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记》
*书摘：彪子的感动和落泪
彪子面对新浪网友的掌声和万条祝福哭得像个孩子新浪网友祝福 彪子看不下去了。他用手揉着眼睛，连连地说：收好，收好！ 从发病到手术，他没有掉过一滴泪，可面对这些来自陌生人最真诚的祝福，他终于忍不住了，哭得像个孩子。有委屈、有欣慰，更多的是幸福。>>全文
*书摘：彪子生命最后时刻
我拉住儿子的手：“聪聪你看，爸爸在笑呢！快把叔叔阿姨叫过来！”伤心哭泣的朋友们闻讯从隔壁房间跑过来，全都愣住了。彪子确实在笑，那笑没有一点凭空想象。 他面颊的肌肉向上提着，嘴唇抿得很紧，嘴角向上翘。像是刚刚实施了一场恶作剧，又像是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三分腼腆，七分得意。
彪子生命最后时刻的眷恋：妻子的怀抱
彪子与妻子的心灵之约
停止一切侵犯性的治疗让彪子安静的走
宝贝你记住，我永远爱你！
彪子的最后一次进食
最后一次为彪子修剪指甲和轻扫耳内
9点35分，彪子离开了我们……
彪子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笑容
*关于本书
“他在养病中间完成了部分文字的写作，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回到自己喜爱的事业中去。在他去世之前，他亲口跟我说，余下的就由你来写吧。所以，这本书是他的心愿。”张秋芳如此解释《印记》的缘由，并把这本书比作“傅彪的遗腹子”，在经过自己的孕育之后把它“生”出来。
傅彪自传近日面市自述与妻子相爱过程
傅彪《印记》抢订一空张艺谋葛优著文怀念
《印记》写书幕后：傅彪自传险些打了水漂
傅彪遗愿终偿传记《印记》由妻子续写完成
张秋芳：爱让傅彪的生命变得永恒
张秋芳讲述《印记》：有人对傅彪存有误解
与傅彪合著《印记》首发张秋芳诵读满脸泪痕
傅彪传记《印记》大热张秋芳新浪博客开通
*傅彪作品
憨厚朴实的少年彪子 17年前的婚礼 永远相亲相爱 彪子与半岁大的儿子 彪子是“面瓜”男人 葛优多次探望病中彪子 美林大师对我太好了。美林大师的人格、品德、艺术无一不能折服我们。美林大师的胸怀无边，他用这三件作品告诉了我一个道理：人一生是光着身子从母亲肚里生出来，追求了半生虽然身体有恙，但康复后会依旧潇洒，继续努力定会修成正果。
《印记》目录
傅彪作品
【连载1】
外婆
露天电影
山东亲人
【连载2】
第一次回老家
“光棍儿”
美与美丽
画佛
张秋芳作品
【连载3】
一路向着光
人生的开场戏
【连载4】
在父母眼皮子底下谈恋爱
【连载5】
“傻”女婿
【连载6】
聪儿
【连载7】
隔辈亲（一）
【连载8】
隔辈亲（二）
【连载9】
戏痴
【连载10】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连载11】
“面瓜——我要喝水！”
【连载12】
晴天霹雳
【连载13】
“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
【连载14】
彪子真的太棒了！
【连载15】
真是条汉子！
【连载16】
“芳芳你看，这刀口像不像一个奔驰车标？”
【连载17】
面对陌生人真诚的祝福，彪子哭得像个孩子。
【连载18】
彪子快乐得像个“医疗大使”
【连载19】
崭新的时间表
【连载20】
“傅老师，复发了。”
【连载21】
签署“生死单”
【连载22】
一个蹊跷的电话
【连载23】
“神”医
【连载24】
不想抽烟了
【连载25】
来世约定
【连载26】
光亮的归途
【连载27】
彪子在笑，笑得那么生动，那么顽皮！
【连载28】
天使走远了，他的儿子长大了，让我这个受惯了呵护的小女人，仍可与他相依为命。
【连载29】
我为彪子而演戏，彪子更是为了我在演戏。谁的戏更好呢？彪子又胜出了，他得到了最佳谢幕奖。
傅子恩作品
【连载30】
我的父亲母亲
爸爸的喷嚏
落叶也是快乐的
【连载1】
外婆
我从记事起就跟外婆在一起。
60年代末随母亲坐火车轮渡过长江去上海看了一次外婆。外婆很开心，开始分包东西，把大包的分成若干小包，然后用竹竿儿捅对面楼上的窗户。窗户上很快出现一张老脸，瘦但很慈祥。
“外婆，阿拉囡伟来啦！（外婆，我女儿回来啦！）”
“阿拉囡住拉北京。（我女儿住在北京。）”
外婆悬着竹竿儿，从上面滑过一个小竹篮，里面放了三个杯口大小的国光苹果。对面外婆又用竹竿儿送回年糕。
现在想想外婆不是为了送礼，大概是因女儿回来看她而向邻居们做个广告。
上海不黑，北京天黑了就看不见路，上海不是。石库门里弄的房子虽然不是很热闹，下过雨，有一点儿灯光地面就油亮亮的。
上海潮，晚上睡觉被子好像没晒干，也好像什么都没晒干。
上海吃得好，不对，应该说是好吃的多。不像北京吃得很单调。
母亲和上海人讲的是上海话，我听不懂，母亲就给我翻译一遍。有时候明明知道翻得不对，也没办法，谁让上海只有我这一个外地人呢。
后来长大才知道，外婆和母亲讲的是宁波上海话，母亲对外婆讲的是上海宁波话。我一句都不会讲，一句都听不懂。
外婆的普通话也是一句都不会讲，外婆还不认识字，后来到了北京，没人到北京站接她，语言不通，又没文化，居然自己找到了离北京站30里外的部队营房，我很敬佩。
不知道怎么回事，外婆一到北京，我就能听懂上海话了。没人告诉我，没人翻译，我什么都听得懂。外婆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普通话。
外婆29岁守寡，49岁退休，50几岁来北京帮我妈带孩子。我们家的财政大权落到了外婆手里。
一碗豆或花生炸酱，外婆能吃一个星期，吃素不吃肉。
我挣的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外婆买了一个闹钟，14块5。
外婆抽烟，但只有她一个人在卫生间时抽，出来从不抽。现在知道烟是外婆的除臭剂，她肯定不往肺里吸。外婆从卫生间出来里面从来不臭，臭就没面子了。
衣服、袜子都是外婆补，顶针永远都是勤劳女人的戒指。
外婆一天从早忙到晚，从来没有忙她自己，都是为她的后人。
外婆只有晚上的梦是给她自己做的，妈妈也是一样，退休以后，很像外婆。
我很后悔，95年我生病的时候，外婆永远离开我们了。秋芳当时瞒着我，但后来我还是去了，我怎么能不去送外婆？外婆的衣服是秋芳穿的……
97年我买的车，外婆没坐上，她要是坐上了会多高兴啊！
露天电影
小时候一个星期看一场两场电影是必须的，而且不用买票。父亲母亲忙四个孩子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电影，只有夏天孩子大点了，能看上个露天电影。
下午俱乐部就能把晚上的电影名字写出来，晚饭我就吃不踏实，没吃上几口就扔下碗，一只手穿三个小竹子靠背椅，摇摇晃晃地去占座儿啦。
离天黑还早，六把竹椅一字排开占上一大块地儿，可随着人越来越多，椅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最后椅子和椅子就亲密无间了。
灯光刚亮的时候家人会来，拿着瓜子、苹果用眼睛到处找人，打招呼。地方不大但乱哄哄的，扶着张家的椅子、跨过李家的凳子才来到咱家占的位子。
这儿没人说话，基本上都是喊话，不喊听不见，五湖四海哪儿的方言都有，每家都是三代人来受教育。
“妈妈怎么没来？”我问。
“一会儿就来。”不知谁告诉我的。
我就找茬儿开溜，我一定要回家看妈妈。那会儿虽然小，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爸爸妈妈工作得不开心，而且经常会有同学的家长想不开，所以我的心重的毛病，那会儿就落下了。
还没进楼道就闻着敌敌畏的味儿，我不会让妈妈发现我，每次都不会。一定在暗中监视着洒完那些白色的液体，看着她走出楼门我才放心。
电影散了，家家户户都不回家，大人们先进去把窗户打开（或者电影没完爸爸妈妈就回家开窗户了），我们在楼门口儿还能玩一会儿。
其实我这时候最高兴，因为，我妈妈没事儿。
山东亲人
从小老听爸爸说山东老家有大爷、有大娘，是爸爸的亲哥亲嫂。
大爷从小生活就苦，后来爸爸当兵参加革命了，爷爷、奶奶和叔叔、姑姑全家人的生活就全压在大爷身上了。
有一次为了给爷爷抓药，大爷身上只有3块5，可这服药得5块，大爷把花镜压上，人家说4块，只把花镜算了5毛钱。大爷实在是没有办法，坐在药铺门口哭了一场。大爷、大娘再苦再累也不会轻易给北京添麻烦。
当爸爸给我讲完这段，我当时就觉得大爷的形象一定是高高大大，黑黑的脸，宽厚的肩膀。随时扛上一挺机枪就能打国民党去。
1969年的一天，我在外面玩，有个小朋友来告诉我说，我们家来客人了。我特别高兴，蹦着就回家了，因为家里一来客人怎么着也得有点好吃的。
一进门，椅子上有一团黑咕隆咚的东西，爸爸把我拉到怀里指着对面椅子上的那团黑东西：“叫大爷！”
我还没叫出来，从那团黑东西里抬起一张汗流如洗的老脸，他的黑棉袄、棉裤都是新的，可就是双肘、双膝都磨破了，白花花的棉花露在外面。
大爷冲我和蔼地笑了笑：“小小儿，回来啦。”就又把头埋在棉花里。
爸爸把我一推，自己直着脖子快速走出房间，我以为爸是去做好吃的，后来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这样。
后来大爷的腰病做了当时的“大手术”，就是我家邻居鲁协鲁叔叔给做的。大爷居然好啦！
恢复阶段我老去看望爸爸的亲人，后来我们也成了“亲人”。我从“亲人”那学了很多山东老家话。
大爷回山东老家了，他的康复给老家带来了欢乐，也给北京做了广告。
从此，我们家成了临西县北京接待站。
第一次回老家
我第一次回山东老家是1972年11月的时候。
有一天，家里收到一封电报，晚上快8点了。爸妈急匆匆地回家来收拾东西，问我回不回，我已经把棉猴穿在身上了。
院里派了一辆车——老式上海，我们从半山坡上开往国防大学，从他们那院穿过去火车站。
火车、长途汽车。
第二天的下午，爸爸终于一路打听回了老家，天已经快黑了。老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
我们一进院，爸爸就冲到奶奶的棺材前拍打着棺材，失声痛哭。我也想过去，但不知是谁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狠狠的，我想动都动不了。
老家没灯，没电，但是有火炕。我第一次回老家，我才9岁，就睡火炕。我尿炕了，不是我不懂事，也不是旅途疲劳，是没来得急下炕。
大爷全家对我们特别好，大娘早上起得很早，给我拐磨子，大爷从几十里外给我们换回炝面馒头。村里的水是不好喝的，金龙哥就挑五里路挑回甜水给我们喝。
奶奶入土那天，傅家的人去了很多。男人走着，女人坐车。
大爷在村口摔的盆儿，大家跪倒一片。
爸爸把我从后面拉到前面：“看看，这就是奶奶。”我只看了一眼就被三大爷拉开了。三大爷还说：“别吓着孩子。”
奶奶没见过我，爷爷就走得更早了。
1973年9月第一次回老家认祖归宗。看了奶奶一眼，在祖坟上叩首就应算是归宗。
六年后我16岁，父亲让我第一次一个人回老家。
“光棍儿”
妈妈手里有一根光棍儿，是拖把，每天拖地。
爸爸手里有一根光棍儿，没有拖把直，更没有拖把好看，但用处很多。
我也用这根光棍儿，男人是不是跟光棍儿有缘呐。
爸爸先用这光棍跟外婆合作，外婆是浙江宁波人，过年不吃饺子，吃汤圆。
北京就没有卖水磨元宵的。爸爸每年都托人买回50斤江米来，拉到食堂用电磨或是外婆自己用石磨磨成浆，再用面口袋封住口，提起来很沉，几十斤的米浆呀。把家里椅子一正一反架起来，放两头，中间用我爸这根光棍儿一挞，面口袋里的水就滴滴答答地渗出到下面放的脸盆里。
第二天一大早，外婆把口袋里的湿面分成一口一块地晒干。光棍儿就又靠在爸爸的门后头了。
这光棍儿到我手里是抬煤气。我还小，抬煤气总是我和不一定哪个姐姐去。
每到抬煤气的时候，光棍就成秤杆儿啦。大姐是会把煤气罐往她那边挪，二姐是固定一地方永远不动，三姐是永远往你那边挪。
其实我比较赞同二姐的做法，对大姐的做法心里有七分敬仰，三姐这种，抬几回我发誓再也不跟她合作了。她很“聪明”地在爸爸面前哭了。爸爸是最看不得孩子们在吃饭前和吃饭时掉眼泪的，差点儿揍我一顿。从此我就暗下决心，我再也不用你的光棍儿了，我自己扛。
一个月之后，我自己晃晃悠悠把煤气扛回家，虽然是上气不接下气，我还是挺牛气地环顾家里人。我看到妈妈“幸福”地掉下眼泪，手里搓着围裙，嘴里说，特小的声音，“小心腰哇。”
美与美丽
我害怕美丽，在美丽面前我羞涩，因为我不美丽；
我感激美丽，在美丽面前我明白了我的目标；
我靠近美丽，在美丽面前我更内在；
我向往美丽，在美丽面前我用角色对照。
饿的时候，吃着了最美。
困的时候，睡着了最美。
长大以后，生了孩子最美。
老了以后，孩子孝顺最美。
困惑的时候，有老师最美。
困难的时候，有朋友最美。
老人健在，孩子最美。
朋友全在，自己最美。
生病之后，健康最美。
绝症来临，走了最美！
接近伟大，胸怀最美。
画佛
今晚跟小姨一起见到了韩美林先生和夫人周部长。
夜色初上，进入韩先生的院子里，透过车窗，隐约见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和震撼。
作品？还是作品更深邃的那种内涵。佛像的威慈，给予我们战胜邪恶的勇气和被胸怀包裹之后的安全感。
佛和佛像我见过不少，但造佛的大师我从未造访过。原来以为离京城很远的一个地方多不方便，现在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圣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圣地。
韩先生的家里是无法用语言能说清楚的，无法描述艺术与感受同在，奇妙与惊叹共存，满眼皆是绝世之作。
我的手心出汗了，我开始紧张，不知所措，被大师看出来了。
为了调整气氛，韩先生说：“秋芳，不介意我送傅彪一幅光屁股的吧？”大家“轰”地一笑。
韩先生还是个心理学大师。说他是大师，但他从不轻视别人。对我这个演员、晚辈依然亲如家人。看见我今天身体的恢复，先生从不赠字的，习惯又被打破，赠我“依旧潇洒”四个字。这又是厚爱和希望。一代宗师高抬于我，居然给予“傅彪兄”。韩先生太谦逊了。
此时，韩先生又抽出一张黄纸说：“我再给你画尊佛，保佑你。”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了。
美林大师对我太好了。美林大师的人格、品德、艺术无一不能折服我们。美林大师的胸怀无边，他用这三件作品告诉了我一个道理：人一生是光着身子从母亲肚里生出来，追求了半生虽然身体有恙，但康复后会依旧潇洒，继续努力定会修成正果。
美林大师，学生傅彪都想给您磕头了！
*张秋芳作品
儿子出生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一路向着光
2005年9月，我开始为彪子挑选墓地，也为自己的心找一归处。
有这样一座陵园，从山坡向下俯瞰，景色竟与从他父母家的山上望下去，惊人地相似。
墓碑周围是一处小小的院落。稀疏的围栏，一面石桌，几张石凳，两棵树。
彪子朋友多，爱热闹。日后去看他，可以伴他一整个下午，喝茶谈天。
我会一幕一幕地回想我们那二十年时光，暖融融的，像一部让人怀念的老电影。
我们相遇了。
我们相爱了。
我们有了家，有了儿子。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
彪子生病了。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
彪子第二次做手术。
彪子走了。
那一天，我坚持不让医生将他送进ICU病房，不让他们切开他的气管，给他上呼吸机。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陪在他身边，我告诉他们不要大声地哭，不要惊扰他远走的灵魂。
我坐在一旁紧紧握住他的手，无声地流泪。我身边是我们14岁的儿子。妈妈、姐姐也在。
小刚、小陆、志诚、韩红、杨立新、小夏、杨敏……我们的朋友在他的床尾，站成一道弧。他们在心里向他最后地道别。
这是一幅安详的画面。彪子一生都在自己与别人的故事中间回旋。“开始”的是戏，“停”后是人生。而此刻，当他真的要谢幕了，却没有人能再喊一声“停”。
直到医生说，上午9点35分，傅老师离开了我们，我仿佛从一场长达一年的噩梦中惊醒。
我用手合上了彪子的眼睛，亲吻他的额头，他的嘴唇。我对他说：“彪子，记住我永远爱你。不要害怕，向前走，向着有光亮的地方走。”
我曾经无数次在深夜里痛哭，绝望地设想这一瞬间的到来。这时我却发现离别没有那么可怕。彪子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笑容，和他健康的时候一样生动、顽皮，像是刚刚给谁讲过一个笑话。而他的灵魂已从病痛的躯体中安然升起。
北京的天空连日阴郁。2005年8月30日9点35分，一缕阳光却从窗口照了进来，穿过白纱帘洒在安静的房间里。于是，彪子这一生带给我的记忆，从始至终都是温暖的。
人生的开场戏(1)
天安门广场西南角的钟楼后面有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西交民巷38号。
1984年春天，中央戏剧学院铁路班的招生考试在这里进行，2000多个年轻人将一座小楼挤得水泄不通。
不满19岁的我刚刚考上空中小姐。
在那个年代，“空姐”是个了不起的职业，漂亮，神气，收入高，福利好，更何况我考取的是国际航班。
那也正是王朔小说《空中小姐》风靡的年代，故事中女主人公死于空难，让家人为我的志向感到忧心忡忡。
“整天都在天上飞，我们的心怎么落得下来？”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许干这一行！”
堂哥热爱表演，想上戏剧学院，拉着“赋闲在家”的我陪考。为了给他壮胆，我便去了。
一切都是阴错阳差。准备再三的他初试就被淘汰下来，“考着玩儿”的我却一路绿灯，成为数千人中的幸运儿。
录取名单上一共只有2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就此去除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新的生活在眼前豁然展开。
我欣然投入其中，却在第一次自由组合作业中就被晾在了一边儿。
这项作业要求大家自寻搭档，共同排演自选片断，由老师综合评分。
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参与过影视剧的拍摄。而当时的我除了对中外电影明星如数家珍，一没有表演经历，二不懂表演，跟谁合作就是拖谁后腿，只好独自坐在排练厅的一角看热闹。
正在我一个人傻笑的时候，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手拿教材走过来。
“哎，我想排《骆驼祥子》片断，你敢不敢演虎妞？”
“我不知道。”我支吾着，心里的确很茫然。
“试试看。来，对词儿。”说着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天哪，我哪知道“虎妞”该怎么演？只好对着教材上的白纸黑字，嗑嗑巴巴地念了起来。
他呢，很老练，在当时的我看来“演”得惟妙惟肖，十足一副刘四爷的腔调。
对完词儿，我红着脸，咬着嘴唇不做声。
他打破了沉默：“你……看过《骆驼祥子》吗？”
我使劲点点头，告诉他我在首都剧场看过李婉芬和李祥演的话剧。心底里是想说，我并不是十足的门外汉。
“你得照着那样儿来。”
“我……不会。”我胆怯地告诉他，“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怕因为我而影响了他的第一次成绩。
他看看我，没有一丝犹豫：“你行，一定行。我一句一句教你。”
于是一句虎妞，一句刘四爷，他一个人演着两个角色。我就像鹦鹉学舌似的，总算把台词对了下来。
可虎妞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哪是一个十八岁的“雏儿”能捕捉到的？语气学对了，情绪却不够饱满。几个回合下来，他满头大汗，我面红耳赤。
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叨咕着：“不错，不错，好多了，再来。”语气中夹杂着几分无奈。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惭愧地低下头，几乎是央求他：“你还是去找别人吧，我实在放不开。”
“你行，一定行。今天先这样，你消化消化，明天再来。”他言语轻松，眼中却掠过一丝焦虑。
人生的开场戏(2)
第二天，我真想找个他看不见的地方躲起来，又巴望他干脆放弃我，直接去找别人。然而，他还是拿着书径直向我走来。我有些垂头丧气。
“今天成就成了，不成你赶紧去找别人。”不等他说话，我先诚恳地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笑，心里特没底的那种：“先来一遍再说。”
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和灵气，和前一天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
“太棒了！你看，我说你成吧？”看得出他的表情和语气有些夸张。
他就是彪子。
回首往事，我已读懂这冥冥之中的缘分……
在父母眼皮子底下谈恋爱(1)
可能女孩子都是这样，将她的手交给一个人的同时，就将心一并交给了他。那次以后，彪子想让我和他的家人见面，又不敢明着和家里人说，于是编出一个“狡猾”的借口——同学聚会，把大半个班都招呼去了。
我对他的“阴谋”一无所知，和同学们一起去了他家，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
彪子家住在望儿山脚下的部队大院里，风景很美。现在那里已经有了新的名字：百望山风景区。
彪子的父母对我们十分热情。他父亲是山东人，性格开朗；母亲是宁波人，善良贤慧，能做一手好菜。
我假装坦然，以“普通同学”的身份美美地饱餐一顿，就伙着大家一起爬山去了。
几天后彪子笑呵呵地对我说：“大姐对你印象不错。”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涨得通红：“你把咱们的事跟家里说了？”
他嘻皮笑脸地说：“没有，没全说，就告诉大姐了。”
“那……那天那么多人，她怎么知道哪个是我？”
“我指给她看了，告诉她那个小黑丫头就是。”
“你就讨厌吧你！”我不知是生气，还是不好意思，总之心里没底。
彪子很会顺水推舟，索性让大姐帮他在父母面前说说好话，日后我好名正言顺地到他家里去。
他父亲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便找他谈话。我想象过那场面，他一定操着一口山东腔，一脸严肃。
“黑蛋，你现在太小了嘛，还是以学习为主。”
“爸，碰上了怎么办？”
“你们都那么小，万一人家碰上更好的怎么办？你碰上更好的怎么办？你可得想好了，得对人家女孩子负责。要不然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呀？”
“我想好了，这辈子就是她了。”
“那，哪个是啊？那天来了那么多女孩子。”
“我哪天专门带她来。”
“哎，不好，不好，你带她来，不是等于我们承认了吗？我们可是在‘不许恋爱’的协议上签了字的。”
“反正，我这辈子就是她了，早晚也得进咱家的门。”
父亲最终没拗过彪子。
我独自一人完成了第二次登门。
彪子的父亲一直没有“正眼”看我，只有在我不注意的时候，瞟上我一眼。老头儿，多少有些封建。
彪子的母亲很热情，张着的嘴一直没有合上。
尽管我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但还是努力做到“落落大方”。
过了几天，彪子对我转述父亲的话：“以后就别到外面去了，周末就到家里来。”
我知道，这意味着对我的认可，也知道老爷子在担心什么。军人嘛，对签过的字是要负责任的。
从此，374路公共汽车上经常会出现两个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从起点坐到终点，下车后沿着长长的颐和园外墙从新宫门走到正门，再坐上330路公共汽车……。
道路辗转，我们却不嫌漫长。对于恋人，那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一路上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车上拥挤的人群让我们挨得很近。
彪子的房间大概有个五六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书柜嵌在墙里，与外面的客厅只隔一堵玻璃墙。
在父母眼皮子底下谈恋爱(2)
我们在他的小屋里聊着，笑着，只要一关门，他父亲就在外面咳嗽，一听就是特故意的那种。我俩就捂着嘴在屋里笑，彪子赶紧把门打开，假装出去倒杯水，拿个苹果什么的。
天快黑了，彪子沿着来时的路送我回去，自己就住在城里朋友的家，第二天直接去团里。
他家在西北，我家在东南，每次都要穿过北京城跑一个大对角线。
“家里人要是放心，你就住在我们家吧，早上直接去上学。”有一天彪子的妈妈对我说。
不知是她看我们这样实在太辛苦，还是彪子又在暗中做了思想工作。
于是，我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彪子三姐的小房间里。
晚饭以后，彪子的房间灯光一亮，玻璃墙就透出我们两人的身影，基本上已无“隐私”可言。可是小屋的门仍不能大大方方地关上。有时彪子犯坏，故意轻轻地掩上门，外面便响起持续不断的咳嗽声。
彪子一脸坏笑地对我说：“他老人家一定渴坏了。”
只要我不回三姐的房间，他父母是绝对不睡的。老两口坐在外面的客厅里，不是看报纸，就是嗑着瓜子看电视，反正完全不像在“监视”，看起来很自然。
早上，彪子的妈妈5:30就起来给我们做早饭。彪子当时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蛋炒米饭，再热乎乎地喝上一碗汤。出门了，外面再冷，身上也是暖和的。
就这样，我们在他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谈了四年恋爱。
我和彪子的关系被认可后，彪子开始把每月25元的生活津贴如数“上交”给我。
起初我不肯，因为不会“理财”，再说从小到大也没有花别人的钱的习惯。他却说，如果我不要就是不爱他。
我拗不过，于是掌管起两个人的“财产”。
年轻姑娘爱美。那时候我对大大小小的外贸店了如指掌：台基厂丁字路口、前门北大街、公主坟374路总站后面的一排小房……它们专营出口转内销的服装，物美价廉。
于是我叫上女朋友，今天买条裙子，明天买件上衣，手头很宽裕。
等到彪子出差回来，问我这月的盈余，我才意识到两人的“财产”让我独吞了。
“花完啦？都干什么啦？”彪子很吃惊。
我只能记起几项大的开销，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总数的一半。
彪子并没有责备我，我却很自责：自己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么不会过日子！边想边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说我不要吧，你偏给我，现在花没了，怎么办……”我抹着眼泪说。
“没了就没了呗，我又没怪你，臭丫头儿。”
他总是叫我臭丫头儿。
见我还是没完没了地哭，他解释着：“我没说不让你花钱，可花多少钱你得心里有数，不能糊里糊涂的。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记账，我问你的时候你得能说出来。”
我哭着点点头。从那以后，我真的养成了记账的习惯，直到今天。
“傻”女婿(1)
有一个周末，我跟一个好朋友在外面玩了一整天，晚上回到家里，见爸爸的脸色有些异样。我连忙理直气壮地一一汇报：今天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爸爸却依然很严肃：“今天你们班有个男同学来找你了。”
我的心“砰砰”跳着。直觉告诉我这个“男同学”只能是彪子。
“谁呀？”我故意问道。
“一个胖胖的男生，单眼皮，小眼睛。”爸爸形容得还挺像。
“他跟您说什么了？”我假装若无其事。
“上来就自报家门，我叫傅彪，我家住望儿山那边，我爸爸妈妈在309医院工作，我还有三个姐姐。”爸爸的目光很犀利，盯着我的眼睛，好像要看出什么秘密来。
“他还说什么啦？”我心里真有点儿没底了，这个冒失鬼。
“还说，您家没男孩，我和芳芳是特要好的同学，家里有什么力气活儿尽管叫我来干。”爸爸说完莫名其妙地笑笑。
我也尽量不尴尬地笑笑。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谈男朋友啦？”
“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整天都跟迟捷在一起，要是谈男朋友，还能出去玩一天吗？”我绞尽脑汁为自己辩解着。
爸爸想想也有道理，于是相信了我的鬼话：“以后对这个人留点儿神啊。”
“爸，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想他没打招呼就登门扑了空，一定很不是滋味。
“天快黑了才走。中午在咱家吃的炒饼，一边吃还一边说，阿姨，您做饭真好吃。下次我来您别的不用做，就吃炒饼。”
我心里一阵好笑。我妈妈做的炒饼确实好吃，每次我都吃得喘不上气儿来。可奇怪的是，彪子平时不爱吃面食啊，他只要一吃馒头，脖子上和腮帮上就会冒出些小颗粒，好像过敏似的。
很快，到了学校汇报演出的时候。每一位家长都会收到邀请，来观看孩子们的表演。
彪子已经认识了我的父母，对他们十足热情：
“叔叔，阿姨，你们坐这儿吧。”
“叔叔，阿姨，下一个就是芳芳的节目……”
爸爸几次跟妈妈嘀咕：“这小伙子，八成是对芳芳有那么点意思。”
“审问”是逃不了的，但都被我连蒙带赖地搪塞过去。
彪子调到说唱团以后，一度情绪很低落，对于我们的关系也不大有信心。于是，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正式告诉父母。
“那个男孩你们见过，就是上次到咱们家来的那个。”
爸爸半天没说话。
“他对我可好了，关心我，照顾我，不让别人欺负我……”
爸爸还是没说话，眼圈有点儿红。
“爸，我想让他到咱家来。”见爸爸仍不做声，我嘟囔着补充一句，“反正我们俩已经好定了。”
爸爸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我难以读懂的意味。
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才终于明白父亲的心。从小我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无度。而那一瞬间，父亲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要离开他了，怎能不失落呢？
父母这边点了头，我立刻跑去告诉彪子。
“那……那我什么时候去呀，我……我说什么呀？”
“傻”女婿(2)
“你上次不是已经不请自去了吗，你都说什么了？”看他满脸通红，要打退堂鼓似的，我忍不住抢白。
“我……我进门就干活，我扫地，擦桌子，洗碗……”
我哈哈大笑：“你呀，你做饭得了。”
谁知彪子当了真，那天真就下了厨房，给我们做了几个菜。最好吃的是土豆片炒青椒，土豆炒得很面，青椒很入味，至今都是我们家的保留菜。
事后跟他家里人一讲，简直笑掉大牙，彪子在家哪做过饭呀！
以后，每次到我们家都是他掌勺。他会做很多花样翻新的菜，并不参考菜谱，好像突然无师自通了。
妈妈5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焦虑多疑，常常一个人哭，情绪很不稳定。去过好几家医院检查，拿回许多红红绿绿的小药片，没有得出定论，病情也不见好转。
有一天，家里接到石家庄老家发来的电报：父亲病危速回。
妈妈急急忙忙坐上火车，一个人回娘家探望我的姥爷。
一个星期以后，又接到石家庄的电报，说妈妈也病重了。
看着电报上冷冰冰的几个字，我和妹妹“哇”地大哭起来。
彪子很镇静，当即骑上自行车去买票，又回来帮着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陪着我们父女三人直奔火车站。
我以为，他只把我们送上车，没想到他竟也给自己买了一张票，因为不放心，要跟我们一同回去。到了那里，看到妈妈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又连夜赶回了北京。
走时，他拍拍我的脸：“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我们一家回北京不久，姥爷便去世了。当时忙着照顾母亲，无法给姥爷送行。
经过专家会诊，妈妈患了严重的更年期抑郁症，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需要家人严密“监视”。
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才平反，20年的“右派”生涯对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比父亲小15岁的母亲却始终陪伴着他，不离不弃。然而轻松的日子没过几天，母亲又得了病，爸爸的难过心情可以想象。
于是彪子挑起了我家的大梁。
我们想尽各种防范措施：用饭桌顶住阳台门；睡觉时我和妹妹把妈妈夹在中间，让爸爸和彪子一起住小屋；啤酒瓶瓶口朝下倒置在大门边，一有响动便听得见……大家觉得，这样已经万无一失了。
谁知那天早上，我一开房门，结结实实吓了一跳：大门口堵了一把椅子，椅子上斜靠着一个人，听见响动就像条件反射似的“腾”一下站起来，发现是我，才松下一口气。
原来，彪子为了“看门儿”，在硬邦邦、冷冰冰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
我一下扑在他怀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你干嘛睡这儿呀？”
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这样心里踏实。”
我的心很疼，紧紧地抱着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揽着我，憨憨地笑着：“好了，好了，娇气包儿。”
在我们的照料下，母亲恢复得很好，没有落下一点儿后遗症。
那时，彪子还没有正式成为我家的女婿呢。
聪儿(1)
儿子出生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1991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哭声嘹亮，医生在“新生儿健康状况”这项给他打了满分。
那天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院里院外鞭炮声不断。儿子耳朵很灵，炮一响他就顺声扭过头去，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小名“聪聪”。彪子一直叫他聪儿。
儿子的大名是彪子起的——傅子恩。他说傅子恩，父子的恩情比海深。我心里不平衡，合着跟我没什么关系，全是你们爷儿俩的事。彪子说，那叫“傅母子恩”得了。
聪聪长大一些了，很听话，胆子也小，懂得心疼人。不管到哪里去玩儿，本来让爸爸妈妈抱着，但只要听大人说“哎呀我累了”，他马上“哧溜”一下从你身上滑下来，摇摇晃晃自己走。
聪聪长这么大，彪子从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他说我们得跟孩子做朋友。彪子自己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他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不想束缚孩子的天性。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非常尊重我。他在外拍戏的时候，我经常打电话向他“汇报”孩子的情况，他第一句话准是叮嘱我：“不能发火啊！”可是如果我真的跟孩子发火，只要他在，不管我多不占理，他也从不“拉偏手”，当面替孩子说话。他知道那样一来，我在孩子心里就没威信了。彪子总是等我消了气，再轻声细语地跟我“掰吃”：“孩儿他娘，您得以理服人吧。”
彪子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他说光学习好是不全面的，要赋予孩子好的性格、好的品质和健全的交往能力，他才能在现代社会立住脚。道理我自然也是懂的，可每次开完家长会，脑子就不自觉地被“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给左右了，回家就开始跟孩子较劲。每次都被彪子及时地“拨乱反正”。
聪聪性格像爸爸，也很幽默。有一天他放学回来，我正准备按照惯例上前“攒巴”他，儿子突然从身后举出一张A4纸，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因本人身上有汗，禁止拥抱。”我先是一愣，紧接着和那爷儿俩笑成了一团。
有一阵儿彪子很爱说“哎，我说”，每句话前面都要加上“哎，我说”，聪儿也学会了，在家里经常是你一句“哎，我说”，我一句“哎，我说”。有一次，彪子刚说完“哎，我说”，就不再往下说了，我把眼睛和耳朵都递给他。聪聪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哎，我说”，也不往下说了，我又把眼睛和耳朵递给聪聪。见他俩没了下文，我就急着问：“你们倒是说呀，说什么呀？”父子俩摇头晃脑、异口同声：“我们就想说这句话，‘哎，我说。’”我佯装生气，追着他们满屋子跑……
怀念我们仨的日子。
儿子上小学那六年，我快快乐乐地做着陪读。太阳出来了，送儿子去上学；太阳落山了，接儿子回家。陪他读a、o、e，给他默写A、B、C，……仿佛重新回到少年时代。
儿子升初中了，我们终于决定放他“单飞”，把他送到一所管理很严格的寄宿学校——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每周回家一次。
聪儿(2)
朋友们开始为我设计“全新”的生活，可是我发现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整天心里没着没落的。
儿子刚住校的那几天，我简直不敢一个人在家，像是出现了幻觉般，耳边总是响起“妈妈，妈妈”的叫声。扭过脸来，他仿佛就在床边，转回头去，他仿佛又在门前……无所适从，心烦意乱。
我家的阳台一直被我们戏称为“聊天室”，是家里人气最旺的角落。说来也怪，朋友们来了，宽敞的客厅不坐，偏爱往“聊天室”里挤，藤椅不够坐，就胡乱把餐椅扯过来，围坐在一起。
阳台上有一把根雕做的大靠椅和两张藤椅，我们仨经常坐在那儿说话，中间的大靠椅轮流坐，谁坐那位置，谁就得接受其余两个人的联合“攻击”。
儿子住校了，家里显得格外冷清，“聊天室”更是伤心地。
每天晚上，我坐在那里想：儿子吃饭了没有，夜里会不会蹬掀了被子……
家里除了阳台顶上那盏小灯，其他的灯一律被我关掉，我受不了那种明亮亮、空荡荡的氛围，仿佛黑暗能使空间缩小。
彪子那时正在北京郊区拍戏，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每天都赶回家来陪我。我照例给他沏好茶，然后便自顾自地躲到阳台上抹眼泪。他便端着茶，坐在我对面，“滋溜滋溜”地喝着，眼睛看着我，谁也不说话。
儿子的日子也不好过：想家。
第一个星期回家，要和我一起睡。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已经很少提出这个要求了。
晚上，他的一双小手把我搂着紧紧的，眼里噙着泪。
儿子很懂事，从来不说“我不去”。但回到家总是眼泪汪汪，话变得很少。
星期天下午是儿子返校的时间。吃完午饭，儿子望着墙上的钟对我说：“妈妈，我还能在家呆四个小时。”
我的心一阵发酸。但我理智地一想，当初决定送孩子去寄宿学校，就是为了锻炼他的自理能力，学会与同龄人好好相处，可不能半路就打退堂鼓啊。于是我咬着牙，没有表态。
一个小时后，他又看看钟：“妈妈，我还能在家呆三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两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一个小时。”
“妈妈，咱们得走了。”
路上，他不再说话，小脸儿一直朝着窗外，任我和彪子怎么逗他，也不做声。
进了校门，他头也不回就走了。
我已经“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看得出彪子心情也有些沉重。
我的情绪让彪子很不放心，他每天赶回家想方设法地逗我。
“哎，我说，干脆把咱家那辆大车开到学校门口去，咱俩就住在里头。等下课了，咱就顺着那梯子往上爬，爬到车顶上。就算咱们找不着儿子，儿子也准能看见咱们。”
他叉着腰，作出一副站在车顶上东张西望的怪样子。
见我瞪了他一眼，他又说：“要不这样，咱就拿着个大喇叭，像《有话好好说》里老谋子喊‘安红’那样，在楼下喊：‘傅子恩——饿像你！’”
他扯着脖子喊，声音拖得长长的，故意把“我”念成“饿”，“想”念成“像”。
聪儿(3)
我“扑哧”乐出了声儿：“疯子！”带着重重的鼻音儿。
“反正已经‘疯’了一个，一块儿疯呗。”
看着他那大男孩儿般的调皮样儿，还能有什么烦恼呢。
隔辈亲（一）(1)
彪子的父亲是山东人，从小投奔革命，书念得不多，仗打了不少，在革命的熔炉里锤炼了一辈子，可就是没把“重男轻女”的老观念磨掉。当年为了要傅彪这么个儿子还被全院点了名。
老爷子一点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见儿子不罢休，见了儿子才罢休。
生了三个女儿，终于见到了傅家的独苗。彪子生下来浑身通红，老爷子认定了儿子长大一定会如他的肤色一样黝黑，于是给儿子起小名叫“黑蛋”。
黑蛋虽是独苗，老爷子却决不娇惯，教育方式免不了喝斥棒打，彪子一再对我说他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
老爷子1977年患了大面积心梗，几次抢救最终度过了鬼门关，那以后便安心在家休养，每年都要因为心脏病住几回医院。彪子很孝顺，他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不能惹老爷子生气。
我自从嫁入傅家门，公公、婆婆便把我当亲女儿看待。婆婆很贤慧，对公公细致、耐心、周到，对我们更是体贴入微。从我们结婚到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这十年间一直与公婆住在一起，没有红过一次脸。
爷爷自然想早点儿抱上孙子，于是每次借着住院便向我们张口，操着依然浓重的山东口音：“妮们身么史候猜能嚷窝包上笋子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抱上孙子啊！）”
我怀孕了！老爷子像打了鸡血！
我吐得翻江倒海，每次餐前都要先吃两口当“引子”，然后直奔卫生间，把胃里的东西全部倾泻出去。全家人便放下筷子听我“哇哇”的餐前序曲。等我回到桌上，老爷子“嘿嘿”地笑着：“ｍēｉ事ｍēｉ事，土了再迟。（没事没事，吐了再吃。）”
我是愿意生个女儿的——乖，跟妈妈亲。于是准备的婴儿用品全部是女孩的式样，女孩的颜色。
我当然知道老爷子的心思，心里难免有些压力，于是试探地问：“爸，您是喜欢孙子呢还是孙女？”
老爷子很“狡猾”，笑眯眯地：“一样，一样！”话是这么说，我完全能猜出他的下半句：“腰是笋子当然更蒿喽！（要是孙子当然更好喽！）”
还差一个月就要生的时候，老爷子先住了院。不是因为犯病，而是为了迎接孙子提前保养保养。
老爷子从病房打来电话，安排彪子带我去做B超，说是看孩子发育怎么样。我倒没多想，便跟了彪子一起去。B超的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医生格外照顾，告诉我们是个男孩。彪子乐得合不拢嘴，我却哭了一鼻子，委屈地说以后连陪我逛街的人都没有了。
回来的路上，碰上了同住干休所的一个叔叔，他笑眯眯地“警告”我：“芳芳啊，你可得给你公公生个孙子啊！”拖着老干部式的长音，哈哈笑着走开了。
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告诫彪子，先不许把B超的结果告诉老爷子。当然我也是多了个心眼儿——万一B超弄错了呢，老爷子岂不白欢喜。
我们每天都去病房看老爷子，那天一进门，便看见老爷子在笑，绷不住的那种笑，和平常不太一样。彪子机灵，一下便猜到：“爸，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党然喽，B超室都是窝的饼，糟就给窝打电话了！（当然喽，B超室都是我的兵，早就给我打电话了！）”于是爷儿俩便一起“嘎嘎”地拼命笑。
隔辈亲（一）(2)
孙子降生了，医生给他打了满分——10分，又干净又漂亮，这一切都成了爷爷吹嘘的资本。
爷爷绞尽脑汁给孙子起了个名儿——傅张军——彪子姓傅，我姓张，爷爷是军人。信息量倒不少，但遭到全票反对。
爷爷过去身体不好，上干休所三层小楼费劲着呢，中间总得歇口气儿，吃上一片消心痛。自从有了孙子，爷爷再没因为心脏问题住过医院。一手提个大西瓜，一手拎着菜篮子，“噔噔噔噔”爬上三楼不成问题。人啊，精神的力量真不可小觑。
孙子过满月的时候，两家人聚在一起，姥姥、姥爷也是第一次见隔辈人，自然很亲。
老爷子把我妈妈叫到客厅，先是笑嘻嘻地冲我婆婆说：“妮看看妮，省了三个轨女，猜有了儿子。（你看看你，生了三个闺女，才有了儿子。）”又指指亲家母，“妮再看看妮，两个轨女，ｍēｉ儿子。妮们侃侃窝们访访，一省就省个儿子！（你再看看你，两个闺女，没儿子。你们看看我们芳芳，一生就生个儿子！）”老爷子只顾了自己得意忘形，根本不考虑婆婆和亲家母的表情。我只听见客厅里传来一阵哈哈大笑。
爷爷疼孙子疼得没了边儿，想起什么好吃就往孙子嘴里塞，根本不顾是不是时候。保姆可是不乐意，她为聪聪制定了一整套食谱，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吃水果，安排得挺有条理。于是，爷爷和保姆为了聪聪没少闹别扭。我从外景地回来，往往是喊了老爷子和保姆一同到客厅解决“矛盾”。
爷爷委屈：“窝的笋子，窝给口尺滴都不星了！（我的孙子，我给口吃的都不行了！）”
保姆也委屈：“马上要吃饭了，爷爷非给他吃苹果……”
看看两人的委屈样，我能说什么呢，心里偷着乐呗！
转眼聪聪就要上幼儿园了，我和彪子怕这么下去孩子会被惯没了样儿，于是决定送他去离家不远的“六一”幼儿园，整托。报了名，领了体检表，又查了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第二天就去交赞助费。
过程中我俩一直庆幸，原以为把孙子送了整托，那还不等于是挖了爷爷的眼珠子！谁想老爷子竟一声没吭。
晚上，吃过晚饭，老爷子绷着脸从屋里出来，拿出一个信封：“者是ｌｉāｎｇ千ｋｕǎｉ欠，妮们肥要送，赞助费窝出一半儿。（这是两千块钱，你们非要送，赞助费我出一半儿。）”
我跟彪子“喜出望外”，不是因为那两千块钱，而是觉得老爷子真开明。
还没乐出声儿来呢，老爷子硬邦邦甩过来一句：“ｍīｎｇ田窝就去ｍāｉ辆摩托ｃｈé，我去问问ｒēｎ家幼儿园要不要ｓāｏ地的！（明天我就去买辆摩托车，我去问问人家幼儿园要不要扫地的！）”说完一扭身，噔噔噔走回屋去，把门一关，再也没出来。
一切计划都泡了汤，我们只好把聪聪送到了楼下的309医院职工幼儿园。
隔辈亲（二）(1)
如老爷子的愿，聪聪没有去“六一”幼儿园，而是送到了楼下的309医院职工幼儿园。这下老爷子可美了。
幼儿园就在干休所的坡下，从围栏处可以直接俯视它的操场。不管刮风下雨，老爷子必在孙子放风的时候赶到围栏前，坐在专门搬来的砖头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孙子的一举一动。直到放风时间结束，才合拢嘴，大步流星地往家走。
院里的老干部经常开老爷子的玩笑：“老傅啊，又去看孙子啊！”
老爷子更加得意洋洋：“哎，你别嫉妒，窝优笋子，妮ｍèｉ优！（我有孙子，你没有！）”
老爷子重男轻女从不避讳，儿子，女儿分得清，孙子，外孙照样分得清。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买了同样两个玩具车，聪聪和二姐的儿子一人一个。相差两岁的男孩在一起，可以想象玩成什么样子。一会儿工夫，一辆玩具车便被摔坏了，跑不动。于是两个男孩同时争抢那辆好车，聪聪小，自然争不过，只有放声大哭。
老爷子哪听得了孙子的哭声，忙不迭地跑过来，问清原委，并不着急：“窝坎坎，窝坎坎。（我看看，我看看。）”
老爷子把车身翻过来查看，原来，他早在放电池的地方分别贴上了两个孩子的名字，可巧，那辆好车正是聪聪的，于是“合情合理”地回到了孙子手里。二姐认为父亲偏袒，生了气，一把夹起孩子，头也不回地出了门，一个月没有回来。
我觉得尴尬，便劝老爷子下次别再干涉孩子们的事，老爷子倒来了气：“奔来嘛，那车就是窝笋子地，窝们家什么懂西都是ēｒ子地，都是笋子地！（本来嘛，那车就是我孙子的，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是儿子的，都是孙子的！）”
劝是没法劝了，我只能以后不再给孩子们买一模一样的礼物。
爷爷疼孙子看上去没边儿，可也有他的规矩。比如说，绝对不允许孙子不礼貌，对奶奶，对彪子，对我，只要孙子说话不注意，老爷子就会压低了嗓子，一反常态地说：“哎，聪聪，说话要注意啦。”和蔼中透着严厉。
每次吃完饭，老爷子总会教孙子说：“大家慢慢吃，慢慢喝，我吃好了。”至今聪聪仍保持着这个好习惯。
老爷子在孙子身上付出了全部心血，孙子倒也争气，并没有因为爷爷奶奶的“溺爱”而产生一点霸气。
聪聪上学了，学校离家很远，院里专门开设了接送孩子的班车。老爷子心疼我和彪子，不让我们早起。每天早上奶奶做好早饭，爷爷便送孙子到班车站，看着班车走远，才依依不舍地回来。
1999年一个三月天，老爷子照例早起，走到屋中央，突然双腿动不了了，使劲挪，还是一动不能动。
聪聪急得喊起来：“爷爷，爷爷。”转身敲我们的门，“爸、妈，我爷爷动不了了！”
我和彪子一骨碌爬起来，扶老爷子坐下，聪聪自己哭着上学去了。
中午，聪聪从学校打来电话：“我爷爷怎么样了？”我们告诉他，爷爷已经住进医院。
“那爷爷有危险吗？”
“不要紧，你晚上回来就能见到爷爷了。”
隔辈亲（二）(2)
聪聪这才放心一些，挂了电话。听班车司机说那天早上他哭了一路。
老爷子得的是急性脑血栓，左半身瘫痪，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聪聪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病房看爷爷，给爷爷揉腿，给爷爷端水。爷爷一再催促他，他才肯回家吃饭，写作业。
那以后，我第一次发觉聪聪长大了，懂事了。
聪聪小学毕业了，大概老爷子看我每天接送、“陪读”，实在辛苦，事业也荒废了，终于同意把孙子送到寄宿学校。
刚开学，聪聪不习惯，我也不习惯，老爷子更不习惯。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谁也不让进去，三天没跟任何人说话。周末孙子回来了，老爷子才有笑脸。
聪聪假期去英国游学，一去两个月，老爷子的牵挂可想而知。尽管孩子每天都给爷爷打越洋长途，爷爷还是放心不下——那是他的命根子。
因为想孙子，老爷子再次病倒，报了病重。大概是爷孙俩有感应，聪聪在电话里听不到爷爷的声音，便猜到爷爷又住院了。
聪聪再也无法安心，从伦敦一个人踏上了归途，回来看爷爷。
老爷子瘫痪在床的日子里，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周末回去，他就会坐上轮椅，让人推到餐桌旁，看着我们仨狼吞虎咽才心满意足。
他至今不知道儿子病了，至今不知道儿子已经走了。
老爷子最后一次见彪子是在今年4月，彪子第二次做手术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见老爷子，不敢听老爷子的问话，不敢对视老爷子的目光。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儿孙辛苦了一辈子，自己久卧病榻，却依然为子孙操不完的心思，我只能继续编织美丽的谎言。
我告诉他彪子在拍戏，拍完了这部戏马上要去好莱坞深造，可能过年都回不了家。
婆婆的日子比我难过。她每天都要面对头脑依然清晰的老伴儿，随时应对他关于儿子的提问，还要隐藏内心巨大的痛苦……
我真的心疼他们，心疼待我如亲生女儿的老人。
终有一天我会告诉老爷子：您放心地去吧，那边有儿子与您做伴，这边我会把妈妈照顾好，把孙子养大成人。
戏痴(1)
彪子没有等到自己的42岁生日就走了，在短暂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属于表演艺术。他对表演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成名前如此，成名后更是如此。
刚调到说唱团，他对话剧团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是对我的不舍，更是对话剧表演的不舍。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回话剧团看我们排练。在别人看来，这样做“一举两得”，既看了人，又看了戏。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多半是奔着“戏”来的。
一进排练厅的门，他就悄悄往导演边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专注得有些贪婪。按捺不住了，就请示导演亲自演上一段。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笔记本，他的课堂笔记比我的细致得多。
那阵子我们正在排练话剧《红岩》。陈薪伊导演看他摩拳擦掌的样子，有意安排一个小角色让他过过瘾。选来选去只有一个空缺——看守甲，出场无数次，只有一句台词。
像是天上终于掉下了馅饼，彪子乐得从椅子上蹦起来。
“陈老师，只要您能让我回话剧团演戏，再小的角色我也愿意！”彪子仿佛得了恩赐。
他太珍视这次机会了，回家就开始设计。
“陈老师，您看我扣一个眼罩，来个独眼龙怎么样？”
“已经有一个独眼龙了。”
“那……”他想了想，“那我剃个光头吧。”
“就为一句台词，把好好的头发剃了？”薪伊导演最喜欢认真的演员，可是担心他冲动过后会后悔。
“那我也得演出‘彩儿’来。”
于是，我第一次领教了彪子的光头形象。说实话，不难看，像个大和尚。只是不大习惯，关了灯以后有点吓人。
接着，彪子又给人物设计了“光膀子”，让美术师给他画上胸毛，还嫌不过瘾，又弄了一个烟嘴儿叼在嘴角上。
“我得咬着烟嘴儿把这句台词说出来，还得让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听清楚。”他说得踌躇满志。
从那以后，他天天在家苦练。一开始，不是话说不清楚，就是烟嘴儿掉下来，口水就从咬着烟嘴儿的那一边淌下来，逗得我哈哈大笑。
烟嘴儿被他咬出了深深的一道印。
正式演出开始了。
我扮演的孙明霞和江姐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
“小萝卜头”来通风报信，被“看守甲”发现。
“看守甲”像只大猩猩一样，晃着膀子奔过来，一把抓住“小萝卜头”的衣领，恶狠狠地喝道：“小萝卜头，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啦？”
只见他秃顶上反着光，胸前一团长长的“胸毛”，嘴里叨着烟嘴儿，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朝“小萝卜头”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
同台的演员全被带入了戏中，齐声愤怒地高喊：“不许打人！”
台上的我明知那是彪子，依然觉得毛骨悚然。
我们到清华大学演出的时候，“看守甲”的剧照被学生们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子。
“真讨厌，这是谁干的？”我知道观众是恨“看守甲”，与彪子无关，可还是气不过。
“恨我，说明观众相信了。”彪子晃着脑袋有些志得意满。
一直以来，薪伊老师把我当做自己的干女儿，在学习、生活上都关爱有加。
戏痴(2)
彪子到话剧团找我的时候，有人悄悄告诉她，这就是秋芳的男朋友，老太太把我好一顿数落：
“哎哟，你怎么找他呀？那么丑，还是个说相声的。”
我嘻皮笑脸地支吾着，无言以对。
一场《红岩》演下来，老太太却对彪子另眼相看。她被彪子的执著打动，逢人便津津乐道：
“嗯，这孩子不错，用功，人也厚道，当女婿就凑合吧。嘿嘿嘿，就是难看了点……”临了还找补一句。
我也跟着傻笑。
不管老师怎么说，我怎么就没觉得彪子“难看”呢？他年轻的时候挺精神的，虽不是浓眉大眼，却有股子“爷们儿”劲儿。
大概这就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1995年，彪子被张艺谋导演选中，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扮演“黑社会老三”。
机会来得突然，张艺谋的名字毕竟太响亮了。“芳芳，我被张导选中的事，千万别跟人家提起来。”彪子有些局促不安，生怕往后的工作应对不下来。
他一边叮嘱着我，一边就开始独自在家设计人物造型。看他那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我的神经也绷上了弦儿。
开拍后的一天，彪子兴冲冲从剧组跑回来，告诉我，他给“黑社会老三”设计了一个人物造型：头发中分，额前的两撮向里弯曲，活像个“大闸蟹”。这个造型是他有一天晚上洗了澡，对着镜子梳头发，无意中摆弄出来的。
定装照拍完一看：够狠！导演当时就拍板定了。
那次合作对他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不仅学演戏，更学会做人。
有这样一件小事，他很多次地给我和身边的人们讲。
一天剧组派他外出办事，赶回去已经很晚了。下车以后，正准备去食堂吃饭，小树林里突然走出一个人，拉住他的手说：“三儿，回来了？等你吃饭呢。”口气就像招呼自家兄弟。
原来是张艺谋。
“人家那么大的导演，特意跑出来接我，还等着我吃饭，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感情一下子就近了，真像一家人似的。”
他也很多次地讲起巩俐，人很懂事，没有“大明星”的架子，经常给大家发零食吃，有时候甚至帮剧组的工作人员洗衣服。
剧组里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三儿”，此后的多少年来，只要彼此见面，仍是这个称呼。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震燕一次一次往医院跑，送来《英雄》、《十面埋伏》的T恤衫，让我送给医生和护士们。张艺谋导演也给他送来了花篮。做完第二次手术，彪子接到晓峰的一个电话，还没开口，就听电话那头喊了一声“三儿”，彪子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震燕和晓峰都是张艺谋导演的制片主任。）
在他病重的时候，张艺谋导演和震燕专门到医院来看他，可他当时在昏睡着。我想如果他知道，心里一定很幸福，很安慰。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1)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彪子结识了冯小刚，渐渐成为他创作班底的主要成员。
1999年，冯导演拍摄《甲方乙方》，有一场英达的戏在309医院拍摄，也就是彪子父母的家。
冯导演的制片主任陆国强与彪子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有小陆在，彪子自然常去探班。又因为他对院里熟悉，很多外联的事情就热心地帮着协调处理。他还给剧组在食堂订价廉物美的伙食，亲自把包子一笼一笼地从一楼端到四楼。
冯导演很讲义气。当时，他并不知道彪子是演员，看他跑前跑后，又热心又能干，就想收在旗下做制片。小陆笑着说：“人家是学表演的，是个演员。”
于是，冯导演把“张富贵”的角色给了他，戏份虽不多，却也有声有色。
《甲方乙方》作为第一部“贺岁片”，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彪子跟着混了个“脸熟”。
公映时，我带彪子的父母和儿子一起去看。儿子那时8岁，对一切似懂非懂，看到周围的人笑，他就跟着笑。
有一段情节，葛优演“地主”，刘蓓演“地主婆”，彪子蹲在地上给他们捶脚。大人们懂得前因后果，又一阵哄堂大笑，儿子小，不明白，替爸爸感到莫大的委屈。
“妈妈，我不想看了。”
我听见儿子稚嫩的声音，只当是小孩缺乏耐性，坐不住了，便指着银屏逗他：“快看爸爸，多好玩儿！”
就在我指给他看的时候，正好演到“地主”让“地主婆”用针扎彪子。
“哇……”儿子大哭着，“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坐起来，“我打死她，我打死她！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忙跟他解释：“聪聪，那是假的，是拍电影。”
“那也不行！我打死她！”
周围的人都回转身来，奇怪地看着我们——电影是看不成了。
我们只好中途退场，抱着儿子回家。
一路上儿子哭哑了嗓子，怎么劝都不行，就是要找刘蓓和葛优算账，当天晚上竟发了烧。
彪子正在别的城市为电影做宣传，我打电话告诉他儿子的“壮举”，他很是幸福，一直憨笑着说：“这小子，这小子。”
葛优和刘蓓知道了小男孩的心思，专门来哄他，给他“赔礼道歉”。
刘蓓给儿子带了很多高级巧克力：“哎哟儿子，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看阿姨给你买好吃的了。”
聪聪看也不看：“那也不行！”边推刘蓓，边打她的手。
刘蓓眼珠一转：“宝贝儿，不是我要扎你爸，全是你葛大爷让我干的。”
在大人们的连逗带哄之下，儿子一想也是，就接受了刘蓓的礼物，表示：“阿姨，我原谅你了，但葛大爷我永远不原谅。”
刘蓓这个鬼灵精把自己择干净了，又给优哥挖了个坑儿。这么一来，无论优哥怎么“花言巧语”，聪聪就是不松口：“谁让你叫阿姨扎我爸爸的！”
优哥一脸的诚恳：“真不是我，是她，她干的呀。哎哟，她可太狠了！”
儿子眨眨眼，他哪里搞得懂啊，反正就是认准了优哥是“大坏蛋”。
后来我们猜想，大概他的小脑瓜里有个观点：漂亮阿姨是不会干坏事儿的。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2)
儿子长大了，每次大家提起这件事，他都很不好意思。
彪子长年在外拍戏，儿子对他不像对我那样“亲密无缝”。这一次彪子很满足，他骄傲地对我说：“看看，关键时刻，还是儿子向着我！”
自从《甲方乙方》以后，彪子开始忙起来，在家的时间渐渐少了。
隔了两年，冯导演顶着很大压力，大胆起用彪子在《没完没了》中饰演陆大伟。这是彪子从影以来，电影作品中角色分量最重的一部。
最大的难题就是打快板，彪子不会，便开始向我们的邻居、说唱团的刘洪忻老师虚心学艺。
正是大热的三伏天，因为怕干扰四邻，只要他在家，就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练习，直练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件事做起来枯燥，节奏对了很好听，节奏一乱就是噪音。
有时烦了，急了，彪子索性把快板往沙发上一扔，满屋子来回溜达。情绪稳定以后，长出一口气，接着来。
那段日子，他经常把楼里的邻居吵得直敲暖气管子。
到了快开拍的时候，快板成了他随身携带的器物，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连堵车的时间都不放过……
电影是在北京拍的，彪子却没有像过去一样每天回家。
“芳芳，我压力很大，如果演不好，对不住的人就太多了。我想跟冯导演、优哥他们多聊，多沟通。将来电影拍出来也少留点遗憾。”
《没完没了》首映那天，北影小放映厅里黑鸦鸦地坐满了人。大家受到“冯氏幽默”的感染，不时地哈哈大笑。
我不在场。人群中大概只有彪子一人怀着颗忐忑的心，坐立不安。
电影结束了，放映厅里灯光亮起。
从第一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向后面大声喊：“傅彪在哪儿？傅彪在哪儿？”他是北影厂厂长韩三平。
彪子向他走过去，韩厂长使劲地拍他的肩膀：“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转年，新的机会降临了，彪子被滕文骥导演选中，在他监制的影片《押解的故事》中饰演乡镇诈骗犯于太，一个狡猾的农民，小人物。外景地在陕西米脂。
拍摄结束的时候，我和儿子去接他。前方走来一群人，边说边笑，我放眼望去，没有彪子。
等他们走近了，突然有人拍我。我抬头一看，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冲我咧着嘴，见我愣着，那人笑出了声。
天那，彪子！
我哪能认出他来：脸被晒得黑一块红一块，胡须肆意地长着，头发被烫成了稀松的卷儿，还糊满黄土，又粘又硬，“趴”在脑袋上。
我和儿子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他，惊得说不出话。
他简直乐出了眼泪，用手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子：“等着我，就一句词儿，录完就回家。”
等他走了我们俩才回过神来，冲着这个“陌生人”的背影笑弯了腰。
“儿子，咱还要他吗？”我开玩笑地问。
“是脏了点儿。”儿子做了个鬼脸。
“面瓜——我要喝水！”(1)
《青衣》是彪子带回来的所有剧本当中最吸引我的，也是他十分钟爱的一个。
有时候，半夜，我会被他的笑声吵醒。问他怎么回事，他就绘声绘色地给我读上一段儿。
有一次，我跟制片人开玩笑：“彪子演完‘面瓜’，恐怕大街上的人见了他，就直接叫他‘面瓜’了。”当时彪子一听，立刻就说：“就算叫我‘面瓜’，那也是褒义的。男人都有‘面瓜’的一面嘛。”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预料得没错。
拍《青衣》之前，正好赶上单位体检，彪子不肯去。
“要是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我还怎么干哪？”
我好说歹说，总算把他糊弄到医院。
一共检查五项，其中四项有问题：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脏T波倒置。
彪子的情绪一落千丈，让我把小陆、张奎等一干朋友招呼过来，一起吃晚饭。席间，他一再责怪我，不该让他去检查。这样的想法朋友们当然要开导，一是让他减产，二是拍完《青衣》以后再彻底地检查一次。
他见我们“人多势众”，一时支应下来。可从那以后，谁也别想再跟他提“体检”二字，谁提就跟谁急，还不是一般的急。
那时见他一心逃避，我不忍更多地施压给他，便没有再督促。否则，今天的我或许能够面对另一个结局，一个令我不后悔的结局。
帆子当时不想接《青衣》这部戏，她想要孩子，推掉了许多工作。而大家却公认“筱燕秋”非她莫属。于是彪子、编剧、导演开始轮番“轰炸”。
没有成功。帆子一门心思想要孩子。
制片人只好物色其他人选。
彪子一听，急了：“‘筱燕秋’非帆子莫属，换了别人我就不演了。”
这么多年来，彪子第一次向制片人提出了“无理”要求。因为他太爱这部戏了，太希望它如他想象一般完美。
于是，帆子又遭受新一轮“轰炸”，这次冯导也加入到轰炸队伍之中。
帆子终于妥协了。于是有了今天的《青衣》，有了今天的“筱燕秋”和“面瓜”。
我仍是彪子的第一个观众。
记得那天我发烧，盖着被子躺在床上。本想只看一两集，谁知开始了就再也放不下，一口气看到剧终。
我完全被打动了，只当自己也是剧中人，随着他们喜怒哀乐。当我听到“面瓜”一个人面对“筱燕秋”的照片那长达几分钟的独白，竟然哭出声来。
彪子时不时地进来看看我，给我端水沏药，递毛巾。
我顾不上理他，只顾忘情地追索戏中人物的命运。
戏演完了，我的眼睛也肿成了桃儿。
我紧紧地抱住彪子，恍惚间也不知抱的是真正的他还是“面瓜”，心里想要补偿“面瓜”受的那份委屈。
见我哭得伤心，彪子也心疼得落下泪来。
几天以后，我仍沉浸在剧情中，忍不住拨通了帆子的电话。
“帆子，恨死你了，你快把我老公欺负死了。”我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
帆子哈哈大笑：“我们家哥哥也不理我了，他跟我说，谁要是摊上这么个老婆，还不吓死了……姐，你可得对我好点儿。”
“面瓜——我要喝水！”(2)
说到入戏，记忆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彪子在《重返上海滩》中扮演的杜邦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那是他惟一一次扮演反面角色，尺度的把握、人物心理的揣摩都令我吃惊不已。
记得那一次，我看了样片，很多天在心里缓不过劲。
“天哪，这个人怎么能坏到这种地步？他是彪子演的吗？彪子怎么把坏人的心思了解得这么清楚？他的眼神，怎么能如此奸诈恶毒？”
我几乎开始怀疑，彪子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多年，我会不会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些日子，我心中充满疑惑，对彪子怀着一种畏惧感，生怕他对我做什么不义之事。晚上一闭眼，就仿佛看见“杜邦”那张阴险的面孔。
彪子曾对朋友说：“你们知道吗？芳芳在家看了《重返上海滩》，成天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用眼睛瞄我。我一转头看她，她就假装看别处，过会儿等我不注意了，她又接着瞄。嘿嘿，被‘杜邦’吓得不轻。”
的确，那段时间里我陷入一种偏执的疑惧之中。直到有一天，又重新看到电视里上演的《青衣》，看到剧中的“面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才彻底清醒，回到现实中来。
“面瓜”的角色使彪子获得了当年CCTV十佳男演员奖、大众电视双十佳男演员奖。
我经常和彪子开玩笑，捏起嗓子，拿着“筱燕秋”的腔调：
“面瓜——我要喝水！”
“面瓜——我想吃西瓜！”
……
像疯了一样，想起来就那么喊一嗓子，经常把彪子吓得一激灵。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彪子又好气又好笑，两只手拼命做出向下压的姿势，示意我“冷静”。
“芳芳，说正经的，提点儿意见。”
我特别认真地告诉他：“这一次，我没有意见，真的没有。我头一回看你演的戏却忘了你是谁。我对你太熟悉了，以前的人物，多多少少都有让我‘跳戏’的地方，这回，是真的服了。”我停顿了一下又说，“你，已经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家了。”
彪子惊闻此言，不好意思地笑着挠头，眼底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嘿嘿，艺术家不敢当，不过让您服还真不易。这全是张老师培养的。”
有一天，彪子收到著名编剧史航发来的短信，说自己若是身在梨园，一定要为傅老板脆脆地叫一声“好”。只言片语，却说得彪子喜上眉梢，比得了什么奖都高兴，立刻回复一句：“为人民服务。”
晴天霹雳(1)
《妻子》中的“陈灵宝”让我体验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坎坷，还没等我从角色的痛中完全解脱出来，命运就让我这个妻子承受了更大的磨难。
2004年8月16日晚，北京的天气还相当闷热。夜里，一阵巨痛把彪子从睡梦中惊醒，他用手捂着右下腹，“哎哟，哎哟”地呻吟起来。
我一骨碌爬起来，打开灯，见他脸色惨白，就催促他去医院。
彪子不肯。“可能是着凉了，一会儿就好。”
我知道他的个性，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去医院的。平时感冒、发烧，他总是翻出家中常备的小药对付过去。
眼见着豆大的汗珠顺颊而流，他的脸色越发惨白，我急了：“别扛了！赶紧走，去医院！”
他紧皱双眉，咬着嘴唇不停地摇头，疼得说不出话来。
我急得在地上团团转：“疼得那么厉害，还是走吧，去医院。”我央求着他。
他并不回答，眉头锁得更紧了，脸上一副极为痛苦的表情。他不停地变换姿式，坐着不行，躺着不行，斜靠着也不行，他干脆撅起屁股把头顶在了软软的床头上，使劲向前拱着。
我连忙上前，用手扶着他的肩膀。又坚持了一会儿，他咬着牙说：“走吧，去医院。”
我知道他一定是扛不住了。
“急性胆囊炎”。年轻的小医生作出诊断。
打了止痛针，开了消炎药，我又扶着彪子回到了家里。
止痛针很快发挥了作用，彪子的疼痛似乎缓解了。他全身放松地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安然入睡，我心里也一块石头落了地。
凌晨四点多，他又一次疼醒了，显得十分烦躁，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熬到天明。
婆婆在医院工作了几十年，虽不是医生却也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一大早便催着儿子去做进一步检查。
我们来到B超室，我还是十几年前怀孕的时候去过那里。年轻的医生很认真，左看右看，检查结果还是胆囊炎。
彪子当时已经完成了《大清官》的拍摄，下一个目标是和滕文骥导演合作电影《日出日落》，计划9月开拍。我们担心他到了黄土高坡外景地胆囊炎再急性发作，就决定利用开拍前的十几天空闲，尽快把胆囊摘除。
胆囊切除手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就像切除阑尾一样简单，我们心里没有一丝紧张。手术前要做各项例行检查，彪子一路上嘻嘻哈哈地跟老朋友们打招呼——公公婆婆在309医院工作了一辈子，这里很多医生护士都是彪子儿时的玩伴。
经过放射科的时候，我们碰到了放射科主任由昆，她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夫人，也是彪子父亲带的“兵”，看着彪子从小长大。
“黑蛋儿，你怎么有空上这儿来啦？”由主任亲切地喊他。
“住院，做个小手术，摘胆囊，先来做个胸透。”彪子笑嘻嘻地晃了晃手中的检查单。
“胆囊怎么了？”没再顾上寒暄，医生总是对“病”有着职业性的敏感。
“昨晚疼了一宿，做完B超说是胆囊炎。”我抢着回答。
“噢，没事儿，小手术。你可又胖了，肯定有脂肪肝，我给你做个CT吧，好好查一查。”由主任拍拍彪子的肚子，像对待自家人一样热情。
晴天霹雳(2)
彪子不肯，他不愿意做任何“无意义”的检查，可是又不能辜负了由主任的一片好心，便说笑着进了CT室。
哪里知道，由主任一句无意的提醒竟是一场灾难的序曲。
我站在CT室门外等彪子，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心想他一定是跟医生聊上了，于是推开门进去找他。
由主任和另外两名医生围坐在仪器前，用手在显示屏上指指点点，还小声嘀咕着什么，见我进来便坐直了身子。
我礼貌地笑笑：“怎么样，有问题吗？”透过玻璃窗，我看见彪子还躺在里面。
“没什么大问题。”由主任用手指着显示屏，“你看，胆囊里有块小石头。”
顺着她的手指，我看到了一块白亮亮的东西。“脂肪肝严重吗？”
“严重，你看，这儿全是。”由主任伸手指了指另外一块区域，我完全看不懂。但结果并不出乎意料，三年前彪子就有“脂肪肝”了。
彪子好不容易“解放”出来，挺高兴，看着显示屏上的影像问：“没毛病吧？”
“黑蛋儿，不能再胖了，赶紧减肥啊！”
“哎，减！减！”此时，“肥胖”是个太轻巧的“毛病”，彪子觉得容易极了，连连点头应允。
“哎，别急着走，明天早上空腹打一支加强针，再做一次CT啊。”由主任看似一脸轻松，不经意间甩出这么句话。我一怔，彪子也一怔。
……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里反复琢磨为什么由主任要彪子打加强针，要加强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而至。一夜的忐忑使我不想再一个人等在外边，于是随着医生进去，远远地站在后面，尽量不妨碍他们工作。
彪子又被推进CT机圆圆的罩子里，魁梧的身躯拢在底下显得空间逼仄。护士在他的手臂上打了一针，彪子还和她有说有笑，一点看不出紧张。
这一次医生们不再说话，大概是因为我在旁边的缘故。由主任用手指点显示屏，其他医生便点点头，看上去很默契。
我的心不再像前一天那样轻松，看不懂影像，我就死死地盯着由主任的脸，想从她的表情里读出答案。
“他从前得过肝炎吗？”由主任突然回头看看我，语气有些凝重。
“得过。”我老实作答，牢记“有病不瞒医”，“怎么啦？”我不禁追问一句，心里袭来一种不祥的预感。
“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1)
由主任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夫人，也是彪子父亲带的“兵”，看着彪子从小长大。为他检查后，由主任没有回答，慢慢地把眼镜摘下来，一只手使劲揉着双眼内侧的凹窝。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不错眼珠地盯着她，半晌，她才说了一句：“小芳啊，你看，我随随便便的一句话……”由主任有些尴尬，挤出一丝笑。
我的眼睛快要瞪出来，屏住呼吸等待她继续往下说。
正在这时，彪子推开里屋的门走了出来。由于检查时间太长，他显得有些疲惫。他看看我，看看由主任，我赶紧收拾起慌乱的心绪，送给他一副轻松的笑脸。
由主任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没什么大事儿，别太紧张啊。不过啊，咱们院这台机器比较陈旧，看不太清楚，我马上给你联系301医院，去做个核磁共振。”说完，不等我们回答她便一转身走了出去。
我不知道309医院的机器是否真的像由主任所说“比较陈旧”，心里巴望着确实如此。
我和彪子在由主任的安排下，立刻赶往301医院。
一路上，我的心慌慌的，乱乱的，不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紧紧依偎着彪子，拽着他的胳膊不放。尽管结果还是未知的，但一个狰狞的“癌”字不停地在我眼前闪现。301医院很具权威性，我心里祈求他们给我一个正确的，令人心安的答案。
我抬头看看天，天空很蓝。
在核磁共振室门口，我紧紧攥着彪子的手。他的手是湿的，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别紧张。”彪子使劲儿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心儿里，好像要做检查的不是他，而是我。
我好像感觉到他就要一下子被那圆圆的罩子吞噬了，眼泪“哗哗”地淌，双腿开始发软。
“你看你，别这样，别这样。”他笑着，眼里闪过一道亮晶晶的光。有几位大夫站在我们身边。我知道彪子心里也很难受，但他要笑给别人看。
“我害怕。”我说什么也不愿放手。
“别怕。”他抽了一下鼻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害怕没有用。快，听话，别让人家医生等着。”
彪子两天之内第三次被推进了那圆圆的罩子……
我平定一下情绪，站在马林主任的身后，显示屏上一幅幅画面快速地切换，我暗自观察医生们的表情。
突然，他们锁定了一屏影像，仔细看了又看。
“太晚了，真可惜。”马主任转过身，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我的眼前一阵发黑，医生们又继续说着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只看见他们的嘴唇在动。“倏”地一下我又回过神来：“你们说什么？什么太晚了？”我的声线在颤抖。
马主任在显示屏上指给我看：“这儿，这儿，全都是，太可惜了。”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心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相信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仍然抱着一丝侥幸：“你们……你们不会看错吧？”
没有回答，屋子里死一样的寂静。
恍惚中我看到我的彪子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恍惚中我知道欢笑从此离我远去。
“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2)
“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我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
彪子出来了，尽管很镇静，可我还是从他的眼中读出一分稍纵即逝的惶然。他并没有问结果，而是死死地盯住我的脸，我的眼睛。他很聪明，知道我是很外向的，一切都会写在脸上，瞒不过他的眼睛。
我“表演”出一脸茫然，撇撇嘴，耸耸肩，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他像是放了一半的心，又把头转向医生那边。
“傅老师，您先回去吧。我们这是为您加班做片子，还没吃饭呢。等下午上班，我们研究一下再出结果。”马主任很镇静，理由也充分。我心里很感激他，在关键时刻帮了我一把。
彪子虽然急于知道结果，但却不愿意让别人饿肚子，于是连忙说：“好，好，不急不急，先吃饭。”拉着我便往外走，我能看出他的忐忑。
我想，真实的结果今天是不能告诉彪子的，而今后是否告诉他、怎么告诉他，我还没有想好。仓促中，我决定无论如何先把他“糊弄”回家。
“那不行，要等一起等，咱们在附近吃点饭，下午一起来。”彪子态度很坚决。
“可是……”我一时不知该怎样支应他，忽然想起忙了一上午，他还没有输液，“要不咱们都回家吃饭，吃完饭你回病房输液，我让小徐陪我来。”小徐是彪子的助理，这几年一直跟着他。
一向固执的他被我哄上了车。回到家，又一道难关在等着我。
婆婆早就做好了可口的饭菜等着我们回来。一进门，婆婆就用张皇的眼神迎着我们问结果怎么样，医生怎么说。面对一位历经风霜的老人，我不敢想象她得知儿子真实病情的场面。我怎么忍心告诉她？就是告诉彪子，也不能告诉她。
我只有继续演戏：装出一副饿坏了的样子，大口大口地吃饭，事实上却如鲠在喉，难以下咽。“妈，有水吗？我渴死了。”我想用水把堵在喉咙里的东西连同泪水一起顺下去……
终于没有露出破绽。
吃完饭，我和婆婆催着彪子回病房输液。可能是被我的“表演”迷惑住了，彪子倒也听话，一个人乖乖地顺着大坡朝病房的方向走去。我的目光送了他很远，很远，不知道在未来的路上他是不是也会这样渐渐地离我远去。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转弯处，我往前狂奔了几步，怕他会永远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一转身，跌跌撞撞地奔向车里，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恸，面对小徐“哇哇”大哭起来。“小徐，彪哥不好，医生说太晚了。”
“怎么可能？不可能！他身体那么好……”小徐也惊呆了。
我抬起泪眼双手合十祈求着上天，保佑我的彪子，保佑我，别把灾难降临到如此相爱的两个人身上。
我拼命止住泪水拨通了彪子二姐的电话，将实情告诉她，让她和我一起去医院，我不敢独自面对那白纸黑字的无情通告。刚刚挂断电话，我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刻又找到她：“二姐，你跟同事交代好，如果妈来电话，千万不能说是我把你叫走，她会怀疑的。”我的直觉不错，二姐刚一离开，婆婆的电话就追了过去，她的同事说，傅洁出去给单位买东西了。
彪子真的太棒了！(1)
这段日子，我们的朋友也在四处打听治疗信息。
小刚从张和平那里打听到武警总医院的肝移植手术最具权威性，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肝移植研究所，并且能够找到肝源。
我不能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他的身体正在每况愈下！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彪子再一次转院。而且，一旦找到肝源，准备实施手术，我就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他，总不能让他打上麻药，稀里糊涂就被换了肝，何况术后还有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治疗要他配合。
看着痛苦万分的彪子，想到过几天还有更大的痛苦等着他，我真恨不得去替他受所有的罪。
小徐没日没夜地陪在病房里，彪子却从不向小徐追问自己的病情，知道他会为难。
朋友来了，彪子也总是和他们聊一些拍戏的事，对“病”这个字眼避而不谈。
彪子心里什么都明白。第一次手术之后，他回到家里，对我们说了一句话：“那时你们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就是不肯告诉我，总是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笑嘻嘻地告诉我“你没事”呢？每天有那么多人来看我，连不常联系的朋友都出现了，这么兴师动众的，就说明问题有些严重了。”
三四天以后，彪子的体温降到了37℃与38℃之间。刚稍稍恢复了些体力，他便提出要去参加8月28日的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他说，他是早已定好的颁奖嘉宾之一，不能失约。那一年，他曾作为演员被选为“金鸡奖”的评委，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责无旁贷。
我理解他的心情，可是他的身体状况让我很担心。医生提醒过我：肝部肿瘤很大，已经侵犯到肝包膜，出席那么纷乱的场面怕会有危险。
我坚决不同意，哪怕看到他一脸失望的样子。
小陆和志诚劝我，这是彪子想做的事，还是让他去吧。他们把“想”字说得重重的。
我满怀顾虑，思前想后。找到肝源就要立刻手术，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也不知道预后效果如何。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最后，我决定让彪子按原计划出席典礼，又在背后对小陆和志诚千叮咛万嘱咐：务必守在他的左右，不要让人群靠近他，以免碰撞以后出危险。
彪子看到我终于遂了他的心愿，高兴得像个孩子。
路上，志诚开着车送彪子，小陆的车紧随其后。志诚开车一向“凶猛”，那天车开得很稳，很慢。
这之前，我们试探地对彪子提出过转院，他坚决不肯：“北医三院很不错，再说人家杨主任那么尽心尽力，调集了全院的精英强将为我跑上跑下，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在他的治疗上，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对不起朋友。
于是我们决定把说服彪子转院的任务交给小刚。小刚最会给别人做工作，再说“哥哥”的话，怎么也比其他人有分量，彪子应该听得进去。
那天，彪子在后台等着上场的工夫，小刚来了。
“大夫总说没大事儿，可又没完没了地检查，叫人心里不踏实。”彪子向小刚抱怨道。
“彪子，我要是你，从今儿开始就把它当一坏事儿了。凡事咱就得往最坏了想。”小刚像是调侃似的开导着彪子。
彪子真的太棒了！(2)
“是，我不怕，就是有事儿别瞒着我。”说着，他瞟了我一眼。
小刚又在一旁趁热打铁：“我问张和平了，武警总医院有一批专家专攻肝胆疾病，依我说，咱们得去最对口的医院。”
“行，哥，我听你的，张和平说的肯定没错。”
其实，我和小陆、志诚、尤勇他们已经找到武警总医院联系好了。为了寻找合适的理由说服彪子第二次转院，我们深夜开会研究了许多次，然而各种说辞都被彪子坚定地驳回来。这一次，小刚只用三言两语就奏了效。
8月30日，彪子转入武警总医院。
第一天晚上，肝移植科的刘振文主任来看他，聊天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句：“傅老师，我们这儿最拿手的就是肝移植。”彪子头一次接触“肝移植”这个词，但是并没有多问，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刘主任告诉我，9月2日手术，需要提前一天找彪子谈话。我知道不能再隐瞒了，但还是忍不住叮嘱刘主任：“千万别说病情有多严重，只告诉他，肿瘤是弥漫性的，手术不可能彻底，所以要进行肝移植。我希望彪子将要承受的打击越小越好！”
彪子的主刀医生、肝移植专家沈中阳教授来了，中等身材，戴副眼镜，虽没有想象中的老成，可在我们心里他像救命恩人一样神圣。
沈教授举起片子，仔细地看着，没等沈教授开口，刘主任在一旁说：“我认为傅老师的肿瘤是早期的，多发性的……”
沈教授突然回过头来，严厉地看了一眼他的学生，仿佛在责怪他：“这么严重的问题你怎么会看不出来!”刘主任并不理会，自顾自地说下去。沈教授的脸变得很难看。
“傅老师，我想请您先回避一下。”他客气地笑笑。
“好，没问题。”彪子笑着大声说道，迅速走了出去。
沈教授显然对刘主任的说法十分不满，好像瞬间就要发作。
我赶快对他解释：“您千万别生气，是我恳求刘主任这样说的，实情我们都知道，怕他心理负担过重，只瞒着他一个人。”见沈教授怒气已消，我马上补充一句，“彪子不希望医生单独跟我谈话，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彪子又被请回了房间，他笑着说：“有什么问题您尽管说，我扛得住。”
彪子说得很潇洒，沈教授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他笑着说：“从片子上看，确实是恶性肿瘤……”
“那咱就做手术呗，我不怕。”彪子打断沈教授，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可是病灶很多，我怕切不干净。我们考虑给您做肝移植……”沈教授小心翼翼地说出“肝移植”三个字。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彪子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彪子一拍大腿，居然没有一秒钟的迟疑和畏惧。“说吧，什么时候做？”
刘主任说：“明天。”
“明天？”为了表明我并不比彪子更早地得知这个消息，我故作惊讶地问着。
“芳芳，你不懂，听医生的，要是今天下午能做我下午就做。”
又一道难关闯过去了，为此我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我曾经设想过谜底揭开后的各种画面，设想过彪子遭到重击后的各种反应，这样的结局我却万万没有想到——没有一分退缩，没有一丝胆怯，像一个战略家在布置一场高难的战斗。他的冷静与坚强让我难以置信，彪子真的太棒了！
真是条汉子！(1)
陪彪子回到病房以后，我哭了，终于可以当着他的面哭了。
病房里静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以为，彪子在人前总是真正的硬汉，当着我的面儿却会忍不住掉眼泪——那就哭吧，索性我们夫妻两个抱头痛哭一场，哭尽满腹的辛酸与委屈……
哪知彪子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一如面对众人的坚强，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叠纸巾：“芳芳别怕，我这个肝不听话了，咱就换个新的。肝移植一点儿都不可怕，只不过知道的人少，现在连肾移植都是常规手术了。”
我不知道他明天能不能顺利地走下手术台。再见到他会是什么样子？我就像要失去他似的紧紧地抱住他，眼泪泄了闸。
彪子轻轻推开我，笑着为我擦眼泪，安慰我说:“看你吓的，我告诉你手术的步骤啊！”他开始连说带比划：麻醉、开刀、取肝、上新肝、缝合……一五一十地给我讲着，熟稔得像个专家。
直到今天我都在疑惑，他怎么会了解那么多。但我知道，那一刻他并没有考虑等待自己的是怎样命运。为了支撑在他眼中一向脆弱的妻子，他萌生出无限的勇气。
朋友们纷纷来探望他，听到这个消息有人干脆哭出声儿来。彪子总是乐观地劝慰大家，憨憨地说：“我没事儿，你们等着我啊，你们就当我进去睡一觉！”
晚上，护士体贴地拿来安眠药，怕他休息不好。他却坚决地说：“不用！”
我想，他一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所以不想睡。我必须鼓励他，无论如何不能再掉眼泪。
然而彪子再一次让我意外。他的心出奇地平静，刚一躺下，呼噜声立刻响起来了。
我祈祷着上天保佑我的彪子，又是一夜未眠。
手术当天，朋友们都赶来了，国立、优哥、保国……大家一起给彪子鼓劲儿，彪子也像安慰他们似的，把头天给我讲的“手术步骤”又复述了一遍，一派轻松调侃，仿佛根本不是自己身上的事儿。
国立忍着心酸说道：“彪子，我从来没有这么服过你。你的精神和肉体已经分开了。”
彪子一通憨笑：“哥，您这个评价太高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有事儿了咱别怕。”
说话间，护士推来一辆平车，要送他进手术室。彪子坚决不肯：“我自己走着去。”
从病房通往手术室要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护士在前面引领，一群朋友簇拥在后面。
我们俩的手握得紧紧的，我不时抬头看看彪子的脸，彪子并不看我，更紧地攥住我冰凉的手，嘴角泛出一丝笑容。
我在颤抖，我的心告诉我：这时候不能哭。
手术室的大门就像生死关口。我不知他从这里走进去，还能不能再一样地走出来。我想对彪子说几句话，却又不知说什么最恰当。他在一大群人面前，似乎并不打算与我过多地流连，像在机场过安检似的，那么自然地径直就要走进去。
在他刚迈步的一瞬间，我突然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一把将他拉了过来，死死地抱住不放，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彪子一向羞涩，他不习惯当着众人的“亲热”，像是对我，又像是对大家说：“芳芳，你干嘛呀。”随后对大家笑笑，摆摆手，就进了门，躺上了平车。
真是条汉子！(2)
我怔怔地站在那里，眼泪“哗哗”地流淌。泪眼迷蒙中我看到手术室的大门就要关闭了，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用手扒开大门，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彪子——”再也说不出话来。
彪子正被推到手术室的转弯处，平车上只露出他的上半身。护士听到喊声，停住了脚步，彪子抿着上翘的嘴唇笑了笑，冲我伸出两个手指做了一个“V”字。
那是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镜头，那是胜利者的姿态。
彪子用他的乐观、坚强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每当我们谈起这个场景，朋友们总是不无感叹：“真是条汉子！”
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我不知道怎么被朋友们架到彪子住的病房里。魂已经留在了手术室，身体瘫倒在他的病床上。
手术过程很漫长。
武警总医院的领导班子非常重视这台手术，全体驻守在医生办公室监测着手术情况，不时地派人向我们通报手术进展。
13:30，“联络员”告诉我们腹腔打开了。
病房里一片寂静，我躺在床上无力站起，其他人紧张得坐不下去。
忽然脚步匆匆，随后医生护士拥了过来，我慌张得心快要蹦出来。原来是天天陪伴彪子的小文哥晕过去了，一阵忙乱后，他的情况稳定下来，大家的心却依旧悬着。
“游离旧肝了。”
又是漫长的等待。大家最怕听到病房里的电话铃响，一旦响了，一定是手术出了问题。
“上新肝了。”
每听到一个消息，大家先是小小地松一口气，随即又屏住了呼吸。
“开始分泌胆汁了！”
9月3日凌晨，经过12个小时的手术，终于听到了这个消息。这意味着新的肝脏已经开始工作了。
大家欢呼着抱在一起，彪子终于得救了！
12个小时的煎熬换来了彪子的新生。
我们簇拥到手术室门口等他回来。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彪子被护士推了出来。他的脸色很红润，完全不像失血后的样子，他静静地躺在平车上，熟睡得像个婴儿。
大家互相传递着信息，把好消息告诉不在场的亲人、朋友。
凌晨3点，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各地的朋友们都还提着心没敢睡。
还收到无数条短信：
“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看来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上帝也会被感动！”
“感谢上天！感谢专家！感谢彪子媳妇精心呵护，早日还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彪子。”
“这一夜，你们创造了奇迹！！！”
“彪子太棒了，太争气了！”
“太好了！佛一定会保佑彪哥。我们一起祈祷，祝彪哥早日康复。”
“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辜负你和儿子的。”
远在加拿大的小刚也发来了信息：“我太高兴了，说什么也要保住他一命，好日子刚开始。”
芳芳你看，这刀口像不像一个奔驰车标(1)
彪子真是棒！第二天一早他就醒了，麻药的力道掌握得很好，比预计提前了2个小时。不过我想他一定是心疼我，怕我着急。
医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让送些萝卜水给彪子。我们就像听到了天大的喜讯，别说萝卜水，就是人参水也得第一时间送到。
我戴上大口罩，穿上白大褂，端着萝卜水一路小跑赶到了ICU门口，真想亲手喂到他嘴里，但还是被医生挡在了门外。我只好回到病房，时刻准备着听候ICU的召唤。
下午1点多，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我第一个冲过去，心想一定是又需要什么东西了。
“芳芳！”电话里传来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啊，我是芳芳，您是……？”
“连我都听不出来啦？”声音稍显无力，但透着兴奋。
“你是谁呀？”我迟迟疑疑地努力在头脑里搜索着、判断着。
“我是你老公啊——！”
“啊！天哪！彪子！你是彪子！”这不是谁在跟我逗闷子吧？我的心一下颤抖起来。电话那头的人用尽力气呵呵地笑了两声。
这家伙就是这样，他总能给你无数的出乎意料，自己也乐在其中。事后才听说，他知道我被挡在了门外，怕我着急，就借了护士的小灵通给我打电话。
很快，好消息一个接一个：
“胆汁很充沛！”
“胸水很清亮！”
……
我时刻盼望着彪子能再打电话过来，他像是猜透了我的心思，总让我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
我终于可以“全副武装”地去看他了。尽管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还是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被各式各样的仪器包围着，粗粗细细的管子插在腹部，引流袋挂在床沿。
我的心像针扎似的痛。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变得千疮百孔的。
彪子很疼，但是很坚强：“别怕，管子会一天天减少。”他竟还有力气安慰我。
他指着旁边的一个医生：“这是牛博，我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他。”我充满感激地冲牛博点点头。
“护士们都对我都很好，护理得很专业。”我忙不迭地连声道谢，彪子一定想让我替他及时道谢。
探视时间只有5分钟，他并没有向我描述他的痛苦，甚至没来得及告诉我他最想吃什么，只是在我临走的时候嘱咐：“先不要告诉老人和孩子。”
我明白他的心情。父亲病重还住在医院，母亲也出院不久，儿子刚刚开学。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彪子出了这么大的事。
然而瞒是瞒不住了。
9月4日，术后的第二天，大大小小的报道扑面而来，让我的处境雪上加霜。我们不得不抽出一部分力量去应对老人的疑问。
儿子哭着从学校打来电话：“妈妈，你告诉我爸爸到底得的什么病？报道上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咬着牙坚定地告诉儿子：“别人说什么都别信，你只相信妈妈，爸爸没事。”
儿子不甘心，问我报纸上为什么这样说，搞得同学、老师们都知道了，都在问他。
我只能对孩子解释，因为你是傅彪的儿子，必须学会面对一切。
芳芳你看，这刀口像不像一个奔驰车标(2)
为了彻底打消儿子的疑虑，我编了一套谎话：“现在，妈妈和叔叔阿姨们正在开会，研究对策，必要的时候我们准备起诉。”
儿子见我话语坚决，终于放下心来，哽咽地说：“妈妈您放心，别人的话刚才我信，现在不信了。我相信你们大人能处理好。您别担心我，把爸爸照顾好！”
从此心被分成了八瓣。
彪子一如既往地乐观。术后第三天，我又接到他的电话，竟然要喝排骨汤，还特意嘱咐千万别忘了放两块排骨。
在ICU病房住了一周左右，彪子各项指标都比别人恢复得快，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多亏他的身体底子好。
他请护士长给他安排一个能看见太阳的房间，并执意要在天还亮着的时候搬家。护士们只好给他戴上大口罩，捂在被子底下，从守在走廊里的记者眼前堂而皇之地穿过，推进701房间。进门的一刻，夕阳正好斜照进来，很温暖，很柔美，彪子很高兴。
但他还是疼，非常地疼。埋在身体里的管子没有全部拔掉，胸腔里的那根粗粗硬硬的尤其让人痛苦，甚至不能变换姿势。
他的眉头紧紧地皱着，稍一动作，豆大的汗珠立时滚落下来。我劝他打止痛针，他坚决不肯，认为此类药物会影响伤口愈合，能扛就扛过去。
他也坚决不肯在床上大便，说自己“没那个习惯”。我劝他别太要强，谁都有生病的时候，他甚至发起了脾气。
我们只好搀扶着他出去。他艰难地迈着步，脚下软绵绵地、没有准头地踩在地上，汗如雨下。回到床上，因为消耗体力过多，他立刻瘫了，可下一次仍旧如此坚持着。
事后，我埋怨过很多次，怪他不该这样折腾自己。他总说：“人家七十多岁的老人做完手术第七天就自己洗头了，我这点事算什么！”
每次医生给伤口换药，他都逼着我转过身去，他知道我见了血一向腿软。有一次他背上长了一个脓疱，让我帮他挤。我狠着心，用力挤着，“扑”地一声脓和血一起迸出来，我也一屁股坐到床上，捂着胸口，整个人都傻了。他最喜欢对朋友们说我这段儿寻开心。
几次回避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决定看看伤口是什么样子。尽管我以为做足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惊呆了，真的又一次双腿一软，倒退着跌进沙发里，半晌没说出话来。
刀口很大，像一个“人”字，从胸口向两肋撇开。彪子长得胖，手术后肚皮上的脂肪液化，直往刀口外面渗。医生怕感染，只好把已经缝合的伤口又拆开一部分，让它晾在那里慢慢自愈。
别说内里还有那么多创伤，即使只是表层伤口的疼痛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而彪子都默默地承受着。见我呆坐在那里，他指指伤口对我说：“看，吓着了吧？我不让你看，你偏不听话。”
我不知该摇头或是点头，心在颤抖，脸上硬挤不出笑，脑子一片空白。
“哎，芳芳你看，这刀口像不像一个‘奔驰’车的标，以后我不管开什么车，都告诉人家我是开着‘奔驰’来的。”医生被他逗笑了，我也跟着笑起来。
面对陌生人真诚祝福,彪子哭得像个孩子(1)
手术后，彪子就像新生儿一样，一天一个样，每拔掉一根管子就是一个胜利。吃的东西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能吃蛋羹了，能吃菜粥了，能吃烂面条了，接着是米饭，炒菜……不出半个月，大排骨、小排骨、牛肉、羊肉，那些他平素喜欢的全部招呼上了。有一次我送饭晚了一些，一进门，他就一脸迫不及待：“你怎么才来呀，饿死我了！”随即狼吞虎咽起来。我开心极了，能吃是好事，能吃恢复得快。
管子拔得差不多了，只剩下胆汁的引流管，他开始在房间呆不住了。可门外依然蹲守了不少记者，他只能拎着胆汁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把窗帘全部打开，想让彪子晒晒太阳。突然，窗外伸下一台摄像机，是从楼上的什么位置吊下来的。我急忙又把窗帘拉紧，摄像机和阳光一同被挡在了窗外。
阳光被剥夺了，自由的空间被剥夺了，我们很不高兴。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记者看到那样的傅彪还能问些什么！有的记者千方百计，甚至贿赂其他患者的家属搞到傅彪病房布局图，登在报纸上，我真搞不懂这么做有什么必要，这是热爱傅彪的观众们真正关心的吗？难道真的不懂吗？他们过多地打扰了别人已经不正常的生活。
彪子很豁达，他不像我们一样气愤，只是说：“这是人家的工作，他们不容易，得理解他们。等我再恢复恢复，能见人了，我得给关心我的人一个交待。”他还说在ICU病房里，曾经有一个记者手捧鲜花喊着彪哥，不顾一切地往里冲，被医生护士一把推了出去。他并没有责怪记者朋友的冲动，他说被大家惦记是幸福的，不过ICU是无菌病房，不要把细菌带进来，不要扰乱了医院的正常秩序。
朋友们开始一拨一拨地来看他。
一旦有人来，他就让我把病床摇起来，尽可能和大家坐着说话，聊手术经过，更多的是想听外面的故事。
我了解他，视拍戏为生命，伤口刚刚不痛了，心里便开始活跃起来，惦记着他那些想做而未做的事。然而我无法像他一样快乐。想到今后的治疗过程还很漫长，即便真的好了，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劳累。不过，他除了拍戏，没有别的嗜好，如果不让他恢复工作，对他来讲太残酷了。
我忍不住伏在他耳边，轻轻地给他吹着风：“以后咱还在风口浪尖上吗？”他倏地扭脸看我，不说话。“咱不在风口浪尖上了啊！”我继续试探地说。他转回头去，思索着并没有搭腔。
妹妹很有心，她从新浪网上万条网友祝福中选了一千条打印下来，订成册子，封面上写：大哥，为你祝福！为你骄傲！
我把这沉甸甸的关怀捧到彪子面前，他一条一条地仔细看：
最棒的面瓜！你会好起来！你永远的影迷。
我们全家人为你祈祷，坚信你能平安度过这个关口，早日康复。我们还等着看你演出新的电影和电视剧呢。
彪哥，影迷们为你祈祷，你在屏幕上是条汉子，相信生活中的你一定能战胜病魔。
我很喜欢你演的戏，一定要坚持住呀彪哥，我们所有彪迷等你回来。
太多的人想念你，太多的人想看到你，祝早日康复。
面对陌生人真诚祝福,彪子哭得像个孩子(2)
我最喜欢的演员，一位真正用心演戏的人，一个演现实生活的人，一位默默的影视工作者，一位观众心中的大师，祝您早日康复，加油彪哥！
彪哥，早日康复！希望早日看到你那可爱、和蔼、善良、朴实的微笑！！我们永远喜欢彪哥！大家都期待更多你的作品！相信你不会被病魔打倒，勇敢坚强地站起来！
胖子，你给我挺住！你戏瘾还没过够，我也没看够呢！早点回来，哥们都等着你呢！观众需要你！
代表悉尼华人华侨祝彪哥早日康复！！！
坚持住傅老师，全国观众是你坚强的后盾，相信自己，等待太阳。
宁可不看你演戏，只要你健康。
你为我们带来也欢乐，带来了笑声，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祝福！彪哥，挺住！
傅彪，我在太平洋彼岸为你祝福。
彪哥：看见你生病的消息，就好像看见自己亲人在生病一样，祝你平安，早日康复！
“面瓜”，好了以后看看大家热情的留言吧，希望你早日康复后带给观众更好的作品，答谢人们的真情和关怀。
傅彪老师：你是一位我最喜欢的演员，你是用爱编织生活的人，是你告诉所有的人应该怎样去热爱生活。希望我的祝福会给你带去愉快，早些回到爱你的观众身边来好吗？我永远等待。
彪子看不下去了。他用手揉着眼睛，连连地说：收好，收好！
从发病到手术，他没有掉过一滴泪，可面对这些来自陌生人最真诚的祝福，他终于忍不住了，哭得像个孩子。有委屈、有欣慰，更多的是幸福。
那一千条祝福一直放在他的枕头下，他说这样心里踏实。
全国50家媒体作出“联合声明”，呼吁不要再去打扰彪子，让他有一个清静的治疗环境。彪子终于可以“自由”出入了。
不甘寂寞的他把胆汁袋用小钩子往裤腰上一挂，潇洒地在走廊里来回溜达——这是惟一被允许的锻炼方式，彪子借此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社交场所。
一见到他出来，走廊里家家户户“倾巢出动”，他在中间走，两边靠墙站满了人。他提着袋子，去和病友们比较谁的胆汁量多，还自嘲地说：“这是我自产的蓝莓汁。”碰见还没有做手术的，他就更加起劲地甩着手快走几步给人家看，说说宽心的话：“你看，怎么样，我术后才半个月就恢复成这样了。”
他满楼道寻找一个韩国病人。护士问找他干什么，他说在ICU病房的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听邻床的韩国人唱歌，白帘子挡着，看不到他的模样。“他一唱我就跟着唱，谁不会哼唧呀，自娱自乐呗。我得去问问他唱什么呢，是不是中国的手术费比韩国便宜呀？”走廊里立时响起欢快的笑声。
病房里谁出院了，谁情况不好，今天做了多少手术，还有多少人在排队等，他都了如指掌。医生们开玩笑说：“以后我们不用开会了，到您这儿一打听，情况全齐了。”医生、护士都成了他的新朋友。
彪子快乐得像个“医疗大使”(1)
2004年9月27日，我们在病房给彪子过了41岁生日，谁也没想到那竟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
移植科刘主任带了他的一席干将先在7楼ICU病房先点燃了蜡烛。医生、护士们把彪子围在中央，让他双手合十许一个心愿。蛋糕被切开，分到每个人手里，大家笑着，说着祝福的话。
医院的王院长、秦政委、郑副院长特意赶制了大大的蛋糕，盛满武警总医院全体官兵的祝福赶来了。我们的朋友也手捧大大小小的蛋糕，聚在6层——他手术前住的那间病房，等着他从7层下来。
自从9月2日，他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手术室，还一直没有回过这里。
路依然很长，术后25天的身体还是虚弱，而他的脚步迈得缓慢而坚实。每迈一步他都会庄严地左右看看，像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踏上了归乡的路。我陪着他慢慢走着，走着属于我们的生死之路，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去时黑洞洞看不到尽头，回时已是一片光明。
彪子一天天好起来，头发比原来黑了，肤色也更亮了。整个人看上去很精神。像是年轻了十岁。
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快乐。
每天早上，我们早早起床，到对面的干部食堂打来热乎乎的饭菜。伙食很简单，馒头、咸菜、玉米粥。我们面对面坐着，相视而笑，大口大口地吃。
“馒头真香啊！”彪子说，“我从来没觉得馒头这么好吃！”
是啊，他都多少年没吃过真正的大白馒头了。平时，怎么也得裹层鸡蛋炸炸再吃呀！在剧组拍戏，刚端起盒饭，剧务已经站在身边了，灯光、设备也已经准备好，赶紧扒两口就得赶着开工。要不，就是去饭店吃“大饭”，有时候一晚上要赶好几个饭局。辣的、咸的、酸的、甜的、红的、绿的、黄的，糊里糊涂填一肚子，回家再一定下神来，居然还是饿。
听着他的话，我品出的不只是馒头的香甜——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单纯地享用过一顿我们俩的早餐了，终日忙忙碌碌，没有自我。
我们决定，从今以后要认真过好每一天。
出院以后，我们听从小姨安排住进了金融街对面的丰汇园。一来离医院近，二来离她近。
小姨并不是彪子的亲姨，而是彪子和他的“发小儿”们对她的尊称。她看着这群孩子长大，谁要是调皮捣蛋，谁的后脖梗子就免不了挨上小姨一巴掌。
小姨漂亮，更有智慧，从一个在内蒙古草原放马的知青成为兆泰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她视我们如亲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挑起了照顾我们的担子。那段时间，她就像是个精神领袖。
新的生活开始了，治疗变得越来越简单，每个星期我们都要跑回医院，抽血、检查。彪子每次都要回移植科病房看看，和老病友叙旧，与新病友交谈，向更多来咨询的人介绍经验，像一个快乐的“医疗大使”。
回到家里，人虽然躺在床上，心却早已飞到了窗外。他出不去，就把朋友约到家里，听他们讲拍戏的事。自己动不了，帮忙出出主意，对他来讲也挺过瘾。
可时间长了，他默默发呆的时候多起来，有点小事就会发脾气。我知道他心里难受，为的是不能工作，不能拍戏。朋友来得越多，知道的事情越多，看着别人都在充实地忙碌着，他越发起急。
彪子快乐得像个“医疗大使”(2)
每次看到他发呆，我总是柔声劝他不要着急，先把身体养好。听我这样说，他一准儿矢口否认：“没有。我没急！”
眼看他一天天强壮起来，人也越来越看不住了。往往我前脚出门，他后脚就把自己安排出去，去影视公司给人家出谋划策，讨论剧本，晚上笑嘻嘻地回来，进门就认错，可老也不改。尽管我心里不乐意，但看着他嘻皮笑脸的样子，总是束手无策。
接受过肝移植手术的每一个病人都与医院有着永久的联系。术后一系列治疗复杂而漫长，调整药物，按时检查，定期做B超，即便感冒发烧都要跑回医院，找相关的医生做一整套检查，绝不能自作主张，随便吃药。
这一天，彪子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大概是药物反应，拉肚子。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
有一天晚上，他想吃猪蹄，可冰箱里的猪蹄已经放了两天，我怕不新鲜了，劝他吃点别的。他不肯。我当然也不会让步。
他突然间愤怒了：跳起来推开我的手，一个人跑到楼道里，打开窗户，把头伸到窗外吹风。正是隆冬，北风呼呼的。我跑过去想把窗户关上，他猛地又把我推开。
他只穿着薄薄的病号衣，我连忙把外套给他披上，他挥手扒拉到一边，头和身子愈发伸出窗外。
我哭了：“你想吃就吃吧。求你别这样折磨自己。”
他一下爆发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他妈这样活着算什么！”
他一半是针对我，一半是针对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他心里最难过的是什么，“猪蹄”只是导火索而已。
他不听劝，我只能陪他在风口站着，反复地无助地说：“求求你，回去吧，听话。”
过一会儿，他终于平静下来，被我连拉带拽才回到了病房。半晌，他慢慢地说：“对不起，可能是药物作用，心里的火一直往上顶。我觉得自己窝囊极了，放着那么多事儿不能干。”
我看着面容憔悴的他，明白他说的“那么多事儿”指的是什么。他的合同已经签到了第二年的6月，还有许多令他心痒的角色在等着他。
“咱们别着急，等身体养好了，能做的事情多着呢。再说，我不在乎你还能干什么，我只要你为我好好活着。就是恢复好了，我也不能让你像原来那样拍戏了。”
我只顾按照自己的逻辑说下去。一抬眼，只见他怔怔地瞪着我：“我×，要知道你是这种想法，我早从楼上跳下去了！”
我忙不迭地一连串求饶，劝他千万不能再生气，答应他可以拍戏，但每天只能工作4小时，而且必须让我不离左右。
我这番话算是给了他一颗“糖豆儿”含在嘴里，“猪蹄风波”总算是平息了下来。
崭新的时间表(1)
随着彪子一天天康复，他又不只属于我一个人了。
一想起他未知的前景，我甚至想把他装在兜儿里，拴在裤腰带上，天天守着，一天当做几天过。然而他是凡人，他害怕孤独。女人在感情上往往狭隘，我时时在本能中提醒自己，不能逼着他只为我生活，得让他快乐。
他的时间表被重新填写得密密麻麻：
12月，出席《天下无贼》首映式暨慈善晚宴。
1月4日，搜狐网领奖。
1月8日，参加外甥女婚礼。
1月11日，下午到中央台录制《新闻会客厅》，晚上为“中国导演协会奖”出任颁奖嘉宾。
1月12日，下午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录制“名人面对面”，晚上参加团里演出，21:30又赶到新浪网领“年度感动艺人奖”。
那天，观众们为领奖台上的他鼓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他接过奖杯，声音颤抖：
“不久以前，有一个普通的演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忽然有一天他的爱人告诉他，说在新浪网上他接受了……”他哽咽了，紧咬着嘴唇，几度开口都说不出话来。台下的观众一边鼓掌一边热情地喊：“加油！傅彪加油！”
他攥着拳头用力地挥挥手，强忍泪水说下去：“他接受了上万条祝福，于是奇迹出现了，今天我站在这儿……”他又说不下去了，举起奖杯向观众致意。
最后他说：“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就是做了一个演员应该做的工作。我代表我爱人、儿子，感谢大家。”
回到家里，他嘱咐我把奖杯放好，并告诉我他哭了，面对观众最热烈的掌声，想起那上万条真诚的祝福。说着，眼圈竟又红了起来。
1月13日晚，他如约去看刘若英演的话剧，并给她送了鲜花。
1月14日，到中央台录制《走进电视剧》。
1月16日，我生日那天，他陪我和儿子吃了中午饭，替我点上蜡烛，看着我默默许愿。我闭上眼，祈求上天保佑我眼前的这个人，让他能陪我再过几个生日，没想到那竟成了最后一次。当天晚上，他又驱车直奔天津，要亲自去感谢沈中阳教授。
1月28日，他应邀参加武警总医院的新春联欢会。彪子对武警总医院充满感激，他经常打趣说武警总医院的一切都那么好，就连护士的身材都是一流的。为了表达谢意，小刚和帆子也像自家人一样一同去了。
1月30日，录制中央台的《艺术人生》。
1月31日，彪子到上海参加《大清官》宣传。他知道电视台栏目经费很低，硬是不让我同行，自己拎着一只行李箱就去了。我只好让在上海陪同他的朋友每日叮嘱他吃药。新闻发布会在下午13:30召开，他特意赶在中午12点以前退房，为了节省半日房费。会后，他又回到宾馆，坐在大堂里等晚上返京的飞机。
2月5日，他再次赶到东辛幢小学去看望那里的师生。东辛幢小学位于偏远的北京平谷山区，他对那里的孩子有着深厚的感情。
2000年，在他的倡议下，北京卷烟厂成立了专门的基金，帮助那里的贫困学生。基金设定为50万，彪子捐了5000元钱，并带着儿子一同去了平谷，让儿子把图书亲手交到同龄孩子的手中。我知道他的用意，一是让儿子从小懂得献爱心，二是让儿子亲眼看看偏远山区的学校，让他更加珍惜自己生活、学习的环境。
崭新的时间表(2)
儿子感触很深，亲自拍了很多学校的教室、桌椅、操场的照片，回学校后，把照片贴在班级宣传栏中，还开了一场主题班会。小孩子就在这样一点一滴的教育中感悟着成长着。
在傅彪的进一步倡议下，北京卷烟厂投入了更大的物力把东辛幢小学正式更名为“中南海爱心小学”，傅彪任名誉理事长。不管多忙，他每年都要抽时间去学校两次，和孩子们交流、沟通，教育孩子们要懂得爱和孝顺。
有人以为，彪子这样做，一定是北京卷烟厂为了“名人效应”而付了重金，事实上彪子从始至终分文未取。他倒是总说“爱心小学”这个平台太好了，让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2月6日，再次回到团里参加铁道部团拜演出。
2月7日，陪儿子过14岁生日。儿子把好友约到家里，彪子前前后后地张罗。他早早就制定好菜谱，亲自下厨为孩子们做了他最拿手的肉沫蒸鸡蛋。这一天，也是我们搬进新居后正式开伙的日子，火烧得很旺，预示着今后的日子事事兴旺。
一月二月间，彪子陪我们母子俩过了生日。每次拍合照，我心里总有一个念头冒出来：该不会是最后一次吧？只是瞬间闪过，又赶忙将它打消，并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这么想。看他精力充沛地忙碌着，快乐着，深埋于心底那一颗不安的种子便不再继续发芽。我仍然相信，彪子会好起来的。
要过年了，他吩咐，从初一到十五家里不能断了客人。于是，今天来俩，明天来仨，一直忙乎到正月十九，客人们一直络绎不绝，还有许多朋友没顾上招呼呢。
新房子真是被暖透了。
小刚一直惦着彪子的事儿，其他朋友也都心照不宣。最热闹的那天，小刚一口气招呼了二十多人来到家里，说是来暖房的，其实，是来陪彪子过个年。谁都不知道明年的春节还有没有彪子。
彪子一向好热闹，朋友多就更开心。他兴奋地带着大家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对我的工作大加赞赏，夸我花最少的钱办了最多的事儿。
其实，若不是想让他早一天住上新房子，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更节约的。但那时是在和时间赛跑，顾不上那么多了。彪子很满意，看着我精心设计的各个角落，乐得合不拢嘴，没事儿就背着手楼上楼下溜达，只是欣赏，并不挑刺儿。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不管房子布置得好坏，总算让彪子住上了。
大年初三，彪子的姐姐们也聚齐了，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团圆饭。饭后合影时，不知谁小声嘟囔了一句：“要照就抓紧照吧。”潜台词很明白，我听得懂，有几分恼火，几分心酸。
我记得清楚，爸爸走的那年春节，家里的人全部到齐了，连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亲戚也一个不少。春节从来没有那么圆满过，然而三个月以后爸爸就走了。所以，我心里一直固执地认为，太圆满的团聚是不吉祥的。
于是这一次，我故意躲起来，不去凑齐了拍照，好像这样医生的预言就不会成真。理智告诉我，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但当时的我竟因此获得了苟且心安。
“傅老师，复发了。”(1)
生活重又恢复了“宁静”。
彪子依然如故，以惯有的笑容向关心他的人们传递着自信与乐观。他又开始工作了。
3月15日，他带着编剧王培公老师进驻武警总总院，开始了《冷暖人生》剧本的前期创作，走访一些医生、护士、病人及家属。
《冷暖人生》是彪子手术以后萌发的创作冲动。他在患病期间，看到、听到了许多非常感人的、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决定将它们记录下来，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肝病患者，关心肝移植。
半个月以后，3月30日，我们驱车赶往天津，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也是沈教授的根据地，对那里的医生、护士进行采访。
他们从肝移植在中国的创立聊到艰辛的发展过程，又聊到这项技术逐渐成熟的现状，从当年沈教授单枪匹马创业聊到今天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这一切，彪子架起摄像机全程记录下来。每天分成三个时间段，沈教授随时把稍有空闲的医生、护士派到我们的酒店。彪子盘腿坐在摄像机后面的椅子上，像记者一样不时地发问，不时地打趣儿。
疾病使彪子对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他对这个剧本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和热情，剧本中人物的设定、脱稿时间、拍摄周期都列入了他的2005年工作计划。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着。
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人。就在警报刚刚解除了一个月，就在彪子想热火朝天大干一场的时候——4月1日夜里，劳累了一天的彪子突然被一阵巨痛惊醒了。
这疼痛实在很蹊跷，彪子忍了又忍，大汗淋漓，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让我给医生打电话，请人来打止痛针。就这样，勉强捱到了天明。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到第一中心医院，彪子再次被推进了那圆圆的罩子。腹腔、头部、肩、脊椎……一个部位一个部位仔细地检查着。
又是漫长而忐忑的等待。
我告诉自己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我告诉自己不能害怕。彪子总对我说：“别害怕，害怕没有用。你得去面对，还得微笑着面对。”
2个小时过去，一向耐心的彪子终于被折磨得不耐烦了。他烦躁地蹬开盖在身上的薄毯，大吼了一声：“我不做了！”
医生连忙打开那扇铁门，他夺门而出：“怎么那么长时间呀！要是有事就把胳膊剁了得了！”他的脸涨得红红的。稍作平定，他一边揉着疼痛的肩膀，一边跟医生说：“我胖，窝在那里面，还得保持着一个姿式不能动，‘嗡嗡’的噪音一会儿响一会儿响，我简直快疯了。”他解释着，怕刚才的冲动伤害了人家。
沈教授安慰他：“好了，没事儿了。别说您做了两个小时，有的病人几分钟就坚持不下去了。”
彪子不是“面瓜”，他是有脾气的，性子也急，但他严于克己，不会轻易对外人无理。朋友们都说，什么事要是让彪子发了脾气，那这事就真说不过去了。
我知道彪子这次的爆发并不是全无道理的。
他曾说，那个圆圆的罩子，在身上来回转悠着套来套去。它不是一个美丽的光环，也不是荣耀的光环。可就是这个光环，总让他立刻感到一种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真实。
“傅老师，复发了。”(2)
频繁的检查、持续的疼痛、巨大的心理压力捆绑在一起，让他无力顾及太多，做了一回真正的自己。但他总是很快地回过神儿来，很快克制住自己，不允许自己因生病而任性。彪子活得累，心累。
沈教授读完片子走出来，我俩围上去：“怎么样？”
沈教授笑着，肌肉有点僵，镜片后面的眼睛闪过一丝异样。
“没事，有什么事您跟我直说。”彪子很敏感。
“只要是肝里的事儿咱就不怕。”我看着沈教授，话却是说给彪子听。
沈教授笑笑，拍了拍彪子的肩膀，让我们先回酒店，说他会稍晚些过来。
刚到酒店，沈教授的电话便打过来了：“秋芳，不太好，可能是复发了。你先别告诉傅老师。”电话那头语气很沉重。
半年的接触，彪子和沈教授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沈教授是外向的，尤其是与彪子有了感情以后，很难再像对待一般病人那样冷静。我从他的表情里已经读出了部分答案。
“谁的电话？”彪子见我发愣，追问了一句。我几乎想也没想，直接说是沈教授，他在等放射科主任看片子，中午过不来了，让咱们先吃饭。
这半年的磨炼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当编剧了。
彪子看看我，并没有再追问。他沉默了片刻，催着我先去餐厅点菜，他和王老师随后就来。
在餐厅，又接到了沈教授的电话：“秋芳，这事儿不能瞒了，得马上接受治疗。我准备告诉他，你觉得他能承受吗？”
“我猜，他已经有感觉了。”
果然，彪子把我支走以后，对王老师说了他心底的准备：“我不怕，大不了我再换一个！”王老师告诉我他说得很轻松。
晚上，沈教授来了，往椅子上一坐，直入主题：“那我说了啊。”
彪子面对沈教授：“您说吧。”
“傅老师，复发了。”沈教授语气很平静。
“在哪儿？”彪子并没有一丝迟疑，他端坐在沙发上，眼睛紧盯着沈教授。
“还在肝内。明天一早回北京，立刻住院全面检查，然后拿方案。”
沈教授很果断，他已经替彪子推掉了第二天天津电视台对他俩的采访，并通知武警总医院安排好病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彪子对沈教授已经产生了心理依赖，治疗过程中遇上任何问题，总是一句话：“我听你的。”这次也不例外。当听到沈教授亲口说“复发了”，彪子的眼神一下黯淡下去，不过只一秒钟就重新振作起来。他招呼我给沈教授叫份晚餐，自己仔细地向沈教授咨询了可行的治疗方案。
“傅老师，别着急，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的。”
“有你在我不急，我就全交给你了。”
两个男人相对而坐，像两个临战的运筹帷幄的将领。气氛显得有些凝重，但没有一丝慌乱。
彪子一向信不过我的驾驶技术，第二天回北京，仍然是他开车。
签署“生死单”(1)
回到武警总医院，医生给彪子服用“美施康定”。那是给恶性化程度很高的肿瘤患者用的止痛药，对胃肠道刺激很大，会让病人不停地呕吐，但止痛效果很好。
彪子用药后，每餐饭都止不住地吐。他并不害怕，吐完了再吃，他要保存体力应战。
沈教授为了制订最完善的治疗方案，跑遍各大专科医院，找各个学科的专家征询。
我和彪子感觉很踏实。有这样一位顶级的专家为彪子跑前跑后，周密部署，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从影像学角度来看，再次换肝还是有希望。国外有这样的病例，换完一次，一个月后再换，让血液过滤一下，预后效果不错。
沈教授起初还怕彪子不能接受，迟迟疑疑地提出这个方案。而彪子在他面前一向没二话：“好，我听你的。”
手术定在四月底。
这时候，彪子又给沈教授出难题了：作为电视剧《大清官》的主要演员，他与投资方签署过一项协议，此间要在成都电视台为该剧做宣传。他觉得答应的事情不能爽约，更不能辜负了等待他的观众。而我的心情可想而知，简直是“敢怒不敢言”，只巴望着沈教授能替我阻止他的冲动。可但凡他想做的事谁能拗得过呢？
4月19日，彪子发着低烧，我们还是飞往了成都。
聊到节目的流程却大感意外，本以为是为《大清官》播出而做的专题节目，没想到主题叫做“傅彪篇”，彪子有些不悦。他是为了那一纸合约才千里迢迢抱病而来，如果是为了宣传个人，实在没有必要。“我希望能放大电视剧本身，而不是放大我自己。”于是，我们在饭桌上和编导们紧急协商，把节目提纲做了很大改动，终于达成一致。
节目组的编导为了让他多睡会儿，把录制时间定在了20日下午，彪子坚决不肯，他说：“一天的工作就应该从一大早开始。”
那天，他很早就出现在演播厅，和主持人对词。主持人年轻，难免紧张，彪子拍拍他的肩：“没关系小伙子，傅老师相信能跟你合作愉快。”
开场前他一直流汗，手在不停地抖，编导们看到他的状态都非常担心。为了宽大家的心，他一个劲儿说：“没事，没事，你们给我准备一条大毛巾就行了。”他拿着“面瓜”经常搭在肩上的那种大毛巾，不顾我焦虑的目光，精神抖擞地上台了。
长达一个小时的节目，彪子挥汗如雨，他却始终笑着，现场的气氛在他的带动下十分活跃。
我坐在观众席上定定地望着他。看他那么开朗、那么乐观，每一个在场的观众都感动了。有谁知道他当时的病情呢？有谁知道几天以后他又将面临第二次手术呢？有谁知道他能不能顺利地走下手术台呢？有谁知道这是不是他录制的最后一台节目呢？又有谁知道他克服了怎样的心理压力而以微笑示人呢？
我的心如刀割似的痛，任凭泪水悄悄地滑落……
4月24日，我们跟随沈教授回到了天津，那里有他的“精锐部队”，他们将为彪子做第二次肝移植手术。
4月27日早上7点，彪子的病房已围满了人。志诚向来不肯起早，那天也破了例。后来听说他只为两个人起早，一个是他女儿，另一个就是彪子。
签署“生死单”(2)
彪子看上去挺平静。朋友们七嘴八舌地劝他别紧张，他说：“你们看我紧张吗？跟上回一样，睡一觉就出来了。”
那时他靠在床上，大家围成一圈坐在他身边，而我照例被叫出来到医生办公室做术前签字。这是第二次在手术单上签字了。
第一次我曾被吓得魂飞魄散，手术单上的条条款款触目惊心，说它是“生死单”也不为过。那一次，我不敢自己面对，是国立哥陪我一起去的。医生一条一款冷静地念着，每字每句都像鞭子抽打在我心上，只听了两条便已泪流满面。面对那么多“有言在先”的危险，直想打退堂鼓。国立哥安慰我，告诉我即便再小的手术也要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是惯例。我这才哆哆嗦嗦拿起笔，透过模糊的视线，在空白处签了字。一笔一画重似千斤。
这一次，我已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脆弱，看来人都是可以被锤炼的。我匆匆扫了一遍条款，见与过去没有大的出入，便习以为常似的签了字。
大姐和我叮嘱沈教授，如果发现其他病灶，便把肉眼可见的全部切掉。我们知道沈教授一直怀疑癌细胞已向右肺转移了。
回到病房，那里依然挺热闹。彪子浅浅地在笑，但看得出心里很不是滋味，只是不愿大家为他担心罢了。
所有的女同胞都抢着和彪子拥抱，彪子开玩笑说：“芳芳，你就眼看着她们占便宜？”我也笑了：“我要收费了啊，拥抱一次五块钱。”大家笑作一团。
方圆一边拥抱彪子，一边吩咐文林：“快，给芳芳五十。”
彪子说：“你怎么哄抬物价，五十块能抱十次。”
“哟，我听错了，那你还欠我九次。”
彪子嘿嘿地笑：“攒着，攒着。”
这时候，麻醉科主任来了，大家知道他是来接彪子去手术室的，空气一下凝固了。
彪子说：“等会儿，您让我抽口烟。”
他仍然坚持要自己走到手术室。
这条路很短，从病房走到楼道中央的护士站，再乘电梯就可以直达。而我心里还期望着能像上一次在武警总医院，可以送他长长的一程。
路上没有人说话，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他也握住我的。一群人挤进了电梯，一眨眼，手术室那一层到了。大家刚准备下电梯便被制止住，原来，亲友只能到此止步，出了电梯就是手术室了。
大家傻傻地愣在那里。我只觉得浑身的细胞在缩小。我拉着彪子的手不放，彪子也不再羞涩，一转身把我搂在怀里，搂得紧紧的，令我有些窒息。
我在哭，所有的女人在哭。半晌，彪子捧起我的脸，用大拇指抹去我的泪：“好好的，等着我回来。”我抬眼看着他，他的眼圈红红的，潮水似要往上涌。
此刻他坚定地一转身，走出了电梯。
“彪子，挺住啊！”志诚把头探出电梯外冲着他的背影大喊了一声。
彪子没有回头，把右手举起，算是打了招呼，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
一个蹊跷的电话(1)
第二次手术过程极其漫长，彪子上午10点半进手术室，第二天凌晨3点半才推出来。
沈教授中午12点打来电话：“秋芳，我开刀了啊。”我的心从这一刻起被吊了起来。
我瘫在沙发里，方圆拉着我的手坐在我身边，不时给我端水，擦眼泪。她的包里揣着“牛黄清心”，看我挺不住了，就随时塞一丸在我嘴里。后来才听她说起，就在我去医生办公室签字的时候，彪子把她叫到身旁：“方圆，我进去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这几个小时芳芳最难熬。”方圆连连说：“你放心，你放心，我寸步不离开她。”
真的难熬啊！我不住地看表，按照上次的手术时间推算着现在手术进行到哪一步了。最怕听到电话铃响。手术前沈教授一再嘱咐我：“第二次换肝是非常规手术，难度比较大，时间会长一些，千万别着急，没特殊情况我不会打电话。”
上次手术进行了12个小时。我想，如果这次十三四个小时能下来就算是顺利了。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电话。
四个小时、五个小时过去了，没有电话……
晚上六点多，小刚和优子急火火地赶来了，大家坐在屋子里，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划过。朋友们在聊着什么，我呆坐在沙发上已全然不知。
七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心跟着颤了一下。低头一看，原来是武警总医院的郑副院长从北京打来的，我猜想他一定是问候我，随即松了口气。
“我是老郑。小妹，你可得挺住啊！”
我的脑子“轰”地一下炸开，人从沙发上弹起来：“怎么啦？！”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郑副院长让我“挺住”。
电话那端变得支支吾吾：“嗯……没怎么，没怎么，手术挺顺利……小妹你放心，沈教授他们技术高超，你要注意休息……”
放下电话，我的手一直在抖。朋友们看我脸色煞白，都转过头来，瞪眼看着我。
“怎么了，电话里说什么？”不知谁问了一句。
我被方圆按在沙发上，嘴里塞进一丸牛黄清心。
“是郑副院长，他说让我挺住……”没说完我便呜呜地哭起来。老郑一定是知道了什么事才让我“挺住”，一听我那惊愕的语气，显然还一无所知，才又把话吞回去。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分析有道理而几近崩溃。
事后，我又问过郑副院长，他打那个电话到底想说什么。他仍然告诉我什么事都没有，武警总医院随时关注手术情况，了解到当时进展顺利，才特意问候我。
原来，是我的神经绷得太紧了，钻了牛角尖儿。
那一刻我的慌乱让所有人躁动起来，大家像热锅上的蚂蚁六神无主。优哥直着眼睛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小刚“吧嗒吧嗒”不停地抽烟……方圆把我的手机没收了，谁来电话都不让我接。
夜里11点半，手机又响了。所有人屏住呼吸，紧盯方圆的脸。
“是沈教授。”方圆说着，把手机递给我。
我哆哆嗦嗦接通了电话，传来了沈教授疲惫的声音：“秋芳，我下台儿了，你们到我办公室来吧。”
一个蹊跷的电话(2)
我的眼泪一下涌上来，沈教授下手术台就意味着手术最关键的部分已经顺利完成了。余下的工作由他的大弟子朱志军主任继续做。
小刚、优哥、小陆、志诚、姐姐们……十几口人全聚到沈教授办公室。我哭着握住沈教授的手：“辛苦您了。”
大家围着沈教授询问手术情况，沈教授一脸沉重：“恐怕……恐怕傅老师将来不能出去拍戏了。”
大家不语，都在琢磨这句话的分量。
“那他的生活状态还能恢复成第一次手术后那样吗？”小刚打破了沉默。
“应该可以，但恐怕恢复的时间比第一次要长。”沈教授的表情始终很严肃。他第二天在北京还有手术，要连夜赶回去。
路上，沈教授又给我打来了电话，沉重如故：“秋芳啊，傅老师以后真的不能再拍戏了。我们都很喜欢看他的戏，但你千万不能让他再受累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让他好好休息，什么事都不让他干。”我以为他是在责怪我上次手术后没让他休息好，认真地答应着。
“我……我是说……恐怕这半年，他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您放心，我保证不会让他像上次那样了。”
沈教授不再说话。
曾经有过一闪念，我对沈教授的潜台词心知肚明。他其实是在说，彪子最多只有半年时间了。但仅仅是一闪念，我便强硬地将它扼灭了。不能，不能再存留任何不利的意念，它们只会带来不祥的后果。
而事实上沈教授的确是在暗示我。
很久以后他才说，打开腹腔那一刻他的心都凉了！癌细胞已经布满整个肝脏，顶出了膈肌，侵犯到胸腔，右肺的一角已经被他切掉，创面是他做的手术里最大的。他恨不得戴上显微镜把所有隐藏的癌细胞切干净，但是他办不到。再切，恐怕连手术台都下不了。
我不禁想到郑副院长那闪烁其词的电话，一切都明白了。
凌晨3点半，彪子被推出手术室。
刚下手术台的朱主任神情凝重而疲惫。
我看到彪子仍像婴儿一样沉沉睡着，但脸色蜡黄，简直无法与第一次术后相比。
早上七点多，接到医院的电话：彪子醒了。
我回想着第一次术后的情景，带上一切有可能用上的东西，纸杯、吸管、纸巾……急急忙忙地赶了过去。
彪子见到我，只“嗯”了一声。我刚要问他什么，他嘴里便喊着：“排长，排长！快叫排长过来！”眼睛恍恍惚惚，话语含糊不清。
我急了，连忙喊来医生：“他说的话不对劲儿。”
医生安慰我别怕，他的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去。
下午我又去看他，他彻底清醒了。
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握着他的手，他费力地告诉我：“疼！快让他们给我打止痛针，这回我一点儿也不想忍了！”
“神”医(1)
身患绝症的人不得不迷信，家属更加如此！
看着他被化疗折磨得不轻，又想起沈教授的话：最多也就是半年时间了。我们决定不再让他遭化疗的罪。于是经朋友介绍，从南方请来了一男一女两位“神医”——女的是药剂师，负责熬药；老爷子负责发功、治疗。我们奉如上宾。
“神医”挺神，拍着胸脯发誓：“我保证几个月以后就能让傅老师重返银幕。”我倒不敢有如此奢望，只求他能减轻彪子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
神医开始给彪子发功，并不呼风唤雨，只是扬了扬胳膊便顺着彪子的手臂往下捋。我把手心对准彪子的指尖，竟有一股凉气“嗖嗖”袭来。神医严肃地告诉我，那便是毒气。于是我更崇拜，拿出家里上好的人参给发功后亏了气的神医补气。
神医每天拿出一粒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丹药，说是祖传的秘方，而且是经他师傅点化过的，必须中午12点服用。我每天神圣地接过来，看着彪子神圣地吞下去。
神医悄悄告诉我，那丹药可以把傅老师体内的癌细胞箍住，不让它继续扩散，并告诉我下次去化验，指标必有改善。
说实话我是将信将疑，但想到既没有其他有效的治疗，也只能孤注一掷了。好在下次化验的时候便能见分晓。
药剂师药熬得很精细，据说每次熬药的时候要念很多遍经，这样的药无论口服还是泡脚擦身，都带着仙气。
神医给彪子揉脚擦身的时候很卖力，每次都大汗淋漓。彪子舒舒服服把脚泡在特意买来的木盆里，任老爷子捏来揉去。老爷子把热热的毛巾敷在彪子背上，顺着他的脊梁骨往下捋，说是打通毒脉，让毒素排出去。
我看老爷子实在辛苦，有些不忍，便在他的指导下学着搓、拍、揉、捏。老爷子在一旁不停地发出“信息”：“没事的，傅老师，有我在你尽管放心！”
彪子的脸上竟有了些血色，他照着镜子，很高兴：“芳芳，我在天津都不敢照镜子，总觉得里头那个人不是我。”我自然更高兴。
但彪子依然疼，依然吐，每次要吃止痛药、打止痛针。我便求神医先给他止吐，让他能把吃进的食物留住。
神医很爽快：“那容易，我一服药下去，你看他再吐？！”他说得丝毫不容置疑。
七天一疗程。我期待着七天以后他的话能实现。
两个七天过去了，彪子依然吐，饭前、饭后都要吐。我心中的期望值开始下降。神医却执著，自信地强调他那昂贵的丹药能把癌细胞箍住。每说到这一点，他的双手便聚拢在一起，做一个空心的圆球状，眼里放出坚定的光，把我的疑虑全部扫尽。我说服自己，让事实说话，千万别成了井底的蛙，不知道天到底有多大。
AFP（甲胎球蛋白）结果出来了，没有降低，甚至没有持平，而是一路飙升！
“不可能地——，会不会搞错了？”面对事实，神医脸上掠过一瞬尴尬，随即劝我：“不能急，下次的结果一定没问题。”他依然坚定，我心里却把“神医”二字画上了问号。
我已对他最初的承诺不抱希望，只希望他能有什么绝招儿，给彪子止吐，这是立竿见影的事情。
“神”医(2)
神医每天照常给彪子搓脚、揉背，彪子很喜欢，很舒服。
彪子吐的时候，我就把神医拽来，客气地“请”他出招儿。
神医在彪子的背上拍拍打打，嘴里叹着气，打了一阵便大喝一声：“不吐！”拍拍手，扭过头看看一旁焦急的我，那潜台词分明在说：“我说不吐就不吐，你看他再吐！”我巴望彪子的吐随着他的大喝戛然止住。
彪子该吐还吐。神医自然还要找辙，我已无心应付。“神医”二字又被我画上了大大的引号。
神医每天照常给彪子搓脚、揉背，彪子每天照样享受。
神医指点说，鹅血清肺，我们便买来两只肥肥的大白鹅，养在后院。鹅像是看得懂，到家第一天就忙不迭地下了一个蛋，大家很兴奋，大呼小叫着一同奔过去看。拣蛋的差事自然留给彪子。彪子笑嘻嘻地把蛋捧在手里，下令谁也不许杀它们。
鹅通人性，起初每天下蛋来取悦人。彪子更是宠爱它们。
夏日傍晚，晒了一天的鹅被彪子从笼子里放出来，鹅很高兴，扑腾着翅膀，“嘎嘎”叫着表示感谢。彪子接上水管子给它们冲澡，鹅便伸直了脖子一动不动尽情享受。彪子又往地上冲水，院子里就有了很多小小的水洼。鹅伸出长长的脖子沾沾地上的水，雪白的脖子便染成了灰的，又用脖子上的灰水去身上蹭，一会儿工夫白鹅变成了灰鹅。我们一齐笑说：“这鹅真不讲究。”彪子坐在一旁的摇椅上，眯眼看着它们：“人家那是往身上抹浴液呢，无泡的浴液。”随即又拿起水管给它们冲净。
那是彪子惟一的户外运动。尽管院里飘荡着鹅粪的味道，但那是每天最有生气、最快乐的时光。
鹅倒也会偷懒，一受宠，便有几天不肯下蛋。鹅又非常聪明，我们一旦动了“杀心”，第二天准又能在笼子里看到又圆又大的鹅蛋。鹅一共下了15只蛋。
起初的几个蛋谁见谁拣，拣到第七个，大家谁也不动了，也不说，专等彪子去拣。
“哎，又下了一个！”他总是兴冲冲地喊。大家则像刚发现似的跟着兴奋。能让他快乐的事越来越少了。
彪子的疼痛开始加重，我每天按时给他打针、吃药。以前见了血腿都发软的我已学会熟练地配药、打针，甚至操作复杂的止痛泵也能独立完成。
“神医”无法止吐，更无法止痛，倒是添了毛病。起初中间人介绍：“师傅是从来不吃肉的，师傅只吃素。”大概是“发功”太辛苦了吧，不知从何时起，大鱼大肉都招呼上了。
神医的“神”字已从我心中抹去，为了不让自己再失望，我干脆连“医”字一同抹去。“谁让彪子舒服呢，就只当是在花了神医的价钱雇了俩洗大澡儿的。”
彪子的疼痛已经很明确——肝区和腰，呼吸的时候肺部也隐隐作痛。晚上，他睡在床上试图找一个相对好受的姿势，问我：“芳芳，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又复发了吧？”没等我回答，他自己就又说一句：“谁他妈想复发啊！”
彪子不再耐心听神医那些空洞的絮叨。他的话变得很少，不下楼，不见人，也不再去后院看鹅。
神医倒也知趣，自知无法解释这“神疗”后的结果，见我们决定采取别的治疗，便顺着台阶“出溜”下去。
“神”医(3)
患了绝症的病人和家属真的无法不迷信！既然医学已经无能为力，就只能祈求神仙的回天之力。
但我并不因此而丢了信仰，仍然相信世上一定是有神医的。
不想抽烟了(1)
彪子曾经嗜烟如命。
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劝他不要再吸烟，他很听话。直到有一回，被我抓了“现形”，才知道彪子的“诡计多端”。
那天，他叫了小徐去散步，我做完家里的事情突然心血来潮出去找他，远远地便看见他手里的烟头一闪一闪。
我不做声，悄悄跟过去，脚步很轻。等他察觉到时，我已靠得很近了。他一惊，慌忙把烟头丢进草丛，回过头若无其事地冲我笑。
“好啊你，背着我偷偷抽烟是吧？”我像训个淘气的孩子。他把手一摊，眨巴着眼，嘻皮笑脸：“没有哇。”
我并不看他的手，而是要求他把嘴张开呼气。他“嘿嘿”地笑着想抵赖，我却坚决不让步。于是他把嘴张成“O”形，不呼气，而是瞪着眼夸张地往里吸气，吸满了气便“嘿嘿”地笑起来，算是承认了一切。
在我的追问下，他从头老实交代。手术后第一次吸烟是在寒冬腊月，他穿戴周正，假装出去散步，哪想天太冷，身体又禁不住，只好猛吸两口就赶紧往家返。
“我第一口就把自己抽晕了，就这么扶着墙回来的。”他调皮地扶着墙挪着步，随后又不好意思地憨笑。
我真是拿他没办法，就是这么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他想做的事谁也拦不住。我只好自我安慰：反正吸得不多，与其偷偷摸摸的，还不如让他“尽情享受”。于是家里解除了禁令，吸烟从地下转为地上，但是规定他每天最多抽五支。
朋友们看到彪子从此公然在我面前吸烟，便笑着揭发。原来他不只是躲在外面抽烟，早在家里就吸上了。谁坐得离他最近，他就让谁不许吸烟，万一我过来了，他好把点着的烟塞在人家手里，自己开脱个干净。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人还蒙在鼓里。
我禁不住把朋友们数落一番，大家倒反过来劝我：“想抽就让他抽呗，高高兴兴就好，别让他整天心里不踏实。”
那时候彪子挺得意的：“我跟你说啊，想抽烟是好事儿，要是哪天我不想抽了，那就坏了。”
而后不久，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彪子疼得厉害，整天不肯下楼。朋友们来了，他也只是礼貌性地露一面。我让他下楼吸烟，他动也不肯动。
“那我给你拿到卧室来。”我想再多宠他一些。
他摇摇头：“我不想抽了！”
现在想来，幸好没有真的去严格地控制他吸烟，否则我也许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对于患了绝症的病人，不要坚持那么多的原则，还是尽可能让他们高兴吧。
7月28日下午，彪子突然发烧。我用酒精给他物理降温，效果不好，便催着他去医院。他坚决不肯，像是知道去了医院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只好打电话问医生，在家给他输液。自打从天津回来，我们的卧室成了家庭病房，我则成了特护。
第二天一早，彪子已经不能下地，头脑也不清醒。我急了，打电话给郑副院长。武警总医院派了急救小组和救护车，把彪子接到病房。路上彪子一直说着胡话。
住院第三天，终于退了烧，又被送去做CT。彪子虚弱极了，可是仍没忘了对医生们道谢。
不想抽烟了(2)
小刚来看他，彪子正弯着腰上床：“哥，你看我现在就跟个八十岁的老头似的。”彪子的口气很轻松，大家心中却灌满了铅。
小刚后来说，他知道那是彪子最后一次和他开玩笑。
沈教授看了CT的结果：“傅老师这次回不了家了。”
“不可能！不就是发烧吗？烧退了再养几天我就带他回家！”我的意志拼命抵抗着，不让大脑接受任何“不良信息”。
“这一次，傅老师肯定回不去了。他这是肿瘤热，再好的抗菌素也没用。”沈教授让我看片子，“已经布满了气管，随时会出危险。”
我相信沈教授不是吓唬我。我呆坐在沙发上，心乱如麻，不能言语……
当时儿子正在加拿大游学，8月7日回来。我请沈教授无论如何让彪子坚持到那一天。
彪子已不能正常进食，但依然喜欢擦背。自从他病了，我一直叫他“宝贝”。每次问他：“宝贝，敷敷背吗？”他总是爽快地答应。我每天把毛巾泡在热热的水里，拧干后缓缓展开敷在他的背上，彪子舒服极了。现在想想竟是那样幸福，不管怎么样，人在呢，你还能为他做事，为他忙碌。
彪子第一次发病危通知，我告诉妈妈，让她能有心理准备。
妈妈哭得凶，我便强咽下眼泪：“妈，别哭，只要他能走得好，别再受罪。”
妈妈搂着我：“你也得有准备，人在和人不在了不一样！”我知道这是妈妈在1993年爸爸去世以后悟出的道理，我知道人走了就不能再为他做什么，便咬着牙让自己料理好一切，不能留下遗憾。
我让小陆找来一种印泥，能把彪子的手印永远地留下来。我们商量着，告诉他“明星墙”上要留下他的手印，但他去不了，只能让小陆把印泥拿到病房里来。这么一说，彪子很听话地按下了手印。
彪子的骨架仿佛已经支撑不住躯体，从床上坐起来，佝偻得很低，我坐在他的对面，让他把头架在我的肩上。
“聪聪呢？”有一天彪子突然问。我的心一下收紧，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在加拿大呢，是不是想他了？”我已经决定把儿子提前调回来。
“嗯。”彪子点点头。
“那我让他回来。”
“不要。”彪子使劲摇头，“咱别给学校添麻烦。”
我又问了几次，他依然摇头，想到再过三天儿子就要回来了，医生也保证近几天不会有问题，便依了他。
他每天问我，儿子今天在哪里。有一天我告诉他，儿子和同学们正一起去看瀑布。
“尼亚加拉瀑布！”他的眼睛亮起来，有几分向往，又像是告诉我他一点不糊涂。
我轻轻拍拍他的脸，称赞他答对了。
彪子的眼神又黯淡下去：“儿子去看尼亚加拉瀑布了，我都去不了。”那口气有几分羡慕，有几分沮丧。
我连忙安慰他：“等你好了，咱们也去。”我想，他心里多一个念想，就多一分力气支撑，“彪子，你想去哪儿啊？”
“拉斯维加斯。”彪子调皮地笑了，笑得有些诡异。那是让他赢过赌注的地方，他在怀念那种无往不胜。
来世约定(1)
彪子好像再也没有笑。
他脸上的肌肉开始下垂，下颚松弛，舌头发硬，对他说任何话，他只点头或摇头。
他躺在床上，左手总是往上抬，举到头顶上，他说不出话，我便一直不懂他的意思。
我绞尽脑汁猜，问他：“你是不是想抱抱我？”
摇头。
“想抱抱儿子？”
又摇头。
“是要我搂着你吗？”我不知怎么冒出这个想法。
他使劲点着头，皱着眉头，像是埋怨我：你怎么才说对呀。
我赶紧挤到他的床上，把他的头搬起来放在我的臂弯里。
“要不然就疼。”彪子突然开口说了话，声音很轻，却很清晰。
护士们笑了，笑他羞涩得像个孩子。是啊，已经痛至骨髓，可为了照顾别人的感受，他还在为自己的“撒娇”找辙。
自从说过“要不然就疼”，只要我看他歪在床上不肯躺好，便让他靠入我的臂弯里跟他说话。
有一次我问他：“彪子，下辈子我还嫁给你好吗？”
他努了努嘴唇，没有说出话。
“你想说什么？下辈子你还要我吗？”
他又努了努嘴唇。
“他是不是想让你吻他一下啊？”二姐在一旁突然悟到了什么。
彪子使劲点点头。
我的泪一下涌上来，把他抱在怀里。我知道彪子的方式，他一定是想说：“让我下辈子娶你，你倒是先吻我一下啊！”
我吻了他。那是心灵的约定。
8月19日，夏力薪在最恰当的时候给我送来了一本最恰当的书——《西藏生死之书》。这本书告诉我宇宙人生缘起缘灭的自然法则，除了要对生命赋予最神圣的尊严，还要对死亡给予最崇高的关怀。这本书给了我最实质性的帮助，引导我从悲悲切切的弱小变得强大起来，能够接受死亡，面对死亡，处理死亡，承受死亡，不再惧怕死亡。
19日夜，彪子的血氧和心率出现波动，直到清晨才平稳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郑副院长召去开会。医院的领导、专家坐满了会议室，那阵势告诉我，最害怕的事将要临头了。
院方提出抢救方案，征求我的意见，要把彪子转到ICU抢救室，必要的时候切开气管，上呼吸机。我没有同意。彪子的肿瘤已遍布全身，重要脏器的功能正在衰竭，切开气管只是延长几天时间，可救不了他的命。可以想象那种创伤是何等痛苦。
记得彪子曾跟一个朋友开玩笑：“等我快不行的时候，就求医生开个后门，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虽然是玩笑，但我从中领悟了彪子的意愿，那是他的权利，是一个人对死亡的权利。
《西藏生死之书》专门写到了如何走向安详的死亡。书中说，如果可能，应该在病人回天乏术的时候，把他安排到单人病房，要停止一切侵犯性的治疗，让临终者在宁静和安详中去世。这是一项重要的权利，临终者的精神未来和福祉都倚赖这种权利。
它让我对死亡有了重新的认识。
我每天在彪子沉睡的时候如饥似渴地“啃”着这本书，一遍又一遍地翻看有关临终的章节，学会了怎样表达自己的爱，知道临终的人期待被别人抚摸，只要触摸他的手，注视他的眼睛，轻轻地给他按摩，把他抱在怀里，或以相同的律动轻轻地与他一起呼吸，就可以给他极大的安慰。学会了怎样做道别，要让他知道你允许他去世，要让他放下，不要让他为你担心……
来世约定(2)
通常人们的痛苦就在于眼看着亲人就要离去，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他，帮不了他，因而坠入无比悲痛的深渊。而这本书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帮助，它告诉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决定让彪子留在原来的病房，不能让任何创伤性的治疗伤害他，增加他的痛苦，破坏他的安详。
8月22日，彪子第一次抢救，他已经不能说话。家人和朋友都来了，围在他身边。
彪子看看我，又看看他妈妈。
“彪子，你是不是想说让我好好照顾老人？”我从他的眼神猜到他想说的话。
彪子点点头。
“你放心，我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给他们养老送终。”我不让彪子看见我的泪水，我要彪子放心。
彪子看了看我，又看看大姐。大姐似乎也猜到了他想说什么，他是不放心我，想让大姐还像从前那样待我。大姐攥着他的手：“黑蛋儿，你放心，我会把芳芳当我的亲妹妹一样。”
彪子看了看我，又看看方圆。方圆是我们的好朋友，彪子两次手术，她就像家人一样寸步不离我左右，我知道彪子是在把我托付给朋友。方圆也读懂了彪子的意思，轻轻地说：“彪子，我会跟芳芳做伴儿，以后我们老了，天天在一起。”
彪子看了看方圆，又看看小陆。所有人都不懂他在想什么，我心里却明白：小陆的儿子考高中，想转到聪聪的学校，我曾将这件事托付给方圆。
“彪子，你是不是想问天天上学的事啊？”
彪子吃力地点点头。
“你放心，方圆已经办好了，一开学天天就跟聪聪在一起了。”
彪子又点点头，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那就好，那就好！”
彪子看了看小陆，又看看我。
小陆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又是邻居。他马上领悟，丝毫没有迟疑：“彪子你放心，我会经常去看芳芳，聪聪和天天在一个学校，以后接送都在一起。”
彪子看了看我，又看看儿子。
“彪子你放心，我会好好把儿子养大。”我知道彪子最放不下的就是儿子，把儿子推到他身边。
好像是受了这种气氛的感染，儿子很棒，很坚强，他握着爸爸的手：“爸，您放心，我会努力学习，长大了好好工作，也会照顾好妈妈。”
彪子很满意，他使劲握了握儿子的手，又吃力地点点头，没有一丝痛苦、不安，很平静。
他说不出话，却把不放心的事情全问到了。大家围在他身边，把房间的空气拢得很暖。
我拉着彪子的手，轻轻对他说：“彪子，你看妈妈、姐姐们还有朋友都来了，大家都陪着你，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记着，我们大家都爱你！”
抢救以后，他的血氧降到80。医生们一百遍地试图说服我，让他转入ICU病房，切开气管，上呼吸机。我拒绝了一百零一遍。
我不能忍受再去伤害他脆弱不堪的身体，只为让他清醒过来，在世上多承受几日痛苦。我更不能忍受在他离去的时候孤零零地身边没有亲人，只有冰冷的机器。我要求自己必须帮助他好好地死亡。
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引导，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如何面对。也许过程中会悲痛欲绝，也许会彻底崩溃。但为了彪子的安详，为了能让他放下，我必须让自己的神经坚强起来。
光亮的归途(1)
止痛泵缓缓释放出的药液让彪子整天都在沉睡，没有痛苦。想让他喝水或吃东西的时候，就把泵停了，一会儿他便会清醒过来。
武警总医院的领导们不仅派出最强的医护力量救治彪子，对我们家属也是无微不至。每天有人送来新鲜的蔬菜、水果。
有一天我在病房里吃黄瓜，满屋子散发着一股清香。彪子闻到了，口中嗫嚅着。
“宝贝，你也想吃黄瓜，是吗？”他点头。
我便用刀切去黄瓜最上面的一段，将余下的送到他嘴边，想用汁液润湿他的双唇。没想到，他突然张开嘴，“咔嚓”一口咬下一寸多长。
他的吞咽功能已近衰竭，所以我大惊失色，忙伸手往外抠。彪子竟死死地咬住不放。我连连说：“宝贝，别急，我榨了汁再喂你。”他这才点点头，松了口。
印象中那是他最后一次进食。喝了很多，甘甜的黄瓜汁滋润了他的双唇，更滋润了我们的心。
8月28日夜里，沈教授对我说，看情形，恐怕时间不会太长了，不能总是睡着，得让他醒来和你说说话。
沈教授的好意我懂。
止痛泵停止了工作。
彪子比任何一天都清醒，眼神极其清亮。他的头能够最大限度地转动。他看看沈教授，又看看我。
沈教授大声地问：“傅老师，知道我是谁吗？”
他点头，轻轻地。
“傅老师，咱们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他又点头，然后转过头看我。
“宝贝，认识我吗？我是芳芳。”
他还是点点头，眼睛用力地眨一眨。他再也没有力气表达更多。
“宝贝你记住，我永远爱你！”
我眼巴巴地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他好像连点头的力气也耗尽了。为了不让我失望，他又用力地眨眨眼。看他的模样，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善良、无辜。我的心片片碎裂。
“宝贝，不要怕，我陪着你呢，你不孤独。朝着有光亮的方向走，知道吗？”
他听懂了，轻轻点了一下头。他的眼神那样顺从，那样温和，流露出深深的爱与不舍。
我用力把他抱住，在他的脸上，唇上亲吻着。一忍再忍的泪水奔涌而出。
“傅老师，您能说话吗？”沈教授继续问，彪子没有回应。
“能写字吗？”仍然没有回应。
“沈教授，您不要再问了！”我已经泪流满面，哀求着他，“给他打针吧，我不要他这么清醒！”
我哭着跑出去，心里明白，逃到哪里都是绝望，偌大的世界，再也没有能让我停留的港湾。
彪子，你在想什么？还想对我说什么？你会不会恐惧？
我们之间的感应消失了，人在咫尺，心在天涯。
29日早上7点，彪子又醒了，依然平静，依然没有说出话。医生打开止痛泵，他又昏睡过去。那是他最后一次睁开眼看这个世界。
下午1点，血氧开始慢慢下降，氧气面罩没有用了。
小徐从学校接回了聪聪，朋友们全都赶来。
医生反复地问我，是否改变了主意，是否同意切开气管进行抢救。
光亮的归途(2)
我回答：坚决不！
往往有一些人，生离死别令他们失去理智，忘记了一个词叫做“无力回天”，在最后一瞬间改变主意。而我始终清醒，只有让彪子在亲友的看护中静静地走，才是最好的结局。
我轻轻握着他的手，帮他修剪指甲，用酒精棉签将指甲周围清理干净，又用棉签在他的耳朵内轻扫一圈。这是他平时最喜欢让我为他做的两件事，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彪子信奉佛教，我们在病房摆设了佛像，从第一次抢救过后就把念佛机放在他的耳边，不间断地轻声吟唱。
29日晚上，我们请来一位广济寺的师父为他念经超度。外屋站满了亲人朋友，大家双手合十为他做着祈祷。那情形、那氛围使得死亡的过程变得神圣。
念经过程中，血氧从70多反弹到93。经念完了，师父告诉我们，香谱上呈现的是“归家香”。
那是彪子告诉我们——他要回家了。
午夜12点，对于将要走的人这是一个“坎儿”，血氧已经降到70，我的心一阵阵地缩紧，紧到疼痛。目光在他的脸和仪器显示的数字之间不停地跳转。
小刚、帆子、志诚、韩红、小陆、杨立新、夏力薪、方圆、杨敏……所有亲人朋友都围在他身边。
渐渐的，他吸气变得很短，呼气很长，像是在叹息。医生说那是叹气式呼吸。
他脚上和腿上的浮肿渐渐消去，让我清楚地看到生命在流逝。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无声地流泪。
凌晨4点，都说这又是一个“坎儿”。我像是一只失去躯壳的蜗牛，暴露在阳光下，软弱而无助，没有去路，找不到家。
我不停地为他揉捏手脚，想留住那渐渐消退的温暖。慢慢的，皮肤上显现出浅褐色的纹路。
8点57分，血氧直线下降。彪子的生命力顽强极了，坚持了18个小时，容我们送他走出很远。
“时间不多了。”医生在一旁提示着终点的距离。
一路上，他的生命之光越来越弱，我的眼泪没有停过。我回想起我们所有美好的日子，看着眼前这个就要离开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想着他就要一个人踏上那条未知的路，想着我再也看不到他生动的笑，再也听不到他幽默的言语，再也看不到他高大魁梧的身躯，再也不能对他尽情地耍赖、撒娇，再也不能靠在他安稳的臂弯里……心一阵阵撕裂般地痛。但我咬着牙告诉自己，必须陪我的彪子走到底！
仪器上的数字急遽下降，我的心随之一再地失重。
显示屏上呈现出一条没有波折的直线——生命的电波消失了。
我仿佛看到彪子登上一艘即将启程的船，他站在船头，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在岸边挥手道别。船已经离岸了，他希望他最亲爱的人如何说再见呢？如果那是我的旅程，我又希望怎样道别呢？
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悲伤而放声大哭，那会让彪子屡屡回首而看不清前方陌生的路。我早已告诉过自己，也告诉来送行的人，他走的时候我们不要号啕，那会惊扰他的灵魂，让他牵肠挂肚，不得安心上路。
“现在开始计时。9点35分，傅老师离开了我们。”医生说。
彪子在笑，笑得那么生动，那么顽皮！(1)
一切的恐惧和绝望都在这一瞬平息下来。我仿佛看到他的灵魂脱离开千疮百孔的躯体，安然飞升。我仿佛感到他的灵魂正与我们站在一起，守望着他安详的样子。窗外，一缕阳光挥洒进来，我的身体慢慢舒展，置身于一种温暖，就像他曾无数次拥我入怀。
没有人恸哭，周围安静极了，大家守护着这份尊严，这份神圣。
我用手轻轻合上他的双眼：“彪子，你放心，一切都放心。不要怕，记着，向着有光亮的地方走。记住我永远爱你。”我反复地说着最后的叮咛。
我亲吻他的额头、嘴唇，他的样子十分安详，像睡着了一样，令我安慰，令我心疼。
朋友们形容，那就像一幅温暖柔和的画面。
阳光照在他的床上，白色的窗纱像是一层柔光镜。
他睡着。我和儿子、姐姐们围坐在床边。小刚、帆子、志诚、韩红、小陆、杨立新、小夏、方圆、文林、杨敏……朋友们在床尾站成一道弧线，大家静静地守望着他。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般福气让生命结束得如此圆满。
为他更衣的时候，姐姐扶他坐起来，正好面对着我。
我惊呆了！彪子在笑，笑得那么生动，那么顽皮！
我拉住儿子的手：“聪聪你看，爸爸在笑呢！快把叔叔阿姨们叫过来！”
伤心哭泣的朋友们闻讯从隔壁房间跑过来，全都愣住了。彪子确实在笑，那笑没有一点凭空想象。他面颊的肌肉向上提着，嘴唇抿得很紧，嘴角向上翘。像是刚刚实施了一场恶作剧，又像是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三分腼腆，七分得意。
沈教授不知刚才什么时候躲了出去，现在也来了，眼圈还是红红的。他伏下身拥抱了彪子。躺在床上的彪子依然是笑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笑容都很灿烂。
“我送走过很多病人，像傅老师这样走的真是很少见。”沈教授感慨地说。
彪子的妈妈来了。这打击让她一下苍老了许多。她坐在儿子身边，捂住嘴无声地饮泣。
“妈，您看，他在笑呢。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都陪着他，他一定很满意。对他这一生都很满意。”
老人含泪不住地点头。她曾叮嘱过不要让儿子遭太多的罪，看到儿子很安详，笑容如此生动，老人悲痛之余多少获得些安慰。
房间依然温暖，彪子静静躺在那里，笑着安抚家人悲痛的心，他一向是不愿让别人为他操心的，走的时候仍不例外。
太平间的工人抬着一个盒子来了，要把彪子带走。他们把他放进一个塑料袋，又拉上那根粗粗的拉链。
我内心温暖的氛围顿时被无情地打得粉碎。
“等一下！”我的心颤抖着，我音容犹在的亲人此刻就要像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件一样被“包装”、“搬运”，与我们隔离开。他在那幽暗而逼仄的空间里会有多么孤独，多么难过。
我轻轻抚摸他的脸，他的嘴唇，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工人们告诉我别把眼泪滴在他身上，那样他会不安。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我知道他一生好热闹，他不愿意被送到那孤独的地方，可他再也不能开口告诉我。
彪子在笑，笑得那么生动，那么顽皮！(2)
我再次推开阻拦我的手，擦干眼泪，亲吻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的唇。
我们一起送他到太平间，那个听起来令人心安的地方。
乘电梯到地下室，走进昏暗的楼道。沈教授推着车头，我和儿子守护在左右。向右，向左，再向右……七拐八拐，走进一间狭窄的屋子。
简陋、陈旧、幽暗，熄灭了我心头方才蓄积起的光亮。
之前沈教授说已为彪子准备了最好的位置，在中间。工人拉开了一个抽屉，的确，在中间。
那就是属于彪子的世界，冰冷的，漆黑的，他在那里如何还能看到光！
我哭得失了声，心疼而无奈。我不想离开他，不忍留他独自在这里。
他曾经在电话里对我说，一个人在家感到孤独、凄凉、害怕，那时候我们的家明亮而宽敞。在这里呢，他还能对我说吗？还能听到我安抚的话吗？
金属的抽屉将我们阴阳两隔，我像听到他的哭泣，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的心一下被抽空了。我看着已被关上的抽屉，恍恍惚惚站在那里，那一刻的心疼比他走的一瞬间还要剧烈。我允许他离去，却不能容忍他受苦。
“快走吧，门口有记者。”我僵硬的身子不知被谁拽了出去。
果然，有一名记者举着照相机堵在太平间门口，等着拍我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已被掏空的内心突然升起一团怒火。我径直向他扑过去，要砸烂他的相机，砸烂他将要去展示的成绩。他们说那一刻我疯了。
很多双手把我拖了回来，他们拥着愤怒的我继续走，回到楼上。彪子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互依偎。他走了，我们却要在各自的世界里承受各自的委屈。
到了楼上，我的心却留在那昏暗的太平间里。
“我不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我不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失魂地坐在椅子上，反复说着这一句话。
沈教授看我哭得可怜便来安慰我：“我帮你联系更好的地方，行吗？”
我抬起泪眼，哀求地看着他：“我不要让他一个人呆在那儿！”
沈教授是无可奈何的：“秋芳，哪儿的太平间都一样，傅老师那个已经是最好的了。”
我的心降到冰点。我知道哭泣和哀求无济于事，到哪里都是一样。
难道没人想过给死者一个温暖的住所吗？难道没人想过太平间要给无论生者还是死者一种太平吗？难道没人想过要给死者最后的尊严吗？在那里，死者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但他们无以诉说。
门外突然一阵喧嚣，把我从悲痛中唤醒。原来是一名记者偷了护士的外衣，假扮成护士上来拍照，被武警战士拦了出去。
楼下已经围满了记者，堵住了我回家的路。
彪子走了，我甚至不能一心一意地悲痛。
文林把车开到医院正门口，其他朋友帮我借来医生的白大褂、帽子、口罩，七手八脚把我裹在里面。我和儿子在医院保卫处包处长的护送下，从一条秘密通道安全撤离。
从车窗向外看，视线所及之处全是记者，我和儿子最大程度地蜷缩起身子，车开出很远才直起腰来。
窗外的路那么熟悉，而彪子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开车经过。
天使走远了，仍可与他相依为命。(1)
推开家门，我彻底崩溃。
到处都是他的身影，到处都是鲜活的记忆。
我看见他在客厅抽烟，和朋友们聊天儿，在茶几边沏茶，讲笑话，在餐桌上吃饭，给大家夹菜，坐在后院的摇椅上看两只鹅扑水玩儿……
我终于肆无忌惮地哭起来。
我们的家依然宽敞明亮，彪子呢？
“你们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不要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冲着家人和朋友歇斯底里地哭喊，那个“太平”的空间令我的心陷入深深的泥潭。
我不顾任何人的劝阻，哭到睁不开眼。
到了晚上，大家突然发现儿子不见了。
我的心“忽”地一下子悬起来。我只顾着自己哭，这么长时间没有照应到儿子，他去哪里了？我发了疯似的到处找，楼上楼下，地下室全部找过，没有儿子的身影。我大声喊着“聪聪——”，没有人答应。我的魂儿又被吓散了。
终于，在后院发现了他，他坐在彪子常坐的那张吊椅上发呆。他穿着短袖、短裤，露在外面的皮肤被蚊子叮出了一个个又红又肿的大包。
我心疼极了，一把把他搂在怀里：“你干嘛坐在那儿啊，看给蚊子叮的。”
“那儿凉快，信号好，我在给同学发短信。”他红着眼圈说。
我知道他没说实话。他刚刚失去父亲，我这个母亲又不顾一切地号啕，他不肯在我面前哭，只有坐在爸爸最喜欢的地方独自难过。
我轻抚儿子红肿的皮肤慢慢平静下来。
“聪聪，对不起，妈妈只顾自己难过，没顾上你。”我万分自责。
“没事，妈，我还怕您哭不出来呢。今天大家都劝您，可我没劝。我觉得您已经压抑了一年了，我想让您哭出来，您需要发泄。”
“聪聪，咱们以后就看不见爸爸了。妈妈今天哭就是不愿意爸爸呆在那个冰冷的地方，咱们都在家，他却一个人在那儿，妈妈就是想起这个受不了。”
“妈，您千万别这么想，呆在冰箱里的只不过是他的肉身，爸爸的灵魂早就上天了。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说不定他现在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说什么他都能听到。”
我的心豁然开朗，我想象不到，不久前还在为不想去寄宿学校而眼泪汪汪的儿子能说出这番话来。
“可是我还没伺候够爸爸呢，我不愿意让他走。”
“谁都不愿意让他走。”儿子一字一句地说，“可是，您不觉得这种想法太自私了吗？爸爸活得多痛苦，他现在才是彻底解脱了，他走的时候是笑着的，我们多长时间没看他那么轻松过了？”
孩子这样说，我才回想起，真的已有很久没见到彪子那轻松、满足的笑容了。
“那，妈妈今天的表现……你会不会看不起妈妈？”
“怎么会呢？爸爸生病这一年您完全围着爸爸转，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思想。我知道您对爸爸的感情，即便是我也无法替代。但以后，咱家的担子就落在我肩上了，有什么事您就跟我商量，我帮您拿主意。”
14岁的儿子跟我谈了一个半小时，我听呆了。他小小的心灵过早地承受了太多负重，他将它们化解掉，又来为我开脱。
天使走远了，仍可与他相依为命。(2)
儿子用了一年的时间，从一个小男孩成长为一个男子汉，对我宣称要为这个家负起一半责任。我在欣慰之余，不免有些担心。
“聪聪，妈妈已经觉得你很了不起，我不希望你像爸爸那样出人头地，我只希望你健康、快乐地长大。”
“放心吧，我不会因为我是傅彪的儿子而有压力。但是性格使然，我知道该怎么做！”
当我依着清晰的记忆将儿子的话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读起来仍不敢相信。一个14岁的男孩，曾经拥有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本该天真无忧、不谙世事，甚至有些“浑”，有些霸道……这一切，或好，或坏，我的儿子都没有了。
他懂事。他越懂事越让我心痛。
追悼会那天，按照习俗，儿子要为爸爸“摔盆儿”。
聪聪抱着父亲的遗像，表情凝重，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走到灵柩前面。
无数双送行的眼睛看着他。
“噗通”一声，聪聪一下跪到地上，高高地举起瓦盆“啪”地一声脆响，将瓦盆摔得粉碎。
“爸，走好！”
聪聪用他处于变声期略显嘶哑的声音大声喊道，悲痛而有力。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他喊哭了。
灵车缓缓前进，三十余辆亲朋好友的车辆一路随行。北京市交警特勤处的朋友们操纵着一路绿灯。被堵在路上的群众烦躁地按着喇叭，当大家看到灵车上彪子的照片，一下安静下来，无声地注视着。
八宝山第一告别室外已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有年迈的长者，也有稚气未脱的孩童，有的骑了一夜自行车凌晨就到达这里，还有的来自外地，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
中午，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彪子被推进火化堂。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去对他说最后一句话。聪聪缓缓走到父亲面前，“噗通”一声跪下：“爸，您放心，我会好好把妈妈照顾好，好好长大成人！”
第二天，朋友们在北京展览馆西侧大厅为彪子举行追思会。外厅的牌子上写着：“演过，爱过，快乐过……彪子，我们一起走过。”
小刚和国立见我们母子到了，便来陪我们。他们在追悼会上已经忙碌了一整天，满脸疲惫，我又是感激又是心疼，总想说点什么表达我的心情，可是如鲠在喉，一时语不成句。
“小刚伯伯，国立伯伯，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把我爸爸的后事办得这么圆满，让我都没来得及哭。”
谁也不会想到儿子嘴里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小刚和国立的泪水一下滚落下来。
小刚主持了追思会，他瞪着熬红的眼睛，拿着话筒，哽咽了足足一分钟。最后他颤抖着双唇说：“傅彪他说谢谢咱们，谢谢朋友！朋友里边有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生活过的，也有媒体的朋友，他让我谢谢你们。他说没有合作过的朋友不要遗憾，他来世还做演员，我说，希望他来世还是一个胖子。他又说今天是夏天的阳光，秋天的风，他喜欢……”
我顿时泪如泉涌，只有这些和他工作、生活过的朋友才如此了解彪子，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表达方式，甚至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天使走远了，仍可与他相依为命。(3)
正在我唏嘘慨叹时，突然看见聪聪在小刚和国立的陪伴下走到了台上，这种场合下，这孩子会说什么呢？我不禁为他捏了把汗。
“首先，我要感谢治丧委员会的叔叔阿姨们，是你们让我父亲的人生有了一个壮丽的收尾。然后我要感谢所有到场的媒体的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的关心。感谢我母亲，一年来她一直陪着我父亲和病痛战斗着，我要说一声，妈您辛苦了。然后我想说的是，请大家为我父亲感到高兴，不要难过，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孝顺，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他的走而欣慰，因为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这么彻底地放松过了，这对他来说是解脱，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伤心，而且他的人生是伟大的，谢谢大家。”
聪聪不慌不忙地说完这段话，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我说不出是欣慰还是辛酸，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彪子走了，而他留给了我这样相似的血脉，这样宝贵的寄托。
他得到了最佳谢幕奖。(1)
我曾经以为我们的人生已经一败涂地，幸运之神抛弃了我们。
在与癌魔征战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次，我心中愤懑凄凉地呼喊：“怎么会这样？”
家庭、事业、爱情正在奏出最华彩的乐章，一个巨大的休止符却令一切戛然而止，只余一个人低吟浅唱。
彪子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
健康的时候，他以深切的爱与责任撑起我们这个家，为身边的亲人、朋友带来欢乐和慰藉。
生病的时候，他的身体日渐消残，他的内心却顽强抵抗着，抵抗疼痛、抵抗孤独，抵抗恐惧和绝望。
他甚至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病痛导致的躁动不安都独自化解；他也不曾留给我一声叮咛，哪怕最温暖的叮咛在诀别时也会化作一根锐刺，他不愿让这根刺时时扎在我心上。
临终那一瞬，彪子站在新世界的入口，要选择一条路。我告诉他不要怕，要朝着有光亮的方向走，想必他记住了。每一个人都看到，他的脸上漫漫浮起一个笑，他一定看到了美好的光景。
那一刻我突然悟到，我和彪子仍然是相通的，就像过去的每一次远行，当他平安到达，便给我打来电话。而今我们相望却无言，他以笑容回应我，告诉我他已经找到新的归宿，那里是一片世外桃源。
所以，当亲爱的人逝去，我们不要号啕痛哭，那只能宣泄自己的孤独和畏惧。只要握住他的手，指给他方向，让他了无牵挂，他终会以某种方式让你知晓，他找到了传说中的极乐世界。
背负着苦难的人最懂爱与被爱。
那些相知多年的朋友，久未联络的朋友，素不相识的朋友，听闻噩耗以后全都聚到我们身边，让我在最漫长的夜也不曾感到寒冷。
彪子出殡那天，被堵在路上的车纷纷按起喇叭，当人们知道经过的车队是彪子灵车时，一下安静下来，默默地目送着我们的车走远。
前来送行的陌生朋友们早把第一告别室外围得水泄不通。有坐飞机专程赶来的，有坐了一夜火车一早赶到的，有骑了一夜自行车天不亮就等候在那里的。有人拿着彪子的漫画，有人拿着彪子签过名的照片，有人拿着在街口偶遇的合影，他们都想最后再看一眼“彪哥”，再叫一声“彪哥”。
一位古稀老人凌晨4点就来到灵堂外等候，他对着彪子的遗像哭喊：“你怎么能走哇，该走的是我！”
一个小伙子，手里举着大大的“彪哥走好”的牌子站在那里，任群众怎么拥挤，怎么繁乱他都一动不动，举着牌子站了近四个小时，直到最后才排在队尾步入灵堂。
新浪、搜狐网上那么多网友真挚的祝福，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网上灵堂祭拜、点烛、献花。有一位叫周冉的小朋友，竟记得彪子100天祭日，为他献上一瓶红酒，并写道：叔叔，100天了，我们已经思念您100天了！
有的网友专门给我留言：“秋芳姐，对逝者最好的怀念就是好好走完自己的路，因为他希望你能幸福地微笑。”
“秋芳老师，希望您尽快振作起来，给观众再塑一个个鲜活的角色。”
我们接受了太多的爱，却无以回报，我相信彪子在天堂一定会送给他们深深的祝福。
他得到了最佳谢幕奖。(2)
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事到如今我依然这样认为。
我与彪子一起度过了20年，人生中最美丽的20年，获得了一个女人渴望获得的一切，很多人活够长长的一生都不能这样丰富。
彪子平时最喜欢穿的一套衣服我留下了，黄色上衣配红色长裤。他笑称这身装扮叫“西红柿炒鸡蛋”。
房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他的衬衫、领带整整齐齐地挂在衣帽间里，相框、剃须刀、牙杯、牙具、毛巾、烟缸……一切仍在原来的位置。曾经有朋友劝我收拾起这一切，给自己一个新的环境，我不愿意。只有家里留有他的痕迹，我的心才有归属，只有保存这份温暖我才不会感到寒冷。
彪子的人生在高潮中落幕。或许某一个失眠的夜里，我仍会因寂寞而哭泣，或许某一个印记会勾起我或痛苦或美好的记忆。但经历了这场意想不到的灾难，我对死亡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甚至想到终有一天我会面临死亡，那一刻对我不再恐惧，却仿佛有些温暖，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终将逾越生与死的距离。
人生啊，不过是一场回忆，丰盛如我者寥寥无几。
我以为我的生活从此应该归于平淡，谁知彪子早已给我们娘儿俩安排好了一切。他没有跟我说过任何交待的话，却早已在他备受折磨的时候，把我托付给了他的朋友们，
朋友们依着“君子协定”告诉我彪子的嘱托时，我不禁痛哭失声。我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始终不肯告诉他病情多么严重，甚至横下一条心，直到终点也得不到他最后的叮咛。他却默默为我铺设了一条崭新的路。
我为了彪子而“演戏”，彪子为了我更是在演戏，谁的戏更好呢？彪子又胜出了，他得到了最佳谢幕奖。
彪子，这个伴我度过人生中最美丽的20年的男人就像一首悲伤的壮丽的诗，蕴藏着无限的爱。我把他珍藏在心灵深处，时常点击，一读而再读，便有力气迈过余生的沟沟坎坎。
*傅子恩作品
我眼中的爸爸是随着我的成长而改变的。我很小的时候，只是觉得爸爸比我见过的其他人胖，因而崇拜他的魁梧；我稍微能听懂大人之间的聊天之后，觉得爸爸总能把大家逗笑，因而崇拜他的幽默；我再长大一些，爸爸就开始忙碌起来，因而崇拜他的干劲儿，他的充实；但现在，我最崇拜爸爸的是他的人格，他直到最后仍保持的乐观和坚强。
我的父亲母亲(1)
作为初三年级的学生，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热爱体育、音乐——喜欢姚明、欧文、舒马赫；喜欢林肯公园、羽·泉、许巍。而我的偶像却只有一个——我的爸爸傅彪。
我眼中的爸爸是随着我的成长而改变的。我很小的时候，只是觉得爸爸比我见过的其他人胖，因而崇拜他的魁梧；我稍微能听懂大人之间的聊天之后，觉得爸爸总能把大家逗笑，因而崇拜他的幽默；我再长大一些，爸爸就开始忙碌起来，因而崇拜他的干劲儿，他的充实；但现在，我最崇拜爸爸的是他的人格，他直到最后仍保持的乐观和坚强。
爸爸是一个超重的孝子。不管他在多偏远的地方拍戏，下了飞机总要先给爷爷奶奶报平安。每一次我和爸爸一起去看爷爷，他总是叫一声：“聪聪，给爷爷把这个拿上。”都是爷爷最喜欢的东西，比如花茶之类的，并不贵重但很细心。因此我也知道了爷爷喜欢什么，每次从国外回来我也给爷爷送上一份礼物，当然，都是用爸爸妈妈给的钱买的，是借花献佛。
进了爷爷家的门，爸爸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就直奔爷爷的屋子，陪爷爷聊天。爷爷知道我们要回来，早就等在沙发里。父子俩常常聊到奶奶几次三番催促吃饭，爷爷才肯把爸爸放出来。一大桌菜都是奶奶遵照爷爷的吩咐特意为我们一家三口准备的。
爷爷和爸爸的感情很深。可我怎么也想象不到，这样深厚的父子情是爷爷对爸爸的严加管教甚至是棒打出来的。爸爸对这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绝不效仿。他不对我严厉，也绝不宠我，从来不像家长哄孩子似的嗲声嗲气地对我说话。我很小的时候，他便把我当大人看。
因此，我在他面前从不敢张现出“闹”的天性，我在他面前从来都是正儿八经地说话，我有些怕他。我觉得并不自在。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种方式让我觉得他重视我，我以一个孩子的身份受到了足够的尊重，我是这个家庭中平等的一员，生活在这样健康的氛围里我很愉快。
我喜欢和爸爸聊天，他总能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碰到我不想做而爸爸认为我应该做的事，他从来不直接说：“不行，这事儿你必须干！”而总是说：“你是男人，男人应该做到什么什么。”他的语气让我感受到一种责任感。而每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爸爸就告诉我他会怎么做，并鼓励我“相信你没问题”，还会用英语补充一句“Noproblem”。
我和妈妈在一起要随便得多。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很“疯”。我们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暗语，比如妈妈瓮声瓮气地说：“喜姑喇姑吼吼”，我就瓮声瓮气地接下句：“撒嘛哩姑搂喽”。没人能听懂，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爸爸拍戏回来，我们就在他耳边哈哈笑着反复叨叨，爸爸被整得莫名其妙，就把它命名为外星人的语言。
妈妈对我很用心，为了能跟我有共同语言，她去了解NBA，知道了科比、奥胖儿一大把球星。我支持科比，她支持奥胖儿。科比不给我争气闹出绯闻，她的得意劲儿差点把我气晕过去。我喜欢上了HipHop和摇滚，她又去了解，知道了林肯公园、Greenday，告诉我只能欣赏它的节奏，不能学歌词里的脏话。其实我知道她并不感兴趣，她是为了接近我才这么做。我每一阶段感兴趣的事她都能跟我聊上一气，可是爸爸生病这一年她“落课”了，她顾不上。
我的父亲母亲(2)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我和妈妈经常没大没小地胡闹，谁输了就抢着给爸爸打电话告状，爸爸通常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然后笑着“安慰”我：“让着你妈点儿呗，谁让咱们是男人呢！”我在爸爸那儿就没“赢”过。
爸爸没打过我，从来没有，甚至没有大声呵斥过我。可我只要表露出一点心里活动他马上就能捕捉到，我在他面前从不敢放肆。妈妈倒是对我很严厉，可我经常能把她带到“沟”里。我得逞的时候，和爸爸一起畅快地大笑，妈妈经常一脸茫然。
当妈妈因为我特别听爸爸的话而“吃醋”的时候，我总能看到爸爸一脸成就感的坏笑。
每次跟妈妈通电话的时候，她总要加上一句“妈妈爱你”作为结束语，她也要求我说“我也爱您”。很长时间我都把它当做任务来完成，我觉得真是太女人了。可我现在不这么想，我是发自内心地说出这句话。我更想发自内心地说：“我永远的爸爸，我也爱您！”
爸爸的喷嚏
爸爸的喷嚏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快乐！我从来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刹不住地打喷嚏。只要爸爸打了第一个喷嚏，您就等着吧，少则十一二个，多则二三十个，连着打。
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来北京，爸爸在我家楼下的餐厅给他接风。一进包间还没来得及招呼客人落座他就开始打喷嚏。只见他头冲着墙，弯着腰，双手扶在膝上，脑袋晃悠两下就往下一抖，抖一下便喊出一声“啊嘁”，赶巧了还会喊出“啊嘁嘁”。谁还有心点菜啊，大家一边爆笑一边给他数数儿，一直数到23个，因为那是乔丹球衣的号码，我记得清楚。
爸爸一边笑着揉眼睛，一边用生被喷嚏打哑了的嗓子说：“见面礼，见面礼。”我抓住机会还击老爸：“行啊老爸，气势磅礴啊！有排山倒海之势！”爸爸总是笑着先揉搓我的脸蛋儿，然后使劲胡噜几下我的脑袋：“嘿，你小子开始损你老爸了啊！”
有一天，我在家里竟然一连串打了17个喷嚏，妈妈一边数着一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连忙打电话告诉爸爸这一惊人的“喜讯”，电话那头疲惫的声音一下变亮了：“是吗？哈哈哈哈哈，传下来了！”
落叶也是快乐的
有一片叶子，自小到大，从一颗嫩嫩的绿芽就受到了大树的束缚，他感到失落，感到压迫，感到无助，但无济于事。于是他决定要把这片叶子当好，他要让别的叶子知道，不自由并不代表着你就可以不管不顾、自暴自弃，他要让游人为他的存在感到快乐。
他经历过很多的失败，不信任，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在困境中变强，所以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等待着自己的机会，一天一天地到来。而且他仍然很快乐，他坚信有一天他的理想会实现。
秋天来了，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成了片片红叶中最美的一朵，绚丽夺目，光彩照人。他的努力，汗水，付出都没有白费，他成功了。他赢得了众人的喝彩，同伴的瞩目。
然而辉煌很短暂，他都没来得及体验自己的成功，一阵西北风吹走了前来叹景的人们，也在他枯黄之后将他的生命草草收尾。
但这时，它自由了！他挣脱了所有的折磨，尽管是落叶他也是快乐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还会想起他，想起他带给游人的快乐，想起他是多么美丽。
但我见证了他的悄然离去。在他失去一切姿色的时候，在他成为一片落叶的时候，我把他捡起，并珍藏了起来。
落叶是快乐的，因为他获得了自由，解脱，更因为他曾把太多的快乐献给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