南，归卒于传舍。则又似以京官出典试。岂近省用京官，而远省则就近征聘耶？）明初仍宋、元之制，各省乡试，皆由监临会同提调官聘他省有文名之教职及居家士大夫主之。至有用儒士者。《棘闱记》：永乐中各省乡试，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反为同考者。《明史。选举志》：景泰三年，命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举见任教官，于是教官主试，遂为定例。其后有司徇私聘取，监临官又往往侵其权。弘治中，谢铎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职分既卑，听其指授。乞命部属等官，每省差二员主考。时不能用。至嘉靖七年，因张璁言，乃差京官主考，阅戊子、辛卯两科仍罢。至万历十一年，又遣京官，自是遂为定例云。（《选举志》亦谓景泰以后，专用教职主考。然亦有不尽然者，如正统中邝野官陕西，久思一见其父，乃欲聘父为陕西乡试考官。父怒曰：“子为宪司，父为主考，何以防闲！”乃止。又少卿杨濂以服阕主浙江试，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东试，皆非教官也。吴青坛《读书质疑》谓：弘治甲子，礼部议各省主试以进士为之，不拘现任、致仕。盖因谢铎之奏，稍变其例，不专用教官矣。）《涌幢小品》谓：嘉靖戊子、辛卯二科，差京官为各省主考，不用词林，皆科部及行人为之。其给事中，不独于浙江、江西，即山东、两广、云南、四川亦用之。至万历乙酉、戊子，差京朝官则用词臣三员或四员，给事中亦同此数，皆用之于浙江、江西、福建、湖广，而他省则用部寺以下官云。其乡试同考官之例，按明《选举志》两京房考多用教职。嘉靖七年，以张璁言，加科部官一员。二十五年，从给事中万虞恺言，各省乡试房考精聘教职，不足则聘外省推官知县。四十三年，又从御史奏，两京同考用进士京官，《易》、《诗》、《书》各二人，《春》、《礼》各一人，其馀乃参用教官。万历四年，又议从京同考教官，衰老者遣回，取足于观政进士，南京取足于附近推知，于是教官不用矣。

　　○十八房本朝会试及京闱乡试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员，谓之十八房。按分经本始于宋理宗绍定二年，但不载房数。今之十八房，盖沿前明制。然明制亦有不定十八房者。《明史。选举志》：初制会试同考八人，其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中俱用翰林、部曹。正德中用十七人，翰林十一，科、部各三。万历十一年，以《易》卷多，减《书》之一以增于《易》。十四年，《书》卷复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之，此十八房之始也。四十四年，又因余懋学奏，《易》、《诗》各增一房，遂有二十房。（顾宁人云：天启乙丑，《易经》、《诗》仍各五房，《书》三房《春》、《礼》各一房，为十五房。崇祯戊辰，复为二十房。辛未，《易》、《诗》仍各五房，为十八房。癸未复为二十房。）本朝酌定中制，《易》、《诗》各五房，《书》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共十八房，相沿已久。近日因同考官以经分房，有关节者易于按经寻索，特旨不复分经，但以一二为次，仍用十八人。此不唯可以防弊，且各经试卷多寡不等，限之以房，则卷少者甚闲，而卷多者几于日不暇给。余分校壬午乡闱，签掣《诗》五房，通计京闱卷八千有余，而《诗经》独至五千卷，是五考官较十三考官所阅之卷尚多三分之二。不得已，分八百余卷入《春》、《礼》四房助校。然《诗经》犹各阅八百余卷，其视《易》、《书》等房每房不过二三百卷，闲剧大不侔也。今不分经，则各房所阅卷多寡适均，可从容校阅，不至苟简矣。

　　○读卷官廷试进士，例点大臣为读卷官。今对策进呈后，皆上亲阅，不烦大臣读也。古时则实于御前跪读。《宋史》王沔最善读，仁宗每试举人，经沔读者，多在高选。举子纳卷，必曰“得王楚望读之，幸也！”吕陶对策，力言新法不便，王安石读未半，神色颇沮。神宗觉之，乃命冯京竟读。胡安国廷试，策以推明大学、渐复三代为主，宰臣以其无诋元语欲置下等。哲宗命再读，擢第三。《王应麟传》：廷试进士，上欲以第七卷为第一卷。应麟读之，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遂置第一，乃文天祥也。《金史。李晏传》：世宗御后阁，召晏读进士所对策。又《尧山堂外纪》：罗伦既中，会试于礼部，颁卷时，乞增纸以毕所欲陈，礼部许之，伦遂成三十幅。李文达进读跪久，至不能起，上命中使掖之，罗成大魁。是古来读卷，皆在御前跪读，今但拟别高下，将前列十卷进呈，候上亲定，无所谓读卷之事矣。阮亭《池北偶谈》谓：今制内阁九卿读卷，候旨命读则读，不命则否。是本朝令甲亦无不读之明文，故仍曰读卷官，而不曰阅卷也。特以圣学高深，一览了如，毋烦大臣捧读耳。

　　按古人奏事，皆在御前跪读，不特读卷也。《汉书》：霍光等奏皇太后废昌邑王，尚书令读奏云云。读至半，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耶！”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云云。六朝以来，亦有对仗读弹文之制。《南史》：徐陵奏弹安成，王琐进读奏状，安成在殿上流汗失色。《唐书。毕构传》：敬晖等表武三思等不宜为王，构以中书舍人当读表，抗声析句，左右皆晓。王义方以李义府纵囚妇淳于氏，逼死大理卿毕正，义方乃具法冠，对仗叱义府下跪读状。《宋史》：司马光、吕诲上建储疏，韩琦读于上前（《韩琦传》）。富弼读张方平疏于上前，漏尽十刻（《富弼传》）。唐炯劾王安石，上殿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听札子！”乃抗声宣读，凡六十余条，上屡止之，炯读自若（《唐炯传》）。林栗入奏事，读至“人主常患权在臣下”，帝称善。栗曰：“臣意尚在下文。”乃再读（《林栗传》）。高宗初相李纲，纲以十事要说，每札面读讫，又陈其以所然（《建炎进退志》）。考宗欲行三年丧，沈清臣论丧服六事，读甚久。知阁张嶷屡叱之，上令勿却，嶷奏“恐妨进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遂读毕（《癸辛杂识》）。明吕震兼领礼、户、兵三部，凡奏事，他尚书皆执副本，又与左右侍郎更迭进奏。震独奏三部，背诵如流水，未尝有误（《明史。吕震传》）。英宗北狩，成阝王监国午门，群臣劾王振罪，读弹文未起，马顺厉声叱出，王愤，遂击杀顺（《王传》）。此皆御前读奏之故事也。按《明史。魏元传》：故事，谏官弹章，非大廷宣读则封进，未有不读而面呈者。成化中，给事中董等劾商辂，疏径呈御前。帝怒其不循旧制，叱之。盖明制面奏未有不读，不得面则封进耳。然天顺中，杨、周斌等劾石亨、曹吉祥，帝大怒，掷弹章俾自读。斌且读且对，神色自若。此又似面奏即进疏不须读者，盖其疏先封进，及帝怒召斌等诘问，又令自读耳。

　　○殿试弥封另誊《独醒杂志》：绍兴庚辰殿试，上亲阅卷，问对读官云：“鹤鸣却写作鹤呜，呜呼却写作鸣呼，何也？”对读官李浩曰：“臣读至此亦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乃取正本视之，果然。是宋时殿试亦弥封另誊进呈也。《渑水燕谈录》亦谓廷试弥封誊录始于景德、祥符之间。《宋史。常安民传》：安民试第一，主司启封，见其年少，欲下之。常秩不可曰：“糊名较艺，岂容辄易？”此盖礼部试，非廷试也。

　　○科场回避亲族《通考》：唐开元二十四年，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试事，其侍郎亲故则移试考功，谓之别头试。此后世科场回避亲族及另设回避卷之始也。然《唐书》沈绚主春闱，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汝于诸叶中放谁耶？”曰：“莫如沈先、沈擢。”其母曰：“二子早有声价，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鲜有知者。”绚不敢违，遂放儋及第。则宗族又似不回避，按《齐抗传》：礼部侍郎试贡士，其姻旧悉试考功，谓之别头试。抗以为侍郎大臣皆上所任，不必别试，乃奏罢之。沈绚之取沈儋，或齐抗奏罢之后欤？否则先、儋等与绚本同姓不同族欤？《宋史。张士逊传》：科场初用糊名法，士逊为巡捕官，以进士有姻党，请回避。自是有亲嫌者皆试，著为令。而宋制应回避之人，有并及门客者。《夷坚志》：江义和预乡荐，淳熙辛丑，其弟义端为文院点检试卷官，牒诣别头，乃奏名以黄甲榜登第。此亲族回避也。黄若纳以衤覃服不及试大院，及经营以某公门客避嫌例，试别所，遂登科。此门客回避也。

　　○乡会试录有序乡会试录进呈主试者，例作序文，自明洪武中陶凯主试始。洪武三年，凯定科举式。明年会试，凯为主考，取吴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进御，凯序其首简，遂为定例。事见《明史》本传。

　　○程文墨卷乡、会试闱中例刻魁卷，自明万历中始。《续通考》：万历十三年乙酉科，题准程式文字，就将士子中式试卷纯正典实者，依制刊刻，不许主司代作。其后场有学问该博者，亦许甄录。此刻魁卷之始也。（王阮亭《池北偶谈》亦谓：旧制科场进呈试录，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文稍为点定，自万历乙酉始。）按古时程文本系官为颁定。《五代史。李怿传》：张文宝知贡举，所放进士有覆落者，乃请下学士院，作诗赋为贡举格。学十窦　梦征，张砺等所作不工，乃命怿为之。怿曰：“吾少举进士，盖偶然耳。后生可畏，来者正未可量。假令予再试礼部，未必不落第，安能与英俊为准格耶？”此学士院所作程文也。明洪武初定科举，命宋濂、詹同等撰经义式，先期行礼部颁降。此礼部所颁程文也。成化中，詹事黎淳奏科场作文定式，洪武中尝降近年所刊程文，纯粹者少，驳杂者多，乞将考官究治。此主司所作程文也。是以有明以来，皆称主司之作为程文，举子之作为墨卷。其实古来举子之作亦称程文。叶石林曰：唐时礼部知贡举，有得程文优者，即以已登第名次处之。如和疑以十三名登第，后得范质，爱其文，亦处以十三也。则以举子之作为程文，自唐、五代已然。元怀《拊掌录》：科场进士程文多可笑者，国学试“体貌大臣”，有进士对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此大臣之有体者；若冯当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黄常明《诗话》：士人程文，穷日力作一论，尚难反复曲畅。洪景卢《夷坚志》：余镛族子狃千一郎虽能作程文，然学艺迥出镛下。又福州名士张楠祷于土地神曰：“楠虽不肖，学业程文不在侪辈下。”又刘尧夫带病入试，信笔塞白，忽洒然而醒，自读程文，大笑，尽抹去，改为之，遂中第一。谢叠山《送程汉翁序》亦云：科举程文之士。《金史。章宗纪》：诏进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毋限以数。《杨伯仁传》：进士吕忠翰廷试第一，海陵以其程文示伯仁，伯仁曰：“当在优等。”又《郑子聃传》：廷试后，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对曰：“可入甲乙。”正隆二年会试毕，海陵以进士第一人程文示子聃，子聃少之。《癸辛杂识》：陈揆集中有《忸怩集》，乃为举子时所作程文。《明史。陶凯传》：洪武四年会试，凯为主考官，取吴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进御。此皆举子之作称程文也。顾宁人谓：宋以来多取士子所作为程文，明初亦用士子程文刻录，后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为墨卷云。○制科题目宋时试博学宏词，题目多使人疑误以难之。沈作《寓简》：有十字诀，曰明，曰暗，曰疑，曰顽，曰合，曰揭，曰坼，曰包，曰胎。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教焉”，题目中不见数，而藏五与十二于其间。若明数，则如“既醉备五福祭有十伦”是也。疑则如“尧舜汤禹所举何如”也，看似唐、虞、夏、商，乃是《魏相传》书天子所服，谓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倪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事也。又如“汤周福祚”，疑若二代，乃是《杜周传赞》张汤、杜周并起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及也。此专以疑误困人，实难捉摸。然叶石林云：昔有人习大科文字十馀年而业成者。马端临亦谓有巽岩者，取诸书可为制科题者抄为一编，揣摩殆无遗漏。则制科亦有拟题矣。宋高宗立博学宏词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两题，分三场，每场一古一今。

　　○题名录一榜进士出，翰林衙门例刻《题名录》，此盖本唐时进士《登科记》之例也。《封氏闻见记》云：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好事者因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讫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所以昭示前良、发起后进也。张弹落第，两手捧《登科记》，以为千佛名经。又元、明以来进士例刻碑于国子监，尽列一榜姓名，此亦仿唐慈恩题名之例。《嘉话录》：题名起于进士张莒偶游慈恩寺，题名雁塔下，后登科者遂为故事，乃书之于板，宋时进士题名则刻石于相国、兴国两寺，见《文昌杂录》。其刻石于国子监，则自元仁宗时始。

　　○新进士赴国子监拜谢中式新进士例赴国子监拜祭酒、司业，其由来不可考。观元人《欧阳圭斋集》有四绝句记进士谢师礼成，序云：“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门传胪，赐进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黼，皆肄业国学日新斋，余授业生也。是日京尹设鼓乐旗帜导二状元入学谢师，拜余明伦堂。榜眼刘思诚、探花郎徐容，尝因同年黄晋卿、彭幼元从予游，亦拜其侧。其馀进士以门生礼来拜谢者不计其数”云云。据此则元时状元之拜祭酒，似因曾在国学肄业，故有谢师之礼。其不由国学肄业者，或不在此例。以后遂相沿为故事，凡成进士者，无论肄业与否，俱行拜谢之礼耳。（《明史。选举志》：国初，宋纳、吴为国子监祭酒，历科进士多出太学。而戊辰任亨泰廷对第一，太祖召纳褒赏，撰题名记，立石监门。辛未许观亦如之。进士题名碑由此不绝，此又可想前明新进士拜国子监之由。而监中立进士题名碑，亦以进士多由监中中式者，故创此制，其后遂沿为成例，凡新进士每科须立碑监中也）

　　○座主见门生礼门生之礼，汉与六朝各别，说见“门生”条内。至举子中式者对座主称门生，则自唐始。《唐书》：权德舆门生七十人，推沈传师为颜子。又《权璩传》云：宰相李宗闵，乃父门生也。《萧遘传》：遘为王铎所取士，及与铎同为相，常奏帝曰：“臣乃铎门生。”此座主门生之见于史册者也。门生谒座师、房师，将出，师送至二门外，不出大门。及门生为主考、同考官，例须亲率所取士谒己座师、房师，此亦有故事。《五代史》：裴以文学在朝久，宰相马嗣孙、桑维翰皆礼部所放进士也。后马知贡举，引新进士诣。喜作诗曰：“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传以为荣。维翰为相，尝过，不迎不送。或问之，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僚也；公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何迎送之有？”此门生见座主故事也。《唐书》：杨嗣复知贡举，其父于陵自洛入朝，嗣复率门生出迎，置酒第中。于陵坐堂上，嗣复与诸门生坐两序。而于陵前为考功时所取李师稷，时为浙东观察使，适亦在焉。人谓杨氏“上下门生”，世以为美。此又门生见座主父之故事也。（座主亦称主文，《通鉴》王铎乃韦保衡及第时主文是也。按古时惟成进士时座师称座主。张籍《寄苏州白使君》诗“登第早年同座主”是也。查初白诗，以乡举主考亦称座主，恐无所本。）

　　按《通考》：宋太祖建隆三年，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及称为恩门、师门并自称门生。（先是唐会昌三年，中书奏及第进士不得呼有司为座主。后唐长兴六年，中书又奏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本朝初年，因御史杨雍建言，亦尝有禁。故今中式士见主司，但用姓名书帖，不称门生。此又近时科场故事也。（《明史》：霍韬举进士，出毛澄门下，素执弟子礼。及议大礼不合，遂不以澄为座主。及韬总裁己丑会试，亦遂不以唐顺之等为门生。）○同年同年之称起于唐。按《唐书。许孟容传》：京兆尹元义方劾宰相李绛与孟季（孟容弟）同举进士，为同年才数月辄徙宫。帝以问绛，绛曰：“进士、明经，岁大抵百人，吏部得官，岁至千人。私谓同年，本非亲与旧也。”然则是时吏部同岁选官者亦号同年。《通鉴》：令孤楚与皇甫同年进士，故引楚为相。后宪宗崩，穆宗欲诛，楚与宰相萧亻免皆同年进士，力救之，乃贬崖州司户。是李绛虽曰“同年非亲与旧”，而其时同年之分谊己亲。按《后汉书。李固传》有同岁生得罪于梁冀。陈寿《魏志》云：魏武与韩遂父同岁孝廉，故临阵时与遂交语移时。同岁即同年也，则是时同岁举孝廉者已有分谊，此又后世同年之风之所始也。近世又有序先后同年者。《文昌杂录》太子太师张升，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至熙宁九年丙辰薨，先一年为乙卯，及见登科新进士。此先后同年之所由也。余庚午乡举，宛平黄叔琳开府，系前庚午举人，曾为先后同年之会，大学士史铁崖并及见先后进士同年，真为盛事。

　　○填榜今科场拆卷填榜，先从第六名起，盖是古制。《唐摭言》记杜黄门知贡举，第三场诸生五百馀人咸在，未有填榜人。举子尹枢请任之，因令卷帘，授以纸笔，每札一人，则抗声唱名，无不念其公。唯空其元未填，枢清曰：“状元非老夫不可。”公笑诺之，因令亲笔自札之。是唐时填榜已空状头也。然填榜何患无人，乃令举子自书？恐唐制亦未必如此，《摭言》所云，未可信也。又李肇《国史外》：李程试《日五色赋》，既出，见杨于陵。于陵见其破题云“德动天鉴，祥开日华”，谓程曰：“君今须状元。”翼日无名，于陵大不平，另以故册写其文见主司。主司叹赏不已，曰：“场中有此，当处以状元。”于陵乃曰：“此李程作也！”亟命取程卷对之，一字不差，遂擢为状元。是唐时主司未放榜可以见客，然未放榜何以知其无名耶？岂穆宗以后，原有先送取中试卷姓名于中书复阅而后放榜之例，所谓翼日无名者，或即送中书未放榜之先耶？然既送中书阅定，又岂能填榜时忽改一状元？是皆不可信者也。

　　○寄籍《摭言》记白香山守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祜负时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至，香山请诵所为诗，祜曰：“某《甘露寺》诗：日月光先见，江山势尽来。”凝诵《匡庐瀑布》诗：“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愕然，凝遂举首。苏叔党本东坡子，蜀人也，而在杭州发解。然则唐、宋时解送举子，不必皆本籍人也。或解送虽不必本籍，而其人之籍贯亦不必改从取解之地耳。按《闲居诗话》云：福州人周总，天禧二年值诏下，赴乡荐不及，有故人为父三代名讳亦从之，果为谯郡守，往投之。而国家申严条约，不许寄籍，遂以其郡周吉这预荐。其父闻之，寄诗曰：“文章不及林洪范，德行全亏李坦然。若拜他人为父母，直须焚却蓼莪篇。”总遂郁郁以卒。是宋时籍贯之制本严。洪容斋《随笔》云：偶得延平元年孙仅榜一小录，一榜共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皆贯开封府，唯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其下又二十五人皆贯开封，谓不应都人士中选若是之多，疑皆外方人寄籍，以为进取之便耳。此盖因籍贯严而皆寄籍京尹也。又《元史。胡长孺传》：长孺本永康人，宋咸淳中从外舅徐道隆入蜀，铨试第一。则宋乡试又有不拘本籍者，盖仍用本籍乡贯而就试于他府耳。月鲁不花本蒙古逊都思氏，随其父任就试江浙，乡闱中右榜第一。则元制蒙古人亦可就试各省矣。今江南人多有寄籍顺天，屡禁不止，盖时际升平，士皆自奋于功名之路，固非条教所能尽绝也。

　　○关节关节二字，起于唐，然不尽指科场言也。《杜阳杂编》：元载嬖其妾薛瑶瑛，瑶瑛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母曰赵娟。娟与中书主吏卓倩等广购贿赂，号为关节。是凡营私信息皆号关节矣。（宋包拯知开封府，京师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亦不专指科场。）李肇《国史补》叙进士科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牛轲《牛羊日历》云：轻薄奔走，扬鞭驰骛，以关节紧慢为甲乙。杨汝士、钱徽知贡举，段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士皆以关节得之。”乃命复试。李景让最孝友，其弟属其请托主司，景让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可效人求关节乎？”《摭言》：高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来取状头，锴廷斥之。又广明乱后，郡国不复以贡士为意，惟江西钟传急于荐才，四方举子有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求首荐者。此皆指科场之关节。盖关节之云，谓竿牍请嘱如过关之用符节耳。（按唐时又有通榜之例，洪容斋谓唐不糊名，有交朋之厚者为之荐达，谓之通榜，故其取士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或有胁于权势，挠于亲故者。若主司贤者则不然，未试之前，固已定去取于胸中矣云云。今按《摭言》贞元十九年权德舆主文，陆员外亻参通榜，韩昌黎荐士十人于亻参。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余不出五年皆捷。此所谓通榜也。其胁于权势，如裴思谦以仇士良书函求上第，则谓之关节，正李肇所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也。）至后世举子所谓关节，则用字眼于卷中以为识别者。《宋史。刘师道传》：第几道举进士，因廷试卷糊名，陈尧咨为考官，教几道于卷中密为识号。此则近代科场关节之所仿也。然唐时关节多出于情面权势，尚未有以贿赂者。《宋史》：王钦若知贡举，有任懿托钦若所善僧惠秦，许银三百五十两。会钦若已入院，惠秦令钦若门客转达钦若妻李氏，李氏令奴祁睿书懿名及银数于臂，入白钦若。榜发，果登科。为御史中丞赵昌言所劾。此则宋时科场之弊，较唐更甚矣。明成化中，万安为相二十余年，每遇试，必令其门生为考官，子孙甥婿多登第者。弘治十二年会试，大学士李东阳、少詹事程敏政为主考，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与举人唐寅、徐泰。乃命东阳独阅文，而敏政谪官，寅、泰皆斥谴。嘉靖四十年，应天主考无锡吴情，取同邑十三人，被劾谪外。万历四年，顺天主考张汝愚，中张居正子嗣修、懋修及居正党侍郎王篆之子之衡、之鼎。居正既设，御史丁此吕追论其事。三十八年会试，庶子汤宾尹为同考官，御史孙居相劾其私韩敬。吏部尚书孙丕扬因置宾尹、敬于察典。而是时进士邹之麟分校顺天乡试，所取童学贤亦有私，为孙居相所劾。又吴道南典会试，吴江举人沈同和与同里赵鸣阳联号舍，代为文，榜发，同和第一，鸣阳亦中式。都下大哗。道南亟检举，诏复试。同和竟日作一文，乃戍烟瘴，鸣阳除名。天启二年，中允钱谦益典浙江试，取举人钱千秋卷，七篇大结，迹涉关节，榜后为人所讦，谦益自检举，千秋谪戍。后谦益应推阁臣，温体仁以此事疏攻，遂罢枚卜。此皆科场舞弊之近事。

　　○帖括、策括《唐书。选举志》：杨绾疏言：“明经但记帖括。”按《文献通考》，唐制帖经试士，后以应试者多，至帖孤章绝言以惑之，应试者乃索幽隐，编为诗赋，不过数十篇，难者悉备。此即所谓帖括也。又《薛登传》：后生皆缉缀小文，名为策学。而东坡《议学校贡举状》亦云：近世士大夫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是策亦有括矣。不宁惟是，《文献通考》又云：宋时制科，所难者六论。有巽岩者，取诸书可为论题者抄为一编，揣摩殆无遗漏。则论亦有括矣。又范文正以馆职荐富郑公，公辞以未习。范曰：“已为君置大科文字。”所谓大科文字，盖亦巽岩所编之类也。是诏册亦有括矣。学术日薄，士皆以捷给为务，近世馆阁之类书，科场之策略，传遽旁午，固无足怪也。（《明史。汤礼敬传》：宋末有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讲章等刻，亦帖括之类也。）○及第诗《池北偶谈》引苏子美《及第与同年宴李丞相宅》诗云：“拔身泥滓底，飘迹云霄上。气和朝言甘，梦好夕魂王〔旺〕。轩眉失旧敛，举意有新况。爽如秋后鹰，荣若凯旋将。”谓一第而津津如此，宜其早废不达也。按此事古人甚多，《竹坡诗话》谓孟郊下第诗“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及登第，则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一第之得失忧喜如此，宜其虽得之不能享也。阮亭之说，亦同此意。又唐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绅》诗曰：“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宋张虞登第，用刘昌言诗题兴国寺壁曰：“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云：“君看姚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果如其言。陆放翁《家世旧闻》：张中中第四名，喜甚，在廷试时挈友人手曰：“如何得乡里知去？”后为象山县官，以事罢，流落终身。此皆器小不享厚福之验。然得意诗亦有不尽关乎后日之福泽者。黄常明《诗话》记白香山及第诗：“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宋史。吕大忠传》：马涓以进士第一入幕府，时自称状元。大忠曰：“状元者，及第未除官之名。既为判官，不可更称。”又《六一诗话》载吕文穆未第时，薄游一县，县令之子胡旦遇之甚薄。或言吕工诗，宜少加礼。胡问其警句，客举其一首，末句云，“挑尽寒灯梦不成。”旦曰：“乃一渴睡汉耳！”吕闻之甚恨。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声曰：“渴睡汉状元及第矣！”《夷坚志》：董体仁累举不第，过临江郡守彭子从，其乡人也，视其刺字曰：“老榜官耳。”次年南省奏名廷试第一，佥书镇南军判官，归次临江。彭遣人迎，董书其纸尾曰：“黄纸初开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知己来相迓，便是从前老榜官。”彭甚惭悔。《独醒志》则以为体仁寄家人之作，非寄彭守也。按香山及文穆皆享有名位，马后为大监卿，董后亦为相，则此事固不可概论也。第进身之始，辄沾沾得意，则器小不言可知。王沂公状元及第，郡帅令倡乐迎于郊，公乃易服，由他门入谒守。守惊曰：“已遣人奉迎矣！”王曰：“不才偶忝科第，敢烦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过也！”守叹息卜其远大。明罗洪先作状元，外舅曾太仆曰：“喜吾婿干此大事。”罗面发赤曰：“大夫事业更有许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犹袖米借何、黄二公联榻萧寺中讲学。观此则二公所志之远大可知矣。

　　○甲榜乙榜今世谓进士为甲榜，以其曾经殿试，列名于一、二、三甲也。举人谓之一榜，后以进士有甲榜之称，遂以一为乙，而以举人为乙榜非也。《汉书。儒林传》：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丙科四十人。杜氏《通典》：进士有甲、乙二科，武德以来，第进士惟乙科。《旧唐书》：玄宗亲试，敕曰：“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杨绾传》：玄宗试举人，登甲科者三人，绾为之首。其乙科凡三十馀人。是甲、乙科俱谓进士也。宋时进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绍兴十八年，赐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第一甲十人，二甲十九人，三甲三十七人，四甲一百二十二人，五甲一百四十二人。朱文公乃是榜五甲九十名。宝四年，文天祥榜共六百零一人，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谢枋得为首，陆秀夫第二十七，三甲七十三人，四甲二百四十八人，五甲二百十三人。

　　陔余丛考卷三十○数目用多笔字陆容《菽园杂记》：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传始于尚书开济，因钱谷之数用本字，则奸人易窜改故耳。然宋边实《昆山志》已有之。洪容斋亦谓九之与久，十之与拾，百之与柏亦然。可见多笔字宋已用之。且不特此也，古书一之与壹，二之与贰，三之与叁，其义本同。《鸠。序》刺不壹也。而正文则“其仪一兮。”《表记》“节以壹惠”，注云：声誉虽有众多，节以其行一大善者为谥耳。《孟子》“市价不贰”，赵岐云：无二价也。本文用大贰字，注用小二字，二与贰通也。《大学》“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亦用大壹字。《系词》“叁天两地”，《释文》云：参音三。《周礼》“设其叁”，注谓乡三人。则三与参通也。又宋人袁文云：十千为万，乃万字也；至万字，则蝎也。二字义本各别，惟钱谷之数惧有改移，故万借作万字耳。然《诗》《书》中如“万方有罪”、“万福攸同”之类，《左传》“万，盈数也”，凡十千之万，俱已作万。《汉书。项籍传》赞引贾谊《过秦论》“起阡陌之中”，《史记》作“千百”，则千百与阡陌通也。又按梁天监中，东钱以八十为陌，西钱以七十为陌。沈括云：谓之陌者，本百字，借陌字用之，如什与伍也。合而观之，则数目用多笔字自古已然，菽园谓始于开济者，非也。至廿、卅、字，或以为俗书省文。按《说文》云：廿音入，二十之并也。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也。卅先立反，四十之省也。是廿、卅、正古文也。《国语》“行玉廿”，正作廿字。《史记》载秦始皇碑：“皇帝临御二十有六年”。洪容斋谓应作“廿有六年”，其碑文皆四字句，史迁易为二十有六年，故独此一句成五字耳。由此类推，往往有流俗指为俗书，而其实系本字者。如礼字、处字、与字，许叔重释礼字云：古文；释处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从处，释与字云：赐予也，与舆通。然则今所谓俗字，乃正文也。又如弃之与弃，饥之与饥，烟之与烟，棋之与棋，栖之为栖，┺之为笋，个之为个，亦正文也。至有实系俗书，不可用者。宋景文《笔记》云：后魏、北齐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辨，文子为学之类。隋有柳，则又因巧言而讹为巩矣。此则真俗书也。时俗数目字，又有故为省笔，以便书写者。《贡父诗话》谓：今以万为万，以千为丿，人人能道之也。然则以千为丿，宋人已如此矣。至贡父以万为俗字，则失考。

　　○银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内“金银布帛”一条，谓专用银钱为币，直至明中叶始定。此说殊不然。按银之为币，古人原用之。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然太公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则周时但以黄金及钱帛为币，而银不用。《管子。国蓄篇》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又曰：无金则用其绢，绢三十三当金一镒‘无绢则用其布，布百两当一镒。《国语》晋夷吾求入国，许赂秦公子絷黄金四十缢。《国策》：秦使唐睢以五千金散之人，不及三千而天下之士争斗矣。是春秋、战国所用唯黄金、刀、布也。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余皆用钱。其珠玉、龟贝、银锡只为器饰，不用为币。汉初因之，然晁错言：“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无饥寒之患。”则是时虽不用银，而银与金珠同贵可知。汉武元狩四年，始造白金为币。白金乃银锡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两，其文龙，直三千；次曰以重〔应补“差小”二字〕，其文马，直五百；次曰复小，其文龟，直三百。吏民盗铸者不可胜数，则已有用之者，然岁余终废不行。王莽时又制为银货，与钱货并行（朱担银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而民间仍以五铢钱交易。魏文帝时并罢钱，令民以谷帛相易。六朝则钱、帛兼用，而帛之用较多。（《北史》魏张普惠疏曰：高祖废长尺、大斗、重秤，后因军国需用，故绢上加绵八两，布上加麻十五斤。是纳赋皆以绢布也。孝文帝始制百官之禄，每户增调绢三匹、谷二石九斗，以为俸禄之用。夏侯道迁岁禄三千余匹，李冲一门岁禄万匹，是官俸皆以谷帛也。张谠妻为魏所虏，谠以千匹赎之，是赎罪亦绢帛也。高允死，赐以粟五百石、绢千匹。高澄生子，魏孝静帝赐锦彩布帛万匹。是赐予皆谷帛也。西魏赏擒高敖曹者布绢万端。是购赏亦布绢也。）此历代未用银之证也。《文献通考》：萧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交易。后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此盖用银之始。然第行于边地，而中土尚未行。（按刘宋时，徐豁以采银户易困，请准银课米。梁武陵王纪以黄金一斤为饼，饼百为箧，至有百箧；银五倍之。则六朝时虽不用银，而银已贵重，犹今俗虽不以金为用，而金价自贵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并未尝征钱。天宝中，杨国忠请令各道义仓及丁租地课皆易布帛充禁藏，玄宗诏百官观库，物积如山。是亦尚皆用布帛。宪宗元和三年，诏天下有银之山即有铜，铜可资于鼓铸，银无益于生人，其令现采银坑并宜禁敕。李巽又奏请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则并禁用银矣。（韩愈奏状言：五岭买卖皆以银。张籍《送南迁客》诗：诲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可见是时唯岭外用银。）然《唐书。齐映传》：藩镇初献银瓶高五尺，李兼镇江西，始献六尺，至映又献八尺。《太平广记》：御史苏某以洛阳寺中有银佛，遂取以归，时人谓之苏扛佛。则是时虽不用银，而已竞相贵重；既竞相贵重，则渐用之于市易，亦势所必然。顾宁人以金哀宗正大中民间但以银市易，为后世上下用银之始，而不知亦非也。《五代史》：后唐庄宗将败。谕军士曰：“适报魏王平蜀，得金银五十万，当悉给尔等。”又李继韬既反复降，其母杨氏善蓄财，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厚赂庄宗之宦官、伶人，并赂刘皇后，继韬由是得释。慕容彦超好聚敛，为伪银，以铁为质而银包之，人谓之铁胎银。想其时民间已皆用银，故彦超至作伪以射利；若不能市易，则何必为此哉？宋真宗澶渊之盟，定以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徽宗大观三年，将改当三钱，宰执预知其事者，恐所积钱折阅，乃尽以买金银。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笑。《李忠定公传信录》：忠定为亲征御营使，上赐银绢钱各一百万两贯匹。南宋时赐秦桧造第银绢万匹两。贾似道母死，赐银绢四千两。《金史》张行信疏称，买马官市于洮州，以银百锭，几得马千匹，乞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匹云。亦可见银已通用也。按《宋史》仁宗景二年诏：福建、二广岁输缗钱易以银。此为岁赋征银之始。绍熙中，臣僚言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此又南宋时折绢收银之始。金章宗承安五年，以旧例银每绽重五十两，其直钱百贯，民间或有截凿用之者，其价亦随轻重为低昂，乃更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凡官俸、军须皆银、钞兼支。此朝廷用银之始。宣宗兴定三年，省臣奏：向来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作钱二贯。今受通宝赃（钞也）至三十贯者已得死刑，若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实觉轻重悬殊，遂准犯时银论罪。此以银计赃之始。是时又诏除市易用银及银与宝泉相易之禁。其后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易市，并钱钞亦废矣。元宪宗五年，定汉民包银额征四两者，以半输银，半折丝绢等物。因张晋亨言五方土产各异，必责以输银，有破产不能办者，乃诏民听输土物，不复征银。又《续通考》：文宗天历元年，天下课税之数，金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两，银七万七千五百一十八两。则犹是土宜所出，而非以当赋税也。《明史》：洪武初，天下田赋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七百石，钱钞三万九千八百绽，绢二十八万八千四百八十七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四百五十石，钱钞五千七百三十绽，绢五十九匹。是所征者犹第米麦钱钞及绢，而未有银。洪武九年始有折纳令，其制屡有增减。（九年银一两，钞十贯，钱千文，皆折米一石。十八年钞五贯折米一石，绢一匹折米一石二斗，金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一两折米二石，棉布一匹折米一石，苎布一匹折米七斗。三十年又改金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一两四石，绢一匹石二斗，棉布一匹一石，苎布一匹七斗，棉花一斤二斗。）然是时制令，凡愿折者听，不愿者仍纳乐中，以钞法不行，并禁民间金银交易，本色，并非专主于银。永犯者以奸恶论；有首捕者，即以交易金银赏之。则赋税不收银可知也。宣德四年，偶有秋粮折银赴部之令，遂为征银之始。正统元年，令南京粮米愿折色者，听以布帛银两折纳，则亦尚不全征银。（永乐中迁都北京，而各官俸尚持帖赴南京请领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周忱抚江南，奏请贫户纳粮，每银一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故有是令。）七年，令夏税绢每匹折银五钱解京，又令各省不通河道之处粮米折银（天顺十年，令浙江绢每匹折银六钱，十一年又令江南等处粮每石折银八钱五分），自后各省夏税类多征银。然王鏊《震泽长语》正德以前各处税银马草折银税课折银入京共二百四十万。又《明史。韦商臣传》：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今麦损九万，米损二百五十万。此系嘉靖间事，则正德、嘉靖时所征银亦尚少。隆庆中，葛守礼言：近乃为一条鞭法，计亩取银。则夏税一概征银，实起于隆庆中。西庄之说亦相合，但系钱粮专征银，而非民间专用银耳。

　　○金银以两计汉以来金、银皆以斤计。如汉高祖赐陈平金十万斤，赐田肯金五百斤，文帝赐周勃金五千斤，陈平、灌婴金二千斤，武帝以东方朔谏起上林，赐金百斤。以及南北朝时，犹以斤计。如魏孝文帝赐抱睹生葬事黄金八千斤，梁武陵王以金银百斤为饼之类是也。侯景围城，羊侃率兵御之，诏送金五千两、银一万两赐战士。则金银以两计起于梁时。其后陈将周罗彭城之战，拔出萧摩诃于重围，以功赐金、银各三千两。梁睿平剑南，隋文帝赐金二千两；又平王谦，赐金二千两、银三千两。王谦作乱，王述执其使上书，文帝亦赐金五百两。又文帝尝赐萧岿金五百两、银千两。周法尚破李光仕，文帝赐黄金百五十两、银百五十斤。则金以两计，银犹以斤计。炀帝以来护儿破杨玄感功赐黄金千两，以王辨击破山东贼盗功赐黄金二百两，事俱见《南、北史》，则金银之以两计起于梁、隋之世也。《通考》谓萧梁间交广以金银交易，既是民间交易，则零星多寡不齐，自必细及铢两。又《宋书。徐豁传》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输半两，则国制收银课亦以两计。因而上下通行，俱论两不论斤。且古时金银价甚贱，故以斤计，后世金银日贵，故不得不以两计也。

　　○忽丝毫厘分钱王西庄谓：分寸丈尺，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为权之名，不知起于何时？又十忽为丝，十丝为毫，十毫为分，十分为钱，皆未详所起。按此事见《宋史》：度量皆以十起数，唯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后世乃改铢为钱，十钱为两，自此而上，十两、百两、千两、万两，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盖以便于用。其实钱字乃借用钱刀之钱，非数家正名也。唐开通元宝钱每文重二铢四，累积十钱，恰重一两，故后人即以钱为两中之十也。分与厘、毫、丝、忽本亦度之名，《孙子算术》：蚕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十分为寸。宋太宗诏更定权衡之式，崇仪使刘蒙、刘承等乃取乐尺积黍之法移于权衡，于是权衡中有丝、忽、毫、厘、分、钱之数。此近代两、钱、分、厘、毫、忽、丝之所由起也。今俗权货物者曰称，权金银者曰等子，宋初皆谓之称。刘承所定铢二十四遂成其称是也。元丰以后，乃有等子之名。李チ《师友谈》记邢和叔谓“秦少游文章铢两不差，非秤上秤，乃等子上等来也。”宣和中又有玉等子。

　　○一金今人行文，以白金一两为一金，盖随世俗用银以两计，古人一金则非一两也。《汉书》注：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然则古之一金乃一斤耳。○元宝各省解部正课银每锭五十两，名曰元宝。按《辍耕录》载，至元十三年，元师平宋，回至扬州，伯颜令搜检将士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锭重五十两，其字号曰扬州元宝。归朝献之，世祖大会诸王公，以之颂赐。后朝廷亦有自铸者，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两，十五年者重四十八两，又有辽阳元宝，乃至元二十三、四年征东所得银铸成者。又《续通考》：至元三年，杨上言：平准行用白金出入，有偷盗之弊，请以五十两铸为锭，文曰元宝。从之。今之元宝，盖于此。按金章宗承安五年，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以旧例银每绽五十两其直百贯，发间或有截凿之者，故更铸小锭。凡俸饷皆银钞兼支。则金时已有五十两一锭之元宝矣，然元宝之名，其实不始于银，而始于钱。唐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钱，其文乃欧阳询所书。晋天福三年铸钱，以天福元宝为文。宋太宗铸钱常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每改元，更铸以年号元宝为号。仁宗时改年号曰宝元，钱文当曰宝元元宝，乃改铸皇宋通宝四字（自后钱文则曰通宝，历代因之）。可见元宝之名，本属钱文，因而后代制钞亦用之，铸银亦用之也。（元中统二年，王文统请造中统元宝交钞，自十文至二贯凡十等。）又按，钱之有年号，自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其文一边曰四铢，一边曰孝建。其后去四铢，专为孝建。此又历代铸钱用年号之始也。

　　○短钱古来用钱未有足陌者。梁天监中，破岭以东，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末年，至有三十五为百者。唐盛时用足钱，天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为百。后唐天成中又减其五。汉乾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其三。宋初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而民间或至四十八。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定以七十七为百，然民间所用多寡终不一也。（《五代史》又谓王章为三司，缗钱本以八十为百，章又减其三，是以宋时以七十七为官钱）。《续通考》：金世宗大定中，民间用钱以八十为百，谓之短钱；官用足百，谓之长钱。有大名男子干鲁补上书，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百，遂为定制。高江村《天禄识余》谓京师以三十三文为一百，近又减至三十文为百，席上赉人，不以为怪。按京师习俗以官板钱一当两，凡贸易议钱一百，实则用五十。《续通考》记嘉靖三年诏：每银一钱直好钱七十文，低钱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低钱两当一之令矣。犒赏之类，或以三十五文为百。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为百之数已不甚悬绝也。

　　○石石本权衡之数也。汉《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是石乃权之极数。至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则斛乃量之极数。乃俗以五斗为斛，两斛为石，是以权之极数为量之极数，殊属岐误。然汉时米谷之量已以石计，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未尝以斛计。叶石林谓以斛为石自汉以来始见之‘是也。《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亩，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国策》：燕哙让国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汉书。食货志》记李悝之论曰：一夫田百亩，每亩岁收一石半，百亩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则斗斛之以石计，自春秋、战国时已然。时俗所称，盖相沿旧名也。又按：古时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与一斛之数不甚相远。《汉书。成帝纪》注如淳曰：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虽官秩之名与所得俸之实数多寡微有不同，然不略不外乎一斛为一石也。盖古时十斗为斛，一斛即是一石。后世五斗为斛，而两斛之数十斗，此仍沿一石之旧名耳。按《苇航纪谈》：宋韩彦古为户部尚书，孝宗问曰：“十石米有多少？”对曰：“万合、千升、百斗、廿斛。”然此五斗为一斛，宋时已然。

　　○斗称古今不同《说文》云：一斛粟舂九斗米。张晏则曰七斗。《九章算术》则曰六斗。盖古者十斗为一斛也。《淮南子》：十石而有塞，则百斗而足矣。北齐因童谣有“百升飞上天”之语，遂杀斛律光。是齐时犹以百升为斛。董《碧里杂存》谓今官制五斗为斛，盖取其轻而易举，实则古之半斛云，不知非今之斛大于古，乃今之升斗大于古也。《汉书。匈奴传》：一人三百日食用Я十八斛，则人每日食六升。王充《论衡》云：中人之体，日食斗食，啜斗羹乃能饱。则人每日食一斗，若准今之升斗，人岂能胜此乎？则知其时升斗小，故以十斗为斛，后世升斗大，故不得不以五斗为斛。董所云，盖未深考也。然累朝递变之原委，亦略有可考者。沈存中《笔谈》云：秦、汉以前，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当今十三两。汉之一斛，当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为石，当今三十二斤。可见汉时斗称之制已大于古。孔颖达《左传正义》云：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是魏、齐已倍于古也。又云：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则周、隋又大于魏，齐也。（《隋书。律历志》：隋以古斗三斗为一斗，古称三斤为一斤。顾宁人谓三代以来斗称至隋而大变。）杜《通典》谓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则唐之斗称又加于六朝矣。《珊瑚钩诗话》：刘仲原得铜斛二，其一始元四年造，其一甘露元年造，皆云容十斗，后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权量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而不足。陈无择曰：二十四铢为一两，每两古文六铢钱四个，开元钱三个。至宋以开元钱十个为一两，今之三两得古之十两，是宋之斗称较唐又大矣。《元史》：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仍用宋斗斛，以宋以一石当今七斗故也。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矣。然此犹以官斗、官称论也，至市斗、市称，则又有随地不同者。如今川斛大于湖广，湖广斛又大于江南，称则有行称、官称之不同，库平、市平之各别，又非禁令所能尽一。而市侩牙行自能参校，锱黍不爽，则虽不尽一而仍通行也。

　　今之斛式，上窄下广，乃宋贾似道之遗。明人《农田余话》云：今之言斛，起于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上言：其式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颁行之（亦见《崔传》）。宋胡琦《耕录稿。拟木斛除度支使诰》有云：兹选尔中通而外直，体圆而用方。又《代木斛谢表》云：乾圜合制，粗守均平。是宋以前之斛乃圆制，如今之圆斗，然《山堂考索》云，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则古斛亦有方式。

　　○尺丈古今不同后世权量大约三四倍于古，惟尺度不至如权量之迥殊。《晋书》挚虞论乐，谓今尺长于古尺，几及半寸。乐府用之，故律吕不合。将作大匠陈勰掘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是晋时尺度已长于古，亦尚不至三倍。程大昌《演繁露》谓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笔谈》谓古尺二寸五分当今一寸八分。周祈《名义考》谓周尺才得今尺六寸六分。《稗史》谓宋司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丘琼山谓周尺比今钞尺六寸四分。王棠谓明钞尺与今裁缝尺相近。历举此数说以观，可略见历代尺度之长短，大概比古尺只赢三寸有余也。

　　《新唐书。张孝忠传》、《李晟传》俱云长六尺四寸，马燧、杨收《传》皆云长六尺二寸，《高力士传》云长六尺五寸。顾宁人云：昔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他书所未见。盖宋子京以唐尺纪之，故六尺为长身矣。

　　○量酒用升斗今人量酒皆以斤两计，古人则不论斤，但以升斗计也。《考工记》：梓人为饮器，爵一升，觚三升。《韩非子》：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韩诗内传》：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古来量酒皆以升斗。《史记》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李白诗：兰陵美酒斗十千。杜甫诗：速来相就饮一斗。东坡赋：我有斗酒。则唐、宋亦尚沿旧制。今酒肆虽论斤，而酒时亦用竹筒出之，仍升斗之遗法也。

　　◎火炮火枪军中火器，古已有之。《周官》有火射、枉矢之属，已肇其端。然燧象、火牛、赤壁之烧、秭归之火，皆以草木苇获而灌脂，非火药制器也。至所谓炮者，则皆以机发石。《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法行三百步。《三国志》：袁绍起土山高橹，射曹操营，操乃为霹雳车，发石以击，绍楼皆破。《南史》：黄法攻历阳，炮加其楼堞，克之。《通鉴》：秦王世民围王世充于洛阳城中，作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唐书》：李光弼守太原，作大炮飞巨石，一发毙数十人。《通鉴》：周世宗攻寿春，自于马上抱一石至寨，以供炮用。《宋史。张雍传》：蜀中王小波作乱，雍守梓州，贼来攻，辄发机石击之，乃退。《独醒志》：靖康被围，金人发炮破城。有献策欲结索网以障之。其人归自太原，见张孝纯设此而炮无所施。《金史》：元兵围洛阳，金巡警使强伸创遏炮，用不过数人能发大石于百步外。及元兵攻汴，金龙德宫造炮石，取艮岳太湖灵壁假山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圆如灯球之状。元兵用炮则不然，破大或碌碡为二三，皆用攒竹炮，有至十三梢者。《毛传》：何〔阿〕驴、樊乔仕金为司炮，后降元军，仍司炮，给元人曰：“炮利于短，不利于长。”使截其木数尺、绠十余握，由是机虽起伏，所击无力。是历代炮法犹多用机发石也。然火炮实起于南宋、金、元之间。《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战，发霹雳炮，以纸为之，实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也，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遂败之。又魏胜创炮车，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为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续通鉴》：金人守汴，于城上悬风板之外，以牛皮为障。蒙古以火炮击之，随即延。城中亦有火炮名震天雷者，用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以上，铁甲皆透。蒙古为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掘城。城中以铁绳悬震天雷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迸碎。又有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蒙古惟畏此二种。又《金史》及《续通考》：金哀宗时，蒲察官奴以火枪破敌，以纸十六重为筒，实以柳炭、铁屑、磁末、硫磺、砒硝，以绳系枪端，以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火出枪前丈余，元兵不能支，遂溃。其后阿里海牙攻樊城时，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马因所献新炮法（《元史》：世祖征炮匠西域阿老瓦丁与其徒亦思马因至，造大炮竖午门前，试之，彻数十里），命送军前。乃进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阳。一炮谯楼，声如震雷。世所谓襄阳炮也。盖火炮之制，至是而益精。且来自西域，故世传为西洋炮。至如宋开宝中张和仲所记岳义方火箭，及曾公亮编《武经》有虎蹲、旋风之炮，蒺藜、霹雳之球，则固未如后世大火炮之用耳。明初有火车、火伞、大、二、三将军等炮，及碗口铜铳、手把铜统、佛郎机等品。建文东昌之战，燕军为火器所乘，死者万余。征南时，张辅以神铳击破交趾象阵。也先围京城，于忠肃欲放大铜铳，掘土坑藏身，亲燃火于药线以击敌。是皆火器之试于用者。而鸟枪则起于嘉靖中。郎瑛《七修类稿》云：嘉靖间，倭入内地，有被擒者，并得其铳，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国，遂传其法，今且遍天下云。按《续通考》所记前明军器，但有弓弩、盔甲、枪刀、铜铳之类，而沿弹则嘉靖四十三年始用。唐顺之疏云：国初止有神机火枪一种，而佛郎机、子母炮、鸟嘴铳皆后出。鸟嘴铳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中贮铅弹。其点放之法，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燃其管。背施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无不着者（此即今之鸟枪）。火技至此而极。是倭人用以肆其巧于中国，而中国习之者也云云。据此则鸟枪起于嘉靖中，传自倭人明矣。然《续通考》参将戚继光云：昔署卫印时，于卫库见鸟嘴铳，乃倭变未作时所故有者。则又非起于嘉靖。按丘文庄云：神机火枪，以永乐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为尤巧，命内官如其法监造。王鏊《震泽纪闻》亦云：文皇北征时，初得安南神枪，虏一人直前，二人继之，皆中枪而毙。又明制：凡火器系内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许成造。然则前明征交后已有鸟枪，但明制禁外间习用最严，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国，又得其传耳。

　　按《明史。兵志》“火箭”条内，永乐征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习之。大者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所谓用车者，即今之大炮也。用架、用桩者，盖即今之鸟机炮也。其用托者，盖即今之鸟枪也。是鸟枪之制，永乐中已有之，然不传于外。永乐二十年，虽从张辅请，置炮于大同等关以御敌，然利器不示人，朝廷每慎惜之。宣德中，又敕宣府总兵谭广谓：神铳国家所重，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立神铳局于宣府，帝犹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特敕止之。是正统以前，鸟枪未尝传习于外，直至嘉靖以后始用之于营伍耳。

　　○纸钱欧阳公谓五代礼废寒食野祭，而焚纸钱，以为纸钱自五代始，其实非起于五代也。《汉书。张汤传》：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如淳曰：埋钱于园陵，以送死也。《南史》：吴苞将终，谓其弟子曰：“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是汉及六朝固皆用实钱。然《汉书。郊祀志》令祠进五牢具皆以木寓马代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皆以木寓马代。则祭祀用牲，已有以木象形者，特未用于钱耳。《事林广记》及《困学记闻》皆谓汉以来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寓钱，而不言起自何代。唐临《冥报录》、曾三异《同话录》谓，唐以来始有之，名曰寓钱，言其寓形于纸也。《法苑珠林》则谓起于殷长史，洪庆善《杜诗辨证》则谓起于齐东昏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二说虽不同，然《封氏闻见记》谓纸钱魏、晋以来已有之，今自王公至士庶无不用之。封演，唐德宗时人，去六朝未远，所见必非无据，则纸钱之起于魏、晋无疑也。《旧唐书。王传》：开元二十六年，为祠祭使，乃以纸钱用之于祠祭。《通鉴》亦谓用纸钱，类巫觋，习礼者羞之。此又为朝廷祀典用纸钱之始。盖自昔但里俗所用，而朝廷祭祠用之则自始耳。然曰习礼者羞之，则其时尚有不用者。《唐书》：范传正言：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至宋，钱邓公犹不烧楮镪。盖古人祭祀，本用玉币，汉以来始用钱。后世鬼神事繁，乃易以纸，故一二守礼之士非之，以其起于祈祷以徼福也。其实律以《檀弓》明器之义，则纸钱固未尝不可。邵康节春秋祭祀亦焚楮钱，伊川怪问之，曰：“脱有益，非孝子顺孙之心乎？”朱子云：“国初言礼者错看，徒作纸衣冠而不作纸钱，不知纸衣冠与纸钱何别？”戴埴《鼠璞》亦云汉之瘗钱，近于之死而致生之，易以纸钱，深有合于涂车刍灵之义。袁《枫窗小犊》记宋思陵神舆就道，谏官以为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过度其亲，恐非圣主所宜。孝宗抵之于地，曰：“邵尧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纸钱，岂生人处世能不用一钱乎！”《清异录》载周世宗发引日，金银钱宝皆寓以形，楮泉大若盏口，其印文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亦见都穆《听雨记谈》）。此又后世黄白纸钱之始也。按《北梦琐言》：王司徒潜与武相元衡善，元衡被刺，潜尝四时烧纸钱祭之。有许琛者暴卒，见冥官，冥官谓未当死，乃放之还，因令寄声王司徒，谓“我即武相公也。感司徒尝资我纸钱，但多穿破。为我语司徒，须加检校。”杨收为杨元所谮死，一日忽谒郑愚借钱十万，郑允其半。收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着地。”郑如数烧之。南岳道士秦保言偶曰：“真君上仙，何须纸钱？”夜梦真人曰：“此冥吏所藉，我何须之。”由是人皆信用纸钱。《夷坚志》：邹智明得暴疾，请僧诵《孔雀明王经》，见有孔雀来逐鬼。鬼谓邹曰：“我辈当去，愿多烧冥钱与我。”乃呼仆买楮币焚之，诸鬼尽去。项明妻胡氏已死，其魂仍来与女同宿，且语项云：“吾父室庐敝，拟建新居，求钱助费。”乃焚纸镪数百束。又云：“钱多无人辇送。”乃画两力士焚之。遂去。又赵天羽小说：明崇祯末，亦师市肆人鬼杂出，有以纸钱市物者，初不及辨，及晚始觉。乃设水盆，令交易者投钱于水，以别真伪。《东轩述异记》：高阳长发堂记：一人梦故友来访，索银钱，许之。友复曰：“锭须满金满银，阡张纸帛须完全者。”又沈耀先死，其友人忽见之，与语冥间事，曰：“世间纸钱亦有用乎？”曰：“亦好。”然则纸钱纸镪冥间真用之矣。岂人世之所意为者，鬼神即从而犭旬之耳？

　　○纸马《天香楼偶得》云：俗于纸上画神象，涂以彩色，祭赛既毕，则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所凭依，似乎马也。然《蚓奄琐语》云：世俗祭祀，必焚纸钱、甲马。有穹窿山施炼师（名亮生），摄召温帅下降，临去索马，连烧数纸不退。师云：“献马已多。”帅判云：“马足有疾，不中乘骑。”因取未化者视之，模板折坏，马足断而不连。乃以笔续之，帅遂退。然则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

　　○以钱代蓍《辍耕录》云：今人卜卦，以钱代蓍，便于用也。然不详所始。储泳《祛疑》亦但谓近世以钱掷爻，取其简便而已。按贾公彦《仪礼疏》云：古者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拆钱则八也。陈继儒《群碎录》引此而申明之，谓两背一面为拆，两面一背为单，俱面为交，俱背为重。公彦疏如此，则唐人已用之。按《耳目记》：王庭凑召五明道士卜，掷卦三钱皆舞。此唐时钱卜之证也。今考《朱子语类》并不始于唐，实自汉始。《语类》曰：今人以三钱当堞蓍，乃汉焦赣、京房之学。又云：卜卦之钱，用甲子起卦，始于京房。项平甫亦云：以《京易》考之，世所传火珠林，即其遗法。火珠林即交、单、重、拆也，则钱卜始于京房无疑矣。唐诗有“君平掷卦钱”之句，益可见君平已用钱卜。储泳又谓：自昔以钱之有字者为阴，无字者为阳，朱子则以有字者为面，无字者为背。凡物面皆属阳，背皆属阴，因反旧法而用之。故建安之学者悉主其说，至今术家皆然也。按古者铸金为镜，其阴或纪国号，故有字者宜为阴。然镜有面，故其背有字；钱无面，则自当以有字者为面。若本朝之钱，一面纪年号，一面纪省局，则以年号为面，更不待言矣。

　　○门帖门帖本古之桃符。《后汉书。礼仪志》“新春用桃符”注引《山海经》：度索山大桃树，树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能辟百鬼。故黄帝象之，冬月驱傩毕，既立桃梗于户上。王充《论衡》亦曰：立桃象人于门户。然则桃符之制，其来最古。《风俗通》曰：桃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然古时用桃梗，后世则易以红纸，而书吉祥语于其上，不知始自何时。陈云瞻《簪云楼杂话》云：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帝微行出观，偶一家独无，询知为屠者，尚未倩人写耳。帝为大书“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出，校尉一拥而去。已而帝复出，不见悬挂，问之，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以为献岁之祥。”帝大喜。又太祖赐陶安门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见《列朝诗集》。又赐廖永忠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字，悬于门首，见《明史》本传。则门帖起于明太祖，理或然也。然《辍耕录》云：张之翰由翰林学士除松江知府，自题桃符云：“云间太守过三载，天下元贞第二年。”是岁遂卒。元贞者，元成宗年号也。《癸辛杂识》：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包宏斋致仕后，作园居，题桃符云：“日短暂居犹旅舍，夜长宜就作祠堂”。廖药州桃符云：“喜有宽闲为小隐，粗将止足报明时。”“桃花流水之曲，绿阴芳草之间。”又《夷坚志》湘乡学长王仲淹书孙庙桃符曰：“竟说素王颜有喜，定知黄甲捷先通。”已而王仁伯改名颜，遂发解。次科仲淹又改孔庙桃符曰：“素王颜色津津喜，黄甲科名鼎鼎来。”己而王南强又登第。则宋、元时已有门帖矣。不特此也。《说苑》：五代时伪蜀每岁除诸宫门，各给桃符，书元亨利贞四字。时孟昶子善书，取本宫策勋府桃符书云：“天垂余庆，地接长春。”明年王师平蜀，以吕余庆知军府事，即策勋府为治所，而长春乃太祖圣寿节也。亦见黄林复《茅亭客话》。而杨文公《谈苑》又以为孟昶学士辛寅逊所题桃符，则门帖又不自宋、元始，五代时早有之矣。

　　○名帖以纸通名，谓之拜帖。刘冯《事始》云：古昔削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世以纸书，谓之名帖。按此说亦有可疑者。既云削木为刺，则应是未有笔墨以前，乃六经及先秦、西汉之书，并无刺字，汉初犹谓之谒。《史记》郦生踵门上谒，按剑叱使者，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报沛公。《汉书》：高祖绐为谒曰：“贺钱万。”师古注曰：为谒者，书刺自言爵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者也。又石奋为中涓，受书谒。《袁盎传》：上谒。《娄敬传》：将命者惊而失谒。又隽不疑冠进贤冠，带具剑，上谒暴胜之。注皆云：谒，如今之投刺也。是汉时皆谓之谒，无所谓刺也。怀刺始见于祢衡，又《后汉书。循吏传》郭林宗赍刺就太学，谒仇览。又《童恢传》：杨赐被劾，诸掾属悉投刺去。其时已在蔡伦造纸之后，若如刘冯所云，则未有纸以前谓之谒，既有纸以反削木为刺，似非事理然。鱼豢《典略》：皇甫规家居，有雁门太守亦归里，以刺来谒，规不礼之、以其刺刮髀。则刺又似削竹木为之者。窃意古有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未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故《事林广记》云：见长者用名纸，见敌以下用刺，其文书某郡姓名，有爵者并书爵，谓之爵里刺，其实已皆用纸也。六朝时名纸但谓之名。《南史》：何思澄每夕作名一束，晓便命驾，朝士无不悉狎。晚还家，所赍名必尽。《通鉴集览》：唐百官于ト门奏榜子。榜子用纸阔四五寸，书乡邑姓名于其中。刺则用纸阔二三寸，书姓名于纸之前，反卷如箸，以红绒要之。凡谒人，必先托门者通进，谓之投刺。曰反卷如箸，盖犹存削木遗式也。李济翁《资暇录》谓李德裕为相时，人每通谒，改具衔起居，谓之门状。此后世门状之始。（沈括《笔谈》谓今之门状称“牒件状如前，谨牒。”此唐人都堂见宰相之礼，其式先具事因，申取处分，宰相于状后判引，方许见。后人乃渐施于执政私第。小说记施于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谄者，无高下一例用之，谓之大状。《北梦琐言》又云：大中时薛保逊方作门状，后又以所怀列于启事，号为门状启，其式云“谨候起居”云云。又费兖《梁溪漫志》谓熙、丰间士大夫谒刺，于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状如前，谨牒”，政、宣间乃去此一行，其末称“裁旨”，此可见宋时门状之式。）皇甫庸《近峰闻略》：刘瑾用事时，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然则古来名纸门状尚皆用白纸，今所用红帖则自刘瑾始也。（王阮亭《香祖笔记》谓，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用红柬为刺，庶常止用白，不喻其义。此盖不知古人名帖本用白纸也。翰林之用红用白，盖自用红帖以后稍有区别耳。）郎瑛《七修类稿》亦云：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间有一二苏笺，可谓异矣。又《迪吉录》记海瑞为南冢宰，有币物为货者皆不受，名纸用红帖者亦以为侈而恶之。又可知是时尚未全用红纸，而奔竞者则益踵事增华。《啸虹笔记》载，茅浔阳每谒严嵩，用赤金缕姓名，疑红绫作柬，嵩以为尊之也，而阍人利其金，每传报后辄取金去，以是嵩败，茅竟免交通律。则并有用红绫金字者矣。《涌幢小品》记张江陵盛时，诌谄之者名帖用织锦，以大红绒为字，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江陵见之嘻笑，然不以为非也。江陵不通贿赂，独好尊大，故人以此媚之。则又有用红绒织锦者矣。又王州《觚不觚录》云：亲王投刺，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体至尊也，惟鲁王则一切通名。自分宜当国，而亲王无不称名矣。至江陵，则无不称晚生矣。当江陵时，袭封者至称门生矣。（《觚不觚录》又云：故事，投制柬面皆书一正字，万历丙子入朝投刺皆不书正字，为江陵讳也。明人小说又记，正德中一大臣谒刘瑾刺，称“门下小厮”。嘉靖中一仪部谒翊国公刺，称“渺渺小学生”。又有自称“将进仆”、“神交小子”、“未面门生”者。）即此一事之沿革，亦可以观世风也。翰林名帖例写大字，盖起于有明中叶。《涌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几与亚卿等。余在姚画溪公家，见公座主王槐野单名帖，称友生，字仅蝇头。是科甲辰会元瞿文懿亦有单帖，称年侍生，与槐野字略相等。可见前辈谨朴如此。据此则嘉靖以前尚不用大字也。《涌幢小品》又记，御史与主事文移，御史署名颇大。王伟为职方时，口占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后伟为兵部侍郎，有客贺曰：“大名今属公矣。”又占曰：“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肃千秋。如今一纸糊涂帐，满面松烟不识羞。”《冬夜笺记》云：昔见前辈往来名刺，亲戚则写眷，世交则写通家，同年子弟写年家。自明末尚声气，并无半面者亦称社称盟，今则改为同学，且无论有科第与否，俱写年家矣。《分甘余话》：顺治中社事盛行，京师往来投刺，无不谓社盟者。杨雍建疏言之，部议饬禁，遂止不行。二十年来，京师通谒无不用“年家眷”三字，有人戏为词曰：“也不论医官道官，也不论两广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

　　○木棉布行于宋末元初古时未有棉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棉作布，丘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而张七泽《浔梧杂佩》引《通鉴》梁武帝送木棉皂帐事，据史《释文》木棉以二三月下种，至夏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碾去其核，取棉以小竹弓弹之，细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织以为布，谓即此物也。按史《释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织之布，则梁武时已有此布矣。说者谓《汉书》注孟康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贝，木棉树也。《南史。林邑传》亦云：吉贝者，树名也，其花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作布，与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贝树之花所成，系木本而非草本。今粤中木棉树其花正红，及落时则白如鹅毳，正《南史》所云吉贝树也。但其花只可絮茵褥，而不可织布。按《南史。林邑传》以吉贝为树，《旧唐书。南蛮传》则云：吉贝草缉花作布，名曰白ふ。《新唐书。林邑传》并不曰吉贝，而曰古贝，谓古贝者草也。然则《南史》所谓吉贝之树，即《唐书》所谓古贝之草，其初谓之木棉者，盖以别于蚕茧之绵。而其时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为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树，遂意其即此树之花所织。迨宋子京修《唐书》时，已知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北宋人（见《文彦博传》），又在子京之后，并习知其碾弹纺织之技，故注解益详。以此推之，则梁武木棉皂帐即是草本之棉所成，而非木棉树也。更进而推之，《禹贡》“厥篚织贝”，蔡九峰注：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谓之吉贝，则夏之织贝亦即今草棉布，是三代时已有之矣。其见于记传者，《南史》姚察有门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无所用。”白乐天《布裘》诗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赠萧殷二协律》诗云：“吴绵细软桂布白。”曰桂布者，盖桂管所出也。孙光宪《南越》诗：“晓厨烹淡菜，春杼织童花。（草棉亦名童花。）李琮诗：”腥昧鱼吞墨，衣裁木上棉。“东坡诗：”东来贾客木棉裘。“以及《五代史》马希范作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棉。《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出自妇人。皆此物也。然则棉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庄谓元初始入中国？盖昔时棉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观姚察门生所送只一端，白乐天以此送人形之歌咏，则其为罕而珍重可知。迨宋末元初，其种传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谢枋得有《谢刘纯父惠木棉》诗云：”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厥土不宜桑，蚕事殊艰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江东易此种，亦可致富殷。奈何来瘴疠，或者畏苍。吾知饶信间，蚕月如岐。儿童皆衣帛，岂但奉老亲。妇女贱罗绮，卖丝买金银。角齿不兼与，天道斯平均。所以木棉利，不畀江东人。“据此，则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闽中，而江南无此种也。元人陈高有《童花》诗，云：”炎方有童树，衣被代蚕桑。舍西得闲园，种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时，料理晨夕忙。挥锄向烈日，洒汗成流浆。培根浇灌频，高者三尺强。鲜鲜绿叶茂，灿灿金英黄。结实吐秋茧，皎洁如雪霜。及时以收敛，采采动盈筐。缉治入机杼，裁剪为衣裳。御寒类挟纩，老稚免凄凉。“陈高，元末人，而隙地初学种之，则其来未久可知。陶九成《辍耕录》记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法其子，线弦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艰。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云。九成元末人，当时所记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见黄道婆之事未远，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实自元始也。《琅牙代醉编》又谓棉花乃番使黄始所传，今广东人立祠祀之。合诸说观之，盖其种本来自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匹。《程钜夫集》有《送人赴浙东木棉提举》诗。钜夫仕元初，而其时木棉特设专官，则其初为民利可知。丘文庄所谓元时始入中国，非无稽也。《明史。食货志》：明太祖立国初，即下令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又税粮亦准以棉布折米。

　　●卷三十一○认族世俗好与同姓人认族，不问宗派，辄相符合，此习自古已然。李唐自以为出老子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并以《史记。老子传》升于列传之首。郭崇韬以汾阳王为远祖，西征日，路过河中，祭汾阳墓，哭甚哀。南唐王李以唐吴王孙有功，子岘为相，遂以吴王为祖，自岘以下五世名皆有司所撰。此攀附明德，以为光宠者也。然狄武襄官枢密使，有以狄梁公画像及诰敕来献者，武襄曰：“一时遭际，安敢远附梁公耶？”其见卓矣！又有本非同姓，而强为联宗者。《北史。唐瑾传》：周文赐瑾姓宇文氏，燕公于谨白周文言：“瑾学行兼修，愿与之同姓，结为兄弟，庶子孙承其馀论，有益义方。”周文乃更赐瑾姓纽于氏，谨遂深相结纳，敦长幼之序。此则非同姓而认族，实为千古所未有。然于谨以其家法而欲师之，非后世依光附势者之为也。《晋书。石苞传》：曾孙朴没于寇，石勒以朴与己同姓，且俱河北人，引为宗室，位至司徒。《南史。侯传》：侯景以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宋人小说：罗绍威为节度使，以罗隐名士，拜之为叔，赠遗甚厚。《宋史》：蔡京于蔡襄虽同郡而晚出，京欲附襄，自谓襄族弟。此犹第以门望相附，不专为势利起见。（杜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他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乃请凿杜固通水以利人。此欲附门望不得而反至相害者。）《晋书》：孙子弼及弟子髦、辅、琰四人，与孙秀合族。《南史》周弘正与周石珍合族，石珍，建康之厮役也，为梁制局监，遂附之。《旧唐书》：李义甫既贵，自言本出自赵郡，始与诸李序昭穆，而无赖之徒藉其权势，拜为兄叔者甚众。《李辅国传》：宰相李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弟子礼，谓之五父。《宋史》：史正志与史浩异族，拜浩而父事之，王十朋劾其奸。此则专以权势夤缘攀附者矣。又其甚者，《宋史》蔡嶷尊蔡京为叔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见，嶷遽曰：“大误！公乃叔祖，公子乃诸父行也。”遽列拜之。又《温公琐语》：张洎为举人时，张亻必已通显，洎每求见，称侄孙。既及第，称侄。及秉政，则并以庶僚遇亻必矣。此更势利之最可笑者也。○同姓为婚《史记》帝尧与舜皆黄帝之后，计其世数，则尧之女于舜为曾祖姑，而以配之。其时虽未有同姓不婚之制，然亦或邃古之传讹，《史记》不察，遂笔之于书，未可尽信也。同姓为婚，莫如春秋时最多。《论语》：鲁昭公娶于吴，同姓，谓之吴孟子固己。《国语》：富辰谏襄王，有曰：“聃由郑姬。”注：聃，文王之子，姬姓也，娶郑女为夫人。《左传》：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注：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又献公伐骊戎，骊戎女以骊姬，亦姬也。郑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重耳，姬出也，而至于今。”齐崔杼见棠姜美，谓姜之弟东郭偃，欲娶之。偃曰：“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注：谓同姜姓也。子产谓叔向曰：“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今晋君内有四姬，其病无乃是乎？”庆舍以女妻卢蒲癸，或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独焉避之？”庆氏、卢蒲氏皆姜姓也。此皆春秋时乱俗也。汉以后此事渐少。《汉书》：王莽以姚、妫、陈、田、王氏皆黄、虞后，与己同姓，令元城王氏勿得与四姓相嫁娶。然《王传》：孙咸有女为王莽妻，号宜春氏。注张晏曰：莽讳娶同姓，故以侯邑为氏。师古曰：莽以己与咸得姓不同，祖宗各别，故娶之。然虽不同宗，终属同姓也。《魏志》：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刘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才，乃下令丧乱前事一切勿问。（《晋书。刘颂传》：颂嫁女陈峤，峤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而姓陈。其友尝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叶，而世皆为婚，律不禁也。”）《白孔六帖》：魏司空王基，当世大儒，而为子纳司空王沉女，以姓同而源异也。《晋书。载记》：刘聪欲纳太保刘殷女，以问刘景等，皆曰：“太保乃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源既殊，纳之为允。”李弘亦引王基为子娶王沉女为证，遂纳之。刘曜妻刘氏将死，谓曜曰：“妾叔父皑女芳有德色，愿备后宫。”曜乃娶皑女为皇后。按聪与曜皆匈奴后，其娶刘氏本非同宗，若王基、王沉究属同姓，非礼也。北魏本无同姓为婚之禁，至考文帝始禁之，诏曰：“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皇运初基，未遑厘改，自今悉行禁绝，有犯者以不道论。”《唐书》：李光进之母李氏。

　　○交婚《魏书》：慕容元真以妹为魏昭成帝后，慕容又请交婚，昭成帝乃以烈帝女妻之。

　　○姊妹为妯娌《北史》：崔长谦幼聪敏，卢尚之欲以女妻之。崔忄又为长谦弟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妇人，欲令姊妹为妯娌。”尚之感其义，于是同日成婚。今俗亦有姊妹为娣姒者，此其故事也。

　　○指腹为婚《南史。韦放传》：放与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腹为婚姻。其后各产男女，而率亡。放乃以子娶率女，以女适率子。《北史》：崔浩女为尚书卢遐妻，浩弟恬女为王慧龙妻。二女俱有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慧龙子宝兴将娶卢女，浩为撰仪，躬至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

　　○劫婚村俗有以婚姻议财不谐而纠众劫女成婚者，谓之抢亲。《北史。高昂传》：昂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崔不许，昂与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谓兄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经许字者，昂所劫则未字，固不同也。

　　○初婚看新妇世俗新婚三日内不问亲故，皆可看新妇。固系陋习，然自六朝来已然。《南史。徐ゼ传》：晋、宋以来，初婚三日，妇见舅姑，众宾皆列观。唐李涪《刊误》云：婚礼来日，妇于庭拜舅姑，次谒夫之长属及中外故旧，通谓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亲非故，皆列坐而觌妇容，岂其宜哉？则此习由来久矣。《汇书》：近时娶妇，以红帕蒙首，按《通典》杜佑议曰：自东汉、魏、晋以来，时或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乃以纱蒙女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礼，六礼悉舍，合卺复乘。是蒙首之法，亦相传已久，但古或以失时急娶用之，今则为通行之礼耳。

　　○冥婚《周礼》地官有嫁殇之禁。注谓生时非夫妇，死而葬相从者。曹操幼子仓舒卒，掾邴原有女蚤亡，操欲求与仓舒合葬，原辞曰：“嫁殇，非礼也。”然终聘甄氏亡女与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陈群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北史。穆崇传》：崇玄孙平城早卒，孝文时始平公主薨于宫，追赠平城驸马都尉，与公主冥婚。《旧唐书。懿德太子重润传》：中宗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合葬。《萧至忠传》：韦庶人为亡弟洵与至忠亡女为冥婚合葬，及韦氏败，至忠发墓，持其女柩归。《建宁王琰传》：代宗立，追念琰死非其罪，乃追谥为承天皇帝，以兴信公主亡女张为恭顺皇后，冥配焉。凡此皆不经之甚者。《五代史》：郑余庆作书仪，以冥配为定制。唐明宗深识其非，有诏删正。然康誉之《咋梦录》：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而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即制冥衣，媒者就男墓设酒果，以合婚。二座相并，各立一小幡，奠毕，二幡微动，若相就。其有不动者，则以为不喜也。两家各以币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给。《元史》：郭三从军死，其妻杨氏守节，舅念其子，不忍使鳏居地下，欲聘邻家亡女合葬之，杨氏遂自经死。则元时犹有冥婚之俗。而杨用修《丹铅录》亦云：今民间犹有行焉而无禁也。然则前朝尚有之矣。

　　《魏书。高允传》：古者祭必立尸，使亡者有凭耳。今已葬之魂，人但求貌类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莫此为甚。然则北魏时又有所谓魂人者。

　　○撒帐《知新录》云：汉京房之女，适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门，犯之损尊长。奉以为不然，以麻豆谷米禳之，则三煞可避。自是以来，凡新人进房，以麻米撒之。后世撒帐之俗起于此。按此说非也。撒帐实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见《戊辰杂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铸撒帐钱重六铢，文曰“长命富贵”，每十文系一彩绦。今俗婚姻奁具内多镌“长命富贵”等字，亦本于此。

　　○拜堂新婚之三日，妇见舅姑，俗名拜堂。按《封氏闻见记》：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拜堂之仪，今上诏有司约古礼今仪。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奏：“障车、下婿、却扇，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段修，无拜堂之仪。”今上，谓德宗也。是拜堂之名，由来已久，但真卿等所定枣栗段修见舅姑，即今俗所谓拜堂也。乃又云无拜堂之仪，岂唐时所谓拜堂者别是一礼耶？

　　○脱袜登席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脱其屦，《礼记》所谓户外有二屦是也。然臣见君则不惟脱屦，兼脱其袜。《诗》“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也，袜去，故行见也。《左传》卫出公辄为灵台，与诸大夫饮酒，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对曰：“臣有疾，若见之，君将［A11M］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断其足。杜注：谓有足疾也，［A11M］，呕也。注又云：古者臣见君解袜。然则古人以跣足为至敬也。汉制脱袜虽无明文，然优礼萧何，特命剑屦上殿，则群臣上殿犹皆脱屦可知。卫宏《汉官旧仪》：掾吏见丞相脱屦，丞相立席后答拜。《魏志》：曹操令曰：“祠庙上殿当解屦，吾受命剑屦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屦，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屦。”可见是时祭先祖见长官尚皆脱屦。（三国时，吴贺邵美容止，坐常着袜。则是时家居亦多有不袜者。）宋改诸王国制度，内有藩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一条。（是时藩国朝贺其王尚皆跣，故诏改之，以杀其礼。）梁天监中，尚书议云：“礼：跣袜登席，事由燕坐。”（阎若璩据此语，谓古惟燕饮始跣而为欢，祭则不跣也。按《韩诗》不脱屦而即席，谓之礼；跣而上坐，谓之燕。则古人行礼尚着屦，燕乃跣袜，阎说盖本此。）今则极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即绝恒礼，凡屦行者应皆跣袜。（盖是时庙祭有不跣袜者，故申禁之。）曰极敬之所莫不皆跣，则是时朝会、祭祀犹皆跣袜。陈祥道《礼书》所谓汉、魏以后朝祭皆跣也。《唐书》：刘知几以释奠皆衣冠乘马，奏言冠履只可配车，今袜而登，跣而鞍，实不合于古。是唐时祭祀亦尚有跣袜之制，至寻常入朝，则已有着履者。《唐书》：棣王琰有二妾争宠，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厌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验之，果然是也。盖古者本以脱袜为至敬，其次则脱履，至唐则祭祀外无脱履之制。然朝会亦尚着履，此唐初之制也。○着靴朝会着靴，盖起于唐中叶以后。《唐书》皇甫以故缯给边兵，军士焚之。裴度奏其事，在宪宗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府物，坚韧可用。”韦斌每朝会，不敢离立，尝大雪立庭中，不徙足，雪几没靴。崔戎为华州刺史，徙兖海，民遮留不得行，抱持取其靴，戎单骑遁去。温造节度兴元，杀倡乱者八百人，监军杨叔元拥造靴祈哀，乃免之。是唐时已多着靴。欧阳公《归田录》：和凝以三千钱买靴，问冯道靴价若干，道举左足曰：“一千。”凝遂嗔其仆。道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一千。”是又五代着靴之证。宋以后，则朝靴且形之歌咏，而《朱文公家礼》内“冠仪”一条，并有衤阑衫带靴之制，则靴固久为公服矣。按靴本北俗，自赵武灵王始用之，然秦、汉、魏、晋尚罕有着靴者。《晋书。儒林刘兆传》：有人着靴骑驴至门外，问刘延世。又《毛宝传》：宝与祖焕战，血流满靴。此盖骑者用之。靴字从革，盖皆皮为之，便于骑也。惟齐豫章王嶷不乐闻人过，有告讦者，辄置靴中不视。梁王俭宴客乐游苑，萧琛着虎皮靴，直造其坐。陈徐陵为吏部，陈暄袍拂髁，靴至膝，亦直上其坐。南朝之着靴见于史者，止此数事而已。其时多着屐。齐明帝辅政时，百官皆脱屐到席，蔡约独蹑屐不改，则其时见尊长尚以脱屐为敬，固无论于着靴也。而是时北朝则靴已盛行。《北史》：慕容永被擒入长安，夫妻常卖靴自给。北齐娄太后病，童谣有“紫纟延靴”之语。徐之才曰：“紫者，此下丝，纟延者，熟当在四月中。”太后果崩。高澄被刺时，杨逃出，遗一靴。《任城王氵皆传》：有妇入浣衣，一乘马者以旧靴换其新靴而去。又乐陵王百年被害后，有人于其处掘得一足有靴。琅阝琊王俨被害，亦不脱靴而埋之。及北齐亡后，嫔妃入周，亦以卖靴为业。是北朝着靴，累代盛行。盖自刘、石之乱，继以燕、秦、元魏、齐、周，各从其本俗，故中土久以着靴为常服。沿及于唐，遂浸寻为朝制耳。风会所趋，随时而变。古以脱袜为敬，其后不脱袜而但脱履，又其后则不脱履，最后则靴为朝服，而履反为亵服。设有着履入朝会及见长官者，反为大不敬，更无论于跣而见也。或疑古人脱袜而登，近于裸亵。然常见暹罗人入朝拜舞，以行膝裹足，颇斑斓可爱。想古人邪幅在下，亦复如是，则亦未为污渎也。按《明史》洪武初定制，朝服、祭服皆白黑袜履，惟公服则用皂靴，故有赐状元朝靴之制。洪武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兄子弟及婿皆许穿靴；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许；庶人不许穿靴，只许穿皮扎翁；北地苦寒，许穿牛皮直缝靴。

　　○弓足妇女弓足，不知起于何时。有谓起于五代者，《道山新闻》谓，李后主令宫嫔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因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谢灵运诗：“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李白诗：“履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又唐诗：“两足白如霜，临流濯素足。”陶南村谓唐人题咏甚多，略不言纤小。又《郡阁雅谈》引五代刘克明《蒲鞋》诗云「“吴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样新。才自绣帘离玉指，便随罗鞋步香尘。石榴裙下从容久，玳瑁筵前整顿频。今日高楼鸳瓦上，不知抛掷是何人。”谓此诗通首咏妇人蒲鞋，而略不及弓纤之状，则是时尚未缠足。并引《太平御览》云：昔制履，妇人圆头，男子方头（见《宋书。五行志》），似不知裹足，而但以方圆为别也。胡应麟因之，力主起于唐末五代之说，谓古人言妇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纤腰而不言纤足。古人风俗如堕马、愁眉等妆，史传皆不绝书，而足独无明文，李白至以素足咏女子，则唐时尚未裹足明矣。此皆主弓足始于五代之说也。然伊世珍《郎记》谓马嵬老媪拾得太真袜以致富，其女名玉飞，得雀头履一只，长仅三寸。《诗话总龟》亦载明皇自蜀回，作杨妃所遗罗袜铭，曰：“罗袜罗袜，香尘生不绝。细细圆圆，地下得琼钩。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脱履露纤圆，恰似同衾见时节。方知清梦事非虚，暗引相思几时歇。”又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周达观引之以为唐人亦裹足之证。韩《さ子》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花间集》词云：“慢移弓底绣罗鞋。”杨用修因之，并引六朝《双行缠》诗，所谓“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以为六朝已裹足。不特此也，《杂事秘辛》载汉保林吴句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趾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纟徒足。又云揄修袖，蹑利屣。利屣者，以首之锐言之也。则缠足之风，战国已有之。高江村《天禄识余》亦祖其说，谓弓足相传起于东昏侯使潘妃以帛缠足，金莲贴地，行其上，谓之步步生莲花，然石崇屑沉香为尘，使姬人步之无迹，已先之。而《史记》并有“利屣”之语，则裹足之风由来已久云云。此主弓足起于秦、汉之说也。是二说固皆有所据，然《郎记》及《诗话总龟》所云，恐系后人附会之词。而李白之咏素足则确有明据，即杜牧诗之“尺减四分”，韩诗之“六寸肤圆”，亦尚未纤小也。第诗家已咏其长短，则是时俗尚已渐以纤小为贵可知，至于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湛渊静语》谓程伊川六代孙淮居池阳，妇人不裹足，不贯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辍耕录》谓扎脚五代以来方为之。熙宁、元丰之间为之者犹少。此二说皆在宋、元之间，去五代犹未远，必有所见闻，固非臆说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乡村则不裹。滇黔之倮苗、夷亦然。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而城外乡妇皆赤脚种田，尚不缠裹。盖各随其风土，不可以一律论也。本朝康熙三年，有诏禁裹足，王大臣等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不得裹足，违者枷责流徙，十家长及该管官皆有罪（事见《蚓庵琐语》）。康熙七年，礼部奏罢此禁（事见《池北偶谈》）。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金凤染指俗以凤仙花染指，自宋已然。《癸辛杂识》：凤仙花，红者捣碎，入明矾少许，染指甲，用片帛缠定，过夜。如此三四次，则其色深红，洗涤不去，直至退甲，方渐失之。回回妇人多喜此云云。今俗则不特回回妇人也。

　　○簪花今俗唯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其见于诗歌，如王昌龄“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醉插茱萸来未尽”，杜牧之“菊花须插满头归”，邵康节“头上花姿照酒卮”，梅圣俞《谢通判太博惠庭花》诗“欲插为之醉，惭但渐发星星”，东坡《吉祥寺赏牡丹诗》“年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又《在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诗云：“头上花枝奈老何”，穆清叔“”共饮梨花下，梨花插满头“，陈无已”白发簪花我自羞“，黄山谷词”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陆放翁诗”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之类，不一而足。按《羯鼓录》：汝阳王随明皇游幸，常戴砑绡帽打曲，上摘槿花一朵簪之，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是唐时已簪花也。宋真宗将东封，命陈尧叟为东京留守，马知节为大内都巡检使。驾未行，先宣入后苑赐宴，真宗与二公皆戴牡丹。旋令陈去所戴者，亲以头上一朵为陈簪之。又《盛事美谈》记真宗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上特顾晁迥、钱文僖，各赐一朵。又故事，惟亲王宰臣则中使为插花，余皆自戴。一日侍宴，上特命中使为晁迥戴花，观者荣之。又《宋稗类编》记寇准侍宴，上特命以千叶牡丹簪之，曰：”寇准年少，正是赏花吃酒时也“。沈括已韩魏公镇扬州，适芍药生金缠腰四朵，延王歧公、王荆公、陈秀公开宴，各簪一枝，后四人俱为相。《司马温公家传》：公年二十登第，闻喜宴，独不簪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宋史》：颜师鲁充显仁后遗留使，至金，力辞簪花听乐。莫充贺金正旦使，赐宴日，以本朝忌辰，不敢簪花听乐。又陈随隐记：孟冬时享驾回，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有诗云：”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带，尽分春色赐群臣。“”万数簪花薄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杨诚斋诗：”赐花新剪茜香罗，遍乌纱未觉多。花重纱轻人更老，抬头不起奈春何。“则并簪剪彩之花矣。《古今诗话》：孙周翰童时，侍郡侯宴，适座客簪花，郡侯出对曰：”口吹杨叶成新曲。“韩对曰：”头戴花枝学后生。“此皆宋时簪花故实也。金赵秉文有《戴花》诗云：”人老易悲花易落，东风休近鬓边吹。“又元遗山诗云：”鬓毛不属秋风管，更拣繁枝插帽檐。“元人贡师泰诗云：”忽见草间长十八，众人分插帽檐前。“又黄庚诗：”插花归去蜂随帽。“《漱石闲谈》记，明成祖时迎春，监生当代为簪花，众皆畏缩。有邵者直前取花，为成祖簪之。傅维麟《明书》：武宗南巡回，至淮安，戎服簪花，鼓吹前导。则金、元以来亦尚有簪花之例矣。今制殿试传胪日，一甲三人出东长安门游街，顺天府丞例设宴于东长安门外，簪以金花，盖犹沿古制也。

　　○妇人拜《礼》：妇人吉拜〔事〕，虽君赐肃拜。肃拜者，《周礼》太祝九拜之一。郑注谓俯下手，如今之扌壹。按推手曰揖，引手曰扌壹。肃拜如扌壹，正今俗妇人拢两手向下之礼也。惟妇人之拜跪与不跪，诸家之说纷纷。洪容斋等谓古礼妇人之拜本不跪，《战国策》苏秦至洛，其嫂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此畏惧之至，过为加礼，故特记史。《史记》周昌以易太子事谏高帝，吕后见昌为跪。此亦特为加礼，则非加礼不跪可知也。周天元帝诏曰：县命妇拜宗庙及天台，皆亻免伏如男子。欲妇人如男子拜，至特降诏书，则妇人本无拜跪之礼更可知也。此拜而不跪之说也。《清波杂志》则谓古之男女皆跪。古诗曰“长跪问故夫”是也。罗《鹤林玉露》亦引朱文公云：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也。拜手亦然，古乐府所谓“伸腰再跪拜”也。此拜而必跪之说也。不知古人席地而坐，引身即为跪，则妇人拜亦未有不跪者。古诗“伸腰跪拜”正是实事。引身长跪，拢手向下，即是伸腰拜跪也。虽长跪而其拜则仅肃拜，不作男子俯伏之状。《朱子语录》所谓直身长跪，拜时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肃拜。妇人首饰甚多，自难俯伏地上也。此席地而坐时，妇人有跪拜之礼也。迨后坐用床榻，则妇人之跪不便，故无复引身长跪之仪，而仅存拢手肃拜之礼，此所以有拜而无跪也。周天元特诏妇人如男子拜，是其时妇人久无跪拜之礼而知。而谓起于唐武后欲尊妇人，故不令拜跪，究属臆说也。（《宋史。王贻孙传》：太祖尝问赵中令：“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贻孙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唐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为证。赵甚重之。亦见《玉壶清话》及《爱日斋丛钞》。）总之，席地而坐时，妇人拜必兼跪。坐用床榻后，妇人有拜无跪。以古诗“伸腰跪拜”及周天元之诏彼此参看，自可了然也。后世妇人肃拜行礼时，稍作鞠躬虚坐之状，此亦有所本。宋太祖问赵中令“何以男子跪，妇人不跪”。又明肃太后垂帘，欲被兖冕，亲祠太庙，薛简肃问：“陛下当为男子拜乎？”议遂止。是宋时妇人固亦无俯伏拜跪之礼。而《爱日斋丛钞》云：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则妇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为稽首之容。今之妇人亦以古妇人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虚坐之势。然则拳曲虚坐，亦自宋时已如此也。惟是妇之于舅姑，及命妇之于君后，自有不可以常礼为敬者。《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后起。则隋时皇后受册，固跪拜矣。唐李涪《刊误》云：今郊天祭地，止于再拜，乃妇谒姑嫜，其拜必四。详其所自，初则再拜，次则跪献衣服，姑嫜跪而受之，当于此际授受多误，故四拜相属耳。则唐时妇初见舅姑亦跪拜矣。又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宿红状，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拜跪谢君王。”则唐时宫人于君后亦拜跪矣。盖家庭则舅姑，宫廷则君后，皆属至尊，自宜加礼，是以相沿至今，非此则仍肃拜也。

　　○古人跪坐相类朱子作《跪坐拜说》寄白鹿洞诸生，谓古者坐与跪相类。汉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诸所谓坐，皆跪也。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隐地，以尻着，而体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足证云，又《后汉书》向栩坐板床，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据此则古人之坐与跪，皆是以膝着地，但分尻着与不着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则谓之箕踞。《汉书。陆贾传》“尉佗箕踞”，颜师古注：伸其两脚如箕形。佛家盘膝而坐，则谓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则古人何以不尻着地，而为此危坐哉？盖童而习惯，遂为固然。犹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盘膝则不惯；北人多盘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惯也。（近日王西庄《十七史商榷》谓：古人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谓盘膝坐。则又误。盘膝坐则向栩、管宁榻上何以有膝髁痕耶？）

　　○高坐缘起古人席地而坐，其凭则有几，《诗》所谓“授几有缉御”也；寝则有床，《诗》所谓“载寝之床”也。应劭《风俗通》：赵武灵王好胡服，作胡床。此为后世高坐之始。然汉时犹皆席地，文帝听贾谊语，不觉膝之前于席；暴胜之登堂坐定，隽不疑据地以示尊敬是也。至东汉末始斫木为坐县，其名仍谓之床，又谓之榻。如向栩、管宁所坐可见。又《三国。魏志。苏则传》文帝据床拔刀，《晋书》桓伊据胡床取笛作三弄，《南史》纪僧真诣江学攵，登榻坐，学攵令左右移吾床让客，狄当、周赳诣张敷就席席，敷亦令左右移床远客。此皆高坐之证。然侯景升殿，踞胡床，垂脚而坐，《梁书》特记之，以为殊俗骇观，则其时坐床榻，大概皆盘膝无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绳，名曰绳床。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是也。而尚无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则自宋初始。《丁晋公谈录》：窦仪雕起花椅子二，以备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钅至《默记》：李后主入宋后，徐铉往见，李卒取椅子相待。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宾主礼，铉辞，引椅偏，乃坐。张端义《贵耳录》：交椅即胡床也，向来只有栲栳样，秦太师偶仰背坠巾，吴渊乃制荷叶托首以媚之，遂号曰太师样。此又近日太师椅之所由起也。然诸书椅子犹或作倚字，近代乃改从椅，盖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子、墩子之名，亦起于宋，见《宋史。丁谓传》及周益公《玉堂杂记》○再拜、三拜、四拜、五拜古人拜，虽臣之于君，亦只再拜。《孟子》所谓”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申包胥之九顿首，则以求救之切，本非常礼。至后周天元帝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于是始有三拜。然唐李涪《刊误》谓，郊天祭地，止于再拜。是唐时郊庙尚只再拜。前明《会典》：臣见君行五拜礼，百官见亲王、东宫行四拜礼，子于父母亦四拜礼。盖仪文度数久则习以为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须加隆以示差别，亦风会之不得不然诸也。（按《乐记》有”百拜“之语。古人之拜，只如今之鞠躬，故通计一席之间，宾主交拜繁数如此。注云：言百拜者，以喻其多也。）

　　○上元张灯朱弁《曲洧旧闻》云：上元张灯，自唐时沿袭汉武祠太一自昏至明故事。梁简文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灯山》诗，唐光天中东都设灯，迎三宫太后。是唐以前犹岁不常设。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矣。据此则上元张灯实盛于宋也。然唐诗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语，自是唐故事。

　　○润笔隋郑译拜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为制，戏曰：“笔干。”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文，何以润笔？”此润笔二字所由也。然《北史》袁聿修为信州刺史，有善政，既去官，州人郑播宗等七百人敛缣帛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记功德。诏许之。则又在郑译之前。故洪容斋谓作文受谢，晋、宋以来已有之。而王《野客丛书》并谓：陈皇后失宠于武帝，以黄金百斤奉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以悟主。此为润笔之始。其见于史书及载记者，唐《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受馈遗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未有邕者。故杜甫《八哀诗》李邕一首云：“干谒满其门，碑榜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织成。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唐书》：李华不甚著书，惟应人墓版传记及州县碑颂，时获金帛。柳公权善书，公卿贶遗巨万。主藏奴盗其所藏怀盂一箧，识如故。奴妄言叵测。公权笑曰：“银杯羽化矣。”不复诘，惟笔砚自秘之。李商隐记刘义持韩愈金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如与刘君为寿。”刘禹锡《祭韩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皇甫为裴度作福光寺碑，度赠以车马绢彩甚厚。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九千匹。盖唐时风尚已如此。《玉壶清话》：李翰为和凝门生，同为学士。会凝作相，翰草制罢，悉取凝旧阁图书器玩而去，留一诗于榻云：“座主登庸归凤阙，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欧阳公请蔡端明书《集古录序》，以鼠须栗尾笔、铜丝笔格、大小龙团茶、惠泉等物为赠。君谟笑其清而不俗。后闻欧得清泉香饼，惜其来迟：“使我润笔少此种物！”王禹玉作《庞颖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参以古法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试卷其一也。张孝祥书多景楼扁，公库送银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合诸妓宴会，以红罗遍赏之。张端义《贵耳录》：席大光葬母，乞吴传朋书，预供六千缗为润笔。人言传朋之贫可脱矣，一夕而光死。此又可见宋时士大夫风尚。盖作文受谢，宋时并著为令甲。沈括《笔谈》记太宗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金人院，每朝谢日，移文督之。杨大年作寇莱公拜相麻词，有“能断大事，不拘小节”，莱公以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赠金百两。曰例外，则有常例可知也。蔡忠惠与欧阳公书曰：“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襄作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可乎？”亦见待诏书碑受馈之有例也。《祖无择传》：词臣作浩命，许受润笔物。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安石辞一家所馈不获，乃置诸院梁上。安石忧去，无择用为公费，安石闻之不悦。翰林学士王寓《谢赐笔札记》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日有中使赍赐上所常御笔砚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笔一，金华笔格一，涂金镇纸天禄二，涂金研滴虾蟆一，贮粘｛麦曲｝涂金方奁一，镇纸象人二，荐研紫柏床一。周益公《玉堂杂记》：汤思退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高宗赐润笔钱几及万缗。赐砚尤奇。以宫禁中事命之草制，尚有如许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唐时虽未必有定制，然韩昌黎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江西观察使许于泉寄彩绢三百匹，亦特奏闻。穆宗诏萧亻免撰《成德王士真碑》，亻免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以区区文字馈遗，而辞与受俱奏请，则已为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也。其有不肯卖文及虽受馈而仍他施者，韦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其父，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返再三，讫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又柳比善书，顾彦晖请书德政碑。比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司空图传》：图隐居山中，王重荣父子雅重之，尝因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听人取之，一日而尽。《容斋随笔》又记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为作铭。其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义也。”《东坡集》亦有得润笔钱送与王子立葬亲之事。又元时胡汲仲贫甚，赵子昂为介罗司徒，请作其父墓铭，以钞百锭为润笔。汲仲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耶！”是日无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却愈坚。尝诵其送人诗“薄糜不继袄不暖，饥肠犹作钟球鸣”之句，谓人曰：“此吾秘密藏中休粮方也。”《明史。李东阳传》：东阳谢事后，颇清窘，有求碑志者，东阳欲却之。其子曰：“今日宴客，可使食无鲑菜耶？”东阳乃勉为之。亦可见其清节矣。然利之所在，习俗渐趋于陋。唐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者。《侯鲭录》记王仲舒为郎中，谓马逢曰：“贫不可堪，何不寻碑志相救？”逢笑曰：“适见人家走马呼医，可立待也。”又明唐子畏有巨册一帙，自录所作文簿，面题曰“利市”，事见《戒庵漫笔》。此皆急于售文之陋也。杜少陵《送斛斯六官》诗：“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又欧公《归田录》记馆阁撰文例有润笔，及其后也，遂有不依时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馈者之陋也。

　　○避讳避讳本周制，《左传》所谓“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是也。然周公制礼时，恐尚未有此。虽《金》有“以旦代某”之语，然《金》之真伪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诗曰“克昌厥后”，戒农官之诗曰“骏发尔私”，皆直犯文、武之名。虽曰临文不讳，然临文者但读古书遇应讳之字不必讳耳，非谓自撰文词亦不必讳也。而周初之诗如此，则知避讳非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盖起于东周之初。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鲁以献武废具敖。考数公之生，皆在西周，若其时已有避讳之例，岂肯故犯之而使他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时尚未有禁，及后避讳法行，乃不得不废官及山川名耳。孔门以后，习礼者益加讲求，如《礼记》所载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之类，可谓情义兼尽。然朝廷之上，犹未有听以私讳避官名之制。故汉时孔安国为侍中，以王瑜名犯其私讳，不肯连署，求解官。有司以公所无私讳驳之，遂不许。至晋江统疏曰：“故事：祖父名与官同者，皆许改；若身与官同名，不在改选之例。但身没之后，子孙难以称其位号，宜听其一并回避。”诏从之。则是时已著为令甲矣。《宋史。贾黯传》：律载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有罪。则并有不避讳而议罪之律矣。雍熙中，诏除官若犯私讳者，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许用式奏改。则更有因私讳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观之，盖自晋、六朝以至唐、宋无不以避讳著为律文也。其见于史传者：《宋书》范蔚宗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陈书》孙奂欲以王廓为太子詹事，后主曰：“廓父名泰，不可为太子詹事。”《唐书》源乾曜迁太子少师，避祖名更授少傅。裴胄授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换国子司业。萧俨拜太仆少卿，以父名不拜，徙太子右卫率。李涵为太子少傅，吕渭谓其父名少康，当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国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直昭文馆，以父名昭恳辞，乃改集贤院。吕希纯擢著作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讳而改授官者也。（《宋史》：张亢授庆州，亢以父名余庆，力辞，不许。李若拙授太子赞善，若拙以父名光赞辞，不许避者。）晋咸和中，　以王舒为会稽内史，舒以父名会，不拜，诏改会为郐。后唐以郭崇韬父名宏，乃改宏文馆为崇文馆。宋慕容延钊父名章，太祖乃授廷钊同中书门下三品，去平章二字。吴延祚亦以其父名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程元凤拜右正言兼侍讲，以祖讳辞，诏权以右补阙系衔。此因私讳而并为改官名者也。

　　张世南《游宦记闻》云：生曰名，死曰讳，世俗往往有台讳、尊讳之语，是称生人亦曰讳，乃不祥之甚也。今时俗口语亦尚多如此，不可不检。

　　○嫌名嫌名不讳，韩昌黎《讳辨》已详论之。然隋文帝以父名忠，凡官名有中字，悉改为内，已著为令。至唐时讳嫌名者更多，贾曾擢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引嫌不拜，议者引《礼》折之，始受。萧复为晋王行军长史，德宗以其父名衡，乃改为统军长史。则朝廷之上且为臣子避嫌名矣，毋怪乎李贺应进士举，当时流俗以其父名晋，遂同声訾议也。然《唐书》卫洙为郑颍观察使，洙以官号内有一字与臣家讳同，欲乞改授。诏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李奚传》：宦者摘奚疏中语犯顺宗嫌名，奚奏曰：“《礼》不讳嫌名。”不坐。则唐律本有嫌名不讳之条。

　　○二名《旧唐书》：太宗诏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自今官员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是太宗之诏甚明，然唐人凡遇此二字，虽不连属者亦避之。避世为代，如代宗本世宗之称是也。避民为人，如民部改为户部，李安民改为李安人是也。惟虞世南不改世字，盖世南没于太宗时，正遵奉诏旨故耳。其后李世但称李，则当高宗时已讳世字也。

　　○古人临文避讳之法司马迁之父名谈，故《史记》于张孟谈改作张孟同，赵谈改作赵同，此以同字代名也。有以他人之名犯庙讳，而但称其字者。如北齐以高欢先世有名泰者，故于宇文泰但称其小字黑獭；有名隐者，故于赵隐但称其字彦深。唐讳虎，故于石虎但称其字季龙；讳渊，故于刘渊但称其字元海，邓渊但称其字彦海；讳治，故于长孙稚但称其字承业（此并讳嫌名）是也。有以讳而改用文义相通之字以代之者。如汉明帝讳庄，而东汉人凡旧书所有庄字皆改为严，以鲁庄公为严公，楚庄王为严王，庄助、庄子陵皆改姓为严。王羲之之先讳正，法帖中正月皆作一月，或作初月。至唐时益踵其法，如改虎为武，渊为泉，又为深，世为代，民为人。因此并改古人之名，萧渊明为深明，李安民为安人。更以嫌名而改长孙稚名为幼，甚而别称虎曰猛兽，曰于菟。（《隋书》赵仲卿为政猛，时人谓之猛兽。《北史》又云：时人谓之于菟。）此皆以文义相同之字代用也。隋刘臻好食蚬，以父名显，乃改呼曰扁螺。此则以己之讳改物之名，殊觉可笑。东坡以其先讳序，凡为人作序皆用叙字，此又以音相同而义可通者代之。然或虽有同音之字而义无可通，则不免窒碍，近世缺点画之法，最为简易可遵矣。

　　○逮事不逮事《礼记》：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此但讳祖名，而又以逮事不逮事为别也。然《礼》又云：既卒哭，以木铎犭旬，曰舍故而讳新。杜预注《左传》引之，以为舍亲尽之祖，而讳新者，自王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其名，则讳当及五世矣。《吴志》：张昭著论，亦引逮事之义，谓六世亲属竭矣，则不必讳。周穆王名满，而后有王孙满；厉王名胡，而庄王之子亦名胡。此又讳及五世之证，则避私讳当以五世为断。（唐庙制：已祧不讳。故高宗讳治，而韩昌黎《湖州上表》内“治平日久”、“政治少懈”等句用治字甚多，盖宪宗时已祧高宗也。）

　　○觌面犯讳六朝时最重犯讳。《南史》谢凤之子超宗，以刘道隆问其有凤毛，辄走匿不敢对。后超宗谓王僧虔子慈曰：“卿书何如虔公书？”答曰：“如鸡比凤。”超宗狼狈而退。盖各触父讳故也。殷钧尚永兴公主，公主憎之，每召入，满壁书其父睿名。钧辄流涕而去。《北史》：熊安生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以之才讳雄，士开讳安，乃自称“触触生”。虽为当世所笑，然其时避讳之严，大概如此。董《燕闲常谈》云：许将知西京，有一吏白事云：“某钱若干，已有指挥许将来春充预买钱。”许厉声曰：“许将如何作得预买钱！”其人方悟。元绛知杭州，一吏白事：“合依元降指挥。”元拱手曰：“元绛何尝指挥？”吏惶恐而退。此未免觌面犯讳，故酬接时亦有不可不留意者，古人所以有入门问讳之礼也。●卷三十二○三年丧不计闰令甲：三年之丧，以二十七月为断，遇闰月不在此数。盖本古制。《白虎通》：三年之丧，不以闰月数，何也？期者，复其时也，大功以下服月数，故以闰月除。《南齐。文惠太子传》：母穆后薨后，其年九月有闰，小祥，疑应计闰，王俭议以为：“三百六旬，《尚书》明议；文公讷币，《春秋》致讥。故先儒期丧，岁数没闰，大功以下，月数数闰。所以吴商云：舍〔含〕闰以正期，允协情理”。诏从之〔按：以上引文应有《南齐书。礼志》中〕。按期丧尚不计闰，则三年之丧益可知也。

　　○父在为母斩衰古礼：父在，为母服期。《礼记。杂记下篇》：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礻覃。注云：父在为母也。《丧服篇》曰：期者，父在为母，传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丧服四制》曰：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汉以来皆遵此制。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从之。然犹仅齐衰也。明太祖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其庶母，皆齐衰杖期。自后遂为定制。

　　○妇为舅姑三年年丧妇为舅姑三年丧，起于宋太宗时。《燕翼贻谋录》云：《礼经》女子出适，以父母三年之丧折而为二，舅姑父母皆为期丧。太宗孝明皇后居昭宪太后之丧，齐衰三年。按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礼及《开元礼》妇为舅姑服期，近代多为重服，请加裁定。”魏仁浦等议曰：“古礼有期年之说，至后唐始定三年。窃以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夫居苫块之中，妇被绮罗之饰，夫妻齐体，哀乐不均。乞令舅姑之丧，妇从其夫，齐衰三年。”诏从之，遂为定制。据此则后唐已行之也。

　　○丧次助哭世俗有丧者，于吊客至，则多遣媪婢助哭，亦有竟使之代哭者。《南史》：王秀之遗令云：“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可见六朝时已有此陋习。

　　○避煞丧家避煞之说，俞文豹《吹剑录》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载丧煞损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十四岁女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郑、潘、孙、陈，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故世俗相传，至期必避之。据此，则唐时已有此风。洪容斋《夷坚志》：董成二郎死而既敛，家人用俚俗法筛细灰于灶前，欲验死者所趋。已而见鹅足迹在灰上，皆疑董已堕入畜类。又侯甸《西樵野记》：乡人顾纲卒，煞回，适值夜中，其妻设香楮牲馔于灵几，阃中障以彩绮，合门皆隐邻舍，独留一媪守家。媪见一物状如猿，而大如犬，据案啖牲。见媪，连殴之，媪号呼，家人趋救，已失之矣。又储泳论男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则受某日之煞气。阴阳家所载，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说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则死者右足钳而向左；雄煞不出，则左足钳而向右；皆不出，则左、右足皆钳而相向；皆出，则两足皆不钳而向外云云。历按诸说，则雄煞、雌煞之说，理或有之。然泥于习俗，至倾家出避，则惑矣。善乎陈东山之论曰：“安有执亲之丧，欲全身远害，而扃灵柩于空室之内者？又岂有父母而肯害其子者？”乃独卧苫块中，帖然无事。此可此破俗说也。

　　○墓祭古无墓祭，先儒备言之。其最明切者，晋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制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室庙寝礻方，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韩昌黎《丰陵行》亦云：“臣闻神道尚清静，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又程子谓：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顺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礼。小宗伯》虽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归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实非祭先祖。《冢人》所云凡祭墓为尸，《檀弓》所云有司设尊于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问》望墓为坛以时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庙故然。其吊丧而不及殡者，则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此又因赴吊不及而然，皆非常礼也。《史记》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地名，其后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马贞、林有望以为祭毕星而非祭墓。又按《竹书纪年》纣六祀，文王初亻龠于毕。则文王已祭毕，非墓祭可知也。惟《吴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居于秦余，春秋祠禹墓于会稽，似夏时已有墓祭。然《吴越春秋》作于后汉赵长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国语》、《史记》附会成篇，未可信也。盖三代以上，本无墓祭，故辛有见被发祭野者而以为异。欧阳公谓：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论者引为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冢，本唐开元二十年制，诏令编入五礼，永为常式，事见《旧唐书》，则非起于五代，而其实并非起于唐。（宪宗元和七年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者听假日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孟子》东郭番间之祭，虽属设词，然其时必已有此俗。《史记》：孔子没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是春秋、战国时已开其端。秦起寝殿于墓侧。西汉渭北原庙月出衣冠，颜师古曰：从高帝陵寝出衣冠，月一游之也。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元帝追念萧望之，每遣使祭其冢。此西汉时墓祭也。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之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园陵如元会仪。每正月上丁祀郊庙毕，以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正大夫、外国侍子、郡国计吏皆会陵。八月饮酎礼亦如之）。蔡邕见灵帝谒原陵，乃曰：“吾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易夺也。”此则上陵之创为朝制，自东汉明帝始。盖自西汉时早有上冢之俗，明帝遂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楼护为谏议大夫，使郡国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鲍永椎牛上苟谏冢。魏武祭桥玄墓，又赐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庞德公亦有上冢事。两汉以来，见于史书者不一而足。盖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仿之，皆立祠堂于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则祭于墓，相习成俗也。孔子云：死归土谓之鬼。周丰云：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济翁《资暇录》记唐时寒食出城拜扫，虽已即吉者，仍用丧服，白衫麻鞋。此盖犹沿古时凶祭之意。○合葬《檀弓》：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盖。”然则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椁，盖取相亲之意。《记》云：亲之也者，亲之也，生既同室，死自不容相离，故卫人之也离之，鲁人之也合之，而孔子独善鲁。然所谓离之者，亦非异其椁，但一椁而为二室耳。合之则并无有隔于两棺之间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则合葬之当同椁也审矣。后世古法渐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讲，所谓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于时俗者。人之生死不齐，时之贫富亦异，故朱子谓古人椁大，可容两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尝以异椁为非也。司马温公作《程夫人墓志》云：蜀人之也，同垄而异圹。则并有隔圹者矣。

　　○改葬《中庸》：武王末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又改葬以王礼。按《左传》隐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故有阙，是以改葬。《战国策》：魏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谓太子曰：“昔王季葬于禁山之尾，栾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出而张朝三日而后更葬。”则改葬起于文王也。（《吕氏春秋》谓葬于涡山之尾，《初学记》作呙山，《论衡》作滑山。）然古人改葬，盖出于不得已。郑康成谓坟墓以他故崩坏，将亡失尸柩者，韩昌黎亦谓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不备礼者；敖继公亦云或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礼，如晋惠公于共世子之类是也。后世以迁就风水，轻动祖宗之体魄，谬矣！改葬在除丧后者，其服缌麻。《梁传》：改葬之礼，缌举下缅也。《丧服记》：改葬服缌。戴德、郑康成皆谓：服缌者，臣为君，子为父，妻妾为夫及孙为祖后者也。然则主丧者仅服缌，非主丧者则无服矣。卫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问服于子思。子思曰：“礼：父母改葬，缌；既葬而除之，不忍无服送至亲也。”非父母无服，无服则吊服，昌黎谓：吊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礼》：士庶人逾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无久殡不葬者。《丧服小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此则有他故，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后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问子思曰：“丧服既除，然后乃葬，则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昌黎所谓改葬与未葬异者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世俗有攒柩于所居之室，遂以为葬所者，古人谓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即吉议。郗诜母亡，便于尝北壁外下棺，三年即吉。卫以其不应除服议之，诜云：“此方下湿，唯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养之堂，不知其不可也。”（亦见《晋书》）。程《三柳轩杂说》：胡楷买屋修理，于夹壁中得故攒堂一尸，僵卧如生，触之则应手灰灭，遂白有司，迁瘗之。盖即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时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谓之火葬。顾宁人已详言其凶惨。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广信府一带风俗，既葬二三年后，辄启棺洗骨使净，别贮瓦瓶内埋之，是以争风水者，往往多盗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饶，见库中有骨数十具，皆盗葬成讼贮库者。按《南史。顾宪之传》：宪之为衡阳内史。其土俗，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乃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则此俗由来久矣。

　　○神道吴曾《能改斋漫录》谓：墓路称神道，自汉已然。而引《襄阳耆旧传》光武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又《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为证。张氵昊又引《汉书。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国侯李信成，坐为太常丞相侵神道为隶臣，又《霍光传》光夫人侈大其茔制，起二幽阙，筑神道，谓此二事又在前。是神道盖起于西汉也。

　　○碑表《仪礼。士婚礼》入门当碑揖，《聘礼》宾自碑内听命，又曰东西北上碑南，《礼记。祭义》牲入庙门，丽牲于碑。贾氏以为宗庙皆有碑，以识日景。《说文注》又云：宗庙碑以丽牲，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檀弓》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注：丰碑以大木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丧大记》：君葬四二碑，大夫葬二绋二碑，凡封窆用去碑。注：树碑于圹前，以绋绕之，用辘轳下棺也。按此数说，则古人宫寝坟墓皆植大木为碑。而其字从石者，孙何云：取其坚且久也；刘勰则谓：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后代自庙徂坟，以石代金；司马温公谓：古人勋德多勒铭鼎钟，藏之宗庙，其葬则有丰碑以下棺耳，秦汉以来，始作文褒赞功德，刻之于石，亦谓之碑。此二说似谓刻石之碑与下棺之碑无涉者，然唐封演《闻见记》：丰碑本天子、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其上，又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贯纟率索之象。孙宗鉴《东皋杂录》：周、秦皆以碑悬棺，或木或石，既葬，碑留圹中，不复出矣。后稍书姓名爵里于其上，后汉遂作文字。李绰《尚书故实》亦云：古碑皆有圆空，盖本墟墓间物，所以悬窆者，后人因就纪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数十年前有树德政碑者，亦设圆空，后悟其非，遂改。而孙何亦谓：昔在颍中，尝见多荀陈古碑，皆穴其上，若贯索为之者。以问起居郎张观，观曰：“汉去古未远，犹有丰碑之遗像。”更以质之柳仲涂，亦云。然则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于悬窆之丰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传于世者，汉有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又蔡邕作郭有道、陈太邱墓碑文，载在《文选》。《后汉书》：崔实卒，袁隗为之树碑颂德。故刘勰谓东汉以来，碑碣云起。吴曾《能改斋漫录》亦谓碑文始自东汉。而朱竹又引元初五年谒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即碑之类，则西汉已有碑制。究而论之，要当以孔子题延陵吴季子“十字碑”为始。或有疑季子碑为后人伪托者，唐李阳冰初工峄山篆，后见此碑，遂变化开合，如龙如虎，则非后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后，则峄山、之罘、碣石等，虽非冢墓，亦仿之以纪功德矣。

　　○墓志铭墓志铭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谈》谓：《事祖广记》引《炙果子》，以为始于王戎、冯鉴。《事始》以始于西汉杜子春，而高承《事物纪原》以为始于比干。槎上老舌又引孔子之丧，公西赤志之，子张之丧，公明仪志之，以为墓志之始。不知《檀弓》所谓志之者，犹今之主丧云尔，未可改作志也。惟《封氏见闻录》：青州古冢有石刻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贾昊以为东海王越之女，嫁荀之子者。又东都殖业坊王戎墓有铭曰“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墓铭”。凡数百字。又魏侍中缪袭葬父母墓下题版文。则志铭之作纳于圹中者，起于魏晋无疑云云。阮亭所据封氏之说固核矣，然《南史》齐武帝裴皇后薨，时议欲立石志。王俭曰：“石志不出《礼经》，起自宋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球石志，素族无铭策，故以纪行。自尔以来，共相祖袭。今储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烦石志。”此则墓志起于元嘉中之明据也。（宋建平王宏薨，宋武〔孝〕武帝自为墓志铭。）司马温公亦谓南朝始有铭志埋墓之事。然贾昊辨识“东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见《南史》，则晋已有墓志之例。又《宋书。何承天传》：文帝开玄武湖，遇大冢，得一铜斗。帝以问群臣，承天曰：“此新莽时威斗，三公亡，皆赐之葬。时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也。”饿而冢内更得一石，铭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张华《博物志》载，西汉南宫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葬铭，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野，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亦见《学斋占毕》。）则西汉时已有墓铭也。《金史。蔡传》：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两燕王墓，旧在东城外，今在所展之内，命改葬于城外。此两墓俗传燕王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启圹，其东墓之柩端题曰“燕灵王旧”，旧即古柩字通用，乃汉高祖子刘建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作《两燕王辨》甚详。此又西汉题识于柩之法。不特此也，《庄子》云：卫灵公卜葬于沙丘，掘之得石椁，有铭曰“不凭其子”，灵公乃夺而埋之。则春秋以前已有铭于墓中者矣。（《唐书。郑钦说传》：梁任于大同四年七月，在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当时莫有解者，戒子孙世世以此访人。五世孙写以问钦说，钦说方出使，得之于长驿，行三十里，至敷水驿，乃悟：此冢葬以汉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圯以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也。解在《钦说传》内。则汉时铭墓又有此一种，盖即《庄子》所谓石椁铭之类也）由此数事以观，则墓铭之来已入。而王俭谓始自宋元嘉中颜延之，此又何说？窃意古来铭墓，但书姓名官位，间或铭数语于其上，而撰文叙事，胪述生平，则起于颜延之耳。

　　○碑表、志铭之别《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于墓上，志铭则埋圹中，此志铭与碑表之异制也。诸书所载，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碑铭》所谓“思传旧德，宜勒黄金之碑”，杨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铭》所谓“丘陵标榜，式建丰碑”，此碑之立于墓上者也。贾昊所辨东海女郎及甄邯诸事，皆从开冢而见。又《神僧传》宝志公殁，梁武帝命陆亻垂制铭于冢内。司马温公志吕诲，云海将死，嘱为其埋文志。张仲倩云：撰次所闻，纳诸圹。志铭之藏于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于葬后者，《王荆公集》中马正惠葬于天禧，而碑立于嘉，贾魏公碑亦立于既葬之明年。而墓志之作，必在葬前。温公铭其兄周卿及昭远，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请于他人，而自为铭，以葬时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开平神道碑铭》亦云序而铭诸幽，殊不可解。神道碑无纳圹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东王作墓志铭藏于圹内，邵陵王又作墓志列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又范传正作李白新墓铭，刻二石一置圹中，一表道上，景濂或仿此欤？（温公谓：碑犹立于墓道，人得见之，志藏于圹中，非开发孰从而睹之？谓志铭可不用也。费兖则引韩魏公四代祖葬博野，子孙避地，遂忘所在。公既贵，始寻求，命其子祭而开圹，各得志铭然后信。则志铭之设，亦孝子慈孙之深意，未可尽非也。）《涌幢小品》云：刘宋时，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言以为：立碑者宜上言，为朝议所许，然后得立，庶可防遏无征，显章茂实。由是普断遵行（见《南史。裴松之传》）。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请。及五代而弛，今且弥布天下矣。又朱竹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此规制之宜审者也。（按此本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不得过四尺，载在丧葬令。）碑有序有铭，谓之碑文可也。碑铭可也，而直谓之碑则非也。孙何曰：蔡邕撰郭有道、陈太邱碑，皆有序冠篇，而未乱之以铭，未尝直名之曰碑。（《北史。樊逊传》：魏收为《库狄干碑序》，令樊孝谦作铭，陆邛不知，以为皆收作也。是又有两人合作序、铭者。）迨李翱为商愍女碑，罗隐为三叔碑、梅先生碑，则序与铭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复曰文，而直曰碑。是竟以丽牲悬纟率之具而名其文矣。古者嘉量为铭，谓之量铭，钟有铭，谓之钟铭；鼎有铭，谓之鼎铭，不闻其去铭字而直谓之量也钟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审者也。（按《南史。虞荔传》：梁武于城西置士林馆，荔乃制碑奏上，帝即命勒于馆。则六朝时已单名曰碑。）《癸辛杂识》引赵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谓墓志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盖，盖丰下杀上，上书某朝某官某人墓志，此所谓书盖也。后立碑于墓，其篆额应止谓之额，今讹为盖，非也。此题额之宜审者也。又夫妇合葬墓志，近代如王遵岩、王州集中，皆书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志”，识者非之，以为古人合葬，题不书妇，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后不典之词也。而考唐、宋书法，则并无合葬字，但云“某君墓志”而已。其妻之，则于志中见之。此书法之宜审者也。又古人于碑志之文不轻作，东坡答李方叔云：“但缘子孙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尝措手。”其慎重如此。今世号为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风斯下矣！唐荆州云：近日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必有一篇墓志，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志忠款，犬马未陈，奄先草露，骨肉归于土，魂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长安北郭，此焉宴息。王阮亭引之，以为此又后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志之始也。又《后汉书。赵岐传》：岐久病，敕兄子可立一员石于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此亦与杜子夏临终作文同也。

　　○行状吴曾《能改斋漫录》云：自唐以来，未为墓志，必先有行状。盖六朝以来已有之。按《梁书》江淹为宋建太妃周氏行状，任、裴子野皆有行状。《南史》袁昂临没，敕诸子不得上行状。徐孝嗣为吴兴守，王俭赠以四言诗，人以比蔡子尼行状，《北史》邢臧为甄琛行状，世称其工。而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先贤行状最多，则汉末已有之，并不自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状，本以上太常、司徒议谥法。《魏书》云：旧制，凡薨亡者，大鸿胪、本州大中正条其行迹，移公府，下太常博士议谥。不应谥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实。若状不实，中正坐如博士。《封氏闻见记》云：唐制，太常博士掌谥，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录行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议拟申省，省司议讫，然后奏闻。是古人于行状原有核实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孙故吏为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议者亦多以善善欲长，谁肯与刻核之举？虽有中正、博士处分及考功校勘，而滥者接踵。魏袁翻谓：今之行状，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君父之行，无复是非。今之博士又与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状，便为议谥。请敕太常，有言词流宕、无复节限者，不得听受。唐李翱亦谓：行状谥牒，皆故吏门生苟言虚美，愿敕考功，虚者勿受。按当时行状有中正、博士之处分，考功之校勘，尚不免多虚誉，何况近代之行状，不必经太常考功，人人可以自撰，又何怪乎虚词谰语，连篇累牍也！俞文豹《吹剑录》：古来志妇人者止曰碑曰志，未尝称行状，近有乡人志其母曰行状，不知何据。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状，已见《唐史》，则又不得谓妇人行状之无本也。

　　○乐石世俗志铭之文，每云刻之乐石，盖本峄山碑文有“刻之乐石”之语而袭用之，不知引用误也。《禹贡》“峄阳孤桐，泗滨浮磬”，言泗水之滨有石可为磬，始皇峄山所刻，即用此磬石，故谓之乐石（以磬乃作乐之具）。他处刻石文，不云乐石也。文士通用之于碑碣，误矣。说见颜师古《匡谬正俗》。

　　○忌日忌月《礼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盖每遇父母没之日，必素服撤乐，哀慕终日。六朝以来，更有忌日请假之制。沈约《答庾光禄书》云，忌日请假。应是晋、宋之间，其事未久。《封氏闻见记》则以为古制忌日止是不饮酒、不作乐，至于后世请假闭门不见客，则礼之过。而引《晋书》会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作乐，王便起去，持弹弹鸟。桓玄忌日，与宾客游宴，惟至时一哭。以为古无忌日不见之客例。其不见客者，实由不能悲怆，故转自藏晦耳。此言虽欲矫弊，然遇忌日仍宴宾见客如平时，行之既久，此礼将遂废，是适便于背死忘亲者之为。则与其过而去之，毋宁过而存之。《文昌杂录》记宋元丰令诸私忌给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盖犹沿古制也。六朝时又有“忌月”之说。晋穆帝将纳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议。荀纳，王洽等谓：“古但有忌日，若有忌月，则更当有忌时、忌年益为无礼。”《南史。张融传》：融有孝义，忌月，三旬不听音乐。《唐书。王方庆传》：议者以孝明帝忌月，请献俘不作乐。方庆谓：“礼有忌日，无忌月。”亦引荀纳等忌时忌年之说以折之。《韦公肃传》：旧制，忌日之前三日、后三日皆不听事，公肃亦引礼无忌月之说以著其非。

　　○七七俗以人死每七日为忌，至七七四十九日则卒哭，此不得其说。田艺衡《春雨逸响》云：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死以七日为忌，一腊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杨用修亦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郎仁宝云：天以二气五行生物而有七政，人得阴阳五常而有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气至六日有余为一候；人之气亦惟七，凡六日有余而行十二经。又引《论衡。订鬼篇》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气。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则死者庚辛之神，盖甲乙鬼，庚辛报，故甲乙日病者，死期尝〔常〕在庚辛也。而因以推五行相克之理，如木日鬼则金为之杀，金日鬼则火为之杀，皆隔七日也。是数说者皆有理，大抵阴阳往来，多以八日为候。如世人病伤寒者，其轻重每七日则一候，或一候、二候、三候，有按节不爽者。《易》曰七日来复。此固天之道也。《礼记》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其后世做七之始欤？然以七七为限，经传并无明文。王棠谓：古礼诸候七虞，以七日为节。春秋末，大夫皆僭用七虞。今逢七日必祭，凡七祭，盖因虞礼而误用之也。又引皇甫所撰《昌黎神道碑》云：遗命丧葬，无不如礼。凡俗习画写浮屠，日以七数之，及阴阳家所谓吉凶，一无污我云云。棠谓“日以七数之”者即今世逢七设奠是也。然七七之祭，实不始于唐。按《北史》胡国珍死，魏明帝为举哀（国珍，胡太后之父也，故死而太后为之行丧礼）。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阉人孟栾死，灵太后于其七日设二百僧斋。北齐武成帝宠和士开，将幸晋阳而士开母死，帝听其过七日后续发。又孙灵晖为南阳王绰师，绰死，每至七日，灵晖为请僧设斋。此则做七之明证，盖起于元魏、北齐也。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唐《李翱集》有杨垂撰丧仪，其一篇云七七斋，翱以为非礼，特论去之。《韩琦君臣相遇传》：仁宗崩，英宗初即位，光献后谓琦曰：“当初立他为皇子时，臣僚多有言不当立者，恐他见后心里不好，昨因斋七并焚于钱炉矣。”斋七即做七也，此又近代做七故事也。

　　○生圹司空图作生圹，每春秋佳日，邀宾友游咏其上，事见《唐书》。然不自司空生始也。《后汉书。赵岐传》：岐自为春秋藏〔按：“后汉书”作“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导宾位，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此生圹之始也。《唐书》姚勖自作寿藏于万安山，署兆曰寂居穴，坟曰复真堂，刂土为床，曰化台，而刻石告后世。卢照邻隐具茨山下，预为墓区，偃卧其中。李适营墓树十松，未病时，《常》往寝石榻上，置所撰《九经要句》及素琴于前。此皆在司空图之先。

　　○生祠官吏有遗爱，既没而民为之立祠者，盖自文翁、朱邑始。《汉书》：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朱邑先为桐乡令，后入为大司农，临死，嘱其子曰：“必葬我桐乡。子孙念我，不如桐乡民。”其子遵遗令，葬之于桐，桐人果为立祠，岁时祭享不绝。《后汉书》：周嘉为零陵守，卒，吏民颂其遗爱，为立祠焉。王涣为洛阳令，卒，民立祠于安阳亭西，每祀辄弦歌之。许荆为桂阳守，卒，桂阳人为立庙树碑。祭彤在辽东，有恩信，既没，吏民为立祠。此皆死后立祠者也。其有立生祠者，《庄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栾布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同。此生祠之始也。《后汉书》：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吏民生为立祠。王堂为巴郡太守，韦义为广都长，吏民皆为立生庙。又李宪即诛，余党犹据守，光武欲讨之，庐江人陈众为从事，乘单车，驾白马，往喻降之，乃共为立生祠，号曰白马从事。《唐书》：狄仁杰贬彭泽令，邑人为立生祠。迁魏州，州人又为立祠。吕治荆州，有惠爱，荆人构生祠。没，人又以钱十万徙祠于府西。《宋史》：李入相，淮阳民数千诣阙，请立生祠。《张亢传》：其祖张全义，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立生祠。韩魏公在定州，数州之民诣阙，请为立生祠。事见《君臣相遇》。自唐以来，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祠，至公亦立为祠于熙宁佛寺，仪形宛然。此皆生而立祠者也。（按《旧唐书》狄仁杰有生祠在魏州，后其子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

　　○祠堂今世士大夫家庙曰祠堂。按三代无祠堂之名。东坡《逍遥台》诗自注云：庄子祠堂在开元，此或后人因其葬处为之，非漆园时制。然王逸序《天问》云：屈原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画天地山川神灵奇诡之状，因书壁而呵问之。则战国末已有祠堂矣。《汉书》张安世及霍光传：将作穿复土起冢为祠堂。其时祠堂多在墓地，故司马温公谓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如成都外诸葛祠堂，盖一二而已。《光武纪》：建武十七年冬，幸章陵，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因谒陵而起祠堂，则亦或在墓也。《后汉书》：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得夷人和，既卒，夷人爱慕，送其丧归。诏书嘉美，为立祠堂。又清河王庆欲为母宋贵人作祠堂，不敢上言，常以为没齿之恨。《魏略》：明帝东征，过贾逵祠，诏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北史。崔士谦传》：士谦为荆州刺史，及卒，阖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时祭亭。《周书》：司马裔卒，家室卑陋，丧庭无所，乃诏为起祠堂。此则不在墓所，然其时尚沿祠堂之名。唐以后，士大夫各立家庙，祠堂名遂废。若唐世所传家庙碑、先庙碑之类，罕有名祠堂者。《宋史。宋庠传》：尝请复群臣家庙，曰：庆历元年赦书，许文武官立家庙，而有司不能奉行，因循顾望，使王公荐享，下同委巷，请下有司论定施行。王曙亦奏请三品以上立家庙，复唐旧制；文彦博亦请定群臣家庙之制。苏颂曰：“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今不能有土田，请考唐人寝室燕飨仪，止用燕器常食。”皇中遂著令臣下立庙。是其时亦未以祠堂为名。近世祠堂之称，盖起于有元之世。考《元史》仁宗建阿术祠堂，英宗建木华黎祠堂。朝廷所建，亦以为名，则士大夫私庙可知矣。○宗祠素像古者祭必有尸。《孟子》弟为尸。是战国时尚有此制。然宋玉《招魂》已有像设君室之文，则素像实自战国始。顾宁人谓：尸礼废而像事兴，亦风会使然也。近世祠堂皆设神主，无复有素像者，其祖先真容则有画像，岁时展敬。唐、宋时则尚多素像。陆鲁望建祠，素已像于其中。咸淳中，有人醉仆其像，腹中皆生平诗文稿也。前明士大夫家祠亦有之。陆深《溪山余话》云：予谪延平时，路过兰溪，谒章枫山祠堂，祠中素像乃公服，不甚肖。

　　○塑像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实不自佛家始。《史记》：帝乙为偶人以象天神，与之博。则殷时已开其端。《国语》：范蠡去越，越王以金写其形而祀之。《国策》宋王偃铸诸侯之像，使侍屏厕。则并有铸金者。《孟子》有“作俑”之语，宋玉《招魂》亦云“像设”。魏文侯曰：吾所学者，乃土梗耳。又《国策》：秦王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象寡人而射其面。”又孟尝君将入秦，苏代止之，曰：“土偶与桃梗相遇，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为人，岁八月雨降，则汝残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土残则复西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削子以为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税驾也。’”则泥塑木刻，战国时皆已有之矣。又《韩非子》记桓赫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更小也。此又塑像之秘诀。至佛像，自汉武击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归。然则佛像本用金铸，其后有用土木者，则转从入中国后，以中国之法为之耳。《宋史。方伎传》：僧志言盛夏死，身不坏，仁宗命以其真身塑像寺中。此又后世真身塑像之始。

　　●卷三十三○刻书书册《池北偶谈》引《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命太子宾客马缟等充详勘九经官，于诸选人中召能书者，写付匠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汉乾中，《周礼》、《仪礼》、《公羊》、《梁》四经始镂版。周广顺三年，尚书左丞田敏进印板九经。马端临《文献通考。书籍门》亦载刻书始于后唐。沈括《笔谈》及《孔氏杂说》亦皆以为始于冯道奏镂五经。又和凝有集百余卷，自镂板行世。广顺中，蜀人毋昭裔出私财百万，刻九经板，又刻《文选》、《初学记》、《白孔六帖》行于世。是刻书始于五代明矣。然叶梦得又谓唐柳比《训序》方在蜀见字书雕本，而元微之序白乐天《长庆集》亦云：缮写摹勒，炫卖于市井。摹勒即刊刻也，则唐时已开其端欤？《笔谈》亦谓板印书籍唐时尚未盛。曰尚未盛，则已有之也。《河汾燕闲录》又谓：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王阮亭引之，以为刊书之始。刊书与抄书难易不啻百倍，若隋已有雕刻。何以唐时尚未盛行，直至五代时始有之。当是隋、唐时习其技者少，刻书甚艰故耳。胡应麟《笔丛》亦谓雕本肇于隋，行于唐，扩于五代，精于宋。郎瑛《七修类稿》又谓，唐时不过少有一二，至五代始盛，宋则群集皆刻，要不谬也。今世刻工有活板法，亦起于宋时。沈括云：其法用泥刻字，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欲印则以铁范置板上，而密布字印于其中，顷刻印千百本，此即活板法也。但宋时犹用泥刻字，今则并用木刻，尤为适用耳。陆深《金台纪闻》云：近日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则又以活字为起于明代，盖未知宋时已有刻泥活字之法也。又程大昌《演繁露》云：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即今书册也。此恐未必，唐时如邺侯插架三万轴，白乐天云“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微之序乐天诗亦云“前后数十轴”，是其时尚用卷轴也。《笔丛》亦谓：唐末宋初，钞录变而为印摹，卷轴变而为书册。

　　○刻时文《云谷卧余》载杨常彝云：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加批点，自王房仲选程墨始。其后坊刻渐众，大约有四种：曰程墨，则科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旧作；曰行卷，则举子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每科房考之刻，皆出于苏杭，而北方贾人市买以去，天下群奉为的矣。《戒庵漫笔》曰：余少时未见有房稿刻本，有书贾从利考朋友家抄得窗课，每篇酬钱数文，持去发刻。唐荆州中会元，其稿是门人蔡瀛所刻。薛方山中会魁，其三试卷亦门人钱梦玉以东湖活板印行之。今则满目皆坊刻矣。《七修类稿》亦云：化代以前，世无刊本时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提学考卷也。（按《明史》万历十五年礼部言：举业流弊太甚，请选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此又官刻时文之始。）

　　○花押顾宁人引《集古录》有帝王将相署字一卷，谓署字者乃草书其名，即仿俗所谓画押。而因据《魏志》司马懿将统兵拒蜀，许允等谋因其入，请帝杀之，已书诏，优人于帝前唱“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欲帝速押诏书也，以为此帝王书押之始，是固然。然谓是时帝王之押即自署名，恐不然也。汉时长官批属吏符牒，书一诺字。《后汉书。党锢传》所谓南阳宗资但画诺。王府僚吏笺启，亦用此制批答。晋元帝践阼，心存谦抑，犹用藩王礼，凡笺奏皆批诺。诺字中若有凤尾婆娑之形，故曰凤尾诺。是画诺者实书一诺字，非后世花其名可比。然则长吏及藩王之批答僚属，犹只书一诺字，而帝王之押反自花其名乎？《北史。齐后主纪》：穆提婆等卖官，乞书诏，后主连判文书二十余纸，各作依字（《北齐书》各作花字）。则北齐帝王画押，尚但作依字，而不自书其名，岂魏时帝王之押已自署名乎？盖汉、魏时帝王已有押诏之例，然必另有字作押，如“依”字“可”字之类，而非自花其名也。唐董昌僭位，下制诏皆自署名。或曰：“帝王无押诏。”昌曰：“不亲署，何由知我为天子？”是唐末尚无天子自署名之例，而谓汉、魏帝王之押即自花其名，必不然也。《集古录》所云五代帝王署字一卷，盖五代帝王皆起于人臣，其未登极以前，本有署名之押，即位后遂仍而不改耳。至士大夫之押，自六朝至唐、宋，固无不署名。（齐太祖在领军府时亦令纪僧真学己手迹，下名答报表疏。又陆亻垂戏何敬容：“苟既太大，父亦不小。”斛律金不能署“金”字，齐伸武指屋角示之。库狄干署“干”字，乃逆上画之，时人号为穿锥。皆花押署名故事。）而宋时则并有以押代名之例。袁文《瓮牖闲评》记张乖崖一札，后面云“知升州张”，押字自手而不书名。方勺《泊宅编》亦记张安道书不称名，但著押字。故周密《癸辛杂识》云：前辈简帖皆前面书名，其后押字即以代名，不复书名也。近世士大夫不以押字代名，才百馀年事耳。尝见先朝进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书名，初疑为检底，而未乃有御批，殊不能晓。后见前辈所载，乾、淳间礼部有申秘省状押字而不书名者，或以为相轻致憾。范石湖闻之，笑其陋云。据此，以宋时进呈文书及属吏申长官文牒，后幅亦皆以押代名。然《韩琦君臣相遇传》：公在魏时，府僚路拯呈事，状尾忘书名，公即以袖覆之，路君愧服。然则古人进状，状尾本有书名之例。

　　○烧香赵彦卫《云麓漫抄》谓古无烧香之事，《尚书》至于岱宗，柴望大告武成，《礼记》焚柴于泰坛，《周礼》升烟燔牲首，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后世烧香，盖起于佛道云。李相之《贤已集》因谓烧香始于佛图澄。襄国城堑水源暴竭，石勒问澄，澄曰：“今当敕龙取水。”乃烧安息香，咒数百言，水大至云。然烧香实不自此始。《三国志》：孙策谓张津著绛帕头，烧香读道书，又《江表传》：道士于吉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则汉末道家已用之。又按《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则烧香之始于佛家可知也。高似孙《纬略》亦云。

　　○放生池放生本于佛家戒杀之义。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所。颜鲁公碑云：环地为池，周天布泽。动植依仁，飞潜受获。宋天禧中，王钦若奏以杭州西湖为祝圣放生池，郡守王随记之。东坡奏西湖不可废者五，此其一也。其状云：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然考《艺文类聚》梁元帝时荆州有放生亭碑，则唐以前已有之。又《南史》梁武时谢微为《放生文》，见赏于世。盖梁武帝奉佛戒杀，至以面为牺牲，则放生起于是时无疑。据鲁公“飞潜受获”及坡翁“羽毛鳞介”云云，则其池不特种鱼。宋人生辰多以放鸟鸽为寿，坡翁诗“记取金笼放雪衣”，自注：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又《倦游录》云：王丞相生日，巩笼雀鸽以献，开笼一一放之。皆与天禧祝圣事相类，盖放生池兼放鸟兽，今人亦尚有舍豢六畜者○神前设签顾仲恭《竹签传》载神前设签之始曰：入唐为陈武烈太祝，附帝意作韵语；入宋又避江东神幕，关壮缪侯之改谥武安王也，倚势辟之；明兴，为王立庙京师正阳门外，命签典谒。然则神前设签，起于唐世也。又《夷坚志》：建昌大寺塔中置泗州僧伽像，甚灵，张彦文尚书与其子元晋初预乡荐，皆祷之，同得一吉签，遂登第去。《癸辛杂识》：临安太学有岳武穆王祠，并祀银瓶娘子，其签文与天竺同。

　　○放债起利、加二、加三、加四并京债放债起息，后人皆以《周礼》泉府之官“凡民之贷，与其有司辨之，以国服为之息”一语为口实。按“国服为之息”一语本不甚了了，郑众释之云：贷者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郑康成因释之云：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此亦亿度之词。盖《周礼》园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皆无过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税重。康世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万钱者期出息五百也。贾公彦因而疏解谓：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也。此后世放债起息之所本也。《汉书。谷永传》：为人起债，分利受谢。颜师古注曰：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为之主，放与他人，以取息而共分之。是汉时已有放债之事。然师古谓代富人为主，放与他人，亦恐未确。盖如今之中保，为之居间说合，得以分利受谢耳。《汉书。货殖传》：农工商贾，大率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注云：每万得利二千，故百万之家得二十万，此加二之息，见于《汉书》者也。郑康成注“国服为息”句，又云：王莽时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公彦疏云：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催科，惟计所赢多少，如岁赢万泉则催一千，如赢五千则催五百，皆据利催什一也。然则王莽时收息仅加一也。然《汉书。莽传》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与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钱与民，月收其息三钱也。则莽收息乃加三，而非如康成所云什一也。此加三起息之见于《莽传》者也。宋《青苗条例》云：人户所请价钱斛斗，至秋成应纳时，如物价稍贵，愿纳见钱者，当比附元请价钱，不得过三分。如一户请过一贯文，送纳见钱，不得过一贯三百文。此后世官利加三之始也。（《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诏：民间贷息以三钱为率，著为令。）然韩琦疏又云：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则又加四利息矣。《元史。太宗本纪》：国初，官民贷回鹘金岁加倍，太宗著令：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时因耶律楚材言“回鹘金取息太重，名羊羔利，请以本利相侔而止，”故有是诏。见《楚材传》。）世祖至元六年，又申明此制，令民间贷钱虽逾限，止偿一本息。（时又因刘秉忠言“宜确计官民欠负，依前者使一本一利偿还”，诏从之。见《秉忠传》。又布鲁海牙宣抚真定，以富民收息不逾时倍之，乃定令息如本而止。见《布鲁海牙传》。）此近代远年债负一本一利之所始也。至近代京债之例，富人挟资住京师，遇月选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他之远近、缺之丰啬，或七八十两作百两，谓之扣头，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记。货殖传》：吴楚七国反时，长安列侯当从军者欲贷子钱，子钱家莫肯贷，惟无盐氏捐金出贷，其息十之。吴楚平，而无盐氏之息十倍。曰子钱家，则专有此出钱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债者也。曰息十倍，则如今债之重利也。又《旧唐书。武宗纪》：中书奏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乃定户部予借料钱到任扣还之例。此又后世京债故事及官借俸钱之始。

　　○合同今俗作契券，有所谓合同者，以两纸尾相并，共写“合同”二字于其上，而各执其一以为验，盖本古法也。郑康成注“书契”云：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则已肇其端。《周礼。地官》有质剂之制，《国策》冯爰为孟尝君之薛收责，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注：凡券，取者与者各收一，责则合验之。又《韩策》或谓韩公仲曰：“秦操右契，而为公责。”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责取。此即今合同之法也。然《老子。任契章》：圣人执左券而不责于人，《史记》：苏代谓田轸曰：“公常执左券，以责于秦、韩。”则左券亦可以责取者。《北史。卢同传》：请令军功立明文案，即给以券，其券一纸之上，当中大书统军位号、勋人甲乙及斩级被伤之数，各尽一行，当行竖裂。其券前后皆起年号月日，一付勋人，一咨行台。此亦本古人合券遗法，盖不特民间市易所用，而官曹亦用之，以防作伪也。又官曹文案于纸缝上钤印，魏、晋律令谓之款缝。颜师古云：应作钅款缝。钅款，刻也。古未有纸之时，凡简牍编连处恐有改动，故于缝上刻记之，谓之钅款缝。今纸上署缝，犹仍旧名，呼为款缝耳。按此亦合契遗法也。黄伯思谓：梁御府所藏前代法书，皆有朱异、唐怀克等题名于首尾纸缝间，谓之押缝。则并移此法于书画矣。《元史》：桑哥拆印缝，持其半以陷人。彻里曰：“用朱印以封纸缝者，防欺也，今尚书省拆卷破印，岂非教吏为奸？”然则虽有钤缝之法，尚不能防弊，宜时俗伪契之纷纷不止也。○马褂、缺襟袍、战裙凡扈从及出使皆服短褂、缺襟袍及战裙。短褂亦曰马褂，马上所服也，疑即古半臂之制。《说文》：无袂衣谓之礻。赵宦光以为即半臂，其小者谓之背子。此说非也，既曰半臂，则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马褂；其无袖者，乃谓之背子耳。（背即古衤两裆之制。《南史。柳元景传》：薛安都着绛，衤两裆衫，驰入贼阵。《玉篇》云：衤两裆，其一当背，其一当胸。朱谋韦《骈雅》：衤两裆，胸背衣也。）刘孝孙《事原》：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除，即今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则唐初已有其制。《唐书》：韦坚为租庸使，聚江淮运船于广运潭，令陕尉崔成甫着锦半臂、缺胯绿衫而裼之，唱得宝歌，请明皇临观。又曾三异《同话录》有“貉袖一条”云：近岁衣制有一种，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帛为之，仍用夹里，名曰貉袖。起于御马院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以其便于控驭也。此又宋人短褂之制。然短袖之服，又不仅起于唐、宋。按《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着帽披缥绫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则短袖由来久矣。《北史》：周武帝着短衣，享二十四军督。马缟《中华古今注》：隋文帝征辽，诏武官服缺胯袄子，三品以上皆紫。《唐书》：高祖武德元年，诏诸卫将军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袄子。是缺襟之制亦起于隋、唐时。至战裙之始，按《国语》鄢之战，至以韦之跗注，三逐楚平王。注：跗注者，兵服，自腰以下注于跗。则今之战裙盖本此也。必阝之战，屈荡逐赵旃，得其甲裳。又裙之有甲者耳。

　　○帽顶《辍耕录》记元大德间，有回回巨商卖红剌石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直中统钞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累朝皇帝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则服用之。又河南王卜怜吉歹尝郊行，天暖，欲易凉帽，左右捧笠侍。风吹堕石上，跌碎御赐玉顶，王不嗔责。又有猴盗者（使所畜猴入人家窃物），在韶州旅邸，服绣衣，琢玉为帽顶。又《元史》：仁宗为皇太子时，淮东宣慰使撒都献七宝帽顶，却之。据此，则帽之有顶，元制已然。《辽史。重元传》：兴宗赐重元四顶帽、二色袍。则帽顶之制并始于辽也。

　　○袜、膝、裤俗以男子足衣为袜，女子足衣为膝裤。古时则女子亦称袜，男子亦称膝裤。《左传》不脱袜而登席。《汉书》王生谓张释之曰：“我袜解，为我结袜。”此男子称袜也。《洛神赋》罗袜生尘，李白诗“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杜牧咏袜诗“纤纤玉笋裹春云”，《道山新闻》娘以帛绕足，素袜舞其中。此女子亦称袜也。秦桧死，高宗谓杨和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裤中置匕首矣。”此男子亦称膝裤也。是以吕蓝衍《言鲭》谓袜即膝裤。然今俗袜有底，而膝裤无底，形制各别。按《炙毂子》曰：三代谓之角袜，前后两只相成，中心系带。则古时袜之制，正与今膝裤同，岂古之所谓袜，本如今膝裤之制，后人改为有底，遂分其名，而一则称袜，一则称膝裤耶？

　　○钉鞋古人雨行多用木屐，今俗江浙间多用钉鞋，不知起于何时。按《旧唐书》德宗入骆谷，值霖雨道滑，卫士多亡归朱Г，惟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之子升及郭仪之子曙、令孤建之子彰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舆，相与啮臂为盟，著钉鞋行┮，更控上马，以至梁州。钉鞋之名，始见于此。《明史。礼志》：百官入朝遇雨，皆蹑钉靴，声彻殿陛。太祖曰：“古者入朝有履，唐始用靴，其令朝官为软底皮鞋，冒于靴外，出朝则释之。”此又钉靴之见于记载者也。

　　○眼镜　古未有眼镜，至有明始有之，本来自西域。张靖之《方州杂录》云：向在京师，于指挥胡＜谷龙＞寓见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庙赐物，如钱大者二，形色绝似云母石，而质甚薄，以金相轮廓而纽之，合则为一，歧则为二，如市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细书，张此物加于双目，字明大加倍。近又于孙景章参政处见一具，试之复然。景章云：“以良马易于西域贾胡，其名曰ㄊ逮。”又郎瑛云：少尝闻贵人有眼镜，老年人可用以观书，予疑即《文选》中玉珧之类。及霍子麒送一枚来，质如白琉璃，大如钱，红骨镶二片，可开合而折叠之。问所从来，则曰：“甘肃番人贡至而得者。”丰南禺曰：“乃活车渠之珠，须养之怀中，勿令干，然后可。予得之二十年无用”云。瑛，嘉靖时人，是知嘉靖时尚罕见也。《吴瓠庵集》中有《谢屠公馈眼镜》诗。吕蓝衍亦记明提学潮阳林某始得一具，每目力倦，以之掩目，能辨细书，其来自番舶满加刺国，贾胡名曰云。则此物在前明极为贵重，或颁自内府，或购之贾胡，非有力者不能得，今则遍天下矣。盖本来自外洋，皆玻璃所制，后广东人仿其式以水精制成，乃更出其上也。刘《暇日记》：史沆断狱，取水精十数种以入，初不喻，既而知案牍故暗者，以水晶承日照之，则见。是宋时已知水晶能照物，但未知作镜耳。

　　○折扇高江村《天禄识余》谓：今之折叠扇，初名聚头扇，元时高丽始以充贡。明永乐间稍效为之，今则流传浸广，团扇废矣。至于挥洒翰墨，则始于成化间云。《癸辛杂识》：倭人聚扇，用倭纸为之，雕木为骨，金银花草为饰，并有作不肖之画于其上者。《七修类稿》亦谓，成化初高丽贡至朝，命仿制以答，复书格言以赐群臣，民间遂效而为之。按陆深《春风堂随笔》云：今之折扇，张东海以为贡于东夷，永乐间盛行于中国。然予见南宋以来咏折扇者颇多，东坡谓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即此也。又按洪容斋《随笔》记朱新仲有折扇诗云：“宫纱蜂赶梅，宝扇鸾开翅。数折聚清风，一捻生秋意。摇摇云母轻，袅袅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暮新花坠。”张安世见而书诸扇。又丰坊云：家有赵彦所画折扇。金章宗题折扇词云：“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则折扇非始于元，盖宋、金时已有之，特其时尚未盛行，民间犹多用团扇，是以陆放翁有“生绡裁扇又团团”及“团扇家家画放翁”之诗。直至永乐中，始盛行于中国耳。冯时可《篷窗续录》亦谓贡自东夷，永乐间乃盛行。《客中闲谈》又谓之撒扇，永乐中朝鲜贡至，上喜其舒卷之便，命工如式为之。南方妇女犹用团扇，唯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妇亦用之矣云。又按昔人折扇有用绢者，陆俨山有杨妹子书折绢扇。郎瑛又谓：墨骨泥金，起于日本云。南齐褚渊以腰扇障日。《通鉴注》云：腰扇佩之腰，今谓之折叠扇。此恐误，唐时尚未有折扇，何得六朝已有之？胡三省盖以后世之物妄为附会耳。

　　○竹夫人、汤婆子编竹为筒，空其中而窃其外，署时置床席间，可以憩手足，取其轻凉也，俗谓之竹夫人。按陆龟蒙有《竹夹膝》诗，《天禄识余》以为即此器也。然曰夹膝，则尚未有夫人之称。其名盖起于宋时。东坡诗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赠君无语竹夫人”，又“闻道床头惟竹几，夫人应不解卿卿。”自注云：世以竹几为竹夫人也。又黄涪翁云：赵于充示竹夫人诗，盖凉寝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职，予为名曰青奴。陆放翁亦有诗云：“空床新聘竹夫人。”罗《鹤林玉露》亦载李公甫谒真西山丐题，西山指竹夫人为题，曰“蕲春县君祝氏，可封卫国夫人。”公甫援笔立就，有云：“保抱携持，朕不忘五夜之寝；展转反侧，尔尚形四方之风。”西山击节。又今人用铜锡器盛汤，置衾中暖脚，谓之汤婆子。或以对竹夫人。按此名虽不经见，然东坡有致杨君素札云：送暖脚铜缶一枚，每夜热汤注满，塞其口，仍以布单裹之，可以达旦不冷。然则此物亦起于宋，其名当亦已有之。按范石湖有《脚婆》诗，则是时并有脚婆之称也。

　　○连枷农家登麦，必用连枷击之。按《国语》管仲对桓公曰：“农之用耒耜枷芟。”韦昭注：枷，拂也，所以击草也。则三代已有之。《癸辛杂识》引《王莽传》东巡载耒，南载耨，西载钅至，北载拂。师古注：拂音佛，以击治禾，今谓之连枷。此连枷之见于书传者也。然云击治禾，而周密亦谓打稻用之，是古人专以为禾稻之用。今江南人惟用以打麦，而禾稻罕有用者。宋庆历初，知并州杨偕上所制钅弗连枷，诏藏之秘府。又狄武襄亦以钅弗连枷破侬智高，则并用之为兵器矣。按《天官书》亦作部及棒，又连枷也，见《玉篇》。

　　○满江红船江船之巨而坚实可重载者，曰满江红。董《碧里杂存》云：明祖初得和阳，欲图集庆，与徐达间行以觇之。至江，直岁除，呼舟莫应。有贫叟夫妇二人，舟甚小，欣然纳之，曰：“日暮矣，明早渡江。”因具鸡黍留宿。厥明发舟，老叟举棹，口中打号曰：“圣天子六龙护驾，大将军八面威风。”明祖元旦得此吉语，与达蹑足相庆。登极后，访得之，无子，官其侄，并封其舟而朱之，故江中渡船称满江红云。

　　○牛皮船西番一带，山峦陡险，溪流湍悍，舡不得施，土人有用牛皮为船者。按《后汉书。匈奴传》：北匈奴遣骑候望朔方，作马革船，欲度南匈奴叛者。《邓训传》：任尚书迷唐羌，缝革为船，置牌上以渡河。《晋载记》慕容垂击翟钊军于黎阳，为牛皮船百余艘，欲渡以诱之。《北史》：室韦国以皮为舟。又嘉良夷有水，阔百余丈，用皮为舟以济。《新唐书》东女国有弱水，缝革为船。白香山《蛮子朝》诗云：“泛皮船兮渡绳桥，来自州道路遥。”《元史》：世祖取大理，乘革囊渡金沙江。《汪世显传》，宋兵屯万州，世显从上游鼓革舟径渡，袭其兵。《速哥传》：帅师攻蜀至马湖江，以革为舟夜渡。是牛皮为船，由来久矣，皆出于番俗也。然沈攸之进攻浓湖，造皮舰十乘，拔其营栅。周世宗亲攻寿春，赵太祖乘皮船入寿春濠中，则内地亦有用之者。（《明史。唐龙传》：时吉囊居套中，西抵贺兰山，限以黄河，不得渡，乃用牛为浑脱渡，入后山，然浑脱非船比，乃缝羊皮吹气令饱，而人乘之以渡耳，）

　　○螺填髹漆器用蚌蛤壳镶嵌，象人物花草，谓之螺填。吕蓝衍《言鲭》谓：蛮国，其王号鬼王，其别帅曰罗殿，在贵州界内，世用其蛤饰器，谓之罗殿。此说非也。今贵州水西一带即罗甸鬼国，余尝官其地，皆崇山峻岭，并无江河，安得有蚌蛤之属？此器多出自广东沿海一带，按方勺《泊宅编》谓：螺填器本出倭国，而蓝衍讹化为罗殿而附会之，误矣。周密《驾幸张府记》：宋高宗幸张循王府，王所进有螺钿盒十具。又《癸辛杂识》：王肃谄贾似道，作螺钿卓面、屏风十副，图贾相当国盛事，如鄂渚守城、鹿矶奏捷之类，贾相乃大喜。则螺填当作螺钿为是。

　　○骰子四绯骰子本魏陈思王所制，然其时乃窑烧成者，事见《七修类稿》。而《说郛》云：博骰本以木为质，唐世镂骨为窃，杂以朱墨，更有取相思红子纳置窃中，故温飞卿诗云：“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今骰子于四上加红，亦有所本。《言鲭》：唐时投琼惟幺一点加红，余五子皆黑色。明皇与杨妃彩战，将北，惟四可解，有一子旋转未定，连叱之，果成四。上悦，顾高力士令赐绯，遂相沿至今云。按李洞诗曰“六赤重新掷印成”，六赤亦骰子名也，又曰穴骼，又曰明琼。袁文《翁牖闲评》作投子，盖取投掷之义。俗作骰，非也，骰本股字耳。南唐刘信于义祖前为博戏，掬六骰于手，曰：“信不负公，当一掷遍赤。”投之，果六子皆赤。此即所谓六红也。

　　○叶子戏《品外录》唐国昌公主会韦氏族于广化里，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欧阳公主亦云：唐人宴聚，盛传叶子格。袁文谓：此唐之谶也，“叶子”二字，拆其字，上半乃“廿”、“世”字，余“木”字凑下“子”字，作“李”字，乃是“廿世李”，正合有唐二十帝之数。马令《南唐书》：李后主妃周氏又编金叶子格。即今之纸牌也。《辽史》称为叶格，见第三卷。则纸牌之戏，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浒人分配者，盖沿其式而易其名耳。

　　○升官图世俗局戏有“升官图”，开列大小官位于纸上，以明琼掷之，计点数之多寡，以定升降。按房千里有《骰子选格序》云：以穴骰双双为戏，更投局上，以数多少为进身职官之差，丰贵而约贱，有为尉掾而止者，有贵为将相者，有连得美名而后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于上位者；大凡得失不系贤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此即“升官图”所由本也。东坡文云：流俗经营，倘来惴惴，惟恐后于他人，何异掷骰者心动于中而色形于外也。王逢原《彩选》诗云：“卒无及第效，徒有高人气。昏昏忘其大，扰扰争其细。”见《黄常时诗话》。可见此戏唐以来已有之。王阮亭谓：彩选始唐李，宋尹师鲁踵而为之。元丰官制行，有宋保国老又更定之。刘贡父则取西汉官秩为之，又取本传所以升黜之语注其下，其兄原父喜而序之。此所述尤为详备。而赵明远亦有《彩选格》，见沈作《寓简》。又宋时有“选仙图”，亦用骰子比色，先为散仙，次为上洞，以渐至蓬莱、大罗等列仙。其比色之法，首重绯四，次六与三，最下者幺。凡有过失者，谪作采樵、思凡之人，遇胜色仍复位。王宫词有云“尽日窗间赌选仙，小娃争觅列盆钱。上筹须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亦彩选之类也。今“升官图”一名“百官铎”，有明一代官制略备，以明琼掷之定迁擢，有赃则降罚，相传为倪鸿宝所造。又有“忠佞升官图”，有严嵩、杨椒山诸人，则以人品优劣定胜负矣。又有判为三教者，各以彩色定进身之途，则亦选仙之流也。《辽史》兴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则真以骰子选官矣（见《耶律俨传》）。○不倒翁儿童嬉戏有不倒翁，糊纸作醉汉状，虚其中而实其底，虽按捺旋转不倒也。吴伟业集中有诗。考之《摭言》，则唐人已有此物，名酒胡子，乃劝酒具也。卢汪连举不第，赋《酒胡子》长篇以寓意，序曰：“巡觞之胡，听人旋转，所向者举怀，颇有意趣。然倾倒不定，缓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乃为之作歌。”按此则其形制与今所谓不倒翁者正相似，特其名不同耳。

　　○扫晴娘吴俗，久雨后，闺阁中有剪纸为女形，手持一帚，悬檐下，以祈晴，谓之扫晴娘。按元初李俊民有《扫晴妇》诗：“卷袖搴裳手持帚，挂向阴空便摇手。”其形可想见也。俊民泽州人，而所咏如此，可见北省亦有此俗，不独江南为然矣。又其序云：所以使民免干溢之患。则不独祈晴，又以之祈雨。

　　○假面假面盖起于《周礼》方相氏黄金四目以逐鬼。《后汉书。礼仪志》大傩之仪，以木面兽为傩，其滥觞也。至如高齐兰陵王长恭洁白类妇人，乃着假面，与周师战于金塘，勇冠三军，齐人状之，为兰陵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又齐神武围玉壁城中，出铁面拒守，神武命兀盗射之，皆中其目。宋狄青每战带铁面具。此假面之见于史传者，则以铁为之，军旅所用也。《老学庵笔记》：政和中，敕挂府进面具，桂帅进一具，少之，及开视，则一副共八百余件，老少妍丑，无一相似。此则后世俳优之假面耳。

　　○《本草》医家《本草》历代所增，各自为书，今合而为一，非古本也。《唐书。方伎传》云：班固《汉书》惟载《黄帝内外经》而无《本草》，至齐《七录》始有之。世谓神农尝药时，尚无文字以识相付，至桐雷乃载之篇册。然所载郡县多汉时地名，疑张仲景、华陀等窜记其语也。是《本草》原书乃始于后汉，至唐初尚有其本。《方伎传》又云：《别录》者，魏、晋以来吴普、华当之所记，其言华叶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故陶弘景合而录之，谓之《别录》。是弘景所辑者名曰《别录》也。于志宁、李等修《本草》，并图合五十四篇，谓弘景以《神农经》及诸家《别录》注之，江南偏方，不能周知药石，其谬误至四百余种。今考正之，又增后世所用百余物。太宗曰：“《本草》、《别录》，何为而二？”是志宁等所修《本草》与《别录》尚为二书也。陈藏器所著，则又名《本草拾遗》，谓人肉能治羸疾，故民间有割股之事。今《本草》内有人肉，是藏器所增也。宋以后则合诸书并为一部，而总名之曰《本草》。明李时珍又著《本草纲目》一书，谥详备矣。按《时珍传》：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至时珍著《本草纲目》，又增三百七十四种。

　　○水晶《铁围山丛谈》记政和间伊阳太和山崩，出水晶，以本匣进数百匣。郎瑛引之，谓《格古要论》及刘贡父所云多年老冰为水晶者误也，又引日本国有青水晶、红水晶，及《宝货辨疑》有乌水晶，以为非冰之证。按今水晶出于闽之漳州，其用遍天下，无人不知。而瑛乃多引书传以证其为石中所产，可见嘉靖中此物犹未盛行也。又《夷坚志》水晶出信州灵山下，惟以大为贵。今信州并不产此，而漳州所产白者最多，又有茶色者曰茶晶，墨色者曰墨晶，又有浅紫者，深紫者，而尤以绿色为贵，皆生于山中，初不水产也。土人云：山中产晶，则其地先有气如烟，寻而掘之，往往得晶。其产亦无常处，有产晶久而掘空者，有素不产而忽生者。别有一种发晶，晶中有发，缕缕可数。或以为发落水中，遇冰结成。然漳州水晶生于山，并非有水冲激而成也。

　　○琉璃俗所用琉璃，皆清融石汁及铅锡，和以药而成。其来自西洋者较厚而白，中国所制则脆薄而色微青。按《汉书。西域传》：宾有琥珀、琉璃。师古注曰：大秦国出青、黄、黑、白、赤、红、缥、绀、紫、绿十种琉璃。吕蓝衍以为此盖自然之物，非药石所为者。然《穆天子传》：天子西征，有采石之山，取以铸器。则炼石为琉璃，自古已然。王充《论衡》：阳燧之取火也，五月丙午日中时，消炼五石，以为器，仰以向日，则火至。盖即琉璃也，又魏太武时有大月氏国人至京师，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来者。自此中国琉璃遂贱。此亦铸石为之之证。余在粤东，有西洋人能在中国制琉璃，试之，亦采石熔汁，并铅和药而成，并非蓝衍所云自然之物也。

　　○料丝料丝灯，见李西涯诗，而诗用“缭丝”字。郎瑛谓误也，料丝出于滇南，以金齿卫者为胜。用玛瑙、紫石英诸药捣为屑，煮腐如粉，必市天花菜点之方凝，然后取以为丝，极晶莹可爱。盖以煮料成丝，故名料丝耳。王文恪《海月庵观灯》诗，有“新样惊看出洱河，天机文断水微波”等句，盖亦咏料丝者。则此物前明时仅出于滇也。《韵石斋笔谈》亦谓丝灯始于云南。有丹阳人潘凤者，随杨文襄公至滇，得其法，归而炼石成丝。于是丹阳之料丝灯达于海内，而凤实造灯鼻祖云。则内地之有此灯，实始于凤。然元人马祖常有《琉璃帘》诗云：“万缕横陈银色界，一尘不入水晶宫。”琉璃安可作帘，且诗云万缕，必非方块琉璃，盖即是今之料丝耳。然则料丝在元时已有之，今之为料丝者，不必用玛瑙等石，但以糯米和药煮耳，其色亦复不减。查初白《料丝灯》诗：“还与石湖添记事，诗家新赋料丝灯。”自注：范石湖《上元》诗中所载灯名甚多，独不及此品。则初白未知南宋以前本尚未有此物也。

　　○金鱼《山海经》睢水有文鱼。郭注云：有斑采也。王褒《九怀篇》文鱼兮上濑。是文鱼古原有之，然六朝以来，未见有形之赋咏者，则其种尚少。戴埴《鼠璞》云：东坡读苏子美六和塔诗“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初不解此语。及ヘ杭州，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色。是此鱼始于钱塘，惟六和塔有之。今南渡后，王公贵人园池相望，豢养之法出焉。又岳珂《呈史》云：都中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鲫为上，鲤次上。贵游多凿石为池养之，饲以小红虫，初白如银，顶渐黄，久而金矣。又别有雪质而黑章，的若漆，曰玳瑁者，尤可观。据此二说，则金渔在北宋时尚少，只六和塔寺有之，南渡后始盛，今则遍天下矣。

　　○京师炒栗今京师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说：汴京李和，刍栗名闻四方。绍兴中，陈长卿及钱桤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刍栗十枚来献，自白曰：“汴京李和儿也。”挥涕而去。盖金破汴后，流转于燕，仍以刍栗世其业耳。然则今京师炒栗，是其遗法耶？

　　○窖菜、唐花蔬菜、花卉，可以人为培护，令非时而预出者。《汉书。召信臣传》：大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然火，待温气而生。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悉奏罢。又《后汉书》邓太后诏：凡供荐新味，或郁养强熟，或穿掘萌芽，悉宜罢之。《通鉴》：唐易州司马陈元，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太宗恶其谄，免官。此今之所谓窖菜也。周密记马塍艺花，凡花之早放者名堂花，其法以纸糊密室，凿地作坎，编竹，置花其上，粪以牛溲琉璜，尽培溉之法，然后觅沸汤于坎中，少俟熏蒸，则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则花放矣。此今之所谓唐花也。宋时名堂花，今曰唐，恐堂字之讹。王阮亭诗：“试灯风里见唐花。”○西瓜始于五代或谓西瓜自元世祖时始入中国，然元初方夔已有《食西瓜》诗，所谓“缕缕花衫粘唾碧，痕痕丹血掐肤红”者也。夔系浙之淳安人，是时浙中已有之，则非元初入中国可知矣。南宋末，方回亦有《秋热》诗云：“西瓜足解渴，割裂青瑶肤。”又文信国《吟啸集》有《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陆俨山《菽园杂记》云：金时王予可南云咏西瓜云：“一片冷载潭底月，六湾斜卷陇头云。”则金时已有之矣。按欧阳公《五代史。四夷附录》：胡峤居契丹七年，自上京东去四千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始食西瓜。土人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东瓜而味甘，是西瓜由峤而创见于寨外，尚未入中国。杨用修云：余尝疑《本草》瓜类中不载西瓜，后读五代胡峤《陷虏记》，云峤于回纥得瓜种，结实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则西瓜由峤入中国也。今西瓜已遍天下，而台湾则并种于秋，至十月采取，贡入京，以备腊月庙祭之用。台湾在闽海东，则西瓜又可称东瓜矣。

　　○烟草王阮亭引姚露《旅书》谓，烟草一名淡巴菰，出吕宋国，能辟瘴气。初漳州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矣。然唐诗云“相思若烟草”，似唐时已有服之者。据王肱《枕蚓庵琐语》谓烟叶出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斤。崇祯中下令禁之，民间私种者回徒，利重法轻，民冒禁如故。寻下令犯者皆斩。然不久因军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予儿时尚不识烟为何物，崇祯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据此，则烟草自崇祯时乃盛行也。

　　全屏半屏《陔馀丛考》 （34-43）/四十三卷 （清）赵翼 撰作者：沉思曲 发表时间： 2004/09/01 18：21 点击：23次 修改 精华 删除 置顶 来源 转移

　　●卷三十四○干支顾宁人谓：古人但以干支纪日，其年月时则别有所纪。按《月令章句》大挠探五行之精，占斗纲所建，乃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日，谓之支。支干相配，以成六旬。是干支本以纪日也。《尔雅》纪年则有焉逢至昭阳十名，摄提格至赤奋若十二名，纪月则有陬、荼、毕、聚、皋、涂之类。《周礼》哲蔟氏：十月、十二辰、十二月、十二岁。注曰：日谓从甲至癸，辰谓从子至亥，月谓从陬至荼，岁谓从摄提格至赤奋若。《楚辞》：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摄提格，岁在寅也；孟陬，正月也；庚寅，日也。《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许氏《说文后序》：永元困顿之年孟陬月朔日甲子。可见古人以摄提等纪岁，陬、訾等纪月，甲子等纪日。刘恕《通鉴外纪序》谓：甲子纪岁自王莽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仓龙癸酉；又云：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自此以后，无不以甲子纪年矣。然《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行于十二辰，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孳萌于子，纽牙于丑，引达于寅，冒茆于卯，振美于辰，己盛于巳，Ф布于午，昧于未，申坚于申，留熟于酉，毕入于戍，该阂于亥；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茂于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妊于壬，陈揆于癸。是干支之义，本贯于十二月，又不特以纪日也。《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洲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则又分配于十二分野矣（《淮南子》：甲齐，乙东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韩，庚秦，辛西夷，壬卫，癸越，子周，丑翟）。《律历志》又有“岁在子，太岁在丑”之文（按《尔雅。释天。岁名篇》：太岁在甲曰阏逢，乙曰旃蒙，在寅曰摄提格，卯曰单阏。则虽有阏逢等名，而曰在甲在乙，是亦未尝不以纪岁），则亦以之纪岁矣。建子建丑建寅之异其朔，则亦以之纪月矣，《汉书。五行志》有“日加巳，日加未”之语，则亦以之纪时矣。此皆在新莽以前，则不得谓自莽始也。盖干支之义，所该者广。甲子与摄提格之类，字虽异而义本同。古人惟恐年月日时易混，故分别纪之。后世趋于便易，故年月时概以甲子纪，其实一也。且三代以来及周、秦之书，除《楚词》、《吕览》数语外，亦未见有以摄提格等纪岁，阏、涂等纪月者，则古人亦早以其烦重而不尽用矣。至吴孙皓国山碑文，并以重光、大渊献纪日，则又失之。文文山《吟啸集》有《异人》诗，其题云“岁祝犁单阏、月赤奋若、日焉逢滩”，则反以古人纪岁者来纪月日，此又陶诗甲子纪年之义，未可议其误也。《元史。康里脱脱传》，时仁宗以皇子在都，武宗未至，术者推算两命，曰：“重光大荒落者有灾，旃蒙作噩者久长。”重光者，武宗年干；旃蒙者，仁宗年干也。此又或史家用古名以入文字，非元时尚以此纪岁也。

　　○干支配五行以干支配五行，虽属术家之学，然其理甚微，盖古人通乎阴阳之故，故以十干位五行之正。而其中又有流行消息之理，如日月疾徐，有气盈朔虚之同，故又制十二支以通其变。此即河洛之精理也。后世惟术家用之，学者遂不复措意。抑知三代以来，如《管子》春以甲乙之日发政，复以丙丁之日发政，《国语》晋文公乞食于五鹿，野人与之块，舅犯曰“十二年必得此土，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左传》申叔仪乞粮，登山呼庚癸。庚，西方主谷，癸，北方主水也，《月令》其日甲乙，其日丙丁，《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己午，火也。──久以之协时令而参阴阳，盖非以干支配五行，乃干支从五行出耳。

　　○二十四节气名二十四节气名，其全见于《淮南子。天文篇》及《汉书。历志》。三代以上，《尧典》但有二分、二至，其馀多不经见。惟《汲冢周书。时训解》始有二十四节名，其序云：周公辨二十四气之应，以顺天时，作《时训解》。则其名盖定于周公。今按《国语》楚范无宇曰：“处署之既至。”韦昭注：七月节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语，可见皆周制也。然《大戴礼。夏小正》已有启蛰、雨水等名目，则夏时已有之。第三代以上，惊蛰在雨水前。《左传》桓五年启蛰而郊。注：夏正建寅之月。郑康成《月令》注亦曰：《夏小正》正月启蛰。汉初亦以惊蛰为正月，是汉初惊蛰犹在雨水前。其后改雨水在正月，惊蛰在二月者，邢疏谓始于刘歆作《三统历》。然《淮南子》已先雨水后惊蛰，则汉武时已改。顾宁人谓起于《四分历》，当是也。至如《管子》云：春十二地气发，十二小卯，十二天气下，十二义气至，十二清明始卯，十二中卯，十二下卯，夏十二小郢，十二绝下气，十二中郢，十二中绝，十二大暑，十二中暑，十二小暑。其纪候俱以十二为节，又小暑转在大暑之后，皆不可解。房玄龄云：此但齐国所行，不及天下也。

　　按汉已改雨水在惊蛰之前，而《新、旧唐书》又先惊蛰后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惊蛰在后。此不知何故，岂唐又改从古法，至宋而定今制耶？又《汉书。历志》先谷雨后清明，《新、旧唐书》则皆先清明后谷雨，《宋史》亦同。

　　○太岁大将军术家有太岁大将军之说，动土者必避其方。按《汉书。天文志》在寅为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又《匈奴传》：单于来朝，舍之太岁厌胜所在。又王充移徙法云：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世俗起土兴工，凡岁月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如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则月食于巳，子寅之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必须作厌胜之法，悬五行之物，如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食东家，东家悬炭。是太岁避忌之法，汉已有之。其“大将军”之称，欧阳公《集古录》载李康碑云：岁在亥，大将军在酉。公谓出于阴阳家，前史所未尝见。周密以为即张晏所谓岁后二辰为太阴者也。（《汉书。翼奉传》：奉上封事曰：“今年太阴建于甲戍。”孟康谓是元帝二年，太岁在子。又《扬雄传》招摇与太阴兮。张晏曰：太阴岁后二辰也，如丙子岁，则太阴在甲戍。）《抱朴子》有诺皋太阴将军之称，术家盖本此。按《汉书》王莽号其将军曰岁宿，则以太岁为大将军并起于新莽矣。（按《集古录》所云，则大将军系岁后二辰，今术家则即以太岁为大将军。）

　　○一日十二时始于汉古时本无一日十二时之分，《左传》卜楚丘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是言一日只十时也。其见于史传者，记日之早晚则曰平旦，曰日中，曰日之夕。又如《史记。天官书》旦至食、食至日失之类。记夜之早晚则曰夜半，曰夜未央，曰夜向晨。又如《汉书。广陵王胥传》鸡唱时，《昌邑王传》夜漏未尽一刻之类，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时也。况古人尚以甲、乙、丙、丁、戊分夜之五更，谓之五夜，若其时已有甲子乙丑纪时，又何得以甲乙纪夜乎？又《淮南子》日出谷为晨明，登扶桑为フ明，至曲阿为旦明，至曾泉为蚤食，至桑野为晏食，至衡阳为隅中，至昆吾为正中，至乌次为小还，至悲谷为哺时，至女纪为大还，至虞渊为高舂，至连石为下舂，至悲泉为悬车，至虞渊为黄昏，至蒙谷为定昏。是古时一日夜尚分十五时，且其所分之候昼多而夜少。其以一日分十二时，而以干支为纪，盖自太初改正朔之后，历家之术益精，故定此法。如《五行志》日加辰巳之类，皆汉法也。杜预注《左传》“卜楚丘十时”之语，则曰夜半，曰鸡鸣，曰平旦，曰日出，曰食时，曰隅中，曰日中，曰日失，曰晡时，曰日入，曰黄昏，曰人定。是虽不立十二支之目，亦已分十二时而非十时矣。盖历家记载已用十二支，而民俗犹以夜半、鸡鸣等为候也。

　　○十二相属曾三异《同话录》云：十二辰属子午卯酉丑，其属体皆有亏，如鼠无胆，鸡无肾，马无角，牛无齿，兔无唇之类，惟三物配附不合。洪｛艹巽｝《谷漫录》云：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戍犬亥猪十二相属，前辈未有明其所以取义者。曩见家璩公选云：子寅辰午申戍俱阳，故以相属之奇数为名，鼠虎龙猴狗俱五指，马则单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阴，故取相属之偶数为名，牛羊鸡猪俱四爪，兔两爪，蛇两舌也。王鏊之论则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惟子午卯酉则三宿，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亥也；奎木狼，娄金狗，戍也；胃土雉，昂日鸡，毕月乌，酉也；觜火猴，参水猿，申也；井水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午也；翼火蛇，轸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龙，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纪十二辰，而以一曜统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郎瑛则谓：地支在下，各取物之足爪，于阴阳上分之。如子虽属阳，上四刻乃昨夜之阴，下四刻乃今日之阳，鼠前足四爪，后足五爪也。丑属阴，牛蹄分。寅属阳，虎五爪也。卯属阴，兔缺唇，且四爪也。辰属阳，龙五爪也。巳属阴，蛇舌分也。午属火，五蹄圆也。未属阴，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鸡四爪，戍犬五爪，亥猪分蹄。寅为三阳之胜则暴，虎性暴也。申为三阴之胜则黠，猴性黠也。日生东而有西酉之鸡，月生西而有东卯之兔，此阴阳交感之义也。辰、巳阳起而动作，龙为盛，蛇次之，故龙蛇配焉。戍、亥阴敛而司寂，狗司夜，未镇静，故狗猪配焉。是数说者，虽各有诠解，然皆未免穿凿。惟鏊论稍优，然朱子已尝有此说。而谓以二十八宿之象类之，惟龙与牛为合，而他皆不配。至于虎当在西而反居寅，鸡为鸟属应在南，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然则鏊所引二十八宿配合之说，亦未为的也。王应麟亦引《月令正义》所云鸡为木、羊为火、牛为土、犬为金、豕为水者，以为揆之十二辰之五行，益不相合。是则十二辰之说，纷纷不定，从未有推明其所以然者。窃以为此本无甚意义，古人但取以纪年月而已。陆深《春风堂随笔》谓本起于北俗，此说较为得之。《唐书》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宋史。吐蕃传》：仁宗遣刘涣使其国，厮罗延使者劳问，具道旧事，亦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辍耕录》记丘处机奏元太祖疏云：“龙儿年三月日奏”云云。顾宁人《山东考古录》亦载泰山有元碑二通，一泰定鼠儿年，一至正猴儿年。此其明证也。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谓其俗十二生肖，亦与中国同，但所呼之名异耳。如以马为卜赛，呼鸡之声为栾，呼猪之声为真卢，呼牛为个之类是也。然则不特起于北俗，沿于中国，且通行于海南诸番矣。

　　○十二相属起于后汉十二相属起于何时，诸书皆无明文。《韩文考异。毛颖传》“封卯地”注谓：十二物未见从来。又朱子尝问蔡季通十二相属起于何时，首见何书，季通亦无以对。今按《金史》黄久约母梦鼠衔珠而生，久约岁实在子。此见于金时者也。《夷坚志》穆度以生于酉，遂不食鸡。朱弁《曲洧旧闻》以崇宁中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戍位，为陛下本命，请禁天下屠狗。”此见于宋时者也。《王文正公遗事》记：周世宗时，张永德遇异人，谓真主已出，但观其色紫黑而属猪者，当善遇之。永德遇宋太祖，英表与年岁悉合，遂归心焉。及太祖即位，宠厚无比。董昌以谶有“兔子上金床”之语，谓己太岁在卯，遂以卯年卯月卯日时即位。此见于五代时者也。陶《清异录》记唐内库有十二时盘，四周有物象，如辰时则花草间皆戏龙，转已则为蛇，午则为马，传至朱梁犹在。《侯鲭录》载：陆长源以勋德为宣武军司马，韩愈为巡宣，同在使幕。或戏年辈相违，长源曰：“大虫老鼠，俱是十二相属，何违之有？”此见于唐时者也。《北史》后周宇文护之母留齐，贻书护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独孤ヌ传》：的好左道，尝事儿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此见于周、隋者也。《晋书》谢安梦乘桓温舆行十六里，遇白鸡而止。后病笃，谓人曰：“白鸡王酉，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起乎？”此见于《晋书》者也。王子年《拾遗记》：郑康成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明年岁在巳。”既悟，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曰：“岁在龙蛇贤人磋。”此见于后汉者。而其时蔡邕《月令论》谓：十二辰之会，五时所食，必家人所畜之物。又十二物见《论衡。物势篇》，曰：五行之气相贼害，寅木，其禽虎也；戍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其禽豕也；已火，其禽蛇也；子亦水，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又《四讳篇》云：子之禽鼠，卯之兽兔。许慎《说文》亦云：巳为蛇取象也。《管辂别传》亦云：蛇者协辰巳之位。是后汉时其说甚行，更推之汉以前，则未有言及者。窃意此本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款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遂流传入中国耳。王应麟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为午马之征，“季冬出土牛”为丑牛之证，此不过因一二偶合而附会之。若古已有是，则子鼠、寅虎之类，何以经书中绝不经见？惟《吴越春秋》子胥为阖闾筑大城，因越在巳地，故作蛇门，而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以象龙角，此则在汉之前。然《吴越春秋》乃后汉赵长君所撰，安知非出于长君之附会耶？则十二相属之起于后汉无疑也。况西汉以前尚未用甲子纪岁，安得有所谓子鼠、丑牛耶？至如《左传》梓慎所云“蛇乘龙”，则谓星也。龙，岁星木也，木为青龙也；蛇，玄武之宿，虚危之星也，则与十二相属无与。

　　○时宪书后列两甲子向来时宪书后止追列一甲子六十年，近月吾乡刘文定公奏请再列一甲子，以便检阅，遂著为例。按此本宋初故事也。《春明退朝录》：至道二年，司天杨文镒建言：“历日六十甲子外，请更留二十年。”太宗谓：“支干相承虽止六十，然本命之外，却从一岁起首，年老者并不见当生年数，宜存两甲子，使期颐之人犹见本生年号。”饬司天监议行之。是宋时原列两甲子。王棠云：近代只列一甲子，不知何时更定？

　　○子平推命吴青坛《读书质疑》云：子平星命之术，起于唐殿中侍御史李虚中，宋有徐子平者精其法，后世术士宗之，故但称子平。或又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尝与麻衣道者陈图南等隐华山，盖异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徐彦升，其实非子平云云。按韩昌黎志李虚中，谓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所值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是推命之法，至虚中而极精。然谓起于虚中，则非也。唐时僧一行、桑道茂已擅其术，六朝时陶弘景先有《三命抄略》一书，临孝恭有《禄命书》二十卷。《南史》：吉士瞻年四十不得志，就卜者王先生计禄命。王生曰：“君拥旄仗节非一州，后一年当得大郡。”《北史》：孙绍善推禄命，偶赴朝，与百官侍于掖门外，私谓辛雄曰：“此中诸人皆当死尽，惟吾与卿犹享富贵，”未几有河阴之役，百官皆为尔朱氏所害。又魏宁善推命，北齐武成帝以己生年月日托为他人者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果崩。《隋书》；仁寿初，袁充上言：“皇帝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运转相符。”文帝大悦。此皆在李虚中之前，则非起于虚中可知也。《史记》有《日者传》。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是汉时已有此法。吕才谓始于司马季主，理或然也。郑康成释“天命之谓性”，已有“木神则仁，金神则义”之语，释“我辰安在”，又谓“六物之吉凶”，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则干支占命，其来久矣。

　　○葬术世传葬术起于郭璞。按《晋书》：璞葬母于暨阳，去水百步，人以近水规之。璞曰：“当即为陆。”已而沙果涨数十里。又尝为人葬地，元帝微服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主人曰：“璞云此葬龙耳，当致天子来问。”帝心甚奇之。又《南史。张裕传》：璞为裕曾祖澄卜葬，其父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葬某处，年几减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贵显。”澄乃葬其劣处，子孙遂昌。璞之术信神矣，然谓葬术起于璞则非也。《周礼疏》已有“堪舆出自黄帝”之语，《史记。日者传》亦有“堪舆家曰不吉”之语。《汉书。艺文志》有《堪舆金匮书》十四卷。师古述许慎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又有《宫室地形》二十卷。《后汉书。王景传》：景参记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作《大衍元基》一书。又《袁安传》：安父殁，初卜葬地，道逢书生指一处云：“葬此当世为上公。”从之，后果累世贵盛。又《郭镇传》：廷尉吴雄不拘禁忌，丧母，择人所不封土，趣办葬事，人言当族灭，而雄子孙世为廷尉，曰：“人所不封土，则术家所不用者也。”王充《论衡。讥日篇》谓：葬术忌九空地陷。《宋书。符瑞志》：孙坚之祖名钟，有三少年指以地曰：“此山下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不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三十余步即反顾，三人并乘白鹤而去。钟死，即葬其地，后子孙遂王江东。《晋书》：羊祜葬亲，遇术者云：“墓当出天子。”祜恶之，遂掘损其墓。术者云：“尚可出折臂三公。”后祜堕车折臂，果至三公。此事亦在璞前，然则葬术非起于璞，盖汉以来已有之。汉以上则不经见，王充所谓春秋时葬埋未闻有所讳也。《南史》梁昭明太子葬丁贵嫔，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长子，请厌之。”乃为蜡鹅及诸物埋于墓侧。则是时并有忌长房次房之说矣。《隋书》：独孤后崩，文帝令萧古择地，及将葬，帝欲自临。吉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罡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宜临丧。”此又后世送丧者有避忌之说也。王《青岩丛录》谓：堪舆家之说，本于郭璞《葬书》，后人增以谬妄之说。蔡元定尝去其十之二，而朱子亦尊信之，以为夺神功、回天命、致力于人力之所不及，莫此为验。后世为其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屋宅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攸乃大行其说，生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沙水之相配。二家之说俱盛行，而赣说较优。○测字少时见一拆字者，一人踉跄来问其父之病，随手拈得一字，术者曰：“一者，生字之尽，死字之初也。汝父殆不起矣。”问：“汝父生年云何？”其子曰：“丁丑生，属牛。”术者曰：“然则尔父不死。牛加一划，则生字矣。”其验否不可知，然思致自佳。按此术不知起于何时。《后汉书》；公孙述梦有人告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述以为公孙当贵之兆，遂称帝。《蔡茂传》：茂梦坐大殿上，有三禾，茂取之，得其中穗又失。郭贺曰：“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得禄也。”此后世测字之权舆，然未有专以此为术者。近见王棠《知新录》引宋谢石以拆字擅名。然此术实不自谢石始。《北梦琐言》：玉局观老道士崔无攵有算术，杨德辉欲赴妖人李举事，以叩崔。令画地作字，德辉书“北千”二字。崔以千插入北字内，曰：“去即乖角。”杨遂不赴。则此术唐末已有之。宋时则谓之相字，谢石事见《寓简》及《夷坚志》。石字润失，宣和间人，善相字，求相者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拆而言休咎，无不奇中。徽宗闻之，因书一“朝”字，使中贵持往试之。润夫见字，即曰：“此非观察所书也。据‘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人乎？”中贵大惊，驰奏，召至宫，赏之。石又为钱元素相一“请”字以卜其得宫，曰：“其监察御史乎？请字，言责未全也。”已而果然。宋《稗史》：建炎间，车驾初至杭州，有周生善相字。执政者偶书一杭字示之，周曰：“惧有警报。”乃拆其字，右一点配木即为“兀术”。未几果闻兀术南侵。又秦桧、赵鼎方不协，各欲引退，皆密书一“退”字示之。周曰：“赵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赵书‘退’字‘人’去‘日’远，秦书‘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笔下连，而‘人’字左笔斜贯之，其兆固矣。”果验。张九万以拆字著名，秦桧召之至，偶持一扇柄，就地一画，问之。九万曰：“相公当加官爵。”桧曰：“我丞相，爵国公，更何加？”九万曰：“土上一画，非王而何？”其后果封申王。此皆术之见于记载者。

　　○圆梦黄帝梦大风而得风后，梦人执弩驱羊得力牧，此梦兆之征于人事者。其后遂有占梦之术。《周礼》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角奇＞梦，三曰咸陟。郑氏以为致梦夏后氏所作，＜角奇＞梦商人所作，咸陟者，言梦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梦专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惧。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释菜）于四方，以赠恶梦。《毛诗》亦有“讯之占梦”之语。《左传》：城濮之战，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已而其脑。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鄢陵之战，吕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胜，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之于泥，亦必死矣。”果射楚共王中目，亦为养由基射死。此占梦之最验者也。《汉艺文志》、《七略》杂占十八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古梦》二十卷为首。其说曰：杂占者，记百家之象，候善恶之征，众占非一，而占梦为大。可见古人以梦为重。《后汉书。梁王畅传》：王数有恶梦，从官卞忌善占梦，王数使卜筮。是东汉时尚有占梦之人，乃后世无复以此为业者。郎瑛谓自乐广因想之说兴，而梦之理明矣，其理明则不必占也。然秦再思《洛中纪异录》：唐高祖初起兵，梦身死床下，为群蛆所食，心甚恶之。智满禅师贺曰：“死是毙，坠床是下，群蛆所食是亿兆所附，乃陛下为万民所附也！”后帝登极，以太原旧田宅赐师为兴仪寺，寺内有圆梦堂。周密《浩然斋视听抄》引《南唐近事》冯亻巽举进士时，有徐文友能圆其梦。又洪景卢《夷坚志》新城士人黄开赴秋举，祈梦于大干山，得诗两句云：“一枝丹桂高高折，两朵黄花奕奕香。”后登第，铨桂阳主簿，卒。有圆梦者追绎神旨，所谓“两朵黄花奕奕开”者，华而不实之意也。又有梅溪子者，姓宇文氏，精于太乙数，且善圆梦，以术授乐平人汪经。近世圆梦之术盖本诸此。

　　○佛佛教入如国，始于后汉明帝。按卫宏《汉纪》：帝梦见金人，顶有日月光，以询朝臣。傅毅对：“西方圣人，其名曰佛。”（袁宏《后汉纪》云：浮屠者；佛也。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于是上遣郎中蔡等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之像，并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以来。此为中国有佛之始。然许观《东斋纪事》谓明帝以前已有之，而引刘向《列仙传序》得仙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见于佛经，则西汉时已有佛经矣。《翻译名义集》：周穆王时，文殊目连来化，穆王从之，即《列子》所谓化人者也。鱼豢《魏略。西域传》曰：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休屠经》。《隋经籍志》亦云（景卢，《隋志》作秦景）。是皆西汉时也。罗壁《识遗》引《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则列御冠在战国时已知有佛也。《论衡》记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井泉溢，宫殿震，夜恒星不见。太史苏繇占；西方圣人生。金履祥因之修入《通鉴前编》。则又西周时已知西方有圣人矣。故《隋书。经籍志》云：其书久已流布，遭秦湮没。其说必有所据（《论衡》作昭王二十四年，《隋志》作昭王二十二年）。盖西、东周时虽知有西方异人，而其像其教固未入中国。自汉武时霍去病破匈奴，获休屠祭天金人（张晏曰：佛徒祀金人。颜师古曰：今佛像是也）。又《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帝命依其国俗祀之。于是中国始有佛祀。然其时天子未之信，臣民亦少有习其术者，及明帝遣使求经，而楚王英即信其术，图其形像，斋戒祷祀，于是臣下始有奉佛之事，而天子尚未躬自奉佛也。桓帝于宫中立浮屠之祠（《后汉书。襄楷传》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然则不特奉佛始此，即立老子庙亦始桓帝矣），于是上及宫禁矣。《后汉书。西域传论》谓：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述者。张骞但云地多暑热，班勇虽列其奉浮屠，而精文善法未传，岂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则佛法俟时而兴，盖亦有数焉。至雕刻佛像，李绰《尚书故实》谓自戴始。尝刻一佛像，自隐帐中，听人臧否，随而改之，如是十年，厥功方就。其创立寺字，《古今原始》谓自赵石虎时始。汉、魏惟听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佛图澄，国人化之，始造寺庙云。（石虎时，王度疏言：“汉、魏惟听西域人立寺，汉人皆不出家，今宜禁赵人为沙门者。”虎曰：“朕生自边鄙，享祀应从本俗。其夷、赵百姓乐事佛者，听之。”其后姚兴以鸠摩罗什会为国师，大营塔寺，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家而九。）然《后汉书。陶谦传》：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界金盘，下为重楼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招致旁郡好佛者五千余户。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凡就食及观者且万馀人。亦见《吴志。刘繇传》。则后汉之末，佛像、佛寺已极庄严，不自戴及石虎始也。（《南史。戴传》亦云：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特精其事。宋世子铸丈六金身于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迎视之。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减臂胛，果相称。据此，则佛像不始于。）惟听中国人出家为浮屠，前代无明文。按晋明帝时，听民刘峻出家，又听洛阳妇女阿潘等为尼，此则中土人为僧尼之见于史者也。（佛姨母瞿昙弥欲出家，如来不许，谓阿难言：“若听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净，梵行不得久往。譬如莠生稻田，善谷复败。”又言：“我之正法，千载兴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岁而渐衰徽。”王阮亭引之，以为比邱尼之始。然此乃彼国中人，而非中国人为尼之始。）《隋志》又谓：魏黄初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盖其时民间已私有此风，而其后遂著为令甲耳。《七修类稿》又谓：俗以四月八日为释迦生辰，误也，周建子，当以夏正为二月八月矣。

　　○佛经字数《妙法莲花经》六万九千五百五言，《维摩诘经》三万七千九十二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五千二百八十七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三千二十言，《阿弥陀经》一千八百言，《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六千九百九十言，《实相法蜜经》三千一百五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二百五十八言。此八种经具十二部，合一十六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见白香山所作《苏州重元寺法华院石壁经碑记》，谓三乘之要旨备于此矣。

　　○谏佛骨表有所本昌黎《谏佛骨表》专以自古人君事佛不事佛享国久暂为言。按此亦有所本，《唐书》傅奕上疏诋浮屠法，谓“五帝三王未有佛，君明臣良，年祚长久。汉明帝始立佛祠，然惟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上不许中国人髡发，至石、苻乃弛厥禁，而政虐祚短，梁武、齐襄尤足为戒”云云。又姚崇戒子令曰：“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与之对翻，而兴祚不延，国亦随灭。梁武身为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殄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戳，为天下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其臣则彭祖、老聃皆得六长龄，岂抄经铸像力邢？”此二事又昌黎表所本也。

　　○观音像胡应麟《笔丛》、王洲《观音本纪》皆谓古时观世音无妇人像，而历引《法苑珠林》、《太平广记》诸书以证之。晋久熙十一年，梁州刺史杨收敬以罪下吏，其友郭宣及父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经》十日，夜梦一菩萨，慰以大命无忧，俄而枷锁自脱。张兴妻系狱，昼夜念观音经。一沙门蹴之曰：“起起！”俄而枷脱。然户闭无由出，又梦向沙门曰：“门已开矣！”果得出。王球在狱，念《观音经》，梦一沙门以一卷经与之，又见一车轮。沙门曰：“此五道门也。”既觉，锁皆断脱。毕览随慕容垂北征，陷敌入深山失路，念《观音经》。见一道人法服持锡，示以途径，遂至家。沙门法义得病，念《观音经》，梦一道人为刳出肠胃，洗毕还纳之，遂愈。又一仕宦妻为神摄去，因作观音像虔奉之，梦一僧救之得苏。据此数事，当时梦见者或沙门，或道人，明乎其非妇人像也。王、胡二说固辨矣，然亦有不尽然者。南宋甄龙友题观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洪景卢《夷坚志》：董性之母素持《观音终门品经》，忽病死，其魂呼救若观世音。恍若有妇人璎珞被体，相好端严，以右手把其臂，挈之偕行，遂瘳。许洄妻孙氏临产，危若万状，默祷观世音，恍惚见白氅妇人，抱一金色木龙与之，遂生男。又寿涯禅师咏鱼篮观音词，有“窍窕丰姿都没赛，提鱼卖，堪笑马郎来纳败。”《夷坚志》：徐熙载母程氏虔奉观音，熙载舟行将覆，呼菩萨名得免。既归，母笑曰：“夜梦一妇人抱汝归，果不妄。”则观音之为女像，宋、元间已然。不特此也。《北史》齐武成帝酒色过度，病发，自云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成一美妇人，食顷变为观世音，徐之才疗之而愈。由美妇人而渐变为观世音，则观音之为女像可知。又《南史》陈后主皇后沈氏，陈亡后入隋，隋亡后过江至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皇后。为尼不以他名，而以观音为名，则观音之为女像益可知。此皆见于正史者，则六朝时观音已作女像，王、胡二公尚未深考也。又今世所持诵《高王观世音经》，亦见《北史。卢景裕传》。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又有人责罪当死，诵经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甚行，号曰《高王观世音经》。此经本景裕为高欢开府属时所译者也。

　　○天王堂僧寺多有名天王堂者，按《谈薮》记唐天宝间，番寇西安，诏不空三藏诵咒禳之。忽见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往救矣！”后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观形，胜之。朝廷因敕诸道立像。郎瑛谓：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也。又《括异志》：宋建炎中，敌将屠秀州，天王现于城上，大若数间屋，遂惧而引去。因建天王楼于城西北隅。

　　○西王母世以西王母为女仙之宗，出《列子》及《汲冢周书》穆王乘八骏西巡狩，宴瑶池而捧王母之觞。又《山海经》有“西王母绨几戴胜”之语，因而《汉武外传》递相附会，遂有七夕会于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之事。按《尔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汉贰师将军伐宛，斩王母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陈汤传》又作王母鼓，鼓寡声相近也），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为女王也《七修类稿》亦云：犹之国名女真，人姓胡母，未可谓女真国、胡母姓之皆女人也。盖《山海经》及《汲书》皆因《尔雅》西王母三字，遂造为穆王西巡之事，竟成典故。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乃今睹西王母｛羽高｝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则用之于词赋矣。《史记》造父御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则并入之史册矣。后人又附会作《穆天子传》，有“白云在天”之谣，则更创传奇体矣。哀帝时，民间相传：西王母行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会聚，祠西王母。则且盛于祠祭矣。《晋书。张轨传》：酒泉太守马岌言：“酒泉之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又沮渠蒙逊袭卑和，至盐池，祀西王母寺中。中有元石神图，因命张穆作赋。则并处处有祠庙矣。然《史记。条枝国传》：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五母，而未尝见。《后汉书。大秦国传》：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北史》：大秦国有西王母山，玉为堂室。终皆惝恍之词也。

　　○王子晋《列仙传》：周灵王太子晋，好吹萧，作凤鸣。遇道士浮邱公，按以上嵩山。三十馀年后，七月七日，乘白鹤于缑山，举手谢时人而去。按《国语》：周灵王二十二年，、洛水斗，王欲壅之，太子晋谏。韦昭注：晋早卒，不立。则仙去之说并无明文。

　　○安期生、浮邱伯世以安期生、浮邱伯皆为列仙之徒。《史记。封禅书》：栾大云：“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又郭璞诗“左携浮丘袂，右拍洪崖肩”是也。然安期生实学黄老之术者。《史记。乐毅传》：河上丈人以黄老教安期生，数传至盖公，为曹相国师，教相国以清净为治，而齐国大治。《蒯通传》：安期生尝以策干项羽，羽不能用。授以官，安期生不受而去。则安期盖隐君子也。《汉书。儒林传》：申公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在长安，元王又遣子郢与申公从之，俱卒业。则浮丘伯实儒者也。

　　○容成御女道家别有一种采补之术，本于容成公。《汉书。艺文志》有《容成阴道》二十卷。《后汉。方术传》：冷寿光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刘向《列仙传》：容成公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发白复黑，齿落复生。又《汉武故事》：上起柏梁台以处神君，神君者，女仙也。霍去病微时，数祷于神君，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及病笃，上令再祷。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寿命勿长。吾尝欲以太乙精补之，今不可救也。”遂薨。上尝请其术，行之有效。盖即容成术，而又从女施之于男者。○八仙世俗相传有所谓“八仙”者，曰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又女仙二人，蓝采和、何仙姑。按《太平广记》、《神仙通鉴》等书，胪列仙迹，纤悉不遗，并无所谓“八仙”者。胡应麟谓大概起于元世，王重阳教盛行，以钟离为正阳，洞宾为纯阳，何仙姑为纯阳弟子，因而展转附会，成引名目云。今戏有“八仙庆寿”，尚是元人旧本，则八仙之说之出于元人，当不诬也。其中亦有数人见于正史者，其馀杂见于稗官小说，多荒幻不足凭，故摘录以质之有识者。张果见《旧唐书》：开元二十二年，征恒州张果先生，授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钟离权见《宋史。陈抟传》：陈尧咨谒抟，有ヮ髻道人先在坐，尧咨私问抟，抟曰：“钟离子也。”又《王老志传》：有丐者自言钟离先生，以丹授老志，服之而狂，遂弃妻子去。吕洞宾亦见《陈抟传》，谓关西逸人，有剑术，年百馀岁，步履轻捷，顷刻数百里，数来抟斋中。此三人者，皆见于正史，尚或可信。韩湘子者，相传韩昌黎之从孙，即韩诗《左迁蓝关示侄孙湘》者也。然公诗中绝不言其有道术。而《酉阳杂俎》、《青琐高议》等书，转以此诗附会，谓湘能为“顷刻花”。公未谪前，湘先有“秦岭蓝关”一联现于花上。公至蓝关而湘适至，故公足成之云。按《唐宰相世系表》，湘乃老成之子（昌黎有《赠侄老成》诗），登长庆三年进士，官大理丞，初不言其有异术。惟昌黎有《徐州赠族侄》一首，云：“击门者谁子，问言乃吾宗。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曰族侄，则非侄孙也；探妙知天工，盖不过如星士之类，能推人贵贱，故下又云“期我语非佞，当为佐时雍”也。而湘则随昌黎至岭南（昌黎有《宿曾江口示湘》诗，曾江即广州增城县江也），并非如徐州族侄之能知天工也，而转以蓝田诗附会之，其为荒幻更不待辨矣。铁拐李，史传并无其人，惟《宋史。陈从信传》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岁，从信事之甚谨，冀传其术，竟无所得。又《魏汉津传》：自言师事唐人李八百，授以丹鼎之术。则宋时本有李八百者在人耳目间，然不信其跛而铁拐也。胡应麟乃以《神仙通鉴》所谓刘跛子者当之。然刘、李各姓，又未可强附。《续通考》又谓隋时人，名洪水，小字拐儿，亦不言所出何书，则益无稽之谈也。曹国舅，相传为宋曹太后之弟。按《宋史》慈圣光献太后弟曹佾，年七十二而卒，未尝有成仙之事，此外又别无国戚而学仙者，则亦传闻之妄也。《道山清话》记晏殊乃仙人曹八百托生，所谓曹八百者，岂即其人耶，然又非国戚也。何仙姑者，刘贡父《诗话》谓永州人，《续通考》则谓广东增城人。曾达臣《独醒杂志》谓宋仁宗时人，《续通考》则又谓唐武后时人。传闻之讹，已多歧互。至蓝采和者，《太平广记》谓常衣破蓝衫，一足靴，一足跣，夏则絮，冬则卧于雪。尝〔常〕入市持大拍板唱言：“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元遗山因以入诗，有“自惊白鬓先潘岳，人笑蓝衫似采和”之句。又《题蓝采和像》云：“长板高歌本不狂，儿曹自为百钱忙。几时逢着蓝衫老，同向春风舞一场。”是蓝采和乃男子也。今戏本又硬差作女妆，龙可笑。

　　世所传钟离权故事，《宣和画谱》有一则，《夷坚志》、《潜确类书》、《丹铅录》各一则。

　　张果故事，《明皇杂录》、《独醒志》、《类书》各一则。

　　李铁拐，惟《续通考》及《类书》各一则，其他书不经见。

　　韩湘子故事，《青琐事》、《酉阳杂俎》、《仙传拾遗》各一则。

　　吕洞宾故事最多，施肩吾有《钟吕传道记》，《雅言杂载》、《青琐集》、《谈苑》、《独醒志》、《辍耕录》、《摭遗古今诗话》、《若父诗话》、《东坡诗话》、《西溪丛语》、《竹坡诗话》、《庚溪诗话》、《鹤林玉露》各有一二则，《夷坚》所载更有八则，其散见于说部书者尚多，或辑为《吕仙外史》，亦可观也。

　　曹国舅，惟《续通考》、《类书》各一则。

　　蓝采和故事，《太平广记》、《续仙传》各一则，龙兖《江南野录》载陈学仙，尝醉歌，有蓝采和“尘世纷纷事更多”之句，则又以为陈歌也。何仙姑故事，《贡父诗话》、《续通考》、《独醒志》各一则。

　　○张真人秦、汉以来，但有方士为神仙之说，无所谓道家者。以老聃为道教之祖，张陵为大宗，则始于北魏寇谦之，而唐时乃盛行。至信州龙虎山张氏世袭封号，则又自宋始也。按《三国志注》及《邵氏见闻录》：张陵，汉顺帝时人，入蜀居鹤鸣山中，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朝廷不能讨，就拜鲁为汉宁太守。此张陵之始末见于传记者也。胡氏《笔丛》及《续通考》又引道书，谓陵乃留侯八世孙，生于天目山，学长生之术，后隐于广信龙虎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游名山，至兴安云锦洞，炼丹三年，青龙白虎绕其上。丹成饵之，年六十而貌益少。又得秘书，通神变化，驱除妖鬼。既而入蜀，居鹤鸣山。老君授以秘，遂领弟子赵升、王长来云台，复炼大丹，饵之。汉永寿二年，功成道著，乃以九月九日将诸品秘べ、斩邪二剑、玉册、玉印授其子衡，而自与夫人雍氏白日升天，时年百二十三岁。其四代孙盛，复来居龙虎山云。按《通考》所述虽颇诞幻，然张陵之后迁于龙虎山，其流派大抵如此。《通鉴》亦云：张鲁子自汉川徙居信州龙虎山也。然魏、晋以来，但私相传授，而未尊于朝廷。《世说注》：郗与弟昙奉天师道。此人间奉道教之始也。至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自言尝遇老子，命继张陵为天师，授以云中音诵新科之戒，服食导引口诀之法。又遇老子玄孙李谱，授以图真经，劾召鬼神，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使佐北方太平真君。乃奉其书，献于魏明帝，朝野多未之信。独崔浩深信之，劝魏主崇奉。乃迎致谦之弟子，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东南，重坛五层，月设厨会数千人。此朝廷崇道教之始也。丘琼山谓：云中科戒，即后世斋醮科仪所由起；服气导引，即后世辟谷修养所由起；图真经，即后世符咒摄召之术所由起；销炼金丹，即后世烹炼丹药所由起。然是时虽发于寇谦之，而谦之自云继张陵为天师。又《太平广记》梁武初未知道教，因陶贞白诣张天师道裕，乃为立玄坛三百所。而《通考》亦载唐天宝六载以后，汉天师子孙嗣真教，册赠天师为太师。可见六朝以来，早有天师之称矣。天宝中既令其子孙嗣真教，当己世袭，但其封号，字史经见。《通考》：宋太宗祥不符九年，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王钦若为奏立授院及上清观，蠲其租税。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丘琼山谓此张氏赐号之始，然无阶品。徽宗崇宁二年。赐张继先亦仅号虚静先生。（《续通考》：继先随上入宫，诸妃嫔争以扇求书。继先以经语书之，各契其意。中举一柄扇，稽首书曰：“保镇国祚，与天长存。”则上所御扇也。上奇之，命祷雨，辄应。金人犯汴，钦宗又召之，至泗州天庆观，作颂曰：“西山下红日，烟雨落潸潸。”书绝而化，金人亦以是日陷汴京。又《夷坚志》张虚静天师斩同州白蛇一事：虚静乃汉天师三十代孙，平生不娶，京师将乱，潜出城还乡，尸解，复隐于峨嵋山。天师嫡派遂绝，今以族人绍厥后云。王棠《知新录》云：宋时有林太守者，送张天师于狱中，奏云：“其祖乃汉贼，不宜使子孙袭封。”朱子谓：人人尊信之，而林独能名其为贼，其疏必有可观，惜已不传，不知当时如何施行也。）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乃赐张宗演灵应冲和真人之号，给三品银印，令主江南道教。（《张天师世家叙》谓：宋季有可大者，元世祖密遣使问之。可大谓使者曰：“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至元十二年果验，而可大已死，乃召其子宗演崇奉之。）十五年，又为建正乙祠于京师，以其弟子张留孙居之。嗣后张氏继袭者，屡有加号，进秩至一品。明太祖以张正常为真人，去其旧称天师之号，谓群臣曰：“至尊惟天，岂有师也？”赐秩正二品。按元时所封本号真人，而明祖谓应改其天师之号，盖其时朝廷虽封曰真人，而世尚称为天师。然则天师之称，直自六朝以来不替也。

　　●卷三十五○天、地、水三官道家有所谓天、地、水三官者。《归震川集》有《三官庙记》，云：其说出于道家，以天、地、水为三元，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称焉。或又以为始皆生人，而兄弟同产，如汉茅盈之类也。是震川初未尝考其由来。郎瑛亦但谓：天气主生，木为生候；地气主成，金为成候；水气主化，水为化候。其用司于三界，而以三时首月候之。故曰三元，三元正当三临官，故又曰三官。则瑛亦未究其出自何处。按《通志》有《三元醮仪》一卷，但不题撰人姓氏。《宣和画谱》有名画周《三官像图》，及唐末范琼、孙位、张素卿皆有之。又《东坡集》中有《水官》诗，乃大觉琏师以唐阎立本所画水官赠老泉，老泉作诗报之，兼命坡公属和者。然老泉诗徒摹写阎画，东坡亦第述立本之以画名家，而未著水官所自。惟宋景濂跋揭文安斯所撰《曲阿三官祠记》，谓汉熹平间，汉中张修为太平道，张鲁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鲁为尤甚。自其祖陵、父衡造符书于蜀之鹤鸣山，制鬼卒、祭酒等号，分领部众。有疾者令其自首，书名氏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实始于此云云。此最为得实。但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典略》，谓为太平道者乃张角，为五斗米道者乃张修。《后汉书》及司马《通鉴》亦同。景濂乃谓修为太平道，鲁为五斗米道，不免小误。按松之所谓张修应是张衡，即张鲁父也，《典略》误耳。然张衡等但有三官之称，而尚未谓之三元，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为三元日，则自元魏始。《魏书》孝文帝以太皇太后丧、诏令长至三元绝告庆之礼，是三元之名，魏已有之，盖其时方尊信道士寇谦之，三元之说盖即谦之等袭取张衡三官之说，而配以三首月为之节候耳。《册府元龟》：唐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诚有科戒，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斋日，都内人应有屠杀，令河南尹李适之勾当总与赎取，并令百姓是日停宰杀渔猎等。自今以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正月，敕三元日各断屠三日。《宋史。方伎传》：苗守信精道术书，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录人之善恶，皆不可以断极刑事。下有司议行。此又三元之名之原委也。

　　○东岳天齐《旧唐书》明皇封禅泰山，加号天齐。《宋史》大中详符元年封禅毕，诏加号泰山为仁圣天齐王。五年，又加天齐仁圣帝。元至元十八年，诏加天齐大生仁圣帝。天齐之名，盖本《史记。封禅书》“齐所以为齐，当天齐也”，故假借用之。以为峻极于天之意。然《封禅书》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齐，居临淄南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则泰山与天齐各为一祠，本不相涉。况天齐云者，谓当天之中，如天之脐也，今乃不顾其本义，但取其字之可通而剽剥附会之，盖出于张说之舞文也。

　　○泰山治鬼东岳主发生，乃世间相传多治死者，宜胡应麟之疑也。然亦有所本。《老学庵笔记》谓杨文公“游岱之魂”一句出《河东记》韦齐休事，然骆宾王《代父老请封禅文》云：“就木残魂，游岱宗而载跃，”又在河东前矣。是放翁以骆文为最先也。其实后汉时已有此语。《后汉书。乌桓传》：其俗谓人死，则神游赤山，如中国人死者魂归岱山也。又《许曼传》：曼少尝疾病，乃谒太山请命。干宝《搜神记》：胡母班死，往见泰山府君，为之致书于河伯（此事亦见《三国志注》）。《三国志。管辂传》：辂谓其弟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云：“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应璩《百一》诗云：“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裴松之注《三国》引《列异传》：蒋济子既死，梦于其母曰：“儿今为泰山伍伯，甚苦。有讴士孙阿将死，为泰山令，乞豫属之。”母以告济，济往托焉。未几阿果死。月余，济梦儿来言：“阿为令，使儿得转录事矣。”《博物志》：泰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故知人生命。古乐府：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是泰山治鬼之说，汉、魏间已盛行。此又骆文所本，而放翁未引之，何也？（顾宁人云：哀、平之际，谶纬书出，有《遁甲开山图》泰山在左，元父在右，元父知生，梁父知死云云。谓泰山治鬼之说，盖起于西汉末。）又王僧孺致何炯书，亦有“还魂斗极，追气泰山”之语。《南史。沈攸之传》：沈僧昭少事天师，能记人吉凶，自云为泰山录事，幽司中有所收录，必僧昭署名。《北史。段晖传》：有童子与晖同学二年，将去，谓晖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游学，今将归。”言终，腾虚而去。此又皆唐以前泰山故事也。宋《稗记》：崔公谊补莫州任丘簿，会地震，公谊任满，已挈家南行，夜宿，忽有人叩户云：“崔主簿系合地动压杀人，已收魂到岱，到家宜速。”崔自度必死，乃送其孥归寿阳，明日遂卒。《夷坚志》：孙默、石倪、徐楷相继为泰山府君。又吕辨老得一印，文曰“泰山府君之印”。王太守借观之，未几，王死。王素有善政，人以为必主岱岳也。张廿三既死，子幼，赘婿陈主其家事，而毙其子。已而张同一黄衣者向陈索命，顾黄衣者使执之。黄衣曰：“须先于泰山府君处下状。”藤迪功妻赵氏杀其妾陈馨奴，未几赵死而失其首。方捕治，而陈现形，提其头出示人曰：“我已诉岳帝，得报此仇，恐牵连无辜，故来明此事。”然则泰山治鬼，世果有其事也。

　　○城阳王、秣陵尉顾宁人谓：六朝以前多祀城阳景王刘章，及蒋子文之祀最盛。按《后汉书》：樊崇起兵，军中有巫鼓舞祠城阳景王。巫言景王大怒，曰：“当作县官，何故作贼！”笑巫者辄病，于是乃立刘盆子为帝。又《魏书》城阳景王即汉朱虚侯章，以其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曹操为济南相，始禁之。是城阳之祀于北方显赫可知。《通鉴集览》：蒋子文，汉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伤额而死。吴先主时，其故吏遇之于途。子文曰：“我当为此土地神。”又附巫语：“当大启孙氏。”吴主乃为立庙，封中都侯。《晋书。载记》：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求助于钟山蒋侯，封以相国之号。《南史》：宋太子劭之逆，南谯王义宣起兵，至新亭，劭以辇迎蒋侯于宫内，拜大司马，封钟山郡王，使南平王铄造策文。又《宋书。礼志》：明帝加蒋侯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齐书》：东昏侯信蒋侯神，迎入宫，昼夜祈祷。左右朱光尚云见神动辄启，并云降福治安之平，遂加位相国。后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如王者，设铠马甲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出东掖门，云“蒋侯出荡”。《梁书。曹景宗传》：武帝因祈雨不应，欲焚蒋帝庙，俄而雨注，帝遂到庙修谒。《陈书》：武帝即位，幸钟山祀蒋帝庙。又永定三年，久不雨，帝幸钟山祭蒋帝庙，是日遂雨。引蒋庙之显赫于钟山者也。《南史》：梁武起兵围郢城时，城中张元嗣等迎蒋侯于州厅祈福，铃铎昼夜不绝，使导从告陴巡行。魏军围钟离，城中乞蒋帝扶助，神报许。既而无雨，水顿长，遂挫敌。后见庙中人马脚尽湿。此蒋庙之遍于州郡者也。后魏任城王为扬州刺史，毁蒋子文之庙，可见扬州亦有此庙。宁人所谓六朝以来多祀此二神，信不妄也。然六朝时尚有伍子胥、项羽二神，亦香火最盛。项羽神之祀，宁人已叙及，亦尚未备，今更广录，并伍子胥之祀亦著于后。（按蒋庙，明初鸡鸣山十庙中尚存其一，永乐七年正月又进封为忠烈武顺昭灵嘉佑王，然民间已无祀之者。城阳景王，则并无有能知其姓名者矣。）

　　○伍子胥神《史记》伍子胥死，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此子胥之祀之始也。王充《论衡》：吴王杀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人，故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其祠。《后汉书》：张禹为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吏白江有伍子胥神，当祀之。此两汉之祀伍庙也。《吴志》：孙侮慢明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烧庙而世俗谓之慢神，则其时庙祀之显赫可知。《隋书》：高劢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神，祈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乃严为禁止。则六朝以后，伍庙显赫又可知。《唐书》：狄仁杰使江南，毁淫祠千七百所，惟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员四祠不废。今按六朝以前所祀之神俱已湮没，而子胥庙，唐以后尚多崇祀，岂以梁公所未毁，遂得留耶？抑神之灵尚不泯耶？《北梦琐言》：闽王审知患海中石磅为舟楫害，梦吴安王（即子胥）许为开导，乃遣刘山甫祭奠，甫毕，忽风雷勃兴，海中有黄物长千百丈，奋跃攻击，三日既霁，则石港已通畅，乃名之曰甘棠港。《宋史》：马亮知杭州，会江涛大溢，亮祷伍员祠，明日潮却，出横沙数里。是伍相之神，久而益显也。《元史》大德三年，又加封忠孝威惠显圣王。

　　○项羽神顾宁人《日知录》谓，六朝时吴兴项羽神最为显赫，而引《宋书。孔季恭传》：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厅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又《南齐书。李安民传》：太守到郡，必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厅事，又于厅事上设八关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云云。以为当时愤王之威灵如此。然不止此二事也。《南史。萧思话传》：吴兴卞山有项羽庙，土人名为愤王宫，相承云羽多居郡厅事，遂于厅事安床幕为神座，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以轭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萧惠明莅任，曰：“孔季恭尝为此郡，而未闻有灾。”遂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相向，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萧惠休从吴兴太守征为仆射，人谓惠休事项羽神甚谨，故得美迁。萧猷为吴兴太守，与项羽神交欢，恒饮至一斛，神亦有酒色。有祷必验。后为益州刺史，值齐狗儿乱，来发城，猷乃遥祝请救。有田夫道逢数百骑至，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是日遂破贼。合此数事观之，愤王之盛行于六朝，益可信矣。惟萧琛至郡著屐告厅事，闻室中有叱咤声，琛厉色曰：“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死据此厅，何也？”因迁之于庙，后竟无他。则神亦有时因人而屈。然陈武帝永定二年，至遣中书舍人韦鼎册之为帝，其显赫可想也。按张《耳目记》：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楚霸王项君将校等，略曰：“鸿名不可以缪假，神器不可以力争云云，檄到如律令。”遂除项羽庙及余神并尽，惟会稽禹庙在焉。亦见沈ㄈ《谐史》。又《封氏闻见记》亦谓狄公檄书责其丧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荐。然则项羽神唐初犹盛，其以狄梁公檄除之后，遂渐衰替耶？然《梁溪漫志》和州乌江县英惠庙即项羽神，灵响昭著。绍兴辛巳，敌犯淮南，过庙入祷，掷交数十，皆不吉，欲火焚其庙。俄有大虺见于神座，敌骇而出，移屯东去。郡上其事于朝，诏封为灵王，邦人益严事之。则宋南渡时亦尚著灵异也。○衡岳借兵《癸辛杂识》有“衡岳借兵”一条。衡岳之庙，四门皆有侍郎神，惟北门主兵，朝廷每有兵事，则前期差官致祭。然其门亦不敢全开，以尺寸计兵数。或云其主司乃张子亮也。张为湘南运判，死于官。丁卯、戊辰间，南北交兵，朝廷降香，神许启门三寸。臬使遂全门大启，旋以捷告，而庙旁数里居民皆被风灾。最后有声若雷，居民喜曰：“神归矣！”果遂帖息。沈作《寓简》亦云：衡山南岳庙，国家每大出兵，则遣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铁础，视出兵之数。凡出兵几万，则启门若干尺寸，法甚严，不得少差。事毕，又遣使告谢，举铁础塞门如故。自庙焚之后，础亦莫知所在矣。

　　○关壮缪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若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浙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荆门当阳县之庙。（《独醒志》：李若水初为大名府元城尉，有村民持一书来，云：“梦金甲神人告我，到关大王庙侧，遇铁冠道士，以其书下李县尉。”《夷坚志》：明椿都统自立生祠于关王庙侧。是宋时关王庙亦已多。）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元史》：世祖尊崇佛教，用汉关壮缪为监坛。）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玄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以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夷坚志》涪江张桓侯庙，绍兴初，张魏公宣抚蜀中，有死卒更生，传神语，欲助顺。未几金娄室兀术连犯汉中，皆败去。魏公承制追封忠显王。则张桓侯之王封亦自宋始。）

　　又按宋牧仲《筠廓偶笔》载冯景所记解州断碑一事，谓壮缪生辰，世皆以为五月十三日，不知乃其子平生日也。康熙十七年，解州常平村人于昌者，读书塔庙，庙壮缪故居也。昼梦壮缪授以“易碑”二字，惊悟。适见浚井者得巨碑数段，昌合而读之，乃记壮缪之祖考讳字生卒。遂奔告州守王朱旦，朱旦因据碑作记。侯祖石磐公，讳审，字问之，和帝永光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宝池里，卒于桓帝永寿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讳毅，字道远，桓帝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长娶胡氏，灵帝光和元年戊午月十三日生子平云云。然则侯之生以六月二十四日也。亦见吴青坛《读书质疑》。按东汉人尚无别号，今既名审字问之，则石磐乃别号，一可疑也。名审则字问之，名毅则字道远，皆取《论语》、《中庸》之文。其时《中庸》杂在《礼记》中，何以两代名字恰用《中庸》、《论语》二书？二可疑也。壮缪尚有子曰兴，碑既载其兄，何不载其弟？三可疑也。壮缪没后，子孙在蜀，解州故乡尚属魏、晋，此碑何时何人所立，并不附见。四可疑也。冯景所记，其信然耶否耶？姑存之以备一说。

　　○汉寿亭侯关壮缪斩颜良，曹操表为汉寿亭侯，见《三国志》。先主即位时，劝进表列名汉寿亭侯关羽、新亭侯张飞，更可证也。《宋书》：王镇恶以平刘毅功封汉寿县子，沈林子亦封汉寿人县伯。《南史》：蔡道恭梁瑚监中封汉寿县伯，又刘悛以汉寿邵荣兴六世同居，特表其门。是汉寿本地名，后人误以汉字属上，但称寿亭，是以洪容斋《随笔》力辨其非。王敬哉《冬夜笺记》亦谓汉寿二字不宜拆用。吴青坛《读书质疑》并称汉寿县在犍为，史称费被害于汉寿是也。然青坛亦未详考。按汉寿县本有二，费被害之地在蜀中，郭璞《尔雅注》云：有水从汉中沔阳县南流，至梓潼、汉寿，此本广汉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蜀先主改名汉寿者（今为四川保宁府广元县）。曹操表封关公，则在建安五年，固无由预立此名。《续汉郡国志》：曹操表封关公，则在建安五年，固无由预立此名。关公所封，盖即此地。《三国。吴志》有潘，武陵汉寿人。《晋书》有潘京，亦武陵汉寿人。是武陵之有汉寿明甚。而熊方《后汉书年表》异姓侯内有寿亭侯关羽，其下格注云武陵。此龙关公所封汉寿在武陵之明证也。（寿亭上少一汉字，盖传写脱误。）惟刘禹锡有《汉寿亭春望》诗，自注在荆州刺史治。《名胜志》亦云荆州有汉寿城，是曹操表封关羽处。则似荆州又有一汉寿。按汉末武陵郡亦荆州所属，然刺史治所则不在此。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建城筑亭以志遗迹耳。至世之称寿亭，则已非一日。《大明会典》亦止称寿亭侯（明初，鸡鸣山建庙，只称寿亭侯。嘉靖十年，太常御黄芳奏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宋牧仲《筠廓偶笔》记大内有寿亭侯印，九纽连环四，翡翠烂然，傍有痕，似嵌宝石取去者。牧仲之父文康公尝印取一纸云。又许观《东斋记事》：绍兴中，洞庭渔人获一印，方仅二寸，制甚古，纽有连环四，两两相贯，上有一大环总之。渔者以为金，竞而讼于官。辨其文，乃“寿亭侯印”四字，遂留长沙官库。库吏见印上有光怪，白于官，乃送荆门玉泉寺关壮缪祠。淳熙四年，玉泉祠僧真慈将献之东宫，忽光焰四起。众皆惊，遂不复献云（亦见司马知白所作《关侯印记》）。按绍兴时所获古印已但称寿亭侯，则知世俗之讹公本号已久矣。乃本号已讹，而神灵犹式凭之，展转示异，一若不妨委曲迁就而终不能忘情于此者，何也？（按《后汉书》异姓侯有寿亭侯关羽，似关公初封即曰寿亭侯。然《蜀志》明言曹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后汉表盖传写脱误。）

　　○天妃江汉间操舟者，率奉天妃，而海上尤甚。张燮《东西洋考》云：天妃，莆之湄洲屿人。五代时，闽都巡检林愿之第六女。生于晋天福八年，宋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化去。后尝衣朱衣往来海上，里人虔祀之。宣和癸卯，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中流遇风，他舟皆溺，神独集路舟，得免。还奏，特赐庙号曰顺济。绍兴乙卯，海寇至，神驾风一扫而遁。封昭应崇福。乾道己丑加封善利。淳熙间加封灵惠。庆元、开禧、景定间累封助顺、显卫、英烈、协正、集庆等号。又《夷坚志》兴化军海口林夫人庙，灵异甚著，今进为妃云。则在宋时已封为妃也。《元史。祭祀志》：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祝文云：年月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又《续通考》云：至元十五年，封泉州神女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二十五年，加封广佑明著天妃。《七修类稿》亦谓：至元中显灵于海，有海运万户马合法忽鲁循等奏立庙，号天妃，顺帝又加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是天妃之名自有元始。何乔运《闽书》载妃生卒与张燮同，又谓生时即能乘席渡海，人呼为龙女。升化后，名其墩曰圣墩，立祠祀之。洪武五年，又以护海运有功封孝顺纯正孚济感应圣妃。则又有圣妃之称。《七修类稿》则云封昭应德正灵应孚济圣妃。《通考》：永乐中建天妃庙，赐名宏仁普济天妃，宫有御制碑，正月十五、三月二十三日遣太常寺致祭。故今江湖间俱称天妃。天津之庙并称天后宫，相传大海中当风浪危急时，号呼求救，往往有红灯或神鸟来，辄得免，皆妃之灵也。窍意神之功效如此，岂林氏一女子所能？盖水为阴类，其象维女，地媪配天，则曰后，水阴次之，则曰妃，天妃之名，即谓水神之本号可，林氏女之说不必泥也。张学礼《使琉球记》又云：天妃姓蔡，闽海中梅花所人，为父投海身死，后封天妃，则又与张燮、何乔远所记不同矣。

　　成化间，给事中陈询奉命往日本。至大洋，风雨作，将覆舟，有二红灯自天而下，遂得泊于岛。若有人告曰：“吾辈为天妃所遣也。”又嘉靖中，给事中陈侃奉使封琉球，遇风将覆，举舡大呼“天妃”，亦见火光烛船，船即少宁。明日有粉蝶飞绕舟不去，黄雀立柁楼食米，顷刻风起，舟行如飞，晓至闽，午入浙之定海（俱见《七修类稿》）。吾乡陆广霖进士云：台湾往来神迹尤著，土人呼神为妈祖。尚遇风浪危急，呼妈祖，则神披发而来，其效立应。若呼天妃，则神必冠帔而至，恐稽时刻。妈祖云者，盖闽人在母家之称也。

　　○金龙大王江淮一带至潞河，无不有金龙大王庙。按《涌幢小品》：神姓谢，名绪，南宋人，元兵方盛，神以戚畹，愤不乐仕，隐金龙山，筑望云亭自娱。元兵入临安，赴江死，尸僵不坏。乡人瘗之祖庙侧。明祖兵起，神示梦当佑助。会傅友德与元左丞李二战吕梁洪，士卒见空十有披甲者来助战，元遂大溃。永乐中，凿会通渠，舟楫过河，祷无不应，于是建祠洪上。隆庆间，潘季驯督漕河，河塞不流，为文责神。有书吏过洪，遇鬼伯，擒以见神。神诘之曰：“若官人何得无礼，河流塞，亦天数也。为我传语司空，吾已得请，河将以某日通矣。”已而果验。于是季驯事之甚谨。施愚山《斋杂记》亦载之。然则神之祀始于永乐中，而隆庆以后乃益盛欤？（本朝顺治二年十二月，封黄河神为显通济金龙四大王之神，运河神为延休显应分水龙王之神）。

　　○祠山神俗祀祠山神，称为祠山张大帝。王州《宛委余编》引《酉阳杂俎》：天帝刘翁者恶张翁，欲杀之，张翁具酒醉刘翁，而乘龙上天代其位（亦见《诺皋记》）；及《殷芸小说》：周兴死，天帝召兴升殿，兴私问左右曰：“是古张天帝耶？”答曰：“古天帝已仙去，此是曹明帝耳”云云，以为张大帝之证。此特因一张字偶合，故引之以实其说，殊不知《酉阳杂俎》及《殷芸小说》固荒幻不经，即其所谓张天帝者，亦指昊天上帝言之，而于祠山无涉也。世俗荒怪之说，固无足深考，然其讹谬相仍，亦必有所由始。按程《三柳轩杂识》：广德祠山神姓张，避食，而引《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长兴县疏圣渎，欲通津文德，化身为，纵使阴兵，为夫人李氏所觇，其工遂辍，是以祀之避。宋稗所载更详，谓其神姓张名勃，乌程县人，役阴兵导河，欲通广德，自长兴县疏凿圣渎。先与夫人约：每饷至，鸣鼓三声，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见之。后夫人遗餐于鼓，鸦啄鼓鸣，王以为饷至，至则无有。已而夫人至，鸣鼓，王反不至。夫人遂亲至河所，见王为大豕，驱阴兵开浚。王见夫人自惭，工遂辍，而逃于县西五里横山之顶。居人思之，为立庙。夫人亦至县东二里，而化为石人，亦立庙。历汉、唐以来，庙祀不废云。詹仁泽曾樵又编辑广德横山神张王事迹，名《祠山家世编年》一卷，大略相同。《癸辛杂识》：广植守广德日，郡中祠山有埋藏会，植不信，用郡印印之其封。明日发视，无有焉。此祠山神之见于小说者也。《文献通考》：祠山神在广德，土人多以耕牛为献。南唐时听民租赁，每一牛出绢一匹，供本庙之费。其后绢悉入官。景德二年，知军崔宪请量给绢以葺庙宇，上曰：“此载在祀典，应官为修葺。”《宋史。范师道传》：广德县有张王庙，民岁祀神，杀牛数千。师道至，禁绝之。《黄震传》：通判广德军，旧有祠山庙，民祷祈者岁数十万，其牲皆用牛，并有自婴桎梏考掠以邀福者，震皆杖禁之。《明史。周瑛传》：瑛守广德，禁祀祠山。（闵文振《仰山脞录》谓：瑛著《祠山辨》以息好鬼之俗。）此祠山神之见于史志者也。合而观之，则祠山神之祀本起于广德，其所谓化猪通津，盖本《淮南子》禹化为熊通に辕之路，涂山氏见之，惭而化为石之事，移以附会于祠山。然俗所传祠山张大帝实本此，而非如州所云也。且祠山张大帝之称，乃近代流俗所传，而宋以来尚称张王，并未加以帝号。《夷坚志》：华亭胡家供事广德张王甚虔，其子妇惨妒，杖妾甚酷，妾潜缢，将死，梦有神撼之起，乃得解而救之，盖蒙神佑云。又毗陵胡容少年，过广德，谒张王庙求梦。夜梦入大殿宇，叩一吏，问以穷通。吏曰：“可至通直。”胡意殊不满，已而竟以通直致仕。陆放翁有《张王行庙》诗。高翥《菊涧小集》亦有诗，为辇下酒行多祭二郎神及祠山神而作者，诗云：“箫鼓喧天闹酒行，二郎赛罢赛张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元泰定帝加封曰普济；而王号如故，《明史。礼志》：祠山广惠张王勃以二月十八日祭。则所谓张大帝者，本流俗所称之帝，而拟之昊天上帝乎？州所云，殊为失考。余自黔归，江行以风水为命，舟人为余历数每日风报，多验。其中有所谓“祠山报”者，云：帝以二月八日下地，为三女营嫁，一嫁风，一嫁雪，一嫁雨，待食冻狗肉始上天，盖谓二月八日以后必多风雨雪，直至戍日乃止。验之果然。然则俚俗诞妄之说，固不足信，而以之候晴雨、验灾，则有不爽者。明祖鸡鸣山十庙，独不废此祀，其亦有所验欤？○文昌神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州《宛委余编》谓即陷河神张恶子，而引其所著《化书》谓：本黄帝子，名挥，始造弦张罗网，因以张为氏。周时为山阴张氏子，以医术事周公，卒托生于张无忌妻黄氏为遗腹子，《诗》所称“张仲孝友”者也。以直谏为幽王所鸩，魂游雪山，治蜀有功。五丁拔山，蛇压死，蛇即其所化也。寻为汉帝子，曰赵王如意，为吕后所杀。魂散无归，孝宣世至邛池。其令曰吕牟，即吕后之后身也。母戚夫人亦生于戚，嫁张翁，老无子，相与沥血石臼中，祝曰：“我无子，倘得一动物，亦遗体也。”自是感生为蛇。吕令有马，乃吕产后身，蛇辄食之。吕令怒，系张夫妇将杀之，蛇遂扬海水作雨，灌城邑皆陷，今所谓陷河也。以所杀多，谴为池龙，受热沙小虫之苦。遇文殊，皈诚脱罪，复生于赵国张禹家，名勋，为清河令。卒，又生为张孝仲，时顺帝之永和间也。西晋末，复生于越隽张氏，年七十三入石穴，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阳，见姚苌。后苌入蜀，至梓潼岭，神谓之曰：“君还秦，秦无主，其在君乎？”请其氏，曰：“张恶子也。”后苌即其地立张相公庙。唐僖宗幸蜀，神又出迎，帝解佩赐之，还日赐遗无算。王中令铎有诗云：“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云云。按陷河事亦见《王氏见闻》及《穷神秘苑》、《太平广记》诸书，所载略同。《北梦琐言》亦谓：梓潼张亚子，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又云：隽州张生所养蛇，托生为伪蜀王建太子元膺，有蛇眼，竟以作逆诛。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亚子所责，言：“我在川，今始归，何以致庙宇荒秽若此！”据此，则所谓张恶子者，乃流转于人与蛇间一变幻不经之物耳，不知与“文昌”二字何与？又《续通考》云：剑州梓潼神张亚子，仕晋战殁，人为立庙。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顺济王。咸平中，王均为乱，官军进讨。忽有人登梯指贼大呼曰：“梓潼神遣我来，九月二十日城陷，尔等悉当夷灭！”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终以闻，改封英显王号。此见于祀典者，然亦与“文昌”二字无涉也。《明史。礼志》：弘治中，尚书周洪谟等议祀典云：“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恶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文昌六星与之无涉，宜敕罢。”又《续通考》：嘉靖中，倪文毅请正祀典疏，亦本周洪谟之说，谓：“梓潼神，景泰五年始敕赐文昌宫，今宜祀于蜀，不宜立庙京师。至文昌星与梓潼无干，乃合而为一，诚出附会，所有前项祀典，伏乞罢免。”则亦谓梓潼之与文昌了不相涉也。然世以梓潼为文昌，则由来已久。按叶石林《崖下放言》记蜀有二举人，行至剑门张恶子庙，夜宿，各梦诸神预作《来岁状元赋》，甚灵异。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亦载此事。然则张恶子之显灵于科目，盖自宋始，亦自宋之蜀地始。《朱子语类》所谓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也。世人因其于科目事有灵异，无时遂以文昌帝君封之，前明又以文昌额其宫，而张恶子之为文昌帝君遂至今矣。明都《三余赘笔》则谓：梓潼乃四川地，四川上直参宿，参有忠良孝谨之象，其山水深厚，为神明所宅。或又谓斗魁为文昌六府，主赏功进爵，故科名之士多事之。此二说理虽较长，然皆从文昌二字立说，而于张恶子所以称文昌，则毫无干涉也。（《蜀志。秦宓传》：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都之说盖本此。）

　　○灌口神《夷坚志》：永康军崇德庙，乃灌口神祠，爵封王，置监庙官。蜀人事之甚谨。每时节献享及因事有祈者，必宰羊，一岁至四万口。一羊过城，纳税钱五百，岁终可得钱二万千，为公家无穷利。当神之生日，郡人醵迎尽敬，官僚亦无不瞻谒者。按《独醒志》：灌口二郎神，乃祠李冰父子也。冰，秦时守其地，有龙为孽，冰锁之于离堆之下。故蜀人德之，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永康籍羊税以充郡计。江乡人今亦祠之，每祭但一羊，不设他物，盖有自也。至顺元年，封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王。见《元史》本纪。

　　○张仙世所称张仙像，张弓挟弹，似贵游公子，或曰即张星之神也。陆文裕《金台纪闻》云：后蜀主孟昶挟弹图，花蕊夫人携入宋宫，念其故主，尝悬于壁。一日，太祖诘之，诡曰：“此蜀中张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于是传之人间，遂为祈子之祀云。郎瑛《七修类稿》亦载此说。又王州《勘书图跋》：宋初降王，惟孟昶具天人相，见于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为元哲，武士为赵廷隐。当时进御者以胜国故，不敢具其实，乃目为文皇耳。据此，则此像又有托之为唐太宗者。余谓此二说皆未必然。昶之入汴也，宋祖亲见之，花蕊果携其像，宋祖岂不能识别，而敢以诡辞对？至托为唐文皇，则更无谓，按高青邱有《谢海雪道人赠张仙像》诗云：“余未有子，海雪以此像见赠，盖苏老泉尝祷之而得二子者，因赋诗以谢云。道人念我书无传，画图卷赠成都仙。云昔苏夫子，建之玉局祷甚虔，乃生五色两凤，和鸣上下相联翩。”然则此像本起于蜀中，闺阁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携以入宫，后人以其来自蜀道，转疑为孟昶像耳。按《苏老泉集》有《张仙赞》，谓张名远霄，眉山人，五代时游青城山成道。陆放翁《答宇文使君问张仙事》诗自注云：“张四郎常挟弹，视人家有灾者，辄以铁丸击散之。”又《赠宋道人》诗云：“我来欲访挟弹仙，嗟哉一失五百年。”《续通考》云：张远霄一日见老人持竹弓一、铁弹三来质钱三百千，张无靳色。老人曰：“吾弹能辟疫，当宝用之。”后老人再来，遂授以度世法。熟视其目有两瞳子。越数十年，远霄往白鹤山，遇石像，名四目老翁，乃大悟，即前老人也。眉山有远霄宅故址。李石诗云：“野草闲花不计年，亭亭双桧欲参天。读书却得骑驴老，买药来寻跨鹤仙。”是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画张弓挟弹，乃正其生平事实，特未知何以为祈子之祀。胡应麟又谓：古来本有此张弓挟弹图，后人因此附会以张弓为张，挟弹为诞，遂流传为祈子之祀。此亦不加深考而为是臆说也。（按古者男子生悬弧矢，又祀高之礼，于所御者带以弓蜀，授以弓矢。此本是祈子之事，后人或缘此写为图，以为祈子之神像，遂辗转附会，而实以姓名耳。）

　　○钟馗顾宁人谓：世所传钟馗，乃终葵之讹，其说本于杨用修、郎仁宝二人。仁宝《七修类稿》云：《宣和画谱。释道门》载六朝古碣得于墟墓间者，上有钟馗二字，则非唐人可知。《北史》：魏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意葵字传讹，而捉鬼之说起于此也。用修《丹铅杂录》云：唐人戏作《钟馗传》，虚构其事如毛颖、陶泓之类也。盖因尧钟葵字辟邪，遂附会画钟葵于门，以为辟邪之具。又宗懿妹名钟葵，后世因又有钟馗嫁妹图，但葵、馗二字异耳。（此事见沈括《笔谈》。皇中，金陵发一冢，有石志，乃宗悫母郑夫人，宗悫有妹名钟馗。）《周礼。考工记》大圭“终葵首”注：齐人谓椎曰终葵，圭首六寸为椎，以下杀。《说文》：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谓为椎于杼上，明无所屈也。《礼记。玉藻》“天子︔”注亦同云云。是用修之说，较仁宝更详。则钟馗由尧终葵字辟邪之讹固属有因，而大圭之终葵何以转为人名之终葵，则未见的义。顾宁人乃引马融《广成颂》“挥终葵，扬玉斧”，谓古人以椎逐鬼，如大傩之执戈扬盾。此说近之。盖终葵本以逐鬼，后世以其有辟邪之用，遂取为人名，流传既久，则又忘其为辟邪之物，而意其为逐鬼之人，乃附会为真有是食鬼之姓钟名馗者耳。胡应麟《笔丛》、朱国桢《涌幢小品》亦引尧终葵字辟邪以为钟馗本辟邪之物，然俱不如宁人引马融颂之融贯也。至用修谓唐人戏作《钟馗传》，则不详载在何书。今按《天中记》引《唐逸史》：明皇因┲疾昼卧，梦一小鬼盗太真香囊及上玉笛。上叱问之，奏曰：“臣乃虚耗也，能耗人家喜事成忧。”上怒，欲呼武士。俄见一大鬼，破帽蓝袍，角带朝靴，捉小鬼，刳其目，劈而啖之。上问：“尔何人？”曰：“臣终南进士钟馗也。武德中应举不第，触阶而死，得赐绿袍以葬。感恩发誓，为帝除虚耗妖孽之事。”言讫梦觉，而疾遂瘳，乃诏吴道子画之。道子沉思若有所睹，成图以进。上视之曰：“是卿与朕同梦也！”《唐逸史》不可见，《天中记》所载，斯其故事矣。亦见沈括《笔谈》。然此事不辨可知其妄也。后魏、北齐及周、隋间多有名钟葵者。魏献文帝时则有χ罕镇将杨钟葵；又张衮之孙白泽本名钟葵，献文改名白泽；于劲亦字钟馗；孝文时有顿丘王李钟葵；北齐武成时有宦者宫钟葵；后主纬时有慕容钟葵，奔于周；隋炀时，汉王谅反，有大将乔钟葵；又隋宗室处纲之父名钟葵；又鱼俱罗与蜀将段钟葵讨平越隽蛮；唐时王武俊有将张钟葵，寇赵州，为康日知所杀。古人名字往往有取佛仙神鬼之类以为名者，张钟葵无论，若杨钟葵等系六朝人，俱在唐前，倘食鬼之钟馗系唐武德中进士，则杨钟葵等之命名，何由逆知后世有是辟鬼之神而取之也哉？则《天中记》之说真附会也。然唐时则钟进士食鬼之说盛行，甚至朝廷之上，每岁暮以钟馗与历日同赐大臣（此亦起于明皇，见沈括《笔谈》）。刘禹锡有《代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云：“图写威神，驱除群厉；颁行元历，敬授人时。”又《代李中丞谢表》云：“绘其神像，表去厉之方；颁以历书，敬授时之始。”至宋时犹然。神宗于禁中得道子所画钟馗，因镂板以赐二府。然则讹谬相沿，已非一日也。又苏易简《文房四谱》云：虢州岁贡钟馗二十枚。用修亦以为即《考工记》“大圭终葵”之义，谓砚形锐其首如圭耳。据此则砚之锐者亦名钟馗，并不名终葵矣。胡应麟非之，以为附会。然钟馗列于《文房四谱》，则其为砚之形制，而非造为神像可知。至高江村《释考工记》注终葵谓蔓生之物，叶圆而厚，圭首之圆厚如之，故以生之物，吐圆而厚，圭首之圆厚如之，故以为名。此未免臆说。颜之推曰：北齐有一士，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尝出境聘东莱王韩，问：“玉︔杼上首终葵首当作何形？”答曰：“︔头曲圆，势如葵叶耳。”韩为忍笑。江村之云，毋乃类是。要之，但据《考工记》注槌曰终葵，再以马融所颁终葵逐鬼之物证之，自可了然，毋庸更多枝辞也。

　　○王灵官道观内多塑王灵官像，如佛寺之塑伽蓝作镇山门也。孙国敉《燕都游览志》谓：永乐间有周思得者，以王元帅法显京师。元帅者世称灵官，天将二十六居第一位。文皇祷辄应，乃命祀于宫城西。宣德初拓之，额曰大德显灵宫。按《帝京景物略》及《列朝诗集》，文皇获灵官藤像于东海，朝夕礼之如宾客，所征必载。及金川河，舁不可动，就思得问之，曰：“上帝界至此也。”果有榆川之役。夫曰获藤像于东海，则古来已有是像，非至永乐中始创也。而倪岳《青溪漫稿》述道家之言：宋徽宗时，有西蜀人萨守坚，尝从林灵素传法，而王灵官则玉枢火府天将，又从守坚受符法者。永乐中敕建天将庙，宣德中改火德观，封萨为崇恩真君，王为隆恩真君，岁时遣官致祭。然则王元帅者，特有宋方士之流，林灵素已无他术，况又从而辗转受法者？乃其威灵至今不泯，世俗尊奉益盛，何也？弘治中，周洪谟议及嘉靖中倪文毅请正祀典疏皆云：道家之崇恩真君萨守坚，尝从林灵素传道，而隆恩真君则火府天将王灵官，又从萨真君授法。永乐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德，以灵官之法显于京师，乃建天将庙及祖师殿。宣德中改庙为火德观，崇奉二真君。成化中改观曰宫，加显灵二字，递年四季换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再易以新制，珠玉锦绣，所费不资。每岁万寿节、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现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谓至矣。今就其议言之，萨真人之法皆林灵素所传，一时附会之说，本无可信，况近来附体降神者，乃充军顾珏、顾伦之父子，其为鄙亵尤甚，怪诞可知。但经累朝创建，难便废毁，所有前项祭祀俱应罢免，其四时袍服宜令本宫主持信依更期换，如法收贮，不必禁化，永为定例云。○城隍神王敬哉《冬夜笺记》谓：城隍之名，见于《易》，所谓“城复于隍”也。又引《礼记》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水则隍也，庸则城也，以为祭城隍之始。固已，然未竟名之为城隍也。按《北史》：慕容俨镇郢城，梁大都督侯等舟师至城外。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俨于是顺人心祷之，须臾风浪大起，凡断其荻洪铁锁三次。城人大喜，以为神助，遂破等。《隋书。五行志》：梁武陵王纪祭城隍神，将烹牛，有赤蛇绕牛口。是城隍之祀盖始于六朝也。至唐则渐遍。《唐文粹》有李阳冰《缙云县城隍记》，谓：城隍神，祀典所无，惟吴越有之。是唐初尚未列于祀典。《张曲江集》有《祭洪州城隍神文》，杜甫诗有“十年过父老，几日赛城隍”之句，《杜牧集》有《祭城隍祈雨文》，则唐中叶各州郡皆有城隍。五代钱Α有《重修墙隍神庙碑记》，书大梁开平二年岁在武辰，顾宁人谓以城为墙，以戊为武，盖以朱全忠父名诚，曾祖名茂琳，故避其嫌名而改。陆放翁《宁德县城隍庙记》所谓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是也。《宋史》苏缄殉节邕州，后交人入寇，见大兵从北来，呼曰：“苏城隍来矣！”交人惧，遂归。又范旺守城死，邑人为设像城隍以祭。张南轩治桂林，见土地祠，令毁之，曰：“此祠不经，自有城隍在。”或问：“既有社，莫不须城隍否》”曰：“城隍亦赘也，然载在祀典。”是宋时已久入祀典也。洪景卢《夷坚志》：滑世昌所居应被火，而城隍救之。殿前程某部纲马济江，以不祭城隍神而马死过半。鄱阳城隍诞辰，士女多集庙下，命道士设醮。张通判之子病祟，乞路当可符法治之，俄有一金紫伟人至，路诘之曰：“尔为城隍神，知张氏有鬼祟，何不擒捉？”朱琮妾以妻王氏妒，至于自刎，遂为祟，朱请阁皂山道士禳之，道士牒付城隍庙拘禁。是时城隍之祀，一如郡县有司官，与今制大略相同矣。吴澄记江州城隍庙曰：江右列郡，以汉颍阴侯灌婴配食。（按查初白诗：今江西城隍即系灌婴，并非配食矣。）明太祖初封京师城隍为帝，开封、临濠、东平、和滁以王，府曰公，县曰侯。洪武三年去封号，但称某府县城隍之神。

　　○韩昌黎为土地神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传为唐之韩昌黎，不知其所始。按《夷坚志》：湖州乌镇普静寺，本沈约父墓。约官于朝，尝每岁一归祭扫。其反也，梁武帝辄遣昭明太子远迎之。约不自安，遂迁葬其父于金陵，而舍墓为普静寺，故寺僧祀约为土地神。又《宋史。徐应镳传》：临安太学本岳飞故第，故飞为太学土地神。今翰林吏部之祀昌黎盖亦仿此。

　　○五圣祠钮玉樵谓：太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梦兵卒千万罗拜乞恩。帝曰：“汝固多人，无从稽考，但五人为伍，处处血食可耳。”命江南人各立尺五小庙祀之，俗谓之五圣庙。后遂树头花间、鸡埘豕圈，有灾殃，辄曰五圣为祟。本朝有汤公斌巡抚江南，奏毁之。其祸遂绝。《述异记》亦载：康熙八年，秀水县民郭季平为五圣所祟，丙寅江苏巡抚汤公奉除五圣淫祀，妖祸遂绝云云。然实未尽绝也。余少时见邻人王祥龙及俞奕千之女皆犯此祟，谓之神和病。男则有女鬼与合，女则有男鬼与合，来则必有泄精遗血之事。而山村野岸，尺五小庙所在有之，如汀州七姑子、建昌木神三郎之类。盖幽明之际，变幻无穷，固非令甲所能禁也。然玉樵谓起于明祖，则未必然。按《夷坚志》林刘举将赴解，祷于钱塘门外九里五圣行祠，遂登科为德兴尉。到任奠五显庙，知为五圣之祖祠也。则五圣之祠宋已有之。《七修类稿》又谓五通神即五圣也。然则五圣、五显、五通，名虽异而实则同。《夷坚志》所载韩子师病祟，请客以符水治之，见五通神销金黄袍骑马而去。又医者卢生托宿赵喜奴家，共枕席，天明，但见所寝在五圣庙侧草露之上。《武林闻见》所载宋嘉泰中大理寺决一囚，数日后见形于狱吏，求为泰和楼五通神。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而陈友谅僭号亦在采石五通庙，则五圣者宋、元已有之，而非起于明祖矣。

　　○晏公庙常州城中白云渡口，有晏公庙，莫知所始。及阅《七修类稿》，乃知明太祖所封也。时毗陵为张士城之将所据，徐达屡战不利。太祖亲率冯胜等十人往援，扮为商贾，顺流而下。江风大作，舟将覆，太祖惶惧乞神，忽见红袍者挽舟至沙上。太祖曰：“救我者谁也？”默闻曰：“晏公也！”及定天下后，江岸当崩，有猪婆龙在其下，迄不可筑。有老渔教炙猪为饵以钓之，瓮贯缗而下，瓮罩其项，其物二足，推拒不能爬于土，遂钓而出，岸乃可成。众问老渔姓名，曰“姓晏。”倏不见。明祖闻之，悟曰：“盖即昔救我于覆舟者也！”乃封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命有司祀之，吾常所以有此庙也。又《续通考》：临江府清江镇旧有晏公庙，神名戍仔，明初封为平浪侯。

　　○常州忠佑庙常州有忠佑庙，祀司徒陈杲仁。相传南唐封为武烈帝，故今俗以帝号称之。而郡人刘宗浩辑为实录一书，谓公本晋陵人，在隋立功，授司徒。沈法兴，其妇翁也。大业末，法兴欲袭常州，惧公不敢动，乃诈以疾告。公不得已，往问疾，饮中毒，归而卒。后法兴方剽掠，公现形黑云中，发神矢毙之。唐初诏为立祠。乾符中以阴兵助裴璩讨贼王郢有功，封忠烈公。广明之乱，神力示现，贼不入浙西，加封感应。梁开平中，封福顺王。淮南杨氏封忠烈王。南唐时，钱ㄈ遣将来攻，公以阴兵驱黑牛触敌舰败去，乃册为武烈帝。宋又赐庙号曰忠佑。此司徒祠于常之始末也。。按《旧唐书》沈法兴为吴郡守，炀帝使与太仆丞元讨贼楼世干。会炀帝被弑，乃与将孙士汉、陈杲仁执起兵，又令杲仁破贼乐伯通。法兴自署江南道总管，闻越王侗即位，乃上表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承制置百官，以杲仁为司徒。是杲仁本隋将，与法兴通谋害其主帅，而司徒之官又法兴所授也。《新唐书》并不言承制，但云法兴以杲仁为司徒，则其为法兴党更不待言矣。然常之人所以崇祀者，实以自唐及五代、宋以来历著灵异，故累请褒封至帝号。今常州云车之制甲天下，相传像公空中破敌时神兵也。岂失节于生前，而独能反正于身后耶？抑郡人所传公为法兴所害者本是实事，而《新、旧唐书》所记不无讹谬耳？史册所载，往往有与传闻互异者，未必传闻皆伪而史册真也。

　　○常州忠义祠常州有忠义祠，祀宋末守城死事诸臣。是时元兵至常，郡守赵与鉴先遁，郡人钱以城降，刘师勇复之。朝议以姚知常州事，王安节率兵守之，自夏及冬，拒守数月。伯颜驱城外居民运土填堑，土至，并人筑之。城破，官民尽杀无遗类，得免者仅七人（事见《续资治通鉴》）。常州屠戮之惨，自开辟以来未有也。（伯颜因常州拒守，至平江疑有备，乃不烦兵而下，因笑曰：“常州纸城铁人，平江铁城纸人。”）祠中神位首文天祥，时为安扶大使、知平江，遣兵来救者也。次姚，次王安节，一文臣，一武臣，皆城主也。次陈，郡人，为通判助守者也。次师勇，先复常州，后城陷遁去，卒死于闽中者也。次判官郡人胡应炎，次知武进县包圭，皆城破身死者也。次巡栓尹玉、麻土龙，即信国遣来援，士龙战死虞桥，玉战死五牧者也。次知无锡县阮应得（《郑所南集》作阮正己，其子亦从父投水死），常州破后，兵至无锡，亦殉节者也。次僧人万安、道士徐道明、巡检方允武、溧阳尉莫谦之，皆同守常州同死节者也。而元末守土死事之武进县令刘溶亦焉，从其类也。今以宋、元二史考之，尚有遗漏者。《陈传》：钱以城降，后有淮民王通居常州，阴以书约师勇为内应，师勇遂复常州。则王通宜增祀也。《伯颜传》：常州守判既降，师勇与张彦、王安节复之，彦寻被执于吕城，不能完节，固难从祀，而《安节传》常州既复，命安节与张詹共守，则张詹宜增祀也。《尹玉传》谓师勇复常州后，即赴平江，而《张世杰传》则云师勇守常州，城陷拔栅出走，其弟马堕堑，跃不能出，师勇举手与诀而去。惜其弟名不传，此亦宜增祀者也。《宋史》又谓：莫谦之，宜兴僧人，起义兵，没于战，赠武功大夫。则谦之官号所谓溧阳尉者宜改书也。《元史。刘良传》：良为常州万户府知事，张士诚来攻，城陷，良赴水死。武进县尹刘溶战于葛仙桥，亦死。是与溶同战死者尚有刘良，今溶既附祀，则良亦宜增祀也。

　　近日忠义祠内增入刘忠毅熙祚、马文肃世奇、王节愍章、金忠洁铉，皆明末死国难者。刘巡按湖南，死于永州。马、王、金官京师，死甲申之变。以之祀固宜，然实有不必者。此祠之建，本因宋末常州守土诸臣以身殉城，故血食于此。而祠创于前明，故并元末守常州死事之武进令刘溶亦附焉。凡以祀守常州殉节之人，非祀常州人之殉节于外者也。若并祀常州人之殉节于外者，则又不止此四公。即以明季而论，宜兴卢忠烈公象升，战死于钜鹿，南都亡后，其弟中书象观赴水死，从弟象同拒战死。又有王行俭，崇祯十年进士，守重庆府，张献忠之难被脔而死。吴炳，为永明王大学士，兵败，自缢于湘山寺。莫可及，为长沙照磨，摄宁乡县事，流贼破城，力战死，子若鼎、若钰亦遇害。史夏隆，为南昌推官，集兵守城，城破殉难（皆宜兴人）。无锡堵允锡，仕永明王，死于浔州。王孙兰，为韶州副使，流贼将至，城中人尽逃，乃自缢死。龚廷祥，弘光中为中书舍人，城破，步至武定桥赵水死（皆无锡人）。而江阳举人夏维新、武举黄略，诸生许用（《明史。侯峒曾传》内作许用，县志作许用德）、王华、吕九韶以守城死，贡生黄毓祺，出亡后仍抗节死。《阎应元传》内江阴死事之人更多，见《明史》第二百七十六卷。此皆常郡人也。刘、马四公既祀，则此十数公者不当增祀乎？若谓刘、马四公死流贼之难，其馀则多抗本朝，故不得与，然本朝修史已备书之，或专传，或附传，皆不没其实，则亦何不可增祀乎？况莫可及、王孙兰等亦皆死流贼之难者乎？若谓卢、堵数公皆常之属县人，故不祀于郡（堵允锡，《明史》作无锡人，《邵青门集》作宜兴人），然四公内马文肃亦无锡人，非郡城中武进人也，何取此舍彼乎？况武进人尚有薛闻礼、薛应玢，闻礼为黄陂典史，流贼所设伪官至，为士民杀死，闻礼令士民尽逃，独以身当之，为张献忠所杀。应玢摄龙州事，李自成来攻，城破，骂贼死。又吴钟峦，鲁王监国时为礼部尚书，兵败入昌国卫，抱孔子木主自焚死。钟峦之子名福之，亦举兵太湖中，据长白荡，为大清兵所执，杀于江宁。又何以不祀乎？且刘忠毅之弟永祚，守兴化，城破，仰药死。亲兄弟也，祀其一而遗其一，可乎？此当日增祀时不及详考，遂致挂一漏百，本欲表扬常州之忠节，而适以形常州忠节之少也。愚谓常州忠义祠内本不必增此四公，福王时南都建旌忠祠，马、王、金三公已在正祀之列。我世祖章皇帝又命所在给田七十亩建祠致祭（俱见《明史》），则马、王、金三公本有专祠，永州当亦有刘忠毅祠，若本郡则宜入乡贤，而不必混于守常州死事诸臣之内。既欲增祀此四人矣，则当于祠内隙地另建一堂，汇祀常州人之殉节于外者，而卢、堵诸公并列祀焉，庶不致贻笑于考据之疏也。

　　●卷三十六○至尊臣称君为“至尊”，吴青坛谓起于孙吴之世。据《三国志》，周瑜病，与孙权书曰：“曹公在北，刘备寄寓，此至尊垂虑之日。”鲁肃谓权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吕蒙曰：“关羽所以未便东下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陆逊谓蒙曰：“下见至尊，宜好为计。”俱见《吴志》，而《魏志》、《蜀志》皆无之，故知此称起于吴俗也。然此亦未详考。贾谊《过秦论》：履至尊而制六合“，则西汉已有此语。《后汉书》董卓欲迁都，陈纪曰：”宜修德政以怀不附，迁移至尊非计也。“《献帝起居注》（见《三国志注》）：郭汜兵遮帝车不得前，侍中杨琦高举车帷，帝曰：”汝何不却而敢迫近至尊。“则汉末已有是称。又《史记。汉武本纪》朕以渺渺之身，承至尊。《律书》：秦灭六国，登至尊之日浅。《汉书。路温舒传》：陛下初登至尊。《朱博传》：匹夫相要，尚得相死，何况至尊？《外戚传》：史皇曾孙收养掖廷，遂登至尊位。《王章传》：章劾奏王凤曰：”凤知张美人已适人，不宜配至尊，乃托言宜子，纳之后宫。“《王莽传》：未央宫置酒，为傅太后张幄，坐太皇太后侧，莽按行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与至尊并？“遂撤去。哀帝崩，太皇太后诏曰：”定陶太后与至尊同称号，非礼宜废。“《五行志》：赵皇后由微贱登至尊。是至尊之称见于西汉者且不一而足，安得谓起于孙吴之世耶？又按《魏志》司马懿奏诛曹爽，谓其使张当看察至尊。廷尉钟毓奏李丰等迫胁至尊，大逆无道。则魏亦有至尊之称，非独称于吴也。后世又有称”大尊“者。《北史》后周宣帝时屡赦，京兆丞乐运上疏曰”大尊岂可数施非常之恩“是也。又人主之称曰”上“。《史记。封禅书》有”今上“字，后世人臣称君曰上始此。又《庄子》云：今处昏上暗主之恩。则人主称上，又自战国始。《汉书。宣帝纪》诏曰：”吏增辞饰非，上亦无由知。“师古曰：上，天子自谓也。《汉艺文志》：孝武世书缺简脱，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人君之称圣上始此。《三国志注》引《英雄记》曰：吕布为曹操所攻，遣许汜等求救于袁术，曰：”明上今不救布，布破，明上亦破也。“术时已僭号，故云然。则又有称人君为明上者。后魏《元遥传》：遥以本服绝应除属籍，乃表云：”臣去皇上虽是五世之远“，皇上二字见此。

　　○寡人春秋、战国时，诸侯王皆称寡人，至汉犹然。如汉王为义帝发丧，遣使告诸侯曰：“寡人亲为发丧。”及诸侯王上皇帝号，汉王曰：“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之。”文帝为代王时，诸大臣迎立之，卜有天王之词。帝曰：“寡人固已为王，又何王乎？”韩信为齐王时，谓蒯通曰：“先生相寡人何如？”淮南王黥布对随何曰：“寡人北面而臣楚。”吴王濞反，亦称寡人，以约诸侯王。东汉北海王睦遣使朝贺，谓所遣使曰：“朝廷若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是东汉犹有此称也。至东汉之末，则袁绍、刘表、曹操、孙权、刘备之徒，无不称孤，惟孙盛《魏晋春秋》记曹操谓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裴松以为盛著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则此称或即盛所演文，而非当时实语也。（按《左传》吴王对赵鞅使者曰：“勾践将生忧寡人。”）《北史》：魏东阳王元荣辟令孤整为主簿，曰：“寡人当委以庶务，画诺而已。”宇文泰为丞相时，谓权荣曰：“寡人与权从事，未尝见失信。”宇文护当国，将废孝闵帝，告公卿曰：“先王勤劳天下三十馀年，寡人地则犹子，亲受顾命，奉略阳公立之，革魏兴周，为四海主，乃荒淫无度，社稷必致倾覆。寡人若死，将何以见先王于地下？”《隋书。庾季才传》：宇文护谓季才曰：“公既是王官，无烦别诣寡人也。”又隋时徐则绝粒养生，既死而支体柔弱如生，数旬不变。晋王广下书曰：“寡人钦承道风，久餐德素，宜送还天台定葬”云云。史策之称寡人者惟此。按是时尔朱荣、高欢之徒皆称孤，独此数公称寡人，意当时诸侯王原有两称耶？《唐书》：德宗时宫市之弊最甚，顺宗时为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五代史》：郭威遣冯道迎汉高祖从子ど于徐州，将立之，既而中变，又遣郭崇以兵来迎。ど谓道曰：“寡人此来，所恃者，以公三十年旧相，是以不疑耳。”此又唐以后称寡人之故事也。

　　○称孤《老子。道化章》：人之所恶，惟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战国策》颜触亦曰：“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之自谓。”盖古人自称，皆从谦词。按《礼记》：庶方小侯自称曰孤，诸侯自称曰寡人，其在凶服曰嫡子孤。是孤本小侯之称，诸侯遭丧则亦称之，此定制也。晋悼公将立。谓诸大夫曰：“孤始愿不及此。”此未为君之词，犹沿遭丧称孤之礼也。诸侯或遇危难，则亦有称孤者。臧文仲曰：“列国有凶称孤，礼也。”晋惠公失国，使却乞归，子金教之言曰：“孤虽归，辱社稷矣。”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孤之罪也。”此皆因危难而有此称。其称如屈瑕败于罗，楚子曰：“孤之罪也。”孟明败于ゾ，秦伯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则亦以丧败而自为贬损之词，非诸侯本称也。犹之“不谷”本蛮夷君长之称，而周襄王以王子带之乱，告难于鲁，亦称不谷也。《左传》：天子凶服降名，礼也。注：降名，称不谷也。（按召陵之盟，齐桓公自称不谷，楚共王享晋公子重耳，亦自然称不谷，此则无所危难而过自谦之词。）战国时，诸侯王犹称寡人，惟燕昭王谓郭隗曰：“孤诚知力不足以报齐，然诚得贤士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盖昭王初立，犹是嫡子孤之遗意。卫君谓如耳曰：“孤请以卫世世事先生。”此则小侯之本称。鲁仲连劝燕将曰：“当封之如陶、卫，世世称孤。”亦谓封之如庶方小侯耳。及秦、汉之间，而孤已为南面之雄称。田横曰：“吾始与汉王皆南面称孤。”韩王信对使者曰：“陛下擢仆闾巷，南面称孤。”可见是时为侯王美称，非复古制嫡子孤及庶方小侯之词矣。然《史记》、《汉书》文内亦不见有称孤者，至汉末及三国群雄之割据僭窃者始称之。《三国志》曹操下教：“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又孙权虽已僭帝位，惟诏命称朕，而对臣下言尚称孤。其诛吕壹后，责诸葛瑾等书曰：“自孤军兴五十年所。”又曰：“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中。”蜀先生称帝后，为孙桓所败，叹曰：“昔见桓尚小儿，而今迫孤及至此也！”《唐书》：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连衡拒朝命，各僭为王，推滔为盟主，滔称孤，武俊、悦、纳称寡人。则反以孤为大，寡为小，僭窃之徒固不知考订礼文也。

　　○公《白虎通》：公者，谓三公及二王后也。（此说本《公羊传》。）柳子厚《房公铭》亦谓：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诸侯入为王卿士称公。此皆以爵位称者也，然美称所在辄多借用。周时本国之臣已称其君皆曰公，如《宫》诗“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孔子修《春秋》，凡书鲁君皆曰公。则已不拘三公及二王后矣。后世遂益有滥及者。年之长老，尊其道而师之，亦称公，则如毛公、申公之类。孔文举告高密县为郑康成特立一乡，云：“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又商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又《吴志》：程普年最长，时人皆呼程公。《南史》：南齐宫中有妇人韩兰英，自宋孝武以来常在宫为女博士，教书学，宫中呼为韩公。此皆以年老称公者也。至文举谓太史公亦以年德称公，则甚误。吴斗南云：春秋之世，楚县令皆称公，如沈诸梁为叶令，称叶公。盖楚君已僭称王，故县令亦称公，所谓“诸侯县公皆庆寡人”是也。汉高祖初起兵，亦从楚制称沛公。其后曹参为戚令，称戚公，夏侯婴为滕令，称滕公。司马迁自称太史公者，亦以官为中书令也。此又令之称公者也。（太史是迁袭其父之官，被刑后又兼中书令之职，武帝时以宦者为中书令故也。）又彼此相呼亦称公。《战国策》毛遂所谓“公等碌碌”，《晋书。乐志》“公莫舞”注所谓“古人相呼曰公”是也。方外亦有称公者，如远公、支公之类是也。有孙呼祖为公者，按《吕氏春秋》孔子之弟从远方来，孔子问之曰：“子之公有恙乎？”次及其父母兄弟妻子。是祖之称公，其来最古。《北史》郑道育常戏徐之才，呼为“师公”，之才答曰：“既为汝师，又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南史》：何偃呼颜延之为颜公，延之以其轻脱，乃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呼为公？”此皆古人以祖为公之故实也（今江南人犹称祖为公公）。有子称父亦曰公者。《列子。黄帝篇》：家公执席。《战国策》：陈轸将赴魏王之召，其子陈应止其公之行曰：“魏欲绝楚、齐，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劝王多公之车。”此子称父为公也。又有人臣称帝王亦曰公者。《南史。焦度传》：度欲向孝武求荆州，不知所以置词，亲人授之数百言，习诵数日，略皆上口，及见上，猝忘所教，曰：“度启公，度启公。”梁武纳齐东昏妃余氏，颇妨政事。范云谏未纳，王茂曰：“云言是。公必以天下为念，无宜留惜。”此又人臣之称帝为公也。有以父称子而亦曰公者。《史记》：晁错更汉令，削七国，其父闻之，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候，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谓也？”错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晁氏危，吾去公归矣！”凡三呼其子为公。《陆贾传》贾亦呼其子为公。《五代史》：李克用养子存信，从克用与刘仁恭战，大败。克用怒曰：“昨日吾醉，公独不能为我战耶？”《宋史》：蔡京怀奸固位，王黼忌之，乃称旨遗童贯偕京子攸往取致仕表。京一时失措，自陈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左右闻京并呼其子为公，皆窃笑，亦见《瓮牖闲评》。（按父呼子为公，可与子呼父为哥作对）。此父称子为公之故实也。又人主称其臣亦有曰公者。《汉书》：景帝谓谒者仆射邓公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武帝谓田千秋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公独明其不然，是高庙神灵使公教我也！”《后汉书》：光武敕吴汉曰：“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破尚，尚败，公亦破矣。”《南齐书》：周盘龙大败魏军，高帝以金钗二十枚与其爱妾杜氏，手敕曰：“饷周公阿杜”。此又君称臣为公之故实也。（按六朝以来，大臣之为三公者，人主称之皆曰公，唐初犹然，南北朝各史可考。）

　　○卿六朝以来，大抵以卿为敌以下之称。王戎妻呼戎为卿，戎曰：“妇那得卿婿？”答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复卿卿？”山涛谓妻曰：“我当为三公，不知卿堪作夫人否？”夫呼妻为卿则无词，妻呼夫为卿则谓不可，盖见卿为敌以下之称也。《世说》：王夷甫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南史。王规传》：朱异尝因酒卿规，规责以无礼。南齐陆慧晓见士大夫未尝卿之，曰：“贵人不可卿，贱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故常呼人官位。北齐祖信年少时，父逊为李庶所卿，信欲报之，乃诣庶谓曰：“暂来见卿，还辞卿去。”唐张易之谓宋曰：“公方今第一流人，何乃下坐？”曰：“才劣位卑，张卿以为第一人，何也？”天官侍郎郑杲谓曰：“中丞奈何卿五郎？”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

　　○君侯卫宏《汉官旧仪》：列侯为丞相、相国者，号君侯。又云：丞相之刺史及侍御史皆称卿，不得言君。盖其时丞相称君，而以列侯为之，故兼称君侯也。按丞相称君，本沿战国之制。田文相齐，封孟尝君，苏秦相赵，封武安君是也。至如谢万谓王述曰：“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李白《与韩荆州书》亦曰“君侯”。此则非列侯为相者。盖自汉以来，君侯为贵重之称，故口语相沿，凡称达官贵人皆为君侯耳。

　　○世父母今人谓伯父母、叔父母皆曰世父母。按郑康成云：世父，伯父也。贾疏：伯父言世者，其继世者也。邢亦曰：“继世以嫡长，先生于父，则继世者也。然则世父专指继世之伯父，犹国君嫡子之称世子也。《云谷卧余》谓《尔雅。释亲》四章总无伯字，但称父之昆弟先生者曰世父，后生者曰叔父，称父之兄妻曰世母，父之弟妻曰叔母。夫既可谓叔父、叔母，则亦可谓伯父、伯母矣，何以不言伯也云云。按伯父之称，亦见于《礼记。曾子问》：婿使人吊女之父母，若父母不在，则称伯父、世母。伯父即世父，世母即伯母，互文也。郑注又云：若伯父母不在，则称叔父母。盖见叔父母之非世父母也。《白虎通》亦云：父之昆弟不俱谓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谓之姑，何也？诸父内亲，故别称之也。姑外适人，故疏而总称之也。

　　○太公《辍耕录》云：今人称曾祖曰太公，非也。以之称祖为是。后汉李固之父为司徒，及固伏诛日，固女泣曰：“太公以来，积德累仁，何以遇此？”注：太公，谓祖父也。据此则太公当称祖矣。魏了翁《古今考》云：古人称父曰太公，汉高祖之父曰太公。《齐世家》云：西伯猎，遇吕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亦谓王季也。《后汉书》：袁潭、袁尚兄弟相攻，刘表以书谏谭曰：“孤与太公志同愿等，戮力乃心，共奖王室，此孤与太公无二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殂陨”云云。太公谓其父袁绍也。又隋末郭子和起兵，自称永乐王，亦尊其父为太公。据此，则太公又当称父矣。然《南史》齐高帝令左右拔白发，问曾孙昭业曰：“儿言我谁耶？”答曰：“太翁。”高帝笑曰：“岂有为人作曾祖而拔白发者乎？”则曾祖之称太翁，其来已久。盖古今称谓不同，今人既呼祖曰公，则呼曾祖为太公，亦等级之自然者也。

　　或疑太翁与太公称谓不同，不知古人翁与公通称。《北史。李欣传》：魏太武诏崔浩选中书学生为助教，浩选三人，而李欣不与。帝曰：“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儿来？”欣，崇之子也。《蒋少游传》：少游以工艺进，人望颇轻。高允特称为士族。文明太后谓百官曰：“本谓少游作师耳（谓画师也），高允老公乃谓其人士！”《李元忠传》：元忠初劝齐神武起义成霸业，后因宴集，戏谓神武曰：“若不与侍中，当更觅建义处。”神武曰：“建义不虑无止，恐如此老翁不可遇耳。”《杜弼传》：神武谓弼曰：“今江东又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又神武临终，谓其子澄曰：“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忠直，终不负汝。”《彭城王氵攸传》：氵攸为定州刺史，去任，有老公数百人献食于道左。《平鉴传》：和士开索其爱妾阿刘，鉴即与之，仍谓人曰：“老夫害阿刘，与死何异，要自为身计，不得不尔。”《王轨传》：轨侍周武帝宴，捋帝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以上数条，可见公与翁皆年老之通称也。

　　○继室侧室之误世以续娶之妻为继室，非也。《左传》惠公元妃孟子卒，继室声子生隐公。若继室即妻，则隐公当立无疑矣，何必始终称摄，欲俟桓公长而立之？杜预注：声子，盖孟子之侄娣也。诸侯始娶，则同姓之国以娣侄媵。元妃死，则次妃摄治内事，犹不得称夫人，故谓之继室也。据此，则继室乃长妾之摄内事者耳，非续娶之妻也。宋武公生仲子，归于鲁，生桓公，此在元妃孟子已卒之后，似后世之续娶者，然不曰继室，益见续娶之不曰继室也。臧桓叔娶于铸，生贾及为，死，继室以其侄，生纥。注：女子谓兄弟之子为侄，则亦媵妾之类也。惟齐景公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时齐女少姜有宠于晋平公而死，故更以女继之，则继室似续娶之称。不知少姜之在晋本非夫人也。观齐送少姜时，齐使陈无宇送，晋侯谓无宇非卿而执之，杜注：欲使齐以嫡夫人礼送少姜也。欲使以嫡夫人之礼，明乎少姜本非嫡夫人也，则亦不得以继室为继娶之妻也。《白虎通》。天子必一娶，何也？明人君无再娶之义也。盖古者人君不再娶，妻死则以其侄娣之媵者为继室，后人遂以续娶之妻亦为继室也。由《白虎通》之言观之，则以续娶为继室，其起于汉以后欤？又俗以妾为侧室，亦误也。《左传》：晋侯命太子曰仇，而命太子之弟曰成师，封于曲沃。师服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杜注：建国者，封余子为侯也；立家者，使余子为卿大夫也；侧室者，众子也，卿有众子，得立此官以处之也。然则侧室乃嫡子外之众子，非必妾所生子也。即嫡母所生之第二子，亦侧室也。侧室之称，系乎子不系乎母也。士会谓秦伯曰：“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不曰侧室子而直曰侧室，可见侧室即众子也。注亦曰：侧室，支子也。师旷对晋侯曰：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注亦谓：侧室，支子之官也。《韩非子。八奸篇》亦曰：侧室公子，人主所亲爱也。《亡征篇》曰：君不肖而侧室贤，太子轻而庶子伉。侧室亦谓君之弟也。汉文帝赐南越王书：“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亦谓嫡子外之余子也。颜师古乃注云：非正嫡所生。则竟以侧室为妾矣。后世以妾为侧室之误或本此。然《南史》齐安成王秀早孤，文帝命侧室陈氏母之。又《韦放传》：放与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腹为婚姻。则六朝时已以妾为侧室，不自师古之误始也。

　　○娣娣字有二义。《正韵》：长妇为姒，介妇为娣。《尔雅。释亲》：长妇谓稚妇为娣妇，稚妇谓长妇为姒妇。此则妯娌之义也。《释亲》又云：女子同出，先生为姒，后生为娣（郑注云：女子同出，谓共嫁一夫也。共嫁一夫则以先生为姒，后生为娣。然则非同嫁一夫者，则但曰姊妹，不曰娣姒矣。）《左传》：卫庄公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卓子。又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晋献公骊姬生奚齐，其娣生卓子。穆伯娶戴己，生文伯，其娣声己生惠叔。襄公薨，立敬归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稠，即昭公也。穆伯不欲，曰：“皆非嫡嗣，何必其娣之子？”此则姊妹之义也。按《六书故》：古之嫁女者，以侄娣从，自嫡而下皆谓之娣。则不必亲姊妹为娣姒，凡族从之随嫁皆称娣。

　　○侄俗称兄弟之子曰侄，非也。凡男子称兄弟之子，当曰从子。经书所载，未有称侄者。侄乃兄弟之女也。《正韵》兄弟之女曰至，又《释名》姑谓兄弟之女曰侄是也。故至（侄）字从女旁也。又女子谓兄弟之子亦曰侄，见《尔雅。释亲篇》，《左传》所谓侄其从姑，又《唐书。狄仁杰传》仁杰谏武后曰“姑侄与母子孰亲”是也。按《颜氏家训》：兄弟之子，北人多呼为侄。则以从子为侄，起于北朝。杜工部诗：“嗣宗诸子侄，早觉仲容贤。”杜牧之诗：“侄名阿宜。”则唐时久已称侄矣。《闻见录》：宋真宗过洛，幸吕蒙正第，问诸子孰可用。对曰：“臣诸子皆豚犬，有侄夷简，宰相才也。”此又宋人以兄弟之子为侄之证。○夫兄称伯叔嫂之称见于经书，而妇人呼夫之兄为伯，则无所据。《尔雅。释亲篇》但曰兄公耳。然称伯则由来已久。《五代史补》：李涛弟浣娶妇窦氏，出参涛，涛答拜。浣曰：“新妇参阿伯，岂有答礼？”《云谷卧余》云：《尔雅》称夫之弟为叔，则夫之兄亦可为伯也。《容斋随笔》记宋庆历中，陈恭公为相，以曾公亮自起居注除天章阁待制。陈之弟妇，曾出也。陈语之曰：“六新妇，曾三做从官，想甚喜。”应声对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极喜，只是外婆不乐。”陈问何故。曰：“外婆责三舅以第五人及第，当过词掖，今朝廷如此处置，必是废学故耳。”盖陈不由科第，不谙典故，受讥于弟妇如此。据此，则弟妇称夫兄为伯，宋时已然。而夫之兄呼弟妇为新妇，外孙女呼外祖母为外婆，亦见于此。

　　○夫弟称小郎女呼夫之弟曰小郎，是六朝人语。《晋书》：谢道韫为小郎解围。《世说》：王衍妻使婢担粪，王澄谏之，嫂曰：“太夫人临终以小郎嘱新妇，不以新妇嘱小郎。”《南史。孙棘传》：棘与弟萨欲相代死，棘妻许氏亦寄语棘曰：“吾当门户，岂可委罪小郎？且大家临亡，以小郎属君。”谢述奉兄纯之丧还，经西塞，遇风丧舫，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舟寻求，经纯妻庾舫过，庾遣人谓曰：“小郎去必无及，宁可存亡俱尽耶？”述不听。

　　○如夫人、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左传》：齐桓公多内嬖，有如夫人者六人。后世称人之妾为如夫人，本此也。《后汉书。窦融传》：融女弟为大司空王邑小妻。又《宗室四王三侯传》：赵惠王乾居父丧，私聘小妻。注：小妻，妾也。孙钅广据此谓小妻之称起自范史。然《前汉书。外戚恩泽侯表》：阳都侯张彭祖为小妻所杀。《枚乘传》：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孝成许皇后传》：后姊靡寡居，与定陵侯淳于长私通，因为之小妻。《孔光传》：定陵侯淳于长小妻始等六人。则小妻之称，前汉已有之。《后汉书》陈王钧取掖庭出女李绕为小妻，乐成王党娶中山王傅婢李羽生为小妻，又《梁王畅传》：臣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听还本家。此又小妻之称之见于范史者也。亦谓之傍妻，《元后传》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是也。又谓之下妻。《王莽传》：立国将军建奏言：“今年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后汉书。光武纪》：诏依托人为下妻，欲去者听之。师古曰：下妻，犹言小妻。又《新唐书。杨慎矜传》：王钅共与李林甫作飞牒，告慎矜蓄谶纬妖言，规复隋室。帝怒，收慎矜。御史崔器索谶书于慎矜下妻卧内，得之，诏赐死是也。又谓之少妻。《后汉书。董卓传》：卓将朝，升车而马惊堕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不从，遂入，为吕布所杀是也。又谓之庶妻。《王世充传》：世充祖死，其妻与霸城人王粲为庶妻，其父收从之，因冒粲姓是也。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皆妾之称也。

　　○夫子邢疏谓：孔子所以称夫子者，孔子尝为鲁国大夫，子者，男子之称，故弟子连官称尊之，以别于馀人。按此说非也。《左传》：孟明之败，或劝秦穆公杀之，公曰：“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宁赢论阳处父曰：“夫子其不没乎！”晋贾季奔狄，赵盾使叟骈送其帑。或劝骈杀之，曰：“夫子礼于贾季，我报私怨，不可。”楚子冯曰：“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者。”韩宣子聘齐，齐大夫多笑之，晏子曰：“夫子君子也。”郑子皮死，子产哭曰：“惟夫子知我！”子产劝子大叔为政以猛，不从，既而多盗，悔之，乃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孟僖子病，谓家臣曰：“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国语》：晋悼公初居于周，单襄公论之曰：“此十一德者，夫子皆有焉。”楚庄王以教太子之事问申叔时，申叔时曰：“夫子践位则退。”夫子指太子也。屈到嗜芰，既卒，宗老将荐芰，曰：“夫子属之。”夫子指到也。沈子高曰：“楚国之平均者，夫子也。”夫子谓子西也。是夫子本春秋时先生长者之称，故孔门弟子称孔子皆曰夫子。颜渊曰：“夫子循循善绣。”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子贡曰：“夫子之文章。”盖皆沿当时之称，非特创也。惟专称曰子，则自孔门弟子之称孔子始。如《论语》所记及《孟子》、《礼记》所引孔子之言，皆称“子曰”。《中庸》虽有“仲尼曰”，然系首引孔子之言，以后即皆称“子曰”，明乎子即仲尼也。此则孔门创例，孔子以前未有专称子者也。然则专称子乃孔门所创，而称夫子则当时所同，邢所云以孔子尝为大夫而连官称之以别于馀人者，乃臆说也。厥后因孔门有夫子之称，于是夫子遂为师之专称。如《史记。司马相如传》有严忌夫子，《邹阳传》亦曰枚先生、严夫子，注：当时尊尚，师称之，《北史。斛斯徵传》周武帝命徵授皇子经，诸皇子皆呼徵夫子是也。因孔门有专称为子之例，于是又有以子为师之专称者。《公羊传序》有子公羊子、子司马子，何休释曰：加子于姓上，名其为师也；若非师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也。《梁溪漫志》云：《列子》书亦其门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子冠氏上，明其为师也，不但言子者，所以避孔子也。又陈后山以南丰瓣香称为子曾子，朱晦庵称周、程曰子周子、子程子，亦自托于弟子之列也。此又皆因孔门之称而援以为例者也。

　　○门生唐以后始有座主、门生之称。六朝时所谓门生，则非门弟子也。其时仕宦者，许各募部曲，谓之义从。其在门下亲侍者，则谓之门生，如今门子之类耳。《宋书》王微尝将门生两三人入山采药。《南史》“庾子舆之官巴陵，病笃不肯入廨，因勒门生不许辄入城市。何敬容罢官后，起为侍中，其旧时宾客门生喧哗如旧，冀其复用。顾协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协廉，不敢厚饷，只送钱二千，协怒，杖之二十。东昏时，丹阳尹王志被驱急步走，惟将二门生自随。臧严为武宁郡守，郡多蛮俚，前守多以兵自随，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北史》：崔精于医，广教门生，令多救疗。此数者，以之移作门弟子尚可通。至如沈庆之佐孝武起兵，元凶劭使庆之门生钱无忌赍书使之解甲，庆之执以见孝武；薛安都降魏，大见礼重，至于门生无不收叙。庆之、安都皆武人，目不知书，若如后世受业弟子，安得有此？又谢灵运因祖父之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后湖，功役无已，则并用之工役矣。王僧达为吴郡守，西台寺多富沙门，僧达求须不遂，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得数百万。门，门生；义，义从也。则并用之劫掠矣。刘义宗坐门生杜德灵放横打人免官，德灵以姿色故义宗宠之，则又取其姿媚矣。徐湛之门生千余，皆三吴富人子，姿质端美，衣服鲜丽。宋孝武责沈勃周旋门生，竞受贿赂，少者至万，多者千金，则并大收其贿赂矣。又徐湛之谋逆，谓范蔚宗曰：”已报臧质，悉携门生义故前来，故应得健儿数百。“则并用之叛逆矣。刘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馀人充宿卫，则其武勇并可充禁旅矣。合此数事以观，则门生不过如僮仆之类，非受业弟子也。其与僮仆稍异者，僮仆则在私家，此盖在官人役，与胥吏同。《顾琛传》：尚书等门有制，入坐以下门生随入者各有差，不得杂以士。琛以宗人顾硕寄尚书张茂度门名，而私与硕同席坐，乃坐谴。益可知门生者，正如胥吏之类也。然富人子弟多有为之者，盖其时仕宦皆世族，而寒人则无进身之路，惟此可以年资得官，故不惜身为贱役，且有出财贿以为之者。陆慧晓为吏部尚书，王晏典选，内外要职多用门生义故，慧晓不甚措意。王琨为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用两门生，江夏王义恭属用二人，后复为所属，琨不许。此可以见当日规制也。顾宁人既谓六朝门生与亻兼仆同，而谓其非在官之人，则未知门生有可入仕之路，则不得谓非在官人也。

　　按汉时门生本非弟子之称，盖其时五经各有专门名家，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如所云为梁丘氏学、为欧阳氏学之类也。《后汉书。杨厚传》：门生上名录者三千馀人。曰上名录，则不必亲受业，但习其学即是也。《贾逵传》：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春秋》及《古文尚书》，逵所选弟子及门生皆拜为郎。曰弟子及门生，可见门生与弟子有别也。《郑康成传》：康成没，门生相与撰其问答诸弟子之词，依《论语》为《郑志》。以弟子问答之词而门生撰述之，盖如《论语》所谓门人受业于弟子者也。《李固传》：固下狱，门生王调贯械上书证其枉。及固死，陈尸于路，固弟子郭亮负铁乞收固尸。曰门生，曰弟子，又可见门生之非弟子也。惟其不必亲受业，但为其学者皆可称门生，于是依势趣利者，并不必以学问相师，而亦称门生。如《郅寿传》：寿为京兆尹时，大将军窦宪贵盛，使门生赍书有所请，寿即送诏狱。《杨彪传》：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中辜榷财物七千馀万，彪发其奸。宪权臣，甫奄寺，岂有学术教人？而亦有门生，盖即后世拜门生之陋习也。浸寻至六朝，遂更为门下亻兼从之称耳。

　　○门子今世所谓门子，乃牙署中侍茶捧衣之贱役也。古时则否。《左传》戏之盟，郑六卿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杜注：门子，卿之嫡子也。又襄十年，郑子孔当国，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子孔将诛之。亦卿之嫡子也。《国语》：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韦昭注：凡王之子弟谓之国子也。盖古时王之子弟曰国子，卿大夫之子弟曰门子也。又《国语》：周景王杀下门子。注：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又《国语》晋悼公初立，育门子，选贤良。注：门子，大夫适子。《周礼》曰：其正室谓之门子。又《韩非子。亡征篇》：群臣为学，门子好辩，其国可亡也。亦谓卿大夫之子也。（唐时则守门之人谓之门子。《旧唐书。李德裕传》吐蕃将妇人嫁于此州门子，王智兴亦尝为徐州门子。是唐时门子亦与今异。今俗所谓门子者，顾宁人谓正如六朝时县僮耳。）

　　○真人、道士《吕览》：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庄子》：入水不濡，入炎不热，谓之真人。《史记》：卢生说始皇，亦言：真人者，凌云气，驾日月，与天地长久。《淮南子》：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又云：真人者，动乎至虚，游于灭亡之野，驰于方外，休乎宇内，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蔡邕作《王子乔碑》及《仙人唐公碑》文，皆有真人之称。李善《文选。南都赋》“真人”注引《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谓之真人。此皆真人之所本也。《楼观本记》曰：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楼之观，召逸人居之，谓之道士。平王东迁，置七人。汉明帝永平三年，置三十七人。晋惠帝度四十九人。《续通考》云：据此，则道士之名自周已有之。又《抱补子。仙药篇》：凡庸道士心不专精，行秽德薄，是终不能得也。此又道士之所本也。

　　○居士《辍耕录》云：今人多以居士自号，考之六经，惟《礼记》有“居士锦带”，注谓道艺处士也。吴曾《能改斋漫录》云：居士之号，起于商、周之时。《韩非子》书曰：太公封于齐，东海上有居士猛、华士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而食之，掘而饮之”云云，则居士之名由来久矣。《南史》：阮孝绪屏居一室，家人莫得见其面，亲友因呼为居士。到洽筑室岩阿，幽居积岁，时人号曰居士。虞寄居闽中，知刺史陈宝应有异志，恐祸及，乃着居士服，居东山寺。《魏书》：卢景裕不仕，贞素自得，人号为居士。

　　○征君、征士有学行之士，经诏书征召而不仕者，曰征士，尊称之则曰征君。《后汉书。黄宪传》：天下号宪为征君。《魏志。王肃传》：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注经传，颇行于世。又《管宁传》注引《傅子》曰：胡征君怡怡无不爱也，年八十而不倦于书，吾于胡征君见之矣。胡征君谓胡晦也。后魏高允作《征士颂》，凡四十二人，皆与允同征者。

　　○野老诗人多用“野老”字，不过谓田野老人耳。按《汉书。艺文志》有《野老》十七篇，注云：六国时人，在齐、楚间。应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则二字所出最古矣。

　　●卷三十七○博士、待诏、大夫、郎中黄省曾《吴风录》谓：张士城走卒厮养皆授官爵，至今呼椎油作面佣夫皆为博士，剃工为待诏云。按《明祖实录》：洪武中，已命礼部申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祖、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其时去淮张未远，而民俗滥称已遍，至烦明禁，则由来已久，未必起于士诚也。又陆容《菽园杂记》：医人称郎中，镊工称待诏，磨工称博士，师巫称太保，茶酒称院使，此草率各分，国初有禁云。然亦不言起于淮张，则知非一日也。今江南俗。椎油、卖茶者尚称博士，镊工尚称待诏，医生尚称郎中，而北俗则称医生为大夫。按博士本师长之称，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为置弟子五十人，后四方来学者皆诣博士受业，故其时弟子称师皆曰博士。沿及六朝，此风不改。《宋书》：王微为儿时从博士读《小小章句》。《北史》：刘昼知宋世良家多书，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北齐张景仁教太原王绍德书，武成帝又令景仁侍后主书，后主呼为博士。登极后，与左右语，犹称张博士。武成又为琅琊王俨求博士，得张雕武与景仁，号二张博士。后周文帝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以樊深为博士。可见博士犹先生云尔。《封氏闻见记》：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时，茶饮初盛行，陆鸿渐来见，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乃手自烹茶，口通茶名，区分指点。李公心鄙之，茶罢，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此茶博士之名之始也。盖其时茶事初起，精其技者尚少，故有茶博士之称，而李公因其称以嘲之，可见是时卖茶者无不称博士也。《旧唐书》：开元十一年，命州县置医博士二人。则医亦称博士也。其椎油者之称博士，盖亦因专习其技而有是称，或因煎茶者称博士而效之耳。（按博士之始，本起于战国。《汉书。贾山传》：其祖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秦亦有此官，《史记。始皇本纪》、侯生、卢生曰：“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又始皇不乐，辄令博士为仙真人诗，令乐人歌弘之。汉初亦设此官，不过待问，未有进用者。至武帝立五经博士，遂为师儒之宗，此博士之沿革也。）待诏之称，古来原多杂流。《旧唐书》：翰林有合炼、僧道、祝卜、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天宝中有嵩山道士吴筠，乾元中有占星韩颖、刘ピ，贞元末有奕棋王叔文、侍书王亻丕，元和末有方士柳泌、浮屠士通，宝历初有善奕王倚、兴唐观道士孙准，并待诏翰林。辽时翰林画院有画待诏，翰林医院有医待诏。前明文征明亦以能书待诏。可见翰林中待诏者，原不皆文学之士，则镊工之称待诏，盖亦实有以此技为待诏者，而人因以称之也。若医生之称郎中、大夫，顾宁人以为起于宋时，而引《老学庵笔记》医生曰牙推，卜相曰巡官之类以证之。（按牙推之名不自宋始，唐郑注以药术干李，喜之，署为牙推。则医生之称牙推，起于唐也。《北梦琐言》：后唐庄宗刘皇后之父，旧以医为业，庄宗暇日，负药囊，令子继岌破帽相随，自称刘衙推访女，直入后宫，后大怒。）然亦第意拟之词，而未见郎中、大夫之的据。按《夷坚志》鄱医赵本上官彦成之隶，粗得其术，人称为赵三郎中。又刘师道业医，有妇人托为魏师成之妻，求其疗夫疾。刘初不知魏已死也，至则魏伸手求诊脉，觉骨节坚冷如木石。妇忽笑曰：“刘郎中细审此病不可医也。”刘曰：“娘子拉我来，何忽如此？”妇曰：“郎中试看。”俄化为狐去。又信州吏毛遂病，为刘医误用药致死，忽复活，曰：“是那个郎中主张？”刘方喜以为己功，应曰：“是我。”毛曰：“今后须仔细。我病本不至死，为汝以药杀我，我今只在鬼门关候汝耳。”言讫而死，刘亦继没。此医生称郎中之明证也。《夷坚志》又云：张二大夫者，京师医家，后徙临安，官至翰林医官，人仍称为张二大夫。则北方医生之称大夫，亦起于宋矣。又按唐时医生亦称待诏。张有《病宫人》诗云：“药饵无征待诏愁。”此正医卜待诏翰林之本称也。

　　又按：大夫本秦、汉时士人之通称。《汉书。高祖纪》：吕公从沛令，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按沛中豪杰吏盖不过乡豪及健吏之类，而通谓之大夫。盖秦制赐民爵有大夫、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七大夫诸等称。《汉书》注：五大夫，第九爵也；七大夫，第七爵也；大夫，第五爵也。度其时民之有此爵者，人即以其爵呼之，相沿日久，遂以为尊奉之呼，故乡豪及健吏皆得称耳。《汉书》高祖诏曰：“七大夫以上皆高爵也，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无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可见当时爵虽大夫，而以事至官吏前，仍循部民之制。

　　○大人大人之见于经书者，《周易》“大人与天地合其德，”陆德明《释文》引王肃云：圣人在位之目；以及《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庄子》“大人者，圣人不足以当之”之类，皆以德位兼言。惟《论语》“畏大人”，《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则以势分而言。又《左传》：闵子马曰：“夫人必是说而后及其大人。”邾黑肱以滥来奔，君子曰：“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注皆言在位者，然此特泛论有位之人，非觌面尊奉之呼也。司马相如《大人赋》则更以称天子，而其时公卿大臣无大人之称可知。其呼为大人者，则以施于父母、伯叔。如《家语》：曾子曰：“参得罪大人。”又《史记》：范蠡之长子曰：“家有长子，今弟有罪，而大人不遣，是吾不肖也。”汉高祖云：“始大人以臣为无赖。”霍去病云：“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南史》：王僧儒幼时，有人以冬李馈其父，先以一与之，僧孺辞曰：“大人未见，不容先尝。”《北史》：田式以事下狱，欲自尽，其子信劝之曰：“大人朝廷重臣，又无大过，何至于此！”《唐书》裴彝云：“大人病痛若此。”《摭言》：杨国忠子应试，学问荒陋，礼部侍郎达奚畏国忠，使其子抚先白国忠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试不中程式，然亦未敢黜落。”《五代史》：王珂妻本克用女，珂被梁围急，使妻致克用书曰：“贼势如此，大人忍不救耶？”《宋史》蔡京子攸入谒，握父手曰：“大人脉势舒缓，体中得无不适？”又《隐逸传》：南安翁以长子被拘于官，欲诣官代长子杖，小儿曰：“大人岂可受杖，儿当代。”此皆以呼其父也。《汉书》：疏受叩头曰：“从大人议。”此以呼其叔也。张博诈淮阳王，欲上书为大人乞骸骨去。《后汉书》：范滂曰：“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此皆以呼其母也。柳宗元称刘禹锡之母云：“无辞以白其大人。”亦谓禹锡之母。是大人之称，只以称父母、伯叔，从未有以之称尊官者。考唐、宋以来，仕宦相呼敌以下或称字，尊长称丈，公卿贵官则称其官位。宋天圣中，诏文武官不得过称官品。诸节度使、观察使未至太傅者，许称太傅；防御使至横行使，许称太保；诸司使许称司徒。皆本等检校所应带之官也。又洪容斋记：李德裕自崖州与某侍郎书云“崖州司户参军李德裕状侍郎十九弟”及李文定称王沂公云“枢密太师相公”之类，是皆以官位相呼，无所谓大人者。戴埴《鼠璞》云：四明有大人堂，本钱亿曾为此州节度，后其侄惟治复来节度，因创为祠，名曰大人堂。盖大人之称，乃子弟称父兄之词，而俗讹以为阚相公庙，误矣。《梁溪漫志》及庄绰《鸡肋编》亦谓：世惟子称父为大人，若施之于他，则众骇笑之矣。可见宋时犹以大人称父母，而不加之达官贵人也。元人高则诚《琵琶记》：蔡状元呼黄门为大人，则元时达官已有大人之称。明尹直《謇斋琐碎录》：吴与弼以处士征至京，每见士大夫皆称大人。又《涌幢小品》：徐以吏员起，仕至尚书，归，郡守率诸生迎之。诸生以其非文学出身，颇偃蹇。出一对曰：“劈破石榴，红门中许多酸子。”诸生不能对，为对曰：“咬开银杏，白衣里一个大人。”王州《觚不觚录》：三司见督抚称老先生，见巡抚称先生大人。此又前明以大人为贵官之称也。按《后汉书。邓禹传》：禹孙康以邓太后临朝，遂谢病不朝。太后使内侍者问之。时宫人出入，多能有所毁誉，其中耆宿称为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婢也，亦自通中大人。康诟曰：“汝我家出，亦敢尔耶！”又《阳球传》：球小妻，程璜之女。璜方用事，宫中所谓程大人也。蔡邕谏灵帝疏亦云：“乳母赵娆，谗谀骄溢；门吏霍玉，依阻为奸。今道路纷纷，复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风声，将为国患。”据此则东汉时已有大人之称，盖本宫闱近侍之人，身无官位而势居显要，故以大人称之。其后遂为近侍尊称。如《晋书》：刘聪时，中宫仆射郭猗欲王皮、刘二人证成皇太弟刘义谋逆之事，以计胁之。皮、大惧，皆曰：“谨奉大人教。”此又近侍称大人之明证也。《琵琶记》黄门称大人。黄门亦所侍也。惟近侍称大人，因而后世相沿，京朝官亦称之，如徐以尚书称大人也。京朝官称大人，因而京官出使于外者，亦皆以大人称之，如巡按称先生大人是也。因而遂为贵官之隆称，于是督抚亦称之。此又近日京官、外官位高者皆称大人之所自也。

　　按诸史所载，亦有以官位而称大人者。《后汉书。岑彭传》：韩歆，南阳大人。注谓大家豪右也。《唐书》：郭子仪应回纥大人之占。《段秀实传》：田少荣称秀实为仁信大人。《高骈传》：女巫王奉仙谓毕师铎曰：“扬州灾，当有大人死。”是古来原有贵官称大人之例。据《鸡肋编》所云，则南宋时尚专属子之称父，而不以称贵官，则唐以前称贵官为大人者，乃从旁指目之词，而非觌面相呼也。觌面称大人，则始于元、明耳。

　　○显考《祭法》：王立七庙，曰考庙，则父也；曰王考庙，则祖也；曰皇考庙，则曾祖也；曰显考庙，则高祖也。《檀弓》“殷主缀重”注：始死未作主，先以木为重，至虞乃作主。殷人作主后，则联其重县诸死者之庙，去显考乃埋之。疏：显考，高祖也，世世递迁，至为显考，其重犹在，离显考乃埋之。是古人皆以高祖为显考也。其称父亦曰皇考。皇者，大也，于君上之义无涉。《曲礼》：父曰皇考，母曰皇妣。《离骚》：朕皇考曰伯庸。晋司马机《为燕王告庙文》亦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也。徐健庵《读礼通考》谓今人以显考为父，则起于有元之世。时以皇字为君上尊称，遂易为显考。然叶石林云：汉议宣帝父称，群臣初请谥为悼太子，魏相以为宜尊称曰皇考。自是皇考遂为尊号之称，非后世所得通用。石林之言如此，则似宋时已无称父为皇考之例矣。健庵之说，不知何所本。

　　○孤哀子今人父亡称孤子，母亡称哀子。按古礼，父母丧，皆称哀子。如《杂记》云：祭称孝子、孝孙，丧称哀子、哀孙。孔疏曰：祭谓卒哭以后之吉祭，丧谓虞以前之凶祭。又《仪礼》：筮宅之辞曰：“哀子某为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来日卜葬其父某甫”，是哀子之称不特为母亡也。《孟子》：幼而无父曰孤，故父丧亦称孤子。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少加孤露。又赵深见母，自陈幼小孤露。此皆以无父言。然《杂记》诸侯之礼，他国吊含衤遂，皆对曰：“孤某须矣。”《曲礼》：诸侯在丧曰适子孤。《左传》：列国有凶称孤。在丧也，有凶也，皆通乎父母之丧言之，非专系乎父也。《宋书。巴陵王休若传》：谢沈居母丧，被起，声乐酣饮，不异吉人，并不知沈居丧。迨自称孤子，众乃骇愕。《袁粲传》：粲丁母忧，桂阳王休范为逆，粲扶曳入殿，慷慨谓诸将曰：“孤子受先帝顾托，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褚护军同死社稷。”是母丧亦称孤子矣。六朝人每言偏孤，如《梁书。韦传》：父义正早卒，少而偏孤，事母以孝闻。《北史》：皇甫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亲授以经书。此则其父先亡者也。《梁书》：裴子野生而偏孤，为祖母所养。《魏书》：裴延俊少偏孤，事后母以孝闻。《北史》：刁冲年十三而孤，祖母高氏哀之，抚养尤笃。此则其母先亡者也。《谢贞传》：贞以母忧毁，将没，谓姚察曰：“孤子衅祸所集，将随灰壤。”时贞父已先亡，此则父母俱亡者也。可见孤字之义，本无定属。董又引郑氏《礼注》：三十以内，未有室而无父母者，谓之孤子当室。如礼所云，父母存，衣冠不纯素，孤子当室，衣寇不纯采是也。今世以孤属父，以哀属母者，实本于司马温公《书仪》，而朱子亦是之。或问朱子“孤哀”二字之义，朱子曰：“温公亦只据今俗，不欲父母混并之也。且从之亦无害。”是孤哀分属父母，在宋世已然。又按《开元礼》：四品以下卜宅兆，莅卜者命曰：“孤子某”云云。注曰：今仪父及祖称孤子、孤孙，母及祖母称哀子、哀孙。则孤哀之分称，实始于唐，又不自温公始。盖自唐以来，已相沿成俗，而温公仍之耳。又宋《政和礼》：虞祭至大小祥祭祝文，父曰孤子，母曰哀子。则亦不独载之温公《书仪》也。

　　○下官戏本凡官员自称，皆曰“下官”。《汉书。贾谊传》：大臣罢软不胜任者，曰下官不职。下官二字始此，然非官员之自称也。其以之自称，高江村《天禄识余》谓始于梁武帝改称臣为下官。按此说非也。《南史。刘穆之传》：宋以前郡县为封国者（诸王所封之国），其内史相并于国主称臣，去任便止。孝建中，乃创制称为下官。《宋书》：武帝孝建二年定制，诸王封国者二十四条，内一条，凡封内官只称下官，不得称臣，罢官则不复追叙。《通典》及龚熙正《续释常谈》皆引之。然《晋书》：成帝时，庚亮欲废王导，与郗鉴书：“公与下官，并荷托付，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晋载记》：靳准对刘粲曰：“下官急欲有所言。”安帝时，刘敬宣答诸葛长民书曰：“下官常虑福过灾生。”王诞说卢循曰：“下官与刘镇军情味不浅，”王镇恶乘利趋潼关，乏食欲还，沈林子怒曰：“下官授命不顾，今日之事，当为将军办之。”则晋时已有此称。盖晋时仕宦者皆自称下官，惟王国之僚属见其王则称臣，至宋则并令王国之僚属见王亦称下官耳。（《宋史。洪湛传》：群臣请建储，太宗曰：“若立太子，则东宫僚属皆须称臣，形迹之间，易生摇惑。”然则宋时东宫官见太子已称臣矣。）他如宋文帝使沈庆之领队防，刘湛谓曰：“卿在省岁久，比当相论。”庆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应得转。”又庆之与萧斌议兵事，曰：“众人虽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元颢藉梁兵破洛阳，自立。沛郡王欣欲附之，崔光韶曰：“元颢引寇兵覆中国，岂惟大王所宜切齿，下官亦未敢仰从。”曹景宗醉后，对梁武帝误称下官，帝大笑。此皆六朝时仕宦称下官之故事也。又按《五代史补》：宋彦筠谓李知损曰：“众人何为号足天下为罗隐？”对曰：“下官平素好为诗，其格致大抵如罗隐故耳。”然则五代时尚相沿有此称也。今仕途中不复称下官，凡知府自称卑府，府以下皆称卑职。按程《三柳轩杂识》：淳熙间，高昙进对，上称其“不为高谈”，梁相戏云：“高昙不为高谈，以何对？”周益公对云：“卑牧且为卑牧。”谓武臣见知州自称卑牧也。则属吏之以卑自称，自宋已然。

　　○小生、晚生《汉书。朱云传》云：罢官过薛宣，宣曰：“君且留我东阁，可以观四方奇士。”云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师古注：小生，谓宣新学后进，乃欲以我为吏乎？小生之名始见此，然非自称作谦辞也。其以之自称者，唐李阳冰自称其篆书谓：“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斯翁谓李斯也。）又元稹《上令孤相公》曰：“白居易能诗，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调，名为次韵。”此文士自称小生之始也。朱晦翁《和刘秀野》诗，有“小生自愧衰颓早”之句。则二字并入之诗矣。又“晚生”二字，按《晋书。戴渊传》：渊弟邈请立学校疏曰：“今后进晚生，目不睹揖让之仪。”《隋书》薛寄弟模书曰：“吾幼丁艰酷，晚生早孤，不闻诗礼。”是晚生二字，晋以来已有之，但以之自称不知起于何时。《知新录》云：嘉靖丙戍，刑部赵公乃费阁老同年，每投谒，必书“年晚生”。屠应峻曰：“赵老真神童。”或问其故。曰：“费鹅湖二十作状元，年最少；今渠称晚生，非神童而何？”此近代称晚生之见于记载者也。

　　○老先生先生本古者父兄师长之通称。然古人有单称生，或单称先者。《史记》：苏秦被刺死，齐王求其贼诛之。燕人曰：“甚矣，齐之为苏生报仇也！”注：生，一作先，言先生也。叔孙通诸弟子以制礼皆赐为郎，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弟子称师曰生，亦谓先生也。《汉书。贡禹传》：禹请老，元帝报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鱼之直，故亲近生，今未得久闻生之奇论也。”师古曰：生谓先生也。时禹年八十余，元帝敬之。称生，非轻之，乃尊之也。此单称生也。《史记。晁错传》：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徐文曰：先，即先生。《汉书》：梅福曰：“叔孙先非不忠也。”注：先，犹言先生也。又建元中上招贤良，公卿曰：“邓先好奇计。”注亦曰：邓先，犹云邓先生也。此单称先者也。王新城谓明朝中官称士十大夫曰“老先”本此。卫宏《汉官旧仪》：博士称先生，博士师也。此又后代师称先生之始也。至老先生之称，见《汉书。贾谊传》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然第谓诸儒之老者耳，非觌面尊奉之呼也。至宋始有此称。刘元城《语录》凡引司马温公，则不著姓名，必曰老先生。刘过《上周益公》诗云：“昌黎前进士，司马老先生。”盖用此故事。又《铁围山丛谈》：郑尚明昴，老先生也。后世京朝官称老先生盖始此。然《宋史》王黼谄事梁师成，呼为恩府先生。赵范致书丞相史弥远，亦但称先生。（范上弥远书曰：“天下之人无不知李全欲反，虽先生亦知其必反。”时弥远当国，权位最重，而范称之曰先生。又吴曦降金，杨巨源图兴复，谓安丙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则宋时老先生之名，尚非仕途常称。元人《程钜夫集》有《送学舟老先生》诗，疑此称起于元初。王洲《觚不觚录》：三司见督抚称老先生，见巡无称先生大人。则前明老先生之称犹未滥。及王亲城《香祖笔记》谓京官旧例各衙门称谓有一定，如翰詹称老先生，吏部称选君、印君，科称掌科，道称道长是也。自康熙丙子以后，则各部司及中行评博，无不称老先生矣。此又近日京官通称老先生之故事也。

　　○官人奴仆称主，及尊长呼卑幼，皆曰某官人，亦有所本。杜田《杜诗博议》：官人乃隋、唐间语。《北史。梁彦光传》：初，齐亡后，诉讼官人，千变万端。《旧唐书。高祖纪》：官人百姓，赐爵一级。《武宗纪》：中书奏赴选官人多京债。《御览。文士传》：棘嵩见陆云作《逸民赋》，嵩以为丈夫出身，不为孝子，则为忠臣，必欲建功立策，为国宰辅，遂作《官人赋》以反之。此官人之见于史传者。然唐以前必有官者方称官人。《昌黎集。王适墓志铭》云：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是也。至宋则己为时俗通称。《宋史。岳云传》：去年十二，即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为赢官人。《夷坚志》“易官人及第”条：有报榜者至逆旅，曰：“此店有易官人及第。”又“陆氏负约”一条：陆氏再醮后，独步厅事，有急足来称：“郑官人有书。”郑乃其前夫也。“张次山妻”一条：次山丧妻后，入京参选，偶游相国寺，与亡妾遇。惊问之，妾曰：“现服事妈妈在城西一空宅，官人可以明日饭后来相会。”此又可见官人之称，在宋时已为常谈也。明制：郡王府自镇国将国而下称呼只曰官人。然官人之称已遍于士庶，固不仅王府支属矣。

　　○官世俗以行相呼曰几官，此亦最古。《梁书》：武陵王纪闻湘东王绎将讨侯景，谓僚佐曰：“七官文士，岂能匡济？”后纪为绎兵所败，绎将樊猛入其舟，纪曰：“愿送我见七官。”《唐摭言》：李舟与齐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以书与之，犹曰“十二官足下”。

　　○爷爷本呼父之称。《说文》云吴人呼父为爷是也。今不特呼父，凡奴仆之称主，及僚属之称上官皆用之。《宋书》：王子绚六岁读《论语》“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戏曰：“可改耶耶乎文哉。”以郁及其父嫌名也。《南史》：侯景既僭位，王伟劝立七庙，并请七世讳。景曰：“前世吾不复记，惟阿爷名标。”是六朝人但以爷呼父也。今通用为尊贵之称，盖起于唐世。按《通鉴》：高力士承恩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为兄，诸王诸公呼为翁，附马辈直呼为爷（《新唐书》爷作｛父者｝）。曰直呼为爷，可见从前但以呼父，未有以呼贵官者，自此以后，遂相沿为尊贵之称。今世俗所称王爷、公爷、老爷所自来矣。《木兰诗》“不闻爷娘唤女声”，杜诗“见爷仰面啼”，“爷娘妻子走相送”，此爷字之入诗者。○爹庄绰《鸡肋编》云：今人呼父为爹，母为妈，兄为哥，举世皆然，问其义则无说。爹字虽见于《南史》梁始兴王忄詹刺荆州还，民歌之曰：“始兴王，人之爹，赴人〔原漏”人“字〕急，如水火，何时来，哺乳我。”荆楚方言谓父为爹，乃徒我切，又与今世俗所呼之音不同也云云。然戴埴《鼠璞》已辨之，谓爹字原有两音。按《广韵》陟斜切，羌呼父也；徒可切，北方人呼父也。《隋书。回纥传》以父为多。《唐书》回纥阿啜可汗亦呼其大相颉干迦斯曰：“儿愚幼，惟仰食于阿多，国政不敢与也。”则亦与徒可切之音相近矣。又韩昌黎《祭女文》亦有“阿爹”、“阿八”之称。宋人小说记显仁太后自金回，值寿节，高宗极天下之养，用宣和故事，以龙涎沉脑屑灌烛内，列十数支，白太后曰：“此烛颇惬圣意否？”太后曰：“尔爹每夜常设数百支。”上私谓宪后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贵？”仇远《稗史》：钱良臣自讳其名，其子读书，凡遇“良臣”字，皆令避之。一日读《孟子》“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亦改云“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闻者大笑。

　　○家祖、家父、家君、家兄、舍弟、家姑、家姊《宾退录》云：今南北风俗，称其祖及父母莫不加以家字。按《后汉书。王丹传》：大司徒侯霸欲与丹交，遣子昱候于道，曰：“家公欲与结交。”《列女传》：马融女嫁袁隗，隗讥融贪名，妻曰：“孔子不免武叔之毁，家君获此，故其宜尔。”颜之推《家训》云：昔侯霸之子孙称其祖曰家公。陈思王称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称其祖曰家祖。则家祖、家父、家母之称由来久矣。《魏略》：文帝尝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家兄谓仓舒。）《晋载记》：苻坚时，慕容泓起兵，与坚书曰：“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家兄谓慕容也。）《北史。杨津传》：津事兄椿极敬，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须家兄裁之。”阳俊之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谓阳休之）亦不知吾才士也。”梁元帝攻萧，曰：“家兄（谓其兄誉，为绎所攻）无辜，屡被攻围。七父若顾亲恩，岂应若是！”此家兄之称之见于史传者也。又魏文帝《谢钟繇见与书》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从容喻鄙旨。”又《世说》：戴安道高隐，而其兄欲立功业，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大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南史》：齐东昏赐萧懿死，懿临殁，谓使者曰：“家弟在雍，深为朝廷忧之！”（家弟谓梁武帝，时为雍州刺史。）《唐书》：柳公权为侍书学士，其兄公绰与宰相李宗闵书曰：“家弟本志儒学，以侍书见用，颇类工祝，愿徒散秩。”此舍弟、家弟之见于史传者也。颜之推又云：姑姊妹已嫁则以夫氏称之，在室则以次第称之，言礼成他族，不得称家也，子孙不得称家者，轻略之也。然蔡邕书文称姑姊曰家姑、家姊。《北史》：高道穆为京邑，出遇魏帝姊寿阳公主，不避道。道穆令卒棒破其车。公主泣诉帝，帝他日见道穆曰：“家姊行路相犯，深以为愧。”则家姑、家姊之称亦有自来矣，今俗惟子孙不称家，其犹颜氏之遗训欤？褚河南帖称其侄曰家侄。

　　○堂兄弟俗以同祖之兄弟为堂兄弟。按《礼经》曰从兄弟，无堂兄弟之称也。其称盖起于晋时。《晋书》：司隶荀恺有从兄丧，自表赴哀，诏未下，而恺造太傅杨骏第。傅咸因劾奏恺曰：“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同堂方陨，辄行造谒。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同堂之见于史者始此。《南史。刘暄传》：徐世ɡ曰：“明帝是武帝同堂，尚加灭害。”《后魏书》公孙献，封氏之甥，其从兄邃，李氏之甥，地望悬隔。祖秀珍曰：“士大夫须好姻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别。”元颢入洛，广陵王遥欣集众议曰：“北海、长乐俱是同堂兄弟，今欲何向？”《北齐书》：孝昭帝谓赵郡王睿曰：“须拔是我同堂弟。”《旧唐书》：中宗即位，以堂兄千里为成纪郡王。又李师道伏诛，其堂弟师坚等并流。张献诚请老，荐其堂弟献恭自代。《徐坚传》：诏书有与逆党同堂亲不得任京官。《柳渔传》：臣堂伯祖爽与褚遂良等同被谴戮。则更有堂伯祖之称矣。《唐书。韦纟舀传》有议堂姨舅服制一疏，又有堂舅、堂姨、堂甥之名。

　　○尊老、尊兄、令弟杭州人自称其父曰尊老，徽州人自称其兄嫂曰尊兄、尊嫂。他处则称人之父曰尊公、尊老，称人之兄嫂曰尊兄、尊嫂。按《晋书。载记》：刘渊谓傅祗之子畅曰：“尊公虽不达天命，然各忠其主。”《南史》：何子平之母年未及终养，而籍注有误，年例已满，子平即便去官。顾恺之谓曰：“尊上年实未八十，亲故所知，何即辞禄？”吉之父犯重罪，乞代父死。蔡法度诱之曰：“上知尊侯无罪，行当自释。”《北史》：杨播与北海王详议论不屈，详顾播侄昱曰：“尊伯性刚，不服理。”《唐书》：李林甫恐严挺之大用，乃谓其弟损之曰：“上待尊兄意甚厚，盍为见上策此。”皆称人之父母伯叔为尊，而非以自称其父母伯叔也。然以之自称，亦有所本。何子平为扬州从事，月俸得白米，辄易粟麦。人曰：“所利无几，何足为烦？”子平曰：“尊老在东，不办得米，何心独享白粲。”是自称其父曰尊老也。《三国志注》：袁术与袁绍书曰：“神应有征，当在尊兄。”《北齐书》：后主纬居南宫，其弟琅琊王俨从上皇、胡后居北宫，尝于南宫见新冰早李，还怒曰：“尊兄已有，我何竟无！”后俨杀和士开，后主纬使人召俨，俨曰：“尊兄若欲杀臣，臣不敢逃罪。”此自称其兄曰尊兄也。隋炀帝将即位，先缢死其兄勇，乃即位。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此又自称其兄曰令兄也。谢灵运《与惠连弟》诗云：“末路值令弟，酬问开心颜。”杜工部诗：“令弟草中来，仓然请论事。”是又自称其弟曰令弟也。

　　○丈人王充《论衡》：人形一丈，正也，故名男子为丈夫，尊公妪为丈人也。至婿呼妇翁曰丈人，不知起于何时。吴曾《能改斋漫录》谓本于《史记》匈奴谓汉天子“我丈人行也”。然《史记》注丈人，尊长之称，非必专以之指妇翁也。《论语》：子路遇丈人。《庄子》：子贡遇灌园丈人。《战国策》：秦王谓唐睢曰：“丈人芒然而来。”严遂奉百金于聂政，曰：“为丈人粗粝之资。”《史记。荆轲传》：高渐离家丈人召使前击筑。灌婴闻魏勃本教齐王反，责之，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方言丈人而后请火乎？”《宋书》：袁熙为彭城王义康说范蔚宗曰：“小人请以七尺之躯立功，事成归诸君子丈人，何如？”孔熙先亦以语激蔚宗曰：“丈人若谓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与丈人为婚？”《南史》：张充与王俭书曰：“所可推襟送袍者，惟丈人而已。”《唐书》：元载擅权，时有丈人从载求官，载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赠河北一书。丈人不悦，及往谒节度使，大获过望。杜甫《赠韦济》诗：“丈人试静听。”是皆尊者通称耳。《三国志》“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句，裴松之注云：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古无丈人之称，故曰舅也。此则虽非妻父，然以舅为丈人，则裴松之时已有是称。而妻父曰外舅，则以外舅为丈人，盖亦即起于是时耳。庄绰《鸡肋编》引柳子厚称妻父杨詹为丈人，以为后世呼妻父为丈人之始。然《南史》齐东昏呼潘妃父宝庆为阿丈，《唐书》杜黄裳之婿韦执谊为相，黄裳劝其请太子监国，执谊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启口议禁中事！”是六朝及唐已有是称。《宋史》：张永德乃郭威婿，威起兵，常遇谓永德曰：“君视丈人事得成否？”此又近代妇翁称丈人之故事也。盖唐以前，凡尊长及妇翁皆曰丈人，后遂专以属之妇翁耳。今人呼妇翁为丈人，而称交游中尊者亦尚曰某丈，想六朝及唐亦如此也。至妇翁曰岳丈，曰泰山，其说尤纷纷不一。或曰晋乐广为卫妻父，岳丈盖乐丈之讹也。《释常谈》则曰：因泰山有丈人峰故也。按泰山有丈人峰，而《玉匮经》青城山，黄帝亦封为五岳丈人，则山之称丈人者不一。世俗以妇翁有丈人之称，而丈人又有五岳之典，遂引以为美称耳。《晁氏客语》引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三公以下例迁一阶，张说为封禅使，其婿郑鉴自九品至五品，会大宴，明皇讶之。黄幡绰曰：“泰山之力也。”（宋人《释常谈》引此，以为称丈人为泰山之始。）然则唐时并已有泰山及岳丈之称矣。又《黄谱笔记》谓：汉《郊祀志》：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婿，山岳而有婿，则岳可以呼妇翁矣。世俗之称，未必不因此，又因山岳而转为泰山耳。此虽近附会，亦以备一解。（《通览》：唐僖宗避黄巢，出奔至婿水，诏成都备巡幸。）

　　○舅舅之称有三。《尔雅》：母之弟为舅，《秦风》所谓“我送舅氏”是也。妻父曰外舅，《孟子》注谓：我舅者，吾谓之甥是也。夫之父曰舅，《礼记》所谓舅姑，《尔雅》所谓“姑舅在则称君舅君姑，没则曰先舅先姑”是也。后人呼妻兄弟曰舅，本非古法。《尔雅》谓妻之昆弟为甥，刘熙《释名》谓之外甥，是今之所谓舅，正古之所谓甥，乃俗呼正相反。盖妻之昆弟方谓我之子为甥，而我呼妻之兄弟亦为甥，本无差别，故从乎己之子之称以尊之耳。《新唐书。朱延寿传》：延寿为杨行密妻弟，行密以其私附朱全忠，乃诳其妻曰：“吾丧明，诸子幼，得舅来代我，无忧矣。”及至，乃杀之。《通鉴》则云：军府事当悉授三舅。胡三省注云：延寿第三。呼妻之兄弟为舅，始见于此。则五代时已有此称也。○内兄弟《仪礼》：姑之子称外兄弟，舅之子称内兄弟。阎若璩云：今人称妻弟为内弟，非也，从《史记》当称妻弟，从《汉书》当称妇弟云云。然颜真卿《家庙碑铭》云：祖昭甫工书，与内弟殷仲容齐名。父惟贞，少孤，育于舅仲容氏，蒙教笔法。是仲容乃昭甫之妻弟也，而云内弟，则妻弟之称内弟，自唐已然。○亲家翁《辍耕录》云：男女姻家相呼曰亲家翁，此三字见《唐书。萧传》。尝因宴，太宗语群臣曰：“自知一座最贵者，先把酒。”群臣相顾未言，引手取杯。帝问：“何说？”曰：“臣是梁朝儿，隋室皇后弟，唐朝天子亲家翁。”又唐明皇女新昌公主下嫁萧嵩子衡，嵩妻入谒，帝呼为亲家母是也。然《隋书》：炀帝令宇文述之子士及尚公主，呼述为亲家翁。述治李浑狱成，帝曰：“吾宗社几覆，赖亲家翁而获全。”则隋时已有此称。又《后汉书。礼仪志》：上陵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咸列。注：凡与先后有瓜葛者曰亲家。是亲家二字，本起于汉也。《五代史》：李愚代冯道为相，而恶道，每指其所失谓刘句曰：“此公亲家翁所为。”盖句乃道之亲家也。《苏氏闲谈录》：冯道与赵凤同在中书，凤女适道仲子，以饮食不中，为道妻谴骂。凤令婢诉道，凡数百言，道不答。及去，但云：“传语亲家翁，今日好雪。”此亦亲家翁之见于记载者。吕蓝衍《言鲭》谓：亲家翁，亲字读作去声，自五代时已然。然亦不始于五代，卢纶作《王驸马花烛》诗云：“人主人臣是亲家”，则唐已作去声矣。

　　○郎君大相公吴斗南云：汉制，二千石以上得任其子为郎，故谓人之子弟为郎。又其时称相国为相君，尚书令、中书令为令君，使者曰使君，太守曰府君，故谓郎亦曰郎君云云。是郎君之称，其原皆出汉任子也。汉以后，则凡身事其父者，皆呼其子为郎君，而郎君遂为贵介及裙屐少年之美称。至唐又为极尊贵之称，并有加之帝王大臣者。《后汉书。西南夷传》：越太守张翁卒，安帝以其有遗爱，乃拜其子湍为太守。夷人欢欣奉迎，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魏书》：甄琛好奕棋，通夜不止，令奴秉烛，或时睡，辄加杖。奴曰：“郎君辞父母仕宦京师，若为读书执烛，不敢辞罪；乃以围棋日夜不息，岂向京之意，而赐加杖罚，不亦非理！”《南史》：齐晋安王子懋为明帝所害，子昭基以二寸绢为书，参问消息。故吏僧慧见之，曰：“此郎君书也！”一恸而卒。张冲为梁武帝所围，临没，嘱其子元嗣固守。及力屈将降，故吏房长瑜曰：“前使君忠贯日月，郎君但当端坐画一，以荷析薪。”唐明皇欲立忠王为太子，而李林甫劝立寿王。上犹豫不决，忽忽不乐。高力士请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但推长而立之，复谁敢争？”史思明尝为裴宽裨将，后据东都，访得其子，呼为郎君。后唐庄宗为晋王时，令其子继岌为张承业舞。承业以带马为赠，曰：“郎君缠头，皆出承业俸禄。”梁敬翔谓末帝曰：“臣事先帝三十馀年，今虽为相，实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徐温徙治升州，使养子知浩为润州团练使。知诰不乐，宋齐邱曰：“三郎骄纵（温亲子知训也，留扬州辅政），败在旦夕。润州去广陵一水耳，此天授也。”又吴王之弟历阳公，以国政尽归徐氏，心不平，念周本乃吴之勋旧，遂往投之。本将出见，其子宏祚固谏，本怒曰：“我家郎君来，何为不使我见！”此皆身事其父，而呼幼主之称也。周瑜称周郎，何晏称粉郎、何郎，潘岳称潘郎、檀郎，江学攵称江郎，谢道韫称其夫王凝之为王郎，王僧辩称鲍泉为玉郎，隋滕王瓒尚周武帝妹顺阳公主，美姿容，时人称曰杨三郎，此皆少年之美称。六朝以来，王公之子弟皆称之。《晋书。桓玄传》：元兴中有童谣云：“长干巷，巷长干，今年杀郎君，后年斩诸桓。”已而会稽王之世子元显果为玄所害是也。至唐而郎之称益尊。张易之兄弟举朝称为五郎、六郎。安禄山呼李林甫为十郎。刘骆谷自京来，安禄山必问“十郎何言”。宦官李辅国用事，宦者不敢呼其官，皆谓之五郎。甚至裴坦之子勋呼其父为十一郎，何后呼玄宗为三郎，韦坚唱《得宝歌》，亦有“三郎当殿坐”之语，优人黄幡绰对玄宗并称“三郎郎当”，代宗罢李辅国中书令，辅国愤之，谢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而郎之称直加于帝王矣。至如李义山见弃于令孤楚，而有诗曰：“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得再窥。”（楚乃令孤相国之子也。）朱滔遣人说田悦曰：“日者八郎有急，滔与赵王来救，今愿八郎治兵，与滔共取大梁。”王武俊亦称田悦为八郎。朱全忠取河中，王珂面缚出降，全忠止之曰：“太师舅之恩何敢忘（谓珂之父王重荣也），若郎君如此，使仆何以见舅于地下？”此又皆贵人子弟之通称也。又唐人称新进士亦曰郎君。《摭言》：薛逢晚年厄于宦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去，前导人谓逢曰“回避新郎君”是也。又后唐庄宗既被害，弟存霸逃投李彦超。军士欲杀之，彦超曰：“六相公来，当奏取进止。”又明宗子从荣年少骄狠，或劝之曰：“河南相公有老成之风，相公宜自策励，勿令声闻出河南之下。”河南谓其弟从厚也。璐王从珂拒命，闵帝使安彦威、张虔钊等讨之。从珂在城上自诉：“从先帝百战得天下，今何罪而受诛？”闻者哀之。杨思权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率诸兵降从珂。此又称幼主为相公之见于书传者也。盖时俗之美称，虽其始本不甚尊，往往渐加之于极贵。及相呼既久，则又为通称。如宋时犹称宰相为相公，今则下贱者亦称相公矣。

　　○哥哥字，《广韵》云：今呼为兄。《韵会》亦云：今人以配姊字，为兄弟之称。是哥之为兄，其来久矣。然《旧唐书。王琚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惟有太平。”四哥谓睿宗也（玄宗父）。又玄宗子《棣王琰传》：惟三哥辨其无罪。三哥谓玄宗也，是以哥呼其父矣。顾宁人以为君父之尊，而呼之曰哥，名之不正，莫此为甚。然古人称哥原有数种。《汉武故事》：西王母授武帝五岳真形图，帝拜受毕，王母命侍者四非答哥哥。此以之称帝王者也。唐玄宗与宁王宪书称大哥，及同玉真公主过大哥园池。此称其兄者也。晋王存勖呼张承业为七哥，又三司使孔谦兄事伶人景进，呼为八哥，此亦称兄长者也。王荆公与其子雩评论天下人物，屈指谓曰：“大哥自是一个。”（大哥即谓。）赵善湘临殁，顾其长子嶷曰：“汝官不过监司太守。”语次子范曰：“汝开阃恐无结果，三哥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三哥谓第三子葵。）此父之称其子者也。盖古人又以哥为郎君之称，虽宫闱之间亦然。晋王存勖命其子继岌为张承业起舞，指钱积谓承业曰：“和哥乏钱，宜与一积。”周太祖子青哥、意哥，皆为汉所诛，周世宗长子曰宜哥。俱见《五代史》。欧阳公名其子曰僧哥，见《稗史》。陆放翁之伯小名马哥，见《老学庵笔记》。又《韩魏公君臣相遇传》：英宗即位，光献太后心不悦，一日谓韩琦曰：“昨梦这孩儿坐庆宁宫，大哥乘龙上天去。”大哥谓英宗子神宗也。又显仁太后自金将归，钦宗卧其车前曰：“传语九哥，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使足矣，他无所望于九哥也。”九哥谓高宗，则兄之称其弟也。叶绍翁《四朝闻见录》：高宗已命高士亻尚柔福帝姬，及显仁太后归，谓高宗曰：“哥被番人笑，说错买了颜巷帝姬。”呼高宗为哥，则母之称其子也。又高宗禅位后，游大涤山，有陆凝之献诗。高宗曰：“布衣入翰林可也，归当语大哥行之。”大哥谓孝宗也，则亦父之称其子也。又前明泰昌升遐，阁臣刘一景等请熹宗既出，李选侍犹呼“哥儿却还”者三。可见宫庭中呼太子诸王皆曰哥，乃亲贵之称，想唐时已如此。然则顾宁人之议，毋亦狃于吴中习俗，而不知哥字之本有是异称也。

　　●卷三十八○娘子《韵会》：娘字本少女之称。北齐裴让之诮祖︔曰：“老马十岁，尚号骝驹，一奸耳顺，强称娘子。”可见娘为少女，自昔已然。《北史。后妃传序》：高欢妃有冯娘、李娘、王娘、穆娘。《唐史》：刘孝绰妹嫁徐悱，才尤请拔，人谓之刘三娘。《唐书》：太平公主起兵应高祖，号娘子军。杨贵妃初入宫，有宠，宫中号曰娘子。崔令钦《教坊记》：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有姿媚。《花蕊夫人宫词》“诸院各分娘子位。”昌黎《祭女文》称四小娘子，《祭侄孙女李干妻》称李氏二十九娘子。东坡《为子迈求婚启》云：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金史》：海陵以第二娘子大氏为贵妃，第三娘子萧氏为昭容。是皆以娘为少女之证也。然呼母为娘，亦始于六朝。《木兰诗》“不闻爷娘唤女声。”《南史。竟陵王子良传》：武帝为县令时，与子良母裴氏不谐，遣人送还都。子良年小，帝谓之曰：“汝何不读书？”子良曰：“娘今何处，何用读书？”《北史。韦世康传》：世康欲引退，与子弟书曰：“娘春秋已高，温清宜奉。”隋太子勇语卫王曰：“阿娘不与我一好妇，亦是可恨。”阿娘谓母独孤后也。呼母为娘，则娘又为尊称矣。杜诗“爷娘妻子走相送”，亦谓母也。《宋史。韩魏公传》：宫中称郭后为大娘，刘妃为小娘。《龙川杂志》：仁宗称刘氏为大娘娘，杨氏为小娘娘。则竟是母后之称矣。高宗宫中亦有两刘娘子，一喜诵经，宫中呼为看经刘娘子，一善治馔，宫中呼为上食刘娘子。则亦以为尊称，而非以为少女也。盖俗称与古义往往有不相合者，如小姐之姐，《说文》本蜀人呼母之称，而今世反以称少女。又《北史。南阳王绰传》：绰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此亦称谓之可异者。按呼母为家家，亦不独北齐，盖六朝时南北皆如此。琅琊王俨既诛和士开等，后主使人召之。俨曰：“士开谋废至尊，剃家家头使作阿尼，臣故矫诏诛之（家家谓母胡后）。尊兄若欲杀臣，臣不敢逃罪。若放臣，愿遣姊姊来。”（谓后主乳母陆令萱。）后主见兵不解，启太后曰：“有缘更见家家，无缘永别。”又齐文宣以侄女乐安公主妻崔达，尝问公主：“达于汝云何？”答云：“甚相敬。惟阿家憎儿。”文宣乃杀其母（阿家谓其姑）。此北朝之呼母为家家也。《南史》：范蔚宗临刑，其妻骂之曰：“君不为百岁阿家作计！”蔚宗母泣责蔚宗，仍以手击其颈。蔚宗妻云：“罪人阿家莫念。”此南朝之呼姑为阿家，盖亦因失呼母为阿家，故妇称姑亦同也。汉时又有呼母为社者。《淮南子。说山篇》：东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归谓其母曰：“社何爱，速死，吾必悲哭社。”高诱注：江淮人谓母为社也。《四朝闻见录》：宋高宋欲以宪圣吴氏为后，谓之曰：“俟姐姐归，当举行。”此姐姐指母韦太后也。宪圣曰：“大姐姐远处北方，妾岂敢干此。”大姐姐谓高宗元妃邢氏也。则南宋又有称姑及正后为姐姐者。

　　○小姐今南方绅家女多称小姐。在宋时则闺阁女称小娘子，而小姐乃贱者之称耳。钱惟演《玉堂逢辰录》记营王宫火，起于茶酒宫人韩小姐谋放火私奔。是宫婢称小姐也。东坡亦有《成伯席上赠妓人杨姐》诗。《夷坚志》：傅九者好狎游，常与散乐林小姐绸缪，约窃而逃，不得，遂与林小姐共缢死。又建康女娼杨氏死，现形，与蔡五为妻。一道士来仗剑逐去，谓蔡曰：“此建康娼女杨小姐也。”此妓女称小姐也。

　　○姨娘姨本妻之姊妹之称，见《尔雅》及《释名》。又《左传》庄十年，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是也。然世俗又称妾为姨娘，亦有所本。《南史》：齐衡阳王钧五岁时，所生母区贵人病，便悲戚，左右以饣半饴之，不肯食，曰：“须待姨瘥。”晋安王子懋七岁时，其母阮淑媛病笃，有献莲花供佛者，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此花竟夕不萎。”二王皆呼母为姨，盖姨本姬侍之称，二王所生母皆非正嫡，宫中久呼为姨，故其子之呼母亦同耳。

　　○三姑六婆《辍耕录》：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

　　○奶婆俗称乳母曰阿奶，亦曰奶婆。其不乳哺而但保抱者曰干奶婆。按汉时称曰阿母，读如阿房之阿，所谓“长于阿保之手”也。《后汉书》：袁闳少时，往省其父彭城相，在途变姓名，人无知者。既至，府吏不为通。会阿母出，见之，入白夫人，乃召入。又《陈忠传》：帝爱信阿母王圣，封为野王君。是汉以前皆称阿母也。至六朝始有奶婆之称。《宋书》：何承天年老，始除著作，诸佐郎皆年少名家，荀伯子嘲之为奶母。承天曰：“卿当知凤凰将九子，何言奶母耶？”《北史》：魏静帝每云：“崔季舒是我奶母。”谓政事皆与之商榷也。《北齐书》：陆令萱以干奶婆封郡君。《唐书》：哀帝二年九月，诏封奶婆杨氏为昭仪，第二奶婆王氏先已封郡夫人，今准杨氏例改封。李商隐《七不称意》，内云少阿奶。又《春渚记闻》：施奶婆年六十，育沈氏三子，为人织履及缉纫之事以供之。○连衿《尔雅》：两婿相谓曰亚。注云：今江东人呼为僚婿。《严助传》呼友婿。《懒真子录》云：江北人呼连夹，又呼连衿也。连衿二字见此。

　　○布袋俗以赘婿为布袋。按《天香楼偶得》云：《三余帖》：冯布少时，赘于孙氏，其外舅有琐事，辄曰令布代之。布袋之讹本此。

　　○家生子奴仆在主家所生子，俗谓之家生子。按《法苑珠林》记庸岭有大蛇为患，都尉、令长求人家生婢子及有罪家女祭之。家生之名见此。然《汉书。陈胜传》：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师古注曰：奴产子，犹人云家生奴也。《辍耕录》引之以为家生子之据，更为明切。

　　○奴才骂人曰奴才，世谓起于郭令子仪“诸子皆奴才”之语。非也。晋刘渊骂成都王颖曰：“颖不用吾言，逆自逃溃，真奴才也！”田嵩骂杨难敌曰：“若贼氐奴才，安敢希觊非分！”王猛曰：“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魏尔朱荣谓元天穆曰：“葛荣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唐末董璋反，以书诱姚洪，不听。城陷，璋责之，洪曰：“汝奴才固无耻，吾义士，肯随汝所为乎！”是晋、唐已有此语。按奴或作驽，《颜氏家训》谓：贵游子弟当离乱之后，朝市迁革，失皮而露质，当此之时，诚驽才也。又《五代史。朱守殷传》：守殷少事唐庄宗为奴，后为都虞候，使守德胜。王彦章攻之，守殷无备，南城遂破。庄宗骂曰：“驽才果误予事！”

　　○底下人俗称奴仆为底下人。《南史。陈伯之传》：褚纟胃谒范云，云不见，纟胃怒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悉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唐洋州刺史赵臣议选举疏，有曰：“授官多底下之人，修此抱后室之叹。”

　　○阿俗呼小儿名，辄曰阿某，此自古然。如汉武云：“若得阿娇，当以金屋贮之。”蜀先主谓庞统曰：“尚者之沦，阿谁为失。”鲁肃拊吕蒙背曰：“非复吴下阿蒙。”阮籍谓王浑曰：“与卿语，不如共阿戎谈。”以及谢惠连之称阿连，唐武后之称阿武婆，韦后自称阿韦之类。亦有不连其名而直以次第呼之者。《魏略》：散骑皆以高才充选，独孟康以外戚得之，人共轻之，呼为阿九。《梁书》：武帝谓临川王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隋书》：文帝呼其弟瓒为阿三。《五代史》：王从珂小名阿三，庄宗见其勇，曰：“阿三不惟与我同年，其敢战亦类我。”各处方言不同，而以阿呼名，遍天下无不同也。本朝国语亦以阿厄漪起。而余随征缅甸，军中翻译缅文，亦多阿喀拉等音，凡发语未有不起于阿者。尝细思其故，小儿初生到地，开口第一声即系阿音，则此乃天地之元音，宜乎遍天下不谋而同然也。

　　○僧称僧之称释家，从释道安始。道安谓：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释氏帛尸，因请学佛者皆姓释氏。此僧家称释氏之始。其曰比丘者，《瞿仙原始秘书》云：称佛为牟尼，谓德同仲尼也。沙门为比丘，谓德同孔子也。女沙门曰比丘尼，谓德仲尼也。叶石林《避署录》云：晋、宋间，佛家初行，其徒犹未有僧称，通曰道人。按《齐书》：庄严寺有僧达道人讲座。东昏至蒋山定林寺，一沙门病不能避去，藏草间，帝将杀之。韩晖光曰“老道人可念”是也。僧之自称，则曰贫道。《颜竣传》释僧舍谓竣曰“贫道常见谶记”是也。僧之称和尚，本于释典，罗云出家（即罗罗），佛命舍利佛为其和尚大目犍连作阿黎，故沙门以和尚为尊贵之称。亦见《香祖笔记》。

　　○牙郎《辍耕录》云：今人谓驵侩曰牙郎，其实乃互郎，主互市者也。按此说本刘贡父《诗话》：驵侩为牙，世不晓所谓，道原云：本谓之互，即互市耳。唐人书互作牙，牙、互相似，故讹也。然《旧唐书。安禄山传》：禄山初为互市牙郎，则唐时互与牙已属两字。

　　◎名贼士之有名者曰名士。《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吕览。尊师篇》：为天下名士显人。《史记》：张耳、陈余魏之名士。《汉书。田传》：进名士家居者贵之。《后汉书。种传》：河南尹田歆当举六孝廉，其五人皆有贵戚书命，不敢违，歆欲自用一名士，乃以应诏。又《党锢传》：陈蕃、窦武欲诛宦官，引用天下名士。《魏志。荀攸传》：何进征海内名士攸等二十馀人，又梁习荐州界名士常林、杨俊等。《吴志》：孙策论太史慈曰：“子义青州名士，终不欺我。”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汉末名士录》甚多。是名士之称，起于秦、汉也。亦曰名流，《南史。阮孝绪传》其为名流钦尚如此是也。亦曰名辈，《蔡撙传》其为名辈所知如此，又《范泰传》宋武问谢混“如泰者名辈谁比”是也。亦曰名家，《裴松之传》晋孝武太元中选名家以参顾问是也。公卿有名者曰名公，裴松之论钟会“名公之子，声誉夙著”，又《邴原别传》河南张范名公之子，《宋书。谢景仁传》武帝目景仁为名公之孙，以其为谢安从孙故云，《蔡凝传》凝以名公子选尚信义公主是也。亦曰名卿，《汉书。王吉传》盍执诸名卿可几是也。亦曰名臣，魏正始中诏撰《名臣奏议》，梁沈约论谢宏微“古之所谓名臣，宏微当之”是也。为人父而有名者曰名父，《汉书。萧育传》王凤以育名父之子，除为功曹，《齐书》武帝称刘景素名父之子是也。为将而有名者曰名将，《汉书。栾布传赞》终为汉名将，《李广传》李广、程不识皆名将是也。为郡守而有名者曰名守，《南名》齐明帝、谢瀹、徐孝嗣并为吴兴，皆号名守是也。医之精于技者曰名医，《南史。李希邕传》母病，名医疗之，不能愈，又《许智藏传》时号名医是也。番长之有名者曰名王，《汉书。宣帝纪》单于遣其名王奉献，颜师古注：名王者，谓有大名以别诸小名是也。独《汉书。萧育传》名贼梁子政阻山为害，右扶风诛之。又《唐书》高祖女平阳公主，遣奴马三宝谕降名贼何潘仁、李仲文等，各率兵会高祖。名贼之称大奇。

　　○奸细《旧唐书。王传》云：此辈降蕃，翻作细作。《宋史》：绍兴二年，翟汝文与秦桧对案相诟，目桧为金人奸细。

　　○别号《月令》“大雩帝”，郑康成注云：帝，上帝也，乃天之别号。别号二字，始见于此。然世之有别号，古不经见。吴莱《三坟辨》谓：归藏本黄帝之别号。则别号起于上古。《韩诗外传》及《汉书。古今人表》谓帝喾学于赤松子，《淮南鸿烈》作赤诵子，此又在黄帝之前，则别号当以赤松为首。然《归藏》乃黄帝书名，赤松亦或周、秦人所臆撰，未必上古之人如后世于字名外别立一名以自标榜也。别号当自战国时始。《丹铅录》云：《战国策》秦惠王时有寒泉子，注云：秦处士之号。《史记索隐》云：甘茂居渭南阴乡之樗里，故号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号陶朱公，又号鸱夷子皮，又号海滨渔父。苏秦、张仪皆师鬼谷子。《南华书》有庚桑子。秦、汉间有江上丈人、河上公之类。皆后世所谓别号也。然其人类多隐逸者流，欲自讳其姓名而为此，非如后人反借以自标异也。两汉之时尚少，其见于史传者，惟“商山四皓”绮里季、角里先生等四人，至今终莫知其姓氏。又封君达号青牛师程高医术，自言得一老父号涪翁者。至晋而陶潜号五柳先生，南齐臧荣绪号被褐先生，梁陶宏景号华阳隐居，人间书札即以隐君代名。又《瘗鹤铭》有华阳真逸，说者谓即宏景别号，或以为顾况别号。《北史》李昭征将妻子入嵩山，号黄冠子。李绰常逸游放恣，自号隐君。李公绪自号达生丈人，郑道昭号中岳先生，则别号之风渐开，然尚皆畸人逸士、好奇吊诡者之所为。即至有唐，如李淳风之父号黄冠子，王绩号东皋子，又号无心子，田游岩号由东邻，邓世隆号隐元先生，张荐号史遁先生，郑薰号七松处士，贺知章归老后号四明狂客，又号秘书外监，元结号漫郎，又曰聱叟，又曰琦子，郗纯号伊川田父，陆羽号桑苎翁，陆龟蒙号江湖散人，又曰天随子，又曰甫里先生，张志和号烟波钓叟，又曰元真子，司空图号耐辱居士，亦皆岩栖谷汲、隐君不仕或仕而归田者，乃有此号。至达官贵人，则自以官位相呼，不谋别署一号以摩高致也。达官贵人之有别号，盖始于宋之士大夫，亦谓之道号，如长乐老、六一、老泉、半山、东坡之类。相习成风，遂至贩夫牙侩，亦莫不各有一号。宋人小说载某官拿获一盗，责其行劫，盗辄曰：“守愚不敢。”诘之，则守愚者其别号也。盗贼亦有别号，更何论其他矣。近有人讥别号诗曰：“孟子名轲字未传，如今道号却纷然。子规本是能言鸟，又要人称作杜鹃。”可为一笑也。《辍耕录》：吾子行云：唐人虽有道号，却不曾刻入印章，别号刻印亦自宋人始。

　　古人虽无别号，而学行足以服人，人自有加之美号者。如《东观汉纪》：每腊赐博士羊，甄字独取最瘦者，后诏问“瘦羊博士”所在，京师人因以号之。《后汉书》：伏生之后，世传经学，清净无竞，州人号为“伏不斗”。董宣为洛阳令，人号为“卧虎”。郑均家居年老，赐尚书禄，人号为“白衣尚书”。张霸年数岁即知孝让，人号为“张曾子”。鲁匡有权术，人号为“智囊”。江革至孝，人号为“江巨孝”。黄宪德甚高，袁闳称为“颜子”。杨震博学，诸儒称之曰“关西孔子”。廖扶高行，人称为“北郭先生”。马瑶隐山，人号为“马牧先生”。以及汉末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类，《党锢传》所谓海内希风之流，共相标榜，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也。《南史》：宗元卿性至孝，乡里号曰“宗曾子”。蔡昙智，人称“蔡曾子”。何伯，人号为“何展禽”。滕昙恭至孝，王俭称为“滕曾子”。周续之通十经，人称为“颜子”。徐陵早慧，慧云师亦称为“颜回”。孔休源多识典故，人称为“孔独诵”。许懋明于故事，时称为“仪注学”，江┙又称之为“经史笥”。《唐书》：李守素淹通谱学，虞世南称为“肉谱”。张工文词，如青线万选，员半千称之为“青钱学士”。殷践猷博学，人称为“五总龟”。谷那律淹贯群书，褚遂良称之为“九经库”。王起博学，人号“当世仲尼”。贾会有高节，人称“关中曾子”。裴敬彝以孝行文学重于时，人号为“甘露顶”。薛大鼎为沧州，郑德本为瀛州，贾敦颐为冀州，皆有治行，人称为“铛脚刺史”。《北梦琐言》：赵光逢风神秀异，人称为“玉界尺”。《元史》：廉希宪好《孟子》，人称为“廉孟子”。《明史》：永乐中，周新为御史，人目为“冷面寒铁”。鲁穆为福建佥事，人呼为“鲁铁面”。李纲巡按南畿，罢赃吏四百余，人称为“铁御史”。黄绂刚直，人呼为“硬黄‘。冯恩劾汪钅宏被逮，朝审时与钅宏争詈，时谓其口膝胆骨皆铁，称为”四铁御史“。○混号世俗轻薄子互相品目，辄有混号。《吕氏春秋。简选篇》：夏桀号”移大牺“，谓其多力，能推牛倒也。此为混号之始。《史记》：酷吏郅都，人号为”苍鹰“。严延年，人号为”屠伯“。《汉书》：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媪，乘黄牛车诣阙，百姓谓之”黄牛媪“。《后汉书》：郭况家富，号”金穴“。马援称公孙述为”井底蛙“。《蜀志》：孔融称袁术为”冢中枯骨“。颜师古《匡谬正俗》：人呼董卓为”董磔“。龟豢《典略》记祢衡称荀文若可借面吊丧，赵稚长可监厨请客。《魏志》：许褚多力而痴，人称为”虎痴“。《世说》：晋张湛好于斋前植松析，袁山松出游，好令人歌挽，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士行殡“。《晋书》：羊曼人号为”＜重沓＞伯“。《载记》：李特之先自巴西至杨车坂，抄掠行旅，人号为”杨车巴“。干宝撰《搜神记》，人谓之”鬼董狐“。《南史》：宋武帝少未涉学，及为相，颇慕风流，有所谈论，人不敢忤，惟郑鲜之难必切至，帝感其输情，终厚之，时人谓鲜之为”格佞“。沈庆之患头风，尝着狐皮帽，群蛮恶之，号曰”苍头公“。殷景仁号”殷铁“。范蔚宗以香名嘲朝士，谓庾仲文为麝香，何尚之为零藿，沈演之为詹糖，羊元保为枣糕，徐湛之为甲煎，慧琳为苏合。孝武帝狎侮群臣，多须者谓羊；颜师伯缺齿，号之曰＜齿彦＞；刘秀之俭吝，谓之曰”老悭“；王元谟本北人，号之曰”老伧“。废帝以湘东王肥大，盛以竹笼，谓之”猪王“；以建安王休仁为”杀王“，以山阳王休为”贼王“。齐东昏时，奄人王宝孙有宠，号为”伥子“。梁武时陆验容貌特丑，人号为”生犀“。刘胡面坳黑，人号”坳胡“。萧惠开在蜀严猛，人谓之”卧虎“。萧坦之肥黑，语声嘶，人号为”萧哑“。《北史》：古弼头尖，魏道武名之曰”笔头“，时人呼为”笔公“。元晖与卢昶为魏宣武帝所宠，人号曰”饿虎将军“、”饥鹰侍中“。李崇在淮南，亦号曰”饿彪“。许为主簿，以明断称，人号为”入铁主簿“；美须，人又号为”长鬣公“。谷楷眇一目，性暴酷，人号为”瞎谷“。武元每向台驾赤牛，人号”赤牛中尉“。元庆智为主簿，事无大小，得钱乃判。或十数钱，或数十钱，时号”十钱主簿“。魏明帝为太子时，郭祚以黄＜扁瓜＞奉之，祚又与应诏赵桃弓相附，人号为”桃弓仆射“、”黄＜扁瓜＞少师“。祚子景尚善事权势，人号为”郭尖“。宇文忠色黑，裴伯茂呼为”黑宇“。邢昕好忤物，人谓之牛；副李象使于梁，谈者谓”牛象斗“。李世哲善事人，人号为”李锥“。柳远无拘俭，人谓之”柳癫“，诸葛颖好谮毁人，时号为”冶葛“。宗道晖好着大屐，冀州人语曰：”显公钟（沙门名），宋公鼓（宋安德太守），宗道晖屐，李洛姬肚（洛姬妇人）。“谓之”四大“。梁彦光官相州，政弛缓，人呼为”戴帽饧“。崔暹贪酷，人呼为”癞儿刺史“。侯景呼韩轨为”敢猪肠儿“。河南人笑河北人食榆，谓之”沓榆贼“。《唐书》：崔日知为太常卿，自以历朝久，每朝集，常与尚书同列，时号”尚书里行“。窦从一娶韦后乳母为妻，世谓媪婿为”阿｛父者｝“，时人因呼从一为”国｛父者｝“。卢藏用隐终南山，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姚崇当国，卢怀慎不能有所建白，人称”伴食宰相“。酷吏周兴，人呼为”牛头阿婆“。李林甫倾险，人呼曰”李猫“。来善击贼，贼呼为”来嚼铁“。裴宽贫时衣碧，瘠而长，呼”碧鹳雀“。张公素眼多白，人称”白眼相公“。常衮为相，政事雍滞，人谓之”＜重沓＞伯“。窦巩与人言，若不出口，世称”嗫嚅翁“。窦申倚其叔参势，招权纳贿，人目为”喜鹊“。王志政严厉，人呼曰”皂雕“。杜为相，未尝荐士，时号”秃角犀“。令狐执政，其子氵高用事，人号”白衣宰相“。崔休四拜宰相，人号”崔四入“。唐时宦官多闽人，杜宣猷为观察使，岁遣祀奄人墓，时号”敕使墓户“。于ν在襄阳，骄纵不法，初襄阳髹器名天下，谓之”襄样“，至是以ν故，凡方镇不法者，皆谓之”襄样节度“。郑綮作诗为俳谐语，故使落调，人称为”歇后郑五“。路岩与韦保衡当国，势动天下，人目其宅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恶也。李匡威残暴，人称”金头王“。张《朝野佥载》：武后时，张元一好品题，以赴廓渺小，起家御史，谓之”枭坐鹰架“。鲁孔丘为拾遗，有武夫气，谓之”入凤池“。苏味道有才识，为”九月得霜鹰“。王方庆休质鄙陋，为”十月被冻蝇“。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为”行辙方相“。吉顼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为”望柳骆驼“。袁本身黑而瘦，为”岭南考典“；朱前疑身体垢腻，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长衫短，为”外军校尉“。唐波若矮短，为”郁屈蜀马“。长孺子视望阳，为”呷醋汉“。苏微举止轻薄，为”失孔老鼠“。而张元一腹粗脚短，吉顼亦目之为”逆水虾蟆“。又侯思止好食笼饼，每缩葱和肉其中，人呼为”缩葱侍郎“。朱隋侯姿少媚，为”霍乱土枭“。贺若瑾眼皮急，项又粗，为”饱乳犊子“。又魏光亦好品题朝士，以姚元之长大行急，为”趁蛇鹳鹊“。卢怀慎好视地，为”觑鼠猫儿“。姜蛟肥而黑，为”饱椹母猪“。倪若水黑而无须鬓为”醉部薄精“。齐处冲好眇目视，为”暗烛底觅虱老母“。吕延嗣长大少发，为”日本国使人“。又目郑勉为”醉高丽“，蔡孚为”小州医博士“，张孝为”小村方相“，杨伸嗣为”热鏊上猢狲“，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魏恬为”祈雨婆罗门“，李全交为”品官给使“，李广为”饱水虾蟆“。而张既号”青钱学士“，有董方九举不第，号”白腊明经“，时人以之属对。又《通鉴》：李全交、王旭为御史，专以酷虐为事，人号李为”鬼面夜叉“，王为”人头罗刹“。中书舍人阳滔适当草敕，而令史持钥他出，无旧本检寻，乃斫窗取之，时称”斫窗舍人“。朱Г之乱，源休、姚令言收图籍，贮仓廪，自比萧、曹，人目为”火迫ガ侯“。《北梦琐言》：韦宙有积谷七十堆，宣宗称为”足谷翁“。夏侯籍为人鄙秽，人目为”夏侯驴子“。苏楷无行，人称为”衣冠土偶“。夏侯孜少沦落，人称为”不利市秀才“。温庭筠貌陋，人称为”温钟馗“。方干谒王龟大夫，一见即两拜，王答之，未起间，干又一拜，时称为”方三拜“。蒋侍郎凝貌甚美，时称为”水月观音“。《五代史》：李振为朱温腹心，每入京，必有贬降，人目为鸱枭。刘仁恭为小校时，善穴地攻城，军中号”刘窟头“。后唐庄宗优名”李天下“。又优人郭从谦混名”郭门高“。李罕之攻摩云山，居民尽杀之，人号为”李摩云“。明宗淑妃王氏有美色，号”花见羞“。崔协不识文字，人号为”没字碑“。废帝时，张敬达性刚，人谓之”张生铁“。石晋时，安重荣号”安铁胡“。高季兴到处称臣，又好劫邻道贡物，人呼为”高赖子“。梁有骁将陈章，号”陈野叉“。慕容彦超黑色胡髯，尝冒姓阎，人谓之”阎昆仑“。马幸孙为相，号为”三不开“，谓不开口以议论，不开印以行事，不开门以延士大夫也。南汉刘钅长有肥妾，号”媚猪“。《宋史》：韩通性刚严，人谓之”韩瞠眼“；其子病瘘，人谓之”橐驼儿“。李重进色黔，人呼为”驼黑大王“。韩溥熟唐朝故事，人称为”近世肉谱“。吴时敏于文，人称为”立地书厨“。王继勋善用铁鞭、铁槊、铁挝，人称为”王三铁“。王彦升好击剑，人称”王剑儿“。李沆为相，无所建白，人称为”无口瓠“。张士逊为相，无所可否，人称为”和鼓“。王为相，人称”三旨相公“：上殿云取圣旨，下殿云领圣旨，出语人云已得圣旨也。鲁宗道性骨鲠，人目为”鱼头参政“。刘安世强直，人目为”殿上虎“。赵忭称”铁面御史“，钱ダ亦称”铁肝御史“。王廷义好自大，每言”我当代王景之子“，人称为”王当代“。王承为团练使，好言事，人称为”武谏官“。陈思让酷信释氏，人目为”陈佛子“。祁廷训形质魁岸而无才，人呼为”橐驼“。姚内ど善战，夏人目为”姚大虫“。燕瑛在岭南括犀珠香药以赂权要，人目为”香燕“。陈象舆、董俨日夕会赵昌言第，京师语曰”陈三更“”董半夜“。苏绅与梁适同在两禁，皆险讠皮，人语曰”草头木脚，陷人倒卓“。刘随临事明锐，人称”水晶灯笼“。孙道夫亦有此称。叶祖洽逢迎宰相曾布，人目为”小训狐“。杨畏进于元丰，显于元，迁于绍圣，人目为”杨三变“。李邦彦为相，人目为”浪子宰相“。薛昂无学术，为大司成，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王德擒夏将姚太师，姚对钦宗曰：”被缚时，但见一夜叉耳。“人呼为”王夜叉“。王俊善告讦，号”王雕儿“。何群性刚，同舍生目为”白衣御史“。李先治信州有声，人目为”错安头“，言其貌陋而有才也；在楚，人又目为”照天烛“，以其明也。章鉴与人多许可，人目为”满朝欢“。张成战酣则两眼皆赤，时号”张红眼“，又号”张鹘眠“。李全将张惠多力，人目为”赛张飞“。《独醒志》：姜遵知开封府，人号”姜擦子“，言其威也。祥符中有王捷者，善烧金，人谓之”王烧金“。《诗话总龟》：刘吉南治河，人呼为”刘跋河“。同时内侍石金振领河堤使，尤苛急，人呼为”石爆裂“。《贡父诗话》：薛简肃尹京，以严为治，人号为”薛出油“。陈彭年竭精尽思以固宠，人谓之”九尾狐“。宋中道颖利而幺小，苏子美呼为”锥宋“。盛度体丰大，丁谓疏瘦，梅询好董香，窦宾不事修洁，时人谓”盛肥、丁瘦、梅香、窦臭“。皇中，士多驰骛请托，有一人号”望火马“，一人号”日游神“。崔远风致峻整，人目之为”座梨“。庆历中，有卫士震惊宫阙，捕得杀之，御史宋禧言蜀有罗江狗，宜畜之以警夜，时谓之”宋罗江“。御史席平鞫狱毕，上殿，仁宗问其事，奏曰：”从车边斤矣（斩也）。“时号”车斤御史“。《翰苑名谈》有吉水令治邑严酷，马道为啄木诗讽之，人目为”马啄木“。《宋史》：王安石去位，请以韩绛代，而吕惠卿佐之，二人守其成规不变，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又王景亮结一社，专以嘲笑为事，人号其里曰”猪嘴关“。以吕惠卿清瘦，语次辄以手指画，谓之”说法马留“。邵篪高鼻圈髯，以上殿泄气出知东平，谓之”泄气狮子“。陈和叔少通率，暮年为质朴之状，时谓之”热熟颜回“。孔文仲对策有为痛哭叹息之语，和叔语人曰：”此可谓杜园贾谊也！“王平甫笑曰：”杜园贾谊，正可对热熟颜回耳。“《拊掌录》：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僧衣，人目为”活挂影“。薛昂《赋蔡京君臣庆会》诗：”逢时可谓真千载，拜赐应须更万回。“时人谓之”薛万回“。蔡元度对客嬉笑，人莫能测，时称”笑面夜叉“。洛中有裨将张师权，好以甘言悦人，时号”蜜翁翁“。杨景宗为章睿太后弟，好以木槌击人，时谓”杨骨槌“。靖康时，京城破，王时雍搜取妇女与金，人时号为”金人外公“，又号”卖国牙郎“《建炎进退志》：李纲奏曰：”方金人欲废赵氏，立张邦昌，有吴、莫俦传道意旨，京师谓之’捷疾鬼‘。“绍兴乙卯，以旱祷雨，谏官赵霈言请禁宰鹅鸭，时称”鹅鸭谏议“，适闻金有龙虎大王来南侵，胡致堂曰：”此间有鹅鸭谏议，足以当之。“有郑广者，本海寇，号”滚海蛟“，后归降授官，所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者也。《周益公日记》：杨存中，人号为”髯阉“，以其多髯而善逢迎也。亦见《王梅溪集》。嘉定中，御中罗湘上言：”越州多虎，乞饬多方捕杀。“张次贤奏：”八盘岭乃禁中来龙，乞禁人行。“时有”罗擒虎、张寻龙“之对。宋孝宗夜与胡铨饮，有宫人号”满头花“，令出侍酒，见铨所记《玉音问答》。杨诚斋与尤延之相戏，尤呼杨曰羊，杨呼尤曰蝤蛑；书问往来，尤则曰”羔儿无恙“，杨则曰”彭越安在“。王梅运勾骨立有风味，人号为”风流骸骨“。金陵府宫妓有极瘦者，府尹朱世英谓之”生色髑髅“。开禧中有郭倪为殿帅，自以为”卧龙“，酒后辄咏”三顾频烦“之句，后出师竟败，对客出涕，时号为”带汁诸葛“。道士吴含灵好睡，人呼为”吴猱“。《轩渠录》：庄绰极瞿，江仲本呼为”细腰宫院子“。《夷坚志》：宗室公衡善滑稽而寡发，人呼为”赵葫芦“。湖州民许六以卖饼为业，人呼曰”许糖饼“。潘姓者善理冥间事，人呼为”潘见鬼“。陈州人蔡乙极凶恶，貌又狞劣，人呼曰”取命鬼“。福州有丐者”陈饣头“。婺州一叟自称”养皮袋“。鄞人连生好酒，每饮必插花于首，人呼为”连花“。鄱阳张廿二面丑口阔，人呼为”张严鱼“。《宋史》：韩胄当国，值生日，陈及之后至，门已闭而闸未关，遂偻而入，当时有”由窦尚书、屈膝执政“之诮。杨安国少无赖，以鬻鞍为业，人呼为”杨鞍儿“。李全善用枪，人呼为”李铁枪“。梁成大为史弥远主搏击，人目之为”梁成犬“。又丁大全、陈大方、胡大昌同除谏官，人目之为”三不吠犬“。贾似道当国，漕帅朱浚每有札禀事，必称”浚万拜“，时谓之”朱万拜“。《癸辛杂识》：杭医张防御言语好异，人目为”张风子“。赵孟造黑漆大船极工巧，人号为”黑漆船“。至龚开所赞宋江等三十六人，各有混号，如”尺八脚“、”一直撞“之类，尤为新异也。《金史》：景祖善啖，人呼为”活罗“（大鸟）。章宗时，宫中有优人号”玳瑁头“。徒单恭为总管，尝画一佛像，云当以金铸之，赋属县金而实不铸，金尽入其家，时号”金总管“。《完颜讹可传》：同时有两讹可，一曰”草火讹可“，得贼，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讹可“，尝误以牙牌为板子也，故时人以此别焉。完颜定奴号”三脆羹“。纥石烈牙忽带号”卢鼓椎“，以其好用鼓椎击人也。《酷吏传》：徒单思忠好以麻椎击人，人号”麻椎相公“。李特立为人短小锋利，人号为”半截剑“。冯壁号”冯刽“。雷渊为御史，至蔡州；杖杀民之奸豪者凡五百人，时号为”雷半千“。《明史》：给事中胡以宁请禁食虾蟆，时号”虾蟆给事“。成化中，帝久不与群臣相见，大学士彭时、商辂力请司礼约以御殿日召对。及见，才奏二事，万安居首，即顿首呼万岁欲出，时等不已，皆叩头退。中官以此戏朝士，一时传笑，以安为”万岁阁老“。又是时刘吉、万安、刘为相，无所匡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吉在内阁十八年，人目之为”刘棉花“，以其耐弹也。弘治中，元守直为通政使，王敞为左通政，姜清、李浩为参议，时人谓”元哭、王唱、姜辣、李苦“，盖元与王声音俱不称，而姜急躁，李气促也。又前明呼蜀人为”川老鼠“，以其善钻也；呼楚人为”干鱼“，以其善治差鱼也；呼江西人为”腊鸡“，以元时江西人仕于朝者，多以腊鸡馈客也。严嵩生日，江西绅士毕集，嵩长身耸立，诸公俯趋。高新郑在旁笑，嵩问故，新郑曰：”偶思及韩昌黎《斗鸡》诗：“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是以笑耳。”又严嵩当国，以万采为文选郎，方祥为职方郎，人称二人为“文武管家”。莆田陈愧斋为翰林时，客至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罢。”又呼干茶，夫人曰：“未买。”公曰：“也罢。”时因号“陈也罢”。万历中，苏人有丘姓者，勤于吊丧，而形体短小，人呼之为“丘的笃”。天启中，周应秋附魏奄，每魏良卿至其第，进豚蹄留饮，时号“煨蹄总宪”。又其时有《东林点将录》，以《水浒传》中各混号加之士流，李三才为托塔李天王，叶向高为及时雨之类，尤不可枚举。弘光时，金陵名妓李香君号“香扇坠”。至如历代流贼，如《后汉书》黄巾贼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称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曰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以及历山飞、蝎子块之类，更难悉数矣。沈括《笔谈》：吴人谓梅子为“曹公”，以尝望梅止渴也；谓鹅为“右军”，以换鹅书也。有士人遗醋梅与Ь鹅，作书云：“醋浸曹公一瓮，汤Ь右军两只。”是物类亦有此雅号矣。

　　○讳龟庄绰《鸡肋编》：浙人以鸭为讳，谓鸭仅一雄者，不能生卵，须二三雄始有子，故俗以此为讳也。今俗以纵妻淫行者为龟，不知起于何时。《左传》宋有公子围龟，楚有斗韦龟。汉有京兆尹陈龟，幽州刺史朱龟。曹魏有典农刘龟。北魏孝明帝以神龟纪年，孝昌中有大臣叱列伏龟，正始中有羽林监王元龟。唐时宗室有楚王灵龟，嗣曹王龟年，大臣有崔从龟、王龟、刘崇龟、李权龟，僚有乐朋龟、薛元龟，协律有李龟年，进士有张仁龟，处士有陆龟蒙，道士有解元龟，白乐天名其侄曰龟儿，宇文籍字夏龟，张志和本名龟龄，王亻甫字兴龟，贺知章称殷践猷为“五总龟”，谓龟千年五聚，问无不知也。五代前蜀有京兆李龟祯。宋则吕蒙正之父名龟图，其弟名龟祥，即夷简之祖也。何承炬之子名龟龄，范雍之祖名从龟，王大宝字元龟，《丁陟传》有员外郎董龟正，《毕士安传》有郎中王龟从，陈尧封之子渐自号金龟子，陈季常作龟轩；东坡赠诗所谓“人言君畏事，欲作龟头缩”也；江阴葛延之访东坡于儋耳，以亲制龟冠献坡，坡答以诗；杨时号龟山，绍兴中有侍御史黄龟年，庆元中有真讲彭龟年、洪龟父，王十朋字龟龄，陆放翁筑堂曰龟堂，又以龟壳作冠，高二寸许，有诗云“龟屋新裁二寸冠”；《孟珙传》有随守张龟寿。金宣宗诏赵秉文、杨云翼作《龟鉴万年录》。元至正中，谢应芳自号龟巢老人，所著有《龟巢集》；又戴良自署其居曰龟毛庐。是唐宋以来，并未以龟为讳也。惟魏太武斥宋文帝为“龟鳖小竖，夫何能为！”则亦仅喻其渺小耳。皮日休谒归仁绍不得见，因作咏龟诗（《北梦琐言》谓夹蛇龟讯之）：“硬骨残形知几秋，尸骸终是不风流。顽皮死后钻须遍，只为平生不出头。”亦谓其不见客耳。《鸡肋编》又谓楚人讳乌龟头，云郡城象龟形，尝被攻，有术者教以系其首而破，故讳之。然所讳又是一义，皆非谓纵奸也。王阮亭《池北偶谈》谓：讳龟自明始。惟张江陵生时，母梦一大龟，因名之，后仍改名云。按明人阑庄驹《阴冗记》谓：三山士人郑唐好讥谑，尝为一老人题真容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乌巾白发，龟鹤呈祥。”有人横读之，乃“精老乌龟”四字也，老人遂毁之，此可为明人讳龟之证。然所以讳之之故，终莫得其说也。及阅《辍耕录》，记秀州多故家大姓，其子孙不肖，废败荡尽，有金方所作诗嘲之曰：“兴废从来古有之，尔家忒煞欠扶持。诸坟掘见黄泉骨，两观番成白地皮。宅眷多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强奴猾干欺凌主，说与人家子弟知。”撑目兔谓兔望月而孕，以见其不夫而妊也；缩头龟则以喻其夫也。想其时已有此谚语，而入之诗。又《坚瓠集》：张伯雨赠叶景修诗：“家藏逸少笼鹅帖，门系龟蒙放鸭船。”龟蒙句讥其妇女不洁，故藏一龟字云。则讳龟起于元时无疑矣。

　　○杂种、畜生、王八俗骂人曰杂种，曰畜生，曰王八。《后汉书。西羌传》：滇零等召集诸杂种。《晋书。燕载记》曰：蠢兹杂种，奕世弥昌。此杂种之名所由始也。汉《五行志》：诸畜生非其类，子孙必有非其姓者。东汉时则又曰畜产。《后汉书。刘宽传》：坐客骂苍头曰“畜生”，宽私遣人视之，恐其自杀，曰：“此人也而被骂畜产，吾惧其死也。”《北史。高车传》：其先匈奴单于生二女，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当以与天。”乃筑高台处之。三年，有老狼守台不去，小女意其神，欲嫁之。其姊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妹不从，遂为狼妻，子孙繁茂，成高车国。此畜生之名所始也。隋文帝寝疾，太子广与陈夫人侍。夫人为广所逼，奔归于上，上怪其神色有异，问之，以实对。上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独孤误我！”此又骂人为畜生之明文也。北齐熊安生，以讼事欲诉徐之才、和士开三人，及相对时，以之才讳雄，士开讳安，乃不敢自称姓名，但云“触触生”。群公哂之，以其音同“畜生”也。《五代史》：王建少时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此又王八之称之所始也。《金史》亦有王八，与王毅共守东明，兵败被执。王八前跪将降，毅以足踣之。此则不可与王建并称为贼。明人小说又谓之“忘八”，谓忘礼、义、廉、耻、孝、弟、忠、信八字也。○绿头巾明制：乐人例用碧绿巾裹头，故吴人以妻之有淫行者，谓其夫为绿头巾。事见《七修类稿》。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良家带用绢布，妓女无带，伶人妇不带冠子，人穿褙子。然则伶人不惟裹绿巾，兼着绿衣。按《唐书》及《封氏闻见记》：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绿巾以耻之，随所犯重轻以定日数，吴人遂以此服为耻。明之令乐人裹绿巾，或本诸此也。○养瘦马扬州人养处女，卖人作妾，俗谓之“养瘦马”，其义不详。白香山诗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后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年间，已闻换一主。”宋漫堂引之，以为养瘦马之说本此。

　　○冤家蒋津《苇航记谈》引《烟花记》云：冤家之说有六：情深意浓，有死无异心，一也；两情相系，阻隔万端，二也；临岐分袂，黯然销魂，三也；山遥水远，相思不见，四也；怜新弃旧，怨深刻骨，五也；一生一死，触景悲伤，六也。

　　●卷三十九○累世同居世所传义门，以唐张公艺九世同居为最。然不自张氏始也。《后汉书》：樊重三世共财。缪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彤乃闭户自挝，诸弟及妇闻之，悉谢罪。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又陶渊明《诫子书》云：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幼春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是此风盖起于汉末。今按历代义门见于各史孝义、孝友传者，《南史》十三人，《北史》十二人，《唐书》三十八人，《五代》二人，《宋史》五十人，《元史》五人，《明史》二十六人。其尤盛者，张公艺之先，北齐东安王永乐、隋大使梁子恭，皆躬造而表其门，至公艺又被唐高宗褒谕，此一家而旌于三朝者也。江州陈氏宗族七百口，每食必共坐，犬百余亦共牢，一犬不至，群犬不食，已见《五代史》。而《宋史》又载其家名者，已十三世同居。之后又六世，大中祥符中，曾擢其名延赏者为员外郎。此一家而见于两史者也。浦江郑绮九世同居，已载《宋史》，而郑文嗣又载《元史》，郑濂又载《明史》此一家而见于三史者也。其不在孝友、孝义传，而杂见于本纪、列传者，《魏书》杨播及弟椿、津，缌服同爨。卢氵自祖至孙百口同居。《唐书》：李纲五世同居。崔元三世同居，群众皆寓郊墅，自远会食，无别爨。朱敬则与三从兄弟同居。高崇文之先，七世不异居。崔郸四世同居。李畲累世同居。刘审礼再从皆同居。《辽史。圣宗纪》有辽州张庭美，坤州高兴嗣，《道宗纪》有庆州靳文，高奚人达鲁，锦州民张宝。《宋太宗纪》有金乡李光袭，《理宗纪》有潭州李符，《度宗纪》有高邮夏世贤，皆累世同居。而《陆九渊传》：其家累世义居，《李庭芝传》其家十二世同居。《元史》赵毓家已三世同居，至毓又申先训。汴梁女子为贼所执，欲犯之，氏骂曰：“吾家六世义门，岂污贼乎！”此皆别见于孝义等传之外者也。又有正史所不载，而杂见于他书者。《贾氏谈录》：“博陵崔亻垂三世同居，贞元以来言家法者，以亻垂为首。《铁围山丛谈》：河东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累代旌表义门，《涌幢小品》：周德威五世孙徙居上虞，至宋有自承诏者，已十世同居，赵汴帅越，闻于朝。明隆庆中，山西巡抚贺一桂题长治县仇氏六世同居，又连江杨崇亦六世同居。此又正史之外见于纪载者也。余同年大学士王惺园，先代亦四世同居。问其家法，大率一家中推一人有才者为主，而尊卑皆听令焉。亲疏无异爨，婚娶无异礼，以是心志一而食用俭，故能保世滋大。因考《陆九渊传》，谓推一人为长者为家长，家事悉听命，子弟分任家事，田畴、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明史。郑濂传》亦称其家代以一人主家政，可见治家固不可无经久之法也。家庭雍睦，和气致祥，自必硕大蕃滋，福祉骈集。如杨播一门七群守、三十二刺史。崔亻垂生六子，一居辅相，五任大僚，宣宗赐其堂曰”德星堂“。浦江之郑余阙，尝表为”浙东第一家“，李文忠取浙，亦尝遣兵护之，而贷以粟。赵天羽又记明太祖尝召濂奖之，退朝语马后，后曰：”陛下以一人尚得天下，令郑一家三千人，为患何难？“太祖悟，再召见，将诛之。问曰：”汝家何术能如是？“对曰：”无他，惟不听老婆言耳。“太祖大笑，免之。《明史》又记永乐中有传建文帝在其家者，遣使索之，其厅事有十大柜，五贮经史，五贮兵器，以备不虞。使者所发，适皆经史，其半不发，乃免祸，人以为至行所感。而《涌幢小品》又记连江杨氏子孙互相乳哺，家鸡亦互，哺其子。构宅三十六年无哭声，仅一老妇殁，崇率子弟拜祷复活，又十三年乃卒。家无丧者四十八年，岂非积善余庆、报施不爽有如是耶？然杨播家七郡守、三十二剌史，后遇河阴之变，尽为尔朱氏所杀，惟余杨相北齐，又为常山王所害，扬氏遂几绝。《铁围山》所记十三世同居之姚氏，一旦大小死欲尽，独兄弟二人，方居忧而弟妇又卒。弟独与小儿同处，其亡妻每夕来哺儿，兄闻弟室中有妇人声，疑为妖魅，伏刀杀之，寻血迹所起，则弟妇冢也。妇家讼于官，兄弟皆死狱中，姚氏亦遂绝。此又天理之不可晓者。

　　○守节绝域不传者甚多苏武在匈奴十九年不屈节，而《汉书。匈奴传》：马宏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域，为匈奴所遮，忠战死，宏被执，亦不肯降。至苏武归匈奴，乃令其随武归。其时又有杨信、路充国等，皆为单于所留，数岁始得归。张骞使月氏，亦为匈奴所得，留十馀岁，始与同行之胡人堂邑父脱归。魏遣于什门使于北燕，为冯跋所拘，不降，至二十二年魏燕通好，乃得归，魏主嗣比之苏武。唐温彦博为突厥所执，问以虚实，不对，置之阴山苦寒地。及突厥归款，始还。宇文元亦奉使，为叱罗所拘，数年始还，高祖比之苏武、张骞。郑元陷突厥数年，太宗许颉利可汗婚，元始得还，太宗亦比之苏武。又契何力使贺兰，被执，拔刀割左耳，誓不屈。太宗闻之，许毗伽和，乃得还。以蕃人为中国抗节，尤绝奇也。蒋俨使高丽，被囚，及高丽平。始还。崔伦使土蕃，被执，逼为书约泾州降，伦不从，囚逻娑城，六年始还。陈行焉使士蕃，论钦陵欲其拜，不屈，留之十年，卒于土蕃。辽使只刺里至高丽，被留六年，不屈，后高丽降，始得还。南宋洪皓使金，留十五年乃归。朱弁、张邵使金，亦皆留十馀年始归。又有陈过庭、司马朴、滕茂实、崔纵、魏行可，皆没于金。理宗时有王善使元，留七年乃归。元世祖初遣郝经为国信使，使于宋通好，贾似道方以鄂围之解为己功，虑经至泄其情，乃拘之真州。至伯颜南伐。始礼而归之，被留于宋者凡十六年。又月里麻思使宋议和，宋将胁以兵，欲降之，不屈，乃囚于长沙飞虎寨，凡三十六年而死。石天麟奉使漠北，为海都所拘，二十八年始得还。明太祖起兵江左，使汪河扩廊所，被留六年，明兵至河南，扩廓走，乃得还。此皆抗节绝域，历久不变者。今苏武事啧啧在人口，洪皓、朱弁士大夫尚有能记之，则犹兼以文学传也，若马、于、月里诸公，则罕有举其氏名者矣。又苏武射雁一事，乃常惠教汉使言，言“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帛书，知武等在某泽中”，所以使单于不敢隐匿，非真有雁书实事也。经则在真州得一雁，题诗于帛，以系其足放去，（其诗云：霜落风高恣所知，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孤臣有帛书。）果为汴民射得于金明池，遂以进世祖。然则苏武雁书乃托辞，而经雁书则实事，尤绝奇也。（袁楠《题郝伯常雁足诗末》云：一寸蜡丸凭雁寄，明年春尽竟生还。）

　　○为法自毙《史记》：秦商鞅为令，使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者与降敌同罚。后鞅得罪出亡，民莫敢留，鞅叹曰：“为法自毙，一至此乎！”《宋书》：刘毅为刘裕所破，夜投牛牧佛寺。先是桓蔚之败走投此寺，僧昌藏之，毅杀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师为刘卫军所杀，今实不敢容异人。”毅乃叹曰：“为法自毙，一至于此！”遂缢而死。《唐书》：路岩为相，尝请三品以上得罪诛者，剔取喉验其死。及岩流儋州赐死，亦剔取喉。《五代史》：苏逢吉陷李崧族诛，后逢吉随隐帝军败自杀，周太祖枭其首，正当李崧被刑之所。闽王时，薛文杰擅权，会吴兵来伐，闽士卒欲得文杰以快心，方肯出战，及槛送文杰于军前。先是文杰以古制槛车疏阔，更为之如木柜，攒以铁芒，皆内向，动辄触之，车成，文杰首自入焉。《癸辛杂识》：春州瘴毒可畏，窜逐者必死。卢多逊贬朱时，知开封府李符言：“朱虽海外水土，无他恶。春州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后月余，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余死。《续通鉴》：宋章为相，贬苏辙雷州司户参军，不许住宿舍，遂僦民屋。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追治，以僦券甚明乃止。及败，亦谪雷州，僦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

　　○鞭尸《史记》：伍子胥以吴兵破楚，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但言鞭平王之墓三百，不方鞭尸。）《北史》：王僧辨为陈霸先所杀，其子颁逃入北朝。在隋伐陈之役，从韩擒虎先锋渡江。及陈灭，颁密召父在时士卒千馀人，对之涕泣，其间壮士曰：“郎君仇耻已雪而悲不止，将不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耶！请发其墓，斫榇焚骨。”颁顿颡陈谢，额尽流血，曰：“其坟甚大，恐一宵发掘不及，更至明日，事乃彰露。”乃各具锹锸，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遂焚骨取灰，投水饮之。自缚归罪，晋王广表其状，文帝特不问。

　　○刮骨《三国志》关壮缪尝为流矢所中，贯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尝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刮骨去毒。”公便伸臂令劈之。时方与诸将饮，臂血流于盘器，而公言笑自若。此壮缪事啧啧在人口者也。《吴志》：留赞因讨贼，一足被创，屈而不伸，乃以刀自割其筋，气绝良久，已而足伸疮愈。《北史》：长孙子彦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升数，言戏自若，人以为逾于关羽。《宋史》：太祖在周世宗时，乘皮船入寿春濠中。城上发连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将张琼以身蔽之，矢中琼髀，镞着骨不可出。琼饮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数斗，神色自若。刘遇足有炙疮痛，医谓火毒未去，遇即取刀割疮至骨，曰：“火毒去矣。”谈笑如常。马怀德流矢中颡，镞入于骨，以弩弦即系，发机而出之。姚麟中矢透骨，亦以强弩出之。韩世忠中毒矢入骨，亦用强弩括取之。《元史》：赵匣刺与宋将昝万寿战，矢镞中左肩，不得出。元帅取罪囚其肩，视骨节浅深，知可用，即凿其创，拔镞出之，匣刺神色自若。

　　○威怖儿啼《通鉴》：后赵将麻秋最勇猛，人呼为“麻胡”，民间小儿啼，怖以“麻胡来”，辄止。《南史》：刘胡面黝黑，为越骑校尉，蛮人畏之，小儿啼，语以“刘胡来”便止。桓康骁悍，所至为暴，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画其形于寺中，病虐者摹写于床壁，无不立愈。《北史》：杨大眼威振淮泗，童儿啼者，呼云“杨大眼至”即止。高车国倍侯利奔魏，勇健善战，北方人畏之，婴儿啼者，曰“倍侯利来”便止。《唐书》：郝比为边将，获虏必刳剔而还其尸，虏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儿。《宋史。刘传》：少时与夏人战，屡胜，夏人儿啼，辄怖之曰：“刘都护来。”《辽史》：邪律休哥败宋兵，人欲止小儿啼，曰“于越至”辄止，于越，其官号也。《金史》：牙吾塔好用鼓椎击人，其名可怖儿啼，世呼曰“卢鼓椎”

　　○千里驹千里驹之称，见于汉、魏、六朝者不一而足。《汉书。楚元王传》：武帝召见刘德，目为“千里驹”。《魏志。曹休传》休避乱至吴，后北归，见太祖，太祖谓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驹也。”《晋书》：傅咸年六岁，列女杜宪〔按：应是杜有道妻严宪〕见之，曰：“千里驹也。”以其妹之女妻之。《载记》：刘渊谓刘曜曰：“此吾家千里驹也。”苻坚谓苻朗亦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南史》：宋武帝召见张敷，目之曰“真千里驹也”。邱仲孚少好学，其从祖灵鞠称为千里驹。王规少俊异，叔父柬深器之，曰：“此儿吾家千里驹也。”明僧绍见刘杳，亦曰：“此儿实千里之驹。”梁武帝以侄英聪敏，谓袁昂曰：“吾家千里驹也。”王茂少时，其祖深尝曰：“此吾家千里驹，成门户者必此儿也。”任少时，从叔晷尝谓：“阿堆吾家千里驹也。”《北史》：魏太武征李孝伯为中散，谓其从兄顺曰：“真卿家千里驹也。”李伯尚少有重名，魏孝文曰：“此李家千里驹也。”崔昂少孤，祖孝芬尝谓亲友曰：“此儿终当远至，吾家千里驹也。”济阴王晖业谓元文遥曰：“此我家千里驹。”杜杲学涉经史，其族父缵尝谓曰：“吾家千里驹也。”张乾威（《隋书》作虔威）性聪敏，世父谓人曰：“吾家千里驹也。”袁跃有俊才，其兄翻谓人曰：“跃可谓我家千里驹也。”齐冯翊王润幼时，神武称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唐书》：张柬之目李为“宗室千里驹”。又李千里初受封时，武后谓曰：“儿吾家千里驹。”乃更名千里。《辽史》：耶律的录伐高丽有功，圣宗壮之曰：“真吾家千里驹也。”《宋史》：宗室子氵直有才，苏轼谓其父令铄曰：“此公家千里驹也。”黄山谷见其甥洪刍诗曰：“不意江南泽中，产此千里驹。”按《鲁连子》：齐有辨士田巴，一日服千人。有徐劫之弟子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里驹，能数言折巴。巴谓徐劫曰：“先生乃飞兔也，岂直千里驹而已。”则“千里驹”三字实起于战国，谓年少而有逸才者，后遂以为奖进后辈之佳称耳。

　　○五月五日生子世以五月五日生子为不祥，战国时已有此忌。《史记》：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举，母私举之。文既长，问父曰：“不举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户损父。”文曰：“何不高其户，谁能至耶？”《世说》：胡广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父母藏之葫芦，投于河，有人收养之。及长，有盛名，父母又欲取之。广以为背其所养则忘恩，而无所归，乃托葫芦所生姓胡名广。《西京杂记》：王凤以五月五日生，父欲不举，其叔曰：“田文以此日生，非不祥也。”乃举之。《宋书》：王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以为“此儿秘兴吾家”，乃名之曰镇恶，后果为名将。《唐书》：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太史占之曰：“五月为火，火为离，离为文采，日中文明之盛也。”果以文名。又《宋史》：赵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后嗣位，日以强大。此皆俗忌之见史传而卒不验者也。然亦有时而验者。《北史》：北齐南阳王绰以五月五日辰时生，后主纬以是日午时生，后绅为韩长鸾所谮扌益死，纬亡国后，入周赐死。（绰死百余日颜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癸辛杂识》谓屈原以五月五日生，投汨罗江而死。近世翁应龙亦五月五日生，后被刑。《涌幢小品》谓，宋徽宗五月五日生，改天宁节于十月十日，终有五国城之厄。辽懿德皇后五月五日生，改坤宁节于十二月，后亦以《十香词》被乙辛谮死。岂恶月之说果有验也？

　　○同年月日时生子平家以人命推算休咎，固是一术，然两人同年月日时，则其吉凶当符合矣，乃竟有绝殊者。《汉书》卢绾与高祖同日生，而一为帝，一为亡虏。宋人小说载一军校与赵韩王同年月日时生，若王有一大迁除，则军校必有一大责罚，有小迁转，亦必有小谴诃。洛中士人张起宗与文潞公同年月日时，见潞公轩驺过，叹曰：“同丙午生，相悬如此，”有瞽者曰：“我与汝算命。”因算之良久，曰“好笑诸事不同，但三十年后两人当并案而食者九月。”后潞公退居于洛，游会节园，闻园侧有训徒者，则张也。一见大喜，问其年，又同，遂日月并案而食，将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阳，公往视之，遂别。自后归洛，亦忘之矣。又蔡京命乃丁亥壬寅壬辰辛亥，有都人郑某者，世以黛粉为业，生子与京同八字，谓且必贵，遂恣其所为。年十八，忽骑马溺死。可见星命之不足凭也。然如军校之与韩王迁除责罚节次相应，则又何故？《夷坚志》：莆田士人黄裳，与友戴松同年月日时生。有推命者曰：“二命大略相似，但黄君是正寅时，戴君得寅气浅，当是丑末，其发必在后。”既而戴但预荐，年不满五十，不第而卒。黄入太学始晚奏名，然以病求岳祠归。虽登科食禄与戴不同，然一纪残废，与死为邻，所去亦无几也。此则境遇之相似者。《七修类稿》谓沈石田与同郡卢知县钟年月日时皆同，而仕隐不同。又杭州吴参议鼎，与徐宪副之子应祥亦同年月日时，吴既贵，子亦登科，而应祥皆无之。王阮亭又记沈石田干支八字，与明英宗同，而贵贱相悬若此，意或时刻前后之不同也。善乎吕才之论云：汉高入关封侯者三百人，岂无一人行衰绝运？赵括四十万人皆被坑，岂无一人行生旺运？《梁溪漫志》云：若生时无同者，则一时生一人，一日只生十二人，以一岁计之，不过四千三百二十人而已。而天下之大，生人岂止此数哉！则知同年月日时者甚多，而富贵贫贱判然不一，子平推命之说，似又不足凭也。

　　○迁官最速张《汉纪》：荀爽有时名，董卓秉政，诏拜平原相。行至苑陵，追拜光禄勋。视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九十三日而至三公。《世语》：司马懿辟州参，既至三十六日，擢为新城太守。懿使钟繇调之曰：“君释褐三十六日拥麾盖，乞儿乘小车，抑何驶乎！”《唐书》：宗秦客在武后时，一岁中赐袍自青及紫，人号“四时仕宦”。白敏中自员外郎，五年十三迁，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太原郡公。李训起流人，一岁至宰相。崔铉为李石荆南幕僚，入朝不三载至宰相，石犹在荆南。柳璨起布衣，至宰相不四载。《宋史》：蔡甫解褐，除秘书省正字，迁起居舍人，未几为中书舍人，自布衣至侍从才九月。向敏中自郎中拜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才百余日。至若陈自强以韩胄塾师除太学录，迁博士，转国子监博士，迁秘书郎，入馆中半载，擢右正言、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入台未逾月，遂登枢密，自布衣至两地才四年。明嘉靖中，张逾释褐六年，即拜礼部尚书、大学士入阁。夏言由给谏未浃岁至礼部尚书。张居正以史部侍郎入阁，进礼部尚书，去学士五品才岁余。万历中，沈鲤由六品不二年至礼部尚书入阁。王家屏去史官才二年，即入阁。至张彩附刘瑾，一岁中自吏部郎擢左佥都御史，超拜吏部右侍郎，进尚书。天启中，田吉由淮扬参议附魏忠贤，取中旨擢太常卿，未匝岁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此皆附权奸而速化者。

　　○仕宦最久又有仕宦最久者。有明一代，尚书胡氵荧，历事六朝，垂六十年，致仕归。王恕亦历官五十馀年，在吏部最久。弘治间众正盈朝，皆恕力也。英国公张辅之子懋，嗣公爵六十六年，握兵柄四十馀年。刘之子铳八岁时宪宗赐中书舍人，历官五十馀年，至太常卿，嘉靖中犹供事内阁诰敕房。又漕运总督郭钅宏，历官五十七年。

　　○射石没羽有四人《吕氏春秋》：养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饮羽。《韩诗外传》：楚熊渠子夜行，见石，以为伏虎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乃知其为石也。《史记》：李广为北平太守，尝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也，射之，中石没矢，视之石也。他日再射，终不入矣。《北史》：李远出猎，有石在丛薄中，疑为伏虎，射之，镞入寸余，视之乃石。

　　○虎渡河二人《后汉书》：宋均为九江太守，多暴虎，设槛捕之，犹多伤害。均至任，虎渡江去。刘昆为弘农守，先是崤黾驿道多虎，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虎皆负子渡河去。刘昆事亦见王充《论衡》。

　　○废《蓼莪》两人《晋书》：王裒父修为司马文王所诛，裒痛父不以命终，绝世不仕，每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反复渡涕，门人为废《蓼莪篇》。《南史》：顾欢早孤，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辄执书恸哭，受学者为废《蓼莪篇》。

　　○谪仙有四人李白《对酒忆贺监》诗序云：“太子宾客贺监，于长安紫极宫，一见呼余为谪仙人。”孟《本事诗》亦载此事，是以世皆以李白为谪仙。其实谪仙人之称，不自白始也。《南史。杜京产传》：会稽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隐山中，养鼠数千头，呼来即来，遣去即去，言语狂易，时谓之谪仙。又李白诗：“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号谪仙。”则白且以之称曼倩矣。白之后，东坡亦称谪仙。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史季温亦曰：山谷常呼李白及东坡为两谪仙。按山谷诗“唤取谪仙苏二来”。《李璧传》：璧少颖悟，属辞精博。周必大见其文，曰：“此谪仙才也。”

　　○倒用印有三事朱Г之乱，德宗西奔，Г遣将韩以锐师追之，段秀实乃倒用司农印追回。事见《唐书》及《柳子厚集》。按《五代史》：后唐魏王继岌平蜀，擅杀郭崇韬，虑军变，李崧教以用黄纸伪作诏书，倒用都统印，告谕诸军，人心乃定。又《宋史》：郭威将反，魏仁浦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令威诛诸将校。将校皆惧，遂从威反。皆倒用故事也。

　　○御沟流叶凡四见御沟流叶事，见于传记者凡四。其一唐人《本事诗》云：顾况在洛，偶与友游苑中，流水上得梧叶，有诗云：“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于上游亦题云：“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王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后十余日，有客又得水上一叶诗以示况，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时，杨、虢宠盛，宫娥皆怨，尝有书落叶随御沟水流出，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顾况闻而和之。既达上听，遣出内人不少。此皆唐人小说所记，盖即顾况一事也。其二，《云溪友议》：卢渥舍人偶临御沟，见红叶上有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其三，《北梦琐言》：进士李茵游苑中，见御沟流叶有诗（与卢渥所得诗同）。后僖宗幸蜀，茵奔匿，途遇宫娥云芳子，因与同行，具述宫中事，曾有诗书叶上，即此女也。其四，《玉溪编事》：侯继图于大慈寺，忽风吹木叶，有诗云：“此字不书名，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情人，尽解相思死”云云。庞元英《谈薮》谓：前三则盖本一事，而传记者各异耳。刘斧《青琐集》有《御沟流红叶记》，则又取前数则，而易其名为于云。

　　○捕鳄鱼二人《韩昌黎传》：潮州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豕投溪水，为文祭之。其夕暴风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患。此人所共知也。《宋史》：陈尧佐通判潮州，有张氏子与母濯于江，鳄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尧佐命二小吏操网往捕，鳄意帖弭受捕。尧佐作文，示诸市而烹之。则竟杀鳄鱼矣。

　　○东西南北道主人俗称居停主人为东道，本于《左传》烛之武之词：舍郑以为东道主也。《后汉书。彭宠传》：朱浮对光武曰：“大王遗宠以所服剑佩，倚以为北道主人。”又常山太守邓晨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指耿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洪容斋《随笔》及都穆《听雨纪谈》俱引此，以为北道亦有主人之称。然不特此也，《魏书。裴延俊传》：咸阳王禧牧司州，辟裴中规为主簿，表行建兴郡事。孝文自代还洛，次郡境，仲规备供帐朝于路侧。驾还，谓禧曰：“昨得汝主簿为南道主人，六军丰赡。”又唐郑余庆为岭南节度，与罗让善。郑还朝，荐让。让至谒郑，郑指语坐客曰：“此吾南道主人也。”是又有南道主人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帝遣书谕冯翊贼帅孙华，华率骑数千至自阳，帝厚加抚遇，仍命华先济为西道主人，华大悦而去。是又有西道主人矣。《通鉴》：颜真卿起兵拒安禄山。清河人李萼乞师于真卿，且曰：“今当先击魏郡，执禄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纳旧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人。”是又有西南道主人矣。至《南史》王僧辨讨侯景，晋州刺史鲁广达出境候接，僧辨谓沈炯曰：“鲁晋州亦是王师东道主人也。”此则本《左传》语。

　　○三武信君张仪在秦，惠王封以五邑，号武信君。陈涉使武臣为将军，与陈余、张耳略赵地，武臣自号为武信君。项梁立楚怀王孙心，梁自号武信君。俱见《史记》。○四武安君赵封苏秦为武安君，见《国策》。秦封白起为武安君。赵封李牧为武安君。汉封田为武安君。俱见《史记》。

　　○六万石君《史记》：石奋与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官皆二千石，景帝乃名奋为“万石君”。《汉书》：严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东海号其母曰“万石严妪”。（师古谓：一门之中，五二千石也。）冯勤有子八人，皆为二千石，赵魏间荣之，亦号“万石君”。此西汉之万石君也。《后汉书。秦彭传》：秦氏世位相承，有名袭者为颍川太守，与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辅号曰“万石秦氏”。此东汉之万石君也。唐张文瑾，高宗时为侍中，四子：潜，魏州；沛，同州，皆刺史；洽，卫尉卿；涉，殿中监。父子皆至三品，人谓之“万石张家”。《宋史。廖刚传》：刚曾为工部尚书，子四人：迟、过、遂、遽，皆秉麾节，人号为“万石廖氏”。此唐、宋之万石君也。《元史》：王磐世业农，岁得麦万石，人号“万石王家”，则非关仕宦矣。

　　○六李杜、二袁刘、二鲍谢、四苏李、三李郭、两元白《西溪丛语》云：后汉范滂母谓滂曰：“汝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唐人谓李白、杜甫为李杜。杜子美诗云：“李杜齐名真忝窃。”实隐用此事云。然后汉所称李杜，并不止此二人也。滂母所云李杜，乃李膺、杜密，《后汉书。党锢传》所谓膺、密俱坐党祸而名行相次，故时人称李杜是也。而膺、密之先有李固、杜乔，皆为梁冀所杀。故掾杨匡上书乞李、杜二公骸骨归葬，郭亮亦乞收固尸，夏门亭长呵之曰：“李、杜二公不能安上纳忠，卿曹何等腐生，乃犯诏书乎！”此又一李杜矣。梁冀诛后，宦官用事，白马令李云上书谏诤。桓帝怒，下云北寺狱。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益怒，下廷尉，皆死，襄楷上书讼之，谓：“李云上书，明主所当不讳。杜众之死，谅以感悟圣朝。”太尉黄琼亦上书，言：“李固、杜乔既以忠言见灭，李云、杜众复以直道受诛。”此又一李杜矣。《魏书》：世宗诏王肃曰：“杜预葬于首阳，司空李冲葬于覆舟，忠义结于二世，英蕙符于李杜，宜葬于预、冲两坟之间。”又傅修期亦远慕杜预，近好李冲，买地葬二公间。是预、冲亦称李杜，则合之唐李白、杜甫，共有五李杜。又《宋史》李韶与杜范皆廉直，中外称为李杜，则并有六李杜矣。又齐高祖《九锡文》前云：“袁刘构逆，实繁有徒。”此袁刘谓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也。后云：“袁刘携贰，成此乱阶。”此袁刘谓袁粲、刘彦第也。是宋、齐间有两袁刘，皆忠于宋而被害于齐者。《西溪丛语》又谓：《南史》称鲍照、谢元晖为鲍谢，《唐书》鲍防与谢良弼友善，人亦称之鲍谢。是古来共有二鲍谢。汉时苏武、李陵称苏李，唐时苏味道、李峤亦称苏李。明皇时苏廷页、李对掌文翰，明皇亦称为苏李。又东坡答李公择诗云：“从来苏李得名双。”坡又欲与公择称苏李也。是汉、唐、宋又共有四苏李。唐李光弼、郭子仪称李郭，《宋史》开禧用兵，李汝翼、郭倬取宿州，毕再遇至虹，遇二人裹疮还，再遇谓陈孝庆曰：“李郭用溃，贼必追蹑。”是亦一李郭也，然不可同年语矣。吴梅村《赠刘雪舫》诗：“依稀李与郭，流落今谁存。”则指前明神宗李太后之父讳，及光宗皇后之父郭维城，皆国戚也，是又一李郭矣。唐元微之、白乐天并以诗名，时称元白。金末元遗山为一代文人之冠，其时有白君举，字寓斋，奥州人，以进士官岐山令，诗名与遗山相颉颃。元白本世契，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相往来，时人亦谓之元白。

　　○三二陆、两三陆《晋书》：陆机、陆云兄弟入洛，人称二陆。《魏书。陆俟传》：陆与弟恭之并有时誉，孙惠蔚曰：“不意二陆，近在座隅。”此又一“二陆”也。《宋史》：陆九龄与弟九渊相为师友，亦号二陆，是古来共三“二陆”矣。又《陆机传》：机、云尚有弟耽，同时遇害。孙惠曰：“不意三陆，一旦湮灭。”《南齐书》：陆慧晓之子僚、任、亻垂，并有美名，人称三陆。是古来又有两“三陆”。○三二宋宋郊、宋祁称二宋，人皆知之。按《宋史》：蓟人宋琪少通书史，与同县宋雄齐名，人称二宋。登辽进士，晋天福中始归京师，是又在郊、祁之前。又《元史》：宋本谥正献，弟宋谥文清，人称二宋。是共有三“二宋”。

　　○四三王《汉书。王章传》：章为京兆尹，吏民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谓王尊、王骏及章也。又《王凤传赞》：外戚兴者，有许、史、三王之家。谓邛成侯及王商、王凤也。唐滕王阁有三王，则王勃作序，王绪作赋，王仲舒作修阁记也。又王方翼子、、晋，并以文学称，时号三王。

　　○两二苏东坡、颍滨兄弟，并以文名世，世称二苏。按《魏书》苏亮与苏绰齐名，人称二苏，则又在坡、颍之前矣。

　　○三三杨明宣德中有三杨，谓杨士奇、杨溥、杨荣也。《晋书》：杨骏与杨珧、杨济当国，势倾天下，时人目为三杨。《新唐书。杨凭传》：凭与弟凝、凌皆有名，擢进士第，时号三杨。

　　○两赤松子一神农时为雨师，服水玉龙，入火不烧，盖即张良所欲从游者。见刘向《列仙传》。一即晋之皇初平牧羊时所遣道士，叱石成羊者。见葛洪《神仙传》。又许观《东斋纪事》亦载之。

　　○两洪崖一三皇时伶伦得仙者，号洪仙人。卫叔卿与数人博于莘山石上，其子问并坐者谁，叔卿曰：“洪崖先生、许由、巢父耳”。郭璞诗：“左挹浮邱袂，右拍洪崖肩。”即此也。其一唐张氲，亦号洪崖先生。按本传及《豫章职方记》云：氲，晋州人，洪州大疫，氲至施药，病者立愈。玄宗闻之，驿召之，果氲也。常服乌方帽、红蕉衣、黑犀带，跨白驴，从者负六角垂云笠，往来市间。亦见许观《东斋纪事》。

　　○两四皓汉有商山四皓。《齐书》：徐伯珍兄弟白首相对，人亦呼四皓。

　　○两涪翁黄山谷晚年谪宜州，自号涪翁。按《后汉书。方术传》：郭玉医术师于程高，程高之术得于一老父，常渔钓于涪水，自号涪翁。则山谷盖仿而袭之者也。○三大小山汉淮南王安，招徕文学之士，著为篇章，以类相从，或称大山，或称小山。梁何嗣、何点，并甘栖遁，世号点为大山，嗣为小山。明周肃王之后睦挈、安氵侃，俱有学行，人称睦挈为大山，安氵侃为小山。

　　○三十八学士唐太宗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番宿更休，至形之图画。顾宁人《日知录》：画内又有开元十八学士图，皆开元中人。《五代史》：马殷开天册府，置官属，亦以廖光图、徐仲雅、李宏皋、拓跋常等十八人为学士。

　　○二四贵秦有太后、穰侯、泾阳、高陵君，称四贵。宋苍梧王时，箫道成、袁粲、褚渊、刘秉更日决事，亦号四贵。

　　○两王八《五代史》：王建僭号，时人呼为贼王八。《辽史》：圣宗时有安州团练使王八，副马保留守开京。

　　○二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本蜀王建妾，号小徐妃也。大徐妃生贡衍，小徐妃即其女弟。后二徐游宴亡国。唐庄宗平蜀后，二徐随衍入朝，遭害于途。及孟氏再有蜀，孟昶时又有一花蕊夫人，即作宫词者也。后随昶归宋，昶死入内，太祖亦颇惑之，为太宗所射死。事见《铁围山丛谈》。

　　○四参寥《庄子。大宗师篇》：元冥问于参寥。唐有道士名参寥，见《孟浩然集》。又唐末高彦休自号参寥子，见本传。宋杭州僧参寥，见《东坡集》。

　　○两辨才唐有僧辨才，藏《兰亭帖》，为萧翼骗去，见《画苑》。宋有僧辨才，隐于西湖，见《东坡》及《淮海集》。

　　○两苏小小南齐有钱唐妓苏小小，见郭茂倩《乐府解题》。南宋有苏小小，亦钱塘人。其姊为太学生赵不敏所眷，不敏命其弟娶其妹名小小者。见《武林旧事》。

　　●卷四十○五官并用《北齐书》：唐邕手作文书，口且处分，耳子听受，此三官并用也。《南史》：宋刘穆之目览词义，手答笺牍，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悉皆赡举，此四官并用也。《隋书》：刘炫能左画圆，右画方，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此五官并用也。《唐书》：张巡守睢阳，士卒居人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崔涓守杭州，初莅任，不能尽识吏卒，乃令各以纸署姓名傅襟上，过前一阅后，数百人指呼无误。则即用一官，而已有不可及者。

　　○以官编集《南史》：王筠文章以一官编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吏部、左佐、临海、大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宋史》：王延德掌御厨则为《司膳录》，掌皇城则为《皇城纪事》，从郊祀则为《南郊录》，奉诏修内则为《版筑记》，从灵驾则为《永熙皇堂录》、《山陵提辖记》，盖仿筠故事也。《宋史》又载，王承ぅ喜为诗，所至为一集，此则不必有官，而以所处之地辄名其集。近日查初白编诗亦援此例。

　　○自书奏牍六朝人奏牍多自书，今《淳化帖》有钟繇表，盖三国时已然也。《晋书》：王古军自书表，穆帝使张翼写后答，右军当时不别，后方悟云：“小人几欲乱真。”《宋书》：衡阳王义季为文帝所爱，季素拙于书，上听使人书启事，惟自署名而已。以亲王爱子始听令人代书，则臣下秦牍自书可知也。废帝子业为太子时，启参起居，书迹不谨，孝武责之曰：“书不长进，此是一条耳。”可见太子亦自书也。《齐书》：谢フ守吴兴，表疏或有迟缓，其弟瀹在京辄代为之。明帝见非其手迹，诘问乃知瀹书。《南史》：王僧虔自书让尚书表，辞制既雅，笔迹又丽，时人以比子敬。《王韶之传》：韶之父伟之，凡表奏辄手自书写。《萧思话传》：萧引工书，陈宣帝尝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笔势翩翩，似鸟之欲飞。”按自书奏牍，本不自六朝始。《后汉书》：樊宠所上书，辄手自书写，毁削草本。杨赐疏末云：“臣谨自手书密上。”皇甫嵩前后上奏五百余事，皆手自书，毁草不宣于外。蔡邕上封事，末云：“手书具对，愿寝臣表，无令宣泄。”此皆因慎密之故，非必以书法相高也。六朝则书法盛行，无人不从事于此，遂无有不自书章奏者。按魏、晋世始重书法然《汉遵传》：遵善书与人尺牍，人皆藏去，以为荣。《后汉书》：北海靖王善书，当世以为楷则。及病，帝使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又蔡邕书石经于鸿都习书耳。唐时则表章多有假他人书者，阳城劾裴延龄，倩李蘩书之，蘩即以告延龄是也。宣宗命柳公权自书谢章，勿限真行，亦以其时多倩人书者，故特命自书耳。宋胡邦衡谏和议一疏，亦自书。后高宗藏于德寿官，以为赏玩。其后幅已为秦桧批污，孝宗命匠裁去，重裱完善。见邦衡所记《经筵玉音问答》。又《宋史。张孝祥传》：孝祥工书，尝自书奏牍，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此又后世自书奏牍故事也。

　　○世擅书名《新唐书》：武后向王方庆索其先世羲之书，方庆进一轴，又上十一世祖导、十世祖洽、九世祖、八世祖昙首、七世祖僧绰、六世祖仲宝、五世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世从祖献之等二十八人书。武后御殿，遍示群臣，诏中书舍人序其代阅，号《宝章集》，复以赐方庆。

　　○世擅文字《南史。刘孝绰传》：兄弟及子侄同时七十馀人，并能属文，近古未有也。王筠自序云：世传安平崔氏、汝南应氏，其家相继以文称，然不过二三世而已，非有七叶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门之盛者也。江左之王可谓盛矣，然不特文也，书法亦然。自羲、献之外，先有丞相导、大司马敦、太保宏、太子詹事筠、荆州刺史е、丹阳尹僧虔、黄门侍郎涣之、会稽内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书令恬、领军洽、散骑常侍徽之、东海太守慈、特进昙首、卫将军、中书令珉，皆以书名，合方庆所上家藏真迹观之，可谓世其家学者矣。

　　○著述最多葛稚川著书六百余卷。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经》、《周易》、《毛诗》、《尚书》、《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讲疏二百余卷，《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余卷，赞序诏诰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经义记数百卷，金策三十卷。简文帝撰《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传》各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十五卷，《周易讲》十卷，《内典博要》百卷，《连山》三十卷，《词林》三十卷。《玉韬》、《金楼子》、《补阙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怀旧传》二卷，《古今同姓名录》一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宋乐史著《贡举事》二十卷，《登科记》三十卷，《题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孝弟录》二十卷，《广孝传》五十卷，《总仙记》一百四十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总记传坐知天下记》四十卷，《商颂杂录》二十卷，《广卓异记》二十卷，《诸仙传》二十五卷，《宋齐丘文传》十三卷，《杏园集》十卷，《李白别集》十卷，《神仙宫殿窟宅记》十卷，《掌上华夷图》一卷，又编己作为《仙洞集》百卷。周必大著名八十一种，又有《平园集》二百卷。李心传有《高宗系年录》二百卷，《学易篇》五卷，《诵诗训》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礼》二十三卷，《读史考》十二卷，《旧闻证误》十五卷，《朝野杂记》四十卷，《道命录》五卷，《西陲泰定录》九十卷，《辨南迁录》一卷，诗文一百卷。李焘作《长编》九百七十八卷，《总目》五卷，《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议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论》十卷，《南北通守录》三十卷，《七十二侯图》、《陶氵新传》并《诗谱》各三卷，《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宋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将相年表》合为四十一卷。王应麟有《深宁集》一百卷，《玉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诗考》五卷，《地理考》五卷，《汉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四卷，《困学纪闻》二十卷，《蒙训》七十卷，《集解践阼篇》、《补注急就篇》六卷，《补注王会篇》、《小学绀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词学指南》四卷，《词学题苑》四十卷，《笔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汉制考》四卷《六经天文》六卷，《小学讽泳》四卷。此文人著述之最富者也。

　　○作文最速《南史》：刘穆之与朱龄石在武帝坐上答他人书，自旦至日中，龄石得八十函，穆之得百函，而穆之应对无废。谢庄出狱，使为赦诏，使者立待，诏成，其文甚工。《齐书》：苍梧王废立之际，萧道成命刘系宗写诸处分剌及四方书疏，使主书十人，书吏三十人配之，事皆称旨。《北史。徐纥传》：有急速诏命，数吏执笔，纥或行或卧，人别占之，造次俱成。《北齐书》：李弼典枢密，神武或造次不及宣教，直付空纸，即令宣读。杜弼从高欢战芒山，大捷，弼草露布，即书绢，曾不起草。侯景叛入梁，文襄命魏收为檄，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又檄梁朝送景，初夜执笔，三更便成，文过七纸。《陈元康传》：随齐神武军行，天寒雪深，使人举毡，元康在毡下作军书，飒飒运笔，笔不及冻，饿顷数纸。《卢询祖传》：朝廷大迁除，同日催拜，询祖立于止车门外，为二十馀人作表，文不加点，词义可观。《隋书》：高祖宴百官，有神雀来集，许善心即于坐请纸笔赋之。帝甚悦，赐物二百段。炀帝不庭决事，退朝后召虞世基口授，世基承旨，日且百纸，从无遗谬。《唐书》：岑文本为中书舍人，或策令从遽，书吏六七人Г笔待，分口占授，咸无遗义。《刘之传》：诏命丛繁，之占授，少选可待也。《苏传》：玄宗平内难，书诏填委，独为中书舍人，在太极殿后阁，口所占授，功状百绪，轻重无所差。书吏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脱矣。”《陆贽传》：从狩奉天，机务填总，远近调发奏请，报下书诏日数百，贽初若不经思，逮成皆周尽事情，人人可晓。旁吏承写不给，贽沛然有余。《柳公权传》：为学时，帝令赋诗，公权应声而成。帝曰：“子建七步，尔乃三焉。”《刘彖传》：宣宗始复关陇，裁处丛繁，书诏夜数十。彖提笔便成，词皆允切。《郑畋传》：讨庞勋时，书诏纷委，畋为翰林学士，思不淹晷，文成灿然，无不切机要。《吴融传》：昭宗反正，御南阙，融最先至，帝有指授，迭十余纸，融跪作诏书，少选成，语皆当帝意。《北梦琐言》：韦皋设醮，欲撰斋词，符载方陪侍，命小吏十二人分两题，载口占授之，俄顷俱就。《宋史。韩绛传》：绛在翰林时，景灵宫作神御十一殿，夜传诏撰十一殿上梁文，迟明奏之。《邓润甫传》：一夕草二十二制。《刘敞传》：敞将下直，会追封王主九人，立马却坐，顷之，九制成。《晁宗懿传》：一夕草将相五制，褒扬告诫，各得其宜。《倪思传》：故事，学士一人当直，如行三制，则并宣学士。思直夕，孝宗欲试其才，一夕并草四制。《王汉之传》：一日有词头三十三，下笔立就。《应亻繇传》：帝一夕召亻繇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程必传》：宁宗崩，丞相史弥远矫诏废皇子，而立理宗，必直禁中，一夕草七十五制。《辽史》：道宗时，延臣荐马希白诗才敏妙，十吏书不能给，特召试之。《明史》：刘定之在阁，奉旨制元宵诗，中使却立以待，立成七言绝句百首。又尝一日草九制。屠隆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诗，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奕，口诵诗，使人书之，书不逮诵也。陈际泰为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后所作至万余首。此皆文思最速，见于史传者也。又《唐书王勃传》：勃兄为凤阁舍人会寿春等五王出阁，有司具议，忘载册文，群臣已立，乃悟其阙。宰相失色。召主吏分占，其词粲然，人人嗟服。则并有不起草而临时口占者，又与北齐杜弼同一神速也。

　　○书家代笔《韵石斋笔谈》谓东坡时有丹阳人高述，能仿公书。赵松雪时有京口人郭天锡，仿松雪书逼肖。董思白有门下士吴楚侯，名翘，后改名易，以能书荐授中书。为诸书时，思白颇拂试之，后思白官京师，诸祈请思白翰墨者，思白率令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满志而去。楚侯寓舍绫素堆积，多于思白架上也。然则今世所传思白墨迹，大抵皆楚侯书耳。

　　○文人相轻班固论扬雄曰：“凡人贵远贱近，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足动人，故轻其书。”王充《论衡》亦云：“画工好画古人，不肯图近世之士者，尊古而卑今也。贵鹄贱鸡，鹄远而鸡近也。扬子云作《法言》，张伯松不肯观，以同时也。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必以为金匮矣。”刘勰《文心雕龙》云：“韩非《储说》始出，相如《子虚赋》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非同时则贱哉！”此皆以同时见轻，固世情之所不免，然犹非彼此相忌而相轧也。刘勰又云：“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谓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则此习自古已然。《北史。魏收传》：收与邢邵俱以才名，互相訾毁。邵云：“江南任，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之，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收从叔季景亦有才名，李庶谓收曰：“霸朝遂有二魏。”收曰：“以从叔见比，便是耶输之比卿。”耶输，陈继伯之子，愚痴有名者也。收以季景方之。《邢邵传》：袁翻以文章位望称先达，尝有贵人初授官，大宴客，翻与邵俱在座。翻意主人必托己为让表，主人竟命邵作之。翻甚不悦，每谓人云：“邢家小儿，常作章表，自买黄纸，写而送之。”此皆文人相轻之陋习也。隋刘松作碑铭示卢思道，思道多不解，乃发愤读书。后为文以示松，松亦多不解。此则非相轻，而以相励，固不得以好胜议之矣。

　　○窃人著述顾宁人谓：昔人著述，往往自藏其名，而托之于古人，如张霸《百二尚书》之类。今人则好窃人诗文，以为己作，此诚风尚之愈变愈下也。（《梁溪漫志》云：世所传《地里指掌图》，极精博，自足以传，乃托之东坡。则宋人著书尚有托于他人者。）然昔人亦有窃人著作者。蔡邕疏云：“今待诏之士，或窃成文，虚冒姓氏。”是汉末已有此风。《世说》：向秀注《庄子》，未竟而卒，郭象遂窃为己注。刘勰亦云：“排人美词，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己有。”《南史。徐广传》：高平郗绍作《晋中兴书》，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传后，宜以为惠。”绍不与。后法盛诣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唐摭言》：李播典蕲州，有李生者以诗投。播览之，骇曰：“此仆旧作，何乃见示？”生愧惧曰：“某执公卷行江淮已久，今乞见惠。”播曰：“仆老为郡牧，此已无用，便可相借。”生谢别，播问：“何之？”生曰：“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播笑曰：“秀才又错矣。卢乃仆表丈，何复冒此？”生惶恐曰：“承公假诗，则并荆南表丈一并见假。”播大笑而遣之。叶石林《玉涧杂书》：杨衡有“一一鹤声飞上天”之句，最自负。后因中表盗其文及第，衡自至京追之。既怒问：“一一鹤声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辄偷。”衡乃解。明杨士奇《跋三礼考》，注云：此书本吴澄所作，旧藏康震家。后有晏璧者，从康之孙求得之，遂掩为己作。余见其所录初本有称“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有称“澄按”者改作“愚谓”，用粉涂其旧字而书之，其迹尚隐然可见。此皆窃人著述之故事也。至如《玉涧》所云：宋之问从刘希夷求“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句，不得，遂使人以计杀之，则窃书贼而并为盗矣。

　　按《史记》多采《尚书》、《孟子》、《左传》、《国语》、《世本》、《楚汉春秋》等书，或全用其文，或摘叙其事。班固作《汉书》，凡武帝以前皆取《史记》而删节之。又《史记。秦本纪赞》全用贾谊《过秦论》。班书《陈胜、项籍传赞》亦全用《过秦论》及史迁《项羽赞》。此则书各专行，不嫌引用，并非掩其美为己有也。

　　○武将能诗王阮亭历述古来武将能诗者：宋沈庆之，梁曹景宗，北齐斛律金、（《北齐书》：斛律金不识字，初名敦，以其难，乃改名金，犹以为难，司马子如作屋况之，其字始就。则其所唱《敕勒歌》盖本其国俗歌唱，非金自作也。）高敖曹，唐王智兴，宋曹翰、岳飞，明郭定襄、汤绩、戚继光，凡十一人。阮亭所征引博矣，然如郭、戚诸公，本有诗名，固亦不足为异。此外又有绝无诗名，而其句可流诵者。霍去病歌曰：“四夷既获，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未失乡。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南史》：梁武制《武宴诗》三十韵，示羊侃，侃即席上应诏。周罗参宴席，陈后主曰：“周左率武将，诗每前成，文士何为后也？”孔范曰：“罗执笔成诗，还如上马入阵，不在人后。”《北齐书》：高敖曹好为诗，言甚鄙陋，然其《祭河神文》曰：“河伯水中之神，敖曹地上之虎，行经君所，故相酬决。”亦自爽快可喜，则不特“陇种‘一曲也。《后周书》：武将高琳在文帝席上赋诗，云：”寄言窦马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隋书》：贺若弼赠源雄诗：”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唐书》：契何力本铁勒人，入唐为名将，梁修仁新作大明宫成，植白杨于庭，以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数年可庇。“何力不言，但诵”白杨多悲风，萧萧悉杀人“。修仁愧谢，改植桐。以蕃将能咏诗切讽，尤绝奇也。浑尝慕司马迁《自叙》，乃作《行纪》一篇，其词不自矜大，虽不言能诗，而操笔自叙，则能文可知。《北梦琐言》：高崇文席上咏雪诗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号将军。那个儿射落雁，白毛空里乱纷纷。“罗绍威武夫，乘时窃据，乃好为诗，慕罗隐诗，认之为叔。自名其诗为《偷江东集》，以隐诗号《江东集》故也。朱全忠起盗贼，每览太原记室李习吉书檄，恨不得此人，尝曰：”以鄙夫之智算，得习吉之才笔，如虎之附翼也。“则全忠虽不能诗，而其解文义可知。至如高骈之”炼汞烧银二十年，至今身在药炉边。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等句，则虽工于诗者亦不能及矣。杨文公《谈苑》载武将刘吉文诗云：”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临汉隐居诗话》载武将张师本诗云：”旧将封侯尽，降王赐姓归。“又”分鹿是非皆委梦，落花贵贱不由人。“《梁溪漫志》记韩蕲王初不知书，晚年能作小词，其《临江仙》一首云：”冬日青山洒洒，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各利客，富贵与贫穷“云云。又《七修类稿》及钱琦《语测》记元伯颜南征回诗云”电扫风烟过岭驰，王师到处悉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此或他人托为之。伯颜元初蒙古人，岂暇读书作此？惟张宏范有《淮阳集》，如《读李广传》诗云：”但教千古英名在，不得封侯也快人。“具见英雄本色。《咏烛泪》之”蜡花本是无情物，特向人前也泪流。“亦复缠绵有致。王文禄《龙兴慈记》：徐武宁病亟，太祖亲临问之，达口占曰：”闻说君王銮驾来，一花未谢一花开。“盖讽众贤之待用也。又万历中，萧如薰为保定总兵，能诗士趋之，宾坐常满。此皆武将之能诗者，记之以补阮亭所未备。

　　○斗将《类要》云：两阵既立，各以其将出斗，谓之挑战。王阮亭《池北偶谈》谓：古来真有斗将之事，非尽稗官之妄说。而引《剧谈录》白敏中讨叶蕃，有绯衣酋帅出阵，召汉军斗，有潞州小将驰马出，射中其顶，抽剑踣之于鞍，又李临淮将白孝德斩贼将刘龙仙，及《五代史》周德威生擒陈夜叉事为证。然不特此也，《春秋》僖元年，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传》云：公子友谓莒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是春秋时已有此事矣。《汉书》：汉王与项羽军广武之间，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又羽使壮士出挑战，汉将楼烦辄射杀之。《三国志注》引《英雄记》：郭汜攻长安，吕布谓汜：“且却兵，但身决胜负。”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来救，乃各两罢。《晋书。载记》：刘曜使平先追陈安，安左手执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则刀矛俱发，远则驰射。平与安战三交，夺其矛而还。《宋书》：衡阳内史王应之，与何慧文舍军身战，斫慧文八创，慧文斫应之断足，杀之。《南史》：鲁爽反，薛安都讨之。爽世枭猛，安都直前刺之，应手倒。焦度与魏豹皮公遇，交槊斗，豹皮公堕地。陈庆之在悬瓠城，魏骁将尧雄子宝乐最勇，求单骑校战，庆之子昕跃马直趋宝乐，魏军溃散。《梁书》：柳仲礼在青塘，与侯景战，槊将及景，为支伯仁斫肩，遂遁。《陈书》：北齐师至吕梁，有西域胡善射，吴明彻谓萧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摩诃乃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阵前十余步，摩诃掷铣钅见，正中其额，应手而仆。徐嗣徽骁将鲍砰以小舰殿后，周文育跳入砰舟，斩砰，仍牵其船而归。《北史》：魏宗室可悉陵从征凉州，沮渠茂虔令一骁将与陵斗，两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坠马，恐其救至，不及拔剑，以刃戾其颈断之。后周与北齐战，周将王雄追斛律光，光左右皆散，惟余一奴一矢。雄按槊不及光者丈余，谓光曰：“不杀尔，当生擒以见天子。”光射中雄额，雄退走，至营而卒。蔡河桥之战，东魏令厚甲长刀者直取。俟其进至十步，乃射之，正中其面，便以槊刺杀之。《北齐书。綦连猛传》：突厥逼晋阳，阵中一骑将超出来斗，猛挺身独出，与之相对，刺贼落马，因即斩之。《后周书》：侯莫陈崇讨万俟丑奴，贼未成列，崇单骑入贼中，于马上擒丑奴，众莫敢动。《隋书》：窦荣定征突厥阿波可汗，遣人谓突厥曰：“士卒何罪，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突厥乃遣一骑挑战，荣定遣史万岁出应之，万岁斩其首而还。《杨义臣传》：汉王谅反，遣乔钟葵围代州。钟葵有将王拔骁勇善战，义臣患之，募能当拔者。有车骑将军王思恩请当之，义臣曰：“壮士也！”赐以卮酒。思恩望见拔，乃投觞于地，策马赴之，再往不克，为拔所杀。《唐书》：单雄信直趋秦王，尉迟敬德跃马大呼，刺雄信坠马，乃翼王出。王世充子琬，在窦建德军中，乘隋帝马，铠甲华整以夸众。敬德与高甑生、梁建方三骑出擒琬归。秦王讨刘黑闼，闼将高雅贤单骑逐李世，将潘毛刺之坠马。《秦叔宝传》：每敌有骁将夸耀，秦王辄命叔宝取之，刺于万众中，无不如志。《薛仁贵传》：征高丽时，有善射者杀官军十馀人，仁贵单骑出擒之。《王难得传》：土番赞普子郎支都，恃勇乘名马挑战，难得驰出，直斩其首。室韦酋段普洛扰边，刘容奴单骑袭之，斩首以归。《张伯仪传》：伯仪与李希烈将战，败，贼追及，伯仪奋刀御之，两刃相向不得下，会救至，乃免。《五代史》刘守光将单廷，与周德威遇于龙头冈，曰：“今日必擒周阳五！”单骑逐之，枪及德威背，德威侧身避之，奋挝反击，廷坠马，遂擒之。此又德威斗将之一事，不特阮亭所云擒陈夜叉也。秦宗权使张至围汴，屯于赤冈，汴将张归厚与至独战阵前，至惫而却，诸将乘之，至遂败。归厚又从攻时溥，见梁将陈叛在溥所，目驰骑，直往取之。晋李存孝救李罕之于泽州，梁将邓季筠出战，存孝舞槊擒之。楚王殷使子希范讨高季兴，季兴从子名从嗣，单骑造楚壁，请与希范决战，楚将廖匡齐出斗，拉杀之。夏鲁奇从攻幽州，刘守光有将单廷、元行钦，皆骁勇，鲁奇与二将斗，辄不能自解，两军皆释兵观之。《宋史。王君万传》：君万略地，忽一骑跃出，矛将及，君万侧身避之，回击斩其首，乃羌酋药厮逋也。《侯益传》：益初从唐庄宗与梁战，梁将李立、李建以骁勇闻，益挺身出斗，擒二将以归。《侯延广传》：延广独与贼将刘渥斗于大树下，断其右臂。《张玉传》：筑青涧砦，夏兵来争，有铁骑挑战者，玉单持铁简出斗，取其首及马还。《郭遵传》：夏兵来寇，阵出骁将杨言当遵，遵挥铁杵破其脑。《王传》：夏军有骁将，持白帜植枪骂曰：“谁敢与吾敌者！”枪直伤右臂，左手以铁杵碎其脑。又一将以枪进，挟其枪，以杵击杀之。《岳飞传》：飞战太行山，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赵立传》：兀术攻楚州，立拥六骑呼曰：“我镇抚也，可来决战。”有两骑突出，立奋矛刺之，俱坠，夺其马而归。《毕再遇传》：灵璧之战，金将有持双铁简跃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简，右刀砍其脑，金将坠马死。《金史》：太祖单骑追麻产，麻产弃马入苇中。活蜡胡来问太祖曰：“此何人？”太祖曰：“麻产也。”活蜡胡遂进，擒之以出。《毛子廉传》：子廉入险阻中，为卢彦伦所围，两骑突出直犯。子廉射中其一，其一人挺枪几中子廉腑，子廉避其枪，与战，生擒之，乃彦伦健将孙延寿也。《元史》：杨子桥之战，姜才军中一骑跃出，直趋张弘范。弘范旋辔返，迎刺之，应手而毙。《张柔传》：攻宋滁州，宋骁将突出，执柔辔，曳入其阵，飞石中柔鼻。两军哄，柔乃得还。《燕帖木儿传》：王禅自上都兴兵至榆河，燕帖木儿御之。阿刺帖木儿以戈刺燕帖木儿，将及，燕帖木儿侧身，以刀格其戈，斫之中臂。《明史》：熊天瑞据赣，常遇春围之。天瑞养子元震窃出觇兵，遇春亦引数骑出，猝与遇。元震不知常遇春，过之始觉，遂单骑前袭遇春。遇春遣从骑挥刀，元震奋铁挝，且斗且走。遇春曰：“壮士也，舍之。”傅友德守徐州，扩廓遣将来攻。友德单骑奋槊，刺其将韩乙，遂败去。《庭闻述略》记也先入寇时，有一骑搴旗，一骑挟弓矢，将薄城中。石彪出城，一斧砍落其首。又《汇书》记成化末刘千斤作乱，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剿之。僧直入贼营，谓千斤曰：“汝抗朝命，劳及老僧，今与汝约，各以毡裹兵器，蘸灰试斗，身有白点多者为负。汝负，则当面缚以降。”贼许之。两人斗至暮，贼衣污满，乃诣军门降。又《柳轩丛谈》：：黄得功裨将林报国，被贼赵虎诱杀，得功直入其阵斩虎。有少年贼号无敌将军者驰至，欲取得功，得功立擒之，横置马上而归。此皆近代斗将之事也。

　　○古来用兵，兵多者败古来用兵，往往兵多者败。盖兵过多则号令不齐，气势不贯，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为将者有恃众之意而谋多疏，为兵者亦有恃众之心而战不力。自三代以后，能以多取胜者，惟王翦灭楚以六十万人，韩信破赵以二十万人，垓下之战汉兵六十万人，裴行俭破突厥擒阿史那奉职以三十万骑，郭子仪收复西京以三十万众，明太祖收中原以二十万众，征云南亦以二十万众耳。其他如冒顿以四十万骑围汉高于平城，突厥始毕可汗以数十万骑围隋炀于雁门，契丹以三十万骑败周德威干新城，蒙古阔端以五十万众破曹友闻于大安军，此又当别论。盖北俗号令简而心志一，故能以多取胜，中土所不及也。至如明太祖破陈友谅亦以二十万众，然友谅是时且六十万，则不可谓明兵之多也。其以多致败者，长平之战，赵括兵四十万，为秦所坑。章邯攻赵，项羽破之，被坑者且二十万，其多可知也。汉高以五诸侯兵五十六万人伐楚，入彭城，为项羽三万人所破，溺死者二十馀万。龙且以二十万救齐，韩信击斩之。吴王濞兵二十馀万，周亚夫击走之。新莽时王寻、王邑以四十二万兵围昆阳，为光武所破。铜马诸贼合数百万，亦为光武所破。官渡之战，袁绍兵十馀万，曹操兵仅十分之一，击破之。赤壁之战，曹操治水军八十万，周瑜以三万人破之。刘聪以十馀万陈于洛西，石勒以四万人破之。淝水之战，苻坚戎卒六十馀万，骑二十七万，其先至者已三十万，乃为谢玄等八万人所败。吕光攻龟兹，龟兹王帛纯引狯胡诸国兵七十馀万，为光所败。葛荣向京师，众号百万，尔朱荣兵七千，众寡不敌，葛荣闻之大喜，令其众办长绳，以为至便缚取，尔朱荣乃为奇兵大破之。及尔朱兆以二十万攻邺，高欢马不满三千，步兵不满三万，大战破之。渭曲之战，高欢将二十万众，宇文泰不满万人，破之。沙苑之捷，宇文泰又以七千兵破欢十馀万，乃于战所准当时兵数，人种柳一株，以旌功，凡七千株。后宇文泰又与欢战，虽斩高敖曹，然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彼此不能相知，遂大败，烧营而遁，则亦以兵太众也。隋文帝灭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然贺若弼、韩擒虎先入建康，擒后主，兵才八千耳。其时陈将鲁广达等阵于白土冈，亘二十里，乃为贺若弼等所破。炀帝征高丽，凡一百十三万人，馈运者倍之，竟溃于萨水。宇文述等九军共三十万，先度辽，其脱归者仅二千七百人。窦建德之救王世充也。置陈虎牢下，长二十余里，为秦王所擒。突厥犯塞，黑齿常之以二百骑破其三千骑。安禄山之反也，潼关之战，哥舒翰以二十万众为崔乾所败。尹子奇兵十三万，张巡、许远以六千八百人败之。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步骑共六十万。黄巢入潼入，兵六十馀万，呼声震河华，及据长安，李克用以四万人破走之。契丹将阿古只，以骑兵五百败老相军三万。石晋杜仲威，以三十万众击辽，辽将高谟翰以三百骑杀其先锋，余兵皆走。辽天祚使萧纟里步骑十万讨女真，阿骨打兵三千七百，至者仅三之一，力战破之。辽又使耶律讹里朵等骑二十万、步卒七万来伐，阿骨打又败之于阿娄冈。辽又使萧特末将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讨女真，并辽主自将，亦俱为阿骨打败于护步答冈。张浚富平之败，兵四十万人，马七万匹。宋将黄迪等以兵三十万栅于文水县，金突合速以兵九千败之，杀八万馀人。时康民率兵十七万，挞不野败之。又以骑二千败淮南兵十万馀人。及和尚原之战，兀术以十万众为吴所败。仙人关之战，撒离喝亦以十万众为吴所败。刘麟、刘猊三十万众，杨沂中等破之于藕塘。夏人二十万骑，李显忠以所部八百人破之。顺昌之战，兀术、韩常兵十馀万，为刘所破。金主亮南侵，兵六十馀万，虞允文败之。完颜九斤、胡沙虎以四十万众伐蒙古，败于会河堡。银青众二十万，亦为蒙古木华黎所败。已而蒙哥以五十万众败于宋合州城下，遂死。又察罕兵八十万围庐州，为宋杜杲败去。贾似道之溃于江上也，兵十三万。凡此皆以多致败，历历可考者也。其以少击众，战功最著者，如合肥之战，张辽、李典以步卒八百破孙权兵十万。后秦姚苌以千余兵破雷恶地三万馀众，乃命军士各植一木于栅孔以旌功。或疑营地太小，苌曰：“吾自结发以来，未尝如此以少胜多者，正以小为奇耳。”高昂以十余骑破尔朱羽生兵五千。宇文忻以五百骑破尉迟迥精甲三千。薛万彻以百骑击败窦建德兵十万。薛仁贵以卒二千攻扶余，杀万馀人。马嶙从李光弼攻史朝义于北邙，以兵五百出入三反，败其众十万。光弼曰：“吾未见以少胜多如马将军者！”李嗣源救幽州，契丹万骑遮山口，嗣源以百骑冲破之。杨业以数百骑出雁门，破契丹兵十万，杀其将驸马萧咄李。刘沟堡之捷，刘昌祚以二千骑败夏人万骑。李师中上其功，谓西事以来，以少抗众，未有如此者。燕达以五百人抗夏人三万骑，九战皆捷。岳忠武以八百人破群盗王善等五十万众于南薰门，以八千人破曹成十万众于桂岭，以嵬背八百破兀术于顺昌，又以五百破之于朱仙镇，皆败其众十馀万。金完颜陈和尚以四百骑败蒙古兵八千于太昌原。而尤最奇者，宋武帝微时，以数十人觇孙恩，遇贼众数千，便与战。所将人俱死，帝独奋长刀，所杀伤甚众。南齐周盘龙子奉叔单马率二百馀人陷阵，虏万骑围之。一骑走还，报“奉叔已殁”，盘龙驰马奔入，时奉叔已大破虏，得出。在外不见其父，复跃马入，父子两骑萦绕于数万人中，虏遂大败。陈侯安都以十二骑破齐阵，擒其仪同乞伏无芳，又刺东方老坠马。萧摩诃与北齐战于吕梁，以七骑破齐军，夺其大旗。及周灭齐，遣将争吕梁，有精骑数千，摩诃领十二骑入周军，斩杀甚从。隋张须陀以五骑觇贼，遇贼裴长才等二万奄至，围之数百重，力战而出。唐王君廓以十三人破郭士衡等兵一万。宋之悌应募击州蛮，与壮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贼，曰：“獠动即死！”贼七百人皆不敢动，遂平之。金阿骨打以十人击走辽兵于混同江。刘整在宋时，以十二人入金信阳军，擒其守，时以为唐李存孝以十八骑拔洛，今整更少，乃书其号曰“赛存孝”。元浑察征乞失哈里，敌兵二千，浑察以勇士五十人破之。扬子桥之战，张弘范以十二骑渡水，败姜水才军。明初洛水北之战，常遇春以单骑入元军，敌二十馀人刺之，遇春殪其前锋一人，大呼驰入，壮士从之，敌遂大溃。傅友德攻山西，扩廓万骑突至，友德以五十骑冲却之。丁德兴从攻洪山寨，以百骑破贼数千。成祖靖难兵起，款台以十二骑破南兵三千人。东昌之战，薛禄以五十骑败南兵数百。又皆古今所罕觏者也。按《癸辛杂识》：贾似道命廖莹中刊《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胜众，如赤壁、淝水之类，成一书，盖自诧其援鄂之功也。其书今不传，今姑撮诸史所载于此。

　　○取蜀将帅不利洪容斋历叙古来中国取蜀将帅多不利。汉伐公孙述，大将来歙、岑彭俱被刺客之祸。魏伐刘禅，大将钟会、邓艾皆族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继岌、大将郭崇韬皆不得其死。宋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皆不赏而受黜。此北宋以前可历历数者也。元宪宗率兵入蜀，攻重庆，被伤，卒于钓鱼山下。明汤和、傅友德取蜀，和被镌责不赏，友德虽获赏而终不得其死。则取蜀将帅诚不利也。○临阵不自标异《淮南子》云：将军不敢骑白马，盖惧其易识也。《苍梧杂志》亦云：古戎服上下一律皆赤色，恐战有伤残，或沮士气，故衣赤，使血色不见也。所以《左传》有“均服振振”之语。《瓮牖闲评》亦云：军主不可自表暴，以防敌人之窥伺也。宋南渡以前，戎服犹皆用绯，绍兴末乃变而用皂色云。今按《左传》荧泽之战，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鄢陵之战，石首纳旌于中，得免。《南齐书》：殷孝祖临战以麾盖自随，军中相谓曰：“殷统军可谓死将矣！”是日要中流矢死。《北史》：芒阴之战，高敖曹轻敌，建麾盖临阵，西人尽锐攻之，遂为魏所杀。贺拔胜从周文，望见高欢麾盖，出精兵击之，欢几为所获。王思政战河桥，从者死尽，思政创重，亦闷绝于积尸中。思政久经军阵，每战惟破衣敞甲，敌人不疑其将帅，故得免，夜半而苏，遂归。《五代史》：周德威之擒陈野叉，亦微服杂卒伍中，伺野叉过，以铁锤击之堕马，遂擒之。《瓮牖闲评》：王则叛贝州，常裹花帽，人见而识之，遂擒获，至死终不去花帽。《宋史》：李成见刘光世张盖行阵，不介胄，知为主帅，并兵围之。王德突围，拥光世出。《金史》：夏人攻会州，郭虾蟆见其主兵者入马皆衣金甲，一箭殪之。此古人遗法，盖阵上不自标异，有急则易免难，且可出人不意以制胜也。然梁、魏交战，韦睿乘板舆督励将士，勇气无敌。周齐芒山之战，周将蔡著明光铁骑，所向无前，齐人咸曰：“此铁虎也！”皆避之。薛仁贵从征高丽，未知名，欲自显，乃着白衣，持戟腰弓，所向披靡。太宗望见，乃召之。李晟围朱Г于长安，每战必锦裘绣帽以自表。韩世忠之围淮扬也，亦锦衣骢马，立阵前以致敌。此又威名勇略足以慑敌，不可以一律论者。

　　○解散降兵尔朱荣既破擒葛荣，其众皆降。尔朱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其居止。于是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人服其处分相速。《唐书》：秦王世民破擒窦建德，俘获五万人，即日散遣，使还乡里。盖乘其溃散之势，遣之使还，莫不弭帖而去。众既无主，自不能复啸聚为乱，而我亦免安插供馈之烦也。

　　○兵富难战《后汉书。度尚传》：尚破贼卜阳、潘鸿等，犹未殄灭，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乃令军中恣其出猎，密使人潜焚其营，珍积皆尽。猎者归，皆泣。因劳之曰：“贼财宝山积，足富数世，诸君但不努力耳。”乃人人争奋，大破平之。○纸鸢、木鹅、画狮台城之围，梁武以纸鸢告急于城外，而援师莫有进者。金守汴日，为纸鸢，置文书其上，至北营则断之，以诱被俘者。识者谓宰相以此退敌，难矣。然唐张亻丕守临，为田悦等所攻，马燧等救兵未进。亻丕急以纸鸢放过悦营，悦射之不及，乃落燧营，言“三日不救，人且为悦食”，燧等遂进解围。是纸鸢亦有时济用。隋东都被围，越王侗以木鹅随水而下，冀达江都求救，而卒无救至。明傅友德取蜀，既破阶、文，以汤和兵在重庆，无以通声息，乃作木鹅数百，书取阶、文月日投之江，顺流而下。和果得之，遂进兵，而全蜀俱下。宋宗悫征林邑，林邑以象来战。悫曰：“吾闻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以斗，象果奔。唐朱滔绘帛为狮猊状，蒙以猛士数百，驰入李维岳军，马惊，遂败去。明张辅征安南，贼驱象来，辅以画狮蒙马冲之，贼亦溃。然金石抹虎儿欲为假狮以御元兵，作面具如狮状，以青麻为尾，系大铃于头，使敌马惊骇，张天纲笑之。同一物也，而异效如此。

　　○火马、火猱《左传》：吴阖庐败楚师，至于郢。楚王使钅咸尹执燧象以奔吴师。注：火系象尾也。《史记》：田单守即墨，收城中牛，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纵之燕军。牛尾热，怒而奔燕，壮十从之，遂破燕军。此火牛、燧象二事，人所共知也。（宋王德讨邵青，青亦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二。”乃万矢齐发，牛返奔，遂歼敌。）《后汉书》：杨璇为零陵守，贼攻郡县，璇乃制马车数十，以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将马居车前，顺风鼓灰，因以火烧布，布燃马惊，尽突贼，遂破之。则又有用火马者。《宋史。赵传》：攻晏州，贼据轮缚大囤，陡峭不可上。令土丁从山后挽藤葛而上，得猱数十头，束麻灌以膏蜡，缚于猱背。及贼栅，燃火炬，热　狂跳。贼庐舍皆茅竹，猱窜其上，火辄发，遂破贼栅。则并有用火猱者，又前人未出之奇也。

　　○陷敌脱归李广为匈奴所得，置两马间，络而盛之。广伪死，睨其旁有一儿骑善马，忽腾而上，因抱儿奔数十里，取儿弓，射杀追者，乃得脱。其后有绝相类者，《南史》：宋、魏交兵，参军王罗汉为魏所擒，锁其颈，使三郎将守之。罗汉夜断三郎将首，抱锁亡归。《北史》：后周李弼从周文帝，与齐神武战河桥，为齐所获，阳陨绝于地，睨其旁有马，乃跃而上，得免，《隋书》：麦铁杖为贼所擒，贼帅李棱缚送高智慧，行至亭，卫者憩食。铁杖取贼刀杀卫者皆尽，悉割其鼻，怀之以归。《唐书》：段志玄从讨王世充，马跌，为贼所擒。两骑夹持其髻，将渡洛，忽腾而上，二人反堕，复夺其马驰归。《明史》：顾成从攻镇江，与勇士十人入城，被执。十人皆死，成跃起，断缚，仆持刀者，脱归。异众入城，克之。靖难兵起，薛禄战败，为平安所执，奋脱缚，拔刀杀守卒，驰还复战。

　　○事急为仆隶免祸《左传》：楚公子遇国难，微服出亡，将及门，守门者难之，其仆操击公子背，骂曰：“隶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门者不疑，竟出。《公羊传》云：鞍之战，逢丑父面目与顷公相似，代顷公当左，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顷公用是佚而不反。《左传》亦同。《汉书》：王林卿通轻侠为不法，何并捕之。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プ自代，乘车，而身自变服，并斩奴头而还。《三国志》：曹操围吕布于濮阳，城中大姓田氏为反间，操得入城。及战败，布骑追操，问曰：“操可在？”操绐之曰：“乘黄马走者是也。”乃释操，而操得出。《通鉴》：晋元帝睿初在邺，逃归。会成都王颖先敕诸关无得出贵人，睿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自后来，以鞭拂睿笑曰：“舍长官禁贵人，汝亦被拘耶？”吏乃听过。《南史》：王慧龙家为刘裕所诛。慧龙年十四，为沙门僧彬所匿，送之过江，为津人所疑。彬曰：“此随吾受业者。”乃免。王华父从王恭起兵，兵败逃走，华随沙门释昙冰逃。使华提衣幞从后，津逻咸疑焉。华行迟，昙冰骂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华数十，众乃不疑，遂免。袁昂父觊既败，昂藏于沙门。沙门将以出关，吏疑非常人，沙门杖而垢之，遂免。《北史》：西魏宇文泰与东魏侯景战，马惊坠地，东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以策扌失泰，骂之曰：“笼东军士，尔曹主何在而独留此？”追者不疑，遂得逸。唐朱Г之乱，禁城门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为仆潜出，事固有相类者。

　　○口打贼《五代史》：后唐诸将各自论功，李嗣源独无。或问之，嗣源曰：“诸君好以口击贼，嗣源但以手击贼耳。”按此语亦有所本。《晋书》：西阳夷反，太守杨珉会僚属议拒贼，朱伺独无言。珉问之，伺曰：“诸人以舌击贼，伺惟以力耳。”《唐书。虢王巨传》：安禄山反，张荐巨有谋略，召至京师。杨国忠忌之，谓曰：“此来人多以口打贼，君不尔乎？”巨曰：“谁为相公手打贼者？”欧阳史盖本此也。

　　○纵敌丁公为项王将，逐汉高祖，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丁公乃引兵还。慕容绍宗既破侯景，亟追之。景使人谓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又高欢使彭乐追宇文泰，泰窘，谓乐曰：“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耶？”遂还。唐李宝臣讨田承嗣，屡立战功，朝廷遣中使劳之。宝臣则以百缣，中使怒掷于道。王武俊说宝臣曰：“令公新立功，竖子尚尔，若寇平后，以一诏召归阙下，一匹夫耳。不如释承嗣以为己资。”宝臣遂有玩寇之志。宋威击王仙芝等，阴与曾元裕谋曰：“昔庞勋灭康承训，即得罪。吾属虽成功，其能免乎？不如留贼。”刘巨容破黄巢于荆门，或劝之穷追，巨容曰：“国家好负人，有事则抚存将士，事宁则弃之。不如留贼，以为富贵之资。”又左良玉追张献忠急，献忠遣其党马元利操重宝啖良玉曰：“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良玉心动，纵之，事极相类。

　　○悬赏购贼宋夏竦判永兴军，募擒赵元昊者爵万户侯。元昊令：募得竦者，与钱三千。明季杨嗣昌督师募擒斩张献忠者，赉万金，爵侯。翌日，督师幕府自堂皇庖氵，遍题“有斩督师者，赉白金三钱。”古今事固有相类者。东魏高欢攻魏玉壁，不能克，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赏帛万匹。”城主韦孝宽手题书背，返射城外，云：“能斩高欢者，准此。”《安丙传》：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诗，与银绢二万匹两。”则犹未肆侮也。

　　○贼称《晋书。南燕载记》：泰山民王始聚众僭号，为官兵所获。临刑，或问其父兄所在，始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乱兵所害，惟朕一身，独无聊赖。”其妻咎其正坐此口语。始谓妻曰：“皇后，自古岂有不亡之国哉！”《五代史》：刘守光僭帝号，为唐庄宗所擒。将刑，守光乞哀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让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一呼春妻曰皇后，一呼其夫曰皇帝，正可作对也。

　　●卷四十一○李斯本学帝王之术吴起尝学于曾子，后乃残忍好杀，为名将，所学与所用有如此之相反者，而尤莫甚于李斯。《史记。李斯传》：斯少时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而《贾谊传》河南守吴公治行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师事焉。然则李斯之师乃大儒，而斯之弟子又能以经术饰吏事，独斯则焚诗书，严法令，为祸于天下，何也？盖斯本学帝王之术，以战国时非可以此干世，乃反而为急功近名之术，以佐秦定天下。及功既成，自知非为治之正道，恐人援古以议己，故尽毁诸书，以灭帝王之迹，欲使己独擅名耳。

　　○赵高志在报仇赵高之窃权覆国，备载《李斯传》中，天下后世固无不知其奸恶矣。然《史记索隐》谓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直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未及者也。《金史》：宦者梁充，本宋奄人也，劝海陵伐宋，人谓其与宋通谋，使海陵疲敝国中云。

　　○魏豹、李、李守贞皆以妇人谋反《史记》：魏豹立为王，薄姬之母纳薄姬于其官。许负相姬云：“当生天子。”豹闻之，乃反。后豹被诛，薄姬得侍汉高祖，生文帝，果为皇太后。《新唐书》：宪宗孝明皇后郑氏，本李妾。有相者谓氏当生天子，闻之，纳为侍人，遂反。诛，没入掖庭，宪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立，尊为皇太后。《五代史》：李守贞子崇训娶符氏，有术者能听人声以知贵贱，守贞出家人使听之。至符氏声，惊曰：“此天下母也！”守贞方有异志，闻之，益自负，曰：“吾子妇犹为天下母，吾有天下，又何疑哉！”于是决反。后为郭威所诛，符氏遂归周世宗为继室，果为皇后。然亦有徒死而不验者。《唐书。罗艺传》：有女子李氏，自言通鬼道，尝谓艺妻当母天下。妻令视艺，曰：“妃之贵由于王。”艺夫妇信之，遂反，后被诛。又张亮谓公孙常曰：“吾有妾，相者云必为王太姬。”遂反，后亦被诛。而艺妻、亮妾皆不验。

　　○蔡邕女甥多贵显蔡邕无子，其女文姬初适卫仲道，后归董祀，生女为司马师之妻。又《羊祜传》：母陈留蔡氏，汉中郎将邕之女也。则邕又有一女嫁羊［A155］（即祜父），既生祜，而同产姊乃景献皇后也。

　　○王羲之为云南先师《元史。张立道传》：云南未知尊孔子，皆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至，始立孔子庙，设学校，择蜀士为之师，云南始知尊孔子。按《唐书》先天元年，南诏晟罗皮已立孔子庙于国中。又《汉书》司马相如入蜀，西南士人盛览从学，归以授乡人，滇之文教始开。章帝元和初，滇池出神马，甘露降，白鸟见，乃建学立师。则滇之有学校已久矣，《元史》所云，恐不足为据。

　　○唐武后能容直臣武后之严刑滥杀，纵周兴、来俊臣等荼毒善类，固古今未有之凶暴。然亦有不可测者。方其宠薛怀义时，苏良嗣遇怀义于朝，叱左右批其颊曳去。而朱敬则疏谓：“陛下内宠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食柳谟自言其子良‘洁白，美须眉，’左监门长史侯详自云‘阳道壮伟，堪充宸内供奉’，无礼无义，溢于朝听。”（见《旧唐书。张易之传》，叶石林以为秽史。）宋劾张昌宗引妖人占己有天分，武后欲赦之，桓彦范疏谏谓：“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是皆直揭后秽迹，宜乎老羞变怒，立赐诛夷，乃于良嗣之批怀义，则置若不知；于敬则则劳之，谓“非卿不闻此”，赐彩段百匹；而彦范、亦不闻斥责也。怀义等憾此数人次骨，床第间所以媒孽之者，宜无所不至，后独始终不为所动。陆贽所谓“天后收人心，当时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固亦英主之所为也”。

　　○唐中宗复位由张易之兄弟中宗之召还，固由狄仁杰以母天子性感动武后，世皆知之、其实乃张易之兄弟力也。《唐书。仁杰传》：易之问自安计，仁杰劝迎庐陵王。《吉顼传》：易之以兄弟宠盛，谋自全之计于顼，顼曰：“公家以宠幸进，非有大功于天下，势必危。吾有策，非惟保身，且福及后嗣：天下思唐久矣，庐陵斥外，相王幽闭，上春秋高，诸武非海内所属意，公何不请迎立庐陵，以系人望，易吊为贺之资也。”易之、昌宗乘间如顼教，后意乃定，遂还中宗。是庐陵之复，仁杰与顼发其端，而成之者易之兄弟也。凶秽之朝，欲济大事，固有非正人所能为，而反藉嬖幸以集事者。

　　○赵普遇合《孙公谈圃》谓：宋艺祖生西京夹马营，营前有赵学究聚徒课学，宣祖遣艺祖从之，后遂馆于宣祖第。赵学究即普也，则艺祖尝受业普矣。然王明清《挥麈录》及王钅至《默记》皆言：宋太祖入滁之始，赵韩王教村童于山下，太祖访问得之，用其计，俾为乡导，取道清流关侧芦子｛山孔｝，浮西涧，入自北门，真捣郡治。皇甫晖方坐帐中，闻变，跃其爱马号千里电，奔东郊。太祖追及于河梁，一剑挥之，人马俱坠，遂就擒，姚凤即以其众降。又《厚德录》：赵普初为滁州判官，太祖至滁，与语奇之。会获盗百馀人，命普讯之，所全活甚多。是二说虽不同，然大概可见普之遇太祖在滁也。按《宋史》：普为永兴节度使刘词从事，周世宗兵至淮上，宰相范质奏普为军事判官。宋太祖拔滁州，适宣祖卧疾，普朝夕侍侧，宣祖乃待以宗分。太祖尝与语，奇之，后遂辟为推官掌书记，所至辄请以自随。则普之遇太祖在滁无疑，《谈圃》所记或得之讹传也。

　　○沧浪亭姑苏沧浪亭，世但知为苏子美遗址，而不知子美前后凡数易主。按子美自记谓：记诸故老，钱氏有国时，近戚孙承之池馆也。叶石林《诗话》则谓：钱氏广陵王所作。庆历间，苏子美谪废，以四十千得之。傍水筑亭，名曰沧浪。欧阳公所谓“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者也。子美死后，为章仆射子厚所得。广其故址，为阁为堂。亭北跨水，复有山名洞山，章并得之，发其下，皆嵌空大石千馀株，亦广陵旧物，益以增累，遂雄冠一时。是子美后又属之章相矣。石林又云：王元之为长洲县令，无日不携客醉其上。有诗曰：“他年我若功成后，乞取南园作醉乡。”大观末，蔡鲁公罢相，欲东还，诏以园赐公。公有诗云：“八年帷幄竟何为，更赐南园宠退师。堪笑当年王学士，功名未有便吟诗。”则章后又属之蔡京矣。洪迈《对雨编》又谓子美买时，仅用四十千，今为韩蕲王家所有，价值数百万矣。则蔡京后，又属之韩蕲王子孙也。然至今言沧浪亭者，但知有苏子美，而章、蔡、韩三氏莫有记之者，岂非富贵势力之不可恃，而文人风流文采可以久而不泯乎？（归震川《沧浪亭记》谓：子美之后，有禅者居之，改为大云庵。二百年来，寺僧文瑛寻古遗事，复子美之旧，大云庵复改为沧浪亭。此虽于子美后氵存易章、蔡、韩数主，未及详考，然宋、元以来废为僧寺，寺又改今之沧浪亭，则兴废又可见。）

　　○苏东坡、秦少游才遇“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汀冷。”此东坡词也。《野客丛书》记坡至惠州，居白鹤观。其邻温都监者，有女年十六，闻坡至，欲嫁焉，坡夜吟咏，则其女徘徊窗外。坡后知之，正呼王说为媒，适有海南之行，遂止。其女旋卒。坡回闻之，乃作此词，以记当日情事也。又秦少游南迁至长沙，有妓生平酷爱秦学士词，至是知其为少游，请于母，愿托以终身。少游赠词，所谓“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者也。念时事严切，不敢偕往贬所。及少游卒于藤，丧还，将至长沙，妓前一夕得诸梦，即逆于途。祭毕，归而自缢以殉。按二公之南，皆逐客且暮年矣，而诸女甘为之死。可见二公才名震爆一时，且当时风尚，妇人女子皆知爱才也。（《瓮牖闲评》以此为东坡在黄州时事。又云：坡ヘ杭日，与刘贡父兄弟游西湖，忽有一女子驾小舟来，自叙景慕高名，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妻，闻公游湖，不惮呈身，以遂景慕之忱，愿献一曲。坡乃为赋《江神子》词以贻之。其未句所谓“依约是湘灵。拟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者也。）○东坡、晦庵、南轩皆有贤子孙《宋史》：韩琦有孙曰浩，守潍州。建炎二年，金兵攻城，浩率众拒守。城陷，力战死。《稗史》：苏叔党过，坡公季子也。靖康中。赴官河北道，遇绿林胁使相从。叔党曰：“若曹知世有苏内翰乎？吾即其子也，肯随尔辈求活耶？”通夕痛饮而死。吴师道《栖真寺记》：苏辙子迟，建炎初以秘阁出守婺州，疏请减本州岁贡罗。诏从之。《金史。列女传》：苏辙家于许，其后苏嗣之母白氏少寡，常于宅中祀东坡、颖滨二像。许州被兵时，辞两先生像，自缢死。则苏氏不特有贤子孙，且有贤妇矣。《稗史》：元兵入闽，执朱晦庵曾孙浚，欲降之。浚曰：“岂有朱晦庵后而失节者！”遂自杀。则朱子后亦有人也。然朱子《语录》谓叔党为梁师成妻持服，而何燕泉《馀冬序录》又记朱浚为浙漕，每有书至贾似道，必称万拜，人因谓之“朱万拜”。则其居官时似亦不能自守者。《谢枋得集》有《荐朱山长书》云：朱文公曾孙名沂，字泳道，守贫不仕。尝曰：“吾家侍郎总领畿漕（即浚也），受知宰相，以文公之故，无仕可唾手得；终为一俗吏，既无补于世道，徒有忝于家声。”据此，则朱子曾孙名沂者乃节士，而名浚者俗吏也。其被执自杀之事，不见于史，惟元人刘麟瑞作《昭忠逸咏》五十首，俱记宋末忠节，内咏浚一首云：“身披薛荔去琼琚，迢递南来八使车。人隐考亭春自远，马嘶春水难谁纾。好扶名义垂千载，不把认冠辱四书。为守彝伦先训在，洁身珍重返吾初。”则浚自杀之事，乃《稗史》妄传，其为完节不仕则有确据。邓光荐《忠义传》：张唐，长沙人，南轩张宣公诸孙也。宋亡后，起兵复衡山、湘潭等县。兵败被执，欲降之，唐骂曰：“宋绍兴至今百五十年，乃我祖公收拾撑拄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见魏公于地下！”遂遇害。亦见《宋史。文天祥传》。又《郑所南集》：宋亡时，赵淮被擒，逼使至扬州诱降。淮谓城上曰：“此城是我祖我父所收拾，语李制置：决不可与贼！”贼怒杀之。是赵方有贤孙，赵范有贤子。此皆名臣子孙之不坠其家风者也。惟文丞相子弟皆仕于元，殊足为玷。其弟璧仕元时，或有诗云：“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元人刘诜有《挽文文溪》诗云：“平生惟客在，后死有兄知。”曰“后死有兄知”，则其心似有可谅者。）又文山子升，仕元至集贤学士，奉使赣州，道卒。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按升本璧之子也。丞相子道生、佛生、环生并流离中死，丞相《过南安遣人告先太师墓》有云：“继令支子，实典祀事，有曰侄日升，我身是嗣。”并有诗寄璧云：“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可证也。见《吟啸集》。又《郑所南集》：文丞相家人皆落元人手，独妹氏更不改嫁，谓：“我兄如此，我宁忍耶！”惟流落燕山，欲归庐陵不可得。是信国亦有贤妹也。又《宋史》：嘉定十四年，金犯淮南，有蕲州通判秦钜，与州守李诚之竭力拒守，城破死之，赠秘阁修撰，乃桧之曾孙也。钜之子浚、■皆从死。此则奸臣之后亦有守节者，可谓能干蛊矣。

　　○孙觌为东坡子吾郡宋时有尚书孙觌，相传为东坡遗体，冯具区祭酒所云阳羡孙老得坡公弃婢而生者也。觌所著有《鸿庆集》。今郡城外有降子桥。城中有观子巷，云是弃婢生觌，以觌见坡之遗迹。王阮亭则力辨之，谓坡往阳羡，见一童子颇聪慧，出对句云：“衡门稚子器。”童子对曰：“翰苑仙人绵绣肠。”即孙觌也。坡甚喜之。据此，则觌非坡子明矣。然是时已传播其事，至以之名桥巷，何耶？岂宋人好名，如童贯自托于韩魏公所出，梁师成自谓坡公所出耶？按觌在靖康时附耿南仲倡和议，有不同议者，则欲执送金人；又草表媚金，极其笔力（见《宋史。马伸传》）。高宗初，召为中书舍人、知制诰。绍兴二年，又知临安府，以赃败，编管象州。则觌本非端士。所云东坡子者，盖即出于觌之自言，欲以攀附名流，而不以中勾为耻也。

　　○蔡京宅修城《李忠定传信录》：靖康被围之初，忠定守京城，运蔡京家假出石叠门。《续通鉴纲目》：金人惧蒙古之攻，修筑汴京里城，募人能致甓五十万者迁一官，万升一等。平阳州判官完颜阿刺、左厢讥察官霍定和发蔡京故居，得二百万有奇，准格迁赏。一宅足供两朝御敌之用，可见京当时营造之侈。

　　○岳忠武之死岳忠武之死，固由贼桧陷害，然亦必因思陵所疑忌，故谗言得以中之。盖高宋初即位时，集诸路勤王兵置御营司。韩世忠已为左军统制，张俊已为前军统制，杨存中已为殿前主管公事，数人皆元从功臣，恩谊久固。（陆放翁《德勋庙碑》谓：高宗开大元帅府，张循王以府西豪杰首入侍帷幄。其后高宗每谓“心腹之旧将”，又曰：“从来待卿如家人。”又曰：“是人与他功臣相去万万。”）忠武虽因刘荐，见帝于相州，仅予承信郎。后积官于外，未尝一日在朝，思陵之分谊，本视诸将较浅，其易于媒孽一也。且当时诸将各以姓为军号，如韩家军、岳家军、张家军之类，朝廷颇疑其跋扈。而张俊、杨存中等则皆治第临安，贪财殖产，即贤如韩忠武，亦家于杭，多营田宅，是以思陵不疑。独岳忠武引“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义，不治生产，因母死葬庐山，遂家焉，初未置宅临安。今杭州府学相传为忠武旧第，乃召为枢密副使之后所居，其初固未尝有此宅也。兵权在握，又不营生产为子孙设想，思陵不无顾虑。观韩世忠为将时欲营新淦田，思陵闻之，即专敕以赐；刘光世请以淮东私田易淮西田，诏即许之，则思陵于诸将结其心而防其变，固未尝一日忘也。（《德勋庙记》又谓：金人请和，而一二重将未还宿卫，论者咸谓非久长计。张俊率先请罢兵权，奉朝请，于是议始定。）是以桧与张俊谋陷忠武，欲其部将自相攻击，因及忠武父子，使帝不疑。乃手自具狱，谓岳云致书令张宪营还忠武兵柄。万俟Ι治狱，又诬飞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以为有不臣心。证佐既定，思陵亦不能不信之，而忠武之死决矣。桧、俊之计，夫固有以窥思陵之隐而深中之也。是时和议甫成，桧擅国之日尚浅，言官诬劾韩世忠，帝犹能格其议不下。王次翁谨事桧，帝恶其人，终斥去。勾龙如渊亦谨事桧，竟与奉祠去，桧亦不能违也。则忠武之死，帝固与知之。而小说家及《续通鉴》谓岁暮狱未成，桧因其妻“缚虎纵虎”之语，以片纸付狱吏，即毙忠武于狱，一似帝初不知者。此特以甚桧之恶，而非当日实事也。

　　○岳坟铁像《西湖便览》记岳坟铁像，明正德八年都指挥李隆铸铜为之，乃秦桧、王氏、万俟Ι三像，反接跪暮前，久被游人挞碎。万历中，按察副范洙更铸以铁，而添张俊一像，惜乎今没王氏、张俊矣。《张待制集》又谓：万历中，司礼中贵孙隆添铸张俊而为四。按《涌幢小品》：王氏、张俊二像，乃巡抚王汝训沉之于湖者也。然今墓前又仍有四像，不知何人更铸。又先有同知马伟，取一桧树，析干为二，植岳墓前，号“分尸桧”。亦见《涌幢小品》。又《杭州府志》：孝宗雪飞之冤，改葬于栖霞岭，废智果院为祠，赐额曰“褒忠演福寺”。而《辍耕录》谓王庙宋时赐“精忠”二字为额。元初坟圯，王六世孙讳士迪者，与宜兴岳氏通谱，合力起废坟，庙复完。久之，王之裔孙有为僧者，居坟之西，废坏且尽。天台僧可观诉于官，湖州推官柯九思乃归其田，然庙寺尚无寸椽。杭州总管李全初以为己任，郑明德为作疏语，郡人王华父力任之，于是寺与庙俱成。申明中书省，乃敕封如宋官号，加“保义”二字。此又岳庙之源流也。（元人白︔咏岳王孙县尉复栖霞墓田事，有诗“岳鄂诸孙复墓田，清明寒食起新烟。道旁为我除苍桧，山下如今哭杜鹃。高庙神灵应悔此，中原父老尚凄然。西湖靡靡行人去，却望栖霞转可怜。”此是尉盖即讳士迪者也。林清源有诗云：“孤冢有人来下马，六陵无树可栖乌。”）

　　○叶梦得、周草窗叶梦得所著《石林燕语》、《玉涧杂书》、《避暑录话》等书，周密所著《癸辛杂识》、《齐东野语》等书，在宋人说部中最可观，洵能文之士也。然梦得之依附蔡京，密之依附贾似道，即其书可见。按《宋史。毛注传》谓蔡京以梦得为腹心，《胡安国传》谓梦得知临安府，以蔡京党落职奉祠。《强渊明传》：渊明与梦得为蔡京死友。立元党籍，分三等定罪，皆梦得等所为。梦得本传虽隐而不书，然以他传参考之，固不能掩也。今观其所著书中，凡叙京事，一则曰“鲁公”，再则曰“鲁公”，则梦得亦不自觉其尽露心曲矣。周密于贾似道曾否造膝，虽不可考，然《癸辛杂识》内凡及似道事，无不寓回护之意。如叙演福新碑，谓似道舍田万三千亩，以为寺僧赡口之资。后似道败，寺僧倩人作碑，大骂贾相，则以寺僧为无人理。其叙韩震之死，谓似道出师时，先与震约，如师不捷，则震奉驾航海，似道帅师至海上奉迎。及似道师败，陈宜中反其计诛韩震，议固守京师。乃北军既入，宜中仍挟二王航海走。则贾、韩之谋，原非无见，而宜中之反之，而仍不免袭之者之可笑也。又举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诸事，以为其才不可及。是其立论多为似道讼冤，想平日亦尝受似道之盼睐故耳。朱弁《曲洧旧闻》谓：释文莹尝游丁谓之门，谓待之厚，故文莹作《湘山野录》颇左右之。区区感恩知己之私，本欲为所附者弥缝掩覆，而不知欲盖弥彰，并自露其攀附之迹也。

　　○谢皋羽世传谢翱《发集》，谓翱曾在文丞相幕，丞相殁，翱常至严陵钓台作歌，有“化为朱鸟兮其蜀焉食”之句，以竹如意击为节，歌罢，竹石俱碎。然《宋史。忠义传》历叙从文天祥勤王者邹氵风等十九人，而无谢翱。但有谢皋者，乃死李成之难，非信国同事也。信国《集杜诗》及《吟啸集》，凡生平同患难诸人，无不见之歌咏，亦无皋羽其人。邓光荐《忠义传》记当时与信国同危难者，亦无皋羽，但有谢杞者，秘书郎，太学名士，与督府干办架阁许由、李幼节等皆为闽士之秀，登进士第，以文采重一府。空坑之败，莫知所终。岂即皋羽耶？或本名杞，国变后乃改字名耶？《宋濂集》有《翱传》，谓福建长溪人，后徙浦城。文丞相开府延平，署咨事参军，已而别去。又《怀麓堂诗话》：元季，东南人士重诗社，聘工诗者为考官。浦江吴氏月泉吟社，谢翱为考官，《春日田园杂兴》题取罗公福为首。则皋羽未尝无其人也，然曰元季，恐误。

　　○葛岭大石佛杭州葛岭有大石佛一躯，泗水氵夫所撰《湖山胜概》谓宣和中僧思净发愿凿成者也。而陆云士《湖Й杂记》则谓：宋时有喻弥陀者，儿时指多宝山大石发愿，云：“异时当镌此为佛。”及出家，精于画佛。方腊之乱，独请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贼为稍戢。垂老凿此石为佛，以偿夙愿。或曰：“弥勒在天，何用凿此顽石？”师曰：“咄哉顽石头，全凭巧匠修。只今弥勒佛，莫待下生求。”按《辍耕录》喻弥陀即思净也。钱唐人，喻其姓，思净其僧名也。尝建妙行院于北关，接待供僧三百万。画阿弥陀佛，入于神妙，杨侍郎杰赞为“喻弥陀”云。然《辍耕录》谓弥陀镌石为大佛头，乃石所凿成。余丙戍至杭州，见大石佛雄伟壮丽，曾作长歌一首，亦以为全石所成。及己亥再至杭州，正值装修石佛，乃如肩以下就山石凿成，而佛头乃是草泥所为，非山石也。

　　○少林寺僧兵僧兵起于少林。《日知录》已详之，并列举古来僧兵十数事。然尚有未尽者，今补之。《后周书》：齐主纬既被擒，任城王氵皆犹固守，沙门来应募者亦数千人。《唐书》：李罕之少为浮屠，后去为盗。《北梦琐言》：高骈在蜀，忽召开元寺僧千人，遍笞之，曰：“此寺十年后当有秃丁作乱，是以厌之。”其后士人果髡发执兵，号大髡小髡，据寺为逆。曾达臣《独醒志》：庐山圆通寺，南唐时赐田千顷，养之极厚。曹彬等渡江，寺僧来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东豪杰皆起兵，有僧义端亦聚众千余，欲遁。辛弃疾知其将奔金，追杀之。《金宣宗纪》：夏人犯积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斯没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从。诏赏诸僧钤辖、正将等官。明成化中，刘千斤之乱，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剿之。通直入贼营，独与千斤斗，千斤乃降。崇祯中，史记言知陈州，以流贼充斥，乃募士，聘少室僧训练之。此又皆僧兵故事，足以补《日知录》之缺。

　　○大忠祠广东省城有大忠祠，祀宋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而新会之山，亦有大忠祠祀此三人，皆宋末忠臣。陆与张皆死于山之战；文山虽不死于广，而其被执也，在潮之五坡岭，山之败，文山絷于元军中，又目击之，故以之并祀，宜也。然三公生平亦有不合者。文山《集杜诗》内谓：秀夫在行朝，凡朝廷事，皆秀夫润色纲纪之。山陷，全家赴水死。是于陆固无贬词。其于张则曰：闽之再造，实赖世杰之力。然其人无远志，拥重兵厚资，惟务远遁。自三山登极，世杰遣兵战邵武，大捷，然不为守国计，即治海船，闻警遽浮海南去，天下事遂不可为。又咎其山之战，不守山门而作一字阵，于是船皆帮缚不可动，不能攻人而专受攻，惜乎其不知变而徒守法。则文山与世杰始终意见不合也。按《癸辛杂识》：世杰死，其部曲张霸收其遗资，放舟回永嘉，途次为周文英所害。周得世杰所爱二美人，尽知供军金帛数，凡数十船，悉掩有之。则世杰固贪财好色者耶？然金帛供军，非私财也。中土无家，眷属随军，亦非好色也。山之战，恐军士易散，故连舰相贯，所以示士卒以必死也。忠臣义士，当危难时，固有各行己见而不必相合者。如李庭芝守扬州，闻文山自元军逃出，疑为说降，乃飞檄诸路擒捕，则亦未喻文山心事者。然庭芝卒以身殉国，不得以其捕文山而轻议之也。

　　○画角声谯楼画角声，相传为明太祖所演以示警者。其声曰：“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说见海盐钱琦所著《语测》。

　　○凤阳丐者江苏诸郡，每岁冬必有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间始回。其唱歌则曰：“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以为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来行乞如故。《蚓庵琐语》云：明太家时，徙苏、松、杭、嘉、湖富民十四万户，以实凤阳，逃归者有禁，是以托丐氵回，省墓探亲，遂习以成俗，至今不改。理或然也。○虎丘卖花黄省曾《吴风录》云：自朱π以花石纲取媚，至今其子孙在虎丘以卖花为业。然则今虎丘卖花自朱氏始。

　　●卷四十二○男人女名，女人男名古有男人而女名者。如帝有女娲氏。鲁隐公名息姑。《春秋传》有石曼姑。《孟子》所称冯妇。《庄子》所称亻禹女高。《战国策》所称女阿。《史记》恶来之子名女防。《荆轲传》“徐夫人匕首”注，徐姓，夫人名，男也。《汉书。郊祀志》有丁夫人、虞初等，以诅军为功。韦昭亦曰：丁姓，夫人名，男也。《汉武内传》及《后汉书》鲁女生，长乐人，绝谷八十馀年，仙去。《三国志。陆抗传》有暨艳。《晋书。载记》：鸠摩罗什本名耆婆。《宋书》鲁爽小字女生。《梁书》马仙卑本名仙婢。《魏书》：后魏昭成帝有子曰阏婆。永安中，荆州被围，行台宗灵恩遣使宗女等入城晓谕蛮首雷婆思。《后周书。蔡传》有夏州首望弥姐。《唐书》李君羡小字五娘。《五代史》：后唐庄宗有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钱Α小名曰婆留。《宋太宗纪》有西族首领名罗妹。此皆男子也。又《癸辛杂识》：黄姑星即牵牛星，与织女相对，则黄姑不可谓之女星也。女人亦有男名者。黄帝娶西陵之女曰亻累祖。绛侯为河内守，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应劭注：负，河内温人，老媪也，故高祖封为鸣雌亭侯。《汉书。外戚传》：薄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子儿亦女也。武帝皇后有卫子夫，子夫之姊长曰君孺，次曰少儿。又霍光夫人嘱女医淳于衍毒许皇后，谓曰：“少夫幸报我以事。”少夫，衍字也。《文〔元〕后传》：后名政君，妹名君力、君弟。《杜钦传》皇太后女弟司马君力。《西域传》：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亦名少夫。又褚先生《日者传》有妇人能相马者，曰陈君夫。《后汉书》鲍宣妻桓氏，字少君。吴孙权长女名鲁班，适全琮；少女名小虎，适朱据。《南史》：宋武帝女会稽公主名兴弟，豫康公主名次男，山阴公主名荣男。孝武帝母路太后名惠男。陈武帝章皇后名要儿。《北史。列女传》有俞阝县女子孙男玉，尝杀人报夫仇。《金史》浦察阿虎迭尚邓国长公主崔哥，又海陵有妃定哥、石哥。又南齐宫中有妇人韩兰英，有文词，自宋孝武时入宫，至齐武帝以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宫中呼为韩公。则又女人而有男子之称矣。

　　○命名奇诡世俗命名，多有取用古人名者。如何尚之名其子曰偃，曰求，曰点，此以古贤为名者也。袁愍孙慕荀奉倩之为人，改名粲，字景倩。刘湛慕汲黯、崔琰之为人，名其子黯，字长孺，琰，字季。颜竣初生子，适江夏王义恭亦生子，宋孝武为之制名，名义恭子曰伯禽，以比周公之子；名竣子曰避疆，以比张良之子。此亦以贤臣为名者也。王涯名其长子曰孟坚，次子曰仲翔，此以古人之字为名者也。晋韩延之以刘裕将倾司马氏，知裕父名翘，字显宗，乃改己字为显宗，而名其子曰翘，以示不臣刘氏。此别自有意。甄济生子，长曰礼闱，次曰宪台。此又以生子时所历官为名者也。任四子：西华、南容、北叟、东里，则以东西南北切合古人名为名者也。若《汉书。魏相传》：天子所服，令中谒者赵尧、李舜、倪汤、贡禹各举一时。宋孝武时，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孝武移其点于外，改为犬子。苗晋卿名其十子发、丕、坚、粲、垂、向、吕、稷、望、咸，皆与古帝王同名，德宗恶之，命与外官，故皆不显。此则狂诞不检，不取祸已为幸矣。南齐庾肩吾名其长子曰黔娄，次子曰于陵。唐亦有杨于陵。则以古人极清贫者为名。至如魏之高菩萨，周之席毗罗，隋之乔钟葵，陈之周罗、邓沙弥，唐初之宋金刚、王罗汉，明皇时之高力士等，皆以神将为名，尚属有说。魏元叉本名夜叉，弟罗本名罗刹，则专以凶神恶煞为名，何也？《汉书》郦食其之子名疥，《南史》张敬儿本名狗儿，其弟名猪儿，齐明帝改为敬儿、恭儿。《宋史》刘继元之子名三猪。《金史。海陵纪》有刑部郎中海狗，《宣宗纪》有李瘤驴、唐括狗儿，《哀宗纪》有完颜猪儿，又兀术之孙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猪粪，封濮王，他如纥石录猪狗、完颜狗儿，见《西夏传》，耶律赤狗儿，见《卢彦伦传》。《金史》谓金人尚质，故沿旧俗不改。《元史》亦有石抹狗狗、宁猪狗，又伯答沙次子名泼皮，皇庆中有驸马丑汉，江浙行省黑驴，此亦北俗之尚质也。按古人命名，原有不避丑恶之字者。《左传》晋成公名黑臀，卫侯之弟名黑背，鲁文公名其子曰恶，齐田子名其子曰乞，晋景公名犭需，郑成公太子名髡顽，次曰侯犭需、卫犭需、羊肩、史狗，郑有堵狗，《史记》韩有公子虮虱，司马相如名犬子，《汉书》梁冀子名胡狗。此本古俗，金、元之人名多丑恶，原无足异也。（《瓮牖闲评》：蔡京三子，长曰攸，次曰，次曰。当时语云：“蔡京之后尤萧条。”此又命名而成语谶者。）

　　○女字系姓班昭为曹世叔妻，而字惠班。荀采为阴瑜妻，而字女荀。古女人有以母家之姓系于字者。

　　○女扮为男古来有女装为男者。乐府木兰从军，小说家祝英台，其最著者也。其见于史传者，《宋书》晋熙王昶谋叛，事泄奔魏，携妾吴氏作丈夫服，亦骑马逢随。《南史。崔慧景传》：东阳女子娄逞，变服为丈夫，能棋解文义，遍游公卿间，仕至议曹从事。事发，给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伎俩，还为老妪，岂不惜哉！”《北史》：魏太武令古弼征冯弘，弘令妇人被甲居中，精卒阵于外，东奔高丽。杨大眼妻潘氏，当游猎之际，亦戎服，与大眼并驰。及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僚佐。大眼指谓诸将曰：“此潘将军也。”《唐书》：谢小娥以父与夫俱为盗申兰、申春所杀，乃诡为男子服，佣兰家，伺隙杀春。《太平广记》：张为郭汾阳所任使，既殁，其妻貌与极相类，乃伪为丈夫衣服，称弟，上谒。汾阳喜之，令居职，累兼御史大夫。汾阳薨后，乃弃职嫁潘老为妻。五代西蜀女子黄崇嘏，亦诈为男入仕宦。元人有《春桃记》传奇，崇嘏曾登第为状元。王州《艺苑卮言》以为崇嘏仕至司户参军。此皆女诈为男入仕者也。至如金海陵王，令诸妃位下皆以侍婢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儿。金之将亡，宗室承宗女阿鲁真寡居，有众千馀。蒲鲜万奴来攻，阿鲁真衣男子服，督众力战，破之。哀宗在蔡州被攻，括妇人壮健者，假男子衣冠，运石上城。此亦假男之事。若汉末东海吕母称将军，晋末王恭起兵，王聚众应之，以女为贞烈将军，悉以女人为官属，顾琛母孔氏为之司马。此或假男子官号，未必诈为男子。唐初柴绍妻起兵，号娘子军。史思明之乱，卫州侯四娘、滑州唐四娘、青州王二娘，相与歃血，赴行营讨贼。崔宁自蜀入朝，杨子琳乘间攻成都，宁妾募勇士千人，自将以进，子琳退去。此并不假男子官号，直以女子自将矣。

　　○男子称佳人男人有称美人者。《诗》“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少陵诗“美人何为隔秋水”，东坡《赤壁赋》“望美人兮天一方”之类是也。男子亦有称佳人者。《楚词》“惟佳人之永都兮”，注：佳人指怀王。后汉尚书令陆宏，姿容如玉，光武叹曰：“南方多佳人。”魏曹爽从跸谒高平陵，司马懿闭城拒之，桓范劝爽挟天子诣许昌发兵，爽不从。范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犭屯犊耳！”又苻秦时，窦滔妻苏蕙作《璇玑图》，读者不能尽通。苏氏叹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是皆男子称佳人也。

　　○一母生数帝，二后，一母生二名儒，一母生两状元《晋书》：宣帝张皇后，生景帝、文帝，是一母生二帝。然师、昭皆追谥为帝，非及身正位者。明帝后庾氏，生成帝衍、康帝岳。又成帝贵人周氏，生哀帝丕、废帝奕。此则一母生二帝。（孝武帝子德宗为安帝，德文为恭帝，未知同母否，史无考。）然所生帝皆短祚，且失国，尚无足纪。《北史》：齐神武妃娄氏，生子洋为文宣帝，演为孝昭帝，湛为武成帝。其长子澄虽未正位号，亦追谥文襄帝。又二女，一为魏孝武帝后，一为魏孝静帝后，则古来未有之奇也。宋杜太后生太祖、太宗。辽太祖述律后生长子倍，为人皇王，后亦追谥帝，次子德光，即太宗也，亦一母生二帝。《金史》景祖昭肃皇后，生世祖劾里钵，肃宗颇刺淑，穆宗盈歌，亦一母生三帝。然此乃子孙追谥，非及身为帝者。惟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卖，则皆世祖简翼皇后之子，是亦一母生二帝。《元史》：睿宗后唆鲁帖尼怯烈氏，生二子，蒙哥为宪宗，忽必烈为世祖。又顺宗后宏吉剌氏，生海山为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为仁宗，亦一母生二帝。其后武宗二子，长和世疏为明宗，次图帖睦尔为文宗，未知同母否。张端义《贵耳录》：宋乾道间，有媵随嫁至单氏，生尚书夔，又嫁耿氏，生侍郎延年。及卒，两家争葬。孝宗乃命官为葬之。陈了翁之父与潘良贵之父交好，潘以无子为忧，陈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当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见还。”遂遣往，即子翁之母也。往果生良贵。后此母常往来两家焉。一母生二大官、二名儒，亦前古未有也。又明人《笑史》载：马状元铎母，本妾也，嫡妒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复生一子，名马，亦中状元。御笔于“马”字旁加“其”字，名“骐”，即李骐也。一母生二状元，亦奇事。○面首宋废帝时，山阴公主谓帝曰：“妾与陛下皆托体先帝，陛下后宫千百，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何至于此！”帝乃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齐文帝王皇后，当郁林王时，尊为皇太后，称宣德宫，郁林为置男左右三十人。皆前代所未有也。○再醮后吕蓝衍引汉武帝皇太后，以为汉后乃有再醮者。按《汉书》淮南王安为太子迁取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应劭曰：修成君，皇太后先适金氏所生之女也。蓝衍之说援此，不知史册再醮之后甚多。《左传》：楚子灭息，以息妫归。此犹是国夫人也。汉以后有再醮而为后者，如刘瑁妻吴氏嫁刘先主，袁熙妻甄氏嫁魏文帝，石重幸妻冯氏嫁晋出帝，李崇训妻苻氏嫁周世宗是也。有既为后再醮者，晋惠帝后羊氏为刘曜所虏，立以为后，尝问曰：“吾何如司马家儿？”后曰：“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彼为帝王不能庇妾，尔时实不欲生，意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乃知天下自有大丈夫也。”其后相袭最多者，莫如后魏及北齐、后周之世。魏明帝嫔尔朱氏本尔朱荣之女，荣迎立孝庄帝，帝立以为后。后孝庄被害，齐神武又纳为别室，生子彭城王氵攸。又废帝元朗建明皇后小尔朱氏，神武亦纳之，生任城王氵皆。后废，徙灵州，适卢景璋。（高欢又纳广阳王妃郑氏、任城王妃冯氏、城阳王妃李氏。）魏孝武皇后高氏，本神武女，孝武西奔，后又为彭城王韶妃。东魏孝静皇后高氏，亦神武女，孝静禅位后封太原公，甚护视帝，帝被害，乃又嫁杨为妻。（静帝李妃，后亦为齐武成帝妃。）齐文宣后李氏，文宣崩后，武成帝逼淫之。后有娠，其子绍德叩阁不得见，怒曰：“姊姊腹大，故不见儿。”后惭，遂生女不举。武成怒曰：“尔杀我女，我何不杀尔儿！”遂杀绍德。又文宣帝段昭仪，文宣崩后改适录尚书唐邕。孝昭帝元后，齐亡后亦入周宫中。武成帝后胡氏，齐亡入周，恣行奸秽。后主纬后斛律氏，废居别宫，齐亡后，嫁开府元仁为妻。又后胡氏，齐亡后亦改嫁。而淑妃冯小怜，将立为后，齐亡后，周武帝以赐代王达。达嬖之，与妻李氏不睦。隋文帝受禅后，以赐李氏之兄询，令著布裙以配舂。后主之弟琅琊王俨被害，追称楚帝，妻李氏进号楚帝后，齐亡，亦改嫁。周静帝后，司马消难女也，被废，嫁为刺史李丹妻。元泰定帝后，丞相燕帖木儿娶为夫人。此皆见于史策者。盖当衰乱之世，革易频仍，礼教废而廉耻丧，故习以为常，恬不知怪。然亦有守志皎然不污者。王莽女为汉平帝后，自刘氏废，即称疾不朝。莽欲嫁之，不肯。莽败，投火中死，曹操女为汉献帝后，及曹丕篡，遣使求玺，后怒抵之于轩下，因涕泣横流，谓皇天不祚。杨坚女为周宣帝后，坚篡位，封为乐平公主。后愤惋甚。坚欲嫁之，不许。李女为吴太子琏妃，既篡，封为永兴公主。妃痛杨氏失国，闻人呼公主，则流涕而辞，此数后者，节行高千古，以视夫正位中宫、腼颜再适者，有狗彘之不若矣。《后汉书》：灵帝崩，皇子辩即位，董卓废为弘农王而弑之。王妃唐姬归于其父瑁，瑁欲嫁之，誓不许。李亻之乱，为所掠，欲妻之，固不听，而终不自名。尚书贾诩知之，白献帝，乃下诏迎姬，置弘农王坟园，拜为弘农王妃。此虽不能死，而始终不辱身，其情犹可怜也。

　　○长寿古来所传长寿人最多，然《列仙》、《述异》诸书荒幻不足信。其见于史传者，三代以上帝王，具载韩昌黎“佛骨”一表。至秦、汉以下，则亦有可数者。《汉书》：赵佗卒于汉建元四年。徐广引皇甫谧云：其时汉兴已七十年，则佗盖百馀岁。东瓯王寿百六十岁。《北史》：魏神元帝一百四岁。高丽王连年百馀岁。吐谷浑王夸吕在位百年。此人君之最寿者。《汉书》：丞相张苍年百馀岁。《陈思王集》：桓君山曰“余前为王莽典乐大夫”，自王莽至魏已二百馀年。《魏书》：代人罗结，魏太武初迁侍中，总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岁，精爽不衰，一百十岁始听归老，又十年乃卒。《唐书》：甄权在隋开皇时为秘书正字，至贞观十七年一百三岁，太宗授朝散大夫。白香山“九老”中有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岁。《金史》：芮国公吾里补一百五岁。海陵立太子时，有忽里罕解衣进太子曰：“臣今年百岁，有子十人，愿太子与臣同。”海陵大喜。《元史》：阿瓦丁一百二岁，扎八儿一百十八岁。此人臣之最寿者。《汉书》：孝文帝时得魏文侯旧乐人窦公，年一百八十馀岁。《后汉书》：冷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三国志注》引《世语》：并州送汉故度辽将军范明友鲜卑奴，年三百五十岁，能言霍光时事，谓：“霍显乃光后小妻也；明友妻，光前妻女也。”《通鉴》：蜀范长生，先事刘先主，至李特时尚在，年一百三十馀岁。《南史》：梁普通中，北侵穰城，城内有人年二百四十岁，不能复食，惟饮曾孙妇乳，简文赐以束帛。又荆州上津人张元始，年一百十六岁，膂力过人。九十七岁时生子，子遂无影。钟离人顾思远，年一百十二岁，有子十二，俱死，惟小者存，已六十馀。广信侯萧俣见之，验其头，有肉角长寸许，遂载还都，进见武帝，擢为散骑侍郎。《辽史》：霸州民李在宥，一百三十三岁，赐束帛、锦袍、银带。金世宗次辽水，召见一百二十岁女直老人，能道太祖开创事，上赐之帛。此民人之最寿者。又梁武时，余姚海外浮鹄山，有女人年三百岁，其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皆出百，遣使来献红席，云：席草尝有红鸾居其下也。此女人之最寿者。

　　按东汉马融年八十八，陈实年九十二，孙吴时吕岱九十六，晋颜含九十三，王祥八十五，刘宋时羊元保九十四，北魏高允九十八，唐孙思邈年百馀岁，王希夷九十九，孟诜九十三，潘师正九十八，李纲八十五，虞世南八十一，李百药八十四，李靖七十九，张柬之八十二，令孤德八十四，傅弈刘仁轨、苏良嗣、郭子仪皆八十五，张、李客师九十，柳登、杨隆礼、裴遵庆、崔元综皆九十馀，裴先、李、唐休八十六，员半千九十四，乌承比九十六，萧昕九十三，褚亮、柳公权、王起、归崇敬八十八，苗晋卿八十一，杜、吴兢八十，王缙、王及善八十二，宋文彦博、梁适九十二，张士逊、乔行简八十六，陈尧佐、苏颂、崔与之八十二，曾公亮、富弼八十，李光、杨万里八十三，周必大七十九，史浩八十九，陆游八十五，包恢八十七，郑望之八十四，元石天麟、王磐、尚文九十二，李昶、萧阝、黄泽八十七，陆文、欧阳玄、姜澄八十五。《明史》所载大臣老寿者尤多，大学士则刘健九十四，谢迁八十一，沈鲤八十五；尚书则胡氵荧八十七，魏骥九十八，王恕九十三，韩文八十六，马文升八十五，刘大夏八十一，郭宗皋、陶琰九十，陆树声九十七，王翱八十九，王直八十四，王骥八十三，章懋八十六（懋生三子俱前卒，年八十一又生子名接），潘恩八十七。弘治中，胡拱辰以尚书致仕，及年九十，巡按御史请存问，正德三年始卒，则年且百岁矣。王学夔亦以尚书致仕，隆庆、万历间存问者再，年九十四。侍郎以下，则刘淳九十七，钱宰九十六，葛诰九十二，蔡天九十五，杨守随八十五，闵八十二，孙原贞八十七。以上皆见于正史者。又《梁书。始兴王忄詹传》内记顾思远一家多寿，《宋史》韩亿生八子，绛为相，年七十七，缜太子太保，年七十九，维太子少傅，年八十二，缜子宗武大中大夫，年八十三。又《陈搏传》有鄢陵人许永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琼九十九，长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就养。”上迎其父至京，神气尚不衰。此又一家多寿，有不可思议者。昔谢庄自谓家世无高年，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祖四十七，庄亦四十六而死。是固亦关家运耶？然陆游亦自谓家世无高年，而游竟享高寿，则又未可一概论也。○多子《史记》：秦缪公子四十人，田常子七十馀人，田婴子四十馀人。《汉书》：中山王胜好内，有子百二十馀人。《晋载记》：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宋书》：孝武子二十八人，胡藩子六十人。《梁书》：鄱阳王恢男女百人，封侯者三十九人。《陈书》：宣帝子四十二人，《北史》：吐谷浑有子六十人；冯跋有了百余人，后俱为冯弘所杀。冯盎子三十人。李迁哲妾媵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千里间，第宅相次，姬妾之有子者，分处其中。迁哲鸣笳导从，往来其间，子孙参见，或忘其名，披簿以审之。《唐书》分王守礼有子六十馀人，棣王琰五十五子，延王玢三十六子，靖恭太子琬男女五十八人，李林甫子女各二十五人。《宋史》：钱昱生子百数。王州《皇明盛事》：庆成王九十九子。

　　○丑女变美《南史》梁武帝丁贵嫔，有赤痣在左臂，疗之不去，又体多疣。及武帝将纳之，遂并失所在。《辽史》：钦哀皇后萧氏，黝面狼视，入宫尝拂承天太后榻，获金鸡吞之，肤色光泽胜常。太后惊异曰：“是必生奇子。”又而果生兴宗。《宋史》：谢皇后面黧黑，又翳一目，早孤，尝躬亲汲饪。有诏选谢氏女入宫，诸父榉伯不肯送，曰：“即入宫，不过一老宫婢耳。”会上无夕，有鹊来巢灯山，众以为后妃之祥。榉伯不得已，送就道。后忽病疹，及愈，肤脱，莹白如玉，医又以药去其翳。入宫未几，遂立为皇后。

　　○一门才女《唐书》：贝州宋廷芬，五女皆警慧善属文。长若莘，次若昭、若伦、若宪、若荀，皆不愿适人，欲以学名其家。节度使李抱真奏之，德宗爱其才，悉留宫中。帝作诗，每令赓和，呼为学士。秘禁图籍，皆令总领。若昭历宪、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与诸生皆以师礼见。而廷芬有男，独愚不可教，为民终身。○童女生子南史张丽华初事龚贵嫔，方十岁，后主见而悦之，因得幸，遂有娠。《辍耕录》：至元丁丑，民间讹言采秀女，故婚嫁不问长幼。松江民苏达卿女年十二，赘浦仲明之子为婿，明年生一子。此皆事之绝奇者。晋明帝崩时，年仅二十七。其子成帝享国七年，年二十二。则明帝生成帝时，年仅十三耳。北魏献文帝亦十三岁生孝文帝。北齐琅琊王俨被害时，年十四，已有四男。此亦皆生子最早。又汉昭帝年十二，立皇后上官氏。北齐高澄亦年十二，尚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后周书》：于翼年十一，尚宇文泰女平原公主。此又婚期之最早者。

　　○老妇生子《太平广记》：张妻与貌相似。事郭汾阳，既殁，妻伪为丈夫衣冠，名为弟，复事汾阳。汾阳薨，妻年七十馀，再适潘老，生二子，曰滔，曰渠。《金史》：始祖函普居完颜部，部有两族交恶，函普解之，部人遂以六十岁未嫁之贤女配之，即明懿皇后也。生德帝乌鲁，季曰干鲁，女曰注思版。亦见洪皓《松漠记闻》。

　　○卖妻再合《陈书》：徐陵弟孝克，当侯景之乱，京师大饥，卖妻臧氏与孔景行。妻不肯，卒卖之，以其资养母。景行既殁，妻归，谓孝克曰：“往日之事，非为相负。今既得脱，当归供养。”遂复为夫妇。

　　○风吹送妻王阮亭自记其先世本农家，无妻室，忽天大风，空中吹堕一女，遂以为妻。厥后子妻繁盛，仕宦历数世不绝。人多疑其妄，然古亦有此事。元时郝经有《天赐夫人》诗一首，云：“八月十五双星会，佳妇佳儿好婚对。黑风当筵灭明烛，一朵仙桃降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氏忽从锺建背。负来灯下见鬼物，云鬓欹斜倒冠佩。自说成都五千里，恍惚不知来此际。甘心与作梁家妇，诏起高门榜天赐。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尽朝贵。”

　　○古妇女不嫌须《晋书。桓温传》：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砾，尚南康公主。是尚主时已有须也。宋山阴公主夜就褚渊，渊不敢从。公主曰：“褚公须髯如戟，何无丈夫气？”是公主并爱其有须也。唐武后时，朱敬则疏曰：“近闻尚食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堪充宸御。”是须眉之好者，并可进御于武后也。

　　○内监娶妻内监多有娶妻者，浣濯饣喜爨之事，亦所必需，不必尽如《双槐岁抄》所云“此辈男性犹在也”。按《后汉书〔原无“后字”〕刘愉〔瑜〕传》：常侍、黄门亦广娶妻。《周举传》：监宦之人，亦复以形势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于白首，殁无配偶。《单超传》：四侯转横，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赵皇后传》：宫婢道房与中宫史曹宫对食。应劭注曰：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唐书。高力士传》：河间人吕元晤有女国姝，力士娶之。元晤自刀笔吏擢至少卿。《李辅国传》：帝为娶元擢女为妻，擢以故为梁州刺史。宋神宗疾，宣仁太后谕内侍梁惟简曰：“令你新妇做领黄袍，十岁来孩儿着得者。”又《朱子语类》：梁师成妻死，苏叔党、范温皆衰往哭。《水东日记》：明宣德中，赐太监陈芜两夫人（《明史》本传作两宫人）。天顺初，赐故太监吴诚妻第宅庄田。天顺中，霍奏：镇守大同中官韦力转强取部民女为妾。此皆前代故事。若元顺帝时有中官赵伯颜不花，本契丹士人被擒者，年已三十馀，妻、子具矣。帝怜其才，刑为阉人，命为枢密院使。不花不舍其妻，仍与之共处。则未阉以前之妻，非可概论也。至如秦赵高养义女，赘其婿阎乐，此宦官之有养女也。《后汉书》：顺帝四年诏：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刘愉〔瑜〕传》：中官竞立继嗣，继体传爵，或乞子于疏属，或买儿于市道。又曹腾有养子曹嵩，即曹操之父。此宦官又有养子也。唐德宗生母沈氏，因天宝之乱，失所在，登极后，使人遍求。有高力士女，颇能言禁中事，乃与女官李真一合谋，希图望外。力士子白其诬。此亦宦官子女也。鱼朝恩有养子名令微，服绿。朝恩携以见代宗，乞金紫。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遂赐之。武宗时宦官仇士良，请以开府荫其子，为千牛，给事中李中敏判云：“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昭宗时，杨复恭多养假子，守信、守亮、守忠、守贞、守厚等为节度使、刺史，孔纬于上前诘之，复恭曰：“子壮士，欲以卫国家。”纬曰：“何不使姓李而姓杨乎？”复恭无以对。此又宦官养子之极滥者也。《夷坚志》：大张去非之子安世使北朝，人送之，有“便是中朝一汉儿”之句。京师人以内侍养子不阉者为汉儿也。元至顺二年，御史台言：“江西参政李允中，乃宦者李邦宁养子也。”至如《后汉书》栾巴先为宦者，给事掖廷，后阳气通畅，白上乞退，乃拜为郎中。《北史》：魏孝文帝幽皇后冯氏，因帝南征，遂与中宦高菩萨乱。北齐武成帝胡后，与诸奄人亵狎。明魏忠贤与客氏淫乱。此又宦官变异，仍能为人道者。

　　《后汉书》：袁绍勒兵诛宦官，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唐中宗时，宦官用事，窦从一曲意下之，见讼者无须，亦曲加承接。

　　○神像配合杜氏《通典》：汾阴后土祠，为妇人塑像，武后移河西梁山神塑像以配之。开元十一年，有司始迁梁山神像于别室。欧阳公《归田录》：小孤山日久讹为小姑，而对江有彭郎矶，土人遂为“小姑嫁彭郎”之谣。《蓼花渊闲录》：临海有杜拾遣庙，年久讹为杜十姨，塑为女像；又有伍子胥庙，讹为伍髭须，遂塑长髯者为伍髭须神，以配十姨。《张南轩集》：舜庙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祠庙之神，以讹传讹，而又为之配合，此里俗之最可笑者也。

　　○男娼、尼站、和尚教坊比顽童之训，见于《尚书》，可见三代已有此风。后有弥子瑕、鄂君、龙阳君，以及汉之籍孺、闳孺、邓通、韩嫣、董贤之徒，至于傅脂粉以为媚。（汉惠帝时，黄门侍中皆傅脂粉。冲帝时，有飞章告李固胡粉饰貌，搔头弄姿。魏曹子建亦好傅粉。晋何晏动静自喜，粉白不去手。唐张昌宗得幸于武后，又荐其兄易之，傅粉施朱，俱承辟阳之宠。后唐庄宗尝自傅粉，与伶人戏。此皆傅粉故事。）史臣之赞曰：“柔曼之倾国，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癸辛杂识》谓，东都盛时，有经此图衣食者。政和中立法：告捕男子为娼者，杖一百，赏钱五十贯。南渡后，吴俗尤盛，皆傅脂粉，盛妆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府有不男之讼，则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此为甚云。按此风相习，历代皆所不免，然如宋时之傅脂粉，并有师巫行头之类，则罕矣。《癸辛杂识》又记，临平明因寺，尼刹也，往来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寝，寺中苦之。于是专作一寮，贮尼之有违滥者，以供不时之需，名曰尼站。曾三异《同话录》：唐元和中，有僧文淑者，聚众论说内典，托言鄙亵之事，同辈争为歌曲，呼所居为和尚教坊。此皆事之不经者也。

　　○妻肉僧吕蓝衍《言鲭》谓陕西边郡山中，僧人皆有家小，以为异。不知其地近蒙古风俗，凡喇嘛多娶妻食肉，毋足怪也。（元人马祖常《河西歌》：“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即召瞿昙作夫婿。”正是甘凉一带旧俗也。）《唐书。李德裕传》：蜀先主祠旁有猱村，民皆剃发若浮屠者，而畜妻子自如。郑熊《番禺杂志》：广州僧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呼僧之妻曰梵嫂。房千里《投荒杂录》谓：南人不信释氏，间有一二僧，皆拥妇食肉，土人以女配之，呼曰师郎。或有疾，请僧设食，宰杀羊豕以敢之，目为除斋。陶《清异录》：京师大相国寺僧，有妻曰梵嫂。曾三异《同话录》：僧鉴虚作煮肉法，行于世。是僧之妻肉，由来久矣。又《古今原始》：宋太祖时，始禁道士不得畜妻。是古来道士亦皆有妻室矣。今世俗亦尚有一种火居道士，有妻子，与民人无异。○馆师为帝王古来有以孝廉而为帝王者。孙策死，孙权方哭于丧次，张昭曰：“此岂孝廉哭时耶？”晋武帝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为辈。州内十二郡中正，乃共举郑默与帝并登孝廉。是吴大帝、晋武帝皆曾举孝廉也。《隋书》：许善心谓：“梁武帝出自诸生。”又徐铉所撰《刘高阝墓志》有云：元宗方在胶庠，吴帝使君召拜为郎中。元宗乃南唐主李也。是梁武、李亦俱由秀才起也。有以状元为帝王者，夏主遵顼也。又有以馆师而封王者。北齐后主纬有侍书张景仁，封建安王，而马敬德先为后主师，已卒，赵郡王彦深曰：“何容侍书封王，而侍讲翻无封爵？”乃亦追封敬德为广汉郡王。宋赵普少时亦为馆师，人称为赵学究，后封韩王。有以馆师而为帝者。《南史》：陈霸先少时尝游义兴，馆于许氏，后遂为帝。《五代史》：朱温之父诚，以五经教授乡里，号朱五经。卒，温既为帝，乃追尊为烈祖。

　　○奴封侯窦建德兵至滑州，刺史王轨奴杀轨，携其首降。建德曰：“奴杀主，大逆，吾何为受之？”立命斩奴。唐太宗尝曰：“近有奴告主反者，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破，何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唐书。魏传》：大理卿马曙有犀甲，为奴王庆所告。议者谓：“奴诉主，法不听。”盖引此诏律也。郭子仪婿赵纵，为其奴告谋反，德宗留其奴于内，下其事御史杂治。张镒力引太宗事固争，乃杖杀奴，而贬纵。建中元年诏书：“奴婢告主，非谋叛者，以自首论。”辽圣宗诏：“家主非谋反大逆，不得告。”《元史。速不台传》：征钦察时，有奴来告其主者，速不台纵为民。太祖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明史》：何真攻贼王成，募擒成者予钞十千。成奴缚成出，真矛之钞，命具汤镬烹奴，令于众曰：“奴叛主者，视此。”是皆严于主仆之分，所以杜悖逆之萌也。哥舒翰战败，揭榜收散卒，欲复守潼关。其将火拔归仁执之，以降安禄山。禄山曰：“汝叛主，不忠不义。”乃执而斩之。萧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谤，金海陵炀王亮曰：“仲宣之侄，以诽谤诛，故其家奴敢妄告。”趣命杀告者。虽剧贼暴主，亦复知此，何光武之讨彭宠，宠苍头子密杀宠以降，竟封子密为不义侯？又刘永将庆吾斩永降，亦封庆吾为列侯耶？侯景围台城，募北人先为奴者，并令自拔，赏以不次。朱异黥奴乃以其侪逾城投贼。景以为仪同，使至阙下诱城内，乘马披锦袍，诟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于是奴僮尽出。光武之侯子密，毋乃近是。按《后汉书。光武纪》：十一年，诏杀奴婢者不得减罪。又诏：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是光武之政，多假借奴婢，岂当时深有见于奴婢之受虐，而为此令耶？

　　○九儒十丐《谢叠山集》有《送方伯载序》曰：“今世俗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郑所南集》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而无七匠、八娼之说。盖元初定天下，其轻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间各就所见而次之，原非制为令甲也。

　　○盗贼敬名德东汉时，盗贼亦知敬信名德。周党居广武，托疾杜门。贼暴纵横，惟至广武，过城不入。姜诗至孝，赤眉贼经其里，弛兵而过，曰：“惊大孝必触鬼神。”乃遗米肉而去。樊宏恩德著于乡里，赤眉至，皆曰：“樊君素善，何心攻之？”孔嵩宿驿亭，盗窃其马，既而知为嵩也，乃相责曰：“孔仲山善士，岂宜侵盗乎？”遂还之。姜肱兄弟遇盗，劫去衣资，后盗知肱，叩还盗所劫衣物。孙期至孝，乡里化其仁让。黄巾贼起，过期里，相戒“不犯孙先生舍”。李恂罢官家居，西羌反，恂被执。羌素闻其名，放遣之。徐幸隐居不仕，汉末贼寇纵横，皆敬幸，转相约敕，不犯其闾。袁闳隐居，黄巾贼独不入闳乡，乡人就闳避难者皆获免。郑康成自徐州还高密，遇黄巾数万人，见康成皆拜，相约不入其县境。事皆见《后汉书》各本传。盖其时风气如此，虽盗贼亦知敬贤也。张角之乱，向栩请“不必兴兵，但遣人于河上北向读《孝经》以代之”，语虽可笑，然当日人心习俗略可概见。使在后世，虽极迂腐之士，亦必不出此言矣。

　　○权奸有仙骨《说郛》载《李林甫外传》：林甫少时，有道士见之，谓曰：“某行世间五百年，始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当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郎君何所欲？”林甫曰：“愿为相。”道士惋惜良久，临行嘱其勿行阴贼。后果为相。安禄山尝语术者曰：“我对天子亦不惧，惟见李相公辄无地自容，何也？”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在左右，皆铜头铁额。及李相公至，一青衣童子捧香炉而来，则仆射铜头铁额之类皆避去。当是仙官暂谪耳。”凌准《ゴサ日疏》：卢杞未第时，遇仙妪麻姓者，引至水晶宫，见太阴夫人。夫人问曰：“公有仙相，能居此乎？能为地仙时一到此乎？能为中国宰相乎？公愿何事？”曰：“愿为宰相。”遂遣还。何《春渚纪闻》：蔡京能目视皎曰，久而不瞬。又洪容斋《随笔》：蔡京死后四十二年还葬，皮肉俱消，独心胸上隐起一┇字，高二分许，如镌就者。《夷坚志》：安淳为诸生时，梦入宫阙，一真宫坐殿上，有江渎神先在庭下。真官背命吏引居其上，不敢。真官曰：“鬼趣安得处仙上？汝生前乃富陵朱真人也。”此数事虽皆出于小说，然必非无稽。岂古来大奸大恶，必有仙骨者乃能为之耶？其理不可晓也。

　　○一人杀四王、两大臣北齐赵郡王睿欲逐幸臣和士开，争论于宫中。既出，至永巷，被送华林园，于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杀之。平秦王归彦谋逆，上令刘桃枝牵入，桃枝临之以刃，击鼓随之，子孙十五人皆弃市。简平王浚被收，入地牢，盛以铁笼。文宣使刘桃枝就笼刺之，槊每下，浚以手拉折之。于是薪火乱投，烧而死。郎琊王俨出至永巷，刘档枝反接其手，以袂塞口，反袍蒙头负出大明宫，鼻血满面，立杀之。后主欲杀斛律光，召至凉风堂，刘桃枝自后扑之，不倒，光曰：“桃枝贯作如此事。”桃枝与三力士拉杀之。后主杀陇东郡王胡长仁，亦使刘桃枝驰驿至齐州赐死。桃枝一人凡杀四王、两大臣，此前古所未有也。初齐文襄令善相者皇甫玉相桃枝，曰：“极贵，王侯将相，多死其手。”亦异矣哉！

　　○一将军平三国，皆生擒其王《唐书》：苏定方征贺鲁，破降其五弩失毕兵十馀万，追败贺鲁于伊丽水上。贺鲁遁至石国，定方遣萧嗣业往擒之。思结阙挨斤都曼拥所部及疏勒、朱俱波、葱岭等国复叛，定方讨之。将至其地，一日夜行三百里，遂围其城，都曼面缚出降。后又为熊津道大总管，讨百济。贼倾国来拒，定方大战破之。其王义慈及太子隆等奔于北境，定方进围其城。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众不服，有来降者。定方乘势登城，泰开门降，其大将又以义慈及太子隆等送款。定方凡平三国，皆生俘其王以归，前此所未有也。《明史》安南黎季弑主，自称太上皇，立子苍为帝。其故王之孙陈天平入诉，季诡请还国，而伏兵袭杀之。张辅奉命往征，破其多邦城，进克东都。季遁，辅遣将穷追，至奇罗海口，获季及苍并伪太子等，乃班师。后陈氏故臣简定复叛，别立陈季扩为皇，而自称越上皇。沐晟讨之，反为所败。乃复命辅往，分道进击，获简定于美良山中，惟季扩未获。帝诏班师，而季扩虽已请降，乘辅归，复出肆劫。辅再往，屡击破之。季扩奔老挝，辅遣将师索之。破其三关，遂缚季扩出。辅一人凡三定安南，皆生俘其王，可与定方并称也。

　　●卷四十三○成语洪容斋谓：世俗称引成语，往往习用为常，反不知其所自出。“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相饶”，杜牧诗也。“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诗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罗隐诗也。“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高骈诗也。容斋不过偶举此数语耳。今更得二百条于此。（按《诗话总龟》谓“今朝有酒”二句系权常侍诗，其上二句云：“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漫悠悠。”“采得百花”二句又见《拊掌录》，谓佛印烧猪肉待东坡，而口占此诗，盖即用罗隐句也。）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见《家语》孔子论叔仲会之语。亦见《大戴礼》及《汉书。贾谊传》、米元章《海岳名言》。）

　　疾风知劲草，世乱有诚臣。（见《隋书》炀帝赐杨素诏，谓古语也。）

　　十指有长短，痛惜皆相似。（曹子建诗。）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陈后主诗。）

　　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陈后主入隋，侍文帝，在仁寿宫所上诗。见《北史》。）

　　得他心肯日，是我运通时。（见《翰苑名谈》。本朝太宗诗“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时”。后唐庄宗每见王庆，则心愤然，李嗣源为之言，庄宗乃引太宗语以答之。）

　　日出事还生。（《全唐诗话》：武元衡被刺之前一日，作诗云：“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遂成诗谶。）

　　但守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罗《鹤林玉露》但以此为俗语，《直方诗话》谓张嘉甫以此为水部贺公所作。贺于天圣中为郎官云。郎瑛《七修类稿》又以为宋贺仙翁诗。）

　　在家贫亦好。（戎昱诗。）

　　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皆杜荀鹤诗。《坚瓠集》亦载之。俗语云：势败奴欺主。）

　　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见《古今诗话》。本大历诗僧元览诗，谓“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

　　忍事敌灾星。（司空图诗。）

　　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邺咏李斯诗。）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冯道诗。）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亦冯道诗。）

　　一朝权在手，便是令行时。（朱湾咏掷笼诗。一说崔戎酒筹诗。）

　　白日莫空过，青春不再来。（林宽诗。）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见《容斋随笔》，盖亦宋人语。）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白乐天《简简吟》。）

　　举世尽从愁里过，何人肯向死前休。（杜荀鹤诗。韩昌黎亦有“何向死前休”之句。）

　　最恨年年握针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秦蕴玉《贫女吟》。）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见《云溪友议》，释灵彻答韦丹诗。）

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见《西溪丛语》，蔡州褒信县棋道人诗。）

　　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丁冠诗。）

　　犹恐相逢是梦中。（晏叔原诗。）

　　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皇池。（见《辍耕录》，刘昌言《上吕蒙正丞相》诗。《事文类聚》又记张虞登第，题此二句于兴国寺壁。有人续其后云：“君看姚弈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盖张亦用昌言语题壁也。）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见俞文豹《唾玉集》，杭州巡检苏麟上范文正诗。）

　　腹有诗书气自华。（苏东坡诗。）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见宋人《萤雪杂说》。）

　　真个有天没日头。（宋神童诗。）

　　闭门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南宋陈随隐自述其先人名藏一之诗，真西山、刘漫堂赏为警句。）

　　夜静水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见《冷斋夜话》，华亭船子和尚诗。）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以上二条俱见《事林广记》。）

　　大家飞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见《夷坚志》，都统明椿自立生祠于关王庙侧，时人嘲之之诗。）

　　儿孙自有儿孙福。（见《癸辛杂识》，叶李纪梦诗。）

　　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张叔仁《送谢叠山入燕》诗。）

　　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元遗山《论诗绝句》。）

　　死人身边有活鬼，强将手下无弱兵。（见周遵道《豹隐纪谈》及《栗斋诗话》，谓俚语自然成对也。）

　　状元必在荷包里，争奈京城剪绺多。（见《尧山堂外纪》，徽人诮唐皋下第诗。）

　　你是何人我是谁。（见《辍耕录》，道士洪丹谷与一妓狎，妓临卒索词，丹谷集旧曲送之，中有此语。）

　　巧妻常伴拙夫眠。（谢在杭诗。）

　　多言多败。（《金人铭》。）

　　祸福无门，惟人所召。（闵子马劝公Θ之言。）

　　所得不偿所失。（楚子重伐吴既归，而吴来伐，君子谓：所获不如所亡也。）啧有烦言。（卫敬子谓卫灵公之言。以上皆《左传》。）

　　金玉满堂。

　　知足不辱。

　　轻诺者必寡信。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唐朱Г篡位而败走，野人诮之，亦有此语。）

　　深根固柢。

　　和光同尘。

　　大器晚成。（以上皆《老子》。“天网”句又见《后汉书。郎颛传》。“深根”句又见《韩非子》“深其恨，固其柢，长生久视之法也。”“大器”句又见《吕览。乐成篇》。）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亦本《老子》“善者不辨，辨者不善”句。）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见《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卫彪之言。）

　　择祸莫若轻。（范文子之言。以上皆《国语》。）

　　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见《管子。大匡篇》。“知子”句又见《国语》晋祁奚之言。“知臣”句又见《左传》楚子玉闻申侯死之言。）

　　鹬蚌相持，渔翁得利。（苏代对燕王之言。）

　　画蛇添足。

　　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

　　冠上加冠。（二者皆陈轸说楚令尹昭阳之言。）

　　宁为鸡口，无为牛后。（苏秦说韩惠王语。）

　　自相矛盾。（有鬻矛与盾者曰：“矛之利，无不陷也。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何如？”其人无以应。以上皆《国策》。“矛盾”句又见《韩非子》。“救寒”句又见《魏志》王昶戒子弟语。）守株待兔。（宋人田中有株，兔触而死。宋人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远水不救近火。（失火而取水于海，虽多而火不灭，远水不救近火也。又后魏杜朔周请宇文泰来主贺拔岳军事，亦有此语。）

　　耳而目之。（王子登荐人于襄王，王曰：“我用登，已耳而目之，登取人，又耳而目之也。”又见《吕览》，作赵襄子与任登语。）

　　吹毛求疵。（以上皆《韩非子》。）

　　以不解解之。（见《吕览。审问篇》。）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见《庄子。逍遥游》。）

　　为善无近名。（《养生主》。）

　　知其一不知其二。（《天地篇》。又《史记》汉高祖与高起、王陵论所以得天下之故，谓起等知其一不知其二。）

　　名者实之宾。（许由答帝尧语。又《南史》沈麟士引之答沈约书中语。）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刻意篇》。）

　　君子之交谈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山木篇》，又见《礼记》。）

　　数米而炊。（《庚桑楚篇》。）

　　富则多事（《天地篇》。尧答华封人祝以多富之语。）

　　见笑大方。（《秋水篇》。河泊自言：尝见笑于大方之家。）

　　每况愈下。（《北海篇》。本言“每下愈况”，言设喻益卑也。）

　　搔虎头，弄虎须。（《盗跖篇》。孔子见跖，退而叹之词，谓几不免于虎口。以上《庄子》。）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皆《孔子家语》。“良药”句又见《史记》张良劝沛公从樊哙勿留居秦宫殿之言。）

　　亡赖。（《史记。汉高祖纪》：始大人以臣为无赖。）

　　人微言轻。（《史记》：穰苴对齐景公，自谓人微权轻。又《后汉书》杨乔荐孟尝疏中语。）

　　将门有将。（田文对其父语。又宋武得王镇恶亦云。梁武见王训人才，谓朱异曰：“可谓相门有相。”隋杨玄感自请为将，炀帝曰：“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固不虚也。”）

　　利令智昏。（平原君纳冯亭之降，而致秦兵有长平之坑，人谓其利令智昏也。）官久自富。（《贷殖传》：廉吏久，久更富。）

　　因祸为福，转败为功。（《管晏列传》。又《宋书》何承天戏庾登之语。）大名之下，难以久居。（范蠡霸越后将去之言。）

　　罪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王，王迎之，信陵自言罪过。又《隋书》长孙晟至染干帐，责其帐中有草，当以待帝。染干曰：“奴罪过。”又司马德戡弑帝，不能语，但于马上低头，自称曰“罪过”。）

　　一败涂地。（父老欲以沛公为沛令，高祖辞之之言。）

　　傍若无人。（荆轲与高渐离饮市中，傍若无人。又《北史》颜延之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

　　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将。（魏文侯与李克之语。）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召平引道家言。又《宋书》王僧绰劝宋文帝语。）明目张胆。（张耳、陈余对陈涉之言。）

　　数见不鲜。（陆贾过他客不至再三，恐数见不鲜也）。

　　不中用。（秦始皇谓：“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又《王制》用器不中度。《汉书。外戚传》择宫人不中用者去之。《王尊传》敕功曹不中用者各自退避。以上皆《史记》。）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见《说苑。权谋篇》）。

　　爱及屋乌（见《韩诗外传》，太公谓武王曰：“爱其人者，及屋上乌；恶其人者，憎及骨馀。”）

　　汤浇雪。（见《孔子家语。王言篇》若汤之沃雪。又后汉阎忠说皇甫嵩云：“将军破黄巾，甚于汤雪。”《南史》谢超宗求王莹之父，以书属莹用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汤浇雪耳。”）

　　无天于上，无天于下。（见《淮南子。兵略篇》，谓勇将奋不顾身也。今俗语以为人之无忌惮者。）

　　胆欲大而心欲小。（见《淮南子》。后孙思邈亦有此语。）

　　刻舟求剑。（见《淮南子》，客乘舟中流，而遗其剑，遽契其舟桅，薄暮而求之。）

　　矫枉过正。（见《汉书。诸侯王表》：汉惩秦弊，大封同姓，可谓矫枉过其正。）

　　谈何容易。（东方朔《非有先生论》中语。）

　　若要不知，除非莫为。（枚乘《谏吴王书》：“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

　　偏听生奸，独任成乱。（邹阳在狱中所上书。）

　　积少成多。（董仲舒对策：聚少成多，积小致巨。）

　　宁逢恶宾，莫逢故人。（公孙弘语。）

　　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张禹谏安帝弃凉州之言。）

　　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赵充国赞》）

　　百闻不如一见。（赵充国欲驰至金城上方略之言。）

　　和气致祥。（刘向上封事中语。又后汉杨赐疏中语。以上十条皆《汉书》。）酒囊饭袋。（见王充《论衡。别通篇》，谓不学之人徒以腹为饭坑，肠为酒囊）

　　庸庸多厚福。（虞诩荐左雄，谓当时公卿多以拱默为贤，相戒曰“庸庸多后福”。）

　　身处脂膏，不能自润。（孔奋居官，人笑其过廉之语。）

　　入室操戈。（何休著《左氏膏肓》，郑康成作《针膏肓》。休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

　　守钱虏。（马援谓有财不能施之人。）

　　开心见诚。（马援对隗嚣述光武之为人如此。）

　　不识丁董。（曹操既擒吕布，欲缓其缚。刘备曰：“公不见丁建阳、董太师乎？”以上六条皆《后汉书》。）

　　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见《三国志》，曹操责陈琳为袁绍作檄讨己，辱及先世，琳对操自解之言。）

　　求田问舍。（汉昭烈与许子将语。又《北史》荀赤松劾颜延之，谓“求田问舍，昔贤所鄙”。）

　　三世仕宦，方会著衣吃饭。（本魏文帝诏书：三世长者知衣服，五世长者如饮食。）

　　钟鸣漏尽，夜行不休。（见《魏志》。田豫辞官之语。）

　　骗上高楼拔短梯。（见《世说》，殷浩废后，恨简文曰：“上人着百尺楼上，担将梯去。”又《三国志》，刘琦与孔明登楼去梯谋自安之策。）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世说》嵇康问钟会之语。）

　　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见《后汉书》宋弘对光武辞娶湖阳公主之语。）

　　生子痴，了官事。（杨济与傅咸书：“俗云：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好物不须多。（晋元帝曲宴赋诗，朱巩止成一联，自言：“好物不在多也。”）雅人深致。（谢安问道韫《诗》中何句最佳，道韫以吉甫作颂二句对，安谓有“有雅人深致。”）

　　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晋书》陶渊明谓范隆曰：“一物不知，君子之耻。”又《梁书》陶弘景亦有此语。又刘渊云：“一物不知，君子耻之。”）

　　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见《晋书》桓温语。）

　　福过灾生。（见《宋书》刘敬宣答诸葛长民语。又谢瞻以弟晦骤贵，言于宋武帝，恐福过灾生，请降黜以保衰门。）

　　人面兽心。（《宋书。明帝纪》。）

　　小屈必有大伸。（《宋书》孝武以张岱为新安王子鸾别驾，谓之曰：“无谓小屈，终当大伸也。”）

　　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宋书》沈庆之对文帝语，谓将伐魏，而徒与徐湛之等白面书生议之也。）

　　不长进。（《宋书》孝武责太子子业曰：“汝不长进，字迹特其一端耳。”）不耐烦。（《宋书》庾仲文为人强急，不耐烦。又《五代史》后唐明宗将立后，夫人曹氏谓王淑妃曰：“我素多病，又耐烦，妹当代我。”）

　　三十六策，走是上计。（《齐书》王敬则起兵，谓明帝父子惟有走，故云：“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盖引宋人讥檀道济之语也。）

　　那得此副急泪。（《南史》羊志从孝武过殷贵妃墓，命志哭之，志即鸣咽。或问：“那得此副急泪？”志曰：“我自哭亡妾耳。”）

　　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本无。（《南史》沈怀文称江智渊之词。又庾亮问桓彝以徐安期为人。彝曰：“人所应有而不必有，人所应无而不必无。”）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南史》齐高帝称张融之语。）

　　寄人篱下。（《齐书》张融自言其作文不肯寄人篱下。）

　　分路扬镳。（《齐书》萧琛谓裴子野所撰《宋略》，可与《过秦论》、《王命论》分路扬镳。又魏元志为洛阳令，与御史中尉李彪争路，孝文帝诏分路扬镳。）名士风流。（《齐书》袁彖曰：“齐民微弱，柱石之臣皆尽，所存惟风流名士耳。”）

　　听人穿鼻。（梁武论徐孝嗣“才非柱石，终当听人穿鼻。”又《五代史》张彦反，梁末帝谕诏书，彦曰：“愚主听人穿鼻，难与共事矣。”）

　　后进领袖。（《梁书》武帝谓张缵“朝中领袖”。又竟陵王子良西邸多才士，刘绘为后进领袖。又简文帝《与湘东王书》曰“领袖者非弟而谁？”）

　　名下无虚。（《陈书》陈臻以《汉书》十余事问姚察，察并为剖析。臻叹曰：“名下定无虚士”。）

　　风流罪过。（《北史》郎基历官清勤，惟令人写书，潘子义谓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

　　老蚌出明珠。（见《三辅决录》。韦元将、仲将见孔融，融器之，谓其父端曰：“不意双珠，近出老蚌，”又《北史》陆子彰之子有才，邢邵谓子彰曰：“以卿老蚌，遂出明珠。”）

　　凿孔树须。（《魏书》李庶生而天阉，崔谌调之曰：“教弟种须：以锥遍刺作孔，插以马尾。”）

　　未能免俗，聊复尔尔。（《世说》：阮仲容七月七日，以长竿挂犊鼻于中庭晒之，曰：“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又《北史》慕容绍宗自知有水厄，乃浴于河以厌之。或规之，亦答以此语。）

　　富贵逼人来。（《北史》：杨素少为周文帝所知，曰：“善自勉，不忧不富贵。”素曰：“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也。”）

　　十羊九牧。（《北史》：杨尚希奏：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宜并省州县。）宁可玉碎，何能瓦全。（《北齐书》元景昭语。）

　　土牛木马。（《周书》苏绰谓有门资无才具者，如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闻名不如见面。（《周书》：房景伯为郡守，有妇人诉其子不孝者，景伯母崔曰：“闻名不如见面，可呼其母子来讽示之。”）

　　掩耳盗铃。（《通鉴》唐高祖起兵时语。又按《淮南子》：有窃钟而走者，枪然有声，恐人闻之，乃自掩其耳。掩耳盗铃盖本此语。）

　　胆大于身。（《唐书》邱劾奏李昭德曰：“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

　　斩草除根。（张柬之等既诛张易之兄弟，薛季昶劝并诛武三思，谓“斩草不除根，终当复生。”）

　　五经扫地。（祝钦明以经学显，入内宴，钦明作八风舞，摇头目。卢藏用曰：“五经扫地矣！”）

　　快行无好步。（《朱敬则传》：急趋者无善迹。）

　　上不上，下不下。（《田季安传》谭忠说季安归正之言。）

　　坐镇雅俗。（《杨绾传》：世以绾坐镇雅俗，比之杨震、山涛、谢安。）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陆象先语。）

　　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郭子仪之子暧尚公主，与公主反目，有“薄天子不为”之语。公主诉于代宗。子仪执暧请罪，帝以此言慰之。按《宋书。庾仲文传》何尚之对文帝云：“不痴不聋，不成姑公。”又《北史》及《隋书》有告大都督邴绍非毁朝政，文帝将诛之，长孙平曰：“不痴不聋，不作大家翁。”则六朝早有此语。）

　　垂头丧气。（韩全诲等失势，皆垂头丧气。以上九条俱《唐书》。）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见王绩《负苓者传》，谓丽朱者丹，附墨者黑。）张公吃酒李公醉。（张《耳目记》则天时谣言。张公谓易之兄弟，李公谓庐陵王。）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五代史》王彦章之言。）

　　不做好事。（《五代史》后唐明宗责王建曰：“汝为节度使，不做好事。”）不快活。（《五代史》桑维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袜，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又刘句、李愚罢，百官相贺曰：“自此我曹快活矣。”魏鹤山《天宝遗事》诗：“弄成晚岁郎当曲，正是三郎快活时。”《北齐书》和士开劝武成帝曰：“一日快活胜千年。”则快活二字，六朝已有之。）

　　酒有别肠。（《五代史》：闽主王曦宴群臣，惟周维岳不醉。曦曰：“岳身小，何饮之多？”左右曰：“酒有别肠。”）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北梦琐言》：和凝以填曲，人呼为曲子相公，故云。）

　　乘船走马三分命。（《北梦琐言》在杜彦林坠马条内。）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朱子《名臣言行录》谓富郑公语。又《癸辛杂识》谓本《梁武帝忏》第六卷。）

　　一网打尽。（苏舜卿以故纸钱会客，为王拱宸所劾，得罪者众。拱宸曰：“吾一网打尽矣。”）

　　笑骂由他笑骂，好官还我为之。（邓绾附王安石，得集贤校理，为人所笑，故以此自解。）

　　姜桂之性，老而愈辣。（晏敦复对秦桧之言。）

　　汗流浃背。（赵几谓丰稷曰：“闻君言，使我汗流浃背。”）

　　一蟹不如一蟹。（《通鉴》：陶使吴越，钱ㄈ以蟹供客，自蝤蛑以下十二种，陶谓一蟹不如一蟹。又《勾龙如渊传》：士论见孟庾之召，王庶之来，谓一蟹不如一蟹。）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史弥远责陈埙好名，埙曰：“求士于三代以上，惟恐好名；求士于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

　　急流勇退。（《宋史》麻衣道人目钱若水语，见《陈抟传》。）

　　一部十七史，何处说起。（《宋史》文天祥入燕，孛罗丞相欲屈之，问盘古至今几帝几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吾非应博学宏词科，何暇泛论”）

　　耳闻不如目见。（见《韩琦君臣相遇录》，琦为陕西安抚使疏中语。）

　　语言无味，面目可憎。（黄山谷谓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

　　疑人莫用，用人莫疑。（《金史》大臣请以州郡皆用本国人，熙宗以此语答之。按陆贽疏中已有此语。）

　　急则抱佛脚。（《古今诗话》王安石有句云：“投老欲依僧。”客应声曰：“急则抱佛脚。”安石曰：“投老句是古诗。”客曰：“佛脚句是俗谚。上头下脚，岂非的对？”安石大笑。按“垂老抱佛脚”本孟东野诗，王氏《困学纪闻》尝引之）

　　佛头着粪。（《典籍使览》：欧阳公修《五代史》，或作叙冠其前，王荆公曰：“佛头上岂可着粪也？”）

　　福至心灵。（见毕仲询《幕府燕闲录》：吴参政以学究登科，后为学士，常草制以示欧公。欧公曰：“君福至心灵矣。”）

　　生姜树上生。（俗语谓人之执拗者。刘后村诗：“人道生姜树上生，不应一世也随声。”）

　　大人不责小人过。（见沈作《寓简》，有小官醉后涂改贵人文字，明日以启谢曰：“昨朝醉去，巧儿作事拙儿嗔；今日醒来，大人不责小人过。”盖二句本皆谚语。）

　　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枉自为小人。（胡澹庵谪岭南时，方务德为广帅，待之颇厚。秦桧死，方罢官入京，谋起用，会澹庵已召用，偶与王梅溪语其事，梅溪曰：“则君子也。”方由此进用。故时人有“乐得为君子”之语。）

　　聊以塞责。（《通鉴记事》：韩胄当国，言官不敢言事，但泛论君德时事。或问之，则愧谢曰：“聊以塞责。”）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见庄绰《鸡肋编》，谓当时谚语。）

　　打草惊蛇。（见《续常谈》，有主簿贪贿，事上，长官判曰：“汝虽打草，吾已惊蛇。”）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方禹为杨五所害，死后向杨索命之词。）

　　自身照不亮。（胡仲徽将方试，有富人亦就试，欲胡为助。胡曰：“吾学业有限，所谓自照一身犹未光也。”）

　　高来不可，低来不可。（李为县令，见太守鞠躬作揖，太守责之。明日俯首，太守又责之。乃具状言：“高来不可，低来不可，乞降一个喏样。”）见怪不怪，其怪自坏。（姜七以养母猪为业，有客宿其家，闻猪作人言，客以语七。七不听。谓“见怪不怪，其怪自坏。”以上四条皆《夷坚志》。）阴地不如心地好。（《癸辛杂识》：倪文节家与秀王邸为邻，颇被侵占。文节常语曰：“住场好不如肚肠好，阴地好不如心地好。”）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百川学海》：婺源民詹惠明乞代父偿命，临刑无惧色，诵此二句。太守曾天游奏之，乃免死。）

　　蛇无头不行。（《金史》：斜卯爱实尝自草括粟文：“雀无翅儿不飞，蛇无头儿不行”，以“而”作“儿”，掾史不敢改。）

　　精神满腹。（本温太真誉钱凤语。《金史》：李献甫心思所到，绝人远甚。人称为精神满腹。）

　　拈了一把汗。（《元史》：宪宗召赵璧问为治之要，璧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璧出，世祖谓曰：“秀才，汝浑身是胆耶？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黑漆皮灯笼。（《辍耕录》：元至正中，遣官赴诸道问民疾苦，使者多纳贿。百姓歌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

　　过桥拆桥。（《续通考》：许有壬科目出身，会有诏罢科举，竟署有壬名于后。或谓之曰：“参政可谓过桥拆桥矣。”）

　　一马不被两鞍。（《元史。列女传》衣氏殉其夫之言也。）

　　读书种子。（《鹤林玉露》：周益公谓：“士大夫家，可使读书种子衰息乎？”又姚广孝嘱文皇入京勿杀方孝孺，谓“此读书种子也。”见《明史》。）拔去眼中钉。（《五代史》：赵在礼残酷，及去任，民相见祝曰：“拔去眼中钉矣。”在礼闻之，后还镇，令民各出拔钉钱。）

　　一语撞倒墙。（宋胡程《苍梧集》：钱正老谓方子通云：“立朝刚劲，须推老兄。然一语撞倒墙，亦是老兄。”）

　　一床锦被盖过。（《宋史》：郦琼素与王德不睦，会张浚以琼副德为都统制，琼惧，谓德曰：“向来事太尉不周，今日乞一床锦被盖过。”德不答，琼遂叛降刘豫。）

　　十八层地狱。（《梁书》：刘萨阿暴亡，有两吏引至十八层地狱，见诸受苦者）

　　脚着实地。（《宋史。邵雍传》雍论司马光为人如此。）

　　千里寄鹅毛。（东坡以扬州土物寄子由，诗云：“且同千里寄鹅毛”。）花又不损，蜜又得成。（《金史》：汴州围急，合周奉命括粟甚惨。或规之，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损，蜜又得成；我谓不损花何由成蜜也。”）

　　及不得一脚指。（《北齐书》：李幼廉遇事立办，神武责诸人曰：“卿等作得李长史一脚指否？”）

　　两脚书橱。（齐陆隆学极博，而读《易》不解文义。王俭曰：“陆公书橱也。”今人谓读书多而不能用者为两脚书橱，本此。）

　　骑驴觅驴。（见《传灯录》：道人不解心即是佛，直是骑驴觅驴。）

　　旗鼓相当。（《管辂别传》：太守单子春欲试辂之才辨，谓辂曰：“吾欲自与卿旗鼓相当。”）

　　毛病。（黄山谷《刀笔》云：“此荆南人毛病。”谓习气也）。

　　与人不睦，劝人造屋。（宋王韶欲取洮河，言只用回易钱便足。文彦博曰：“工师造屋，初必小计，冀人易于动工，既兴作，如不可已，乃方增多。”此谚所本也。）

　　便宜。（《齐书》：顾宪之疏云：“便宜者，便于公，宜于私也。”）

　　○萱堂、桂窟俗谓母为萱堂，盖因《诗》“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注云：背，北堂也。戴埴《鼠璞》以为此因君子行役而思念之词，与母何与？吕蓝衍亦谓：《诗》注萱草可忘忧，背乃北堂也，诗意并不言及母，不知何以遂相承为母事也。按古人寝室之制，前堂后室，其由室而之内寝，有侧阶，即所谓北堂也。见《尚书。顾命》注、疏及《尔雅。释宫》。凡遇祭祀，主妇位于此，主妇则一家之主母也。北堂者，母之所在也，后人因以北堂为母。而北堂既可树萱，遂称曰萱堂耳。世以登科为折桂，本于郄诜对策有“桂林一枝”之语。而或以月中有桂，遂因桂而移于月中之桂，又月中有蟾，谓之蟾窟，遂又移而为桂窟，展转相讹，皆沿袭之陋也。（《五经通义》：月中有兔与蟾蜍何也？月，阴也；蟾蜍，阳也，与兔并明，阴系于阳也。《春秋演孔图》曰：蟾蜍，月精也。虞喜《安庆论》曰：俗传月中仙人桂树，今视其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桂树后生。《酉阳杂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东坡《鉴空阁》云：悬空如水镜，泻此山河影。妄称桂兔蟆，俗说皆可屏。）又如“莺迁”二字，《毛诗》“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并无所谓莺字也。自唐苏味道有“迁莺远听闻”，杨祯诗“轩树已迁莺”，礼部试士遂有“迁莺求友”、“莺出谷”之作。○点心世俗以小食为点心，不知所始。按吴曾《能改斋漫录》云：唐郑亻参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顾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其弟举瓯已罄。俄而女仆请饭库钥匙，备夫人点心，修诟曰：“适已点心，今何得又请？”是唐时已有此语也。亦见《辍耕录》。又《癸辛杂识》记南宋赵温叔丞相善啖，阜陵闻之曰：“朕欲作小点心相请。”乃设具。饮玉海至六七，又啖笼炊百枚。

　　○茅柴洒酒之劣者，俗谓之茅柴酒。此语盖亦起于宋时。东坡诗：“几思压茅柴，禁网日夜急。”《学斋占毕》引李白“金樽美酒斗十千”，杜甫诗“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之句，以为酒价何太相悬如此，想是老杜不择饮，而醉村店中压茅柴耳。又苏叔党诗：“茅柴一杯酒，相对奈愁何。”刘后村诗：“茅柴且酌兄。”是茅柴宋人已用之于诗文矣。然曰压茅柴，盖酒之新酿，用茅柴压而榨之耳。

　　○绵力谦言力之薄曰绵力，见淮南王安《谏汉武伐越书》，曰：“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

　　○对手凡相角伎艺，彼此均者，曰对手。《旧唐书。宣宗纪》：日本国王子入朝，王子善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

　　○张王李赵见朱弁《曲洧旧闻》，俚语有“张王李赵”之语，犹言是何等人也。然梁范镇〔缜〕《神灭论》已有“张甲王乙李丙赵丁”之语，是张王李赵俗语，其来已久。

　　○筹马今人博局诸戏，多用筹马纪数，其原盖本于投壶，《记》所谓筹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又云：正爵既行，请为胜者立马也。然今世之筹用以纪数，而《记》所谓筹，即投壶之矢，其纪数则别有算，所谓算长尺有二寸也。是则投壶之筹之用，与今不同，今之筹，乃投壶所谓算耳。按《仪礼。乡射》“筹八十”注云：筹，算也。博戏所用之筹，其或本此欤？然乡射又无所谓马者。要之，投壶与射礼相通，筹与马皆古人所以纪数，后世遂袭其名而其用小变耳。犹投壶之马为胜算，而今所用亦不专以纪胜也。《天香楼偶得》云：今世赌博者，以物衡钱，谓之马子。交易者以铜为法马，盖亦本此。又按古人马制不详，晋太康中掘地得玉马，或以为即投壶所用也。

　　○屠家称姜太公俗戏屠宰者谓之姜太公，此亦有所本。《国策》：姚贾谓秦王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按《楚词》“师望在肆，鼓刀扬声”，注云：吕望鼓刀在列肆，文王亲往问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文王乃载与俱归。《淮南子》亦云：太公之鼓刀。又《韩诗外传》：文王举太公于舟人而用之。则太公又出自舟子也。

　　○世界世界，见《首楞严经》佛告阿难，言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方位有十，流数有三。犹《淮南子》所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也。扬子云《太玄》则谓：阖天谓之宇，辟宇谓之宙。陆绩云：阖，天地昼夜之称；辟谓开天地昼夜之称。

　　○畔吴语谓躲避曰畔，亦有所本。陈后主创齐圣观，民谣曰：“齐圣观，寇来无处畔。”见《言鲭》。

　　○外后日陆放翁云：今人谓后三日为外后日，意其俗语耳。偶读《唐逸史。裴老传》，乃有此语。裴，大历中人，则此称已久矣。

　　○登时俗谓俄顷间曰登时，亦云即刻。《宋书》：卢循之走也，刘裕知其必寇江陵，登遣索邈援荆州。《北齐书》：祖︔守北徐州，会有陈寇，︔令城中寂然。寇疑人走城空，不复设备。︔忽鼓噪聒天，贼大惊，登时退散。《旧唐书》：武后幸兴泰宫，欲就捷路，韦安石力谏，武后登时为之回辇。

　　○钻世谓夤缘干进者为钻。按东坡《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诗云：“不敢包裹钻权幸。”王安石秉政，邓绾、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等同时擢用，士大夫有“十钻”之目。《王子韶传》：刘安世劾子韶在十钻内，为衙内钻，指其交结要人，如刀钻之利也。吕公著作相务简静，不多接士大夫，惟谈禅者得从容。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古寺，冀邂逅之以自售，时谓之“禅钻”。又蒋津《苇航纪淡》：嘉定间，士大夫有一戏论于从政云：将仕者皆改官，独颜子不得改。天子曰：“回也不改。”或曰：“钻遂改。”子曰：“颜子钻错了。钻之弥坚，如何改官？”方勺《泊宅编》亦云：今之巧宦者皆谓之钻。是宋时已有此语。然班固《答宾戏》云：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则汉时已有此语也。

　　○暖房俗礼有所谓暖寿、暖房者。生日前一日，亲友治具过饮，曰暖寿。新迁居者，邻里送酒食过饮，曰暖房。《辍耕录》亦曰：暖屋又曰暖室。按王建《宫词》“太仪前日暖房来。”《五代史》：后唐同光二年，张全义及诸镇进暖殿物。则暖房之名由来久矣。

　　○穿孝父母丧而成服，俗谓之穿孝。其亲朋临送，暂用袒免者，谓之带孝。盖以丧服即为孝也。此语自六朝已有之。《北齐书》：童谣曰：“九龙母死不作孝。”已而娄太后崩，武成帝服绯不改。《北史》：宕昌公王睿薨，送丧者千馀人，皆举声恸泣，以要荣利，时谓之“义孝”。和士开丧母，富商丁邹、严兴等亦为义孝。《新唐书。韦挺传》：世俗营葬既毕，邻伍全集，相与酣醉，谓之出孝。李方叔《谈记》：东坡为礼部尚书，宣仁太后上仙甫七日，忽有旨：光禄官供羊酒，为太后、太妃暖孝。此皆不经之语。

　　○杜撰《宋稗史》：杜默为诗多不合律，故世谓事不合格者曰“杜撰”。此说非也。《湘山野录》：盛文肃度撰《张文节神道碑》，石参政中立问：“谁撰？”文肃率然对曰：“度撰。”满堂皆笑。按文肃在杜默之前，则非起于默矣。吕蓝衍《言鲭》谓：道家经忏俱杜光庭所撰，多设虚诞，故去杜撰。此亦非也。沈作《寓简》谓：汉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齐诸田徙杜陵，号杜田生。今之里语谓白撰无所本者为杜田，或曰杜园，盖本此。岂当时讥何之《易》学无所师承而云然耶？云云。此乃杜撰二字所由始，盖本因杜田，又转而为杜园。宋时孔文仲对策有“可为痛哭太息”之语，而人诮之曰“杜园贾谊”是也。因而俗语相沿，凡文字之无所本者曰杜撰，工作之不经匠师者曰杜做。后世并以米之不从商贩来者曰杜米，笋之自家园出者曰杜园笋，则昔以杜为劣作，而今转以杜为佳品矣。

　　○差官府遣役辄曰差。颜师古《匡谬正俗》曰：《诗》云“既差我马”，《毛传》云：差，择也，谓择取强壮者，今云差科亦此意。遣人曰差，盖亦谓拣择其人可应役者耳。

　　○叱气俗语以泄愤为出气。《北史》作叱气。荀济谋诛高澄，事败见执，杨谓济曰：“迟暮何为然？”济曰：“叱叱气耳，何关迟暮然？”气郁于中而借事以泄之，究当以出气为是。

　　○着力《齐书》：苍梧王欲害萧道成，陈太妃骂曰：“道成有大功，今害之，谁复为汝着力者？”《南史》作“谁为汝尽力”。

　　○相打俗以斗殴曰相打，语本《南史。黄回传》：回在宣阳门与人相打。

　　○底江南俗语，问何物曰底物，何事曰底事。唐以来已入诗词中。按《北史。徐之才传》：高德正故犯之才家讳，之才问坐客曰：“个人讳底？”则六朝以来已有是语，而入之书策，则自《北史》始也。颜师古《匡谬正俗》：问云：“俗谓何物为底物，底义何训？”答曰：“此本言何等物也，其后遂省，但言等物，又转而讹为底耳。”

　　○个俗语言这个那个。按《旧唐书。李密传》：密以左亲侍在仗下，炀帝询知为李宽之子，谓宇文述曰：“个小儿瞻视异常，勿令入宿卫也。”

　　○生活活计曰生活，见《梁书》：武帝检视临州王宏库室百余间，有钱三亿馀万，他物称是，谓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北史》：胡叟蓬室草筵，以酒自适，谓友人曰：“我此生活，殊胜焦先。”尉景居官贪秽，齐神武戒之，景曰：“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神武大笑。

　　○扯俗云以手牵物曰扯，然经书无此字。《宋史。杜传》：伴夏国使入见，夏使欲有所陈乞，连扯之，乃不敢言。扯字始见于此。

　　○你你字，惟词曲用之，诗文未尝用也。惟《北史》齐文襄求好长史，举者多不见纳。一日大集，谓陈元康曰：“我教你好长史处，李幼廉即其人也。”又《隋书。李密传》：密与宇文化及隔水相语，责其弑逆之罪。化及曰：“共你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许善心传》：宇文化及之逆，执善心至朝堂，化及令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命捉来，骂曰：“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逊！”遂害之。你字见于书惟此。

　　○卖弄近代俗语“卖弄”二字，专指夸耀之意，六朝以前则谓招权揽势也。《后汉。灵帝纪》注：闵贡厉声责张让等卖弄国恩。《朱浮传》：浮坐卖弄国事免。又《杨震传》：震疏音亲近亻幸臣卖弄威福。《南史》：齐高帝时，竟陵王子良启以范云为郡，齐主曰：“闻其恒相卖弄，朕不复穷法，当宥之以远。”

　　○请安《左传》：昭公逊于齐，齐侯将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朝，何享焉？乃饮酒，使宰献而请安。二字见此。

　　○香火《北史》：尔朱兆使高欢统六镇，慕容绍宗谏之，兆曰：“有香火重誓，何虑耶？”绍宗曰：“亲兄弟尚不可信，何论香火？”陆法和在江夏，大治兵舰，梁元帝使人止之，法和曰：“求佛之人，岂规王位？但于空王佛所与主上有香火因缘，以备救应耳。”《唐书》：秦王世民遣骑告突厥突利可汗曰：“尔往与我盟，缓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之情也？”

　　○斫丧人不自爱惜，耗其精神于酒色者，曰斫丧。语见《左传》：齐陈过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享之，亦不可知也。”又《唐书。杨复恭传》：斫丧天下。

　　○门房魏孝静诏：一人为恶，殃及阖门，朕甚愍之。自今非谋反大逆，罪止其身。于是尔朱文畅谋杀齐神武，事败，姊方有宠于神武，乃止坐文畅一房。《旧唐书》：中宗即位，大赦，惟徐敬业一房不在免限。李以反诛，诏宗正削一房属籍。宰相召蒋问：“一房自大功，可乎？”争执，乃止一身及子息，余无旁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杨氏有越公房，李氏分陇西、赵郡二支，陇西有四房，赵郡有六房。

　　○马头马门水陆总汇泊舟之地曰马头。《南史。何承天传》：宋元嘉三年，讨谢晦，到彦之率兵先至马头。《北史。杨侃传》：梁豫州刺史裴邃欲袭寿春，谬移云：“魏于马头置戍。”《魏书》：太平真君十一年，帝南伐，命长孙真趋马头。此即是马头郡。按《通鉴》：史宠诚据魏博，于黎阳筑马头，为渡河之势。注云：附岸筑土，植木夹之，以便兵马入船也。《五代史》：梁将攻淮南，遣刘捍先之淮口，筑马头，下浮桥以渡。《宋史。马默传》：河决小吴水，官以为宜使东流，默与转运使以为宜使北流。于是作东西马头。约水复故道，此乃俗所谓马头之见于史者也。船舱有门曰马门。曾三异《同话录》云：舟之设屋，开门而入，其门谓之马门，必先闯而后入，因其字义而析之也。明人顾元庆《檐曝偶谈》亦云：船门曰马门，盖闯字之义也。引首而观曰闯。

　　○生口生口，本军前生擒之人。《汉书。苏武传》：李陵为言：“捕得生口，言太守以下皆白服。”《王莽传》：陈歆言：“捕虏生口，知犯边者皆单于咸子角所为。”《后汉书。袁安传》：和亲以来，有得边生口者，辄以归汉。《魏略》：太祖赐杨沛生口十人。皆谓捕获生人也。今北方人乃谓驴马之类为生口。此亦有所本。《魏志。王昶传》注：任常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值六十匹，嘏仍止取本价八匹。则以牛马为生口，三国时亦已有此语矣。○骒马、骟马、骣马俗以牝马为骒马，非骒字也。《辍耕录》谓：“课马”之误。《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课，羊则当年而课之。课者，岁课驹犊也。是骒马应作课马也。按颜师古《匡谬正俗》云：俗呼牝马为草马，以牝少用，常放草中，不饲以刍豆，故云：然则唐以前本呼牝马为草马。及牧监设课后，遂呼课马，后人又易以马旁而为骒马耳。牡马之去肾者曰骟马。《五代史》作扇马。郭崇韬深嫉宦官，谓魏王继岌曰：“王登极后，必尽去之，即扇马亦不可骑也。”《北梦琐言》：周帝赐马南平王，王论“良马不可遇，但要坐下稳，惟扇庶几。”自是江南蜀马往往学扇。然则五代以前马尚不皆扇也。不鞍而骑曰骣马。《明史》：常遇春夜袭扩廓于太原，扩廓出不意，不及鞍，乃乘骣马，以十八骑遁去。此骣马之见于正史者也。古时则曰诞马。《魏书》：王琼见广平王，自言马瘦。王以诞马并乘具与之。注：不施鞍辔曰诞也。

　　○瓮鼻俗以鼻不清亮者为瓮鼻。宋人袁文引王充《论衡》“鼻不知香臭为瓮”以证之。然《论衡》云：人不博览古今，犹目肓、耳聋、鼻痈也。其语在《别通篇》，乃作痈字，非瓮字也，何得援为瓮鼻之证耶？况俗所谓瓮鼻者，乃谓其声多鼻音，如瓮盎耳，非谓不知香臭也。然则不知香臭者为痈，声多鼻音者为瓮，本自各别，不得牵混耳。

　　○拿讹头伺人作奸，从而吓诈取财，俗谓之拿讹头。此俗语，未有见之笔墨也。顾宁人《日知录》载：明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张泼上言：“京师奸宄丛集，游手成群，有谓之把棍者，有谓之拿讹头者，请将巡城改为中差。”拿讹头三字见此。○回残凡买物应用后，仍减价卖之，俗谓之回残。此二字见《旧唐书。王毛仲传》：毛仲管闲厩马，凡刍粟之类，吏下不敢盗窃，每岁回残，常致数万斛。又《新唐书。食货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仓本钱。

　　○毛作无字天津、河间等处土音，凡无字皆作毛字。《佩Δ集》所谓河朔人谓无曰毛，盖声之转也。宋人小说：有人邀东坡吃“饭”，乃芦服、豆腐、白菜，三者皆白也。坡明日邀其人吃“毳饭”，其人意必兽之有毛者，及至，则竟日不设饭。诘之，。坡答云：“酒也毛，菜也毛，饭也毛。”借河朔间土音以无为毛也。相与大笑。按此虽土音，亦有出处。《后汉。冯衍传》：饥者毛食。谓无食也。《五代史》述黄幡绰赐绯毛鱼袋，谓无鱼袋也。则古人文字中亦用之矣。○吴赵苏、常间俗语，谓不择言而乱语者曰吴赵。按《明史》：张居正夺情时，吴中行、赵用贤皆以疏被论坡杖，吴中人谓之吴赵。此其始也。

　　○呼箸为快俗呼箸为快子。陆容《菽原杂记》谓起于吴中，凡舟行讳住，讳翻，故呼箸为快子，幡布为抹布也。今北方人呼幡布为转布，则又因翻字而转耳。

　　○岁寒三友元次山《丐论》云：古人乡无君子，则与山水为友；里无君子，则以松竹为友，坐无君子，则以琴酒为友。东坡诗：“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