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做好一件事》
***************
*第一部分
***************
以前我曾试图在珠算的基础上让学生心算乘法。开始速度较慢，错误也多。后来，我把“一口清”(一眼看见或听见一位数乘多位数能立即说出结果)运用到多位数乘法中，把乘法转化为加法，计算速度大大提高。这些，是不是许丽明用脑子打算盘的基础？我带着这些“原始凭据”和县教育局的柴老师一起分析研究，给这种心算方法取名为“珠脑结合计算法”，业界称为珠心算。
---------------
序言（马哈蒂尔）
---------------
我和徐思众先生是在1995年3月17日认识的。之后，又多次见面，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徐思众先生为马来西亚推广珠心算教育花费了很多时间。他多次自费来马来西亚考察教育。我对他的勤奋和努力深表钦佩。
徐思众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用努力的工作，使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马中教育交流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现在他把人生经历用自传的形式写成《一生做好一件事》一书，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相信，此书将会呈现这个为之理想奋斗者的很多有趣内幕，他的经历会给年轻人以启示。
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医生
2005年6月写于布特拉再也
---------------
(1)谁去顶职？
---------------
到这里顶职。
我叫徐思众，1961年2月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为慈溪市)塘头村。父亲是一位吃公家饭的老师，母亲是一位善良贤淑的家庭妇女。
自小家境贫寒，记忆里，每天天不亮，哥哥和姐姐就扛着锄头到田野里劳作，父亲头顶星星去十几里路外的学校教课。父亲每年大约300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7口。小时候，我都是穿着哥哥姐姐剩下的缀满补丁的衣服，从没有穿过一双新鞋。
作为家里唯一能上学的孩子，我对想读书而不得的哥哥姐姐们充满了愧疚。似乎是为了补偿，在学校我拼命用功，一放学就立即跑到地里，帮家里干活。
求学的命运在初中毕业那年还是发生了变化。因为种种原因，我失去了读高中的资格。每天和哥哥姐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
那一个晚上，是我人生的转折。晚饭后，父亲把我们兄妹五人召集在一起，神色庄重地说，我要病退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可以顶替我去学校工作。但是，名额只有一个，让谁去顶职呢？
大家都巴巴地陈述了自己的愿望和理由。
父亲缓缓地说：“我想把这个岗位给思众，你们兄妹之中，只有他读过书，又肯钻研、爱学习，比较适合顶替我的工作，你们应该没有意见吧！”
姐姐和哥哥们相互看了一眼后，没有反对。于是，父亲一锤定音：“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不会亲一个疏一个，我都爱你们，但考虑到综合条件，思众确实要好一点，这个位子给他吧。”
1979年10月19日，父亲带着我办理了顶职手续。
第二天，我参加了相关的考试。几天后，就收到了录用通知书。在派出所排队注销农村户口，办理城镇户口时，我手捧一份清楚地写明我农民身份的表格，不消几分钟，办完手续，相应一栏已换上居民身份。仅仅几分钟啊，我的身份就彻底不同了！那个年代，这是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
我的故事就从那年开始了——
有一次，村里组织开会，我刚好也去了。村会计拉住我，顺手推给我他用了多年的算盘，说他太忙，让我帮忙算算各家各户要分配的粮食和工分。我看着又旧又破的算盘，呆呆地站在那里，手足无措。会计惊疑地问我，你不会打算盘呀，亏你还是老师呢！我的脸“腾”地一下涨得通红。
从这以后，每天一回家，我就坐在饭桌边，让父亲教算盘，连学带练直到深夜。
几个月后，村里又组织开会。我走到会计面前说，咱们来比赛打算盘？那会计随口就说好啊！但结果大出他的意料。他说，你不是不会打算盘吗？怎么一下子打得这样快了？
世界上的事真是要讲缘分的。我一摸上算盘，就疯狂地迷恋上它。只要有空，手指就不由自主地在上面拨拉，很像今天那些打电脑游戏成瘾的孩子。
我开始在课堂上鼓励学生们学习珠算，同时向校领导提出了成立珠算课外兴趣小组的请求，学校领导同意了。
兴趣小组其实就是课外辅导班，每天一放学，兴趣小组的七八个孩子都自觉地拿出小算盘劈劈啪啪地打，我则边教边观察，探索新的教学法。
学生们很争气，每逢重大数学考试、珠算比赛必定名列前茅，而我也在方圆一带珠算教学上有了些名气。大家对我比比划划，指指点点：“就是那个教珠算的徐思众，带学生很有一套的。”
---------------
(2)技惊四座
---------------
许丽明（左一）突然成了“神算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孩子们的珠算指法一时了得！他们的小手像一只只蝴蝶在算盘上上下翻飞，嘀嘀嗒嗒的清脆声响成一片。
可任何事物总有极点，就像跳高运动员达到一定高度，哪怕再增加一厘米也很困难一样，我发现再要提高拨珠速度几乎不可能。
有什么办法突破呢？
一天，偶然经过一条河，微风吹来，河水泛起层层波浪，一个农民正悠悠地摇橹过桥。看到这一幕，我灵机一动，突然想到水上行舟和算盘下通试题纸有相似之处，算盘好比桥，试题纸就是小船。如果，在算盘两头底下垫上木条，让试题纸能在算盘下面前后移动而不会被压住，运算速度岂不大大加快？
我在学生中试着学用这种方法，果然奏效。
1982年，浙江省珠算比赛，我的学生们都是背着木板上阵的。在场的人都很纳闷，这是干什么？比赛开始，大家看到我的学生都把木板垫在算盘下，答题时试卷不断地在算盘下自由地向前移动，才恍然大悟，由衷称赞：“好办法！”
利用行舟过河原理提高珠算速度只是一个机械的办法,我一直想通过改革运算方法来提高速度。
我一口气买来70多本珠算方面的书籍，开始猛攻理论，发现问题就写信或登门向国内珠算前辈、专家请教。
正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学生许丽明做出一件令人惊讶不已的事情。
一天早晨，许丽明随父亲去菜场买菜，父亲在一个摊子上挑选了几种菜。摊主一报完菜价和斤两，许丽明就脱口而出说了总价钱，和摊主用计算器算出的结果完全一样。许丽明的父亲吃惊地看着女儿问道：“你是怎么算出来的？”许丽明说：“我整天练算盘，练着练着，脑子里像有算盘似的。一接触到数字，结果就出来了。”
做父亲的非常兴奋，回到家就给我打电话：“徐老师，我家丽明学算盘学得可神了，不用算盘就能算出结果，而且还又快又准。她说算盘已经进到脑子里了。”有这样的事！我也觉得很奇怪，真的出神入化了？
以前我曾试图在珠算的基础上让学生心算乘法。开始速度较慢，错误也多。后来，我把“一口清”(一眼看见或听见一位数乘多位数能立即说出结果)运用到多位数乘法中，把乘法转化为加法，计算速度大大提高。这些，是不是许丽明用脑子打算盘的基础？我带着这些“原始凭据”和县教育局的柴老师一起分析研究，给这种心算方法取名为“珠脑结合计算法”，业界称为珠心算。
什么是珠心算？通俗地说，就是在脑子里打算盘。珠心算是将珠算的操作过程充分“内化”，从而完全摆脱珠算的外部动作，凭借这“内化”了的“心里算盘”(亦称“虚算盘”)在脑中进行加、减、乘、除、开方等计算。
我想，珠算是传统技艺，在珠算的历史进程中，一定有不少人发现了珠心算现象，我绝非先知先觉。但当时孤陋寡闻，在我掌握的资料中，却没有查到明确的珠心算发现经过。
但无论如何，当我的学生告诉我,算盘已经进入他们脑海中时,那一瞬间,我的灵感迸发了。根据这个新发现，我开始重新编写珠算课本，酝酿教学上的新突破。
---------------
(3)“你这样子，别在这工作了！
---------------
荣誉接踵而来，我（后排右二）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1983年4月的一天，我到慈溪县教育局办事，无意中在办公桌上看到一份宁波市关于组织各小学参加珠算比赛的文件。仔细一看，选拔赛日期已经过了。我问办公室一位领导，怎么我没有接到通知，我的学生也应该有资格参加比赛。那位领导看着我说，你能保证参赛获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可以，绝对！”
“可是，选拔赛都结束了啊。”领导迟疑着。“能不能让我的学生直接参赛，哪怕是作为特邀的也行？”我几乎是央求了。
那位领导见我这么执着，加上在慈溪教珠算的小名气，最终答应让我们去试试。
我的学生们果然争气，一路过关斩将，摘取桂冠。回到慈溪，县教育局那位领导非常兴奋，“刚开始，我们还真怀疑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事实证明一切，你行！”
这次获奖给慈溪赢得了荣誉，教育局领导在大会小会上表扬我们，学生们对于学习珠算也热情高涨，以致于后来一有重大的珠算比赛项目，我和我的学生就成了教育局的首选，当仁不让地代表慈溪出征。
我自然也不会辜负慈溪县教育局的领导，不会辜负家乡的父老乡亲。自从那次冲出慈溪走向宁波后，我的学生在市、省、全国珠算比赛中共获得86个名次，战绩骄人。
这一切很快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1984年，我被评为宁波市和浙江省为人师表优秀教师；1985年3月，当选为县政协委员；6月被共青团浙江省委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鲜花、掌声几乎淹没了我。一时间，我豪气干云。对于珠心算的全国推广，很有点舍我其谁的感觉。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上门采访的记者、来约稿的专业杂志编辑、前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一些部门单位纷纷邀请我去讲课。
忙得不亦乐乎，于是我顾不上和同事交流，顾不上向校长和书记汇报，也因此惹来一些同事和领导的不满。
一次，学校收发室给我转来了几笔稿费，虽然都是20元、30元的小面额，但加起来也有160元。校长对我说：“这些稿费应该归公，因为你是学校的老师，交公是理所当然的。”我那时年轻气盛，昂着头气哼哼地说：“这些文章都是我利用晚上时间写的，是我个人的劳动所得，我不交！”
依旧我行我素，稿费不上交，但课还是兢兢业业地上。校领导便指责我目空一切，经常不点名地当众批评：有些人有了一点荣誉就骄傲自满，不务正业，自高自大……
1987年3月的一个晚上，忽然牙疼得厉害，我以为上火了，没当回事，第二天咬着牙坚持上课。但情况越来越严重，疼得说话直抖，食欲全无。半个月下来，急剧消瘦，人几乎要垮掉。终于有一天，体力不支，讲课时差点晕倒。校长不问青红皂白，先指责我没有好好上课，后撂下句不近人情的狠话：“你这样子，就不要在这儿工作了！”
我到医院去做了全面检查，医生的话让我几乎崩溃：“你的牙齿发生了病变，有可能是绝症，你要好好治疗。”绝症？怎么可能？我还这么年轻，事业才刚刚开始，老天啊！我做错了什么？
---------------
(4)我的书在马来西亚被盗版
---------------
我的父亲。
比我更痛苦的是父亲和母亲，母亲眼泪簌簌地流着：“思众，你真是命苦，刚刚干出点成绩，就病了，班都不能上。”父亲一直宽慰着我，激励我不在挫折面前低头。
那个时候，没有班上，我就和父亲一起探讨教学，切磋珠算。不知不觉，我阴沉的心境明亮起来，又有了做事的激情。三个月后，牙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转。复查时，医生说，你的病好了。我高兴地回家告诉父母，父亲说，有些疾病是要靠精神战胜的。精神一旦垮了，就没有痊愈的希望了。
病好后，学校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我回去上课。我和学校的矛盾再次升级。关键时刻，宁波人民广播电台有位记者来采访我，得知我的处境，大为不平，回宁波后，连夜起草了一份题为《专业人士受到排挤 谁来为他排忧解难》的内参。主管文教的领导非常重视，亲自批示：“徐思众是优秀的专业人士，希望有关方面督察此事，为他安排合适的岗位。”
慈溪县委立即找我谈话。一位县委领导问我：“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如果不想回原单位工作，可以重新选择，我们大力支持。”
让我选择，我选哪个单位呢？从政，走仕途？我也有资本了，得到不少的荣誉，又是最年轻的政协委员；继续教学？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好朋友，方国祥老师提醒我，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找一个更大的事业平台，把珠心算进行到底。
我想起了父亲。有一次，我执拗地问父亲，为什么放弃当校长的机会？父亲一直埋头批改作业，不大理会，很久，他抬起头说，我干不好别的，干了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事就是活受罪。我就擅长站讲台，就喜欢当老师。“思众，一生用心去干一件事。道理很简单：纳鞋底时使用锥子是最容易穿透鞋底的。”
我想明白了。我也不适合做官，初中毕业，别无长物，心里面就是一把算盘。我只想干好这件事，也只能干好这件事。
决心已定，1987年下半年，我顺利调入慈溪县珠算协会，可以全身心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了。
慈溪县珠算协会挂靠县财政税务局。协会专职工作人员就我一人，既是兵又是官。办公室是冷清的，我的心气却如升腾的火焰，十分高涨。多少事，做不完，且看我怎么长袖善舞：培训各地珠心算老师，组织珠心算比赛，开展一系列珠心算活动，慈溪的珠心算教育一时间红红火火，也为单位开辟了创收之路。
1992年8月,我撰写的《中国心算大全》一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不久，台湾嘉一书局购买了版权，在台湾出版发行。这书的畅销，很快从台湾波及到东南亚。
1994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台湾著名珠心算专家蔡景裕先生从马来西亚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徐老师，祝贺你啊！你的新书在马来西亚出版了。”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在马来西亚出书啊。对面电话中传来朗朗的笑声：“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还用对我保密吗？”一句“保密”把我弄得更糊涂了：“不是我保密，确实没在马来西亚出书。”
蔡先生疑惑了：“那怎么这里到处都是你的《中国心算大全》啊？当地许多珠心算教育机构都在用这本书教学呢。”
我的书一定被盗版了！
---------------
(5)“你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
---------------
在马来西亚被称为“神算子之师”
朋友们得知，为我出主意：“可以告盗版商，让他们赔钱。”
我笑着回答：“感谢他们还来不及呢。因为——
第一， 盗我的版，说明我的书好，很有市场价值；第二， 盗版书无形中在扩大我的影响，替我做免费宣传，我何乐而不为？
第三， 盗版发生在马来西亚，我想去查也鞭长莫及。”
这三条理由，很有点自我宽慰的味道，但马来西亚出现盗版书，对我来说或许还真是因祸得福？因为盗版书的“引荐”，我在马来西亚名声大噪。没过多久，马来西亚ＡＬＯＨＡ儿童心算学院千方百计找到远在中国的我，邀请我赴马讲学。
1995年2月28日，我应邀抵达吉隆坡。
3月1日中午，我在马来西亚珠算心算总会会长刘水钦和ＡＬＯＨＡ儿童心算学院院长罗文桑的陪同下，在教育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真是无巧不成书。
恰恰我来吉隆坡前两天，也就是1995年2月26日的晚上,马哈蒂尔总理检查养子的作业，突然发现他数学进步很大，便问夫人:“你让他学了什么？他的数学进步这么大！”
马哈蒂尔夫人茜蒂哈斯玛回答：“我让他学了一种叫珠心算的方法。”
“你把老师叫来，我要问一下情况。”
当晚，教这门课的马来女老师查米娜就来到了马哈蒂尔家中，给马哈蒂尔作了详细讲述。查米娜对总理说：“我教他的珠心算，来自于一个名叫徐思众的中国珠心算老师编写的教材。”
哦？查米娜的话引起了马哈蒂尔强烈的兴趣。立刻又问了许多相关问题。
查米娜一一作答，最后补充了一句：“总理对珠心算这么有兴趣！这两天，我看到新闻报道，徐思众老师两天以后要来马来西亚讲学。”
马哈蒂尔总理说：“徐思众先生到马来西亚后，我要见见他，向他了解中国珠心算的情况……”
ＡＬＯＨＡ儿童心算学院很快接到了总理府的电话，大家都惊疑地相互看着：首相要见徐思众(马来西亚人把马哈蒂尔称为马哈迪首相)？这不太可能。是不是电话错了，以讹传讹了？
由于主办方谁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结果没有安排我见总理。
有趣的是马哈蒂尔以为他的“最高指示”下达后，不会有误。按照事先的安排，2号下午4点他在总理府准时等候我，可左等右等不见人影。他感到奇怪。
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找来秘书：“怎么回事？那位中国老师为什么没来？”
秘书立即打电话询问后才得知：接待方怀疑这件事有误，没当真。
马哈蒂尔总理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邀请单位，大意是：你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我真的要见见那位从中国来的徐思众老师。我要和他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如果你们不信，我会让教育部作出安排。
邀请单位看到总理的亲笔信，慌了神：“看来这事是真的！怎么办？”因为再安排我去见总理已经来不及了，马哈蒂尔正按计划出访丹麦。
因总理出访期间无法安排，便先让教育部部长苏莱曼接见我。
苏莱曼部长告诉我，总理指示他，等他一回到马来西亚，就安排时间接见我。
“我到贵国的期限就是3月15日。超时不归，会违反中国的有关法律和规定。”
苏莱曼部长用右手敲着太阳穴，略加思考后说：“既然这样，这事要向总理报告。”他立刻打电话给马哈蒂尔总理。
总理此时又从丹麦出访伦敦。接到苏莱曼部长的电话，马哈蒂尔立即指示：要给徐思众先生办好延期回国的手续。
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中国驻马大使馆，说明此事。
大使馆出面，帮我顺利办理了延迟回国的手续。
---------------
(6)贵人从天而降
---------------
贵人马哈蒂尔。
我不知道冥冥中是谁的安排，我从没想过所谓机遇所谓贵人。而事实是：我生命里的贵人从天而降，我珠心算事业的机遇从天而降。
永远记得生命历程上有着特殊意义的这一刻——1995年3月17日上午11点零5分到12点45分。上午10点，我特地去理发店吹了一个发型，穿上西服，系好领带。一切安排停当，总理府的工作人员已经来到宾馆。
马来西亚总理府气势宏大、金碧辉煌亦庄严肃穆。工作人员引我走到一扇大门，轻声告我：“这是总理的办公室，他在里面等你。”
走进那扇大门，一眼就见到了马来西亚国家的最高统帅马哈蒂尔。他高大的身躯在窗外阳光的映射下，显得俊朗、威严。
总理微笑着，轻轻地拉住我的手，缓缓坐到沙发上，亲切地问着：“来了多长时间了？”“都到了哪些地方？”“生活习惯吗？”
我向总理介绍，我来自中国浙江省慈溪市，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一边说着，一边拿过来两样准备好的小礼品：“这是介绍我家乡的《慈溪画册》，这是中国最新的一四珠算盘。”总理高兴地接过来。
“你了解马来西亚小学生学习珠心算的情况吗？”
“在总理的亲自倡导下，马来西亚已经形成了一股学习珠心算的热潮。”
“马来西亚这样学习珠心算有什么问题？”
“根据我来马来西亚的考察情况，还是有一些问题的。科学这个东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我口无遮拦。
总理听到这，睁大了眼睛。
我直截了当地说：“主要问题是，教材、师资、教法等等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政府如果不整体地正确引导，很可能会有误导。”
总理专注地听着。“这些问题，你觉得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解决？”
我胸有成竹地回答：“解决这些问题，要做到五个统一：统一教材、统一师资培训、统一教学方法、统一教学工具、统一考试……”
“很好！很好！我要建议我们的政府采纳这些意见。”
紧接着，总理慎重地说：“徐思众先生，你是否愿意来马来西亚，帮助我们的教育部，推动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育？”
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如果你愿意来，是否让全家都来？是否可以长住几年？我和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是老朋友，我可以直接写信给他们，邀请你。”
总理认真提出这个问题，决非一时心血来潮。
这里有个小插曲。1993年，马哈蒂尔出访日本，他发现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大型企业的员工在统计报表时并没有使用计算机。询问究竟，主人回答：“我们的员工普遍学习过珠心算，用珠心算计算又快又准。”马哈蒂尔又问，珠心算是谁发明的，谁教的？主人告知：中国人发明的，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马哈蒂尔在一所日本小学参观，小学生们做了珠心算表演。孩子们神速而精确的计算，使他深感惊讶。他问学校，谁发明的计算方法？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中国人发明的。
我想从那次访问起，中国珠心算的种子已经种进了马哈蒂尔的心田。他已经在考虑如何把中国珠心算引进马来西亚。他觉得这项技术并不亚于计算机技术，这项技术的引进，对基础教育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途径。
我很感动，很荣幸。马哈蒂尔这位世界著名的领袖这么在意中国的珠心算，因为珠心算，又这么礼贤于我。一个来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我简直有高山流水，他乡遇知音的感觉。
我连连点头：“我愿意为马来西亚做好这件事。”
---------------
(7)我告市政府行政不作为
---------------
马哈蒂尔总理的邀请函。
从此，马哈蒂尔就把我当成他最好的中国民间朋友，我这个不起眼的浙江小个子就成了马来西亚总理的座上宾。
是珠心算，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1995年8月2日，马哈蒂尔给我写了一封邀请信，要求我尽快赴马与他再度见面。他的秘书先发了传真件给我，又把亲笔信邮寄到我的单位。
我向任职单位和市里报告了这件事。
有关部门觉得事有蹊跷，让我直接向市长汇报。市长让外事办公室来处理。外办的人对我说：“这封邀请信要是假的，你到大使馆签证肯定签不下来。而且，一旦被查出来，你还要去坐牢。”
此事一时惊动了市政府大楼上下好多人。慈溪的一个平民百姓突然收到外国总理的邀请函,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纯属子虚乌有。
我拟了一份正式报告交到市政府，报告很快被送到了分管文化和教育的副市长手中。
副市长批示：“徐思众同志应马哈蒂尔总理邀请赴马来西亚访问，应按因公出国办理。”
但是市长说，马哈蒂尔总理是以个人身份邀请徐思众的，按照有关政策这件事不能办因公出国，只能办因私出国。
我拿着邀请函到市公安局办理手续。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你要提供邀请人马哈蒂尔的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的复印件；要提供马哈蒂尔本人出示的经济担保书，否则公安部门不能办理。”
我有点哭笑不得：“你不是开玩笑吧？我怎么能去要一个国家总理的身份证复印件，要他的经济担保书呢？”
但是公安部门按章执法，无懈可击。
我回头又去找市长。市长不置可否。
领导态度模糊，我就无所适从，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马来西亚那边不停地电话询问签证办得怎么样了，能否如期出国，我却不能告以实情；另一方面这边办出国手续四处碰壁、困难重重，即使我找来一大堆理由，他们也拖着不办。
无计可施。
恰在此时，国家《行政诉讼法》出台，我第一次接触了有关政府机关行政不作为的概念。认真研究了一下，然后来了一个急用先学，根本没有考虑行为后果。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条款，我一纸诉状将慈溪市人民政府告到了市人民法院。我告市政府，也告市长，告他们行政不作为。
这可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民告官”案例之一，虽然不算首例，当时也搅得慈溪小城沸沸扬扬。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政诉状的受理时间是７天。这7天，不知从哪来的一拨人，相继登门，苦口婆心，让我撤诉，不要和市政府作对，弄僵了关系，将来怎么办事做人？
我坦然地告诉那些游说者：“我不过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办点事这么难！可见市政府的官僚作风、行政作风！”
难道真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在7天诉讼受理期结束的前一天，有关部门通知我速去办理出国手续。接到这个通知，内心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事情非要到这种地步才能办？
后来，细细一想，市政府突然那么痛快地转变态度，大开绿灯，缘由有三：
一是行政诉讼的力量。一旦开庭，市政府落下“行政不作为”的名声是很难堪的，市政府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是来自马来西亚总理府的督促。总理府将有关信息反馈到中国国务院，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北京方面敦促有关方面尽快办理。
三是据说李鹏总理通过有关人员给宁波市政府明确指示：用最快的速度办理徐思众的出国手续。
因为出国手续问题，赴马行程一直延搁不定，直到9月26日，我才从广州乘上了飞往吉隆坡的航班。
出发之前，我撤消了对市政府的行政诉讼。
---------------
(8)总理命令警车开道
---------------
现任马来西亚副总理的那吉也是珠心算的追捧者。
原定时间于10月3日下午4时见马哈蒂尔，但我迟到了——
那天下午2点钟，教育部部长那吉首先在教育部接见我，和我谈有关在马来西亚推广珠心算教育的具体事宜。因为谈话内容重要，一下就谈到了３点多钟。李锦成翻译抬起带表的手腕，示意我们该结束了。
那吉部长连忙说：“再谈５分钟吧，把最后两件事商讨一下。”3点40分，部长才把我们送出他的办公室。
乘电梯下楼时，我不停地问李锦成：“不会耽误时间吧？这儿到总理府要多少时间？千万不能让总理等我们啊！”
李锦成看着手表为我掐算着：“这儿到总理府共15分钟的车程，还有5分钟我们可以停车、上楼，不会耽误的。”
上路后，我们傻眼了：塞车！车子走走停停，跑不出速度。我和李锦成心急如焚。我不停地看表，眼看着约定接见的时间一分一秒地接近，又一分一秒地过去。
总理府那边，上上下下也在焦急等待着。李锦宗秘书后来告诉了我当时的情况：
当天下午4点不到，马哈蒂尔已准时来到办公室。4点一到，马哈蒂尔见我还没有来，就看看手表。又等了几分钟，他就严厉地询问安排这次接见的秘书：“怎么回事？”
秘书回答：“我们已通知了对方，下午４点准时到达。”
马哈蒂尔指了指手表：“现在４点钟已过了。第一次安排，是因为不相信我要见他，所以错过了。而这次为什么还没有安排好？”
秘书知道李锦成一直和我在一起，连忙拿起电话询问李锦成。
李锦成急忙把堵车的情况向他说明。一会儿，秘书又打来电话询问我们被堵在了什么地方，我们的车牌号和车辆颜色，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在那里不要挪动位置，总理听说你们堵车了，马上派警车来为你们开道。”
仅仅几分钟，前方传来警笛的声音，一辆辆警车闪着警灯来到我们周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总理竟然命令警车为我开道！
追随警车，一路向总理府飞驰。那种场面和气派，我只有在电视上、在首都北京的大街上见到过。为见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总理如此用心，这不仅说明了他对我的款待，更说明了中国珠心算在他心中的地位。
几分钟后，我们的车停在了总理专用轿车停车位旁边。一出车门，早已伫立守侯的工作人员走上前来。平时见总理，还有一些安全检查程序，此时全免了，我们跟着工作人员直奔总理办公室。
总理早已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了。
马哈蒂尔这次接见我，主要是探讨在马来西亚推广珠心算的具体方案。第一次见马哈蒂尔之后我就决定为马来西亚提供一份详细的珠心算推广计划书，同时准备带给总理我撰写的珠心算书稿。
“这是我最新的著作。”
我把带来的箱子打开，整整一皮箱都是手稿，长达１００多万字，是我曾出版的《中国心算大全》和《中国珠算大全》书稿重新修订合成
的《中国珠算心算大全》。
总理看着一箱书稿，惊叹道：“都是手写的？”
“是的，请您过目。”
我把这100多万字的手稿郑重地交给了马哈蒂尔。
马哈蒂尔对这部书稿非常重视，他把这本书稿交给有关部门，先是组织专人翻译，后又找来有关专家对书稿进行了反复论证。
---------------
(9)“请你准时到达北京”
---------------
在马哈蒂尔家辅导他的养子。
我第三次到马来西亚是持旅游护照出境的。那是1996年7月。
当时，我到马来西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教总理府官员们的孩子学习珠心算，有7个孩子参加，其中就有马哈蒂尔的养子、副总理安华的孩子。
8月3日，在马哈蒂尔家辅导他的养子学习珠心算时，秘书告诉我：“8月下旬，首相应李鹏总理的邀请要到中国访问，他希望在北京和你见面。届时，我们会通知你。”
7日回国后，我一直惦记这事。心想，总理一定有重要的事要与我谈。
果然，8月17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出这样一条消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应李鹏总理的邀请将于8月24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8月24日，马哈蒂尔总理乘专机抵达北京。下午6点飞机降落首都国际机场，7点我就接到了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发来的传真：“浙江省慈溪市珠算心算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思众先生：应李鹏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已于今晚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期间定于8月25日下午3点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接见你，请你准时到达北京。”
8月25日下午,马哈蒂尔在中国大饭店的２０层总统套房会客厅里接见了我，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阿米尔·嘉化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钱锦昌陪同在座。
我又给马哈蒂尔带来了两份礼品：
第一份是培训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师的计划书。第二份礼物是徐思众牌算盘。这个小算盘有两个特点：算盘的清盘器采用了吸铁石装置;我还对算珠的大小、算盘的结构进行了改革,使之更符合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可以促使手指小肌肉群频繁活动，刺激大脑皮层，达到在脑子里打算盘的效果。
马哈蒂尔总理当即拨了拨我给他的算盘，连连点头：“好，好，这种算盘好！”
我知道总理在访问中国时接见我，一定有比较重要的话要讲。果然，在接见快要结束时，总理对在座的两国大使说：
“我要徐思众，第一，我要他的人；第二，我要他设计的这种算盘；第三，我要他的点子；第四，我要他写的课本；第五，我要他的教学方法。缺一不可。希望徐思众能支持马来西亚政府。”
这次接见后，没有多长时间，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通知我：“你的特别贵宾签证已经办好，可以到大使馆来取了。”
我在慈溪市珠算协会一干就是8年。作为珠算协会唯一的专职副秘书长，旁人眼里，虽是闲职，工资却不低，令人羡慕。但马来西亚二度归来后，一个念头产生了。
这就是尽快辞职。
我要把珠心算事业做到我的极致，目前的状态已经有碍于此，我就要改变它。
时隔一个多月，辞职报告批复下来，我去办理了所有的辞职手续。记得当时单位算给我的辞职等费用是13200元，加上我个人多年积蓄的5000来元钱，我的全部身家一共是18000多元。我要靠这些血汗钱去闯荡天下，实现梦想了。
辞职后，母亲一遍遍数落着我的不是。哥哥姐姐都不理睬我，觉得我太叛逆，断送了一家人的希望。我告诉他们：“徐思众做任何事都是用头脑考虑过的，我不会头脑发热，不会做没有目标的事，没有了工作，我照样还是一个男人，照样能养家糊口。”
***************
*第二部分
***************
当天的课非常成功。有的老师竖起大拇指用中文说一声：“好！”有的老师冲我点点头用英文道一句：“Good！”更多的老师挥手向我致意。 听不懂马来语，李锦成转告我，许多老师在三三两两地议论今天的课和中国老师，他们认为这个中国老师有料，这个中国老师有货，这个中国老师不白请……
---------------
(10)给我一千万，还你一个亿
---------------
“神算子”书包是慈溪街头一道流动的风景。
我的第一桶金开掘得异常艰难，也常常要冒违规之大不韪——
大马归来，另一个成熟的念头就是尽快打响自己的品牌。惟有品牌才能使事业真正扎根市场，扎根人们心中。
建立品牌的第一步，就是在慈溪先创办一个“慈溪市珠算心算科学研究所”。筹备工作私下早已完成。
1996年2月29日，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我决定利用自己的优势，办珠心算培训班挣钱。
依旧打品牌。我以慈溪市珠算心算科学研究所的名义向市教委申请创办“慈溪徐思众珠心算培训中心”。市教委很快批准了我们的申请。
我们开始向社会招生。但广告过后，应声而来的不过23个学生，每人学杂费是150元。一番折腾，我们基本没赚。
不久，我又同样以研究所的名义举办了一期全国珠算心算教师培训班。134名老师报名，为时4天，每人收学杂费100元。这次培训受到老师们交口称赞，但经济收益甚微。
为什么经济收益不好呢？很显然，收费标准太低，光去考虑社会效益而忽视了经济效益。毕竟大家都是教师出身，赚个钱扭扭捏捏，觉得有辱斯文。
再办培训班时，我对培训班的整个运作过程重新调整，提高收费标准。培训班的名称明确为：神算子培训班(以后注册了“神算子”服务商标)
我向物价局提出了每人每期280元学杂费的申请。
好不容易拿到物价局新核价后，我们开始了新一轮招生。
在电视、报纸上做广告我做不起，太贵。怎么办呢？其实，孩子们学习什么，往往由父母决定。还不如实在点，因陋就简地发布广告，想办法吸引家长的眼球。
我想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菜市场，那里人流量大；一个是公共厕所，人在如厕时，很容易注意眼前的东西。
说干就干。我买来墨汁毛笔，通宵达旦地制作广告。
夜深人静，我就骑上自行车，怀揣一堆广告宣传单去公厕张贴。男厕所还好，我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去女厕所务必非常谨慎。弄不好，别人把我当坏人的。尽管深夜静悄悄，我还是非常仔细，贴着墙壁喊着：“里面有人吗？”没有回音，我才小心翼翼进去。
一般凌晨3点钟，贴完厕所广告，我就赶回来，用一个小三轮车拖着木板广告牌去一个个菜市场，放在进口处，好让那些清晨买菜的人一眼看到，印象深刻。
8点之前我又逐一将木板广告收回。8点过后，城管人员就上班了，为了市容，他们不但没收广告牌，还会罚款。
广告有效，一举招来230个孩子！研究所的全部收入突增五六万元，去掉工资和场租费等费用，我们赢利了！
一天下午，我到一所小学门口做调查。正值放学时分，看到一个个孩子背着书包鱼贯而出，突然福至心灵：书包不正是广告发布最佳所在吗？
第二天，我用第一笔培训利润买了一批小学生书包，在每一个书包上都印上我的“神算子”商标、招生年龄、联系电话和“徐思众珠心算”几个大字。
书包成本不过15元。我给每一个到培训中心来的孩子发了一个。一个书包至少可以宣传到几个人，起码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随着培训班人数不断增加，背书包的孩子也越来越多。后来，发展到慈溪的小学生比着要背我的书包，以此为荣。
红底白字，夺目耀眼，当年是慈溪街头一道流动的风景。
第3期培训班，一次就招了400多人。这时，全部流水账已达10万人民币。到第5期、第6期开班，每期学生已有五六百人。
---------------
(11)思路决定出路
---------------
孩子们争做神算子。
“神算子”的名声越来越响，慈溪的孩子掀起了一个学珠心算的热潮。那种热情决不亚于现在的孩子学英语。
这期间就有一些寒门子弟求学。看到家长们为了学费欲言欲止的样子，我不由得辛酸。穷人的心是相通的。我愿意收穷孩子做我的学生，更愿意看到贫穷的孩子借珠心算，智力得到开发，长知识，长本事，将来有出息。我对他们说：“来学习吧，免交学费。”
这几个学生的家长都告诫孩子：“孩子，你好好学。在徐老师这儿你不仅能学到珠心算，更能学到怎样去做一个自尊自重自爱的人。”
慈溪的成功，加剧了我扩张的雄心，我开始把目光瞄准宁波市。
1998年12月的一天，我驾着崭新的桑塔纳，向宁波进发。
从慈溪到宁波相隔60多公里，初驾出城，我开得小心翼翼。大约1个半小时，车终于停在了宁波市教育委员会门口。我向社管办负责同志递上《关于成立宁波徐思众珠心算培训中心的报告》。教委同志看完后提出异议：“单位名称是不允许放上个人名字的，教育机构就更如此了。你为什么要放上徐思众？”
“为了打响自己的品牌，”我老实说，“老百姓买东西喜欢买名牌，企业做产品喜欢制造名牌，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已经是慈溪教珠心算的名牌。我到了宁波搞珠心算，很快也会成为名牌。这不是狂妄尊大，我有这样的信心。”
宁波市教委的领导委婉回绝：“宁波没有这样的先例。”我磨着嘴皮：“从徐思众开始吧……”
宁波开放多年，教委领导相应比较开明。1999年1月18日，宁波教委批准建立“宁波徐思众珠心算培训中心”。教委领导说，慈溪珠心算已经名气在外，慈溪隶属宁波，慈溪珠心算品牌也就是宁波教育的品牌。
我开始在宁波打码头了。
但1999年春季招生时，只招了41名学员。
仅靠41名学员来支撑一个培训中心，经济上入不敷出，也没有社会效益。原因在哪里？
多看则清，多听则明，多思则准。我外出做了许多天的调查研究。原来，宁波太大，许多家长嫌路途太远，不方便送孩子来。除非我四处设点，但以我当时的经济实力，显然不现实。成本太大，也管理不过来。看来不能简单照搬慈溪的方式，坐等家长上门。我必须更换运作模式！
如果直接在小学校和幼儿园开展培训，就最理想。因为一下子就上了规模。但小学的课时是不可能挤进去的，必须由教育主管部门决定。而幼儿园教学相对比较灵活自主，各园都有自己的空间调度安排。幼儿虽小，但他们已经拥有形象思维，而珠心算教学恰恰离不开形象思维。
思路决定出路。
我开始把珠心算培训的触角伸到了幼儿园，开始去一家家幼儿园拜访，上门宣传徐思众珠心算教学法。慈溪到底是宁波的直辖市，老师和家长对我早有所闻，听了我的介绍，看到我展览的成果后，非常喜欢。
不少幼儿园很快答应和我们培训中心合作。这个模式一旦运作开又形成好口碑，越来越多的幼儿园主动找到我，要求加入。
培训中心越来越火。初到宁波，第一期培训班只招了41个学员；第二期培训，也就是1999年暑期班，已是1000多人；到了1999年秋季班招生数就是2000多人。
这年底，我在宁波和慈溪珠心算培训项目上，年产值总计已经达到200多万。
---------------
(12)做大事就要去掉小家子气
---------------
绝技惊四座。
出师告捷。我又开始准备进军上海。
当我把计划透露给朋友后，所有的人都持反对意见。他们说，上海人一向排外，你能在浙江攻城略地就不错了，何苦闯荡上海滩？
但是，从慈溪到宁波到上海，是我久已考虑的事业三级跳。父亲常对我说，做大事，就要去掉小家子气。中国小农经济了几千年，搞得一般农民很容易满足现状，温饱则安。徐思众虽农民本色，但骨子里不安分的东西多着呢。
我这个农民就是要闯荡上海滩。
2000年3月12日早晨3点钟，我西装革履，开上心爱的桑塔纳上路了。天色灰蒙蒙，街道静悄悄。杨柳风扑面而来，干净清爽。沐浴其中，我非常惬意，希望也像东边刚刚出现的晨曦一样，越来越清晰。
慈溪到上海大约4个小时的路程。早晨7点钟，车已经在上海的地界驰骋了。城市已经苏醒过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沿途打听，我找到了上海市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公室，信心百倍地走了进去。
一位工作人员问：“你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我想找位领导谈点事。那位工作人员直接说：“领导不在，有什么事和我说吧！”我委婉坚持：“那我还是等等领导吧，这种事还是直接和领导谈比较好办。”那人不耐烦了：你就等吧！
一个小时过后，社管办领导开完会走进办公室，我作了自我介绍。
他简单地看完我的材料，惊讶地问道：“你想在上海办学？”
我点点头。
“这是不可能的。外地人还没有在上海办过学。”
我给他解释：“我不是只顾专门办学滚钱滚粮票的那种。我想和上海的一些小学、幼儿园合作，让孩子学习珠心算，这对孩子的智力开发有很大的好处。”
那位领导不屑地对我说：“现在上海的孩子不学珠心算了，学英语和电脑。珠心算已经过时了，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怎么会这样想问题？“珠心算教育并没有过时。就说日本，儿童普遍学习珠心算，相当多的成人也在学；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他们的科学家发现，年轻一代光会使用计算机不行，因为到后来人们已不知，这计算结果是怎么出来的了，所以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也在倡导学习中国的珠心算……”
拿出多年来各种证书、奖状告诉他，我慈溪和宁波办的珠心算培训班都很成功，家长们十分欢迎。
领导口气似乎松动了一下。他说，虽然你做出了这么多成绩，但你一个外地人到上海来办学，我们既没有先例，你也不具备办学资格。我们不能批。你去工商局那边批执照吧！
我悻悻地收起证书、奖状，赶到一个区工商局。工作人员告诉我，必须有上海教育部门或者科委出具的有关证明。
走出工商局大门，已是午饭时刻，我买了盒饭，边吃饭边仔细琢磨国家政策：既然国家都提倡社会力量办学，为什么上海的教育市场就这么顽固不化？我的倔劲又上来了，“嗖”地一下把未吃完的盒饭丢进垃圾桶，返回社管办，继续谈判。
工作人员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又来了？我们不可能轻易打破这个惯例的，你就不要再纠缠了。”
我站在一旁继续说，工商局那边我去问了，需要你们教育部门开出证明才能登记。他嘴角一撇，冷笑一声：“我们怎么能给你出具证明？你又不是上海人，不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我说自己有慈溪市珠算心算科学研究所的证明。他说，那算什么？要慈溪市教委的证明！
---------------
(13)“这个宁波小赤佬又来了！”
---------------
不畏刁难，找来省教委介绍信。
按照他们的要求，我回慈溪教委开资历证明，拿着这张证明再去上海。社管办那位领导看后，说道：“你这证明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这是慈溪市教委的证明，小小慈溪教委不能证明你在上海办学的资格。
“那什么地方开的证明可以？宁波市的，行吗？”
“可以吧。”
“那好，我去宁波市教委开证明，希望你们再不要刁难我。”
然而，当我真正拿着宁波市教委的证明交到他手上时，他依然面无表情地说：“这个证明恐怕也不行，因为宁波毕竟不是和上海同级的城市，所以也没有资格证明你能在上海办学的。”
我真的忍无可忍了，不就是办个培训吗，又不是走私贩毒！强按住心头之火，我提醒他：“你们不是说宁波的证明可以吗？”
没人搭理我。
“那我去浙江省教委开行不行？！”
那位领导看我的情绪很激动，转过身来说，你就去浙江省教委开吧！
沪甬高速公路上，桑塔纳风驰电掣。我拧开音响，舒缓的音乐缓缓流淌。在上海人眼里，我是什么？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一个异想天开的外地佬，一个想与本地人分教育市场一杯羹的狂妄之徒。但我比他们更知道我是谁。我是乡下人，但是不懂什么叫自卑，什么是退缩。这点屈辱、这点挫折就让我折戟沉沙，那就不是我。
我向浙江省教委领导汇报了我要去上海办学的想法，领导非常支持。浙江省教委副主任黄新茂亲自为我签署了意见。
拿到这张资格证明。我又一次来到上海，社管办终于答应集体研究后答复我。
……时间在等待中转瞬即逝。每次我打电话去询问，他们的回答都是：“这事不好办，过段时间再说。”行，有这句话就好！
那些日子，我天天早晨3点起床，4点准时从慈溪市出发。8点，我的车已准时地停在上海社管办的停车场。
“喏，这个浙江小个子又来了！”
“呀，这个宁波小赤佬又来了！”
一天，两天，三天……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等待都长出青苔了，依然音信渺茫。
最后答复终于来了：经过调研，上海想学珠心算的孩子不多，所以不予批准。
上海的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还有一条路可以走。珠心算也是属于科学技术方面的东西，去上海科委有关部门出具证明也是可行的。我豁然开朗，忙昏了头，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我又一次来到工商局，工商局同志告诉了我有关手续步骤。
曙光初露。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
几天后，我来到上海有关区科委，科委领导迅速开出了证明。拿着这个证明，我到工商局注册了“上海徐思众珠心算服务有限公司”。
我长嘘了一口气。上海，我来了！
我决定先在长宁区打开缺口。长宁区有很多享誉全市的幼儿园，如长宁区实验幼儿园、世纪之门幼儿园、宋庆龄幼儿园。首选这些幼儿园，对我在上海建立口碑，打开局面，无疑是有利的。
实验幼儿园园长叫赵赫，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幼儿特级教师、幼儿教育专家。赵赫曾在慈溪亲眼目睹了我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0年6月的一个上午，我登门拜访赵赫园长。她高兴地说：“我记得你，也知道你在珠心算领域很有名气，孩子教得不错。怎么现在才想起把这么个好东西带到上海来？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
(14)小赤佬震动大上海
---------------
历尽挫折，在上海落脚。
我告诉赵园长，想利用长宁幼儿园作为珠心算教育实验基地。园长一听，非常乐意，“但是，你要到我们幼儿园教珠心算，要有一个条件。”
我忙问：“什么条件？”
赵园长说：“先给我们幼儿园的老师们讲几堂示范课。”“这里的老师都是名牌师范院校的高材生，我给他们上示范课不太合适吧？”
“合适。我听过你讲的课，完全符合儿童心理学，又有很多独创的东西。我们园里的老师应该多向你学点儿。”
恭敬不如从命。我精心地备课，几堂示范课受到了老师和孩子们的欢迎。
长宁幼儿园门口很快挂上了我亲手做的牌子——“徐思众珠心算教学法实验基地”。
遇到赵园长，真是我的幸运。她很有心地介绍我到宋庆龄幼儿园搞珠心算教学。
宋庆龄幼儿园大部分是外国孩子，这些洋娃娃和他们的家长对中国文化反应不敏锐。所以，必须要制定一套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既要让孩子接受，也要让他们的家长接受。
我先从宁波请来几个小神算子现场表演。那些小神算子在台上自如飞速地加减乘除，台下的外国家长看得一愣一愣，啧啧称赏：“真是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表演完毕，我当场介绍了珠心算的技巧。一时间，所有的家长都拥到我面前，要求接纳他们的孩子学习珠心算。
一位美国父亲激动地用不大标准的中文对我说，中国有这么好的心算方法，应该早让我们的孩子学习，不要太保守。我连忙回答他：“OK，OK！”
宋庆龄幼儿园掀起了学习珠心算的热浪。从此，我与上海其他幼儿园的合作几乎也水到渠成。
徐思众珠心算的名气越来越大，合作的幼儿园越来越多，我已分身无术，开始着手在当地培养师资……
我的脉搏终于和上海的脉搏一起跳动了！一天晚上，完成教学任务，迎着黄浦江上的阵阵清风，我登上了东方明珠。俯视着上海璀璨的夜空，不由得一阵感慨。这座城市，开始仰头看它，总觉得它可望而不可即；现在看它，原来也是平易可亲，妩媚动人。
2002年10月1日，我与马来西亚政府终于签下了谈判多时的合同，成为他们教育部珠心算教育顾问，必须去马来西亚上班。但心里实在放不下慈溪、宁波、上海三地的珠心算培训工作，我矛盾极了，为难极了！
我去找了多年好友胡昌明，对他说；“现在，我三地的培训市场非常火爆，是放弃国内市场去国外打拼，还是继续留在国内把事业做大？”
胡昌明不容置疑地说：“你在马来西亚辗转七年，艰苦卓绝，不就是为了把中国的珠心算推到国外吗？马来西亚只是你进军国外市场的第一步，以后，还有更多的海外市场需要你去打开。至于国内的三个培训市场，运行得已经非常稳定了，就交给他人替你代管理。有了国际市场，何愁以后没有中国市场？”
胡昌明的话非常有道理，好男儿志在四方。那么找谁接替我，代我管理这些培训公司呢？我忽然想到了方国祥，多年相处使我对他的人品和才能非常了解。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方国祥后，他很爽快地说：“你放心地去马来西亚走马上任吧，宁波和上海的公司交给我打理。”
2002年9月6日，我踌躇满志，从上海转机前往马来西亚，担任马来西亚教育部珠心算顾问，年薪280万人民币。
……舷窗外，已经是热带雨林的天空，新的生活开始了。
---------------
(15)“不可以，我就要徐思众！”
---------------
佛家弟子李锦成。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进军大马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1995年酝酿合作到2002年达成意向，足足经过了漫长的7年。
1996年4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国外来信。原来是马来西亚PM2020教育机构的邀请函，邀请我到马来西亚培训小学珠心算教师。
好啊，珠心算事业走向海外市场的绝好契机来了！
从1995年2月至1996年8月，马哈蒂尔总理已三次接见我，一再诚恳地邀请我到马来西亚去教授中国的珠心算。他的知遇之恩深深地打动了我。
中国有句古话，士为知己者死；还有一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滴水之恩都涌泉相报，何况，马哈蒂尔总理给我的岂止一滴水，那是一片海啊！我实在是三生有幸，怎能不拼力报答？
本以为有总理的亲力倡导和政府的行政命令，我在马来西亚的拓展、培训会一帆风顺；但是，孰料麻烦一桩接着一桩，坎坷一个接着一个。
很快遇到了第一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问题——如何出国。
……慈溪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的同志拿着我的申请表格一行行地看过去，只挑出了一个问题：“你是共产党员？根据中组部1987年的一个文件，党员办理因私出国，需要先到党组织关系所在地办理保留党籍手续。”
立刻赶往我的党组织关系所在地——浒山镇，镇党委为我出具了《关于同意批准徐思众同志出国期间保留党籍的批复》。
但是，宁波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作最后审批时，认为我是一位“特殊人才”，要求慈溪市委组织部在浒山镇党委出具的证明上再加盖一个公章，保留党籍手续才算齐全。
我马不停蹄直奔市委组织部。一位姓周的副部长告诉我：“先把护照拿来，再办理保留党籍手续。”
一趟又一趟，我几乎磨破嘴皮，他就是不给我办手续，就是一句话：先去拿护照。我心里想，办理了出国护照，我还要保留党籍手续干什么？
我去找他们的上司——慈溪市分管组织部的一位市委副书记，但他也和周副部长持一个意见。
莫非是我一年前“民告官”的后遗症发作，有人就是设卡与我为难？
迫不得已，我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了宁波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期望他能对下级说句公道话：此事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文件的规定办。但这位副部长有些为难。他耐心地解释着：“下面已经拿出了意见，上级就不好干涉；真要我们来办的话，除非你把户口迁到宁波来，就可以直接给你出具证明了。”
户口迁移？那多难啊！难道真是“苍蝇碰在玻璃上――有光明无前途”？
马来西亚那边，马哈蒂尔总理也询问李锦成先生：“徐老师的出国手续办得怎么样了？”
李锦成是我与马哈蒂尔总理会面时的中文翻译，华裔马来西亚人，也是佛教的在家弟子。李锦成善解人意地告诉我：“国际长途电话费挺贵的。你不用打电话给我，我定期跟你联系。”
李锦成隔三岔五地为出国问题给我打电话，一打就是5个多月，费用高达2万多元人民币。
那一阵子，李锦成电话里常流露出焦灼情绪。他说，你还没有办好手续，连马哈蒂尔总理都着急了。
李锦成看出了总理急迫的心理，就提了这样一个建议：“首相，您是否考虑可以换一个人？邀请徐思众这样困难，邀请别人恐怕就要顺利得多。”
马哈蒂尔总理抬起头来盯着李锦成看了好一会儿，蹦出了几个字：“不可以！我就要徐思众。”
---------------
(16)小人物办成事，非要有牛皮糖精神
---------------
“这个老师有料！”
我虽是所谓“特殊人才”，但却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是个小人物。这样的小人物要办成一件事，必须要有“牛皮糖”精神——韧劲十足，锲而不舍。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投入百分之百的努力。
我决定迁户口。迁到宁波市，那是从小地方迁到大地方，难度太大，几乎不可能。而迁到某个县城去，难度降低，却不划算。最好的办法是迁到和慈溪市大致相等的县级市。突然间，我想到了慈溪市不远的一个县级市——温开市(化名)。
温开市有一个算盘工厂，我搞珠心算培训需要的大量算盘，都是在这个厂购买的。想必厂长会给我这个面子，帮我这个忙。
果然，厂长听完事情原委，立即表态：“放心吧，徐老师，我一定全力以赴办这件事。”
温开市有一个政策，就是用比较优厚的条件大力引进人才，所谓筑巢引凤。算盘厂厂长就把我作为特殊人才，上报有关单位。果然，一路绿灯：批准将徐思众作为专业技术人才引进温开，并立即办理户口迁移事宜。
9月20日，我终于拿到了出国护照。自马来西亚ＰＭ２０２０一方4月份发出邀请，到9月我办好出国手续，已历时5个多月。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李锦成，兴奋地告诉他：“我的出国手续全部办妥了！”当时，因为兴奋，我的嗓音很大，女儿嘟着嘴提醒：“爸爸，你小声点，楼板要震塌了！”
1996年10月25日,我到达马来西亚，到1997年2月3日离开，共102天时间。期间,我为马来西亚教育部培训了216名小学珠心算教师。
马来西亚教育部将全国分成四个大区域：东马区、中马区、南马区、东海岸区，让我分别跑这四大区域，对那里的老师们进行轮换培训。
第一次培训，是中马区的一个叫太平的地方，那个地方离吉隆坡相当远。李锦成作为我的向导和生活翻译陪同前往。
第一天，计划50来个教师听课，可我走上主讲台，向台下一望，足有100多人。“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听课呢？”我心里直纳闷。但不及细想，只知道这是我到马来西亚的第一堂培训课，不能有半点马虎大意。
在国内，听我讲课的老师往往这样评价：徐老师，你讲珠心算哪里是一个数学老师讲课，分明是一个艺术家在激情四溢地当众演讲。
这不奇怪。古老独特的中国算盘，神机妙算的珠心算，本来就是艺术品，何况我钟情了那么多年？
中间休息。我从讲台上下来，李锦成眉花眼笑的。我问：“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他向听众席上一呶嘴，“你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听课吗？”
我摇了摇头。
“你知道不知道，马哈蒂尔总理，好几次举着你送给他的小算盘到国会上说，我要徐思众，我要徐思众的算盘，我要徐思众的珠心算教学法。总之一切都是徐思众的好。有很多人相信总理的眼光决不会错，但还有一些人并不以为然，认为总理是不是老糊涂了，这个珠心算谁都能搞嘛，光马来西亚就有80多个珠心算教育机构。你总理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非要让中国的徐思众千里迢迢到马来西亚教呢？这里还有不服气的意思啊。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原因……除了教育部指定的50来个教师以外，多出来的七八十人，有本地的官员，还有专门从吉隆坡赶来的官员；有看热闹的，更多的人是你的马来西亚同行和竞争对手，他们要来看看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看看这个中国老师到底是不是不同凡响。”
---------------
(17)总理说：你还没有给我签字呢
---------------
“你还没有给我签字呢。”
当天的课非常成功。有的老师竖起大拇指用中文说一声：“好！”有的老师冲我点点头用英文道一句：“Good！”更多的老师挥手向我致意。
听不懂马来语，李锦成转告我，许多老师在三三两两地议论今天的课和中国老师，他们认为这个中国老师有料，这个中国老师有货，这个中国老师不白请……
我自己还有一个重大收获。这100来天，我利用四处讲学的机会，几乎走遍马来西亚每一个州，考察了各个层面的小学数学教学情况，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原始森林地带。
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感觉让外国人学习珠心算，语言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中国珠算口诀千锤百炼，十分经典，用中文背诵琅琅上口，很容易记住。但外国人怎么背诵中国珠算口诀？我想必须化大力气解决这一问题。要搞出一种让外国人感到形象化的乘法口诀。这件事在珠心算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但这个问题不解决，推广珠心算势必困难重重。
马哈蒂尔的中文秘书李锦宗后来告诉我，总理其实一直密切关注我的培训情况。我的培训情况，隔几天都要由专人向总理进行报告。而且，参加培训听课的老师，每天都要给我打分评估，并由专人进行统计，每天都要将统计结果递交教育部部长甚至是总理那里。
怎么打分呢？主要有以下几个评估项目：
第一，徐思众珠心算教学法是否符合马来西亚的国情；
第二，徐思众珠心算的内容，对马来西亚孩子的数学学习是否有所帮助；
第三，与马来西亚小学数学教学内容是否吻合，是否有抵触的地方；
第四，马来西亚小学数学教师是否容易接受；
第五，徐思众的演讲是否生动科学……
培训成功，触动了整个教育部，上上下下都在议论徐思众。培训结束，我即将回国之前，教育部根据马哈蒂尔总理的指示，安排我到总理府去见马哈蒂尔，时间是1997年1月31日上午10点至11点。
这是马哈蒂尔第四次接见我。
见到总理后，我首先呈上一份有关这次培训情况的报告，报告全文有两万余字，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的总结；第二部分，是参加培训的部分老师的体会和评语。
我对总理说：“教育部关于在马来西亚小学开展珠心算教育的方案是必要和可行的，老师们经过刻苦学习，完全能掌握珠心算教学方法；这次培训使老师们明白珠心算能够提升马来西亚孩子的数学水平，能够开发他们的早期智力。”
总理接过报告一边认真翻阅，一边赞叹有加：“不错，不错。你努力工作，做出了成绩。”
此时，我拿出了一本《中国珠算心算大全》，赠送给马哈蒂尔总理。
“这本书是1995年10月第二次见您时，给您看的100多万字的书稿印成的。当时，我曾向您承诺，书正式出版后，我要第一时间送给您。”
马哈蒂尔接过书：“谢谢，谢谢。”他拿起书翻了几遍，像想起什么事似的又把书递给了我：“徐老师，你还没有给我签字呢。”
我接过书当场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Y.A.BDatoSeriDr.MahathirbinMohamad,
“MalaysiaBoleh”
马哈蒂尔总理看了我写的这几行字，眼睛一亮，会心地笑起来。
---------------
(18)惊叹小神算子们！
---------------
“我早就想看看中国小学生的神奇表演。”
总理为何这样高兴呢？因为，我写的“MalaysiaBoleh”，是马哈蒂尔最先说的也是最爱说的一句话。更是许多场合，马来西亚人爱喊的一句口号：“马来西亚‘薄来’！”
“马来西亚‘薄来’”就是“马来西亚，能！”。
我还能从马哈蒂尔的微笑中感受到，总理对在全国小学推行珠心算已经成竹在胸，胜券在握。
总理再次诚恳地邀请我来马来西亚。他对我说：“我请你过来。你要马来西亚永久居留权也可以，你要马来西亚公民权也可以，你要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多次出入签证也可以。只要你愿意，都可以。你帮助了我们国家，我们应该给你最好的待遇。”
这已经是总理第四次发出邀请了。我很感动，但珠心算毕竟是中国的国粹，我愿意以中国人的身份发扬它光大它。
我对总理说：“还是给我往返多次出入签证吧。”
是年11月，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要主办一个“东方神珠――珠心算交流活动”，并邀请我们组成一个珠心算代表团参加这次交流大会。
我们的交流活动在马来西亚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小神算子的表演让马来西亚人如痴如醉。马来西亚各大报纸都作了报道。马哈蒂尔的中文秘书李锦宗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打电话给李锦成，让我和他联系。
我将电话打到了李锦宗秘书处。李锦宗在电话中说：“你们怎么没有想一想让马哈蒂尔总理也看一下珠心算表演呢？”
我回答：“总理日理万机，怕他没有时间看这样的表演。”
李锦宗接着又问：“你们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11日到达马来西亚，计划在此活动9天，20日返回中国。”
李锦宗说：“今天是17日，争取在两天之内安排你们为总理进行表演。你们要做好准备，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赶紧回答：“一点问题也没有！能为总理表演，将是我们全团的最大荣幸！”
19日下午1点多钟，李锦宗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总理得了感冒，医生一再嘱咐他要休息，可总理一个上午都在忙工作。医生现在要求总理下午休息。”
下午4点将近时，李锦宗又给我打来电话：“总理今天下午非要看你们的表演。医生怎么劝都不听。请你们5点钟务必赶到总理府，为总理进行表演。”
……
“欢迎老朋友。我早就想看看中国小学生珠心算表演，我还特意把夫人也请来了。”
开始进行表演。４位小学生都是慈溪出名的神算子。运算题目甫一报完，孩子们就喊出答案。
马哈蒂尔问我：“经过培训，我们马来西亚的孩子们也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吗？”
我答：“肯定能。”
总理继续关切地询问：“在马来西亚小学开展珠心算教学，现在主要是语言问题了，以前教珠算要用口诀，用马来文很难解释这些口诀的含义，现在教珠算还要用口诀吗？”
看来总理是做过研究的，我由衷地佩服：“的确有一个语言障碍问题。但这个障碍经过我的研究已经被排除了。”
马哈蒂尔总理听了我的详细讲解，格外高兴。
当天的会见即将结束，总理问：“你们明天不能再留一天吗？”
“恐怕不行了，签证的时间已到，飞机票也买好了。”
总理露出非常遗憾的表情：“明天国会有一个大会，我很想让中国孩子前去表演，让我的议员们也看看这项神奇的技术。”
---------------
(19)这是过河拆桥！
---------------
丹斯里郑福成常常施以援手。
自从1997年11月19日，马哈蒂尔总理第五次接见我之后，一晃3年过去。一直等不到马来西亚的任何消息，我百思不得其解。
珠心算进军大马面临搁浅的危险。
后来才了解到，不是总理忘掉了我，而是他虽然反复申明要由徐思众来做这个培训工作，却因为批复有关文件时，没有写明徐思众的名字，下面贯彻时有人就斗胆“调了包”，由别人来做了，但是一概不成功。
2001年2月中旬，马来西亚一家珠心算教育机构的老板罗伯达(化名)专程到宁波找我，他一脸诚意：“徐老师，在马来西亚，谁都知道你和马哈蒂尔是好朋友，能不能帮我们引见一下？”他的目的很明确，想伺机和马哈蒂尔总理合影，以便日后能以此打幌子谋取暴利。
但当时我浑然不觉，二话不说：“大家都是为了珠心算教育，为了开发人类智力，我会尽力帮助你们。”
接下来，我和罗伯达就一起商讨具体办法。商量的结果是，我从中国带两个学生，他挑选两个马来西亚学生，4个学生一起为马哈蒂尔总理做珠心算表演。中方随行人员还有：方国祥老师、两名学生家长，以及一名翻译。全程费用由罗伯达公司负责。
我放下了宁波和上海的手头培训，3月8日赴吉隆坡，向总理的首席秘书长巴达利亚呈交了一封求见信。
十来天后，巴达利亚回信了：
定于5月3日下午3点钟在总理府接见徐思众和中国、马来西亚4位学生。
我们决定5月1日从上海启程。
天有不测风云。4月30日晚上9点多，罗伯达突然打来电话：“我的董事长不愿意和你合作了，为了报答你这次的鼎力相助，特聘请你担任我们公司的顾问。每个月付给你1万马币的顾问费，合同一签3年，一次性付给你36万马币……”
当头一棒！我一下明白，马哈蒂尔总理接见的事已经板上定钉，他们可以过河拆桥了！短短时间我上哪拿出七个人的费用？这是迫使我退出，然后失信于总理，他们正好乘虚而入啊！
我对着电话大骂：“你的董事长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可以早点告诉我，偏偏到这个节骨眼才说，明显的是要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太不道德了！”
骂完，我强制自己镇静下来，作出决策。
紧要关头，我想到了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高级机要秘书何尔荣，他是我到马来西亚遇到的又一个贵人。我立即给何秘书打了一个电话，“何秘书，我现在的脑子很乱，你帮我拿拿主意，该怎么办？”
何秘书毫不犹豫地指出：“你只能克服一切困难及时赶来。万万不可以在马哈蒂尔总理这儿失去信誉！”
立刻连夜筹措经费。5月1日晚，7人如期飞抵吉隆坡。到达后我立即向马来西亚著名企业家、社会名流——丹斯里郑福成，汇报了这次遭遇。
丹斯里，是马来西亚通行的一种爵位，但这个爵位不是英国式加官进爵的爵位，而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这种社会地位由低向高逐步是：拿督、拿督斯里、丹斯里、敦。敦是最高等级的，马哈蒂尔总理退休后就受封为敦。
次日晚上，丹斯里郑福成在联邦酒店设晚宴接风。丹斯里说：“徐老师，你不用担心，3日下午3点你们准时去见马哈蒂尔总理。3点钟之前，我先行一步，把你这次的遭遇向总理先作一个汇报。”
***************
*第三部分
***************
这54个国家级珠心算讲师好比种子，这些种子让全马小学开遍了珠心算之花。三年内，以每年约有55万名小学新生计，总计有165万小学生学习珠心算。
---------------
(20)“你需要几个亿？”
---------------
总理问我：“你需要几个亿？”
这件事，李锦宗秘书很快也知道了，他也及时向总理作了报告。
3日下午2点多钟，我就来到了总理府，在休息室里等候接见。李锦宗走过来告诉我：“总理已作出决定……你放心吧。”
3点之前，总理见到郑福成，告诉他：“你要好好地替我照顾这位中国来的老师。”
“ProfessorXu,Howdoyoudo!！(徐教授，您好！)”
“Y.A.B.DatoSeri,Howdoyoudo!(尊敬的拿督斯里，您好！)”
与以往不同，这次接见，马哈蒂尔总理还特地找来教育部的有关官员作陪，并一一向我引见。
马哈蒂尔总理伸出右手，朝我打了一个手势，示意我可以开始讲话了。
“我记得1997年11月19日下午5点到7点，我曾带4名学生，给总理做过珠心算表演……”
“马来西亚在总理阁下的英明领导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我感到特别的高兴。”我接着说。
总理笑了。在座的官员们也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随后，我进入正题：“自我1995年2月28日第一次来到贵国，至今已有7年。这7年来，我多次赴马考察小学数学教育，根据马来西亚小学数学课程纲要和珠心算的内在规律，已研究出一套适合贵国小学生的珠心算学习方法。”
总理凝神倾听下文---
“这7年当中，我数十次往返马来西亚，花费已达百万人民币。这些经费都是我从前的积蓄。我的夫人、女儿、中国的朋友、马来西亚的朋友，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包括精神的、物质的。”
马哈蒂尔向我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我又说：“近二十来年，我每天都在研究珠心算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编写的珠心算课本已获得一项国家专利。”
马哈蒂尔很有兴致地问翻译：“是中国国家专利吗？”
翻译答道：“是的，这在中国独一无二。”
马哈蒂尔总理说：“要证明马来西亚孩子也能够学得好。你用什么保证？”
我回答：“我多年的教学业绩已经证明它是有效的。如果马来西亚的孩子学不会，我就不要钱。”
总理认真地说：“你要用三个月的时间证明马来西亚学生,无论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都能学得会。”
我回答：“三个月，就有三个月的效果；三个星期，就有三个星期的效果。”
马哈蒂尔说：“先教三个月，如果可以再教三个月，甚至再延长至一年。如果一年可以，证明这个珠心算教学法可以放心地在全马推广了。”
接下来，马哈蒂尔向我询问培训费用的问题：“费用怎么算？你需要几个亿？”
我吓了一大跳，赶紧向总理解释：“不需要几个亿。每年几百万……”
总理为什么报出几个亿？原来马来西亚政府当时决定在小学里除了开设珠心算课程，同时还开设计算机课程。计算机课程邀请享誉全球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设计，他开出的条件是，若要引进他的计算机课程，需要10亿马币(约合20多亿人民币)，而我的课程每年以百万计。
马哈蒂尔总理说：“那好吧，你先按今天谈的写一个报告。”
走出总理府，我说不出的轻松,只待厉兵秣马，大干一场。
---------------
(21)巨资招来“红眼病”
---------------
为马来西亚拟定“小学珠心算教学实施意见”。
马哈蒂尔总理第六次接见我后，所有的事情进展得出乎意料的快。
马来西亚教育部很快就把这件事摆上议事日程，开始认真地研究和论证。
2002年1月，教育部课程发展局(马来文简称“PPK”)通过马来西亚著名数学家林忠强博士与我联系。林博士告诉我：务必火速赶到马来西亚，教育部有重要的事要和你商谈。
2002年2月1日，我再次来到马来西亚。从这天起，我就开始了和“PPK”有关在马来西亚小学开展珠心算教育合作项目的漫长谈判。
为什么和“PPK”谈？不直接和马来西亚教育部谈呢？“PPK”是马来西亚教育部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制定全马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各科课程纲要，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门。珠心算作为新设课程，涉及到课程纲要的制订、教师的培训、课本的编写等一系列工作，所以马来西亚教育部责成“PPK”和我进行谈判。
罗哈妮博士担当首席谈判代表，其他还有教育部法律组、小学数学组、学校课程组、人力资源组、师资培训组等有关人员。
几轮谈判下来，我提交了一本厚厚的装订精美的“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学实施意见”。我是用中文写的，然后请人翻译成马来文，共46页。主要内容包括：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学大纲、小学珠心算考试办法、小学珠心算教师考核办法、小学珠心算教师培训方案等。这份意见书还把三年的教学进度和教学效果都写得明明白白。
意见书中还列出了所需经费预算，一笔一笔，清清爽爽。三年总计1628万马币。马哈蒂尔后来在审定时，怕我不够，又给我加了142万马币。
马来西亚教育部最终给我的全部费用是：557万马币。
2002年3月7日，马哈蒂尔正式签署总理令，批准了这个在马来西亚小学试行珠心算教育的计划。
在总理令中，他特别醒目地写上“徐思众”这三个字。
由于马哈蒂尔总理把在全马小学开展珠心算教育的这个项目批给了我，马来西亚有的珠心算教育机构便红了眼，开始滋事捣乱，企图整垮我，然后由他们取而代之。
他们漫天诬告我是骗子、农民、初中生，没有真才实学等。匿名信寄到了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寄到了浙江省委，寄到了马来西亚教育部，寄到了马来西亚警察总部，寄到了马来西亚总理府。
匿名诬告信又发到了马来西亚警察总部。警察总部有一份不法分子的黑名单，按他们的惯例，列在黑名单上的外国人，各个海关是不允许入境的。
诬告者就是要让警察总部把我这个“骗子”列入黑名单，让我永远不得进入马来西亚。
警察总部把信转发到马来西亚教育部。
高级机要秘书何尔荣，立刻将这一重要的情况告诉了我。
他说了一番令我终身难忘的话：“我们同是华裔，血管里流的是同一个祖宗的血，我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在外面被人欺负、诬告，诬告你也就是损坏了中国人的人格，损坏了中国人的国格。你是来帮助马来西亚政府开展珠心算教育的，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诬告你，是不公平的。我来帮助你，实际上也是在帮助我们马来西亚。”
这封匿名信在教育部引起了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一次部长高层会议上有人就这事提出质疑。何尔荣秘书当即反驳：“这封信是对人格的侮辱，全部是不实之词，一定要弄清真相！”
---------------
(22)好草不怕回头吃
---------------
启功先生题赠：“推广珠心算，开发脑功能”。
会后，何尔荣秘书立即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快回国内提取有关证明材料，以正视听，以辨黑白，彻底消除这封匿名信的不良影响。
国内的朋友把有关证明材料迅速寄到马来西亚。这些材料主要是：
我被焦作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的证书。
我和我的学生在国内多次获奖的证书。
我获得的全国自学成才奖证书。这个全国自学成才奖证书的获得，是很严格的，要经过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国家权威部门联合评审。
拿到一大堆经过公证的证明材料，我交给了何尔荣秘书。同时，又通过一个朋友吴英村向马来西亚警察总部作了汇报。
捣鬼有术，也有限。最终，在确凿的证明材料面前，匿名信里的诬蔑之词不攻自破。
我和马来西亚教育部就珠心算教育合作项目的谈判是从2002年２月开始的，谈判将近８个月时，我放弃的念头都有了。
困难犹如马六甲海域汹涌的波浪一个接着一个打来。
一天，李锦成先生开车送我再去谈判。当时，我的心里很烦躁，发狠地说：“中国人有句俗话：好马不吃回头草。今儿再谈不下来，去他的，我就不谈了。要做生意我有的是办法挣钱，难道非要在这个项目上吊死吗？”
李锦成先生用眼角扫了我一眼，哈哈地笑了起来。
“徐老师啊，好马不吃回头草，此言差也，应该是好草不怕回头吃。为什么说这是一片好草呢，因为不论受了多大气，有多艰难，吃到了这片草，你就为中国人争了光，就是中国人的骄傲，也为马来西亚人民作了贡献，更没有辜负马哈蒂尔总理对你的信任。这些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东西，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你要是回中国去了，你就不是好马了，孬马而已……”
没料一向斯文儒雅的李锦成居然这样骂我，但突然间，好像醍醐灌顶，我一下醒悟过来。我盯着李先生说：“说得好！骂得好！”
“我说好草不怕回头吃，是不是好草，你现在应该比我更清楚了。”
我连声附合：“好草，好草，的确是好草啊！”
这些话特别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对我坚持坚持再坚持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在我几近绝望时给过我巨大精神力量的朋友是家乡的国家税务局胡昌明局长。
在谈判进行到五六个月的时候，我打电话告诉胡局长：“坚持不下去了！我已经弹尽粮绝了。他们使劲压价，这样压下去我怕自己做得不好还要倒贴，我是有心帮他们做事啊……”
胡局长在电话那头用平静却坚定的口气说：“徐老师，不要怕，中国人历来就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你在教书的时候，为了省下几毛钱购买教学参考书，可以坚持几个月只吃酱油拌米饭。你还可以用这种精神，来做马来西亚的这个项目。他们压价，再压价，也有他们的道理，也是通常的买家与卖家的矛盾。继续慢慢谈，好好谈，最终达成一致。……老朋友，激你一句：不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就不要回到家乡！”
其实，我那时的境况窘极了，带来的钱全部用完，家里的钱一下也寄不过来，又不好意思开口向当地的朋友们借，我只能把我现有的，分成份，省而又省地花，到小摊上吃最便宜的食品，能不坐车就不坐车。有时候一天的花费只有一马币，相当于一天只花两块两毛人民币。
但是，退无可退。那么多的付出，那么多的期待，没有个交代我往哪里退？
---------------
(23)良心和钱，哪个重？
---------------
为了钱，背信弃义，不干！
我和马来西亚教育部谈判的程序大体是这样的：
第一，先由马来西亚教育部和我商谈出一个总体计划；
第二，再将这个计划报给马哈蒂尔总理，总理同意后，签署总理令；
第三，再由马来西亚教育部和我商谈有关实施细则。仅这一步，就谈了８个月的时间，关键点是经费问题；
第四，待以上所有条件和实施细则都达成一致意见后，马来西亚教育部再出一个公文；
第五，拿到这个公文后，等待签订正式协议。
按照这个官方程序，正式签约之前，还要出具一个正式公文。如果说签订正式协议是正剧开演的话，那么，教育部出具公文就是整台大戏的序幕。
历经8个月谈判，我终于等到了序幕的拉开。
2002年8月29日，我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让我到教育部的一位律师处去拿秘书长安比宁签发的公文。
我的血液一下子沸腾起来，泪水盈眶。
马来西亚政府明文规定，此公文一出，半个月之内双方必须签订正式合约；这个正式公文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这个公文发出之后，当事人却拒绝签署正式协议，那将受到有关法律的制裁。
看我拿到了公文，那个不断害我的珠心算机构又对我上演另一出好戏了――
一日下午，一个陈姓朋友约我晚上一起吃饭，说有要事协商。
我准时赴约。边吃边聊。不一会儿，朋友问了一句：“徐老师，你为那个项目来马来西亚很多趟，花了不少钱吧？”
“7年时间，花了大约有100万人民币。”
陈先生又说：“精神可嘉。你是真心在为马来西亚人民做事啊……”
我摇摇头。这时他话题一转：
“本地一教育机构，想让我转达他们的一个意见。他们问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转让给他们，由这个机构来做。”
我忍不住回答：“马哈蒂尔总理在总理令上明确写明由徐思众来做这件事，恐怕不好办。”
陈先生显得有些为难，“对，我也这么说。可他们说，这好办，仍然用徐思众的名字来做这件事。但是，徐思众最好回中国，我们给他一定的经济补偿。”
我不动声色地问：“怎么个补偿法？”
“每年确保你100万马币的顾问费，这个项目共3年时间，他们一次性付给你300万马币，相当于660万人民币，这是对你7年辛苦的补偿啊。再则，他们仍然用你的名字去做，你还可以扬名……”
“你的意思呢？”
陈先生显然听出了我口气中的不屑，“我当时就告诉他们，这一套在徐老师那里是行不通的。他们说有了钱谁不愿意拿啊，何况我们的价码也不低。只要徐思众在我们的合约上签下徐思众三个字，300万马币他就到手了。他们说一定要把这个话转达给你，因为这个买卖对你来说，是合算的。”
我慢慢地说：“陈先生，今天这个交易，我不能做。我和教育部即将签署的教育合作协议，如果仅仅是一个生意问题，那就好办了，我可以从生意的角度和他们做交易。但是，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我要考虑到马哈蒂尔总理，因为没有理由辜负他；我要考虑良心上是否对得起马来西亚人民；我还要考虑我是一个中国人，这样背信弃义，一定给我的国家脸上摸黑。为了钱，把这些统统置之度外，我很难做到。”
---------------
(24)凶险一招
---------------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按那份公函，我将于2002年10月1日12点正与马来西亚教育部正式签署珠心算教育合作协议。
哈，10月1日，正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呢，我能在国庆日里签下这样一个中马两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珠心算教育合作协议，是巧合，还是上苍有意的安排？
那天早上11点我就到达了教育部，等待正式签署的那一刻。
12点正，马来西亚教育部秘书长安比宁和我一起来到了签字大堂。
合约上落下了安比宁和徐思众两个名字。珠心算教育合作项目正式开始启动了。
落笔的那一刹那，我百感交集。
7年的论证，８个月的谈判，1个月的等待，今天终于有了结果！
合同一签，我正式履约。助手们也摩拳擦掌地从国内奔赴吉隆坡，他们都是十分优秀的珠心算教育工作者。
但是一直想千方百计赶我走人的那家珠心算机构并不死心。合约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在合约上死磕已经没有可能。他们又处处想新招来搞破坏。第一招就是让人干脆直接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去诋毁我，强烈要求大使馆出面调查我在中国有没有犯罪经历。
大使馆工作人员明确指出，徐思众从来遵纪守法，没有犯罪经历。至于他与教育部签订的合作项目，中国大使馆将全力支持，不允许有任何人或团体破坏。
此路不通。他们又使出更凶险的一招——
履行和马来西亚教育部的合作协议，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教师培训。要进行教师培训，当然首先要给教师们提供珠心算课本、作业本，还有教学参考用书。一个主管此事的人对我说：“徐老师，你写的珠心算课本、作业本，还有教学参考用书，要拿到我们指定的出版社出版，否则，那些书我们就不用。”
我及时把这些书稿交到了阿尔出版社(化名)。那是2002年10月10日，而马来西亚教育部确定的全国珠心算教师培训时间是2003年4月21日，这就是说，4月21日前必须将所有的教材和资料印刷出来，并发放到老师手上。
后来据我了解，阿尔出版社并没有多少经济实力，它的背后有家后台公司。但是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那后台公司居然就是屡屡和我作对的那家珠心算教育机构，老板正是罗伯达(前已提及此人)。
书稿交毕，一直动静不大。我急了，不断地电话催促，请求他们尽快出版，不误正事。否则，万一在合约指定日期期限前，拿不出教材和参考书，我就是违约，合作项目将自动取消。
怕口说无凭，我还给他们发了传真信函。
可是出版社不理我的请求，不理我的劝告，也不理我的“最后通牒”，我行我素。
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
转眼就是4月中旬，离正式培训只剩七八天了。
4月15日下午3点，我和爱人一起上门督促。找到了出版社老板，落座之后，我开门见山：“培训老师的时间是4月21日，一培训，就要立刻使用这些教材……”
还没有等我把话全部说完，这个老板极不耐烦地把手向空中一扬：“催什么催？麻麻烦烦，别说了，我们不做了。”
天！
出书的合同是和这个出版社签订的，我一直天真地以为，他们拖，但拖到最后，无论如何也要执行合同，好歹赶都要赶出来的。没想到老板到这个关键时候，竟然来这一手！
---------------
(25)“气大伤身，停下！”
---------------
受了委屈，向王春贵大使诉说。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我该负违约责任了！
从出版社出来，我垂头丧气，失声一般，说不出话。爱人看我心情恶劣，就边走边劝，可我一句也没听进去，看我愣愣无神的样子，她就大声地叫了我一声：“思众，不能这样，气大伤身，你会生病的！”
……终于听见爱人焦急的声音，缓过神来，我对她说：“我真想哭，大声地哭，为什么这么难啊！我想喊，我想大声地骂人，他们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好不容易签下来的合同，刚刚开始执行，这就要流产了。这算怎么一回事？我不甘心啊！
“走吧，先回家，你放心，我不会趴下的……回家，回家！让我的心静一静，再想办法。”
回到家，第一件事是给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打电话。
大使馆的官员耐心地听完，然后问我：“徐老师，你准备怎么办？”
当时我正在火头上，情绪冲动，脱口而出：“我不想做这个项目了！”
沉默了几秒，电话那头劝我：“徐老师，你不可以这样想，这涉及到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你一定要从国家的大义来考虑和处理这件事情，而不能只顾自己的委屈，只顾自己的情感。”
突然间，我像被注射了一剂强心针，情绪立刻稳定下来，“请大使馆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人在异域，碰到委屈，给大使馆打电话，就像是给母亲打电话。听到大使馆的声音，一点也不夸张，我就像听到伟大祖国的号令。
准备战斗！耳边突然响起了小时候最爱唱的那句样板戏歌词：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放下电话，我想了想，离正式培训教师的时间还有7天。这7天每一天都比黄金宝贵。根据我和阿尔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我拥有全部书稿的著作权，出版社则拥有出版权。在合同有效期内，已经交付给阿尔的书稿，我不再可以拿给别家出版，也不可以擅自印发，否则就是侵犯了阿尔出版社的版权。所以所有培训用书必须在7天内重写，内容必须和交由阿尔出版社的那些不一样，而且要设法及时印刷装订一批出来，以供急用。
当天下午，我向我的7个助手简要地叙述了事件经过。
“我曾对大家说过，我们在国内，每一个人都普普通通，可到了国外，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现在有人逼我们，把我们逼入了绝境，想看我们失败告终，无功而返。我们能让他们看成吗?”
“不能！”7个助手不约而同，掷地有声。
“那么，开始吧。”
我的脑子高速地运转起来。7天拿出书稿确实不易，好在这么多年，我已经写过了很多书，那些内容烂熟于心，完全可以对它们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
我在前头拼命地写，我的助手在后面拼命地翻译、打字、装订……大家夜以继日，决斗一般。
4月20日凌晨3点多钟，经过7天7夜的奋战，三本书稿：一年级珠心算课本、珠心算作业本、珠心算教师指导用书终于编印成册。
大功告成，大家情不自禁击掌相庆！
不远处，飘来悠扬而激越的诵经声，歌唱似的。不知哪位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在做早祷。
下午，我带着刚装订好的教材资料，离开吉隆坡前往马来西亚在新加坡边境的新山，那个地方离吉隆坡大约有350公里。
---------------
(26)在马来西亚被起诉
---------------
在马来西亚正式出版的英文版教材。
与阿尔出版社的事还没完。
阿尔出版社老板很快拿出了一份清单。我一看，吓了一跳，一个头变成了两个大！
这是一份赔偿清单。里面列出了我要赔偿出版社前期的版式设计、排版和校对等费用。
这些工作我们不都做过吗？难道不算？
阿尔出版社态度强硬，矢口否认：“你们没有做过，没有！”
另外，书稿里面的卡通插图原先是我自己画的，担心自己卡通画水平不高，便让出版社重新找人画，相关费用由我负责。也就是说我不清不楚地花钱买断了那些卡通画的版权，现在也必须为此拿出一笔钱来。
吃亏吃得不明不白。可是，出版方没有告诉过我这些细枝末节中的奥秘。我冤不冤？
阿尔出版社不按合同及时出版，最后又先提出不干，撕毁合同，到头来倒打一耙，居然要作者赔偿他们！费用总数大约38万马币，约合人民币七八十万。
无稽之谈！情急之下，我还是把这个情况向马哈蒂尔总理报告了。
马哈蒂尔总理得悉，很快找来丹斯里郑福成，让郑福成出面帮助我。
我把和这个出版社签署的出版合同，以及我催他们印书的所有传真信件拿给丹斯里看。
看完以后，郑福成说：“徐老师，不用再谈了，我什么都明白了。那就采用一刀两断的办法！”
2003年6月9日，郑福成把我和出版社老板一起约到他的办公室。当时在场的人还有郑福成的私人律师、私人助理，出版社老板的一个随从。
当天决定：立即中止合同。
对方要我拿出40多万马币。我断然拒绝：“你违约，还要我来赔钱，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谈判陷入僵局。
看到这种情况，郑福成站起身：“徐老师，你随我出来一下。”
我跟郑福成出到门外。
“徐老师，我看算了。你确实委屈，但如果签约方就是拖着找各种理由不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往宽处想，权当帮助马来西亚建设，吃点亏吧。”
沉思了好一会儿，看在丹斯里郑福成的面子上，我说：“尊敬的丹斯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么我听你的劝。只是“赔付”款项不能那么多。”
几经反复，最后敲定下来，由我“赔付”给这个出版社33万马币，并签订协议。协议规定：协议签订后，我先期即付20万马币。
我提出三个条件，第一，退还他们已经擅自印完的3000套书。这些书对我虽然已没有用，退给我也要全部当废纸处理。但我既然已支付20万元，书也是我写的，就必须把书还给我。第二，退还印刷用的菲林软片。第三，退还原稿。
这些条件一经达成，我就立刻支付剩余13万。
上述要求，出版社表示同意并写在协议里。
对于我提出的要求对方必须做到的三个条件，阿尔出版社极不情愿，一直拖欠办理。
我也扣住第二期、第三期应付款。按照协议，对方不还给我原稿，不给我菲林，我就可以不再付给他13万马币。
可是对方击中了我的一个软肋：我在和教育部的合作协议中，约定三年期间，我不能在马来西亚发生任何法律问题，或涉及法律纠纷事件。正是抓住这一点，阿尔出版社设下圈套，来了个故意违约。然后以我拒付13万马币为理由，向马来西亚吉隆坡地方法庭起诉我。
---------------
(27)下三滥的人身搔扰
---------------
他起诉他的，我培训我的。
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同志的推荐和介绍下，我聘请了马来西亚著名律师陈怀安先生，迎接对方的挑衅，向对方提出了抗诉。
陈怀安律师是一位70多岁的老律师，在马来西亚律师界享有较高威望。他是马来西亚著名金狮集团常年法律顾问。
陈怀安律师了解了全部案情，对对方的评价只有四个字：无理取闹。
陈怀安律师内疚地对我说：“他们对待来帮助马来西亚搞教育的朋友，缺少起码的礼貌。但你要相信他们是非常少数的人，不过是在为个人的商业利益进行恶性竞争，他们不能代表马来西亚人民。”
起诉方哪里知道我从来做事一向仔细谨慎，与他们打交道以来，我很细心保存所有的历史资料，哪怕是随手签的一个小字条。陈怀安律师看了我保存的原始证据材料，信心百倍地对我说：“这个官司我们一定会赢。”
这个官司赢不赢，在对方恐怕并不特别重要。这帮家伙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一次次地制造违约，让我惹上官司，最终撵我走人。
这真应验了中国的一句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阿尔出版社刚到法院去告了我，又有一封告状信，寄到了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局。
这封告状信极尽贬低之能事，却又是那些陈词滥调，骗子啊、欠出版社13万马币不还啊,等等等等。
陈怀安律师看了这一封信，对照马来西亚历年来的法律条款，民事、刑事法典，一一列举了阿尔出版社所违背的相关条款，并指出了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愧为大律师，不服不行！
陈怀安律师告诉我：“根据马来西亚的各种法典，你打这场官司一定会赢。”
我真的不愿官司缠身，一旦惹出官司要牵涉到我的很多精力。全马珠心算教师培训正等着我做，我哪里有精力打官司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对方不依不饶，这场官司目前还在进行之中。
就这还不算，还有更下三滥的举动――开始对我进行各种人身骚扰。先是敲我家的门，然后敲我办公室的门，干扰我的正常生活。
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我退掉了出租房。房主不解：“你不是说要住3年吗？为什么住得好好的，就要搬家呢？”我只能苦笑着编出理由请求房主谅解：“想搬一个离我办公地点更近的地方去住。”与此同时，我通知女儿就读学校，做好安全保卫。
2003年8月，我接连接到威胁电话：
“你要不给钱，我就杀死你。”
我针锋相对：“那你就来杀吧，我不怕！”
“你不给我们钱，出门撞死你。”
“那你就来吧！”我毫无惧色。
从2003年8月开始，我小心翼翼地出行。进了办公室以后，一定把防盗的铁栅栏门锁上。每天这么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关门、锁门，助手们都觉得太麻烦了：“徐老师，我们每天把门锁着办公，就和坐在牢笼里差不多。”我只得把实情相告，“抱歉了，让你们跟我一起担惊受怕。”
出版社的老板把戏出尽，也没能让我放弃工作，更不见我“滚”回老家，就索性根据我原先交给他们的教材和作业本原型，请人改头换面又写了一份，内容基本是模仿我的，但教师指导用书他们无能为力写出来。鉴于中国珠心算的权威性，他们也请了中国某珠算协会的一个人，挂上了他的名字作为这套教材的顾问。
---------------
(28)准备“弹劾”我
---------------
马来西亚孩子：“我们想当神算子！”
捣乱者看前面的种种伎俩失效，又想出新点子整我。
按照合作协约，我的职责有一条，必须到各地小学巡回指导。但他们勾结教育部个别官员，设法限制我去。办法是，不给我买飞机票，不给我报销住宿费，以致于从2004年4月开始到2005年9月，正常的巡回指导无法顺利实施。
这件事我已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但无济于事，都石沉大海。不能现场巡回指导，事情还得去做。我就设热线电话做咨询服务。老师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就会打电话过来向我咨询。我想，这样效果当然不及面对面教学，但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
制造这种局面的人一定暗暗得意，我又吃亏了！但他们有没有想过真正吃亏的是马来西亚珠心算教育，吃亏的是马来西亚政府，吃亏的是马来西亚人民。商人重利，这不假。但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利益也追求不到。有道是，心有多大，天有多大。他们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这个经过政府正式批准的项目，这样的人品，事业哪里做得大？
合作项目实施第二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马来西亚教育部计划于2004年8月21日至24日进行一次珠心算教师培训。事关重大，但直至8月19日下午，有关部门才正式通知我。这份通知有培训的时间，但没有培训的地点，当时阿尔出版社正在千方百计地折腾我，根据我的判断，这种没有地点的培训通知，十有八九是假通知。所以我不予理睬。
结果，我因此被扣上了一顶不去培训老师，违反合约的无辜帽子，又被告到了教育部。教育部于2004年8月25日签发了一份公文，定于8月30日召开一个“弹劾会”，准备“弹劾”我。
但这一切都在秘密进行之中，我一直蒙在鼓里。
8月30日早上9点15分，我突然接到下午去教育部课程发展局开会的通知，会议内容只字未提。
当时我就一愣，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8月25日签发的公文，要到8月30日上午才正式通知我？这其中必有名堂！”
下午2点钟开会，我1点钟就到达了会议现场。因为我事先有感觉，所以，当天除了一名助手，我还带了一名法律顾问。
会议的组织者听说我带了律师来，便说：“律师是无关人员，不能进入会场。”
“如果不让我的律师参加会议，那么今天我也不参加会议了。”他们看我的态度这样坚决，最终让我们都进去了。
环顾会场，我发现课程发展局总监来了，部长助理来了，法律组的律师来了，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都来了。还有马来西亚各个州负责珠心算教育的官员也参加了会议。
据我后来了解，情况是这样的：那些认为我在商业利益上抢了他们饭碗的珠心算教育机构和出版社，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个别私心重的官员不断地向高层诬告我，说得有鼻子有眼。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极有可能变成真理。
教育部的有关官员，开始也不太信这些话，但这些人总去说，弄得沸沸扬扬。高层领导就决定，不如来一个“三堂会审”，你们不是说徐老师没做工作吗？我们让徐老师也来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说得正确，徐老师自然卷铺盖走人。要是说得不对，你们从此闭嘴。
---------------
(29)马哈蒂尔退休了，那些人趁机捣乱
---------------
全家人和马哈蒂尔夫妇在绿野仙踪过开斋节。
会议开始，主持人让我先发言。
“我们到这边来，是来帮助马来西亚提升小学数学教学水平的。前年教育部的欢迎会，大家的心情像吉隆坡的阳光，格外的灿烂。但今天我有不好的预感，我不希望今天的会议开成欢送会。”
当时有一个官员起身发言：“据我了解，徐老师这两年没有做什么工作。”
我反驳：“这话不符合事实，就2003年一年时间，我向马来西亚教育部送达了98个工作报告，平均每4天就有一个。所做的事情无论大小，一应详细汇报。怎么能说是没有做工作？”
那个官员立马接茬：“徐老师说向教育部送过98个报告，可是谁看到了呢？”
此时，我不慌不忙地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拿出了一摞子公文放到桌上。
“我现在向大家出示这98份上交教育部的报告。”
我举起了几份文件，手指这些文件上加盖的公章说：“每一个送达到各部门的报告都加盖了各部门的公章。”
为了让与会人员都看清这些报告，我随手将这些摊开，满满的一桌子。
那位提问发难的官员愣了好几分钟。紧接着，又开始强词夺理：“徐老师刚才出示的98份报告，确实可以证明他2003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2004年呢？他还是没有做工作，仍然说明他这个珠心算教育顾问是不称职的。”
我从容不迫地从公文包里又拿出另一摞材料放到桌上，说：“今天是2004年8月30日。这些材料共82份，是今年1月份到8月份我送交给教育部各部门的工作报告，每份报告上也都盖有各部门的公章。”
听众席上响起了一片议论声。
那个官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欲说无言。
结果，当天的会不了了之。但是教育部的高层已经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
会后，有一个不过谋面之交的教育部官员，把我拉到一边，“你那些材料怎么准备得那么充分？”
“这是我的工作习惯。每一份上交教育部的材料，包括上交时间、内容，分别交到了哪些部门，我都记录在案。回复文件和意见，我都妥善保管。做这些事，主要是为了督促自己。我拿了马来西亚人民的薪俸，就应当为马来西亚人民好好做事。我要求自己珍惜每一个月、每一周，甚至每一天的时间。同时我要把我工作的情况及时地向马来西亚教育部各有关领导和部门作汇报，也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指导。幸亏这样做了，要不然今天我可就出丑了。”
他哈哈大笑。
看了我履行合约遇到了这样多的困难,许多读者朋友不由得会问,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遭遇向马哈蒂尔总理报告?是他力邀你来马来西亚的，他会出面帮助你的。
其实，读者朋友或许有所不知,马哈蒂尔总理2003年10月就已正式退休。正因如此，那些人才趁机捣乱。也正因如此，我才不想将我的遭遇报告给马哈蒂尔，让他为我操心。
2004年11月15日，马来西亚全国穆斯林斋戒月结束，开斋节到来。
就在这一天，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和夫人茜蒂哈斯玛开放门户，款待各族友人，邀请亲朋好友到家中欢度开斋节。非常荣幸，我们全家也在被邀请之列。
车至绿野仙棕专用马路路口时，伫立守候的保安面带笑容地走上来：“先生，早上好！请你把车停在这里，换乘我们的车到总理家去。”
---------------
(30)父亲，您满意吗？
---------------
马哈蒂尔拨动算珠，号召国民学习中国珠心算。
马哈蒂尔和夫人茜蒂哈斯玛身穿鲜亮的马来服装，早已在门口迎候。
随后，马哈蒂尔引我们到用餐大厅，和其他客人一起享用马来传统糕点。
马哈蒂尔总理很快谈起珠心算。我一一作了汇报。
我这两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培训54个国家级珠心算讲师，每年培训2次。然后由这54个国家级珠心算讲师去培训全马各源流小学数理科老师，共13500名，每年培训1次，第1年培训一年级珠心算课程；第2年培训二年级珠心算课程；第3年培训三年级珠心算课程。
这54个国家级珠心算讲师好比种子，这些种子让全马小学开遍了珠心算之花。三年内，以每年约有55万名小学新生计，总计有165万小学生学习珠心算。
我想，该是进一步扩大珠心算影响的时候了，我要策划一个“跟我学珠心算教育运动”大会，延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要让尊贵的马哈蒂尔亲自主持，这样就能更好地在全马推动珠心算教育工作。
我说出了这个设想，马哈蒂尔欣然同意。
2005年3月22日，马华大厦门前彩旗招展，鼓乐喧天。
晚上9时整，马哈蒂尔和夫人茜蒂哈斯玛步入会场。
此时，华灯骤然齐放，主题音乐响起，全体观众起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尊贵的马哈蒂尔和夫人茜蒂哈斯玛莅临大会。
大会司仪高声宣布：“我们恭请尊贵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上台来主持‘跟我学珠心算教育运动大会’开幕典礼。”
马哈蒂尔总理在轻音乐的伴随中走上了演讲台，他用英文作了10分钟演讲。
“大家都知道，是我把珠心算课程引入到马来西亚各源流小学。一提到算盘，大家就会想到中国。”
“先知穆罕默德曾在1400年前就告诫我们，我们必须寻求知识，要向中国人学习。”
“早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发明了最早的计算器——算盘。它比起现代的计算器历史古老得多，如今依然没有被淘汰。因此，我建议马来西亚教育部应该推广学习珠心算。”
……
我当时听不懂他的讲话，但我听得懂他不停地提到一个单词——“China”(中国)。
身边的一名总理府秘书转过头来，“你筹划的会议和珠心算项目成功了，恭喜你！”
当然值得恭喜！我，一个普通的来自中国浙江慈溪的农村小学教师，居然成了一国总理的座上嘉宾。从总理府的警卫员到总理府的首席秘书长都认识我这个教珠心算的中国人。每当我跨入马来西亚总理府的大门，警卫们都会向我敬礼，并用英文特别地称呼我：“ProfessorAbacus，Howdoyoudo！”(算盘教授，你好！)
大会司仪又宣布：“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6位珠心算小选手上台进行珠心算表演。”
每当马来西亚小学生答题比中国小学生快一些时，观众席上都会有一批人高喊：“马来西亚！”另一批人应和：“薄来！”
场上的气氛伴随孩子们的表演，高潮迭起……
晚上12时，我带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回到了家中。
从我在家乡省塘头小学教孩子们劈劈啪啪打算盘起，至今已26年!
这26年，珠心算占据了我全部的心思。手里是算盘，嘴上是算盘，脑子里更是算盘。
我还想起我的父亲，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师。他希望我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一生干好一件事。
我真的是这么做的。多少年了，就干了珠心算这一件事。
父亲，您满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