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

作者: 梁小民

第一部分 井底观天

　　行 重 于 言——进入世界市场的正确途径

　　加入WTO后，我们的许多出口品遭到欧盟和其他国家技术质量标准的封杀。先是出口欧盟的虾和苹果，以后是温州打火机，最近又是蜂蜜。有报道说，日本以残留农药超标为借口要全面禁止中国蔬菜进口。如果这种说法变为现实，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

　　对于这些事件我们的反应首先是指责，说这些国家对我们实行贸易歧视政策，甚至提出抗议或交涉等。这其实是最没用的。用技术质量标准来限制进口是各国常用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之一。在进口国而言，这是一种WTO规则允许的保护手段。对出口国而言，是一种玻璃小鞋，穿上难受也无法反对。何况这种标准是针对一切国家的，即使是一种歧视，也拿不到桌面上谈，更别说抗议云云了。

　　这些问题的发生其实也是我们早已想到的。许多发达国家的技术质量标准比我们国内实行的标准要高得多。既然我们要把产品出口到人家国家，当然就要依据人家的标准，而不能用我们的“土标准”。也不要指责人家的标准合理或不合理。确定什么标准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作为出口国只有遵守的份儿。废话少说。

　　我们出口产品屡屡遭禁，我觉得问题还要从自己身上找。这些事件一次一次发生，说明我们应对加入WTO各种情况的工作还没做好。

　　加入WTO后，各行各业的确热闹了一把。又是开研讨会，又是请专家讲课，又是学习各种文件，又有各级领导发出了不知多少指示。结果呢？热闹过去了，认识提高了，却没见有什么切实有效的行动，于是出口遭禁的事情就一件一件发生了。而且，许多前车之鉴亦未引起重视。

　　哲学家历来爱争论“行”难，还是“知”难的问题。我总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真正的知不容易，知而能行也不易。以出口遭封杀来说，真正要知道为什么遭封杀,人家那些技术质量标准是什么，哪些标准最关键，我们出口品的差距在哪里，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找出这些问题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容易。无论要“知”也好，要“行”也好，都要踏踏实实地做，而不是满足于夸夸其谈，开些无用的会，发一些无关宏旨的文件。我总觉得现在某些部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说得太多，做得太少，号召太多,落实太少。一言以蔽之，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批评的形式主义依然严重。

　　根据各国的经验，在协调行业内生产，统一产品标准，组织加工出口等方面，行会极为重要。行会要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一个空架子,就必须脱离政府。现在的许多行会是“二政府”，行会领导也是副部级、正局级云云，或者用以安排退休领导，这样的行会有什么活力？能做什么实事？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了行会的问题，但还没见到新行会的组织原则与章程，老行会的政府性质仍然没变，一些新行会的建立受到种种限制。遇到出口遭封杀又是政府出来讲话，尔后也没什么具体措施。这种局面何时才能改变呢？

　　针对外国的技术质量封杀，需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有人一点一滴去做。比如，先要收集各种信息，对外国可能出台的技术标准有所了解，对实现各种技术标准所应采取的措施有所了解。要组织相关单位协作，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并落实下去。这些不是光有几个领导的指示就可以办到的，要一件件去做。我们的有关部门还是说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了。总是出了问题大吃一惊，提点抗议，发点牢骚，这又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外国的许多技术标准并不是高不可攀。蜂蜜出口遭禁是氯霉素的含量超标，蔬菜出口遭禁是农药残留量超标。解决这些问题在技术上并不难，但涉及部门很广。从农药的研制、生产、使用，到农民用农药的方法、时间与习惯，涉及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每一环。要让各个相关部门与企业相互合作，做到这一点的确不易。这就需要有关部门一点一点落实，解决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实际问题。要菜农用低毒农药，谁来生产呢？要能生产这种农药，谁去开发和提供必要的技术呢？生产中所需要的原料谁来供给，如果成本过高，谁给补贴呢？不一个一个地解决这些琐碎而实际的问题，达到外国的技术质量标准就是一句空话。

　　加入WTO的确给我们提供了机遇，近几个月出口增加与加入WTO不无关系。但要真正能利用加入WTO的东风实现经济腾飞还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去做。我们需要的是实干家，而不是空谈家。如果不去认真寻找对付技术壁垒的措施，并实现之，恐怕还会有许多出口品遭到相同命运。

　　记得哪位伟人说过，一个行动胜于一打宣言。在对付外国的技术壁垒上，我想也是行重于言。

　　救救我们的朋友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物种的多样性保持了地球的生态平衡。在2002年南非举行的全球峰会上，保护野生动物是主题之一。但在会议举行之时，云南、广东等地的一些人正在大吃野生动物。也许他们还是边看这次会议新闻，边品尝着这些“美味”。

　　想到这种场景，我无法平静。人类自从脱离了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以来，已经有了丰富的食品。人类文明进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从吃野生动物变为吃自己生产的食品。在许多国家，吃野生动物，甚至吃家养的狗，都被作为不文明的行为。但在我们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有人还以吃野生动物为荣。云南这个野生动物王国正在被吃掉，这并不是耸人听闻，不是杞人忧天，是正在变为现实的预言。

　　面对人们的贪婪，道德说教显得苍白无力。拯救我们的朋友，还要靠政府拿起法律之剑。保护野生动物是一种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从这种意义上说，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政府行动起来。

　　我们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这部法律并没有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这些朋友，根本原因仍在于政府。在一些地方，政府把偷猎、走私、贩卖野生动物作为振兴经济的一种方法，有意无意地庇护那些残害野生动物的行为。甚至还有些地方，个别官员以吃野生动物为荣，向客人炫耀自己的身份，或表示自己的好客风范。在这样的地方，野生动物保护法能得到落实吗？政府行动起来，是政府官员行动起来。如果官员是这样一种状态，保护野生动物法就成一纸空文了。因此，保护野生动物首先要整整这些官员。我们曾实行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的确收到了成效。今天面对疯狂的走私、贩卖野生动物潮，是否也可以保护野生动物一票否决。对那些纵容、包庇野生动物走私、贩卖者，对那些敢于“亲自”吃野生动物者，不仅一票否决不能当官，而且还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只有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保护野生动物，这股歪风才能得到制止。

　　其实，以野生动物来带动本地经济是一种极为可笑的想法。几个违法分子偷猎走私，办几家野生动物饭店就可以为富一方？有野生动物餐馆恐怕不仅不能带动旅游，反而破坏了本地生态环境，会没人去旅游。在一个偷猎走私成风的地方，人们不会有安全感。投资者面对违法现象的横行，也会担心整体投资环境。真没听说哪个地方是靠吃野生动物富起来的。纵容这种行为，无非是富了几个违法者而已。以纵容违法者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最终会使这些地方越来越穷，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决不应该是一个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

　　只要官员重视，把保护野生动物当做一件大事来抓，拯救我们的朋友，就有希望。因此，官员以身守法，严格执法，是保护野生动物成功的第一步。

　　当然，应该承认，那些野生动物受到破坏的地方，地域广泛，保护人员严重缺乏，装备落后，再加上境外偷猎走私严重,要管起来困难的确不少。但关键是行动起来，只要做，就会有成效。过去，可可西里偷捕藏羚羊的现象十分严重，偷猎分子洋枪快车，甚为嚣张。但由于这些年加大了打击力度，今年还没有发生藏羚羊被捕杀的事件。这说明，无论有多大困难，只要努力，野生动物一定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野生动物的保护有许多环节，但关键是抓住销售这个环节。如果查封了野生动物餐馆，对敢于买卖野生动物者严加惩罚，偷猎、走私就能得到有效遏制。要在茫茫林海中抓偷猎者太难，要在几千公里边境线上堵境内外走私者也不易，但要禁止集市的交易和饭馆中吃野生动物，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青海湖中的湟鱼十年才长一斤，由于味美而成为受害者。过去屡禁不止,眼看湟鱼有灭顶之灾。近年来，青海省和当地政府采取有力政策，对卖湟鱼的饭店和吃湟鱼的食客一律重罚。政府加大了检查力度,对举报者给予重奖。这样，即使偷捕了鱼，饭店不敢卖，食客也不敢吃。湟鱼的生存条件好了，数量正在增加。这说明，保护野生动物，说起来困难很多，但只要认真去做，抓住关键环节，一定能成功。

　　保护野生动物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所有公民的事。所以，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打一场保护野生动物的人民战争，也极为重要。应该说，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关心野生动物者多，即使那些吃过野生动物，甚至于参与过偷猎和走私的人，也并不都是顽固分子。依靠群众的力量，我想至少有三件事可做。一是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让少数偷猎走私贩卖野生动物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们要形成一种以保护野生动物为荣，猎食野生动物为耻的社会风尚。二是组织志愿者参与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可可西里向全国征集志愿者，报名者甚众，由于这里自然条件差，许多人无法适应，但如果是云南这样的地方招募志愿者，我想一定是愿者如众的。三是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向海内外征求捐助，以弥补保护野生动物的资金不足。

　　与禁毒相比，保护野生动物要容易一些。如果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与禁毒一样，也就能与禁毒一样取得显著效果。各级领导都认识到了毒品之危害，这才有了今天禁毒的成效。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之重要，像禁毒一样，保护野生动物。

　　在这次南非全球峰会上，朱基代表中国政府庄严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落实朱总理的承诺，就从保护野生动物做起。

　　记得看过一本题为《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书。一个法国小朋友把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朋友，她与野生动物的友谊深深打动了我。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为了全世界的小朋友，救救我们的野生动物朋友吧！

　　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评报纸扩版

　　新年伊始，一些报纸开始扩版，一周一期变为两期，两期变为三期。版面增加了，内容不见其有多少新货色，看不过来，只好不再购阅。扩版当然是报社的自由，但如果读者像我一样采取拒绝的态度，扩版岂不是适得其反了吗？

　　报纸是否扩版要从自己的经营目标出发，实现收益最大化。报纸的目标应该有两个。一是社会效益最大化，即给读者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受到读者欢迎。二是收益最大化，说白了就是要赚钱。当然，这两个目标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社会效益，无法在长期中赚钱。不赚钱，也无法生存与发展，生存且难，哪来社会效益？正从这两个目标出发，我认为一些报纸扩版是“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

　　报纸的主要作用是向读者传递经过筛选的真实信息。真实是报纸的生命，个别报纸造假新闻，已引起读者反感。但即使是真信息，信息量太大，形成信息爆炸，读者也受不了。报纸的任务应该是在认真筛选之后，把最重要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当然，报纸也要帮助读者解读各种信息，提高读者的分析能力。读者从报纸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正确认识各种现象，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报纸的社会效益就有了。

　　报纸扩版的问题之一就是信息量太多，真真假假，或者让人看了之后莫知所云，或者看了许多无用的信息。读者感叹之余，只好与这种报纸“拜拜”了。我看一些扩版后的报纸，所增加的以无用信息为多。读者获取信息也是有成本与收益的。他们花钱买报，花时间看报就是成本，从报纸中得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就是收益。报纸扩版后，读者的成本增加了，尤其是要花更多宝贵的时间去读，忙碌的现代人承受不起这么高的成本。增加的新内容中又多是“注水肉”和“爆玉花”，或者“我报抄你报”。这样的信息能带来多少收益呢？成本大于收益，读者不再读，哪有社会效益？

　　报纸的内容贵在精而不在多。做到多并不难，做到精就不易了。各报要根据自己的读者群，选择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办报不是给慈禧和皇上做菜，满满一桌子，吃不了就扔，而要看人下菜碟。报纸的版扩了，内容没精上去,社会效益反而会下来。

　　我们不回避办报也要赚钱，但扩版是不是赚钱的良方呢？我看也不是。一份成熟的报纸利润来源不是卖报而是卖广告。企业是否买你的广告，关键在于你在读者中的影响力，而不在于每周几次。如果扩版之后，注水多了，消费者不买，企业会要你的广告吗？这正是有社会效益，有读者欢迎，才有经济效益的原因。有些报纸为了赚钱，用各种手法拉广告，扩大版面登广告，甚至不负责地登骗人广告,这样的报纸只怕广告越来越少。扩版与广告扩大并没有直接关系，恐怕扩版办不好，还会丢广告。所以，扩版并非增加效益之良策。

　　扩版能通过多卖报来增收吗？过去读者一周买一份，现在要买两份，这不就卖多了吗？其实并不是这么个算法。报纸是富有弹性的商品，竞争者多，替代品也多，过去我一周花二块钱买一份，现在一周要花四元钱买两份，这就等于涨价了。涨价我不买，改买其他报，如何有增收呢？

　　更别说扩版后成本增加，采编人员更辛苦，为了一周多出几次报，拼命加班，完成了量的任务，哪会有质，“精心”二字从何谈起?

　　其实“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不仅是办报的道理，也适用于许多行业。我把报纸扩版小题大做，意思也是告诉大家，羊年吉祥，三羊开泰还是求精而不求多，要不老一辈儿人怎么不说“九羊开泰”呢？

　　培养国产“菲佣”——如何发展服务业的思考

　　有人戏言，找保姆比找老婆还难。因此，当有“菲佣”进入中国的谣传时，一些人跃跃欲雇。但不久有关部门正式说明，现在想进入的“菲佣”属非法劳工。“菲佣”之传闻也就不了了之。

　　“菲佣”指来自菲律宾的高报酬、高素质保姆。“菲佣”进入的传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场经济对这种高素质保姆的需求。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正步入中产。他们大多夫妻上班，工作繁忙，希望家中有个好后勤。尽管雇个“菲佣”代价不菲，但他们仍觉得值。几千元的支出大大低于他们放弃工作料理家务的机会成本。这正是高素质保姆市场上有旺盛需求的原因。

　　按说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为什么国内会缺乏这种高素质保姆的供给，使这些需求者寄希望于“菲佣”呢？能当保姆的人的确不少，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还是下岗待业的工人，都有不少人可以也愿意当保姆。可惜这些人远远达不到“菲佣”的素质。“菲佣”以其大学文化，对家务的精通和敬业而闻名。尽管是同样称保姆市场，但不同保姆素质差别之大，使她们并不是一个市场。低档保姆的供给是过剩的，而高档保姆市场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或者说几乎就没有。

　　高素质保姆市场的供求失衡也反映了劳动就业市场的特点：空位与失业并存。空位是有活没人干，失业是有人没活干。其根源在于劳动市场的技术结构，即找工作的人没有就业所需要的技术。劳动市场的这种结构特点决定了失业的严重性和就业的困难。这种特点反映在保姆市场上就是有人想花高价雇“菲佣”这样的保姆得不到，而许多想当保姆的人找不到工作。这才有找保姆比找老婆还难的感慨，以及对“菲佣”的渴望。

　　其实在各国劳动市场上都出现过这种结构性失业，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使失业者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人才。拿高素质保姆市场来说，成为“菲佣”那样的保姆并不需要什么天才，只要进行适当的培养和教育，任何人都能成为“菲佣”。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希望不在于引进“菲佣”，而在于培养自己的国产“菲佣”。而且，无论从语言、生活习惯、还是文化传统来看，中国自己培养的“菲佣”要比越洋而来的“菲佣”更有市场。人们现在钟情“菲佣”无非是因为还没有这样的高素质保姆而已。

　　培养国产“菲佣”既是学校的事，也是社会和企业的事。一些高等学校生源不景气，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其关键在于培养出来的人和所学专业与市场有差距。如果能看到高素质保姆这块市场，设立家政服务这类专业，从市场需求出发，培养这类人才，不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吗？如果高中毕业的青年看到未来几千元月薪的前景，他们会愿意上这种专业，也愿意努力学习。这就是社会激励机制的作用。可惜我们的一些学校不重视这块市场，也没有这样的专业。这还是受传统观念的约束，缺乏市场意识。这种高级保姆的培训不仅要靠学校，也可以由社会团体（如妇联）或企业操办。只要有条件，经过一定的审批就可以进入这个行业。发挥多种积极性还是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

　　要使这种培养成功，还要走市场化之路，交费上学。自己交钱上学才知道珍惜学习机会，也才能学到真本领。这样有真本领的人才能受到市场的欢迎。当然，对于那些家庭困难的，完全可以用贷款的方法。他们应享受和大学生一样的贷款权。

　　我想，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市场机遇，大力发展高素质保姆的教育与培养，那时，我们的高级保姆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还可以走向世界。也许到那时，在东南亚颇有名气的“菲佣”这个词就要被“华佣”代替了。学会应对随机冲击

　　“9·11”事件发生后，广州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损失惨重。今年美伊战争爆发后，我在泉州又听到了类似的诉苦。企业家感叹,世界变化无常，生意太难做了。

　　其实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世界。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的变动（经济学中称为随机冲击）是极为正常的。世界不可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一切都有序地进行。成功企业家的能力正在于能灵活地应对各种随机冲击，减少损失，甚至利用这些机会。如果一切都像计算机那样按预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还要企业家做什么？

　　从长期来看，随机冲击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决定经济长期趋势的还是制度、资源、技术这些因素。随机冲击不能改变这些因素，也难以改变经济运行的人间正道。而且，任何一个经济在较长时间内都有能力对这些随机冲击做出调整。但随机冲击在短期内对某些企业的影响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9·11”之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航空业至今没有恢复元气，美伊战争使从事中东贸易的企业喘不过气来，最近的“非典”流行对许多国家的旅游业、交通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些都说明，无论从一国还是一个企业来看，都必须重视随机冲击。

　　当然，随机冲击也并不一定全是坏事,或者说对一些人是坏事，对另一些人还有利益。所以，应对随机事件不仅仅是消极防范，还包括利用这些冲击。能不能利用这种冲击就在于企业本身的应变能力。这次在广东发现“非典”之后，市场上醋的价格上升，江苏镇江香醋企业抓住了这一时机，24小时生产、发货，经营取得成功。相反，醋的家乡山西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不仅失去一次机会，而且还被江苏企业兼并。山西人昔日的晋商风采已经一去不复返，醋业经营尚且困难，危机重重，哪有能力利用这个时机呢？机会只青睐有准备者。

　　防止随机冲击的负面作用也好，利用这种冲击的时机也好，关键在于企业本身。说得更具体点，在于企业家的素质。

　　不少企业家，尤其是少数民营企业家，文化素质并不高，也不想成为学习型企业家，只知埋头拉车不看路,对国内外大事不闻不问，这就无法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随机冲击。美伊战争并不是突然打起来的，此前已有几个月的准备时期，如果每天关心局势变动，你就会知道这场仗是迟早要打的。这并不像“9·11”那样的突发事件，还是有预兆的。如果一个企业家从事中东贸易，或主要生产向中东出口的产品，你就必须关注中东局势，甚至请专家来为你分析何时开战。这样，当美伊战争真的打起来，你也不必惊慌了。

　　许多企业家消息太不灵通了，以致事到临头不知所措。记得前年欧盟通过了2欧元以下的低档打火机要有安全锁装置才能进口的法令后，温州打火机业一片惊慌。其实这事在欧盟已讨论了很长时间，也不是什么秘密消息，欧洲许多大媒体都报道过。但温州打火机的老板没人去关注这些消息,受到冲击能怨谁呢？

　　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时常会有大浪，成功的企业家就应该避开浪头的冲击而利用浪头的推力。打击只对那些无防备的人,机遇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种准备来自学习。

　　应付冲击的另一种做法是多元化经营，当然对中小企业来说，不可能像大企业那样横跨几个行业，但也可以做到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哪怕只生产一种产品，也可以努力实现市场销售多元化，出口到更多的地区与国家。世界各地总不会同时打仗，西方不亮还有东方亮呢！

　　应对随机冲击,是一个企业家必须了解的大学问。由现在做起,为时仍不晚。小亏与大便宜“非典”流行期间，有些企业贪图蝇头小利，哄抬药品、消毒用品的价格，不仅被罚款，而且失去了信誉。相反，杭州的胡庆余药店坚持不提价，多生产，尽管赔了点钱，但却获得社会的广泛赞扬。这两种企业，前者占小便宜吃大亏，后者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

　　“文革”中批判“吃小亏占大便宜”，还把这句话的发明权加在刘少奇同志头上。其实无论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的确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对企业来说，这句话更是正确的经营之道。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一个法制社会里，追求利润并不是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可以上绞刑架，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根本上说，企业只有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物品与劳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正确之处就在于通过市场调节把企业的个体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协调在一起。

　　对于企业来说，实现利润最大化还要正确处理小亏和大便宜的关系。这就是说，利润最大化是长期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短期中一时一地的利润最大化。换句话说，企业只有在长期中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机制，尤其是激励机制，有正确的经营策略，以及良好的商业道德，才能真正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企业的“大便宜”。那些惟利是图，不讲道德和信誉，甚至趁人之危谋利者，短期内可以有点小便宜，但长期中是要吃大亏的。翻翻一部企业史，有哪个企业是靠蝇头小利、不义之财成功的？

　　许多知名的成功大企业都是吃小亏才占大便宜的。在电视剧《大清药王》中，同仁堂乐老板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有一次由于红参短缺，作丹参丸时药师用了白参。白参比红参便宜，但疗效也差。乐老板知道后坚决把这批丹参丸烧掉,宁可赔钱也不出售。从短期来看，同仁堂吃了亏，但却树立了品牌和声誉，这才有了百年老店。那些与同仁堂同时代的药店，经常以白参代替红参，当时的确占了点小便宜，但现在还有哪一家仍然存在呢？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现代。海尔集团当年曾经公开砸毁了质量不合格（也许只是有点小毛病）的冰箱。在许多人看来，产品有点小毛病难免，在冰箱热销的当时，同样抢手。何必吃这个亏？但张瑞敏先生坚持高质量，决不占这点小便宜。从短期看，海尔损失了几十万，甚至更多，但从今天看，没有当时吃那点小亏，能有今天的海尔吗？与海尔同时起家的家电企业不少，那些贪图一时小便宜，不注重质量和品牌者，哪一家成功了？

　　企业的生命是品牌和声誉。成功的品牌不仅来自创新和技术，而且来自高尚的商业道德，来自诚信。为了做到这些，在某一时期吃点小亏是正常的，这也是企业必要的成本。只有勇于吃小亏的企业，才有以后的大便宜可占。吃小亏是占大便宜的必要前提。从这种意义上看，吃小亏占大便宜这句话还是颇有点辩证法的。

　　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与任何社会一样，这个时期难免有浮躁和迅速致富梦。也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难免有惟利是图的人和企业，为一时的蝇头小利，置大义于不顾。那些在“非典”期间借一时供求失衡的状况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生产伪劣商品的企业就是这类“奸商”。他们的确占了点小便宜，但我敢断言，他们是短命的，即使他们逃过了政府的检查，最终不仅不会有大便宜，还会有灭顶之灾。中国自古以来讲诚信为本，讲做生意先要做人。这些话是至理名言，也是企业成功之本。

　　杭州的胡庆余药店是大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这位一代巨商，给这家药店定的调子是“不图赚钱，治病救人”。看来今天的胡庆余还是坚持了胡雪岩先生的传统的。这是他们的成功之道。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前途光明了。

　　“非典”时期消费的外部性

　　前一时期有近万名游人到密云水库一带露营、野炊、旅游，被当地政府劝阻。这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消费者应该有多大主权，消费者自由的限度是什么。

　　市场经济中，消费完全是个人行为，应该由消费者个人独立地做出决策。理性消费者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依据做出最大化消费选择是消费者不可侵犯的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保证。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消费者自由，也是消费者主权的实现。

　　但是，消费者的自由是不是绝对的呢？消费者是不是拥有无限主权呢？我们的回答又是否定的。这就因为消费尽管完全是个人的事，但具有外部性，或者说外部效应。

　　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生产或消费）对与这项活动无关的第三方的影响。这种外部性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例如，消费者去旅游，直接相关的是旅游者（获得正效用）以及旅游部门（获得收入）。但它还要影响与旅游无关的第三方。比如旅游拉动了整个经济，这是正的外部性，即有利的影响，但旅游也引起某种环境污染，这是负的外部性，即不利的影响。

　　市场价格机制协调的是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能实现个人的最大化。再以旅游而言，价格机制使旅游者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也使旅游部门收益最大化。当一种经济行为没有外部性时，个人最大化与社会最大化是一致的。这正是市场价格机制使个人与社会利益协调的作用。但在有外部性时，个人与社会利益并不一致。这就是说，当有正的外部性时，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是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当有负的外部性时，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是社会利益小于个人利益。

　　正因为有外部性的存在，消费者的自由决不是无限的，消费者的主权也不是绝对的。消费行为要受社会法律、制度和道德的制约。比如，消费者没有吃受保护野生动物的权力。因为这种消费行为引起的外部性——非法偷猎和野生动物灭绝——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无限扩大消费者的自由和主权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当存在消费的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时，市场机制对制止这种行为是无用的，这就要用非市场手段来消除外部效应。政府的各种法律和制度正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在一些特殊时期，例如当前的“非典”时期，消费的外部性更为突出——例如，在消费过程（旅游）中引起“非典”的扩散。因此，在特殊时期还应有特殊的限制。北京市发布公告禁止到怀柔、密云这些水库去旅游，就是为了防止污染北京饮用水源的外部性。这时消费者就没有到这些地方旅游休闲的权力与自由。这种对消费者的限制实际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保护消费者，而对个别消费者的放纵则是对社会不负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政府在“非典”期间采取的一些限制决不存在侵犯消费者权力的问题，是对整个社会的负责。消除这种时期消费的负外部性是政府的职责。

　　在消除消费的负外部性时，政府是重要的，但仅有政府还是不够的，每个人都要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消费，自动消除可能产生的消费的负外部性。例如，自觉地不去这些地方，或者听工作人员的劝阻。从这种意义上说，消除消费的负外部性不仅要政府努力，还要每一个人从自我做起。“非典”是整个社会的灾难，也是每个人面临的灾难，消灭“非典”应该从每个人做起。我们不能上抗“非典”的第一线，但如果可以不使自己的消费行为为“非典”传播提供可能，也就为战胜“非典”做出了努力。

　　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以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实现自己的消费自由和消费者主权，“非典”就可以更快消灭，社会会更加文明。

　　“非典”期间的市场与政府

　　“非典”期间，口罩等物品极度短缺，于是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定货或组织生产。哪知计划不如变化快，政府订购的口罩又卖不出去，仅北京床单厂就积压了100万只口罩，企业陷于困境中。

　　与抗“非典”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的确是小事一桩，但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还要不要相信市场，政府能否取代市场？

　　应该说，市场经济无论在什么时期，市场调节的作用都是第一位的。从事抗“非典”物质生产的活动仍然是应该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这就是说，当社会对口罩等物品的需求急剧增加时，不用什么政府指令，企业也会做出反应，迅速增加这类物品的生产，没有这种反应能力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由于企业能力所限，这些物品会出现一时短缺，但这些物品并不难生产，短缺会在较短时期内克服。

　　在“非典”这样的特殊时期，要依靠企业主动做出反应，就应该允许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浮动。我们之所以加“一定范围”是要防止借此机会哄抬物价（如一只口罩卖到60元，或一瓶醋卖到1000元）。但并不是完全不让价格起作用。需求增加，供给短缺，物价上升还是允许的。尤其是企业加速使用设备，工人加班，原材料价格上涨，一点不让价格上升，不利于增加供给，也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利用“非典”这样的“国难”发财是不对的，但仍应该让它们保本并获得正常利润。像北京的这家工厂，口罩的原料纱布从每米一元涨到三元，而口罩价格没变，这让企业如何生存发展呢？

　　即使在“非典”时期，政府也不应该干预经济活动就在于市场多变，政府的计划往往赶不上市场，结果引起资源浪费。类似“非典”时期口罩需求骤增这样的情况往往是极短期的现象。政府难以预期未来变动。北京这家工厂按上级指示生产的是16层口罩，但天热后这样的口罩反而捂出了“非典型痱子”，市场需求减少。另一方面，更好的一次性和活性炭口罩作为16层口罩的替代品出现，也使这家工厂的口罩积压。市场千变万化，计划经济的缺点正在于计划缺乏及时而充分的信息，有滞后性。发生在北京的口罩事件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计划都难于代替市场。目前，一些在“非典”初期供给严重不足的物品又出现了过剩，其中原因之一正在于前一段个别政府部门的指令性计划。

　　相信市场并不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应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政府的作用之一都在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但在“非典”期间这一作用更重要了。这种特殊时期的供求变动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生产不合格的口罩或其他防治“非典”药品，借“非典”进行诈骗活动等违法行为迅速增加。这时政府维持正常经济秩序对社会安定和战胜“非典”极为重要。所以，查处这类非法行为，保证各种物品的质量，就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非常期间应该用非常之重点对付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许多地方政府有力地打击各种非法活动，惩罚、公布了一些违法企业，对战胜“非典”功不可没。

　　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能交给市场做的,尽量交给市场，市场做不了的才由政府承担。或者也可以说是企业从事经济活动，政府管市场秩序。在平常是这样，在“非典”这样的特殊时期也是这样。相信市场的调整能力，社会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如果政府把精力用在经济活动，下达生产指标上，就有可能削弱其他应该履行而且无法替代的职能。

　　北京的口罩过剩的确不算什么大事，但它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坚持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职。只要摆正了这种关系，什么样的灾难我们都可以战胜，经济也才会持续增长。

　　SARS冲击与图书业发展

　　SARS袭来，冲击了许多行业，也冲击着图书发行业。熙熙攘攘的书店变得门可罗雀，据说有的书店一天营业额只有五元。危机也是机遇，如果我们对SARS冲击下的图书市场做一点认真思考，也许可以找到未来的繁荣之路。

　　我们的图书发行现在是一种二元化体系——国营新华书店与民营书店并存。面对SARS的冲击，这两类书店都遇到困难。但总体上说，国营书店比民营书店遭受的打击更大，对SARS

　　的反应更迟缓。这就不得不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未来图书发行业的模式是什么？

　　国营的（我不说国有的，而说国营的，因为目前的新华书店完全是国有国营的）新华书店，即使没有SARS也已经走入了英雄末路。新华书店有它值得骄傲的时光——有从上到下完整的发行、零售体系，曾垄断全国百分之百的图书市场。绝对的垄断就是绝对的无效率。所以在民营书店兴起之后，新华书店的市场正在不断萎缩。在许多地方，新华书店甚至改为服装店、百货店，或承包或租赁出去靠租金度日。整体而言，书店靠政府过日子——由政府投资兴建气势宏大的图书城（作为形象工程之一）,书店无偿或低价使用，或者由政府授权排他性地销售中小学教科书和政治读物这类销售量大的图书。尽管有这些特权，也是苟延残喘而已。

　　国营新华书店的这种状况与国有企业类似。不过国有企业有所改革，国营新华书店基本未变。新华书店的国企病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产权不明晰，仍然是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公有制形式。第二,内部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按行政级别领工资，员工仍在吃大锅饭，无论销售业绩如何，收入是固定的。第三,长期的行政性垄断地位已经丧失了市场竞争能力——正如成长于动物园的老虎已没有野外生存能力一样。第四,长期以惟一的老大自居，没有（而不是缺乏）服务意识。我从上小学开始买书，至今有50多年了,对新华书店的服务从来没有一次满意过，那些盛气凌人的服务员让你有一种“气书”的感觉。所以，自从有民营书店后，我从不去国营新华书店。这样的书店要能在市场经济下生存并发展下去,那才是有鬼。

　　新华书店是计划经济少有的几个顽固堡垒之一，最近中央已经决定放开图书报刊发行市场，允许外商进来。私人书店这些年的发展壮大，实际上也已经打破了图书市场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格局。新华书店的出路在于彻底市场化，而不是靠政府给予资助或特权。图书发行还不涉及经济基础与国家安全，应该完全放开。新华书店也不必走国有企业那种假股份（国有股一股独占——还不是一股独大）道路，也不必由政府主持组建什么大型集团。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这一条完全适用于图书业。图书发行业本来就不该是垄断的，过去的垄断并不是行业自身的特点（如规模经济或其他）要求垄断，而是政府人为造成的。是打破新华书店垄断地位的时候了。原有的新华书店完全可以与外资、私人合作，形成股份制企业，也可以出卖，完全由私人或外资经营。图书发行市场上应该有产权明晰的企业进行平等竞争，这些企业没有什么由所有制决定的身份，在经营、融资等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力，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比如中小学教科书的发行权就应该竞标，而不是由政府授权。

　　中国的民营书店也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有其市场意识强、竞争力强、服务意识强等优点，但总体上讲有规模小、实力弱，成不了气候的缺点。中国的图书发行也正是要在国营书店转型、民营企业做大的过程中成熟起来。那时就不怕SARS之类的外部冲击了。

　　SARS冲击所带来的图书发行业困难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中国图书发行业市场化程度太低这类根本问题。因此，这是一个走向市场化的契机。但是，应该看到，SARS冲击引起的问题还反映了许多营销等技术层次的问题。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是一市场化就灵的。市场化是起点，以后的路还很长。无论企业是什么所有制形式，不走好以后的路，再遇到SARS这种不可预期的事件，还会受重创。

　　图书发行与商业一样也是一个规模经济行业，只有规模做大才能实现高效率，低成本。但这种规模大并不是建立什么大书城或图书中心，而是实现连锁经营。这次SARS流行期间，这类大的图书中心顾客急剧减少，就是对大书业思想的冲击。连锁经营可以降低成本，但销售分散化，又有利于顾客。谁会为了买几本书去一次王府井或西单呢？附近的书店是休闲与购买最理想的地方。店不在大，有特色则灵。但独立的小店成本下不来，又缺乏抗风险能力。所以，集中与分散的连锁经营是图书业成功的惟一道路。中国应该在竞争的基础上形成几个全国性的连锁书业集团，不过不能是国营的新华书店体系，而是产权明晰，作为现代企业的书店体系——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一样。

　　图书发行是服务业，其成功的营销完全在于有特色的、多样化的服务。过去的中国图书业有个性化服务——琉璃厂的书店都有自己的专门服务对象（大学教授与学者），定期向他们提供信息，并送书。这种个性化服务，即使在网络化的今天也必不可少。网络化当然是图书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今天的网上购书之所以作用不大，就在于它十分不完善——查找太困难。人们很难看书名买书，总要浏览一下其内容，现在在一些网上找书，还没有这种方便。网络化只有以方便、实用为目的，才会有更大发展。其他诸如书店的环境，服务员的素质等等，都十分重要。例如，有的书店总在播放音乐——书店要安静，别用歌舞厅的方法来经营。书店要有停车场——别忘了有车之人往往也是买书之人。如果有方便、舒适的服务，到书店逛一逛成为一种享受，就会有更多人来买书。

　　图书发行是一种文化事业，商寓于文之中。做图书发行要做文化，而且，不能总考虑一时的得失。国外的书店和国内一些民营书店经常请社会名人学者做讲座，读者可以免费参加，这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做一次两次讲座，不见得就有促销作用，或者讲座的实际收益要小于成本。但这种文化活动向大众传播了知识，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书店的知名度。从长期来看，绝对有利于扩大书店的经营和经济效益。同样，书店出钱在当地报纸上开辟书评专栏，在网上免费发布新书介绍，等等，都要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考虑，而不要注意于一时的商业利益。人们经常说儒商，其实书商是更应该有儒者的文化气质的。

　　在一个市场化的图书发行市场上，难免有各种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或外部冲击。今天有SARS,明天也还会有其他。一个缺乏竞争力的行业或企业难以应对这种灾难性冲击，也不能利用这种冲击带来的商机。对弱者的冲击也是给强者的机遇。是机遇还是冲击，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应对能力。如果我们的书店有完善的网上销售服务，读者在网上能享受到与在书店同样的服务，可以任意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SARS不就是一个良好的商机吗？SARS期间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了，当然会更多地买书。但对SARS的恐惧使人们不敢去人潮涌动的书店。网上书店解决了这个问题，岂不是千载难逢的商机？当书店没有这种便捷的服务时，不仅没有商机，反而会蒙受损失。得失在你手中，关键是看你适应市场的能力了。

　　一个行业和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不能靠政府赋予的特权或扶植形成。书店受SARS冲击正是市场化程度低的结果。市场化要靠企业自己的内功——产权明晰与以激励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也要靠外功——灵活多变的营销手段。如果这次SARS推动了图书发行行业的市场化，使企业找出自己在内功与外功上的不足并努力去改,那么，中国图书发行就有一个灿烂的明天，SARS的冲击就会由坏事变为好事。

　　SARS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敌人不是SARS,是我们自己的无能。以这种心态，你可以战胜SARS，也可以度过图书业这一段困难的时期。雨过天晴才有太阳红，愿SARS的灭亡之日是图书发行业的光明之时。

　　拆迁与离婚——堵住制度的漏洞　

　　北京某小区自从贴出拆迁通知以后，离婚率急剧上升，不到三个月已有十几对夫妇办了离婚手续,以至于离婚还要排队。某位女士主动假离婚,其丈夫早已有“新人”,遂假戏真作,离她而去。此事酿成悲剧才引起媒体关注。

　　离婚与拆迁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北京有关拆迁文件规定，对住自建房的独立住户给予补助，该区的补助费为每户7万元。这就是说，原来住自建房的夫妻，如果离婚，各自为一个独立住户,则可以多得7万元。7万元对老百姓来说是一大笔意外之财，于是就激起了这个地区的离婚热潮。当然，许多离婚是“假”的,钱到手又复婚了。某女士这样的意外尚属个例。

　　许多人把这个事件归结为这些人“觉悟太低”，竟以离婚这样的手段来骗钱。其实该指责的并不是假离婚的人。市场经济承认人有利己之心，利用某些制度的漏洞去谋利是一种理性行为。离婚、复婚并不犯法，按离婚后的独立住户多领补贴也符合政策，别人如何去干预？当然，这些假离婚的人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但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是人行为的底线，不能把道德作为制约人的行为的标准。换言之,你看着他们用这种不道德的手段骗了钱又复婚了，也无可奈何。

　　也有人指责，这是因为现在离婚太方便，不用单位或街道开介绍信，只要两人自愿，几十分钟就办妥了。这种看法注意到了制度的问题，但指责的对象不对。简化离婚程序、不开介绍信,保护了个人稳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离婚程序简化并不会鼓励离婚。即使离婚再难，那些想骗钱的人仍然会想出办法的。有7万元的激励，再笨的人也会变聪明。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问题依然出在这种补贴制度上。这种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住在这些自建房中的住户以低收入者为主。这些自建房尽管有的还是违章建筑,但已既成事实。有些房已有十几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如果拆迁时不给予原住户适当补偿，有些人就会无居住之地。给补贴可以减少拆迁的阻力，有利于社会安定。但是,这种按户补贴的制度有缺陷,留下了一些人可以钻的空子。而且,离婚者甚多,说明漏洞太明显,利用的人还不少。以户为单位补贴,几人算一户,一人也算一户,当然会有人把大户拆成小户,通过假离婚来把大户拆为小户是最简单的做法,又没有什么风险或代价。其结果必然是离婚成风。

　　制度（包括拆迁补贴这样的规定）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游戏规则，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制定制度的出发点是假设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制度正是要把人们的利己之心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并防止利己之心引起不良行为。一种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得不做好事，而一种坏的制度也会逼好人去做坏事。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原因。

　　制度重要的道理现在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但如何制定出好的制度却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任何制度总难免有空子让人钻。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制度就其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好的，但却会有不利的次要影响。股票期权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制度，不也引起了安然公司造假吗？就北京市的这个拆迁规定而言，也引起当初政策制定者想不到的次要影响——用假离婚来骗取补贴。

　　当然，制度有缺陷或引起意想不到的结果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修改和完善制度。就我们讲的搬迁补贴规定而言,有关机构应及时发现这种假离婚,并修改规定——例如,改为按面积补贴,或宣布从搬迁前某个时间起离婚不算独立户,等等。只要去想,弥补制度漏洞的办法总是有的。等离婚成风,甚至出现悲剧时,就有点晚了。

　　一种有效的制度不是哪个天才制定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如果不及时堵住制度的漏洞,就会千里长堤,溃于一穴。制定制度并不难,及时发现和堵住漏洞才是最难的。大学专业跟着“月亮”走？——专业设置与综合素质

　　某知名林业大学最近在草原科学下又设了高尔夫球场方向，培养高尔夫草业管理的专门人才。报纸是把这件事作为好消息来报道的，但我读后有一种悲凉的回潮感。

　　之所以感到回潮是因为这种专业设置的做法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由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有计划地决定。高校专业根据这些计划设置,有计划地招生和分配。所以,专业越分越细,学生学的越来越专。实践证明这种培养模式是失败的。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性差。一旦计划与现实不一致，或者计划不如现实变化快，学生所学的那专而又专的东西就成为资源浪费。

　　当我们转向市场经济时,教育也要适应这种经济体制的需求。市场经济是一个多变的经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消费时尚与需求的变动,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是迅速变动的。高校的专业设置不能“月亮走我也走”，不断地设置五花八门的新专业，而是要在一定时期内以不变应万变，培养适应能力强的学生。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共识是应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不是一种狭隘的专业技能。适应这一转变，高校的发展方向是拓宽专业,取消过去过窄的专业划分。教育部近年进行了专业调整，取消了许多专业。北大、复旦这些名校目前都实行了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的做法,实行“宽口径,厚基础”,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某林业大学在草原科学专业之下又设什么高尔夫球场方向,的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专业设置模式的中心差别是：给学生一种极为专业的技能，还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形象一点说,是教学生如何去猎杀某种动物如野猪,还是教学生打猎的原理。用前一种教育方法，一旦野猪打完，学生学到的本领就成为没用的“屠龙术”；用后一种教育方法，学生才能适应各种变化，有什么打什么。一个人的能力基础是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有了这个基础，学什么具体技能都不难。缺乏这种综合素质基础，专业能力的提高也极为有限。“根深才能叶茂”。在教育中,“根”就是综合素质,“叶”才是专业技能。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学生在学校学什么专业，毕业后就从事什么专业的工作并不是常态。计划经济下由于专业设置过细，也有许多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据统计在计划经济下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也有30%左右。我在计划经济下学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当过10年中学语文教师——干的是中文系专业的活。市场经济下跨专业就业更为普遍。美国有7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所学专业并不一致。但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很快适应工作需要。许多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原来是学数学、物理、历史等专业的。中国现在的毕业生中至少也有50％以上的人从事的并非原来所学专业的工作。

　　按狭隘的专业培养也不见得这些人业务能力就强。十几年前,期货热时,一些高校及时设置了期货专业,结果如何呢？这些年期货市场发展并不快,这些毕业生就业困难,期货专业成为昨日黄花。而且,如今期货业务做得好的,并非期货专业毕业生。

　　当然,设置什么专业是一个学校的主权,即使这个林业大学在高尔夫球场方向下再设什么高尔夫球场草坪种植和维护之类的更细的方向，别人也管不着。但使我受到这条消息震动的有两个更深层次问题。

　　一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随时都会回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进行市场化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打破这些旧观念，市场经济改革就会受阻。

　　二是一些高校不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入手来吸引学生，而是搞一些专业名称的花样制造轰动效应(所以要在报纸上作为政绩来宣传)。这种玩花架子的做法源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浮躁”，不克服浮躁之风，市场经济改革也难以成功。

　　专业设置本是小事一桩，但从中反映出的问题并不小。这正是我小题大做的原因。

　　该由谁来评名校

　　网上评名校,评出的结果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好的学校被评在后面后,更是怒不可遏。于是有人出来建议,只能由教育部一家评,其他人不得染指。

　　由教育部这样的政府机构来评,其结果必定公正、为所有人接受吗？中国教育部还没有发布过自己评名校的结果,但从政府机构评出的其他奖项来看,结果并不乐观。政府评出的许多名牌公众并不承认,甚至“国优”、“部优”这样的称号都成为相声讽刺的对象。

　　政府独家评奖是一种垄断行为,这种垄断式评出的结果不为公众认可的关键在于评选过程是一种暗箱操作。这个操作过程往往要体现政府或某个领导人的意图。据说在某一次评酒时,无记名评比中,某品牌酒被评为第一,另一名牌被评为第二。但报上去之后,有领导认为要照顾另一品牌的历史地位,于是公布时,顺序就换了。也许这些领导的动机是好的,但他并不一定熟知评选标准。而且,领导人往往从政治或其他因素来考虑评酒问题。这样的评选能有权威性吗？在这种暗箱操作之下,还会发生“游说”、“行贿受贿”等“寻租”行为。这类问题的出现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有时政府面对各种游说或压力,不得不玩平衡,这就出现了若干个并列第一名的结果。过去我们政府评过多少排行？但又有几个有权威性？看来由教育部独家评名校是断断不行的。

　　其实世界上权威的排名或奖项都不是由政府评的。电影里的奥斯卡、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美国的十大名校,都具有权威性,但他们的产生都与政府无关,都是由非政府机构、学术团体等组织评出的。这些非政府机构的评比有客观标准,有保证公正的程序,不受政治的影响,也不由政府操纵或左右,评比处于公众和媒体监督之下,其结果也能被公众所接受。所以中国的名校、名牌或奖项也应该由非政府机构去评,千万不能让教育部这样的政府机构独家垄断。权威的排名或奖项不是垄断的结果而是竞争的结果。由非政府机构去评,就是要实现评选的竞争化。

　　在一个有竞争的评比中,任何符合评选资格的非政府机构、团体都可以参与。开始时这种评比必然会有点乱,也会评出不同的结果。但这并不可怕,在这种百舸争流的竞争中,一定会产生权威的评奖者,并评出公众接受程度高的排名。竞争的评选首先会激励评选者尽可能做到评选过程与结果的公正。因为,如果他们不认真评选,甚至谋取自己的私利,必然在竞争中被淘汰。竞争是激励,竞争也是制约。这种机制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在评比活动中也同样有效。

　　市场竞争应是一种有序竞争,保证这种秩序的应该是政府。在评比中应该由政府维持秩序,非政府机构进行评比活动。放开评比,也并不是什么人或机构都可以去评名校。作为评比的主持者,无论是学术团体、媒体或其他非政府机构,都应具备一定资格,在政府有关机构登记。评比活动并不是要政府无所为,而是政府要清楚自己“做什么”和“如何做”。与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一样,政府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去做自己不该做的事。

　　评名校并不是什么十分大的事,但有人提出要由教育部来评比。提出由教育部评比的也并非官员,而是普通人。他的动机是善良的,想使评名校活动更有序,结果更公正。但所想到的办法却是由政府垄断评比权,而不是竞争。这说明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相当一些人头脑里还的根深蒂固,这也是长期计划经济思想影响自然而然的表现。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仅要领导的思想解放,而且需要每个人思想解放。如果说有了什么问题马上想到求助于政府垄断,这

　　市场经济如何才能建成呢？

　　解放观念这句话说了多少年了,看来真正做到还不容易。15万招镇长应该缓行。

　　企业百万招总裁，高校百万招海归，某市政府也不甘寂寞，要15万招镇长。作为公务员的镇长应不应该拿15万，这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市场经济中并不是一切都是市场化的。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方式也并不是涵盖一切领域。在经济活动中，采用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企业中有一套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所以，如果总裁为企业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100万，甚至更多也是应该的。企业百万招总裁显然不乏炒作的用意，但其原则大体上不错。

　　但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不能市场化，不能运用等价交换的原则，企业那一套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并不是鼓励公务员的手段。公务员的收入与他们的业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也不是由他们在任时的业绩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经济最糟的时期，但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卡特，并没有为此而减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但克林顿总统也没有加薪，更没什么分红、股票期权的巨额收入。IBM的前总裁郭士纳使IBM振兴，仅在4年内就从股票期权中获得3亿多美元收入。但作为公务员，无论是振兴美国经济的总统还是振兴本地经济的州长、市长和其他“长”，都不会有这种收入。

　　如果说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那么，政府的目标决不是利润，而是为社会服务。作为企业家要获得与自己贡献相应的报酬无可厚非。但作为公务员应该是为纳税人服务（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是为人民服务），公务员做好工作是应该的，不能在收入上讨价还价。

　　当然，在公务员中也应该有一套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也应该关注公务员的个人利益。但是，这决不是干多少活要多少钱，而是一套选拔晋升制度。当公务员可以实现自己经邦治国或造福一方的理想，这是人类满足层次中最高的自我实现。在市场经济中尽管公务员收入并不高，但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所以，选拔就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卡特没有把经济搞好，下台了;克林顿的经济业绩使他能连选连任。公务员的个人利益与其职务高低密切相关，所以晋升就是对公务员重要的激励。招到好总裁要给高报酬，但招到好公务员靠的是选拔与晋升制度，而不是给15万年薪。

　　就公务员的收入来说，包括两部分，即固定的货币收入与以津贴和公务消费为形式的实物收入。公务员的货币工资并不高，但又以其他形式得到了更多收入。一个赚钱多的经理要自己开车、养车，够级别的公务员则有公车。即使在国外，公务员的有薪假期、医疗保险都由政府支付，也优于企业。仅就工资制度而言，是有法可依的，实行按职务的等级制。不同等级的工资与晋升快慢有关（晋升又取决于业绩），而与某一段时期的具体业绩（如某一年本地经济增长了多少）无关。业绩对货币收入的影响，通过晋升来体现。

　　在制定公务员的工资级别时，最高为多少，最低为多少，各级级差是多少，是有一定规定的。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是对各级别工资标准的调整，而不是单独调哪一个。如果按某市这样的做法，处于公务员系列中较低的镇长都要给15万，那么，市长、省长，以至于总理又该给多少呢？一个镇长拿了15万，省长只拿了4万，这合理吗？

　　某市想招到好镇长，搞好地方经济，动机是好的，但15万年薪并不是好方法。且不说是否有了好镇长就能搞好经济，或者政府是否应该搞经济。用物质激励来招镇长的做法本身就不对。即使是要高薪养廉，那也是整个公务员工资改革的大事，不能单单从一个镇长做起。这件事反映了一种倾向，似乎什么都要按市场原则办。这种“泛市场”化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甚至会断送市场经济。

　　各打五十大板

　　美伊在中东打仗。中国大地上也有两家在“交火”。一方是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3月26日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40家企业无根据地宣传自己为“世界名牌”;另一方是受指责的企业表示抗议，甚至声称要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没有真刀真枪，但同样像美伊战争一样引人注目。

　　中国有没有世界名牌？应该承认目前还没有。去年年底评出的世界百家名牌，中国一个没入选。我没再往下看，不过大概看到200家也不会有。再以联想为例，在中国它的确是一个名牌了，但在世界上恐怕连名牌的小老弟也算不上。去年柳传志先生到美国参加世界管理科学大会，与《纽约时报》总编坐在一起。当别人介绍联想时，这位总编表示从没听说过（洋人就是不如咱国人，不知道假装恭维几句“如雷贯耳”之类）。连这样的传媒大亨都没听说过联想，可见它还不是世界名牌。联想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企业该打50大板就在于把不是世界名牌的东西硬要吹成世界名牌。国外的真正名牌，例如，可口可乐、耐克之类，从不在自己的产品或包装上印什么“世界名牌”的字样。倒是许多不知名的国产产品，总爱印上什么世界名牌，自我标榜。这种现象多了，也见怪不怪了。名牌是在精心制作的基础上，通过广告宣传，而受到社会与消费者认可的，决不是自封的。把不是名牌的东西自称为名牌，就像丑女自比西施，小人自比英雄一样，让人恶心，该打。50大板还属于“坦白从宽”的政策。

　　我之所以认为该打这些企业50大板是要让它们清醒一下。有一些企业心态的确有点浮躁。想当世界名牌并不错，但却忘了名牌的基础是做而不是吹。看看那些世界名牌，无一不是产品质量一流，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地位。这种树立不是靠别人或自己用嘴去“大树特树”，而是靠自己以脚踏实地的工作去树。名牌是历史检验的结果。正如罗马城不能在一夜之间建成一样，名牌也不会“立竿见影”。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世界名牌很正常。如果企业努力工作，总有一天，我们会有真正的世界名牌。但如果把功夫用在自吹上，那就没戏了。打了这些企业，让他们清醒一下也好。

　　既然这些企业并非世界名牌，为什么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指责它们也该打50大板呢？因为它们做了不该自己做的事。中国还没有非政府组织，所以，不管名为什么，这个组织应该是政府机构，或“二政府”。政府或“二政府”不能认定名牌，也不能指责别人不是名牌。企业要称自己是世界名牌，或在包装上印上这个字样，是自己的行为，谈不上什么违法（正如一个人吹吹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也不算违法一样）。企业出于种种动机，吹吹牛也难免，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又开新闻发布会，又在媒体曝光呢？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受指责的企业，其实却还是不错的。他们的产品固然算不上世界名牌，但质量不错，在国内也算小有名气了。老百姓是相信政府和媒体的，这样公开指责它们，对这些企业的发展不利，说大了对中国经济也不利。小题大做，不值得。

　　这个协会该打50大板也是要让他们清醒一下，明确自己作为政府一部分的职责。这种职责就是打击假冒伪劣、盗用别人品牌者，为中国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但决不能“亲自”钦封名牌或指责企业（当然那些造假者不在此列）。

　　美伊战争的是非吾等小民不敢非议，但国内这场“交火”我还想奉劝一下：中国需要名牌，如果企业和政府能共同合作，各司其职，这不皆大欢喜吗？所以，如果双方能化干戈为玉帛，共谋创名牌之计，而不是互相指责，我想这50大板就免了吧！

　　机票限价：计划经济阴魂不散　

　　被媒体爆炒的民航价格听证会似乎是一种进步：要放开禁折令了。但实际上仅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仍然由政府实行价格限制，要规定价格上限（最高涨价25%)与价格下限（以6折为限）。

　　民航如何定价从小处看，涉及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民航能否走出困境的问题；从大处看，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应该如何突破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回答三个问题：政府应该限制民航的价格吗？政府能管理好民航的价格吗？从更深层次来看，政府的这种做法反映了什么思想？这种思想有利于市场化，还是不利于市场化？

　　政府不应该管民航价格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一些行业实行价格管制，规定其不能超过的价格上限或不能低于的价格下限。这种做法曾经被广泛使用，甚至现在有些国家还在应用，但90%以上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这种价格管制。在20世纪80年代的取消管制中，这种做法已大大减少，就我们国家来看，对个别一家企业垄断的行业（如铁路），对关系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个别产品（如药品）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管制也是可以的，但对民航价格实在没有必要管。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下的民航公司应该是有权做出独立决策的企业。尽管我们的民航公司还是只有国家一个股东，但也应该是国有而不是国营，放手让企业自己决策。定价权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横加干预，无疑是对企业权利的侵犯。你要企业经营好，又不让它自由运用价格杠杆，这无异于绑住演员的手脚，又让她跳出优美的舞蹈。企业不是由政府“搞”好的，也不能在政府这个婆婆的指手划脚中经营，只有真正把包括定价权在内的一切经营权交给民航公司，它们才会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像铁路、自来水之类一家独占的垄断企业，缺乏竞争，又有可能用自己的垄断权力提价而不利于消费者，对它们进行点价格管制尚且说得过去。但民航并非这样的行业，民航是一个由几家大公司控制的寡头市场，民航作为交通运输也有替代品（铁路或高速公路）。因此，在民航各公司之间，以及与作为替代品的铁路、汽车运输企业之间，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样，就使得民航自己不能任意决定价格，它们要根据市场竞争与供求关系确定合理价格。合理的价格并不是由多少钱而定，只要消费者接受，生产者能承受，无论多高或多低都是合理的。换言之，合理的价格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要由市场竞争形成，就不能由政府设置上限或下限，划一个框架。

　　有时政府也会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管制。这时经济效率会有损失，但从社会来看，安定的好处大于效率的损失。但民航又不属于此列，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民航业也并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需求缺乏弹性，而奢侈品需求富有弹性，在美国，民航的需求弹性为2.4左右，属于富有弹性的商品。在中国民航更属于奢侈品，民航乘客主要是高收入者和公务出差者，需求弹性极大。民航涨价也好，降价也好，对国计民生不会有什么显著影响，更不会影响安定团结，也没有照顾弱势群体的问题。因此，没必要出于社会或政治考虑而去损害经济效率。

　　总之，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对民航实行价格管制，这种于国、于企业、于民无利的事，政府何必去做呢？放开价格才是人间正道。

　　政府管不好民航价格

　　政府不应该管民航价格是一种规范分析，从实证的角度，从操作这个层次看，政府也管不好民航的价格。市场经济中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决定，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及时调整，这就要求定价者对供求状况及其变动有全面而及时的了解。换言之,要有充分信息,定价决策要及时而准确。在这方面，政府远远不如企业。政府对民航市场供求的了解肯定不如企业，充其量只能是雾中看花。政府的信息不如企业充分，这是其一。其二，供求受多种因素影响，瞬息万变，政府的信息传递渠道不如企业畅通，无法及时做出决策。其三，政府的决策过程需要的时间长，等价格管制决策做出时，恐怕是“黄花菜都凉了”。总之一句话，政府没有管制民航价格的能力。政府规定的价格上限与价格下限并不是根据市场供求，当然不会起到好作用。

　　民航价格应该既无上限又无下限。其上限只受消费者支付意愿和能力的制约，只要消费者愿意接受，有人坐飞机（保证一定的上座率），多高也无所谓。当然，没有价格上限，民航也不会无限涨价，如果从北京到上海涨至一张票1万元谁会坐飞机呢？企业的价格上限来自消费者而不是政府。其下限是企业的成本，从长期来看，企业不可能低于成本运行，你打死它，它也不会降到成本之下。企业自身有下限约束，何必政府定什么价格下限呢？

　　民航的定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市场经济中企业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定价策略。如何定价是一门艺术。从民航来看，长期中价格应该至少等于成本，甚至应该有一个高于成本的正常利润，民航才能生存、发展。但在短期中，则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灵活地调整价格。当民航旺季时，价格应该尽量上升；但在淡季时，甚至可以降到成本之下。短期中民航的成本有固定成本（飞机的折旧、员工的工资等）与可变成本（每飞行一次增加的成本）。价格可以降到成本之下就是低于总成本，但等于或大于可变成本（如果低于可变成本就不如停业）。只有让它们无限涨价与降价，才可以实现长期中的正常运行。旺季涨多少，淡季降多少，恐怕只有民航自己知道。

　　民航定价也不是仅仅涨价或降价，还有许多定价方式。除了淡季旺季价格不同，同一天不同航班价格不同（如晚上的飞机票价格低）等等以外，还要运用歧视价格。歧视价格就是对相同的航班向不同乘客收取不同的价格。例如，公务乘客收高价，私人外出者收低价。国外航空公司普遍运用了这些价格手段，而且，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何运用这些不同的价格手段是一门艺术，只有熟悉民航业市场的人才能玩得好。政府有这样的人吗？把民航价格变动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再强的高手也玩不好价格。戴着镣铐是跳不好舞的。要让民航跳好舞，首先要求打破价格管制这副沉重的镣铐。

　　定价是一个专业性相当强的决策，要懂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成本核算，甚至消费者心理，又要熟知市场供求关系瞬息间的变动（如突发性非典型性肺炎对民航的随机冲击）。政府管制部门的官员不可能熟悉这些问题，由他们进行管制，岂不是犯了“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反对价格管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即使价格需要管制，政府也不具备这种能力。这种情况下，与其政府管制，还不如取消管制。

　　政府热衷于价格管制的背后

　　政府管价格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曾经管过电影票价格（规定进口大片的价格上限与下限），制订过汽车行业自律价，反对过彩电等行业的价格战，民航也有禁折令。这些限制价格的做法无一成功者。但为什么政府有些部门要与市场屡败屡战呢？

　　在这种价格（及其他）管制的背后是计划经济思想的阴魂不散，仍然有意无意地支配着一些人的行动。

　　计划经济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决策，政府全面严格地控制经济生活。价格是完全固定的，甚至像火柴涨一分钱这样的小事也要经过高层领导开若干次会，谨慎决策。支撑计划经济的思想是政府高明论，即政府一心为公众，而又全知全能，所以，只有政府才能做出正确决策，有效配置资源，给人民带来幸福。

　　计划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使绝大多数前计划经济国家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传统的力量是强大而长期的，计划经济的思想，尤其是政府高明论，仍然在相当一部分人头脑（尤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中根深蒂固。此外，计划经济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从封建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后者是自发发生的，前者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的。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政府是始作俑者、推动者。政府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但这个特点也使一些人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市场经济的建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想以计划的方式，由政府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这种做法的表现就是不相信市场的自发性，总怕一放就乱，似乎离了管制，市场就是无秩序的。

　　本来市场经济中价格是能放开的都应该放开，但现实中却是放得极慢，总怕完全放开价格就天下大乱。今天不让那种价格涨，明天又不让这种价格降，政府成了一个救火队，尽管没火，也怕有火而忙个不停。结果如何呢？你不让涨，有黑市涨价（各地的票贩子问题）；你不让降，人家仍在暗折。等政府承认了已成事实的价格涨跌时，只能算事后追认了——汽车取消自律价是这样，民航禁折令从未严格实施过也是这样。政府何必总像唐·吉诃德那样与风车（市场力量）斗呢？历次价格禁令的失败也说明政府在价格问题上并不高明。高明哪能屡战屡败？但又不想放弃自己高明论，所以才有屡败屡战,直至即将召开民航价格管制的听证会。

　　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在于政府管得太多。“一放就乱”往往是不对的，“一管就死”倒有几分真理。市场机制的调节贵在自发，而不在于什么人有计划地控制。市场经济的关键是政府能不管的尽量不管（同时该管的应该管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是“放”而不是“管”。即使走向市场经济的最初推动力是政府，市场经济成功的保证仍然是自发性。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也许动机是好的，但结果并不好。结果不好，好的动机又有什么用呢？在运用市场调节方面，政府不是高明的，企业和消费者才是高手。不要总把企业看成是弱智的孩子，需要政府这个高明的保姆去引导。不破除政府高明论，改变有计划地建立市场经济的做法，我们的改革难免还会有弯路。

　　政府不应该对民航实行价格管制，也不能实行这种管制。所以,民航价格听证会也就是徒劳无益的“做秀”了。市场经济要实干，“秀”还是不做为好。

　　驳高学历多生孩子论

　　有些事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今天，居然有人公开主张高学历者多生孩子,低学历者少生孩子。不是公开的报纸报道,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草案)》时,有委员建议博士、硕士可生二胎，对无知识的农民加强人口控制,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提出这种建议的省人大常委委员想必素质是不低的。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居然没有一点人权和平等的观念。人，无论高低贵贱，知识多少，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保证每个人的这种平等权是基本人权。生育子女是人的权力之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选择生多少孩子的自由。当我们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时，其限制适用于每一个人。法律上没有特殊公民，也没有有特殊生育权的人。认为文化高就有超出别人的生育权，实在是又回到了中世纪。

　　更重要的是，高学历者子女的素质一定高，低学历者子女的素质一定低吗？无论从人口统计还是生物学的理论中，恐怕都找不出依据。从生物学的角度说，遗传基因并不是决定人的素质的最基本因素。人的素质主要还是后天形成的。把人的素质归结为遗传仍然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儿会打洞”的封建意识。只要研究一下那些历代开国君主子孙的情况，你就知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句话的含义了。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有多少优秀人才的父母，文化素质并不高，甚至是文盲，又有多少“书香门第”出身的子孙走上了堕落之路。从现在社会现实来看，的确有许多文化素质高的家庭的孩子在社会上是成功的。但这并不是遗传因素。从制度上说，城里的孩子上学，就是比农村的孩子机会多，况且，他们的父母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农村里低文化素质家庭的孩子缺的不是内在素质，而是外部条件。

　　退一步说，即使高学历父母一定可以生出并培养出高学历子女这一假说成立。但高文化、高学历就是高素质吗？素质应该是综合素质，它包括人的品德、能力和文化，决不仅仅是文化。不少(还不是个别）高文化高学历的人并不具有高素质，人品极差、无实际工作能力，有知识而无文化者并不少。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哪个不是高学历？那些学术中剽窃、抄袭、到处吹牛，甚至诈骗者，哪个不是高学历？回到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从批胡适到“文革”）中左得出奇的打手，追随“四人帮”的梁效之流，哪个不是高学历？再去翻翻一部中国史，哪次动乱不是高学历者策划的？

　　高学历绝不代表高素质，低学历更不表示低素质。且莫说千百万无文化的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这套大道理，像王进喜、孟泰、王崇伦这批共和国英雄中，有许多人并没有什么学历。在没有文化的群众中那种淳朴、勤劳、正直这类高尚品质，恰恰是高学历人群中所缺少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或者“文化越多越反动”。这种观点和“卑贱者最愚蠢，高贵者最聪明”，或者“文化越少越反动”一样错误，无非一个极左，一个极右而已。应该说，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与学历没有一比一的正相关关系，尤其与父母的学历更没有什么关系。用学历高低来判断人的素质，甚至用父母的学历来判断人的素质，完全是形而上学的,错误的。

　　让高学历的人多生孩子，低学历的人少生孩子,绝对无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且不说，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高学历者人数很少，即使让他们放开生，随便生，他们的子女在中国总人数中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比例；暂且不说，这些高学历的人是否愿意多生（实际高学历者更不愿多生，生孩子对他们来说，机会成本太大了，即放弃的东西太多了）。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靠的不是生育，而是教育。

　　应该承认，我们现在的民族素质还不是十分高，但其原因不是高学历人生的孩子少，低学历的人生的多了，而是我们的教育还不发达。且不说大学生入学率相当低，首先是全民教育普及程度太低，一些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多，成年人中文盲比例也高。不少人认为农民素质低，其实这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落后。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有一个过程，我们整体民族素质的提高也有一个过程。想通过高学历者多生孩子来迅速提高民族素质是一种毫无现实意义的空想。

　　我们提倡优生是指每个人都要少生和优生，并不是让高学历者多生。主张高学历者多生的观点不禁让我想起希特勒的优生论和“四人帮”的血统论。让这种观点泛滥，我们中华民族的素质如何能提高呢？

　　但愿高学历多生论仅仅是个别动机正确者的一时糊涂想法。

　　别学周扒皮

　　在泉州时听说一家制鞋企业的工人一夜之间被温州老板拉走了。这家企业的老板第二天早上看着空荡荡的厂房，欲哭无泪。正好一个学生曾在这家企业工作，问其原因，他说，老板对工人太苛刻了。扣身份证、工资低且不按时发，工作时间长而条件差。总之，这位老板对工人颇有点像高玉宝《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

　　像这样的问题在许多民营企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营企业老板经常为缺乏好工人而发愁，劳资纠纷困扰着企业发展。他们抱怨民工素质太差，却忘了反省一下引起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不能说民营企业老板不重视人才，他们舍得花高价雇佣总经理或其他高层管理人才，也能善待技术或营销人员。但他们并没有把一线工人作为人才，总觉得民工有的是，花点钱就可以雇到，用不着搞什么激励机制，甚至缺乏基本的尊重。其实一个企业的成功是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个团队当然缺不了管理、技术人才，但同样也缺不了普通一线工人。有再好的管理和技术，产品终究要靠这些普通工人去生产。根据木桶理论，一个桶的容量由其最短的一块板决定。如果没有工人这块板，企业这个桶，一点水也放不下。航天飞机的事故往往不是由于一个关键部件，而是一个不起眼的零件，企业的问题往往发生在最平凡不过的工人身上。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也是人才啊！

　　把工人当人才，就要有一套激励工人的机制。许多企业的激励机制往往是针对高层的，这并不完整。激励机制应该针对企业的所有员工，包括最底层的民工。当然，针对不同的人的激励机制并不完全一样。例如，股票期权就不适用于普通员工。但其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是逼他们好好干活，而是让它们自觉自愿地好好干活。像周扒皮那样苛待长工的做法，恐怕是一种负激励机制。

　　但仅仅有激励机制还不够。别学周扒皮更重要的含义是，让员工分享企业成长的利益。这就是说，仅仅是激励，有点利用的意味，像给一匹马吃点好草料，让它跑得更快点一样。让员工分享企业利益就是把每一个员工作为企业的平等一员，真正尊敬他们，而不是把它们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总结为10条规则，其中5条都是讲善待员工的（包括与所有同事分享利润;激励合伙人;与员工交流沟通;感激员工为你做的每一件事;倾听每一位员工的意见）。能否尊重员工，善待员工是成功企业家与周扒皮之间最大的差别。当你把每一个员工都作为自己的朋友，真诚地尊重他们时，他们会集体逃亡吗？

　　包括泉州那家制鞋厂老板在内的不少企业家，仅仅是把工人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甚至不把工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尊敬。这正是许多民营企业难以做大，或者经营失败的原因之一。降低成本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都是重要的，但降低成本绝不等于压低工人工资或虐待工人。经济学中重视效率工资，就是给工人以高工资而换取更高的效率。这才是真正的降低成本之道。别以为周扒皮是节约成本的好手。当长工不给他干活，甚至有意破坏时，哪有效率呢？没有效率，成本会降低吗？历史上谁见过一个企业是用周扒皮式的方法成功的呢？只看见给工人低工资省下的那点钱，看不到企业的效率，那是土财主，不是现代企业家。那也不是成功之路，而是自掘坟墓。

　　一些民营企业家是由农民而来的。他们的优点——勤奋、能吃苦——来自农民，他们的缺点——周扒皮式的刻薄——也来自农民。从农民变为现代企业家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这要求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这种改造的起点是别学周扒皮，从善待民工开始。

　　公务员收入有多少

　　据一份调查披露，公务员的收入在13个行业中排位第七，属中间偏下。所以，常有人为公务员收入低鸣冤叫屈，也有不断给公务员加薪之举。我认为，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总体并不算高，加薪也未尝不可，但首先要搞清楚，公务员收入到底有多少。

　　许多对公务员收入的估算仅仅根据工资收入。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收入与工资并不是一个概念。工资指货币收入，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打在工资条上的收入。收入包括个人以各种形式得到的所有收入，既有货币形式的，也有非货币形式的。货币形式的收入除固定工资外，还有各种不固定的奖金、津贴、补助等等。非货币形式的收入包括各种实物形式的补贴、福利待遇以及工作中消费。比如，免费班车、低价住房、公费医疗、带薪假期、免费或低价工作餐等等。经济学家所说的收入指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之和。货币收入是显性的，容易计算，非货币收入是隐性的，不容易计算。许多收入计算，包括衡量收入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纳税收入，都只计算货币收入。许多人在给公务员的收入排队时依据的也是货币收入。

　　仅仅把货币收入作为研究问题的依据会引起极大的误解。在任何一个经济中，非货币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非货币收入平均占收入的25％左右。这种非货币收入实际是对货币收入的扣除。例如，许多公司或机构都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一般而言，政府机构的公务员收入中非货币收入部分更高一些。在企业中，大公司员工非货币收入高一些，中小企业要少得多。

　　在计划经济下，非货币收入这一部分要高得多。公费医疗、免费教育，低房租等等福利都是非货币收入。在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每个人都有一定行政级别，并根据不同级别得到不同的享受。这些都是非货币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社会收入分配有两个体系。在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中，收入是市场化的，非货币收入正在消失，收入走向货币化。在体制内的机关、学校、企业中，基本依然是计划体制下的分配方式，非货币收入相当重要。如果不考虑非货币收入，很难把不同体制中的收入进行比较。比如，一个小老板每年货币收入12万元，一个公务员每年收入3万元，这决不表示小老板的收入是公务员的4倍。因为小老板基本没有任何非货币收入，有病要自己花钱，老年后没有养老金，房子要自己按市场价买。公务员则享受公费医疗、养老金、成本购房等好处。要认真算一下，一个年收入12万的小老板的总收入并不见其比公务员高多少。

　　把公务员的收入定位于中间偏下就在于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非货币收入。即使不考虑公务员的非法收入，仅仅考察合法的非货币收入时，公务员的收入绝对属于中等收入以上。而且，公务员的非货币收入与职位密切相关。据说一位部级官员按货币收入每月交纳个人所得税在200元以下，一位大学教授则为600多元。但如果包括非货币收入，部级官员的总收入绝对高于教授。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公务员的货币收入并不高，但人们仍想当官，每年报考公务员都报名者甚众。

　　公务员的工资可以提高，但首先是把公务员的收入尽可能地货币化。即使一些应该有的非货币收入也要用货币衡量，作为确定公务员货币工资的重要依据。一味强调公务员工资偏低，不断为公务员调工资，并不正确。

　　如果考虑到公务员的货币与非货币收入，公务员的收入并不低。就整体而言，公务员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因此，解决目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键不是给公务员提工资，而是把有限的财力用于保护真正收入低下的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这也才能体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

第二部分 闹市读书

　　贾府的经济转型——《红楼梦》中的转型经济学

　　文学家看《红楼梦》，把贾府视作一个封建大家庭，或称赞其爱情永恒，或揭示其阶级斗争，或指责其勾心斗角，或指出其兴亡之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贾府是一个经济单位，爱情也好，斗争也好，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贾府的兴衰源于经济。贾府的繁华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贾府的衰落是经济转型失败的结果。一部《红楼梦》也折射出了今天所说的转型经济学的许多道理。

　　贾府兴衰与计划经济

　　德国弗莱堡学派的创立者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把人类有始以来的经济分为两种理念类型：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以前的一切经济形态，无论是古埃及经济、中国封建经济，还是现代计划经济，在本质上都是集中领导的经济，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计划经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贾府看作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的特点在于由一个最高领导集中做出决策；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通过命令方式来协调各种经济活动;缺乏把贡献与收入联系起来的激励机制，各成员按地位领取报酬。贾府的经济活动正具备了这三个特点。在贾府中，贾母是最高统治者，王熙凤是实际掌权者，经济决策出于王熙凤之手。贾府内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都有不同的等级地位，王熙凤的决策通过管家到最低层次的奴才贯彻下去。王熙凤的话就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命令。贾府中的人按身份地位，享受不同待遇，拿不同的“月份”，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贾府的经济正是以这种计划的方式在运行。

　　计划经济下的一个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所以，计划经济下仍然出现过奇迹。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前苏联发达的空间与军事技术，无一不是计划经济的辉煌成果。同样，贾府中极为辉煌的两件事——秦可卿的葬礼和元妃省亲——也是集中一切力量做好的大事。

　　计划经济下可以做好这些大事来自上面的权威和等级制下的绝对服从。在秦可卿葬礼中，王熙凤接受了全权委托，即有了来自上方的最高权威。她可以任意支出钱财，对下面的命令是“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她以最高权威根除了宁国府的五大弊病，制定规则、按岗定编、强化监管、令出必行、惩罚严厉。在这种命令体制之下，不需要什么激励，秦可卿的葬礼就风光得很。没有这种计划体制，王熙凤当然不会成功。

　　计划经济的成功是人治的结果。人治的成功，取决于两点：治理者的权威和超凡能力。王熙凤作为贾母最宠爱的代理者和接班人，作为贾母的代表治理贾府，这是她权威的来源。但也应该承认，王熙凤这个“凤辣子”的确也是一个能人。她敏锐地看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病：“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事无专管，临期推诿”；“需用过费，滥支冒领”；“任无大小，苦乐不均”；“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她针对这五大弊病采用了有效的措施。宁国府缺乏这样一个权威的能人，所以混乱得很，一旦引进了王熙凤这个人，一切就全改变了。所有计划经济的辉煌全是这样一个权威能人的结果，无论是埃及的法老，中国的秦始皇，还是前苏联的斯大林。

　　一旦这种权威不存在，计划经济就难以为继了。《红楼梦》中贾母的最高权威是历史形成的。贾母的丈夫是贾府的奠基者，丈夫去世，权威自然就归了夫人。王熙凤的权威完全出于贾母的信任和授权。换言之，贾母是太阳，王熙凤是月亮。一旦太阳不存在，月亮就无光，贾母去世，则王熙凤的权威马上消失。当然，如果贾母在世时，王熙凤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培植自己的亲信，树立自己的权威，王熙凤还是可以在贾母这个太阳下山后自己当太阳的。可惜王熙凤不懂这一点，做事自私、尖刻，得罪人太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权威。当贾府这样的计划经济中没有权威时，状况就坏了。所以，贾母的葬礼办得极糟。王熙凤低声下气地求众人：“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在这种体制中，权威失去，又没有激励机制，求人就不是命令，无人服从。仍然是同一个王熙凤，没有了权威，再求人也玩不转，最后吐了血，还无济于事。

　　计划经济不仅需要一个权威，而且还需要一个绝对精明强干的权威。这种精明强干包括能力与品质。王熙凤的能力是够强的，但品质并不好。她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这为以后贾府这个计划经济的失败种下了祸根。从体制上说，计划经济下这种人物的出现也是必然的。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当权力失去制约时，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也许计划经济下会出现个把清廉者，但并没有必然性，而即使本质并不坏的人也会变为腐败者才是必然。王熙凤之坏也是制度造成的。

　　计划经济下集中力量所做的大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不一定是有利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的好事。这是在这种体制下，没有成本与收益计算而造成的有计划的浪费。贾府集中一切力量办秦可卿葬礼和元妃省亲，都不考虑成本，只求一时辉煌。结果事情是办得风光了，但资源浪费了。贾府毕竟也面临资源稀缺性，当有限的资源用于风光时，它的衰落也就是迟早的事。

　　贾府与一切计划经济一样，不可能有永远的辉煌，衰落是迟早的事。计划经济的结局不是灭亡，就是转型。探春的改革就是企图走转型之路。探春的改革有其成功之处，但她的失败同样教训深刻。这是《红楼梦》更有意义的启示。

　　探春以激励机制为中心的改革

　　计划经济下缺乏活力，没有效率的基本原因之一是没有一种把贡献与利益联系起来的有效激励机制。它主要依靠政治强制、煽情式宣传或传统伦理道德来要求人们为之做出奉献。古埃及是政治强制，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强制之外还有“君子言义不言利”那套虚伪的道德观，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下又加上了对未来共产主义煽情性宣传。《红楼梦》中则是中国传统道德加强制。

　　这些激励方法从本质上说都是违背人性的。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无论是强权，还是道德说教或宣传，都无法改变这种人性。所以，大观园中的各色人等，不得不去干活，但能偷懒就偷懒，能耍滑就耍滑，并没有什么工作积极性可言。尽管也有焦大这样勇于奉献者，但却是一个傻得让人任意耍笑的对象。市场经济的效率离不开激励机制，它承认人利己的本性，不是要人们去改变本性，而是利用这种本性，通过一套制度把每个人的利己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制度。

　　探春当然没有休谟和斯密来传授人性之道与利己之心的重要性，也没有读过《蜜蜂的寓言》这些劳什子书。但她是认识到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的，知道改革的中心是把个人贡献与利益联系起来的激励机制。探春的改革旗号是“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红楼梦》专家都把宝玉作为孔孟之道的背叛者。其实宝玉所追求的无非是自由谈谈恋爱，不去追求利禄功名，要求个性解放而已。宝玉无非是当时的“新新人类”或“波波族”，关心的是自己那点私事。探春则是一位改革者，她打破传统孔孟之道的义利观，将利置于首位。这才是真正对孔孟之道的背叛。孔孟之道的虚伪之处就在于言义不言利。说得极为动人，其实孔孟之徒，不是已得到了极大的利，让别人讲义，就是中毒太深。

　　探春以利为突破口的改革是通过承包制来实现的，即把池塘、园子承包给别人。她认为承包制的好处在于：“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这种改革的效果还是显著的。生产者有了积极性：“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护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驾娘们行船夹泥的，种藕的。”同时,生产者的责任心也加强了。丫环春燕说：“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他一得了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怕有人糟蹋……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李纨把这种承包制改革的成功总结为“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探春以利为突破的激励机制改革已成为计划经济转型的一个共同规律。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当时的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想必没读过《红楼梦》，也不会知道探春这个小女子。但他们对前苏联经济的改革却与探春如出一辙。利别尔曼提倡把利润作为衡量企业业绩的惟一指标，并给企业和劳动者以物质激励，这成为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计划经济改革的先声。许多国家的计划经济改革都是从“放权让利”的承包制开始的。

　　为什么计划经济的改革总是从利字当先的承包制开始？应该说这是不改变原有经济体制情况下一个最有效，也是最容易的突破口。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改变总是渐进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说的“社会无突变”尤其适用于改革。渐进式改革尽管所需时间长，但付出的社会代价较低，也容易为社会所接受。渐进式改革就是在不改变原有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一点一点地变。承包制并不改变原有的所有制结构，不改变政治体制，也不侵犯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实行起来阻力要小得多。探春的这种改革就没有在贾府掀起轩然大波，当权者们也未加激烈反对。如果在计划经济下一开始就从产权这些问题开始，实行私有化，恐怕阻力就会大得多，甚至会刚开始就夭折。

　　而且，承包制也容易在短期内见效。因为承包制触及利益问题,改变了那种大锅饭式的分配格局，这对生产者是最有效的刺激。或者说，承包制是在不改变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对生产者个人利益的承认。在这种承包制下，个人努力的成果得到保证，它隐含了对利己的承认。我想经历过改革风雨的一代人都不会忘记承包制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

　　但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探春的改革从根本上并没有成功，所以，贾府仍没有避免灭亡的命运。我总觉得探春这个人身上寄托了曹雪芹的希望，是他有心回天的一种努力。但为什么还是“无力回天”，探春的改革也没有最终成功呢？其实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的探春——赫鲁晓夫——所进行的改革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代之而起的是苏联长达20余年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最终这个体制崩溃。贾府与前苏联都从承包制开始经济转型，但最终又都失败。其中又有多少奥秘值得我们探索！

　　探春改革失败的根源

　　探春式渐进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得到当权者的支持。在原有体制所进行的任何改革，其特征都是自上而下的，是由当权者提倡或推动，或得到当权者强有力支持的。换言之，这种改革的成功需要原有政治上权威的保证。探春是一个庶出的女儿，在那样的体制中地位并不高。她远远没有当初王熙凤那样的政治地位。探春改革之时，贾母仍在，其代理人王熙凤尽管已经权力式微，但仍作为贾母的代表掌权。探春不具有这种地位，也没有那种权威。她的改革不是最高统治者提倡并亲自推动的，其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可以设想，如果王熙凤在其权力最大时，推动这种改革，那就会是另一种情景。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它靠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大而一步步突破旧体制，最后取而代之。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而言，并不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市场经济在并不强大的封建体制下自发形成并壮大，最后冲跨了这种体制。但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经济之下，市场经济是难以发展起来的，中国封建时代曾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但没有成为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例子。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总有相当集权的政治体系。这种体制的转型是自上而下的，要由当权者来推动。没有当权者推动，这种体制仍可以靠暴力维护下去——现在世界上不仍然有这种民不聊生，但仍坚持存在的计划经济吗？因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于当权者的意愿。这里说的当权者不一定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集团。赫鲁晓夫尽管是贵为天子的第一书记，但仍受到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经济转型要从当权者的推动与倡导开始。探春的改革由一个没有政治权威的人开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承包制是任何一个经济实现转型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如果没有以后更艰难的许多改革，转型必定不能成功。激励机制仅仅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之一，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区别。在激励机制背后是产权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更深层的差异。承包制仅仅是序幕，是打开旧体制缺口的一种手段。如果没有以后更深层次产权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个被承包制打开的缺口又会合上，最终仍然是旧体制的复辟。所以，经济体制转型之难不在于序幕，而在于以后的戏怎么唱下去。而且，承包制引起的反抗并不大，一旦全面进行改革，会触及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反抗力量之强，不难想像。正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权力与利益格局的重大变更。

　　探春的承包制改革并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探春是在维护贾府原有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产权仍然是贾府主子们共有的公有制（在封建大家庭中，所有制对外是一个家族所有的私有制，对内是家庭成员共有的公有制），每个人的产权并不明确。谁的政治地位高，谁就有权支配这些资产。过去计划体制下是王熙凤说了算的，现在改革时，作为所有者之一的探春又行使着使用权。但探春并不是惟一所有者，这就决定了别人也可以使用这种权力反对她。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借探春改革分析产权问题。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产权改革是整个经济转型成功的中心。

　　探春强调了利的重要性是对传统观念的突破，但她并没有打破，也没想打破传统观念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甚至还没有宝玉个性解放的意识。由此而形成的贾府政治体制尽管风雨飘摇，却也仍在维持。在一切照旧，而且也不想改变的情况下，包括承包制这样小儿科水平的改革当然必定失败。旧体制的突破是渐进的，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渐进式改革肯定无法成功。

　　也许我们这样评论探春改革的得失有点太现代化了。不过，如果不进行这种分析，就难以从中汲取教训。20世纪60年代时，赫鲁晓夫在苏联也进行了类似探春的改革，但前苏联原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变，改革受到旧势力的顽强抵抗，终于失败了。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使刚刚拉开的改革序幕又拉上了。接着由勃列日涅夫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赫鲁晓夫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平心而论，我总认为无论赫鲁晓夫犯了多少错误，他至少是一个想改变旧体制的英雄。他的悲剧在于想在维护旧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探春与赫鲁晓夫有天渊之别，但他们改革的初衷、路径与结果又是何其相似！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当然就探春承包制的改革而言，本身也有缺点。薛宝钗就批评探春的改革只考虑到承包者的利益，而没有考虑承包者手下那些普通人的利益。宝钗对承包者说：“你们只顾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在《红楼梦》中我还是喜欢宝钗这个人的。黛玉那点小心眼还真让人受不了。宝钗的这段话说明了，改革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仅仅是承包者得利益，其他人状况得不到改善，改革也难以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利益协调问题，贾府亦不例外。可以说改革是能让多数人获益的帕累托改善。宝钗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这种心计不是小心眼，是看问题更全面和深刻。应该说，探春的改革也有些许效果，这与宝钗以旁观者清的身份指点迷津分不开。前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给广大群众带来更大好处，这也是他失败并受指责的一个原因。还应该指出，以后前苏联的改革更多强调了精英们的利益，以至于形成巨富的寡头，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是忽视了宝钗的利益均沾原则。改革真需要宝钗这样的旁观者。

　　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只是要写下自己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感受，也许他并没有更多的意思。但一部作品的伟大不朽之处就在于能给人许多启发或思考。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评论《红楼梦》，或称之为呼吁个性解放，或称之为反封建，或称之为揭示阶级斗争，或称之为反映文学永恒的主题——生、死与爱。无论如何评论，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意。我这里的分析也算对《红楼梦》评论的一家之言，想换个角度来读这部经典。评论得对与不对，不能由专家评定，也无法请教曹雪芹先生，只能看读者从中有没有受到启发。这正是我敢以外行身份妄评《红楼梦》的原因。

　　谈武论侠话经济——武侠小说中的经济学　

　　激起我写这篇文章的是我读武侠小说的一段经历。

　　那是十多年前，我乘飞机去西安讲学。上飞机后我就埋头读《书剑恩仇录》。读到陈家洛等好汉与坏人张召重打得刀剑齐飞、鲜血横流时突然觉得腿上湿了——莫非我也中剑了？这时听到空姐一声“对不起”——原来她把茶水洒在我腿上了。邻座的一位老先生给我拿出了纸巾，还批评了那位空姐。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了。他得知我是大学经济学教员时，惊讶地问，你还看这种书？我说，华罗庚先生把武侠定义为“成年人的童话”，许多大学者都是武侠迷呢！他又问我，武侠对经济学有什么启发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但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武侠所描述的正是人类行为之一。武侠这个世界中反映出的人类行为规律，应该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受这位老先生的启发，此后我在读武侠时总在思考武侠中的经济学含义。这篇文章正是这些年断断续续地读武侠的思考结果。

　　什么是理性人的最大化行为

　　武林好汉们也是人，无论他们有多高超的武功或高低不同的人品，他们行为的目标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最大化为目标是包括武林好汉在内的所有人——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本性。

　　一说到最大化，人们马上联想到物质利益或货币收入最大化。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解。其实最大化既包括货币内容也包括非货币内容。经济学家经常以货币内容为分析对象，例如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等，无非是因为货币内容可以量化，可以用数学工具分析，并非它是最大化惟一的内容。在现实中往往非货币内容比货币内容还重要。人所追求的最大化其实是幸福最大化。没钱绝对不幸福，但有钱也不一定幸福。据有人估计，总体而言，金钱对人幸福的贡献为20%左右。可见在最大化中非货币内容还是相当重要的。

　　武侠小说中尽管也反映了人贪财的一面（如金庸的《连城诀》），但更多的还是其他追求。武林高手们或者家财万贯，或者起码是过着中产的日子。幸福中20％的货币内容对他们来说已不成问题，所以追求的是另外80%的非货币内容。在经济学中，实现了最大化的行为称为理性行为。当这种最大化限于货币内容时可以用数学分析得出明确的结论。经济教科书教的主要是这种内容。但在涉及非货币内容时，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读武侠小说时，我想得更多的是从非货币内容的角度看，什么才是理性人应该追求的最大化行为。

　　萨缪尔森给出的幸福方程式是：幸福=效用／欲望。效用是人的主观感觉，取决于偏好，每个人的偏好不同，即追求的目标函数不同，同时为了得到一定的效用还要付出成本。因此，我想从目标函数、成本-收益分析和欲望三个方面来分析各位武林高手的最大化行为是不是理性的。这里我集中分析两个人——古龙《楚留香传奇》中的楚留香和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

　　楚留香和岳不群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们都在追求最大化，谁的最大化更加理性呢？我们用构成幸福的要素来分析他们的最大化行为。

　　从目标函数来看，楚留香的目标函数是多元化的。作为一名大侠，他有劫富济贫（偷了富家的东西给穷人），为朋友两肋插刀，主持武林正义等目标。这些给他带来侠义的好名声，在江湖上受到尊重，这当然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精神满足）。同时他也重视物质享受，住在精巧的三桅船上，有美女李红袖、宋甜儿、苏蓉蓉相伴，美酒佳肴，享尽物质满足。他生活得舒适高雅，又未失去武侠的豪气。相比之下，岳不群追求一元化目标——当武林盟主，成为第一高手，其他能使人幸福的因素,亲情、正义、美色、物质享受，都不在他的目标函数之中。仅从目标函数来看，楚留香当然比岳不群理性。根据效用理论，当从既定目标出发去追求效用的实现时，追求多元化目标，各种效用不会递减，总效用最大化；而追求一元化目标，一种效用在递减，最大化的总效用当然要低。

　　再从成本-收益来看。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追求什么目标都有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楚留香追求从多元化目标中得到效用时，当然有成本，比如去为武林主持正义，为朋友帮忙就要放弃船上的温柔世界和享受（机会成本），要有金钱与精力支出（直接成本），还有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风险）。但与他获得的尊重和自我理想实现的效用相比，还是收益大于成本。特别是他武功超人，机智灵活，总能化险为夷，最终毫发未伤。岳不群则不同了，为了当武林盟主而不惜一切代价。这代价有：众叛亲离，爱徒令狐冲、爱妻和爱女都离他而去（机会成本）；为练神功“挥刀自宫”，成了不男不女的东西（直接成本吧）；玩尽诡计和阴谋，不仅劳神费力，还失去武林人士的尊重,被称为“伪君子剑”（据说越南国会开会时，往往把伪君子称为岳不群），这种名声的损失也是成本；至于追求武林盟主过程中的种种所作所为，都成本颇高。但到手的武林盟主却由于各派争杀而无人真正当回事。说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也不为过。

　　由这两点来看，楚留香的效用远远大于岳不群。那么欲望呢？楚留香尽管是名噪一时的大侠，但看不出有什么武林称雄的野心。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出于正义感或朋友义气。他没有什么宏伟的志向，只想把眼前的每一件事做好。岳不群却是野心大得很，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且别说武林盟主已是极大的欲望，而且，像岳不群这样的人，即使当了武林盟主也不会满足，恐怕下一步要一统江湖正邪两派。野心家的欲望是无穷的。

　　楚留香的效用大于岳不群，而欲望又小于岳不群，当然应该是楚留香的幸福大于岳不群（在我看来岳不群的幸福是负的）。他们都在追求最大化，但显然楚留香是理性的，岳不群是非理性的。所以，读过这两本书的人都对楚留香仰慕不已,而对岳不群极其鄙视。

　　武侠小世界，人生大社会。武侠小说反映了人生。其实在现实中也有不少人类似岳不群：人生目标一元化（为钱或为名），为实现效用付出的代价太大（为钱而忘家，为名而失去人格），野心太大（总想成巨富和名人）。这种人也像岳不群一样不会是幸福的。经济学让我们更理性地追求最大化，这也是武侠小说的意义。

　　武林中的产品差异化竞争

　　大大小小或强或弱的门派，各怀绝技形形色色的高手，组成了武林这个特殊世界。各个武侠门派和高手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颇像无数大大小小的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上竞争。所以，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市场竞争理论来解释武林中的争斗，也可以透过武侠小说中对武林各派争斗的描述来加深对竞争理论的理解与运用。

　　武林不是一个垄断市场，如果只有一个武林派别一统江湖，也就没有武林了。没有武侠各派的争夺,纵然金庸、古龙有再高的天赋也写不出这么吸引人的武侠小说。武林甚至也不是一个寡头市场。尽管武林中不同时期都有一些显赫的大门派，如许多书中都有的武当、少林，或者正邪两派，也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通神，或张无忌、杨过这样的超级大侠，但他们都称不上寡头，难以像通用、福特、克莱斯勒这样的寡头控制美国汽车市场，或像波音和空客那样的寡头控制世界大型民用客机市场。说到底，我把武侠定义为垄断竞争市场。

　　垄断竞争市场中企业成功的关键是产品差异化竞争，即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产品。这就是说，在这种市场上有产品差别才有垄断，有垄断才有成功。所以，垄断竞争市场上企业成功的关键是靠产品特色建立自己的垄断地位。如果把这些话讲给武林各派掌门人听，他们自然会不屑一顾。但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武林争斗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本派在武林中的至高地位——垄断地位（尽管也打着什么主持正义之类的旗号），这种地位是在比武（武林竞争的主要形式）中形成的。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本门独特的武功——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产品特色。其实不仅取胜必须如此，即使只为了在强手如林的武林中生存下来，也要靠自己本门的特色。

　　在金庸的笔下，各门派的绝活五彩缤纷，精彩纷呈，具有悠久历史的武当、少林自不必说。丐帮的“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棍，使一帮叫花子也能驰骋天下。甚至蓝凤凰这样来自边疆的小女子也能以防不胜防的施毒术，令天下武林人士胆寒。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各门派的武功，那你会惊叹小小武功，有多少创新，又有多少差异。古龙似乎更注重情节的曲折性，武功不像金庸笔下那么多变。他笔下的英雄，无论小李飞刀李寻欢还是西门吹雪，都以出手快见长：对手什么也没看见，已经人头落地，刀又回到了手中。快也是一种特色。在这个竞争的武林中，武功没什么太大特色者，如沧州的小门派，就无以生存，遇强敌则溃败了。读武侠时人们往往会被各种武功所吸引，听王语嫣（《天龙八部》中人）讲各派武功，你不能不对这小女子有几分敬意。在敬佩之余，你要想到这就是产品差别的创新。

　　与市场中的产品一样，已有特色的武功也要不断创新。洪七公、杨过诸位大侠都是在原有武功基础上创新出了有特色的天下无敌之功夫，才得以成为一代宗师的。产品特色的关键在于创新，一旦扼杀了创新，一个门派也就完了。《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并不是失败在岳不群的个人品质上,而是失败在剑宗与气宗两派的争斗,以至于剑宗派从肉体上消灭气宗派上。华山派死守剑宗的精神,岂有不亡之理？相反,令狐冲正是在学剑宗的基础上又向气宗派惟一幸存下来的传人风清扬学了气宗(并向任我行学了内功),才成为华山派的真正一代宗师。但武林又近乎一个独裁的领域，各派掌门人是绝对权威，弟子若有创新之想法，就被认为是本门的叛徒，必死无疑。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独裁抑制了创新。所以，历史悠久的门派往往是徒有其名，在武林中风光的往往是传统较少的新门派，或者杨过、令狐冲这类离经叛道的人。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也是武林的生命。

　　创造出武功特色不容易,偷来当然容易，因此，寻找武功和秘笈就成为金庸小说中的一大中心。那些成为大侠者也是由于偶然的机遇得到了某一种秘笈，并照此修炼。什么是秘笈呢？就是练一门功夫的诀窍。用企业的话来说，就是某种特色产品的核心技术。可口可乐的配方、同仁堂某些药和云南白药等的配方，都是和武功秘笈一样的宝贝。企业有这种配方才能生产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产品，垄断一块市场。武林各门派有这种武功秘笈才能有自己威震天下的武功。武功秘笈和配方一样密不示人，所以，才有人挖空心思去偷。《葵花宝典》之类秘笈对武林好汉们的吸引力之大，令人惊叹。吾等非武林人士，难以体会。为了得到这种秘笈，众好汉不惜付出生命。这说明武功的好坏在于其是否有特色。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不也如此吗？形式不同，道理是共同的。

　　当然，有了秘笈也不一定能练成神功，有的人练不好还会走火入魔。练成神功要有秘笈指点，但还须有基础。在武侠小说中，这种基础就是内功。什么是内功，大概金庸也不大明白，内功尚且可以输出输入，更令人莫名其妙。但内功是重要的。你看，杨过与小龙女在古墓中苦练了内功，所以，杨过的剑术，从最早靠好剑，发展到把树枝作剑，最后进入剑术的最高层次——无剑胜有剑。书中的各路高手，没有一个不是身怀深厚之内功。可见武功诀窍或有特色武功的基础在于内功。企业创造产品特色同样也需要内功。不过这种内功就不是金庸笔下神神秘秘的东西，而是企业产权明晰和公司治理结构了。许多企业创造不出产品特色，关键还在于缺乏内功。产权不明晰，责权利不分，缺乏激励机制和管理方法，不会有特色产品。正如没有内功，练不成神功一样。

　　企业与武林中各门派，商场上的竞争与武林中争斗，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以这种眼光去读武侠，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功，对你会有启发。合上书想想那些绝世武功背后的故事，你会有更多感触。这样读武侠，你的兴趣会更浓，读着也更有味，借用其中的三招两式，也许有助于你的成功呢！

　　武林中的博弈

　　人类社会中个人与团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一个人的决策能否成功取决于其他人对这种决策的反应。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使人们必然在决策中有意无意地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中国古代的田忌赛马是博弈论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囚徒的两难困境也是自从有囚徒以来就出现的问题。现在的博弈论无非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总结与发展而已。尽管有了数学外衣，其思想亦可以用事例来说明。武林是一个勾心斗角的世界，这里博弈论更是大有用武之地了。

　　人们经常用博弈论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竞争与合作问题。根据纳什均衡，在参与者各方都从自己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而且在信息不完全，即无法确定对方的策略时，即使是有利于各方的合作，最后也难以达成。这种博弈过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什么条件下可能实现暂时的合作，二是长期中不能合作的原因是什么。武林与人类社会一样也充满了竞争与合作。而且，合作是暂时的，竞争是永存的。所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各门派之间的争斗与勾结（合作的贬义词）也开辟了一条读武侠、评武侠的新思路。

　　《笑傲江湖》为合作与竞争的博弈分析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这就是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策划并实施的五岳联合的经历及最后失败。这也是《笑傲江湖》一书中的一条主线。

　　按理说，五岳同气，如果能联合起来，则可以形成武林第一大派，不仅可以与武当、少林这些历史悠久又有绝活的派别分庭抗礼，而且可以对付他们这些正派人士心中的邪教——日月神教。从根本上说，这种合作对五岳各派，尤其是恒山派这样的小派别（又以女性为成员）是有利的，但为什么这种合作在一开始就遇到抵制呢？这首先在于五岳各派尽管都希望抵制势力日益强大的日月神教，但其实都各怀鬼胎。嵩山派左冷禅是一个野心家（越南国会中争论时就称野心家为左冷禅）。他发动联合的动机口头上是联合起来对抗邪教云云，其实是想把五岳合为一派，自己当盟主。这一点各派心里都有数，各派掌门并不想放弃自己的独立，不愿让多年的基业（尽管已经衰落）断送在自己手里。因此，并不积极合并。合作的困难正在于合作各方都有自己的目标，各自的目标并不一致，而且，各自把自己的目标看得比共同的目标更重要。正如在囚犯两难处境中，各自都想刑期最短，而不是共同的刑期最短一样。

　　合作者目标不一致是企业或国家间合作难以长期实现的根本原因。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是自己的利益大于整体利益。在人类行为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是绝对真理。

　　我们说合作是困难的，并不是说不会有合作。相反，在现实中利益不一致的各方也会形成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往往是暂时的。能形成各种短期合作，首先是在这个短期内共同利益更为重要。二战中美英苏的合作大概就是这种情况。美英能与他们一向敌视的前苏联合作就在于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比社会制度之争更重要。当然，一旦这种共同利益过去后，合作就必定走向破裂。二战一结束，这三国又处于对立之中了。左冷禅所推动的合作之所以有过短暂成果，而且五岳各派开始时对合作尚有一点接受，就在于邪教势力日益强大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威胁。以一派之力不足以与邪教教主任我行、东方不败抗衡，合五岳之力还可以作点对抗。所以，以后当令狐冲戏剧性地与任盈盈结婚，邪教不再与正教对抗之后，这种合作的基础实际已经不存在了。

　　五岳能暂时联合起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与各自的博弈策略相关。我们知道，合作的另一个条件是有效的惩罚。当主张合作的一方力量强大，足以保证可信的威胁，并在必要时实施惩罚，合作也有可能。在五岳联合中，嵩山派左冷禅是主要推动者。其他几个门派实力远不如嵩山派，因此，当左冷禅提出合并大旗并自任盟主时几乎无人敢公开反对。我们都记得，左冷禅派人杀了不与他合作要金盆洗手的衡山派刘正风。这正是博弈论中讲的“可信的威胁”这种策略的运用，告诉五岳中其他人，敢有不听我合并号令者，刘正风之下场。这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杀了鸡，猴果然就害怕了。

　　五岳中的其他门派，除了华山派岳不群有野心，想取左冷禅而代之外，其他三派则是实力不足，不得不采用跟随战略。智猪博弈告诉我们，当大猪与小猪实力不等时，小猪的最优战略是跟随，即由大猪采取主动行为，获得大利益，小猪顺从，得点小利益。合作往往是由利益大的大猪推动的。显然，在五岳之中，嵩山派是“大猪”，其他几家，尤其恒山派、衡山派和泰山派都是“小猪”。不跟左冷禅有灭门之灾，跟了他（即采用顺从策略），也许可自保。如果你仔细看书中对恒山派掌门定逸师太的心理与行为描写，更可以体会到一个“小猪”无可奈何的悲哀。合作往往就是在这种强者推动，弱者顺从之下短期形成的。

　　这种合作的基础并不是共同利益，合作是非自愿的，当然不会长久和稳固。所以，左冷禅的五岳联合最后以失败告终，结果每个门派都蒙受极大损失。读小说时常为此感到悲哀，好好的五岳就这样毁了。但现实生活中，每天不都在发生这样的悲剧吗？有时政府某个部门充当左冷禅，由它领导的企业不得不顺从，组建大的企业集团或规模更大的大学。结果呢？博弈论的结论总是不错的——各方都蒙受损失，始作俑者也没什么好下场。非合作博弈得出对各方最坏的结果。

　　武侠中的童话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反映。金庸的《笑傲江湖》写于“文革”时代，任我行三呼“万岁”，就是作者有感于现实而写。古龙书中风流善饮的楚留香、陆小凤有作者的影子。经济学是在理性层次上对人类行为的思考，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读武侠小说可以悟出许多经济学道理。不信，你读几本试试？

　　《抉择》与国企改革——读《抉择》　

　　张平先生的小说《抉择》和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作为反腐败的力作而红遍大江南北。《抉择》中描写的腐败发生于国有企业中，它与官场的腐败有共性，也有特性。因此，我想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点评这本书的得失。

　　故事发生在大型国有企业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纺)。与所有国有企业一样，它曾经有过辉煌，但后来已欠债近6亿元，全线停产，近3万职工十几个月没领到工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中纺领导班子的腐败。张平先生对国有企业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以生活为依据写出了腐败的企业领导们如何搞垮一个大企业，读来令人触目惊心。这部作品的感染力之一也正在于这种源于现实的直面揭露。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中股份公司的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股东)与经营者（总经理）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监督的困难以及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合约的不完全性，代理人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以损害委托人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表现为用公司的钱举行豪华宴会、旅游等工作中消费。在这种产权结构下，工作中消费毕竟是有限的，由此而搞垮一个企业的事还很少见。中纺的领导居然能以机会主义行为搞垮一个企业，问题何在呢？这就要从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来解释。

　　中纺这样的企业叫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全民所有不可能全民都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实际所有权在政府手里，这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之含义。政府这个所有者也很抽象，具体就落实在政府领导人身上。谁是省市一把手，谁就是说了算的老板。所以，1958年时“省里的领导明确指示，中阳纺织厂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人数的增长和数量上都要成为北方第一”，中纺就膨胀起来，陷入第一次困境。领导人作为国有企业的委托人权责利并不对称，他们权大得很，一言可以兴厂，一言可以灭厂，但兴厂了无利（收入不会增加），灭厂了也无责。省里那位领导把中纺领入困境后又在仕途上沉浮去了，留下的苦果只好由别人吃。

　　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中缺乏一个责权利统一的真正所有者。这就是公有制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中纺的领导人并不是所有者，仅仅是经营者的代理人。但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他们就集委托代理于一身了。这被称为内部人控制。这种产权结构注定了国有企业没法搞好。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他们本身也是官（中纺领导就是局级干部）。他们无须对真正的股东（全民）负责，只对任命他们的上级负责。如果企业领导有像李高成那样的高尚品质，起码企业不会被人为搞坏；如果是像现任中纺总经理郭中姚这样的人，企业必垮无疑。在缺乏委托人有力监督的情况下，控制企业的内部人是好是坏取决于个人品质。没有制度的制约，人的品质是不可靠的，而且，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人变坏往往是容易的——郭中姚等人能被李高成相中提上来，说明当初也并不坏。这就是绝对的权力使人腐败。国有企业本来就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企业腐败与官员腐败有相同之处。

　　郭中姚这类内部人控制了企业又不受监督就无恶不做了。在他们看来，吃喝玩乐、出国旅游，只是小菜一碟。这种现象与国外企业代理人沾点小便宜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不会使企业伤筋动骨，而前者可以腐败掉一个企业。企业领导人直接控制资源，搞起腐败来大概比官员钱权交易更容易一些。

　　内部人控制的更大危险，还在于把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问题。这种私有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公开的与隐蔽的。有偿转让、拍卖，或者变为股份送给公众，都是公开的私有化过程。这个过程中也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如国有资产低估等，但总体上还算公正。隐蔽的私有化就是把表面上仍称为国有的资产悄悄地给了私人。这是少数人对国有资产的公开掠夺，就像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过程中氏族酋长夺取原来属于公有的财产一样：这种私有化形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以为公的幌子来为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国有财产变为私人财产：俄罗斯一些原来的党政官员正是通过公开私有化前的悄悄私有化变成了今日巨富寡头。这种悄悄的私有化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使多数人变穷的原因，俄罗斯等国家尖锐的贫富对立、两极分化正是这样形成的。

　　中纺的领导人勾结省常务副书记严阵、原省人行副行长王义良、李高成的妻子吴爱珍等人就在进行这样的私有化。他们把中纺的资金拿去办什么特高特客运公司、青苹果娱乐城，美其名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云云，实则大获私利。类似这样用国有企业的资金、设备、人力办所谓“三产”或私人企业的事现实中屡见不鲜。说来国有企业仍然没被私有化，实际上这个“国有”只剩下徒有其名的壳子了，内中的优良资产早已被严阵这样开口闭口“党的利益”、“安定团结”之类大话的人私有化了。如果不幸发生苏东这样的剧变，“严阵们”就会由党的高级干部变为新富一族。

　　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会暂时给一些人带来痛苦，但悄悄的私有化使人民承受了本不该那么多的痛苦。如果不是“严阵们”把中纺的钱拿去办自己的公司，中纺也不至于落到全面停产、职工十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的境地：悄悄的私有化使原本已经困难的国企雪上加霜，富了“严阵们”，苦了广大职工。当读到中纺老工人马得成的孙女被迫当三陪女，青苹果娱乐城中卖笑的小姐都是中纺女工时，我不禁流下了泪。如果不是中纺被悄悄私有化，他们能沦落到这般田地吗？即使中纺被合资，或者被卖掉（公开私有化），工人也不会这么惨。之所以发生悄悄私有化，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郭中姚这样的人实际控制了企业。这时的中纺名义上还是国有企业，实际已成为郭中姚、严阵的私产了。私有化的危险来自内部人控制。这是企业领导人腐败的特殊性。官员还要钱权交易，企业领导人连交易这个环节都免了。

　　其实像中纺这样的国有企业走到停产的地步从现象上看是由于郭中姚这类腐败分子，实际上主要还在于体制。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家管理，政企合一，实际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而无企业之实质。行政领导可以让国企盲目扩张；可以随意拿走钱（省政府大厦中纺无偿交出1000多万），也可以让银行给你钱；可以为企业任命好领导（原中纺领导李高成）；也可以给企业派一位坏领导（郭中姚）；可以像市委书记杨成那样关心扶植企业，也可以像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那样向企业索取。企业的好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遇到什么样的领导人，这岂不危险吗？我们提了好多年“搞好国有企业”，无论什么领导人上来都要搞一下国企。动机不好的腐败领导不要说了，即使领导动机纯正人品特好，但今天命令企业“强强合并”，明天又给你出一个“好主意”，后天兴许还让你与一位外商合资。这样搞来搞去，结果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国有企业改革长时期没有取得突破”。

　　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反腐败，关键不在于选好人，而在于制定好制度。国企的出路在于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这个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方针。反腐败则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正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作者把中纺的希望寄托在李高成这样的清官身上。作者在《代后记》中为群众仍然津津有味地读《包公案》之类的书悲哀，但他写的李高成不正是新时代的包公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实中没有李高成这样的英雄，也不是说李高成这样的人不重要。我们改革事业的成功要依靠千千万万李高成这样的人。但造就李高成这样的人，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的还是制度。没有民主与法治，“李高成们”如何能有效反腐败？国有企业不走股份化的现代企业之路，“李高成们”又有什么用？读《抉择》深为李高成所感动，正如当年读《乔厂长上任》为乔厂长而夜不能眠一样。但20世纪80年代初的“乔厂长们”无法阻止国有企业以后的衰落之势，今天的“李高成们”也无法使中纺走出困境。

　　当然，作者与我想的不一样，他还是给了这个故事一个光明的尾巴：李高成及其他好领导先为中纺选出了一个好班子（“郭中姚们”当初不也是好班子吗？），省市委干部捐出了一个月工资（是否属于强迫集资？），中纺职工自己集资4256.8万元（十几个月未发工资尚能集资？），银行又准备贷款3000万（已欠近6亿债务，哪个行长还敢贷款？），再引进真正合资者（真巧啊！）。看来中纺走出困境没问题了。没有产权改革，没有政企分开，仍用以前的方法由李高成这样的好人搞了一下，中纺又可以再度辉煌了。又一个大团圆式结局，令读者见到了光明。

　　我并不反对小说有个光明的尾巴。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由不知名的人给革命先烈夏瑜坟上送了一个花圈就是光明的尾巴。这表明尽管有愚昧的华老栓用烈士的血治病，但总有人同情革命者。这个尾巴加得好。但我并不认为《抉择》的这个尾巴好。其实像中纺这样的企业只有破产重组一条路好走。现实中也没听说过有哪个被腐败分子搞得如此困难，又欠债6亿元的企业，能靠一点集资和清查所有款项（作者设想有1.7亿之多）活过来，并有外商愿意与之合作。《药》中那条光明的尾巴没有脱离现实，《抉择》中这条光明的尾巴则是天方夜谭。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脱离真实的尾巴没有生命，也就不光明了。

　　张平先生扎根于生活，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写得真实而深刻，所塑造的李高成也甚感人，但艺术要高于生活。不能要求作家有经济学家那样的高论，但既然要写国企改革，有关理论还要学一点的。写小说的确要跟着感觉走，但如果再加点理性，感觉岂不更深刻，写出来的小说岂不更有启发性吗？

　　当然，我认为《抉择》是部好小说，所以还自费买了一本，读了几遍。说这些有点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是希望张平先生以后的小说更好。

　　(张平:《抉择》,群众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给孩子读什么书——《富爸爸,穷爸爸》批判　

　　有朋友问我，给孩子读什么书？是读《富爸爸，穷爸爸》呢,还是读《魔戒》？我告诉他，给孩子读《魔戒》，千万别读什么畅销的《富爸爸，穷爸爸》。我还告诉他，千万别跟流行的时尚，别以为流行的就是好的，流行性感冒也是流行啊！

　　给孩子选书的关键是要孩子从小培养一种正确的观念。我之所以推荐《魔戒》而不主张读《富爸爸,穷爸爸》就是因为前者给孩子以正确的观念,而后者给孩子的是错误的观念。

　　《魔戒》是一本极好的小说。它不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且给孩子一种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观念。书中主人公弗拉多及其伙伴为了战胜邪恶的索隆,历尽千辛万苦把会给世界带来灾难的魔戒送到厄运山口毁掉。这种为正义而历经苦难的经历对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他们那种不畏艰难的献身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孩子幼小的心灵要用这种崇高的精神来熏陶。他们那张白纸上要画上这种高尚境界的蓝图。但《富爸爸,穷爸爸》却给孩子灌输一些“金钱至上”,“读书无用”等错误的观念。说得严重点,这些观念也许会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

　　我总觉得，尽管现在是市场经济，金钱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孩子幼小的心灵中还不能充满金钱的铜臭，要有一些理想化的、高尚的东西。我们在孩提时代都有过理想，想当一个科学家，人民教师,或者走遍全国的地质勘探队员。这些理想实现的并不多，但这种理想精神成为以后人生道路上的精神支柱，鼓励我们奋进与努力。

　　尽管《富爸爸，穷爸爸》炒得十分火热。但我总认为是“儿童不宜”。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一些内容(如财务知识,投资等等)孩子难以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一些观念会给儿童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贯穿《富爸爸，穷爸爸》一书的中心观念是发财致富,金钱至上。这并不是孩子应该接受的观念。本书是“献给全世界的父母——孩子们最重要的老师”的,言下之意是由父母把发财的观念灌输给孩子，但这也不是父母应该教给孩子的东西。如果一个父母从小就教孩子发财（甚至把钞票贴在孕妇身上进行胎教），这样的孩子长大会怎么样呢？

　　市场经济中金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但金钱并不是一切，也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人追求的是自由与幸福，没有钱当然不幸福，但有钱并不一定幸福。有学者指出，就一般情况而言，金钱带给人的幸福不会超过全部幸福的20%。市场经济中成功的人士不是以金钱为追求目标的人，而是有理想，要做一番事业的人。正如中国首富刘永好先生说的，人一生需要的钱是有限的,只有事业才是无限的。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仍在勤奋工作,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在做一番事业。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接受的是发财第一,金钱至上的观念,恐怕很难成就一番事业,到头来仍然是没钱。如果他有理想,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努力去做,钱是努力的回报,不去追求也会得到。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多少年被压抑的金钱欲极度膨胀，物欲横流，引发了无数罪恶。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人要树立爱钱的观念并不难，难的是正确对待金钱。正确地对待金钱就是不像虚伪的古人那样,心里想钱，嘴里说什么“君子言义不言利”，但又不是金钱至上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市场经济中离了钱寸步难行,当然不该以赚钱为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钱决不是一切，在钱之外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孩子长大会知道钱的重要性，但如果从小接受的是金钱至上的观念，长大后很难正确对待金钱，难免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市场经济中缺的不是对钱的迷恋，而是不为金钱所动的良知。让孩子爱钱不难，让孩子有良知不易。

　　其实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家长也并不是从小就给孩子灌输金钱至上的观念。我们都知道,洛克菲勒让自己的五个儿子从小就干家务劳动来赚钱，并让这些孩子竞标做家务。他的这五个儿子以后个个事业有成。有些人把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解释为培养孩子的金钱观，并身体力行——干什么活给多少钱，以为今后孩子长大也能像洛克菲勒的儿子那样有出息，殊不知结果是没有金钱刺激，孩子就不干活，使孩子从小就钻进了钱眼里，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其实洛克菲勒并不是要孩子知道为钱而工作，有钱才干活，而是让孩子知道必须勤劳才能赚钱，要竞争才能成功的做人道理。这些孩子出生在富豪之家，洛克菲勒不想让金钱腐蚀这些孩子，要让他们懂得钱来之不易，有付出才有获得，有竞争才能成功。这是他用干家务赚钱这种方法教育孩子的原因。这些孩子的成功也不是从小树立了金钱至上的观念，而是树立了勤劳与竞争的观念。

　　《富爸爸,穷爸爸》一类书从这种金钱至上又引出了一系列引起误导的观念。作者把一个文化低的人作为富爸爸，而把一个有博士学位当教授的人作为穷爸爸。无文化发财，有文化受穷是歪曲，不仅不符合现实，而且会使孩子走入歧途,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市场经济中还是要勤劳加知识致富的。人力资本理论证明了人的收入与人受教育的时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而且，随着知识在经济中越来越重要，收入与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高中毕业生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差距为42%左右,80年代这一差距已扩大到84%左右。在中国,每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增加6%～7%,根据深圳等地的调查,博士、硕士、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各种教育水平人员年收入的差别在1万元左右。有了知识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也能拿到更高收入。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真理。文盲大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有文化是穷爸爸,文盲才是富爸爸的观念早已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我们并不否认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各国的教育制度都有缺陷,有些也许还相当严重。但我认为,以此为借口不让孩子上学,而去跟什么无文化的富爸爸学经商赚钱,绝对是葬送孩子前程的死路,每一个孩子总要从正规学校教育中获得知识与才能,这是他们人生成功的起点。科举制度下的教育体制还培养出了一批人，何况现在的教育制度再有缺点也比那种教育制度进步多了，像比尔·盖茨那样不读哈佛而成功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不是一般规律。盖茨也多次告诫青少年不要学他，还是要上学读书。《富爸爸，穷爸爸》对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当教授的穷爸爸竭力贬低、丑化，而对没什么文化的倒爷富爸爸吹捧之至。如果孩子都以富爸爸为榜样，谁来推动科技进步，社会如何发展，下一代岂不要文盲大款化了吗？

　　应该说，这本书宣传的新读书无用论（或称洋读书无用论）已在现实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一些不爱学习或学习不好的孩子总以富爸爸为榜样。一些大学生不读书、不学习，一心想赚钱，对《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爱之甚深。这岂不误了一代青年人吗？

　　这本书把投资作为致富的捷径也是一种误导。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致富,以自己的智力和体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增加社会财富,自己也得到相应的回报，是正常的。投资对社会当然是有大贡献的，得到高回报也是正常的,但投资的成功者永远只是极少数，这极少数成功人士的经验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人。如果大家都去投资致富,谁来从事工人、农民、科学家这些社会离不了的职业,社会财富如何增长呢？投资者的成功是以大多数人默默无闻的劳动和奉献为基础的，没有这些普通人的努力，投资是变不成财富的。需要有指导投资的书，也要鼓励人们敢于冒险去投资，从事股市投机(也是投资的一种形式）也是理性行为。但对于孩子来说,重要的远不止这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成功之路并不在于投资，而在于年轻时学习知识,然后从事任何一项社会所需要的工作——包括本书作者总以嘲讽的口吻说的大多数人和中产阶级的工作。

　　孩子还需要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这里应该有的不是市场经济的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气氛。孩子要有理想。我非常欣赏当年肯尼迪总统的一句话: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先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的孩子也不要问将来能赚多少钱,能发多少财,而要问我该为社会做点什么。孩子应该有这种理想。我们让孩子读的书中应该有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孩子还不应该太务实,像个小大人似的，而应该富于幻想，也许孩子的许多幻想离现实太远，或者根本无法实现，但富于幻想是孩子最可贵的地方。他们在成人之后的创造性思维正来自于这种童年时的幻想。这正是科幻类图书受孩子欢迎的原因。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幸福（并不一定要发大财）。孩子应该是在一种富有理想、幻想，充满天真的气氛中成长的。我不愿意看到《富爸爸,穷爸爸》之类充满铜臭和错误观念的书腐蚀孩子幼小的心灵。读《魔戒》，孩子以弗拉多为榜样战胜邪恶，读《富爸爸，穷爸爸》，孩子小小年纪就以富爸爸为榜样不思学习一心发财。你愿意你的孩子读什么书呢？

　　(罗伯特·T.清崎,荷伦·L.莱希特:《富爸爸,穷爸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9月第一版。)

　　从尊重农民开始——读《我向总理说实话》

　　当人们说一个人“笨”或“土”时，总爱说：“像农民一样。”其实再往前追一、二代，现在的城里人或精英们不也是农民吗？读了李昌平先生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后深感，要走出农村的困境，必须从尊重农民开始。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一直是最苦的。“万恶的旧社会”就不必提了。新中国建立后,农民也就是在土改时过了几天好日子。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农民就不断受折腾。城乡二元体制的确立和以牺牲农业实现工业化的实施，是农民受苦的根源。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都是农民。谁要犯了错误或当了右派就发配农村——流放地当然是选最苦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过了几天好日子，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这些年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他们还没有摆脱相对贫困状态。农民苦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是缺乏认识的。读了这本书,深受震撼的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加入WTO之后,受冲击最大的恐怕还是农业和农民。如果再不解决“三农”问题，恐怕不仅小康云云成为纸上谈兵，而且社会能否安定都令人担忧。

　　中国的现代化关键是农村现代化，中国社会的小康关键是农民的小康。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三农”问题为什么严重？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却是一个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我向总理说实话》更多的是感性叙述，但这是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出发点。

　　农民问题的产生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杜润生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权利。”这是非常有见解的。要做到这一点还要以真正尊重农民为前提。

　　改革开放之前，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农村这块小天地里，国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以损害农业为代价实施工业化。贫下中农与工人有同样的政治地位，但经济上却有天壤之别。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之类的话天天讲，但农业却停滞不前。这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改革之后，农业有了迅速发展，农民生活大大改善，但二元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干最重的活，赚最少的钱。在一些城市，农民动辄被“收容”。有些城市甚至公开规定某些工作不许农民做，要留给城里人。留在农村的人收入低,甚至70多岁的老人，无论收入多少都要交纳各种税费。书中描述的种种令人落泪的事实背后是体制上的不平等。

　　其实党中央对“三农”问题是极为关心的，每年都有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或减少农民负担的文件下发。但正如农民常说的“老和尚的经是好的，可惜让小和尚念歪了”。这本书在描述农民之苦时，也反映了某些农村干部的劣行。

　　在一些干部的头脑中，农民笨，不懂如何致富，所以就抱着富民的思想，今天让农民养鱼，明年让农民种果，甚至不惜用暴力强迫农民按他们的意愿办事。他们自以为动机正确，做起来理直气壮。结果脱离实际，养鱼，鱼卖不出；种果，果无人要。干部呢？有了政绩提拔上去了。这正如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所说的，世界上的坏事都是那些动机善良的好人做的。

　　还有一些干部，总认为农民是“泼妇刁民”,自以为比农民文明，是来管农民的。这种思想正是个别地方干部鱼肉乡民的根源之一。他们动辄对农民扣、押、关、打，逼得农民上访。不仅在这本书中，就是在现实中和新闻中，我们看到了多少这样的事件？当前农村干群矛盾激化是一些地方存在的主要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责任主要在干部一方。过去我们常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现在看来“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大凡农民富裕的地方，总有一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大凡“三农”问题突出的地方，总是腐败干部在掌权。

　　当然，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像李昌平这样一心想为农民做好事的乡党委书记或村干部,还是大有人在。但他们有时也不得不做违心事。上面今天要这个达标，明天又要做另一个形象工程，今天要在这里开一个典型推广会，明天又要到那里视察。做这些事都要钱，只好加重农民负担。干这些活都要费时间，只好不干实事。跟着上面走可以升上去，如书中的Y书记；不想违背良心就要被淘汰，如李昌平。一批批的干部在做了种种表面文章，虚报了成绩之后上去了，给农民留下的是贫困和落后。

　　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有制度的原因，也有观念的原因。没有观念上的改变，即使制度变了，也无法实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尊重农民开始。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书中讲述的令我们落泪的悲剧才不会再发生,才没有农民再给李昌平和其他农村干部下跪的事发生。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传记不好写——读《吴敬琏》

　　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是“传记不好写，柳红的《吴敬琏》传写得不错”。这题目太长,就只用了前一句话。读这本书的一些想法，也从这句话谈起。

　　有资格立传的自然是伟大人物，或称“尊者”。中国文化的传统，对尊者是扬善抑恶，甚至神化。对他们的伟大之处，竭尽夸张之能事，甚至无中生有地编一点细节，以强化伟人之伟大。对他们的缺点或失误，统统不能写，即使是人人皆知的错误，也要为之辩解，甚至美化。你伪造了这些伟人的功绩，他们的子孙会默认;但你实事求是写出了这些人的错误，他们的子孙则与你没完，甚至把你告上法庭。司马迁写的传记中就有这种传统，什么刘邦乃其母与龙交配所生，岂非胡言？但平心而论，司马迁的传记值得一读。发展到今天，传记就越写越神了。伟人小时候，也会和非伟人一样偷过瓜，逃过学，或欺负过女孩子。放在非伟人身上，这些事不值得一提，或者是以后变坏的证据。放在伟人身上，就会具有以后成功的影子。同样偷瓜，意义完全不同。我从来不敢在饭后谈这类传记，怕恶心呕吐。

　　所以，当有人向我说起，陕西师大出版社想出一套“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时，我只说了一个字“难”。写死伟人的传记都不易，何况活伟人呢？

　　柳红女士写这套书中的《吴敬琏》传，书出来后，她送给我一本“雅正”。对吴敬琏先生,我一向极为尊敬，吴先生的学问与人品亦为我敬仰。所以，尽管我对当代中国人写的中国伟人传记一向都敬而远之，但这次还是认真读了，读过后的感觉是，这本书写得还不错。

　　吴先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正如吴先生在《回顾与前瞻》中所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柳红女士正是从这个角度介绍了吴先生的经济思想发展与学术成就。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吴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其重要意义。

　　吴先生被称为“吴市场”,这个称号反映了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吴先生的思想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他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理解吴先生学术思想的钥匙。

　　吴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进入经济学界的,曾工作于人才济济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这里,他有过热情、奋斗,有过困惑,甚至被定为“中右”,也受过极左思想的影响,批过孙冶方,但他的学术生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起点对他以后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极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也明白计划经济下的经济运行。他相信过这些,但从旧阵营出来,反戈一击才更有深度。我想这是他市场经济改革思想的来源之一。二是孙冶方、顾准这些学者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吴先生这种经历的人并不少,但有吴先生这种成就和追求的人并不多。吴先生能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做出重要贡献,始终坚持市场化大旗,除了他的品格和能力外,还得益于他开放的眼界。他在耶鲁大学潜心钻研当代经济学,他与苏东经济学家的交往,都使他的思想更为成熟,更能不断创新。柳红女士忠实记载了吴先生思想发展的历程，真实而感人。吴先生从没有掩盖自己批孙冶方的历史，并公开为此忏悔自己。柳红女士写的传记如实记下了这一点，使我们更了解吴先生坦荡的胸怀。这正是一个正直学者的品格，也是他成功的道德基础。

　　对于吴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贡献，每个人都了解一点。谁都知道他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企业家们更多地了解他对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改革的观点，公众知道他对股市与基金黑幕的抨击。但很少有人全面了解吴先生的贡献。柳红女士写的传记对吴先生市场化改革的整个思想与贡献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既有在“计划与市场”中旗帜鲜明地为市场化改革辩护，设计改革方案，探索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以及对股市与基金黑幕的抨击,又有对科技发展的思考和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的警示。吴先生也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但我们从媒体不能全面深入了解吴先生的思想。网络泡沫、基金黑幕、股市风险都曾是媒体的热点。读了这本书你才会了解这些争议背后的背景，以及吴先生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与他整个思想的联系，才会知道他的那颗心为什么火热。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涉及的许多事，我们并不陌生，但读了这本书，才会有更多的思考。

　　柳红女士写的这本书以吴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中心，这就避免了传统传记写作的一些弊病，使我们能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吴先生的思想与贡献，并从中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这是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当然，作为一本传记，如果再加上吴先生的经历时间表与主要著作目录就更好了。

　　（柳红：《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浪漫主义的臆想——

　　读《西部开发十年可成》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把经济学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希腊书

　　信式的，即“非常正规化、理论化和数学化”的著作，这种作品即使有深刻的思想也只能供专业人士交流，难以让大众接受；第二类动态报道式的。充斥着“经济新闻和统计数字”，这类文章以不变应万变，让人生厌；第三类飞机场式的,即经济学快餐读物，可读性强，但大多言之无物。或者是用危言耸听的手法预言危机,或者煽情地许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温世仁先生的《西部开发十年可成》就是这第三类作品。

　　温世仁先生作为台湾成功的企业家关注西部开发，他领导的企业（英业达集团天津分公司）与甘肃古浪县黄羊川镇合作，也为西部做了实事。他到西部各地考察演讲，为西部开发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其热情令人敬佩。他的这本“飞机场式”的《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也不乏思想闪光及给人启迪之处。但这本书也与所有“飞机场式”作品一样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仔细读来这个美好的未来却是一个乌托邦。

　　温先生认为，西部在十年内可以达到东部发达地区生活、知识与收入的水平。这就是西部开发十年成功的标准。全书都是围绕为什么和如何能实现这一目标展开的。

　　温先生认定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依据是深圳这些地区的成功事例和西部的有利条件。西部的有利条件如何转化为成功是一个大问题,但与深圳的类比并不科学。

　　深圳的确在十年之间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城市，东南沿海一些地区也在十年中发展起来了，但这种成功的事例并不一定会在西部重现。这就在于东西部的差异之大远远超出了温先生的想像。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了西安这一带在汉唐时繁荣过以外，西部一直是落后的。自从南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向东南部转移之后，东西部的差异更大了。鸦片战争之后，东部又领开放之先，在与世界经济的交融中迅速成长。东部有良好的工农业基础、人力与物质资源，又有较为发达的基础设施，一旦有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迅速繁荣起来是正常的。但一直落后的西部，经济起点就远远落后于东部，而且这种差距不是短期内可以弥补的。东西部的起点大大不同，决定了东部十年能做到的事，西部未见其也能做到。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东部的迅速发展得到了政府有力的扶植。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曾提出过发展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同步地得到发展。因此，必须先找一些条件好的地方重点扶植，让它们先富起来,然后用这些已成功的发展极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把东部深圳这样一些地方作为发展极，给予优惠政策重点扶植，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说东部发展十年已成是有特殊性的。这种成功的经验并不全适用于西部。因为后发展的地区不能像先发展的地区那样普遍得到种种优惠，而且,有些优惠(如吸引外资的政策)在加入WTO后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西部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条件远远落后于东部,发展环境又不如东部,尤其是观念落后,十年可成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西部开发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要比东部难得多。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扎扎实实地进行西部开发。许诺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固然可以煽动起人们的热情,但发展经济靠的不是一股热情,而是实干精神。否则诺言没有实现,希望变为失望,对西部开发有百弊而无一利。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是温世仁先生的老师,温先生的这本书也颇有乃师之风。这就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像,而缺乏务实精神。托夫勒是信息时代的鼓吹者,温先生也把西部的迅速开发寄托在网络身上。网络时代能否像农业与工业一样成为一个主导经济进步的时期,仍无定论。严肃的经济学家很少谈“网络时代”这样的话,他们对网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仍持谨慎态度。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谈到电脑对经济的作用时指出“电脑的贡献还不能是转变性力量;它们还不能使美国回到作为一个世纪中几十年间持续的强劲增长”。近年来网络的衰退证明了这一点。网络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尚且如此,对落后地区更不用说了。温先生把西部开发寄托于教育发展是对的,但把教育寄托于网络却有点简单化了。且不说在西部普及网络不像温先生的公司资助黄洋川一样容易,就是普及了也无法替代正规教育,即使在网络发达的美国,网络教育也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从温先生的经历来看,并没有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也难免有一些外行话。例如,他认为如果西部开发50年才成,就没有人去投资了,因为要等50年才有收益的投资,没人去做。这就混淆了一个投资项目的成功和整个地区的发展。其实正因为西部落后,有利的投资机会会更多,投资一个项目完全可以在短期内获益,不用等到西部开发成功。但这个项目的成功,并不等于西部开发达到了温先生的成功标准。在经济学中,投资项目成功的评价和整个地区的开发成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所以,温先生得出的西部开发50年才能成功就没人去投资的结论也不对。其实即使西部开发十年成功,要投资者等十年才有收益,也没人去投资。

　　温先生的这本书恐怕连经济学快餐都谈不上,因为它既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又没有什么实际资料,只有一些零星的事例和随想式观感,再加上大胆的幻想。这是一本未来学著作。一些严肃学者把未来学说成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这也许太挖苦了一点。但这类著作中那种天马行空、夸夸其谈的学风的确值得我们警惕。

　　西部开发需要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实干精神,普及式经济学作品更需要严肃认真的学风。这正是我评论《西部开发十年可成》这本书的动机和想说明的问题。

　　(温世仁:《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三联书店,2001年9月第一版。)

　　探索哈耶克思想的演变

　　——读《哈耶克论文集》　

　　哈耶克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他1960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和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法律、立法与自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作。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序言中曾指出，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我曾力图以一种适合于当代问题和当代思想的形式向当代的读者重述传统上的各种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或原理”，而《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对“以后发现的一些缺点作些许弥补”。与前一本书相比，后一本书“阐释较久系统，撰写更为困难，观点也更具个人性和更具原创性”。

　　但这两本书的时间跨度为25年，作为一个思想家，在这一时期中哈耶克经历了相当复杂的知识立场转换和理论观点修正与完善的过程。如果说《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哈耶克这一期间思想演变的两极，这25年间发表的论著，就是这两极之间关系链。哈耶克在这一期间所写的论著主要收集在1967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1978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中。这两本论文集对了解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是极为重要的。

　　对中国读者来说，《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还没有中文本，英文本读起来也颇为不易，要研究哈耶克思想的演变，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邓正来先生是国内研究哈耶克思想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文本的译者。他把能反映哈耶克思想发展的重要论文选编为《哈耶克论文集》，并翻译出版。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哈耶克论著颇多，要从中选出代表他思想演变的论著颇为不易。所以，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所选的论文极为妥当。邓正来先生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中选出了23篇论文。这构成了《哈耶克论文集》的主体。

　　邓正来先生之所以把这两本论文集作为重点是因为：第一，哈耶克在这两部论文集中对此前简单论述过的,但又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观点做了更详尽系统的解释。比如,社会秩序分类学、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的框架、有限民主与无限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等,在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中都极为重要,这些观点在这两本论文集中得到更详尽的解释。第二,对某些已经阐明的观点做了相当重要的修正。比如,对“欧洲大陆法治观”的否定与放弃,并提出了取而代之的“普通法的法治观”等。第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对最高权力进行分权的制度安排的解释,确立了规则研究范式,详尽阐发了规则检测“一致性”和“相容性”的否定性正义标准等。

　　在从这两本论文集中选出的23篇论文之外,邓正来先生又收入了两篇极为重要的论文。一是《自由秩序原理》的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二是《法律、立法与自由》的跋,“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在前一个跋中,哈耶克明确地说明了他们主张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这就澄清了一些学者把哈耶克的思想混合于保守主义思想的误解。后一个跋之所以重要在于，哈耶克把《法律、立法与自由》作为自己最后一部系统性著作，希望在这个跋中“以期用一种较为直接的方式阐明那个在我的整个事业中始终指导着我的道德进化观和政治进化观”。我们从这篇跋中可以理解制度进化观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意义。邓正来先生选入这两篇文章是极有眼光的。

　　《哈耶克论文集》包括四部分：“第一编，政治学和法学”，“第二编，哲学和社会科学”，“第三编，经济学和历史学”以及“附录”。看过目录你就会发现，在这本论文集中，经济学论文只有两篇，即1962年发表的“经济学、科学与政治学”，以及1968年发表的“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哈耶克被认为是经济学家，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邓正来先生在有23篇论文的选集中只选两篇经济学论文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哈耶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位思想家。他对自由主义的研究远远超过了经济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我们必须把关于自由的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交融为一体，或者说为了增进我们对自由的洞见我们必须把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起来对自由进行探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涉及经济学之外的政治学、社会学、法理学、历史学和心理学,而且这些经济学之外的学科更为重要。因此,以选其他学科的论文为主,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哈耶克研究的这种跨学科特点。第二，哈耶克早期的研究以经济学为中心，在本书所选论文的期间，哈耶克研究的重点是自由主义理论、法律理论和整体社会哲学建构。论文主要涉及政治学、法学和哲学等领域。以这些领域的论文为主是合适的。

　　邓正来先生从许多论文中选出23篇编为这本书显示了他对哈耶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表明只有先成为专家，才能成为优秀的选编者。应该说，哈耶克的论文涉及内容广泛，文字也颇为艰深,翻译难度相当大。邓正来先生英语专业出身，又多年研究哈耶克，是哈耶克著作最佳的译者人选。他译的《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都受到好评。这本书的译文亦有“信、雅、达”之美。

　　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邓正来先生写了一篇近80页（包括注释）的编译者序，题为“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这篇序对哈耶克思想的演变作出了极为深入，又有见解的分析，是我们阅读《哈耶克论文集》的向导。读此书前一定要认真读这篇编译者序。

　　哈耶克的书不容易读，但认真读下去你会觉得其味无穷，不信，你从读这本《哈耶克论文集》开始试试。

　　（冯·哈耶克著，邓正来选编、译：《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重视另一种声音——读《穷人经济学》

　　中国这只大船正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奋勇前进。主流派经济学家为之出谋划策，让它走得更快，但也需要有人提醒高速前进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读了卢周来先生的《穷人经济学》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苦口良药，什么是忠言逆耳。

　　走向市场经济与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转型一样，既是社会进步，又是社会的激烈振荡与分化过程。社会进步是以一部分人利益暂时受损失为代价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说,历史的进步是以恶为代价的。但社会要在较为稳定的条件下转型，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是让所有的人都受益。所以，关心关心弱势群体这个主题在转型时期特别重要。卢周来先生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其他经济学家为这只大船如何更快地运行（GDP增长率提高）出谋划策，而卢周来先生不断提醒决策者：有些人受船的颠簸（改革的冲击）而受苦。我想这两种经济学家都需要。当出主意的经济学家成为主流时，这后一种声音更可贵。

　　卢周来先生出生于农村，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极为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对农民有深切的感情。在他从事学术研究之后，这种感情又升华为一种人文关怀。读他的书我深深感到,这不是一种富人对穷人怜悯式的同情，而是对自己同胞一种真诚的关切。这本书第一篇是“点评乡下姑姑的来信”。这篇文章我看过不止一次。这篇文章既通过姑姑的信反映了农产品不值钱，乡村干部瞎指挥等问题，而且通过他的点评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当有深度的分析。他把农民作为他姑姑（我想这位姑姑应该是一个代表，一个农民符号），谈起这些问题就异常感人了。把自己置身于弱势群体之中，想他们之所想，愁他们之所愁。这是卢周来先生揭示和分析现实中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也正是他的许多文章感人之处。感人的重要之处在于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当然，如果仅仅是“煽情”地指出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那么，认识就仍处于一种感性阶段。或者仅仅是一种“感情宣泄”，这种文章作为另一种声音的意义就相当有限了。卢周来先生读书广博，熟知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因此，对许多我们经常听到或司空见惯的问题与现象，做出了有相当深度的分析。例如，“贫困的理由：三种经济学的解释”,就对贫困的原因用有限的文字做了有意义的分析。说到根本还在于体制上。对于经济学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无论是教育产业化，还是产权；无论是富者更有诚信，还是穷者更有诚信，等等，他都讲了自己的分析与见解，但应该承认，他有自己的分析与依据，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当前与卢周来先生持相同观点或者发表类似文章的人不少。但我读他们的文章总感到有一种缺憾。那就是批评并分析当前存在的确问题多，而提出建设性的，有可操作意义的建议少。其实对这些问题，从上至下都承认。但关键是如何在现实可能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仅仅同情改革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鼓与呼”固然有意义，但更重要的还是如何从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各地在保护农民利益，保护弱势群体方面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如湖北实验改革乡一级机构，压缩人员，就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如果卢周来先生能把眼光转向更为积极的这一面，我想他的文章就会更有意义。这也是所有抱有人文关怀的人，应该重视的最大问题。

　　卢周来先生的文笔相当好，文章流畅而朴实，娓娓道来，亲切可读。他的许多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仍爱读他的文章。卢周来是市场经济改革坚实的支持者，只不过他谈论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无论如何，这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另一种声音是重要的。岂一个“吃”字了得——读《快餐国家》

　　一个精通饮食文化的朋友曾对我说，当一个社会的上层变着法吃，下层食不果腹时，这个社会就快完了，从商朝到清朝莫不如此。这话的意思是说，传统社会中人活着是为了吃。现代社会呢？在美国，从富人到穷人都吃快餐，蓝领们工作一天之后享受麦当劳，当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会面时，也是各叫了一份麦当劳。这时，人吃是为了活着，为了创造。

　　美国被称为快餐国家，快餐的产生与普及体现着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隐蔽在快餐后的种种罪恶也反映出现代化进程的另一面。这正是美国记者艾里克·施洛瑟《快餐国家：发迹史、黑幕和暴富之路》一书的意义所在。经济学家认为，现代化的中心是迅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人们吃的方式。传统社会中，吃是个人消费行为，读了陆文夫先生的小说《美食家》（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才知道吃成为有钱有闲人士的一种享受。但看看那些忆苦思甜的文章也可以知道穷人如何为果腹而绞尽脑汁。这时，做饭就成为一种艺术，许多有关中国饮食文化的书让你惊讶，人在吃食上居然有那么高深复杂的技艺。但从现代的观点看，那种吃法是没有效率的，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做吃食和品尝吃食上，哪有经济增长和现代化？

　　经济增长的过程根本改变了人们吃的方式。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使所有人都不能那样悠闲地吃了。吃变为简单地给机器加燃料，要求既能保证充分的营养，又快捷、简便，这就是吃的效率。适应这种要求，做吃食也由手工劳作变为机械化作业，由艺术创作变为大批量、标准化工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大大降低了成本，这就是做的效率。传统的食物是无法满足这两种效率要求的，而快餐可以做到这一点。从这种意义上说，快餐既是现代化的要求，又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快餐发展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历史，快餐集中体现了现代化的特征：效率。快餐以其效率迅速占领了市场，到2000年美国人花在快餐上的钱已超过1100亿元，麦当劳公司有一个时期雇用了美国八分之一的工人。

　　现代化过程还为每个人的成功提供了机遇。快餐的发展过程也是快餐大王们发迹的过程。最典型的例子是肯德基的创始人哈兰德·森德尔。他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也没有什么学历，直至65岁还是个上门推销员，但最后靠推销他的炸鸡配方而成为快餐大王之一。麦当劳、卡尔·焦、多米诺等快餐连锁店的创始人大抵都有相似的经历。他们百折不挠、不断创新，终于成功。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千百万成功者的写照与经历。传统社会以等级制度为中心，压抑了几乎所有人的创造才能，是市场竞争的平等精神为这些人的成功创造了条件。这正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也是现代社会中创造出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的原因。他们的成功也是社会的成功，因为他们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这一片兴旺发达的快餐事业正是这些快餐大王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是少数人先富，而后带动其他人富。这是美国之路，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之路。

　　当然，快餐业的发展与整个现代化进程一样不仅是阳光和鲜花，还有罪恶与暴力。提高生产率的过程靠的不仅是技术进步，还有剥削。作者记述了一个16岁的姑娘爱丽莎如何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拖着酸胀的双脚回家的一天，读起来令人心酸。这是几乎所有快餐工人的经历，在快餐业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是20岁以下文化不高的蓝领工人。快餐店把压低这些人的工资作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一部分。从1968年到1990年是快餐业扩张最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美国快餐业工人的实际最低工资下降了40%，快餐店工人经常超时工作而得不到应有的收入，他们没有工会，得不到保护，工作中受伤，甚至遭受性侵犯。我们在马克思《资本论》中读到的工人惨状，20世纪又在快餐业中出现了。这些是快餐业发展的代价，也是现代化的代价。但我们不应该冷漠地看待这些现象，如果放任这些丑恶现象存在，现代化就不是福而是祸。作者以满腔义愤揭示这些现象，意在激起社会对这些下层快餐工人的关注，我们也应以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正视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需要有人为现代化唱赞歌，更需要有人揭出其阴暗面。

　　快餐业摧毁了母亲或妻子准备吃食，全家人乐融融地共度晚餐时光的日子，也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享受，这就是快餐文化，这就是现代化。无论你支持也好，反对也好，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以这样的心态去看《快餐国家》，去吃麦当劳，也许会有更多的思考。

　　“吃”字大有学问。

　　（［美〕艾里克·施洛瑟著，何韵、戴燕译：《快餐国家：发迹史、黑幕和暴富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不拘一格降人才——读《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1992年，郭士纳（Lou Gerstner, Jr.）接手IBM的CEO时，这个巨大的公司已成为一头步履蹒跚的大象，面临灭绝。但在不到十年内，它却又焕发了青春，重振雄风，在商界跳了一场绝佳的舞蹈。其秘诀就是IBM找到了郭士纳这样一位优秀的导演。

　　郭士纳导演大象跳舞具有独特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第一,坚信大有大的好处，维护了IBM的完整性。并不一定是小耗子才能跳好舞，指导得当大象也能跳舞，而且跳得更好。第二,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尤其是加强了整个公司的集中性，反对下面分公司自行其事。同时，打破原来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倾向，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尤其是股票期权制。第三,改变了公司内部那种保守、呆板的文化传统。第四,最重要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断然放弃了原来为公司带来巨大利润的计算机主机业务,转而以服务为主业,成为世界上惟一一家不生产电脑的电脑公司。世人以成败论英雄，IBM的这些做法使公司的股票价格在九年内上升了九倍。这些做法当然就是成功的经验。

　　IBM的成功与郭士纳个人的远见、胆识和开拓务实作风是不可分的。可以毫不扩大地说，没有郭士纳，就没有今天成功的IBM。这又一次说明，企业成功的关键是有一个好的企业家，正如一场精彩的舞蹈演出关键是有一个优秀的导演一样。

　　企业家对企业成功的关键作用也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问题是如何找到这样的人。其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太少。好的职业经理人并不缺，缺的是能发现他们的人。这就在于，那些自封为伯乐者，满脑子是一些条条框框。IBM找到了郭士纳，就在于打破了许多传统思维方式。

　　一种传统思维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把专业知识作为选CEO的标准之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专家当CEO不见其能经营好企业，专业知识毕竟不等于管理。领导宝丽莱公司的是超一流的光学专家，其领导集团就是一个专家组，结果呢？宝丽莱破产了。郭士纳绝非电脑专家。在IBM选CEO的15条标准中，郭士纳惟一不符合的就是非电脑专家（甚至对电脑知之甚少）。但他成功了。

　　专业技术与管理是两回事。管理一家企业所需要的不是专业，而是管理才能。专家治国未见其有效，专家治企业也一样。而且，专业懂得多了，头脑反应会僵化，被一些细节所困扰。管理是一门艺术，需要创新。旁观者清，一个门外汉往往能看出企业的问题。当IBM专家们迷恋于其技术时，郭士纳看到了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战略上的问题。专家是舍不得放弃电脑技术开发的，只有郭士纳这样的门外汉，才舍得丢掉专家钟情的主机技术，开辟一个有无限前途的新领域。

　　在闻名全球的《基业长青》一书中，作者告诉我们的一个理念是不要迷信空降兵，要从自己公司内培养和提拔CEO。这也许是一条用人之道，但绝不是惟一之道，更不是绝对真理。郭士纳是空降兵，他成功了。

　　空降兵的重要性在于他能打破公司多年来形成的传统。自从IBM公司创建以来，沃森父子执掌大权，已形成公司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起过积极作用，可惜已不适应新形势了。要让这种传统培养出来的人去打破这种传统，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时从天上降下一个没有这种传统的郭士纳。他不适应原来那种保守封闭的传统，包括一律穿白衬衣这样的小事。他感到了传统的问题,又大权在握，这就可以改变传统了。他在管理经营上的许多重大措施都是反沃森的IBM传统的。改变陈旧的传统，庞大的IBM才有活力，这只大象才能翩翩起舞。反传统就是创新。谁都知道创新之重要，但传统却是扼杀创新精神的。你能想像，一个从IBM内部提升为CEO的人能像郭士纳一样大刀阔斧地改革吗？许多大公司最终都难免走上衰败之路，正在于传统的力量太大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引进空降兵不失为一步好棋。

　　郭士纳写的这本自传体《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文字平淡，谈不上生动与趣味。但硬着头皮看下去，仍然其味无穷。他纪实地写了一个过程，写了许多事。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出许多东西。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在万里晴空的飞机上我第二次读完这本书后，总在想如何才能得到郭士纳这样的人。看着飞机上那一个个成功人士的模样，我突然悟到，郭士纳就在这些人之中，关键是要不拘一格。如果只记住了人力资源上讲的那些教条，郭士纳就不能成为今天的郭士纳了。

　　不拘一格选人才，任何企业都可以翩翩起舞。

　　（郭士纳：《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信出版社，2003年1月。）

　　精品经济学教科书

　　——彩印本迈克尔·帕金《经济学》　

　　打开这本书的第一章“什么是经济学”，开头的话是这样写的：“从你每天早上醒来的一刻到你每天晚上再睡下的一刻，你的生活充满了选择。……”再看下去，精美的彩色插图，洁白的纸张上每节之间红色分界线，蓝色小标题，桔黄的复习测验，配上清晰的黑色文字，没有中文本常见的透墨。在这种赏心悦目的阅读中，你会了解经济学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书中的例子都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但经济学讲出其中平凡而深刻的道理却让人心悦诚服。无论有没有下雪，是否围着火炉，也无论有没有红袖添香，读这本书一定是一种享受。

　　这就是最近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精装、全彩印，畅销全球的最著名经济学教科书——迈克尔·帕金的《经济学》。

　　过去读英文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首先为它们精美的彩印和装帧所折服。这不仅是形式，彩印的书有说明内容的图片，各种不同的标题、内容、提示用不同的颜色区分，读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累，尤其是经济学中经常用图形分析问题，用颜色来表示图形上的变动，一目了然。即使是同样的内容，一本都用黑色印刷，纸张装帧差劲的书与一本彩色印刷，纸张装帧考究的书是无法比拟的。想想在嘎纳电影节上穿盛装的巩利和在演秋菊时一身农妇打扮的巩利，你就可以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了。以前国内出版社注重低成本、低定价，不大注意印刷装帧，我总是想，哪一天中国也可以有和国外同样精美的经济学教科书。这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拿着这本中文版的《经济学》和英文原版《经济学》对照，除了英文换成中文之外，完全一样，色彩同样鲜艳，图片同样清晰，纸张同样雪白，装帧同样精美，完全达到了国际上一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水平。出这种精美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是第一次，甚至我看过的港台版同类书，印刷也没有这么精美。也许它的出版能成为中国出版史的一个小小标志，象征着书籍精品时代的来临。

　　当然，我们说这本书是精品并不是仅仅就其形式而言的，它的内容同样属于精品——而且，还要精于它的形式。

　　这本书的作者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并不是大师级经济学家，与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这些同类经济学教科书作者相比，在经济学界水平和名气都差得多。超一流的经济学家可以靠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名气提高自己所著教科书的知名度，这是一种品牌延伸效应。帕金没有这种效应，但他写的这本《经济学》被许多名牌大学作为教材。笔者在康奈尔大学听经济学课时，教授们都盛赞这本书。宾州大学诺顿商学院亦把这本书列为经济学第一本必读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有多少学子在读这本书，又有多少有为青年在这本书指引下进入经济学这座圣殿。这本书被称为最好的几种经济学教材之一，靠的不是作者的名气，而是它本身的内容。一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并不一定出自大师级经济学家之手，写专著、写论文毕竟不同于写教科书。正如做得好满汉全席的厨师并不一定能做好家常菜一样。帕金算不上有问鼎诺奖希望的经济学家，甚至也不是在某一领域的前沿人物，但他绝对是写教科书的超级高手，是一名好教师。他写出了连许多大师都称赞的教科书。他没有做出满汉全席，但他的这盘家常菜从大师到学子都爱吃。

　　这本《经济学》好在什么地方呢？

　　一本优秀的教科书应该全面系统地反映本学科的基本概况。从内容来看，应该有一个严密而且逻辑性强的体系结构，应该能概括出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还应该与时共进，反映本学科的最新进展。帕金的《经济学》具备了这些特点。这本书涵盖了基础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且在同类教科书中是最详尽的。与另一本同样畅销的教科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相比，这本书的内容更为全面和深入。曼昆的书100万字，这本书170万字。如果说曼昆的书更适于非财经专业和一般读者，那么这本书则更适于财经专业和想对经济学有更多了解的读者。如果读者认真把这本书读好，经济学的基础就非常扎实了。本书的逻辑结构严谨而系统，一步一步深入下去，从市场到个人决策，再到整体经济，最后以开放经济结束。经济学最新的进展，无论是动态比较优势、博弈论、现代企业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还是理性预期、新增长理论，以及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都有介绍。

　　帕金是一个优秀的教师，了解学生,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所以他写的书非常适合教学与自学用。我们来看各章的安排：第一，各章的开头用我们日常熟悉的事情引起你的兴趣，然后是学习目的和学过后将能了解的问题，这就引起你学习的兴趣，也知道本章的重点是什么；第二，在正文中每一小节之后有复习测验题，让你把这一段的内容自我消化一下，看一段停下来做点思考，做到了学而思；第三，每一章结束后有内容提要和关键术语提示，让你掌握这一章的内容；第四，最后有供你深入思考的习题；第五，每一章后面有一段报刊摘录，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其中的含义，使你学会运用经济学分析现实问题；第六，对每一编内容的小结；第七，与一些当代经济学大师的对话。这些内容可以让学生做到理解与应用，认真读完这本书之后，当代经济学就在你心中了。

　　当然，一本好的经济学教科书不仅内容要好，还要用生动、活泼的写法表达出来，让人读着有兴趣，读得懂。这本书不是干巴巴地讲理论、画图形，而是结合一些生动的事件和案例介绍那些抽象的理论。比如，在论述价格上限时，用的是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房租管制的结果，你读起来一定兴趣盎然。书的每一个概念、原理都有相应的事件。读起来现实感强、不空洞，理解起来当然容易了。作者的文字表述也甚好，语言简洁、通俗，如行云流水。图形使用彩印，各种变动容易掌握。虽然全书有近170万字，但你读起来不会觉得累。这正是高手写的教科书。

　　还应该指出，出版社编辑、设计各方面人员都以认真的态度编辑此书，全书错误率在2万～4万分之一，印刷也是国内最好的印刷厂，这些都为本书添色不少。

　　如果把书比作美女，她应该有内在的气质（内容）；外在的体态（印刷、装帧）和精心的打扮（编辑加工）。这本书做到了这三者的完美统一，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称它为精品。

　　书的定价399元，的确不菲，但也真正是物有所值。看到这本书你会心动，咬咬牙，跺跺脚，下定决心买一本回去，肯定不会后悔。读起来舒服，放在书架上有品位，送给朋友也有档次——比什么脑白金不知要高多少倍。

　　精品一定是人见人爱。

　　（迈克尔·帕金著，梁小民译：《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立足于现实的观察——王跃生《经济学:愉快的通行证》序

　　我与王跃生亦师亦友。我是1978级研究生，他是1979级本科生。我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他还没毕业，所以，他一直尊称我为老师。当时我的家还没有搬到北京，我们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吃饭时我们经常坐在一个桌子上海阔天空地聊，这样就既师又友了。他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我们是同事。尽管以后我调离北大，但都在经济学圈子里活动，也常在一起交流，真正成为友了。

　　也正因为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相互之间就非常熟悉。这些年中，眼看着他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知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导，自然十分高兴。王跃生爱写经济学散文、随笔，而且赢得了一大批读者的喜爱。这本文集就是他近年来发表于种种报刊上的经济学散文随笔的汇编。他叫我写一篇序，我想这是义不容辞的。也借这一机会把他的文章又看了一遍，自然有一些想法，借此写序之际，谈出来与大家交流。

　　王跃生当学生时极爱读书，知识面广，记得他当年在饭桌上常有妙语新见。北大经济系着重理论功底，他当研究生时师从张康琴教授。张教授研究苏联经济，治学严谨。这些使王跃生奠定了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到这一点。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又去前苏联、欧洲一些国家学习和研究，见识广泛。他对苏东问题写的一些文章在学界中颇有影响。以后又研究转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两种学问本来是相通的，转型关键是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制度变革。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转型问题，就有了深度。他研究苏东问题、转型经济和制度经济学都有专著问世，出书后他都赠给我，名义是要我指正，实际上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也受到许多启发，深感后生可畏。

　　读他的文章开始并不觉得理论有多么高深，只觉得有趣。但这种有趣吸引我去读、去想，从中也就悟出了一些道理。他很生动有趣地用一些司空见惯的事件讲经济学道理，让人能读下去，读了还有所得。我想这关键在于他的观察与分析是立足于现实的。例如，收入本书中的“小脚侦缉队的作用与局限”,谈的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事——家委会的老大娘们维护秩序（“文化大革命”中有个把小脚侦缉队员也做了坏事——如把返城的知青赶回乡下接受再教育）。但他从中引出了市场经济中制度与国家作用这个大道理。从这件事谈这个道理，不仅立意深了，读来有趣了，而且有了新意。这篇文章引起关注和争议，我也看过批评这篇文章的文章。引起争议说明他论述的问题的确有意义。一篇文章发表了，无论有人支持,还是有人反对都是好事。如果像保密文件一样没人看，或者看了没有反应才是悲剧，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让你在“沉默中死亡”。王跃生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都没有在沉默中死亡，而是在争议中新生，这就是学界对他的最好评价。

　　如今经济学是“显学”。当年王跃生的同学有的出国了，有的升官了，有的发财了，像他这样在学术阵地的“留守男士”并不多。其实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勤于工作的品行，也完全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选择了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之路。我们从他文集中的另一类文章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浮躁年代的那份平常心。他写其他经济学家的出世观其实也是他的想法。不与世争名争利，不去花花世界中潇洒一回，而是甘于淡泊的学者生涯，埋头读书、思考、教书、写书。“出世”并不是当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更可以冷静、客观地思考这变化万千的世界。这样也才有了这些会给人以启发的佳作。文如其人，古人不欺予也。

　　经济学是什么？说的高深点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但王跃生认为“经济学是一盘家常菜”。经济学是要解释世界的，是要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的。这样，经济学就应该像“西红柿炒鸡蛋”、“宫爆鸡丁”、“麻婆豆腐”这类常吃的菜那样让你觉得可亲。但做好这些家常菜并不容易。是大厨师才能做出好家常菜，这叫平凡出伟大。读汪朗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写的有关吃的随笔，方知家常菜大有学问。王跃生就是这样一个做经济学常菜的大厨师。他的菜端上来了,欢迎大家都来品尝。

　　本来应该是一篇短序，没想到写了这么长。再写就喧宾夺主了，就此打住吧。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果盘、甜品和正餐”,我想,且把我的这个序作为正餐之前的布丁吧。

　　写作基础

　　是在中学时奠定的——读书经历之一　　

　　我上中学时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爱学数学，还在太原市中学数学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也爱写诗，在老师指点下背过古诗词，背过自己喜爱的马雅可夫斯基和贺敬之的诗。不过所写的诗无非是革命的豪言壮语而已，诸如想当一个地质勘探队员,“迎着朝阳，迎着风沙，为祖国找宝”之类。上高中后，自己看着都不好意思，就把所写的一本诗都烧了，诗人生涯就此结束。但对语文和写作不太在意,好在尽管没下什么功夫，成绩仍在“良”以上，也没有“危机感”。

　　作文的“危机感”来自上高中以后。高一时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晋煤外运”（当时我上的是铁路中学，劳动课就是参加晋煤外运的装车工作），自认为写得还不错，没想到作文发下来，我是班内惟一的一个不及格者。以往的作文从未在“良”之下，这次不及格无疑是当头一棒。于是，我去请教老师，如何才能把作文写好。

　　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姓计，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据说是1957年反右时犯点错误（还不是右派）才到我们中学来教书的。那时老师对学生是有求必应。他先把我那篇不及格的作文点评了半小时，总体上有两大毛病。一是条理性差，中心不突出，二是语句罗嗦，也不通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作文上受到如此严格的批评。老师的话说的并不严厉，但却让我感到，对语文不能再等闲视之了。

　　计老师告诉我，他知道我数理化好，但如果语文不行，连自己的思想都表达不清楚，什么都没用。我至今记得他的一句话：“写好文章是人一生事业的基础，写文章的基础在中学要奠定，以后就晚了。”他还告诉我，写好文章有两条：一是要注意观察生活，尤其是生活中各种细节。要有写日记的习惯，把自己遇见的事及对这些事的想法记下来；二是要读一点好文章。走马观花地看小说，读闲书，都对写作有帮助，但重要的还是认真读点好文章，看人家的文章结构，内在逻辑，用词造句。好文章要多看几遍，甚至背下来。他建议我，古文可以选读《古文观止》上的文章，现代的文章可以看《人民文学》和《文汇报》。那时，学生是把老师的话当“圣旨”的。我从此开始认真地读自己认为好的文章，有些文章抄录下来，有些还能背下来。也许是在阅读和写作上下了点功夫吧，作文水平也有些提高了。计老师不时给我点鼓励，我学语文的兴趣更大了。

　　高一下学期，我们语文老师换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郭曼君老师。郭老师是女的，颇有点浪漫的气质，喜欢文章充满感情，用词华丽，她喜欢冰心、朱自清、魏巍、杨朔、刘白羽这些当代散文大师的文章，特别是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山茶花》。她说这些文章情文并茂，要背下来。学生总是跟着分数这个指挥棒转的。她给自己认为情文并茂的作文打高分，我们也就向这个方向努力。我那时是语文课代表，与她接触更多，受影响也大。我背这些人的文章，还在看书时记下自己认为好的用词或描写，写作文时就尽量往上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写作的一段弯路。郭老师讲的并不错，写文章应该情文并茂，但这个标准对我们这样没什么文学天才的中学生来说，似乎高了一点，脱离实际了一些。刘白羽、杨朔的文章也太矫情，太雕琢了一点，中学生学这种文风会画虎成猫。中学作文是命题作文，并不总是写自己想写的事,说自己的心里话。要情文并茂就难免矫情而堆砌词藻了。但我仍然很感谢郭老师，在她指导下我读了不少的好文章，而且懂得了用情写文章才感人的道理。当时用不好这个原则，但以后逐渐体会到文章中情的重要性。情是文章之魂啊！

　　高二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谢力之老师。谢老师学历不高，是本省一所师专（大专）毕业的。比起那些出自名牌大学的老师，他不算突出。但谢老师教学时间长，经验丰富，且刻苦钻研，教学水平远远高于那些从教时间不长的名牌学子。他当时是我们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常有文章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之类的杂志（当年发表文章十分难，能让文章变为铅字就令我们这些学生佩服得不得了），在老师和学生中威望极高。能让他教语文，我们十分高兴。谢老师知识丰富，讲课生动，尤其是那带点晋南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极有魅力。但“一朝天子，一朝臣”,谢老师对作文的要求与郭老师完全不同。要取得好成绩，还要跟谢老师的指挥棒走。

　　谢老师不赞成中学生学那种情文并茂的写法，强调情，可能是矫情，强调文，会用一些连自己也不懂的词汇。他认为，中学生关键是要打好写作的基础，这就是首先要把话讲清楚，让别人明白你在说什么。写事，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写论说文，要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文章要中心突出，层次清楚，有逻辑性。用词要朴实，词要达意，不必过分修饰，尤其是不能用自己也不明白其意的词。只有把这些做到了，才能谈得上进一步提高。中学生写作文是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不是要发表，因此，还要练习写作的基本功,不要把大师的文章作为榜样。这些文章应该多读，但别想现在就写出这种文章,给自己立的标准太高，结果反而打不好基础。

　　谢老师从基本功开始指导我们写作文。先写记叙文，再写论说文，最后写夹叙夹议的作文。对我写作帮助最大的莫过于谢老师的作文点评课了。那时，两周写一篇作文，这周写，下一周点评。谢老师的作文点评就用我们作文中好的和差的,说明好,好在哪里,差,差在哪里，听起来令人心服口服，也知道了自己如何提高。比如点评记事的文章，他批评了那种平铺直叙的写法，告诉我们，记事文不是照相，要处理好简单带过与重点描述的关系。点评论说文，强调围绕中心论点论述的逻辑关系，不求面面俱到，但要自圆其说，要一环扣一环。夹叙夹议的文章，议要根据事，不要离题万里，乱发议论。谢老师每次作文讲评都以学生作文为例，结合我们的实际，成为我们最爱听的课。现在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谢老师注意写作的基本功，从最基本的写作要求做起，对我们帮助极大。有时，我们的作文他认为不满意时，还要求我们把同样的题目再写一次。谢老师教学认真而负责，我一生写作的基本功就是那时奠定的。

　　高三时,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老先生张薄。张先生在我们学校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平时不多言语，让人十分敬畏。有一次铁路局的一位领导来我们学校视察工作，找老教师座谈，张老师也去了。这位领导认出张老师当年曾救过他的命,这故事颇有点像阿庆嫂救胡司令。这位领导被敌人追捕，无意中进了张老师的院子，张老师把这位领导藏起来，这位领导才活下来。张老师从未讲过这件事，这位领导讲了这件事以后，张老师马上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不久张老师就在这位领导的关怀下入了党（当年入党是十分难的一件事，尤其对张老师这样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张老师读私塾出身，古文底子极好，尤其佩服桐城派的文章，在课堂上为我们念古文时总让人联想起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同学们私下里称他为镜吾先生。

　　经过谢老师的指点,自己觉得作文有了进步，除了作文外，自己又拟题写了十几篇文章。借着仍然是语文课代表的方便，我请张老师给我看看这些文章，并请按他的标准，为每篇文章打个分。过了一周左右，张老师叫我去，没说什么，只是把那些文章交还给我，回来打开一看，都是60分左右，最低的有55分，最高的不过65分。这大概就是勉强及格的水平。这对我又是一次打击，看来作文水平还差的很远。革命仍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但向哪个方向努力，自己并不明白，尽管当时我们颇怕张老师，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请教。

　　其实张老师表面看来严厉、呆板，实际上极为和善。我去请教他，他先问我背过《古文观止》没有。我说，高一时计老师让我读，我看过一些。他说，光看不行，要背。他当时点了一篇（忘记篇名了）让我背，我背不出来。他就点了十几篇（记得以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为主）让我背，背好了再来找他。年轻时我记性较好，背这些文章不算难事，一周后就完成了任务。再去找张老师，他让我背一篇，我背了一半，他就让我停下了，意思是知道我能背了，不用再考了。他告诉我，要写好文章，首先要背一些好文章，今人写的好文章不多，还是要背古人的好文章。背多了，自己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这就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意思，写诗如此，写文章也如此。他又说，你的文章能把事情讲清楚，也有条理，但有两个问题，一是太呆板、平淡，读来无味，像中规中矩的八股文，这样写下去，不叫文章;二是文字欠精练，语句罗嗦，还有点华而不实。写好文章还要从背《古文观止》开始。

　　高三时作文的重点放在论说文与夹叙夹议文上，作文课是两周写一篇，我为自己定的任务是再多写一篇，即每周写一篇。天天早上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早自习）背《古文观止》，写作文时反复打腹稿，写好后一次次地改，尤其是在文字上力求通俗、简洁、流畅，郭老师那里学来的写法不管用了。那时高考压力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我们几个爱写作的同学在班内还办了一份板报，我还担任学校办的“铁中文艺”主编，大家也在一起互相修改作文。尽管高三时功课不少，又面临高考，但这些事一直到高考前3个月才停止。

　　张老师和所有老师一样，对我这样好学的弟子很喜欢，经常给我一句句改作文。写得好的地方，他画些圈；写得不好的，他画一条横线,然后写一个“!”或“？”,让我自己想为什么写得不好,如何改。有时一篇作文要改许多次。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能力有所提高。在高三语文课结束时，最后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当时我特别想当记者，于是情文并茂地写了一篇作文，发下来后居然得了90分，据说这是张老师这些年教学中给的最高分，平时我们能在张老师手下得80分就极高兴了。这次我得了90分，张老师又把我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各班传阅。许多同学在若干年后还称赞我那篇文章好，可惜记者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由于对写作文的兴趣日益浓厚，高考时报了文科。

　　上大学之后，我们还学过一学期写作课。每两周一单元,一次讲范文，一次写作。这时我不用花多大功夫，几乎每次都是“优”。不同的老师教写作课，对我的作文都评分不低。其中一位老师问到我中学语文课的学习情况，我把几个老师教我写作文的情况说了，他感慨地说，你碰到了好老师，以后你会知道，这是一生的幸事。今天我对这句话记忆犹新，而且深深感谢我的中学老师。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每位语文老师对我写作水平的提高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计老师的当头一棒使我重视写作，郭老师的情文并茂在当时写命题作文时有局限性，但今天仍十分重要，谢老师对基本功的强调是我一生写作的基础，张老师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提高。而且，当年我的这些老师都是真正诲人不倦，不仅是我的作文，我们每个人的作文都改得极为认真，写作有困难者，老师叫去“单兵训练”是常有的事。那时老师除了教我们之外，心无二用。我上高中时还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但生活的困难，甚至吃不饱，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教学的认真和负责。他们的这种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如今我也是教师了，但与他们相比，我感到汗颜。

　　中学作文以命题作文为主，这当然会束缚学生的思维。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学生所写的并不全是心里话,这些当然都会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但我总认为，一个人写作的基本功还是要这样训练,写作基础打好了，以后才会有留名青史的大作。这点写作基础是要下大功夫的。

　　此外，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到,写好文章的功底是阅读，不读破万卷书是难写出好文章的。尤其在中小学时背一点古诗、古文和经典文章，对写作是极有益的。过去的教育以让小孩子背四书五经为主，并非没有道理。当然,在网络时代，这一套也许吃不开了，但万丈高楼只能平地起,从小读书写作，打下写文章的基础，以后会受益无穷。

　　愿以此与年轻人共勉。

　　列车上挨批记——读书经历之二

　　“文革”中全国都是大批判的战场，十亿人民个个都是批判家。没想到，我由于读一本书居然在列车上受到了批判。

　　那是1969年寒假，我从东北林场回北京探亲。临行前向同事小马借了一本美国作家德莱塞的书（是《金融家》还是《镀金时代》,记不清了),准备在火车上看。

　　当时的火车拥挤不堪，与现在春运期间差不多。我上车后几乎无立足之地,与我同上来的一位解放军军官对我说:“咱们在长春就下，长春站优待军人，我给咱们弄两个座。”长春下车后，他拿我们俩的票到军人窗口办好了下午到北京的车，当然有座。我到长春一个朋友家看望，饭后顺利上了车。

　　这是一个军人专用车箱，除我以外，全是军人，但每人都有座，舒服得很。与周边军人寒暄几句后，有人在望风景，有人在打盹，我拿出了德莱塞的书看。

　　正当我看得入迷时,突然有人把书抢走了，我抬头一看,是长得还不错的年轻女列车员。还没等我张嘴，她就厉声问我：“你看的什么封资修书？”我忙介绍，“我看的书是美国共产党员作家德莱塞写的，是批判资本主义腐朽的……”没等我说完，她翻出一张有盛装美女参加舞会的插图,质问我:“有这样黄色的图画,能是好书吗？美国共产党,你是唬我吧？就是美国有共产党,也是修正主义!”我急了,与她辩论,说“毛主席还有美国共产党朋友呢？”这小丫头，别看模样不错，说话挺厉害，有点“东北虎”风范。她马上驳我，“毛主席的美国朋友我知道，是斯诺，不是你的这个什么德莱塞。这本书一定要没收，你要不给，下车我把你和书交给北京站派出所，让专政机关处理你。”她又告我，“前几天也有一个人带了几本封资修的书，我们要没收，他说什么也不交，到站后交给车站派出所一查，原来是个地主狗崽子。阶级本性不改，被专政了。你要向他学？”我看着旁边，希望有个人主持正义帮我说话，但包括给我签车票的军官在内都不吭声。

　　我一看有点“失道寡助”了，但还不甘心，嘴不敢硬了，就求她，“这是我借别人的书,没收了回去不好交代”。我还让她看了看书上写的名字和我的工作证，证明这一点。她说，“这好办，我们撕一半，你把另一半给他，让他也别看这种封资修的书”。我一想，我看了差不多一半了，让她把前一半拿走算了，还能看完。因此,我准备撕下前半本给她。没想到她比我聪明，早看出我的“狼子野心”是接着看完。她说，“别想美事，一半是从中间横着切一大半”。我一听，碰见这么聪明的姑娘真没治了。她还不饶我，告诉我：“我们还要让你自己愿意交，要是不交，现在马上开批判会，下车后连你交给派出所。”

　　她正严厉地指责我，列车长过来了，问出了什么事？她把我的“罪行”汇报了，然后要求列车长把乘警叫来处理我。我一听要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力量，也有点毛了。列车长年长一些，看来并不想把事闹大，对她说，“算了，他把书交了就算了”。又对我说,“出门带这种书干什么，不是找麻烦吗？”听他的口气还是善意的。我就此顺杆往下爬，同意交书,连半本书也不要了。

　　一切都结束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晚饭后听“新闻联播”。当广播结束时，那个女批判手又来了。她搞过“三敬三祝”,念完语录之后大声说：“解放军同志们，今天就在我们车厢里，还有人看封资修的书，这说明阶级斗争还是激烈的。这个人看来还年轻,但中封资修的毒不少。今天晚上我们的批判会就以这件事为例，批判刘少奇之流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一听坏了，把我当批判对象了，这解放军要发动起来，我岂不陷入人民军队的汪洋大海了？岂不有灭顶之灾吗？事已至此，我也没办法，只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浇的架式，准备迎接“革命洗礼”。

　　没想到车厢里分外静，没有一个人发言，大家都是呆坐着听她的。她一看批判不起来，又不敢说解放军的不对。只好一遍遍发动群众，她还点附近一些人发言，谁都是摇摇头。她一看没办法，先自己批了一通，然后让我们分小组（对面坐的人是一组）批判。她走到我们这里，告诉大家:“事情发生在你们这里，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他还不是阶级敌人,但事情是严重的，我看，让他先做个深刻检讨,挖挖根源,然后大家帮他分析。”我只说了一句，“我不该看这种书……”。正在这时,列车长出来把她叫回去，说有事。这下又把我救了。这小丫头一走，当然更没人发言，我也不检讨了。过了一会，她没回来，一场批判会就在无言之中结束了。经过这一下折腾，大家连说句话的兴趣都没有，睡觉了。这一夜我也没睡好，真怕那丫头又来什么“幺娥子”(东北话“坏主意”)。第二天起来，快到北京了，我们在她带领下做完“三敬三祝”,不久就下车了。临下车时我向那位解放军道谢，他只说了一句：“这年头,什么地方都要小心。”

　　事情过去30多年了，当年的那个小丫头现在也该当奶奶了。也许她早忘了这件事，但每当我看到书架上的德莱塞的书时，不免又想起这一场闹剧。小马的书仍然没还上，好在当时他就没把这当回事。

　　“文革”中购书记——读书经历之三　

　　现在的书刊市场真繁荣，面对许多装帧精美，内容诱人的书，真不知道该买什么。走到书店信手买几册自己中意的书，拿回来慢慢欣赏，真是最大的幸福。每当这时，我又会想起“文革”中买书之难。正如一首歌中唱的“我有钱时没时间去桂林，有时间时又没钱去桂林”,那时买书也是有钱时没书可买，有书了又无钱可买。但越是买书难，买到的书越是珍贵，买书的回忆也格外甜蜜。买《法国革命史》记

　　从小学到大学，“革命”是我们心中最崇高的词汇。“文革”开始时,我仍对这场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神秘感，觉得这一定是一场可与法国大革命同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并不清楚。正在这时,我在海淀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法国革命史》。

　　法国学者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是久闻其名，但没读过。这本书由北大历史系杨人教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看上去极漂亮，定价不到2元钱。一见此书，我立生爱意，想买下来。可惜拿出钱包来，内中只有不到一元的零票，不够买这本书，只好放回。

　　回来以后朝思暮想的就是这本书，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只好作罢。偶尔去书店时,还看它一眼，或拿出来翻一翻。过了不久我们义务献血，说是义务献血，实际上可以吃半个月营养灶，还发20元补贴。那时,这20元可是一大笔财富。拿到这笔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奔书店去买我心仪已久的《法国革命史》。可惜书已经没了，不知谁捷足先登买走了。我懊悔极了，一再央求售货员帮我再找一本。售货员看我那迫切的样子，也很同情。她在书架和下面的书柜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到库房去找。过一会她出来告我，库里也没有了。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她说，她到其他书店帮我找找，让我过几天再来。不几天后，革命风暴来临，书店几乎只剩下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了。我买《法国革命史》的愿望落了空。

　　也许那时还年轻，对这本书总不能忘怀，似乎没买到是天大的遗憾。到什么地方的书店都不忘找这本书，但始终没找到。这个情结也就没解开，甚至有一次做梦还见到这本书，不过梦一直没变成现实。大概是1974年回北京，终于在一家内部书店看到这本书,不过是平装本上、下两册，1.4元一套。书是买到了,但当初迫切想读它的心情没有了。因为那时经历了“文革”,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灾难，还看它干什么呢？考回北大当研究生后,才把这本书作为历史看了一遍。书还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买《鲁迅全集》记

　　“文革”开始后，我堂弟到北京来串联，白天我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住在我们宿舍。不久我们一起回到太原。她母亲（我婶婶）一定要给我30元钱，说是堂弟住在我那里，这是他的花费。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

　　当时30元真算一笔钱，我回来后就想用这笔钱买点书。我一直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当时这套书10卷22元，平时买不起，这次有了这点钱就想买一套。那时，北大书店仍然营业，我常去光顾，与管事的一位老先生有点头之交。我去问他有没有《鲁迅全集》,他说,这书现在不让随便卖了,因为注释是周扬组织人写的,有问题。他又告我,不过开介绍信可以在海淀区书店买出来。

　　那时学校的机构已被砸烂,介绍信是由各个群众性造反兵团开的。我尽管不是那些兵团的骨干成员，但开张介绍信还不难。于是我找到当时北大井冈山兵团，让他们写一个介绍信。上写“海淀新华书店负责同志：我兵团大批判组急需购一套《鲁迅全集》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用，请予支持。”我拿到这封介绍信就到海淀区书店。进门时，突然想到，当时北京造反派组织有“天”“地”两派之分,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如果海淀书店是“天”派掌权，我这介绍信岂不无用了吗？于是，我没敢进办公室，先看看大字报，问问群众，看看掌权的属于哪一派。了解了半天，知道掌权的也是地派，才放心进去。接待我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了信，他问我，“你们图书馆有这类书，借一套不就得了吗？”我马上说，“图书馆让新北大公社（天派）那帮人占了（其实也不是事实），借不出来，只好买一套。”那时，阶级亲体现为帮派亲，既然是一派，他就批了可以买一套，并在介绍信上签了字，告我去办手续、交钱。

　　到财务室交了钱，拿了取书单，财务室的同志告我要到书库去取书，书库在另一个地方。我只好又去找书库，去时人们已经下班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去书库，终于拿到了书。用一点小小手段买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全集》，真是高兴。回来就从第一卷读起。

　　以后我从北京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其间搬了许多次家，不少书都丢了，只有这套书一直保存得很好，至今仍在我书架上。“文革”期间在东北林场我认真读了一遍，也写了点读书笔记，记下一些妙语。对这套已有些发黄的书，我一直很看重，尽管现在有了更好的《鲁迅全集》版本，但我始终没有“喜新厌旧”。这套书毕竟包含了一段历史。

　　“大串联”中买了一本书

　　“文革”中,中央号召红卫兵去步行长征,经风雨见世面。当时,学校里打派战乱得很，于是我们班与物理系一个班的十几个人组成“长征队”,从北京向井冈山走去。

　　从北京到井冈山，步行要走3000多里，一路艰辛自不必说。但我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一定要到书店去逛逛。其实那时的书店没什么书，见书店就想逛逛，无非是一种习惯。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走到了湖北省黄冈县，这里曾是苏轼游赤壁之处,又是林彪的故乡,我们多住了几天，看看长江风光，也游游苏轼当过官的故地。有一天我信步走进了书店，突然发现一本苏联卢森贝写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记得上《资本论》课时，老师说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何况卢森贝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权威，我们学经济学说史就用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在这年头,在这个小县，居然能见到这本书,我喜出望外，决定买下来。

　　我让服务员给我拿书，不想服务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文革”中买东西先要对答语录的习惯（姜昆在相声《如此照相》中讽刺过这种做法）。当时北京不太流行这一套，没想到这种小地方尚有此“风俗”。不过对这一套“切口”,我并不陌生，想都没想，马上答之“完全、彻底”。“切口”对上了，书就拿出来了。精装本，1.7元一本，还是1958年出的。我买下此书喜滋滋地回到驻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长征途中购于湖北省黄冈县，66.12.10”。写完意犹未尽，又写了一段“黄冈者，古之黄州也，苏轼被贬曾作官于此，并在此游假赤壁，写了千古传诵的‘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游黄州，思古人，真是感慨万分，难以言传。”

　　这是我在那次三千里的“长征”中买的惟一一本书。我把它背到井冈山，又背回北京，以后几经搬迁，这本书始终没丢失。这本书看过后，内容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影响，除了在长征途中看了一遍外，也没再看过。我留下它，更多的还在于这是我步行三千里到井冈山“朝拜”时的留念。那也是一段历史。内部书店购书记

　　1967年下半年，听说西单有一家内部书店，可以凭介绍信去买各种“封资修”的书。于是我与几位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就去了。

　　书店是有的，也的确可买书，但不让进去，由自己把书单递上，服务员为你找书。我们并不知道这规矩，只好临时在外面写单子。买书本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真要列单子，一时不知该写什么。写的单子上还是没有的书多。不知是当时的确读书无用了，还是爱书者知道这家店的人并不多，来的就我们几个人。看样子店里管事的老先生还是相当和善的，于是就请求他让我们进去挑几本。开始他还坚持原则不让进去，架不住我们几个人“嘴甜”,一口一个“大爷”,好话说了一大堆，“大爷”也叫足了，他才让我们进去，不过又限制不许超过一小时。还说如果再有人来，我们就得赶快出去，否则别人也要进来就没办法了。

　　进去后看到书真多，都是旧书，不知是以前收购的旧书，还是抄家得来的。看着哪一本都是如花似月，都想买，但口袋里的钱也就十多元，真正遇到了资源稀缺性和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真不容易做出决策。当时我想自学英语，看中了一套英国Longman出版社的《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 Students,4册）这套书还不是“原配”,两册是外文原版，两册是“文革”前国内出的影印版，没得说，当时决定买下。我就是靠这套书自学了英语。这套书已用去3元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书，我一直情有独钟，这次看到了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出版，原价1.05元，现价仅0.32元。这本书我在“文革”中认真读了数遍，上面写满了眉批，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还买了一本由罗果夫、戈宝权编的《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1955年出版，原价1.82元，第二次进海淀中国书店1.27元，这次仅0.91元。这本书也成为我“文革”中的精神食粮。当有朋友们境遇不佳时，我总是把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抄录给他们。还买了一套《俄罗斯作家的故事》和我最爱读的小说《牛虻》及其他几本。这样算下来已有近10元了。

　　书不敢买了，甚至也不敢看了。这时突然看见一套《泰戈尔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共几本我忘了，才5元钱，但犹像许久，终没敢买。正在这时我一个朋友发现了一套《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我们都很喜欢这套书，4本不过4元钱左右，但独资都买不起，于是我们俩人合资买了这套书。我读完后给了他，现在应该仍在他那里。前几年见到他，他还提到这套书，说该还我了。我说，算了吧，现在我有董秋斯和刘辽逸两个中文本和一个英文本，那套书你就作为纪念吧！

　　书买到这时，每个人都有所获，不过由于货币不足,买的都不多，只是遗憾多。回来后大家小聚一下，各自看看相互买的书，颇为感谢那位不坚持原则的老人。

　　也许是不容易买来的书更珍贵吧，这些在内部书店买的书以后读得颇认真，历经磨难之后留下的几种都被作为珍品保存着。买《史记》和《资治通鉴》记

　　那是在东北时,大约20世纪70年代吧,由于毛主席的偏好,《史记》这类古书可以出版了。于是我就想购买一套《史记》和《资治通鉴》。但当时这种书印数有限，控制发行，要买到也不易。尤其当时我们林场在黑龙江巴彦县这样一个小地方，就更难了。

　　我听县里的一个朋友说，《史记》等这些书也快到县里了，不过每种不过一、二套。既然有希望就要谋事在人。我找了我们镇上新华书店的一个头儿，让他帮我买这两套书。他是县新华书店的老资格了，要是他弄不来，我更无希望。我提出这个要求后，他说，我帮你弄书，你帮我弄一米（一立方米）木头。我当时在林业局工作，木头是有的，管事的那些头儿的子女都是我的学生，这不难。于是，我们就“成交了”。

　　其实即使不求他买书，他让我给他弄一米木头，我也会办，所以，书没拿到，我把买木头的批条给他了。他也在卖力地为我弄书。大约十余天后，他告我《史记》来了五套，弄一套问题不大，但《资治通鉴》只来了两套，县革委（当时的县领导机构）肯定要留一套，只剩一套就难点了。我请他吃了顿饭，喝的还是当地名酒“玉泉二曲”。他又提出，管书的人住县城里，缺柴烧，问我能不能给他弄一米“拌子”（一立方米烧火用的木头）。当时林业局职工每家每年四米“拌子”,非林业局职工当然就没有。我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当时就答应了。反正找领导批一米“拌子”也不难，实在批不了，把我的指标给他一米就行了。过了一周，他告我书弄来了，让我把“拌子”批条给他。我很快办好了批条。于是这两套书终于弄到了。拿回这两套书的那天，我又高兴地喝了一杯，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可惜现在不知夹在哪本书里了。

　　当年，《史记》一套10元，《资治通鉴》一套30元，共40元，是我们一月收入的50%左右。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书,当然要请示妻子。妻子对我买书一直坚决支持,无条件批准。这次虽然钱多,但她仍然照批不误。书买得不易，就要认真看，我特意借了一本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的《词海》，认真读完了《史记》除表之外的内容，有些名篇还自己译为现代文，并背诵。《资治通鉴》只能说翻了一遍，重点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内容，如“玄武门之变”等。我现在书架上的《资治通鉴》仍是原来那一套，《史记》在离开东北到北京上研究生时送给了一位朋友，回来后又买了一套。

　　书店的那个头儿以后总想用书换木头。不过我觉得这笔交易不合适，总找领导批木头，人家还不把你当木头贩子。所以，也没有买到什么像样的书。买“垃圾书”

　　在东北时，我的收入还不算低，我们是林业局职工，每人仅林区津贴就15元，有钱了，就想买点书，可惜那时能买到《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的机会并不多。但又想读书,所以尽管知道是“垃圾书”,也不得不买。

　　这种垃圾书有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如什么《虹南作战史》、《牛洋田》、《西沙儿女》这类为“四人帮”所肯定的文学作品，或者像《望云峰》这种写抗美援朝的书。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认为这些书怎么样，但没什么看，这些书也不贵，就买了。另一类是上海等地出的一些刊物，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朝霞》等。这些刊物发表梁效之流“四人帮”御用文人“批儒”的文章。文章之不讲理也算空前绝后。但总比看《人民日报》和《红旗》强一点，有点历史知识（尽管有些在歪曲历史），《自然辩论法》中还有点自然科学知识。我从这些杂志的创刊号买起，一直坚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杂志倒台。1978年我离开东北时把这些杂志和书籍都作为垃圾处理了。现在想来，实际上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何况现在有全套这些杂志的人并不多，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拍卖一个高价呢！可惜当初没有这种眼光，现在悔之晚矣。

　　那时，我几乎每年回一次北京，回来一定去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之书。有些书当时还不认为是“垃圾”（前一种是知“垃圾”而买），但从现在来看也属于“垃圾”,如我买过一套近代史小丛书,包括《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等等。当时是认真地作为历史书买下来，认真读，并且根据这些书向学生讲历史课。现在想来，这些书观点错误、史实歪曲，也是“四人帮”那一套文风。我自己中毒，还让学生也中毒，比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垃圾”还坏。其实认真想来，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之下，好书哪能出版呢？所以在这个阶段，除了买一些《史记》之类名著，有意义外，其他“垃圾书”真不少。这些书早被我送进了历史的“化浆池”,几乎没有留下来。甚至连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也被我处理了。因为我觉得郭老在那本书中以“卷我屋上三重茅”和“恶竹恨不砍万竿”这些诗句，判定杜甫是大地主，实在有失大家风范，匪夷所思。读过后就觉得买上当了，反正五毛一本，处理完就得了。

　　“文革”中买书不易，买好书更不易，所以，买到的书即使是“垃圾书”都读过，好书更是读了几遍。如今买书易，买好书也易了，但不少买了的好书，倒没有认真读过。也许要忆忆买书的苦，才能珍重今天自由买书之甜。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多读书，读好书。这也算是一个“忆苦思甜”的报告吧！2001年我的读书生活——读书经历之四　　

　　读书、思考、写作,是我的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既是我谋生的手段，也是我快乐的来源。2001年的日子也是这样度过的。

　　我爱读的书首先是经典。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每读一次都有所得。做学问一定要有几本经典垫底。每年我都要根据兴趣和关心的问题重读几本经典。2001年我阅读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斯密的《国富论》。这两本书都是我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就读过的。这次读《反杜林论》是缘于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以及写一组有关文章的需要。恩格斯关于经济决定政治,以及社会进步以恶为代价的论述成为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我读的《反杜林论》是20世纪60年代买的吴黎平先生的译本,读了许多遍了,书上写满眉批,读来也有点怀旧的感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来读了三次,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读是为了学习斯密的劳动价值论。20世纪80年代初上研究生时读是研究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这次读是想更深入了解这位大师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次读的是杨敬年先生的新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比旧译本译得更准确、流畅。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当然读专业书是不可少的。也许由于当教员的原因，我对新版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注意。最新版的教科书反映了经济学前沿发展，既可以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又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某个新理论的指南。2001年我读的是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2000年新版的《经济学》。帕金并非大师级经济学家，但他写的教科书风行欧美。他的书真正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又有一定深度与广度，作为教科书最合适不过。书写得好，我就把它译出来了，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专业书当然不能限于教科书。经济学著作汗牛充栋，全读是不可能的，我尽量把自己见到的书先浏览一下，然后选精者读。2001年我精读的两本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脸》和《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这两本书都是由留美学者撰写的论文集，也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前一本书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既有理论介绍，也有案例分析。读这本书使我对这一领域的前沿理论有所了解，例如超产权理论（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不仅须产权明晰，还需要形成竞争格局）。书中的许多内容打开了我的思路，也丰富了我讲课的内容。后一本书是关于中国入世问题的，在3700多种入世图书中,我认为这本书是最值得读的。我喜欢看这些留美学者的书。他们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写的文章言之有物，不像某些学者的书，天马行空,莫知所云。

　　我这个人兴趣广泛,什么都爱读一点。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科普,都想涉猎。开卷有益,尽管读的杂而泛,但也常能从中悟出一些经济学道理,或其他对专业研究颇有启发的心得。

　　我爱写点随笔之类的文章,自然也爱读这方面的书。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林行止、熊秉元这两位大师的经济学散文。今年读到了国内出版的他们的文集,包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新观察”丛书中的林行止系列和熊秉元系列。林行止读书甚广，读他的文章犹如进入阿里巴巴的山洞，美不胜收。熊秉元善于从一些日常小事中体会出经济学精神，读来有滋有味。受他们的启发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开了“闲话经济学家”专栏，讲点故事。也常在不同报刊上写点随笔文章，普及经济学或谈点个人之见。这些年来,各个领域都有优秀随笔散文。历史学家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写得极有味道，被“南方周末”评为2001年10大好书，名副其实。

　　小说也是我喜欢阅读的书，无论是现代的、后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爱看。也许是职业毛病吧，读小说时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有时还能碰撞出点思想火花来。读《庚子梨园恨》（苏立群著,中国文学出版社)为一代红妓名伶的沉浮感慨，也使我联想到了当前京剧的困境。于是写了一篇《转型经济中的京剧艺术》，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7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的兴衰。读成一先生写的《白银谷》（作家出版社）,促使我思考晋商灭亡的原因。这本书写晋商灭亡前一段轰轰烈烈的回光反照。作者为写此书研究晋商十几年，又用艺术手法写出了一个可读性极强的故事。我从书中感悟到晋商之败关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治和封闭，写了一篇5000余字的书评《探求晋商衰败之谜——解读《白银谷》）（发表于《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不读这些小说,难得有这些感悟与收获。

　　其实我读书并没有什么功利心，也不想做什么大学问，无非自娱自乐而已。如果读书中偶有所得写出来或讲出来，则又与人共乐。这正与退休老者养鸟、溜鸟，也与别人交流养鸟之乐一样。

第三部分 坐而论道

　　如何判断女士的年龄——信号筛选问题　

　　写下这个题目让我不好意思,难道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放着书不读,要去琢磨这种无聊的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有一年去成都开会,我们那一组都是年龄相近的中老年男士,有共同的话题。与会议主题相关或不相关的事都聊得十分起劲,冷落了同组一位看似20余岁的女士。到青城山去玩时,她问我,你们聊天怎么不给我插嘴的机会？我说,你是下一代青年团了,与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大家冷落了你也很正常。她说,我都40多了,女儿都共青团了,哪还有那个时光。我吃惊地看着她那张娃娃脸，披肩发和苗条的身材，连说，不像，不像。她告诉我，判断女士的年龄千万别看脸蛋和身材，要看手。她伸出了自己的手，尽管不能说饱经沧桑，却也是青春已去。那的确不是一双妙龄少女，稚气未脱的手，是一双显示着衰落的干瘪的手。看了这双手，完全可判断出她的年龄来，误差不会超过±2岁。这种经验以后也没有过，但也听其他人说起用这个标准，看破了一些自称纯情少女的真实年龄。

　　一个女士可以用多种信号——容貌、头发、身材、性格、谈吐等——来有意无意地表示自己的年龄。容貌是可以化妆，甚至美容的，头发也可以染，身材不一定与年龄相关，性格、谈吐并不代表年龄。换言之，这些信号都可以作伪。在判断年龄上,只有手传递的信息才是真实的。这正是要把手作为判断女士年龄重要依据的原因。

　　当然，做出这种结论的意义并不在于揭那些伪装成纯情少女的人的真面貌。女士的年龄应该保密,知道了也别说出来,甚至要明知老而夸其年轻。根据手去判断女士年龄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如何从大量信号中判别真假信息,做出正确判断。

　　现实世界中我们要根据信息做出决策,但信息量极大,真假信息难以识别。如何通过不同的信号来判断信息的真伪,尤其是在无数信息中,找出最关键的信息,是我们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在信息经济学中,找出关键信息称为信号筛选。如果把判断女士的年龄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例如,为婚姻中介机构工作,防止假信息骗人),我们应该筛选出的信号,就是那双无法化妆或整容的手。这个信号是真实的,而且获得这个信号又是容易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成本是低的)。

　　这种信号筛选方法帮我认清了一些问题的真相。记得看一些企业时,听汇报,营业额增加有多少,利润率有多少,讲得头头是道。看企业,处处工作有秩序,严肃而紧张。留下了极好的影响,回来也替他们说点好话。可是后来,有些原来看似不错的企业却垮了,或出了问题,这就在于我通过听汇报或正式参观得来的信息,或者说这类信号所传递的信息,是虚假的。正如凭一张整过容的脸去判断女士的年龄一样。

　　其实有一种判断一个企业状态的可靠而又容易得到的信号。这就是办公楼中普通卫生间的状况。我发现,如果一个企业管理有秩而严格,其卫生间肯定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整体状况必定是好的。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得如此好,整个企业能管得不好吗？如果一个企业卫生间无论装修多高级,但脏、乱、差,这个企业的管理中一定存在不同的问题,其企业整体状况也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不好,遑论其他？我把卫生间状况作为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信号,基本屡试不爽。

　　为什么卫生间成为传递真实信息,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真实信号呢？各种数字、工作状态等等都可以作假,惟独普通卫生间极少有人注意。换言之,企业从不把一个普通卫生间作为自己的脸面,而且,CEO之类领导有自己专门卫生间,也很少过问这些事。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有适用的激励及惩罚机制,每个人权责利明确,不用任何人过问,不用刻意修饰,其卫生间的正常状态就是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当然运行状态是好的。相反,一个管理混乱,或者一切都要CEO说了算的企业,当然不会有人注意一个小小的卫生间,CEO又不去,脏乱一点是正常的。这样的企业缺乏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治代替法制,出问题当然难免。

　　当然，我找出的判断女士年龄和企业状况的信号也有局限。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造假也并不难。这时就要再寻找其他信号了。

　　经济学家往往迷信数字，什么GDP增长率多少，利润率多少等等。讲成绩时，谈到这些数字往往如数家珍，精确到小数点以后若干位。其实数字是最容易造假的。判断一个经济的真实信号，应该是街上那一张张的脸。如果你看到街上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自信与乐观，不用说，这个经济肯定是繁荣的，有希望的。如果你看到街上的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失望或麻木,不用看媒体上告你什么数字，这个经济恐怕是困难重重。记得“四人帮”当权那个时期，报上整天是“莺歌燕舞”，工业或农业生产又创历史新记录，增长了多少，但看看街上满脸菜色，充满无奈表情的人，就知道，即使莺在歌，燕在舞，也是被逼吃了兴奋剂，装出来的。至于增长率，天晓得是怎么算出来的？数字可以骗人，但人们的脸色是难以骗人的。所以，人们的表情才是真实的信号。

　　这世界太复杂了，各种信号传递着大量真假信息。信息经济学正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筛选出真实信号，以免上当。在房地产市场上别上开发商给的假信息的当——告你离市中心10分钟，其实指的是开一级方程式赛车，车速240公里以上。在婚介市场上,告你年轻漂亮其实是相对意义——相对于80岁老太太，60岁也是年轻，相对于残疾人，四肢齐全也可称漂亮。如果揭开这些假信号后的伪信息，找出反映真信息的信号，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回到开头的例子。当我一开始见到那位女士时，只觉得年轻而已，当她把以手判断年龄的方法告诉我，大方地让我们看她那双失去青春光辉的手时，则对她有了几份信任与尊敬。把真实信息告诉人家，发出反映真实信息的信号，这是每个人赢得尊重，取得成功的起点。

　　东床如何成快婿——发信号问题　

　　在现代汉语中“东床”是女婿的美称。这一用法来自《世说新语》。这本书是记载南北朝时期文人雅士的逸事的。其中有一则是：

　　郗太傅在京口，遗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这里的“逸少”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这个故事就是成语“东床坦腹”的由来。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绝好例证。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世界上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有的人信息多一点，有的人信息少一点。这种信息不对称要影响人们的交易和其他行为。婚姻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婚姻是人类的一种活动，与经济或政治活动一样，无论参与者有意还是无意，其目标仍然是最大化。要最大化，就必有成本-收益分析。成本可以是实际支出，比如花费金钱或精力、时间，也可以是机会成本，比如不得不放弃什么。收益可以是实际收益，比如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也可以是精神收益，比如心理上的满足或声誉之类说来子虚乌有，却也令人神往的东西。成本和收益也许还是未来的。比如，在婚姻市场上，未来要付出什么或得到什么。未来是不确定的，这就又有了风险。

　　婚姻当然不全是成本-收益精确计算的结果。两情相悦，让爱作主者有之；一见钟情，冲动式结合者有之;杯水主义，逢场作戏者有之；强迫命令，奉旨成婚者亦有之。但考虑成本与收益的理性婚姻还是主旋律。特别是当父母作主时，婚姻的理性成分更多一些。

　　要计算婚姻的成本与收益，或者说的雅一点，要有一桩美满的婚姻，就必须有充分的信息。这就是说，婚姻双方要完全了解对方。但在婚姻市场上双方是信息不对称的。每一方有一些信息是容易了解的，如长相、家庭门第等等，这称为公开信息，人人可以免费或低成本获得。另一些信息，比如性格、素质等，即使付出高成本也不一定能获得，称为私人信息。信息不对称就是各自拥有比对方多的私人信息。

　　婚姻要能成功，必须有信息沟通，“媒妁之言”就是媒婆在进行信息沟通。可惜媒婆从事这种工作是有经济利益的——每成一件婚事有物质、金钱奖励，或心理上的满足（积阴德）。这样，媒婆就有制造假的好信息，掩盖不利信息的激励。封建包办婚姻种种悲剧的来源之一是媒婆对信息的歪曲。

　　婚姻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作为中间人的媒婆又无助于提供充分而真实的信息。这就要靠当事人自己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求偶的双方（或父母之类代理人）中，主动的一方要通过发信号来传递自己的信息，被动的一方要进行信息筛选。发信号（Signaling）和筛选（Screening）是信息不对称市场上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常用的两种方法。在《世说新语》的这个故事中，郗家派门生去王家就是收集并筛选信息，王家诸公子的表现就是发信号。

　　在婚姻中，希望与对方结婚的一方是卖方（即希望把自己卖出去）。卖方也是发信号的一方。他们的做法是努力发出表示自己好的信息，而掩盖自己不好的信息。正如在二手车市场上，破车的卖者要把自己无法使用的旧车伪装成好车一样，婚姻市场上，急于与对方结婚的一方，也要装成“白马王子”或“天仙”。这种现象在信息经济学中称为“道德风险”，即把不够白马王子的自己以白马王子的身价卖出去。征婚广告中充满了谎言的根源正在于此。

　　在无数求婚者中选择的一方是买方（即希望得到好配偶）。买方是进行筛选的一方。他们要在求婚者发出的真真假假的信息中，筛选出真实信息，做出婚姻决策——嫁给哪个求婚者或娶哪个求婚者。筛选至关重要，如果受错误信息误导，做出错误决策那就惨了——一个女子把自己打扮成温柔的小猫，结婚后发现小猫变成了老虎，这个家庭暴力的代价可大了。如何进行筛选是一门大学问，关键在于抓住反映真实信息的信号。

　　想与对方结婚的一方如何发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且能经受对方的筛选考验，这是一门大学问。在我们用的这个故事中，王家诸子是想娶郗家小姐的求婚者，属于卖方。因此，当他们得知郗家来人收集信息时，都竭力用某种信号来传递自己的信息。“咸自矜持”就是在发信号。他们知道，郗家当然不图钱，王家的财富与势力是一种公开的信息。所以，不用装作有钱的样子。大概郗家这样的大户是希望女婿有贵族气质的。王家诸子也知道这一点。“咸自矜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装出一付贵族的样子。发信号的第一个原则是让对方获得想要的、而且对成功至关重要的信息。这就是说，信息很多，但选什么信息发出去是一个技巧。王家诸子都发出自己有贵族气质的信号，这一点还真不愧为大户人家子弟。这说明他们知道郗家重视的是人的气质，而不是其他。

　　王家诸子的失败在于发信号的方式不对。用什么方式来发信息极为重要。“咸自矜持”是故意装出来的，这反而不能显示自己的贵族气质了。气质是一种内心修养的表现，这就是“是真名士自风流”。装出来的“矜持”怎么看都是浅薄的，甚至有点暴发户装贵族的样子。这样，“咸自矜持”这个信号发出的信息就成为浅薄了。逸少“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就是与往常一样潇洒自如，并不伪装什么，对家财万贯、高干（太傅算得上是总理了）出身，又花容月貌的郗家小姐并不当一回事，这才是真正贵族风范。逸少是在无意中传递了自己不同凡响的个人气质。这个信号发得好。此时不刻意去发什么信号反而是最好的信号了。东床成快婿的关键就在于用合适的方法发出了正确的信号。这种信号的有效性在于传递了对方所需要而又可信的信息。

　　当然，郗太傅的筛选水平也非同一般。从“床上坦腹卧，如不闻”中知道了逸少的大家风度，如此之人，以后前途无可限量。事实也证明，郗太傅把爱女嫁给此人的决策是正确的。这种决策正确来自信息筛选的准确。毕竟是官场上的成功者，眼光非同一般。

　　《世说新语》是把这件事作为文人雅士的逸事记下来的。不过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件事的意义绝非创造了“东床”这么一个词，或有了“东床坦腹”这么一个成语。它对指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更多意义。

　　现实世界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每一个人无论作为买方还是卖方都有筛选和发信号问题。不会进行筛选要吃亏，不会发信号任何事都难以成功。那些屡屡上当受骗者就是不会筛选骗子发出的信号，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会发信号，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婚姻市场不去说它了，那是一个充满假信息的市场，看看那些科幻式的征婚广告，你就知道什么是假信息了。在物品市场上企业广告就是一种发信号的方式。虚假广告颇有点王家诸郎一样“咸自矜持”。广告的生命力在于真实。那些把产品吹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有多少人相信？如果这种信号不能令消费者心动，为什么不换一种信号呢？各个企业真应该学学逸少，知道如何在无意之中发出一个极有效的信号。

　　发信号的最大误区还不在物品市场而在劳动市场上。每年大学生找工作时都要发出让雇主雇佣自己的信号，俗话叫“包装自己，推销自己”。求职者或者声称自己有多少个证，当过什么三好学生或学生会主席，或者精心打扮，甚至整容。这样发信号也类似于王家诸子的“咸自矜持”，结果也是未入选者多。这首先在于学生不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信号中所体现的信息并非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其次就在于发信号中做假的成分太多——曾有一个学校的学生自称学生会主席者数十人之多，谁还相信呢？实际上发信号要像逸少那样求其自然、真实才能令人相信。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说，某应聘者在面试时发现地下有张废纸，他习惯地捡起来放在桌上。这个信号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应聘者的认真负责的作风，被录用了，而且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总经理。其他应聘者尽管简历如英雄一般，面试时口若悬河，但对地上的废纸不屑一顾，结果无一录用。这位捡废纸者也就是在一个小节上传递了自己的信息，如逸少“床上坦腹卧”传递了大家气质一样。此时无意胜有意，这才是发信号的真谛。

　　当然,像逸少那种从容自如或捡废纸者的认真负责一样，不是能装出来的，是其内在气质一种自然的外在流露。这些东西是不能东施效颦地学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东床坦腹中要学的不是逸少的那种做法，而是他的修养。做企业或找工作，也不是在发信号上下功夫，而是要真正树立为顾客服务和做一个好人的思想。莫当揠苗助长之农夫

　　揠苗助长或称拔苗助长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孟子》：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所讲的道理也无人不晓。但像农夫这样违背客观规律，好心办坏事的人今天仍然众多。家长逼孩子去达到本身能力达不到的目标，企业逼工人去完成无法完成的工作量，都属于这种农夫。不过这样的农夫只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倒也罢了;如果政府去揠苗助长地发展经济，那问题就大了。

　　经济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自由放任”的核心就是尊重经济规律，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自发地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介绍经济学（当时梁氏把经济学译为生计学）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指出：“政府宜一听其自劳自活自由自治，而丝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涉者，则是揠苗助长之故智而已”。

　　可惜这个平凡的真理几千年来一直被人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理论上肯定而实践上否定。人类总认为自己太高明，以宇宙的主人自居，做出了许多破坏自然规律的事。政府也总认为自己全能，以社会改造者自居，对经济横加干预。像宋之农夫这样的智者何其多也。

　　计划经济不必多说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只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相信经济有规律的狂人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把力量集中在拔苗上。于是就有大跃进，有人造梯田，有毁草种田，有围湖造田。总之有一种政府操纵的有计划浪费，有一种人为的拔苗。结果当然与那位宋人也一样——不一样的是宋人害了一家，而计划经济害了一国。

　　说起来现在懂得经济规律重要了，也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了，可令人遗憾的是宋之农夫还是太多。谁当了权都想行宋之农夫之事，拔之苗，让经济发展更快。其结果呢？又没有一个不步宋之农夫后尘而失败者。

　　先看看一个城市的例子。想当初天津可耐冰箱曾红极一时，但现在又有谁还知道可耐呢？可耐正是农夫揠苗而死的。1988年生产可耐冰箱的天津冰箱厂刚刚起步，技术与管理都不稳定，市里就开始拔苗，下达了30万台的任务。结果许多冰箱不制冷，有的发往外地的冰箱中还有旧皮鞋等垃圾。市场失去了，工厂很快垮掉。拔苗的结果不是苗迅速长大而是死掉。此津门农夫之所为也。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与金融中心，如今堕落到不如一个中等城市（GDP总量与苏州接近，而人均GDP低了许多倍）。这不正是政府拔企业这个苗的结果吗？

　　如果仅仅是一个天津也就罢了。但政府拔苗者决不仅仅是这个城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搞好国有企业”，其不言而喻的主语是政府。“搞”这个字据说是“五四”时期刘半农造出来的，有高手摆弄低手之意。农夫当然比苗高明，所以，搞好国有企业就成了政府拔国企这颗苗。今天投入启动资金，让它辉煌，明天为它下指标，要它实现，后天又命令其中几个合并起来成为航空母舰。结果搞来搞去，国有企业也没有走出困境。一些本来还可以活一阵的企业也被搞死，或者搞得不死不活。这里的搞也就是宋之农夫的“揠”或者“拔”。企业发展有其由小到大的内在规律，不是想做大就做大，想做强就做强的。被农夫关注并花力气去拔的苗都死了，只有不被农夫拔的苗才能活下来。

　　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亲爸爸去拔也就是了。一些地方政府还把手伸向民营企业，扶植民企做大，或者说拔民企这个苗。对一些他们认为不错的民企又是给贷款，又是下指标。结果又是欲速则不达。山西一家因老板被害而知名的民营企业，资产30多亿，债务也有30多亿。看来做得不小,但内部有许多问题潜伏下来。它的迅速膨胀也是政府拔苗的结果，没有政府支持，它能得到那么多贷款吗？许多民营企业在短短数年中经历了从盛到衰的全过程。这其间当然有民营企业家本身的问题，但政府为了使之发展更快而拔苗,不也是重要的原因吗？

　　政府想搞好国企也好，扶植民企也好，动机都是好的,但好的动机没有好的结果，能说动机好吗？宋之农夫拔自己的苗，谁能怀疑他的动机？记得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说过，世界上的坏事往往是那些动机良好的好人干的。坏人干坏事心里有鬼，总放不开手脚。但好人干坏事心安理得，干得才彻底。如果是邻人想给宋之农夫使坏，拔他的苗，一定拔得不彻底，心里老有鬼，拔一点就快逃。只有宋之农夫为了苗长得更快而拔苗才完全彻底。宋之农夫就是哈耶克说的干坏事的好心人。但他干的坏事比有坏心的邻居要大得多。我们那些干预国企或民企的官员们和这个良心大大地好的宋之农夫有什么区别呢？

　　宋之农夫能拔苗在于他是这块地和这块地上苗的主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拥有土地及苗的产权。同样，一些好心的官员能干预企业也在于他们有产权。说起来国企的产权是全民的，但实际上采取了国有的形式，由政府作为产权代表。政府由官员说了算，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实际上的产权代表者。天津冰箱厂的产权是市政府，它敢不听市领导的话吗？所有者要拔苗，其他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要制止个别官员对国企拔苗，关键还在于产权改革。政企分开说了有20多年了，至今仍是一句空话，就在于由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的传统公有制的改革仍没有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说,民企是私人所有的，为什么政府也可以去拔人家的苗呢？从根本上说，民营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的产权从法律上并没有得到保护。政府仍可以用行政权力来合法地侵犯民企的产权。这样的事在国内也不是一起两起了。政府控制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要依附于政府，甚至借用政府的权力。民营发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对政府的依赖性和软弱性。因此，政府要拔它的苗，它也没办法。如果宋之农夫要处处听命于他的村长，他得罪了村长连地也没法种，这时，尽管地是他的，苗是他的，但村长让他拔苗助长，他也无可奈何。这种超经济的政治权力比产权要厉害得多——尤其是在一个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的社会里。

　　应该说，许多地方政府都是想让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如宋之农夫想让自己的苗长得更好一样，但为什么做出拔苗之类的事情呢？宋之农夫是愚。那些受过相当高等教育的官员呢？当然不能用愚来解释。他们做出这种揠苗助长的蠢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作怪。计划经济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政府高明论和政府万能论，是对权力的崇拜。之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就是政府认为自己比自发的市场高明，又有全知全能的属性，可以实现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我们的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但一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他们总怕一放就乱，对市场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感。所以，总想由政府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出于善良的动机去拔苗也就十分正常了。

　　市场经济的中心是能由市场办的，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办不了的（如保护国防，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实现社会保障等）才由政府去补遗拾缺。换句话说，政府是守夜人,是为社会服务的，至于经济活动怎么搞，那是市场的事。政府不应该管，也不能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该放的全放开。像苗怎么长这类事，政府就不必去亲自拔，放任它自己去长好了。我们放开了农业有了今天的丰衣足食，放开了私人经济有了今天经济的迅速增长。改革的成就哪一件是管出来的？今天想搞好这个，明天想拔拔那个苗，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能有经济的辉煌吗？天津这个苗活活拔死了，还要再拔下去吗？

　　宋之农夫已死去两千多年了，他那点拔苗的事也被中国人嘲笑了两千多年。但宋之农夫的那份好心仍没有灭亡。我劝那无数继承了这份好心的人还是莫行揠苗之事。

　　谁也不喜欢杰米扬的汤——价值与产品差异创新　

　　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写过一首题为《杰米扬的鱼汤》的寓言诗。这个寓言讲的是一个叫杰米扬的人做得一手好汤，“上面飘着一层油，像琥珀一样”，“这是鳊鱼，这是鲟鱼片和鱼内脏”。他的朋友福卡已经喝了三碗，他还要朋友“再喝一碗何妨”。可怜的福卡再也喝不下，“赶紧抓起腰带和帽子逃回家，从此不敢再去找杰米扬”（《克雷洛夫寓言全集》，译林出版社，第189～190页）。

　　克雷洛夫的本意是讽刺那些自认为有才华而喋喋不休地向别人谈自己的散文或诗歌的文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再好，但“如果不懂得适可而止，没完没了地向别人唠叨”，“将会比杰米扬的鱼汤更加让人受不了”。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则寓言说明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边际效用递减，对我们企业如何去开拓市场也十分有启发。

　　经济学家讲的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时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例如，吃一个面包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或看一场电影得到的精神满足。效用完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不同消费者消费同样的东西得到的效用并不同。边际效用是消费者多消费一单位某种物品所增加的满足程度，例如，寓言中的福卡多喝一碗杰米扬的汤增加的满足程度。

　　尽管效用是主观的，但所有人的消费都遵循一个共同规律，这就是随着所消费同一种物品的增加，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是递减的。例如，福卡喝杰米扬的第一碗汤时，一定感到味道鲜美（满足程度高），喝第二碗汤的感觉不如第一碗汤那么好（满足程度减少了）。当不断喝下去时，满足程度越来越低，最后成为痛苦（负效用），以至于不得不逃之夭夭。经济学家把这种普遍现象概括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其间的道理也不难理解，效用或满足是一种生理或心理上的兴奋，当有外界刺激（消费物品）时，人们产生的兴奋就是满足或效用。但同一种刺激反复进行（消费的同一种物品增加）时，兴奋程度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它在经济学中的重大意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经济学把价值理论作为基础。对于什么是价值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价值是客观的，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另一种认为价值是主观的，由它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或边际效用)决定。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论是主观价值论，或者说边际效用价值论。换言之，价值就是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评价。一种物品，无论生产者付出了多少劳动，但如果消费者认为它不能给自己带来效用，就谈不上有价值。例如，杰米扬为自己的每一碗汤都付出了劳动，但那一碗让福卡喝不下去的汤，在福卡看来就没有一点价值。

　　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家放弃了客观价值论而采用主观价值论？经济学是为了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市场经济是由价格调节的，价格如何决定并调节经济是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客观价值论不能解释价格的决定——因为劳动量相同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不同的价格，劳动量多的价格并不一定高，劳动量少的价格也并不一定低。价格与客观价值论所说的劳动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上价格由供求决定。需求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消费者对一种物品支付意愿的大小取决于他从消费该物品中所得到的效用或满足程度，即取决于他对该物品的评价。这种消费者对物品的评价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观价值。主观价值决定了需求，是解释价格的重要因素。

　　从更深的层面说，主观价值论还体现出经济学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经济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是人的福利最大化，或总效用最大化。一切为了满足人的效用，这就是对人最大的关怀，也是我们所说的人文关怀的核心。关心人就要重视人对物品的评价，这就是主观价值论了。长期以来不少人受客观价值论的熏陶，对主观价值论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因此，在学习现代经济学时，从传统客观价值论转向主观价值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总觉得一个人只有从心灵深处放弃了客观价值论，接受了主观价值论才算真正进入了现代经济学之门。

　　主观价值论的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还有指导我们行为的现实意义。如今政府为刺激消费需求而着急，国内居民储蓄已达10万亿元，说明拉动需求效果并不显著。企业也经常感叹产品没有市场，生意难做。应该说，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我们还是有相当购买力的。中国人口众多，市场也是极大的，但为什么消费需求不足呢？我的回答是想寻找原因的人应该去读读《杰米扬的鱼汤》。把企业比作杰米扬，消费者比作福卡，就知道杰米扬的汤为什么推销不出去了。

　　举个例子说。中国号称瓷器大国，但在市场上几乎是图案与造型相似的青花瓷一统天下。这样的瓷器你要多少呢？大概一套够用就可以，相同的瓷器再多一套就成了杰米扬的汤，边际效用递减了，甚至没地方放，都成负效用了。但是不是瓷器市场就这样有限呢？事实并非如此。我在美国时住在美国人家里。我的房东老夫妇两人,就有两大柜子瓷器。问他们要这么多瓷器干什么。他们说，不同的瓷器有不同的用途。英国瓷器高贵典雅，招待朋友用，日本瓷器结实耐用，自己日常用。特别是有一柜花色、造型各不同的儿童瓷器专门给小孙女用。孙女这次来了用米老鼠瓷器，下次来了用白雪公主瓷器……每次都有不同的瓷器，孙女来了爱吃饭，也愿意来。老人岂不从中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不同的瓷器造型和图案给老人带来了不同享受——也就是不同的效用。不同的瓷器边际效用不会递减，老人当然乐于购买。这样各种各样的瓷器能没有市场吗？

　　当瓷器造型和图案单一时，它能满足的仅仅是实用的需求，再多超过实用的价值，自然边际效用要递减。但不同造型和图案的瓷器可以满足人不同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表示对朋友或孙女的爱。这时不同的瓷器就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再多也不会像杰米扬的汤那样讨人嫌了。中国的瓷器没有任何变化，除了实用别无意义，消费者评价低，不愿为它花钱又能怨谁呢？

　　避免物品的边际效用递减，使消费者有支付意愿，或者使产品价值高的关键就是创造产品差别。这里主观价值论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制作一件有米老鼠图案和白雪公主图案的瓷器，与制造两件青花瓷器所用的劳动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劳动价值或用劳动量来衡量的客观价值相等。但消费者对它们的评价不同。两件相同的青花瓷器，边际效用肯定递减。这就是说，消费者对第二件的评价低于第一件。然而，消费者对一件米老鼠图案和白雪公主图案的瓷器的评价不会递减——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给消费者能带来同样的效用。这就是说,它们按消费者主观评价的主观价值不相同。我们在生产经营中应该关注哪一种价值呢？关注客观价值，生产相同的东西，像杰米扬的汤一样令人生厌;关注主观价值，生产不同的东西，消费者评价高，支付意愿高，愿意出高价购买，产品能没市场吗？你觉得哪一种价值论有用呢？

　　按照主观价值论，企业应该创造出各种各样互不雷同的东西，让消费者对每种东西都有高价值期待。这时市场就做大了，需求就多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按消费者的需求生产。

　　杰米扬的汤不受福卡欢迎，还是汤太单一了。如果杰米扬能做出各种不同风味的汤，即使福卡的食量有限，还会不断到杰米扬家喝汤，而不至于“从此不敢再去找杰米扬”了。同样，如果企业不是像杰米扬那样只做一种汤，能没有市场吗？

　　杰米扬的汤谁也不喜欢。从克雷洛夫的寓言中你该学会如何做汤吧？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市场经济中的“为我”与“为社会”

　　一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不幸牺牲了，留下下岗的父母和病卧在床的奶奶。志愿者的这种忘我精神令我们敬佩，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该提倡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如何处理“为我”与“为社会”的关系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的兴旺都需要有每个人的奉献，在许多情况下，也需要一种“舍小家，顾大家”的忘我精神。当外敌入侵时，我们应该舍弃个人的一切，去保家卫国；当有危及人民生命与社会安定的犯罪行为时，我们应该置个人生命于度外，见义勇为；当发生自然灾害时，我们应该舍小家，保大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有著名哲学家、前北大副校长冯定先生所说的“正义冲动”。正义冲动就是一种没有私利考虑，没有成本收益分析，维护社会正义的行为。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见钱眼开，以金钱为惟一导向的社会，它同样需要献身精神。

　　但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承认人的“为我”之心。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有占有和使用自己合法财产的权利。这就决定了经济决策是分散的，由每个独立的个人自由地做出。人们在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时，所考虑的是这种决策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以及要承担什么风险。换言之，人们在决策时考虑的是“为我”而不是“忘我”。这样的人是理性人，他们从“为我”出发做出决策，是一种理性选择。作为个体的人，“为我”是生物基因决定的。所以，承认人的“为我”之心，肯定他们“为我”的决策，是对人性的肯定。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所以也是人间正道。任何社会，无论经历多少曲折，走过多长的路程，最终要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违背人性的社会，无论它有过多少辉煌，最终都要灭亡，而且，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它一时的成就。

　　市场经济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肯定“为我”的合理性，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用价格机制把“为我”与“为社会”（或称为“利他”）统一了起来。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决策的正确性是整个社会繁荣的基石。“为我”决策，以及决策中权责利的高度统一，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在现代社会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仅由几个人（哪怕是与上帝同样全能的人）决策，即使这几个决策者良心好得很，一心为社会谋福利，也会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做出错误决策。一旦按这种决策行事，则会带来沉重的社会灾难。当由个人决策时，他出于“为我”的考虑会努力收集相关信息，以使决策正确，而且，即使有个别人决策失误，也无足轻重，因为绝大多数人事关切身利益时，决策是谨慎而少失误的。

　　当每个人“为我”做出决策时，价格机制使他的正确决策与社会相一致。人们从“为我”出发，总努力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这就是要得到更多收益。例如,一个企业在为利润最大化而生产时，他总要考虑价格最高的产品。产品价格高，说明消费者需求多。生产这种高价格的产品岂不是既使企业获利，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这时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为我”）与满足消费者需求，使他们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为社会”）是完全一致的。企业利润增加使他有能力更多地投资，这就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就业。何况企业利润增加又增加了税收。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在价格指引下“为我”地决策和行事，其结果也就是“为社会”的。

　　当企业为利润最大化决策时，它还要降低成本。降低成本要节约生产所用的资源，提高使用资源的效率。当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企业都从“为我”出发决策时，资源效率提高了，从而整个社会的效率也提高了。这不是在“为我”的同时又实现了“为社会”吗？从根本上说，使社会进步的动力不是那些为社会、为他人的高尚口号，而是为自我考虑的“利我”之心。从根本上讲，“为我”与“为社会”并不矛盾。因为“为我”并不是去损人利己。在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中也只有“为社会”才能实现“为我”。那些损人利己者也许能一时“为我”，但从长远看，最终是“害己”。你翻翻历史，在法制的市场经济中，有几个富翁是以害社会，害他人成功的？把“为我”与“为社会”对立起来，似乎不舍己就不能为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有百害而无一利。“文革”是大喊“毫不利己”的时代，但从上面的“四人帮”到下面的“造反派”,哪一个不是在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掩盖了“为我”的野心？

　　这点道理本来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讲清楚了。但许多人总习惯把“为我”与“为社会”对立起来，似乎“为我”必“损人”，要“为社会”必定要“忘我”。这位志愿者当初抛下下岗的父母和病卧在床的奶奶去当野生动物保护者，的确是“忘我”了。但结果如何呢？他不去从事有报酬的劳动，改变家庭贫困状况，下岗的父母与有病的奶奶尚要靠社会救济,这能是真正“为社会”吗？他的去世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更为困难，这不又给社会增添了负担吗？对个人、对家庭尚且不负责的人如何能对社会负责呢？

　　市场经济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每个人都做好“为我”的事，使自己富裕起来，才有整个社会的繁荣昌盛。只有扫完了自己门前雪，整个社会才能把雪扫尽。如果每个人都“忘我”地关心别人瓦上霜，不扫自己门前雪，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吗？我们常常讲“从我

　　做起”，其实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满。自己的事做好了，才有精

　　力去做社会公益的事。

　　在许多国家，很多人都关心社会，做志愿者。但许多志愿者都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他们事业有成，经济状况良好，自家的门前雪扫干净了，再去管别人的瓦上霜。我们提倡的应该是这种“先为我，后忘我”的精神。富人热衷于捐助，事业有成的人热衷于当志愿者，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那些自己尚且在贫穷中挣扎，家庭难以度日的人，首先是应该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这种努力当然是“为我”。当他脱了贫，致了富，减少了社会负担,增加了社会财富时，无疑就是“为社会”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穷就不能去关心他人、关心社会，也不是说当志愿者还要求一个收入标准。为他人，为社会是广义的，体现在无数平凡的日常小事之中。你在路上扶起一个摔倒的小孩，你为邻居老大妈换一罐煤气，甚至你真诚地安慰一个残疾人几句，都是对别人关爱的体现。一个人只要有一份爱心，无论他多穷，都可以给别人以帮助。但这种关爱不是抛下下岗的父母和病重的奶奶去当志愿者。因为前一种关爱是你可以承担的，而后一种关爱你暂时还承受不了。

　　而且，我们也不是以捐赠的数量和做好事的多少与大小来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关爱。一个富人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捐出1个亿和一个穷人捐出一元钱同样伟大。因为也许对富人来说,捐出1亿元并不影响生活，而对穷人来说，一元钱就是他一顿饭。同样,到艰苦的地区当一名志愿者光荣，在社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活儿也同样是崇高的奉献。富裕的人和贫穷的人能力不同，关爱社会的方式也不能相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够了。一个自己日子尚且过不下去的人去当无酬的志愿者，再把家庭困难留给社会，这是不负责任的，不“为我”，也没有真正“为社会”。其实要是有这份爱心，你在努力改变自己家庭困境的同时，又可以做多少好事！

　　自己尚贫穷还要当志愿者，自己的屋子没有扫，却要去扫天下，这不是市场经济的精神。希望每个人都牢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美好。

　　尊 重 财 富

　　近日看电视剧《走向共和》，又重温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北洋海军为什么被日本打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缺钱——不用说买速度更快的船了,连炮弹也缺乏。为什么缺钱？我觉得不仅仅是国家穷,财富不多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清王朝不尊重财富。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中国人家家都供奉赵公元帅或关公这样的财神，朝庭也以敛财为能事，这还不尊重财富吗？其实,这只是人类生而有之的本能——爱财、贪财，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尊重财富。

　　中国传统社会真正尊重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是权力拜物教,而不是货币拜物教。人人心中的梦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不是成为洛克菲勒。这种社会通行的原则是有权才有钱，而不是有钱才有权。无论用什么方法（科举或买官)获得了权，就可以用权去敛财。但无权有钱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不仅要“自觉自愿”地向当权者交钱，还随时面临被剥夺的危险。这种社会中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一切财产属于皇帝。这种社会也没有富人的社会地位。翻翻一部二十四史，都是有权人的历史，难见有钱人的记载？晋商算是当年中国的洛克菲勒了，《清史稿》有传记吗？

　　有权才有钱只能说当权者爱钱，但并不是真正尊重财富。尊重财富首先要知道创造财富。但当先有权后有钱时，财富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掠夺来的。国外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对海外的殖民掠夺；国内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大小官吏的横征暴敛。这只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财富并不是权力创造的，是企业家和劳动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创造的。当财富创造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地位时，当创造财富的活动受到权力的压制时，当创造出的财富被权力剥夺走时，这个社会决不是尊重财富的。据国外经济史学家研究，中国从西汉到解放前，人均GDP仅仅增加了20％左右。漫长的两千年中，财富的增长如此缓慢，这不能不说是不尊重财富的结果。清王朝无力支撑一支强大的海军，说到底还是这个王朝不尊重财富。

　　尊重财富还要善于运用财富。这就是要用财富来创造财富，用不断增加的财富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来保证国家安全，人民自由幸福。那些当权的大小官吏们，财富是抢来的，用起来也就不知珍惜了。你看《走向共和》中的慈禧，每顿饭118个菜还说无法下筷子，大量的钱不是用于富民强国，而是去修供自己一人享受的颐和园。这样暴殄天物，哪有一点尊重财富的影子？所以，甲午海战之败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要尊重财富？财富是一国人民幸福的基础。什么是幸福？幸福是每个人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换句话说，这个社会是由各个自由的人组成的,国家的根本职责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民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每个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财富,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的自由。要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必须有“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以财富为基础。

　　人民自由的基础是国家的独立。一个受外敌入侵国家的人民是谈不上自由的。国家的独立有赖于一国的财富。只有财富多了，国防才能强大,人民才有自由的保障。腐败的清朝财力匮乏，没有强大的海军，怪不得连一个“蕞尔小国”日本都打不过。财富是每个人和整个国家自由的基础。人有钱才有自由。财富对人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基础。国家有钱才能保证每个公民的自由,为每个人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尊重财富就是尊重人类最高的共同价值观——个人自由。

　　哈耶克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有了权才有钱的社会，后者是一个有了钱才有权的社会。把这个意思引申一下就是，传统社会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财富的社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应该从全社会尊重财富开始。这就是要建立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和使用的制度。无论是产权制度、激励机制，还是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以此为目标的。现代社会的人认识到财富的意义，一切思想意识和制度都体现出对财富的尊重。

　　不爱财富的人很少，有些人指责“铜臭”，多是文人的假清高，或者是想钱而得不到的“酸葡萄心理”使然,其实并不是不爱钱。但真正尊重财富的人并不多。社会不尊重财富，就是没有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的制度，个人不尊重财富，就是不懂得用勤劳和智慧去获取财富，封建社会说到底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说到底是从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开始的。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整个社会对财富的尊重。真正《走向共和》的基础不是政治家们的争斗，而是尊重财富。

　　愿我们的国家沿着这一条路走好。

　　安全带不安全

　　自从人类发明汽车以来,车祸一直困扰着社会。随着汽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车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车祸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为“头号杀手”。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拉尔夫·纳尔德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Ralph Nader: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对汽车安全的关注。美国国会对此做出反应,通过立法要求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安装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设备。现在,这一做法已在汽车行业得到普及。

　　有关安全带立法的动机无疑是正当的，这种法律的实施的确减少了在重大车祸中司机与乘车人的死亡率。但是，安全带真的安全吗？美国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在19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统计数字说明实施这项法律之后，每次车祸死亡的司机和乘车人虽然减少了，但车祸次数却大大增加，死亡的行人和未系安全带的乘客增加了。结果是有安全带的人死亡略有减少，而其他人的死亡率大大提高。结论是安全带增加了车祸和净死亡人数。于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芬·兰德伯格写了一篇文章，副标题就是“安全带如何杀人”。

　　安全带为什么不安全？这就在于安全带这种制度除了减少司机死亡率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当没有安全带时，司机开车谨慎，也不敢开飞车，事故发生率就低。但这样做也有代价，那就是耗费司机的时间与精力。当减少生命风险与费力耗神的成本相比时，安全是第一位的，理性人必然愿意付出成本去换取减少生命风险的收益。换言之，没有安全带时，谨慎开车是一种理性选择。

　　但当有安全带时，生命的风险大大减少了，即谨慎开车的收益减少了，谨慎开车的成本并未改变。成本-收益的变动使司机敢于开飞车，满不在乎地开车，酒后驾车或非司机开车。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车祸增加了，行人与没有安全带的乘客死亡率上升了。危险才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家说，最有效的汽车安全设施是在方向盘上安一把匕首——这时哪个司机也不敢开飞车了，因为一出问题司机马上会被匕首扎死，减少风险的收益远大于任何成本，这时当然就不会发生车祸。

　　在现实中，类似安全带这样动机良好但引起不良后果的制度还有不少。旨在劫富济贫的高税收政策使成功的企业家不愿意投资,结果穷人找不到工作,更穷了。输血式扶贫强化了贫困地区的依赖心态，越扶越贫。最低工资制度使企业用机器替代工人，低收入者找工作更难；等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研究制度的效果。对社会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制度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它会引起什么效果——不仅有制度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

　　制度是人们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种社会激励机制。它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路径依赖的意义。经济学家认为，理性人做任何事情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大于成本，人们才会去做这些事。制度的作用就在于，使那些对社会不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成本大于收益；使那些对社会有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收益大于成本。这样的制度就能起到有效制约与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

　　但一种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世界上没有只有好影响而没有坏影响的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所追求的是好影响大于坏影响的制度。一种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动机如何，而在于效果如何。如果一种制度好的影响大于坏的影响，就应该肯定，至于它的不足，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去弥补。但如果一种制度坏的影响大于好的影响，就非取消不可。设计制度时，一定要全面分析其效果：直接的与间接的，有利的与不利的，短期的与长期的。否则，好的动机可能会引出不利的结果。

　　安全带确有作用，所以现在的汽车仍有安全带。但同时还必须严格交通安全制度，加大对违章驾车行为的惩罚，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安全带的副作用。

　　安全带制度并不是事关全局的大制度,但它对我们如何制定制度却有重要的启迪。只有这样去分析每一种制度,我们的制度才能成为引导社会前进的规则。

　　走下神坛的国家

　　英语中“国家”这个词的含义要比汉语中准确得多。“Country”指土地、山河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指居住其上的人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则指统治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政治体制。“State”意义上的国家包括法律、政治制度和政府。走下神坛的国家不是“Country”或“Nation”,而是“State”。

　　自从有了人类，就应该有制度行为规则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原始社会的习俗和部落首长应该就是现代“State”意义上国家的萌芽。不过，国家走上神坛，那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事。

　　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仍管理着兴修水利、道路这类公共事务，也抵御外敌，或制定行为规则（法律），但更主要的是镇压之作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一部分人依靠财富或暴力取得了对其他人的统治权时，他们就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他人堕落为被统治阶级。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有冲击,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时国家机器的核心部分是军队、警察、法院、监狱之类暴力工具。国家由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变为镇压民众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满足私欲的手段。国家异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又成为至高无上的神，走上了拥有极权的神坛。

　　使国家走上神坛的是统治者自己。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真正的统治阶级都是极少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要借国家之名使用暴力，而且要神化国家。早期是把自己作为神的代表，以“天子”自居，代表上天统治一方。以后，“神”这一套吃不开了，于是，又以人民或社会的代表自居。似乎以国家名义所干的一切暴行，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时又用“State”这个概念替代“Motherland”（祖国），爱统治者，无限忠于统治者，成为爱国的同义语。在统治者的伪装之下，国家既神圣，又神秘，真正神起来了。

　　当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时，国家不仅神圣,而且还像神一样万能。一切资源为国家所有，一切经济决策由国家做出。所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从穿什么衣服到在哪里工作,都由国家有计划地决定。国家主宰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人们只有绝对服从——像工具听主人的话一样。甚至当工具还不够，这个工具还必须“驯服”。谁敢对神坛上的国家有点异议，那就让你灭亡。这时国家走上了神坛的顶峰。

　　当国家走上神坛的顶峰时,它的下坡路也就开始了。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给神坛上的国家以致命打击。

　　现代化过程包括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因果，又互相促进的。国家正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走下神坛。

　　现代化是从一场名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这场思想解放的核心是对人权的尊重，把人作为人，实现“天赋人权”的平等。当我们跪在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面前时，我们认为自己是渺小的，而这种愚昧正是构建国家神坛的基础。当我们站起来时，我们才发现自己与他们一样高大，这时神坛上的国家就不那么神秘而全能了。

　　当然，真正能使人站起来的还是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人财产权得到保护。人拥有资源的占有权，就有了使用权，就有了经济决策权。这种财产的占有与使用权是排他的，当然也排斥国家的干预。当国家无权在经济上控制个人时，这个神坛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国家何时从上面走下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是政治民主化。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以暴力窃取国家政权，无论它是以神的名义还是人民的名义，背后的实际力量还是来自暴力。逐鹿中原,谁夺得了政权,谁就自封为代表国家,代表神或人民实行铁腕统治。而民主社会中掌握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选举。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谁才能代表国家。来自人民的国家代表揭去了那层神秘面纱，以其平凡的姿态出现。它没有神圣或全能的光环，不再是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它由天上回到了人间。

　　走下神坛的国家返朴归真，回归其最早曾有过的职能——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为每个人自由幸福的生活创造条件，为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提供保证。这时的国家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不做自己不该做的。

　　现代社会中的国家不再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神，而是与企业和家庭一样的实体，起着自己应有作用。市场经济是法制社会，法律由国家代表人民的意志制定并实施。这种法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包括保护私人产权、维持公平竞争，使一切市场化的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家庭是经济主体，能由市场做的事要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做不了的事，才由国家承担。国家不是主宰社会的统治者，而是拾遗补缺，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仆”。公仆当然是不应该高高在神坛上的。

　　也许是国家在神坛上的时间太长了，它总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自己全能、伟大。因此，总爱做出一些自己不该做的事。它总觉得自己比企业和家庭英明，比市场机制有效,常做一些有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事。它喜欢代替企业决策，或者是让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或者是命令一些企业合并或解散。它总不相信市场，限制市场的自发运行，或者以自己决定的价格代替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或者以各种人为的规定限制市场力量。我们不否认国家在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一旦这种作用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就会引起灾难性后果。

　　代表国家的统治者难免犯错误，也难免假借国家之名来实现自己的私利。这些人其实也是利己的,会犯错误的普通人。但一旦他们登上神坛，以国家的名义做事时，就会神化自己。当国家在神坛上时，它是不能被批评的。历史上有多少人因为批评掌握国家机器的人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永世不得翻身。当没有神的能力的人有了神的权威时，他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当国家走下神坛，就意味着国家的统治者是可以被批评和攻击的，甚至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程序被推翻。一个国家人民批评国家的自由度，是国家走下神坛的衡量标准之一。

　　这些年我们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从名义上的公仆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仆，从社会的统治者和决策者变为服务者。当我们看到，国家在退出经济活动领域，看到许多地方在为改善投资环境而做出各种努力，看到各级领导与政府在为人民做各种实事时，国家不再那样深不可测，不再那样令人敬畏。“State”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再那么遥远，而是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但是，国家走下神坛的过程也不会那样顺利。个别人借国家之名鱼肉乡民，以国家之权威谋取私利，或者以公仆之名行主人之实。这些都表明，有些人还不愿意国家从神坛上走下来，因为在神坛上的国家还是他们为非作歹的伪装。附属在国家身上的各种寄生虫是国家有时仍露出神象的原因。走上神坛不难,走下神坛真不易啊!

　　其实，只要国家走下了神坛，“Country”,“Nation”和“State”仍然是统一的。由一个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State”为住在“Country”这片土地上的“Nation”服务，这不正是令人热爱的“Motherland”吗？也许我们的老祖宗用“国家”这个词概括了洋人所用的几个词，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人性化的经济指标

　　谈到经济形势如何，人们都知道利用GDP、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这些数字。但我对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总是既敬畏又疑惑。

　　说到敬畏是因为这些数字都是用科学的方法算出来的，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若干位。听经济学家或官员们如数家珍、唾沫星子乱飞地列举这些数字，你不得不被震撼。在对他们那超凡记忆力和煽情式演说敬佩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观点，与他们同乐同愁。

　　但在敬佩之后也难免产生一点困惑。任何数字都是可以假造的，而且能造得和真的一样。记得“四人帮”时期，报上天天是大好形势，粮食生产每年都是历史记录，工业产值也是捷报频传。那些领导口中和报上白纸黑字的数字让你不能不信，但怎么在现实中都是食不果腹，要嘛没嘛呢？我不相信统计数字的病根就是在这时种下的。以后尽管那个说谎的时代过去了，也有了严惩造假数字的统计法，但我那个不相信统计数字的病根总也没有彻底治愈，以至于对许多数字都将信将疑。

　　我对数字的疑惑还不完全来自造假。更重要的是，即使统计数字完全真实，能准确地反映经济状况吗？谁都知道GDP等数字在统计上都有缺陷。一个常为经济学家引用的例子是，B女士作为管家为A男士提供家务劳动，每月获得1000美元，这当然统计在GDP之中。如果B女士和A男士结婚，B女士仍提供与原来一样的家务劳动，但1000美元工资没有了，每月的GDP就减少了1000美元。这种减少在统计方法上说一点不错，但这种变动并没有反映出经济活动不变的真相。这也许是一个笑话，但类似这样的问题GDP统计中真不少。

　　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即使反映了真实变动也是非人性的。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实现福利最大化，但数字不等于福利。前苏联的GDP并不低，但生产的那些洲际导弹、军备对人民福利又有什么用呢？号称超级大国的苏联，人民缺衣少食，那么大的GDP又有什么用？再如有些地区，先靠污染发展了经济，GDP上去了，官员的职务也上去了，然后又治理污染，GDP上去了，官员的职务又上去了。经济一正一负回到了原来的状况，这增加了GDP，但增加了福利吗？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GDP等数字更不着边际。经济学家总爱说人均GDP如何，但人均决不是人人平均得到的。假设一个社会有10个人，每人平均收入原来为1万元，称为人均收入1万元。现在10人中有一人收入增加了10万元，其他9人没有变。说起来现在人均收入增加到2万元，翻了一番，但这与那9个人有什么关系？通货膨胀率是平均物价水平，尽管由于汽车、住房、电脑、家电等的降价，通货膨胀率下降，但你日常吃的蔬菜、水、电的价格却大大上升了，这种低通货膨胀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统计数字中的种种问题，经济学家并不否认。但是，如果不用GDP之类的统计数字又用什么呢？所以，统计数字是一种没有更好替代的无可奈何选择，是一种不完善的经济状况衡量指标。GDP之类的数字用还是要用的，无非是不要过分迷信，加一点更为具体的分析就是了。

　　经济学家在努力改进统计数字指标，但仅仅是在数字上做文章近期内很难有根本性突破。例如，早在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就提出了用净经济福利(NEW,即Neteconomic welfare）来代替GDP。这就是在GDP中减去对福利没有贡献的项目（如不必要的军备竞赛支出、环境污染），加上对福利有贡献而没有包括在GDP中的项目（如闲暇与环境），以便衡量经济福利。可惜这种设想由于难以数字化，至今仍然是一个设想。于是人们就寻找另一些能反映社会经济与福利的非数字化指标。

　　英国的《经济学家》(Economist）曾经提出过观测英国经济复苏的六项“民间指标”：

　　1.新车销售量大大增加；2.司机需求量大增；3.出现置业人潮（房地产热）；4.赴海外度假者大增；5.纯种狗和纯种狗主人数量同时增加；6.女性做隆胸手术者与女性胸围尺码俱增。这些指标都反映了消费的状况，而且颇为人性化。试想想如果经济没有复苏，有多少人有心去买车、雇司机、买房、买纯种狗,或隆胸？经济变好了,人们有能力了，也有这份闲心了，才有心去做这些可以说是“奢侈”的事。这些指标远远不像GDP那样具体、准确，但反映的经济状况不是比那些干巴巴的统计数字还具体而鲜活吗？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更有意思。他在评论美国经济发展与90年代经济增长时不是说GDP增加了多少，而是说GDP变轻了（GDP Lightens up)。这就是说过去的GDP主要是煤、钢铁、石油这些重量大的东西，而现在是服务业、电脑、互联网这些重量轻，甚至没有重量的东西。尽管100多年来，美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但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务在GDP中占到3/4左右，GDP反而变轻了。这个“轻”字用得的确好。一个轻字概括了当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点——以技术进步为动力，傻大黑粗的东西少了。你想想现在个人电脑的重量是第一代同样运行速度电脑的多少分之一？同时，经济增长使劳务迅速增长，消费者享受到的服务更多了。格林斯潘用重量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进步，多有创意！

　　还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垃圾指标（Trash indicator)，就是用垃圾量的变动来衡量经济状况。这就是说，当经济繁荣时人们扔的东西多了——过时的家具、衣服等都被扔掉，同时人们购买的大件商品多了，这些商品的包装都成为垃圾。当经济衰退时，人们无力购买新东西，新的不来，旧的不去，不买大件东西，没有什么包装箱子，垃圾当然少了。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凯尔曼（John Keilman )用这个指标进行了检验。在芝加哥20世纪90年代繁荣时，每年垃圾增加2％～10%，但在1999～2000年的衰退时，大件垃圾（旧家具、电器和包装箱）只增加了1%，而总垃圾量减少了6%。经济好了，什么都成垃圾，经济不好，没什么垃圾可扔。垃圾指标，多么具体、生动而有说服力啊！对老百姓来说，这不比什么GDP更令人可信吗？

　　股市也是经济的晴雨表之一，衡量股市状况的有道·琼斯、标准普尔等指数，也有成交量等指数。但还有一个更具体的指标也许你没听说过——女人裙子的长短。在20世纪40～50年代，有人注意到，当股市牛气冲天时，女人的裙子短，而当股市熊气时，女人的裙子长。这还被称为股市的裙摆理论。有道理吗？据说当时丝袜价格昂贵，是女性的时尚物品。当股市牛气，经济好时，男人有钱给女人买丝袜，女人以穿丝袜为时尚，就要穿短裙子显示自己的丝袜。反过来，当股市熊气，经济不好时，没钱买丝袜，也没有显示自己秀腿的心情，穿长裙的人就多了。你觉得这个指标是不是更人性化的？我想，这个指标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六指标中的女人隆胸和胸围这一条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现在丝袜已不是时尚了，但女性的打扮时尚的确与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用这种时尚变动来衡量经济的确是一种创意。

　　我们所说的这些非数字标准，体现了人性化的东西。经济状况的好坏反映在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上，也许这些变化比GDP等数字更有说服力，也更鲜活。

　　关于中国这些年迅速的经济增长，我们有各种统计数字。但如果采用人性化的指标是否可以有这样几项：第一,道路更拥挤了，车辆急剧增加；第二,餐饮业、旅游业及整个服务业发展极为迅速；第三,城市更漂亮了、更明亮了、也更现代化了；第四,女性更年轻、更漂亮、也更时尚了；第五,这次非典期间北京在一周就建好一所大型非典专业医院——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能做到这一点吗？这些指标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深切感受到，也比GDP更令人信服。

　　智猪博弈与企业创新策略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但企业有大有小，不同的企业创新能力与市场占有份额差别很大。不同的企业采取什么创新策略对成败至关重要。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思路。

　　智猪博弈讲的是由两只能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做出理性决策的猪，一大一小，共同在一个食槽上吃食。食槽上有一个按钮，按一次按钮会有10个单位猪食进入，但按按钮者要付出2单位猪食作为成本。博弈的规则是谁先到就可以选择等待，谁后到就要选择按钮。无论谁先按钮，大猪吃得快，吃得多，而小猪吃得少。每个猪的选择分别是等待和按钮。如果大猪先到并等待，小猪按钮，大猪吃9个单位（并不付出成本），小猪只能吃1个单位，在付出2单位成本后净吃食是负1。如果小猪先到并等待，大猪按钮，大猪吃6个单位，扣除2单位成本，净吃食4个单位，小猪等待也吃4个单位，不用付成本，净吃4个单位。如果两个猪同时到，都按钮，大猪吃7个单位，小猪吃3个单位，各自扣除2个单位成本后，各吃5个单位和1个单位。如果都等待，则谁也吃不到。我们可以用一个矩阵图把不同策略下各个猪的净吃食量表示如下：小猪按钮等待大猪按钮等待5,14,49,-10,0

　　在这个博弈中小猪的最优策略是等待。因为理性的小猪知道，等着大猪按钮自己可以净吃4个单位，其他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如这个选择。即使大猪不按钮，我也不按，因为我不按钮充其量没得吃，但大猪不按我去按，则是负的1个单位。大猪的选择只能是按钮，因为小猪肯定选择不按，如果我按了还可以吃4个单位，而不按什么也吃不到。

　　智猪博弈说明了，在博弈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力量强的一方正确的策略是主动出击（按钮），力量弱的一方正确的策略是等待，搭力量强的一方的便车。

　　把这个道理用在企业创新决策中就是大企业的正确策略是主动进行创新，小企业的正确策略是等待——在大企业创新之后进行模仿。这就是说，大企业生产能力强，资金雄厚，市场营销能力强。大企业进行创新，推出某种新产品以后可以大量进行生产，并进行广告宣传，迅速占领市场，从而获得成功。小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跟在大企业后面，进行模仿，或为大企业提供配件，从这种创新中获得一点小小的利益。

　　如果小企业要去创新会怎么样呢？显然就像按钮的小猪一样，自己花了成本（创新的费用），而好处让大猪获得了，因为小企业无力去扩大生产和占领市场。我想，当年万燕发明VCD就是一个例子。在家用电器市场上，万燕厂无论从资金、生产能力、市场占有，还是市场销售能力来看，绝对是一个小猪。大猪是广东那些家用电器企业。万燕开发出了VCD,又投资做了广告。这就相当于按了电钮。流入食槽的猪食就是打开了VCD这个市场。但他们资金与生产能力有限，无力迅速去占领这个市场。VCD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很容易模仿，在此基础上再推出DVD之类产品也不难。于是广东的大猪迅速大批量生产，降低了成本。万燕无法大批量生产，也无法降低成本。广东的大企业在价格战中打败了万燕，迅速占领市场，获得成功。今天你在市场上还能见到万燕的VCD或DVD吗？万燕打开的这个市场结果让其他大企业获益，这与小猪按钮，大猪吃了9个单位有什么差别？

　　当然，像万燕这样的小猪不自量力去按钮的情况并不多。所以，大猪不能等待，而要主动去创新。它们的创新也会使小猪不劳而获搭便车，但大头的利益还是大猪得到。因此，大企业就要努力去进行创新，像小企业一样等待是无出路的。

　　由此我们又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技术创新靠的是大企业。只有大企业投资于研究与开发，不断创造出新产品，社会才能进步，小企业才能生存发展。如果经济中都是小企业，都在等待，就不可能有创新与进步。在一个经济中，有许多大大小小不同的企业，他们都有存在的理由。尽管小企业数量极多（在美国占到80％以上），但支撑一个经济，并引导经济进步的是大企业。

　　大企业实力强大，市场占有份额高，必然在市场上有垄断力量。垄断不利于竞争。因此，如何看待大企业的垄断，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话题。各国的反垄断法都是要限制大企业的垄断权力的。垄断的大企业限制了竞争，但又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限制还是鼓励大企业，真成了一个两难困境。美国从19世纪末就有反垄断立法，也解散过一些大企业。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技术创新日益重要，于是人们更加关注大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长达十几年的微软案，最后仍没有解散微软。在这一期间，许多大型企业实现了合并。这一切表明天平偏向了大企业的有利性这一边。

　　我们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其中一点还是缺乏大猪。在需要创新的高科技企业中，如果都是一些实力不强的小猪，又有谁能去按钮？因此，我认为当前的问题应该是培养大猪，让它们成为创新的火车头。

　　培养大猪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由政府培养大猪。或者由政府出资建立特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有意地扶植一些民营企业，甚至用进入壁垒来形成一些企业的垄断地位。二是由市场培养大猪，即由各种企业在竞争中兼并，最后形成大企业。前一种做法或者由政府有计划地进行，或者由政府主导。但历史证明，这种方法是失败的。人为地培养出来的大猪，缺乏效率，也缺乏竞争力。这样的大猪依靠垄断力量吃独食还可以，但真正要抢食吃时，它就不行了。计划经济下，我们这样的大猪并不少，岂不是都靠政府行政力量的羽翼有垄断之害而无垄断之益？看看现在那些国有特大企业占垄断地位的电信、民航、银行，就知道它们是怎么吃食的了。对于这些行业还是要放开竞争。

　　市场的方法，大猪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市场放开，会有许多小猪进来，它们在这个市场上抢食吃。有能力者吃得多，长得也快，最终会自发地长成大猪。而且，因为市场开放，这些大猪即使是几家寡头，也面临竞争，能保持抢食吃的活力。为了吃到更多的食，就要创新。微软是美国，甚至世界市场上IT行业的大猪，但它是靠自己的力量长大的，并没有政府的有意扶植。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诺奖获得者，为微软辩护，就在于它产生于竞争而不是政府授权。中国需要的，正是这种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大猪。

　　政府的任务不是有意去制造大猪，而是为大猪的出现与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首先是要形成一个竞争的环境，放开市场，一切想成为大猪者都可以进来一试身手。其次要保护产权，包括专利权。无论是私人的，外资的，还是国有的，产权都应得到保护。最后就是要为大猪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培养人才。只要有一个适当的环境，大猪必然会产生。提供这个环境的是政府。

　　大猪的成长是要有饲料的。对企业来说，就是要有资金。企业的兼并、扩张，都离不了资金。因此，形成一个开放的资金市场也是培养大猪的必要条件。允许企业发行债券、开放二板市场，允许外资更自由地进入，都是培养大猪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专业性更强的问题，但也是当前仍缺少大猪的一个原因。

　　我们要在世界科技前沿占有一席之地，大猪的形成至关重要。希望大猪能尽快出现，也希望大猪就在中关村出现。

　　经济学家不能治国

　　2003年3月，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曼昆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恰巧在这时我开始翻译他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曼昆无疑是优秀的。但优秀的经济学家能是好的政策制定者吗？经济学家作为学者和作为决策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曼昆对这一点是有所认识的。他说：“当经济学家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经济学家想要改善世界时，他们是政策顾问。”在翻译这本书时，我一直在怀疑他能否完成这种角色转换，进而又动摇了我曾经深信过的一个观点——专家治国论。

　　引起我对曼昆治国能力怀疑的是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新增加的一个案例研究“应该有人体器官市场吗”？这个案例研究根据《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位母亲的爱挽救了两条生命”。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位名叫苏珊·斯蒂芬的母亲，愿为她患肾炎的儿子捐出一个肾。但这位母亲的肾与儿子不匹配。于是医生提出一个建议：苏珊把她的肾捐给其他人，作为交换，医生把她儿子排在等换肾者的第一位。结果苏珊的儿子和另一位患者都换上了肾，康复出院。

　　这篇文章原来的意思是说明母爱之伟大的。曼昆对这件事做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问道，既然人们都称赞苏珊的这种行为，如果苏珊用自己的一个肾换取儿子免费上医学院（作为学费），或者为她儿子用肾换一辆凌志汽车，是否也应该得到称赞呢？用自己的肾为儿子换得治病、上医学院和豪华汽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伟大的母爱。而且，现行的法律禁止人体器官与现金的交易（即价格上限为零），但并不限制捐赠自己的器官。无论苏珊用她的肾为儿子换什么，只要没有现金作为媒介就不犯法。

　　曼昆接着分析道，正常人有两个肾，实际只有一个在工作，另一个属于闲置资源（不知医学专家是否这样认为），而有一些人由于换不到肾而死去（在美国等待换一个肾平均要3年半，每年约有6000人由于换不到肾而死去）。如果允许人体器官与其他资源或物品一样自由交易，岂不是双方的收益都增加吗——卖肾者得到了货币收入，仍然可用一个肾健康地活着，买肾者获得新生。而且，他认为这也是公正的——有两个肾的人带着一个无用的肾走来走去，而患肾炎的人由于无肾而死去，才是不公正。由此，曼昆证明了，允许人体器官的市场存在，允许人们自由买卖各种器官，既有效率又公正，是自由贸易有利于双方的证明。

　　这种分析和结论从经济学逻辑来看，的确是无懈可击。但这种做法能行得通吗？这里涉及伦理与法律问题。从伦理的角度看，为了挽救别人的生命而捐献自己的器官是高尚的利他主义行为，但为获利而出卖器官则是绝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苏珊捐出肾挽救自己儿子的生命值得称道，如果她用肾去换取儿子的学费或凌志汽车，就会受到指责。这两种行为的差别在于对待生命的态度。为救人而捐出肾是对生命的尊重，为物质利益而卖肾是对生命的亵渎。出卖自己的器官不为社会道德所容，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从社会达成共识的伦理观来看，人体器官的交易是行不通的。

　　从法律的角度看，人体器官的自由交易也很难实现。在原则上，可以说人体器官的交易是自由的，但能避免强迫交易，甚至偷取、走私人体器官吗？在不允许人体器官交易的现在，报刊上仍不断披露出穷国向富国走私人体器官之事，如果这种交易合法了,又有专门从事这种交易的跨国公司,谁敢想像,会有什么后果呢？涉及人的生命，什么叫自愿交易恐怕在法律上很难界定，更谈不上执法了。其实从经济或社会的角度看许多有利的事之所以难以实现就是因为法律上的困难。安乐死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至今在全世界（除了荷兰）仍无法实现？这就在于界定自愿的困难性和其他相关的法律问题。

　　如果真的允许人体器官自由交易，卖方一定是穷人，买方则是富人。有哪一个富人肯把自己无用的另一个肾卖掉（包括曼昆自己在内）？又有哪一个穷人能高价买得起肾？此外，卖了肾或其他器官又引起其他疾病，岂不成为社会负担？正因为这许多问题，即使在荷兰这样最开放的国家，也没有人体器官的交换。

　　经济学家在解释世界时应该是客观的，即摆脱价值判断（或者说不讲道德）。作为严肃的学者，经济学家应该这样，不能用感情代替事实和分析。但这种客观分析得出的结论，如果不考虑社会伦理道德等价值判断，有时就毫无意义。这种经济学理论，说说是可以的，如果真的运用了就会后患无穷。人体器官自由交换就是这样的事。经济学家强调客观性的书生作风让我怀疑他们的治国能力。这正是我读了曼昆这个案例研究之后怀疑他治国能力的原因。如果他当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真的提出人体器官交易的政策，会有什么结果呢？靠这些不考虑价值判断的结论能治国吗？治国与清谈是不同的。所以，我不敢苟同经济学家“经邦济世”这种话。从经济学理论到经邦济世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许多经济学家习惯于客观判断，是跨不过这个鸿沟的。曼昆能否跨过这个鸿沟，完成从经济学家到政策顾问的角色转化，还要看他以后的作为。二其实曼昆也无非是把人体器官交换作为一个教学案例，他参政后，不会真正这样去做，也不会有人把这种看法作为一种政策。让我怀疑曼昆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能否治国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这些学者往往太天真，不懂得政策的复杂性。

　　经济理论研究是学术层面的事，不会一言兴邦或一言灭邦，说什么都无所谓。但制定经济政策绝非儿戏，一项失败的政策也许会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经济政策并不是直接由经济理论推导出来的，是综合许多学科理论并从现实出发的结果。理论不同于政策。理论来自学者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政策来自政治过程。有时政策与公认理论正好相反，但这种政策也许正是现实所需要的。政策接近于正确的理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个道理的一个现成例子就是经济学家的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贸易政策。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中惟一一个被证明绝对正确的真理是比较优势原理。由这个原理引出的政策是自由贸易。应该承认，从长期来看，自由贸易的确促进了各国的繁荣。世界总的趋势是正在走向越来越自由的贸易。自由贸易也是长期政策趋势。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任何一种保护贸易政策都是错误的呢？

　　我之所以认为经济学家不能治国就在于许多经济学家一律反对保护贸易政策。据调查，有93％的经济学家认为“关税和进口限额通常降低了普遍经济福利”（《经济学原理》第二章）。所以，曼昆也在抨击政府的保护贸易政策。在《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曼昆批评了美国的所有贸易保护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克林顿政府限制澳大利亚羊肉进口到最近小布什政府对钢铁进口的限制。那么，这种限制政策是否像经济学家批评的那样坏呢？

　　我们知道，自由贸易的长期结果与短期影响是不同的。从长期来看，各国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自由贸易，的确是双赢的。但在短期中并不是这样。国内不具比较优势的行业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在这个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没有保护贸易政策，不具比较优势的行业受进口冲击太大，这就会引起经济衰退和失业加剧，甚至引起社会动荡。这种情况也许是短期的，但这个短期如果是3年或5年，社会也是无法承受的。小布什政府提出保护钢铁业的政策理由之一就是给钢铁业的产业结构一个适应期。

　　同时，自由贸易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各利益集团的反应也不同。自由贸易当然对消费者有利，但消费者如此之多，分摊在每个消费者头上并不明显，他们也没有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利益的激励。对于出口者自由贸易也有利（例如，其他国家向美国出口钢铁多，才有能力购买美国更多的电脑和飞机），但这种利益并不直接。对于进口品的生产者，自由贸易绝对是一场灾难。试想一下如果美国对钢铁业完全放开，高价的美国钢铁肯定没有市场。钢铁行业完全崩溃，对钢铁厂的股东、管理人员和工人是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然拼死反对钢铁的自由贸易。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些人的利益——尽管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数量并不多。钢铁工人的失业会给政府带来极大压力，也会在短期中对经济有不利影响，不保护一下行吗？

　　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决定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更多地考虑短期的影响。且不说总统任期只有4年，即使是终身总统也不得不考虑短期冲击经济能否承受得了。凯恩斯有一句名言：长期中我们都要死。任何一个决策者，即使再有眼光，也不能不考虑短期看得到的结果。二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协调、相互妥协的结果。在这个协调过程中往往是“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哪个利益集团呼声最高，决策者就倾向于做出有利于该集团的决策。

　　现实中类似这种为经济学家所反对，而且从理论上说经济学家的确正确的政策还不少。例如，有79%的经济学家认为“最低工资增加了年轻人和不熟练工人中的失业”，从而反对最低工资法。但现实中几乎各国都有最低工资法，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还在不断提高。经济学家关于最低工资法既无效率（引起失业）又不公正（对找不到工作的工人不利）的分析的确有道理。但现实中最低工资还有保护部分不熟练工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最低工资作为一种福利制度有其不可逆性。哪个当权者都不愿意取消最低工资法引起穷人的反对和政治对手的指责。这些从经济学角度看不正确的政策之所以存在有其存在的理由。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经济学家通常是从一定的假设出发，分析经济问题，并抽象出理论,这些理论本身逻辑严密，也反映了经济现象的本质。但理论本身并不是政策。现实比经济学的假设要复杂得多。理论对政策有指导意义，但制定政策还要考虑到许多经济理论未涉及的因素。经济学家的天真就在于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并要顽固地把这些理论直接变为政策。如果经济学家不能成为擅长处理复杂现实关系的政治家，懂得玩弄政治上的平衡，就不能治国。因此，如果曼昆仍然在坚持他的自由贸易和其他理论，恐怕也会像他的许多前任一样不得不辞职。

　　三

　　治理一个国家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套制度。制定出一套正确政策，靠的也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民主决策制度。美国的确有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但美国的经济政策大体上没有严重错误，靠的不是这些经济学家而是制度。民主的决策制度并不能保证总是产生正确的政策或最优政策，而是可以减少政策的失误，使政策不犯根本性错误，或者有了错误也可以依靠制度得到纠正。

　　民主决策制度的核心不是多数原则而是权力的相互制衡。在美国的经济决策中有两个相互制衡的决策者：决定货币政策的美联储和决定财政与其他政策的政府和国会。美联储是独立决策的，不受政府和国会的控制，这样它就能对政府和国会的决策起到制衡。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面临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并存的滞胀。卡特总统和国会认为，应该首先解决经济衰退，采用扩张政策。但以沃尔克为首的美联储认为首先应该实现物价稳定，所以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使经济衰退更严重（失业达到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物价迅速下降，并迎来了8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制衡作用，恐怕美国也难以有80年代的繁荣。当然，制衡作用也并不总是一方拥护的另一方就反对。更多的时候是双方的结合。但这种制衡作用可以使政策失误减少，并消除重大失误。

　　就政府与国会而言也存在制衡关系。财政政策、贸易政策或最低工资法政策由总统代表政府提出，由国会讨论通过后，由总统签署并实施。这种程序使政策制定的时间要长一些，但减少了政策失误。总统作为政府的代表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政策的。国会议员则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各自从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出发来考虑政策。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利于一些利益集团而不利于另一些利益集团。在国会讨论一项政策中，也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争论，相互妥协，并最终达成一致的过程。当国会最后以多数原则通过一项政策时，表明这项政策代表多数利益集团的利益。这种政策往往是一种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结果，形成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平衡。这种平衡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重要的。在国会讨论中，还有一个重要力量是院外游说集团，他们代表各自利益集团的利益向议院申诉或施压，对于实现最后各利益集团的平衡也是有帮助的。最后总统的签署则是对国会讨论结果的审批，因为当总统从整个社会角度认为国会的结果有问题时，仍有否决权。

　　在外人看来，这种民主就是议员无休止的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其实这正是民主的决策过程，争吵是各自为自己的利益集团争取利益，动了感情大打出手也不足为奇。正是有了这个争吵过程，才有政策的失误减少。如果国会总是一致通过，大家和气一团，那就难免错误了。而且只有在极端的独裁之下才会有一致通过——去年伊拉克的萨达姆是以百分之百的票当选的，这有一点民主的影子吗？只要看看伊拉克人民所受的苦难，就知道这种一致同意是什么了。

　　专家治国在本质上仍是人治的思想。在计划经济下，一国经济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中央计划者的能力。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人治。当我们看到那些不懂经济计划者有计划地浪费资源，做出种种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时，往往不是把这些错误归之于制度，而是归之于人。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善良的愿望：如果是专家来制定政策就不会有这些错误。专家治国的思想之所以在计划经济下的前苏联、东欧等国特别盛行正在于此。计划经济是独裁制度在经济中的形式。任何独裁制度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无论这个人是多伟大的专家，作为一个人他也会犯错误。何况世界上本来也没有上帝一般全知全能的专家。

　　市场经济的优点就在于千百万个人和企业分散独立地作出决策。他们之中有些人会做出错误决策，但就整体而言不会犯重大、系统的错误。在这种经济中，涉及整体经济的政策是由民主制度决定的。任何专家都只是这个决策集体中的一个螺丝钉。既然是制度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专家就不能治国了。经济学家总爱讲“经邦济世”，似乎当了经济学家就可以为民造福。我总觉得这有点王婆卖瓜的意思，或者说是为自己做广告。在市场经济的决策中，经济学家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学家不能治国。从这种意义上说，曼昆即使不能胜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他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都不会对美国经济有多大影响。

　　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是打破经济学家治国迷信的时候了。

　　四

　　我们说经济学家不能治国并不是否认他们在制定正确经济政策中的积极作用。经济学家并不仅仅是玩经济学这种智力游戏的，他们受到政府与公众重视，能活跃于政坛之上，说明他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了解经济学家能在制定政策中起什么作用，首先要界定什么是经济学家。《兰登韦氏大学英语辞典》给经济学家下的定义是“经济科学中的专家”。这里所说的“经济科学”是指经济理论研究，即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专家”指有一定造诣的人。所以经济学家严格说来是以研究经济科学为生并有一定造诣的人。按这个定义，以下几种人不能称为经济学家：第一，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员；第二，从事企业经营的企业家与管理人员；第三，在媒体上谈点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但并不系统研究经济学的人；第四，涉及经济学，但不以经济学为专业的其他专家，如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如果从事经济学专业（如教员），但没什么造诣，只能称为经济学工作者（Economist的另一种译法）。只有从事经济学研究又有一定造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按这个定义并不等于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就是经济学家（例如得到博士学位去当官或管理企业），经济学家应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又要从事经济学研究。这些人主要是高校教授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员。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给经济学家作这样一种限制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泛经济学家”时代。只要有官位就是经济学家、博导，只要能在媒体上侃一通也是经济学家，甚至还要加“著名”二字。我想说的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这种经济学家的作用首先是研究经济理论，推动经济学的进展。经济理论本身并不是政策，但它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可以指导政策制定。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从理论上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结论是，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固定汇率下相反。90年代美国采用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经济持续增长，正是根据了这种理论。任何一种政策总有理论指导，不是正确的理论就是错误的理论。所以，经济学家提出并不断发展正确的理论是重要的。

　　其次，经济学家要用经济理论教育其他人。一个官员，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公民，并不需要成为经济学家，但如果他们要作出正确的决策，一定要了解经济学。传授与普及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职责，他们讲课和写文章写书正是完成这种职能。经济学家的这种工作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学水平，也为作出正确决策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最后，经济学家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也可以批评政策。他们的政策建议也许不完全切合实际，但无疑可以作为政策的基础，或若干种选择之一。他们的批评也难免书生气十足，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但对改善政策不无好处。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比建议还重要。经济政策只有允许批评，才会不犯重大错误。对于一种政策经济学家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有赞扬，有批评，这才有利于民主决策。这里用得上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当然，也会有少数经济学家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如果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对现实的透彻了解，同时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他们就可以在制定政策中起到更大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专家治国，而是在民主决策中发挥专家特有的作用。例如，凯恩斯、格林斯潘,以及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过职的伯恩斯、海勒、托宾、费尔德斯坦、萨默斯等。他们的成功不仅在于有良好的经济学修养，而且也在于他们完成了从经济学家到政策制定者或顾问的角色转变。如果曼昆能完成这种转变，他也就能成功。我们祝他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个位子上一路走好。那时我们读他的《经济学原理》第四版，就会有更多新意。

　　市场经济成功的希望并不在经济学家身上。但如果我们有一批严谨治学的经济学家，有一批懂现代经济理论又了解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家，甚至有少数具有政治家素养的经济学家，我们的市场经济就会进步更快，弯路走得更少。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

　　谁都知道约翰·洛克是哲学家和法学家,但有多少人知道他还是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的经济学家?

　　最早的经济学家并不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而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实践者。最早的经济学也不是用数学公式包装起来的理论，而是一些直白的经验总结和政策主张。但这正是现代经济学的祖先——重商主义的经济学。介绍经济学家还应该从这些被称为重商主义者的经济学拓荒者开始。

　　人类自有经济活动以来就有了经济思想，无论是中国的孔子、管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许多令今人叹服的经济思想。但他们并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形成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的起点，适应这一时期需要而产生的重商主义则是经济学的开端，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学流派。在今天看来，重商主义 。　

　　瑞典经济学家伊莱·赫克舍尔1931年出版的两卷本《重商主义》至今仍然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者的理论也许太肤浅，但他们的确是经济学的拓荒者，没有他们的奋斗，也不会有今天成为显学的经济学。

　　重商主义者并不是以经济学为生的专业学者，他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更多地来自实践，而不是书本。他们的出身、经历并不同，而且也没有生活在同一时期。他们活跃的年代从1500年到1776年间。重商主义并不是他们自封的，而是18世纪中期由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米拉波创造的。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有英国的托马斯·曼，是一位英国纺织品商人的儿子，自己也是成功的商人，并当选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他在1630年左右写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是重商主义的经典之作。出生于比利时而在英国经商成功的杰勒德·马利尼斯以《古代商业法典》而闻名。他写的是古代商法，表达的是重商主义观点。英国处理税收、进出口业务的官员查尔斯·戴维南特也以《论东印度的贸易》一书成为重商主义者。法国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是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部长科尔伯特，他是重商主义的实践者，他促进国内贸易的许多政策被称为科尔伯特主义。另一位以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而闻名的蒙克莱田也是重商主义者。还有许多这一时期的商人、官员、银行家等被划入重商主义者，例如，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化名W.S.)，意大利的银行家卡鲁菲和达旺查蒂等，甚至著名的约翰·洛克和成为古典经济学鼻祖的威廉·配第也被作为重商主义者。洛克和配第已是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的人物。

　　原始积累是重商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我们不为哪一个重商主义者立传，而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待的。作为经济学家，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与以后的经济学家一样，即什么是财富，以及如何增加财富。这反映在托马斯·曼《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第二章“使英国变得更加富有和增加我们财富的手段”这个标题上。他们与以后经济学最本质的差别也在这两个问题上。以后的经济学家把产品作为财富，增加财富之路是发展生产，而他们把金银作为财富，把对外贸易顺差作为财富的来源。

　　经济学拓荒者尽管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有所不同，但作为重商主义者，他们都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特点：

　　只有作为金银的货币才是财富。金银与财富是同义语。

　　财富来自对外贸易的顺差，即来自出口大于进口。但不可能各国都有顺差，即贸易中一国之获利必为另一国之损失，因此，倡导民族主义，并主张用强大的海军和舰队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对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料免税，但对本国能生产的制成品和原料保护，并严格限制原料出口。

　　殖民化和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

　　反对阻止国内贸易的各种通行费、税收和其他限制。这就是实行国内自由贸易。

　　实现这些政策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鼓励人口增加和辛勤劳动。

　　早期重商主义者更多地以守财奴的眼光看待金银，主张只出口不进口。晚期重商主义能更多地以资本家的眼光看待金银，主张发展生产，多出口少进口。所以，马克思把早期重商主义称为重金主义，晚期重商主义者称为重工主义。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原始积累时期是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要求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对外贸易(或对外掠夺)来增加自己的财富。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反映了这种需求。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重商主义研究的对象是流通，方法是对所观察到现象的描述或分类，目的是为了提出相应的政策。结果这种经济学就是一些经验总结或政策建议。经济学只有从流通进入生产，从描述现象到探讨本质时，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这种转变是古典经济学完成的。

　　重商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几百年了，但其影响至今仍存在，各国频繁使用的国家干预经济和保护贸易政策就来自重商主义。在自由贸易理论深入人心，全球经济市场化和一体化成为大趋势的今天，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有市场。这说明在经济学中是利益高于原则的，尽管这种利益是局部的、暂时的。

　　骗子经济学家

　　约翰·罗是骗子经济学家的鼻祖,但与以后的纯骗子相比,他还是有学问的。

　　转型时期是一个骗子横行的时代，各国亦然。个把经济学家也难以脱俗，靠骗术暴富或成名。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学家骗子当数18世纪的约翰·罗(John Law)了。约翰·罗1671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兼营黄金首饰的银行世家，年轻时热衷于赌博、打斗、追逐女人，被称为“花花公子罗”。 在伦敦时为了一个女人与情敌威尔逊决斗，并将之杀死，被判终身监禁后逃至荷兰。罗在14岁就进入自己家的银行任职，对银行业务，特别是信贷有浓厚的兴趣。在17岁到伦敦后，花天酒地之余还注意学习计算与处理各种货币往来的业务能力，了解银行界的情况，并与金融界人士有密切往来。逃到荷兰之后潜心研究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制度，并于1700年出版了《建立贸易委员会的建议与理由》。三年后回到苏格兰，建议建立土地银行，即以低于地价的认购土地权吸引投资者，筹资建银行。这个建议未被接受，于是来到法国巴黎实现他的雄伟理想。他在这里辉煌了一把，但骗局终非成功之本，最后也栽倒在这里。

　　在法国几经周折之后，罗的建议终于实现。1715年法皇路易十四去世，当时财政赤字严重，年税收仅142亿利弗尔(当时法国货币名称)，但债务高达39亿利弗尔。继位的皇子仅7岁，由奥尔良公爵摄政。奥尔良公爵是罗进入法国的保证人，也是他的密友。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法国采用了罗的建议。1716年罗的通用银行成立，以法国王朝的信誉作为保证，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发行纸币，并进行票据贴现和存款业务。由于摄政王奥尔良的支持，法国政府不断宣布金属硬币对纸币贬值，加之罗熟悉银行业务，控制了法国的货币和信用体系，发行适度货币，保持纸币的可兑换性和可以用于交纳税收，并调整利率刺激经济。罗的事业一帆风　　以“朕即国家”闻名的路易十四的去世和财政危机成为约翰·罗骗局的机遇顺，1718年通用银行改为皇家银行。这些成功使法国政府迷恋纸币，宣布放弃金属硬币，以便随心所欲印纸币满足财政需求。当时发行的无抵押无储备的纸币高达10亿利弗尔。纸币过度发行就潜伏了金融危机。使这一危机爆发的是历史上著名的骗局“密西西比计划”。

　　密西西比当时是法国殖民地，该计划是由罗在1717年成立的西方公司从事经营开发和征税。该公司获得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和密苏里河流域的专利开发权。以后又获得烟草专卖权、东印度公司与非洲和中国的贸易垄断权。1719年西方公司更名印度公司，罗又获得了皇家造币厂和间接税征收的承包权。1719年10月罗偿还了150万利弗尔国债，并在1720年1月出任法国财政部长。这是罗事业的顶峰。

　　西方公司共分20万股，每股票面价值500利弗尔。以后印度公司又发行5万新股，每股票面价值100利弗尔。当时人们认为这项计划前景美好，加之利好的消息满天飞，股价上扬，发行5万新股时申请者高达30万股。许多人，包括贵族，通宵达旦地排队购股，甚至驼背人也以出租驼背给申请人填表而发财。股价最高时达18000利弗尔。罗为把股价维持在9000利弗尔，将之货币化，大量发行纸币。这引起经济繁荣，奥尔良认为，如果发行5亿利弗尔可使经济兴旺，为什么不发行10亿利弗尔?这样就大量发行纸币。到1720年5月初，发行的纸币已达26亿利弗尔，而金属硬币不足其半数。

　　这种利用信用而膨胀的繁荣如同建在沙子上的房屋，当然无法长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悄悄把股票与纸币兑换为外币或金银，寄出国外。罗说服国会把金属硬币贬值5%，以后又贬值10%，甚至禁止人民持有500利弗尔的金属硬币。这时，通货膨胀加剧，而密西西比开发也成泡影。摄政王又宣布纸币将贬值30%，遭国会驳回。于是形势更加混乱，股票价格急剧下跌，最后成为废纸，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法国金融体系崩溃，1720年底，罗逃走，最后1729年于贫病交加中死于威尼斯。罗骗了所有的人，最后自己也得到应有的下场。这是历史上一切骗子的结局。

　　罗的骗术来自他对货币与银行体系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反映在他1705年所写的《货币与贸易研究：国家货币供给的建议》中。无论罗的骗术如何卑劣，他对一些问题的见解还是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罗的这本书于1966年又再版重印。

　　罗的正确预言之一是认识到信用体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用纸币代表金属货币的重要性。他认为纸币本位制优于贵金属本位制，他认为合适的货币供给应该包括法定纸币、银行纸币和股票、证券。由纸币作为交换媒介成本低，而且不受贵金属产量的限制，但纸币可以流通而不贬值的基础是信用——国家信用或私人银行可兑现的信用。罗发行纸币的基础也是国家信誉和抵押品。这也是他开始时成功的原因，可惜他以后违背了这个原则，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其实许多发生过超速通货膨胀的国家也正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罗是现代银行信用制度的预言家，也是滥用这种信用的先驱。

　　罗还认识到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他与18世纪的一些学者一样是货币非均衡论者。他认为，在就业不足时，增加货币供给(纸币)将在不提高物价的情况下增加产量和就业。产量的增加会使货币需求增加，吸收多发行的货币。而且，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货币的扩张还会从海外吸引生产要素，进一步增加产量。这与以后的货币数量论和货币中性论不同。在现代经济学中，这种观点又得到了重视。从这种意义上说，罗也是预言家。与一些既无学问又爱胡说八道的骗子相比，罗还是有点真才实学的。

　　如果罗能按自己的理论有节制地发行纸币，并用于振兴法国经济，罗就是用货币刺激经济的先驱了。可惜历史没有假设，罗的骗子本性也不会使这些假设成真。读罗的传记和记载密西西比计划的论著总令我叹息，也使我想到那些才华和骗术都远不如罗的人。

　　死于非命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大多享其天年，不像政治家或商业大亨那样有不少死于非命者。但事情总有例外，18世纪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ion) 就是一位。

　　坎蒂隆家族是爱尔兰的名门，长期效忠于斯图亚特王朝。1716~1720年理查德·坎蒂隆随其叔父在巴黎经营银行业，同时经营丝绸和酒业。约翰·罗体系实施时期，尽管坎蒂隆已预见到其破产，仍敢火中取栗。他及时将股票出手或转为不动产，在几天内就赚到了几百万利弗尔，并去了荷兰。他回到巴黎后曾遭到起诉，但他胜诉了。1720~1729年他历游欧洲各国和英国，1929~1732年又生活在巴黎，以后又经布鲁塞尔回到伦敦。1734年5月14日他的房子被烧，他亦死于这场大火。后经调查是当他的厨师11年之久，一周前被解雇的法国人约瑟夫·德尼耶(化名勒巴纳)为谋财抢劫而放的火。可惜凶手逃至荷兰，没有受到惩罚。世界上死于这种非命的经济学家大概只他一位。

　　坎蒂隆之所以受到重视，是他写过一本题为《商业性质概论》的书。这本书的命运也与他一样曲折而不幸。据最新研究，这本书是1728~1730年间他在巴黎写的。英文稿据信在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手中，因为早在1749年他的《论贸易和商业大辞典的体例、使用和重要性》的译文中已印录了该书的大约6000字，在其《商业和贸易大辞典》中又辑录了该书的几乎全部实质部分；在其《大不列颠的真正体系》(1757)中又收录了该书第一部分第11章的部分内容。《商业性质概论》一书还有作者为朋友而译的法文译本，该手稿曾在重农学派米拉波侯爵手中达16年之久。这份手稿后来回到其合法主人手中，1755年出版了法文版,1767年出版了意大利译本。1931年根据法文版和波斯尔思韦特的辑录出版了英文版。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在经济学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是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中在亚当·斯密之前对该学科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另一方面，它对以后许多经济学家都发生过影响，特别是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受影响最大。这本书被称为威廉·配第以后到亚当·斯密之前最重要杰出的经济学著作。就其思想和理论内容而言是重农主义的重要先驱。在亚当·斯密之后，这本书被埋没了。1881年杰文斯发现并阅读了这本书，并给予高度评价，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重视。

　　死于非命的经济学家坎蒂隆这本书的标题是关于“商业”(Commerce)问题的，但当时法文中的商业一词与今天所说的经济学同义，因此，实际是关于经济学问题的。用米拉波的话说，这本书“包括了除税收外有关这个课题的一切内容”。该书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17章)论述财富，即财富的定义与财富的源泉，以及经济活动在村庄、集镇、城市和都市条件下的社会背景，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层次；还包括阶级和人口，价值与价格这些内容。第二部分(10章)讨论价格、货币和利息。第三部分(8章)论述国际贸易、外汇、银行与信用。这样广泛的论题绝非以前和同期的小册子可比。它为以后的经济学论著勾画了一副蓝图，是对以前各种论述的一个总汇，称为“概论”恰如其分。

　　这本书对国际硬币流通机制、不同职业工资的重要性、人口论、农业剩余、工业剩余以及工业部门利润率趋向均等、剩余分配理论、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区分等问题的论述受到以后经济学家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从方法论来说这本书把抽象法与归纳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坎蒂隆论述的商业性质指抽象掉各种特殊条件或因素的自然性质。这就是说，他抽象掉各种具体商业的细微差别与历史制度差别，论述一般商业。先论述实物经济(第一部分)，再论述货币经济(第二部分)，最后是国际贸易(第三部分)。这种抽象分析法被以后的经济学家沿用。同时，他又不是空洞地推理，而是从日常实践经验中归纳出一般性结论。他对实际资料相当熟悉，并读了当时许多经济学文献。所以，读来相当有趣。

　　应该说，坎蒂隆和当时许多经济学家一样，他们的知识和理论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实践。坎蒂隆多年从商与游历是他这本书的实践基础。他在丰富阅历的基础上写出了这本书。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理论家已经可以在书斋中作学问了，但要使经济学有生命力，能学以致用，必须来自实践，回到实践。经济学要从生活中来才能生命之树常青。

　　从今天的角度看，坎蒂隆的理论已经过时了，但历史是一个过程。今天的经济学正是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经济学家一代代努力的结果。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对于许多人来说，无须了解坎蒂隆这样的人，但总要有人能对历史作一点总结。我写这篇文章正是想引起学者们对坎蒂隆这样我们并不熟悉的经济学家的了解与研究。

　　重农学派的中国情结

　　重农学派是重商主义之后，古典经济学之前法国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流派。重农学派的形成以1756年其代表人物魁奈在《百科全书》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为标志，它的结束以1776年另一位代表人物杜尔哥失去政府高官地位为标志。这个学派活跃的时间并不长，但在经济学说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重农主义是在反对重商主义和法国封建王朝中形成的。他们倡导符合自然规律的自然秩序，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放任”口号。他们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惟一产生剩余的部门，同时他们也重视整体经济中各部门的联系。重农学派有一个与其他经济学派显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对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极为向往。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来过中国，但为什么如此向往中国呢?这是经济学史上一个有趣的问题。重农学派的中国情结重农学派是自由经济学派的鼻祖。

　　其实迷恋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重农学派，在17～18世纪，欧洲文化界都相当迷恋中国文化。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流传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16世纪80年代以后，　　魁奈的著作在中国曾多次出版，这是60年代的版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相继进入中国传教，他们把中国的文化传到欧洲。也许是神秘引起兴趣，距离产生美感，中国成为欧洲人仰慕的对象。欧洲文化名人: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都表现了对中国文化的仰慕。莱布尼茨发表过《中国新论》。伏尔泰根据中国的《赵氏孤儿》写成剧本《中国孤儿》，并在法国上演。孟德斯鸠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把中国作为秩序良好的榜样。狄德罗亲自在《百科全书》中撰写“中国”和“中国哲学”两个条目。重农学派作为欧洲文化中心法国的学者对中国的迷恋与欧洲文化的这种大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都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魁奈年轻时曾当过雕刻学徒，当时雕刻艺人崇尚中国艺术风格，这恐怕是他中国情结之始。魁奈后来以御医身份进入凡尔赛宫，居住达15年。当时宫廷内风行中国时尚，庞巴杜夫人又是中国文物迷，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魁奈。魁奈把中国作为理想王国，并在该学派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上著文赞扬中国文化。魁奈尤其赞赏孔子的学说，有欧洲孔子之称。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写成《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该书把中国作为接近理想的模式，并在该书中第一次系统说明了重农学派的政治和经济理论。这本书受到重农学派成员的高度赞赏。

　　杜尔哥是“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马克思语)的代表。他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与两位留法中国学生的直接接触。使杜尔哥了解中国的，最早是曾来过中国，并写了《一个哲学家的旅行》的普瓦弗尔。杜尔哥非常关心中国对农业的保护及重农思想。所以，当有两名来自北京的留法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学业准备回国时，杜尔哥建议由政府出面挽留他们再留一年。他们俩人受到杜尔哥的热情招待，被称为“杜尔哥的中国人”。杜尔哥的名著《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为了满足这两个中国学生的要求而写的。这本书是作为为中国学生所写的另一本书《中国问题集》的“总序”而写的。《中国问题集》包括四个部分52个问题，　　重农学派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活跃于宫廷，他们中应该有人与这位贵夫人有过交往是让这两位中国学生回国后在研究本国经济状况及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予以解答，以便法国人全面系统掌握中国的资料。《财富的形成和考察》是为了使中国学生理解上述问题而写的总序。杜尔哥在这本书中概述了重农学派的理论。

　　中国当时是一个封建社会，重农学派是反封建的。为什么重农学派会有这份中国情结呢?　　读了这本书你会知道魁奈如何美化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一位自由主义者称赞专制制度也许是距离产生了美

　　重农学派是打着封建招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他们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流通的系统解释，代表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但这一学派中许多人出身于封建贵族并且是达官贵人(魁奈长期担任法国宫廷御医，杜尔哥在政府任高官)，因此，总打着封建招牌，把自己说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重农学派把自己作为封建制度的代言人，所以仰慕封建社会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就不奇怪了。

　　包括重农学派的法国启蒙学派是拥护开明专制制度的，他们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防止革命。流传于欧洲的中国开明专制制度和明君的传说成为他们的理想，也鼓励他们去了解中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当时正经历着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变革。他们把这一变革类比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并把孔子作为这一变革的代表。这正是他们崇尚孔子的原因。

　　在重农学派时代，法国面临深刻的财政经济危机，在他们寻求出路时自然会把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作为学习榜样。

　　当然，理解重农学派中国情结的关键还在“重农”这两个字上。重农学派的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不是在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重农学派把农业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强调农业是惟一产生剩余的部门。重商主义破坏了法国农业和经济，所以，重农学派表现出强烈的反重商主义倾向。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思想是重农轻商，政府的政策是扬农抑商。这使重农学派找到了知音，从中国的思想中寻找他们的武器。

　　还应该看到，重农学派其实并不完全了解中国，他们看到听到的还是早期传教士美化中国的材料多。一旦他们有了中国情结后也更容易接受美化中国的东西。这是他们认识的误区。同时也不能过分扩大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重农学派产生于欧洲文化背景和当时法国的现实，他们的学说是地道的法国产物，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移植。他们所做的无非是用中国文化来证明自己的理论而已。

　　重农学派的中国情结证明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性。这也是包括经济思想在内的各种文化发展的前途。

　　经济学家的人品与学问

　　中国文人讲立德立言，强调要做学问先学会做人。这话作为青年一代的努力方向并不错。但要把人品与学问完全等同起来，那就是真理跨过一步了。经济学家中人品高尚，学问高超者不少，如亚当·斯密，但人品低下，学问高超者也不乏其人，如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其学问自不必言，但他的人品与学问的反差太大了。

　　配第的父亲经营一家小毛织坊，由于受17世纪20年代德国内战引起的英国工业衰退的打击而家道衰落。从13岁起，配第由于家境困难而不得不外出谋生，从事过船员、教师、水兵、抄写员、钻石工等各种职业，1648年成为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年轻时的这一段经历，对配第一生有决定性影响。一方面，他在从事各种职业时勤奋好学，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正如一位经济学史专家评论的“像配第这样多才多艺的人物，是很难碰见的，出身是医师，而其后竟成为数学家、音乐家、测量师、造船技师以及其他等等”。(翁根:《亚当·斯密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史》)但另一方面贫穷与磨难(当海员时由于近视眼严重，把山峰误认为灯塔，被船长毒打)，使他萌发了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信念。前者是他登上学术高峰的基础，后者是他人格低下的根源。

　　马克思把配第称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对古典经济学的贡献包括方法、概念的框架和分析。在那个时代，盛行的是定性的、描述式的科学研究方法，而这种描述又要受人的主观思想的影响。在《政治算术》一书中，配第主张“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这是一种定量的客观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对经济学，而且对所有科学都有意义。由配第参与推动建立的皇家学会标志着从旧方法到新方法过程的决定性一步。配第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他用数字和统计资料来描述经济现象，并深入研究这些现象的内在规律。这就使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对流通现象的表层描述，进入研究生产内部的规律。配第把这种对社会经济内在规律的探讨称为“政治解剖”。在用这种方法研究经济时，配第成为“统计学之父”和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始作俑者”。正是运用这种方法，配第在经济学中提出了许多开创性概念和分析。经济学家的人品与学问。

　　配第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他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他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生产商品所花的劳动构成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交换是以它内含的劳动量为依据的。他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认识到货币是一般等物，具有价值尺度、交换手段和价值储藏这三种基本职能，并探讨了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货币理论。他在分配理论中提出的“剩余”这个概念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认为，工资应该等于劳动力的价值。剩余是产品超过必需的生产资料的数量。

　　配第的重要著作之一，由于马克思对配第的称赞，配第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就可以公开发行了剩余转化为地主的地租和资本家的利息。他从这种分析中看出了社会三大阶级——工人、地主、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可以说，古典经济学以后所分析的问题他都涉及到了，他对劳动、价值、货币、剩余、地租、利息、赋税等概念的论述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马克思称配第为“最有天才最有创见的经济学研究者”是颇为中肯的。这一评价为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他的学问是一座高峰。

　　然而，配第的人品就无人敢恭维了。他在1651年被任命为英国驻爱尔兰军队的总医官。在爱尔兰他获得英国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Henry Cromwell, 即反对英王查理一世的著名将军Oliver Cromwell 之子)的信任，出任土地分配总监(Commissioner of Division of Land), 主持把爱尔兰的人的土地分给入侵的英军及相关人员的工作。他利用特权获得50000英亩土地，成为新兴的土地贵族。以权谋私，这是他第一个人格污点。

　　配第三本重要著作的合集更严重的是第二个人格污点——背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他背叛了亨利·克伦威尔，投奔查理二世，并深得宠信。他又被自己所反叛过的斯图亚特王朝封为爵士，并担任爱尔兰的测量总监(SurveyorGeneral of Ireland), 为自己又得到大量土地，到晚年他的土地多达270000万英亩。真正是不惜手段，名利双收。此外，据配第的传记作者Alessandro Roncaglia 在《Petty: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Sharpe, 1985)中考证，他至少有一个私生子。可见其生活作风也不检点。

　　配第的子孙们一直没把配第的著作整理出版。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出版著作必须有作者传记，但“这个思想敏锐而又特别轻浮的军医，既能在克伦威尔庇护之下掠夺爱尔兰，又能为这种掠夺向查理二世跪求必要的爵士称号，这样的祖像是不便公诸于世的。”

　　人品与学问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不必由于一个人学问精深而掩盖他人品上的缺陷，也不能由于一个人人品上有缺陷而否定他学术上的成就。当然，更不能由于一个人人品上高尚而拔高他的学术成就。人品与学问双优无疑是理想的，但“人无全人，金无足赤”。人品与学问兼备也是“此事古难全”。

　　哥白尼也是经济学家

　　谁都知道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 1473~1543)是波兰著名天文学家，他在1543年临终前发表的《天体运行论》中提出了日心说，被称为是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但很少有人知道，哥白尼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是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奠基者之一。哥白尼曾在克拉科夫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学习，学过天文学、希腊文、数学和柏拉图的著作，精通当时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和神学等方面的全部知识，是当时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对许多问题都有研究。1519~1528年间，哥白尼曾担波兰国王丁格蒙德一世(Sigismand I, 1467~1548)的货币改革问题顾问，在1526年撰写了《论铸币》(Moneta Cudendae ratio; 此书1816年才出版，1864年译为法文本出版后渐为人知)。这本书是应国王的要求所提出的一份报告，目的是解决贵金属大量引起的各种问题。就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今天称为货币数量论的思想，和进行币制改革的建议。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美洲的贵金属(金与银)大量流入西欧，这引起物价普遍上升1~2倍。这种现象称为“价格革命”。“价格革命”也严重影响了波兰，给王国和公众造成了严重灾难：纷争、动乱、土地荒芜和货币贬值。波兰王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让哥白尼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当时波兰并不是直接把白银或黄金作为货币，而是使用白银或黄金制成的铸币。当白银与黄金大量流入，铸币增加时，货币贬值，物质上升就是必然的。哥白尼指出：“当货币过多时，币值就要下落。……货币贬值大概是因为它数量过多。”我们知道，货币数量论的基本观点是，货币数量与货币的价值反方向变动(货币量越多，货币越贬值)，由此推出，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同方向变动(货币量越多，物价水平越高)。哥白尼已明确指出了第一个观点，也看出了物价水平与流通中货币量的关系。这正是我们把他称为早期货币数量论奠基者的原因。

　　当然，我们还应该指出，哥白尼论述的是商品货币下的货币数量论，所以，他强调的不是一般商品的物价水平同货币数量的关系，而是货币(铸币)与本价金属(金或银)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他把铸币作为货币，把本价金属作为商品，论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货币增加引起货币贬值是由于“铸币本身成色减损”，“铸币分量不足”，或者“铸币长期使用造成的磨损和破碎”。这样，铸币相对于本价金属(金与银)贬值，本价金属价格就上升了。这就是对商品货币下，货币量增加与物价水平关系的解释，是货币数量论的中心。

　　哥白尼认为，要稳定经济，必须稳定币值，稳定币值就必须使铸币有其与本位金属相同的价值(如一镑的铸币相当于一磅白银)，而且，货币还应该有其作为货币的额外价值(一镑的铸币的价值要高于一磅白银)。这样，币值才会稳定。他所主张的币制改革就是收回不足成的铸币重铸，使之成为足成的铸币。通过这种重铸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

　　哥白尼也是经济学家在商品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哥白尼对货币数量论的论述受到重视。19世纪初英国金块委员会报告中对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与哥白尼的观点十分相近。1811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作为金块委员会委员也提出了哥白尼所建议的限制铸造分量不足的铸币的主张。

　　说起来令人匪夷所思，一个大天文学家怎么能称为经济学家。这就要从当时经济学发展的状态去了解。一方面，当时经济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成为经济学家也不需要经过什么特殊培训。因此，任何人只要从他们观察到的经济事实中推出一点道理，而且，这种道理今天看来仍有启发或引出了以后的某种重要理论，就可以称为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早期经济学家中有的是哲学家，有的是疯子、牧师、股票经纪人、革命者、贵族、美学家、怀疑论者和流浪者。总之，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当时的学者，大多是百科全书式的，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一样，什么都懂。所以，可以兼各种学家。像哥白尼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者，兼天文学家、医生和经济学家就不足为奇了。

　　就货币数量论而言，其奠基者都是像哥白尼这样的业余经济学家。如西班牙神学法学流派萨拉曼卡学派的马丁·纳瓦洛(Martin de Azpilcueta Navarro, 1493~1588)、路易·莫利纳(Luis Molina, 1535~1600)，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古典学者达文扎蒂(Bernardo Davanzati)这些学者。

　　我把这种人人都可以当经济学家的现象称为“泛经济学家化”。这是经济学发展萌芽时期的正常现象，以后随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越来越专业化，这种现象也就消失了。今天，许多没有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都以经济学家自居，或被媒体封为“著名经济学家”，正是我们经济学不成熟的标志。

　　如果哥白尼生于现代，他就不会是经济学家了。

　　亚当·斯密的书与友

　　读《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经常为斯密著作的博大精深所折服。斯密思想的形成当然与他所处的变革时代相关，但就其个人而言，这是他广泛读书与交友的结果。《亚当·斯密传》的作者约翰·雷指出“他是一位著名的爱书成癖的藏书家，终生不娶，与老母相依为命，广交朋友，每逢周末必邀约好友晚餐”。

　　先来说书。斯密藏了多少书?今人的判断主要依据了4种材料：斯密本人编写的1781年目录与注释，该目录为斯密亲笔所写的手稿，1920年被东京大学买走，1951年在东京出版，该目录中有1100本书或小册子，共计2200卷。斯密于1790年去世，1781年以后斯密还不断买书(1782年12月7日斯密致卡德尔的信中说“我在伦敦买了许多新书或再版书”)和赠书，而且，斯密注明这些只是“楼上藏书”，不包括其他地方的书，这份目录显然并不完全。1894年詹姆斯·博纳编了一个书目，1932年博纳又对该目录进行修订和补充。这是目前研究斯密藏书最重要的两份资料。这两份资料还研究了斯密去世后这些书的去向。目录2中列出斯密藏书2240卷。最后一种资料是以后图书专家、收藏家、书商等人发现的带有斯密藏书印记或标签的书。根据各种资料综合斯密去世时的藏书约为2800卷。

　　斯密去世后这些藏书由他的表弟道格拉斯(以后的赖斯通勋爵)继承。这些书以后分别流到爱丁堡大学、卡柯尔迪博物馆、爱尔兰女皇学院、东京大学及其他单位或私人。

　　从斯密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广博的知识正来自广泛的阅读。在《国富论》中斯密经常谈到中国、日本和印度，而且从今天来看，他谈的也极有深度(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我的文章《亚当·斯密论中国》中的介绍，该文收入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读》一书中)。谁都知道，斯密并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他对这些地方的了解全来自读书。斯密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正是西方人在东方旅行的游记、日记和历史、地理著作。例如，斯密的藏书中有英国人约翰·贝尔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漫游记》，其中译有法国人德·朗热写的《北京游记》。斯密对中国人轻商的看法正来自此书。值得注意的是，斯密的藏书保存干净整洁，没有任何批注或记号。斯密在《国富论》引用过的许多材料，在原书上看不出来。可见斯密是在自己消化理解的基础上引用这些资料的，并非仅仅找依据。

　　斯密一生是中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这是许多研究著作中的一本斯密在法国旅行时与重农学派学者有过交往，从法国返回英国时，他带了至少4大箱书。这些书有多少，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仅保险金就交了200英镑。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可见书相当多。这些书主要是经济学著作，对《国富论》的写作肯定有影响。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实际受重农学派自然秩序论的影响。这些书可以作为佐证。

　　亚当·斯密的书与友如果仅仅是读死书，大概斯密也就不是今天的斯密了。人的思想是在读书中获得的，也是在与别人交流和思想碰撞中产生的。斯密终生未婚，但交友极广。他的许多思想与知识正来自与朋友的交流。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老师亚历山大·邓洛普、罗伯特·西姆森、弗朗西斯·哈奇逊对斯密的影响相当大。斯密在邓洛普指导下学希腊语，受西姆森影响对数学兴趣极浓，而哈奇逊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斯密的一生。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时，斯密的好友有当地法律界名流亨利·霍姆(以后的凯姆斯勋爵)，精通经济学的同乡詹姆斯·奥斯瓦尔德，还与诗人汉密尔顿有通信往来。在格拉斯哥任职时，他与当地商界的名人交往密切。例如，当年的大商人安德鲁·科克伦是他的至交，科克伦为斯密写《国富论》提供了许多资料。斯密还参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和文学会，结识了更多朋友。1739年，斯密在爱丁堡结识了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这是斯密终生的挚友，斯密的思想受休谟《人性论》影响甚大。1761年斯密在伦敦结识了谢尔本，并使这位政治家转向支持自由贸易。

　　1764年起，斯密陪巴克勒公爵到法国旅行。法国是当时思想极为活跃的地方，他结识了知识渊博的詹姆斯·麦克唐纳爵士，斯密的堂兄科尔伯特神甫。他与法国思想界名人伏尔泰、博物学家邦尼特等都交往甚多。在巴黎他是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若弗兰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勒斯皮纳小姐、内克夫人等名流主持的沙龙的常客。在这里认识了更多思想文化名流。特别是，斯密认识了重农学派的杜尔哥、魁奈(斯密曾想把《国富论》献给魁奈，可惜该书出版时，魁奈已去世)等人。要把斯密一生的朋友与广泛的社交活动一一列出来是很难的，但交友广泛无疑是斯密的特点。

　　斯密能交这么多朋友与他的虚怀若谷相关，许多人是由于批评斯密而成为斯密的朋友的。例如，詹姆斯·安德森写过一本小册子对斯密的若干理论提出批评，由此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杰里米·边沁与斯密未见过面，但当边沁批评斯密规定最高利率的观点时，斯密接受这个批评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斯密与埃德蒙·伯克和亚当·弗格森这两位学者的友谊都是既有争论，又有共同的探讨。苏格兰诗人威廉·朱利叶斯·米克尔曾严厉批评斯密，但斯密仍在东印度公司的问题上接受了米克尔的观点。读斯密的传记我总感到，一个人的谦虚程度与斯密生活时代的景观他交友的数量和质量成正比，而一个人学问与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又与他交友的数量与质量成正比。　

　　读经济学家的传记或回忆录总感到优秀的经济学家都读了许多书，有许多朋友。他们读书既有对经典之作的钻研，又有极为广泛的阅读范围。他们交友不是为了什么利益或吃吃喝喝，而是心灵与思想的交流。这是他们成功的基础。这种传统也许来自他们的鼻祖亚当·斯密。每代经济学家的环境与条件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但我想，由斯密传下来的读书与交友的传统应该是永恒的。

　　亚当·斯密留下的两个谜

　　伟大的思想家总会留一些有待后人解释的谜。这或许是后人对他们的思想理解有偏差，或者是他们受时代限制提出了一些自己未解决的问题。解释这些谜，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伟人的深刻思想，也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亚当·斯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谜。一个是“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斯密注意到，水是生活必需品，对人的价值极高，但价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对人的价值并不高，但价值很高。这种矛盾现象，斯密没有作出解释，称为经济学史上的“价值之谜”。另一个是斯密著作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在《国富论》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观。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又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被经济学家称为“斯密之谜”，或“斯密问题”。

　　现代经济学已经解开了价值之谜。斯密是劳动价值论的奠基者，但他的劳动价值论存在内在的矛盾，他往往混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家用主观价值论代替了客观价值论，并用边际效用价值论解开了这个价值之谜。

　　边际学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它所包含的社会必需劳动量，而是消费者从消费一种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即消费该商品带来的满足或享受程度。一种商品的价值大小不取决于它有多大用途(使用价值)或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消费者对它的主观评价。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是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消费所增加的效用。随着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增加的最后一单位商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决定了该商品的价值。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某种商品数量多(供给多)，需求少，则边际效用低，价格低；反之，价格就高。

　　根据这种理论，价值之谜就不是谜了。尽管水是必需品，效用大，但其数量极多，边际效用几乎是零，如果不是在沙漠这类缺水的地方，水的供给大于需求，价格低是正常的。钻石虽然效用不大，但数量极少，边际效用高，钻石供给极小,总远远少于需求，价格高当然正常。这种解释已在经济学中得到公认。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分工的赞扬正来自他对这些工场的观另一个谜就不那么简单了。自从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他们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依据《国富论》来解释斯密的经济思想，排除了《道德情操论》在经济思想中的意义。他们不承认这个谜的存在。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德国历史学派和前苏联经济学说史权威卢森贝则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认为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存在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性。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因为由利己出发，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实现利他。话经济学人

　　我想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要从斯密的身份与当时社会科学的状况开始。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道德哲学是当时对社会科学的总称，包括了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斯密讲授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斯密最初的计划是写一部有关道德哲学全部内容的著作，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标。但斯密没有完成这个庞大的计划，只写出了有关伦理学的《道德情操论》和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国富论》。由于斯密临终前烧毁了他的全部手稿，我们无法了解他这个庞大体系的框架，以及已写出的这两部书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留下了这个谜。

　　理解这个谜的关键是斯密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斯密深受其好友大卫·休谟人性论的影响，并把人性作为他研究的出发点。斯密的研究是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即重农学派所说的“自然秩序”。人性中既有动物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从前者出发，人是利己的；从后者出发，人是有同情心和利他的。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由此出发来建立自然秩序。这就是《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秩序。但人又有同情心，这就要求人要适当抑制自己的利己本性，社会也应该有道德规范，人应该有利他精神。“道德情操”一词指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一书正是论述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社会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完整地理解斯密的思想应同时重视斯密在这两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

　　斯密之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但也需要道德与正义。私欲与道德、利己与利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斯密之谜并不是斯密的失误，而是这种矛盾的反映，是斯密思想的深刻之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存在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也是这种经济产生许多问题的根源。

　　市场机制如何协调这种不一致性呢?斯密也给了我们一些思路。一是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价格把利己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实现利他。市场机制是统一利己与利他的保证。把利己与利他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毫不利己才能利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二是建立社会道德和法律制约机制。《道德情操论》论述道德规范问题。从《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根据斯密一个学生的笔记整理出版)来看，斯密还要写一本“说明法律和政治一般原理”的书。这本书应该是讲立法规范的。所以，应该说，斯密之谜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而且可以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用道德与立法来解决。只不过斯密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思想全讲出来而已。

　　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往往会留下许多令人费解或困惑之处。解开这些谜也是有趣的智力游戏。读了这篇文章，你有这种感觉吗?

　　被误解的马尔萨斯

　　每读经济学史我总要为马尔萨斯的命运感叹。说起来马尔萨斯也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富有而有教养，还有一个家庭图书馆，马尔萨斯本人也毕业于剑桥大学，被称为“最为诚心诚意的牧师，纯真而虔诚”。马尔萨斯在当好牧师之余又勤奋研究经济学，著作颇丰，涉及当时社会关注的许多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却一生清贫，被历代人批判，指责为人类的敌人。经济学也由于他而被卡莱尔称为“忧郁的科学”，流传至今。

　　当然，马尔萨斯清贫怨不得别人，要怨自己不善理财，或命中没有财运。他的好友李嘉图是理财高手，也想帮他脱贫致富。滑铁卢战争前，他请李嘉图代他购买了一小笔公债。但当英法战局不明朗时，价格波动，马尔萨斯坐立不安，写信催促李嘉图赶快把债券抛出去，有点微利就可以。李嘉图劝他再等等，他沉不住气，作为代理人的李嘉图只好照办。李嘉图一直等到滑铁卢战争英国胜利后债券价格暴涨时才卖出，赚了一大笔。马尔萨斯坐失赚钱的良机，大概怨不得别人。

　　对学者来说，清贫一点算不了什么，马尔萨斯的最大不幸在于学术观点被歪曲，被各个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共同指责。马尔萨斯受到批评最多的是人口论，他对人类前途的悲观论点也使经济学蒙受“忧郁科学”的不白之冤。当然，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这种悲观论也不正确。我想人口论的错误在于把动物的繁殖规律用到人类，并且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人口增长与动物增长不同，它不仅由生物规律决定还由社会规律决定。人口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工业社会的高出生高死亡，第二阶段是工业社会以后高出生低死亡。这两个时期出生受生物规律支配，死亡由经济状况决定。第三阶段是后工业社会的低出生低死亡，这时低出生的原因更多是社会经济的。马尔萨斯生活于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把这个时期的短期现象一般化了。同时，马尔萨斯又把短期存在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长期化，低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潜力。

　　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绝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反动”、“恶毒”。马尔萨斯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是从对人类未来关心的角度来考虑人口问题的。当时人口剧增的确是社会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戈德温(诗人雪莱的岳父)等人一味盲目乐观，无视问题的严重性。比起唱赞歌的戈德温来，马尔萨斯更严肃地正视问题。而且，马尔萨斯的观点也并不全错，起码有局部真理性。从短期来说(这个短期也许是几十年)，许多国家的确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贫穷，现在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不正是如此吗?如果不是这样，何必在发展中国家提倡计划生育或家庭计划呢?提倡计划生育的老祖宗不就是马尔萨斯吗?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人、自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尽管科技发展最终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例如，移民月球或火星——但协调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罗马俱乐部那些预测人类灭亡的学者被称为“带着电脑的马尔萨斯”，但他们的观点(协调发展)不正体现在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吗?

　　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最受指责的是对穷人的态度，说穷人不该来到世界上(在以后的《人口原理》中这些话删掉了)，反对修改济贫法给穷人盖房子等。这里又有许多误解。马尔萨斯之所以不同意修改济贫法，反对为穷人盖房子是为了实现晚婚晚育，有计划地减少人口增长，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状况。穷人生育无计划，这是各国普遍的现象，用济贫的方法使他们生育能力更强，不是济贫是害贫。　　这对夫妻是为自己孩子多发愁，还是在讨论人类悲观的未来？这种看似冷酷的做法其实从长期看对穷人有利。这正如一些国家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从整体上利国利民，也有利于受到限制的穷人一样。马尔萨斯的一些话说得直白了一点，但绝无仇视穷人，甚至人类之意。

　　也许是由于人口论的原因吧，马尔萨斯的经济学理论被扣上“庸俗经济学”的帽子，变得一无是处。其实马尔萨斯的许多观点比当时的人，包括李嘉图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都有高明之处。

　　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是重生产而轻消费，重供给而轻需求的。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理正是其体现。但马尔萨斯重视需求，他强调了　　经济发展改变了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从图片中看，9世纪后期的状况已经是人口和经济双增长了非生产性消费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尽管他由此引申出需要一个只生产不消费的地主阶级存在，并为地租的合理性辩护，尚值得商榷，但重视消费和需求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算高。马尔萨斯的这种真知灼见被歪曲了,批判了。只有凯恩斯认识到马尔萨斯这种观点的意义，并受启发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在《通论》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承认他的理论来自马尔萨斯。

　　古典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如果把价值解释为生产中的成本(即生产费用论)，就会得出成本决定价格的观点。当年李嘉图等人正是坚持这一观点的，但马尔萨斯提出，决定价格的不仅有生产成本(供给)，而且有需求。这种价格决定论在近一百年后的马歇尔时代才发展为完整的供求决定价格的均衡价格理论。这已经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常识了。回顾历史，马尔萨斯在他那个时代就能有供求决定价格的思想，还称不上伟大吗?

　　如果仔细阅读马尔萨斯的全部著作，你一定还会发现许多精辟的观点。可惜对人口论的误解使许多人对马尔萨斯有了偏见，凡“马”必反。这绝不是做学问应有的公正态度。

　　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善于用“阶级斗争”这根棍子来打倒一切不为无产阶级说话的经济学家。直至今日，一部经济学说史仍然是一部批判史，把每个经济学家痛打一顿之后，一部经济学说史就学完了。这绝不是马克思倡导的科学态度。历史上的经济学家当然有不完善之处(其实今天的经济学家不也如此吗?)，只有我们理解他们错误的背景，并从中找出对今天有启示的东西，学习经济学说史才有意义。经济学的进步正是由包括马尔萨斯在内有这样那样错误的经济学家推动的。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苛求前人。这里用得上“理解万岁”这句话。

　　商而优则学的李嘉图

　　许多经济学家是学而优则商，则政，混了个教授、博导的头衔就下海赚钱或从政当公仆去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与这些人相反，是商而优则学，赚了钱上岸搞学问来了。

　　李嘉图的祖先是西班牙犹太人，由于宗教原因，逃至荷兰，其后又迁至英国。其父起先从事批发贸易，以后从事证券交易，并成为伦敦12个犹太经纪人之一。李嘉图16岁时就成为父亲事务所和交易所中的得力助手，并以眼光敏锐、精力充沛而闻名。以后他因为与非犹太女子结婚而与家庭决裂，自己从事证券交易，并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总务委员会委员。18世纪末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政府财政困难，发行债券，李嘉图是债券承包商，与同伙承包了1811~1815年的五届公债。1815年的3600万英镑公债在滑铁卢战争4天前发行，由于战局不明，条件极为优惠，英军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价格暴涨，李嘉图至少赚了100万英镑。

　　李嘉图在从商之余喜欢读书学习，他最初的爱好是自然科学。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爱上了经济学。有一天他夫人生病时，他在一个巡回图书馆见到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刚翻了两页就被吸引，于是购买了一本。从此进入经济学。这故事与牛顿见苹果落地想到万有引力定理一样，但李嘉图是在经商成功后才研究学问的，这是事实。

　　来自书斋的经济学家和来自实践的经济学家往往有很大不同。前者更关心理论的推导论证，把经济学作为一种智力游戏来玩，而后者更关心迫切的现实问题，从现实中得出理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古典经济学的顶峰。李嘉图的这本书以抽象、难读著称，李嘉图甚至被称为经济学演绎法的创始人。但这些抽象的理论都来自当时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长达20多年的英法战争中恐慌与黄金外流耗尽了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英国政府终止现金支付之后已处于不可兑换的纸币本位之下。纸币不能兑换为黄金引起金价上升，通货膨胀。在这场被称为金条问题的争论中，李嘉图认为，银行纸币发行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关系密切，而物价水平又影响汇率和黄金流动。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黄金储备的监护者，应该根据经济状况来制定信贷政策，控制货币借贷总量。李嘉图建议恢复金本位制，银行买卖金块而不是金币，并限制最低交易额(不低于20盎司)。这些建议被采用之后，物价稳定了。李嘉图是货币数量论者，他的理论正来自这场有关黄金与纸币问题的争论。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收入份额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些变化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价值论。这是李嘉图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也是李嘉图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个阶级关系的基础。李嘉图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来自当时关于谷物法的争论。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人口迅速增加，谷物生产赶不上需求，谷物价格上涨。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英国政府制定了“谷物法”，限制从国外进口谷物。“谷物法”的实施使谷物价格上升，工人工资增加，利润减少，这引起工业资本家的反对。“谷物法”应该保留还是取消是当时社会争论的焦点。马尔萨斯是支持“谷物法”的，李嘉图则是“谷物法”的反对者。在这场争论中李嘉图所写的《论谷物低价对于资本利润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起点。这本书深奥、抽象、难读，连李嘉图也认为在英国能读懂这本书的不会超过25人。由于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在《爱丁堡评论》上著文赞扬，这本书得以畅销。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分配理论都是在这种争论中形成的。

　　李嘉图的许多观念正是在议会的争论中形成在这场争论中，李嘉图还提出了一个在今天仍然极为重要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主张取消“谷物法”，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斯密也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其理论基础是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用英国与葡萄牙贸易的例子说明了，即使葡萄牙在毛呢和葡萄酒的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两国贸易也是有利于双方的，因为贸易的好处不是来自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这种理论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萨缪尔森认为，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而绝对正确的理论，那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为了证明取消“谷物法”和实行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它来自这场争论。

　　在现代经济学中，李嘉图等价论又一次引起人们关注。而且，由于美国经济学家巴罗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李嘉图——巴罗等价论，而引起争论。李嘉图的理论来自当时关于如何偿还英国债务的争论。英国在英法战争中借了大量债务，战后英国议会对如何偿还债务发生了争论。一派认为应该提高税收，用税收偿还债务，另一派认为征收高税对经济发展不利，应该发行债券偿还债务。李嘉图认为，这两种做法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发行债务，仍要由以后的税收偿还。公众知道以后税收还会增加，现在就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与现在增加税收，减少消费是一样的。李嘉图等价论就是指用征收税收和发行债券弥补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结果是一样的。这个理论也产生于当时的现实问题。

　　李嘉图无论经商、从政(当下院议员)，还是学术研究都成绩斐然，这与他诚实、谦虚的人品相关。李嘉图在证券交易中光明磊落，反对欺诈行为。1803年曾有人以官方名义宣布英法和解，以欺骗公众提高债券价格。李嘉图坚决反对，并废除了这一谣言后的所有交易。公债认购者为此送给他一个银瓶表示谢意。李嘉图交结了许多学界朋友，包括与他争论的马尔萨斯，以及詹姆斯·穆勒等人。他的盖科姆庄园是经济学者经常聚会的地方。我们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李嘉图总能成功。

　　经济学来自现实，只有那些关注现实问题的人才能做出开创性贡献。这是李嘉图成功给我们的启示。

　　西尼尔的另一面

　　谈起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Wlliam Senior,1790~1864)，我们自然会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1836年一个美丽的早晨，以经济科学和优美文章著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可以比做克劳伦的西尼尔先生，从他讲授

　　政治经济学的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去学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们选择他充当打手，以便反对新近通过的工厂法和更为吓人的十小时运动。”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西尼尔1836年在曼彻斯特工厂主大会上作了反对工厂法的报告，这个报告在1837年整理为《论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发表。其中心是论证工厂主的利润是在日工作11.5小时的最后一小时生产的，以此反对把工作日缩短为10小时的要求及对使用童工进行限制的1833年工厂法。他的结论是，工作日缩短1小时，纯利润消失，工作日缩短1.5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马克思把他的这个观点称为“最后一小时论”。这个理论显然是站在资本家立场上反对工人的，理所当然地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和冷嘲热讽。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凭这一点来评价西尼尔，那就失之偏颇了。实际上，西尼尔还有另一面，甚至是更重要的一面。西尼尔是律师出身，在发表关于谷物法的文章后成为牛津大学首位德鲁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曾担任辉格党主要经济顾问，并在一些政府的委员会任职。他的主要著作是1836年为《大英百科全书》而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本)。他为资本家奔波，反对工厂法和缩短工作时间，这的确是事实。但我们不能为此而否认他在经济学发展中的贡献。

　　在西尼尔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还被作为一门道德科学，包含了强烈的价值判断，属于规范科学。西尼尔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倡导并推动了经济学的实证化。经济学实证化就是抛开价值判断，研究客观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他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客观性，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而不是福利。或者说，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和分配的客观规律，而不研究这些规律所引起的后果是否公平或合理。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不是推荐什么或告诫什么，而是要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所以，经济学家应该像陪审员一样，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在经济学史上，西尼尔是经济学实证化的始作俑者之一。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把经济学的实证化等同于庸俗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就指出，这种看法是简单化的。其实现代经济学是沿着实证化的路线发展下来的，经济学实证化是主流，也取得了公认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尼尔首创经济学实证化的功不可没。

　　西尼尔的理论中最有名的是节欲论了。西尼尔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劳动是人牺牲闲暇的结果。资本是人放弃财产的非生产性使用，或有意识地选择未来的产品而放弃目前使用的结果。资本是节欲的结果，他用节欲来代替资本一词。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了财富，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是重要的。资本来源于储蓄，储蓄是来自节欲。所以，资本获得的利润是合理的。这种观点被以后的经济学家所继承。如奥国学派的迂回生产理论——先生产资本品，再用资本品生产消费品，称为迂回生产。迂回生产提高了效率。使迂回生产成为可能的是资本，资本是放弃现期消费而用于未来消费的结果。现代经济学中的利息理论正来源于节欲论。要驳斥这种理论，指责它为资本的剥削辩护很容易。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社会中——甚至在“四人帮”时期的最革命化的社会中——储蓄都获得利息，而且，储蓄来自节约(节欲的同义词)的说法是一种常识。资本的确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获得利息或利润也是合理的，这是节欲论屡受批判，但长盛不衰的原因。

　　西尼尔另一个被现代经济学继承的理论是价值论。西尼尔反对客观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他坚持效用价值论。他认为“效用指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有用事物的内在特质；它指的只是事物对人们的痛苦与愉快的关系。来自各个物体的痛苦和愉快的感受，系由无数成因所引起的变更，是时刻在变化的。”这就指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觉，或对物品效用的需求强度。而且，他还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这就是他说的“不但任何一类商品能提供的愉快总有其一定的限度，而且在达到这个限度之前，它所提供的愉快早已在越来越快地消逝。”效用的主观性和边际效用递减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边际效用学派的基本观点。所以，在经济学史上，西尼尔是从李嘉图到边际效用学派的纽带。

　　在我们过去讲的经济学说史中，以为资本主义辩护为由否定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当然西尼尔也在其内。我们承认每个经济学家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他们对推动经济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把一部经济学史作为经济学庸俗化史，以彻底批判的态度对待历史的经济学家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这正是我强调西尼尔的另一面的意义。

　　重新认识萨伊

　　在经济学史上，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莫过于19世纪上半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了。李嘉图称他为“大陆著作家中首先正确认识并运用斯密原理的人”，他的功绩“大于所有其他大陆著作家的全部功绩”。马克思认为，他是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在现代，凯恩斯经济学的建立是从批判萨伊定理开始的，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又把萨伊定理奉为真理。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给同一个人以不同的评价，是极为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在我国的经济学史研究与教学中，萨伊一直是受批判的反面角色，因此，我强调的还是重新认识萨伊。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生活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曾主编过当时颇有影响的《哲学、文艺和政治旬报》，由于反对拿破仑的大陆政策而被解职，以后办过实业。拿破仑倒台后受政府委派去英国考察工业并讲授政治经济学。他最主要的著作是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

　　过去我们批判萨伊是由于他为资本主义辩护，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现在看来这种批判难以成立了，因为为资本主义辩护正确与否，要看是为哪个时期，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辩护。当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兴生产关系，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为资本主义辩护不仅不是罪，还是功呢！萨伊正是用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所以，我们对萨伊的评价不能以他为资本主义辩护为惟一依据，而要具体分析他的经济理论。

　　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上，萨伊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在经济学史上是首创，并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所认同。萨伊主张以实证方法研究这些问题，抛弃价值判断，从事实出发，即“事物怎样存在或怎样发生，构成所谓事实本质，而对于事物本质的仔细观察，则构成一切真理的惟一依据。”萨伊与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都是经济学实证化的始作俑者。经济学实证化是经济学科学化之始，萨伊的贡献功不可没。

　　萨伊的经济理论中引起争论最大的是收入分配的三位一体论和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理。

　　萨伊的分配理论以生产理论为基础。萨伊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物质产品和劳务都能带来效用。他认为，生产的三要素是土地、劳动和资本。在此基础上，萨伊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这就是说，参加生产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得到相应的收入，即土地得到地租，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种理论一直持批评态度，理由是这种三位一体的分配否认了土地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但现在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是以萨伊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即承认土地、资本和劳动同样在生产中做出了贡献，应该得到合理的收入。我们现实的分配体制中，也承认了土地与资本收入的合理性。而且，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极“左”时期，也仍然没有取消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利息。现在地租与资本收入的合理性也得到承认。

　　在萨伊的理论中争论最大的是萨伊定理。萨伊定理最基本的内容是，供给创造需求，有供给就有需求，货币在交换中只起到瞬间交换媒介的作用，所以，不会发生普遍的过剩性危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所批评的，因为它否认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而且没有认识到货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西方经济学中，20世纪30年代之前，萨伊定理尽管也受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但在主流的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被作为真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打破了无危机论，凯恩斯正是在批判萨伊定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其核心是用需求决定论取代供给决定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则重新肯定了萨伊定理，供给学派正从重视供给而来。萨伊所为之辩论的是正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

　　如何看待萨伊定理呢？从现在来看，供给决定并不是绝对错，在长期中决定一个经济的还是供给，即生产能力，需求则在短期中更为重要。现代宏观经济学把总供给与总需求结合起来分析经济。萨伊定理中的一些错误与当时的时代相关。萨伊否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经济危机还没有成为主要问题——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1825年发生于英国。仅仅把货币作为交换中瞬间的媒介与当时法国的情况相关。那时正处于拿破仑时期，通货膨胀严重，人们认为“货币是烫手的”，拿到货币就赶快去购物。这种现实不能不影响萨伊对货币的认识，这就是时代局限吧。

　　我们过去对除古典经济学以外的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本是一批到底。在强调实事求是的今天，有必要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经济学家，重写经济学史。我以萨伊这位历史上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为例，只是想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神童穆勒

　　在经济学中，John Mill 译为约翰·穆勒，这是沿用了严复的译法，但在哲学或政治学中，John Mill 又译为约翰·密尔，音更准确一些。穆勒不仅是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哲学家、政治学家、逻辑学家，甚至在写得极好的一手散文的意义上说，也是文学家。集如此多之“家”于一身者，必是天才无疑。

　　穆勒的确是神童和天才。美国心理学家科克斯(Catherine Morris　 Cox)曾对1450年到1850年的杰出人物作过一项模拟智商(IQ)测验，结果穆勒以190分成为世界之最，远远高于大名鼎鼎的伏尔泰、莫扎特、拿破仑、贝多芬、达尔文诸人。还有一种说法是，穆勒是历史上惟一智商高达200(满分)的人。无论智商的具体数值是多少，他的天才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张五常先生还介绍了穆勒的一件事。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教授印了一份经济学家的挂历。在穆勒的那一页上，引用了穆勒写给当时著名学者边沁的一封信：“边沁先生：你借给我的《罗马帝国史》的第一册，我已经读完了，觉得很有兴趣，现在托人交还给你。希望你继续将第二册借给我，我会很细心阅读的。”《罗马帝国史》(中文本名为《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历史学家吉本的名著，看看日历和信后的日期就知道穆勒写此信时才三岁。一个本应玩耍的儿童却来读这种严肃的学术名著，不是天才如何能解释?

　　据《穆勒自传》记载，他三岁开始学希腊文，读《远征记》、《对话录》、苏格拉底《回忆录》等书。八岁又开始学拉丁文，并当妹妹的老师。穆勒童年时读遍各种名著，并帮助父亲编写《印度史》，对数学亦精通，还对实验科学颇有兴趣，读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著作。13岁时又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结识了李嘉图。约翰·穆勒的父亲教儿子经济学的方法也很特殊。每天他们父子出去散步，父亲讲解，儿子回来后整理出来，直到父亲满意为止。这就是他父亲《政治经济学要义》一书的写作过程。父亲还用讨论的方式让他读李嘉图的书和斯密等人的著作。到14岁时，他的教育基本结束。穆勒回忆，“由于父亲的教导，我开始(受教育)的时间比同代人早25年。”

　　但是天才也有自己的困难，由于早熟，没有享受到童年的乐趣，心理成长与知识增进不成比例，往往会在成年后出现心理危机。穆勒也是这样，在20岁时他处于精神发展的危机而无法摆　　20世纪70年代重印的穆勒名著《逻辑体学》（严复译为“名学”），这本书影响过中国一代名人，包括对西学并不像中学那样热爱的毛泽东。这本书当时也是由毛泽东指示而出版的脱。在与这种精神忧郁的斗争中，他认识到两点：第一“只有那些不为自己谋快乐而把心力用在别的目的上的人才是快乐的，为他人谋幸福的人，为人类谋进步的人，甚至从事艺术或学问，但不把它们当作谋生手段，而把它们当作理想目的的人才是快乐的。”第二：“我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的条件之一。”应该说，他童年读许多书时还缺乏理解(毕竟没有社会阅历)，但这些知识在起作用，他努力充实自己，反复思考，终于使人生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当然，穆勒能摆脱这种精神状态还缘于他在1830年结识了比他小两岁的哈里特·哈迪。穆勒对哈迪的评价是“从外表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深沉而坚强的妇女，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智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穆勒还认为，哈迪在气质和品格上与大诗人雪莱相似，但在思想与智力上，哈迪是“大巫”，雪莱则是“小巫”了。当时，哈迪已与伦敦一富商泰勒结婚，且有两个孩子。但泰勒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与哈迪在思想上难有共鸣。于是穆勒和哈迪陷入情网。1849年哈迪的丈夫泰勒去世后他们于1851年4月结婚。

　　应该说，他们俩人的相互吸引更多是精神上的。他们常有书信往来，也在一起探讨问题,散步，甚至外出旅游。哈迪是穆勒真正意义上的红颜知己。哈迪给予他的不单纯是男女之情，而是事业和思想上的帮助。穆勒说，我得到哈迪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的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

　　尽管哈迪早于穆勒去世，但穆勒认为，自己在最终目标和实用这两方面“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接受的或是创造的结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或其他学科)都应该深深感谢她，因为我从她那里学会一种聪明的怀疑态度。”穆勒说，他的许多著作是在两个人的探讨中产生的，“要分清是谁的创见，是谁执笔这类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与年俱进的。”穆勒还具体指出，《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吸收了哈迪许多见解，例如，“劳动阶级的可能未来”一章是在哈迪的坚持下才写的，而且思想完全是哈迪的，甚至是哈迪口授的记录。穆勒的名著《论自由》是在哈迪去世后出版的。但穆勒强调，与其他书相比，这是他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其中每一句话都经过他们共同阅读，反复推敲，仔细斟酌。就思想内容而言，更难说出哪一种思想是谁的。

　　历史上神童或天才相当多，但最后成功者并不多，穆勒是一位成功的天才。他是李嘉图之后最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当时最好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总结了当时经济学发展的成果，被称为经济学史上的第一次综合。他对谷物法、通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国际经济、消费与生产、利润与利息、劳工问题等都有论述。在逻辑学方面，他的《逻辑体系》；在政治哲学方面，他的《功利主义》、《论自由》、《关于代议制政府的探讨》，现在都已成为经典；在社会学方面，他关于性、婚姻和妇女法律地位的论述至今仍有影响。无论在经济、政治哲学还是社会问题，他围绕的一个中心是尊重个人自由。这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观。

　　人们常说成功的三要素是天才、勤奋和环境。穆勒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他是幸运者，也是成功者。

　　经济学幽默大师

　　一个笑话说，某女士得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她向医生请教如何才能过好这半年。医生建议她与一位经济学家结婚，因为经济学家教条、枯燥、无味，“与他在一起度日如年，恨不得早点死去。”但是，如果这位

　　女士找的是这样一位法国经济学家——

　　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修建从巴黎到马德里的铁路。一位叫西米奥特的议员建议，铁路在波尔多中断一段，这样就可以使波尔多地方的搬运行李工人，商店、剧院和服务人员及老板，以及轮船上的船员等各种人、收入增加，从而波尔多财富增加，法国财富也增加。这位法国经济学家马上说，你讲得太好了，但不必以波尔多为限，翁古拉姆、波尔图、图尔，奥尔良等铁路通过的城市都该这样，法国不更富了吗?他还建议把巴师夏名著中文本这一节节中断的铁路命名为“起反作用的铁路”——不是有利于交通，而是增添麻烦。

　　当法国执政者建议提高关税，以保护法国工人时，他写信给商业部长说，这个建议真好，因为不让国外锋利的大斧进口，我们就用自己生产的小钝斧干活。大斧砍树要100下，小斧要300下。这样，一小时能干完的活，要三小时才能干完。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三小时创造的财富总比一小时多啊!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这位经济学家1845年写的《蜡烛商的请愿书》。他以蜡烛商的名义说，我们实在竞争不过太阳，太阳的光是无代价的，因此，希望立法者让全国用幕布遮天，让普天下永远黑暗，全国经济才能繁荣。他的这篇文章现在仍被广泛引用，这个故事经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引用已家喻户晓。读到这里，大家一定会猜到，我介绍的这位经济学幽默大师是巴师夏。如果这位女士有幸与巴师夏结婚，读这位大师的书，听这位大师侃经济学，她一定会每天开怀大笑，不想死去，也许绝症被欢乐战胜了呢！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的著作中充满了这种幽默的笑话和看似谎谬却使论敌无法回手的逻辑推理。他这类著作包括《经济诡辩》(Sophismes éConomiques, 1847), 《看见什么和没看见什么，或一堂政治经济学课》(Coqúon voit et ce qúon ne voit pas, ou I’éconmie politique en une lecon, 1846)，但他主要著作是《和谐经济论》(Harmonies économiques, 1850)。

　　尽管巴师夏写的书极富幽默感，其实他的人生并不顺利。他出在法国巴荣纳，九岁时就成为孤儿，但仍受到过良好教育，读书甚多。他在24岁时继承了祖父的遗产后，经过商、务过农，但都没成功。他有点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心地善良但笨手笨脚的皮埃尔伯爵。1830年波旁王朝逃出法国，但还招集了600名青年勇敢冲进一个波旁王朝的堡垒。结果里面的人不战自降，请他们共进美酒，英雄主义行为变成了笑谈。他一直住在乡下，被巴黎人称为“外省人”。1844年，他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国和英国的关税对两国国民前途的影响》的文章，抨击关税保护，倡导自由贸易，引起轰动，自此进入经济学界。此后，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与小册子。他犀利、幽默、冷嘲热讽的文章在社会上比那些严肃学者的规范论文影响大得多，并于1848年当选为议员，可惜天不假其年，他患肺结核病，并于1850年去世，年仅49岁。据临终时在他身边的牧师说，他最后喃喃自语的话是“真理，真理……”。

　　那么，巴师夏追求的是什么真理呢?他认为，人类社会表面看来纷纭扰攘，每个人都为一己私利而奔波，实际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之下，社会是和谐的，每个人利己的努力最终有利于整个社会。在国内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之间没什么矛盾，利益是一致的；在国际上，各国之间是和谐的，自由贸易可以保证共同富裕。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悲观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不同，他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其实那种幽默、风趣的文风正是他对社会乐观态度的体现——一个总是忧国忧民的人，哪能幽默起来呢?

　　当然，即使从那时的观点来看，他的这套观点并不是什么创见，也没有理论上的深度。所以历来经济学大师们对他评价都不高。英国经济学大师A·马歇尔(A.Marshall) 认为，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并不比他反对的社会主义者强多少。熊彼特则说，巴师夏不是一个坏的理论家，而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家。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美国经济学家H·凯里(H.Carey )在他的《社会科学原理》序言中甚至指责，巴师夏剽窃了他的理论。

　　巴师夏的功劳在于用幽默生动的文风传播了经济学。正因为如此，巴师夏被称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自由贸易福音传教士”。熊彼特称他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经济记者”。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Edgeworth) 称赞他在把前人的经济学发现通俗化方面是个天才。其实，能用一支幽默、风趣而又通俗的笔把那些深奥的经济学道理介绍给大众，不也是一种成功吗?何必都去创新呢!读巴师夏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在享受中又领略了自由主义真谛，这不正是我们至今仍然怀念巴师夏的理由吗?

　　小经济学家的大贡献

　　提起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这类经济学大师，谁都不陌生。他们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构成了一部经济学史。但他们的成就也是站在其他人肩膀之上的。这些其他人往往并不是巨人，而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小经济学家。

　　现在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中的供求定理是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古诺发现的。尽管古诺曾被冷落过，但在19世纪末经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推崇，现在已是大师级人物。其实在发现并运用供求规律，并对此做出贡献的人中还有许多是至今仍名气不大的学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的一些法国工程师。　　修建这些铁路的工程师也是经济学奠基者，也许他们连照片也没留下，但他们留下了有形的铁路与无形的思想。

　　19世纪50年代是法国铁路的发展与迅速扩张时期。许多有才华的青年被吸引到工程师这个行业。这些工程师不仅设计和建造铁路与桥梁，而且注重分析铁路的经济效益。他们在微积分这些数学工具方面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在从事铁路等公共工程建设中收集到大量有关这些项目成本和收益的统计资料。正是这两种优势的结合使他们对供求关系和成本—收益分析做出了其他经济学家所无法做出的贡献。这些工程师集中在法国的桥梁与道路学院，该校自1747年建立以来就有从经济角度研究公共工程的传统。该校先后对供求和成本—收益分析做出贡献的学者有亨利·纳维耶(Henri Navier, 1785~1836)、约瑟夫·米纳德(JosephMinard, 1781~1870)，查理迈格尼·古托理斯(Chavlemagne Courtois, 1790~1863)、埃米尔·谢松(mile Cheysson, 1836~1910)、雷诺塔韦·尼耶(René Tavernier, 1853~1932)、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 1853~1939)等。被吸引到这一团体中的还有美国人查尔斯·埃利特(Charles Ellet, 1810~1862)，比利时人埃尔分斯·贝尔派尔(Alphonse Belpaire) 和奥地利人魏尔海姆·诺德林(W: lhelm von Nrdling)。但对成本—收益分析做出重要贡献的还首推阿尔塞纳—米尔—埃米尔—朱节纳尔·杜普伊特(ArsineJulesm: le  Dupuit, 1804~1866)和狄奥尼修斯·兰德纳(Diony sius Lardner, 1793~1859)。

　　杜普伊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工程师之一，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工程师。他关心的是公共工程的经济收益或净收益，以及公共工程所产生的社会福利。为了分析这个问题，他研究了需求的效用基础以及公共工程效用的衡量。在这种研究中他对边际效用、需求、消费者剩余、垄断和歧视、边际成本定价等领城的研究都做出了重大发现。他最早把边际效用与需求曲线联系起来，研究了岐视价格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他根据这些理论计算了桥梁的收费标准以及成本和收益的关系，成为今天成本—收益分析的先驱。杜普伊特的这些成就现在已受到高度评价，较为详细一点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中都有文章或专节介绍杜普伊特的贡献。

　　至今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是兰德纳。兰德纳也曾在法国的桥梁与道路学院学习，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所做出的贡献显然与这个学校的传统相关。但他是爱尔兰人，早年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研究过数学和天文学，且兴趣广泛，被称为“流浪者狄奥尼修斯”，指他兴趣与涉猎领域之广。他写过代数几何和微积分著作，并在1829~1849年策划并主编了长达133卷的《兰德纳珍藏本百科全书》(Lardners Cabinet Cyclopaedia), 任伦敦大学自然哲学教授。他惟一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是1850年出版的《铁路经济》。这本书仍被经济学家重视，在1968年重印。

　　兰德纳对供求的研究受以杜普伊特为代表的桥梁与道路学院传统的影响，即重视数学和图形工具的运用，重视实际问题与资料，以铁路的成本—收益为中心。他研究中的资料主要是他在比利时担任铁路官员时所收集的。

　　兰德纳把铁路运费作为自变量，把总收益和总成本作为因变量，研究运费变动与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关系，从而说明铁路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兰德纳用图形说明，当运费增加到无货可运时，仍然都有固定成本(维护铁路的费用)存在，这时没有收益，铁路亏损。随着运费下降，货运增加，总成本和总收益都在增加。利润最大化的运费应该在收支平衡运费和收入最大化运费之间。现代经济学家认识到，兰德纳已经认识到利润最大化之点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点。这种观点现在已成为一个定理。兰德纳还提出，运输成本的下降随货运距离的平分而递增，这一发现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称为“兰德纳平方定律”。

　　兰德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当完整的与区位有关的价格差别理论。他主张降低竞争激烈的长途运输收费率，而提高竞争较少的短途运输收费率，以增加铁路的总利润。这一原理和计算方法在现代民航公司确定货运与客运收费率中仍然在运用。这就是在竞争少的地方航线中实行高收费率，而在竞争激烈的长途航线中实行低收费率。

　　以杜普伊特和兰德纳为代表的这批工程师现在也算不上大师级人物。但他们从实际出发对需求、供给、价格、成本、利润等问题的研究结论构成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开创性贡献正是这些小经济学家做出的。在经济学研究中千万不能忽视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李斯特为什么自杀

　　1846年11月30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一个小镇开枪自杀，结束了自己年仅57岁的生命。

　　在历史上，文学家、艺术家,自杀者不少，但在一流经济学家中，李斯特大概是惟一的自杀者。一个人只有在走入绝路时才会自杀，是什么把这么一个既有才华，又爱国的经济学家逼上绝路呢?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出生于一个手工工匠家庭，自小学习用功，17岁时就通过考试在符腾堡王国内政部任书记员，并为部长所欣赏，被任命去管理图宾根大学。要了解这位少年得志的经济学家走上自杀之路，先要了解当时德国的历史。

　　当时的德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由许多小公国和各邦组成的松散联邦，有点像我国春秋战国时的状态。当时在欧洲，英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产业革命，法国也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但德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受行会约束发展缓慢，尤其是内部关税重重，对外却无关税。一位商人当时从巴塞尔到科伦之间交了31次税，平均每6英里交一次，面对英国工业品的进入却没有任何保护。李斯特一心想让国家强大，主张建立关税同盟，发展经济。

　　李斯特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些书的中心思想是，发展工业是德国走向繁荣和统一的必由之路。德国工业要用高额进口税和其他贸易政策保护，才能免受外国竞争的打击，发展起来。这也就是当今仍有影响的“幼稚产业论”。围绕这个中心，他的经济思想体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是有关国家经济的科学，并强调国家在组织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反对古典经济学，既反对他们的结论——自由贸易，又反对他们的方式——抽象的演绎法。第三，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德国的经济学应该是后进国家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中心是通过保护来发展生产力，发展工业。李斯特是以后在德国经济学史上影响甚大的历史学派的奠基人。这些思想成为以后德国历史学派的基本信条。

　　今天读李斯特的书，尚能感觉到他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的各种主张也是为了民富国强。但为什么他不得志，以至于走上绝路呢?这就在于他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德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是弱小的，软弱的，无能力也不愿意保护自己的代言人，尤其当李斯特遭到打击之时。他从国家利益出发支持新兴资产阶级，必然得罪容克地主。例如，他主张保护关税，但容克地主正是靠自由贸易——以让英国工业品进入德国为代价来换取德国农产品可以自由进入英国——来获利的。他主张德国的统一和国内关税的消除，这直接侵犯了各公国领主的利益。他主张实现英国一样的立宪民主，他的一句名言是“昂首挺立和发挥自己智力的应当是10万自由平民，而不是30个贵族”。哪一个独裁者能接受这个原则呢?

　　1818年以后，李斯特把他的理想付诸于行动，成为德国工商业者联合会的中心人物，起草了要求取消国内贸易限制的请愿书，并写文章、办报纸，进行演讲。这些活动受到当局与官方思想和新闻界的攻击与迫害，他被加上了“在国外进行可疑的有组织活动”的罪名，解除了图宾根大学和符腾堡的公职。经济学界的权威A.米勒(A.Miller )咒骂李斯特的主张是在煽动革命。李斯特先后在法国、瑞士流亡，1825年全家迁往美国。1832年又以美国驻莱比锡总领事的身份回到了德国。李斯特尽管已取得了美国国籍，但他仍然是一颗德国心。他回国后虽然仍受到刁难和迫害，被视为危险的煽动性人物，但仍在关心发展统一的铁路系统，办报进行宣传，甚至还想恢复自己的德国公民权。然而，德国统治者并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他又不得不流亡法国、比利时，并在这一时期专心于著述，写出了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仔细读这些书，可以体会到李斯特爱德国之心　　李斯特一生受迫害，壮志未酬，长期流亡，生活困难，疾病缠身。1846年英国通过了废除保护贸易的《谷物法》，给他的保护主义思想以致命打击。于是他就在一个漫天大雪飞舞的冬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死后30年，他的思想才引起重视。不过被利用的主要是他思想中反动的一部分——主张沙文主义，提出德国要扩张领土，吞并荷兰和丹麦。尤其在他的晚年，沙文主义倾向更为明显，还在1845年提出由德国领导实现中欧统一的扩张主义计划，以及德国向东南扩张及实行日耳曼帝国的殖民政策。

　　李斯特是爱国主义者，但爱得太过分，就成了人们所说的“爱国贼”。人热爱养育自己的国家与人民，为它的强大做出贡献，是正常的爱国者。但把不爱自己的统治者作为爱的对象，把沙文主义和扩张作为爱国，就变为“爱国贼”了。德国知识分子有这种“爱国”传统，正是这种传统成为希特勒得以上台，并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李斯特无疑是经济学家中的悲剧人物。

　　先行者的悲凉

　　经济学家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生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有的生前奔走于权贵之间，活跃于媒体之上，大红大紫，却由于没什么真正贡献，死后默默无闻。还有的走在时代的前面，生前不为人知，死后声名鹊起。数理经济学的奠基人戈森和古诺就是这样的先行者。

　　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 1810~1858)是德国经济学家，一生中除了做过一段不成功的公务员和保险合伙人外，一直在写《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一书。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发现人的享受规律。在研究享受问题时，戈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享受规律。第一，“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同一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到饱和。”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被称为“戈森第一定律”。第二，人要使享受达到最大，必须满足“每一种享受的量在其满足被中断时，保持相等原则。”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被称为“戈森第二定律”。这两个定律是当代经济学的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中心。戈森在这本书中的另一个贡献是数学方法的运用，他强调“不借助于数学，也同样不能表述真正的国民经济学”。他的整个理论都是用数学表述与推导的。

　　戈森是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先行者。他自负地声称自己发现的规律可以与哥白尼的发现相比。可惜当时的学术界并不买账。戈森这本书1854年自费由出版商菲韦格出版后，只卖出了几册，毫无反应。戈森极为灰心，收回了所有存书，4年后在郁郁寡欢中患肺结核去世。

　　戈森的不幸在于他是先行者。我们知道，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和经济学史上的边际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戈森当时所在的德国经济学界中执牛耳的是历史学派。历史学派主张用叙述式的、归纳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从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中得出经济理论。戈森所用的抽象的、演绎的方法和数学工具正是历史学派所反对的。不入主流的经济学被忽视是正常的。此外，戈森尽管思想深刻，但文风晦涩，数学论证冗长乏味，也是被冷落的一个原因。

　　然而，是金子总要闪光。戈森去世20年后，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从朋友处看到了这本书，认为戈森的理论“在我之前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而且“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还认为戈森的数学分析是“数理经济学史上真正值得注意的发现。”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也在英国《经济学季刊》上撰文介绍戈森。由于这两位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的介绍，戈森才引起人们注意，他那本被冷落的书也成为经济学经典。

　　与戈森命运相似的是同一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古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1801~1877)。古诺的人生道路并不坎坷。他受教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任教，担任格勒诺布尔学院院长，成为法国勋级会荣誉军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巴黎的教育巡视员。尽管他视力一直很差，晚年几近失明，但生活还是安逸的。他在数学、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经济学方面都有造诣。他在今天的名声主要来自经济学。

　　古诺在经济学中的主要著作是《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财富理论原理》(1863)，以及《经济学说概要评论》(1877)。古诺最早提出需求量是价格的函数这个需求定理，并建立了垄断模型和分析寡头的双头模型，直到今天双头模型(称为古诺模型)仍然是标准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古诺至今被重视的原因还在于他用数学方法分析这些问题。以后的经济学家高度评价了他的这种贡献，认为他对已有的，但形态模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命题给予严密的数学表述。他的分析方法强有力地促使经济学从文字的叙述转向形式逻辑的和数字的表达。20世纪初的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指出，古诺的论著“是以数学形式把经济科学里的某些高度概括的命题，陈述得最好的。”现代经济学家还指出，古诺是最早用博弈论思想分析经济问题的先驱者，他的双头模型就成功地运用了博弈论。

　　然而，古诺生不逢时。当时法国学术界关注的是对大革命的争论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思潮。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蒲鲁东对私有制的抨击，路易·布朗的工人合作思想，这些都是人们关心争论的话题。古诺的思想不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古诺性情忧郁，性格孤僻，是个内向型的人，也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有吸引力，没有努力引起同时代人的关注，至死仍然默默无闻。也就在他临终前，他的作品才引起杰文斯等名家的注意，认识到他的著作的深远意义。

　　现在戈森和古诺已为人们熟悉，他们的思想在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先行者，但思想超前对个人是一种不幸，毕竟高处不胜寒。他们以自己的不幸换来了人类思想的飞跃。先行者是悲凉的，但正是他们这种奉献推动了经济学。他们永远值得我们尊重。

　　父子经济学家

　　经济学史上有许多大家熟悉的父子经济学家，如杰文斯父子、凯恩斯父子、克拉克父子，当代的弗里德曼父子、舒尔茨父子等。但还有一对大家不太熟悉的父子经济学家。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门格尔父子，他们的名字译成中文都是卡尔·门格尔，但在德语中是有区别的，父亲是Carl Mengr, 儿子是Karl Menger。

　　老门格尔是我们所熟悉的。他是引发经济学中边际革命的三位功臣之一(另外两位是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也是在现代经济学中影响深远的奥国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大学时学法律与政治学，曾写过短篇小说并发表。1867年获法学博士后进入政府任职。1871年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为学界赏识，遂在维也纳大学任私人讲师（有讲课资格但不领薪水的教员，是进入大学任教的第一步。），33岁就成为教授。据说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还来自他在政府工作时的灵感。他当时在新闻处任职，负责股市报道和分析。在从事这种工作时，他悟出价值应该由主观因素决定，与劳动量没有关系。《国民经济学原理》正是由这种启发而建立的主观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门格尔认为，价值起源于效用。这种效用不是财货本身的客观属性，面是财货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人的主观感觉。所以，“价值既不是附属于财货之物，也不是财货所应有的属性，更不是它自身可以独立存在的。经济人所支配的财货，对其生命与福，必具有一定的意义。价值就是经济人对于财货所具有的意义所下的判断。因此它绝不存在于经济人的意识之外。”总之，价值取决于人对财货的主观评价。

　　价值量取决于边际效用，即增加一单位财货消费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最后一单位财货的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生产资料(称为高级财货)的价值取决于它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即“最终是由它们的最后制成品的边际效用量所规定的”。价格是在竞争条件下，买卖双方对财货主观评价相互平衡的结果，交换者对财货的主观评价是由财货的边际效用决定的。价格的上限是买者的主观评价，下限是卖者的主观评价。在双方竞争条件下，价格由“两对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决定”。

　　门格尔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抽象演绎法”，并把它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基本方法。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探讨》。这本书是挑战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引起奥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主要是施莫勒)之间一场著名的方法论论战。门格尔认为，虽然经济史和经济理论都可以使我们认识经济现象，但经济史研究一定时间和一定场合个别具体现象及联系，经济理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基本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经济史只能作为经济学的补充，而不能代替理论经济学。只有经济理论才能得出超越直接经验之上的认识，建立永恒的一般性普遍原理。这也是经济学的目的。

　　研究经济理论必须用抽象演绎法，“使人类经济的复杂现象还原为可以进行单纯而确实观察的各种要素，并对这些要素加以适合于其性质的衡量，然后再根据这个衡量标准，以再从这些要素中探出复杂的经济现象是如何合乎规律地产生着。”这种方法的一个特点是研究孤立的个人，如孤岛上的罗宾逊。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心理分析。这种方法的特点体现为边际学派把经济学研究从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转向消费与需求。这是经济学研究的重大变化。

　　边际学派的出现被称为经济学史上的“边际革命”，推动了经济学进步。其中门格尔功不可没。

　　本来门格尔作为讲座教授是可以在70岁退休的，但63岁就退休了。为什么呢?这就与他儿子有关了。

　　门格尔终生未婚，但与其管家有私情，并生下这个儿子。这位管家是犹太人，离婚妇女，与作为天主教徒的门格尔无法正式结婚，只好同居。当时社会，尤其是门格尔所处的上层社会还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所以，事情被发现之后，门格尔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就提前退休了。

　　老门格尔的儿子小门格尔曾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获数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也是维也纳学术圈内的活跃人物。1938年纳粹占领奥地利以后，他到美国，先后在圣母大学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任教。小门格尔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中都有贡献。在经济学中他研究不确定性的作用及收益递减规律。他的研究对效用理论的公理证明以及用数学方法研究生产函数的性质奠定了基础。

　　严格说来，小门格尔还算不上大经济学家。但沾了父亲的光，在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一个还不算短的辞条，介绍他的生平与贡献。这个辞条就在老门格尔后面。看来这部辞典的编者也有父荣子贵的观念。

　　逼出来的经济学家

　　每个经济学家进入经济学的原因都不同。有人出于热爱，有人受家庭或师友影响，有人出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心，有人出于赚钱或求职的动机。但有一位经济学家是被人逼上这条路的。不过这一逼还逼出了一位大师——瑞典学派奠基人威克赛尔(Knut Wicksell,1851~1926)。

　　威克赛尔上大学时学数学，热衷于学生运动，是个激进分子，还在1877~1879年担任瑞典学生会会长，以能言善辩，言论激进闻名。1880年，他在隆德大学第一次就酗酒原因及救治办法发表演讲。他认为，酗酒是因为贫穷，贫困是因为孩子生得太多。此言一出，引起激烈争论。他的朋友达维逊(以后也是瑞典学派著名经济学家)说他不懂经济学。他受此刺激决定改学经济学。1885~1890年他到英国、德国、法国和奥地利游学，遍访名师。他曾师从奥国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公共财政权威瓦格纳以及布伦坦诺、耐普、辛格等人。他深受古典经济学派李嘉图以及边际效用学派庞巴维克和瓦尔拉斯的影响。他把这三个人的理论融合在一起，以边际效用原理解释价值、价格、分配以及生产，又以一般均衡理论加以组合，构成一真理论体系，成为瑞典学派的理论基础，也对经济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他的代表作是《国民经济学讲义》(二卷)和《利息与价格》。

　　要了解威克赛尔理论的内容与意义，先要了解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分为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经济理论也相应地分为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经济理论研究生产要素和技术如何决定总产量，货币理论研究货币量如何决定物价水平(即货币数量论)。这两部分之间没有联系。货币量的变动只影响实际变量(用实物单位表示的变量，如总产量)，而不影响名义变量(用货币单位表示的变量，如物价)。这也称为“货币中性论”。换言之，货币是笼罩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称为货币面纱论)，对经济没有实质性影响。

　　威克赛尔反对这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他认为货币对经济有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就在于货币是交换、投资与资本交易的媒介，可以促进储蓄和资本形成。他特别关注货币作为资本交易的作用。这就是他的累积过程理论。

　　威克赛尔首先区分了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如果不使用货币，一切以实物形态进行，这时供求关系所形成的利率就是自然利率，它相当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货币利率指银行借贷活动中用货币支付的利率，它由资本市场上借贷双方的供求关系决定。经济活动与价值水平的波动都与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背离相关。这就是说，自然利率不受货币影响，对货币是中立的。这两者一致时，经济均衡，但当这种利率不一致时就引起向上或向下的累积过程。

　　话经济学人假设经济处于均衡状态，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一致。银行为了增加贷款而增加货币量降低货币利率。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这两者的差额称为超额利润，刺激了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在经济已经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这就会引起生产要素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同时，货币利率下降，居民储蓄减少，消费增加，消费品价格也上升。但这个过程不会由于物价上升吸收了增加的货币而结束。这种影响是持久的、累积的。

　　累积的过程是货币利率下降，贷款流入企业，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生产要素转入支付能力高的部门。对生产要素支付能力高的是生产生资料的部门，生产要素流入这些部门。对消费品的需求由于消费支出增加而增加，但生产要素流入生产资料部门又使消费品减少，消费品物价又上升。消费品物价上升又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增加，价格上升。这种循环会引起一个经济扩张的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并没有实际扩大，但生产结构(生产资料与消费品的比例)受到破坏。持续的物价上升加剧了这个累积过程的发展，社会经济失衡。这时只有减少货币量，使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一致才能制止这一累积过程。如果银行减少货币量提高货币利率，累积过程正好相反。同时，技术变动等原因也会引起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背离及相应的累积过程。

　　威克赛尔这一理论以后被米塞斯、哈耶克、缪尔达尔、林达尔、凯恩斯吸收。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在理论上打破了实物经济与货币的二分法，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分析了货币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这种变动的中心是利率。凯恩斯的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方法论上，威克赛尔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法，引入了动态分析。可以说，威克赛尔的这种理论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先驱。由威克赛尔奠基的瑞典学派也成为经济学史中一个有相当大影响的流派。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把威克赛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并列为1870～1919年间三位对经济学纯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甚至强调“还没有掌握威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第一卷全部理论的人，不能说已经完成了经济学学生应受的训练。”

　　在社会问题方面，威克赛尔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到老也未变。他信仰无神论、反对帝制,主张言论自由，实行普选，实行妇女参政，废除军备，实现收入平等，废除金本位，节制人口。他经常就酗酒、卖淫、言论自由、女权、节育等与经济理论无关的问题发表演讲。在相当保守的19世纪末，这给他带来麻烦。他因为反对王权，不愿在申请书上写“皇帝陛下的忠仆”而迟迟当不了讲座教授，又因发表亵渎神明的无神论言论而被监禁2个月。他退休后收入不多，靠朋友、同事的帮助才有安宁的晚年。这也是个性使然吧!

　　在今天看来，威克赛尔这些言行是进步的，起码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已属异端行为。这对他的事业不能没有影响。看来一个想潜心研究学问的学者还是要懂得，人不能改造环境，只能适应环境。

　　经济学界的“伯乐”

　　我知道的第一个西方经济学家的名字大概是杰文斯。上大学前我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当时中学没这门课)，更别提什么西方经济学了。上大一“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时，老师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居然用太阳黑子来解释经济危机，还形成一套理论，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叫杰文斯。老师还把这三个字写在黑板上，我记住了。当时我也觉得，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手法也太拙劣了，太阳黑子与你们的经济危机有什么关系?

　　以后我就一直想知道杰文斯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不找点别的更像样的理由，偏要用什么太阳黑子来解释周期。上研究生后知道了杰文斯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经济学家，太阳黑子理论也不是简单地把经济危机与太阳黑子联系起来。杰文斯在研究时发现，太阳黑子的周期和经济周期在时间上有吻合之处，都约为10年一个周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太阳黑子影响农业收成，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农业又会影响工业和其他经济活动。这样，他就把太阳黑子的出现与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他和他的儿子(也是经济学家)研究了大量统计资料力图从中找出规律。尽管这种理论现在看来不能成立，因为太阳黑子对农业的影响有限，仅仅是农业也不足以引起经济周期。但这是一种科学探讨，他们父子的态度极为认真，失败了也没什么。其实这种理论在西方早已被遗忘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课把它拿出来大概是故意用来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荒谬的。但一个人的机灵与否能用小时摔过跤来证明吗?

　　在经济学史上，杰文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和瓦尔拉斯与门格尔并称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创始人。他的贡献首先是对边际效用价值论。他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用效用来衡量福利，并把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觉。这是边际效用论作为主观价值论的出发点。他区分了总效用和最后一度效用，并说明了最后一度效用的衡量。最后一度效用就是边际效用。他还认识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把经济学分为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经济政策与货币市场和经济危机。其中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是基础。这样，杰文斯就开创了由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向边际学派的主观价值论的转变，也使经济学的研究从生产转向需求和消费。这是经济学的一次飞跃。话经济学人

　　杰文斯的另一个贡献是把数学运用于经济学。他早年就写过《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他把经济学定义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的各种理论，包括交换论、劳动和生产交换理论、地租理论，以及资本和利息理论。用边际分析法研究变量之间变动的关系，本身就可以用微积分来表示，因此，边际分析法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也是同步的。杰文斯当然不是在经济分析中使用数学的第一人，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与论证经济学理论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问，你不是写经济学中的伯乐吗?这些事与伯乐无关啊。以上我写的不能算杰文斯独一无二的特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被中国人误解或有意歪曲是共性，提出边际效用理论并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他也不算第一人。但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前人有意义的著作，并使那些被淹没的明珠放光芒的，经济学家中杰文斯是独一无二的。

　　现在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戈森以及戈森关于效用的两个定理。但戈森生前并不得志，思想没人理解，书也没人买。尽管德国经济学家考茨和兰格提到过这本书，但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杰文斯知道这本书后才发现它的意义。杰文斯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中特别指出：“戈森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实在我之先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据我所知，他对于基本理论的探讨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正是杰文斯(还有瓦尔拉斯)的介绍，这本书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杰文斯对这位先辈的崇敬和高度评价，令今天许多争某种理论发明权的人汗颜。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对重农学派产生过影响，也是第一部从宏观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著作，但在以后一个多世纪中被埋没了。杰文斯1881年偶然发现了这本书，并写了一篇相当长(译为中文30页，3万字左右)的推荐文章《理查德·坎蒂隆和政治经济学的国籍》。杰文斯高度评价了这本书，考证了这位作者的生平，并逐章评价了他的思想，指出斯密、配第等人如何受他的影响。杰文斯称这本书有资格被称为“关于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超过了配第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的摇篮”，因为这本书“土地和劳动创造财富的论点，拨响了经济科学的琴弦，把握住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平衡”，称它是“经济学的百科全书”，除了税收之外什么都谈了，关于货币理论它的分析比“任何文章都深刻”。由于杰文斯的介绍，这本书得到重视，陆续出版了这本书的各种版本，包括1931年的英文本，1952年和1979年的法文本。

　　杰文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介绍过许多曾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以后却不为后人所知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著作。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古诺、杜普伊特、埃利特、戈森、屠能、詹金、拉德纳、西泽尔·贝克瑞尔、兰格、博达斯、米纳德和博卡多。我们对这些人也许不熟悉，但他们的确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为经济学大厦添了砖加了瓦。也许没有杰文斯将被永远淹没。杰文斯发现并肯定和介绍了前辈的贡献，尤其是介绍了不被世人重视，甚至世人根本不知道的前辈的贡献。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杰文斯是伯乐——尽管他发现的是老马。

　　当我知道了这一切时，我对杰文斯——这个我第一个记住名字的西方经济学家——有了新的认识。也许我永远达不到杰文斯的学术水平，但我要学他那种治学的态度和对前辈的尊重——包括他探索太阳黑子与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精神。

　　剑桥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

　　一列火车在如茵的田野上飞驰，蒸汽机车喷出的火花落到稻穗上，造成损失。但铁路公司并没有给农民以补偿，所引起的社会成本(稻米减产)也不在火车运行的成本之内。注意到这个现象的是庇古。

　　灯塔是航船所必需的，但在技术上难以向利用灯塔的船只收费。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会经营灯塔，所以灯塔应该由政府建立并经营。提出这个建议的也是庇古。

　　庇古是什么人?他的这两件事有什么意义?

　　阿瑟·赛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弟子，1908年接替马歇尔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成为马歇尔之后剑桥学派的掌门人，也是剑桥学派最后一位传人。以后剑桥学派就由琼·罗宾逊掌门的新剑桥学派取代了。

　　我们知道，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赞美者。他们认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和供求相等的市场出清。但上述两件事的意义正在于庇古看出了市场经济的缺陷，或称为市场失灵。

　　第一件事情是经济活动外部性的例子。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给与此活动无关的人带来的影响。农民与火车运行无关，但火车带来的稻谷损失要他们来承担。这被称为负外部性。如果带来的影响是好的(在蒸汽机车变动电动机车后对稻谷的损害没有了，还可以吓走吃稻谷的小鸟)，这就是正外部性。有负外部性时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有正外部性时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市场机制并没有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这就是市场失灵。

　　第二件事情是公共物品的例子。公共物品是消费中既无排他性(无法排除别人不用)又无竞争性(一个人使用并不减少另一个人的使用)，无须购买就可使用(称为搭便车)的。社会需要灯塔这类公共物品，但由于无利可图，私人企业不愿提供，从而供给小于需求。这又是市场机制没有实现资源质量最优的市场失灵。

　　他认为，由于这两个原因引起市场失灵(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垄断，庇古没有分析这一点)，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干预作为补充。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对带来负外部性的企业(铁路公司)收税。这种税被称为庇古税。在后一种情况下由政府用税收提供公共物品。

　　庇古认识到市场失灵，并主张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这是一个进步。但作为剑桥学派的掌门人，他还是坚持自由放任，主张让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国家只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庇古的名著《福利经济学》英文本，何时能出中文本？挥一点补充作用。1929年包括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危机，失业极为严重，要求经济学家作出解释。1933年庇古出版了《失业理论》一书。庇古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实际工资由劳动供求决定，而且实际工资的调节可以实现劳动市场均衡。如果劳动的供大于求，工资下降，使愿意就业的人都有工作，如果劳动的供小于求，工资上升，使劳动需求减少。总之，只要实际工资有充分伸缩性，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可以有工作，所有需要工人的企业都可以雇到所需的工人。这就是说，在市场调节之下，劳动市场总处于均衡就业状态。引起失业的原因是工人不愿意接受低工资，或一些难以克服的变动。前一种情况称为自愿失业，后一种情况称为摩擦性失业。这种理论显然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然而，庇古在剑桥大学的弟子凯恩斯不接受这种理论。他认为，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仍然没法解释如此严重的失业。于是，凯恩斯写了《通论》，驳斥了庇古的观点，用有效需求理论来解释失业。凯恩斯认为，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方法是国家干预，即政府增加公共支出，以弥补私人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背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成为剑桥学派的叛徒。庇古尽管以绅士的态度接受了凯恩斯的某些观点，但仍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对凯恩斯进行了批判。不过从此之后，剑桥学派就衰落了，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也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代替。

　　作为一代经济学大师，庇古在经济学中的贡献还是很多的，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创立了福利经济学，他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至今仍是经典。

　　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础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即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福利最大化，福利可以用效用衡量，所以，每个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功利主义的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福利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福利的大小可以用效用衡量，国民收入总量越大，所带来的效用越大，福利也越大。因此，要增加福利必须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就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资源配置最优的标准是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边际私人纯产值是私人增加一单位投资所增加的收入值，边际社会纯产值是社会增加一单位投资所增加的收入值。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如果存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问题，则需要政府干预，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

　　二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富人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小于穷人，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再分配给穷人，可以在国民收入不变时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收入分配越平等，社会福利越大。实行累进所得税，增加社会福利，有利于收入分配平等和社会福利增加。当然，这不是说收入要绝对平等，因为收入平等有降低效率的“漏桶效应”。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现在已被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但他主张的收入平等化政策已被各国所采用。

　　庇古去世已经40多年了，但庇古效应(物价变动对财产和消费的影响)、庇古税(对污染征收的税)仍然是现代经济学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这说明一代大师的智慧已成为人类思想宝库的一部分。人类知识大厦正是由这一代又一代大师构建起来的。

　　平民的代言人

　　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个贫富分化加剧，劳动人民饱受苦难的时期。每当这种时期出现时总会有人站出来为民“鼓与呼”。读这些人的书总为他们的人文关怀精神所感动，但仔细想来他们的观点都是感情压倒了理性，空想的色彩极为浓厚。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正是这样一位平民代言人。

　　19世纪后半期是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贫富对立，劳动人民不堪其苦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平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 则是保护平民，尤其是农民利益的一场运动。亨利·乔治正是在这一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经济学家。

　　乔治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海关税务员之家，他从小就不安分，12岁起辍学，外出当学徒。当加州发现金矿时，他也加入采金大军，失败后进入《旧金山时报》(Sanfrancisco Times) 当排字工人。由于勤奋努力，居然升至该报主编。1872年又与好友创办为工人代言的《晚邮报》(Evening Post)，经营失败。此后他积极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1886年由纽约中央工会(New York Central Labour Union) 推选为纽约市市长侯选人。1897年又一次竞选纽约市长，未当选，并于当年去世。

　　今天我们仍然记得乔治，不是由于他当年在平民党运动中的各种活动，而是由于他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 一书。这本书的中心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解决的办法是对土地征收单一税和土地国有化。以后他还写过《土地问题》(The Land Questions, 1883)、《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 1884)、《保护还是自由贸易》(Protection or Free Trades, 1886)、《政治经济学》(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98)等书，但影响并不大。

　　19世纪后半期，受苦最深的是美国农民。由于南部农业欠收，货币(黄金)短缺、通货紧缩,债务沉重，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平民党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正是力图揭示农民这些苦难的根源，即“巨大财富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之间鲜明对照”的根源。

　　乔治认为，土地、劳动、资本是生产的三要素。土地是自然资源，劳动是人的努力，资本是能生产更多财富的财富。土地是生产财富的基础，是劳动的前提，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在生产中是有土地才有劳动，有劳动才有资本。所以，这三种生产要素按其重要性的排序是土地、劳动、资本。但他特别强调，土地本身并不能生产财富，土地所带来的地租并不是土地产生的，而是劳动作用于土地带来的。劳动使土地有价值，劳动产生的财富积累而成资本。因此，在财富创造中起中心作用的是劳动。乔治对劳动在生产中作用的肯定表明他为民代言的立场。当然，这个“民”是劳动人民。

　　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中文本乔治分析生产是为了说明分配的决定。劳动的收入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资本是劳动的形式之一(物化的劳动)，其收入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并随工资变动而变动。产品中扣除工资与利息剩下的部分都是地租。当土地私有权存在时，它可以允许或排斥劳动和资本使用土地，从而支配着劳动与土地。正如一个百人小岛上，一个人占有土地，其他99人都成为其奴隶一样。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地主不劳而获的地租增加，贫富差距就加剧了。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废除土地私有，实现土地国有。考虑到传统与习惯，实行土地国有不容易，现实的办法是取消一切赋税，只对土地征收赋税，即实行单一土地税，由这种税承担政府的一切支出。由于地租在不断上升，这种税可以保证政府财源充分。

　　乔治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欧美的广泛关注。他在1886年得以参与纽约市市长竞选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影响。美国的自由土地协会(Free Land Society)和英国的土地回归同盟(English Land Restoration League，后改名为English League for the Taxation of Land Value)都以乔治的土地改革主张为宗旨。乔治关于收入分配的论述也影响了克拉克(John BatesClark)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直至今天弗里德曼仍然认为“亨利·乔治在许多年前主张的按原始土地价值征收的财产税危害最小”。

　　乔治的这种观点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来源。孙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奔波，1896年夏秋曾在美国住了几个月。这正是乔治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孙中山正是受乔治影响提出了“平均地权”，主张征收地价税并实行土地增价归公。这些主张显然与乔治的思想一致。

　　乔治是一个关注经济进步中不幸者的社会改革家。这种人令人可敬，但并不能改变现实。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还是在经济发展后才得以改善的。发展是硬道理。一切主张，无论多富有人文关怀，只要无助于经济发展，就不能实现，也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根本状态。平民的代言人，徒有其名而已。

　　放荡不羁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尽管也不乏情趣、幽默，但作为学者还是举止有度的。如果谁像艺术家那样放荡不羁，那就会被指责为异类了。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即使获得了诺奖也由于行为怪异而受到指责。不过就生性放荡而言，芒德尔与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凡勃伦出生于一个以养牛为生的美国北欧移民家中，从小只知看书而不干活。获得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之后，闲呆了几年，然后在许多大学任教和写书。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他都是不修边幅，终生穿灯心绒西服，上下色调不调和且不挺括，不分四季戴浣熊皮帽，好像从不上洗澡间，浑身臭气，烟不离口，肮脏邋遢。而且，好色无度，到那里都以追求异性为乐，对他的女学生更是穷追不放。身为教师，从不认真讲课，常遭学生投诉，甚至连考试也不考，一律给学生“C”以了事。不喜讲话，讲课阴声细气，常望窗外树木发呆，甚至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都因不愿发表就职演说而不就。

　　但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居然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耶鲁、康奈尔、芝加哥、哈佛、斯坦福这些名校任教，并且是接纳欧洲流亡学者的纽约新社会研究院(诺奖获得者莫迪利亚尼曾就读于此)的创立者之一。他的学术著作有10大卷之多，成为一代制度学派的首领，对今天的经济学家亦有影响。他写的《有闲阶级论》至今仍是最受重视的经济学经典之作。在他生前，尽管如此放荡，爱他之女性仍然前仆后继，大有段正淳(《天龙八部》中的风流才子)之魅力。说来，凡勃伦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其实也只有这样的天才才有放荡不羁的资本。也正是这样的个性才会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创立学派。天才还是有人理解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的老师约翰·贝茨·克拉克(以他命名的克拉克奖无人不知)很喜欢他，只是认为他是个“不适应环境的人”。

　　认识凡勃伦和制度学派的意义还要从当时的时代特点开始。凡勃伦生活在美国内战后和一战前的这段时期中。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剧变的时代。一方面，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强有力的工业体系，成为头号经济强国。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对立空前加剧，垄断集团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作家德莱塞称这是一个“镀金时代”，光辉的表象之下掩盖了许多罪恶和贫穷。凡勃伦的古怪行为之中蕴含了对主流社会的强烈愤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为现存的制度辩护的，凡勃伦代表的异端制度经济学正是要向正统社会秩序和主流经济学挑战。

　　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早已有之，如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但美国制度学派的鼻祖是凡勃伦。他的《有闲阶级论》、《企业论》、《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不在所有权》等建立了一套制度学派的形体，成为以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都遵循的“凡勃伦传统”。

　　“凡勃伦传统”主要有两点。一是批判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学体系。凡勃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以边际效用为基础，把个人从特定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分析个人欲望及其满足的途径。他也反对马歇尔用均衡分析来解释社会现象，把各种矛盾的力量归结为最终的调和。他认为，经济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他把社会看做一个动态的过程，认为经济发展是制度演进的一环。因此，经济学还要研究制度的形成变化。凡勃伦把制度作为人的心理意识，所以，用心理分析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又用进化论来解释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这就形成了以经济制度之累积的进化历程为中心的制度经济学。

　　二是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主张从制度或结构上来进行社会改革。凡勃伦对当时的美国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揭露其种种问题，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但他更重视从制度的角度寻找这些问题的根源。他把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制度分为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在当时美国社会中，这两种制度表现为现代工业体系和企业经营。各种社会矛盾正在于这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方法是建立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代替企业经营的统治。

　　制度学派作为主流经济学和正统社会秩序的反对者，一直处于经济学“异端”的地位。当社会矛盾较为尖锐时，它就兴盛，19世纪60～70年代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和其他激进经济学兴盛正是由于滞胀引发的各种问题激化。但当社会较为稳定时，这些异端学派就销声匿迹了。这也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学说一蹶不振的原因。

　　当然，从学术的观点看，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和以后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有一些观点还是值得重视的。这些学派中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康芒斯、米契尔对经济学仍做出了重大贡献。凡勃伦所倡导的制度的、整体的、演进的方法也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个学派许多感情化的内容，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凡勃伦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炫耀性消费和代理消费。炫耀性消费指为显示自己身份的豪华消费(如坐名车等)，代理消费是别人代表自己进行炫耀性消费(如夫人带珠宝即为丈夫进行炫耀性消费)。凡勃伦把这作为一种浪费，痛加斥责，认为是有钱人用不必要的花费来出名，卑下的很。但现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炫耀性消费越来越多了，而且成为拉动消费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爱炫耀也是人的本性之一，何罪之有?大家都不炫耀，那些生产奢侈品的工人何以为生?凡勃伦有点感情用事了。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凡勃伦都是一个天才。天才的有些行为(生活放荡)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模仿的，但天才的有些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就是我的“凡勃伦观”。

　　进入经济学界的法学家

　　经济学帝国主义是指经济学家进入其他领域。诸如科斯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贝克尔研究人口、家庭、犯罪这类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问题，诺斯和福格尔也是历史学家。其实，在各学科交叉的今天，其他学科的专家也在进入经济学。现成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法学家阿道夫·贝利(Adolf A.Berle, 1895~1917)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Posner, 1939~)。贝利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执业律师，1928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公司法教授。罗斯福新政时期，贝利以公司法和企业财务专家的身份成为参与策划新政的三位智囊人物之一(另两位是政治学家雷蒙德·莫利和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并起了重大作用。贝利反对允许私人垄断集团侵害公众利益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新政使他有实现自己宏图的机会。他参与了大量银行和证券立法的工作，并对新政各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重要贡献。1938~1944年，贝利担任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45~1946年又出任美国驻巴西大使。1946年后，贝利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教，同时又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他在1952~1955年组建纽约自由党，并任主席，60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进步联盟总裁，以后又担任20世纪基金会主席。

　　我们把贝利作为进入经济学界的法学家主要并不是因为他参与过罗斯福新政，更不是他的其他政治活动，而是因为他写过一本在20世纪经济学中堪称经典的著作。这就是他与经济学家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C.Means，1896~1988)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这本书以对美国200家大公司的调查为基础，分析了这些公司权力结构的变化。他们认为，从20世纪初以来，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除银行以外的200个大公司集中了38%的企业财富。在公司扩大的同时，公司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股份化使公司的股东众多，他们无力根据自己的利益控制公司，也没有兴趣过问公司事务。股权的多元化与分散化使公司真正的所有者(股东)已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高层管理人员则通过松弛的联营执照、委托投票、发行无投票权股票、组织控制公司等合法手段控制了企业。随之而来的是私有权变为一种利润分享权和传统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弱化。

　　从经济学发展的角度看，这本书中提出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极为重要，仍然是研究企业各种问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贝利等人被认为是制度学派从凡勃伦的旧传统向加尔布雷斯的新传统的连接者或过渡。制度学派重视从制度演进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贝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对公司权力演变的分析正体现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在研究公司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等问题，仍然重视所有权与控制权(或管理权)的分离问题。《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现在仍在重印(笔者使用的正是2000年美国重印的英文本)，并成为不断给人以启迪的经典。

　　这本书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合作结果，其中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公司内部的权力变化，显然是贝利的贡献。以后贝利还写过《20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1954年)、《危机的浪潮》(1957年)、《没有财产的权力》(1959年)以及《权力论》(1969年)等书，其中也有许多内容是从法律、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但影响不如《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大。

　　另一位进入经济学界，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也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过律师、法律顾问等实际工作，担任过法学教授。他从1987年起担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芝加哥)法官、首席法官，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法律经济学高级讲座主持人，还担任过《哈佛法学评论》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学研究杂志》编辑。这是一个地道的法学家经历。但他的贡献是为法律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波斯纳把互相自愿交易使人们各自获益的经济理论与市场调节实现经济效率的市场经济原理运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对法学一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下册，1973年第1版，1992年第4版，中文本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称为法律经济学的经典和至今仍被广泛采用的标准教科书。这本书运用价格理论、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学理论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趋势。这就构成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这本书首先介绍了经济推理的本质及价值、效用、效率等重要概念，说明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然后，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普通法、市场公共管制(反垄断等问题)、企业组织和金融市场立法，法律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程度以及宪法的联邦制度。用经济理论与方法分析这些传统的法律问题，对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已得到广泛重视，波斯纳正由于在这方面的贡献在1981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美国还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现在还有一批学者力图把法学、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法哲学(Economic Jurisprudence)，甚至开始对法律规则和程序进行经济学式的模型化和数学分析。这种结果正是法学家进入经济学，经济学家进入法学的结果。

　　各种学问都是相通的，因此，应该提倡各个学科都有“帝国主义精神”，也欢迎别人来对自己“帝国主义”。法学家贝利和波斯纳对经济学的贡献就不是没有法学修养的纯经济学家所能做出的。如果把相互“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开放的态度，这就找到了学术繁荣的人间正道。

　　早逝的天才

　　这个题目很普通，但要介绍的人却不一般。这就是在经济学中做出极重要贡献，但仅活了27岁的弗兰克·普伦普顿·拉姆塞(Frank Plumpton Ramsey，1903~1930)。

　　拉姆塞出生于英国剑桥，他的父亲是数学家，弟弟以后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毕业，24岁时就担任国王学院数学讲师和学术委员，27岁时死于黄疸性并发症。尽管他的一生只有如此短暂的年华，但却做出了许多长寿经济学家一生也没有做出的成就。

　　我称拉姆塞为真正意义上的天才，首先指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对哲学、数理逻辑和经济学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从哲学的角度，运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问题，做出了至今仍影响经济学发展的成就。拉姆塞原来是学数学的，当他19岁还在大学读书时就独自翻译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nann Wittgenstein，1889~1951)的《论逻辑哲学》，并写了一篇深刻的评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与维特根斯坦探讨有关哲学问题，并建立了终生友谊。拉姆塞临终前几小时，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医院陪他。维特根斯坦在写《哲学研讨》中经常与拉姆塞和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进行研讨，并在该书前言中感谢这两位经济学家。拉姆塞对罗素、怀特海德等现代哲学家都颇有研究，写了不少手稿，并体现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研究中。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和哈耶克，都对哲学有所研究。看来这是做出重要经济学贡献的基础。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已在现代哲学的海洋中探索，这只能用天才来解释。

　　早逝的天才作为经济学家，拉姆塞写的文章并不多，但他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几乎每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思想都影响到当代经济学。文章在精不在多，一篇能不断给人以启发的短文胜过著作等身。

　　拉姆塞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包括《真实与概率》(Truth and probability，1926)、《对赋税理论的一个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axation，1927)，以及《储蓄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1928)。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真实与概率》研究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理论。传统的选择理论研究确定情况下人们如何根据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做出选择。但现实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的效用最大化如何确定呢?拉姆塞用了预期效用的概念，并用数学预期的方法表述预期效用，用概率来计算和衡量预期效用，估算预期效用的值。这就是说，不确定世界中人们的选择行为受数学预期的支配，并且用概率衡量效用。这种理论已成为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一，对此做出贡献的是当时仅23岁的拉姆塞。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公正地指出，现代有关预期效用的理论都“只是拉姆塞观点的变形”。

　　拉姆塞的《对赋税理论的一个贡献》探讨最优赋税结构问题，他所提出的拉姆塞规则(Rmsey rule)成为现代商品税收理论的基础。税收理论要解决以尽可能最小的超额负担筹集税收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首先要确定税收增加引起的边际超额负担，然后计算税收的增加额，最后是把第一步的结论除以第二步的结论，得出增加一元税收引起的边限超额负担。拉姆塞按这种思路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了使总超额负担最小化，税率的制定应该使各种商品在需求量上按相同的比例减少。这就是著名的拉姆塞规则。这个规则所说明的有效课税应使各种商品需求量按相同比例变动，而不是使各种商品的价格按相同比例变动，已成为税收的基本原理，至今仍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在《储蓄的数学理论》中，拉姆塞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率和最优增长的基础，并确立了储蓄和利率的建设性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拉姆塞首先研究一个国家的最优储蓄率，结论是储蓄率乘以消费的边际效用应该是等于效用的总净享乐率与最大可能享乐率之差。这被称为凯恩斯—拉姆塞法则(因为凯恩斯为这个结论的得出提供了一个非技术性的论证)。这个法则的特点一是储蓄水平不取决于生产函数，二是储蓄水平不取决于利率(除非利率为零)。这一法则不仅提出了储蓄率应该是多少，而且还用动态最优化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此基础上，拉姆塞研究了一个部门经济的最优增长问题。他假设没有人口增长、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效用的贴现。他假设的世界里资本和劳动生产一种产品，一部分用于消费，余下的是储蓄。目标是实现所有时间内加总后取得最大的享乐水平，享乐等于消费的效用减去工作的负效用。增长取决于储蓄，最优储蓄则用凯恩斯—拉姆塞法则决定。这就是今天所说的拉姆塞模型(Remsey model)。这一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前最重要的古典静态增长模型，也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出发点。

　　以拉姆塞命名的经济学理论除了拉姆塞规则、凯恩斯—拉姆塞法则、拉姆塞模型外，还有拉姆塞均衡(Ramsey Equilibria)和拉姆塞定价(Ramsey Pricing)。拉姆塞均衡研究静态多产品经济中，政府决定收税，市场决定价格。政府的最优政策是选择使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税率。政府制定政策就是设计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决定一组与经济状态相关的税率。均衡价格和均衡分配是经济状态的函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和它所引起的竞争均衡的结合就是拉姆塞均衡。拉姆塞定价是如何确定受一个供给者或一群供给者总利润约束的帕累托(Pareto)最优价格。这种价格称为拉姆塞价格，其确定的方法就是拉姆塞定价。这种定价方式至今仍是政府管制时定价的原则之一。

　　拉姆塞提出的这些理论在当代经济学中仍有强大生命力，对研究石油市场、公共投资规则、公司税收制度、政府对铁路定价的管制等现实问题仍有重大意义。一个只活了27岁的人，即使不考虑他在哲学、数理逻辑等方面的贡献，仅仅是经济学上的这些贡献，就足以称得上“天才”二字了。

　　预言家米塞斯

　　在计划经济各国转向市场经济，前苏联解体之后，人们又想起早已被遗忘的奥国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Edler Von Mises, 1881~1973)，因为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那场关于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讨论中，米塞斯早已预言了计划经济必定失败。其实米塞斯做出这种正确的预言已经不止一次了。据他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洛普回忆，1924年，他当学生时经常陪米塞斯回家。路经国家信贷银行时，米塞斯总说这家银行迟早要倒闭。1931年这家银行果然倒闭。这位学生当时没有在意老师的话，仍持有这家银行的股票，结果都化为乌有。米塞斯妻子马格瑞特在回忆录里也曾写道，1929年，国家信贷银行有意请米塞斯任高职，马格瑞特大喜过望，但米塞斯拒绝了。他说：这家银行快要倒闭了，我不想我的名字和此事联系在一起。

　　作为货币理论权威预言银行的倒闭自然不是算命先生的胡话。米塞斯1912年曾出版《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该书用边际效用理论解释货币问题，并用这种理论解释经济周期。这本书受到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好评，并被欧洲许多大学作为教科书。根据这种货币理论，随着货币量增加，其边际效用递减，货币贬值。当银行发行的货币量太多，边际效用为零时，货币一文不值，发行银行倒闭当然是迟早的事。米塞斯知道这家银行大量发行货币，预言其倒闭也就是有可靠依据了。

　　米塞斯在纽约大学度过了他的晚年

　　米塞斯对计划经济失败的预言也绝非空穴来风。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而且，最初是计划经济的最高形式——战时共产主义。尽管仅仅是开始，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暴露，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物质严重短缺。作为生活在市场经济中并对其运行机制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当然能看出这种经济体制的问题。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拉开了这场争论的序幕。1922年又出版了《社会主义：一种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通称《社会主义论》)。与他站在一起的是另一位奥国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等人起而迎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计划经济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了近20年，过了近50年后才有了最终结论。

　　米塞斯的基本观点是，计划经济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用计划体制代替了市场调节。“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一个没有经济计算的经济体制必定资源配置失误，效率低下。

　　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符合人利己的本性。理性人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使用自己拥有的资源的决策。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之下，这些分散的决策会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在市场经济中，计算是重要的，“没有计算就没有合乎经济的活动”。这种计算的基础是保证个人利益的私有制和市场在竞争中形成的价格。计划经济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个人失去了进行计算的动力，用计划代替市场，社会失去了形成价格的竞争机制，也没有用于进行计算的工具。没有计算，没有成本与价格的比较，就无法以最小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产量。这正是计划经济中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集中的计划为什么不能代替市场呢?从企业层次来看，市场经济中，企业经理是董事会任命的，他们要为股东谋取最大利润，这就不得不进行认真的计算，实现效率。计划经济中，经理是政府任命的，以完成政府的指令为目标，这种目标并不是利润目标。从决定经济的政府来看，即使他们想做出有效率的计划也不可能，因为信息是分散的，而且在随时随刻变动，没有一个能掌握这种信息的全能决策者。市场以最高的效率传递信息，并通过对供求的影响反映在价格的变动上，这就使资源流向最有利的地方。这种价格包括资源和物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工资和资本的利率。当用集中的计划代替这一切时，中央计划者绝做不出正确决策。因此，“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人们在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磨难之后，才认识到米塞斯预言的正确。所以，曾有东欧国家建议为米塞斯立一尊金像。可惜对于那些死于计划经济下的人和已去世的米塞斯来说

　　，这一切都太晚了。

　　当然，米塞斯在经济学中的贡献还不仅仅是货币理论和对计划经济的分析。他在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为》被认为是经济学中极为难读，又意义深远的书。据说这本书用了十几种文字，有人专门编写了指导读这本书的辞典。前些年我曾想译此书，但翻了一下后觉得部头大，又难译，就知难而退(台湾出过夏道平先生的中译本)。该书不仅涉及经济学，而且涉及现代所有社会问题。该书以人类行为学的一般理论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关于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必须根据人类行为学来讨论。在方法论上，米塞斯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但强调了企业家精神与利润的作用，拥护自由市场经济。米塞斯还著有《经济学的最终基础》、《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等书，对经济学方法论亦有研究。

　　说起来米塞斯是一位经济学大师，但命运对他似乎不够公正。在奥地利时由于是犹太人，且鼓吹完全自由放任，而无法在母校维也纳大学担任正式教职，只能当没有报酬的私人讲师(Privatdo zent，在欧洲一种特殊的教职，没有报酬，只有讲课资格)。他主张完全自由放任也受到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弗莱堡学派的批评。到美国后，由于自由主义立场不变，不符合当时的主流凯恩斯主义，加之生性耿直，常得罪人，尤其是领导，无法在一流大学任教。只能到纽约大学任职，工资还是由威廉·沃尔克基金支付的。

　　惟一让米塞斯值得骄傲的是他有一批好学生，包括哈耶克、马克洛普、哈伯勒、摩根斯坦、熊彼特、罗宾斯、德鲁克、罗斯伯德等。这些名字我们今天听来都不生疏。

　　计划经济改革的先驱者

　　写到米塞斯就不能不写兰格(Oskar Ryszad Lange, 1904~1965)，因为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中，米塞斯是计划经济的反对派、兰格是与他对立的计划经济的支持派。而且，兰格的计划经济思想不同于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因此，在苏东各国经济改革初期，兰格的计划经济模式曾一度成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把兰格作为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而把他作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先驱。

　　在经济学家中，兰格是少数既精通西方经济理论，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人。兰格出生于波兰，14岁时就作过一次马克思主义的讲演。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愿意主讲政治经济学，但由于思想“左”倾，学校只让他讲统计学。由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法在国内任教，从1938年到1945年，兰格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并在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兰格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早年加入波兰社会党，二战中与坚持抗战的地下组织有联系。二战后恢复波兰国籍，出任波兰第一任驻美大使，驻联合国代表。以后又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时波兰执政党)中央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会中外交、财政委员会主席。1956年后任华沙大学教授。不过由于兰格并没有真正接受斯大林模式，在波兰战后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

　　1956年的波匈事件是计划经济改革的序曲，尽管序曲和正剧之间的间隔太长在有关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兰格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论》。他反对米塞斯等人计划经济不可能有经济计算，从而低效率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同样可以运用价格实现经济计算，而且会比市场经济下更好。兰格的这种观点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模拟市场模式。

　　兰格认为，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均衡运行取决于三个条件：个人收入与效用最大化和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定了某种物价水平时商品的供求数量；各种商品的供求均衡决定了实现所有个人与企业最大化的惟一一组价格；个人的收入等于他们转让资源使用权的收入加企业家的利润。这三个条件是在市场上的试错过程中不断调整而实现的。这样的试错原理同样可以运用于计划经济中。这种计划经济应该具有三个特点：有消费者选择自由，效用最大化适用于消费品市场，消费者收入和消费品价格决定了消费品需求量；企业的生产决策不由利润最大化目标指引，由计划当局决定，要求实现最低成本和最优规模；劳动者自主择业，劳动给予支付最高工资的产业或企业，公有生产资料由计划当局决定价格，并给予能支付这一价格的产业或企业。

　　计划经济改革的先驱者计划经济中实现均衡的条件是价格要使供求相等。消费品和劳动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这与市场经济相同。在公有制下，生产资料价格和利率由计划当局决定，通过试错法，　兰格经济学著作选集的英文版计划当局同样可以确定出正确的价格。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是计划经济有效率的保证。兰格详细论述这种合理价格形成的机制。而且，他认为这样形成的价格比市场更有效率，因为计划机构掌握的信息要比私人全面得多。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际运行的计划经济与兰格设想的并不一样，例如，消费者选择自由和劳动者就业自由都不存在。计划是靠强制的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兰格预言的高效率也没有实现，而且，供求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针对这些问题，兰格的计划经济思想有所发展。首先，兰格区分了实现计划中的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他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但应优先用经济手段。其次，兰格提出了计划决策中的分权问题。这就是说，主要决策由国家(政府)做出，其他决策可以分散让企业做出，以便决策有灵活性。最后，在计算机发展之后，兰格提出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模拟市场的试错过程。这也被称为：“计算机社会主义”。

　　兰格的基本思路是在不改变公有制和计划体系的情况下来完善计划经济。这种思路容易被计划经济中的领导与群众接受，而且实行起来阻力也较小，因此，成为许多计划经济国家改革初期的基本思路。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提法与做法，包括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让利放权等等都受到了这种改革思路的影响。

　　但历史证明，兰格的这一思路并不成功。计划经济的弊病是由其体系内产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对立的体系，想在保留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运用市场、价格等等，都是一厢情愿。所以，经济改革不是完善计划经济，而是以市场经济来代替计划经济。兰格在1965年去世，这时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刚刚开始。如果他能活到80年代之后，也许他的观点还会改变。兰格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他对计划经济改革做出了最早的设想。

　　兰格年轻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以后在西方学习与研究，并且对当代经济学颇有贡献，但仍然改不了对计划经济的迷恋。这也是一个悲剧。

　　书斋中的经济学家

　　许多经济学家既从事理论研究，又关注并参与现实经济生活。他们的经济学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经济发展或政策制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终生都在书斋中，在他们的象牙之塔中玩“经济学智力游戏”(希克斯语)，他们的理论也许相当抽象，但对现实绝非没有意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仑(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 1899~1967)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张伯仑的经历十分简单，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在哈佛大学任教，终生未变。他没有担任过任何其他实质性职务，也没有从事企业顾问或政府顾问之类工作。终生在书斋中研究垄断竞争理论。今天这种理论已成为企业战略学、市场营销学等实用性学科的基础，最热门的产业组织理论或称产业经济学也是在他这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当他20世纪30年代研究这种理论时只是要发展价值决定理论，解决纯理论的不完全竞争下的价值决定问题。也正是《这种能坐下来冷静思考的精神，使他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萨缪尔森称垄断竞争理论的建立是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革命”。垄断竞争理论的建立标志着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完成。著名的《Whos who in Economics》(中文本名为《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认为他是“20世纪六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1933年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成为每一代经济学人必读的经典。书斋里同样出大学问家。

　　在经济学中，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论称为价值决定论。在张伯仑开始学术生涯时，在这一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这种理论以市场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前提。这就是说，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没有通过调整产量或产品差别来影响或控制价格的垄断势(即都是价格接受者)；企业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以及交易双方信息的完全性。而且，这种理论只分析企业而没有涉及由企业组成的行业。但在20世纪以后垄断越来越重要。尽管马歇尔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但并未深入研究。马歇尔以后的学者更多地注意到垄断，但并未注意介于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市场。张伯仑要解决的正是各种市场结构下价值的决定。《垄断竞争理论》一书的副标题就是“价值理论的重新定位”。

　　书斋中的经济学家张伯仑认为，过去人们只看到了竞争和垄断这两种极端的市场结构，其实大量的市场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竞争与垄断的不同程度结合。张伯仑又把介于竞争与垄断之间的市场分为寡头和垄断竞争。张伯仑正是要分析这四种市场结构中的单个均衡(一个企业价值的决定)以及集团均衡(一个行业价值的决定)。

　　对于竞争、垄断和寡头市场，前人已有许多分析。张伯仑最大的贡献是对垄断竞争的分析。他第一次提出了“产品差别”的概念。产品差别是同一种产品在质量、包装、外形、品牌、服务等方面的细微差别。产品差别会引起垄断，产品差别越大，垄断程度越高。这就是说，有自己产品差别的产品可以以自己独有的特点形成对一部分消费者的垄断，利用自己的产品特色控制价格，成为价格决定者。在这种存在产品差别的市场上，尽管企业规模并不大，但由于有差别的产品没有完全替代性(消费者对有差别的产品有不同的偏好)，这就引起一定程度的垄断。但有差别的产品毕竟是同一种产品，这就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而且企业仍然可以自由进入，因此，生产有差别产品的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竞争。这种垄断与竞争的并存就形成垄断竞争。

　　张伯仑重点分析了垄断竞争市场上一个企业的单个均衡和整个行业的集团均衡。垄断竞争市场上，一个企业的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短期中可以靠产品特色控制价格而获得利润，但在长期中由于竞争利润会消失，实现了长期均衡。集团均衡是研究许多企业的产品有高度替代性情况下整个行业价格和产量的调整。分析方法是先假设产量不变，考虑价格调整，然后再假设价格不变，考虑产量调整。在长期集团均衡时，企业有过剩生产能力，由于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增加，平均成本高于竞争时，市场价格也高于竞争时。

　　张伯仑的分析区分了不同的情况，而且所用图形复杂，所以，这本书读起来不易，何况现在国内还没有这本书的全译中文本(1958年出过一个节译本，现在已无法找到了)，非专业人士不必看这本书。但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企业家常讲的差异化竞争战略正是根据这种理论提出的。不过张伯仑没有预见到他的理论的现实意义，甚至把创造产品差别的广告作为增加成本的无用支出。真是书呆子一个。

　　还应该指出的是，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完全是独创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1926年英国经济学家斯拉伐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竞争条件下的报酬规律”的文章，提出了研究竞争与垄断之间市场的观点。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受他的影响在1933年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这本书的观点与内容同张伯仑的书有类似之处。因此，有人认为张伯仑亦受到斯拉伐启发。张伯仑在书中也说到支持他这种“中间理论”的有三个人，第一个就是斯拉伐。但张伯仑强调，他早在密执根上大学时就考虑这一问题 ，1922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已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垄断竞争理论》作为博士论文1926年已经完成。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经考证证明了这一点。张伯仑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同班同学、已故北大陈岱孙教授也证明了这一点。张伯仑说到斯拉伐支持他的理论是在该书1933年出版时加的一个注。

　　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有相似之处，但张伯仑关于产品差别与垄断的论述，关于销售成本对创造需求和增加需求的作用等都是独创的。现在经济学界更看重的是张伯仑的书，这也是现在微观经济学“厂商均衡理论”或“市场结构分析”的内容。琼·罗宾逊的书看的人不多了。

　　当然，作为一个一心搞学问的书斋中经济学家，张伯仑不会介意这些。说这些无非是我们后人多事而已。

　　长寿的经济学家

　　据说经济学家是为社会谋福利的，所以，应了“好人有好报”这句古话，都健康长寿。此话是否真理，无法确证，但经济学家普遍长寿是一个事实。已经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寿命基本都在80岁以上，知名经济学家中长寿老人亦不少。报应之说大概是开玩笑，经济学家的长寿与他们的心态相关。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20世纪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费雪。

　　阿尔文·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是耶鲁大学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但却是在耶鲁大学数学系获得这个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用定量分析研究效用理论，至今为经济学家称道。这篇论文奠定了他作为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的地位。费雪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据他的儿子I.N.费雪为他们写的传记所列，他一生共发表论著2000多种，合著400多种，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经济学中，费雪对一般均衡理论、数理经济学、物价指数编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都有重要贡献。张五常先生经常告诉年轻人，费雪的书是不可不读的。费雪的代表作之一是1922年出版的《指数的编制》，这本书利用时间逆转测验法(time reversal test)和因子逆转测验法(factor reversal test)编制物价指数，对以后物价指数的编制影响颇大。

　　在今天人们仍然经常提到费雪是由于他对货币数量论和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这方面他的代表作是《货币的购买力》(1911)和《利息理论》。美国加州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J.B.迪龙(J.B.De Long)在评论货币主义时把费雪称为“第一代货币主义者”。这就是指费雪的货币数量论是最早的货币主义。我们知道，费雪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是交易总量(T)乘价格(P)等于货币量(M)乘货币流通速度(V)(T·P=M·V)，当T和V不变时，物价水平(P)取决于货币数量(M)。这也正是弗里德曼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思想。费雪提出，通货膨胀率加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强调了预期通货膨胀对名义利率一对一的影响。这种观点被称为费雪效应，现在仍是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

　　人们会以为，这样一位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一生应该是春风得意的。其实费雪的一生也是颇多坎坷的。就人生而言，费雪的女儿玛格丽特在1919年由于精神崩溃而去世。与费雪共同愉快地生活了47年的妻子玛格丽特·哈泽德于1940年去世。费雪本人在1898年感染了当时被称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就事业而言，费雪发明了可显示卡片指数系统，并取得专利，办了一个获利颇丰的可显示指数公司。后来该公司与竞争对手合并为斯佩里·兰德(Sperry Rand)公司。这项事业使他致富，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他借款以优惠权购买兰德公司股份，大危机爆发后，他的股票成为废纸。据他儿子估计，损失为800~1000万美元，连妻子、妹妹和其他亲属的储蓄都赔进去了。他一文不名，耶鲁大学只好把他的房子买下，再租给他住，以免被债主赶出去。他的名声亦受到打击。

　　尽管人生有如此多的挫折，费雪还是健康地活了80岁，这就在于他健康的心态。他深信人性本善，而人类优良天性的保持，有赖于优生。他组织优生学研究会(Eugenics Research Association)、美国优生学会(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并任主席，亲自写成《民族活力报告》(Report of National Vitality)，提出建议。相信人性之善，是一个人心态健康的出发点。

　　1898年费雪患肺结核病之后，深感卫生保健的重要。他在1913年发起成立生命延续研究所(Life Extension Institute),并担任该所保健指导委员会(Hygiene Reference Board)主席。他与该所医学专家费斯克(Fisk)合写了一本《如何生活》(How to Live)的书，畅谈养生之道。该书观念新颖而又切合实际，成为美国大学和高中的卫生保健教科书，共印行90版次，在美国销量达40万册之多，亦有德、法、日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比他的经济学名著影响要大得多。他反对纵欲，主张禁酒，素食主义，锻炼身体，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以及呼吸新鲜空气。这恐怕是他的肺结核在3年后痊愈，他又精力充沛地投入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成就的原因。他的主要贡献都是在这次病后做出的。

　　费雪还是一个关怀人类的世界和平主义者，他在1922年写了《联盟或战争》(League orWar)一书，主张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参加国际联盟，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阅读费雪传记，我深为他那种始终乐观的人生态度所感动，1929年他在大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但仍在1930年出版了代表作《利息理论》，在1932年出版了《繁荣与萧条》，在1933年出版了《大萧条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在1935年出版了《百分之百的货币》。一个人在经济上完全破产之后仍然能如此潜心研究学问，且不断有重要著作问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啊!我们应该学习的不仅有费雪的理论，更重要的还有他的人生态度。

　　如果把有好报的好人理解为费雪这样有正常心态，热爱人生和他人的人，“好人有好报”就是真理了。

　　热衷从政的经济学家

　　使我对保罗·道格拉斯(Paul Howard, Douglas,1892~1976)感兴趣的不仅是他的名著《工资理论》，而且还有他幽默的风格。

　　在弗里德曼夫妇写的回忆录中,他们写道：“在罗斯(弗里德曼夫人)的印象中，道格拉斯是一位极其有趣的教师。她在芝加哥大学读一年级时选了他的经济学原理这门课。某一天，他进教室时提着一包橙子，为的是向大家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依次将橙子一个一个抛给学生，直到他们大叫‘别给了’。在这样演示后，谁还会忘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呢?”作为一位好教师，道格拉斯“总是和蔼可亲”，慈父般地教导学生。当然，作为一个好教师不仅要有这些人格上的优点，还要学问好。道格拉斯也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对生产理论的研究至今仍有影响，他与科布共同提出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每一个学过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的。

　　道格拉斯早期研究工资、社会保障、失业等问题。他1925年发表的《一家人的工资》曾被誉为“分析工资支出中的家庭津贴制度最好的书”。由于这种声誉，他担任了报纸出版业仲裁委员会主席达17年之久。1930年，道格拉斯出版了《美国1890年至1926年的工资》，又获得好评，出任沃思莫夫失业问题委员会代理主席和宾州失业问题委员会秘书，并被当时的纽约州长罗斯福(以后当过总统)聘为该州社会就业稳定委员会顾问和秘书。但使道格拉斯在经济学界久负盛名的还是他与数学家科布合作在1934年出版的《工资理论》。这本书的思想是他研究的结果，科布负责进行数学推导与论证。

　　议会成了道格拉斯发挥才能的地《工资理论》从研究生产理论与分配理论的关系入手，其重大贡献是该书第二部分根据边际生产理论提出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及对这一生产函数的检验。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代数式是：

　　P=b·LkC1-k

　　在这个式子中，L、C代表一定时期内投入的劳动量和资本量，P代表与之对应的产量。b、k为常数，b≠0,0＜k＜1。根据美国1899~1922年的实际资料，计算出b=1.01，k=0.75。因此，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结算式为：P=1.01L0.75C0.25=1.01L3/4C1/4

　　这说明，在生产中，劳动做出的贡献为3/4，资本所做出的贡献为1/4。换句话说，产量增加1%时，有3/4来自劳动量的增加，1/4来自资本的增加。也可以说，劳动增加1%使产量增加0.75%，资本增加1%使产量增加0.25%。经过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检验，其样本相关系数为0.9649，每年平均误差为4.3%，说明回归分析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根据边际生产力理论，收入分配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这就是说，工资率和利率分别取决于其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率乘劳动量为劳动的总收入，利率乘资本量为资本的总收入。这两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率称为分配率。由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出，分配率就是这个函数中劳动与资本的幂数，即3∶1。这个结论也被统计资料证明是正确的。

　　热衷从政的经济学家这种研究对以后生产理论的发展和计量经济学都有重大影响，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重大的进展之一。

　　如果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道格拉斯在学术上会有更大造诣。可惜他的兴趣不在学术，而在政治上。如上所述，道格拉斯在任教期间就担任过不少政府职务。1938年，道格拉斯参加芝加哥市议员竞争，并以绝对多数当选。从此，他走上了从政之路。二战中年逾50的道格拉斯入伍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佩累鲁、冲绳作战时多次负伤，于1946年晋升中校后退伍，担任过一段总统特别侍从官，以后又重返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并在1947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这是他学术事业的顶峰。

　　然而，道格拉斯依然热衷于从政。1948年他参加参议员竞选。他提出的竞选纲领是：在10年内新建1500万套居民住房，对通货膨胀和垄断严加控制，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农民的收入最低应与1941~1945年的平均收入水平相等，联邦政府应扶助教育事业，扩大社会保障等。这些主张颇得民心，他得到了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人联合会(劳联—产联)的支持当选为参议员。他当了18年参议员。其间参与国家复兴署、参议院社会保障委员会的工作。

　　1966年，道格拉斯在与查尔斯·珀西(芝大校友、校董事会成员)竞选参议员时失败。斯蒂格勒请他为芝大沃尔格林讲座作一次演讲。与同事吃饭时，弗里德曼见他身体比以前更好，就劝他，“你竞选失败也许是坏事变好了”。道格拉斯反应极为强烈地说：“不!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当美国参议员更好的工作了。”

　　有人为道格拉斯放弃学术感到遗憾。其实遗憾与否是个人的感觉，道格拉斯自己觉得从政好，我们有什么遗憾呢?

　　熊彼特的婚恋与事业

　　人生的婚姻有幸福也有不幸，但对待婚姻波折的态度却对人事业成败至关重要。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到英国游学，在这里他见到马歇尔，更多了解了瓦尔拉斯、埃奇沃斯和克拉克。这些人对他以后都有重要影响。当年24岁的熊彼特身材高大、贵族气质，两眼忧郁，吸引了比他大12岁的茜芭。他们很快堕入情网而结婚，但这段婚姻并不快乐。1907年他与夫人到埃及成立律师事务所。他把女王的地产租金减了一半，却使女王的收入翻了一番，显示出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财能力。同时，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该书使他成为欧洲经济学界名人。1909年，熊彼特回到奥地利，在格拉兹大学任教，并于1912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

　　这一时期，他的婚姻不幸，他忙于学术工作难免冷淡了妻子，两人常为小事争吵。熊彼特在反思这次婚姻时说:“在学者的生活中，尤其在被称作灵魂形成期的时候，要想过完美的婚姻生活是很困难的。至少从学问成果的角度而言，它可能有消极效果。”尽管他悔恨结婚太早，但婚后的不幸并没有阻碍他的进取。他把烦人的事忘在脑后，学术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他提出了奠定他一生事业基础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的婚恋与事业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例如，建立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创新并不等于发明。一种发明只有应用于经济活动并成功时才是创新。创新者不是实验室的科学家，而是有胆识、敢于承担风险又有组织实干才能的企业家。

　　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它是来自内部创造性的对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种变动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同生物界的突变一样，可以称为“产业突变”。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利润的源泉。

　　熊彼特认为，在静态体系内，资本、人口、技术和生产组织都不变。竞争的结果价格等于成本，没有利润。这样的社会是停滞的。在动态社会里，企业家创新者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效率，使成本低于价格而获利润。创新总是先由个别人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当创新普及之后，利润会消失。但还会有另一次新创新再推动社会前进。正是不断的创新推动了社会不断进步。

　　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熊彼特把茜芭送回英国，他们这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事实上就结束了。这一时期，欧洲动乱，他仅发表过两篇文章。1918年他曾参加考茨基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委员会，以后又出任过私营皮达曼银行总裁，该银行破产后，他一直在还债。1925年他与比他小20岁的安妮·莱瑾结婚。他还把妻子送到巴黎和瑞士的学校学习。这次婚姻是幸福的，可惜不到一年妻子难产去世，同年他又失去了母亲。这双重打击没有使他消沉。家庭没有了，他一心投入学术事业。到波恩大学任教后，又是他学术事业的一个高峰，为写《经济周期》一书进行准备。1932年，他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当教授。1937年他与经济学家伊丽莎白·波蒂结婚。这次婚姻是幸福的。他们有共同的事业和追求。美满的家庭生活给了他力量，他的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1939年，熊彼特出版了两大卷一千多页的《经济周期》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创新活动引起的原有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并不是什么社会灾难。创新为创新者带来利润，引起其他企业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就引起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形成繁荣。创新普及之后赢利机会消失，在新创新没有出现之前，就会由于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的减少而引起衰退。直至另一次创新出现再次繁荣。经济周期正是由创新引起的繁荣和衰退这两个阶段的交替而形成的。熊彼特还用创新的大小解释统计资料中显示的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这就是说，创新的大小引起周期的长短，大创新引起长周期，中创新引起中周期，小创新引起短周期。熊彼特这本书把经济理论、历史和统计资料结合在一起，对后人也很有启迪。

　　在哈佛大学这一段是熊彼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时期。他为哈佛大学学生讲授“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构思他另一部巨著《经济分析史》，并参与了计量经济学会的创建，担任第一任会长。这一时期，他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熊彼特认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富有，企业家的职能会被技术专家代替，资产者的职能消失，资本主义保护阶层毁灭，不再有创新，这时资本主义就会灭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不过这一过程还相当长，至少在50～100年内，资本主义仍会创造奇迹。这是他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

　　哈佛大学是熊彼特的归宿

　　1950年，熊彼特去世。他去世后，妻子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经济分析史》。熊彼特用了9年时间写这本书，临终仍未最终完成。他的妻子还把他以前写的一些文章编辑成《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一书出版。

　　熊彼特在婚姻不幸时仍能潜心于学术研究，在婚姻幸福时也没有贪图享受而放弃了学术。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都孜孜不倦地在科学事业上探索。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正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反法西斯的经济学家

　　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国经济学界发生了分化。少数经济学家投靠纳粹，为希特勒出谋划策，最著名的当数金融专家沙赫特了。他出任帝国银行总裁和经济部长，发明了名为米福(Mefo)的期票来发行货币，为侵略战争筹资，又发明了分别与别国进行易货贸易的办法，克服外汇不足的困难。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并没有卖身投靠，但他们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潮有意无意为法西斯提供了思想工具，并推动经济走上适于战争的集中管理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仍有一批经济学家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以他们的理论武器反对法西斯独裁。尽管他们没有拿起枪上战场，但仍无愧于反法西斯战士的称号。他们就是以欧肯为首的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产生于一战之后的德国，因其成员主要在弗莱堡大学任教并以此为学术中心而闻名。它的形成时期与法西斯在德国的统治时期不谋而合。但它不是作为法西斯统治的意识形态发展起来的，而是作为反法西斯的思想体系发展起来的。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居然有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流派得以发展，这在独裁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弗莱堡学派是一个严格的学术集团，它以弗莱堡大学教授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为核心，成员多为其同事或学生，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如法学家伯姆、格劳斯曼—道艾尔特、经济学家盖斯特里希、迪莱、弗里德里·卢茨、麦耶尔、梅耶等人。他们共同的信念是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制度，但他们所主张的是有正常社会秩序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他们研究的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即他们所说的秩序问题。

　　欧肯的秩序学说是整个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基础。“秩序”德文中是奥尔多(Ordo)，所以，这个学派又称奥尔多学派。这里说的秩序指一定的规则制度安排。欧肯用理念类型来概括历史上的秩序。理念类型并不是现实经济类型，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类型。他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理念类型秩序：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集中领导的经济又称中央领导的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都由一个中央计划来控制的经济。这种经济要满足的是中央管理机构的需求，　　中国学者研究弗莱堡学派的著作之一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这两者是不同的。这种经济制定计划和实行控制的基础是粗略的评价，没有市场经济下的精确计算。而且，剥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决策权，靠强制实现计划。这就不可能实现均衡，并引起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弊病。欧肯对集中领导经济的批判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法西斯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正是这种经济类型的变种。

　　交换经济指由多个个别经济体组合起来的经济。这些个别经济体相互依赖，并通过交换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交换是通过货币制度来实现的，这就有以货币为标准的计算。欧肯分析了供给与需求的五种纯粹形式:垄断、部分垄断、寡头垄断、部分寡头垄断和竞争，组合为25种市场形式。

　　那么，现实中应该是一种什么经济秩序呢?欧肯认为，现实的市场经济应该坚持六个原则：保护私有财产，这是交换的基础；保证契约自由，这是交换的前提；稳定的货币秩序；开放的市场，即进入与退出的自由，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与货币；　　中国学者研究弗莱堡学派的另一本著作严格的责任；政策的不变性。但是这种经济要由政府保证正常秩序，这就要：使权力分散，反对垄断；收入与财产的再分配以保证公正；用最低工资保证低收入者的利益；保护环境，实现个人与社会成本的均等化。为了使这种经济秩序得以实现，国家的干预必须遵循三项原则：国家必须限制利益集团的权力；所有的国家干预必须是针对经济秩序的，而不是针对经济过程的；经济与社会政治必须是系统的，不能是特定的。欧肯特别重视原则与历史的区别。这就是说决策者不能教条地看待原则，而要考虑具体历史环境。他明确指出，科学、宗教与国家都是维护经济、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制度力量。在秩序中，弗莱堡学派特别强调反垄断，这也是针对法西斯扶植垄断企业的政策。

　　欧肯强调，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实现竞争秩序。他们既反对那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又反对中央管理经济，同时还反对他称为“各种不稳定的中间道路政策”，即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变种，包括对部分行业(基础行业)的集中领导，行业组织的等级秩序政策，以及充分就业政策。

　　弗莱堡学派不仅以这些理论对抗法西斯，而且也以合法的形式对抗纳粹统治。1934年，纳粹政府建立了一个德国法律研究院，以制定有德国特色的法律。该院曾建立了一个第四班，弗莱堡学派利用这个班学习欧肯的著作，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还与政府中反纳粹的人士秘密合作，寻找一种替代纳粹统治的经济政策。1943年，德国临近失败时，他们还秘密研究战后德国的经济政策。他们的一些成员还与地下反法西斯组织保持了联系。正是由于弗莱堡学派在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研究工作，使战后德国经济政策有了理论依据。

　　1950年，欧肯去世。以后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或去世，或出国，或退休。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弗莱堡学派就不存在了。但艾哈德继承了弗莱堡学派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战后联邦德国经济政策，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繁荣。弗莱堡学派在经济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理论至今仍影响着经济学家。

　　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者

　　做一个象牙之塔中的理论经济学家并不难，难的是把自己正确的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实际。联邦德国前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正是这样一位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实现了德国战后经济腾飞的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学家，艾哈德曾在法兰克福德国制成品经济观察研究所从事消费品和工业品的成本核算比较研究。他不属于德国弗莱堡学派的成员，但与这个学派关系密切，并接受了他们的基本理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经济分为两种理念模型：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央管理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由价格机制自发调节经济。中央管理经济由政府的计划和命令来调节经济。但这两种经济都有缺点。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会引起垄断，经济危机与不稳定也是难免的，这必然引起国家干预。中央管理经济又会引起资源配置失误和效率低下。他们理想的经济是“有意识地加以指导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由价格机制来调节，但政府要维护经济秩序。”

　　社会市场经济使德国再度辉煌

　　艾哈德称赞这种社会市场经济，他在1957年出版的《大众福利》(中文本根据英文本改名为《来自竞争的繁荣》)中发展了这种理论。他首先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是大众福利，即在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消灭贫富对立，使绝大多数人能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果实。大众福利要通过三位一体的目标来实现，即生产率和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提高，以及低而稳定的物价水平。

　　社会市场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艾哈德认为，人类进步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它能使调节过程随时随刻地进行，能使供求双方，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之间既在数量上又在质量上都趋于平衡，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获益”。市场经济的基本点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自由竞争和保护私有制。经济自由指生产者决定自己资源使用，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自由，以及消费者使用自己收入的自由。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力，也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自由竞争是实现市场调节的惟一途径。价格要在竞争中形成，并通过竞争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繁荣的最有效手段。私有制是保证个人自由与自由竞争的基本前提，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

　　但是艾哈德区分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这两者的区别如同野生植物与人工培育植物的区别。他认为国家的作用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把经济活动比喻为球赛，企业是运动员，政府是裁判。裁判不能踢球，但一场精彩的球赛离不了裁判。国家的作用是：兴建并维护基础设施，稳定货币和物价，反垄断，实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协调劳资关系。总之，国家要通过各种方法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话经济学人

　　艾哈德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提出或发展了社会市场理论，而在于运用了这一套理论。在纳粹统治时期，艾哈德拒绝与当权者合作，并研究德国战后重建问题。战后，艾哈德得到美国占领军重用，任美国纽伦堡军管机构的经济顾问。1945年10月起任巴伐利亚洲经济部长。1947年10月任英美占领区财政管理委员会货币与信用特别处主任，筹备货币改革事宜。1948年3月又任英美占领区经济管理委员会美方经济区主席。1949~1963年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1963~1966年任联邦德国总理。正是在这一期间他把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变为德国的经济政策。

　　战后面临的严重问题是超速通货膨胀。艾哈德1948年6月18日在英美占领当局支持下进行了货币改革，废除了旧马克,发行新马克，颁布了货币法、货币发行法、兑换法和固定账目法，稳定了通货，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然后又进行价格改革，放开市场。废除了对90%的商品的价格管制(仅对基本食品、重要工业原料和房租与公用事业费进行管制)，取消物品配给制，实行买卖自由，政府对工资的控制，由劳资双方决定工资。这些是发挥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在政府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制定反垄断法，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度以缓和劳资对立，又通过社会政策和劳动立法，实现社会保障和福利，并提出工人阶级中产化的目标。在国际上实行自由贸易，并推动西欧经济的一体化。

　　这些政策促进了德国经济发展。从1950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的GDP从981亿马克增长到9262亿马克，增长了8.4倍，年增长率为7.1%左右，在西方各国中仅次于日本(8.9%)。同时，年通货膨胀率仅为2.3%。人民生活得到相当大的提高。社会市场经济终于实现了大众福利。尽管艾哈德在1966年后不再担任总理，但联邦德国仍继承了他的基本经济政策。

　　艾哈德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尽管他在1977年去世时也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在理论经济学界也称不上一流经济学家，但他真正称得上把经济学用于富国富民的经济学大师。

　　大经济学家的小错误

　　凯恩斯曾经说过：“据说列宁曾宣称，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法是破坏通货。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而不知不觉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部分财富”。

　　这段话是凯恩斯在其名著《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谈到一战后强加给德国的赔偿条款会引起经济困难和加剧国际关系紧张时说的。

　　这一段话在《劝说集》(Essays in Persuasion，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凯恩斯文集》第一本中译为《预言与劝说》)第二部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第一篇文章“通货膨胀”中也出现过(这一篇文章就是《后果》一书中的一部分)。因为凯恩斯是大经济学家，这段话被作为列宁的话而广为引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第16版第30章“保持价格稳定”中把这句话作为该章前的引言。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宏观经济学》第7章“货币与通货膨胀”中专设了《参考资料》：凯恩斯(与列宁)论通货膨胀的成本”一节介绍这句话。可见这些经济学大师对凯恩斯的话都深信不疑。

　　但香港经济学家林行止指出了凯恩斯的错误。他在《弗里德曼是凯恩斯信徒?》一文(收入《一脉相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版)中考证了这句话的来源。林先生根据英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理查德·皮泼斯(Richard Pipes)1990年出版的《俄国革命：1899~1919年》(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9~1919)证明了，这句话并非列宁所说，而是另一位布尔什维克拉宁(Larin)所说。拉宁在俄国革命时期为经济负责人，这大概是他在干革命时摧毁帝俄卢布的经验总结。

　　凯恩斯大概并没有读过列宁或拉宁关于通货膨胀论述的文章，他引用的话是听说来的，也没有指明出处，原文是“Lenin is said to have declared …(林行止先生根据的《后果》一书英文版是148页，曼昆根据的1920年Macmillarn版是219~220页，我根据的纽约1920年Harcourt, Brace and Howe版是235页)。看来当时凯恩斯引用这句话也是底气不足，但他的学术地位使大家都信以为真。

　　凯恩斯把关于通货膨胀的这段话归在列宁头上还算不得什么大错，毕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错，何况也是出自列宁战友拉宁之口。但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瓦伊纳所犯错误就不一样了。

　　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892~1970)是早期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获博士学位，是当时著名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学权威陶西格(Frank W.Taussig,1859~1940)的学生与朋友。瓦伊纳曾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并担任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18年之久。他对成本曲线、垄断竞争和寡头市场上的拗折的需求曲线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也造诣颇深。他影响最大的是关于成本理论的研究和成本曲线的图形表述。这些仍然是今天微观经济学中成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研究成本理论时，他提出了今天人们都熟悉的包络曲线概念，即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络曲线。当时瓦伊纳认为，在长期中企业总可以通过调整生产规模实现平均成本最低，因此，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应该是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组成的轨迹。根据这种思路，他要求制图员画出一条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包络曲线；第一，这条包络曲线要把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包在内；第二，这条包络曲线要和所有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相切。

　　据记载瓦伊纳的这个制图员是一个中国人(可惜名字已无法考证)，且精通数学。制图员告诉瓦伊纳，这个图是画不出来的，因为在数学上任何一条包络曲线都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如果要把无数条曲线包在内，这条包络曲线就不能与这些曲线的最低点相切；如果要使包络曲线与各条曲线的最低点相切，这条包络曲线都不能把各条曲线都包在内。这就说，包络曲线只能满足瓦伊纳要求的两个条件之一，而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瓦伊纳为此与制图员发生争吵。

　　在此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既然长期中企业可以调整规模使平均成本最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就应该是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轨迹。瓦伊纳的包络曲线概念和对包络曲线两个必须满足的条件的总结正是这种思想的概括。但事实上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并不能是各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包络曲线。这种对短期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关系的误解被称为“瓦依纳错误”。是一个不知名的中国制图员纠正了这个错误。

　　大经济学家并非全能的上帝，当然会犯错误。学问是无止境的，做学问时用得上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大经济学家犯的错误会流传更广。这提醒我们，千万不可迷信大经济学家，把他们的话句句作为真理。

　　凯恩斯与罗斯福志同而道不合

　　1933年，罗斯福在美国经历了四年大萧条之后出任总统。罗斯福上任后，在政治学家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经济学家雷克斯福行·G·特格韦尔 (Rexford G.Tugwell)和制度经济学家、律师阿道夫·A·伯利(Adolf A. Berle)等人的策划下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新政，中心是政府举债扩大公共工程支出。

　　罗斯福的做法与凯恩斯的思想不谋而合。1933年底，凯恩斯在《纽约时报 》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称赞罗斯福：“你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你大功告成，那么将无处不以新的更大胆的方式进行尝试。历史将表明，经济新纪元的第一篇章是从你入主白宫开始的。”罗斯福新政在国内尚受到一些守旧派人士的反对，所以，有凯恩斯这样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支持颇为高兴。他们双方之间都颇有好感。

　　1934年6月，凯恩斯受哥伦比亚大学之邀，接受该校授予他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访问美国。经凯恩斯的朋友费利克斯·法兰克福介绍，凯恩斯在华盛顿认识了一批新政人士，并由劳工部长珀金斯(F·Perkins)安排，会见了罗斯福总统。但这次会见的结果并没有预料的那么好。帕金斯在他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罗斯福》一书中记载了这次会见。本来珀金斯希望凯恩斯“把事理说得具体些，而不是仿佛作为居于经济知识的高一层人物去看待自己”，即希望凯恩斯不用数学公式推导，而用经济常识推理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珀金斯记载“凯恩斯1934年拜会了罗斯福，时间短促，谈了些玄虚的经济理论”。后来，罗斯福告诉我：“我见到了你的朋友凯恩斯；他留下许多数字的一整套废话。他应该是一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感到罗斯福对他的理论不是听的津津有味，而是颇为茫然，对罗斯福也有点失望。也许没有这次会面，他们双方对对方的印象会更美好。

　　凯恩斯与罗斯福用国家干预拯救经济的“志”是相同的，但罗斯福更愿意听特格韦尔等人浅显易懂的“道”，而不爱听凯恩斯那种抽象玄妙的“道”。

　　也许凯恩斯和罗斯福这次会面预示了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合作的困难。从这次会面来看，困难在于表述方式。其实凯恩斯要是像珀金斯希望的那样采用通俗的事实来说明问题也许会好的多。可惜凯恩斯高估了罗斯福的经济学修养，用了数学方式。现代经济学家运用数学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深了。政治家们当然无法理解这些东西。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是一种进步，但数学仅仅是工具。经济思想是可以用生动活泼的事例和语言表述的。经济学家要让政治家和公众接受自己的思想，必须选择恰当的表述方式。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不仅要会玩数学，还要做到“真佛只讲家常话”。

　　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分歧还在于经济学家只是从经济本身来看问题，而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更为复杂的因素。例如，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M·阿什顿(Richard M.Alston)等人的调查，有93%的经济学家认为关税和进口限额通常降低了一般经济福利，支持自由贸易。出于这种观念，美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消除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之间贸易壁垒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许多政治家担心这个协定对美国有不利影响，增加美国的失业，在国会中仅以微弱多数通过。最近布什总统对钢铁加征进口税的做法在经济学界遭到几乎一致反对，但在政界却支持者甚多。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这种不一致就表现为经济理论与政策之间的背离。

　　经济学家总抱怨政治家不懂经济。其实对牛弹琴这句话不仅是讽刺听者的，也是讽刺弹琴者不看对象的。从更深的层次看，是经济学家给自己定错了位。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它的任务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把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的实用技术是一种天大的误解。认识世界可以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下进行，抛开价值判断，探求经济运行的规律。但制定政策改善世界却要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依据，考虑政治、社会、传统等多种因素。正如克隆技术是科学，但是否可以克隆人则要考虑社会伦理问题。经济理论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但不是惟一依据。认识经济规律是科学，制定政策是一门高深的艺术。研究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事，制定经济政策是政治家的事。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分歧往往在于经济学家给自己定错了位。

　　要使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志同道合，政治家应该倾听经济学家的意见，重视经济规律，经济学家也要善于通俗地介绍经济学，并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高明。如果顺着这方向走，就不会再有凯恩斯和罗斯福的相互误解，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就真正可以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共同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了。

　　萨缪尔森的好老师

　　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有记者问他，获得诺奖的秘诀是什么?萨缪尔森当即回答，去找一个好老师。萨缪尔森说的他的好老师就是美国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 1887~1975)。

　　汉森原来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信奉自由放任，研究经济周期理论，并有《繁荣与萧条的周期》、《经济周期理论》、《一个不平衡世界中的经济稳定》等著作问世。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后，他很快拜读，并成为凯恩斯的信徒，完成了从自由放任向国汉森著作的中文本家干预的转变。为了宣传凯恩斯主义,他于1937年到更为开放自由的哈佛大学任教。20世纪40年代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是鼎盛时期，著名的国际贸易理论权威陶西格担任系主任，熊彼特讲授“高级经济理论”，列昂惕夫也在这里任教。汉森主持财政政策研讨班，带领学生学习凯恩斯的《通论》。萨缪尔森回忆，那时课堂上讲的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他们学《通论》还有点“地下活动”的意思，但这使他们年轻人更加兴奋地讨论凯恩斯的观点。美国第一代凯恩斯主义者，以后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从这里出去的。这些人中有以后获得诺奖的萨缪尔森、托宾、索洛、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海勒，以及以提出奥肯定理著称的奥肯等人，还有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左派经济学家斯威齐，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陈振汉等人。汉森开放的讨论式教学、热情而耐心的教诲和渊博的学识使这些学生受益匪浅。汉森著作的中文本

　　当然，作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他不仅教了一批成功的学生，还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新古典综合理论的背景是战后经济制度的变化。汉森认为，战后的经济制度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市场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私人经济与社会化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仍然是基础，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认为，这种经济比纯粹私人经济优越，克服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但又不是那种集权式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不是削弱市场经济，而是推动它前进的新动力。经济是混合的，经济理论当然也应该是混合的，这就有了把新古典学派微观经济理论(论述市场机制的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论述国家干预的经济学)结合为一体的新古典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这个名词是萨缪尔森而不是汉森提出的，但混合经济正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作为凯恩斯的信徒，汉森最大的贡献是解释并发展凯恩斯主义。他1953年出版的《凯恩斯学说指南》是当时最畅销的凯恩斯主义入门读物。在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中他有两点最重要的贡献。一是他发展了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被称为希克斯—汉森交叉图。I代表投资，S代表储蓄，L代表货币需求，M代表货币供给。这个模型用一般均衡方法说明当物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这被称为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标准解释，并成为所有教科书的核心内容。二是他与萨缪尔森提出了解释经济周期的乘数—加速原理模型，又称为汉森—萨缪尔森模型。这个模型说明了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时，由于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必然发生经济周期，从而证明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这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也是战后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发展之一。这两个理论都曾风靡一时，至今也仍然有影响。话经济学人

　　汉森不仅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解释者和发展者，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他在《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美国经济》、《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等著作中论述了政策问题。汉森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因为“经济停滞不是自动调节的教条所能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大大地扩大民主政府的作用，担当起维持充分就业的作用”。他把美国国会1946年通过的“就业法案”作为“经济计划的大宪章”，因为这个法案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联邦政府的重要职责。他与凯恩斯一样不太重视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作用，重点强调的是财政政策。

　　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是以赤字财政为特点的，但战后美国并没有打破财政平衡的框框。汉森认为，政府不应把本期的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目标，应该根据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来决定支出。这就是补偿性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的原则是在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减少税收，以刺激经济。在繁荣时期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抑制通胀。这种财政政策并不需要保持逐年的财政预算平衡，在萧条年份会有赤字，在繁荣年份会有盈余，因此在长期中仍可以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称为“长期预算平衡论”或“周期预算平衡论”。这也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经济政策的基调。

　　在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中，汉森更重视充分就业。他认为“在物价稳定的问题上，我们不应有什么严格的法则。我们应该把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列为主要目标。”“如果每次物价略有上升就把我们吓倒，我们就会永远落后于可能实现的发展。”这些观点由他的学生托宾、海勒等人继承并发展，成为6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的基调。

　　今天了解汉森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在50年代，汉森几乎无人不知。著名的《幸福》杂志曾说过“在今天，谁不熟悉汉森和凯恩斯的思想，谁就不可能了解世界大事的演变”。汉森的哲学是“以民主思想使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做到机会均等”。他对就业的关注实际是对人的关心，在他80岁获得沃尔克奖章时，他的学生托宾说，对汉森而言，经济学就是为人类服务的科学。

　　杜鲁门与经济顾问委员会

　　儿童时代我常念的童谣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所以，在幼小的心灵中杜鲁门是该被老虎吃掉的坏人。成年后才知道，杜鲁门其实是一个满有人情味的总统。他的女儿是歌唱家，一次演出后受到评论家抨击，他怒不可遏，“亲自”写信痛斥这位评论家。尽管受到当时媒体抨击，但我相信这样一个爱女心切的父亲不会是坏人。现在我想到杜鲁门是因为在他当政时成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是经济学家系统从政的开始。

　　在二战之前，像凯恩斯、俄林这些经济学家都以个人身份出任政府官员，但这时他们的身份已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真正以专家身份参与政府经济决策是在这个该被老虎吃掉的杜鲁门当政时。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就业法案》，并由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这部被称为“美国经济大宪章”的立法规定“促进充分就是和生产……是联邦政府一贯的政策和责任。”这就开始了政府系统地干预经济的新时代。在这个法案中还规定在总统的政府办公室设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在国会设立一个联合经济委员会(JEC)。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务是分析经济形势并提出经济政策建议。这个决定使经济学家进入决策圈，在政策决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经济学家真正进入政府的开始。

　　《就业法案》对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经济学学位和资历要求，但指出他们应该“在分析和解释经济发展阶段上，在评价政府计划和活动上，以及在规划和推荐能够在自由竞争企业组织体系下促进就业、产量与购买力增长的国民经济政策方面拥有特殊的才能。”按照这一要求，杜鲁门任命埃德温·诺斯(Edwin G.Noures)为该委员会主席，里昂·凯泽林(Leon H.Keyserling)为副主席，约翰·克拉克(John D.CLARK)为委员。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

　　诺斯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是农业经济专家。他为人谦和，没有从过政，杜鲁门选他担任主席是看重他无党派偏见的客观立场和学术背景。凯泽林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过律师，当年仅38岁。杜鲁门选择他是因为他是热心的新政派，曾在罗斯福政府工作，并参与起草过包括《就业法案》在内的多个立法。他从政多年，在政治上最敏感。克拉克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过律师，出任过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副总裁，当过教师，并在俄亥俄州立法机构服务过。杜鲁门看重的是他在企业工作的背景。这三位当时在学界或政界都是颇有名望的。

　　杜鲁门在自传中承认“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政派”，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他很想在这个亲自挑选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做点有助于经济繁荣的事。但以后的事实却使他的这种愿望基本落空。

　　首先是委员会内部对该组织性质及职能理解的分歧。诺斯认为，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向总统提供专家的客观咨询意见，在考虑问题时不加杂政治因素，避免当决策者和倡导者。凯泽林和克拉克则认为，委员会的作用应该是公开维护和倡导行政部门的经济政策。这种分歧表现为委员会是否要到国会各委员会作证。实质是经济委员会是政策的咨询者还是决策者。杜鲁门对这一问题未表态。当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要求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作证时，诺斯拒绝了，凯泽林和克拉克反对诺斯的这种做法。

　　经济顾问委员会三名成员的这种分歧还表现在政策上。起先，他们在送交总统的报告中力求观点一致。这就要在报告中考虑到各方意见，写报告时总是“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力求全面一致。但杜鲁门拿到这种报告后不知该如何做，于是就声称他要找“独臂”经济学家，即只有一方面的意见。这样，他们三人就各自独立地向总统送观点相互冲突的报告。这使杜鲁门更难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顾问委员会有效运行变得越来越困难。诺斯认识到自己惟一的可能是辞职。1949年11月，诺斯的辞职获得总统批准。他在辞职后抨击委员会的客观性和专业科学性被阉割了，批评总统对委员会的忠告置若NFE34闻。经济学家与总统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并不成功。

　　诺斯辞职后，凯泽林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拉克留任，又任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伊·布劳担任委员。以后布劳又为另一名经济学家罗伯特·C·滕纳取代，因为布劳尽管同意去国会作证，但仍坚持只提供有关经济走势数据的证词，不涉及其他问题，不改变他的专业身份与客观性。凯泽林是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扩张性政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这种政策得以实施。而且，凯泽林善于协调与总统、国会和其他部门的关系，使委员会得以维持下来。

　　美国第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是由凯泽林维持下来的，但他并不是专业经济学家而是律师出身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真正参与决策还有一个与总统和政界磨合的过程。

　　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中还是“一手硬一手软”的多。有的擅长理论研究，对实务兴趣不大，如哈耶克；有的擅长实务，对理论缺乏建树，如格林斯潘。经济学是要认识世界并改善世界的，特别需要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既有理论造诣又擅长把理论运用于实际。艾森豪威尔时代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F.Burns)正是这样一位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

　　伯恩斯是经济周期理论专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约翰·贝茨·克拉克经济学讲座荣誉教授。他自从1930年起就在著名经济学家米契尔创立的国民经济研究局从事研究工作，主要从事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及相关经济政策的研究。他1934年出版的《1870年以来美国的生产趋势》指出了各产业生产率的减速趋势，以及新产业出现对总产量增长的有利影响。直至今天这本书仍然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1946年他与米契尔合写了《衡量经济周期》。这本书在确立经济周期阶段的测量技术方面有许多创新，并在周期特点和引起周期的各种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分析上有许多新见解。民经济研究局今天仍然是确定美国经济周期阶段和经济预测方面的权威(尽管它是一个民间机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一直把这个机构提供的分析资料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这个机构所用的确定经济周期阶段的方法基本是当年米契尔和伯恩斯奠定的。伯恩斯无疑是一位经济学大师级人物。

　　伯恩斯参政是从担任艾森豪威尔的经济顾问开始的。在杜鲁门时代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作用难以令人满意，因此，在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国会主张撤消这个组织，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只同意为一个经济顾问提供资金。艾森豪威尔对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委员会也举棋不定，而且更倾向于不要这个组织。他选择了伯恩斯这个当时在经济学界极富盛名而又与本届政府没有政治联系的专家担任经济顾问。伯恩斯认为总统需要经济专家的专业咨询，而且，一个组织总比一个人好。他劝说总统保留经济顾问委员会，并得到同意。这样，伯恩斯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由伯恩斯提议任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尼尔·雅各比(Neil H.Jacoby)和为政府服务的经济学家沃尔特·斯图尔特(Walter W.Stewart)为委员。从此以后，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是由总统任命主席，主席挑选委员。

　　伯恩斯在经济周期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造诣为他参与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但要把这些理论运用于政策实践中关键还在于如何协调相关部门的关系，并影响总统。这就需要务实的能力与政治手腕。许多经济学家缺乏务实能力还在于后一方面的不足。

　　作为一名经济周期理论专家，伯恩斯认为，经济中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而且，繁荣的时期与强度大于衰退，经济总体上在前进。反周期政策的目的是实现稳定，防止过度繁荣与衰退，而不是人为地刺激繁荣或消除衰退，但在经济衰退较为严重时政府还应该有所作为。

　　伯恩斯的成功之处不在于他有这种认识，而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种见解变为实际经济政策。艾森豪威尔对伯恩斯是信任的，他也赞同委员会回到非政治角色的主张。但伯恩斯与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位主要经济顾问、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的见解存在分歧，而且，艾森豪威尔与汉弗莱的私交更好。伯恩斯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就要说服艾森豪威尔。伯恩斯利用一切机会用尽量通俗的方式向这位军人出身缺乏经济学背景的总统谈经济周期问题。他的意见逐渐得到总统认同。1953年政府成立包括美联储和各有关部门组成的经济增长和稳定顾问委员会，伯恩斯被任命为主席。这个委员会有“小经济内阁”之称，对制定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伯恩斯以专家的眼光分析经济走势，预测衰退的到来或繁荣的出现，得到艾森豪威尔的称赞。这位总统以军人习惯的口气说：“阿瑟，如果在战场上你将是多么好的参谋长啊!”总统的支持使伯恩斯在与汉弗莱的争斗中占了上风，政策主张得以实施。

　　在伯恩斯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期内，政策基调是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温和的，在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年还把刚上任时联邦政府的71亿美元赤字变为61亿美元盈余。在1953年到1954年经济出现衰退时也采用了扩大财政支出等刺激经济的措施，并有所成功。伯恩斯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积极作用受到肯定。他的成功远胜于他的前任诺斯或凯泽林。这也为伯恩斯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1969~1970年伯恩斯任尼克松总统的顾问，1970~1978年任美联储主席，1981~1985年又任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在从政的经济学家中，伯恩斯是最成功的一位，而且从政后并未放弃学术事业，仍在1969年出版了《变化中世界的经济周期》，在1978年出版了《一个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反思》。

　　一手硬的经济学家并不难找，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才难得。这是伯恩斯至今仍为经济学界称道的原因。

　　萨缪尔森没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拉封丹寓言中的布利丹毛驴痛苦地在两捆干草中选择吃哪一捆，经济学家则要在从政和学术研究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也与布利丹毛驴的选择一样痛苦，但还不至于像这头驴那样最终做不出选择而饿死。

　　从政，参加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风光得很，又可以把自己的经济思想用于经邦济世，但要放弃作为学者的独立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可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问题，活得有滋有味，但很寂寞，难得大红大紫。许多经济学家选择了从政，但萨缪尔森在痛苦的思考之后还是放弃了从政的机会，仍然在MIT当他的学者。

　　萨缪尔森不仅理论造诣深，而且也是一位热衷于经济政策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政时，萨缪尔森多次作为经济学家出现在国会的各委员会中。他多次言辞尖锐地批评艾森豪威尔的经济班子。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经济管得太多、太严，在与通货膨胀斗争的名下丧失了潜在GDP增长的可能性。萨缪尔森指责伯恩斯在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经济政策的特征是残暴的试验。他在国会听证会上呼吁放松经济管制，以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和增长。”他认为，只要政策得当，“一个社会能实现充分就业，同时能有一个它所需要的资本形成率，并能实现所有这些指标与所期望的收入分配状态之间的和谐共存。”简言之，萨缪尔森认为，经济是可以搞好的，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策失误使这种可能没有变为可能。

　　1961年上任的肯尼迪总统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学过经济学，读的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当年登陆美国的第一个据点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长期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肯尼迪是在这种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对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相当崇敬。肯尼迪以振兴美国经济为己任，萨缪尔森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正合他的心意。因此，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要求萨缪尔森领导一个经济班子帮他出谋划策。萨缪尔森对此颇为积极，接受委任后就向肯尼迪的竞选班子提交了一本题为《1961年美国经济前景与政策》的书。这本书以凯恩斯主义为基调，主张政府刺激经济发展。他强调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尤其是增加对外军援和教育支出，此外，在经济运行缓慢时也可以适当减税。这些意见受到肯尼迪的重视，并作为他竞选总统的经济纲领。

　　肯尼迪依靠“振兴美国经济”的口号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年轻的总统，而他的经济观点都是从萨缪尔森那里“贩卖”来的。所以，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就决定聘请萨缪尔森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以弟子的身份给萨缪尔森打电话，恳请他出任这一职务。

　　萨缪尔森面临着布利丹毛驴的选择。萨缪尔森是以纯经济理论起家的，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经济分析的基础》对提高现代经济分析水平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但作为凯恩斯主义者，他还不是一个纯象牙之塔的学者。他深切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对有关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的讨论充满热情。他的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分析这些问题的。他还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上发表了许多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与政策的专栏文章。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和为肯尼迪竞选出谋划策表明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

　　作为一个关心现实并主张用凯恩斯主义指导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担任对决定政策有重要作用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然对萨缪尔森有极大吸引力。而且，肯尼迪对他的尊重和经济政策观点的一致，可以保证以后双方合作愉快。但是，萨缪尔森在经过两周的反复思考之后，还是谢绝了肯尼迪的邀请。

　　萨缪尔森深知，如果他出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就要放弃学者的独立精神和宁静的学者生活。杜鲁门时代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斯也是一名著名学者，他没有能放弃学者的独立精神和客观立场，实际上即使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无法发挥其作用。从学者向政治家的转变并不容易。萨缪尔森要想成功也必须放弃学者的本性。更何况当这个委员会主席琐碎的事务和活动必然很多，这要耗去大量从事研究的时间。萨缪尔森还是愿意留在风光宜人的查尔斯河畔，在MIT这个充满学术自由的环境中教书和研究。他说：“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者谁起草高深的条约。”这是他重学术甚于从政的心态的表露。

　　而且，在萨缪尔森看来，他不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仍可以对政策保持自由评论的权力，可以批评也可以支持。他的观点对政府决策仍会有重要影响。所以，尽管他未去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仍然关心现实经济。肯尼迪就职日，萨缪尔森又交给政府一篇题为《1962年的经济政策》的文章，为经济不振担忧，主张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甚至不惜出现财政赤字。这些建议以后都被肯尼迪政府采纳了。

　　现在看来，萨缪尔森当时的这个选择对他来说是合适的。其实要改善世界，未必一定从政，作为一位旁观的专家也许作用更大。

　　真正的凯恩斯主义者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就传入了美国。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学的主流。但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当政时，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政策并未被真正采用。真正主张用凯恩斯主义那一套来制定经济政策的，是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

　　1961年肯尼迪当总统时才44岁。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决心振兴美国经济，可惜他不了解经济学。尽管他在哈佛大学学过经济学，但仍要向阿瑟·奥肯请教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这样ABC问题。他最早想请萨缪尔森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遭谢绝后，他转向了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沃尔特·海勒(Walter W.Heller)。肯尼迪是在1960年10月经民主党参议员胡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介绍认识海勒的。海勒主张政府采用积极的经济政策的主张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见后，海勒又写了更为详细的政策建议，并在肯尼迪当选后到东部与肯尼迪进行了深谈。肯尼迪决定聘请海勒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根据海勒的建议，任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威廉学院经济学教授克米特·戈登(Kermit Gordon)为委员。在这个委员会的策划下肯尼迪政府真正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

　　海勒、托宾和戈登都是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不满意艾森豪威尔时代增长缓慢的状况，称之为“艾森豪威尔停滞”。肯尼迪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也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令人不安。我们是在经过七个月衰退、三年半停滞、七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九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上任的,“以海勒为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了被称为“新经济学”的充分就业经济政策。

　　新经济学的中心是相信经济可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避免经济周期，实现潜在GDP(即充分就业GDP)。具体来说就是把4%的失业率作为充分就业，把这时能实现的GDP作为潜在GDP，并把1961年以后每年的增长率确定为3.5%。为实现这种目标就全面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尤其是以赤字财政为特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减税，增加政府支出等。

　　影响肯尼迪的不仅有海勒，还有其他人，比如财政部长狄龙(Dowgls Dllon)、肯尼迪的密友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 Namara)等人。这些人与海勒的观点并不一致，狄龙作为财政部长是反对减税与赤字财政的。因此，海勒代表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充分就业政策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说服总统，并协调各方关系，使这一政策得以实施。在这一点上就显示出海勒的能力。

　　肯尼迪是希望经济振兴的，对海勒提出的目标也很欣赏，但他毕竟没有深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加之反对财政赤字的狄龙等人的影响，在刺激经济与平衡预算之间举棋不定，也担心这种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在刚上台时肯尼迪要求海勒拿出一个预算平衡的充分就业计划。

　　海勒深知，许多人对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做法还疑虑重重，但关键还是说服总统本人。海勒和顾问委员会经常为肯尼迪起草演讲稿，准备有关各种问题的备忘录，并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以浅的方式讲解经济理论，使肯尼迪逐渐接受他们的观点，肯尼迪认真阅读他们准备的各种备忘录，与海勒等人交换意见，也听取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意见。这些努力终于有了成效。1962年肯尼迪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现在我们必须学会把阻碍政策实施的陈词滥调扔到一边，比如对赤字和政府债务以及严格预算平衡的担心。”这次演讲是肯尼迪政策的转折点，海勒说“作为他的经济顾问，我们都确信这次耶鲁大学演讲标志着美国经济政策新纪元市场开始。”两个月以后，肯尼迪提出大幅度减税的主张。

　　海勒还非常注意争取总统身边的几名亲信。这些人大多是律师，对经济学家并无好感。但这些人至关重要，因为送给肯尼迪的一切文件都要经过他们。海勒以自己的判断力和远见卓识，先后得到索伦森、摩耶尔和卡里方诺的支持，为多与总统沟通创造了条件。同时，海勒也注意引起公众注意，出席国会的听证会，接受媒体采访。这些对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的政策得以实现都有重要意义。

　　海勒1964年辞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由另一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爱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 Ackley)接任。阿克利基本坚持了海勒的充分就业政策。这一时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真正得到实施的时期。这些经济学家真正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倡导的减少个人所得税、实行投资赋税优惠、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向贫穷开战，以及越战中军事支出增加的确刺激了美国经济繁荣。

　　60年代的繁荣之后是70年代的滞胀，这又引起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但无论人们如何评价60年代的政策，这一时期经济学家是真正经邦济世了。

　　笃信宗教的经济学家

　　许多经济学家都有宗教信仰，但把宗教信仰作为研究经济学指导思想的人，大概只有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一个。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1910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父母都是普通的劳动者，虔诚的美以美教派卫理公会的教徒。博尔丁出生于教徒之家，从小又上教会学校，宗教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和经济学研究。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博尔丁是优秀的。他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931年就在凯恩斯主编的《经济学季刊》(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论文。1937年起定居美国，先后在密执安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校任教。博尔丁写了近40本书和1000多篇文章，其中不乏佳作。他1941年写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是萨缪尔森《经济学》出版之前最畅销的教科书，曾4次重印，被150多所大学采用。作为一名重视制度演进的经济学家，他与加尔布雷斯齐名，共同成为新制度学派的“双子星座”。他关于经济学应该建立跨学科整体体系的思想至今仍有影响。他提出的浴缸定理(积累率等于生产率减消费率，即把生产作为流入浴缸的水，消费作为流出浴缸的水，积累作为浴缸中剩下的水)仍然是经济学家常用的概念。博尔丁思维敏捷，爱好广泛。1956年，他在加州帕洛阿尔托“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仅用11天就口述了一本名为《形象：生活与社会中的知识》的书。他甚至还写过十四行诗。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和平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Peace,1945)，《经济学的重建》(A Reconstraution of Economics, 1950),《组织革命》(The Organizational Revolution,1953)，《经济政策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Policy,1958)，《20世纪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4)，《超越经济学》(Beyond Economics,1968)等书都颇有影响。博尔丁的这些贡献使他在194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1962年被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评为美国十大教授之一，1968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9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研究院院长，先后获得13个大学的名誉学位。

　　博尔丁自幼就是卫理公会教徒，以后又成为贵格会教徒。他不仅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宗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用宗教信仰来指导他一生的经济学研究。他在经济学中独特的贡献正来自于宗教，这也使他有别于主流经济学家。话经济学人笃信宗教的经济学家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是一种价值观。信教者是用他们信仰的世界观来观察与分析世界的。这正是博尔丁自从进入经济学起就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反对实证分析方法的根源。他认为，经济人假设并不现实，人不是只会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的理性动物，而是有感情、有狂热，有爱与奉献精神的。由此出发，他对传统的厂商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厂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不一定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标。厂商的决策也并不以边际分析法为基础，还会考虑到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不应该把个别厂商做出决策的原则(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作为普遍真理，厂商的决策更多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并由此建立起一套不同于传统的厂商理论。

　　博尔丁和加尔布雷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一样重视制度与组织。博尔丁与其他人的不同则在于从宗教倡导的爱心出发研究组织这种制度。他认为，组织是由有意识并有意志的个体组成的。组织产生于三种力量：为获得相互利益的交易，报复的压力和恐惧，爱心或希望与目标相结合。随着组织的扩大，恐惧日益代替了交换。这样，组织就会停止发展。要避免这种前景，就要用爱心来代替恐惧。爱心是人类组织发挥作用的惟一基础，也是人的一般需要。这种爱心正是博尔丁宗教信仰的中心。他主张把爱心放在社会伦理之上，以爱心来代替恐怖的竞争，代替对抗。组织应该为这种爱心的形成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这正是组织革命的方向。

　　博尔丁从他的宗教信仰出发努力超越传统经济学，建立能体现宗教观念的经济学分支，例如，赠与经济学。他把赠与经济定义为出于政治目的与经济行为，或者由于受到威胁，或者出于爱心而产生的赠与行为。这种经济活动属于非市场交换行为，但在经济生活中相当重要，影响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与此相关的是爱与恐惧经济学。出于爱的赠与行为是礼品，出于恐惧的赠与行为是贡品，其余是交换行为。经济正是由爱、恐惧与交换所决定的经济行为组成的。

　　博尔丁认为，宗教不仅是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也是社会科学家所需要的。宗教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学的基础。强调经济学应该有爱心体现了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从这种意义上说，博尔丁的经济理论有其独特之处。但爱的善良愿望代替不了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冲突与竞争。恩格斯曾批评过那种以爱和道德为基础的经济历史观。这种思想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这正是博尔丁的经济思想已被人们遗忘的原因。

　　他们为什么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8年在瑞典中央银行建立300周年时，瑞典中央银行决定设立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决定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在1969年评出第一届获奖者。这项奖由于用了诺贝尔的名字，受到广泛关注，大家都在猜谁会是首届得主?

　　在候选人名单中有许多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许多人推测第一届奖应该给美国的萨缪尔森，因为他对当代经济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全面贡献，而且，他所代表的凯思斯主义无论在经济理论还是经济政策中都是主流。但结果令这些人失望(尽管萨缪尔森在第二年，即1970年就获奖)，获奖者是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和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美国人甚至推测，这是评奖委员会偏向欧洲人，要把首届诺奖的荣誉留给欧洲人。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们可以公正地评价这次评奖是否恰当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奖公告指出：最近十年来经济科学发展中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经济过程自身精确性的数理统计技术。正是在这些领域内，弗瑞希和丁伯根教授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就是说，丁伯根和弗瑞希获奖是由于他们对计量经济学的贡献。因此，评论把第一届诺奖授予他们是否恰当就必须了解计量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贡献对这门学科建立的意义。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这些经济现象可以用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来表示。经济变量是可以用不同数值表示的量。所以，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可以运用数学工具。而且，经济学的科学化也是从经济学的数学化开始的。但经济学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是在20世纪之后。经济学运用数学形成了两个分支: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是用数学工具与方法来表述、论证和发展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是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进行经济预测。

　　计量经济学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这个名称就是弗瑞希模仿计量生物学(Biometrics)创造出来的。计量经济学分为四个步骤。根据经济理论建立模型(即计量经济模型)，用数学公式表示理论所涉及的各种经济变量的关系。估算参数，选择适当的估算方法，求出模型所涉及参数的估计值，这是对各种经济变量重要程度的定量化。检验模型，包括经济理论检验、统计检验、经济计量检验和预测检验，这就是用一定的准则来检验所建立模型的可靠性。运用模型，代入各种统计资料进行经济分析、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

　　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尤其是借助于计算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它的用途越来越广泛。计量经济模型可用于定量分析经济状况，宏观经济模型可以分析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状况，微观经济模型可以分析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企业的经济状况。在这种基础上可以用于预测经济形势，作为个人、企业或政府决策的依据，也可以用于分析不同经济政策的政策效应。计量经济学家编制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精确的模型，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复杂经济世界的理解，而且解决了许多现实问题。例如，货币政策要在实施后6个月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计量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的运用，把握时机更好地稳定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发展与运用是现代经济学最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为计量经济学做出开拓性贡献的人获得第一届诺奖当然是名至实归。

　　获奖的为什么是丁伯根和弗瑞希呢?丁伯根是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开创者。20世纪30年代，丁伯根应国际联盟的要求建立检验经济周期理论的模型。他以美国经济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包括48个方程，通过求解方程组可以得出一个用来描述整个经济周期特征的差分方程。1936年，丁伯根为荷兰经济建立了一个宏观模型以反映不同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收入、消费、商品、劳务、货币流量、通货膨胀、就业等。丁伯根提出了动态分析方法，并逐步完善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模式。他利用宏观模型分析经济活动的方法现在已得到广泛运用。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中，他从整体上探求经济周期的原因，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也开辟了宏观经济新领域。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他把计量经济方法用于需求弹性分析，并提出了产量与价格动态变动的蛛网理论。他1939年出版的《计量经济学》是系统介绍该学科的第一本著作。同时，他还在收入分配、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等方面有重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经济学评奖委员会主席林德伯克对他的评价是：“建立了一个涉及约50个方程式的计量经济系统，并借助于统计分析测定出反应系数和‘前导与滞后’。他的若干结论引起了广泛注意，而且，至今仍然是人们辩论的题目。”

　　“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先驱著作对以后方法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弗瑞希就开始了计量经济学研究，这个学科的名字是他起的，定义也是他下的，他还担任计量经济学会的首任领导并主编《计量经济学》杂志。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他集中于三个领域：宏观经济、生产理论和价值理论。他是动态经济分析的先驱，提出了“运用完全回归系统进行统计合流分析”的方法，并提出了测量边际效用的新方法。这些对以后的计量经济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诺奖公告称他是“理论和方法推导领域的最有影响的开拓者”。

　　今天，由丁伯根和弗瑞希开拓的计量经济学已经蔚然大观，并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在这一领域中获诺奖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面对这一切，我们会感到第一届诺奖评得何等正确。

　　弗里德曼蒙冤记

　　20世纪80年代

　　一位中国学者写的书中是这样描述弗里德曼的“其人个子矮小，却好为己甚，专长诡辩。”因为弗里德曼的理论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理论”，连个子小也成了缺点，善于辩论亦成为诡辩。这是弗里德曼在中国蒙冤。不过他并不知道，因为写书的这位学者在1987年欢迎弗里德曼来华的座谈会上没有把他的批判稿念出来，本来打算送给弗里德曼的这本书也没拿出手。

　　弗里德曼真正知道自己蒙冤是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颁奖消息发布后，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系和瑞典商学院指责弗里德曼是“智利军事独裁者的顾问，为其出谋划策。”1974年获奖者缪尔达尔揭露，弗里德曼获奖是“委员会秘密操纵的结果”。设在瑞典的智利委员会指责弗里德曼要对“当前智利的失业饥饿政策负责。”还有一些诺奖获得者认为弗里德曼与智利问题有牵连，应取消获奖资格。就在颁奖当天，当弗里德曼从座位上站起准备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手中领奖时，一名观众突然举起写有“自由属于智利人民”的条幅，并高喊“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一时间经济学界头面人物、报界对弗里德曼指责不断，似乎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这个冤受得可够大的了。

　　弗里德曼蒙冤记弗里德曼获奖是由于他“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的贡献”，以及他“对经济稳定政策复杂性的论证。”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自然率理论、货币史研究，以及货币政策主张已是经济学界公认的重大成就。他的蒙冤与这些成就无关，而是与当时智利的市场经济改革相关。

　　1970年社会民主党人阿连德在大选中出任总统。他上台之后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没收国外资本，实行国有化，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又大幅度提高工人福利。这种变革严重破坏了智利经济，国内动荡不安。1973年军队领导人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阿连德还真是个英雄，在总统官邸拿起枪与军队对抗，结果被打成蜂窝煤。(与拉丁美洲一位英雄格瓦拉颇有相似之处，但这样的英雄给人民带来什么呢?)皮诺切特上台后一方面以军事独裁稳定社会，另一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发还没收的外国资本，实行私有化。这种变革引起两个结果，一是左翼人士反对皮诺切特，被杀了数千人(这件事使皮诺切特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英国治病时被扣押，西班牙要求引渡，当时也是一个新闻热点)。二是失业急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也正是批评者要弗里德曼所负责的问题。

　　这事与弗里德曼有没有关系呢?从思想体系来看，弗里德曼的确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如果把皮诺切特的进行市场化改革作为这种思想的一种实现，没有什么不对。但弗里德曼并没有当皮诺切特的顾问，也没有参与制定智利市场化改革的计划，更没有让皮诺切特去杀左翼人士。仅仅因为弗里德曼主张市场经济就把皮诺切特市场化改革中的失误归罪于他是不公正的。这就正如我们在计划经济中犯了许多错误，但不能把这些错误归咎于提出计划经济思想的先贤们一样。

　　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写出了自己的各种经历的确有一些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参与了智利的市场化改革，例如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等人。这些人或受教于芝加哥大学或思想上属于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被戏称为“芝加哥小子”。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又是芝加哥学派的首领，说这些“芝加哥小子”是弗里德曼的学生是对的。但即使是这样，学生犯的错还要找老师算账吗?这种“连坐”的做法未免有点“文革”的味道了吧?

　　历史已经过去了近30年，现在看来阿连德那一套极“左”做法(当年还得到我们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有力支持)的确是错误的，而皮诺切特尽管是用不正当的军事政变上了台，也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80年代以后，智利经济发展迅速、稳定，每年经济增长在7~8%以上，国家繁荣了，人民生活也提高了，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可谓一枝独秀。智利所形成的社会保障私人化的做法还为各国所重视。皮诺切特也还政于民了。这样看来，弗里德曼即使与智利问题有牵连，也是有功而不是有过。不过弗里德曼也没争过这个功。

　　70年代的智利的确出现过政治上独裁和工人失业贫穷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转向市场经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政治上的独裁是为了进行市场化改革(当然也许不该杀那么多人)，一些工人的暂时失业贫穷是转型经济都会发生的问题。曾经有学者把智利成功的经验总结为独裁加市场化。这个公式是否有点简单化尚可商榷，但强大的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是市场化成功的条件却是无疑的。

　　弗里德曼在智利问题上蒙了冤，但皮肉没受苦，事业与声誉毫无影响，诺奖也领到了。今年已九十多岁的弗里德曼甚至被称为20世纪五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曼尽管蒙冤但还是幸运的。其他蒙冤的经济学家可不都这样幸运了。这正是幸运的经济学家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经济学家各有各的不幸。

　　关注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

　　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下层阶级”(今天我们说的弱势群体)占社会的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在现代经济学家中最早由于关注弱势群体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

　　缪尔达尔是瑞典学派的创建者之一，早期从事一般动态均衡理论的研究，代表作是1937年出版的《货币均衡论》。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他曾当选为瑞典众议员。他研究方向的改变是在1938年他受美国卡内基公司的委托主持一项有关美国黑人问题的调查研究。其结果是在1944年出版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

　　黑人是当时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缪尔达尔在调查中目睹黑人贫穷、生活条件差、犯罪、受歧视的种种现象,事事触目惊心。但作为一名有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家，他不满足于揭示这些现象，也不是简单呼吁道义与公正，而是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他发现，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下，是两个“鸡生蛋，蛋生鸡”的互为因果因素。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并不断加强，造成了黑人问题的严重。解决黑人问题要从打破这种因果关系，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入手。这就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解释黑人贫穷和受歧视之间的关系。

　　缪尔达尔吸收了其老师维克塞尔的“积累理论”和卡塞尔的“社会过程理论”，建立了解释黑人贫穷与受歧视之间关系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这个原理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中，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某一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因素的变化，而这第二级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最初的变化，使事情沿着最初那个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过程既可以是变好的向上发展，又可以是变坏的向下发展，关键在于最初的变化是好还是坏。黑人问题严重正在于“白人的偏见和歧视使得黑人的生活、教育、习俗及道德等水平低下。相对应的，黑人生活、教育、习俗及道德水平的低下又使白人更加歧视黑人”。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有“一些原因使白人的歧视或偏见减少，这可能会引起黑人生活水平上升；黑人生活水平上升又会减少白人偏见。”(原书英文版，第75~76页)做到这一点就要根据美国正义、自由和机会平等的信条，给黑人以平等的地位。缪尔达尔这一观点对以后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废除法律上对黑人的歧视和以后约翰逊政府“向贫穷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黑人问题的研究中，缪尔达尔强调了经济变动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他认为，不能局限于经济分析，而要注意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初，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凡勃伦就主张用这种整体性方法来研究制度演进。现在缪尔达尔也从一个纯理论家变为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成为和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齐名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但他们不同于强调产权和经济增长“路径依赖”的科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前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主流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称为激进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左翼，后者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这个主流，是经济学中的右翼。

　　1957年，缪尔达尔受20世纪基金会委托，对南亚和东南亚11个国家的贫穷与发展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活动。当时他的夫人任瑞典驻印度大使(他夫人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给这种调查提供了方便。这次调查结果是三大卷的巨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国出过此书同名的一卷缩写本)。如果说《美国的两难处境》是研究美国国内的弱势群体黑人，那么，《亚洲的戏剧》研究的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因此，缪尔达尔又运用了循环积累因果原理。

　　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贫穷和落后。贫穷是收入和生活水平低，落后是生产率低下。“生活水平的低下大部分是由低下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所引起的，低生活水平又产生了劳动的低效率。”(中文版缩写本第307页)他提出，发展的目标，即“现代化理想”，是理性、计划化、生产率提高、社会和经济平等、制度和社会风尚改善、民族团结、国家独立、政治民主等。为此，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社会制度改革(尤其是法治与教育制度和土地改革)，优先发展农业，并实行保护贸易。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像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思这些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影响越来越小。但缪尔达尔对弱势群体所进行的分析以及他所运用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仍然是有意义的。缪尔达尔毕竟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今天当弱势群体问题又一次被全社会关注时，读一读缪尔达尔的书，了解他对弱势群体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维护学术自由的斗士

　　舒尔茨的老年标准像一点看不出当年为维护学术自由而离开衣阿华的豪气　　经济学家是屈从于利益集团，甚至拿利益集团的津贴，为他们摇旗呐喊，还是维护科学真理，这是一个学者的原则问题。但是，在许多国家和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由于生存的需要、强大的压力或一己私利，学者们难以有学术自由。即使在美国这样以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又有终身教职保护的国度里，要真正维持学术自由也不容易。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a, 1902~2000)就曾遇到这样的事。

　　舒尔茨原来在衣阿华州立学院任教，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声名显赫，并担任该校经济学与社会学系主任达10年之久。但1943年他遇到一件令他无法忍受的事。事情的起因是该系编辑了一套“战时农场及食品政策”丛书，其中有一本由本系年轻教授奥斯瓦尔德·布朗利所写的《在战时食品供给中加入乳制品》。作者认为，人造黄油是从植物油中提取出来的，在营养与美味方面比黄油更好，应当适当增加人造黄油的消费。但人造黄油的消费因联邦与州的限制性立法而受到伤害。政府利用税收等手段禁止或限制生产人造黄油的做法应当废止。

　　当年舒尔茨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而离开了照片上的衣阿华大学(当时称为依阿华州立学院)衣阿华是牛奶产区，牧场主们感到这项建议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就对政府和学校施加压力，依阿华州农业署也支持牧场主。这场争论持续了几个月。院长考虑到学校的利益和迫于压力，命令收回这本书，并以与牛奶业合作的态度进行修改。舒尔茨对学校这种向利益集团让步不坚持学术自由的做法极为愤怒。他给院长写了一封信批评学校的这一做法及其他行为，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了《衣阿华州立学院与社会科学研究》，谴责学校违背了学术自由的原则。舒尔茨毅然离开这个他经营多年的地方并且带动了一批有为的人离开。这个美国当年“最活跃、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就此瓦解了。他的辞职声明至今仍被视为维护学术自由的典范。

　　无辜的奶牛成为舒尔茨离开衣阿华的导火话经济学人舒尔茨离开依阿华之后来到芝加哥大学，继续研究农业经济学，另有《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农业经济组织》等书。在学术研究中，舒尔茨也表现出不受传统束缚，创立新观点的自由主义风格。这体现在他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中。

　　传统的观点认为农业经济学隶属于农学的范围，研究农业经营中的具体问题。他反对这一传统，认为农业经济学应该是一般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他按这种思路研究农业经济问题，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他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探讨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当时，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认为农业充其量是为工业化提供市场、资金和劳动力，甚至提出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舒尔茨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论证了欧洲、日本、墨西哥等国正是通过发展农业而实现了经济发展。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对传统农业的认识。舒尔茨批评了长期流行且影响深远的两种观点：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和农业中存在隐蔽性失业。他用事实证明了这两种观点的错误。但依靠传统农业是不能发展经济的，舒尔茨用收入流价格理论证明了传统农业落后的原因是资本收益率低(即获得收入流的价格高)。资本收益率低引起储蓄和投资不足，这就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

　　舒尔茨著作的中文本问题找到了，出路呢?要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农业收入流的价格，提高资本收益率。这就要建立一套能给农民以刺激的市场激励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制度保证(如保护产权)；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起新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并且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与在职培训。舒尔茨的这些理论已得到广泛运用，并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效。

　　舒尔茨在经济学中的另一个贡献是人力资本理论。尽管舒尔茨不是第一个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人，但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系统化和传播，以及把人力资本运用到发展经济学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舒尔茨根据他对美国农业生产力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的多年比较研究，得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原因的结论。早在50年代末，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把人力资本投资概括为：医疗和保健；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业余教育；个人和家庭变换就业机会。他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少。”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缺的不是自然资源或资本，而是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一般常识了，但退回去50年，在那个重视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年代，这些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而且，对现实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位学者，舒尔茨始终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学术自由。但他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他同样关心世事，做一个学者能做的事。他早年曾担任美国农业部各种委员会的委员或顾问。后来又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美国农业部、商务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各种委员会的顾问，也曾参与了美国经济政策和援外政策的制定。在这些委员会，他是顾问，起到专家的咨询作用，但绝不是官员。他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是他个人的见解，并不为什么利益集团说话，也不为某个官员的讲话做注解。这是学者真正的出世而又入世。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能更好地发挥学界领导人和政府顾问的双重作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威廉·舒尔茨子承父业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耶鲁大学担任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成就虽然还不及乃父，但也是事业有成。这对父子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

　　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惟一获得诺奖的黑人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写到舒尔茨就不能不写刘易斯，他们俩在1979年由于“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进入发展经济学的原因与观点完全不同。

　　舒尔茨是以对一般农业经济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研究进入发展经济学的，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而进入这个领域的。刘易斯则是由于对穷人的同情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关注而进入发展经济学的。舒尔茨进入发展经济学与他的学术研究相关，而刘易斯进入发展经济学与他的经历相关。

　　刘易斯出生于圣卢西亚岛一个黑人家庭。在他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母亲抚养他们兄弟五人，家庭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正是由于童年时的贫穷以及母亲的影响,他对穷人格外同情，又由于他出生在落后贫穷的地区，对发展中国家也格外关注。在英国留学和以后的工作中也由于是黑人而受到过歧视。这些经历使他更具有平民意识，更关注贫困、平等这类问题。在英国他参加了韦伯夫妇主持的费边社，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小册子《西印度群岛的劳工》。费边社由一些主张渐进式社会主义的文人和学者组织。刘易斯参加这个组织反映了他的思想倾向。他这种关注穷人、反对殖民者的思想也反映在他的著作中。

　　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刘易斯与舒尔茨最大的不同还是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分歧。舒尔茨强调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把改造传统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且，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舒尔茨反对以工业化为中心，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战略，而刘易斯正是这种战略的倡导者之一。

　　刘易斯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贡献是解释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二元经济模型。第二个模型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决定模型。这两个模型是他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来的。

　　第一个模型说明了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经济发展的途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部门——弱小的现代工业和强大的传统农业——组成的。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缩小农业部门。在这种二元经济中，由于传统部门存在隐蔽性失业，以及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妇女解放，劳动力供给丰富，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不由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和劳工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由传统部门农民的平均收入决定。只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略高于农民的平均收入，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由农业进入工业部门。劳动供给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国内储蓄，国内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利润。因此，储蓄增加是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资本家的变动，利润增加的结果。经济发展是工业发展、利润增加，工业又发展的结果。政府可以通过某种计划来加快这一过程。

　　刘易斯的另一本重要著作这个模型显然是把工业发展(即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他关于农业部门效率低下，存在隐蔽失业，以及压低农民进城工作工资的观点正是舒尔茨所批评的。50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按这个思路发展经济，结果不仅经济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连吃饭问题也没解决。刘易斯在80年代承认，自己的模型忽视了农业发展，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这一模型在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影响极大，以后许多国家放弃了这种发展战略。

　　第二个模型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条件的决定。这一模式假设，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与食物，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品与食物，双方以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相交换。各国国内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是由食物决定的。因此，两国的贸易条件是由各自生产食物的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高，这就决定了贸易条件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从长期来看，如果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提高而初级产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结果只能使贸易条件更加恶化。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等著作中还在此基础上证明了发达国家利用这种贸易条件状况剥削发展中国家，并主张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发展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

　　刘易斯的第二个模型反映了他同情发展中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倾向。他关于改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也有道理。他完全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说话的。在实际中，他也担任过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顾问，出谋划策。但这个模型的争论更大。统计资料证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恶化并不是一种趋势，也不是长期存在的，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而且，刘易斯对贸易条件决定的解释也过于简单化。事实上决定贸易条件不仅仅是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还有许多更重要的因素。

　　尽管刘易斯的两个模型受到不少批评，尤其是80年代之后。但应该承认，刘易斯最早从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比舒尔茨起步早)，的确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他用到的一些概念包括“二元经济”、“无限供给的劳动”仍被经常引用，也适合某些国家某个历史阶段的实际情况。

　　刘易斯关于经济发展的论述并不限于这两个模型。1955年，刘易斯出版了他全面论述经济发展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这本书中分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包括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宗教、文化历史传统、政治、心理等等。他早就认识到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本书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受到学界重视。

　　20多年前我读研究生时，硕士论文题目就是“论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当时对这一套理论(包括两个模型)崇拜得很。刘易斯的理论最早是我介绍到国内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是我译的。这些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的时代局限性。但刘易斯那种对穷人的关心，对平等的追求，以及认真做学问的态度仍令我崇敬。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是我常看新的书之一。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

　　有独到创见，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加里·贝克尔　　传统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但现代经济学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个界限。经济学家用成本—收益方法研究人口、家庭、婚姻、歧视、犯罪、政治等广泛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扩张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而领导这一潮流的始作俑者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

　　贝克尔是深受芝加哥大学自由主义传统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对传统经济学的突破是从题为《市场歧视》的博士论文(1957年修改为《歧视经济学》一书出版)开始的。他第一次把歧视这种社会现象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并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贝克尔认为，市场经济中贝克尔还善于写经济散文，《生活中的经济学》在国内颇受欢迎两个集团(黑人与白人，或者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收入差别反应了由学历、技术、经验等影响边际生产率因素的差别，并不全是由于歧视。把以上因素引起的差别分离出去后剩下的才是由歧视引起的。贝克尔用市场歧视系数来衡量歧视引起的差别。他建立了一个两社会(白人国W与黑人国N)模型来分析歧视。如果这两个社会互相不歧视，则通过贸易实现了各自利益最大化，如果相互歧视，不进行贸易，双方都受损失。所以，歧视不仅损害了被歧视者，而且也损害了歧视者。在社会中，如果雇主在雇用工人时对黑人歧视，他就要出高价雇用白人，从而降低了竞争力。如果顾客歧视雇用黑人的企业，他们就必须为此支付高价。所以，以利润为最大化的雇主不会有歧视。歧视来自愿意为自己的偏见付高价的顾客，以及政府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消除歧视在于充分的竞争、立法保护民权，以及顾客偏见的消除。贝克尔关于歧视引起歧视者与被歧视者双方损失的观点，对推动美国民权运动和立法保护民权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从60年代开始，贝克尔把经济分析用于犯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缘于一次亲身经历。有一次贝克尔开车去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学生的口试，由于迟到要决定把车停在停场还是停在有罚款危险的街上。他计算了得到罚单的概率，罚金的数目，以及停在停车场的费用，觉得值得冒险把车停在街上。结果他还没得到罚单。于是，他研究犯罪与惩罚的经济分析。贝克尔所说的犯罪包括非法停车这样的违法行为。贝克尔的分析涉及五种关系：犯罪数量和违法成本之间的关系；违法数量和量刑之间的关系；违法、逮捕、定罪数量与执法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定罪数量和监禁或其他形式惩罚的成本之间的关系；违法数量与用于防范的私人支出之间的关系。贝克尔用数学模型分析以上关系，并得出了对付犯罪的社会政策的最优条件。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大概最令社会无法接受的是贝克尔关于出生率的研究。1960年贝克尔发表了名为《出生率经济分析》的文章。他把孩子比之为耐用消费品，用成本-收益方法解释出生率的变化。他认为，决定出生率的关键是抚养孩子的成本。这种成本包括直接支出的成本(购买衣物，教育等)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为抚养孩子而放弃的收入)。传统社会中出生率高是因为收益(作为家庭劳力)大于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极低。在现代社会中生孩子的收益(家庭欢乐或传宗接代)少了，但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这正是现代社会出生率低于传统社会、高收入家庭出生率低于低收入家庭的原因。也许用成本-收益来分析抚养孩子这种社会行为有点太惊人了，但他的结论解释了出生率的本质特点，不得不让人敬佩。

　　对出生率的分析成为贝克尔经济学中最重要贡献——人力资本理论——的出发点。1964年，贝克尔发表的《人力资本》一书成为这一理论的经典之作。人力资本指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如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能带来收益。他建立了计算人力资本投资和收入效应与收益率的方式，并进行了检验。他证明了，人们收入差别的最基本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人们的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失业与受教育程度负相关。他用这一理论解释了收入分配模式、年龄与收入的关系、失业持续时间等问题。现在这一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各国经济增长差别、国际贸易、以新技术为先导的新经济等广泛问题。

　　1965年，贝克尔发表了《时间配置理论》，建立了时间经济学。他认为，人的时间用于工作和闲暇。工作是有酬劳动，闲暇包括一切无酬活动。这两种时间的分配取决于工资率。工资率上升会引起两种相反的效应——用工作代替闲暇的替代效应(因为闲暇的机会成本高了)和用闲暇代替工作的收入效应(闲暇是一种正常物品，其需求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劳动供给。这对解释节省家务劳动(闲暇)和发明(如快餐或各种家用电器)的经济意义以及妇女劳动力参工率提高等问题都有理论意义。

　　70年代后贝克尔发表了《婚姻理论》、《家庭论》等著作，把经济分析用于婚姻、家庭这类传统上属于社会学问题。在社会学家看来由人性或爱情决定的婚姻，在贝克尔看来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预期婚姻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才会结婚。家庭也与企业同样是一个生产单位。他用这种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一夫一妻是典型的婚姻制度，家庭中男性与女性地位的决定，离婚等问题。

　　当贝克尔闯入社会学等领域时，社会学家指责他“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家除了斯蒂格勒、弗里德曼、舒尔茨等少数人外都指责他不务正业。但在80年代后他逐渐被接受。1986年他由于对出生率与家庭的研究被国家卫生研究署授予功勋奖。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聘他为教授。1992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的主要贡献是“将经济理论的领域扩大到以前属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看来经济学帝国主义已得到肯定，其始作俑者就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功臣。

　　经济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贝克尔实践了这一点。话经济学人

　　一本书主义

　　特里夫·哈维尔莫　　记得一位中国作家曾倡导一本书主义，认为一个人一生只要有一本站得住的书就可以了。1957年这种主张被指责为名利思想受到批判，这位作家也成了大右派。现在回想起来，这话真不错。一位成功的学者，著作并不在多，只要有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或者一篇论文就可以。挪威经济学家哈维尔莫，正是靠一本只有100多页的书获得了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特里夫·哈维尔莫(Trygve Haavelmo)1911年出生于挪威，就读于奥斯陆大学，毕业后在计量经济学奠基人、首届诺奖获得者弗里希建立的经济研究所工作 。1939~1942年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到芝加哥大学执教，并于1941年完成了使他获诺奖的博士论文《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1944年发表于《经济计量学杂志》),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大学和考尔斯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1947年后回国，在奥斯陆大学任教，直至1979年退休。哈维尔莫个性腼腆、孤僻，不喜欢夸夸其谈，宣传自己，更很少出现于公共媒体，因此，在专业圈之外，几乎无人知晓。但在专业圈内，他极受尊重。获诺奖，一般人感到惊讶，但专业圈里的人认为是众望所归。

　　哈维尔莫的成名之作哈维尔莫获奖就是由于《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这本并不大的书。但这本书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公告指出，授予哈维尔莫诺奖，是“表彰他对经济计量学做出的奠基性贡献”。这本小册子如何奠定了经济计量学的基础呢?

　　能称得上是奠基，一定是解决了经济计量学中的关键问题。弗瑞希和丁伯根想借助于数学和统计学工具把经济学变为经验科学，创立了经济计量学。20世纪30年代，经济计量学建立之后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研究整体经济涉及个人或企业的加总数。即使不存在测度的误差，加总数如此之大，人们也永远无法指望,有关这类涉及加总数经济关系的理论能达到完全被可用数据证实的地步。因此，困难就在于如何决定什么情况能被认为是“足够好”或“更好”的证实结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识别问题。二是经济学家几乎无法，或者说永远无法进行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的受控实验。现有市场经济的运行结果和所有经济变动，都是众多不同行为和关系的产物，而且这些行为和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的。这就引起验证理论的困难。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检验问题。换言之，如何用所观察到的数据明确地识别、估算和检验基本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计量学遇到的严重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经济计量学无法成立。

　　一本书主义哈维尔莫的奠基作用正在于解决了这两个难题。他认为，只要能用概率论系统地表述经济理论，这两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这就是说，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可以从随机样本的经验观测值中得出有关潜在关系的严密结论。哈维尔莫指出，根据单个方程来解释经济现象，错误就是难免的，在各种变量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正确的方法是用联立方程组来表达经济关系。他证明了，数量统计方法为什么以及如何被用于经济理论的估算、检验及预测。

　　在《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中，哈维尔莫解决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在经济计量学中运用概率论；如何解决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问题；以及如何从经济计量学转化为经济理论。这三个问题中就包含着识别与检验这两个难题。

　　在哈维尔莫之前，经济学家们仅仅用简单的统计方法，以回归分析为主，包括弗瑞希在内都对运用概率论持怀疑态度。哈维尔莫证明了，要使经济理论能被检验，必须用概率论来表述理论。因为经济决策是千百万个人与企业做出的，会受到许多随机因素的影响，经济学家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必定包括随机项。这样，就要运用统计推断方法，并通过概率分布来进行经济理论的估算和检验。研究经济的困难还在于经济行为相互之间的依存性。这样，我们就无法观测到孤立的经济关系，只能观测到以其他关系为条件的关系。困难在于从大量的模型中选出哪一个。这就是识别问题。哈维尔莫称之为对具有若干不同结构的模型进行估算的联立问题。他运用概率论框架，对孤立估算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单一关系的偏差，提出了一种普遍有效的表述与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哈维尔莫力图转化经济理论的各个部分，使之适于新经济计量方法的应用。

　　哈维尔莫的这种贡献被称为“经济计量学中的概率论革命”。尽管他还有其他贡献，但现在被人们记着的就这一点。尽管他也有其他著作，但作为经典的就这一本。哈维尔莫的成功证明了一本书主义。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这样一本书，都奉行一本书主义。但社会要为少数经济学家实践一本书主义创造条件。现实中，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要在不长的时期内有若干篇文章，或多少万字的著作。在这种体制下，有能力以一本书彪炳于历史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以数量对质量了。许多人都期望中国有人得诺奖，但出精品的环境在哪里呢?这正是我想重提一本书主义的原因。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的悟性

　　康托罗维奇头上的皱纹是由于思考数学问题，还是为用劳动结论解释资源社会理论而头疼？要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关键不在于得过什么学位，或读过多少书，而在于有没有悟性。我这里所说的悟性是指能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发现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并具备分析与解决这种问题的能力。前苏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罗维奇就是这样一个有悟性的人。

　　康托罗维奇(L.V.Kantorovich, 1912~1986)是一位数学家，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他20岁左右时发表的《新变方法》、《近似保形映射的新方法》等解析函数论著引起数学界关注。1934年，年仅22岁的他就任列宁格勒大学数学教授，1935年未经论文答辩就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49年由于数学研究的成就获斯大林奖金，195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64年当选院士。1965年由于在经济计划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获得列宁奖金。在国际数学界，康托罗维奇名声甚大。获诺贝尔奖以后的康托罗维奇依然没有笑容

　　康托罗维奇进入经济学也是一种偶然，但由于他卓越的悟性而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937年，他担任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数学所副所长时，设在西伯利亚的全苏胶合板托拉斯中心实验室，向该所数理经济研究室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们有八台制造胶合板的机床，生产五种不同型号的胶合板，每台机床都能生产这五种胶合板,但生产效率不同,如何能使这种胶合板在保持一个固定比例的情况下，分配每台机床各种胶合板的作业时间，使总产量达到最大。研究室的许多人认为这一问题没有什么重大意义，而康托罗维奇却从这个貌似简单而平凡的问题中看出了其重要含义：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从一个平凡问题中悟到了其背后的重要启示，这正是康托罗维奇的超人之处。发现并看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是他成功的第一步。其实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包含在无数平凡小事中的，悟性正在于能抓住这一点。

　　发现问题仅仅是成功的起点，更重要的还在于解决问题。在技术与资源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可以提高生产率。胶合板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若干种资源配置方法中找出最有效的一种，但这需要大量的计算。在胶合板问题中，如果采用一般的排列组合法，就有成千上万个方程组，这样的计算任务难以完成。康托罗维奇知道，要解决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必须找出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他的贡献正在于通过解决胶合板问题而发明了解乘数法，创立了线性规划理论。1939年，康托罗维奇发表的小册子《生产计划与组织》中的数学方法正是对这个研究成果的总结。这时他年仅26岁。

　　经济学家的悟性解乘数法与传统方法的根本差别在于不是先求总生产函数，而是把各种可能出现的生产函数及给定的资源条件系统地归纳成约束条件，用目标函数代替成本函数。这样，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就可以表示为在一组约束条件下，求解目标函数的极大值或极小值问题，康托罗维奇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不仅解决了现实问题，而且推动了线性规划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0年之后，美国数学家丹泽和豪尔维茨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在我们常用的单纯形法。从实际问题出手，但不以仅仅解决这些问题为最终目的，而是通过问题的解决创立一种新方法和新理论，这正是康托罗维奇的高明之处。

　　在此基础上，康托罗维奇在资源的最优分配和利用方面系统地提出了客观制约估价论(与西方的影子价格理论相似)。这一理论包括：第一,客观制约估价的经济含义。为了有效利用生产要素，找出实现某种目标的生产要素最适组合，就要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客观估价。由于使用一单位某种要素而节约的劳动，或节约一单位某种要素而多消耗的劳动，就称为对该要素的客观制约估价。这类似于用机会成本估算影子价格。第二，客观制约估价的具体性、稳定性和实现性。第三,客观制约估价在经济中的运用。

　　康托罗维奇属于前苏联经济学中的数理学派。他们建议用数学方法实行经济计划，改进经济计划。他们的重要观点是，集中计划经济中，生产决策分散化的成功取决于存在一个合理制定的价格体系,包括一个惟一的利率。围绕这个中心，他用数学方法研究了最优化规划的动态模型，科技进步对经济的影响，投资效果定额的确定等问题。康托罗维奇由于对线性规划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以及在资源最优配置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与美国经济学家库普曼共同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之所以强调康托罗维奇的悟性是因为，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与西方经济学无任何学术交流，诸如机会成本这类最常见的概念也不知道。但他仍然得出了与西方经济学中含义相同的结论，这是何等不易。康托罗维奇的研究在前苏联受到许多正统经济学家的反对，他写于1942年的《经济资源的最优利用》，1959年才出版。西方同行是从流传出去的打印稿中才了解到他的成果。康托罗维奇也不得不用劳动价值论去解释他的成果。这是前苏联专制体制下的悲剧。话经济学人

　　理性预期大师的尴尬

　　理性预期大师卢卡斯　　

　　当一个人的理论被自己的行为所否定时，那将是十分尴尬的。美国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遇到了这种尴尬的事情。

　　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卢卡斯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人们可以做出理性的，从而是正确的预期。然而在现实中卢卡斯却做出了不理性的错误预期。卢卡斯1982年与原来的妻子丽塔·科恩分居，1989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时，科恩提出离婚的条件是，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10月31日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有权分享一半，如果在此后获奖她将不再分享。这就要卢卡斯对自己获奖的可能性进行理性预期。他认为，即使自己能获奖，在1995年前获奖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诺奖委员会在同样做出贡献的人中往往优先考虑年长者。在有可能获奖的人选中他并非长者。于是他同意了妻子的要求。不幸的是在1995年10月31日前的20天，他获奖了。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协议将100万美元的奖金分给前妻一半。为此，卢卡斯后悔不迭，认为前妻简直是个料事如神的女巫。理性预期大师做出了非理性预期，当然要成为媒体“爆炒”的花边新闻。

　　卢卡斯名著的中文本当然媒体的炒作并不能成为否定理性预期理论的依据，卢卡斯在这点小事上预期的失误也并不说明理性预期的概念错误。相反，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说明理性预期理论的重要，以及他对这一学派发展的开创性贡献。理性预期理论的形成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中继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之后的理性预期革命。它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理性预期大师的尴尬人们早就认识到预期对经济的重要性，可惜对经济主体形成预期的方式却了解很少。凯恩斯在《通论》中强调了预期的重要性，但把预期作为非理性的、随机的，这就无法分析预期对经济的影响。1956年，菲利普·卡甘在分析超速通货膨胀时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的概念，强调了过去经验对形成未来预期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预期的失误来修改对未来的预期。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用这个预期概念重新解释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卢卡斯的计量经济学专著在短期中当人们的预期值与实际值不一致时，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交替关系，但当长期中人们调整预期使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时，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但经济学家认为，在一个动态经济中，仅仅是过去的经验并不足以完全决定预期，要分析复杂的经济还需要一种更为合理的预期形成方式。

　　理性预期的概念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默思在分析证券市场时提出来的，指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的预期。卢卡斯发展了理性预期的概念，并将之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这就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在经济学中被冠以“革命”二字者是指开创性的贡献。

　　卢卡斯重新解释了理性预期的两点基本含义。一是人是理性的，在他们形成对未来的预期时，不仅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且尽可能最有效地运用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包括经济运行机制、政策决策方式以及相关经济数据的信息。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在充分利用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预期。二是从总体和长期来看预期值和实际值是一致的，人们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这就是说由于现实中的不确定因素，人们会做出一时的预期错误，个别人也会总犯预期错误，但绝不会所有人总犯预期错误。由此看来，卢卡斯对自己获诺奖的预期失误仅仅是个别人一时的错误，与理性预期这个科学概念并不矛盾。媒体记者炒作也许是不懂，也许是懂而装不懂。

　　卢卡斯由理性预期这个概念中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是政府无效论。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按固定规划来调节经济，例如衰退时扩张或繁荣时紧缩，那么，这种政策将是无效的，因为公众了解这些政策规则，能形成正确的预期，并做出及时的反应，使政策失效。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刺激经济是因为货币量增加引起物价上升，实际工资下降，从而刺激了生产。但如果公众做出理性预期，知道衰退时政府要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并引起物价上升，他们就会提前要求提高名义工资。这时，实际工资没有减少，刺激生产的作用不存在，政策就失效了。

　　如果政府不按固定的规则决定政策，而是采用随机性政策，　卢卡斯的论文集由于公众没有预期到这种政策变化，会起到作用。但公众会犯个别的、偶然的预期错误而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所以，他们迟早会调整自己的预期使政策失效。由于公众能做出理性预期，这种随机性政策在长期中并不能稳定经济，反而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引起了经济的不稳定。现实中的经济波动往往来自这种随机性政策冲击。这就是西方一句谚语所说的，你可以永远欺骗一少部分人，也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由以上得出，无论是固定规则政策还是随机性政策都起不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的“政策无效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失业和通货膨胀都不存在交替关系，想运用政策以高失业换取低通胀，或者以高通胀换取低失业，最终换来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滞胀。因此，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向公众公开信息，让市场调节经济。这正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所以，理性预期学派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批判，对8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经济政策自由化也有相当影响。在理论上，理性预期的概念已得到广泛运用。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理性预期消费理论、李嘉图—巴罗等价论(政府征税与举债的影响相同)等理论都在现代经济学占有重要地位。

　　卢卡斯的这点轶事是记者炒作的，无非是要给这本不平静的世界再增添一点刺激。这无损于卢卡斯的地位。近年来卢卡斯转向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甚至有人预测卢卡斯有可能再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与现在的妻子南茜·斯多克情深恩爱，如果卢卡斯真的再次获得诺奖，记者们又会炒作什么呢?话经济学人

　　怪杰芒德尔

　　芒德尔的照片也颇有点与众不同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刘心武写过一篇题为《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小说，讲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员由于个性怪僻而受歧视的故事,提倡对人的宽容。从道理上说，即使再有个性的人，也应该得到尊重；但现实中，无论中外，有怪僻个性的人总难容于其他人，要被歧视。经济学界现成的例子就是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Mundell)。

　　芒德尔出生于加拿大，受教于麻省理工学院，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获奖时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早在60年代，芒德尔已蜚声经济学界，连待人苛刻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承认他“以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严谨治学而闻名”，“他对于最佳货币区域的标准分析仍然是欧洲货币体系形成讨论中主要的参考文献”，“他有关如何选择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文章影响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是每本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必选内容。”(《兜售繁荣》，中文版，第80页)从80年代起他多次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直到1999年欧元出现才获奖。这固然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他的个性怪僻不能不是一个原因。直至他获奖后《纽约时报》仍称他是“一个古怪的、加拿大出生的经济学家”，许多报刊也在炒他古怪的一面。

　　说芒德尔怪是指他的行事风格不同于常人。克鲁格曼在《兜售繁荣》一书中描述了他有悖于常人的行为。本来芒德尔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学术上已造诣颇深，又培养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鲁迪格·多恩布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这样一批已成为大腕的学生，但突然在1971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到毫无名气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以后在那里呆不下去，又到哥伦比亚大学，但“他那时离群索居，不与学生和同伴交往。”

　　克鲁格曼说，“事实在1970年左右，芒德尔以各种方式偏离了常规学术界，有些溢于言表：他开始留长发，常常唠唠叨叨自言自语；另一些则更为重要：芒德尔不再在通常的学术交流会和讨论会上露面，而开始在自己塞纳附近开办的凌乱、门庭冷落的小酒吧中召集讨论会。更重要的是芒德尔完全摒弃了自己以往的学术研究风格；1970年后他发表寥寥，他发表的论文也是过去的同义反复，批评那些具有他年轻时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兜售繁荣》，第80~81页)怪杰芒德尔　　这是至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最完整的芒德尔(也译作蒙代尔）著作

　　芒德尔被经济学界冷落还与他和供给学派的关系相关。1971年，芒德尔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元与政策组合》的文章，主张提高利率保护美元，减少税收刺激经济。这篇文章引起广泛争论。1974年5月在华盛顿一次讨论世界经济的会上，芒德尔又重提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引起供给学派的拉伐和温尼斯基等人的重视，拉伐正是受此启发而提出了以减税为中心的供给学派理论与政策。

　　供给学派这些人都是学术界无名之辈，他们需要一杆大旗，拉伐把芒德尔作为当世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于是他们极力吹捧、拉拢芒德尔，组成了由拉伐、温尼斯基、巴特利和芒德尔为核心的“四人学术小组”。70年代中期，他们每周都在华尔街交易所附近的“迈克尔第一”餐馆聚会，讨论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和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问题。拉伐等人通过一系列活动吹捧芒德尔，把他作为供给学派的创始人。芒德尔也不拒绝，乐意把自己与供给学派联系起来。供给学派的观点一直受到严肃经济学家的批评，芒德尔的名声自然受到不利影响。直至他获得诺奖时，《纽约时报》仍然说，“他的影响从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到欧元的创造”。《华尔街日报》也称他是“里根时代供给经济学之父”。

　　芒德尔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其实芒德尔尽管提出过减税的观点，也参与过供给学派的一些活动，但并不属于这个学派。克鲁格曼公正地指出，“芒德尔本人在标以供给学派特征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中作用甚微，”“他本人的观点能否冠之以供给学派还很成问题。”(《兜售繁荣》，第81页)其实供给学派是利用芒德尔的学术地位“拉大旗作虎皮”去吓唬别人，芒德尔的半推半就则使许多人把他划入骗子供给学派之列。

　　芒德尔还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喜欢独立在乡间别墅看电视饮酒，连信也懒得看，以至于不知道自己成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当选为西部经济学会主席忘了出席就职典礼和演讲，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时懒得看稿复信。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小事经常发生在他身上，久而久之就被认为古怪了。

　　也许是怪僻的名声太大吧，有些不怪的事也被认为怪了。芒德尔对绘画、艺术都有兴趣。他在意大利锡耶纳城外买了一个17世纪的古堡，并大肆修复，被认为是怪事。本来红颜白发也常有，但他60多岁时与一个20多岁姑娘结婚并生一子也受讥讽。如此这样，芒德尔被作为一个怪人来看，说来真有点冤。

　　其实人都有个性，我们评论经济学家还要看贡献，不苛求个性。这正是“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含义吧。话经济学人

　　另类经济学家同样重要

　　无伦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回顾20世纪经济发展时，加尔布雷斯是个不可忽视的人　　一条大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前进。主流派人士为船如何行驶得更快出谋划策，但也另有一些人却告诫人们行得太快会出问题，或者指出船在行驶中的问题。把一个国家比做一只船，主流派经济学家就是让船走得更快的人，另类经济学家则是挑毛病的人。在美国，加尔布雷斯就是这种另类经济学家。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是出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经历丰富，二战期间曾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局长，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1946年担任负责德国和日本经济政策检查的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60年代由于在哈佛大学时与肯尼迪兄弟的友谊出任肯尼迪竞选的顾问，以后又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他也曾担任《幸福》杂志编辑，并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从1949年以后任哈佛大学教授。这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美国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加关注各种现实问题。这无疑是他另类观点形成的社会背景。

　　在学术上，加尔布雷斯继承了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传统。这种传统的核心是对主流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态度。主流经济学用实证方法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制度经济学用演进、整体方法研究制度问题。主流经济学为资本主义这只大船的前进出谋划策，制度经济学则是批评其缺点。加尔布雷斯继承了这种传统，并在新时期条件下有所发展，称为新制度学派。如果说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是主流经济学，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是非主流经济学或另类经济学。

　　标志加尔布雷斯另类经济学观点的第一部著作是1952年出版的《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他在这本书中指出，垄断的存在成为美国经济中的特征。垄断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但存在高额垄断利润，是对社会利益的侵犯。社会形成与垄断对抗的各种抗衡力量，例如，与大公司对抗的工会、消费者协会等组织。这些抗衡力量抑制了垄断的力量。然而，抗衡力量也会发展为危害社会利益的力量，应该由国家加以限制。这本书对垄断和抗衡力量都持批评态度，相信国家的作用。分析方法则是权力结构分析。另类经济学家同样重要

　　1958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丰裕社会》。这本书一出版就由于其独特的观点与流畅的文笔而成为畅销书。这本书认为，二战后美国已成为物质产品极为丰富的丰裕社会，但这种社会存在严重缺点。第一，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者主权，即生产者主宰了消费者。第二，过分强调物质至上，把物质产品增加等同于幸福。第三，存在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这本书的重点不是称赞美国社会如何丰裕，而是强调丰裕中的各种严重问题。

　　1967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新工业国》，该书重点在于分析美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这就是在公司中拥有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technostructure)实际掌握了权力，他们注重于公司的增长与强大，形成忽视公共利益的大公司。大公司的这种地位引起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

　　加尔布雷斯著作中文本 1973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在该书中，他把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二元体系的存在。二元体系指美国由大公司组成的计划体系和中小企业组成的市场体系构成。这两个体系权力与地位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失衡、犯罪严重等问题的根源，出路则在于政府通过制度改革实现两个体系的平等。

　　加尔布雷斯是一个活跃的经济学家，著作颇丰，但以后的著作并没有更多新东西，只是其批评主流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观点并未改变。

　　加尔布雷斯的另类观点自然会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批评。许多经济学家不承认加尔布雷斯是经济学家，把他归入社会学家。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他的著作毫无意义，可以付之一炬。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另类观点反映了一艘飞速行驶中大船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美国政府重视解决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战以后政府实行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实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对缓解贫富悬殊，改变低收入者的生活状态起到积极作用。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植，以及限制大公司的反垄断政策，都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的采取与加尔布雷斯这些另类经济学家的呼吁不无关系。布尔布雷斯也得到尊重，他曾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学术界和公众中享有盛誉。

　　还应该注意的是，加尔布雷斯一再声称自己是“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这就是说，他的批评是为了使这般大船行进得更好、更稳，而不是要弄翻这条船。“文革”时期，我国把他作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来热情接待，实在是一种误会。

　　一艘船要能平安前进，需要有人喊加油，也需要有人喊注意别翻船。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正在这种意义上说，主流经济学家重要，非主流的另类经济学家也同样重要。话经济学人

　　他应该得诺奖

　　雅各布·明塞尔，名气也许不够大，但贡献却重大　　金秋十月推测谁能获得2002年诺奖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武汉大学陈志俊教授预言法国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有可能获奖(文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8月12日)。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以拉丰在激励机制设计、公共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等诸多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获得诺奖当之无愧，也是多年来人们看好的夺冠人物。不过拉丰今年方55岁(1947年出生)，按诺奖的传统，在同样有资格获奖的经济学家中，先照顾老者。（遗憾的是拉氏在2004年5月去世，年仅57岁，失去了获得诺奖的机会。）据此我个人推测，2002年的诺奖有可能给予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明塞尔1922年出生，今年是他的80大寿。

　　预测谁会得诺奖，关键是看他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这种理论的原创性和对以后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影响。回顾20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学发展，人力资本理论正是这种应该获奖的经济学理论。

　　说到这里，读者一定会问，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altz)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不是已由于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而获得了诺奖吗?这是一种误解。其实，舒尔茨和贝克尔获奖的主要贡献并不是人力资本理论，而是这种理论的运用与发展。舒尔茨获奖是由于“在经济发展研究中的先驱工作”。在分析发展问题时，他是“把教育投资如何能影响农业及整个经济的生产率的分析统系化的第一人”。贝克尔获奖是由于“他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人力资本理论在贝克尔之前就存在，他的贡献是“构造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并使之数学化”。以及“把人力资本观点发展为确定劳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的建立对战后经济学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它成为经济发展，教育经济、收入分配、劳动经济学等领域的基础，也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增长理论的建立。但人力资本理论的“始作俑者”，既不是舒尔茨，也不是贝克尔，而是明塞尔。

　　从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看，舒尔茨第一篇人力资本的论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196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贝克尔第一部人力资本著作《人力资本》出版于1964年。明塞尔第一篇人力资本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是他195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1958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正因为如此，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ng)公正地指出：“雅各布·明塞尔在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之前发现了人力资本理论，但该理论的创造人却通常被认为是后者。”当然，作为谦和的经济学家，他们三人并没有像牛顿和莱布尼茨争夺微积分的发明权那样，无聊地去争夺人力资本的发明权。他们共同努力使人力资本理论有了今日的辉煌。你在阅读舒尔茨和贝克尔的著作时会发现他们都大量引用了明塞尔的著作。他应该得诺奖

　　明塞尔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裔人(与萨缪尔森一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在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1962年以后一直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的一生颇为平淡，从事张学术研究，不像那些活跃于政界和媒体上的经济学家那样声名显赫。但他的成就在经济学界是公认的，是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资深会员，2000年又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明塞尔重要论著中的一本明塞尔的主要论著收入了两卷本的《雅各布·明塞尔论文集》(第一卷《人力资本研究》，第二卷《劳动供给研究》，中文版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提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全面奠定了这种理论的基础，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著作。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1974年出版的《教育、经验与收益》(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明塞尔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并用这一理论解释个人收入差别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他把个人收入差别归因于接受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工作中经验积累形成的人力资本差别，并把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标准，建立了说明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关系的人力资本收益率模型。第二,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尤其是妇女劳动力供给的行为。他首先把劳动供给理论归入家庭决策，证明了对妇女而言，工资增长的替代效应(用劳动代替闲暇)大于收入效应(收入增加，增加闲暇减少劳动)，因此，妇女参工率提高。第三,工资差别与工作转换之间的关系。他证明了，男性与女性工资差别不是由于性别歧视，而是由于妇女在生育期间工作中断，由工作经验积累减少而引起的人力资本增加慢于男性。工资增加率与工作转换率反方向变动。明塞尔的这些研究既有理论模型，又有资料的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影响到经济理论与政策制定。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及影响使他有资格获得诺奖。

　　当然，诺奖毕竟是人评的，有种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猜测谁会获奖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我推测明塞尔会获奖是根据了他的贡献和年龄，但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个智力游戏引起大家对明塞尔及其人力资本理论的关注，至于明塞尔能否获奖本身并不至关重要。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不是炒出来的

　　被遗忘的供给学派大师拉伐　　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家经过炒作方可著名，但仅凭炒作终究是成不了经济学家的。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首领阿瑟·拉伐(Arthur Laffer)经媒体和政界炒作，爆得大名，名利双收，但如今谁还把他作为经济学家呢?

　　其实拉伐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24岁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8岁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以后又任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但他志不在学。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经济困难时期也是经济学家出名的机会。当时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了减税可以既实现繁荣又无通货膨胀的思想。拉伐受此启发，演绎出一套以减税为中心的供给经济学思想。但他的兴趣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而在于以此为敲门砖打入政界。

　　供给经济学当年曾红极一时，但说起来简单得很。这种理论认为，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凯恩斯所说的总需求不足，而在于总供给不足。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增加供给的关键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实行减税。因为减税可以刺激人们劳动与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总供给，而且，尽管税率下降了，但由于作为税基的GDP增加了，政府税收反而会增加。所以，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良策就是减税。

　　供给经济学的中心是所谓的拉伐曲线。拉伐曲线并不是严肃的经济学家精心研究的结果，而是拉伐1974年在向政界朋友推销减税主张时随手在华盛顿一家餐馆的餐巾纸上画出来的，所以，也被戏称为“餐桌曲线”。这条曲线无非不懂经济学的人直观地了解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接受减税不仅可以增加GDP，还可以增加政府税收的观点。

　　说起来，供给学派在当时红极一时，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他们的许多文章发表在《商业周刊》、《挑战》之类非学术或不入流的刊物上。仅有的两个像样东西是拉伐的学生坎托的论文《税率，生产要素之运用以反市场生产》(用坎托、拉伐和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乔尼斯的名义发表于他们自编的《经济政策的供给效应》一书中)和供给学派另一位干将保罗·罗伯茨1984年出版的《供给学派革命》(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的译本)。前一篇文章企图建立一个供给学派的理论模型，可惜在我这个对经济模型造诣不深的人看来都浅薄的不值一提。后一本书不是理论著作，是叙述供给学派的记述性作品，毫无学术价值。因此，供给学派经济学从来就未得到经济学界的承认，供给学派(Supplyside)本来是嘲讽他们的，拉伐曲线也是弗里德曼在嘲笑拉伐之浅薄时用的。

　　经济学家不是炒出来的供给学派之所以在80年代红极一时，并不是理论上有所突破，或有经邦济世的真经，而是炒作出来的。

　　炒作供给学派减税思想的是一些政界和新闻界人士，除拉伐外，包括提出过减税法案的众议员杰克·肯普、《华尔街日报》副主编温尼斯基，以及年轻的经济学家保罗·罗伯茨、诺尔曼·图尔等人。温尼斯基说服了《华尔街日报》主编巴特利，使该报社论版成为宣传供给学派主张的基地。这家报纸影响重大，在炒作供给学派中起了重要作用。拉伐奔波于各地进行演讲，同时，又通过肯普等人向国会议员推销他们的主张，并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里根总统也是供给学派的信但使得供给学派走红的关键是里根接受了这一套思想。里根早在1946年时年收入已达17万美元，当时最高的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82%~91%。里根以后常说，只要拍四部片子收入就达到最高税率等级，再拍等于白干。这使他对高税收深怀不满。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正合他意。更重要的是，他看到卡特运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败，认识到了要能在竞选中得到支持必须另找出路。于是，他就把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竞选总统的经济纲领，并在上台后制定了以供给学派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复兴计划。被里根采用是供给学派走红的关键——当权者青睐的东西无论多么狗屁不通，都会红极一时的。

　　里根上台后，拉伐曾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又创办了拉伐公司，从事投资咨询，最兴旺时有客户200家左右，年收入达到250万美元。个人名利达到了，对国家呢?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总体上是好的，但哪有供给学派什么功劳呢?经济衰退了那么多年，按正常周期性波动也该往上动了。要说供给学派的“功劳”，大概就是财政赤字大大增加——如果每张债券为1000美元，里根上台时所有债券摞在一起，高度有67英里，里根下台时已达到100英里了。

　　怪不得尽管美国80年代经济不错，各界对拉伐和供给学派评价甚低。老布什称供给学派为“伏都教经济学”(Voodoo教——海地的民间宗教，被天主教指责为邪教)。世界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没有收入拉伐、供给学派之类词条，理由是它“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是“一个经济思想大杂烩”。

　　炒作经济学家的事还仍然会有，但仅靠炒作成功者不会有。话经济学人

　　卢森贝的悲剧

　　提起卢森贝，年轻人恐怕知道的不多，但文革前学过经济学的人不会陌生。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是经济学说史的标准教材，讲这门课的老师也是言必称卢森贝，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崇敬也是应该的，卢森贝的确才华横溢，学识丰富。从他1879年出生来看，应该在十月革命前上过大学。但主要学术活动还是在前苏联成立之后。当时苏联成立了红色教授经济学院和红色教授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学院，以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卢森贝受命讲授政治经济学史，但当时这门课的体系是资产阶级建立的，教材也是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当然不能用。于是卢森贝就按马克思主义来重新编写，1934~1936年，出版了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史》。1940年为了适应大学生用又缩写了一卷本《政治经济学史》。这两本书是我常读的。应该说，资料相当丰富，是一本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自己创立一个经济学史体系，又读了这么多书，用资料来充实，这么巨大的工作主要由他一人完成，令人不得不敬佩。

　　卢森贝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极为深入，大概在当时的苏联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他写的《资本论注释》是我上大学学《资本论》时的必读参考书。这本书为我解决了读书中的不少困惑，也给了许多启发。它不仅解释了难读的一些内容，还在深入思考、学习方法等方面给了读者指点。看来他本人对《资本论》的了解无人比拟。与当时流行的日本人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相比，卢森贝的书显然高出一筹。

　　60年代中国大学生学的标准教科书，也是国内编写的经济学史教科书的范本

　　卢森贝1950年去世，比斯大林晚三年，一生主要生活在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之下。但他是少数幸运者之一，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受到冲击，他的许多著作出版于大肃反的30年代。可见迫害知识分子之事并没有影响他。早在1920年他就是苏共中央委员。并获得过劳动红旗勋章。一个以教书为生的学者能有这种殊荣在前苏联也是凤毛麟角了。

　　但我读卢森贝的书时，总感到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以他这样的才华和学识研究经济学史，应该是世界级大师。可惜他的影响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圈子里，还是靠前苏联的武力输送出去的。在西方，很少人知道他，也几乎没人读过他的书。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研究经济学史的专家也很少提到卢森贝了。其原因我想还在于他的《政治经济学史》尽管是谈历史，但也是一本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书，这样，就缺少了科学意义。可以红极一时，但却难以留传下来。

　　卢森贝的悲剧《政治经济学》的缺陷首先是体系的。经济学史本来应该刻画出整个经济学发展的轨迹。但卢森贝是按马克思主义来划线的。“一批一扬”，即反对马克思的批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扬之。与此无关的许多内容就都删掉了。以主观需要来为客观历史划线，岂不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了吗?在这套书中许多对经济学发展十分重要的人物和思想都不见了。其次，这本书只写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从19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全没了。卢森贝的学术生涯从20年代开始,30年代写出了这本书。边际效用学派等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不能不写。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以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态度作为标准，把经济学分为古典的和庸俗的。对他归为庸俗的是一批到底，把他们的许多贡献全抹杀了。我这本书中写到的萨伊、西尼尔等人就是例子。许多中国人研究经济学史的风格也由此而来。就文风而言，也是苏式党八股，与中式党八股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中式党八股本来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的一声炮响送来的。

　　当然，我今天这样评论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并不是苛求前人，我理解那一代人的苦衷。包括卢森贝在内的那一代人的悲剧从本质上说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个人，要责怪造成这种制度的斯大林之流。

　　俄罗斯是不乏人才的，即使在沙皇统治之下也出了罗蒙诺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为什么在斯大林统治下，没有这种大师了呢?这正是我写卢森贝的悲剧想探讨的。

　　专制制度总是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对付知识分子的。正面的引导是，听我的话，当我的驯服工具(仅当工具不行，还必须驯服)，抛弃良知，为我服务，即有胡萝卜吃。不听我的话，则有大棒侍候。杀几只不听话的鸡，猴们就想吃胡萝卜了，所以，必须阉割自己。经过阉割的学者还有什么自己的思想?专制者最怕的是学者自己的思想。领导告你鹿就是马，你偏要引经据典论证鹿不是马，这不是找死吗?领导还是需要学者的，学者引经据典论证鹿的确是马，能使领导更自信，也使对领导有深厚阶级感情的群众更相信。卢森贝没有吃过大棒,阉割了自己，用历史来证明维护专制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他吃到了胡萝卜，恐怕还不止一根呢——生活享受、地位、名誉。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森贝是个悲剧人物。

　　我不把卢森贝当做一个人，而是当做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专制之下人才和思想被扼杀的符号。康托罗维奇对资源配置最优化研究成绩斐然，但他不得不用劳动价值论去论证他的成果，说明他的成果又一次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之伟大。一个数学家去搞什么劳动价值论是什么滋味?康德拉杰夫提出什么证明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长周期理论，只好不明不白地死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了。这两个人其实殊途同归。对学者来说，肉体死了和思想被阉割了，有什么差别呢?

　　专制之下是没有思想家和新思想的。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史的研究应该有充分的自由。经济学史是一门历史，非要用什么思想去指导，非要先入为主，这还是真实的历史吗?

　　愿卢森贝的悲剧成为一去不返的往事。话经济学人

　　不该忘却的经济学家

　　斯大林去世之后，前苏联“解冻”。人们开始认识计划体制的弊病，改革之幕正在徐徐拉开。推动这场改革的是赫鲁晓夫这个毁誉参半的人，而在这场改革前哨战中打先锋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

　　1962年9月9日，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新的企业改革方案——经济核算的计划管理体系，并把利润率与奖金挂钩，作为新计划体系运行的激励动力。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推动了前苏联经济的第一轮改革高潮。利别尔曼的改革思路是改革计划管理的内容以及计划制定方法。

　　过去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高度集中的，企业毫无自主权。利别尔曼要求改变这种模式向企业放权。这就是说，中央计划部门只下达：按品种的产量计划；交货期计划；以及计划赢利定额。企业按这三项计划要求，再制定出全面的生产计划，包括劳动生产率、工作人员数、工资、产品成本、积累、投资和新技术等。这就是说中央计划部门只管大事,至于企业如何完成这些计划是企业自己的事，中央计划部门不必过问。这就是向企业放权。

　　在产品量、交货期和盈利定额三项指标中，利别尔曼进一步强调，其核心是赢利定额指标，即利润率指标。利润率指标是考察企业最中心的综合指标。中央计划部门按生产部门(行业)制定利润率指标，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企业的赢利情况与奖金直接挂钩。这样企业就有了积极性。这就是向企业让利。但为了防止企业一味高利润的现象，利别尔曼还主张把产品品种作为企业获得奖励的前提。

　　计划制定方法主要是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前苏联计划模式中，计划是由中央计划部门用产品平衡法制定出来的。利别尔曼建议计划的制定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由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第二个过程是企业具体的生产计划制定。这两个过程纵横交织。第一个过程按生产部门纵向制定计划，第二个过程按企业之间的供销关系横向制定计划。利别尔曼还主张通过经济组织和合同制度的发展来缩小纵向计划，扩大横向范围。这就在计划之下使企业通过横向计划在市场内发生联系。

　　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另一个缺点是不承认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企业的利润。利别尔曼认为，计划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劳动者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企业的利益包括企业集体的物质利益和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利别尔曼反对那种企业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凡是有利于社会的，也就应当是有利于每个企业的。反之，不利于社会的，对任何企业的集体来说应当是极不利的。”利别尔曼把利润作为企业最主要衡量指标的建议正是以这种社会与企业利益一致论为基础的。利别尔曼认为把利润作为衡量指标简化了计划工作，刺激企业降低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不该忘却的经济学家　　赫鲁晓夫的改革探讨是利别尔曼文章出台的背景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利别尔曼认为，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商品交换的关系，给企业一定的独立地位。不仅消费品，生产资料和资金都要作为商品，按一定的价格在企业之间买卖。资金的买卖就是我们所说的“拨改贷”。这时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体现为由商品交换调节的供货关系，以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润分成。交给国家应交的以后由企业自主支配。

　　在这次讨论之后，前苏联在1965年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经济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参考了这个思路。但70年代后前苏联增长速度下降，这就引发了1979年后的改革，这就是后话了。

　　在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中，以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经济与组织研究所成员和常在该所主办的《工业生产经济和组织》上撰稿的人为主形成了西伯利亚改革学派，简称西伯利亚学派。这个学派除利别尔曼外还有阿甘别江、阿巴尔金、布尼奇、波波夫等人。19世纪80年以后阿甘别江和阿巴尔金成为该学派首领，主张激进改革。他们的改革思想对戈尔巴乔夫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被吸收到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阿甘别江还作为戈尔巴乔夫直接领导的前苏联完善机制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直接参与前苏联经济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践。西伯利亚学派是推动苏联改革的一个重要经济学家团体，他们的改革思想对其他国家也有相当大影响。

　　当前苏联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热火朝天地进行时，我正在北大经济系上学。应该说国内学术界的反应并不慢，可惜方向不对。我们在1963年就开了一门新加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批判”课。批判的内容首先是利别尔曼的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当年我们认真读了这篇文章，可惜是要批判的。说起来可笑，我还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批判文章(课堂讨论用)。现在只记得第一句是“利别尔曼放出了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气球……”其他，你就是严刑拷打我，我也记不得写的什么了。当时我们学习还是学术批判。但不久就演变为对孙冶方先生的批判，先是文斗(报上写文章，不过我们没资格)，然后是武斗，这已经是不堪回首的“文革”了。

　　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已经过去40多年了。现在看来，他们的出发点还是要维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那一场争论并没有涉及所有制问题，也不想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改革并不成功，赫鲁晓夫也作为替罪羊而下台了。其实不从产权和根本制度入手，任何以完善旧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终久都会失败。王安石倒下去了，赫鲁晓夫倒下去了，以后会是谁呢?

　　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谁。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英雄，利别尔曼也是一个英雄，西伯利亚学派是群体英雄。正是他们开始正视计划经济的弊病，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幕一开以后，好戏就连台了。改革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利别尔曼是弄潮儿。与兰格相比，利别尔曼前进了一大步，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我们不应该忘记利别尔曼这样推动过改革的经济学家。话经济学人

　　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

　　年轻的奈尔伯夫　　巴里·J·奈尔伯夫(Barry J.Nalebuff)现在是耶鲁大学教授，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毕业时参加了剑桥大学的五月舞会。这个会上有一种赌博游戏，每人得到相当于20美元的筹码，舞会结束时，最大的赢家可以得到下一年度舞会的入场券。

　　巴里的运气非常好。在最后一轮轮盘赌之前，他过关斩将已赢了相当于700美元的筹码，独占鳌头。第二名是一位英国姑娘，只拥有相当于300美元的筹码。其他人已被淘汰出局。在最后一次下注前，英国姑娘想求和，提出分享下一年的舞会入场券。巴里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加之酒喝得多了一点，失去绅士风度，断然拒绝了。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巴里在这最后一场赌博中失败了。其原因何在呢?

　　与奈尔伯夫合写《策略思维》的著名经济学家迪克斯特这最后一场轮盘赌的规则是，轮盘停止转动时小球落在什么地方。轮盘上刻有从0到36的37个格子。小球落在0庄家赢。玩者可赌小球落在偶数还是奇数的格子(分别用黑红两色表示)。这种玩法赔率是一赔二，即一美元赌注变为两美元，取胜的概率为18/37。如果把注压在3的倍数的格子上，赔率为一赔三，即一美元赌注变为3美元，但取胜的概率为12/37。那位英国姑娘决心破釜沉舟，把300美元压在3的倍数上。巴里应该采用什么策略呢?

　　其实巴里只要采用与这个英国姑娘同样的策略，也把700美元中的300美元押在与这位姑娘同样的注上，无论输赢，总比她多出400美元，稳操胜券。但这时已凌晨3点，酒精又起作用，巴里把赌注200美元下在偶数上。这时只要他赢，无论这位姑娘输赢如何，他都获胜。只有他输，英国姑娘赢，他才会输，而这种事件的概率是1∶3。但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巴里输了。

　　当然，这场赌博本来是玩的，一张下一年的舞会票，就像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胜者戴的真正用树枝编的桂冠一样。但事后巴里还是非常后悔，因为他作为一个博弈论专家，居然忘记了博弈论最基本的策略之一：胜者要采取与落后者相同的追随策略。落后者才采取与胜者不同的战略，以求一线生机。

　　也许是受这件事的启示，巴里与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博弈论专家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合写了一本《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Thinking Strategically: The Competitive Edge in Business,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这部书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博弈论专家的高度评价。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他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经学》中曾这样评价这本书：“这本书在国际上极为畅销。这本书解释了在商业、政治，甚至社会和家庭情况下如何运用博弈论。”美联储前主席保罗·A.沃尔克(Pawl A.Volcker)认为“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两位教授非常成功地解释了，在制定决策的时候无论身居要职还是普通市民都会遇到的问题。”萨缪尔森则认为：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你将从《策略思维》

　　一书中获益，并感到兴味盎然。

　　美国经济学家写的几种经济学随笔著作

　　博弈论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述。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朱·弗登博格和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Tean Tirole)写的《博弈论》(Game theory)用数学方式表达，系统而全面，也有相当深度。但普通读者很难读懂这本书，甚至也读不下去。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不自觉地用博弈论方法做出各种决策。博弈在生活中，博弈论也在生活中。《策略思维》这本书正是用我们熟悉的例子来介绍博弈论，教我们如何用这种方法去做出决策。这本书从大国军备竞赛到企业合作与竞争，从体育比赛到是不是租一台电脑。用这些例子告诉你如何走出囚徒的困境，如何做出可信的承诺，如何实现合作与协调，如何讨价还价或进行激励。最后用23个案例介绍了博弈论的综合运用。

　　拿起这本书你就放不下也许巴里当年输给那位英国姑娘真是一件好事，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书呢?

　　成功的经济学家不是仅仅在象牙之塔中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构建自己高深的模型，还要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让公众通过身边的事例来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维。

　　手头有几本极有影响的这类书。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赫兹里特的《回到常识》初版出版于1946年，至今为人们引用。哈耶克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的现代著作，使聪明的外行人能在这么短期的时间里学到这么多经济学的基本真理。”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中间道路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和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杰尔·L.米勒合写的《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加里·贝克尔的《生活中的经济学》都同样脍炙人口，为许多不懂经济学的人所喜欢。此外，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D.利维的《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斯蒂芬·E.兰德斯伯格的《安乐椅上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与日常生活》，等等。这些书的共同特点都是真正让经济学回到了生活中，用鲜活的例子介绍经济学，让经济学变成了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

　　当经济学从象牙之塔回到现实生活中时，理论就不再是灰色的，而与生命之树同样长青了。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其含义不应该是经济学家用它去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成为社会设计乌托邦式的蓝图，而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用经济学思维方式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介绍了这一类贴近生活的经济学家，或严肃经济学家令人可亲的另一个面孔。

　　《策略思维》的中文本已经出版了，你拿起就会放不下。不信，试一试看。乌鸦嘴克鲁格曼

　　乌鸦嘴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的形象相当可爱,却被那些不爱听真话的人称为“乌鸦嘴”　　1994年，克鲁格曼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称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经济实际是一只纸老虎。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完全是一种投入型增长，依靠高储蓄、高投资和增加劳动力来增长经济。这些国家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没有实现以科技进步带动的增长。甚至这一地区经济最强大的日本也是这样。投入型增长迟早会引起收益递减，这些国家的经济必定发生危机。

　　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当时亚洲人正沉醉于繁荣之中，梦想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克鲁格曼却说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仍然是美国。亚洲的许多政要、学者猛批克鲁格曼。可惜他的预言成了事实，1997年，东南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了。一个人做出了不幸的预言而又对了，当然会被称为“乌鸦嘴”。

　　不过从来没有永远正确的乌鸦嘴，克鲁格曼的预言也有错误的时候。1990年，他写了一本题为《预期消退的年代》的畅销书，预言了90年代美国经济的衰退，但这却没有成为现实，因为90年代成为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这本书的畅销。克鲁格曼1997年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三版，并没有修改他的预言，但该书一直在亚马逊书店排行榜上属于五星级畅售书。

　　读这本经典教科书才能了解最新的国际经济学当然，作为美国当代顶尖级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并不是专门进行预测的算命先生。他根据经济理论谈一点对未来经济的看法，未来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即使依据的经济理论正确，预言也不见其全对。克鲁格曼在美国经济学界以直言不讳著称，往往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这大概是有人称他乌鸦嘴的原因。不过无论别人说他什么，也无论他做出了什么预言，都无损于他在美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克鲁格曼出生于1953年的“婴儿潮”中，属于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家。他师从诺德豪斯、多恩布什、索洛等著名经济学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毕业后曾在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联邦储备银行等实际部门工作。深厚的理论修养、丰富的实际阅历和天生的聪明使他成为新一代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话经济学人

　　克鲁格曼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国际贸易新理论。战后，国际贸易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贸易迅速增长，例如，美国既生产并出口汽车，同时又大量进口汽车。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这种趋势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克鲁格曼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用产品差别和不完全竞争来解释国际贸易中的这种新趋势。这就是说，即使是同一种产品(如汽车)也存在差异(如型式或颜色)，消费者有不同偏好。如果一国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生产各种有差异的同类产品，必然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要求企业为全世界生产产品，并进行交易。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既有产品差别引起的垄断竞争，也有规模巨大引起的寡头。各个企业要扩大自己的规模，其产量必定超出本国需求，从而即使同类产品(汽车)进行国际贸易也有利于各国实现产品差别存在时的规模经济，成本降低。从而同种制成品的国际贸易就会使各国受益。克鲁格曼是写通俗经济学的高手，他的这些书在中国也颇受欢迎

　　这种国际贸易新理论还有其政策含义。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赫克希尔-俄林定理)，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格局是由自然资源(要素)或历史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甚至难以改变。但根据新理论，优势来源于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即使在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方面没什么优势，也没有历史形成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建立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这就是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已经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并付诸实践。

　　克鲁格曼的另一个贡献是汇率目标区理论。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国实行了浮动汇率，但汇率的剧烈波动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于是如何减少汇率波动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克鲁格曼解释了汇率波动剧烈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并不像想像的那么有效。但在浮动汇率下，贸易流动对汇率变动的反应迟缓，因为出口商进入或退出某个市场都有沉没成本(无法收回的支出)。他们观望汇率的波动，只有汇率波动到一定程度，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实现市场出清，这就加剧了汇率波动。克鲁格曼支持汇率目标，即汇率在目标区内可以浮动，但有不能超越的界线。克鲁格曼认为，汇率目标区的好处是，当它上升到目标区上端时只能下降，下降到目标区下端时只能上升，这就降低了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减少了投机活动，稳定了汇率。

　　克鲁格曼受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关于地区产业集群优势的启发研究了地理和贸易的关系，发展出经济地理这一新领域。他的结论是，国际贸易只是更一般的生产区位理论的一方面。产业区位的决定有任意性，可以由政府引导形成地区的产业集群优势，而且历史在解释已形成的产业区位及发展方向时是重要的。现在这一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克鲁格曼文笔极好，又善于以通俗幽默的语言向大众讲经济学道理，分析经济问题。他在《华尔街日报》等报刊上主持的专栏极受欢迎，同时他也是许多经济学畅售书的作者，如前面提到的《预期消退的年代》，在国内已有译本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兜售繁荣》等等。当然，作为乌鸦嘴，他讲话是很尖刻的，他讽刺一些亚洲国家政府为显示功绩而给统计数字注水——“看它们的统计数字如同读科幻小说”。这些话当然许多人不爱听。但这种直率坦诚的风格使他更有魅力。

　　克鲁格曼已经获得了克拉克奖，许多人认为他也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人。他有一句有名的话：“任何一个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都必须要有一点类似于梦游者的特征。”这也许正是他自己的写照。话经济学人

　　君子和而不同

　　人总是要争论的。巴以相争，枪炮说话；文人相争，恶语相加；政治家争论，拳脚齐上；经济学家的争论颇有点“君子和而不同”的风范。

　　历史上和而不同的典范就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了。他们俩出身、教养、社会地位完全不同。马尔萨斯出身于有教养的上层阶级，毕业于剑桥大学，终生过着清贫的书生生涯，被认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李嘉图出身于暴富的金融之家，从小没受过正规教育，极为富有，被称为“花花公子”，但由于在政界和学界的活跃而极富盛名。1809年他们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而结下终生友谊。

　　在学术上，他们俩人的争论远远大于共识，而且观点之对立，争论之激烈，至今读他们的书仍然可以感到。马尔萨斯最早提出需求不足的“普遍过剩说”，认为存在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地主阶级是合理的，支持限制谷物进口。李嘉图则反对地主阶级，支持取消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李嘉图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马尔萨斯反对劳动价值论，主张生产费用论。他们一直围绕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以及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争论不休。1820年，马尔萨斯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后，李嘉图以220页的篇幅进行批驳，马尔萨斯也反唇相讥。

　　他们是争论对手，也是朋友——索洛与琼·罗宾逊

　　琼·罗宾逊在哈佛大学与经济系教授们亲切交谈，看不出他们还是争论对手君子和而不同但这种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的争论往往是一种切磋。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驳斥马尔萨斯为地主辩护和支持《谷物法》的立场。马尔萨斯认为此书写得仓促，应该重写。李嘉图接受这一建议，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经济学经典之作。仔细阅读他们的通信，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争论与切磋对每个人学术进步的作用。在生活上，他们也互相帮助，李嘉图曾替马尔萨斯购买公债，以帮助马尔萨斯脱贫。李嘉图去世后曾给马尔萨斯留了一笔遗产。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去世后说：“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在现代经济学家中，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索洛也是这样和而不同的君子。

　　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新剑桥学派和美国新古典综合派围绕资本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两个学派分别在英国和美国麻省的剑桥(Cambridge)，所以，称为“两个剑桥之争”。争论围绕资本的性质与测定，资本积累过程与特点等纯资本理论问题，实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边际价值理论与边际分析法——是否正确。这场争论由琼·罗宾逊1953年发表的论文《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挑起，萨缪尔森和索洛等人应战，持续近20年之久。

　　这两派经济学家唇枪舌战，各不相让，在报刊和演讲中抨击对方，毫不客气，但这种争论并没有使他们成为人际关系上的敌人，而是相互尊重，成为朋友。

　　最早与琼·罗宾逊争论的是索洛。当索洛刚刚进入学术界时，琼·罗宾逊已久负盛名了。但当索洛对琼·罗宾逊的挑战做出回应时，琼·罗宾逊对索洛评价相当高，认为“索洛教授的才华令人眩目”。琼·罗宾逊的传记作者特纳认为“在后来15年中，她与他不遗余力地进行讨论。他们的通信充满温暖但有时是相互攻击的回合。在个人私交上是友好的。”(《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1961年，应琼·罗宾逊的要求，索洛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各争取了250美元，安排琼·罗宾逊在这两个学校演讲，而演讲内容正是挑战新古典综合派的。由于时间安排失误，他们俩人未见面。1963年他们见面时就资本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争论。1970年索洛到英国剑桥，他们又进行争论。尽管有争论，他们都珍重相互之间的友谊和交流，琼·罗宾逊把这种争论看成“才智的考验”。

　　琼·罗宾逊与萨缪尔森在1948年就见过面。琼·罗宾逊极为佩服萨缪尔森，认真读过他的许多著作。尽管他们之间的争论更激烈，但琼·罗宾逊对萨缪尔森依然敬佩，承认自己从萨缪尔森的著作中得到不少启发。萨缪尔森则认为，“这种争论方式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尤其在提出新观念时需要，因为新观念是不可能在一种和谐、茶馆式的气氛中产生的。”琼·罗宾逊去世后，萨缪尔森写长文悼念，并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鸣不平。

　　学术上的争论不应发展为人际关系上的敌人，经济学界的前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经济学家需要宽容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需要宽容

　　沉思的哈耶克做出过最著名的预言——计划经济必然崩溃，他有幸亲眼目睹了这场历史巨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经济学家被误解，蒙冤受屈都是难免的。但在不同社会中，经济学家蒙冤的后果却不同。一个社会的宽容程度如何，对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生活在美国的哈耶克和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是两个极端的例子。

　　今天哈耶克的学术地位已经是举世公认了，但在半个多世纪前，哈耶克却是有争议的人物。

　　作为奥国学派的重要成员，哈耶克曾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能否行得通的世界性争论中崭露头角。另一位奥国学派大师米塞斯挑起了这场反对计划经济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哈耶克发表的三篇论文(总题目为“社会主义的计算”，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使他声名雀起。1931年他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讲稿以《价格与生产》为名出版，并获得好评。此后，哈耶克成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哈耶克非常喜欢英国，并于1938年加入英国籍。如果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会一直在英国工作并生活下去，成为一名事业顺畅的经济学家。

　　老年的哈耶克改变哈耶克命运的事情是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的中心是反对计划经济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把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作为消灭个人自由的通向奴隶制之路。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应超出了哈耶克个人的预期。在欧美的公众中，这本书获得极大成功。美国畅销的《读者文摘》摘要发表了这本书，引起读者极大关注，甚至还有打印本（相当于当年中国的手抄本）在流行。哈耶克围绕这本书在美国各地所作的演讲亦有轰动效应。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客，如邱吉尔，对这本书也评价甚高。

　　可惜在学术界和经济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贬多于褒。这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的反社会主义基调。早在二战前，西方学术界和文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忧心忡忡。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当时许多人对苏联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二战中苏联的反法西斯战绩更给社会主义增添了一个光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时尚。不少英国知识分子热衷于渐进的费边主义，像萨特、毕加索这类文化名人都加入过共产党。在一片对社会主义的赞扬声中写出这样一本反社会主义的书，命运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经济学界，即使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也是信奉凯恩斯的。当时凯恩斯主义尽管没有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一统江湖，唯凯独尊”，但已成为主流。哈耶克的这本书也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另一方面，哈耶克原来是一个严肃的经济理论专家。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写这种媚俗的通俗读物，无异于学术上的堕落。哈耶克在自传中说到写这本书“使得自己在同辈的经济学者中名誉尽失。……经济学家大都把我看成圈外人，是个自贬身份写了本像《通向奴役之路》之书的人。”(《哈耶克论哈耶克：自传式对话》

　　哈耶克著作的部分中文本，读哈耶克的书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通向奴役之路》的出版和他与原配夫人的离婚，使他不得不在1949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尽管没有在经济系而是在社会思想委员会，但美国的宽容使他可以在平静的书斋中从事研究，写出了《自由秩序原理》这样的巨著。

　　哈耶克是幸运的。尽管他在经济学界声誉扫地，毕竟还可以幸福地活着并研究他的学问。而且，他还有幸活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在亲眼目睹了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崩溃之后于1992年去世。人们为哈耶克预见之正确而折服，哈耶克获得了他早应得到的声誉。

　　但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尽管也做出了正确的预言，却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了。

　　康德拉杰夫(Nikolai Dmitrievich Kondratieff，1892~?)早期以研究俄国经济和农业问题著称，25岁时就担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从1920年1928年他创立并领导了莫斯科商情学会。这一期间他广泛收集资料研究经济中的长波现象，并于1925年发表了至今仍受重视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文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0辑中)。这篇文章根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价格与生产的资料提出存在着50~60年为一个周期的长周期理论。他把从18世纪80年代到当时这140多年间分为3个长周期。根据这种理论，当时(20世纪20年代)是第三个长周期的下降时期，但以后仍会有上升时期。今天看来，这无非是一个学术观点，而且也正确。但这个观点却与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发生矛盾——总危机表示资本主义要死了，哪会再有上升呢?

　　康德拉杰夫为此倒了大霉，先是他的理论被指责为“错误的和反动的”，后又在1930年被指控为组织劳动农民党而被捕。在1931年3月对孟什维克的审判中，他还以主要证人的身份出庭。此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推测他死于1931年，林行止先生根据有关资料，推测他死于1937年。至于他是如何死的，受了什么罪，就无人知晓了。哈耶克的不合时宜，仅仅是被冷落，康德拉杰夫的不合时宜却送了命。

　　经济学家是人而不是神。他们会提出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会提出错误观点。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对还是错，而在于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对那些不合时宜的经济学家，我们有权批评他们，但要保证他们生存和研究另类观点的权力。在一个没有一点宽容的社会里，经济学一定是辩护术，是政治的婢女。宽容是经济学繁荣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哈耶克和康德拉杰夫的经历所告诉我们的。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

　　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一个最爱争论的群体，常听到的话是，n个经济学家也会有n+1个观点。肖伯纳嘲讽地说：“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接地排成一队，他们也得不出一个结论”。罗纳德·里根根据他当总统时与经济学家的交往得出的看法是，如果小追击(Trivial Pursuit)游戏是由经济学家设计的，那么，100个问题就会有3000个答案。

　　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经济学家有咸水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淡水派(新古典经济学)之分。不仅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之间争论，而且同一个派别的经济学家之间也在争论。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会有天壤之别。据说仅通货膨胀理论就有近百种之多。

　　经济学的争论是人人都看到的，但他们之间有没有一致之处呢?他们是分歧与争论多呢，还是一致之处更多?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得出了许多与人们的传统看法不同的结论。

　　英国经济学家S·布里顿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征求经济学家、议员和政治评论家的意见，并把结果写成《经济学有共识吗?》(Is There on Economic Consensus? London, Macmillan，1973)一书，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尤其在需求管理、预算赤字和货币政策这类重要问题上，更为一致。第二，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远远小于政治家，甚至小于同一党派的政治家。第三，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表现出极大关注。第四，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价格机制有一种学术上的忠诚。第五，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问题上更为一致。

　　读了这本书，你就可以知道现代经济学家的共识与分歧是什么了美国经济学家丁·R·卡尔(丁·R·Kearl)、C·L·波普(C·L·Pope)、G·C·怀悌(G·C·Whiting)和T·C·温默(T·C·Wimmer)在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79年5月号的《经济学家混乱吗?》(A Confusion of Economists?)中说明了，与宏观经济问题相比，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问题上有更多的共识；与规范问题相比，经济学家在实证问题上有更多的共识。换言之，经济学家的共识在有关价格机制的微观经济问题上，而分歧在宏观经济和规范问题上。但即使在宏观经济问题中，对财政政策能够刺激经济以及不应该用工资-物价管制来控制通货膨胀等问题仍有广泛的共识，分歧在于短期中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他们的结论是：关于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广泛分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经济学家B·S·弗雷(B·S·Frey)等人在1984年12月号《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与争论：一种经验研究》(Consensus and Dissension Among Economists: An Empirical Inquiry)。该文考察了美国和欧洲经济学家的共识和争论，结论是就国际范围而言，经济学家在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意性这类问题上存在广泛一致性。但各国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中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看法并不一致。一般而言，美国、德国和瑞士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减少国家干预，而奥地利和法国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政府干预。

　　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R·M·阿斯顿(R·M·Alston)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共识吗?》(Is There Consensus amorg Economist in the 1990s?《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5月号)中比较了经济学家在十个问题上的共识。这十个问题是：租金上限、贸易限制、浮动汇率、财政政策、平衡预算、转移支付、财政赤字、最低工资、负所得税、排污许可证。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看法的一致性为93%~78%。

　　这些调查并没有否认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强调的重点不同，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而且，尽管经济学强调客观性，但在认识世界，尤其在政策问题上仍难以摆脱价值判断，因此，分歧也难免。正是这种分歧与争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在经济学中也和在任何一方其他科学中一样，真理越辩越明，认识越辩越深化。

　　这些调查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被大大扩大了。其实经济学家在争论之外还有广泛的共识。在微观经济学问题上经济学家存在广泛共识。在宏观经济学问题中，对长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自然失业等问题，经济学家没什么重大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短期问题上。人们往往看见经济学家争的热火朝天，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一致。例如，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分别代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他们的争论无人不知，但却忽略了他们对自由贸易的相同支持。

　　还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各派经济学家会有新的分歧，但也在更多问题上趋于一致。例如，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认识到要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这就是一种共识。美国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Fischer)形象地用汽车来比喻经济学家之间分歧的缩小。他说，20世纪50年代可以一眼把雪佛莱和福特分开，现在则觉得它们十分相似。

　　经济学界也与天下一样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总是合大于分。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话经济学人

　　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

　　最近在一个大学演讲后，一位女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女经济学家太少了，是不是女人不适合当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我已听过不止一次。看来这个现象值得研究。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中成功的女性的确不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今无一位女性，有望获奖的名单中也没有女性。英国经济学史权威马克·布劳格(Mark Blug)编写的《凯恩斯以前的100名著名经济学家》中无女性，《凯恩斯以后的100名著名经济学家》中，女性只有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和琼·罗宾逊(Jean Robinson)两位。

　　但我想这不是女性天生不是经济学家的料，而更多是社会传统造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权制的颠覆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此后妇女退出社会活动，相夫教子，成为男性的附属物。“文明时代的贵妇人表面上受尊敬，对于一切实际劳动完全隔离，她们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女性来，实际处于无限低下的社会地位。”这样，许多有经济学天才的女性无法发挥其潜能，一些表现出其经济学才华的女性也没有留下名。在后一类女性中英国经济学家穆勒的妻子哈里特·哈迪和马歇尔的妻子玛丽·配第是有代表性的。

　　穆勒和马歇尔都是里程碑式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但他们的经济思想中有一些重要的部分来自夫人，许多名著是俩人合作的成果，无非是丈夫显赫的声名使这两位才女暗然失色。

　　老年时的琼·罗宾逊仍然不减当年风采穆勒的夫人哈里特·哈迪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穆勒对她的评价是“从外表上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深沉而坚强的妇女，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智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哈迪聪明好学，穆勒认为，她在气质和品格上与大诗人雪莱相似，但在思想与智力上，哈迪是“大巫”，雪莱则是“小巫”。哈迪在学术上也不乏闪光的思想和见解。尽管她没有自己的独立学术著作问题，但她的思想与见解溶入了穆勒的著作，并得以传世。穆勒认为自己在最终目标和实用这两方面“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接受的或是创造的结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或其他学科)都应该深深感谢她，因为我从她那里学会一种聪明的怀疑态度。”

　　许多以穆勒署名的著作实际上是两人合作的结果，许多观点是在两人思想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穆勒说：“要分清是谁的创见，是谁执笔这类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与年俱进的。”穆勒指出，在他的最重要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吸收了哈迪许多见解。例如，“劳动阶级的可能未来”一章是在哈迪的坚持下才写的，思想完全是哈迪的，甚至是哈迪口授的记录。换言之，如果在今天，哈迪完全可以以此为题写一本自己的专著。穆勒的名著《论自由》尽管是在哈迪去世后出版的，但穆勒指出，与其他书相比，这是他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其中每一句话都经过他们共同阅读、反复推敲、仔细斟酌。就思想内容而言，更难说出哪一种思想是谁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合著。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

　　马歇尔的夫人玛丽·配第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之父配第的曾孙女。也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吧，她进入了当时妇女很少进入的经济学领域，成为剑桥大学首位女经济学讲师。马歇尔的第一本成名作是《工业经济学》。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初级入门读物，但其中包含着马歇尔渐趋成熟的理论的首次一般性叙述，在简单的表述背后隐含着极其复杂的理论。这本书是他们夫妻俩合作写成并联合署名出版的。这标志着马歇尔划时代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是两人合作的产物。马歇尔最著名的著作是《经济学原理》，这本书由马歇尔一人署名，但实际亦由两人合作写成。1881年，马歇尔夫妇到意大利休养。在这一年，马歇尔在配第的协作下构思并准备这部名著的撰写。他们在巴勒莫一家小旅馆的屋顶安静地工作了五个月，完成了《经济学原理》前几章的写作。这几章是他们共同写出来的。如果这本书由他们共同署名，配第也就如同马歇尔一样出名了。

　　如果在现代社会里，哈迪和玛丽都会是著名经济学家。但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们只能当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了。他们的思想在丈夫的著作中流传了下来，而她们的英名却消逝了。这是时代的失误，并不是妇女没有成为经济学家的能力。

　　其实阅读琼·罗宾逊、阿德尔曼等现代女经济学家的著作，你会发现，她们比男经济学家有更多的人文关怀。他们对弱者更为同情，更加关注广泛的社会平等与关怀。当社会条件改变后，女性同样又成为更优秀的经济学家。就国内而言，朱玲、叶坦、江小娟、孙祁祥都是极优秀的经济学家。读她们的著作经常令我自叹弗如。以后一定会有更多女经济学家出现，愿女性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经济学中大展才华。女经济学家的特色话经济学人

　　女经济学家的特色

　　读叶兆言、张炜这些男作家和陈丹燕、毕淑敏这些女作家的作品，总感到性别对他们不同写作风格与内容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学家中，女性也有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特点。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富于同情心。女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于发展、公正、平等、贫困这类问题。即使她们与男经济学家研究同样的问题，也更多体现出她们的人文关怀。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发展经济学家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1930~)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阿德尔曼是一个女才子。19岁时就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25岁时获该校博士学位。她曾在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西北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名校任教，也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现在为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在经济学界，她以研究发展问题而闻名。她的第一部著作《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出版于1961年。这是一部纯理论评述著作，用数学模型表述历史上主要经济学家(从斯密到熊彼特)的增长理论。1966年她又出版了《经济发展的理论与设计》。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声望则是1967年与C.T.莫里斯合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数量方法》。这部著作为发展过程中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建立了一种新的、互相制约的框架。作者运用43个发展中国家的横断面数据，分析了各种经济发展指标与涉及经济发展的各种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之间的统计关系。她们采用经济学家很少用的因素分析法，把大量数据变为少数有解释力的因素，发现了政治稳定和金融市场复杂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这种分析方法和结论至今仍为经济学家重视。

　　年轻的琼·罗宾逊应该是最漂亮的经济学家如果说这种因素分析并不是女性的专利，那么，阿德尔曼对发展中贫困问题的关注就有女性特色了。1973年,阿德尔曼出版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一书。这本书用统计方法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贫穷家庭的收入份额。她证明了，经济增长并不自动等于社会整体发展，在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增长并不能增加穷人的收入，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现状。无论是在最不发达国家还是中等发展中国家里都存在这种情况。1975年，阿德尔曼发表了《发展经济学：目标的再评价》，1977年又出版了《发展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朝鲜的案例研究》。这两部著作继续发挥了这种观点，论述了传统发展战略中增长与平等的冲突，主张一种以平等为目标的增长。对这种观点，经济学家中争议颇大，但读她的这些著作你会感到一种母亲似的博爱胸怀和对穷人的深切同情，不像有些男经济学家那样，用起经济解剖来冷酷、无情。

　　女经济学家的特色在男权社会中，真正关心妇女经济问题并做出独到分析的还是女经济学家。这方面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地亚·戈丁(Claudia Goldin)。她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对经济史的研究而引人注目。她把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在一起，研究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美国19世纪经济发展战略和20世纪劳动市场的变动。在这些研究中，她特别关注技术变革及妇女在劳动市场上作用的演变。她指出，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作与销售工作劳动力需求增加又使妇女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缩小了她们与男性的报酬差别。　　琼·罗宾逊与加尔布雷斯两个左翼战友晚年仍不改初衷妇女的经济地位稳步提高。她从经济角度研究妇女问题还得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比如，我们过去认为女权主义是那些少不更事的黄毛丫头推动的。戈丁告诉我们，20世纪60年代末的女权主义主力是40~50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中年妇女。女权主义本质上是妇女经济地位提高后对社会政治地位要求的一种体现。从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动来认识女权主义，我们就可以解理她们的许多行为——甚至是过激的行为。

　　女经济学家分析妇女问题也许比男经济学家更客观。曾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简·奥尼尔(June ONeill)是职位最高的女经济学家。她不像一些男经济学家那样抱着一种怜悯的态度大讲女性歧视问题。她认为，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与男性的工资差别已经很小。27岁到33岁没有孩子的妇女的平均收入已接近男性的98%。　　作为哈佛大学教授，克劳地亚·戈丁帼国不让须眉两性收入的差别不是妇女歧视，而是由性别自然决定的家庭中角色。养育孩子是女性的天职。这一点无法由于技术进步而改变。

　　曾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简·奥尼尔是女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曾说过，当街上还剩下一个革命者时，这个革命者一定是女人。这句话说出了女人的另一种天性：执著。她们对丈夫和孩子的爱执著，对事业的追求也执著。在经济学中，她们坚持正确的观点执著——例如阿德尔曼对平等的追求，但对错误的观点也执著。我想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琼·罗宾逊(Joan Robison,1903~1983)了。罗宾逊的确是一个天才，她在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都是经济学上划时代的著作。如果她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拿诺奖也就是小菜一碟了。可惜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左转。她抨击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法，挑起与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索洛等人的“资本之争”。她又用收入分配理论曲解凯恩斯的理论，把增长引起的收入不平等作为资本主义问题的中心。甚至在中国的“文革”中她成为最受当时官方欢迎的外国经济学家，发表了不少吹捧“四人帮”极“左”思想的言论。其实“左”翼经济学家男性也不少，如加尔布雷斯、海尔布罗纳等。但像她那样，主动挑战不同观点，愈战愈勇者，并不多见。读她的文章时,那种执著，甚至强词夺理的口吻，的确有女性的特点。也许最好“战”的不是男人，而是有执著追求的女人。

　　以性别来评论经济学家也许并不科学。但既然是“闲话”，你也不要认真。觉得言之有几分理，读了就有收获，觉得完全无理，你也就一笑了之。经济学家与母亲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与母亲

　　经济学大师凯恩斯伟大的母亲　　一个伟大的人物往往有一个更加伟大的母亲。他们的母亲或者出身高贵，或者来自平民，或者学识渊博，或者目不识丁。但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母亲给予儿女的不是财富，也不是知识，而是一种个人品质。这种品质是人成功的起点。经济学家的成长中，母亲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经济学家中，凯恩斯的母亲教养是相当高的。凯恩斯的母亲弗罗伦斯·阿达(Florence Ada)，外祖父是神学博士，著作颇丰。阿达是剑桥大学毕业生，曾受教于当时的著名学者纽因哈姆，担任过剑桥市长。阿达是一位职业型妇女，但良好的教养对凯恩斯一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凯恩斯的母亲在从事社会活动的同时，极为关心家庭和子女，家中经常朗诵狄更斯这些大师的作品，全家外出旅行或到伦敦看戏，剧目都是精心挑选的。凯恩斯正是在这种文明和艺术的气氛中长大的。这启迪了凯恩斯幼小的心灵。凯恩斯曾自豪地说，自己是一位剑桥学者(父亲)和纽因哈姆门生(母亲)联姻的结果。阿达对凯恩斯成长的每一步都给予关注，保留了凯恩斯去世25年前有关凯恩斯的一切剪报和资料，并详细记载了凯恩斯年轻时的经历。就是这对夫妇为我们养育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与凯恩斯同样有这样一位有教养的母亲的，是当代经济学天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萨默斯的伯父是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舅父是另一位诺奖获得者阿罗，父母都是经济学家、宾州大学教授。母亲曾任宾州大学诺顿商学院院长。这位母亲给予儿子的更多不是经济学，而是品格上的培养。每次萨默斯出去打棒球，母亲总鼓励他，把玩也作为一种事业，认真作，争取最好的成绩。正是这种品格使萨默斯仅仅在哈佛大学工作一年就晋升为正教授，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任财政部长。

　　当然，不可能所有经济学家都能像凯恩斯和萨默斯这样幸运，有如此好的家庭背景和母亲。但贫困家庭中的母亲给予子女的也许会更多。话经济学人

　　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出生于捷克(后归前苏联)犹太移民之家，在美国以开杂货店为生，家庭收入低而不稳定。但母亲莎拉·伊赛尔非常能干，不仅经营这家杂货店，还在贫困之中使家庭保持了物质上的温饱和精神上的温暖与和谐。弗里德曼中学毕业那一年，父亲去世。失去亲人和家庭经济面临崩溃的压力并没有使他母亲垮下去，母亲以坚强的毅力，把这个家维持了下来。母亲的这种坚毅个性强烈影响了弗里德曼的一生。中学毕业后，他拒绝了家庭经济支持，靠自己打工继续学习，并以优秀成绩获得了大学奖学金。走上学术道路之路，他在20世纪50年代坚持货币数量论、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战后布雷顿森体系确定的固定汇率制。无论反对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获得成功。他的这种品格更多地来自母亲，这种品格是他成功的基础，也是他的人格魅力。

　　与弗里德曼命运相似的是另一位诺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刘易斯父母是从安提瓜到圣户西亚的移民，自然免不了受当地人的欺负。他的父亲是政府小公务员，不幸在刘易斯七岁时去世。当时家中五个孩子都小，他母亲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抚养孩子。尽管经济困难，他母亲仍重视孩子的教育。刘易斯曾深情地回忆，尽量家庭生活艰辛，但母亲坚强的意志成为一家人的支柱，而且，母亲为人善良，正直而富有同情心。他的母亲还是一个非常宽怀的母亲，对孩子们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刘易斯上小学时比同班同学小二、三岁，身体又弱，有严重的自卑感。是母亲的鼓励使他学习优秀，拿到了圣路西亚政府的奖学金到英国学习。

　　母亲的这些品格对刘易斯以后的成长和学术都有极大影响。作为一个黑人，刘易斯在当时曾受到歧视，有被拒绝住店，甚至不让乘车的经历，但母亲面对家庭困境的那种坚毅，使他平静地面对一切。他总记着母亲让他无论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的话，终于有所成就。刘易斯少年时贫困的经历和母亲对穷人的同情决定了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在英国时，他参加费边社的活动，反对帝国主义。正是出于对穷人的同情和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他走上了发展经济学研究之路，并奔波于各国之间，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实际贡献。刘易斯的晚年曾深情地说“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对那些认为男性在各方面都超过女性的看法，他认为是“大放厥词”，“太过荒唐”。

　　任何一位母亲都希望子女成才。这些经济学大师们母亲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为子女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健康环境。她们的勤奋、坚强、正直成为子女最宝贵的财富。富裕并不可怕，贫穷也并不可怕。只要母亲有一种高贵，善良的品质，任何环境下的孩子都可以成才。要让孩子做一个好人，母亲也应该是一个好人。经济学家比窦娥还冤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比窦娥还冤——代跋

　　美国华盛顿国家气象局门口写着一句话：我们说过的正确话，人们都忘了；我们说过的错误话，人们永远记着。如果把这句话写在任何一个经济研究机构的门上，或印在经济学家的T恤衫上，也同样适用。

　　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网上，都流传着不少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与给政治家编的笑话一样，这类笑话当然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嘲讽经济学家的。读了这些笑话，总感到经济学家像窦娥似的，蒙受了不白之冤。一则笑话说，某游客在食人族居住的岛上旅行，见人脑专卖店标的价格是：艺术家脑每磅9元，哲学家的12元，科学家的15元，经济学家的219元。问其故，店主说，经济学家大多无脑，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就高。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另一则笑话是：爱因斯坦在天堂遇到三个人，问其智商。他与智商190者讨论物理学问题，与智商150者讨论政治问题，而与智商50者讨论经济学问题。

　　这些笑话亦有不同版本，但要说明的都是经济学家笨而愚。这真是天大的冤枉。经济学家愚笨的有，虽然不笨却做出傻事的也有。但就那些一流经济学家而言，智商绝对高。据美国心理学家Catherine Morris Cox对1450年到1850年杰出人物的模拟智商测验，最高者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智商190。其他名人如伏尔泰为170，富兰克林为145，拿破仑为140，哥白尼仅为105。当然，并不是说只有经济学家智商最高。无论在哪一个行业，成就做到一流，智商都不会低，经济学家亦不例外。

　　大凡在历史上留名的经济学家是绝对聪明的，读这些经济学家的传记你会强烈感到这一点。据说凯恩斯3岁时曾有客人问他什么是利息这个问题。凯恩斯回答：你今年借我100磅，明年还我105磅，这5磅就是利息。这个凯恩斯5岁时就纠正姨妈的英语发音，少年时即显示其数学天赋。智商最高的穆勒3岁时已经在阅读史学名著《罗马帝国史》。至于当代经济学奇才萨默斯、曼昆、克鲁格曼之智商则是大家公认的。

　　话经济学人笑话尽管是捕风捉影，但也是无风不起浪。既然经济学家如此聪明，为什么要编一些他们笨的笑话呢？我想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冒牌的经济学家太多了。没有什么人敢冒充物理学家，但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自称或被称为经济学家。二是聪明的经济学家做过一些傻事，做出过像气象局一样的错误预报，或出过一些馊主意。这些我在前文已有记叙。第三个原因是人们对经济学家的误解，或者是经济学家感到难以掌握经济规律的一种自嘲。　

　　这是一本挖苦经济学家的书，不过值得一读

　　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执政时期通货膨胀严重，有一幅漫画是嘲讽经济学家的。在画上，卡特被一只大熊(喻通货膨胀)所追，旁边有几个小动物(喻经济学家)。一个人正对卡特说，要制服大熊先把这些小动物干掉。这幅图告诉我们，小动物是大熊的帮凶。通货膨胀正是经济学家制造或加剧的，要制止通货膨胀先要干掉这些经济学家。

　　这幅漫画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学家的不满，其实又包含了严重的误解。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严重与60年代由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托宾和海勒提出并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是相关的。但这里有两点误解。一是1960年的赤字财政政策的确刺激了美国经济，促成了繁荣。4%的失业率已达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1%，创造了680万个工作岗位。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70年代通货膨胀的加剧就是60年代经济繁荣的代价。人们在享受经济繁荣时把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忘了，而在遭受通货膨胀之苦时，却想起了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为你做出了繁荣这盘大餐，该付费时你却不高兴了，天下有这个理吗?二是70年代通货膨胀的加剧关键还在于世界石油价格的急剧上升。欧佩克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对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可怜的经济学家当了欧佩克的替罪羊。人们对欧佩克无可奈何，就把气发泄在经济学家身上。可怜啊，窦娥一样的经济学家!

　　这幅漫画表明干掉小动物(经济学家)才能消灭大熊(通货膨胀)，不仅是误解，简直就是荒谬了。众所周知，在消除70年代末严重通货膨胀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以及他手下那批经济学家。在70年代末面对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卡特政府和议会想采用扩张性政策从消除失业入手。但沃尔克坚持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首先抑制通货膨胀。尽管这种政策当时加剧了失业，但在短暂的痛苦之后，物价水平迅速下降，才迎来了80年代的繁荣。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无法否认沃尔克这样经济学家的作用。

　　笑话是说着玩的，没有人把它当真。但透过这些笑话，我们倒可以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有更多的了解。我开这个专栏也不是要给经济学家平反昭雪或歌功颂德，无非让大家更加走近经济学而已。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