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笔杂抄 宋 佚名
余息轸多年，日坐斗室，只以书卷自娱，小有纪录，就正良友，匪敢炫其所得也。斋前有木笔一丛，映带左右，遂名之曰《木笔杂钞）云。
●卷一
《旧唐书》讥退之为《罗池庙碑》，以实柳人之妄，然余按《龙城录》云：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书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予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余于斯欤？审如是，则碑中所载，子厚告其部将等云云，未必皆柳人之妄。而诗所谓：“驱厉鬼令山之左”，岂亦用石刻语耶？然子厚尝曰：“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援天以为高。”其《月令论》、《断刑论》、《天说》、《蜡说》、《非国语》等诸篇，皆此意，而《龙城录》乃多眩怪不经，又何也？
《尚书》诸序，初总为一篇，《毛诗序》亦然。《史记》有自序，《西汉书?杨雄传》通载《法言》诸序，仿此例也。其曰：作《五帝本纪》第一，作《夏本纪》第二，撰《学行》，撰《吾子》之类，与作《尧典》、作《舜典》之义同，盖序语也。韩退之《原鬼》篇末亦云：作《原鬼》。晦庵《考异》谓：古书篇题多在后，荀子诸赋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题，不应复出。以愚观之，此乃结语，非篇题也。其文意以为，适丁民有物怪之时，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记?河渠书》末云：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退之正祖此。又《送窦平序》末亦云：昌黎韩愈嘉赵南海之能得人，壮从事之答于知己，不惮行于远也。又乐贻周之，爱其族叔父能合文辞以宠荣之，作《送窦从事少府平序》。后人沿袭者甚多，如李习之《高愍女碑》云：余既悲而嘉之，于是作《高愍女碑》。杜牧《原十六卫》云：作《原十六卫》。贾同《责荀》云：故作《责荀》以示来者。孙复《儒辱》云：故作《儒辱》。荆公《闵习》云：作《闵习》。岂皆篇题之谓哉？
《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谓空尚主之，何况于实，以微见著也。”汉儒之缪如此！可发千载之噱。
蒋考叔，天台人。名，尝著《蒙斋门人录》，内载汉用鸠杖事，举《风俗通》云：俗说高祖与项羽战于京索间，遁于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之者以为必无人，遂脱。及即位，异此鸠，故作鸠杖以扶老。愚谓，俗说恐未必然，按《后汉?礼仪志》云：仲秋之月，县道皆按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王深甫集》有《临河寄介卿诗》，《曾南丰集》亦有《寄王介卿诗》。《能改斋漫录》载南丰《怀友篇》，盖集中所遗者，其篇末云：作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介卿家。
《文选?乐府四首》称古辞，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本无之，此篇载于《曹子建集》，意即子建作也。
《陈胜传》：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师古曰：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
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陇西李翱敬拜禹之堂下：“自宾阶升，北面立，弗敢叹，弗敢祈，退降复敬再拜，笑而归。且歌曰：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来者余弗闻，已而，已而。”此李翱拜禹言，见集中。姚铉取之于《文粹》，所歌即屈原《远游》中语也，盖与接舆、杨朱、唐衢、韩愈同意，可悲矣。
退之《获麟解》云：“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云：“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鱼，吾知其为能游。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罾。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子厚《游黄溪记》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溪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记?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柳子厚《祭吕衡州文》云：“呜呼！化光今复何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岂荡为大空，与化无穷乎？将结为光耀，以助临照乎？岂为雨为露，以泽下土乎？将为雷为霆，以泄怨怒乎？岂为凤为麟，为景星为庆云，以寓其神乎？将为金为锡，为圭为璧，以栖其魄乎？岂复为贤人，以续其志；将奋为神明，以遂其义乎？”后秦少游《吊钟文》全仿此，云：“呜呼！钟乎！今焉在乎？岂复为激宫流羽，以嗣其故乎？将凭化而迁改，易制以周其用乎？岂为钱、为、为钅至、为釜，以供耕稼之职，将为鼎鼐，以效烹饪之功乎？岂为浮图、老子之像，巍然瞻仰于缁素乎？岂为麟趾、马蹄之形，翕然为玩于拜国乎？岂为于越之剑，气如虹霓，扫除妖氛于指顾之间乎？将为百炼之鉴，湛如止水，别妍丑于高堂之上乎？”然子厚又仿《楚辞?卜居篇》耳。
饮酒谓之食酒，《于定国传》：“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如淳曰：“食酒，犹言喜酒。”师古曰：“若依如氏之说，食字当音嗜，此说非也。食酒者，谓能多饮费尽其酒，犹云食言焉。今流俗书辄改食字作饮字，失其真也。然食酒至数石不能乱，可谓善饮，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饮》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蜀主衍，荒淫，惑于宦人王承休，遂决秦州之幸。诏下，中外切谏，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绝食，衍皆不从。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叩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余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节，以礼乐而自防，循道德之规，受师傅之训，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穑之艰难，惜高祖之基局，似太宗之临御，贤贤易色，孜孜为心，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听五音而受谏，以三镜而照怀，少止息于诸处林亭，多观览于前王书史，别修上德，用卜远图，莫遣色荒，勿令酒惑，常亲政事，勿恣闲游。”又曰：“陛下与唐主方申欢好，信币交驰，但虑闻道圣驾亲行，别怀疑忌，其或专差使命，请陛下境上会盟，未审圣躬去与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来，率意频离宫阙，劳心费力，有何所为？此际依然整跸，又拟远别宸宫，昔秦王之銮驾不回，炀帝之龙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却宗桃，言将道断，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虑于危亡，但恐乖于仁孝。”又曰：“刘禅俄降于邓艾，李势遽归于桓温，皆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灵，以至国人之心无一可保，山河之险无一可凭。”衍竟不从。行至绵谷，唐师已入其境，狼狈而归，遂降魏王继岌。当五代时，忠义之士落落如晨星，欧公作史，尝有五代无全人之叹，幸而有焉，则又为之咨嗟叹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谏，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概见，但云：衍幸秦州，群臣切谏而已。岂欧公偶失此耶？予于《太平广记》得此事，故表而出之。
太史公言：离骚者，遭忧也。离训遭，骚训忧，屈以此命名，其文则赋也。故班固《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选》，不并归赋门，而别名之曰骚，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可谓无义，篇题名义且不知，况文乎？
世俗误以录囚为虑囚，按《隽不疑传》：每行县录囚徒还，师古曰：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否。今云虑囚，本录音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讹其文，遂为思虑之虑。然则录误为虑，自唐已然矣。
《庄子》内篇《德充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东坡《赤璧赋》云：盖将自其变者观之，虽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盖用《庄子》语意。
梁任有《文章缘起》一卷，著秦汉以来文章名目之始。按：论之名，起于秦汉以前，荀子《礼论》、《乐论》，庄子《齐物论》，慎到《十二论》，吕不韦《八览》、《六论》是也。至汉，则有贾谊《过秦论》。乃以王褒《四子讲德论》为始，误矣。
柳子厚云：夫文为之难，知之愈难耳。是知文之难，甚于为文之难也。盖世有能为文者，其识见犹倚于一偏，况不能为文者乎！昌黎《毛颖传》，杨诲之犹大笑以为怪，诲之盖与柳子厚交游，号稍有才者也。东坡谓南丰编《太白集》，如《赠怀素草书歌》并《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诗而滥与集中。东莱编《文鉴》，晦庵未以为然。以诸有识者，所见尚不同如此，则俗人之论易为纷纷，宜无足怪也。故韩文公则为时人笑且排，下笔称意，则人必怪之。欧公作《尹师鲁墓铭》，则或以为疵缪。欧公初取东坡，则群嘲聚骂者，动满千百。而东坡亦言张文潜、秦少游，士之超轶绝尘者。士骇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论，亦尝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于家三年，然后出之，盖三年后当论定也。往时，水心先生汲引后进，如饥渴然。自周仲南死，文字之传未有所属，晚得篑窗陈寿老，即倾倒，付嘱之。时士论犹未厌，水心举《太息》一篇为证，且谓他日之论，终当定于今日。今才十数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窗卓然为学者所宗，则论定固无疑。然水心之文，世犹深知之者少，则于窗之文，宜亦未必尽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后，以俟作者，然后论益定耳。
水心少与陈龙川游，龙川才高而学未粹，气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为然也。作《抱膝轩》诗，镌诮规责，切中其病。是时，水心初起，而龙川已有盛名，龙川虽不乐，亦不怒，垂死犹托铭于水心。曰：“铭或不信，吾当虚空中与子辩。”故水心《祭龙川文》云：“子不余谬，悬俾余铭。”且曰：“必信视我如生，畴昔之言，余岂敢苟哀哉。此酒能复饮否？”水心既尝为铭而病耗失之后，乃为集序，精峭卓特，叹其才不为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谓同甫之学惟东莱知之，晦庵不予又不能夺，而予犹不晓，皆所谓必信者。后诸子再求铭，水心遂以陈同甫、王道甫合为一铭，盖用太史公老子、韩非及鲁连、邹阳同传之意。老子非韩非之比，然异端著书则同。鲁连非邹阳之比，然慷慨言事则同。陈同甫之视王道甫，虽差有高下，而有志复仇、不畏权幸则同。其言大义、大虑、大节，以为春秋战国之材无是，称扬同甫至矣。末后微寓抑扬，其论尤正，又与昌黎评柳子厚略相类。水心于龙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说，而后辈不知本末，或以为疑，此要当为知者道也。
西山初守泉南，士民爱之如父母。后师隆兴，颇抑强扶弱，谤誉几相半。改帅潭，士民爱之复如泉南。后西山退居，书于册云：“洪之政驳，任气为之也。湘之政醇，任理为之也。”若公可谓知过进德者矣。
《国史?章得象传》闽中谣云：南台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时，沙涌可涉。台州旧有谣云：下渡沙涨出宰相。至谢子肃为相，果验。
为文，须遇佳题伸直笔。不然，则文虽工，不足贵矣。今世以掌制为儒者至荣，夫不能堪其任者，固不足为荣矣。就能堪其任，而朝廷或缪于升黜，不必遇佳题。朝廷或牵于忌讳，不能伸直笔。则掌制乃儒者之至辱也。开禧间，庙堂欲以水心直北门，水心辞不能，且云：“某作一语，当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盖是时，国论已非，水心正虑堕此二者，故设辞耳。窗初入馆，史相极倾慕。未几，意向不合，语人曰：“陈寿老好一台谏官，只太执耳。”后又遣所亲谕意，欲以为权直学士院。窗答云：“某不能以文字与人改，不可为权置。”史闻之，不乐。窗遂久不迁，盖史当国，凡代言者必进稿本，史或手自涂抹，或令馆人删改。如辛卯火灾，陈立道卓草《罪己求言诏》，有云：朕为人子孙，而不能保守宗庙；为人父母，而不能安全井邑。尽有意味。史恶其太直，不用。再具稿，复不用。至三具稿，复不付出。叩之，则曰：“今敷文窜改矣。”敷文，其子宅之也。陈但饮气而已。所谓儒者之至辱，又不止于无佳题，枉直笔而已。当时代言之人，犹不自知耻，可叹也！
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盖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然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其兼之者欧公耳。水心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顾其简淡朴素，无一毫妩媚之态，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难识也。水心与窗论四六，窗云；“欧作得五六分，苏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欧更与饶一两分可也。”水心见窗四六数篇，如《代谢希孟上钱相》之类，深叹赏之。盖理趣深而光焰长，以文人之华藻，立儒为之典刑，合欧、苏、王为一家者也。真西山尝谓余四六颇淡净而有味，余谢不敢当，因言本得法于窗，然才短，终不能到也。
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吾闻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虚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礼问聃，则聃非不知礼者，而聃之言如此，亦岂非礼之意，然而独讳言礼，顾以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盖聃之于礼，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而可废，则意亦不能以独立矣。此老子鉴文之弊，而矫枉过正之言也。或谓有二老子：绝灭礼乐之老子与孔子问礼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传》多疑词，既称莫知其所终，又称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既称太史儋即老子，又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子，而太史公不能断耶？余谓老子所答问礼之旨，即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论礼之意则是，其废礼之文则非耳。太史公虽不能断，然亦卒断之曰“老子，隐君子也。”既曰隐，则其年莫得详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断，后二千余年，将何所据而断耶？
欧公记菱溪石，虑后人取去，则以刘氏子孙不能长有此石为戒。东坡记四菩萨画，虑后人取去，则既以父母感动人子，而亦以广明之贼不能全子孙，而有此画为戒。以仆观之，石虽奇，画虽工，要皆外物耳。欧公之移置二石，虽非取为己有，其为取一也。东坡既知舍此画矣，而犹汲汲恐他人之取，其为不能舍亦一也。石与画，自二公不能不恋恋，而欲使他人不恋恋，得乎？中人以上不待戒，中人以下，苟萌贪机，虽刑祸立至，尚不知戒，况身后盛衰乎？且东坡之舍此画曰：为父母也，安知他人取之者，不亦曰为父母乎？然则二公之见，犹不免于痴矣。（余云：米元章临终焚所玩法书、名画，即是此意。）
台之谚称水母以虾为目，盖非虚语。《广韵》言：它即水母也，以虾为目。
文虽奇，不可损正气；文虽工，不可掩素质。
为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
前辈为文，虽或为流俗嗤点，然不肯辄轻改，盖意趣规模已定，轻重抑扬已不苟，难于迁就投合也。欧公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载吕、范交欢弭怨始末，范公之子尧夫不乐，欲删改，公不从。尧夫竟自删去一二处，公谓苏允明曰：“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移动，使人恨之。”荆公作钱公辅母墓铭，钱以不载甲科通判出身，及诸孙名，欲有所增损。荆公答之甚详，大略谓：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词赋，虽闾巷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悲欢荣辱于其心也。七孙业文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儿童，贤不肖未可知，列之于义何当也？又云：“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别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东坡作《王晋卿宝绘堂记》，内云：“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而国，凶而身，此留意之祸也。”王嫌所引用非美事，请改之。坡答云：“不使则已，使即不当改。”盖人情喜谀而多避忌，虽范、钱、王，闻人犹不免，何怪流俗之纷纷乎？而作者之文，固不肯谀，固不肯避忌，虽与范、钱、王厚善，亦终不为改也。水心作《汪参政勃墓志》，有云：佐佑执政，共持国论。执政，盖与秦桧同时者也。汪之孙浙东宪纲不乐，请改。水心答云：凡秦桧时执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独以先正厚德，故勉为此，自谓已极称扬，不知盛意犹未足也。汪请益力，终不从。未几，水心死。赵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门下有受汪嘱者，竟为除去“佐佑执政”四字，碑本亦除之，本非水心之意也。水心答书，惜不见集中。退之云：吾之为此文，岂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词。通其词者，本志于古道者也。古之遭，不苟毁誉于人，则吾之为斯文，皆有实也。然则妄改以投合，则失其实矣。穆伯长贫甚，为一僧寺记，有贾人致白金，求书姓名。伯长掷金于地曰：“吾宁饿死，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夫求书姓名且不可，而肯妄改以投合乎？前古作者所为墓志及他文，后多收入史传，使当时苟务投合，则已不能自信，岂能信世乎。水心为《窗集》字末云：趋舍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学文者宜思焉。故凡欺诳以为文者，文虽工，必不传也。
水心文本用编年法，自淳熙后道学兴废，立君、用兵始末，国势污隆，君子小人离合消长，历历可见，后之为史者当资焉。
水心与窗论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与吕丈说。”吕丈，东莱也。因问窗某文如何？时案上置牡丹数瓶，窗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种，先生能数十百种。”盖极文章之变者。水心曰：“此安敢当，但譬之人家觞客，或虽金银器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自家罗列仅磁缶、瓦杯，然却是自家物色。”水心盖谓不蹈袭前入耳。磁瓦虽谦辞，不蹈袭则实语也。然不蹈袭最难，必有异禀绝识，融会古今文字于胸中，而洒然自出一机轴方可。不然，则虽临纸雕镂，只益为下耳。韩昌黎为樊宗师墓志，言其所著述甚多，凡七十五卷，又一千四十余篇，古未尝有，而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以为文从字顺。则樊之文亦高矣，然今传于世者仅数篇，皆艰涩，几不可句，则所谓文从字顺者安在？此不可晓也。
相如赋云：诸蔗巴苴，注云：甘柘也。曹子建《都蔗诗》云：“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六帖》云：张协有《都蔗赋》。
●卷二
四时异景，万卉殊态，乃见化工之妙；肥瘠各称，妍淡曲尽，乃见画工之妙。水心为诸人墓志，廊庙者赫奕，州县者艰勤，经行者淳粹，辞华者秀颖，驰骋者奇崛，隐遁者幽深，抑郁者悲怆，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可以见文章之妙。
欧公凡遇后进投卷可采者，悉录之为一册，名曰“文林”。公为一世文宗，于后进片言只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鉴矣。
王黄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石之储常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为惭笔，益不免类排。陈止斋亦以昌黎《颜子不贰过论》为惭笔，益不免有科举气。余观昌黎《祭薛中丞文》，岂亦所谓惭笔者耶？然颜子论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为众人作，则稍屈笔力以略傍众人意，虽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王德父名象祖，临海人，早从邱宗卿入蜀，有志义，力学工古文，晚为水心所知。德父尝为余言：“自古享文人之至乐者，莫如东坡。在徐州作一黄鹤楼，不自为记，而使弟子由、门人秦太虚为赋，客陈无已为铭，但自袖手为诗而已。有此弟，有此门人，有此客，可以指呼如意，而雄视百代。文人至乐，孰过于此欤？”余谓自古山水游观之处，遇名笔者已罕幸，而遇则大者文一篇，小者诗一联而止耳。未有同时三文，而皆卓伟可以传不朽者，坡之诗又未论也。盛山十二诗，唱者止如此，和者固不能无优劣。退之《滕王阁记》云：文列三王之右，与有荣焉。此特退之谦辞，如退之记固宜传，三王如勃之序，虽载人口，而绮靡卑弱乃尔，其余可知也。以同时遇三文而皆可传，自古惟黄鹤楼耳。
水心平生静重寡言，有雅量，喜愠不形于色，然能断大事。绍熙末年，光庙不过重华宫，谏者盈庭，中外汹汹，未几寿皇将大渐，诸公计无所出。水心时为司业，御史黄公庆使其婿太学生王裴仲温，密问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当何如？”水心曰：“如此，却是独夫也。”仲温归以告黄公，公大悟，而内禅之讥起于此。
晦翁帅潭。一日，得赵丞相简密报，已立嘉王为今上，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简袖中，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
王参预帅闽，以贵倨御僚属。正字刘公朔，时为福清宰。初至，以法不当阶墀，令吏先白之，参预怒。刘公候客位，连日不得见，竟弃去。曰：“吾不妨教学子以活。”参预使吏觇之，则已过大义渡矣。不得已，使吏挽回，批报以省元特免阶墀，他不为例。刘公在福清，每出，遇市巷小儿读书者，必下车问其读何书，为解说训诲之。市巷小儿皆相习为士，而邑之士风特盛。福清之政，至今人称之。
陈龙川自大理狱出，赴省试。试出，过陈止斋。举第一场书义破，止斋笑云：“又休了。”举第二场《勉强行道大有功论》，破云：“天下岂有道外之功哉？”止斋笑云：“出门便见哉，然此一句却有理。”又举第三场策，起云：“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韩胄当国，欲以水心直学士院，草用兵诏，水心谢不能为四六。易彦章见水心，言：“院吏自有见成本子，何难？”盖儿童之论，非知水心者。既而卫清叔被命草诏云：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清叔见水心，举似误以“为墟”为“成墟”，水心问之，卫惘然。他日，周南仲至，水心谓清叔文字近颇长进，然成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为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实代作，盖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荐南仲宜为文字官，遂召试馆职。
陈自强本太学服膺斋生，既当国，斋中为立碑，刻魁辅二大字。雷参政孝友，时为学官，作记称颂以谄之，刻大字之下。陈改，雷欲磨去，以泯其迹，诸生不从。一日，诸生赴公试，雷遣人急磨去之。嘉定更化，雷复显用，反攻他人为附韩，而欲自表其非韩党，可叹也。
和平之言难工，感慨之词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欧阳公如《吉州学记》之类，和平而工者也。如《丰乐亭记》之类，感慨而好者也。然《丰乐亭记》，意虽感慨，辞犹和平。至于《苏子美集序》之类，则纯乎感慨矣。乃若愤闷不平，如王逢原悲伤无聊；如邢居实，则感慨而失之者也。
唐之古诗，未有杜子美，先有陈子昂。唐之古文，未有韩退之，先有元次山。陈、元盖杜、韩之先驱也，至杜、韩益彬彬耳。
东坡言：妄论利害，搀说得失，为制科习气。余谓近世词科亦有一般习气。意主于谄，辞主于夸，虎头鼠尾，外肥中枵，此词科习气也。能消磨尽者，难耳。东莱早年文章，在词科中最号杰然者。然藻缋排比之态，要亦消磨未尽，中年方就平实，惜其不多作，而遂无年耳。
文字之雅澹不浮，混融不琢，优游不迫者，李习之、欧阳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张文潜。虽其浅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则欧公也。淳熙间，欧文盛行，陈君举、陈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举初学欧不成，后乃学张文潜，而文潜亦未易到。”
刘原父，文醇雅有西汉风，与欧公同时，为欧公名盛所掩，而欧、曾、苏、王亦不甚称其文。刘尝叹：“百年后，当有知我者。”至东莱编《文鉴》，多取原父文，几与欧、曾、苏、王并。而水心亦亟称之，于是方论定。
铭诗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为最，东坡《表忠观碑铭》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只此四句，便见钱Α忠勇英烈之气闪烁乾坤。《上清储祥宫碑铭》云：“于皇祖宗，在帝左右。风马云车，从帝来狩。阅视新宫，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孙。”读之俨然如画，悚然如见，而天帝与祖宗所以念下民、眷子孙之意，又仁蔗恻怛如此。后之为文者，非不欲极力摹写，往往形貌虽具，而神气索然矣。
《大序》云：亡国之音哀以思。退之论魏晋以降以文鸣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近世诗人争效唐律，就其工者论之，即退之所谓魏晋以降者也。而况其不能工者乎？
范睢、蔡泽者，侥幸之尤耳。若泽诡说睢而代之相，无分功寸谋于秦，而迁于二子，皆称其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又曰：二子不因困厄，其能激乎！迁之缪如此，非所谓退处士而进奸雄者哉？
边人叛服不常，以恩信结之，犹惧其变，而况以诈先之乎？汉武帝建元六年，匈奴请和亲，王恢议请击之，韩安国以为不如和亲便，群臣多附安国，帝乃许和亲。然不三载，复从王恢之策，欲诱致以利，而伏兵击之。是不以恩信结之，而以诈先之也。匈奴安得而不叛？自是而后，入上谷，入雁门，入代杀太守，杀都尉，杀掠吏民，汉无一日不被其扰。而帝亦耻初谋之不遂，命将出师无虚岁，而海内耗矣，盖自王恢之谋始也。初，帝命恢与韩安国击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而安国无一语，知其事虽可已，而名义犹正也。至是，则力争不可，知其名义大不正也。使恢谋不行，匈奴未必屡叛，武帝虽黩武，亦岂如是甚哉。
卫青，一奴虏也。然贵为大将军，日见尊宠，汲黯与之抗礼不拜，而青愈贤之，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公孙宏号为儒者，反怨黯之面折，而阴欲挤之死地，曾一奴虏之不若也。哀哉！
余读《何蕃传》，朱Г之乱，太学诸生举将从之，来请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馆之士不就乱！”，尝疑六馆之士如此其众，岂能守节义者独蕃一人而已乎？至读柳子厚《与太学诸生书》云：仆少时，常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诸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陵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然殊异者无几耳。乃知当时太学风俗不美如此，其欲从Г无疑。
宋玉《讽赋》载于《古文苑》，大略与《登徒子好色赋》相类，然二赋益设辞以讽楚王耳。司马相如拟《讽赋》而作《美人赋》，亦谓臣不好色，则人知其为诬也。有不好色而能盗文君者乎？此可以发千载之一笑。
梁何思澄终日造渴，每宿作名纸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名纸盖起于此。今人谓之名贽，非也。
子厚《乞巧文》与退之《送穷文》绝类，亦是拟杨子云《逐贫赋》，特名异耳。
绍定之末，史相薨，圣上亲政。即日，梁成大、李知孝出国门。西山在泉，闻之喜甚，曰：“二凶去矣。闽特犬豕，越乃虺蛇。”盖梁闽人，李越人也。未几，并除洪公咨夔、王公遂为察官，西山尤喜，曰：“四十年无此矣。”余尝叹息，此二事与石徂徕所颂庆历何以异？盖进贤退不肖固难，而决裂迅疾如此者尤难。此非特圣主英断，追踪尧舜，亦是天理人心，终无泯灭时节。特其一晦一明，各关气数，而气数未尝不回，世人但随气数以为变迁者，真冥愚无知者也。余《贺西山起废再知泉州启》云：弊事万端，终有转旋之理。仁心一点，本无歇息之期。”时绍定五年之冬也。至六年之冬，果验。又云：“百转穷通，吾何荣以何辱，一番用舍，世有重而有轻。”西山颇称赏。
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吏传》不及也。
曩见曹器远侍郎称止斋最爱《史记》诸传赞，如《贾谊传》赞尤喜，为人诵之，盖语简而意含蓄，咀嚼尽有味也。
张守节为《史记正义》云：班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少加异者，不弱即劣。《史记》五十一万六千五百言，序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序二百二十五年事。迁引父致意，班书父修而固蔽之，优劣可知矣。余谓此言，止论才未论识也。尧、舜典，当时史官在也。形容尧、舜盛德，发挥尧、舜心术，铺序尧、舜政教，不过千余言，而坦然明白，整整有次第，详悉无纤遗。后世史官，曾足窥其藩哉。曾子固谓不特当时史官不可及，凡当时执笔而随者，意其亦皆圣贤之徒也，要之，论后世史才，以迁为胜，然视古已霄壤矣。按：班固《序传》称叔皮惟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尊其父至矣，谓之蔽其父者，非也。
司马贞云《史记》十二纪，象岁星一周。八书，法天时八节。十表，仿刚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传，取悬车之暮齿。百三十篇，象闰余而成岁。张守节亦云。而独以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余按：迁书本无此语，盖后人穿凿臆说也，亦可谓缪
悦斋李季允和王仲宣《登楼赋》，不特语言工，其爱君恋国，感事忧时，忠操过仲宣矣。
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徐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翁然效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后为王木叔诗序，谓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要其终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跋刘潜夫诗卷，谓谢显道称不如流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潜夫能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尚晚唐者，误也。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近时学者歆艳“四灵”，剽窃摹仿，愈陋愈下，可叹也哉。
山谷《答洪驹父书》云：骂犬文虽雄奇，不作可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切勿袭其轨也。往时，永嘉薛子长有俊才，至老不第，文字颇有骂讥不平之气。水心为其集序，微不满焉。余少时未涉事，亦颇喜为讥切之文，窗袖以质水心。水心曰：“隽甚，吾乡薛象先端明，其初声名满天下，特少隽耳。然当吴之年，未有吴之笔也。吴年少，笔先脱似王逢原，但好骂，气未平，亦似王逢原耳。”后二年，余以新稿见，水心曰：“此番气渐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骂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气象，不特文字进，其胸中所养益宏矣。
水心旧为监司，有一举员未发，批付书吏令搜检，僚属通启内有两句云：气禀天下之至清，品列人间之最上。吏既检呈，即日剡荐，惜不记其姓名耳。
止斋ヘ福州，年正盛，聪明果决，帅梁丞相一委听之。有富人诉仆窃盗，仆辞连其主之女，止斋必欲逮女以问，诸寓公营救不获，于是有得银之谤，未几论去。后止斋历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枵然，仅余白金数十两以殓。其子贫困，谒先友黄文叔尚书于建康，颇周之。止斋得谤如此，至今犹有未尽知者，可叹也。
苏云卿，广汉人。身长七尺，美髭髯，寡言笑，与张丞相德远为友。靖康蜀扰，避地豫章东湖之南，包巾布褐，治圃种蔬，耘植溉注，皆有法，视他圃独胜。夜则织履，履坚致，涉远难败，人争取之，名曰“苏翁草鞋”。德远入相，贻书，致厚币，属帅漕曰：“云卿，管、乐流亚也。闻今灌园东湖，斯人非折简可招，为我诣其庐，必致之。”帅、漕更野服，作游客入圃。翁方运锄，客揖与语良久，延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无他物，惟西汉史一册。客问翁乡里，曰：“广汉客”。乃问张德远亦广汉人，尝识之否？翁为言德远家世历历。客曰：“德远之才可为宰相否？”翁掉头不可。客问何以？翁曰：“惜其长于知君子，短于识小人。”二客徐拱立，出书币，谓某等非游客，承乏帅漕，张丞相命屈先生，共济大业。翁色变，喉间隐隐有声，似怨张暴己踪迹。帅漕呼舆隶，约同载，翁谢以翌日当纳谒。晨兴侯之，户闭，阒无人声。抉而闯焉，则书币不启，翁已遁矣，人莫知所之。帅漕复命，德远抚几叹曰：“求之不得，实怀窃位之羞。”作《箴》以识之云：云卿风节，高于傅霖。予期与之，共济当今。山潜水杳，邈不可寻。弗力弗早，予罪曷针。”其圃，今属郡人宋自适正父，赵章泉名其室曰“灌园庵”。云卿今入《国史?遗逸传》。
永嘉木尚书待问，少从学于郑敷文。敷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负气尚义之士也。登甲科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奉岳祠养母不出者二十年。绍兴末，上《中兴急务书》十篇，极言秦桧之罪，文亦豪健浩博，诸公忌而畏之。孝庙朝，无人为提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号归愚翁，有《归愚集》。其婿蔡行之帅闽，为之锓版三山。永嘉称敷文为“大郑公”，景元为“小郑公”，一时英俊皆推尊之。敷文死后，木尚书造宅侵郑氏地界，景元不平，往与木詈诟，而手击之。景元亦大为木之子弟所棰。明日，木诉之郡，逮景元。时，景元待次教官，扶其母以出，木惭悚退缩而止。木素无闻望，止以大魁为从官尔。因此事，永嘉人薄之。
绍熙末，光庙有疾。嘉王之立，起于水心先生与徐子宜之谋。赵忠定令水心草诏，序孝庙大渐，所以立嘉王之故云：病无尝药之人，崩乏居丧之主。忠定不肯用，别为之。水心曰：“祸将作矣，吾当亟去。”盖为立君大事，不明言其故，必有小人造谤兴谗，以祸诸君子者。水心竟不言功，随即去国。徐子宜本为都司，以功进从官。末几，胄果造谤，忠定贬死，而子宜亦远窜，水心既不言功受赏，亦不因功受祸。若水心，可谓知机卓识之君子矣。此事游丞相语余，谓得之于先忠公之说如此。又云：先忠公尝说，如水心先生样人，若出而用于朝，时节必大好。忠公名仲鸿，后以为学，与水心同入党籍坐废者也。其谥曰忠，窗为谥议。
淳熙间，永嘉英俊，如陈君举、陈蕃叟、蔡行之、陈益之六七辈，同时并起，皆赴太学补试。芮国器为祭酒，东莱为学官，东莱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者。”举访东莱，东莱语以一《春秋》题，且言破意。就试，果出此题，君举径用此破，且以语蕃叟。蕃叟，其从弟也。遂皆中榜，此盖以誉望取士，犹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实公也。
蔡行之本从止斋学，既以《春秋》为补魁，止斋遂改为赋以避之。东莱为省试官，得一《春秋》卷甚工。东莱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读书养望三年。”以其草册，投之帐顶上。未几，东莱以病先出院。众试官入其室，见帐顶上有一草卷，甚工，谓此必东莱所甚喜，而欲置前列者，遂定为首选。此事闻之水心先生云。
止斋年近三十，聚徒于城南茶院，其徒数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补试，才抵浙江亭，未脱草屦，方外士及太学诸生迎而求见者如云。吴琚，贵公子也，冠带执刺，候见于旅邸，已昏夜矣。既入学，芮祭酒即差为太学举令，二子拜之斋序。止斋辞不敢当，径遁之天台山国清寺，士友纷然从之者数月。其时，止斋有《待遇集》板行，人争诵之。既登第后，尽焚其旧稿，独从郑景望讲义理之学，从薛常州讲经制之学。其后，止斋文学日进，大与曩时异。尝言：太祖肇基，纪纲法度甚正，可以继三代，所著《建隆编》是也。于成周制度，讲究甚详，有《周礼说》，尝以进光庙。绍熙间，光庙以疾，不过重华宫。止斋力谏，至牵御衣，衣为之裂。除中书舍人，不拜命而去。后谥曰“文节”。止斋之文，初则工巧绮丽，后则平淡优游，委蛇宛转，无一毫少作之态。其诗，意深义精，而语尤高。后学但知其时文，罕有识此者。蔡行之亦锓其集于三山，但水心取其学，取其诗，不甚取其文。盖其文颇失之孱弱，时文气终消磨不尽也。
宝庆初，朝贵多不敢轻接客，接亦不敢一语及时事。魏鹤山为名吏，论事方岌岌。一日，独会客，余亦在坐。鹤山言：“《易?泰卦》只说一通字，今日在上者多猜防掩蔽，而下情不通于上，在下者多料想惊传，而上情不通于下。如何得有泰之象？”他日，复上卦事，首论《泰卦》，即此意也。故相欲观诸公意向，有一从官招诸从官饮，因言：“今日之事，正如主人设醴觞客，为客者当荷主人美意。乃或指摘主人某事未是，某事未善，岂礼耶？”众唯唯无语。鹤山独谓不然，主人招客固美意，然或所言议背理，不合人情，为客者亦可强从命耶？故相闻此语，知决难两立，鹤山于是有靖州之行。
《尧典》有君道焉，犹《易》之乾也。《舜典》有臣道焉，独《易》之坤也。《诗》周南、召南亦然。
今人但知六经载义理，不知其文章皆有法度。如《书》之《禹贡》，最当熟看。《舜典》载巡狩事，云：岁一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其事甚繁。下载五月南巡守，则但云至于南岳，如岱礼一句而已。八月西巡守，但云至于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守，但云至于北岳，如西礼。不复详载望秩、协同、礼玉等语，盖文法变化，所谓如岱礼、如初、如西礼之类，语活而意尽，皆作文之法也。至于《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无逸》等篇，皆平正明白，其文多整，后世偶语，盖起于此。
典谟中，皋陶论九德，当居第一，禹议论次之，夔论乐又次之，益亦有告戒，又次之。其后伊尹言一德，仲虺言建中，傅说言学，箕子言九畴，周公言无逸，召公言敬德，此皆是道统之传，为后世所宗者也。至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则类聚，而究切之无遗谊矣。孟子论道统亦云，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莱朱即仲虺也。但孟子独不拈出箕子，岂以仅及见武王，而不及见文王耶？
《孟子》七篇，不特推言义理，广大而精微，其文法极可观，如齐人乞墙一段尤妙。唐人杂说之类，盖仿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