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稍稍不慎就会被社会淘汰出局。由此而带来的危机感，使得人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浮躁，甚至在未及思考之际，就被整个时代拽着往前跑了。究竟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在奔向哪里呢？我们不能否认发展的意义，但如何发展却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世人的心目中，寺院乃红尘不到之地。事实上，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寺院要保持自身的神圣性和纯洁性并非易事。所以说，佛教也同样存在着何去何从的抉择：是与时并进，还是闭关自守？由此还衍生了更多的具体问题：从寺院经济的来源和使用，到僧人对待财富的正确态度等等。带着这些问题，《人世间》记者安隐采访了济群法师。

一、商品经济与寺院清净

　　本刊记者：在今天，发展经济几乎成了一个人人关心的话题。法师长期从事通俗弘法，对社会问题始终非常关注，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

　　济群法师：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商品社会，虽然民众生活因此得到了改善，但一味发展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包括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道德的下降，纯朴民风的失去。而所有这些，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体都非常重要，同时也是金钱无法取代的。所以，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我更多的是感到忧虑。我并不否定发展经济的作用，但更关心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希望社会能够全面而和谐地发展，而不是单一的、片面的，甚至是以付出巨大的代价为前提。

　　本刊记者：在人们的心目中，寺院是神圣而清净的，它不仅是僧人的修道之地，也是民众的精神家园。那么，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寺院这样的宗教场所是否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济群法师：寺院不是世外桃源，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自然也会受到经济浪潮的影响。尤其是国内的寺院，多数已成为旅游点。而政府又将旅游业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这也在客观上带动了寺院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来，寺院的生活条件普遍得到了改善，但宁静的环境和纯朴的道风也在逐渐失去。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商业化的倾向，这是让我最为担心的。

　　本刊记者：法师曾将佛教发展中存在的误区现象总结为鬼神化、来世化、哲理化和学术化，作为一种新的发展动向，商业化是否也会对佛教的健康发展构成同样的危害？

　　济群法师：北京有位居士读到《人生佛教在当代的弘扬》（发表于《人世间》创刊号）之后，对我在文中总结的这几点误区现象深表认同。他在来信中还提到：目前，教界原有的问题尚未解决，更出现了商业化的现象。可见这一问题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认为，佛教走向商业化，其实就是走向世俗化的表现。在发展经济的大气候下，很多寺院从发展旅游到发展各项服务行业，甚至连经忏佛事也演变为明码标价的贸易活动，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长此以往，佛教主体的神圣性将越来越淡化，最后可能就和世俗没什么区别了。如何避免佛教的商业化和世俗化？是当今教界应该探讨的首要问题。

　　本刊记者：如果寺院也走向商业化和世俗化，我们就将失去最后一片净土，这既是佛教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寺院应如何保持自身的纯洁？而僧人又应如何自处？

　　济群法师：我觉得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首先是把握好开放的尺度，其次是加强僧众乃至整个僧团的自身建设。

　　作为出家人，和社会的接触要保持一定距离。现代社会的诱惑太多，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红尘滚滚，所以现代人修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难。在过去，一道围墙就能保障寺院的清静；而今天，电视、电话、网络都能突破围墙的阻隔。除非具备很深的定力，否则单靠个人力量，的确很难抵挡世俗的冲击。而一个如法的僧团，就是抵挡尘世的一座堡垒。所以生活在僧团中，远比独自居于精舍更有利于修行。

　　而作为僧团来说，想要完全封闭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学佛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自身解脱，同时还要利益社会，这就必须与社会保持沟通。但在面向社会的同时，要把握好开放的尺度，尤其要加强对电视和网络的管理，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地点内对僧众开放。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道风建设，通过戒律和禅修来提高僧人的自身素质。只要信心道念坚定了，就能明确作为出家人的本份和职责是什么，自然也就有能力抵制社会的种种诱惑，从而自觉维护个人乃至僧团的纯洁性。而这一点，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关于寺院的经济来源

　　本刊记者：寺院是个特殊的团体，少至几人，多至几百人。要维持数百人的生活，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实力作为保障。那么，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靠什么？

　　济群法师：在早期的佛教僧团，僧人们以乞食为传统，物质生活非常简朴。

　　而中国传统的寺院，经济来源主要靠信徒的布施。同时，寺院早晚普佛，为信徒消灾或超度，也能获得一些供养。除此而外，部分寺院还拥有作为寺产的土地，尤其是禅宗寺院，地处山林，僧人通过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农禅并重。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训，便是禅家生活的典范。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处名山大川的寺院都成了游览景点，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寺院的经济收入。除经忏佛事和信徒供养比以往更丰厚之外，又增添了门票和服务行业的收入。寺院收入因此有了一定的稳定性，并获得了经济自主权。即使没有信徒的供养，也能维持寺院的基本开支。

　　本刊记者：法师刚才提到门票收入，关于这一点，曾经有不少人提出疑问，并以教堂不收门票作为例证。那么，寺院为什么要收取门票呢？这么做是否会伤害到信徒的宗教感情？

　　济群法师：寺院收取门票的确是中国社会的特殊现象，但其中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十年浩劫中，只有一部分寺院作为名胜古迹保留下来，并转入文物和园林管理部门，成为养活许多职工的国家单位。因此，收取门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宗教政策落实以来，寺院虽被教界逐步收回，但大部分又作为旅游点而开放。这就需要招收大批工人以维护环境卫生及管理方面的工作，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而寺院大多为古建筑，每年都需要大量的维修资金。仅这两项，没有门票收入就无法维持。否则，寺院的旅游业恐怕也就无法展开。事实上，不仅是佛教的寺院，包括道观、清真寺等宗教场所，往往也同时是开放的景点，也都在收取门票。

　　作为寺院来说，如果能够将这样的收入合理支配，除保障寺院维修等各项基本开支外，将多余部分用之于慈善和弘法事业，以此造福社会，那么门票也算是用得其所。从另一方面来说，到寺院的有相当部分是游客，大多还没有支持公益事业的觉悟，买一份门票也可作为间接的参与。

　　本刊记者：因为旅游业的开展，寺院也成立了相关的服务行业，如小卖部及素菜馆等等。作为出家人来说，是否可以从事相关的经营活动？　

　　济群法师：服务行业是旅游点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寺院所特有的。宗教政策落实之初，寺院刚从有关部门接收过来，管理工作尚未到位。于是部分寺院便让僧人直接参与服务工作，这种现象至今还没有完全杜绝，尤其是在一些内地寺院。如果僧人长期从事服务工作，僧宝的形象能建立起来吗？而频繁接触社会，自身修行更会受到一定的干扰。因此，僧人直接从事服务行业，绝对是不合适的。

　　如果从方便大众的角度出发，寺院成立一些相关的服务行业，由在家信徒来从事经营，倒也未尝不可。同时，寺院也可将此作为弘法的一种方式，如以素食馆来推广素食，以佛经流通处来普及佛法，但决不能单纯以盈利为目的。

　　本刊记者：宗教用品是神圣的，《梵网菩萨戒经》明文规定“不得贩卖佛像佛经”。之所以这样要求，就是为了维护宗教的神圣性。可现在很多寺院都设有佛经流通处，把佛像、佛经当作商品一样流通。这种做法是否违背了经意？是否有损于它们的神圣性呢？

　　济群法师：传统的经书流通方式主要是捐款助印和结缘流通。佛像代表着佛宝，佛经代表着法宝，自然不能以世间的金钱来衡量，更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但捐款助印和结缘流通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基本只能面向教内的信徒。设立佛经流通处，可以使更多的人有缘接触佛法；而收取一定的工本费，也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经书流通。再者，现代人有这样的心理，对于免费赠送的法宝往往不知珍惜。所以现在的佛经流通，除免费赠阅的传统外，也开始采取有偿流通的方式。对有些人而言，佛经通过结缘的方式才能保有它的神圣性；对另一些人而言，唯有花钱请来法物才认为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关键不在于免费还是收费，而是看出发点在哪里，看采用哪种方式的弘法效果比较好。只要目的不是为了盈利，不妨两种方式都用。

　　本刊记者：以通常的标准衡量，经济独立是个人或企业能否立足于社会的重要标志。那么，僧团的经济独立，对于佛教的健康发展而言，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

　　济群法师：寺院的经济独立，在一般人看来似乎应该是件好事。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出家人就不必为衣食操心，能够安心办道，寺院也有实力从事弘法事业。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独立并不是凭空而有的，而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僧人必须忙于应酬、接待、管理等各种相关事务，不仅影响到个人的修学，也影响到整个僧团的精神面貌。

　　另外，寺院的经济独立，也使得僧团摆脱了对居士的依赖。在以往经济不独立的情况下，僧团与社会乃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这就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并促进了佛教的健康发展。台湾教界之所以能将弘法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甚至大有竞争之势，经济不独立也是原因之一。只有弘法活动开展得好，寺院才能吸引更多信徒；而信徒多了，供养丰厚了，又能促进弘法活动的开展。相反，大陆的很多寺院经济非常独立。因为寺院拥有独特的人文及自然资源，所以通过旅游及服务行业来获得经济收益，显然要比开展弘法活动更直接、更简单。于是从事旅游及服务行业反而成了某些出家人的基本职责，从而忘却了出家人“弘法为家务”的本份。但需要警惕的是，长此以往，很可能使僧团失去教化社会的功能，从而丧失其不可替代的功用，成为一个世俗的团体。

　　本刊记者：前面法师曾经谈到，佛教要避免世俗化的倾向，现在又谈到走向社会的问题。如何才能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济群法师：走向社会与世俗化是两个问题。关于这一点，首先要明确的是，作为僧团的根本职责是什么。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避免世俗化的倾向，而在保持佛教主体性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僧人不仅要追求解脱，更要担当民众的精神导师。正因为如此，僧宝是人间福田。僧伽布施信徒以法，施主供养三宝以财，这就使佛法有更多的机会普及到民间。而僧伽在接受供养的同时，也是在提醒自己对社会负有什么样的使命。在南传佛教地区，佛教非常普及。过去我们总以为，小乘佛教只是自了汉而已，唯有大乘佛教才能普度众生。事实上，在泰国、缅甸等地，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汉传地区。究其原因，应该和僧团依赖于民众的供养有相当关系。所以，僧团依赖供养而生存，对佛法的推广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本刊记者：说到供养的问题，是否所有僧人都有资格接受供养？社会有按劳取酬的规则，我想知道的是，僧人在接受供养方面是否也有某种限定？

　　济群法师：在佛教中，比丘又名乞士，顾名思义便是以乞食为生：一方面是乞食以资色身，一方面是乞法以资慧命。而证得阿罗汉果位才为应供，即有资格接受供养的人。相比之下，凡夫僧为了资养色身，堪能办道，当以惭愧心接受供养。

　　从另一角度来说：只要是真正追求解脱的出家人，就可以接受供养，因为他们已放弃世俗追求而献身于觉悟之道。在早期的印度，各种宗教师大多奉行乞食的方式，而沙门乞食是倍受人们尊重的。但如果出家发心不正，不能住持并弘扬佛法，而又品德恶劣或贪著供养，这种人就没有资格接受供养。

　　本刊记者：经忏佛事也是许多寺院的重要收入之一，和接受供养的不同在于，它往往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据说在某些地区，甚至有人假扮僧人从事此项业务，可见市场需求很大。不知法师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济群法师：经忏是诵经和忏悔的结合。佛教传入中国后，祖师大德们依据大乘经典中的忏悔法门编写了很多忏法，以此作为个人修行的前方便。因为罪业不曾忏净之前，修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障碍。其后因民众的需求，经忏也逐渐开始用于为他人祈福消灾或超度亡灵。这本是僧人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并非贸易关系，更非生财之道。

　　但随着这种需求的普及，经忏也逐渐变质。教界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经忏活动的经忏僧、经忏道场，以此谋取利益。久而久之，不仅会荒废自身的修行和道业，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沾染商人习气，甚至由追求解脱转向追求金钱。经忏道场多半道风不好，僧人腐化现象也非常严重。所以说，将经忏作为明码标价的贸易活动，是违背佛教精神的。

三、寺院经济的合理使用

　　本刊记者：现在的寺院显然比以往富有多了，那么这些财富的所有权应归属于何人？在经典中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规定？

　　济群法师：寺院的财物通称三宝物，也就是属于三宝所有，分别为佛物、法物、僧物。佛物是佛陀在世时信徒供养他老人家的，只有佛陀本人才有资格享用，现在则可用于庄严佛像；法物是用于佛法的流通；而僧物则是用于僧人的生活。在戒律中，又把僧物分为四类：一是常住常住，属于僧团的固定资产，如房屋和土地，僧团中的任何僧人都有权享用；二是十方常住，属于十方僧人所共有，如衣服、粮食、用具等等，十方僧人都可以享用；三是现前现前，是指施主指定了供养范围的物品，只有在此范围内的僧人才可以受供；四是十方现前，也就是施主并未有具体限定，只要在场的僧人都可接受这份供养。中国的寺院也称为十方丛林，也就是说，僧团的财产属于十方僧人共有。只要你是合格的僧人，就有权参加任何僧团的活动，有权享用任何僧团的财物。但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寺院的财富，任何僧人都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都不能将之占为己有。

　　本刊记者：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某位出家人通过个人努力修建了一座寺院，或是从师父那里继承了寺院，他们能否获得寺院的所有权？据说在海外，一些寺院就属于个人名下的财产，并得到了法律的认可，甚至因此而出现了买卖寺院的现象。不知这种情况是否如法？

　　济群法师：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建成的寺院，都应属于十方所有。个人以任何名义占为已有，都属于盗用常住物，罪过是很严重的。佛陀在世时度化了很多长者，他们信仰佛教后，将大量土地和精舍布施给僧团，供僧人修道之用。所以，作为僧团可以很富有，但它属于十方僧人，而不是某个僧人。过去，十方丛林的住持往往是定期更换的，三年或五年一任，或通过前任方丈指定，或通过十方选举产生，一般不会发生个人占有寺院的情况。

　　但中国除了十方丛林之外，还有一种子孙寺庙。寺院住持由师徒间代代传承，类似于古代的家族制度。而僧人继承一座寺院，或通过个人努力修建了一座寺院后，寺院财物似乎也成了寺主的个人财产，现在海外很多寺院就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有一天，寺主不想过出家生活了，甚至可将寺院通过法律程序出卖或转让。即使这种做法能得到法律的认可，但却严重违背了戒律的规定，绝对是不如法的。

　　本刊记者：虽然寺院财物不属于个人所有，但作为一个寺院的住持，是否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任意处理这些财物？换句话说，在使用财物的问题上，戒律中是否也制定有相关的原则？

　　济群法师：如果是供养的财物，首先要考虑施主而不是住持的意愿。施主希望将其用于寺院建设，那么就应用于寺院建设；施主希望将其用来斋僧，那么就应用来斋僧。不可随意违背施主的愿望，如果确实需要作出一些调整，也要事先征得施主的同意。

　　财物的合理使用是一件大事，许多团体的矛盾乃至贪污腐化，都是因为财物分配不均引起的。佛陀深知众生的贪著所在，因而在戒律中就财物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比如在接受信徒的供养方面，哪些东西可以接受，哪些东西不能接受；而在财物的拥有上，僧团可以拥有哪些财物，个人可以拥有哪些财物等等。此外，僧团的财物要平均分配，“六和精神”中有一条是“利和同均”，说的正是这个问题。当然，僧团也讲究长幼次第，要优待年高腊长及德高望重的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差别。

　　本刊记者：在企业中，财产主要用于维持企业的运转和再发展。僧团又是如何支配它的财富呢？是否也会涉及到再发展的问题？

　　济群法师：僧团的财富首先应用于僧人的基本生活，如衣、食、住及医疗等基本保障；其次是寺院的维修及设施的健全。至于发展，我认为应当大力开展弘法及文化教育事业。佛教能否得到普及推广，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有没有住持佛法的人才。自解放以来，佛教人才就已出现断层，所以教界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发展教育事业；同时积极开展佛法普及工作，因为社会是提供僧才的土壤。在经济力量许可的情况下，还可以致力于慈善、环保等公益事业，协助政府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本刊记者：但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一向都是僧团接受社会的供养。如果将僧团的财富用之于社会的慈善事业，是否符合戒律的精神？

　　济群法师：佛教有声闻乘和菩萨乘之分，两者身份不同，要求也不同。声闻乘所发的是出离心，以追求解脱为目标，少事少业为原则。所以在声闻的戒律中，比丘依乞食为生，身无长物，生活所需都来自十方供养。他们拥有的只是对法的追求，自然也不会有多余的财物布施给社会。而僧团的财物，都是施主供僧人修道所用，本身有明确的意愿，不便挪作他用。再者，供养出家人的财物，普通人也没有福报去消受。从这几方面来说，僧物的确不可用之于社会。

　　但菩萨所发的是菩提心，是以自利利他为目标。所以菩萨要多事多业，多希望住。在菩萨道的六度四摄中，都是以布施为首，包括法布施和财布施。以往寺院经济不能独立，自顾尚且不暇，自然也就没有救济社会的能力。而佛教存在的意义，关键还是以法布施，开示迷蒙，所以也就不鼓励僧团致力于财布施。长期以来，汉传佛教虽然弘扬的是大乘，但僧人的修行生活还是受到解脱道的影响。所以在很多僧人的观念中，总认为僧团的财富不应用于社会。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僧团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如果在维持僧众生活和开展教育、弘法事业之外，还有能力以实际行动救济社会，我认为，这么做完全符合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

四、僧人的经济生活

　　本刊记者：在《从戒律看原始僧团的管理体制》一文中，法师曾经谈到“僧人是无产者”的问题。过去有句口号叫做“无产阶级最光荣”，但改革开放后，仅仅是几年的时间，人们就将生活目标转向了有产阶级。对于僧人来说，为什么要自觉选择这种“无产者”的生活方式？

　　济群法师：出家是对私欲占有的勘破，是对世俗生活的放弃。所以，僧团虽然可以很富有，但僧人本身还是要奉行简单的生活原则，这包括物质生活和人际关系两个方面。因为丰厚的物质生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都容易使我们产生染著的心理。所以，佛陀对僧人能够拥有的财物有一定之规：如三衣一钵，日中一食。虽然时代不同了，僧人的物质生活早已超过了这一标准，但还是要以简朴为原则。因为无产，也就不会有由此而来的牵挂和得失，避免了很多无谓的烦恼。

　　本刊记者：据说现在有些僧人还为自己购买保险，这是因为“无产”带来的担忧吗？过去的僧人“一钵千家饭”，简单到几乎一无所有，为什么反而没有生存的担忧？

　　济群法师：这多少也是受到社会的影响。社会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种转型带来了竞争，带来了变化，也带来了压力。于是很多人纷纷购买保险作为养老保障，包括个别出家人，也担心将来生活没有保障，于是就有买保险、买精舍的现象出现。

　　是否现在的僧团已不能给出家人提供生存保障？或者说，出家人应以什么作为保障？过去丛林中有句话叫做“生归丛林，死归塔”，生死的归属都解决了，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从前的僧人虽然生活清苦，但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道业能否成就，因而不会有其他后顾之忧。所以，我认为，既然选择出家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就应以修学佛法为重，而不必像社会上的人那样考虑生计问题。当然，有些担忧是可以理解的，现在部分寺院对老年僧人照料得不够细致，难免使一些年轻僧人对未来产生担心。

　　本刊记者：为了出家人能够安心办道，教界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些相应的保障制度呢？

　　济群法师：作为寺院来说，应尽力为僧人提供如法的修行及生活环境。此外，教界最好建设一些佛教安养院，既使老年僧人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医疗保障，也能为部分老年信徒提供服务和临终关怀。过去的寺院有如意寮，就是用来安置患病的僧人，使其得到应有的调养。

　　不仅如此，僧人在不同阶段还需要不同的关怀。对于年轻僧人，应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尤其是沙弥和新戒比丘，这关系到他们能否成长为合格的僧人。对于管理阶层的僧人，每年则应安排一段时间让他们退下来静修或外出参学，一方面能使他们调节身心，一方面也能使他们有机会提高自己。

五、商业经济中的信仰问题

　　本刊记者：很多佛教徒都认为造大佛、盖寺院的功德最大，以致各地盖庙成风。法师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

　　济群法师：在十年浩劫中，寺院的建筑和佛像都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大力恢复寺院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但今后的任务应着眼于人才培养和弘法事业，这才是佛教的内涵所在。如果无视对佛学的继承，对佛法的弘扬，寺院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道场就会成为旅游参观的景点。结果可想而知：寺院虽然越来越庄严，佛教却越来越世俗。

　　在经律中，明确规定出家众的根本是修行并住持正法，而修庙造塔则是护法居士的职责，以此培植福德。如果出家人热衷于福田，乃至发展旅游，岂非本末倒置？事实上，正是在这样的错误观念引导下，信众也往往只热衷于盖庙造大佛，而不重视对弘法事业的参与。所以，教界应对信徒和社会大众善加引导，让他们认识到开展教育和弘法的重要性。

　　本刊记者：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兴起了引进外资的热潮。据说此项举措已波及教界，也就是由企业参与寺院建设。当然他们的目的和信徒不同，只是作为一个项目来投资，希望以此获利。从寺院这方面来说，在募集资金困难的情况下，能否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建设寺院？

　　济群法师：企业投资盖庙，的确是新生事物。将修建寺院当作一种商业行为，大概也只有在今天，在这个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的时代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实在太特殊了，特殊到在戒律中还找不到相应的规定。自古以来，寺院都是信众无偿捐建的。他们基于对佛教的信仰，基于对三宝的热忱，捐资盖庙供僧伽用功办道。僧人生活在寺院中，只需专心修行或弘法，不必考虑寺院的收入是否可以收回投资。再者，寺院应属于三宝所有，如果有企业参与其中作为股东，他们又算是哪一宝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想说两点：首先，商人投资盖庙，将其作为商业行为来操作，是对宗教神圣性的玷污；其次，作为教界，我们宁愿寺院盖不起来，也不能走这条路。所以，此风不可长！

　　本刊记者：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人们对命运越来越感到难以把握，于是看相算命之风又卷土重来，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尤甚。由于民众对佛教的无知，使得许多人将出家人视为相士，的确也有些出家人乃至寺院都在从事这一行业。这种做法是否违背戒律？或者也是弘法的一种方便？

　　济群法师：曾几何时，算命看相被斥为封建迷信活动而几近绝迹。但近年来，在民间大有复兴之势，很多人趋之若鹜。于是有些僧人便投其所好，将算命看相作为创收之举。事实上，佛经中明文规定出家人不得为人算命看相，尤其是通过算命看相来谋利，是属于邪命的范畴，即不正当的谋生手段。当然，若不是以获利为目的，而是将此作为弘法的方便，通过佛法来说明命运的前因后果，从而引导他人止恶行善，引导他人学佛，又另当别论了。

　　本刊记者：现在来寺院烧香拜佛的人很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带着个人私欲来祈求佛菩萨的保佑。用法师的话来说，就是和佛菩萨做生意。如果带着这样的功利心来礼佛，能否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济群法师：今天，生活中不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多。过去能够影响生活的因素，可能只局限于人们所在的村庄。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都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9·11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若是古代，远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对中国人来讲至多只是个故事。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9·11事件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也包括中国。所以，今天的人对前途往往感到很茫然，于是希望在宗教中寻找依赖。拜佛烧香的人里，大多带着强烈的功利色彩，为了保平安、求发财，为了事业顺利、家庭和睦。当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可我不希望他们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我们祈求菩萨保佑，得到的只是外在环境的改善，但一个缺乏智慧的人，即使改善了生活环境，一样还会有很多烦恼。所以，拥有处世智慧，提升心灵素质，才是最根本的。而佛法的作用恰恰就在于帮助我们提升心理素质，建立智慧的人生观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使我们不论生活在任何时空都能没有烦恼，都能不受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