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

吴序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揅乎质力聚散之几［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其为书奥赜纵横，博涉乎希腊、竺乾、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黎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

　　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太玄》，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为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人抵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以消今两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儿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上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知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济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恉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傑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瀹矣。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归大演之一义也欤。

　　光绪戊戌孟夏　桐城吴汝纶叙

自序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段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上，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两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已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大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婚也哉!

　　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占之用焉。此可为［①］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消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光绪丙申重九　严复序

译例言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①］。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一、《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唐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一、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日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椠，辛苦迻译之本心矣。

　　一、是编之译，［①］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徽〔征〕引，匡益实多。顾惟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新会梁任公［②］、沔阳卢木斋诸君借钞，皆劝早日付梓，木斋邮示介弟慎之于鄂，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刻讫寄津覆斠，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　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注释：

　　第 1317 页［*］《天演论》原名Evolutionand Ethics，即“进化与伦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初发表于1893年。严复译文，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本子，是封面题为乙未年三月即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的《天演论》本。这不是定本，可能是当时人擅自将稿子拿去刊印的。书中没有自序和吴汝纶的序，也没有译例言。导言译作卮言，译文与后来的定本也不同。《天演论》正式出版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为沔阳慎始基斋本。同年，严复自己据此本石印行世，为嗜奇精舍本。以后销路日广，版本益多，其中一九○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富文书局的石印本也是较好的本子。此据慎始基斋本。

　　第 1317 页［①］“几”，富文本作“义”。

　　第 1320 页［①］他本作“此可与”。

　　第 1321 页［①］商务本作“自善互备”。

　　第 1323 页［①］自“一是编之译”至“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一段，富文本、商务本均缺。

　　第 1323 页［②］嗜奇本删去“新会梁任公”五字。

天演论上

导言一　察变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齧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英之南野，黄芩之种为多，此自未有纪载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撷践踏者。兹之所见，其苗裔耳。邃古之前，坤枢未转，英伦诸岛，乃属冰天雪海之区，此物能寒，法当较今尤茂。此区区一小草耳，若迹其祖始，远及洪荒，则三占以还年代方之，犹瀼渴之水，比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故事有决无可疑者，则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正不知几移几换而成此最后之奇。且继今以往，陵谷变迁，又属可知之事，此地学不刊之说也。假其惊怖斯言，则索证正不在远。试向立足处所，掘地深逾寻丈，将逢蜃灰。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必为海。盖蜃灰为物，乃赢蚌脱壳积叠而成。若用显镜察之，其掩旋尚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前为海，此恒河沙数赢蚌者胡从来乎？沧海飏尘，非诞说矣!且地学之家，历验各种殭石，知动植庶品，率皆递有变迁，特为变至微，其迁极渐。即假吾人彭聃之寿，而亦由暂观久，潜移弗知。是犹蟪蛄不识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变名之，真瞽说也。

　　故知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是当前之所见，经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万年三万年而革亦可也。特据前事推将来，为变方长，未知所极而已。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大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复案：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种类［①］所以繁殊之故。先是言生理者，皆主异物分造之说。近今百年格物诸家，稍疑古说之不可通。如法人兰麻克、爵弗来，德人方拔、万俾尔，英人威里士、格兰特、斯宾塞尔、倭恩、赫胥黎，皆生学名家，先后间出，目治手营，穷探审论，知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运之，而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然其说未大行也，至咸丰九年，达氏书出，众论翕然。自兹厥后，欧美二洲治生学者，大抵宗达氏。而矿事日辟，掘地开山，多得古禽兽遗蜕，其种已灭，为今所无。于是虫鱼禽互兽人之间，衔接迤演之物，日以渐密，而达氏之言乃愈有征。故赫胥黎谓古者以大地为静居天中，而日月星辰，拱绕周流，以地为主。自歌白尼出，乃知地本行星，系日而运。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盖自有歌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而后生理确也。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以发明天演之旨。第二书以天演言生学。第三书以天演言性灵。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最后第五书，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条贯，而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呜乎!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不佞近翻《群谊》书，即其第五书中之编也。斯宾氏迄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其全书于客岁始蒇事，所谓体大思精，殚毕生之力者也。达尔文生嘉庆十四年，卒于光绪八年壬午。赫胥黎于

　　乙未夏化去，年七十也。

导言二　广义

　　自递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以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此其理古人已发之矣。但古以谓大运循环，周而复始，今兹所见，于古为重规；后此复来，于今为叠矩，此则甚不然者也。自吾党观之，物变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著。运常然也，会乃大异。假山当前一动物，远迹始初，将见逐代变体，虽至微眇，皆有可寻，迨至最初形，乃莫定其为动为植。凡兹运行之理，乃化机所以不息之精。苟能静观，随在可察。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此其说滥觞隆古，而大畅于近五十年。盖格致学精，时时可加实测故也。

　　且伊古以来，人持一说以言天，家宗一理以论化。如或谓开辟以前，世为混沌，沕湣胶葛，待剖判而后轻清上举，重汕下凝；又或言抟上为人，咒日作昼，降及一花一草，蠕动蠉飞，皆自元始之时，有真宰焉，发挥张皇，号召位置，从无生有，忽然而成；又或谓出王游衍，时时皆有鉴观，惠吉逆凶，冥冥实操赏罚。此其说甚美，而无如其言之虚实，断不可证而知也。故用天演之说，则竺乾、大方、犹太诸教宗，所谓神明创造之说皆不行。夫拔地之木，长于一子之微；垂天之鹏，出于一卵之细。其推陈出新，逐层换体，皆衔接微分而来。又有一不易不离之理，行乎其内。有因无创，有常无奇。设宇宙必有真宰，则天演一事，即真宰之功能。惟其立之之时，后果前因，同时并具，不得于机缄已开，洪钧既转之后，而别有设施张主于其间也。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故其事至赜至繁，断非一书所能罄。姑就生理治功一事，橅略言之。先为导言十余篇，用以通其大义。虽然，隅一举而三反，善悟者诚于此而有得焉，则筦秘机之扃钥者，其应用亦正无穷耳。

　　复案：斯宾塞尔之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聚质，辟以散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也。”又为论数十万言，以释此界之例。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今就所忆者杂取而粗明之，不能细也。其所消翕以聚质者，即如日局太始，乃为星气，名涅菩刺斯，布濩六合，其质点本热至大，其抵力亦多，过于吸力。继乃山通吸力收摄成珠，太阳居中，八纬外绕，各各聚质，如今是也。所谓辟以散力者，质聚而为热、为光、为声、为动，未有不耗本力者，此所以今日不如古日之热。地球则日缩，彗星则渐迟，八纬之周天皆日缓，久将迸入而与太阳合体。又地入流星轨中，则见陨石。然则居今之时，日局不徒散力，即合质之事，亦方未艾也。余如动植之长，国种之成，虽为物悬殊，皆循此例矣。所谓由纯之杂者，万化皆始于简易，终于错综。日局始乃一气，地球本为流质，动植类胚胎萌芽，分官最简；国种之始，无尊卑上下君子小人之分，亦无通力合作之事。其演弥浅，其质点弥纯。至于深演之秋，官物大备，则事莫有同，而互相为用焉。所谓山流之凝者，盖流者非他，此流字兼飞质而言。由质点内力甚多，未散故耳。动植始皆柔滑，终乃坚强。草昧之民，类多游牧；城邑土著，文治乃兴，胥此理也。所谓由浑之画者，浑者芜而不精之消，画则有定体而界域分明。盖纯而流者未尝不浑，而杂而凝者，又未必皆画也。且专言由纯之杂，由流之凝，而不言由浑之画，则凡物之病且乱者，如刘、柳元气败为痈痔之说，将亦可名天演。此所以二者之外，必益以由浑之画而后义完也。物至于画，则山壮入老，进极而将退矣。人老则难以学新，治老则笃于守旧，皆此理也。所谓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亦天演最要之义，不可忽而漏之也。前者言辟以散力矣。虽然，力不可以尽散，散尽则物死，而天演不可见矣。是故方其演也，必有内涵之力，以与其质相剂。力既定质，而质亦笵力，质日异而力亦从而不同焉。故物之少也，多质点之力。何谓质点之力？如化学所谓爱力是已。及其壮也，则多物体之力。凡可见之动，皆此力为之也。更取日局为喻，方为涅菩星气之时，全局所有，几皆点力。至于今则诸体之周天四游，绕轴自转，皆所谓体力之著者矣。人身之血，经肺而合养气；食物入胃成浆，经肝成血［①］，皆点力之事也。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俗曰脑气筋。以达脑成觉，即觉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动，自欲以前，亦皆点力之事。独至肺张心激，胃回胞转，以及拜舞歌呼手足之事，则体力耳。点体二力，互为其根，而有隐见之异，此所谓相剂为变也。天演之义，所苞如此，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

导言三　趋异

　　号物之数曰万，此无虑之言也，物固奚翅万哉!而人与居一焉。人，动物之灵者也，与不灵之禽兽鱼鳖昆虫对；动物者，生类之有知觉运动者也，与无知觉之植物对；生类者，有质之物而具支体一官理者也，与无支体官理之金石水土对。凡此皆有质可称量之物也，合之无质不可称量之声热光电诸动力，而万物之品备矣。总而言之，气质而已。故人者，具气质之体，有支体官理知觉运动，而形上之神，寓之以为灵，此其所以为生类之最贵也。虽然，人类贵矣，而其为气质之所囚拘，阴阳之所张弛，排激动荡，为所使而不自知，则与有生之类莫不同也。

　　有生者生生，而天之命若曰：使生生者各肖其所生，而又代趋于微异。且周身之外，牵天系地，举凡与生相待之资，以爱恶拒受之不同，常若右其所宜，而左其所不相得者。夫生既趋于代异矣，而寒暑燥湿风水土谷，洎夫一切动植之伦，所与其生相接相寇者，又常有所左右于其间。于是则相得者亨，不相得者困；相得者寿，不相得者殇。日计不觉，岁校有余，浸假不相得者将亡，而相得者生而独传种族矣，此天之所以为择也。且其事不止此，今夫生之为事也，孳乳而寖多，相乘以蕃，诚不知其所底也。而地力有限，则资生之事，常有制而不能逾。是故常法牝牡合而生生，祖孙再传，食指三倍，以有涯之资生，奉无穷之传衍，物既各爱其生矣，不出于争，将胡获耶？不必争于事，固常争于形。借曰让之，效与争等。何则？得者只一，而失者终有徒也。此物竞争存之论，所以断断乎无以易也。自其反而求之，使含生之伦，有类皆同，绝无少异，则天演之事，无从而兴。天演者以变动不居为事者也，使与生相待之资，于异者匪所左右，则天择之事，亦将泯焉。使奉生之物，恒与生相副于无穷，则物竞之论，亦无所施，争固起于不足也。然则天演既兴，三理不可偏废。无异、无择、无争，有一然者，非吾人今者所居世界也。

　　复案：学问格致之事，最患者人习于耳目之肤近，而常忘事理之真实。今如物竞之烈，士非抱深思独见之明，则不能窥其万一者也。英国计学家即理财之学。马尔达有言：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几何级数者，级级皆用定数相乘也。谓设父生五子，则每子亦生五孙。使灭亡之数，不远过于所存，则瞬息之间，地球乃无隙地。人类孳乳较迟，然使衣食裁足，则二十五年其数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当遍大陆也。生子最稀，莫逾于象。往者达尔文尝计其数矣，法以牝牡一双，三十岁而生子，至九十而止，中间经数，各生六子，寿各百年，如是以往，至七百四十许年，当得见象一千九百万也。又赫胥黎云：大地出水之陆，约为方迷卢者五十一兆。今设其寒温相若，肥确又相若，而草木所资之地浆、日热、炭养、亚摩尼亚莫不相同。如是而设有一树，及年长成，年出五十子，此为植物出子甚少之数，但群子随风而飏，枚枚得活，各占地皮一方英尺，亦为不疏，如是计之，得九年之后，遍地皆此种树，而尚不足五百三十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六垓方英尺。此非臆造之言，有名数可稽，综如下式者也。

夫草木之蕃滋，以数计之如此，而地上各种植物，以实事考之又如彼。则此之所谓五十子者，至多不过百一二存而已。且其独存众亡之故，虽有圣者莫能知也。然必有其所以然之理，此达氏所谓物竞者也。竞而独存，其故虽不可知，然可微拟而论之也。设当群子同入一区之时，其中有一焉，其抽乙独早，虽半日数时之顷，已足以尽收膏液，令余子不复长成，而此抽乙独早之故，或辞枝较先，或苞膜较薄，皆足致然。设以膜薄而早抽，则他日其子，又有膜薄者，因以竞胜，如此则历久之余，此膜薄者传为种矣，此达氏所谓天择者也。嗟夫!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此不仅物然而已，墨、澳二洲，其中土人日益萧瑟，此岂必虔刘脧削之而后然哉!资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术者既多取之而丰，无具者自少取焉而啬；丰者近昌，啬者邻灭。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

导言四　人为

　　前之所言，率取譬于天然之物。天然非他，凡未经人力所修为施设者是已。乃今为之试拟一地焉，在深山广岛之中，或绝徼穷边而外，自元始来未经人迹，抑前经垦辟而荒弃多年，今者弥望蓬蒿，羌无蹊迒，荆榛稠密，不可爬梳。则人将曰：甚矣，此地之荒秽矣!然要知此蓬蒿荆榛者，既不假人力而自生，即是中种之最宜，而为天之所择也。忽一旦有人焉，为之铲刈秽草，斩除恶木，缭以周垣，衡从十亩，更为之树嘉葩，栽美箭，滋兰九畹，种橘千头，举凡非其地所前有，而为主人所爱好者，悉移取培植乎其中。如是乃成十亩园林，凡垣以内之所有，与垣以外之自生，判然各别矣。此垣以内者，不独沟塍阑楯，皆见精思，即一草一花，亦经意匠。正不得谓草木为天工，而垣宇独称人事，即谓皆人为焉，无不可耳。第斯园既假人力而落成，尤必待人力以持久，势必时加护葺，日事删除，夫而后种种美观，可期恒保。假其废而不治，则经时之后，外之峻然峙者，将圮而日卑；中之浏然清者，必淫而日塞。飞者啄之，走者躏之，虫豸为之螙，莓苔速其枯。其与此地最宜之蔓草荒榛，或缘间隙而文萦，或因飞子而播殖，不一二百年，将见基址仅存，蓬科满目，旧主人手足之烈，渐不可见。是青青者又战胜独存，而遗其宜种矣。此则尽人耳目所及，其为事岂不然哉!此之取譬，欲明何者为人为，十亩园林，正是人为之一。大抵天之生人也，其周一身者谓之力，谓之气；其宅一心者谓之智，谓之神。智力兼施，以之离合万物，于以成天之所不能自成者谓之业，谓之功，而通谓之曰人事。自古之土铏洼尊，以至今之电车铁舰，精粗迥殊，人事一也。故人事者，所以济天工之穷也。虽然，苟揣其本以为言，则岂惟是莽莽荒荒，自生自灭者，乃出于天生；即此花木亭垣，凡吾人所辅相裁成者，亦何一不由帝力乎？夫曰人巧足夺天工，其说固非皆诞。顾此冒耏横目，手以攫足以行者，则亦彼苍所赋畀，且岂徒形体为然。所谓运智虑以为才，制行谊以为德，凡所异于草木禽兽者，一一皆秉彝物则，无所逃于天命而独尊。由斯而谈，则虽有出类拔萃之圣人，建生民未有之事业，而自受性降衷而论，固实与昆虫草木同科。贵贱不同，要为天演之所苞已耳，此穷理之家之公论也。

　　复案：本篇有云，物不假人力而自生，便为其地最宜之种，此说固也。然不知分别观之则误人，是不可以不论也。赫胥黎氏于此所指为最宜者，仅就本土所前有诸种中，标其最宜耳。如是而言，其说自不可易，何则？非最宜不能独存独盛故也。然使是种与未经前有之新种角，则其胜负之数，其尚能为最宜与否，举不可知矣。大抵四达之地，接壤緜遥，则新种易通，其为物竞，历时较久，聚种亦多。至如岛国孤悬，或其国在内地，而有雪岭流沙之限，则其中见种，物竞较狭，暂为最宜。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此自舟车大通之后，所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也。譬如美洲从占无马，自西班牙人载与俱入之后，今则不独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转成野种，族聚蕃生。澳洲及新西兰诸岛无鼠，自欧人到彼，船鼠入陆，至今遍地皆鼠，无异欧洲。俄罗斯蟋蟀旧种长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尅灭旧种，今转难得。苏格兰旧有画眉最善鸣，后忽有斑画眉，不悉何来，不善鸣而蕃生，尅善鸣者日以益希。澳洲土蜂无针，白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至如植物，则中国之蕃薯蓣来自吕宋，黄占来自占城，蒲桃、苜蓿来自西域，薏苡载自日南，此见诸史传者也。南美之番百合，西名哈敦，本地中海东岸物，一经移种，今南美拉百拉达，往往蔓生数十百里，弥望无他草木焉。馀则由欧洲以入印度、澳斯地利，动植尚多，往往十年以外，遂遍其境，较之本土，繁盛有加。夫物有迁地而良如此，谁谓必本土固有者，而后称最宜战。嗟乎!岂惟是动植而已，使必土著最宜，则彼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由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而伯林海之甘穆斯噶加，前土民数卜万，晚近乃仅数万，存者不及什一，此俄人亲为余言，且谓过是恐益少也。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

导言五　互争

　　难者曰：信斯占也，人治天行，同为天演矣。夫名学之理，事不相反之消同，功不相毁之谓同。前篇所论，二者相反相毁明矣。以矛陷盾，互相抵牾，是果僢驰而不可合也。如是岂名学之理，有时不足信欤？

　　应之曰：以上所明，在在征诸事实，若名学必谓相反相毁，不出同原，人治天行，不得同为天演，则负者将在名学。理征于事，事实如此，不可诬也。夫园林台榭，谓之人力之成可也，谓之天机之动，而诱衷假手于斯人之功力以成之，亦无不可。独是人力既施之后，是天行者，时时在在，欲毁其成功，务使复还旧观而后已。倘治园者不能常目存之，则历久之余，其成绩必归于乌有，此事所必至，无可如何者也。今如河中铁桥，沿河石阴，二者皆天材人巧，交资成物者也。然而飘风朝过，则机牙暗损；潮头暮上，则基阯微摇；且凉热涨缩，则筍缄不得不松；雾淞潜滋，则锈［①］涩不能不长，更无论开阖动荡之日有损伤者矣。是故桥须岁以勘修，阴须时以培筑，夫而后可得利用而久长也。故假人力以成务者天，凭天资以建业者人。而务成业建之后，天人势不相能，若必使之归宗返始而后快者。不独前一二事为然，小之则树艺牧畜之微，大之则修齐治平之重，无所往而非天人互争之境。其本固一，其末乃歧。闻者疑吾言乎？则盍观张弓，张弓者之两手也，支左而屈右，力同出一人也，而左右相距。然则天行人治之相反也，其原何不可同乎？同原而相反，是所以成其变化者耶。

　　复案：于上二篇，斯宾塞、赫胥黎二家言治之殊，可以见矣。斯宾塞氏之言治也，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犹黄老之明白然，而不忘在宥是已。赫胥黎氏他所著录，亦什九主任天之说者，独于此书，非之加此。盖为持前说而过者设也。斯宾塞之言曰：人当食之顷，则自然觉饥思食。今设去饥而思食之自然，有良医焉，深究饮食之理，为之程度，如学之有课，则虽有至精至当之程，吾知人以忘食死者必相藉也。物莫不慈其子姓，此种之所以传也。今设去其自然爱子之情，则虽深谕切戒，以保世存宗之重，吾知人之类其灭久矣，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由是而推之，凡人生保身保种，合群进化之事，凡所当为，皆有其自然者，为之阴驱而潜率，其事弥重，其情弥殷。设弃此自然之机，而易之以学问理解，使知然后为之，则日用常行，已极纷纭繁赜，虽有圣者，不能一日行也。于是难者曰：诚如是，则世之任情而过者，又比比焉何也？曰：任情而至于过，其始必为其违情。饥而食，食而饱，饱而犹食；渴而饮，饮而滋，滋而犹饮。至违久而成习，习之既成，日以益痼，斯生害矣。故子之所言，乃任习，非任情也。使其始也，如其情而止，则乌能过乎？学问之事，所以范情，使勿至于成习以害生也。斯宾塞任天之说，模略如此。

导言六　人择

　　天行人治，常相毁而不相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何以明之？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的。天行者倡其化物之机，设为已然之境，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且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皆悬至信之格，而听万类之自已。至于人治则不然，立其所祈向之物，尽吾力焉，为致所宜，以辅相匡翼之，俾克自存，以可久可大也。请申前喻，夫种类之孳生无穷，常于寻尺之壤，其膏液雨露，仅资一本之生，乃杂投数十百本牙蘖其中，争求长养。又有旱涝风霜之虐，耘其弱而植其强，洎夫一本独荣［①］，此岂徒坚韧胜常而已，固必具与境推移之能，又或蒙天幸焉，夫而后翘尔后亡，由拱把而至婆娑之盛也。争存之难，有如此者。至于人治独何如乎？彼天行之所存，固现有之最宜者。然此之最宜，自人观之，不必其至美而适用也。是故人治之兴，常兴于人之有所择。譬诸草木，必择其所爱与利者而植之。既植矣，则必使地力宽饶有余，虫鸟勿蠹伤，牛羊勿践履；旱其溉之，霜其苫之，爱护保持，期于长成繁盛而后已。何则？彼固以是为美利也。使其果实材荫，常有当夫主人之意，则爱护保持之事，自相引而弥长；又使天时地利人事，不大异其始初，则主人之庇，亦可为此树所长保，此人胜天之说也。虽然，人之胜天亦仅耳，使所治之园，处大河之滨，一旦刍茭不属，虑殚为河，则主人于斯，救死不给，树乎何有？即它日河复，平沙无际，茅芦而外，无物能生；又设地枢渐转，其地化为冰虚，则此木亦末由得艺，此天胜人之说也。天人之际，其常为相胜也若此。所谓人治有功，在反天行者，盖虽辅相裁成，存其所善，而必赖天行之力，而后有以致其事，以获其所期。物种相刃相劘，又各肖其先，而代趋于微异，以其有异，人择以加。譬如树艺之家，果实花叶，有不尽如其意者，彼乃积摧其恶种，积择其善种。物竞自若也，特前之竞也，竞宜于天；后之竞也，竞宜于人。其存一也，而所以存异。夫如是积累而上之，恶日以消，善日以长，其得效有迥出所期之外者，此之谓人择。人择而有功，必能尽物之性而后可。嗟夫!此真生聚富强之秘术，慎勿为卤莽者道也。

　　复案：达尔文《物种由来》云：人择一术，其功用于树艺牧畜，至为奇妙。用此术者，不仅能取其群［①］而进退之，乃能悉变原种，至于不可复识。其事如按图而索，年月可期。往尝见撒孙尼人羊，每月三次置羊于几，体段毛角，详悉校品，无异考金石者之玩古器也。其术要在识别微异，择所祈向，积累成著而已。顾行术最难，非独具手眼，觉察毫厘，不能得所欲也。具此能者，千牧之中，殆难得一。苟其能之，更益巧习，数稔之间，必致巨富。欧洲羊马二事，尤彰彰也。间亦用接构之法，故真佳种，索价不赀，然少得效，效者须牝牡种近，生乃真佳，无反种之弊。牧畜如此，树艺亦然，特其事差易，以进种略骤，易于决择耳。

导言七　善败

　　天演之说，若更以垦荒之事喻之，其理将愈明而易见。今设英伦有数十百民，以本国人满，谋生之艰，发愿前往新地开垦。满载一舟，到澳洲南岛达斯马尼亚所。澳士大利亚南有小岛。弃船登陆，耳目所触，水土动植，种种族类，寒燠燥湿，皆与英国大异，莫有同者。此数十百民者，筚路褴缕，辟草莱，烈山泽，驱其猛兽虫蛇，不使与人争土，百里之周，居然城邑矣。更为之播英之禾，艺英之果，致英之犬羊牛马，使之游且字于其中，于是百里之内，与百里之外，不独民种迥殊，动植之伦，亦以大异。凡此皆人之所为，而非天之所设也。故其事与前喻之园林，虽大小相悬，而其理则一。顾人事立矣，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物竞又自若也。以一朝之人事，闯然出于数千万年天行之中，以与之相抗，或小胜而仅存，或大胜而日辟，抑或负焉以泯而无遗，则一以此数十百民之人事何如为断。使其通力合作，而常以公利为期，养生送死之事备，而有以安其身；推选赏罚之约明，而有以平其气，则不数十百年，可以蔚然成国。而土著之种产民物，凡可以驯而服者，皆得渐化相安，转为吾用。设此数十百民惰窳卤莽，愚暗不仁，相友相助之不能，转而糜精力于相伐，则客主之势既殊，彼旧种者得因以为利，灭亡之祸，旦暮间耳。即所与偕来之禾稼果蓏牛羊，或以无所托芘而消亡，或入焉而与旧者俱化。不数十年，将徒见山高而水深，而垦荒之事废矣。此即谓不知自致于最宜，用不为天之所择可也。

　　复案：由来垦荒之利不利，最觇民种之高下。泰西自明以来，如荷兰，如日斯巴尼亚，如蒲陀牙，如丹麦，皆能浮海得新地。而最后英伦之民，于垦荒乃独著，前数国方之，瞠乎后矣。西有米利坚，东有身毒，南有好望新洲，计其幅员，几与欧亚 ［①］埒。此不仅习海擅商，狡黠坚毅为之也，亦其民能自制治，知合群之道胜耳。故霸者之民，知受治而不知自治，则虽与之地，不能久居。而霸天下之世，其君有辟疆，其民无垦上。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之旧无垦地，正坐此耳。法于乾、嘉以前，真霸权不制之国也。中国廿余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矣。吾闽粤民走南洋美洲［②］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悲夫!

导言八　乌托邦

　　又设此数十百民之内，而有首出庶物之一人，其聪明智虑之出于人人，犹常人之出于牛羊犬马，幸而为众所推服，立之以为君，以期人治之必申，不为天行之所胜。是为君者，其措施之事当如何，无亦法园夫之治园已耳。园夫欲其草木之植，凡可以害其草木者，匪不芟夷之，勦绝之。圣人欲其治之隆，凡不利其民者，亦必有以灭绝之，禁制之，使不克与其民有竞立争存之势。故其为草昧之君也，其于草莱、猛兽、戎狄，必有其烈之、驱之、膺之之事。其所尊显选举以辅治者，将惟其贤，亦犹园夫之于果实花叶，其所长养，必其适口与悦目者。且既欲其民和其智力以与其外争矣，则其民必不可互争以自弱也。于是求而得其所以争之端，以谓争常起于不足，乃为之制其恒产，使民各遂其生，勿廪廪然常惧为强与黠者之所兼并；取一国之公是公非，以制其刑与礼，使民各识其封疆畛畔，毋相侵夺，而太平之治以基。夫以人事抗天行，其势固常有所屈也。屈则治化不进，而民生以彫，是必为致所宜以辅之，而后其业乃可以久大。是故民屈于寒暑雨旸，则为致衣服宫室之宜；民屈于旱乾水溢，则为致潴渠畎浍之宜；民屈于山川道路之阻深，而艰于转运也，则有道途、桥梁、漕輓、舟车。致之汽电诸机，所以增倍人畜之功力也；致之医疗药物，所以救民之厉疾天死［①］也；为之刑狱禁制，所以防强弱愚智之相欺夺也；为之陆海诸军，所以御异族强邻之相侵侮也。凡如是之张设，皆以民力之有所屈，而为致其宜，务使民之待于天者，日以益寡；而于人自足恃者，日以益多。且圣人知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库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夫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嗟夫!治国至于如是，是亦足矣。

　　然观其所以为术，则与吾园夫所以长养草木者，其为道岂异也哉!假使员舆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国，则其民熙熙皞皞，凡其国之所有，皆足以养其欲而给其求，所谓天行物竞之虐，于其国皆不见，而惟人治为独尊，在在有以自恃而无畏。降以至一草木一禽兽之微，皆所以娱情适用之资，有其利而无其害。又以学校之兴，刑罚之中，举错之公也，故其民莠者日以少，良者日以多。驯至于各知职分之所当为，性分之所固有，通功合作，互相保持，以进于治化无疆之休。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然使后世果其有之，其致之也，将非由任天行之自然，而由尽力于人治，则断然可识者也。

　　复案：此篇所论，如“圣人知治人之人，赋于治于人者也”以下十余语最精辟。盖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②］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二也。此皆各国所历试历验者，西班牙民最信教，而智识卑下，故当明嘉、隆间，得斐立白第二为之主而大强，通美洲，据南美，而欧洲亦几为所混一。南洋吕宋一岛，名斐立宾者，即以其名，名其所得地也。至万历末年，而斐立白第二死，继体之人，庸暗选懦，国乃大弱，尽失欧洲所已得地，贫削饥馑，民不聊生。直至乾隆初年，查理第三当国，精勤二十余年，而国势复振，然而民智未开，终弗善也。故至乾隆五十三年，查理第三亡，而国又大弱。虽道、咸以还，泰西诸国，治化宏开，西班牙立国其中，不能无所淬厉，然至今尚不足为第二等权也。至立政之际，民智汗隆，难易尤判。如英国平税一事，明计学者持之盖久，然卒莫能行，坐其理太深，而国民抵死不悟故也。后议者以理财启蒙诸书，颁令乡塾习之，至道光间，遂阻力去，而其令大行，通国蒙其利矣。夫言治而不自教民始，徒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皆苟且之治，不足存其国于物竞之后者也。

导言九　汰蕃

　　虽然，假真有如是之一日，而必谓其盛可长保，则又不然之说也。盖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含生之伦，莫不孳乳，乐牝牡之合，而保爱所出者，此无化与有化之民所同也。方其治之未进也，则死于水旱者有之，死于饥寒者有之。且兵刑疾疫，无化之国，其死民也尤深。大乱之后，景物萧寥，无异新造之国者，其流徙而转于沟壑者众矣。洎新治出，物竞平，民获息肩之所，休养生聚，各长子孙［①］。卅年以往，小邑自倍。以有限之地产，供无穷之孳生，不足则争，干戈又动，周而复始，循若无端，此天下之生所以一治而一乱也。故治愈隆则民愈休，民愈休则其蕃愈速。且德智并高，天行之害既有以防而胜之。如是经十数传、数十传以后，必神通如景尊，能以二馒头，哺四千众而后可。不然，人道既各争存，不出于争，将安出耶？争则物竞兴、天行用，所谓郅治之隆，乃儳然不终日矣。故人治者，所以平物竞也，而物竞乃即伏于人治之大成，此诚人道物理之必然，昭然如日月之必出入，不得以美言饰说，苟用自欺者也。

　　设前所谓首出庶物之圣人，于彼新造乌托邦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境，此其为所前知，固何待论。然吾侪小人，试为揣其所以挽回之术，则就理所可知言之，无亦二途已耳。一则听其蕃息，至过庶食不足之时，徐谋所以处置之者；一则量食为生，立嫁娶收养之程限，使无有过庶之一时。由前而言其术，即今英伦、法、德诸邦之所用。然不过移密就疏，挹兹注彼，以邻为壑，会有穷时，穷则大争仍起。由后而言，则微论程限之至难定也，就令微积之术，格致之学，日以益精，而程限较然可立，而行法之方，将安出耶？此又事有至难者也。于是议者曰：是不难，天下有骤视若不仁，而其实则至仁也者。夫过庶既必至争矣，争则必有所灭，灭又未必皆不善者也。则何莫于此之时，先去其不善而存其善。圣人治民，同于园夫之治草木。园夫之于草木也，过盛则芟夷之而已矣，拳曲拥肿则拔除之而已矣。夫惟如是，故其所养者，皆嘉葩珍果，而种日进也。去不材而育其材，治何为而不若是。罢癃、愚痫、残疾、颠〔萶〕丑、盲聋、狂暴之子，不必尽取而杀之也，鳏之、寡之，俾无遗育，不亦可乎？使居吾土而衍者，必强佼圣智聪明才桀之子孙，此真至治之所期，又何忧乎过庶，主人曰：唯唯，愿与客更详之。

　　复案：此篇客说，与希腊亚利大各所持论略相仿。又嫁娶程限之政，瑞典旧行之民欲婚嫁者，须报官验明家产及格者，始为牉合。然此令虽行，而俗转淫佚，天生之子满街，育婴堂充塞不复收，故其令寻废也。

导言十　择难

　　天演家用择种留良之术于树艺牧畜间，而繁硕茁壮之效，若戾在契［①］致也。于是以谓人者生物之一宗，虽灵蠢攸殊，而血气之躯，传衍种类，所谓生肖其先，代趋微异者，与动植诸品无或殊焉。今吾术既用之草木禽兽而大验矣，行之人类，何不可以有功乎？此其说虽若骇人，然执其事而责其效，则确然有必然者。顾惟是此择与留之事，将谁任乎？前于垦荒立国，始设为主治之一人，所以云其前识独知，必出人人，犹人人之出牛羊犬马者，盖必如是而后乃可独行而独断也。果能如是，则无论如亚洲诸国，亶聪明作元后，天下无敢越志之至尊；或如欧洲，天听民听，天视民视，公举公治之议院，为独为聚，圣智同优，夫而后托之主治也可，托之择种留良也亦可。而不幸横览此三洲［②］六十余国之间，为上下其六千余年之纪载，此独知前识，迈类逾种如前比者，尚断断乎未尝有人也。

　　且择种留良之术，用诸树艺牧畜而大有功者，以所择者草木禽兽，而择之者人也。今乃以人择人，此何异上林之羊，欲自为卜式；汧渭之马，欲自为其伯翳，多见其不知量也已。案原文用白鸽欲自为施白来。施，英人最善畜鸽者也，易用中事。且欲由此术，是操选政者，不特其前识如神明，抑必极刚戾忍决之姿而后可。夫刚戾忍决诚无难，雄主酷吏皆优为之。独是先觉之事，则分限于天，必不可以人力勉也。且此才不仅求之一人之为难，即合一群之心思才力为之，亦将不可得。久矣，合群愚不能成一智，聚群不肖不能成一贤也!且从来人种难分，比诸飞走下生，奚翅什伯［①］。每有孩提之子，性情品格，父母视之为庸儿，戚党目之为劣子，温温未试，不比于人。逮磨砻世故，变动光明，事业声施，赫然惊俗，国蒙其利，民戴其功。吾知聚百十儿童于此，使天演家凭其能事，恣为抉择，判某也为贤为智，某也为不肖为愚，某也可室可家，某也当鳏当寡，应机断决，无或差讹，用以择种留良，事均树畜。来者不可知，若今日之能事，尚未足以企此也。

导言十一　蜂群

　　故首出庶物之神人既已杳不可得，则所谓择种之术不可行。由是知以人代天，其事必有所底，此无可如何者也。且斯人相系相资之故，其理至为微渺难思。使未得其人，而欲冒行其术，将不仅于治理无以复加，且恐其术果行，则其群将涣。盖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群也。第深思其所以能群，则其理见矣。虽然，天之生物，以群立者，不独斯人已也。试略举之：则禽之有群者，如雁如乌；兽之有群者，如鹿如象，如米利坚之犎，阿非利加之猕，其尤著者也；昆虫之有群者，如蚁如蜂。凡此皆因其有群，以自完于物竞之际者也。今吾将即蜂之群而论之，其与人之有群，同欤异欤？意其皆可深思，因以明夫天演之理欤？

　　夫蜂之为群也，审而观之，乃真有合于古井田经国之规，而为近世以均富言治者之极则也。复案：古之井田与今之均富，以天演之理及计学公例论之，乃古无此事，今不可行之制。故赫氏于此意含滑稽。以均富言治者曰：财之不均，乱之本也。一群之民，宜通力而合作。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为上者职在察贰廉空，使各得分愿，而莫或并兼焉，则太平见矣。此其道蜂道也。夫蜂有后，蜂王雌故曰后。其民雄者惰，而操作者半雌。采花酿蜜者皆雌而不交不孕，其雄不事事，俗误为雌，呼曰蜂姐。一壶之内，计口而稟，［①］各致其职。昧旦而起，吸胶戴黄，制为甘芗，用相保其群之生，而与凡物为竞。其为群也，动于天机之自然，各趣其功，于以相养，各有其职分之所当为，而未尝争其权利之所应享。是辑辑者，为有思乎？有情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自其可知者言之，无亦最粗之知觉运动已耳。设是群之中，有劳心者焉，则必其雄而不事之惰蜂。为其暇也，此其神识智计，必天之所纵，而皆生而知之，而非由学而来，抑由悟而入也。设其中有劳力者焉，则必其半雌，盻盻然终其身为酿蓄之事，而所稟之食，特倮然仅足以自存。是细腰者，必皆安而行之，而非由墨之道以为人，抑由扬之道［②］以自为也。之二者自裂房茁羽而来，其能事已各具矣。然则蜂之为群，其非为物之所设，而为天之所成明矣。天之所以成此群者奈何？曰：与之以含生之欲，辅之以自动之机，而后冶之以物竞，锤之以天择，使肖而代迁之种，自范于最宜，以存延其种族。此自无始来，累其渐变之功，以底于如是者。

导言十二　人群

　　人之有群，其始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设，而非人之所为乎？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联益固，生齿日蕃，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故宗法者群之所由昉也。夫如是之群，合以与其外争，或人或非人，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盖惟泯其争于内，而后有以为强，而胜其争于外也，此所与飞走蠕泳之群同焉者也。然则人虫之间，卒无以异乎？曰：有。鸟兽昆虫之于群也，因生而受形，爪翼牙角，各守其能，可一而不可二，如彼蜜蜂然。雌者雄者，一受其成形，则器与体俱，嫥嫥然趋为一职，以毕其生，以效能于其群而已矣，又乌知其余？假有知识，则知识此一而已矣；假有嗜欲，亦嗜欲此一而已矣。何则？形定故也。至于人则不然，其受形虽有大小强弱之不同，其赋性虽有愚智巧拙之相绝，然天固未尝限之以定分，使划然为其一而不得企其余，曰此可为士，必不可以为农；曰此终为小人，必不足以为君子也。此其异于鸟兽昆虫者一也。且与生俱生者有大同焉，曰好甘而恶苦，曰先己而后人。夫曰先天下为忧，后天下为乐者，世容有是人，而无如其非本性也。人之先远矣，其始禽兽也。不知更几何世，而为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几何年，而为毛民猺獠；由毛民猺獠，经数万年之天演，而渐有今日，此不必深讳者也。自禽兽以至为人，其间物竞天择之用，无时而或休，而所以与万物争存，战胜而种盛者，中有最宜者在也。是最宜云何？曰独善自营而已。夫自营为私，然私之一言，乃无始来斯人种子，由禽兽得此，渐以为人，直至今日而根株仍在者也。古人有言，人之性恶。又曰人为孽种，自有生来，便含罪恶。其言岂尽妄哉!是故凡属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欲，其始能战胜万物，而为天之所择以此。其后用以相贼，而为天之所诛亦以此。何则？自营大行，群道将息，而人种灭矣。此人所与鸟兽昆虫异者又其一也。

　　复案：西人有言，十八期民智大进步，以知地为行星，而非居中恒静，与天为配之大物，如占所云云者。十九期民智大进步，以知人道，为生类中天演之一境，而非笃生特造，中天地为三才，如古所云云者。二说初立，皆为世人所大骇，竺旧者，至不惜杀人以剫其说。卒之证据厘然，弥攻弥固，乃知如如之说，其不可撼如此也。达尔文《原人篇》，希克罗德国人《人天演》，赫胥黎《化中人位论》，三书皆明人先为猿之理。而现在诸种猿中，则亚洲之吉贲音奔、倭兰两种，非洲之戈票拉、青明子两种为尤近。何以明之？以官骸功用，去人之度少，而去诸兽与他猿之度多也。自兹厥后，生学分类，皆人猿为一宗，号布拉默特。布拉默特者，秦言第一类也。

导言十三　制私

　　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侵，侵则争，争则群涣，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故曰自营大行，群道息而人种灭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为群者，又莫人若。如是则其所受于天，必有以制此自营者，夫而后有群之效也。复案：人道始群之际，其理至为要妙。群学家言之最晰者，有斯宾塞氏之《群谊篇》，拍捷特《格致治平相关论》二书，皆余所已译者。夫物莫不爱其苗裔，否则其种早绝而无遗，自然之理也。独爱子之情，人为独挚，其种最贵，故其生有待于父母之保持，方诸物为最久。久，故其用爱也尤深。继乃推类扩充，缘所爱而及所不爱。是故慈幼者仁之本也。而慈幼之事，又若从自营之私而起。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胜私，此道之所以不测也。又有异者，惟人道善以己效物，凡仪形肖貌之事，独人为能。案：昆虫禽兽亦能肖物，如南洋木叶虫之类，所在多有，又传载寡女丝一事，则尤异者，然此不足以破此公例也。故禽兽不能画，不能象，而人则于他人之事，他人之情，皆不能漠然相值，无概于中。即至隐微意念之间，皆感而遂通，绝不闻矫然离群，使人自人而我自我。故里语曰：一人向隅，满堂为之不乐；孩稚调笑，戾夫为之破颜。涉乐方〔〕，言哀已唏。动乎所不自知，发乎其不自已。

　　或谓占有人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此诚极之若反，不可以常法论也。但设今者有高明深识之士，其意气若尘垢粃糠一世也者，猝于涂中，遇一童子，显然傲侮轻贱之，谓彼其中毫不一动然者，则吾窃疑而未敢信也。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闲视之，其憾之者犹人情也。案：原文如下：埃及之哈猛，必取摩德开而枭之高竿之上，亦已过矣。然彼以亚哈木鲁经略之重，何物犹大，乃漠然视之，门焉再出入，傲不为礼，其则恨之者尚人情耳。今以与李广霸陵尉事相类，故易之如此。不见夫怖畏清议者乎？刑章国宪，未必惧也，而斤斤然以乡里月旦为怀。美恶毁誉，至无定也，而礼俗既成之后，则通国不敢畔其范围。人宁受饥寒之苦，不忍舍生，而愧情中兴，则计短者至于自杀。凡此皆感通之机，人所甚异于禽兽者也。感通之机神，斯群之道立矣。大抵人居群中，自有识知以来，他人所为，常衡以我之好恶；我所为作，亦考之他人之毁誉。凡人与己之一言一行，皆与好恶毁誉相附而不可离。及其久也，乃不能作一念焉，而无好恶毁誉之别。由是而有是非，亦由是而有羞恶。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后有。于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以为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群之主，所以制自营之私，不使过用以败群者也。

　　复案：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其始岂无不善相感通者？经物竞之烈，亡矣，不可见矣。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氏之密也。且以感通为人道之本，其说发于计学家亚丹斯密，亦非赫胥黎氏所独标之新理也。

　　又案：班孟坚曰：不能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吾窃谓此语，必古先哲人所已发，孟坚之识，尚未足以与此也。

导言十四　恕败

　　群之所以不涣，由人心之有天良。大良生于善相感，其端孕于至微，而效终于极钜，此之谓治化。治化者，天演之事也。其用在厚人类之生，大其与物为竞之能，以自全于天行酷烈之际。故治化虽原出于天，而不得谓其不与天行相反也。自礼刑之用，皆所释憾而平争。故治化进而天行消，即治化进而自营减。顾自营减之至尽，则人与物为竞之权力，又未尝不因之俱衰，此又不可不知者也。故比而论之，合群者所以平群以内之物竞，即以敌群以外之天行。人始以自营能独伸于庶物，而自营独用，则其群以漓。由合群而有治化，治化进而自营减，克己廉让之风兴。然自其群又不能与外物无争，故克己太深，自营尽泯者，其群又未尝不败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理诚如是，无所逃也。今天下之言道德者，皆曰：终身可行莫如恕，平天下莫如絮矩矣。泰东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求于朋友，先施之。泰西者曰：施人如己所欲受。又曰：设身处地，待人如己之期人。凡斯之言，皆所谓金科玉条，贯彻上下者矣。自常人行之，有必不能悉如其量者。虽然，学问之事，贵审其真，而无容心于其言之美恶。苟审其实，则恕道之与自存，固尚有其不尽比附也者。盖天下之为恶者，莫不务逃其诛。今有盗吾财者，使吾处盗之地，则莫若勿捕与勿罚。今有批吾颊者，使吾设批者之身，则左受批而右不再焉，已厚幸矣。持是道以与物为竞，则其所以自存者几何？故曰：不相比附也。且其道可用之民与民，而不可用之国与国。何则？民尚有国法焉，为之持其平而与之直也。至于国，则持其平而与之直者谁乎？

　　复案：赫胥黎氏之为此言，意欲明保群自存之道，不宜尽去自营也。然而其义隘矣。且其所举泰东西建言，皆非群学太平最大公例也。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用此则无前弊矣。斯宾塞《群谊》一篇，为释此例而作也。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其书五卷数十篇，大抵反复明此义耳。故道、咸以来，蠲保商之法，平进出之税，而商务大兴，国民俱富。嗟乎!今然后知道若大路然，斤斤于彼己盈绌之间者之真无当也。

导言十五　最旨

　　右十四篇，皆诠天演之义，得一一复按之。第一篇，明天道之常变，其用在物竞与天择。第二篇，标其大义，见其为万化之宗。第三篇，专就人道言之，以异、择、争三者，明治化之所以进。第四篇，取譬园夫之治园，明天行人治之必相反。第五篇，言二者虽反，而同出一原，特天行则恣物之争而存其宜，人治则致物之宜以求得其所祈向者。第六篇，天行既泯，物竞斯平，然物具肖先而异之性，故人治所以范物，使日进善而不知，此治化所以大足恃也。第七篇，更以垦土建国之事，明人治之正术。第八篇，设其民日滋，而有神圣为之主治，其道固可以法园夫。第九篇，见其术之终穷，穷则大行复兴，人治中废。第十篇，论所以救庶之术，独有耘莠存苗，而以人耘人，其术必不可用。第十一篇，言群出于大演之自然，有能群之天倪，而物竞为炉锤。人之始群，不异昆虫禽兽也。第十二篇，言人与物之不同，一曰才无不同，一曰自营无艺。二者皆争之器，而败群之凶德也，然其始则未尝不用是以自存。第十三篇，论能群之吉德，感通为始，天良为终；人有天良，群道乃固。第十四篇，明自营虽凶，亦在所用；而克己至尽，未或无伤。

　　今者统十四篇之所论而观之，知人择之术，可行诸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用诸人群之内。姑无论智之不足恃也，就令足恃，亦将使恻隐仁爱之风衰，而其群以涣。且充其类而言，凡卹罢癃、养残疾之政，皆与其治相舛而不行，直至医药治疗之学可废，而男女之合，亦将如会聚牸牝之为，而隳夫妇之伦而后可。狭隘酷烈之治深［①］，而慈惠哀怜之意少。数传之后，风俗遂成，斯群之善否不可知，而所恃以相维相保之天良，其有存者不可寡欤？故曰：以人择求强，而其效适以得弱。盖过庶之患，难图如此。虽然，今者天下非一家也，五洲之民非一种也。物竞之水深火烈，时平则隐于通商庀工之中，世变则发于战伐纵衡之际。是中天择之效，所眷而存者云何？群道所因以进退者奚若？国家将安所恃而有立于物竞之余？虽其理诚奥博，非区区导言所能尽，意者深察世变之士，可思而得其大致于言外矣夫!

　　复案：赫胥黎氏是书大指，以物竞为乱源，而人治终穷于过庶。此其持论，所以与斯宾塞氏大相径庭，而谓太平为无是物也。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其言曰《生学天演》第十三篇《论人类究竟》：“今若据前事以推将来，则知一群治化将开，其民必庶。始也以猛兽毒虫为患，庶则此患先祛。然而种分壤据，民之相残，不啻毒虫猛兽也。至合种成国，则此患又减，而转患孳乳之寖多。群而不足，大争起矣。使当此之时，民之性情知能，一如其朔，则其死率，当与民数作正比例；其不为正比例者，必其食裕也；而食之所以裕者，又必其相为生养之事进而后能。于此见天演之所以陶钧民生［②］，与民生之自为体合。物自变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天演家谓之体合。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虽然，此过庶之压力，可以裕食而减；而过庶之压力，又终以孳生而增。民之欲得者，常过其所已有。汲汲以求，若有阴驱潜率之者。亘古民欲，固未尝有见足之一时。故过庶压力，终无可免，即天演之用，终有所施。其间转徙垦屯，举不外一时挹注之事。循是以往，地球将实，实则过庶压力之量，与俱盈矣。故生齿日繁，过于其食者，所以使其民巧力才智，与自治之能，不容不进之因也。惟其不能不用，故不能不进，亦惟常用，故常进也。举凡水火工虞之事，要皆民智之见端，必智进而后事进也。事既进者，非智进者莫能用也。格致之家，孜孜焉以尽物之性为事。农工商之民，据其理以善术，而物产之出也，以之益多。非民智日开，能为是乎!十顷之田，今之所获，倍于往岁，其农必通化植之学，知水利，诸新机，而已与佣之巧力，皆臻至巧而后可。制造之工，朝出货而夕售者，其制造之器，其工匠之巧，皆不可以不若人明矣。通商之场日广，业是者，于物情必审，于计利必精，不然，败矣。商战烈，则子钱薄，故用机必最省费者，造舟必最合法者，御舟必最巧习者，而后倍称之息收焉。诸如此伦，苟求其原，皆一群过庶之压力致之耳。盖恶劳好逸，民之所同。使非争存，则耳目心思之力皆不用。不用则体合无由，而人之能事不进。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此九地之下，古兽残骨之所以多也。一家一国之中，食指徒繁，而智力如故者，则其去无噍类不远矣，夫固有与争存而夺之食者也。不见前之爱尔兰乎？生息之夥，均诸圈牢。然其究也，徒以供沟壑之一饱。饥馑疾疫，刀兵水旱，有不忍卒言者。凡此皆人事之不臧，非天运也。然以经数言之，则去者必其不善自存者也。其有孑遗而长育种嗣者，必其能力最大，抑遭遇最优，而为天之所择者也。故宇宙妨生之物至多，不仅过庶一端而已。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三者大而后与境相副之能恢，而生理乃大备。且由此而观之，则过庶者非人道究竟大患也。吾是书前篇，于生理进则种贵，而孳乳用稀之理，已反复辨证之矣。盖种贵则其取精也，所以为当躬之用者日奢，以为嗣育之用者日啬。一人之身，其情感论思，皆脑所主，群治进，民脑形愈大，襞积愈繁，通感愈速。故其自存保种之能力，与脑形之大小有比例。而察物穷理，自治治人，与夫保种治谋之事，则与脑中襞积繁简为比例。然极治之世，人脑重大繁密固矣，而情感思虑，又至赜至变，至广至玄。其体既大，其用斯宏，故脑之消耗，又与其用情用思之多寡、深浅、远近、精粗为比例。三比例者合，故人当此时，其取物之精，所以资辅益填补此脑者最费。脑之事费，则生生之事廉矣，物固莫能两大也。今日欧民之脑，方之野蛮，已此十而彼七；即其中襞积复叠，亦野蛮少而浅，而欧民多且深。则继今以往，脑之为变如何，可前知也。此其消长盈虚之故，其以物竞天择之用而脑大者存乎？抑体合之为，必得脑之益繁且灵者，以与蕃变广玄之事理相副乎？此吾所不知也。知者用奢于此，则必啬于彼。而郅治之世，用脑之奢，又无疑也。吾前书证脑进者成丁迟，谓牝牡为合之时。又证男女情欲当极炽时，则思力必逊。而当思力大耗，如初学人攻苦思索算学难题之类，则生育能事，往往抑沮不行。统此观之，则可知群治进极，宇内人满之秋，过庶不足为患。而斯人孳生迟速，与其国治化浅深，常有反比例也。”斯宾塞之言如此，自其说出，论化之士十八九宗之，计学家柏捷特著《格致治平相关论》，多取其说。夫种下者多子而子天，种贵者少子而子寿，此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斯宾氏之说，岂不然哉!

导言十六　进微

　　前论谓治化进则物竞不行固矣，然此特天行之物竞耳。天行物竞者，救死不给，民争食也，而人治之物竞犹自若也。人治物竞者，趋于荣利，求上人也。惟物竞长存，而后主治者可以操砥砺之权，以砻琢天下。夫所谓主治者，或独具全权之君主；或数贤监国，如古之共和；或合通国民权，如今日之民主。其制虽异，其权实均，亦各有推行之利弊。案：今泰西如英、德各邦，多三合用之，以兼收其益，此国主而外所以有爵民二议院也。要之其群之治乱强弱，则视民品之隆污，主治者抑其次矣。然既曰主治，斯皆有导进其群之能。课其为术，乃不出道、齐、举错，与夫刑赏之间已耳。主治者悬一格以求入，曰必如是，吾乃尊显爵禄之，使所享之权与利，优于常伦焉，则天下皆奋其才力心思，以求合于其格，此必然之数也。其始焉为竞，其究也成习。习之既成，则虽主治有不能与其群相胜者。后之衰者驯至于亡，前之利者适成其弊。导民取舍之间，其机如此。是故天演之事，其端恒娠于至微，而为常智之所忽。及蒸为国俗，沦浃性情之后，悟其为弊，乃谋反之。操一苇以障狂澜，酾杯水以救燎原，此亡国乱群，所以相随属也。不知一群既涣，人治已失其权，即使圣人当之，亦仅能集散扶衰，勉企最宜，以听天事之抉择。何则？天演之效，非一朝夕所能为也。

　　是故人治天演，其事与动植不同，事功之转移易，民之性情气质变化难。持今日之英伦，以与图德之朝相较，自显理第七，至女主额勒查白，是为图德之代，起明成化二十一年至万历三十一年。则贫富强弱，相殊远矣。而民之官骸性情，若无少异于其初。词人狭斯丕尔之所写生，狭，万历间英国词曲家，其传作大为各国所传译宝贵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苟谓民品之进，必待治化既上，天行尽泯，而后有功，则自额勒查白以至维多利亚，此两女主三百余年之间，英国之兵争盖寡，无炽然用事之天行也。择种留良之术，虽不尽用，间有行者。刑罚非不中也，害群之民，或流之，或杀之，或锢之终身焉。又以游惰呰窳者之种下也，振贫之令曰：凡无业仰给县官者，男女不同居。凡此之为，皆意欲绝不肖者传衍种裔，累此群也。然而其事卒未尝验者，则何居？盖如是之事，合通国而计之，所及者隘，一也；民之犯法失业，事常见诸中年以后，刑政未加乎其身，此凶民惰民者，已婚嫁而育子矣，又其一也。且其术之穷不止此，世之不幸罹文网，与无操持而惰游者，其气质种类，不必皆不肖也。死囚贫乏，其受病虽恒在夫性情，而大半则缘乎所处之地势。英谚有之曰，粪在田则为肥，在衣则为不洁。然则不洁者，乃肥而失其所者也。故豪家土苴金帛，所以扬其惠声；而中产之家，则坐是以冻馁。猛毅致果之性，所以成大将之威名；仰机射利之奸，所以致驵商之厚实。而用之一不当，则刀锯囹圄从其后矣。由此而观之，彼被刑无赖之人，不必由天德之不肖，而恒由人事之不详也审矣。今而后知绝其种嗣俾无遗育者之真无当也。今者即英伦一国而言之，挽近二百年治功所进，几于绝景而驰，至其民之气质性情，尚无可指之进步。而欧墨物竞炎炎，天演为炉，天择为冶，所骎骎日进者，乃在政治、学术、工商、兵战之间。呜呼，可谓奇观也已!

　　复案：天演之学，肇端于地学之殭石古兽。故其计数，动逾亿年，区区数千年数百年之间，固不足以见其用事也。曩拿破仑第一入埃及［①］时，法人治生学者，多挟其数千年骨董归而验之，觉古今人物，无异可指，造化模笵物形，极渐至微，斯可见矣。虽然，物形之变，要皆与外境为对待。使外境未尝变，则宇内诸形，至今如其朔焉可也。惟外境既迁，形处其中，受其逼拶，乃不能不去故以即新。故变之疾徐，常视逼拶者之缓急。不可谓古之变率极渐，后之变率遂常如此而不能速也。即如以欧洲政教、学术、农工、商战数者而论，合前数千年之变，殆不如挽近之数百年。至最后数十年，其变弥厉。故其言曰：耶稣降生二千年时，世界如何，虽至武断人不敢率道也。顾其事有可逆知者，世变无论如何，终当背苦而向乐。此如动植之变，必利其身事者而后存也。至于种胤之事，其理至为奥博难穷，诚有如赫胥氏之说者。即如反种一事，生物累传之后，忽有极似远祖者，出于其间，此虽无数传无由以绝。如至今马种，尚有忽出遍体虎斑，肖其最初芝不拉野种者。或谓此即《汉书》所云天马。驴种亦然，此二物同原证也。芝不拉之为驴马，则京垓年代事矣。达尔文畜鸽，亦往往数十传后，忽出石鸽野种也。又每有一种受性偏胜，至牉合得宜，有以相剂，则生子胜于二亲，此生学之理，亦古人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理也。惟牉合有宜不宜，而后瞽瞍生舜，尧生丹朱，而汉高吕后之悍鸷，乃生孝惠之柔良，可得而微论也。此理所关至钜，非遍读西国生学家书，身考其事数十年，不足以与其秘耳。

导言十七　善群

　　今之竞于人群者，非争所谓富贵优厚也耶？战而胜者在上位，持粱齧肥，驱坚策骄，而役使夫其群之众；不胜者居下流，其尤病者，乃无以为生，而或陷于刑罔。试合英伦通国之民计之，其战而如是胜者，百人之内，几几得二人焉；其赤贫犯法者，亦不过百二焉。恐议者或以为少也，吾乃以谓百得五焉可乎？然则前所谓天行之虐，所见于此群之中，统而覈之，不外二十得一而已。是二十而一者，溽然在泥涂之中，日有寒饥之色，周其一身者，率猥陋不蠲，不足以遂生致养，嫁娶无节，蕃息之易，与圈牢均。故其儿女，虽以贫露多不育者，然其生率常过于死率也。虽然，彼贫贱者，固自为一类也。此二十而一者，固不能于二十而十九者，有选择举错之权也。则群之不进，非其罪也。设今有牧焉，于其千羊之内，简其最下之五十羊，驱而置之硗确不毛之野，任其弱者自死，强者自存，夫而后驱此后亡者还入其群，以并畜同牧之，是之牧为何如牧乎？此非过事之喻也，不及事之喻也。何则？今吾群之中，是饥寒罹文网者，尚未为最弱极愚之种，如所谓五十羊者也。且今之竞于富贵优厚者，当何如而后胜乎？以经道言之，必其精神强固者也，必勤足赴功者也，必智足以周事，忍足济事者也；又必其人之非甚不仁，而后有外物之感孚，而恒有徒党之己助，此其所以为胜之常理也。

　　然而世有如是之民，竞于其群之中，而又不必胜者则又何也？曰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以气脬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而物竞天择之用，将使一国之众，如一壶之水然，熨之以火，而其中无数莫破质点，暖者自升，冷者旋降，回转周流，至于同温等热而后已。是故任天演之自然，而去其牵沮之力，则一群之众，其战胜而亨，而为斯群之大分者，固不必最宜，将皆各有所宜，以与其群相结。其为数也既多，其合力也自厚，其孳生也自蕃。夫以多数胜少数者，天之道也，而义何虑于前所指二十而一之莠民也哉!此善群进种之至术也。

　　今夫一国之治，自外言之，则有邦交；自内言之，则有民政。邦交民政之事，必操之聪明强固，勤智刚毅［①］而仁之人，夫而后国强而民富者，常智所与知也。由吾之术，不肖自降，贤者自升，邦交民政之事，必得其宜者为之主，且与时偕行，流而不滞，将不止富强而已，抑将有进种之效焉。此固人事之足恃，而有功者矣。夫何必择种留良，如园夫之治草木哉!

　　复案：赫胥黎氏是篇，所谓去其所傅者，最为有国者所难能。能则其国无不强，其群无不进者。此质家亲亲，必不能也；文家尊尊，亦不能也；惟尚贤课名实者能之。尚贤则近墨，课名实则近于申商。故其为术，在中国中古以来，罕有用者，而用者乃在今日之西国。英伦民气最伸，故其术最先用，用之亦最有功。如广立民报，而守直言不禁之盟。宋宁宗嘉定七年，英王约翰与其民所立约，名马格那吒达，华言大典。保、公二党，递主国成，以互相稽察。凡此之为，皆惟恐所傅者不去故也。斯宾塞群学保种公例二，曰：凡物欲种传而盛者，必未成丁以前，所得利益，与其功能作反比例；既成丁之后，所得利益，与功能作正比例。反是者衰灭。其《群谊篇》立进种大例三：一曰民既成丁，功食相准；二曰民各有畔，不相侵欺；三曰两害相权，己轻群重。此其言乃集希腊、罗马与二百年来格致诸学之大成，而施诸邦国理平之际。有国者安危利菑则亦已耳，诚欲自存，赫、斯二氏之言，殆无以易也。赫所谓去其所傅，与斯所谓功食相准者，言有正负之殊，而其理则一而已矣。

导言十八　新反

　　前言园夫之治园也，有二事焉：一曰设其宜境，以遂群生；二曰芸其恶种，使善者传。自人治而言之，则前者为保民养民之事，后者为善群进化之事。善群进化，园夫之术，必不可行，故不可以力致。独主持公道，行尚贤之实，则其治自臻。然古今为治，不过保民养民而已。善群进化，则期诸教民之中，取民同具之明德，固有之知能，而日新扩充之，以为公享之乐利。古之为学也，形气、道德，歧而为二，今则合而为一。所讲者虽为道德治化形上之言，而其所由径术，则格物家所用以推证形下者也。撮其大要，可以三言尽焉。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阙一，不名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为尤重。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耳。凡政教之所施，皆用此术以考核扬搉之，由是知其事之窒通，与能得所祈向否也。天行物竞，既无由绝于两间。诚使五洲有大一统之一日，书车同其文轨，刑赏出于一门，人群大和，而人外之争，尚自若也；过庶之祸，莫可逃也。人种之先，既以自营不仁，而独伸于万物矣。緜传虽远，恶本仍存，呱呱坠地之时，早含无穷为己之性。故私一日不去，争一日不除。争之未除，天行犹用，如日之照，夫何疑焉。假使后来之民，得纯公理而无私欲，此去私者，天为之乎？抑人为之乎？吾今日之智，诚不足以知之。然而一事分明，则今日之民，既相合群而不散处于独矣，苟私过用，则不独必害于其群，亦且终伤其一己。何者？托于群而为群所不容故也。是故成已成人之道，必在惩忿窒慾，屈私为群，此其事诚非可乐，而行之其效之美，乃不止于可乐。

　　夫人类自其天秉而观之，则自致智力，加之教化道齐，可日进于无疆之休，无疑义也。然而自夫人之用智用仁，虽圣哲不能无过；自天行终与人治相反，而时时欲毁其成功；自人情之不能无怨怼，而尚觊觎其所必不可几；自夫人终囿于形气之中，其知识无以窥天事之至奥。夫如是而曰人道有极美备之一境，有善而无恶，有乐而无忧，特需时以待之，而其境必自至者，此殆理之所必无，而人道之所以足闵叹也。窃尝谓此境如割锥术中，双曲线之远切线，可日趋于至近，而终不可交。虽然，既生而为人矣，则及今可为之事亦众矣。邃古以来，凡人类之事功，皆所以补天辅民者也。已至者无隳其成功，未至者无怠于精进，则人治与日月俱新，有非前人所梦见者，前事具在，岂不然哉!夫如是以保之，夫如是以将之。然而形气内事，皆抛物线也。至于其极，不得不反。反则大宇之间，又为大行之事。人治以渐，退归无权，我曹何必取京垓世刼以外事，忧海水之少，而以泪益之也哉!

　　复案：有叩于复者曰，人道以苦乐为究竟乎？以善恶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以苦乐之广狭为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使苦乐同体，则善恶之界混矣，又乌所谓究竟者乎？曰：然则禹墨之胼茧非，而桀跖之横恣是矣!曰：论人道务通其全而观之，不得以一曲论也。人度量相越远，所谓苦乐，至为不齐。故人或终身汲汲于封殖，或早夜遑遑于利济。当其得之，皆足自乐，此其一也。且夫为人之士，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亦谓苦者吾身，而天下缘此而乐者众也。使无乐者，则摩放之为，无谓甚矣。慈母之于子也，劬劳顾恤，若忘其身，母苦而子乐也。至得其所求，母且即苦以为乐，不见苦也。即如婆罗旧教苦行熏修，亦谓大苦之余，偿我极乐，而后从之。然则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必有所乐，始名为善，彰彰明矣。故曰善恶以苦乐之广狭分也。

　　然宜知一群之中，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己苦而后人乐者，皆非极盛之世。极盛之世，人量各足，无取挹注。于斯之时，乐即为善，苦即为恶。故曰善恶视苦乐也。前吾谓西国计学为亘古精义、人理极则者，亦以其明两利为真利耳。由此观之，则赫胥氏是篇所称屈己为群为无可乐，而其效之美，不止可乐之语，于理荒矣。且吾不知可乐之外，所谓美者果何状也。然其谓郅治如远切线，可近不可交，则至精之譬。又谓世间不能有善无恶，有乐无忧，二语亦无以易。盖善乐皆对待意境，以有恶忧而后见。使无后二，则前二亦不可见。生而瞽者不知有明暗之殊，长处寒者不知寒，久处富者不欣富，无所异则即境相忘也。曰：然则郅治极休，如斯宾塞所云云者，固无有乎？曰：难言也。大抵宇宙究竟，与其元始，同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云者，谓不可以名理论证也。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至极盛之秋，当见何象，千世之后，有能言者，犹旦暮遇之也。

天演论下

天演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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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　能实

　　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在善用吾知而已矣，安用骛远穷高，然后为大乎？柏庚首为此言。其言曰：格致之事，凡为真宰之所笃生，斯为吾人之所应讲。天之生物，本无贵贱轩轾之心，故以人意轩轾贵贱之者，其去道固已远矣。尚何能为格致之事乎？今夫筴两缄以为郛，一房而数子，瞀然不盈匊之物也。然使艺者不违其性，雨足以润之，日足以暄之，则无几何，其力之内蕴者敷施，其质之外附者翕受；始而萌芽，继乃引达，俄而布薆，俄而坚熟，时时蜕其旧而为新，人弗之觉也，觉亦弗之异也。睹非常则惊，见所习则以为不足察，此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之所以众也。夫以一子之微，忽而有根荄支干花叶果实，非一曙之事也。其积功累勤，与人事之经营裁炡异，而实未尝异也。一鄂一柎，极之微尘质点，其形法模式，苟谛而视之，其结构勾联，离娄历鹿，穷精极工矣，又皆有不易之天则，此所谓至赜而不可乱者也。一本之植也，析其体则为分官，合其官则为具体。根干以吸土膏也，支叶以收炭气也；色非虚设也，形不徒然也，草木有绿精，而后得日光能分炭于炭养。翕然通力合作，凡以遂是物之生而已。是天工也，特无为而成，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耳。今者一物之生，其形制之巧密既如彼，其功用之美备又如此，顾天乃若不甚惜焉者，蔚然茂者，浸假而彫矣；荧然晖者，浸假而瘁矣。夷伤黄落，荡然无存。存者仅如他日所收之实，复以函生机于无穷，至哉神乎，其生物不测有若是者。

　　今夫易道周流，耗息迭用，所谓万物一圈者，无往而不遇也。不见小儿抛堶者乎？过空成道，势若垂弓，是名抛物曲线。此线乃极狭椭圆两端。假如物不为地体所隔，则将行绕地心，复还所由抛本处，成一椭圆。其二脐点，一即地心，一在地平以上与相应也。从其渊而平分之，前半飏而上行，后半陁而下趋。此以象生理之从虚而息，由息乃盈，从盈得消，由消反虚。故天演者如网如箑。又如江流然，始滥觞于昆仑，出梁益，下荆扬，洋洋浩浩，趋而归海，而兴云致雨，则又反宗。始以易简，伏变化之机，命之曰储能；后渐繁殊，极变化之致，命之曰效实。储能也，效实也，合而言之天演也。此二仪之内，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所莫能外也。

　　希腊理家额拉吉来图有言：世无今也，有过去有未来，而无现在。譬诸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是混混者未尝待也。方云一事为今，其今已古。且精而核之，岂仅言之之时已哉!当其涉思，所谓今者，固已逝矣。赫胥黎他日亦言：人命如水中漩洑，虽其形暂留，而漩中一切水质刻刻变易。一时推为名言。仲尼川上之叹又曰：回也见新，交臂已故。东西微言，其同若此。今然后知静者未觉之动也，平者不喧之争也。群力交推，屈申相报，众流汇激，胜负迭乘，广宇悠宙之间，长此摩盪运行而已矣。天有和音，地有成器，显之为气为力，幽之为虑为神。物乌乎凭而有色相？心乌乎主而有觉知？将果有物焉，不可名，不可道，以为是变者根耶？抑各本自然，而不相系耶？自麦西、希腊以来，民智之开，四千年于兹矣。而此事则长夜漫漫，不知何时旦也。

　　复案：此篇言植物由实成树，树复结实，相为生死，如环无端，固矣!而晚近生学家，谓有生者如人禽虫鱼草木之属，为有官之物，是名官品；而金石水土无官，曰非官品。无官则不死，以未尝有生也。而官品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灵魂魄之谓也。可死者甲，不可死者乙，判然两物。如一草木，根荄支干，果实花叶，甲之事也；而乙则离母而转附于子，緜緜延延，代可微变，而不可死。或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尽死，动植皆然。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托生于其身。盖自受生得形以来，递嬗迤转，以至于今，未尝死也。

论二　忧患

　　大地抟抟，诸教杂糅。自顶蛙拜蛇，迎尸范偶，以至于一宰无神；贤圣之所诏垂，帝王之所制立，司徒之有典，司寇之有刑，虽恉类各殊，何一不因畏天坊民而后起事乎!疾痛惨怛，莫知所由然。爱恶相攻，致憾于同种。神道王法，要终本始，其事固尽从忧患生也。然则忧患果何物乎？其物为两间所无可逃，其事为天演所不可离，可逃可离，非忧患也。是故忧患者，天行之用，施于有情，而与知虑并著者也。今夫万物之灵，人当之矣。然自非能群，则天秉末由张皇，而最灵之能事不著。人非能为群也，而不能不为群；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故忧患之浅深，视能群之量为消长。方其混沌僿野，与鹿豖同，谓之未尝有忧患焉，蔑不可也；进而穴居巢处，有忧患矣，而未樱也；更进而为射猎，为游牧，为猺獠，为蛮夷，撄矣而犹未至也；独至伦纪明，文物兴，宫室而耕稼，丧祭而冠婚，如是之民，夫而后劳心鉥心，计深虑远，若天之胥靡，而不可弛耳。咸其自至，而虐之者谁欤!夫转移世运，非圣人之所能为也。圣人亦世运中之一物也，世运至而后圣人生。世运铸圣人，非圣人铸世运也。使圣人而能为世运，则无所谓天演者矣。

　　民之初生，固禽兽也。无爪牙以资攫拏，无毛羽以御寒暑；比之鸟则以手易翼而无与于飞，方之兽则减四为二而不足于走。夫如是之生，而与草木禽兽樊然杂居，乃岿尔独存于物竞最烈之后，且不仅自存，直褎然有以首出于庶物，则人于万类之中，独具最宜而有以制胜也审矣。岂徒灵性有足恃哉!亦由自营之私奋耳。然则不仁者，今之所谓凶德，而夷考其始，乃人类之所恃以得生。深于私，果于害，夺焉而无所与让，执焉而无所于舍，此皆所恃以为胜也。是故浑荒之民，合狙与虎之德而兼之，形便机诈，好事效尤，附之以合群之材，重之以贪戾狠鸷，好胜无所于屈之风。少一焉，其能免于阴阳之患，而不为外物所吞噬残灭者寡矣。而孰知此所恃以胜物者，浸假乃转以自伐耶!何以言之？人之性不能不为群，群之治又不能不日进；群之治日进，则彼不仁者之自伐亦日深。人之始与禽兽杂居者，不知其几千万岁也。取于物以自养，习为攘夺不仁者，又不知其儿千百世也。其习之于事也既久，其染之于性也自深。气质鷘成，流为种智，其治化虽进，其萌枿仍存。嗟夫!此世之所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也。夫自营之德，宜为散，不宜为群；宜于乱，不宜于治，人之所深知也。

　　昔之所谓狙与虎者，彼非不欲其尽死，而化为麟凤驺虞也。而无如是狒狒眈眈者卒不可以尽伏。向也，资二者之德而乐利之矣，乃今试尝用之，则乐也每不胜其忧，利也常不如其害。凶德之为虐，较之阴阳外物之患，不啻过之。由是悉取其类，揭其名而僇之，曰过、曰恶、曰罪、曰孽。又不服，则鞭笞之、放流之、刀锯之、铁钺之。甚矣哉!群之治既兴，是狙与虎之无益于人，而适用以自伐也，而孰谓其始之固赖是以存乎!是故忧患之来，其本诸阴阳者犹之浅也，而缘诸人事者乃至深。六合之内，天演昭回，其奥衍美丽，可谓极矣，而忧患乃与之相尽。治化之兴，果有以袪是忧患者乎？将人之所为，与天之所演者，果有合而可奉时不违乎？抑天人互殊，二者之事，固不可以终合也。

论三　教源

　　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多为游猎之世。游，故散而无大群；猎，则戕杀而鲜食，凡此皆无化之民也。迨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言其条理也，明者异于草昧也。出草昧，人条理，非有化者不能。然化有久暂之分，而治亦有偏赅之异。自营不仁之气质，变化綦难，而仁让乐群之风，渐摩日浅，势不能以数千年之磨洗，去数十百万年之沿习。故自有文字洎今，皆为嬗蜕之世，此言治者所要知也。考天演之学，发于商周之间，欧亚之际，而大盛于今日之泰西。此由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死生荣悴，昼夜相代夫前，妙道之行，昭昭然若揭日月。所以先觉之俦，玄契同符，不期自合，分涂异唱，殊致同归。凡此二千五百余载中，泰东西前识大心之所得，微言具在，不可诬也。

　　虽然，其事有浅深焉。昔者姬周之初，额里思、身毒诸邦，抢攘昬垫，种相攻灭。迨东迁以还，二土治化，稍稍出矣。盖由来礼乐之兴，必在去杀胜残之后。民惟安生乐业，乃有以自奋于学问思索之中，而不忍于芸芸以生，昧昧以死。前之争也，争夫其所以生；后之争也，争夫其不虚生；其更进也，则争有以充天秉之能事，而无与生俱尽焉。善夫柏庚之言曰：“学者何？所以求理道之真；教者何？所以求言行之是。然世未有理道不真，而言行能是者。东洲有民，见蛇而拜，曰：是吾祖也。使真其祖，则拜之是矣，而无知其误也。是故教与学相衡，学急于教。而格致不精之国，其政令多乖，而民之天秉鬱矣。”由柏氏之语而观之，吾人日讨物理之所以然，以为人道之所当然，所孜孜于天人之际者，为事至重，而岂游心冥漠，勤其无补也哉!

　　顾争生已大难，此微论蹄迹交午之秋，击鲜艰食之世也。即在今日，彼持肥曳轻，而不以生事为累者，什一千百而外，有几人哉？至于过是所争，则其愿弥奢，其道弥远；其识弥上，其事弥勤。凡为此者，乃贤豪圣哲之徒，国有之而荣，种得之而贵，人之所赖以日远禽兽者也，可多得哉!可多得哉!然而意识所及，既随格致之业，日以无穷，而吾生有涯，又不能不远瞩高瞻，要识始之从何来，终之于何往。欲通死生之故，欲知鬼神之情状，则形气限之。而人海茫茫，弥天忧患，欲求自度于缺陷之中，又常苦于无术。观摩羯提标教于苦海，爱阿尼诠旨于逝川，则知忧与生俱，古之人不谋而合。而疾痛劳苦之事，乃有生对待，而非世事之傥来也。是故合群为治，犹之艺果莳花；而声明文物之末流，则如唐花之暖室。何则？文胜则饰伪世滋，声色味意之可䜣日侈，而聋盲爽发狂之患亦以日增。其聪明既出于颛愚，其感慨于性情之隐者，亦微渺而深挚。是以乐生之事，虽郁闲都，雍容多术，非僿野者所与知，而哀情中生，其中之之深，亦较朴鄙者为尤酷。于前事多无补之悔吝，于来境深不测之忧虞。空想之中，别生幻结，虽谓之地狱生心，不为过也。且高明荣华之事，有大贼焉，名曰“倦厌”。烦忧郁其中，气力耗于外。“倦厌”之情，起而乘之。则向之所欣，俯仰之间，皆成糟粕。前愈至，后愈不堪。及其终也，但觉吾生幻妄，一切无可控揣。而尚犹恋恋为者，特以死之不可知故耳。呜呼!此释、景、犹、回诸教所由兴也。

　　复案：世运之说，岂不然哉!合全地而论之，民智之开，莫盛于春秋战国之际。中土则孔、墨、老、庄、孟、荀以及战国诸子，尚论者或谓其皆有圣人之才。而泰西则有希腊诸智者，印度则有佛。佛生卒年月，迄今无定说。摩腾对汉明帝云，生周昭王廿四年甲寅，卒穆王五十二年壬申。隋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开皇三宝录》云，生鲁庄公七年甲午，以春秋恒星不见，夜明星陨如雨为瑞应，周匡王五年癸丑示灭。《什法师年纪》及石柱铭云，生周桓王五年乙丑，周襄王十五年甲申灭度。此外有云佛生夏桀时、商武乙时、周平王时者，莫衷一是。独唐贞观三年，刑部尚书刘德威等，与法琳奉诏详核，定佛生周昭丙寅，周穆壬申示灭。然周昭在位十九年，无丙寅岁，而汉摩腾所云二十四年亦误，当是二人皆指十四年甲寅而传写误也。今年太岁在丁酉，去之二千八百六十五年，佛先耶稣生九百六十八年也。挽近西士于内典极讨论，然于佛生卒，终莫指实，独云先耶稣生约六百年耳，依此则费说近之。佛成道当在定、哀间，与宣圣为并世，岂夜明诸异，与佛书所谓六种震动，光照十方国土者同物欤？鲁与摩竭提东西里差，仅二卜余度，相去一时许，同时睹异，容或有之。至于希腊理家，德黎称首生鲁厘二十四年，德首定黄赤大距逆日食者也。亚诺芝曼德生鲁文十七年。毕达哥拉斯生鲁宣间，毕，天算鼻祖，以律吕言天运者也。芝诺芬尼生鲁文七年，创名学。巴弥匿智生鲁昭六年。般刺密谛生鲁定十年。额拉吉来图生鲁定十三年，首言物性者。安那萨哥拉，安息人，生鲁定十年。德摩颉利图生周定王九年，倡莫破质点之说。苏格拉第生周元王八年，专言性理道德者也。亚里大各一名柏拉图，生周考王十四年，理家最著号。亚里斯大德生周安王十八年，新学未出以前，其为西人所崇信，无异中国之孔子。苏格拉第、柏拉图、亚里斯大德者三世师弟子，各推师说，标新异为进，不墨守也。此外则伊壁鸠鲁生周显二十七年。芝诺生周显三年，倡斯多噶学。而以阿塞西烈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者终焉。盖至是希学支流亦稍涸矣。尝谓西人之于学也，贵独获创知，而述古循辙者不甚重。独有周上下三百八十年之间，创知作者，迭出相雄长，其持论思理，范围后世，至于今二千年不衰。而当其时一经两海，崇山大漠，舟车不通，则又不可以寻常风气论也。呜呼，岂偶然哉!世有能言其故者，虽在万里，不佞将裹粮挟贽从之矣。

论四　严意

　　欲知神道设教之所由兴，必自知刑赏施报之公始。使世之刑赏施报，未尝不公，则教之兴不兴未可定也。今夫治术所不可一日无，而由来最尚者，其刑赏乎？刑赏者天下之平也，而为治之大器也。自群事既兴，人与人相与之际，必有其所共守而不畔者，其群始立。其守弥固，其群弥坚；畔之或多，其群乃涣。攻窳疆弱之间，胥视此所共守者以为断，凡此之谓公道。泰西法律之家，其溯刑赏之原也，曰：民既合群，必有群约。且约以驭群，岂惟民哉!彼狼之合从以逐鹿也，飚逝霆击，可谓暴矣。然必其不互相吞噬而后行，是亦约也，岂必载之简书，悬之象魏哉？隤然默喻，深信其为公利而共守而已矣。民之初群，其为约也大类此。心之相喻为先，而文字言说，皆其后也。其约既立，有背者则合一群共诛之；其不背约而利群者，亦合一群共庆之。诛庆各以其群，初未尝有君公焉，临之以贵势尊位，制为法令，而强之使从也。故其为约也，实自立而自守之，自诺而自责之，此约之所以为公也。夫刑赏皆以其群，而本众民之好恶为予夺，故虽不必尽善，而亦无由奋其私。私之奋也，必自刑赏之权统于一尊始矣。尊者之约，非约也，令也。约行于平等，而令行于上下之间。群之不约而有令也，由民之各私势力，而小役大、弱役强也。无宁惟是，群日以益大矣，民日以益蕃矣，智愚贤不肖之至不齐。政令之所以行，刑罚之所以施，势不得家平而户论也，则其权之日由多而趋寡，由分而入专者，势也。

　　且治化日进，而通功易事之局成，治人治于人，不能求之一身而备也。矧文法日繁，国闻日富，非以为专业者不暇给也。于是乎则有业为治人之人，号曰士君子。而是群者亦以其约托之，使之专其事而行之，而公出赋焉，酬其庸以为之养，此古今化国之通义也。后有霸者，乘便篡之，易一己奉群之义，为一国奉已之名，久假而不归，乌知非其有乎？挽近数百年，欧罗巴君民之争，大率坐此。幸今者民权日伸，公治日出，此欧洲政治，所以非余洲之所及也。虽然，亦复其本所宜然而已。

　　且刑赏者，固皆制治之大权也。而及其用之也，则刑严于赏。刑罚世重世轻，制治者，有因时扶世之用焉。顾古之与今，有大不相同者存，是不可以不察也。草昧初民，其用刑也，匪所谓诛意者也。课夫其迹，未尝于隐微之地，加诛求也。然刑者期无刑，而明刑皆以弼教，是故刑罚者，群治所不得已，非于刑者有所深怒痛恨，必欲推之于死亡也。亦若曰：子之所为不宜吾群，而为群所不容云尔。凡以为将然未然者谋，其已然者，固不足与治，虽治之犹无益也。夫为将然未然者谋，则不得不取其意而深论之矣。使但取其迹而诛之，则慈母之折葼，固可或死其子；涂人之抛堶，亦可或杀其邻。今悉取以入杀人者死之条，民固将诿于不幸而无辞，此于用刑之道，简则简矣，而求其民日迁善，不亦难哉!何则？过失不幸者，非民之所能自主也。故欲治之克蒸，非严于怙故过眚之分，必不可。刑必当其自作之孽，赏必如其好善之真，夫而后惩劝行，而有移风易俗之效。杀人固必死也，而无心之杀，情有可论，则不与谋故者同科。论其意而略其迹，务其当而不严其比，此不独刑罚一事然也，朝廷里党之间，所以予夺毁誉，尽如此矣。

论五　天刑

　　今夫刑当罪而赏当功者，王者所称天而行者也。建言有之天道福善而祸淫，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吉凶祸福者，其天之刑赏欤？自所称而言之，宜刑赏之当，莫天若也。顾僭滥过差，若无可逃于人责者，又何说耶？请循其本，今夫安乐危苦者，不徒人而有是也，彼飞走游泳，固皆同之。诚使安乐为福，危苦为祸；祸者有罪，福者有功，则是飞走游泳者何所功罪，而天祸福之耶？应者曰：否否。飞走游泳之伦，固天所不恤也。此不独言天之不广也，且何所证而云天之独厚于人乎？就如所言，而天之于人也又何如？今夫为善者之不必福，为恶者之不必祸，无文字前尚矣，不可稽矣；有文字来，则真不知凡几也。贪狠暴虐者之兴，如孟夏之草木，而谨愿慈爱，非中正不发愤者，生丁搞饿，死罹刑罚，接踵比肩焉。且祖父之余恶，何为降受之以子孙？愚无知之蒙殃，何为不异于估贼？一二人狂瞽偾事，［①］而无辜善良，因之得祸者，动以国计，刑赏之公，固如此乎？呜呼!彼苍之愦愦，印度、额里思、斯迈特三土之民，知之审矣。乔答摩悉昙之章，《旧约·约伯之记》，与鄂谟或作贺麻，希腊古诗人。之所哀歌，其言天之不弔，何相类也。大水溢，火山流，饥馑疠疫之时行，计其所戕，虽桀纣所为，方之蔑尔。是岂尽恶而祸之所应加者哉？人为帝王，动云天命矣。而青吉斯凶贼不仁，杀人如薙，而得国幅员之广，两海一经。伊惕卜思，义人也，乃事不自由，至手刃其父而妻其母。罕木勒特，孝子也，乃以父雠之故，不得不杀其季父，辱其亲母，而自剚刃于胸。此皆历生人之至痛极酷，而非其罪者也，而谁则尸之？夫如是尚得谓冥冥之中，高高在上，有与人道同其好恶，而操是奖善癉恶者衡耶？

　　有为动物之学者，得鹿，剖而验之，韧肋而便体，远闻而长胫，喟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善警捷足，以远害自完也。他日又得狼，又剖而验之，深喙而大肺，彊项而不疲，怃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猛鸷有力，以求食自养也。夫苟自格致之事而观之，则狼与鹿二者之间，皆有以觇造物之至巧，而无所容心于其间。自人之意行，则狼之为害，与鹿之受害，厘然异矣。方将谓鹿为善为良，以狼为恶为虐，凡利安是鹿者，为仁之事；助养是狼者，为暴之事。然而是二者，皆造化之所为也。譬诸有人焉，其右手操兵以杀人，其左能起死而肉骨之，此其人，仁耶暴耶？善耶恶耶？自我观之，非仁非暴，无善无恶，彼方超夫二者之间，而吾乃规规然执二者而功罪之，去之远矣。是故用古德之说，而谓理原于天，则吾将使理坐堂上而听断，将见是天行者，已自为其戎首罪魁，而无以自解于万物，尚何能执刑赏之柄，猥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哉!伊惕卜思事见希腊旧史，盖幼为父弃，他人收养，长不相知者也。

　　复案：此篇之理，与《易·传》所谓：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老子所谓：天地不仁，同一理解。老子所谓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数，而不可以仁论也。斯宾塞尔著《天演公例》，谓教、学二宗，皆以不可思议为起点，即竺乾所谓不二法门者也。其言至为奥博，可与前论参观。

论六　佛释

　　天道难知既如此矣。而伊古以来，本天立教之家，意存夫救世，于是推人意以为天意，以为天者万物之祖，必不如是其梦梦也，则有为天讼直者焉。夫享之以郊祀，讯之以著龟，则天固无往而不在也。故言灾异者多家，有君子，有小人，而谓天行所昭，必与人事相表里者，则靡不同焉。顾其言多傅会回穴，使人失据。及其敝也，则各主一说，果敢酷烈，相屠戮而乱天下，甚矣，诬天之不可为也。宋、元以来，西国物理日辟，教祸日销。深识之士，辨物穷微，明揭天道必不可知之说，以戒世人之笃于信古、勇于自信者。远如希腊之波尔仑尼，近如洛克、休蒙、汗德诸家，反覆推明，皆此志也。而天竺之圣人曰佛陀者，则以是为不足驾说竖义，必从而为之辞，于是有轮回因果之说焉。夫轮回因果之说何？一言蔽之，持可言之理，引不可知之事，以解天道之难知已耳。

　　今夫世固无所逃于忧患，而忧患之及于人人，犹雨露之加于草木。自其可见者而言之，则天固未尝微别善恶，而因以予夺损益于其间也。佛者曰：此其事有因果焉。是因果者，人所自为，谓曰天未尝与焉，蔑不可也。生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三者首尾相衔，如锒铛之环，如鱼网之目。祸福之至，实合前后而统计之。人徒取其当前之所遇，课其盈绌焉，固不可也。故身世苦乐之端，人皆食其所自播殖者。无无果之因，亦无无因之果。今之所享受者，不因于今，必因于昔；今之所为作者，不果于现在，必果于未来。当其所值，如代数之积，乃合正负诸数而得其通和也。必其正负相抵，通和为无，不数数之事也。过此则有正余焉，有负余焉。所谓因果者，不必现在而尽也。负之未偿，将终有其偿之之一日。仅以所值而可见者言之，则宜祸者或反以福，宜吉者或反以凶，而不知其通核相抵之余，其身之尚有大负也。其伸缩盈朒之数，岂凡夫所与知者哉!自婆罗门以至乔答摩，其为天讼直者如此。此微论决无由审其说之真妄也，就令如是，而天固何如是之不惮烦，又何所为而为此，则亦终不可知而已。虽然，此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欤!遽斥其妄，而以卤莽之意观之，殆不可也。且轮回之说，固亦本之可见之人事物理以为推，即求之日用常行之间，亦实有其相似，此考道穷神之士，所为乐反覆其说，而求其义之所底也。

论七　种业

　　理有发自古初，而历久弥明者，其种姓之说乎？先民有云：子孙者，祖父之分身也。人声容气体之间，或本诸父，或稟诸母。凡荟萃此一身之中，或远或近，实皆有其由来。且岂惟是声容气体而已，至于性情为尤甚。处若是境，际若是时，行若是事，其进退取舍，人而不同者，惟其性情异耳，此非偶然而然也。其各受于先，与声容气体无以异也。方孩穉之生，其性情隐，此所谓储能者也。浸假是储能者，乃著而为效实焉。为明为暗，为刚为柔，将见之于言行，而皆可实指矣。又过是则有牝牡之合，苟具一德，将又有他德者与之汇以深浅醨之。凡其性情，与声容气体者，皆经杂糅以转致诸其胤。盖种姓之说，由来旧矣。

　　顾竺乾之说，与此微有不同者。则吾人谓父母子孙，代为相传，如前所指。而彼则谓人有后身，不必孙、子。声容气体，粗者固不必传，而性情德行，凡所前积者，则合揉剂和，成为一物，名曰喀尔摩，又曰羯磨，译云种业。种业者不必专言罪恶，乃功罪之通名，善恶之公号。人惟入泥洹灭度者，可免轮回，永离苦趣。否则善恶虽殊，要皆由此无明，转成业识，造一切业，薰为种子；种必有果，果复生子，轮转生死，无有穷期，而苦趣亦与俱永。生之与苦，固不可离而二也。盖彼欲明生类舒惨之所以不齐，而现前之因果，又不足以尽其所由然，用是不得已而有轮回之说。然轮回矣，使甲转为乙，而甲自为甲，乙自为乙，无一物焉以相受于其间，则又不足以伸因果之说也，于是而羯磨种业之说生焉。所谓业种自然，如恶义［①］聚者，即此义也，曰恶叉聚者，与前合揉剂和之语同意。盖羯磨世以微殊，因夫过去矣。而现在所为，又可使之进退，此彼学所以重薰修之事也。薰修证果之说，竺乾以此为教宗，而其理则尚为近世天演家所聚讼。夫以受生不同，与修行之得失，其人性之美恶，将由此而有扩充消长之功，此诚不诬之说。顾云是必足以变化气质，则尚有难言者。世固有毕生刻厉，而育子不必贤于其亲；抑或终身慆淫，而生孙乃远胜于厥祖。身则善矣，恶矣，而气质之本然，或未尝变也；薰修勤矣，而果则不必证也。由是知竺乾之教，独谓薰修为必足证果者，盖使居养修行之事，期于变化气质，乃在或然或否之间，则不徒因果之说，将无所施，而吾生所恃以自性自度者，亦从此而尽废。而彼所谓超生死出轮回者，又乌从以致其力乎？故竺乾新旧二教，皆有薰修证果之言，而推其根源，则亦起于不得已也。

　　复案：三世因果之说，起于印度，而希腊论性诸家，惟柏拉图与之最为相似。柏拉图之言曰：人之本初，与天同体，所见皆理，而无气质之私。以有违误，谪遣人间。既被形气，遂迷本来。然以堕落方新，故有触便悟，易于迷复，此有夙根人所以参理易契也。使其因悟加功，幸而明心见性，洞识本来，则一世之后，可复初位，仍享极乐。使其因迷增迷，则由贤转愚，去天滋远。人道既尽，乃入下生。下生之中，亦有差等。大抵善则上升，恶则下降，去初弥远，复天愈难矣。其说如此，复意希、印两土相近，柏氏当有沿袭而来。如宋代诸儒言性，其所云明善复初诸说，多根佛书。顾欧洲学者，辄谓柏氏所言，为标己见，与竺乾诸教，绝不相谋。二者均无确证，姑存其说，以俟贤达取材焉。

论八　冥往

　　考竺乾初法，与挽近斐洛苏非译言爱智所明，不相悬异。其言物理也，皆有其不变者为之根，谓之曰真、曰净。真、净云者，精湛常然，不随物转者也。净不可以色声味触接。可以色声味触接者，附净发现，谓之曰应、曰名。应、名云者，诸有为法，变动不居，不主故常者也。宇宙有大净曰婆罗门，而即为旧教之号，其分赋人人之净曰阿德门。二者本为同物，特在人者，每为气稟所拘，官骸为囿，而嗜欲哀乐之感，又丛而为其一生之幻妄，于是乎本然之体，乃有不可复识者矣。幻妄既指以为真，故阿德门缠缚沉沦，回转生死，而末由自拔。明哲悟其然也，曰：身世既皆幻妄，而凡困苦谬辱之事，又皆生于自为之私，则何如断绝由缘，破其初地之为得乎？于是则绝圣弃智，惩忿窒欲，求所谓超生死而出轮回者，此其道无他，自吾党观之，直不游于天演之中，不从事于物竞之纷纶已耳。夫羯摩种业，既藉薰修锄治而进退之矣，凡粗浊贪欲之事，又可由是而渐消，则所谓自营为己之深私，与夫恶死蕲生之大惑，胥可由此道焉而脱其梏也。然则世之幻影，将有时而销；生之梦泡，将有时而破。既破既销之后，吾阿德门之本体见，而与明通公溥之婆罗门合而为一。此旧教之上旨，而佛法未出之前，前识之士，所用以自度之术也。顾其为术也，坚苦刻厉，肥遯陆沈。及其道之既成，则冥然罔觉，顽尔无知。自不知者观之，则与无明失心者无以异也。虽然，其道则自智以生，又必赖智焉以运之。譬诸炉火之家，不独于黄白铅汞之性，深知晓然；又必具审度之能，化合之巧，而后有以期于成而不败也。且其事一主于人，而于天焉无所与。运如是智，施如是力，证如是果，其权其效，皆薰修者所独操，天无所任其功过，此正后人所谓自性自度者也。

　　由今观昔，乃知彼之冥心孤往，刻意修行，诚以谓生世无所逃忧患；且苦海舟流，匪知所届。然则冯生保世，徒为弱丧而不知归，而捐生蕲死，其惑未必不滋甚也。幸今者大患虽缘于有身，而是境胥由于心造，于是有姱心之术焉。凡吾所系恋于一世，而为是心之纠缠者，若田宅、若亲爱、若礼法、若人群，将悉取而捐之。甚至生事之必需，亦裁制抑啬，使之仅足以存而后已。破坏穷乞，佯狂冥痴，夫如是乃超凡离群，与天为徒也。婆罗门之道，如是而已。

论九　真幻

　　迨乔答摩肇兴天竺，乔答摩或作骄昙弥，或作俱谭，或作瞿昙，一音之转。乃佛姓也。《西域记》本星名，从星立称。代为贵姓，后乃改为释迦。誓拯群生。其宗旨所存，与旧教初不甚远。独至缮性反宗，所谓修阿德门以入婆罗门者，乃若与之迥别。旧教以婆罗门为究竟，其无形体，无方相，冥灭灰搞，可谓至矣。而自乔答摩观之，则以为伪道魔宗，人入其中，如投罗网。盖婆罗门虽为玄同止境，然但使有物尚存，便可堕入轮转。举一切人天苦趣，将又炽然而兴。必当并此无之，方不授权于物。此释迦氏所为迥绝恒蹊，都忘言议者也。往者希腊智者，与挽近西儒之言性也，曰：一切世法，无真非幻，幻还有真。何言乎无真非幻也？山河大地，及一切形气思虑中物，不能自有，赖觉知而后有。见尽色绝，闻塞声亡。且既赖觉而存，则将缘官为变，目劳则看朱成碧，耳病则蚁斗疑牛。相固在我，非著物也，此所谓无真非幻也。何谓幻还有真？今夫与我接者，虽起灭无常，然必有其不变者以为之根，乃得所附而著，特舍相求实，舍名求净，则又不得见耳。然有实因，乃生相果。故无论粗为形体，精为心神，皆有其真且实者不变长存，而为是幻且虚者之所主。是知造化必有真宰，字曰上帝；吾人必有真性，称曰灵魂，此所谓幻还有真也。前哲之说，可谓精矣!

　　然须知人为形气中物，以官接象，即意成知，所了然者，无法非幻已耳。至于幻还有真与否，则断断乎不可得而明也。前人已云：舍相求实，不可得见矣。可知所谓真实，所谓不变长存之主，若舍其接时生心者以为言，则亦无从以指实。夫所谓迹者履之所出，不当以迹为履，固也，而如履之卒不可见何？所云见果知因者，以他日尝见是因，从以是果故也。今使从元始以来，徒见有果，未尝见因，则因之存亡，又乌从察？且即谓事止于果，未尝有因，如挽近比圭黎所主之说者，又何所据以排其说乎？名学家穆勒氏喻之曰：今有一物于此，视之泽然而黄，臭之郁然而香，抚之挛然而员，食之滋然而甘者，吾知其为橘也。设今去其泽然黄者，而无施以他色；夺其郁然香者，而无畀以他臭；毁其挛然员者，而无赋以他形；绝其滋然甘者，而无予以他味，举凡可以根尘接者，皆褫之而无被以其他，则是橘所余留为何物耶？名相固皆妄矣，而去妄以求其真，其真又不可见，则安用此茫昧不可见者，独宝贵之以为性真为哉？故曰幻之有真与否，断断乎不可知也。虽然，人之生也，形气限之，物之无对待而不可以根尘接者，本为思议所不可及。是故物之本体，既不敢言其有，亦不得遽言其无。故前者之说，未尝固也，悬揣微议，而默于所不可知。独至释迦，乃高唱大呼，不独三界四生，人天魔龙，有识无识，凡法轮之所转，皆取而名之曰幻。其究也，至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此自有说理以来，了尽空无，未有如佛者也。

　　复案：此篇及前篇所诠观物之理，最为精微。初学于名理未熟，每苦难于猝喻，顾其论所关甚巨。自希腊倡说以来，至有明嘉靖、隆、万之间，其说始定。定而后新学兴，此西学绝大关键也。鄙人谫陋，才不副识，恐前后所翻，不足达作者深恉，转贻理障之讥。然兹事体大，所愿好学深思之士，反复勤求，期于必明而后措，则继今观理，将有庖丁解牛之乐，不敢惮烦，谨为更敷其旨。法人特嘉尔者，生于一千五百九十六年。少羸弱，而绝颖悟。从耶稣会神父学，声入心通，长老惊异。每设疑问，其师辄穷置对。目睹世道晦盲，民智僿野，而束教囿习之士，动以古义相劫特，不察事理之真实。于是倡尊疑之学，著《道术新论》，以剽击旧教。曰：“吾所自任者无他，不妄语而已。理之未明，虽刑威当前，不能讳疑而言信也。学如建大屋然，务先立不可撼之基。客土浮虚，不可任也。掘之穿之，必求实地。有实地乎，事基于此；无实地乎，亦期瞭然。今者吾生百观，随在皆妄；古训成说，弥多失真，虽证据纷纶，滋偏蔽耳。藉思求理，而波谬之累，即起于思；即识寻真，而迷罔之端，乃由于识。事迹固显然也，而观相乃互乖；耳目固最切也，而所告或非实。梦妄也，方其未觉，即同真觉；真矣，安知非梦妄名觉？举毕生所涉之涂，一若有大魅焉，常以荧惑人为快者。然则吾生之中，果何事焉，必无可疑，而可据为实乎？原始要终，是实非幻者，惟‘意’而已。何言乎惟‘意’为实乎？盖‘意’有是非，而无真妄。疑‘意’为妄者，疑复是‘意’，若曰无‘意’，则亦无疑。故曰惟‘意’无幻，无幻故常住。吾生终始，一‘意’境耳。积‘意’成我，‘意’自在，故我自在。非我可妄，我不可妄，此所谓真我者也。”特嘉尔之说如此。

　　后二百余年，赫胥黎讲其义曰：“世间两物，曰我、非我。非我名物，我者此心。心物之接，由官觉相，而所觉相，是‘意’非物。‘意’物之际，常隔一尘。物因‘意’果，不得迳同。故此一生，纯为意境。特氏此语，既非奇创，亦非艰深。人倘凝思，随在自见。设有圆赤石子一枚于此，持示众人，皆云见其赤色，与其员形，其质甚坚，其数只一。赤、员、坚、一，合成此物，备具四德，不可暂离。假如今云，此四德者，在汝意中，初不关物，众当大怪，以为妄言。虽然，试思此赤色者，从何而觉？乃由太阳，于最清气名伊脱者，照成光浪，速率不同，射及石子，余浪皆入，独一浪者不入，反射而入眼中，如水晶盂，摄取射浪，导向眼帘。眼帘之中，脑络所会，受此激荡，如电报机，引达入脑，脑中感变，而知赤色。假使于今石子不变，而是诸缘，如光浪速率，目晶眼帘，有一异者，斯人所见，不成为赤，将见他色。人有生而病眼，谓之色盲不能辨色。人谓红者，彼皆谓绿。又用乾酒调盐，燃之暗室，则一切红物皆成灰色，常人之面，皆若死灰。每有一物当前，一人谓红，一人谓碧。红碧二色，不能同时而出一物，以是而知色从觉变，谓属物者，无有是处。所谓员形，亦不属物，乃人所见，名为如是。何以知之？假使人眼外晶，变其珠形，而为员柱，则诸员物，皆当变形。至于坚脆之差，乃由筋力。假使人身筋力，增一百倍，今所谓坚，将皆成脆。而此石子，无异馒首。可知坚性，亦在所觉。赤、员与坚，是三德者，皆由我起。所谓一数，似当属物，乃细审之，则亦由觉。何以言之？是名一者，起于二事，一由目见，一由触知，见、触会同，定其为一。今手石子，努力作对眼观之，则在触为一，在见成二。又以常法观之，而将中指交于食指，置石交指之间，则又在见为独，在触成双。今若以官接物，见、触同重，前后互殊，孰为当信？可知此名一者，纯意所为，于物无与。即至物质，能隔阂者，久推属物，非凭人意。然隔阂之知，亦由见、触，既由见、触，亦本人心。由是总之，则石子本体，必不可知。吾所知者，不逾意识，断断然矣。惟‘意’可知，故惟‘意’非幻。此特嘉尔积‘意’成我之说，所由生也。非不知必有外因，始生内果。然因同果否，必不可知。所见之影，即与本物相似可也。抑因果互异，犹鼓声之与击鼓人，亦无不可。是以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如是所为，已足生事。复案：此庄子所以云心止于符也。更骛高远，真无当也。夫只此意验之符，则形气之学贵矣。此所以自特嘉尔以来，格物致知之事兴，而古所云心性之学微也。”然今人自有心性之学，特与古人异耳。

论十　佛法

　　夫云一切世间，人天地狱，所有神魔人畜，皆在法轮中转，生死起灭，无有穷期，此固婆罗门之旧说。自乔答摩出，而后取群实而皆虚之。一切有为，胥由心造。譬如逝水，或回旋成齐，或跳荡为汩，倏忽变现，因尽果销。人生一世间，循业发现，正如絷犬于株，围绕踯躅，不离本处。总而言之，无论为形为神，一切无实无常。不特存一己之见，为缠著可悲，而即身以外，所可把玩者，果何物耶？今试问方是之时，前所谓业种羯摩，则又何若？应之曰：羯摩固无恙也。盖羯摩可方慈气，其始在慈石也，俄而可移之入钢，由钢又可移之入镉，展转相过，而皆有吸铁之用。当其寓于一物之时，其气力之醇醨厚薄，得以术而增损聚散之，亦各视其所遭逢，以为所受浅深已耳。是以羯摩果业，随境自修，彼是转移，绵延无已。

　　顾世尊一大事因缘，正为超出生死，所谓廓然空寂，无有圣人，而后为幻梦之大觉。大觉非他，涅槃是已。然涅槃究义云何？学者至今，莫为定论。不可思议，而后成不二门也。若取其粗者诠之，则以无欲、无为、无识、无相，湛然寂静，而又能仁为归。必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后羯摩不受轮转，而爱河苦海，永息迷波，此释道究竟也。此与婆罗门所证圣果，初若相似，而实则夐乎不同。至于薰修自度之方，则旧教以刻厉为真修，以嗜欲为稂莠。佛则又不谓然，目为揠苗助长，非徒无益，抑且害之。彼以为为道务澄其源，苟不揣其本，而惟末之齐，即断毁支体，摩顶放踵，为益几何？故欲绝恶根，须培善本；善本既立，恶根自除。道在悲智兼大，以利济群生，名相两忘，而净修三业。质而言之，要不外塞物竞之流，绝自营之私，而明通公溥，物我一体而已矣。自营未尝不争，争则物竞兴，而轮回无以自免矣。婆罗门之道为我，而佛反之以兼爱。此佛道径涂，与旧教虽同，其坚苦卓厉，而用意又迥不相侔者也。此其一人作则，而万类从风，越三千岁而长存，通九重译而弥远。自生民神道设教以来，其流传广远，莫如佛者，有由然矣。恒河沙界，惟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本性圆融，周遍法界，则不信人身之有魂；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匪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争竞，无所求助于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往。其教之行也，合五洲之民计之，望风承流，居其少半。虽今日源远流杂，渐失清净本来，然较而论之，尚为地球中最大教会也。呜呼!斯已奇尔。

　　复案：“不可思议”四字，乃佛书最为精微之语。中经稗贩妄人，滥用率称，为日已久，致渐失本意，斯可痛也。夫“不可思议”之云，与云“不可名言”、“不可言喻”者迥别，亦与云“不能思议”者大异。假如人言见奇境怪物，此谓“不可名言”；又如深喜极悲，如当身所觉，如得心应手之巧，此谓“不可言喻”；又如居热地人，生未见冰，忽闻水上可行，如不知通吸力理人，初闻地员对足底之说，茫然而疑，翻谓世间无此理实，告者妄言，此谓“不能思议”。至于不可思议之物，则如云世间有圆形之方，有无生而死，有不质之力，一物同时能在两地诸语，方为“不可思议”。此在日用常语中，与所谓谬妄违反者，殆无别也。然而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此则真佛书所谓“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一言，专为此设者也。佛所称涅槃，即其不可思议之一。他如理学中不可思议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至于物理之不可思议，则如宇如宙。宇者，太虚也；庄子谓之有实而无夫处。处，界域也。谓其有物而无界域，有内而无外者也。宙者，时也。庄子谓之有长而无本剽。剽，末也。谓其有物而无起讫也。二皆甚精界说。他如万物质点，动静真殊，力之本始，神思起讫之伦，虽在圣智，皆不能言，此皆真实不可思议者。

　　今欲敷其旨，则过于奥博冗长，姑举其凡，为涅槃起例而已。涅槃者，盖佛以谓三界诸有为相，无论自创创他，皆暂时䜣合成观，终于消亡。而人身之有，则以想爱同结，聚幻成身。世界如空华，羯摩如空果，世世生生，相续不绝，人天地狱，各随所修。是以贪欲一捐，诸幻都灭。无生既证，则与生俱生者，随之而尽，此涅槃最浅义谛也。然自世尊宣扬正教以来，其中圣贤，于泥洹皆不著文字言说，以为不二法门，超诸理解。岂曰无辨，辨所不能言也。然而津逮之功，非言不显，苟不得已而有云，则其体用固可得以微指也。一是涅槃为物，无形体，无方相，无一切有为法。举其大意言之，固与寂灭真无者，无以异也。二是涅槃寂不真寂，灭不真灭。假其真无，则无上正偏知之名，乌从起乎？此释迦牟尼所以译为空寂而兼能仁也。三是涅槃湛然妙明，永脱苦趣，福慧两足，万累都捐，断非未证斯果者所及知、所得喻，正如方劳苦人，终无由悉息肩时情况。故世人不知，以谓佛道若究竟灭绝空无，则亦有何足慕。而智者则知，由无常以入长存，由烦恼而归极乐，所得至为不可言喻。故如渴马奔泉，久客思返，真人之慕，诚非凡夫所与知也。涅槃可指之义如此。第其所以称“不可思议”者，非必谓其理之幽渺难知也。其不可思议，即在寂不真寂，灭不真灭二语。世界何物乃为非有非非有耶？譬之有人，真死矣，而不可谓死，此非天下之违反而至难著思者耶!故曰“不可思议”也。

　　此不徒佛道为然，理见极时，莫不如是。盖天下事理，如木之分条，水之分派，求解则追溯本源。故理之可解者，在通众异为一同，更进则此所谓同，又成为异，而与他异通于大同。当其可通，皆为可解。如是渐进，至于诸理会归最上之一理，孤立无对，既无不冒，自无与通。无与通则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议也。此所以毗耶一会，文殊师利菩萨，唱不二法门之旨，一时三十二说皆非。独净名居士不答一言，斯为真喻。何以故？不二法门与思议解说二义相灭，不可同称也。其为“不可思议”真实理解，而浅者乃视为幽夐迷罔之词，去之远矣。

论十一　学派

　　今若舍印度而渐迤以西，则有希腊、犹大、义大利诸国，当姬汉之际，迭为声明文物之邦。说者谓彼都学术，与亚南诸教，判然各行，不相祖述。或则谓西海所传，尽属东来旧法，引绪分支。二者皆一偏之论，而未尝深考其实者也。为之平情而论，乃在折中二说之间。盖欧洲学术之兴，亦如其民之种族，其始皆自伊兰旧壤而来。迨源远支交，新知踵出，则冰寒于水，自然度越前知。今观天演学一端，即可思而得其理矣。希腊文教，最为昌明。其密理图学者，皆识斯义，而伊匪苏之额拉吉来图为之魁。额拉生年，与身毒释迦之时，实为相接。潭思著论，精旨微言，号为难读。挽近学者，乃取其残缺，熟考而精思之，乃悟今兹所言，虽诚益密益精，然大体所存，固已为古人所先获。即如此论首篇，所引濯足长流诸喻，皆额拉氏之绪言。但其学苞六合，阐造化，为数千年格致先声，不龂龂于民生日用之间，修己治人之事。洎夫数传之后，理学虑涂，辐辏雅典。一时明哲，咸殚思于人道治理之中，而以额拉氏为穷高鹜远矣。此虽若近思切问，有鞭辟向里之功，而额拉氏之体大思精，所谓检押大宇，隠括万类者，亦随之而不可见矣。盖中古理家苏格拉第与柏拉图师弟二人，最为超特。顾彼于额拉氏之绪论遗文，知之转不若吾后人之亲切者。学术之门庭各异，则虽年代相接，未必能相知也。苏格氏之大旨，以为天地六合之大，事极广远，理复繁赜，决非生人智虑之所能周。即使穷神竭精，事亦何裨于日用。所以存而不论，反以求诸人事交际之间，用以期其学之翔实。独不悟理无间于小大，苟有伦脊对待，则皆为学问所可资。方其可言，不必天难而人易也。至于无对，虽在近习，而亦有难窥者矣。是以格致实功，恒在名理气数之间，而绝口不言神化。彼苏格氏之学，未尝讳神化也，而转病有伦脊可推之物理为高远而置之。名为崇实黜虚，实则捨全而事偏，求近而遗远。此所以不能引额拉氏未竟之绪，而大有所明也。夫薄格致气质之学，以为无关人事，而专以修己治人之业，为切要之图者，苏格氏之宗旨也。此其道，后之什匿克宗用之。厌恶世风，刻苦励行，有安得臣、知阿真尼为眉目。再传之后，有雅里大德勒崛起马基顿之南。察其神识之所周，与其解悟之所入，殆所谓超凡入圣，淩铄古今者矣。然尚不知物化迁流，宇宙悠久之论，为前识所已言。故额拉氏，为天演学宗。其滴髓真传，前不属于苏格拉第，后不属之雅里大德勒。二者虽皆当代硕师，而皆无与于此学。传衣所托，乃在德谟吉利图也。顾其时民智尚未宏开，阿伯智拉所倡高言，未为众心之止。直至斯多噶之徒出，乃大阐径涂，上接额拉氏之学。天演之说，诚当以此为中兴，条理始终，厘然具备矣。

　　独是学经传授，无论见知私淑，皆能渐失本来。缘学者各奋其私，迻传失实，不独夺其所本有，而且羼以所本无。如斯多噶所持造物真宰之说，则其尤彰明较著者也。原夫额拉之论，彼以火化为宇宙万物根本，皆出于火，皆入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毁灭。递劫盈虚，周而复始，又常有定理大法焉以运行之。故世界起灭，成败循还，初不必有物焉，以纲维张弛之也。自斯多噶之徒兴，于是宇宙冥顽，乃有真宰，其德力无穷，其悲智兼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不仁而至仁，无为而体物；孕太极而无对，窅然居万化之先，而永为之主。此则额拉氏所未言，而纯为后起之说也。

　　复案：密理图旧地，在安息今名小亚细亚。西界。当春秋昭、定之世，希腊全盛之时，跨有二洲。其地为一大都会，商贾辐辏，文教休明。中为波斯所侵，至战国时，罗马渐盛，希腊稍微，而其地亦废，在今斯没尔拿地南。

　　伊匪苏旧壤，亦在安息之西。商辛、周文之时，希腊建邑于此，有祠宇，祀先农神知安那最著号。周显王十三年，马基顿名王亚烈山大生日，伊匪苏灾，四方布施，云集山积，随复建造，壮丽过前，为南怀仁所称宇内七大工之一。后属罗马，耶稣之徒波罗宣景教于此。曹魏景元、咸熙间，先农之祠又毁。自兹厥后，其地寝废。突厥兴，尚取其材以营君士但丁焉。

　　额拉吉来图，生于周景五十年，为欧洲格物初祖。其所持论，前人不知重也。今乃愈明，而为之表章者日众。按额拉氏以常变言化，故谓万物皆在已与将之间，而无可指之今。以火化为天地秘机，与神同体，其说与化学家合。又谓人生而神死，人死而神生，则与漆园彼是方生之言若符节矣。

　　苏格拉第，希腊之雅典人。生周末元、定之交，为柏拉图师。其学以事天修已、忠国爱人为务，精辟肫挚，感人至深，有欧洲圣人之目。以不信旧教，独守真学，于威烈王二十二年，为雅典王坐以非圣无法杀之，天下以为冤。其教人无类，无著作。死之后，柏拉图为之追述言论，纪事迹也。

　　柏拉图一名雅里大各，希腊雅典人。生于周考五〔王〕十四年，寿八十岁，仪形魁硕。希腊旧俗，庠序间极重武事，如超距、搏跃之属，而雅里大各称最能，故其师字之曰柏拉图。柏拉图汉言骈胁也。折节为学，善歌诗，一见苏格拉第，闻其言，尽弃旧学，从之十年。苏以非罪死，柏拉图为讼其冤。党人讐之，乃弃乡里，往游埃及，求师访道十三年。走义大利，尽交罗马贤豪长者。论议触其王讳，为所卖为奴，主者心知柏拉图大儒，释之。归雅典，讲学于亚克特美园。学者裹粮挟贽，走数千里，从之问道。今泰西太学，称亚克特美，自柏拉图始。其著作多称师说，杂出己意。其文体皆主客设难，至今人讲诵弗衰。精深微妙，善天人之际。为人制行纯懿，不媿其师。故西国言古学者，称苏、柏。

　　什匿克者，希腊学派名，以所居射圃而著号。倡其学者，乃苏格拉第弟子名安得臣者。什匿克宗旨，以绝欲遗世，克己励行为归。盖类中土之关学，而质确之余，杂以任达，故其流极，乃贫贱骄人，穷丐狂倮，谿刻自处，礼法荡然。相传安得臣常以一木器自随，坐卧居起，皆在其中。又好对人露秽，白昼持烛，遍走雅典，人询其故，曰：吾觅遍此城，不能得一男子也。

　　斯多噶者，亦希腊学派名，昉于周末考、显间。而芝诺称祭酒，以市楼为讲学处。雅典人呼城闉为斯多亚，遂以是名其学。始于希腊，成于罗马，而大盛于西汉时。罗马著名豪杰，皆出此派，流风广远，至今弗衰。欧洲风尚之成，此学其星宿海也，以格致为修身之本。其教人也，尚任果，重犯难，设然诺，贵守义相死，有不苟荣不幸生之风。西人称节烈不屈男子曰斯多噶，盖所从来旧矣。

　　雅里大德勒此名多与雅里大各相混，雅里大各乃其师名耳。者，柏拉图高足弟子，而马基顿名王亚烈山大师也。生周安王十八年，寿六十二岁。其学自天算格物，以至心性、政理、文学之事，靡所不赅。虽导源师说，而有出蓝之美。其言理也，分四大部：曰理、曰性、曰气，而最后曰命，推此以言天人之故。盖自西人言理以来，其立论树义，与中土儒者所明［①］最为相近者，雅里氏一家而已。元、明以前，新学未出，泰西言物性、人事、天道者，皆折中于雅里氏。其为学者崇奉笃信，殆与中国孔子侔矣。洎有明中叶，柏庚起英，特嘉尔起法，倡为实测内籀之学，而奈端、加理列倭、哈尔维诸子，踵用其术，因之大有所明，而古学之失日著。譤者引绳排根，矫枉过直，而雅里氏二千年之焰，几乎熄矣。百年以来，物理益明，平陂往复，学者乃澄识平虑，取雅里旧籍考而论之，别其芜颣，载其菁英，其真乃出，而雅里氏之精旨微言，卒以不废。嗟乎!居今思古，如雅里大德勒者，不可谓非聪颖特达，命世之才也。

　　德谟吉利图者，希腊之亚伯地拉人，生春秋鲁、衰间。德谟善笑，而额拉吉来图好哭，故西人号额拉为哭智者，而德谟为笑智者，犹中土之阮嗣宗、陆士龙也。家雄于财，波斯名王绰克西斯至亚伯地拉时，其家款王及从者甚隆谨。绰克西斯去，留其傅马支，古神巫号。教主人子，即德谟也。德谟幼颖敏，尽得其学，复从之游埃及、安息、犹大诸大邦，所见闻广。及归，大为国人所尊信，号前知。野史稗官，多言德谟神异，难信。其学以觉意无妄，而见尘非真为旨，盖已为特嘉尔嚆矢矣。又黜四大之说，以莫破质点言物，此则质学种子，近人达尔敦演之，而为化学始基云。

论十二　天难

　　自来学术相承，每有发端甚微，而经历数传，事效遂钜者，如斯多噶创为上帝宰物之言是已。夫茫茫天壤，既有一至仁极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往、无所不在之真宰，以弥纶施设于其间，则谓宇宙有真恶，业已不可；谓世界有不可弥之缺陷，愈不可也。然而吾人内审诸身心之中，外察诸物我之际，觉覆载徒宽，乃无所往而可离苦趣。今必谓世界皆妄非真，则苦乐固同为幻相。假世间尚存真物，则忧患而外，何者为真？大地抟抟，不徒恶业炽然，而且缺陷分明，弥缝无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质而叩之，有无可解免者矣。虽然，彼斯多噶之徒不谓尔也。吉里须布曰：一教既行，无论其宗风谓何，苟自其功分趣数而观之，皆可言之成理。故斯多噶之为天讼直也，一则曰天行无过；二则曰祸福倚伏，患难玉成；三则曰威怒虽甚，归于好生。此三说也，不独深信于当年，实且张皇于后叶，胪诸简策，布在风谣，振古如兹，垂为教要。

　　往者朴伯英国诗人。以韵语赋《人道篇》数万言，其警句云：“元宰有秘机，斯人特未悟。世事岂偶然，彼苍审措注。乍疑乐律乖，庸知各得所。虽有偏诊灾，终则其利博。寄语傲慢徒，慎勿轻毁诅。一理今分明，造化原无过。”如前数公言，则从来无不是上帝是已。上帝固超乎是不是而外，即庸有是不是之可论，亦必非人类所能知。但即朴伯之言而核之，觉前六语诚为精理名言，而后六语则考之理实，反之吾心，有蹇蹇乎不相比附者。虽用此得罪天下，吾诚不能已于言也。盖谓恶根常含善果，福地乃伏祸胎，而人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夫宁不然。但忧患之所以生，为能动心忍性，增益不能故也；为操危虑深者，能获德慧术知故也。而吾所不解者，世间有人非人，无数下生，虽空乏其身，拂乱所为，其能事决无由增益；虽极茹苦困殆，而安危利菑，智慧亦无从以进。而高高在上者，必取而空乏、拂乱、茹苦、困殆之者，则又何也？若谓此下愚虫豸，本彼苍所不爱惜云者，则又如前者至仁之说何？且上帝既无不能矣，则创世成物之时，何不取一无灾、无害、无恶业、无缺陷之世界而为之，乃必取一忧患从横、水深火烈如此者，而又造一切有知觉、能别苦乐之生类，使之备尝险阻于其间，是何为者？嗟嗟!是苍苍然穹尔而高者，果不可问耶？不然，使致憾者明目张胆，而询其所以然，吾恐芝诺、朴柏之论，自号为天讼直者，亦将穷于置对也。事自有其实，理自有其平，若徒以贵位尊势，箝制人言，虽帝天之尊，未足以厌其意也。且径谓造物无过，其为语病尤深。盖既名造物，则两间所有，何一非造物之所为。今使世界已诚美备，无可复加，则安事斯人毕生胼胝，举世勤劬，以求更进之一境？计惟有式饮庶几。式食庶几，芸芸以生，泯泯以死。今日之世事，已无足与治；明日之世事，又莫可谁何。是故用斯多噶、朴柏之道，势必愿望都灰，修为尽绝，使一世溃然萎然，成一伊壁鸠鲁之豕圈而后可。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复案：伊壁鸠鲁，亦额里思人。柏拉图死七年，而伊生于阿底加。其学以惩忿瘠欲，遂生行乐为宗，而仁智为之辅。所讲名理治化诸学，多所发明，补前人所未逮。后人谓其学专主乐生，病其恣肆，因而有豕圈之诮。犹中土之讥杨、墨，以为无父无君，等诸禽兽。门户相非，非其实也。实则其教清净节适，安遇乐天，故能为古学一大宗，而其说至今不坠也。

论十三　论性

　　吾尝取斯多噶之教，与乔答摩之教，较而论之，则乔答摩悲天闵人，不见世间之真美；而斯多噶乐天任运，不睹人世之足悲。二教虽均有所偏，而使二者必取一焉，则斯多噶似为差乐。但不幸生人之事，欲忘世间之真美易，欲不睹人世之足悲难。祸患之叩吾阍，与娱乐之踵吾门，二者之声孰厉？削艰虞之陈迹，与去欢忻之旧影，二者之事孰难？黠者纵善自宽，而至剥肤之伤，断不能破涕以为笑，徒矜作达，何补真忧。斯多噶以此为第一美备世界。美备则诚美备矣，而无如居者之甚不便何也。又为斯多噶之学者曰：“率性以为生。”斯言也，意若谓人道以天行为极则，宜以人学天也。此其言据地甚高，后之用其说者，遂有們然不顾一切之概，然其道又未必能无弊也。前者吾为导言十余篇，于此尝反复而覙缕之矣。诚如斯多噶之徒言，则人道固当扶强而抑弱，重少而轻老，且使五洲殊种之民，至今犹巢居鲜食而后可。何则？天行者，固无在而不与人治相反者也。

　　然而以斯多噶之言为妄，则又不可也。言各有攸当，而斯多噶设为斯言之本旨，恐又非后世用之者所尽知也。夫性之为言，义训非一。约而言之，凡自然者谓之性，与生俱生者谓之性。故有曰万物之性，火炎、水流、鸢飞、鱼跃是已；有曰生人之性，心知、血气、嗜欲、情感是已。然而生人之性，有其粗且贱者，如饮食男女，所与含生之伦同具者也；有其精且贵者，如哀乐羞恶，所与禽兽异然者也。按哀乐羞恶，禽兽亦有之，特始见端而微眇难见耳。而是精且贵者，其赋诸人人，尚有等差之殊；其用之也，亦常有当否之别。是故果敢辩慧贵矣，而小人或以济其姦；喜怒哀乐精矣，而常人或以伤其德。然则吾人性分之中，贵之中尚有贵者，精之中尚有精者。有物浑成，字曰清净之理。人惟具有是性，而后有以超万有而独尊，而一切治功教化之事以出。有道之士，能以志帅气矣，又能以理定志，而一切云为动作，胥于此听命焉，此则斯多噶所率为生之性也。自人有是性，乃能与物为与，与民为胞，相养相生，以有天下一家之量。然则是性也，不独生之所恃以为灵，实则群之所恃以为合；教化风俗，视其民率是性之力不力以为分。故斯多噶又名此性曰群性。盖惟一群之中，人人以损己益群，为性分中最要之一事，夫而后其群有以合而不散，而日以强大也。

　　复案：此篇之说，与宋儒之言性同。宋儒言天，常分理气为两物。程子有所谓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即告子所谓生之谓性，荀子所谓恶之性也。大抵儒先言性，专指气而言则恶之，专指理而言则善之，合理气而言者则相近之，善恶混之，三品之，其不同如此。然惟天降衷有矣，而亦生民有欲，二者皆天之所为。古“性”之义通“生”，三家之说，均非无所明之论也。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然无气又何从见理？赫胥黎氏以理属人治，以气属天行，此亦自显诸用者言之。若自本体而言，亦不能外天而言理也，与宋儒言性诸说参观可耳。

论十四　矫性

　　天演之学，发端于额拉吉来图，而中兴于斯多噶。然而其立教也，则未尝以天演为之基。自古言天之家，不出二途：或曰是有始焉，如景教《旧约》所载创世之言是已。有曰是常如是，而未尝有始终也。二者虽斯多噶言理者所弗言，而代以天演之说。独至立教，则与前二家未尝异焉。盖天本难言，况当日格物学浅，斯多噶之徒，意谓天者，人道之标准，所贵乎称天者，将体之以为道德之极隆，如前篇所谓率性为生者。至于天体之实，二仪之所以位，混沌之所由开，虽好事者所乐知，然亦何关人事乎？故极其委心任运之意，其蔽也，乃徒见化工之美备，而不睹天运之疾威，且不悟天行人治之常相反。今夫天行之与人治异趋，触目皆然，虽欲美言粉饰无益也。自吾所身受者观之，则天行之用，固常假手于粗且贱之人心，而未尝诱衷于精且贵之明德。常使微者愈微，危者愈危。故彼教至人，亦知欲证贤关，其功行存乎矫拂，必绝情塞私，直至形若搞木，心若死灰而后可。当斯之时，情固存也，而必不可以摇其性。云为动作，必以理为之依。如是緜緜若存，至于解脱形气之一日，吾之灵明，乃与太虚明通公溥之神，合而为一。是故自其后而观之，则天竺、希腊两教宗，乃若不谋而合。特精而审之，则斯多噶与旧教之婆罗门为近。而亦微有不同者，婆罗门以苦行穷乞，为自度梯阶，而斯多噶未尝以是为不可少之功行。然则是二土之教，其始本同，其继乃异，而风俗人心之变，即出于中，要之其终，又未尝不合。读印度四韦陀之诗，与希腊鄂谟尔之什，皆豪壮轻侠，目险巇为夷涂，视战斗为乐境。故其诗曰：“风雷晴美日，欣受一例看。”当其气之方盛壮也，势若与鬼神天地争一旦之命也者。不数百年后，文治既兴，粗豪渐泯，藐彼后贤，乃忽然尽丧其故。跳脱飞扬之气，转以为忧深虑远之风。悲来悼往之意多，而乐生自憙之情减。其沉毅用壮，百折不回之操，或有加乎前，而群知趋营前猛之可悼。于是敛就新懦，谓天下非胜物之为难，其难胜者，即在于一已。精锐英雄，回向折节，寤寐诚求，耑归大道。提婆、殑伽两水之旁，先觉之畴，如出一辙，咸晓然于天行之太劲，非脱屣世务，抖擞精修，将历劫沉沦，莫知所届也。悲夫!

　　复案：此篇所论，虽专言印度、希腊古初风教之同异，而其理则与国种盛衰强弱之所以然，相为表里。盖生民之事，其始皆敦庞僿野，如土番猺獠，名为野蛮。洎治教粗开，则武健侠烈、敢斗轻死之风竞。如是而至变质尚文，化深俗易，则良懦俭啬、计深虑远之民多。然而前之民也，内虽不足于治，而种常以强；其后之民，则卷娄濡需，黠诈惰窳，易于驯伏矣。然而无耻尚利，贪生守雌，不幸而遇外雠，驱而縻之，犹羊豕耳。不观之《诗》乎？有《小戎》、《驷驖》之风，而秦卒以并天下。《蟋蟀》、《葛屦》、《伐檀》、《硕鼠》之诗作，则唐、魏卒底于亡。周秦以降，与戎狄角者，西汉为最，唐之盛时次之，南宋最下。论古之士，察其时风俗政教之何如，可以得其所以然之故矣。至于今日，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言。然彼其民，设然诺［①］，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亦轻生尚勇，死党好名，与震旦之民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

论十五　演恶

　　意者四千余年之人心不相远乎？学术如废河然，方其废也，介然两厓之间，浩浩平沙，莽莽黄芦而止耳。迨一日河复故道，则依然曲折委蛇，以达于海。天演之学犹是也。不知者以为新学，究切言之，则大抵引前人所已废也。今夫明天人之际，而标为教宗者，古有两家焉：一日闵世之教，婆罗门、乔答摩、什匿克三者是已。如是者彼皆以国土为危脆，以身世为梦泡；道在苦行真修，以期自度于尘劫。虽今之时，不乏如此人也。国家禁令严，而人重于违俗［②］，不然，则桑门坏色之衣，比邱乞食之缽，什匿克之蓬累带索，木器自随，其忍为此态者，独无徒哉？又其一曰乐天之教，如斯多噶是已。彼则以世界为天园，以造物为慈母；种物皆日蒸于无疆，人道终有时而极乐；虎狼可化为羊也，烦恼究观皆福也。道在率性而行，听民自由，而不加以天阏。虽今之时，愈不乏如此人也。前去四十余年，主此说以言治者最众，今则稍稍衰矣。合前二家之论而折中之，则世固未尝皆足闵，而天又未必皆可乐也。

　　夫生人所历之程，哀乐亦相半耳。彼毕生不遇可忻之境，与由来不识何事为可悲者，皆居生人至少之数，不足据以为程者也。复案：赫胥黎氏此语，最蹈谈理肤泽之弊，不类智学家言，而于前二氏之学去之远矣。试思所谓哀乐相半诸语，二氏岂有不知，而终不尔云者，以道眼观一切法，自与俗见不同。赫氏此语，取媚浅学人，非极挚之论也。善夫先民之言曰：天分虽诚有限，而人事亦足有功；善固可以日增，而恶亦可以代减。天既予人以自辅之权能，则练心缮性，不徒可以自致于最宜，且右挈左提，嘉与宇内共跻美善之途［①］，使天行之威日杀，而人人有以乐业安生者，固斯民最急之事也。格物致知之业，无论气质名物、修齐治平，凡为此而后有事耳。至于天演之理，凡属两间之物，固无往而弗存，不得谓其显于彼而微于此。是故近世治群学者，知造化之功，出于一本；学无大小，术不互殊。本之降衷固有之良，演之致治雍和之极，根荄华实，厘然备具，又皆有条理之可寻，诚犁然有当于人心，不可以旦莫之言废也。虽然，民有秉彝矣，而亦天生有欲。以天演言之，则善固演也，恶亦未尝非演。若本天而言，则尧、桀、夷、跖，虽义利悬殊，固同为率性而行、任天而动也，亦其所以致此者异耳。用天演之说，明殃庆之各有由，使制治者知操何道焉而民日趋善；动何机焉而民日竞恶，则有之矣。必谓随其自至，则民群之内，恶必自然而消，善必自然而长，吾窃未之敢信也。且苟自心学之公例言之，则人心之分别，见用于好丑者为先，而用于善恶者为后。好丑者其善恶之萌乎？善恶者其好丑之演乎？是故好善恶恶，容有未实；而好好色、恶恶臭之意，则未尝不诚也。学者先明吾心忻好厌丑之所以然，而后言任自然之道，而民群善恶之机，孰消孰长可耳。

　　复案：通观前后论十七篇，此为最下。盖意求胜斯宾塞，遂未尝深考斯宾氏之所据耳。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何以言之？一则自生理而推群理，群者生之聚也。今者合地体、植物、动物三学观之，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动物自孑蠉蠕，至成人身，皆有绳迹，可以追溯，此非一二人之言也。学之始起，不及百年，达尔文论出，众虽翕然，攻者亦至众也。顾乃每经一攻，其说弥固，其理弥明。后人考索日繁，其证佐亦日实。至今外天演而言前三学者，殆无人也。夫群者生之聚也，合生以为群，犹合阿弥巴极小虫，生水藻中，与血中白轮同物，为生之起点。而成体。斯宾塞氏得之，故用生学之理以谈群学，造端比事，粲若列眉矣。然于物竞天择二义之外，最重体合。体合者，物自致于宜也。彼以为生既以天演而进，则群亦当以天演而进无疑，而所谓物竞、天择、体合三者，其在群亦与在生无以异。故曰任天演自然，则郅治自至也。虽然，曰任自然者，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道在无扰而持公道。其为公之界说曰：“各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域。”其立保种三大例曰：一，民未成丁［①］，功食为反比例率；二，民已成丁，功食为正比例率；三，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用三例者群昌，反三例者群灭。今赫胥氏但以随其自至当之，可谓语焉不详者矣。至谓善恶皆由演成，斯宾塞固亦谓尔。然民既成群之后，苟能无扰而公，行其三例，则恶将无从而演；恶无从演，善自日臻。此亦犹庄生去害马以善群，释氏以除翳为明目之喻已。又斯宾氏之立群学也，其开宗明义曰：吾之群学如几何，以人民为线面，以刑政为方圆，所取者皆有法之形，其不整无法者，无由论也。今天下人民国是，尚多无法之品，故以吾说例之，往往若不甚合者。然论道之言，不资诸有法固不可，按此指其废君臣、均土田之类而言。学者别白观之，幸勿讶也云云。而赫氏亦每略其起例而攻之，读者不可不察也。

论十六　群治

　　本天演言治者，知人心之有善种，而忘其有恶根，如前论矣，然其蔽不止此，请更论之［①］。晚近天演之学，倡于达尔文。其《物种由来》一作，理解新创，而精确详审，为格致家不可不读之书。顾专以明世间生类之所以繁殊，与动植之所以盛灭，曰物竞、曰天择。据理施术，树畜之事，日以有功。言治者遂谓牧民进种之道，固亦如是，然而其蔽甚矣。所谓择种留良，前导言中已反复矣。今所谓蔽，盖其术虽无所窒用者，亦未能即得所期也［②］。盖宜之为事，本无定程，物之强弱善恶，各有所宜，亦视所遭之境以为断耳。人处今日之时与境，以如是身，入如是群，是固有其最宜者，此今日之最宜，所以为今日之最善也。然情随事迁，浸假而今之所善，又未必他日之所宜也。请即动植之事明之，假今北半球温带之地，转而为积寒之墟，则今之楩、柟、豫章皆不宜，而宜者乃蒿蓬耳，乃苔藓耳。更进则不毛穷发，童然无有能生者可也。又设数千万年后，此为赤道极热之区，则最宜者深菁长藤，巨蜂元蚁，兽蹄鸟迹，交于中国而已，抑岂吾人今日所祈向之最善者哉!故曰宜者不必善，事无定程，各视所遭以为断。彼言治者，以他日之最宜，为即今日之最善，夫宁非蔽欤!

　　人既相聚以为群，虽有伦纪法制行夫其中，然终无所逃于天行之虐。盖人理虽异于禽兽，而孳乳寖多则同。生之事无涯，而奉生之事有涯，其未至于争者，特早晚耳。争则天行司令，而人治衰，或亡或存，而存者必其强大，此其所谓最宜者也。当是之时，凡脆弱而不善变者，不能自致于最宜，而日为天行所耘，以日少日灭。故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治化愈浅，则天行之威愈烈；惟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理平之极，治功独用，而天行无权。当此之时，其宜而存者，不在宜于天行之强大与众也。德贤仁义，其生最优，故在彼则万物相攻相感而不相得，在此则黎民于变而时雍；在彼则役物广己者强，在此则黜私存爱者附。排挤蹂躏之风，化而为立达保持之隐。斯时之存，不仅最宜者已也。凡人力之所能保而存者，将皆为致所宜，而使之各存焉。故天行任物之竞，以致其所为择；治道则以争为逆节，而以平争济众为极功。前圣人既竭耳目之力，胼手胝足，合群制治，使之相养相生，而不被天行之虐矣。则凡游其宇而蒙被庥嘉，当思屈己为人，以为酬恩报德之具。凡所云为动作，其有隳交际，干名义，而可以乱群害治者，皆以为不义而禁之。设刑宪，广教条，大抵皆沮任性之行，而劝以人职之所当守。盖以谓群治既兴，人人享乐业安生之福。夫既有所取之以为利，斯必有所与之以为偿。不得仍初民旧贯，使群道坠地，而溃然复返于狉榛也。

　　复案：自营一言，古今所讳，诚哉其足讳也。虽然，世变不同，自营亦异。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薰莸之必不可同器。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故耳。

　　又案：前篇皆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其说与唐刘、柳诸家天论之言合，而与宋以来儒者，以理属天，以欲属人者，致相反矣。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

　　赫胥黎尝云：天有理而无善，此与周子所谓“诚无为”，陆子所称“性无善无恶”同意。荀子“性恶而善伪”之语，诚为过当，不知其善，安知其恶耶？至以善为伪，彼非真伪之伪，盖谓人为以别于性者而已，后儒攻之，失荀旨矣。

论十七　进化

　　今夫以公义断私恩者，古今之通法也；民赋其力以供国者，帝王制治之同符也；犯一群之常典者，群之人得共诛之，此又有众者之公约也。乃今以天演言治者，一一疑之。谓天行无过，任物竞天择之事，则世将自至于太平。其道在人人自由，而无强以损己为群之公职，立为应有权利之说，以饰其自营为己之深私。又谓民上之所宜为，在持刑宪以督天下之平，过斯以往，皆当听民自为，而无劳为大匠斫。唱者其言如纶，和者其言如綍。此其蔽无他，坐不知人治、天行二者之绝非同物而已。前论反覆，不惮冗烦。假吾言有可信者存，则此任天之治为何等治乎？嗟乎!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夫曰与天争胜云者，非谓逆天拂性，而为不祥不顺者也。道在尽物之性，而知所以转害而为功。夫自不知者言之，则以藐尔之人，乃欲与造物争胜，欲取两间之所有，驯扰驾御之以为吾利，其不自量力而可闵叹，孰逾此者。然溯太古以迄今兹，人治进程，皆以此所胜之多寡为殿最。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方之五洲，与夫前古各国最多故耳。以已事测将来，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之愈宏，吾治愈进，而人类乃愈亨。彼佛以国土为危脆，以身世为浮沤，此诚不自欺之说也。然法士巴斯噶尔不云乎：“吾诚弱草，妙能通灵，通灵非他，能思而已。”以蕞尔之一茎，蕴无穷之神力。其为物也，与无声无臭、明通公溥之精为类，故能取天所行，而弥纶燮理之。犹佛所谓居一芥子，转大法轮也。凡一部落、一国邑之为聚也，将必皆有法制礼俗系夫其中，以约束其任性而行之暴慢；必有罔罟、牧畜、耕稼、陶渔之事，取天地之所有，被以人巧焉，以为养生送死之资。其治弥深，其术之所加弥广。直至今日，所牢笼弹压，驯伏驱除，若执古人而讯之，彼将谓是鬼神所为，非人力也。此无他，亦格致思索之功胜耳。此二百年中之讨索，可谓辟四千年未有之奇。然自其大而言之，尚不外日之初生，泉之始达，来者方多，有愿力者任自为之，吾又乌测其所至耶？是故居今而言学，则名、数、质、力为最精。纲举目张，可以操顺溯逆推之左券，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之业，尚不过略窥大意，而未足以拨云雾睹青天也。然而格致程途，始模略而后精深，疑似参差，皆学中应历之境，以前之多所觝，遂谓无贯通融会之一日者，则又不然之论也。迨此数学者明，则人事庶有大中至正之准矣。然此必非笃古贱今之士之所能也。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达尔文真伟人哉!然须知万化周流，有其隆升，则亦有其污降。宇宙一大年也，自京垓亿载以还，世运方趋上行之轨，日中则昃，终当造其极而下迤。然则言化者，谓世运必日亨，人道必止至善，亦有不必尽然者矣。自其切近者言之，则当前世局，夫岂偶然。经数百万年火烈水深之物竞，洪钧笵物，陶炼砻磨，成其如是。彼以理气互推。此乃善恶参半。其来也既深且远如此，乃今者欲以数百年区区之人治，将有以大易乎其初。立达绥动之功虽神，而气质终不能如是之速化，此其为难偿虚愿，不待智者而后明也。然而人道必以是自沮焉，又不可也。不见夫叩气而吠之狗乎？其始狼也。虽卧氍毹之上，必数四回旋转踏，而后即安者，沿其鼻祖山中跆藉之习，而犹有存也。然而积其驯伏，乃可使牧羊，可使救溺，可使守藏，矫然为义兽之尤。民之从教而善变也，易于狗。诚使继今以往，用其智力，奋其志愿，由于真实之途，行以和同之力，不数千年，虽臻郅治可也。况彼后人，其所以自谋者，将出于今人万万也哉。居今之日，藉真学实理之日优，而思有以施于济世之业者，亦惟去畏难苟安之心，而勿以宴安媮乐为的者，乃能得耳。欧洲世变，约而论之，可分三际为言：其始如侠少年，跳荡粗豪，于生人安危苦乐之殊，不甚了了。继则欲制天行之虐而不能，憏灰心。转而求出世之法，此无异填然鼓之之后，而弃甲曳兵者也。吾辈生当今日，固不当如鄂谟所歌侠少之轻剽，亦不当如瞿昙黄面，哀生悼世，脱屣人寰，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彊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慬焉。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丁尼孙之诗曰：“挂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丈夫之必。”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附：《天演论》手稿

　　今夫以公义断私恩者，古今之通法也；民赋其力以供国者，帝王制治之同符也。犯一国之常典者，国之人得以共诛之，此又有众者之公约也。乃今之以天演言治者，一一疑之。以谓天行无过，任物竞天择之事，则世将自致于太平。其道在听人人自由，而无强以损己为群之公职，立为应有权利之说，以饰其自营为己之深私。以为民上之所宜为，在设刑宪以持天下之平，过斯以往，皆当听民自为，而无劳为大匠斫也。倡者其言如纶，和者其言如綍。此其蔽无他，坐不知人治、天行二者之绝非同物而已矣。前论反复，不惮冗烦。假吾言有可信者存，则此任天之治，为何如治乎？嗟乎!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夫曰与天争胜者，非谓违天逆性，而为不祥不顺者也。道在尽物之性，而知所以转害而为功。夫自不知者而言之，则以藐尔之人，乃欲与天争胜，欲取两间之所有，驯扰驾御之以为吾利，其不自量力而可闵叹，孰逾此者。然而溯自邃古以迄于今，举凡人治之进程，世世时时要皆以所胜于天者之多寡为殿最。百年来之欧洲，其所以称强盛富有者，其故无他，其所胜之天行，而控制万物，以前民用者，方之同时与前古各国最多故耳。据已事以验将来，则吾胜大为治之说，不可诬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之愈弘，则吾治亦愈进，人类亦愈亨。彼佛氏以国上为危脆，以身世为浮沤，此诚不自欺之论也。顾法士巴斯葛尔不云乎：“吾诚弱草，妙能通灵，通灵非他，能思已耳。”以蕞尔之一茎，蕴无穷之神力。其为物也，与无声无臭、明通公溥之精为类，故能取天之所行而弥纶燮理之，犹佛所谓居一芥子，转大法轮也。凡一部落、一国邑之为聚也，将必皆有法制礼俗以纽夫其中，以约勒其任性而行之暴慢；必有网罟、牧畜、耕稼、陶渔之事，取天地之所有，被以人巧焉，以为养生送死之资。及其治之愈深，将其术之所加者愈广，由是以至于今之日。凡所牢笼弹压，驯伏驱除，若执古人而讯之，彼将谓是非鬼神固莫能办也。此无他，则亦格致思索之功胜耳。诚哉!此二百年中之学问，可谓辟四千年未有之奇观。此自吾党而窥之，尚不外如日之初生，泉之始达已耳。来者难诬，有愿力者，任自为之，吾又乌测其所至耶？是故居今之日以言学，则天、算、力、质诸学为最精，纲举目张，可以操顺溯逆推之左券，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之大，尚不过略窥大意，而未足以拨云雾而睹青天也。然而格致程途，始模略而后精深，疑似参差，皆为是中应历之境。以目前之多所触悟，遂谓其学终无贯通交融之一日，则又不通之论也。迨此数学者明，则人事庶有大中至正之准则矣。

　　天演之理，固为谈气运者不挑之宗，然须知万化周流，有其隆升，则亦有其污降。宇宙一大年也，自京垓亿载以还，世运方趋上行之轨。日中则昃，终当造其极而下迤。夫如是，则今之言化者，谓世运必以日亨，人道必止至善，执其理以考其言，亦有不必尽然者矣。且自其切且近者而言之，则人类当前之局，夫岂偶遇而然。经数百万年火烈水深之世变，洪钧炉捶，陶炼砻磨，而成如是之世局。彼以理气互推，此乃善恶参半。察其所以，皆非无所为而然。夫其来也，既深且远如此。乃今者谓以区区数百千之人治，将大有以易夫其初，立达绥动之功虽神，而气质断不能如是之速化，此其为难偿之虐愿，虽愚夫妇与知之矣。然而谓人道必以是自沮焉，则又不可也。不见夫叩气而吠之狗乎？其始狼也，虽卧于氍毹之上，必数四回旋转踏，而后即安者，沿其鼻祖山中跆藉之风，而犹有存也。然而积其驯伏，乃可使牧羊，可使救溺，可使守藏，矫然而为义兽之尤。民之从教而善变也，易于狗。诚使继今以往，用其智慧，奋其志愿，由于真实之涂，行以和同之力，不数千年，虽臻于郅治之域可也。况夫彼后之人，其所以自谋者，将出于今时万万也战。今夫移风易俗之事，古之圣人亦尝有意于此矣，然而卒不能者，格物不审，见道不明，而智虑限之也。居今之日，借真学之日优，而思有以施于济世之业者，亦唯去畏难苟且之心，而勿以宴乐媮生为的者，而后能得耳。是故约而论之，欧洲世变，可分三际以为言：其始如侠少年，跳盪粗豪，于人生苦乐安危之殊，不甚了了。继则欲制天行之虐而不能，愘憏灰心。转而求出世之法，此无异填然鼓之之后，弃甲曳兵者也。吾辈生今之日，固不当如鄂谟所称侠少之轻剽，亦不当如翟昙黄面，哀生悼世，脱屣人寰，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沈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即不善，亦无慬焉。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丁尼孙之诗曰：“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孰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丈夫之必。”吾愿与普天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复案：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达尔文。达著《物类原来》一书，大恉考探世间动植二物所以繁殊之故。先是言生物者皆主异物分造之说，至近今百年，格致诸家，渐疑古学之不可通。如法国之兰麻克、爵弗来，德国之方拔、方俾耶，英之威里上、格兰德、斯宾塞尔、鄂恩、赫胥黎，先后间出，目治手营，探审论，知有生之物，终于异而始于同。造化立其一，而以大力运之，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矣，无所谓创造者也。然而其说未大行也，自达尔文书出于五十九年，而众论始定。自兹以后，欧墨二洲治生学者大要宗其说矣。而矿事日兴，掘地开山，多得古禽兽遗蜕，于是虫鱼禽互兽人之逐渐迤演衔接钩联，其说愈备。而达尔氏之论乃不可复摇。故论者谓：自歌白尼论出，而人知地本行星，拱绕太阳，而不静处六合正中，以为众星之主；亦自达尔文论出，而知人类为生物天演中之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长，而必非如教宗创世之说，黄土抟人，使其为群物之主也。自歌白尼而天学明，亦自达尔文而生学之论定也。而同时有斯宾塞尔者，亦本天演之理，以著《天人通论》，贯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理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专明天演之旨。第二书以天演言形气，统有生之类为一谈。第三书以天演言心性，执脑气之说，由下生禽兽而渐上之以至人道。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而政教、风俗、族姓、国种皆详论焉。最后第五书乃言所以进种、进化之公例要术，大抵不离天演而已。余近译其《群谊》一书，即第五书中之一编也。斯宾氏殚毕生精力，不治余业，以著是书，故能体大思精如此。斯宾氏至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通论》十余帙，于客岁始成书也。达尔文生于○○○○年○○○○年卒。赫胥黎于乙酉〔未〕七月卒，年七十也。［①］

注释：

　　第 1410 页［*］《天演论》手稿原由严复第五子严玷带往印尼。严玷赴英治病，托友人代为保管。后严玷死于英国。解放后，其友人将严玷所留严复的书信、书稿、书批和这本《天演论》手稿全部交给我驻印尼大使馆。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天演论》的版本大致可分两类。一是通行本。系作者经过反复修改后的定本。如慎始基斋本，嗜奇精舍本，富文本和商务本。一是在严复早期翻译修改过程中，陆续传播刻印的本子。如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本、吴汝纶的节本、《国闻汇编》中的《天演论悬疏》和这个手稿。

　　手稿用各色笔作多次修改，除自序注明“丙申重九”外，其它有的注“丁酉四月删节”，有的注“丁酉六月初六日删改”。手稿从未发表过，把它与通行本相较，可以看到严复思想的变化及《天演论》成书过程中的一些情况。通行本中的错讹之处，也可据稿本加以考校。稿本中有些字句，作者后来曾做改动，今除纯属文字修改者外，其余均注出，以供参考。

　　第 1413 页［①］原稿中以下有“里语曰：人生如过隙驹，言其促也。其祝人则曰，如寿比终南山之寿，喻其长也。然自道眼而观之，则隙驹何必为促，即终南亦何足言长。特自隙驹以视终南，终南斯为寿耳。且由是而言，则寿者岂独终南，彼终南之草木亦何尝不寿耶？一段文字，作者在修改时用蓝色笔勾去。

　　第 1414 页［①］原稿以下有“《易·大传》曰：乾坤其易之缊耶!又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即此谓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15 页［①］原稿以下有“《易·大传》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15 页［②］原稿以下有“此其道在中国谓之易，在西学”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15 页［③］原稿以下有“今之主其说以言物理天道者，欧美诸国显者无虑数十百家，于英国则以达尔文、锡彭塞、赫胥黎为之最(编者按：此句旁边有一句黄绿色加批“此译赫氏书似不宜称及赫氏”一句，显非严复本人所加。很可能即吴汝纶过目时所写。)达尔文得之以著《物种探源论》，为晚近不刊之书。讲动植之学者为之斐变。锡彭塞得之以讲生学、心学、群学，皆旁通交推，道通为一。盛矣哉!自有西学以来未之有也。锡彭塞尝为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聚其质，辟以散其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质力交涵相与同变者也。而赫胥黎则谓天演义兼消息，譬之生物，由胚胎以至老死；譬之群治由狉榛以至盛强衰灭，理原一体，皆天演之事也。锡彭塞之意偏主息盈，而以消虚为异体之天耗，于理骈枝矣。盖消息同物，特正负之间异耳。诸家论天演之义异同如此”一段文字。作者修改时勾去。通行本放在本段案语中，对此意加以发挥扩充。

　　第 1416 页［①］原稿中“皆”字以下有“前因后果”四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16 页［②］以下原稿有“凡吾儒先之所谓气者”一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18 页［①］原件以下有“若柳宗元之在永州，寻得袁家渴、钴鉧潭诸胜”，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18 页［②］原件下有“正如孟子所谓：为间不用，茅塞其间”，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18 页［③］原稿下有“《书》曰：天工人其代之”，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19 页［①］原稿之《卮言五》原来自本节的“虽然，苟揣其本以为言”开始。但在“西洋穷理之家之公论也”旁边有黄绿色批语云：“鄙意欲自此句以上均归上篇”。一句，似为吴汝纶的批语。作者在修改时采纳这一意见，将此一段全部归入《卮言四》中。

　　第 1420 页［①］原件以下有“《易·大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22 页［①］原稿以下有“此不翅中国所谓圣人者也”一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24 页［①］原稿以下有“中国谓之华胥，而西人”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24 页［②］原稿以下有“则所谓天地位而万物育者矣”一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27 页［①］原稿以下有“荀卿之言曰”五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28 页［①］原稿以下有“如庄周所云”五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28 页［②］原稿以下有“绝非恢诡无据之说”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29 页［①］原稿以下有“韩非曰三字，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29 页［②］原稿为“荀卿”二字，作者在修改时改为“先民”。

　　第 1430 页［①］原稿以下有“孟子曰：仁者”数字，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30 页［②］自“往者埃及之哈猛”至“西京李将军杀灞陵尉事绝相类”，原稿作“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彼尉腆焉以等闲视之，其憾之者，则真人情也”。作者修改时改为今文。

　　第 1431 页［①］原稿以下有“此治化之名，所以常与天行对也。班固曰：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斯言也，与以天演言治者，又何间乎”一段文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35 页［①］原稿以下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数字，作者修改时圈掉。

　　第 1435 页［②］原稿以下有“此瞽瞍之所以有舜，而以汉高、吕雉之悍鸷，乃嗣之以孝惠之柔良，皆可于此中略窥消息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39 页［①］“炭”字旁边有批语云“似是炭字”四字。

　　第 1439 页［②］原稿以下有“星命家所谓生旺暮绝者，亦此志也”一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0 页［①］原稿以下有“子在川上曰：水哉!水哉!又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东西微言，其同如是”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1 页［①］以上数句原作“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太史公曰：《离骚》盖自怨生也。嗟夫!岂唯是《易》、《离骚》而已。六艺、传记之所垂，大抵皆古圣贤人发忿之所为作也。岂惟是六艺、传记而已，彼司徒之有教，司寇之有刑，周公、孔子之所制作，老聃、释迦之所教诫，降以至于欧罗之景教，天方之哥兰”。作者在修改时改为今文。

　　第 1441 页［②］原稿以下有“彼老聃、庄、列之徒，未之知也。嗛嗛然訾圣智、薄仁义，谓啍啍已乱天下，未若还淳反朴之为得也。明自然矣，而不知礼乐刑政者，正自然之效。此何异乐牝牡之合而怪其终于生子乎？此无他，视圣智过重，以转移世运为圣人之所为，而不知世运至，然后圣人生；世运铸圣人，而非圣人铸世运也，徒曰明自然而昧天演之道故也”一段文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2 页［①］原稿以下有“自有记载以来，泰东西之圣智，历时数千万年，阅人数千万辈，千虑而一致，殊涂而同归，皆曰无所逃于忧患。庄周不云乎：人之生也，如忧俱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3 页［①］原稿以下有“虽迎之不眺其首，随之弗得其踪，而”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3 页［②］原稿以下有“观之中土，则《易》兴中古，俟孔子而后明。而如老庄之明自然，释迦之阐空有，额拉吉赖图、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之开智学于希腊。夷考其世，皆萃于姬周叔季之间，而时代相接，呜呼!是岂偶然也哉？复案：释迦生卒年月，至今迄无定说。或谓生于周昭二十四年甲寅，终于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此摩腾对汉明帝事说也。隋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开皇三宝录》，则云：佛以周庄王十年，即鲁庄公七年甲午生，而以春秋恒星不见，夜明星陨如雨为瑞应，至匡王五年癸丑示灭。《什法师年纪》及《石柱铭》皆云周桓王五年乙丑生，襄王五十五年甲申灭度。又或云夏桀时、商武乙时、周平王时，踳驳抵牾，莫衷是。至贞观三年敕刑部刘德威等与法琳详核真妄，乃定佛周昭丙寅岁生，周穆壬申示灭。然周昭在位仅十九年，无所谓二十四年，亦无丙寅，意是甲寅之误，乃周昭十四年也。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共二千八百六十四年，先耶稣生九百六十八年矣。而挽近西士，偏考梵文，亦莫能定，仅云佛去耶稣降生不过五六百年，而五百年尤为近似云云。据此则以五百年为计，佛成道在定、哀间，正与宣圣并世。以六百年计，则费说得之。庄七年去耶稣生日六百九十年，匡王五年去之六百八年也。岂夜明星陨诸应，所谓六种震动，光照十方国土者，果其征与？呜呼异矣!额勒吉赖达为西学开山，希腊之爱阿尼亚人，生于周景王十年丙寅，即昭公七年，后孔子生时仅十七年耳。馀如德莫吉利图生于周定王九年，苏格拉底生于周元王七年，柏拉图生于周考王十二年，大抵皆春秋战国之间。运会所臻，圣哲踵出如此。且夫大易明象，吉一而凶悔吝三。老氏有无身之谈，庄叟著藏山之喻，摩羯提标教于苦海，爱阿尼诠旨于逝川。是则忧与生惧，古之人不谋皆合。乃知疾痛危苦者，绝非世事之傥来，实与吾生而相待，并行得此而未尝失彼者也”一大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4 页［①］原稿以下有“而夷吾相齐，仓廪实乃知礼节；仲尼策卫，既庶富而后教之”一段，作者修改时圈掉。

　　第 1444 页［②］原稿以下有“夫至曰：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则知前识之旨微矣”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5 页［①］原稿以下有“班孟坚之志刑法也，其言曰：‘古有圣人，作之君师，既躬明悊之性，又通天地之心。于是则天象地，动缘民情，以制礼作教，立法设刑焉。秩有礼所以崇敬，讨有罪所以明威。此之谓一人作则，范围百世而天下服也。’中国之论刑赏之原如此”一段，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46 页［①］原稿以下有“嗟夫!此世之暴君污吏接踵，治国少而乱国多也”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46 页［②］原稿以下有“而其推本刑赏之政之所由来，与吾中国载籍所传，其本末之不可同则如此”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6 页［③］原稿以下有“故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而汉之方兴，亦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凡此皆”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6 页［④］原稿以下有“故舜之命士曰：眚灾肆赦。又曰：罪疑惟轻。而仲尼之述六艺也，《易》、《春秋》最严。《易》言天道，而为君子谋，故系辞焉以明吉凶。《春秋》治人事，而防乱贼，故诛意焉以著褒贬。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荀卿子曰：刑者，所以禁未也。作‘末’者大误”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7 页［①］原稿以下有：“《诗》曰：无言不售，无德不报”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48 页［①］原稿以下有“春秋之楚商臣，其恶为何如恶耶？乃及其身为王者，子伯诸侯，永世克禄；潘崇助之为虐，教人杀父弑君，其胸中曾不芥蒂。然而其子孙累业尊显，洎乎东汉之日尚有苗裔为校官。回、耕何罪而贫天。货、跖何功而富寿”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8 页［②］原稿以下有“自唐虞以至周，其积德累仁以有天下者宜矣。吕政、汉高以降，其先果何功德于亿兆，而使天下悉主悉臣，保世卜年，远者累百，近者数十。夫曰命者，有其所以命也。苟不知其所以命，斯亦无命之命，而姑命之曰命而已矣”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8 页［③］原稿“古德”二字原为“汉、宋诸儒”，作者后改为“古德”。

　　第 1449 页［①］原稿以下有“《易·传》曰：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之所谓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数，而不可以仁论也。是故吾之得之也，于彼无所归功；吾之失之也，于彼无所归过。得失吾党自为之，彼悠悠者诚不能知此事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9 页［②］原稿以下有“夫诗书经传之所称，夐乎尚矣，西京”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以下原无“从来”二字，作者修改时增添。

　　第 1449 页［③］以上两句原稿作“君子则董仲舒，小人则谷永、杜钦”。

　　第 1449 页［④］自此以下至“而身毒之圣人”以上，原稿作“王莽窃之以乱天下，甚矣诬天下之不可为也。盖昔者孔子知其然矣。故其教弟子也，性与无道不可得闻，而平居不语怪神，罕言利命。又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与其论生死鬼神之际，皆若言不尽意也者。庄周曰：‘言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夫非孔子之谓耶!”作者修改时改为今文。

　　第 1450 页［①］原稿以下有“以比西汉以来五行灾异之说，固深远矣”句，作者修改时圈去。

　　第 1450 页［②］原稿以下有“吴纲之貌，四百年尚类长沙；鄱阳之容，至七世犹传颖士”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51 页［①］原稿以下有“《楞巖经》佛告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间，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原稿此句以下原无“所谓”二字，修改时增入。

　　第 1451 页［②］原稿以下有“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然则”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52 页［①］原稿以下有“与吾儒变化气质之论，皆”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下无“由”字，修改时增入。

　　第 1452 页［②］“名之云者，有为之法”原作“或为心灵，或为物质”，作者修改时改。

　　第 1456 页［①］原稿以下原为“其持论如此，与佛所谓境由心造，《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者，可谓异唱同涂，殊条共贯者矣”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而另改为以下这段文字。

　　第 1456 页［②］原稿以下有“何则？庄生有言，吾与汝固皆梦也”一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58 页［①］原稿以下为“所以释迦掩室于摩竭，维摩杜口于毗耶，空生唱无说以显道，释梵绝听闻而雨华。理为神御，口之以默”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改为以下的“以为不二法门超诸理解”一句。

　　第 1462 页［①］原文以下有“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64 页［①］原稿以下有“有时浩浩之歌，甚于戚戚之叹，使陋巷箪瓢，果为可乐，而三十之天等于百岁，则孔子无假贤回，而哭之亦不必恸矣”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65 页［①］原稿以下有“此则《周易》所谓‘元’，孔子所谓‘仁’，老子所谓‘道’，孟子所谓‘性’，名号不同，而其为物则一”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68 页［①］原稿开始有：“语曰：善言天者，必有节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然则”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69 页［①］“此其蔽固”四字原为“况善恶之名起于事效，苟所处自悬殊，则其号或可以倒置，前者论之详”，作者修改时圈改。

　　第 1470 页［①］原稿以下原有“故《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今日之宜，即今日之义；今日之义，即今日之利用也”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71 页［①］原稿以下有“《易》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又曰：大地闭，贤人隐。孟子曰：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亦曰，世变治乱不同，则宜而存者亦有不同故耳”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76 页［①］这段案语。通行本放在《导言一》之后，稿本则放在本书最后，似为补写，暂放

政治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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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叙

　　严先生曰：余治天学，至于有明之世，波兰人歌白尼，尽破地静天动旧说，证地为日局行星之一，岁岁绕日，与诸纬彗孛同以定时循轨，即日亦非常静不徒者。群从围绕，太阳居中，以空游悬行，趋于御女。盖一出入息间，不知其几千万里也。喟然叹曰：伟哉科学!五洲政治之变，基于此矣。盖自古人群之为制，其始莫不法于自然。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有其至高者在上以为吾覆，有其至卑者居下以为吾践。此贵贱之所由分，而天泽之所以位也。乃自歌白尼之说确然不诬，民知向所对举而严分者，其于物为无所属也。苍苍然高者，绝远而已，积虚而已，无所谓上下也。无所谓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名天者亡，故随地皆可以为极高，高下存乎人心，而彼自然，断断乎无此别也。此贵贱之所以不分，而天泽之所以无取也。三百数十年之间，欧之事变，平等自由之说，所以日张而不可遏者，溯其发端，作由此乎？且天演者，时进之义也。古之人发此者二三千年，中西载籍，莫不有考，然而最后百年，其学乃大盛，得此以与向之平等自由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于谋新，而率旧之思少矣。呜乎!世变之成，虽曰天运，岂非学术也哉!虽然，尚有说焉，夫背苦而向乐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恶恶者，人性所同具也。顾境之至也，苦乐未尝不并居；功之呈也，善恶未尝不同域；方其言乐，而苦已随之；方其为善，而恶已形焉。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之不敢存，又况富贵利行之污者乎？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而课其果效，恶苦则取其至少，善乐则收其至多。噫!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乙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一会

　　不佞近徇青年会骆君之请，谓国家近日将有立宪盛举，而海上少年，人怀国家思想，于西国政治，所与中国不同者，甚欲闻其真际。不揣寡昧，许自今日为始，分为八会，将平日所闻于师者，略为诸公演说。非敢谓能，但此所言，语语必皆有本，经西国名家所讨论，不敢逞臆为词，偏于一人政见。数会以后，诸公将见此是格物穷理实事求是之学，固无虑意见之偏，宗旨之谬也。

　　查政治一学，最为吾国士大夫所习闻。束发就傅，即读《大学》、《中庸》。《大学》由格致而至于平天下，《中庸》本诸天命之性，慎独工夫，而驯致于天下平。言政治之学，孰有逾此者乎？他日读《论》、《孟》、五经，其中所言，大抵不外德行、政治两事——两事者，固儒者专门之业也。然则诸公今日，更何必舍其家鸡，而更求野鹜乎!

　　虽然，诸公来意，不佞有以微窥。盖缘生于二十世纪之中，当天下开门相见之会，亲见外洋学术事理，有实比吾国进步为多者。又数年以来，异说纷起，或称君臣之伦为可废，或谓吾人向称唯一无二之法制，每为西人所不由，而其众亦未尝去治而就乱，是其所以然之故，必有可言。故欲知西国见行政法的实如何，以与旧闻者比较，使论议有所折中。诸公之意，非如是乎？

　　此意甚佳，但有不可一蹴而至者。盖政治一宗，在西国已成科学，科学之事，欲求高远，必自卑迩。故当开讲之始，不妨先告诸公：欲得真知，先须耐性。且讲科学，与吾国寻常议论不同，中有难处：一是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之难；二是思理层折，非所习惯之难。故或言者视为无疑，而闻者犹或待辨；有时语意已极明白，而犹以为深远难明；或自谓已悟，而去实甚远。今不佞惟有极力求其显易，用一名义，必先界释明白，若有未即领会之处，每期开会之先，祈诸公即便坦然质问，不佞当依次作答也。

　　今夕所论，未及政治本题，乃先言政治与历史相关之理。此语自表面观之，似若无甚奥义。虽然，侯闻吾言，始知其中大有新理也。盖二学本互相表里，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诸公无谓此是陈言，须知十八世纪以前，已有言治不由历史者，希腊时如柏拉图，最后如卢梭。此二人皆诸公所习知，其言治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是故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人不如此矣。我们中国论史，多尚文章故实，此实犯玩物丧志之弊。虽然，外国亦有然者。故当前说出时，或谓以历史为科学材料者，文章之美，必不及前，而纪述无文，即难行远云云。然此皆明于一方之论，不知史之可贵，在以前事为后事之师。是故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此不独读史宜尔，即仰观俯察，人欲求智，莫不当然。尚忆东坡有言，后生读史，当作数次，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求治乱盛衰之故，则专意在此，而置其余，他日再读。或为地理，或为官制，或为词章，亦循此法。如此学成，自然八面可以应敌。其言甚当。此虽古法，至今尚可用也。

　　盖天生人，与以灵性，本无与生俱来预具之知能。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内籀，言其浅近，虽三尺童子能之。今日持火而烫，明日持火又烫，不出三次，而火能烫之公例立矣。但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一人之阅历有限，故必聚古人与异地人之阅历为之。如此则必由纪载，纪载则历史也。

　　是故历史者，不独政治人事有之，但为内籀学术，莫不有史。吾国或谓之“考”。如钱币考，钱币之历史也。《三通》之属，至于一切之掌故，盖皆为史，不仅编年纪事，而后可得此称。西人于动植诸学，但凡疏其情况，而不及会通公例，与言其所以然之故者，亦称历史，如自然历史是已。

　　东西旧史，于耳目所闻见，几于靡所不书，如李费《罗马史》所纪牛言雨血诸事，与《春秋》之纪灾异正同，而《史》、《汉》书志，刘知几《史通》论之详矣。

　　而近代之史，置此等事不详者，亦非尽由人类开化之故，乃因专门之学渐多。如日食、星陨，则畴人职之。大雨、风、雹，则有气候学家。甚至切于人事之刑政，亦以另有纪载，得以从略。如钱币则计学，瘟疫则医学，罪辟则刑法之学，皆可不必如古之特详。大抵史亦有普通专门二部，专门之史，日以增多，而国史所及，乃仅普通者。

　　或曰：前代之史，所以为后人宝贵者，不因事实，亦由文辞，顾古史之最以文辞称者，亦由闳识孤怀，见微知著，其理关于哲学。若第论文辞，则史且不及诗赋。又以其事之重纪实，故其娱人，不及小说家言。虽然，科学日出，史之所载日减于古矣。而减之又减，终有其不可减者存，则凡治乱兴衰之由，而为道国者所取鉴者。是故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

　　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问中国古有此乎？曰有之。如老子，如史迁，其最著者。而《论》、《孟》、《学》、《庸》，亦圣人见其会通，立为公例，无疑义也。顾中国古书之短，在德行、政治杂而不分。而西国至十九世纪，政治一门已由各种群学分出，故其理易明，其学易治。

　　世之有政治，乃五洲不谋而合之一事。其不谋而合者，以民生有群故。群之所始，《社会通诠》所言，已成不易之说。最始是图腾社会，如台湾生番之“社”，西南夷之“峒”。其次乃入宗法社会，此是教化一大进步。此种社会，五洲之中，尚多有之。而文化之进，如俄国、如中国，皆未悉去宗法形式者也。最后乃有军国社会。不佞今所讲者，大抵皆此等社会之政制矣。宇宙有至大公例，曰“万化皆渐而无顿”。是以三社会之变化，方其始异，若不可分，当始成国，若无异于家族者然。虽为家族之时，其人所属，常有更大于家族者。譬如遇人，叩其籍贯，其人必有姓有名，有郡望地邑，最后有国，而所以别异其人者始全。名，其身之名也。姓，其族之姓也。郡望，其所居之地，抑所由出之地之名。而所最有关系重要者，莫如其国。国者，多数众民所合，而成一特别团体之名也。

　　是故当知国之为义，与所居地土之义大有悬殊。吾国之人，所以于政治之学，国家之义，自西人观之，皆若不甚分晓者，止缘大一统之故。吾所居者，只有天下，并无国家。而所谓天下者，十八省至正大中，虽有旁国，皆在要荒诸服之列，以其无由立别，故无国家可言。如今云“爱国”二字，今义与古义绝殊。即言国家思想，亦非箇中人，真不知为何等思想矣。今假吾对众言曰：吾是中国人。诸公试察吾作此言时，意主何义？将谓吾所言者，意主所生长之种族乎？非也。顾此语虽不得以为全是，要为近之。何以云其近耶？盖不佞与四百兆人，粗而云之，固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设此语宣于伦敦巴黎之间，其意尤为显著。吾与彼人，语言不通，形貌有异，宗教不一，所谓黄、白二种之分是也。所不得以为全是者，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台湾人，南洋各岛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可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

　　夫人类之为分，众矣。治民种之学者，其分法本之外形为多。如卜鲁门拔(Blumenbach)以色，烈支孺斯(Retzius)以颅，而今有人，又分之以发，如云将西人之发横断，其割面为椭圆。黑色人之发，其割面如腰子小豆。中国人之发，其割面成正圆形是已。而最靠得住者，莫如言语。彼谓印度与欧人，所以同为伊兰种人者，以其言语，推至古音，大概相合。如“耕田”，如“磨麦”诸语，如“父母”、“君民”、“上帝”等称，其原皆出自梵语，所以知之。

　　顾不佞之意，则不甚谓然。盖若必用言语，则支那之语，求诸占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mola，mill，吾则云磨。西云ear，arare，吾则云犁。西云father，mother，pama，吾云父、母、爸、妈。西云Khan，King，吾云君。西云Zeus，Dieu，吾云帝。西云terre，吾云地。甚至西云judge，jus，吾云则，云准。西云rex，ricas，吾云理，云律。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且其分也，在教化甚高之会乎？虽然，种族之异，非邦国之分。邦国之分，别有关系，不在语言、形色。故美、英不为同国，而海峡中诸岛之民，其上语往往为英人所不省者，可以证之。

　　何以言邦国之分，于人民有最大关系耶？一因其事为人类所同有之区分；二缘自有此分，而生出无穷之效果。吾谓人类所同有者，亦以大经言之，盖社会必入军国程度，而后乃真有此分。其始只分种族、峒社、宗教，但随地之民，皆觉此身于一家而外，另有一团体，甄录治保其身。此利团体，程度高下迥殊，是为邦国，或称国家，西文所谓state是已邦国之为团体也，吾人一属其中，终身不二，生死靡他，乃至紧要时会，此种团体其责求于我者，可以无穷，身命且为所有，何况财产。但其责求既已隆重如此，故必有至精至严至善之法制行乎其中，此则讲治理者之所有事也。欲识此等团体为何物，必察其物之所由生，与其团体之逐层进步。进步之际，形式不同，变象不一，此其自内因言之者也。至于外缘，则二团体相遇，其对待相加之形势，不相得而为战，为剋灭；相得为联合，为交通。此皆有绝大果效者也。内因外缘而外，尚当察其中分子为何如。盖人以所居邦国之异，其形体精神，理想行谊，皆从以悬殊，凡此之谓教化。是故充而论之，人类万殊，由于所居团体之各异，而此团体，即政治家所指之国家。

　　双称“国家”，单举曰“国”。国之为言，与土地殊，与种族殊，又与国民国群等名，皆不可混。诸公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诸公久后将自知之。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正似制钟表人，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惟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无他术也。诸公务察此意。

　　政治问题曰国家。凡是国家，必有治权。而治权以政府为之器，故天下无无政府之国家。政治之论治权、政府，犹计学之言财富，名学之谈思理，代数之言数，形学之言线、面、方、圆。而其论国家也，分内因外缘为二大干。内因言其内成之形质、结构、演进、变化及一切政府所以用事之机关；外缘言其外交，与所受外交之影响。

　　学有问题，乃其正鹄目的。但达此目的，得此正鹄，又将由何种之涂术而后能？诸公知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此于讲求群学之事，所系尤深，盖其关于人事最为密切矣。而其物为人人口头共有之谈，因其习惯，自诡已明，而其实不尔。若谓他物，吾或不知，至于国家政府，吾何不知之与有？吾今所欲闻者，政治以何术为最善，政府以何形式为最高耳。以此之故，其入手之始，往往不求知物，不问此系何物，而先问物宜如何。其言政也，则先欲知何者应利，何者应害。其言政府也，则先叩何式为合，何式为离。夫假以是为术，则所求之第一事，将在何者为最文明之国家，最为利益生人之治制。此吾国言治之书，自古迄今，莫不如此。且不独吾国然，欧洲十九世纪以前言治之书，亦莫不尔。柏拉图《民主主客论》，其职志也。

　　是故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今吾所讲者，乃政治之学，非为政之术，故其涂径，与古人言治不可混同。吾将视各种国家，凡古今所发现者，如动植学家之视虫鱼草木。然彼之于所学也，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初不问何等草木为良草木，何等虫鱼为良虫鱼。无所谓利害，无所谓功过，而所求明者，止于四事：(一)所察日多，视其不同，区以别之，为之分类，一也；(二)一物之中，析其官体之繁，而各知其功用，二也；(三)观其演进之阶级，而察其反常，知疾痛病败之情状，三也；(四)见其后果之不同，察其会通，而抽为生理之大例，四也。

　　故吾党之治此学，乃用西学最新最善之涂术。何则？其涂术乃天演之涂术也。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诸公视此，吾党岂有丝毫之成心，惟祛其成心，故国家之真理可以见。

　　诸公将曰：异哉所闻!夫动植之学，所可用若前之涂术者，以其物天之所成，而非人之所设也。国家政府之为物不然，故其治之也，必问其良否，必分其功过。但如草木，区以别之，未见其术之有当也。则不知邦国政府虽属人功，而自其大分言之，实游于天演之中而不觉。大抵五洲民人所共有者，其事皆根于天性。天性，天之所设，非人之所为也。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法人萨维宜：“国家非制造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夫既属生成滋长之物，则天演涂术不能外矣。

　　更有进者，夫世之勤勤于一学，孰不有意于人事之改良乎？顾求至美之物，而卒至于无所得，或所得者妄，而生心害政者，其故无他，坐用心躁耳。故言天学，而沦于星命，言化学而迷于黄白，言政治而乃主民约，皆此类也。

　　苟必始于知物，则所由内籀之术明矣。内籀必先考求事实，考求事实则一切如《群学肄言》之所戒，皆必除之而后可。此虽繁难，不可以已也。且政治之考求事实，有较他科不同者。他科可用试验，如治化学，欲知轻养之合而为水，取而试之足矣。乃至动植，亦有可试者。顾国家者，天地之大物也。而祸福所及者重以众，故试验不行，而惟资于观察。且观察矣，又不若天象、地文之事也。盖国家有性情之物也。其行事发现，虽关团体，而常假手于一二人；又常出以秘密，而故为混淆以贸视听者有之；又以纪载者之不能无成心，而或出于轻忽。此史事所以如时下报章，最为难信。欲为考辑，必待能者，而能者则今日所称之良史也。

　　古之史家，其亦略知吾说者耶？人或笑左氏为相斫之书，或谓中国之史，不过数帝王之家谱，此其说似矣。然使知历史专为政治之学而有作，将见前人之所详略，故〔固〕为适宜。且中国既为专制矣，则一家之所为，自系一民之休戚，古人之所为，殊未可以轻訾也。英国有拔可尔者，尝著《文明史》一书，一时风行，几谓旧史所载，皆无关宏旨之文，而所重者，专在大时、地利、水土、寒热之间。不知此固重要，而史家专业，在纪人事，而于一切有关政治者，尤所重焉。夫天地之实纪者，自有专家。且十常侍之乱汉，与郑康成之诂经，二者于社会所关皆巨，而史家终略于此而详于彼者，何则？以彼之关于政治尤深切而著明耳。

　　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术。而同时所为，有二种功夫，一是区别定名之事，一是考订沙汰之事。盖不为其前，将虽有事实，而无纲纪；不为其后，将所据已误，而立例自非。今吾八会所为，重在会通提挈，而考订沙汰之事，又不得不藉手于他人所前为者。吾闻西师有言：一二百年以前，欧洲几无信史可用。史之可信，大概不过百年。是故当时政治大家，如郝伯思、如洛克、如孟德斯鸠等，皆以盖世哲家，所成就不过如彼。而此学演进，全俟后人。夫后人之所为，非果胜于前人也。穆王得八骏，有王良、造父为之先后，而后日行千里。近世走卒病夫，安坐三等汽车，其所行倍之，亦其所权借优耳，后人非能果胜前人也。

第二会

　　前会因为时太促，于吾人考求政治涂术，所与古人异者，尚未切实发挥。其讲义曾经刊列报端，诸公取而观之，足以补助遗忘。案前会所言，其紧要处，不外数条：一是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所有公例，必从阅历而来，方无流弊；二是国家是天演之物，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三是国家既为天演之物，则讲求政治，其术可与动植诸学，所用者同。一切因其自然，而生公理，非先设成心，察其离合。凡此皆前会要旨。诸公于此三者，果克了然，前夕与会，可谓不虚。

　　政治学之于国家，犹计学之于财货，故当先求知物。国家为物，所足异者，人类不谋而合。譬如我们古有封建，有五等，欧洲亦有封建、五等。吾古有车战，西人亦然。平常人每见各国之异而怪之，实则异不足怪，可怪者转是在同。于其所同，能得其故，便是哲学能事。今国家为物，既为人类所同有，其无有者，大抵地球贫瘠之区。如亚刺伯之游牧，苏格兰之山部。诸公能言其所以同有之理欤？

　　然则我辈今讲政治，不当如古人之法，但就本已所属之国家言之，亦不宜但取一切文明之国家言之，而置蛮夷社会于不论。夫论政治，但取已属之国家，此法不独中国古人用之，即西国古人言治，最早如柏拉图、雅里斯多德，无不皆然。如政治学西名波立狄斯Plitics，此名即雅里氏所立者。其中所论，皆当时希腊所现行市府体制。其所分之独治Monarchy，贤政Aristocracy，众治Plity，亦皆就市府之所有者言。十八世纪以前，西人言政，无出其范围者。时至今日，政法不同，决非雅里氏之说所能尽。是故仅就本国，及但取文明国而论者，其内籀之所资已狭，立例恐亦不精。而天演阶级，亦恐难见，不如通而论之之为愈也。

　　总之，吾人考求此学，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是比较术，是内籀术。故古今社会，但成团体，便是吾人所不弃者。非若前人所为，但举最上法式而言，而置每下愈况者于不顾也。是如动植学家，凡是草木飞走，皆当征验。至于分别之余，且将见程度高者居其少数，而程度低者常居其多数也。

　　然而区分类别，其界画又不可不严。盖既称国家，则必有国家之实。而所谓国家之实，必细论详审，而后得之。夫谓同国之民，无异同种，而国家即可作种族观者，此其说误也。试人英、法之境，其中非种之民，不可数计。而英、法国家，可于其身，责取无穷之义务。然则国非种族明甚。但将谓今之国家，无分种族，直无异商业之公司，以保护利益而后合。且其为合，纯由法典，无天属之可言，此其说亦非。盖今之国家，一切本由种族，演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然则国家非非种族又以明矣。惟其非种族，非非种族，故虽今世文明大进之国，言其形质，实与古时草昧者同科。何则？当日草昧种人亦是大众聚居，生死相守之团体。其为战也以众，其为治也以众，且其中亦不尽同一血统之民，以有奴虏降人，有占藉，其非种族，非非种族，亦与今日之诸国同也。

　　前会讲义所发明者，有最要之公例，日国家生于自然，非制造之物。此例入理愈深，将见之愈切。虽然，一国之立，其中不能无天事、人功二者相杂。方其浅演，天事为多，故其民种不杂；及其深演，人功为重，故种类虽杂而义务愈明。第重人功法典矣，而天事又未尝不行于其中。即今两国之人，常以种异，辄生龁。而英、美交情，终较他族为笃。当一千八百十五年《维也纳条约》更定欧洲各国土地之日，日耳曼让波兰与俄，而取沙逊尼及来因诸小部以开霸基。奥国弃其北部，而取偿于意大利，终以失策。何以故？德之种纯，奥之种杂也。凡此见种族之异，深入人心，虽有大同之世，殆未易泯。又虽天事至多之日，如古之行国，蒙古、金、辽，徒用宗法，亦不逮事，必有人焉，为法典辅之，而后有立，足以争存于物竞之后。合二者言之，人之合群，无间草昧文明，其中常有一伦，必不可废。此伦维何？君臣是已。君臣者，一群之中，有治人，治于人者也。而出治机关，是谓政府。有群斯有君臣矣，而所谓君者不一体；有君臣，斯有政府矣，而所谓政府者不一形。此五洲治制所由樊然异也。我辈自束发就傅以来，所读书自《三字经》至于二十七史［①］，几无往不闻君臣之义。以其耳熟，遂若无足深言，无可思忖也者。然须知只此二字之中，一方出令，一方听令，志气之行，往往起于一人方寸之中，而千百万亿兆之举动行止视之。凡历史中一切重大之事，凡人道所以为苦乐者，悉由于此。故政治学者，生人至大之学。而政治学所治无他，亦惟此政府之千变万化而已。今夫人相合为群，此群群之中，所相同而可论者众矣，乃今悉置不论，单举政治一门，而为之公例曰：凡是人群，莫不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治人者君，治于人者臣。君臣之相维以政府。有政府者，谓之国家。此四条之公例，非从思想而设之也，乃从历史之所传闻纪载而得之，乃从比较而见之，乃用内籀之术，即异见同而立之。故曰：吾所谓政治之学，乃历史术，乃比较术，乃内籀术也。东西先儒，言政治者，颇不尽由此术。彼之问题，与吾辈不同，系问人既合群之后，所相维系，以何者为最优？故其所取，往往在文明之国，而弃草昧之群。吾人为此，眼法平等，所求者不过其国家，其形质，天演之程度，与之演进之定法耳。惟吾意不薄草昧而厚文明，故其视国家也，亦与前人异。前人以此事为文明之所独有，故其视政法本于人为，犹之六书、文字；吾人视之，则犹语言，非人之能为言也，乃人之不能无言也。文明之语言胜于草昧远矣，顾不得谓草昧者为不能言。草昧亦有君臣，故草昧亦有政府。政府同而所以为政府者大殊。吾今欲进而论之，意将由吾意中设最美之目的，以后递验古今所有各政府，几人达此目的，几人未达，而后治乱盛衰有可论乎？顾此法前人多有由之，即其所谓最美目的，真不胜其繁也。

　　试举论之，则或曰国家所以抑强扶弱，杜奸欺，锄顽梗者也。或曰所以持人与人相将之公道，而平其不平者也。或曰所以御外侮而以存其群者也。或曰所以达一切众祈之目的者也。或曰所以扶植民德期于刑措郅治者也。或曰为最多数之人，求最大幸福者也。而最后一家，知种种目的，往往徒存虚愿，则斂其辞曰：为国家者，但能永其秩序治安，而真能为民保性命财产足矣。至于扶植民德，演进文明，此等事任民自为可也，不必为大匠斫也。其为殊异如此。

　　彼盖不知有二问题之异。一曰既立国家，宜以何者为目的也。一曰历史所前有之国家，尝以何者为目的也。夫讲政治，而问国家宜以何为目的，谁曰不宜，谁不知其所关之重要。但当知此第一问题与第二问题，绝然殊异。且自吾党言之，其第一问题竟是无从作答。盖国家即有目的，亦是随时不同。古之所是，往往今之所非；今日之所祈，将为来日之所弃。假有以宋、明政策，施之汉、唐，或教英、法，为当年之希腊，罗马者，此其为谬，不问可知。故吾尝谓中国学者，不必远求哲学于西人，但求《齐物》、《养生》诸论，熟读深思，其人已断无顽固之理，而于时措之宜，思过半矣。

　　吾党今日，姑勿问国家之目的为何，且与观察事实，而问所已见于历史者为何等。果使从吾此说，将数时之后，自不敢发此等空论。不见彼治生理动植诸学者乎，一人一兽一草一木之生，方其治之，未尝问此人此兽此草此木以何者为目的也。固知国家为物，在天事人功杂成之交，不得纯以人兽草木为拟，顾其中有纯出自然而非人力所能及者。故其存立，天运司之。天运之行，无目的也。故斯宾塞诸公，以国群为有生之大机体，生病老死，与一切之有机体平行，为之比较，至纤至悉，惜非此时所能详述。诸公须知，欲社会进退，一切听命于人为，此境不知何时可到。但今所可言者，必社会中文明人愈众，此等分数愈多。若我中国今日之众，其中识字之民，十不得一，则一切全在气运中流转，能者当事，仅能迎其机而导之耳。

　　治他学易，治群学难。政治者，群学之一门也。何以难？以治者一己与于其中不能无动心故。心动，故见理难真。他学开手之事，皆以分类为先。如几何，则分点、线、面、体、平员、椭员。治天学，则分恒星、行星、从星、彗孛。政治学之于国家，何独不然，雅里斯多德之为分也，有独治、贤政、民主等名目。此法相沿綦久，然实不可用。分类在无生之物皆易，而在有官之物皆难。西国动植诸学，大半功夫存于别类。类别而公例自见，此治有机品诸学之秘诀也。由此言之，正不知类别国家为难为易，诸公试为我猜之。

　　类别有生之物，所以难者，以其物大同而又有无穷之别异。常语谓形体心性，无两人正同者，此言确矣。而形体心性，亦无有两人悬隔者，此言亦确。人类如此，动植亦然。是知同类之中，其品格同异相杂，言异方同，言同方异，如此者莫若生物。无生之物，如金石水土，从无如此者。乃至形上之物，更无如此者。故形上诸物，别识最易，而无生之物次之，有生之物皆难，而机体愈繁者，其类别愈不易。然则欲知国家为物之类别难易，当先问其为生物之有机体否。今请先明，何者为有机之体。

　　按“有机”二字，乃东文取译西文Organism。其字原于希腊，本义为器，又为机关。如桔槔乃汲水之器，便事之机关。而耳目手足，乃人身之器之机关，但与前物，生死异耳。近世科学，皆以此字，命有生者。其物有生，又有机关，以司各种生理之功用者，谓之有机体。不佞前译诸书，遇此等名词，则翻官品。譬如人为官品，以其在品物之中，而有目为视官，有耳为听官，手为司执，足为司行，胃为消化之官，肺为清血之官，皮肤为出液之官，齿牙为咀嚼之官，百骸五脏六腑，无一不有其形矣。有形即有其用，此两间品物中，机官之最为茂密完具者也。官品云者，犹云有官之品物也。有机体云者，犹云有机关之物体也。禽兽之为官品，与人正同，特程度差耳。故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降至昆虫草木，亦皆官品。如一草，其中必有根荄，为收吸土膏之官；必有皮甲，为上布水液之官；叶司收炭吐养，花司交合结子，是官品也，是有机之体也。官品、有机体二名，原皆可用，然自不佞言，官品二字，似较有机体为优。盖各种木铁机器，可称有机之体，而断不可称官品。然则“官品”二字，诚Organism之的译矣。

　　乃回视非官品物，则又如何？譬如一拳顽石，随指二部，羌无异同。即有异形，必无异用。去其一部，亦未见其非完体，不若官品，毁一支部，其生即伤，甚且因之得死。此二者之异，大可见也。

　　今试言国家，则其为官品之列，不必待深辨而可知。盖国家为物，非聚一群人民，如散沙聚米，便足当此名也。将必有分官设职，部勒经纬，使一群之中之支部有相资相待之用，而后成为国家。肢体不具，不可以为成人；法制不张，不可以为完国。所可导者，此理在西国，自天演学兴，而后其义大著。而吾国则自唐虞上世以来，若已人人共喻。试读明良喜起之歌，曰“元首”，曰“股肱”。更读《灵枢》、《素问》，则人身内部，自黄帝以来，即名藏府。藏府，政界中物也。而吾身所有，乃与同称。他若喉舌心膂之喻，体国经野之谈，盖吾古人之知，视国家为有机体，为官品久矣。是故天演最深之群，其中部分殊别，而亦各有专司。秩序分明是为礼，和同合作是为乐。彼西人有此，不独国家之大、朝廷之尊为然。下至一乡一邑之中，一旅一城之内，一银号一兵船，其中莫不有如是之组织部勒。其制立者，而后其事举。而其为如是之事者，其语曰Organization。此意犹云取无机之体而与之以机，即无官之品而赋之以官，得此而后，其物其众有生命形气之可言，内之有以自立，外之有以禦侮。其物之生理，乃由此而发达，有以干事，有以长存于天演界之中。且有此之后，其团体之立，无异一身。故柏拉图言，人不当云吾指痛，当云吾身之痛在指，不当云民有饥溺，当云国有饥溺受之以民。诸公得此，可以悟合群之义矣。吾国自无此种郑重名词，遇此等事，但云定立章程而已。虽然，部署机关是一事，定立章程又是一事，不可混而同之也。

　　固知人身国体，二者亦有不尽相似之处。然国家为官品之大，则可断言。既为官品，则类别之难，将不下于诸生物。诸公骤闻此语，或致惊疑，将谓国土寥寥，何至诡质殊形，难分如此乎？则不知此日大地所有国家，言其大体则多同，审其内容者，皆不类。又况四五千年中，东西历史之所载者，禹不能名，契不能计，不仅草木禽兽然也。盖国家犹生物然，往往骤而视之，见其同矣，及乎考其演进，察其机关，其相诡真无穷尽。则当区以别之之顷，不得不于部族之外，递于州家，且得一国制，竟不知当属何派者，时时有之。诸公若治此学，当自见也。

　　既云分类，则请举最古分类而言之。希腊诸子言治之书，其最为后来人所崇拜者，莫如雅里斯多德之《治术论》。其分治制，统为三科：曰独治，蒙讷阿基；曰贤政，亚里斯托括拉寺；曰民主，波里地。独治，治以一君者也。贤政，治以少数者也。民主，治以众民者也。三者皆当时治制正体，然亦有其蔽焉者。独治之敝曰专制，曰霸政，曰泰拉尼Tyranny，亦曰狄思朴的Despotlc。贤政之敝曰贵族，鄂里加基Oligarchy。民主之敝曰庶政，德谟括拉寺。其为分如此，顾名词沿用，至今有大异其始者。譬如贤政，乃当时最美之制。而法国革命之日，亚里斯托括，几成痛心疾首之名词。而鄂里加基之名，又置不用，实则今欧洲所呼为亚里斯托括者，乃希腊所訾为鄂里加基者也。又近世之人，几谓德谟括拉寺为最美后成之制。而在当时，则并非嘉号。今之所谓德谟括拉寺者，乃古之所谓波里地也。其美恶易位，有如是者。倘求其故，自是当日少数贵族主治，以美名自呼，而加主张民权之众以恶谥，称用既久，小民不加深考，循而用之，人意之中，同名异实而美恶乃异位矣。

　　不佞举此，乃著西人治制分科之常法，明其所由来，并溯变称之事实。虽然，此学日精，雅里氏旧有分法，实为无当。又俗人不知当雅里氏时代，希腊但有市府国家Cltystate，壤地极小，如吾古之州蓼毛耼，但系独立，并无所奉之共主耳。若今世国家，则可谓邦域国家Countrystate，壤地广远，人民众多，不可同日而论也。但雅里氏至今，所犹为政治家所崇拜者，因其书所立大义，有历古常新而不可废者耳。

　　想雅里氏之分政体为独、少、众三科，当彼之时，自一切征诸事实，不同后世空谈。如专制独制，有北之马基顿，东之波斯。而巴尔干半岛之南，与海中小岛，各各独立国家，政权或操之少数，或散之庶民，是以为分如彼。假使雅里氏生于今世，吾不知彼于诸国，欲为类别，又当如何？今假有人问仆，意大利依雅里氏分类，系何种国家，为独治乎？少治乎？众治乎？吾真不知如何置对。盖意国政令所出，不止一王，尚有他部，分其法柄。此种治制，雅里氏之时，固未尝有。未尝有，故为所不知。正如周、孔之法，所不可尽行于今者，亦以今世之事，多为其所未经耳，非薄之也。当时波斯只有一王，至尊无对。马基顿名王亚历山大，行令立法之际，虽尝咨诹臣民，顾无上治权，未闻其国另有何人何部，与之分执。如今西国也，至于雅典，则一切法政，必由国会Ecclesia额克勒赊，亦未有一人或少数之人分其权力。后世与古大异，在取三者，杂而用之。故柏来斯敦Blackstone谓英制一王二议院，鼎足治国，收三制之长，而无其敝云云。然而时至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几于无一不然。英伦至今，犹名独治，而有二议院分权，名已异实。而意大利、普鲁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皆以参用民权，亦名独治君主。而法、美两国，虽号民权独用，然国会而外，尚有沁涅特Senate、内阁与伯理玺President之独建于上。甚矣，论国之不可徒以其名也。凡如此者，谓之立宪。“立宪”，西文曰Constitutional。顾通称立宪矣，而君、臣、民治权轻重，随国不同。英国上院权最轻，而美之上院则至重，美之伯理玺，其权又比英王为大。夫美号民权，非俗所谓共和之制者欤？而英非向称独治者欤？乃独治之国王，其实权反不及共和之选主，此岂耳食者所能明瞭耶？然则立宪二字，又不可一概而论明矣。

　　或曰，近世国家，所号为文明种族者，大抵皆用独、少、众三权鼎足分治之形式。特时势与民智程度不同，则三者之中，往往有偏重畸轻之实。此与中国历代之内外权力，常分轻重正同。故无论何等立宪国家，苟察其实，则君主、贵族、民人三者，其权孰重，大都可见。然则雅里氏之区分，以大意言之，犹可用也。此其说近是，所惜雅里氏当时本旨，在于名实相符。故必如所云，将其分法，舍市府国家，无所可用，入罗马之世已然，不必至今日也。盖罗马政制，复杂难分，不亚近代之英、法。如罗马国会曰康密沙Comitia，有时权力几于无上。而沁涅特之执国柄，为时常多。沁涅特则贵族也。虽然，沁涅特尊矣，又未闻有独操国柄者，下有康密沙之国会，上有康苏勒Consu1之国尹，皆分其权力者也。考欧史，凡国权入于一夫之手者，必在非常事变之时。而独用民权者，亦必在山泽瘠小之国。大抵国家之事，有其事权，无论何国，皆属之一人者，有到处皆属诸会众者，又常有少数之人为谋谟之所出。盖人才难得，贵胄无多。凡此皆由于自然而非人意之有所偏属矣。雅里氏政权独、少、众三者之分，其可言而有用者止此。然谓得此三涂，遂足尽历史之一切国。此虽愚人，识其不然。盖国之相异不一端，非政权攸属人数少多所能尽其度〔别〕也。此如前谓市府国家，邦域国家，二制相异，效果极繁，不可忽也。市府国家，希腊有之，其风俗政教，皆至极高程度，所不足者，独国力耳。邦域国家，则近代皆是。十八世纪言治者，多不知有此区分。至于卢梭，乃以市府为太平之极制，过犹不及也。

　　尚有国家形式，非雅里氏三科所得赅者，则如神权国家，治柄出自教皇。夫教皇治柄，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始行见夺。其中与寻常政府，殊异甚多，而历史中与之相类，可归一门者，亦复不少，若但守三科分法，将此等特别国家，必当置诸独治之列。如此，则其形式功用，皆不明矣。神权政府，所独异之性质，在奉鬼神天道，以统治权。此如古时犹太，受羁回国之后，即用此制。降则隋、唐间之回部，继穆护默而起之阿玛与亚利，在吾国最显者，莫若西藏之达赖刺麻。而东汉张角、张鲁，使其成事，亦此制也。此种政府，其在西国，谓之帝巫括拉寺Theocracy。帝巫括拉寺，执柄常以主祭大巫。盖大巫得众之后，未有不夺人政柄而立政府者，此历史所屡见也。

　　右之政府，亦最重要之一门，所关于人类颇巨，言治者略之疏矣。此由雅里氏所分三门，无所可属之故。统观前说，诸公将晓然国家分类于政治学，乃是紧要问题，又是繁难问题。而雅里氏所旧立之门，即今欲取而用之，必不足以包涵一切。然则吾辈欲讲此学，自不得不开襟独行，另立分类之法。古人之说，不足用也。

第三会

　　祗缘吾党以历史天演涂术，讲求政治，故其取社会也，须由其最初，不得以其未进文明而弃之也。此亦犹讲动物天演，不得独取有脊之类，虽蠔蚓虾蟹，乃至最初之珊虫海绵，皆难不录。然而文明与否，自是社会甚大区别。但既言文明，须考吾国所转译文明之字，西文系为何字，并当详其本义所从，始知西国所谓文明，究是何等境界。今问在坐诸公，有知文明在西文为何字者乎？文明者，西人谓之Civilization。更问有知其字之原者乎？案其字乃与City 市府或城邑之字，同原于辣丁之Civitas，所谓一邑之众是已。可知西人所谓文明，无异言其群之有法度，已成国家，为有官团体之众。其人之动作云为必与如是之团体社会相宜，怀刑畏法，有敬重国家，扶翼同类之德心，必如此，而后乃称为文明人也。然则初级社会，固不可略，亦不便与文明社会，制成法立者，等量齐观。然文明非文明，二者之别，尚不止此。

　　夫初级浅演社会，与日后文明社会，其殊异固不一端。然所可通为经例者，则初级社会，大抵不离家族形质，而文明社会不然。取今世之英、法，与当日希腊、罗马极盛时代，虽种界犹存于人心，而谓其国制度，犹有家族余意者，固无有也。《拿破仑法典》曰，生于法土者为法人。即今日华工之子，生于美者，皆为美民，权利义务，与土人无异，亦其证也。惟家族余意，绝不可见，故十七世纪欧洲言治之家，有绝不知国家之由宗法演进者。至于近世，乃能明之。如郝伯思谓国家未立之初，只是强欺弱世界，必自拥戴一人为君，情愿将己身所享自由呈缴国家，易为循令守法，而后有相安之一日云云。果如此言，是未立国家之际，人人自立自由，各不相管，如无所统摄之散沙，而其对于外物，全视本人力量如何，强则食人，弱则人食。此论似之，但惜其非事实耳。然持此说者，不止西儒为然，即中国先儒，亦复如此。故柳子厚《封建论》，有“争而不已，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等语。此与郝伯思、洛克所主，真无二致之谈，皆不悟人群先有宗法社会。此《通诠》中所言之最详者。当是时，即有孤弱，全为宗法保护，言其实际，殆较近世国家所以保其人民者，尤可为恃。然则未有君上之先，并非散沙，亦非无所统摄境界，实则秩序井然，家自为政。特其群日大，非用宗法所可弥纶。至今事异情迁，始则相忘其为种族，继后竟弃种族之思，如《拿破仑法典》所言是已。

　　顾五大洲所有国家，固不必尽由于宗法，而由于宗法者为最多。如罗马，如希腊，如英、法等，莫不皆然。洎形式渐变，乃忘其本来面目。即如罗马，当西塞禄Cicero时代，即是中国西汉末年，其去宗法日久，已与今日西国相若。故西<氏>自述罗马开基，乃由罗沐禄Romulus容纳无数逋亡盗贼，后乃劫夺妇女，各以为妻，因而生聚成国云云。此其所言，与儿童之见何异，后人乃传为确说。虽当时宗法遗迹斑斑可考，而今人能知之，当时人不知之也。罗马人名，例皆三字，其第二字常以ius 煞尾者，即以著其氏族。可知当日人民，分族而居，后乃汇合为一。罗马如此，雅典亦然。试取其历史观之，由流溯源，无一不入于宗法。且五洲之中，浅演社会，至今犹有存者。即我中国，当三代以前；又如本朝，当未入关之日，是否宗法用事，诸君能自见之，无待鄙人深论者矣。

　　总观前说，吾人因之而得社会天演深浅之粗分。浅者不离宗法，深者已离宗法。此历史之一公例也。

　　宗法之关系国家程度如此。宗法而外，其关系国家程度者，莫如宗教。大抵初级国家，其中宗教神权皆极有力。国家程度愈进，宗教之力虽不必衰，然教会、国家，神权、政权常离为二。且治制改良之秋，宗教之说亦往往屡变。即如英国，考其旧史，后安QueenAnne 以上，国家、教会二者，几于不可区分。他若法国、日耳曼诸邦，所立皇帝，亦是教会神权之事。此直至拿破仑破坏旧制，始成今局。总之，欧洲中叶国家，为基督、为穆护，实无一不仗宗教而后结立。至于累世之后，文明渐启，教门之力降衰，而国家亦能自立。故后世论政之家，往往忘其如此，与前忘其宗法相同。如雅里斯多德政论，已不及宗教之变，可以知已。于此等处，我辈必不能附和先贤者，缘宗教于初级国家，实有极密切关系。且征诸历史，往往独用宗教之力，即能造立国家。直至后来，转以前此体合过深，反为演进变化极大之阻力。然则征诸历史，吾人又得一紧要公例，曰：初级国家，其中神权必大，常与治权混不可分；至于深演，宗教、国家，乃相离立。

　　此于历史，最可见者，莫如回部。当中国梁、陈之世，有人起于亚西沙漠行国之中，独唱新宗，遂将前此散而分立之众，结成极大团体。所建者立，所攻者破，至于今，其影响犹跨三洲之间，则土耳其、亚刺伯、埃及等国是已。夫宗教能力如此，其在初级国家，几于宗法相埒，此其故亦非难言。盖团体将结，必有其所以结者，而后其群日亲，而国家之制以起。宗法谓之天合，一族之内，血胤相同。而宗教则以人合为天合，所事同神，即与余众相别。当其言宗法也，不必真同祖先，但令人心信以为然，足矣。方其言同奉一教也，所奉者即非真神，而于社会，即有联合之用。每见乡人，建庙赛神，视为要典，乃至身羁海外，犹必谨于素所奉事之神。此不特祈福禳灾已也，实则团体由之粗立，与其众程度有相得者，所谓为之犹愈于已者也。

　　由此观之，凡真正国家，将成未成之先，其中常有二种境界：其一家族，其一教会。但今又有一问题，问家族教会之起，是绝然两事乎？抑二物常相附而见乎？我辈不谈空理，但就自古至今历史事实言之，则二物率常并见。当穆护默之唱教也，其时并非取泛然之众以为合也，乃在种类意见、宗法制度极明之时。希百来之麦西Moses，亦倡教合群之人。其时亚伯拉罕宗法，亦已大立，此乃见于《旧约》者。又在罗马，亦系宗教宗法二者并行。由此言之，社会之中，此两现象，不能单见。特二物之间，常有畸重之处，此浅演社会之所同者。特至文明大进之时，国家常无待于二者而自为法度耳。虽然，诸公须知，即至今日，如法兰西者，可谓最文明最高级之国家，而朝野所龂龂以争者，尚在政教分立之事，然则古之时，可想见矣。

　　此二公例，所赅甚广，然非甚深难明，依历史及现实所有言之，真正国家而外，社会实有此二级。但以其治制不精，国家思想甚薄，讲此学者，往往置之，以为无与政治之数。我辈既以天演术言治，自不能置初级程度不言。且使置宗法不言，则今日所见于非洲之北，亚洲之西，其中各家族社会，何以处之？若夫神权国家，则土耳其回部，及西藏等犹在。此等社会当极盛时，实且不言种族，而专言信向。如回教之法，但使崇信哥兰，便为平等法嗣，祸福同享，生死相依。故自回教观之，天下只有二种人：回教非回教，但是回教，皆兄弟也。

　　故类别国家，第一层先分三种：真正国家，一也；宗法国家，二也；神权国家，三也。其西字为1、State，2、Tribe，3、Theo－cracy。宗法之国家，其合也以同种族故、同祖宗故。神权之国家，其合也以同信奉故，同宗教故。至于真正国家，其合也以同利益故，同保护故。是三者，其为合不同，而一合之后，其为合皆至坚。假使所身属之团体有所急难危险，人人自揣，其为救必惟力是视，乃至毁家亡躯，在己既所心甘，在人亦以为荣誉。其胶结之固，必有如此而后可称国家。

　　雅里氏之分国家也，以治权操于多寡为起义。吾人之分国家也，以其所由合者为起义。如此分法，不特函括无遗，且与科学分别种类之理最合。何以故？因科学于物，所据以分类者，应取物中要点为之基。治权操于多寡，其关系国家之理，自不及于所以为合者，是以吾法胜也。惟国家类别，与他有机体类别不同，如动物首分有脊无脊。无脊之物，如欲进步而为有脊，于天演界中，不知当经几劫而后能。若夫宗法国家，欲进而为军国国家，固有经千载而未能，亦有历百年而即至者，但看事势所遭如何。故前言三种国家，直无异言同此国家，而有三等天演阶级而已。非绝然三物不得相企者也。尤有异者，所言三种，往往同时并见于一社会之中，而论者但取其最显著者，定其应归何类。以言之？譬如英伦，可谓程度最高之军国国家。军国国家所以为合者，由于保护利益。然问英人以彼之所以为合，则盎格鲁同胞之意，几人人横亘胸中，故其俗谚有云：“血之为物，必粘于水”。此其意即云，同种之人，终较外人为亲也。至于宗教之异，情尤显然。彼不但与多神象教为别甚深，即与回回、犹太等宗，甚至同本异支之基督教，亦立甚严差别。是故我辈称英吉利为军国国家，不过取其实行最著者为言。至于其实，则宗法、神权二者于其社会所以维系其民者，犹有至大之爱力也。

　　察深演国家，现象如此。乃反观浅演，其现象又何如？将谓当为宗法、神权国家之时，所谓保护利益之义，凡今日军国国家，所据以立国者，当其时乃无有乎？此虽浅人，有以决其不然也。夫宗法、宗教二物之相入难分，前既已言之矣。此如东方诸国，即如我之支那，其中宗法、宗教二者，几如一物。故孔子有言：“知郊禘之义，治天下如视诸掌。”盖吾国人鬼天神并重故也。且天子当阳，动称以孝治天下，则此邦之为宗法社会而即以宗法为神权，虽有百喙，殆难解免。然遂谓四百兆为合，无有相为保护，同享利益之意，此其说又不尽然。考古社会之将变也，设有人焉在上为政，或在下持论，而谓国家所为，宜特重保护利益之旨，而轻蔑宗法、宗教者，其人必为守旧之人所痛疾，甚至其身不免刑戮，若秦之商君，其最著者也。中国如此，外国亦然。而群目主此义者为Utilitarianism，译曰功利派。虽然痛疾之矣，而无如所值之天时人事，交迫俱来，诚欲图存有不变其立国宗旨而不得者。外有敌国强邻，内有贼民民贼，其民人有屠戮之惧，其国土有蹙削之忧，甚且为人所全胜而克服之。于此之时，全国之民身与子孙皆奴虏矣。是故除非一统无外，欲为存国，必期富强，而徒以宗法、宗教系民者，其为政，轻重之间，往往为富强之大梗。于是不得不尽去拘虚，沛然变为军国之制，而文明国家以兴。证以东西历史，此说殆不可易也。

　　是故三等之异，在程度而不在性情。而所谓草昧，所谓文明，即以此判。由草昧以至文明，其中阶级，皆国家所必经之程。其演进也，有迟速之异，而无超跃之时。故公例曰：万化有渐而无顿。凡浅演社会之所有者，皆深演社会所旧经者也。

　　曰宗法，曰宗教，曰国家，以斯三者所以为合之不同，其立国之形制亦异。是三者皆本诸天演之自然者也。虽然，吾今更问诸公，观历史与今世现有之国家，将无逾此三种者乎？抑更有其余，而为吾辈所未及者耶？

　　窃料诸公于此无难置对。诸公将谓，在欧洲，如并兼以后之罗马，如现时之俄国；在亚洲，如元代之中国，如现时之印度。不识于前三者，果何属也。其国家之成立，其民人之相结，非由同种甚明，亦非由宗教之同其信奉，若云保护利益，则弱肉强食者，不知有何公共之利益，有何相为之保护？而罗马、而俄罗斯、而元、而印度，不得谓非国家也。果使国家为有机之生物，此正如封豕长蛇，吞鹿象而入其腹中，徐徐转化之为本体。此真天演之变也。于前三者自然发达之国家，安所属乎？

　　设诸公如此难我，吾诚无可置辨，则不得不于前三者所以为合，各成团体之外，别立一门，为第四种之国家。此第四种之结合，不以同种，不以同教，亦不以同利益保护，惟以压力。不幸历史中此种国家较之前三，尤为多有。其始合也，以威力，以恐怖。其继成也，以驯服，以渐忘。然此种国家言政治者，不以为有机体，不以为官品，而以为无机体，而以为非官品之国家。所以立此别者，良亦有故。盖既以国家为有机体，斯其演进之事，与生物同。生物受自然之陶铸，本天生之种性，与乎外力逼拶之威，而一切之官体渐具，由此有以自立于天地之中，不亡于物竞之剧烈也。人群亦然。其始本于家族神权之相合，逼之以天灾人祸，相救以图自存，于是其形式渐立，其机关渐出，而成此最后之法制。凡此皆演于自然者也。乃所谓第四种之国家不然，以其不然，故不得称为有机体，亦不得称为官品，则直谓之为无机体，非官品可耳。

　　虽然，此无机体非官品之国家，其始常由有机体官品之社会出也。何以言之？人类相合，分处为群，境地犬牙相错，争战之事，兴于其中。且其争战也，非若近世文明之战，常终于和约与赔款也，往往志在相灭，则见灭之国，时时有之，宗庙坠地，社稷为墟，宗法、宗教二者皆尽，政府除撤，一切旧有制度，荡然无有存者。亡国臣民，身命财产，皆非己有，一听命于胜者之指挥署置而已，于是而新政府立。其中官吏，无虑皆敌人也。前此分为两群者，乃今合为一群。故不佞谓比如封豕长蛇，吞食鹿象，入其腹中。鹿象机关，至此尽成齑粉，徐徐转变，化合新体。诸公思之，非如此乎？

　　诸公须知，吾所将此第四种国家，特为分别立论者，并非于并兼力征之国，有所憎恶诋諆。一缘吾学眼法平等，视一国一朝无异一虫一草，原无所容心于其间。二缘此等并兼力征之事，论其古初，何国蔑有。即如英国，便是旧有诺曼人之所剋灭者。特胜家见胜二种，一世之后，不立区分，故百年之余，合同而化耳。即物穷理之事，于物无所爱憎，而所不能不立此分者，因自然演立之国家，与力征经营之国家，必不可等视齐观，并为一谈。故谓前三种为自然国家，谓后一种为非自然国家。

　　且谛而论之，此等非自然国家之中，实具二相：新胜之家，如封豕长蛇，自成有机之体，一切尚循天演之常，且是极为强立之官品，其无机而消散者，独见胜之群，见灭之国耳。譬如回部土耳其之起，乃极强有力之神权国家，组织独立政府，而所克取之基督教诸部，则颓堕委废，无有机体之可言。又如中国元代，太祖起于漠北，能取散沙之众，与之以极灵极有力之机关，于是奋迹欧、亚之间，至世祖忽必烈而破中国。当此之时，元民自有团体，自有国家，而吾族则无有此。又如今之印度，灭之者英人也。岂得谓英人在印为无团体，无机关乎？虽然，有此者自是英人，而印度之民，自是泛然之无机体。此言政治者，所当深著分别者也。

　　此会所讲，至此可以总结。盖政治家上观历史，下察五洲，知人类相合为群，由质而文，由简入繁，其所以经天演阶级程度，与有官生物，有密切之比例。故萨维宜谓国家乃生成滋长，而非制造之物。而斯宾塞亦云，人群者，有机之大物，有生老病死［①］之可言，皆此义也。其始由蛮夷社会，而入宗法。宗法既立，欲有以自存于物竞之中，于是变化分合，往往成有机之大团体。又或以宗教崛兴，信奉既同，其众遂合。而以战争之故，有部勒署置之事，而机关亦成。此谓宗法、神权二种国家，方其起也，往往同时而并见，特所主有畸重轻，故言政治者，得以分论。至于历久之余民，识合群之利，知秩序之不可以不明，政府之权不可以不尊，夫而后有以维持其众也，于是公益之义起焉，保民之责重焉。而其立法也，乃渐去于宗法、神权之初旨，而治权独立，真国家之体制以成。其始也，宗法重于国是，神权隆于政柄。其后也，政权最尊，而二者皆杀，此天演之国莫不然。虽时有迟速，期有长短，而其所经历者，固未尝不同也。虽然，三者而外，有其群之演进，非出于自力而受制于外缘者，则以压力强合者也。此不可以自然论。而其国家，亦不可谓有机之体。盖亡国之民，虽有国家，实非其国家。

第四会

　　前会大意，是将古今所有国家先分两大类：一为草昧，一为文明。草昧者，其团结成体，或由宗法家族，或由宗教神权。而文明国家，则渐离此二宗旨，而以保护利益为重，是以政权独尊，如今日西国是已。但国家又有一种分法，一为自然发达之国家，一为非自然发达之国家。自然者，如前所言三等；非自然者，乃以兵力并兼。故总前所言，国家共有四种：宗法也，教会也，军国也，并兼也。宗法之合以同种，教会之合以同教，军国之合以同利，并兼者之合以压力。五洲历史，所有诸国，无论如何复杂，皆可以四者区分，以见其性情作用之异。如此区分，于政治学实大有用处。我辈中国人，童年读史，所知者不过自唐虞三代以降所有之国家，历代有盛衰治乱之殊，至于治制，大抵相若。故其意中，以此为惟一之法式，乍见异族所为，往往不胜诡异。乃今世界交通，苟欲图存，势须知彼。学问之事，纵极繁难，不可以已。非如顽固者，但傲然弗恤，便足了事。且风闻朝廷有立宪之意。夫立宪义法固繁，而语其大纲，要不过参用民权而已。不过使国中人民，于政府所为之事，皆觉痛痒相关而已。假使如是，则政治一学，乃人人应得留意之学。而五洲历史，又不可不揽其大凡，非读一部《易知录》，遂无余事者。惟是中国历史治术繁矣，而外洋之历史治术愈繁。读览之际，最苦满屋散钱，无绳索为之贯串。又政治之事，是非得失，殊不知何者当为主义。譬行大沙漠洋海之中，既无望物，又乏罗经，则治之虽勤，终归无补。欧洲近日政界方针，大抵国民则必享宪法中之自由，而政府则必去无责任之霸权。然此今日文明国家则然，至旧日初级社会，其事大异此。当彼之时，社会所争，别有所在。如罗马齐民Plebians，亦尝与其贵族Patricians争矣，而所争者，却非自由。执今世之意见，以观古时史事者，真无当也。是故自由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语，皆五百年来产物，非西国当日所旧有者，不可取论以前之世局。今如有人，谓汉祖入关，为除专制，黄巢革命，乃伸民权，诸公闻之，必将大笑。即在欧洲，以今概古，亦犹是也。

　　是故草昧社会之所争，与文明国民之所求，二者其为物大异，而欲知其主义，当察诸社会转变之秋。故其始则宗法与初出之神权争存也。迟之又久，则政权又与神权争存也。如大食之穆护，如希百来之摩西，如罗马之汝马，皆破宗法之局而立神权政府者，他若罗马之沃古斯丁，法兰西之圣路易，乃托神权而立国者。入后神权又衰，于是政权渐出。故山苗尔以民欲立王而大震。王室渐兴，其始也必受命于教王，彼若代行天命者然。王者必得此，而后有不可侵犯之实。驯至今日教力之衰，不及古之百一。顾其遗意，犹可见于典礼间。此当欧君即位加冕之日，所显然可察者也。

　　故欧洲古者，亦有政党，特其所争，与今世异。近世史家，大抵置宗教起灭不言，别立教史，以求国史之严洁。顾不知初级国家，政权、宗教，二者本不可分。譬如英史，当施爵尔Stuart朝代，政府所为，无往不涉宗教。当此时所争，非民欲得权而恶政府之专制，乃政府欲保全权而恶宗教之牵掣耳。

　　吾辈考镜欧、美政治，见其现象，往往为吾国历史所未尝有者。即如民主之治，贵族之治，其形式实皆为中国之所无，勉强附会，徒见所言之谬而已。二制不徒中国无之，即亚洲全部，亦所未有。夫同此民物，同求治安，何因欧有此制，而亚独无？此其原因，必有由起。又如地方自治之制，与汉世三老、孝弟，亦未可强合。中国居今见其制之利，欲仿而行之，则此中缘起发达，直至成于今式，皆不可不略考者也。

　　为此，除前会所讲四式国家而外，今将更论一最大区别，将历史上国家分二大类。吾辈所立分别，皆取最有关系之异同言之，其无关系者，未暇及也。考欧洲政治程度最高时代，除自十九世纪以来而外，则莫若古之希腊、罗马。此二者之程度，真可与今世并驾齐驱。其他初级社会，乃至欧洲中叶诸国家，方之蔑矣。希腊以风俗胜，罗马以法度胜。譬诸文章，希腊似《史记》，罗马似《汉书》，皆不废江河万古流也。故近哲福禄特尔谓历史隆盛之时，惟路易第十四与希腊、罗马极盛之时，为可纪述，至于其他，忘之可也。福禄特尔生当革命之前，是时法虽强盛，民权未伸，国会未立。使生今世，古今二民主之相似，直是叠矩重规，不知此老更将如何称颂休明。夫古今二时，相似如此，然则其异安在？岂悠悠二千载，彼族所为，不外复古，而无进步之可言耶!

　　曰有之。但使自其表面观之，将二国家之相异，不过在幅员大小、户口多寡间，而其实不止此。盖希、罗当日国家，所谓市府国家，而今世国家，乃邦域国家。欲论民权，与地方自治发始，非详论此二者不可。前名词正翻中文“邑”字，从口从卩。一圈之地，而有法度者也。后名词正译“国”字。古国为或，从口从一从戈。一圈之地，有兵戈之所守者也。诸公苟通二中文之义，于二种国家，思过半矣。

　　吾所指之希腊、罗马，非当并吞席卷，拓为帝国之时，乃当民主得权之日。此时市府民主，尚不止二者。如非洲北岸之加达支Carthage，与罗马争衡者，亦一市府民主之盛者也。他若马基顿，则王国者也。波斯则专制帝国也。而埃及此时，成最古国。是二者，大抵皆无民权可道。故古今最要别异，在雅典、罗马二市府能以大不逾一郡县之地，众不及数兆之民，勒成独立有机之团体。而今世亚、欧、美三处国家，动括数万里之地，数十兆之民，而以经纬发皇，挈领振纲，各为独立之有机体也。

　　虽然，其有机则一，而所以为机不同，此非依次论之，不可见也。如今世列强，其所谓国民者，其语言皆一，而无庞杂之忧。有时一国之内，用二三种语言，然其中常有一主。如瑞士，国有三种语言，而通行者，则德语也。奥国所用尤多，而其弊在各不相下。希腊、罗马市府之世，往往语言虽同，然不为一政府之所辖，如中国之战国、三国时。希腊则有雅典Athens，麦加拉Magara，哥林特Corinth，而意大利则有罗马、威依Veli及辣丁诸部。凡此皆独立而分争之市府国家矣。逮至后世，意大利、瑞士中，亦有然者。此则当十四世纪中，欧洲大陆，罗马护法皇帝权力中衰，于是往往有自立之市府。此如意大利北部之佛罗连Florence、威匿思Venice，日耳曼中之软薄Nuremberg、法兰佛Frankfurt等，皆此时自立之小民主矣。虽然，世运既迁之余，此等国家，其势终不可以久立，错综离合，浸假而皆成于大邦，其民人增至数十兆矣。

　　夫古日市府国家，其形式大似今日之租界，其与邦域政府机关，自不可相持而并论。又况当此物竞大烈之秋，求以此独立，以为兵战，尤不易者也。乃不谓十八世纪欧洲，言治诸公，尚有以复古为说者，卢梭氏其职志也。此其意甚美，然而法之良否，斯无待深论者矣。

　　市府、邦域二种国家，固为绝大区别，得此民生世变，因以不同。然言此之时，当知于历史中，欲分市府时代何时而终，邦域时代何时为始，则又不能。盖历史中大半为过渡之世。战争纷纭，出此入彼。即如罗马解纽，为欧史中一大事因缘。顾笃而论之，则为分结邦域国家而有事者，只此一事，上下盖数百千年也。

　　十八世纪之政治家，意辄谓邦域国家，即非人功所缔造，至市府国家，以干局之小，当系用民约所公立者。此卢梭等所以多主小国分治之说也。顾考诸历史之事实，则又不然。市府之成，其本于家族教会之渐变，历历有据。如希腊之雅典，义大利之罗马，其始之有神话时代，宗法时代，无异英伦、德意志诸邦。然则谓市府国以其小狭，其成立本于人为者，其说误矣。

　　市府始成，常由宗法。宗法云者，谓一群之民，所由出者同也。但人生世间，若举其最初，则谁非同种。故同种无穷，而宗法所公认之同种则有限。以此有限，加约束焉，而为宗法，即为国家。顾其同种，非此国家所统治者所能尽也。故雅典、罗马两市府，乃以公认之同种而立于所相忘同种之中。当未与异族相见之时，所公认之同种，与彼有关系；所相忘之同种，与彼无关系。无关系，故与缔结国家之果无涉。

　　尤可见者，凡一种人民，未与异类他种相见之时，往往无自呼之种名。即如吾辈祖父以上，未闻自分同类人为华种，至于今日，而后称者日多。又如汉、魏以来，自呼汉种，亦必俟与北族交接，思自立别，而后有之。此在西国亦然。如希腊当鄂谟时代，无自称其种之公名，即当时所与战之杜雷国，系与同种否，至今不知。而日耳曼之众，而无总称名号，直至宋世，始自称为德意志。德意志Deutsch 云者，犹言平民耳，其浮泛如此。他若穆护以前之亚刺伯亦然。由此可知，当日必一家族公认之同种，乃有团体，而相忘之同种，如今日所谓同种国民，西语所谓Nation者，即无团体，亦无机关也。

　　无宁惟是，同种之中，往往各自成国，相为寇仇，而即以其时物竞纷争之烈，天时人事相逼之急，而机关渐完，团体弥固。此即前会所言，由宗法神权，而成军国国家之理也。假使此时有异种骤然临之，如汉代之匈奴，如古希腊之马基顿，其攘外机关往往不足，以此而剿绝涣散者，时时有之。盖彼之能事，仅资阋墙，而不足于禦外侮，此正如咸、同间中国，平洪、杨之难有余，禦英、法联军不足矣。希腊如此，意大里亦然。故当中叶，察理第五CharlesV入之，所向皆破。于此之时，或市府自相联合，由小成大，或为新君之所并兼，皆成大国。然而国则大矣，而欲守往日民主市府之制，各相雄长，则其势不能。于是并合之余，必定一尊。而所合小邦，往往尚得稍享旧日自由，循用前此法律，此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与地方自治之制LocalGovernment之所以成也。孟子对梁襄玉猝然之问曰：“定于一”。此其事，往往于西史见之矣。

　　由此而两种之大团体以成。使其仅资联合，为战守计，如是者，曰联邦，曰合众Federation，FederalStates。使其机关完密，尽祛别异，同轨同文，若秦代之所为者，如是曰邦域国家，曰种民国家CountryStateorNationState，而皆为一统。顾右之所言，不过指其常道，而邦域国家，历史中亦有不由联合兼并小市府而成者。假如地势平旷，坐事优游，亦有市府之治未成，有能者出，收而治之，蔚然遂成大国。大抵西史中，市府国家成立，多在山国。如希腊，如义大里，如瑞士，皆山国也。据险设防，砦堡林立，而其下则为市墟Forum，至今入其国境，犹可得见。此皆古市府国家发达地也。踰岭而北，入于德、法之乡，则其地多大原，如中国之北方。种人居此，生聚有余，不相排挤。故日耳曼古无城堡，而市府国家，亦不多觏。夫如是之众，使有大股之异族临之，其势必不能守。何者？无可据之形势也。是故当亚洲匈奴Huns之入欧也，所向无前。是时斯拉夫、日耳曼两种，悉弃故地，望风而西。又丹麦人之人英岛也，其旧族避之，而趋西北，其不利于禦外仇如是。顾社会之事，每有害居利中，亦即有福随祸后者。如此等种人，其成邦域国家，乃转易于前者之市府。是故英伦国势之立，即在丹麦大入之时，阿尔伏烈Alfred起而号召之，从之者如归市矣。而日耳曼之有邦域国家也，乃第五世纪，显理Henry率之，以御匈奴，于第十世纪，鄂图Otto率之，以御马支尔Magyars。故日耳曼谓显理曰城王。盖自彼而后，有城郭之可守，沙格逊Saxon肇兴于斯，而种人自称曰德意志。此又可与前例相发明者也。

　　总观前说，知五洲人群，既出狉榛，而经宗法教会之后，其势必成为国家。而国家常不出于二形式。或形制小狭而团体之结合至坚。机关之部署甚密，此希、罗之制，所以为千古所低徊景慕者也；或形制雄大，然以其大团体之结合，常泛而不深。即其政治机关亦久而难密，所谓器大则晚成，直至十九、二十两世纪，辅之以至高之民智，至烈之竞争，而后强盛，此真古今得失之林也。

　　诸公应记仆于第二会讲义，已言政治之学，大半功夫，存于分别国家形式，故所讲虽多，尚不离分别之事。适才所论，乃市府、邦域两国家分殊。其所已言，乃土地广狭与机关疏密二者。然其分殊，岂止此乎？脱其止此，则古之雅典，今之英伦，所分别者，不过一小一大而已。此说不待明者而知其疏。夫雅典为希腊之都会，而伦敦亦为英伦之都会。但历史言二国家，一则指雅典不指希腊，一则指英伦而不指伦敦。故其言国民也，前曰雅典国民Athenians，后曰英吉利English。且雅里斯多德以希腊之人而自言国政，乃其论政治完全机关也，则不称国家，而直云市府。当是时，岂无马基顿、波斯诸大国土，为雅里氏所亲见者？顾彼之意，直不以是二者为国家也，亦不以二大国之众为国民也。故其说曰：“人类者，天生以为国民者也。”又曰：“土地过大，遇国会国民之不能毕至者，非完全国家。”又曰：“于国家措置无所与闻者，其人非国民。”凡兹数语，乃政治学之地义天经，而至今西人所犹奉之为金科玉律者。诸公请谨记之，庶几于此后所讲者，不至枘凿耳。

　　虽然，果如雅里氏言，则亦有难者，此易见也。夫国家最初之义，不过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而已。一群之中，必有出令者，必有从令者。顾自最初言之，此二项人，必至相近，而口耳得以相接，使不相接，无此事也。然则，使所谓国家者，不必如中国之二十余省而暨满、，亦不必如俄国之跨有三洲，如英国之日无停照，但令幅员如古之齐、晋，径在数百千里以上，雅里氏之说，不可守矣。顾彼西人又必不肯弃雅里氏之成训，然则一有国家，将必皆为市府，而邦域国家不当有欤？乃物竞之烈，又非邦域之制不可自存，此真事之两难者也。吾辈生于亚洲帝国之中，耳熟吾国圣贤人之旧说，积习成第二性，故于此等，漠不关怀。不知异族之中所自击射渔猎［①］以来，社会淘洶，竭力尽气，流血丧元，其见诸历史之中者，只为解此区区难题，居大半也。诸公有信吾言者乎？

　　夫使但求有以治之，则其事诚无难。何者？地虽广大，固可分也。分省分州分府分县，而各置将帅守宰焉，吾事不既办矣乎!虽然办矣，设不得其术，将所立皆敌也。顾所谓得其术者亦无难。不见吾中国历代之所为乎!中国如是，他国亦如是也。其形式万殊，而其求所以治大者则一。则于是凡国，莫不有两政府焉：一曰中央政府，一曰分治政府。分治政府者，即地方自治也。盖此广土众民，夫既以为一国矣，则事之利害，必有关于全体者。又以天时地利人情物产之各殊，必有系于其分地者。系其分地者，每最繁剧，而其事又中央之所不必问也。故法每予之以自治之权，使有事得自行其便，惟事涉全体，而宜为一律者，则受令于中央之政府。

　　夫如是言，则我中国之有地方自治，盖已三千余年，此非无虑之言也。盖地方自治之制，广土众民之国所不能无。虽然，邦域国家非一，其有地方自治则同。而其所以为自治者，乃有无穷之异，不独其对于中央政府，有泛切轻重之殊科，即治权所出，亦不一也。有为中央政府之所勅命者，有为地方之众所公举者，有画壤分茅，世相传袭者，此治权所从受之异也。至其机关，则有出于一人之专制，有出于少数之贵族豪杰，有出于一方之议院，有合其二三而并用之者，其为异如此。是故吾国居今而言地方自治，非以其所本无而求立新制，乃因旧制行用日久，时势变迁，不足逮事，而求另立一部机关，于以补旧制之所阙。笃而论之，亦只是参用民权而已。地方之有乡约工局，犹国家之有议院内阁。此吾辈所不可不瞭然于心者也。

　　不佞目前所论，在区别各种国家，故于自治异制，尚未暇详，而于自治权之殊异，亦所不计。所请诸公著眼者，在一大国中，必有此二项政府；而二项政府所职，一总一分。分者必了之于地方，总者必治之于首要，此乃不可泯灭之殊异。然各国立法，厘然不同。如法兰西，则地方自治之权最小，几成中央政府之傀儡，事少自由；此谓趋重中央之政府，西语谓之Centralized。而与此反对者，地方之权常多，虽法秉一尊，而自由之措置不少，此谓委任地方之政制，西语谓之decentralized。则如英国三岛所行是已。委任地方之极点，则其势常成于外重。前此波斯、蒙古，所封节督，曰萨图拉白，曰宜赞，其权力几与国王无异。若夫内重之势，彼西人所以治属国者，大抵然也。

　　内重外重，达于极点之时，其政府常危险，而有革变之可忧，此邦域国家所有之现象也。独至市府国家，以狭小之故，自治之制，可以不立。但观雅里氏之说，彼谓国民不咸集决事者，非真国家，可知无事于地方自治矣。是故市府、邦域两国家，其政制殊异之要点，在于一单一双。单者何？独此政府更无包孕。双者何？以一大政府而包几许之小政府，此小政府，往往其先皆独立之市府也。

　　邦域国家，有一统合众之分。一统，西文谓之Unitary。合众，西文谓之Federation。二者皆联合无数自治之地方，而总之以中央之政府，因之成一邦域。特联合矣，而中央政府，权有轻重多少之分。使重而多，则成英、法、俄、日诸国；使轻而少，则成北美合众之局，其相差在度数，不在形制。夫北美合三十余国，国如其旗之星数。而名之为合众者，无他，以其宪法中载明，何项政事，乃地方所得自主径行，而某某等要政，非地方政府所得自由，必裁决受命于华盛顿政府耳。夫执此而论，即英、法之制，亦岂有殊，特伦敦、巴黎政府所裁决者，大而且多而已。

　　故一统邦域国家，可以地方自治权之轻重而分为两等。即合众国家，亦可视其合之切泛而分为两等。其一为合众，如北美，如瑞士，如德意志，虽所合一有自主自治之权。然以统于一尊，或为合切密，尚不失为独立之团体，而名邦域国家。此如东周时之中国，虽天王仅为守府，不可谓其非一朝，对于外族，尚可为合众之国。至于其次，则所为合者愈轻，不能视为独立团体，不可更称国家。此在欧洲中叶，有罗马之“神圣同盟”。至于今无此物矣。德国学者，有特设极切当之二名词。彼于前者，则谓之联邦Bundesstaat，联而可指为一邦者也。于后则谓之邦联Staatenbund，各自为邦，特联而已，不可以谓一邦也。

　　总前所论，此会讲义，所发明者，乃市府、邦域二国家之殊异，中及邦域国家之何由演成。有由市府而团结者，有不由市府而成立者。顾既成为邦域国家，则以幅员广远，人民众多之故。势不能复守市府政治之制，而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之制，生于其间。中央、地方二者之对待，又有泛切轻重之殊，于是有二形之可言，一为一统，一为合众。而是二者以地方得权之多寡，又可递分，有趋重中央之一统，有委任地方之一统。而合众亦有联邦、邦联之异。凡此一以贯之，实皆以地方自治权之有无多寡而见其等级者也。若夫民权之多寡有无，不在此论。市府之世，民权重矣，而独治亦行于其间。一统之朝，君权尊矣，而英、法皆民权之最盛。民权之事，请于后会及之，今未暇也。

第五会

　　西国学堂，每讲政治，浅学之人，多嫌沈闷，必待论及民权自由，听者始有兴会。使西国如此，其于吾人可知。况近岁以来，士大夫喜闻新异之说，一若旧法无可复陈，必其咸与维新，吾国庶几有豸，则无怪其崇拜自由如此也。独惜政治所明，乃是管理之术。管理与自由，义本反对。自由者，惟个人之所欲为。管理者，个人必屈其所欲为，以为社会之公益，所谓舍己为群是也。是故自由诚最高之幸福。但人既入群，而欲享幸福之实，所谓使最多数人民得最大幸福者，其物须与治理并施。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

　　案政界自由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即自唐虞三代，至于今时，中国言治之书，浩如烟海，亦未闻有持民得自由，即为治道之盛者。自不佞所知者言，只有扬雄《法言》，“周人多行，秦人多病”语，行病对举。所谓行者，当是自由之意。舍此而外，不概见也。且中国治世，多在纲举目张。风同道一之时，而黄、老清静无扰之术，间一用之，非其常道。最可异者，近世新学之士，一边于西国自由之说，深表同情；一边于本国黄老之谈，痛加诋毁，以矛陷盾，杳不自知。笃而论之，此等论家，于两义均无所知而已。西人之言治也，谓政府初立，惟恐机关不灵，不灵则政不举。及政举而机关灵矣，则又虑其权力之太大，侵夺个人自主之权，使一切皆听命于政府。当此之时，使暴君酷吏乘之，使民生不得喘息。此等现象，见于欧洲之十八世纪者最多。故著论者，大声疾呼，无往不持自由主义。或祀以为神，或表为徽帜。诸君试察墨西哥洋钱，其一面为飞鹰爪棘衔蛇；其一面状若石块，周围有森森如剑戟者，即系当时人所戴之自由帽。其作作有芒，乃以示荣华之意，非石块剑戟也。其为崇拜主义如此。然罗兰夫人则云，自由自由，天下许多之事，假子之名而行矣。自西力东渐，政论日变，至于今日，其变愈亟。深恐此等名词主义，后此传诸口耳者，必日益多。夫其物之美恶，因果之利害，姑未暇言，但其字既为常用若此，我辈既治此学，自不得不深考而微论之，观其实意之所属。故今夕仆与诸公所谈，将舍自由而外无他物也。

　　言西政诚不可不深论自由，但欲言之得理，自不能不先言管辖。管辖者，政府之专职，而自由之反对也。政治之论政府，犹计学之论财，焉有不先政府，而先自由之理。故我辈于前数会，先将各式政府，略为分晰，而后及此。且实告诸君，即此考论自由，亦系区别国家，体验政府性情之事，诸公入后，将自见之。

　　方民权之起也，社会之演说，草野之诗歌，奋厉激昂，嘘唏感

，几无时不以自由为主脑，而惊心动色于奴隶之不可为。每当酣

畅淋漓，往往皆欢抃雷动。故西人于此二字，其入于脑海甚深。顾即以世俗常用之故，其名词的义，渐即模糊。凡是民生幸福，无非自由，甚至其事与自由全然不属者，而亦以此称之。夫字义本与时代推移，如今日吾国新学家所云经济，其义岂为古有？而使报章言论，数数用之，其义自然渐变。然则彼用自由名词，必欲扩而充之，使于前指俗义，无所不包，是亦未尝不可。但我辈所言政治，乃是科学。既云科学，则其中所用字义，必须界线分明，不准丝毫含混。假其不然，则虽讲至口舌桥，于听者无几微之益也。

　　是故欲论自由，自必先求此二字之的义。又此二字名词，用于政治之中，非由我辈，乃自西人，自不得不考彼中用法之如何。今不佞试举数条期与诸公共评而已。如法国革命军之起也，自由之说最哗。歌力芝Colerige者，英之名士，为诗大赞之。有谓平生见空中白云，舒卷自如，辄心乐之，以为自由之极致。是以今见法国革命，民去烦苛，其感情与之相若。夫国之政法与天之风云，岂可同一观法？然此是诗家赏会之事，不可以常理相绳，则置之不论可矣。乃腊斯金J·Ruskin者，亦英之名宿也，独起驳之。彼谓白云舒卷，看似自由，其实不尔，有地吸力光热诸公例。当其舒卷变灭，实皆公例之行，为所管摄，不得丝毫妄动等语。此其说精矣。但既如是言，则当知一切世间，初无自由之事，岂独风云不得自由，即法民革命亦是众因成果，潜率阴驱，无一顷得以自由之理。乃不意荷〔歌〕继之又曰，虽白云起灭，不得不依自然公例，而法民则不然。何则？法民，人也。惟人能自造时世，逆挽气运，故法民之能自由者，法民之自求多福也。二家之说，自文人骚客观之，皆若可喜，而律以科学眼藏，真成儿戏之谈。此外尚有协黎Shelley者，亦名宿也。当一千八百二十年，英国工人苦饥，则著论云，凡是自由国土，必无饥民，如今英者。夫如是言，则自由名词，义兼饱暖，其转变之广，吾又乌从而诘之？

　　或曰，是三者皆诗人。诗贵兴象，论者不宜固执如此，所谓不以辞害意者也。则试征诸史家何如？罗马有贺勒休Horatius，有黎恩尼达Leonidas，皆以守城御敌之勇，见称自由干城。罗马有布鲁达Brutus，英国有韩布登Hampden，皆以抗命霸朝，亦膺此号。夫其号同矣，而其事则大异。夫以臣民而抗君上，与为将帅而御寇仇，此绝然两事者也。抗暴君污吏，谓之保护自由可也。御外国敌人，非保民之自由，乃争国之独立也。独立，西语曰Independence，必不可与自由Liberty混。又如爱国，西语曰Patriotism，可以用之于御外国，不宜用之于抗暴君，而西人常语，亦不甚分别，故法国革命党皆称爱国人。又如前会所指之地方自治，亦有称地方自由权者Local Liberty。夫地方自治与中央政府，乃是两政府对立，以大字小。他处之用自由，纯是以民人对政府言；独此处之用自由，乃以小政府对大政府言。其称自由则同，而效验则由之大异。何则？使小政府而得自由，则治下之人民从之而得奴隶可也。西国法典条约之中，因此名词不正，实形无数葛藤。如日耳曼各小国联邦，当罗马及拿破仑时代，往往名争自由，而其实乃争专制。孔子云，名不正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旨哉斯言!旨哉斯言!

　　是故讲政治学，则必用自由二字之名词，云可以不用者，其言过也。但用之矣，必留神其字义有种种之轇轕，必须别析界划清楚，且须认明系政界自由，而后可用。盖政界自由，其义与伦学中个人自由不同。仆前译穆勒《群己权界论》，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作政界自由。政界自由，与管束为反对。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若夫《权界论》所指，乃以个人言行，而为社会中众口众力所劫持。此其事甚巨，且亦有时关涉政府，然作直接正论，故可缓言也。

　　今欲问民有自由，政府以其应得法权所可行之，而置个人之自由于不顾者，其界限立于何处？又各种国家，其权限大小出入何如？此其解答，亦惟自历史中求之而已。考希腊辣丁时代，自由名辞与奴隶对。盖其时，民有资格之殊。一等之民，有资格者，谓之自由平民，其无此者，则为奴隶。此犹浙有堕民，闽有渔户，粤有蜒家。故自由如此用者，非政治名词，乃法典名词。何以言之？因所著分别，非国民对于政府之分别，乃民与民之分别。其一有国民资格，其一无之。后世言论，有訾政府压力太重者，动云奴隶之民，其实此系喻词，犹臣下之称犬马，有意取此相方，见不得自由，有似当时之奴虏，锒铛衣赭，以力作于贵族外厩田亩之中，非实境也。夫奴隶一物，自其实境言，则不独为欧洲今世之所无，即在今之中国，舍女子作为妾婢，及满人旗仆，朝廷阉宦而外，亦无有也。且真奴隶亦不必与困苦凌虐之事常并著而不可离，奴隶诚有被虐者，然而蒙被爱宠，有过平人，威福擅专，热堪炙手者，常有之矣。特苦乐虽殊，而其人之为奴隶自若，何者？其资格固然也。

　　由是言之，人动谓居于暴虐政府之下者，为奴隶国民，一若政府暴虐，则国民即无自由之事者，此于事实，亦未尽符。盖使其民生逢仁爱国家，以父母斯民自任，然而耕则为定播获之时，商则为制庸赢之率，工则与之以规矩，士则教其所率由，其于民也，若繦负而绳牵之，毫末无所用其发己之志虑。嗟呼!此在中国或将奉其上以神明父母之称，以其身所遭，为千载一时之嘉遇。顾彼西民则以如是之政府，为真夺其自由，而已所居者，乃真无殊于奴隶。故西语所谓父母政府者，非嘉号也。夫父母慈祥之政府，既能夺其民之自由，则反是而观，暴虐虎狼之政府，即有不夺其民之自由者，此在历史之中真不止一二觏，而所见于亚者，尤多于欧也。诸公倘信之乎？

　　则当元、明间，俄国尝见辖于蒙古，史言其惨虐不仁，殆古今所未曾有。顾其时俄民，则所享之自由独多，往往耕凿其中，不知政府为何等物者。蒙占之众，自择都邑，居于庐幕之中，岁时或出而行掠夺，余则若与相忘，但令莫斯科公爵与老高洛市邑之众，以时朝觐贡献可汗，为不侵不叛之臣足矣。如此之政府，至不仁矣，而国民乃至自由。余则突厥之帝国亦然，景教诸部，隶其治者，甚自由矣，而暴虐又甚。至今乃知鼓腹含哺，帝力何有，不仅唐尧之世，乃有此也。

　　至政府号慈仁，而国民则不自由之证，请举百年前之南美洲。当时西班牙新通［①］其地未久，殖民之国，为耶稣会天主教士所管辖，此在孟德斯鸠《法意》尝论及之。其地名巴拉奎，其政府为政，无一不本于慈祥惠爱，真所谓民之父母矣。然其于民也，作君作师，取其身心而并束之，云为动作，无所往而许自由，即至日用常行，皆为立至纤至悉之法度。吾闻其国，虽男女饮食之事，他国所必任其民自主者，而教会政府，既自任以先觉先知之责，惟恐其民不慎容止，而陷于邪，乃为悉立章程，而有摇铃撞钟之号令，琐细幽隐，一切整齐。夫政府之于民也，如保赤子如此，此以中国法家之言律之，可谓不溺天职者矣。顾使今有行其法于英、法、德、奥间者，其必为民之所深恶痛绝无疑也。且就令其政为民所容纳，将其效果，徒使人民不得自奋天能，终为弱国。总之，若谓自由之义，乃与暴虐不仁反对，则巴拉奎政府，宜称自由。脱其不然，则与前俄之蒙兀政府二者合而证之，知民之自由与否，与政府之仁暴，乃绝然两事者矣。

　　然则政界自由，粗而言之，乃与管束太深为反对。夫谓奴隶为无自由者，亦以奴隶之人，其顶踵身心，悉受无限之管束耳，在我辈常人，固不能无受人管束之时，然其事或由法律，或由契约，或由然诺。然诺者，无文字之契约也。近而譬之，即如不佞既许青年会诸公，于每拜五夕，由八钟起，来讲政治，八次而止。既诺之后，每逢此时刻，即断断不得自由，倘犹自由，便乖人理，此文明之民，所以最重要约也。虽然，此皆有限制事。惟奴隶不然，终其身无自由之日，而必惟主命之承，其可哀在此。今假政府之于民也，惟所欲为，凡百姓之日时，百姓之筋力，乃至百姓之财产妻孥，皆惟上之所命。欲求免此，舍逆命造反而外，无可据之法典，以与之争。如是者，其政府谓之专制，其百姓谓之无自由，谓之奴隶。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君上仁暴，非所关于毫末也。

　　政界自由，其义如此。假此名词，依科学律令，不作他用，则吾辈今欲用之，但举界说足矣。不幸字经俗用，最易流变，如前所举似者，且若前之外，尚有取达他意。如今西人，问某国之民自由与否，其言外之意，乃问其国有同彼之上下议院否。考英国议院有权，亦不过我们国初之事。其时英民革命，曾杀一王，名察理第一者，其后君民难解，嗣君复辟，而议院之政权遂立，至于十八世纪，当吾国乾嘉间，大为欧洲所仿效。法民革命而后，大陆各国，大抵有议院矣。故西人所称之自由国，必其有议院以为立法成赋之机关。政府行事，必对于此而有责任，凡其所为，必受察于议院，设行事为民心所不附，议院有权以易置之。其所谓自由国者，义盖如此，此其所包，又广于前数义矣。

　　诸公闻吾此言，必谓此为自由的义宏旨，而无以易矣。虽然，且缓，只因欲得自由一名词，以为政治学之利用，故一路芟除荆棘，而得自由与管束相对为义。自由者，不受管束之谓也；或受管束矣，而不至烦苛之谓也。乃今于沿用之中，又见自由之义，与议院相合。夫科学之一名词，只涵一义，若其二义，则当问此二者果相合否。合固甚善，假使冲突不合，则取其一者，必弃其一，而后其名词可行，不至犯文义违反之条禁。今请问不烦苛与有议院，二义果相合乎？如其不合，二义之中何去何从？诸公于不佞所讲如是，得无嫌其琐碎而无益？然此正是科学要紧事业，不如此者，无科学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未有名义含糊，而所讲事理得明白者。诸公但守此戒，于科学所得，已不少矣。

　　自历史事实言，则国有议院，与法不烦苛，此二义往往风马牛不相及也。每有专制之朝，如前所言，其残民以逞，固也；而于民事，转无所干涉，听其自生自灭于两间；所责取者，赋税徭役而外，无所关也。而议院肇立，民权新用之秋，往往社会巨细，皆务为之法，以督治之，而烦苛转甚。欲求其证，但观法国革命之事足矣。一千七百九十二年间，黜君权、立国会，于此之时，问法之民，其身家事业所受约束于政府者，与前孰多？夫曰其权出于国会，固也。然国会非纵人人使自主也，乃取其身家事事而约束之。宗教则曰改良，而民靡自由之信向；军政则曰征兵，而人尽兵法所部勒。总之，有议院，非治权之缩小，乃治权之大张。治权大张，而个人犹得惟所欲为者，虽三尺童子，知不然矣。

　　且此其故甚易明也。专制之君，本无所利于干涉。干涉者，以其身为民役也。夫专制之性情，李丞相《督责书》一篇尽之矣。其所以务严刑峻法者，盖亦以不测之威，立慬于民，冀省事为逸乐耳。不然彼之于民本无仇也。是以专制者，所以为其不制也。吾国治世盛时，其上多宵衣旰食之君，而衰世乱时反是，职是故耳。至于议院民权，则觉事事皆切己之图，而又无物焉为之限制，虽数百千人之耳目手足，有日不暇给之势矣。国之子弟，不可不教育也，农商工贾，不可不改良也，边防不可不固，主权不可不尊，其多所约束管治也者，其多所关切忧惧者也。

　　是故民权政府之易为其过多，犹之君权政府之易为其太少。以此验之于欧洲诸国，则所见尤真。自十八世纪以来，民权日以增长，其政界弥变，其法制弥多，其治民亦弥密。虽论者大声疾呼，计哲诸家，力持放任主义。顾今日国家，其法制之繁，机关之紧，方之十八世纪，真十倍不翅也，若定自山为不受拘束之义，彼民所得自由于政界者，可谓极小者矣。

　　夫民权政府所事之过多，与专制政府所事之过少，二者为利为害，今且未暇深言。略而论之，则不佞于欧政府，当以清净无为为箴，而于亚政府则以磅礴弥纶为勖。往者法国大政家托克斐De Toogueville尝论其革命以前之政府矣。其言曰：专制政府虽骄，实多胆怯，民权则不然。故专制之不事事，不独因其无所利也。高高在上，与民情悬隔，将有所为，又苦暗于情事，有似人夜行山泽间者。民权政府，既悉其情形矣，而又常常有一众之人为之后盾，此所以心雄胆奋也。

　　通观前说，诸公将见此自由名词中所含二义：一为政令宽简，一为有代表议院。是二义者，不但不能相合，实且儿于相灭。相合云者，如国有议院，其政令即当宽简，或由政令宽简，便可卜知其国之有议院也。乃今既证不然，则虽常俗言语，于二物同称自由，而吾党政治学中此种字义，必不能用，将于二义，必有一留一去。今夫国有代表议院者，其效果无他，不过政府所行，必受察于国民之大众耳。夫苟如此，则何必定用自由，称其国众为自由之国众乎？但云其国所建，乃有责任政府足矣。盖政府无责云者，专制政府，惟所欲为，即至辱国累民，赔款割地，其高高在上，而安享富贵自若。即有责任，亦对于更上之君权，或对于其国之邻敌。其于百姓，以法制言，固无责也。一有议院，则议院之权，得以更置政府，故名有责政府也。夫此名既立，则自由二字，合依最切之义，定为与政令烦苛或管治太过对立之名词。

　　从其常用字义言之，自由亦无安舒、畅乐、不苦诸意义。自由云者，不过云由我作主，为所欲为云尔。其字，与受管为反对，不与受虐为反对。虐政自有恶果，然但云破坏自由，实与美、法仁政无稍区别。虐政、仁政皆政也。吾既受政矣，则吾不得自由甚明，故自由与受管为反对。受管者，受政府之管也，故自由与政府为反对。然则自由充类至尽，不止与政令烦苛、管治太过为反对也，实与政令、管治为反对。是故人生无完全十足之自由，假使有之，是无政府，即无国家。无政府、无国家，则无治人治于人之事，是谓君臣伦毁。且不止君臣伦毁，将父子、夫妇一切之五伦莫不毁。此乃用名学之例，逐层推勘，万万无可解免者也。

　　故吾辈每言某国之民自由，某国之民不自由者，其本旨非指完全自由之事。乃谓一人之身，既入国群之后，其一生之动作云为常分两部，其一受命于他人之心志，其一自制于一己之心。以各国政俗不齐，是两部者，常为消长，有多受命于外志者，有多自制于己志者。后者谓之自由之民，前者谓之不自由之民，非言有无，乃论多寡。此如格物家呼某物为寒，非真寒也，特热少耳，物未有无热者也。

　　故释政界自由之义，可云其最初义为无拘束、无管治。其引申义，为拘束者少，而管治不苛。此第二引申义，即国民所实享之自由。但考论各国所实享自由时，不当问其法令之良窳，亦不当问其国政为操于议院民权，抑操于专制君权。盖此等歧异，虽所关至巨，而实与自由无涉。时人著论演说，好取自由名词，感慨欷歔道之。一若民既自由，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习之既久，二意遂不可分离。但诸公既闻前言，则知此非科学家事。科学家于物，皆有品量之分。品者问其物之何如，量者课其物之几许。民之自由与否，其于法令也，关乎其量，不关其品也。所问者民之行事，有其干涉者乎？得为其所欲为者乎？抑既干涉矣，而法令之施，是否一一由于不得已，而一切可以予民者，莫不予民也。使其应曰然，则其民自由。虽有暴君，虽有弊政，其民之自由自若也。使其应曰否，则虽有尧、舜之世，其民不自由也。

　　吾欲诸公别义分明，故特为此危切之语气。颇虑诸公，以吾言与所素闻者大异，将起而诘曰：信如吾子言，则自由岂得为幸福乎？请应之日：以自由为幸福者，有时而然，而自由为灾害者，亦有时而然。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使其用之过早，抑用之过当，其为灾害，殆可决也。独至当为灾害之时，喜自由之说者将曰：此非自由，乃放肆耳。虽然，自不佞言，真不识二者之深别也。嗟呼!惟欧民气质之异于吾亚，故当深受压力之际，辄复建自由之号，以收召群伦。夫既建之以为号矣，则不得不扬之于九天之上，一若其物为无可疵瑕也。而其民缘此而实受其福者，诚史不绝书。夫国民非自由之为难，为其程度，使可享自由之福之为难。吾未见程度既至，而不享其福者也。今夕所言，大抵不逾自由之义，非个人之自由，乃政界国民之自由。顾吾于开讲之际，业已明告诸公，所为言此，亦不外区别国家政体之用。奈今已久留诸公，大过时刻，当俟下期，再竟其说可耳。诸公听讲，毫无倦容，甚可感也。

第六会

　　以自由名词，政界称用之至多，因而有各种之训义。不佞于前会特破一夕工夫，与诸君析此疑义，且欲芟刈葛藤之后，即以此类别国家。知常语所称自由，其用法实与科学不合。若合科学，则自由充类至义，将与无政府同。而常语之称自由，则与有议院等。故言其民自由，无异指其国之立宪。立宪政府，国民不附，即可更易，而立民情之所附者。又立宪国民，于政府所为，皆可论议，著之报章，以为国论publicOpinion，政府常视之为举措，凡此皆俗所谓自由之国也。顾吾人之意，则谓如此而用自由，不过谓此等政府，对于国民，有其责任，不必混称自由，不如留自由名词，为放任政体之专称。

　　政治学所论者，政府之事也。政字中国六书，从文从正，谓有以防民，使必出于正也。然则政治，正是拘束管辖之事。而自由云者，乃惟民所欲而无所拘，然虽有严厉国家，必不能取民事一切而干涉之。于其所行，势不能尽加约束，于其日力不能尽夺，于其财产不能尽罗，必留有余，任民自适已事。凡所自适者，皆自由也。如往古国家，尝取民之衣食而制节之，谓之生事律SumptuaryLaws。乃今无此，是生事自由也。又如政府于进出口货物，听民转运贸易，不立规则，如此是贸易自由FreeTrade。但各国以天时地利人事之不齐，因之其所干涉放任者各异。故干涉多者，谓之无自由，而放任多者谓之自由，又此名词之一用法也。

　　总而核之，见世俗称用自由，大抵不出三义：一，以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掣干涉为自由。此义传之最古，于史传诗歌中最多见。二，以政府之对国民有责任者为自由。在古有是，方今亦然。欧洲君民之争，无非为此。故曰自由如树，必流血灌溉而后长成。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权为自由。此则散见于一切事之中，如云宗教自由，贸易自由，报章自由，婚姻自由，结会自由，皆此类矣。而此类自由，与第二类之自由，往往并见。

　　然此皆俗义，虽关系至重，科学不能从之。因科学名词，函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前数义矛盾两歧，前会已尽发之，故今定从第三类义，以政令简省，为政界自由。

　　虽然，政简其民自由矣，而政简者，其国不必皆治。故自由于民，其为幸福与否，正自难言。自由达于极点，是无政府。夫无政府而治，虽有此理想，然其实境，不知何时可至。若论此时民德，则虽有极文明之国，其势不能。观诸传记之中，人类美大事业，皆有道政府所建成者，是政府不可无也。然而有政府矣，其势又易流于无责任。夫无责任云者，政府自由也。政府自由而无制，则国民颦首蹙额之日至矣。是故西籍之中，虽悲歌慨慷，梦想自由，而其实非求无政府无君，特求有君有政府，而其势不得以国民为鱼肉耳。

　　前会曾设问题，问凡有国家，其权限宜立于何地。此无异言国家于何等事，宜听其民自由，于何等事，则必不可。此是政治学中极大问题。而西国论政诸大家，亦往往有取而考论之者。其意盖谓：政府之权，由不得已而后立。论其原理，固有限制。如斯宾塞诸公著述，多取群中事业而分别之，指何者为政府所当干涉，何者为政府所当放任云云。顾依吾党所从途术，则虽欲立别未能。何以言之？盖天演途术，视国家所为，有非人所得主者，内因外缘，合而成局。人群各本自性，结合以求自存，非其能国家也，乃其不能不国家。诸公若问政府权力，宜以何为限制，吾便答云：无有限制，但汝此时，须得多大权力政府者，其政府自具多大权力，不溢不欠，成于自然，非人力也。

　　盖诸哲之论政府也，每分何者为政府所应管，何者为其所不应管，由此而政府之权限以立，特吾意不然。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当其应广，使为之狭，其国不安，当其应狭，而为之广，其民将怨。必待政权广狭，与其时世相得，而后不倾。此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试观一人群之合，其外则有寇仇，其内则有奸宄，乃至旱潦雨旸，皆足为患。自政府既立，此患乃轻，其众因以不散。虽然，政府立矣，而物竞天择之行，常有以渐变其形式，治权广狭，随世不同。夫言治权广狭，反观之即无异言自由之多寡也。是故欲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者，不必争政府权限应立何处，但取事实已见者言之足矣。

　　政府之行权，时置个人之自由于不顾。此其权利，所合于公理者为何，此至今犹为聚讼之端，无从实指。然而以何因缘，而有政府，并以此因，程度有殊，而治权广狭宽猛以分，则固有可论者。但论此之时，必取自然有机体之国家，而非自然无机体之国家，纯用力征经营者，不可论也。自然有机体之国家，其初成国也，大抵由外力之逼拶，而后来之演进亦然。盖因外患，而求合群并力；因合群并力，而立政府之机关。则由此可知政府权界广狭，端视其国所当外来压力之何如，而民众自由，乃与此为反比例。譬如一国地土广博膏腴，生事易足，又无外寇凭陵，则其民所享自由必大。若夫四封交警，或所处者为四冲战地，则其国之政令必密，而民之自由亦微，此公例也。公等由此可知，英、德二民相比，英民所享自由独多之故。何者？英岛国，以海为城，而德之所居，正欧洲四战之地，故武备不得不修。武备既修，则其民即有自由，所余寡矣。即在吾国，使后此果有盛强之日，吾恐政府之柄，方且日张，民有自由，降而益少。以政府之由于无责，而转为有责，殆亦势所必至之事。何者？使其不然，便无盛强之日故也。

　　前例证以西史，可见者极多，英国而外，民之自由，莫如北美。彼族常以此自夸，谓盎格鲁种性枭健，不受制压之故。虽然，自我言之，此非真实，实则二者皆地势使然。美国虽处大陆，实则左右大洋夹辅，而南北无强邻，虽居大陆，无异岛也。是以二国之政，得皆以放任为主义。若夫法、德诸国不然。故当十七世纪间，英之民权日张，而法以路易十四为王，其治乃日趋专制，即普鲁士伏烈大帝父子，亦是专制之尤。此其故何耶？盖国于天地，必以求存为先，求存则武备不得不修，武备修则治权不得不大，治权大者，所干涉多而放任少也。

　　若谓民之自由，根于种性，抑系宗教使然，则当日普鲁士，岂非条顿之种乎？岂非路得新教所行之国乎？乃其政则专制，而异于英、美如此。不知当十八世纪之初，普鲁士地势最为难守，三方乖离，而不相通。伏烈大帝父子，其政法之专制固也，而国终赖此以不亡。北有察理第十二，东有大彼得，而西南则法与奥乘之，至今考其所更张，皆百战亲经之阅历也。若夫波兰之民，亦可谓放任者矣，故其名王巴陀利尝谓其民曰：“嗟乎，波兰人!而国所至今未亡者，非以其法典也，以汝曹不遵奉故。非以其政府也，以汝曹不服从故。而国之不亡，以天幸耳!”夫其国俗如此，可谓自由，然不百余年，而波兰分矣。

　　是故读西史为术，与读中史不同。欲求治乱盛衰之故，或观会通而立公例，必不可但观内因，宜兼察外缘。大抵一国，求其如是，其受范于外者常多，至于其内之自力，亦不可动称种性。譬如言希腊之民，何因开化独早，则云以其种之独优。盎格鲁何因先有议院，则云其民最重自由。凡此皆最无价值之解说，知言者所不为，而学者之所当深戒也。

　　今所立公例系云：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疏则其民自由，密者反是。虽然此是大例，至于他因为用，而生变例，亦自有之。

　　前谓论释自由，即以为类别国家之用。然则所以类别之者当如何？夫干涉放任，分为两部，而两部之相为消长，视其国所当境地之不同。故谛而论之，等差不齐，国国相异可也。则于何地划此鸿沟乎？是故欲用自由立别，既不得以有无言，亦不得以多寡判，只可取国家所常办之政事，与常有之机关，察其干涉放任之异而为之。干涉者，立之法度，务为齐一，而不许纷淆也。放任者，听民自为，许其竞争，不期一律也。放任多者，其自由多；放任少者，其自由少。而国家类别，乃从此而可言矣。

　　须知政府者，一国主权之所属。使主权而诚完全无缺，其于一国之事，固无所不当问。而问之者为一人，为一众，为通国之人，所不论矣。近世政治家，为恐治权太盛，因之而酷烈狭隘之政兴也。则为分别焉，曰某事某事，若宗教之皈依，若社会之言论，无虑数十端，皆政府之所不宜过问，而务听其民自便者。又曰，某事某事，如兵如刑，则政府之所必宜事，而事之必甚力者，但其为数愈少愈佳。其为说如此，然自吾术言，则言此者，将以适一社会一时代之用乎，抑以为至理定法，各国之所宜共由耶？苟如前言，其说庶几可用，若如后义，则大谬不可行也。何者？国于天地，以所当时势民材之不齐，每有今所可任自由，而百年以前，乃政府之所必事者，亦有在此国可任自由，而彼国必为政府所管理者，等而论之，斯大误矣。即如宗教皈依自由，此至于今，几于五洲所同认，咸谓政府于此，必不可稍加抑勒沮禁者。然此事虽在英国，亦至额理查白之代，乃发其端。至于法、意、西班牙诸国，则宗教自由，不及百余年，岂彼古人皆聩聩者？夫为国所求，端在治安，而以保护性命财产为最急。凡可以致此者，政府固无所不用其权力。今试问宗教自由之说，使行之于十字军盛行之世，将欧之社会，为安为危，为治为乱，则古人所为，不必尽无说矣。盖国当古之世，不仅同种同文之群，而后可合也，且其所事之神必同，其所服膺之道理是非亦必同。其不同者，且不愿与之同国，强而同之，则难作矣。且此何必远求证乎？中国海禁开通以来，所定条约，大抵由外人作主，此亦事势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其中之最不幸，则莫若传教之一事。夫传教非不幸也，所不幸者，出于兵力之余。而当治外法权未收之日，此其事验，皆吾与诸公所亲见者矣。一教案之起，文明社会，人人为之悲伤。然欲求此事之不再见，不识远在何时。除非教士相约，不往内地，或吾国于教育普及四字，实实办到，而二者又皆今不可必之事也。西友宓克尝云：中国如一种沙石，而西教如水，水注入石，及冬而冻，春来齑粉矣。此真吾国莫大之隐忧也。然溯其祸始，只坐外人传教一事，吾国有保护之责，而无准否之权。民人信教自由，则诚自由矣，而其祸乃如此，不独教士被戕者之可哀也，而其果之结于吾国者，乃大哀已。

　　然此是旁论，乃明政府当问之事，相时为之，初无限制，而民之自由亦以智、德、力三者程度为高下，初无可为典要者。但此时吾辈正经之事，乃是区别国家。而所以为区别者，即在政府所事不事之异同，然欲观所事不事，须先察一切政府所共事之事。所共事之事，则所谓政府之天职是已。粗而举之，则海陆之兵也。兵者何？以法部勒国民，使之共守国也，静则为守，动则为攻。故定和战者，其权必属于政府。其次莫如刑，西国刑权独立，此是最后之事，其初则政府主之，所以锄强梗、诘奸欺，以保民之身家者。刑法而外，则有民法。民法所以平争讼，正质剂，责契约。此皆荦荦大端，政府所同事者。天演之阶级愈进，将政府之机关愈密，不但愈密，亦且愈灵。虽然，政府进矣，而民群亦进。民群进者，职业弥繁，而通功易事之局大也。产业降殊，力作亦异。譬如初级社会，其始皆农也，皆兵也，其产业大较皆田宅耳。时有百工，则禄以代耕，为社会所共养者。浸假或速或迟，此局必变，于是实业繁兴，其相待日益复杂。有制造、有通商，而母财之积日多；产业不止田宅，一切可动之浮产亦兴；圜法乃立，钱币乃行，而又有以信用行，而代表钱币者，则为楮钞；有美术、有科学，文教大开，书籍侈富，教育之事兴焉，而大小学堂林立。凡此皆民群演进之现象也。虽其事不必关于政令，而政治界之问题，往往因之而异。当一事之出也，有问者曰：此宜为政府所放任而听民自由乎？抑政府所宜干涉，而为之立法制耶？譬如通商，宜因之而立商部乎？假于文学，将因之立文部乎？凡此问题，其于各国也，有然有否。于是其政府之职业异，而政府之性情有时亦从以异。斯类别见矣。

　　德国学者之言政治，于此等处最为精审。彼于政府，于兵而外无所问者，谓之兵政府War state，Der Kriegstaat，他若刑政府Law State，Der Rechstaat，商政府Trade State，Der Handelsstaat警察政府Police state，Der Polizeistaat，凡此专于一事者也。若夫于国事无所不治者，则谓之教化政府Culture State，Der Kulturstaat。其为繁称如此。然自我视之，其所分政府不外二等，一专一总而已。今所问者：政府所治，将如科学家言，谓政府之智，不越常人，所当事者，但求封疆无警，境宇治安，居民无扰，即为至足，其余一切，宜听社会自谋，无取为大匠斫乎？抑从宗教家言，谓国家之立，固有最高尚之目的，故不独保民已也，乃至宗教行谊，科学美术，皆宜为之乎？又约而言之，直问教化政府有当否耳。

　　诸公应记前言，政府权界，与所处之时地为对待。然则不佞若云此等问题，不能答以十分死语，当不以我为非。虽然，其见于历史者，各国之公论云何，则固可得以历指。自吾国言之，唐虞三代以还，至于今世，固无一非教化政府，元后作君作师，为民父母，其权岂有界域？至于征诸西国，则自明季十七世纪以来政论大起，当时人语，皆谓宗教政权虽二实一。此说历久而衰，而政家权界，宜有限制之言，继之而出。逮英国威廉马利独立之代，宗教自由之义，经无数之流血而后行。此后欧洲，又有商业之争，大抵主保商之说。由此而入十八世纪，当吾康、雍之世，至于乾隆，而西士始群然以国家权界为太宽。其愿望过奢，转无益于社会。卢梭政论，为革命先声，亦以政府所问过烦，人民受治太过为说。当此之时，若宗教、若教育、若商政、若政治，诸家之说，往往多同，于是群主因任自然无扰无为之义Laissez－Faire，Laissez Passer。盖其意以为伦有君臣，其事由不得已。受治本人道苦趣，而非可乐之端，故其权力，即不能去，亦宜删缩至于无可复减之地位。反言之，即斯民宜令得享最大自由是已。夫此语为是为非，关于人道最巨，今不佞且不为定论，但云至今其说尚为欧洲多数之所持。而十九世纪前半，欧洲现象，大抵成于此说。且至于今，大有东渐之势，而将于吾国社会大著果效者也。

　　所不敢云其语为是为作者，盖鄙意以为，政权乃对待之事。昨日之所是，可为今日之所非；此际之所祈，可为后来之所弃。国众有大小之殊，民智有明暗之异，演进程度，国以不同，故于此中，不得立为死法。即如十八世纪无扰之说，至于近世，其所致之反动力亦多。故于一切政事之中，其说有全胜者，而亦有不全胜者。全胜，如宗教自由是己。乃至自由商法，则虽得亚丹斯密AdamSmith之大力，而所胜者仅在三岛。若夫欧、美二大陆间，至今商务，犹为政府之所保护而维持，则众目所共睹者。甚矣!政之不可以一端论也。

　　二十余年以往，正鄙人游学英国之时，当日政府风气所趋，则大主干涉主义。如教育一事，向为政府所不关者，至是乃大收其权，而有学部之设。不特初级教育，有强逼之政，务求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民；即高等教育，国学庠序之章则课程，亦由议院更定。乃至卫生检疫，亦经部署，为置专官。凡此皆向日政府所不过问者也。先之以德、法，而英、美亦接踵而为之。

　　尤有异者，此之所指，不过见于行法一权而已，而议法之权，所扩充者，尤不胜计。使行法而过于干涉，民尚有执持自由，与为抵抗之意，独至议立新法，则人无异言。故十九世纪之后半，各国议立之法，殆过于旧典之所留存者。盖前此律令法典，大抵奉行其旧，而政府以行法为本业，以立法为无干己事也者。主和战、征赋税、恤灾眚，一切皆政府所力行。独至更张法制，则谦让未遑，若以谓凡此先祖父之所贻留，吾辈舍率由遵守，无他事也。至十九世纪之季，乃大不然。行法之权，尚有裁省，至于议立法令，损益章程，则责无旁贷。立之可也，废之可也，坛之可也，损之可也，但使国民大众，悉表同情，一时国论，有所专主，议院取而扬榷讨论之，无几时，新法立矣。故旧日政府，所汲汲者，议法事少，行法事多。而近世政府，所皇皇者，行法犹寡，立法至众。德人有刑政府之目，刑政府所为，不过守国法令，以保民权利已耳。若近世政府，则直可谓之立法政府，立法政府西名Legislative State也。

　　统五、六两会所言，使不佞发明义旨，尚非累晦，将诸公此后，于自由一名词，无论见于何处，可无疑义。亦见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苟从其量为分，则难立别。盖诸种国家，所干涉放任之事，国有不同，独取其所最刻意干涉者，则其别可立，如德国学者所为是已。虽然，若从其大概为论，取便言谈，则国民原有自由不自由之异。故扬子云《法言》：“周人多行，秦人多病。”而论近世之国，如英人者，固可谓自由之民，而俄国者，不得称自由之国也。大抵历史中并兼国家，其民即不为真奴隶，亦不可谓有自由。舍此而外，则民气发舒与否，视邻敌相逼何如。是知兵战一事，乃自由之仇敌。一境戒严，军律颁行，居民自由，一切扫地，此仆所亲历者，长祝诸君勿遇此境也。

第七会

　　五、六两会，大较皆讲政界自由。吾意欲以国民所享自由多寡，因之区别国家。今由所已言观之，见历史及世界诸所有国，所操政柄，划然不同。甲国干涉者多，放任者少；乙国干涉者少，放任者多，此自自由之量言之者也。若自自由之品言之，则甲国干涉于丙，而放任于丁，乙国干涉于丁，而放任于丙，因而有各种政府之异名。然则执自由一物以衡较国家，终之乃得二别：其一于政治机关之疏密宽严见之，其二于政治机关所著眼轻重不同见之。若问以何因缘，而生此异？则吾于前会，业于第一别立之公例，大旨谓一国之立，若封疆难守，寇仇孔多，欲求自存，其政法不得不力为遒紧。譬如临阵砦堡，与平时城市之比，砦堡之中，处处皆法令所部勒，而城市不然。其故无他，正坐寇仇近耳。国处冲散之地，随时有见袭之忧，其政令安得以不严密？外患如此，内忧亦然。闾阎纷争，奸宄窃发，欲求社会安稳，亦不能不减夺自由。此如申明门禁，夜行以灯诸令，皆我辈所亲历者，可取以证吾例矣。

　　由是言之，政治宽严，自由多少，其等级可以国之险易，内患外忧之缓急为分。且各国风气不齐，其所干涉放任之端，往往大异。譬如宗教学术，此今日欧西各国，大抵放任者也，而古欧今亚，其干涉于此二事尤深。以其事之关于风俗根本，是以自由政制，初无定程，而必以时地为对待。夫刑律以自卫为起点，而政令亦以存国为旨基。宗教岂不欲放任，然必国防既周，民智既进之时。不然，则即取宗教而干涉之，亦是国家天职。诸公倘以吾言为疑，则请观二百年来泰西之历史，虽有极放任政府，其于耶稣会Jesuitism一宗，其驱逐无不至严；无他，恶其权盛而已。乃至鄙人客岁到法，犹闻其议院政教分立之争。由此可知，以吾国现在之情形，而条约任受西教诸宗流行内地，甚至神甫牧师，怙权袒护，以致地方屡起风潮，酿成交涉，杀官赔款，夺地占港，皆政界不公之事。以公道言，外人于此等事，必须受政府地方官约束者也。

　　宗教而外，则有军旅。各国有征兵、募兵之不同。征兵者，民莫非兵，德、法是也。募兵者，兵民分业，英、美是也。唯此亦系于国势之不同，邻敌之悬逼，历史之中，所可取为前例之证者，不一而足。今姑不尽举，使用心学子，自行隅反可耳。以上所言，见政府举措不同，民所自由亦异。所自由者，品量杂糅，一群之民，因志气各有所向，至于既久，其人情国俗，遂至于不能相喻者有之。

　　吾党以自由区别国家，其所为者具如此。乃今更即历史中所用此名词，以称某国自由，某国不自由者，回观所讲，似觉尚有未尽之处。如史称英民自由，萌芽森林之中，直至十七世纪国宪之成，而后自由言之有物。又云自法民革命而后，大陆各国，普享自由之实云云。凡此皆与吾人所定政法宽简之义，不尽比附者也。将此谓自由，果前定之义训所可赅，抑尚有他义，而为吾等之所忽耶？此又不可不细勘明矣。固知十七世纪以来，各国政家常论政界宽狭，而亦以此为一大问题。顾自称自由之顷，其意若不尽主政权之缩小，而常主政权施用之不同。是之不同，其事安在？今请取大较言之，则所指在议院法权，当无疑义。其称自由也，其第一义固黜无谓之干涉，而其第二义则禁专制而防怙权之独治也。由此言之，则又须反本归原，提及雅里氏成说，彼谓众治少治者有自由，而独治之政无自由矣。且近世以来，政家所谓自由乃专属于众治者，又以少治为贵族体制，亦未闻以此名属之。如英国议院，其中议员，虽不得云通国代表，顾其所代表者民数实多。乾隆、嘉庆间，虽所代表，比今为少，而比余国，民权则为甚大，此所以群奉英民以自由之号。观孟德斯鸠所言，大可见矣。但自由二字，虽于此用法不同，而其为比较之名词则一。何以言之？英国固用民权，然其议员所代表者，非通国之民也。女子固不必论，即在男子，亦立无数之限制，必资格恰合者，而后有选举之权利。自乾隆以来，该国经数番推广，所收犹大，如进工农，然而至今，尚非通国皆举。顾不得以此之故，遂谓其国人为非自由之民。何则？比较故也。大抵一自由国之议院，其所代表民数必多，但不必尽若古世市府之事。市府者，奴隶而外，必合通国之民，而不用代表，而后称自由之实也。

　　如此而用自由，虽与前立定义有异，顾其中有实事真理，诸公若加考察，将见虽异实同。夫自由云者，作事由我之谓也。今聚群民而成国家，以国家而有政府，由政府而一切所以治吾身心之法令出焉，故曰政府与自由反对也。顾今使为之法，而此一切所以治吾身心者，即出于吾之所自立，抑其为此之权力，必由吾与之而后有。然则吾虽受治，而吾之自由自若，此则政界中自治Self－gove’rnment之说也。颇有政家，谓自治乃自相矛盾之名词，以谓世间虽有其名，实无其事。人之行事，不出两端，发于己志一也，从人之志二也。前曰自由，后曰受管。故一言治，便非自力，果由自力，即不为治。此其说甚细。顾自我辈观之，吾身所行之事，固有介于二说之间者，非由己欲，亦非从人，但以事系公益，彼此允诺，既诺之后，即与发起由吾无异。然则自治名词，固自可立，而以实事明之，譬如一国之民，本系各不相为，各恤已私，乃今以四郊多垒，有相率为虏之忧，于是奋然共起，执戈偕行，以赴国难。此时虽有将帅号令，生杀威严，然不得谓国人为受驱逼胁。何则？一切皆彼之自发心也。如此即为自治之一端。使此法可行，将政界之中，无禁制抑勒之事，虽令发中央枢纽，无异群下之所自趋，从此君民冲突之事，可以免矣。

　　是故政界之境诣，至于自治而极。利民安上，和众阜财，乃至俗成刑措，比户可封，皆舍此涂术其至无从。则无怪二百年西人，尽气竭力，流血牺牲，以从事夫此。然其事尚须细论，而后有以见实行之难。盖使民自治，则一民之身，将有两节可论。一以个人言，其心所怀之愿望为何等；二以分子言，其于社会所祈响者为何等。使二者尽如其意，便是自治，便是虽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此事果可实施矣乎？或应之曰：此不但可以实施，实则各国政界，已有实施之者。如观西国舆论报章，每云某事国民意见如何，而此意见，乃政府所不可不从诸语。是国家一政之行，固视国民之意为向背。虽然，当知吾辈所称为政界极诣，乃指社会之中，人人各得分愿而言。若有一人，其好恶与所施之政令背驰，则自治之言作实。夫苟如是，则今之各国推举之权，尚非普及，而国中妇孺，岂作国民？奈何置之？然则名为自治，而民之大半尚有受治于人者。且不但此，果人人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将议院定行一法之时，必人人赞成，人人许可而后可。顾今所实行，乃通用从众之例。春秋栾武子之言曰：“善钧而后从众”。议员之知识，果相等乎？假其不然，则安知多数之果是，少数之必非？若言不以是非，而从多数者之欲，然则多数者，以行其所欲而自治，少数者以违其所欲而非自治，又以明矣。且即以比较言，从多数矣，使十得八九，犹有说也，乃有时而所多者至微，以此强人，则又何说？譬如三十兆之中，有二十九兆九十万人同者，以此谓之公好公恶可也。而英议院以七百员为三十七兆人民之代表，其中三百七十人然，而三百三十人否者，乌得云公乎？是故知从众而用多数之说，于公理是非，本无可言。无可言而不得不如此者，乃以术之穷，舍此别无他法之故。而所谓人人自治，人人非强其所不欲者，又非事实明矣。

　　是故有谓近世现行有两种政制：一为独治之专制，一为自治之民主者。此其言非也。当云有独治之专制，有以众治寡之立宪。以众治寡之制，虽不足当政界极诣之自治，而立宪则舍此殆无他术，故为今日最要政体。夫以众治寡，实无公理可言。不幸韩昌黎公言私言，其说已误。即谓多人赞成之政，为胜于少数赞成之政者，其说亦不尽然。所庶几可言者，不过三占从二，其事易行；又数至极多之时，于公道为稍近。治权本民所畏，得此则所畏者，可使极微。又民之优劣，智、德、力三者，皆有可言。从众虽于智、德二者，不必皆优，而其力之胜，固若可恃。且此乃历占以来，政界中一最有关系之新法。自其施行之后，人类受庇，平争弭愤，所获实多。其所可言，仅此而已。慎勿谓多数所从，斯为合理优胜；亦勿谓民之多数，无异全体之公。苟为此说，立成谬论。

　　吾辈以天演言治，深知政界中事，往往成于自然，而非由人力。独此决策从众，与尚有一事，亦为政界所通用者，乃皆实出于人为。其尚有一事为何？代表之制是已。自是二者行，西洋政法，为之大变，《社会通诠》言之悉矣。尤可异者，从众之法，乃彼中古人所已用者。至于代表之制，则希腊、罗马两民主，所未梦见。此其原因，盖由二国皆市府国家。市府国家，幅员小狭，民数鲜少，每有公事，则聚通国之众而议之。如希腊、罗马之国会，皆尽其中自由之民众，无须以一人为百人千人，或一方之民之代表也。即罗马政府，向有沁涅特Senate，以聚通国之豪，然系选举出类拔萃之才，使听国事，无所谓代表者也。

　　取西人之古制，以与其今制相较，则吾党见二大异焉，且由此可得其政界进步之实。夫独治众治，皆其古所有者。特所谓众治，乃指一市府之民。今之国民，求通得选举之权利而不能；古之国民，则人人皆议员也。问何能然？则以国民甚寡之故。此其事实，犹可考诸古代戏曲之中。如雅里斯托芬，所制《阿加黏》一，其开场系一市墟，当会议之顷，市之四周，用新染红绳绕之，以防逸者。盖会议为国民义务，设绳所以拦众，使入会幕之中，有或逃者，绳著其衣，染成红色，是以行人避之耳。

　　今世邦域国家，以数十兆之民，散处数十万方弥卢Mile之地，欲守古制，即亦无从。故前者雅里斯多德有云，真国家其地幂不宜过广，民众不宜过多。假使雅里骤得今日国家治之，恐其术且无从出。何者？其所论政体，固专为市府之用也。

　　自代表行，而此节之难题解。所解者何？以至正大公之法制，可用之于邦域国家也。世间事往往既行之余，有若至易，而在当时，则几经困难，而后得其术。又既行之后，其发达神速，不可思议，则代表一事是已。使政界而无代表，西国演进必无如是之盛，殆可决言。须知后世思想设施，每为古人所笼罩，守而不变，不独东方为然，即西人亦复如是。有若一切盛德大业，凡人道所当为，所可为，古人莫不为者。此种拘墟，西国破之独早，乃在有明中叶之时。其原因以海道人通，累得新地，由此而勘破古人，于世界事所不及知不及为者尚夥。而古人所垂最盛之业，文章义理而外，治法是其一端，以不敢畔古，故欧洲守封建之局，终明之世，莫肯改者。直至后来，始觉此事，古人所为，亦有可以改良之处。古人市府之良法美意，有可以施诸邦域大国之中者，要其关键、则在行用代表而已。

　　虽然，诸公勿忘，我辈所谈，乃是自治之制。自治云者，吾所遵守之律令章程，乃吾所发心自定，而不由他人所压制强逼之谓也。乃今返而观之，以所立议院，有从众代表之二制，其去自治。尚隔两尘。何以言之？法出于众，所谓众者，吾之小己，不必即在其中，一也；法定于代表人，是代表者，毕竟非我，二也。英国户口，二十年前粗计三十七兆，而国会代表仅七百人由是推之，一民之身，其所得与于政权者，亦至微小耳。今欲讲之明白，请一一皆推广之，至于极端。一，如英之举权，本非通国所同有也，则姑以为同有。二，如英之治权，不尽出于下议院也，亦姑以为尽出于此。三，英之政令，其放任者多，乃今以为无所放任，议院得一切而干涉之。夫国民政柄之张，至于如此，然试计英民个人，其于国家政府，所实据而有者，为权几何？则不过于建立议员之时，所以定此一局政柄，当操之以何等人者，当此之时，约得其三千万分之一耳，以云其微，则真微耳。吾闻法国政家晏博论法国民权，其时乃六十年前，法国最讲中央集权之日。其言曰：“吾法人晨起揽镜，顾影见二十七兆分一之霸主而自矜，忘其全身之为奴隶。”其言可谓冷隽，而矜言自由自治之民，可以悟矣。

　　民权民权，彼英、法二邦，一民之权，不过如此。反而求之，至吾中国他时，以四万万之民而立宪，将一民之权，所得为何？此诸君当能自为心算，而无待吾赘言者。虽然，社会之事，有至微而必不可忽者，此类是也。故一民之政权，虽极微而不可弃，几于失之则死，得之乃生。此如鄙人尝论教育普及，其程度不必求高，但使二十年以后，吾国无不识字之人，其程度即令极低，如能自署己名，略识方向数目之类，果能做到，民智教化，必然大有改观，吾国之利，不可亿计。此事非从其后徵之，闻者不肯信也。其理无他，普及之为积大耳。

　　代表之制，欧人以行用日久，渐成自然，转不知其关系之重，亦忘始用之难。考诸历史，希腊市府，通集国人之事，其亡由于罗马。而自其制废，古民主之治，与之偕终，史谓其民之百由，亦不复见。由是并兼攻取，横讫三洲，而罗马遂为帝国。如是历数百年，治制改良，不一而足，而其古曰民主之治，卒不可复。故欧洲中叶国家，舍专制而外，无余式也。

　　苟求其故，则知古之所谓民主者，市府制也。幅员日广，市府之制，必不可行。虽当时亦有聚集国民，推戴总统Consul之事，然所集者，不过都邑之民。而罗马之地，则南尽非洲，北以来因、多脑两河为界。诸君若问沃古斯达何以不用代表之制，则无异怪当日之人，何以不用汽舟。夫邦域国家，且为雅里氏思想中所无有者，而幅员既广，犹用民权，真当日之人，所百思而不得其术者。后人但言罗马民权废而专制兴，不知只是市府之制不能用耳。须知代表之制，平易如此，而欧洲此法，必历千余年而后得之。英国始用，时当元世，其如何发现，请考《社会通诠》可也。

　　虽其制发现之迟如此，而至今日，则已成最要之机关。此在英国，当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其所代表，虽有缺漏不完，而民权则因之大立，此英国所以独享自由之号也。至法民革命，大陆民权始兴，而代表议院，至千八百四十八年而后立。至于今，若以选举权利而论，德、法民所有，且过于英。总之，自市府国家，不足自存，而民会废，中经千年专制贵族之治，至有元之世，欧洲之民权复萌，其所以萌，由用代表。代表须所代者之推举。推举之众，各国资格不同，享用此权，数有多寡，而政家遂以此觇各国自由程度焉。

第八会

　　前会所讲，乃国民以众治寡之制。今夕将以此制，暂行结束。但于结束之先，宜将其反对独治之制，略为宣究，庶几诸公，于现行政制，得愈明白。夫独治者，以一人而治亿兆，非今日五洲通称专制者耶？此自今人视之，有若人类之一厄，纯由小役大，弱役强，而后有如是之一果。是从政界之中，一言自由民权，则无所往而非福。一及独治专制，直无所遇而非殃。然而力征经营，奴用虏使，专制之治，固时有然。但我辈读史论世，觉独治之制，亦有不尽然者。诸公应记吾前会标一公例，谓国家治权轻重，因之自由多寡，常与国之外患内忧，比例而立。今言专制，此例又可见矣。盖专制之立，必有其所以立者。究其原因，起于卵翼小民，不使为强暴所鱼肉。如一国之中，强桀小侯林立，必天王专制于上，尊无与并，而后其民有一息之安。罗马之凯撒Caesar，英吉利之图德Tudor诸王，荷兰之沃郎支Prince of Orange，法兰西之元世诸下，皆以弹压群雄，为国民所归命，即因之而擅专制之柄。旧史具在，可复案也。即今俄国国民，方争立宪，其国往者，固专制中最坚之形式，国民附于沙皇［①］Tsar者最久。夷考其由，亦以非尊主权，无以制压布哇尔B0yars 诸酋之故。当日有女主，名安那者，以受布哇尔宪法，国民转群起叛之，必待毁此，而后相安。何者？彼知使俄皇而不专制，但为群下傀儡，将国民无喘息之时故也。即论今日之事，群下汹汹，笃而言之，亦非以尼古拉第二之专制也，乃缘此制既敝，大柄旁落，为群臣藩镇之所囚拘，侵剥下民，败坏国事。诸公既治此学，遇此等处，政宜细为分别，不可随众依人为议论也。

　　往者吾论自由，终乃揭言自由有不必为福之时；而今言专制，又云专制有时，且有庇民之实，此与诸公平日所闻诸学生志士者，无乃异欤？虽然，历史事实，不可尽诬，而不佞亦非为顽固者游说。但须知民权机关，非经久之过渡时代，民智稍高，或因一时事势会合、未由成立。而当其未立，地广民稠，欲免于强豪之暴横，势欲求治，不得不集最大之威权，以付诸一人之手，使镇抚之。此其为危制，而非长治久安之局固也，然在当时，则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矣。

　　更有进者，欲知专制一名词，所以为西人言治所深恶而痛绝者，宜察其中尚有他说存焉。盖西人以治权之出，有二本之不同，而不佞则以为一本而已。请先明二本之说：二本者，彼谓治权之出，有自上而达下者，有自下而逮上者，二者厘然，若旦夜之不可以合。入继大统，缵承丕基，以厥先祖父，受命自天，奄有此国。故诏书称制，各国皆同，而群下无敢越志。如此治权，当民情极为爱戴之时，则曰民之父母，名正言顺，此所谓自上达下者也。顾今之议者，则曰国民非王者之子女，即如前言，亦亶聪明首出庶物，而后作民父母。乃生帷幕而长阿保者，果亶聪明而首出庶物矣乎？必不然矣。是故其说不足存也。曰自下逮上者，彼人君之有权，不过为国权之所托付者耳。元后者，一国之公仆也。国有兆民，举其分子虽甚贱，而其全体则至尊小而譬之，国之君王，正如会邸公司之有经理领袖书记，乃社众畀之以权，取达社众之目的，非其人本有权利，而应为一公司一会邸之长魁也。假使其人行事，与社众之主义背驰，乃至群情不合者过半，斯其人义应告休，否则逐之可也。此等义法，卢梭《民约》，推勘最详。自其说兴，革命风潮，因之大起，此所谓国民无上之义是已。故挽近欧洲，以民主为最正之治制。乃至革命之世，兵权既盛，颇不乏专制之夫。如英之可仑谟尔Crommell，法之拿破仑，其侵夺黔首自由，岂减察理第一CharlesI、路易十四L0ulsXⅣ。而人不之攻者，则以为彼之得权，乃由民自乐与之，彼之行权，亦为国民而后有事，与旧君保其世及之权，而自上达下者异耳。

　　使政界之中，果有如是之分别，则不独前二语为吾辈所当牢记，而历史中所有最多之治制，如亚洲所今行，乃至欧洲诸国二三百载以前之所有，真皆成一片黑暗世界。其治民也，舍奴使虏用，纯恃压力而外，无他术可由。则言治之家，深恶痛绝，谁曰不宜？而无如其非事实也。何者？其制不可行也。虽欲行之，断断无此权力故也。言近古之霸主，似当为法之路易十四首屈一指。请试思路易十四之事，夫主之于奴，若白种之畜黑奴，至矣。然亦未闻纯用压力至于极点者，以其事非主人之利也。故所谓压力者，不过以势相临，谓主人有如是之压力，随时可用耳。凡为主人者，同利故相救，正如刚毅所言：“宁利友朋，不资奴仆。”由此言之，使路易而为国民之所逼，彼将引邻敌之力，以自压其民乎？而英伦、布鲁士，亦将为之出兵，代平内乱乎？顾历史中并无此事，而当时即欲为此，恐亦势所不能。然则路易计将安出？或曰路易所练之兵，正于此时用耳。虽然，所练之兵，非法民耶？而如前之言，法民皆奴仆也。然则彼奴仆之中，有其擐甲执兵，敢死任战者，此在路易，非危事耶？曰彼皆党于路易，爱戴路易，而为路易之爪牙鹰犬者也。然则路易之威权，固待兵而后具。兵，民也；民，群下也，是其治权，非自上而达下，亦白下而逮上耳。虽机关相异，而由国民附之，而后有权则一。近世政府，为民心所不附则倾，而路易十四，使其师徒叛之，则亦摇手不得也。然则彼卢梭诸公之政论，分治权为由上由下者，无乃似实而实虚。所谓霸主治民，犹家君约束其童稚者，亦无是处。

　　若云国民之中，有少数人，党附霸朝，以其部勒之密，训练之精，因此而生势力，得以压制多数之人，此其言近信。然欲得此少数人党附，亦须要结噢咻而后得之，是其权力非无所待，而对于此众，亦不得率意径行，是其人虽对余民为无责任，而对于此众有责任也。且吾所尤不解者，卢学每谓以力服人，为专制治法之所独，不知使真专制，其所具力，理应最少。雅理氏三制之中，最不能全仗自力者，莫专制若。谓专制以道德才智服人，谓少治众治，以力量制人，犹可说也。奈之何以专制之独夫，而谓其有制服亿兆之能力乎？且由此观之，专制之君主，无不借助于人之理。既借助矣，即对于人，不得率意径行。是故谓天下有无责任之贵族民主，于理可通，而云有无责任之专制者，古今真无此物。

　　此理自我辈观之，亦自明了。而古人之意，若有异者，则以天命之说Divine Right深入脑海故也。读班叔皮王命之论，则知汉人于宗教之迷信，而程伊川于商、周之际，亦有天命未去之说。至苏子瞻上神宗书，乃言人主所恃，人心而已。可知古人之于帝王，其得位行权，皆若天之所相，而又不言明其所以相之何如。果其灵异，存乎事实Objective，抑不过众人心里，信以为然Subjective。夫人君既为天之所立如此，是以东西宗教，莫不以尊君敬上，奉法怀刑，为斯人最重之名谊。政府得此，其势益隆，其植益固。虽然，使阴骘之言而信，则吴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鉴观有赫，所必由天眷而后存立者，初何必专制独治之政府而后然？即贵族庶建之治，倘非天相，乌能存乎!彼古人以天命属专制者，以所见政府，类多专制故耳。若夫近世，则有谓非民主立宪之治，必无当于天心教旨者矣。此真彼是各一是非之说也。

　　顾我辈于此，所当著眼者，在治权每得宗教之助而益张，与其所以为助之理。夫旧谓专制独治，止于以力服人，其说既为吾党之所破矣。若谓至尊之势，至重之威，天泽凛然，不可侵犯者，由于宗教为之辅。然岂皇皇上帝，果以雷霆风雨，助行权欤？或曰，是不然，宗教之力，不在形迹，而在人心意念之间。明为天命，尊为天子，于其实力，无几微增益也。而民之视之也，乃大有异，向无宗教，其不能得此无疑。路易十四，法人中之最为尪羸瘠弱者也，而其民视之，若圆光被体也者，顶礼崇奉，惟恐后人，亦因教言不敬君王，为天诛之所必及云耳。夫如是言，则专制之所以得宗教而益威者，其力正出于民心，虽不同于前者之以形，而其治权之自下逮上，非自上达下，又以明矣。

　　或曰，此特专制之谲术而已。夫独夫自力之无可言固也，然少数所以制多数者，以其部勒服习之不同，而一人之所以驭兆民者，亦以其法术机诈之不测。称天而行，居之不疑，有命自天，王者不死。凡此皆所以起颛愚之迷信，用以欺世盗权者也。虽然此等之事，必事势相成，暂而行之，或可得志。若谓历史中志制之主，悉山此术，则殊不然。试更以法之路易十四为喻。夫谓彼之所以制御国民，使人望之若天神而畏服者，此中宗教之作用甚多，此言们也。夫使事出于欺，而谓路易有欺其民之意，恐路易不任受也。何则？一是威仪典则，与夫称托之隆，凡所以成王者之贵者，路易固未尝自为，而有所受之者也。其义或萌孽于数千载之前，得宗教国俗，相与酝酿抱伏之，至于路易之身，而承其利。然而发明此义之神甫师儒，虽为路易所大利，而其人与路易之身，终为二而非一。非一故可以离，离则虽持与前反对之说可也。山此观之，将路易权力之重轻，非其身所得主，且有待于他人，使彼而欲权盛力张，将必于如是之众，微伺体察，常有以餍其情，而无失其意而后可。前谓路易之权，起于人心，今又见路易之权，起于持此人心者。是以史载路易十四之待教侣最优，而其国教侣，所以助其王亦最力。论者谓近古专制柄张，无有逾于路易者，而法民之尊王团结，亦无过于此时。直至其子路易十五之中叶，其民心乃一变。有是哉!路易之视教侣，无异拿破仑之视其兵也，而谓专制治权，由上达下可乎？

　　吾辈前路所发明，乃历史中要理，而将以破专制人君之所恃者。夫谓受命诸天，权发自上，此专制者之所喜闻也。虽孟子之论天命也，尝谓天命即徵诸民，而或以为其说但存于理想。顾吾辈求之东西历史，见凡专制之君，未有不俟民心之归、众情之戴而能立者。其所俟之多寡强弱不同，而即以此判成败。然则卢梭诸公，分政府为二等：一谓权发诸上，一为权发诸下者，其义荒矣。权未有不发诸下者也。虽然，专制之纯用压力，而以其民为奴虏者，固亦有之，是必见于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时，即前所指为无机体国家者。顾当此时，其用压力者，必不止一人，而常为胜家之有众。胜家之众，常为军旅，而统之以一雄，此又有机体之专制也。有机体之专制，虽欲奋一夫私权，以暴虐群下，其势不能，将必有其所俯顺者。其好恶不可不同，其甘苫不可不问，否则败矣。汉高非专制之尤者耶？然入关告谕，必得父老之心，而后天下可得。项氏失民，虽强终仆，可以证矣。若于西史求之，则英之图德诸王，法之路易十四，德之维廉，俄之亚烈山达Alexander，至今日之尼古拉Nicholas，皆如此矣。盖其国家形式既云有机，斯不能叛天演之公例。譬诸生理，脱有谓脑力独奋，而无待于通体血液之灌输补益者，诸公岂信之乎？

　　既知一国治权，必本诸下而后有，则向所举以为独治众治之区别者，不可用矣。颇怪世俗论治，必谓众治，乃有公益Commonwealth 可言：一若独治之君，则必以摧所下民为快者，此其说之误，不待论而可知。夫谓治权在手，不以公益为心，而专以莫予违为快者，专制本不尽然，即在并兼之世，固亦有伐罪吊民之事。若夫英之图德，法之路易，普之伏烈大帝等，其治权专制固也，而其号令举措，则未有不云以公益为目的者。特其为此也，则云已之行事，独对于天，乃有责任，其于国民，固无责也。此犹云其行事是非功罪，惟上帝乃足考察而赏罚之。至于国民，既为其所制矣，固不得而过问。虽然，论事当察名实，王者于国民无责，于名则然，而于实不尔。英之雅各第二，法之路易十四，皆自谓于国民无责者，然雅各则以始终误认而败，路易则以行与言反而全，可以见矣。

　　由前所言，而二公例可立。一，凡独治之权，未有不赖群扶而克立者，此群扶之力，其士大夫可也，其豪杰可也，其民可也，其兵可也，甚至由于他国之众亦可。如印度国家，其扶立之者，非印民也，乃英兵也。二，即在有机体国家，亦常有专制之形式，此种国家，虽无议院，其有待于国民之扶立则同。但所谓国民，不必大众。而在一部分之中。此一部分，大抵皆国民之秀，而有国家思想者。诸公闻此，回家时于故书中，试检苏子瞻《志林·战国任侠》一篇看之，将悟其说，与此有互相发明者。

　　诸公闻此将曰，此真异闻!天下安有国民而扶立专制，甘为奴隶者乎？使叩其民情，未有不欲得议院者也。吾应之曰：此在历史，亦不尽然。盖事势不同，民有虽欲立议院而不可者。此如俄国安那皇后康、雍间即位，当国时，欲立国会，舍贵族无可集为议员者，民以为与其受贵族鱼肉，转不如任至尊之专制，且约必大权不复旁落，而后载之，此其证也。乃至战争之世，其黜众治，而用专制者尤多。盖当此之时，以求存立为先，一切国民利益，众皆视为后图，而群附于战胜攻取之能者。使其事暂，将所推戴之人亦暂。使其事常，如国处难守冲散之地，如普鲁士，如路易十四以前之法国，皆必待边线已立，国有四塞之固，而后可议其余。不然，专制之治，不可以已。历史中如路易，如伏烈大帝，如拿破仑，其得位行权，皆由此理。不过，当知此等专制一立之后，虽事势变迁，其权无由解散。虽其始有救亡之用，而其终常为殃民之资，此其制所以为千古之诟厉耳。

　　但不佞所为诸公辨晰者，固不止于黜旧说，乃在于进新知。旧说谓专制之权，由上及下；众治之权，由下及上。吾所发明，乃谓专制之权，亦系由下而成，使不由下，不能成立。然则旧之界说，不可复用明矣。虽然，专制众治，固自有别，而其异果安在耶？此是第八会结穴问题。所谓图穷而匕首见者，不得不为诸公郑重出之。又近者吾国国家，方议立宪，立宪非他，即是众治。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一制，凡此皆相因而生，无由解免。故不佞继此所欲为诸公发明者，乃中国此后国家，与前此数千载国家之区别。不佞郑重以言，诸公不可不郑重以听也。

　　则问立宪国家与专制国家，其最要分殊，在于何者？此诚不易解决之问题也。政治之为科学，与他科学不同者，他科学如动植之类，吾辈之治之也，如堂上人听堂下之曲直。而政治不然，吾人身与其利害，而衡鉴易淆，一也。况所治之物，自鸣各殊，而不必皆实，二也。今使动物学家，欲为众生别类，彼懦懦戢戢者，方引首争鸣，吾为何等何科，有机无机，彼治其学者，未必不以所闻，转以茫然。今日世界国民，正复如是。吾近于街头，曾见《宪法古义》一书，意谓凡西人之宪法，皆吾古先所已有者。大抵吾人本其爱国之意，每见外人好处，总不肯说此为吾国所无，而十三经二十七史皆其傅会材料，名为尊我，实则大惑。又使诸公取前问题而叩之西人，彼亦将言人人异。彼将曰：立宪要点，其所以异于专制者，以下议院独有财政赋税之权，非国民所允诺，毫厘之利，不得横取，此谓囊橐法权RightofPurse云云。虽然，其说误也。盖使下议院之势诚重，所操法权，且不止此，若其诚轻，将并此无之。夫既有国家，则办事不能无费。西国上古王公，自有产业，山泽苑囿，遍于国中，无俟取于民而后足，此所谓水衡之钱是已。当此之时，虽有囊橐法权，不足窘政府也。且政府所为多矣，今置他端不问，而独禁其取财，亦未见其财之果可保也。不知此乃当时君民争执之顷，彼民见此，为其上之所急，得挟此以要之，取以达其最大之目的。后之论者，乃指术为鹄，失之远矣。

　　或又曰，立宪之与专制异者，在立法与行法，权界分明之要点。议院主于立法者也，国君宰相，下至百执事，行法者也。唐人有言，不经风阁鸾台，何名为勅。而西人亦云，非经国会公允，不得称制，著为律令。十七世纪英国风潮，所争即此立法权独立之事。此其为说，较前稍优，然而亦未尽合。夫三权分立，孟德斯鸠《法意》论之详矣。故法国初立议院，凡行政诸官，不得列坐其中。然而立政机关，因此大窒，此于事理至为易明。假如将为理财立法，而摈户部，是户部所历甘苦，于议法时，毫无用处。又如将为教育立法，而摈学务大臣，其所立章程，亦岂有当？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此言而信，则此等权界，且不可立。总之，凡此等处，各国议院法制，各有不同，而民权所伸，亦以大异，中间可以谛论者极多，惜非此时，所能为诸公推竟究耳。

　　大抵欲知专制立宪之异，考诸旧说，不如观见时之所实行。试举英国宰相，其为行法权固也。然以一官，为立法权之领袖，一切新法皆由宰相发起；而其身之进退，则视下议院之从违。使其议为院中舆论所归附赞成，言听计从，则其权最大；设舆论与之出入依违，则其人为处危疑之地；乃至院论与之显然反对，则宰相惟有奉身而退，明日他人入代，而组织新政府之事见矣。宰相为政府领袖，而其兴废，依于民情如此。

　　吾前者不云乎，一切政府，即在专制，其权力之成，必由群下，不过广狭殊耳。夫政府所建名号，千诡万殊，或国君其视土地，犹私家之视田业；或云天之所立，作君作师，而有符瑞感生以为天命之据。此其真伪诬信，姑不具论，但名号建矣，而所感召谁乎？必有众也。假有众相与不承，彼又乌从而得力？故名号建于上者，其归顺拥戴者存乎下，凡政府皆然。独至立宪政府，其归顺拥戴者，存乎通国太半之民，即不然，亦必有国家思想之众太半归之。

　　然则专制、立宪二者，其为群下所拥戴既同，而二者不同安在？应之曰：舆论者，拥戴之情之所由宣也。专制之政府，无以为宣达测视舆论之机关，而立宪之政府有之。一令之行，一官之立，舆情之向背，不独显然可见也，而多寡之数，亦至著明。其向背与多寡，皆于议员之出占投票而得之。

　　此谓舆情向背多寡，有议院以为宣达测视之机关者，即无异言国民得此，而有其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机关也。

　　此为政治学最紧要之公例，恐诸公不能猝喻，不佞不妨反覆推言，期于必明而后已。今由前路所发明，诸公当晓然，无论何等国家，其中皆有此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权力。建立者，由无而使有；维持者，由有而使存；破坏者，由存而使亡。此种权力必有所寄，在民，在兵，在本国，在外国；为公，为私，为善，为恶，无不可者。但此种权力，有得其机关，其力有以达者；亦有不得机关，其力散漫隐伏，无以达者。虽然，散漫隐伏矣，而政府之立仆必视之。今假向日维持政府之权力，以有因缘，坐而中变，此即言政府所倚其扶立拥戴以为存者，乃今不愿扶立拥戴之。然坐无机关，此变未由宣达，而居上之人，亦坐无此机关，未由测验，懵然不知。诸君试思此时国家现象，要当何如？曰：此如汽箱，外无汽表，早晚炸耳。炸者何？乱也。炸者何？革命也。此革命而乱者，皆坐无以为宣达测验舆情之机关耳，皆坐无国会议院耳。

　　往者俄罗斯，无国会议院之国也，其历史所载，君若相死于非命者最多，此理有必至，势有固然者也。彼俄君臣，未尝不知也。是故不欲其民有国家思想，迷信之以宗教，困阨之以教育，而终则临之以兵，然而其效可睹已。至于英国，则四百年无暗杀之事，此其中亦有天幸。而最足异者，则佐治第三GeorgeⅢ，以风狂不惠之身，享国六十年，而庶政日兴，国日强富。无他，有机关焉，以达此国民众治之力故耳。专制之国，国主当阳，而宰相辅治，宰相之黜陟由人主。立宪之国，人主仰成，宰相当国，而宰相之进退由国民。此英国至今，所以可决言其无革命之事也。虽然，谓英国无革命可，谓英国时时革命亦可。一政府之改立，皆革命也。专制之革命，必诛杀万人，流血万里，大乱数十年十余年而后定。英民革命，轻而易举，不过在议院占数之从违。庄生有言，万死方不死。真立宪制，政如是耳。此国家景命，所以灵长，而有万世不倾之皇室也。

　　是故有无议院国会为建立破坏政府之机关，专制立宪二政府不同在此。不佞于政治，本非专门，承诸公厚爱，为此八夕讨论。然此中多采近世西儒成说，而为众论所推服者，非敢臆造。所惜八会，为时过促，于诸制尚不能详。今请为诸公总前所言，而立政治要例十二条如下：

　　一、凡有政府，则有约束，约束必以压力，无自由者。

　　二、政府以专制为常，以众治为变，如军中惟一主将，法廷惟一士师。

　　三、然以一身而御众人，其力常不足者也，故其势不能无待于群扶。

　　四、群扶之力，必自靖自献而后可，至其为此之义利公私，乃所不论。

　　五、故一国之中，不仅治人、治于人二方面而止，而常有扶持政府者，为之居间，成三方面：治者、扶治、受治。

　　六、既能扶之，斯能倾之，亦能造之。是故扶持政府之权力，即建造政府之权力，亦即破坏政府之权力也。

　　七、但此种权力，常无机关；或有机关矣，而未正名为扶持政府者。如法之路易十四，几为全国民心之所归，然无机关以达群扶之力。英之可伦谟尔O.Cromwell，以兵众自辅，可谓有机关矣，然其名则为他用，不曰扶持其所立政府者也。此等现象，见于专制之国最多，于吾中国，正复如是。

　　八、政界天演，程度既高，则其国不独有扶倾政府之权力，而又有扶倾政府之机关，以宣达扶倾政府之权力。

　　九、机关未具，则扶倾政府之权力，其用事也，常至于横决。此一治一乱之局之所以成，而皇室无不终于倾覆之理。机关既具，前之权力，不但宣达有从，又可测视，得以及时，为之剂泄，而乱无由作。此立宪之国所以无革命，而代表之皇室所以不倾。

　　十、立宪之国会，于国事无所不闻者也，其实乃无所问，要在建造扶持破坏其见行之政府，以此为其大职而已。

　　十一、机关未具，扶倾政府之权力，每患不偏不公，或见或隐。其政府有独治一国之外形，不知其力之实起于下，则转以扶持者为忠顺，破坏者为叛逆，且以其物为天命之所授，而一切矫诬符命之事起矣。

　　十二、如此者，谓之君主，谓之专制；而若前所言者，谓之众治，谓之立宪。

注释：

　　第 1241 页［*］《政治讲义》，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出版的《严几道先生遗著》中全录此书，係根据严复四子严璿家藏稿本排印的，文字和商务本略有不同，但错字较多。今据商务本排印。商务本中之明显错误和不妥处，据新加坡本校改。本书所译人名、地名，今参照新加坡本，将原名附后，以便读者。

第 1252 页［①］原文如此。

　　第 1267 页［①］商务本作“生病老死”，今从新加坡本。

　　第 1275 页［①］商务本作“击鲜渔猎”，今从新加坡本。

　　第 1283 页［①］商务本作“适通”，今从新加坡本。

　　第 1305 页［①］商务本作“扎尔”，今从新加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