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樊纲许小年激辩美国金融危机

“正如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诞生,任何危机都有两面性,如果中国经济能从目前的金融震荡中汲取教训,切实促成经济转型,这将是我们从危机获得的宝贵财富。”经济学家樊纲昨天在北京举行的财经论坛上如是表示。

这场以“中国金融:变局与对策”为主题的论坛,是第一次在大范围内汇合决策层与金融专家一起讨论目前华尔街发生的危机,以中国的视角来观察危机的原因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大洋彼岸的一场风暴让金融改革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曾经被我们誉为老大哥的雷曼等投行已走向末路,“师夷长技”,究竟该往哪里走?厚重的阴云笼罩在决策层和金融专家的头上。会上专家一直认定,中国的金融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和美国次级债暴露的问题截然不同。“从紧的货币政策、灵活的金融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说。

原因探讨：美过分宽松的监管政策酿成苦酒

“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出发的目的。”

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今华尔街混乱不堪的局面,是多么贴切。在混乱的局面里,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各方利益主体的争论中走入迷局,而在中国经济学家看来:美国当局过分宽松的监管政策,是酿成这杯苦酒的真正原因。

中欧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博客)的观点颇为独到,他认为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放松之外,最重要的是对华尔街的“头脑”———美联储的监管失控是导致灾难的最根本原因。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金融发展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认为,过去十多年内,国际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需要寻找投资回报,由此激励金融机构为了迎合回报的要求,而设计出各式各样的衍生产品进行兜售,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演化越发复杂化。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实际上反映了监管问题。金融衍生产品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推出违反了可偿还性原则,借款人没有稳定的还款来源,不具备按揭贷款资格,仅仅寄希望于低利率和房价(专题)上升。当这两个因素不再具备,融资的链条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环发生问题。

在会上,金融衍生产品以及在衍生产品基础上的再衍生,成为与会专家一致讨伐的对象。“应该对衍生产品的创新做出限制,并禁止在衍生品基础上多次衍生。”吴晓灵说,“在证券化过程中,应该将部分风险保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而不能通过证券化将所有的金融风险全部转移出去。”

吴还认为,次贷危机的真正原因不是金融创新,而是金融创新偏离了银行信贷的基本原则。信贷过度介入会导致泡沫的形成,而现在正是泡沫幻灭破裂的过程。

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金融发展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指出,“抵押债务债券是资产支持证券,即使金融机构高管、董事都未必理解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真正含义。”王君认为,在此情况下,金融机构内部如何管理和控制风险无疑是个挑战,“有可能连金融机构自己都常常产生怀疑”。

国情研判:中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和美国完全不同

金融业谨慎有余、开放不足一直是导致中国金融业裹足不前的最大绊脚石。许小年教授就认为,所谓的地下钱庄,一直以来没有法律来约束他们。而任何金融创新都是在新事情出现之后才规范的。如果政府什么都要管,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创新。

但次贷危机的发生,正是由于监管机构的松懈所致。那么,美国不成功的监管政策,是否会导致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放慢以及阻滞金融创新的发展?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表示,华尔街危机的源头是美联储过度发行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创新过度。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监管过度,而创新不足。因此,必须厘清中国和美国金融改革面临的不同历史命题,对金融松绑以释放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活力,成了与会专家的集体呼声。

“金融中介机构因为涉及公众利益,对其监管存在必要性,但不能将资金融通的功能定义为只有金融中介机构才能做。”吴晓灵说,由于对公众金融财产处置权重视不够,民间信贷和金融业务长期处于灰色地带,而过度的监管也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低下,成本过高,不利于社会经济活动有效率地展开。

至于创新问题,王君认为,中资银行不能因为衍生产品复杂引发次贷危机就放弃金融创新,但关键是把创新和风险控制结合。吴晓灵认为,应该尊重公众或企业通过合同方式确定融入资金的权利,不应该因为银行、保险、证券和信托这些金融中介机构需要监管,就将个体和企业的活动也严格地监管起来。

“金融中介机构因为涉及广泛公众的利益,对其监管存在必要性,但不能将资金融通的功能定义为只有金融中介机构才能做。”吴晓灵说,由于对公众金融财产处置权重视不够,民间信贷和金融业务长期处于灰色地带,而过度的监管也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低下,成本过高,不利于社会经济活动有效率地展开。

救解之道:当务之急是扩大有关民生的财政支出

可以预见的是,次贷危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将导致外需的萎缩,而国际流动性的紧缩不可避免地会对缩减国内投资。而自1998年后,外需和投资的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的引擎,而在不少专家看来,随着资源价格高企和金融震荡的来临,这条路已经行不通。

吴晓灵认为,虽然仍要继续坚持宽松的财政政策,但不应再重复1998年的历史,通过大规模的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经济发展。她认为,目前在国民经济增长模式中,投资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投资的增速过快不仅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不利于经济平稳有效增长。

而现状显然不容乐观。从统计数据来看,投资仍然是推动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2007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在50%左右,居民消费占比为35%,而且还在逐年下降,而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高达70%以上,远高于中国水平。同时,从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来讲,美国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仅占全社会27%,而服务业却提供了30%以上的就业机会。

专家给出的药方表面上各异,而实质相同。“当务之急在于,应该扩大有关民生的财政支出,提高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这也是中国财政改革的方向。”吴晓灵称。

许小年给出的药方则是,“中国必须尽快实现转变增长和发展模式,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尽快完成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转变。”许小年据此认为,希望在于服务业。

不过,服务业主要的阻碍是刚性的经济体制,具体体现在对经济的过度管制上。“比如,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电信、文化娱乐等在内的主要服务行业,无不在政府的管制之中,壁垒高耸,无法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以解决转型中产生的就业问题,”许小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