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
光绪十四年十月
奏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闻言事有越职之禁者，所以定名分也;辟门有传言之典者，所以采刍荛也。定分以靖臣下之心，采言以通天下之气。臣猥荷天慈，蒙被荫典，入监读书，虽复疏贱，然自祖父世受国恩，区区之私，常怀报称。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顷河决久不塞，兖豫之民，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
而尤可骇痛者，奉天大水，山涌川溢，淹州县十余;甚至冲及永陵山谷，哆圮坍坼，凡十八山，形势全改，今上海新报馆绘图募赈，遍传各省。伏念永陵为我朝发祥之地，岸谷告变，震动非常，以为皇太后、皇上闻此奇变，必悚惶震悼，戒励群臣，痛哭戒誓，乃伏处下风，未闻有恐惧责躬，求言恤民之特诏;亲臣重臣，卿贰台谏，受国厚恩，亦未闻有直言极谏痛哭入告之封章。内而侍臣，外而藩僚，不闻一言，下而部寺司员，亦不闻一言。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臣所为忧愤迫切，瞻望宫阙而惓惓痛哭也。
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曰：“近来条奏，多系细务，未见有规切朕躬者;朕一日万几，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良由诸臣畏惮忌讳，不敢进谏耳。朕虽不德，于古帝王纳言容直，每怀欣慕，朕躬如有过失，诸臣须直谏无隐，言之过戆，亦不谴责，钦此。”此真开国圣人省身求言之极则也。
伏惟皇太后、皇上聪听彝训，乐闻谠言，臣窃慕汉、宋时大学生刘陶、陈亮有上书之义;近咸、同时，监生周同毂、贡生黎庶昌递折言事，荷蒙列圣嘉纳，故敢不避斧钺之诛，披沥血诚，忘其僭越，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方今中外晏然，上下熙熙，臣独以为忧危，必以为非狂则愚也。夫人有大疠恶疾不足为患，惟视若无病，而百脉俱败，病中骨髓，此扁鹊、秦缓所望而大惧也。自古为国患者，内则权臣女谒，外则强藩大盗而已。今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体清明，内无权臣女谒阉寺之弄柄，外无强藩大盗之发难，宫府一体，中外安肃，宋、明承平时所无也。臣独汲汲私忧者何哉?诚以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
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藏卫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阴图其地，至今乃作衅焉。
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渐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诱我民，今遍滇、粤间，皆从天主教者，其地百里，无一蒙学，识字者寡，决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诱之。又滇、越、暹罗间，有老挝、万象诸小国，及猓苗诸种，法人日煽之，比闻诸夷合尊法神父为总统焉。法与英仇，畏英属地之多也，近亦遍觅外府，攻马达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专力越南以窥中国，数年之后，经营稍定，以诸夷数十万与我从教之民，内外并起，分两路以寇滇、粤，别以舟师扰我海疆，入我长江，江楚教民从焉，不审何以御之?
夫敌国并立，无日不训讨军实而虞敌之至也。迩者德法之争，十三日失和，十七日德以兵二十四万渡礼吴河而压法境矣。兵势之速如此，而我兵不素练，器不素备，急乃徐购募以应之，虽使廉颇、韩信为将，庸有幸乎?又美人逐我华工，英属澳大利亚随之，将来南洋诸岛纷纷效尤，我民出洋者千数百万，中国漏 于洋货久矣，稍借此补其尾闾，若不保护，还无所业，必为盗贼，金田之役，将复起矣。
昔甲申之事，法仅以一、二舟师惊我海疆，我沿海设防，内外震动，皇太后、皇上宵旰忧劳，召问诸臣，一无所措，乃旁皇募兵购炮，所费数千万计，而安南坐失矣。且是时犹有左宗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冯子材、曾国荃、岑毓英、刘锦堂、王德榜等，皆知兵宿将，布列边外，其余偏裨亦多百战之余，然已兵威不振，人心畏怯如是。今则二三宿将重臣渐皆凋谢，其余旧将皆已耄老，数年后率已尽，即偏裨之曾列戎行者亦寡，而强邻四逼于外，教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我既弱极，则德、奥、意、丹、葡、日诸国亦狡焉思启，累卵之危，岂有过此，臣所为日夜忧惧也。
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然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譬彼病痿，卧不能起，身手麻木，举动不属。非徒痿也，又感风痰;百窍迷塞，内溃外入，朝不保夕，此臣所谓百脉败溃，病中骨髓，却望而大忧者也。今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才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患无学，此数者，人皆忧之痛恨焉，而未以为大忧者也。
夫先王之治，于理财至精也。《周礼》：“三农生九谷，园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泽之材，薮牧养蕃鸟兽，又有草人、稻人化土宜焉。”善乎《礼记》之言曰：“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管子日：“慎民在举贤，慎富在务地。”夫有土此有财，而以政事纬之。地利既辟，于是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材任能，岂有以中国地方万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多，而患贫弱哉?故臣皆不以为大忧也。臣所大忧者，患我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而已。
伏惟皇太后、皇上敬天勤民，法祖宗，用耆旧，圣德之美逾越今古，臣敢以为无欲治之心何也?窃.见与强夷和后，苟幸无事，朝廷晏安，言路闭塞，纪纲日隳。顷奇灾异变，大告警厉，天心之爱至矣，不闻有休惕修省之事，上答天心。又古者灾异策免三公，枢臣实秉国钧，亦无战兢之意，未闻上疏引罪，请自免谢，泄泄如是。而徒见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驰驱乐游，电灯、火车奇技淫巧，输人大内而已。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天命无常，而民穷难保，栋折榱坏，谁则能免，臣所为夙夜忧惧，不敢畏而自隐也。
伏惟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临政之日，不为浅矣，所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雪列圣之仇耻，固万年之丕基，宜有在矣。乃事无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乱将至者何哉?以为所任非其人欤?则以皇太后、皇上之明，岂敢谓尽非其人;以为所由非其道欤?则以皇太后、皇上之圣，岂敢谓尽非其道;而遂以致此者，得毋皇太后、皇上志向未坚，无欲治之心故耶?今天下所忧患者，曰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材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皆无学。臣虽痛恨之，皆未以为大患，独患我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而已。夫诸苑及三山，暨圆明园行宫，皆列圣所经营也，自为英夷烧毁，础折瓦飞，化为砾石，不审乘舆临幸，目睹残破，圣心感动，有勃然奋怒，思报大仇者乎?若有此也，臣欲銮驭日临之也。然亦未闻有兴发耸动之政焉。天下则以为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也。以皇太后聪明神武，临政二十年，用人如不及，从善如流水，当同治初年，励精图治，起翁心存、李棠阶相机务于内，用曾国藩、左宗棠治戎事于外，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韩超并由道员擢受巡抚，刘蓉且以诸生超授抚藩，开诚心，布大度，孜孜求治，用能芟夷大盗而至中兴。臣每伏读穆宗毅皇帝圣训，未尝不感极起舞而至于流涕也。
又光绪八九年，用人行政，赫然有兴作之意，臣窃谓皇太后、皇上有光明圣德，可与为尧、舜之治也;所以倦勤者，得无以励精已久，而致治无期耶?臣维同治初年，大乱甫定，上下肃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补之自强，此中国图治第一机会也。然圣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变法故也。
光绪八九年，宫廷赫然求治，士风大变，譬久病稍起，非更加医药，不能骤廖，此中兴第二机会也。不幸法夷入寇，于是复蹶.得无有谗匿之口，间于左右，以为臣下能言者不周于用乎?夫人各有能有不能，通治者未必知兵。夫天下多才，不能以一人偾事，而尽疑天下之才。岂圣意以为尝图治矣，而辅相无人，因而渐怠耶?生谓中遭事变，所以不竞厥施者，不慎选左右故也。如使皇太后、皇上优危惕厉，震动人心，赫然愿治，但如同治、光绪初年之时，本已立则末自理，纲已举则目自张，风行草偃，臣下动色，治理之效，必随圣心之厚薄久暂而应之。臣所欲言者三，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
夫法者，皆祖宗之旧，敢轻言变者，非愚则妄。然今天下法弊极矣。六官万务所集也，卿贰多而无所责成，司员繁而不分委任，每日到堂，拱立画诺，文书数尺，高可隐身，有薪炭数斤之微，银钱分厘之琐，遍行数部者，卿贰既非专官，又多兼差，未能视其事由，劳苦已甚，况欲整顿哉?故虽贤智，亦皆束手，以为周公为今冢宰，孔子为今司寇，亦无能为，法弊至此，求治得乎?
州县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赋、税、教、养合责于一人，一盗佚、一狱误、一钱用而被议矣，责之如是其重，而又选之极轻，以万余金而卖实缺焉。禄之极薄，以数百金而责养廉矣。其下既无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无汉人三老、啬夫之化，而求其教养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书，皆欺饰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选贤才也，仍用签除;武举以为将帅也，乃试弓石;翰林以储公卿也，犹讲诗字;其他紊于法意，而迂于治道，舛乱肴决，难遍以疏举。是以皇太后、皇上虽有求治之心，而无致治之效也。
今论治者，皆知其弊，然以为祖宗之法，莫之敢言变，岂不诚恭顺哉?然未深思国家治败之故也。今之法例，虽云承列圣之旧，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抚有天下，不用满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遗制，不过因其俗而已，然则世祖章皇帝已变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董子曰：“为政不和，解而更张之，乃可以理。”《吕览》曰：“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设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贝勒旧法，分领天下，则我朝岂能一统久安至今日乎?故当今世而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
今之时局，前朝所有也，则宜仍之，若知为前朝所无有，则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与治敌国并立之世固异矣。昔汉臣魏相专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谓凡人士上利害，一切不行，此宜于治平之世也。若孙叔敖改纪，管仲制国，苏绰立法，此宜于敌国并立之世也。今但变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周、汉之法意，即深得列圣之治术者也。皇太后、皇上知旧法之害，即知变法之利，于是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变通尽利，裁制厥中，如欲采闻之，则农夫耕而君子食焉，臣愚愿尽言于后也。 尤望妙选仁贤，及深通治术之士，与论治道，讲求变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
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况以中国地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礼治之美，列圣所缔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君上之尊宜矣，然自督、抚、司、道、守、令乃下至民，如门堂十重，重重隔绝，浮图百级，级级难通。夫太尊则易蔽，易蔽则奸生，故办事不核实，以粉饰为工， 疾苦不上闻，以摧抑为理。至于奸蠹丛生，则虽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变之为愈矣。
今上下否塞极矣。譬患咽喉，饮食不下导，气血不上达，则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古者君臣有坐论之礼，《大学》之美文王曰“与国人交”，《诗》曰：“哟哟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言恳诚发乎中礼，群臣若嘉宾，故群臣尽心，下情既亲，无不上达，则奸消弊缩，虽欲不治，何可得哉?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周有土训、诵训之官，掌道地图、地慝、方志、方慝，汉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议郎，专主言议：今若增设训议之官，召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则皇太后、皇上高坐法宫之中，远洞万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以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宜通下情久矣。然今犹壅噎底滞者，得无左右皆宦官宫妾，壅塞聪明，而无学士大夫与论治耶?即有其人，亦皆谗馅面谀之人，而非骨鲠直亮之士耶?不然，以圣德之茂，何未能日缉熙于光明也?
古者师傅以傅德义，史官以记言动，侍御、仆从罔非正人，绳愆纠谬，格其非心，所以养之深而培之密者如此。故君德易成。暨于汉制，君臣犹亲，袁盎、汲黯入内燕见，而唾壶、虎子、执戟皆妙选良士，如东方朔、孔光、扬雄为之，犹有古义也。明年皇上大婚礼成，亲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声色之防;圣德日新，宜慎近习之选。所谓慎者，辨忠佞而已。伊尹曰：“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故承颜顺意者，佞臣也，弼违责难者，忠臣也;逢上以土木声色者，佞臣也，格君以侧身修行者，忠臣也;欺上以承平无事者，佞臣也，告上以灾危可忧者，忠臣也。《书》称“毋以侧媚，其惟吉士”。孔子称去谗贱货，所以修身。伏愿皇太后、皇上熟辨之，去谗慝而近忠良，妙选魁垒端方通知古今之士，日侍左右，兼预燕内以资启沃，则德不期修而自修矣。皇上正一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士节自奋，风俗自美，余事何足为哉!
臣伏惟念祖宗辛苦经营，休养生息，有此天下，置之安危，在今日矣。今不筑金汤之，而筑丹雘之宫，不游勋华之世，而游薮囿之内，臣窃为皇太后.、皇上惜之。故从臣之言，及今亟图，犹为可治，律朝廷益尊，宗社益固，令德神功，播闻后嗣。否则恐数年后，四夷逼于外，乱民作于内，于时乃欲为治，岂能待我十年教训乎?恐无及也。今皇太后、皇上即不自为计，独不为天下计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为列祖、列宗计乎?即幸而天命眷顾，仅能图存，设令敌人割我尺土寸地，皇太后、皇上何以对列祖、列宗乎?《易》日：“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孟子》曰：“盘乐怠敖，是自求祸。”伏愿皇太后、皇上念列圣付托之重，答天心警示之勤，无忘庚中之变，震悼祖陵之灾，特下明诏，引咎罪己，誓戒群下，恐惧修省，求言图治，则宗庙幸甚，天下幸甚。臣草野愚贱，罔识忌讳，竭露愚诚，干冒宸严，不胜战栗惶悚之至。伏惟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察。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上清帝第二书（上今上皇帝书） 清 康有为
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请代奏事：
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此外尚有缴械、献俘、迁民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覆，数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风数日，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
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构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良由误于议臣之言，以为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动，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又以群义纷纭，虽力摈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若隐忍求和，犹苟延旦夕也。又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事，如庚申以后也。左右贵近，论率如此。故盈廷之言，虽切而不入；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
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举人等栋折榱坏，同受倾压，故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
何以谓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故谓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此理至浅，童愚可知，而以议臣老成，乃谓割地以保都畿，此敢于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
诸国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其来必速。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而卒无一炮震于大沽者，盖深得吾情也。恐诸国之速以日本为师也，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以此诘之，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而都畿之不震也，则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皇上亦可以翻然独断矣。或以为庚申和后，乃有甲申之役，二十年中可图自强，今虽割弃，徐图补救。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卖天下者也。
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棔，如马之在埒，如决堰陂之水，如运高山之石，稍有发动，不可禁压，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昔者辛巳以前，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翦，不过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后，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症脉俱见，不待卢扁，此举人等所为日夜忧惧，不惮僭越，而谋及大计也。
夫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礼，鼓舞夷心，更速其亡。以皇上圣明，反复讲辩，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当独断圣衷，翻然变计者。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和可战，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断无敌国外患之来。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何谓鼓天下之气也？天下之为物，譬犹器也，用其新而弃其陈，病乃不存。水积为淤，流则不腐；户闭必坏，枢则不蠹；炮烧则晶莹，久置则生锈；体动则强健，久卧则委弱。况天下大器日摩洗振刮，犹恐尘垢；置而不用，坏废放失；日趋于弊而已。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非不可用也。而将吏贪懦，兵士怯弱，乃至闻风哗溃，驯至辱国请和者，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是有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也。
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开创之圣人也，而顺治十八年中，责躬之诏屡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艰难，中兴之盛功也，而同治元、二年开罪己之诏至切。天下臣民，伏读感泣，踊跃奋发，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所由来也。《传》谓：「禹、汤罪己，兴也勃焉。」唐臣陆贽谓：「以言感人，所感己浅，言犹不善，人谁肯怀？」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皇上为人子孙，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然于今经年，未闻有罪己之诏，责躬咎厉，此枢臣辅导之罪，宜天下之有望于皇上也。
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时下明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人怀怒心，如报私仇。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奔走驰驱，可使赴汤蹈火，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诏宜下也。
皇上既赫然罪己，则凡辅佐不职、养成溃痈，蔽惑圣聪、主和辱国之枢臣，战阵不力、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之将帅，与夫擅许割地、辱国通款之使臣，调度非人、守御无备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胆，或轻予褫革，以蔽其辜，诏告天下，暴扬罪状。其余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咸令自陈，无妨贤路。庶几朝廷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此明罚之诏宜下也。
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后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
将帅若宋庆、依克唐阿，疆吏若张之洞、李秉衡，谅山旧功若冯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或内综枢柄，或外典几疆，以鼓舞天下。夫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材；用耆老者，可以为守常，不可以为济变。不敢言远者，请以近事言之。当同治初年，沈葆桢、李鸿章、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阎敬铭则由臬司擢抚山东，左宗棠则以举人部员赏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陕西巡抚，用能各展材能，克佐中兴。若汉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测之刑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业。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屡诏举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皆引见擢用，此诚圣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今日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夫有非常之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宋臣苏轼谓：「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材，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
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赏罚不行，则无以作士气；赏罚颠倒，则必至离民心。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苟三诏既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
何谓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故娄敬挽辂，汉祖移驾，宋汴梁无险，致敌长驱，徽、钦之辱，非独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险阻无有，京师孤立。近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此次和议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既失矣，国何可守？故今日大计，必在迁都。
请以前事言之。我朝当道光之时，天下全盛，林则徐督粤，邓廷桢督闽，迭败英酋朴鼎查、额尔金之兵。而移师天津，即开五口，而偿二千万矣。其后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咸丰八年，皆始战终和，借京师以为要挟，诸口益开，巨款累偿。暨庚申之变，我文宗显皇帝至为热河之狩，焚烧御园，震惊宗庙。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余烬尚在。由是洋人掉臂都畿，知吾虚实。此事非远，皆诸臣所目击，前车易鉴者也。寻五十年来，吾大臣用事及清流进议者，不深维终始，高谈战事。及震动津、沽、宫廷惶骇，则必以战无把握，输款求和。于是尸位无耻之流累借和议以容身。朝廷虽深知主战之直，必不见从；亦明知议和之非，俯徇所请。盖实患既至，非复空言所能抵塞。故外夷所累藉以胁制者，皆以吾京师近海之故。彼虽小丑，无求不得；吾虽大胜，终必请和，亦既彰明较着矣。用事者既不早为自强之谋，又不预作迁都之计，夷衅既开，虚侨空谈，相与言战，乃稍败衄，震动畏缩，苟幸得和，乃至割根本之地、弃千万之民而亦为之，其不智而失计亦甚矣。
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弃民者，为保都畿，安乘舆也。微论将来外夷继轨，都畿终不能保，乘舆终必致惊，而以区区十里之城，弃千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以后事料之，诸夷知我之专保都畿也，咸藉端开衅，阳攻都畿以索边省，我必将尽割沿边十余省，以保都畿，是弃天下万里之地、数万万之民，以易区区之都城也。
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岂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为至计哉！以五十年来前后今事考之，吾之款和输割，皆为都畿边海之故，其事易征，其理易明。昔者苟能自强，虽不迁都，犹可立国；今日虽欲自强，而外夷连轨，计不及待。故非迁都，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岂不痛哉！
故今日犹言不迁都者，非至愚病狂，则甘心鬻国。大臣既不能预鉴于前，而至辱国，又不补救于后，必至丧邦。皇上圣明，试以诘难诸臣，当无从置喙，或下群臣集议，当亦从同，而后宸衷独断，定议迁都，以安宗庙而保疆土，无逾于此。
或谓我能往，寇亦能往，我迁都以避，寇深入以争，自古迁都之谋，皆遂为偏安之计，此明臣于谦所以力争，而庚申所以止议也。不知古今异形，今昔殊势，外夷政由议院，爱惜民命，用兵甚慎，不敢深入，与古不同，今日本用兵已可概见。我即迁都，可以力战，虽沿边糜烂，而朝廷深固，不为震慑，即无所胁制，主和者无所容其身，主战者得以激其气。岂不鉴于五十年事，而尚以为孤注哉！独不畏徽、钦之辱乎？
或谓国君有死社稷之义，此尤不达经义之讆也。夫国君者，诸侯之谓，以社稷受之天子，当死守之，犹今地方有司，有城池之责比耳。若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城之为？明庄烈帝既为迂儒所误，明社遂屋，岂可复以此误我国家哉！且一朝而有数都，自古为然，商七迁，周营三邑，汉室二京，唐世两都，及明祖定鼎金陵，永乐乃迁燕蓟，以太子留守南京，宫殿官僚，悉仍旧制，择有司扈从行在，庙社官署，随时增修，永分两京，可以为法。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渖，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近虽水利不开，漕运难至，然都畿既建，百货自归，若借机器督散军，亦何水利之不开哉？
夫京都建自辽、金，大于元、明，迄今千年，精华殆尽。近岁西山崩裂，屡年大水，城垣隳圮，闾阎房屋，倾坏无数。甚者太和正门、祈年法殿无故而灾，疑其地气当已泄尽。王者顺天，革故鼎新，当应天命，谓宜舍燕蓟之旧京，宅长安为行在。然人情乐于守常，难于移动，以盘庚迁殷，诚论至烦「三诰」，以魏文迁洛，世臣犹有违言。
盖世臣大家，辎重繁多，迁徙不易，听其变旧，庶免阻挠，自非大有为之君，不易破寻常之论。魏文南征，永乐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皇上既讲明利害，远之防诸夷之联镳，近之距日本之胁制，急断乃成，亟法汉高，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六龙西幸，万人欢庆。幸当讲和之时，民心稍静，择亲藩之望重者留守旧京，车驾从容西狩，择百司扈从，以重兵拥卫，必不虑宵小生心。日人虽欲轻兵相袭，数日乃抵津、沽，而我大云集都畿，犹可一战，彼岂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之险哉？然后扼守函、潼，奠定丰、镐，建为行在，权宜营置，激厉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糜烂，必不为和。日本既失胁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
何谓强天下之势也？凡两物相交，必有外患，兽有爪牙之卫，人有甲冑之蔽，列国并立，兵者，国之甲冑也。昔战国之世，魏有武卒，齐有轻骑，秦有武士。楚庄投袂，屦及剑及，即日伐宋。盖诸国并骋，无日不训讨军实，国乃可立。今环地球五十余国，而泰西争雄，皆以民为兵，大国练兵至百余万。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乃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图。其阵法、营垒、器械、枪炮，日夕讲求，确有程度。操练如真战，平居如临敌，所由雄视海内也。日本步武其后，遂来侮我。而我犹守大一统之旧制以待之，不训兵备，至有割地款和之事。今日氛未已，不及精练，然能将卒相知，共其甘苦，器械精利，壮其胆气，亦可自用，选将购械，犹可成军。
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老将富贵已足，无所愿望，或声色销铄，精气竭衰，暮气已深，万不能战。即或效忠，一死而已，丧师辱国，不可救矣。近者杨芳失律于粤城，鲍超骄蹇于西蜀，令彼再如为兵时跳身坐炮眼上，岂可得哉？
此赵惠王所以致疑于廉颇，光武所以不用马援也。伏读《圣祖仁皇帝圣训》，亦以老将气衰不能用，此真圣人之远谟也。惟少年强力，贱卒怀赏，故敢万死以求一生。故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且外夷战备日新，老将多恃旧效，昧于改图，故致无功。今请更练重兵，以待敌变。都畿根本至重，必有忠勇谋略下士爱民之督抚，如李秉衡之流者，专督畿辅之军，假令便宜，令其密选将才十人，不拘资格，各练十营，日夜训练，厉以忠义，激以国耻，择其精悍，优其饷糈，以为选锋。既有李克用之义儿，李成梁之家丁，缓急可恃，得此五万，都畿可守。再有将才，可以续练。前敌之宋庆、魏光焘、李光久，宿将之冯子材，并一时人望，可咨以将才，假以便宜，悉用选锋，厉以仇耻，沿边疆臣，亦宜选振作有为之人，不宜用衰老资格之旧，各选将才，各练精兵万人。并饬绅士各自团练，遇有警迫，坚壁清野，并请敕下群臣，外至守令，传谕绅士，有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不拘资格，悉令荐举，引见拔用，或交关内外军差遣。各县草泽中，皆有魁梧任气忠义谋略之士，责令州县各荐一人，拔十得一，才不可胜用，必有千城之选，足应国家之急者。是谓选将。
《管子》谓：「器械不精，以卒予敌。」外夷讲求枪炮，制作日新。枪则德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有沙士钵枪，英有亨利马梯尼枪，美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有俾尔达奴枪，而近者英之黎姆斯枪为尤精。炮自克虏伯炮、嘉立炮外，近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以及暗炮台、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敌戎衣、测量炮子表，巧制日新。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制新器，曰苗也理枪。而我中国未能创制，只购旧式，经办委员不解制造，于坚轻远准速无所谙晓，或以旧枪改充毛瑟，贪其价廉，乃不可用，其中饱者益无论。闻近来所购者，多暹罗废枪，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而中国以十二两购之。查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每分时枪十余响。光绪三年，俄之攻土，枪三十余响。至日之犯我，枪乃六十余响。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故吾非悬重赏，以厉新制，不足取胜。今不及办，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敌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械。
又我南洋诸岛民四百万，虽久商异域，咸戴本朝。以丧师割地为外夷姗笑，其怀愤怒过于内地之民，其人富实，巨万之资以数千计，通达外情，咸思内归中国，团成一军，以雪国耻。特去天万里，无路自通。若派殷商，密令举办，派公忠智略通达商情之大臣领之，或防都畿，或攻前敌，并令联通外国，助攻日本，或有奇功。所谓练兵以强天下之本者，此也。
然凡上所陈，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伏念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冗散万数，甚且鬻及监司，教之无本，选之无择，故营私交赂，欺饰成风，而少忠信之吏。学校则教及词章诗字，寡能讲求圣道，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相传，而少才智之人。兵则绿营老弱，而募勇皆乌合之徒。农则地利未开，而工商无制造之业。其它凡百积弊，难以遍举。而外国奇技淫巧，流行内地，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刚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亡，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
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户部岁入银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大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今奇穷之余，急筹巨款，而可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今天下银号报明赀本，皆存现银于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禄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流通，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以十八行省计之，可得万万。既有官银行，上下相通，若有铁路、船厂大工，可以代筹，军务、赈务要需，可以立办。国家借款，不须重息中饱，外国汇款，无须关票作押。公款寄存，可有入息，钞票通行，可扩商务。今各省皆有银票钱票，而作伪万种，利不归公，何如官中为之，骤可富国哉？此钞票宜行一。
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俗。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可更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夫铁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关外，久已兴筑，今方连兵，其效已见，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费巨难筹耳。若一付于民，出费给牌，听其分筑，官选通于铁路工程者，画定行省郡县官路，明定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凡军务、运兵、运械、赈荒，皆归官用，酌道里远近，人数繁寡，收其牌费。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天下铁路牌费，西人计之，以为可得七千万，且可移民出于边塞，而荒地辟为腴壤，商货溢于境外，而穷闾化为富民。俄人珲春铁路将成，边患更迫，但为防边已当亟筑，况可得巨款哉？且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此铁路宜行二。
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利通达。今各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着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出费领牌，听其拖驶，可得巨款。此机器轮舟宜行三。
《周官》「矿人」，汉代铁官，开矿之法久矣。美人以开金银之矿富甲四海，英人以开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十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如云南铜、锡，山西、贵州煤、铁，湖、广、江西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铅，四川铜、铅、煤、铁，其最著者，互古封禁，留待今日。方今国计日蹙，虽极节俭，岂能济此艰难哉？家有重宝，而仰屋嗟贫，无策甚矣。山西煤、铁尤甚，星罗棋布，有百三十万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为甲于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尽。又外蒙古，阿尔泰山即金山也，长袤数千里，金产最着，苗亦平衍，有整块数斤者，俄人并为察验绘图。至滇、粤之矿，尤为英、法所窥伺，我若不开，他人入室。今云南已专设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亦设官局，并着成效。而未见大利者，皆由矿学之未开，采办之非人也。矿学以比国为最，自山色、石纹、草木、苗脉、子色，皆有专书。宜开矿学，专延比人教之，且为踏勘。购机器以省人工，筑铁路以省转运，二十取一而无定额税，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此矿务宜开四。
钱币三品以通有无，其制最古。自濠镜通商，洋银流入中国，渐遍内地，及于京师。观其正朔，则耶稣之年号，而非吾之纪元也，是谓无正朔。考其漏巵，则每岁运入约数百万，进口无税，八成夹铅，而换我足银，市价涨落七钱二分之重，或有涨至八钱者，多方折耗，是谓大漏巵。名实俱亡，吾政之失，孰大于是！而吾元宝及绽，形体既难握携，分两又无一定，有加耗、减水、折色、贴费之殊，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之异，轻重难定，亏耗滋多。而彼重率有定，体圆易握，人情所便，其易流通，固也。查泰西皆用本国之银，如俄用卢布，德用马克，奥用福禄林，英用喜林，外国银钱不许通用。我宜自铸银钱，以收利权。今广东已开局铸银，但患经费不敷，未能扩充以铸大圆耳。夫金银质软，只用九成。查美国铸银，每刻可成大圆一千二百，而每圆之利，三分移作制造之费，犹有余饶，利亦厚矣。请饬下户部，预筹巨款，并令行省皆开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色，皆照广东铸造，增置大圆。由督抚选廉吏精明专司此局，厚其薪水，严其刑罚，督抚以时月抽提，户部以化学核验。他日矿产既盛，增铸金钱，抵禁洋圆，改铸钱两，令严而民信，可以塞巵，而存正朔矣。此铸银宜行者五。
我朝公牍文移，谕旨奏折，皆由塘驿汛铺传递，而军务加紧，又有驿马遍布天下。设官数百，养夫数万，岁费帑三百万两，而民间书札不得过问。赀费厚重，犹复远寄艰难，消息浮沉，不便甚矣！查英国有邮政局寄带公私文书，境内之信费钱二十，马车急递，应时无失，民咸便之，而岁入一千六百余万。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凭样，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见闻易广，而进坐收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此邮政宜行六。
行之六者，国不患贫矣。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
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蠹害乡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
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
天下百物皆出于农，我皇上躬耕，皇后亲蚕，董劝至矣。而田畯之官未立，土化之学不进。北方则苦水利不辟，物产无多；南方则患生齿日繁，地势有限。遇水旱不时，流离沟壑，尤可哀痛，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外国讲求树畜，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入会则自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优劣，而旌其异等，田样各等，机车各式，农夫人人可以讲求。鸟粪可以肥培壅，电气可以速长成，沸汤可以暖地脉，玻罩可以御寒气，刈禾则一人可兼数百工，播种则一日可以三百亩。择种一粒，可收一万八百粒，千粒可食人一岁，二亩可养人一家。瘠壤可变为腴壤，小种变为大种，一熟可为数熟。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择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弃楛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若丝、茶为中国独擅，恃为大利。而近年意大利、法兰西、日本皆讲蚕桑，印度、锡兰茶叶与吾敌，夺我之利，致吾衰减至千余万。而吾养蚕未善，种茶未广，再不讲求，中国之利源塞矣。宜设丝茶局，开丝茶学会，力求振兴，推行各省。其余东南种棉蔗，西北讲牧畜。棉以纺织，蔗以为糖，牛毛之毳，可以织呢绒毡毯，以及沙漠可以开河种树，海滨可以渔网取鱼。种树之利，俄在西伯利部岁入数百万，渔人之计，美之沿海可得千余万。今林木之运，罐头之鱼，中国销流甚盛，宜有以抵拒之。又美国养蜂，西人以为能尽其利，所入等于旧金山之金矿，宜有以鼓励之。此务农宜行一也。
《周官》「考工」，《中庸》「劝工」。诸葛治蜀，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管仲治齐，三服女工，衣被天下。木牛之制，指南之车，富强之效也。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自嘉庆十二年英人始制轮船，道光十二年即犯我广州，遂辟诸洲属地四万里。自道光二十五年后铁路创成，俄人以光绪二年筑铁路于黑海、里海，开辟基洼，河尔霸等国六千里，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留声筒、轻气球、电气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舰、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器之局。近者各直省渐为增设，而只守旧式，绝无精思，创为新制，盖国家未尝教之也。宜令各州县咸设考工院，译外国制造之书，选通测算学童，分门肄习，入制造厂阅历数年。工院既多，图器渐广，见闻日辟，制造日精。凡有新制绘图贴说，呈之有司，验其有用，给以执照，旌以功牌，许其专利。工人自为身名，必殚精竭虑，以求新制。枪炮之利，器用之精，必有以应国家之用者。彼克虏伯炮、毛瑟枪，为万国所必需，皆民造也。查美国岁给新器功牌一万三千余，英国三千余，法国千余，德国八百，奥国六百，意国四百，比利时、嗹国、瑞士皆二百余，俄国仅百余，故美之富，冠绝五洲，劝工之法，莫善于此。此劝工宜行二也。
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敝矣。故管仲以轻重强齐国，马希范以工商立湖南。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毙，盖在此也。今外国鸦片之耗我，岁凡三千三百万，此则人尽痛恨之，岂知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绸、洋缎、洋呢、漳绒、羽纱、毡毯、毛巾、花边、钮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箧、磁器、牙刷、牙粉、肥皂、火油，食物若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糖、洋盐、药水、丸粉、洋干果、洋水果，及煤、铁、铅、铜、马口铁、材料、木器、钟表、日规、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相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户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亦皆销流，耗我以万万计。而我自丝、茶减色，不敌鸦片，其余自草帽辫、驼毛、羊皮、大黄、麝香、药料、绸缎、磁器、杂货不值三千万，值得其洋布之半数。而吾民内地则有厘捐，出口则有重税，彼皆无之。吾物产虽盛，而岁出万万，合五十年计之，已耗万兆，吾商安得不穷！今日本且欲通及苏、杭、重庆、梧州，又加二万万之偿款。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即无外患，必有不可言者。似宜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辟长于理财者，经营其事。今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商学者何？地球各国贸易条理繁多，商人愚陋，不能周识，宜译外国商学之书，选人学习，遍教直省，知识乃开，然后可收外国之利。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明时葡萄牙之通澳门，荷兰之收南洋，英人乾隆时之取印度，道光时之犯广州，非其政府之力，乃其公司之权。盖民力既合，有国助之，不独可以富强，且可以辟地，商会所关，亦不少矣。比较厂者何？泰西赛会，非骋游乐，所以广见闻，发心思，辨良楛。凡物有比较，优劣易见，则劣者滞消，而优者必行，彼之货物流行中土，良由此法。今我并宜设立此厂，于是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上海造纸，关东卷烟，景德制窑，苏、杭织造，北地开葡萄园以酿酒，山东制野蚕茧以成丝，江北改土棉而纺纱，南方广蔗园而制糖，皆与洋货比较，精妙华彩，务溢其上。又令吾领事探其所好，投其所欲，更出新制，且以夺其利，敌其货而已。然后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此外发金、银、煤、铁之利，足以夺五洲；制台舰枪炮之精，可以横四海。故惠商宜行三也。
我生齿既繁，铁路未开，运货为难。即以北口之皮，京师之煤，天津之货，作货者人四百，而运货者人六百，生之者少，食之者多。其余穷困无业，游散无赖，所在皆是。
京师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它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士夫，车声隆隆，接轸不问，直省亦然。此皆皇上赤子也，皇上不忍匹夫之失所，但九重深居，清道乃出，不知之耳。若亲见其呼号无诉，脓疡卧道，岂忍目睹乎！以一人而养天下，势所不给，宜设法收恤之。恤之之法：一曰移民垦荒。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开，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养贫民而已。移有三：曰罪遣，今俄国徒希利尼党于西伯利部，而西北利部以开；曰认耕，英之喀拿大、新疆般鸟各岛，美之密士失必河东南各省，巴西全国是也；曰贸迁，荷兰南洋诸岛，皆商留者也。英自移民之后，辟地过本国七十倍，民益繁盛，岂有苦其生齿之繁而弃之。今我民穷困，游散最多，为美人佣奴，然犹不许，且以见逐，澳洲南洋各岛效之，数百倍之民失业来归，何以安置？不及早图，或为盗贼，或为间谍，不可收拾。今铁路未成，迁民未易，若铁路成后，专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谋生之路，共有乐土之安，百姓乐生，边境丰实，一举数善，莫美于是。二曰教工。《周礼》有里布以罚不毛，圜土以警游惰。游民无赖，小之作奸，大之为盗。宜令州县设立警惰院，选善堂绅董司之。凡无业游民，皆入其中，择其所能，教以艺业。绅董以其工业鬻给其食，十一取之，以充经费，限禁出入，皆有程度。
其有大工大役，以军法部署，俾充役作。其能改过，取保乃放，再犯不赦。其小过犯人，皆附入之，等其轻重，以为岁月。其乞丐之非老弱残疾，咸收于外院，工作如之。穷民得食，而良民赖安，仁政之施，似难缓此。三曰养穷。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瘖哑，断者侏儒，民之无告，先王最矜，皆常饩焉。宜令各州县市镇聚落，并设诸院，咸为收养，皆令有司会同善堂，劝筹巨款，妥为经理司其事。
经理有效，穷民乐之，联名请奖，许照军功劳绩奖励，则无一夫之失所，其于皇仁岂为小补？民心固结，国势系于苞桑矣。故恤穷宜行四也。
然富而不教，非为善经；愚而不学，无以广才。是在教民。学校之设选举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汉、魏以经学举孝廉，唐、宋以词赋重进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诵法朱子，讲明义理，亦可谓法良意美矣。然功令禁用后世书，则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额，则高才多老名场。况得之则词馆而躐公卿，偕于旦夕；失之则耆硕不闻征聘，终老茅菅。题难，故少困于搭截，知作法而忘义理；额隘，故老逐于科第，求富贵而废学业。标之甚高，束之甚窄。甚至鉴于明末，因噎废食，上以讲学为禁，下以道学为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无多，乃至嗜利无耻，荡成风俗，而国家缓急，无以为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少变矣。若夫小民识字已寡，或有一省而无礼律之书，一县而无童蒙之馆，其为不教，甚矣。
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非覆懤群生之意也。故教育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能教民，则士愈美；能广志，「志」，疑应当作「智」。则理愈明。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外侮交侵，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宋臣姚燮谓：「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安得不为所制乎？」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大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开民之智者亦广矣。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
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武科弓刀步石无用甚矣。《王制》谓：「赢股肱，决射御，出乡不与士齿。」此武后之谬制，岂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桢请废武科，近年词臣潘衍桐请开艺学。今宣改武科为艺学，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
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有司，会同院师，试之以经题一论及专门之业，通半中选，不限命额，得荐于省学，谓之秀才，比之诸生。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书器益多，见闻益广，学政督抚会同其院师，每岁试其专门之业，增以经，一论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选，不限名额，贡于京师，谓之举人。五年不成者出学。京师广延各学教习，图器尤盛，每岁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试之，其法与省学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选，谓之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其进士得还为艺学州、县总教习，其举人得为分教习，并听人聘用。其诸生得还教其乡学塾及充作各厂。其文科童试，即以经古场为正场，自占经解一，专门之学一。二场试「四书」文一，中外策一，诗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额。每场考试，人数不得过三百。增设学政，每道一人，可从容尽力矣。其乡会试，头场「四书」义一，「五经」解一，诗一，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子，二场掌故、策五道，三场问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法，但取直言极谏，条对剀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艺科愿互应者听。其有创着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余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若能厚筹经费，广加劝募，今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则人才皆可胜用矣。
《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慝，《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存，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
然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更宜讲求挽救之方。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大臣托于畏谨，而苟且废弛之弊作。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于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其诸生愿入道学科者，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其道学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余皆投牒学政，以通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悉给前例。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蛮夷，在此一举。且借传教为游历，可詷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
夫教养之事，皆由国政。而今官制太冗，俸禄太薄，外之则使才未养，内之则民情不达，若不变通，则无以为养之本也。天下之治，必由乡始。而今知县选之既不择人望，任之兼责以六曹，下则巡检、典史一二人，皆出杂流，岂任民牧？上则藩臬、道府，徒增冗员，何关吏治？若京官则自枢垣、台谏以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廪禄。堂官则每署数四，而兼差反多。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繁琐。至于鬻及监司，而吏治坏滥极矣！今请首停捐纳，乃改官制，因汉世太守领令长之制，唐代节度兼观察之条，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县升为四品，以给御、编检、郎员及道府之爱民者授之。其巡抚之下，增置参议、参军、支判，凡道府同通改授此官。其知县之下，分设公曹、决曹、贼曹、金曹，以州、县进士分补其缺。其余诸吏皆听诸生考充，渐拔曹长，行取郎官。其上总督，皆由巡抚兼管，各因都会，以为重镇。使吏胥之积弊，化为士人；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整顿疏通，乃可为治。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于礼部，大理可并于刑部，太仆可并于兵部，通政可并于察院，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各营一职，不得兼官。章京领天下之事，宜分以诸曹，翰林为近侍之臣，宜轮班顾问。部吏皆听举贡学习，以升郎曹；通政准百僚奏事，以开言路。骈枝既去，宦途甚清，以彼冗糜，增此廪禄。令其达官有以为舆马仆从之费，而后可望以任事；其小吏有以为仰事俯畜之用，而后可责以守廉。若用魏、隋之制，予以世禄之田，既体群臣，庶多廉吏。
内弊既除，则外交宜讲。春秋子羽能知四国之为，汉武下诏，求通绝域之使，苏武不辱，富弼能争。列国交争，其任重矣。而今使才未养，不谙外务，重辱国体，为夷姗笑。今宜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办才者，入馆学习，其翰林部曹愿入者听。各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皆令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考俄、日之强也，由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习其业，归而变政，故能骤强。
我亲藩世爵大臣，与国休戚，启沃圣聪者，而不出都城，寡能学问，非特不通外国之故，抑且未知直省之为。一旦执政，岂能有补？大臣固守旧法，习为因循。虽利国便民，力阻罢议，一误再误，国日以替。宜选令游历三年，讲求诸学，归能著书，始授政事。其余分遣品官，激厉士庶，出洋学习，或资游历，并给凭照，能着新书，皆为优奖，归授教习，庶开新学。则上之可以赞圣聪，下之可以开风气矣。
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抚一二人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众，而惟枢轴三五人日见天颜。然且堂廉迥隔，大臣畏谨而不敢尽言；州、县专城，小民冤抑而末由呼吁。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夫天下万物之繁，封圻千里之广，使督抚枢轴皆是大贤，然是数人者，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周，才力精神之运，必有不逮，以之运骤四海，「骤」：疑当作「筹」。措置百务，已狭隘不广矣。况知人之哲，自古为难，唐帝失之于共兜，诸葛失之于马谡，任用偶误，一切乖方，而欲倚之以扶危定倾，经营八表，岂不难乎？天下人民四万万，庶士亿万，情伪百端，才智甚广，皇上仅寄耳目于数人，而数人者又畏懦保禄，不敢竭尽，甚且炀灶蔽贤，壅塞圣聪，皇上虽欲通中外之故，达小民之阨，其道无由。名虽尊矣，实则独立于上，遂致有割地弃民之举。皇上亦何乐此独尊为哉？
夫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
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尝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通优共患，结合民志。昔汉有征辟有道之制，宋有给事封驳之条。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县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施部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着为定制，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皇上举此经义，行此旷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然后用府兵之法，而民皆知兵，讲铁舰之精，而海可以战。于以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耻，耀我威棱。
昔德国相臣毕士麻克，尝以中国之大冠绝四洲，他日恐为欧罗之患，思与诸国分之。后以中国因循不足畏，议遂中止。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产，力图自强，此真日本之所大患，毕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欧罗巴洲诸国所窃忧也。以之西挞俄、英，南收海岛而有余，何至含垢忍耻，割地请款于小夷哉？及今为之，犹可补牢。苟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
且夫天下大器也，难成而易毁；兆民大众也，难静而易动。故先王懔朽索之驭马，虑天命之无常，战战业业，若履渊冰。楚庄王之立国也，无日不训讨军实，虑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怠；诸葛亮之佐蜀也，工械究极，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率皆君臣上下，振刮摩厉，乃能自立。稍有因循，即怀愍蒙尘，徽、钦见虏矣。近日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行之健，志刚为大君之德。《洪范》以弱为六极，大《易》以顺为阴德。
《诗》曰：「天之方鞈，无为夸毗。」说者谓夸毗，体柔之人也。伏惟皇上英明天鞺，下武膺运，历鉴覆辙，独奋干纲，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破除旧习，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
夫无事之时，虽勋旧之言不能入；有事之时，虽匹夫之言或可采。举人等草茅疏逖，何敢妄陈大计，自取罪戾，但同处一家，深虞胥溺。譬犹父有重病，庶孽知医，虽不得汤药亲尝，亦欲将验方钞进。《公羊》之义，臣子一例。
用敢竭尽其愚，惟皇上采择焉，不胜冒昧陨越之至。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
具呈进士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呈请代奏事：
窃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致割地补饷，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覬覦，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然殷优所以启圣，外患乃以兴邦，为安为危，仍视皇上之措置而已。皇上受祖宗付托之重，孝治天下，所以俯从和议者，岂不欲隐忍一时之耻辱，更图异日之自强哉天下臣民，皆知皇上之苦衷，亦知皇上之必变计也。
窃谓经此创深痛巨之祸，必当为卧薪尝胆之谋，朝野上下，震动愤发。齐桓不忘在莒，勾践不忘会稽，庶励人心以祈天命。今议成将弥月矣，进士从礼官来，窃见上下熙熙，苟幸无事，具文粉饰，复庆太平。又闻贵近之论，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患，持禄保位，从容如故。窃意诸臣必未有以忧危大议，自强大计，日启圣心者。不然，何弥月以来，未闻有非常之诏耸动天下此进士所闻而忧俱，夙夜罔措者也。
囊者开诸口，破都畿，失琉球，争越南，累经败衄矣。诸臣苟安目前，不预筹变计，遂至有今日之事。然向者之败，不过偿金币，失属国而已，虽复苟安，可延旦夕，今则割及内地，渐翦腹心，其势疾蹙。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栝，马之在埒，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昔者壬午以前，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剪，不过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台湾一割，三垂皆界强邻，狡焉思启，岂能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后，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江，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靡知所届矣。
近诸臣纷纷多有告归者。进士登第之始，亦复何心然恭应殿试，则有“与海内贤能力矢自强”之制策，恭应朝考，则有“变则通、通则久”之御题，伏读感激，发愤流涕。窃以为皇上有自强之盛心，变法之精意，而恳恳求言，真尧、舜之君，可与为中兴之治者也。幸躬逢之，岂可上负圣明而限于篇幅，未尽所怀。用敢不避斧钺之诛，竭尽其愚，以副我皇上求言之意。农夫耕而君子食，惟我皇上宽其罪而垂察焉。
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皇上试召大小臣工，深诘其故，反复辨难，必有得其所以然者。若知吾病之所在，所以治病之方，必有得矣。昔武王之用太公，桓公之于管仲，先主之于诸葛亮，太宗之于李靖，讲求治乱得失之故，问答洁难皆数万言，皇上与诸臣讲求自强之法，有是事否诸臣有通古今，达中外，能应明问，若太公、管仲、诸葛之伦否若有之也，其未行也，何以见辱于小夷哉若无之也，则文具废弛，安卧于薪火之上，何以立子四夷交侵之世乎
夫中国二千年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夫祖宗法度治天下数百年矣，亦岂敢谓法之不可行哉以国朝法度，皆因沿明制故也。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冗散万数，教之无本，选之无择，故营私交贿，欺饰成风，而少忠信之吏。学校则教词章诗字，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相传，而少才智之人。兵则绿营老弱，而募勇皆乌合之徒。农则地利未辟，而工商无制造之业。京官则自枢垣台谏而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凛禄;堂官则每署数四，而兼差反多，乃无一官之能办。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烦琐，遂无一事之能行。督责则藩、臬、道府皆为赘旒，亲民则典、史、巡检皆为杂职。至于鬻及监司，而官方不可问矣。其他凡百积弊，难以遍举。但有文书，何关事实。外国奇技淫巧，蹈隙流行，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法弊至此，将有他变。夫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大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交争，必至四分五裂。《易》日：“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危，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重孰轻，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
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户部岁人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司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加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若非大变讲求，是坐求自毙也。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今奇穷之余，急筹巨款，而可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令天下银号报明貲本，皆存现银于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禄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流通，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以十八行省计之，可得万万。既有官银行，上下相通，若有船厂、铁路大工，可以代筹，军务、赈务要需，可以立办。国家借款，不须重息中饱，外国汇款，无借关票作押。公款寄存，可有入息，钞票通行，可扩商务。今各省皆有银票钱票，而作伪万种，利不归公，何如官中为之，骤可富国哉此钞法宜行一。
可以缩万里为咫尺，合句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更可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铁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关外，久已兴筑，方今运兵，其效已见;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费巨难筹耳。若一付于民，出费给牌，听其分筑，官选通于铁路工程者，画定行省郡县官路，明定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凡军务、运兵、运械、赈荒，皆归官用，酌道里远近，人数繁寡，收其牌费。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天下铁路牌费，西人计之，以为可得七千万，且可移民出于边塞，而荒地辟为腴壤，商货溢于境外，而穷黎化作富民。俄人珲春铁路将成，边患更迫，但为防边已当亟筑，况可得巨款哉于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此铁路宜行二。
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行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器械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涂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出费领牌，听其拖驶，可得巨款。此机器轮舟宜行三。
《周官》“人”，汉代铁官，开矿之法久矣。美人以开金银之矿富甲四海，英人以开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十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如云南铜、锡，山西、贵州煤、铁，湖广、江西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铅，四川铜、铅、‘煤、铁，其最著者，亘古封禁，留待今日。方今国计日蹙，虽极节俭，岂能济此艰难哉家有重赀，而仰屋嗟贫，无策甚矣!山西煤、铁尤盛，星罗棋布，有百三十万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为甲于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尽。又外蒙古阿尔泰山即金山一也，长裹数千里，金产最盛，苗亦平衍，有整块数斤者，俄人并为察验绘图。至滇、粤之矿，尤为英、法所窥伺。我若不开，他人入室。今云南己专设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亦设官局，并著成效，而未见大利者，由矿学之未讲，采办之非人也。矿学以比国为最，自山色、石纹、草木、苗脉、子色，皆有专书。宜开矿学，专延比人教之，且为踏勘。购机器以省人工，筑铁路以省转运，二十取一而无定额税，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此矿务宜开四。
钱币三品以通有无，其制最古。自濠镜通商，洋银流人中国，渐遍内地，及于京师。观其正朔，则耶稣之年号，而非吾之纪元也，是谓无正朔。考其漏巵，则每岁运入约数百万，进口无税，八成夹铅，而换我足银，市价涨落一七钱二分之重，或有涨至八钱者，多方耗折，是谓大漏巵。名实俱非，吾政之失，孰大于是而吾元宝及锭，形体既难握携，分两义无一定，有加耗、减水、折色、贴费之殊，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之别异，轻重难定，亏耗滋多。而彼重率有定，体圆易握，人情所便，其易流通固也。查泰西皆用本国之银，如俄用卢布，法用马克，德奥用福禄林，英用喜林，外国银钱不许通用。我宜自铸银钱，以收利权。今广东已开局铸银，但患经费不敷，未能扩充，以铸大圆耳。夫金银质软，止用九成。查美国铸银，每刻可成大圆一千二百，而每圆之利，三分移作制造之费，犹有余饶，利亦厚矣。请饬下户部，预筹巨款，并令各行省皆开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色，皆照广东铸造，增置大圆。由督抚选精明廉吏专司此事，厚其薪水，严其刑罚，督抚以时月抽提，户部以化学核验。他日矿务既盛，增铸金钱，抵禁洋圆，改铸钱两，令严而民信，可以反漏巵，而存正朔矣。此铸银宜行者五。
我朝公牍文移，谕旨奏折，皆由塘驿汛铺传递，而军务加紧，又有驿马遍布天下。设官数百，养夫数万，岁费帑三百万两，而民间书札不得过问。赀费重厚，犹复远寄艰难，消息沉浮，不便甚矣!查英国有邮政局寄带公私文书，境内之信费钱二十，马车急递，应时无失，民咸便之，而岁入一千六百余万。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凭样，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闻见易广，而进坐收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此邮政宜行六。
行此六者，国不患贫矣。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蠹害乡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
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日恤穷。
天下百物皆出于农，我皇上躬耕，皇后亲蚕，董劝至矣。而田峻之官未立，土化之学不进。北方则苦水利不辟，物产无多;南方则患生齿日繁，地势有限。遇水旱不时，流离沟壑，尤可哀痛，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外国讲求树畜，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人会则自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优劣，而旌其异等，田样各等，机车各式，农夫人人可以讲求。鸟粪可以肥培壅，电车可以速长成，沸汤可以暖地脉，玻罩可以御寒气，刈禾则一人可兼数百工，播种则一日可以三百亩。择种则一粒，可收一万八百粒，千粒可食人一岁，二亩可养人一家。瘠壤变为腴壤，小种变为大种，一熟可为数熟。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弃楛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若丝、茶为我独擅恃为大利，而近年意大利、法兰西、日本皆讲蚕桑，印度、锡兰茶叶与吾敌，夺我之利，至昔衰减至千余万。而吾养蚕未善，种茶未广，再不讲求，中国之利源塞矣。宜设丝茶局，开丝茶学会，力求振兴，推行各省。其余东南种蔗、棉，西北讲牧畜。棉以纺织，蔗以为糖，牛毛（羊）之毳，可以织呢绒毡毯，以及沙漠可以开河种树，海滨可以渔网取鱼。种树之利，俄在西伯利部岁入数百万，渔人之计，美之沿海可得千余万。今材木之运，罐头之鱼，中国销流甚盛，宜有以抵拒之。又美国养蜂，西人以为能尽其利，所入等于旧金山之金矿，宜有以鼓劝之。此务农宜行一也。
《周官》“考工”，《中庸》“劝工”。(诸)葛亮治蜀，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管仲治齐，三服女工，衣被天下。木牛之制，指南之车，富强之效也。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自嘉庆十二年英人始制轮船，而道光十二年即犯我广州，遂辟诸洲属地四万里。自道光二十五年后铁路创成，俄人以光绪二年筑铁路于黑海、里
海，开辟基洼、阿尔霸等国六千里，自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留声筒、轻气球、电气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舰、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器之局。近者各直省渐为增设，而只守旧式，绝无精思，创为新制，盖国家未尝教之也。宜令各州县咸设考工院，译外国制造之书，选通测算学童，分门肄习，入制造厂阅历数年。工院既多，图器渐广，见闻日辟，制造日精。凡有新制绘图贴说，呈之有司，验其有用，给以执照，旌以功牌，许其专利。工人自为身名，必殚精竭虑，以求新制。枪炮之利，器用之精，必有以应国家之用者。彼克虏伯炮、毛瑟枪，为万国所需，皆民造也。查美国岁给新器功牌一万三千余，英国三千余，法国千余，德国八百，奥国六百，意国四百，比利时、嗹国、瑞士皆二百余，俄国仅百余，故美之富冠绝五洲。劝工之法，莫善寸此。此劝工宜行二也。
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敝矣。故管仲以轻重强齐国，马希范以工商立湖南。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毙，盖在此也。今外国鸦片之耗我，岁凡三千三百万，此则人尽痛恨之，岂知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绸、洋缎、洋呢、漳绒、羽纱、毡毯、手巾、花边、钮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箧、磁器、牙刷、牙粉、胰皂、火油，食物若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卷烟、鼻烟、洋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盐、洋糖、药水、丸粉、洋干果、洋水果，及煤、铁、铅、铜、马口铁、材料、木器、钟表、日规、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相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户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亦皆销流，耗我以万万计。而我自丝、茶减色，不敌鸦片，其余自草帽辫、驼毛、羊皮、大黄、麝香、药料、绸缎、磁器、杂货不值三千万，仅得其洋布之半数。而吾民内地则有厘捐，出口则有重税，彼皆无之。吾物产虽盛，而岁出万万，合五十年计之，已耗万兆，吾商安得不穷今日本且欲通及苏、杭，又加二万万之债款。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即无外患，必有不可言者。似宜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营其事。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商学者何地球各国贸易条理繁多，商人愚陋，不能周识，宜译外国商学之书，选人学习，遍教直省，知识乃开，然后可收外国之利。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明时葡萄牙之通澳门，荷兰之收南洋，英人乾隆时之取印度，道光时之犯广州，非其政府之力，乃其公司之权。盖民力既合，有国助之，不独可以富国，且可以辟地，商会所关，亦不小矣。比较厂者何泰西赛会，非骋游乐，所以广见闻，发心思，辨良楛。凡物有比较，优劣易见，则劣者滞销，而优者必行。彼之货物流行中土，良由此法。今我并宜设立此厂，于是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上海造纸，关东卷烟，景德制窑，苏、杭织造，北地开葡萄园以酿酒，山东制野蚕茧以成丝，江北改土棉而纺纱，南方广蔗园而制糖，皆与洋货比较，精妙华彩，务溢其上。又令吾领事探其所好，投其所欲，更出新制，且以夺其利，非止敌其货而已。然后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此外发金、银、煤、铁之利，足以冠五洲，制台舰枪炮之精，足以横四海。故惠商宜行三也。
我生齿既繁，铁路未开，运货为难。即以北口之皮，京师之煤，天津之货，作货者人四百，而运货者人六百，生之者少，食之者多。其余穷困无业，游散无赖，所在皆是。京师四方所瞻，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士夫，车声隆隆，接轸不问，直省亦然。此皆皇上赤子也，皇上不忍匹夫之失所，但九重深居，清道乃出，不知之耳，若亲见其呼号无诉，脓疡卧道，岂忍目睹乎以一人而养天下，势所不给，宜设法收恤之。恤之之法：一日移民垦荒。西北诸行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开，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养贫民而已。移之有三：曰罪遣，今俄人徙希利尼党于西伯利部，而西伯利以开;曰认耕，英之坎拿大、新疆般鸟各岛，美之密士必失河东南各省，巴西全国是也;曰贸迁，荷兰南洋诸岛，皆商留者也。英自移民之后，辟地过本国七十倍，民益繁盛，岂有苦其生齿之繁而弃之。今我民穷困，游散最多，为美人佣奴，犹且不许，尚以见逐，澳洲、南洋各岛效之，数百万之民失业来归，何以安置不及早图，或为间谍，或为盗贼，不可收拾。今铁路未成，迁民未易，若铁路成后，专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谋生之路，共有乐土之安，百姓乐生，边境丰实，一举数善，莫美于此。二曰教工。《周礼》有里布以罚不毛，圜土以警游惰。游民无赖，小之作奸，大之为盗。宜令州县设立警惰院，选善堂绅董司之。无业游民，皆入其中，择其所能，教以艺业。绅董以其工业鬻给其食，十一取之，以充经费，限禁出人，皆有程度。其有大工大役，以军法部署，俾充役作。其能改过，取保乃免，再犯不赦。其小过犯人，皆附入之，等其轻重，以为岁月。其乞丐之非老弱残疾者，咸收于外院，工作如之。穷民得食，而良民赖安，仁政之施，似难缓此。三曰养穷。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喑哑，断者侏儒，民之无告，先王最矜，皆有常饩焉。宜令各州县市镇聚落，并设诸院，咸为收养，皆令有司会同善堂，劝筹巨款，妥为经理其司事。经理有效，穷民乐之，联名请奖，许照军功劳绩奖励，则无一夫之失所，其于皇仁岂为小补民心固结，国势系于苞桑矣。故恤穷宜行四也。
然富而不教，非为善经;愚而不学，无以广才。是在教民。学校之设，选举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汉、魏以经法举孝廉，唐、宋以词赋重进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诵法朱子，讲明义理，可谓法良意美矣。然功令禁用后世书，则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额，则高才多老名场。况得之则词馆而躐公卿，偕于旦夕;失之则耆硕不闻征聘，终老茅菅。题难，故少困于搭截，知作法而忘义理;额隘，故老逐于科第，求富贵而废学业。标之甚高，束之甚隘。甚至鉴于明末，因噎废食，上以讲学为禁，下以道学为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无多，乃至嗜利无耻，荡成风俗，而国家缓急无以为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少变矣。若夫小民识字已寡，或有一省而无礼律之书，一县而无童蒙之馆，其为不教，甚矣。
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非覆帱群生之意也。故教有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能教民，则士愈美;能广智，则理愈明。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外侮交侵，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宋臣姚燮谓：“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安得不为所侮乎”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太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启民之智者亦广矣。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者仅百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
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军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武科弓、刀、步、石无用甚矣。《王制》谓：羸股肱，决射御，出乡不与士齿。”此武后之谬制，岂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祯请废武科，近年词臣潘衍桐请开艺学。今宜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直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有司，会同院师，试之以经题一论及专门之业，通半中选，不限名额，得荐于省学，比之诸生。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书器益多，见闻益广，学政督抚会同其院师，每岁试其专门之业，增以经一、论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选，不限名额，贡于京师，谓之举人。五年不成者出学。得此诸生京师广延各学教习，图器尤盛，每岁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试之，法同省学，不限名额，及半中选，谓之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其进士得还为州、县艺学总教习，其举人得为分教习，并听人聘用。，其诸生得还教其乡学塾并充各作厂。其乡会试，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孟。三场宜增问四裔掌故及天文、地理，及格者中，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法，但取直言极谏，条对剀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艺科愿互应者听。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切实有用者，量授以官。如是则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余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若能厚筹经费，广加劝募，令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则人才不可胜用矣。
《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慝，《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
然近日人心之坏，更宜求讲挽回之方。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大臣托于畏谨，而苟且废弛之弊作。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孟为经世之学，寡有负荷宣扬者，于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诱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
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其诸生愿人道学科者，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其道学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给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余皆投牒学政，以通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悉给前例。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且借传道为游历，可诇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
士才既多，则使才宜讲。春秋子羽能知四国之为，汉武下诏，求通绝域之使，苏武不辱，富弼能争。列国交争，其任重矣。而今使才未养，不谙外务，重辱国体，为夷姗笑。今宜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辨才者入馆学习，其翰林部曹愿入者听。各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皆令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考俄、日之强也，由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习其业，归而变政，故能骤强。我亲藩世爵大臣，与国休戚，启沃圣聪者也，而不出都城，寡能学问，非特不通外国之故，抑且未知直省之为。一旦执政，岂能有补大臣固守旧法，习为因循。宜选令游历三年，讲求诸学，归能著书，始授政事。其余分遣品官，激厉士庶，出洋学习，或资游历，并给凭照，能著新书，皆予优奖，归授教习，庶开新学，则上之可以赞圣聪，下之可以开风气矣。
内治既举，则兵备宜修，然近之言治者，莫不知言船械军兵矣。而兵无一能练，船械无一能用，则以有末而无本故也。昔战国之世，魏有苍头，齐有武骑，秦有百金死士，楚能投袂伐宋。近者德、法之争，十三日失和，十七日即移兵二十四万，度礼吴河而压法境矣。盖列国并争，无日不训讨军实，戒惧不怠，国乃可立。
今诸夷交伺，辽、台有变，治兵之法，益与古异。自德人作内政，寄军令而胜法，民尽为兵，各国畏之，莫不更变。俄兵三百余万，德、奥亦百余万。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乃人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画，其阵法营垒、船械枪炮、海岛口港、波涛沙线，日夕讲求，确有程度。操练如真战，平居如临敌，所由争雄海上，职此之由。日本步武泰西，敢来侮我，我仍以大一统之旧视之，不训兵备，八旗三十余万，绿营六十余万，皆老弱无可用。同治中兴之际，乃以募勇成功。今募勇三十余万，非克扣虚名，则乞丐充数。《论语》所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却缺论将在说礼乐而敦诗书。今外国将才，皆从学堂，天文、地图、阵法、方略考授，虽以王子，先伍偏裨，考选有功，然后拔用，而我诸将多有不识字者。其于中外之故，天文地理，益复茫然，即能勇敢，已不能当此世变矣。《管子》谓：“器械不精，以卒予敌。”外夷讲求枪炮，制作日新。枪则德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有格拉枪、克洛拔尺枪、沙士钵枪，英有亨利马梯尼枪，美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有俾尔达奴枪，奥有韦恩得枪，义有韦脱里枪，近者英之黎姆斯枪为尤精。炮自克鹿卜、嘉立嘎尔、提约尔、哪登飞尔、孟替尼炮外，近则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暗炮台，其余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弹戎北京市银钱收据衣、测量炮子表，巧制日新。日本亦能自制新器，曰苗也理枪。而我中国不能自制，皆须购自远夷。兵衅一开，皆守局外，例不出售。即以重价诱估，而弹子既尽，枪亦废弃，何以为国哉即承平购办，委员不解制造，于坚轻远准速无所谙晓，或以旧枪改充毛瑟，贪其价廉，乃不可用，其中饱者益无论矣。查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每分时枪十余响。光绪三年，俄之攻土，枪三十二余响。至日本来犯，枪乃六十余响。二十年间，后来居上，精进以倍。然则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以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若夫海军不增，尽为敌虏，益无可言。以智利、马达加斯加，东南小夷，铁舰犹三十余艘，而我乃逊之，安得不为人擒哉
今经此坏败，皆宜一变。变之之法：一曰汰冗兵而合营勇，二曰起民兵而立团练，三曰练旗兵而振满、蒙，四曰募新制以精器械，五曰广学堂以练将才，六曰厚海军以威海外。
今绿营六十万，兵既皆老弱，可以全汰。汰之之道，有缓有急：缺额不补，并饷精兵，是谓缓汰;先尽裁革，别行募练，是谓立汰。缓汰无弊，而迫不及待;立汰虑患，而壁垒一新。然今营兵晌薄，并营他业，兼事农工，不知兵事，全行裁汰，决不生变。其营勇亦一律沙汰，去弱留强。营兵汰者，即可报营候选。请派廉明勋望若冯子材、宋庆、魏光煮之比者，分赴各省，沙汰弁兵，带同医生，拣选健锐精敏，年二十至三十者入营，教以识字、地图、枪法、阵法、口号，炮兵、马兵、步兵各分其事，轻骑、铁骑、精骑各致其长，明攻守，习转运、厚其饷糈，必五金乃足赡身家;其有死伤，加恩恤而养其孤子，训练三年乃许授室，五年之后，退充民兵，日月精操，期年大阅，药码备带，动若临敌，则举国皆为勇士，召募亦为精兵矣。其制造器械，建造炮台，造筑铁路桥梁，料理兵食，医治疾病，皆妙选人才，专司其事。每直省皆选万人，练成一军，禁其克扣虚冒，并从重戮，沿边倍之，辅以铁路，则指臂之使，呼应灵通，兵威已振矣。是谓汰冗兵而合营勇。
三代仁政，寓兵于农;唐代盛强，府兵之力。近者发逆之难，各省团练，咸能保卫桑梓，以报国家。今环球数十国，皆以民为兵，我当此时，亦宜复古。请令各行省二十丁而抽一，除官人及士人外，自年十八至四十，皆列尺籍、以为团兵，以五年选为战兵，余皆留团。有事则调遣，无事则归耕。岁月之暇，随营训练，统以绅士，给以军械，侮月三操，终岁大校，挽强命中，赏以功牌。中国民籍四万万，中银钱龙旗舰版可得二千万有勇知方之民团，退可以守，进可以战，声威之盛，冠于四洲，是谓起民兵而立团练。
我朝开国，以满蒙八旗兵定天下，今内自畿营至各省驻防，外自内外蒙古各盟，皆媮衣靡食，并已委顿，徒糜凛禄，非所以固本根而厉爪牙一也。应派严明大臣，汰选八旗，并饷立额，与绿营兵勇一律训练，以为京营。我朝索伦马队，尤建奇功，宜令东三省练精骑、铁骑各三万，辅以铁路，星夜训练，可以雄视沿边矣。其蒙古各盟，并派知兵大巨，如依克唐阿之流，合同诸盟王公、贝勒、贝子、台吉，讲求兵械马队，严为训练，或调入直省诸营，观摩讲求，必有策凌、僧格林沁之才，出宣忠勤者。非特兴安岭万里边防资以防卫，内之二十行省亦振其声威，是谓练旗兵而振满蒙。
吾器械朽钝，皆由官厂制办，不募民工之故，若既立艺学，募制机器，纵民为之。更悬重赏，有能制新械者，酌其用之大小，制之精否，予银钱石价格银币外，给以旗匾，俾荣于乡，则天下巧工，各竭其心思智虑，以应国家之用矣。虑不及事，先选出洋学徒，入各国工厂学习讲求，归教吾民。中国民心思灵敏，树之高标，必有精器利械，日出不穷，足与西人争胜者。是谓募新制以精器械。
吾将才不足，宜令各县皆立武备学堂，选士肄习，大文、地理、布阵、绘图，测量、算法，选其高等，乃授兵官。其近支王公妙年英迈者，宜皆令入堂学习、以备统帅。自余旧弁，不通文义韬略者，除勋望大臣及剿悍劲将外，皆予沙汰。规模既变，精神一新，既无贱武之功，自收干城之用。是谓广学堂以炼将才。
若富强渐效，宜复整海军。轮舟之制，近以铁甲过重，行驶难速，多用蚊子快碰船，船小而质轻，动灵而行速，快船则头装巨刃，专碰敌舟，蚊子则旁护铁甲，可以突险。其费十余万金，办之甚易，辅以鱼雷，依以炮台，无事则出巡诸洋，以卫商旅，有事则还守海疆，以壮声援。南北洋及闽、广分为三支，每支铁舰三艘、快船六艘，自后吾能自制，逐年增置。测海之法，令学生在兵船上测量考订，凡岛屿口岸、礁石沙土，水程风色，皆绘图立说，存于海军衙门，参互考订，其有所疑，派船细测，其沙礁变迁，随时注明，皆发出售卖，听人士考求。其学生讲求既精，即留为驾驶，庶几海道精熟，驾驶不误。水营之于海军，犹城垒之于陆师。且暴风大雾，进退更难，船坞陆台，接济须备，皆当履探精审，否则一炬投入。若夫海战之阵法，驾驶之将才，尤宜鼓励讲求，预储待用，上者为将领偏裨，下者为兵丁匠役。近者邓世昌捐躯报国，若加激劝，岂患乏人哉是谓厚海军以威海外。
中国地大物博，若水陆并练，则饮马南洋，秣兵欧土而有余，何日本之有哉然凡此富国、养民、教士、练兵之策，所以审端致力者，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而已。
夫循常守旧，荀且偷安，奉行文书，按循资格，诚无事于人才。若欲举非常之功，则必有不次之擢。昔汉武修废举坠，东征西讨，文吏若朱买臣、严、主父偃，将帅若卫青、霍去病、金日磾，拔银钱行号自布衣，或起从奴仆，惟才是驭，故能感激图功。明太祖行不测之刑威，用不次之赏擢，一言合而授卿贰，一事败而加诛夷，故能奋赴功名，佐成开国。不敢言远者，请以近事征之。当同治初年，沈葆祯、李鸿章、韩超皆以道员摧为巡抚，阎敬铭则由署泉司摧抚山东，左宗棠则以举人赏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陕西巡抚，用能各展才力，克佐中兴。伏读世宗宪皇帝圣训，累下诏书，令荐举山林隐逸之士，下及举、贡、生、监、县丞、巡检，皆不次擢用。故治效冠绝前古，此大圣人用人之良法也。盖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才;用耆老者，可以守常，不可以应变。汉高之于樊哙，克城乃增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授大将。同治中兴诸臣，多出草泽，其明效也。盖用人者，用其气而已。凡任事之臣，必其怀抱热血，故能图立功名。若高谈安静，貌托谨厚者，热血必少，才具必庸，纵能奉身寡过，亦已暗隳纪纲，况当此时势艰难，何取此具臣为哉
昔李沆谓不用少年喜事之人，此乃平世之言，施于今日，病药相反。苏轼谓能用智名勇功之人，则治在人主驱策驾驭之，无冷其热，如牧者之于羊，视鞭所指，惟意所注，稍加轻重，皆将奔走趋赴，驰驱效死。大贾操奇滞居，犹能奔走一市，况人主挟赏罚之大权，鼓舞天下之士，何求不得何事不行岂有缓急之际，无才可用者哉夫古亦天下，今亦天下，神州灵淑，士庶万数，多怀忠义，未致乏才，皆皇上抚而有之者也。今东事之起，发愤忘身，以为国者无几，固臣下之不忠，得无皇上鼓舞拔擢之道有未尽耶
夫天下僚庶士，怀才效忠者甚众，皇上所深知简在者有几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几人所议论咨询者有几人所日夜钩访者有几人前代有梦而得之者，有猎而得之者，有问而得之者，有书屏而次第用之者。皇上深居法宫，用人求士，固非疏贱所能知，然未闻有进贤退不肖之大举，仍是循资格，录科举，否则，大臣进其私人而已。窃意皇上尚未讲求及之也。夫平流而进者，富贵为所自有，感激之意必少;特拔而上者，知遇出于格外，图报之诚必深。亚夫鞅鞅，非少主之臣;霍光骖乘，有跋扈之银钱如粪土意。孟子谓齐王无亲臣，谓之亲臣者，上有特达之知，故下有非常之报，则亲臣之义，固孟子所特立以告后王者也。昔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儿，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帅驭卒，犹能以之赴汤蹈火，成其功名，皇上有天下士庶而不善用之，以毗圣治而扬天威，乃致大辱于小夷，故谓皇上鼓舞拔擢之道有未尽也。
《诗》云：“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人主不恃人天资之忠义，恃有道作而致之，豫让在范氏为贰臣，在智氏为忠臣，韩信在项羽为庸臣，在汉高为才臣，封德彝在隋为候臣，在唐为良臣，故在作之而已。方今若发愤自强，兴举百废，非才不任，若仍以资格治天下，犹以参苓治奇病，必不可得矣。伏惟皇上垂意旁求，日夜钩访，某某有才，某某未用，载记谓尽知天下之名士，尽知其数，尽知其所在，悉令引见，询以时事，破除常格，不次擢用，或令翰林诸曹轮班顾问，或见下僚末秩，温颜咨询，或令九卿、翰詹、科道、督抚、司道荐举，专求草泽，禁荐显僚，天下之士必踊跃奋发，冀酬知遇，必有豪俊出济艰难者，所谓求人才而擢不次者，此也。
然天下虽大，人才虽多，人主所日见者，左右之臣而已。《书》曰：“侍御仆从，罔非正人，用旦夕承弼厥辟。”又曰：“其惟吉士，勿用憸人，用劢相我国家。”盖资启沃，广见闻，虽复亶聪之主，未有不因左右之助。若有憸人闲厕其侧，则汤灶蔽贤，壅塞言路，营私树党，弄权作威，祸有不堪言。其正人吉士，匡君忧国，引进贤士，开广言路，其裨益亦岂可言哉!
今之左右诸臣，皇上所日见者，其为正人、憸人，皇上自辨之而已。伊尹曰：“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忠。”刘向曰：“魁垒骨鲠，忧国如家，议论通古今，喟然动人心。”而《大学》独称《秦誓》之一个臣。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以能保子孙黎民;人之有技，媢嫉恶之.，不能保子孙黎民。孰好彦圣，孰媢有技，皇上亦自辨之而已。《周礼》有“土训”、“诵训”、“匡人”、“撢人”之宫，皆诵四方之故以广耳目。汉世郎官，若东方朔、扬雄，阶下执戟，袁盎入内移席，孔光执唾壶、虎子，皆妙选名儒为之。程子言日亲学士大夫则治。今翰林百数，郎曹千银钱网数，皆人才所聚，淹滞冗散，若用周、汉之制，或增广南书房员数，或调入侍卫，其于辅圣德而广圣聪，必有裨补。所谓慎左右而广其选者，此也。
人才得，左右贤，而下情不达，百弊未已。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乃强。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良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夫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抚一二人仅通章奏，以百僚庶士之众，而惟枢轴三五人日见天颜。然且堂廉迥隔，大臣畏谨而不敢尽言;州、县专城，小民冤抑而未由呼吁。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夫天下万务之繁，封圻千里之广，使督抚、枢轴皆是大贤，然是数人者，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周，才力精神之运，必有未逮，以之运骤四海，措置百度，已狭隘不广矣。况知人之哲，自古为难，唐帝失之于共兜，(诸)葛亮失之于马谡，任用偶误，一切乖方，而欲倚以之扶危定倾，经营八表，岂不难乎天下人民四万万，庶士亿万，情伪百端，才智甚广，皇上仅寄耳目于数人，而数人者，或畏谨不敢竭尽，或且炀灶蔽贤，壅塞圣听，皇上虽欲通中外之故，达小民之隐，其道无由。名虽尊矣，实则独立于上，遂致有割地弃民之举。皇上亦何乐此独尊为哉
夫先王之治天下，无不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般[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尝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同忧共患，结合民志。昔汉有征辟有道之制，宋有给事封驳之条。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日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皇上举此经义，行此旷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网银钱打错了怎么办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所谓通下情而合其力者，此也。
举是数者，于以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耻，耀我威棱。昔德相毕士马克破法之后，谓地球诸国莫有如中国之势者，恐为欧洲患，思合诸国分之，既知吾孱弱不振，遂罢置不理。夫中国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二十六万种之物产，二帝三王四千年之忠义，列圣之所培养，此地球各国之所无也。若修政自强，虽以之西挞欧洲，南收海岛而有余，岂非泰西大国之所畏，而何有割地、请款于小夷之事哉及今为之，犹可补牢，若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证，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已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故社樱安危，决在今日。
凡上所陈，其行之者，仍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盖天下大器也，难成而易毁;兆民大众也，难静而易动。故先王懔朽索之驭马，虑天命之无常，日慎一日，若履渊冰，振刮摩厉，仅能自立。近者土耳其为回教大国，陆兵冠天下，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属地布加利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并裂土自王。俄、日能变法，遂取威东方。是皆前车，可为近鉴。
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行之健，志刚乃大君之德。《洪范》以弱为六极，大《易》以顺为阴德。《诗》曰：“天之方济，无为夸。”说者以夸为体柔之人，足以为戒。皇上若历鉴覆辙，深畏天命，思祖宗之付托，虑社稷之陵夷，夙夜震动，念兹在兹，早朝晏罢，讲求自强，某弊未举，某弊未除，某才未用，某法未善，邦交未固，国本未坚，刻日程功，义在必办，必能赫然发愤，不能自已者。伏乞皇上远览《诗》、《易》之所戒，近鉴俄、土之兴衰，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立事必有利弊，权其轻重;听言必有是非，察其迂切，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
夫无事之时，虽勋旧之言不能入，有事之世，虽刍荛之言或可采。进士草茅疏逖，何敢妄陈大计，变乱旧章。但上感圣主之旁求，下惧一家之胥溺，譬犹父有重病，庶孽知医，虽不得汤药亲尝，亦欲将验方钞进。《公羊》之义，臣子一例。故敢忘其僭越，竭其愚昧，惟皇上采择焉。不胜冒昧陨越之至，伏维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第四书
光绪二年闰5月初八日
具呈，工部拿事康有作为为权宜妥善料理后事，讲究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请代奏事：
窃职前月不自量狂愚，妄陈大计，自以僭越，干犯重诛，待罪弥月，惊慌战栗，乃蒙陛下六合包涵，不责其僭妄之罪，难道不是广刍荛之听，立鞀铎之鹄，以开口说话路而广伶俐耶?职上呼吸道感染见解高明之纳言云云，下愤国是之抢攘如彼，前书仅言通变之方，未发体要及前后缓急之宜，用敢冲犯斧钺，再竭愚诚，为我陛下陈之。
窃惟为治之道，在审查处理势，势本无强弱，巨细对于较尔后分;理难定美恶，长短任什么时候间而易义。昔孔子既作《年龄》以明三统，又作《易》以言权宜，曲直短长子丑相反倒皆行患上通，进退动静权宜尔后可久，以是法后上文虻而为圣师也。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按图索骥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今互市既开，异国环逼，既己彼我对于立，则如两军至关，不克不及谍其军法兵谋，无认为用兵应付敌人。小敌而不知情，则震而慌张;大敌而不知情，则轻而致败：绝对于是之理也。
夫欧美诸国之相逼，神州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的交情侵，以强兵相陵罢了，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欧美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一也。尝考欧美所乃至强之由，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略不振作，则死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昼夜戒俱，尊贤而尚功，保平易近而亲下，其君相之于一士一平易近，皆思用之，故护养之意多，而防制之意少;其士平易近之于其君其国，皆能亲之，故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力群情，咸注重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文虻思步武而争胜之，有交际内攻，必思失散而侦察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不时有相牵相胜之意，以是说法立政，不断革新，尔后仅能相持也。
一在立科以励智学也。欧美当宋元之时，大为教王所愚，屡为回国所破，贫穷衰弱甚矣。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认为伶俐凿而愈出，物质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仿照还是，主宜今不主恒古，请于国度立科鼓舞勉励。其士人著有新书，发从古未创之说者，赏以清秩高第;其工人制有新器，发从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币功牌，皆许其专利，宽其岁年;其有寻患上新地，为人的足迹所未辟，身任大工，为一辈子易近所利赖者，予以世爵。于是国人积极，各竭心力，争求新法，以取繁华。各国从之，数十年代里，科仑布寻患上新大陆万里之地，辟金山乃至富，每年患上银巨万，而银钱流入神州矣。墨领遍绕大地，知地如球，而文虻荷兰、蒲萄牙大收南洋一群岛屿，据台湾而占濠镜矣。哥白尼发明地之绕日，于是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挟技来游;其入贡有浑六合球之仪，量天缩地之尺，而改神州历宪矣。至近世纪来新法益盛。道光最初几年，始创轮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广州，且遍收四洲为属地，辟土四万里矣。道光末期，始有电线、铁路，佳丽铁路如织网丝，五里十里，纵横午贯，而富甲大地。俄人筑之，辟地万里。近者英之患上印度、缅甸，俄之患上西伯利至珲春，法之患上越，皆筑铁路以逼我三陲矣。合十余国人物所不雅摩，君相所激励，师友所讲究，事无巨细，皆求新便。近以船械行动蛮横四海，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为全国政教之大，人皆惊洋鬼子景象形象之强，打造之奇，而推所自来，皆由立爵赏以劝智学为之。
一在设议院以通下情也。筹饷为最难之事，平易近信上则文虻巨款可筹。钱粮无一定之规，费出公则每岁派摊。人皆来自八方，故痛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于达;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有是三者，故众里寻他千百度公司并举，乃至茂盛。然孟子云：“国度闲空，明其政刑，尊贤使能，大国必畏。”《易》称：“开物成务，哄骗前平易近，作成器认为全国利。”《洪范》称：“大同逢吉，决从于卿士、庶人。”《孟子》称：“进贤灭口，待于国人医生。”则彼族实恰巧相合经义之精，非能为新创之治也。
神州自古一统，环列皆小夷狄，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消除隐患之意。至于明世，治法尤密。以陈腔滥调取士，以年劳顿官，务困智名勇功之士，不克不及尽其学;一职而有数人，一人而兼数职，务为分权掣肘之.法，不克不及尽其才。门路极塞，而散则易治;上下极隔，而尊则易威。国朝因用明文虻制，故数世纪来权臣重镇，不闻他变。全国虽大，戢戢奉法，而文网颇疏，取平易近极薄，小平易近不知不识，乐善嬉生，此其治效中古所无也。若使地球未辟，欧美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稳定可也。无奈大地忽通，劲敌环逼，士知诗文而欠亨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足用，官求安谨而畏言兴作，故荀且点缀而事不克不及兴。平易近多而利源不开，则穷而为盗;官多而事权不属，则冗而无耻。至于上下隔断，故百弊一起催生;一统相安，故敌情不识。但内而防患，未始外而争强。以资闭塞关口之俗，忽当竞长之时。烯绤宜于夏季，雨雪忽至，不克不及不容易重裘;车马宜于陆行，大河前横，不克不及不觅舟楫。外之感想既异，内之备御因之，故大《易》贵乎时义，《管子》贵乎不雅邻。《管子》曰：“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举而不妥，此邻敌以是患上志也。··一全国皆理，己独文虻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合，已经独孤，国非其国也。……大而不为者复小，·····，一众而不睬者复寡。”盖各国并争，如孤军转战于长围，苟精力、方略、兵械、士马少有不逮，失败立见。大朝一统，如一人堰卧于小房，但谨门窗，去文虻，虽稍安枕，可以无事。今略如年龄、战国之并争，非复汉、唐、宋、明之专统，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也。若引旧法以治晚世，是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分歧纰缪，病必加危。半百年来说究国是者，既审证之未真，故言战言以及，亦施药之未当，不然遵守不药，坐等弱亡，用致割地偿款，病日危重，到此伤寒存里，病人厥阴。昔患浮肿痿痹，犹尚庞然，今且枯干瘪羸，渐无精气。如不批注病证，尽易旧方，告急之人，岂堪再误?但审病之轻重常变差别，则用方之君臣佐使亦异，故今审端致力之始，尤以批注国是为先。
伏闻圣意所注垂，下及群臣所论说，咸欲变法自强，可以文虻说报信形式矣。曩言今当以开创治全国，不妥以保持成就治全国;当以各国并争治全国，不妥以一统无为治全国。诚以积习既深，时局大异，非尽弃故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景象形象。若仅缝补缺漏，密封缺掉，则千疮百孔，顾此掉彼，连类并败，必至无功。
夫夏屋坏于短梲，金堤败于蚁穴，况欲饰粪墙，雕朽木，而当闪电风雨的交情加，焉有不颠覆者哉?’改日不知其填补之非，或者归罪于变改之谬。近者设立海军、大使馆、招商局、同文馆、打造局、海军堂洋操、船坞，而底子不净，百事皆非。故有海军而不知驾驶，有大使馆而未储使才，有海军堂洋操而兵无精卒，有打造局船坞而器无新制，有总署而欠亨异国掌故，有商局而不克不及异国驰驱。若其询私丛弊，更没必要论。故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捏词，以明更张无补罢了。
职窃料今者廷议变法，积习文虻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国是有几，岂可频误哉?职伏愿陛下召问群臣，批注国是，重复辨难，显露事势，确知故习之宜尽弃，补漏之无乐成。大要既立，尔后办法不掉;群情著定，尔后线人不惊。前后缓急，乃可徐图，摧陷廓清，乃可以使劲。若果能涤除积习，别立堂基，窃为陛下计之，三年则范围已经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古壤，大雪仇耻，南收海岛以迫波斯、印度，北收西伯利以临回部、强俄，于以鞭挞四夷，为政地球而有余矣。
夫以不更化则危亡之急云云，，能更化则强大昌盛之效如彼，言之岂不容易哉?请以土耳其、日本言之。
土耳其为伊斯兰教大国，襟带两洲，地五千里，非洲二十余国皆其属藩，陆师全国熬头，海军全国第三，以不更化之故，两辱于俄，其属地布加利牙、罗马尼亚、门的内哥、塞尔维亚皆叛而自主。于是俄文虻割其黑海，波斯割其科托，奥割其波森利牙、赫次戈、伟也纳，英割其毛鲁塌，希腊割其白海。六大国废其君而柄其政，为之开议院，筑铁路，于是土不国矣。其它保守之国，扫荡已经尽，惟余我及波斯、暹罗耳。以缅甸之大，我累用兵而不患上者，英人十日而举之，其患上掉可以鉴矣。日本蕞尔三岛，地盘人平易近不克不及傍边国之１０月１日。近者其皇睦仁与其相三条实美改纪其政，国日茂盛，乃能灭我琉球，割我辽台。
以土之大，不更化则减弱云云;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难道不是明效大验哉?况神州处所二万里之大，人平易近四千万之多，物产二十六万种之富，加以先圣义理入人之深，祖宗德泽在人之厚，下知忠义而无异心，上有全部权力而无掣肘，这个地方球各国之所无，而欧美诸国之所羡慕者也。以陛下之明，居莫强之势，有独自把持之权，不欲自强文虻则已经耳，若陛下真欲自强，则孔子所说的欲仁仁至，孟子所说的王犹反手，盖惟神州之势为然。然数千年之旧说，易为所牵;数世纪之积习，易为所滞。很是之原，百姓所惧，吐下之方，庸医不投。苟非有雷霆轰隆之气，不克不及成造立六合之功，故非全国之至强，不克不及打扫一也。后有猛虎，则怯夫可以跳涧溪;室遭大.火，则吝夫不复惜什器。惟知之极明者，行之自极勇。然非全国之至明，不克不及洞见也。陛下真有发强坚毅之心，真知灼见之学，打扫更张，再立堂构，自有不克不及已经者。故愿陛下先批注之，则余事不足为也。若犹更化不尽力，必是批注未至，以
为故习可安，没必要更张太过，是虽有起死之方，无救庸医之误矣。
窃不雅今天经此创巨痛深然后，未闻卧薪尝胆之谋，有兵事则惊慌纷繁，既议以及则因循对于付;陛下有自硬要求治之心，而未闻求文虻言求才之事;上下隔断，未闻纡尊降贵以通下情;泄沓偷安，未闻震荡激励以易风尚;巨细土下，朱闻昼夜汇共同策划议自强之举。权臣宰执，复询簿书期会交往口腹之文。割地不决，告贷未患上，仇耻已经忘，愤心已经释，过此益可知矣。麻痹不仁慈，饮迷酣眠，刺之不知痛，药之不克不及入，诚扁鹊所望而却走也。若谓待辽台事毕乃议改图，则今天割地之举，皆由昔者泄沓之为，不亟图内治而等待命令他人。全国甚大，事项日生，撤军既难，教案旋起，土司未画，回乱继生，何日是自在易为政时哉?方今求治，虽消防追亡，犹虑不及，而佩玉鸣珂，雅步于覆屋危墙之下，岂有当乎?庸医摸棱，完全可以灭口，庸人因循，完全可以误国。故敢谓廷议变法，积习难忘，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者，此也。
夫酌量缝补，岂不甚善，而职必谓非打扫更张，终无补益者，何哉?试以一二事言之：如文虻今天所大患者，贫穷衰弱也。救贫莫若开矿、打造、互市，救弱莫若练兵、选将、购械，人所共知也。而科举不改，积重如故，人孰肯舍所荣而趋所贱哉?著书、制器、办工、寻地之荣途不开，则智学不出。故欲开矿，则通矿学者无其人，募打造，则立异制者无其器，讲互市，则互市学者无其业，有所欲作，必拱手以待外夷。故有地宝而不克不及取，有人巧而不克不及用，以资求富，安可致哉?
乡塾童学读史、认识文字、测算、画图、天体、地舆、光电、化重、声汽之黉舍不设，则根柢不立。驱老迈要饭的人者为兵，而欲其认识文字、画图、测表、燃炮，必不成患上，则兵不比人。选悍夫猛士者为将，而欲其读史、知兵、测天、绘地，必不成患上，则将不比人。购外夷开官厂认为船炮枪支，而欲其新型巧制，必不成患上，则船炮枪支必不比人。故凡是有战衅，必失败以摇国度，有兵而不成用，有械而不成恃文虻，以资求强，安可致哉?倘使知开矿、打造、互市、练兵、选将、购械之不克不及骤求矣，于是稍改科举，而以荣途励著书、制器、寻地、办工之人，大增黉舍，而令乡塾通读史、认识文字、测算、画图、天体、地舆、光电、化重、声汽之学，亦可以说能权宜矣。
然异国凡讲一学，必集众力以成之，固为群策群力，不雅善相摩，亦以购书购器，动费巨万，非众擎则不举。故考天体则有天体之会，凡言天体者皆聚焉，筑不雅象之台，购浑天之器，佳丽贺旦购天体镜费七十万金，此岂一人能为哉?考地舆则有地舆之会，凡言地舆者皆聚焉。英国阿侯为亚洲地舆会头，醵金派人游历我亚洲，自东土耳其、波斯、回部、西伯利部及我国蒙古、西藏，丈量画图，穷幽极险。我云南细图，英人性光二十五年已经绘之，西藏细图，光绪二年已经绘之。我蒙古、漠河金矿之山，去年的前一年俄人己绘有细图到天津文虻市。他如法人派流王探滇越之地，而即收越南，派特耳忒游暹罗考湄江之源，而即割暹罗湄江东岸。近俄、英之强入漠河、青海、川、藏测绘者不成胜数，既屡见疆臣奏报，认为大患，岂知皆其地舆会中报酬之，非国度所派者也。特国度为之掩护，遂收辟地万里之殊功。其它言矿学有矿学之会，言农业科学有农业科学之会，言商学有商学之会，言历史学有历史学之会。即
今教案迭见，全国苦之，亦皆其教会所派之人，并不是出于国命，不外为之掩护耳。而教平易近詷察敌情，即以大赖其力。故欧usa势之强，皆借平易近会之故，盖当局之精力有限，不克不及事事研精，平易近会则专门讲究，故能事事新辟。其入会之人，自后妃、皇太子、被封王的人、权臣咸预焉。前者俄后亲入医会，比者日本然后入救人会，皆降至尊而讲末业，如神州皇帝躬耕.、后太太亲蚕之义，以资鼓舞文虻勉励，故举国风从。学业之精，打造之新，实因为此。
孔子日：“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正人居学乃至其道。”又曰：“以文会友。”孔子养徒三千，孟子后车数十，唐京城最高学府生万人，宋朱子、陆九渊讲学数千人，明徐阶讲学，会者八千，皆治化极盛，绝无流弊。至汉、明之季，主持清议，此乃权奸之倒霉，而国度之大利也。明季贰臣，入仕国朝，畏人议之，故严其禁。，今非当时，岂可复缘其误?然上不为倡，下不敢作，会若不开，则学亦不成，然学会虽开矣，而学至幽眇，事至繁重，谁为考授?谁为兴举?乡里详尽，必将责成于县令。而县令上有层累之督抚、司道、本府以临之，则节制殊甚，下惟杂流之典史、巡检、胥差以佐之，则辅理无人。任之极轻，捐纳战功亦可患上;待之极贱，抱道怀德不愿为。甚或者超过需要的人员千数，望差如岁，廉耻衰丧，才识庸鄙。以资而欲其遍开新学，鼓舞人物，大劝农文虻工，兴启利源，岂可患上哉?
故周则百里封侯，直达皇帝，汉以郡守领令，下逮小平易近。层级既寡，宣治较易。近者日本之变制也，以县直隶国主，而被封王的人出为县令，故下情无不达，而发难无不行。吾地盘广宽，县令太多，纵不克不及如日本直隶国度，亦当如汉制领以巡抚，崇其品秩，任以从臣，上汰藩臬、道府之超过需要的人员，下增六曹、三老之乡秩，计月选不外数人，简拔何劳签部，清流向上，便于自爱，奏报直达，乃可发难。若明明知道超过需要的人员而不克不及更革，是虽有良法而无自奉行。剩下文书茂密之当删，卿寺冗闲之宜汰，堂官数人之当并，兼差数四之宜专，吏青之宜易用士人，百官之宜终身专职，必使尽去空文，乃可颁行实政。若犹用明朝拖住之法，必致贻政事丛脞之忧。然一朝而尽革官制，职有以知朝议之未能也。
然令改易庶官，遍立诸学文虻矣，而上下不交，宿弊不去，蠹在底子，终难自强。今之县令，品秩甚卑，所说的亲平易近者也，而书吏千数人，盘隔于内，山野数百里，辽隔于外，小平易近有冤，呼号莫达，书差讹索，堂署整齐严肃，长跪问讯，刑狱惨酷，乃至有性命沉冤，鬻子待质，而经年不讯者。若夫督抚之尊，去平易近益远，百县之地，为事更繁，积弊如山，痛苦如海，既已经漫无省识，安能发之奏折。况一省一人，一月数折，闭塞甚矣，何故为治?枢臣位重事繁，又复远嫌谢客，陛下九重艰深，堂远廉高，自外之枢臣、内之奄寺外，无患上亲密而接近，况能群情?小臣引见，仅望清光;大僚召见，乃问数语。天威俨穆于上，蒲伏拳跪于下，屏息战栗，心颜震播，何故患上人材而尽下情哉?逐日服务，召见枢臣，限以数刻，皆须了决，伏跪屏息，敬候色彩，未闻重复辨难，甚少穷日集思。全国甚大，事项甚微，呈上虽圣，岂完好掉文虻?而限时以言事，拳跪以陈辞，虽有才贤，不克不及用尽。当此时变，岂能
宏济艰巨哉!
夫以无补之虚文，令人不克不及尽其才，甚非计也。古者三公坐而论道，自在燕坐，讲究经国，故能办法晏如，用成上治。夫行以知为木，高以下为基。不讲论则有行而蒙昧，不燕坐则有高而无下。冥行必蹶，过高则危，尊严既甚，隐讳遂多。上虽有好言之诚，臣善为行意之媚，乐作承平颂圣之词，畏言危败乱贼之事，故人材隔断而不举，积弊日深而不发。至神州松弛之由，外夷强大昌盛之故，非不深知，实不敢言。昔民众昌奉命出使日本，有所条陈，但请被封王的人出去游历，总署不敢代递，其它关一切陛下之事，皆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达，达之而不动，动之而不行。陛下虽天宜伶俐，皆为壅塞，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较中外而求自强，其道无由。夫皇帝所认为尊者，威棱远憺，四夷宾服，德泽文虻流溢，国内又安，上播祖宗之灵，下庇一辈子易近之命，大德乐成，传于后世，乃可尊耳。若徒隔断才贤，威临臣下，以不见不动为尊，以隐讳壅塞为乐，则近之有上地不守、人平易近不保之患，远之有徽钦蒙受风尘、二世崩溃之祸。情面安于所习，蔽于所见，而祸败一来，悔无可及。职曩言陛下尊则尊矣，实则自力于上，陛下以及睦快乐此独尊?良为此也。
夫使内示尊于奴隶，而外受辱于强邻，与内交泰于臣平易近，而传扬威于四海，孰患上孰掉，用不着陛下之明，无不克不及辨之者。夫六合交则泰，六合不交则否，天然之理也。历不雅自古建国之君，皆与平易近相亲，挽辂可以移驾，止辇可以受言，以是成一代之治也。自古危败之君，并与其臣相隔断，隋炀之畏闻响马，万历之久不视朝，所乃至鼎祚之倾也。伏读太宗文皇帝圣训，谓明主自恃如天，臣下隔断，是乃至败。我文虻国上下相亲，因此能强。呜呼!明室之以是亡，我朝之以是兴者，尽在此矣。
孟子谓：“如耻之，莫.如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
七年，必为政于全国。”盖文王之圣，与国人交。《鹿鸣》，文王之诗也。笙簧口腹，以巨为宾，故能成郅治，流美至于今。夫太宗文皇帝，我朝之文王也。窃愿陛下师之，纡尊降贵，与臣平易近相亲，而以明季太尊为戒。六合既交，万物萌动，底子既净，堂构自主，众里寻他千百度公司昭举，自强可致矣。陛下若深不雅时变，稍降尊严，职所欲言者有五焉：
一曰下诏求言。破除壅蔽，罢去隐讳，许全国言事之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大夫轮值监收，谓之“写信处”，如汉公车之例，皆没必要由堂官呈报，亦不患上以背碍阻格，永认为例。若言有可采，温旨褒嘉，或者令召对于，霁颜扣问，庶辟门明目，洞见万里。
二曰开门集议。令全国郡邑十万户而推一人，凡是有政事，陛下文虻御门，令之集会，三占从二，当即颁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
三曰辟馆参谋。请陛下大开便殿，广陈图书，逐日服务之暇，以一时许亲临燕坐，参谋之员，轮二十员分班侍值。陛下翻阅图书，随宜咨问，访以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经义之精，平易近间之苦，吏治之弊，处所之情。或者霁威赐坐，或者茶果颁食，令尽所知，能无有讳避。上以启圣聪，既广所未闻;下以不雅人材，即励其未学。令全国人材皆在摆布，宰县奉命出使皆在特简，问其方略，责以乐成;许其言事，严其奖惩;则人皆积极发奋，仰酬知遇，治全国可运之掌矣。其参谋之员，一取于翰林，文学随从，人材较多，闲散日甚，宜令轮值;一取于荐举，用世宗宪皇帝之法，令权臣翰詹科道，下及州县，各荐人材，凡是有艺能，皆患上荐举，贵搜草莽，禁荐显僚，或者分十科，俾无遗贤，虽或者滥芋，必有异才，宜文虻令轮值，其不称旨者，任什么时候间罢去，其悖谬者，罚其荐主;一取于写信，其条陈可采，召对于称旨者，与荐举人并称，待诏亦令轮值;一取于公推，众议之员，郡县分举，各熟形式，自多通才，亦令轮值。
四曰设报达聪。《周官》“训方”、“诵方”，掌诵方慝、方志，庶周知全国，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社，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虽乡校或者非，宵旰寡暇，而平易近隐咸达，官慝皆知。神州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至异国新报，能言国政，今天要事，在知敌情，通使各国闻名佳报皆宜购取。;其最著而有效者，莫若英之《太晤士》，美之《滴森》，令总署派人逐日译其政艺，以备乙览，并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俾百僚咸通悉敌情，陛下可周知四海。
五曰开府辟士。相国之职，在于进贤。汉世三公，皆有曹掾，妙辟英贤，认为毗佐，故汉之公府，患上人文虻最盛。今之枢臣，乃畏谨避。人与全国之才贤不接，岂能为拨乱之任哉!宜复汉制，令揭幕府政权，略置官级，听其辟士，督抚、县令，皆仿此制。其有事效，同升之公，庶几宰府多才，可助谋议。然后分遣亲密而接近王公权臣游历，以资熟练;罢去仕宦傔从阍役繁重，以示亲平易近;免酷刑、长跪，以恤平易近艰;厚俸禄养廉，以劝吏耻。如是，则顺全国之人心，发全国之平易近心，合全国之知认为知，取全国之才认为才，全国臣庶，欣喜跳舞，驱驰动色，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举新法，谋划众里寻他千百度公司，昭明融洽，全国一家。无几微之弊而不去，无几微之利而不举，惟陛下意之所欲为，无不比志矣。
陛下果批注不患上志，决然颁行，则致力之前后，乐成之期效，皆可为陛下序次言之。先引咎罪己，以收全国之心;次赏功罚罪，以伸全国之气;然后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参文虻谋以尽人材，置议郎以通下情。数诏一下，全国雷动，想望承平，异国变色，敛手受约矣。三月以内，怀才抱艺之士云集都中，强国救时之策并伏阙下，陛下与二三权臣全神贯注，延引讲问。撮群言之要，序次推施;择群士之英，随器拔用。赏擢不次，以鼓战斗意志;沙汰庸冗，以澄官方。于是简傔从，厚奉禄，增幕府政权，革官制，政皆疏浚;立道学，开艺科，创译书，遣游学，教亦具举。征议郎则便于筹饷，而借平易近行钞皆可图;荣智学则各竭心力，而巧制精工可日出。然后铁路与邮政并举，开矿与铸钱兼行，农业科学与商学俱开，使才与将才并蓄，皆于期岁以内，可以大起宏规。中土海禁久开，很有艺学之士分为教习，各赴荣途。至于三年，铁路之大段有结果，矿产之察苗有绪，书藏遍设，报社遍开，游学多归，新制纷出，诸学明备，人材并起，门路大辟，常识俱开，无人之地渐垦，工文虻院渐众，游平易近渐少，要饭的人渐稀。童塾皆认识文字知算之人，农工有新制巧思之法。织布打造，渐可收内地之利;商业上的事务轮舶，渐可驰域外之不雅。然后练兵选将，测海制械，序次可讲矣。迟以十年，诸学如林，成才如麻，铁路织罗、矿产洋溢，众里寻他千百度公司举而风尚成，打造极精，创编极众，农业精新，商货四达，地无余利，人有余饶，枪炮船械之俱巧，训练驾驶之俱精，富教既举，军备亦修。
夫以欧罗巴洲十六国，合其人次，仅二千万，我乃倍之。以二千万之练兵，加数百艘之铁舰，扬威海外，谁能御之?凡此乐成，可以刻期而计效者也。然今摆布贵近率以资历致大位，多以平静为美计。或者年已经耆耄，精力渐短，畏言兴革，多事阻挠，必谓天泽当严，官制难改，求言求才，徒增干进之士，开院集议，有损君上之权。良人贵下施，天宜交泰，无用的官吏宜革，掣权文虻非时，既已经言之，若夫大考以诗赋超擢，馆选以楷法规授，同为干进，抑何取焉? 况提供意见荐举之士，必多调倪之才。遗大投艰之时，贵有很是之举。我圣祖仁皇帝开鸿博之科，合法滇乱之口。乃知贤人之宏漠，固非凡人所识度也，岂可以一二滥竽而阻很是之盛大活动哉?
至集会之士，仍取上裁，不外达伶俐目，群策群力，稍输下情，以便筹饷。佣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若谓陛下万几殷繁，宵旰勤奋，写信既众，报纸益多，既费参谋之时，安有拆阅之暇?岂知写信虽多，纲要先见，其无关政要，派人阅览，其指陈十分必要，即于参谋的地方，可以集众讲究，其有燕暇，任什么时候间阅报，但要患上备乙览，已经可风化寂然，吏不怀奸，人皆自励矣。若狃于俗说，不克不及打扫，则发难无人，百弊丛积，稍变一二，终难缝补，而平易最近几天以贫，兵日文虻以弱，士日以愚，国日以蹙。强夷环逼于外，会匪伸张于内，五年之间，江、浙、闽、广、滇、桂恐不克不及保，十年以内，皖、楚、辽、藏、蒙、回亦虑变生，二十年后，松弛非所敢知矣。此尚言其常者，若崩溃之患，则朝夕可致。殷鉴不远，即在前明。患上掉之效云云，陛下果何择焉?
第五书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衅危迫，分割?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请代奏事。
窃自马江败后，法人据越南，职于此时隐忧时事，妄有条陈，发俄日之谋，指朝鲜之患，以为若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已而东师大辱，遂有割台赔款之事，于是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图保疆圉，妄谓及今为之，犹可补牢。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时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致。后欲悔改，不可收拾，虽有善者，无如之何。危言狂论，冒犯刑诛，荷蒙皇上天地之量，俯采刍荛，下疆臣施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职诚感激圣明，绩有陈论，格未得达。旋即告归，去国二年，侧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抚膺，闭门泣血。顷果有德人强据胶州之事，要索条款，外廷虽不得其详。职从海上来，阅外国报，有革李秉衡，索山东铁路、矿务，传闻章高元及知县，已为所掳。德人修造炮台、兵房，进据即墨，并闻德王胞弟亲统兵来。俄日屯买吾米各七百万。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职诚不料昔时忧危之论，仓猝遽验于目前，更不料盈廷缄默之风，沈痼更深于昔日。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用敢万里浮海，再诣阙廷，竭尽愚诚，惟皇上自垂览而采择焉。
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擘书详明，绝无隐讳，此尚虚声，请言实践，俄、德、法何事而订密约，英、日何事而订深交。土希之役，诸国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战舰之数，诸国何以竞厚兵而相持。号于众曰：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文其言曰：保教保商，则其垂涎于地利可想。英国《太晤士报》论德国胶事，处置中国，极其得宜。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
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耽耽，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主者屡经抢掠，高卧不醒，守者袖手熟视，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人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刻不可启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公卿督抚，彼且将制其死命。 鞭笞亲贵，奴隶重臣。囚奴士夫，蹂践民庶。甚则如土耳其之幽废国主，如高丽之祸及君后。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后此数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无解免。然其他事，职犹可先言之。若变辱非常，则不惟辍简而不忍著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处小朝廷而求活，则胡铨所羞，待焚京邑而忧惶，则董遇所鄙。此则职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于言者也。
夫谓皇上无发愤之心，诸臣无忧国之意，坐以待毙，岂不宜然。然伏观皇上发愤之心，昭于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贤士大夫，忧国之诚，癯颜黑色，亦且暴著于人。顾日言自强，而弱日甚，日思防乱，而乱日深者何哉？盖南辕而北辙，永无税驾之时，缘木而求鱼，决无得鱼之日，职请质言其病，并粗举治病之方。《仲虺之诰》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药杂投，不知变症，而旧方犹守。其加危笃固也，职请以仲虺之说明之， 欧洲大国，岁入数千万万，练兵数百万，铁舰数百艘，新艺新器岁出数千，新法新书岁出数万，农、工、商、兵，士皆专学，妇女童孺，人尽知书。而吾岁入七千万，偿款乃二万万，则财弱。练兵、铁舰无一，则兵弱。无新艺、新器之出，则艺弱。 兵不识字、士不知兵、商无学、农无术，则民智弱。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以当东西十余新造之强邻，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势也。此仲虺兼弱之说可畏也。
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列国竞进，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厘难隐。故管子曰：国之存亡，邻国有焉。众治而己独乱，国非其国也，众合而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顷闻中朝诸臣，狃承平台阁之习，袭簿书期会之常，犹复以尊王攘夷，施之敌国，拘文牵例，以应外人，屡开笑资，为人口实，譬凌寒而衣??，当涉川而策高车，纳侮招尤，莫此为甚。咸同之时，既以昧不知变而屡挫矣，法日之事，又以昧不知变而有今日矣。皇上堂陛尊崇，既与臣民隔绝，恭亲王以藩邸议政，亦与士夫不亲，吾有四万万人民，而执政行权，能通于上者，不过公卿台谏督抚百人而已。自余百僚万数，无由上达，等于无有。而公卿台谏督抚，皆循资格而致，既已裹足未出外国游历，又以贵倨未近通人讲求。至西政新书，多出近岁，诸臣类皆咸同旧学，当时未有，年老精衰，政事丛杂，未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万国情状。其蔽于耳目，狃于旧说，以同自证，以习自安，故贤者心思智虑，无非一统之旧说，愚者骄倨自喜，实便其尸位之私图。有以分裂之说来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权之谋密闻者，瞢然不察也。语新法之可以兴利，则?目而诘难。语变政之可以自强，则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称历朝之成法，悚然听之者，盖十而六七矣。迂儒帖括，诩正学之昌言，瞿然从之者，又十而八九矣。
无一事能究其本原，无一法能穷其利弊，即聋从昧，国皆失目，而各国游历之人，传教之士，察我形胜，测我盈虚，言财政详于度支之司，谈物产精于商局之册，论内政或较深于朝报，陈民隐或更切于奏章。举以相质，动形窘屈，郑昭宋聋，一以免患，一以召祸。况各国竞骛于聪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暗。将以求免，不亦难乎？此而望其尽扫旧弊。力行新政，必不可得，积重难返，良有所因，夜行无烛，瞎马临池，今日大患，莫大于昧。故国是未定，士气不昌，外交不亲，内治不举，所闻日孤，有援难恃。其病皆在于此，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说可惧也。
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剩今岁广西全州、灌阳、兴安、东兰、那地、泗城、电白已见告矣。匪以教为仇雠，教以匪为口实，各连枝党，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况潢池盗弄之余，彼西人且将藉口兴师，为我定乱。国初戡流贼而定都京邑，俄人逐回匪而占踞伊犁，兵家形势，中外同揆。覆车之辙，可为殷鉴。此仲虺所谓取乱者可惧也。 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而一旦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掳其海陆形胜之地，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欧洲数强国，默操成算，纵横寰宇，以取各国殷鉴具存，覆车可验，当此主忧臣辱之日，职亦何忍为伤心刺耳之谈。顾见举朝上下，相顾嗟呀，咸识沦亡，不待中智，群居欢息，束手待毙。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壮出门而狼顾。并至言路结舌，强臣低首，不惟大异于甲申，亦且迥殊于甲午。无有结缨誓骨，慷慨图存者。生机已尽，暮色惨凄，气象如此，可骇可悯，此真自古所无之事，夫至于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为欧洲之奴隶，听其犬羊之?缚，哀莫大于心死，病莫重于痹痨，欲陨之叶，不假于疾风，将萎之华，不劳于触手，先亡已形。此仲虺所谓侮亡之说尤可痛也。
然原中朝敢于不畏分割，不惮死亡者，虽出于昧，亦由误于有恃焉。夫欲托庇强邻，藉为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则犄角成势，彼乃辅车，若我为附枝，则卧榻之侧，岂容鼾睡。齐王建终伤松柏，李后主终坐牵机。且泰西兵事，决胜乃战，一旦败绩，国可破灭。俄、德力均，岂肯为我用兵或败大局哉?此又中智以下咸知难恃者也。
如以泰西分割亚洲，连难互忌，气势甚缓，突厥频割大藩，尚延残喘，波斯尽去权利，犹存旧封，中国幅员广袤，从容分割，缓缓支持，可历年所，执政之人，皆已耆老，冀幸一身可免，听其贻祸将来。然突厥之回教，专笃悍强，西人所畏，吾则民教柔脆而枯朽，波斯之国主，纡尊游历西国尽遍，吾虽亲王宰相，闭户而潜修，分局早定，民心已变，瑞典使臣之奔告，各国新报之张皇，亚洲旧国，近数年间，岁有剪灭，近且殆尽，何不取鉴之？祸起旦夕，华命尽丧，而谓可延年载，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盗铃，至愚自欺之术也。譬巨室失火，不操水呼救，而幸火未至，入室窃宝，屋烬身焚，同归于尽而已。故职窃谓诸臣即不为忠君爱国计，亦当自为身谋也。皇上远观晋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庙，孝事皇太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计及宋世谢后签名降表，徽钦移徙五国之事耶。
近者诸臣泄泄，言路钳口，且默窥朝旨，一切讳言，及事一来，相与惶恐，至于主辱臣死，虽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补于事，不早图内治，而十数王大臣俯首于外交，岂惟束手，徒增耻辱而已。不豫修于平时，一旦临警，张皇而求请，岂能弥缝，徒增赔割而已。故胶警之来，不在今日之难于对付，而在向者之不发愤自强也。势弱至此，岂复能进而折冲，惟有急于退而结网，职不避斧钺，屡有所陈，今日亦不敢言自保，言图存而已。亦不敢言图存，即为偏安之谋，亦须早定规模已耳。
殷忧所以启圣，外患所以兴邦，不胜大愿，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分遣亲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未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政，统算地产人工，以筹岁计豫算，察阅万国得失，以求进步改良。罢去旧例，以济时宜，大借洋款，以举庶政。若诏旨一下，天下雷动，士气奋跃，海内耸望，然后破资格以励人材，厚俸禄以养廉耻，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 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材，悬清秩功牌，以奖新艺新器之能，创农政商学，以为阜财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若卫生济贫，洁监狱，免酷刑，修道路，设巡捕，整市场，铸钞币，创邮船，徙贫民，开矿学，保民险，重烟税，罢厘征，以铁路为通，以兵船为护，夫如是则庶政尽举，民心知戴。
但天下人心离散，当日有恩意慰抚，以团其情，志士之志气劣弱，当激以强健豪侠，以壮其气。然后尽变民兵，令每省三万人，而加之训练，大购铁舰，须沿海数十艘，而习以海战。诏令日下，百举维新，诚意谆恳，明旨峻切，料所有新政诏书，虽未推行，德人闻之，便当退舍。但各国兵机已动，会议已纷，宜急派才望素重，文臣辩士，分游各国，结其议员，自开新报之馆，商保太平之局，散布论议，耸动英、日，职以为用此对付，或可缓兵。然后雷厉风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体略举，期年而规模有成，海内回首，外国耸听矣。
皇上发奋为雄，励精图治，于中国何有焉。论者谓病入膏肓，虽和缓扁鹊不能救，火燃眉睫，虽焦头烂额不为功。天运至此，无可换回，况普国变法而法人禁之，毕士马克作内政而后立，美国制造铁炮，而英人禁之。华盛顿托荒岛而后成，近者英人有禁止出售机器于我之说，俄、法欲掳我海关、铁路、矿务、银行、练兵之权，虽欲变法，虑掣我之肘，职窃以为不然。少康以一成一旅而光复旧物，华盛顿无一民尺土，而保全美国。况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哉。顾视皇上志愿何如耳，若皇上赫然发愤，虽未能遽转弱而为强，而仓猝可图存于亡。虽未能因败以成功，而俄顷可转乱为治。职犹有三策以待皇上决择焉。
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此谈经济者异口而同词，亦老于交涉之劳臣所百虑而莫易，顾革故鼎新，事有缓急。因时审势，道备刚柔，其条目之散见者，当世之士能言之。职前岁已条陈之，今不敢泛举，请言其要者，
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视东方。此二国者，其始遭削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闻皇上垂意外交，披及西学，使臣游记，泰西纂述，并经乙览，不废刍荛。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尤为得要，且于俄、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皇上若?采远人，法此二国，诚令译署进此书，岁余披阅，职尚有日本变政之次第，若承垂采，当写进呈，皇上劳精厉意讲之于上，枢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权衡在握，施行自易，起衰振靡，警?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外者，风声所播，海内瘪耸。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盖遇昧者其胆豪，见明者则气怯，且虑我地大人众，一旦自强，则报复更烈，非皇上洞悉敌情，无以折冲樽俎，然非皇上采法、俄、日，亦不能为天下雄也。
其第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六部九卿诸司百执，自有才贤，咸可咨问，若内政之极垣，外政之译署，司计之户部，司法之刑曹，议论之台谏翰林尤为要剧。宜精选长贰，逐日召见，虚己请求，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若者当先，若者当后，谋议既定，次第施行，期年三月，成效必睹。
其第三策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夫直省以朝廷为腹心，朝廷以行省为手足。同治以前，督抚权重，外人犹有忌我之心，近岁督抚权轻，外人之藐我益甚。朝廷苟志存通变，宜通饬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或通力合作，或专力致精，取用新法，行以实政，目前不妨略异。三年要可大同，宽其文法，严为督厉，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之，要以三年，期使各省均有新法之练兵数千，新法之税款数万，制造之局数处，五金之矿数区，学校增设若干，道路通治若干，粗定课程，以为条格。如此则百废具举，万象更新，销萌建威，必有所济。我世宗宪皇帝注意督抚，而政举兵强。我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委重督抚，而中兴奏绩，重内轻外之说，帖括陈言，非救时至论也。
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惟皇上择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发愤与否，在于此时，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一切不行，则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圈牢羊豕，宰割随时，一旦脔割，亦固其所。职上为君国，下为身家，苦心忧思，虑不能免，明知疏逖，岂敢冒越，但栋折榱坏，同受倾压，心所谓危，急何能择。若皇上少采其言，发奋维新，或可图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职虽以狂言获罪，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否则沼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瞻望宫阙，忧思愤盈，泪尽血竭，不复有云，冒犯圣听，不胜战栗屏营之至，伏维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第六书
推荐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具奏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畔危迫，分割荐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呈请代奏事：窃自马江败后，汉人据越，职于此时，隐忧时事，妄有条陈，发日本之阴谋，指朝鲜之蓄患。以为若不及时变法，数年之后，不能立国。已而东师大辱。遂有割台补款之事。于是，外邦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请及时变法，图保疆圉。妄谓及今为之，犹可补牢，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旦夕瓦解，后欲悔改，不可收拾，虽有善者，无如之何。危言狂论，冒犯刑诛。荷蒙皇上天地之量，俯采刍荛，下疆臣施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职诚感激圣明，续有陈论，格未得达，旋即告归。
去国二年，侧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土室抚膺，闭门泣血。顷果有德人据胶之事，邀索条款。和议甫定，而英俄乘机邀索，应接无暇，山东复有命案，德使翻然，教堂遍地，处处可以开衅，诸国接踵，其何以堪之。职闻胶变，从海上来，闻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海内震惶，乱民蠢动。顷元旦日食，天象告变，警戒非常，瓜分豆剖，大露机牙，栋折榱坏，同受倾压。用敢万里浮海，再诣阙廷，思竭愚诚，冀裨万一。蒙大臣延询以善后变法大计，用敢冒昧陈露，以备皇上采择焉。职窃考大地百年来，守旧诸国，削灭殆尽。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利权，而一旦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据其海陆形胜，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此皆泰西取国之胜算，守旧被灭之覆辙，近事彰彰者也。当此主忧臣辱之日，职亦何忍为伤心刺目之谈。然自东师辱后，泰西以野蛮鄙我以黑奴侮我，故所派公使，皆调从非洲，无一调自欧洲者。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
十年前吾幸无事者，诸国方分非洲耳，今分地已讫，无地可图，故聚谋以分中国为事。剖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此尚虚声，请言实迹：俄、德、法何事而订密约?英、日何事而订深交?土、希之役，何以惜兵力不用?战舰之数，何以竞厚兵而相持?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
二万万华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眈眈，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公卿督抚，彼且将制其死命。鞭笞亲贵，奴隶重臣，囚奴士夫，蹂践民庶。又其甚则且如土耳其之幽废，如高丽之祸及宫闱；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又如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
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后此数年，中智以下，逆料可知，必无解免。然其他事职犹可先事言之。若变辱非常，则不惟辍简而不忍著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处小朝廷而求活，则胡锉所羞；待焚京邑而忧惶，则董遇所鄙。此则职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于言者也。夫以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抚而用之，何求不得，谁为束缚其手足耶?然伏观皇上，忧愤之心，昭于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贤士大夫，忧国之诚，癯颜墨色，亦且暴著于人。顾日言自强，而弱日甚，日思防乱，而乱日深者，何哉?则以国是未定故也。夫国是者，犹操舟之有柁，罗盘之有针，趋向即定，而后驶行求前，其有赴程或迟，不能速登彼岸，则或因风雾见阻，或责舟人情勤；若针之子午未定，柁之东西游移，即使舟人加力，风帆大顺，而遥遥莫适，怅怅何之。甚且之楚而北行，马疾而愈远矣。
夫今日当大地忽通，万国竞长之时，迥非汉唐宋明一统之旧各国治法、文学、技艺、制造、财富、武备之盛，迥非匈奴、突厥愚犷之风。以地言，则英俄倍我；以新政言，则自英人培根变法，至今五百年，政艺日新，而我今始用之，其巧拙与彼有一与五百之比；以财富言，英人匀算，人有二万七干镑，而吾民鸠形菜色，不及十金，今镑价值银十一圆，是英人人有三十万元，是吾贫富较彼，有一与三万之比。英、美赋税皆七十万万，而吾仅七千万，以兵言，则泰西强国皆数百万，铁舰百数，而吾无一劲兵，无一铁舰，则不在比数之列。此固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亦祖宗二百年来所未遇也。
以吾闭关之俗，忽当竞长之时，絺(纱字少改谷)宜于夏日，雨雪既至，不能不易重裘；车马宜于陆行，大河前横，不能不易舟楫。外之所感既异，内之备御因之。故大易贵乎时义，管子贵乎观邻，水涨堤高，专视比较。若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不对，病必加危。故当今日而思图存，舍变法外，更无他巧。此固万国谋自强者，所殊途而一辙；亦中外谈经济者，所异口而同词，臣民想望，有不可不变之心：外国逼迫，有不能不变之势。然则今日之国是，莫有出于尽革旧习，变法维新者矣。自同治、光绪以来，总署、使馆、同文馆、招商局、制造局、税务司、船政厂、电线、铁路之设，皆采用新政，非祖宗之旧法矣。皇上与诸臣，审时度势，图谋自强，亦固知法之不能不变矣。徒以根本未变，大制未新，少袭皮毛，未易骨髓。譬犹厦屋朽坏，岌岌将倾，而粉饰补漏，糊裱丹青，思以支柱，狂风暴雨之来，求不覆压，岂可得哉?故外侮一来，绝无可恃。猥以万里大国，委命他人，一使狂言，举国震慑，听其到割，此真自古绝无之事。安有抚万里之大国，而无计若此者乎T然而至于此者，则以国是未决，变法未尽，午针摇荡，操柁游移。加以风雾晦冥，波涛大作，其船虽大，必覆无疑。夫病症既变，宜用新方；岁步既更，宜革旧历。易贵观会通，以行典礼。《论语》称：孝无改父道，不过三年；则四年后，可改无疑。
且今之制度，并非祖宗之法，皆秦汉自私之术，元明展转之弊耳，岂复有三代道德之美哉?抗言守祖宗之成法者，不过为胥吏之窠臼、好人之凭借耳，岂有祖宗分毫之意哉?《大学》称：日新又新，其命维新。伊尹称：用新去陈，病乃不存。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更新则乳虎食牛，守旧则为丛驱爵。世祖章祖皇帝入关，即大变太祖、太宗八贝勒、八旗之法，以维新垂治矣。近俄与日本、暹罗，变政维新，遂以辟地自强矣。印度、土耳其、埃及，守旧不改，遂以削地灭亡矣。夫守祖宗之成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易其法，而能保其地，孰为得失?狃中国之体制，而不能保中国之民，与稍变其制，而能保其民，孰为轻重?新旧变守之效如此，皇上果何择焉?然皇上虽赫然发愤，思变图存，职窃虑数千年之旧说，易为所牵；数百年之积习，易为所滞。夫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吐下之方，庸医畏投。非有雷霆霹雳之气，不能成造立天地之功；非天下之至强者，不能扫除也。后有猛虎，则懦夫可以跳涧溪；室遭大火，则吝夫不复惜什器。惟知之极明者，行之极勇，然非天下之至明，不能洞见也。伏愿皇上召问群臣，审量时势，反复辩难，决定国是，确知旧习之宜尽弃，补漏之无成功，别立堂基，涤除旧弊。以地方二万万方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繁，加以先圣义理，人人之深，祖宗德泽，在人之厚，此地球各国之所无，而诸国之所羡绝者也。以皇上之明，居莫强之势，若发愤更始，变法一新。《孟子》谓；王犹反手，虽为政地球何有焉，惟中国为然。今虽稍迟，补牢未晚，虽未遽转弱而为强，而仓卒可图存于亡；虽未能因败以成功，而俄顷可转乱为治，是在皇上志力之浅深，变法之迟速，以为收效之大小而已。然徒言变法，条理万端，随举类无功，此当世之士，略能言之，职亦尝上陈之。惟以推行之本末，先后之次序，章程节目之繁，刚柔宽猛之用，从何下手，乃无疑惑，从何取法，乃无弊端。如作书画，必当有佳谱，仿摹尤贵见墨迹，临写庶不走作，乃易揣摩。职窃为皇上上下古今、纵横中外思之，尧舜三代之道在爱民，皇上必已孰讲之。
职愿皇上常讽《孟子》，而深知其意。句践燕昭之行在雪耻，皇上当已习闻之，职愿皇上熟诵《国语》、《国策》而誓于心。若至近之墨亦可摹，绝佳之画谱可临者，职于地球中新兴者得二国焉：曰俄、曰日。职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而已。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学于船匠，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败，步武泰西，乃至易服改制而雄视东方。此二国者，其始遭削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职译纂累年，成《日本变政考》一书，专明日本改政之次第。又有《彼得变政记》，顷言缮写，若承垂采，当以进呈。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于俄、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皇上若俯采远人，法此二国，诚令译署并进此书，几余披阅。皇上劳精垂意讲之于上，枢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权衡在握，施行自异，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计外者。风声所播，海内慑耸，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盖遇昧者，其胆豪；见明者，则气怯，且虑我地大人众，一旦自强，则报复更烈。非皇上洞悉敌情，无以折冲樽俎，然非皇上采法俄、日，亦不能为天下雄也。考日本维新之始，凡有三事：
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
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
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
伏愿皇上采而用之，因日食之警，震动修德，除旧布新；择吉日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或御乾清门，下招申警，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上下一心，尽革旧弊，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俾趋向既定，四海向风。然后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其午门设待诏所，派御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皆为传达发下制度局议之，以通过天下之情，尽天下之才，或与召见，称旨者擢用，或攉入制度局参议。其将来经济特科录用之才，仿用唐制，开集贤延英之馆以待之，拔其尤者，选入制度局，其他条陈关涉新政者，皆发制度局议行。盖六部为行政之官，掌守例而不任出议，然举行新政，无例可援。军机出纳喉舌，亦非论道经邦，跪对顷刻，岂能讨论。总署困于外交，且多兼差，薄书期会，刻无暇晷。变法事体大，安有无论思专官而可行乎?周公思兼三王，仰思待旦；《中庸》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今有办事之官，而无议论之官，譬有手足，而无心思，又以鼻口而兼耳目，不学问思辨，而徒为笃行。夜行无烛，瞎马临池，宜其丛脞也。若开局讨论，专设一官，然后百度维新，可得精详。其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
一、法律局。考万国法律、公法，以为交涉平等之计；或酌一新律，施行于通商口岸，以入万国公法之会。
二、税计局。掌参用万国之税则，定全地之税，户口之籍，关税之法，米禄之制，统计之法，兴业之事，公债之例，讼纸之制。
三、学校局。掌于京师、各直省即书院、佛寺为学堂，分格致、教术、政治、医律、农矿、制造、掌故、各国语言文字诸科，别以大小公私，并立师范、女学而广励之。其有新书、新艺、新器者，奖励焉。
四、农商局。掌凡种植之法，土地之宜，恳(垦)殖之事，赛珍之会，比较之厂。考土产、计物价、定币权、立商律、劝商学。
五、工务局。掌凡制造之厂，机器之业，土木之事。
六、矿政局。掌凡天下一切矿产。开矿学，定矿则。凡开矿者隶焉。
七、铁路局。掌天下开铁路事。
八、邮政局。掌修天下道路，及递信、电报之事。
九、造币局。掌铸金银铜三品，立银行，造纸币，时其轻重。
十、游历局。掌派人游学外国，一法一艺，宜得其详。其有愿游学者报焉。
十一、社会局。泰西政艺精新，不在于官，而在于会，以官人寡而会人多，官事多而会事暇也。故皆有学校会、农桑会、商学会、防病会、天文会、地舆会、大道会、大工会、医学会、各国文字会、津法会、剖解会、植物会、动物会、要术会、书画会、雕刻会、博览会、亲睦会、布施会。宜劝令人民立会讲求，将会例、人名，报局考察。
十二、武备局。掌编民兵、购铁舰、讲洋操、学驾驶、讲海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其直省藩、臬、道、府，皆为冗员。州县守令，选举既轻，习气极坏，仅收税、断狱，与民无关。故上有恩义而不宣；民有疾苦而莫告。千里之地，仅督抚一人能达于上，而层级十重隔于下，且督抚官尊，久累资格，故多衰吒，畏闻兴作。若督抚非入，下虽有才，无能为治，骤言尽革，其事既难。
日本国主之下，小民之上，仅一县令，虽亲王亦充之，故权尊而亲民亲政乃达。汉制：百郡以一守领令数十；宋制；以京官知州县，皆可为法。昔曾国藩变兵为勇，以收平贼之效。今莫若变官为差，直省道员，凡六七十，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照主考、学政及洋差体制，不拘官阶，随带京衔，准其专折奏事，听其辟举参赞随员，授以权任。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以厘金与之，其有道府缺出，皆令管理。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十二局、军机处。其治效著者，加秩进禄。凡诸新政人员，就制度局、集贤院、待诏所，及内外所保人才，选授略同。南书房差不拘官级，听辟幕僚，专在得才，与共新政。内外本末，指臂灵通，血管注于心房，脑筋遍于全体，简易广大，相与更新。然后破资格，厚俸禄，以用人才；停捐纳，省冗员，以清士路；振亲王、重臣游历，以广学识。尚虑改变之始，需款甚繁，日人以纸币行之。真银仅二千万，而用值二亿五万万，盖得管子轻重之法焉。吾若大变法度，上下相亲，变可行之，否则大借洋款数万万，派熟习美国之人，与借商款，酌以铁路、矿产与之，当可必得。准限三年，各省铁路皆成，学堂皆立，学会皆开。工有新器，商有新学，地有余利，民有余饶，至于十年，治功大著，足以雪仇耻而威四裔不难矣。若惑于席人之论，不为全局之谋，徘徊迟疑，苟且度日，旧弊未去，变法不全，则责言日闻，幅员日割，手足既缚，腹心亦到，虽欲偏安，无能为计矣。时乎，时乎，岂容再误。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图存与否，在于此时。职之疏逖，岂敢妄陈大计，变乱典章，诚以上为君国，下为身家，心所谓危，急何能择，用敢冒越，竭尽其愚。伏惟皇上少采其言，乾健独断，发愤维新，或可图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职冒犯圣听，不胜战栗屏营之至。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选自《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
康有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呈请代奏折（上清帝第七书）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具呈 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事。
窃顷强邻四逼，国势危蹙，皇上忧劳时变，亟筹自强，量势审时， 必有取法，将笃守祖宗之旧法耶?则大地忽通，数十强国环迫，皆祖宗所未遇，必不能执旧方以医变症 也。将近采汉唐宋明之法度耶?则接邻诸国，文学极盛，迥非匈奴、突厥、契丹犷野之风，又汉唐宋明所 未有也。将上法唐虞三代之治，道德纯备矣，而时势少异，或虑有一二迂阔，而远于事情者。
臣窃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 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职前言至近之谱 迹，可临摹者也。职搜采彼得变政之事，苦中国群书皆未译出，无从考其崖略。职披考西书，得彼得本传，即为译出，旁搜记乘，稍益加详。于是彼得行事，粗见本 末矣。
考彼得之能辟地万里，创霸大地者，岂有他哉!不过纡尊降贵，游历师学而已。以欲变法自强之故，而师学他国，非徒纡尊降贵，且不惜易服为仆隶、辱身为工匠 焉。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摹仿之;凡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此其神武独授，破尽格式，操纵 自在，动作非常，以发扬神智，丕变国俗。其举动为千古英主之所无，故其创业遂为大地万国之雄霸。
《易》日：“天 行健。”又曰：“武人为于大君。”《书》曰：“锡 王勇智。”《诗》曰：“武王桓拨。”彼得大力自运，乾坤擂垠，刚武健拨，勇智天锡，宜其远抚长驾， 创业垂统，声威赫然也。昔勾践为吴夫差前驱而沼吴;晋文公游历十九年，知民情伪，而创霸;殷武丁旧劳于外，爰暨小人而称宗;舜耕稼陶渔而为圣 帝。盖虚骄尊大者，祸之媒;卑飞敛翼者，击之渐。人主不患体制之不尊，而患太尊;天下不患治安之无策，而患不取，此所以危败接踵也。昔缅甸势弱将亡，觐见英使，英使不跪，尚须以黄布作帷，遮 其下体;安南国权已削，而下僚尚不得见其主，并递条陈。观缅甸、安南之所以亡，考俄之所以霸，以皇 上之圣，鉴观得失，果何择焉?
今明知法敝(弊)不能不变，而卒不能变者，大率为体制所拘，与天下贤士不接，不能大变也。夫威权者，实也;体制者，虚也。皇上既自强之后，鞭笞四夷，大地内外，悉主悉臣，欲崇体制，何求不得?若土地听人割据，疆臣为人勒逐，铁路听人兴筑，矿产听人搜求，至自筑铁路、自借款、自通商而不可得，俯首听 命，惟敌所为，无复自主之权，亦无保国之术，虽我待藩属如朝鲜、越南，尚未限禁至是。既迥非祖宗一统之旧，且并非泰西平等之邦，若仍用旧时体制，以为尊 崇，是甘蹈越南、缅甸之覆辙，而反勾践、武丁、帝舜之良图，窃为皇上不取也。
尝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自知县号称亲 民，而吏役千数人，盘隔于内，山野数百里，辽隔于外，小民有冤，呼号莫达，累上而为知府，则千里剖符之寄，又累上而为司道，则百城屏藩之任，然上未得具折 以上达，下须行县乃逮民。若夫督抚之尊，去民益远，百县之地，为事更繁。积弊如山，疾苦如海，既已漫无省识，安能发之奏章?一省一人，一月数折，隔塞甚矣，何能为治?京师百寮千 万，非无人才，而惟九卿台谏，方能上达，故直省民数虽四万万，而达官仅数十，余皆隔绝，是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俱弃之。枢臣位尊体重，礼绝百寮，卿贰大臣， 不易得见。至与群僚，益复迥隔，东阁不开，谘谋无人，自塞耳目，自障聪明。故有利病而不知，有贤才而不识，惟有引体尊高，望若霄汉，虽比之外国君主，尊隔 过之。《诗》云：“瞻彼南山，维石岩岩。”刺尊隔也。昔周公吐握，以待天下士，计当时之士，岂有及 周公万一者?而周公下之如此。今舍周公之法，而欲旋乾转坤，安可得哉?
皇上九重深邃，廉远堂高，自外之枢臣，内之奄寺，此外无得亲 近，况能议论?小臣引见，仅望清光，大僚召见，乃问数语。天威俨穆于上，葡甸拳跪于下，屏气战栗， 心颜震播，何能得人才而尽下情哉?每日未明办事召见枢臣，限以数刻，皆须了决，伏跪屏气，听候颜 色，未闻反复辩难，甚少穷日集思。天下甚大，事变甚微，皇上虽圣，岂无缺失?而限时以言事，拳跪以 陈词，虽有才贤，不能竭尽。当此时变，岂能宏济艰难哉?尊严既甚，忌讳遂多，上虽有好言之诚，臣善 为行意之媚，乐作太平颂圣之词，畏言危败乱贼之事，故人才隔绝而不举，积弊日深而不发。至中国败坏之由，外夷强盛之故，非不深知，实不敢言。昔黎庶昌奉使 日本，有所条陈，但请亲王出游，不能上达。其他关切皇上之事，皆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达，达之而不动，动之而不行。皇上虽天宜聪明，而深居法宫，一切壅 塞。既未尝遍阅万国，以比较政俗之得失，并未遍见中国，而熟知小民之困穷。所见惟宫妾宦官，所遇皆窳拙旧物，谐媚日接于耳目，局促日困其心灵，外国宫室、 桥梁、道路、器艺、军械之壤奇新丽，孰从而知之?故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较中外而求自强，其道无由。 如浮屠十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譬咽喉上隔，胸膈下滞，血脉不通，病危立至，固也。
夫天子之所以为尊者，威棱远憺，四夷宾服，德泽流溢，海内又 安。上播祖宗之灵，下庇生民之命，盛德成功，传于后世，乃可尊耳。若徒隔绝才贤，威临臣下，以不见不动为尊，以忌讳壅塞为乐，则近之有土地不守之患，远之 有二世瓦解之祸。若夫大臣托于体制，尊主如帝天者，岂为其敬上哉?一以行其引体自尊之分，一以便其 蒙蔽欺罔之私耳!文王与国人交，帝舜臣哉，邻哉，岂以尊若天神为贵哉?人情安于所习，蔽所未见，而祸败一来，悔无可及。职曩言皇上尊则尊矣，实则独立于上，皇上何乐此独尊，良为此 也。
夫天地交则泰，不交则否，自然之理也。历观自古开国之君，皆与 臣民相亲，挽辂可以移驾，止辇可以受言，所以成一代之治也。自古危败之君，并与其臣相隔绝：隋炀之 畏闻盗贼，万历之久不视朝，所以致国祚之倾也。伏读太宗文皇帝圣训，谓明主自视如天，臣下隔绝，是以致败。我国上下相亲，是以能强。呜呼!明室之所以亡，我朝之所以兴者，尽在此矣。夫泥虚文之体制，则不能保实有之威权，使如天如神，内示尊于奴隶， 外蹙辱于强邻，孰若纡尊降贵，内交泰于臣民，而外扬威于四海，孰得孰失，皇上又何择焉?外侮迫矣， 通商则不许，借款则阻挠，今虽欲变政，窃恐外人掣肘，况能从容待我十年教训乎?故非如彼得之举动一 奇绝，不能桓拨速成，雷轰电掣。皇上天锡勇智，鉴考古今，深观时变，遍察万国，远念帝舜、武丁、勾践、太宗文皇帝之图迹，下鉴亡明、缅甸之覆辙。伏愿几暇 垂鉴此书，日置左右，彼得举动，日存圣意，摩积激动，震越于中，必有赫然发愤，不能自已者。非必全摹彼得，而神武举动，绝出寻常。雷霆震声，皎日照耀，一 鸣惊人，万物昭苏，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内，强邻改视易听，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窥测者。以中国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举而陶冶之， 岂可量哉?谨将《俄彼得变政记》进呈，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