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少年时代（1893—1910）

父子俩刚刚在家里发生了一场争吵。父亲当着满屋子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泽东顶撞了父亲，然后跑出家门。父母都出来追赶他，客人们也都茫然地跟了出来。泽东跑到了池塘边上停下，声称如果父亲再靠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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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泽东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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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里，一个穿着肥裆蓝裤的男孩坐在竹凳上，乱蓬蓬的黑发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他身体单薄，但个头对于一个还没有到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高的。他的大眼睛充满梦想。这个孩子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那些来寻食的鸟儿吓走。

翠绿的群山环抱着一个田园山冲，土墙草房掩映在山峦绿茵里。一座石桥踞守在谷底，一切都是和谐的，只有坐在竹凳上的那个男孩身边那本翻旧了的书和宁静的大自然以及20世纪初这个亚洲乡村的生活有些不和谐。

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诞生在这里。

少年毛泽东在这里休息和学习。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在晚上常常把门窗遮起来，不让父亲看到灯光。

这位农家孩子姓毛，“毛发”的毛，学名叫泽东，意即“润泽东方”。

一片绿色的山坡旁的小高地上是他家的四间房子，凶暴的父亲毛顺生掌管家庭大权。他身材瘦小，长相精明，留着髭须，一副干什么事情都急不可耐的神色。家里的18亩农田是他的城堡，他小心谨慎地操持着一切。

泽东就出生在这个结实而宁静的土砖房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与父亲的冲突也在增加。

入夜，空气燥热，只有阵阵的蟋蟀鸣叫打破寂静。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走动，整个山村似乎已完全融入大自然之中。只有毛家的房子里有一个暗淡的黄色亮点，黑暗中一面墙壁依稀可辨。虽然在中国农村这绝对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泽东却正在屋子里熬夜。他俯身坐在那里，面前是一本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水浒传》。他那汗流满面的脸贴近那一盏火苗只有黄豆粒大小的油灯，并且还用被子半遮着油灯及自己，以免灯光照出去，因为毛顺生不喜欢他的儿子夜里费油点灯。

一个池塘把毛家的房子和村子分了开来。一天，在这个长满荷花的池塘边上发生了这么一幕：一帮穿得整整齐齐的人站在那里，尴尬地沉默着。山谷里的平静随时会被打破，因为毛顺生的火暴脾气已一触即发。人们都看着他面前的满脸通红的泽东。

父子俩刚刚在家里发生了一场争吵。父亲当着满屋子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泽东顶撞了父亲，然后跑出家门。父母都出来追赶他，客人们也都茫然地跟了出来。泽东跑到了池塘边上停下，声称如果父亲再靠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去。

毛顺生压住雷霆之怒，转而同儿子论理而不去揍他。他现在只要泽东对自己的无礼表示道歉并磕头表示以后顺从就行了（在旧中国，磕头是一种烦琐的跪拜礼，磕头者要双膝跪倒，用头触地九次）。泽东在客人面前的反抗举动迫使父亲做出了让步。泽东向父亲道了歉，但只磕了半个头（单膝着地），毛顺生许诺不打他。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病逝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来到长沙。三个月后，1920年1月，毛顺生因伤寒病去世，终年52岁。

毛家的家境比韶山大部分人家要好。在20世纪初，即泽东的童年时期，毛顺生发家了，由贫穷变成了富裕。1904年泽东10岁时，他家只有18亩农田，3年以后就增加到24亩。毛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4500斤稻米，此外还有约7000斤余粮可卖。毛顺生雇了一名长工并开始精明地做起了粮食和生猪生意来赚钱，他还放高利贷。他攒了一笔本钱后就开始买进其他农户典当的土地。毛顺生的家开始变得像模像样了，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猪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

这座土墙住宅原是泽东的爷爷在1878年修造的。毛顺生家境渐渐富足，对住宅进行了扩建和整修，显得比过去气派多了。后来，这里住着两户人家，毛家和邹家。当泽东家的房子换成瓦顶时，邹家的房子仍然是草房。

泽东是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的。与他同龄的其他孩子享受不到这种优厚的生活。他没挨过饿，衣服不多但从不破破烂烂。他母亲持家井井有条。令他头疼的是父亲。他的渴求在精神方面。

韶山美丽而宁静。在那时从这里步行到任何一个小镇都有几个小时的路。似乎是自然的造化把一切安置得妥妥帖帖。这里有几百户人家，多属毛氏宗族。由于人烟稀少，所以韶山满眼是青山绿树和片片庄稼。脚下是红色的土壤。插满秧苗的水田在阳光下银波粼粼，像一面分成了几千块的巨大镜子。清新的竹林掩映着雾霭笼罩的青山，并排而立的参天松树，像是在忠实地保卫着它们赖以生存的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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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泽东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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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通过选择的地名来表达在大自然面前的谦卑。韶山的名字来源于一个传说，传说里古代有位皇帝曾在此休息，并在这里的一座高峰上弹奏过音乐。［1］距韶山最近的两座城镇也依流经附近的湘江而取名，同时湖南省也简称为“湘”。

这里看不到报纸，外界消息都是通过口头传播。任何外面发生的事传到这里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韶山几乎与世隔绝。如果来了北京皇宫的布告，就要召集村民宣读并把它贴在村校的墙上。就像毛家孤零零地立在山坡上而无任何近邻一样，韶山两千多个村民自成一个世界。

韶山，毛泽东少年生活的天地，直到他在16岁时永远离开这里之前，他从未到过离家70里以外的地方。

湖南是一个富饶而生机勃勃的内陆省份，这里充满了传奇色彩，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湖南人喜欢告诉你，他们家乡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这恰当地道出了湖南之现状的缘由。

除了北部以洞庭湖为界外，其余三面都是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为界。因此这里的人们有着粗犷的气质，连绵的群山为土匪们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既有精明狡诈的一面，也有勤俭朴实的特点。在毛泽东以后所作的诗词和散文中，大山是高贵、桀骜不驯和无往不胜的象征。

境内众多的湖泊和四条江河为湖南赢得了“鱼米之乡”的美称。泽东从6岁起就喜欢游泳，几乎他后来形成的整个世界观，都是和早年中流击水，江河搏浪的磨炼有关的。

洞庭湖平原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粮仓。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同时，这块人口众多的平原还有着厚实的政治传统，不管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省城长沙常常领导着中国的新潮流。

韶山既不处于湖南的崇山峻岭中，也不位于平原上。在毛泽东身上，既有山地人的特性：粗陋朴实、反叛精神、绿林好汉的浪漫主义；也有平原人的禀赋：热爱读书、良好的组织能力、关心世事。如果说湖南人的性格糅合了山里粗犷的与城镇里圆滑的本能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湖湘子弟。

挂在梁头上一串串鲜艳的红辣椒把毛家房子上那些平平常常的装饰都映得有了光彩。和大多数湖南人一样，毛顺生喜欢吃辣。就是在这里，泽东养成了一生都酷嗜辣食的习惯。

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防湖南人的暴烈和固执，但是，他们不否认火性子是和英勇相伴而生的。全国都知道这样的说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人好斗、好诅咒人，喜欢表达自己的见解。他们大多都有宽宽的前额、深眼窝、红面颊，他们是中国的普鲁士人。所以毛泽东长大后绝非泛泛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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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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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的宁静只是暂时的，因为山外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北京，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正在苟延残喘。中国是极端落后的。尽管有着种种荣耀，但在1880年毛顺生开始闯荡世界的时候，偌大的帝国却连一米长的铁路都没有。

中国正在被欧洲列强瓜分。1893年12月毛泽东出生的几个月后，日本也发起了对中国的进攻。1894年日本战胜中国，这让中国的精英们由焦虑进而惊惶。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的社会思潮，也借武力之威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涌向中国，冲击着中国人的心灵。就在泽东出生前夕，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出版了一本记述他的英国见闻的书，书中对西方世界的描绘使儒家精英们大吃一惊。当3岁的泽东蹒跚学步时，中国的首批赴日留学生已经起航东渡了。

反对清朝统治的浪潮像暴发的洪水一样迅猛高涨。在毛顺生年轻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几乎推翻了清王朝，但后来，清政府在欧洲人的帮助下，于1864年平息了这次起义。在泽东一生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发生了第一次旨在修葺王朝将倾之大厦的大规模政治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成了一个哑炮仗，因为此时单纯的改良是不够的了。

泽东还不到1岁的时候，孙中山（1867—1925）写了一份请愿书，标志着他从改良向革命的转变，这份请愿书列出了一揽子消灭旧中国的战斗计划。旧时的精英们谋划抵制变革：有人私下里说火车的发动机是用小孩子做燃料的，有人质疑说燃料理论难道不是对火神的亵渎吗？泽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旧中国走向没落的时代。

在和父亲发生冲突以前，泽东是以中国的方式被和善地养大的。他从未挨过一巴掌，穿着开裆裤，不用大人的帮助就能够大小便。他捉蟋蟀、玩骨头节。他咯咯地笑着，高兴地接过大人们给的红鸡蛋，站在一旁看大人们焚香为慈禧太后（1835—1908）祝寿。

他有时会看一眼堂屋内黑色木桌上的青铜佛像，他还以不解的眼光盯着门口两旁写着有关家庭和睦、孝顺虔诚的内容的对联。他开始琢磨中国的象形文字的意思，读字的发音是湖南人的平舌口音，“h”常读成“f”，因此，“湖南”也就成了“弗南”。

和所有的农民一样，毛顺生为第一胎就生了个儿子而感到非常高兴。儿子是个宝，女儿是片瓦。人们认为女儿不能继承家业而且在种田时也不会像儿子那样会成为一把好手。毛顺生只受过两年学校教育，16岁时为避灾荒去当了兵，虽然韶山的大部分孩子都上不起学，但泽东能够被送到学校去还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毛顺生看来，儿子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就可以管理家中的账目、写写契约合同。同时，儒家思想教育能把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塑造成一名孝顺的年轻人。

村里有一所叫“南岸”的私塾，这所学堂十分传统，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在这里出现。像圣经在新教主日学校里人人必读一样，“五经”在学堂里具有至高的地位，被奉为经典。泽东8岁时开始念书。多年以后，毛泽东冷淡地说：“我8岁时就厌恶儒学。”［2］

泽东常和他的同学们在上课时偷读禁书，老师一走过来，马上就用经书遮住。这些书大多是描写战争或反叛的，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在韶山，这些书是最能丰富毛泽东的心灵世界的。

虽然这些书不会给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大的威胁，但是满族统治者仍不时地把它们列为禁书。儒家信徒也不赞成读这些传奇小说，因为这些书将会把有文化的人引向另一个文学天地———泽东的情形正是如此。

13岁离开私塾时，泽东已经变得对经书里的清规戒律非常憎恶。而他反对这一有关秩序和礼仪的古代道德哲学首先是因为它只要求人们盲从。孩子们被要求鹦鹉学舌般地大声朗读那些晦涩的陈词老调；他们摇头晃脑，宛如念经的和尚。

正如拉丁文课在现在的西方学生的眼中一样，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肯定是件苦差事。儒学的功用适得其反。它强调忠孝，这反而加深了泽东对管教他的两个成年人的憎恨，这两个人就是他的私塾先生和父亲。

这两个人都打泽东，这使他极为恼火。他虽然还没有形成什么思想，但是已经有了强烈的公平感。他在成为一名叛逆者之前就是任性的，在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前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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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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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公平感首先是在他和学校里的人们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他很同情班上一位因家境贫穷而带不起午饭的同学，常常把自己的饭和他分着吃。母亲看到他晚饭吃得那么多感到迷惑不解，当泽东告诉母亲她每天精心准备的午饭的一半被他送给了同学之后，这位善良的母亲从此便每天早晨都让儿子带两份中午饭去上学。［3］

公平感使毛泽东从不示弱。10岁时他曾和高年级的同学打过一架，这使他母亲很是担忧，因为她终身向善。

进入南岸私塾两年以后，泽东知晓了在课堂上背书的礼节，就是要先站起来走到先生的讲桌前站好，面向旁边，以免正视先生，然后开始背书。但是，有一天上午，当先生叫到他的名字时，他竟在座位上纹丝不动。他开始了对这些繁缛礼节的反抗。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么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背呢？”［4］泽东大胆地对快被气晕的先生说。

气得脸色煞白的先生命令泽东服从这个老规矩。这个10岁的孩子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先生跟前，然后坐在凳子上，以平静的、挑战的目光望着他。怒不可遏的先生用力拉着泽东想让他站起来。泽东挣脱了，然后跑出了私塾。像《水浒传》中的叛逆者一样，他躲进了山里。

他朝着自己想象中的“城市”方向走去（无论在那时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但走了许久还只是围着韶山打转，从没有走出10里路。家里的人四处找他，但是他不敢回去，因为先生肯定会打他，父亲也不会放过他。

三天以后，毛氏家族的一个人发现了他。他才多少有点不情愿地回了家。

若干年后，这位昔日的小学生回忆起当年这一创伤时更多地从政治的方面而不是从痛苦的方面考虑这件事。他对埃德加·斯诺说：“回到家里以后，我惊讶地发现情形有了一些改观。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先生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结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5］

尽管聪明的泽东讨厌儒家经典的内容，但他学得还是很好的。不久之后，在与父亲争吵时，他就能像个小学究似的引经据典地来对付父亲了。在20世纪的中国，让孩子饱受四书的熏陶不再是孩子会顺从的保证。

泽东在13岁时就辍学了，因为毛顺生不满足于儿子只是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到田里帮着干农活。父亲曾因算盘打得不行在经商时遭受了损失；泽东学过算术，在这方面可以帮他的忙。从5岁时起，泽东就开始干一些像拔草、捡柴、放牛、拾豆子等他力所能及的农活。现在，白天他是一个成年劳动力，晚上，他成了父亲的管账先生。毛顺生在儿子这块“宝”身上的投资开始得到回报了。

因常在一起，父子之间出现了更多的摩擦。泽东和他的父亲斗智，经常用温和而坚定的反抗使父亲这个暴躁的守财奴狼狈不堪。泽东讨厌去为他越来越富的父亲四处要账。一次他帮父亲去卖猪，在回来的路上，他把全部收入都给了一个乞丐。［6］

冬天，父亲常坐在火炉边，或是数落泽东种种错误的行径，或是叼着烟袋生闷气。他曾经输过一桩官司，因为对方在公堂上恰当地引经据典打动了官老爷。泽东现在也能引经据典了，这个孩子孝顺吗？但是儒家经典也要求做父亲的必须慈爱的呀。

一天上午，毛顺生看到泽东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他大发雷霆说：“你是不打算干活了？”毛顺生一边说一边扫了一眼泽东跟前的两只空粪筐。“不!爸爸，我只是歇一小会儿。”毛顺生又责备泽东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往田里送一筐粪。事实上，泽东已经送了五六筐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到了傍晚，毛顺生发现他的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离经叛道的东西。［7］

他责备泽东被“坏书”教坏了，以至于连父亲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不!爸爸，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当发现泽东一下午送了至少15担粪时，不高兴的毛顺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泽东说：“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但是泽东也有过失（无疑他少年时的过失要比已经披露的多）。有一次他看书入了迷，结果牛把邻居家的蔬菜吃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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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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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的母亲文七妹身体健壮，慈眉善目，与她那消瘦精明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宽厚随和，她丈夫则粗暴急躁。从体格、长相上来说，泽东更像他的母亲。他们都有着大大的眼睛，开朗的笑容，举手投足之间显得非常大气慷慨甚至还有些浪漫主义。

文七妹纵容她的长子，泽东也终身挚爱母亲。在对一个孩子成长来说至关紧要的最初几年里，泽东是家中唯一的小孩，他一人独享了母亲的关爱和照顾（他的爷爷对他也是如此，他在泽东14岁时去世）。［9］

文七妹的娘家在韶山南边的一个县，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和韶山的大多数人一样，她也是只字不识。同时，她和许多人一样也是个信佛的人。在上私塾以前和在私塾念书的时候，泽东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的寺庙里去求神拜佛。

毛顺生从不信佛，这曾使泽东感到伤脑筋。9岁时，泽东曾和母亲讨论过父亲的不信佛以及如何帮助父亲的问题。毛泽东在数年后回忆说：“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

可以肯定，父亲把发财看得高于一切。但是后来泽东发现，父亲为了自己的平安对神灵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不是出自内心的。一天，毛顺生外出要账，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受惊逃掉了，毛顺生死里逃生。后来泽东回忆说：“从此，他比较信佛了，不时地还烧烧香。”［10］

1905年，第三个儿子的出生使毛顺生的脾气有了一点变化。父亲对小泽东13岁的泽覃比对长子更好。但是泽东和父亲的争斗并没有减弱，这使家庭关系日趋紧张。

泽东和母亲联合起来对付父亲。他们背着父亲把稻米送给一位揭不开锅的乡亲。还和家里的长工一起让父亲的吝啬行为不能得逞。最后，他们（在毛顺生亲戚的帮助下）共同说服泽东的父亲，同意让泽东继续学习。

泽东家里的人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他父亲（“统治力量”），另一派是他和母亲、二弟泽民以及长工联合在一起（“反对派”）。［11］

但是，“反对派”在策略方面发生了分歧。泽东的倔强和狡猾让温和的母亲感到策略上有些不妥。他有和父亲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的习惯，母亲对此是不赞成的。她反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12］由于受到所读的书的影响；同时，外边发生的事也冲击了素来平静的韶山，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他母亲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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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泽东的依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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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念书时，母亲是泽东的依靠，泽东也对母亲忠心耿耿。尽管他对她的爱没有减弱，但是随着他长成了一个成年的劳力，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那样大了，特别是在韶山的最后两三年里。泽东当时是在同“中国人的做法”作战。

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到毛家行窃。泽东在多年后回忆说：“我想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他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父亲反对，“我母亲也不赞成”。泽东承认说。

毛顺生有了一个对付他这个既好幻想又很倔强的儿子的办法，这种办法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他强迫14岁的泽东娶一个他给安排的女孩子。可怜的泽东吓呆了。他顺从地忍受着这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这个受惊的小新郎衣着整齐，规规矩矩地向每一位来客磕拜。但是他拒绝与这位比他大6岁的新娘圆房，他说他从未碰过她一个指头。［13］

泽东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和社会领域，因此他的思想不再局限在农村这一熟悉的世界之中。私塾给了泽东宝贵的学习能力。他像猫找耗子一样搜寻和阅读在韶山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一本描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的小册子到了他的手里，几十年后，他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在回忆这个小册子对他的影响时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4］

一本呼吁改革和技术改良的书———《盛世危言》，给泽东介绍了这样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本由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写的书让泽东深信：为了中国，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1915年，毛泽东归还给表兄文运昌的《盛世危言》和还书便条。

就在他从韶山的私塾辍学前不久，有一天，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豆子的商人。［15］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1906年的饥荒使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愤怒的人们把巡抚赶出了衙门。后来官方新派一名巡抚，又恢复了统治，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流血事件，很多暴民被斩首示众，其首级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好几天里，私塾里的人们都沸沸扬扬地谈论着来自山外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这件事使泽东终生难忘。泽东的朋友差不多都站在暴动者一边，但是，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对参加暴动的人们寄予同情，而没有看到这件事与自己的联系，“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泽东看到问题的更深一层：“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这些‘暴民’也是些和我家里人一样普通的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它的势力在整个湖南都很强大———因为地租问题与韶山的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恼怒的地主控告他的佃户们并用银元贿赂官府赢了这场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在一位姓彭的铁匠的率领下举行暴动，巡抚手下的官兵追击他们，迫使他们躲进了附近的浏山。这个地主到处散布说他们在揭竿而起之前曾杀了一名婴儿祭旗。哥老会的成员们很快被围捕了，彭铁匠被斩首。

在泽东看来，《水浒传》里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重演。他听别人把彭铁匠称作“土匪”，在激动人心的小说里，农民起义领袖宋江也被称为土匪。同时，和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山成了庇护所。泽东和这件事还有另一重渊源，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16］

不久，毛顺生也成了被造反的对象。

在泽东17岁那年，时值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在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这个“大户”很难幸免于难，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村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精光。［17］

“我并不同情他。”［18］泽东谈及当时暴跳如雷的父亲时说。他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那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这位少年注意到他的父亲越来越富有了。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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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泽东的依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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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对他父亲做出这种骇人评论的全部内涵是：“我学会了恨他。”［19］他已经把自己的少年生活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26年后，毛泽东在回顾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支持暴动者时说：“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20］可能是看到自己家受到了攻击，他感到震惊，也可能他是在以这件事来验证他后来的经验，就是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有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到1910年时，在进一步求学问题上，泽东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升温了。毛顺生打算让泽东到距韶山70多里的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没有强烈反对，他想，县城里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他真正想的是到一个教授“外国的”课程的新式学校去读书。他悄悄地、有礼貌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父亲只是哑然失笑，这伤害了泽东。在这之后，他与父亲有一段时间互不讲话。

在母亲娘家那边一些亲戚的帮助下，泽东在湘潭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他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或者也许是因为他在湘潭遇到了经济问题。但是这半年的读书和与别人争辩，加之他在湘潭的见闻，使得泽东已不再是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宝贝儿子了。

16岁的泽东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他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们和自己家的朋友们那里东借五块钱西借十块钱为自己的行动做准备。一天，吃晚饭时，他直直地看着父亲说：“我要到东山高小读书。”

“你说什么？”毛顺生发火了。他对付这位任性的儿子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钱，“你是不是今早中了彩票一下子发财啦？”

当他得知泽东已为此凑了一些钱时，毛顺生的贪婪面目完全暴露了。这个守财奴大声说道，如果泽东到湘乡读书，必须要弄到一笔钱来支付雇来顶替他的长工的工资。［21］泽东也不想把贪婪的父亲逼得太甚。他又从一位尊重学问、并曾经资助过族人上学的一位亲戚（母亲娘家那边的）那儿借了一些钱。

当重新提起这件事时，泽东对父亲不客气了。他打断了老人自怜的抱怨，简略地问道：“雇一名长工一年要多少钱？”可怜的毛顺生说要十二块钱。泽东把一个纸袋放在他粗糙的手上说：“这里是十二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22］

黎明时分，泽东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文七妹担忧地看着在忙活的儿子，几乎不说什么话。除了问问儿子要不要再多带点别的什么东西，她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去跟你爸爸道个别么？”泽东回答：“不，我不去。”

天亮后不久，泽东就出了韶山。这是一个凉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还是那根用惯了的扁担，但两头挑的不是粪筐。一头是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筐子。他对韶山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自此，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里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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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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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在韶山待了16年的泽东已是羽翼丰满的叛逆者了吗？

由于他的道德观念（主要是来自母亲）以及书本给他带来的社会意识，泽东在刻板的学校和专制的家庭的环境里变成了一个向旧习挑战的人。

毛顺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经常打骂泽东，在别人面前羞辱他，嘲笑他的求知欲；宣称泽东“懒惰”而且“无用”，并用尽心思让泽东为此感到羞愧。

按传统观念，即使父亲是恶棍，儿子也只有服从。泽东对此表示轻蔑。然而，儿子与父亲在其他方面的相似又是惊人的。与当时其他青年叛逆者不同，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家庭，他与家里的人保持着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多方帮助。他说他的家里人是“普通的人”，他们和他一样面对着总的不公平。［23］

泽东在家时的作为也没有走极端。他常常向父亲妥协，他接受了痛苦的“婚礼”，他没有丢下农活去参加哥老会，他在韶山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信佛的，当他离开韶山时，他仍然忠顺朝廷。

在韶山东边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少年张国焘［24］，他和毛泽东是同时成长起来的，后来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上层人物。年轻的张国焘与他那位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相处很好，然而他也成了一名叛逆者。［25］

在泽东的生活中，他的家庭和南岸私塾不是偶然遇到的让人压抑的牢笼，它们只是更为庞大的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缩影。

是的，泽东从8岁就开始厌恶儒学。他曾回忆说：“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讨厌这些经典。”［26］

这位16岁的青年在历史变迁的特殊时期，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式叛逆者。他不是神经病患者，他对于他父亲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的猛烈抨击要多于对他父亲本人的指责。他走上造反的路是经过权衡的。

就那个时代的中国习俗而言，毛顺生对儿子的要求并不都过分。泽东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感到父亲所代表的权威是可恶的，且正在走向没落。如果中国的家庭和村庄都像这个样子，中国如何才能得救?如果韶山的这种父权家长制是中国的正统规范，那么，妇女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泽东作为反叛者的“个人性格”迎合了当时反抗浪潮在整个国家兴起的“时代特征”。他自己也把个人的斗争纳入整个社会斗争之中。［27］他说：“我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父亲。”

泽东与父亲之间关系的紧张既有社会的一面，也有心理的一面。父亲对他的压制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的“压迫”。泽东的弟弟们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与父亲不睦，据说，他们俩都因为父亲的同意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个许可泽东没能得到。

出于内心深深的骄傲，泽东夸大了父亲的自私和专横。*

*有些作者说，“我学会了恨他”———这句出自20世纪初一个中国男孩之口的话有些不可思议———在斯诺写的毛泽东的传记的中文版中被删掉了。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各种中文材料中均有这句话。

正像他母亲的温和善良一样，父亲的粗暴管教方式———虽然不是他的目的———也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虽然从心理上讲，泽东和母亲更为接近，但他并没有多少母亲的性格特征。另外的三个孩子出生分散了母亲的注意力，同时母亲也认为泽东学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此后母子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离开韶山时泽东暗暗发誓，他要在父亲的眼里、在实现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的过程中证明自己。他要比父亲活得更充实、更好。

在泽东憎恨父亲的背后，父子间有一种没认识到的相像；他成了和父亲一样的专断者，不过他统治的范围更大。

毛顺生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儿子。泽东瞧不起自己的父亲，他用策略而不是过激的方法来对付父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毛顺生试图以粗暴的方式培养的“美德”确实深深地植入泽东的心灵深处。他不久就向别人说：“怠惰者，生之坟墓。”俨然是他父亲的再现。［28］

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更为简单和直接的：信佛的母亲的善良和耐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重回韶山的时候，他还能向随行人员指出哪里曾经有过一座佛殿，并说他的母亲常常在那里烧香，当他病了时母亲还会用香灰给他治病。有一次他和一个警卫闲谈，发现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他善良的母亲而不喜欢脾气很坏的父亲。毛泽东对他说：“你越是告诉我你们家里的事我就觉得和你越亲近”，“你母亲一定是个信佛的人”。警卫问毛泽东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你说她是个好心人。所有信佛的人都是热心肠。”［29］当然，毛泽东正在想着他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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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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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没有引导泽东接触社会革命的思想，他那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具有革命意识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以后革命的成功和他成为那一类型的革命领袖，都可溯源于他在韶山的少年时代。新思潮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使泽东成为一位反叛者；在韶山的家庭生活的磨炼则使他比其他人更为坚定不移。

1919年春，毛泽东同母亲文七妹、弟弟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左一）在长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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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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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韶山地名的起源参见TMD，15页。

［2］SeeR.Payne’sMaoTse-tung，p.30.

［3］SeeCB，900，p.10.

［4］SeeTMD，p.16.

［5］RS，p.124.

［6］LiJui，p.6，XiaoSan，第一章第三节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刘大文（音译）在1945年9月8日的《新华日报》上说：毛泽东曾给过一个穷人钱。

［7］XiaoYu，pp.6~7.

［8］XiaoSan，p.11.

［9］第二个孩子泽民生于1896年，比泽东小3岁。

［10］RS，p.128.

［11］Ibid.，p.125.

［12］Ibid.，p.125.

［13］关于包办婚姻事件参见司马殊，《天文台报》，香港，1958-12-20。

［14］RS，p.131.

［15］XiaoSan第一章第六节里记载是米商而不是豆商。

［16］CB，900，p.10.

［17］XiaoSan，p.14.

［18］RS，p.130.

［19］Ibid.，p.126.

［20］Ibid.，p.130.

［21］XiaoYu，p.11.

［22］Ibid.，p.13.

［23］RS，p.130.H.Cummins’sMaoTse-tung：AValueAnalysis（Edmonton）里曾把毛泽东的生活与另一位中共要人萧克进行比较，说明毛泽东的内在反叛精神是有一定限度的。

［24］原文有误，张国焘为江西萍乡县人。———译注

［25］Zhang，第一卷第一章。

［26］RS，p.127.

［27］“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引自E.Fromm’sEscapefromFreedom一书的附录。

［28］RS，p.126.

［29］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的十五年》，28页。

*为何求知（1910—1918）

毛泽东的身材瘦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很快的他就有了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虽然蓄着辫子，但他的头发还是显得长长的，有些蓬乱。总的说来，他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倒显得相当潇洒。在体质和气质上，他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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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读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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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踏上从家里到湘乡的漫漫长路的几分钟之后，泽东遇到了一个姓王的邻居。王看到这个穿着新衣、新鞋和新袜的小伙子感到很新鲜，在韶山人们平日里可不是这副打扮。

“石三，你穿上新鞋子真精神。”饱经风霜的王说。“我要去上学了。”泽东自豪地答道。他开始像老王诉说他那些神圣的抱负，老王听后大笑起来，直笑得他那粗糙的脸上有了泪花。他嘲笑这个小伙子要去“洋学堂”念书的念头。还问泽东这个愚蠢的行为是否已征得父亲的同意，这刺痛了他。

泽东发火了，冲他喊着：“你简直是个老古董!你过时了！”喊罢便继续跋涉。［1］

泽东用竹扁担挑着行李走进东山高等小学堂的黑漆大门。砖瓦结构的建筑物被护城河和高高的院墙围着，泽东感到好像是走进了一座大寺院（他在韶山见到的最大建筑物就是韶山的寺庙）。

泽东穿过护城河上的白色石桥来到了气派庄严的大门前，他被当成了脚夫。应付这种令人不快的窘境，泽东还缺乏经验。学校的规模也使他吃惊，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孩子在一起。

入耳的都是尖刻地嘲笑他的话：“东山是学堂，不是精神病院!”“一个强盗想进我们的学校!”泽东冒冒失失地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先生，你会让我在你的学校里读书吗？”他以乡下人憨直的方式问道。校长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镶铜竹烟斗，沉默了片刻，他问这位神情庄重的青年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毛泽东。”

毛泽东的镇定让校长扬了一下眉毛，他举出几个不准这个年轻人入学的理由，比如16岁的年龄过大，没学过算术和地理，字写得不好，并准许他逐条进行反驳。［2］

在场的另一位教师帮这位年轻的农民讲话。当他离开校长办公室加入到刚才让他颜面尽失的那些世故的小坏蛋们之中时，他已经得到了试读五个月的许可。

到东山之后他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年前就死了，由这件事他看出，从偏僻的韶山来到东山，要弥补的差距有多大。

一位姓文的表兄（母亲娘家那边的）已经在东山读书，他给过泽东一些帮助。但是在众多的学生中，只有两人成了泽东的朋友，这就是来自富裕的地主家庭的萧氏二兄弟。他们与泽东交往多年。

在学校，泽东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因此和他交往的只有少数几个同样把自己当作外乡人的同学。这些外乡人不会讲标准的当地口音*，带补丁的衣服使他们与富家子弟有明显的不同。

*这些学生几乎都是湘乡县的，他们说的都是当地口音。甚至本县的学生也因地区不同而互相对立。毛在谈到这些内讧时有点伤心地说：“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

还有两个特征使泽东更是成了外乡人中的外乡人，那就是他的年龄和个头。他的个头对于16岁的年龄来说算是高的，在那些比他小四五岁的同学们中间他看起来像小塔一般。

这里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些衣着讲究的势利小绅士。毛泽东是农家的儿子。他的家不算贫穷，但却是一个乡下的未见过大世面的家庭。他的手比邻桌同学的粗糙；因为太阳晒的缘故，他的脸比大部分学生都要黑得多。毛泽东讲话慢条斯理，他周围伶俐的孩子们讲起话来简直像机关枪。

他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有一个学生甚至想雇泽东做他的佣人。

毛泽东的身材瘦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很快的他就有了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虽然蓄着辫子，但他的头发还是显得长长的，有些蓬乱。总的说来，他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倒显得相当潇洒。在体质和气质上，他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这时的毛泽东还是一块璞玉，没有经过雕琢。对毛泽东来说，走进东山不意味着踏进社会，也不是为了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而只是更努力学习那些在韶山学不到的东西。

学校的教室整洁漂亮，与韶山满是灰尘的草房大不相同。在这里中国的上层社会的舒适生活可见一斑。

在东山，人们也正在接触新思想，这种新思想将很快荡涤着韶山那样的旧有传统和社会秩序。这里讲授科学，倡导改革，早点名时，老师都要讲述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以唤醒和培养学生的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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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读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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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穿着佩有彩色腰带的长袍，但是他们的心灵为这种新思想震颤。

学习是毛泽东的唯一真正的朋友。在南岸私塾度过的痛苦岁月却培养了他扎实的古文基础，这有些讽刺意味。他能用古文体写出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让他的其他弱点和过激行为不再那么引人注目。

对当时改良政治的了解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知识能够改造世界。

除了学校的全部课程外，他还读了两种很重要的著作。文表兄借给他几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梁是当时很著名的政论作家。还有康有为撰写的《戊戌变法》，这是改革高潮的最后宣言书，康是那次运动中卓越的思想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严谨的政治思想。

一位曾留学日本的教员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虽然他教的英语和音乐两门课毛泽东都学得不好。这是因为强大的日本对他很有吸引力。毛泽东喜欢当时那些描绘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功的故事和诗歌。“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好，并且感受到一些她的骄傲和强大。”［3］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这让他一生都深信日本是中国的兄弟友邦。

对战争这个主题的了解也标志着他迈出了了解世界历史的第一步。一天黄昏，刚刚做完运动，听到晚自修的铃声满头大汗的学生们就进了教室。毛泽东走到萧家二兄弟之一的爱弥跟前，想知道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书。那是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由于书籍对他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毛泽东就问他是否可以借读此书。在以后的几天里，就像陪伴着一个新情人一样，毛手不释卷地读完了这本书。

当毛泽东把书还回去时，爱弥·萧*发现书中被画上了各种各样的符号。毛泽东在描述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格莱斯顿、林肯、叶卡捷琳娜一世、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段落旁边都画了许多圆圈和圆点。

*他的正式名字是萧三，我这里使用的是他半西方式的昵称（他自己根据卢梭的《爱弥儿》取的）。他的这个昵称广为同学们所知，可以把他和他的哥哥萧瑜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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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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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伟人!”毛泽东情绪激昂地对萧说，中国也要富强起来，“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他引用了学者顾炎武(1613—1682）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翻开《世界英雄豪杰传》，大声地向同学———他们还不习惯老老实实地坐着听他宣讲———朗读其中关于乔治·华盛顿的一句话：“只是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的战争，美利坚才赢得了胜利和独立。”［4］

就像看到了地平线上方的一丝光亮，年轻的泽东开始注意西方了。当时以及后来，他一直在思索中国应该从西方借鉴什么而对西方本身如何并不感兴趣。美国已完成了一场革命，那么中国呢？

毛泽东喜欢读描写中国古代皇帝的书，对英雄的爱好使他想了解更多的伟大人物。其中有两个皇帝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一个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中国铁腕人物；另一个是汉武帝，是很有军事头脑的一代王朝的奠基人，他帝号中的“武”字即来于此。

同学们都很敬佩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等传奇小说的掌握，他们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段。但是毛认为小说描绘的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他曾和历史教师去争辩这件事，诅咒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毛泽东不愿意接受批评，正像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时所承认的那样。［5］

为了这事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战国时期［6］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那些摸不着头脑的同学签名。

毛泽东是一个刚直的孩子，他不会通过变通来保护自己。他对在韶山时就使他如痴如醉的小说的看法如此天真、固执。

《三国演义》事件使他在东山的日子更糟，同时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到他后来思维特点的影子：思考方式偏执、坚持己见、任性地否定简单的事实、藐视异见。

毛的成绩很好，试读五个月后，校长允许他继续留在学校读书。虽然好的学习成绩对孤寂的他是一种安慰，但事情总是有两方面，一些学生因此更加嘲笑他褊狭的热情。于是，他开始考虑离开这所学校了。

在东山，毛泽东大大地开阔了眼界。现在，他又想周游湖南，看看长沙。

两次回韶山———一次在春节，一次是在初夏学期结束时———更坚定了他要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毛顺生温和多了，但仍缺乏远见。“你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学业当上先生，回来光宗耀祖？”父亲问道。［7］

1911年9月，毛泽东挑着行李离开了湘乡。爱弥·萧自己也对东山有些不满，和泽东一起离开了。他们步行到湘潭，毛泽东在那里想申请进一所高小读书，因为年龄太大、个头太高而被拒绝了。［8］

毛泽东还有一条退路，他已请东山的一位教员在长沙的一所中学为他疏通一下。萧和毛泽东挤进从湘潭开往省会长沙的小轮船的三等舱。让毛泽东感到高兴而又惊讶的是，他没有费劲就进了一所漂亮的学校：湘乡驻省中学。

萧回忆说，长沙熙来攘往的人群使毛泽东“兴奋得讲不出话来”［9］。当时长沙有80万人口，气候炎热，缺少特色，又脏又乱。在1904年辟为通商口岸和外国通商后，长沙有些繁荣了，并且日益成为反抗清朝廷革命的堡垒。

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报纸。在这之前，他只知道印刷品是了解历史的窗口，可是报纸上讲的都是当今发生的事件啊!

《民立报》是孙中山鼓吹民族主义的喉舌。毛泽东从这份竖排版的报纸凌乱的栏目中看到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起义是由一位湖南籍革命者黄兴领导的。他回忆说：“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内容。”［10］

毛泽东受到了鼓舞，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毛泽东在回忆他那篇贴在校门口墙壁上的充满激情的文章时说。他主张新政府应由维新派和革命派组成，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这和一个20世纪末的美国青年出于统一的热情呼吁美国政府应由杰克·凯姆当总统，奥普若·温弗瑞为副总统，Al?郾戈尔为国务卿一样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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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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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仍然是17岁的毛泽东崇拜的对象。但是，君主不再在他所崇拜的英雄之列。在一次激进的行动中，他成为全校第一批剪辫子［11］的学生之一。为了反清事业，他和另一个剪掉辫子的同学一起催促原先曾“相约剪辫子”而后来又后悔的10个同学，用剪刀强行把他们的辫子剪掉。

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只待了四个星期。1911年10月，武汉城里的革命军向清朝发起了进攻，统治了中国267年的最后一个王朝崩溃了。一个月内，革命军占领了17个省，清廷统治中国的时代过去了。

长沙宽阔的林荫大道上忙乱纷纷，群情高涨。政治脱离了旧的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新的轮廓。课本被暂时丢到了一边，学生们不再去写古文了，而是书写一些要求美好未来的标语。

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来到学校向学生发表演说，承诺要开创一个新时代。毛泽东听后非常激动，他决定“参加革命”。［12］他花了五天的时间来规划自己的生涯，之后参加了湖南革命军（即新军）。

毛泽东在长沙每月的饷银是七块大洋，两块用于伙食，其余大部分都用来买报纸。毛泽东看报纸时全神贯注，将其奉为至宝。他买的都是些左翼报纸；媒体是一种信息来源，因为报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种崭新的工具。

在《湘汉新闻》上，毛泽东看到曾留学日本的一位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其他的文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

那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是指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士兵毛泽东却深为所动，他热情洋溢地写信给以前的同学，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概念，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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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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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化的时期，半知识分子总是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军队，毛泽东开始显露出自己的半知识分子的特征。毛泽东不愿参加学生组织不只是因为自己年龄大，而且还是因为他对教育一直存在着矛盾心理。

毛泽东担心学校生活对他的影响。作为毛顺生的儿子，他比自己所期望的更像一名有教养的绅士。他喜欢那些没有文化的士兵把他看作学问人。他后来回顾说：“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13］他为士兵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纸。

虽然其他的士兵都是亲自去白沙井挑水，但毛泽东却是从到营房来卖水的挑夫那里买水。毛泽东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明确身份，他回忆说：“但我是个学生，不能屈尊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去买。”［14］他的父亲虽有绝对的权威，但始终未能把泽东培养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毛泽东在回忆1912年春天时说，“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15］孙中山已和袁世凯达成妥协，袁是个阴险的铁腕人物，他表面鼓吹共和，内心却留恋中国过去的帝制。革命的军事对峙阶段已经结束。

毛泽东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生活。在军队那段时间，他没打过仗，只是给长官们办些杂事。他之所以当兵，是因为他认为军队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中会起重要作用。他在与一位朋友的交谈中激烈抨击孔孟之道：“如果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强大起来。”［16］

连长和排长们都劝他留下来，但是当他认为军队不再是时代的先锋时，他突然离开了。这位18岁的半知识分子决定重返学校。

去哪所学校呢？毛泽东拿不定主意，于是他查阅《湘汉新闻》和其他报上的招生广告。学费到哪里去找？家里捎来信说，到现在泽东必须谋份差事了。

这个曾经的士兵住进了很便宜的“湘乡会馆”，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流浪生活。

一个警察学堂的招生广告吸引了毛泽东，但他也喜欢一个开设肥皂制造课程的学校，是因为他认为这对中国的清洁、文明有益吗？这两个学校他都报考了，但是即将开学之际，他又退了出来。

他又报考了另外两所学校，政法学堂和商业中学，他指望这两个学校对家里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从他父亲那儿弄到学费。

毛泽东在第一次谈到他给父亲写信要钱时说：“我向他们描绘了我未来的美好前程，我说我会当律师或做大官。”［17］还没等到家里回信，这位犹豫不决的青年对这两个学校又失去了兴趣，当然也又一次搭上了报名费。

毛泽东不断地接受同学的劝告，今天听这个的，明天又听那个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决定下来。他什么都想抓住，结果一无所获。

不久，毛泽东瞄准了一个目标，他花钱报考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毛顺生同意支付学费，“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17］，年轻的毛泽东坐下来学习经济。

他起初肯定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很多课程和教材都是英文的。他的英文并不好，只是在东山高小时学了点入门的知识。

毛泽东回忆说：“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18］

不名一文，邋里邋遢，毛泽东无所事事地混迹于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用他那发呆的大眼睛盯着报纸。干什么去呢?

毛泽东一度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他反求诸自身（其思维我们无从得知）。他坐在人生的高处，俯视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他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19］

湖南省政府军的军火库爆炸，烈焰熊熊，他和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这支军队。但是现在，他以旁观者取乐的口吻说：“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20］

一天，三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毛泽东，他正独自专注而平静地在城墙的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毛泽东从冥思中回到了现实，四人一起去喝茶、吃瓜子。

这三个青年在社会地位上都比毛泽东高一等，其中一个常常借钱给他。对于政治，从世故的角度来说他们比他更懂。一位姓谭的青年是大官的儿子，他说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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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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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另一个学友说一些俏皮话来揶揄谭时，毛泽东不再闷声不语了，他激动地说：“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吧!”谭继续解释，对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志。毛泽东被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他深思着，就像凝视长沙的红屋顶时那样。［21］

表面上看来优柔寡断的这个流浪者，实际上似乎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世界观。

他又踏进了另一所学校的大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6个月之后就离开了。他对考学已很自信，在报考第一中学的考生中，他名列前茅。

也许有些自鸣得意，毛泽东对学校作了两点批评：“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生厌。”［22］这很能说明年轻的毛泽东的性格特征。

一位教员借给毛泽东一本很有趣的官方史书———《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为他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跳板。和课堂上讲的东西相比，他更喜欢这些谕旨、法令以及皇帝的御批等等。于是他决定自学一段时间。

好像6个月是毛泽东兴趣转移的自然跨度，他整天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时间也是半年。

他总是早上开馆就进去，下午闭馆才出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只是中午出去买个烧饼或几个包子当午饭。

他饱览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了扩大知识面，他又转涉小说、中国诗词和希腊神话，还有改良派严复新近翻译的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和达尔文的名著以及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毛泽东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就熟悉了后两位思想家。

他凝视着挂在图书馆墙壁上的《世界堪舆图》。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地图：中国只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国与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

他笑着对爱弥·萧说，在省立图书馆，他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23］他后来认为，这半年的书海生涯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

在不得不和别人共事时，毛泽东表现出一些猴气；但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他又会很有虎气。

毛泽东每晚都回到“湘乡会馆”，这里住满了当过兵的人、学生、过路客和一些虚度时光的闲荡汉。

有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一场武斗，士兵们袭击并想杀死学生。毛泽东此时似乎仍带着点道家自我保护的思想，而不像一位挺身而出的公民。他回忆那个血腥的夜晚时说：“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24］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房租是不能用读书的热情来交付的。不久，经济上的拮据迫使毛泽东又去查阅广告栏。他偶然发现了教书，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吸引了他：免交学费，食宿便宜，毕业后会成为一名教师。

毛泽东的两个朋友也力劝他进这个学校，他们指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时帮助他们，毛泽东答应了，便写了三篇文章。“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替朋友写文章的行为是不道德的。”［25］他回忆说。他认为这是友谊，他很高兴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能，就像在军队时那样。

三篇文章使他们都考进了这所学校。［26］家里同意了毛泽东的选择并给他寄来了钱，听凭兴趣、率意而为的时代已经结束。在23年后毛泽东回想起当年这段漂泊无定的生活，不禁有些好笑，他说：“从此抵制了所有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引诱。”［27］

政局变得更糟，袁世凯丧心病狂，企图恢复君主制，并要登基当皇帝。在这个银样镴枪头的新复古派和孙中山领导的立场动摇而又松散的激进派联盟间互相角力造成的紧张气氛中，军阀们悄悄登场了。在长沙，一名军阀谋杀了两位在1911年起义次日上台的激进派领袖。到1917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

日本在蚕食中国，但是没有人出来组织全国性的反抗。军阀乱于国内，列强迫于门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痛苦———湖南的生猪产量十年内下降了一半———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悲观绝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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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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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已脱去旧的外壳，但是还没有获得新生。

这一切现象对毛泽东来说不是坏事。他还是需要冷眼旁观思索，而不是要去做些什么。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段早年的课堂笔记道出了他学习的乐趣：“有了什么念头就随时记下来，头脑里有什么想法就高兴地表达出来，有助于保持平衡。”

毛泽东和其他400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一道入了学。学校两层楼的圆柱、拱顶和庭院完全仿照英国殖民地建筑的风格（其实是日本式的建筑翻版）。

和中国的一切高等学府一样，第一师范也是一所新学校，但它的设备和条件都不错，而且优秀的教员们继承了湖南的学术传统。

第一师范的外墙上写着校训：“实事求是”，所谓的“事”和这里的建筑一样是中西兼顾的。毛泽东上午读中国历史，午休时间看德国哲学。

毛泽东仍然精瘦，更显出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发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件灰色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在聚会时更是很少说话。

通过许多课程的学习，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路。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他在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ofSociology）中遇到了一个观点，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解释的：“一则美国的格言说‘吾国说对即对，吾国说错即错’。”他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并对折中主义有很高的兴致。他在给萧瑜的一封信中说：“耶稣被断章取义了，这样做的人未必有罪，即便真的有罪于一个睿智的人来说也不足挂齿。”［28］

毛泽东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在第一师范，他既有足以称道之事也有有失颜面的事。一次他读书到深夜，被子靠油灯太近，引起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包办婚姻而苦恼，毛泽东深表同情，到这位同学家，劝说他的父母放弃他们的安排。

在第一师范，人们很少呼他的名———泽东，而是叫他的字：润之，其意思是“施惠”或“润泽”。

毛泽东对于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连碰都不碰，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对他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他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解，常得100分。

完全放弃枯燥的静物写生课不是毛泽东的做事风格，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他在试卷上潦草地画了个椭圆，题名“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一天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得以提前离开教室。他画了一条水平线，在上边又画了个半圆，题名“半壁见海日”（这是唐代李太白的一句名诗）。他的绘画成绩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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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和报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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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仿照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的自由文风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国文教员袁大胡子，“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做文章半文半白”［29］。

袁还说毛泽东在自己每篇文章的最后都标上日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他写有日期的那一页文章撕掉了。毛泽东站起来，抓住袁的胳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要拉他到校长办公室去“评理”。［30］

奇怪的是，这个对很多管束都进行反抗的青年却接受了古典文风对他的塑造。“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31］，他有点不坦率地说。实际上，他在心理上还是倾向于古文形式的，特别喜欢无神论学者韩愈(768—824）的行文技法。

22年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如果需要”，这句话含有讽刺意味，因为，毛泽东这时已开始对其他人用古文写成的文章大张挞伐了。）

因此，当毛泽东在政治上比改良派还激进时，他的文学风格还是落后的。他在文风崇古和政治革命两方面双双背离梁启超。

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在1919年给萧瑜的信中他写道：“胃病折磨我好多天了”；“注意健康很重要，一个人只有身患恶疾时才知道健康的幸福”［32］。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所受的教益主要来自道德哲学和报纸———这是他持续终生的两个爱好。

和绝大多数青年一样，毛泽东也从他的榜样和道德训诫那里学到了一样多的东西。从1915年起，他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很善于吸收门徒的人物，这位具有过激精神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再嫁而震动了整个长沙，这就是杨昌济，他是一根往旧中国的躯体中输入新鲜血液的导管。

杨昌济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人们称他“老夫子”。他讲课照本宣科。但是他在渴求生命意义的一代人的心灵中播下了会结出激进果实的种子。

杨昌济尊崇宋明理学(始于10世纪），但也花了四年的时间在英国和德国研究康德、格林（G．H．Green）和其他欧洲思想家的理论。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是他对心灵和意志的信仰。慎思、勇于任事、心之力能使世界改容。无疑，这是个人主义，但这是着眼于整个社会进步的个人主义。

没有哪位良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杨先生的伦理学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他读了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著的仅1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后，竟然写了12000字的批注。一到星期天，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得宠的学生就带着敬畏的心情到杨家拜访，并在那里吃午饭。后来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结了婚，毛泽东最初遇到她就是在一次拘谨的周日午餐时。作为老师、朋友、岳父，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

毛泽东用文章回报了杨先生的德育观。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心之力》得到了一个奇异的分数：100+5分，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他把这事告诉了许多人。

“一位道德高尚的人。”这位昔日的学生后来多次这样评价他的教授。［33］这是一种难得的赞扬，因为它已摆脱阶级分析的桎梏。

晚上，毛泽东常在学校图书馆全神贯注地读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其他学生都到他这儿来听他讲一周来中国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

对每一则来自欧洲的花絮新闻———凡尔登，兴登堡的权术，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汽车的用途———毛泽东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例证。他成了比较“活历史”（他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报纸）的顾问。

任何一位同学来找毛泽东，都会有人告诉他：“可能在报纸阅览室。”［34］

毛泽东用家里给他的一点钱中的一部分订了一份自己的报纸（他父亲说他这个习惯是“把钱浪费在废纸上”）。［35］他常把报纸周围的空白处剪下来钉成小本子，仔细一看就能发现，他在这些纸条上写着城市、河流、山脉的名称。毛泽东在读新闻时，手边总放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新闻中提到的每一个地理名字，他都在地图上找到并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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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和报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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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致力于他的精巧构思：对社会进行道德治疗；毛泽东则浏览报纸，这一通往社会行动的门径后来使他超越了杨昌济的道德范畴而走向暴力生涯。暂时的，对于这位仍坐在图书馆里的青年来说，德国的理想主义和热切的公民意识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为了使毛泽东遵循自己的路前进，杨昌济指引毛接近“船山学社”（王船山名夫之，17世纪的爱国者和关心民瘼的哲学家）和《新青年》———一份用尖锐的现代西方思想抨击中国僵化的传统的杂志。

和杨先生一样，毛泽东从未完全脱离中国自身文明。如果说他欣然接受西方的思想，也只是把它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政治的药物。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装置之也。”［36］毛泽东对此深表同意。

杨昌济是现代中国发生转折时期的人物。他在长沙出门时坐四人小轿，但是他也坚持冷水浴和不吃早餐。虽然毛泽东对他坐轿子这样的封建色彩行为表示反对，但还是从他的身上汲取了一种信念：通过非凡的努力来实现新生。

杨昌济热衷于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把从反叛导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力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他坚持冷水浴，以便不再坐轿子。

毛泽东（和朋友们一起）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凉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晒日光浴———他认为这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能量———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院子里睡觉。这都是为了使他的身体更加健壮。［37］

毛泽东把这些叫做“体格锻炼”，在西方这种方式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对毛泽东来说，锻炼身体不仅仅是一种获得健康的方式。为什么他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这当然不只是在练嗓子，而是在体验随意和任何抵抗力竞争的愉悦。

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以上是爱弥·萧的回忆录中的英译说法，但是中文原文里还有第三句，这一句被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编辑删去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意思是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更要有社会斗争的坚强意志。一天夜里，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淋地来到和他思想相近的朋友蔡和森的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38］

在第一师范的第二个暑假，毛泽东和爱弥·萧的哥哥萧瑜———一个潇洒稳重的青年———一起作了一次游学，走遍了湖南的五个县。这次“游学”是受他读的《民立报》上一则消息的启发，消息说两名学生徒步走遍了中国，甚至远到西藏。［39］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不带一文钱，他们给当地的乡绅写巧妙的对联换取食宿。这次游学历经六个星期，步行近千华里，让毛泽东更多地了解了湖南。

22岁的毛泽东可谓是文武双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署名为“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个字繁体共计二十八画）。［40］

文章明快有力：“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鸣。暗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礼。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文章三环相扣，有理有据。意志是联系身体和精神的纽带，运动是意志的体现，锻炼身体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战斗。毛泽东认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句这样起笔，整篇文章都是阐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41］

在毛泽东的生活欲望中还没有政治，他只是以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情感去面对需要更新的中国之现实。“自信人生二百年”［42］，这是他后来回忆起曾经在这个时期抒发过的豪言壮语。

在第一师范这几年的生活里，毛泽东始终是一名学生组织者。从1915年起，他就是学友会［43］中一名出色的活动家。1917年，有34名学生（学生总数为400）被选进学友会，得票最多的毛泽东主持学友会的工作。［44］为了增加学友会的经费，他在街上卖过小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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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和报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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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鼓动学友会与学校的清规戒律和迂腐顽固的校长作斗争———毛泽东称他“复古派”［46］———为此他还险些被开除（袁大胡子等人都帮助、保护过他，毛泽东的果断刚毅赢得了人们甚至包括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们的尊重）。他还动员学生抑制湖南军阀和北洋军阀对学校的骚扰。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学友会举行了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和其他外国列强欺凌中国的抗议活动。现在毛泽东看到了日本的黑暗面，他读了一本关于日中危机的书《明耻篇》，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他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质问：“拥有四万万人的民族岂受三千岛国之欺？”［47］在1916年另一封给萧瑜的信中毛泽东预见到了在对日作战中中美之间亲密的伙伴关系。［48］

他以学友会的名义为长沙的工人办起了一所夜校。“我们不是木头石头，我们是人。”他在贴在大街上的招生广告上写道，“有了文化，我们就能挺直腰杆做人”。一种学习方式已按照他自己的经验考虑出来了，“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广告补充道，“笔记本和所有教材都不要钱”［49］。

毛泽东没想到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他那高深的启事。［50］他又到工人家去招收学员，即使这样，夜校也只持续了几个月。毛泽东在顽强地维持着，当物理课效果不佳时，他向学员们许诺说：“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用，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51］

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毛泽东的一个行动显露了他的自信，也是他政治抱负的第一次表现。他后来带点夸大地回忆说：“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启事的最后一句是引用《诗经》上的一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52］也许经常孤独的毛泽东一直就在寻找朋友，他在1915年11月给黎锦熙的信中透露说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朋友。在同年8月给萧瑜的信则说“我朝夕忧心”。［53］

*其他材料上写得清楚，毛泽东只是把他的广告贴到长沙街上的一面墙壁上，一家报纸认为它有刊登的价值，就把它采用了，毛泽东在他的原稿上加了标题：“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毛泽东只得到“三个半回音”。（“半个”是李立三，李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与毛发生过冲突。毛回忆时，只是冷冷地提及李的“不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然而，这个表面上看来显得天真的征友启事使这些爱国青年开始了重要的活动。毛泽东组建了一个纯政治性的组织“新民学会”［54］，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天，毛泽东对爱弥·萧评论说，“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55］

毛泽东感到，一位组织家的天才，就在于能把各种人的长处融合起来，他不应当揭露挑剔别人的弱点，而应鼓励所有积极因素的联合。他的父亲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他将会成功。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和他圈子里的人一样，他在社会上仍无立足之地，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思想里充满了矛盾。他在毕业前夕给黎锦熙的信中这么说：“对于如何对待宇宙、人生、国家或是教育我全无想法，我觉得这些极为混乱，且混乱之因必生混乱之结果。”［56］

1890年的改革者们也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当时的社会有他们的思想的土壤。梁启超虽然在知识界被视为外人，但他的乖僻和好发宏论在当时则是同好者众。

对毛泽东这一代人来说，旧中国已不再是一统江山———甚至就要遍地烽烟了。在军阀时代，传统已失去了意义。同时，毛泽东又不能在西方化的中国人身上找到认同，如在檀香山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现在，他既不是一条小鱼，也不能算是一只雄鹰。

毛泽东的生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不再受他人幻想的鼓动，已经能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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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和报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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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业优异。杨先生把毛泽东列为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的第三位———萧瑜第一，毛泽东的另外一位朋友，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颗流星的蔡和森居第二。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在人品、胆识、口才和文章等几方面把毛泽东作为学校的楷模（校长当然不会这样做）。一个学友称他为“奇才”，还有一个称他为“智囊”。［57］

毛泽东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国的尊严，他信仰个人自由，他已抛弃了他以前心目中的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感到，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迁中，需要有新的东西产生。

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里成立时，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Tolstoy）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58］但是，新思想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吗？

在这几年，毛泽东很少讲“革命”这个词，即使谈到它，也仅指扫除一切旧的东西。他毕竟才24岁，可塑性还是相当大的，以至于一位老师的影响———且不说杨昌济，就是袁大胡子———也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烙印。

毛泽东的风格是不断完善自己，与任何放纵自满都格格不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利刃，他将挑战、探索、鉴别、反抗。

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在书边空白处或笔记本中写了不少于百万字的分析、观点评注。他常在书的空白处写上“荒谬”或“不通”等批语。［59］

他喜爱“学问”这个词，“他曾对爱弥·萧说，学习就是探索”［60］。当他和他征友启事的“三个半”回应者见面时，一开始不是寒暄客套，而是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

一天，他到一位富裕的“新民学会”朋友家去。交谈中这个年轻的主人突然停下他们的政治谈论而把仆人叫来嘱咐其去买猪肉，并交代清楚价格和买什么样的肉等。毛泽东对这位朋友竟以家庭琐事来干扰谈论中国前途这样的大事感到极为恼火，他一气之下起身离去，再也不与这位富家子弟来往。

毛泽东同样严于律己。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常拿着书到离第一师范不远的南门那嘈杂喧闹的大街边去看，以此作为考验，培养自己的注意力。这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如果说他还无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周围世界的话，那么他至少已经能够塑造他自己了。毛泽东当时是漫无目标的，但他不是单枪匹马。在东山时他就与众不同，但同时他感到孤立、凄凉。到1918年，他更鹤立鸡群，他与别人之间的距离却增加了他的号召力。他的怪僻成了魅力，别人乐意追随他。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领袖人物。

毛泽东是百折不挠的，他也超越了时代。即使在第一师范，传统和权威也被踩在脚下，因为这位不安分的未来精英已不再相信这些东西了。毛泽东仅仅是学生领袖，他的激进也只是表现在洗冷水浴。但是，时代的性质决定了一种也许毛泽东本人还没有察觉到的联系：教育、体格与政治革命。

以上三者是互相关联的。因为，要再造中国，首先需要赋予中国民众以知识，接着便是行动，而行动将意味着流汗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一师范就成为一名学生叛逆和一个体育锻炼的狂热者，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下一步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虽然在1918年毛泽东的头脑中还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

可以肯定，他处于矛盾之中。纸面上的变革方案医治不了社会生活中的顽症，传统和现代不可长期同床共枕。难道一个有教养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到头来仅仅是撞向中国痛苦之墙的一只苍蝇吗？

未来，他将从这些矛盾里锻造出一把利剑。同时毛泽东还有自己的信条，这在他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做的笔记中表现了出来：“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61］泡尔生曾经写过如果所有的痛苦和困难都被克服了，那么奋斗战争也就被排除了。毛泽东则在空白处写道：“人类不能久无变化。”［62］

1918年4月，毛泽东的母亲患了结核性淋巴炎，大弟泽民带着她从韶山来长沙就医。小弟泽覃这时已住在长沙，毛泽东把他安排进入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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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和报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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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10月份，文七妹病逝，享年52岁。毛泽东回忆起他母亲的去世时说：“从那以后，我更不想回家了。”［63］为了给母亲下葬，毛泽东短暂地回了一次韶山，当时有很多人参加了葬礼。

许多年以后，毛泽东对他的一位护士说：“在我母亲去世前，我告诉她我不能忍受看见她痛苦的脸。我要在心目中保留我对她的美好印象。所以她临终时我会躲开。我母亲同意了。”最后的时刻，毛泽东没有在韶山。他后来说他对自己在母亲的葬礼上以及此后对母亲流露出的感情有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为母亲写了一篇文言祭文，其中佛教和儒家的思想成分各参其半：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毛泽东陷入了更具体的回忆：

“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64］

后来毛泽东提及他的母亲：“作为她的儿子我是不合格的，在她活着时我对她不完全忠诚，在她去世时我未能尽孝———我就是这种人。”［65］

1919年10月文氏病逝。毛泽东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深义长的《祭母文》。图为《祭母文》抄件。

毛泽东在《祭母文》中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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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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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iaoYu，pp.14~15.

［2］Ibid.，pp.19~22.

［3］RS，p.133.

［4］XiaoSan，第一章第七节。

［5］毛泽东在1959年谈到不喜欢别人批评自己，见CLG，1968年第一卷、第四卷。

［6］作者将“三国时期”混同于“战国时期”。———译注

［7］TMD，p.34.

［8］原文有误，毛泽东是在湘潭求学不成后再到湘乡东山求学的。———译注

［9］XiaoSan，第二章第九节。

［10］RS，p.135.

［11］辫子是当时的中国男子对半异族的满清王朝表示忠诚的象征。

［12］CB，900，p.10.

［13］RS，p.129.

［14］Ibid.，p.138.

［15］Ibid.，p.139.

［16］Ch’en，p.44.

［17］RS，p.140.

［18］RS，p.140.

［19］LiJui，p.40.

［20］RS，p.141.

［21］XiaoYu，pp.32~34.

［22］RS，p.141.

［23］XiaoSan，第三章第十三节。

［24］RS，p.142.

［25］RS，p.142.

［26］实际上毛泽东开始是在第四师范学校就读，几个月后，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所以，到1913年秋，毛泽东就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了。此处参见LiJui，p.42。

［27］RS，p.142.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的许多生活细节，见周世钊发表在《新观察》（北京）第二卷上的文章。

［28］Road，1，pp.34，73.

［29］RS，p.143.

［30］LiJui，p.45.

［31］RS，p.143.

［32］Road，1，p.82.

［33］RS，p.143.

［34］LiJui，p.23.

［35］RS，p.149.

［36］引自SS’sMao，pp.40，46；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见李锐书83页）谈到西方思想和东方思想一样也有其弊端。

［37］然而———个性多么特殊！———毛泽东却讨厌学校规定的几分钟哑铃操，甚至写讽刺文章攻击那些“机械”的锻炼。毛泽东更喜欢自己发明的身体“测验”。此处参见LiJui，pp.28~29。

［38］LiJui，p.30.

［39］XiaoSan，ch.3，XVI；cf.EnglishVersion（Bombay，1953），p.42；还可参阅CB，900，p.17.

［40］萧瑜（《明报月刊》，香港，1968-10）进一步解释说，“二十八画生”的喻意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廿八”合在一起，有点像汉语中的“共”字。

［41］毛泽东的第一篇文章见《新青年》，1917-04。

［42］《中央日报》，台北，1972-11-04。

［43］学友会，由劝学会发展而来，吸收女同学参加，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组织。见萧三：《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载《光辉的五四》，19页，北京，1959。

［44］作者将毛泽东得票最多的“人物互选”活动误作选举学友会负责人的活动。———译注

［45］《新湖南报》，1950-07-01。

［46］中文的意思是“恢复旧的制度”。

［47］CB，900，pp.21，15.

［48］Road，1，p.104.

［49］LiJui，p.61.以及作者的800000000：TheRealChina，p.124.

［50］毛泽东坚持记《夜校日志》，用古文形式写的。此处参见LyndaShaffer’sMaoandtheWorkersMovement，p.113.

［51］LiJui，p.64.

［52］RS，p.144；LiJui，p.74.说毛泽东得到“五六个回音”；还可参见IAS，1973/12，p.72.

［53］Road，1，p.73.

［54］“新”、“民”二字联用，似乎取自《大学》上“在新民”及《书经》上“作新民”的意思。

［55］XiaoSan，第四章第二十二节。

［56］Road，1，p.136.

［57］LiJui，p.52.

［58］Ibid.，p.82.

［59］Ibid.，p.24.

［60］XiaoSan，第三章第十五节。

［61］LiJui，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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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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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Road，1，p.218.

［63］RS，p.149.

［64］LiJui，p.330；另见Road，1，pp.419~420.

［65］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的十五年》，28页。

*京沪天地（1918—1921）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样找到工作？他去请求杨教授相助。尽管毛泽东很穷，但在湖南那些好学校里他结识了不少人，并学会了交往。杨昌济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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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豪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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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生日前不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乡湖南。

《三国演义》中有三位英雄，毛泽东与杨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也以此为范自称为“三豪杰”。这两个同学，一个是萧瑜，一个是蔡和森。蔡是一位具有战斗激情的青年，与毛泽东的母亲同乡。

杨昌济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首都写信给这“三豪杰”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方面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接着乘火车到达北京。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时的住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8号。

毛泽东早就想去北京。以杨昌济为桥梁，由《新青年》杂志作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后来同萧三谈起北京这份刊物时说：“它有两个宗旨，其一是反对古文，其二是反对旧礼教。”［1］

毛泽东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正好相反。犹如从小池塘中一跃成为大鱼的任何大学生一样，他现在感受到了再次做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起初，他在后门附近的杨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2］，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一起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3?摇］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湖南人从不穿大衣，就像佛罗里达人从不穿皮袄一样），轮流着穿，以抵御迅即席卷北京的严寒。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样找到工作？他去请求杨教授相助。尽管毛泽东很穷，但在湖南那些好学校里他结识了不少人，并学会了交往。杨昌济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

读了《新青年》，毛泽东最佩服两位作者，“他们一度成为我的楷模”，他说。这两人中的一个便是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教授。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

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阅览室，月薪8块大洋，报酬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对一个有师范院校毕业文凭的26岁青年来说，这不算工作。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在北京大学，毛泽东不是什么长沙才子，而只是靠两只苍白的手整理书刊的雇员。毛泽东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4］

或忙碌在大窗户下边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穿一双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毛泽东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5］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当时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蒋介石的驻华盛顿大使）。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盯住周围一切好的东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他新结识了人，其中有张国焘，这是来自韶山以东一个地主家庭的青年，尽管他们没有成为密友。

华北与华南有诸多不同，毛泽东25岁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差别很大，就像佛罗里达与蒙大拿的差别一样。除冬天严寒、口音相异、饮食不同等环境问题外，毛泽东还面临更重要的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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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豪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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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的活动范围狭小，那个冬季他形成了对北京生活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然而，毛泽东的心中另有一个北京，他独立持重，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天地。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他漫步在公园和宫殿。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晶莹的意境。［6］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年看到了日趋没落的中国文明的内在和谐。

这都城处在不断的政治动荡之中，不过毛泽东似乎更沉湎于细微事物：“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值此时节，这位来自长沙的叛逆者暂时忘却其使命，迷恋于诗词和古老的传统，流连于山水之间。

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蔡和森和其他一些来自长沙的朋友起锚远航了，毛泽东看出自己难于同他们一起前往。留学的一项准备是学习法语，而毛泽东不会法语。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但每个学生还得花些路费。毛泽东早因债台高筑而无法再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

*在少年中国学会一次讨论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泽东经济上的窘迫。毛泽东发言说：“总是坐着空谈没有用，应该付诸行动。把你的衣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钱取货。”没有人反应。后来一位学生的妻子开玩笑说：“作为绅士，毛泽东不会干洗衣服的行当。”另外一位学生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对毛泽东说：“那好吧，明天你来给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会不会做。”毛泽东真的做了，当然也就得到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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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出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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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另外，可能还有杨开慧小姐的牵挂。毛泽东在拜访杨教授的宅第时和在新闻学研究会上结识了杨小姐，杨是学习新闻的学生，她无意去法国的工厂做工。

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之所以待在国内是因为他心里不想出国。除了所说的一切困难之外，还因为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他的心灵已被祖国的悠久历史、壮美山水和近来所遭受的耻辱占据。

我们可以通过毛泽东自己谦虚而矜持的解释来说明他不去马赛的理由：“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7］这一决定是他已经形成的态度之结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的对外政策的倾向。

与此同期，在120英里以东的天津，一位名叫周恩来的青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起航远赴欧洲。在西北的重庆，另一名叫邓小平的青年，也以勤工俭学的身份开始了法国之旅。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当时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对旧制度的反抗，有一种理论早已存在。当毛泽东的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由卡尔·马克思在另一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里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仅有只言片语传入中国，只是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才逐渐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它主要是根据西方先进国家的实际总结出来的一种理论。列宁主义则与此不同。如果在落后的俄国能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如果帝国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会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列宁这样认为），那么中国难道不应该进行同样的革命吗？或许马克思的深奥难懂的论文需要更加仔细认真的研究？因此，1917年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中国人在毛泽东当时工作的图书馆开始涉猎马克思的文章和小册子。

毛泽东不必花钱就可以读个够———这对已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倒是实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书。

然而，那年冬天的毛泽东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他心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读克鲁泡特金多于读马克思，他对这位热情的俄国人比对那位严谨的德国人了解更多。

像任何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毛泽东知道他反对什么而不大知道为何反对。同时，他还没有掌握反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从个人境遇说，无政府主义对那年冬天生活无着的毛泽东也颇为合适。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潮。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这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当北京的学生热心于国家存亡时，他漠然处之，独自离开了北京，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

就在北京的学生砸烂孔家店时，他去山东拜谒了孔墓。

他回忆说：“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8］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

在北京的激进分子宣称要抛弃中国一切古老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却沉溺于古老的泉源之中。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蚕食。而此刻毛泽东却置身于中国的山川名胜。

在儒家圣地逗留之后，毛泽东乘火车来到徐州（他曾路遇一同窗好友，并借钱买了火车票）。在徐州，他流连于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到南京后，他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他唯一的一双鞋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钱买票到上海。

旅行本身似乎超越了去上海的目的。毛泽东说去上海是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他肯定去了上海码头。然而他从北京出发时并没有和任何人结伴同行，他独自置身于古迹名胜之间，觅古寻踪，历时数周。

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清楚，毛泽东在北京待了半年之后就不愿再待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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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出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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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200万人）已成为西方的门户，商业贸易是其血脉。毛泽东不喜欢待在上海，因为这里没有古迹、胜景和名山吸引他。

他去拜见通过《新青年》结识的他的第二个楷模陈独秀教授，这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在1917年迫于军阀的压力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次会面为日后的进一步接触播下了种子，尽管这个第一次会面还没有到火候。

毛泽东在上海漫步街头，阅读报纸，拜访湖南友人。

他浩渺的心思回到了在长沙的事务上。有一桩好事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拨给他一笔钱，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年4月，毛泽东打起行囊，步行兼乘车船回到了长沙。

当时毛泽东的境况非常艰难。他在湖南大学为投考者而设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不久，他在母校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兼些历史课的教学。毛泽东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确实没法从事固定的工作。

毛泽东过着清贫的物质生活，尽管他的思想漫游在常人所不及的世界里。他一双大脚上穿的是草鞋，草鞋便宜而且在夏天更实用；吃的饭食主要是蚕豆和大米。日常生活中，他经常要依赖别人。

北国之行明显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在北京时他沉默寡言，在长沙他有很多话要说。他的第一次冒险举动是公开地讲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奇思想，虽然对此他只知一点，也只这么一点。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成为长沙地区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两个主题。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湖南军阀统治者张敬尧，这位半封建式的亲日派曾使五四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使运动主旨的两个方面都做得出色。在骄阳似火的6月，他在长沙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学生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在全国首屈一指，即使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骚乱较之也略逊一筹。学校有半数时间停课（理想的“真理”压倒了现实）。一纸宣言可以引起学生第二天更大规模的游行。包里装着牙膏，背上用毛巾袋裹着雨伞，学生们走出长沙与其他地方的志同道合者取得联系。几乎每个人与自己的家庭都发生冲突。印刷粗糙的小型杂志不断涌现，标题都带着一股高昂的情绪：《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

以20世纪6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学生绝不摩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身穿长袍马褂的绅士，惯于对仆人指手画脚。他们一只脚站在传统的门槛里面，嘴上却言辞激烈地反对传统。与美国的一些福音派信徒一样，他们和周围人一样生活，但嘴上却说是周围的人污染了他们纯洁的心灵。

有一个大学生剁掉自己的两个手指以抗议督军张敬尧的残暴行径。13岁的丁玲（她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带领全班同学冲进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要求妇女有财产继承的权利。年龄越小，他们越无所顾忌。

毛泽东在一个“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集会上发表演讲，而没有注意到中国产品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事实。他组织一批女学生———从一开始他就把女学生吸收进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核心———在长沙街头检查店铺，警告老板要销毁日货。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事实的确如此，晚间政治活动之后一两个小时的休息，不带邪念的男女相依而卧不会发生情事。毛泽东和“三杰”之一的蔡和森及他聪明美丽的妹妹蔡畅曾立下三人盟约：发誓永不结婚。［9］但是他们三人都违背了这一誓言，毛泽东则违背了三次。

这不表明他们的誓言是戏言，而是表明他们一度曾经具有的思想———像美国福音信徒———他们并不羞于生活在矛盾中。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但爱情悄然而入，而且常常为他们的事业增添光彩。

学生的社会处境使他们处于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是蒙耻受辱的一代。古老传统的粉碎使他们根基顿失，国家的风雨飘摇又使他们濒临绝望。

做旧中国的反叛者要求具有很大的胆量来付诸行动。对外表堂皇、内部腐败的旧中国的公然反叛，犹如挥戈猛刺一个外皮尚好、里面烂如狗屎的西瓜，民众会哄然大笑。咒符既被揭破，烂透的西瓜又始发青春。在1919年的中国唤起民众的反抗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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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出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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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泽东为学生联合会而奔走忙碌，他创办了一份周刊，自任编辑和主笔，并依地名将该刊物命名为《湘江评论》。第一期《湘江评论》印了2000份，一天之内就销售一空，以后每期印5000份（这在1919年的湖南其印刷量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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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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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杂志锋芒犀利，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主旨。它使用白话文而不是呆板的文言文，语言的改宗就如用耶稣的原话改写钦译圣经一般的惊人。

的确，甚至胡适教授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作者。他在红格薄纸上草就的文章笔锋锐利，生动活泼，对每一个论点都表述得很详细。他以前如饥似渴地读报纸终见成效。

“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毛泽东作为编者在发刊词中宣称，“什么不要怕？”他作出的回答充分显示了他当时超然的思想：“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10］

在中国的一份报纸上，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位小学教师对毛泽东的回忆，文中不乏溢美之辞，但很有史料价值。

《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11］

毛泽东写的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12］这篇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懂，极富爱国热情，尽管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与两年前的《体育之研究》有明显的不同。

毛泽东开首便直刺中国社会现状：“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不再认为强健个人体魄是解救中国之关键。中国确需这样一种修道士———毛泽东是他们中间的头一个———来带领中国走出黑暗。不过，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并没有提出领导权。

他尽可能争取广泛的支持，号召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势力“齐声一呼”。这联合将半靠自觉半靠组织，巩固的团结是其关键。1911年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下一次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

文章提及了马克思（“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以与毛泽东欣赏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生在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相比较。毛泽东说，马克思的观点“很激烈”，克鲁泡特金更温和的观点虽不能立见成效，但是他的最大的优点是“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

文章富有革命色彩，但是在1919年的长沙，马克思与其他一些革命理论家相比，似乎并不引人注目。毛泽东期望一种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但是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设想多种形式的联合会汇聚力量形成革命大潮。联合的目的很简明：“反对压迫民众的……强权者”，妇女、人力车夫、农民、学生等，各界人士都包括在这种联合之内，没有阶级界限之分。［13］

毛泽东以设身处地的口吻述说了各阶层的苦难，而对学生之苦则最为激动：

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

在学校时，毛泽东就造过现已与之不存在联系的老师的反。现在，他要造社会的反。他信誓旦旦：“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必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

毛泽东的文章受到李大钊举办的《每周评论》的赞扬（“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14］）。这激励了长沙合作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艰难中形成。*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谈西方事务的文章笔力雄健，但有时也很怪异。他认为德国的“唯一出路”是与俄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成一个“共产共和国”。巴黎和会后，他讽刺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说：“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暗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样的稳固。”见LiJui，pp?郾109~110.另外，黄雨川在《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45页）中说，毛泽东当时并非像李锐所说，单独负责《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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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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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公开自己的观点中，毛泽东转入一新的开端。读书学习，在书页上写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众面前亮相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种行动，其言论将会造成后果。毛泽东不再只是探索周围的世界，而是在逐步改造这个世界。

军阀张敬尧查封左派刊物的习性，就像看门人在能源危机时熄灭灯火一样。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夜之间就把只出了五期的《湘江评论》扼杀了，它的主办者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在同一夜被取缔。

当时各种小型杂志多如飞雀，过眼即逝。毛泽东很快又入主《新湖南》杂志，这家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主办的杂志同样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因暑期人手短缺，故欢迎毛泽东去当编辑。该杂志创刊于6月，8月份由毛泽东接管，10月份便遭到了与《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但是它被查封之前引起国内左派的更多注意。

毛泽东的文章被长沙的主要报纸《大公报》采用，他作为政论家已享有一席之地。忽然间，当地发生了一起可以大做文章的新鲜事。

长沙有位赵女士准备出嫁，她不喜欢择她为妻的那个男人，但是四位老人———她的父亲是眼镜制造商、男方的父亲开古董商店———都极力促成这桩亲事。娶亲的那一天，赵女士穿上新娘的服装上了花轿。在往新郎家中的路上，她突然从裙子里拿出一把剪刀割破喉咙自杀了。［15］

悲剧发生不到两天，毛泽东写的《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就见报了。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八篇论述婚姻、家庭的压迫和旧社会的罪恶的文章。

如往常一样，毛泽东从自己的生活中挖掘社会罪恶的根源。

他谴责社会：“赵女士的自杀，完全是环境所决定。”毛泽东言辞掷地有声，“这种环境包括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独立，爱情的不能自由。”他把赵女士结婚的花轿称作“囚笼槛车”。

从这九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包办的婚姻对他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逆来顺受。“大男子主义”已被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以父亲般的口吻写下《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呼吁读者“振臂一呼”，砸碎迷信的枷锁。勇往直前早已是他的一条信念。“命定婚姻，大家都认作是一段美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错举。”

自此时起，毛泽东终生都持反对在任何条件下自杀的思想。“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像赵女士那样自杀不是对腐朽的旧社会的反抗，它实际上迎合并维护了即将灭亡的旧道德秩序。毛泽东写道：“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16］

毛泽东鞭挞了妇女贞节牌坊，这在当时给人印象极深：“你在哪里看见男子贞节牌坊吗？”这个几乎可以肯定还是童身的男子问道。接下来，他召集女学生走上街头说服家庭主妇抵制日货，争取各方支持反对军阀张敬尧的罢工。

毛泽东的思绪被新民学会的名称牵回。妇女运动只是造就新民的开端。不过毛泽东正在逐渐接近这样一个观念，即建立新社会应该是最终的目标。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与张敬尧的湖南政权处于冲突之中，至1919年12月引来了镇压。张敬尧的军队用刺刀和枪托驱赶在教育广场焚烧日货的人群。［17］深夜召开的筹划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写了一篇呼吁推翻亲日派军阀屠夫张敬尧的宣言。

13000名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宣言上签了字，长沙大罢工开始了，胜负要见分晓了。张敬尧没有被推翻——尽管他的统治动摇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头的人大祸临头。

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以逃避张敬尧的追捕——张敬尧现在对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以外的反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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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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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在武汉停留10天以后———毛泽东在这里对当地形势作了考察———这一行人到达北京，正好参加在湘乡会馆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反张集会。毛泽东带着一条标语来到会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他睡在没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镀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这里就是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

毛泽东的驱张计划并没有多大进展。北京的世界更广阔，所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大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的腐败；凡尔赛会议以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响；五四思想的传播。毛泽东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

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获是杨小姐。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圆脸庞，皮肤白皙。毛泽东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萌发对她的爱情，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深了。

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是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下的《偶感》。诗中表达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18］，这是杨教授不曾赞成的，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没有共同的居处。他们在毛泽东栖身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去温暖舒适的杨家。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游，在僻静处相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杨的结合是自由恋爱的结晶，这在旧中国是极为少见的。一年以后在长沙举行的结婚仪式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很少有人记在心中，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回忆不起这次婚礼的确切日子。

长沙的赵女士没能活着去光扬五四道德准则，而杨小姐的奋争使这种精神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体现。死去的赵女士使毛泽东满腔愤懑尽诉笔端，活着的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赵女士永离人间，杨开慧则在精神上给毛泽东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泽东在20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

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他热心搜读各种译成中文的有关材料）。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在中国1919年11月出现——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

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

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就像1790年法国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在同一位青年妇女的交谈中表现出他对新俄罗斯的热情。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19］

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不过，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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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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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克服落后，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五四英雄们的理想才能在社会中实现。

马克思主义绝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种疾病那样，只是从一种历史环境传播到另一种历史环境，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再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正是这样。自1919年他成为《新青年》的读者时，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在心中播种。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的吸收仅是毛泽东的思想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毛泽东谈起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使我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0］。这三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后两本书给予毛泽东的不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21］

不过，毛泽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从1920年夏天开始，他认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都从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中挤出去了。

毛泽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吞食马克思、脱胎换骨变成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继续从事湖南自治运动的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4月份离开北京，原因之一是他在这里并不能为湖南自治做些什么。

杨开慧自父亲死后便随母亲一起回到长沙。毛泽东暗中思量，一俟湖南政局稍安便抽时间与她相聚。

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详论自己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买了火车票起程去上海，脑子里装着一大堆未清理的想法。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1901年生，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毛泽东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家乡板仓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时年29岁。关山远隔的毛泽东闻讯痛苦莫名，悲愤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处境艰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每月的薪水是12块至15块钱。其中约要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毛泽东期望陈独秀在湖南问题上予以指导，但这位革命的教授手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关于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具体事宜。

那年春天，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传统斗士时说。毫无疑问，洗衣店的艰辛使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个词的意义何在。

毛泽东去码头向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阳光闪烁在黄波荡漾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装卸船货的号子和汽笛声。毛泽东身上穿着在自己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泛白的灰布长衫。

在起航之前，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的半淞园举行了会议。毛泽东讲了话，他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会议决定委派他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大家郑重地合影后，便沿着吴淞口岸慢慢走向法国货船。

有些女生随这伙人一起出发了。让女生参加这一运动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他曾对领着一帮女生的一位湖南朋友说：“外引一人，即多救一人。”［23］他对妇女的遭遇的同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旧中国的憎恨。

有位学生对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道：“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24］

毛泽东独自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船尾的四等舱。在他转身走回市内前，他高声喊道：“努力学习，拯救国家。”［25］

湖南的内战连续不断。但是到了1920年夏，战争以张敬尧败走和较为开明的谭延闿上台而结束。毛泽东在这种新的自由气氛下带着满腹政治计划回到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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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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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谭之命担任骚乱不已的第一师范校长的人恰巧是毛泽东过去的老师，这位教育家不久就聘任毛泽东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修业学校的主事。*主编《湘江评论》时，他曾在修业学校教过课。当蔡和森和其他湖南名人正在法国做工时，毛泽东无可争议地成为新民学会的领导人。

*毛泽东在学校的大门上写了一句口号：“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毛泽东年轻的时候》，载《工商日报》，柬埔寨，1967?鄄01?鄄13）毛泽东在编辑《湘江评论》时曾在这里代过课。当蔡和森和其他的湖南名流正在法国的工厂里忙碌时，毛泽东无可争议地成了新民学会的领导者。

修业小学的报酬丰厚，主事的职位且有一定的威望。毛泽东很快就显示出他不只有俭朴的一面。他与杨开慧住在清水塘附近的一幢房子里，这是一个财主建在花园中的住宅，宁静而雅致。租金每月12块，与他在上海洗衣店时的收入一样多，超过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收入的50%。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已跻身长沙上层社会。

1920年至1921年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趋于一致的时期，这给他的政治生活带来新的目标，也给他的亲属多少带来一些痛苦。

毛泽东把五四精神推向前进。他创办了青年图书馆，又（与其他人一起）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26］在回韶山的几周内，他给家乡传送了新文化的火炬，成立了一个教育促进会。他在湖南《通俗报》上撰文并担任编辑。这是一份半官方的教育报纸，毛泽东的朋友何叔衡任主编后，该报便转向左派。

在一位与他关系颇好的女同学———她也是杨教授最好的学生之一———的帮助下，毛泽东创办了文化书社［27］，在湖南传播左翼文化的种子。“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他在《文化书社缘起》中写道。

毛泽东在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以低租金租了三间房作文化书社社址，并从杨开慧的母亲那里得到经济上的资助。他甚至请擅长书法的军阀谭延闿为书社写招牌，出席开业仪式。在那个下午的开业典礼上，这两个冤家对头握手言欢。［28］

书社营业很好，不久就在其他城镇成立了七个分社。初期最畅销的书籍有（都是中文书刊）《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杂志有《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和《劳动界》。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主旨中增进了亲苏俄的内容。他和《通俗报》主编何叔衡一道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发起了赴俄勤工俭学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下，毛泽东试图组织劳工联合会。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这些建议从北京和上海通过信件传给他———他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他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共产党外围组织。*

*刘少奇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成员，后来去苏联的莫斯科远东劳动大学勤工俭学。这位勤奋的少年来自宁乡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比毛泽东晚五年毕业于第一师范。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时他们曾见过面，并谈论过勤工俭学问题。

1921年5月，何叔衡被省教育厅辞退，《通俗报》的激进分子也一齐被解雇。毛泽东聘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修业小学的教师。在反抗斗争中，如果说学生是中坚力量，那么小学教师则像一根红线把他们与那影响不断扩大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行营连在一起。

第一师范本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校内学生中招募新的追随者；靠学校的薪水维持少数学生领导人的生计；利用校友会宽敞的活动场所召集会议，并以文化书社的名义向每个与会者赠送10元钱作为礼物，还让年轻人方便地出入图书馆，犹如出入公共汽车站一样。第一师范对于毛泽东这个崭露头角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像一个大家庭。

毛泽东的家人也被吸收进来。毛泽东的父亲于1920年死于伤寒，终年52岁———此事毛泽东很少提起，除了说几乎没有人参加父亲的葬礼外［29］———毛泽东悄无声息地接过了父亲手中的一切。他安排二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让三弟泽覃在一个很好的中学读书，还把他继妹泽建送到附近衡阳市一所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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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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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人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像父亲一样时时把他们打发得团团转。

毛泽东已不再是孤身奋斗了。他和上海、北京和法国的同志保持通信联系。他在长沙这个不大不小的池塘中成了一条大鱼，在湖南各地他都有可靠的联系。他有自己的小家庭，妻子不久有了身孕。

毛泽东在1920年写的一系列文章主要都是赞成湖南自治问题的。［30］这是毛泽东最终要支持地方主义吗？是的。从其生气勃勃的文章中，可以照见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1920年，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的对于“湖南改造”的主张。

还在上海洗衣店干活的时候，他就与一位主办《天问》周刊的湖南活动分子和湖南改造促进会取得了联系。现在，谭延闿成了省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希望他能保证湖南的自治，“不引狼（北京政府）入室”。

毛泽东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是他以前的自由思想的延伸，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文章《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入）。他也没有为将来独立的湖南确立社会目标，仅仅是让湖南脱离压在背上的重负。

毛泽东对湖南自治问题的议论是对自己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的运用。他把“湖南以外的”地方都称为“外国”。他呼吁成立“二十七个小中国”，因为“大中国思想”是一种罪恶，阻碍了平民生活的“自然发展”。

诚然，毛泽东之所以赞成27个省都关起门来自治，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各省的小建设成功，一个更为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才会存在，“这正像美、德两国由分而合的道路”。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是激进的信奉国家民族至上的人来说，转而支持分省自治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他的一些左翼朋友也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错误。

他沉痛地写道：“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北京，同其软弱无能的“国民”政府（以及它严寒的冬天和对南方方言的歧视）一并受到毛泽东的抨击。

到1921年春，毛泽东已失去对湖南独立自治的热情。军阀的更迭也动摇了这种激进的理想。谭延闿在1920年9月被取代，新统治者赞成自治，但反对通过自治解放民众的任何意向。

数周后，毛泽东带头冲击省议会，把挂在考究的墙壁上的条幅、旗子扯了下来。他认识到了改良政治的局限，并要在现存政治结构之外组织活动。

1920年7月，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召开会议。这是与会会员的合影，其中有：向警予、萧三、蔡畅、蔡和森、萧瑜、罗学瓒、陈绍林、张昆第、葛健豪、欧阳泽、颜昌颐、李维汉。

萧瑜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彻夜长谈，泪眼相对，并发现彼此间存在鸿沟。毛泽东是亲苏俄派，萧瑜则不是。毛泽东赞成强权，萧瑜则担心这会危及个人自由。

毛泽东决心组织民众来夺取政权，萧瑜则仍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究。他对毛说：“像刘邦和项羽（汉朝的两位政敌）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在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简单地反驳道：“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31］新民学会兄弟般的团结自此成为过去。

1921年初的一个大雪天，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了三天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变革”的目标，反对“改良”。他赞成采用俄式的革命方法，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的改良方法。

从法国归来的大部分人反对他的观点，一些继续留法的人也写信反对这一观点。他似乎遭受了挫折，所以他在会上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赢得了自己斗争的胜利。他转移了自己的基地，他把和自己观点类似的会员拉进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视新民学会如敝屣。

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经分裂成两派，这一结果使毛泽东与萧瑜分手。1919年在《新青年》上的论战已经为他们作了总结：“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知识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体问题，还是在一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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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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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教授为首的五四自由派坚持研究具体问题而远离政治生活，李大钊教授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则信守“主义”。毛泽东无疑站在“主义”一边*，他希望发生分化。如果把五四传统与某一具体思想形态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会产生分裂的话，这种分裂是件大好事。

*胡适避谈思想意识问题，要求成立“好人政府”。这与毛泽东曾想要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组成政府时所持的理想的折中主义何等相似。———译注

另一种分化已迫在眉睫。在1920年，无政府主义乘时而“入”。一些敏感、笃信绝对自由的年轻人组成了自己的组织：湖南诗雨社、健学会、青年会和（最有影响的）劳工会。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信条非常了解，1918年至1919年在北京时他曾为之倾倒，可现在他心中的马克思已经驱逐了克鲁泡特金，他狠命地与劳工会展开斗争。

毛泽东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类马列主义的书籍为武器，抨击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迷惑对方，嘲笑无政府主义者要“在24小时之内废除国家”的蠢举妄动。每当从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一人，毛泽东就把他引荐到组织严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来。

在北京时的孤独和被人疏远，使毛泽东倾向于接受无政府主义。现在，他正作为长沙左派力量的主要带头人大踏步地朝前迈进，并把无政府主义视为令人难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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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船北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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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夏，毛泽东乘船北上。这次旅行是他在长沙10个月的组织活动的最高峰。作为准备阶段，起先是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研究会以吸收有才干者，然后是新民学会的分化，接着是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现在，重要的新步骤到来了。

在此前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收到了数省共产主义小组织在联络地上海和北京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来的很多指示。他在1920年9月曾秘密地去过上海这个港口城市参加计划会议。

现在，毛泽东作为湖南两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再次返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湖南的两位代表都是教师，另外还有来自其他五个省及（留学）日本的11名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大会，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非常凑巧的是，在至汉口的船上毛泽东正好与萧瑜同舱。作为朋友，他们争议到深夜，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研读《资本主义制度概论》。坚固的友谊能战胜判断力吗？似乎更多的是大量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习惯仍保留在毛泽东的内心。*

*同样奇怪的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的上海之行使长沙的一些激进分子感到“很突然”，———是否湖南代表人选事宜曾发生过争执？

13位代表汗流浃背地来到上海的法租界，住进在博文女校已经订好的房间（学校暑期放假）。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26岁———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工人或农民。几乎所有人的出身都要高于毛泽东。

会议于7月中旬在望志路一栋装有黑漆大门的灰红色房子里举行。这栋房子外表平平，底层没有窗户，是上海一位代表的长兄的居所。全体代表———包括两名来自共产国际的俄国特使———围坐在起居室桌旁，桌上放着茶杯和文件。

毛泽东当时27岁。他颇为慎言，眼睑下有一圈黑晕。作为代表，他穿着土布长衫像是一位来自湖南乡下的道士。

有人记得毛泽东在发言时不停在耸肩。他那好斗的特性给人留下印象。“他在讲话时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对方上钩，使与之辩论的一方无意之中自相矛盾。然后，他发出一阵笑声。”［33］这会惹火那些认为有重要问题要谈的人。

毛泽东常常不修边幅。“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34］，一位同僚回忆道。在饭店吃饭时，他用袖子擦去洒在桌上的食物和酒。他常常穿鞋不穿袜子，或是让袜子耷拉在鞋面上（他的这种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令人十分激动的一周，他一直渴望大会的召开。他在着手湖南自治运动时曾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35］现在他相信这种运动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而他正与两名布尔什维克同志，共产国际的马林和远东书记处书记尼科尔斯基同桌而坐。

参加会议的13位代表虽然各有不同的考虑，但终归都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巨大激发。如果没有俄国的影响和帮助，这种会议是不可能在1921年举行的。

但是，长沙的情况不同于整个中国，更不用说莫斯科了。党的核心提出的思想是否与毛泽东这位地方政治家的方案不谋而合呢？

有迹象表明，湖南代表问题似乎成了会议的关注点。会议认定毛泽东的伙伴何叔衡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资格充当代表。毛泽东不愿伤害湖南老乡的自尊心，于是找个借口让何返回长沙，说长沙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何去亲自处理。*

*作者的这段资料来源于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事实上，何叔衡作为“一大”代表始终参加了会议。包惠僧说：“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译注

会议的气氛低沉，代表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亲历一重大历史事件。炎热的气候使人疲惫不堪。一些代表感到头昏脑涨，而更多的人则有意见冲突。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是这次散漫的会议上的活跃人物（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对这次会议谈得惊人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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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船北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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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虎头蛇尾？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李大钊教授（当时仍在北京）和陈独秀教授（当时在广州）都没有出席。

无论如何，这些代表不是经过考验、有共同信念的团体。其中一位代表不是住在女校而是住在豪华的东方大酒店，并且花很多时间和精力陪他漂亮的妻子逛商店购物。

这13名代表也无法完全自主。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以及缺席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决定的。

在客厅桌子旁的代表们所发表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想法并不十分吻合，这尤其使毛泽东不悦。

两条路线正在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且得到了富有才能的张国焘（他的故乡就在韶山的另一边）的支持：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不与孙中山那遍布全国的国民党发生联系。

不赞成该路线的是渐进派。他们认为需要一个民众教育时期，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事业，可以和孙中山合作。

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样想的？谁充当组织领导者？采取温和的方法还是激烈的方法？毛泽东对这两派并非一无所知。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坚定支持任何一方呢？

原因很简单，他当时心态复杂，漫无头绪。俄国模式是他新的热情所在，但由于他以前存在的信念根深蒂固，这种热情又很不稳固。在长沙反击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他更加信仰俄式的社会主义，并满腔热情地加紧建立政党。但到了上海，他新近形成的信条似乎有些动摇。

湖南的同志———全国57名共产主义者中长沙有16人———理解莫斯科的精神吗？这种新的观点在韶山行得通吗？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天，会场发现有可疑的来访者。法租界侦探已在侦查这次会议。代表们决定转移到上海南边不远的风景胜地去，于是会议在南湖的一只租来的游船上继续举行。

萧瑜当时正取道上海回法国。奇怪的是他与毛泽东乘一列火车抵达南湖（萧说这是毛的建议）。所有的会议代表同乘这列火车，但没有坐在一起。毛和萧闲聊，到南湖后同住一个房间。放好行李后，毛仍然力劝萧参加会议。

会议在游船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16米长的游船飘荡在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

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没洗澡。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用长沙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萧说。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36］

毛泽东对萧瑜预见道：“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37］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话，萧瑜当时也没有多深印象，他担心独裁主义会步尘而来。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过了整整一天。

然而他们争了起来，萧瑜羡慕山水的壮丽，毛泽东打断他说：“这是罪恶产生之地，多少人用他们的金钱来干可耻勾当。”他们在杭州只住了一夜。

毛泽东不久就回到长沙，担任襁褓中的共产党的湘区区委书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萧瑜。

毛泽东从一个孤独的山村走出来，现在竟能够承担以震撼世界的俄国革命命名的国际革命学说的责任。他以激奋心态置身于同西方思想的遭遇中，这种西方思想已部分构成他要求掌握社会变迁知识的初始阶段。无政府主义思想曾在1919年强烈地影响着他。在这思想形成的年代，博采众长对于他陶冶他那钢铁般意志的个性具有很高价值。确实，在1917年至1918年间，他似乎是个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后，他开始远离自上而下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的鼓动做法，最终转变到依赖下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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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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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iaoSan，p.61.

［2］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8页。

［3］RS，p.151.

［4］Ibid，p.150.

［5］Ibid，p.150.

［6］Ibid.，p.151.关于毛泽东当时在北京的窘境见《问题与研究》，台北，1973（12），74页。

［7］Ibid.，p.149.

［8］Ibid.，p.152.

［9］作为杨教授的学生，毛泽东在一则笔记中写道，他完全赞成宋代兄弟哲学家“二程”的观点，“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见LiJui，p.27，Road，l，p.18.

［10］CB900，p.23.

［11］周世钊：《工人日报》，1959-04-20。

［12］MaoJi，I，pp.57ff.

［13］Ibid.，pp.61~62.

［14］《工人日报》，1959-04-20.

［15］赵女士事件，见《湖南历史资料》，1959（8）；Witke：CQ31；《工人日报》，1959-04-20；Thought，p.334；“囚笼槛车”一词引自LiJui，p.121.

［16］这9篇文章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像《民众的大联合》一样，它们没有收入作为毛主席智慧结晶的《毛泽东选集》。

［17］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详见周世钊的文章，载《光辉的五四》，57页。

［18］原文有误。毛泽东、杨开慧于1920年冬在长沙正式结合，婚礼极简。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10月24日。———译注

［19］《文汇报》，香港，1957-11-20。

［20］RS，p.155.

［21］至少列宁曾长期把考茨基列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柯卡普的大杂烩式的书亦不成体统。

［22］RS，p.155.

［23］《五四时期诗刊介绍》，第1卷，155页，北京，1959。

［24］《解放军文艺》，36期。

［25］Thought，p.18.

［26］毛泽东通过其以前的老师等在长沙从事活动的情况，见萨福尔（Shaffer）即将出版的《毛泽东与湖南劳工运动》，55、56、246~248页。

［27］萧子升：《明报月刊》，香港，1968（8）、（10）。

［28］毛泽东还办了一个弹棉花的作坊，希望能为左派事业筹集一些资金，但生意不佳。见LiJui，p.156.

［2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4-08-18，1969。

［30］AnalyzedtheminCQ，68；quotationsfrompp.771，775，770ofCQ；textsinRoad，1，pp.546~553；“Judgedmistaken，”fromLiJui，p.138.

［31］XiaoYu，p.249.

［32］《新青年》，1919年第12期，及以后各期。

［33］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回忆录），第一卷，140、141页。

［34］李昂（音译）：《红色舞台》，98页。

［35］CQ，68，p.771.

［36］XiaoYu，p.256.

［37］lbid.，p.258.

*组织（1921—1927）

一切都变了样，但热闹了一下又都恢复如常。上海的一次会议并不能就此动摇长沙的政治模式，也不能让毛泽东放弃他喜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有了新的任务，但他仍是沿着熟悉的五四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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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任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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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变了样，但热闹了一下又都恢复如常。上海的一次会议并不能就此动摇长沙的政治模式，也不能让毛泽东放弃他喜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有了新的任务，但他仍是沿着熟悉的五四道路前进。

毛泽东是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不过没有多少事要负责。他还可以做自己的事，诸如边教书边从事组织活动。他试图把共产主义这杯新酒倒进湖南这只试瓶中。

他的活动仍集中在长沙。1921年至1923年间，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长沙的《大公报》上，而不是在党的刊物或全国性的刊物上。1921年至1922年的文章全都受着五四精神的启迪。毛泽东甚至还没有烧掉他与无政府主义联系的桥梁。

他在第一师范的关系网仍然存在，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没有停止在附小的教学工作。在第一师范的支持下，他开办了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黑铅厂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路工人。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1］

毛泽东还办了“补习班”，为那些想学算术和语文的18岁以上的农村青年补习文化，这使乡下的泥腿子第一次走进了第一师范宽敞的讲厅。他们皮肤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味，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烧饼和油饼。

有些人试图把这些鱼从第一师范的池塘中赶出去，毛泽东一面尽力说服母校校长，一面当众以不屑的口吻说服饰和饮食习惯只是“小节”。他软硬兼施的策略使人难以招架，这使他能把补习班继续办下去。

在毛泽东的教育工程园地中，最为出色的是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它于1921年秋季在“船山学社”成立。在办校的两年多时间里，学生最多时达200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是其中的一个。毛泽东把新民学会的朋友请来讲课，杨开慧也曾助一臂之力。

传播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其目的之一。学校出版了言辞甚激的小型月刊《新时代》，毛泽东在上面发表了自己两篇首次带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文章：《观念史观批判》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2］毛泽东解释说，这份刊物不像普通校刊那样的“文字的杂货店”，它将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3］这位年轻的组织者在努力使自己靠近既定之规。

然而，毛泽东仍然首先是教员，其次才是理论家，他相信教育会提高“老百姓”———中文里用来表示普通民众的词———的素质。作为教师他是认真的。

在20年代早期，毛泽东写的文章最有趣的要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8月，1923年初被上海的一家重要刊物《东方杂志》转载。文章中，毛泽东区分了书院与学校。学校的坏处是“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强烈不满，便创造出“学阀”一词。中文的“学阀”由“军阀”一词套用而来。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在毛泽东的学校，入学者无须考试，但要求“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学校授课很少，宗旨是自己“阅读和思考”。学习过程成了一个集体寻找光明的过程，毛泽东勉励学生刻苦钻研。中国历史是自修大学的主要课程。［4］

正如该校利用古雅建筑作校舍一样，它亦从传统教育中借鉴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说他要把三件好的东西结成一体：旧式书院的寻根索源的研究方法，现代学校的崭新教学内容，培养健全人格的常规体制。

学校获得了成功，然而只有少数精英才知道学校的真正目的。湘区党组织从历史［5］、地理和哲学各班吸收了许多新成员。但是，很多“老百姓”发现读书太多太难懂。

20年代早期的手工工人能够并愿意上夜校学习世界史，那绝不是一般的人，毛泽东迄时为止还没有接触普通群众。

从某个方面来说，上海的会议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他比以前更加注意劳工运动了。

1922年中国劳工运动高涨，一小股共产党人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未来的潮流。马克思发现了工业无产阶级，它在东方的信仰者也步尘而至。毛泽东尽管有所怀疑，但他还是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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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任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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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上海回来时戴了两顶帽子：湘区区委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劳工运动是当时中共的重点所在，安源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战场。

位于湖南东部的安源是一座偏僻小镇，但那里有一个大型煤矿，1898年起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在那里开采。它拥有大批的煤矿工人，因此成了姗姗来迟的中国工业革命的最早立脚点之一。［6］

20世纪60年代有一幅油画，画的是年轻的毛泽东顶着密布的浓云无畏地向前迈进，去发动安源的矿工。［7］画中的毛泽东比真人还要大，他穿着白长衫，仪态庄严，看上去像一位牧师准备给不信教者带去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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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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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后，各地相继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他领导的中共湖南支部，遵照中央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领导工人运动方面。1921年12月，他首次到安源路矿考察。这是刘春华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从1921年底到1923年初，毛泽东四次到安源，实际情况并不全如油画上所表现的。在安源的这项工作是尝试性的，也是艰难的。有些工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毛泽东也不是唯一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确穿着白长衫，沿着铁路步行到安源，但他一看到这座小城就脱了长衫。安源很脏。12000名矿工工作条件恶劣，每天15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使人累得麻木。在方圆四英里的范围内有24座基督教堂，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医疗所为6000名工人服务。这里是狄更斯笔下情景的再现，丝毫没有受到五四精神的触动。

毛泽东总是深入基层，他住在矿工家里，察看矿井，勤做记录。

当他走进屋子与工人交谈时，矿工们全体站起。工人们的这种敬重并不利于着手工作。社会隔膜的存在使毛泽东在精神上感到苦恼，难道他已不再是大地的儿子而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莫斯科的真理守护者？但是毛泽东并不灰心。他和弟弟毛泽民一起第二次到安源。这一次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破旧的上衣，脚上是草鞋，看来土气多了。

在1921年12月的几周时间内，他们两人住在一家客店里。在每个大雾弥天的清早，他们都外出说服矿工。“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毛泽东不停地对着这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惫无神的眼睛说。

他在安源的主题是要反对天命论。

一个共产党小组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当然还有工人夜校都建立起来了。夜校办得不成功，毛泽东不久就取消了夜校，代之为工人子弟办了一所很顶用的日校。

毛泽东会用简明形象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8］他这种教学方法或许会让杨教授摇头，但倒是个好的教学方法。

1922年9月，当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安源时，这里已是山雨欲来。这部分是因为矿工的悲惨遭遇，他们不被当作人看待；部分因为来自长沙的知识分子的成功煽动。

毛泽东是负责人，但他并不是主要的操持者。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李立三。他即是对毛泽东1917年的征友启示没有明确表态的那“半个”应征者。直到1921年，他还在法国勤工俭学。

另外一个人物是出身于财主家庭并曾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刘少奇。在1922年秋那次成功的安源罢工中，刘少奇是一位英雄。这次罢工使安源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一面旗帜，并促成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诞生。毛泽东被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刘少奇则在毛的桂冠上加上了漂亮的羽毛。［9］

安源的工人运动使人印象至深，其发展颇为异常。4亿多人口的中国只有200万产业工人，安源工人俱乐部犹如沙漠孤堡。“工人万岁”，毛泽东带到安源的这一口号在1922年的中国听者藐藐。

安源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大约有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人俱乐部。五一节举行了庞大游行，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都有庆祝活动。

安源成为一块基地，共产国际暖在心里（安源确被戏称为“小莫斯科”）。这里看上去似乎成了对所谓的世界革命有示范作用的前哨阵地。但是它将把世界引向何处？矿工们赢得了较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下一步怎么办？

1922年，毛泽东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不过团体请愿书、信件、公报除外。他忙着建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清水塘现在成了他的办公室。这里是湘区区委所在地，也是长沙左翼分子的会所。周围是共产党人用以掩人耳目的菜地，从这所低矮的房子的窗户透出的灯光，常常亮到黎明时分。

毛泽东试图兼顾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他不像有些共产党人乐意的那样，终日埋头于文件和会议之中。他和杨开慧从清水塘搬到部分由自修大学使用的一所房间，这里比较舒适。毛泽东的岳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她自己有一间中意的房子。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意为英雄的河岸）生于1922年。温馨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繁忙紧张的工作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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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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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2年又发生了变故，不知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毛泽东希望离办公室近一些，他们又搬回清水塘居住。

毛泽东和杨开慧在清水塘的住所。清水塘地处长沙市郊小吴门外，因为环境比较僻静，所以挑选来作湖南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机关。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这里住了两年半时间，这也是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一段难得的温馨岁月。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6000名泥木工人的罢工（他们抱怨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他穿着粗布衣衫装扮成工人，吹着口哨指挥工人呼口号。［10］他还领着一批人在晚饭时分冲进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工人看看两者在饭食上的差距。

省长的随员怀疑毛泽东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便盘问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却巧妙地把话头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1921年11月，毛泽东曾与当时途经长沙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会晤（他以后没有提起过）。［11］毛泽东帮助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成员包括石匠、理发匠、纺织工、裁缝和排字工等各行业工人。毛泽东南下到衡阳，在第三师范建立了党组织，他的继妹为他这种工作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参加了排字工人的罢工，他们反对毛泽东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大公报》。这次罢工可能损害了他与编辑部的关系，此后，他很少或再也没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12］

对长沙9000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毛泽东关心尤切。他拿出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罢工，要求该市总共3100辆人力车的大小车主降低车租，并取得了胜利。在给人力车夫上课的夜校课堂上，毛泽东又采取了新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先写一个“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合起来就是“工人”。毛泽东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字。他进一步解释，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13］

有些车夫具备了入党条件，毛泽东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一个接一个地前来旗下，举起右手随毛泽东宣誓：“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喜悦的神色在眼中闪现，毛泽东给每位新党员一份证书和一些学习文件。

乾坤逆转，天翻地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从来都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现在却成了自认为是历史前进动力的政党的成员。人们会说，这是从贫民窟提出来的权利要求。

此后不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北京与几位有教养的中国人共进晚餐。酒过三巡，一位上层人士宣称：“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才发明这阶级观念。我的车夫拉着我走在大街上，我们可以像老朋友一样谈笑。”史沫特莱惊讶地问：“假如是你拉着他走在大街上，或者说他不愿意干时，你们还能成为朋友吗？”［14］

20年代的北京对毛泽东一无所知，然而史沫特莱早已不知疲倦地参与了毛泽东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在发明阶级。这是有效的发明，它表明人力车夫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成为历史之物。

1922年4月，毛泽东到杭州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他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又并非完全如此。参加杭州会议的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忆说：“扮演主角的与会者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和另外一位非常能干的湖南学生，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15］毛泽东当时名声赫赫，但仍是一隅之士。

1923年，湖南的劳工运动进入了关键时期。一方面它处于全盛阶段，在中国最强大。毛泽东让李立三、刘少奇和他的有经济头脑的弟弟毛泽民留在安源继续开展工作。他自己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撒革命种子。

他组织工会，发动了多达十几次的罢工，还不时地在各地暗中发展党组织。工作正大踏步地朝前迈进。两年的时间，湖南就有了20多个工会组织和50000多名会员。尽管发展党员条件甚严甚慎，但湖南的党员人数从1921年年中的10人，一年后猛增到123人。在每一个工会成立之际，毛泽东总是设法把一名党员安插进去任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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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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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劳工运动缺乏民众基础，铁路上发生的危机说明了这一点。

像大多数产业一样，铁路大部分由外国资本把持，反帝情绪加剧了工人的反抗心理。铁路工人最为先进。在华北，铁路成了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根据上海的指示，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粤汉铁路。中国共产党认为它———与安源煤矿一样———可以成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

毛泽东依照安源模式行动。在长沙的新河车站，他工作做到了家，进展很顺利。他在茶馆举行会议，有时邀请铁路工人到清水塘他的家里彻夜讨论罢工计划。

在北边的岳州，毛泽东的工作因为某些原因收效不大。“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16］，这句响亮的口号也没有能带来多大的成功。一场罢工在1922年9月被发动起来，列车像死蛇一样躺在停车场里。毛泽东还特地安排了从其他工会和城市发来的支持罢工者的声援电报。但是，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北洋军阀马上把军队调向岳州镇压工人。工人损失惨重，鲜血染红了铁轨。

虽然进行了反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军阀最终控制了局面。到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运动被彻底镇压下去了，湖南的统治者取缔了工会。无产者的革命看起来遥不可及。

1921年至1923年的斗争阶段似乎很快结束了。1923年4月，毛泽东逃离长沙，以免作为“过激派”而遭逮捕*。［17］

*很多年之后，当时的湖南省长在台湾接受采访。在问及他当时为什么没有乘机杀掉毛泽东时，他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大了。”

毛泽东没有带杨开慧一起出走，她又怀孕了，由她的母亲来照顾。过去的两年，是毛泽东和他的第一位自由恋爱的妻子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

当他潜入乡下时，毛泽东有很多问题要思考。城市工人的革命是否真的已经在即？如果不是，还能说中国共产党总是英明的吗？

党在城市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党的总书记还是陈独秀教授，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看不到农村道路的希望。那些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如李立三、刘少奇等也没有认识到亚洲的革命应该与欧洲的革命有所不同。

然而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不足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也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组织。很多活跃的工会会员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意思。

再说，军阀手中有枪，公然蔑视他们差不多是自取灭亡，劝导他们看来也是无济于事———毛泽东在1922年12月曾与湖南省长据理力争过。

毛泽东没有参加1922年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耐人寻味。当代表们在一起开会时，他早已在上海。他解释过：“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18］很难相信在偌大一个上海他竟没有一点关系。看来在1922年夏天毛泽东并未完全致力于党的活动。

他的热情似乎受到压抑。劳动工会曾是他的生命，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写作，丢掉了在小学的教师职位，而且不得不逃离长沙。

然而，城市的组织工作并不能发挥毛泽东的全部能力。他从没在矿井或工厂干过活，他熟悉土地却不了解机器或工业生产。他也没有去过欧洲，而那里的无产阶级通过起义掀起的世界革命异常活跃。

由于某种原因，毛泽东不是太适应劳工运动，不像张国焘（一个地主的儿子，会讲英语），李立三（曾留学法国）或刘少奇（曾留学苏联）那样得心应手。

他不像刘少奇那样相信产业组织的发展好像受引力作用那样自然导入社会主义之门。

工资与劳动时间问题没有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至少不像长沙那位新娘自杀或他父亲对佃户的贪婪那样使他深感震动。

排外倾向使毛泽东受阻。俄国顾问总是很时髦的，但新中国能这样建立起来吗？在共产国际的日程表上简单地勾出几条，可爱的中国的一土一石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改变吗？

应着手找到同盟军，毛泽东知道这一点。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已经表明了他希望广泛联合的意愿。但在1919年毛泽东还是自由地写作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到1923年他已成为纪律严明的队伍中的一员。这一组织的领袖比他更有能力，它的总部在800英里之外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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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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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1921—1922年的政策也正在重新考虑。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的路线是偏执的，57名党员的力量也过于弱小，莫斯科认为“一大”路线过于自大。

生于荷兰的布尔什维克传销员马林试图遵照共产国际指示改变这个局面。然而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认真对待马林的意见，实际上路线并没有改变。不久，广州发生的事件给马林以发难的理由。

自1917年起就任广州政府首脑的孙中山被军阀赶出了他的根据地。这位气质特异、热情满腔、性情无常的人物正处穷途。西方国家从未支持过他，军阀转而反对他。这时，莫斯科向他伸出了援手。

1923年1月，一桩政治联姻促成了。孙中山在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协议。中国共产党将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存在。但是，“国民革命”———挂在共产党嘴边的新词———的组织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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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大联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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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莫斯科对此很满意，这是共产国际把自己的标签贴在中国革命身上所获得的第一次成功。可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是人人都满意。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新阶段的开始，他在韶山认真地思考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上海。他住在党组织提供的一间屋子里，周围是外国租界（比较好听的名称是国际租界）喧嚣的商业区，他给他的同事递交了一份湖南工作的报告。

1923年夏，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中国共产党要在这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19］他很快就成为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的热心支持者。

这座南方城市使他眼界大开，这里有外国人，有地处内地的湖南所没有的通商口岸。它的喧闹对这位举止有度的湖南人是一种震荡。毛泽东在广州方言的包围中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这座城市毕竟位于江南。广州的气候、饮食和习惯要比北京更适合这位湖南人的口味。毛泽东和广州人一样穿着木屐穿街过巷。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心于同国民党的合作？［20］毛泽东一直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于正在出现的孙中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这种三角联盟，反帝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唯一能把三者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反抗外侮，毛泽东也倾向于中国各阶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预见性的策略。但张国焘不大赞成，他认为：“在这种特别场合，毛泽东关注的是农民运动。”张国焘记得毛泽东这样提出：“在湖南工人没几个，甚至比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要少，农民漫山遍野都是。”

大会表决是否要把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时，毛泽东起初投票反对，难道要把这些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工会组织拱手交给只知纸上谈兵的外来权威？

但当大多数人转向另一条道时，毛泽东也改变了自己的调子。他要与大家一致，他不得不如此。从长沙这块根据地出来以后，他要在全国性的共产党网络中开辟自己的道路。

大会选举他为14名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使他取代极左主义分子张国焘而成为组织部长。因这一工作，他的基地迁到了上海。1923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党的全国性刊物《向导》上而不是在湖南的刊物上。

毛泽东现在成了全国性组织中的一员，在长沙教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他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工作。他清点行装搬出了清水塘，至少在半年内再也不需在湖南居住了。

但是，他与湖南的两种重要联系依然存在。韶山在他的心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杨开慧也没有离开长沙。1923年底，毛泽东从信中得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了人世，便商量为儿子取名“岸青”（意即明媚的岸边）。但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阴影。在离开长沙时毛泽东给妻子写了一首词，“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词的最后写道：“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贺新郎·别友》手迹。

1924年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都住在上海。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帝国主义势力像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小贩的沿街叫卖声一样无处不在。

一天，毛泽东邂逅一位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同学。毛泽东穿的是褪了色的旧式中国长衫和草鞋，这位同学则是西装革履。“你最好换一下衣服，”毛泽东轻蔑地说。这位同学迷惑不解。毛泽东继续说，“我带你去看看就明白了。”［21］

他和这位朋友一起沿着码头走到黄浦公园。公园的大铁门上是一块写着公园管理规章的牌子，其中一条是禁止折花，另一条是说不许狗进入，第三条则说：“除苦力外，华人不许入内。”

毛泽东与这位勤工俭学归来的朋友之间的鸿沟一直没有填平。在内地长大的毛泽东，在这个通商口岸不能习惯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卑躬屈膝。

这年的冬季，毛泽东再次南下广州，这次是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一度苦恼的孙中山现在成了亲俄分子。在会议期间及在会后，毛泽东比以前都更热心地为国民党工作。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派别以外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在会上，毛泽东发言为孙中山的含糊的，且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民主义”进行辩护。他是被选进国民党权力机构中的10名共产党人之一。同时还与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一起，选入由19人组成的国民党新党章审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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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大联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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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它的前身是同盟会。但是，在根据孙、越的联合宣言进行重组以后，它才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

在上海的国民党机构中，毛泽东被委以重要职务。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了国民党驻上海分部的组织部长。1924年早春，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回到上海。他分别处理两个党的组织文件。在被驱出湖南以后，他已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日子里，他感到志得意满。

毛泽东有了新的工作伙伴，其中有米哈尔·鲍罗廷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顾问团。

1923年到中国工作时，鲍罗廷还不到40岁，但是他认识列宁，而且声望较高。在统一战线中，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顾问。来访者需要出示一个系着金链、上面绘有国民党党旗的珐琅徽章，才能进入他在广州市区的别墅。

鲍罗廷身材魁梧，一头柔和的棕色长发，络腮胡子。他穿中山装，着高筒靴，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踱着步。他不会说汉语，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美国妻子是布斯特·基顿的亲戚）。［22］

在广州，毛泽东有时与这位嗜烟如命、讲话喜欢打手势的俄国人交谈。他认真地听着那些精心构思的理论和苏联的建议。但是，他与鲍罗廷的世界观相去甚远，以至这位侃侃而谈的布尔什维克所讲的一切都不能打动他。［23］

很少有俄国人能讲汉语，他们对中国也不是十分了解。的确，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火花，但这些凡胎肉眼的使者能完成传播革命的任务吗？

如果说毛泽东和李立三一样对共产国际的“传教士”并不感到敬畏的话，他也和张国焘一样不与他们作对。他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活泼的年轻顾问保持超然的态度。当时在广州的另一位亚洲马克思主义者受鲍罗廷的影响很深。这位穿着欧式亚麻布制服、单薄而患有结核病的青年经常出入于鲍罗廷的别墅。他被法属印度支那赶了出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他提供了避难所。这个人叫胡志明。［24］

毛泽东还同一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相识。他在广州曾与孙中山匆匆见过一面。孙中山这位曾是少年毛泽东眼中的英雄，现已是风烛残年，且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抱怨地说。［25］

在上海，毛泽东见得较多的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是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两人都是能干且健谈的政治家。毛泽东同他们比起来显得有些土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汪精卫和胡汉民都自高自大，夸夸其谈，他们两人（加上当时在广州的军事将领蒋介石）都有可能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他们也谈论“国民革命”，但如果这些人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真不知会新在何处。

如果说毛泽东还疑虑的话，那么整个共产党的组织也是如此。

陈独秀教授同国民党的关系看起来不是那么密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也曾是对毛泽东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仍保持着坦率诚实的形象，这在俄国人，在国民党那些崇尚虚荣的人中是少有的。但是毛泽东不明白的是：陈独秀反对传统观念的锋芒到底何在。

有一个细节含义很深：陈独秀西装革履，毛泽东则身穿粗布中式长衫。

国共合作时期的毛泽东。中共“三大”后，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始参与筹备国共合作事宜。

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月份在上海开会时，毛泽东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出席。张国焘以不满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26］当时，毛泽东似乎正在回湖南的路上，中途在安源煤矿作了停留。

与此同时，毛泽东绝口不提他心中的疑虑，国民党的工作吸引着他。毛泽东对国民党的事业是如此卖力，以至李立三嘲讽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国民党在2月份采取的一个步骤尤合毛泽东的心意，这就是成立了农民部。中国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使毛泽东更有理由热衷于统一战线。农民部成立后要做的工作很多，毛泽东走上了一条新的重要道路。

1924年，毛泽东到过香港一趟。他和张国焘因为劳动工会的事前往这个毗邻广东的英国管理的岛屿。他们从上海乘船经过碧波荡漾的南中国海时，一伙流氓把毛泽东和张国焘逼到甲板上的一个角落后，手中挥着刀子要钱。毛泽东不愿屈服而想较量一番（这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好斗性格）。张国焘则劝说毛泽东不值得为几个小钱拼上一命，由于力量悬殊，加上别人劝解，张国焘才劝住了他那火暴脾气的湖南同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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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大联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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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政治上没有张国焘那样左，但当个人受到挑战时他比张国焘更容易发火。

在1923—1924年间，毛泽东写下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生活道路。他在共产党的喉舌刊物《向导》上发表过几篇谈论时政的短文，文章言辞犀利，但缺少理论分析。

在1923年的文章中有两点很突出。毛泽东把商人看作是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人们会问，他在湖南工团联合会工作的弟弟对此不知有何感想？他一直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在《论纸烟税》这篇文章中，他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如果我们的外国主子放个屁，那也是非常香的。”他在文章中讥讽道。

*MaoJiI，p.98。毛泽东对农民作演讲时，为了得到最强烈的效果，他总是高呼“打倒洋奴才”，而不是“打倒帝国主义”。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248页。

但是这些文章没有挖掘出历史根源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也没有涉及解放的主题，机关工作使他越来越注意细节问题，而不是如何成为一名解放者。

然而，这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毛泽东一直认为人民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商人才有资格成为革命的力量（此乃毛泽东之希望所系）。

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终归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别的变故的话，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可能是走向“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一步，从而可能使中国复生。

农民问题犹如天边的云，它在五四的主题中未占一席之地。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对此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注意。直到1924年，似乎还没有一位农民是中共党员。当时之世没有人认为农民有革命的能力。

毛泽东已经在城市度过了14年，他一直在学生和工人中间活动。作为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差不多已经抹去了身上的乡村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励毛泽东去考虑农民问题。

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产生的第一个迹象是毛泽东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他督促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他甚至引用中国历史来说明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而不是谈论苏联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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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组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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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旋涡过后又是一片宁静。当时唯一的农民组织是彭湃创建的。彭湃是地主的儿子，他改变自己的立场为贫苦的农民而斗争。他在广东东部发起成立了农会。农运工作进展顺利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设的农民部部长。在他的指导下，1924年7月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在中国历史上———或许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第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的学校。

彭湃是先驱者，但毛泽东是彭湃所寻求同事中的第一个可共事的人，能施以援手。1924年8月，受彭湃的邀请，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第一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讲习所也更影响了他。他的光临带来一个新的开端，从此较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回到上海后，毛泽东的工作不是很顺利。毛泽东在广州与彭湃的合作使他意识到，自己在上海机关里的做法有些不对头。

日常工作方式是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像其他人那样满足于从文件上了解世界，他不愿墨守成规。有些人常抱怨他的不守纪律，旅途中常常一个人溜走。但这只是一种征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李立三等人嘲笑毛泽东过分热心国民党的工作，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当孙中山处于肝癌晚期时，风暴乍起。明眼人不难看出，派系复杂、暗怀戒心的国民党人正在策划反共。

然而，毛泽东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28］。在1924年夏他仍然这样坚持。共产党中很少有人同意他的意见。

毛泽东感受到了压力。他失眠了———这是不常有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更加孤立，到1924年底，他离开了共产党总部。同时，他再也不是可以信赖的连接国共两党的桥梁了。

1924年2月回到上海后，毛泽东在这一年中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1925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国民党的新刊物《政治周报》上，当时他被指定为这个刊物的编辑。

毛泽东虽然在上海，但没有参加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倾向注重城市工作，同时还有对国民党的疑虑。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农民”一词在每次提到时都与“工人”一词用连字号连接起来，好像农民不能够独立存在。

会议结果对毛泽东来说是例行公事，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精疲力竭，陷入了困境。在自传中他掩饰了这种紧张，甚至连第四次代表大会都不提。他这样淡淡地对斯诺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29］

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这种技巧使他终生受益。如果说他能够受一时的感情驱使而冲动起来的话，他同样也知道如何退却。该撤退的时候，他会退回到那有根的地方。

与一些同事不同，毛泽东保留着自己的生活领地。韶山的农田是属于他的，他没有放弃也没有出售。往事并非不堪回首。

父亲留下的田产所得能派上很多用场。如果他想脱党转向别的人生道路，他不愁缺资金。他也有钱请农民吃饭，并借机与之攀谈。［30］

在长沙时，毛泽东常回韶山小住。1925年早春，他在老家待了较长时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脱离了通商口岸，脱离了文件和委员会，脱离了办公室中的斗争。

毛泽东在乡村召开政治会议，把一部分田产收入用作共产主义事业。在韶山老乡的眼里，毛泽东倒是子承父业。他是个地主，即使是红色地主。他旧为新用。

毛泽东把血缘关系携入政治纽带之中，他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投身于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成员中是不常见的。

27岁的毛泽民，在完成了安源的工作后，即将出任在上海的中共出版社发行部经理。19岁的毛泽覃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直在长沙忙于长兄曾从事过的学生运动。继妹毛泽建在湖南的岳北从事组织工作。杨开慧自1922年起就是中共党员，她在长沙和岳北从事教育和组织工作。她曾一度到上海工作过，但与毛泽东不在一起。

现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婚姻关系不再像1921年和1922年那样亲密了。“知误会前番书语”，1923年年底，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诗中有这么一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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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组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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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家庭成员外，毛泽东还动员了他的很多亲属。在有关毛泽东回韶山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毛”姓的族人。毛泽东发动了毛福轩、毛新枚、毛远尧、毛月秋和其他许多人。家族关系给毛泽东带来了方便。

1925年春节，毛泽东合家团圆。杨开慧和两个儿子都在，毛泽民也回了家，可能还有毛泽建。家族关系和事业上的志同道合一定给了他们力量。

然而，他们并不会成为超人，不会没有矛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不过他们并没有简单地鄙视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以前的生活，他们似乎觉得韶山这个团聚之地能为不久就要到来的繁重革命工作做准备。

一连几周，毛泽东沿着农田和山谷漫步。他与邻居们交谈，还下田和雇工们一起春耕。

到2月份，毛泽东行动起来。他离开韶山到了几个县，还有更远的一些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考察农村状况，听取农民的意见。

他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的，这是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为此感到高兴。他走在青山绿水之间，上海的烦恼似乎一扫而光。

他这时的心情与少年时期完全不同。湖南饱受苦难的农民已经动员起来了，已在向解放之路迈进，民怨鼎沸已经变成反抗。农民们拒交地租，这些破衣烂衫的贫苦农民闯进宗祠的盛宴，豪绅们不得不向农会低头。

毛泽东很快就从考察转向组织活动。他不是湖南的农民组织的发起者，对农民来说他不是彭湃那样的英雄。彭湃出现的时候，广东的农妇总是高高地举起她们的儿子，让他们看一眼这位“农民运动之王”。［32］

但毛泽东在走访时，总给农民协会打上自己的印记，他甚至还在农民中建立党小组———上海对此肯定持反对态度。他在山林田间、陋棚草舍向农民谈共产主义，他努力与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接上联系。到1926年年底，主要因为毛泽东的活动，湖南75个县中半数以上有了农会，会员人数达200万。

在湘潭县，毛泽东建立了20多所夜校。办学的目的在于进行平民教育（中国人称为提高文化水平），同时传播政治思想。他喜欢用“手”和“脚”两字为例开始教授语文课。大自然赐给每个人的都是一双手和一双脚，一切财富都要用双手去创造，但是为什么地主老财手懒脚懒……

就个人经历来说，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圆圈，从土地上走出又回到了土地上。1910年，他作为叛逆者离开了韶山，但当时的反抗目的不明朗，他幼稚的心灵中只是觉得生活中存在着不平等而已。

在1925年，毛泽东认识到反叛不仅是受伤的灵魂拒绝服从，而且是全体人民寻找新的未来。他应该嘲笑自己以前对待父亲的尖刻态度。真正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感情范围，它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现在看来他的父亲似乎不再像魔鬼，而是历史的遗物、旧时代的象征。

毛泽东最终从他所受的教育中苏醒过来，回到韶山，使他对十几年所受的城市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矫正了自己对“洋学堂”的态度。

以前回家度假，他总是站在学校一边，站在东山小学和第一师范一边，不满老乡们的批评。但到1925年毛泽东改变了看法。“我认识到，我错了，农民对了。”［33］他现在喜欢旧式的中国学校胜过洋学堂，他不再反对他的父亲，他的视野更宽广了。他悄悄地转变思想。

1925年8月，在毛泽东的父母曾经住过的那间卧室的阁楼上，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成立了。第一批共有农民党员32名。上海总部对这种鼓动革命的方法持什么态度，则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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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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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年中，上海棉纺厂的一名中国工人被一个无法无天的日本工头打死。在英国人的授意下，租界警察向举行游行示威的工人开枪镇压，导致10人死亡，50人受伤。

这一事件像点燃的火柴扔进了火药桶，很多城市爆发了示威、罢工和冲突。香港的罢工长达6个月——世界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并且，一直被人瞧不起的北京人力车夫也在自己的车上挂出招牌：“不拉英国人和日本人”。

这给农民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乡村第一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呐喊。共产党的影响像热带的蔓草一样迅速扩大。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是995人，到11月份就达到10000人。

革命似乎很快就不再只是在激进派的书本中。

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走到了交叉路口。孙中山春天在北京病逝后，他的遗体覆盖着国民党的红、蓝、白三色党旗，悲伤的人们参加送葬。有没有后继者能像他一样走上这条绷紧的绳索？关于国民党性质的争论夏天就开始了。

秋天，毛泽东又回到他得心应手的场地。他发现的新问题———农民运动高涨———在争论中占重要的地位。

湖南省省长正在搜捕这个在乡村活动、时年31岁的高个子激进派。在乡下，毛泽东是相当安全的———军阀对山区鞭长莫及。但是毛泽东铤而走险去长沙。统治者盯梢他，派出军队搜捕他，他逃到了广州。

外部政治力量刹那间压住了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为党组织写了几个月的文件，1925年在湖南精神抖擞地干了几个月之后，便填写了一首词以示志念。

《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既怀旧，又冷静地希望未来。毛泽东回忆起了求学的时代：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毛泽东感到逝去之物不可追：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整首词充分显露了毛泽东的个性，结尾充满自信：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34］

跨过而立之年后青春的活力会稍减，但还会保持那种改变环境的力量吗？

在10月雨季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到了广州。他离开珠江边上这座喧闹的城市将近一年时间，毛泽东发生了变化，统一战线也发生了变化。

了解一下毛泽东怎样对他的同事解释这几个月的行踪，将是饶有趣味的。同事们一定非常关心他黯然失色的这段时间。我们所能说的是毛泽东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他在不事声张地努力。不久他恢复党内工作。

这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言，因为他现在在国民党中的位置高于他在共产党中的位置。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之一。

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的主要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1925年下半年，他在这份周报上非常热心地发表了出于自己手笔的15篇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对时政不断的激进评论，与他在1923年在《向导》发表的激进评论如出一辙。

《政治周报》和毛泽东写的发刊词。

毛泽东在国民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他是宣传部第二号人物。因为宣传部的部长忙于广州政府总理的工作，毛泽东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但是，毛泽东的第三个工作才闪现着未来的光辉。1925年10月，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了。在这一届学员中湖南人占了40%，毛泽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弟弟毛泽民就参加了这一届的学习。

毛泽东在讲习所像一颗新星一样升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失色之后，他作为教师东山再起。

毛泽东在兴旺的国民党内的工作引人注目，因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正从紧张趋于恶化。

统一战线也许从未发生过作用。不管怎样，它在1926年春天已经破裂。一个右翼团体“西山会议派”———其成员曾在北京西山开会而得名———开始出现于国民党内，他们不愿与共产党有任何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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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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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毛泽东从湖南逃到广州之前，国民党内一位颇有影响的左翼领导人于广州被谋杀。“西山会议派”可能出钱资助了这一事件。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统一战线的势头稍有收敛。当时国民党在南方影响很大，大会在广州商业区举行，热闹非凡。和国民党的所有会议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对他的遗嘱的宣读。

毛泽东坐在前排，他发言与别人辩论，并以173票再次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汪精卫的得票数最多，248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李大钊是192票）。毛泽东还被选进国民党的农民部。

在代表宣传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新看法：“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35］

他是正确的，然而这像是大旷野中的呐喊。国民党更像是一支军队而不是一个政党，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有地产的军官。像毛泽东曾经接触并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革命，国民党怎么会赞同呢？那岂不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西山会议派在会上处于绝对劣势，他们违背纪律引起了争论。对他们反对统一战线该怎么处置呢？毛泽东站在宽容的一边。［36］

毛泽东的目的何在？在国民党的“二大”上他似乎偏右，以后的许多事情更说明其立场。

手中有枪杆子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的事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一旦把孙中山的几位信徒拉到自己身边，他就要反对共产党。

1926年3月，蒋介石对统一战线进行破坏。他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对共产党发起突然一击，逮捕共产党员（其中有周恩来）［37］，控制共产党力量较强的劳动工会。在国民党内部，他用阴谋制服汪精卫的左翼势力，汪精卫被迫赴欧洲“考察”。蒋介石控制了广州政府，并使之向右倾斜。

然而，毛泽东绝没有断绝同国民党的往来。尽管实际上国民党已解除了他对宣传部的控制，但是他不久就有了新职位。当广州的监狱已塞满他的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变成国民党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这一届从5月起始，10月结束。在那不幸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人。

农讲所设在广州市中心的一座古雅的孔庙里。毛泽东喜欢利用祖宗遗产从事反抗传统的活动。他住在农讲所的一间小屋里，晚上睡硬板床，没有蚊帐（在广州，只有赤贫或以苦为乐的人才这样做）。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1926年，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竹书架上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期间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使他能够开出长达23课时的讲座：“中国农民问题”。

他还亲自负责另外三门课程：9课时的“农村教育方法”，及他素来喜爱的地理。他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程，在教室里提出对权威的怀疑，他开创了新的卫生课教学。他还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把课堂搬到海丰，让学员参观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亲自挑选了15名教师队伍，他们中大多数都有实际工作经验，办事扎实。他选择举止文雅的周恩来（此时已出狱）讲授军事课程。

周恩来有许多毛泽东不具备的品质：性情温和，行为敏捷，善于交往，根守中庸。周恩来虽已27岁，仍像个少年，而毛泽东在少年时就显得老成。周恩来曾到过日本（1917—1918）、法国和德国（1920—1924），这从其举止中可以看出来。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参加民众革命是他的一种道德选择。他对军事所知并不多，毛泽东也是如此。

那年夏天在广州可视为毛周合作的开始，这种伙伴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得以保持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周恩来出身地主家庭，刚从欧洲回国；而毛泽东则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家乡偏于一隅。

北伐即将开始。在蒋介石看来这是用军事行动夺取北方军阀的权力以统一中国；而在毛泽东看来还不止如此。毛泽东预计当国民党的北伐军经过早就骚动不已的农村时，会引起社会的大震荡。他是正确的。他的目的是要训练全国各地的农民干部，以指导这场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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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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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是因为农讲所的原因，毛泽东的声望在共产党内部得到有限度的恢复。共产党对农村形势越来越关心使它的领导人再一次起用毛泽东。

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农民部终于成立了。毛泽东被任命为负责人。很明显，这使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是年底，《向导》发表了他两篇论农民问题的文章。

然而共产党绝没有掌握住全部农民运动，它的农民部居然不合时宜地设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广州忙于为国民党负责农讲所的工作。他只是短期回上海两次，但是他的农民工作重心仍在国民党内而不在共产党内。

这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能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

对共产党的多数领导人来说，20年代中期最麻烦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获益而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同样，对莫斯科来说，统一战线是他们在中国的得意之作。的确，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产儿，但是苏联人过高估计了这个婴儿的能力。既然国民党显得更有势力，所以一谈到中国，克里姆林宫必定要谈到统一战线。

毛泽东则不然。国共两党的关系对毛泽东那种超出常规的独特性并不重要，行动方法问题也引不起他的注重。

毛泽东所关注的是支持者的问题，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焰，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够熔旧化新？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革命应该为了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革命是为了韶山周围90%以上的人民，毛泽东认为他们属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市买办的压迫更严重、更残酷。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认为这才是根本的真理，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

毫不奇怪，他与国民党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共产党员要长。因为在20年代中期，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加注重农民问题。

毛泽东遭到了上海的反对。陈独秀教授带着书生气推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如何能作共产主义的运动？”［38］刘少奇以屈尊俯就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必须“提携农民”，领导他们走向革命。［39］

对于毛泽东所持的基本真理，莫斯科靠得近一点，但也不太近。马林对农民的蔑视使人想起马克思嘲笑农民的愚蠢。但马林在1923年便永远地离开了中国。眼见农民趋于活跃，共产国际于1926年初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农民革命潜力的理论根据。

然而毛泽东的逻辑并不是共产国际式的。因此他欣赏国民党的北伐（在这一问题上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而莫斯科并不赞同，虽然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以后赞成北伐。

苏联人想要农民在精心设计的统一战线的严格控制下参加革命。他们担心国民党军队的北伐会引起社会动荡，使拥有土地的国民党官员无法控制。

进一步说，莫斯科还与北方的三大军阀相处很好（其中包括1923年大肆屠杀铁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不愿失去军阀，也不愿失去国民党。斯大林关于中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所以他不希望这二者发生冲突，不愿在中国革命和苏联国家利益之间被迫作出痛苦的选择。

但是从何着手呢？每一次新的革命是创造性的活动，根据其他地方获得胜利的经验而制定的周密革命计划来看，很少有得手的时候。革命之火往往在绝境中闪现，一经引燃，便暴烈迅猛。毛泽东希望并要求有一场社会变革以击破莫斯科和上海发号施令的公文。最终他有了成功之道。

1926年2月，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40］半年以后，他在北上的途中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描绘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使一部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民是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他们需要一场革命。”毛泽东从自己掌握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作出这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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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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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还是把人数较少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试图置农民力量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9月份的文章是另一种内容。它说农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受压迫最深。买办只是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占有优势，“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

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买办总是追随军阀，而军阀又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从经济上论证“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

毛泽东大胆地提出：“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能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他在长沙就有了的对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继续评论道：“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因此，他们最能战斗。

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然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只有农民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卡尔·马克思降至亚洲的稻田。［41］

毛泽东已经表明了他的思想，这是他1925年在湖南时就已经形成了的。

乡村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农讲所第六届讲习班于1926年10月结束，广州再没有其他事情可以留住他，但是他没有去上海主持他任部长的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他回到家乡湖南，不愿在大都市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要在现场处理农民运动中的问题。

湖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变成了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北伐军于1926年夏末抵达长沙，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也披上了拥护国民党的外衣。与此同时，农会在农村各地势力强大。

两种势力之间将有风暴来临，毛泽东将很快看到这一点。他显得有些郁郁沉思，不能完全意识到将要到来的麻烦。他在进行准备活动———他到过浙江和江苏的一些农村，并在《向导》上报道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在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毛泽东又回到了避风处韶山。

他常在冬天回去，那里虽不是家，但至少环境使他感到适应。就像两年前正月回家的那一次一样，他在周围几个村庄考察，在5个县度过了32天的时间。

这一次，毛泽东不需要像游吟诗人一样寻找听众，湖南已有500名农民加入了农会。他的任务不再是发动农民，而是向外面的世界展示这一整幅农民运动的画卷。

这一次毛泽东的行动很出色。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不是中国革命的经典，经典应该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刊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战士》周刊和出版的《报告》单行本。

毛泽东发现人们敲着铜锣拥着戴高帽子的地主游乡，罪大恶极的地主已经被关进县城的监狱，他们的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抬高粮价———而毛泽东的父亲在1906年也这样做过。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

农民成立了梭镖队维持新秩序，孩子们很快接受新的道德观念，毛泽东注意到，在玩耍打闹的孩子中，其中一个被惹得生气的孩子跺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他听到一位农民对一位乡绅吼叫：“劣绅，你晓得三民主义么？”

社会天翻地覆。由于他久不曾置身于斗争的旋涡之中，对于社会的震荡甚至连这位叛逆者也感到吃惊。他怀着敬重之情奋笔疾书：“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他的激动心情使《报告》的风格与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文件风格殊异。

毛泽东欣喜若狂。农民为了禁绝赌博，“烧了一担麻雀牌”，毛泽东感到很开心。他不在意有些乡下人确实喜欢打麻将。他怀着激奋———而不是责备———的心情报告说，被推翻的地主开始称崛起的农民为乡里王。他并不隐瞒对劣绅的讥讽，“如今是委员的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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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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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到轿子被砸，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他是否想到过他所尊敬的杨昌济教授在长沙时每天早晨都坐着轿子到学校呢？

革命当然会改变一切。一是呼唤新社会的诞生，再就是要砸碎你所坐的轿子。

毛泽东嘲笑叶公———刘向（前77年—前6年）所编故事中的一位人物。叶公非常喜欢龙，在室内各处都雕画出龙的图案，真龙听说叶公如此痴心就下凡而来，叶公却吓得要死。

毛泽东总结道：“嘴里天天讲‘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42］

而这和毛泽东的岳父的平和的激进主义有什么两样？

学究气在毛泽东的身上消失了。他开始反对使他认识了更广阔世界的洋式教育，现在，他认为杨教授这类人物不能成为政治盟友。

《报告》没有提到城市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北京在20世纪50年代编选《毛泽东选集》时细心地加上了这一点）。不过这些内容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相当激进的。

毛泽东把农民划分为贫农（70%）、中农（20%）和富农（10%）。作为社会科学的划分，这样分类只是粗略的，但是作为变迁的杠杆来说这是英明的。让贫农意识到自己的贫困，这是革命的第一步。

毛泽东宣称———部分来自调查，部分来自评估———最贫苦的人也是最革命的，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高山为谷，深渊为陵。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对革命的理解，他正在为之“振臂一呼”。

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回到都市的政治世界中，带着他翻旧了的报告手搞。毛泽东来到城市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会议于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气氛很热烈。

在1927年的其余时间里，武汉成了毛泽东生活的一部分。武汉是湖北（湖的北方）的省会。这座工业城市是中国中部重镇，扼京广铁路要道，又是从重庆到流经上海出海口的长江上的水路枢纽。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左图是他从湖南回武汉后写的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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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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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2月，国民党北伐军占抵武汉，城内一时间随时可见穿新式绿军装和戴大檐帽的将士。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少数共产党人一起，企图控制迅速发展而又难以驾驭的中国革命局势。蒋介石则远在东边的南昌，自成一统。到1927年春，武汉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地，但其内部却正在分崩离析。

共产党和国民党———像若即若离的一对———都把他们的总部迁到武汉。

国民党组织为毛泽东找到了一座雅致的别墅。［43］这所别墅原属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的喧嚣，装饰着黑色竖板的房间围成一个院子。

杨开慧从长沙搬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的母亲也带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来了，一住就是几个月。另外一间卧室则给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居住。毛泽东甚至还有一间书房，他在书房里最终完成了关于湖南农民问题的文章。

毛泽东部分时间用来教课。在附近一家有红柱和拱廊的大宅第里，成立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分部，它仍然是国共两党联合创建的。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这里给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学员讲课。

毛泽东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陈独秀教授并不喜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上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报告———还有陈独秀的否定性评价———发表在湖南的一家刊物《战士》上。

在武汉，毛泽东遇到了他在安源时的老同事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正在这个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开展劳工运动，并认为毛泽东过于关注农民问题。

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分子而受到批评，现在他有些激进了，并且实际上很激进。他与国民党为伍的日子即将过去。

紧张的生活并没有使毛泽东文思枯竭。他漫步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在蛇山，一座灰白色建筑使他迷恋，这座古塔便是建于公元3世纪的黄鹤楼。毛泽东身临其境，陷入了沉思。

也许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当然没有完全离开政治———再次寻找到了精神寄托，毛泽东填写了一首古体词：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他的思绪飞向了大自然，也飞向过去：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44］

。

他是否已把湖南的乡村置于脑后？实情并非如此。他的思绪正遨游在另一个世界，临江赋诗不过是一时的遣兴。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中国南部农民运动的高涨及他如何着手———也是整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在一系列会议上争论不休，毛泽东每次都是引人注意的与会者，因为他那已经流传开来的《报告》，涉及当时最棘手的问题。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者对湖南的革命热潮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当毛泽东最终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民党的领导者惊动了。毛泽东要求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方法很简单，农民抗租不交），在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他都为此出力。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讲这番话时，可以明显看到反对意见来自何方。湖南的军官都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一语中的，但这些军官大都与国民党亲密无间。

在广东，国民党采取激进措施可能代价较小，但在北伐的过程中这样做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因为在广东为国民党效力的一大批北方官员都拥有土地。毛泽东清楚他正处在与国民党决裂的边缘。

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简直是赤化了”的军事指挥官，他说：“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阵营正在分化。

湖南并不是中国的典型。毛泽东从韶山回来，坚信农民的力量不可抗拒。但是，在1927年就提出中国应该走湖南的道路就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以前在上海时的上司、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是一位煽动叛乱者。甚至来自长沙的一位密友———一位共产党人，毛泽东亲自挑选他担任湖南省国民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告诉土地委员会，说毛泽东的征收土地方案必然会引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斗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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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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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当时较受欢迎的一项方案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限制农民的“过火”行动。

毛泽东仍然住则入墅，出则赴会。但这种政治活动似乎已无足轻重。除武汉以外，中国正在出现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像一枝脆弱的竹子，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

蒋介石给统一战线以致命一击。他早已放弃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借助于刺刀———他唯一喜欢的政治方法———他又一次而且永远地撕裂了与共产党的合作。

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开始大肆逮捕和屠杀左派分子（周恩来差一点没逃掉）。这是蒋介石的狰狞面目的暴露，也表明了他内心中北伐的目的。而正是上海的左派与北方的军阀作战，并迎接蒋介石的北伐军到来。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方，军阀也开始压制一些激进的左派组织。在北京，发生了袭击苏俄大使馆的事件，不少左派人物遭捕，受害者之一就有毛泽东过去的上级李大钊。

就在毛泽东得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极其残忍地慢慢绞死后不久，他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军阀查禁。革命火光正在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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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飘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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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国民党的代表团第一次出席了共产党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毫无热情地应酬着。

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坏。拥有6万名党员的共产党正处于人民拥护的顶峰，但是它的上层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主要问题是莫斯科仍然抱住统一战线不放，陈独秀教授对此并不满意，但是他不得不顺其自然。

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的同事对他很不满意，以至取消了他的投票表决权。他发言不多，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将失去农民部部长的职位。但是当预感成为现实时（一位俄国文学专家瞿秋白取代了他），他仍感到沮丧。此后他未再参加会议。

瞿秋白（1899—1936），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这次最终把全党引向灾难的会议继续进行时，毛泽东在他的别墅里消闲，到东湖、龟山和蛇山漫步。*

*罗易回忆说，毛泽东在武汉“一刻也停不下”。总是在半途到会，发表一通锋芒毕露的演说后扬长而去。据毛泽东说，这是因为在湖南的“农民大众正在受苦受难”，他不能在武汉过舒服日子。见RoyinNewRepublic，9/3/51。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继续在蒋介石的烘炉中度日。农民问题已把国民党中的左翼分子卷了进去。由于急于从中脱身，他们把国民党拱手交给了蒋介石。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进行农民革命，要么听命于蒋介石及各式军阀。

共产党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路！

国民党中的左翼最终还是选择了蒋介石。7月，他们开始把矛头转向武汉的共产党。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是白色恐怖。至仲夏时节，中国革命似乎正走向末路。

湖南发生的事件是时局向右转的发端。5月，一些军官在军阀的指挥下把枪口转向左派，毛泽东乔装搭乘运货火车南下试图重整势力进行反抗。

在长沙，士兵们高呼着“蒋介石万岁”的口号，闯进工会办公室，对手无寸铁的工会会员和学生开枪，逼迫他们喊“蒋介石万岁”。湖南有3万人在那个夏天被杀害，毛泽东很幸运没有成为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有些绝望，但试图竭力挽救。他组织起工人和农民反抗镇压，不过他也认为应该亲自去见省长劝说他们阻止这种行动。

难以置信的是，陈独秀教授———还有莫斯科———仍希望修补统一战线。陈独秀令毛泽东离湘赴川。毛泽东既没有服从陈独秀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他还像消防队员一样站在烈火中。他与自己过去的上帝的决裂是彻底的。但是，陈独秀做不到的事，湖南军阀能做到。军阀命令逮捕毛泽东———毛泽东又返回武汉。

江南许多原来左派势力强大的地方频频传来噩耗。罢工者就地杀头，上海市中心摆放着竹笼子，悬挂着被处死者的人头。女共产党员被辱骂她们的士兵枪杀，子弹射穿阴部。面对惨状，毛泽东潸然泪下。

在农村，去发动农民的学生被用煤油活活地烧死。左派分子被绑树上，身遭千刀万剐直至死去，凶手还往伤口里撒盐和沙土。剐刑在封建军阀手里复活了。凶手还抽去受害者脚上的筋肉。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从湖南回到武汉，鲍罗廷正在他那装有电梯、贴着玫瑰色壁纸的四层楼的别墅忙着打点行装。他正在合上论中国革命的讲义，莫斯科已经让他在这里待了4年。“一切都完了”，这是他离开中国回苏联时对中国革命的祝福。［46］

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是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苏联革命者的威望在鲍罗廷的火车开动之际下降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向武汉拍发电报，对国民党分子的爱国行动表示祝贺，称他们除去了共产主义这块肿瘤。

如果说夏天带来的是悲剧，秋天则显得荒谬。共产党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它一反软弱的合作态度———这为时太晚；代之以以牙还牙的武装斗争———这又为时过早。在表面温和的政治中包藏的是军事上的极端主义思想———斯大林与国民党的调情毕竟才过去几个月。

毛泽东陷入这一倒悬之中。在面临毁灭的情况下，他并没有比其他人表现出更强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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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飘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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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共产党与武汉政权彻底分裂，陈教授已经绝望地独自去了上海。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会议讨论的是他有可能反对的内容。与会者决计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发动起义。

毛泽东被派往湖南，去领导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47］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感到茫然，不过仍竭尽全力、四方奔走。但是策略似乎有些不对头，事情也不尽如人意，抑或这二者兼而有之。

糟糕的是，新的路线也是受到莫斯科的授意而制定的。6月，斯大林突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也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更为荒谬的是，这位远在4000英里之外的苏联领导人还坚持共产党要支持武汉政权。现在真的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乱弹琴。

因此，在八九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一步步地走向绝境。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子开始武装反抗！首先是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但起义没有成功。可是，头脑发涨的中共领袖们仍然继续进行没有正确政治路线的军事盲动。

危难之际，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8月上旬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在华氏100度中、酷热的武汉一间阁楼里匆忙举行的会议。心怀愤懑的11位委员罢免了陈独秀的职务。代替陈独秀的是瞿秋白，这位自由派学者曾成功地取代了毛泽东在农民部的职务。

八七会议会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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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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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教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1936年，毛泽东提起与国民党合作曾遭受重大损失时，严厉指责了陈独秀，可他却没有责备斯大林，斯大林才是更大的罪人。

毛泽东对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评价也相当尖刻。“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事实确也如此，鲍罗廷信任国民党的时间更长。对1925年起就扮演着一定角色的印度人罗易，毛泽东的态度也不温和：“他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48］这是很公平的评价。罗易的激烈言辞当然无助于只顾自己利益的莫斯科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革命的指导。*

*如果罗易的回忆值得相信的话，他和鲍罗廷都发现毛泽东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我在汉口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午夜刚过，我们正在政治局热烈地讨论问题。鲍罗廷也在，坐在我身边。一个高个子走了进来，步伐沉着且显得高傲。他脸庞黝黑而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毛泽东。’鲍罗廷悄声对我说。他没有注意我，也没有注意权重的鲍罗廷。我们两个外国人对视了一眼，鲍罗廷又悄声地对我说：‘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RoyinNewRepublic，9/3/51。

在作回顾时，毛泽东说国民党“是一架空房子等着人去住”，而共产党人“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毛泽东转向了左边，像后陈独秀时代的所有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他转向了枪杆子。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最后完全抛弃了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49］。他在为秋收起义作准备时，从长沙写给共产党总部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50］

在土地问题上他仍持激进的观点。

起义暴动起而复灭，就像放很多爆竹一样。毛泽东并不比其他的人做得更好，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的新的左派观点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他沉迷于国民党太久，再说农民军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出奇迹），同时还因为瞿秋白的左派观点也摇摆不定。

瞿秋白想要从城市开始，毛泽东则仍然坚信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瞿秋白认为群众暴动的浪潮会给左派增强实力，毛泽东则在谋划通过有组织的行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当时他与瞿秋白若即若离。

骰子掷出去了。毛泽东发动了他的秋收起义。一天夜里，他在长沙郊区召开会议进行部署。他设计出自己的新旗———这使党中央大为恼火———旗子上是斧子、镰刀和五星。他通过遍布湖南的所有的老关系，举行起义企图最后攻下长沙。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由何长工等人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表明这支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

毛泽东占领了江西边境上的东门市，取得了几次小规模的胜利，但很快连连失败。事情变得一团糟。毛泽东的部队是乌合之众，有的人后来甚至相互火并。经过夏天的镇压，革命的群众基础被削弱了。（5月以来，湖南共产党两万多名党员有四分之三遇难。）再看到他以前建立的工会、学校及遇到除死亡和逃走的以外的很少几个人，毛泽东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在1925年至1926年间，群众运动处于高潮时共产党非常谨慎。到1927年年中，当群众激情渐减时共产党却迸出激进的火花。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第一步就是一个悲剧。

共产党总部的混乱仍未止息。毛泽东在他的整个起义过程中一直在与党中央辩论。中央认为毛泽东太热衷于军队，不相信群众。当事情变得糟糕时，他的部队又被指责为“自找麻烦”。

毛泽东在答复中指责中央“忽视军事而又希望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的矛盾政策”，这导致配合不密切，使起义缺乏湖南以外的支援。

最后，不是长沙被攻下，而是毛泽东被抓。

在去衡阳［51］招募矿工参加他的部队时，毛泽东被地主的武装民团抓获。民团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总部去处死。快接近院子时，毛泽东沉着机智地想好脱身之策。他先是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钱用来企图贿赂押送的士兵以便脱身，但这一计策明显的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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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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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院子近200码的时候，毛泽东决定赶快逃走。他这时身材轻便，行动敏捷。他躲过了飞来的子弹，跑到池塘边的一片深草丛中藏了起来。

团丁赶了上来，他们强迫老乡搜索草丛。毛泽东静静地蜷伏在地，暗抱一线希望。很有几次团丁逼近了他，他甚至能触到他们。他感到绝望，他以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他。

降临的夜幕掩护了他，追兵停止了搜索，离去吃晚饭了。

整整一夜，毛泽东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赤着脚，因为押送的士兵拿走了他的鞋，这半是因为士兵贪便宜，同时也出于迷信说法，即死人没有鞋就不会变鬼报复杀他的人。

精疲力竭、遍体鳞伤的毛泽东迷了路。后来，他遇到一个答应帮助他的农民。毛泽东开始吉星高照了，他的身上还有贿赂别人剩下的七块钱，他用这些钱吃饭，同时买到了在中国革命的最低潮时最急需的两件东西：鞋和雨伞。

毛泽东又追上了留候的部队。但秋收起义失败了。此时，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更加恶化。他认为应该有自己的行动，所以拒绝攻打长沙。在他看来这似乎无异于以卵击石的蠢举。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右一为贺子珍。（1937年5月9日）

毛泽东又失去了领导地位，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甚至湖南的共产党分部也把他驱逐出了领导机构。

毛泽东无从知道那些无知的官僚们对他不满的信息，他已经背向城市和一切已经建立的组织。当10月的寒风吹走了盛夏的酷暑的时候，毛泽东率领他的1000名心情沮丧的幸存者到达湖南东部边境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他打算用枪杆子走自己的路。

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油画）。何孔德陈玉先高虹高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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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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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组织（1921—1927）

［1］《工人日报》，1959-04-20。

［2］作者将文章弄混了。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分别为李维汉和李达。———译注

［3］MaoJi，I，pp.81ff；Road，2，p.89.

［4］LiJui，p.173.

［5］毛泽东自己讲授中国古代史，他认为了解中国的过去会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毛泽东灵活地为学校挣钱的情况，见Shaffer，p.100.

［6］“毛主席在安源”，载《解放军文艺》，1968（6）。

［7］顺便说，这幅油画的复制品1969年在梵蒂冈展出，标题是：“年轻的中国传教士”。见韩素音：《早晨的洪流》，95页。

［8］CB，900，p.25.

［9］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的变化见彭树奇（音译）：《明报月刊》，香港，1968（12）。毛泽东在安源的活动见石城（音译）：《中国》，香港，1968（9）。

［10］《解放军文艺》，1968-03-25，《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21号。

［11］CQ45，p.103.

［12］在湖南自治的问题上，毛泽东曾与《大公报》的编辑们联合在一起，见Shaffer，p.248.

［13］CB，900，p.25.

［14］Smedley，BattleHymn，p.44.

［15］H.IsaacsinCQ45，p.104.

［16］《解放军文艺》，1968-03-25，《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21号。

［17］LiJui，pp.270，266.

［18］RS，p.159.

［19］韩素音：《早晨的洪流》，107页。

［20］张国焘反对与国民党合作。陈独秀教授则赞成，他认为中国还没有作好革命的准备。

［21］SS’sMao，p.73；CQ142，pp.446ff.

［22］蒋介石的夫人在其所著的《与鲍罗廷的谈话》（1977）中，证明了鲍罗廷与基顿的关系，4页。

［23］鲍罗廷说他发现毛泽东“非常自信”。MaoTse-tungbyO.VladimirovandV.Ryazantsev，Moscow，p.47.

［24］V.V.Vishnyakova-Akimova’sTwoYearsinRevolutionaryChina，pp.228ff.其中谈到胡志明及其他常与鲍罗廷来往的人。

［2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4-10-20，1969。

［26］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回忆录），第一卷，342页。

［27］据《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记载，毛泽东1924年没有去过香港。———译注

［28］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回忆录），第一卷，380页。

［29］RS，p.159.

［30］毛泽东还拿出不少的钱给孩子办教育，见刘大文（音译）：《新华日报》，1945-09-08。

［31］《中国文学》，1978（9）。

［32］Vishnyakova-Akimova，p.163.

［33］MaoJi，I，p.247.

［34］《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35］MaoJi，I，p.151.

［36］作者此说有误。毛泽东不仅在《政治周报》撰文激烈抨击“北京右派”，而且还提议将其开除出国民党。———译注

［37］关于周恩来的背景材料，见司马长丰(音译）：《毛泽东与周恩来》，序言及2~3页。

［38］韩素音：《早晨的洪流》，119页。

［39］SS’sMao，p.91.

［40］《分析》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民族革命……》一文，收录于MaoJi，I，p.175.另外，施拉姆在其即将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2卷和第13卷中所作的精辟分析，也给我以启发。

［41］因为北京掩盖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的内容，所以我较为详尽地引用毛泽东的原文，该文最终收入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42］上述毛泽东的话出处均见MaoJi，I，p.207.

［43］1973年作者访问过毛泽东在武汉住过的地方，见到一些资料。

［44］《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45］蒋永清（音译）：《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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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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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韩素音：《早晨的洪流》，162页。

［47］秋季被认为是最适于起义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农民要交纳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再说秋收以后也比较空闲。

［48］RS，p.165.

［49］SS’sMao，p.121.

［50］SchraminCQ18，p.64；另见司马长丰：《毛泽东与周恩来》，10页。

［51］应是浏阳。另，毛泽东的被捕是在起义发动之前而不是之后，并且是用贿赂团丁的方法脱身的。———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