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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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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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文学作品来解读温州，我们是做得比较早的。考虑到随后接二连三的有关温州的文学作品大多落到一个“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功成名就”的模式，我们曾经相约，下一部作品要写出温州之所以能异军突起的深层原因，譬如特殊地域文化、政治背景、生活环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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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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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李湧开的连锁书店叫中联图书公司。我闲暇时逛书店的习惯，几十年不辍。都说现在是网络时代，网上什么都有，还买什么书？我偶尔也上网，更喜欢的还是倒上一杯茶，拿着一本书，独自静静地坐，看的是书，体味的是一种悠闲。上网找不到这种感觉，于是逛书店成了寻找这种感觉的铺垫。李湧知道我有这种习惯，开书店之初就送了我一张打折卡，此后我逛书店大都逛中联图书公司，倒不是冲着这张打折卡，只是冲着朋友的这份情谊，购书时从来未向营业员出示过这张卡便是明证。但也有例外，2003年四月初的一天，我又去逛书店，正好碰到李湧亲自在店里指挥调整书架的位置，硬送了我几本书，其中就有一本署名方方、叶兆言等著的《闲说中国人》。不是打折的，是白送，不看白不看，从头看到尾，居然看出愤愤不平来。“闲说中国人”，中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虽说这本书只收录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我以为不管省略了哪个省市，也不能省略了浙江省和浙江人，“闲说”“忙说”都不行！

　　先从地理位置近的说起，六朝古都、金陵王气、石头城下、秦淮夜月，南京是可以大书一笔的。但坐在南京总统府里的是从浙江奉化一个叫做武岭的山谷里出来的蒋中正。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几片太湖堆萃葎，一蒿新涨接沙汀，山水自清灵。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苏州如何能没有杭州？“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八十年代初，我在编《文学青年》杂志时，曾经邀请名作家高晓声和陆文夫先生来温州讲课，聊到南京、苏州和杭州时我曾有一比：南京是大宅门里的奶奶，苏州是小家碧玉，而杭州是大家闺秀。住在南京的高先生和住在苏州的陆先生拍案叫绝：豪门奶奶、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缺一不可。

　　十里洋场，高楼林立，通衢大邑，灯红酒绿，上海堪称中国的经济中心，世界性的大都市。但造就上海繁华的主要是江苏人和浙江人。当年“宁帮”和“锡帮”是上海工商界的两大巨头，所谓“锡帮”是以荣家（荣毅仁家）为代表的无锡人，而“宁帮”便是浙江的宁波人。清末以降，上海逐渐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唯有上海能与北京相抗衡。所谓“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扛大旗者，浙江人也。鲁迅、茅盾等等无一不是浙江人。

　　讲历史，我们承认，浙江无法与中原的省份相比。殷墟安阳、仰韶渑池的河南，轩辕皇陵、秦陵兵马俑的陕西，还有“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涸大槐树”的山西，都让我们望尘莫及。难怪河南作家乔典运称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妈，山西人是中国人的爹，而陕西人是中国人的嫡传子孙。的确，中华文明是在黄河流域孕育和成长的，在这些地方，你“随便抓起一把土，都会闻到古文化的幽香”（张宇语）。十三朝故都西安，九朝古都洛阳，还有龙门云岗，使得那些中华民族的“旁系”子孙至今趋之若鹜，乖乖掏钱往那边送。

　　讲政治，浙江更无法和其他省份的人相比。皇城根下的北京人不说，他们个个是政治家，开口若非经国大事至少也是皇城小道，听得我们张口结舌佩服得五体投地。即便坐在紫禁城里的从来也不是北京人，皇城子民还是有骄傲的理由。而浙江输出最多的是幕僚，即所谓的“绍兴师爷”，在为历代王朝的大大小小统治者出谋划策。

　　可是历史已经翻到了21世纪这一页。世界上曾经最为强盛的四大文明古国不说，连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曾经梦想征服世界的拿破仑法兰西和发动二次大战的德意志，现在也唯仅仅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利坚马首是瞻，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由于人口与地域的限制，浙江还未能成为中国的经济最强省。但她的经济强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浙江人对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因为是“闲说”，不必也不想用枯燥的数字来证明。只用一个假设：在成都的荷花池、石家庄的南三条、武汉的汉正街、西藏拉萨的八角街，甚至是北京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广州的中山路，如果发一个行政命令，所有的浙江人，或者哪怕仅仅是温州人，全部退出经营活动，我敢说市场立即会变的异常冷清。

　　故愚以为《闲说中国人》中应有浙江人的一席之地。也许编者会说，我们的“闲说”都是“自说自话”——方方写武汉，叶兆言写南京，张禹写河南，范小青写苏州等等。但我以为这也不成其为理由。浙江是经济大省，同时又是文化强省，应当向浙江的作家约稿呀！别的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下曾敬陪末座的一个文学社，就有诸如黄亚洲、王旭烽、余华、程蔚东、陈军、李杭育等等在当今中国文坛都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哪一位都可以来“闲说”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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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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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不平则鸣，我还有自知之明，不敢越俎代疱，代表浙江来闲说一通。一是我虽为浙江人，却一直生活在偏僻的温州，而温州是浙江的另类，习俗、民风、语言都与杭州、绍兴一带不同，无法代表；二是才气不足，“闲说”而能吸引人，非大功力，大手笔不可；三是下海十多年，笔墨生疏，等而下之，更加无能为力，不平则不平，腹诽而已。巧的是读此书之后一个月，“非典”肆虐，温州竟也发现一例疑似病人，消息见报，我任董事长的温州国贸大酒店一夜之间由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商店骤停、出国路阻、旅游不许，一向流水般忙忙碌碌的生活似乎在瞬间凝结成冰，只能整日枯坐。面对书桌上的那本《闲说中国人》，我心中蠢蠢欲动，又起了写作的念头。

　　1989年与1990年之间，我与文友汤一钧、张执任合作出版过一本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遥望温州》。用文学作品来解读温州，我们是做得比较早的。考虑到随后接二连三的有关温州的文学作品大多落到一个“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功成名就”的模式，我们曾经相约，下一部作品要写出温州之所以能异军突起的深层原因，譬如特殊地域文化、政治背景、生活环境等等。可不久以后我即下海从商，张执任去欧洲定居，而汤一钧英年早逝，这一想法始终未能实现。而如今闲来无事，度日如年，是否可以重操旧业，另辟蹊经，用“闲说”的方式来叙说温州之所以能举世瞩目，温州人的影响力之所以巨大的原因呢？于是重拾丢下十几年的一支秃笔上阵，既度闲暇又偿旧愿，若真能让人们就此读懂一些有关温州的人与事则是意外的收获，幸甚！

　　书中叙述，大多亲见亲历，当不至于空洞无物，只是多年不动的笔墨，未免生涩，再加才力不继，只能靠温州与温州人的魅力来弥补了。

　　是为本书之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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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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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瓯兜的瓯地与瓯民——温州地理的人文解读

　　说“瓯”

　　温州还真像只“瓯”

　　“瓯”中的世外桃源

　　金“瓯”无缺的代价

　　难端的“瓯”

　　复杂的“瓯”字情结

　　第二章从瓯越到温州——东瓯国的建立

　　前期温州

　　东瓯国的背影

　　郭璞——温州最早的城市规划师

　　人文鼎盛的黄金百年

　　天地人和置温州

　　天子脚下温州人

　　从九十一万到一十九万

　　从对外通商到改革开放

　　第三章古怪的瓯语——温州话

　　奇怪的表彰会

　　“思思、此此、次次四”

　　瓯语的归属

　　说点温州话和温州话的故事

　　第四章火线、前线和黑线——温州人的风雨历程

　　风声鹤唳的前线

　　苦涩的台湾糖

　　二叔，跨越海峡的悲情人生

　　前线的后果

　　火线的延伸

　　黑线的由来

　　黑线的代价

　　黑线阴影笼罩下的动荡

　　在黑线阴影下艰难求生

　　第五章四自与四千——也谈温州模式

　　潘多拉的盒子还是改革的样板？

　　“包产到户”——吃第一只螃蟹的温州人

　　“温州模式”的前宏期

　　在磨难中成长的“温州模式”

　　温州人经济——温州模式的升华

　　第六章中国的犹太人——流浪的温州商人

　　犹太人是苦难的代名词

　　东南西北温州人

　　温州人是海洋民族

　　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温州人

　　第七章艰苦玉成于汝——无温不成商

　　宁波与温州

　　艰难玉成于汝

　　无温不成商

　　第八章上海人与温州人的关系——大哥与小弟

　　上海与温州

　　迭格温州赤佬

　　又爱又恨上海人

　　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

　　第九章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做官的温州人

　　温州人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官场？

　　为官的温州人

　　另类当官人

　　第十章公仆与贪官——温州的干部

　　桔生淮北则为枳

　　公仆难当即下海

　　第十一章有恒产者也有恒心——温州的文人

　　温州文化的启蒙

　　温州文化之先驱

　　温州文人之武

　　文理并重——现代温州文化人

　　现代温州文化人的文武之道

　　第十二章十个温州人九个是老板——温州的老板（上）

　　喜欢给自己打工的温州人

　　民兵、方面军、主力部队、集团军、地下工作者和多国部队

　　游兵散勇与鲶鱼效应

　　温州老板也不好当

　　第十三章也说白手起家——温州的老板（中）

　　解放前的温州老板

　　温州的华侨老板

　　第十四章还是胆大包天——温州的老板（下）

　　“胆大包天”与“胆大包地”

　　“鞋佬”及其他

　　最大的老板在这里

　　第十五章温州的男人——文武双全

　　男人不武，女人不爱

　　温州的男人不浪漫

　　第十六章娇小玲珑刚柔相济——温州的女人

　　养在深闺人未识

　　温州的男女关系

　　第十七章关于啤酒瓶的故事——穿在温州

　　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

　　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

　　温州没有小资

　　第十八章天下瓯菜最合口——食在温州

　　酒老隆，走广东

　　还是瓯菜好

　　第十九章跟风走一回——玩在温州

　　正月灯二月鹞三月麦杆当吹箫

　　跟风走一回

　　第二十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陋一陋温州与温州人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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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地理的人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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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先民们的制瓯技术领先于中原许多地方是不争的事实。吴仁敬等著的《中国陶瓷史》说：“瓯越所造的青瓷，精密坚致，为后进天青色釉之始祖。”又说：“所谓缥瓷，即瓯越之青瓷也。”经温州市文物工作者长期的努力，迄今已发现了100多处瓯窑古遗址，并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瓯窑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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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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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解读温州和温州人先要说“瓯”，“瓯”对温州人来说至关重要，温州人大多有“瓯”字情结。

　　温州古称“瓯”，瓯越、越瓯、东瓯指的都是如今的温州。温州为什么称瓯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因为温州人会制瓯；二说是温州的地形像“瓯”；三说是因这片土地上有条瓯江。

　　瓯，是古时我们祖先使用的盆盂类陶器，盛水盛酒用的。古人生活离不开瓯：“超宗既坐，饮酒数瓯。”（《南齐宋超宗传》）。1700年前的西晋名人杜预在《苑赋》中就明确指出“器择陶拣、出自东瓯”。这是迄今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陶瓷产地的记载。可见，温州陶瓷工业历史悠久。

　　在古代，瓯又是陶质的乐器。“坎其击缶，宛丘之道”（《诗经》陈风宛丘）。唐朝孔颖达《正义》将此解释为：“缶是瓦器，可以节乐，若今击瓯。”也就是说，瓯是钟罄一类的打击乐器。古时，我们祖先使用的盛器是瓯，高兴时打击的乐器也是瓯，如此娱乐，让人想起那些久远的蛮荒时代。

　　2002年11月起，文物专家对温州西郊的老鼠山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发掘，陆续出土了数百件器物，包括陶器、石箭头、骨质和玉质饰物等。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考证，这些器物绝大部分属于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朝。这表明，与7000年前已开始种稻、制陶的河姆渡文明毗邻的瓯越之地，在商朝时，已经开始制陶。

　　温州先民们的制瓯技术领先于中原许多地方是不争的事实。吴仁敬等著的《中国陶瓷史》说：“瓯越所造的青瓷，精密坚致，为后进天青色釉之始祖。”又说：“所谓缥瓷，即瓯越之青瓷也。”经温州市文物工作者长期的努力，迄今已发现了100多处瓯窑古遗址，并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瓯窑瓷器。

　　我父亲是陶瓷专家，设计陶瓷炉窑的。他年近九旬而思路清晰。我曾与他讨论过这一点：温州的先民为何擅于制瓯，父亲认为是温州的粘土适宜制瓯的缘故。在交通落后的古代，原料就地取材是先决条件。温州的腊石矿又很丰富，给从粘土制瓯到以腊石为主要原料的制陶、烧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江西景德镇被誉于“千年瓷都”就是因为当地有优良的制陶原料——高岭土。

　　故善于制瓯的温州先民被称为瓯民，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瓯地也是顺理成章了。

　　在《山海经》这部我国最早的地理书中，即载“瓯在海中”。晋郭璞对此有一诠释：“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也。”查辞书，有歧山的条目而无歧海。“二达为歧，物两为歧”，温州的海岸线弯弯曲曲，多半岛与小岛，洞头县即称为“百岛之县”，歧海大约因此而称。

　　《周书》中也有关于瓯的记载：“东越海蛤，瓯人惮蛇，且瓯文蜃。”孔兆注：“东越瓯人也。”也就是说明瓯属东越。《周书》又云：“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牛马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我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沤、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蜈鲗之酱，鲛剑利为献。’”这里的“越沤”当是古时的温州。孙诒让《温州建置沿革表引》说：“夏为瓯、殷为沤，周为欧，实一字也。”也就是说，无论沤、欧，均是瓯。

　　可见，“瓯”之命名早矣。而作为浙江省第二大河的瓯江，却迟迟未见于典籍。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部非常重要的地理著作中，没有对瓯江的记载。最早关于“瓯水”或“瓯江”的记载是南朝宋郑辑之所著的《永嘉郡记》：“瓯水出自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也就是说，瓯江的得名在瓯地或瓯民之后——这是瓯地的最大的一条河流，所以被人们称为瓯水或瓯江。

　　因而上面的第三说可以排除。

　　瓯，还可引申为国土，《南史·朱异传》：“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金瓯即盛酒器。但以“瓯”来命名地名的，不多。巧的是，在闽北还有一个城市叫建瓯，查建瓯历史，同样是以制作瓯器闻名。茶经中的建盏，即指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宋时茶人视为佳品。这旁证了温州古称瓯地的由来，实为器物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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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还真像只“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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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人善于制“瓯”，温州的地理环境，也像一个“瓯”。

　　说起温州地理，惯常的提法是“东南一隅”。自南宋王朝在金的武力进逼下南迁临安（今杭州），“偏安于东南一隅”使南宋王朝懦弱与无能的人们被批评。而温州又在浙江的东南隅。到最后，宋高宗更是从临安逃到了温州——这才是真正的东南一隅，再过去就是海了。

　　隅就是角落，边远、相对封闭的地方，长期以来，温州人的感觉就是被遗弃在角落里。不是“静女其姝，俟我城偶”（《诗经邶风》）躲在角落里等待情人相会，而是蜷缩在角落里的弃儿向隅而泣。

　　温州的北面是台州，西面是丽水，南面与闽北的福鼎、寿宁等地接壤。这三面都有高山阻隔，西南边是洞宫山脉，最高处在泰顺县境内的白云尖，海拔1611米，比山东泰山的玉皇顶还高；西北边的是括苍山脉，最高处在永嘉县境内的大青岗，海拔1271米；正南边经由分水关通往福建闽北。所谓分水关即分水岭的关隘。“高山岭头，水分两边流。”自然不低。

　　只有中部的小部分地方以及濒临东海的东部是平地。但你不能有华北平原、胶东平原般的无边无际的概念，这些只是小平原，并且常常有小山点缀。所以你在整个温州的任何一处，都能抬头见山。但这并不是说温州地势高峻，她又是水网密布的地区，沟渠纵横、河湖交错，所以你在温州的任何一处，又都能低头见水。山水温州的称谓由此而来。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在三千多年前，居住在这个“瓯”的人民，生活远比中原落后，中原人在“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时，瓯民还是剪短头发，身上刺着花纹，赤足，吃蛇、蛙和鱼、蛤为生。

　　当孔圣人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在沃野千里、阡陌相连的中原大地周游列国，问礼于洛阳、绝粮于陈蔡之时，瓯民“制瓯击缶”，还在捏他的泥巴，敲他的盆盂呢！在交通极其落后的古代，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力无法透过重重的山峦，惠及这“瓯”中之民。

　　这是一个“瓯”，一个面向大海，盛满了温州人民世世代代美好希冀的“饭碗”。同时也是瓯民的一个大家园，它为瓯民遮风避雨，供他们起居饮食。同时又将他们阻隔在中原文明之外。

　　温州人的特殊经历和因此造成的独特个性，都是因为这个“瓯”。

　　所以上面的第二说也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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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中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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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旅游，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全世界七大洲中的六大洲（除南极洲之外）都留有我的足迹。走多了之后回过头想想，这个“瓯”待温州人不薄。别的不说，有时候光看中央台的天气预报，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瓯地的瓯民真是有福！

　　温州的年平均气温在18℃左右，年均降雨量1600毫米左右，无霜期长达280天。如此冷热均匀，气候湿润的地方实在少见，滋润得温州人个个水灵灵的。加之这里的河道纵横，水网丰富，土地肥沃，农作物一年三熟，东部的海岸线曲折绵长，沿海岛屿星罗奇布，海产品异常丰富。温州人的吃饭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可以吃得很好。地形造成的闭塞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给自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得其乐，反正天高皇帝远。

　　遥想当年温州城，瓯江与宽阔的护城河将城区围成一个孤岛，城内九山环立如斗魁，整齐的街坊罗列其间，每条街坊或前或后都有一条河道。河水与城外小河相通，清澈见底而缓缓流动。家家户户有一小桥与街坊相通，由于小桥是各家自己建造的，形式不一，高低不同，有的栏杆雕饰豪华细腻，有的粗放而富有野趣，人们在桥上聊天，在自家的河埠头汲水、洗刷。有的坐在自己的厨房间里，在向窗外伸出钓鱼竿钓鱼，顽皮的邻家小孩一颗石子，倏忽之间正要咬钩的鱼儿不见了，引起一阵哄笑声……

　　河道宽广处，庙宇搭出戏台，逢年过节的热闹景像，令人流连。温州人至今形容“热闹”便是“戏台下似的”。夏天，河边的榕树下，坐满了乘凉的人，树阴下，凉凉的水气，是最好的社交场所。在河中游水嬉戏的小孩，更为这种社交场所增添喜悦的成分。玩腻了水，那就上山吧。华盖、松台，有的就在湖边，有的看到瓯江，山水城市，山水相连……别以为这是我的想像，在我刚懂事时温州就是这个景像，我的游泳就是在大榕树下学会的。

　　读书时春游，就在自己住家附近的河埠头上船，一直划到远郊的风景区茶山或者仙岩。手划船、舴艋舟、小火轮四通八达，乐清、永嘉、瑞安、平阳，都是船来舟去，甚至连地处山区的泰顺、文成也可用拉纤或背滩的方式坐船到达。划动的船桨，搅纹了清清的河水，也搅动了悠游的鱼虾，不时跃出水面……以前的瓯地，分明是另一种版本的“世外桃源”。

　　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相对闭塞的环境，生产力虽然落后，民风却比较纯朴，战争、杀伐也较少波及。瓯民不急不燥，稳步前进，从三千多年前的剪发文身、击瓯为乐至隋、唐时，与中原的差距已经不大了。

　　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原因外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相对稳定的温州就走到了前头。生产力方面，这时温州的造船、纺织、印刷、陶瓷、皮革等等行业都非常发达，产品远销南洋、日本、高丽诸国。生产力的发达，促进了市场的繁荣。此时温州，游客云集，往来不绝，酒楼茶肆，箫歌喧阗；文化方面，九山书会、永嘉才人，南戏由萌芽而发展，事功学说的提出，永嘉学派的形成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时任温州知州的诗人杨蟠有《咏温州》一诗云：“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连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可见温州当时的盛况。

　　至此，这个“瓯”字，真像一只满满登登的饭碗，在风调雨顺中，盛满了岁月累积下的收成。仿佛将在一代代瓯越子民手中一直这样端下去。然而饭碗盛得越满，就越不好端，招引的觊觎者越多，倾覆的风险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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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瓯”无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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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产的繁荣，闭塞的温州逐步为外界所了解。这里毗海处一片平坦，船舰可长驱直入；进来之后只要占据周边山头，则攻守自如。而中央政府欲来救援，却有大山阻隔，天高皇帝远，像一个失去保护的孤儿。于是海盗、倭寇频顾温州。

　　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九月，“倭寇数千自楠溪出，夺舟渡江至蒲州登岸、屯据龙湾，并分兵掠永嘉场。王沛、王德率义兵拼力抵御，斩倭寇十六人，生擒十四人，夺马十余匹。十月，倭寇由闽犯瑞安境，守备刘隆、温州卫指挥祁高战死。”数千人来扰，惟义兵抵御，说明守军救援不及。而事隔一月，连守备与指挥也战死了。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四月初五，倭寇八百余犯梅头，攻海安所。初六，王沛、王德率义兵追剿，遭敌包围，王沛与族中崇尧、崇修被害。十七日，倭寇船百余艘从黄华攻磐石。磐石把总统率舟师战败，全军覆没。二十三日，倭寇分掠永嘉、龙湾，王德率部在金岙与倭寇相遇，力战身死。”一月三次，船百艘，磐石卫把总以下全军复没，义兵首领力战而死。倭寇的猖獗与实力可见。当时明朝国力还在鼎盛时期，温州人比沿海其他地区遭受更多倭难，地理环境造成救援不及也是非常明显的。

　　直至“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六日，时任浙江都司参将的戚继光自台州率兵南下，在乌牛、琯头、磐石等地连战皆捷，斩敌一百二十余人，生擒二十余人，焚溺倭寇无数，救回被掳男女三百余人。”第二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会剿流窜福建的倭船七十余艘，捣破倭寇在横屿（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倭患才算稍息。

　　倭患息后不久，洋人便紧跟而来。倭寇空手而来，抢掠之后满载而去。洋人恰恰相反，往往满载而来，载来的是洋烟、洋酒、洋油、洋布、洋伞等等带洋字的东西。同时还运来大量的鸦片烟。洋船大都有武装保护，能正常贸易的，便做贸易，不能正常贸易的就走私，走私不进来的，就武装贩运了。他们也满载而去，载去的是茶叶、丝绸之类的土特产及抢掠去的物品。真正是商人、海盗、土匪三位一体。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0年），英人梅兰率战船三艘，侵扰乐清沿海；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四月间，在永嘉林干（瓯江口灵昆岛）地方索洋一千而去。五月廿七日，又有海匪“广东艇”白日登岸，劫去妇女七人，进港船计十余只。闻黄岩地方蹂躏尤甚。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夷匪（洋人）骚扰温州，泊东门码头，镇道各官合馈银七百两，折净钱一千五百并礼物等。与此种骚扰同时的是鸦片烟源源不断地流入温州沿海……

　　就连英国公使卜鲁斯都在给国内的文书中承认：“值得我们严重关注的事实是：镇海、舟山、温州的中国当局和居民，原来对于到那些地方去的欧洲人都是很友好的，毫无侵害地让他们在那里住下来，在温州且做了很大的生意。不幸在没有任何权力加以管束的情形之下，坏蛋逐渐聚集起来。这里的坏蛋经常凌辱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居民还不够，终于在这几个口岸及其邻近水面当起土匪和海盗来了。”（1861年5月30日致罗素发文第56号）他描写了外国“商人”怎样在温州当土匪和海盗以后，接着说：“（外国人）罪案累累，终至逼得人民起来用群众暴行寻求报复了。”

　　在温州沿海至今仍保留有永昌堡、蒲壮所城、金乡卫等古代防御工事，城墙、城门、城楼、烽堠、烟墩完整。温州民众中流传至今的“光饼”、“盾牌舞”便是对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纪念，而永强宁村至今仍保留有全国惟一的一个汤和庙，并且每年举办祭祀活动。宁村号称中国姓氏第一村，全村八十余姓，据传便是抗倭将领汤和手下留守屯垦兵丁之后。同样，这段抗倭的历史还给金乡留下了一种独特的方言。这一切，如今是爱国主义的教育素材，也是那段屈辱历史的见证。

　　金瓯无缺——瓯地的人民，在历史上为抵御外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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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端的“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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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按说温州应当走出这种外侮频频的困境吧。其实不然，新中国建立后的数十年之中，这种“瓯”样的地理环境依然让温州人吃够了苦头。

　　倭寇、洋人选择从温州进来，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也选择从温州进来，其原因还是因为这边易攻易守，进可扼守咽喉要道以图中原，退可遁入山里长期潜伏，从战术角度说，这个“瓯”形的地方，又是国民党眼中的桥头堡。

　　1949年11月，温州刚解放不久，台湾国民党就派遣“浙瓯游击队”200余人，乘汽船两艘，帆船五只分两路在平阳马站登陆；1950年2月，国民党又派遣“东南反共救国军浙闽边区第一师”由师长王丁植带领，20多人在平阳石坪乡登陆。尔后，同年7月，国民党的正规军100多人分两批又攻石坪乡；几乎与石坪乡战斗的同时，另一股70余人从永嘉的清水埠登陆，清水埠与温州市区仅一江之隔，战斗的枪声市区可以清晰地听见；……解放初期，在温州这类事太多了！直至1963年，温州解放十几年之后，国民党“反共挺进军第三十一支队”的两拨人马，还在平阳的大淹湾和永嘉的虎头岩相继登陆——我在温州文化局工作时的两位领导陈又新、沈国鋆还就这次事件写了《东海小哨兵》的戏而得奖。

　　虽然国民党小股武装的侵扰终究成不了气候，每次总是以被击溃或消灭而告终。可是温州人却因此吃大苦头了！温州被定为前线地区。不允许在温州投资大的工程项目，不许在温州建高楼，对于温州的一切工作都要从战备的需要出发……

　　记得我刚念初中时，班主任兼大队辅导员召集我们干部开会，画了一幅温州地图，然后解释说：这三面是山，一边朝海，就是大口袋，敌人一进来，只要把海这边一封锁，就是扎紧了袋口，就可以关门打狗了——此时的“瓯”，又成了捉鳖之瓮。

　　她讲时热情洋溢，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她没有想到，我们更不知道，为了这“关门打狗”，温州人比别处的人更严密地被控制，每个政治运动温州都要被严格筛选；因为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的失业率更高；温州人的住房更紧张；温州学校的比例也低，温州人更少升学的机会；甚至连温州的干部升迁的机会也更少；温州的一切建设都滞后……温州人真是倒霉透了！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从建国后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5.95亿元，平均每年1983万元。温州有人口七百多万（当然解放初期没有这么多人，但从1953年到1962年十年时间，台州与丽水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县属温州，所以仍按七百万人来计算），也就是说每年每人能摊到2.83元人民币！换个方式来说明：国家对温州三十年的投资总额，还不及对宁波市1990年一年的投资额，实在太不公平了！

　　另外，温州的土地总面积是11784平方公里，人口总数是755.8万人。也就是说温州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1‰，人口约占全国的6‰，人均土地面积只约二亩左右，远远低于全国人均（12亩左右）水平。这个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温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而这里的二分田还是个约数，实际耕地面积仅是全市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也就人均0.33亩左右。再好的气候，再肥沃的土地，再勤劳的人，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加之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真是爹不疼娘不爱，“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人成了向隅而泣的弃儿。

　　这个饭碗，真不好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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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瓯”字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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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外桃源般的黄金时代在记忆中渐渐远去，留给瓯民的，尽是离乱与困顿。所以，温州人对于这个“瓯”字，带有复杂的情感，简而言之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故土，恨的是它的闭塞给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带来的困境。

　　这种情绪表现在日常生活语汇中，温州人一向将这个“瓯”字作为贬义词来使用。比如形容某件事情办得拗手，不顺畅，称为“瓯里瓯兜”；形容某人性格怪异、为人处世不爽直，也叫“瓯里瓯兜”；说某人小里小气，出手不大方，叫作“手瓯里开销”；说这个人衣着邋遢，形貌猥琐是“瓯兜相”；而讨饭用的盛器就叫“瓯兜钵”……

　　我朋友何纪椿先生是温州人在香港创业比较早，做的产业又比较大的一位老板。他的一家香港公司便叫瓯江实业公司。因为香港不少人不知道这个“瓯”如何念，往往将它读成“甄”字。还有人称用这个“瓯”字不好，“瓦”容易打碎，彩头不好，何先生便将这个“瓯”字改为“欧洲”的“欧”字。“瓯江”便成了“欧江”。后来他与我合作在温州办了个欧江实业公司。温州人都认识这个“瓯”，又以为我们将字写错了。温州只有瓯江，哪里有欧江呢！

　　也正是这个“瓯”字，给温州人造成一种困境的同时，却也使得温州人形成与别处不同的群体个性，让温州人在中华民族中独树一帜。比如共同在这个“瓯”中生活，温州人容易抱成团，同舟共济，非常团结；这个“瓯”又是开口的，开向浩瀚的大海，故温州人的心胸非常开阔、目光远大，很早便向海外发展。

　　由于瓯地的特殊性，外敌不断进入抢掠，而中央政府视瓯地与瓯民为弃儿，温州人只能自力抵御，从而造就了温州人好武、强悍的性格，经常能创造以少制多，以弱斗强的英雄业绩；国家不向温州投资，温州人只能自力更生，自找出路，又造就了他们的经商才能，他们不找市长找市场，不看风向看走向；……于是同样一个“瓯”字，却又成就了温州人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真可谓败也是“瓯”，成也是“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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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的瓯语：温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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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话粗粗一算在十数种以上。如苍南、平阳有北港话、蛮话、金乡话；泰顺有罗阳话、蛮讲话、畲客话；乐清有大荆话；洞头有闽南话；永嘉有仙居话、青田话等等。而且其中不少话是无法直接交流的，它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像山东话与河北话之间的交流，相互能听懂只是口音不同，温州话的这些语种之间大都相互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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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表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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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瓯般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少独特的人文现象。古怪的温州话便是其一。常有外地人听我们讲温州话说：你们讲的是什么鸟语！

　　温州话实在难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温州军分区礼堂召开了一个表彰会。我有幸以媒体记者的身份参加，那时我在编温州解放后第一个通过邮局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文学青年》。表彰的对像是从老山前线作战归来的战斗英雄。与越南打仗是非常艰苦的，作战的双方太“知已知彼”了——因为过去是“同志加兄弟”，并肩作战几十年。作战风格相同，彼此非常了解对方的战略战术。加上越南人久经沙场，与法国殖民者作战，同美国侵略者作战，并且都是胜利者。由于中越作战的艰苦，也出了不少感人的文学作品，如《高山上的花环》等。我那时正在写作，以为可以挖点好素材。

　　受表彰的战斗英雄有八九位，个个戴着大红花，笑得一脸灿烂。我认真地听着有关这些英雄光辉业绩的介绍，并飞速地记录着。可记着记着，不禁停了笔，什么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作战英勇，不怕艰苦……之类，具体的事例呢？写报告文学或小说要的是细节，是动人的故事，不要这些套话，看来要在会后进行个别采访了。我请市委办公室的一位秘书朋友帮我安排采访，他却摇了摇头：“恐怕不会同意让你们这些笔杆子采访的。”“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既然让媒体记者参加，总是要进行报道的。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这是个军事秘密，别到外边说去，他们都是因为会讲温州话而立功的。”

　　这也算是个奇闻，温州人当然讲温州话，但在部队里应当讲普通话。我本人曾经当过兵，在连队里我们温州兵常常让连长、指导员刮鼻子（批评），说我们碰在一起总叽哩呱啦说什么鸟语。他们怎么会因为讲温州话而受表彰呢？他吞吞吐吐。我又找在分区的熟人，还直接拿着记者证（当时这个证件还是很管用的，不像现在弄滥了）找战斗英雄采访，终于弄懂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当时作战的主要通讯工具是步话机，上级靠步话机指挥战斗，下级靠步话机请示报告，即所谓：“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之类。但步话机很容易被对方所截听，你讲普通话，敌方也会找会讲普通话的人来听，你讲广东话或广西话（当时战斗主要集中在广西与越南交界），敌人也找懂广东话或广西话的人来听。怎么办？有位指挥员一下子想起他手下的几个温州兵整天叽哩咕噜，说着谁也听不懂的鸟语，对，让他们上！于是步话员全都换成温州兵，这一招还真灵，对方连听到的是哪个地方话还没搞清，就稀里糊涂地吃了败仗。战斗胜利了，温州兵功不可没，个个受到了表彰。只是受表彰的理由不便说，于是便个个“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了。温州话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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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思、此此、次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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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奇怪的小标题，不是温州人是不会懂的。这个小标题的七个字，是我考全国各地的作家、语言学家的一道题目，并且屡试不爽，几乎没有一位外地的作家或语言学家通过这个考试的。

　　新编的《温州市志》关于温州方言的概述中有这样一句话：“温州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可称全国之最、世界之最。”是否世界之最不得而知，至少在全国范围之内，温州话的难懂是很出名的。

　　温州话粗粗一算在十数种以上。如苍南、平阳有北港话、蛮话、金乡话；泰顺有罗阳话、蛮讲话、畲客话；乐清有大荆话；洞头有闽南话；永嘉有仙居话、青田话等等。而且其中不少话是无法直接交流的，它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像山东话与河北话之间的交流，相互能听懂只是口音不同，温州话的这些语种之间大都相互听不懂。

　　瓯语在温州讲的人最多，估计超过一半。市区、永嘉、瑞安基本上都讲瓯语，平阳、文成、乐清大部分也讲瓯语，外地人指的温州话就是瓯语。我上面说的“思思、此此、次次四”就是这种话。闽语讲的人也不少，平阳、苍南、泰顺、洞头不少人都讲闽语。但泰顺部分人讲的闽语与福建的寿宁县相近，属闽语中的闽东话系统。其他三县人讲的是闽南话，与厦门、台湾的人能顺利交流；苍南有部分人讲蛮话，“蛮”字有蛮横、不讲理、土里土气的意思，含贬义，但这里是个中性词，仅指苍南钱库、舥艚等乡镇讲的一种土话。前面写的温州兵受表彰的事我推测就是讲蛮话。因为当时报的战斗英雄的籍贯都是苍南人。讲蛮话别说是越南人无法破译，就是我们这些地道的温州人都听不懂；蛮讲又是有别于蛮话的另一种土话，泰顺县泗溪、三魁等乡镇人说的；畲客话是居住在温州的畲族人说的语言。温州的少数民族据说有39个之多，但39个少数民族总共也不过温州人口的1%左右。其中畲族最多，有近六万人，分布在泰顺、文成、苍南和平阳等县。畲族是外来客居温州的，所以温州人称之为畲客，畲族妇女称畲客婆，畲族话也就称为畲客话了；温州话中还有泰顺罗阳的泰顺话、乐清北部的大荆话等等等等，套用一句时髦话叫不胜枚举。其实，再说下去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因为我自己都搞不懂温州话，我曾对那位教语言的朋友说过：要能搞懂温州话，那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家。

　　不过，无论如何“不胜枚举”，金乡话还是一定要“举”的。金乡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方言岛，只在苍南金乡镇城内（旧金乡卫）使用，说金乡话的大约只有三万人。说起金乡话还是要提到戚继光和戚家军。自元以降，倭寇为患，明初开始猖獗，特别是方国珍、张士诚失败之后，余党逃入海隅，与倭寇勾结，不断搔扰温州沿海，为抗倭患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金乡卫（现苍南金乡）、磐石卫（现乐清磐石）以及宁村、蒲门等千户所，筑卫城和所城，卫所附近建烽堠（烽火台），以传递军事信息。有卫、有所必有人守，招募了不少兵丁，不足部分由义兵来凑，所谓义兵，便是因地方不堪倭患，青壮年自发组织的。但倭患仍然连连，效果似乎不甚理想，直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由登州卫指挥调浙江任参将。他见旧军素质不良，去苍南、浙东特别是义乌等地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新军，成为抗倭主力，效果彰显，他也因战功升任统兵官。倭患稍息，戚继光奉调北方，部分戚家军便留在金乡卫，尔后娶妻生子，金乡卫城内的人便讲一种以吴语为基础，掺杂了瓯语、闽语和蛮话的独特语言，形成一个方言岛。

　　在温州，类似于金乡话这样的方言岛还有。辟如苍南的蒲壮所城，城外全说闽语，城内说的是变调了的瓯语，泰顺全县以蛮讲与罗阳话为主，惟有百丈口镇说的也是变调的瓯语。泰顺与永嘉的深山还有些更小的方言岛，那就更弄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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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语的归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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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温州话的归属（我这里的温州话指瓯语、蛮话、蛮讲等等温州人讲的语言的总称），据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章太炎曾将温州话归于闽语系，“属福建而从福宁”；赵元任和王力都将温州话归之吴语系，属南吴语；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温州话归为吴语系。似乎温州话的归属从此成为定局。我对语言研究一窍不通，不知如何分类的。我只是有个疑问：我能讲上海话，上海话属吴语无疑，我基本上能与无锡、苏州、杭州，乃至我们温州的邻居台州人沟通，但他们全听不懂温州话。沟通无从谈起不说，并且连语言结构都完全不同，将温州话归于吴语系我想不通。同样的，温州话也无法归到闽语系，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最近，我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为此在一些有关的会议上疾呼：应当有个瓯语系或是温州语系，将除闽语与大荆话（与台州话相似，可以明确地划归吴语系）外的所有温州方言，都归到这个语系来，不要再让那些不懂温州话的语言学家，将温州话一会儿塞入闽语系，一会儿塞入吴语系了！

　　我就此一观点请教我的多年好友，出版了《温州话》的沈克成先生。沈兄博学多才，汉语的电脑输入法——表形码（沈码）就是他发明的，同时他又是位语言学者。但他对我的观点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将他的网址给了我，于是我便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温州话从哪儿来？》。据他的考证，温州的先民（即瓯民）讲的是古越语，而古越语属于侗台语，是今日侗语、水语、壮语、傣语、黎语、泰国泰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共同祖语的兄弟语。其主要特点是形容词后置于名词，如：菜咸、笋干、饭焦等；副词后置于动词，如：吃添、走好等；及副词后置于形容词，如：红显、苦倒等。我认为还有将动词后置于名词，如关灯，温州话说灯关关，扫地，温州话说地扫扫等等。为说明问题，接着我只能引用沈先生的原文了，好在他的文章一向以简练著称的。

　　公元前3世纪，楚国灭越，派春申君治吴。楚人给吴越带来了最初的华夏语影响，从此汉语通过楚方言的形式大量进入吴越。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长达560年，直到秦统一中国后，楚人在吴地仍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温州话中至今还保留着南楚沅湘方言，如“惮(发怒)、訾那(怎么样)、憨(痴呆)、晒谷壇、牛拔过看勿著虱爬过密密掐”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

　　秦始皇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为二。秦汉置郡设官驻兵，标志着汉人对吴越地区进入正式开拓阶段。汉以后，越民族逐渐融入汉民族大家庭之中。但没有汉化的越人却避入山区成为“山越”，当时的浙南、闽北一带还是越人天下。

　　五胡乱华，晋室南迁，大量汉族移民南下，在长江南方逐渐形成了江东方言，是现代吴语、江淮官话、闽语、徽语的祖语。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宋室南迁，更使首都临安（今杭州）的吴语带上官话色彩，杭州人说的就是宋代由汴京中原官话渗入吴语而形成的独特的杭州吴语。由于政治变迁，在江浙一带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是汉人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努力学习土话，增强了当地汉语方言对非汉的同化力量，二是中原南迁人士大量聚集于新都城，又使都城一带形成双重语言制，即士族说官话，庶民操吴语。中国最大的几次从北向南的移民运动都发生在唐宋。中原方言在温州方言中留下了中古层次即文读系统。江浙北部地区受北来雅音官话的影响形成北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而离京城较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吴语（以温州话为代表）则仍保持较多的古老特征。在现今的汉语方言中，吴语的地位仅次于官话居第二位，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用语。

　　从沈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几种概念：一是温州人原先讲的是属于侗台语的古越语；二是楚人给温州话带来了最初的华夏语的影响；三是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四是中原方言在温州方言中留下了中古层次，即文读系统。根据这四个概念，我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现今温州人讲的温州话是以属于侗台语的古越语为基础，并受到楚语的影响，其白读系统主要来源于江东方言，文读系统主要来源于中原方言的东越语（或瓯越语）。瓯语系（或温州语系）中包括了瓯语、蛮话、蛮讲、金乡话以及我们还未给取名的温州方言。因为瓯语（或温州语）与吴语、闽语、江淮官话、徽语一样，祖语同属江东方言，所以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吴语及闽语与瓯语的共同点更加明显，但这种共同点还构不成从属的关系。正如粤语与闽语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我们不能因为讲温州话的人较少而将它随便往哪个语系里塞。小国也是个国家，在联合国里，大小国家都是一个席位。在我们的语言“联合国”中，也应还瓯语系或温州语系一个应有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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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语的归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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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我坐火车由上海至青岛，与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位记者同一软卧包厢。他常驻中国，汉语非常好，他说自己就是听不懂温州话，很想学，可惜没有机会。他认为温州话的独特性和温州人的独特性一样，很可以夸耀于世。我突然悟及：我的关于瓯语系或温州语系的概念是提出的时候了！它的背景就是基于温州与温州人现时在全国的巨大影响。

　　不过我还有点自知之明，以我这种中人之下的才能和水平，加之现在又在经商，无法再辟一条语言学的研究之路。我赞同李国文先生在他的《中国文人的活法》中讲的一段话：“譬如当文学家，就得舍去当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的念头；同样，当了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以后，还要当文学家，没有超常的智慧，没有非凡的才气，通常都是要出洋相的。”我只能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以引起诸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郑张尚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语研究室主任游汝杰先生，以及沈克成先生等温州籍的语言专家学者的注意，让他们就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探讨，或许能让温州话有个正确的定位，不致因为使用的人数稀少便随意往哪个语系塞。

　　我希望有更多的语言学家来关注这个“思思、此此、次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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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温州话和温州话的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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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这位日本记者没有说错，温州话与温州人一样具有独特的个性，与闽语和吴语均大相径庭。有的是你要这般说，我偏要那般讲，你说拖鞋，我讲鞋拖；你说砧板，我讲板砧；你说好走，我讲走好；你说包子，我讲馒头；你说馒头，我讲实心包；你说热闹，我讲闹热；你说蹄膀，我讲膀蹄；你说碗豆，我讲蚕豆；你说咸菜，我讲菜咸；你说老丈人，我讲丈人佬……

　　有的是直白得土到掉渣：你说亮，我讲光，月亮叫月光，天亮叫天光，吃早餐吃天光。袋叫兜，口袋叫兜兜，布袋叫布兜，围兜叫做澜汪兜。蛋叫卵，鸡蛋叫鸡卵，鸭蛋叫鸭卵，卵石叫做石板卵。干叫燥，烘干叫烘燥，晒干叫晒燥，阴干叫做阶沿头阴阴燥……

　　有的又文诌诌的，保留了许多古汉语，这点从宋人话本、《今古奇观》、《三言两拍》等书上可以得到印证：年轻叫后生，麻烦人家称让你生受，舅母叫妗娘，姑姑叫姑娘，阿姨叫姨娘，小孩叫琐细儿，中午叫日昼，陌生叫打生……

　　还有一种根本说不出道理来：跨说碰（音“彭”），抱说佗，撕说铎，天上叫天里，山上叫山里，床上叫床里，街上叫街里，吵架叫论场，眼红叫眼汪热，害羞叫睇人睛，膝盖叫脚窟头，腋窝叫拉扎下，床头叫眠床头。温州人有时调皮，考考外地人对温州话的理解能力，便说：雨伞夹啦拉扎下，浪荡鸡痦（屎）拌糖霜……

　　温州话中有的俗语像顺口溜,讲起来又形像又生动。如：“有的人（有钱人）千套万套（指衣服），冇的人旺竿头（竹竿）等等燥（等衣服干了才有得穿）。”“十个媒人九个瞎（音似哈，即撒谎），还有一个冇结煞。”“三个老人客（妇人），抵得百只鸭（指吵闹）。”“讲你好脚勿跷起（翘的意思），讲你毛（坏）嘴勿跷起。”……

　　好了，可以打住了，温州话的独特性有时会令人捧腹。

　　我觉得会讲温州话常常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下海后的这些年，与人谈项目的时候，要到拍板的关键时刻，你没有回旋的余地，你的话我们都听懂，我却可以说声对不起，然后当着对手的面，自己几个叽哩咕噜一通，行，表态吧；旅游的时候，碰到温州老乡，叽叽喳喳，听得人目瞪口呆，开怀一笑。我以为温州话对温州人的亲和力，要比其他语言来的大，因为物以稀为贵，也因为奇货可居。

　　记得也是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十六浦码头排队买回温州的轮船票，前后排了好几百人，真是熙熙攘攘，突然不知为什么，有个带红袖标的中年人要将站在我前面的三个听口音像是温州乐清人的拉出队伍到管理办去，于是就吵开了。带红袖标的似乎是个头儿，手一挥，办公室里出来一班人马，坐地老虎出山猫，这三个要吃亏了。没想到他们并不胆怯，其中一个用温州话指挥：“你掩护，我动手，厕所门口。”呼地两个人同时出手，迅雷不及掩耳，已经将红袖标拉到了厕所边，分工掩护的那位摊开手拦住了办公室里出来的那班人。我们排队的也一齐围上去，“让他平安点吧。”他朝红袖标努了努嘴，这班人只好迟疑地站住了。后来很快地就化干戈为玉帛，三个人重新回到队伍，红袖标向那班人挥挥手：“有证明的，我认错人了。”队伍还很长，我便同他们聊天，原来他们是票贩子，每天每人排两张票卖给不愿排队的人，一天可以赚十几元钱，大约排队多了，被这“红袖标”认了出来。这是卖苦力的活，但能赚钱。那时大家的工资水平每月几十元，他们一天能凭此赚十几元就算很好了。我问他们刚才怎么摆平“红袖标”的？一句话，10元钱。他们笑着回答。“什么话这么厉害？”简单的很，“老师傅，你家住方浜中路××号三楼，”然后在他的口袋里塞了十元钱。原来他们早已跟踪过这个“红袖标”！但这个“红袖标”也是老江湖，他掂量了一下，家庭地址让他们查到了，不要找麻烦，而网开一面还有好处，就选择了后者，于是化干戈为玉帛。

　　闲聊中，他们知道我有记者证，就自告奋勇地拿着我的记者证去找“红袖标”，没多花一分钟，居然被他们搞到了一张三等船票（能报销的上限），免我一个多钟头的排队之苦。我用温州话向他们表示感谢：叫你们生受了！

　　这是温州人在艰苦环境中练出来的生存能力，也是因难懂的温州话出奇制胜的实例。当然也可以看出，温州人在起步发家的初期，难免带点不很干净的色彩，后来，他们中的两个人在上海北京路扎下根，开间五金电器店，一家人都住在上海，并且与我成了朋友。

　　还有件事，顺便在此一说：2002年我与另一温州人坐软卧去天津，在南京站上来两位南京人。我们当时正就一件事讲得热闹，仅与他们点了点头。巧的是我朋友手中正拿了一份《读卖新闻》，那是他在床底下找到的。两位南京人说：“看来我们要跟这两个日本人坐到北京了。”我看其中一位手拿扑克，猜想他上车前就想好要邀同包厢的另两位打牌的，偏遇到了“日本人”。我们不禁笑了，他们才问：“你们能听懂我们的话？”“岂止听懂。”我笑着说。心想，我的普通话比你们说得好。“那你们怎么说这种古怪的话，像日本话似的。”我一想，他们的话也对，温州话的节奏确实有点像日本话。当年倭寇专门拣温州一带来抢掠，这里有没有什么联系或渊源？也许日语的祖语也是侗台语呢，既然是闲说，我便在此闲猜。沈克成先生是懂日语的，一并在此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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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温州话和温州话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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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温州话的古怪，我还想起一件事。文革时期，上海的小旅馆很怪，电灯的开关在门口，睡觉前要到门口关灯，非常麻烦。特别是大冷天，脱了衣服关灯怕冷，不脱衣服关灯又怕看不见，旅客有时便喊服务员来关灯。温州话的古怪我前面曾举过一例，即动词后置于名词，关灯温州话叫灯关关。有温州旅客睡下后喊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过来了，旅客说：“灯关关。”服务员说：“谢谢侬。”走了。温州旅客又喊：“服务员！”服务员又过来问：“啥事体？”旅客说：“灯关关。”服务员说：“勿要客气。”又走了。原来她将“灯关关”听成了“顶呱呱”，以为旅客夸她的服务态度好，所以才会回答“谢谢侬”和“勿要客气”。最终灯没关掉，温州旅客只好穿着裤衩瑟缩着起床去关灯，温州话之特别略见一斑。

　　对了，在结束本章之前不要忘记抖包袱：“思思、此此、次次四”纯是温州话的音译，意思就是“玩玩、吃吃、看看戏”。按沈克成先生的考证，正确的写法是：嬉嬉、契契、眙眙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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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与四千：也谈温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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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温州模式”的认识与宣传，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更走在经济学家们的首列。1986年，他就在《瞭望》杂志上著文称：“‘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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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拉的盒子还是改革的样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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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神话中，第一位女人应当是女娲氏。她用泥土造人，又炼五色石补天，还断鳖足支四极，杀猛兽治洪水，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女娲是女英雄，中华民族的守护神。可在希腊神话中，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可就不那么美妙了，她是赫弗斯托斯根据众神之神宙斯的意志，用泥土和水制造的。因为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宙斯就想通过她来惩罚人类，他把潘多拉嫁给了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厄皮墨斯，并送给她一只盒子，里面装有人类的一切罪恶和灾难。厄皮墨斯不顾哥哥的劝告，接受了潘多拉，潘多拉一到，就把盒子打开，结果一切灾难、罪恶从那盒子里倾泻而出……在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不少国人还认为温州就是那个潘多拉盒子打开并倾注的地方……”

　　这段话引自我与文友汤一钧、张执任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遥望温州》，写作的时间正是八十年代末的1989年。

　　确实，即便在被认为春天已经来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温州还被认为是罪恶的渊薮。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温州的一位副市长去外地参加一个研讨会，与会的人一听说温州就摇头，并在会上毫不犹豫地宣称：“温州就是中国的东欧。”

　　一位老干部，很有来头的人物，到温州转了好几天，受到温州海鲜好酒的热情接待之后，回到北京发表观感，断言：“温州除了市委、市府大门上的国徽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不是社会主义。”

　　如果说以上的例子仅仅是口头上的传闻的话，那全国政协第七届二次会议交办的一条提案可说明当时高层的一些观点。这个提案说：“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带来的资本主义影响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造成人们间贫富悬殊，多数投机倒把致富，而山区贫苦农民……”提案并“建议中央和省组织调研组前往温州市总结经验教训”。在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前后，这种争议更为公开激烈，国务院不断收到一些人反映温州问题的信函，并为此组织有关部门多次对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

　　但毕竟已经到了春天，虽有时不免乍暖还寒，如温州人称之为倒春寒的天气，却不会长久。有诗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戴惯了黑帽子的温州人，不知何时开始，也点缀上了小红花。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同时配有评论员文章，题为《温州的启示》。报导开头就说：“温州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所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据我所知，这是第一篇提出“温州模式”这个概念的文章。温州的政界、文化新闻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温州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上海与温州确实有着特殊的关系，上海的理论家对温州的认识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1987年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恩祯先生主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对温州模式进行了概括，认为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与此同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及赵人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题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认为温州模式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为特点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

　　温州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内理论界对“温州模式”的介绍，也引起了国外新闻界的注意。1986年8月31日，西德《明镜日报》刊登了记者乔尼·埃林的专题报导《温州，中国的实验田》，报导中指出，“改革给温州带来了生机。农村人口超过八亿的中国，温州具有特殊的意义”。1987年3月9日到15日，日本《读卖新闻》连载《温州——蜜桔的故乡》，介绍温州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发展和农村由穷变富的情景，指出“在全国，温州大概可以说是最有生气的城市”，“温州在耕地有限，交通不便的恶劣条件下，引进商品经济，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仅用了八年时间就把产值翻了两番”，“温州被称为改革的样板”、“中国的报纸和经济刊物称其为‘温州模式’”。

　　我记得，写这篇连载文章的日本记者名叫高井洁司，一位高个子，有着一张圆脸的随和的年轻人，我们在我的朋友吴邑先生家中见过面。我们一边拉手寒暄，一边都觉得似曾相识，忽然大家都想起来了，在火车的软卧包厢里！世界虽大，巧合总还是有的，我们都很开心。他采访过作为温州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的吴邑，并且成了好朋友，而我与吴邑是多年的朋友。他当时造了一幢新房子，装潢得很漂亮、很现代，我常带外地的文化界朋友上他家参观，他也总是热情接待。《人民日报》的一位女记者还曾报道过他，可惜不久他去了意大利，高井洁司也奉调回国，不再常驻中国，便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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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拉的盒子还是改革的样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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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之后的《读卖新闻》又以《温州市的成功》为标题，指出“温州的农民以联合投资的方式，兴办起各种家庭工业，生产易于批量生产和运输方便的各种小商品，开展一村一品运动，形成一种专业市场。推销员遍及全国各地，形成独自的销售网。”，“温州市的成功被称为温州模式”。也就是说，国外的新闻界和理论界也注意到并认识到“温州模式”对全国农村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意义。

　　对于“温州模式”的认识与宣传，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更走在经济学家们的首列。1986年，他就在《瞭望》杂志上著文称：“‘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而后他又说：“温州地区所走的道路乃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劳动致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比苏南、珠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1986年4月21日《世界经济导报》）一位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能有此种敏锐的眼光，超前的意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正由于费老对温州的贡献，我们温州国贸大酒店的店名便是辗转相托，请费老先生题写的。一方面表达对费老为温州鼓与呼的敬佩之意，另一面是借费老的大名以壮国贸的声威。费老生得魁梧壮硕，却又具有儒雅学者的风度，他的字颇具气势，却又含而不露，也可谓字如其人。遗憾的是在本书即将出版之时，费老却已仙逝，令人叹息。

　　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又有这么多的名人与媒体的关注，国人的认识也起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10月，国务院研究室的两位专家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陪同下，在温州作了为期八天的调查，写出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虽然温州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比较特殊，个体、私营和市场调节的成分占的比重确实大了一点，需要积极引导和调整，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那也是不成立的。因为：第一，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所决定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实行的方针政策；第二，我国现阶段的个体、私营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三，温州的这种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是当地实际情况的产物。温州也希望国家能多投资办一些国营企业，希望国家多给一些计划物资、资金、能源、商品等，但国家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利用民间的人才、资金、技术来发展本地经济，更好地通过市场调节部分去获得必须的原材料、能源、资金、技术和商品。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温州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第四，十年来温州的国营和集体经济就相对比重变小了，但本身并没有萎缩，其发展速度与全国是同步的。”

　　这个报告透出了这么几个信息：一是温州不是资本主义，这对温州的压力大大地减轻，毕竟是权威部门的定论。当时有种说法，叫做“深圳打雷，温州下雨”，同样的事，同性质的社会现象或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有领导认为不妥，在深圳是吼叫几声就过去了，不会作处理，那毕竟是特区。而在温州便会下大雨，浇得人灰头土脸，一身污水。有了这个报告，温州不再“下雨”了。二是承认确实因为国家的政策问题，不对温州进行投资，温州人只能这么做，总要给出路嘛；三是也注意到了国营和集体经济的比重问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予以调整。在1989年，持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它对日后“温州模式”的宣传及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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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吃第一只螃蟹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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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好喜欢的是刚刚分了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民们唱着这首歌，起早摸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着，一边计算着今年收成大约有多少。缴了田粮留足口粮之后能有多少剩余，几年之中可以将棚屋变成瓦房，或将旧屋翻新。

　　虽说是“七山两水一分田”，当时的人口比之现在要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又高，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可惜的是这般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时间太短了。先是互助组，接着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1955年至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城市的工厂企业全部公私合营，农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又失去了自主权，敲钟下田，吹哨收工，干好干坏一个样，你的劳动力评定是十分值，干一天就是记十分，但这十分或八分还没有实物或金钱的价值，价值是全年下来后经结算才知道，可能一个工分值五分钱，也可能一分钱都不到。再加上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低了，开始吃不饱饭。这会造成恶性循环，工分值越来越低，积极性也越来越低。他们中一些头脑活络的人看到前景不妙，便提出了要求“包产到户”。田还是合作社的，但分给各家各户种，定下一年纳多少田粮，缴多少粮食给合作社，余下的就归各家各户所有。也就是说，“包产到户”这个概念是温州人首创的。

　　有了要求不被批准实施，徒唤奈何。于是李云河站出来了。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他经调查研究，带头支持农民的要求，并派干部到三溪区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那是1956年5月份，农业生产耕作是以季来见效果的，当年秋收，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合作社便取得了比别的社好得多的收成。李云河便向全县推广，到第二年，就有二百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全温州地区则有一千多个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计有社员17.8万户，约占入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

　　1956年11月16日，李云河发表了调查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并上报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全文刊登了该报告。大约李云河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矛盾的好办法，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力，浙江省委也认为是个好办法。

　　但到了当年的10月3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巩固合作化事业，抛弃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包产到户”文章，《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予全文刊登，这其中四次点名批判李云河。其后，永嘉一批干部被打成“右派”，李云河首当其冲，是“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劳动。

　　我认识李云河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省作家协会在杭州南空疗养院开笔会，一位温州作家陈康谨在撰写有关李云河的报告文学，邀请李云河先生到会。二十几年的艰苦生活，虽说使得李云河白发苍苍，却未有挫光他的锐气，谈起农村问题滔滔不绝。二十几年中他仍旧思考这些问题，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有意思的是，批判归批判，温州地区的一些偏远农村或大山里头，仍然在悄悄地实行着包产到户，大跃进时期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更多的地方在实行着。到1975年、1976年，温州的永嘉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竟占77%，有三分之一的山场也包产到户。这就是大胆的温州人，不怕死的温州人！

　　当然，这也是因为温州的闭塞地理环境所成的条件，天高皇帝远，你自己不说，谁会跑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找事。但“包产到户”毕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即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规定：“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毕竟在温州有这么多的生产队在实行，涉及到这么多的农户，要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在1976年冬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温州的永嘉县被列为浙江省“分田单干，集体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县。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指出：“包产到户”是安徽人首创的，特别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怎么会变成温州的永嘉县呢？确实，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是1978年才实行的，温州农村比之早了好多年。问题是温州人记取了李云河的教训，只做不说罢了。再说安徽省的农村改革，有万里同志的支持，1978年时机也已经成熟，便一炮打响了。其实，对于温州人来说，首创权并不重要，解决吃饭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温州人从来没有争过首创权，也不会搞个什么假样样来请中央领导参观，温州的干部与老百姓一样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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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的前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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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产到户”虽然解决了部分劳动力的问题，但解决不了所有温州人的吃饭问题，田地实在太少了，你包产到户，我便无产可包。即便包了产的户，那几亩田有一个劳动力伺弄也就足够了。三兄四弟怎么办？除了部分外出做小生意之外，大都留在家中搞家庭工业。这时，瓯地瓯民上千年形成的特点便显现出来了：他们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是一村一乡一个产业百户千人抱成一团，那个壮观的场面实在让人吃惊！

　　举个例子，苍南宜山的老百姓一向有农闲时织土布的习惯，一方面解决自己一家人的穿衣问题，织得多了也可拿到集市上换点零钱花。那种布一般是花格子的，苍南那时未从平阳县中分出，这种土布在温州俗称“平阳布”。“平阳布”用的大都是再生纱，从回收的旧布破衣中再土纺土织的，是穷苦人家织来供穷苦人穿的。许多人自己去买这种价格低廉的土布穿，将发来的布票拿到市区去卖掉。这部分土布是对匮乏的市场的补充，有市场，产业就可以做大。

　　分工是自发的，你收购旧布破衣，我开花纺纱，第三家成绞染色，第四家穿梭织布，第五家集布承运，最后一家是外出兜售——整一个托拉斯！从1965年开始，到1978年止，我在纺织行业搞技术，经常被宜山请去帮忙，多次去宜山，那场面真是壮观。一进宜山地，便听到了震耳的机器声，开花的、纺纱的、染色的、织布的，每家每户都有机器，大户人家摆放着多台织机，小户人家也有一台织机的。我曾帮忙过的一家丝织商标工场是宜山的纺织大户，有十几台提花织机。“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家家的女孩子都坐在织机前……

　　用个数字说明宜山纺织“平阳布”的盛况吧，从1958年到1970年，宜山供销社经营农户土布的销售额每年都在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要知道当时的土布只有几分钱一尺的，好的也仅卖一二角钱一尺而已，这上千万元得多少布！而且许多布不是通过供销社销售的，因为有一支销售大军散在全国各地。

　　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永嘉桥头的钮扣饰品、平阳萧江的塑料编织袋、苍南金乡的礼品及包装印刷、永嘉瓯北的水泵阀门、龙湾永强的医械化工……等等行业的兴起与壮大，都与宜山的模式类似。当时叫“一村一品（品种），一乡一业（行业）”，“小商品、大市场”。没有规模宏大的厂房，没有成套生产设备，市场却是最大的，销售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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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磨难中成长的“温州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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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一直想遏制这种势头，想方设法进行打击。也举一个例子：我在纺织厂的一位同事，有感于宜山的景像，便动了脑筋，购进一批旧渔网，拆解之后纺成渔网纱，卖给宜山人织“平阳布”。本来这是收旧利废的好事，而且搞渔网纱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经过海水浸泡的旧渔网是很脏很重的，要经过收购、浸泡、洗涤、拆解等等阶段，亲戚朋友都被动员起来，家家户户在辛苦忙碌，所赚的钱只能略为小补。发现之后这位同事被捉到人民广场万人大会上去挨斗，一起被斗的数十人都是如他这类的“投机倒把犯”。台下人头攒动，口号声此起彼伏，台上的人瑟瑟发抖，惶惶不可终日。那场面也只能以壮观来形容。这些“投机倒把犯”，有的被判二十年、十五年或数年徒刑，也有的因退赔及时或坦白从宽被当场释放的。我那同事即属后者，算是逃过一劫。

　　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人有一说，那就是怕“两风”，春天怕一号文件风，秋天怕刮台风。不知为什么，有好几年的一号文件一发就刮风。如1982年的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标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接着是清除精神污染，发的都是一号文件。这些文件看似针对文化宣传部门的，在温州都会落实到个体户身上。1982年的一号文件一发，许多温州个体户便倒霉，我上面提到过的乐清柳市镇的“八大王”案件最典型。柳市有八位很有名的个体户，如“目录大王”（信息专业户）、“旧货大王“（旧货购销、再加工专业户）、“机电大王”、“汽配大王”、“螺丝大王”、“线圈大王”、“供销大王”等等有七个“大王”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关押、判刑。有一人在逃，全国通缉。当然，后来是宣布平反，无罪释放。他们比之我前说的陈瓯江等人幸运得多了，仅仅吃点苦头而已。

　　温州人也真奇怪，无论是政治风，还是自然风（热带风暴），都没有被吹倒，还前仆后继。杀掉几个，抓捕一批，“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投机倒把分子”等等还是如雨后春笋，又长出一批，在吃尽苦头，听饱争议之后还创造出许许多多的“全国第一”的纪录：

　　全国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的地方。

　　全国第一份（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1980年共有1844户个体工商户领到营业执照）。

　　全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苍南金乡镇农村信用社。

　　全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

　　全国第一个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和东风城市信用社。

　　全国第一家私人跨国公司——叶康松办的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国第一条内地和香港合资兴建并运营的地方铁路——金温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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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许多第一如果没有带动温州的经济迅猛发展的话，它最多只是吹牛的本钱，不具实质性的意义。现在还是让我抄录几个数字来说明温州人在付出高昂代价的同时，所取得的成就。从1978年到2002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加到1054.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翻了五番，年均递增15.4%，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91.09亿美元，进出口总值34.54元，其中出口总值为26.5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因此大大提高，从1978年到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13.5元增加到5091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5.6倍。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14591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之1981年（注意：不是1978年）也增长5.6倍。据2002年国家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温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居住面积这两项指标，在全国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市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33个城市中分别排名第三和第二位。温州人用了二十来年时间，完成了从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跨越。有经济学家称温州经济增长的二十年，相当于亚洲“四小龙”的三十五年。我们可将此称为“温州的速度”。

　　对温州模式发展的总结与回顾，通常是这样的：

　　一、“温州模式”是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以小商品生产为主导产业，以专业市场和农民购销员为流通渠道，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富裕的一种农村经济格局。

　　二、温州经济的基本特色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多渠道，多形式的商品经济新格局，其基础是农民经营的家庭工业，其纽带是以农民购销员为首干的专业市场，其依托是主要由农民集资兴建或发展起来的小城镇。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联为一体、协作配套、自成网络，没有任何统一规划安排，不按任何指令行事，完全作用于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

　　不对！抄着抄着，我忽然怀疑起来了，这种所谓“温州模式”的理论，仅仅是短时期内适用的，早已过时了。当时认为家庭工业“温州模式”的主体，现在这个主体早已起了变化，许多家庭工业已经发展成为各种新型的合作经济，如各种股份制企业，其管理方式也由家族制而走向现代化的管理机制。再用这种过时的概念去阐述“温州模式”已经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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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磨难中成长的“温州模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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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所谓“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人的经济”。而温州人的经济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地理环境和温州人的性格所决定的，具有相当大的实用性、灵活性、坚韧性和前趋性。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又遵循着社会发展的规律，艰苦而又坚韧不拔地前进着。

　　因而温州模式不应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它应当不断地变化、发展与提高。不可否认时下温州模式又遇到了瓶颈，但我相信，与上世纪的许多时候一样，温州人一定能在困境中踏出一条生路，突围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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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经济：温州模式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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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4月8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实施发展工业的“12345工程”动员大会，上任不久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亲自作动员报告。

　　所谓“12345工程”是要用三年时间，力争全市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十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20%以上；拥有销售产值超十亿元大企业、大集团30家以上；拥有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40个以上；全市工业总产值达5000亿元以上。

　　王建满，2004年11月17日被任命为中共温州市委书记，此前，他担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兼任萧山区委书记，被认为是“萧山模式”的缔造者。有人认为，这是以“萧山模式”来颠覆“温州模式”。

　　殊不知，原先所谓的“温州模式”，在面对“全球价值链”时，遇到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困难，必须要走出去或引进来。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建满所推动的招商引资“一号工程”与发展工业“12345工程”，有助于温州的民营企业与国外资本的嫁接，与外来资本结合又有助于温州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升。单从这一点来说，王建满并不是在简单复制“萧山模式”，也非刻意颠覆“温州模式”，而是在促进温州模式的发展。

　　其实，温州人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它创造了多少国内生产总值，多少社会财富，而在于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给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提供可资借鉴的做法和启示。温州的发展不是靠国家的投资，不是靠现成的政策，不是靠领导人的关注与照顾，而是靠自力更生，靠市场经济，靠人的潜能，我们可称之为“温州的路子”，而不是单一意义上的“温州模式”。譬如目前，温州的民营企业正处于应对各国贸易壁垒的第一线，他们的经验对于其他地方的企业便有了借鉴的意义。

　　我于经济理论一窍不通，曾为这一章节的内容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向李伟力先生讨教。李先生给了我一份他们最近整理的资料《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他们将温州人的精神作了总结：改革开放初期做“四千”精神，就是“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来发展商品经济；后来的叫做“四自”精神，就是“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我发展”搞市场经济。

　　“四千”与“四自”，这就是温州模式的精髓所在。但这“四千”与“四自”也透出了一种信息：温州人经济，至今未成为我们的主流经济模式，还有可能引起争议或受到非议，温州人只能以“四自”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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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犹太人：流浪的温州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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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人虽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小部分，但因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所受苦难似乎更多，造就了温州人强悍的性格，同样能团结进取、自强不息，面对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以其聪明好学、努力执着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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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是苦难的代名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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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不知自何时始，也不知谁是“发明”或首先叫开的。但这种界定比较贴切和形像。我们的《遥望温州》这本书中，一篇“中国的犹太人”便是我执笔的。汤一钧曾声称“发明”权应属于我们三人。但我知道不是我们先叫开的，我们仅仅是付诸文字比较早而已。

　　犹太人，古称希伯来人，是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就在巴勒斯坦一带居住，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以色列王国，创犹太教。至公元一世纪时，古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东征北战，版图迅速扩大，也占领了以色列王国，将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散居到欧洲等地，由于民族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散居欧洲的犹太人经常受到迫害，向世界更多的地方迁移，十二世纪初，中国宋朝的时候，有部分居住在印度孟买的犹太人流移到中国的河南开封等地，在那里定居下来，当地人称他们为“蓝帽回回”。鉴于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常有受到迫害的现象，十九世纪末欧洲各地的犹太资产阶级在英国的支持下发起了“犹太复国运动”，并于1897年在瑞士召开首届犹太复国运动大会，建立了“世界犹太复国组织”，号召并资助各国犹太人回原居住地巴勒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德国残酷地杀害犹太人，被杀的竟达600万人之多，更促使犹太人决心建立自己的国家。1947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根据这一决议，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建国的第二天即爆发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的战争，尔后打打停停，持续到现在仍未结束。据统计，在世界上有犹太人1500-1800万人，其中美国600多万，以色列300多万，独联体各国200多万，其余的散居世界各地。

　　综上所述，犹太人似乎与温州风马不相及，为什么会有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一说呢？其实，在我写《遥望温州》时对这点还不甚了了。那天我看《闲说中国人》，读到河南作家张宇写的那年他去以色列访问，参观犹太历史博物馆的经历时深有触动。张宇先生很有才情，写得非常生动：

　　“当官员知道我是中国人时就已经很友好了，他们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同是苦难的民族，就像亲兄弟一样。但是，当他明白我来自中国的河南时，还是向我表示出意外的惊喜，看那表情甚至是一种激动，马上向我伸出了大拇指，并连连说感激我。说我们河南人是犹太人永远的恩人。接着就一直把我们引到一个展区，我一眼就看热了心，那是我们开封的房子模型，我在国外看到了我们开封老乡的房子……”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会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了。犹太人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但也正是这种苦难的锻炼，使他们成为很了不得的一个民族。犹太人团结进取，自强不息，为了复国这一大目标，无论居住在哪个国家，无论地位的高低，也无论贫穷和富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终于让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复国之后，面对周边人数百倍于他们的阿拉伯国家，他们毫不示弱并取得胜利（这里不去评价战争的谁对谁错，仅仅就事论事）；犹太人聪明好学、努力执着，因而犹太中的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的比例很高。马克思是犹太人，基辛格是犹太人，卡夫卡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这个名单可以排列得非常长；犹太人吃苦耐劳而头脑灵活，长于经营，精于算计，犹太籍的银行家、工业家遍布西方世界，据说历届美国总统都是坚定积极地支持以色列，除了为争取居住在美国的600多万人的选票之外，主要还是为了犹太资产阶级手中鼓鼓的钱袋。

　　温州人虽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小部分，但因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所受苦难似乎更多，造就了温州人强悍的性格，同样能团结进取、自强不息，面对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以其聪明好学、努力执着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同样由于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不怕远渡涉重洋或长途跋涉，并凭自己的吃苦耐劳精神、头脑灵活长于经营的条件在别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一点，可能是温州人与犹太人的共性所在。

　　更有意思的是，温州人的经商法则与犹太人的经商法则大同小异。美国的经济学家托马斯将犹太人的经商法则归纳为十五条：

　　1、为钱走四方；2、金钱是犹太人的世俗上帝；3、能赚钱的智慧才是真智慧；4、瞄准嘴巴；5、瞄准女人；6、78:22法则；7、要赚钱而不是攒钱；8、堂堂正正的精明；9、在逆境中发财；10、一次机会两头赢利；11、惜时如金；12、靠信息抢占商机；13、契约是与上帝的约定；14、交易要讲道理；15、生意就是生意。

　　这十五条中大都不喻自明，其中第六条78:22法则费解一点，意思是万事有度，经商也有一定的规律，心不能太凶。这十五条法则用之温州人身上一点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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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是苦难的代名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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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这一章的年轻文友余璞先生赶紧向我推荐一篇题为《温州人，请慎言自己是“东方的犹太人”》的文章。文章跟《遥望温州》一书中的这一章结构有点相似，观点却截然相反。文章在介绍了犹太民族的特点之后即称：

　　相形之下,温州人是一个由地域性引申出的概念，而且其“历史”最长不过20年，除了在商业方面取得的一点成就……且不谈这成就由哪些因素促成，其他方面几乎没什么特别需要提起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地区远远落后；如果认为温州人在商业方面体现出来的一点精明能干就可以和犹太人比肩的话，那不是无知就是无耻！总之，温州人和犹太人的可比性不到百分之一。

　　该文还称：“今天这种称号被欣然接受，凸显的心理背景是一个城市在商业主导氛围下的浅薄，以挣钱衡量一切，将文化忽略不计，急功近利，盲目虚荣。”

　　余先生给我发来的“伊妹儿”只有文章，没有作者的姓名及介绍，不知他（她）对温州的了解程度，这个“可比性不到百分之一”是如何量化的。据我所知，温州人不仅仅是会做生意，与犹太人一样，温州人中的科学家、学者教授的比例也相当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就有郑振铎、张肇骞、伍献文、苏步青、夏鼐、谷超豪、伍荣生、张淑仪、戴金星、孙义燧、姜伯驹、李启虎、施立明等十三位。在国外的温州学人、教授也不少，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主任杨忠道，堪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生物学博士温丽莎，俄克拉荷马大学校长潘廷滉博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海洋微生物专家陈钦明博士等等都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相对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七百多万温州人中的专家、学者的比例是要远远高出大多数的城市和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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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西北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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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原因，让温州人不得不走四方、讨生活。在国内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散布着一百四十多万温州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等大城市，温州人几乎都在十万人左右，有的还超过十万人。

　　前不久，石家庄温州商会的副会长张三喜先生邀请我去石家庄考察一个房地产项目，商会的正副会长七八人陪我吃饭，据他们说在石家庄做生意的温州人也接近十万人。南三条小商品城、新华商城、华北鞋城等等商贸中心，少了温州人即刻会成为荒城。银川的温州商会会长丁望先生请我去为他的一个项目把脉，看看能不能做。他们说，银川的大商场如果温州人一撤走，立即会冷冷清清。成都、广元、兰州、西宁这些对温州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地方，但温州商人都轧成堆。

　　我与洪波先生去西藏不止一次。接待我们的都是时任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热地同志的女儿红梅。她请我们吃饭时拉来了一位在拉萨做生意的温州乐清人作陪。吃的是青稞糌粑，喝的是酥油奶茶。饭后他们陪我们去逛大昭寺边的八廓街。由于那位乐清人是“老西藏”，在拉萨做了十多年的生意，整条八廓街走过不知打了多少招呼，弄得我们也应接不暇。要知道西藏不是好去的地方，我太太一到拉萨就有高原反应，头疼得按她自己的话说是“只想钻到地缝里去”。但因为那里有商机，不少温州人还是拉家带口进西藏。

　　我们那次进拉萨是为了考察一个项目，回来之后还有一件戏剧性的事。既是“闲说”，也就供给大家作谈资：我喜欢东跑西跑，按时髦的说法是考察。考察之余跑遍了诸如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等拉萨有名的去处。虽说没什么显著的反应，回到家时也已筋疲力尽，那晚睡得死死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自己的外衣外裤，手表手机以及从拉萨带回来的手拎包了不见了，我觉得很奇怪，当时还未意识到是遭窃，因为住的是独户的房子，以为自己放在衣服和裤子里，但后来在窗外寻到手机和手表，这才意识到昨夜有小偷，这些东西才会一路洒出来。但心疼的是拎包不见了，那里有拉萨市长献的哈达、大昭市请的宗喀巴铜佛像（西藏喇嘛黄教的创始人）、西藏石油公司丁总送的一整套藏民用的银器，以及我自己买的不少旅游纪念品。这个拎包被偷有点心疼，便向我认识的公安局刑警大队陈副大队长报了警（这位大队长后来成了我开温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他马上派人来勘查。但据他们的经验这是流窜作案，破案可能有一定困难，我便死了心。没料到那天下午就找到了拎包，而且里边的东西除了不多的现金之外都还在。是邻居的小孩来我家院子里的小游池游泳，在池边的一株树下找到的。事后我分析：小偷从河边翻越栏杆爬进来，偷了东西从大门出去，因为院子里养有狗，狗的吠声使他慌张，一路跑一路扔东西，仓皇逃走了。但邻居老太婆不是这样分析。她说我去了西藏，又请了佛像，是佛像保佑我不受损失。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在贼偷衣服时我醒了过来，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将此事讲给洪波听，他开玩笑说在拉萨投资没错，有佛保佑。在那边开了个包括餐饮娱乐在内的一个公司，初始时生意确实不错，但我们派去的人在那里都待不长，他和我又不可能自己去运作，经营了一段时间不了了之。可见这么多温州人在那边扎根做生意确实不容易。还有新疆，青海，黑龙江的漠河，海南的三亚。漠河是我国最北的边陲城市，三亚又被称为天涯海角，我简直找不到没有温州人做生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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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的海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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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温州人不怕海，飘洋过海谋生于温州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海上有风浪有海盗，出门就得冒险，所以温州人不怕冒风险。利用海洋可以走得更远，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因而温州除制瓯之外，最早发展的是造船业。

　　汉代，温州已经能造扁舟、轻舟和楼船。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温州为江南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诏令江南十二州造战船数百艘以征高丽，温州为其中之一。宋代时光郭公山边的一个造船厂一岁造船便有六百艘。元朝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渡海征讨爪哇的远洋战船就有部分是温州建造的。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对高丽使臣的宣谕中还特地提到温州和明州（宁波），可以各建造战船五百艘供征战用。……造船业的发达，温州人可以飘洋过海，去台湾，下南洋，去高丽，世界上温州人的足迹渐渐多了起来。

　　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温州人周佇随商船至高丽（朝鲜）。高丽王穆宗授以官，久掌制诰，官至礼部尚书。诰就是文书，看来周佇的文才不错，胆子又大，正部级的官呢；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温州人王德用兄弟赴交趾（越南）经商，交趾国王以厚礼留之，后其兄回国，德用遂侨居交趾；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温州人周达观乘船出使真腊（柬埔寨），著有《真腊风土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温州商船装载蚕丝、茶叶、瓷器、药材、纸张等运往日本长崎销售……翻翻相关史书，可以找出不少温州人飘洋过海的经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温州辟为通商口岸。最早是英国，接着是德国、瑞典、西班牙、美国等相继在温州设立了领事馆。温州人或留学、或经商、或劳工，纷纷出国，形成温州近现代的第一次出国高潮。近年出版的《温州教育志》中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温州留学生名录，清代有留学生136人，大部分留学日本；民国时期更多，有250人。但我认为这个表遗漏甚多，譬如金荣轩先生（曾任温州中学校长、温州市副市长，为著名教育家）其子金志庄、金志纯均为日本留学，表中仅列金志庄一人，我的姑公伍献文在表中又两次出现。《温州市志》中也有一张表，为1923年温州劳工在日本被杀的名单，有名有姓有原籍的共有661人之多（《东瀛沉冤——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惨杀华工案》有录）。温州人在这个时期出国的人数规模大致可以想像。

　　抗日战争结束，温州解放前夕是温州人第二次出国高潮。有为避战乱的，有听信谣言“共产党共产共妻”而带家携口移往国外的，有经商滞留国外的，还有随国民党残部溃退台湾之后留在台湾或移居他国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生活所迫外出当劳工的，如永嘉县的瓯北，不少人就是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做木工的。瓯北的礁头到礁堡一带，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去了国外，解放前在那里还流传着这样的俚语：“礁头到礁堡，有七十二个扒灰佬”、“礁堡到礁头，全是老老头”。

　　第三次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外出主要是经商，也有少数是留学的。这段时间的出国有经正规途径的，也有非法出境的。这段出国人数最多，分布面也最广，几乎散见世界各地。目前最有实力和活力的还是这批人，回到国内投资的也很多。

　　我认为，目前正在酝酿并逐步形成第四次出国高潮，那就是比较富裕的温州人纷纷送子出洋留学。虽然暂时还拿不出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来说明，我却已经从我们亲友圈中感觉到了这一点。或英国、或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从中学、大学到念博士的都有。虽这方面温州起步比之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晚，但只要起步了，温州就会雷厉风行的。温州人做事不会“温吞汤里煨牛肉”（温州话），而是一上锅就爆炒，为教育子女，温州人肯花钱。

　　据统计，温州人目前在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有四十余万，但实际应该有六十余万，这个差距原因不言而明，有的出去有关部门无法统计。温州人在外地或外省经商的则有更多，据说超过一百四十万。这两个数字一加在二百万上下。这个数字的概念就是温州总人口730万，减掉小孩和老人，青壮年中的50%以上在外经商或者办企业。当然打工的也有，但比例极少，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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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温州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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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洪波先生原先是上海《萌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后来单程赴香港定居的。他是我下海之后第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常跟我说：“真搞不懂你们温州人，文化不好，语言也不懂，到了国外个个都当老板。我们上海人出国的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外语水平也不错，做了几年还是个打工的，最好的也就在洋人的大公司做个高级职员。”

　　他不懂因为他是上海人，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我很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了温州人胆子大、敢闯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朋”字，即朋友的朋。别看这个重复又简单的汉字，却成就了不少温州人的老板梦呢！

　　温州人到了国外，哪怕他口袋里只有几万人民币，只要有了落脚点，就会去寻找目标，有欲盘出去（出让）的小餐馆、小工场或者小店铺，只要适合自己的都可以，看中了就找在国外的亲戚朋友商量，让他们出钱“朋一朋”，于是这些亲戚朋友都会按照自己的能力慷慨解囊，你出五万，我出十万，很快地便能凑个百十万的。盘下那个餐馆或店铺之后艰苦努力，赚了钱先还债，三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再去找更大的铺面或工场。这种凑份子的办法温州话就叫“朋”，只要大家“朋一朋”，你就圆了老板梦。当然也有单枪匹马从打工开始的，但这打工的温州人目标也很明确，将来是要做老板的。他先从努力并节俭开始，积了钱以后再去盘人家的店铺或工场，以后再慢慢做大。早年出国的老华侨很多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后来出国的年轻人便是用“朋”的办法居多了。你想想，他的文化不高，外语不通，最多只能做苦力，不去做苦力只能当老板啦！你有文化、懂外语，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去冒风险，你就不能当老板。这也是一种悖论。

　　六十万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应当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温州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能赋予的概念。前面提到过，在法国巴黎的第三区有条“温州街”，巴黎的第十六区也是温州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你在巴黎旅游，经常可以听到奇怪又独特的温州话；在意大利的罗马，市中心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大街也能称温州街，不长的一条街温州人开的公司有二百家左右。我在那条街上的“温州酒家”吃饭，从三个人的小桌吃成十一个人的大桌子；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我去我的学生在当管理人员的卡西诺（赌场），喝咖啡也喝成一张大台子；在美国纽约，第二十五大道原先是所谓的红灯区，由于艾滋病的出现，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也趋于严肃，第二十五大道便有些冷落，温州人乘虚而入，逐步吞食那里的商铺，也该称之为“温州街”了。我的一位同学就在那里开餐馆，那年我随建设部和科技部联合组织的房地产考察团去美、加两国考察，同学请我们全团吃饭。同学的儿女在美国长大，不大会讲普通话（温州话还是会讲的），请大家吃菜时将公鸡母鸡讲成是“男的鸡”、“女的鸡”，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在巴西的圣保罗，中国商城是温州人开的，那是个大市场；在西班牙马德里，在中东的迪拜，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等地方都有温州人开的商城……

　　2000年9月份，我也是随房地产考察团去欧洲转悠，一下子跑了十五个国家。全团十几人，除我之外几乎个个都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住的全部是“五星”，接待的规格也很高，巴黎市长夫妇在金碧辉煌的市政大厅举行冷餐会欢迎。这些老板花钱如流水，在巴黎买香烟，在瑞士买劳力士，在意大利买皮鞋，在嘎纳玩电影宫，在蒙地卡罗进卡西诺。但我也没有自惭形秽,我最自豪的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有人接待，都有人请吃饭，都有人开车接我去兜风。做温州人真是风光极了。那天在安道尔玩，这是一个夹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小国家，仅有三万人，全国不过是一个狭长的山谷，一条长长的商业街，几千家店铺而已。团友们跟我开玩笑：你今天没辙了，乖乖地跟我们逛街吧。确实，那里没有我的熟人，我只能跟他们一起慢慢逛。到了一家买旅游工艺品的店铺里，我很喜欢橱窗里陈列的小缝纫机，做得精致极了，而且穿上线还真可以缝纫。我一下子买了两架，营业员是洋妞，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点像中国做的高档工艺品，风格似乎有点像我们温州苍南礼品城里的东西，现时在外国，买到MADEINCHINA的东西不足为怪。就普通话夹着一二个英语单词外加手势与洋妞“哑巴划拳”，洋妞笑嘻嘻地进内拉着华人女老板出来，我们一见都愣住了；我的第一印像是好面熟，她却能喊出来：“这位不是吴先生吗？”“你是……？”“我就住在仓桥的呀！”我想起来了，她就住在我曾经住过的那条街，但那时她还很年轻，嘻嘻哈哈的女孩子，怕有十几年未见了,我知道她后来去了西班牙。她解释，这边生意比马德里好做，不像马德里温州人多,竞争厉害。她并且告诉我，安道尔只有三家温州人，彼此都很熟，晚上约起来大家见一见。与我一起逛街的几个团友不禁拍拍我的肩膀，真有你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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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温州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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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回程又是从巴黎坐飞机，好让大家带些洋货回去，重点是“老佛爷”、“春天”百货公司，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豪华高档的百货公司，团友们的主要目标是服装。因为时间长了，有点累，我不再约温州老乡。中午在“春天”旁边的一个餐厅吃中饭，一进那餐馆门，我直觉那风格准又是温州人开的。就跟团友说，团友们不相信：中餐馆都差不多，别这么神了，哪会是温州人！我找个位置坐下来，帮他们看着采购来的大包小包，让他们去打听。老板是中年女士，反问我的团友：“敢在巴黎‘春天’和‘老佛爷’旁边开餐馆的还能有什么地方人？”弄得团友们鼓起掌来。那女老板的老家在温州市纱帽河，离温州百货公司很近。

　　这些年我去国外机会多，碰此类戏剧性的事还有。如去年我夫妇去加拿大，就遇见过好几位熟人，特别是在多伦多，如果我们答应住下来，每个熟人家里住一夜，得住上很长的时间，这里不再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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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与温州人：大哥与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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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与上海确实有的一比，一个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一个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两者都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可谓势均力敌，不分伯仲。温州与上海无法相比，温州太小了，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比较特殊，温州人一直离不开上海，但上海人的心目中也总有温州人的影子，两者的关系甚至可以用“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来形容，两市密切的程度要超过上海与周边的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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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与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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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这本书吸引我的是它的两个书名：《中国双城记》和《北京人和上海人趣谈》。按通常的习惯，一篇文章有两个题目，总有一个是正标题，一个是副标题。这本书的两个书名不知孰正孰副，前者是印成黑色的字，似乎重要些，可后者的字体却又比前者大得多。我随手买下了，想不到却成了我写这一章的触发点。

　　北京与上海确实有的一比，一个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一个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两者都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可谓势均力敌，不分伯仲。温州与上海无法相比，温州太小了，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比较特殊，温州人一直离不开上海，但上海人的心目中也总有温州人的影子，两者的关系甚至可以用“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来形容，两市密切的程度要超过上海与周边的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城市。

　　杭州是浙江省会，是温州的顶头上司，但温州人不以杭州为然。你们杭州眼里只有宁波，连眼角也瞟不到温州。温州人已经将杭州等同于省政府了。

　　宁波与温州是兄弟城市，本来应该是既友好又有竞争的关系。但对宁波的投资那么多，又成了计划单列城市，距离人为地拉大了很多。温州人又不靠宁波吃饭，关系便也疏远了。

　　但温州人无论如何离不开上海，过去在生产、生活方面都仰仗上海，现在却是因为上海蕴藏巨大的商机。

　　以前，温州人第一要靠上海的是交通。那时温州没有铁路、机场，只有一条通杭州和福州的沙石公路，还有就是开上海的大轮船。温州到杭州是四百多公里，到上海是六百公里，虽说远了二百公里，但坐轮船远比汽车舒服，可以躺着睡觉的。而那时的汽车运行时速才三四十公里，沙石路又布满灰尘，与其坐十几个钟头汽车，一路颠簸，灰头土脸地赶到杭州，不如睡一夜到上海。何况上海是铁路交通大枢纽，你到上海就可以中转到全国各地，温州人是要外出跑供销做生意的。还有坐轮船可以带很多东西，运费也便宜。

　　第二要靠上海的物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轻工业城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上海的轻工产品无论在质量上和美观上都代表了我国的最高水平。还有上海的纺织品和成衣是全国最时尚的，领导着时装的新潮流。

　　温州人很穷但眼界又很高，因为温州有不少人在外国，华侨和港澳同胞会带来许多时尚信息，可除少数侨眷、侨属之外你无法得到泊来品，你只能就近去上海采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年轻人结婚前非要到上海不可，不是去旅行结婚，是去采购必备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及诸如脸盆、痰盂、热水瓶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连结婚要分的喜糖也要从上海捎带，大白兔奶糖是最有名的，还有使新房热闹的红灯牌收音机。后来温州人办起了家庭工厂，许多生产原料要到上海采购，机器设备和配件要到上海选买。

　　第三要靠上海的技术。上海既然代表了中国轻工产品的最高水平，上海工人的技术水平也就是最高的。温州要办家庭工厂必须学习上海的技术，一是走出去，二是请进来。七十年代我在纺织厂搞技术时就曾带工人到上海学习过，这是走出去，还有就是请上海退休的老师傅到温州作技术指导，我们厂就有两位上海退休师傅。我们的工资每月四十元，上海退休师傅的工资每月一百二十元，那可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还允许他们带家属来工作。我们请的一个做纺织技术配件的七级（最高是八级）木工师傅，他把自己弱智的儿子也带来了，那是学不会技术的人，只浪费材料，工资却与我这个技术科负责人一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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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格温州赤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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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人到上海采购，其他地方的人也到上海采购，上海人那时神气得很，特别是营业员，仿佛个个是上海市长似的，看见外地人爱理不理的。要回答问话也只用上海话，“啥？”“没！”两个字是对外地顾客使用频率最高的。上海为了限制物资的外流，除了与其他省市一样的布票、粮票、油票等等之外，还搞了个上海专有的“上海专用券”，购买诸如棉布之外的化纤布，部分化纤成衣以及紧俏的日用品都要凭这专用券，外地人常常只能对柜台内的紧俏货干瞪眼。

　　有个笑话说外地人到上海南京路的第一百货公司（上海人称中百一店）购物，看到一种花色化纤布，非常喜欢，就向营业员提出要购买。营业员爱理不理地用上海话说了三个字：“专用券”，外地人不懂上海话，听成了谐音的“转一圈”，心里直嘀咕：买布料干吗要转一圈？但外地人到上海本身就觉得矮一截，望着那营业员冷若冰霜的脸色又不敢问，后来想通了，大约她要看看我的身材高矮胖瘦决定买多少给我，便在原地转了360度。营业员摇摇头，往门口一指。营业员以为他在找规定的告示牌，往门口一指意识是那里有通告，我们按规定办事。外地人以为要到门口转一圈，便绕着偌大的第一百货公司跑了一圈，气喘吁吁地回到花纤布柜台，又指着那块花色化纤布。营业员发脾气了，大声说：“上海专用券！”外地人只好苦笑，百货公司转一圈都累成这个样子，还得上海转一圈，上海有多大！

　　讲的是笑话，但对温州人来说都是真话，当营业员说，“转一圈”（专用券）时温州人会真地到门口转一转，温州人是去寻找在外边倒买专用券的人，买了“上海专用券”再去购化纤布。上海的规定难不倒买温州人，在上海倒卖粮票、布票和专用券的大都是温州人。

　　所谓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堪称“官僚经济”，当官的想怎么计划就怎么计划。温州到上海的轮船天天排长队，春运高峰时经常要排一整夜队。但搞计划的人就是不会想到增加航班，旅客排队不排队与他无关。码头的管理人员也不会积极地向做计划的人反映情况，你排队更好，我的权力更大，你们想不排队就得求我。于是就有人送礼开后门，就有人开始倒票，就产生了我上面提到在上海买卖票证，倒卖生产资料，倒卖机器设备和零配件。当然更多的人是在上海做木工，弹棉花，补皮鞋，做衣服等等。

　　上海人过去看不起苏北人，称他们是“下只角”的。因为苏北人在上海一般是干苦力的。如人力车夫、澡堂子里擦背、修脚的、扫地倒马桶的大都是苏北人。解放后强调劳动光荣，苏北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又与上海人同化，成了正宗的上海人了。这时的上海人最看不起的是温州人，一提到温州人就联想起投机倒把，联想起做苦力。“迭格温州赤佬，就会投机倒把！”“迭格温州赤佬，只会弹棉花！”之类成了上海人提到温州人的口头禅。同样是排队购船票，买宁波的，买青岛大连的，吆喝一声排好队就算，对买温州船票的要在排队的人身上用粉笔编好号，让人感到很屈辱；同样是托运行李，温州人的行李要检查，经常是捆扎得好好的，检查得一塌糊涂，要重新打包捆扎过；同样是上海市场上能买得到的低档香烟，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任意带，对温州人规定只能带两条，多了要没收，温州人在上海最倒霉，偏偏温州人又离不开上海。真是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

　　我们厂生产的提花丝带是通过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出口的，我需要经常去上海，那时去一趟上海可不容易。星期一上船，星期二到上海，立即排队登记住旅馆，星期三办公事，星期四又要排队购船票，星期五上轮船，星期六才能回到温州。一个星期的时间，真正工作只有一天或半天。时间倒还好，还有那种屈辱感，排队买船票已经提到过，住旅馆也是很令人气愤不平的。规定温州人只能住“国光旅馆”、“安东旅馆”等几个在当时来说也是最低等的旅馆，这几个旅馆都在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一带。这些旅馆所有房间的电灯开关都在门外，一如我在《古怪的瓯语》那章中所说的，在上海人的眼中温州人就是会干坏事的，这样可以随时开灯检查。

　　福州路如今是文化街，书店、文具店、电脑软件店林立，解放前却叫四马路。提起四马路，许多年纪大的人都听说过，那就是“四马路的野鸡”。所谓“野鸡”就是下等妓女，四马路上的“流萤”。男人过来了，只要你东张西望，她们就将你拖进了旁边弄堂里的小堂子，即使你不东张西望，你的帽子也会被她们抢走，你的拎包也会被她们夺走，你想要回帽子、拎包，你就被她们拉进了那些黑黑的小堂子。而给我们温州人住的小旅馆据说就是过去的这种小堂子，房间都是小小的，一排排有如鸽子笼，楼梯走一步摇三摇，就这样的旅馆还要排长队。更不舒服的是上海人听说你是温州人所射过来的异样的目光，不屑，看不起，可怜，可恨的成分都有。我的上海话就是那时候下决心学会的，以便来往上海少些麻烦。譬如排队托运行李，人家要检查，我一翻白眼：“侬到底要哪能检查？”便过去了，人家以为我是上海人。后来转到文化部门，有了记者证，又能说上海话，就非常方便了。有时想想这样做有点下作，不地道，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谁让我是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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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格温州赤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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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例子非常典型：一位温州籍的画家，浙江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搞美工，是个很有名气的美工师。他在上影工作了二十多年都没说自己是温州人。熟人对他的最高评价不过是，你不像温州人，“像阿拉上海人。”

　　温州人的尴尬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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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爱又恨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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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看不起温州人，温州人对上海人也不服气，认为上海人太势利眼，贪富欺贫；上海人太小心眼，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阿拉上海人”，上海男人个个“老娘客相”（娘娘腔），天天让老婆支使着去刷马桶；上海的女人个个忸怩作态，嗲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上海人不要脸，站在外滩当众亲嘴……总之将上海人讲得一无是处以出出那口闷气。说实话，去上海外滩看“情人墙”的“乡下赤佬”中，不少是温州人呢。

　　还有，现在似乎大家都认为北京人能说，而上海人是讲话比较简洁的。但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也是嘴皮上的功夫。那时温州人骑自行车撞在一起，合就互相看一眼走人，不合就动手打架，打完了不管输赢也马上走人。上海人会锁好自行车，然后相互讲大道理，旁边围了大帮子人在瞎起轰。碰这种情况温州人会呶呶嘴不屑地说：“上海人又上礼拜堂。”温州人称上教堂听牧师传道叫“讲道理”。有时还会故意上去跟着起哄：“打一架见输赢，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编《文学青年》杂志的时候，编辑部有人看到上海《新民晚报》上的一则消息：一位女士将一个金戒指掉到路边的阴沟里，那阴沟的水很脏，根本看不清，那女的一手捂鼻子，一手在脏水中摸索，终究未能找到戒指，只好忍痛割爱，径自走了。一边看热闹的人一哄而上，个个欲伸手去摸。有人便提议，大家按先后顺序，每人抓三下，谁抓中戒指归谁，抓不中走人，或排队到最后，轮到的时候再抓，于是路边排起了长队。编辑部的同仁们议论纷纷，大家的态度都感到有点不屑，“这就是上海人！”我当时也是这个意思，不要就走人，要的话可以干一架，谁有实力谁有“开采权”。一个摸三下，真是小儿科。其实这点正是上海人比温州人先进的地方，上海人有了平等概念，用机会均等的方法处理和解决问题，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温州人那时对上海真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恨是因为被看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态对待这位大哥。

　　上海人对温州人虽然有点看不起，却也很难离开。上海人文化高，素质高，开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油对身体有益，但在那个物资匮乏，一切都要票证的年代，哪来的植物油？温州就有，只要多付点钱，自由市场上比比皆是。上海人喜欢吃虾皮、鱼鲞之类的海鲜货，温州盛产海鲜，小菜场里到处可以买到，价格还随行就市，货色多时价格便宜，货色少时价格就贵，但无论何时都可买到。还有上海人讲究穿着，温州人还在贩卖“平阳布”时，上海人已经是“的确良”、全毛华达呢，笔挺笔挺的。购买化纤布的“专用券”、纯棉布的布票，可以通过调剂，赚点外快来买华达呢……

　　上海人想到这些就念及温州人，在上海附近的城市中，只有温州的自由市场最活跃，温州人可以提供诸如菜籽油、海鲜货等上海人喜欢的东西。也只有温州人在搞倒卖票证的行当，可以让上海人弄点外快，上海人也离不开温州人。记得那时我去上海出差，总带点菜籽油、虾干虾皮之类的东西送给上海亲友，而当我回来时，上海亲友送两包城隍庙的五香豆，或包装讲究的泰康饼干之类的东西。温州人与上海人互通有无，“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虽然当时的地位并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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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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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像我这种经常出差的人最先感觉到了这一点。先是指定温州人住国光、安东这些小旅馆的决定取消了，排队购船票在身上编号、托运行李特别规定之类的“特殊待遇”也没有了。上海人托温州人带的也不再是菜籽油、虾干之类的东西，而是“东方表”、四喇叭收录机之类的舶来品，于是可以听到这些话了：“格温州赤佬还有本事，帮阿拉买的四喇叭还真（便宜）！”“迭格东方表是温州人送的，蛮灵格。”这些是指走私货，上海人的优越感受到了冲击。上海牌手表本来是不错的，一百二十元一只，走私的东方表六十元一只，还是全自动。本来要排队购买的红灯牌收音机，现在让四喇叭的走私收录机比下去了，放在柜台上无人问津。而温州人手中就有这些价廉物美的东西，温州人的地位开始提高。

　　虽然走私只在温州猖獗盛行了短短的年把时间，却在提高温州家庭工业水平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聪明的温州人立即模仿这些舶来品。我这里不是在提倡走私，在闭关自己的年代，走私物品的冲击让我们的产品提高一个档次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走私进来的大批收录机，大量的邓丽君们的录音带随之进来，既提高我们的收录机生产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歌坛通俗化的肇始。

　　温州的发展确实迅猛。不久之后，原先在上海向“阿乡头”讨“专用券”的地方，现在为温州人所承包了。再接着，温州生产的皮鞋、服装、打火机、小商品之类也成了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温州人去上海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抬头正眼看上海人了。

　　一旦走到平等的位置上，大家就会以平常心对待对方了。上海人认为温州人聪明，豪爽，做生意上有一手，可教，可交也可学。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好，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可交，可学，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温州人与上海人的来往非常密切。比之上海人与附近的杭州、苏州、宁波关系好得多。上海人说杭州人是“杭铁头”，“刨黄瓜儿”。说“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反过来又说“苏州人太嗲”。惟有对说话奇腔怪调，一句也听不懂的温州人最佩服。这种关系也影响到文化界，我当时在编辑《文学青年》期刊，与上海《萌芽》杂志同类型，大家发行量都很高，编辑之间便成了好朋友，洪波时任《萌芽》编辑主任，我任《文学青年》副主编，俩人关系“特铁”，便有了他去香港之后到温州投资一事。但洪波经常说，他的经济头脑还是向温州人学的。

　　过去温州到上海，轮船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现在温州人做生意“时间就是金钱”，24个小时太慢了，时间都耽误在轮船。其实，24个小时还是正常的时间，如遇大风或大雾，那时间就说不准了。写到这里我想起里一个有趣的尴尬事，大约是1986年，温州作家李涛结婚，邀请了好几位上海文友。

　　洪波他们是先一天坐轮船，顺利到达温州。张振华（现复旦大学教授）他们晚一天坐轮船，算好时间24个钟头后到温州正喝喜酒。李涛忙，让我去码头接，结果连个影子都没有。以为错过时间，他们先到李涛家了，问了李涛也没人到。再打电话到港务局问讯处，人家已经下班，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打电话到上海问，他们的家人也着急，明明昨天准时上船的会不会出什么事。“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何况两位朋友不见，喝酒都没有心思。直到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到港务局，才知道海上大雾。又得通知上海他们家属，以免焦心。那时手机尚未流行，与他们本人是无法联系的。只说大雾，到底是大雾不能开，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抑或已经触礁正在设法救援？直到晚上，他们才姗姗来迟，在轮船上待了四十八个小时，他们显得疲惫不堪，我们也哭笑不得。又得打电话给他们家属报平安，又重新设宴为他们接风、压惊。我们当时就议论，轮船这么慢，早晚会淘汰。

　　果然，这时的温州人已经财大气粗，国家不投资，我们自己来，温州自己掏腰包修机场和铁路。飞机一通航，立即爆满，温州到上海由每天一班发展到每天六七个航班。未等铁路筑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航班就寿终正寝。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

　　现在，曾经是维系温州与上海关系的主要交通工具轮船已经消失，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更加密切。如今大批温州人去上海是为了投资。大老板去上海划地办公司，建造工厂，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均瑶集团在上海都有规模不小的基地；小老板去上海购房为增值，也为将来在上海能有一席之地。上海的房地产因而让温州人炒得热烫烫的。据说目前上海浦东陆家嘴的“滨江花园”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公寓，“滨江花园”的一半业主是温州人。上海许多高档楼盘的推出，大都要在温州造势做广告，有的还在温州设立长期的销售点。我的不少亲友在上海有房子，如我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陈建国，便在“滨江花园”拥有不止一套房产。我们酒店门口的一间铺面，就是被租作销售上海房产用的，楼上的房间还有长期包租的上海房产公司在温州的办事处。我本人曾经在两年多时间里，每星期来往上海一二次，最多时一天一个来回，也是为了上海的房产项目。上海的温州商会非常强大，会长是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之一的温州人杨介生，顾问是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现已退役的刘际潘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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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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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通过上海走向世界。同时也是选择上海人的工作效率，严谨作风和廉洁精神。使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更顺利。上海人选择温州是因为温州人能干，有实力，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开放，上海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温州来说，上海实在太大了，实力也太强了，温州无法与上海相比拟，温州人走进上海仅仅是为了选择一个可供发展的更大的平台。温州与上海的合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伙伴，温州与上海的交往也只能是“忘年交”，故此我称它为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的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温州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提高，已经成为上海人所佩服的小兄弟、好朋友，再也不是“温州赤佬”或“阿乡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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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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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官和当干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将它分为两章来述说。做官是役民，当干部是役于民，即为人民服务，是公仆。问题在于，干部处于权力机关，手中有的是刀枪棍棒，老百姓无权无势，两手空空。如果干部用手中的刀枪棍棒为民谋利，便是真正的公仆，用那些工具来吓唬老百姓，老百姓便诚惶诚恐、抖抖嗦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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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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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说到现在，还只是泛泛地谈温州。从这一章开始，才具体地集中到温州人身上。对古代的温州人，我的闲说只能停留在有稽可查的官吏身上，史书是不记平头老百姓的。

　　说做官的温州人，先说什么是官，官又从何而来。“官者管也”（《礼记·王制》），也就是说管人的为官。宋朝史学家马端临在他的著作《文献通考》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其实，原始社会的官不是役民的，是为民服务，行使管理职能的公仆。并且是选举产生的，其标准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中国最早的官员是“五行之官”，即春官木正（句芒）、夏官火正（祝融）、秋官金正（蓐收）、冬官水正（去冥）、中官土正（后土），至于他们各司何职，现在也很难说清了。譬如火正（祝融），是掌管火的。原始社会，火种非常重要，钻木取火后，要想法保存下来，可以随时取用。那时没有火柴，更没有打火机，保存只能用木炭之类的，火正这个官便是负责这个事的。管好的话人们可以时时使用，又不会酿成火灾。这个官只能是服务性质的，是公仆。后来的人为了感谢这个公仆，将祝融尊为火神。这五官是尧时的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舜时的官就多了，有二十二位。如管农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刑狱的士等等，这些官也是由民主推选的。夏王朝开始，官才由公仆演化为“役民者”。这时的官分为内服官和外服官，内服官是指在中央任职的各级官员，即以后所说的京官，外服官便是地方官。官僚队伍也由少到多，由寡到众。据《通典》记载：夏代有官员120名，商代240名，西周即达63675员。宋代是官员增加最多的朝代，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二十四史札记》载）当然宋时的冗员比之如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如今的“一杯茶、一枝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四一”干部不知有多少。

　　那么，这些官员从何而来呢？夏、商、周三代是乡选里举制度，由下向上推荐，再根据“六德”、“六行”、“六礼”等标准，由王选定并任命。春秋战国时期有荐举、游说自荐、年功等许多办法来达到做官的目的。孔子周游列国便是游说，商鞅、张仪、苏秦等都是游说自荐而做大官的成功例子。秦、汉时是推荐选拔加考试录用定官职的。晋、魏、南北朝有九品官人法，按品（德）、状（才）、家进（门第）三个方面进行评举。秦、汉及晋、魏、南北朝时的举官方式都取决于地方官的好恶与关系，往往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一般老百姓无论德才多好，无法做官。再如温州这么偏远的地方，也极难上达天聪，温州人做官几乎不可能。这一时期未见有关于温州人做官的记载。

　　科举制度是隋代的隋炀帝开始的。都说隋炀帝荒淫无道，开科考举却是很有远见的一着棋，让一般老百姓有了进身之阶。即所谓“十年寒窗读书苦，一朝成名天下闻”。但隋朝科举才刚开始，对温州这种偏远的地方影响还不太大。唐朝定都在长安（西安），温州与之相隔何止万里，温州人当时的教育程度远逊于中原。隋、唐两代均未见有关温州人做官的记载，只有宋代，特别是南宋，温州人做官的才多了起来。当然，这里的官是指大官，而不是里正（居民区主任）之类的小官。所以，在二十四史中，宋、元、明、清四史才有温州人的传略。有宋一朝即有三十六人。这便是科举制度的好处，给“上品无寒门”划上了句号，使有才学的普通老百姓有了做官的机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穷士子有了盼头，将来能成“仕”。“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如温州这种穷乡僻壤的人，也想着做官了。

　　做官这事也很有讲究，温州自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立郡开始至今近两千年，地方最高长官由过去的郡守到现在的市委书记，少说也有七八百人，最有影响力的似乎还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谢灵运。因为至今还有池上楼、谢公亭、谢客岩、康乐坊等纪念性的遗迹。但仔细一查，谢公在温州只当了一年的郡守。这一年中又是“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纵情于温州的山水，留下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千古名句。做这么一年的官，写了这么多的山水诗，还留下了这么多的遗迹，这官可以说是做到极致了。这点与他的文名有关，但主要还是所做的事：在郡一年，招士讲书，人知向学，鼓励植桑养蚕，兴修水利，政清刑简，因而能“德惠多及民”。也就是说他为立郡之初的温州人做了不少开化的工作，所以温州人至今仍在纪念他。但他祖籍陈郡（河南），后移居会稽（绍兴），不是温州人，而我这一章要说的是做官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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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的温州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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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温州人做官的虽然不多，但能做上官，做得都是比较称职的，好些人也能做到极致。有意思的是，温州人真正开始做大官的，还是我以前提到过的周佇，并且这个大官是在高丽（朝鲜）国做的。

　　周佇（？-1024年），工文善书。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随商船至高丽经商，结识了高丽翰林学士蔡忠顺，蔡佩服其才，乃密奏高丽王穆宗。看来这位名诵的穆宗是个英明的宗主，能从善如流，也有博大胸怀。未对周佇实施“内查外调”，也不认为他有可能是中国派去的间谍，即留之并授礼宾省主簿。这个官不算小了，礼宾省相当于外交部，外交部的秘书长，应当是副部级了。时高丽致北宋、辽的外交文件，均出自佇之手，信任度相当高。大中祥和五年（公元1012年），高丽西京留守康肇杀高丽王诵，立诵从兄询为高丽王，是为显宗。显宗一上任，辽契丹大举进攻高丽，周佇既食高丽之禄，当为高丽效命，扈从显宗，抗辽有功，升任礼部侍郎、中书院直学士，按现在的概念大约当得外交部副部长，并兼国务委员了。以后又历任内舍人、秘书监、右常侍、左散骑常侍、上柱国、礼部尚书等等官职，一直不离高丽王左右，作为客卿能享如此高的信任度，实在难能可贵。他是以礼部尚书致仕的，正儿八经的正部长。在外国当官当到这份上，可以说是极致了。周佇卒于宋仁宗大圣二年（公元1024年），葬高丽，《高丽史》有传。

　　温州人中在国内当到“正部级”的第一个人是吴表臣（1084-1150年）。北宋大观三年，吴表臣和其兄吴鼎臣同中进士，但官当的不大。直至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赵构自扬州逃抵温州，御史中丞赵鼎推荐避难回乡的吴表臣、林学仲、陈楠等人扈从，表臣最先到达，任监察御史。这是温州人极少占地利之便的例子。后条陈“指置上流以张形势，安辑淮甸以立藩蔽，择民兵以守险阻，集海舶以备不虞”，其策多见施行。他的官最高当到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官是很大了。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与金达成和议，当时的丞相秦桧欲遣表臣出使金国，议定地界。秦桧还指政事堂为饵，暗示“归来可坐此”，大约可以弄个副总理当当。表臣拒不接受，以后又因他事与秦桧意见不合而被罢了官。不久，起用为婺州（金华）知州，逢当地水灾，先发常平仓米救济，深得民心，升任傅文阁侍制。任满之后请求“奉祠”，这个“奉祠”是宋代独有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因年老多病，不能视事，给他一个闲职，可以领取“薪俸”而已。吴表臣在家奉祠数年，生活俭朴，无异布衣。绍兴二十一年卒，《宋史》有传。

　　现在要说的是王十朋(公元1112-1171年)。游览过温州江心屿的人大约都会记得江心寺门口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下联是“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对联的字是温州现代的书法、篆刻名家方介堪先生所书，落款是宋王梅溪句。这位王梅溪就是王十朋。这副对联利用了汉字有一字两读的特点，应当读成“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下标_的念成朝阳的“朝”，其余的念朝鲜的“朝”。“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下标_的念成长短的“长”，其余的念成长大的长(涨)，这对子便能朗朗上口了。与北戴河景区的孟姜女庙前的一副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高宗来温州避难，王十朋才十八岁，所赋诗中有“北斗城池培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之句，足见其才气，现在江心屿还有“清辉”二字的石刻。但王十朋直至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四十七岁方中进士，廷试时以“陛下正身以为本，任贤以为助，博采兼听以收其效”之类的鲠切言辞，因醇正议论被高宗亲擢为状元，并用其“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趾所贡翠物焚之”之言。任绍兴府佥判时裁决英明，吏奸不行。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被太学生列为“五贤”之首。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知饶州，乾道元年移知夔州，饶民乞留不得，竟断所过之桥，王十朋只能另觅他道离开。后此桥被命为王公桥。此后知湖州、泉州均有政绩，当地老百姓建生祠以纪念。王十朋是南宋时著名的主战派，他曾提出：“今日之计，战固未可胜，和决不可议。守以养气，俟时而伸，乘机而投而已。”面对日益强大的金国和此时的南宋现状，也只能是这个办法了。叶适对王十朋的评价是“士类常推公第一”，似有乡谊之偏，朱熹论其奏议“气象宏大”应为公允的。南戏《荆钗记》的主角便是王十朋，但经考据，王十朋中状元时已四十七岁，生有闻诗、闻礼两子，《荆钗记》的故事纯为杜撰，惟借十朋之名而已。王十朋的墓至今仍保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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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的温州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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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基（公元1311-1375年）刘伯温与王十朋同样，温州的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他是文成南田人，因南田曾属青田，所以有青田人之说。刘基自幼聪颖，“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其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悉其要”（黄伯生《文成公行状》），可见是个奇才。他于元时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二十三岁时中进士，此后在元朝继续为官，但都是从七品、七品之类的小官，从未受到重用，于四十八岁时愤而弃官，隐居家乡，为文授徒，写作了不少诗歌、散文名篇，后人评其诗称雄浑，散文称奔放，足见其才气。他的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很广，充分显示其多闻博识，成为世所公认的大学问家。同时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旨在阐述自己的“治世之道”，“著书之言，以俟知者”。这就是温州的官吏的特点，不尚空言，专在务实，“以待王者之兴”。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刘基被朱元璋邀请出山，达到了“以俟知者”的目的。他赴金陵即呈事务十八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受到朱的器重，被留中枢，参与军机。按民间的说法他是明“开国军师”。于是，朱元璋“席卷中原，群雄归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王景《翊运录序》）洪武初，先后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明初很多法令典章出于他之手。他还曾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使得南京具“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路”的宏大规模、恢宏气象，奠定了往后数百年的“金陵王气，东南重镇”的基础。特别是他奏立的《军卫法》，确立卫所制，不仅在军事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也为明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建立功勋。同时也为日后他的家乡温州抵抗倭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在温州，根据他的卫所制所建会昌保卫城、蒲壮所城，仍旧屹立，成为对刘基的极好纪念。

　　刘基的功劳虽大，但他已经意识到伴君如伴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决定功成身退，回温州老家，居于山中，每日饮酒下棋，绝口不提从前的功绩，也不肯接见任何地方官，目的在于避祸。一次，县令求见不得，改穿上百姓的衣服，总算见到了刘基。刘基正在洗脚，不知是县令，叫子侄将他领进茅屋，烧饭给他吃。县令告诉刘基：“我是青田知县。”刘基吃了一惊，立即自称百姓，向县令谢不识之过，然后避而不再见县令。即便如此，他仍被时任丞相的胡惟庸所构陷，诬其争夺有“王气”的墓地，为朱元璋所疑忌而被夺禄，洪武六年入朝“引咎自责”，留京不敢归。八年病重，才被朱元璋遣使护送回家，旋即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刘基在其散文《卖柑者言》中所用的语言，是写柑，也准确概括了元末社会腐朽之实质。作为著名的成语，至今它的使用频率仍旧非常之高，这也是刘基的一大贡献。

　　提到柑，想起在温州广泛流传的《三只瓯柑》的民间故事，遂抄录如下：

　　三只瓯柑

　　三只瓯柑

　　瓯柑出产在温州，别的地方没有。有个永强人想谋个小差使，就带了几篓瓯柑上京去找张阁老。阁老问他通不通文墨。那人摇头，说自己一个字也不识。想把他打发走，那人又说盘缠花光了。

　　阁老觉得很为难。忽然间看见那人带来几篓瓯柑，就告诉他一个办法，好让他赚点钱回家。

　　当天，阁老到便殿跟嘉靖下棋。棋过两局，嘉靖说渴，太监赶忙递茶，阁老见了，从袖内掏出一只瓯柑来，双手呈上。嘉靖吃后，觉得又甜又解渴，忙问这叫什么果子，何地出产。阁老说这叫瓯柑，是家乡永嘉特产，前日有乡人送来一只，不敢吃，特来敬献给陛下。嘉靖问京城可有买处。阁老答有，曾在午门外见过，只是价高。嘉靖听了，叫太监马上去买。

　　这太监走到午门外，果然见有人摆着三只瓯柑在叫卖。便上去顺手捡起一个，问多少钱，卖柑人说要十两银子，太监连声说贵，要他便宜点，卖柑人说我的柑不开价，你嫌贵，我便自吃了。说着把太监手中的柑拿回来，剥了皮，两三口吃进肚子。

　　太监摇摇头，转身回去。走到午朝门底，迎面碰到一个老太监，老太监问明情由，叫太监赶紧买来，迟一点万岁爷要发脾气了。这太监听了，又忙赶回来，说愿照价买。谁知卖柑人摆摆手，说现在要二十两一只。太监火了：“不是说十两吗，一转身怎么就涨价？”卖柑人也不理睬，剥开皮又吃了一个。太监见是最后一个柑子，心想，他再吃，回去交不了差了，就答应出二十两银子。不想卖柑人将柑拿在手中说：“这回只剩下一个了，想买这只得四十两银子，你再讨价，我也只好自己吃了。”太监急了，连忙按着他的手，赶紧说：“依你的，依你的。”当下掏出四十两银子，买下了这只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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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的温州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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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吃柑，吃出味来，每日都要几个。朝中大臣也学起样来。不到几日，把永强人的瓯柑购买一空。这位永强老乡，靠张阁老出的点子，赚了上千银子。快快活活回乡了。

　　那末这个故事中提到的张阁老是谁呢？就是明时永强人张璁。这张璁了不起，在温州的影响力不比刘基差，关于他们两人的民间故事，都能出一本厚厚的书。

　　张璁（公元1475-1539年），温州永强人。后因和明世宗朱厚熜同音，世宗亲为改名孚敬，赐字茂恭。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中举人，时年二十三岁，但接着七试不中。七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每三年一次，每次从温州出发，乘船、骑马、步行，温州到北京直线距超过五千里，紧赶慢赶两个月才能到达。考试不中，再两个月回到温州。过两年再重复一次，总共是七次！二十多年过去了，终于在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两鬓斑白、老眼昏花了。这韧性，在现代人来说简直不可想像。正是他中进士那一年，武宗朱厚照病死，无子，大臣们拥立其堂弟朱厚熜为帝，是为世宗。世宗当上皇帝之后欲尊生父为皇考，大臣们认为不妥，并援汉定陶为例，要尊其伯父（即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皇考。世宗不乐意，故议三上三却。但这些武宗旧臣又是拥立他当皇帝的，实力强大并有功于他，此事只好搁置。当时张璁在部观教，按现时的说法还在实习期。但他的胆子大，又有思想。认为汉定陶被预立为子，养在宫中，后继嗣，而世宗是在武宗过世之后立为皇帝，应为继统。这便是有名的“继嗣”与“继统”之争。世宗接疏大喜，授张璁为南京刑部主事。但“继嗣”派实力强大，当世宗诏令璁等进京时，竟准备“扑杀之”。从张璁七试不中终成正果的韧性中可以想见他的性格，他再次冒死面折廷臣之非。世宗也硬起了腰杆，命锦衣卫拘捕“继嗣”派为首者，廷杖死十七人，一百数十人下狱，“继统”派终于取得胜利。从此张璁深得宠信，步步高升，由地方法院院长（南京刑部主事）到国务院总理（宰相）只用了六年时间，与他的二十几年才到举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既任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备及宠荣，但他不会循规蹈矩，尸位素餐。《明史》本传称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时进谠言”。“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谠言，正直的言论。皇帝让他备及宠荣，正直的话他还是要说。苞苴，蒲包，“货贿必以物包裹，故总为之苞苴”。也就是说在他的严厉打击之下，行贿之人的苞苴没有地方送。张璁做官与刘基一样，做出了温州人雷厉风行的风格。并且他懂做生意，运用市场法则——物以稀为贵，帮助老乡赚钱，这也是温州人的特点。温州人很喜欢张阁老，所以有不少关于他的故事。温州松台山妙果寺边至今还有张璁碑亭，还将他居住的府邸旧址称为张府基来纪念他。

　　有明一朝，挟南宋之余威，温州人做官的还不少。与张璁前后不远的尚有章纶，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进士，因上疏主张“内宫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权，后宫不可盛声色”而触怒景帝，被下锦衣卫大狱，“榜掠惨酷，血肉狼藉，濒死无一语”，也算做出了温州人强项的风格。官至礼部侍郎，算是副部级了。还有高友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进士，做官不畏强梁，官至刑部尚书。王瓒，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进士，殿试一甲二名，温州人呼之“榜眼王”，官至礼部侍郎，也是不怕死的官。现时在温州，章纶故居、高友矶的墓、王瓒的石牌坊仍保留。温州老百姓对温州人中的“清官”都没有忘记。

　　入清以来，温州人又落后中原一大截，为官的人既少又无大官。直至清末的孙家和黄家茁起，情况稍有改观。

　　孙家是指孙衣言和孙锵鸣两兄弟。孙衣言（公元1814-1894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进士，官至湖北、江宁布政使、太仆寺卿，也不算小了，因频抗两广总督沈葆祯提用库银而回老家，与子孙诒让一同建有著名的“玉海”藏书楼。孙锵鸣（公元1817-1901年），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进士，道光二十七年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李鸿章、沈葆祯均出其门下。以三品卿衔致仕，故俞樾有一联称他“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两门生”。孙衣言毕生致力于阐述永嘉遗学，孙锵鸣更亲恭力行，在温州推广种牛痘、提倡解放缠足妇女。他们都做出了温州人为官的特色。至于孙诒让，因未正式中进士做大官，这且不去说他。

　　黄体芳（公元1832-1890年），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进士，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大约算国防部副部长吧。黄绍箕（公元1854-1908年），黄体芳子，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绍弟（公元1855-1914年），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进士，任过湖北学务总办、署湖北盐法武昌道。他们一家三人同朝为官，又都刚正不阿，颇有政声，也是一段佳话。如黄体芳劾使俄大臣专擅误国，言人所不敢言；黄绍箕咸与维新，在康有为组织并任总理的保国会中担任常议员（常务委员）兼宣讲员（宣传部长）。维新失败又奔走为康梁出逃；甲午战败，翰林院反对割地求和的奏疏为黄绍箕、黄绍弟兄弟领衔起草等等作为，均有温州人为官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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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的温州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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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温州的官吏也不算少了，却没有一个有名的贪官。即做官的温州人不贪，至少是不很贪，所以无贪官的名。明朝是贪污大朝，严嵩和严世蕃父子便是有名的大贪官，彼时温州人做官的也不少，似乎无有贪名，值得在此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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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当官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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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人称官吏为“当官人”，有几位当官人比较特殊，不是上述封建王朝的正儿八经的官吏，却很有影响。

　　民国时期，有一正一反的两个大官，一位是张冲张淮南（1903-1941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了，并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权力不小。但他特立独行，并非蒋介石的应声虫，曾与陈立夫一同去苏联谈判中苏复交。西安事变后，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曾伴周恩来一次登上莫干山，两次登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力促国共合作的谈判成功。周恩来总理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云：“因先生之力，两党得以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1937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同年任考察苏联实业团副团长，赴苏联接洽军援事宜。归国后还创办俄文专修学校，自任校长，培养了一批俄文翻译人才。在国民党的高官中他是另类，很有温州人的个性特点。

　　1939年，国民党由对外抗日转向对内反共，国共摩擦风波迭起，团结之局日陷险境。张淮南坚持正义，力挽狂澜，为两党团结抗日而不懈奔走。1941年8月，因患伤寒在重庆病逝。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联名题有一挽联云：“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虐，沉疴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不能只说好的，往温州人脸上贴金，还有一个人物也要说一说，那就是梅思平（1896-1946年），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之后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也是个文化人。曾在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过往甚密。抗战期间，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员的名义在香港活动。1938年11月，代表汪精卫集团参与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等在上海重光堂会议，设法促成汪精卫叛国投敌。12月，汪精卫即悄悄离开重庆，公开发表“艳电”，投降日本。1939年夏，梅思平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同赴上海组建汪伪政权，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内务部长等职，是汪伪政权中的核心人物，大汉奸。

　　但发生在他身上的有件事却也体现出了温州人的特点：其女梅爱文当时尚在中学读书，很有爱国思想，为父亲的不齿行为而羞愧。在她的亲戚马骅（诗人莫洛）先生的策划帮助下，她大义灭亲，在报刊上发表声明，声讨父亲的投敌卖国行为，并宣布脱离父女关系，一时传为佳话。1945年，日本投降后，梅思平为国民党政府所逮捕，翌年9月被处决，为其应有下场。

　　2002年我去台湾，听说台湾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倪文亚，台湾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都是温州人，官也是做得够大的了，可惜行色匆匆，没有拿到具体资料，在此一笔带过。

　　解放后，当官的人不再叫官，叫作干部，我将在另一章说说温州的干部。但有一位温州人不能叫干部，他是位大官——非洲加蓬共和国外交与国务部长让？平（程让平）先生。大家也许会奇怪，加蓬的部长与做官的温州人有什么关系呢？且体听我闲说一下。

　　加蓬共和国位于非洲的中西部，横跨赤道线，西临太平洋，有非常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和铀、锰、铁、金等矿藏，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木材蓄积量达三亿多立方米，故有绿金之国的美誉，现在是非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早在上世纪初，就有华人远渡重洋，到这块土地上定居。温州瓯海区人程子平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法国辗转来到加蓬的，因当时加蓬是法国的殖民地。程子平在加蓬从商、从政都很成功，曾经担任过州议会会长。让平便是他的儿子，1942年出生于加蓬的翁布埃，应当说是加蓬人了，但按血缘来说还是温州人，温州的亲友都叫他程让平。他于1965年留学法国，并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步入政界，历任加蓬驻法使馆参赞，加蓬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非洲组织主席，七十七国集团副主席等职。1990年，他升任新闻、邮电、旅游、娱乐、准公共改革部部长及同议会联络部部长，并兼政府发言人。同年又任矿业部部长，11月改任能源部部长。1992年任水利部部长，1993年当选石油输出国组织执行主席。1994年任外交与合作部部长，1997年任计划、环境、旅游部部长，1999年升任外交与合作部国务部长。2005年，程让平更是联合国的轮值主席，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一连串令人眩目的职务，说明了程让平在加蓬乃至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他没有忘记自己是“龙的传人”，没有忘记温州。1987年2月，他随邦戈总统访华期间曾特意来到温州寻根。1994年随姆巴总理访华时，又携妻子赴温认祖。2000年4月，他应唐家璇外长的邀请再次访华，又回到温州探亲，这说明他心中的“温州情结”。他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衷心希望早日看到中国的和平统一，并宣称即使金银铺地也不会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他还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崛起振兴的世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是更加繁荣与进步的中国，更是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发挥巨大影响的中国。作为龙的传人，他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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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当官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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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官的温州人由高丽国的周佇说起，到加蓬共和国的程让平结束，颇具温州人特色，也是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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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生淮北则为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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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官和当干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将它分为两章来述说。做官是役民，当干部是役于民，即为人民服务，是公仆。问题在于，干部处于权力机关，手中有的是刀枪棍棒，老百姓无权无势，两手空空。如果干部用手中的刀枪棍棒为民谋利，便是真正的公仆，用那些工具来吓唬老百姓，老百姓便诚惶诚恐、抖抖嗦嗦了。所以干部也很容易嬗变为役民者的官僚。晏子说：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大约前些年温州的土壤类似于“淮北”，很出了几只“枳”（即温州人俗呼的枸桔）。上章我说过，历史上温州人不出贪官，现今温州的贪官却名闻遐迩，媒体竞相报道，网上的消息也比比皆是。

　　本来我想先从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局长王天义说起的，事情有时就是那么巧合，正在我动笔时，一则消息像风似的传遍温州的大街小巷，那就是曾任温州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后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仓皇出逃境外的事(现已在荷兰落网)。杨秀珠我认识多年，在温州一向是位颇受争议的干部，说好的人将她捧上天，说差的人将她贬得头上生疮、脚底流脓。

　　消息从网上下载，原载《中国法制报》，作者叫陈东升。标题《女厅长失踪之谜》，抄录部分如下：

　　四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正在老家温州市参加一个房地产会议的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给厅里挂了个电话，称老母亲病了，要求请几天假照料老人。几天后，当有关部门领导提着礼物上门慰问杨母时，才知道这个电话竟然是个障眼法：老人没病没灾，杨秀珠却一去不见踪影。事后调查证实，杨已携带女儿、女婿、外孙在上海虹桥机场仓皇出境。

　　在温州，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城市化办公室主任、前温州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杨秀珠是个有很高知名度的人。初中毕业的她原是温州市饮食服务公司一名卖馒头的服务员，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从此平步青云，一直跃升至有着七百多万人口的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后又调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在该省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赏识她的人认为其干劲足、能力强，对她重用有加，一路提拔升迁；反对与控告她的人认为其“独霸土地审批和房地产开发大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大肆侵吞挥霍国家资产”，是“温州巨贪”。杨秀珠当了四五年副市长，温州市的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告状告了四五年。

　　杨秀珠在温州确实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她的争议并不是从当副市长开始的，自从她当上规划局长时便开始了。她当副局长之前对时任局长非常好，一当副局长便斗局长，局长是同济大学毕业的规划专家，七斗八斗让她斗了下台，她便成了局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城建规划她说了算，据说因为外行，常常朝令夕改，乱糟糟的。有人说：什么规划，是杨秀珠在鬼画符！

　　你们说我不懂？她神通广大，没多少时间就成了同济大学研究生班毕业生，文凭红彤彤的。后来据知晓内幕的人说，那是她向同济大学捐赠三十万元钱换来的。

　　既有文凭又会跑动，不久之后便当上了市长助理，再让一位建筑师出身的管城建的副市长，换作政协副主席，让她当了管城建的副市长。当市长助理时，她与时任市长的陈文宪关系不错，当上副市长之后不久，社会上又在传说她也和市长斗。真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斗的结果是市长陈文宪调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她任省建设厅任副厅长，据说有括号，享受正厅级待遇。

　　有句顺口溜：“小姐将辈分搞乱了，大棚把季节搞乱了，括号把级别搞乱了”。温州人搞不清杨的级别，但自从她调到省厅之后，温州关于她的流言不断，就在此次省政府换届之前，还有传言说她会当上副省长。但大部分的传言是杨出事了，被双规了等等。而每次在温州有后者传言的时候，她便会在电视台上露露脸，或到温州来视察，温州的新闻媒体作个报导。

　　那么权倾一时的她为什么会仓皇出境呢？据说原因有二：一是在侦查别的案件时发现她的弟弟杨光荣受贿十八万人民币。杨光荣时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而这个公司是杨秀珠一手操办的，一直有“杨秀珠的小金库”之说。至于第二个原因，事情就比较大了，再抄录这文章的一段如下：

　　……之后，法国商人陈其跃的锒铛入狱更使杨秀珠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陈其跃原籍温州永嘉，20世纪80年代后期回国创办了温州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在温州名噪一时。陈其跃入狱的直接原因与叶征有关——去年，有“财色行长”之称的原中国银行温州分行行长叶征被捕后交代出前者曾向他行贿四五十万元，陈因此而成为中国司法机关的通缉对像。但陈之所以在温州成为人们谈论腐败之类问题时的热点话题，却与杨秀珠连在一起——在杨任温州市副市长期间，陈的公司曾以五千多万元的极低价获得华盖山东麓原温州市动物园地块的使用权，而后建设开发“米莉莎花苑”——同是这块地皮，在此前公开举行的拍卖会上，温州市土地局、规划局两家共同测算的地价为1.0080亿元，一家房地产公司最后以1.2280亿元的价格竞投中标。但后来因为杨秀珠坚决不同意中标公司关于调整规划指标的请求，这块地皮几经周折，最终还是落入陈其跃的手中。有人推算，陈从这个项目中至少可获得2亿元。因受贿罪，叶征已在今年初被温州市中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自以为已风平浪静的陈其跃于是又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没料到刚入深圳，就被浙江省检察院逮捕归案。三四月间，杨秀珠有过几次神秘的家乡之行。随后，方方面面的领导相继给检察机关提要求、施压力：要求保释杨光荣或尽快对杨光荣受贿案结案，但鹿城区检察院予以拒绝。到了4月中旬，事情越来越朝着杨秀珠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先是鹿城区检察院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请对杨光荣的侦查羁押期限延长，紧接着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又直接介入此案，将犯罪嫌疑人杨光荣带至杭州，将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所有账册全部上调至省检察院审查。在温州，一些老干部一直认为这家公司是杨秀珠的“私人银行”和“腐败后花园”，里头隐藏着许多见不得天日的开支和权钱交易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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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生淮北则为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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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被捕，账册被查，陈其跃落入法网，几起看似偶然事件的重合，令嗅觉灵敏的杨秀珠意识到自己这次确实已被纳入反贪局的视线，“反腐之剑”已直逼眼前。她知道检察机关如果对她这个省管干部进行立案调查和实施布控必须要经过一定的批准程序，利用这个时间差，早有准备的杨秀珠如漏网之鱼，仓惶出逃。

　　因严重违纪，5月13日，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对杨秀珠立案审查。

　　据说这里的消息有三点不确：一是陈其跃被捕早于杨光荣；二是陈其跃以六千多万元取得地块，而不是五千多万元；三是这个地块不大，“有人推算这个地块至少获利二亿元”一说不可能。社会上的传闻是陈开发地块之后获利四千万元，将其中的两千万元在境外立账户让杨秀珠用。但在此案未结之前对此说也只能姑妄听之。

　　就在杨秀珠出事之前，杨等人与之斗并被杨等人赶出温州的陈文宪因受贿十多万元被判刑。陈不是温州人，人们的街谈巷议说温州的干部就比外地干部聪明，十多万元判了个十来年，人家温州人上千万元一走了之。其实，温州的干部因十几万被判十来年的不是没有，有关杨秀珠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银行温州支行行长叶征就是被判了十几年刑。但是一点可以肯定，温州的干部规避风险的能力比较强，譬如说温州的干部中有不少人采取“一家两制”的办法，杨秀珠也是采用这种办法的。

　　所谓“一家两制”，就是一家人中，如夫妻、兄弟姐妹或父子，你做干部，我就去办企业。当干部是铁饭碗，旱涝保收，却只能混个温饱，在温州这么个经济发达，社会相对比较富有的城市，温饱其实也是一种贫穷，光温饱是不够的。办企业可能会发财，但风险也很大。两人一分工，既保生活无忧，还有可能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后者的比例远远大于前者。

　　当然，也有个别干部利用“一家两制”来做权钱交易，来掩盖其贪污受贿的实质的。假设我是某权利部门的干部，我管辖着不少企业或地盘。我让这些企业或属地的人来送礼送钱是受贿，但我让我的家属或亲友办个什么小厂，哪怕家里摆上一台熨烫鞋底上金字商标的小机器也可以。然后给属下的企业发出信息，属下的企业就送业务上门了。你烫的金字五分钱一双，我烫的是五毛。或我只烫了五百双，我开的发票是五千双。你不得不给，因为你在我的管辖之下，只要我不太过分，你乐意将业务送上门。对外讲我的富裕是我家属劳动生产所得，照温州话说是“劳动力兑伙食”。你没有业务送上门，我经常到你的企业查一查，搞你一下，让你明白非这样不可。还有如杨秀珠这样的，安排自己的亲友办个公司，然后将便宜的地块或政府的工程交给你来做，但你要真做，不是一转手就倒买，你赚钱就等于我赚钱，查起来我会没事，我没受贿嘛！这样做比之你将工程交给别的公司做收回扣，安全度大大地提高了。这便是某类干部的聪明之处。

　　还有一件事也很凑巧，也是我正在写这一章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分局局长王天义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天义也是温州的干部，鹿城区公安局长。我不知道他是否区委常委，如果不是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个科级干部。二审认定王天义收受14人的贿赂款总计人民币181.524万元,美金——万元。另有7281249余元人民币、363943美元、291774法国法郎、110780荷兰盾、53678港元、49997德国马克等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个数字是解放后浙江的干部中相同案件案值最高的。所以被称为浙江第一贪。按照王天义这个级别，工作三十年总共不过是几十万元的收入，用以养家糊口之后所剩是很少的。他却有一千多万元的财产，令人咋舌。

　　严重的问题不仅仅是那已经查出的14人与180万余元，那余下的近千万元不明来源的资产更令人担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来历，是贪赃枉法或是卖官鬻爵？如果是贪赃枉法，就造成的冤假错案将祸害社会，如果是后者，公安系统将有批尸位素餐或不称职的干部。也许某个富婆看上王天义，送给他这一千万元，那就谢天谢地了。

　　我记得，媒体在报道胡长清案件和成克杰案件时写得很清楚，某年某月，为某公司或某人批得一块地，收受多少贿赂；或为某公司批得多少贷款，得回扣若干等等。温州关于王天义的报道却没有这样清楚，因而社会上关于王天义案的传言绝不比杨秀珠少。但杨的一切正在调查，王的一切已经定案。传言说王天义出逃之后本来是不会被抓住的，是他去寺庙烧香问佛，佛说无事，他才会给温州打电话因而被抓。又说他上班专玩女人，且都是手下的人安排的。还说他给领导送大礼，不可能被判死刑，否则他会将领导咬出来。现在他被判了死刑，说明后一个传言不确。据《温州都市报》报道，经办此案的原反贪局局长郑圣云给王天义归纳了四条：“只信菩萨不信法律；无心上班专搞女人；一有空闲就钻暗房；思想阴暗迷恋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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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生淮北则为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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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是王天义案在温州影响极大，闹得沸沸扬扬，但外地或中央级的媒体几乎没什么报道，在外省市没什么反响。受贿额和不明来源的财产均比王天义少得多的平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董根顺案却被多个报刊转载，影响大得多。大约卖官鬻爵是传统的贪官，具有典型的意义，组织部长受贿不靠卖官靠什么？但从办案的角度来说，董根顺便比王天义简单得多了。董的妻子将所有送礼的人及送礼的数、物件均登记在册。不像王天义非有证据不开口，毕竟两人的出身不同。其实王天义和董根顺一样，据说也是卖官鬻爵，向他送礼十万元以上者，即可弄个派出所所长当当。明崇祯朝的大官马士英公开卖官，当时有一民谣：“求田方得禄，买马即为官”。看来他们二位，也只差“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齐出卖”了。

　　温州的民营企业现在已经是做得很大了。根据2001年的统计，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温州的企业占了24席，这个数字比好些省份都高。但温州只是个地级市。相反的，温州的干部却做不大。王芳由温州的地委书记做到了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陈作霖、刘锡荣由温州市委书记做到了中纪委副书记，级别算蛮高了，但他们不是温州人，不作数。温州人做到省级的先后有龙跃、邱清华、陈法文、鲁松庭以及相当于这个级别的刘际潘等二三位将军。但在古代，温州人做官做到刘基、张璁这样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也不仅仅是他们二人。其原因大约有三点：第一还是地理位置的偏远。现时做干部特别是做大干部要有人推荐、提携的，你在温州这么个偏远的小地方，谁来看中你；第二是温州人的个性太活跃，像空气中的氢原子，太没有韧性，思维活跃的人接受新事物快，却不大会用心计，做官要老谋深算，要耐心等待时机并立即抓住它；第三是太讲究实惠，急功近利。一个人从一般干部做起，要做到正省级这个位置上，没有三十多年是不可能的。办个企业用三十多年时间可能就会发展得很大了。既然很快上去的可能性不大，就混混日子算了，或赶紧调头“下海”。如果也像古代的科举制度一样，你考中进士就当相当一级的官，然后被皇帝看中，还很快升迁，如张璁般的，从考中进士到担任首辅（宰相）只用了六年时间，温州人是会拼命一搏的。

　　别以为温州的干部讲实惠，温州的官场就会乌烟瘴气，就会捞一把走人，就会普遍腐败。其实温州干部出事的比例并不高，也不会像媒体中描述的那样赤裸裸地敛财，因为温州干部比之其他地方的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走另一条路。温州的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早，发育得比较正常。2003年市政府换届，原来的市长副市长走了只剩一位。有的是年纪的关系，有三位是“下海”，特别是原来当市长的呼声最高、最年轻的副市长吴敏一的下海，就被媒体多次报道过。这说明虽有杨秀珠、王天义、董根顺等几只“枳”，温州却不是产贪官的“淮北”。

　　本来这章到这里结束，却又收到从山东传来的发自《齐鲁晚报》上的一篇题为《“浙江女巨贪”出逃之后》的文章，现将部分内容摘录如后：

　　“其实杨秀珠并非‘仓皇逃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计划。证据之一，是她在多年以前便在美国大肆购置房产。纽约一家华文报纸最近接获神秘人物举报，组织力量经过多方调查采访发现，杨秀珠早在七八年前就已在纽约曼哈顿下城昂贵的商业区购买了一座楼房。

　　“而在纽约其他社区，疑似杨秀珠房产的至少还有四处，其中位于曼哈顿中城的五层楼房，靠近著名的帝国大厦和时代广场，属于寸土寸金之地。经过查证，杨秀珠当初购买这座楼房时，首期支付了55万美元，一年的地产税是45000美元，也就是说这座楼房目前市值约四五百万美元。楼上的公寓出租给温州人居住，底层临街开设店铺。杨秀珠将有关楼房的一切法律事务交给一位华人律师王九鼎办理，维修保养等杂事则由一犹太人打点，她自己则是坐收房租。在纽约曼哈顿岛中城，杨还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普通公寓房，月租金至少是两三千美元，商业店面每平方米的月租金应该在50至80美元左右。以此推算，杨秀珠仅仅持有这一处房产，在美国生活也会无忧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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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她的发迹史和她的升官史保持同步。她担任温州市副市长和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八年时间，也正是她疯狂敛财的时期，权与钱的关系被她这个‘卖馒头出身’的副厅座诠释得如此‘轰轰烈烈’，令人难以置信。”

　　这篇报道还附有杨秀珠及其在曼哈顿购买的楼房的彩色照片。

　　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岛我去过，那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也是高楼大厦最密集或以我们搞房地产的行话来说是容积率最高的地方。在曼哈顿拥有四处房产，难怪有人推测她贪污的钱财在一亿元以上了。王天义虽然也将老婆和孩子弄到了国外，却未见有关他在国外资产的报道。看来比之杨秀珠，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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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生淮北则为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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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杨秀珠虽杳无音信，有关部门对杨秀珠一案的追查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先是城建系统的不少中层干部被“双规”或逮捕，接着四位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滕德寿、周克、吴长柳、杨邦祯也被逮捕并判刑，还传出了杨手下的会计，后为某工程副指挥的林素华在狱中自杀的消息。看来政府对杨一案已经下定决心，非搞个水落石出不可，并非坊间认为官官相护，杨走了就算了。

　　果不其然，就在本书即将付印之时，《中国青年报》发表消息，杨秀珠在荷兰落网。温州一阵轰动，人们又纷纷传说：又将有一批人倒台，并且可能有大官。而且此时的消息是她的涉案金额已达2.5亿了。

　　坊间传说当不得真，但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结果只能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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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仆难当即下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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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温州当干部还真有点公仆的味道。一是别看他们手中有点权，也可以人五人六一下，但一比手中的钱就蔫了，干部在温州是荷包最空的人群之一，很难神气起来；二是干部等级森严，一级管一级，温州的干部官不大，上面有更多的主人，而温州人的个性旷达，不喜服管；三是市场经济发达，老板多多，诱惑很大。哪怕是个小老板，也可对下面打工的颐指气使，用起钱来又那么潇洒。官本位的概念就相应地减弱了，好当便当，不想当就走人，下海！

　　温州干部“下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我是第一批。那是1992年末，温州市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为鼓励干部“下海”，让机关人员分流，给予一些优惠，其中一条是提前退休可享受每年十三个月工资。政策出台之后市机关共有九位干部报告要求提前退休或退职的，批准了八位，媒体曾有报道，称温州干部“下海”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先无论是领导或媒体都估计会有不少人会提出申请，却没想到仅区区八人。在下便是八人之一。

　　说起我下海的动机很简单，一方面是温州的环境影响：商海潮涌，大浪冲到脚边了；二方面是经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学青年》杂志停刊了，一直忙于编务，乍一停刊，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三是正好香港朋友洪波先生来温投资，找我合作做房地产。于是我便打了报告申请下海，并且以为下海办企业，要比在政府部门简单得多。

　　开始办公司之后方才发现，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房地产公司要拿到一个营业执照，没有七八十个橡皮图章是办不下来的。甚至还有报导说有的地方盖了一百三十几个章还未办好的。我们只盖了七八十个章已算荣幸，可你每盖一个图章得面对多少个嘴脸？那时我算是经理，办事盖章可以支使手下的人去，偏遇到那些拿橡皮图章的人不买账：“让你们的经理自己来，端什么架子！”后来与他们认识之后问过其中的一二位，他们坦率地告诉我，认识你们经理才有用，到时我的亲友没房子，找你们经理的话总有三五个百分点的优惠，下面职员又没这个权。

　　他说的这个是老实话，但弄得每个公司的经理都很忙，我们的第一家房地产公司从取得地块之日起，到拿到公司的营业执照之日止，总共费时十二个月又四天。这说明手续之繁琐，也有我这个经理不大愿意自己出场的缘故。举这个例子并非说温州的干部态度特别不好，或办事效率特别低，只是说温州的干部有我们国家干部的通病。“过去的官吏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现在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这话只是学校老师或新闻媒体灌输给我们的一种概念，如果你太当一回事就糟糕了。那态度是干部制度和他们手中的权力所造成的，权力越大的机关和部门，干部的脸孔越不耐看。就像顾客不能将自己当成真的上帝一样。

　　不过话又讲回来，近几年这方面比之以前好多了，现在搞政务公开，搞“一站制”，都是为了改善这方面的弊病。记得几年前，我们几个人在美国租车开到加州大学参加一个座谈会，待到会议结束，却发现车钥匙丢了。那时已经天黑，回到所住的宾馆还有好长一段路，大家急得团团转。大学方面接待的人帮我们给警察打电话，我们都很奇怪：车钥匙丢了警察也管？等我们打完电话回到车子旁边，警察也来了。警察告诉我们两个办法：一是将租车公司的地点告诉他们，让他们开车去拿备份钥匙；二是他们找车送我们回去，剩下的事由他们解决。我们听了非常感动，但事情的解决却很圆满，也许是警车的车灯特别亮，我们将掉在车边的钥匙找到了，大家欢呼起来，警察也为我们高兴。回程的路上大家在谈论：我们的国家虽然也有写着牌子“有困难找警察”，但如果你的车钥匙丢了，你找警察看，不被训一顿才怪呢。但这两年不同了，温州就有关于有人将钥匙忘在家里，找警察帮忙的报道，警察帮助解决了问题。这是一大进步。

　　话说远了，现在再回到温州的干部下海这个题目上来。温州的领导干部下海徐国林是第一位，大约是1993年底。当时他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批准我“下海”时他还找我谈过话，不久他自己就“下海”了，在当时的机关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做了房地产，也做了期货公司，还是我们外商房地产投资协会的会长，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能讲，会写，发表过散文。可惜上天未假他以年岁，几年就去世了。

　　接着徐国林的是邹丽华，时任温州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一位很能干的女同志，现在是名气很响的新湖集团副总裁。再接下去的人就多了，如市委宣传副部长季树才，市委秘书长叶正猛，永嘉县委书记谢炳清，以及前任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等等。而且除邹丽华外这几位我都比较熟悉，都是很能干的人，如以从政办公是“文”，从商经营是“武”这一概念来说，他们个个是文武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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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仆难当即下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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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又讲回来，也不是每个文武全才的干部都会下海，我的朋友王成云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现在是市政协常务副主席，他就没有动过下海的念头。要说文武全才，他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角色。在大学里他学的是冶金专业，又在温州冶金厂当了好多年的企业干部，对企业非常熟悉，企业界的朋友也很多。但他又在政府区长、县委书记、副市长等位置上任职多年，从政经验也非常丰富。那一年，他担任副市长仅两年多时间，干得正欢，还未届满，突然调任政协副主席。人们为他抱不平，以为他会拂袖而去，下海办企业了。但他真是做到了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仍旧干得很好，受到大家的赞扬。我与他是多年的老朋友，那关系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几乎不相往来，一旦约在一起，又可以无话不谈。他还没有架子，逢年过节常送点土特产给我，而我总是照吃不误，并且从不回敬，免有拍领导马屁之嫌。他有个理论：国家待我们干部不薄，虽说工资不高，附加值却不低，有车子、有房子、有手机，还不时能出国考察什么的，不好好干对不起国家与老百姓。企业我很熟悉，也能办起来，但那忙碌劲，还有担风险时的提心吊胆我已经不习惯了。不能只看和尚吃馒头，也要想想和尚求戒……真是人各有志，思维方式不一样。风气一开，温州干部就更潇洒，合则干，不合则走。据说副市长吴敏一原来被看好为市长候选人，社会上也有这么认为的，他年纪轻，学历最高，工作也有干劲，他自己也希望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为国家也为温州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当一知道下任市长候选人不是自己时就走人了。这么做于国家，于他本人可能都是好事。如果他仍旧在原职上，他可能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心情会压抑，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了工作，甚至影响了整个温州的建设与发展。这么一走，他就可能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我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叫马绍华。马先生的原职是温州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上面部长空缺，这说明他一人顶两职没问题。大约因年纪关系，这部长已经升不上了，遂萌发了退意。他学的是工程，哈尔滨建筑工程大学毕业的。温州机场建设阶段，他就被市政府借过来搞机场筹建工作，分区的营房工作又离不开他，只能借一半，即一半时间在部队，一半时间在机场管工程，如果他转到城建的哪个局，都会受欢迎，何况他夫人现在还在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但他自己喜欢搞工程，不愿意再扯到官场人事的复杂关系上去。他们夫妇与我都很熟悉，我就请他来担任房产公司总经理，他从分区提前退了休，自己又拿出积蓄并向亲友借钱投入项目，同时成为公司的股东，他把部队的作风带到公司来，管理得非常严格。我们一个六万平方米的小区工程，从开工到竣工一共只用了一百八十天，在当地创造了一个记录。他干得很开心，但也有我初“下海”时窝心的感觉，想得太天真了。搞房地产面对那么多的主管，要盖那么多的橡皮图章，弄得人头晕脑胀不说，有时候会被卡得莫名其妙的。举个小例子，我们的工程在外省的某个城市中心，不免要占道施工，便向交警队交了费，领取了占道施工许可证。但每当石泥沙运进工地时，又常常被交警连车带物扣住了。他发火了，拿出部队首长的架势，就跑到交警队去与他们吵。吵过了放行，第二天第三天又扣。他不懂“卡拉OK”，人家卡你，你要拉他，然后大家OK，他不去拉，次次去吵。后来才知道，人家卡的目的是想将石泥砂的生意拉给自己的亲友做。马部长的倔脾气上来了，我反正是守法经营，卡一次吵一次，对方终于被镇住。生意没拉成，车也不敢再扣。但马部长在当地的关系便有点僵。他无可奈何地摇头：“这个社会风气！”

　　我开酒店的合伙人叫陈建国，原先是公安局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为人精明强干，很有经营头脑。他和马部长一样，都是文武全才。他的下海与马绍华又不同，可谓“蓄谋已久”，在工作之余就动脑子搞第二职业。在温州，光凭警察那点工资会过得很窘迫，但他于穿着上及居住条件上很讲究，有自己的品位，你想过好日子，又不愿意受贿什么的，你就动脑子自己干。办酒店也是他先想到的，来找我商量。我于酒店有兴趣，但嫌酒店管理繁琐，他答应由他全权管理，于是一拍即合，合作投资。酒店的规模比较大，三十一层高，七百多位员工，搞业余就不可能了。他毅然脱了警服穿西装，从装修到开业以后的管理全自己来组织，并且搞得井井有条。开业之后一年时间就评上四星级，温州至今没有五星级酒店，四星算是几个最高级别的酒店之一，可见他的管理与经营才能。而我这个董事长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忙时连酒店都不走，闲了到酒店吃餐饭、睡一宵，是个不管部部长，又像无所任大使，显得挺潇洒的。但我在酒店经营中所学到的社会知识，却是做其他行业都无法得到的。我们酒店分客房、餐饮与娱乐三大块。客房中又分行政楼层、普通楼层和女子楼层、餐饮中分中餐厅、西餐厅和桑拿，同时还有健身房、台球室、投影厅等等。光用餐可以同时容纳一千多人。消费者打秋风的，“卡拉OK”的，每天发生的趣事、逸事、尴尬事和气事层出不穷。也可以写本《闲说大酒店》，不过这与本节无关，只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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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仆难当即下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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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温州的“下海”干部合作得都很成功，于是在外地也想照搬这经验。我与一位朋友在外省市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聘请了一位当地原任区委副书记的干部来任公司执行总经理。但他没有想作股东的意思，也不准备担风险，虽然是他受处分，最尴尬时来找我们收他的，但一年未到，另有更好的待遇，便“白白”走人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我们也理解，总觉得这种风格与“下海”温州干部不同，只有短期的目标和作为。

　　以上说的都是机关干部，还有一种是企业干部，企业干部下海一种是辞职，一种是公司的改制。辞职出来的企业干部往往做得比机关下海的干部更好，因为他们原先在管企业，有一定的经验，只是嫌官办企业限制太多，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也无法赚大钱，所以要下海。他们下海之后手笔更大，做得更好。如我的两位好友，策划了一个工业园区，很快便会上马。我曾在此章对他们做了一番描写，因为他们很有个性，描述起来容易出彩。可前些天见到他们，方知手续尚未办清，现在是利用业余时间策划，我只好将已写的删去。但他们下海是迟早的事，当个自由自在的个体老板，总比当那个左右掣肘的国营经理强。

　　陈定华原任国营的中亚集团副书记、副总经理，并兼下属的温州花园大酒店总经理。他便是辞职下海的，先以自己的房产抵押，承包了花园大酒店。承包前，花园大酒店每年交给中亚集团的利润不过百来万元，他的承包额度是每年300万，政府是赢了。但陈定华知道他同样能赢，在国营体制下，酒店冗员太多，有的出勤不出力，承包之后他大刀阔斧，裁员几近一半，加之其他严格管理，营业额与利润同步增长。他又以此为契机，再承包了规模更大的顺生大酒店，再接着向房地产业进军。经短短的几年功夫，他已经拥有上海、安徽、江苏和温州的好几家房地产公司，并于2003年以8500万元的拍卖价，成为顺生大酒店的老板。他是抓住了天时，利用了地利，并拥有良好的人和。我与他合作过项目，早几年前就曾经预言，他是属于能成大器的温州企业家之一，果不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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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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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些年在深圳有这样说法：树上掉下个椰子，砸到十个行人，有九个是总经理，还有一个是副总经理。深圳的行道树有好多是椰子树，这句话指的是深圳的经理人之多。还有一句话形容我们国人从商的热潮：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这两种讲法都很形像，当然也是夸大其词，但对温州人来说，“十个人中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这话并不怎么夸张，如果按人口比例来计，可以说温州的老板绝对是全国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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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给自己打工的温州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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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是温州成年人中的主要群体，温州的繁荣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是由这个群体造就的。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年龄跨度又大，是我闲说的重头。先来说一说温州老板的类型。

　　早些年在深圳有这样说法：树上掉下个椰子，砸到十个行人，有九个是总经理，还有一个是副总经理。深圳的行道树有好多是椰子树，这句话指的是深圳的经理人之多。还有一句话形容我们国人从商的热潮：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这两种讲法都很形像，当然也是夸大其词，但对温州人来说，“十个人中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这话并不怎么夸张，如果按人口比例来计，可以说温州的老板绝对是全国最多的。

　　老板按《辞海》的解释是：旧时称商店、工厂的所有者；又佃农称地主，雇工称雇主，亦叫老板。现在，这个老板的叫法似乎还在扩大，机关中许多人把自己部门的领导都叫做老板了。虽然媒体发表文章批评这个现象，但好像干部们并不以为然，仍然这么叫着。不过我这里要说的老板是指前者，你开有商店、工厂、公司，你就是老板。

　　照说股票的拥有者也是老板，你拥有这个公司的股票，你便成了这个公司的股东。可不知为什么，炒股票的人不认为自己是老板，旁人也不会认为炒股票的人是老板。我父亲炒过股，我妹妹也在炒股，两人经常在电话中讨论、交流炒股心得，却从来也没有让我们有老板的感觉。如果是股东，这个股东不好当，自己没有主动权，常常被套住。他们是小本经营，套住了便转不动，电话就少了。我们的股市似乎还不成熟，再说我也从未炒过股，根本不懂股票和股市，也不知从何说起。

　　老板有大有小，大的如“正泰”的南存辉、“德力西”的胡成中他们，年营业额在几十个亿，个人所得税也成百万在缴交。小的如开个理发店、杂货铺，夫妻俩自己进货，只雇一两个营业员，你就是小店的老板。而在温州人的概念里，无论大小，都希望自己做老板，做老板是他们的目标，因为做老板和当雇工的感觉不同，是两码事。

　　现在有些干部说自己在政府打工，这话虽然没错，但说的人未免稍稍带点自豪的成分，因为你只对你的顶头上司负责。你对许许多多来找你办事的人来说，你都是老板的感觉。你可以将他们吆喝来，吆喝去，你高兴的时候马上把人家的事办掉，你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拖着不办，特别是你在权力机关，你的感觉会更好，人家来办事的未开口先献笑脸，然后小心翼翼地跟你说话，生怕惹恼了你，事情就办不成了。你也许会说现在政务公开，有些事情规定多少个工作日办完，这话虽然没错，但不办完你有很多理由，而且全市惟一的办这件事就要到你这里，要卡也就会卡在你手里，谁敢得罪你。有时你还可以去下边的企业、个体户处打打秋风，你在中午十一点去人家那里检查，人家不得不请你吃饭，酒喝多了开个房间让你休息，或许让你去洗个澡，做个按摩什么的。走时带点什么土特产、工艺品也没事的。只要你不收钱，不过分，我们的老百姓都很好说话。你的感觉不是打工，还是老板。即便你对你的顶头上司，你的感觉与真正打工的还不一样，你只是在工作上听他安排，他可以批评你，但他没权利开除你，因为你捧的是铁饭碗，你还可以要求换个地方，或在干部考评时，面对组织部门，你告你的顶头上司一状，出口恶气。所以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老百姓不能真把自己当主人，否则吃亏大了。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者，你说话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你的生杀大权在老板手中，老板规定你几时来，做什么事，你就不能违背，否则就要准备走人。而温州的大部分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我在前面说到过，因为政府不在这里办大企业，不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而当干部能有多少岗位？温州人只好自当老板，哪怕当个小小的老板也比打工自由。如我有间小铺面，租给一位文成县来的人开杂货铺，他们夫妻从早开到夜里，反正吃住都在这里，门开着就是，但有时也关上门，自己给自己放假一天，老婆回乡下娘家看生病的父母，老公就偷闲打个牌什么的，顺便进点稀缺的货色。当老板忙乎是心甘情愿，但也相对自由，温州人生性活泼，爱好自由，又有这种许多年形成的概念，所以大都愿意自己给自己作主，哪怕是当个小小的老板。

　　可惜我找不到温州人当老板和打工的具体数字和比例。但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一下：我在“中国的犹太人”一章中已说过，除少数外，温州的青壮年人中一半左右在外地或外国，这部分人打工的很少，有也是短期的，自己开店办工厂是他们的目标。留在温州的人怎么样呢？就连开出租车现在也大部分由外地人开了，如果温州人自己开的话，那人可能就是老板。因为那车是他自己的。一般他们自己开白天，让外地司机开夜班，下午六点交班，所以你在下午六点在温州就比较难叫出租车，因为他们的车要赶去交班。我的一位邻居就是这样的老板，他买了两辆营运车，一辆完全租给人家开，一辆自己只开上午半天，还可顺便送小孩去上学。下半天和晚上租给人家用，收固定的租费或叫承包费。他自己下午睡一觉，看看报纸，晚上找人一起打打“双扣”（一种扑克牌的玩法），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别小看他，他是小老板，身家三百万元的富翁呢！温州现时一辆车的营运牌照要七八十万，加上车价有九十多万。这个价格不是我随口说说的，最近一次拍卖，从九十三万到九十七万元的价，逼近百万。他有两辆车外加一套住房，身价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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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给自己打工的温州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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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住的大楼底层有个理发店，那是我隔三差五要光顾的地方。大楼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住户大都认识，这理发店的老板夫妇也不例外。女老板本身是位理发师，再雇了几位洗头工，洗头工吃住都在店里，男的便负责采买和烧饭。据他们自己说，好时一个月下来扣掉费用可剩万把块钱，差时也有五六千，这个数字比之打工要好多了，他们也就安心地干着，不久前还在近郊买了一套二手房。这种老板省心省力，花个几万元就可以做了，当然，如果铺面也是自己的，那便要几十万元。

　　代理品牌开店也是当老板的方式之一，在温州，代理品牌的人还不少。你的“红蜻蜓”、“美特斯·邦威”、“高邦”或者“夏蒙”等等，都很有名气，是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我在某个省、某个市、某个县来代理你的品牌，开个专卖店或连锁专卖店，我借你的品牌做生意，你依靠我来扩大你的市场占有量，相互依靠，各得其所。有段时间，“高邦”服饰的老板朱爱武就称自己是“八一”老板，在全国各地，八天就出现一个“高邦”连锁专卖店，而且越开越多，从北京、上海开到省城，再从省城开到市、县。全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不只一间专卖店，这队伍有多大可想而知。温州的知名品牌又多，像“正泰”、“德力西”这种集团公司，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大，销售额这么高，就靠这种代理商，这是他们的营销网络，几乎每个大公司都有这种营销网络。现在这种网络有向国外蔓延之势，与此同时，有些人开始代理国外的品牌了。

　　这种代理品牌的老板也有大有小，如果实力强的，代理某个省的经营权，你就是一方的诸侯，如我的一位年轻朋友胡晓武，代理的是“红蜻蜓”的新疆经营权。新疆地域大，还可做边贸的生意，将货物远销中亚四国，生意做得很大了。去年夏天我携太太和我小妹妹到新疆玩，他派了一个司机和一辆车全程跟着我们，还与他的新疆各地的朋友联系好，在石河子、阿克苏、吐鲁番等城市，都有他的朋友盛宴招待我们。他送给我们的吐鲁番葡萄、达尔曼的香馕，至今令我太太赞不绝口。他的实力可以略见一斑。

　　如果所取得的代理权仅仅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县，甚或是从代理商那里分个连锁店来做，那实力就大打折扣了，这个老板就不容易做大。这种代理品牌的老板，我称之为老板队伍中的地方守备部队。有了他们，温州货才走遍温州的山山水水，延伸到每个市县。

　　开工厂当然是很传统的当老板方式，温州又是靠家庭工厂起家的，这种老板在老板队伍中的比例相当高。但办工厂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种人，稍微上了点年纪，不大想冒风险，自己又有某方面的技能，就办个小工厂，如摆放几台冲床、线切割机床什么的，代人加工零配件，自己既当老板又兼技工，雇一二位助手，坐山门“老等”，总会有人送图纸过来加工的。没有技术科，也不需要营销部，但这种老板仅仅比打工好一些，日子过得无忧，又能让自己作主，做的人还不少。

　　我的一位贴隔壁邻居，当的就是这种老板，他开的是汽车美容店，现在温州人汽车拥有量很高，洗车、理车、美车的市场大。他是当司机出身的，这方面又内行，便开间店坐山门老等，生意挺好的。

　　如果是温州的大路产品或传统的工业品，做零配件也可以做得很大。比如打火机、眼镜、小商品等等。这些产品温州人的市场占有率非常大，出产的数量、品种非常多，而且生产的性质也已经托拉斯化了。你做打火机壳，我做电子配件，他做点火部分等等，然后由一家厂总装并出口或推向国际市场。虽然牌子是总装这个厂家的，如很有名的大虎打火机。但做配件的并不一定小，有的人同时替十几家打火机厂生产配件，这老板也算挺大的了。温州有位作家叫吴树乔，他就是做打火机配件起家的，后来做眼镜。这两种产品在新时期的温州都是传统的产品，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市场占有量都很大，做这个行业也可以做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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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集团军和多国部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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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以前有“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讲法。指的是一个村基本上都生产这个产品，一个镇都搞这个行业。如苍南金乡，大都生产商标或标牌；宜山，由“平阳布”发展到大都生产晴纶衫；平阳萧江，大都生产塑料编织袋；瑞安塘下搞汽摩配件；场桥生产羊毛衫；湖岭做眼镜；永嘉桥头生产钮扣和服饰等等等等。一般是有人组织，有人领头，家家户户摆机器生产。有人负责进原料，有人负责销售，大家都是老板，又各自不能独立，必须相互依靠的。

　　这种老板随着行业的崛起而崛起，随着行业的衰落而衰落。但在温州，衰落的似乎不多，因为他们生产的大部分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虽然产品档次不高，价格却很低廉，外地同类产品几乎无法与之竞争。所以他们这种集体老板也在继续做下去，可以说这是老板队伍中的民兵。他们分散开来有的可以说是老板，有的只是独立劳动，合在一起的时候力量是巨大的，有可能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我的老朋友陈钏进，原先是温州标准件厂厂长，后来自己开标准件的销售店，再后来就替他外甥打工，管理外甥公司下属的一个眼镜配件厂。温州人就这样，名分不要紧，赚钱要紧。配件生产做大以后自成一个独立厂，既为外甥生产配件，也为其他公司供应配件。工厂工人上百人，不算小了。去年他家搬新居，邀请我们这些老朋友聚餐，并准备了从100度到300度的老花眼镜让大家自己挑，这些老朋友个个都有点老眼昏花了。正因为温州的产业结构形式，温州产品的市场占有力越来越高，竞争力越来越强。一个工厂做一样零部件，专业性强，质量就会好，成本就比较低，然后由一家厂装配产品，比之那种小而全的工厂的产品质量高的可能性就大些。现在温州的产品除打火机、眼镜之外，尚有如制笔、制锁、制鞋、制小商品等等，基本上都形成了这种托拉斯。并且各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老板也随之被称为某界或某业的老板，如“眼镜界老板”，“笔业老板”等等。这部分老板是温州老板队伍中的方面军。

　　主力部队当然是那种有自己的生产基地、自己的知名品牌、自己的营销网络的大公司的老板们。全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中的二十四家温州企业不用说，老板都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家。还有些行业的全国百强或两百强企业，也是规模很大的厂家或公司，如制锁业、制笔业、制衣业、制鞋业等等，温州企业都在一百强或两百强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那公司的老板与前述的二十四强一样都是大老板。但从主力部队来说，有些企业在内销的排名上很难说老几，但在外销出口上的排名高高的。如我所认识的东艺鞋业有限公司的老板陈国荣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东艺”皮鞋在国内的知名度不及“康奈”、“红蜻蜓”、“奥康”等等，但他的“东艺”以出口为主，在国外有很高的知名度，一年的外销额达到五千万美金。又如“华士”西服、“法派”西服也是如此，他们为国家争取了不少外汇。

　　有的老板没有排上名，因为涉及的行业多，在某个行业排不上名，但总体实力很强，如“神力”集团的老板郑胜涛就是如此，所以会被选为温州总商会的会长。又如“三虎”公司，既做房地产，又做搅拌混凝土，还做北极新秀内衣等等，涉及面也很广；还有如赵章光，由“毛发再生精”起家，现在涉及房地产、制药等行业，做得也很大。温州诸如此类的公司不少，他们也应当是主力，可说是集团军。

　　还有的老板既没有排名，知名度也不高，但他们正在悄悄地崛起，比如在全国各地办市场的温州人，搞房地产开发的温州人，承包大企业的温州人，开大酒店的温州人等等。他们榜上无名，也不愿意宣传，但实力绝对是很强的，否则也做不成这么大的事业，平阳老板林圣雄先生便是一个范例。

　　林先生是平阳昆阳人，做工程起家。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从他评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可知他非常年轻。前几年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大老板。2003年世界温州人大会期间，温州电视台做了一个谈话类专题节目，我与他均是应邀参加的嘉宾，一同坐在台上，方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不用在这里谈他的业绩，只说一点：他要在全国办一百所希望小学，到去年已经办成了七十多所。也就是说连续十来年，他每年对教育的捐款都在百万元之上，实在是功德无量！写到这里，我找出了他的名片，方知他还是全国十届人大代表。

　　可怕的是如林圣雄先生这般的企业家散布在全国各地，星星点点，并且大都籍籍无名，你不知道他们的数量，更无法摸清他们的底细，只有在某日他们中的一位突发奇想，有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大动作，他的财富或是能量才如冰山一样浮出水面，让我们整个温州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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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集团军和多国部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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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些年边做边玩，跑遍了全国三十一个省市，信息量是相当大的，遇到的温州企业家不少。有在某市或某县是荣誉市民，有在某市担任名誉市长，至于挂着政协委员、杰出贡献的企业家等等衔头的人更不少。这是笔巨大的财富，却不为温州所知，他们可以称之为老板大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我认识一位在西北养蜂的温州张老板。一般养蜂人是不会被人称为老板的，大家都知道，养蜂非常辛苦，蜂随蜜源走，养蜂人便要风餐露宿。在野外，吃不好，睡不好，也不可能穿得好。有时忙得胡子不及刮，一张黑炭似的脸，演张飞李逵不用化妆，人家不把你当成乞丐已经是很好的了。但张老板近几年连续承包了西北几处的几个蜂产品厂，每年的产值论亿的，不称老板称什么？与张老板异曲同工的几位瑞安农民，在黑龙江承包了近四万亩的农田搞种植与粮食深加工，不称老板称什么？我在山东淄博莱芜一带坐着汽车转转，看到一个大烟囱，问陪同的一位副市长，这是水泥厂吧，他说是，你们温州人承包的，年产多少多少万吨；又看见一条高烟囱，这是陶瓷厂吧，他又说，你们温州人承包的；又看见一处大水面和旁边的大片农田，用铁丝水泥桩拦着，我说这个农场挺大的，他说是，你们温州人承包的，立体生态农业园区……这些承包者应当也是不小的老板。山东的一位熟人见了我直摇头:你们温州人无孔不入，“太可怕了”。他们认为“可怕”的老板，都是老板队伍中的生力军。十几年前，我们在写《遥望温州》时曾提到，“温州人会有一天承包全中国”。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豪言壮语，但说全国各地都有温州人在搞承包，这已经成为事实。从小水塘、小山包，到数万亩农田；从小商店、小柜台，到整个百货公司；从小部门、小车间，到整座大工厂，都有温州人在搞承包。

　　有时，温州人的胃口也实在太大了，譬如有人承包楠溪江一整条江的水面，几十公里长，范围太广了。打渔的、捕虾的，私人管不过来，承包便成了问题。还有承包整片山林的，几千上万亩，水果成熟了，有人来哄抢；林木成材了，有人来盗伐。还有的辛苦了几年，眼看着有收获了，当地的政府也眼红，变政策了，提高承包条件，不从就设卡，经营不下去了。这种情况时有见报，可见承包的老板比之传统意义上的老板难当。

　　在世界各国做生意的温州人，只能称为“多国部队”了，虽说这个部队比较复杂，却也可以分类。这支老板队伍人数有数十万，从事的行业却不多。餐饮业是大头，其次是进出口贸易，接着是皮革箱包和服装鞋帽业。除这四个行业之外，其余的便是散兵游勇，老板的人数便少得多。如我有熟人在巴黎开首饰店，在纽约开礼品店，在多伦多开工艺品店，还有办麻将馆、洗衣房、中文学校、针灸诊所等等。

　　温州的老板五花八门，一时也说不清多少，“十个温州人，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之说虽然有夸大之嫌不甚确切，离事实却也不远了。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是许多外地人对温州人的评语之一。确实，温州人并不高大威猛，也不大会豪言壮语，有的还现出一种木讷猥琐的神情来，往往会将人们的感觉引入歧途。一旦他们做出了大手笔的事业来，一如我前面提到的张老板和在北大荒承包几万亩农田温州农民，便会让人大吃一惊，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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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兵散勇与鲶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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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东当然也是老板。温州人不大爱炒股，却爱炒房。炒股费时费力，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并且需要一定的知识。炒房省力省时。不是有句顺口溜，与我前面提到过的“四大傻”属姐妹篇，叫做“四大背”（背时的意思），“炒股变股东，炒房变房东，泡妞成老公，练功练了法轮功。”炒房变房东，不管怎么样房子总在，一时卖不出去可以出租，也可以自己住，炒股变股东就麻烦了，可能你手中的股是垃圾股，会一文不值。所以温州人中股民不多，而炒房炒得杭州、上海这种大城市的房价都叫温州人给炒上去了。有消息说去年海南博鳌拍卖十六幢海滨别墅，都是开论坛会时外国元首住过的。价格每幢由几百万到一千多万元不等，大多数由温州人买走了。开始时还不知道，因为有些是北京公司过来买的，后来一打听，这些北京公司是温州人在北京开的。

　　房东老板也是不等的，工薪阶级省吃俭用，积蓄个几万元，去偏远的地方买个总价二十多万元的房子出租，用租金来还按揭款，他也当了老板。如前面所说的用上千万元买一幢别墅，交给酒店管理，租给来博鳌的大款游客居住，也是房东老板。但最多的是花个几十万到百把万元，在杭州或上海买套房子或写字楼出租，拿租金来补贴日用。候到房价飙升，就出手卖掉，再去买一套来。在温州这样的房东老板不少，而且大多是女的。老公做生意办公司或搞实业办工厂由他做去，自己拿钱炒炒房，既赚钱又轻松，我太太就炒过房，但似乎没赚多少钱。

　　我说过，温州的文人心眼活，报纸的编辑从广告和消息中看到了商机，就组织“购房团”，带他们到上海、杭州，如今又去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去购房。譬如《温州晚报》的购房团最活跃，举着旗子，大都是由中年妇女担纲，到哪个城市都很抢眼，中央电视台还发了消息。这一炒作便麻烦了，本来是个别的、静悄悄进行的事变成了沸沸扬扬，一些城市便认为房价飙升是温州炒房团惹的祸，开始遏制炒房了。如上海，定出房子未造好之前不许转手；有些城市规定二手房不可按揭等等。其实他们不知道，偌大的国家，温州人有多少？能掀起多大的浪？温州人的炒房仅仅是起一种“鲶鱼效应”而已，对房产市场的作用是促进，不应该遏阻的。

　　什么叫“鲶鱼效应”呢？卖鱼的人，特别是长途贩鱼的人都知道，也许他们不用这个词。一船舱的鱼或一大车的鱼，譬如说鲫鱼吧，在运输过程中主人往往会在里边放上几条鲶鱼。鲶鱼无鳞，黑黑的，嘴边有触须，生命力特强。长途运输过程中那些鲫鱼会昏头昏脑，很容易泛白，鲶鱼却会东游西窜，将一舱死水搅动，鲫鱼们便也兴奋起来，摇头摆尾，运到目的地还是活蹦乱跳的，否则便有可能是死鱼一堆。这就叫“鲶鱼效应”。

　　温州人的炒房在整个房地产市场所起的作用便是鲶鱼效应，很有必要。多年做房地产行业，我深知个中道理，如我在山东的房地产项目就给我这种启示。山东的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并不活跃，我们所造的小区是全部竣工验收之后推向市场，人们才来挑挑拣拣的。一套总房价才二十万元左右（即每平米一千多元），有的人手头已经积到十八万，还是不敢来买。按揭？万一还不出钱不是房产要让银行收走吗？人们疑虑重重，说明市场一潭死水，直至去年才有点激活，我们的小区便卖光了。如果有温州人去炒一炒，市场会整个激活起来，要知道房地产是支柱产业。

　　前面说的这些人都是自生自灭的小老板，有的为养家糊口，并填补了市场的空白点。有的又是玩票，可以做时就做，不能做时就罢了。这些老板抗风险的能力不强，人数不定，有的可能今天是老板，明天又得去找工做了。也有的自炒房开始，后来自寻地块建房，成了真正的房地产商。这些老板我称之为老板中的散兵游勇，但老板队伍中少不了这批人，并且数量还不少，起的作用也很大，那就是所说的“鲶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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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老板也不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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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又说回来，有时，这种评语也应从反面来理解，特别是在温州本地。有的老板开的是奔驰、宝马，戴的是伯爵劳力士，穿的是BOSS，范思哲，一副大老板的派头。说不定他的目的是为借到钱，或者做给债主看的。某一天，突然他的企业关门大吉，他自己也随之影迹无迹了。前些时间，奥利士制衣公司，仕登制衣公司的突然倒闭，便在温州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是大公司，媒体有连篇累牍的报道。欠的是银行的钱，虽说轰动，社会的影响不大。有的公司搞集资，社会上的许多人将自己的辛苦钱都放进去，为的是要点比银行高的利息，结果连本金都没了。比如2003年轰动温州的东方集团公司非法集资案，在温州沸沸扬扬。老板名叫苏方中，是温州崛起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为人精明能干，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个集团公司在温州拥有东风家具厂、东风城市信用社等企业，又在深圳搞房地产，建了一幢几十层的中南大厦。资金不够了，便搞非法吸储，温州的一些退休老干部都将自己的积蓄存到他们那边。结果这个公司破产了，苏方中也被提起公诉。那些老干部奔走呼号，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按照法律程序解决。公司破产后有多少资金回笼，债主按各自比例回收，据说只能拿到原值的二三成而已。

　　在这方面我也吃过一个亏，一位老朋友、老同事来找我帮忙，替他的儿子担保一笔小额贷款，二十万元。这朋友的儿子开一家童装公司，还有一点知名度，在上海、温州都有门市部，还代理法国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便替他担保了，结果他儿子两夫妇突然失踪，留下一堆烂摊子和一屁股债，我只能帮他还了这笔贷款。苦的是他手下的员工，据说都有集资，他们这一走，员工们都傻了眼，只能搬一些下脚的童装回去，又卖不了几个钱。早几年，在温州颇有名气的法国鳄鱼代理商郑建武也是如此突然消失，留下一摊债务，其中有不少是他的亲友借给他的，这也曾是街谈巷议的话题。

　　负债率过高的企业，一旦遇上不测的事，就很难运作，无法抗御风险。我估计，“非典时期”又会有些企业受到影响，我们的酒店，五月份便亏了一百多万就是例子。“人不可貌相”的另一种理解方式也在此述说一下，别以为人家开名车，穿名牌，出手大方，说不定按温州的说法是个“空壳大老蟹”——败军之将。在此附上一笔，以免我的“闲说”有专事吹捧温州老板之嫌。

　　在鞋革业，“耐宝”公司曾经是龙头企业，“耐宝”珠光女皮鞋，在1991年就获得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产品展销会质量特等奖。但在九十年代末，“耐宝”鞋业公司却因负债率过高而破产，知名度很高的老板王成栋大约也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去了外省市。在服装业，“仕登”服饰公司，聘请香港知名艺人钟镇涛作为品牌代言人，也曾经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奥利士”制衣公司，在温州的知名度也很高，都因为担保人或自己的负债率过高而破产。“奥利士”的老板曹先生为旅居奥地利的温州人，公司破产之后又回到了奥地利。

　　还有一些工厂主，突然之间失踪，大门紧闭，讨债的人、拿不到工资的人围在门口，人头攒动，议论纷纷。因为资不抵债，老板一走了之，温州的媒体不时有此类报道。可见老板也不是好当的。附带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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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温州老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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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温州老板的书现在是很多了，大致上是一个模式的，似乎都是怎么样白手起家，又如何艰苦奋斗，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我们办《文学青年》杂志时就曾出版过几个专辑，叫《星星之光》，就是写这个的。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至今又有多少此类的作品可想而知。不是“白手起家说”不对，温州确实没有现成的老板，无论是解放前还是现在，也无论是在国外的温州华侨。只是不愿意再炒冷饭，所以不再说谁的发家史，只就我所熟悉的人和事来描述一下这个白手起家的群体。

　　先说解放前这个“万恶的旧社会”。温州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辟为通商口岸的，现代西方式的资本经营模式应当从此时开始。但这个“瓯”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温州的发展，就连孙诒让先生办的实业也无法壮大，更不会出现如胡雪岩这般的大商人、大老板了。温州后来有点名气的老板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家的，因为那时已经有了现在这种铁壳大轮船，交通问题一解决，温州才可以与外界互通有无。开放改革才能发展一点不假，闭关自守永无出路，何况温州的闭关还是双重的，既有人为的因素，又有地理条件的制约。温州现时有名的五马步行街那些颇有特色的建筑，便是二三十年代大发展的见证。

　　解放前温州的老板是白手起家的。温州一解放，“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等等，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目标和对像都是地主，资本家和旧政府人员，他们中的被关、被杀的人的资产是要被政府没收的，不可能留给子女。逃过这些劫难的老板，也没能逃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的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合营后的老板对企业就没有管理权，管理权在公方代表手中，而且企业的盈亏与资方无关，也就是说，哪怕赚再多的钱，他们也拿不到，他们只拿定息。所谓的定息类似于现在的股息，一般按年息5%来支付。但我不知对资本家的企业价值是如何评定的，反正他们能拿到的定息都只是一笔很小的数字。

　　吴百亨先生（1894-1973）是温州最有名的民族资本家，也是温州最大的资本家之一。他牧牛出身，后当药房学徒。白手起家，最盛时开有西山瓷器厂、百好奶厂、远东蛋粉厂、西山造纸厂、百好酿造厂、五洲大药房、中国食品罐头厂等等工厂和商店。但他的出名和贡献不是所办的工厂数量多，而是他的“擒雕牌”炼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工业相当落后，还不曾有乳制品生产，英帝国主义的英瑞公司出品的鹰牌炼乳独霸中国市场。吴先生下决心试制炼乳，并取得了成功。1926年九月，在五马街百亨药房门口，正式挂上了“百好炼乳厂”的招牌。继之又在书法家马味仲等友人的帮助下，设计了一幅有红日喷薄而出，中国人的一只大手，擒住了在空中腾飞的大雕的利爪这样一个图案的商标，取名“白日擒雕”，并在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商标局注册在案。“擒雕”一投入市场，便被顾客抢购一空，吴先生尝到甜头，便雄心勃勃地扩大再生产，边向民间筹集资金，边选择了有丰富奶源的瑞安马屿区的沙垟地方，建起了颇具规模的厂房。从此，沙垟就成了中国乳品工业的第一个基地。1919年，擒雕炼乳获中华国货展览会一等奖，次年又奖西湖博览会特等奖。英瑞公司见擒雕炼乳生意兴隆，占挤了飞鹰炼乳的许多市场份额，便以“擒雕”系盗用“飞鹰”商标为由，向中国商标局提出控告。官司足足打了四年，终于以吴百亨先生胜诉而告终，此事当时在全国引起轰动，认为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何琼玮先生据此写了多集电视剧，吴百亨一角由达式常扮演。达式常长得英俊潇洒，但吴百亨先生更魁梧伟岸，白白的，额角很高，具有一种大企业家的风度，这是达式常所无法表现的。

　　困难的还不是打官司，而是以后的不正当竞争。英瑞公司凭借自己的实力，先以削价倾销的方法，企图使百好厂破产，吴百亨先生针锋相对，顶住了这一招。接着英瑞公司串通福州亚士德洋行的老板，将百好乳厂的四万多听炼乳购去，囤放起来，待到变质了再向市场抛售，企图以此败坏擒雕牌的声誉。吴先生毅然派会计陈玉溪前往福州，将这批炼乳购回，统统抛入闽江，并赔偿亚士德洋行的所谓损失。这一赔花了两万元大洋，相当于全厂资产的三分之一，却轰动了整个福州工商界，国货擒雕炼乳的信誉卓著。英瑞公司见此计不灵，又生一计，派遣它的东方特派员偕同中国买办来找吴先生，出十万大洋收购擒雕牌商标。这十万大洋相当于吴先生当时的全部资产，确实是一笔大数字。但吴先生是有骨气的，并未见钱眼开，擒雕的牌子决不出卖，对方只好悻悻而去。吴百亨先生确是不可多得的民族资本家，问题是民族资本家也是资本家，解放初期还这么称呼一下，到1957年他便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到文革时全家人从家里被赶出，住到山前街的一间牛棚里去了。请注意，这里的牛棚不带引号，并非文革中关押所谓“牛鬼蛇神”的“牛棚”，而是真的将牛棚让他们当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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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温州老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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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吴百亨先生的子女说，吴先生每年能拿到的定息也仅仅是几百元人民币，加上每月发给他的一百多元工资，一年总共能拿到的钱不过二千多元。这个钱到文革中就没有了。我父亲是西山瓷器厂(后来改为西山陶瓷公司)的高级技师，专门设计窑炉的，与吴先生的关系很好，文革中的1968年，两人还被关在同一个房间，我经常给他们送吃的东西。我母亲与吴先生的三太太是好朋友，一直来往到三太太前几年去世。吴先生的大孙子叫吴邑，现在意大利做生意，是我的好朋友，但他的小儿子又喊我老师。也就是说他的孙子比儿子大得多。我知道吴先生三房太太，每房太太生有八位子女，二十几位子女拿他的每年二千多元钱，能当什么老板？

　　许漱玉先生（1880-1967）也是温州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他开的百货商场在温州最热闹的五马街口，就是现在的温州第一百货公司，旁边的大众电影院，便是他在三十年代初建的中央大戏院。这座中央大戏院不简单，是温州最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之一，建得非常牢固。1944年温州第三次沦陷时，日寇飞机的炸弹直接命中中央大戏院，但只是使它有所伤损，并未倒塌，以后稍加修葺便一直使用到现在。历七八十年而不衰。只是解放后改名为大众电影院而已。我平生第一次看电影就是在这个电影院，那时只知道，这个百货公司和电影院是国家的。后来才听老辈人讲，这两幢温州有名的建筑是许漱玉先生的产业。

　　许先生布店学徒出身，后自开小布店开始，由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生意愈做愈大。在温州的百货业中，独领风骚数十年。抗战期间，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经常借用他的中央大戏院开会，举办抗敌讲座和演剧宣传。许先生不仅同意出借，还把戏院门锁和全部设备交由战青团保管使用。查禁日货时他也积极配合，他的商场从未私藏日货牟利。后来他将商场交由长子许兆鸿打理，自己到上海当寓公。许先生的次子许思言先生我认识，但见面的次数不多，他是温州出来的文艺界老前辈。大约从当时的观念来说，他是不务正业的阔少爷，一味玩票，解放后便没有定他为资本家，他也由票友而成京剧编剧，也算歪打正着。他长期在上海京剧院任编导，著有《老生流派讲话》以及《海瑞上疏》、《七侠五义》、《东郭先生》、《红旗魂》、《劫室纲》等四十多种京剧剧本，是我国京剧界的名宿。也就是说不当老板当文人去了。只是因为《海瑞上疏》这个剧本，他没有当老板而在解放初期未吃过的苦头，在文化革命中却吃足了苦头。我见到他是他平反之后来温州，这时他已上了年纪，但精神矍烁。

　　这一时期的大老板还有李毓蒙（1891-1961）。李先生是裁缝学徒出身，与上述的吴、许二位如同一辙。十八岁时在瑞安东头村开设小裁缝店，同时试制10锭纺纱机等机器，二十六岁时终于发明了一台铁木弹花机，不久即办了“李毓蒙制造絮棉机器厂”，从此结束裁缝师傅的生涯，专心致力于机械工业生产。1922年春他携带弹棉机机样和麒麟牌商标图赴北京向中央农商部申请专利权和注册商标，获得照准之后当年即生产了弹棉机200余台。此后该产品相继在上海国货展览会、西湖博览会上获奖，声誉鹊起，同时开始试制内燃机、碾米机。也就是说他几乎与吴百亨先生同时起步。所以我将此时至抗战前为止，称为温州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兴起的还有机织革席厂、纺织厂、酿造厂、瓷器厂、针织厂等等。

　　1925年，李先生在上海、南京开设“毓蒙弹棉机器发行所”，通过上海将自己所发明的产品推向全国。第二年又在温州小南门外创办“毓蒙铁工厂”，生产内燃机、碾米机、轧糖机、切面机和剧板机，全厂有工人百余人。1933年在上海成立“毓蒙联华公司”，1926年在湖北产棉区创办“汉阳毓蒙联华分厂”，年产弹棉机1400多台。直至抗战爆发，他也仅仅是将温州的工厂迁至丽水，汉阳的厂迁至重庆。1941年，又在湖南衡阳创办毓蒙联华分厂，后又在湖南湘潭等地办了六个分厂，以解决由沿海逃往内地的难民的就业问题。其间因抗战的战线推进和变迁，他的工厂或迁建，或因被炸而关闭，几经损失又几经重建，李毓蒙先生真是吃足了战争之苦，但他痴心不改。抗战胜利后在武汉开设“毓蒙联华分厂”和“大中棉机制造厂”，在上海建“毓蒙棉机厂”和在温州建“毓蒙铁工厂”。

　　李毓蒙先生在致力于工业的同时，又很重视教育。1937年在瑞安东山创办“毓蒙小学”，入学学生不需交学杂费；1942年又创办五年制的私立“毓蒙工业职业中学”，1946年该校迁至温州近郊太平寺，改名为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解放后并入杭州化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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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温州老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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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吴百亨先生的工厂一样，温州毓蒙铁工厂公私合营，后又改成地方国营，成为温州最大的企业之一——温州冶金厂。吴百亨先生的西山瓷器厂也发展成为温州最大的企业之一——西山陶瓷公司。只不过李毓蒙先生早于1961年逝世，未受住牛棚之苦。

　　温州的大老板如吴百亨、许云章、李毓蒙这般富有的，子女都无法继承财产，继续当老板，更何况那些等而下之的，所以温州解放后没有现成的老板。如今的老板百分百白手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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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华侨老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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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长辈是国外华侨，子女倒是可以去继承遗产当现成老板的。但这种现成老板也不多，一方面是过去的温州人外出当苦力的多，后来发家致富的人也不多。倒是改革开放后出去的年轻人中，现在有不少已经成为老板，有的还成为大老板。因为他们有文化、有思想、又有胆识。文革前，据说温州华侨中的首富是在日本的一位林姓老板。当然这里的“首富”并非福布斯排行榜，也没有权威机关去印证，只是传闻而已。这位林姓老板在温州银行的存款最多，有二十万元人民币。紧接其后的是一位郑姓华侨，十七万元人民币。在当时，温州地委书记王芳的工资最高，也不过百多元一个月的工资，这个二十万当然是天文数字。那时的伙食费每人每月十元左右，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并且即便是号称“首富”、“二富”的老板的儿子也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能自己集资建华侨中学，集资办华侨针织厂，林老板、郑老板的儿子都在这个厂工作。文革时我在纺织部门工作，与他们都相熟。也正因为这些华侨子女在一起工作，富有的程度相互之间大致也了解，可见这个“首富”与“二富”还是比较确切的。

　　提起这位林老板，有一个传奇的发家故事。既然是“闲说”，也在这里说一说。林老板是温州江北岸人(现永嘉县瓯北)，因为家里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跟人跑到日本去当苦力。温州是著名的侨乡，在温州华侨又集中在文成的玉壶、瑞安的丽岙、永嘉的瓯北和七都岛。但这些地方都很穷，玉壶是穷乡僻壤，丽岙有“女儿勿嫁丽岙底，一锅薯丝一把米”之说。正因为穷，才会飘洋过海去冒险，并且是亲带亲，戚携戚，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林老板在日本当苦力，赚不了多少钱，当时的通讯又不发达，妻子在家生活无着，丈夫一去又无音讯，为了一口饭吃，只好嫁到藤桥山底去。林老板后来到一个餐馆打工，这个餐馆的老板与老板娘是老夫少妻，老板很快去世，老板娘见这位伙计人又勤快，脑子也灵活，样子也不错，后来就再嫁给他，他便真正成了老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成了战败国，美国来管理日本，一如现在的伊拉克。当时规定与军事有关的企业一律取缔，但如果股东中有战胜国的公民，并占51%的股份以上的，可以保留该企业，改为生产民用品。据说这样规定是美国人为了保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这规定却让日本企业有空子可钻。中国也是战胜国，有人就找林老板，将自己企业的51%股权送给他以逃避取缔，林老板除自己的餐馆之外，一下子又成了四个企业的大股东。

　　日本战后，百废待兴，企业的发展很快，林老板的头脑又灵活，分到利润后再去投资，没多少年便成华侨中屈指可数的大老板，东京华侨联合会的副会长。可惜膝下无子，餐馆的女老板又先他而去。他在参加归国华侨观礼团时乘机回温州寻亲，找到了已嫁到藤桥的老妻。好在老妻育有二个男孩，长子名叶通，他将叶通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在叶通上再加自己的林姓，便名林叶通。将他送到温州华侨中学读书，又花四万元买了一幢华侨新村的别墅，并在温州有了二十万元的存款，供老妻与继子用。老妻与后夫生活的年数比他长多了，他一走，就将后夫接到温州的别墅里来。这位出身农民的藤桥山底人，种惯了蔬菜等作物，到城里来也闲不住，在别墅的前后种了不少蔬菜和瓜果，成熟时自己吃不了，还挑到菜场去卖。

　　林叶通的结婚典礼在温州华侨饭店举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非常轰动的事。我的朋友王铸迪因为父亲在日本，与林老板相识，也去参加了这个典礼，曾经跟我说起这个盛况，使得我记忆犹新。王铸迪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曾短期在温州的兴无棉纺厂任厂医，林叶通的妻子正是兴无棉纺厂的职工。王医师与她素有来往，知道她在婆婆的逼迫下，也曾挑着家里种的菜蔬去菜场卖。“首富”的媳妇卖小菜，足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文革时，因为“海外关系”被抄家，是“纺织系统红卫兵”执行这个任务的。其中有我认识的来告诉我，林叶通的钱真多，抽屉一拉开，七八百元现金就放在那里。七八百元是人家两年的工资，当时拾元票是最大的面值，当然看得那些个“红卫兵”眼一亮。他还告诉我，就是可惜了这么好一幢别墅，里面摆了好几只腌咸菜的桶、腌海蜇的缸和收摘来的南瓜、丝瓜等等。

　　后来，形势稍有好转，林叶通先生便带家携口去了日本当他的老板去了，与他同时或前后出国去当老板的人也有不少，如意大利著名的华侨林华鑫也是那时去的。林华鑫先生是混血儿，长得特别好看，当时是温州有名的“半番”。“半番”就是半个番人（洋人）的意思。记得他去意大利后第一次回国，我朋友潘嘉兴去上海见他。他那时住上海华侨饭店（即如今南京路上的金门大酒店），老门童不让潘嘉兴进去，且态度非常差。林华鑫一下来，那门童立即低头哈腰了，恨得潘先生咬牙切齿，称狗眼看人低，还在我面前发过一通感慨。为此我后来有条件后去住过几次金门大酒店，按当时的眼光看还不错，现在就不大愿意去住了，因为除了厚实的花岗岩里面还透出一种历史的沉重之外，其余便不足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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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华侨老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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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华侨老板的子女子也不是每个人去了国外或港澳都是一去就是老板的，很多去了外边之后还是靠自己白手起家。我的朋友何纪椿先生是七十年代初去香港的，时间与林叶通、林华鑫他们差不多。何先生曾经与我作彻夜长谈，讲他起家的经过，足可在此闲说一番，因为具有典型意义。

　　何先生的父母和叔叔均在早年旅居台湾，他的父亲在台湾开针织厂，他的叔叔开尼龙丝厂，都是老板。特别是他叔叔何朝育先生和婶婶黄美英女士，在台湾和大陆都有一定的知名度。黄美英女士是国民党第二兵团中将司令邱清泉的外甥女，何朝育先生是与台塑集团王永庆先生密切交往的企业家。他们捐资兴建了温州大学育英图书馆，温州师范学院育英大礼堂，温州医学院附属一医育英门诊大楼和附属二医育英儿童医院，另外还有啸秋中学等许多项目。是目前为止温州侨胞和港、澳、台胞中对家乡捐资最多的人，他的实力由此可见。

　　何纪椿先生毕业于杭州大学（现已与浙江大学合并）体育系，在温州一中教体育。由于其华侨背景，又是活泼好动的人，温州第一个骑进口的蓝翎自行车的便是他。那时的国产自行车百来元人民币一辆，进口的蓝翎自行车上万元人民币一辆，骑这种车比现在开奔驰600还出风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何先生凭单程证来到香港，就住在他叔叔何朝育所开的公司香港办事处里。下面就引用他自己的原话，向大家传达他初到香港时的一段经历：

　　我叔叔公司驻香港的办事处不大，楼下办公，楼上住人，我初到香港时就住办事处楼上。那时香港也不是很景气，我又不会说香港话，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希望叔叔在办事处给我安个工作，叔叔没同意。叔叔的公司在台湾生产尼龙丝，有些货运到香港办事处再分发给香港的订户，需要打包，而打包是雇临时工干的。我搞体育出身，身强力壮，我就要求让我来打包，好赚点钱，办事处的人又不同意：你是老板的侄子，是少爷，怎么能干这种苦力活呢！我百无聊赖，坐在叔叔的办公桌前给家里写信，办事处的人又摇手：这是老板的位置，你不能随便坐的。我没办法，只得天天查报纸的招工广告，然后东奔西走去应聘，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工厂愿意用我，条件是必须集资五万元港币。我兴冲冲地回到办事处借钱，经电话请示台湾的叔叔，叔叔还是没同意。我心想，我们大陆的报纸说得对，资本家就是这么残酷无情！我非常后悔来到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我又知道，我在大陆的工作已经辞掉，回去能干什么？再说又怎么向亲戚、朋友、同事交代？只好硬起头皮再想办法……

　　后来，办法终于有了，何纪椿先生找到一个开布厂的亲戚，向他赊购了一些零头布、残次布，拿到市场上，卖给穷人。这些布是布厂的下脚货，价格便宜，但如果裁剪、拼凑得当，做的衣服还是像新的一样。他自己这时很穷，也知道穷人的需要，这些零头布、残次布卖得很快，卖完了去结帐，然后又赊购一批去卖。慢慢地赚了一笔钱，就去租屋开自己的贸易公司，生意由小到大，后来他还成了他叔叔所生产的尼龙丝的经销商，并将这些远销到祖国大陆，他的公司也逐渐成为对台贸易的大公司之一，他本人被推举为温州旅港同乡会会长。这时，他才理解叔叔当时的做法。如果叔叔安排他在办事处工作，他或许至今仍是一个职员，直至退休为止。如果让他来打包，拿计件工资，更不知现在会如何生活，只有逼上梁山，他才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致富路。

　　海外温州老板如何纪椿先生这般白手起家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特别是早年出去的，几乎少有例外，只是所从事的行业不同而已。有的是从在餐馆打工开始，勤奋努力，省吃俭用积累了经验和一些钱财之后，盘下人家的小餐馆自己来做老板，再慢慢做大。如荷兰皇家中国饮食业公司名誉主席，荷兰中国商会会长胡志光先生走的就是这条路。从餐馆打工开始，发展到成为涉及餐饮，经贸，农业技术设备等多种行业的大老板。有西班牙“中餐馆之父”称誉的陈迪光先生走的也是这条路。他从江苏农学院毕业之后在北京农科院工作。因为父亲早年去西班牙谋生，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来到西班牙，先在人家餐馆打工，后自己开餐馆并逐渐发展，到1987年，他全家人开的餐馆就达八家之多，并大都取名为“长城饭店”随后又发展国际贸易，回国投资等等方面。如杭州的五星级酒店“五洲大酒店”便有他的股份。他现在是西班牙华人总会的荣誉会长，还是西班牙温州同乡会的荣誉会长。

　　有的海外温州老板从小职员做起，积累了经验，也积累了一点钱财之后自己开起小公司，然后慢慢做大。巴西的“黄豆大王”、“石化巨子”林训明先生的就是这条路。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去巴西，先在一个油厂当职员，负责黄豆原料的供应。积累了经验和一些钱之后购入一家小油厂，自己当老板，以后又连续购入三家企业，到1972年创立了自己的巴西植物油公司。由于他既重视植物油的生产，也重视黄豆原料的开发与生产，公司发展非常快。到1975年，他的“巴油公司”就被评为全巴西出口额最大的民营企业，他自己也被誉为“黄豆大王”。随后他又转向石油化工行业，从事聚合物的深加工和无纺布的生产。到1989年，他的无纺布产量便居巴西第一位，成为“石化巨子”。巴西圣罗菏这个地图上找不到名的小镇也因为他的成功而崛起，出名，所以授于他“荣誉市民”的称号。连美国《时代》周刊也报导了他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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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华侨老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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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旭华先生是荷兰华侨华人百年历史上第一位获得“皇家骑士勋章”的温州人。但他也有一个白手起家创业的历史。他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1963年辞职来到荷兰。先当职员后开餐馆，并且从一家餐馆发展到四家。1974年又在奥地利创办梅氏企业有限公司，做进出口生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又转向国内，投资多处房地产项目，参预故乡的经济建设，由于其生意规模，也由于其在侨界德高望重，曾经担任旅荷华侨总会会长，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副主席。并著有《试述荷兰早期华人移民》一文，是研究欧洲华侨历史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看来还是日本华侨的机会比较多，有可能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我的中学同学王铸育的父亲王文通先生早年去日本，一直在做贸易。虽然在当时我们认为她家很富有，从现在的眼光来说也不能算是大老板。但他老先生购进了东京郊区的一块地建住房，当时因为那里偏远，价格便宜。后来东京发展飞快，城市迅速扩大，这块地成了新宿区的中心。在寸土寸金的东京拥有一块地，价值非比寻常，后来此地被征用，使得他拥有东京闹市一幢大厦的整整一层楼面。

　　当然还有经济上的回报。王铸育他们兄妹三人以及大姐姐的儿子均相继去了台湾和日本。但是他们并未去继承父亲或外公的产业，也如何纪椿先生一样靠自己打拼。哥哥王铸军，牛津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曾任牛津医学院皮肤科研究室主任，后被台湾荣民总医院聘为皮肤科主任，荣民总医院应当说是台湾最好的医院。姐姐王铸迪是台北市立医院妇产科医师，王铸育本人在日本东京开诊所，以针灸为主。

　　王文通先生买地一事看似天上掉馅饼，其实也是思维方式问题，王先生抓住了一个机遇。何朝育先生也有类似的一件事。他为办尼龙厂，在台湾买了一块很大的地皮，后来高速公路从他的地上过，土地增值不少。前年，旅居荷兰的华侨杨建民先生与其姐姐杨少云来我公司收购我们开发的两处房产未出售的所有地下车位，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亲友们大都反对，说他们是傻瓜。但他们还是坚持做了这笔一千余万元的生意。事隔一年，车位升值不少，他们稳稳地赚了一笔。这也是眼光问题，不是守株待兔。

　　前面提到的林先生也是一样，如果他自己没有经营头脑，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日本，也早已被淘汰，轮不到继子林叶通先生继承产业。就在我写这本书时听到消息，林叶通先生现任日本长野县华侨总会会长。国外华侨社团的负责人是民主选举的，而且只有两个条件：一是有经济实力，二是热心社团工作。能担任这个会长说明林叶通先生继承父业之后仍旧经营得很好，没有被激烈的竞争所淹没。

　　1987年2月，加蓬共和国外交部长让·平随总统邦戈访华时，抽空来温州“寻根”，对于徐恭德来说也无异于天上掉下一个馅饼，因为让·平（程让平）是他舅舅。这位非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外交部长不仅来看他这个外甥，还鼓励他去加蓬发展。徐恭德先生立即抓住了这个机遇，当年便收起了自己在温州的事业，飘洋过海来到了加蓬共和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徐恭德并没有让当外长的舅舅给按排什么工作，或接管舅舅的什么公司，而是老老实实到一家杂货店打工，边学如何在非洲立足做生意，边学加蓬的官方语言——法语。很快地，当他拥有自己的第一家小杂货店时，他的法语也已经能应付生活和贸易的需要了。由于经营得法，他的生意日益红火。有温州亲友随后到加蓬发展，他将自己的这间杂货铺转让给了亲友，自己则另起炉灶，再开一家商店。如此成熟一家转让一家，数年之间他组建起了一个拥有十几个连锁店的商业集团。他的生意也由单一的零售转向批发，并开始拓展进口业务，包括一般杂货、大米、冷冻食品等等。随着经营跨出国界，亚、欧、美各大洲的客户逐年增加，他的公司门庭若市。

　　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徐恭德开始经营非洲木材的大宗出口贸易，特别是用材量最大的树种——实古梅的出口业务。由于他信守合同，保证质量，赢得了良好的商誉，各大洲木材商家纷纷来加蓬向他订货。而徐恭德的经营管理方法也早已超越了初始阶段的家庭作坊式的模式，跃升到现代企业管理的高级阶段。他聘用了法国经理，从岗位定制到责权利定位，从决策、管理、经营的科学化到用人选才的现代化、知识化，都为他的企业集团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十几年过去了，他不仅成了商界巨子，成了加蓬华侨领袖，也成了社会活动家。1999年11月，世界市长大会在加蓬共和国首都利伯维尔召开，徐恭德与他的舅舅让·平部长一同前往迎接市长们，并举行宴会欢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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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华侨老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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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徐恭德开始，现在加蓬共和国有了一个温州老板的群体，有的在做他开创的连锁杂货店，也有的自己做贸易。也就是说，徐恭德先生将自己接到的馅饼分发给了众多的温州人，而这些温州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这个例子非常典型，温州人在一个国家或地方的发展，极少是单枪匹马的，都是这样亲带亲、戚带戚的，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实力的老板群体。

　　俗话说：“师父领进们，修行靠自身。”这些国外的温州老板，都在被引进“佛门”之后，靠自身的修炼而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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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大包天”与“胆大包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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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的温州老板白手起家，海内的温州老板更须白手起家。因为在海外你还有可能继承先辈的产业，在海内，你先辈的产业在各个运动之中，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中损失殆尽了。而且，海外温州老板的发家大都有迹可循，方式大同小异，从白手起家发展到具一定规模，非十数年或数十年不可。海内的温州老板发家都往往更富传奇色彩，有时一种机遇，一个概念，你抓住了，你的企业很快地就上来了，几年之中可以发展得很大，知名全国。究其因由，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发展较早，竞争有序，出奇不易。加之这一代温州老板的文化水准，还不能在高科技领域驰骋，所以无法一蹴而就。而海内市场广大，竞争尚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之中，可以出奇制胜。温州人起步较早，思维敏捷，抓住机遇，或利用一个概念，鲤跃而起，企业就上来了。温州许多知名企业，历史均未超过十年可以为证。

　　王均瑶的“胆大包天”，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例子。春节期间，上百温州老板滞留南昌机场，无法回温，有人说我们这么多人，可以出钱包一架飞机飞回温州。说的人无心，在旁边听的王均瑶有意，事后就去实施，成立了天龙包机公司，包下国内几十条航线，成为全国首个民企参与一向由国家经营的航空运输的特例。加之写报道的记者很有创意，用了“胆大包天”的成语，非常形像地表述出王均瑶的一种商业行为，使均瑶一下子名闻全国。其影响力之大，超过我的想像。可惜2004年王均瑶不幸病逝,年仅39岁。

　　有一次洪波来温州，他是个爱热闹的性情中人，我与几位朋友陪他去浦发KTV唱歌。我这人古板，从未开口唱过，他们唱得热闹，我与包厢服务员聊天。这位湖北籍的女孩子说起自己正在念高中，家里穷，农村又重男轻女，父母想让她辍学。她看到了那篇有关王均瑶的报道《胆大包天》，就萌发了退学到温州打工的念头，此前连温州在哪里都不知道。我问她对温州有什么感受，她说自己跟着老乡懵懵懂懂地坐汽车来了，一来就在浦发上班，白天黑夜的，也没有出去玩过，只觉得温州人大把大把地花钱。别说一个农村来的服务员，对温州人在KTV花钱我也不理解，包厢费、酒水费、服务费，一个晚上没有一千多块下不来。我坐着没事，对她说，我打电话请王均瑶过来。她不相信，王均瑶那么有名气，你打个电话他就过来？

　　我就给王均瑶打电话，那晚他刚好有空，很快过来了。但服务员说什么也不信来的就是王均瑶。那篇报道说他是农民，眼前这位白白胖胖的，是个小白脸，王均瑶哪有这么漂亮？她想像中的农民跟她自己的父亲一样，黑黝黝的，表情木讷。我们怂恿王均瑶拿出名片来，她看到那有着天龙包机公司标志的名片方才相信，两眼立即放出异彩来，那种喜出望外的表情，让我至今不能忘怀。她赶紧给均瑶倒水奉茶，只围着他转，我一下子感受到了王均瑶的巨大影响力。平时我们很熟，我只当他是小弟弟，没想到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这么高。

　　不过我对他的经营能力一向很是佩服，我认为他不仅仅是利用了“包机”这一概念，他的聪明在于由此开始，不断地产生新的思维，他的概念在不断地延伸。比如从包机的实行到与航空公司的结算有三个月时间，这段时间他手中所掌握的资金不是少数，可以利用时间差来进行新的投资，而且只要包机还在继续，他们手中这笔资金就可以长期利用，于是他发展了牛奶业，出租汽车业等等。我曾经跟王均瑶开玩笑，你的牛奶广告可以这样做：“均瑶牛奶好不好，请你看看王均瑶。”他说：“老吴，这广告词可不是你的专利，早已有人建议了，他们的广告词是：‘喝了均瑶牛奶，像王均瑶一样胖胖白白’。”我们都哈哈一笑。因为事业的发展，王均瑶已经将均瑶集团的总部搬到了上海，投资的方面更加多样，而我在外省投资房地产，也常常得往外地跑。虽说他办的均瑶宾馆和我们的国贸大酒店近在咫尺，我们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有一天，我从加拿大回来，由上海浦东机场坐车往上海市区，看到了座落在肇嘉滨路的均瑶商务大厦的招租广告，方知他又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进入房地产业了。

　　“胆大包天”，只有胆大才能成其大事业，特别是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

　　我做房地产十多年了，十几年前温州房地产公司不多，几十家而已。开房地产业会议，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即可。会前大家握手打招呼，似乎都认识，会议开得热烈而又温馨。后来房地产公司如雨后春笋似的，一下子发展到数百家，开会大呼隆，我便不去参加了。偶尔一次，被业界的朋友拉着去参加，发现与会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了，再仔细打听，发现第一批在温州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几乎都销声匿迹了。据说都是被温州高昂的地价吓住了，有的跑到外地去开发，有的在掘走第一桶金之后干脆改行，做别的生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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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大包天”与“胆大包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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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温州如今的地价贵得令人咋舌，我曾经参与开发的市中心的一个小地块，总共只有5.9亩地，市土地局核定的地价是604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亩地价超过一千万元，可谓天价。也不知道这个价是怎么算出来的,土地价这么贵，房价不可能降下来。高昂的地价，把第一批老板吓怕了，要知道他们当时拿到的土地价仅仅一二百万元一亩呀！记得我做的第一块地地价每亩超过三百万，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最贵的地价之一了。当时土地尚未进入拍卖程序，土地是通过谈判取得的，也就是说，温州的地价贵，首先是政府炒上去的。

　　胆小的人吓住了，胆大的人却不怕。有意思的是好几位胆大的房地产老板将自己的公司也取“大”字号的名，如“大发”、“大诚”、“大自然”等等。他们买了第二批、第三批土地，正赶上了温州的房价暴涨，很快地变成了温州房地产界的“大佬”。他们这叫“胆大包地”。

　　当然，这个胆大应当不是盲目的，是源于他们对温州房地产业走势的正确估计。如我辈的房地产商眼力不济，前瞻性不到位，吓得落荒而逃，跑到地价相对较低的外省去做房地产了。在外地，土地价几十万元一亩，市中心也不过一、二百万元一亩，在我们这些相对胆小的老板的承受力之内。

　　要说明的是并非去了外地做房地产的都是小老板或胆小的老板，有许多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战略转移，做得依旧非常大。如“新湖”集团，以杭州为基地，全国好几个省有他们的开发项目。原市检察院副院长邹丽华，市委秘书长叶正猛，下海后都是加盟“新湖”集团的。又如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光在杭州的一个项目就达二十万平方米。“新湖”集团的老板黄伟先生我不熟悉，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王忠浩先生与我可以称朋友。我提到的那个市中心的小地块，就是与他们公司合作的，我们投了40%，“城开”公司投了60%。没有他们的精确计算和苦心经营，这么贵的地价是很难成功的，这就体现了企业家的眼光和魄力。最近，温州的报纸在评选温州十大城市运营商，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荣登榜首，也是对王忠浩先生的能力与魄力的一个恰当的评价。

　　还有一部分老板去外地开发并非胆小，而是因为初入行，先到地价相应较低的地方小试牛刀。如曾经与我在其他项目中合作过的陈定华先生、杨望鸣先生等便是如此，一旦外地的房地产业成功，便又“杀回老家闹革命”。陈定华如今是全面开花，一口气在温州本地、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连办了五六家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因为它是高风险产业，大投入，大产出。有时一个项目下来，老板发家致富，立定脚跟，继续前进，进入良性循环。有时一个项目套住，老板从此一蹶不振，万劫不复。所以房地业界老板变化较大，不断有人进去，也不断有人出来，很难统计一个比较正确的数字。据各地温州商会的简单汇总、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共有两千多家房地产公司，动用的资金近千亿！

　　包天包地，温州老板的胆子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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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佬”及其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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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佬”是温州人对做鞋师傅或补鞋师傅的昵称，后来又引伸到皮鞋工场或鞋厂的老板，都被称为“鞋佬”。在温州的老板群体中，“鞋佬”无疑是最大的群体，也是最有实力的群体。因为鞋革制品是温州的传统产品，发展早，从业人员多。清末民初流传一句话：台州有杀不完的头，温州有杀不完的牛。台州“绿壳”（流寇）多，常有被抓住杀头的。温州制革行业发达，天天在杀牛。明嘉靖年间，“胖袄裤鞋”被列为温州的贡品。清光绪《浙志便览》称温州的“锡器牛皮，为浙之冠”。鞋革制品的丰富，带动了鞋革贸易的繁荣，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温州市中心的府前街都是鞋革制品的专业街，鞋店林立，装潢讲究。我至今还记得好几间鞋店的橱窗里摆放着一支支大大的鹿茸，鹿茸的杈枝上摆放着一双双漂亮的皮鞋，特别是小巧的女鞋，很引人注目，现今的皮鞋店还未有这么讲究，摆放的方式也缺少这种创意。我那时还小，对皮鞋不感兴趣，我到府前街只是因为想看那摆放皮鞋的鹿茸。

　　解放后，人们大都穿解放鞋，特别是文革之中，军装、解放鞋大行其道，府前街的鞋店不复存在，温州商业街少了一道美丽的景观。直至七十年代，形容人的时髦，又用上了“皮鞋尖顶，衬衫硬领，裤脚笔挺”的词语。温州的鞋革业又开始发展和发达。国营鞋厂和集体鞋厂是主力，有手艺的“鞋佬”打游击，开始在家办工场。后来，鞋厂职工白天到厂上班，晚上为个体鞋厂做私工；再后来，国营、集体鞋厂纷纷关门，私企，民企鞋厂取而代之。上世纪七十年代，温州市区有鞋厂十多家，八十年代发展到一百多家，九十年代更发展到两千多家，加上做鞋底，鞋革，鞋材等等与之配套的企业，温州满街都是“鞋佬”。九十年代初，温州的市容市貌还未严格管理，马路上的摊位不少，人们说：“鞋摊摆路头，鞋佬满街走。”发展到如今，温州成了“中国鞋都”，鞋革企业四千余家，从业人员三十多万人。据说温州鞋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20%。我向鞋革协会的人打听：这些个数字包括不包括温州人在外地办的鞋厂和承包经营的鞋革企业？他们直摇头：“那就无法统计了。”

　　温州鞋厂的老板，由于鞋革起步早，已经换过一茬了。第一茬的老板大都做鞋出身，文化不高，从家庭作坊开始，随着业务的拓展，一步步扩大的。他们肯干，吃苦耐劳，但生产与运输的方式还比较传统，因而当时的鞋厂虽多，规模却不够大，加之政府还在遏制和打击私企的发展，淘汰率很高。有的小富即安，见好就收；有的未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因款式、质量等原因而关门；也有的赚进一笔钱之后自暴自弃，赌博、玩女人什么的。这一茬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热情、豪爽、对生活充满自信，那时的歌厅、餐馆，经常看见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一掷千金的豪举。人们带笑笑说：“这帮鞋佬！”这茬老板跟上形势，至今仍留在第一线的已经不是很多，知名鞋企中如“吉尔达”的大老板余阿寿，“康奈”的老板郑秀康都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第二茬的鞋业老板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无论读书多少，总算受过现代教育，他们不再自己做皮鞋，他们以现代化的流水作业方式或生产皮鞋，以现代化的营销网络实施经营，他们的企业动者数千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人们也不再以“鞋佬”称之了。如“奥康”老板王振滔、“吉尔达”二老板余进华、“红蜻蜓”老板钱金波、“东艺”老板陈国荣都是这一茬老板中的典范。

　　我与钱金波都在温州，但我们的相识是香港朋友介绍的。那是2000年，钱金波他们到香港开展销会，这位朋友在香港的活动能力很强，帮他们张罗着请明星、邀媒体等等。她很欣赏钱金波的品位和能力，便给我打电话，让我与钱先生相约见面。那时我对“红蜻蜓”已经耳熟能详，对“钱金波”的名字也已“如雷贯耳”。因为温州知名的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正在与钱金波一起编《中国鞋履文化辞典》，而叶大兵先生是我在文化局工作时的局长，至今仍有联系，他们编的辞典也由叶先生亲自送到我的公司。并且我的学生取得“红蜻蜓”在新疆的经营权，也常跟我提到钱金波。但我当时认为他无非是想标新立异，玩玩文化而已。见面之后，印像大变。他白晰的脸庞，戴着一副秀琅架眼镜，说话不疾不徐，年纪虽轻，却有学者风度。再读《中国鞋履文化辞典》，参观他的鞋文化展馆，方知“红蜻蜓”能在短短七八年时间，由白手起家到在全国有六七百间专卖店，年销售额近十亿元并非偶然。有学者称，“红蜻蜓”作为品牌，清新自然，唤起人们的童心，富有活力、诗意，带有东方的民族特点，这反映了温州企业界对品牌文化理解走向成熟。我忽然悟及，当1995年，“红蜻蜓”公司建立之日起，钱金波已经在用文化来经营他的企业了，他不是在玩文化，而是从众多的鞋革企业中走出一条自己的独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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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佬”及其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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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独特的路，我不由得想起了东艺鞋业有限公司和他的老板陈国荣先生。东艺鞋业公司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是第九位，应当说是个规模很大的公司了。但“东艺”的牌子在国内远远不及一些二三流的名牌，原因是他们基本上做出口业务，极少在国内销售。俄罗斯和中东诸国是他们产品的主要销售国度，他们很少在国内媒体上做广告，所以“东艺”的牌子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但2001年和2002年东艺公司出口创汇额都在三千万美金以上，居全国同行业的第二位。除了继续保持他们在俄罗斯和中东的市场优势之外，他们又定出以美国为重点和突破口来推进国际市场的多元化的布局。2001年东艺公司积极与美国第四大商业集团ELANPOLO公司接触，通过了该公司的供应商资格审查并签订了首批五万双的供货订单，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进入美国主流市场。

　　陈国荣个子不高，脸圆圆的，平时言语不多，没有给人一种叱咤风云的感觉。但也许正式这种沉静的个性，使他走出了自己的有别于温州其他鞋革公司的路。我与他时有见面，大都在会议上，平时甚少交往，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宁静致远”的人生取向。

　　除了鞋革业老板之外，服饰业的老板也是温州老板的主要群体之一。从品牌这个角度来讲，比之鞋业并不逊色。“庄吉”、“法派”、“夏蒙”、“高邦”、“美特斯-邦威”、“雪歌”、“报喜鸟”、“华士”等等品牌在全国却有很好的知名度，经营的规模也不比鞋业小多少。但奇怪的是当上世纪七十年代，个体鞋厂蓬蓬勃勃地在发展的时候，服装业却只是停留在家庭作坊的阶段，几乎没有形成大的企业，更无企业集团。倒是钮扣、领带、拉链、丝织商标这些与之配套的服饰业搞得红红火火，蓬蓬勃勃。温州桥头的钮扣市场在山沟里，知名度却响在全国。

　　我进文化界之前在纺织部门工作，有这方面的技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便利用自己的技术悄悄地办了一个丝织商标厂。我那时已经萌生了退意，想从文化界退出，下海办工厂了。别看每件衣服仅仅在领头或袖口处订了一个小小的丝织商标，这个丝织商标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是服装上不可或缺的配件。而织丝织商标却是丝织业中技术性比较高的行业，我夫人他们全家人都从事这个行业的。她爷爷、父亲、叔叔、弟弟都办过这种企业，而且技术上都能配套。有做纹织设计的，有做保全工的，也有做挡车工的，大家自己动手，既是老板，又是技工。我办的厂叫双龙丝织商标厂，由我做商标设计兼管技术，我夫人做纹织设计，她弟弟负责金工及保全，她妹妹和几位工友来做挡车工。工厂的规模很小，仅有几台机，由于小，产品换档灵便，正适合了那时服装业的需要。来我们这里订货的服装厂规模也都不大，倒是有几个鞋厂来订丝织商标的，数量较大。说明当时的鞋厂规模比服装厂大，这也是我对服装业和鞋业比较熟悉的原因。

　　也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萌发退意，除了办丝织商标厂之外，我还办了个专做出口的软包装食品厂。就是与本书提到过“中联图书公司”的老板李湧合作的，他的哥哥作家李涛也是这个企业的股东。我当时还在文联应卯，又办了这么两个企业，小孩还在念书，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并且因为要拿文联这份工资，办企业的事还需半遮半掩，不能在单位公开，对领导欲培养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好意，也只能敷衍敷衍了。直到我开始做房地产、这两个企业才停办。也算在此暴露一段隐私，顺便请我的领导和同事原谅。

　　说远了，再回到服装业上来吧，因为我做商标，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服装业还未有能与鞋业相比的旗舰级的企业，服装业的大发展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的事。

　　在温州的服装业老板中，朱爱武的年纪不大，起步却是比较早的。我认识她时她已经从卖服装转到生产服装上来，并且在市区的吴桥路拥有自己的大楼，厂房挺气派的。但那时她还未有自己的牌子，而是与上海合作，打着上海春秋服装厂的牌子，生产西装和休闲装。我还买过她所生产的服装，因为是熟人，价格优惠。她带着我们在她的大楼里跑上跑下，既显得高雅而又利索。后来，我还带着外地的朋友去买过她的服装，再后来，在饭局上也碰过几次，她仍然是一袭黑色的衣裙，只是样式和用料的不同而已。秀气中透出干练，难怪后来有人称她为温州的美女老板之一。

　　“高邦”的品牌大约是1995年下半年亮出来的，与“高邦”先后的还有“美特斯·邦威”、“森马”等，都走着休闲服连锁的路，这路是从洋人那边学过来的，但也是行之有效的路。先前温州人的仿冒很出名，现在的温州人也仿却不“冒”，仿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营销理念，“高邦”与“美特斯·邦威”等的成功之道就在于此。关于这种“仿”，朱爱武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组的采访中有个精辟的说法：“明天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世界，会有更多更新的发明呈现你面前，要想做一个与时俱进的企业，惟一的秘诀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几乎所有温州产业，从皮鞋、服装、电器到打火机，创业之初都是在模仿中长大的。我觉得模仿并不可怕，我们知道学毛笔字，一个最快的捷径就是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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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佬”及其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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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邦”集团经过七八年的现代化运作，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四百多家专卖店，2OO2年的销售额超过了四亿元人民币。朱爱武也担任了中国服装业协会休闲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但与王均瑶一样，我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朱爱武了，不知还穿她的一袭黑色的衣裙否？

　　骊谷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板之一，副董事长马宁，原先是温州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出镜率很高，因而在温州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成为服饰界的老板之后，当然仍旧引人注目，是服装界的几位美女老板之一。由于有文化，2OO1年她受聘为中法江苏时装中心服装教育专家，聘书还是由法国国民教育部长梅朗颁发的。骊谷拥有“中国十佳设计师”中的两名王牌设计师，祁刚和胡晓明，骊谷的实力可想而知。骊谷的大老板，董事长兼总经理钱维当然也是很有实力的，2OO1年在深圳举行的“南北女装对话”，他便是主角，只是因为马宁出身电视台的关系，更为社会所知而已。

　　提到服装老板，特别是女装，不得不说到“雪歌”和“雪歌”的老板陈迷丽。朱爱武是从买衣服开始的，将自家的门一开，挂上衣服就卖了。陈迷丽是从做衣服开始的，也将自己家的门一开成为一间小裁缝铺。朱爱武称自己三百元起家，陈迷丽一台缝纫机，一把剪刀一条裁缝师傅的软尺，顶多二百元而已。两人的年岁也差不多，又都是“美女老板”，异曲同工。我知道陈迷丽比较早，因为我手下的一个职员那时就住在市区龟湖路的那一边，与陈迷丽开的缝纫铺很近。她有时穿了条别致新颖的衣服，说是隔壁迷丽做的。温州话“迷”与“美”同音，我心想，这女孩的父母胆子真大，他自己的孩子叫美丽，如果她难看的话这名字不成了讽刺。我公司的那位员工说是“迷”，不是“美”。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但至今无缘相识，不相识的就不能乱闲说。在这里只能报上她的头衔：“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温州雪歌服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设计师，在温州市区到机场的路上，你会看到一个“雪歌”的大广告牌，那上边写着：如风、如雪、如歌……

　　服装界并不是女老板的天下，“庄吉”的陈敏、郑元忠，“华士”的曾旭光，“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以及“报喜鸟”、“法派”等等的老板都是男士。但其他行业没有如此多的女老板，我是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来闲说一下。女老板除了集中在服装业之外就是商业了，商店的女老板不少，特别是服装店，女老板所占的份额不只半壁江山。只是服装店中没有动辄上亿的销售额，这里就不去闲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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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老板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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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鞋革业、服装业，还有眼镜、打火机等等行业的老板群体很大，很有实力，但在全国500强民营企业的排名，总排在前面的温州企业大都是机械电器业，也就是说最大、最有实力的老板是机械电器业方面的老板。

　　“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在全国的知名度不必说了，销售额都在数十亿元之上，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均在十名以内。“正泰”老板南存辉、“德力西”老板胡成中应该说是老板中的大哥大。有意思的是南存辉先生以前是以补皮鞋为生的，而胡成中先生是做裁缝出身的，但他们没有能成为鞋业或服装业的大老板，却成了机械电器业的领头人，这就不得不说到乐清柳市镇了。

　　柳市镇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三万多人。也就是说在全国几万个镇建制中，她只是很普通的中等大小的镇。但在去年全国民营企业界500强的名单中，这么一个小镇共有八家企业入选。除了“正泰”与“德力西”之外，“人民电器”集团2002年的总产值超过50亿元人民币，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第44位。董事长郑元豹、总经理叶玉淼都被评为“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长城电器”集团，2002年销售收入超过二十亿元人民币，且相当一部分是出口收入，2001年，集团董事长叶祥尧赴美考察，与美国通用材料公司签订了6000余万元人民币的供货合同，说明该集团公司的产品已进入美国电器业主流市场，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榜上有名；还有“新华电器”集团，也进入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除此之外，进入行业全国500强的企业还有数家。柳市的老板群体真是又大又强，可谓我国经济界的一大奇观，这就是“柳市现象”。2002年《经济日报》牵头，在北京举行了“柳市现象”研讨会，不少知名经济学家参加了研讨。

　　其实，这就是一个产业氛围的问题，我在讲“温州模式”这章中提到过的“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就是指的产业氛围，南存辉在柳市办鞋厂、胡成中在柳市办服装厂都不可能办得很大。相反的，在家家户户都做西服的灵昆岛，自然就会产出“夏蒙”这样的全国知名品牌了。

　　“神力集团”也是从机械行业起家，虽然没听说它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有排名，但在温州的老板中，“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能担任温州总商会会长一职便是明证。所以说温州最大的老板在机械电器业。

　　有的行业并不是很大，其影响力却是非常大的，如宾馆业、餐饮业、娱乐业等等无不如此，因为它关联到社会每个行业和每个人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深有体会。作为小老板，我在温州没有名气，人家提到我是因为我曾经是作家。但自从与朋友一起开了温州国贸大酒店之后，便被视为正式进入老板行业，开始小有名气。因为酒店有员工近千人，每日可以接待上千人吃饭、娱乐与住宿，酒店有三十余层，金色玻璃幕墙，在温州可谓标志性建筑，我作为酒店董事长，俨然成了老板。其实这房子是国家的，我们仅仅是以每年一千万元左右的价钱包租下来开酒店罢了，其投资远没有房地产大，实在是徒有虚名。但如温州国际大酒店老板倪铁成先生、温州王朝大酒店老板朱志群先生等却又不同，虽然同属四星级酒店，他们的房产是自己的，那才是真正的老板。

　　温州的娱乐业规模也不小，特别是KTV。如“航空母舰”、“太空飞船”、天上人间、宝丽金娱乐城、王府娱乐城等等，也都很有名气。

　　餐饮业在温州也是个大行业，并且许多酒楼是连锁的。有“阿外楼”、“云天楼”、“五马美食林”、“溢香厅”、“凯悦”等等酒楼，规模都很大，老板我大都见过面。其中“阿外楼”最具代表性，应当在此述说一下。

　　“阿外楼”这个名字很土也很怪，但这个名字在温州叫得很响，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板是周宗权、周宗友他们兄弟姐妹一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市区华盖山外边环城路有间酒家叫山外楼。周家由老母亲领头，带了几个子女在旁边开了另一家酒家，房子比山外楼还矮，便起了“矮外楼”。温州话“矮”“阿”同音，大约是认为矮的是房子，不是经营手段和能力，所以后来写成“阿外楼”，由于经营得法，菜鲜价廉，“阿外楼”生意一直非常好。几年之后又开了一家“新阿外楼”，又过几年开一家“东阿外楼”，以后陆续有“西阿外楼”，“南阿外楼”等等，连锁店越来越多，兄弟姐妹几个也分别当各自“阿外楼”的老板。各个阿外楼的生意都很好，历二十多年而不衰，可说创造了温州饮食业的一个神话。周宗权、周宗友我都认识，黑黑的肤色，敦厚的样子，从来不耍大牌。我以前常光顾阿外楼，有两次因找不到包厢，他们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让我们吃饭。只是国贸大酒店开业之后我极少去其他饮食店吃饭，与他们按温州话说是“生份”（陌生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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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男人：文武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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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的男人高大魁梧的不多，这是南方百越的族种关系，非不想而是不能也，所以温州的男人极少显现出英武威猛的。但这种瘦小文弱的外表，往往会起到迷惑人的作用，其实温州的男人是尚武好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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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不武，女人不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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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这个题目，颇费一番踌躇。男人是相对女人而言的，必定要写到男女关系，婚姻恋爱，也要对诸如“小蜜”、“二奶”之类的现象进行一番闲说。问题是我这个人属于老古董之列。既不会饮酒作乐，也不会唱歌跳舞，交游虽广，应酬不多。文艺界的朋友说我：你这个样子，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生意的！企业界的朋友又说：你做生意这么多年，还端什么文人的架子。其实做生意也可以不必整日应酬，沉浸在灯红酒绿之中。而文人早已无架子可端，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打击，加上如今的穷酸相，还剩什么架子？只是因我个性，不大适合于闲说“饮食男女”，但闲说温州人，如何能不说饮食男女？还要硬着头皮说下去，如若隔靴抓痒，诸位姑妄听之。

　　温州的男人高大魁梧的不多，这是南方百越的族种关系，非不想而是不能也，所以温州的男人极少显现出英武威猛的。但这种瘦小文弱的外表，往往会起到迷惑人的作用，其实温州的男人是尚武好胜的。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陪上海来访的几位作家逛五马街，那时的五马街还未辟为步行街，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到一起，一言不合就拳击脚踢，打得凶猛无比，仅两三分钟，一方稍显力拙，“不打了，后会有期”，推上自行车就走。另一方面也没有去追，骑上自行车也走，街上烟消云散，没有过这回事似的。看得几个上海朋友目瞪口呆：“这两个人都瘦瘦小小的，这么厉害！”我笑着说：“不是这两个人厉害，温州的男人都厉害。”我没有接着说，温州的男人看不起你们上海男人，你们自行车撞到一起，两个人会停下来论理半天，旁边围了一大批人看热闹，温州人是拳头上见真章。当然，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后来大家都很忙，街头打架的事就渐渐地看不见了，两车一撞，相互看一眼，一笑就走了，有这闲工夫打架还不如去多赚几个钱，时间就是金钱。

　　温州男人尚武是历史上形成的，也是特殊的地理状况造成的。我在前面两章已经提到过，海盗、倭寇、洋人随时可以入侵，中央政府的援救往往姗姗来迟，温州人只好靠自己。武人习文想做官，文人习武便是为的自救。温州的文官大都办团练，如我曾经说到过的孙衣言、黄体芬等人，就办团练御外敌。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开战，法国军舰进攻福建，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九艘军舰与十九艘运输舰沉入水底。为防御法舰沿海北上，温州地方官和富绅积极筹办团勇。大儒孙诒让组织团勇，驻守瑞安南门江边，擂起了他自己发现的铜鼓。这面铜鼓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彝人首领孟获所铸，孟获为感谢诸葛亮的不杀之恩和教化之功，送给蜀军的，不知何故会流到温州。孙诒让那日与朋友同游江心孤屿，为避雨躲入古寺，听见雨打地上发出一种不同于别处的响声，断定此处埋有什么特别的物件，雨停后雇人挖掘，果然掘出一只大铜鼓。孔武有力的鼓声震撼人心，法国走私商船因之帆折船摧。关于这件事文友胡小远、陈小平夫妇在《末代大儒——孙诒让》中有生动的描写，我信手拈来无非是想说明温州人的尚武如孙诒让般的大儒也不例外。文友汤一钧打南拳虎虎有声，可惜英年早逝。作家吴琪捷（王手）身形如健美先生，一身肌肉孔武有力。

　　文人如此，一般人当然更加尚武。我已写到过，于南宋朝，温州有武进士305人，其中武状元14人，比例之高，别个地区无法比拟。过去温州拳坛很多，特别是平阳县，几乎村村有拳坛，抵御外敌时一致对外，一旦无有外敌，内部不免争斗，平阳（包括现在的苍南）不断有宗族械斗便是尚武的结果。温州将技不如人的唤做“黄馒头”，来源就是打擂台。打擂比武，胜者有赏，失败的只发给粗面粉做的馒头充饥，俗称“黄馒头”。再有就是端午节前后，划龙舟时的械斗也时常发生。直至如今，一到端午划龙舟，市府与各县行政机关均如临大敌，紧张异常，生怕出事。

　　解放后，械斗的事逐年减少，但一到某种气候，不免露出马脚。如文革的武斗，两派打得天昏地暗。武汉第一，温州第二，但武汉是大城市，又系心脏地区，武斗牵涉到中央大人物。温州偏向东南隅，无有中央级大人物介入，武斗之激烈，时间之长，全国少有，那纯是温州男人尚武所致。现今，武斗之风偃旗息鼓，尚武表现在竞技体育方面。温州在全国的武术比赛、散打比赛、拳击比赛、柔道比赛、摔交比赛、举重比赛中常有上佳的战绩。在浙江省不用说，常常是这些方面的总分第一。

　　问题是温州的男人外表上往往显得文弱，有江南的才子气，常常让人走眼。我听一位当年在北大荒插队的知青说起当年年青人打群架的事，打得对方对温州知青刮目相看：“这些温州人真会打！”我在部队当兵是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连队的兵以上海兵与温州兵为主。那个年代上海人看不起温州人，温州兵便与上海兵较劲。文艺演出一向是上海兵的强项，温州兵在这方面也不错，编、导、演的人才都有，我可举两个人为例：近些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蹈节目编导邢时苗就是温州人，我在文化局时他就在温州歌舞团当舞蹈演员，后来成了国家顶尖的舞蹈编导。还有以一个“鼓舞”蜚声全国的青年舞蹈家黄豆豆，也是温州人。他的父母亲我认识，也都是舞蹈演员。可见温州不乏文艺才能，与上海兵势均力敌。但温州兵在文艺演出中配以剑术、棍术以及拳术的表演，常常会得满堂彩。后来在温州非常有名的拳师金德舆，那时便与我一个连队当兵，他的舞剑表演是晚会中的保留节目。再加温州兵的连队团结出名，得罪一个即得罪一帮，上海兵没有温州兵的团结，只好让温州兵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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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不武，女人不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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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如今社会风气起了变化，温州男人的尚武已经不再重要。现在不是靠武力或体力，要靠能力和财力。这两者温州男人大都不缺，所以温州男人仍旧具有男人气，可能这种男人气比之过去更足。外地人也少有走眼的时候，因为他们一听到“温州人”三个字马上会联想到能力与财富，不会因为这个温州人显得瘦弱而忽视。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太太正与几个人在闲聊有关“小蜜”与“二奶”的事情。因为其中一个人的丈夫在外地做房地产，她们跟她开玩笑：小心你丈夫在外养小蜜或包二奶。她说：“他有钱养，不怕麻烦让他养去。我怕什么，有房子，有儿子，吃饭也不成问题。”显出了一种自信和对自己男人的相信。后来大家在掐指计算，温州的老板养“小蜜”包“二奶”的人数并不多，她们所认识的人中仅有二位。一位曾经包养过“二奶”，现在解决掉了。一位自称没办法，人家跟他跟了十几年，并说，你们千万别学我的，又费钱又麻烦，两头兼顾，疲于奔命。也就是说温州的男人比较顾家，比较传统，养“小蜜”包“二奶”的人并不多。这并不是说温州的男人就那么纯洁或专一，温州的男人聪明，他们知道，人家现在看中你的是腰包，并非别的，何必要做“泡妞变老公”的傻事。

　　不过，温州男人的聪明是历练出来的。市场开放的初期，温州男人赚了些钱，又不知道以后会如何发展，万一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复辟”，谁知道会不会吃官司什么的，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便表现出了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养“小蜜”的有之，包“二奶”的也有之，在歌舞厅一掷千金的更有之。

　　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温州市环城路口有个夜总会叫“丽晶宫”，天天灯红酒绿，熙来攘往。我曾陪洪波先生去看一场歌舞表演，那场面之热烈，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位当红女歌手在搔首弄姿地唱一首流行歌曲。歌声刚停，主持人便宣布，有陈先生给李小姐（指那位歌手）献上一个价值188元的花篮，点李小姐唱一首邓丽君的《甜蜜蜜》送给他的朋友王小姐。唱过《甜蜜蜜》之后，立即有位杨先生以288元的花篮点李小姐唱了一首流行歌曲《秋水依人》。于是陈先生觉得没面子了，又以588元的价格点了另一首歌曲，杨先生就以788元再点一首歌……随着花篮价值的飙升，歌手的歌声更嘹亮，台下捧场的掌声便更热烈。陈先生随即开出了1588元的价位，台下开始有人吹口哨，有人喝彩了，杨先生随即又开出了2888元的高价。我看了看那几个被拎来拎去的花篮，做得确实不敢恭维，几根竹篾子编的，上面托的只是一些绢花，因为使用得久了，花都变了形，叫价竟达2888元。要知道这还是十多年前，这几个花篮真是生逢其时，何幸之有！陈先生、杨先生刚斗完法，又有何先生、刘先生斗起法来……那晚的高潮是有位“鞋佬”送上的价值5888元的大花篮，尖叫声、掌声、口哨声和鼓乐声响成一片。我不知道这些老板是个什么样的心态，但那位歌手和歌厅老板正在喜逐颜开。难怪一位湖北的女孩子在温州唱了几天歌之后即拍电报给她的女友：“这里人傻，钱多，速来。”（那时手机未流行，拍电报是最迅速而又最省钱的通讯方式）也许这个细节很典型，后来被一些媒体反复使用到深圳、广州等处，不知道首创在何处了。

　　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姓资”、“姓社”的争论不再出现，也随着市场发展由无序到有序，温州的男人逐步成熟，这种现象越来越少。所以温州的女人对温州的男人很有信心。

　　我太太她们后来又在掐指计算，在所认识的亲戚朋友中有没有离婚的。算来算去离婚的也是两对，两对情况几乎相同。原先夫妇关系很好，男人的洗脚水都是女的倒。其中一位还常替丈夫剪脚指甲——这是她自己在与丈夫吵架之后向我们夫妇诉苦时说的。她们适应不了改革开放之后男人们上娱乐场所活动。不是有句顺口溜：一等男人家外有家，二等男人家外有花，三等男人下班就回家，四等男人老婆下班不回家。她们希望丈夫下班就回家，一家三口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偏偏他们的男人不甘寂寞，不愿意过“三分地（温州人均只有三分多地），一头牛，老婆，孩子坐炕头”的日子，他们要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就辞掉“铁饭碗”下海办公司。一办公司事情就多，应酬也多，还未到什么“家外有家”或“家外有花”的阶段，她们就受不了啦，就与丈夫吵闹。她们没有想到，即便是仍旧在机关里做，现在也已经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天天在外应酬了，何况“下海”开公司的。吵闹的结果是离婚。但据说她们现在都后悔，其中的一位就对我太太说过，早知道社会风气会变得这个样子，当年我也不离婚了，离婚了对小孩没好处，对我们自己也没好处。问题是离婚的男人找妻子容易，离婚了的女人找丈夫就难了。现在她们的前夫都已结婚，她们自己至今仍孑然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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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不武，女人不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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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倒洗脚水，我觉得至今在一些地方，男人做不做家务仍旧是衡量是不是男人的标志之一。譬如，有些地方人说上海男人“娘娘腔”是因为刷马桶，做家务。东北的男人之所以是“大老爷们”，是因为不做家务。但在温州，这方面似乎从未被强调过。男人做家务是有的，似乎停留在干重活和炒菜为止。女人不做家务也是有的，也仅仅停留在不炒菜烧饭而已。洗衣服、扫地是天经地义的女人的事。因而大家分工明确，极少有为家务事争吵的，也不因为做不做家务而区别是不是男子汉。如今在温州，即便是工薪阶级家务事也由钟点工来代替了。说起钟点工，我们家还有个笑话：我们家的地板一向由我拖干净的。那时房子比较大，楼上楼下近三百平方米，独立成幢。我太太负责烧饭、洗衣，我负责整理花园和拖地板。我每天起得很早，从三楼拖地板到楼下，权当是锻炼身体。我太太好心，钟点工流行之后也去请了个钟点工负责洗地板，整理房间。把我从“繁琐的家务事中解放出来，一门心思办公司”。并且宣布，明早你好好睡个懒觉。可第二天早上我仍旧六点起床，去拿拖把时才想起自己已经“解放”，放下拖把便楼上楼下团团转，不知干什么才好。心想，立即把钟点工辞去，要不从早上六点到上班的八点钟，这段时间怎么过？我太太没同意，后来还变本加厉，将雇钟点工改成雇保姆，把她自己也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至于买菜烧饭，如果是工薪阶层，一般单位中午管饭，晚上下班顺便带点菜回去自己做着吃也不成问题。所以做不做家务在温州从来不是男子汉的标准，不像北方男人，动不动就称“大老爷们，干那些作啥！”

　　温州的男人还有一点特别让温州的女人倾心或放心，那就是温州的男人似乎天生就认为养家糊口是男人们的责任，娶了老婆，生了小孩就要设法去养活他们。无论多苦，多累，无论跑到天涯海角，男人都会设法挣钱，养家糊口。女人愿意跟到天涯海角，与男人一起受苦受累，那是女人的事，但男人决不会逼女人这么做。女人只要愿意持家教子，男人极少不负责任。所以温州的男人娶外地的女人多些，温州的女人大都愿意嫁温州的男人，因为温州的男人有责任心。

　　男人不武女人不爱，温州男人的“武”就是这份责任心，他要养家糊口，温州女人爱的就是温州男人的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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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男人不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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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武、养家糊口的结果是温州的男人往往粗枝大叶、不细腻、不注意细节，更无诗意，缺少浪漫的色彩。温州的男人永远生活在现实之中，这就造成了温州男人的一些通病。如果某个女人看多了琼瑶小说，读多了普希金的诗歌，或有太多的想像力，她便会对温州的男人不满意，感到失望。无论如何，女人总带点浪漫的色彩。

　　阿琼是我太太的一位很要好的女朋友，是个又聪明能干，又漂亮贤淑的女人，因为她的年纪比我们小得多，属于忘年交，我们都很喜欢她。她先生是某单位的中层干部，带着眼镜，很斯文，书生气十足。两人平时感情很好。前两天她过生日，他先生却忘了，没有送玫瑰，没有送蛋糕，她生气了，打电话给我太太诉苦，有同学给她做生日，偏偏对她很好的丈夫却将此事忘记了，还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温州男人的毛病。我结婚很多年，也从来未给太太送过花，也经常忘记她的生日，既粗枝大叶，又不浪漫。有人说：还算个文人呢！文人照样粗枝大叶。平时家中的垃圾都是我太太倒的，有一天我去公司上班，我太太拿着一袋垃圾让我顺便扔掉，当时我手中还有另一袋资料，那是公司的文件，文件当中还有一万人民币，那是人家向我借用的。我将垃圾扔掉之后到公司上班，人家问我钱呢？我才发现，我将钱还有文件也当垃圾扔掉了。我赶紧回家，去门口的垃圾筒里寻找，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公司的人笑我，拾破烂的老头让你害苦了，他拿着这一万元正不知所措。我还有位朋友，平时忙得团团转，非但没给老婆买玫瑰，连孩子的生日也会忘记。那天老婆提醒他，明天是我的生日，可得好好陪我们母女俩玩一天。那是她和女儿商量好的，他也有点歉疚的心理，便满口答应。第二天他驾着车，带老婆女儿去郊区的茶山“五美园”游玩。上午，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也感到欣慰。吃过中午饭，公司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要他回去处理一件要紧的事。看了老婆孩子玩也玩过了。就把这件事跟老婆说了。她也很通情达理：“你能陪我们玩整整半天，我们也心满意足了。小天（她女儿小名叫天天），我们给爸爸放半天假。只是让我们先去一下洗手间。”可等她们从洗手间出来，却找不到车子，大声呼唤也没人答应。好在现在通讯工具发达，赶紧给他打手机，他一看是老婆的手机号码，奇怪地回头一看，却发现老婆和孩子都不在后座。原来他急着赶回去，把老婆和女儿都丢下来了。

　　温州男人的粗枝大叶，缺少浪漫色彩已经昭然若揭。

　　第二是温州的男人不精明，大大咧咧，很少算细账。不是说上海人精明而不聪明吗。温州大男人正相反，聪明而不精明。其实上海的男人既聪明又精明。上海人肯学，刻苦，做起事来大手笔，算起账来又很精细。温州的男人实在是聪明而不精明，温州的男人会赚钱，却不会精打细算，花起钱来哗哗如流水。所以外地人喜欢和温州男人打交道，温州男人不吝惜，出手大方。作为太太的就心疼了。昨天抽屉了还有两万块钱，怎么今天就没了？她们也知道男人也不大计较。所以尽管如此，她们对温州的男人还有信心。会说：“我有房子，有儿子，又不愁吃，怕什么。”即使走到离婚这一步，温州的男人还是不会斤斤计较。我的一位邻居与老婆离婚，老婆还在计算着如何处置财产而不吃亏。他却已经走了，将房屋和流动资金全部给了老婆。“斤斤计较算什么男人。”这是温州男人的观点。其实这正是温州男人的缺点，缺少现代理财意识，不免会有因负债过多而致企业破产的事发生。诸位或许会有疑问：这里不是有数学之乡、“数学家的摇篮”之称吗？其实这两点并不矛盾。数学家不等于馏铢必较，也不等于一定会理财，要不你拿钱交给陈景润先生去用用看。而且锱铢必较也不一定能赚到大钱。温州人有句话，叫做“天下钱财天下人用”。正是温州男人这种喜欢扎堆、抢着埋单的性格，让人觉得温州人大方，可交，因而温州人做生意有人帮衬，会赚到大钱。其负面结果除了上面提到的负债过多之外，就是“这里人傻，钱多，速来”了。

　　第三是外表上的先天不足，温州男人缺少高大威猛的阳刚之气，也缺少奇装异服所谓“酷毙了”的现代气质，什么“朋克”、“嬉皮士”之类的在温州都无法立足生存。温州男人最多是个“雅皮士”，这个概念是外地朋友告诉我们。他们来到温州都要说说对温州和温州人的印像。他们说温州的女孩子不错，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也很有现代气质，相比之下温州男人就逊色多了，缺少阳刚之气，也缺少现代气质。我生于斯长于斯，司空见惯也就感觉不到了。仔细想想朋友们的话还是对的。有时我在外待久了，乍一回到温州，也觉得温州的女孩挺漂亮挺有气质的。但对温州的男人没感觉。我以为这是因为我是男人，对异性注意些。朋友的话提醒了我，方才觉得温州男人确实不如温州的女人。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方面是温州男人作为古百越民族的后裔之一，在身材上确实不如作为蒙古族后裔的北方人高大，这是温州人的先天不足，但经过锻炼与营养，温州的年青人正在慢慢变高。二方面是温州的男人太忙了，忙得没有时间去注意自身的修养和打扮。他们只是在事业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而追求现代气质，追求“酷”是要时间的。忙忙碌碌产生不了“嬉皮士”和“朋克”。第三方面也要怪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影视剧、媒体的女广告模特，影视剧的女主角大都娇小妩媚。男模特和男主角却必定英武高大，充满阳刚之气的，这形成了一种社会取向。其实，温州的男人与温州的女人是很般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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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女人：娇小玲珑刚柔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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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温州的女人叫屈，我不是说这三地的女人不漂亮，我只能说温州的女人比之她们毫不逊色。但在温州历史上没有名美人，也没有女名人。这是我在查了《温州市志》的“人物传略”一栏以及有关书籍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说明温州的女性不出色，赵潘氏的优美的诗词便是一例。古代温州的女人无名又是闭塞的地理环境作怪，“养在深闺人未识”。温州人怎一个“瓯”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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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在深闺人未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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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脂的婆姨绥德汉”，陕西的女子漂亮是历史上有名的，拜月的貂蝉就是米脂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她就是能“闭月”的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与温州不很远的诸暨市，高速公路边上有个大广告牌——西施故里，那诸暨便是浣纱沉鱼的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的西施的故乡。“铜雀春深锁二乔”，二乔指的是乔国老膝下的二位娇滴滴的女儿，一个嫁与吴王孙策，一个嫁与吴王孙权手下的大将、大败曹操于赤壁的周瑜。因为乔家是扬州人，赢得了“扬州出美女”的好名声。米脂、诸暨、扬州我都去过，我为温州的女人叫屈，我不是说这三地的女人不漂亮，我只能说温州的女人比之她们毫不逊色。但在温州历史上没有名美人，也没有女名人。这是我在查了《温州市志》的“人物传略”一栏以及有关书籍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说明温州的女性不出色，赵潘氏的优美的诗词便是一例。古代温州的女人无名又是闭塞的地理环境作怪，“养在深闺人未识”。温州人怎一个“瓯”字了得！

　　在《温州市志》“人物传略”的“近现代人物”栏中，介绍的第一位女性是蔡巽，并且还是附录在她父亲——温州清末民初的名画家蔡英之后的。有意思的是，这位蔡巽蔡笑秋还是我的老师，我曾经跟她学过一个月的画。

　　那年我十九岁，常跟温州的一位书法家、时在统战部工作的温弈辉先生过从，并学书法。温先生专门负责联系温州的文化名人，我便跟他到几位著名的文化名人家中看他们收藏的书画。如著名的书法家马公愚先生的父亲马祝眉先生、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刘景晨先生，均是那时拜识的。一日来到省文史馆馆员蔡笑秋老师的家中，我感兴趣的却是她的人与画，而不是她收藏的书画。那是她七十八岁，人已经很苍老，瘦瘦小小的，却透出一种很有内涵的大家闺秀的气质。她画的菊花非常美，柔美之中也透出一种大家风范，真给人一种秋菊傲霜的感觉，虽然画面上没有霜。我一时激动，希望能向蔡先生学画。蔡先生打量了我一下，便笑着应允了，大约她认为“竖子可教”吧。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只是被蔡先生的气质所打动，心血来潮罢了。我那时正失业在家，靠给温州一中与中苏友好协会俄文学校刻写英语、俄文的蜡板纸为生，刻写一份讲义或考卷四角钱人民币，一天的任务只有二到四张可刻。便约了朋友刘燕秋一起，隔日下午去蔡先生家学画。先看她作画，后临摹，再后来自己画。但临摹过几次后便找到了工作，蔡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晚上无法作画，我的学习便中止了。但我自己明白，如不中止我也不可能成为画家，未坚持自学就是明证。但我还到蔡先生家走动，听她谈画与画坛掌故。我还记得她说起自己从北洋女师毕业时，校方曾推荐她去时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家任家庭美术教师，父亲蔡英令她拒聘的事。一天她不慎跌倒，摔断了腿骨，从此卧床不起。她的妹妹蔡锐（墨笑）同为画家，后专攻刺绣，作品曾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奖项。

　　与蔡先生同时代的女画家，也是她儿时同学的张光（红薇老人）是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先生曾任上海美专教授、杭州美专教授，与徐悲鸿、张大千、吴湖帆、黄宾虹等大师过从甚密。她能诗善画，所作百花长卷，名重一时。

　　温州的女画家还有孙孟昭、曾淑英等人，比蔡先生与张先生稍晚，我都认识，晚年时给我的感觉有如蔡先生。特别是曾淑英，我曾与她同在温州印染厂工作，那时她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做花型设计师，所画“百蝶图”清秀俊雅，栩栩如生。人的样子也具大家风范，透出高雅的气质。她们都代表了上一代温州女性。

　　随她们之后可圈可点的温州女性便是黄宗英。黄家是瑞安的望族，我在温州的文人一章中曾提到过黄氏兄妹。黄宗英既是美女，又是才女，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又是著名的作家。她写的报告文学曾轰动一时。

　　随着交通的发展，资讯的发达，现时的温州女人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了。她们脱颖而出，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她们事业有成，人又漂亮，同时又是贤妻良母。这就是温州女人与别处女人不同的地方。她们没有那种女强人的色彩，她们既有女性的温柔，又个个能独当一面。我在“温州的老板”一章中说到的几位美女老板就是上述温州女人的明证。现在再让我信手拈来几位杰出的温州女性，来证明我的观点。

　　诸宸，国际像棋棋手，继谢军之后的中国第二位世界棋后。她读小学时就得到了世界少年儿童国际像棋锦标赛十二岁组冠军。当时她就读于温州著名的瓦市小学，我妹妹吴小圭正是她的班主任。她得冠军之后我妹妹去机场接她，《温州日报》头版发了她们一起的照片。我看到过那照片，诸宸是位很有灵气的漂亮小姑娘，她得冠军连带从未成为媒体注目对像的普通教师——我妹妹也风光了一回。后来诸宸得了青年组世界冠军，再后来便是真正的世界棋后。长大后的诸宸越来越漂亮,不像一位国际像棋运动员，倒像节目主持人或影视明星。她和一位卡塔尔优秀棋手结了婚,还当了妈妈。诸宸的妈妈两姐妹我都认识，她们都属于典型的温州女性——身材不高却具有大家风范，而诸宸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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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在深闺人未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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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慧敏，影视演员，以电视连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小白菜一角而成名，人长的很漂亮。她出身瑞安越剧团成员，据剧团领导说她不仅会演戏，也很听话，是个乖女孩。以后进解放军前线话剧团，在反映部队生活的电视连续剧《DA师》中与王志文演对手戏，也有上佳的表现。

　　前几年，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个楼盘在热卖的时候，我朋友的女儿带着她的女朋友一同来买房子。我朋友姓戴，是在部队当团长的任上离休的。他自己典型的军人一个，两个女儿却长得如花似玉，都很漂亮。小女儿戴芳十几岁时便跟我去一个纺织厂上班，与我很熟悉。来买房子的就是她，因为关系熟了，不拘小节，我说：“你自己漂亮，带来的女朋友也那么漂亮。”她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吗？”我摇摇头：“你的女朋友我怎么知道？”“你跟体委的关系这么密切，不知道她呀，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爱月！”我大吃一惊,李爱月我知道，国家柔道队队员，女子柔道全国冠军，亚运会冠军，并在许多国际柔道比赛中得过金牌，确实鼎鼎大名。我以为她一定是粗胖的类型，五大三粗才搞柔道。吃惊的是她竟那么漂亮，显得娇小玲珑，根本没有我所想像的那种柔道运动员的样子。我又问了一句：“就是国家柔道队的运动员李爱月？”我朋友的女儿点点头：“如假包换。”李爱月反问我：“怎么样，我不像柔道运动员？”

　　确实不像柔道运动员，我们公司的人都说不像，都说她倒像影视演员或电视节目主持人。还有全国52公斤级健美冠军、国家健美队队员陈少华，全国艺术体操冠军、国家艺术体操队队员周小菁也都很漂亮。至于分散在全国各文艺团体的温州籍的舞蹈演员，其漂亮程度更是有名的。北京舞蹈学校每年都专门来温州招收学员，而且光温州一地的学员数字几近每年他们所招收的一半。我在文化局工作时曾听他们的招生人员说过，温州的学员漂亮，基础好，也肯吃苦，最难能可贵的是温州籍的舞蹈演员不容易发胖，不像北方一些地方的演员，年纪稍大一点就发胖了。可惜的是温州的女孩子一般都显得娇小妩媚，缺少高挑的身材，少有成为名模大腕什么的。温州的女人漂亮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外地朋友第一次到温州，谈起的都是温州的女人漂亮和温州的市容糟糕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观感。当然经过这几年的建设，温州的市容市貌也赶上来了，开始如温州的女人。但我以为温州的女人最大的优点不是漂亮，而是能干。也就是说温州的女人不是花瓶，不是绣花枕头。漂亮的女孩子不是凭漂亮吃饭，也是凭自己的能力与苦干精神在创业。温州的市场有些是对外地人的，有些是对温州人的。譬如温州商贸城，所卖的服装大都运到外地去。而温州的城西街也是批发一条街，这里的服装一般是分散到市区的一些零售服装店。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大都是女老板，她们在寻找与自己所开的服装店性质对号的服装。这些女老板大都不是大老板，所以自己来进货，但是她们都穿得很光鲜，很有品味，有的也很新潮，使这条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她们又都在努力地工作着，许多人是大包小包地，然后伸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或温州独特的人力三轮车，然后扬长而去，即美丽，又自信。在温州，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化妆品、美容院、鲜花礼仪店等等商业项目，女性经营的何止半壁江山？而且做得都很好。除了城西街，你在号称“女人街”的纱帽河走走，更能体会温州女人的能力。

　　还有些温州女性，你无法给她归类。她也不一定是什么大老板，但她们总在不断地努力着，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自己的能力在做，并做出了骄人的业绩。

　　戴丽丽，乒乓球女子双打、女子团体世界冠军，温州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在温州是个知名度非常高的人物。她在退役之后回温州做过不少事，如经营健身俱乐部，牵头实施国贸公司二期开发工程，其间还去意大利担任乒乓教练。似乎从未见她闲过。三年前，戴丽丽重新出山干起老本行，任八一乒乓女队领队和主教练，为培养八一队新队员而尽心尽力。期间还添了个可爱的儿子。

　　周小菁是瑞安女孩，国家艺术体操队头号女将。1998年曼谷亚运会，以一曲《梁祝》配乐的带操迷倒世人，一人独得两枚金牌。到2000年，她再孤身征战悉尼奥运会，堪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艺术体操的领军人物。她退役已经4年了，但她也跟戴丽丽一样，现在更加忙碌了。她在清华大学当体育教师，教女生的形体和艺术体操，又为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录制艺术体操和健身节目，还在攻读体育管理硕士，既要美丽更要智慧。

　　温州的运动员极少有在退役后靠吃老本过日子，人变得大腹便便的。温州体育局就在我公司开发的大楼里办公，我自己是温州体校第一届体操班的学生。我熟悉温州的体育官员和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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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在深闺人未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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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位女医师冯湘君值得一提，她浙医大毕业后在国有的温州中医院工作，并且已升任副院长。我们香港世海公司与温州五交化集团合办浙南心血管中心医院时，她毅然辞职下海来担任这个温州第一家合资医院的副院长。要知道，在当时我们医院房子是租的，规模又小，与温州中医院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女性，她却能下这辞职的决心，让我这个医院的董事极为敬佩，有意思的是她也属于娇小妩媚这一类型的。

　　刘定香，插队市郊双桥村的知识青年，就嫁给了双桥人。由于肯干，能吃苦，又有能力，被选为双桥村委书记。在城市外扩中抓住机遇，她带领村民建起了鞋业基地、家电市场，使得双桥村产值节节上升，双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人还不理解，现今时候，专门为集体办好事的人已经不多了，你刘定香不会这么傻，在为集体办事的同时，你自己肯定也是盆满钵满的。于是个别村民在有人的煽动下到处告刘定香的状，事情还闹到新闻媒体上去，风风雨雨的。有关部门对她的事进行了调查，结果倒好，还她一个清白，她也没有因为这件委屈事而灰心丧气。前些时候碰到我还念她的集体经，谈如何利用双桥村已成规划中的商住区这一机会，做好房地产的文章。不经风与霜哪得梅花香，她成了市人大代表、三八红旗手，继续风风火火地做双桥村民致富的领头人。

　　还有这么一件事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将军用鞋靴试验生产基地落户在温州旅行者轻工实业有限公司，2003年6月18日举行了授牌仪式。装备部的领导和市委、市府领导参加了这一授牌仪式，说明各方面的重视程度。有人说，这个公司规模不小，取“旅行者”的名字不够大气。我熟悉这家公司的董事长瞿建琴。她与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共事十年，从普通的出纳开始，做到了副董事长。这是家合资项目公司，她代表中方，我代表外方，我们不像有些公司的中外双方不断闹矛盾，而是配合得很好。我了解她的成长全过程，她像海绵一样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实、扩大。在这家项目公司快结束时，她抓住了一个信息，立即动脑筋从事军用鞋靴的试验和生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举行这个授牌仪式，她的嗓音不知哑了多少次，她的一班好友都被她支使得团团转。终于她们的努力得到了总后勤部装备部的认可，成为他们的试验和生产基地。一路过来，她本人便是不懈努力、不断前进的“旅行者”，现在穿上了“军用鞋靴”，将前进得更快了。

　　挺宇集团在温州是知名度很高的企业，并且是温州最早创办的企业之一。2004年夏天，在我们酒店里，有人拉了一位娇小玲珑的女孩子向我介绍：潘佩聪，挺宇集团总经理。我大吃一惊，一副邻家女孩的模样，怎么会是一个大集团的总经理。认识之后，我与她聊了许多，发现她很有思想，知识面很广，对企业了如指掌，对文化产业也有独到的见解……

　　前不久，经郑效军律师介绍，我开始与在温州知名度也很高的中宇集团商商谈会作投资一个新项目时，又认识了一位美女经理胡依静。她也属于娇小玲珑而又具有大家风范这个类型的。她在中宇集团这个大企业中颇具影响力，不是“花瓶”。我真觉得奇怪，这个类型的温州女性怎么会这么多！

　　这些都是温州的女人，并且都是我所熟悉的，我要说下去，可以再举很多的例子。她们的悟性、她们的坚韧不拔、她们的能力，比之温州的男人毫不逊色。但我认为这还不是温州女人的最大优点。我认为温州的女人除了美丽、能干之外，还有一种最优秀的品质，那就是不张扬，不狂妄自大，她们秀外慧中，很有涵养——“慢着”，有人打断我的闲说，“杨秀珠可是现今温州最有名的女人了！”

　　不错，杨秀珠确实是温州女人，虽然她受贿一事让人深恶痛绝，但与她同期的温州市女性领导为数不少，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陈艾华，温州市人大副主任陈莲莲，温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陈笑华，温州市副市长徐育斐，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张晓美等等，个个都能干而正直，值得称道。所谓瑕不掩瑜，杨秀珠的特例并不掩盖温州女性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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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男女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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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初夏，我趁去成都办事的机会，顺便去重庆玩了两天，一方面去看看旅居奥地利的温州文友林肃，他在重庆有个投资项目，另一方面也想去看看从未去过的重庆这一大都市。林肃先生问我对重庆的观感，我说了两点：一是重庆的房屋密度之高出乎意料；二是重庆的女孩子很漂亮。他哈哈大笑，他说自己第一次来重庆时回答当地朋友的问题也是这么回答的，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后来他又问，比之温州的女孩子如何？回答这话令我踌躇。我想了想才说：“总体水平差不多，但重庆的高分比温州的高，低分又比温州的低。温州的女孩子匀称些，但从平均分来说两地差不多。”林肃现在将重庆当成了第三故乡，当然喜欢重庆，他认为这个评价比较中肯。我下榻的酒店是重庆市中心解放碑边上的渝都大酒店，我们说这些话时就在渝都的房间里，在这儿可以看见解放碑，我指着外边补充说：“如果就这个圈子来说，温州的女孩就不及了。”林肃笑着拍手：“英雄所见略同。”我说的是实话，我的一位表外甥女就在重庆经商，做汽配生意的。温州的女孩以瑞安女孩最为漂亮温柔，她就是瑞安女孩，长得挺漂亮的，平时自信心很足，那天来看我，聊起重庆的女孩，有点自叹不如的感觉。重庆女孩身材高挑，她的不如就是身材，一米六在重庆来说矮了点。

　　说起渝都大酒店，总台的背景几幅木雕作品至今使我记忆犹新。每幅都有标题，描述的是重庆市井风情，如《棒棒军》、《重庆妹》等等。“棒棒军”是指挑夫，重庆是山城，道路忽高忽低，人力车无法拉，过去运东西靠挑夫，他们手拿“棒棒”（扁担），上头套着两根绳索，在朝天门码头等处兜揽生意，被重庆人呼之为“棒棒军”。这是陪都重庆的一大风情，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洪波曲》中有所描述，那是我知道“棒棒军”之始。重庆妹的漂亮和能干也是世所称道，在我们温州，在我们国贸大酒店，重庆妹的比例也很高。她们不怕路途遥远、不怕吃苦，满世界捞生活，她们也很漂亮，给各地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但渝都大酒店的那幅木雕却似乎过分夸张了，那主人公重庆妹形像高大漂亮，气宇轩昂中带着妩媚，造型非常成功。在她的背后是一个矮小的男人，还佝偻着背，形像猥琐，与重庆妹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差极大。作者的用心可以理解，想突出重庆妹这个主题，客观效果却是贬低了男人。我问总台服务小姐：“重庆的男人见了这幅木雕有什么感受？”她回眸凝望了那幅木雕，笑着说：“我们天天看见这幅木雕，从未想到这一点，您这一提醒，才觉得这个男人太那个了。不过您是第一个提这个问题的人，重庆男人从来没有提什么想法。”看来重庆的男人真是虚怀若谷，愿意为了树立重庆妹的形像而贬低自己，作一个陪衬人。如果在温州，这幅木雕会引起男人的抗议。我们男人怎么啦？就这么猥琐，这么窝囊？这可不行。也就是说，温州男人有大男子主义，而且大男子主义还挺严重的。

　　那么温州的男人与女人关系不好啰？有人也许会问，但事实恰恰相反，我在上一章已经说过，温州的男人与女人很般配，男女关系非常融洽。因为温州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不是表现在摆架子、打女人，在温州极少有男人打老婆的。他的大男子主义表现在认为男人天生要养家糊口的，他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女人做不做事无所谓，男人非有事业不可。如果他的女人去做了，并且做得很成功，他绝不会去掺和，他做他自己的，那绝不是他的风光。温州的女人正相反，如果丈夫的事业做得大，她会觉得很开心，她愿意去辅佐丈夫。或者她就干脆不做了，在家享享福。让男人去忙乎他的事业吧，那是他们的事。如果她自己做事业，并且做得很成功，她也不愿意摆女强人的谱，像那幅《重庆妹》木雕里的形像，昂首挺胸的，要站在男人的前头。她仍旧讲究她的衣着，她的女人味，如果男人愿意插手，她一定会让他做董事长。如果男人不愿意加盟，她也会把他侍候得很好，她们会说：“谁让我们是女人呢？”温州的女人对上海的女人有看法，说上海的女人喜欢对丈夫颐指气使，为什么要将老公弄得灰头土脸？老公灰头土脸对你有什么好处？温州的男人可能会忘记老婆的生日，女人却总能记起丈夫的生日来。她不一定在酒店里摆宴席，也不一定会送花，但她一定会在男人回家时端上一碗面条，上面放着两个油煎荷包蛋，这是温州人最传统的生日食品。送蛋糕和吹蜡烛是舶来品，在年青人中流行的。所以温州的男人自我感觉很好，有女人宠着他，温州的女人也觉得自己很幸福，有一个可靠的、负责任的男人。在两性的问题上，温州的男人和女人都心态平和，不大会演绎出影视剧中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爆出生死情仇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因此男女双方都省了不少心，少了很多麻烦和尴尬事，温州的男人女人都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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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男女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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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温州女人最优秀的一面是宽宏大量，有时男人疯一下，火一把，在歌厅捧捧小姐，在舞榭搂搂女人，只要不影响家庭的根基，也会眼开眼闭，在外做事的男人嘛，闹着玩一两次又怎么着？所以温州的经济虽发达，离婚率却比较低，温州的家庭结构非常稳定，“七年之痒”、“八年之痛”之说在温州几乎没人能懂。

　　我记得，朱爱武最初办的公司董事长是她的先生阿烽。我不知道现在的高邦公司是怎样一个结构，但我会知道，她一定会很好地处理好家庭关系，因为她是个能干的温州女人。

　　瞿建琴和我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她先生在温州市某局当副局长，收入当然远远不及她。她平时言谈之中常常会说起我家家彬如何如何，家彬是她先生的大名。

　　前世界冠军戴丽丽总算是女强人了吧？在她结婚前我曾经跟她开玩笑，将来你说了算还是你先生说了算？她随口而出：当然他说了算，我大包大揽干什么？多麻烦!她先生是温州电视台名主持。

　　我的几位合伙人都是军人出身，都是心直口快的性格，也都是急性子的人。如做房地产的刘总刘定海，马总马绍华，和酒店的陈总陈建国，个个的性格都很倔。他们的夫人又都谦让他们。特别是身为市府副秘书长的马夫人，也没有端起架子和马先生对着干。有时马先生在电话里向夫人高声，我会笑着说：“你对夫人说话就这个态度？人家还是纪委副书记、副秘书长呢。”因为他的夫人当了好多年的纪委副书记，在温州也是有名望的女人。

　　我和我太太的性格正与他们相反。我太太心直口快，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不大会留情面，我却是比较木讷。但似乎也没有“妻管严”的美誉，一旦我下决心要做的事，她就会三缄其口了。她会说：“我不过讲讲而已，总是你说了算。”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话本是王熙凤就家庭关系说的一句话，后被毛泽东主席引喻为东西方的关系，原意就不大为人所知了。在温州的一般家庭中，男人大都是“东风”。例外当然也有，如杨秀珠家就是相反，她先生忍受不了杨的专横，结果便是离婚。

　　这就是温州的男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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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穿、玩在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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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温州的时尚已经没有了这种比较分明的“波”，而且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时尚，也就是说开始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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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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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时“时尚”这两个字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但以我的年纪，已经不去看媒体的时尚版了，写下这个标题，忽然觉得奇怪，什么时候我也会赶这个潮流？这“时尚”两个字又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呢？我觉得以前是很少或没有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使用的。查了我手头的1979年版的《辞海》，在“时”字条目下果然没有找到“时尚”，“时髦”是有的，解释是“新异趋时为时髦”，那么“时尚”就可解释为“崇尚时髦”了。如果这个解释不错，我以为温州是时尚的，温州人更加时尚。而时尚最主要的表现是在衣着上，“穿在温州”说的就是温州人的时尚。

　　不过我知道，在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温州从来没有引领过时尚。子曰：质胜文则野。由于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温州先民的时尚就显得“野”。“断发文身”便是野性的时尚，或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属于“另类时尚”。康王南渡，建都临安，跟随而来的文人贵族，带来了中原时尚，温州人才算真正跟上了潮流，明迁都北方，温州又远离了时尚。对温州来说，几乎没有时尚的历史。我现在要说的时尚是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解放初期的列宁装、苏联式的布拉吉、文革时期的军装像章都不算，那只是政府引导出来的潮流，全国统一的。

　　说的是文革中后期，打打闹闹的红卫兵去了黑龙江，企业也开始恢复了生产，军装逐渐成了过去式，现在该穿什么呢？年青人有点无所适从。正在相对平静的时期，华侨中胆子大的开始回到温州探亲，华侨的着装便引起了年青人的注意。记得大约是1971年下半年，天气正好转凉，但那天是个大晴天，一位华侨带了他的十六七岁大的女儿出来逛五马街。那女儿穿着长统袜，超短裙，大腿白白的，人长得很标致。走在灰衣黑裤的人丛中非常抢眼，渐渐地人们便将她围了起来，年青人惊异于女孩子竟可以穿得这么漂亮；年老的惊异于这女孩子胆子真大；文革积极分子在动脑子怎么把这女孩抓起来，竟敢如此有伤风化；当然也有人用猥琐的目光专看那双白生生的大腿……

　　大约这女孩子从小在巴黎长大（事后知道的），初始并不介意人们的围观。后来影响到她的走路了，父女俩才觉得事情不妙，好不容易挤出人群，赶忙坐上一辆三轮车仓惶逃走。文革期间，大小字报是媒体，小道消息成电波。随即有人贴出大字报：“别让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无产阶级的温州！”就写这个女孩子如何穿裸露的衣服，在五马街招摇过市的事，要人们提高革命警惕性，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否则会被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看来这个写大大字报的人“革命性”很强，只是文化不怎么样，将“熏”写成“轰”。好在当时还强调华侨政策，没对这个女孩怎么样，女孩后来上街也不穿超短裙了，穿起了“笔管裤”，就是裤腿细细的、长长的那种。对于看惯了宽大的军装类衣服的人，看见这种裤子也觉得耳目一新。再加华侨之间也互通信息：回温州切莫穿平时在欧洲穿的裙子，“笔管裤”还可以。现在回想一下，所谓的“笔管裤”其实是牛仔裤或牛仔裤的变种。当时的温州人不会叫牛仔裤，看它的样子将人的腿包裹得有如直直的，如同笔管子，所以称它为“笔管裤”。这些穿笔管裤的年轻人回来多了，一来二去，爱美的温州年青人就起而仿效，他们脱下千篇一律的军装军裤，自己动手裁制“笔管裤”。有些缝纫个体户也乘机赚钱，打了“专裁笔管裤”的牌子。到当年的春节前后，满街都是穿这种裤子的男女青年了。笔者当时也是年轻人，也穿过这种裤子，只是不像某些大胆的年青人那样，将臀部绷得紧紧的，裤管子也稍稍大一点。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那种宽大得使人不分男女的衣服，温州的年青人先走了一步，他们的衣着成了一道风景线。

　　应当说，这是时尚温州的第一波。

　　问题是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下，时尚（或者说是标新立异）是不允许的。反帝反修，这种时尚不正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坏影响吗？决不能让年青人被“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但他们也吃不准，这种裤子到底是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但他们认为反正是不好的，两顶帽子戴哪顶都可以，要坚决刹住这股“妖风”。怎么刹住这个坏风气呢？当时的民兵指挥部的总指挥叫做廖富贵，他想出的办法令人拍案叫绝。不管你现在具有怎么丰富的想像力，恐怕也猜不出他的办法。他亲自带队，让“民指”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发给一个空的啤酒瓶，到五马街等闹市区巡逻。一见到穿“笔管裤”的人，就拉住他，用啤酒瓶子从人家的裤脚处往里面塞一塞，能轻松地塞过去的，算符合标准。比较紧的，告诫你回去改一改，如果塞不进去，对不起，剪刀的干活！立即将你的裤脚剪开，狠力往上一撕。不由得你不哇哇叫着赶回家换裤子。有的撕得太高了，连里边的内裤都看得见，女青年急得直掉眼泪。一时间五马街、解放路一带弄得鸡飞狗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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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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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听说后很惊异，张大眼睛问她母亲，爸爸写的这些都是真的？我太太点点头：“当然是真的。”并列举了她的女伴为例。当年她见了红卫兵跑得快，没让剪裤子。她的女伴稍稍慢了一点，让检查的民兵逮了个正着，裤子被一撕老高，急得她直哭，还不敢回家，怕挨父母骂，谁让你赶时髦！

　　问题是既然称“时尚”，它就不可能一成不变，要“新异趋时”。没过多少时间，大约离撕裤子不到一年，回温州探亲的华侨年青人不穿“笔管裤”了，穿的是喇叭裤，裤脚处开着大口，长长的，走路仿佛用脚在扫街。又是一个资本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花样！年青人却竞相仿效，你们不让穿“笔管裤”，我们就穿喇叭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兵指挥部又定了个新标准：裤脚的大小在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如果不是亲历的事，谁又会知道或者听懂这个什么劳什子的规定！其实，说清楚了也简单，就是民兵小分队上街检查的时候多带几个啤酒瓶，你的裤管子的大小度要在能塞进去一至三个啤酒瓶之间。塞不进一个啤酒瓶太小，已讲过，塞进三个啤酒瓶太大，那肯定是喇叭裤无疑，其结果也是剪一个口子，嗤地一撕而开！本身裤子已大，撕开之后更是飘飘扬扬，那景像即滑稽又可怜，真让人哭笑不得。我同寝室的一位年青人，就曾因为穿喇叭裤被撕过裤脚。他家住市中心，离被撕的地点五马街很近，但他不敢回家换裤子，只好步行五十分钟到在三板桥的厂宿舍去换。一路上他骂骂咧咧，旁观的人指指点点，其尴尬可想而知。此前他曾经动员我也做一件喇叭裤，我嫌喇叭裤太夸张，没有仿效，被他奚落为老古董。这会儿轮到我笑他：“你不古董，现在真好看，一路飘飘扬扬的。”气得他想打我。就在前几天，我在松台广场见到他，他正在打太极拳，看见我便高兴地停下来寒暄，有时髦女郎穿露脐装从旁边走过，他摇摇头说：“现在的年青人啊！”我忽然想起喇叭裤事件，心中暗暗发笑。可见时尚是年青人的专利。

　　顺便提一下，那位首推“啤酒瓶法”的民兵指挥部总指挥廖富贵后来失势，被另一派隔离审查，很快上吊自杀。温州老百姓不大相信，街谈巷议甚多。这人一向嘻嘻哈哈，不大干正经事，自杀不属于他的性格。认为他的死也属温州文革疑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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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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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大量走私货流入温州，年青人的时尚就不仅仅是向回温州探亲的年轻华侨学习了。他们从随着走私货一起进入的港、台杂志吸取了不少时尚消息。譬如以前提到过的手拎四喇叭，放送邓丽君的《甜蜜蜜》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几位朋友相约，到公园或旅游景点，将四喇叭开得震天响，然后就着音乐跳的士高（迪斯科）。衣着上身大都是紧身衣，下穿喇叭裤，曲线毕露的上身和宽大的下身形成鲜明的对照。

　　说到这里要向诸位介绍一个裁缝学馆，叫“黄益冬裁缝学馆”。我认为这位黄益冬对推动温州的时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的服装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服装厂制造的，大批清一色的中山装或便装。二是个体缝纫师傅根据顾客要求做的服装。三是从上海等地采购的服装。这些服装除私人缝制的之外，大都整齐划一，无时尚可言。年青人就动脑子自己裁剪缝纫。诸如“笔管裤”、“喇叭裤”及紧身衣之类。市场上没卖的，个体裁缝户又不敢做，怕民兵指挥部来砸饭碗，他们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技术来源就是这个“黄益冬缝纫学馆”。这个学馆在市中心的石坦巷，地方不大的几间居民屋，摆了一些缝纫机。一二个月一期，来学习裁剪和缝纫技术的人一拨又一拨。其中有的是学习一种养家糊口的技能，将来自己作个体缝纫户。有的来速成一下，自己裁剪从走私的画报上看来的时髦式样，或借华侨亲友带回来的新式衣裤学着做。从“黄益冬学馆”出来的学员有的是后来的服装厂老板，也有的是服装厂设计师。应当说这个学馆对温州的时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学馆是温州现时众多职业技术学校的祖师爷。可惜我无缘认识这位“黄益冬”，只知道是位女士。

　　除“黄益冬裁缝学馆”外，还有“朱道生缝纫学馆”，以及许多缝纫培训班，他们为温州的时尚打下了基础。

　　大约是1983年，我任副主编的《文学青年》杂志组织了一次青年作家笔会，来的作家还真不少，有些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如河北的作家铁疑、四川的作家雁宁（即后来的雪米莉）和黄放、江苏作家范小青、上海作家张振华、广东作家袁敏、浙江作家李杭育、北京作家郭小琳（名诗人郭小川的公子）等等。笔会结束时，我们在当时算比较高级的雪山饭店开了个联欢酒会，也组织了不少温州文学青年参加。那时还未有后来的专追港台歌星的“追星族”，文学青年要追的是年青的新锐作家，来参加联欢会的人便很多，气氛非常热烈。作家们的即席发言，大部分是赞美温州人的漂亮和穿着时髦的。雁宁说自己很注意，“一个星期几乎没有发现女青年有穿相同花色和品种的衣服。”同是四川的青年作家黄放纠正说：“有，我看到过，有三位穿着一样的睡衣坐在弄堂里聊天。”他们的话引起哄堂大笑。

　　所谓司空见惯，我们编辑部的人生活在温州，并未对温州的着装十分注意，经他们一说，大家都感觉到温州与外地的不同。特别是赴外地组稿或开笔会，看多了那些青古板，或虽时髦却大家一起穿的服饰，乍一回到温州会有多姿多彩，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就是说温州人已经注意了时尚的个性化，而不是像七十年代初那样你穿“笔管裤”，我也穿“笔管裤”，你改喇叭裤，我也改穿喇叭裤的一窝蜂了。那次会议之后，其他作家陆续返回，雁宁与黄放从雪山搬住市内宾馆。他们说要好好观瞻一下温州的时髦（这里还是用“时尚”比较合适，可见此词流行有一定道理）。有可能的话找到一位漂亮的温州女朋友则更好。时尚温州的魅力略见一斑。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温州的时尚已经没有了这种比较分明的“波”，而且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时尚，也就是说开始分化了。

　　我穿衣服一向保守。前面讲过，诸如喇叭裤之类的新潮货就未穿过。我也不去私人裁缝铺去做衣服，怕质量难保证，我只认定上海的服装，端正大气，做工比之温州好。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涛从杭州回来告诉我，许广跃现在穿衣非常讲究，衬衫只认“金利来”。“金利来”当时的价钱是八十到一百元人民币一件，而我穿的上海衬衫二十元一件，于是我对许广跃这位作家朋友肃然起敬。我那时刚下海做房地产，许先生也差不多同时下海做房地产，他已经到了“金利来”阶段，而我还穿上海的“绿叶”。但现在回想一下，只是我个人不会“新异趋时”而已，其实那个时候温州也已流行名牌了。最早的就是“金利来”，接着是“皮尔·卡丹”、“梦特娇”一类的，而且这种流行还是走在其他地方的前头。有段时间，专门有人来收购已经穿过的梦特娇T恤衫，而且价格还不低，总在二三百元一件。开始不知道他们收购旧衣干什么，在温州，旧衣一般都很便宜。后来才听说，外地梦特娇刚流行，温州已经过时了，他们收购过去洗一洗，染一染，然后经过熨烫定型，当新的卖，价格七八百元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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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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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接着是“法国鳄鱼”，温州人指的是鳄鱼头朝外的（头朝内的是香港鳄鱼）。似乎鳄鱼流行得最广，时间也最长，到后来从工薪阶层到大老板人人都穿。一打听才知道，温州有假冒的，做得很好，能以假乱真，价钱只有百来元一件，仅是真家伙的10%。我也有过一件，别人送的，洗后缩水，穿了两次就没法穿了。

　　现在温州流行的是BOSS、范思哲，还有更高级的FELE一类的。对于名牌的档次我一向无概念，去了两次巴黎之后才稍许明白了一点，在巴黎的“春天”百货公司和“老佛爷”百货公司之间有个高级服装店，那里的时装分级很清楚：皮尔·卡丹在一楼卖，鳄鱼一类在二楼卖，BOSS一类在三楼，四楼当然更高级。温州的中产阶级已经到了“三楼”了。

　　其实，衣着体现着一个人的品味，也体现一个人的品位。我总是跟不上趟，有次在上海还闹个笑话。我与公司几个人去上海，办事之余逛了淮海路，在“巴黎春天”看到一件茄克衫，同行的人都说适合我穿，看看价格4300元，我心想虽然贵了点，大家都说好，就买下来吧。拿起这件衣服往柜台上走，一边再仔细看看，不对，那价格不是4300元，而是43000元，我少看了一个零，赶紧把衣服放回原处。不是买不起这件衣服，而是我的消费概念未到这一步。我的好衣服也不少，名牌手表劳力士、亚米茄轮流戴。那都是国外朋友送的。他们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戴二十年前的走私东方表！可见时尚是个观念问题。我不知许广跃现在穿什么，但从他写的文章、开发的楼盘来说，他的品味、品位都很高，可惜他不是温州人，不在我的“闲说”范围。

　　穿着还关系到每个人的个性和生活习惯。我的合伙人马绍华过去总穿军装，做房地产之后还未跟上时尚的步伐，穿着比较随便，也不讲究牌子。同样穿了多年制服的陈建国，一穿便装便是名牌，且是档次较高的名牌。我介于他们两者之间。从国外买回来的都是名牌，非名牌不买，那么远，带些普通的衣服没意义，温州到处都有。但在国内买衣服，我就挑便宜货了，两种混着穿，人家还以为你都是名牌。我的一位办企业的朋友，是非名牌不买，非名牌不穿，名牌中还要挑贵的。套用一句广告语，他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腆着一个大肚皮，无论什么样的名牌让他穿着都像是地摊上买的。我常说他，你白有这身好皮。他说你不知道，我要再一穿地摊上的衣服，人家当我是屠夫。我看着他不禁一乐，这也是真话。

　　女装我不太熟悉，再加上我太太也不赶时尚，她买衣服总是买一大堆过时的，所以我不能明确地讲清楚女装“进化”的阶段。只知道温州的女装变化更多，淘汰更快，也就是说更加时尚。我知道，温州女装现在流行Esprit、ONLY、CK之类的，香水是香奈尔的。我认识的几位“小老娘客”（少妇），她们的先生都在办企业，家里经济条件好。每年春秋和圣诞节前都结伴到香港买衣服，对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和中环的太古广场比温州百货公司熟悉得多。对于名牌的档次都是从巴黎和罗马了解到的。而且香水还不愿意买香港的，要从法国捎回。但这种老板娘毕竟是少数，她们走在时尚的最前列。我曾经提到的过的那位香港朋友，即介绍我和“红蜻蜓”老板钱金波见面的那一位，在香港也算是很时尚的。她也说温州这些老板娘真时尚，而且舍得花钱，一买就是一大批。

　　中产阶级（姑且如此称呼）是温州的大多数，其中包括中青年干部和医师、律师、教师等等，都可以划归到这个阶级里来。他们也穿名牌，诸如鳄鱼之类的T恤几乎人人有，但以穿国内的名牌，也包括温州的“庄吉”、“夏蒙”、“法派”、“红蜻蜓”以及“雪歌”、“郦谷”等等为主。至于“美特斯·邦威”、“高邦”这些是年青人的专利，价格公道，又很时尚。

　　退休佬和一般的市民就不讲究牌子了，但并不见得穿得很差，这与温州的总体生活水平有关。温州人比较富有，温州的成衣的制作水平现时是全国一流的，即便不是名牌也不致于很差，而且价钱很便宜，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可以买好几件，第二年穿上去也很神气。偶尔也有例外。一天，老朋友沈克成先生来访，穿的是意大利皮鞋，BOSS西装，还有鳄鱼衬衫。他常常感慨世风日下，并引论语的话：“子曰，衣温袍，与衣狐者主，而不耻者，其由也乎！”标榜自己穿旧衣服与人家穿狐皮袍的人站着也不觉惭愧。我便笑着说：“你今天简直是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他赶紧解释：“都是我儿子的处理品。他不穿我穿，我也不知道牌子的档次，怪不得刚才挤公共车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沈先生的二儿子在广州做老板，生意上也很成功。确实，在温州穿BOSS挤公共车的人不多，那是属于有车一族的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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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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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我再向诸位透露一个小秘密，顺便调侃一下自己。去年圣诞节前，我携太太及小儿子去香港办事，顺便采购一些打折的服饰。太太与小儿子买了不少。我当然也买了一些。回到罗湖桥的这一边，一看深圳这边的衣服那么便宜，我便后悔了。去买了两件衬衫，每件十五元。而香港买的衬衫是1500元，还是打过折的。我将1500元的与15元的轮流着穿。因为衣服都在自己的酒店里洗烫，洗烫工说这是董事长的衣服，大约洗烫的很讲究。我开着车，穿着15元一件的衬衣，人家还说吴总就是讲究！不过几个月下来，那1500元的仍旧一如新买的，15元的只能淘汰了。俗话说的“一分钱一分货”没错。写在此处聊博大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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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没有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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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时尚离不开“小资”这两个字，因为这名词是如今时尚杂志使用频率最高的，在大部分城市，引领时尚潮流的都是小资，特别是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南方大城市。这里所指的小资并非单纯是小资产阶级的缩写，它更多的是指一种生活情调、生活品位，所以“小资”与时尚如影随形，同时“小资”又与浪漫两个字紧密相连。

　　说来也巧，我修改这一章时，过去一位曾为《文学青年》作发行的熟人章焕群正好来温，二十几年了，他未有离开出版发行这行业，我便向他请教。他看了这一章大摇其头：写时尚怎么能不写小资呢？要了解温州的小资，而且他认为这是全书都缺乏小资情调。闲说必须有小资情调。随后他与李涛二人凑了一套陈丹燕写的诸如《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的书送我，要我好好看看，并且建议我闲暇时去泡泡酒吧、咖啡厅，体味一下小资情调，再回来修改这一章。“你去拉芳舍坐坐吧，温州的拉芳舍就不错。”他说。

　　我真有点汗颜，作为杭州人，他知道温州有个咖啡厅叫拉芳舍，我却摸南摸北找不着。好不容易向我酒店的西餐厅经理打听到地点，便约了林虹、沈克成和金依诺三位老朋友一起去坐坐。我们一进“拉芳舍”的门，便有了走错地方的感觉，这里虽然装潢很洋气、有特色，可坐着的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少男少女，很少中年人，而像我们这样的老头更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品咖啡、喝洋酒的人不少，可有一半人在吃扬州炒饭喝蛋汤呢！甚至还有人在啜螺蛳，螺蛳壳撒了一桌。后来我又去了其他的几家咖啡厅或西餐酒吧，情况大同小异，在温州，我找不到在上海衡山路或新天地的那种感觉。于是突然悟及，温州没有“小资”！

　　包晓光先生在他的《小资情调》一书中指出：“小资”是大学中有着浪漫情调的大学生、研究生，是大学毕业后到外资公司和其他待遇优厚的国营或私企工作的小白领，是都市中的单身贵族，是在网络上终日游荡进行情感冒险的另类，是靠某种自由职业为生的都市自由人，是自由度相对较高的记者、编辑，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之类……

　　温州城市不大，大学屈指可数，且学校又搬到了郊区的茶山，没有多少大学生或大学老师去泡咖啡厅。温州又极少上规模的外企，世界500强更一个也未进温州，高级白领寥寥无几。温州的记者、编辑为数也不是很多，而且他们闲暇时还去炒房或炒股。在商业氛围这么浓厚的地方，讲究实惠的温州人也极少沉缅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之中，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在温州也不至于穷困潦倒，他们会设法先去赚钱再玩艺术。即便是单身一族、丁克一族，在温州也从未能成为时尚……

　　所以泡酒吧咖啡厅的只是赶时髦的少男少女，或谈生意的中青年人。既然不讲究情调，也没有突然之间忧郁起来，便会想着啜螺蛳或吃甜饼，一啜螺蛳，小资情调便荡然无存。

　　那么，在温州引领时尚的是哪一批人呢？经了解我认为是以下三类人在引领着温州时尚潮流：一是华侨，特别是出国之后又回来投资或做生意的年青人，他们的服装、首饰和生活品位，总是温州年青一代效仿的对像；二是年青的老板或老板年青的太太。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好，特别是老板年青的太太们，还拥有时间，她们可以追求高品位的生活；三是从城市来的为数不多的高级白领以及从事娱乐业的漂亮的女孩子。她们的收入较高，又具备自身的条件，她们的职业又要求她们必须穿着光鲜，具有一定的品位……于是，这三类人组成了引领温州时尚潮流的特殊阶层。但他们不是小资，他们的文化不够，所以应当坦率地说，其时尚的品位也不高。

　　温州没有小资，终至于我这本书也缺少了“小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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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老隆，走广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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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温州人有“酒老隆，走广东，十只皮箱九只空。”的俗语。我不知这“酒老隆”（有人谓周老隆）是何人，曾请教沈克成等学者，均未有明确的说法。但意思还是明白的：有位会喝酒的饕餮之徒，叫老隆的，带了十皮箱的钱财去广东，九只皮箱都花空了，说明当时广东的繁华及食风之盛。温州人自叹不如，好吃好喝只能去广东。说来也怪，温州人好时尚，在饮食方面，却从来也没有引领过潮流。“食在广州”是公认的，从来没有“食在温州”之说。即便是在目前，温州人在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来说是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在饮食方面仍旧非常保守，既不跟风，也未有独特出奇之举，完全有别于温州人在其他方面的做法。

　　我在前面已经提及，南宋时，随着康王南渡，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入温州，温州人才在衣着、饮食和娱乐方面跟上了中原的步伐。宋时市舶务有侍贤驿、来远驿，大约就是附属于市舶务的“国贸大酒店”，既住人，也供应饮食的。据史书记载，宋时中外商船进出港，市舶务均送酒席，进港是欢迎，出港是送行。这是当时的待客之道，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温州的饮食业在当时是比较发达的。城内开设的八仙楼、思远楼，都是很有名气的酒楼。曾以承议郎知温州的杨蟠曾有诗《去郡后作》云：“为官一十政，宦游五十秋；平生忆何处，最忆是温州。思远城南曲，西岺古渡头。绿斛春送酒，红烛夜行舟……”歌舞酒肆的兴起也可证明。据《武林旧事》记，当时杭州市上出售的名酒有五十四种，其中温州所产的有三种：清心堂、丰和春和蒙泉。孙衣言认为丰和即丰湖，瑞安有丰湖，此酒为温州的瑞安所产；而蒙泉在温州城区的华盖山下，盖酒以水得名。劳大舆甚至在其《瓯江逸志》中说：“昔人有云永嘉及绍兴酒绝佳，胜于苏州。”绍酒中的“状元红”、“女儿红”、“花雕”至今闻名中华，将当时的温州酒与绍兴酒并称，可见评价之高。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陆秀夫、张世杰背着南宋幼主投海，温州的繁荣也随之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

　　有关元、明两朝温州人的吃喝玩乐我未见史书记载，不敢妄说。但从倭患频仍，海匪、夷人的不断骚扰来看，饮食业的发展不可能是超前的。直至清末民初，温州辟为通商口岸之后，社会有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加之海运发展，与外地交往日多，饮食业才有长足进步。意大利（二次大战爆发之后改名华大利）、醒春居、郑生记、味雅、冰壶、松鹤楼等等都是当时的名餐馆。特别是意大利餐馆，规模最大，开设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三间三层楼房，就在中央大戏院边上，房子是许云章的，青田归国华侨陈俊民租他的房子开餐馆。陈善于烹饪，其意大利妻子能做西菜西点，所以意大利餐馆中、西餐都有。一、二楼为中餐、中点，三楼为西餐、西点，生意兴隆，名头很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偕妻回到欧洲，意大利餐馆由另外三位老板接手。由于意大利为侵略国，遂改名为华大利。岁月流逝，华大利餐馆几易其主，地点也由五马街而四顾桥，再由四顾桥而道前桥，但七十年间名称未变，至今仍在。华大利餐馆在温州的影响可以下面的俗语作证：温州人讥人面皮厚谓“华大利的板砧”。板砧即砧板，华大利的砧板是整段原木，特别厚，为印证这一俗语我特地去华大利餐馆看过，只不知经几十年之后，如今这一砧板尚在否？

　　这里顺便说明：华侨回国开餐馆似乎是温州的传统，现在的凯悦酒店系列，五马美食林等餐馆，均为归国华侨所开。又青田一直归属温州，只到1963年才划归丽水，但青田的老华侨一直认同温州，在外的青田人大都说自己是温州人。

　　酒店的增多，菜肴的品种也会随之丰富。玉带海参、荚菜蝤蛑、马铃黄鱼等都是这时期的名菜。可惜好景不长，抗战之后，温州百业凋零，市场萧条。

　　改革开放初期，外地还未开动，温州已经占风气之先，街上摊档连绵不断。有不少作家朋友来温州，我请他们吃饭，他们说温州的小吃这么多，还是一路走一路吃，吃饱为止。如张晓明、赵丹涯，都是人高马大的，可以连吃三四种点心，吃得拍肚子称吃不下了为止。但这是后话了。

　　但讲究“食”，一定要在温饱之后。到了1960年，饭都吃不饱了，天天饿得肚子咕咕叫，逮着什么能吃的就吃什么，还会有讲究？有故事说一位有钱人早上起来锻炼，在路上散步，遇上一个东张西望的流浪汉。有钱人有绅士风度，欠身与流浪汉打招呼：“早上好！”流浪汉不解地问：“你这么早起来干什么？”“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早餐增加点食欲。”有钱人说，“你也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呢？”“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食欲弄到点早餐。”这就是有钱人和流浪汉对“食”的不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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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老隆，走广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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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那一年，我的脚肿了，手指一按一个窝，去医院开药，药方是“米皮糠”，这是温州人的叫法，即带点米屑的糠，过去喂猪的，这时便当药了。水肿是因为营养不良，而米糠中有丰富的维生素。就这个情况，那时的报纸还天天称“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温州人便接着说：“脚肿吃糠好，肚饿番薯枣。”番薯枣即薯干片，其实这话也是说说而已，肚子饿连薯干片也吃不到。我的父亲身材魁梧，我的兄弟姐妹都仅中等身材，长身体时吃不饱之故。为改善饮食条件，我父亲和弟弟养了一只鸭子。问题是自己都吃不饱，鸭子吃什么？仅仅吃点校园里的野草（我们那时就住我母亲学校里的那个六平米的小阁楼上），养了几个月的鸭子不到一斤重，只是那个嘴巴特大，身子很瘦小。中秋节时杀了吃，大家只能喝口汤而已，但那感觉似乎比现在吃鱼翅鲍鱼还要好。有的餐馆就动脑筋搞代用品，如利用地瓜（温州人叫蕃薯）做和菜，这种蕃薯和菜也有所谓“鱼皮”、“炸羊尾”、“扣肉”等等。我在那时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题目是《车间里的春天》，刊登在《东海》上，稿费大约二十元左右，那时我的月工资十六元。工友们要我请客，我的稿费已让我父亲替我买了毛线，我只好向互助会借了五元钱，到江心餐馆请他们吃“番薯和菜”。吃时大家都叫好吃，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吃不饱，这次是吃得最饱的了，都鼓励我多写文章，好让大家一二个月能吃饱一次。但回到厂里个个泛酸水，番薯吃多了就这个腔调，毕竟是杂粮。而现在的番薯又成了“绿色食品”、“保健食品”什么的，时过境迁了。如今野菜成了宝，当年的“宝贝心肝肉”（猪下水），倒成了没人要的野菜了。

　　从1964年到1966年，温州的饮食服务业又随着经济的复苏而有所发展，小吃复又恢复，餐馆时有新菜推出，有的餐馆门口甚至有了霓虹灯的广告牌。只是好景不长，“文化革命”一开始，聚乐园改为工农饭店，白蛇烧饼店改为新风烧饼店，还有什么向阳点心店、红卫面店等等。餐馆里的盘碗中有龙凤、仕女、花鸟等图案的，都被红卫兵砸得稀巴烂。粗制土碗唱了主角，还有什么精细的好菜能供应？在餐馆里吃着粗劣的饭菜，周围还站了不少乞丐，如苍南的宜山、泰顺、文成和永嘉的一些地方，外出乞讨的人多多。记得我还听过一个报告，解释讨饭人增多的事，也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讨饭人增多，那是因为宜山一带的人有农忙时种田，农闲时乞讨的传统习惯。他们利用这种方式省路费游山玩水，跑跑码头。做报告的人睁着眼睛说瞎话不脸红，听报告的人都脸红了。穷得没饭吃、没衣穿，还游山玩水？后来宜山成为再生晴纶纺织品生产基地，宜山人富了以后为什么不再“游山玩水”？有句成语叫“自圆其说”，谎言也要说圆，可那些年我们的宣传是不圆也说，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反正圆也得听，不圆也得听，不听有反革命的帽子候着哩！

　　记得是1972年，我第一次去广州，望着餐馆里那琳琅满目的菜肴样品，不禁直咽口水，经过困难时期，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州的饮食虽然大不如前，比之温州的单调与贫乏却是非常丰富！而且广东人的胆大也让人吃惊，什么蛇、猫、昆虫都上餐桌，让我这温州人闻所未闻。无奈工资低廉，囊中羞涩，仅仅做着“酒老隆，走广东”的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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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瓯菜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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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的饮食业开始复苏并发展，市饮食公司新建了海天楼餐馆、山外楼餐馆、百里餐馆等等，加上改建的温州酒家、天津馆等等，形成了饮食业网络。加上迅速崛起并发展的私营餐馆和个体饮食店，温州饮食业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温州的瓯菜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温州毗邻东海，瓯菜当然是以海鲜入馔为主，口味清鲜、淡而不薄，烹调讲究“二轻一重”，即轻油、轻芡、重刀工，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特色，成为浙江菜系的四个地方流派之一，与杭州、宁波、绍兴菜齐名。其中有46种菜入选中国菜谱，也算是后来居上。特别是讲究健康饮食的现在，瓯菜清淡不油腻，以自然风味为主，更受人欢迎。温州人轻灵小巧，极少大腹便便，与瓯菜的风格有关。“三丝敲鱼”、“锦绣鱼丝”、“双味蝤蛑”、“爆墨鱼花”之类都是温州的名菜，用料讲究新鲜度，刀工精细，看起来赏心悦目，吃起来爽口清鲜。

　　提到“瓯菜”，也应当说说“瓯菜”的名厨师。民国时期，意大利餐馆的主厨徐岩池被同行誉为瓯菜大师，他烹调的“神仙排翅”、“清汤菜”、“叉烧黄鱼”等菜肴都名噪一时。还有南永坤师傅，专功冷碟，造诣很深；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创制的蝴蝶双拼盘、龙凤双拼盘至今仍为温州人喜庆宴席所必用。这里还要特别说说金次凡师傅，他是温州市第一位特一级烹调师，他不仅技艺精湛，烹调理论水平亦很高。1983年10月，在全国烹饪名师技术鉴赏会上，他以瓯菜中的“锦绣鱼丝”、“双味蝤蛑”、“爆墨鱼花”、“三片敲虾”四种特色菜而荣获“全国优秀厨师”称号。他是《中国菜谱（浙江风味）》的主要编写人之一，《温州菜谱》主编，并有多种关于瓯菜的著作，瓯菜在他手中得到发扬光大。此后有不少温州厨师在全国烹饪比赛中得奖，现在活跃在温州饮食业的名厨师大都是他的徒弟、徒孙。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瓯菜将有更多的新菜和更多的关于烹饪的著作。

　　还有一件事应该好好说一说，温州人接受新事物特别快，在饮食上却似乎是全国最保守的，这种反差几乎让人难以相信，“非典”爆发以及此前的一种怪病——腺虫病，让温州人庆幸饮食的保守免了一劫。

　　先举几个例子：川菜是传统的四大菜系之一，在全国各地都很火爆。温州却没有一间正宗的川菜馆，有的也只是“川妹火锅城”之类变种；京菜同样如此，“东来顺”在温州只开了一年，因生意不好而关闭。京菜中只有一种“北京烤鸭”被温州人所接纳，现时许多酒店的菜谱中都有这一品种；潮州菜的命运差不多，前几年有人在黎明路开了一家潮州菜馆，我曾带一位香港朋友去过。这位朋友很喜欢吃潮州菜，认为还算地道。第二次来又去吃，就大摇其头了：“什么潮州菜，都变温州味了！”待到他第三次要去吃这变味的潮州菜，菜馆已关门，没有生意。至于淮扬菜、鲁菜什么的，更从来没有进过温州。

　　你问粤菜？粤菜真是鼎鼎大名，不仅全国，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粤菜馆在温州命运好些，那年香港黄氏三兄弟与温州的五交化集团合资，将“华联商厦”改为“和士广场”卖百货，并在四楼开了个“珍宝舫”，专做粤菜，厨师都是香港请的，非常正宗。因为五交化集团的总经理陈建中我过去采访时识，为人能干厚道，后来成了朋友，便常去“珍宝舫”吃饭。但因“和氏广场”经营效果不佳，连带“珍宝舫”也转手给了我朋友的女婿陈建伟他们。现在的“珍宝舫”在能干的建伟经营下依旧很红火，但不是正宗的粤菜，而是温州化的粤菜了。

　　杭邦菜是后起之秀，现在的杭邦菜在上海非常火爆。洪波先生在上海连开两家规模很大的“顺风大酒店”，就是杭邦菜，生意好得天天要翻台。他曾问我可不可以在温州开一家“顺风大酒店”，我直摇头。介绍我认识“红蜻蜓”董事长钱金波的香港朋友是杭州出生的，来到温州之后想吃杭州菜，我开车带她找了好多地方，终于在人民广场门口的富丽华大酒店吃到杭邦菜。什么“炸响铃”、“老鸭煲”、“西湖莼菜汤”，都还算正宗。可等到她第二次来温州，想再去吃杭邦菜时，“富丽华”酒店已易手，不再做杭邦菜了，说明没生意。

　　还有西餐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温州至今没有一家正宗的西餐馆，更少有人分得清什么法式菜和意式菜了。温州有的只是西餐酒吧，那是以酒吧为主，连带做做牛排之类的西菜，或者是咖啡吧里烧点罗宋汤就着面包填肚子。今年两位加拿大人来温州与我谈一个项目，他们是法裔加拿大人，即温州说的正宗的“番人”。在吃了几餐中餐后要吃西餐，我就是找不到正宗西餐馆，到一个西餐酒吧吃了一顿，他们直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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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瓯菜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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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说一说腺虫病。大约是1997年，温州有人得了一种怪病，皮肤接触到什么东西都感到疼痛异常，不能碰，不能摸，穿衣服都感到痛，后来发展到连风吹到皮肤也疼痛难忍。短短时间内，医院收治了很多病人，最多有三十余人，比之“非典”对温州的影响大多了，“非典”病温州只有一例疑似，而且十几天后发现“疑似”不似了。开始时温州也不知这种怪病从何而来，因何而发，望着痛苦的病人，医生非常着急。后来终于查清，这种病是吃了一种腺螺引起的，这种腺螺广东有，病也是广东传来的，并且是温州医生找到了治疗这种病的方法。后来住院的病人全部治愈出院，没有一例死亡。温州的医生又将治疗方法介绍给广东的同行，广东的病人也都痊愈出院。因为它的病源很快找到，所以这种病没有向别处蔓延，不像“非典”至今不知病源，影响便大了。但这种病对温州人的教训很大，使得温州人不敢乱吃。温州人常说广东人是“生番”，天上飞的除了苍蝇、蚊子不吃，有脚的除了板凳、椅子不吃，硬的除了石头不吃，软的除了棉花不吃，其他什么怪东西都吃。温州人可不敢，“非典”一来，温州人在吃上面更加保守了。

　　“瓯越之民，断发文身”，广东南海古称瓯越，温州为瓯地，先民属百越之一，也称“瓯越”。温州人事事敢为天下先，唯在吃上如此之保守，也称一怪或一绝。但从上所举的腺虫病、“非典”上来看，在吃字上还是保守的好。“酒老隆，走广东，十只皮箱九只空”之说是过去，粤菜风行世界却终究未能占领温州市场，温州人只对以本地海鲜为主的瓯菜情有独钟。“天下瓯菜最合口”是一位温州华侨写的一句诗，这或许是温州人恋乡、抱团性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却也说明以海鲜为主的清淡、新鲜的瓯菜的科学性。

　　还要说明的是温州人在饮食上虽然保守，但并不表明温州的饮食服务业萧条。温州的饮食业发展得异常迅速，酒店越开越大，装潢越来越讲究，名店越来越多。阿外楼已介绍过，云天楼、溢香厅、凯悦、五马美食林等等都是一开好几家，规模也都很大。即便是像我们国贸大酒店这种星级酒店，餐饮部的规模也远比外地同类酒店大，我们有八个楼层设餐饮厅或包厢，同时可容纳一千五百多人用餐，节假日的场面是非常火爆的。而且现在温州的餐饮业低、中、高档齐全，各个阶层、各种经济条件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消费的地方。如“顶上鱼翅”、“海上天酒楼”，以供应鱼翅、燕窝、鲍鱼等高档菜肴为主，动辄几千上万元的，而什么“美乐食街”、“小南国美食坊”、“天一角食街”之类的，七八个人用餐也仅一二百元的消费数，还有大排档就更便宜了。

　　“点菜点龙虾，抽烟抽中华，小姐带回家，事事讲真话。”据说这个顺口溜是讽刺当前国人中的“四大傻”的。还有一个版本：“炒股变股东，炒房变房东，泡妞变老公，练功练了法轮功。”说的是中国“四大傻”或“四大背”的。“点菜点龙虾”在温州仅仅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龙虾讲究生吃，温州人不大喜欢。“炒股变股东”对温州人来说也很少，温州人虽说很现代，温州人中股民比例几乎是全国同类城市中最低的，这与不接受外地菜系有异曲同工之妙。温州人擅长炒房，且都炒得很成功，从温州炒到杭州，再炒到上海、北京，现在又炒到海南以及全国各地，也鲜有变房东的。“泡妞变老公”之事我已在“温州的男人”一章中说过，法轮功在温州没什么市场，温州人真有点刀枪不入。唯有一“傻”温州人至今未曾觉悟，那就是“抽烟抽中华”。烟酒不分家，抽烟勉强可归之为“食”，在此顺便一说。

　　温州人抽烟大都只认中华牌香烟一种，自抽、请客、送礼，乃至发喜烟、丧烟，全是中华牌，简直是非“中华”不抽，非“中华”不送，非“中华”不请，真是“今年咱家不收礼，收礼只收中华烟。”我不抽烟，不知道外地的烟价，只知道在温州，“云烟”、“红塔山”、“红双喜”以及“三五”、“万宝路”、“健牌”之类的售价都在每包十元左右，惟中华烟特别贵，都卖到四十至五十元一包，据说软包装（软壳）中华烟比硬包装的更贵，也不知这两种烟有什么区别。温州人一向讲究实际的，不知为什么在抽烟上这么犯傻，放着便宜的名烟不抽，专抽贵的“中华”。而且因为贵，市场上冒牌横行，一不小心便买到假的。温州人还不怕上当受骗，只认中华烟，这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傻，只能称为温州人的“中华烟情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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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风走一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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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说一说温州人现时都在玩些什么吧。我认为，温州人的玩比温州人的吃还不如，温州人在吃喝上虽然保守，瓯菜总是温州人自己的菜系。温州人玩只是跟风而已，外地人玩什么，温州人跟着玩什么，一点也没有独创性，我称之为“跟风走一回”，而不是潇洒走一回。

　　第一个普通的玩法是跳舞，不分男女和老少，不分职业和贫富。小孩一进幼儿园，老师便教“脖子扭扭，屁股扭扭”跳起来。年青人不是健美舞、形体舞就是在迪吧里跳迪斯科。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公园、广场跳交谊舞、民族舞和中老年迪斯科。记得早些年我们的电影中，凡有坏蛋在接头，特务在活动，其背景一定是迪斯科舞场，闪烁的灯光，疯狂的扭动之中，夹杂着特务坏蛋的狰狞的脸孔。不知什么时候，年青人就拎着个四喇叭立体声收音机，在公园等地跳迪斯科了。再接着，那些对年青人跳迪斯科大摇其头的老干部，自己在退离休之后，也跳起了迪斯科。几年前，为了国贸大酒店的装修一事，我跟陈建国他们去了“热带雨林”等等娱乐场所去转转，那里的人数之多，音乐之响，灯光之闪烁不定，气氛之热烈，还有跳舞的人群之投入，神情之专注，舞姿之热烈奔放，让我只有震惊的感觉。我没待多长时间就出来了，我无法适应那种气氛和节奏。我想，我是老了。闹“非典”的时候，我太太说，你改一改运动方式吧，去公园散散步，活动活动什么的。平时我的生活习惯是大清早就起来，做做家务浇浇花什么的，却不进行晨练。我的锻炼是游泳，打保龄球，也打过几天网球。但我喜欢“独立劳动”，网球要约人，且要技术水平差不多的，否则练起来没意思。所以前两者是我的保留节目，但无论打保龄球或游泳，都是公共场所，防“非典”的要求是要避开公共场所，回归大自然。我便跟我太太去了两次马鞍池公园，但我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那里几乎每个空地都有人在晨练，大都是跳舞，有民族舞，有迪斯科，少数在打太极拳，而且大多是中老年人。我的脑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似乎都在做“垂死挣扎”。这个念头当然未免带点文人的臭毛病，但我对公园晨练的感觉不好是事实，这里已经没有了宁静，感觉不到大自然的魅力了。

　　在公园跳舞的是中老年，在舞厅跳舞的是中青年，而且是中青年中的小老板或工薪阶层，因舞厅的消费较低，门票少则三五元，多则十来元，据说有的舞厅有陪跳的人，小费也仅一二十元而已。

　　进歌厅也是玩的方式之一。温州的歌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兴起的，那时的歌厅是演艺场所，大舞台，大场面，我在前面说过，老板们为捧歌手一掷千金，还有一掷万金的。你送歌手一个花篮八百八，我便送一个花篮一千八，暴发户的心态和行为一览无余。场面之火爆，气氛之热烈，使得歌厅老板和歌手偷着乐，下了舞台吃宵夜，他们可以立即分成结账。现在的歌厅是指“卡拉OK”，找个陪唱小姐进包厢里唱歌，小费也就是二三百元，不会斗气比富。温州有些歌厅的规模之大，装潢之讲究，会让外地人吃一惊，上百个包厢，陪唱小姐、服务员数百人，真是灯红酒绿，佳丽云集，纸醉金迷。过去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已经无法与这种娱乐场所相比。现在上海的不少大娱乐场所，老板也是温州人。温州人说卡拉OK的名字取得真好，你有权“卡”一“卡”我，我就要设法“拉”你，唱歌娱乐之后大家都“OK”。

　　“假日俱乐部”、“演视广场”等等，仍旧是表演场所，只是演出的场面比过去的歌厅大，档次也高些，如赵本山、毛宁等等明星都在这些场所演出过。但它又区别于温州大戏院、东南剧院等演出场所，那是给更大型的剧团演出的，场面更大，如俄罗斯芭蕾舞团、总政歌舞团的演出就在大剧院进行的。温州的传统戏剧如瓯剧、乱弹以及京剧、越剧，一年难得在大剧场演出几次，大都去农村给农民演出，农村还是喜欢看传统戏剧，特别是越剧和瓯剧，在农村还是很受欢迎。瓯剧的对白是温州话中带点普通话的腔调，很受农村的欢迎，一声“我老老娘（老太婆）气死了——”，尾音一拖，有时会得个满堂彩。

　　酒吧、咖啡吧中的演艺吧也是新款的玩乐场所。一边喝酒、喝咖啡，一边看表演、听音乐。表演的有时装、舞蹈、杂技、小品，当中由油腔滑调的“脱口秀”者串台，气氛搞得轻松、诙谐。高档一点的有提琴、钢琴、萨克斯等等，形式上有点欧洲、北美的风格了。但温州毕竟是一个中型城市，没有如上海“新天地”那样的一个街区娱乐场所，也没有如欧洲那种路边或露天的咖啡座。这可能与温州人的生活节奏太快、闲情逸致不足，再加空气不如欧洲那样清新有关。但愿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能如欧洲的瑞士、美洲的加拿大温哥华那样的优美环境、清新澄明的空气，那时你无论在何处喝咖啡，都能体味到一种闲适的心境。现代人最缺少的就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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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风走一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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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桑拿浴可算是如今一大玩乐方式之一。“桑拿浴”应该是外来语，但洗浴却是我们的传统项目，即“泡澡堂子”。温州人呼浴室为“混堂”，这种叫法非常形像，大家脱得光光的混成一堂，官吏、平民，富贵、贫贱，都搞不清了。大家洗了浴，擦了背，修了脚，泡杯茶，穿一样的浴衣，当官的不用端架子，老百姓也忘了自己的卑微，大家一起聊聊天，不想聊的闭上眼睛睡一觉，既舒适又怡情。只是过去的混堂极少有冷气，仅仅是春、秋、冬三季热闹，特别是冬季，要想洗澡得排队。现在的桑拿浴室就高档多了。冬天暖气不用说，夏天还可开冷气。里边还有敲背的、捶腿的，有的还设有棋牌室，玩的内容更加多，一天廿四小时开着，住旅馆还得百把块钱一天，就住桑拿浴室吧，同样的钱，还有人擦背，外带吃碗点心，有出差的人就“排这个阵”，在桑拿浴室过夜。无庸讳言，还有的桑拿浴室还有异性按摩服务。国贸大酒店的康乐部（即桑拿浴室）来了一个年轻人，连着在里面住了五天五夜，什么都享受了，到结账的时候消费好几千，但他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据说是赌光钱之后来浴室躲债的。躲到浴室里，手机一关，真的谁也找不到，办法是绝了。问题是你得有足够消费的钱，像他这样就不行，酒店有保安，保安拦住他，你叫家人送钱来还是叫公安的人过来？他没辙了，只好打电话回家叫家人乖乖送钱过来。

　　旅游当然也是一种主要的玩法，温州有雁荡山、楠溪江两大国家级风景区，山清水秀岩奇，还有等而下之的泽雅、寨寮溪、中雁等等山水。但温州人有钱，附近的风景玩不够了，向普陀山、杭州西湖，再向北京、西安进发。尔后是新马泰，现在更向西欧、中东，还有最高目标是美国、加拿大。

　　我开酒店，有一点也很有趣。其他地方的酒店过春节没生意，温州的酒店年年春节爆满。春节是个团圆的节日，外出的人都回家过年，所以酒店没生意，温州人有的在春节期间向酒店包房间，一家人住到酒店宾馆里，吃住都不用自己麻烦了，洗洗烧烧是最烦人的事，一年忙到头，过年时让老婆舒舒心，让孩子开开心，住宾馆酒店吧！国贸大酒店开业之后每年春节爆满，忙得员工团团转。这也华人打麻将成风，国内打国外也打，温州人当然不例外，但近几年又有被扑克牌取代之势。温州人玩扑克牌独独钟情于一种玩法：“双扣”。我不会打牌，不知“双扣”如何玩法，只知“双扣”成风。青年人在打，中年人也在打；男人在打，女人也打；老板在打，干部也在打。中午休息打，晚上下班又电话相约去某某酒店打“双扣”。公安局的人到酒店抓赌是找打“双扣”的，完了他们自己也打“双扣”……看来这种扑克牌玩法很具魅力。

　　再就是有钱人玩车，以前是夏利、桑塔纳，现在是奔驰、宝马；以前有的开就好了，现在还要玩飙车，玩越野。还有玩运动，游泳爬山、网球、羽毛球；年青人玩心跳，攀岩、滑板、还有蹦极……花样多多。但说来说去，没有温州人首创的玩法，温州人的独创性在这里卡了壳，仅仅是跟风走一回而已。但“双扣”据说是温州人的独创，如果真是如此，也只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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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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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规划是一门科学，且学问高深，本非我辈外行可以置喙的，但据说也可以归之为几个简单的原则。我曾参加过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参办的新型建材展览会。那会场只有六层，三层却在地下，因为那个地方的规划是教育文化区，楼高限于三层，为了扩大使用面积，会场另三层只好建在地下，建筑造价虽然稍高，但可节省能源，从长远观点看是一种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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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计莫如树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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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又称白鹿城，温州人就是梅花鹿。闲说到这个份上，我觉得自己已经将梅花鹿身上的每个美丽的斑点都画上了，该是结束这本书的时候了，可我总觉得意犹未尽，还想说点什么。

　　一个星期天，小孙子缠着我带他去动物园。在珍禽馆前，正看到孔雀开屏，那绚丽斑斓的尾翼，让我们都很兴奋。可看了一会儿，小孙子偏要拉我去孔雀背后，看看那里有什么，这是人的好奇的天性。也许可能那丑陋的屁股使他失望，我忽然悟及我的意犹未尽是什么。我要陋一陋温州，陋一陋温州人，让诸位看看温州这只开屏孔雀的背后有点什么。什么叫“陋一陋”？温州话的独特性表现出来了，“陋”字是形容词，陋规、陋习、丑陋，在温州话中“陋”字是动词，意思是揭一揭丑事，既简洁又形像。

　　陋温州要陋什么？说来也巧，我携夫人在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下拍照片时，接到李涛先生的电话，称温州电视台有个谈话节目，要请我与沈克成及温州市规划局长肖键雄做嘉宾，谈关于温州的规划和城建。这些年对于媒体的采访我是能避则避的，但就是这个题目却有话要说，毕竟做了十多年的房地产，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惜远在国外，未能做成这个嘉宾，只好在此自说自话了。

　　温州毗邻东海，境内有山有水，又有宽阔的瓯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比之大连、青岛、厦门这些滨海城市一点也不逊色。可温州现时与这些城市相比有如鸡与凤凰，差距实在太大了！

　　先说个温州城建中的笑话：大球山是温州市区众多的小山之一，仅数十米高，旁边还有条小河。因为开山放炮取石，球山已经炸成了瘌痢头似的，俗称瘌头山。政府如果下令禁止开山取石，并加之改造，即能成为一个好的自然景区。偏偏决定要去炸平它，腾出空地可以开发。于是往山上填埋了几吨炸药。温州的媒体还将之作为壮举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真是肉麻当有趣。不知是施爆的队伍技术臭还是老天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倒行逆施，轰隆隆几声之后就哑炮了，山体仅仅炸掉了一半，还有几百公斤炸药埋在那剩下的山体腹中。后来政府总算觉悟，在残存的山体处建了一座公园——绣山公园（称之为火药山公园更确切）。

　　这个城建笑话昭示一个问题：温州对规划与城建的态度一如毛泽东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端端的一座山要去炸平它，美美的一条河要去填平它。解放后，温州市区被炸平或挖平的还有东屿山与西屿山，被填平的河流数不胜数。因为温州古城的规划特点是一坊必有一河，也就是每条路边便是一条河，如今的市区却没有几条河了，战天斗地的结果是毁了山水，瓯地的魅力大为逊色。

　　又据媒体多次报道，温州曾数次向中央报告，要求将温州批准为特大的市，据说是因此获得地方立法权。我不知道这立法权有多重要，我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温州市区人口远未达到百万，媒体还称这是一种胆识与魄力，溢美之词不少。我觉得奇怪，发展是一种自然规律，温州本来只是个中小城市，为什么一定要用鼓风机将之充气、吹大呢？我去过不少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如加拿大的温哥华、美国的西雅图、瑞士的日内瓦以及我国的珠海、大连等，城市都不是特别大。相反地，所有的特大城市如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中国的北京、上海、巴西的圣保罗等等，从未戴过“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桂冠，温州为什么要往那里挤？

　　城市的规划是一门科学，且学问高深，本非我辈外行可以置喙的，但据说也可以归之为几个简单的原则。我曾参加过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参办的新型建材展览会。那会场只有六层，三层却在地下，因为那个地方的规划是教育文化区，楼高限于三层，为了扩大使用面积，会场另三层只好建在地下，建筑造价虽然稍高，但可节省能源，从长远观点看是一种节约。规划如此严格引起了我的兴趣。据说旧金山的规划并不复杂，仅仅规定了商贸办公区、居住区，文化教育区和产业区的范围及容积率和限高，规划的原则只有一个：即尊崇自然和回归自然。

　　我曾经参加过广西柳州市举行的一个如何提高城市品位的研讨会。柳州市政府邀请了全国不少知名专家与会。有规划专家、建筑专家、环境专家，但最多的还是人文专家，如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孔祥星，全国公民道德委员会委员李汉秋，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赵为民，雕塑家、艺术家文元衍（遥远）等等。我作为文化人出身，又在柳州有开发项目而应邀敬陪末座。专家们为提高柳州的城市品位设计了“五个一工程”：一个凸显山水文化的城市规划方案；一个蕴含龙文化的城市中心广场（柳州又名龙城）；一个包括多民族婚俗的主题公园——相思园（柳州市有十九个少数民族）；一首具有浓郁的刘三姐色彩的市歌（刘三姐为柳州人）；一座具盘古开天辟地内容和气势的城雕（柳州为中国古人类“柳江人”化石发现地，并有盘古村）。与会专家还提出了诸如将柳州市树由榕树改为柳树等众多建议。且不说“五个一工程”，光市树这一建议即让人叫绝。福州市、温州市、中山市、柳州市……许多南方城市的市树都是榕树；福州向称榕城，市树定为榕树当仁不让，按文元衍先生的话说那是“李谷一”，接下去的便是李谷二，李谷三了，轮到柳州是李谷六，李谷七了，你本来姓柳，又拥有柳宗元这样的文学大家，你不姓柳姓什么？何况柳树的生命力顽强，插在哪里便在哪里落地生根，所以古代文人送别时要折柳枝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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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计莫如树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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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为什么不能邀请一些中外名家来探讨一下如何提高城市品位呢？登高才能望远。几个政府官员，几位本地专家学者，苦思冥想的结果是纪念郭璞筑永嘉郡城，在郭公山上筑一段矮矮的城墙；纪念王羲之在温州庭立五马，便在五马街口立一五马拉车的雕塑。那么纪念刘基岂不是要在文成埋一“泰山石敢当”的基石；纪念张璁，即在三角城头雕塑一人像，举手前瞻作聪明状？想象力如此之低怎么谈得上城市品位的提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便外地专家学者的水平不高，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不至于近亲繁殖，每况愈下。以至外地人来到温州，总是摇头，谓名不符实，温州应当更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成语，典出《管子权修》，原话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温州人已经解决了“树谷”的问题，不必再为温饱而背井离乡了，现在要考虑的是“树木”与“树人”的问题了。既然“十年之计，莫如树木”，说明“树木”是可以急功近利的，上十年温州日新月异的变化已经证明，只是尚不尽如人意罢了。其实，要赶上大连、青岛或厦门均不难，温州的房地产市场比之它们要好，温州的土地价比之它们都高，也就是说温州市政府的物质基础比较好，只要思路对头，方法正确，没有理由不赶上其他沿海城市并超过他们。

　　山水文化名城的概念不错，温州市内有山有水，自然条件很好，但必须好好梳理。松台山区域规划得最好，治理得也比较成功；华盖山却让米莉莎花苑等建筑破坏了；雪山的规划与改造正在顺利进行，东向的杨府山、西向的翠薇山却未正式开始治理；市中心海坦山西北边仍是一团糟。

　　塘河是温州的母亲河，治理塘河的提出非常对，难度很大，要常抓不懈，不能因为政府领导的更迭而放松。我家原先就住在塘河边上，四年前就说要拆迁，并正儿八经发过通告，要建水上公园，我赶紧搬出，可四年后还没有动工的迹像。我的一些亲友因为无处可搬，还住在那边。却又经常没水，时时停电，因为都说要拆，有关部门也不来管了。好端端的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现在是藏污纳垢、一塌糊涂。——且慢，正写到此处，有消息传来，那边又贴了公告，要拆了！四年多的时间里，公告已见到多次，不知这一次是不是真的“狼来了”。还有九山湖治理了南边的一片，应当说也比较成功，北边又不见动静，据说是经费不够。三垟湿地、城市绿肺这一概念的提出也非常及时，但要在全面规划并经过专家论证之后才能着手。不要以为我们这代人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不要酿成开发便是破坏的悲剧，留下点空间给后代。

　　温州的江心屿与厦门的鼓浪屿、镇江的焦山屿同称为我国的三大名屿。三大名屿除风景优美之外还有其光辉的历史，鼓浪屿是与郑成功联系在一起的，焦山屿是与戚继光、梁红玉联系在一起的，而江心屿是与文天祥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近些年有人主张将哈尔滨的太阳岛也列为名屿之一，受到了史地学界的反对，因为太阳岛缺少历史。我儿子告诉我，确有四大名屿这一说，版本与上列的不同，分别是温州的江心屿、福建的东门屿、鼓浪屿和台湾的兰屿，这四大名屿都与郑成功有关。江心屿对温州至关重要，没有或破坏了江心屿，温州便不能称之为山水文化名城，对江心屿的开发与改造必须慎重其事。东西塔、江心寺和宋高宗驻跸过的原兴庆寺都是江心屿的灵魂，现在江心西园游乐场的摩天轮，将江心屿搞得有点不伦不类。

　　温州五马街所具有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街区特色，是别的城市步行街所缺少的，可惜短了点，未走几步便到头了，让人遗憾。解放路的特色与五马街相近，建筑风格比较一致，打通府前街至百里坊这段路后，是否可以将解放路从五马街口至广场路口的这一段与五马街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步行街区，更能凸现温州的商业历史特色。

　　拆迁安置本来是可以用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奇怪的是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温州，拆迁安置却由旧城改建指挥部一家负责，致使有拆迁户在房屋被拆七年之后仍无家可归，市府门口常有人因拆迁问题而举着大字报呼吁。市区未改建的街道已经不多，这些旧街区显得杂乱不堪，破坏了温州整体形像。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必须由政府牵头，做细致的工作，一条条弄堂、一个个社区进行梳理，使之清洁、美丽，不要让这些地方成为猫拉屎——东一堆、西一团。

　　拉拉杂杂，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城建部门必须牢记“树木”的原则：即保护自然，遵崇自然，回归自然。不要再与天斗、与地斗，斗的结果不是其乐无穷，而是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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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计莫如树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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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说一下，温州市领导提出的“效能革命”，立意高远，用心良苦，作为地方政府，为提高办事效率，此举虽为良法，却只能治标，治本之权，不在他们手中。加拿大全国权力机构，仅有三级政府，即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市政府是最基层的权力机构。我们的市政府之下还有县政府、乡镇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或村委会三级。权力多三级，文件多走三级，命令多转三巡，审批多过三关，官吏更如几何级数增加，层层加码，道道设卡，效率如何提高？加拿大的社会安定，人人安居乐业，并未因为权力机构少而紊乱，我们为何不能仿效？但要削繁为简，又非温州政府权力范围，只能“效能革命”了。

　　闲人闲说，人微言轻，说说而已，没人当真。其实不用陋，温州人心知肚明，比之其他滨海城市，温州差远了。外地人只要来过温州，也感觉不满意，认为温州应当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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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之计在于树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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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陋一陋温州人。写此书之前我还在南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我是与上海的几位房地产界同仁去游玩的。我们都很羡慕和赞叹巴西人活得那么开心，那么有滋有味。里约是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几乎被洁白的沙滩所包围，里约人一有空就去沙滩晒太阳。上班之前他们穿着泳衣先去沙滩，手里拎着的是制服，玩好了穿上制服去上班，下班后又穿上泳衣去沙滩。学生下课拎着书包先去海滩，太阳下山再回家。里约滨海道路都是穿泳衣的人，穿着T恤的我们倒成了例外。给年青的女郎拍照片，她们都很开心，因为你欣赏她的身材，欣赏她的健康和美丽。在沙滩玩排球的有十来岁的小孩，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个个兴高采烈，人人面带笑容。依瓜苏是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小城，就是大瀑布边上，这个大瀑布虽称世界第二，比之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并不逊色。因而依瓜苏城市周边有不少水面，我们所住的宾馆边上就有大水塘，宾馆备了钓杆供旅客钓鱼。但钓到的鱼不许吃，大的交给宾馆，有人会将之切碎喂鸟，小的放回水塘。我趁早饭前半小时，即钓了六条鱼，一条斤多重的大鱼喂了鸟，其他的放回水中。巴西商店的商品标签特别，有许多数字，经解释才知道，有总价，还有分期付款的价格。譬如一双鞋，总价二百元巴币，可分四期付款，每期52元（其中2元是利息），一年交一次。也就是说，无论是一双鞋、一件衣服都可以分期付款，更不必说房屋、汽车等大件了。巴西人总是在寅吃卯粮，但巴西人最开心，巴西的桑巴舞，巴西的狂欢节，巴西人玩疯了。

　　我的一位朋友叫章鸿杰，去巴西十多年了，十多年中天各一方，从未联系，但我有消息，听说他做得不错。我便向里约的翻译打听，没想到一问便知，章先生现在是中巴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做汽配生意，也做房地产。他很快地便开车来看我，并带我在里约兜风。他说因为巴西人爱玩，勤劳的华人都能赚到钱。我突然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看到过的一本书，那是日本天文学家高田敷在南美居住几年后所写的感受，题目是《丑陋的日本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个神话，我们家中的彩电是日本的，洗衣机是日本的，手里拿的照相机是日本的，胡子长了用的电动剃须刀也是日本的；路上开的好汽车，哇，日本丰田“皇冠”！还有本田、铃木摩托车……日本人的旅行团一拨又一拨，杭州西湖、北京故宫、西安临潼，到处可以听到“空尼西娃”、“撒由那拉”。日本的新干线火车速度世界第一。日本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到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的路只走了不到半个世纪……我们对日本是既羡慕又有点不服气。当聂卫平战胜日本围棋选手时举国欢腾，有终于出了一口气的感觉，他因而被誉为“抗日英雄”。温州人现时似乎也被国人视为神话，温州人如日中天。但我觉得神话总有终结的时候，要给温州人敲敲警钟，我要陋一陋温州人。

　　我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乘飞机经停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到上海后再乘飞机回温州，在飞机上的时间是三十四个小时。回到温州未等倒过时差，立即翻箱倒柜，找到了这本《丑陋的日本人》，并且立即浏览了一遍。温州人与日本人如此相似乃尔！让我先抄录该书《前言》中的部分文字吧：

　　“但是，当日本人在国外度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后，自己反会被激烈的国粹思想缠住似的。只要他们基本上习惯了外国的美丽、壮观，就会明白过来：他们的（指国外）所有文明，绝对不是超越日本人能力的东西；他们的起居行为，不论哪一方面，绝不能与日本人的勤奋相比，日本人好极了！只要乐意霞关大厦可以盖得更高些。日本人克服几倍于洋人能够的忍受的艰苦，取得出色的研究成果，根本不算回事。日本妇女多么文静娴雅，甚至具备献身精神！

　　“可是，假如你度过了若干年岁月的世界主义者的生活，而且习惯了外国人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你就不会去注意电视机数量，比较勤奋程度这些表面的价值判断了。

　　“假如你自夸地说：‘东京的铁塔超过了埃菲尔铁塔！’法国人会笑着回答：‘很遗憾，我既无需去超过你们，也没有这笔钱。’如果你扬言：‘我在拼老命地工作。’西班牙人会不解地反问：‘那你的夫人怎么办？’

　　“日本人最憧憬的东西，是外国人所轻蔑的；我们回避的，是他们价值高昂的行动。日本人与世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差距实在太大。我认为，其中主要的部分是日本人的人性意识的‘延迟’所致。”

　　于是，作者认为：“明治（指明治维新）结束百年后的日本，必须再进行一次发现人性的维新。”所以便有了这本《丑陋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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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之计在于树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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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瓯地的瓯民确实有如岛国的日本人，在资源贫乏又迫于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只好作“树谷”之计，至使人性意识扭曲，有成“经济动物”之嫌。因为有时赚钱也如吸鸦片，会上瘾的，加上温州人的特性，口袋里有十元钱时想一百元，有百元时想一千元，似乎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温州人因而比外地人活得辛苦，活得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形容温州老板的艰苦创业，但温州人宁愿当“睡地板”的老板，也没有想到去当睡席梦思的打工者。譬如苏州人，闲暇时去泡泡茶馆，譬如成都人，抽空大家一起打打麻将，他们都过得比温州人潇洒。茶馆在温州从来没有红火过，温州人没有时间去泡茶馆。温州人唱的是“向前、向前、向前”的战歌，我本人也是属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办企业时一门心思，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直至一日“非典”降临，“大军压境”，生活一下子停滞，万籁俱寂。突然想到是否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譬如将平时也当“非典”，暂时放下一切，去写写文章。或与文友们比办企业，与企友们（我杜撰的名词，即企业界的朋友）比写文章，我的压力不是可以一下子减轻了吗？当然这种悟不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是“田园将芜，胡不归”。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你不可能做隐士。但你可以放慢你的脚步，不要只专注于你的企业或事业，走进大自然，或做一些你爱好的活动。温州人的目的性明确，事事争先，既创造了温州的神话，却也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我有点可怜起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的温州人了。

　　温州人的第二大毛病是文化底蕴不足，有时不免显露出暴发户的心态和行为来。这里的温州人主要是指现时当家的一代，也即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包括当红的老板和当权的干部。我认为，“树人”要有先文化，后文明的这么个过程。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甚或至一个民族，没有许多代人的努力，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明的社会行为，更不可能显出文化的底蕴来。去美国你感觉到的是现代，是科技。到了西欧，你感觉到的是历史，是文化底蕴，那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突然之间下了一场大雨，美国人可能雀跃欢呼，率性地在雨中奔跑，英国人便少有这样做的。他们可能在躲雨，也可能在冒雨前行，却不是奔跑着，而仍旧是走着，保持那种绅士风度。不能说两者孰优孰劣，只是不同的文化所产生的不同风格。温州缺少历史感，缺少文化底蕴，这是我们在西安、北京、南京、成都、苏州等一些较大的城市都能感觉得到的。可温州又缺少现代感、科技感，这是我们在上海、广州、香港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的政治环境所能给予温州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这一代温州人所受的教育也太少了，我们远未完成从文化走向文明的各个步骤。温州人这一群体给人的印像也仅仅是说着古怪的语言，办事风风火火，会做生意会赚钱而已。当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一代温州人的文化教养不足，不是温州人不聪明、不努力、不求上进，而是历史的误会。最近连续三年，温州高考上线人数均居全省高位便是明证。我们的下一代会克服这一代的不足，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得不承认这一代人的欠缺，特别是我开酒店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国贸大酒店的电梯是德国的蒂森克虏伯牌，世界上最好的电梯之一，电梯内还配有高档的装潢和全毛地毯。电梯口和电梯内都有禁止吸烟的标志，不少人仍旧吸着香烟进进出出，而且吸烟的大都是本地人。更有甚者，去年的一天，竟在监控中发现有人在电梯里小便，立即通知保安将这人拦住了。这人先是抵赖后还振振有词：“喝了不少啤酒忍不住。”每年春节期间是酒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但春节期间也是酒店的器物折旧最快的时候。因为春节期间大都是温州本地人来消费，房间的地毯上香烟灰、痰迹到处都是，开业两年之后地毯几乎都换遍了。我们酒店的服务人员都想不通，这么好的地毯这口痰怎么吐得下，这烟蒂怎么忍心扔得下？在温州，随地吐痰、随地小便时有所见，还不像上海，组织居民老太太去管，温州没有这样的志愿者。垃圾乱倒也经常有，特别是城乡接合部。有时你开着车，看着前面一辆车慢下来你得小心了，果然，放下车窗后扔出来的是果壳、纸屑或塑料瓶。至于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开粗口骂人，更是司空见惯了。如果说“他妈的”是国骂，“捣你妈”便是温州人的“市骂”了。我们经常会在公共场所听到的，而且好些人还会在这三个字前缀“吾阿爸”，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老子”。还有坐飞机到港时，机未停稳，就有人起来拿行李，或在机舱内走动、唤人、打手机。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在往温州的航班上，这说明温州人大都是急性子，但这也是教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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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之计在于树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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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有一种事我不明白，那就是汽车比行人神气。按照我们的习惯，由于车占了地方，增添了不便，所以对行人很客气。如果道路上有行人的话，很远就停车，轻轻按动喇叭提醒人们，靠近行人身边时，说声‘谢谢’，道歉后再通过。相反在日本，行人被骂‘混蛋’，像老鼠避猫似的惊慌而逃。日本人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即乘车的人比一般人高人一等？”

　　这是两位秘鲁留日学生给高桥教授写的一封信，说的是日本的一种现象，但那是十几年前的日本。就在我写这一章的前几天，陈定华邀请与他同机来温州的洪波和越剧名演员方亚芬吃饭。那个饭店离我们国贸大酒店很近，步行约五分种，我提议我们步行过去。可当我们想走过斑马线到马路对面时，等了几乎有十分种，汽车一辆接一辆，就是没有停下来给行人让路的。他们两人摇摇头：“看来温州开汽车比行人神气得多。”虽然此前不久温州交警实行了对斑马线上汽车不让行人的整治，看来效果并不理想。

　　温州的干部如何？我在《温州的干部》一章中已经说过，尽管有王天义、杨秀珠一类的人物，温州干部的廉洁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他们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比外地干部潇洒。但一些干部的素质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我的一位朋友将自己的企业迁到了上海，回来后告诉我说：“我在温州觉得自己像孙子，我在上海感到自己像爷爷。”他的意思是指在温州办企业时，任何一个有关的部门都可以来查一查、卡一卡，除非你认识这个有关部门的人。而在上海，有关部门的人会真正做到为你的企业服务。这就是文化素质问题。温州还是“人治”，你所熟悉的，你会得到很好的服务。你不熟悉的，对不起，你将会看脸色。我们开酒店的，光许可证便领了十几个，我们面对的有关部门非常多，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又得罪了某个部门了。有人分析，在温州这么个环境中，这么点工资对温州的干部和公务员缺乏吸引力，所以他们不敬业。还有人分析，这里有个心理不平衡的问题，你们老板那么赚钱，我们才这么点工资，让你们也“出点血”。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是素质问题，现在市领导提出的效能革命就是针对干部素质的。

　　温州人的第三个毛病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或叫“温州人主义”。我曾提到过，在欧洲，你讲温州话是不愁没饭吃的。温州人讲义气，爱抱团，团结就是力量，温州人比之其他地方人事业容易做大，他们有“朋”的方式。这由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一种心理状态，既然靠国家靠不住，我们只能靠自己，靠我们的努力打拼，靠我们的互相帮助。延伸出去就有了温州人的小团体、小宗派。温州人在国外，许多人没有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与温州人做生意，跟温州人一起玩，只说温州话。但如果你走出了这个小圈子，一般都能做大生意。在欧洲的温州人有句话：“他不错，与番人做生意。”那就说明这人走出了温州人的小圈子。问题是走出去的人不多，在国外的温州人还是小老板居多。圈子小了，不免有矛盾，有碰撞，原有的华侨社团便有分化。因而国外温州人的华侨社团很多，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有好几个，诸如：“温州同乡会”、“温州人联谊会”、“华人华侨总会”、“华商总会”、“XXX华人工商会”等等，名目繁多，局外人一时不明底里。我有一熟人，侨居意大利的，名片上的衔头很唬人的：意大利XXX华商会副会长，意大利XXX华侨总会会长，意大利XXX餐馆董事长，意大利XXX餐饮业协会顾问等等。第一个衔头的副会长共有二十多位，是每位旅居意大利某地的华人花相当于五万人民币的里拉都可以当的。第二个衔头是他所住的镇的温州华侨社团，整个总会二十多人，会长、副会长十几人。第三个衔头是实职，他本人是董事长兼厨师，他太太是账房兼服务员，他们还招了个勤杂工。第四个衔头和第二个异曲同工，这个镇上的十几位温州人大都开餐馆，总会就是餐饮业协会。他当总会会长人家当顾问，反过来人家当餐饮业协会会长他当顾问。而且这十几个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大家抱成一个团，在这个小镇里还挺有影响力的。他在三年前回了一趟温州，所带的钱不够花了，从我这里借了几万元人民币，至今未能再见到他。不是说他要存心赖钱，只是他的收入不高，不能年年回国探亲。

　　温州人在国内的其他省市，建立了几十个商会，这些商会倒未有如国外的社团一样小型化，基本上还是一地一会。比如在石家庄、在成都，做生意的温州人几近十万，温州商会都只有一个，核心人物不过一桌人。在维权、排忧解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成都的荷花池、石家庄的南三条两个大市场，我都听外省市在那里做生意的人说过：“真干不过你们温州人，动不动一帮人，不像我们单枪匹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