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忠公事略
民国·梁启超撰
●第一章 绪论
天下惟庸人无毁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以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欤？为非常之豪杰欤？姑勿论。而要之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以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云。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知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以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言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议和为李鸿章罪。吾以此为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予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吸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可惧也。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少胜于李乎？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为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吾国其尚有瘳耶？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作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流饭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之晚年，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惟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
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
二曰：李鸿章所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一切权利恢复之时代也。
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侔者。而使李鸿章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凯觎，斯亦可谓“纯臣”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虽然，李鸿章之所处，固有与彼等绝异者，试与读者，燃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论之。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其时纯然贵族政体，大臣之于国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强伤干，势所必然也。洎夫两汉天下为一，中央集权之政体，既渐发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祸特甚，霍、邓、窦、梁之属，接踵而起，炙手可热，王氏因之以移汉祚，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苟非有阀阅者，则不敢觊觎大权。范晔《后汉书》论张奂、皇甫规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以是归功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秉权之风未衰，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斯亦为权臣之第一种类。及董卓以后，豪杰蜂起，曹操乘之，以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之徒，皆循斯轨，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如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借，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已、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此为权臣之第四种类。以上四者，中国数千年所称“权臣”，略尽于是矣。
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焉：一由教义之浸淫，二由雄主之布画。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于权门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汉兴，叔孙通、公孙弘之徒，缘饰儒术，以立主威。汉武帝表六艺，黜百家，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天泽之辨益严，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礼既入人心，自足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鸿章，皆受其赐者也。又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汉光武、宋艺祖之待功臣，优其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蓄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制，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杰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借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逮于本朝，又有特别之大原因焉。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无权臣，若鳌拜，若和珅，若肃顺、端华之徒，差足与前代权门比迹者，皆满人也。计历次军兴，除定鼎之始不俟论外，若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十数，皆有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日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及洪杨之难发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然犹命官文以大学士领钦差大臣，当时朝廷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曾、胡以全力交欢官文，每以军议奏事，必推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之疏，待官乃发，其撝谦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怜矣。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信力犹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且论李鸿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之官制。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虽然，本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也。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世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如下：
第一文祥、沈桂芬时代同治初年
第二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孙毓汶、徐用仪时代 光绪十年至光绪廿一年
第四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
第五刚毅、荣禄时代 光绪廿四年至今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所诉于俾斯麦之言，其谓是耶？其谓是耶！而况乎军机大臣之所仰承风旨者，今别有在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抑吾之此论，非有意袒李鸿章而为之解脱也。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真为豪杰，则凭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俾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是固不得为李鸿章作辩护人也。虽然，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此吾于李鸿章之地位，所以不得不齗齗置辩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请于末简纵论之。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李鸿章之家世 欧力东渐之势 中国内乱之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之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鸿章其仲也。先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学寻常塾师，治帖括业，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实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彝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聚近，西力东渐，奔腾湃澎，如狂飓，如怒潮，齧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翻观国内之情实，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嘉庆元年，白莲教起，蔓延及于五省，前后九年，嘉庆九年，耗军费二万万两，乃仅平之。同时，海寇蔡牵等，窟穴安南，侵扰两广，闽、浙诸地，大遭蹂躏，至嘉庆十五年，仅获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扰山东，直隶，陕西亦有箱截之警；道光间又有回部张格尔之乱，边境扰动，官军大举征伐，亘七年仅乃底定。盖当嘉道之间，国力之疲敝，民心之蠢动已甚，而举朝醉生梦死之徒，犹复文恬武嬉，太平歌舞，水深火热无所告诉，有识者固稍忧之矣。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已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惟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有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徼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龙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次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雾氛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英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英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字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皆生所养，实基于是。及入翰林，未三年而金田之乱起。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粤，仅二年余，遂乃蹂躏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陷落，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时鸿章在安徽原籍，赞巡抚福济及吕贤基军事。时庐州已陷，敌兵分据近地为犄角之势。福济欲复庐州，不能得志，鸿章乃建议先取含山巢县，以绝敌援。福济即授以兵，遂克二县，于是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
当洪秀全之陷武昌也，曾国藩以礼部侍郎丁忧在籍，奉旨帮办团练，慨然以练劲旅靖大难为己任，于是湘军起。湘军者，淮军之母也。是时，八旗绿营旧兵，皆窳惰废弛，怯懦冗，无所可用。其将校皆庸劣无能，暗弱失职。国藩深察大局，非扫除而更张之，必不奏效。故延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恢复之基，实始于是。
秀全既据金陵，骄汰渐生，内相残杀，腐败已甚。使当时官军得入，以实力捣之，大难之平，指顾间事耳。无如官车之骄汰腐败，更甚于敌。咸丰六年，向荣之金陵大营一溃，和春、张国梁之金陵大营再溃，驯至江浙相继沦陷，敌氛更甚于初年。加以七年丁巳以来，与英国开衅，当张国梁、和春阵亡之时，即英法联军入北京烧圆明园之日，天时人事，交侵氵存逼，盖至是而祖宗十传之祚，不绝者如线矣。
曾国藩虽治兵十年，然所任者仅上游之事。固由国藩深算慎重，不求急效，取踏实地步，节节进取之策，亦由朝廷委任不专，事权不一，未能尽行其志也。故以客军转战两湖江皖等省，其间为地方大吏掣肘失机者，不一而足，是以功久无成。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十年四月，乃以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兵、饷之权始归于一，乃得与左、李诸贤，合力以图苏皖江浙，大局始有转机。
李鸿章之在福济幕也，福尝疏荐道员。郑魁士沮之，遂不得授。当时，谣诼纷纭，谤ゥ屡起，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后虽授福建延邵建遗缺道，而拥虚名，无官守。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九年五月，国藩派调湘军之在抚州者，旧部四营，新募五营，使弟国荃统领之，赴景德镇助剿，而以鸿章同往参赞。江西肃清后，复随曾国藩大营两年有奇。十年，国藩督两江，议兴淮阳水师，请补鸿章江北司道，未行。复荐两淮运使，疏至，文宗北行，不之省。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抑，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呜呼，此天之所以扼李鸿章欤？抑天之所以厚李鸿章欤？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而终身受其用者也。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李鸿章之崛起与淮军之成立 当时官军之弱及饷源之竭 江浙两省得失之关系 常胜军之起 李鸿章与李秀成之劲敌 淮军平吴之功 江苏军与金陵军江浙军之关系 金陵之克复
秦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项羽定霸后，韩信始出现。汉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曹操定霸后，诸葛亮始出现。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谢康乐有言：“诸公生天虽在灵运先，成佛必居灵运后。”吾观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而其成名之高，当国之久，亦以李鸿章为最盛。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固时代之骄儿哉！
当咸丰六七年之交，敌氛之盛，达于极点。而官军凌夷益盛，庙算动摇无定，各方面大帅，互相猜忌；加以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当此之时，虽有大略雄才，其不能急奏肤功，事理之易明也。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
先是，洪杨既据南京，蹂躏四方，十八行省，无一寸干净土。历经十年，不克戡定，北京政府之无能力，既已暴著于天下。故英国领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特不目洪秀全为乱贼而已，且视之与欧洲列国之民权革命党同一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间或供给其军器弹药粮食。其后，洪秀全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弛，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乱。具述此意以请于政府，实咸丰十年事也。而俄罗斯亦欲遣海军小舰队运载兵丁若干，溯长江以助剿，俄公使伊格那面谒恭亲王，以述其意。
时英法联军新破北京，文宗远在热河，虽和议已定，而猜忌之心犹盛。故恭亲王关于借兵助剿之议，不敢专断，一面请之于行在所，一面询诸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使具陈其意见。当时，极力反对之，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者，惟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之父也）。薛焕虽不以为可，而建议雇印度兵，使防卫上海及其附近，并请以美国将官华尔、白齐文为队长。曾国藩覆奏，其意亦略相同，谓当中国疲敝之际，外人以美意周旋，不宜拂之。故当以温言答其助剿之盛心，而缓其出师来会之期日；一面利用外国将官，以收剿贼之实效。于是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聘请洋弁任训练新兵之事。此实常胜军之起点，而李鸿章勋名发轫之始，大有关系者也。
华尔者，美国纽约人也，在本国陆军学校卒业，为将官，以小罪去国，潜匿上海。当咸丰十年，洪军蹂躏江苏，苏、常俱陷。上海候补道杨坊，知华尔沈毅有才，荐之于布政使吴煦，煦乃请于美领事，赦其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今欲叙李鸿章之战绩，请先言李鸿章立功之地、之形势。
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则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洪秀全因近来各地官军声势颇振，非复如前日之所可蔑视，且安庆新克复，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曾国荃克复金陵之势益孤，乃遣其将李秀成、李世贤等分路扰江浙，以牵制官军之兵力。秀成军锋极锐，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皆连陷，浙抚王有龄死之，江苏城邑，扰陷殆遍，避乱者群集于上海。
安庆克复之后，湘军声望益高。曩者廷臣及封疆大吏有不慊于曾国藩者，皆或死或罢，以故征剿之重任，全集于国藩之一身。屡诏敦促国藩移师东指，规复苏、常、杭失陷郡县，五日之中，严谕四下。国藩既奏荐左宗棠专办浙江军务，而江苏绅士钱鼎铭等，复于十月以轮船溯江赴安庆，面谒国藩，哀乞遣援，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士，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国藩见而悲之。时饷乏兵单，楚军无可分拨，乃与李鸿章议，期以来年二月济师。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
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其后以勇敢善战，名冠一时。又淮军之初成也，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周、二张。
同治元年二月，淮军成，凡八千人。拟濒江而下，傍贼垒冲过，以援镇江。计未决，二十八日，上海官绅筹银十八万两，雇轮船七艘，驶赴安庆奉迎，乃定以三次载赴上海。三月三十日，鸿章全军抵沪，得旨署理江苏巡抚，以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此时常胜军之制，尚未整备。华尔以一客将督五百人守松江。是年正月，敌众万余人来犯松江，围华尔数十匝，华尔力战破之，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自是常胜军之用，始得力矣。
松江府者，在苏浙境上，提督驻扎之地，而江苏之要冲也。敌军围攻之甚急，李鸿章乃使常胜军与英、法防兵。合攻松江南之金山卫及奉贤县。淮军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诸将，攻松江东南之南汇县。敌兵力斗，英法军不支，退却，嘉定县又陷，故乘胜欲进迫上海。程学启邀击大破之，南汇之敌将吴建瀛、刘玉林等开城降。川沙厅敌军万余又来犯，刘铭传固守南汇，大破之，遂复川沙厅。然敌犹雄劲不屈，以一队围松江青浦，以一队屯福广塘桥，集于泗滨，以窥新桥。五月，程学启以孤军屯新桥，当巨敌之冲，连日被围甚急。鸿章闻之，自提兵赴援，与敌军遇于徐家汇，奋斗破之。学启自营中望见鸿章帅旗，遽出营夹击，大捷，斩首三千级，俘馘四百人，降者千余。敌军之屯松江府外者，闻报震骇，急引北走，围遂解。苏防解严。
淮军之初至上海也，泰西人见其衣帽粗陋，窃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当时，曾国藩既已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金陵，敌之根据地也，而金陵与江浙两省实相须以成其雄，故非扫荡江苏之敌军，则金陵不能坐困；而非攻围金陵之敌巢，则江苏亦不能得志。当淮军之下沪也，曾国荃与杨载福、彭玉麟等，谋以水陆协进，破长江南北两岸之敌垒。四月，国荃自太平府沿流下长江，拔金柱关，夺东梁山营寨，更进克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五月，遂进屯金陵城外雨花台，实李鸿章解松江围之月也。故论此役之战绩，当知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挫顿。东坡句云：“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二年间，亦中国有史以来之一大观矣。
李秀成者，李鸿章之劲敌，而敌将中后起第一人也。洪秀全之初起也，其党中杰出之首领，曰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号为五王。既而冯、萧战死于湖南。杨、韦金陵争权，互相屠杀。石达开独有大志，不安其位，别树一帜，横行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诸省。于是，五王俱尽。咸丰四五年之间，官军最不振，而江南之敌势亦寝衰矣。李秀成起于小卒，位次微末，当金陵割据以后，尚不过杨秀清帐下一服役童子。然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故洪氏末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游，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服，而下游縻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与曾国荃费尽心力，以非常之钜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李鸿章自南汇一役，根基渐定，欲与金陵官军策应，牵制敌势，遂定进攻之策。是岁七月，使程学启、郭松林等攻青浦县城，拔之。并发别军，驾汽船渡海，攻浙江绍兴府之余姚县，拔之。八月，李秀成使谭绍拥众十余万，犯北新泾。刘铭传邀击大破之，敌遂退保苏州。
其月，淮军与常胜军共入浙江，攻慈溪县，克之。是役也，常胜军统领华尔奋战，先登，中弹贯胸，卒，遗命以中国衣冠殓。白齐文代领常胜军。
是岁夏秋之交，江南疠疫流行，官军死者枕藉。李秀成乘之，欲解金陵之围，乃以闰八月选苏州、常州精兵十余万，赴金陵，围曾国荃大营，以西洋开花大炮数十门，并轰击十五昼夜，官军殊死战，气不稍挫。九月，秀成复使李世贤自浙江率众十余万，合围金陵，攻击益剧。曾国藩闻报，大忧之，急征援于他地。然当时江浙及江北各方面之官军，皆各有直接之责任，莫能赴援。此役也，实军兴以来，两军未曾有之剧战也。当时，敌之大军二十余万，而官军陷于重围之中者，不过三万余，且将卒病死、战死及负伤者过半焉。而国荃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相爱如家人父子，故三军乐为效死，所以能抗十倍之大敌，以成其功也。秀成既不能拔，又以江苏地面官军之势渐振，恐江苏失而金陵亦不能独全，十月遂引兵退，雨花台之围乃解。
李秀成之围金陵也，使其别将谭绍、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绍等率众十余万，分道自金山、太仓而东。淮军诸将防之，战于三江口、四江口，互有胜败。敌复沿运河设屯营亘数十里，驾浮桥于运河及其支流，以互相往来进攻黄渡，围四江口之官军甚急。九月廿二日，鸿章部署诸将攻其本营，敌强悍善战，淮军几不支。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身先士卒，挥剑奋斗，士气一振，大破之，擒斩万余人。四江口之围解。常胜军统领华尔之死也，白齐文以资格继其任。白氏之为人，与华氏异，盖权谋黠猾之流也。时，见官军之窘蹙，乃窃通款于李秀成，十月谋据松江城为内应，至上海协迫道台杨坊，要索军费巨万，不能得，遂殴打杨道，掠银四万两而去。事闻，李鸿章大怒，立与英领事交涉，黜白齐文，使偿所攫金，而以英国将官戈登代之。常胜军始复为用，时同治二年二月也。此实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概，论者韪之。
先是，曾国藩获敌军牒者，得洪秀全与李秀成手谕，谓湖南北及江北，今正空虚，使李秀成提兵二十万，先陷常熟，一面攻扬州，一面窥皖楚。国藩乃驰使李鸿章，使先发制之，谓当急取太仓州，以扰常熟，牵制秀成，使不得赴江北。鸿章所见适同，同治二年二月，乃下令常熟守将，使死守待援，而遣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率所部驾轮船赴福山，与敌数十战皆捷。别遣程学启、李鹤章攻太仓、昆山县以分敌势，而使戈登率常胜军，与淮军共攻福山，拔之，常熟围解。三月，克复太仓、昆山，擒敌七千余，程学启之功最伟，戈登自此亦敬服学启焉。
五月，李秀成出无锡，与五部将拥水陆军数十万，图援江阴，据常熟。李鸿章遣其弟鹤章及刘铭传，郭松林等，分道御之。铭传、松林与敌之先锋相遇，击之获利，然敌势太盛，每战死伤相当。时敌筑连营于运河之涯，北自北氵国，南至张泾桥，东自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垒堡百数，皆扼运河之险，尽毁桥梁，备炮船于河上，水陆策应，形势大炽。
鹤章与铭传谋，潜集材木，造浮桥，夜半急渡河袭敌，破敌营在北氵国者三十二。郭松林亦进击力战，破敌营在南氵国者三十五。周盛波之部队，破敌营之在麦市桥者二十三，敌遂大溃，死伤数万，河为不流。擒其酋将百余人，马五百匹，船二十艘，兵器、弹药、粮食称是。自是，顾山以西无敌踪，淮军大振。六月，吴江敌将望风降。
程学启率水陆万余人，与铭传谋复苏州，进破花泾港，降其守将，屯潍亭。七月，李鸿章自将，克复太湖厅，向苏州进发。先使铭传攻江阴，敌之骁将陈坤书与湖南、湖北、山东四大股十余万众，并力来援。鸿章、铭传亲觇敌势，见其营垒大小棋列，西自江滨，东至山口，乃定部署，猛进攻之。敌抵抗甚力，相持未下，既而城中有内变者，开门纳降。江阴复。
时，学启别屯苏州附近，连日力战，前后凡数十捷。敌垒之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丘、观音庙者十余处皆陷。而郭松林之军亦大捷于新塘桥，斩伪王二名，杀伤万余人，夺船数百艘，敌水军为之大衰。李秀成痛愤流涕，不能自胜。自是淮军威名震天下。
敌军大挫后，李秀成大举图恢复，使其部将纠合无锡、溧阳、宜兴等处众八万余，船千余只，出运河口。而自率精锐数千，据金匮，援苏州，互相策应，与官军连战，互有胜败。十月十九日（二年），李鸿章亲督军，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迫苏州城。苦战剧烈，遂破其外郭。秀成及谭绍等引入内城，死守不屈。既而官军水陆并进，合围三面，城中粮尽，众心疑惧。其裨将郜云官等，猜疑携贰，遂通款于程学启，乞降。于是学启与戈登亲乘轻舸，造城北之洋澄湖，与云官等面订降约，使杀秀成、绍以献，许以二品之赏，戈登为之保人，故云官等不疑，然卒不忍害秀成，乃许斩绍而别。
李秀成微觉其谋，然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乃乘夜出城去（十月廿三夜）。廿四日，谭绍以事召云官于帐中，云官乃与骁将汪有为俱见绍，即刺杀之，并掩击其亲军千余人，遂开门降。廿五日，云官等献绍首，请程学启入城验视，其降酋之列衔如左：
一、纳王郜云官二、比王伍贵文三、康王汪安均四、宁王周文佳五、天将军范起发六、天将军张大洲七、天将军汪环武八、天将军汪有为
当时，八将所部兵城中者尚十余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既许以总兵副将等职，至是求如约。学启细察此八人，谓狼子野心，恐后不可制，乃与李鸿章密谋。设宴大飨彼等于坐舰，号炮一响，伏兵起而骈戮之，并杀余党之强御者千余，余众俱降。苏州定。鸿章以功加太子少保。
先是，八酋之降也，戈登实为保人。至是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数日后，怒渐解乃止。
苏州之克复，实江南戡定第一关键也。先是，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各以孤军东下，深入重地，彼此不能联络策应，故力甚单而势甚危。苏州之捷，李鸿章建议统筹全局，欲乘胜进入浙地，与曾、左两军，互相接应，合力大举，是为官军最后结果第一得力之著。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进攻无锡，拔之，擒斩其将黄子氵隆父子。于是鸿章分其军为三大部队：其（甲）队自率之。（乙）队程学启率之入浙，拔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迫嘉兴府。左宗棠之军，亦进而与之策应，入杭州界，攻余杭县，屡破敌军。（丙）队刘铭传、郭松林等率之，与常胜军共略常州，大捷，克复宜兴、荆溪，擒敌将黄靖忠。鸿章更使郭松林进攻溧阳，降之。
时，敌将陈坤书有众十余万，据常州府，张其翼以捣官军之后背。李鸿章与刘铭传当之，敌军太盛，官军颇失利，坤书又潜兵迁入江苏腹地，出没江阴、常熟、福山等县，江阴、无锡戒严，江苏以西大震。李鸿章乃使刘铭传，独当常州方面，而急召郭松林弃金坛，昼夜急赴，归援苏州。又使李鹤章急归守无锡，杨鼎勋、张树声率别军扼江阴之青阳、焦阴，断敌归路，时敌军围常熟益急，苦战连日，仅支。又并围无锡，李鸿章坚壁固守，几殆，数日，郭松林援军至，大战破敌，围始解。松林以功援福州镇总兵。
先是，程学启围嘉兴，极急。城中守兵，锋锐相当，两军死伤枕籍。二月十九日，学启激励将士，欲速拔之，躬先陷阵，越浮桥，肉薄梯城。城上敌兵死守，弹丸如雨，忽流弹中学启左脑，部将刘士奇见之，立代主将督军，先登入城。士卒怒愤，勇气百倍，而潘鼎新、刘秉璋等亦水陆交进，遂拔嘉兴。
程学启被伤后，卧疗数日，遂不起，遂以三月十日卒。予谥忠烈。李鸿章痛悼流涕。
嘉兴府之克复也，杭州敌焰大衰，遂以二月二十三日，敌大队乘夜自北门脱出。左军以三月二日入杭州城。至是，苏军与浙军之连络全通，势始集矣。
程学启之卒也，鸿章使其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分领其众，与郭松林会至福山镇，进击沙山，连战破之，至三河口，斩获二万人。鸿章乃督诸军合围常州，使刘铭传击其西北，破之；郭松林攻陈桥渡大营，破之；张树声、周盛波、郑国魁等袭河边敌营二十余，皆破之。败军溃走，欲还入城。陈坤书拒之，敌死城下者不可胜数。三月二十二日，李军进迫常州城，以大炮及炸药轰城，城崩数十丈，选死士数百人，梯以登。陈坤书骁悍善战，躬率悍卒出战拒之，修补缺口。官军死者数百人，鸿章愤怒，督众益治攻具，筑长围连日猛攻，两军创钜相当。经十余日，李鸿章自督师，刘铭传、郭松林、林士奇、王永胜等，身先士卒，奋战登城，敌始乱。陈坤书犹不屈，与其将费天将共率悍党，叱咤巷战。松林遂力战，擒坤书，天将亦为盛波所擒。铭传大呼传令：“投兵器降者赦之。”立降万余，官军死者亦千数，常州遂复，时四月六日也。至是，江苏军与金陵军之联络全通。江苏全省中，除金陵府城内，无一敌踪矣。
自同治元年壬戌春二月，李鸿章率八千人下上海，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斗各地，大小数十战。始于松江，终于嘉兴、常州，凡两周岁，至同治三年甲子，夏四月平吴功成。
先是，曾国荃军水陆策应，围金陵既已二稔。至甲子正月，拔钟山之石垒。敌失其险，外围始合，内外不通，粮道已绝，城中食尽。洪秀全知事不可为，于四月二十七日，饮药死，诸将拥立其子洪福。当时，官军尚未知觉，朝旨屡命李鸿章移江苏得胜之师，助剿金陵。曾国荃以为城贼既疲，粮弹俱尽，歼灭在即，耻借鸿章之力，而李鸿章亦不愿分曾之功，深自抑退，乃托言盛暑不利用火器，固辞不肯进军。朝廷不喻李鸿章之旨，再三敦促。国荃闻之，忧愤不自胜，乃自五月十八日起，日夜督将士猛攻地保城山阴之坚垒，险要第一之地也。遂拔之，更深穿地道，自五月三十至六月十五，隧道十余处皆成，乃严戒城外各营，各整战备，别悬重赏，募死士，约乘缺先登，时李秀成在金陵，秀全死后，号令一出其手。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行，人心服之，若子于父。五月十五日，秀成自率死士数百人，自太平门缺口突出。又别遣死士数百，冒官兵服式，自朝阳门突出，冲入曾营，纵火哗噪。时官军积劳疲惫，战力殆尽，骤遇此警，几于瓦解兽散。幸彭毓橘诸将，率新兵驰来救之，仅乃获免。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乃雷轰击，天地为动，城壁崩裂廿余丈。曾军将叱咤奋登，敌兵死抗，弹丸如雨。外兵立死者四百余人。众益奋发，践尸而过，遂入城。李秀成至是早决死志，以所爱骏马赠幼主洪福，使出城遁。而秀成自督兵巷战。连战三日夜，力尽被擒。敌大小将弁，战死焚死者三千余人。城郭宫室连烧三日不绝。城中兵民久随洪氏者，男女十余万人，无一降者。自咸丰三年癸丑，秀全初据金陵，至是凡十二年。始平。
金陵克复，论功行赏，两江总督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侯。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皆封世袭一等伯。其余将帅恩赏有差。国荃之克金陵也，各方面诸将，咸嫉其功，诽谤谗言，蜂起交发。虽以左宗棠之贤，亦且不免，惟李鸿章无间言，且调护之功甚多云。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捻乱之猖獗 李鸿章以前平捻诸将之失机 曾李平捻方略 东捻之役 西捻之役
金陵克复，兵气半销，虽然，捻乱犹在，忧未歇也。捻之起也，始于山东游民，及咸丰三年，洪秀全陷安庆、金陵、安徽全省大震。捻党乘势起于宿州、亳州、寿州、蒙县诸地，横行皖齐豫一带，所到掠夺，官军不能制。其有奉命督师者，辄被逆击，屡败衄。以故其势益猖，及咸丰七年冬，其游骑遂扰及直隶之大名府等地，北京戒严。
今将捻乱初起，以迄李鸿章督师以前，选次所派平捻统师，列表如下：
人
官
任官年分 屯驻地
善禄
河南提督
咸丰三年
永城县
周天爵
钦差大臣
同
宿州
吕贤基
工部左侍郎 同
安徽
陆应谷
河南巡抚
同
开封府
舒兴阿
陕甘总督
同
陈州
袁甲三
钦差大臣
同
宿州（周天爵卒代之）
英桂
河南巡抚
咸丰四年
开封府
武隆额
安徽提督
咸丰五年
亳州
胜保
钦差大臣
咸丰七年
督江北军
史荣春
提督
咸丰八年
曹州兖州
田在田
总兵
同
同
邱联恩
同
同
鹿邑
朱连秦
同
同
亳州
傅振邦
同
咸丰九年
宿州
伊兴额
都统
同
同
关保
协领
同
督河南军
德楞额
同
同
十年（督河南军，关保副之）
穆腾阿
副都统
同
安徽（副袁甲三）
毛昶照
团练大臣
同
河南
僧格林沁 蒙古亲王
同
曾国藩
钦差大臣
同治三年
庚申之役，文宗北狩热河，捻党乘之，侵入山东，大掠济宁。德楞额与战，大败，始以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追蹑诸捻，号称骁勇。同治二年，发党诸酋陈得才、蓝成昌、赖文光等合于捻。捻酋张总愚、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各拥众数万，出没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各州县，来往倏忽，如暴风急雨，不可捉摸，官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捻匪一股入湖北，大掠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等处。舒保死战，僧王之师屡溃。僧王之为人，勇悍有余，而不学无术，军令太不整肃，所至淫掠残暴，与发捻无异，以故湖北人民大失望。
其时金陵新克复，余党合于捻者数万人，又转入河南、山东掠城市。四年春，僧王锐意率轻骑，追逐其酋。一日夜驰三百里，至曹州，部下多怨叛。四月廿五日，遂中捻首之计，大败，力战堕马死。朝廷震慑。忽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军务，而命李鸿章署两江总督，为国藩粮运后援。
先是，官军之巢捻也，惟事追蹑，劳而无功，间讲防堵，则弥缝一时耳。要之无论为攻为守，非苟且姑息以养敌锋，则躁进无谋以钝兵力，未尝全盘打算，立一定之方略，以故劳师十余年而无所成。自曾国藩受事以后，始画长围圈制之策，谓必蹙敌一隅，然后可以聚歼。李鸿章禀承之，遂定中原。
曾国藩，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厉。金陵已复，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及僧王之亡，捻氛迫近京畿，情形危急。国藩受命于败军之际，义不容辞，遂强起就任。然以为湘军暮气渐深，恐不可用，故渐次遣撤，而惟用淮军以赴前敌。盖国藩初拜大命之始，其意欲虚此席以待李鸿章之成功，盖已久矣。及同治五年十二月，遂以疾辞，而李鸿章代为钦差大臣。国藩回江督本任，筹后路粮饷。
鸿章剿捻方略，以为捻贼已成流贼，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乃为上策。明孙传庭谓：“剿流贼当驱之于必困之途，取之于垂死之日。如但一彼一此，争胜负于矢石之间，即胜亦无关于荡平。”鸿章即师此意，故四年十一月，曾奏称须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合各省之兵力，三四面围困之。后此大功之成，实由于是。其年五月，任柱、赖文光等深入山东。鸿章命潘鼎新、刘铭传尽力追蹑，欲蹙之于登、莱海隅，然后在胶、莱咽喉，设法逼扼。使北不得窜入畿疆，南不得蔓延淮南。六月，亲督师至济宁，相度形势，以为任赖各股，皆百战之余，兼游兵散勇，裹胁之众，狡猾剽悍，未可易视。若兵力未足，兜围而迫之过紧，画地过狭，使其窥破机关，势必急图出窜，稍纵即逝，全局又非。于是定策：先防运河，以杜出路；次扼胶、莱，以断咽喉。乃东抚丁宝桢，一意欲驱贼出境，于鸿章方略，颇多龃龉。七月，敌军突扑潍河，东省守将王心安，方防驻岱庙，任敌偷渡，而胶莱之防遂溃。是时，蜚谤屡起，朝廷责备綦严，有罢运防之议。鸿章复奏，以为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来往窜扰，官军分路兜逐，地方虽受蹂躏，受害者不过数府县之地。驱过运河西，则数省流毒无穷。同是疆土，同是赤子，而未便歧视也，乃坚持前议不少变。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丘、潍县之交大战获胜。二十四日追至赣榆，铭传与马步统将善庆力战，阵毙任柱。于是东捻之势大衰。二十八日，潘鼎新海州上庄一战，毙悍贼甚夥。十一月十一、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在潍县、寿光抄击一昼夜，敌众心携，投降遂多。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继之，无战不捷。至廿九日，铭传、松林、鼎新等蹑追七十里，至寿光、イ河间，始得接仗，战至十数回合，又追杀四十余里，斩获几三万人。敌之精锐、器械、骡马、辎重抛尽。鸿章奏报中谓：军士回老营者，臣亲加附慰，皆饥惫劳苦，面无人色云。赖文光在イ河败后，落水未死，复纟由合千余骑冲出六塘河防。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水陆马步衔尾而下，节节追剿，只剩数百骑，逼入高室水乡。鸿章先派有统带华字营淮勇之吴毓兰，在扬州运河扼守。诸军戮力，前截后追。十二月十一日，毓兰生擒文光。东捻悉平。东、苏、皖、豫、鄂五省，一律肃清。
鸿章奏捷后，附陈诸将剿捻以来，驰逐数省，转战终年，日行百里，忍饥耐寒，忧谗畏讥，多人生未历之苦境。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皆迭乞开缺，稍为休养，勿调远役，并以刘铭传积劳致病，代为请假三月。乃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大股，忽由山右渡河北窜，直逼畿辅，京师大震。初七、初八日，叠奉寄谕，饬催刘铭传、善庆等马步各营，迅赴河北进剿。鸿章以铭传疲病，正在假期，不忍遽调，乃率周盛波传马步十一营，潘鼎新鼎字全军，及善庆、温德克勒西马队，陆续进发。由东阿渡河，饬郭松林、杨鼎勋整饬大队，随后继进。
西捻之役，有较东捻更难图功者。一则黄河以北，平坦千里，无高山大河以限之，张总愚狡猾知兵，窜扰北地平原，掳马最多，飙忽往来，瞬息百里，欲设长围以困之，然地势不合，罗网难施，且彼鉴于任、赖覆辙，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出，不容官军闲暇，次第施功。此一难也。二则淮军全部，皆属南人，渡河以北，风气悬殊。南勇性情、口音，与北人均不相习，且谷食面食，习惯不同，而马队既单，麸料又缺。此二难也。鸿章乃首请饬行坚壁清野之法，以为前者任、赖捻股，流窜中原数省，畏墟寨甚于畏兵。豫东淮北民气强悍，被害已久，逐渐添筑墟寨，到处与城池相等，故捻逆一过即走，不能久停。近年，惟湖北、陕西被扰最盛，以素无墟寨，筹办不及，贼得盘旋饱掠，其势愈张。直、晋向无捻患，民气朴懦，未能筑寨自守。张总愚本极狡猾，又系穷寇，南有黄河之阻，必致纵横驰突，无处不流。百姓惊徙，蹂躏讵有已时？可为浩叹。（中略）自古用兵，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于官军，但彼马多而我马少，自有不相及之势。彼可随地贼粮，我须随地购粮，贼常饱而兵常饥，又有不能及之理。今欲绝掳粮，断贼马，惟有苦劝严谕河北绅民，赶紧坚筑墟寨，一有警信，收粮草牲畜于内。既自固其身家，兼以制贼死命云云。西捻之平，实赖于是。
四月，奏请以刘铭传总统前敌各军，温旨敦促起行，使淮军与直东民团沿黄河、运河筑长墙、浚濠以蹙敌，拣派各军轮替出击，更番休息。其久追疲乏，须暂休息之军，即在运河东岸，择要屯驻，俟敌窜近，立起迎击，以剿为防。派张曜、宋庆分扎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扎陵县吴桥一带，为连防遮护。左宗棠亦派刘松山、郭宝昌等军，自连镇北至沧州一带，沿河东岸分扎，与杨鼎勋等军就近策应。布置略定，然后进剿。五月捻股窜向西北，各军分头拦击，叠次获胜。鸿章乃趁黄河伏泛盛涨时，缩地围扎，以运河为外圈，而就恩县、夏津、高唐之马颊河，截长补短，划为里圈，逼贼西南，层层布置。五六月间，各军迭次大捷，敌势衰蹙，降散渐多。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等日，乘胜尾追，每战皆捷。二十三日，张总愚涉水向西南逃窜。二十四日，由平原向高唐。二十五日，潘鼎新追百二十里，冒雨至高唐，敌已向博平、清平一带，图扑运河，而官军早于马颊河西北岸筑长墙数百里，足限戎马。敌方讠知，已入彀中，窜地愈狭，死期近矣。是时，各军已久追疲乏，鸿章乃派刘铭传生力马军助战，军势大振。二十八日，将敌圈在徒骇、黄运之间，铭传调集马步迎击追剿数里，值郭松林东来马步全军拦住去路，又兼河道分歧，水溜泥陷。刘郭两军马队五六千人，纵横合击，擒斩无算。张总愚仅带数十骑北逃，旋自沈于河以死。西捻肃清，中原平。八月，李鸿章入觐京师。
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虽曰幸运，亦岂不以人事耶？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一岁而荡平全吴。其剿捻也，以十余年剽悍之劲敌，群帅所束手无策者，亦一岁而歼之，盖若有天授焉。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真将将之才哉！虽然，李鸿章兵事之生涯，实与曾国藩相终始，不徒荐主之感而已。其平吴也，由国藩统筹大局，肃清上流，曾军合围金陵，牵制敌势，故能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国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馈粮，士有宿饱者，又由有两江督在其后，无狼顾之忧也。不宁惟是，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洋务之治绩 北洋海陆兵力 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之由
“洋务”二字不成其为名词也，名从主人，为李鸿章传，则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总括其中世廿余年之事业。
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力，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今试举其平定发捻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所办洋务各事，列表如下。
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二年正月。
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
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十月。
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
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年四月。
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正月。
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五月。
设轮船招商局。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
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
请遣使日本。
同年同月。
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元年十二月。
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三月。
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同年十一月。
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二月。
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同年七月。
设南北洋电报。
同年八月。
请开铁路。
同年十二月。
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四月。
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同年六月。
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同年十一月。
筑旅顺船坞。
光绪八年二月。
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同年四月。
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一年五月。
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
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十四年。
设医学堂于天津。
光绪二十年五月。
以上所列李鸿章所办洋务，略具于是矣。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海陆军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盖彼以善战立功名，而其所以成功实由与西军杂处，亲睹其器械之利，取而用之，故事定之后，深有见夫中国兵力，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故兢兢焉以此为重，其眼光不可谓不加寻常人一等，而心力之瘁于此者，亦至矣。计中日战事以前，李鸿章手下之兵力，大略如下：
○北洋海军兵力表
主战舰队
船名 船式 吨数
马力
速力
炮数 船员
进水年分
定远 铁甲 七三五五 六○○○ 一四五 二二 三三○ 光绪八年(1882)
镇远 同
七三五五 六○○○ 一四五 二二 三三○ 同
经远 同
二九○○ 三○○○ 一五五 一四 二○二 光绪十三年
来远 同
二九○○ 五○○○ 一五五 一四 二○二 同
防守舰队
致远 巡洋 二三○○ 五五○○ 一八○ 二三 二○二 光绪十二年
靖远 同
三二○○ 五五○○ 一八○ 二三 二○二 同
济远 同
二三○○ 五五○○ 一八○ 二三 二○三 光绪九年
平远 同
二二○○ 一五○○ 一四五 一一
超勇 同
一三五○ 二四○○ 一五○ 一八 一三○ 光绪七年
扬威 同
一三五○ 二四○○ 一五五 一八 一三○ 同
镇东 炮船 四四○
三五○
八○
五
五五
光绪五年
镇西 同
四四○
三五○
八○
五
五五
同
镇南 同
四四○
四四○
八○
五
五五
同
镇北 同
四四○
四四○
八○
五
五五
同
镇中 同
四四○
七五○
八○
五
五五
光绪七年
镇边 同
四四○
八四○
八○
五
五五
同
练习舰
康济 同
一三○○ 七五○
九五
一
一二四 光绪七年
威远 同
一三○○ 八四○
一二○ 二
一二四 光绪三年
补助舰
泰艾 同
一二五八 六○○
一○○ 五
一八○ 光绪二年
镇海 同
九五○
四八○
九○
五
一○○ 同治十年(1871)
操江 同
九五○
四○○
九○
五
九一
同治五年
湄云 同
五七八
四○○
九○
四
七○
同治八年
附：水雷船
船名
船式
吨数
速力
左队一号
一等水雷
一○八
二四
同二号
同
同
一九
同三号
同
同
一九
右队一号
同
同
一八
同二号
同
同
一八
同三号
同
同
一八
直隶练军淮勇表
当中日战事时代，直隶练军、淮勇二万余人，其略如左：
军队
营数
人数
将领
驻地
盛军
一八
九○○○
卫汝贵
小站
铭军
一二
四○○○
刘盛休
大连湾
毅军
一○
四○○○
宋庆
旅顺口
芦防淮勇 四
二○○○
叶志超、聂士成
芦台、北塘、山海关
仁字虎勇 五
二五○○
聂士成
营口
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之间
李鸿章注全副精神以经营此海陆二军，自谓确有把握。光绪八年，法越肇衅之时，朝议饬筹畿防，鸿章覆奏，有“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大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等语，其所以自信者，亦可概见矣。何图一旦中日战开，艨艟楼舰，或创或夷，或以资敌，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声名一旦扫地以尽，所余败鳞残甲，再经联军津沽一役，随罗荣光、聂士成同成灰烬，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画，烟消云散，殆如昨梦。及于李之死，而其所摩抚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复，呜呼！合肥，合肥，吾知公之不瞑于九原也。
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饷，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支支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节更详论之。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
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士，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中略）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一二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云：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遁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
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沉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国民；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政。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虽然，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吾辈生于今日，而以此大业责李，吾知李必不任受。彼其所谓“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言下盖有余痛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李固咎无可辞，然试问今日四万万人中，有可以造世界之资格者几何人哉？吾虽责李，而必不能为所谓拘谨之儒，取巧之士，囿于章句，狃于目前者，稍宽其罪，而又决不许彼辈之随我而容喙也。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余悲焉耳。
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中日战事祸胎 李鸿章先事之失机 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致败之由 李鸿章之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役。惜哉！李鸿章以光绪十九年七十赐寿，既寿而病，病而不死，卒遇此变，祸机重叠，展转相缠，更阅八年之至艰极险，殊窘奇辱，以死于今日。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Г笔至此。不禁废书而叹也。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能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朝鲜本中国藩属也。初，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有违言，日人遣使问中国，盖半主之邦，其外交当由上国主之，公法然也。中国当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鲜。光绪元年正月，与朝王订立和约，其第一条云：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是为日本与朝鲜交涉之嚆矢。光绪五年，英、美、德、法诸国，相继求互市于朝，朝人惊惶，躇踌不决。李鸿章乃以函密劝其太师李裕元，令与各国立约，其奏折谓：藉此以备御俄人，牵制日本云云。光绪六年，驻日使臣何如璋，致书总理衙门，倡主持朝鲜外交之议，谓中国当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谓：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绰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复奏，请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鸿章复奏，亦如前议。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后此两国，各执一理，葛不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而其祸本，不得不谓外交遗策胎之。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一事。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势颇猖獗。时袁世凯驻朝鲜，为办理商务委员。世凯者，李鸿章之私人也，屡致电李，请派兵助剿，复怂恿韩王来乞师。鸿章遂于五月初一日，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带淮勇千五百人，向牙山。一面遵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十五日，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韩廷大震，请中国先行撤兵，以谢日本。中国不允，乃与日本往复会商一齐撤兵之事。盖是时乱党已解散矣。日本既发重兵，有进无退，乃议与中国同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文牍往来，词意激昂，战机伏于眉睫间矣。是役也，在中国之意，以为藩属有乱，卑词乞援，上国有应代靖乱之责任，故中国之派兵是也。在日本之意，则以既认朝鲜为自主，与万国平等，今中国急派兵而代平等之国靖乱，其意不可测，故日本之派兵，以相抵制亦是也。此二国者，各执一说，咸曲彼而直我，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但其中有可疑者。当未发兵之先也，袁世凯屡电称乱党猖獗，韩廷决不能自平。其后韩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指使。乃何以五月初一日始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悉平之报？其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风马牛不相及。然则韩乱之无待于代剿明矣。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我谓曲在日本，日本不任受也。论者谓袁世凯欲借端以邀战功，故张大其词，生此波澜，而不料日本之蹑其后也。果尔，则是以一念之私，遂至毒十余万之生灵，隳数千年之国体。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得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
日本屡议协助干预，而华不从。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方日冀俄英出为调处。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函电纷驰，俄英亦托必为出力，冀获渔人之利。迁延经日，战备未具。及五月下旬，而日本之兵调到韩境者，已万余人矣。平时兵力，既已不能如人，而临时战备，又复着着落后，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盖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已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廷寄筹战备。乃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营进平壤，提督马玉昆，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分起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而饬叶志超军移扎平壤，皆淮军也。所派往各兵，雇英商三轮船分运，而以“济远”、“广丙”二兵轮卫之。廿三晨，为日兵轮袭击。“济远”管带方伯谦见敌近，惶恐匿铁甲最厚处，继遭日炮毁其柁，即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回旅顺。“高升”击沉。我军死者七百余。二十七日，布告各国，饬驻日公使汪凰藻撤旗归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退回平壤，捏报胜仗，称于二十五、六、七等日，迭次歼毙倭兵五千余人。得旨赏给军士银二万两，将弁保奖者数十人焉。自兹以往，海军、淮军之威望，始渐失附矣。
方五、六月间，日本兵船麇集朝鲜，殆如梭织。而各华舰避匿于威海卫，逍遥河上。迨京外交章参劾，始佯遣偏师，开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大抵启碇出口，约历五六点钟，便遽回轮。即飞电北洋大臣，称某船巡逻至某处，并无倭兵踪迹云云。种种情形，可笑可叹。八月初旬，北洋叠接军电，请济理由以壮声威。遂以招商局船五艘，载运兵丁银米，以海军兵舰护送。凡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队同行。中秋日安抵鸭绿江口，五运船鼓轮直入，浅水兵船及水雷船与之偕。余舰小住于离江十里或十六里之地，炉中之煤未熄也。十六晨，见南方黑烟缕缕，知日舰将至。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阵作人字形。“镇远”、“定远”两铁舰为人字之首，“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张人字之两翼。兼以号旗招鸭绿江中诸战船，悉出助战。俄而敌舰渐近，列阵作一字营，向华军猛扑，共十一艘。其巡洋船之速率，过于华军。转瞬间又易而为太极阵，裹人字于其中。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炮声未绝，敌船麇至。与“定远”、“镇远”相去恒六里许，盖畏重甲而避重炮，且华炮之力不能及，日兵之弹已可至也。与人字阵末二舰相逼较近，欺炮略小，而甲略薄也。有顷，日舰圈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艘，皆被挖出圈外。“致远”失群后，船身叠受重伤，势将及溺。其管带邓世昌，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欲撞与同沉，未至而已覆溺。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时殉难。盖中日全役，死事者以邓君为最烈云。其同时被圈出之“经远”，船甫离群，火势陡发。管带林永升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遥见一日舰似已受伤，即鼓轮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闪避不及，遽被轰裂，死难者亦二百七十人。呜呼！惨矣！至管带“济远”之方伯谦，即七月间护送“高升”至牙山，途遇日舰，逃回旅顺者也。是日两阵甫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主将。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如丧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沉没。“扬威”遭此横逆，死者百五十余人。方伯谦惊骇欲绝，飞遁入旅顺口。越日，李鸿章电令缚伯谦军前正法云。同时效方伯谦者，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未知其受伤与否，然以只防后追，不顾前路，遂误撞于岛石，为日军发水雷轰碎之。阵中自“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济远”、“广甲”逃，与日舰支持者，仅七艘耳。是役也，日舰虽或受重伤，或遭小损，然未丧一艘。而华军之所丧，盖五船矣。
海军既在大东沟被夷，陆军亦在平壤同时失事。平壤为朝鲜要镇，西南东三面，均有大江围绕，北面则枕崇山，城倚山崖。城东江绕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则无山无水，为直达义州之孔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六将，共统勇丁三十四营，自七月中会齐此地，皆李鸿章部下也。当中国之初发兵于牙山也，逼将聂士成曾建议，以为当趁日兵未入韩地之先，先以大兵渡鸭绿江，速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得逞，牙山□□之兵与北洋海军，既牵掣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韩城云云。李鸿章不能用。及七月二十九日，牙山败绩，此策遂废。
虽然，日兵之入韩也，正当溽暑铄金之时，道路险恶狭隘，行军非常艰险。又沿途村里贫瘠，无从因粮。韩人素慑我威，所至供给，呼应灵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云。当此之时，我军若晓兵机，乘其劳惫，出奇兵以迎袭之，必可获胜。乃计不出此，惟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之策，恃平壤堡垒之坚，谓可捍敌。此失机之大者也。李鸿章于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
时，依李鸿章之部署，马玉昆率所部毅军四营，绕出江东，为犄角势；卫丰二军十八营，驻城江南岸；左军六营，守北山城上；叶聂两帅居城中。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陆续齐集平壤附近，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至十五日晚，敌部署已定。以右翼队陷大同江左岸桥里之炮台，更渡江以冲平壤之正面，而师团长本队为其后援，以左翼队自羊角岛下渡大同江，冲我军之右。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军相遇剧战。敌军死伤颇多，炮台卒被陷。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有七响之毛瑟枪及快炮等，鏖战颇力。敌军连发开花炮，宝贵负伤卒，兵遂大乱。午后四点半钟，叶志超急悬白旗，乞止战。是夜，全师纷纷宵遁，从义州、甑山两路为敌兵截杀，死者二千余人，平壤遂陷。是役也，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备之弛，固久为外国所熟知。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素用洋操，鸿章所苦心经营者，故日本慑其威名，颇惮之。既战胜后，其将领犹言非始愿所及也。其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
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他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兹故不详叙之，仅列其将帅之重要者如下：
一、依克唐阿奉天将军满洲马队以光绪二十年八月派为钦差大臣。
二、宋庆提督新募军以光绪二十年○月派总统前敌各军。
三、吴大澄湖南巡抚湘军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帮办军务大臣。
四、刘坤一两江总督湘军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钦差大臣。
其余先后从军者，则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之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之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之淮军，副将吴元恺之鄂军，提督冯子材之粤勇。提督苏元春之桂勇，郡王哈沐之回兵，提督闪殿魁新募之京兵，提督丁槐之苗兵，侍郎王文铈、提督曹克忠奉旨调团练津胜军，某蒙员所带之蒙古兵，其间或归李鸿章节制，或归依克唐阿节制，或归宋庆节制，或归吴大澄节制，或归刘坤一节制，毫无定算，毫无统一。识者早知其无能为役矣。
九连城失，凤凰城失，金州失，大连湾失，岫岩失，海城失，旅顺口失，盖平失，营口失，登州失，荣城失，威海卫失，刘公岛失，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败残兵舰降于日本，于是中国海陆兵力遂尽。兹请更将李鸿章生平最注意经营之海军，重列表，以志末路之感：
经远
铁甲船
沉
黄海
致远
钢甲船
同
同
超勇
同
同
同
扬威
同
火
同
捷顺
水雷船
夺
大连湾
失名
同
沉
旅顺口外
操江
木质炮船 夺
丰岛冲
来远
铁甲船
沉
威海卫
威远
练习船
同
同
福龙
水雷船
夺
刘公岛外
靖远
钢甲船
沉
同
定远
铁甲船
降
刘公岛中
镇江
同
同
同
平远
同
同
同
济远
钢甲船
同
同
威远
木质船
同
同
其余尚有康济湄云之木质小兵船，镇北镇边镇西船中之四蚊子船，又水雷船五，炮船三，凡刘公岛湾内或伤或完之船，大小二十三艘，悉为日有。其中复有广东水师之“广甲”、“广丙”、“广乙”三船，或沉或降。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乎无有中国之帆影轮声矣。
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而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抵韩城以剿敌，而不能用，咎四。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鸿章将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纪律而无之也。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咎十。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旅顺天险，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亲昵冗忄匡怯之人，闻风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后，则群犬狂吠，筑室道谋，号令不出自一人，则责备自不得归于一点。若尽以为李鸿章咎，李固不任受也。
又岂惟不任受而已。吾见彼责李罪李者，其可责可罪，更倍蓰于李而未有已也。是役将帅无一人不辱国，不待言矣。然比较于百步五十步之间，则海军优于陆军，李鸿章部下之陆军，又较优于他军也。海军大东沟一役，彼此鏖战，五点余钟，西人观战者，咸啧啧称赞焉。虽其中有如方伯谦之败类，然余船之力斗者，固可以相偿，即敌军亦起敬也。故日本是役，惟海军有敌手，而陆军无敌手。及刘公岛一役，食尽援绝，降敌以全生灵，身殉以全大节。盖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宜，虽其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儿之慨，君子愍之。诸人者，皆北洋海军最要之人物也。以视陆军之全无心肝者，何如也？陆军不忍道矣。然平壤之役，犹有左宝贵、马玉昆等一二日之剧战，是李鸿章部下之人也，敌军死伤相当云。其后欲恢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处，及防御盖平前后几度，皆曾有与日本苦战之事，虽不能胜，然固已尽力矣。主之者实宋庆，亦李鸿章旧部也。是固不足以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等之罪乎？虽然，以比诸吴大澄之出劝降告示，未交锋而全军崩溃者何如，以视刘坤一之奉命专征，逗留数月不发者何如。是故谓中国全国军旅皆腐败可也，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而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了，而彼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遂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盖湘人之气慨，尤咻咻焉。此用湘军之议，所由起也。乃观其结局，岂惟无以过淮军而已，又更甚焉。嘻，可以愧矣。吾之为此言，非欲为淮军与李鸿章作冤词也。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恕也。然特恶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
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然则徒罪李鸿章一人，乌乎可哉？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自是而李鸿章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条约议和 日本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故于此事特留意焉。
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时值发捻初平，内忧甫弭，无端而有津民戕教焚法国领事馆之事起。同治九年，法人借端要挟，联英美以迫政府，其欲甚奢。曾国藩方任直隶总督，深察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蹊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顸对付也。乃曲意弥缝，镇压津民。正法八人，议罪二十余人，而法人之心犹未餍，必欲重索赔款。且将天津知府、知县置诸重典。国籍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国藩匾额拔除摧烧，即此时也）。白简纷纭，举国欲杀。于是通商大臣崇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明诏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实同治九年八月也。
彼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声价顿增。
天津教案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李鸿章所办交涉事件以十数，而其关系最重者，为法国安南之役、日本朝鲜之役。光绪八年，法国有事于安南，耽耽逐逐，思大有所逞。与中国既定约，而复借端毁弃之，于是中法战事开。法水师提督格鲁比预定战略，其海军先夺海南，次踞台湾，直捣福州，歼我舰队。其陆军则自越之东京，出略云南、贵州。如是则水陆两者，必大有所获，将来东方权力，可以与英国争衡。于是格鲁比一面电达本国，请给军需，并增派军队；一面乘福州之无备，轰我船厂，坏我兵船；一面以陆军迫东京。当时南方之天地，大有风云惨淡之观。李鸿章乃行伐谋、伐交之策，思嗾英德以牵制法人。时曾纪泽方充英使，受命办此事，虽未能成，而法政府因之有所顾忌。增兵筹饷之案，在议院否决。格鲁比时方攻台湾之淡水不能下，安南之陆兵，又为黑旗所持，不得行其志，忽接此案否决之报，大愤几死。法人乃请和于我。李鸿章此役以后，其外交手段，始为欧人所注视矣。
当法事之方殷也，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葛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伊藤博文来华交涉，及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盖得意时泄宿憾之言也。伊藤此行，亦不能得志。仅约他日朝鲜有事，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而已，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虽然，此约竟为后此中日开衅之引线矣。
李鸿章对朝鲜之外交种种失策，前章已言之矣。然因此之故，天津条约，遂至变为马关条约。呜呼！庄生有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善奕者每于至闲之著，齗齗不肯放过。后有当此局者，可无慎欤！战事至甲午之冬，中国舍求和外，更无长策。正月，乃派张荫桓、邵友濂讲于日本。日本以其人微言轻也，拒不纳。乃更派李鸿章，二月遂行，随带参赞李经方等，以二十四日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议。翌日首议停战条件。日本首提议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为质。辩论移时，不肯少让。乃更议暂搁停战之议，即便议和。伊藤言既若尔，则须将停战之节略撤回，以后不许再提及。彼此磋磨未决。及二十八日，第三次会议，归途中突遇刺客，以枪击鸿中左颧，枪子深入左目下，一晕几绝。日官闻警，来问状者络绎不绝。伊藤、陆奥亦躬诣慰问，谢罪甚恭，忧形于色。日皇及举国臣民，同深震悼。遂允将中国前提出之停战节略押画。口舌所不能争者，借一枪子之伤而得之。于是议和前一节，略有端倪。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瘳。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战，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割。”刺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中愤之气，君子敬之。
遇刺后奉旨慰劳，并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而李鸿章实一切自行裁断。虽创剧偃卧，犹口授事机，群医苦之。三月初七日，伊藤等将所拟和约底稿交来。甫一日，李备复文，将原约综其大纲，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第一朝鲜自主外，余皆极力驳议。十五日，复另拟一约底送去，即拟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划奉天南四厅县地方等。日本亦条条驳斥。十六日，伊藤等又备一改定约稿寄来，较前稍轻减，即马关条约大概也。是日鸿章创已愈，复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大臣面议，刻意磋磨，毫无让步，惟有声明若能于三年内还清偿款，则一律免息，及威海卫驻兵费减一半耳。
观李鸿章此次议和情状，殆如春秋齐国佐之使于晋。一八七○年法爹亚士之使于普，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历其境者。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时之意气，殆如昨梦。嗟乎，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诟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要之李之此役，无功焉，亦无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地。平心论之，则李之误国在前章所列失机之十二事，而此和议不过十二事之结果，无庸置论者也。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三国代索辽东 中俄密约 李鸿章历聘欧洲任外交官时代 胶州之役 旅顺大连威海广州九龙之役 李鸿章出总署
十九世纪之末，有中东一役，犹十八世纪之末，有法国革命也。法国革命，开出十九世纪之欧罗巴，中东一役，开出二十世纪之亚细亚，譬犹红日将出，鸡乃先鸣，风雨欲来，月乃先晕，有识者所能预知也。当中日未战以前，欧人与华人之关系，不过传教、通商二事。及战后数年间，而其关系之紧密，视前者骤增数倍。至今日则中国之一举一动，皆如与欧人同体相属，欲分而不能分矣。此其故，由于内治之失政者半，由于外交之无谋者亦半。君子读十年来中外交涉史，不禁反面掩袖泪涔涔下也。战事之前，中国先求调停于英俄，此实导人以干涉之渐也。其时日人屡言：东方之事，愿我东方两国自了之，无为使他国参于其间。顾我政府蓄愤已甚，不能受也，惟欲嗾欧人以力胁日本。俄使回言，俄必出力，然今尚非其时。盖其处心积虑，相机以逞，固早有成算矣。乙未三月，李鸿章将使日本，先有所商于各国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拒日本，保全中国疆土，惟中国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李乃与喀希尼私相约束，盖在俄使馆密议者数日夜云。欧力东渐之机，盖伏于是。
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还辽事毕，喀希尼即欲将前此与李私约者，提出作为公文，以要求于总署。值物议沸腾，皇上大怒，鸿章罢职，入阁闲居，于是暂缓其请，以待时机。丙申春间，有俄皇加冕之事，各国皆派头等公使往贺，中国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尝充唁使，故贺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于是乃改派李为头等公使。喀希尼复一面贿通太后，甘诱威迫，谓还辽之义举，必须报酬，请假李鸿章以全权，议论此事。而李鸿章请训时，太后召见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李鸿章抵俄京圣彼得堡，遂与俄政府开议。喀希尼所拟草约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旧都莫斯科，遂将议定书画押。当其开议也，俄人避外国之注目，不与外务大臣开议，而使户部大臣当其冲。遂于煌煌巨典，万宾齐集之时，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而此关系地球全局之事，遂不数日而取决于樽俎之间矣。俄人外交手段之剽悍迅疾，真可羡可畏哉！时丙申四月也。
密约之事，其办订极为秘密，自中俄两国当事之数人外，几于无一知者。乃上海《字林西报》，竟于李鸿章历聘未归之时，得其密约原文，译录以登报上。盖闻以重金购之于内监云。
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一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或曰：此约由太后主之，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赞之，非鸿章本意云。虽然，莫斯科草约，定于谁氏之手乎？此固万无能为讳者也。自此约原文既登报章后，各国报馆，电书纷驰，疑信参半，无论政府民间，莫不惊心动色。鸿章游历欧洲时，各国交相诘问，惟一味支吾搪塞而已。其年七月，莫斯科画押之草约达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与总署交涉。皇上与总署皆不知有此事，愕怒异常，坚不肯允。喀希尼复贿通太后，甘言法语，诱胁万端。太后乃严责皇上，直命交督办军务处速办，不经由总理衙门。西历九月三十日，皇上挥泪批准密约。
李鸿章之贺俄加冕也，兼历聘欧洲，皆不过交际之常仪。若其有关于交涉者，则定密约与议增税两事而已。中国旧税，则凡进口货物，值百抽五。此次以赔款之故，欲增至值百抽七五。首商诸俄国，俄允之。次商诸德、法，德、法云待英国取进止。既至英与宰相沙士勃雷提议，其时英与中国之感情甚冷落，且以中俄密约之故，深有疑于李鸿章，沙氏乃托言待商诸上海各处商人辞焉，此事遂无所成。
李之历聘也，各国待之有加礼，德人尤甚。盖以为此行，必将大购船炮枪弹，与夫种种通商之大利，皆于是乎在。及李之去，一无所购，欧人盖大失望云。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八月，鸿章自美洲归国。九月十八日，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自兹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实为李鸿章专任外交时代，而此时代中，则德据胶州，俄据旅顺口、大连湾，英据威海卫、九龙，法据广州湾，实中国外交最多事最危险之时代也。
还辽之役，倡之者俄，而赞之者德、法也。俄人既结密约，得绝大无限之权利于北方，踌躇满志。法人亦于光绪二十二年春夏间，得滇、缅、越间之瓯脱地，又得广西镇南关至龙州之铁路。惟德国则寂寂未有所闻。二十三年春，德使向总理衙门索福建之金门岛，峻拒不许。至十月而胶州之事起。
是役也，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岁十月，曹州教案起，德教士被害者二人。德人闻报，即日以兵船闯进胶州湾，拔华帜，树德帜，总兵章高元掳焉。警报达总署，与德使开议，德使海靖惟威吓恐喝，所有哀乞婉商者，一切拒绝。欲乞援他国，无一仗义责言为我讼直者。迁延至两月有余，乃将所要挟六事，忍气吞声，一一允许，即将胶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归德国承办等事是也。
胶事方了，旋有一重大之波澜起焉。初，李鸿章之定马关条约也，约以三年内若能清还，则一概免息，而前者所纳之息，亦以还我，又可省威海卫戍兵四年之费，共节省得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至是三年之期限将满，政府欲了此公案，议续借款于外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俄人议承借此项，而求在北方诸省设铁路及罢斥总税务司赫德二事。英人闻之，立与对抗，亦欲承借此项，利息较轻，而所要求者：一、监督中国财政；二、自缅甸通铁路于扬子江畔；三、扬子江一带，不许让与他国；四、开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皆免厘金。时总理衙门欲诺之，俄法两国，忽大反对，谓：若借英国款，是破列国均势之局也。日以强暴之言胁总署，总署之人，不胜其苦。正月，乃回绝各国，一概不借。而与日本商议，欲延期二十年摊还，冀稍纾此急难，不意日本竟不允许。当此之时，山穷水尽，进退无路，乃以赫德之周旋，借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款一千六百万磅，吃亏甚重，仅了此局。
胶州湾本为中俄密约圈内之地，今德国忽攫诸其怀而夺之，俄人之愤愤，既已甚矣，又遇有英、德阻俄借款一事，俄人暴怒益烈。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正二月间，俄国索旅顺、大连湾之事起。李鸿章为亲订密约之人，欲辨无可辨，欲诿无可诿，卒乃与俄使巴布罗福新结一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及邻近相连之海面租与俄国，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准俄人筑铁路从营口、鸭绿江中间接至滨海方便之处。
俄人既据旅顺、大连。英国借口于均势之局，遂索威海卫。时日本之赔款方清，戍兵方退，英人援俄例借租此港，二十五年为期，其条约一依旅顺、大连故事。时李鸿章与英使反复辨难，英使斥之曰：“君但诉诸俄使，勿诉诸我！俄使干休，我立干休。”李无词以对焉，狼狈之情，可悯可叹。所承其半点哀怜者，惟约他日中国若重兴海军，可借威海卫泊船之一事而已。
至是，而中国割地之举，殆如司空见惯浑闲事矣。当俄、法与英为借款事冲突也，法人借俄之力要求广州湾，将以在南方为海军根据地。其时英国方迫我政府，开西江一带通商口岸，将以垄断利权。法人见事急，乃效德国故智，竟闯入广州湾，而后议借租之，以九十九年为期，中国无拒之之力，遂允所请。
英国又援均势之说，请租借九龙以相抵制，其期亦九十九年。定议画押之前一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抗论激烈，李曰：“虽租九龙，不得筑炮台于其山上。”英使愤然拍案曰：“无多言。我国之请此地，为贵国让广州湾于法，以危我香港也。若公能废广州湾之约，则我之议亦立刻撤回。”鸿章吞声饮泪而已，时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也。
至五月间，尚有英俄激急之一事起，即芦汉铁路与牛庄铁路事件是也。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于二十三年三月，与比利时某公司订定借款，约以本年西正月交第一次。及德占胶州后，该公司忽渝前盟，谓非改约，则款无所出。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商另与结约。而新结之约，不过以比利时公司为傀儡，而实权全在华俄银行之手。华俄银行者，实不啻俄国政府银行也。以此约之故，而黄河以北之地，将尽入俄国主权之内，而俄人西伯利亚之铁路，将以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矣。英人大妒之，乃提议山海关至牛庄之铁路，归英国承办，将以横断俄国之项路。俄公使到总署，大争拒之。英俄两国，几于开战，间不容发，而皆以中国政府为磨心，万种难题，集于外交官数人之身。其时皇上方亲裁大政，百废俱举，深恨李鸿章以联俄误国，乃以七月二十四日诏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于时，外交之风浪暂息，而李鸿章任外交官之生涯亦终矣。
西人之论曰：“李鸿章大手段之外交家也”，或曰：“李鸿章小狡狯之外交家也。”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日本议和后入阁办事 巡察河工两广总督
自同治元年以迄光绪二十七年，凡四十年间，李鸿章无一日不在要津。其可称为闲散时代者，则乙未三月至丙申三月间，凡一年；戊戌八月至庚子八月间，凡两年已。戊庚之间，鸿章奉命治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在他人则为最优之差，而按之李鸿章一生历史，不得不谓为投闲也。其闲之又闲者，为乙丙之间。入阁办事，及戊戌八月至十一月退出总理衙门，无可论述。至其治河、治粤，固亦有异于常人者焉。附论及之，亦作史者之责任也。中国黄河，号称难治，数千年政论家，皆以之为一大问题。使非以西人治密西西比河之法治之，则决不可以断其害而收其利。当戊戌八月以后，李鸿章方无可位置，于是政府以此役任之。此亦可为河防史上添一段小小公案也。今录其奏议，所用比国工程师庐法尔勘河情形，原稿如下：
一、雒口至盐窝沿河情形：
河身：黄河自河南龙门口改道以来，水性趋下，由北而东，奔流山东，入大清河，遂取道入海。其始东奔西突，人力难施。至两年以后，河流已定，方筑堤岸。河流曲折，其堤岸亦因之而曲折，迨河流变迁，堤岸不能俱随之变迁。临水远近不等，然堤岸全无保护，任水漂刷。现在小水，河面约宽九十丈至一百五十丈，河底则深浅不一。有河面宽处，水深仅四、五尺，不便行船者。有河面忽窄，水深至三丈者。河流朝夕改道，旋左旋右。临流之岸，即为冲刷，至流缓之处，又淤为滩。官民则任水所为，向无善策，惟于险处救急，决处补苴。而沿河常见岸土，于四五尺高处，塌陷入水。际此隆冬，水小流缓，尚且如此，化冻之后，大泛之时，水大流急，更当如何？下游低岸如此，上游土山一带，不问可知。无怪黄河泥沙之多，为五大洲河流之最也。大汛时堤内沙滩，全无漫淹，因河底浅深不一，河身亦俯仰不一，故流水速率，处处不同。且下游之地极平，每里高低，不逾五寸，河流甚缓，容水之地，日益以隘，淤垫日高。年复一年，险上加险。职此之故，堤外之地，较堤内之滩，有低一尺者，有低至七尺、八尺者。监工路过杨史道口时，曾将河面测量，计水面宽一百三十八丈河底最深二丈三尺，流水速率，一秒钟约四尺。按此推算，每秒钟过水之数，约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六立方尺，容水面积，约一万三千六百八十方尺。又在盐窝上游测量，计此处水面，仅宽一百零二丈，河底最深一丈二尺，容水面积，约九千一百八十方尺。斯时杨史道口，尚未合龙，大溜半归决口，不走盐窝。理合声明，至盛涨时，过水数目，言人人殊。按照两处地方文武官员所指示水志，计杨史道口，容水面积，应系三万六千一百八十方尺，盐窝容水面积，应在二万四千四百八十方尺。因大小速率，无从探询，致过水之数，不能核计，然不知过水之数，断难定河面宽窄，堤岸远近之数也。计自雒口至盐窝，约三百七十里。
民埝：滨河之堤，谓之民埝，系民所修，官所守，为现时束水最要之堤也。民埝距水，远近不等，有即在水滨者，有离水至三四里者。当时修造，任意为之，并无定理，甚至其湾曲有令人不可解者。其高低厚薄，亦各处互异，有高于现时水面九尺者、有高至一丈五尺者，高逾沙滩五尺至八尺不等，高逾堤外之地，亦九尺至一丈五尺不等。其堤顶有宽二丈四尺者，有宽三丈六尺者，新筑之埝则较厚，忽高忽低，忽厚忽薄。其收坡亦斜直不同，良可异也。看守民埝，未甚周密，为水挖刷之处颇多，并无随时修理，积年累月，不至于决陷者几希。民埝皆以极松淤土为之，并无焦泥，入地不深；即有焦泥，不难挑取。埝顶可行大车、坐车、手车，轨道甚深，过路处或缘坡而上下，或截堤而低之。堤上筑盖民居，并不加宽培厚。凡此皆易损。查泰西各国堤工，坡上种青草，不惮讲求，不惜巨费，盖草根最能护堤也。此处之堤，都不种草。一、二处偶尔有草，亦为民芟除净尽，甚至连根拔起，据云系取以烧锅，或喂牲口。殊不知无草则堤难保，堤难保则水患不旋踵矣。愚民不思，甚属可嗤。耗草之器，最能损堤，应悬厉禁，不准行用，此亦保堤之一道。盖草既拔去，堤复艳松，大风一起，堤土飞扬，堤顶遂逐渐而低，堤身亦逐渐而薄，此器为害，不亦大哉！沿河之堤有种柳已成荫者，有初栽仅盈尺者。柳根最能固堤，应于沿河堤岸，一律遍栽，设法保护，不准攀折。并行种藤，更为坚实。柳条、藤条，俱可编埽，其质较诸秸料坚固远甚，且可随处就近取材，毋须更出资采买。一举两得，莫妙于此，何惮而不为之耶？
大堤：大堤系公家所修。距民埝甚远，而远近处处不同，且多弯曲，殊不可解。现在此堤，虽有如无，大不可恃。堤上民居，鳞次栉比，全成村落，即取堤土以筑其居，致堤残缺不全。且过路之处，切与地平，竟成大口。堤上坡上，亦多种麦，颇能损堤，盛涨时民埝倘决，大堤未有不溃者也。该堤宽处，其顶尚有三丈六尺，高一丈二尺至一丈六尺不等，然完整者绝少。闻杨史道口大堤民埝竟能走溜入小清河淹溺村落，贻害居民者，良以大堤旧日未修，使水有隙可乘耳。询诸河官，何以大堤之口不堵？据答“百姓不愿，今若修大堤，则千余村之居民，必环起而攻”等语。可见修大堤非特无益，且不洽舆情也。大堤之外，居民甚多，有数百十户成村者，有四五家自立门户者。或筑围堤自护，或建高阜而居，大抵皆预作防水之计。村外周围之地，颇属膏腴，居民即以之耕耘，以供俸啄，此外尚有斜堤拦坝，皆以保此村田者也，然残废亦与大堤同，若民埝出险，不足恃也。
险工：沿河一带，险工最多。凡顶冲之处，或已决之处，皆有工程。其工程磨盘埽居多以秸料复土，层垒为之，形如磨盘。或紧贴于岸，或接连于堤，其形势纷歧不一，即高低厚薄，亦每埽不同。每埽错落参差，绝不相连，中仍走水，以使三面受敌。不知何意？鄙见数埽应一气呵成，不存罅隙，既省料土，更形坚固。且料埽入水，削如壁立，不作斜坡，适足以当冲，不能使水滑过，似非得法。至秸料亦非经久之物，因其中有心，质如灯草，最能吸水，使料易于腐烂，料烂则与沙土同，毫无劲力矣。监工曾见旧埽数处，虽形势相连，而根基已坏，一经盛涨，必即漂流，民埝定为所累。或云秸料为本地土产，用广价廉，舍此别无他料。诚能如监工前篇所言，多种藤柳，数年之后，便可足用，更毋须以巨万金钱，造此不经久之事。或又云料埽原以挑水，一两年后，水已收道，料埽虽烂，亦复何虑。监工殊不谓然，若不改弦更张，恐抢险不过养疽耳。为今之计，虽无他料可用，其埽工应先行改式。傍岸者使之联成一片，作斜坡入水，以导其流，并须多用木桩，牵连于岸，以坚固麻绳系之，其护埽所抛之石，亦宜加粗加多，位置得法，方可御冲刷之力。监工曾见有以石块排于埽上者，镇压秸料，不使为风吹去，抑何可笑。此外尚有石堤，如北镇一带，尚称稳固。而盐窝石堤，则已根底全虚，所未及坍记者，赖尚有石灰粘凑，然不能久矣。
一、盐窝至海口尾闾情形。
黄河尾闾：已由盐窝改道三次。首次向东北，由铁门关入海。二次向东，由韩家垣入海。三次向东南，由丝网口入海。今仅将三处情形，次第言之，尚有新挑引河一条，亦并论及。
铁门关海口：此系大清河尾闾。黄河改道由东以来，由此入海，历三十余年，至韩家垣决口，舍东北而向正东。今铁门关一道，前半已淤垫甚高，河身成为平地，莫可辨识。左右两堤，尽成村落。铁门关以下，堤已尽矣，一派黄沙，地极耨苦。约距铁门关下游八里，河形复见，有水直通于海。河边之地，虽系沙滩，而沙下不深，便有泥土。河中之水，平时约深二尺，大潮可涨至三四尺，可至萧神庙。若东北风大作，可增至五、六尺不等，由三沟子起，有船只可以出海，往来烟台。此次因河冻地潮，不能出海察勘，仅至三沟子以下十里，满地苇草，大潮所经，遂返辔不复前进。据土人言，往下八里，已见寻常潮汐，再往下十二里，便为海滨。海口有拦门沙，潮退时，仅深二尺，此沙共长宽若干，未曾履勘，揣度必不甚小。计自盐窝自铁门关海口约一百一十里。
韩家垣海口：自韩家垣决口，黄河尾闾，取道于此，垂八、九年。近复改道东南，韩家垣一带，已无黄河踪迹。惟自新萧神庙以下，距海约六十里之遥，复见河形，中亦有水，系最低之地，积水不消。闻距海约十一里，此河分为两溜，状如燕尾，然亦不深。海口亦有拦门沙，潮退时，直塞口门，不容河水泻出。此拦门沙，露出水面，宽约二里。查韩家垣一道，并未筑堤。计自盐窝至韩家垣海口，约一百里。
新挑引河：此河系于韩家垣决口之后，特于口门之下，挑挖一道，以便引水至萧神庙旧槽入海。然当时深仅四五尺，宽仅三丈，现在尚无此数，弯曲甚多。此河计长四十里，若取直共有二十五里，大约系循原有水道挑挖，节省工费之故。河底以萧神庙、韩家垣两处，挖深三尺，便有泥土，亦有泥土竟见于地面者。周围各村，均有井，深一丈一尺，即可见水，泥在水中，不甚深也。铁门关附近，有烧瓦器之窑，该处土质。概可想见。
丝网口海口：现在黄河之由此口入海，漫散地上，并无河道，小水时分为多，溜底均不深，中有沙滩正溜，水底深仅三四尺，有一两处，最深亦不过一丈。将近海口，则只有一尺四、五寸，此处水面甚宽，约有三百丈之多。闻海口并无拦门沙，想系流缓溜浅，其沙已于地上停淤，无可再送入海也。查北岭子决口之时，尚有上游三处，同时开口，故丝网口水流不猛。北岭子门之树，至今犹竖水中，古庙一座，亦巍然独立，是其明验。若谓辛庄等处房舍漂流，则系土屋不坚之故，非水力汹涌有以致之也。北岸于北岭子以下，并未设堤，惟以铁门关南堤为北岸，以护村落而已。南岸则由盐窝起，新行接筑一堤，距水约远二里。计自盐窝至丝网口，海口约九十里。
一、酌量应办治河事宜。
治河如治病，必须先察其原，欲察其原，必须先按脉理，方知其病原之所在，然后施药，不特厥疾可瘳，而且永无后患。若但按疮敷药，不问其毒发于何处，非良医之所为也。黄河在山东为患，而病原不在于山东，若只就山东治黄河，何异于按疮敷药，虽可一时止痛，而不久旧疾复作矣。盖其毒未消，其病根未拔也。夫水性犹人，初水善也，若不导之教之，性乃迁矣。天之生水，原以养人，何尝以害人。乃人不知其性，而防其迁，遂使肆为暴虐，生民昏垫，国帑虚糜，终无底止。推原其故，良因治水仅就一隅，不筹全局。今若一误再误，恐徒劳无功耳。欲求一劳永逸，宜先竟委穷原。由山东视黄河，黄河只在山东，由中国视黄河，则黄河尚有不在山东者，安知山东黄河之患，非从他处黄河而来，故就中国治黄河，黄河可治；若就山东治黄河，黄河恐终难治。请详言子：溯黄河之源，出于星宿海，取道甘肃，流入蒙古沙漠，改道多次，始至山西，已挟沙而来矣。流至陕西又与渭水汇流，其质更浊，再穿土山，向东而出，拖泥带水，直入河南，所至波靡，水益浑矣。此即黄河之病原矣，下游之病良由此。主治之宜在病原加意，盖下游停淤之沙，系从上游拖带而来，上游地高，势如建瓴，且两面有山约束之，水流极速，沙不能停。迨一过荥泽，一派平原，水力遂杀，流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河淤过高，水遂改道，此自然之理，证诸往事，已有明征。惟一河改道，万姓遭殃，转于沟壑，死于饥寒，从古迄今，不知凡几。而黄河则南迁北徙，畅所欲为，以开封为中心，自辟半径之路于扬子江北中间，千五百里扇形之地，任意穿越，虽齐鲁诸大峰，亦难阻制，河水所经之处，沙停滩结，民叹其鱼，防不胜防，迄无良策，补偏救弊，劳民伤财，其祸较疾病刀兵尤为猛烈。然天下无不治之水，虽非易事，尚非人力难施，其法为何？曰：求诸算学而已。
治法：夫治法岂易言哉！黄河延袤中国境内，计一万余里之长，地势之高低，河流之屈曲，水性之缓急，含沙之多少，向未详细考究，并无图表。问诸水滨，亦鲜有能答之者。今欲求治此河，有应行先办之事三：一、测量全河形势，凡河身宽窄深浅，堤岸高低厚薄，以及大水小水之浅深，均须详志；一、测绘河图，须纤悉不遗；一、分段派人，查看水性，较量水力，记载水志，考求沙数，并随时查验水力若干，停沙若干，凡水性沙性，偶有变迁，必须详为记出，以资参考。以上三事，皆极精细而最关紧要者，非此无以知河水之性，无以定应办之工，无以导河之流，无以容水之涨，无以防患之生也。此三事未办，所有工程，终难得当，即可稍纾目前，不旋踵而前功尽隳矣。若测绘既详，考究复审，全局在握，便可参酌应办工程，以垂久远。犹须各省黄河，统归一官节制，方能一律保护，永无后患。但照此办理，经费必巨，然欲使一劳永逸，宜先筹计，每年养河之费若干，堵筑之费若干，蠲免钱粮若干，赈济抚恤若干，财产淹没若干，民命死亡若干，并除弊后能兴利若干，积若干年，共计若干，较所费之资，孰轻孰重，孰损孰益，不至于犹豫矣。按照图志可以知某处水性地势，定其河身，由河身即可定水流之速率，不使变更，水面之高低，不使游移。凡河底之浅深，河岸之坚脆，工料之松固，均可相因，无意外之虑，此皆算学精微之理，不能以意为之。定河身最为难事，须知盛涨水高若干，其性若何，停沙于河底者几多，停沙于滩面者几多。涨之高低，速率不同，定河身须知各等速率，方能使无论高低之涨，其速率均足刷沙入海。
河形弯曲，致生险工，亦须酌改，然大非易事，非详慎推算不为功。盖裁弯取直则路近，路近则低率增，低率增则速率亦增，速率增则过水之数亦增。于盛涨时，尤宜并上下游通行筹算后，方可裁去一弯。盖裁弯能生他险，不可不虑，此亦非但凭眼力可为之事。河堤所资以束水者也。须并河身一同推算，即入水斜坡，统须坚固，以御异常盛涨，方不至误事。至堤之高低厚薄，则视土性之松实，料质之坚脆耳。至应如何造法，亦须视水线高低，水力缓急。所需材料，总以能御水为妙，不必尽用石堤，亦毋庸尽用料埽。盖土堤筑造坚实，护以柳树草片，亦足以御寻常水力。查各国护河之堤，多以土为之，并无全用石工者，但须推算合法，位置得宜，看守不懈，勿任糟蹋耳。其石堤料埽，只于险处用之。总而言之，可省者宜省，不可省者，必不宜省，然非测算精详不可。监工兹绘堤式两种，似与黄河合宜，何处应用何式，则俟临时查勘，因地制宜，非谓全河均应改用也。惟无论需用何种材料，均须采择上品者，方能坚久。大水时河流至堤根，小水时河流在两岸之中，而堤与岸均系松土，常为急流挟之以去，即化为沙，至流缓处，淤成高滩，积渐遂生危险。此固可虑，而尤可虑者，上游各土山，随时坍塌入水，流至下游，为患甚烈，应行设法保护。于过水两岸，尽筑斜坡，先护以泥，再种草片，并多栽树木，以坚实之。有险之处，则宜于岸根打桩，以树枝编成筐，以泥土填成块，再叠石为墙，或砌石为坡，并抛大石块于水底，方足以御水力。其土山两旁，亦须抛石水底，再筑石墙于其上，以阻塌陷。如此则岸土不致为水拖带，河流可以渐清，河患自然日减。此系治河应办紧要之工程。大溜应教常走河之中间，宜在何处设法，此时不能预定。大约须于弯处水底，多筑挑水坝，以导其流，挑水坝应用树枝，或用石块，则俟随时斟酌情形办理，惟秸料不能经久，且无劲力，则不可用。
减水坝亦应讲求，以防异常盛涨，宜即设在堤边。应先测量地势，察勘情形，以河流之方向，定坝口之方向。此坝须以大石并塞门德土为之。坝后所挑之河，或已有之河，应筑坚堤约束，庶所过之水，不致以邻国为壑。此河亦须宽深，不甚弯曲，且低于黄河，其河身实有容水之地，始能合用。黄河尾闾，海口高仰，复有拦门沙，致河水入海未畅，应用机器挖土船以挑挖之，然先筑海塘，再用机器，或可事半功倍。此海塘接长河堤入海，则水力益专，能将沙攻至海中深处，为海口必不可少之工程。再用机器于拦沙挖深一道，俾水力更激。可以自刷其余。此项工程，需费颇巨，然各国海口均有之，黄河何独不然？美国密西西比海口，奥国大牛白海口，前亦堵塞，今大轮船可以往来，是其明验。法国仙纳海口，前此亦有拦沙阻碍，行船最为险恶，旋经以大石填海，筑造海塘，高出大潮水两岸，塘相距九十丈。塘成之日，海口竟深至二丈，至今船只称便。比国麦司海口，亦曾兴此大工。此外尚有多处，不胜枚举。黄河延袤数省，关系国计民生极大，现时上游水至，下游不能即知，下游出险，上游事后方觉，声气不通，防范未能周密。应照永定河办法，沿河设立电线，按段通电，随时随事，报知全河官弁，俾患可预弭。此为刻不容缓之事。治河之工程，既已举行，守河之章程，亦宜厘定，俾一律恪遵，永远办理，方不致前功尽隳。查现在河防员弁，虽能克己奉公，而百姓糟蹋堤埽，挑土、砍柳、拔草诸恶习，并未广为禁止，应按定律例，严行厉禁，周密巡查，犯者惩治。堤上不准搭盖房屋，如须行车，必专筑马路之处，格外培厚，方不至于损堤。官弁随时稽查，稍有残缺不整，即为修补，如此则工程可永远完固，不致生意外之虞。黄河上游，应否建设闸坝，用以拦沙，或择大湖，用以减水，亦应考求。治河有此办法，理合声明。上游之山，应令栽种草木，以杀水势。泰西国因山水暴发，屡次为灾，饬令于源头及濒水诸山，栽种草木，水势遂杀，偶有一二处树木被人私砍，水势即复猖狂，政府严行禁止，并设官专管树木，西人重视此事，是有效验之明证。查山水暴发，其故有二：一因山上土松，不能吸水。一因山势陡峭，无以阻水。若遍种树木，则树根既能坚土，又复吸水，且可杀其势，从容而下，不至倾泻。倘山土不宜种树，亦应种草，其功虽不及树木之大，亦终胜于无。法国颁行亚尔伯诸山种树律例以来，成效已大著矣。
一、现时应办救急事宜。
前篇治河应办各事，既非旦夕之功，必俟全河详细测量，估计工料，妥筹办法，方臻美备。诚恐河流汹涌，迫不及待，亟应先办救急事宜，庶几现时灾患不生，将来治理较易。救急之事为何？曰：培修堤岸，固筑险工，并疏通尾闾而已。至于更改河形以畅其流，展缩河身以顺其性，保护堤岸以阻其倾，各工程应俟日后从容办理，此时无暇及此。培修河堤之法，前篇已详言之，毋庸再赘。惟应以埝为堤，若大堤则相距太远，有河面过宽之患，又复残缺不整，修无可修，即修亦无益。各处险工，宜全行固筑，应派员同工察勘，估计工程。凡当冲之坡，已朽之埽，务即一律保护，其过低过薄之堤，亦应加高培厚。堤内临水之堤，应加泥一层，以种青草，并于堤根，遍栽树木，设法禁入糟蹋，此为最急之务，速办为妙。有险处之堤根，或抛石，或编坝以固之，亦须因地制宜。凡堤有所开过路之道，应即行修补，并于堤顶，筑造石子马路，以便车马往来，不至损碍。尾闾海道，最宜妥定，以铁门关、韩家垣现均淤塞，丝网口则水势散漫，并无河槽。查此项尾闾，择地者主见不一：有谓铁门关淤垫处应挑通，使水仍复旧道者；有谓宜仍由韩家垣旧道者；有谓应由十六户挑引河直至铁门关，以避盐窝险工者；有谓应由盐窝挑一直河，仍出丝网口者，有谓应于蒲台县三岔河引水入海者；有谓黄河应于大马家挑河至孔家庄，并入徒骇河，使之入海者。大马家在利津上游八里之地。查徒骇河形颇弯曲，孔家庄河面约宽九十丈，小水水面约六十丈，两岸颇高，并未筑堤，大水约离岸尚低八尺。其上游于禹城以下，全已淤塞。海口约距孔家庄七十里，并无拦沙。鄙意黄河未治之先，其水不应走徒骇河，盖恐浊流入清，即使清者亦变为浊，未免可惜。如欲酌定一处，必须于各处详细测量，品地势之高低，察流水之方向。查现在武备学堂，测量生颇具聪明，又复勤奋，四散测量，不遗余力，惜时日太促，未能详备，所绘之图，只能阅其大概。况各段河中过水之数，以及地之低率，无从查考。至引河河形，惟按海口之地甚平，引河以愈短愈直愈妙，盖河短势直，即低率可增，流水较有力也。河身则以能容盛涨为度，两堤则以能束水为度，又复格外坚固，以防冲决。大约海口所有旧河槽，以不用为妙，以旧槽形皆曲折，堤亦不周备，不如另择新地，酌量形势办理以为愈。今无论引河挑在何处，其海口必须有机器挖沙，不能恃水自刷。因河病未除，河沙未减，到处停淤之病，仍不能免，恐新挑之河，不久亦如旧日，为沙堵塞不通也。鄙意引河河形，以能容水畅流为度，庶无意外之虑。减水坝为必不可少之件，应设何处，尚未详考。有人指示济南府城下游十八里，原有滚坝之处，似可合用。监工于归途便道履勘，见此坝距黄河尚有五里，原造之意，系引济南诸山清水入黄，以助攻沙。然向未启用，坝门甚小，只有一丈四尺，又与诸河不通，若欲用之，尚须另挑引河，以通小清河。查小清河河身，仅足自容，盛涨时水已漫岸，又无河堤约束，若再将黄河灌入，势必漫浸，即济南省城，亦恐遭溺淹。鄙意如欲减水，以入徒骇河为宜，然仍须测量筹算，方可定议，惟徒骇河亦须加宽，添筑河堤，方可合用。
以上四大端，皆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否有当，均候裁夺示遵。监工此番奉委勘河，常与司道大员，及地方官会同查勘，虽各人看法稍异，而和衷共济，为国家宣劳，为中堂效命，以国计民生为怀，作一劳永逸之想，则不约而同。盖无分中外，咸欲赞成利国利民之大功，其胸中则毫无成见也。谨上。
李鸿章之督粤也，承前李瀚章、谭钟麟之后，百事废弛已极，盗贼纵横，萑苻遍地。鸿章至，风行雷厉，复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杀戮无算，君子病焉，然群盗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赖以小安。而其最流毒于粤人者，则赌博承饷一事是也。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孟子曰：“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犹谓罔民，况劝之使入于刑哉！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其老而悖耶？不然何晚节末路，乃为此坏道德、损名誉之业，以遗后人也？或曰：鸿章知赌风之终不可绝，不如因而用之，以救政费之急。夫淫风固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女闾；盗风未易绝，而未闻宫可以设山泊。此等义理，李鸿章未必不知之，知之而复为之，则谓之全无心肝而已。
鸿章莅粤，拟行警察法于省城，盖从黄遵宪之议也，业未竟而去。粤中华洋杂处，良莠不齐，狡黠之徒，常借入教为护符，以鱼肉乡里。而天主教及其他教会之牧师，常或袒庇而纵恣之。十年以来，大吏皆冗无能，老朽濒死，畏洋如虎，以故其焰益张。李鸿章到粤，教民尚欲逞故技以相尝试。鸿章待其牧师等，一据正理，严明权限，不稍假借，经一二次后，无复敢以此行其奸者。噫嘻！以数十年老练之外交家，虽当大敌或不足，然此幺麽者，则诚不足以当其一嘘矣。今之地方官以办教案为畏途者，其亦太可怜耳。
鸿章之来粤也，盖朝旨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使之从事于镇压云。鸿章乃捕系海外义民之家族三人焉，无罪而孥，骚扰百姓，野蛮政体，莫此为甚。或曰：非李鸿章之意也。虽然，虎兕出神，是谁之过？吾实不敢为李讳焉。
自中东开战至是，可谓剥极矣。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义和团之起 李鸿章之位置 联军和约 中俄满洲条约 李鸿章薨逝身后恤典
李鸿章最初之授江苏巡抚也，仅有虚名，不能到任。其最后之授直隶总督也，亦仅有虚名，不能到任。造化小儿，若故为作弄于其间者然。虽然，今昔之感，使人气短矣。鸿章莅粤未一年，而有义和团之事。义和团何自起？戊戌维新之反动力也。初，今上皇帝既以新政忤太后，八月之变，六贤被害，群小竞兴，而康有为亡英伦，梁启超走日本，盈廷顽固党，本已疾外人如仇雠矣。又不知公法，以为外国将挟康、梁以谋己也，于是怨毒益甚。而北方人民，自天津教案，以至胶州割据以来，愤懑不平之气，蓄之已久，于是假狐鸣篝火之术，乘间而起。顽固党以为可借以达我目的也，利而用之。故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使其时李鸿章而在直隶也，则此祸或可以不作，或祸作而鸿章先与袁许辈受其难皆未可知。而天偏不使难之早平，偏不令李之早死，一若特为李设一位置，使其一生历史，更成一大结果者。至六月以后，联军迫京师，于是李鸿章复拜议和全权大臣之命。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虽然，第一义者，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且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故为此言者，非能知李鸿章之为人也。第二义近似矣。然其时广东实无一兵可用，且此举亦涉嫌疑，万一廷臣与李不相能者，加以称兵犯阙之名，是骑虎而不能下也。李之衰甚矣，方日思苟且迁就，以保全身名，斯亦非其所能及也。虽然，彼固曾熟审于第三义，而有以自择。彼知单骑入都之或有意外，故迟迟其行，彼知非破京城后，则和议必不能成，故逗留上海数月不发。
两宫既狩，和议乃始。此次和议，虽不如日本之艰险，而葛亦过之。鸿章此际持以镇静，徐为磋磨。幸各国有厌乱之心，朝廷有悔祸之意，遂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定为和约十二款。
和约既定，尚有一事为李鸿章未了之债者，则俄人满洲事件是也。初，中俄密约所订，俄人有自派兵队保护东方铁路之权。至是义和团起，两国疆场之间，有违言焉。俄人即借端起衅，掠吉林、黑龙江之地，达于营口北，东方有联军之难，莫能问也。及和议开，俄人坚持此事归中俄两国另议，与都中事别为一谈，不得已许之。及列国和约定，然后满洲之问题起。李鸿章其为畏俄乎？为亲俄乎？抑别有不得已者乎？虽不可知，然其初议之约，实不啻以东三省全置俄国势力范围之下，昭昭然也。今录其文如下：
第一条 俄国交还满洲于中国，行政之事，照旧办理。
第二条 俄国留兵保护满洲铁路，俟地方平静后，并本条约之枢要四条，一概履行后，始可撤兵。
第三条
若有事变，俄国将此兵助中国镇压。
第四条
若中国铁路未开通之间，中国不能驻兵于满洲。即他日或可驻兵，其数目亦须与俄国协定，且禁止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
若地方大官处置各事，不得其宜，则须由俄国所请，将此官革职。满洲之巡察兵，须与俄国相商，定其人数，不得用外国人。
第六条
满洲、蒙古之陆军、海军，不得聘请外国人训练。
第七条
中国宜将在旅顺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权抛弃之。
第八条
满洲、蒙古、新疆伊犁等处之铁路、矿山，及其他之利益，非得俄国许可，则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为之，亦必须经俄国允许。牛庄以外之地，不得租借与他国。
第九条
俄国所有之军事费用，一切皆由中国支出。
第十条
若满洲铁路公司，有何损害，须中国政府与该公司议定。
第十一条
现在所损害之物，中国宜为赔偿，或以全部利益，或以一部利益，以为担保。
第十二条
许中国由满洲铁路之支路修一铁路以达北京。
此草约一布，南省疆吏士民，激昂殊甚，咸飞电阻止，或开演说会，联名抗争。而英、美、日各国亦复腾其口舌，势将干涉。俄使不得已，自允让步，经数月然后改前约数事如左：
第一条同
第二条同
第三条同
第四条
中国虽得置兵于满洲，其兵丁多寡，与俄国协议。俄国协定多少，中国不得反对，然仍不得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同
第六条删
第七条删
第八条
在满洲企图开矿山、修铁路，及其他何等之利益者，中国非与俄国协议，则不许将此等利益许他国臣民为之。
第九条同
第十条
同并追加“此乃驻扎北京之各国公使协议，而为各国所采用之方法”字样。
第十一条同
第十二条
中国得由满洲铁路之支路修一铁路，至直隶疆界之长城而止。
至是，而李鸿章病且殆矣。鸿章以八十高年，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积劳，已乖常度。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加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吓催促，于邑难堪，及闻徐寿朋之死，拊心呕血，遂以大渐，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薨于京师之贤良寺。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云。卒之此约未定，今以付诸庆亲王王文韶。临终未尝□及家事，惟切齿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既而又长吁曰：“两宫不肯回銮。”遂瞑焉长逝，享年七十八岁。行在政府得电报，深宫震悼，翌日奉上谕：
朕钦奉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定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荩臣至意。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钦此。
其后复赏银五千两治丧。赏其子李经述以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李经迈以京堂候补。其余子孙，复赏有差，赐祭两坛。又命于原籍及立功省分，及京师建立专祠，地方官岁时致祭，列入祀典。朝廷所以报其勋者亦至矣。而此一代风云人物，竟随北洋舰队、津防练勇同长辞此世界、此国民。吾闻报之日，成一挽联云：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 李鸿章之轶事李鸿章之人物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然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借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励。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外，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肘而议其后，彼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画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撕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知，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忄乔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洪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绐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常与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概其生平矣。至其虚忄乔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去。
第十、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宰相梅特涅，欧洲十九世纪第一大奸雄也。凡当国四十年，专出其狡狯之外交手段，外之以指挥全欧，内之以压制民党。十九世纪前半纪，欧洲大陆之腐败，实此人之罪居多。或谓李鸿章殆几似之，虽然，鸿章之心术，不如梅特涅之险，其才调亦不如梅特涅之雄。梅特涅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此其所以不伦也。
第十一、李鸿章与俾斯麦。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士麦？以兵事论：俾士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借，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已是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第十二、李鸿章与格兰斯顿。或又以李、俾、格，并称三雄，此殆以其当国之久，位望之尊言之耳。李与格固无一相类者。格之所长，专在内治，专在民政，而军事与外交，非其得意之业也。格兰斯顿，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者，功名之士也，东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二者相去，盖远甚矣。
第十三、李鸿章与爹亚士。法总统爹亚士，在巴黎城下盟时之议和全权也。其当时所处之地位，恰与李鸿章乙未、庚子间相仿佛。存亡危急，忍气吞声，诚人情所最难堪哉！但爹亚士不过偶一为之，李鸿章则至再至三焉。爹亚士所当者只一国，李鸿章则数国，其遇更可悲矣。然爹亚于议和后，能以一场之演说，使五千兆佛郎立集而有余，而法兰西不十年，依然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若李鸿章则为偿款所困，补救无术，而中国之沦危，且日甚一日。其两国人民爱国心之有差率耶？抑用之者不得其道也？
第十四、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大将军柄政时，有幕府重臣井伊直弼者，当内治外交之冲，深察时势，知闭关绝市之不可，因与欧美各国结盟，且汲汲然欲师所长以自立。而当时民间尊王攘夷之论方盛，井伊以强力镇压之，以效忠于幕府。于是举国怨毒，集彼一身，卒被壮士刺杀于樱田门外，而日本维新之运乃兴。井伊者，明治政府之大敌，亦明治政府之功臣也。其才可敬，其遇可怜，日人至今皆为讼冤。李鸿章之境遇，殆略似之，然困难又较井伊万万也。井伊横死，而鸿章哀荣，其福命则此优于彼焉。然而日本兴矣，然而中国如故也。
第十五、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成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
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
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养生一用西医法，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
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桥而不能言。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李鸿章于外国人中，所最敬爱者惟两人，一曰戈登，一曰美国将军格兰德，盖南北美之战，立大功者也。格兰德游历至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问询其起居。及历聘泰西时过美国，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脾，即赠千金，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可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未获。虽朝考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以上数条不过偶所触及，拉杂记之，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缺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吾读日本报章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兹译录如下：
支那之名物李鸿章逝，东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独为清廷起乔凋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禀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办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影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总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及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未可知。大抵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遭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敢断言也。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勇性。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论之，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虽然，彼之大横著，有使人惊叹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不观乎铁血宰相俾斯麦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恚之火，直喷出如焰，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以挂其虑者。然其容力之伟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
若使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则决无可以久生于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如剥笋皮，一日紧一日，与彼同时代之人物，凋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焉，而彼之处此，曾不以扰动其心。或曰，彼殆无脑筋之人也。虽然，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宁非可叹赏者耶？
陆奥宗光尝评彼曰：“谓彼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宁谓彼为伶俐有奇智，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称。虽然，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然此之一事，则亦彼之所以为大也。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猾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心平气，百般之艰危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支那近代人物，殆未见有其比也。
以上之论，确能摹写李鸿章人物之真相，而无所遗，褒之不过其当，贬之不溢其短，吾可无复赞一辞矣。至其以李鸿章为我国人物之代表，则吾国四万万人不可不深自反也。吾昔为《饮冰室自由书》，有《二十世之新鬼》一篇，今择其论李鸿章者，附录如下：
呜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谓旷世之豪杰也哉！此五人者，指域多利亚、星亨、格里士比、麦坚尼、李鸿章于其国皆有绝大之关系。除域多利亚为立宪政府国之君主，君主无责任，不必论断外，若格里士比，若麦坚尼，皆使其国一新焉。若星亨则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论之，则李鸿章之视彼三人有惭德矣。李鸿章每自解曰：“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斯固然也，虽然，以视星亨、格里士比之冒万险、忍万辱、排万难，以卒达其目的者如何？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彼星氏、格氏之势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惜哉、李鸿章之学识不能为星亨，其热诚不能为格里士比，所凭藉者十倍于彼等，而所成就乃远出彼等下也。质而言之，则李鸿章实一无学识、无热诚之人也。虽然，以中国之大，其人之有学识、有热诚能愈于李鸿章者几何？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矣！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2000.11.11 尹小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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