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弢园文录外编

弢园文录外编　上　王韬（nnno兄提供文本）

　　王韬1828－1897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原名利宾，字兰卿，出身于塾师家庭。18岁中秀才，1849年赴上海，受雇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协助翻译宗教和科学书籍，帮助编辑中文杂志《六合丛谈》，广泛接触西学，并于1854年受洗入教。1862年，因风传他化名向太平军将领上书献策，遭清廷通缉，在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庇护下逃往香港，此后改名韬，号紫铨，别署天南遁叟。他在香港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1867年至1870年随理雅各去英国继续译书，游览了伦敦、爱丁堡等城市，到牛津大学等处作过学术演讲，并顺道游历了法、俄等国。英、法等国的物质文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刺激。1874年起，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积极宣传变法自强。1879年曾到日本访问，结识了一批日本朋友，也结识了在中国驻日使馆任职、日后成为著名维新人士的黄遵宪。1884年，获李鸿章默许，回上海定居，翌年出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1897年病逝于上海。王韬一生笔耕勤奋，著述不下四十种，内容相当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天文历算、小说笔记等，《弢园文录外编》是其中一种，也是反映他变革思想的最重要著作。《弢园文录外编》凡12卷，是王韬自编的论文集，大部分是他在香港时期所写的政论文章。所谓“外编”系相对于“内编”而言。王韬自称著有《弢园文录内编》“多言性理学术”，但是在辛酉年1861溺于水中，一字无存。至于“外编”，因为其中多言洋务，不欲使其入于集中，故名。《弢园文录外编》集中地反映了王韬的变革思想。对于变革的重要性、必要性，书中有《变法》上、中、下三篇和《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认为中国到处是因循苟且、蒙蔽粉饰、贪罔虚骄，不变法难以进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处今之世，如欲自强，惟有变法一途。对于政治变革问题，书中在《重民》、《达民情》等篇中，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欣赏君民共主制度，批评君主专制产生君民隔阂，君主专制导致层层专制，也导致国家贫弱。对于教育制度、用人制度、经济政策、外交方略等方面，书中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戊戌变法时期许多维新思想家都受过王韬思想的洗礼，王韬也因此被公认为著名的改良思想家。《弢园文录外编》有多种刊本，常见的有1882年、1883年刊本。丁酉1897年病重的王韬在上海将此书重新校订印行，内封署“丁酉仲夏弢园老民刊于沪上”，折缝有“弢园藏版刊，遁叟手校本”字样。本书即以此刊本为底本，参考汪北平、刘林整理的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版本，进行标点整理。

　　弢园文录外编

　　自序

　　卷一

　　原道　原学　原人　原才　原士　变法上　变法中　变法下　重民上　重民中　重民下　治中　睦邻

　　卷二

　　洋务上　洋务下　变法自强上　变法自强中　变法自强下　除弊　兴利　尚简　停捐纳　设官泰西上　设官泰西下　遣使　使才

　　卷三

　　设领事　传教上　传教下　达民情　保远民　禁游民　练水师　设电线　制战舰　慎用兵　英但自守　洋务在用其所长　办理洋务在得人　建铁路　除额外权利

　　卷四

　　西人渐忌华商　旺贸易不在增埠　欧洲将有变局　欧洲各都民数　欧洲近日不轻用兵　英人减兵非计　禁鸦片　英待中国意见不同　纪英国政治　英重通商　俄人志在并兼　中外合力防俄　遣使亲俄　合六国以制俄

　　卷五

　　英重防俄　英宜保土　土胜俄不足恃　英俄经营亚洲　泰西立约不足恃　西人重日轻华　英欲中国富强　西国兵额日增　亚洲半属欧人　六合将混为一　中国自有常尊　天命不可妄干　日本通中国考　日本非中国藩属辨　琉球朝贡考　琉球向归日本辨　附：琉球入贡日本考

　　卷六

　　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　琉事不足辨　越南通商御侮说　越南当亲法自存　纪卜斯迭尼教　吕宋岛设立领事议　洋泾滨海市说　粤逆崖略　香港略论　任将相说

　　卷七

　　择友说　智说　平贼议　议剿　补尪起废药痼议　拟请建蒋芗泉中丞专祠议　答《强弱论》　附：强弱论　台湾不必移驻巡抚论　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各国教门说　论英断不弃属土　宜索归澳门议　《蘅花馆诗录》自序　《华胥实录》序

　　卷八

　　送日本八户宏光游金陵序　送政务司丹拿返国序　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　征设香海藏书楼序　征设香山南屏乡义学序　《火器说略》前序　《火器说略》后序　《法国图说》序　《普法战纪》前序　《普法战纪》后序　《普法战纪》代序　创建东华医院序　倡建澳门镜湖医院序　送黎侍郎回越南前序　送黎侍郎回越南后序

　　卷九

　　《星轺指掌》序　《艳史丛钞》序　《花国剧谈》自序　《日本杂事诗》序　《海陬冶游录》自序　《湖山侗翁诗集》序　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　《三岛中洲文集》序　《续选八家文》序　《弢园尺牍》序　重刻《弢园尺牍》自序　《幽梦影》序　《游晃日乘》序　徐古春《耆旧诗存》序　《汇刻陈节母节孝诗文》序　重刻《徐忠烈公遗集》序　《华阳散稿》序　《瀛寰志略》序　重订《西青散记》序　《清史逸话》跋

　　卷十

　　《火器略说》前跋　《火器略说》后跋　书重刻《弢园尺牍》后　《地球图》跋　读《离骚》书后　书日人《隔靴论》后　跋日本《冈鹿门文集》后　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　书《众醉独醒翁稿》后　跋上海《字林西报》后　跋欧洲游客书后　《仰止帖》跋　清华馆文会记　记香港总督燕制军东游　何陋轩记　读日本《东京繁昌记》　华夷辨　上当路论时务书　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卷十一

　　《英语汇腋》序　《法越交兵纪》序　《淞隐漫录》自序　《陆操新义》序　《珊瑚舌雕谈初集》序　杞忧生《易言》跋　《浮生六记》跋　跋《湫村诗集》后　弢园老民自传　先室杨硕人小传　潘孺人传略　袁观察保庆传　法国儒莲传　英医合信氏传　英人栗味敦传　冯母王太安人寿文　公祭布宜人文　言志

　　卷十二

　　言和　言战　拟上当事书　拟设洋药总司议　附：臆谭　敦本　简辅　治兵　择将　用兵上　用兵下　取士　重儒　肃官方　久任　诱谏　求言　理财

　　自序

　　自中外通商以来，天下之事繁变极矣。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切奇技瑰巧，皆足以凿破天机，斫削元气，而泄造化阴阳之秘。其间斗智斗力，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交际相乘而得失生，强弱相形而凌侮生，诚诈相接而悔吝生。四十余年中所以驾驭之者，窃谓未得其道也，草野小民独居深念，惄然忧之。时以所见达之于日报，事后每自幸其所言之辄验，未尝不咨嗟太息而重为反复以言之，无奈言之者谆谆而听之者藐藐也。今春忽患风痹，几于手足拘挛，杜门却扫，习静养疴，因取历年来存稿稍加厘次，授诸手民。自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必为有识之士所齿冷，惟念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鄙人作文窃秉斯旨，往往下笔不能自休，若于古文辞之门径则茫然未有所知，敢谢不敏。曰“外编”者，因其中多言洋务，不欲入于集中也。光绪九年夏四月浴佛前二日，天南遁叟王韬序于香海。

　　卷一

　　原道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盖以伦圣而非以圣圣也。于以可见，道不外乎人伦。苟舍人伦以言道，皆其歧趋而异途者也，不得谓之正道也。是以儒之为言，析之则为需人，言人不可以须臾离者也。我国所奉者孔子，儒教之宗也。道不自孔子始，而孔子其明道者也。今天下教亦多术矣，儒之外有道，变乎儒者也；有释，叛乎儒者也。推而广之，则有挑筋教、景教、祅教、回教、希腊教、天主教、耶稣教，纷然角立，各自为门户而互争如水火。耶稣教则近乎儒者也，天主教则近乎佛者也，自余参儒、佛而杂出者也。顾沿其流犹必溯其源，穷其端犹必竟其委，则吾得而决之曰，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异，其终也由异而同。儒者本无所谓教，达而在上，穷而在下，需不能出此范围。其名之曰教者，他教之徒从而强名之者也。我中国以政统教，盖皇古之帝王皆圣人而在天子之位，贵有常尊，天下习而安之。自西南洋而外，无不以教相雄长。泰西诸国皆以教统政，盖獉狉之气倦而思有所归，高识之士以义理服之，遂足以绥靖多方，而群类赖以生长，功德所及，势亦归焉。泰西立国之始，所以皆有一教以统之者也。天下之人，陆阻于山，水限于海，各自为教而各争其是，其间有盛有衰，有兴有灭，与人事世运互为消长，如道教一变流为异端，佛教流入中国而微，挑筋教、景教、祅教今并无闻焉，回教虽尚遍于天下，而其衰亦甚矣，近惟天主、耶稣两教与儒教屹然鼎峙。天主教中所有瞻礼科仪、炼狱忏悔，以及禁嫁娶茹荤，无以异乎缁流衲子，此殆不及耶稣教所持之正也。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几无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圣人早已烛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即继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之谓大同。”

　　原学

　　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当尧之世，羲和昆仲已能制器测天，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兄弟四人分置于东西南朔，独于西曰昧谷者，盖在极西之地而无所纪限也。当时畴人子弟，岂无授其学于彼土之人者？故今借根方犹称为东来法。乃欧洲人必曰东来者，是指印度而非言震旦也，不知印度正从震旦得来。欧人之律历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则正授自中原。即以乐器言之，七音之循环迭变，还相为宫，而欧人所制风琴，其管短长合度，正与中国古乐器无殊。他如行军之乐，铙吹之歌，中国向固有之，至今失传耳。当周之衰，鲁国伶官俱怀高蹈，而少师阳襄则远入于海，安知古器、古音不自此而西乎？他若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杨么之轮舟，鼓轮激水，其行如飞，此非欧洲火轮战舰之滥觞乎？指南车法则创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之归，霹雳炮则已见于宋虞允文采石之战，固在乎法朗机之先。电气则由试琥珀法而出者也，时辰钟则明扬州人所自行制造者也。此外测天仪器，何一非由璇玑玉衡而来哉。即以文学言之，仓颉造字，前于唐、虞，其时欧洲草昧犹未开也。即其所称声名文物之邦，如犹太，如希腊，如埃及，如巴比伦，如罗马，所造之字至今尚存，文学之士必以此为阶梯，所谓腊丁文、希利尼文也。然中国之字，六书之义咸备，西国之字仅得其一偏，谐声之外，惟象形而已。埃及字体散漫，其殆古所称云书而云名者欤？犹太史书纪载独详，上下约略五千年，未必能先于中国也。观其转徙所至，总不越乎亚、阿两洲之间，而文学彬彬称为泰西之豳、岐、邹、鲁，顾得其所译之书观之，其精理微言逊于中国远甚，惟祭祀仪文仿佛相似，其他同者，或亦由东至西渐被而然者也。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不因此而益信哉。

　　原人

　　尝读羲经之言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上下，而知礼义之所措。《大学》一篇，首言治国平天下，而必本之于修身齐家，此盖以身作则，实有见夫平治之端，必自齐家始。欲家之齐，则妇惟一夫，夫惟一妇，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阴而一阳，人之道一男而一女，故《诗》始《关雎》，《易》首乾坤，皆先于男女夫妇之间再三致意焉。自后世媵御之制兴，而自天子以至于士，正嫡而外，无不有陪贰。爵位愈崇，妾媵愈众。天子则有三宫、九嫔、二十七御妻、八十一元士。郑康成又益以当夕之说，谓此百有余人，一月之间必使循环一周。然则，上古帝王其纵欲以娱情殆若此欤？殊不可信也。要之，书经秦火以后，已无完简，汉儒缀缉于丛残煨烬之中，参以己意，如《曲台记》等，要即出于汉儒之手无疑。降至后世，后宫佳丽至于数千，阿房之建，羊车之游，极欲穷奢不可致诘。而庶人之拥多赀、享厚奉者，粉白黛绿，列屋而闲居，妒宠负恃，争妍取怜。呜呼！以此观之，几等妇女为玩好之物，其于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之说不大相刺谬哉？是以历代以来多有女谒之祸。桀以妹喜亡，纣以妲己丧，幽以褒姒殒，吴以西施沼，汉成帝以飞燕戕其身，陈后主以丽华覆其宗，唐之高宗以武氏绝其传，玄宗以玉环蹙其国。其嬖愈甚，其祸愈亟，正后嫡室至于贬斥而不悔，此皆由乎家之不齐，而天下国家之所以不平不治也。说者以为天尊地卑，地道无成，故夫为妻纲，而女下乎男。虽有六宫嫔御奔走满前，而乾纲独断者一人而已，又何伤乎？昔者尧帝厘降二女于沩汭，盖以二女事舜而观其内也。舜父顽，母嚣，弟傲，而舜胥化之，是父子兄弟之伦已可见矣。若使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则夫妇一伦尚有所歉，而于齐家之道犹为未备，此乃尧特以是试舜耳。且舜于娥皇、女英之外，又有癸比，三妃并侍，视若固有，诚使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妾媵虽多，又何足虑？由国而家，何莫不然。说者又谓，中国风俗异于泰西，况泰西上古如以色列、亚伯拉罕大辟皆有数妻，近今美国中如麻沙朱色邦，其妇人多喜为夫纳妾，是则泰西亦有古今不同者，未可以一例论也。窃以为凡此诸说皆不必论，而教化之原必自一夫一妇始，所谓理之正，情之至也。试观乡里小民，男耕女织，夫倡于前，妇随于后，岁时伏腊，互相慰藉，虽历辛勤而不怨。推之于一夫一妇者，亦无不然。室中既有二妇，则夫之爱憎必有所偏，而妇之心亦遂有今昔之异，怨咨交作，讪谪旋兴，大家世族多有因此而不和者，门庭乖戾必自此始。一家既如此，一国可知矣。论者虽讥泰西诸国于夫妇一伦为独厚，而其家室雍容，闺房和睦，实有可取者。因而知一夫一妇实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无论贫富悉当如是。或谓纳妾以冀生育，继宗祧，此甚不得已之事，何不可行？不知纳妾以求子，不如行善以延嗣之为速也。《易》于二女同居之卦，取象于睽，睽者，离也。一男而有二女，其不至于离心离德者几希矣。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先自一夫一妇始。

　　原才

　　天下非无人才，患在取才之法未善，用才之志不专，又患在上之人不能灼知真才。其所谓忠者不忠，其所谓贤者不贤，而于是天下之贤才隐矣。夫贤才者，国家之元气也，贤才在上则国治，贤才在下则国乱，至于虽有贤才而无如之何，则国亦随之以亡。贤才之系于国家不綦重哉？乃世之当轴者，其所为收罗人才之道，则曰，我不用之略示以羁縻，则将北走胡、南走越矣。呜呼！此以天下之人才而概以张元、吴昊目之也，如此则人才岂为之用？夫所谓天下之贤才者，往往难进而易退，用之则谨身以进，不用则奉身以退，且用之不得其正，与用之而不尽其才，则宁老死岩穴已耳。故贤才之于世，犹威凤祥麟，景星庆云，天之生贤才，亦若甚郑重以出之，岂有贤才之自待，反敢自菲薄乎哉？士有怀才不遇而不能见用于世者，往往慷慨悲歌，牢骚抑郁，促其天年而致殒其生。楚屈原之怀石自沉，贾长沙之赋鵩自悼，皆是也。千载而下凭吊人才者，犹为之欷歔累叹而不置。呜呼！此非长国家之咎欤？夫天地生才，而国家非惟不能用，又从而摧残屈抑之，以自斫其元气，国家何由而盛欤？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曰进士，重之曰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试者时文耳，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于无用者，正坐此耳。乃累数百年而不悟，若以为天下之人才非此莫由进身，其谬亦甚矣。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无不由此。每一念之，未尝不痛哭流涕而长太息者也。然则用才当如何？曰，凡有拔擢人才之责者，当随时随地以留心。有才堪大任者，有才可小受者，有才能胜艰巨者，有才克远到而能宏济于艰难者，一一志之而弗忘，悉收之于夹袋中，因才器使，各当其任。其有才不能招致者，则屈节以求之，弓旌之召、纁帛之加，虽穷巷蔀檐而亦至焉。如是，天下亦安有遗才哉？夫上以真才求，则下以真才应，其有饰貌矫情、鬻奇炫异，以惑天下之耳目，以乱天下之聪明者，自不敢至前矣。世有真才，亦有伪才。伪才之与真才，犹碔砆之于宝玉，鱼目之于珍珠，久之而后知，而不能猝辨也，试之而后见，而不能空说也。为上者，若不能兢兢致权乎此，但震于其外之应对捷给、言论纵横，自以为能仔肩天下之重而负一时之望，则未有不误及苍生祸流赤紧者，如王安石之于宋是也。是以治世而人才盛，都俞吁咈于堂陛之间，拜手扬言于朝廷之上，上尽用之而弗遗也。乱世而人才亦盛，或躬耕于陇亩之中，或诵读于草野之内，上虽弗之用，而衡门泌水固有以自乐其天也。若人才而处亡国之际，不惮捐躯绝脰，毁家灭身，以求挽既去之天心而扶已衰之大局，决不肯策名新室，拜爵兴朝，有宁蹈东海以死而已。由此观之，人才何负于国家哉。其有一不见用，即生怼上之心，怨咨谤讪，致形诸言语而见之篇章，此其才则秉天地之戾气而生者也，不得谓之真才。夫所谓真才者，与国家同休戚共患难者也。国家培养人才数百年，至此乃食其报，用与不用一也。

　　原士

　　余尝闻何君镜海之言曰，天下之治乱，系于士与农之多寡。农多则治，士多则乱。非士之能乱天下，托于士者众，则附于仕者亦众，而游惰者且齿甘乘肥，三代下之国家，所以有岌岌之势矣。五行百产不能给生人之用，生齿繁则杀戮相仍，此天道之当然也。耽于逸，极于欲，斗于巧，百族万类元气剥丧，而倾折夭札随之，此人事之自然也。大难初平，百物凋敝，人安耕凿而无竞无求；极盛之时，文治昌明，而诈伪日生，杀机潜匿，此又历代之盛衰相为倚伏者也。汉举孝弟力田，与策贤良并重，此其制犹近于古。后世以文取士，以资为郎，以级纪功，皆以黠民御朴民耳，虽欲治其可得哉？呜呼！何君之言，其即余欲以简治天下之意也。返朴还醇，正在今日。夫今之所谓士者，皆有士之名而无士之实者也，其实民而已矣，安得窃名为士哉？今国家之于士也，取之太多，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数年间，一邑之称士者已至数十百人，按其中皆贸然无知者居多，由是士习日坏，士风不振，而士遂为人之所轻，因而叹天下之无士。呜呼！岂通论哉？譬如采珠于渊，采玉于山，取既竭则以泥沙代之，人见泥沙，并咎珠玉为无用，而士遂无以自见其长。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略如汉家取士之法，于考试之外则行乡举里选，尚行而不尚才，则士皆以气节自奋矣。至以考试取士，亦当减其额，远其期，与其多取而贤不肖之皆多，毋宁寡取而贤不肖之皆少。且士既少则下知贵，而为上者，教养皆有实用。学中廪饩，书院膏火，养数百人不足者，养数十人而有余，于是士不为非而廉耻懋焉。且士既不为时文，其心思智慧咸磨砺以成有用之学，何至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问以钱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步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哉？或曰，有明之以时文取士，盖欲其废书不观，使之囿于一隅之中而莫能出其范围，往往有髫龄就学，皓首无成，而士之受其愚者不少矣。呜呼！此徒以功名富贵鼓舞其心志，虽有奇材异能，非是莫由进身，其愚黔首之心，实无异乎祖龙之一炬也。乃后世仍复因循不改，明知其无用，而绝不思为之变计，岂以在廷诸公皆由时文以进身，一若舍是并无良法欤？夫书，取其足以记姓名而已，宣圣有言曰：“辞达而已矣。”是即文字尚不必求其甚工，况于无用之时文？即曰时文所以代圣贤立言，顾圣贤之前言往训，昭然俱在，固在乎身体力行，又何烦乎口为摹拟，作优孟之衣冠？夫学时文不成，则竟成废人耳。设以学时文之精神才力，专注于器艺学术，即不能出而献诸大廷，而终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足以终身用之而有余者。故时文不废，人才不生，必去时文尚实学，乃足以见天下之真才。或又曰，时文中何尝无人才，本朝之功烈彪炳、才德彰闻者，何一不由科第中来？即今时曾、李、左三相国，亦以时文为进身之阶，是安见时文之足以害人才也？不知此即吾向之所谓非时文之能出真才，乃真才之不囿于时文耳。吾请一言以蔽之曰，今日之徒能时文而嚣然自足者，皆不得谓之士；此乃民之实，而窃士之名者也。况乎今日之士即异日之官，巍然身为民上者也。时文中果有治民之谱欤？昔者，取士之途宽而用士之法严；今者，取士之途隘而用士之法滥。乳臭之子，朝登科第而夕握印绶矣，不必试而后用也，而乌得不病国而殃民？故时文不废，天下不治。吾今请开数科以取士，即以其虚言而征之以实效。取之宽，则人才皆入吾夹袋之中，而自无或遗；用之严，则自不得以空文徼幸于一时。士习既端，而民俗亦厚，将见尚气节，懋廉耻，敦品行，而无实之士自转而归于农工商贾，以各遂其生。今日风俗之弊，在好谀而嗜利。欲反其弊，莫若闭言利之门，而开谏诤之路。故停捐纳所以伸士气，奖直言所以坚士节。如是而官方有不澄，仕途有不肃，不足以扬郅治之休，而臻于汉代文、景之隆者，未之闻也。

　　变法上

　　泰西人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来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盖孔子固圣之时者也，观其答颜子之问为邦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于三代之典章制度，斟酌得中，惟求不悖于古，以宜乎今而已。于答子夏之问，则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孔子盖言其常也，而非言其变也。言其常，则一王继治，有革有因，势不能尽废前代之制而不用；言其变，则未及数百年而祖龙崛起，封建废而为郡县，焚诗书，坑儒士，乐坏礼崩，法律荡然，亦孔子之所未及料者也。汉承秦弊，不能尽改，自是以后，去三代渐远，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如其泥古以为治，此孔子所谓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者也。由此观之，中国何尝不变哉？即欧洲诸国之为治，亦由渐而变，初何尝一蹴而几，自矜速化欤？铜龙沙漏、璇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钟表之法，亦由中国往。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恃炮火？其由中国传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轮舟车，其兴不过数十年间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国之不能善变，毋乃未尝自行揆度也欤！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盖同一舟也，帆船与轮舶，迟速异焉矣；同一车也，驾马与鼓轮，远近殊焉矣；同一军械也，弓矢刀矛之与火器，胜败分焉矣；同一火器也，旧法与新制，收效各别焉矣；同一工作也，人工与机器，难易各判焉矣。无其法则不思变通，有其器则必能仿效，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虽然，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舍是而言死后，谁得而知之，亦谁得而见之？况西国所谓死后获福者，其修亦必裕于生前，然则仍是儒者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说耳。故吾向者曾谓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我中国既尽用泰西之所长，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今者，势也，而今则犹未也。今如有人必欲尽废古来之制作，以遂其一时之纷更，言之于大廷广众之中，当必以其人非丧心病狂，决不至是。呜呼！世人皆明于既往而昧于将来，惟深思远虑之士乃能默揣而得之。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如石之转圜于崇冈，未及坠地，犹谓其难，而不知其一落千仞也。况今者我国已自设局厂，制造枪炮，建置舟舶，一切悉以西法从事。招商局既建，轮船遍及各处，而洋务人员辄加优擢，台湾、福州已小试电气通标之法，北方拟开煤铁诸矿。所未行者，轮车铁路耳，则或尚有所待也。此皆一变之机也。惟所惜者，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不知天时有寒暑而不能骤更，火炭有冷暖而不能立异，则变亦非一时之所能也，要之在人而已矣。尽人事以听天心，则请决之以百年。

　　变法中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呜呼！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变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今之陆营、水师，其著于籍者，有名而无实，当事者以兵不足恃，又从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驻防之兵至十万，虽足以拱卫神京，翼保畿辅，以壮声威而遏觊觎，而他处海防均须整顿，绿旗满营，水师战舰，皆当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垒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从事。苟仍其旧而不早为之计，是谓以不教民战，无殊驱之就死地也。故我曰，兵法不变则兵不能强。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只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昔高祖入关，其与民约，不过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过供其舞文弄法已耳。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曰成例难违，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凡是四者，皆宜亟变者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

　　变法下

　　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乎末，当根乎内而不徒恢张于外，当规于大而不徒驰鹜乎小。盖天下气运之开，以时而变，而天下情事之繁，亦以时而异。试以西法一端言之，今与昔异，而中外之情，亦已阅时而不同。昔者惟在崇尚西法，立富强之本，以为收效即在目前。即泰西人士，亦并以为西学振兴正在今日。以中国之大而师西国之长，集思广益，其后当未可限量，泰西各国固谁得而颉颃之。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福州前时所制轮舶，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之一噱。他处所造机捩，转动之妙，不能不赖乎西人之指授。而窥其意，则已嚣然自足，辄以为心思智慧足与西人匹，或且过之而有余矣。夫枪炮则在施放之巧，舟舰则在驾驶之能，行阵之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则在人也。今公使简矣，领事设矣，皇华之选络绎于道。或恐有仪、秦其人，逞游说以恣簧鼓，而徒以口舌得官者，更恐有夤缘攀附，奔竞钻营，而得附于其间者。所谓才者未必才，所谓能者未必能，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朝廷设官西土，要宜郑重其始。一切当以正途人员，苟流品太杂，恐亵国体。其有掣肘之处，则先以西人副之，为之披榛辟莽。至若通商口岸所有中外交涉案牍、往来文移，宜汇辑成书，颁示遐迩，其后更译以西文。一旦有事，当局者可援别案以为折辩之地，而此中亦有所主持，此亦讲求洋务之一道也。总之，凡事必当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可者立行，不可行者始终毅然不摇。夫天下事，从未有尚虚文而收实效者，翻然一变，宜在今日。若夫治民必由牧令始，治兵必由团练始。牧令之贤否，则先在慎简督抚，甄别才能，考察勤惰。才者不次迁擢，不才者立予罢黜，此固督抚之事也。至于治兵则难言之矣。宜先改营规，易军制，汰兵额，异器械，必如李光弼之临阵，壁垒一新而后可。然论者必议其更张。蒙则谓今日练兵若不以西法从事，则火舰、火器亦徒虚设耳。不独水师当变，即陆军亦当变也；不独绿营当变，即旗丁满兵亦当变也。且也长江水师与洋海水师不同，我国须于长江水师之外，专设海军，然后内可以防奸，外可以御侮。储材之道，宜于制科之外，别设专科，以通达政体者为先，晓畅机务者为次。即以制科言之，二场之经题宜以实学，三场之策题宜以时务，与首场并重，庶几明体达用，本末兼赅，此寓变通于转移之中，实以渐挽其风气而裁成鼓励之。四五科之后，乃并时文而废之，则论者不议其骤革矣。肄习水师武备，国家宜另设学校，教之以司炮驾舟、布阵制器，俾其各有专长。习之于平日，用之于临时。其遣发至泰西者，尤不可专在一国，以示兼收而并效。以上宜力求整顿，勿作具文。民心既固，兵力既强，而后所有西法，乃可次第举行。今日简公使，设领事，岁糜朝廷数十万金，议者或论其太骤，或惜其徒费。不知中外隔阂，非此不能消息相通，未始无裨于大局。特不在其事，而在其人也，此则由乎上善为之用耳。焜耀敦槃，折冲樽俎，必有郭隗、毛遂其人者出焉；衔命中朝，宣威异域，必有班定远、傅介子其人者出焉。或者以为西法不足恃，何以西人用之，足以雄长欧洲，争衡天下？不知泰西诸邦，国小而民聚，其民心齐而志固，同仇敌忾，素蓄于中。在其国内，各事其事，各业其业，雍雍然其气静谧而专一，故国易以治。夫岂徒恃乎器艺技巧，繁术小慧，遂足以收效也哉？

　　重民上

　　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今中国之民，生齿日繁，几不下三千余兆。诚使善为维持而联络之，实可无敌于天下。说者谓民数之众，至今日而极盛，向来所未有也。至自古迄今，历代户口盛衰之数，固可得而言焉。当夏禹治水后，民口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公摄政时，民口一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庄王十三年，民口九百万四千人。秦始皇并六国后，民口千余万人。汉平帝元始二年，户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十二，口五千九百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人。后汉光武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后汉桓帝永寿二年，民户二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晋武帝太康元年，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炀帝大业五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宋徽宗宣和四年，民户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民户一千三百十九万六千。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民户一千三百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十一。明孝宗弘治十四年，民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二千人。我朝大清龙兴，顺治元年，民户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乾隆时，户口一万五千万人。乾隆四十二年，二万万人。道光末年，二万六千万人。咸丰间，虽经赭寇之乱，而十余年来休养生息，版籍未减，至今约略计之，可得户口三万万。泰西诸邦，安能及其什一哉？而泰西之民，内则御侮，外则宣威，越数万里而至中国，率意逞臆而行，莫敢谁何。与华民一有龃龉，则问罪者至矣。至我民之佣贩外洋者，外洋之人待之如犬马，刲之如羊豕，货之如牲畜，其谁敢代之一问者？即朝廷遣公使，设领事，亦赖西船为护送，恃西人为先导，有如水母目虾。夫许郑乘楚车，《春秋》书之，谓之失位，始事如此，宜其见轻于西人也。西国兵民不分，额兵用以出战，民兵用以守国，有事之秋，亦调守兵出境，故其国虽小，而兵数辄皆百余万。英人尝谓其国无敌国外患者，已千余年矣，盖众志之如城，大可用也。然则西国民寡而如此，中国民众而如彼，岂真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者欤？是盖在不善自用其民也。善用其民者，首有以作民之气，次有以结民之心。其气可静而不可动，敌忾同仇，忠义奋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其心可存而不可亡，在城守城，在野守野，虽至援绝矢穷，终不敢贰。顾就中国之民而论之，其刚柔强弱亦复不同，北方风气多刚劲，南方民情多脆弱。盖大川广谷异性，民生其间者异俗，惟有以教训而渐摩之，自无不可用也。总之，上有以信夫民，民有以爱夫上，上下之交既无隔阂，则君民之情自相浃洽。今夫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驱天下之游民、废民、惰民、莠民而尽归于农，则天下自无旷土，而安有不富者哉？此外，商出于远，工勤于市，各操其业，各尽其分，开矿筑路，行轮车，设机器，均与民共其利而代为之经营，是则上既有余而下无不足。使天下各邑各镇各乡，均为民兵而行团练，守望相助。春秋无事，教之以坐作进退，步伐止齐，猝有变故，入而保卫，子弟之卫父兄，犹手足之捍头目。又使平日间与兵相习，则兵自卫民而不敢欺，如是兵民皆有实效，而安有不强？此所谓维持而联络之也。

　　重民中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为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虽危而亦安；民心既失，虽盛而亦蹶。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维持而联络之。我朝圣圣相承，务崇宽厚，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浃于寰区。故民间义愤时起于崇朝，爱戴聿深乎万代。然而赭寇所至，列城奔溃，无殊猛虎之驱群羊；天津戕杀教民之变，衅于勇而啬于祸，徒贻君父之忧，而从未有挺身以赴义者，此何故欤？则所以维持而联络之道未得也。古者官有世族，族大人众，与国同休戚，共患难，世族皆有甲士，足以入卫公家。春秋之时，国富而兵强，率恃乎此。康叔之封于卫也，分以殷民七族；唐叔之封于晋也，分以殷民六族。即如郑之商人，与郑同出自周，世有盟誓。此皆所谓强宗豪族足以辅国而立邦者也。其在民间，亦多聚族而居，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人，行守望相助之法，猝有内忧外患，足以联结声势，藉为捍卫。自后世宗法不讲，散处都邑，虽行团练，而其心不一。然如闽、粤两省村落中，往往一姓为一乡，大凌小，强欺弱，众暴寡，械斗悉由此起，此在有司不善约束之耳，而至事变之秋，未尝不收其用。平日治民之要，在抚字以结其心，勇敢以作其气，忠孝节义以厉其心志，轻徭薄赋以养其身家，务使安其居，乐其业，可静而不可动，而忠君爱国之心自油然生于其中。今朝廷赈恤之恩、蠲免之惠，半侵蚀于胥吏之手，有名而鲜实。誊黄遍贴，圣训煌煌，民间率以具文视之而已。平时皆有轻视官长之心，临事亦安得收指臂之效？即如安置旗民之法，亦窃以为未尽善也。聚之于会垣，给之以饷糈，使之无事而食，安坐以嬉，有如圈牢之养物。二百余年来，生聚日多，势必不给。且人劳则善心生，逸则淫心起，恃势凌人，借端诈物，选事生衅，无所不至。民视之如寇仇，赭寇肇乱，窜扰江、浙，几于聚而歼旃，妇女孩稚不遗噍类，此正可为前车之鉴。窃以为不如分布于各乡，士农工商，使之各执其业而各食其食，讲行古者宗法，以强宗维弱宗，小宗附大宗，各相为辅。新疆、西藏则裂土以分封王子，佐以强家富室，略如蒙古四十八旗成法，而不必聚之于京师。诚如是也，自足为省会之屏藩，神都之翊卫。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此外，首有以厚其生，次有以恒其业。汰浮士，裁冗兵，去游民，使尽驱而归之于农，以辟旷土，垦荒地，给以牛种犁锄，居以蓬寮，时课其勤惰，而递岁分收其所入。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是则古者与民共治天下之意也。呜呼！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夫以我中国幅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天下，以视欧洲诸国，其大小多寡岂可同日而语？即如英国，屹然三岛耳，其地不足当中国数省，其民不足当中国二大省，而民心团结，有若长城，遂足恃之以无恐。我中国诚能收民心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而有余矣。如是而强邻尚敢行其窥伺，敌国尚敢肆其凭凌，逞其非分之干请，而要以无礼之诛求者，吾弗信也。

　　重民下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如俄、如奥、如普、如土等，则为君主之国，其称尊号曰恩伯腊，即中国之所谓帝也。如法、如瑞、如美等，则为民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伯理玺天德，即中国之所谓统领也。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等，则为君民共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京，即中国之所谓王也。顾虽称帝、称王、称统领，而其大小强弱尊卑则不系于是，惟其国政令有所不同而已。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论者谓，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壹，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歉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帑抚恤，官府徒视为具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即使一二台谏，风闻言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之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扬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夫设官本以治民，今则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卫民，徒知剥民以奉官，其能心乎为民，而使之各得其所、各顺其情者，千百中或一二而已。呜呼！彼不知民虽至卑而不可犯也，民虽至愚而不可诳也。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不可者不必强，察其疴痒而煦其疾痛，民之与官有如子弟之于父兄，则境无不治矣。古者里有塾，党有庠，乡有校，读法悬书，月必一举，苟有不洽于民情者，民皆得而言之。上无私政，则下无私议。以是亲民之官，其为政不敢大拂乎民心，诚恐一为众人所不许，即不能保其身家，是虽三代以下而犹有古风焉。《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夫尧、舜为君，尚赖有禹、皋陶、益、稷、契为助，而天下乃治。今合一国之人心以共为治，则是非曲直之公，昭然无所蒙蔽，其措施安有不善者哉？窃以为治国之道，此则犹近于古也。

　　治中

　　我国今日之急务，在治中、驭外而已。治中不外乎变法自强，驭外不外乎简公使，设领事，洞达洋务，宣扬国威而已。曩所谓变法者，在创设局厂，铸枪炮，造舟舰，遣发幼童出洋，肄习西国语言文字、器艺学术而已。不知此数者，非不可行，而行之当无徒袭其皮毛。既有枪炮，则当求施放之巧；既有舟舰，则当求驾驶之能。而枪炮之命中及远，舟舰之巩坚神速，新法迭出，精益求精，此则尚未能也，所知者不过向日成规而已。且皆有西匠为之指挥，一旦离之自造，则并所谓皮毛者尚觉其艰。遣发幼童出洋，当不专于一国，且与其多遣俊秀，不如并遣工匠，工匠时少而效速。此外要当变者，一曰水师，宜立专局训习技能；二曰陆营，宜改营制，汰军额，简丁壮，厚饷糈；三曰战船，宜易帆舶为风轮火琯；四曰器械，宜易弓矢刀矛以火器，而总不外乎以西法练兵。沿海各省督抚，宜简选熟稔洋务人员，驻扎通商各处。遇有中外交涉之事，所有往来文牍，岁中汇辑成书，颁示遐迩，俾办理者熟览深思，得以窥其涯际，而临事亦有所把持。中外所立和约，亦当锓版颁行，俾官衙上下人役俱持一册，于洋务自无所遁情。夫洋务即时务，当今日而兴言时事，固孰有大于洋务者？一切皆不必讳言，诚能实意讲求，则真才自出，其间又何难睦邻御侮，折冲于数万里以外哉？今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渐知以商力浚利源，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权，如轮船招商局之设是也。顾局中经费之裕，全在乎海运，惟海运但可行之于无事之日，而不能行之于有事之秋。至此时而仍由漕运，恐亦不易。夫治河、运漕两大政，办理极难，历朝但图一时之安，而不为后日之计，则以不能万全而无害也。窃谓北方亦富庶之地，京师为首善之区，民以食为天，岂容尽资乎外省？此开垦之法不可不讲。况乎旷地日多，游民日众，安插游民，垦辟旷地，此有司之责也。官地宜仿古者屯田遗意，以所汰老弱之兵，改而为农，开阡陌，深沟洫，兴水利，资灌溉，或济之以西国机器水火二气之力，务使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诚有成效，则京师粒食毋俟外求。李伯相行之于天津一郡，其效当有可观也，其他北省荒废之地，亦可饬各督抚仿其法而行之。如近日遇水旱荒灾，饥黎载道，朝廷赈恤维艰，势不能终给，莫若徙流民以实空地，使之自食其力。经费之筹，发自帑项而后计岁分偿，或令商办而使分其利。辟地之外，则事开矿。辟地，地面之利；开矿，地内之利，二者不可偏废。天不爱道，地不爱宝，而亦当尽人力以求之。且矿务一开，趋者云集，亦所以养济穷民。闽如台郡之煤，粤如惠州之铁，善其章程以为掘取，闽、粤之民何至就食出洋，流离异域？至于栽植罂粟，亦属权宜之用。然当种之于新疆、蒙古土旷人稀之处，而不宜种之于关内也。治河，中外无善法。盖河沙日积，河底日高，河堤不得不高筑以防冲溃。历代相传，不思变通，濒河之民如居河底，霪霖横决，鱼鳖堪虞。今莫若参用西国爬沙之法，疏刷宣通，去其壅积，然后多分支流以杀其势。孟子述禹之治河，亦惟曰疏、曰瀹、曰排、曰决而已。行于内河，当用火轮小舶，亦可藉以运漕。一旦缓急有需，亦可恃以无恐。此外，最要者则曰治民，当责其成于牧令，而先于慎简督抚，俾其黜陟贤否，甄别才能，行久任之法，立不资之赏。当使视民事如己事，务实心以行实政，而天下自无不治矣。凡此治中之道，皆所以尽其在我而已。至于所以驭外者，不难在重洋之衔命，而先难在内地之抚柔。泰西诸国，自西东来，初由印度而东粤，继由东粤而开五港，旋由五港而增至十有三港。今则长江添设六口，直达重庆而至云南，中国境中必为西商传教人足迹所遍。至若西商传教人等，安分守法，归我管辖，虽遍至各处，亦复何虑。无如旅于中土之西人，每多恃势凌人，我国绅民又鄙之以为不屑，变故日生，是可虞也。泰西之例，商民至其国境犯法，即归其国官员审办。西廷以中国鞫案动用刑罚，是以此例不行。据烟台和约，自后中西商民争讼，交被告人官员办理，如西人控华人则归华官，华人控西人则归西官。时势所逼，未尝不是。惟是中律严，西律轻，且彼官知中律者多，我官明西律者少。即彼此秉公鞫断，涉讼之民难保无怨声，矧未必然耶？民间积怨生愤，嫌隙日多，纵当道能弥缝于目前，难免不龃龉于日后，而又益之以彼教之大拂乎民情也。泰西诸国中以英、法最为雄鸷，诸国亦仰以为领袖。法在今日虽未遑外顾，然观其在越南布置经营，其虑甚远，正未可以目前之暂蹶而轻之也。惟法之举动必以英为枢纽，故言驭外者，意多专注于英。英在今日，闽、粤、江、浙、皖、楚、川、滇、山、直、沈、辽，以及西藏、新疆，皆为其足迹之所至。观英人向者曾与喀什噶尔酋目立约通商，或传言其并售喀酋以枪炮。夫喀酋为我国叛人，英廷既与中朝和好，岂不自知其不宜出此欤？盖英之结好喀酋，意亦在由印度以达云南也，其思深虑远也如此。若是，则变法自强庸可缓乎？夫治中即所以驭外。器精用足，兵练民固，而加之星使分驻各邦，消息相通，呼吸互应，诸国有不咸遵王度，共凛约章者乎？

　　睦邻

　　呜呼！时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尝见俞君廉石与张少渠书，其言曰：“今日中外大势，惟有因势利导之方，万无杜绝驱除之理。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固中国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之一大机会也。及今而不图，一旦高辛先我，悔之晚矣。每叹明季缙绅，谬以宋人金元之事比辽东，遂致不可救药，不谓今日议论，又将以议辽东者议西海，前车覆辙，殷鉴无闻，是亦可哀也已。”又读郭瀛仙侍郎《使西纪程》，其言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处凭凌，智力兼胜，其所以应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讲求？并不得以和论。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廷之资，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宁谓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师已屡闻此言。召公之戒成王曰‘祈天永命’。祈天者，兢兢业业，克抑贬损，以安民保国为心。诚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斯也。夫尊主庇民，大臣之责，胥天下而务气矜何为者？凡为气矜者，妄人也。观此，乃恍然于邻之不可不睦矣。”呜呼！二公盖深知洋务者也。昔在丙辰之冬，粤东肇衅，因循不问，贻误良多，而庚申遂至于决裂。顾其时，草野小民未尝不逆料其出于和也。淞滨老圃谓余曰，处今日之事势，若舍和之一字，无可下手。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及事大定，金粟峰头词人猝然问余曰：“诸葛武侯何如人也？”余应之曰，三代下一人而已。顾子之意，将以为猇亭之辱不报，而议和之使遽遣，忘怨崇仇，隐忍保国，平日自命为管、乐之才，而乃一筹莫展至此欤？顾天下事固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苟反其道而行之者，未有不败者也。子舆氏曰：“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民者也。”汤犹事葛，文王犹事昆夷，何足为病？汉高困于平城之役，而终至遣使和亲。太宗开国英主，而屈尊于突厥，终唐之世，周旋于回纥、吐蕃。宋真宗澶渊之捷，而犹许酬以岁币，聘使往来，悉以至诚相待。历代以来，所以结好远人者，其规模广博，犹可想见。盖王者保国安民，其道应如是也。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设使不忍小忿而遽开边衅，置数十万生灵于涂炭，而国是益以杌陧，岂计之得哉？况乎今日泰西诸国之来中土，非同有宋之于辽、金、元也。无皮币之奉，无金缯之酬，无聘问庆吊之烦，无慰劳送迎之费，不过出我市廛以陈琛货，利便商贾，转输南北而已。惟我待之亦惟克循条约，一秉定章，外示以优容，内行其裁制而已。即各国使臣驻我神京，咸奉礼仪，以与周旋，未尝不遵我制度，就我范围也。即有所请，可者许之，不可者拒之已耳，绝无所谓甲兵以示之威，干戈以示之勇也。即曰旧隙尚存，夙嫌未释，亦惟以大度包容之而已，岂若南宋之于女真，其仇不可一日忘哉？故在今日，惟有开诚布公，讲信修睦，遇有中外交涉重大之事，不妨召见其使臣，俾得从容以毕其辞，而总理衙门王大臣时与之往来，以得联其情谊，集思广益，未尝不由乎是。勿外示以羁縻，勿内行其阻抑，勿加以束缚驰骤，勿苛以繁文缛节。试观我国使臣至其国中，彼所以待之者何如，则我独不可行之于彼乎？自恃甚高而视人太卑，此虚骄者所为也，非圣朝含宏之盛量也。夫中外之情所以不通者，以隔阂太甚也。而隔阂之故，由于情疏而不亲，势尊而不近。我国王大臣又何妨纡尊降贵，相与通款曲、伸情愫，而了然洞烛中外之事故欤？

　　卷二

　　洋务上

　　呜呼！今日之所谓时务、急务者，孰有过于洋务者哉？四十年来事变百出，设施多谬，有心人蒿目时艰，辄为扼腕太息。夫国家之一举一动，所以多左者，由于未能熟悉泰西之情，而与之往来交际也。中外语言文字，迥然各别，彼处则设有翻译官员，及教中之神父、牧师，效华言，识汉字，留心于我国之政治，于我之俗尚、风土、山川、形势、物产、民情，悉皆勒之成书，以教其国中之民。而向时中国之能操泰西言语，能识英人文字者，当轴者辄深恶而痛嫉，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而其人亦类多赤贫无赖，浅见寡识，于泰西之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关心。即有一二从其游者，类皆役于饥寒，仰其鼻息，鲜有远虑，足备顾问。盖上既轻之，则下亦不知自奋也。因是，于其性情日益隔阂，于其国政、民情终茫然罔有所知，通商十余年来，无能洞悉其情状，深明其技能，抉其所短而师其所长。询以海外舆图，则以为非我所当知，或以为洋务一端自有主者，非我所能越俎。一旦交涉事起，局促无据，或且动援成例以为裁制，此事之所以多决裂也。如是则谓中国之无人才也可。西人凡于政事，无论巨细，悉载日报，欲知洋务，先将其所载各条一一译出，日积月累，自然渐知其深，而彼无遁情。国家亦当于各口岸设立译馆，凡有士子及候补人员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果其所造精深，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西国于机器、格致、舆图、象纬、枪炮、舟车，皆著有专书，以为专门名家之学，苟识其字、通其理，无不可译。如此，则悉其性情，明其技巧，而心思材力之所至，何不可探其秘钥哉？将见不十年间，而其效可睹已。此皆余二十七八年前之所言也，时在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噫嘻！是何一变至是也，是岂天道循环，人事变迁，应出于是哉？此我在二十七八年前，所未及料者也。特我谓今之自谓能明洋务者，亦尚未极其晓畅也。今日者不过相安于无事耳，求无不遂，请无不行，以谨凛之形观骄盈之色。其所称建制船舶，铸造枪炮，开设机器，倡兴矿务，轮舶之多遍至于各处，一切足以轶乎西人之上而有余，富国强兵之本，当必以此为枢纽，讲求西法，千载一时。不知此特铺张扬厉语耳，求其实效，仅得二三。有明之季，西洋人士航海东来，多萃处于京师。汤若望曾随李建泰出师，军中铸有西洋大炮，则克录一书著于此时，泰西能敏之人所在多有，亦无救于明亡，盖治国之要不系于是也。欲明洋务，尤在自强，自强之效则在治民、练兵。治民先在简择牧令，练兵先在整顿团练。盖先尽其在我，而后人无不服。我固能操必胜之权而立于不败之地，则人自然就我范围而莫或敢肆。实至名归，其道然也。试观《万国公法》一书，乃泰西之所以联与国，结邻邦，俾众咸遵其约束者，然俄邀诸国公议行阵交战之事，而英不赴，俄卒无如之何。此盖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呜呼！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诚能富国强兵，则泰西之交自无不固，而无虑其有意外之虞也，无惧其有非分之请也。一旦有事，不战以口舌则斗以甲兵，不折冲于樽俎则驰逞于干戈。玉帛烽燧，待于二境，惟命之从。不然，讲论洋务者愈多，办理洋务者愈坏，吾诚未见其可也。

　　洋务下

　　呜呼！至今日而谈洋务，岂易言哉？至此几于噤口卷舌，而绝不敢复措其手足。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故昔时患在不变，而今时又患在徒变。十六七年前，窃尝欲中国仿行西法，其言曰，以其所长，夺其所恃。故火器用于战阵，舟舰用于江海，语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逮乎同治初元，李伯相经略江左，始有江南制造局之设，丁中丞仿铸西炮，用以击贼，旋收厥效。然后，福州船政局相继并建，天津、粤东亦仿行焉。并时上海有广方言馆，广州有同文馆，而京师亦设天文馆。又有出洋肄业幼童百二十人，往学于美。骎骎乎日盛一日焉。宜乎西法之用，可以颉颃乎西人，然而未也。顾事求其渐精，而道无贵乎欲速，安知后日之遽不如西人哉？而我特虑其始勤终怠，畏难苟安，至于异日，或以无益而罢，或以经费不足而裁，盖在乎当轴者之转移推变耳。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于盈廷皆是。或惧其难以持久者此也。且西法之明效，犹未大著于国中，所行者不过在沿海数省而已。即如军士之练习洋枪者甚少，其余悉以成法，而文武取士两途，终不知变也。夫枪炮在乎燃放，舟舰在乎驾驶。今营兵悉以长矛、藤牌为从事，武科悉以弓石刀以区优劣、定去取，或有所更，则必曰，此营规不可易，大典不可改也。是则陆兵未知西法也。今水师仍以拖船及中国各式小舰，徒事虚糜，无济实用，材质既薄，风浪难胜，猝至洪涛巨浸中已不能自主，况乎其临行阵，习战斗，纵横轰击，以出于必胜哉？是则水师未尝知西法也。兹必使营兵改用洋枪，水师改用轮船，洋枪之外则练炮队，轮船之外则驶铁甲，按期演练，务极其精。武废弓石，而分为水陆两途；文废时文，而分数途以拔取。每省、每郡、每州、每邑，由国家设立文武学塾，以为训习，所以为储材之地，或即以书院改作。如是，方不至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今教官则为冗员，而书院竟成虚设。岁以时文取士，特不知时文究属何用，居然名之曰士，而其实则一物不知也。岁取数千数百之士，实则岁多数千数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已矣。夫取士之道，当取之宽而用之严，今则反是，泥沙与珠玉并进也，而又广其额，促其期，于是天下遂无真士。呜呼！此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不废时文，人才终不能古若，而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夫废时文，非为习西法也，经以裕其学，史以博其识，考舆图，明象纬，然后能知古而通今。否则，以有用之心思置之无用，不可惜哉？而本根所系，则在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必先以士始。朝廷之所以重士者在此，而民自无不兴起矣。士能如此，及其出而仕于朝，必有足观矣。风俗厚，人心正，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西法云乎哉，而西法自无不为我用矣。此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

　　变法自强上

　　呜呼！余今者观于中外交涉之故，而不禁重有感焉。泰西诸国通商于中土，亦既三十余年矣，而内外诸当事者，多未能洞明其故，若烛照数计而龟卜，其于利害之所系，昏然如隔十重帘幕。其有规恢情势，斟酌时宜，能据理法以折之者，虽未尝无人，而不知彼之所谓“万国公法”者，必先兵强国富，势盛力敌，而后可入乎此。否则束缚驰骤，亦惟其所欲为而已。故知乎此，则惟先尽其在我者，而后徐及其他。如讲求武备，整顿海防，慎固守御，改易营制，习练兵士，精制器械，此六者实为当务之急。而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否则人才不生。其次则在裕财用，如开矿铸银，尚机器，行纺织，通商于远许，贸易于国中者，皆得以轮舶，而火轮、铁路、电气、通标，亦无不自我而为之，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俾彼无所觊觎艳羡其间，此即强中以驭外之法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雷厉风行，安见其有不可者？设或不然，动遵故例，拘守成法，因循苟且，不知变迁，则我中国当自承其弊。何则？泰西诸国之群集而环伺我者，有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势也。且此之所变者，特其迹焉而已，治国之道固无容异于往昔也，如是，谓之战胜于朝廷。况乎当今之时，处今之势，固非闭关自大时也。泰西诸国之入居中土，有公使，有领事，有水师，有陆兵，战舰艨艟不绝于道。而我国之至西土者，落落如晨星，其有折冲乎樽俎、辉煌于敦槃者，未闻有人也。其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者，则有日报，时或辩论其是非，折衷其曲直。有时彼国朝廷采取舆论，探悉群情，亦即出自日报中。窃以为此亦可从而仿效者也。中外交涉之事，时时可刊之日报中，俾泰西之人秉公持论其间，是岂无所裨益者与？欧洲近日情形，其强弱大小，亦已了然如指上螺纹。普、俄、英、法，此四国者，皆于中土关系至重者也。三十年前所患者在英、法，而在今日所患者尤在普、俄。俄之于北方，如黑龙江，如新疆，固已形见者也。普则犹未著其端倪，迩者以晏拿帆船遇害被劫一事，普国立意索偿。识者以为交邻之道，玉帛、干戈二者实相倚伏。盖和则以玉帛相将，战则以兵戎相见，理无两立，事不并行。然则图治其间者将奈何？则将应之曰，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必谨必速，毋诈毋虞，又何患之有？至于英、法东来，皆于东南洋设立埔头以为外府，而普、俄则无之。今俄方注意于北方，筹度经营，未遑兼顾。普则欲图之久矣，特无间可乘耳。诸国通商之局，英为最巨，设一旦兵事或起，岂独无所碍欤？不知英固早计及乎此也。普、俄之骎骎驰骋于中土，岂英、法之所喜？特恐一旦事势所会，即英、法亦有不得不退听者。浸假普、法释嫌，英、俄结好，此固欧洲之福，而天下之深忧。总之，欧洲升平之局，识者以为恐未能持久，而亚洲变故之生，亦岂人事之所能逆忆。惟先尽其在我，以听之于天而已。尽其在我，则莫先乎变法自强。今日之当变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

　　变法自强中

　　然则取士当若何？曰，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始。夫人幼而学，壮而行，出其家修，即为廷献。今乃以无用之时文，为进身之阶，及问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则茫然莫对也。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何不以有用之时，讲有用之学？大抵必如前代科目法，区为数门，首曰孝弟贤良，次曰孝廉方正，三曰德著行修，四曰茂才异等。此四者皆由乡举里选，国家不必试其文章，但当优其奖励，以厚风俗，以端教化。至所以考试者，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词章之学，曰舆图，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辨论时事，曰直言极谏，凡区十科，不论何途以进，皆得取之为士，试之以官。至武科，亦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其上者则曰有智略，能晓悉韬钤，深明地理，应敌之机，制敌之命；其次曰勇略，能折冲御侮，斩将搴旗；其次曰制器，造防守之具，明堵御之宜，其建筑炮台、制造机器，悉统诸此，务足以尽其所长。凡此文武两途兼收并进，务使野无遗贤，朝无幸位，而天下之人才自然日见其盛矣。然则练兵当若何？曰，陆营必废弓矛，水师必废艇舶，而一以枪炮为先，轮船为尚，然后兵可强也。其为兵曰步兵、骑兵，其为队曰枪队、炮队。平日练之，自无不精，临时用之，自无不准，而后命中及远，足以攻坚而蹈瑕。水师则首在乎驾驶，必其能冲涉波涛，稔悉台飓，测量风云沙线，足寄以众人之命，乃可充其任也。其船之小者用于内河，船之大者用于沿海，至铁甲战舰用以守御，无不资水火二气之力，而专恃双轮之迅驶。惟其驾之已稔，自必操之在握，而后渡海入洋，足以御风而破浪。陆营、水师之练兵，一以西法为南针，必使其心志定，步伐齐，队伍肃，常若临大敌而可用也。此外汰冗兵，减军额，厚饷糈，俾足有以养赡其身家。驻防之兵居于营屋，一仿西国之制度，然后营汛各兵方非虚设。兵勇之外益以团练，依古守望相助之法。平日按期练兵，无得间断，而近地团练民兵，亦可入而学习。如是则兵皆可用之兵，而民亦可用之民，一旦有事，不至于仓皇无措。而民与兵和，兵与民习，亦不至兵民相凌，至生事端。能如是而兵不强者，吾弗信也。然则设立学校，以收教士之实效，当若何？曰，学校书院之设，当令士子日夜肄习其中，必学立艺成而后可出也。其一曰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经学俾知古圣绪言，先儒训诂，以立其基；史学俾明于百代之存亡得失，以充其识；掌故则知古今之繁变，政事之纷更，制度之沿革；词章以纪事华国而已。此四者，总不外乎文也。其二曰艺学，即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也。舆图能识地理之险易，山川之厄塞；格致能知造物制器之微奥，光学、化学悉所包涵；天算为机器之权舆；律例为服官出使之必需，小之定案决狱，大之应对四方，折冲樽俎。此四者，总不外乎艺也。文、艺两端，皆选专门名家者以为之导师，务归实用，不尚虚文，辩论时事，直言极谏。此二者，以觇其作吏之断裁，立朝之风节而已。于是士有以教，亦有以养，自无不奋矣。此外则有武备院、繁术院，用以教武科营弁，使之各成其材。然则废律例之繁文，而用律例之精意，当若何？曰，今天下之所谓吏者，必尽行裁撤而后可。内自京师，外至直省，大自六部，小至州县，举二百余年来牢不可破之积习，悉一扫而空之。而以为士之明习律例者，以充其任，甄别其勤惰，考校其优劣，三年无过，授以一官，以鼓励之。凡昔日之拘文牵义，以一字为重轻，借片言为轩轾，得以上下其手者，悉付之于一炬而后大快。州县监狱，必大加整顿，罪囚拘系无得虐待，夏冬之间所以体恤罪囚者，毋作具文。州县胥役，限以定数，毋得逾百人。凡此者，皆所以扩清积弊也。

　　变法自强下

　　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我中朝素严海禁，闭关自守，不勤远略，海外诸国至中华而贡献者，来斯受之而已，未尝远至其地也。以故天下有事，其危常系西北，而不重东南。自与泰西诸国通商立约以来，尽舟航之利，历寰瀛之远，视万里有如咫尺，经沧波有同衽席，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如英，如俄，如普，如法，皆欧洲最强莫大之国也。今以中国地图按之，则俄处西北，最为逼近；西南有英属之印度，毗接云南；而法兵业驻越南，则南界又复连属。诸国并以大海为门户，轮舟所指，百日可遍于地球，于是纵横出入，骎骎乎几有与中国鼎立之势，而有似春秋时之列国。惟是中国方当发、捻、回、苗之扰，前后用兵几二十余年，甫经平定。然则以艰难拮据之际，而与方盛之诸强国相邻，设非熟思审处，奋发有为，亟致富强，以图自立，将何以善其后乎？夫风会既有不同，即时事贵知所变。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彼以为此非独厚于泰西也，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絜短，而无所馁也。否则，行舟于海，彼则用轮而我则用帆，迟速不同矣；行兵于行阵，彼则用枪炮而我则用刀矛，命中制胜又不同矣。彼以训练节制之师，我以跳荡拍张、漫无纪律之士当之，乌有不败者哉？此强弱之不同也。彼则出地宝，扩财源，而我任听其然，不知搜取，徒知征之于民而已，此贫富之不同也。故日本乃亟思变计也，然则我中国曷不反其道而行之哉？我中国地大物博，幅员之广，财赋之裕，才智之众，薄海内外皆莫与京。溯乎立国规模，根深蒂固，但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则因地制宜，固不可不思变通之道焉。其道奈何？曰，毋因循也，毋苟且也，毋玩愒也，毋轻忽也，毋粉饰也，毋夸张也，毋蒙蔽也，毋安于无事也，毋溺于晏安也，毋狃于积习也，毋徒袭其皮毛也，毋有初而鲜终也，毋始勤而终怠也。必有人焉，深明制治之道，周知通变之宜而后可。否则，机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馆矣，遣发子弟固往美洲攻西学矣，行阵用兵固熟练洋枪矣，而何以委靡不振者仍如故也？洞明时变大有干谋者，仍未能见其人也？徒令论者以为西法不足效而已，或以为糜费也，或以为多事也，或以为无益于上而徒损于下也。呜呼！是非西法之不善，效之者未至也，所谓变之之道未得焉。彼言者直坐井窥天，以蠡测海耳，西法必不受过也。且夫西法者，治之具，而非即以为治者也。使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师其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则犹未可与权。盖我所谓师法者，固更有进焉者矣，彼迂腐之儒又何足以知之哉。说者又谓中朝制度迥越寻常，前代谟猷姑勿具论，即如我国家康、雍、乾三朝，圣德兵威，詟惕殊俗，式廓版图，讫乎化外，而一时简贤任能，张弛互用，三代以下不逮焉，复何论乎汉、唐。今诚一意讲求，励精图治，先有以明天下兵民之志，而后规复河运，酌禁鸦片，则闭关谢客，亦何不可自固我圉，而奚必鳃鳃焉学习西法也哉？子之所云，适足以贻笑于豪杰之士而自点耳。不知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因事制宜，以权达变。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

　　除弊

　　曩余曾论中国所宜一变者有四，曰取士也，曰练兵也，曰弼教也，曰明刑也。然则此四者之外遂无所事乎？而不知所当因革者尚多也。一曰清仕途。今日服官筮仕者，科目、捐纳、保举，三途并进，杂矣，滥矣。必当痛加沙汰，严为甄别，不必论声华，尚文字，惟以材干品诣为衡量而已。试之以事理则能呈，投之以艰巨则才见，委之以判决则识明。上日接见属员，勿间时日，必使之从容谈论，得以尽其词。而所以遴选守令者，尤必倍加严慎。一曰裁冗员。其有闲员末秩，备位枝官，无益于民事，徒足以耗国家度支者，无论文武，悉从而汰之。且一省之中，既有巡抚而复有总督，有时意见龃龉，而事权不能归一，往往至于误国偾事。在明代，总督之设，原属朝廷特旨，专以统制师旅，地方无事，即行裁撤，而我朝遂据以为定制。是则各省总督一缺皆可裁也，惟直隶、四川、甘肃不在此例。一曰安置旗民。旗民散处于各直省会垣，别设满城，给以糈粮，以为驻防，而以将军统之，并副之以左右都统，以重职守。其立法未尝不善，而二百余年来生聚滋多，供给日薄，而犹任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无所事事，专事嬉游，无异圈牢之养物。今内自京师，外自直省，凡有旗民满籍愿往开垦者，听其自便。西北一带如西藏、新疆尤多旷土，诚裂其地以封诸王子，如蒙古四十八旗之制，益之以满洲强族为辅，俾与蒙古、满洲互为联络，声气相通，亦所以壮屏藩而厚势力也。一曰废河工。治河从古无善法，而其实不外子舆氏所云，曰疏、曰瀹、曰决、曰排而已。盖水顺其性则流，逆其性则溃。今筑堤防，设闸闭，专事壅遏，河身日高，河岸日下，一有溃决，濒河数十万生灵悉为鱼鱉。然则何不因其势而利导之，使之北行，开通沟洫，西北得兴水利，可种稻田。如是，庶不至旱则赤地千里，水则汪洋泽国。西北之供亿全赖转输于东南也，况乎海运既行，漕运可废，又何必筑闸以蓄水，与水争道哉？夫每岁竭数千万于河工，毫无成效，无异乎辇金填海，病国瘠民，莫此为甚。议者谓海运但可行之于无事之时，若漕运之权则操之在我，老成谋国，以为殷忧。此则非我所知而未尝不笑其计之左也。一曰捐妄费。从来奢侈起于逸乐，节俭生于忧患，而欲崇节俭，必自君躬始。每岁织造中有可减者减之，有可罢者罢之，不必辄循常例。宫中所需宜有定数，内务府宜岁支以若干，而不必求之外省。各省贡品，视其所宜。其他修造之有可省者，工程之不必兴者，一例勿行，自然费不至于浩繁。一曰撤厘金。厘务之设，原以军需孔亟，不得已为权宜之计。今事平之后，久而不撤，且若视之以为利薮。数十里之地，关卡林立，厘厂、税厂征榷烦苛，商民交病，行旅怨咨，亦非所以为政体也，此苏子瞻所谓不终月之计也。今之理财者，徒见厘金一废则一省度支将无从出，不知绌于彼者赢于此，鸦片之税可以加重，而洋酒、吕宋烟皆可榷税，以入维正之供。古者本有丁税，现悉摊入田亩，然而善理财者，丁税之制尚可循古法以复之，惟毋使之扰民而已，安知非补苴之一道也哉？诸弊既除，百利乃兴。辟车路以通平陆，设电线以速邮传，开矿务以采煤铁五金，铸钱圆以便商民、足国用，行西北屯田之法以实营伍、赡额兵，制机器以兴织造，许民间用轮舶以达内河，立公司以贸易于外洋。然后朝廷之上破格用人，草野之间征举隐逸，简贤能豪杰之士，不次擢用，或备将帅之选，或堪出使之才，睦邻柔远，御侮保疆。而于东南洋诸岛、新旧各金山俱设领事，以树国威，以张国体，收拾中土之人心，翼保远方之黎庶，俾声威远暨，迄乎徼外，通商各国，皆简遣使臣前往驻扎。无事则礼乐雍容，有事则甲兵奋武，鹰扬八荒，虎视六合，方且轶汉超唐，驰乎域外。呜呼！谓不足见大一统之盛哉。

　　兴利

　　中国地大物博，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特当轴者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薮，而亟为之兴利焉耳。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况乎中国所产足以供中国之用，又何假外求而有俟乎出洋贸易也哉？呜呼！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又复大言而不惭，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如是天下何由而治？盖富强即治之本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既能自谋其生以优游于盛世，自然可静而不可动，故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西北之地，古帝王之所兴，建都立业，南向以驭天下，初何尝转输于东南？今河道日迁，水利不讲，旱则赤地千里，水则汪洋一片，民间耕播至无所施。此当相地所宜，而为民谋生聚之道，使其所产足以自给，或种木棉，或兴织纴，以补其所绌，亦或一道也。利之最先者曰开矿，而其大者有三。一曰掘铁之利。中国产铁之处不可胜计，盖矿中有煤则必有铁。今中国业经设立船厂、炮局、机器所，无不需铁以资熔铸，必取之于英，是以利畀外人也。今我自开铁矿，则一可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二可铸造枪炮，建制铁甲、战舰、火轮、兵舶，三可创造各种机器，四可兴筑轮车铁路，而亦可售之于西人，以夺其利。一曰掘煤之利。中国煤矿遍处皆是，西人向者曾遣格致之士细行考察，知中国一省之所产，足以抵欧罗巴一洲而有余。开矿出煤，于中西皆有裨益。何则？西国轮舶往来中土，其所用之煤皆自远运至，其费不赀，一旦设有不给，轮船即不可行，贻误非轻，若中国有煤，则彼取资甚便。西人每请中国开煤矿而不请中国开铁矿，其深谋秘虑，已可窥见其隐。英人本国虽仅屹然三岛，而以煤铁之利雄于欧洲，其煤铁多贩运于各国。中国既有煤铁，则彼贸易亦必稍减。且我有煤铁，而出口之价稍昂，彼亦无如我何，而我得以独收其利矣。一曰开五金之利。云南产铜，山东、山西产金，而烟台一带尤旺，粤东产水银，四川产银，此法人近日周历其地而知之，曾已绘图贴说，邮寄其国。中国诚能亟为开掘以足国课，而广铸金、银、铜三品之钱以便民用，俾易于流通，又何必全恃西国之银圆欤？其次曰织衽之利。织衽必以机器为先，事半而功倍，巧捷异常，而其利无穷。宜度各省所有之物产而设立机房，如织绒则设于天津、直隶，以取口外之羊毛，织布则设于上海、苏州，以就其地之木棉，织绸则设于湖郡、杭州，以购其地之蚕丝。西人贸易于中土者，不过以匹头为大宗，若我自织，则物贱而工省，且无需乎轮船之转运，其价必贬，西人又何能独专其利欤？此外则一曰造轮船之利。令民间自立公司，购置轮船，用以往来内河，转输货物，装载人客，既无虞乎盗贼，亦不费乎日时，此皆轮船之小者也。其大者，亦可上溯乎长江而远至于外洋，载运各货以贸易于欧洲各国，久而行之，其利自溥。一曰兴筑轮车铁路之利。今南北道阻，货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每苦其贩运之烦，劳道途之辽远。自有轮车，而远近相通，可以互为联络，不独利商，并且利国。凡文移之往来，机事之传递，不捷而速，化驰若神。遏乱民，御外侮，无不恃此焉。如谓敌国资其铁路而反可长驱直进，适以因之自敝。此殆不然。铁路虽蜿蜒千里，轮车虽势若奔电，而去其寻丈之路，即车不能纳轨，轮不能骤驰，或投石而斩木焉，即为之阻，又何虑之有？或谓开矿则足以扰民，是鉴于明代之失，而因噎废食也。夫岂无善法以维持之欤？或曰机器行则夺百工之利，轮船行则夺舟人之利，轮车行则夺北方车人之利。不知此三者，皆需人以为之料理，仍可择而用之，而开矿需人甚众，小民皆可藉以糊口。总之，事当创始，行之维艰，惟能不惑于人言，始能毅然而为之耳。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尚简

　　隆古以还，靡得而知之矣，唐、虞而降至于三代，其治不相袭。如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至于周末文胜，卮言日出，诸子百家各鸣异说，而朝聘宴享往来酬酢之间，其言词之繁、礼仪之费，徒尚虚文而无实用，其弊至于不可胜言。至祖龙崛起，悉举而付之一炬，此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盖天下为治无常，质胜则饰之以文，繁极则御之以简。自汉至今，几二千余年，人情之诈伪极矣，风俗之浇漓至矣。律例繁多，刑狱琐碎。文法之密，逾于网罗；辞牍之多，繁于沙砾。动援成法，辄引旧章，令人几无所措其手足。各直省禀报之案，虚词缘饰，百无一真，而更益之以六部之律例纷纭，互相牵制，不知此特便于吏胥舞文弄法，索贿行私，以上下其手而已，非特不能为治，且足以壤政体，而于经国治民毫无裨补。即其下，繁文缛节亦指不胜屈，要不过徒乱人意耳。故吾尝曰，吏胥所据之部例，士子所习之时文，皆可尽付之祝融虐焰中，而后大快也。昔者汉高祖之入关也，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言直捷简快，而其感于人心，已至于浃肌肤、沦骨髓。然则治天下，岂在乎法律之多，足以杜弊而止奸乎？时至今日，在官与在民皆患其繁，势不得不以简御之。其一曰任人。内而天子之权寄于宰相，宰相分之于六部；外而天子之权寄于督抚，督抚分之于牧令。皆必久其期，专其任，虽在远而信之不疑，毋令文法之吏得以掣其肘。既曰破格用人，则所荐举者试之于事，即可不次擢用，而毋令部吏拘以资格。推之于外省调迁委用，亦惟督抚得而持之，一切铨选诸弊端，毋得以挠其间。其一曰设官。请废捐纳一途，而以科甲、保举二者并行。科甲则废斥时文，专尚实学，务求其明晰时务，通达政体，于钱谷兵刑诸大端无所不通，使其于进身之时，即为作官之地，文字则其末也。保举则行古者乡举里选之法，孝弟、经济不专于一门，即使其疲车羸马，庐墓割股，致饰于外，而亦足以厚风俗，正人心，较之无用之时文，相悬奚啻霄壤？若捐纳不废，则官方断不能澄，宦途断不能肃，徒足以病国而殃民。即使此中有才，乡里中岂有不共举之者乎？何事于纳赀为也。其一曰取士。取士不尚乎多，而贵乎有用。今一邑取数十人，而名之曰秀才，其中珠玉与泥沙等耳。且间一岁而取数十人，不数年间，邑中为士者不少矣。为士者多，此民之所以病，而天下之所以乱也。汉家设力田一科，盖欲其无骛乎士之名，而尽其农之实也。取士既废时文，则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乎实用。此外则仿效西学，研求西法，务极其精，俾亦得以致身通显，则天下之士无不自奋矣。其一曰练兵。训练水师，整顿陆营，增置战舰。其所用之器，纯以枪炮，而废弓矢刀矛；其所驾之船，纯以轮舶，凡近日所制造者，尽售之于民间，或以供采办运载之用。此外裁汰冗兵，增给军饷，而后营伍无虚名，兵士得以尽心于王事。军中拔擢，以材力、器艺、技巧为先，而兵部但总其大成而已。别开武科，分为三途，一驾驶轮舶也，二制造器械也，三演放枪炮也。此与弓刀石三者，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者，相去不万倍哉。以上四者乃其大纲也，其所以御之者，贵乎简而已矣。至于与泰西诸国交际，则尤当以简为尚。周旋揖让，无徒事乎虚仪，当与之开诚心，布公道，可否决以一言，不必词费也。目今时事正坐坏于羁縻二字耳。曩时主国是者，尚拘泥乎成例，而今成例安在？可见事之不可不变通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非今日之急务哉？而何有乎言说之支离，何有乎文移之往复？其在治民也，于宽大之中隐寓裁制之法，务求其情得以上达，俾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如造轮船，制机器，设银肆，开煤、铁、五金诸矿，出洋行贾，轮舶行驶于内河，许民间设立公司，听其自为，而官常保助之，毋遏抑之。诚如是也，有不国治民安，上下相通，内外交悦，以臻于无为之化者，未之有也。

　　停捐纳

　　天下自捐纳之开，朝廷之上，几有市道焉。内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员始，以次递下，一切皆有价值，而更复减价折值以广招徕。从此守财之虏、纨绔之子，只须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部，立可致荣显，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搢绅矣。其用赀尤多者，即可领凭赴任。其指省分发，需次省坦者，亦复随行逐队，听鼓应官，公然以为民上自居矣。但得与上游相识，或有世交旧谊，立可得优差，或分派之厘税各厂，月取数十金或百余金。而问其果皆实心办事否，则月至不过数日，余皆委之司事而已。各厂事简而人众，不过上游以此为调剂而已，其所以糜费朝廷之府库者，不知凡几，是挟数百金、数千金，而月收其利至于无算。但在厂当差数年，而捐纳之赀早已全偿，及其挨班得缺，取盈于民，尚忍言哉。近日行捐员考试之法，以观其通否，而所出之题则策论也。闻悉系倩人代作，不过照例纳金以饱阍役之囊橐而已。若是者，仍非甄别以文字，而仍索取其货贿也。其有不觅代倩，不纳苞苴者，则必墨污其卷，涂改其字，俾置劣等，盖法立而弊生如此。夫所谓捐纳者，原与科甲不同，使必能以文字争长，则又何必舍科甲而就捐纳哉？今必试之以必不能之事，而曰不能则汰之，是亦冤矣。况乎居官莅民，独在区区之文字乎？其见亦傎矣。为上游者，独不可于接见之顷，询之以时务，试之以谳狱，示之以疑难案牍。只于数语之间，即可觇其才识，自此二三次或四五次，其胸中所蕴，能堪治民与否，当必昭然洞悉。才者进之，不才者退之，固易易耳。无奈今之为上游者，只以情面为瞻徇，请托为引援，钻营为阶进，财贿为升擢，逢迎结纳为与畀，惟便其一己之私而已。其所谓贤者未必贤，所谓才者未必才，官方何由澄叙，宦途何由整肃哉？原夫捐纳之初，已以利始，至此而责其志趣卑污亦晚矣。捐纳之弊，大者病国殃民，小者空糜廪禄，故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然则今日各省所有之捐员，将尽沙汰之乎，抑另试之以别事，使其各效奔走乎？吾请为上者大加察核，汰其不肖、不才、不能者，而擢用其贤者、才者、能者。沿海之地则先试之以洋务，其在他省则先以理财各事试之，果其不竞不贪，而后委之以民事，必倍昭其郑重，而彼自奋矣。或曰，为仕者贵乎通达政体，明察利弊，以爱民之实心，行爱民之实政。往往见科甲出身者，仅知诵读时文，迂腐之气，不可向迩，否则自恃为正途人员，骄凌贪愎，为人所不敢为。而捐员之抚字催科，反出其上，故才居报最行堪卓异者，多出之捐员之中。是则何途无才，捐员何不可与科甲、保举两途齐驱并驾哉？不知捐员之自拔于寻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坏国家之大体，为盛德之深累者，实无穷也。蒙故以为捐纳一途，万不可不停。然则今日之军需兵饷所以补苴正赋者，将从何出？此时帑项已极形其支绌，再裁此款，其势实难，此筹国是者断不肯听也。吾以为无难也。捐纳一途，但当如汉家纳粟之例，畀以虚衔而不能给以实缺，此外则如虞廷金作赎刑之例，但许赎罪而不能求官。且每年诏各直省督抚，痛裁糜费，厘税各厂，止设一官以专责成，其余一切罢之，即以羡余归之国家。且亦思捐例日开，捐员日多，现已有壅挤之患，再阅数十年，将所谓官者满街悉是，遍地皆然，烂羊续貂之诮，重见于今日矣，岂盛朝之所宜有哉？矧乎兴利之法，于今实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于累民病国？如开辟矿务，整顿鹾纲，鼓铸钱文，皆今日之要务也，何不次第而举行之？呜呼！宜废者不废，此民生之所以日敝，国计之所以日绌也；当行者不行，此财源之所以日竭，利权之所以日落也。徒令天下有心人抚怀宦习，蒿目时艰，虽焦唇敝舌，大声疾呼，而终至于无如何也。

　　设官泰西上

　　我国自与泰西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之事亦正多故矣，于是议者遂谓中外之相隔阂，固由于语言文字之不同，而亦由于声气之不通也，莫如遣使驻扎各国都城，而于华人汇聚之地，简派干员，设立领事，藉以为之保卫。此议一兴，论者以为然，于是朝廷简贤任能，各授以职，固有意乎经营远略，而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矣。顾或者以为，吾观泰西列邦之通商人国也，商之所至，兵亦至焉，无不驻战舰，设水师，置火器，往来络绎，隐然若备敌国，一有龃龉，兵锋立启。彼以为非如是，则不足以张国体，树国威。往者彼国之行贾于印度、东南洋也，率皆拱手以听命，于是蚕食鲸吞，据为己有，隶入版图。故欧洲各国所临其地之人，无不畏威奉令，退让慑服之弗遑。泰西之以兵力佐其商力也如此。若我国则不然，仅恃一介之使，天朝之命而已。其持节而至泰西也，即附乘其邮舶而行，一切咸赖西人为之调度。昔蔡侯、许男二国君也，以其同乘楚车，谓之失位，故不书于《春秋》。今钦使领事附乘西航，何以异是？则其衔命之初，已无威仪之足慑，又何论其他？至于领事所治者，商务也。若华民之至外土者，类皆潦倒困穷，流离颠沛，计无复之，远泛重瀛，以期缓死须臾而已，掘金而外，工匠、农役为多，安得有巨力者出其间？且其人，类皆顽愚凶悍，习与性成，在内地犹难加以约束，况其出乎数万里之外哉？既无名分之相系，又无势力之相维，一旦交涉事起，殊难措办。至于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东南洋诸岛，虽多闽、粤之人寄居，顾其人，类皆购田园，长子孙，数世相承，有在其地二百余年而不归者，率入英籍，为其管辖，所异者不过衣服、饮食、文字、语言尚如其旧耳。今我国设有领事以临之，恐未必为我所用也。或谓华民之流寓于各处者，不下数百余万，其中岂无魁硕贤豪，杰然特出，为众望之所孚，舆情之克协者乎？倘国家赐以尺一之书，立为领事，使之总理各务，必能施措裕如，折冲御侮，为邦家光。近如新嘉坡之黄君、越南之张君、旧金山之刘君，皆其卓卓者也。我国家如欲设立领事，何不使之前驱先导，辟莽披榛，以致其成效乎？吾以为此说亦未必然也。盖彼之所以取信于西人者，不过在贸易场中焉耳，于国家政事体裁未必能知之也。且彼声誉之来，乃由倚赖西人而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即使一旦畀以重任，亦复奚裨？试观出入西人之门者，其料事非不明，论事非不精，人人无不以为熟悉洋务，及既筮仕服官，而其设施展布，绝无所异于人。何则？其于一切消息，不能随事而通也，不能随人而访也。如是，局中之所事，实异局外之所闻可知矣，又何怪其昔昭昭而今昏昏也？吾见如是者盖不一其人矣。然则洋务岂易言哉？况乎出使远国，保持商旅哉。呜呼！立国以自强为先，在乎己者能有恃以无恐，而其余自无不举矣。

　　设官泰西下

　　中国地大人众，实为全地球之冠。以人数而论，几足以抵欧罗巴一洲，泰西诸大国无一能与之颉颃者。即以粤东一省言之，前时户口之数书于版籍者，不过三百万，今则几不下三千万。无论通都大邑人居稠密，即巨乡重镇亦皆有十数万众，其散而之四方者，莫能稽也。至其谋生海外，寄处于遐陬绝峤者，更不知凡几。大抵近自东南洋各海岛，如越南、暹罗、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非里比纳、婆罗洲、苏门答腊等处，远如澳大利亚岛、嘉厘符尼亚、秘鲁、古巴等处，统计之不下数百余万。而每岁附蕃舶以往者，犹络绎不绝于道。香港一孤岛耳，时为盗贼之巢穴，兽所嗥，兔所窟。乃自英人开辟以来，诛草莱，平荦确，建室庐，楼台四重，金碧巍焕，而华人趋之如鹜集，至今生齿渐众，已约十三四万，然犹曰此与内地毗连尚近也。东南洋中，凡西人所辟之埠，非华人旅处，不能成聚落，盖西人不过十之二三，华人则十之六七焉。华人至其地，即为其民，一切皆归其钤束。华人皆以为彼西官自能保卫维持，久已相安若无事。惟美国之嘉厘符尼亚一部，华人旅居者，近为埃利士土人所苛待，窘逐困迫，屡濒于危，由是喁喁向望，冀中朝遣使遥临，藉以镇抚而安集之。此人穷则呼天，疾病则呼父母也。古巴、秘鲁之为佣者，日遭虐待，困苦颠连，暗无天日，亦无日不冀天使之来，以拔之水火而登之衽席。今我国家眷顾苍黎，不忍以数百万赤子远弃之海外，特议简星使，设领事，以为保持计，其恩德汪洋膏泽，滂沛斯民，虽捐糜踵顶，亦不足以报万一。然而当斯任者，则甚难也。其在东南洋各岛者，既不能尽归我国领事所约束，而其备于异域者，身在槛阱，欲赎而脱其系，又非中朝力之所能及也。是则领事之设，亦惟虚位备员而已，于海外之民曾亦何补？一有龃龉，反足以损国体而失国威。或曰，泰西诸邦通商于吾中土者，未必尽强国也，如葡、比、嗹、瑞，蕞尔弹丸，亦不过比之滕、薛、邾、莒而已，而每遇事故，辄作飞扬跋扈状，吾中国亦无如何也。英、德、俄、美、普、澳，领事之权几与公使等，凡有所请，无不曲从。西商之来者，亦未必尽遵矩矱而守条教，其所谓入国问禁者无有也，惟径行其西律而已，中朝之律法禁令何尝能加于其身，是固何所恃而不恐哉？则曰彼盖以兵力佐其商力也。调水师，驻战舰，隐然若备敌国，而官吏廉俸、兵士饷糈，一皆取之于商人，而无烦其朝廷之擘画也。而谓海外华民能之乎？华民之至海外者，大抵皆赤贫无赖，计无复之，然后去亲爱，狎波涛，以一死作孤注。其中间有获巨赀者，则即以此为乐土，托西籍以自庇。其在彼处所以绳之者，西法也，讼狱之事，西官听之，虽设领事，岂能为之袒护？徒观其荷桁杨入缧绁而已矣。其在穷迫之民，宛转呼号，以诉于领事之前，领事其能代为设法乎？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惟有以此自解耳。领事既无利权，又无兵威，形格势禁，孤立无援，言语之不通，文字之不知，亦犹等诸木偶而已。或曰，嘉厘符尼亚一部，华人之殷富者未尝无人，况集腋成裘，积小成大，未尝不可为领事助。不知享其利而不能御其害，安其乐而不能免其灾，愈以解华人之体而贻外邦嗤笑耳。埃利士人之凶横，美官尚不能制，美廷明知其故，而反欲改易和约，以为弥缝，则亦大略可知矣。总之，其弊所由，则在西人至中国，则称之为彼国之商，贵逾上宾；华人至西国，则比之于己国之民，贱等仆隶。积重难返，无可挽回。有心人每论及此，无不吁嗟太息而并不欲见闻也。今请一言以蔽之曰，欲保民于海外，法立而威行，则莫如由自强始，而自强则在得人而已。

　　遣使

　　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设官置守，隐若敌国，而官之俸糈、兵之粮饷皆出自商，国家无所糜其帑项也。商力富则兵力裕，故商人于国中可以操议事之权，而于外也亦得以割据土地，经营城邑。如英之于阿美利加洲、于五印度，何尝不如是哉？近来情形虽已稍变，而商人固犹主持其间也。惟我中国则不然，重本而抑末，且商人亦绝少远贾于外者。今者海市宏开，泰西各国皆聚于一中国之中，通商口岸无不各设领事，著名大国无不互简公使，驻扎京师，往来兵舶，络绎不绝。而我国商人，从未闻有行贩于重瀛者，东南洋各岛及古巴、秘鲁、美之嘉厘符尼亚、纽约等处，所有华人皆亡命流离，计无复之，而飘零于海外者也，绝无所谓有身家名望者在其中也。故中国设立领事，简遣公使，或有以为是者，或有以为非者。盖无兵舶以为之翊卫，则不足以张国威；无商务以为之经营，则不足以裕经费。其势几同于孤立，一有龃龉，且亵国体。不知领事之设，所以司理商情，所系尚轻，公使之遣，则恭承简命，职重分尊，专以固好修睦，筹画军国重务。苟我国中有中外交涉之事，其中曲折是非所在，可以与彼国大臣面为敷陈，否则亦可陛见国王，布宣壹是。而所刊日报之中，如其议论未遵乎持平，是非有同乎倒置者，可以立为驳斥，俾通国之人见之而晓然。此所以达外情于中朝，而即所以布中情于远地也。如是则既不至于隔阂，又何事于纷争？故遣公使驻扎各都，于国事要非无裨者也。今通商诸国，其事变众多交际殷繁者，莫如英、法、俄、普、美，简遣公使，亦惟此五国为先，其他尚可从缓，此原权宜通变之道也。若以为非成例所宜，则今日通商一切诸事，请增埠，请驻京，其余纷纷上渎者，岂皆列祖列宗时固有例可援耶？何为乎既请而辄许也？总之，事贵因时以变通，道在与时而消息。先时而能通者，圣人也；后时而不违者，贤人也。时之为义大矣哉。呜呼！察几审势，此中自有权衡，安可与泥古非今者同日语哉？

　　使才

　　泰西诸国往来，首重通商，于是简公使设领事以联络之。公使总其大，领事治其繁，而交际之道寓焉，盖亦以礼维持之而已。使臣以忠诚外结异国之知，内为朝廷耳目之寄，诸国有意外大事，立即奏闻，其职綦重焉。领事则在保卫商贾，护持贸易，有事则据公法和约为办理，或有不行，则禀陈己国使臣，或转请之外部大臣，以俟裁决，此其大略也。惟是保商贾兴贸易者，固使臣、领事也，而远卫使臣、领事，使其威令得行者，则水师兵力也。水师、陆营以兵战，以力战，以出奇行诡战；使臣领事以笔战，以舌战，以心战，此所谓驾驭于无形，战胜于不兵。况西国使臣、领事设立已久，应办各事均有成章，且国步富强，在外商民均知法守，其办理交涉各事易若转圜。今日者，我国公使远行，领事出驻，为从来未有之创举，兼以中外异形，强弱异势，既无成法之可循，抑且远情之未浃。所驻之处，商舶未闻其时至，水师徒属之空谈。又在外商民率皆亡命无赖，结党肆行，淫博酗悍，靡所不为，而在中国之绅民，又复罔知顾虑，动与西人为难，一遇交涉事起，辄形掣肘。中西所立使臣、领事，其难易判然若此。吾窃以为无难也，在乎任用得人而已，其大要不外乎守约持礼，结信树威，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而已。今西国使臣之在中国也，动恃一己之见，辄肆欺凌，彼国朝廷多未之知也。夫中西之所以隔阂者，原以语言文字之不同耳。每岁西人在中国所行之事，其有关于中外交涉，而或未循乎约章，显悖乎和谊者，不妨备刊日报，俾其国人见之，庶知选事生衅者，咎不在华人而实在西人也，此所谓达内事于外也。使臣行辕宜设译官数员，汇观各处日报，而撷取要略译以华文，寄呈总理衙门，则泰西迩日之情形，正如犀燃烛照，无所遁形。即遇交涉之事，胸中自具成竹，此所谓通外情于内也。商力、兵力、使臣才力，虽互相表里，然有时亦不尽以势力行事。如美索逸犯芝士露，而英必谓依其国例，所交之犯毋许治以别罪。惟美人不可，谓例一国所颁私也，约两国所立公也，且立约在前而颁例在后，何得以例废约？英卒不从，两国遂将和约删除，此不以兵力之一证也。要之，使臣固当熟谙和约，详稔公法，审时度势，察机观变，以忠信笃敬，上结主知。泰西历来使才，均极一时之选。今我朝事当创始，尤宜郑重，遴正人，清流品，采声望，慎名器，毋使夤缘竿牍者，逞游说而恣簧鼓。盖简拔不精，登用太杂，收罗过广，升擢近滥，恐有以亵国体之尊严而贻远方之口实。今我国人才彪蔚，炳炳麟麟，文章经济足以华国而耀远者，讵乏其人？将见后来宣上德而树远威，必有班定远、傅介子其人者出焉，引上国以自重，辑强邻以来归，必有随何、陆贾其人者出焉。惟是维持使臣虽不尽在兵力，而指授机宜，则实系于总理衙门，故诸国部臣中以外部为最重。普相俾思麦之总理外部也，知俄人久存窥伺印度之心，于是貌与俄亲，以坚其兼并之志。俄人遂唆土耳其两教相争，而其乱以作，知英未尝须臾忘保印度也，阴怂英廷购受苏彝士河，以壮其拒俄之怀。于是英、俄遂有不并立之势，而又授意国中日报，屡言俄人在新疆辟路往印度，以激英之怒，及英相识其行间，而嫌衅已构，难以骤为挽回矣。若夫本国之事、西国之情，彼此皆宜速付邮筒，以通消息，故于亲疏强弱之际，所以待之者高下适宜，轻重各当。夫有使才而无兵力固不可，有兵力而无使才亦不可。法使边尼德体轻写约稿，徒为人绐，见哂邻邦，贻误本国。至如英使意理葛，一闻土王许俄兵来驻土京，即行飞报国中，请拨战舰守俾嘉锡海，谋于土臣，废去土王，而俄遂失望。此使才兵力俱极其能者也。凡此西国使臣之近事，我国使臣当耳闻而心识之，以扩其胆智，练其干材，而后睦邻修好尽其职，保商御侮著其长。上有以副朝廷委任之隆，下有以慰草野爱戴之切。树厥风声，恢乎罔外，非宣尼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欤？呜呼！孰谓使才之难得哉？

　　卷三

　　设领事

　　我朝今日拟遣使臣、立领事于泰西各国，诚千古一时之创举也，而论者或以为轻重失宜，后先倒置，而于睦邻之道犹未探其原也。岂以中朝之所谓睦邻者，不过在无事则羁縻之，有事则弥缝之而已耶？因此有不惬于西人之心欤？今在内者，措施未极其宜，办理未极其当，而即欲驰域外之观，则以后中外交涉之事，更臻繁剧，此不宜遽遣者一也。华民之羁旅于外者，悉遵其国之地方官约束，或有平时受土人之虐遇者，无可伸雪，今立领事，则控诉有门，吁呼有路，案牍之繁，势所必然。兹于莅临之日，不为之挽回申救，则不足以张中国之声灵，伸华民之愤抑。若领事许为之经理，则不独日不暇给，亦且力有未逮，此不宜骤遣者又一也。睦邻之道无他，首在自强，而自强尤以得人为先，得人必先以总理衙门始，所谓由内以及外，由近以及远也。今洋务一切未明，而遽欲长驾远驭，逞其雄图，吾未见其必有裨乎国是也。呜呼！洋务亦易明耳，不外乎以情喻之，以理折之而已。事有可行则许之，事不可行则明告之，务期于必信必速，毋卑毋亢。苟自问情无可疑，事无不直，则虽因此以得罪，亦无所憾。总之，凡事以一身任之，无贻朝廷之隐忧而已。苟徒以委曲周旋，逢迎接纳，以为弥缝之至道，羁縻之长策，则吾未见其可也。夫在今日非无通悉洋务之人，其在上位者亦未尝懵不知西情，无如身家之念重，利禄之情深，临事不敢担持大利害，惟虚与之委蛇而已。中朝之情，西人了然若指掌，阴为播煽，阳为恫喝，以肆诛求而行要挟者，无所不至。而西人究不得逞志于中朝者，非中朝之礼义可以优柔之，中朝之甲兵足以震慑之也，盖在乎泰西各国之互相牵制也。然将来强弱大小必有所归，其执牛耳而为盟主者，乃惟其所欲为矣。封豕长蛇，恣其荐食，虽在日后即在目前，然则我中朝自强之术曷可缓哉？惟能自强，则遣使臣、设领事，一切皆有实用，否则亦不过以虚文相縻而已。夫有国家者，在乎举贤任能，敬教劝学，通商惠农，所谓本也；练兵选士，制器造舟，开矿理财，所谓末也。睦邻柔远，一视同仁，破除畛域，相见以天，此以尽乎内者也；遣使臣、设领事，通文告之词，浃往来之谊，此以尽乎外者也。本末兼备，内外交修，则庶乎可矣。

　　传教上

　　呜呼！自泰西诸国议和立约以来，通商、传教，二者并行，而中外交涉之事，变故多端，龃龉迭至，近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普国晏拿帆船被劫，英国探路人员见戕，此事之出于通商者也；川省之肆虐教民，大通之惨戮教士，此事之由乎传教者也。顾中国之民往往不仇夫通商，而深嫉夫传教，则以传教之士深入内地，足以摇动人心，簧鼓世俗，其害至于渐渍而不可治。故近者如闽之建宁不许其建立会堂，皖之大通不许其宣传福音，蜀之重庆，不许其习教传徒，潜滋暗长，纷然与教为难，而且群起而肆其掊击。其间因教以滋衅者，大抵天主教居多。夫天主教之嚣然不靖，不独在中国为然，即在欧洲诸国何莫不然。溯自天主教之兴，始于罗马，即今意大利国是也。此外，如法兰西、澳地里、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皆崇奉天主教者也。若耶稣之教，创犹未久，行犹未远，三百年前路德崛起乃创行之。如英吉利、普鲁士、瑞典、荷兰、甸麦皆信耶稣教者也。天主、耶稣教各半者，则如瑞士、日耳曼列邦是也。当法国之强，天主教最盛行于泰西，几于出主入奴，与耶稣教各立门户，互相水火，窘逐焚戮，无所不至，而又主持国是，总揽朝纲，国君之废立更易，得以为政。逮乎法蹶普兴，教王失地，而普相俾思麦又设法整顿，隐为之制，于是气焰渐衰，而教士亦渐知敛迹。盖奉教诸国亦渐悟其教之非，如意大利则以教王之久据罗马都城也，深为痛嫉；西班牙则以怂诱乱党，从中翼助也，而恶之，屡谓政教二者勿相兼摄；法国之现任总统，英国之前任宰臣，无不欲削其权，俾其无侵国政。此近日欧洲裁抑教士之新章也。惟耶稣一教，不与天主教同日而语，其守己奉公，绳趋尺步，盖有与天主教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别辙者。而其入中国传教，自华民视之，一若无所区别也。足迹所至，异言异服，因之滋事生衅者亦有之。况中国所守孔孟之道，往往为所诋毁，听其宣讲者，必至强者怒于言，弱者怒于色。前时发逆之变，逆首洪秀全假其教名以倡乱，而耶稣教传道之士，不但不昌言斥绝，反与之通问言情，时出入其中，视为同教。薄海士民以其昧于顺逆，良深痛愤，此招物议之所由来也。议者以为诚如是也，将来易约之时，可否将传教一款删除，实可消无端之萌蘖，而绝无限之葛藤。如向者日本与泰西立约，教士但可旅居而不能传教，我中国何不可援此以行？不知此恐不能也，盖泰西诸国有所不许也。议者又谓如许教士深入内地，则事变繁兴，中西以此断不能言归辑睦。且中国何以不将前后情形遍告欧洲，诚以和约之立，有所利益，固宜谨守，而有时多所妨碍，亦可删除。即如蒲晏臣所立华民往美佣工之约，今美廷何以不守，而反拟请中国删除也？岂彼可行之于我，而我不可行之于彼乎？此屈臣公法二百六十三款中所有也。然而我恐其不能行也。议者又谓数年前，天津拟换和约之时，我朝廷已力请改除此款，而诸国皆谓，传教之士如遇有事，可交最近领事办理。然如四川一省教士殊多，而最近者为汉口领事，相距甚远，往返维艰，此中必多掣肘。夫保护天主教者法国也，法国今昔异形，与之妥商，或者可从。即法人仍蹈从前之积习，欧洲诸国断不代为之左袒，以兴戎而滋祸。顾以事理揆之法人，亦断不能从也。盖通商英为重，传教法为亟，法人自传教以外，别无所事。近来中廷一切措置，时为西人所藉口，谓中国惟欲闭关自守，不喜与诸国通往来，不然，何以遣使驻都，久未见其行之也？不知此皆臆测之词。总之，天下事与其求诸人，莫如尽诸己。传教之士则为西人，而入教之人则皆我民也。嗣后凡遇入教之民，则异籍贯，编门牌，给匾额，稍以示其区别。有事则归地方官惩办，教士无得袒护，而无事地方官民亦无得苛待。教士所至，须问民之愿否，毋得以势力相强。此皆各尽其分所当然而已，而又何龃龉之有？

　　传教下

　　迩来民教相涉，辄致中外龃龉。推求其故，大抵一由于愚民之无知，一由于教民之有恃。由泰西至中土传道者，一曰天主教，一曰耶稣教，虽曰同源而异流，而教中规仪迥判。自西人言之，不独有新旧之殊，亦且有邪正之别，在泰西本国中久相水火，惟在中土则分道扬镳，两不相涉，所谓各行其是而已。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远，内地乡落无所不至，耶稣教则不过通商口岸耳。而近时传道宣教者，辄以华人，虽西人足迹所不能至，而华人则无不可深入也。所至之处，久之必至互相驳诘，此积憾生衅所由来也。西国奉教之士，其来也由于考授，非世家子弟，亦彼国俊髦，于西国书籍既通，而又肄习中国之语言文字，其学问之深者，亦卓然可称为专门名家，其性情品诣，有时亦复蔼然可亲，纯然有异。惟华人之进教者，大抵愚者多而智者少，明者寡而昧者众，理趣既未能深造，言语亦未能圆融，动辄诋孔孟为不足师，程朱为不足道，悍然宣播于众。夫其言而出诸西人，听者尚能少忍，至出自华人，则强者弱者必群起而攻之矣，此事变之所以生也。至于华人之疾憾西人，盖亦有故。西人在其国中，无不谦恭和蔼，诚实谨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为，竟有前后如出两人者。其周旋晋接也，无不傲慢侈肆。其赜指气使之概，殊令人不可向迩。其待仆隶下人，频加呵斥，小不遂意，辄奋老拳。彼以为驾驭中国之人，惟势力可行耳，否则不吾畏也，且欺我者随其后矣。其游历内地也亦如此，所以动至取祸。又华民之所讲者，尤在顺逆之分。曩者发匪之乱，彼则以为此乃君民相争，无预我西国人事，探贼所近之处，私售以枪炮药弹，载运接济，不绝于道，而教士中尤先为通问，喜其为同教也，民间由是切齿痛心。何不思立约通和乃出自朝廷，发匪乃朝廷叛民，岂宜私与之往来，潜为之翼助，使华人在西国者易地而为之，西国朝廷其能不问乎，西国民人其能不怨乎？此即所谓恕道也。西人或者其未尝反复思之欤？不然，西人至此以货易货，自鸦片漏卮之外，其余未尝不有无相易，贵贱相征，自可耦俱无猜，同沾夫利益，而何衔憾蓄愤之有？或者谓唯唯否否，不然，此特小焉者也。自通商以来，索口岸、索酬饷，辄以兵力从事，据我名城，俘我大臣，而又连樯北上，谓将入告，以至国步多艰，所不忍言，此非薄海臣民之所共愤者耶？故言乎我国家之待西人至为深厚矣。恩意缠绵，礼文渥挚，无区畛域，悉予怀柔。即如经过关卡，出入城垣，独示优崇，异于常等，岂西人未之知耶？故今日之为西人计者，要当尊朝廷，守和约，而中外交涉，一切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其通商也，以片言括之，曰不欺；其传教也，以二字赅之，曰无强；其彼此往来也，曰毋骄毋肆，如是而中外安有不辑睦者哉？昔春秋列国之相约曰：“尔毋我诈，我毋尔虞。”今亦当益之以四言曰，毋尚势力，毋恃兵戎，各泯意见，共矢和同。

　　达民情

　　天下虽大，犹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犹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故礼乐刑政，可因时以为变通者也；宽猛张弛，可随俗以为转移者也。而独至民志之孚，民情之洽，则固有其道焉，初非智术得而驭之，权势得而驱之也。中国地大物博，生其间者，莫不沐浴先圣之教，知所以尊君而亲上。而世变日新，其君子则多狃于因循，其小人则渐趋于浇薄，以致寡廉鲜耻，各怀一心。此非运会之使然，天良之尽汨也，其故皆由在上者，视民间之疾苦，忽不加减于心；斯在下者，视长上之作为，原非有利于己。如人之一身，其手足则麻木不仁，其耳目则冥顽无觉，而心腹溃瞀，终莫知其所以然，故一举一动，悉听命于人，惟唤奈何，究不能自立也。今圣君垂拱于上，群贤翼襄于下，励精图治，以期扫除积习，渐臻富强，此正大有为之时，不易逢之会，而民风尚顽梗如故，民情尚游惰是耽。其不幸猝遇凶荒，则哀鸿载道，迁徙流离，莫保朝夕，此非上天之不仁爱也。窃尝究其得失，揆其由来，即委穷原，参观互证，盖以为上下之情，不能相通而已矣。欲挽回而补救之，亦惟使上下之情，有以相通而已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不甚相远也，而上下之分既殊，则上下之势相隔。其赖以略分忘势，爱戴维深，嫌疑不起者，则恃乎情之联属焉耳。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忱。如心志之役股肱，如手足之捍头目。所以远涉重瀛，不啻本境，几忘君民之心，惟期国运之昌，数十年来，中原之大，皆其足迹所及，此其明效大验也。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任司牧之权，于簿书、钱谷、刑戮、鞫讯外，已无他事矣。其民之生计若何，困苦若何，为抚字，为鞠谋，贸贸然不暇计也。夫天地之生，人为贵，竭其手足之力自足以赡身家，运其心思之灵自足以成事业，特无有为之倡率，斯或狃于积习，不知振奋耳。即如佣工外洋之徒，其迫于饥寒者半，习于游惰者亦半，然一至其地则竭蹶从事，能耐劳苦，反有出乎土人之上者。故西人观此情形，每谓中国之人赋性灵敏，勤于作事，且自奉俭约，凡垦辟荒芜必藉其力，国家有意经营，宜广为招徕，以收后效，是西人亦知中国之民之大可用也。故即嘉邦埃利士人，视同仇敌，而美廷犹思有以保存之焉。由此观之，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别求他术也。能通上下之情，则能地有余利，民有余力，闾阎自饶，盖藏库帑无虞匮乏矣。由是而制器则各呈其巧，练兵则各尽其材。上下同心，相与戮力，又安见邦本既固而国势不日隆者哉？

　　保远民

　　东南洋诸岛国，久为欧罗巴洲诸国东来之逆旅，兼并剪除，殆无遗蘖。而在曩时，固中朝贡献之邦，预共球之列，备藩封而登王会者也。闽、粤之人惯于航海，不惮涉波涛，历险阻，以远贩于东南洋。三百余年来，往者日众，多有购田园，长子孙，建室庐，以此为乐土者，其数散布于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等处，几不下百数十万。呜呼！何其众哉。顾其人虽久旅不归，而犹奉正朔，守法制，语言文字不改其常，服御衣冠无殊其素。虽在遐裔，而犹翊戴王灵，眷怀故土。窃尝谓此百数十万中，岂无为之魁为之杰？如昔日吴元盛其人者，是亦海外之扶余也。故欲收拾人心，莫如我朝设立领事，以约束而维系之，而惜乎其迟之又久而不行也。乃观于今日则有不然者，而未尝不慨想乎昔之盛也。异俗殊方，无不喁喁向慕，梯山航海，弗惮其难。至于今，凡兹远旅东南洋海岛之人，何莫非圣代之苍生，盛朝之赤子，而乃一离版籍，遽昧本来。于何见之？于郭筠仙侍郎衔命出使英京，道经新嘉坡、槟榔屿而知之。当星使旌节之遥临也，闽、粤诸商人择其耆硕公正者，恭迓于江干，星使爰进而谓之曰：“庶矣哉，我民之旅于兹土也，耕作食力，乐业安居，几若海外别有一天。然我圣朝膏泽涵濡，恩德汪、，眷彼南荒，爱兹黎庶，未尝不念汝众之寄处于遐陬绝峤也。保卫之思，劳于宵旰。不久拟即设立领事，以抚绥而教导之，想亦汝众之所乐闻也。”时有一人，彼众之所推为巨擘者也，起而对曰：“我侪托处于兹，受庇于英国宇下。英之官吏保护有加，我侪固安之久矣。今中朝欲设领事，窃谓徒多此一举也。”噫！由此言观之，东南洋旅处之人心涣散久矣，其尚能收拾乎哉？西入之论是事者，谓华商之不愿设立领事，实恐中国领事官或习于贪婪也。簠簋不饬，苞苴公行，诛求无艺，悉索难堪，适足为中国玷耳。呜呼噫嘻！是何言欤？乃说者犹谓是亦别具见解，殆不可以尽非，岂以我国之所谓官者，皆不能称其职欤？窃谓事势至于今日，设立领事固有所甚难，我民之旅居于其地者虽众，而悉归西官所辖治，一切讼狱主自西人，彼以居我地即我民也，中国虽有领事，徒拥虚名而已，实不能治一人也。其所理者，华商至彼之船舶而已，事简刑清，直可卧治成之。若其设领事于香港，亦犹是耳。英国虽无入籍之例，托居境内，即属编氓，且我民为其所治久矣，岂肯以中国设一领事，一旦尽举百数十万之众，而归隶于中国也哉？按欧洲诸国之例，凡他国商民行贾于其国中者，犯事则归其国惩办，然不能视同己国之民也。独于华民，一若私为己有，亦以中国自二百余年来，未尝一过而问之也。蚩蚩之众，犹羊无牧，亦可哀已。至于今日，根深蒂固，实难骤以挽回。顾其道则惟在自强而已矣。自强之道奈何？曰：治战舰，练水师，商舶贾艐，绎络海外。凡闽、粤商人之货舟往来，悉以中国旗帜，以兵力佐其商力，如是始可惠保远民而收拾人心。呜呼！亦惟需之以渐而已矣。

　　禁游民

　　三代以上之所以治者，士农工商四民，各事其事，各务其业，而绝不闻其游手好闲，玩日而愒时者。降至战国，游说之士兴，挟策以干人主，立谈之间可以取富贵，登卿相。此风一开，互相慕效，而于是世多惰民。迩来中国之所以不古若者，以游民众而务士农工商之正业者少也。今日之所谓游民者，凡四，其一曰官。自捐纳之例开，稍有赀财者，纳粟即可筮仕，其贫而略有材干者，多方告贷，以官场作利场，狗苟蝇营，靡所不至。及既指省需次，听鼓应官，绝无所事，惟仆仆奔走于上司之门，否则浮沉于僚幕中耳。一省中所有闲员冗官，盖不知其凡几，此皆有官之名而有民之实者也。如是则仕途何以肃，官方何以澄？况乎捐纳之外，其夤缘保举，浮冒军功，以幸登于仕版者，又不知其凡几。岂不足为地方之深累，而至病国殃民乎？其二曰士。今之所谓士者，皆有士之名而无士之实者也。字义不明，句读未知，仅诵四子，即读八比，列名试籍，遂嚣然自称曰士。其实筋力脆弱，材智凡庸，既不能负贩，又不能操作，特借士之名以掩其所短，而得以置身教读，训诲童蒙，岁取束脯养其生。况自学额既广，其在胶庠者愈众。岁科两试，大县取至数十人，十年之间，所见无非士也。于是士日以贱而士之品益坏，流弊之极，为师者日多而为弟者日少，师道亦因之不尊，其足以误子弟，敝风俗。人心世道之隐忧，未必不系乎是。其三曰医。古者设有医官，须历试之有验而后可医人，故医术相传，具有精意。古语有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今则不然，稍知字义者，偶阅方书，即居然自命为能医。悬壶市上，其门如市。而问以脉理之浮沉迟速，不知也；问以病证之虚实死生，不知也；问以药性之寒凉温热，不知也。徒以指下杀人，草菅人命而已。此则名为医，而实则藉医以自活，徒足以害人而已。其四曰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建寺则占有用之地。凡寺有田，食其租税，以国家之田赋，而养无益之废民，又以布施福田之说，簧鼓世众，人死则铙钹喧阗，藉以取利，其所以惑世诬民者，不一而足。其尤甚者，焚香聚众，习教传徒，足为地方之隐患。此当如韩昌黎之说，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俾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则庶乎其可也。凡此四者皆游民也。今欲天下之治，尽驱而归之于四民之中，使之各务本业。教读之事，一使士为之，而取士之数有定额，宁少而无多。郭侍郎星使衔命至泰西，驻居英、法，而叹英之风俗犹为近古。即以伦敦言之，不下五十余万众，而其为游民者，千百中止一二人，其余各力作以糊口，从未有舍业而嬉者也。即其所设机器各局，虽事半工倍，而无不需人焉为之料理。英民恃机器以生者，盖难以偻指数。故其民情之醇厚，风俗之敦庞，盗贼不兴，劫夺无闻，骎骎然可几乎三代之盛也。呜呼！英国善于治民，又长于治兵。今中国所设兵勇，亦犹之游民而已。是于四游民之外，又增一席也，可不力为整顿也哉？

　　练水师

　　国家慎守封疆，经略区宇，可百年而不用兵，不可一日而或撤防。防之之道有二，一曰防陆，一曰防海。今海外大小诸国，皆叩关入境，通商互市于国中，而自北至南，又皆濒于大海，故海防为尤重，是则水师、战舰要不可不亟为讲求矣。或曰，善用兵者，在知其所短而用其所长。中国在今日，与其战于外洋，则不如守内河。诚以火琯风轮，其势綦捷，奔霆激电，其威异常，中国之船舰兵卒，无一可以当之者。是不如暂避其锋，诱之深入，然后我集而攻之，庶得以尽我技之所长而奏效焉。此言也，诚可谓之知彼知己矣。顾近今二十年来，其所以整顿措施者，又一变矣。上海、福州皆设立机器制造局，所建火轮军舰，实繁有徒，虽冲波涉浪而不畏，是岂不能决战于海外哉？惟此等之船，皆可统谓之货艘，而不得谓之战舰，仅可装贮军装，载运兵士，以取便捷而已，不能驶至外洋，纵横于洪涛巨浸中，与泰西诸国争一日之长也。何则？船身高耸，机轮迟钝，式样陈旧，材质窳下，兼以驾驶乏人。无事之秋，悉恃西人为之指挥，一旦西人辞职而去，仓卒之间，欲求善于驾驶之人，岂可得哉？且战阵之际，波涛冲激，炮火飞扬，烟障目而尘蔽天，其能于仓皇急遽之中，有镇静从容之度乎？其能转舵随流以据上风，燃炮纵击，操必中之技，而决必胜之权者乎？恐未有也。顾聚南北之轮舰言之，要不过数十艘而已。而今时水师日所操演者，则皆炮艇拖船也，一出外洋，骤经风浪，颠覆倾簸，救死之不暇，而何暇于出战乎？呜呼！即以轮舰与西人相持，尚不值西人之一噱，此则如摧枯拉朽，只消一铁甲战舰临之，悉成齑粉。以有用之财而造此无用之船，是驱水师而纳之于死地也。今即在西国造铁甲，购战舰，而不知所以用，亦徒糜财饷而已。盖铁甲有宜于守者，有宜于战者，巩固高大则守舰也，灵捷轻敏则战舰也。西国船制日有变更，精益求精，新益求新。向时帆舶可战于大洋之中，今则航海亦不复用；向时轮舰但以高固为先，今则战时船身皆没于水中；向时置炮以多为贵，凡侈言其船之巨者，必曰载炮若干门，今则炮以巨为尚，船之首尾仅载两炮，藉以收功于一击。若是则我国在今日所有沿海水师，亦必一变矣。一曰演练。凡属水师，必精加遴选，虽遇风浪而不惊，震雷霆而弗畏。燃放大炮，具有定准，能随船之东西而为炮之转移。一曰驾驶。宜简老于航海之舵工，入西国塾中精加习练，而择其最优者以备用。水师舵工既已得人，而船制亦必尽更。凡今所有一切炮船拖船，悉废为民船，而专用火轮战舰，其守口则用英国根钵之制，使大小互相联络。于沿海地方，设立水师馆舵工馆，日加讲肄，少而习之，壮而用之，自不患其无人，而又何必取材于异地哉？或曰，如是则更张太甚，且需积日旷时，非一朝一夕所能奏功。不知不如是，则水师不强，海防同于虚设耳，徒糜费朝廷之饷糈，而无济于实用，一旦海疆有事，束手以待毙而已。予之以战舰而不能驶行，予之以大炮而不能燃放，望洋惊叹，空切踌躇，上之损国威而坠国体。此有识之士所以抚膺而发愤，奋笔以陈词者也。呜呼！苟于水师、战舰二者，不亟改新章，大加整顿，则请废海防而勿复讲矣。

　　设电线

　　中国急务在于裕商力，修兵备，固边防，造战舰，筑车路，设电音。六者难以一时并举，要当次第倡行。留心时事者，已不惮词费，刺刺不休，而闻者抑亦耳熟能详，几目为老生常谈矣。虽然，时未至而议筹办，则嫌过于张皇也；时既至而犹有待，则将坐失事机也。过于张皇则劳民伤财，反贻讥于作无益以害有益；坐失事机则纵敌玩寇，终必至于进难战而退难守。譬如弈棋，一子错下，则全局俱失。所关非小，不可不察也。我国家近拟于各省整顿海防，诚却敌之谋，安邦之策，然亟宜筹办者则莫如电线。夫电线传递信息，最为神速，夫人知之，然亦知海防非得此，无以侦寇踪而集战舶乎？夫沿海险隘，有炮台而无战舶，则炮台亦成钝物；有战舶而无电线，则战舶亦属玩器。何则？中国海疆辽阔，各省险要之区，即分兵驻守，而每苦于势分而力薄。若与敌国构衅，彼得窥探我之虚实，猝来攻击，所恃者有战舶以往来游奕，分途救护耳。然购造一战舶，动费十数万金，各省只可筹设三五艘，藉资防守，又必分泊各处，期秉其厄塞，壮其声势。若是则敌人何难侦知我船舶在何处，潜约其船，猝出不意，合而攻我。苟无电线以报警，则各省无由得知，何能倍道来援？一船有失，所费不赀，而各处为之夺气，此则事之最可危者也。且无电线，而敌船窥探海道，倏忽出没，亦难以追踪而蹑迹，不能预约水师为遏防，阴有以销其觊觎之心，显有以沮其侵伐之计，是又非所以弭患于无形，防害于已著也。欧洲之国，英、俄形势可称劲敌，论巧则俄不如英，量力则英不如俄，两相当亦两相忌也。两国水师当无事时，彼此蹑后，互相窥伺动静。倘俄以两艘兵舶出海，英亦以两艘或三艘随而缀之，英之兵舶出海，俄亦如是，随时以电线传报信息，刻刻预备，隐如开仗者然。故两国虽不相下，而均无罅隙可乘，终不能得所藉手以求逞志也。今者中国时局日异而岁不同，倭则狙伺于东南，俄则虎视于西北。若不设法，亟使中原各处势成常山之蛇，率然首尾相应，腹背相护，则一处有惊，将全省震动，一省有事，将天下惊惶，何以使海波不扬，烽烟永熄也哉？津沽为水道入京门户，宜先由海底建一电报，通于两江、吴淞等处，由是而浙、闽，由是而粤东，凡属海疆重地，莫不建设周密，四通八达，无远弗届，务期消息瞬息可通。无事则各国战船驶进入口，立刻报知督抚大员，以便速派师船侦其何往，察其何为；有事则专报军情，或往援以歼敌，或犄角以壮威，或要截其来助之船，或袭击其撤退之卒，则敌虽勇悍善战，而深入重地，未必遽能得志也。且各国公使皆聚于京师，遇有交涉之事，办理稍形龃龉，动辄下旗决战，立发电音回国，调取兵船，专事恫喝。若无电线，则各省大吏茫未有知，即知亦难刻期集事，而仓猝之际，被其蹂躏者必多矣，观于道、咸年间故事，即可恍然悟矣。然则电线一事实关至要，不当乘时亟设也哉？

　　制战舰

　　战舰为水师所必需。自泰西轮船之制行于中国，而滨海之区，守御之具，又别开一生面矣。然中国向以文德致郅治之隆，武功非其所尚，故武备即经讲求，究不如泰西之精益求精，无器不备，即无器不利也。泰西各国多濒大洋，陆兵虽经训练，究非所重，惟战舰则各运匠心，其船质必求敌炮不能洞穿，其火器必求敌兵不能抵御，虽过于重大，不免进退之间未极灵捷。然式样日新，制造日巧，防守海口，不啻金城汤池，驶进敌境，不啻奔雷激电，其为用固有足多者也。惟建造一船，所费浩繁，故泰西各国战舰虽多，而求其杰然特出，无与比伦者，即在英、法、普、奥素称雄国，亦不过各得一二艘而已。盖需赀既巨，多建为难，但得收镇守之效，助声势之雄，斯已足矣。我中国慎固海防，留心武备，近多购造，然如泰西之铁甲战舰，虽经购受一二于外洋，究非登峰造极，足以纵横于洪涛巨浸之中，而操必胜之券。故西人每谓以中国之大，水师之众，尚不知变更旧制，讲求新法，而求所以称雄，是亦难矣。岂知为政贵审乎时宜，而用兵必明于地利。中国幅员既广，不必以兼并为心；河道纷歧，原自有险隘可守。凡所设战舰，无事则资巡缉，有事则壮声威，惟期分守险要，出入河道，便于往来，宜于守御，斯足以固边陲而卫社稷矣。故近日所制炮船，惟取其多，不贵乎巨，盖几经审度，期于讲武之中而尽美善之法也。善乎！英国议局人员布拉斯之言曰：“当今之世，若装水师战舰，铁甲之外，以小者为佳。盖装大船则所费既多，以一大船之资，可分造小船数艘，驾驶既便，攻击复捷，其利一也。大船所发之炮，不能击尽小船，以数小船围攻大船，炮弹无有不中，其利二也。大船猝遇水雷，微有损坏即难御敌，小船为数既多，彼此可以互相救援，更番进战，敌计难以猝施，其利三也。小船所费既少，即有事亦易建造，其利四也。小船既众，置炮亦多，较诸大船倍能命中及远，其利五也。船小则食水亦浅，凡焚毁城郭，轰击炮台，大船不能驶进者，小船自可近岸，其利六也。两军接战，胜则可追袭深入，败则可退守河汊，其利七也。若以水雷炮置于小船中，进迫敌船，又可乘机施放，其利八也。”布君所论如此，亦足见战舰惟宜求精，不必求巨矣，所谓精骑三千，可敌羸牛数万也。方今留心时务者，每欲事事效法泰西，即各省河道，亦议浚而深之。然河道既浚，虽属便于轮船，而不幸祸变猝兴，究不知何险可守也。则不若多造炮船，精练水师之足以巩苞桑之固，而奠磐石之安也。

　　慎用兵

　　兵凶战危，故圣王不得已而用兵。或衅非我启，事至乃应，端非我开，迫而后起，不为戎首，不为祸始，诚所谓出于不得已也。然而兵锋一交，不可终弭，即幸而胜，所伤已多，况至于败北奔亡乎？其害实有难言者已。尝观英京日报所核，欧洲各国战争之时，劳民伤财，统计其数，刊为清单，不禁阅之而慨然也。夫用兵之际，伤人民，糜帑饷，固不待言，而其中因积劳成疾，殒命军营，殁于王事者，其数更无可稽。伦敦《泰晤士报》内载，泰西各大国军兴以来各款节目，据称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此二十五年中，各国兵兴，其战死疆场者凡一百九十四万八千人，度支库项凡一万二千六十五兆圆，军士之逃亡死伤，房屋货物之焚烧毁坏，概所勿计。其中俄、土两国于十二年前构兵之时，计兵士战死者七十万人，所费帑金一千七百兆圆，此即英、法助土攻俄之役也。而我中朝，自道光末年粤西始乱，发、捻、回、苗相继并起，薄海云扰，苍生鼎沸，蔓延十数省，抢攘二十年，陷城邑以千百计，杀人民以亿万计，亦可谓祸极而惨至者矣。是则此二十五年中，中西皆有兵事，其杀戮之数，多寡不可计极，财殚力痡，几于相同。然而用兵之故，则有异焉者。中国以王师征叛民，名正而言顺，其自外生成，妄思篡踞，毋论不容于尧、舜之世，抑亦徒取死亡耳。惟我国家深仁厚泽，浃洽人心，歼厥渠魁，协从罔治，以天地祖宗之灵，社稷人民之福，出民于涂炭，救民于水火，其事虽劳，其心弥苦，而其衷可大白于天下。若西国则不过为争地争城起见耳。子舆氏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如英、法与俄争土，普之伐嗹、伐澳、伐法，皆志在幅员，割土地，扩版图，而驱人民于死地。其一时鹗视鹰瞵，狼吞虎顾，惟知树威克敌以相雄长，执欧洲之牛耳，至于糜烂其民，弗顾也。夫保民与殃民，其心孰善？守土与益土，其事孰公？必有能辨之者。况乎欧洲各国之战，与朝廷之进征乱党情形不同，器械亦异。中朝虽亦不废枪炮，而弓矢戈矛，长器与短兵相间。西国则惟恃火器而已，雷轰霆击，岳撼山摧，无坚不洞，无锐不糜，以骨肉之躯当之，未有不为尸山而血海者也。是以普、法蔑士外之战，一日而至十万人；师丹之战，一朝而至数万人；即近日俄、土加里布之战，亦顷刻而死伤三万二千人。倘欧洲诸国一旦并起而争雄角胜，其犹等性命于虫沙，委膏血于草莽，不至人类胥泯而不止也，而谓仁者为之乎？呜呼！近日战祸之烈，固未有如欧洲者也。夫古今来好大喜功之主，每思穷兵黩武，而弗戢自焚，必至颠覆。非惟人事，抑亦天道。语云：三代为将者不祥。”欧洲之善用兵者，如法王拿破仑、英将穵林邓，每战辄胜，然较之于今，则有间矣，以火器日精而益巨也。呜呼！兵凶战危，至今日而可侈谈武略，轻尚战功也哉？以故圣王在上，必先慎于用兵。

　　英但自守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弗备，此言兵之不可废也；兵犹火也，弗戢自焚，此言兵之不可逞也。古今来雄才大略之主，好大喜功，往往穷兵黩武，而其后卒至于不振；尚武功之国，以甲兵称雄，而其强必不能久。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盛极而衰，其势然也。夫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缙绅先生以干戈为儿戏，朝廷之上但知粉饰张皇，以侥幸苟且于无事。甲胄之士，锦衣玉食，优游嬉戏，而惮历甘苦于戎行，故观其外则彪然，而究其中则薾然，此间消长之机，间不容发。英虽屹然三岛，峙于海外，而实欧洲之雄国也，其以强著称者数百余年矣。水师之精，尤为无敌，欧洲大小诸国无不畏之，奉以牛耳。欧洲有事，英无不预，仗义执言，慷慨喜战，其兵出无不胜，以此虎视六合，鹰扬八荒。顾近来持盈保泰，渐有厌兵意。即如法为普所覆，英国近在咫尺，且素为唇齿之邦，自助土攻俄以来，捐弃夙嫌，缔结新好，凡有兵事，无不并出而齐驱，几有辅车相依之势，而此役也，按甲息兵，竟袖手为壁上观。卒至王禽国蹙，名都蹂躏，割地议和，竭蹶万状。不知法既不振，英势亦孤，外失大援，内惭不武，论者未尝不追咎其失策也。议者谓英之兵力，近亦略可见矣，即如伐俄之役，非法为之助，英亦不能以独力支俄，然且慬而后克，用兵之费不敢责偿，英之国帑缘此而绌。嗣后伐阿比西尼，伐亚山的，不过蕞尔小邦耳，以英临之，奚啻虎豹之驱犬羊，而载笔者扬厉铺张，若临大敌，赏功之典，至再至三，铭勋告众，夸示弗遑，外强中槁，夫亦可睹一斑也已。今者俄、土交兵，俄人分道进攻，其渡多恼河而南也，几有投鞭断流之势，战士龙骧，三军虎步，长驱疾捣，直逼土京，土至此已岌岌乎殆矣，而英犹置之弗顾也，曾未尝以一旅之师助土。其所言调遣战舶，简选甲兵，往驻土境以保土京者，数月以来，徒托空谈，曾无实效，其曰助土，犹如以饼饵哄小儿，直不值欧洲诸大国一噱也。夫俄、土之争，欧洲大局之所关也。俄强而土弱，俄大而土小，俄众而土寡，其势之不敌，夫人而知之矣。必俟土国之糜烂而后出师援之，则俄之所得已多，土之所失独大，论事者犹以为迟，而况至此而仍寂然也。呜呼！俄能并土，而土断不能支俄，前者英、法相联，不俟俄之入土，而反转而攻俄，其迟速之间不能以寸，而制胜之方不可以道里计矣。是则英何昔勇而今怯也，昔智而今愚也？岂前日之土应助，而今日之土不必援耶？论其大势，夫亦犹是。徒以法不肯为英用，英又不能合法，故迟回审顾，观望徘徊，以至于此。然则英之强非真强也，必联法而后得逞耳。今者欧洲诸大国，兵皆百数十万，一时调集数十万之众，可以顷刻而出境。而英国中可调之兵仅四万而已，虽号称精锐，而必不能当十倍之众，有可知也。英国养兵之费独多于诸国，而调兵之难独少于诸国，则以不能寓兵于民也。英每岁度支出入略相当，而库帑时虞其支绌，一遇变故，势不得不告贷于民间，而民每以不战为尚，此战事之所以不能遽兴也。抑知画疆自守，境外之事不敢预闻，此积弱之渐也。诸侯守在四邻，天子守在四夷，故保境必先保邻。土虽距英远，而关系于欧洲之安危者独巨，英即不能以一国支持其间，亦当联合诸国以谋之。今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无关疴痒，吾窃谓其计之左矣。或曰，英至今日，属土已遍天下，志愿已盈，但务自守，不遑他求，故迩来礼乐雍容，专修文教而不尚武功。

　　洋务在用其所长

　　呜呼！天下大矣，人才众矣，未得以囿于一方，限于一国，稍有所知，辄嚣然而自足也。泰西诸国，通商中土四十余年，其人士之东来者，类多讲求中国之语言文字，即其未解方言者，亦无不于中土之情形了如指掌，或利或弊，言之无不确凿有据。而中国人士，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此固无足深怪，独不解其于中国之事，如河漕、兵刑、财赋诸大端，亦问之而谢未遑焉。何则？时文累之也。即有淹博之士，亦惟涉猎群圣贤之经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已。故吾尝谓，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为先。今日中国之所以治内者，在练兵法，达民情；所以治外者，在御侮而睦邻。此四者要不过综其大纲，其余如通商、理财、制器成物，亦当次第举行。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顾富强之效，则在开矿辟地，造电气通标，筑轮车铁路，俾中国之大，远近可以互相联络，仓卒有变，调兵遣舶，数日而可至。其险要之处，则以重兵扼守，汰冗军，练劲旅，通中国之地，以雄兵三十万守之，可以无敌于天下，强邻悍国虽有觊觎，亦不敢发。自此，可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而致苞桑之固。今欧洲诸国，通商中土，跋扈飞扬，几不可制，凡有所要求干请，强以必从，其骄凌桀骜之气，常若俯视一切。何则？以交际之道未得也。苟能开诚布公，可者予之而不可者拒之，即至万不得已而用兵，亦可有恃以无恐。能如是，诸国亦谁敢侮我者？虽然，睦邻之道亦不可不讲也。遣使驻都，设立领事于贸易之地。民间往来内河，尽许用轮船。有出洋贩运于诸国者，华官皆为之保卫，或为先路之导。此外开矿务，垦旷地，筑铁路，皆与民共其利，务俾民情得以自达，而不至于上下隔阂，则民间忠义之气自能奋发于无形。泰西各国制造电线，由其国都以达中土，邮筒传递，顷刻可通，而中国独无之，未免相形见绌矣。故中国而有志振兴，及今尚未晚也。近日一二西人以其所知教导我国之人，不可谓非热心锐志者，苟能师各国之所长，兼收并蓄，悉心致志，务在探其阃奥，而勿徒袭其皮毛，安见其遽出西人下哉？美为泰西之雄国，其所建电气通标，独多于各邦，而美国总统尚以大西洋海底虽有电报相通，往来香港，然乃英国所设，报赀甚重，不若新筑电线于太平洋，通日本以达中土，则美邦独擅其利，而秘事不至于外闻，又岂复受英人之所制。由是观之，美人之谋国，思深虑远如此。其欲造电线也，计自嘉厘符尼亚邦而至哈维岛约六千二百四十里，由哈维岛至般宁岛约九千七百二十里，自般宁岛至日本之横滨约一千五百里，自横滨至上海约三千七十五里，其道之纡回辽远，总计二万一百九十里，工程浩大，可谓不惮其难者矣。然则我中国，即于电线一节已远不及泰西，复何论其他？乃犹鳃鳃然侈口夸示于人，谓能仿效西法，采取众长，不且贻笑于远方也哉。呜呼！何不返而自思，以力图振作也欤。

　　办理洋务在得人

　　我国家于办理洋务一节，虽于各省通商口岸设立专员，无如仅有空名而无实效，徒糜廪禄而已，西国官商亦以其无权也，视之有若赘旒。其为是官者，遇大事固不能自主，即一二琐屑小事亦不能独断独行，必且禀承上命，需之以时日而虚与之周旋。领事官以其如是也，即小事亦必见道宪，谒抚院，或且直陈之制军之前，稍或迟回审顾焉，则立禀其国之驻京公使，而与总理卫门为难矣。然则，通商口岸虽有洋务人员亦何裨于大局哉？况乎今日之为洋务人员者，大半因循懦玩，不自振作，而畏蜀如虎，徒见盈廷之诺诺，而未见一士之谔谔。即如西人凡报失窃之案至，官则必追缉原物，如或不然，则必如数赔偿。所闻近事一二端，殊有可发一噱者。夫使失物必偿之而后了事，则以后正复偿之不胜偿矣，由是推之，华官道经香港，如有失物，报官查缉而已，港官能舍赀偿之乎？即如中国星使驻扎西土，若有失窃之案，亦从未闻有赔偿者，设使华官星使强欲其偿，西国人士必大以为不然，而执法之吏，且持万国公法新定和约以相从事矣。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国所不可行者，何为行之于中国耶？至若夺民间之利，贩犯禁之物，擅以小火轮船深入内港，任意诋毁中国崇奉之教，昌言众前，凡此皆与我禁令条教相违而于例不可行者也，而彼在中国行之，悍然无所顾忌也。顾此非西国商民遽敢如是也，在由办理洋务人员畏葸纵弛，日复一日，以至于此，履霜坚冰，至其所由来者渐矣。吾尝谓中国之事，事事为西人窥见其隐，洞烛其微，几于无遁情，无遁形。吾中朝官吏，即欲粉饰夸张以相掩蔽，亦徒贻笑端，适足自点耳。办理中外交涉之事，惟有可者可，否者否，是则是，非则非，决之以一言，折衷于一是耳。诚能持之以大公，折之以至理，可从则从，不可从则官可休，头可断而议终不可摇，请终不得允。西人要未尝不熟思而审处也，无如身家念重，爵禄恋深，遇事则诿之于人，县则诿之于府，府则诿之于道，道则诿之于督抚，督抚则诿之于总理衙门，办理愈迟，头绪愈棼，言词愈繁，而事愈决裂，至总理衙门则无可诿，不得已乃委曲迁就之。此近日洋务之大凡也，西人尽已知之深而稔之久矣。平时即或遇有大事，龂龂以争，一若断不能从者，而色厉内荏，彼早识之，以故争愈力则请愈坚，恫喝要求，无乎不至，逮无可如何，而曩之所谓不可从者，今已无不如命以行矣。若夫各省通商口岸，近日洋务愈多，办理愈难，当轴者颇形棘手，吾则谓此由任之者未得其人耳。夫西人岂无耳目？苟其人而居官清正，持躬谨饬，平日与西人交际，开诚布公，临事必断必速，西人未尝不采诸舆评，证诸公论，而自不敢多所苛求也。惟在己先有不可告人之隐，平日已为西人之所轻，即使善于逢迎结纳，出言断事正复不能见重耳。如有大事，则当以国体争之。如更定厘税，我朝廷自有制度，非邻国之所宜预闻。其重轻所系，斟酌尽善，国家当自具权衡，即寓有体恤远人之意，亦关朝廷德意之所流布，初非强我而为之也。若事事由西人挟制其间，委曲相从，则国不可以为国矣。呜呼！言之匪艰，行之维艰。在局外者尽不妨侃侃以谈，而在局中者正复大费踌躇耳。时事难为，杞忧甚大，此宣尼之所以致叹于才难，而富强之术所以为国本计者，要不可不亟讲也哉。

　　建铁路

　　电气通标，轮车铁路，西国以为至要之图，而中国以为不急之务，且以为中国断不能行，亦断不可行。或谓愚民惑于风水之说，强欲开辟，必致纷然不靖，是以利民者扰民也，此不宜者一也。或谓轮车之路，凿山开道，遇水填河，高者平，卑者增，其费浩繁，将何从措，即使竭蹶而为之，徒足以病民而害国，此不宜者二也。呜呼！是殆中国未之行耳，中国之民未之见耳。设使由少以成多，由近以及远，暂行试办，安见其必多窒碍乎？吴淞车路之成，英国大臣闻之，设宴相延，为中国捧觞称庆，以为此不过小试其端，而往来之盛，驰行之捷，俾民间见之，知其意美法良，所愿将来推行尽利，中国十八省中无不皆遍，则四通八达，商贾之转输无阻，信音之邮递匪遥，其为裨益于民生国计，岂浅鲜哉？盖开通铁路，既为中国之利，而通商于其地之诸国，亦无不利，岂独英一国为然哉？今计英国一国之中，所有铁路里数，回环曲折，各处相通，约略五万余里。建造之费计金钱七百十八兆镑，每岁往来之客计不下五百有七兆，其所收之赀约金钱六十兆镑，而除经费之外，可溢余利二十五兆有奇。西国之例，铁路属于公司者则余利归于公司，属于国家者则归于国家，而赁地之项，公司当按岁输于国库。或国家有军旅之事，铁路归于国家统辖，若为敌国所毁，则事平偿其所值。且地属国家，国家欲出赀购诸公司，亦无不可。故轮车铁路之利国利民，莫可胜言。且铁路之所至，亦即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况乎轮车载客之利少而载货之利多，一岁中贸易场中所获之利，不知凡几，公司所得赢余不过二十五兆，若较之客商，百分中之一耳。且国家于有事之时，运饷糈，装器械，载兵士，征叛逆，指日可以集事。何则？以兵警军情传递甚速，彼此应援，捷于呼吸也。然则，轮车铁路安见其不可行哉？英国、中土，易地皆同也。况乎今日泰西通商中土，骤增口岸，轮舟之利已穷矣。外海则自潮琼而达于沈辽，长江则自镇江而迄乎重庆，凡轮舟所能至之地，无不至焉。吾谓创建轮车铁路，即权舆于此矣。何则？长江一带，许其建埠头载货物者凡六城，则以后小火轮船必将络绎于长江，或将伺间乘隙，请入内港。所设领事远在云南，由大理而至重庆，相距尚遥，非以车路通之不能捷达，势必由云南以至重庆，由重庆以至汉口，由汉口而分南北两途以达于各处。十余年前，轮车铁路公司早已绘图贴说，志在必行。英国驻京公使以英商之意未免出之太骤，故未代为之请，明知请之必不能行也。今则凡可以用轮船者，无不为英商足迹之所已经，而所专心致志者，则在轮车而已。使其小为经营，必先试行于通商口岸，以利往来，上海吴淞其已事可援也。夫天下事，未有不受之以渐而图之以豫者，惟明者能料之于先，识者能见之于著。三十年之后，其事机又将一变乎？或者谓轮车铁路未尝不利于国家，便于商贾，与其因西商之请而为之，不若我中国之自为。然而执持成法，拘泥宪章者，恐其议格不能行也。审势揆时，非出自西人，则中国断不自为之耳，此贾生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除额外权利

　　呜呼！今日者，中外交际，云为繁变，亦正多故矣。西国凡有所请，务在必行。中朝每谓其要挟，议其恫喝，时思所以裁抑之，由是龃龉之故，率起于此，而究之彼之所请，我又不得不允也，徒多往来烦渎而已，徒见纷纭＋，而已。彼惟以许之难，故索之奢，以为此日之所得，由于力请而致，非然者恐难如愿以偿也。其实中外交涉之事，不外辨其公私、分其曲直而已。即如开埠一款，中外既已立约通商，依泰西各国之体制，则遍至内地贸易，亦例之所当然。而中朝不能尽开内地者，以西人不归中官管辖也。西人来中土贸易，其立论命意，盖亦极为广大而旷远，动以地球一家、中外一人为言。故见我中国因循自域，以外交为耻，而时作深闭固拒之计，彼亦恒从而姗笑其间，以为识见之甚隘，襟怀之不旷。夫中国不欲尽开内地者，盖只见夫西人之日来，而不思华人之可往也。不知既已开埠通商，至一处无异于至各处，我之所宜与西国争者，额外权利一款耳，盖国家之权系于是也，此后日仁人杰士之所宜用心也。倘因通商内地而与之争，徒示外国以不广，而彼反得有所藉口矣。夫我之欲争额外权利者，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冲于坛坫之间，雍容于敦槃之会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计也，而要在执持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向者英使阿利国以入内地贸易为请，总理衙门亦以去额外权利为请，其事遂不果行。夫额外权利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其、日本与我中国，如是则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传道之士、旅处之官，苟或有事，我国悉无权治之。此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乃发自忠君爱国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故通商内地则可不争，而额外权利则必屡争而不一争，此所谓争其所当争也，公也、直也。又往者领事一官，虽与我府道并行，而一旦龃龉，亦得调遣兵舶，权宜从事，此通商口岸办理洋务者所以益形掣肘也。今我朝廷已准英使所请，增埠各口，盖以见中国并无自域之心，而深具柔远睦邻之意。彼于增埠之后，而请减厘金，盖欲以加惠于商人，中朝亦不能不许，我朝廷于是亦酌加税项，因时制宜，以示一朝之规制。盖加税一款，乃我国家自有之权，或加或减，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强与我争也。于是宜与者与之，宜取者取之，此中具有权衡，我朝之从容驾驭，不远出于寻常万万哉？夫我中国不能以有益者尽与英人，犹英国不能以有益者悉畀我中朝也，去取之间，盖在当轴者明其公私曲直而已。

　　卷四

　　西人渐忌华商

　　自泰西诸国与我中朝通商立约以来，三十余年间，贸易场中前后情形迥尔不同。前日之为洋商者，拥厚赀，居奇货，志高气豪，非重酬巨款，不足以入其目，动其心，几有俯视一切之概。今则争利者日多，趋利者日众，船舶之价日贬，运载之费日减，西来一切货物日渐薄劣，而其值较之于前亦少四五倍，锥刀之末，无不群焉赴之，如蚁之附膻、蝇之慕腥，而举止气焰亦似不若从前之倨侮矣。列国中以英人最工心计，商贾之迹几遍天下，而其高视阔步，轻蔑肆傲，每不足以服人。日耳曼人出而一反其所为，渐能与华商浃洽，贸易所至，未尝不夺英人之利薮，不知此犹浅焉者也。今日英人之所忌者，盖在华商耳。昔之华商多仰西人之鼻息，即有赀本，每苦于门径未稔，无从可入，往往观望不前，苟且自域，惟有听西商之指挥而已。故昔者西商行贾于中国，事事与华商争利，非谓华商尽无所利也，华商之利小而西商之利大也。华商本轻而利薄，舟不能冲涉波涛，货不能挽输远近，其在洋务中者，每事无不藉手于西商，而运货之费、保险之值已至不赀，适为西商增其利益而已，华商所赢无几也。今则不然，自轮船招商局启江海运载，渐与西商争衡，而又自设保险公司，使利不至于外溢，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即如香港一隅，购米于安南、暹罗，悉系华商为之，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商渐起而预其间，其人既能耐劳苦，工值又廉，东南洋一带华人与华人声气相通，帆樯往来，经旬可达，而西商贸易日见其淡矣。此其故，西商口不能言，而心实知之。数年来，港中洋行渐改为华房，而岁有数家闭歇者，折阅之事亦复层见叠出，岂昔日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故能操奇致赢欤？今日事事不逮从前欤？以我观之，榷算之工、运筹之密、心思之巧、智虑之精，今固无异乎昔也，而所以有赢绌之分、厚薄之别者，则以利权不能独擅，利源有所潜夺也。推原其故，盖有二端，一则分之于各埠，一则分之于华商。试观道光中叶，为洋务者无不起家巨亿，而洋行之富甲于王侯，粤东一隅之旺，无以复埒。逮乎五口通商，余皆平等，而上海独为巨擘，粤东洋务自此而衰。及至新增各口，地方愈为辽阔，来者日以繁盛，然交易货物止有此数，温、琼等处去者寥寥，恒有经月而未见一舟者，关吏惟有饱食酣眠而已，此增埠之无益于通商也明矣。今西商亦有渐悟其非策者，然势不能骤改也。何则？众进亦进，众退亦退，英在此时已渐为他国所牵掣，断难以一己而违众人，亦惟有有进而无退而已。华商分西商之利，要不过在近今八九年中耳，而西商已不能支，忌嫉之心，渐形于色。即如港中华商蒸蒸日上，衣冠礼义轶于前时，而西商意存轻藐，常有抑而下之之心，每议阖港之事关于众人者，华商辄不得预其列。其心以为权由我操，则庶得张弛如志耳，否则彼将议我之后矣。盖其所以憎及华商者，不在予以虚名而在分其实利，其必龂龂然不欲华商与之齐驱并驾者，特恐虚名实利一并归之，从此益得与之争衡耳。然吾知不三十年间，华商所至愈远，其利渐溥。机器一行，制造益广，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之外而自足。在彼者，呢布为大宗，我自能仿效；在我者，丝茶为巨项，我亦可捆载以前往。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

　　旺贸易不在增埠

　　呜呼！吾窃谓英人增埠之计左也。四十年前，英人通商不过在粤东省垣，而洋货腾贵百倍于今，华人之居间售货者，亦目为洋商，其富率数千万，英商来者，无不获利以去。道光二十二年，准畀五口通商，上海最为雄镇，懋迁之利独溥，而粤东贸易则大不如前。何则？盈于此者绌于彼，盛于此者衰于彼，消长之道然也。同治初元，增开八埠，而汉口最当南北之要冲，往来之孔道，地势适居厥中，为自古商贩者操奇致赢之地，以英人往与互市，当必利薮独擅。孰知兵燹频经，元气不复，时运转移，地道变迁，遽形今昔之不同，良可叹也。今所开十余埠中，究以上海最为富饶，商舶贾艐，远近毕集，阛阓之盛，天下所未有。然而迩年来，犹且货物滞消，居奇折阅，中外巨商无不外强而中槁。以是言之，懋迁如是其难也。盖贸易之道，当观其所聚而不当观其所分。苟得其地，则一二埠胜于十余埠，所谓握其中权而左右咸宜，据其要道而小大无不包也。口岸愈多，经费愈广，而利以渐分而渐薄。西商每至一处，必定租界，构屋宇，创衙署，立官吏，驻兵舶，其费悉自商人，而西商一切率皆优于自奉，虽有端木之才、陶朱之术，亦不能骤操其左券也。今所新辟者四处，一曰粤东之北海，一曰浙江之温州，一曰安徽之芜湖，一曰湖北之宜昌。北海亦不过与琼州等耳，琼州矿产金而山蕴玉，久为西人所艳羡，何以既辟之后，去者寥寥，已逾半年，而绝少西商前往？识者逆料其一二年后，势将离之而自去。海南一隅，虽可与越南、广西边境之民通有无、征贵贱，而法人近在西贡，未必能舍此就彼也。温州一埠，前已见于天津和约，因恐贸易未必有赢而改索琼州。然温州当浙、闽交界，人民多习于航海，当或胜于他处。芜湖则近于九江，宜昌则近于汉口，彼处华商岂不能贩运洋货捆载而往欤？其地虽产丝茶，而西商已时遣华人入内采办，洋货则载以往，华货则售以来，实与开埠无异，恐开埠后，获利未必其遽饶也。长江中六城，亦如是耳。此吾十余年前所云，但能夺华商之利而未必遽为西人之益也，况今日华商情形又复不同。夫西商之经营虽善，计划虽精，而用度廉俭安能与华商并驾而齐驱？然此犹其小焉者也。通商者非一处，即与英人争利者非一国。普商之精明强干，未亚于英人，而其忍辱耐烦，食廉用节，则在英人上，其入贾中国，今多于昔数倍矣，即此一端可证也。惟是长江之利为所独擅，自江至蜀数千里运载往来，轮船公司固宜磨砺以须矣。吾窃恐其惟利于轮船公司，而西商则无立足地也，况乎伺其后而攘其余者，犹有中国之轮船招商局在也，将来当必起而与之争，譬诸逐鹿中原，正未知其孰得孰失也，故吾谓英人之计左也。

　　欧洲将有变局

　　近日综观欧洲情形，大局又将一变。普、奥既联，法、俄又合，英居其中，势成孤立。土耳其又以德为怨，纠群不逞之国与英为难。英前用兵于阿富汗，近又将进讨缅甸。向者波斯本为印度之屏蔽，今复贰英而助俄。是英于欧、亚两洲皆将有战事，设使藩属诸小国环起而叛英，则俄人必将乘间以图印度矣。况今日决裂之势，已几于形见也。英自失法之援，持盈保泰，不敢轻启衅端，即曩者欲出全力以助土，亦惟是虚声恫喝而已。欧洲诸国慑于英之素强，故莫敢先发以与之抗。其实欧洲诸国中兵力之强弱、兵额之多寡，今昔相判早已攸殊。彼普、奥、俄、法，带甲或数十万，或百数十万，而英倾国之师可以调遣远方出而征战者，不过十五六万而已。虽用兵贵精不贵多，然相悬太甚，胜负之数，究未能屡必之于操券也。所恃者，英动必持以正理，是非之辨明而利害之料审，理正则气壮，气壮则师直，故列国多奉之执牛耳。欧洲诸大国中，内虽忌英而外尚辑和，其眈眈相伺，思乘间窃发以制英者，惟俄而已。俄之所专心注意者，尤在印度，特印度非有内乱，俄人决不能得志也。阿富汗、波斯两国，皆足为印度之维屏维翰，英恒欲覆翼之，以与之讲信修睦，缔盟结约，藉收指臂腹心之用。惟叛服不常，乖和莫定，急之则合，缓之则分，俄又从而煽惑之，以是复离英而助俄。今日者，阿、波两国方恃俄以修旧怨，而英国中爱尔兰一境，人心不靖，又将图立为自主之国。外患未平，内忧猝起，俄图印度正在斯时，此固不可失之机也。俄故大诘戎兵，特遣劲旅，将竭全力以从事于亚洲。英知其然，亦以全力与俄为难。夫英、俄之用兵以争阿富汗，非争阿富汗，实争印度也。虽此时当轴者以佳兵为不祥，黩武为非计，志在调停，以期无事，而力保欧、亚两洲升平之局。然以管见言之，将来英、俄必出于战，两雄之中或有一蹶，然后欧洲之大局可定。何则？俄人不复用兵于欧洲，而独注力于亚洲，舍土耳其而助阿富汗，此正秦之不攻韩、魏而西取巴蜀也，盖以天下大势观之，图亚洲易而图欧洲难，俄人已渐悟向者用计之左，故欲失之东隅而收之于桑榆也。顾俄人此谋一萌，而亚洲之局正复可虞。若俄人不得志于印度，转而他图，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亚洲恐自此多事矣。我国家在此时，要当奋发有为，亟图振作，为自强计。我中国虽不以欧洲之治乱为祸福，欧洲之盛衰为忧喜，而当其多事之秋，正我励精图治之日。忧盛危明，古圣王之所不废，况乎叩关互市，越境通商，虎视鹰瞵，环而俟我者之不一其国哉？今日我国之要图，首在富强。欲强则自练兵始，欲富则自治民始，此二者皆本也，其余则末而已矣。仿效西法，崇尚西学，次第以行之可也，而其大端则在得人始。

　　欧洲各都民数

　　四大洲中，以欧罗巴一洲幅员为最狭，其间旷野居二，山岭居一，多海隅可湾泊，以故便于舟楫而长航海。顾洲内人物荟萃，学艺精通，善于运思，精于制器，金木之工巧慧绝伦，运用水火备极奇妙，造作舟车更为精良，两轮迅发，其捷如驶，以之乘风破浪，追日蹑电，无不如志，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越七八万里而通中国，殆非偶然。其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专讲富强之术。其兵整练而有法，行阵以火器为先。国计以商贾为本，而善权子母，航海贸迁，不辞远险，四海之内遍设埔头，欧洲人足迹遍于天下，所至即思兼并，各国无不畏之如虎。或疑欧洲生齿当为天下冠，而抑知不然，兹有普鲁士经历官，将欧洲各城民籍之数详为录出，刊之于书，俾知大凡。英国伦敦城，于一千八百零一年，居民不过九十五万八千九十五人，计至今时已有四百万人。法国巴黎斯，于一千八百一十七年，不过七十一万四千人，计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则有一百九十八万八千人，其居乡者不在斯列。普国伯灵城，一千八百一十年，居民一十六万三千人，计至今时约一百万。其人民之骤多者，莫如悭那华城，于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一年之间，由七万四千人竟增至十万七千人，是每百人增多四十四人也。以同是十一年之间而计，士达吉城则每百增四十一人，立锡城每百增四十人，布厘文城、伯灵城每百增三十八人，阿爹沙城每百增三十四人，辅兰活安棣文城每百增三十一人，仙依甸年科士城每百增三十人，布厘士娄城每百增二十八人，地厘士顿城每百增二十六人，夏路城每百增二十五人，晏域城每百增二十四人，列士城每百增二十二人，架喇士高城每百增二十一人，依天北城每百增二十人，咸北城每百增二十人，沙斐路城每百增十九人，布里士都城每百增十八人，高边夏毡城、礼治城、威烟那城皆每百增十六人，哥匿士卜城每百增十五人，巴刺芜城每百增十四人，文治城、律天担城、夏娇城皆每百增十三人，伦敦城、普鲁士城皆每百增十二人，波度城、芝烟城皆每百增十一人，巴黎斯城、那地斯城皆每百增九人，士度荷林城每百增九人，暗士达担城、哥隆城皆每百增八人，云尼士城、巴明咸城皆每百增七人，布烈城、礼安城皆每百增六人。是则普国民数骤增，若此宜其蒸蒸日上也。若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等国诸城，未经录出，以其数未能真确耳。四大洲中，林林总总，当不知其凡几，而欧洲不过二百数十兆，中国一国则得四百余兆，然则生齿之繁，莫如中国。以中国一国之人数，已可抵欧罗巴一洲而有余，岂不盛哉！如就地球四大国而计之，版图户口亦以中国为巨擘。俄罗斯方七十二兆里，户口七十五兆。英吉利方八十兆里，户口二百零九兆。合众国方三十兆里，户口三十二兆。中国方五十兆里，户口四百兆。是则天下诸邦人民之众，无有出于中国上者。顾有众尤贵能善用其众，则富强之术、保卫之方，可不亟讲也哉。

　　欧洲近日不轻用兵

　　四大洲中，以欧洲为至雄。用兵之强也，财赋之富也，物产之饶也，工作之巧也，心思智虑之精也，谋划经营之远也，近且日盛一日，薄海内外，莫与抗衡。贸易之广，遍于四大洲中，无不有其足迹，所至之处，设官置戍，水有驻泊之兵船，陆有防守之军士，鹰瞵虎视，莫敢谁何。每遇事故，辄以兵力相恫喝，或则仗义执言，高踞坛坫，执牛耳焉，诸国率皆拱手让之，惟其命是听。稽古至今，始通道于阿非利加洲，葡萄牙人始开埔头于岌朴哥罗尼，荷兰人继之，而英吉利又从而取之，遂为诸国东道之逆旅。于是西境沿大西洋之北，英、法、美、葡、荷、，皆建埠通商，据为己有。此外英则有亚丁，法则有阿尔及。所不取者，皆其所唾弃者也。由阿洲而至东南洋、印度一隅，其幅员之大，埒于中国，观法显之所纪载，玄奘之所经历，诸国毗连，几于星罗棋布，而英尽掩而取之。自余诸岛国，或属西班牙，或属荷兰，或属于英，皆剪灭其社稷，驱逐其君长，并兼其土地，役使其民人。前时中国史册所称入贡为某某国者，今无一二焉，令人思之，几不寒而栗。今日环顾亚洲，屹然峙立者，中国之外，日本而已。越南为法据，缅甸、暹罗为英据，阿富汗现已覆亡，波斯仅成孤立，则亚洲全土，欧人几有其半而犹未已也，宁不为之寒心！亚美利加洲所有菁华荟萃之处，已尽为美邦所割据，而其前则固英人之所有也，况美固英人种类，是亦欧洲之国而已。自余，英、俄、法、嗹、西皆有埔头，收其租税，而以便商贾往来。要之，欧罗巴一洲，其地虽狭，而由其所据各地言之，四大洲中实无其比。论者徒按其本土之版图而遽轻之为小国，则诚未之思也已。若其在欧洲中，昔日未通别洲之时，每自相攻伐，甚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顾一千数百年间，灭国者仅二，一曰波兰，一曰匈牙利，而其余如故也。欧洲诸国从未被别洲之兵，别洲诸国但求不为欧洲所剪灭并吞，则已幸矣。顾欧洲战事其所载于前史者，如罗马之统一疆宇，电扫飙驰，日耳曼之征服诸邦，云蒸霞蔚，英之纠合列国以制法，波沸海腾。而在近日如俄、土之相争，英、法之交助，普、法之斗，奥、嗹之征，皆为宇宙内有数之战。法王拿破仑、英将穵林邓皆以善战名，而其言战也，捷如迅霆，速于闪电，声析江河，势崩山岳，一事之偶拂，一言之不践，彼此即以干戈相见于境上，从未有迟回审顾，踌躇满志，而不敢遽发者也。自法蹶普兴之后，诸强国乃不敢轻于言战。如英之援土，但作虚声，从无实效，但见其今日调战舰，明日简水师，驻泊何处，镇遏何方，荼火纷陈，旌旗照耀，作纸上谈兵而已。俄之于英，抑若将日事于战争，电音远递，警信捷驰，皆谓俄兵出矣，英旅陈矣，而久之则寂然也。日报所传，几令人听之意倦，然则欧洲在今日其不敢轻启兵衅也可知矣。岂以火器之制愈见其精，船舰日固，兵卒日众，昔时普、法交兵，十万之师殒于一旦，不独血肉之躯当之无有不糜，而万钧之炮、百钧之弹，摧坚洞刚，可以平城郭、坏村舍，极其所至，不难赤地千里，自有兵士以来，未有奇惨极酷至于此极者也。欧洲诸国其强且大者，伎俩相同，设一交锋，败者固无论已，而胜者亦丧失殊多，故不轻于用兵也。然此乃欧洲之福而非他国之福也。自欧洲而外，火器、军械、战舰、水师，谁能与之颉颃？若使避其所难者而图其所易者，悉心殚力以勤夫远略，吾亚洲其能高枕而卧哉？

　　英人减兵非计

　　英为欧洲之雄国，近时用兵之精，殆无与抗衡，自诩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千余年来，其国已无敌国外患，从未有兵戎压境，而仓皇战于界上者也。其国屹然三岛，雄峙海中，若与欧洲不相连属。水师之精练，军舰之巩固，枪炮之坚利，于欧洲之中首屈一指，虽以法之强，犹不逮也。伦敦都城，四周五十余里，以大海为池濠，以铁甲为城垣，防堵之周，守御之密，虽以普、俄、奥、法鹰瞵虎视，蚕食鲸吞，终莫敢有所觊觎而轻犯其锋。欧洲如有兵事，英人必出而持牛耳，与法迭为盟长，仗义执言，诸国皆莫敢谁何，群且俯首听命，其兵力之素著，盖有可知矣。近来持盈保泰，似若惮于用兵。当轴者既以佳兵为不祥，黩武为非策，而上议院诸绅士又务为撙节，恐一旦用兵，经费浩繁，即使战胜凯旋，而功不补过，所得者虚名，所耗者实用，以彼；此，要不能偿。故于普、法之战，俄、土之战，悉袖手作壁上观，而不复出雷池一步，与平日之飞扬跋扈，迥不相侔。论者几谓英国之势自此少懦，岂以盛极则必衰，强极则必弱，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其道然欤？近者如乌利亚之用兵于阿洲属土，罗弼士之用兵于阿富汗，皆不过蕞尔弹丸，正荀。所谓胜之不武，不胜为笑者也。而英乃如狮子搏兔，用其全力，稍得捷音，举国相庆，铺张扬厉，藉以自夸，传之四邻，有不渐窥其微者乎？英人知其然也，又复以减兵之说进，一若以我国之兵在精而不在多，即以少许亦足以制诸国而有余，故有议将原额军士减去二万者。此议已在数年之前，而近日复申旧说，皆以国债日增，国帑渐绌，不如裁冗兵以节糜费。顾自旁观者言之，窃以为非也。今日欧洲虽值升平之际，而东有普人之雄视，西有美国之相争，俄改黑海之盟，方眈眈其欲逐，法衔不肯助兵之怨，虽外示辑和而内怀觖望，伏戎于莽，隐伺于门，虽其几未兆，而亦良可寒心，则今日英国之势，几成孤立。所以备边讲武，练卒强兵，不可一日不讲求也。方当下令国中，人同敌忾，民尽为兵，好勇知方，从戎奋义而后可，奈之何遽以减兵之说，而为谋国之亟务也乎？岂真礼义可以为干戈，仁信可以为甲胄，制梃可以挞普、俄、美、法乎哉？恐未必然也。夫英国所取属土，皆以养兵为先，如印度每岁所入耗于兵者，几十之八，诚以守疆御侮，要不得不藉乎此。英国三岛本根所在，其系于安危，尤非浅鲜。况其人强毅英武，能习劳苦，胜于印度叙跛兵百倍，然则何不裁印兵而增英兵，俾收效更速乎哉？

　　禁鸦片

　　鸦片为中国之漏卮，人人知之；鸦片为华民之鸩毒，亦人人知之。英人贩运鸦片于中土，岁收中国之利千百万，以供印度之用。泰西诸国航海东来，远通贸易，虽赖英人为之先声，而鸦片之利为英所独擅，美、法诸国未尝不深妒而隐嫉之。特中国不自为之计，则彼亦无从借箸代筹。今英人忽有自行禁烟之议，闻者疑之，而我独信之深也。此乃英国教民之意，而非出自廷臣之见。盖廷臣近规民生，远筹国计，知印度一隅全恃鸦片，设重官，置戍兵，胥于是出，无鸦片是无印度也。英人以印度为外府，乃一国安危强弱之所系。前者既失美洲属地，譬之匈奴之失胭脂山，儿女几无颜色。幸即跨海而有印度，得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今之印度已尽为英所奄有，专藉鸦片以致富强，乃一旦遽将富国强兵之本弃之弗顾，以坐致削弱，反令邻国得收其利。此不能禁者一也。印度地广民阜，种植之贵重者，鸦片之外则有茶树。今即使印人种茶日益繁盛，国中饮之者岁增而月众，似乎后日茶树渐多，鸦片可以渐少，然此只足夺中国贩茶之利，而不足补鸦片之所产。欲思别植一物，其生息可抵鸦片，断乎其未有。此不能禁者二也。英人禁烟之议，屡议之于上下议院，咸以中国近于云南、山西广播罂粟，转贩各省，设使印度一旦禁绝，而中国反得专有其利，于吸食之人毫无裨补。夫既知鸦片为毒物，自当不再以毒物畀人，苟其自种而自食，乃系甘陷于坑阱中，无预于人，而于我可告无罪矣。今兢兢然惟恐人之得利而己失利，以一利字萦扰猜度于中，而不知毅然自决。此不能禁者三也。英议禁烟，而荷兰方且设立公司，纠众种烟。若使他日荷兰栽植罂粟之利，较之五谷百果什伯倍蓰，则诸国必有效尤而起者，东南洋各岛何处不可种烟，则英人至此益难置喙，直有禁之不可而不禁又不可者，进退都非，惟有遵行厥旧而已。此不能禁者四也。烟台所议和约，于鸦片一节，特加重正税半税，而由英人输纳子口税饷以免厘金，英廷尚恐以税饷之重，于鸦片贸易或有窒碍，其销不能畅旺，必令印度商局为之斟酌尽善。夫欲渐禁鸦片只有两端，极贱则尽人可吸，极贵则惟有财者陷溺其中耳。今于烟税之小者，犹必斤斤焉致虑，然则所谓欲禁者只有其名耳。此不能禁者五也。英人特虑贩卖鸦片之名非善，以为我不议禁，他国必有倡是说者，与其出之他人，毋宁发之自我，而并可藉以杜其口。又传教之士其至中土者，往往劝人勿吸鸦片，吸烟者必谓鸦片贩自英人，然后我始得而食之，今不能劝己国之人不售，而徒劝我人之不吸，抑末也。传教人无以应也。故特创此禁烟会，欲藉以一伸其说。不知会中所言，穷年莫殚，累世莫究，志同愚公之移山，心似鲁阳之挥日，于必不可成者，以冀幸于万一而已。其幸而成则归之于人，其不幸而不成则诿之于天，而非上院之爵绅、印度之富商曾措意于此也。此不能禁者六也。或曰，英国于国家大事，多民为主而非君为主，苟民皆欲禁，君亦不能强民以不禁。顾此所谓禁者，非出自通国之民心，不过曾至中土之教士与下院一二搢绅倡行此说耳，原冀天心之悔祸，庶获人心之转机。然则言者自言，贩者自贩，譬如秋风之吹马耳。其不能禁者七也。况乎英人在今日尚注意于云南，马嘉利既殒身于前，而继往者复接踵于后，其自印度而缅甸，缅甸而云南，虽屡经蹉跌，而志意不回。其通云南固为贸易事宜，而鸦片为尤重。云南所出白土，虽经贩运各省，而究不如印度大土之香味独绝，中国之人尤视为珍品。印度既通云南，建筑铁路而兴轮车之利，则鸦片转输，其来尤速，其价益贬，当与云南土等，则吸者自必舍彼取此，而云南之种烟自此必稀。此英人争利之心，肺肝如见，不然，何为是仆仆哉？而谓禁烟之说易行乎？此不能禁者八也。吾请一言以蔽之曰，中国而苟欲禁烟，则其权当操之于我。严新吸，宽旧染，官犯则黜之，兵犯则汰之，士子则不准与试，另编烟籍，自新者除其名。雷厉风驰，上行下效，勿法立而弊生，勿始勤而终怠，勿视作具文，使胥吏扰民而饱其囊橐，务以实心行实政。将见三十年之后，印度之烟必不禁而自绝矣，而何必徒望之于英国也。

　　英待中国意见不同

　　我朝自与英国结约通商以来，几将四十年矣，交际愈深，贸易愈旺，埠日增日广，沿海各省几无不遍，而又复自海以达于长江，一若英在今日与中国通商之局，能进而不能退，几为强弱盛衰之所系。英国有识之士，时于无事之秋，盛集之际，各相讨论，而各人意见不同，有欲强中国以收助于指臂者，有欲弱中国以自炫其威权者。往者我朝特简美国人蒲晏臣为公使，出使各邦，特欲结好美洲以为己助，美亦许置中国于万国公法中。英、美两国人心，其在中国则外和而内忌，其在泰西则每相背而驰，英于中国惟恐美人从而惎间之。蒲公使衔命出使之本旨，一曰固邦交，一曰去势力。因英人前后所立之约，无非以势胁而力取者也。于是英人各有议论是事者，有以为我国通商中土岂欲徒恃势力哉？有时商人为土人所逼，不得不用兵保护，若华官以后能力庇西商，岂不甚善？总之，有事宜归两国朝廷秉中裁断，则衅自无从起矣。今欲永与中国和好，莫如收各处领事额外之权，而重改天津之约，一秉至公。今美与中国情浃意孚，一切以公法行事，则我亦不得不以公法待中国，今领事在中国，遇事不交华官办理，而辄调用炮船，此公法所未有也。前任公使阿利国曾有此意，谓中外交涉之事，宜归中国地方官，如不能办则归总理衙门，至传教人入内地，本非和约所许，我惟求中朝事权归一，上以整顿官吏，下以约束人民。我与中国贸易，岁入金钱四十兆镑，若动恃兵力，适以激怨人心，而为害于贸易。即如我求入内地，各国亦尤而效之，苟一许而众不许，何以昭示画一？如此则中朝将国不可以为国，甚非所以睦邻辑远之道也。至于电气通标、轮车铁路，中国尚未知其用，无庸强其所不为，俟之他日天子亲政之时未为晚也。此一说也。有以为中国素来自大，轻远人而外欧洲，此时特以势力不敌，故隐忍以相安耳。如我助中国以治天下，一切悉循万国公法而行，则必曰，彼非亲我，特畏我耳。将不视我为友邦，而几同于属国矣，若我于中国有所请，必不见许，故我必以势力行之，然后贸易轮船可至内河，筑铁路，开煤矿，尚机器，以遍通于各处，诚如是也，中国方有振兴之机。夫使中国而自为政也，可以盗贼永除，官吏有信，开诚布公，保卫西商，有事立行办理，无堕因循，则我国亦何难惟命是听，然我知中国必不能致此也。若如甲言，则我自削其利权，诚不如扬帆而归耳。我国商人、教士时为土人所逼杀，华官何尝能尽心力，彻底办理？不过旷日费时，模糊了事而已，而中朝亦无权使各官之秉洁怀清，奉公守法也。故请命于朝廷，不如我用我炮舶之为速也。美国通商中土，或进或退，自当与欧洲一体，即其公使驻京，我见中朝之所以待之者，初无所异，美亦何能离英而独树一帜哉？是固毋庸深虑也。此又一说也。顾观甲、乙之论，其所重似不止为贸易起见。吾谓英国在今日要当强中国以自辅。中国既强，与英合好，则他国自不得逞。否则俄人肆其东封，日事并兼，至不可制，而印度亦在所堪虞，英岂不见及此欤？夫英于中国通商，所至之地必驻重兵，停战舶，一有事故，立即调兵自保，隐然若树敌国之形，各地驻扎领事，皆与地方官文移往来，一有龃龉，则必请之总理衙门，意存恫喝，此中外变故所以日多也。诚使彼此如欧洲列国交际之道，又何必水师兵舰仆仆于道途哉？在英国可省无穷之糜费，在中朝亦可息无谓之周旋。相习既久，邦交自固，尔无我诈，我无尔虞，而后信孚乎豚鱼，诚坚于金石，岂非中外俱蒙其福哉？今闻英廷自俄、土议和以后，拟减东来驻防，兵舶檄调撤回，或亦渐悟此理也欤。

　　纪英国政治

　　英国僻在海外，屹然三岛，峙于欧洲西北，形势之雄为欧洲诸国冠。其甲兵精强，财赋富饶，物产繁庶，诸国莫敢与之颉颃。自言其国中久享升平，无敌国外患者已千余年。近年以来，持盈保泰，慎于用兵，非甚不得已，必不妄兴师旅，与他国之穷兵黩武者，盖大有间矣。顾论者徒夸张其水师之练习，营务之整顿，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纵横无敌，为足见其强；工作之众盛，煤铁之充足，商贾之转输负贩及于远近，为足见其富，遂以为立国之基在此，不知此乃其富强之末而非其富强之本也。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观其国中平日间政治，实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官吏则行荐举之法，必平日之有声望品诣者，方得擢为民上，若非闾里称其素行，乡党钦其隆名，则不得举，而又必准舍寡从众之例，以示无私。如官吏擅作威福，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则必为通国之所不许，非独不能保其爵禄而已也。故官之待民，从不敢严刑苛罚，暴敛横征，苞苴公行，簠簋不饬，朘万民之脂膏，饱一己之囊橐。其民亦奉公守法，令甲高悬，无敢或犯。其犯法者，但赴案录供，如得其情，则定罪系狱，从无敲扑笞杖、血肉狼藉之惨。其在狱也，供以衣食，无使饥寒，教以工作，无使嬉惰，七日间有教师为之劝导，使之悔悟自新，狱吏亦从无苛待之者，狱制之善，三代以来所未有也。国中所定死罪，岁不过二三人，刑止于绞而从无枭示，叛逆重罪，止及一身，父子、兄弟、妻孥皆不相累。民间因事涉讼，不费一钱，从未有因讼事株连，而倾家失业，旷日废时者，虽贱至隶役，亦不敢受贿也。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国君所用，岁有常经，不敢玉食万方也。所居宫室概从朴素，不尚纷华，从未有别馆离宫，迤逦数十里也。国君止立一后，自后以外，不置妃嫔，从未有后宫佳丽三千之众也。所征田赋之外，商税为重。其所抽虽若繁琐，而每岁量出以为入，一切善堂经费以及桥梁道路，悉皆拨自官库，藉以养民而便民，故取诸民而民不怨，奉诸君而君无私焉。国中之鳏寡孤独、废疾老弱，无不有养。凡入一境，其地方官必来告曰，若者为何堂，若者为何院，其中一切供给无不周备。盲聋残缺者，亦能使之各事其事，罔有一夫之失所。呜呼！其待民可谓厚矣。无论郡邑乡镇，教堂林立，七日一诣，雍容敬礼，无敢懈者，自能革其非心而消其恶念，教化之行，渐渍然也。凡此不独施之于国中，亦施之于属地，其视属地之民，无区畛域也。印度民饥，道殣相望，英民恻然悯之，布施金钱者无数，故虽荒歉而无害。印度地大物博，种植鸦片，贩运各处，几疑为英人之外府，得以坐收其利，不知印度一岁之所出，适足以供一岁之度支，而有时或有不足，则必辇金钱数十万以济之，以此乃足以服印度民人之心，而不侵不叛。由此观之，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骎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强雄视诸国，不亦宜哉！

　　英重通商

　　英国屹然三岛，居于海中，与欧洲各国相间隔，故惟用舟舰以为联络。近年来，航海之利推为欧洲巨擘，而其船舶之多，以及制造之坚、驾驶之能，亦殆莫之与京。曾将历年所建之船分为三等，一曰铁船，二曰木船，三曰铁木合制之船。铁船五百有十艘，木船五百有二艘，铁木合制之船一千有二十二艘，计能装载货物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五十八吨。前年新行增建者七百十艘，可载货四十二万三千六百五十吨。益以数年来船厂中陆续建置者，又不下二千余艘。自兴刳木之制以来，所造船舶，未有若英国之盛者也。民间贸易转输，远至数万里外，以贱征贵，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而纳税于本国，国富兵强，率由乎此。然则英之国计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矣。与中国通商将四十年，英商足迹所至，几遍中土。国中工艺所出，销流于中国者甚夥，匹头鸦片，尤为大宗，是英国通商在今日几于有进而无退。设使一旦有事，则于贸易大局殊有窒碍。英国亦知其然，故凡事皆欲与中国永敦辑睦，而断不肯无端以启衅。云南戕杀马嘉利一事，几疑决裂，而燕台会议，遂至于瓦解冰消。盖英之民人皆欲出于和，不欲出于战也。且英人之在西土与在中国者，意见各殊，西字日报往往借事生风，冀幸中国之有事以为荣，而《伦敦日报》则冀中国之自强，主上乾纲独断，以驭臣民，中外事权悉归一人，如有交涉之事，无不立办，其用心不同如此。往时驻京公使阿利国，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寄书外部大臣，请尽禁鸦片，而传教人勿入内地居住，删除领事额外权利，以冀贸易之局可持永久。其说虽下廷议，卒未果行。盖以如是则待中国与俄罗斯、美利坚等，而入中国于万国公法中，设使行事与公法相违，则必撄泰西列国之疵议。况既除额外权利，则华官折狱当一秉乎公，而相矢以信，英商当听其入内地，中国可设领事于香港。英人曾请轮船入内河而中国不许，谓如后有中国轮船驶行内河者，则亦可入，此时亦仅用华船而已。以此龃龉，英人之议者率弗喜。然英商终冀中国之无事，而不欲中国之有事，以贸易之局实以和平为枢纽。惟其思深虑远，往往思夺中土之利以为己有。其运贩中土之物产，以丝茶为大宗，迩时印度种茶日盛，英人多嗜印度之茶，而中国之茶利减矣。法兰西、意大利皆产蚕丝，近更以新法育蚕，投蚕子于沸汤中，蚕即再生，谓之二蚕，出丝自倍，英人以其近也，多购自欧洲，故今日贩丝之旺，异于昔时，而中国之丝利减矣。印度产麻，和以丝棉，织成布匹，以制衣服，染以诸色，鲜艳异常，英人以此谓可代木棉，而中国棉花之利亦日见其绌矣。凡此皆以为后日地耳，则其通商之心计何如也？中土所售于英国者，鸦片而外，则惟匹头。鸦片固为漏卮之最巨者，而近日云南、山西等处均渐布种罂粟，英人未尝不为之寒心。欲夺匹头之利，莫如自购机器，广设机房，木棉、蚕丝、羊毛，三者兼作，行之十年，其效自见。如是相夺，中外之利必且交失。中国固不专恃商人，而英国势必不支，则将如主人枯槁，客自弃去乎，抑将有进而无退乎？窃以为中国与泰西列国通商，不当但恃商力，必如西国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而练兵之法不可不亟讲矣。惟是兴旺贸易易为功，整顿兵伍难为力，以事非一时可集也。所幸者今日泰西诸国互相牵制。英以通商为重，而离法之后，其势稍孤。法自为民主之国，渐改其好大喜功之习。美则素来自守，不尚并兼。俄自攻土之役，未免与英失欢，且亦隐相忌嫉。普虽胜法，尚未见其飞扬跋扈也。而我此时正可以通商之局牢笼而羁縻之，发奋自强，以实心行实政，毋怠缓，毋因循，毋苟且，毋粉饰，毋骄矜，毋退诿。诚如是也，则彼之待我，自当与欧洲诸国等，不必与之动援万国公法，而自入乎万国公法之中。结之以信义，要之以恪忠，惟以玉帛，不以兵戎，遣使修睦，守约雍容，梯航远至，琛赆来同，然后通商之局乃可与地球以始终。

　　俄人志在并兼

　　俄罗斯立国在欧、亚二洲之间，幅员之广，列国无出其右。惜亚洲之地半属沙漠，天气寒冷，植物不滋。所赖以培国本而张国势者，惟旧俄故土而已。部落之富盛，城邑之雄丽，诚足与欧洲各大国相为匹敌。近复取有漠北之地，收其皮矿之利，故日就强盛，有非他国之所能及也。今在位之主，承父兄统绪，即修旧怨，往伐土耳其，大获胜捷，波斯来侵，又奋兵击退之，乘势逐北，割其属部，威声之著，迈越前人。自其前王彼得罗以来，中间女后专政，悉能任权术，罗英俊，内修外御，名震邻国，则国之当兴，盖亦天意有在矣。论者谓俄之嗣主，其深宫所筹划，累世所设施，类无不以乘间抵隙，专伺邻国，以期得逞，庶几天下之大，可藉兵威以力争经营。观其远交近攻，割人境土，得尺则俄之尺，得寸则俄之寸，屯兵置戍，通商裕财，固非专尚武功，徒事侵凌者之可同日而语矣。而浅见之士，狃于所闻，徒知其主好勤远略，其民生齿不繁，地虽大而荒凉特甚，国虽强而帑项不丰，今又与土构兵，以致屡遭败衄，遂以为俄之凭凌小国，黩武穷兵，适足自毙，固不足为患于天下也。不知俄之君臣谋所以致一统之盛，而大无外之规，盖匪伊朝夕矣。其意不得志于欧洲，则必求逞于亚洲，二者将有一遂。其取基华霍罕，即不能恝然于天山南北，其与日本易岛，即留意于东西洋海，而锐意与土构衅，亦即窥欧洲之渐也。以彼蚕食鲸吞，已成并兼坐大之势，倘复闭关自守，则后嗣稍弱，或致外侮迭生，悔将何及。且其四境之外，犬牙交错，如南之波斯，西之瑞典、普、奥，悉皆环顾而伺。即订以婚姻，重以盟誓，要不能藉以固圉也。一旦衅隙可乘，则将搜乘简卒，秣马厉兵，以相从事于封疆矣。且西域回部毗连于东，蒙古、土番游牧于南，寇掠侵轶，时所不免。是俄固战争之国也，能战则兵威足畏，而有以遂其龙骧虎视之谋，徒守则积弱可虞，而不免成鼠入牛角之势。俄其讲之稔矣，计深虑远，及身图之，亟出于战，即晋范文子所谓，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故欲内保山河，必谋外服强邻，此古今不易之理也。俄之所忌，向惟英、法，今普又崛起于中，而奥之与意，要皆势均力敌，英之印度尤与相近，今已次第收入版图，且政教号令，初无歧异，素得回人之心，俄在今日岂能无所顾虑乎？幸法为普蹶，未尝一日忘报普之心，两国互相牵制，而奥、意亦不暇远谋，故俄得与英联婚，俾疑忌中藏而开衅无自，而乃得以专力于区区之土耳其，聊为尝试。然智者见祸于未萌，即微以知著。俄既胜土，则入其国都，据其土地，抚其民人，收其财帛，列国必共起而谋之，欧洲将不能共享太平。俄不胜土，则失之东隅，将收之桑榆，其祸乱相寻，又不惟欧洲之不幸也。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绸缪于阴雨之前，备敌于疆场之外，谋人国家事者，宜有以熟思而审处之矣。

　　中外合力防俄

　　地球四大洲中，幅员辽阔，民庶殷繁，自中国而外，当推英、美、俄，而俄尤为巨擘。近时以强国著者，则普之崛兴为最速。综观今日天下大势，维持欧洲之全局者，普而已，而系于四洲之安危者，俄而已。普、俄、英、法四国并行，则可横于天下。盖在今日讲天下大计者，不患在英、法而患在普、俄。法弱而英孤，普、俄如能相合，协力同心，经营天下，则欧洲诸国将莫与抗衡。且普、俄方有志于东方，欲肆其雄图而逞其吞并者，志不独在欧洲也，而俄尤骎骎乎驰域外之观。今者要约波斯，翼助阿富汗，显然与英为难，英亦无如之何也。恐其幸欧洲之无事，舍欧洲而逞志于东方，于是东方独承其弊，此则大可虞也。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中外合力以防俄。亚洲之中，中国为先，其次则印度之英也，又其次则日本也。越南、暹罗、缅甸、朝鲜，或附中国，或属英人，或邻于日本，则等诸自郐以下，无讥焉可也。若在泰西，则普、奥也。或曰，此诸国者皆散在各地，形涣势分，恐不能殚力一心，联声合势，如六国之约纵连衡以摈秦。不知所以防俄者，皆以自为而非为他国，且亦非无端开衅于俄也，原在有备无患，画疆自守，以持其不变之局而已。呜呼！天下事至今日，其变极矣。欧洲诸国皆由西而东，有火车以通同洲诸国，有轮舟以通异洲诸国，联络远近，势同衽席，又以电标为之通达信音，虽数万里之遥，捷于顷刻，迩于咫尺。此固数千年以来所未有也，仅行之于数十年间，而地球四大洲已可由分而合，棋布星罗，有若春秋时之列国，一变之效，何其速欤？而儒生之拘墟于见闻者，尚复昧昧于其故，而不知上达天心，下权人事，夫亦可哀也已。夫春秋时之秦，与战国时之秦，一也，而何以强弱迥异？则以前日有晋为之蔽，而秦不得东，逮三晋分而韩、魏弱，秦乃得蓄力乘时，而肆其蚕食矣，逞其鲸吞矣。今日之俄其势亦犹夫秦也。土耳其虽弱，而得英、法以助之遂强。曩者普、法之战，此欧洲变局之所系，而两国强弱之一转机也，其势亦大有关于东方。而论者乃以海外之战争，有同蛮触，无足称道，此其言岂知审时度势者哉？英、法竞爽，足以制俄，而东方可幸无事。法蹶普兴，而俄又佯与普亲，则俄得晏然无忌，专力以图东方。试观迩年来，英国印度总督欲筑铁路，由缅甸至云南，其赀已集，不日可兴，而俄先筑路于印度北方以当其冲，云南之役由是中撤。中国与俄毗连之境，如黑龙江，如伊犁，如堪察加，如吉林，皆为俄人所据。俄以精兵三万驻扎吉林界外，用以东压朝鲜，西窥辽地。前岁曾遣测量之士七人，自京师而回，取道于天山一带平坦之地，直达伊犁，量度形势，拟将筑路以通车，又取日本之唐太岛，藉以铸器屯兵，以备缓急之用，其志岂在小欤。总之，俄图欧洲难，而图亚洲易，以助土者不独英、法两国也。今虽法惟自保，英似无援，而普、奥近与俄邻，俄苟取土，必不作中立之势。英、法、普、奥一日尚强，则俄人之兵力一日不能西也。若亚洲，则惟中、英、日三国而已，而三国皆不相联属，中、日近又隐挟猜嫌，则俄之得志益可知已。此数十年中，俄人岂能相安于无事哉？我中国如能结好英、日，以彼为援，互为唇齿，然后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盛兵备，厚边防，乃足以有恃而无恐。至于富强之术，宜师西法，而二者宜先富而后强，富则未有不强者也。稔悉中外情势者，可不亟为之计哉？

　　遣使亲俄

　　我朝廷近拟遣使至俄，诚中、俄结好缔和之一大关键也。特宜早而不宜缓，宜速而不宜迟。宜遣之于土、俄交攻之际，英、俄相忌之时。此时讲信修睦，立疆分界，申其前说而爰定新盟，为使臣者亦易于措词。且亲俄以御侮，结俄以自固，亦在此一举，而其效当有可观者。今者新疆虽已底定，而土、俄兵事亦罢，英、俄立约修盟，欧洲之局大定，在俄之意，方且骎骎乎有志于东方矣。左相近又遣员往俄，索还旧地，申画昔疆，此虽准乎情，度乎义，事理之出于不得不然，而要未尝不撄俄人之忌。今者忽有简遣使臣之命，其为恒驻耶，其为暂遣耶？不得而知也。其为私移界碑一事耶，抑为新疆交涉事故耶？亦不得而知也。而我深惜其遣之已晚也。夫我朝自与泰西诸国通商，四十余年矣，泰西大小诸国无不备仰怀柔，咸遵轨度，其间如英、如俄，尤系于中外之枢机。顾英与我远而恒有龃龉，俄与我近而尚形恭顺，其故何哉？盖俄之通商不过在东北一隅，英之贸易足迹几遍乎中原，心计直规乎罔外，于其国势之盛衰强弱，实有互相维系者。又英之所长，尤在以兵力佐其商力，商力裕其兵力，自通商印度以迄东南洋，无不率以此法。至乎今日，其情形固已稍异，英、俄相忌而复相制，几于鹰瞵鹗视而莫之敢先。论者以为我在今日亲英则俄忌，亲俄则英忌，惟是俄自画疆遣使以来，世修和好，未堕曩盟，固未可外示之隙也。英、俄迭构猜嫌，屡已形见，在欧洲则争土耳其，在亚洲则争阿富汗。顾俄虽土广兵强，非印度内乱必不能为英患，而英则无一日不可为俄患。盖俄之兵力全在欧洲，倘英、俄启衅，俄由陆路调兵东来，势非易事，即在欧洲御之，地关要隘，恐为法国所牵制，是有兵力亦无所施。英之经营印度，俄之规画东方，皆有狡焉思启之心。惟英由加尔各答筑有轮车铁路，直达宾质，其地距西藏不远。而俄亚洲之边防未极讲求，黑龙江尚无铁路运载，俄人虽有意兴筑，而以年中出入度支观之，非二三十年不为功。俄亦自知其然，故与土结盟息兵，但得稍偿其割地酬饷之求，而即从欧洲诸大国之调停，毋事苛索，职此故也。俄既得志于土，而又与英捐嫌修好，则他日者英进而俄亦进，英退而俄亦退，比中国于方罫之间，而竞下其一子也。呜呼！遣使于土用兵之时，与遣使于土议和之后，其情形迥尔不同。此事早已言之，而惜乎当事者漠然置之也。至今日而中国之安危强弱在善处英、俄之间，而英、俄安危强弱之所系亦在乎中国，盖中国者天下之关键也。以地势观之，关欧洲之全局则在土耳其，系地球之全局则在我中国。英人之意，既欲强中以御俄，俄人之意，独不能使我中国亲俄以制英耶？此犹之战国之齐，附秦则秦强，附楚则楚奋。故英、俄在今日，亦莫如结中国以自重，而中国亦宜联络于二者以恒享其安。今者我国皇华之使，络绎于道，如英、如美，皆已遣使往驻其国都。窃谓此外亦宜次第举行，而尤当加意者莫如俄。使才之选，要当郑重。总之，内有以结其欢，而外无所招其忌。且也遣使亲俄而慎固边防，宣扬威德，亦寓乎此焉。凡近俄疆者，防守之要，一切整顿军营戍垒，必当焕然改观，而于俄界卖买之处设立领事，以资保护而密加采访，戍兵骑队必以熟识俄语之华人。尤宜专设书塾，肄习俄国之语言文字，预以储他日之用。遣发幼童往学各艺于俄京，然后考其舆图物产，稔其山川道里，察其国政人心，明其土风俗尚，更进而交其国中贤豪长者，而后亲俄之实效可睹已。呜呼！泰西诸国无不具有深思远虑，不可测度，特以英力已雄，俄势尚缓，审时度势，莫能知其究竟，顾遣使以睦邻，则固今日之急务也。昔春秋战国之际，群雄纷峙，而能道结强邻，威加与国者，以此法也。

　　合六国以制俄

　　呜呼！俄罗斯今日之在欧洲，其犹战国时之秦哉。俄罗斯地跨三洲，控弦百万，正无难投鞭断流，移山平陆，气变风云，力翻岳渎，虎视六合，鹰瞵八荒。其最与俄近者，土耳其也。土疆宇辽阔，虽略足与俄颉颃，而甲兵之强，器械之利，船炮之精，士卒之练，则土远不如俄矣。而土壤毗连，犬牙交错，日逼处此，时有可虞，则土犹战国时之韩也。且夫俄何尝一日忘土哉？百余年来，所以肆鲸吞、逞蚕食者，无所不至，割据其土宇，侵掠其民人，播煽其藩封，惎间其与国，何难一旦举数十万之众，渡黑海，捣土都，收其国，籍有其版章，以快其并兼之志哉，而不敢遽出此者，虽虞列国之议其后，亦以土犹崛强自恃，不肯遽下，不若韩之朝割地，暮求和，拱手而以险要之区，膏腴之壤授于人也。此外，与俄近者莫如奥，幅员宽广，而无形胜之足据、利便之足乘，则奥犹战国时之魏也。其次则普，普犹战国时之赵也，兵强士练，足以与俄一战，惜物产未繁，财用未充，犹不足以持久。意大利界于欧洲之中，虽国势未盛，而向为盟主，遗烈犹存，此时拥兵自卫，势同中立，则犹战国时之燕也。至英、法两大国，则犹战国时之齐、楚也。英虽僻在海外，三岛孤悬，距俄甚为窎远，而持欧洲大局以与诸国相雄长，骎骎乎据坛场，列敦槃，而执牛耳焉。若夫西、荷、比、嗹、葡、瑞各国，犹泗上十二诸侯也。向尝谓战国之时，秦之所以得志者，固在列国之赂秦，使秦坐成强大，而其初则在韩、赵、魏三分晋室。晋分为三，其力薄，其势孤，不能制秦，而反为所制，然后秦得东向以争天下。春秋时秦未尝不强，而不敢出雷池一步者，以晋为之蔽也。土耳其者，欧洲诸国之屏障也，土弱而后俄强，故俄至彼得罗而后兴，秦至孝公而后横。欧洲诸国，诚能知战国时秦之所以一，六国之所以亡，则必鉴于前辙，合而拒俄，并力同心以保土。土存，俄何能西向而与欧洲诸国争哉？设使普、奥与俄结好言欢，贪目前之小利，忘日后之大祸，三国相约共灭土而有之，如昔日之分波兰，则将来必不能制俄，而普、奥之失地丧师，日就削弱以并于俄，亦必随其后矣。又使英、俄因土以相争，普、法继之复仇而交战，其余诸国或从违于两者之间，则欧洲必至于糜烂。不独有坏欧洲升平之局，而反使俄得以乘其疲罢，收其余烬，而英、法、普、奥，此时甲兵钝敝，器械散亡，人民愁苦，财赋空虚，不复能与俄从事矣。呜呼！此岂欧洲之福哉？罗马一统之盛，将属之于俄乎？此其失计，悔岂可追，徒令后人为之咨嗟太息耳。故欲制俄，莫如合六国，英、法、普、奥、意、土之在今日，可合而不可分，可和而不可战，可亲而不可仇，其理了然若指掌。说者谓俄虽土广人众，而财用之富不如英、法，水师之雄，战舰之精，皆出英、法下。且英、法能渡海以攻俄，俄不能越境以攻英、法。以大势观之，似俄弱于秦，而英、法强于齐、楚也。呜呼！天下事亦观其渐而已矣。昔者六国以易秦而自灭，安知今日欧洲诸国不以轻俄而贻误？俄于英、法之合，势焰方张之际，则隐忍戢兵，俾土得延残喘；于普、法之战，则阴助普以踣法，法蹶普兴，英、法遽离，而俄并土之谋遂逞，则俄之所为，亦已形见。俄之积虑处心，夫岂出英下哉？英在今日，固能持盈保泰，善用其强，特恐俄国之兴未有艾也。愿欧洲诸国毋蹈昔时六国之覆辙也可。

　　卷五

　　英重防俄

　　土耳其一国，介于欧、亚两洲之间，地广而人众，惟兵甲不强，财用不足，政治日非，祸乱迭出，君昏懦以尸位，臣贪酷以虐民。天主、天方两教相争，各立门户，有同水火，为之上者又复一意偏袒，凌铄挟制，入主出奴，以播其毒焰，而煽其狂飙，盖几于国不可为国矣。以是乱者蜂起，藩属悉叛。俄人思乘机而发，为封豕长蛇之荐食，顾犹外托于仁义之名，而内施其并兼之实。何则？恐各国之议其后也。自土0俄1不从诸国之劝，而陈师鞠旅，已直逼土之境上，虎视蛟腾，兵衅之启间不容发，乃犹谓我非欲并土也，其谁信之。英以土为西欧之屏障，唇亡齿寒，深可危惧。故前时英、法助土攻俄，亦为欧洲大局计也。今法为普蹶，已与英离，英既不能合法，则其势已孤。用是土国之事，英不敢以一国支持其间，每当盈廷集议之时，故缓其词，一若土国之存亡兴废，固无预乎己事者，而实则其心未尝一刻忘也。夫土之安危，其系于欧洲者犹轻，其系于印度者实重。何则？英以屹然三岛，孤悬海外，中有普、奥、意、法数大国为之阻蔽，且英素以水师战舰雄于天下，无论俄不能越境以侵英，而战于海中非俄之所长，俄即并土亦未敢遽出此也。惟土既入于俄，则亚洲一隅已无所阻，必将次第扫除波斯，剪灭阿富汗，以窥伺印度。英至此，势恐不能与之相敌，而泰西大小诸国亦无有为之援者。诚以俄侵欧洲，诸国之所同患，诸国必将起而与之抗。俄谋印度，英国独承其害也，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而诸国且以鹬蚌之持，坐收渔人之利。此虽非英、俄目前之情势，而异日固必出乎此者也。或曰，英于土国之乱，谋出万全，非兵力不为功，而其用兵又非徒事乎野战也，必扼吭控背，守其险阻，据其要害，而后诸国乃不能飞越，此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也。然谋必预乎先机，事必立于不败，以争此一着之先，而后可也。一在黑海以达于地中海，此俄人之所必由也；一在地中海以达于印度，道经埃及之隘口，此亦俄与诸国之所必由也。二者皆必以重兵镇守，则庶乎可以维持大局，并可远以保土而近以自守矣。

　　英宜保土

　　泰西诸国，其地跨亚细亚、欧罗巴两洲者，俄罗斯与土耳其而已。土耳其疆域之广不逮俄罗斯，而擅膏腴之壤，据形便之地，百年来逐鹿纷纷，迄无止戈之日，固恃其地大兵强，不肯遽下也。迩来复有英、法以为之左右手，如遇兵事，必为之护持排解，故土之不为俄所并兼者，实英、法两国之力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法助土攻俄，合围西巴士多卜鲁城，并力相持，何殊楚、汉巨鹿之战，后始慬而议和，然用兵饷费初未尝责偿于俄也。何则？恐和议之不成而兵事之未有止境也。英、法两国合力以拒俄，犹尚如此，况在今日哉？夫英、法之于土，非有所爱惜而必欲拯其危亡也。俄罗斯境土得欧洲之大半，然北地荒寒，其余半皆沙漠平原，长于陆攻而短于水战，故仅能比肩英、法而未足以定霸一方。若土耳其三土一旦为俄所鲸吞蚕食，则地兼三海，拓疆万里，波罗的海独为俄据，黑海在其北，地中海在其南，于欧罗巴一土已扼其吭而拊其背矣。俄且造战舰，练水师，厉器械，搜士卒，因利乘便，据形势之雄，扼上游之要，一旦以数十万之众席卷西驰，诸国其能宴然已乎？故英、法之助土，非爱土也，以欧洲安危大局之所关，其势不得不然也。且更惧俄之兼土而事未有所止，患方自此始也。英、法之强，俄所素慑，故自是以来，未敢遽开衅端而轻延大敌，不得不隐忍戢兵，以听土之自存。自法为普蹶，英、法遽离而英势骤孤，俄于是请废黑海之盟，会议纷然，迄无成说，而俄鹗视鹰瞵之概，鸱张狼顾之形，已见端于此矣。总之，土不能自强而英、法为之辅，犹可言也。无奈土国残暴不仁，君昏臣暗，政令之不修，纪纲之不立，日以刀俎待其民，朘脂膏而供醉饱，部落痛心，藩封解体，胜、广之徒起于肘腋，此英、法之所无如何也。土又恃英、法之援，时与俄崛强龃龉，俄之积愤愈深而隐图益著，俄至今日，势必与土从事矣，欧洲升平之局或不可保。法始与俄合而今与俄离，故俄未能遽逞其封豕长蛇之荐食。然俄、土两国兵锋之交，恐在不日间耳。在俄裹粮坐甲，惟敌是求，虽明知英必预其间，亦无所惧，盖势同骑虎，事类遣蛇也。即英以全力与俄抗，俄亦必倾国与争耳。此一役也，俄盖有进而无退，俄之熟筹而审处者固已久矣。顾此时英将遽与俄战乎？吾知其必不然也，必将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俟土势之不可支，然后起而乘之。或曰，按欧洲情势颇类战国，故仪、秦游说之术，纵横之谋，有可以行之者。今者俄土之役，俄强而土弱。土之非俄敌也，夫人知之矣。英正当于始战之时，尽力以助土，则土犹得完聚其民人，保守其城邑，而俄不得尽收伐土之利。即英国援军之来，土亦能供其资粮屝屦，以其兵张左右翼，藉作声援。不然者，土危亡在旦夕，俘其货财，割其土地，资其战守之具以为俄用，后日英虽从而援之，而土亦不能自立矣。不知远近异地，攻守异势，主客异形。英、俄虽势钧力敌，而英援军深入人国，贵在出奇以制胜。且助土一事，关于欧洲全局，英尤不欲以一国独任也。惟使俄人首发难端，先行攻土，俾钝其甲兵而罢其士卒，倘土一战而北，遭俄糜烂，正可激诸国之愤，而作三军之气。俄得利则骄，土失利则愤，而后英可从而一战也。此我所以曰英必不骤与俄战也。虽然，英、俄果尔交兵，无论俄胜、英胜，欧洲之局必统于一尊。驰域外之观，争寰中之霸，正恐天下自此多事矣。呜呼！有深谋远略者，可不亟图自强也哉？

　　土胜俄不足恃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幅员虽广，而向来政治烦苛，人心涣散，属藩外叛，蟊贼内讧，又复重回教而轻各教，出主入奴，互立门户，有若水火，肘腋之间，无非祸乱所萌，变机所伏，兼以近如希利尼诸小邦，皆素与土相龃龉。俄人据其上游，龙盘虎踞，鹗视鹰瞵，久欲逞其鲸吞之势，肆其蚕食之谋，以土隶其版图，特顾瞻诸国，有所忌而不敢遽发耳。今者普、法相仇，英势孤立，持盈保泰，厌于用兵，而俄遂乘间以起矣。始改黑海之盟，首兴难端，而英不敢诘，此即图土之渐也。英非不知之，而法方为普所蹶，他国无可与谋者，故遂隐忍而姑从之。而不知俄早有以窥英之微矣，及今日讨土之乱，伐罪吊民，俄为有辞。英亦环顾诸邦，无足为指臂腹心之用者，则亦惟作壁上观耳。俄、土交兵，人皆料土非俄敌，以俄之劲旅攻土之孱兵，追奔逐北，电扫飙驰，则又何难？乃不意俄屡败而土屡胜也。说者谓俄在欧洲号称大国，昔与英、法鼎峙而为三，普、奥不足与之比权量力也。普国之兴，俄实使之。法虽衰矣，俄则愈强。今亦偕英、普角立争雄，势钧力敌，然则土亦安能独与俄抗哉？向者英、法助土攻俄，尽其谋虑，竭其兵众，然后始下西巴士多卜鲁，而得邀一胜之威。俄亦自此行成，解甲释兵，修盟讲好。盖胜俄若是其难也。今土屡胜，俄屡败，人几疑俄非前日比，而不知俄之深谋积虑，盖以缓诸国之援，懈诸国之心，而藉以骄土人也。土人自此以为俄不足与战，诸国皆凭轼旁观，然后俄骤出奇军，进捣土京，以制土之死命，亦俾诸国猝不及为之备。此正俄之善于用兵也。俄之欲攻印度，以止英之援土，此所谓先声以夺人而声东以击西也。俄之意中果欲取印度，亦何必在斯时？以印度虽系英之藩属，然寄之以专阃，镇之以重兵，苟非印度有衅，未可得也。盖内乱不生，外变不作，俄亦何尝不知之哉？特先以此破英之胆，使英分兵而为之备，则雄兵猛将皆以为守印度之用，以自固其屏藩，而俄则但从而牵制之。此所谓以有用之兵而置之无用之地，而其助土也必不力。英既有助土之名而无助士之实，则欧洲诸国谁其同心并力以为土之援者，而土于是乎危矣。然则如何而后可？在英惟有联诸国以拒俄而已，传檄诸邦，议于要地，欲战者战，欲和者和，各抒所见，以折其衷。夫欲救欧洲之大局，以定于一尊，非出于战不可，战则以英、俄之胜败为欧洲诸国之从违。盖英、法、普、俄四大国中，必有推尊执牛耳者，而后其势乃定。否则，今日和，明日战耳，彼土耳其者，不过集众矢之鹄耳。呜呼！欧洲固战斗之国也，未有升平三四十年而无兵革者。今则铁甲愈坚，大炮愈利，无非藉火力以杀人，血肉糜草木，脂膏涂原野，霆击雷崩，海翻波立，而无一不底于消亡而后已。故战而在今日，亦最不忍之事也。欧洲战斗其将自此止乎？若仅俄、土相斗，则其小焉者也。

　　英俄经营亚洲

　　呜呼！英、俄两大国之经营亚洲非一日矣，其处心积虑，可云并力而一志。论者以为俄近而英远，俄贫而英富，其图维虽同，其将来之所至必不同。其以俄为近者，谓俄在亚洲，其幅员辽阔，实与欧洲相毗连，所分东西二土，一曰西伯利，一曰高加索，皆在我中国之北方，与满洲、蒙古相接壤。其地之俄人，性情风俗与北方亦相仿佛，且能操中国方言。俄国贩茶之商，皆自与华人交易，以有易无，毋相欺也。俄人又能忍辱耐烦，不惮劳苦，绝无贵倨习气，而于中国北方道里夷险，无不稔悉。黑龙江一带所设买卖街，日益繁旺，俄人更以重兵宿将驻戍其地，以示郑重。若英则不然，其国夐然三岛，悬于海外，所有属地皆以战舰、水师互相联络，虑诚周而计诚密矣。然譬之一人之身，有所隔绝，其血脉终不相贯注，是英不如俄也。其以俄为贫者，谓俄土地虽广袤，而在亚洲者，多荒寒不毛之土，几于千里萧条，杳无人烟。俄人虽竭意整顿，然限于地势，终难大有作为。俄虽地跨三洲，而立国则在欧土，一切师旅遣发、粮饷转输，皆由欧洲为之纲领，其欲与欧洲呼吸相通，则必先建筑火轮、铁路，使之八达四通，无所阻滞，始可以操左券。顾经费浩繁，非一时所能骤措，俄固有志焉而未逮也，以事势揆之，非数十年加意筹维，必不能耳。俄虽土大人众，而财赋之富则不如英。英苟欲用兵，一旦可集赀千万，若兴巨工，众商无不愿倾囊解囊，顷刻可以立就，而俄则不能也。英属印度，年来已心悦诚服，无不愿托英之宇下，兹以重兵驻其地，以资镇守，一有事故，命将简师，咄嗟立办。故英之立国虽远，而其属土则近也，况又据膏腴之壤，扼形胜之地，因利乘便，操纵自如，视俄之土瘠民贫，无以施其长驾远驭之术者，不可同日而语矣。此则俄不如英也。故英、俄同一经营亚洲，英易而俄难，俄迟而英速。识者度势审时，而知其有如此者。故为亚洲计者，纷然不一。其说或谓宜备英而亲俄，或谓宜联英而拒俄，不知此皆未得其中也。善为守者不予人以有间，善为备者不示人以可疑。我惟自立于不败之地，亟图自强，藉以治中而驭外，毋使人得以乘隙而抵我，虽俄大英强，其能为我患哉？

　　泰西立约不足恃

　　天下之势不定一尊，则其乱靡有所止。盖体相敌则政多歧，政多歧则法必紊而畛域之见分，斯利害之情判，虽剖符置质，亦且旋约而旋背矣。《诗》所谓“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传》所谓“盟可寻，亦可寒，要盟弗信，质终无益”，此其明征也。泰西各国，犬牙相错，千百年以来，皆以兵力相雄长，稍有龃龉，则枪炮交轰，杀人如麻，曾不爱惜。近则托诚信以相孚，假礼义以相接，如向戌之弭兵，如苏秦之约从，立为万国公法以相遵守，又复互相立约，条分缕晰，其有不便者，得以随时酌更。似乎明恕而行，要之以信，可以邀如天之福，永辑干戈而共享升平焉矣。然揆其情势，则约可恃而不尽可恃也。盖立约一事，本非有所甚爱而敦辑睦之谊也，亦非有所甚畏而联与国之欢也，不过势均力敌，彼此无如之何。或意有所欲取而姑以此款之，或计有所欲行而先以此尝之，若利无所得，则先不能守矣。故夫约之立也，己强人弱则不肯永守，己弱人强则不能终守，或彼此皆强而其约不便于己，亦必不欲久守。即如黑海之约，各国俱所与闻，不独英、俄也，英欲守之而俄必欲背之，岂俄不畏诸国之议其后哉？诚以守此不渝，则擅其利者惟英，而受其敝者惟俄也。俄且日就富强，换岛于日本而水师有其备矣，取地于霍罕而通商得其道矣。地兼三海，卷甲而趋，欧洲在其掌握；路辟西疆，屯兵伺便，印度据其咽喉。故英之欲守约者，盖藉此联络诸国以相援也；俄之欲背约者，盖非此则难越雷池一步也。此不独英与俄自知之，即天下万国亦无不知之者也。如是而谓约足恃乎，抑不足恃乎？然此犹曰事关国家大计，难以兼顾，语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也。若英与美解交匪犯之约，不过罪人斯得，免奸滑之徒，以邻国为逋逃薮耳。且立约之初，本甚平允，足以劝善而惩恶也，今乃停止不行，以至犯法者越境乃免，得以逍遥事外，是岂好恶之公，赏罚之典哉？是知约不可恃，道在自强。受人国家之寄，身肩艰巨之投者，正宜励精图治，举从前之积习扫而空之，勿任私智以相欺蒙，勿狃成见以相倾轧，广育英材，收揽豪杰，讲求富强之术，精究攻守之备，以绸缪于未雨，以弭变于无形。遇有交涉之事，则开诚布公，速为办理，如是则约虽未立，亦不虞其有所藉口也。非然者，内安于因循则事多丛脞，外过于宽缓则敌将生心，虽息壤在彼，有不堕其计中者鲜矣。方今和议已成，所立规条斟酌尽善，诚为中外之福。然倚伏之机，剥复之理，本无定局，尤望尽其在我以成可大可久之图者，不可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

　　西人重日轻华

　　地球四大洲，亚细亚幅员为最广，风气之开亦独先。中国圣圣相承，皆以达人而居天子之位，制礼作乐，肇启文明，故三千年前已为声名文物之邦，威德覃敷，震于遐迩，海外大小诸国，其仰慕我中华如在天上。日本虽在东瀛，与我中国一海遥隔，而文字攸同，风俗无异，一切制度大都采自汉、唐。惟我中国不勤远略，闭关自守，不与外通，历代史乘所载，海外诸国登王会之图，预共球之列者，皆其慕化而自来，向风而麇至，初非我中国招携怀远抚绥而柔辑之也。日本虽居海中，屹然四岛，宜其便于舟楫之利，而考其所至，自通中国外，惟高丽、百济、新罗，为我声威所讫，此外则有所隔阂矣。逮至明代，欧洲诸国日强，精于驾舟，不惮远涉，往往于鲸波鼍浪中，探测新地，以为通商互市之区。曩者东南洋诸国，其来朝会盟聘者，皆为其所并兼剪灭倾覆，不能自保，而我中国绝不一问。海禁既开，番舶咸集，且以澳门为驻居所矣。于是接踵东来，海疆日以多事。顾其时视我中华多歆慕艳羡之怀，而绝少鄙夷轻藐之意。不谓通商立约三十余年，而情形大异，以昔视今，若判天渊。日本自二百年前与西国告绝后，惟与荷兰相通，自美利坚以兵舶临之，然后讲好结盟，开埠互市。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几与欧洲诸国无异。盖其意以为非此不足与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财用益绌，帑藏益虚，国债积至巨万，外强中槁，难持久远。其取之于民间，前时不过什二，今则几至于敲骨吸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前时与民共其利者，今则山林有禁，川泽有禁；前时民纳赋税之外，足以自食，温饱无虞，原无殊于海外桃源，今则沾体涂足，竭力以供其上而犹不足，国中现银尽输于外，而所用者纸币而已，凡此皆所谓不终岁之计也。而西人方且以其一切遵循乎己，谓之有志自强，喜而昵之，钦而重之，平时凡有交涉之事，每不至于掣肘，而于我中国，每存凌侮欺藐之心，若以为不如日本远甚。彼尝谓中国虽大，而上下相蒙，政以贿成，听其所言则如是，而观其所行则大不然，矜夸自大而漫无实际。朝廷虽以诏督抚，而督抚未必奉行，督抚虽以令府县，而府县未必遵守，等若弁髦，视同具文，因循也，苟且也，粉饰也，锢蔽也，一切必循成例，颠倒于部员之手，其所谓师用西法者，皮毛而已。日本之效西法，虽亦仅得其一二，而军舰可自驾驶也，枪炮可自制造也，陆军、水师皆能以西法演练也。一旦虽然西人为之指挥，亦能纵横于大洋之中，交战于洪涛巨浸间，以徼幸于万一。若中国，则即予之以战舰，问有驾驶之人否，无有也；即予之以大炮，问有施放之人否，无有也。平时则喙长三尺，临事则手重千钧。聚讼盈廷，制断无人，穷年不能成一事，终岁不能践一言。其所谓大员者，务取乎老成持重，遇事模棱。嗫嚅审顾，则以为思虑周详；逢迎揣摩，则以为事机审密。取士之法，专以无用之时文，而不知少为变通，此无殊驱中国之人才而陷之于坎阱，导之于黑暗也。呜呼！循其道而不变，曷能勃然振兴也哉？夫中国以大而弱，日本以小而雄，在能与不能之间而已，西人之所论如此。窃以为西人所见，浅之乎视我中国也。我中国之所恃者，道而已矣。天不变，道不变。夫以刚道治天下者必折，以柔道治天下者必久。彼轻改祖宗之宪章，斫削天地之菁华，苦生民以媚远人，竭脂膏以奉外物，其外庞然而其内嚣然，正所谓疾在膏肓而犹不知自治也。若夫我之所以治国者，其先取之于渐，其后持之以恒。渐则斯民由之而不惊，恒则斯民守之而不改，乃所谓善变者也，彼西人乌足以知之哉。

　　英欲中国富强

　　西人与我国立约通商，三十余年矣，昔日之情形与今日之事势，有迥然不同者，盖欧洲之局已一变矣。或曰，英国独为其难，辟中土之创局，行欧洲之创事，泰西大小诸国得以踵英而俱来，并沾其利。英外以著大度之名，而隐实有德色，故大国忌而小国感。及入中土，肄习语言文字，于内地之土风俗尚，无不留心究察，于是于我国之虚实，几如掌上螺纹，虽其所重在通商，而持筹握算者，几欲尽中国之利而有之。因此遂欲增益通商口岸，以便南北转输，而繁旺其贸易。于时英、法以助土攻俄之役，唇齿相联，其势益强，其欲经营致力于中国也日益亟，卒至伺间抵隙，乘机请命。所增沿海口岸，北至于牛庄，南至于琼崖，外至于大海，内至于长江。列国公使遂皆入京驻扎，于国中南北内外之情形，益复晓然洞悉。惟是转输贸易反不如前，咸以为中国时方多事，发、捻、回、苗未致敉平故也。不知诸国咸至则利分，口岸愈增则利薄。西人虽悟及此，而不肯言也。由此普兴于前，法蹶于后，俄、美二国复眈眈日伺其侧，而英辅车之势孤，鼎峙之形立。诸国之在中土者，各相牵制，几于动则俱动，静则俱静，英不能以一国独持其柄，盖欧洲之局变也。曩者称雄于中土者，英、法而已，通商英为急，传教法为重。货物之多，舟舰之利，商贾之精，财贿之厚，诸小国皆不及英，故二十年来，独得擅其利薮，据其利源，操其利权。逮后十年，普国蒸蒸日上，而英人通商之利渐分，盖普人心计之工，无殊于英也。英于是乃为持盈保泰计，起而环顾欧洲，西有普而东有俄，鹰瞵虎视，皆足与英相抗，其在中土也，皆足与英竞利争雄，比权量力。英于是熟思审处，以为此非致中国富强不为功。中国既富且强，则内足以慎固封守，外足以镇抚邻邦，以控驭乎群策群力，而西北可以永无俄患，欧洲之局可不至于再变，此非英之为中国，而实以自为也。英、中合，普、俄沮，而英仍可结法以为援。故曩者英、法助土以制俄，此为欧洲大局计也。今者英国强中以御俄，虽为亚洲计，而实不止为亚洲计也。夫我中国人才众矣，利用溥矣，能练兵讲武，开源节流，又何患不富强哉？论者谓富强之道，必当仿效西法，则其效易于速见。惟恐识见拘墟，智虑浅薄，以为舍己从人，必不可行。不知事贵变通，势无中立。今在中土，既创开辟以来未有之局，亦当为开辟以来未有之事，则庶不至甘居乎西国之后。至于孔孟之道，自垂天壤，所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固阅万世而不变者也，而又何疑焉！

　　西国兵额日增

　　前时有欧洲士人倡为弭兵之说，以为必可行也，卒之其说终不能售。俄而普、法战事起，夺地争城，杀戮无算，欧洲伊古以来未有如是之惨烈者也。于是各国皆为之增益兵额，整肃军政，制造火器，振顿边防，几于变本加厉。噫！弭兵之说果可行哉？此言之倡也，始于春秋时之宋向戌，而有识者在当时已知其沽名而行诈。欧洲诸国之在今日亦犹春秋时之列邦，若俄，若普，若英，若法，何异乎晋、楚、齐、秦也。普自一战胜法后，师旅繁众，纪律精严，武备之雄，推为巨擘。然以俄国军数计之，其多于普者又约三十余万。奥地利亚国，选锋临阵之军，亦不下七十五万，皆训练有素，足备干城之用。是两国者，岂遽出普国下哉？惟英兵额至少，即括调通国之师，亦止十有余万而已。盖其负海为固，恃舟为城，专以水师称雄耳。法自和普之后，励精图治，厘改军制，几于举国皆兵。由此俄、普、奥、法四国，彼此相持，皆以为防微杜渐者，断不可不恃兵威。然则减兵且不可，更何论弭兵哉？是亦时势使然也。盖减兵固善政，不独节糜费，且可富国足民，顾此事非一国所能独行也。倘减于我而不减于邻，则邻强而我弱。况俄则患土耳其，奥则患多思拉弗尼族人，普则患法之伏于肘腋，一旦行其报复，法则患普之因弱而见凌。或以外侮，或以内忧，或以强国，或以叛民，咸赖兵威以互相挟制。恐此数十年之间，兵事之精当，不至于极而不止也。呜呼！此岂迂儒之所及料哉？然此犹数年前之说也，而今时则其局又一变矣。自俄人伐土以来，英国群议皆以为，我必援土以攻俄，毋使俄人得志于土，而土为俄人之所厄也。于是今日选将，明日简师，调兵遣舶，羽檄交驰，几于艨艟络绎，旌旆飞扬，卒至以后俱成画饼。逮乎土兵败地蹙，成城下之盟，而英与奥反分裂其土地而有之，因以为利。夫俄人非小弱也，其伐土也，系于欧洲疆圉之利害者，所关甚巨。英亦非不知之，而卒不敢轻动者，惧他国之议其后也。盖英、普助土，则法必助俄，其余大小诸国又从而群起应之，斯时势均力同，将以欧洲作战场，而兵祸不可胜言矣。较诸当年普、法之战，一日而殒十万人者，其死亡必尤酷也。英筹之已稔，故不如乘俄、土之俱困，而以全师收其功也，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也。惟欧洲诸大国中，英不惟不增兵，而且议减兵，岂英素恃其雄，有足以慑服诸大国哉？非也，盖善用夫先声夺人之法也。英自联法助土攻俄之后，未逢大敌，近日用兵不过在阿、亚两洲藩属小国而已，而奏凯称功，饮至策勋，铺张扬厉，震耀邻邦，识者以为徒树虚声耳。前者普、法之战，英仅束手从壁上观，诸国于此？皆有戒心，故七八年来，兵额虽增，兵争不启，不战于境之内，而多战于境之外。

　　亚洲半属欧人

　　论者谓迩自一十六年以来，泰西诸邦其国势民情，边疆军政，皆已一变其旧。普境日拓，西割法而东侵奥，非复往日版图。俄得黑龙江一带之地，凡从前设官互市之区，皆其属土，一志经营，以兴贸易，而选兵练士，备边制械，无不讲求。美国励精图治，亚美利加北洲之地，为俄所属者，美人已以银易，故疆域日广。法、奥弱而普、俄强，英成中立，美有雄图。其间转移变易之故，虽在人力为之，而亦天心所系。诚哉是言也。顾今者，西土每变愈上，东方各国亦何为不一变哉？如越南、暹罗、缅甸，皆思奋发有为，特惜为英、法之所制，国中亦无非常之人为之区画。至日本则骎骎乎日盛矣，一切举动，几有雄视欧洲之势，将来正未可量。如图富强之术，而使东西之同轨合辙者，要不外乎此。然而以我冷眼观之，则亚细亚一洲之大局，正复大有可虞。印度一隅，向为声名文物之邦，婆罗门即儒教也，释迦牟尼即佛教也，皆以道化其国人。一切制度，一切学问，流入于欧洲，欧洲之人皆是则是效，奉为楷模。逮后儒、佛两教迭为盛衰，而民亦渐愚，自为英人所并兼割据，印度诸人悉从风而靡，无敢抗者，今其人蠢然如鹿豕，但供驱使而已。呜呼！何前后相悬若是耶？东南洋各岛国，向皆我中国之屏藩也，依时贡献，预共球之列而登王会之图，观永乐年间《西洋朝贡录》，有可知已。曾几何时，悉已倾覆剪灭，而为欧洲诸邦东来之逆旅，今其存者寥寥，亦仅守府而已。噫！讵不可危哉？越南制于法，暹罗、缅甸制于英，今已如此，将来未可知也。琉球已改冲绳，高丽危如累卵。俄人在西北眈眈虎视，倘使一旦逞其鲸吞蚕食，奋其鸱张狼顾，诸小国其能自保哉？欧洲大小诸邦，在今日几势均力敌。何则？水则同有轮舶也，陆则同有火车也，铁甲则坚捷同也，战士则勇猛同也，枪炮则命中及远同也，传递消息则电报神速同也。昔年在欧洲中，阅十数年必有一战争，今则以火器之烈，渐知兵凶战危，于是不战于洲中而战于境外，以在欧洲之外，乃可以逞也。葡萄牙、荷兰诸国，能于操舟涉远，冲历波涛，不过在明中叶以前，而东南洋、印度已无不备受其害。即其所制舟车、机器、电标亦不过数十年间耳，而各国俱已精益求精。其所开金银煤铁各矿，亦几竭其菁华，穷其蕴蓄。彼在欧罗巴一洲，殆已斫削尽矣，而因是及之于境外。彼于地球诸洲，足迹殆已遍及，选胜搜奇，无乎不至，燠若炎洲，寒如冰海，皆思一穷其奥，凡为其所唾弃者，皆不能以人力经营者也。而地球中精美之所存，英华之所蕴，则莫若中国，而问所为西国之长技者，则一切无有焉。西人虽日出其技以相夸耀，而中国之人熟视若无睹焉。至于地宝之富，一皆蕴藏未出，此西人所从旁觊觎而垂涎者也。今就地球大势观之，而知东南之不及西北也。西北之人久至东南，而东南之人不能一至西北。试观盈地球中，皆欧洲人也。地球中灵秀沃腴之壤，不过数处，而以中国为巨擘，地球之人无不欣羡焉。独惜中国迩来安于自域也，因循苟且，粉饰夸张，蒙蔽拘墟，刚愎傲狠，于欧洲之形势茫乎且未之知也。然则，亚洲之局不甚可危哉？

　　六合将混为一

　　上下四方谓之六合，是统地球言之。虽同在覆载之中，而地则有山河之险，人则有良顽之异，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各安其政，悦其俗，固不能混而同之者也。然道有盈亏，势有分合，所谓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者，此也。今者中外和好，几若合为一家。凡有所为，必准万国公法，似乎可以长治久安，同享太平之庆矣。而不知此乃分离之象，天将以此而变千古之局，大一统之尊也。盖纲常则亘古而不变，制度则递积而愈详，若听其各域一隅，各长一方，不复知有圣教，三纲沦而五常／，甚非天心之所忍出也。故草昧之世，民性睢睢盱盱，民情浑浑噩噩，似可以长此终古矣。乃未几而变为中天文明之世，未几而变为忠质异尚之世，且未几而变为郁郁彬彬之世。可知从古无不变之局，而其致之也必有其渐，其成之也必有所由。中国自三代以还，其间不无陵替之端，其治不无舛谬之迹，然未及百余年必有圣君贤相出而整顿之，以挽回气运而旋转乾坤。其所不足者，武备之精，机变之巧，如泰西各国以势力相雄长，以情伪相攻夺而已。今者托为和好之说，渐无畛域之分，彼之所能，我亦效之，我之所短，彼则授之。如战舰之足资守御，火炮之足资摧陷，机器之足资成物，而利用开矿之足资富国而阜民，以及火车、轮船、通标、电线，一切可以无远弗届，无微不通者，莫不纷纷则效，以速其成。若中国之人聪明有所不逮，材力有所不及，斯亦无能窥其奥而擅其长耳。若犹是匠心可以独运也，机警可以相侔也，则金银财货彼此同其宝也，物产材料彼此同其用也，而谓军营器械，果能独擅其利乎？战阵争斗，果能独操其胜乎？推之权子母，操奇赢，莫不皆然，则又安得谓人拙而我巧乎？故凡今之由分而强为合，与合而仍若分者，乃上天之默牖其衷，使之悉其情伪，尽其机变，齐其强弱，极其智能，俾一旦圣人出而四海一也。盖天下之不能不分者，地限之也，而天下之不能不合者，势为之也。道无平而不陂，世无衰而不盛，屈久必伸，否极必泰，此理之自然也。凡今日之挟其所长以凌制我中国者，皆中国之所取法而资以混一土宇也。至于战舰失其坚，火炮失其利，财用无所行其计，器械无所擅其长，陆詟水栗，奔走偕来，同我太平，然后此言验矣。若夫拘于目前之见，狃于已然之迹，成败利钝，谓可逆睹，智取术驭，谓可长守，不审倚伏之机，不明顺逆之故，是犹醯鸡处瓮，别有一天，夏虫语冰，莫知其候也。故谓六合将混而为一者，乃其机已形，其兆已著。惟见微知著之士，上稽天道，下悉民情，按诸中外古今之事，乃足以语之，而非徒可以口舌争也。请以此言验诸来者。

　　中国自有常尊

　　中国天下之首也，尊无异尚，此古之通义，而非徒以口舌争者也。若夫盛衰之势，强弱之形，则自玄黄剖判以来，原无一定，固不得藉一时之盛，恃一日之强，而辄夜郎自大也。皇古之事，靡得而知矣。自尧、舜以还，代有圣人以宰制天下，车书大一统之尊，声灵慑遐荒之远，衣冠文物，炳蔚寰区。然且有苗梗化，甫为叛逆之先声，厥后犬戎为患于周，匈奴索赂于汉，当其敢行侮慢，肆出侵暴，岂不谓中国非其侪匹哉？然狡猾凶残，莫如冒顿，要不能倒置冠履，以遂其欲。何者？中外之分甚严，彼虽贪得无厌，其心究有所甚慑也。迨至典午之朝，五胡乘机为乱，而江左偏安，虽以苻坚之雄、王猛之略，犹且谓晋虽微弱，正统所归，不可妄图。迨后欲投鞭断流，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卒以覆其国，此亦足为欺凌中国之殷鉴已。自是以来，最为中国患者，莫如女真。其时二帝蒙尘，天下几于左衽，然先则以帝号与张邦昌，后则以中原属于刘豫，初若无所利焉者，非徒为此以市恩也，盖明知天命有归而不能强取也。然则金虽谲诈，其亦明于天泽之分者哉，乃未及数传，即为元祖所灭，报应之理，有若循环，是亦足为寒心者矣。有明之世，也先长驱直进，土木之变，拥明主以去，然其时为国死守者，只于忠肃一人，坚持其议，而卒不得以逞。然则恃强以凌弱，虽事有不同，时有久暂，而其卒底于灭亡者，固亘古如一辙也。何也？尊卑之分不明，逆理犯顺，生人之道灭矣。当其凶焰方张，势成莫遏，要亦何事不可为。然自有识者视之，不过如洪水之怀山襄陵，猛兽之咆哮击扑而已。洪水无不消退之日，猛兽无不歼殛之时。试观乱臣贼子何代蔑有？其方盛也，举天下豪杰皆俯首而莫敢与撄其锋，泊乎其衰，则庸人妇孺皆得而毙之。彼岂前后两人，故强弱顿异哉？本之先拨，未有能久而不蹶者也。故知中国有时而弱，然弱亦足久存；中国未常无衰，然衰要有终极。盖彝伦所系，统纪所存，一旦圣君应运而兴，贤臣相辅为理，励精图治，上邀天眷，下顺舆情，则强者亦将失其强，而尊卑以明矣。势无陂而不平，道无往而不复，观诸上古之迹，验诸近今之事，当不河汉乎斯言。

　　天命不可妄干

　　呜呼！祸乱之作，天所以开圣人也。齐以无知之乱而有桓公，晋以骊姬之乱而有文公。桓、文之兴，齐、晋以强，霸主之威，至百有余年而犹未泯。历观载籍，有非常之难，必有非常之人以定之，应若蓍龟，合若符节，援古证今，历历不爽。我国家龙兴辽沈，承统中华，列祖列宗，至德递嬗，深仁厚泽，浃洽罔外。二百余年来，圆颅方足、戴天而履地者，谁不在帡幪覆冒之中，湛恩汪濊，浃髓沦肌，夫何敢弄兵潢池，自取殄灭也哉。试观发、捻、回、苗，其始乌合而蚁集，其继豕突而狼奔，卒至不旋踵间，膏斧伏锧，献馘斩俘，有若炳焇而沃炭，即有远窜西陲，游魂假息，然不过如釜鱼阱兽暂缓须臾。于以见叛逆之徒，奸谋甫发，而身已屠戮，又安得措其手足哉。盖其时我穆宗毅皇帝初嗣大宝，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庙谟胜算，秉自宸衷，而官、曾致力于上游，李、左用兵于江、浙，电扫飙驰，定功俄顷，非前之难而后之易也，盖时至使然也。时至则非常之人自能建非常之功，故圣天子在上，则百执事奔走于下。当今之时，内有皋、夔，外有卫、霍，大小文武，莫不竞劝。巍巍乎中兴之盛烈，炳耀乎寰区，挥斥乎六合。况乎中外通商以来，议和立约，备极怀柔，推诚布公，无区畛域，聚泰西数十国于一国之中，牢笼羁縻，无不示之以惠爱，抚之以仁慈，怀保惠鲜，无微不至。此固向来未有之至轨，近今特开之创局，而亦见中朝厚待远人有加而无已也。且西国之远涉重瀛而至此者，原不过志在金缯，本非欲利吾土地，其以越国鄙远为解者，亦复言之隔膜耳。盖文字言语之不同，饮食嗜欲之有异，政治风俗之不相通，犹其小焉者也，盖彼亦知天命之有在，人事之未可冀乎。呜呼！神器难图，班叔皮因而作论；运命攸属，李萧远愈以兴怀。诚以非分之不可妄据也，自古有明征也。设使比天下于逐鹿，人人得以智驱而力驭，则天下不独含灵负性者尽将起而与之为难，恐飞潜动植之伦，亦无不旁张其坎阱而互奋其抵触。盖中国升平则并受其福，中国杌陧则必预其祸，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惟智者能以人事度天心，而即以远人益中国，庶几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太和翔洽，瑞应骈臻，中外一体，遐迩禔福，夫然后始知中国之有圣人。

　　日本通中国考

　　日本、琉球、朝鲜、暹罗四岛国，皆与我中国相近，而同用中国文字。然四国皆自有国书，不尽用华文也。朝鲜近已易主，国王为李姓，非箕子之后裔矣，国中犹用前代衣裳，合于古礼。日本、琉球自有其服饰，所谓东方椎髻之俗也。考日本之开国也远矣。开辟之初，谓之神世，其一曰国立常尊，递嬗凡七代，其所纪，大率荒诞而不经。其立王建元，则在周惠王十有七年，曰神武天皇，定功行赏，有君臣之分，严夫妇之辨。自是一姓相传，直至于今。孝灵天皇七十二年，为秦始之二十八年，徐福始至日本，盖以始皇好神仙，求长生不死之药于日本，而日本求五帝三王之书，始皇赠之，其事载于日本史。顾是说也，余甚疑之，安知非日之史官剿袭中朝之所纪载耶？而日人言今熊野山有徐福墓云。垂仁天皇八十六年，遣使于汉，此当后汉之建武中元二年也。日之史官云，是役也，考之实纪无所见，恐非朝廷所命也。此遣使聘问之始见于史册者。天武天皇立，始建年号，曰白凤元年，当唐高宗之咸亨三年也。自唐之世，信使不绝。如圣武天皇天平七年，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还自唐，学生下道真备偕使归，献孔圣及十哲像，《唐礼》、《大衍历》等书。嗣是之后，如阿倍仲麻吕留仕于唐，易姓名曰晁衡，僧定海、最澄求法入唐，唐亦遣使赵宝英答聘，遇风没于海，旋又遣孙兴进至，授位赐物，有加礼焉。唐、宋以来，其交益密。而后告绝于元，为患于明，我人遂目东倭为外寇。逮至我朝，海波不警，职守罔缺，惟我采铜贾舶，岁两至焉。一自立约通商，行贾其国者，不下数千人，其书籍亦渐入于我国，则于日本古今之事考之，亦不患不明。彼史言自橿原奠都，距今实二千五百三十六年，而神代荒邈，不敢辄述，则亦何待至秦始之时，而始有人类哉？又日本国中亦有古民，盖虾夷之类也，其即鸿蒙时之种族欤？至所云徐福子孙，多聚居于熊野山麓村落中，单姓者是也，其亦近于齐东野语耶？若言日人本中产，或间有之，要未必尽然也。盖江、浙两省，密迩东瀛，航海遭风，至其国中，遂留不返，要亦为理之所有。不然，何以风俗之不殊，而性情之不相悬绝也欤？

　　日本非中国藩属辨

　　余尝读日本国史，见其所纪我国之事而慨然焉。我史自汉以来，皆以日本为朝贡之国，列于屏藩，即《大清一统志》亦然。其使奉国书至者，悉以朝贡例之，而日本之史以为未尝内属。其言通使，实始于隋，其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当时以为大不敬，而隋帝仍使鸿胪寺掌客裴世清往聘报之。自是以还，遣使不绝，以迄于今日。史之言曰，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四海万国，棋布星罗。民生其间者，万类千种。其殊风异俗，不可遍举悉识，惟文轨之所通，载籍之所存，其国俗物产，世代变革，可得而考焉。其最大者为隋，地广人多，自上古圣贤之君法天为治，以道德仁义化导其民，典章制度大备，下及近古，而其礼仪文物，人才财用，亦非诸国可比。其国自隋以前，秦、汉之裔虽有归化者，而未闻有通使者。彼史所纪我国风土物俗，虚实相半。至如载朝贡封爵之事，则古今所无。盖当时置府于任那，分帅臣镇制之，时高丽虽称臣朝贡，而亦世奉彼正朔，受彼封爵，意或为任那帅臣者，亦从而受其封号乎？抑镇西奸民以商货往来者，假名朝使，称贡调，受封爵，以为射利之资，而彼史从而书之乎？要皆不足以取信。其实遣使通问则自推古帝朝始，自后使聘往来，史不绝书，此不可不录也。其他诸蕃服叛不一，鸿荒之世，素盏鸣尊，往来韩地，其后闭关告绝。崇神帝朝，任那人朝贡自时，来者日多。仲哀帝九年，神功皇后征新罗，赦其王为饲部。方此时也，其旁高句丽、百济一时降附，请为西藩，廷议因定内官家任那之府，以统制三韩。其后肃慎、渤海以慕化来归，大凡诸国使聘之来，其纳款输诚者，怀柔抚绥；书辞无礼者，自太宰府放还；或奸伪往来者，责以信义，绝之，取顺舍逆之道也。虾夷僻居东北，屡寇边陲，自日本武尊东伐，怀化归命，然其俗粗犷，屡致骚扰，置镇狄征夷之职，禁跳梁，备暴发，归化内向者，乃处于一方，以遂其性。若夫女真、蒙古恃强寇边，则师覆将熸，贻羞海外。按此，则日本自辩为非我朝藩属，不过聘问往来而已，其说或可信也。因考诸其国史而著厥大凡，俾后之谈东瀛掌故者有可稽焉。

　　琉球朝贡考

　　琉球一国在东瀛海中，几若黑子弹丸。其开国之始，并无甲子可稽。国朝定鼎燕京，琉球率先归附，不敢自王，敦请袭封。嗣后贡职恪共，世守藩属，凭藉宠灵，镇抚荒徼，享祚绵远，长作东南屏蔽。以迄于今，尚称贡献之邦而预共球之列。则谓琉球非本朝属国者，非也。第考琉球之所由来，其世次亦多茫昧，其间禅革互乘，匪特《隋书》欢斯之称，杳无可据，即如洪、永初封，亦非姓尚，今详为核审，上自天孙，递至今日嗣位之王，其统绪约略可言也。琉球始祖，其初有一男一女，生于大荒，自成夫妇，曰阿摩美久，生三男二女。长男即天孙氏，开国始主也，次男为诸侯始，三男为百姓始，长女曰君君，次女曰祝祝，为国守护神，一为天神，一为海神。今寺院有三首六臂女神，手执日月，名曰天海大自在天神，盖即此也，此亦荒诞不经之尤者也。传二十五代，姓氏俱无考。起洪荒乙丑至宋淳熙十三年丙午，逆臣利勇鸩而弑之，篡位自立。浦添按司舜天讨之。利勇死，诸按司群奉为王，天孙氏遂亡。舜天为日本人皇后裔，三传而外禅于英祖。自英祖至西威凡五传，察度氏兴，贤德素著，人心悦服，遂代其国。二传而为山南王思绍所并，以后则世为尚氏，至今弗替。明初太祖遣使慰谕，始称臣入贡，世为属国。景泰元年，国王思达遣百佳尼入贡，二年遣察祈等入贡，已又遣亚间美等入贡。频年以来，轺车在道，赆深献异，包匦筐篚，络绎来庭，史不绝书，未尝与明绝也。惟考日本史，明万历三十七年，义久取琉球，其后书琉球入贡者十。日本宽文十一年当中国康熙七年，天和二年当康熙五十三年，享保三年当康熙五十七年，宽延二年当乾隆十四年，宽政二年当乾隆二十九年，明和元年当乾隆五十五年，又八年当嘉庆元年，文化三年当嘉庆十一年，天保三年当道光十二年，天保十三年当道光二十二年。然其时琉球虽入贡于日本，而亦内属我朝，其贡舶之来，使臣之至，固彰彰可考也。况其朝贡日本之时，久已臣服中朝，永备屏翰，事在盟府，薄海咸知。如是日本安得私琉球为己有也哉？兹者其国民船遭风飘泊，我朝本当加以抚恤，何容日本为之置词？即其遇台湾野番之难，其人外于王化，虽居中国之版籍，非属中国之民人，如英、美诸国航海者无不遇之，未闻其与我中国相龃龉也。日本藉端生衅，远遣使臣，以相诘难，其谓我中国无人耶？琉球之为我藩属，日本非不知之，乃必以此为辞，其志在剪灭琉球可知矣，岂真爱惜琉球也哉？吾不可不考之史册，以与之辨。

　　琉球向归日本辨

　　琉球，东瀛小国也，在日本萨峒马岛之南。岛屿纡蟠，皆海中拳石，周环三十六岛，如虬龙流动之形，故称为流虬，后乃为改琉球。贫弱特甚，世受役于日本，自古未通中国。隋时有海船望见之，始知有其地。唐、宋以后渐通中土，明初入贡，太祖赐以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修职贡甚谨。我朝煦育寰瀛，体恤尤至，其贡舟三年一至，许其贩鬻中土之货，免其关税，举国赖此为生。资本皆贷于日本，贩回各货运日本者十之八九，其国人贫甚，不能买也。国分三路，曰首里、曰久米、曰那霸。王居首里，而商贾萃集为大都会者，则推那霸。土硗瘠，产米绝少，非官与耆老不能得食，民间惟以地瓜为粮。地无麻絮，以蕉为布，有类织蒲。其民性惰耕作，贸易皆以妇女为之。男子则携茶具，挈孺子，相聚于树林之下，绿阴掩映，细语喁喁，不啻羲皇以上人也。日本虽雄视东瀛，要不能使之隶入版图，则以累世效职贡，受正朔，藉中朝之威灵，作东海之藩服，以迄于今。自日本用兵台湾，意为琉球问罪生番，明目张胆，遂以琉球为内属，通国之人皆谓琉球向已臣服日本，列于屏藩，而其入贡于中国也，则不过二百余年间耳。此言也，未知其所自来，如谓出自日本史册，则实有大谬不然者。彼谓唐开元二十三年，日本圣武天皇天平七年，琉球已纳税贡于日本，日人测量琉球海面浅深，建立石牌。今按此言实由杜撰。考《大日本史》，文德天皇仁寿三年秋，僧圆珍附唐商钦良晖舶赴唐，路遭飓风，漂至琉球，遥见数十人执戈矛立岸上，良晖哀号曰：“我等将为琉球所噬，若何？”圆珍祈佛，忽得东南风，获免。按其时为唐宣宗大中七年，相距彼言纳贡之时一百十八年，日本人应与之久相稔熟，何以祈佛求免，一若从未相通者耶？此其可疑者一也。测量海道，志其浅深，此泰西诸国立约通商之后，航海舟师方传此法，在唐千余年前，何得有此？盖伪造之言，一时流露于不自觉。此其可疑者二也。彼谓明正统六年，日本后花园天皇嘉吉元年，萨峒摩将军统兵征讨高丽，借粮于琉球，又谓万历三十七年，日本后阳成天皇庆长十四年，以琉球国土封萨峒摩将军，征其地税，岁贡米千石，定律十有五条。此说亦殊荒谬，而事非无因。考《大日本史》，萨摩人河边通纲，乖赖朝旨日本关白，亡匿鬼界岛中琉球别名，后鸟羽天皇文治四年，即宋淳熙十三年，遣兵击鬼界岛降之。此为琉球始通日本之证。至日本曾取琉球，亦见于史。庆长十四年，义久［或作岛津家久］取琉球，然十六年即书琉球入贡，则其立即释归可知矣。若其要立条约，亦事之所有，要不能如是之苛细也。考《大日本史》云，及足利氏执兵权，琉球遣使贡方物，自后以时来贡，萨摩岛津氏世掌接伴云。此即彼所谓日本王将琉球封萨峒摩将军者也［将军当作藩侯，译误］。不知世掌接伴，不过职贡之年，使臣入境中，彼为之接伴耳。日史纪载甚明，岂得妄云以国土畀之也哉？纳米千石，盖即入贡礼物，琉球地瘠民贫，别无所产也。定律十五条，如彼所云，殊不足据。又尝考之日本别史，琉球一名阿儿奈波岛，居海岛之中，东西狭，南北长，距萨摩南二百里许。其俗以抄掠为事，世以为啖人之国。相传其始为天孙氏。当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二年，使臣藤原自中国回，漂流琉球，候风十余日，得南风而发。是则日本之通于琉球实后于我国矣。日史又云，长、宽、承、安间，即中国宋孝宗时，十二岛中，内属者五，不属者七，嗣有叛人逃匿岛中，乃率师讨之，以慑服岛人，掠一人而还，于是岁纳绢百匹。足利氏立，始贡方物。考足利为上将军，盖在元季明初，其时琉球久为我国贡献之邦矣。然则琉球之在日本，地虽相接，而会朝聘问反在中国之后。今据其史册稽之，斑斑具在，夫岂能与我争哉？且其可辨者，殊不止于是也。自明以来，琉球臣服中朝，极为恭顺，入贡有定期，立王有敕封。岂三百余年来，日本如聩如聋，毫无闻知耶？其可笑一也。日本未与泰西诸国通商之先，琉球已与西人往来。英国牧师波白于道光末年至彼传教，赁居数年。是时日人方深恶外教，琉球既为其内属诸侯，何不即往责问，而乃任其如是？其可笑二也。当美国以兵舰至日本，强请通商，日人始不肯从，美国水师戴当泊舟于琉球境上，购置食物，与之交际往来，互通使问，琉人告之曰：“国事一切由王自主，不归日本统辖。”当时未闻日人让诘琉球一言。其可笑三也。美国公使柏利既至日本立约，复往琉球，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立约于琉球之那霸。当时未闻日本谓其内属诸侯，毋庸立约也，则琉球为自主之国明矣。其可笑四也。前时美国公使柏利、副使卫廉与日议和定约，其往来文牍云“琉球先王与日本有亲戚之谊，姻娅之欢。”然即揆诸所云，亦不得以为臣属也。即如英国长王子娶于嗹，二王子娶于俄，试问俄、嗹二国当为英所属乎？其可笑五也。日本诸藩纳还版籍，在明治元年，琉球既为内藩，何以至十二年始以兵威胁之？考《日本内国史略》，明治五年九月，琉球使尚建等参朝，献方物，乃册琉球王尚泰为藩王，列于华族，赐赉优厚，则知前此琉球未尝为内藩矣。且内藩从未闻有称王者，炳据昭然，何容掩饰？其可笑六也。一千三百七十二年，中国征服琉球，岁时贡献，史不绝书，迄至今日，未有或贰，是则琉球之臣服我朝，遐迩无不闻知。如《中山传信录》、《琉球国志》、《使琉球记》、《琉球入学见闻录》，日本国中久已刊行，儒士引用，据为掌故，几于家喻而户晓，讵有不知？乃曰琉球安有一国事两主？此不但欲掩天下之耳目，并欲塞一国中民人之见闻。其可笑七也。至讨罪台湾，尤昧于理。其始托言劫掠小田县民，继乃及琉球漂民。我朝大度包容，勉徇英国公使之请而成和议，其所定条款两端，未尝一字及琉球，载在盟府，人所共见。乃遂欲以此指琉球为日本属地，掩耳盗铃。其可笑八也。向时日人曾著论刊之日报曰，我国以琉球航海之人，遭风被戕，为台湾生番所害，遂兴师旅往征台湾。究未知琉球或属日本，或属中国，未有明文。据琉球人云“事中朝如父，日本如母。”或则云琉球所属岂有一定，惟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耳。考之日本史籍，琉球于上世即属日本，但近代以来不过入贡土物耳，非臣服也。而其在中朝则列于屏藩，世受册封，称为贡献之邦，共球之国。然则东瀛日报出诸日人之口，所云尚如此，何况其他？远征之前事既如彼，近证之人言又如此，琉球之属于中国也，明矣。要之据理而言，琉球自可为两属之国，既附本朝，又贡日本。今考日本国史，于琉球入贡年月，厘然可考，然要不过与渤海、三韩、新罗、百济同列于外诸侯而已，又乌得藉口于奉藩纳土，比于内诸侯一列，而遽灭其国，俘其王，兼并其地，夷而为县也哉？日本史官所纪载，在明治纪元以前皆信而可征。源光《大日本史》成于我朝康熙九年，即日本后西天皇宽文十年，其时相距庆长十四年已六十二载，乃犹列琉球于《外国列传》，则可知琉球为自立之国矣。盖琉球之于日本，要不过盟聘往还，贡献不绝而已。即使蕞尔弹丸，弱小不能自强，亦当相与共保之，俾得守其千余年来自立之国，斯乃所以联唇齿而固屏藩之义。今反剪灭而倾覆之，狡诈弥缝，嗫嚅掩饰，以便其私，将以此欺天下乎？而天下不任受其欺也。将以此诳邻国乎？而邻国不任受其诳也。呜呼！彼作伪者，曷不即将其国史而一考之也哉？

　　附：琉球入贡日本考

　　明景泰二年，日本后花园天皇宝德三年，耶稣一千四百五十一年，琉球遣使来。明万历十一年，日本正亲町天皇天正十一年，耶稣一千五百八十三年，琉球入贡。明万历三十九年，日本后阳成天皇庆长十六年，耶稣一千六百十一年，琉球入贡我朝。顺治六年，日本后光明天皇庆安二年，耶稣一千六百四十九年，琉球入贡我朝。顺治十年，日本后光明天皇承应二年，耶稣一千六百五十三年，琉球入贡我朝。康熙十年，日本灵元天皇宽文十一年，耶稣一千六百七十一年，琉球入贡我朝。康熙二十一年，日本灵元天皇天和二年，耶稣一千六百八十二年，琉球入贡我朝。康熙五十三年，日本中御门天皇正德四年，耶稣一千七百十四年，琉球入贡我朝。康熙五十七年，日本中御门天皇享保三年，耶稣一千七百十八年，琉球入贡我朝。乾隆十三年，日本桃园天皇宽延元年，耶稣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琉球入贡我朝。乾隆十七年，日本桃园天皇宝历二年，耶稣一千七百五十二年，琉球入贡我朝。乾隆二十九年，日本后樱町天皇明和元年，耶稣一千七百六十四年，琉球入贡我朝。乾隆五十五年，日本光格天皇宽政二年，耶稣一千七百九十年，琉球入贡我朝。嘉庆元年，日本光格天皇宽政八年，耶稣一千七百九十六年，琉球入贡我朝。嘉庆十一年，日本光格天皇文化三年，耶稣一千八百六年，琉球入贡我朝。道光十二年，日本仁孝天皇天保三年，耶稣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琉球入贡我朝。道光二十二年，日本仁孝天皇天保十三年，耶稣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琉球入贡。

　　卷六

　　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

　　呜呼！海外万国，星罗棋布，各谋其私，大制小，强凌弱，夺人之国，戕人之君，无处无之，虽有公法，徒为具文。日本之剪灭琉球，夷而为县，泰西诸邦通商于其国中者，无一仗义执言，秉公论断于其际，而反从中袒庇，随声附和，助其流而扬其波。日人亦复亟自辨论，喋喋哓哓，几于唇焦舌敝。此无他，理不足则言有余也。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取乱侮亡，国之至计也。琉球弱小而密迩于日，日人以其不能自立，从而灭之，以恢廓我疆土，开拓我版图，谁曰不宜。即使异日者，史官秉笔而书之曰“日人灭琉球”，日人亦毋容辞也。不有废灭，其何以兴；不有并兼，其何能大。往者，东南洋诸岛国孰非为中朝之藩属，登王会之图而预共球之列者哉？欧洲诸国东来，蚕食鲸吞，靡或有遗，中朝未闻其遣一介行人而往问之也。诚以天下事，何常之有？强则惟我所欲为而已。今日取琉球，明日取朝鲜，后日取越南，复至于暹罗、缅甸，次第剪除，亦视我之兵力何如耳。不然者，新罗、百济、三韩孰非国耶，而今何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此日人之所以灭琉球也。恐他日日人之所灭，不止于一琉球，亦未可知也。我甚惜日人之不能以此为对也，乃必强辨之曰琉球为我属国。即此一言，已不能自解于中国矣。琉球属日本，独不属中国乎？日人可以属国之故而取琉球，中国独不可取之乎？日本取之，而中国欲复之。日本则俘其王，毁其国，分裂其土宇，中国则欲复其君，反其地，抚辑其民人。此二者，孰是孰非，孰曲孰直，孰仁孰暴，世必有能辨之者。日人大规文彦，字曰复轩，创始经营琉球者也。其作《琉球新志》，自序云“琉球渺乎南洋一岛国耳，虽并具大小数十屿而为一域，要不足以为独立国，固久为我国之附庸矣。朱明以还，修聘于汉土，受其册封，称中山王。盖其聘于中国则奉中国正朔，朝于日本则用日本年号，一邦两属，未知其为谁屏藩也。是以名分称呼之际，有疑其当否者焉，余请举十证以辨之。夫琉球之为国也，论其地势，则自日本九州山脉之起伏绵亘而迸走于南海，一览地图了然可辨，其证一。论其开辟，则上古天祖神孙辟西南诸岛者，既已深入其区域，考古史而可知也，其证二。论其种类，则邦人与中国并无来由，所异者在须髯之浓美，与鼻之高、颊之匾，而琉球人骨格容貌，婉然与我同种，其证三。论其言语，则每音单呼，无复平上去入，而平时所说，反与我古方言之存者相合，其证四。论其文字，则虽一二长吏用汉文，至民间应酬率皆用我国字，且观其善和歌，可知其性情与我相同，其证五。其政体，则所立官号虽效中华，然亲云上亲方等名称呼皆同日本，而立制亦用我世禄之法，其证六。论保卫，则每值其国治乱，我朝必馈金谷，遣兵卒以济之，若中国则越人肥瘠，殊不相顾，其证七。论归化，则在推古天皇朝，南海诸岛早已服我皇威，而中国则隋攻之不屈，元侵之不从，直至朱明之时始奉正朔，是其服从自有先后，其证八。论征伐，则永万中源为朝取之，庆长中岛津家久服之，中国则徒以一封书为之招谕焉耳，其证九。至论王统，则所谓舜天即我镇西八郎之裔，而奕世绵绵，以至今日，其证十。”此十证者，彼自以为确然可信者矣，抑知皆一人之私论而已。其言又曰：“又况日本既敕为藩国华族，授以一等官，则名称位号确然一定，无复容疑。”呜呼！即此一言，可破十证之谬。盖至是始为内藩，始称华族，则前此为两属之国无疑矣，是则日人安得辞灭国之咎哉？正可返而自思矣。

　　琉事不足辨

　　自日本兼并琉球，西人论是事者，辄多偏袒。盖日本自步武西法以来，自以为渐著富强之效，而骎骎然驰域外之观。西人每重视日本而轻视中朝，遇事辄任意抑扬，随声附和。琉球向时入贡于萨峒摩岛，不过与新罗、百济、高丽、渤海同为藩属焉耳，载之日本国史斑斑可考，而遽欲视之内诸侯一例，此一人之私言也。西国不察其实，信以为然。群谓日本之于琉球，土疆接境，支派一源，性情风俗相同，文字语言无异，其地应为日人之所有。三百余年前萨摩人曾取其国而俘其王，继释之归，以与之约，视同属土，此前事之证也。十余年前，美国以兵舰至日，强请通商，继而有欲取琉球以为外府者，日人居间以请，贿之以货币乃免，此近事之可征者也。以此两端，遂以琉球属日本，其实不然，其辨见余前说中。或又谓琉球介于日、俄两大之间，而弱小不能自立，设使日人不取，则他日必为俄人所取。今既归日人之版图，则日人得以施其保护，俄人可以绝其觊觎。此亦未免一偏之论。夫琉球为千余年来自立之国，虽蕞尔弹丸，弱小不能自强，而既托日本之宇下，又入贡于中朝，久为藩服，矢慎矢恭，何不可约中朝相与共保之，以联辅车唇齿之谊，俾为中、日之维屏维翰。琉球土瘠民贫，物产鲜少，泰西诸国无与通商者，其得之犹石田也，而反取大不韪，以失邻国之和。俄虽崛强，必不以此而取怨于中、日可知也。西人为此说者，其明袒日本无疑也，或其说多为日人所指授亦未可知。顾西人之左袒日人，要非无故。我朝所有属国凡五，越南也，暹罗也，缅甸也，高丽也，琉球也，皆登王会之图而预共球之列。今自琉球、高丽外，越南则据于法矣，暹罗、缅甸则据于英矣。蚕食鲸吞，方且日事侵削，安知其后不为琉球故辙乎？故以琉事折衷于西人，计之左也。至日人之与我中朝龃龉者，要亦有因。彼且谓法之于越南，英之于暹罗、缅甸，中朝何不一问之？而独于日本之于琉球，移文诘难，是畏欧洲而欺日本也。不知日人果以此为言，则我有词矣。彼不自知日于琉球，入其国，擒其王，并其土地，而英、法则未若是之甚也。越南、暹罗、缅甸之王，仍得有其疆土，君其国，子其民，发号出令，称王以治。将来之事，不过出之逆料，岂得藉为口实哉？日本似亦知此，必欲掩其倾覆剪灭之迹，而指琉球为内属，是尚思据理而言，为掩耳盗铃计也。然明者于此，转笑日人之徒劳妄作矣。何则？天下之公论不可掩，而故府之事实不能假也。呜呼！今日之事，非可以口舌争，亦岂能以笔墨战？我中国亦惟有内求诸己而已矣。夫中国非小弱也，乃至今日，狡焉逞者，何国蔑有，时挟其所长以凌侮我而恫喝我，跋扈飞扬，已非一日，我中朝率以豁达大度，一切包容之，此时事之所以每变而益亟也。有志者于此，蒿目时艰，眷怀大局，未尝不痛哭流涕长太息，而卧薪尝胆之不暇。是惟有奋发有为，亟图自强计。稽古在昔，国以无难弱，亦以多难强，惟在一洗颓靡之习而已。整顿海防，制造军舰，演练水师，此治于外者也；延揽人才，简选牧令，登崇俊良，此治于内者也。外治则兵力强，内治则民心固。二者既尽其在我，何向而不济？复何国之不畏？虽使制梃可挞坚甲利兵矣。

　　越南通商御侮说

　　越南自经法取嘉定六省之后，隶于版图，视同属地，驻重官，置戍兵，极意经营。欧洲船舶东来，恃为外府。越人曾于拿破仑朝，遣使请还侵地，法王一笑置之。旋又简发大员，西往索地。不知越在今日，惟有与泰西诸国通商结好耳。盖事贵因时而达变，道在取法以自强。越南开国数千百年，文物声明，夙为东南洋诸岛国弁冕。地虽濒海，而境土则毗连华夏。山川修阻，丁户殷繁，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与各岛之孤悬海中者，形势迥别。兵革之事，夙昔讲求，虽船舰枪炮不及泰西各国之坚利，而广南湾一隅，言防守者倚为天堑，其地海形如半月，海水趋湾，其势甚急，海舶或溜入湾内，无西风不能外出，西商夹板至此，为之惕惕然。而今昔异情，强弱异势，所以为自保者尤不可不亟亟也。东南洋诸岛国，向时皆隶王会之图，航海梯山，岁勤职贡，共球毕集，琛赆远来，几于史不绝书，至今日而剪灭并兼，皆为欧洲诸国东道之逆旅。惟越南与暹罗、缅甸三国鼎峙而称雄，南掌虽幸存，然不过弹丸片土，无足系于轻重。顾迩来缅甸之北古，已割为英人埔头，虽修好言和，犹眈虎视。越南则已以西贡六省割畀，而其心犹未厌也。法人之在越南，无殊虎狼屯于阶陛，其中诈力倾轧，殊费防维，意计所至，不可测度。前又窥伺唐外，规取顺化，而商人贸易直达乎东京，其志实不在小。然则越南将听其自然束手坐待乎？势处今日，要当速为自保计，则惟曰通商以御侮而已。泰西诸国以越南濒海繁盛，舟楫利便，未尝不动其盼羡，所以未遽来者，以越南素不与诸国通商，而法若私据以为己有，一旦接踵而至，未免撄其所忌。曩者普、法之战，普人已蓄意于西贡，将取之为东道主，以战舰水师不足比肩于法而中止，故法之得越南亦欧洲诸国之所嫉也。今欲绝法国之觊觎，则莫如与欧洲诸国通商，而求中国为之介绍。盖越南固我中朝之属国也，以分言则屏藩，以势言则唇齿也。越南一旦果为法之所有，则川、滇亦在可虞。以泰西之事例言之，英以并境而争比利时，以印度而争阿富汗，岂堂堂天朝而不能庇一越南也哉？即揆之于万国公法，亦势在必争者也。时平则岁享其贡献，势急则局外置之，在天朝当不其然。今可遣使入请，事下总理衙门，与欧洲列国公使酌商，嗣后各国通商互相保卫，以明泰西各国不以灭人之国为己利，立约要言，藏之盟府。其说若行，则法必有顾忌而不敢妄动，然后我励精图治，振作有为，制枪炮，造舟舰，练兵旅，举贤才，学习西国之语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若夫越南贸易于各处，其法亦当稍为变通。贸易一道，亦惟是通有无，济缓急，征贵贱。今越南之至外经营者，出贱而进贵，所耗无算，每易为人所蒙。即就香港一隅观可知已。今莫如设行肆于香港，循港商之例，自为贩鬻，并不必假手于他人。至于采办机器火器以供国家之用者，亦惟于港为便。无论国中境外，有明于泰西情形，其才足以兴利除弊者，不妨破格简用，藉试其所言。昔年美国之攻日本，索求通商埔头，当时亦仅美利坚一国耳，而日本则以为当与泰西诸国通商，不必以一国为限，而美国遂不得独专其利。英人之始通商于我中国也，诸国继之，英人隐有德色，而天朝一视同仁，凡有来者，悉为牢笼羁縻之，卒至互相牵制，受我范围。此二事者，皆其明验较著者也。设使越南当日既与法人言和，而泰西诸国皆与之礼意相接，货贿相通，开关除禁，以示无外，法虽狡，当不敢逞。虽然，及今而为之，犹未迟也。今日者，幸值法之厌兵，无意于遂远志而骋外图，诸国亦非与之甚睦，不能崛强于欧洲之间独持牛耳，越南诚能与诸国通商，则其举动有大悖乎公法者，诸国必群起而议之矣。闻法之得西贡，虽曰外府，实则石田也。地方所出，不足以供其设官养兵诸费，法人自其国中岁拨二十万金以济之。一二年来，法国帑藏竭蹶，主国是者方且有捐弃珠崖之议，以爵绅拒之，说遂不行。若诸国既来通商，侵其利权，则彼将无所售其诈矣，又何足患哉？故通商可以御侮，越南今日之要务要不外此也。

　　越南当亲法自存

　　越南一国，向亦闭关自守，欧洲诸国东来，东南洋诸岛国已尽为其通商口岸，剪灭并吞，靡有或遗，而越南境土毗连，甚为密迩，乃屹然独峙，莫之敢犯。向年曾设计焚洋人夹板师船，片帆不返，至诸国过海南湾者，相戒动色。恃其天险，宜若可以自固，然而法国觊觎其间，竟以一旅之师，久驻境上，兵连祸结，旷岁积时，终至割其六省之地，与之通商立约，自此而越南之敌国外患日深矣。所割乃越之南土，面临大海，名曰柬埔寨，即向日真腊之故都也。至此而膏腴尽失，精华不存，越南几弱矣，然犹可自为也。夫法之在欧洲，英鸷雄毅之国也，鸱张狼顾，欧洲列邦且畏之，固何有于越南？此时虎狼屯于阶陛，寇戎伏于门庭，越当如何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发奋为雄。乃二十余年间，宴然如无事，故法得以乘之也。法国通商中土，以西贡为东道之逆旅，然法之志固不仅在贸易也。何则？彼之物产贩诸欧洲诸国，已利市三倍，初不必远涉重瀛，特为垄断也。其兵舶贾艐之无地不至者，盖务在长驾远驭以耀外观耳。为越南谋者，谓莫如尽与诸国通商，缔好互立盟约，或可藉以御侮。诚以欧洲诸大国素以不灭人国为尚，一旦有事，可以居间立论，排难解纷，执万国公法以相周旋，然而以意揣之，恐不能也。越南之受制于法，犹暹罗、缅甸之兼辖于英。虽由其外观之，法严而英宽，法暴而英仁，而其处心积虑则一也。法以越南为己私，犹英以暹罗、缅甸可独属也。然则，虽使欧洲列邦尽与越南结盟好，通贸易，其不能以宾夺主，约束法之所为可知也。暹罗、缅甸境中岂无法人，英与有事，一举一动，法不能问也。易地以处，亦皆然矣。故即与泰西诸国通商，亦无所裨事。至今日，万不获已，惟有尽人以听天。如曰欧洲为礼义之邦，行仁而讲义，必不轻灭人国，贪其土地，利其人民，则阿洲、亚洲、美洲固遍有欧洲人之足迹矣。试问此三洲中，遭其并兼者，何限南洋诸岛国，欧洲列邦实尽之。今所存者，越南与暹罗、缅甸鼎足而为三。将来之事难以逆睹，而现在情形已几乎岌岌矣。法今欲以驻中兵舶径取东京，正如摧枯拉朽，势必至拱手而让之也。东京既割，越境日蹙，而法之溪壑必犹未餍也。危亡之形，殆如朝露，而论者犹谓欲御外侮，莫如亟图自强，内以治民，外以治兵，振刷精神，以期自保，顾此乃老生之常谈，何解于目前之危急？盖能坐而言起而行者，在乎得人而已。而有时事至于无可如何，国虽有人，终莫能救。战国时子舆氏，其德亚圣也，其才王佐也，其平日之言，曰“汤以七十里而兴，文王以百里而王”，若可卜之于操券，而及其策五十里之滕，不过曰避地图存，效死勿去已耳，究无计以免强齐之逼。今日吾欲为越南谋，亦几穷于思虑矣，除乞怜仰息于法国外，无能下一箸者。呜呼！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纪卜斯迭尼教

　　向者余尝论，千百年之后道必大同，至今日而益信。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作之师，使司牧之，教导之，不独治其身，亦以治其心。礼乐制度所以范其外，仁义道德所以化其内。惟渐渍于无形，然后能范围而不过，此天下所以治也。上古之世，尧、舜、禹、汤、文、武，皆以圣人而在天子之位，教养兼施，民知兴感，故三代之盛，几于刑措不用。后世圣人穷而在下，不能见诸实事，而乃托之空言，藉以挽回世道人心，于是而道立教兴焉。我中国至衰周之季，九流并起，杨朱、墨翟之徒，播煽异端，簧鼓世俗，孟子忧之，宣孔子之道以距之。逮后儒分为七，墨分为三，申、韩、黄、老之徒，又从而随波扬沸，靡所底止。汉时佛教始入中国，世遂以儒、释、道三教并称，不知儒固生人同具之道，本无所谓教也。西国之教亦非一端，有犹太教，有挑筋教，有摩西教，有希腊教，有景教，有回教，有天主教，有耶稣教，有祅教，有柳艮教。近则惟天主、耶稣为最盛。而迩来二十年中，英、法之中，又有所谓卜斯迭尼教者，则迥与天主、耶稣教不同，且不啻隐树之敌。其为教也，不拜上帝，不事百神，但尽乎生人分内所当为，实事求是，以期心之所安而已。彼谓死后报应，天堂地狱之说，徒足以惑人听闻，而实非道之至者也。道之至者，在乎躬行实践。徒言死后之事，虚无缥缈，果谁见而谁述之者？世人或善或恶，存之于心而见之于事，不可掩也。夫使其人孝于亲，忠于君，友于兄弟，笃于友朋，外无所怍，内无所愧，则死后之荣乐即可以此卜之。否则即求上帝，恐上帝必不私之也。呜呼！斯其立说，合乎我中国圣贤所云矣。闻奉此教者，在英、法不过百余人，皆世家子也，其人类皆读书明理，严一介不取之义。知中国之教与西国大异，且时因教事以致龃龉，慨然曰：“教本所以教善也，人各有心，不能相强，而必欲尽驱之使进于天主、耶稣教之中，亦未免非恕道矣。设使一旦因教事而构嫌启衅，俾血肉膏原野，黔黎隳涂炭，耶稣在天之灵，其能安乎？”近日之传道者曰：“宣教于中土，非威劫势要，智驱术驭，则其道终不能大行，故阻之愈力而行之愈畅。”呜呼！传道而必假兵力以从事，其果能服人矣乎？卜斯迭尼教人所言如是，此其为学真反躬以克己者也，其古圣贤之徒欤。

　　吕宋岛设立领事议

　　吕宋在南洋，距闽之厦门、台湾尤近，相隔仅一衣带水耳。与中土通商最久，闽、粤人趋之如鹜，在明代已至数万余人。今计我之华人行贾于其地者，闽凡四万六百人，粤凡一千二百人。其间拥厚赀，负物望者甚少，然其人虽居海外，而仰戴声灵，冀望德泽，时时求庇覆于中朝。今闻郑玉轩星使，奉命为驻扎美、日、秘三国大臣，不禁额手相庆，邮书以设立领事请。窃谓领事之任綦重，而亦綦难。得其人，则足以收拾人心，以为我用，树我藩卫，张我国威；不得其人，则人心一失，转驱之以资他国，而反贻海外笑。或谓今如英之于新嘉坡、槟榔屿、澳大利、麻六甲、荷兰之噶罗巴、苏门答腊，以至远如美之嘉厘符尼亚、西班牙之古巴、秘鲁之属地，凡有华人皆听其所治，苟犯国例，由其定罪禁狱，盖视之同于其民，虽设领事亦不得主其权，然则领事不几同于赘旒也哉？顾我则以为转移民心，使归而向我，则断不可少焉。我昔尝至英，道经东南洋，见我宽衣博带，则必群相谓曰：“此从唐山来者。”咸来问讯，有歆羡意，我告之曰：“朝廷不日将遣使来此，苟他时能请之于朝，特设领事，藉以抚辑汝商旅，保卫汝身家。”则又感动泣下。呜呼！其人虽居处海外二百余年，购田园，长子孙，而仍守本朝之正朔，服中国之衣冠，足以见我朝威灵之远如此。自此至锡兰、苏彝士，为华人素所不至之区，其土人轻藐华人实甚，于以知华人之所至，即我皇朝德泽之所滂沛也。使领事于此宣扬圣德，铺张王灵，能为之保佑而维持之，安有不感且服，而为我所用也哉？吕宋岛华民不下五万人，其设领事也宜矣。或曰，其地水土恶劣，风浪湍急，地震风警，岁恒有之，寄旅之民，类多穷乏强悍，因是虽设领事，惮于前往，此则人情之私也。惟闽多而粤少，官斯土者，宜习闽之方言，庶下情得以上达，脱略仪文，习耐劳苦，常俸之优，足供养赡，此外则一无所私焉。但知保民而不纤毫扰民，吾民之讼狱，虽不得主，而知有冤抑者，则必为之请，廉洁以持躬，公直以行事，忠信笃敬以待土人，安见事之不易办哉？苟各处领事尽能如是，何难入万国公法之中？即不然，亦可执万国公法以与之周旋也。

　　洋泾滨海市说

　　道光壬寅，中外和议成，泰西各国咸来贸易。五口通商，以上海一隅为尤盛，计大小数十国，要皆偻指可数。其设立领事衙署，与华官文移往还者，如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三国，其最著者也。虽设有领事，而徒拥虚名，但查核商务者，有若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瑙威、瑞颠、大黄旗［即嗹国，亦称颠麦］、日耳曼之卢卑各、旱堡、奥地里、普鲁士诸国是也。其并不设立领事，遇有船税事务兼为英辖者，如印度、包社、葛罗巴诸处是也。初至时，皆赁民屋栖止，按和约所载，北关外地皆得任与民间租赁，当时申画疆界，起讫四至，悉有官簿可稽。戊申以前，洋行寥落无几。己酉而后，日渐增构，然民间旧屋，犹栉比而居，所构仅在浦滨。癸丑八月，会匪滋事，沪城失守，城外民屋陡增，土木之工无虚日。英、法、美援和约条例，谓西商地界中，华民不得再建房屋，与苏抚吉尔杭阿筹商，必尽毁除，抚军固虑附城民居，或有匪类与贼接济也，亦利其毁。于是自北至东，民屋数千万间，无论新旧，撤弃靡遗，违令者西商以长绳曳之，稍近贼巢者火之。乃与英、法、美三国谋筑长围以困贼，城赖以破，而城外之地，尺寸土非民有矣。西商之射利者，多画地营建，略仿华制，以赁于民，昂其租息，今新街及马路侧连甍接栋者皆是也。西人之谋亦狡矣。所设洋行亦数倍昔时，顾迩来呢布等货，销售颇滞，价减税重，其利渐微，茶丝大黄，购往外洋者，亦渐不逮往年。盛即衰之机乎？每月货船进沪者，英为最多，美利坚次之，法国又次之，他国仅二三艘而已。所有开设洋行，英国亦居其大半。英人于诸国中最桀黠，工心计，贸迁有无，靡处不至。自壬寅设埠后，颇自居功，有德色，诸国实阳和而阴忌之。法国因伐国之役，缔好已密，旧隙渐忘。惟美利坚人日思以英为事，上下议院筹无虚岁，然未敢骤发也。而英自印度携贰，帑饷糜费，粤东构衅，未有已时，乃复勤远略，毋亦外强而中槁耶？新议章程中又增设牛庄、登州、海南、台湾、汕头五口，内地通商则自镇江溯流至汉口为止，西商足迹几半，中原之利只止此数。彼之货物利于吾民者，不过呢布、羽毛、哔叽、铅铁、铜锡而已，钟表、远镜巧捷之器，非尽人能购者也。而况中国之民，自有木棉丝枲足以供用，中国商贾皆已捆载洋货远贩北地，又加售货者非一国，争利者非一处，英人虽设多埠，决不能邀厚利也明矣。闻诸英国公使将去广州、汕头二埠，而于浦口、九江两处设埠通商，特令总司税李泰国请于桂中堂，执不可。以为浦口系江南之门户，浦口一去，则苏、皖两省无险可守。九江为上游之要隘，去之则雄视之势失其所据。若必欲通商，毋宁背城借一。然此亦徒有其说耳。武汉非四达之区，用兵之地乎？其系于北数省之关键者尤重也，而一旦尚割以俾之，况其他乎？彼必欲请，我自不能不许。从此中原疆土，夷夏杂糅，侏离遍市，形胜之地已与我共，真腹心之大患也。夫岂第区区上海一隅而已哉！逸史氏王韬曰，呜呼！有明之季，以澳门一岛畀葡萄牙，失策甚矣。初在欧洲，惟荷兰习于舟楫，不惮行远，于洪洋巨浸中，货物转输，市舶往来，实自荷兰创始。葡萄牙于明时，为欧洲一雄国，亦效其术，国王遣舟四出，尽历阿非利加东西两境，环行印度、麻喇甲，遍阅东南洋诸岛国，所至辄留葡人，营立埔头。隆庆时，抵粤东之澳门，请地建屋，岁纳租饷，疆臣为之代请，许之，葡人遂立埔头于香山县之濠镜，是为泰西诸邦通市中国之始。后西班牙、荷兰接踵东来，法、英继之，而祸害蔓延遂不可制。夫海口雄峙之岛，所以为中国屏蔽，亦天所以严华夷之辨也，岂可以尺寸与之！吾不解明之疆臣何以必为之请，而在廷诸臣何以竟许之也？足见明之政务宽弛，纪纲不振，文恬武嬉，而绝无一深谋远虑者。其后利玛窦入中国，播煽邪教，蟊贼民心，一时无识者流俱从之游，尊之曰西儒，流毒以至今日，靡有底止，即碎作俑者之首，犹不足以谢天下也。噫！

　　粤逆崖略

　　逸民以谗被放，穷窜遐裔，困踣岑寂，罕闻理乱。昔在中土，目觏祸患，旁瞰贼情，默揣时事，思以草泽布衣，区区忠愤，上报国家，亦欲磨盾草檄，上马杀贼，请缨自效，击楫中流。横被口语，竟以罪废。杜牧之罪言，未干当世；唐衢之痛哭，何补苍生？抑至此矣，尚奚望哉！然贼祸乱之所始，流窜之所经，则可得而言焉。因为之志其崖略曰，粤寇之扰，于今十有五年矣。其始起也，非有坚甲利兵为之用也，非有英豪杰士为之谋也，非有强将悍卒为之先也，非有赢粮重货为之继也。徒以亡命者喜逞积憾，逃罪者冀缓须臾，乘机互煽，搴旗竞应，攻城裂土，僭号称尊，惨黩遍中原，沸腾半天下。于是我以坚舶利器，重帅大臣，雄师猛士，厚糈上赏御之。我力已竭，彼势未衰，既扑旋炽，已蹶再振，形涣地分，至今未能卒灭。盖斯民劫运之未终，抑或其恶未稔，天心尚有所待也。寇始起于南宁、柳州二府，劫夺成群，数百人辄统以一头目，村落间乱民迅赴响臻，多以官贪虐民为辞，时道光己酉三四月间也。西粤抚臣郑祖琛以失察地方劾永福知县张鹏万，当时寇在西省，势已披猖，此己酉七月始见于奏牍。贼中所云金田起义者，即是时也。己酉十月，贼窜永福、上思，分股潜入粤东之灵山，楚境之新宁。庚戌，有别队扰翁源者，为叶名琛所歼，无噍类。文宗皇帝御宇之元载，辛亥夏，窜及黔之古州、思恩。八月，寇目洪秀全统众陷踞永安。其扰灵山者，被剿于官军，熸焉。壬子，波山艇匪附贼，踞梧。自己酉至此，首尾几阅三载，流踞粤西，毒痡全境，十一府皆被其害，无一片完土矣。壬子二月，离永安北窜，其时已成一军。俄而围桂林，四月解围，向楚境，迭陷数邑，前锋颇锐，直抵长沙，守土文武扼御尽力，得不陷。十一月，走岳州。时楚地久不见兵革，兵惰官偷，望风靡溃，长驱湖北，渡江而南，破汉阳，陷武昌，而势遂不可制矣。癸丑春，九江、安庆前后失守，赀货山积，多以资贼。卒至金陵不守，江南鼎沸，扬、镇相继陷没，瓜步皆为贼窟，天堑之险，徒虚语耳。海宇腥秽，神州陆沉，列城无藩篱之固，上官少屏翰之寄。其时贼势几欲席卷东下，而得以竟止者，虽由向荣袭其后，盖亦天也。贼既得六朝建都之地，以为金陵自昔王气所钟，明祖始事于此，卒成帝业，妄意控喉扼要，可以传檄定天下矣。所以他城或守或弃，或不旋踵而去，独金陵一隅，受困万分之危，负嵎十年之久，而卒不出一步也。寇目既据金陵，复分道渡江，力争上游。一扰皖，庐、凤、颍、亳，惨坠涂炭，复进攻汴境，陷归德，围开封。一复夺安庆，扰南昌，而北方始患贼矣。盖贼踪飘忽无定，遇剿则他窜，俟隙则旁入。由怀庆北行，为官军所蹑，折而入于晋之垣曲，遂趋平阳、洪洞。胜保自后袭之，遂径抵燕之临、洛、栾、藁，猝与官军遇战俱伤，转赴正定，侵及畿辅，京师戒严。朝廷乃饬王大臣督励将士，力严守御，而贼又连窜杨柳青、独流、天津。于斯时也，岌乎殆哉。巡城御史永保以为京师地无险阻，防捍斯难，民少盖藏，饷糈莫给。氛患日逼，贼人游骑所及，距京二百里许，奸宄侦谍，遍于辇毂。然而胜帅、僧王奋其谟画，驻防之锐卒劲兵张其勇果，近畿之健民丁壮激其义愤，战必捷，攻必克，悍贼既摧，徒党群奔，或西扑慈野，或穷据阜城。其应援之贼，又复旁窜齐、鲁间，临清、金乡、高唐俱围而克之。鸱张狼顾，流焰尚腾，此甲寅年间也。寇目虽深踞金陵，而尚有余力，命将遣师，围侵北方，不知一举已蹶，再奋为难。贼之扰北，强弩之末，势无足忧，所以始则蚁聚蜂屯，终则土崩瓦解。谋创于胜帅，功成于僧王，卒能歼厥渠魁，倾其巢穴。林凤祥授首于连镇，李开芳生擒于冯官屯。斩馘京畿，献俘寝庙，燕、齐二境终底敉平。其有别派揭竿起应者，厦门之天地会也，起癸丑二月，灭于冬。上海之小刀会刘丽川也，起癸丑八月，灭于乙卯正月。粤东之红匪也，甲寅七月起佛山，扰踞各郡县，围扑省垣。其为党魁者，东莞则何亚禄也，惠州则集火沽也，清远则陈金刚也。蔓延邑乡，旷持岁月，粤民之好义者，贫以力，富以赀，用集厥事，以戡斯乱。叶名琛以御贼功膺赏，余匪窜于浔、梧，惟陈金刚未得即灭，至今为患。西粤为贼旧巢，甲寅正月，桂林六塘红带寇党群起，横行城野，征剿连年，时扰南楚，王葆生剪遏之功居多。此皆欲奉贼节制，而未得与贼并者也。窃计粤寇扰攘数年之间，所据之地，如吴之江、镇，皖之徽、安、池、宁、太、六，楚之汉、岳、德、黄，豫之九、饶。此外，踞非要地者尚难悉数。其顺流下驶则曾陷丹阳，扑常州，其溯江上攻则曾复陷庐州，旋得武昌，其循豫而出则曾踞越之金、衢。观其所至，令智者处此，似足以联声合势，明法立纲，策励兵众，约束行伍，举贤以自辅，爱民以自固，或可有为矣。乃乌合无大志，鼠窃寡远谋，恫怨遍神人，荼毒逮妇孺。小则为枭为獍，大则为鲸为鲵，横突乱踶，肆吞狂噬。所经之处，屋焚木刊，惨境同鬼域，积尸若崇丘，而欲以荒谬之谈，妖妄之说，愚惑黔首，盖亦难矣。又复党羽之间自兴猜贰，渐次枭夷。盖同起事者有六伪王焉，伪天王洪秀全为之长，杨秀清则伪东王也，萧朝贵则伪西王也，冯云山则伪南王也，韦昌辉则伪北王也，石达开则伪翼王也。萧、冯皆战死，杨最跋扈，善用兵，因谋杀洪未果，而反为洪所杀。韦助洪杀杨，而石举兵致讨，洪遂杀韦以自解，自是石与洪离，西窜至蜀。其他如秦日纲、罗大纲，猛悍善扑，百战不挠，后先毙命，终受天诛，贼坐是所以日蹙也。其时率兵抗贼者，向荣专扼江南，而邓绍良犄其左，托明阿角其右，官文进剿全楚，而罗泽南、胡林翼御其北，骆秉章攻其南，皖则有福济、袁甲三，豫则有塔齐布、曾国藩。并能怀愤矢忠，运谋励武，震扬天威，振作士气，横攻力拒，左捣右旋，奋其一时之才，集厥群夫之力，或蹶或张，或进或退，或取或失，或剿或抚，然皆邀天之幸，五六年间终能奏绩，克底成功。或悉数扫除，或偏师荡灭，或克芜、庐，或取九、饶，或复瓜、镇，或收武、汉，或剪三湘，或安辑徽、歙，或肃清德、抚。既歼群丑，乃集元凶。咸谓杀之足以快心，取之易于反手。岂意絷困兽犹虞其斗，剸瘠牛莫之敢尸，迟回审顾，必欲坐承其敝。向帅既没，张公继之，长围深阻，厚集固绕，内匮日形，外援告绝，众军额手，以为贼难飞越此矣。庚申春间，贼计穷势蹙，旦夕危亡，抗顺者仅见食盈旬，反正者已降书数至。然而将帅不和，形势中涣，宁失则浙撤其障，邓丧则张孤其援，众卒合哄以争糈，上天非时而飞雪。贼得以乘间而出，两炬猝投，一夫夜呼，连营狂奔，千军尽慑，曾无互战，并不相持，填坎陷坑，枕尸积骨。功隳志存，烈士殉国；鼓卧旗折，将军死绥。嗟蹈海以求生，愤开关而延盗。丹、常屏蔽，一闻一矢之御，泛舟槜李，走鹿苏台，电卷飙驰，谁其阻遏？摧名都如朽索，驱兆众若群羊，曾不浃辰，吴、越之地尽为贼有，江北诸郡再陷。呜呼！虽曰人事，岂非天哉？虽其间临安幸复，苕水犹通，犹嘘残焰于已微，支一木于将踣，亦何关于大局乎？向使三军邀颁赏而欢呼，大帅同意见而戮力，陷浙之雄聚歼于外，通款之党潜谋于内，安见天下事无所措其手也。寇既得志，更图四出。踞苏首领伪忠王李秀成也，伪官布于列邑，群贼扰乎诸乡。吴越义民始奋终靡，或忍垢崩角，或附残添翼。贼于是暴征苛敛，榷及细微，而列货云屯，流民雨集。嘻！亦异矣。辛酉一载中，进击会稽，遂并宁郡，既踞杭垣，有乃全越。湖山点缀，荡作飞灰；士女便娟，惨成枯骨；哀氓饿隶，委路仆衢；刺目伤心，所不忍言。梦梦九阍，茫茫四宇，谁得而叩之？此太元之所谓乱不极则治不形者也。今上登极，庶事一新，颁求贤纳谏之文，下哀痛责躬之诏。曾帅既办皖、豫之贼，乃得兼顾江南。安庆，岩邑也，为窟十年，拔之一旦，据乎上流，便于下溯。伪英王陈玉成，桀寇也，终为我擒，润镬伏锧，枭党艳妻，连头受戮。于是虎臣毅卒循江以来，飞炮飙轮因风而奋。贼亦天夺之魄，鬼丧其谋，开衅西雄，覆师沪渎。夫以连郡跨州之地，亡不逾时，迅同电扫。沪邑，一丸泥之封耳，而贼结队千群，连营百万，集攻者非一次，力争者非一时，瞰其富盛，必欲得而后餍，宜若难以支矣。而西人以数千之众，一战而驱之，使贼丧气挫锋，势衄财竭。由是观之，用兵之道，先在谋定力裕，器精卒锐，岂系多寡哉？爰是重臣知其能，悍贼慑其威，中外相联，指臂交助。突厥有助顺之师，回纥有效命之请，皆愿解辫受职，荷戈前驱。特简一军，俾西人统领，演习训练，号为常胜军，复邑攻城，所向攸利。海关司税李公，又从而驰诣英京，募兵售舶，不日可至。我抗其前，彼轰其后，轮船激水而风飞，炮火蔽江而雷骇，灭此朝食，抑又何难？而有识者，犹以为主客异形，攻守异势，助我者能骤往而不能久驻，我募者能暂招而不能后继，操纵之权，在彼而不在我也。况临阵并驱则心有所恃，一失其恃则馁，久与之偕，功多则骄，骄则难制，即曰贼平，譬犹割疡而补以他肉，因病拘挛而截其手足。何则？所拔者骤而毒未去也，能威其外而未能治其源也。此但知目前之因利乘便，而未遑计后日之害也。呜呼！在今日而言此，鲜不为迂谈哉。至于借师之效，则已可睹矣。狼、福则全吴之关键也，吴江则江、浙之襟带也，昆山则金阊之咽喉也，嘉、青、太郡，所以运饷继兵者也，我皆得之，贼何能为？至于上游进攻之利，则莫如克芜湖，扼长江之门户，断金陵之左臂。其围金陵，则莫如据雨花台，乘陆路之高阜，收九洑洲，截水道之要冲，又得镇江直趋其背，瓜、仪还捣其腹，则贼在金陵，譬诸鱼游釜中，烹而食之必矣。识者曰，此乃御贼之得宜，至于贼之必灭，要在拔根顾本，外振其兵力，内收其民心，而后可相忘于无事，否则亦暂灭而已。盖尝总观大势，贼虽疲敝而天下亦已病矣。贼起两粤，而楚，而豫，而皖，而吴，而越，而汴，而晋，而齐，而燕，而蜀，祲氛遍布，不可谓不远。朝廷命将推毂，如赛尚阿、李星沅、徐广缙、陆建瀛、向荣、和春，皆期以灭贼，厚委重任，不可谓不难。聚集天下之兵，则皆楚、蜀劲旅，满、汉锐师，不可谓不众。贼踞楚、皖、吴、越之地，或三四载，或几至十载，不可谓不久。然十余年间，御贼者如积防之川，障东则注西；燎原之火，扑此则灾彼。夫拔深根者难为功，顾大本者难为治，统数十万方张之师，覆十余年已敝之寇，此易为力者也。我间尝深求其故，妄谓天下之坏，不坏于贼而坏于吏，不坏于墨吏而坏于庸吏；军事之坏，不坏于无饷而坏于无兵，不坏于无兵而坏于无将；朝廷之坏，不坏于无法而坏于无人，不坏于无直言而坏于拘成格。何则？贼始本可灭，养成之者，吏也。墨吏殃民，民或乱或不乱；庸吏讳乱以酿乱，而乱斯大。竭蹶筹饷而饷未尝无，仓卒募兵而兵不可用。将能，则天下皆可练之兵；将不能，则将且为兵所用，安能用兵法者？列祖列宗所遗，至美尽善，而行法日弊，则在其人。天下事，言易而行难，则直言未必无人，乃动以成格拘之，往往沮于部议，或寝不问，此何异箝人之口于朝？如是则能言者不敢行，并能行者亦不敢言。此三者，天下致病之所由也。朝野内外已成积习，所为多苟且不终日之计。粉饰，其长技也；因循，其通弊也；蒙蔽，其权宜之大用也。至此而不知变通，殆矣。以之治兵则不能立威，以之治民则不能取信，以之柔远则远人轻我，以之理财则财匮，以之御贼则贼滋蔓，剿则不能涤其源，抚则不能善其后。我请得而妄言之。今之兵律弛矣，宽则玩，严则变，胜则骄，败则惰。弱者怯，强者黠，疲者逃，悍者虏。忘上而凌伍，不服征调，欲速反迟，不知捍卫，在前忽后，将无同死之兵，兵无可畏之将，赏不足以餍其欲，惠不足以结其心。故我谓必以立威为先。今如一旦委以数万之众，而不为之易其号令，新其耳目，虽穰苴、孙武不能行其法，吴起、王翦不能收其效也。今天下叛者众起矣，苗民逆命，回夷蠢动，捻之骚扰亦将十年，叛服不常。国家宽厚待民二百余年，今之弄兵者，非异民也，即前日之民子若孙也，奚为昔顺而今逆？民盖久有以疑我矣，积疑则生乱。朝廷加恩之诏，蠲赋之条，官吏率奉行不力，或已免仍征，或既纳始告，民遂疑我以虚文。欲办贼则不得不取诸于民，因是加税增赋，劝捐抽厘，搜无遗利，民遂疑我以重敛。夫民固甚愚，但怨上之朘我，而不知贼之能戕我；但知避贼以自全，而不知出赀拒贼，卫国即以保家。然而转移激劝之间，其权在上，故我谓必以取信为先，而于滇、黔边徼之民尤急。今一旦委之于数十郡之民，而不与之翻然更始，相见以天，实心实政，开诚布公，虽彭循、贾琮不能布其化，韩延寿、吕元膺不能著其恩，马援铜柱、诸葛天威不能格顽消戾而服其心也。今远人之势张且盛矣，其与我交久且稔矣，居我内地，驻我皇都，盖早有以窥我之微矣，而当事者，方且以瞰伺为精神，文法为礼义，虚缓为羁縻，繁缛为接纳，掩饰为权术，夸大为张国体，而不知其从旁窃笑也。夫远人非甚愚而固甚智也，今我形势能如彼之强乎？兵气能如彼之奋乎？器械能如彼之精乎？民心能如彼之固乎？财用能如彼之裕乎？大小臣工能如彼之奉命急公乎？固不必华元之告楚，子胥之料越也。我在今日，惟有画一以示之信，宽大以示之礼。或是或否，以行我之权；无诈无虞，以布我之诚。与之行事，必简必速；与之相接，不卑不亢。师其长技以失其恃，明其所学以通其情，而犹惧其或乖也。嗟呼！远情非甚难悉也。贵者不知而贱者知之，贵者不言而贱者言之，无怪乎谓其所告者妄也，所谋者非也。此辛有所以见祭而兴嗟，江统所以料远而著论也。今天下民穷财尽矣，军无半岁之赢，民无一月之蓄。已复者，流离未归，田里不治；被陷者，父子交失，兄弟相悲。夫财出于民，民穷如此，诚捐之无可捐，助之无能助，而理财者方且汲汲乎此，苟可以有利者，无不兼收并榷。然知取而不知用，知奢而不知俭，知开源而不知节流，知兴利而不知除弊。国家初定天下，进征三逆，征兵调饷，其难百倍于今。其时滇、黔、两粤、全楚皆为三逆所踞，税赋不入于官，而财未尝无，饷未尝不足，尝无如此之滥也，出无如此之费也，而所入亦无如此之多也，则在乎善用也。古之为将者，多与士卒绝甘分苦，居营苟简而不求备，一切皆以身为之先。今则不然，饮馔服御，所以供奉大员者，一切务靡，其下效之，所耗实多。多置旗帜舟炮，不惜重赀，偶不合用，皆致蠹坏。凡不急无益者，不能速罢，是皆奢之为害也。昔陶侃名将也，其以综理微密称者，则在竹头木屑，诚以节财之流，积微至巨。今以军营为市，谈兵之士、言利之徒，无益实用，徒以伴食于戎幕，肥橐于粮台。其他闲秩冗员，虚额羸卒，浮费冒支，所以消财者，非一途也。《易》曰“不节则嗟”，此之谓也。夫利者，弊之所在也。今一捐局之设，数百人倚为利窟，奸胥中饱，虚数冒开，上受虚名而蒙实怨。承办军需，率以窳物受重值，至粮台之侵冒，更不可问。诚如是，虽萧何、杜预不能转输而备其需，刘晏、苏绰不能损益而裕其用也。若夫灭贼之要，先在练兵择将。贼非能兵，在乎我战之不力，御之乖方。战御之道无他，在乎因地审机，临时决谋，运用之妙，系于一心。惟是欲平贼，必先治民，以今日之贼即昔日之民也，倘治民不善，则今日之民即可为后日之贼，是贼虽灭犹未灭也。我所以曰不能涤其源也。贼穷而受抚，今或可用之以贼攻贼，使贼尽平，将何所用？坑之则伤天地仁爱之心，放之则恐其不能安闾里耕凿之旧。明季之误，误于抚，可为前事之鉴。闯、献余党，至康熙年间始得尽灭，抚而变者非一。至于连年招慕之勇，势亦不能一旦骤撤，不撤则国家财力不堪，撤之则彼何所为生？我所以曰不能善其后也。是深望于有位者起而为之焉。呜呼！此漆室之叹，过者闻而疑焉，杞人之忧，至远而无穷期矣。无已，贼之灭否，凭诸天心；我之剿伐，尽乎人事。上下一心，励精求治，法禹、汤之罪己，思稷、契之致君。破拘墟以敷论，则事无不可行，衷恳恻以发词，则人无有弗感。弛忌讳之禁，宽指斥之诛，广招徕之路，征奇才异能之士，开直言极谏之科，务使箴阙失而绝颂谀，先空言而收实效。威以克爱，猛以济宽，信以攻心，诚以胜诈，俭以革奢，静以制动，如是而贼不平者，未之有也。是固草莽孤忠、海国羁臣所旦夕期望者也。盖古之人虽伏处菰芦，屏迹僻远，而忠君爱国之念，未尝一刻忘也。苟可以为国者，知无不言，即言不见用，或言而获戾，终不能自已，则我今日之所言，此心固耿耿如是也，庶几悲而谅之，幸无罪焉尔。

　　香港略论

　　甫里逸民东游粤海，荏苒三年，旅居多暇，勤涉书史。以香港僻在一隅，纪述者罕，于是旁诹故老，延访遗闻，成《香港略论》一篇，聊以备荒隅掌故云尔。香港本南徼濒海一荒岛也，道光癸卯五年和议成，以岛畀英，而英始得以港为属地，隶入版图。香港四周约百余里，地形三角，群峰攒耸。英人既定居，辟草莱，垦芜秽，平荦确，就山之麓结居构宇，即其弯环曲折之形，名之曰上环、中环、下环。其境距广属之新安、九龙以南约十里。地虽蕞尔，称名颇繁。曰红香炉峰，曰裙带路，其西北曰仰船、曰赤柱，其东曰登笼、曰湾仔，而香港其大名也。山上多涧溪，名泉喷溢，活活声盈耳，味甘洌异常，香港之名或以此欤？山中产花岗青石最饶，所值多瓜菜，而蔗尤盛。下环有田，略种禾苗。山坡之上，树木鲜少，以供民樵6，常被斩伐故也。居民多7户渔人，诛茅构庐，载种圃地，随时捕鱼为业，鱼汛既过，随而他徙。英人未至之先，为盗窟，山中有铁镬二百余，列木为棚，若城堡，英人至，烈而焚之。其土著不盈二千，博胡林一带有屋二十余家，依林傍涧，结构颇雅，相传自明季避乱至此。盖自桂藩之窜，耿逆之变，遗民无所归，远避锋镝，偷息此间，不啻逃于人境之外。此为迹之最古者矣，至于他所纪载，无闻焉。英人既割此岛，倚为外府，创建衙署，设立兵防，其官文有总督，武有总兵，皆有副贰。有臬司，有巡理厅，有辅政司，有政务司，此外有佐理堂，有创例堂，皆所以辅赞总督者也。有量地官度地建屋、修葺道路，有库务司总理港中税饷，有船政厅稽司大小船舰出入。臬宪之外，有提刑官、僚佐官，更立陪审之人十有二员，以习法之律正充其事，而民间所举公正之绅士，亦得与焉，专在持法严明，定案鞫狱，期无妄滥。有钱债衙专理商民逋欠事，有亏国饷者亦即在是衙比追，而民间所有罚款亦由是衙以归库务。有巡捕厅专管巡丁，港中昼夜有丁役分班逻察，往来如织。有司狱专管狱囚，一岁中犯案千百，狴犴每至充斥，顾讯鞠之时，不先鞭扑，定案后，以罪之轻重为笞之多寡、禁之久暂，有在狱终身不释者，故刑法鲜死罪，惟海盗在立决例，法所不宥。此外又有官医及验尸官，遇民间自戕谋死命案，剖腹审视，以释疑窦。其设官之繁密如此。下环两旁多兵房。山半以石室储火药，甚谨固。最高山顶建立一旗，专设员兵，俾司了望。兵房外，环列巨炮，逢期演习，分别功赏，饷糈饷颇厚，足以自给。军中皆许携妇人。其所调遣之兵，大抵本港之外，杂以印度黑人，皆以壮健才武者应其选。自山麓至巅，每相距数十武辄立木柱，系以铁线，联缀比属，相亘不断，是曰电气通标，用递警信，顷刻可达。其兵防之周详如此。港中之屋，层次栉比，随山高下，参差如雁户。华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蜗舍，密若蜂房。计一椽之赁，月必费十余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异爨。寻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妇老稚，眠食盥浴，咸聚处其中，有若蚕之在茧，蠖之蛰穴，非复人类所居。盖寸地寸金，其贵莫名，地球中当首推及之矣。泉脉发之山巅，流至博胡林、黄泥涌数处，皆以铁筒置地中，引之贯注，延接流入各家，华民则每街之旁建聚水石池，以机激之，沛然立至，汲用不穷。于上环建煤气局，夜间街市灯火，咸以煤气炷燃，光耀如昼，仰望山巅，灿列若繁星，尤为可观。港中无田赋，但计地纳税，量屋征银，分四季，首月贡之于官，号曰国饷。此外水火悉有输纳，大抵民屋一间，岁必输以十金，税亦准是，行铺倍之。他如榷酤征烟，其饷尤重。妓馆悉诣官领牌，按月输银。下至艇子、舆夫、负贩、佣竖，无不岁给以牌，月征其课。所谓取之务尽锱铢，算之几无遗纤悉。其赋税之繁旺如此。传教者则有监牧总司教事，而有官教、民教之分。官设者由官给廪禄，支于公库，民设者或出自商民，或出自公会，虽名称不同，而其宣传福音则一也。所建礼拜堂四五所。有保罗、英华二书院，又有所谓大书馆者，皆教子弟肄业英文，岁不下二三百人。此外更立义塾数处，专读华文，延师课童之费皆国库颁给。英华书院则专印教中书籍，流播遐迩。另设女书塾二三所，亦以英文为主，特兴废不常。此外，崇拜天主者则有罗马庙，颇极崇闳壮丽，亦于旁室设塾招童，此则迦特力教也；巴社白头于僻处设礼拜寺，而以柳氐女胃日为礼拜，此则摩西古教也。其教民之勤恳如此。博胡林地处山腰，林树丛茂，泉水淙潺，英人构别墅其间，为逭暑消夏之所。此外有环马场，周约二十余里，日暮飚车怒马驰骋往来以为乐，每岁赛马其间，多在孟春和煦之时，士女便娟，其集如云，远近趋观，争相赞羡。总督又创葺园囿一所，广袤百顷，花木崇绮，游人均得入览。其游历之地咸备又如此。港中华民之寄居者，虽咸守英人约束，然仍沿华俗不变，不独衣冠饮食已也。如崇神佛则有庙宇，祀祖先则有祭享，正朔时日，无一不准诸内地。元旦亦行拜贺礼，爆竹喧阗，彻于宵旦。令节佳辰，欢呼庆赏。每岁中元，设月盂兰胜会，竞丽争奇，万金轻于一掷。太平山左右，皆曲院中人所居，楼阁参差，笙歌腾沸，粉白黛绿，充牣其中。旁则酒肆连比，以杏花楼为巨擘，异馔嘉肴，咄嗟可办，偶遇客来，取之如寄。居是邦者，率以财雄，每脱略礼文，迂嗤道德。值江、浙多故，衣冠之避难至粤者，附海舶来，必道香港，遂为孔道。香港不设关市，无讥察征索之烦，行贾者乐出其境，于是各口通商之地，亦于香港首屈一指。前之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洵乎在人为之哉！甫里逸民曰，香港一隅，僻悬海外，非若濠镜之与内邑毗连也。在曩者，兽所窟，盗所薮，山赭石瘠，飓号土恶，人迹所不乐居，朝廷亦度外置之，无所顾惜。然必俟其息兵讲好，而后割而畀之，则诚重之也。所以然者，表海里山，限制中外，断不可轻以尺寸予外夷也。观于此，而深有感于有明疆事之坏矣。在明中叶，以濠镜一岛畀葡人，大为失策。以致接踵而来者，有所驻泊居积，自撤屏蔽，而流渐遂至于斯极。当我宣宗成皇帝时，边防虽弛，国威尚著，伏莽潜蘖，罔敢窃发。外侮既启，内难斯作，抢攘廿载，靡有宁处。呜呼！斯固谁为为之也？夫当日焚烟之举，原未免持之太促。激忿酿变，一发难收，此虽非始议者所及料，然亦不得不任其咎。然则居今日者将奈何？惟鉴前则后平，惟惧外则内宁，必修己而后治民，必自强而后睦邻。

　　任将相说

　　世人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所谓注意者，能真知而灼见之也。既知之则必用之，既用之则必任之。呜呼！自古无委任不专而能大有为者也。将相者，国家之所当专任者也。相辅天子，为天下得人进贤退不肖，以收群策群力之效。古者为相数月，而举其乡里亲故百余人者，人以为病，则曰彼皆我所知者也。举其所知，即由布衣而擢至上位，天下不以为骇，曰惟其才而已，亦不以为私，曰惟其公而已。黜陟用舍，一月而至百余人，天下不以为专，曰惟其当而已。诚如是也，人才皆思自奋，而相臣皆得以网罗之。曰，如是不患植党乎？曰，否，帝心简在之，相臣必其能公忠体国者也。浸假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复疑之，束缚驰骤，拘牵遏抑，安用是相臣为哉？今者虽曰破格用人，广辟贤路，而所用者未皆得人也，所举者亦未必皆贤。其间获登荐牍者，或由买声求知，或以夤缘奔竞，非挟策以钻当事必不能得，而所谓真贤真才，固犹伏处乎山林未出也，是贤路未必广也。今者虽曰诏求直言，罔拘忌讳，顾科道所言，亦不过奉行故事，诤一而誉百，否一而可百，迂远而不切于事情，琐细而无当乎急务。不能随例变通，与时消息，足以拯弊而起衰，则求其直言无隐者难矣，是言路之未必开也。能罗致而激扬之者，是在相臣而已。今者朝廷出一言，更一例，动格于部议不行。相臣之权在六部，六部之权在军机，因守成宪，而相臣拱手以听之而已，安所见设施乎？此与无相同。古者师出不受君命，阃外制自将军，非重其威，正欲其速于建功耳。凡在军之募勇筹饷，调兵练众，迟速多寡，悉主自一人。文自道、府、州、县以下，武自提、镇、参、游以下，咸归其节制。赏罚生杀，惟其所秉，不必别遣参赞、帮办大员，以分其权，俾其稍有掣肘。权既重，则责亦非轻，凡其所统之地，必不至于画疆自域，而以鞭长莫及为辞。夫是以为将者得以责之于偏裨，偏裨得以责之于兵旅，无不各尽其力而致其死命。刑足以威其志，惠足以结其心，上下交固，指臂相用。号令一出，捷于风雷；战阵既临，可摧山岳。盖此时兵知有将而不知有身，而后贼无难办矣。今之所谓大将者，骄倨贵重，与士卒素不相习。节钺所驻，距贼甚远，诿曰：“是在居中驾驭，扼要防御也。”幸而所遣有功，偏师获胜，则自以为调度有方，归功于己。设不幸而贼氛日逼，则姑弃之而走，曰：“将图退保也。”呜呼！惟能战然后能守。战且不能，何能乎守？平时厚其供张，养尊处优，毫不知士卒之甘苦痛痒。而其所谓左右亲兵者，无非为其败北翼护之用，在营之时，贱锦绣而厌梁肉，嚣嚣然以凌于众。至于拔尤举功，则以此辈为先。冲锋陷坚之士，其谁不解体？如是安能望兵之肯尽力用命哉？此与无将同。诚能朝有良相，营有良将，以图治于内而奋威于外，安见天下事之不足有为也？彼贼之纵横跋扈，特一时之艰难已耳，究非天下安危所系也。天下之安危，在乎人才而已。将相者，人才之总领也。呜呼！国有良将相，于平贼何有哉。

弢园文录外编　下　王韬（nnno兄提供文本）

　　卷七

　　择友说

　　取友之道，人品为先，学问、文章其末事尔。顾交友最难于知人，其始要不可不择也。择而后交则寡尤，交而后择则多怨。大抵其途百变，而人品亦非一端。其有熏灼名利驰骛势要者，虽才不后人，学可名世，罗织风雅，交接贤流，亦终不脱于俗。无他，以其存于中者非也。其间或有深交而见，或有一见而知，或浑浑不能窥其涯涘，而时露棱角，或城府深密，机诈百出，久交则受其害。究之浅者易见，深者难窥，暂则莫辨，久则易露。知人则哲，此大禹所以叹其难也。今之交友者，意气伪也，学问谬也。广通声气者以喧寂为轩轾，趋附势焰者以荣悴为亲疏。花月谈笑之场，知心莫逆；风露飘零之地，觌面皆嗔。甚至失势相凌，加以呵斥；见色忘义，佯为殷勤。求所为褫袍而赠，闭门以拒者，无有矣。噫！此辈直非人耳，奚足以言友哉？故以势交者，势败则散；以利交者，利尽则疏。然则择交当奈何？当今之世，品高行直者既已罕觏，惟有求其气谊融洽，性情投合者斯可耳。羲《易》有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礼》曰：“营道同术，合志同方。”皆可为取友之法。呜呼！论交在今日，抑末矣。揆其本原，朋友居五伦之一，固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并重。士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推而上之，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成、汤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太公，皆有心心相印，念念相通者也。三代而下，如汉昭烈之于诸葛，秦苻坚之于王猛，皆所谓推心置腹，沦肌浃髓者也。古今来帝王之兴，类皆有出类拔萃之士，拨乱应变之才，以为之先后辅佐，或于闾巷中贫贱交知，或在兵戎间意气相识。故朋友一道，可通于君臣。特其间遇合隐显，数不可知。显则如上所云，隐则如严子陵之于光武是也。今夫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然后有恳至笃忱之谊，岂可于寻常庸俗中求之哉？苟其独学无闻，则遁世无闷。盖儒者所学，本当尽其在我，原非汲汲焉求闻于人，世不我知，亦无所憾。出则为伊、傅，风云霖雨即文章也；处则为巢、许，泉石山林皆经济也。若在己无特立众人之操，则举世谁施以国士之知，而其所友，要亦惟庸夫俗子已耳。至于乡党周旋，诗酒酬酢，大抵于流品别雅俗，性情区厚薄，其略可得言焉。俗多雅少者臭味少，外雅内俗者谈吐伪。其托业卑贱而神志清洒者，则可交，在古如长卿之沽酒，伯鸾之赁舂，嵇康之锻灶，近则如周青士之隐于米肆，朱可石、钮玉樵之隐于贾，皆是也。此其人，或有托而然，或迫于贫窭，欲为身谋，而其胸襟旷逸、牢骚阔达之意，时见于言外，虽于纷华嚣扰之际，亦不失其淡泊之素志。其于风雨阴晴，山川游历，别有神明入乎其中，与之为友，旨趣要必不远。天资刻者蹊径狭，庸行亏者交谊疏。富贵而多穷友，岂狷性者所能；身后而念遗孤，觉古风之未远。若其猝逢显士则首下尻高，偶遇寒丁则颜骄色变，此乃名利之奴，岂是人天所尚？或有矫情以博誉，饰伪以欺人，则举动之间，总可微窥而得之。若夫寡交少过，滥交多累，浊交丧誉，清交怡情，则在乎由衷独断已。因与管君小异论友，漫述之如此。

　　智说

　　世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德，吾以为德唯一而已，智是也。有智则仁非伪，义非激，礼非诈，信非愚。盖刚毅木讷近仁，仁之偏也；煦妪姑息近仁，亦仁之偏也。慷慨奋发近义，复仇蹈死近义，皆未得义之中也。礼拘于繁文缛节，周旋揖让，则浅矣；信囿于硁硁自守，至死不变，则小矣。而赖智焉，有以补其偏而救其失。智也者，洞澈无垠，物来毕照，虚灵不昧，运用如神。其识足以测宇宙之广，其见足以烛古今之变，故四者皆赖智相辅而行。苟无以济之，犹洪炉之无薪火，巨舟之无舟楫也，安能行之哉？世人不知智之为用，故作智说以明之。（仁，体也；智，用也。体不虚立，必须于用。守经者贵体贱用，不陷理窟，则归禅说，竟为无用物。可慨哉！日本重野安绎拜读）

　　平贼议

　　当今平贼要务，首在治兵与治民而已。治兵则在良将，治民则在良有司。兵治，平贼之末；民治，平贼之本。盖未有民不治而贼平者也。欲得良将、良有司，先在择之而已。今之兵，骄悍葸弱不可用矣，刑不足以威，赏不足以劝，非得良将以新其壁垒，易其耳目，肃其号令，慑其心志，则何以杀敌致果，收功于行阵？吾谓治今日之兵，莫如轻赏而重罚。或曰，行之恐以激变，则将奈何？庚申之春，金陵唾手可破，徒乏赏帑数十万金，事竟中阻，兵之望赏固急矣。重赏之下，人人自奋。今赏既轻，谁为之用？曰，否，此以矫今日之积弊也。今日兵制之坏，几如明季，入市一空，过村一哄，视民若犬羊，畏贼若虎狼。况乎为上者，粉饰夤缘，冒功邀奖，己且如此，何怪乎兵？昔有营兵，积货如山，无有斗志，为帅者知其然，尽举所积而焚之，然后驱之战，于是兵皆用命，此其明验也。故欲兵之不贪，莫如以廉；欲兵之不私，莫如以公；欲兵之尽力，莫如与之共甘苦。感以事则不骄，激以耻则不悍，教以有勇则不畏葸。非得良将，亦安能振顿之哉？今之民，疑官而轻上也久矣。疑则不能孚之以信，轻则不能联之以情。官之所以谕民者，率皆具文而无实意，其入告也，亦尽虚词而非实事。民习闻其然，安得而不疑？贼来则谋遁逃，贼去则言克复，大员则诿曰退守，小官则诿曰出外。官不能保民，而民亦不能恃官。民习见其然，安得而不轻？积疑且轻之心，而事不可为矣。有良有司至，必能笃挚恻怛，开诚布公，与民相见以天。其待民也，如父兄之遇子弟；其卫民也，如手足之捍头目。平时既能以恩意相结，临事自能以信义相固。夫民固易感而易使者也，但见上之人真能有为，足以措大事、决大疑、御大难，则民且以性命相付托，罔有不肯轻身杀贼，括赀享士者。上下之交既孚，无事不可办。子舆氏曰“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而何有于区区之盗贼哉？彼贼岂无侦探？见其无间可乘，亦将舍而之他，不敢轻犯矣。民之得良有司治之也，其效如此。然则欲求良将与良有司，当以何术哉？夫亦择之于行阵之际、郡邑之间而已。顾为上者必先正本清源，而后真才乃出。今之所当急为者，盖有数端。曰讲武备，整边防，散胁从，撤壮勇，清盗源，此良将之所宜有事也；曰肃仕途，作士气，储人才，广招徕，阜财用，此良有司之所宜有事也。剿贼之兵在精不在多，侬智高之寇岭南，遣将命兵不知凡几，至狄青而胜之，收功者番落数百骑尔。今必当讲求兵实，稽核定数，毋使以虚额冒粮；尽汰羸弱，务选猛勇，毋使以疲兵充数。其行军也，先枪炮而后弓矛，一切要诸以实济，而后兵乃可精。平定之后，势尤不能去武。举凡戢盗靖匪，出洋巡缉，所以备乎水陆者，皆必实心实事，每月按期演练，严明赏罚，分别勤惰，以期有备无患。如是一旦有事，而后兵乃可用。此讲武所以强兵也。守内必先备外，边防废弛，有以生强邻藐视之心，起奸人觊觎之渐，非所以畏民而惧戎也。况乎海禁既开，泰西各国云集，沿海诸处，尤当设防以备不虞。且防海所以固我疆圉，原非为西人而设，岂其有乖于和好？举凡炮台营房、9堠土垒，皆宜预为之备，一切务仿西法，备极巩坚，筑之于平时，用之于临事，自然有恃而无恐。至于防海所重，尤在水师战舰。自有西国轮舶以来，觉一切之船尽可以废，中国要当设局立厂，如法制造，更习其驾驶，务尽所长，如是则防海乃非虚设。此备边所以待敌也。方今江、皖、楚北之地，余逆未靖，鸱张狼顾，冀缓须臾，若使一旦凶渠既殄，此辈必为胆落。当谕统帅大臣，正宜乘此声威，速加扑灭。一面当昭示天下，凡有胁从，大溥皇仁，概行勿问。能自拔来归，率众献城，愿效力行间者，则许其以贼攻贼，立功自赎。即于两粤积寇，亦姑一例视之，勿多苛索，所以涣其心，孤其势。其余分别新旧，使归田里，务在绝其萌蘖，清其根株，除其羽翼。天下之民，岂有甘为贼者？一陷其中，遂至不可复出。今布告海内，咸与维新。尤在以贼招贼，俾其自相猜贰，使之不战自破，可以不烦兵力而定。此宽从所以诛首也。大乱既戡，天下平治，包戈戢干，示不复用，而所招募之勇队、抚收之降卒，何所措置？彼在军中持粱厌肥，一旦散遣，何以为生？且其性实可动而不可静，难保其不毒心未改，逆谋犹存，乘间窃发，不可复制，或潜相煽诱，滋事妄行，凡此皆在所当虑。即使激发天良，愿为良户，而无恒业以处之，何以自善？所以散降贼，撤勇丁，所系于大局匪轻，当必设一善处之方，乃可无后患。江、浙、皖三省被贼蹂躏之地，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莫若分遣其众，使之开垦。安插布置，当图善法，俾可历久而无弊。此撤勇所以弭变也。江、浙为财赋之区，所有盗薮，随在皆是。苏、常、湖交界之所，枪船千百艘，皆倚震泽、具区为巢窟，时劫行旅，出没无常，甚至演剧聚赌，肆行无忌。巢湖一带，恃众横恣，亦与之同。地方官养痈贻患，莫敢撄其锋。陷贼以来，率多附贼为虐，其党益众，其势益横。贼平之后，此辈皆在所当除，毋俾遗种。匪特此也，染贼氛为伪官以鱼肉乡里者，即乱民也，必杀勿赦。去莠安良，即以防微杜渐。此外编保甲，严缉查，俾奸匪无所容其迹，而盗源自清矣。此除盗所以养民也。是五者，盖以治其表，所谓兵治，平贼之末也。国家官吏之疲，大抵由于捐纳。此风一开，来者志不在利国而在利家，即有一二狷洁自好，贤豪自命者，亦至于上下缚束，无可措手。今且以三途并进，科第也，军功也，捐纳也。仕途愈杂，吏治愈难。为督抚上司者，务求调剂，于是视官廨如传舍，等民事若转圜，于国家设官治民之意，了无所补。又其官给糈禄，实不足以自赡，非先厚其养廉，则无以责其不贪。今欲收治民之实效，莫如汰冗员，澄官方。仕途之肃，即所以振顿纪纲也。国家以时文取士，数百年来莫之敢废。士之习此者，多有青年就学，皓首无成者。至于莅官之后，身之所行，尽非少之所习，于是不得不委之于吏，上下其手，是非颠倒，官场之坏，由于士习之颓。今请科场则仍以时文而务求实学，且必远其期，减其额，中间参之以选访荐举，试之以有关政事之文，或别开大科，如孝弟贤良、真言极谏、博学鸿词诸名目，则士之有实者至矣。盖专以时文，则取士之途太隘，而用士之责太易。法当反其道而行之，取之宽而用之严，苟有不能胜其任者，虽以科第进身，亦在所斥。今因捐款之兴，各直省叠广学额，中额几至增无可增，所谓士者，取之倍多于前，而士之实用则远不如昔，此士习之所以日敝也。振作士气，即所以励品学，练才识，为他日治民地也。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未至，法当储才于平日，然后能用才于临时。经济之才可以应变，理学之才可以处常，皆当随时收录，以备实用。时文一科，但能坐致常才，而不能甄拔奇才。一旦有事，仓卒征召，必有以虚名偾事者。盖才非试之以事不能实知其然，必由渐而验之，可知其实，庶几他日猝临利害，可以备一时之选。内以责之相臣，外以责之督抚，朝无幸士而野无遗贤，天下岂有不治者乎？此储人才即以厚国脉也。大乱之后，人民散处，背乡井，去田里，流离于道路，何暇自谋存活？法当广为招徕，俾得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吴中习尚素务奢靡，恢复以后，必当革薄俗而使之厚，反浇风而使之醇。一切玩情娱意之物，率毋许造作，糜费害民，大非细故。夫大创甫平，元气未复，户鲜积聚，家少盖藏，此所以轻去其故土而不顾也。今宜急为之节财惜用，崇俭黜奢，务本抑末，痛惩游惰，而民自不敢犯。是皆在为上者之转移，而示以趋准耳。恤灾救难，给谷耔，劝农桑，此招徕之本务也。繁殖民生，其道在此。自经大难，民力竭矣，即各处未被兵革者，捐输助饷，亦无不各罄其赀。顾陷贼之地，克复未知时日；用兵省分，抽厘输纳未有穷期。民匮俗贫，下不足则上损其实，于根本之所在罔补分毫，此患在阜财之道不讲耳。江、浙财赋素甲天下，发贼既平，要当薄赋轻徭与民休息，数年以后，元气庶几可复。然土地虽饶，尤赖人力，惰农有惩则耕者自奋，游女有诛则织者自勉。其地旷人稀者，则借资于西国机器，以补人工之不逮。农业女红既勤且敏，则野无不足矣。中国商贾之道，实鲜善法，莫如仿西国法，设立公司，流通有无，以贱征贵，以近贩远，俾不至于有亏，而财源可以不竭。商人既能操赢致奇，转输乎远方，以供中国，则市无不足矣。此在上之鼓舞之耳。民之富藏于公，家之丰通于国，而后缓急可恃。阜财用，即以培植元气，镇定民志也。是五者，盖以治其里，所谓民治，平贼之本也。表里兼该，本末交尽，而天下有不“安者乎？赭寇之亡，计日可待。夫在今日，以大有为之主，而当艰难愿治之时；以不世出之英，而遇特达非常之眷。当宁之所虚心，四海之所引领。灭贼之机，要必不远，用敢聊贡所知，以备采择。谨议。

　　议剿

　　（二十年前，赭寇方图南窜，势甚披猖。余曾作《议剿》、《议堵》、《议抚》三篇，呈诸当道。时苏郡尚晏安无事，方且粉饰升平，恢张文治，率以非要务而置之。乃未几而大营溃散，江、浙沦陷，余之言若不幸而中者。遭遇口祸，卒以罪废。今搜故箧，属稿犹存，漫录之以见当时情事。长洲王韬自识）

　　当今之所以办贼者，不过剿、堵、抚三端而已。顾剿有宜于速而便于近者，苟迟之以岁月，限之以路途，则有无所施其剿者。今日之剿，其术亦几穷矣，而于治贼曾无分毫补也。是岂剿之果不足用哉？其法非耳。当事者往往不先议剿，而先讲堵，至无可奈何，则从而议抚。不知天下事未有不能剿而能堵者，亦未有不能剿而能抚者，惟能剿乃可以言堵、乃可以言抚。办今日之贼，则惟有剿而已矣。贼始起粤西，剿之固甚易易，譬犹穴中之鼠，扼而击之，无不毙也。任其蔓延桂管，骚扰湖湘，破岳州，走汉口，趋九江，陷金陵，而势遂不可制矣。此无他，自来之所谓剿者，皆随贼奔走，不能遏贼之前，而仅能尾贼之后。贼之所至，类皆空虚无备之地，重兵大将遥隔数百里外，仓卒之间，鞭长莫及，一时呼吸难通，应援不至，守御无素，任贼阑入而不能禁，此贼之所以常得志也。逮失事数十日之后，救兵始至，其城垣卑小不足贪者，贼早已饱扬，大郡剧邑，足以扼隘与官军抗者，贼守已固，攻难猝下，即使旷岁逾时，环轰力击，幸而克之，则官军力已疲矣。于是而议分剿。有省贼，分以数万之兵，散布数百里之内，将以制贼冲突，联络自守。然势既分，力亦薄，贼若以全力并冲一隅，我军必不能御，仍被其溃围脱走耳。是则贼之往来，仍可自如，而我之进退反难自主。于是而议合剿。或捣其坚，或蹈其隙，或先萃于首领，与之从事。然贼之羽党尚多，必还而自救，曩之不专力于大营者，赖有他处之兵为之牵制耳，一撤其防，贼益无忌，设使大营一击不中，将成孤注。分剿备多力单，合剿贼众兵寡，此剿之不得其要，而贼之所以愈猖獗也。然则剿之将奈何？当先舍其坚而攻其瑕，从上游合击，以占地势。徐州四达之区，固用武之地也，当以老成持重之宿将，统劲旅以扼之，然后指麾众将，分道进兵，而尤宜与金陵大营声势互相联络。长江南北，宜以水师分驻要害，杜贼接济。徽郡之安庆、苏郡之常州，固我两省之门户也，尤宜先所注意。江、浙空虚之地，必当倡行团练，演习民兵，给以火枪器械，择有才望者以为团长，无事守望相助，有事得与官兵相应援，筑垒掘濠，人自为守，各乡可以互相救应，贼至则行坚壁清野之法，贼有侦探，必不敢骤至，而后官兵得以乘间突出击之也。今官军仅萃于大营一隅，而贼兵则分布于各处，踪迹飘忽，出没无常。今日一处贼至，大营则分兵以救之；明日一处贼至，大营又分兵以备之，必且奔走不遑，疲于调遣，而贼得志矣。倘贼乘大营之空虚，从而拼命窜出长围，则三年之功不将废于一旦耶？此战国时围魏救赵之法也。伏思今日官军所以剿贼者，良可寒心，以徒有剿之名而无剿之实也。或谓金陵大营兵众正盛，而贼势已衰，旦夕可以奏功，不知用兵在作其气耳。拥十余万众而顿于坚城之下，不筹进攻之术，不求速战之方，惟任其饱食而嬉，此危道也。故在今日而议剿，吾诚不足以知之矣。

　　补尪起废药痼议

　　今天下有三大病，而上下皆晏然而莫知，此乱之所以日亟也。迄今不治，其病日深，将至于不可救。昔扁鹊见齐桓公，始而请治，继而骇，终而却走远去。何则？以求治不早，后虽欲治之无术也。天下事，至今日几于溃败决裂，而在位者方且相与因循怠玩，粉饰铺张，以求掩天下之耳目。呜乎！是亦难矣，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夫讳病而不延医，此危道也。由其外观之，若甚无事，而其内已岌岌不可以终日。今日之病，何以异是，然则治，其可缓乎？何谓三大病？脂膏日削，厥病曰尪。治国如治身，去盗如去邪。盗乱天下则以甲兵威之，邪客营卫则以药石攻之，大盗除而国脉伤，客邪驱而元气匮，同一理也。国家自军兴以来，括天下之财赋以填巨壑，民生益蹙，国计益敝。今贼虽少衰，天下已瘠矣。夫今日所以取诸民者，皆非正额，所谓苟且不终日之计也。顾贼一日不灭，则此诸弊政一日不能去，此犹饮鸩汤以疗渴，进猪芩以养生，暂犹不可行者也。邪炽髓竭，变而为，及今不治，其证将殆，则所以补尪者宜急也。手足不仁，厥病曰废。江、浙者天下之四肢也，四肢受害，一身几无所用。善治之者，当使之断而重续，然且创巨痛深，不能骤愈。乃今欲以受害之手足，遽令其为腹心所使，其能之乎？矧腹心亦均病，势不及顾，则治之为尤难。贼陷江、浙已一年有半，所恃者仅沪邑弹丸地耳。以一隅当全局，或恐难以久持，况乎贼势骎骎，四出搜掠，近贼之地，蹂躏已极，即使一旦克复，户版衰减，殷富散亡，已万不如前，而所以镇抚善后一切之事，其费必且什伯倍蓰。欲征之于民，民力不堪；不取于民，费将安措？而克复之期尚未有时日也。夫治天下，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今一臂之指巨几如股，再有寒疾中之，外邪乘之，以掣我肘，必至不可屈伸，则所以起废者宜急也。拘牵义例，厥病曰痼。今天下内事动持于部议，外事一由于吏手，即有新法美意可以施诸实用者，偶不合于成例，辄为部议所格。老成持重者为精能，；冗畏事者为历练，而英敏不羁、畸异不群之士概无由进。外面郡邑民事，其权不操诸官而操诸吏，上下其手，颠倒是非，官一切不能问，以为非是且遭部驳矣。其用人也，一循以资格，不问其才否。持身自固，蒙蔽日深，则所以药痼者宜急也。至今日而欲补尪起废药痼，则将何术以处？夫亦急思变计而已矣。为生民辟生财之源，为地方筹灭贼之效，为朝廷广储才之路，而天下自无不治矣。天施地生，山蕴川怀，此自然之利也；制造操作，佐以机器，此人工之利也；舟车致远，贩有易无，此商贾之利也。是在上之人教导而鼓舞之耳。上行而下自效，行之十年，当有可观。此非与泰西诸国争其利也，亦欲使我固有之利仍归诸于民耳。民生既足，国势自张，而后一切乃可以有为。远贼议堵，近贼议剿，降贼议抚，此尽人所知者也。今贼踞江、浙，堵剿俱穷，议者乃不得已而欲用抚，不知此时抚未易言也。江、浙之贼视上游以为缓急，法当专攻金陵，而分兵以牵制江、浙，使贼首尾不能相顾。金陵既拔，则此辈立当涣散耳，然后可以议抚也。庚申以前，贼习于劳苦，其气锐；庚申以后，贼安于逸乐，其志惰。苟得劲旅以躏之，可歼之于一鼓。故破今日金陵之贼不难，先在建垒掘濠，长围深阻，然后广购火器，多用地雷，势必旦夕奏功。发贼肃清而后可徐议其他。天下之患，不患在贼而患在无人才；朝廷之上一切设施，不患在持法而患在行法之无人。有人而后法以立，于是蠲免之及，条教之颁，守御之方，折冲之略，皆能持之以实心实力，而一切非具文。然此其人不能于寻常科第中求之也，在储之于平日而已。始以空言以收天下之才，继以实事以试天下之才，而后真才乃出。即其权宜时势，斟酌损益以变通之者，亦非尽越乎法之外，乃能不拘乎法之中耳。人才者，国家之元气，群生赖以立命。诚能朝无幸位，野无遗贤，又何有于区区之盗哉。三病既除，然后天下事可得措其手足矣。至于恢宏王道，敷施善政，整顿军威，肃严边事，俾强邻悍国，咸就我范围，是所望于一变之君子。

　　拟请建蒋芗泉中丞专祠议

　　盖闻帝崇有德，一朝首重酬勋；民报惟功，百世而有必祀。斯固秉彝之恒性，亦物则之常经也。惟昔蒋芗泉中丞之开府粤中也，说士若甘，爱民如赤，兴利除弊，立纲陈纪，敷陈善政，不胜枚举。载在志乘，彰著耳目，固可得而言焉。粤东风俗强悍，户多游民，学东府之呼卢，效中山之跕屣，以樗蒲为生活，至淫荡以倾家。公之甫下车也，即申赌禁，严惩重罚，言出惟行，令甲高悬，法无曲贷。于是嗜博之徒屏足敛息，而不敢复犯，俾粤东数十年积弊为之一旦革除，闻者无不呼为快事。此其善政一也。向来官场往来，簠簋不饬，苞苴公行，遑计声名，惟肥囊橐，盖已视之如恒事，行之若坦途矣。惟公澄叙官方，整饬吏治，群无害马，庭有悬鱼，豪族自惩，而下僚咸肃。于是所有各种陋规，无不裁革。此其善政二也。粤境内山外海，盗贼渊薮，所在皆是，夤缘为奸，难于致诘。甚或勾7人以助虐，串蠹弁以均肥。苍黄估舶，投鲸浪而不归；杂沓渔舫，挂鲎帆而竟去。惟公密委腹心，随探巢穴。其未形也，消其萌蘖；其已显也，拔其根株。设立炮船，分段逻巡，然后闾阎得以安枕，海氛斯息，客路无惊。此其善政三也。夫淄蠹生于小吏，藩饰盛于敖民，惰俗可惩，匪人当去。惟公申严保甲，练习沙丁，藉以锄莠而安良。卒至飞鸮革音，食泮宫之桑葚；饮羊变俗，颂三月之衮衣。来苏之望载于衢，有道之歌腾于野。此其善政四也。粤东惠属数县，素与客籍之民杂居错处，时启争端，历来莅粤者惮于纷更，止为两可之词，殊昧酌中之义。惟公投袂以兴，统兵而出，龙工可往，尽洗虫沙，蜗角先焚，便空蛮触。既武功之有耀，亦文德之克敷。慑以威风，结之恩信，卒至安插漕涌，咸俾得所。此其善政五也。迩来设关征税者，几于榷尽锱铢，搜无遗蕴，抽厘厂局，林立相望。理财者方以此为能事，公以为此适所以病商，而非即以裕国也，因是专折奏免粤东厘金数十款。贾艐感德，市廛腾欢。此其善政六也。食为民天，足食即所以惠民。粤东地狭民稠，粳稻之利，其收较歉，丰年尚可赡家，凶岁必嗟枵腹。其所以资接济而实囷仓者，全赖西粤之转输，南洋之运载。乃向以间关之阻，厉禁堪虞，几至米商为之裹足，而民生愈匮。惟公奏免各处米船进口船钞，以广招徕，而后民歌宿饱，户免啼饥。此其善政七也。帝畴陈六极，固有疾之宜矜；王政先四民，在穷者之无告。粤东素设有养嫠、恤瞽诸善举，相沿既久，未免奉行故事。惟公以实心行实政，俾有惠均沾，无微不至，而后鳏寡孤独无不有养焉。此则非徒首号神君，亦复堪称慈父矣，虽杜母、召父，何以加焉？此其善政八也。公虽以马上得官，而下士爱才，根于衷曲，礼贤慕德，出自性生。公在任之日，值大比之年，凡有科场各事，无不周备臻至，入闱士子，左宜右有，绝少缺乏之虞，为向来数十年所未有也。此其善政九也。近日粤东人才杰出，科甲蝉嫣，文名鼎盛，足与宇内抗衡。而公尤以振兴文教，乐育贤才为己任，甄别士子，先器识而后文艺。城中旧有长春仙馆，公自捐廉俸，首为倡率，改建菊坡书院，延名望之儒为之山长，所取一以实学是务，彬彬郁郁，称盛一时。此其善政十也。凡此十者，咸著实功，并非虚美，迄今流风余韵，犹令人想望弗置。乃公既去粤，即不作出山之想，将以优游泉石，啸傲山林，以自颐其性天。天子以时方多事，首重荩臣，藉以宣猷布化，因特诏起公于家，方期大用，一抒抱负，以霖雨苍生，乃至京师，病没旅邸。朝廷闻而震悼，追念前勋，命将公事实宣付史馆。而粤中士民沾溉公之恩德者，不闻以奏建专祠为请，此诚阙典也。敬胪公之前后治绩著于篇，庶冀他日粤民上请，当道者亟为之也。呜呼！公虽不以此重，报本追始者要不可忘也，粤民其念之哉。

　　答《强弱论》

　　前者《香港日报》中尝论国家盛衰强弱之故，倚伏无端，而其能明致弱之由，振积衰之势，操自强之道，立常盛之地者，则未有之也。夫四海大矣，人才众矣，岂无深识远虑之士，炳烛于几先，斡旋于事后，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者？日报秉笔主人尝以是篇附于邮筒，远致之七万里之外，来问于甫里逸民。逸民读未终篇，作而叹曰：“忧深哉，其人也！此恤纬之嫠，倚柱之女，所以致无可如何之思也。”因聊据所见以答之。呜呼！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夫古人无异治，强弱无异民。非古之强远胜今，亦非今之强远逊古。善用之则强，不善用之则弱。然而强弱之势已形见者，何哉？则时为之也。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居东南者每由东南而之西北，居西北者每由西北而之东南，而西北恒强，东南恒弱，东南柔而静，西北刚而动。静则善守，动则善变，故西北至东南独先，东南通西北独后；柔能持己，刚能制人，故西北每足为东南患，东南不足为西北病。顾守有时足以待变，柔有时足以制刚，而迟速久暂之间，审几者每不能决之于操券。则以守必承其弊，柔必化以渐，未弊则彼将先乘以困我，未渐则彼将先发以难我。由是观之，方张之机不可遏，始厉之锋不可撄，明者、智者知其然矣。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师其所长。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或曰，必变而后可以为国，则将驱东南之风俗政事、文物声明，而尽西北之乎？非也。吾所谓变者，变其外不变其内，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或曰，否。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守可长而变难恃，柔不敝而刚易坏。不观夫商之鬼方，周之《狁，汉之匈奴，晋之拓跋、五胡，唐之吐蕃、回纥，宋之契丹、女真，明之也先，其种类或存或亡。又如罗马盛于汉，西域回部盛于唐，西班牙盛于宋，葡萄牙、荷兰盛于明，而今皆无闻。自古仁义为国，其敝也衰；甲兵为国，其亡也蹶。元太祖之兴，其兵力无敌于天下，而自入中国，渐至萎靡不振，是以至弱驭至强，至柔服至刚者，道之至也，何必用彼以变我？呜呼！此未明天道之所当然，人事之所以然也。吾不必远征诸三代以上。春秋之际，幅员狭隘，楚、越并为蛮邦，辽远视同绝域。自是而降，汉、唐声教渐讫远方，元、明版图迥逾朔漠。逮我圣朝，青海、雪山近在肘腋，珠崖、台岛咸奉冠裳，是境土之由渐广斥也如此。而欧洲诸邦亦渐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粤。百十年间，洪波无阻，光气大开，海舶估艘，羽集鳞萃，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朝亦尽牢笼礼貌之，概与之通和立约。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此岂出于人意计所及料哉？天心为之也。盖善变者天心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三十余年来，西人之至此者，群效其智力才能，悉出其奇技良法，以媚我中国，而我中国熟视焉若无睹，漫习焉弗加察。所谓握要制胜者安在？所谓先事预防者安在？或且以深闭固拒为良谋，或且以柔服羁縻为至计。在朝者，不出于江统之徙，则出于魏绛之和；在野者，不出于辛有之吁嗟，即出于郇模之愤激。即其稍有变通成法者，小变而非大变，貌变而非真变也，纷饰蒙蔽，因循苟且。此贾长沙之所以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夫用兵以刀矛一变而为枪炮，航海以舟舰一变而为轮舶，行陆以车马一变而为火车，工作以器具一变而为机捩。虽刀矛、枪炮同于用兵，舟舰、轮舶同于航海，车马、火车同于行陆，器具、机捩同于工作，及其成功一也，然而缓速利钝，难易劳逸，不可同日而语矣。凡此四者，皆彼所有而我无其一。使我无彼有，而彼与我渺不相涉，则我虽无不为病，彼虽有不足夸，吾但行吾素可耳。独奈彼之咄咄逼人，相形见绌也。且彼方欲日出其技以与我争雄竞胜，；长较短，以相角而相凌，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一变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况彼之有是四者，亦不过百年数十年间耳，而被及于中国者如是之速，天其或者将大有造于中国也乎？准诸天道，揆诸人事，将见不及百年，四者必并有于中国，行之若固有，视之如常技。吾固不欲吾言之验，而有不得不验者，势也，亦时为之也。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天道大明，人事大备。闲尝笑邵康节元会运数之说为诬诞，今而知地球之永，大抵不过一万二千年而已。始辟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无而有之天下；将坏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有而无之天下。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盖不如此，则世变不极，地球不毁，人类不亡。我故曰，善变者，天心也。庄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旨哉言乎！顾虚空界中非止一地球也。若准以一行星、一地球推之，则地球几如恒河沙数，而以我所居之地球虱其间，仅若一粒芥。触斗蛮争，由造物主观之，不值一笑，则我之所论，亦犹地球中微尘也夫。呜呼！此论出，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附：强弱论

　　或谓有国家者，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顾有弱可强而强反弱者，此其理则人未之知也。老、庄之旨，柔可以克刚，退可以为进，惟能善用其弱，而弱即可为强矣。过刚则必折，躁进则必蹶，惟轻用其强，而强无有不弱者矣。历观古今来享国久长者，莫如周代，然自平王东迁以后，萎靡不振，几若赘旒，而天下犹复奉为共主，不敢妄有所觊觎。强侯图霸，假其名号以摄众，以楚庄之雄，势凌中夏，亦不过传问鼎一语而已。盖诸侯中有一并兼周室者，众必群起而逐之，如驴蒙虎皮而鸣于薮泽间，其遭猛兽之噬必也。赵宋于诸代中为最弱，然能历与辽、金、元三朝相抗，延至三百余年，则以弱而能自存也。苟其彬彬守礼，不昧于举措弛张之义，虽以辽、金、元三朝之强，亦不能亡宋。故北宋之亡也，亡于灭辽；南宋之亡也，亡于灭金。彼一时自以为能强，而不知弱即随其后矣。故善为国者，当以礼义为甲胄，忠信为干橹，仁德为墉濠，谦逊为玉帛，天下自不敢动，而固于金汤，安于磐石。苟诩诩然自矜其炼兵制器，筑堡建砦，以为可求一逞，恐强未可知，而弱形立见。或曰，然则由斯言之，有国家者不必讲富强之术乎？曰，非也。亦视乎其时其地而已。自强之道，有为守御计者，有为征伐计者，有为侵并计者，非一端也。当先审力之足以胜人，万全而无害，然后可以发难，否则宁先为自固计。故与其本弱而示之以强，不如内强而示之以弱，此善于谋国者也。处今之势，值今之时，明者当不河汉斯言。

　　台湾不必移驻巡抚论

　　台湾一隅，孤悬海外，昔时视如弃土，郑氏既平，乃隶版图。其岛虽距金、厦二门甚近，形势雄壮，然于福建一省不甚相为联络也。日人之来，不从山后潜至，屯田筑室，辟土开径，久为盘踞，为穷年毕世之计，而仍问途厦门，假道澎湖，沿安平以至郎峤，则已无能为役矣。其与生番相抗，藉口问罪，以示师威，然生番之巢穴，彼亦难深入也。中朝于此，但当置之度外，一听其然。彼旷日持久，劳师糜饷，势必不支，行见卷甲偃旗，潜自遁去耳。此固制之之上策也。极力守台，全师相御，羽檄纷驰，几遍沿海，张皇之形盖已显见。事定之后，请以闽抚移节驻台，一若以日人之复有可虑，而台事后日大有可虞者。不知日人于后，即或狡焉思逞，断不再至台岛。而台事之当为者，则在凿山通道，度地垦田，使台岛前后相通。其治生番也，亦惟剿抚兼施而已。此事台湾道员之精能干敏者即优为之，何必移驻巡抚为之节制。或者曰，子未身入局中，安知台事之难为乎？台郡道员责重于督抚，而权轻于匹夫。凡自省会往者，无不以台郡为美官，辄思沾润。苟于周旋晋接之间，稍不如其所求而满其所愿，辄献谗于上游以阻挠之，因此谤书盈箧，而弹章随其后矣。故调巡抚驻台，所以一其事权，专其责成，俾台事悉归其主裁，而始得为之而无所掣肘耳。窃以为欲假事权，重责任，但当请于朝廷，以台湾道员一缺归部简放，六年为一任，如合于台郡民情，则听其复任。盖专其责，久其任，而后凡事得以措施也。若夫巡抚者封疆大员，今不以之镇省会而以之驻偏岛，窃谓于体例似乎未宜。或以为福州既有总督，则巡抚驻台正合权宜。窃以为有明之建总督，原为兵事特设，事平即裁。本朝既有巡抚，而于两省统辖兼设总督，适以分封疆之权，而使之各有所推诿也。故两广、两湖、闽浙、云贵此四总督者，皆可以从省。督抚同驻一城，两大并居，有时意见参差，办理互异，或者均所不免，其间岂无贻误于大局者？或曰，呜呼！子乌足以知之哉。总督治兵，巡抚治民，各有专司，本朝设官之意，诚法周而虑密，而子乃妄加拟议，罔知忌讳，岂第为杜牧之罪言而已哉？愿子缄口勿谈，毋多言以干咎可也。

　　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泰西日报约昉于国朝康熙时，日耳曼刊录最先，而行之日盛。他国皆厉禁，凡关国事军情，例不许印，妄置末论者，辄寘诸狱。后禁稍弛而行亦渐广，英、法、美各国皆继之而兴，僻壤偏隅无不遍及，而阅者亦日众。然法国所刊闾阎隐密报，法廷闻之，立加禁斥，诚以日报之例，不得讥刺人之隐事也。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美国日报，一日至颁发十万张，可谓盛矣。大日报馆至用电报传递，以速排印。夫岂第不胫而走也哉？华地之行日报而出之以华字者，则自西儒马礼逊始，所刻《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也，时在嘉庆末年。同时，麦君都思亦著特选撮要，月印一册。然皆不久即废，后继之者久已无人。咸丰三年，始有《遐迩贯珍》刻于香港，理学士雅各、麦领事华陀主其事。七年，《六合丛谈》刻于上海，伟烈亚力主其事，采搜颇广。同时，有《中外新报》刻于宁波，玛高温、应理思迭主其事。同治元年，上海刊《中西杂述》，英人麦嘉湖主其事。嗣皆告止。近则上海刊有《教会新报》，七日一编，后改为《万国公报》，林君乐知主其事。而《中西闻见录》亦刊于京师，艾君约瑟、丁君韪良主其事。顾此皆每月一编者，兼讲格致杂学，器艺新法，尚于时事简略。惟香港孖刺之《中外新报》，仿西国日报式例，间日刊印，始于咸丰四五年间，至今渐行日远。其他处效之者，上海《字林之新报》，广州惠爱馆之《七日录》，又港中西洋人罗郎也之《近事编录》，相继叠出。三四年间，又益之以德臣之《华字日报》，而我局之《循环日报》行之亦已二年。上海则设有《申报》。自《申报》行而《字林之新报》废。去岁春间，粤人于上海设有《汇报》，旋改为《彙报》，近数月间，又有所谓《益报》。闻福州亦设有日报，但行之未广，未得多见也。港中日报四家，上海日报两家，皆排日颁发，惟于星、房、虚、昴四日则停止耳。日报之渐行于中土，岂不以此可见哉？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其间或非通材，未免识小而遗大，然犹其细焉者也，至其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至于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或并有之，均不得免，惟所冀者，始终持之以慎而已。

　　各国教门说

　　天下皆有一教以为纲维，盖牖世教民之所不废也。考自佛教行于印度，回教盛于天方，天主耶稣教被于西洋，而语其支派各有不同。印度佛教分而为三，一曰墨那敏教，即印度国旧教也；一曰喇麻教，即西藏之黄教也；一曰墨鲁赫教，即西藏之红教也。天方回教亦分为三，一曰由斯教，即婆罗门旧教也；一曰穆罕默教，即穆罕默德所创行于阿丹者也；一曰北阿厘教，则其兄子所传行于巴社者也。天主耶稣教亦分为三，一曰加特力教，即天主旧教也；一曰波罗特士敦教，即耶稣新教也；一曰额利教，即希腊古教也。言乎各教所行之地，则自中、南、东三印度而缅甸，而暹罗，而西藏，而青海，而南北蒙古，皆佛教也。自西印度之巴社、阿丹而西之阿非利加洲，而东之葱岭左右，哈萨克、布鲁特诸游牧，而天山南路诸城郭，以及欧罗巴洲之土耳其国，皆回教也。其大西洋之欧罗巴各国外，大西洋之美利坚各国，则皆天主耶稣教也。其与我中国、安南、朝鲜、日本之儒教，屹然共立为四。此外又有火教、神教散处于各方，亦有土蛮之流，俗尚祀鬼无所谓教者。当我中国未通于外，所行者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所谓人道也，言为人不能出乎此道之范围也，本无所谓教也。印度自佛未出世以前，皆婆罗门教，以事天治人为本，即彼方之儒也。自佛教兴而婆罗门教衰，佛教衰而婆罗门教复盛，一盛为耶稣之天主教，再盛为穆罕默德之天方教，皆婆罗门之支变。盖欧洲之学，其始皆根于印度，由渐而西，故天主、天方有时皆不出乎儒教之宗旨。即我中国自古至今，道术分裂，儒分八，墨分三，老庄之道亦分为数支，盖与佛教、回教、天主教之分门别户，同源异流，无以殊也。呜呼！自教术多端，同中立异，斗诤坚固，于一教中自相胡越，其有能并包殊族，泯其畛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也。故圣王在上，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今中国各教皆备，虽其教旨各殊，而奉天治人则一也，安知昔之以远而离者，今不以近而合乎？将来必有人焉，削繁核要，除伪归真，汰华崇实，去非即是，而总其大成者。前见《申报》言，西国无佛教，故有感而言之。夫西国固无佛教，然西国亦有道教，其人散处各国，孑身修炼，名曰巴柳士艮教，欧罗巴、阿非利加两洲皆有之，特不及各教之纪年建朔耳。因论教而并及之。

　　论英断不弃属土

　　呜呼！英至今日诚称为极盛矣。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此天道之常也。英人深惧盛衰强弱之相为倚伏，而凡遇一切军国重事，雍容筹画，悉以持盈保泰出之。故虽失法之援，逢俄之忌，当普之兴，而犹得中立于欧洲，狎主齐盟，高执牛耳。是非慑于英之强也，盖服乎英之公而正也。春秋之世齐桓、晋文假仁义以合诸侯，匡天下，诎敌国，以秦、楚之雄，卒不敢与之为难，英其有焉。盖尝论之英立国于海外，其与欧洲列邦相距，有七十里波涛之阻，固非舟楫不能飞渡也，而其铁甲战舰雄视欧洲，水师之精无敌于天下，是其患在于本国者轻，而患在于属土者重。然英固远游行贾之国也，以舟舰相为联络，其属土之在天下者，几于棋布星罗，今请得而罗举之。日巴拉大则在西班牙境中，而扼地中海之门户，英人筑坚城于磐石上，建炮台，厚设营兵，已百七十年矣。亚丁，红海之咽喉也，英亦以为重镇。岌朴哥罗尼扼阿非利加一洲之要，好望角尤当其冲，其形势之雄，称于今古。锡兰一岛，虽附印度，而突出海滨，足以制胜。五印度之地，几尽为英国所奄有，其中虽有土王，亦仅守府而已。东南洋诸岛中，则槟榔屿、新嘉坡皆膏腴沃壤也。而澳大利亚土地尤广，称为金穴。亚美利加一洲，今虽仅据北隅，而鱼皮之利无穷。盖由英而达粤，其所属之土几于相接，四大洲中无不有其属土所在，斯真可谓勤远略而善经营者矣。况英贸易之舟无处不至，以商力佐其兵力，一有军事，同仇敌忾，无不可用，夫岂有鞭长莫及之虞哉？英人之谋弃属土者，以每岁度支所耗无算也。此真浅者之见也。且其所谓弃者，欲使如昔年之美邦，能自为保卫，自为开垦，而即自为立国，不必赖英之庇。然此之谓自弃其民，非谋国远猷所宜出也。宜乎其相臣棣士理利之言，深谋远见为不可及也。其意在与各属土欢乐与共，忧患相同，无事则共享升平，有事则相为联络。国内有患，不独勤王之师可以各处云集，得以有恃而无恐。而亦使各属土扼要自守，绝吭拊背，俾敌国商船师舰不得出入，即可制其死命。呜呼！截之以水师，联之以战舶，首尾相助，远近相应，则本国与属土，几无殊唇齿辅车之势，而何为出于轻弃哉？不知此但言其常也，而未言其变也；言其盛也，而未言其衰也；言其强也，而未言其弱也。善变者天心，善应者人事，又安能虑及乎千万年之后哉？

　　宜索归澳门议

　　欧洲诸国自开辟至元时，自相往来，罕通别土。其首至东方者，葡萄牙也。葡人善历算，习天文，用仪器测量日之出入，星躔度数，水陆方向远近。明时，国王遣善操舟者，驾巨舰南行，遍历阿非利加东西，直抵印度西境，转而东至麻喇甲，于时东南洋诸岛国，无不有其足迹，所至辄留葡人营立埔头。隆庆时，抵粤之澳门。居久之，请地建屋，岁纳租饷，疆臣为之代请，许焉，葡人遂立埔头于香山县之濠镜，此万历七年间事也，是为中国通商之始。后西班牙、荷兰接踵东来，英、法继之，葡人所立东南洋埔头咸被侵夺，仅余澳门一廛，为诸国东道之逆旅。然则澳门之地，畀从胜国，无预本朝，虽属西洋之外府，实隶中国之版图。当时有澳门同知驻扎其地，并设关厂征收税务，每岁葡人纳交地租五百金，此固著有明文。自道光二十年以后，边警既开，海隅不靖，葡遂乘机指为己有。近且于望厦一带，编列门牌，按户纳饷，亦几归其所辖。序沚湾左右建设兵厂，征收屋税，已骎骎及于界外，而中国缉私之船反不能至其境中一步。粤省大小官宪悉以度外置之，从未敢据理以与之相诘难者，是则有所不解也。以葡人言，本朝顺治二年曾与之立约通商，嘉庆四年割地与居，而立海防同知衙门以治民，遇事华官与葡官共理，载在旧章，斑斑可考。特是稽之向时案牍，未闻有是也。惟向时粤省督抚或经出示谕民，为招徕商贾计耳，此又何足为据？况其中更有可议者，莫如招人出洋一事。盖招工者，每藉词于出洋开垦荒土，自有此举，而匪徒遂视为利薮，拐诱鬻贩之弊，层见叠出。愚民无知，受其陷害，入其牢笼，至于踪迹杳然，存亡莫问者，不知凡几。此实设坎阱于境中，有心世道者所当极为禁绝也。往年西洋总督虽经行文申禁，而招工者悍然梗命，置若罔闻，且几至蠢然思动。此令不行于其国，亦宜设法为之办理。我国家道在怀来，礼崇柔远，即或给地暂居，恩加格外，然藉以通商，非借以售奸。今竟视为拐匪所萃渊薮，至岁以中国十数万生灵掷于洪涛巨浸之中，殒于瘴雨蛮烟之地。此其戕我民命，辱我国体，不亦甚哉！兹闻葡萄牙国王已遣公使伯爵赞乌亚厘阿前来中国，驰诣京师，请立和约，通商各埠，于诸口设立领事官，于京师驻扎公使，与欧洲列国视同一体。此正我朝廷所当厘革整顿时也。夫葡萄牙之在欧洲，土壤褊小，几类滕、薛、邾、莒，其视中国，不过蕞尔弹丸耳。曩之所以敢飞扬跋扈者，以中国多故之秋，未遑兼顾。今者发、捻、回、苗渐次诛夷，文德武功震烁宇内，苟下以尺一之书，无有不竦然遵奉者。首宜索还澳门一隅，归我管辖，画疆置守，设官治民，建炮台，戍兵卒，以固我边圉，用资屏蔽。凡葡人之生长行贾于其地者，仍可相安无事，一切听其自便，毋得稍加苛刻，所以示怀柔，旺贸易也。次宜撤招工之厂，禁止贩人出洋，有犯此者，严加惩罚。宜与英、法、美商以巡舶驻澳门海口，遇载客之船，必细为盘诘，有犯贩拐者，船货充公，船主、舵工治以应得之罪，如是弊始可杜。倘葡使诣京，总理衙门不将前后各事与之反复辨论，而竟委曲从其所请，则机会一失，不独澳门之索还无日，而岁委十数万赤子性命于异域，亦大可惜。谨就管见所及，具论如上，伏冀采择，不胜幸甚。

　　《蘅花馆诗录》自序

　　余不能诗，而诗亦不尽与古合。正惟不与古合，而我之性情乃足以自见。余足不出里巷，目不睹丘坟，所与交接者，又绝少当世通人名士，方＝鄙自愧，何敢言诗？不惟不敢，更何足以知诗？然窃见今之所为诗人矣，撦》以为富，刻画以为工，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以为能，而于己之性情无有也，是则虽多奚为？慨自雅颂降为古风，古风沦为律体，时代既殊，人才亦变。自汉、魏、六朝迄乎唐、宋、元、明，以诗名者殆不下数千家，后之学者难乎继矣。诗至今日，殆可不作。然自有所为我之诗者，足以写怀抱，言阅历，平生须眉显显如在，同此风云月露，草木山川，而有一己之神明入乎其中，则自异矣。原不必别创一格，号称初祖，然后翘然殊于众也。余自少读诗，自古作者以逮本朝诸大家，皆欲讨流溯源，穷其旨趣，久之益知作诗之难。及长，虽有所作，未敢持以问世。惟顾涤盦明经师、杨醒逋茂才稍稍见之，以为可存。窃尝谓所贵乎诗者，与苟同宁立异，必自浅之深，由粗而精。历观古人作，亦有不尽佳，要其研精殚力，积数年十年而后成，自有一家面目在，夫岂徒以絺章饰句为事哉？性情之用真，而学问亦寓乎其中，然后始可与言诗矣。余今年二十有二岁，积诗凡数百首，要不尽可存，但愿质诸天下后世之能诗者，以共相印证可也。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夏四月下旬，蘅华馆主识于甫里行素园之南窗。

　　《华胥实录》序

　　余自十九岁春间，偶有所感而入梦，无一夕间，至二十二岁夏乃止不作。曾裒集三年来梦中所历之境，为《华胥实录》，而序之曰，夫人处宇宙间犹蜎蠕耳，其所历之富贵声华，曾不能一瞬，则生平之丰啬荣辱，悲喜合离，境也、遇也，而无非梦也。石火电光，镜花泡影，应作如是观。嗟予不幸，脚插尘中，凡前之因果，后之轮回，俱未可知，而一身所值之境遇，俯仰间遂有为陈迹者，余独何心，谁能堪此？尝闻意之挚者，神或得而通之，神之注者，地不能以域之，此梦之所由来乎？且夫一往深者情耳，而缘之已定，境每限之，遇每制之，至使思之不得，徇之不可，乃凭虚造为奇境幻遇，而托梦以传之，则我之欲言无可言，欲见未由见者，毕于是乎寄。如是即欲日求在梦中而不可得。何也？舍梦皆天涯暌隔时也。故余以生为至悲，以梦为至乐，人虽觉而如梦，余虽梦而犹觉。蝴蝶悟理，身世皆空；蕉鹿忘机，尔我莫辨。使余长梦以终其身，勿觉以迷其性，则感促欢淹，亦云达矣。是以所离者身，所合者心。有心中之心难以离，遂有身外之身作以合。呜呼！谷不并时，死不同穴，而只于梦之顷，亲其謦欬，接其形容，以聊诉缠绵郁结，其缘为何如耶？我生不辰，素心莫慰，彼苍者天，曷此其极。梦中人其鉴余哉。

　　卷八

　　送日本八户宏光游金陵序

　　日本八户宏光，余海外文字交也。宏光姓八户，字顺叔，为日本国都江户人。祖若父皆有位于朝，固东瀛贵胄也。顺叔少读儒者书，顾不乐仕进，喜留心当世经济，慨然思为汗漫之游。曾遍历欧洲诸国，习其文字语言，揽其土风俗尚，辨其舆图形胜，皆一一罗列胸中，非所谓当今有志之士哉。乘槎东还，始识余于香海。顺叔方以书法震耀一时，索字求书者户外屦满，无不以得其片楮尺幅为荣。及游羊城，公卿大夫皆折节与交，敬礼优隆，情文渥挚，一如在港时，顺叔之为人倾倒也如此。今春别余之春申浦上，当道名流争相延致。月杪，邮书告余，将偕其国东诸侯数陪臣往游江宁，特索一言以壮其行。余维江宁旧号金陵，为六朝建都胜地，明代列于陪京，称为南畿，其尤为重地也可知。繁华名胜，甲于他郡。自遭赭寇之乱，遗踪古迹百不存一。湘乡节相、合肥宫保前后节制其地，力为整顿，于是毁者建，圮者新，藉以点缀名区。顺叔于此，当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凭吊兴嗟，慨焉今昔。又必选胜探幽，穷其佳境，访俦觅侣，交结贤豪，与之笔谈往复，彼唱此赓，当不寂寂也。况顺叔于书无不工，能左右手把笔作字，并皆佳妙，或以口运笔而书，疏密有致，别饶丰韵。具此绝技，何患不倾其流辈，所至倒屣。闻顺叔偕行诸友中有工于画者，每涉历佳山川，辄命笔摹写，状其景物，而志其道里之险易远近。其友图之，顺叔记之。然则其游也，岂徒娱目骋怀而已哉？江宁寓公如李壬叔、张啸山、魏槃仲、汤衣谷诸君，皆余友也，并天下奇士，湘乡节相特罗致之幕府，俾各得尽其所长。顺叔盍往见之，庶几不负此游。呜呼！顺叔胸中包并灵汇，别具怀抱，固弗局于承睫间也。即其为人所钦慕也，亦自有真学问在，非假虚声以动众者矣。顺叔其勉乎哉！

　　送政务司丹拿返国序

　　香港蕞尔一岛耳，固中国海滨之弃地也。丛莽恶石，盗所薮，兽所窟，和议既成，乃割畀英。始辟草莱，招徕民庶，数年间遂成市落，设官寘吏，百事共举，彬彬然称治焉。遭值中国多故，避居者视为世外桃源，商出其市，贾安其境，财力之盛，几甲粤东。呜呼！地之盛衰何常，在人为之耳。故观其地之兴，即知其政治之善，因其政治之善，即想见其地官吏之贤。若丹拿先生者，其为今之良有司者非耶？其职在董理华民事，实称贤劳。盖其地虽英属，而来旅之华民居十之七八，是以华事尤繁剧。先生不敢惮烦，务尽其情，于中国言语文字、民风俗尚，尤能熟悉深究，莅任以来，兴利除弊，理冤平抑，凡港之民，举啧啧称其公正廉明如一辞。今将归国，特介范君双南索言于不佞。顾不佞何足以知先生，即言亦岂能尽先生万一？范君乃为余言曰：“汝为承乏督署，获识先生久矣，猥假颜色，辱盼睐，不以汝为为不可教，问奇请益，无有倦容，先生持己也介，待人也和，忠国爱民，其素所抱负然也。”余曰：“能如是，是固今之良有司也。方幸港民乐得有贤大夫以久为之治，而奈之何遽去也。”不佞闻迩来西国属地，无不有华民往贸易者，非由其待之厚，治之公，煦育保持于无形，孰肯离逖乡国而出其地耶？然闻金山所设华民司事之官，因不识华言，民颇弗便。夫治其民，不习其言则弗悉其情，必至职旷事弛，讼狱滋弊，有负上之设官之意。今先生之于华事稔矣，孰能售其奸哉？宜乎港民之颂弗衰也。聊据不佞所闻于范君者，以赠先生之行。弗敢谀，亦弗敢赘。

　　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

　　三百年前，中国人士罕有悉欧罗巴诸邦之名者。自意大利人利玛窦入中国，与中国儒者游，出其蕴蓄，著书立说，然后上自卿大夫，下逮庠序之士，群相倾倒，知有西学矣。继而接踵来者，皆西方名彦。凡天文历算，格致器艺，无不各有成书，其卓卓可传者，均经采入《四库》，以备乙览。其言教之书曰《天学初函》，著录附存目中，览者已叹为西儒述撰之富。然余尝得其书目观之，不下四百余种，知当时所采进者，不过蹄涔之一勺而已。自是以来，欧洲各国航海东迈，史不绝书，而英国独以富强雄海外，估舶遍天下，特来中国者多贵官巨贾。嘉庆年间，始有名望之儒至粤，曰马礼逊，继之者曰米怜维琳，而理君雅各先生亦偕麦都思诸名宿橐笔东游。先生于诸西儒中年最少，学识品诣卓然异人。和约既定，货琛云集，中西合好，光气大开，泰西各儒，无不延揽名流，留心典籍。如慕维廉、裨治文之地志，艾约瑟之重学，伟烈亚力之天算，合信氏之医学，玛高温之电气学，丁韪良之律学，后先并出，竞美一时。然此特通西学于中国，而未及以中国经籍之精微通之于西国也。先生独不惮其难，注全力于十三经，贯串考核，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极其通，大抵取材于孔、郑而折衷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译有《四子书》、《尚书》两种。书出，西儒见之，咸叹其详明该洽，奉为南针。夫世之谈汉学者，无不致疑于古文《尚书》，而斥为伪孔。先生独不然，以为此皆三代以上之遗言，往训援引，多见于他书，虽经后人之裒集，譬诸截珥编珰，终属可宝，何得遽指为赝托而摈之也？平允之论，洵堪息群喙之纷争矣。呜呼！经学至今日几将绝灭矣。溯自嘉、道之间，阮文达公以经师提唱后进，一时人士禀承风尚，莫不研搜诂训，剖析毫芒，观其所撰《国朝儒林传》以及江郑堂《汉学师承记》，著述之精，彬彬郁郁，直可媲美两汉，超轶有唐。逮后老成凋谢，而吴门陈奂硕甫先生能绍绝学，为毛氏功臣，今海内顾谁可继之者，而先生独以西国儒宗，抗心媚古，俯首以就铅椠之役，其志欲于群经悉有译述，以广其嘉惠后学之心，可不谓难欤？然此岂足以尽先生哉？先生自谓此不过间出其绪余耳，吾人分内所当为之事，自有其大者远者在也，盖即此不可须臾离之道也。先生少时读书苏京太学，举孝廉，成进士，翊历清华，声名鹊起。弱冠即游麻六甲，继来香港，旅居最久，盖二十四年于兹矣。其持己也廉，其待人也惠，周旋晋接，恂恂如也。骤见之顷，俨然道貌，若甚难亲，而久与之处，觉谦冲和霭之气浸淫大宅间。即其爱育人才，培养士类，务持大体，弗尚小仁，二十余年如一日也。粤中士民，无论识与不识，闻先生之名，辄盛口不置。呜呼！即以是可知先生矣。今以有事返国，凡游先生之门，涵濡教化者，无不甚惜其去而望其即至。余获识先生于患难中，辱以文章学问相契，于其归也，曷能已于言哉？是虽未敢谓能识先生之心，而亦略足尽其生平用力之所在矣。愿与海内之景慕先生者，共证之可也。

　　征设香海藏书楼序

　　夫天下之益人神智，增人识见者，莫如书。内之足以修身养性，外之足以明体达用。是以嗜古力学之士，多欲聚蓄书籍，以资涉览。务博取精，各视其性之所尚。然藏书而不能读书则与不藏同，读书而不务为有用则与不读同。国朝文学昌明，经术隆懋，士大夫家雅喜藏书，而其间途径亦略区异。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云“牧翁绛云楼，读书者之藏书也。赵清常脉望馆，藏书者之藏书也。”洪亮吉《北江诗话》云“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原本，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讹错，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学士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以补金匮石室之遗，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唐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政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独是言藏书于今日，则有甚难者。江、浙素称藏书渊薮，而自经赭冠之乱，百六飙回烬于劫火，图史之厄等于秦灰，即不佞插架所储，亦半散亡于兵燹。盖天下事有聚必有散，其势则然，而惟书籍一物，造物厄之为尤甚。粤东久享承平，学问、文章日趋雄盛，淹通之士，类喜谈收藏而精鉴别。近如潘氏之海山仙馆、伍氏之粤雅堂，搜罗浩博，足与海内抗衡。而伍氏尤多秘籍，所刊《粤雅堂丛书》，采录宏奇，钩稽精审，皆正定可传。顾此皆私藏而非公储也。我国家右文稽古，教泽涵濡，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告成，特命缮写副本，建三阁于江、浙，以备存贮。在杭州西湖者曰文澜，在扬州者曰文汇，在镇江金山者曰文宗。诏士子愿读中秘书者，就阁广为传写，用以沾溉艺林，实无穷之嘉惠也。他若各省书院学校，皆有官司，然书吏每过为珍秘，非尽人所能得睹，沿至日久，视为具文，良可慨已。若其一邑一里之中，群好学者输资购书，藏庋公库，俾远方异旅皆得入而搜讨，此惟欧洲诸国为然，中土向来未之有也。今将有之，自香港始。香港地近弹丸，孤悬海外，昔为弃土，今成雄镇。货琛自远毕集，率皆利市三倍，一时操奇赢术者趋之如鹜，西人遂视之为外府。于是游观之地，踵事增华，此外如博物院、藏书库，亦皆次第建筑。顾旅是土者，华人实居八九，近年来名彦胜流翩然莅至，裙屐清游，壶觞雅集，二三朋好结文酒之会者，未尝无之。即其间习贸易而隐市廛者，或多风雅高材，如周青士、朱可石其人，类亦不乏。如是，岂可让西人专美于前哉？同治己巳特立东华医院，百废具举，陈、梁二君之力居多。一切规模宏远，港中人称之不容口。迩又延邵君纪棠创开讲堂，仿古读法事，日述嘉言懿行，由渐渍以化流俗，甚盛事也。而冯君、伍君犹以文教未备为忧，慨然思有以振兴之。谓港中储积富饶，独书籍阙如，不第异方来游者无以备谘访而资考览，不足为我党光，即我侪亦无以为观摩之助。亟欲纠集近局，赁楼储书，以开港中文献之先声。特来索一言于不佞。不佞作而叹曰，善矣哉！冯、伍二君之为斯举也。此向者所未有而有之于今日者也，当必有素心同志之人，以先后赞襄于其间。盖天特欲兴文教于港中，故假手于诸君子以成之耳。夫藏书于私家，固不如藏书于公所。私家之书积自一人，公所之书积自众人。私家之书辛苦积于一人，而其子孙或不能守，每叹聚之艰而散之易，惟能萃于公，则日见其多而无虞其散矣。又世之席丰履厚者，虽竞讲搜求，而珍帙奇编一入其门，不可复观，牙签玉轴触手加新，是亦仅务于其名而已。曷若此之大公无我，咸能获益哉？不佞尝见欧洲各国藏书之库如林，缥函绿绨几于连屋充栋，怀铅椠而入稽考者，几案相接，此学之所以日盛也。将见自有此书楼之设，而港中之媚学好奇者，识充闻博必迥越于畴昔，有可知也。不佞故乐为之序，以告同人。

　　征设香山南屏乡义学序

　　乡学之设始三代，校、序、庠，名异而实同，推之于州党闾里皆有学，其制浸广。仕而已者归教于乡，朝夕坐于门侧，门侧之堂谓之塾，此即后世义学之权舆。盖古人出则负耒，入则横经，门塾之学所以束民于礼义，至重也。后世行之，乃及于贫子弟之无力就傅者，然亦具有先王之遗意焉。粤东香山县境之西有南屏乡，距濠镜四五里许，山峦耸峙，渊水澄回，允宜挺生异才。乡中聚族而处者约五千余人，循古义宜设塾，特无其人为之倡。容太守纯甫自沪旋粤，将岌岌有志于为是举。太守少尝读书于美利坚者十年，两试太学，褒然居首，虽西国通儒硕彦，皆遑然退避三舍，今又奉天子命，督率学童出洋肄习，谓非非常之人哉！太守学既有成，因思有以教其乡之人，务在教育子弟，造就人才，以备他日国家之用。其规模之远，度量之宏，固非仅取效于一时已也。所拟章程集思广益，所筹经费就众输赀，先之以履亩抽征，继捐之于富家殷户，务得其平，一乡之人无不踊跃。呜呼！我国家以文治天下，经学昌明，远轶前代，荒州僻县，无不设学校、建书院，用以甄别士流，讲求实行，顾此皆官学也。义学者，即以补官学之所不及。一乡有义学，则一乡之人皆趋于善。何则？以礼乐诗书之气默消凶肆于无形，而乖戾之端、邪僻之教，自无由入于其心。其所以优柔观感者，盖机至速而用至神也。况乎子弟之贫而无业者，任其荒于嬉戏，习于游惰，则必至骄狠恣睢而不止，梗顽弗率，父兄之忧也，奸莠为匪，邻里之累也，其弊率由无义学以为之归。诚能乡设义学，教导有序，则子弟之俊秀可造者得以习文，资秉鲁钝者亦得工于艺，直可使野无遗贤，里无废人，其效之可睹盖有如此者。方今朝廷重西学，尚实行，不惜破成格以收奇士，将见义学之中岂无殊尤拔萃之姿，足以破浪乘风，慨然抱宗懿终军之志，驰驱异域，探求绝艺者。即不然，试之郡邑，列之庠序，登之贤书，贡之朝廷，亦得以黼黻隆平，刻画金石，以鸣国家之盛，而下足为里党光。夫孰非于义学肇其端哉？迩来各直省义学中人才迭出，如浙之周伯荪学士者，固皦然可征者也。太守之奋然欲成是举，其志固非寻常所可限量，而其见亦非仅在区区之富贵利达间。盖敦风俗，崇教化，育英才，乃其大者远者，在所宜先也。特是莫或倡之则事不集，莫或继之则美弗彰，尚望有与太守同志者始终以持之也。不佞乐观厥成，故敢赘一辞，为之缘起，仍质诸太守，以谂同人。

　　《火器说略》前序

　　庚辛之间，江、浙沦陷，余以避兵来粤，乐香港之僻，遂寄迹焉。旅居多暇，壹意治经，时西儒理君雅各方译《尚书》，招佐编辑，因识黄君平甫。平甫固通西国语言文字之学者，少时曾游美利坚，读书于小学，而能识其大。一日，偶述丁雨生观察在吴屡以李宫保命枉书见招。观察监制炮局，所制极精，命中及远，屡收其效，军中号为飞炮。火器之法自西洋流入中国，今中国造作每不及西法之长，岂其心思智力有不逮耶？抑其法未臻尽善耶因谓平甫“今军事方棘，平贼要务首资利器，何不贡其所知少为观察助，兼以上答宫保公虚己访求之盛心。灭寇之功，子与有劳。”平甫乃出其箧中西书，译有炼铁、造模、置炉、钻炮、验药五则，其次则测量各表，附以枪说。余为之第其先后，增损裁汰之，参以管见，佐以近闻。所有论说诸条，皆系贡自鄙臆，惟测量说中天空风气阻力，为西书新义，向来兵家者所未言。书既成，因名之曰《火器说略》，而序之曰，呜呼！至今日而言用兵，人人自以为能知兵矣；至今日而言西事，人人自以为能稔西情者矣。不知知兵者不当在既用之后，而当在未用之先；稔西情者不当在西人方张之时，而当在西人始入之日。有心者方且瞻顾咨嗟，仰旰旁瞩，而叹其祸之烈之一至于斯也。然而来轸方遒，补牢未晚，则所以为目前计，为后日虑者，诚不得不早言之矣。火器之法，特其一端也。近今新法迭变，而我中国方且墨守成规，视为特创，甚者官惜工赀，匠减物料，多窳隳而不适于用，军营杀贼所需，称之为利器者，半购自外国，机括偶坏，修葺无人。既知以火器为重，而行阵之间仍恃刀矛，武科之开仍试弓石，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凡此皆其蔽也。今者江南炮局之设，延西人为教习，所铸皆泰西新法，是则以后西法不虑其不明，所要者在用之于临时，练之于平日耳。夫有利器而无善用利器之法，与无利器同；有善法而无能行善法之人，与无善法同。用器行法之人，是在劲兵、良将而已。欲得劲兵，必先求良将，有良将导以善法，有劲兵用此利器，斯贼不足平矣。呜呼！今天下患苦贼久矣。兵与贼遇，相距尚远即以枪炮轰击，药竭弹尽，纷然骇走，是千百枪炮曾未能收一枪炮之用也，虽有火器奚恃？且所贵乎火器者，为其能杀贼也，不能杀贼而反为贼杀，岂火器之咎哉？不善用之耳。故以火器杀贼，当以善用火器之人为前列，贼至乃发，发无不中，数里之间可使尽丧。兼以火阵、火箭、火龙、火雷，制贼骑之冲突，而佐火器所不及，于是遇无不杀，而火器乃得以收其全功。矧夫治今日之贼，计非多杀不可。上游既已肃清，而苏、常亦尽收复，贼所负隅固抗者，金陵一隅耳。此无非凶酋悍党，恶积罪盈，万无免理。金陵依山而阻江，以兵力破之则难，以火器攻之则易。水则用轮舶，施炸弹于高桅；陆则藉土阜，发巨炮以下注。焚庐舍，毁积聚，则贼无有不乱者，因其乱也而攻之，靡不济矣。虽然，火器之用非但藉以杀贼已也，杀其已作贼者，而未为贼者知警；杀其甘心从贼者，而不愿陷贼者咸思自拔来归。寇氛既息，民气乃静，国本既固，外侮不兴。是则火器者，善用之则足以威民而惧戎。自古圣王在上，不废用兵，夫亦曰：“平所不平，杀以止杀也。”火器之行非以助残忍，亦欲除奸去暴，充其不忍之仁而已。忍于贼而不忍于民，忍于敌而不忍于乡，斯其所以为仁也。能存此心，火器虽千百世不废可也。吾故曰，为目前之平贼计，后日之威敌虑者，火器其一端也，而可不亟为讲求哉？

　　《火器说略》后序

　　火器，杀人之具也，讲求而底于精者，莫如西洋。中国火器有时或不能杀人，惟西洋则可以操必胜术，故其兵独强于天下。迩来亚洲诸国多思依法仿制，以期有备无患，其转移之尤速者，莫如日本，几骎骎乎思驾其上。顾近日西洋枪炮之制亦少变矣。如普之苏乃得、美之士廉文、法之霎士钵皆西洋新法枪名，更及墨迭儿鲁士炮，皆能于一秒许立发数十响，命中及远，神速无比。然窥其意，犹未已也，必至精益加精，新益求新，而后其变乃极。是则亚洲诸国即使效而行之，夫亦止踵其旧法耳，未能于法外有所特创也，而亦安能与西洋抗。曩余游苏京博物院，见所陈列大炮，率于尾进药弹，炮膛皆有螺丝槽纹，其弹多重至七百磅，能洞径尺之铁。以视余是书所云，已几如陈编故楮，深惧再阅数十年，且不足以覆酱瓿。去冬安南使臣陈君望沂枉过，读余是书，愿为之付手民。余告以此不足学，当更求其新者。陈君曰：“不然，近时法虽屡变，而规矩准绳固在于是，初未能大为相远也。”因命写官钞副册以去。余因陈君之言，而知火器之变极于今时，火器之废必在后日。此人事，亦天道也。不然，残杀轰裂之惨，几于人类胥亡，有生同尽，岂仁者之用心哉？此则余作是书之私愿也。

　　《法国图说》序

　　同治九年庚午春，余从泰西归，丁中丞以其所纂《地球图说》邮寄粤中，命余增辑史事，裒益近闻，著为定本。其书自美利坚人原本译出，识小略大，多所遗漏，遣词命句未极雅驯。余因先从事于法志，为之甄削繁要，区分体例，增损改置，条系件分，凡六阅月，始得蒇事。其间改析原书者六卷，首为《法兰西总志》三卷，次为《法京巴黎斯志》一卷，又次为《法兰西郡邑志》二卷。此外就见闻所及，或采自他书，或录诸邮报，益以《广述》八卷，首为《法英婚盟和战记》二卷，次为《拿破仑第三用兵记》二卷，次为《普法战纪》三卷，又次为《琐载》一卷。区画疆域，指述山川，民风物产，具陈粲然，为《总志上》；政分今古，纲举目张，规模渐备，首在富强，为《总志中》；旧三十三部，新八十九府，缕析条分，属藩后附，为《总志下》；宅中建都，纲维全土，负海阻山，为其门户，为《法京志》；瓜畴芋区，经理宜详，居民度地，此界彼疆，为《郡邑志上、下》；昔攻今合，比附相安，一或不竞，唇亡齿寒，为《法英婚盟和战记上、下》；因势窃据，遂逞枭雄，外强中槁，卒召伏戎，为《拿破仑第三用兵记上、下》；盈覆骄亡，祸机倚伏，弗戢自焚，身禽国蹙，为《普法战纪上、中、下》；学术不同，器艺足述，旁诹敌情，无遗纤悉，为《琐载》。叙述大指略具于此矣。曩余初抵伦敦，即致书法国学士儒莲，谓宜撰成国志，俾二千年以来事迹，犁然有所发明，得以昭示海内，此亦不朽之盛业。儒莲未有以应也。余三年中往还皆取道于法境，故得两经法都，览其宫室之雄丽，廛市之殷阗，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强，未尝不叹其外观之赫耀也。及徐而察其风俗之侈靡，习尚之夸诈，官吏之惰骄，上下之猜忌，亦未尝不虑其国不可以为国，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呜呼！法在欧洲为千余年自立之国，喜选事，善用兵，欧洲全局视之以为安危，列国于会盟征伐诸大端，无不遣使集议于其都，而法为之执牛耳。其国威兵力之足以慑人，盖积渐使之然矣。盛极而衰，此其变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魄，此理之常，法奈何不悟哉？虽然，莫谓法无人也。一二老成人，盖有太息痛哭流涕以私相告语者，徒以职位不尊，事权莫属，虽言而不见用。自古事势一去，智愚同尽，运会所乘，才庸共奋，夫亦准诸天道而权诸人事耳，岂由一朝一夕之故哉？论者但知法之所以盛，而不知法之所以衰，固不得为探本穷原者矣。法之盛，法固有以致之；法之衰，法亦自有以取之，并不得为弱法者咎也。吾愿欧洲诸国以法为鉴焉可也。特余志法之意更有进于此者。法通中国已三百余年，于泰西诸国为独先，名流硕彦接踵东来，无非借天算格致以阴行其主教，其势几至于上动帝王，下交卿相，有明之季靡然从风，实足为人心学术之隐忧。流弊至今，亦缓通商而急传教，中外龃龉之端率由此起。即其国之政权，亦半为主教者所把持，今之法王拿破仑第三溺之尤甚，至称为护法宗师。失邻国之欢，召兵戎之衅，未始不由乎是。然则彼之所谓主教者，曾何益于人家国哉？况乎国中讲堂相望，教师如林，习教传徒，遣人四出，民间每岁糜费金赀不下巨亿万，此即法削弱之所由来也，奈之何法犹不自知也。法不自知而尚欲强行之于人国，不亦傎乎？呜呼！天生烝民，作君作师。君也者，无异政，与民同欲；师也者，无异教，为民立命。政与教不相统而适相成，此世之所以治也。泰西诸国政教一体，互相维持，而卒亦治者，有治人也，其循至于乱者，无治法也。且为教之故，至于父母兄弟相杀，独何欤？特是言主教于今日欧洲诸国，久已深知其非，其势亦将渐衰，不足为患，惟法独承其弊耳。然则法其可不改弦易辙，急自振励哉。吾方为后日之法望之矣。

　　《普法战纪》前序

　　同治九年庚午秋，法因争立西班牙王子一事，与普构兵。普先兴师伐之，悬军深入，所向皆捷，法王兵败于师丹，遂降。普军进围其都城一百四十二日，粮绝援穷，法人不得已，愿如约议和。同治十年辛未春，盟成，释兵弭怨。计两国相持七阅月，法坐是地削国蹙，几于一蹶不振，而普愈称雄于欧土。余摭拾其前后战事，汇为一书，凡十有四卷，大抵取资于日报者十之三，为张君芝轩所口译者十之四五，网罗搜采，得自他处者十之二三。即成将付剞劂，而为述其大略曰，呜呼！余之志普、法战事，岂独志普、法哉？欧洲全局之枢机总括于此矣。普强法弱，此欧洲变局之所由来也。普中欧洲而立，国西有法而东有俄，皆强邻也，曩者为法所制，几于一步不可复西。日耳曼南北列邦，势涣而不聚，虽推奥为盟主，亦仅拥虚名而已。以春秋列国之大势例之欧洲，普仅等宋、卫焉耳，英、法、俄、奥则晋、楚、齐、秦也。近十余年间，普国势日尊，伐嗹、伐奥，坐成强大，而法方晏然于其际，犹复自恃雄盛，轻启衅端，此法之所以几覆也。昔普兴而奥衰，论者遂以普、法、英、俄为四大；今普强而法弱，论者乃举英、普、俄为三雄。然而法国之兴衰强弱，实为欧洲变局一大关键。何则？以地当冲要也。若英虽雄强，其地僻悬海外，无系于大局，故以法辅英则英益强，以英辅法则法不蹶。昔之英、法常相攻，以其时欧洲诸国势均力敌，皆不足以制英、法也。今之英、法常相合，以俄骤兴于东方以制土强，普崛起于西境以制奥强，皆足与英、法抗衡而为难。以英、法、普、俄四者并峙，可以维持欧洲，互相牵制，以幸无事。四者之中弱一个焉，则必不能成鼎足之势。事变之来，所必然也。果尔俄以改黑海之盟告英，普以售法火器之举责英，是普、俄相合以难英也。其难英者，盖乘法之敝而起者也。英虽不随法之强弱为盛衰，而一旦有事于欧洲，必不得逞，以其势孤也。黑海更盟，俄人仅以一纸书抵十万甲兵，英国拱手听命，莫梗一词。举前日劳师糜饷之功弃之于一旦，英宁不自惜哉？诚以环顾诸邦皆无能与俄为役者也。故在今日欲维持欧洲之大局，莫如普与英合，普、英合则足以制俄而势力既均，欧洲诸小国可无蚕食之虞。土耳其之为欧洲诸国屏障者，可以自固藩篱，必不至为俄所撤。如是则欧洲之局可不变，然而必不能也。普、俄交欢方密，英势愈孤，断难以一雄而当两大，他日者，俄为东帝，普为西帝，或将并雄于欧土。然果其长并雄乎？是则普之利也。夫国家兴废何常之有？当其战胜攻取之时，赫赫勋威莫不震慑，而举事一不当，弱之者已至矣。法国天下莫强焉，其疆宇之广斥，人民之众庶，财物之富饶，兵力之猛鸷，器械之精利，防守之严固，欧洲中几无与埒。乃与普一战而蹶，败不旋踵，未浃三旬，王禽师熸，几比于摧枯拉朽。其故何哉？由法之作不顺而施不恕也。法在欧洲，恃桀骜，肆并吞，以阴狠济其雄猜，以窥瞰行其贪毒，兼土拓疆，未厌溪壑，诸国几视之若无道虎狼秦。故其败于普也，幸之者多，惜之者少，虽以英唇齿之邦、婚媾之国，亦不敢为之援。顾普虽胜法，而所以为持盈保泰之道者，不可不讲，毋曰法后日之不能报普也。法之力独，独则易集；普之力分，分则易涣。普藉众邦之势始成其强，一旦内构兴而外侮作，削弱之机可以立见。夫法以一国敌众邦则不足，以一国敌普则有余。使当日普无南北日耳曼之助，普、法二国比权量力，则胜负之数未可知耳，是则普安得以胜法为矜哉？当今之时，处今之势，普当持欧洲不变之局与诸国相安于无事，然后可以长握其权，恒蒙其益。道当奈何？曰收奥以为辅，合英以自固，进可以拒敌，退可以保邦，联弱小以制强大，均势力以靖兵戎，无创远交近攻之谋，无贪拓土开疆之利。尤要者，则在亲俄防俄而勿使之东，如是欧洲可以长享太平，而普亦恒得有其强矣。至于合俄而拒英，是俄之利非普之利也。普、俄合而英孤，欧洲诸小国其危矣。英既不能敌普、俄，则势必退处三岛仍其初服，欧洲并兼割据之事不与闻可也，于其国本固无伤也。欧洲诸小国其幸存者，既皆北面称藩于普、俄，此时普、俄四顾无虞，无所事于用兵，而于是普之忌惟俄，俄之忌惟普，普不取俄则俄取普，断无中立者也。两雄相角，必有一蹶。以地势论之，俄能并普，普不能并俄。何则？俄大而普小也。由是罗马一统之盛将复见矣。普果何所利而合俄哉？但知目前而昧于日后，此明者智者之所不为。以普王之仁武不杀，普王子之用兵如神，普首相之虑无不烛，普军师之算无所遗，而所料顾不及此，坠乎俄之术中而不悟，至甘为其所用，断不然矣。顾我所尤深感者，不在国运而在天心也。普、法启衅之始，不自其先，不自其后，而适在去岁之秋，盖天不欲法以私忿毒天下也。法蹶普兴而俄得志，岂英之福哉？天其或者特创欧洲之变局而使此后多事，未可知也。或但弱法强普，使诸国援以为鉴，此后竟无所事，亦未可知也。善体天心者，无虞邻国之难，而益励其修，奋武卫，振边防，习战守，练水攻，造舰炮，精艺术，师长技，明外情，先自立于无间之地，而后敌乃不得伺间以乘我。此之谓折冲于无形，而战胜于不兵。若普、法今日之战，虽为欧洲之变局，而亦庶几普、法之转机，善觇国运者毋以胜为吉，毋以败为凶，盛即衰之始，弱即强之渐。勾践卧薪尝胆，卒以沼吴；燕昭礼士求贤，卒以覆齐。法于此时，正当拨乱求治，励精蓄锐，先尽其在我，而后可以得当一洒其耻。故普毋狃乎胜有所恃，则骄心乘之矣；法毋惕乎败有所沮，则怠气中之矣。骄则必覆，怠则不兴，此非以承国运而挽天心也，想普、法必能知所以自警矣。因序《普法战纪》，纵论之如此，盖为后日之普、法望也。

　　《普法战纪》后序

　　呜呼！观于普、法之战，而知天下之变已极也。自古兵凶战危，圣王不得已而用之，流渐至极，至用火器，亦不仁之甚者矣。西国行兵专恃火器，其制独精于天下。自有火器之用，而良、平无所施其谋，贲、育无所逞其力，苴、武、起、牧无所行其法。凡所谓修陈固列，编伍补阙，坐作进退，骑射击刺，尽举而废之，而惟收功于一发。两军交轰，万马腾蹴，雷激电骇，骨灭肉消，须臾之间，数十里之内，百余万之众，无不糜烂摧崩，同归于尽，极其所至，几不难胥人类而歼之矣，其不仁何如哉？普、法两国火器之精甲欧洲，蔑士外之战，一日而丧者十万，嗣后普之所以胜法者，无非假火器以为功，隳城垣，焚室庐，郡县榛墟，生灵涂炭。以此毒法民，而法民从，割地酬饷，几于一蹶莫振。然则同一火器也，而优劣胜负悬殊至于如此，自是而诸国效之，变本加厉，将来火器之惨烈，必至无所底止。噫！此非仁者之所忍言也。杀机肆，生理绝，天心仁爱，必当穷而有转机，则火器之废将必不远。然今日泰西诸雄国行军之道亦极其变矣，大者带甲百万，小者亦控弦数十万。按其舆图仅抵中国一二省，考其版籍不足当中国一大郡，名曰寓兵于农，而几尽驱通国之民而为兵，一旦有事，无不披坚执锐，奔走疆场，为国家犯难冲锋。此其所以兵数日多，为战愈亟。或不幸而大侵小，强并弱，仗义之邦起而相角，于是裂山岳，沸波涛，不难杀人盈城，积骨填海，轻性命于虫沙，消万有于一炬，欧洲危亡之机可以立见，故曰火器之废不远也。子舆氏有言曰：“善战者服上刑。”况乎造不仁之器，岂有不得不仁之报？火器之入中国自法始，故名神机之铳曰法郎机，是在欧洲中始作俑者法也，恃其利以毒他国而卒以自毒，谓非天道报施哉？前鉴未远，来轸方遒，普亦可据以自警也，徒恃利器，亦蹶而已矣。我尝博考西国载籍，默验其盛衰强弱之故而慨然矣。欧洲列国虽长航海，其通东南不过三百余年，其互相雄长亦仅在欧洲一隅而已。百余年来，吞并印度，跨有东南洋，其势骎骎日盛，然犹未能遽逞也。待舟车既创，枪炮弥精，长驾远驭，力乃有余。至于今日，欧洲列国辙迹几遍天下，鹗视鹰瞵，龙骧虎踞，诸国无不拱手交让，莫敢撄其锋。不知彼今日所挟以陵蔑诸国者，即他日有圣人起所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夫彼既割据日多，则争竞迭出，欲以夸强而侈胜，遂不得不增兵而益防。舟车、枪炮之技尽人皆同，遂不得不更出新法，思驾其上。顾彼能然，此亦能然，日后必至斗智斗力之俱困然后已。盖智巧至是几莫能加，未有物极而不反者也。呜呼！不以大德宰之，元气安能久长也哉？曩者欧洲诸邦，两国用兵仅以万计，国中兵额亦仅数万，后则出师渐至数万，额兵渐至数十万。然拿破仑之战称为古今所仅见者，诸国之兵亦只有十五六万而已，以视今日，殆不及十之一也。故以今日大势揆之，人但见其事事讲求，物物精审，似若雄视一切，不可限量，而不知智巧愈极，机诈愈深，情伪相感，利害相攻，祸患之来，气机已召，人皆谓其强之至者，吾正谓其衰之始。即彼自以为速胜于古者，而残杀之惨，吾正谓其远不古若，盖徒讲武备，尚兵力，刻鸷奋厉，以相倾轧而慑制，则必有一蹶者矣。即使鲸腾虎掣于一时，而寻起而摧灭之者已乘其后。强弩之末难穿乎鲁缟，承溜之绠终溃于悬湍，天道循环断不或爽。呜呼！自开辟以来，历观前史，有如今日之奇巧已极，地力已极者乎？天地生人之变至于如斯，而尚听其流而不返，造物亦恐无以供其镌劖。然则去雕琢而归醇朴，屏诈力而尚德行，将在此百余年间矣。察微知著，惟明者、智者能之耳，而英国远识之士已能见及乎此。一日英廷臣集论于议院，一绅起而言曰：“欧洲诸国，今以英、俄、普、奥为巨擘。然英有迥不如俄、普、奥者，观于国中兵士多寡一端已可见矣。俄兵一百四十余万，奥一百七十八万，普亦一百六十余万，而英仅十万而已。而如比利时、瑞士、土耳其、嗹国等皆藉英力以资保卫。设使一旦有事，或俄欲取苏夷士，普、奥欲取邻近各小邦，则英将何以处之？即曰英以水师战舶称雄海上，而有时无所藉于水师者，区区十万之众，曾不能当其十一，则英于此将奈何？”于时，总理外部大臣置之未有以应。不知天下大势，惟理可以持之，岂徒尚力哉？苟以力凌人，则鲜不蹶矣，法之已事其明验也。夫欲辟土疆，广财赋，以厚自封殖，此私也，非公也。恃其力而纵横自恣，适足招邻国之怨而已。即使力不能敌，一旦必有群聚以起，丛而毙之者矣。若夫睦大国，保小邦，以期相安于无事，维持于不败，此公也，非私也。一旦苟有敌国外患，虽力不足以与之相抗，而理足以胜之。理之所在，众自助之，能集群力以为力，能合众心以为心，则又何兵寡之足虑。俄之欲兼并土国，普、奥之欲蚕食邻邦，其所为者惟一国而已。俄益大则普、奥不愿也，普、奥益强则俄亦不欲也。明其情势，审其利害，辨其公私，正其所为，理与力之间，英虽以十万众横行于俄、普、奥三国间可也。顾英此时方亟亟乎严边防，增兵额，筹饷糈，自为支持计，则以时尚未可也。盖以普、法之战观之，天下大势不极其变，则不能复。将来天下各国必至舟车之致远同，枪炮之利用同，兵力之战胜同，机器之制造同。一切巧术视为长技，而后彼乃无所恃以骄人，混同之机于是乎在。故曰，普、法之战，其变之极者也。在欧洲诸国当必有惨然不乐见闻者。夫惟能览其弊而反之，则欧洲之民之福也。设或竞心侈而争念胜，犹以此为未足，而务求其精，以至愈变愈极，逞厥凶残，未始非欧洲之民之祸也。生灵之杀运不亟，则天地之生机不复。呜呼！观世变于今日，安能以一端尽哉？

　　《普法战纪》代序

　　国家之兴，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是不徒在土宇之广，甲兵之强，士民之众也，在乎得人而已。昔者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夏少康以一成一旅之师，朝诸侯而有天下。秦始则以关中一隅之地而灭六国。以德若此，以力若彼，固不必跨州连郡，兼圻拓土也。普之于法，其始大小强弱迥不相侔。普中欧洲而立国，西有法而东有俄，皆强邻也，曩者为法所制，几于一步不可复西。一旦发奋为雄，摧陷剔攘，飙驰电扫，鸿功骏烈，前无往古，后无来今。呜呼！岂不伟哉。然而普在此时，地不加广，民不加众，徒以区区义愤，联络南北日耳曼诸邦，同心并力西向以与法争。兵锋既交，所至辄捷，几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于是普强法弱，遂为欧洲大局之所关。而揆其所以致此者，则由乎有俾思麦以为之相，世子郡王以为之将，毛奇以为之谋主，栾尚书以为之转运，士颠密士、福坚士、田蛮雕、飞窝得以为之折衡行陈。或拔诸俦人之中，或擢自百僚之下，或即收之于宗潢骨肉间，故能左右辅弼若心膂，前后驱使如指臂，臣民戮力，士卒效命，以兴此小邦普。呜呼！谓非得人之效哉。是故，有国家者得人则兴，失人则亡，得人则弱可以为强，小可以为大，振兴之机捷于影响。否则，以普观之，仅抵中国粤东二三省耳，至于生齿殷繁，则又远不能及也，而卒能盟长欧洲，高执牛耳，则人为之也。国之有人，如山泽之有虎豹，江湖之有蛟龙，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渔夫樵叟自不敢狎至焉。普既伐，胜奥，而今又蹶法，欧洲诸国皆拱手环视，莫敢谁何，非有人焉安能如是哉？我尝旷观夫普、法战争之际，而求其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而恍然于国之不可不有人也。然其计之得者，则又在东和强俄，西制暴法，盖与我者我可结之以为援，好我者我可和之以为用，然后敌我者我可合全力以制其死命，故在今日握欧洲变局之枢机者，惟普而已。弱法，和俄，孤英，亲奥，此即变局之所由成也。向者持论尝如此，今观于王君紫诠广文所著《普法战纪》而益信，王君之能实获我心也。王君之为此书也，载笔于庚午八月，而断手于辛未六月。网罗宏富，有非见闻所及。序述战事纤悉靡遗，若观楚、汉巨鹿之斗，声情毕见，而尤于近日欧洲形势，了如指掌。其书虽未付手民，而钞本流传南北殆遍。湘乡曾文正公称之为未易才，合肥相国李公许以识议闳远，目之为佳士，丰顺丁中丞则谓具有史笔，能兼才识学三长者。当今名公伟人皆誉之不容口，则是书之足传于后也可知矣。噫！王君向固尝有志于富强之术矣。其论以为莫如师其所长，持此说阅二十余年而不变。观其《弢园文录》中《与周弢甫征君书》，言及练兵，制舰，造枪炮，肄习语言文字，今当事者皆一一行之。而考王君所言，时固在咸丰初元也，可不谓灼然有先见哉？王君旅寄香海，一星将终，虽伏处菰芦，流离僻远，而忠君爱国之念未尝一刻忘，恒思得当以报国家，尝曰：“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此羁臣之职也。”然则王君此书非其滥觞也哉！余为王君悲其遇，哀其志，重惜其才，而犹幸此书之略足以表见也。王君述撰等身，于文多经济之作，生平尤邃于经学，大抵皆从阅历忧患中来。呜呼！天之所以厄之者，其即所以成之者欤？于王君何憾焉。是书也出，愿与天下有心人共读之可也。特余意更有进者。夫天下大矣，人才夥矣，轶群之材，殊尤之姿，世当不乏其人耳，特恐濩落于荒烟瘴雨之乡，偃蹇于僻壤遐陬之外，而物色之者有未至也。况乎我中国地非不广也，材非不足也，人非不众也。幅员三万里，北至于朔漠，南至于滇、粤，东至于浙、闽，西至于西藏，版章恢廓，前此之所未有。陆以长城为屏藩，水以大海为襟带，包江阻河，控辽引越，以此险固，长驾远驭，足以鞭笞天下而有余。丝絮出于江、浙，茗荈出于闽、豫，药石材木出于蜀，金铁谷米出于粤，岁以供天下之用而不见其不足。闽、粤之人，帆樯往来负贩于东南洋者，凡数百万，类皆于其地购田园，长子孙，衣冠典籍无改我制，习俗方言不易我素，虽居处二百余年之久，无不奉我正朔，慑我王灵，即远至于美洲之嘉厘符尼亚、夏华那、秘鲁，无不为我中国人足迹所至，生聚既盛，其间岂无为之魁为之杰者，有若虬髯故事。前者朝廷两遣使臣乘槎远出，此后岂无奉命绝域，立功徼外，如班定远、傅介子其人者。呜呼！此盖天之特欲兴我中国，故使东西之交由渐而合也。中国之兴，沛然天下莫之能御，普之强，云乎哉。因序《普法战纪》，纵论之如此，有心人当不河汉斯言。

　　创建东华医院序

　　呜呼！地之兴废何常哉，系于人而已。得其人则兴，而百事以治。入其境者，见夫太和翔洽，庶汇举欣然有自得意，知其地必大有人在。盖如山泽之有虎豹，江湖之有蛟龙，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是故贤人君子羁旅人国，其足系于地方之重轻者何莫不然。其所以默化潜孚，移易风俗者，自有其道，初不以其陋而弗居也。香港蕞尔弹丸，孤悬海外，向者为盗贼之萑苻，飞走之原圃。辟榛莽，平荦确，建屋庐，不过三十余年间耳。梯航毕集，琛货远来，今且视之为重镇。始而居是邦者率以财雄，脱略仪文，迂嗤道德，甚至放佚于礼法之外。贫而无赖者，强则劫夺，弱则流离，卒无所归，宛转于沟壑。侨居诸彦惄然以为深忧，谓是不可不引之使进于道。计不如以善机为启发，善气为感通，俾其鼓荡变化于无形。顾善非一端，在措其大者而已。恤贫拯病以全其生，纳棺瘗土以安其死，尤其卓卓当先者。因咨于众，佥曰可。太平山侧，固有所谓广福慈航者，为寄停棺槥，垂死病人迁处之所。特当事以其措置不善，已谕撤除。梁君鹤巢、陈君瑞南请于当事，因其旧址扩而新之，暂为施医治病之地。于时捐赀集事者凡百二十人，特是经费无所出，事可暂而不可常，因群请于前任督宪麦公，麦公慨然曰：“是固地方之要务，敢不为诸君成斯盛举？”赐地给帑，奖励甚至，前后拨公项至十余万。一时草偃风行，倾囊解橐者，无不输将恐后，岁捐之数，亦盈八千有奇。于是医院大功告成，可垂之于不朽。谓非南州诸君子盛德事哉？院中章程周密，规模宏敞，弊绝风清，固无可议。盖天下事可以餍众心行久远者，要惟公而已矣。始事诸君既观厥成，奉身而退，抑然不敢自以为功，而惟冀后来者勉勉焉以臻于勿替，此尤世所难能也。梁君鹤巢以院成颠末索序言于不佞，将泐诸石，用志经始。自维贱且陋，不敢以不文慁，屡辞弗获命。余观迩来江、渐间兵燹之后，百善具举，义塾善堂乡邑相望，是岂不谓慈怀足以造福，善念足以致祥，诗书足以消乖戾，弦诵足以召平和哉？登一世于仁寿，纳斯民于绥康，固仁人长者之用心也。然则善也者，有裨于地方岂浅鲜哉！香港光气渐开，民俗日厚，今昔之异，盖有一变而不自知者。丁卯之冬余往游泰西，遍历英、法诸国，及余挂帆东还，岁在庚午，顿觉港中气象迥殊，人士多彬郁谨愿，文字之社，扶轮风雅，宣讲格言，化导愚蒙，率皆汲汲然引为己任。知其间必有人以为之倡。逮往观医院之设，而恍然于其故矣。医院落成，锡名东华，其命意固有显然可见者。况以东也者，生气之所发；华也者，万物极之盛。然则宣布阳和阴行，滋长群生，有不咸被其休者乎。噫！以香港渺然一岛耳，僻在炎陬，素非孔道，而一旦为之效，可睹已如此。是则在人而已，固不以地限也。吾言不益信哉！

　　倡建澳门镜湖医院序

　　盖闻大块劳形役，饥寒于道路；仁心长世代，煦妪于陶钧。苦海无津，慈航有济。挽膏肓于造化，乞长桑之上池。能俾九死以回生，罔有一夫之弗获，则有青牛道士，负扃先生，追高风于橘井杏林，授仙术于瀛洲蓬岛。阴行方便，周遍圆通，兴物皆春，有生咸畅，斯亦可谓极仁恩所至，而足以拯性命之穷者矣。不知说地球者，此犹仅及乎一隅；法天布者，当必宏施于无济。澳门地接寰中，界通域外，异赆奇琛之所荟萃，估帆商舶之所往来，一时声价，并重鸡林，万里梯航，远逾狮国。居其中者，无不家藏楚璧，人握隋珠，西方货主气识金银，南国豪宗珍输象贝。固已云连广厦，雷轰通阛，群羡窝成安乐，几疑宅近神仙。特是沴眚召自阴阳，苦愉生乎丰歉。舒惨不齐，四节潜乖于冥造；炎蒸素郁，六凿相攘于彻盷。矧复苍茫宇宙，半多无告之民；飘泊关河，不少嗟来之客。或失路羁人，宛转于逆旅；或无依孤族，颠仆乎穷途。其间盖有失卫疢婴，戕焦病剧，瘃瘢望髓，腐毒呼膏者。则此劳人之困迹，固由于涉水冲风；惟兹仁者之用心，方藉乎嘘枯振滞。爰度地于三巴门外，建设医院，亟兴斯役，乐观厥成。其赐履经营者，西洋督宪也。以夏雨雨众，为春风风人，扩其量，几欲纳蠕茁于保怀，跻夭殈于寿考。此时蕴方寸为福田，有同种玉；舍一廛之吉地，无异布金。于是榱题高下，制可从心，楼阁庄严，现于弹指。酌丹灶之灵浆，列上中下为三等；辟东方之生气，区南北西为四隅。用以切热寒，诊缓急，善调饵，法匕圭。扫浸淫之六疾，慎摄卫于三阳。呼吸全消其炽火，如贯醍醐；梦寐无惧乎刀砧，得登衽席。斯岂非苦恼众生，咸跻仁寿；广大教主，普济艰难也乎。然而举九鼎者须众擎，构万椽者非一木。三十七品清修，早图佛果；二十四乘功德，最重檀施。虽摩醯顶眼，愿力斯宏；而护世婆心，辅持宜广。则有十方居士，四集名流，普发信心，共偿夙诺，结善缘于阿堵，证灵愿于菩提。注廉泉之一勺，即是甘浆；分稊米于太仓，便为仁粟。望解橐之相继，庶置基缩版之胥完。速蒇宏功，早游化宇。将见莲峰石寿，镜澳波恬。灵居耸秀，壮海上之山川；大药回春，驻壶中之日月也已。

　　送黎侍郎回越南前序

　　越南，我中朝藩国也。届期贡使由粤西而达帝都，所服犹古衣冠，而同中国文字，以诗赋取士。黎侍郎和轩，以公事衔命至粤，勾留五月余。将归，下询欧洲近日情形，余谓之曰，欧洲诸国之在今日，其犹春秋时之列国，战国时之七雄也。英、法、普、俄，四大并峙，其犹晋、楚、齐、秦欤，奥、意、土介其间，亦犹韩、魏也，西、葡、比、嗹、瑞、荷亦犹泗上十二诸侯也。兹者英近于持盈保泰，惮于用兵，然不免于积弱之渐，所自见端，盛极而衰，其势然也。法虽为普蹶，而元气已复，骎骎乎驰域外之观，至其报复之心，未尝一刻忘也，特其国多内乱。普虽崛兴，然富不及英、法，胜法之后，士多拥厚赀，渐有侈心，即使今日仍与法战，正未知鹿死谁手。俄地大而兵众，然绌于财，亚洲所属，多沙漠不毛之地，其立国在欧洲之西北，亦盛寒威而少温煦，以此不能凌英制法而抑普，仅互相争雄而已。今日俄、土之战，未知其究竟，而诸国皆作壁上观，莫敢先发者，诚恐一旦欧洲升平之局为之糜烂也。土为西欧之保障，犹之韩、魏之附秦也，韩、魏强则足以阻秦之东，土能自立则俄人不得复西，此其大势之较然者也。乃今以俄之强大而屡败于土，此固欧洲诸国之所不及料。然则欧洲之局其将变矣乎？吾知其必不然也。土之胜俄，暂也，常也。近日火器之精已无以复加，欧洲诸国计虑深远，必不肯作无端之妄斗。俄、土战争之后，亦惟出于和耳。特恐俄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以逞其悖心，亦未可知也。欧洲无事则东方之虞也。英、法、普其意不过传教通商，俄人之志则殊叵测。顾睦邻柔远，我中朝所以驾驭乎泰西者，固自有在。西征之旅不日凯旋，新疆辟地万里，必当徙民以实之，以固我边陲。至乎贵国与法通商，亦惟持忠信笃敬之实，以敦交际之道而已。法此时力可以经略外疆，而有所不为者，恐得之而不能治之也。法长于用兵而短于治民，所以所属之地断不能如英之盛，而其人之傲狠暴戾亦去英远甚。故贵国在今日，亦惟尽人事以听天心而已。夫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国必有衅而后人乘之。邻敌虽强，安能伺无间之国哉？质诸和轩侍郎，当必以为然也。于时鸣驺在道，帆影将悬，即书此数语，以送其行。

　　送黎侍郎回越南后序

　　越南户部左侍郎黎君和轩，将驾轮舶言归其国，入都复命，而以书来索余一言为赠。夫余之获交于侍郎也久矣，使节甫临，即蒙枉访，见其意度冲夷，丰裁整肃，而和蔼之气浸淫于大宅间，盖侍郎位高而意下，学粹而识纯，非近今大臣中所能数数遘也。侍郎之来也，以办理西商钱务事。盖其国民曾负西商巨金，致羁使舶，故特奉命与之折辩，久之，卒得直。所谓学足以断事变，识足以度世务，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欤。夫天下有智足以应万里之外，勇足以当万人之敌，而有时智勇俱困者，何哉？学与识不足以副之也。侍郎负天下才，能办天下事，其学识皆从读书稽古中得来，其措置此一端，特其小焉者耳。其常独居深念，务欲上致君于尧、舜，下跻民于仁寿，尝曰：“枪炮舟舶，泰西为长，新法之精，罕与之俪。议者无不群思仿效以为能，然徒袭乎皮毛无济也。天下之患，莫大乎浮慕富强之虚名，而根本之地未立，虽强立见其蹶耳。治国之要，曰举人才，曰固民心。人才举则政事理，民心固则敌国外患无自而入。然后，此数端者皆可徐为之图。”卓哉斯言，能见其大矣。余观越南立国于东南洋，与暹罗、缅甸为邻，疆域险阻，粟米饶富，皆可结为奥援。法人通商其地将二十年，而所以外和强邻，内辑众庶者，秩然有条而不紊，非国有人焉，而能若是乎？侍郎与人议论，侃侃不挠，独持大体，尝曰：“吾国之于中朝，固列于共球贡献之邦，世备屏藩，通问不绝，登诸王会，载在史书。若与法人，不过立盟约，通贸易，聘问往来而已。欧洲日报所言，颇失之夸，不足信也。”余尝从侍郎游，见其每过关壮武庙，必下舆步行，肃然罔敢懈，其知礼循分，有中朝士大夫所难能者。观人必于其微，侍郎洵不可及已。光绪元年夏五月三日，余饯侍郎于天南遁窟，席间举觞敬属曰：“古人有云，‘赠人以金，不如赠人以言。’余贫士也，弗克以货财为礼，而请于侍郎两言之外，益之以理财，讲学，备边，治兵，制器，造船，通商，睦邻。此八者，虽皆不离乎西法，惟神明而变化之，则在乎侍郎而已。”侍郎曰：“善。”爰即书此，以送侍郎之行。

　　卷九

　　《星轺指掌》序

　　行人之设，肇自古昔，然皆王国下逮侯邦，而诸侯亦各相聘问，藉以讲信修睦。其载于《春秋》者，行人之选，一时綦重。自是以来，折冲坛坫，焜耀敦槃，国家之强弱，国事之安危，胥系乎将命时之一言，必如宣尼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斯可以当之矣。后世疆宇日廓，交际日繁，汉通西域，奉尺一之诏以羁致之阙下者，亦行人职也。于是行人所至，不在九州以内，而在四海之外。宋、元以降，东洋诸岛渐登王会，献琛赆，贡共球，遣使接迹于道，或请命于天朝，锡封颁爵，以星使之临为荣。盖王者镇抚六合，恢宏八荒，俾屏藩乎四境，原非好勤远略也，时为之也。欧洲诸国航海东来，互市于中土，无不立约设官，以权其贸易事宜，而又特简重臣，驻扎京师，诚以其国首重通商，而官即所以卫商也。又其国每以商力裕其兵力，兵力佐其商力，商之所通，兵亦至焉。水师战舰分布称雄，以是官以卫商，兵以卫官，似若有所恃而不恐。如是则其所为使臣者，或不尽在乎雍容辞令矣，而抑知有不然者，则以万国公法为执持也。《星轺指掌》一书，纪海外诸国遣使往来之事特详，凡膺海外皇华之役者，可取资焉。方今我国家提封数万重，恢乎罔外，南至于越南，北至于俄罗斯，东至于朝鲜，西至于印度。以欧洲诸国重译远交，不可不结信讲好，联两国之欢心而永万年之盟誓。此役也，固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创举矣，然则衔命前往者，宜若何郑重哉。余尝受其书而读之，叹其足为我行人之一助。惟是留心西事者，争欲先睹为快。金陵叶君，爰出资重付剞劂氏为袖珍本，便于舟车携带，以广其传。庶几见是书者，得窥西国遣使命意之所在，而以忠信笃敬临之，礼义恭让持之，然后能要约于无形，战胜于不兵，薄海咸宁，越裳是宾。

　　《艳史丛钞》序

　　余少时好为侧艳之词，涉笔即工，酒阑茗罢，人静宵深，一灯荧然，辄有所作。淞滨老圃见之曰：“此黄庭坚所以遭法秀之诃，而泥犁之狱特为好作绮语者警也。”余即举而畀之祝融氏。避迹至粤，壹意治经，日从事于训诂，岂止悔其少作，方且悲夫老来。既游欧洲归，体衰多病，屏居斗室，日在茗碗药炉中作生活，稍稍流览说部，琢抉诗词，藉以消愁排闷。迩见海上尊闻阁主人集吴门秦淮画舫诸录，付之手民，播于艺苑，而如四明、邗上，则亦有《十洲春语》、《花事小录》并向时之所未见。余维前乎此者，则有三山老人之《板桥杂记》，珠泉居士之《续记》及《雪鸿小记》，后乎此者则有懒云山人之《白门新柳记》，皆足采也。夫芬陀利侍者之于广陵，懒云山人之于白下，皆从兵燹之余，重睹升平气象，患难余生，尤为幸事，是岂徒侈花月之遗闻，而作水天之闲话哉？惟是余虽吴人，自试事外，鲜入城市，山塘泛棹，但作清游，灯舫征歌，只佐谈屑。丙午之秋，应试金陵，曾识任素琴、缪爱香两校书，固是年得魁花榜，而为此中翘楚者也，他处则皆游屐所未涉。而侨寓沪中为最久，亦尝问名曲里，浪迹芳丛。月地花天，寄豪情于一醉；灯红酒绿，抒绮思于千言。曾辑《海陬冶游录》三卷，中更流窜，早付劫灰。顾沪曲章台，要以近今为极著，如入群芳会里，如游众香国中，燕瘦莺娇，花明柳媚，各擅所长。向闻山阴悟痴生、苕溪修月楼主人、沪城缕馨仙史将撰《春江花月志》，专记歇浦一隅之佳丽，诚海陬之嘉话，盛世之闲情也。鸳湖信缘生撰有《申江花史》，则又仅见一斑，无从觏其全帙。若余此录，则至今已阅二十余年矣，久为陈迹，空忆前尘，盖譬诸白头宫人谈开、天遗事矣。呜呼！廿年沪渎，阅尽繁华，一枕邯郸，竟成梦幻。无论不能按图索骥，而沧桑变易，几同令威化鹤归来，追溯曩悰，徒增屑涕。况余自同治纪元即来岭表，后此烟花之盛，亦徒得之传闻，虽迩日续有所增，而附录云云半皆耳食，然亦未始非十六七年来遥情轶事也。昔白香山离杭郡，忆妓多于忆民；杜樊川在扬州，寻春胜于寻友。余去沪滨，一星既终而又半，而梦魂犹时萦绕之，岂少壮之境难忘，欢娱之时足述，故乡风月易致怀思，海国莺花可供跌宕欤？而余之所感，要更有深于此者。抚时念事，怀古伤今，悲身世之飘零，嗟天涯之沦落，未尝不叹名士才媛同为造物之所忌也。近所集《花国剧谈》，地非一处，人非一时，有得即书，初无诠次。其中要皆红颜薄命者居多，念之每为欷歔，辄生感慨。顾此等笔墨，在有识者多以为导淫而宣欲，百劝而一惩，留意于风俗人心者惧焉。余窃谓不然，境以阅历而始知，情以缠绵而始悟，闭门羹要即在迷香洞中耳。故交红之被不暖，则神鸡之梦不醒也。世有喜于狎邪游者阅之，然后乃知情天之变幻无常，欲海之风波不定，未有不恍然若惊而怅然自失者，则此诸编作百八之钟声、万千之棒喝可也。爰加搜辑，汇成一书，拙著二种亦附其中，而统题曰《艳史丛钞》云。

　　《花国剧谈》自序

　　予辑《艳史丛钞》，凡得十种，皆著自名流而声腾艺苑者。不足，因以旧所作《海陬冶游录》三卷附焉。嗣又以近今十余年来所传闻之绮情轶事，网罗荟萃，撰为附录三卷、余录一卷，而后备征海曲之烟花，足话沪滨之风月。顾有地非一处，人非一时，芳踪胜概，足以佐谈屑，述遗闻，为南部侈繁华，为北里表侠烈。其事则可惊可愕，其遇则可泣可歌，宜汇一编，以传于世。《花国剧谈》即以此作。大抵采辑所及，剿撮居多。孟坚纪史半袭子长，扬云作文多同司马，斯固不足为病也。盖此不过为文章之外篇，游戏之极作，无关著述，何害钞胥，以渠笔底之波澜，供我行间之点缀，不亦快欤？况乎删其繁芜乃能入彀，润以藻采始可称工，本异巧偷，非同攘美。而是编命意所在，别有怅触，隐寓劝惩。慨自才媛薄福，易致飘零；名妓下捎，多嗟沦落。琼渚兰苕，徒艳同心之影；瑶台桃李，无非短命之花。或亦有将嫁而渝盟，已成而绝好者，妾徒有意，郎本无情。埋愁黄土，孤生前蝴蝶之魂；寄恨青磷，筑死后鸳鸯之冢，其可悲者一也。其有绿珠风貌，碧玉华年，彰花月之新闻，占湖山之胜地。弹彻鼙婆，暗传心事，照来镜子，自惜容颜，方期订三生附茑之缘，谢十载飘蓬之苦。乃情缘易尽，好事多磨。嗔莺叱燕，忽乖杜父之慈云；打鸭惊鸳，尤愧召公之阴雨。娟娟此豸，渺渺余怀，谁以十万之金铃，护百千之红紫，其可悲者二也。又有鸾栖枳棘，凤锁葳蕤。藏娇无地，宿非玳瑁梁间；觅梦谁家，踏遍茱萸湾口。狱称香粉，迹溷风尘，已柳怨以桃愁，复蜂狂而蝶浪。或至流离自悼，老大徒伤，虽洞可迷香而台难避债。杨柳楼边，问名日少；枇杷巷里，买笑谁来？因是忍参红蘖以逃禅，愿著黄絁而入道，其可悲者三也。别有柳枝已嫁，为大妇所不容；桃叶空迎，恨良人之见弃。贫户名姝，遽降青衣之列；豪家侍史，误为红拂之投。文君新寡，别抱琵琶；小玉多愁，难谐琴瑟。因辞金屋，遂下瑶台。其或长自侯门，生来丽质，爰求鸳偶，致误鸠媒。叹独处之无郎，令借端之有自。奸谋既售，末路谁依，因之逐水随波，落藩堕溷，其可悲者四也。呜呼！世并愁城，地多苦海。此花国中悲玉容之无主，恨绮约之难完者，当不知凡几，今所记特须弥界中一粒芥子耳。然则作艳游者，不当思及此而废然返欤？顾世有绳趋矩步之士，莫不呵嫱施为祸水，斥妍藻为淫辞，以陶情于醇酒、妇人为非。夫以娱志于歌楼舞席为伧父，不知西曲繁华无非元气，东山妓女亦是苍生，彼之记教坊而志曲院者，畴非唐代之名臣欤？仆身无艳福，而心郁古凄，仅品评名花于三寸之管，要亦空中色相而已。具大智慧者何容征实，请事观空，则以《花国剧谈》为苦海之航也可，为愁城之筏也亦无不可。

　　《日本杂事诗》序

　　海外诸邦与我国通问最早者，莫如日本，秦、汉间方士恒谓海上有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而徐福竟得先至其境，宜乎后来接踵往者众矣，然卒不一闻也。隋、唐之际，彼国人士往来中土者，率学成艺精而后去。奇编异帙，不惜重价购求，我之所无，往往为彼之所有。明代通商以来，往者皆贾人子，硕望名流从未一至。彼中书籍谈我国之土风俗尚、物产民情，山川之诡异，政事之沿革，有如烛照犀然，而我中国文士所撰述，上自正史，下至稗官，往往语焉而不详，袭谬承讹，未衷诸实，窃叹好事者之难其人也。咸丰年间，日本定与美利坚国通商，泰西诸邦先后麇至。不数年而日人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丕然一变其积习。我中朝素为同文之国，且相距非遥，商贾之操贸迁术前往者实繁有徒。卫商睦邻，宜简重臣，用以熟刺外情，宣扬国威，于是何子峨侍讲、张鲁生太守实膺是任，而黄君公度参赞帷幄焉。公度岭南名下士也，今丰顺丁公尤器重之，亟欲延致幕府，而君时公车北上，以此相左。既副皇华之选，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倡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日本文教之开，已千有余年，而文章、学问之盛，于今为烈，又得公度以振兴之，此千载一时也。虽然，此特公度之余事耳。方今外交日广，时变益亟，几于玉帛、兵戎介乎两境，使臣持节万里之外，便宜行事，宜乎高下从心，而刚则失邻欢，柔则亵国体，所谓折冲于樽俎之间，战胜于坛坫之上者，岂易言哉？今公度出其嘉猷硕画以佐两星使，于遗大投艰之中而有雍容揖让之休，其风度端凝，洵乎不可及也。又以政事之暇，问俗采风，著《日本杂事诗》二卷，都一百五十四首。叙述风土，纪载方言，错综事迹，感慨古今，或一诗但纪一事，或数事合为一诗，皆足以资考证，大抵意主纪事，不在修词，其间寓劝惩，明美刺，具存微旨，而采据浩博，搜辑详明，方诸古人，实未多让。如阮阅之知衮州，曾极之宦金陵，许尚之居华亭，信孺之官南海，皆以一方事实托诸咏吟。顾体例虽同，而意趣则异。此则扬子云之所未详，周孝侯之所未纪。奇搜《山海》以外，事系秦汉而还，仙岛神洲多编日记，殊方异俗咸入风谣。举凡胜迹之显湮，人事之变易，物类之美恶，岁时之送迎，亦并纤悉靡遗焉，洵足为巨观矣。余去岁闰三月以养疴余闲，旅居江户，遂得识君于节署。嗣后联诗别墅，画壁旗亭，停车探忍冈之花，泛舟捉墨川之月，游屐追陪，殆无虚日。君与余相交虽新，而相知有素，三日不见，则折简来招。每酒酣耳热，谈天下事，长沙太息，无此精详，同甫激昂，逊兹沉痛，洵当今不易才也。余每参一议，君亦为首肯。逮余将行，出示此书，读未终篇，击节者再。此必传之作也，亟宜早付手民，俾斯世得以先睹为快。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公度许之，遂携以归。旋闻是书已刻于京师译馆，洵乎有用之书为众目所共睹也。排印既竟，既书其端，若作弁言，则我岂敢。

　　《海陬冶游录》自序

　　夫《海陬冶游录》曷为而作也？将以永既去之芳情，追已陈之艳迹，寄幽忧于香草，抒蓄念于风怀。沧桑变易，麻姑见而伤心；开、宝繁华，宫女说而陨涕。抚今感昔，写怨言愁，则使经过曲里，尚识旧人，搜辑闲编，犹存轶事。伤红颜之已老，嗟黑海之多惊，谁肯买俊骨以倾囊，孰不谈劫灰而变色哉？则此编也，聊作寓言，附诸野史，非故为妖冶之词，甘蹈泥犁之警也。顾或谓昔赵秋谷《海沤小谱》、余曼翁《板桥杂记》、西溪山人之《吴门画舫录》，皆地当通都，时逢饶乐，其事可传，其人足重。今一城斗大，四海氛多，既无赵、李名倡，又少崔、张侠客。染黛研朱，药叉变相；坠鞭投辖，猾虏争豪。未闻金屋之丽人，能擅玉台之新咏。矧又不能抽白刃以杀贼，取谥贞姬；著黄絁而参禅，证名仙籍。绮罗因之减色，脂夜于焉为妖，是人肉槃、是野狐窟焉尔，而子犹逞其艳谈，为之瞑写，不亦》乎！然而善言儿女，未免痴情；自古英雄，每多好色。花天酒地，亦为阅历之场；红袖青衫，同是飘零之客。伽女散花，何妨遍著；维摩入道，先以钩牵。戒淫为法秀之妄诃，忏绮乃休文之恶习。恨寄绿阴，无损牧之之豪宕；篇名锦瑟，宁识义山之缠绵。铅华宝髻，不讳言情；浊酒残灯，乌能妨节。与其高谈耸听，毋宁降格求真也。况乎奇节仅矣，冶容暂耳，必貌皆苏小，诗比薛涛，比卞玉京之慧心，配段东美之雅操，则香国中竟无下乘，章台内悉属才人，青泥世界尽放莲花，碧柳楼台遍镌珉玉，是情之所必无，亦事之所罕有也。余观古来文人失职，荡子无家，偶托楮毫，遂传风雅。晓风残月，不尽低徊；淡粉轻烟，岂无点缀？本非实录，有似外篇。则余今日之所编，逞妍抽秘，尽许荒唐，水月镜花，无嫌空彻也已。且也，由盛观衰，大有乱离之感；因今念旧，弥兴身世之悲。溯自丙午之秋，余年未冠，勾留白下，寻访青溪。春藏杨柳之家，人闭枇杷之院。任姬、素姬，此中翘楚，既识一面，遂订同心，毷氉归来，音问中绝。己酉大水，橐笔来游，宿疴未瘳，烦忧正剧。有梦非春，拥孤衾而听雨；看花懒出，虽晴日而闭关。辛亥春间，稍作绮游，狂名顿著，选花开尊，征歌按拍，题裙索扇，间有篇章，抹月批风，任传薄幸，于是沾泥之絮，遂为逐水之萍矣。癸丑之夏，杜门养疴，追念旧游，援笔以记。其时赭寇纵横，金陵陷没，珠帘碧瓦，荡作飞灰，舞袖歌裙，惨罹浩劫。而此间亦烟沉雨坠，月缺花残，人往时非，哀多乐少。迨乎贼去城空，春回燕至，旧巢已换，香梦难寻。叹生死之无闻，嗟飘泊于何所。凄迷烟月，谁解伤心；而妆点池台，复开艳窟。曾几何时，城中已复旧观，城外环马场左右又成妓薮矣。惟是良辰难再，美人不来，时局苍凉，消息茫昧。今过其地，则故钉犹在，檀点依然，芳树鸟栖，画纱萤点，乱冢荒堤。今日粉影脂香之地，颓垣败壁；昔时灯红酒绿之家，境易回肠。事如转烛，其为怆怀又乌能已，岂非事无可纪而情有足悲哉？特以此中人镜才安，忽然远徙，香名甫著，辄复私更。萧郎再至，已怅踪迹于风前；徐娘重逢，错呼窈窕于月底。傥欲按图而索骥，窃恐觅路而迷花也。更有叹者，俗流胜则雅会稀，朱颜贱而黄金贵。乍羞觌面，已解淳于之襦；未及盟心，遽荐宓妃之枕。继以色荒而钱尽，遂至情断而恩离，此亦情天之变态，幻海之沸波也。余也，虽堕绮因，自传真宰，偶抒感慨，专写幽离。或观此篇者，遂以为此间佳丽何异迷香，是处笙歌正堪荡魄，则亦未识余心者耳。若其鄙为轻薄，讥以纤靡，为高厚之绳诗，作到溉之投地，以为意无寄托，旨乏劝惩，见斥于礼法之儒，遽指为文字之障，则亦姑听之而已。呜呼！沪虽偏隅，固泽国之要津，海疆之险堑，艳风相煽，极盛难继，有心人能勿深惧哉？

　　《湖山侗翁诗集》序

　　小野侗翁徵君，今之诗人亦畸士也。岁在丁丑，寺田望南寄余东人著述十余种，内有《湖山诗集》。余读而好之，以其人为古之人也。去年闰三月，游东瀛，小住江户，集于不忍池上长酡亭，得见徵君，清髯古貌，道气迎人，既通姓名，乃知即为湖山诗者，杯酒从容，笔谈往复。明日即介龟谷省轩持其近稿续集见示，于是始得尽读徵君平生之诗。徵君于诗用心甚深，而致力甚专，自壮至老，无一日不吟，而其境遇之崎岖，遭逢之困顿，畏谗惧谤，遘乱罹忧，盖极诗人之穷，宜其诗之工也。晚年朝廷知其才，特起之于家，俾为文学侍从之臣，用备顾问。人方冀其刻画金石，黼黻隆平，以鸣国家之盛，而翊赞维新之治。乃列朝班不过十旬，即飘然远引，归里养亲。呜呼！此非所谓难进易退者耶？人于是服徵君之高，不知徵君秉性恬淡，辞荣乐道，守约安贫，不役于功名，不慕于利禄，其素所抱负然也。故徵君之于诗，才气横溢，天骨开张，力厚而思沉，理精而学邃，境幽而味淡，非寻常作诗者之诗也。而其尤不可及者，则徵君之品也。徵君于诗派源流不名一家，而一展卷间，即知其为湖山之诗，则以有真性情寓乎其中也。因其诗知其人，而兼可论其世，徵君之诗有焉。此森君春涛之评也，洵知言哉。徵君既挂冠，遂初服，后又重来京师，卜筑三椽，藏书万卷，优游泉石，啸傲烟霞，时与二三故人，一觞一咏，结诗酒之会。凡遇月夕花晨，良时胜境，悉写之于诗，于是年愈老而诗愈多，日东之以诗名者推徵君为巨擘焉。乃徵君领袖词坛三十余年，犹不自满，而必欲得余一言以为信。去秋七月，余将去江户，诸同人设祖帐于中村酒楼，徵君预焉。酒半，袖出送行诗以赠别，意思殷拳，复申前请。呜呼！余素不能诗，从不敢以诗人自居，虽言何足为徵君重。一自回帆香海，回隔南东，而追想山水之欢，友朋之乐，时形梦寐间。一灯风雨，长夜无聊，把徵君诗读之，如与晤对。濡墨抽毫，遂作此纸，写寄天涯，俾知海曲天涯，一段怀人忆远之思而已。如以弁首，则我敢辞。

　　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

　　我朝曾文正公，近代之伟人也。勋业文章，彪炳天壤间，虽在遐陬绝域，无不异口同声。日东同文之国也，冢达行藏得其集，将重付剞劂，而请序于余。呜呼！余何足以序公文哉？余于公虽有一日之知，而未尝有一见之雅。当公驻节徐州，屯军安庆，余亦从戎沪上，曾上书戟门论贼可破状，旋余以谗废，宜见公而初不得见。同治庚午，返自泰西，时普、法战事起，七阅月而后定。余摭其前后事实，勒成一书，有以缮本上公者，公亟称善，拟招余至幕府，余辞之卒不往，宜见公而终不得见，而公亦以明年春薨于位。呜呼！公之勋业，自有史官书之方策，余何庸赞一词。至公之文章，其致力所在，固可得而言焉。大抵公于文主庐陵，故体裁峻絜，而不尚词藻；于诗主昌黎、山谷，故词句斩新，而不蹈袭故常。公又湛深经术，宗法汉学，出入服、郑，于高邮王氏尤为服膺。盖公具海涵地负之才，出其余力为词章，已足以弁冕群贤，推倒一世。近代英绝领袖之士，且皆退避弗遑，必得公一言以重于九鼎。而公亦时以提倡风雅为己任，虽军书旁午，而文人诗客、名士雅流以行卷干者，无不即时延见，幕府所征多才略之彦，节钺所至，风尚为之一变。虽兵戈扰攘垂二十年，而武功既耀，文事并隆，公之势位，又足以奔走天下而有余。以是虽经丧乱仳离，而斯文不至于澌灭者，公之力也。江南甫定，书局即开，海内著述渐次勃兴，郁郁彬彬，比美嘉、道，然则公之功业，岂不盛哉！论者谓公行军所至，虽军谋武略默运于一心，取资于群力，而从不侈谈经济，高语事功，以摈斥一切，示人以不广，海内儒者益服公度量之高。彼峻门墙而高崖岸，轻士类而蔑儒冠者，皆公之罪人也。又公之麾下，虽偏裨将校，亦知藏庋图书，敬礼贤俊，有轻裘缓带，雅歌投壶之风，其被于公之雅化也如此。盖公之相业似韩、范，公之勋名似李、郭，公之文学足以并孔、邢、欧、曾而无愧色，不独一代之完人，亦一时之全才矣。余何人斯，乌足以序公文哉！聊就所知而言之如此，俾世之读公文者知公学之梗概可也。

　　《三岛中洲文集》序

　　己卯七月，余将去江户，三岛中洲先生出其旧所撰文数十篇见示，曰此皆二十年前少作也。当时犹袭封建古法，政归幕府，故所有议论与今日绝异，时势不同，文章亦因之而变。余谓文运之盛衰，固有时系乎国运之升降，平世之音多宽和，乱世之音多噍杀，若由一人之身以前后今昔而判然者，则境为之也。中洲所遇之境，夫岂止一身而已哉？东国于二十年间维新建治，政令一更，太阿倒持，群藩纳土，自昔已去之权，一旦收之自上，固可为国家庆复古也。独是泰西列邦接踵并至，通商变法，弛禁外交，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见非所见，闻非所闻，于是一二志士仁人，嗟吁痛愤，或为江统之著论，或为辛有之兴嗟，兆征于野祭而机发于鸣鹃，盖早有感慨欷歔，而见之于篇章文字者。虽其间因时自奋，遇合非常，特达于功名，飞腾于际会，以乘风云而著竹白者，未常无人，要亦一代贤豪者流也。惟所志不同，则所趋亦异，守经与达权，分道而扬镳可也。中洲生当无事之秋，长值承平之会，海寓晏安，士女恬嬉，民于诵读耕作之外，了无所争，固所称世外桃源也，盖三代醇朴之风犹有存者。及一旦身逢变革，目击更张，强邻启侮于疆宇，乱党弄兵于潢池，历历记之于心而可言之于口，其文章之异于今也亦固其宜。然观中洲于西学盛行之际，而仍复抱残守缺，以区区著述自娱，则其志可知矣。曩于《明治集》中于中洲诗文略见一斑，要皆近作，顾其蹊径之所从，意旨之所在，亦与此数十篇无甚相远也。要之，中洲之文具有师承，有关于世道人心，而能与时消息，固非苟焉而作者。夫文章虽小技，然实载道之器也。识具于几先，意存于言外，能者无不如是。其有先时而见志，后时而兴怀，思古伤今，忠君念国，感怆身世，悲悯天人，往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中洲之文何独不然。惜余于时轮舶启行，仓卒就道，未得挑灯细读，重为加墨。回帆既久，人事稍闲，追忆中洲所语于余，而余之默有所感者，牵率书之，以应其请。中洲如以为可存则存之，不可存则拉杂摧烧之。若以此言为足序中洲之文，则我敢辞不敏。

　　《续选八家文》序

　　日东人士类多重文章、尚气节，喜聚居于京都，广通声气，建立坛坫，相与切劘乎文字以主持乎风雅，其负当世重名者，皆善操选政，于古今诸大家文，区别其流派，评骘其高下，示后学以准的。一时承风之士，无不奉为轨范，藉供揣摩，盖其风尚然也。窃谓此犹沿明季余习。想当有明末造，贤士大夫耻食周粟，航海东来，如朱舜水、戴曼公辈，皆久留不去。日之人士闻风渐染，至今未变。今星野丰城太史夙负隽才，供职词林，以修史余闲，选有明及我国朝之文，凡得八人，于明得宋潜溪、王阳明、唐荆川、归震川，于国朝得侯朝宗、魏叔子、汪尧峰、方望溪，而名之曰“明清八大家”，盖以继茅鹿门“唐宋八大家”而作也。采辑既成，持以请定于余，凡十巨册，置之案头。时余方有日光山之行，丰城亦偕游焉。途中凭眺兴怀，时或赓韵闲吟，辄抒幽抱于诗歌，而未暇商榷为文也。游山甫毕而予病，病少瘳遂南归，此十巨册者，缄置行箧中，未遑一阅也。今年入秋以来，时时病咳，每至彻夜不寐，一灯耿壁，万籁俱寂，乃于药炉火边稍稍翻阅之。余生平读书但观大略，不求甚解，一书阅未数叶，旋即弃去，堆积几案，不自收拾。今应丰城所请，不得不把阅终卷，为之寻绎，漫加评泊，琢抉微奥，初以为苦，继亦甘之，丹黄在手，涂抹随心，固居然读书之一乐也。余惟此八家之文，流派既殊，蹊径自异。根抵六经，扫除群说，白云卷舒，青嶂逶迤，此潜溪之文也。气象光昌，才华博大，清辉流照，皎日当空，此阳明之文也。一空摹仿，绝去机锋，遗貌取神，循途顺轨，此荆川之文也。气息醇厚，法度谨严，香象渡河，飞鸿过塞，此震川之文也。扬葩吐藻，濯魄流芬，天马行空，神龙见首，此朝宗之文也。一唱三叹，一波三折，旨寓环中，韵流弦外，此叔子之文也。引经据典，祖宋宗唐，云锦灿烂，彝鼎陆离，此尧峰之文也。周规折矩，正笏垂绅，六辔在手，一尘不惊，此望溪之文也。此八家之文，于古文中皆得为正宗。明初承元之弊，而潜溪起而振之，以弁冕乎一代。或有讥其平弱者，后世颇多微词，然嗣起诸家殚精毕力，务求新异，卒莫能出其上。阳明经济学问，为有明三百年中第一伟人，文特其余事尔，然已不可及已。荆川、震川当横流之际，摹拟剽窃，文体大坏，而能力矫之，不为所惑，古文正传赖以不坠，其功亦伟矣哉。我朝开国之初，承明之弊，文统盖几乎绝矣，其时起而振之者，实惟朝宗、叔子、尧峰为三大家鼎足而立，雄视东南。然三子之文，其趣不同，朝宗才人之文也，叔子策士之文也，尧峰则儒者之文也。后数十年而有望溪。尧峰邃于经术与望溪同，特望溪取法昌黎，其源稍异尔，而其简洁有法，精神独运，实可与尧峰后先竞美。袁随园亦以望溪之文为一代正宗，而又讥其才力之薄，似非通论也。丰城谓余云“一俟论定之后，即当速付手民，以诏学者。”丰城之冀望学者之用力精进于文也如此。我观日东，在昔虽与我瀛海相隔，不通往来，而其实同文之国也。尊崇孔、孟，设立学宫，其承道学即濂、洛、关、闽之绪也，其论诗文即汉、魏、唐、宋、元、明之遗也。学校中所诵习者，皆我中国之经史子集也。窃谓日东之勤学如此，使无字画之异、声音之别，其文章又何难与此八家者颉颃上下也哉！

　　《弢园尺牍》序

　　尺牍一道，少即留意。当弱冠时，曾搜集所遗友朋书，为《鸿鱼谱》。尝自谓，昔戴宏正有《金兰簿》，示不敢滥交，余亦有《鸿鱼谱》，示不敢忘旧，命名不同而命意则同也。古人曾言尺牍以长为贵，而近时袁随园亦云“尺牍者，古文之绪余，虽不足存，而或可聊备一格。”盖以尺牍虽小品，而如汉之陈遵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陈琳、阮瑀摛藻扬华，翩翩以记室称。唐代文人，其相推誉，必曰雅善尺牍。然则尺牍亦甚重矣。况乎人违两地，书抵万金，往来遗问间，即尺幅而性情见焉。夫棣华删于诗，缟纻录于传，古圣人之所以敦气谊浮警薄为何如哉。降至后世，简札相投，无不托楮毫以达意，藉缣素以写心。李陵答苏武之篇，子长报少卿之作，邹阳在狱中备陈胸臆，子厚斥徼外善述牢愁，感喟缠绵，均足千古。韬也固万不敢拟此，而生平交游显显在目，每一相思，展卷如晤，则又何忍弃捐？犹忆少居家弄，废帖括而弗事，阔达迂疏，每不为人所喜。及旅沪上，落落无可语者。浮海至粤，杜门日多，顾苟辱知交，则金石可泐而精诚无渝。其中与人书，多谈时务，或遂谬以经济相许，每期出而用世，甚且以不见知于世为惜。呜呼！余虽非忘世者流，而亦不乐为世所用，麋鹿野性，自幼已然，其不能远城市逃山谷者，为饥所驱，迫于衣食计也。使有二顷田、五亩园、万卷书，即当闭户谢客，长与世绝，而毋至于敝精劳神，与悠悠行路之人相周旋揖让也。此固素志之不可诬也。二十余年来，敝簏中所遗，略为厘订，分作八卷，所余尚俟续刊。排印既竟，漫题其端。

　　重刻《弢园尺牍》自序

　　呜呼！余羁旅天南，遁迹于荒陬异域中者盖几二十年矣。自壮而老，自老而衰，日益颓唐，分甘废弃，独居岑寂，意想俱穷。每入秋即病咳，辄不能寐，长夜无聊，隐几危坐，默念数十年来，世途之所酬酢，交游之所往来，投缟献纻，剖鲤传鸿，赠答回环，显显如在目前。而或其人一别万里，无相见期，或才不偶命，年不待时，已化异物，或仕隐分途，升沉异趣，然皆无一日不往复于余之胸中也。余与人书，辄直抒胸臆，不假修饰，不善作谦词，亦不喜为谀语。少即好纵横辨论，留心当世之务，每及时事，往往愤懑郁勃，必尽倾吐而后快，甚至于太息泣下，辄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方今言路宏开，禁网疏阔，故言之无所忌讳，知我罪我亦弗计也。窃慨友道之凌迟久矣。睽隔山川，阔别寒暑，朋面久旷，素心未逢，惟藉此尺幅，以写性情，达纡轸，乃犹靳之，未免流于薄矣。夫我人之所以通问讯致殷勤者，原以状景物之悲愉，述境遇之甘苦，记湖山之阅历，穷风月之感怀，以拳拳寄其思慕之情。故问餐加饭，不妨叠付诸邮筒；嗟叹长言，不妨辄至于永幅。古人有别仅一月而书已如束笋者，岂若市井阛阓之子，以计较锱铢乃为要语哉？况余老矣，惟此二三朋好时通笔札，以当面谈。已择其尤者，装潢成帙，每值风雨之辰，花月之夜，瀹茗焚香，展读一过，恍若与之晤对于一堂。惟是人之常情，往往系恋于少时，不独钓游之地、诵读之乡，辄为低徊而不能去诸怀也，即其平生总角之交、研席之友，亦时时入于梦寐而弗忘。虽其学问未逮乎时流，意趣少殊乎素诣，而终不以彼易此。余之离里门也，在道光己酉九月，时余年二十有二。迄今已三十余年，虽里中之人未必念余，并或未必知余，而余于里之人，固未尝无一日不往复于胸中也。居粤将二十年，粤中之土著者、宦游者，无不乐与余交。近者文酒宴集，远者书问缠绵，每每推挹勖勉之，甚至其间有势力者，辄为余感慨叹惜，时欲拂拭而拔擢之，使之见用于世。是粤之人爱我也深矣，待我也亦厚矣。况言乎安土乐天，固宜无入而不自得也。粤之山水，有西樵之幽胜，有罗浮之诡异，而西樵相距尤迩，扁舟溯洄，信宿可至。是则虽在异乡，而友朋之欢、山水之乐，亦无殊于故土焉已。古之君子，视天下无殊于一乡，视一乡无殊于一家。今余惟故土之是怀，旧交之足恋，感怆身世，悲悯天人，慨叹欷歔，时时见之于诗歌简牍间，毋乃非达观素养，而有愧于古之人也哉。顾余思之而终不以彼易此者，狐死正丘首仁也，余惟俟乎命以听之天而已。

　　《幽梦影》序

　　《幽梦影》一书，国朝张山来所撰，余三十年前曾一见之，附刻于《心斋杂俎》后，好语若珠穿，清词霏玉屑，意隽笔妍，阅之爱不忍释。今日复展此卷，恍同隔世。呜呼！众生栖尘，皆如阿閦，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夫人生于世，原不过一梦耳。梦而至于影，斯更涉于微茫已。况乎梦中一切境界，无不毕具，恐怖远离，悲欢会合，悉从颠倒思想而来，所谓梦由心造也。特求所谓幽梦者，殊不可得耳。盖其人非胸襟旷逸，神志淡远，有超然遗世独立之概，潇洒出尘之想，则虽有梦而必不能造虚空之境，而梦何由幽？梦不幽，则影可知矣。山来名其书曰《幽梦影》，旨深而思远哉。书中或作庄语，或作谐语，或作激烈语，或作柔婉语，或作冷峭语，或作深沉语，或作缥缈微妙语，或作征实刻画语，或作神仙语，或作圣贤语，或作豪杰语，或作幽人贞士语，奇正相生，诡幻百出。以飘忽之思，运空灵之笔，语多特创，一可抵人千百，可为座右铭，亦可为枕中秘。花间月下，酒罢茶余，藉作谈助，当挥麈纵横时，得其一端，已可敌余子数辈，其才洵不可及哉。明季文人多尚小品，此书虽犹沿其积习，而措词雅令，当推巨擘，固远出钟、谭之上。考山来生于皖乡，其地固擅山水之胜，所与交接者，皆国初诸名流，筇屐所至，争相倾倒。所编《昭代丛书》、《虞初新志》久为艺苑所传观，则是书在当时不胫而走可知已。况乎山来运值升平，而迹同隐逸，不役志于纷华，不萦情于膴仕，惟知枕葄简编，沉酣典籍，杜门读书，著述自娱，其胸中固在乎啸傲烟霞，膏肓泉石，非所谓心清者梦幽，形端者影正欤？然则山来梦中无世俗龌龊态扰之有可必也。《幽梦影》者，殆山来自写其照也夫。今因俊星东榷使重付是书于剞劂氏，以广其传，略缀数语，以弁其首。

　　《游晃日乘》序

　　己卯暮春，余作东瀛之游。初至江户，寓筑地精养轩，泰西士商之逆旅也。继迁报知社，楼室大如斗，意颇不适，戏颜之曰鹪居。重野成斋迎余主其家，精庐三四椽，颇有泉石花木之胜，余栖息其间者殆两月有半。时方盛夏，谋逭暑所，成斋曰：“莫如往游晃山。”因为缕述峰峦之奇秀，岩壑之幽深，景状之诡异，无异于神居仙境，不禁悠然神往者久之。既相约订期，束装就道，同行者成斋、重野安绎、迂堂岩谷修、鹿门冈千仞、梅里木下真宏、丰城星野恒、竹海矢土胜之、裕三斋藤实颖、鹿门之侄冈生。自成斋以下七人，拈阄抽毫，排日记游，前后凡历十有一日。既返，出示《游晃日乘》，征余一首。余以此游，山水之奇固不必言，而友朋之乐则生平所仅见也。水同舟，陆联镳，宿则共寓舍。沿途所见，名区壮县，村落驿亭，历历在目。所经长松夹道，古木参天，浓绿生凉，长飙送爽，令人几忘身在尘世。及居日光町寓楼，两面皆山，窗列群峰，峙青环碧，楼前后皆巨池，泉声喧聒，欹枕听之，心鬲俱爽。朝夕把杯话雨，剪烛谈诗，娓娓不倦，此乐盖羁旅之中所未有也。又其间低徊陈迹，想慕前徽，或名贤之所寄托，或往哲之所经营，怅河山之如昨，嗟英杰之已非，激昂慷慨，作为诗歌，凭吊欷歔，怀感今昔，击处仲之壶几于欲缺，斫王郎之剑善自言哀，此亦一乐也。余至山中未三日，感受寒气，宿疴陡发，然尚能乘笋舆遍观诸瀑。遇奇险处，舆夫劣不容足，同人皆舍舆而步，独令诸舆夫前后拥护余，同人行歌互答，使舆夫咸忘其劳，然后得登高峰，尽览胜概。余此时几有八座之荣，而以屈、宋为衙官也，此殆生平极快事也。呜呼！余虽甚潦倒不才，为世所弃，而承日东诸君子视余若魁儒硕彦，巨人长德，固何修而获此。况乎看花载酒则并有同情，揽胜探幽则咸耽夙好，文字之间，尤极沆瀣，途中多唱和之作，均附于篇，然则此游也，岂徒流连景光而已哉？晃山亦名日光山，距东京三百七十里，名胜甲日东。早有专志，而余等游屐所至，皆志中所未及载云。

　　徐古春《耆旧诗存》序

　　海盐徐古春先生，余三十年来老友也。咸丰初祀，余方客沪上，君亦挟活人术悬壶于市，恒偕海宁李壬叔造君寓斋，挥麈清谈，竟晷忘倦。曾记出《海上卖药图》索题，余时适撄足疾，废吟咏，书二十八字归之，所征陈节母诗已脱稿，未之寄也。乱后久不闻问，今年春间，余归自东粤，先生挟书数巨册访余于委巷中，再拜丐序言。余阅之，则先生历年来所辑《耆旧诗存》也。诗凡四十有四家，其中或存或亡，强半相识，或未一面而久知其名。君之辑此诗也，意甚深而志弥苦矣。盖其人皆平日所交游者也，远者相违千里，近者散处四方，前后所投缟赠纻者，亦既相越数十余年，而君独历久不忘，或追录之于吉光片羽，或重集之于劫火沧桑，穷索冥搜，不遗余力，必欲辑而传之，使世间知其人自有不朽者在，所谓敦古谊念交情者非耶？盖君待友之诚笃悱恻，固有足多者，而犹未足以尽君也。使斯世之友，尽如古春，则交游中所有著述，又何虑有投溷沉波之叹哉，一诗一文之佳，辄可附之以传已。呜呼！此其人岂易遇之也哉？果遇其人，则身后知己之感，盖有衔之浃髓沦肌而不能已者。古人云，拾人文字而存之，比之掩骼埋胔为更切。陈思王云“后世谁复相知，定我文者。”此言最为沉痛。世有桓谭，乃不忧寂寂，先生可以当之矣。然则如先生之古风厚道，岂能求之于今人中也哉？余深悔向者识先生之犹未尽也。慨自世衰道微，平居酒食相征逐，谬托诗文以通声气。及一旦势位崇，名誉盛，畴昔知交，贫贱潦倒，伏处田里不足引援，往往尽削其酬酢诗文，不使一篇登之集中，出云入泥，良可浩叹。使如先生，岂有是哉。则先生斯举为足重已。先生本浙人，及壮则于九峰、三泖间时作近游，又尝一之闽、三之粤，遍交其地之贤士大夫，览山川之诡俶，探风士之幽奇，登临所至，辄与友共，故诸友集中亦时见先生名。呜呼！此先生欲传人而即以自传也。夫先生于医工针灸，具有家传，名流海内。其为人慷爽端直，非今之人也，则其所友，亦概可知也已。余与先生重见于沪上，几不相识，盖别来已二十有五六年矣。人生能作几回别哉！展读卷中姓氏，益复怅触前尘，追念交好，渺如隔世。余为此序，又曷敢辞？后日返棹粤中，倘得稍闲，将作各人小传，以见大凡，盖不欲使先生独为古之人也。

　　《汇刻陈节母节孝诗文》序

　　徐君古春，今之古道人也。平生笃于友谊，诚至悱恻，远近交游，无不交口称之。而又喜于表彰忠孝节烈，勇于任事，始终如一，我盖即于陈节母一事见之矣。节母为平湖之乍浦人，出自夏姓而归于陈。幼失怙恃，家贫无期功亲，寄食于比邻汪媪家。年二十有七，嫁木工陈汝宽。旋遭火，徙间溪。夫死，仅遗一女。族叔欲嫁之，以遁免，仍依汪氏居。积资购屋一椽于濠西，无何，土匪乱作，毁于火。女长及笄，难于择婿，以徐君贤归之，盖出自节母意也。徐君迎母养于家，为之请旌于朝，母死哀葬尽礼，人皆以此称徐君。而徐君犹以为未足报母也，乞诗海内名流，将汇刻之以期传之于不朽。二十余年前，曾索余之诗。今余归自粤东，而又征序于余。余作而言曰，可风哉！徐君之有久志而无懈心也如是哉！其事节母，殆二十七年如一日焉。呜呼！母且不能得之于子，而况乎婿哉？此不独今人之所难能也，求之古人中亦罕觏矣。世俗以婿为半子，而先王制服仅缌麻，与己父母之服三年丧者，相悬霄壤，内则不能比于伯叔诸姑，外则不能比于舅妗从母，虽古人于隆杀之间，当必具有深意，然而薄矣。又世俗于姻娅往来，动溺货财，计奁赠，往往耰锄兴德色，笾豆起诟声，即或义形于色，而激于一时，必至弛于后日。今徐君之事节母，无异于所生，可谓难矣。节母孑然一身，既老且穷，非徐君将谁依？所贤于徐君者，生有以养其志，死有以传其名，既久而敬不衰，六十之年犹作孺子慕。世俗之事其亲，得徐君一二端已足为孝。呜呼！此岂可于今人中求之哉？曩者乍川沈君曾浪仙辑《瑶池冰雪编》，徐夫人陈葆卿女士愿出纺绩资以佐剞劂，盖欲藉此以彰节母也。人叹其难，以为生男不如生女。然非徐君之苦心孤诣，殚志协力有以成之，又安能至是哉？观徐君前后所为，令人增戚谊之重。况发潜德阐幽光，表苦节之贞，以风励天下，尤不可缓也。故不辞而为之序。

　　重刻《徐忠烈公遗集》序

　　余尝读谢灵运述祖德诗，表彰先烈，称颂前芬，令人追远怀本之念油然而生，而凛凛乎绳武继迹之为难也。海盐徐君古春，邑中巨族也，历代多显宦，其或不仕者，亦多隐德君子，皆以文章节行称于时。始祖为宋观文殿大学士，讳处仁，于靖康末扈跸南渡。十传至忠烈公，讳从治，以甲第起家，殉莱城之难，追赠兵部尚书，忠义著闻海内，《明史》中自有传。今年夏，余归自粤东，古春以其先忠烈公遗集见示，余受而读之，则自县令至巡抚时所有往还公牍文疏也，而杂著诗文亦略附焉。公生平著述当不止此，盖轶者多矣。考公筮仕在天启、崇祯朝，始为亲民官，赈灾恤民，筑墟散粮，革陋规，除积弊，皆能以实心行实政。迨膺方面之寄，则散哗卒，守危城，矢绝援穷，之死不二，卒至殒身喋血，大节昭然，呜呼！岂不伟哉。方公官蓟门时，曾拟乞归养亲，三疏上请，秉轴者方倚公为指臂之用，虽暂许之，而不一年即起为武德兵备。乱作，遂以右副都御史擢任山东巡抚，致身尽命，历险弗渝，洵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矣。且是役也，公本可以无死。何则？朝廷有诏，命公驻青，调度兵食为莱援。公以驻青远，不足镇服莱人心，必欲亲身以撄贼锋，遂与谢君实并驻莱州。然则公尽忠报国之念，早已矢之于寸衷，宜其临难不避，视死如归，丹心贯日月，素操凛雪霜也。呜呼！惟公可以死，可以无死，则我为国家惜人才矣。公之死非死于贼，盖死于误国之庸臣也。按史，崇祯四年闰十一月，登州游击孔有德反，燕、齐震动，余大成、孙元化力主抚议，檄所过郡城无邀击，登州遂陷。孙、余以得罪去，乃以忠烈公巡抚山东，谢君实巡抚登莱，并驻莱州。贼遂益兵围莱，用元化西洋大炮攻城，忠烈猝中炮殒。所遣援兵如熊朋遇、刘宇烈皆奴才也，屯营昌邑不敢进，屡以抚之一字藉口，纵贼殃民，与孙、余如出一辙。明之疆事，其坏如此，安可问哉？今观集中，公告急之文凡十有九通，想见当日登陴固守，危急万分，炮火殷天，呼声震地，几于旦夕莫保。而公于此犹能洞烛贼情，出奇制胜，攻坚陷瑕，迭有斩获，屹然为东南保障。使当时援兵即集，前后犄攻，叛贼何难即灭，则公全城之功安可量哉。乃畏葸退缩，坐失事机，徒令公鞠躬尽瘁，以一身殉而不得少展其才，致坏我万里长城，岂不惜哉！每读一篇，辄为叹息弗置，明之卒亡于贼也宜哉。呜呼！公虽死而公实可不朽矣。读公之集，须眉如见，后世子孙，当世世宝之勿替。古春今欲付之手民，以广其传，其重祖德也可知矣。余为之序，又安敢以不文辞？

　　《华阳散稿》序

　　史悟冈先生以名进士，出为教授，栖贫食淡，恬退自甘，不慕于荣利，不溺于仕宦，萧然绝俗，与世无求，与人无忤，而独与二三良友，肆志林泉，纵情诗酒，虽穷而不悔，殆古之隐君子也。余既钦其品而又重其文，前既锓其《西青散记》，而复以少时所藏《西青文略》附焉。先生所著尚有《华阳散稿》，惜不得一见。顾君筱樵藏有手钞本，为世所罕觏，特介范君季韩授余，令畀手民，以广其传。余展卷读之，则半皆《西青文略》所有，岂当时《文略》为选本，而《散稿》为原书欤？因即排印以公同好。辛巳仲冬已将蒇事，忽祝融下临，尽为丁甲摄去。壬午春间，思欲重付剞劂，以有歇浦之行未果。中元前后，返棹吴门，回帆香海，秋风起矣，咳疾复作，养疴穗石，觅医禅山，于役道途，岁序已阑，癸未二月之杪，始得断手。闻先生始刊《西青散记》，旋毁于火，今所行者乃重订本也。《华阳散稿》亦以几成而被焚，何前后之一辙，岂以文字遭造物之忌欤？余自入春以来，陡患风湿，注于四肢，动履维艰，深恐手足拘挛，将成废人，登山临水，无望于此生矣。前岁一炬，余生平著述亦半付劫灰。然则余与先生，盖有同悲焉。余穷于世，不厄于鬼，即厄于火。窃揆彼苍之意，一若以世间腾喙设阱，覆瓿投溷，犹为未足者，噫！可概已。顾先生晚岁逍遥，居田园，长子孙，扁舟出游，傍花而宿，寻烟而语，山色湖光，近在几案，几不知人世有机械险巇事。余则天南遁迹廿有二年，局促一隅，言无与听，唱无与和，未知何时得以息影敝庐，归骨先垄。今兹孱躯难以远涉，遥望故乡，辄增于邑，是则余与先生较之，犹深渊之于九天，秋荼之于甘荠也。《散稿》始于丙辰而止于庚寅，时乾隆三十五年也。盖先生乙卯举于乡，丁巳恩科成进士，留京师者二年，归耕者五年，官淮安教授者数年，弃官作近游，往来于淮扬间者几二十年，此即《散稿》中先生所历之岁月也。而先生高尚之志，闲淡之趣，清介之操，与夫山水之缘，朋友之乐，皆以此可见矣。余于此辄不禁神往于先生矣。排印既竣，书此为缘起。

　　《瀛寰志略》序

　　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寰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已，以视明季所出之《坤舆图说》、《职方外纪》，其详略为何如哉？此诚当今有用之书，而吾人所宜盱衡而瞩远者也。此二书者，各有所长，中丞以简胜，司马以博胜。顾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则中丞之书，尤为言核而意赅也。呜呼！中丞之作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缝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圉晏然无所设备，所谓诹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况询以海外舆图乎？中丞莅官闽峤，膺方面之寄，蒿目时艰，无所措手，即欲有所展布，以上答主知而下扶时局，而拘文牵义者动以成法为不可逾，旧章为不可改，稍有更张，辄多掣肘。中丞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呜呼！古人著述，大抵皆为忧患而作，顾使中丞不得行之于事，而徒见之于言为足惜已。方今光气大开，西学日盛，南北濒海各直省，开局设厂，制造舟舰枪炮，一以泰西为法，而域外之山川道里，皆能一一详其远近夷险，未始非中丞为先路之导也夫。

　　重订《西青散记》序

　　古今来说部夥矣，而其笔致之空灵飘忽，句法之错落奇诡，色韵俱古，声情毕真，别开面目，自辟畦町，虽历久而常新者，则吾于史悟冈先生《西青散记》首屈一指焉。夫士之絺绘词章，欲以震惊愚俗，凌铄雄豪，拔赵帜而立汉帜，大抵钩唇棘舌以为奥，雕妍画丑以为工，艰深晦涩至不可句，负其名望莫敢瑕疵，此正双卿所谓栖梧子之刮舌篦，澹园先生之剔牙杖也。近日时贤，笔墨可仿佛西青者，推钵池山农，盖能于骀宕之境，而运其窈渺之思者也。呜呼！士生于世，不能少建功业，而徒以空文自传，至举其牢骚抑郁之怀而下寄之于说部，亦可嗟已。《西青散记》于士之遇不遇，皆作平等观，富贵何荣，贫贱何辱，文章功业其道一也。不妄感慨而感慨真，不妄悲叹而悲叹切，幽栖草泽，伏处岩阿，得以自全其物外之天，其视黼黻庙廊，刻划金石，等浮云于一瞥者，固何如也。人必具此胸襟，而后可读《西青散记》。

　　《清史逸话》跋

　　光绪己卯五月初旬，华族本多先生邀余至其家，登六宜楼笔谈。楼止一椽，而池水澄泓，缀以花木，清流潆绕，绿阴扶疏，殊有山林幽趣，几忘身在廛市间。先生出所著《清史逸话》见示，则皆记我国之忠臣义士，高节畸行，发潜德而阐幽光，盖有足多者。其所采辑，皆出自近时人著述，而鄙撰亦蒙甄录。观先生之所著，固斯世有心人也。先生向为一国藩侯，有土地人民之责。维新以来，敝屣爵禄，浮云富贵，令其子嗣位于朝，而己则超然物外，退处于闲静寂寞之区，优游泉石，啸傲烟霞，读书于六宜楼中，潜心撰述，而独于我国之名贤遗哲往事轶闻，辄笔之于书，以寄其景慕之思，而不以尘俗之虑萦其心，其乐为何如哉？虽南面王不易也。余作东游，日与诸文人征逐游宴，卒卒无片晷闲。今从先生静坐楼中，夏雨初过，新绿如沐，殊觉穆穆然神与俱远。展读既竟，谨跋其后。

　　卷十

　　《火器略说》前跋

　　此书之作，盖在发逆未灭之前，距今几十有九年，火器之制，其变犹未至极。逮夫普、法之战，均以火器争长角胜，一日间两国杀人至十余万，兵祸至此，可谓惨且烈矣。泰西诸大国有鉴于此，故以后不轻用兵，俄、土交争，诸国但从壁上观，盖恐兵衅一开，其祸至于不可收拾也。然而阴谋秘计，狡焉思启封疆以诡道济其兵术之穷者，何国蔑有？英、俄相忌而普、法交怨，要皆隐伏于无形而潜伺于莫测，说者遽以为能保欧洲升平之局，则未敢信也。惟是近年来，俄人注意于亚洲，英亦思以兵力保障印度，捍蔽屏藩，其势渐趋而东，意者火器之利，将威之于境外而不复用之于域中，此则亚洲之深忧也。况乎制造之法，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枪极其灵便，炮极其猛巨，船舰极其坚捷，几欲尽天下之铁以极火器之用，而亚洲方且晏然无备，不复措意于此，即有所仿效，亦徒袭其皮毛耳，一旦有事，我不知其将何以御之？是则火器之制，可不汲汲讲求也哉！此书为火器发轫之始，其说虽略，要皆浅近易知，可取为法。窃谓较诸有明焦勖所著《则克录》似为过之。倘留心军政者，由此而求之，安见火器之精，不可与西国抗衡耶？此则余所日夕以望之者也。

　　《火器略说》后跋

　　此书甫成，余即缮写真本，上呈丰顺丁大中丞，中丞击节叹赏，又见代上合肥伯相书，以为此未易才也。时中丞方有观察苏松之命，亟欲招余一往，余之受知于中丞实自此始。邹君梦南曾钞是书寄之闽中，余又附以铁甲战舰图说，火镜焚敌积聚法，电气霹雳车攻城法，气球放弹焚毁敌营法，属稿初就，惜为伧父携之横滨，云将代刊于日本，久之则谓已为祖龙攫去，由是此书无底本，转索之梦南亦久无以应也。今春搜诸敝箧，忽得初次草稿，乃厘订增损，付之手民，因叹书之显晦存亡亦有数存焉。呜呼！迩来日人狙伺于东，俄人鹰瞵于北，几于玉帛干戈待于两境。苟我国不早自强，则强邻悍敌，方且日伺我之左右，而天下事愈难措手矣。泰西列国所恃以攻城保境者，首在火器。火器之利，无敌于天下。以区区欧洲一隅之地，而横行于三洲间，莫敢谁何，囊括六合，宰割四方，足迹所至，威立令行，故至今日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今日者我国家虽于天津、福州、上海、广东四处设局制造枪炮船舰，而其法犹未大备，仅能步趋西匠，仿效成规，而尚不能求新标异，以颉颃乎泰西。若夫大炮之制，从未讲求，多以重值购自远邦，以供我用，甚且有以窳隳之物以误军事者。学习西法二十余年来，徒袭其皮毛而已。夫我中国地大物博，所有诸矿亘古未开，精华所蕴，历久必泄，煤铁之饶，取之无穷。诚使以之铸造火器，一出于新法，用以防边御敌，安见不能师其所长而夺其所恃哉？而奈之何至今日而尚有所待也！间尝论之，国家之患，不思在外侮之凭凌，而患在内治之委靡，武备之废弛，军士之玩怠，器械之敝钝，而后伺间乘隙者因之。今欲整顿军营，练习军制，使兵士转弱而为强，转败而为胜，则必自精造火器始。火器之用，既得尽其所长，而后军士临阵，乃能有恃以无恐。以中国人民之众，甲兵之广，财用之裕，物力之富，更益之以强兵讲武，奋发有为，虽雄长于天下不难，而何虑乎欧洲？况乎智巧心思，人所同具。中国儒者既误于无用之时文，中国兵士又误于无用之弓刀石，遂致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若一旦易辙改弦，以其材力聪明，置之于有用之地，安见其必逊于西人也哉？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岂独火器一端能与泰西争长竞胜乎哉。

　　书重刻《弢园尺牍》后

　　光绪丙子，余以活字版排印《弢园尺牍》于天南遁窟既卒业，共得八卷。不逮三年，求者日多，几以无应。乃谋重付手民，检诸箧中，复得数年来往来简札，厘为四卷，合之都十有二卷。近日国家多故，时事孔艰，日以灭琉球而未协，俄以索伊犁而失欢，屡致龃龉，时形卼臲。日虽近在东瀛，与我尤为密迩，而其事尚可缓，姑置勿论。俄人跋扈飞扬，几难餍其欲壑，借箸者求所以善处之方而不得。夫今时之所急，亦惟辑强邻御外侮而已，二者要惟先尽其在我耳。整顿武备，慎固边防，储材任能，简师择将，此皆在我者也。在我者既无间可乘，而此外始可徐议矣。末一二卷间言日、俄近事，而意皆主于不用兵。夫我中朝在今日固非用兵之时，即日、俄两国亦岂可穷兵于境外，黩武于域中哉？知乎此则修好释嫌，要以和为贵也。然我不敢必之于人事，而但卜之于天心而已。排印既竟，辄书其后。呜呼！忧世之心，何时已哉？

　　《地球图》跋

　　大地如球之说，始自有明，由利玛窦入中国，其说始创，顾为畴人家言者，未尝悉信之也。而其图遂流传世间，览者乃知中国九州之外，尚有九州，泰西诸国之名，稍稍有知之者，是则始事之功为不可没也。近时西学日盛，其图愈精，经纬纵横，勾稽度数，朱墨粲然。各国疆域，瓜区豆分，界画犁然，即一览间，而举五大洲已了然指诸掌。然而深山大川，殊方异域，民生其间者异俗，因土之宜，以别其性，其间情伪相感，利害相攻，强并弱，众暴寡，不知凡几，而莫能有以一之，不知一之者理而已矣。综地球诸国而观之，虽有今昔盛衰大小之不同，而循环之理若合符节。天之理好生而恶杀，人之理厌故而喜新。泰西之教曰天主、曰耶稣，皆贵在优柔而渐渍之，于是遂自近以及远，自西北而至东南，舟车之制，至极其精，而遂非洪波之所能限，大陵之所能阻。其教外则与吾儒相敌，而内则隐与吾道相消息也。西国人无不知有天主、耶稣，遂无不知有孔子。其传天主、耶稣之道于东南者，即自传孔子之道于西北也。将见不数百年，道同而理一，而地球之人遂可为一家。今世之览《地球图》者，当以是说语之，此之谓善观《地球图》者。

　　读《离骚》书后

　　《离骚》，诗赋之祖也，上接风雅，下开汉魏，读之者无不生忠君爱国之心，忧世忘家之念。呜呼！是何以言感人之深也。想屈原在当日，以宗国孤臣，竭忠尽志以事君，直谏不行，卒至放弃。其时楚已不竞，而庸主相继，溺于晏安，强邻眈视，宗社将墟，其所以痛心扼腕，百折而不回者，盖有不可告人之隐在也。《九歌》、《九章》错乱其辞，至于无可如何，则托之于美人、香草，其意愈棼，其心弥苦矣。千古之善读《离骚》者，为司马子长，三闾大夫传感叹悲凉，几于欲哭，岂其身世之感，所遇有相同耶？余少时读《离骚》，每一展卷，凄然陨涕，辄不能终篇，至于废读。时在学舍中颇负微名，方锐于进取，而宁知遭谗遘祸，放废南裔，一蹶不振，至于此极也。呜呼！昔日读《离骚》而悲，乃为今日之谶也。

　　书日人《隔靴论》后

　　呜呼！毋谓日本之无人也。我尝读其国近人所著《隔靴论》，皆论我国中外交涉之事，直不啻咨嗟太息以言之，顾犹未若今之已甚也。事至今日，奚言哉？由其外观之，设海防，重边备，讲火器，制轮船，似乎富强之效可著，骎骎乎可驰域外之观。然而军政之未修也，吏治之未肃也，士习之未端也，民心之未靖也，因循苟且，粉饰弥缝，一切皆如昔日。如是虽袭西法之皮毛，而犹如附肉于骨，剪彩为花，其血脉终不能流通，色泽终不能焕发。今欲与泰西并驾齐驱，则莫如以自治为先。日人之著《隔靴论》者，为江门盐谷世宏也，所论凡十有一篇。其论西人居澳门，以为履霜坚冰之渐。澳门至乾隆时，西人来住者三千余人，营室家，长子孙，置兵备炮，隐然若敌国，有伤害汉民者，抗匿不敢抵偿，中外杂居者数万人，不为其服役则为其接济，不为其腹心则为其耳目。西人以其精学利器，占天度，经地理，察风土，审情俗，乃至文字语言，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戎备虚实，莫不洞悉。而汉人动辄曰西人志在货贿，必无他虑，而不知其深情不可测也。曰西人阳为桀骜，其实外强而中槁，恃天朝之怀柔而然，非必悍然无畏也，而不知其实轻而侮之也。曰西洋去中国六七万里，岂能为我患？而不知其床笫波涛与属洲在比邻也。曰西人所长火攻，中国有仁义节制之师，而不知其情形与昔异也。曰彼客我主，我岸彼船，以逸待劳，奚能害我？而不知坚舰如山，巨炮若电，似劳实逸，虽客犹主也。夫西人知彼知己，而中国晏然安之，不务索其情以为临时之用，则易之所谓防微杜渐者谓何？又其论传教于中土也，则曰攻地不若攻人，攻人不若攻心。攻地而得者有之，其失之，有如曹操之于赤壁、苻坚之于淝水；攻人者如汉高之逐范增、唐宗之降李密，是为得之，而其失者则如项籍之说韩信、李师道之图裴度。今之西人，则又善于攻心者也。盖其为计也，以为用兵争地，其民未附，则虽得之，旋失之，财耗人亡，得不偿失。不如播传其教而隐移夫人心，使疾其君如仇雠，而亲我如父母，忌其吏如蛇蝎，而敬我如神明，然后乘其衅而入焉，则不伤一卒，不费一金，而为我腹心之民，此百世之利也，所谓攻心者如此。吾尝论禅近乎杨朱，耶稣近乎墨翟。其所以潜移默感者，则务鸣其好生之说，以攻人之不仁，其言曰天道仁为大，而中国之法有馘，是为不仁之甚。至于引《皇矣》、《泮水》诸篇所云，馘为决非经训，出后人附会而排之。为此言者，自以为用中国之说以攻中国，攻心之最巧者焉耳。独不思敌者国之忾也，枭之，馘之，刭之，焚之，庸讵伤？欲勿伤，则不若勿拒，将爱敌而遂不爱其君乎？且彼自有火攻术，火之所毒，其惨孰与割耳。屠牛豚而食之，而以扑蝇扪虱为不仁，岂理也哉？虽然，识者少而庸人众，加以贫民、怨氓、顽奴、枭徒，彼掷金以为要结，鸣不仁以煽之，几何其不视彼以为父母，仰彼以为神明也。夫彼所以得攻我之心者，以我失我民之心也，我不失我民之心，则彼虽百方以摇之，恶得有可攻之衅哉？国之有贫民，犹家有病儿也；其有怨氓、顽奴、枭徒，犹家有荡子也。有病儿而不之药，有荡子而不之检，使穿窬之盗，一朝诱焉以贼其亲，咎将谁归？盐谷所论如此。吾以为能探其源而知所本矣，此即我之所谓莫先乎自治也。今者泰西通商之局亦大启乎东瀛，传教之士盛行于国中。然西人卒不敢挟制凌侮之者何哉？以一切西法无不讲求，虽未能夺其所恃，亦已效其所长，而其尤善者，则在能自为之也。

　　跋日本《冈鹿门文集》后

　　日本固东瀛之强国也。当未与泰西通商之先，刀械之利、甲兵之强、战阵之猛，亦复虎视一时，鹰扬六合，而为东洋诸国之领袖。且其臣民忠义，风俗醇良，莫不各勤其职，各乐其业，无殊于世外桃源，令有心人不禁闻而神往，以为是固羲皇上人、无怀氏、葛天氏之民也。古所谓海上三神山，其即此欤？乃自美国和约既定，互市遂开，远近诸国皆接踵俱来，扬帆并至，轴舻相接，羽集而鳞萃。日本执政者，又复崇效西法，振兴西学，尽弃其旧而新是谋，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冠裳制度、礼乐政刑俱为一变。而民俗亦渐浇而黠，向之所谓敦厚者，一旦荡焉泯焉。自不知者观之，以为富强著效，骎骎乎驰域外之观。其知之者，或以为失之于太骤，或以为失之于太似。其实所学西法，亦徒袭其皮毛，未得其精，而已嚣然自足矣。夫日本地小而瘠，民寡而贫，其外庞然，而其实则外强而中槁。日东有识之士，未尝不知其弊，咨嗟太息，往往形之于文字之间。吾友冈君千仞，当今豪侠士也，沉思而远虑，博学而多闻，尝见其送人赴法国博览会，而知其意之所属矣。其言曰：“近岁欧人创火轮舶，驾风破浪，万里比邻，往来如织，举地球为一大市场。平居和好，使命交通，有无相济，若无复足虑者。一旦遇利害，作于眇忽，蹶起而忿争，喋血千里，苍生涂炭，竟不免于弱肉强食矣。盖国之亡，非必易其主失其地之谓也，国体不立，受制于异邦，非亡乎？国力不赡，仰给于异邦，非亡乎？今夫制度文物一模拟于彼法制禁令，为彼所掣肘，谓之国非其国，譬犹世农之家，释其耒耜，从商贾之业，去朴就侈，自以为得计，徒取市侩之笑耳。既不能为农，又不能为商，非亡家而何也。高其屋，华其室，衣服器用皆资之于异邦，工艺未兴，产物未盛，而金货滥出，府库已空，上下为此告穷。譬之东家之女，羡西邻之妇，不度贫富之相悬，学其盛服，以饰外观，不蚕不桑，资费无所出，终之不过沟中之瘠耳。智者防祸于未然，宁可不早为之所乎。法国有博览会，我邦之人多往，友人某亦与焉，余谓之曰：‘吾闻博览之会，天地之所出，人工之所制，搜罗万国，莫不皆有。观之者足以增智力，发巧思、购之者足以诧新创，弋奇赢。故竞技者必于是，争利者必于是。我邦所赍货物器具，不为不多，或有驾于彼者，则声价百倍，而得赢之盛，从此始，其利于邦不亦大乎？’抑余更有进焉者。夫巴黎斯者欧洲大都也，是会坤舆万国皆造焉。子试观于其市，绿眼紫髯气扬扬而视眈眈者，皆虎狼也。子既得而与之交，归而告于吾君。吾相曰：市有虎焉，白昼群行，盬人之脑，不毙不已。我宁为管庄子，勿为鱼肉，彼不出刀而我自割，彼不出薪而我自烹，以饱其腹，非计之得者也。若吾君吾相，由子之言知所戒，国体以加巩，国力以加强，则子之于此行，其利于我邦不益大哉。”观此文，则知吾友之志虑深远矣，孰谓日本无人哉？夫日之变法，志在自强，初不谓其弊之至于此也。夫西法非不可学，而其所以治民生立国本者，要自有在。且日本之于中国，昔则可以闭关绝使，画疆自守，今则万国来同，舟车毕集，以亚细亚洲之大局而论，方当辅车唇齿之相依。且以地势观之，日本之在东洋，譬诸中国之门户也。其在东南洋诸岛国，既为泰西列邦蚕食鲸吞，印度广土又为英踞，屏藩尽撤，险阻不完。越南、暹罗、缅甸，又皆为英、法之所制。朝鲜蕞尔，不足与图。波斯、阿富汗则又僻在远方，介于两大，亦几危弱不能自存。是则中国之外，惟日本而已。乃日本徒以能效西法，侈然自大，凌侮中朝，急欲轻于一试，是直不明利害之端，而昧于维持之义者已。想日本有识之士，当必为之痛哭流涕而长太息者也。

　　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

　　余游东瀛，藉养宿疴，侨居江户，逭暑销忧，所交多名人胜流。如成斋、诚卿、官一等编修，为史官长，职居禁近，望重词坛。鹿门、省轩前皆有位于朝，近则隐居不仕，泉石优游。叔谋、樱泉年少而才美，时誉翕然，每见辄以文字相质证，杯酒从容，止谈风月。此数君子者，文章节行，照耀东国，而犹不自满，皆愿纳交恐后，而得一言以为荣。临行，鹿门出文五十篇嘱余删定，将寿诸梓。顾东归后，或于役道途，或偃息床笫，卒无暇晷。药炉经卷，长夜无聊，鼠须侧理，不复思御。近始出诸行箧而观之，则中多忧国经世之言，诚世之有心人也。其友西吉甫游学于俄，鹿门作文以送之，其言曰：“萨摩西吉甫将游俄国，余与诸友设祖宴，且与之论宇内形势曰：方今俄与英。法。普。奥争雄欧土，犹战国七雄以合从连衡为事也。俄国于极北，据形胜之地，窥各国之衅，犹秦阻崤函以临六国也；英、法、普、奥富国修政，练兵养锐而环视俄，逡巡不敢犯之者，犹赵、楚称雄六国而不西向窥秦也；英、法讲交四方，通互市，要盟约者，六国之合从也；俄之开疆土，张国威，坐令邻近折服者，则秦之连衡也。而秦之所以能并六国者，则在取巴蜀而据其资也，巴蜀未并，则国力不张，秦未可东兵也。今俄之蚕食亚细亚东北，亦殆秦之取巴蜀而据其资者矣。俄往年攻土耳其，为英、法所扼，无功而止，于是其意谓与其争欧，不如争亚，盖争欧难而争亚易。我既东向并亚细亚诸国，而后拊背扼吭以薄英、法，则其志可逞也。其经略亚细亚东北，遣使论日本北疆，略堪察加、佐甲廉，其成算可知也。近闻自佐甲廉至俾得堡七千里间，通马车道，又以美洲所辖之地鬻于合众，而以所得数百万金，充开拓东北之费。乘此势骎骎以南，则安知异日不以东北全力薄英、法，济其所大欲，如秦统一六国乎？日本国于东海，为东洋之门户，然北为俄所凌轹，西为英、法所恫喝，比犹韩、魏西北逼秦、赵，东南介于齐、楚，天下有事，一败一胜，无得失于秦，而韩、魏常受其弊，日之多事，将自此始。言未终，吉甫太息曰：‘此余之所以有此游也。’呜呼，余常好论宇内形势，窃慨世风日下，士之识力不足与谈方今之计。今吉甫所志甚壮，所任甚大，是行在得彼国之情，不可无一言以壮其行，因即书所言以赠别。”鹿门此文于日、俄形势了如指掌矣。鹿门之志，常欲中、日相睦，联英以拒俄。夫就亚洲地势以观，中之与日，固所谓唇齿相联而辅车相依者也。鹿门往时酒酣耳热，辄纵谈天下大计，洒洒成议，几欲击碎唾壶，而蒿目时艰，怆怀近事，每愤其志之不得伸。呜呼！欲维持亚洲之大局者，其盍于中、日辑和加之意哉。

　　书《众醉独醒翁稿》后

　　呜呼！当今之通达洋务者，盖无有如翁者也。自余所论，虽无不卓然而见灼，超然而识精，渊然而思深虑远，但其心既有所忌讳，其口遂不觉其嚅嗫。夫木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先疑而后谗人。子舆氏之言曰：“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西人之来中土，识者以为我之衰气有以召之，而不知其先我所以待之者失其平也。西人自明季入贾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推为东来之逆旅，英、法虽强，亦未敢自尊为牛耳。继而英取印度，尽东南洋之海岛而踞之，遂矫然不可复制，诸西国群推让之，而我国独时加挫折摧辱之。彼其蓄怨积忿已非一日，循至林文忠公焚烟之举，遂不可复忍，是实我之盛气有以致之。继而通商立约，畀以五口，而沿海诸口岸皆为西舶所出入，然犹未敢轻中国也。惟是每遇交涉之事，动辄推诿，始而不许，终至必许，而于是我国家官场之弊，无不为其所知。因循其积习也，蒙蔽其大端也，粉饰其长技也。无事之时，则其藐视西人，几以为不人类，若一旦有事，则又畏之如虎。凡政治、风俗、事物云为之出于西人者，必无一可取，心骄志傲，位置自高，绝不肯俯而求焉，降而察焉，性情阂隔而仇隙日深，于是彼此相轻而事卒不可为矣。夫轻人者，必明彼之短而知己之长。通商三十余年来，读书之儒，问以泰西之国势民情、制器讲艺，皆茫然而不知所措也，而彼于我国之利弊，无所不知。近如所造枪炮、舟舶，虽为仿效西法，亦徒得其皮毛，且其中驾驶制造，每多假手于西人，而谈者辄欲凌驾其上，恐不值西人之一噱耳。说者谓此徒颂美西人，未窥为治之本原。夫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我自有周、孔之道，足以治民而理国耳。于是一切所行，率以此为准断，而人莫敢复出一言。呜呼！此皆所谓客气未除也，率天下而出于误国者，必此人也。宣尼不尝言曰：“忠信笃敬，行乎蛮貊。”西人之至我中国，亦惟推诚布公，必信必速，毋区畛域，毋许膜视，尽我之怀柔，竭我之胞与，以示大一统之盛而已。总之，是是否否，其始即决之一言，虽彼强而我弱，彼必不我强也。惟一味模棱延缓，游移趋避，而祸即从此而生。《礼》有之曰：“阃外制自将军。”又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故西国设使于数万里之外，必锡以全权之名，俾得所专制。中西交涉之事，奉承周旋其间者，无不互有所诿。始西人以为外省之权不足，必禀命于京师，若至京师，事必易于措手，是以驻京之请，志在必行。乃十余年来，所以委曲迟回者，仍无异于外省。此公使所以愤然欲行欤？否则公使之心，方欲中外之言和，断不欲中外之启衅，有可知也。盖和则两国并受其福，战则贸易之利必先自绌也，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要之，内自总理衙门，外自通商口岸，必求熟谙洋务人员，以为之支持，国步当不至于多艰，而外侮断不至于独甚也。呜呼！言之匪难，行之为难，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则我末如之何矣。

　　跋上海《字林西报》后

　　西人自通商中土以来，足迹遍于天下，其于中国之山川道里，险阻阨隘，边防军实，兵制营规，朝政官方，国计民生，无不了然如指掌。而常怀轻中国之心，尝谓中国形势未雄也，士卒未练也，器械未精也，防守未固也。近日各直省之纷纷筹边防，搜戎行，铺张扬厉者，殊不值西人之一噱。中国之大病，一切皆事后为之备。如某处有兵警后，则必设镇将，增防兵，密烽堠，曰为善后计也，而不知患每出于所备之外。即如西人两扰津门，遂以津门为重地，以为保卫神京非此不可，而不知进兵之道，岂独津门一途？日人犯台湾，而台湾遂为岩疆，驻以重兵大员，以为镇守，而不知以后日人所觊觎者，不必复出于台湾也。其所举动如此，岂以为张弛之道宜尔耶？中国器械之精，士卒之练，万不及泰西诸国。即使器械能精，而用器者无其人，则利器亦成虚设。以百数十万金购一铁甲战舰，试使两军交轰，将见不顷刻间已属他人。何则？虽有铁甲而不能战、不能守也，则所以练胆之法未讲也。呜呼！中国而诚出于战，即欧洲至小之国亦莫之能御。是故为中国今日计，不如与泰西诸国深交厚结，讲辑睦之谊，修盟约之信，则可相安于无事，永立于不败。此《字林西报》之言也。《申报》主人美查先生曰：“与泰西诸国结好言和，其说固也，而欲令中国尽将防务置之度外，废而不讲，专藉远交为上策，徒恃邻国为长城，一旦有变，将何所措其手足？”此论诚是也。惟我则曰，惟我中国富强，可与泰西诸国和局可久也。盖天下事，能守然后能战，然后能和，否则和局操之于人，而不操之于己。今我于各直省整顿海防，原为固我疆圉耳，岂欲长驾远驭而驰域外之观哉？西人动以私心揣测，每恃己之长，笑人之短，抑知天道循环，其长之未足终恃乎！故为中外今日计者，当相睦勿相轻，其道则曰：“尔无我诈，我无尔虞。

　　跋欧洲游客书后

　　观欧洲游客致汀洲老渔书，有不能无言者。自泰西诸国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之事，误于因循怠玩，西人常以为言。盖事涉中外，惟当必简必速，是非可否决之于两言而已。云南一役，苟英之所索，可从则和，不从则战。英惟尽其在我，而不必代为中国设想也。诚以西国所持者公心，所行者直道，措词则简，办事则速，从未尝屡有所迟回审顾者也。试观欧洲立约诸国，及其有事也，以一言为折衷，从则以玉帛相将，违则以干戈从事。普、法之战，其启衅颠末不过三日而决耳，英何独爱于中国，而必葸葸焉代为计虑，瞻前而顾后欤？吾知其非为中国计，乃自为计也。游客之言曰，近知西陲尚未底平，恐有决裂之祸，因时为包容。其爱中国果若是哉？然则何以庚申之间，联帆北上，屯兵津门，入居京师，其祸非臣子所忍言，而试问其时发逆披猖，江、浙沦陷，势几岌岌乎不可以终日，英犹乘危蹈衅，以至于此极。夫在昔日，岂亦非和好之国哉？立约通商亦将二十余年，而竟忍而出此。今西征之役，远在边陲，曾不若江、浙、皖、楚心腹之患，肘腋之虞也。忍于昔而不忍于今，果有说欤？且中国以不从英之所请而有决裂之祸，亦惟中国自取之耳，于英无预也。英自为尊国体起见，诸国亦不得议其后也，而又何嫌何疑，而迟之又久耶？游客又言，厘金一节，亦按津门和约办理，向已久欲与中国辩论，今因马加利事，乃连类而及之，非另生枝节也。窃以为中西交涉，但当就事论事。如马加利之事，不过惩办凶手，重议抚恤而已。此外复有所请，当明言此与马加利之事无相涉也，有马加利事固当请之于中国，无马加利事亦将商之于朝廷。事如可行，中国亦未尝不许，正不必以马加利之事为藉口也。今必欲连类而并及，其与节外生枝亦何异耶？英之所请于中国者，往往如此。如前以粤东索人之故，遂请驻京，请增埠。夫此二端，英国久欲言之矣，特因此而发端耳。其实凭空而起，未尝不可行也。推其如是，反以启中国士民之疑，而以英国为藉端多索，此英之不善行其所请也。至英之迟迟而不遽失和者，盖以今日中、英通商大局，所系匪轻，不可以一日止。设使兵端一交，不可终弭，而各国之因利乘便者，或将伺间而起，而英国不能禁也，如是贸易之途必至终滞。则其自为计而非为我中国计，不已了然如掌上螺纹哉？呜呼！彼岂独爱我中国也哉？

　　《仰止帖》跋

　　呜呼！人不可无一技之长，而尤不可不自立也。高山子一草莽孤臣耳，而一倡勤王之论，天下靡然从风，后世犹想见其文采风流，而景仰思慕之不已焉。高山子名彦九郎，字正之，近代之伟人也。尝行东海道中，著有日记。此帖仅存四叶，盖佚者多矣，然吉光片羽，足见一斑。余不解和书，而识者谓其所记精详，用心缜密，使其得志一时，经略天下，赫赫之功，夫岂后人？乃卒至未尽其才，殒躯绝脰，则天为之也，非人也。鹿门先生向藏是帖，珍若拱璧，不轻示人。余预于清华文社，得以纵观。帖端“仰止”二字，则大原氏所书也。呜呼！功业其显而大者也，文章其隐而小者也。然功业之久，必待文章以传。今高山子功业不显，而文章之存犹在世间，藏凤一毛，亦足以豪，鹿门先生其永宝之以垂诸世世子孙。

　　清华馆文会记

　　文章者，人之精神；友朋者，人之性命。有友朋以切嗟道义，日进于学问，则文章可底于有成。《论语》有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则文章、道德皆从友朋而来，文社之举，可不亟讲哉？清华吟馆者，近藤市五郎之别业也。为椽三椽，幽敞明洁，地形颇高耸，崇冈峙其前，树木环其前后，葱郁苍翠，扑人眉宇，长夏久雨，浓阴如幄，觉衣袂皆作绿色。楼中设几六，置笔研以便作者席地构思。月凡二举，至者各拟数题，随其意之所取，有不终篇者，亦听之，无苛约也。文毕，乃具壶觞，肴馔精洁，秉烛夜谈，兴尽则去。文之佳者，或刊之《明治诗文集》中，传示同人。每逢社期，集者或八九人或十余人，其以事羁者，可先一日辞，亦不强也。余旅于此，得从诸君子后，从容于文字间，析疑赏奇，以联异地苔岑之乐，可不谓幸欤？近藤市五郎业骨董，虽不能文，而乐与文士亲，亦我国近代朱可石之流也。风雅好事，有足取者。呜呼！我因之有感矣。南粤、东瀛相去万里，而我于此文酒宴集，不啻与故乡故人相对一堂，朋友之乐为二十年来所未有。余穷于世，而独为远方异域之人钦慕如此，亦足慰矣。

　　记香港总督燕制军东游

　　香港，海中一孤岛，而最近于粤。近为大英外府，设官戍兵，视为重镇。其统率之长，以华官之制称之曰总督，言总督港中一切事宜，而统属大小各官焉，是则其权亦綦重矣哉。英廷简畀是任，必以素著名望者，诚重之也。今总督燕公臬斯位，崇于朝而誉孚于世，国中学士大夫皆仰其言论风采，得一语以为荣。屡任兼圻，所至皆有政声。其为治也，以爱民为本，其视中外之民，无畸重轻，不区畛域。莅港十有八月，而治绩卓然，民誉翕然，事简而刑清。乃以政治之暇，挈其眷属来游东国，以大藏大辅松方正义为东道主人。盖松方衔命出使，自法言旋，道经港中，固与燕制军相识，燕制军待之有加礼，此足以见东西之交密，而睦邻修好，即寓于是焉。燕制军既至，居大藏别署，一切供给使令，无不周备。东京附近名胜之地，率皆驱车往游，想其见民物之殷阜，子女之便娟，山川之秀淑，林木之葱蒨，必有畅然怡然，而惝然若失者。燕制军雅度和衷，谦光外著，待人接物，恂恂如也，日之士君子皆以此多之。吾谓此未足以尽燕公也。燕制军于与国交际之道，能见其大，尝谓方今俄人雄长于北方，骎骎为欧、亚两洲之患，中、日两国境地毗连，而俄又日窥英之印度，狡焉思逞，未见其止。为今计者，莫如中、日、英三国相亲，合力以备俄。呜呼！非燕公无此识，亦不能为是言也。则联三国而为一，余将于此行也望之矣，是岂徒泛作东游而已哉。

　　何陋轩记

　　吉田香竹，今之狂狷者流也。意气阔达，操履洁清，生平擅郑虔之三绝，而凛杨震之四知，远近士大夫，无不知其才而钦其品，学者多称之为晚稼先生。近年自号何陋居士，而即以何陋名其轩。轩盖其读书谈道延宾宴客之所，虽矮屋三椽，未极爽垲，然入坐其中，图书纵横，彝鼎斑驳，与庭前花木萧疏，互相掩映，固未见其为陋也。然则何陋者，殆香竹自谦之词与？呜呼！近世之所谓陋者，岂第居室而已哉？口诵服、郑，貌托程、朱，宗汉绍宋，妄立门户，此学问之陋也。猎取风骚，摹拟李、杜，撦挦割裂，自诩名家，此文章之陋也。师古太泥，变法太厉，徒袭皮毛，未参实际，此艺术之陋也。目不睹丘坟，足不出里巷，乡党自好，议论偏激，此识见之陋也。九州之外，非耳目所能穷，六合之中，非心思所能遍，以蠡测海，坐井观天，此胸襟之陋也。而香竹皆无之，其所谓陋者，惟此一轩耳，曾何足为香竹病。香竹之见余也，以寺田士弧为介。寺田称其性情旷逸，怀抱倜傥，生平好酒好色，自率其真而与世无竞，与物无忤，为尤不可及。今以其轩请记于余，余初未有以应也。或曰香竹命名之意，非谦而实傲，盖曰斯轩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化陋而为不陋，惟香竹有焉。余以或人之言，为香竹告，而请即以为斯轩记。

　　读日本《东京繁昌记》

　　志书之流，近亦夥矣，或记方隅，或录异域，或追想今昔之盛衰。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犹令见之者欷歔想慕不已。江户为都会名区，固繁华薮泽也。其间如楼台之崇绮，园囿之广深，士女之便娟，民物之殷阗，海外诸国无不荟萃于此，贾胡列货于市廛，火齐、木难，光怪陆离，不可方物，以至鱼龙曼衍，变幻万状，而平康曲里，窈窕其容，丽都其服，灯火笙歌，彻夜不绝，录此者殆侈其极盛欤？然而有盛必有衰，不可恃也。惟为上者有以持盈保泰，去其僭侈而汰其靡丽，使之务适于中。古者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是所望于主持风会之君子。

　　华夷辨

　　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

　　上当路论时务书

　　当今天下纷然，竞尚洋务矣，岂不以洋务即时务哉？言兵事者，则曰枪炮之精也，船舰之坚也，军法之严肃也，营制之整齐也，边备之周也，海防之固也，无一非推西人为巨擘，一若自西人外，无可与谈兵者矣。言艺术者，则曰舆图之精核也，象纬之深明也，造器制物之奇巧也，机器之妙，可以水火二气之力以代人工也，一切织纴冶造无不胥赖乎是，一若事半功倍，舍此无能驾乎其上，而此外更不足与言制器者矣。其谈富国之效者，则曰开矿也，铸币也，因土之宜，尽地之利，一若裕民而足国，非此不可。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字词章，无不悉废。夫自东西通商以来，留心时务者，固宜师其所长而攻其所短，明其情伪，揽其形势，悉其民风俗尚，知其山川物产，而于其古今来之盛衰强弱，沿革升降，探其源而溯其流，然后我可以蹈瑕伺隙以制之。此之谓长于时务者，驾驭之道不外乎是，而修睦之要亦在于斯，顾未有舍己以从人者也。今日时务之急，莫在乎收拾民心。盖民可顺而不可逆，民可足而不可匮，民可静而不可动。其外庞然嚣然，而实则无所有者，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治民之本，当知尽其在我者而已。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可已。《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西国之所以讲强兵富国者，率以尚器为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孟子言以仁政治民之效曰“可使制梃”，此非迂谈也，盖民忠义激发之气，实有百折而不回者。人心之机器速于影响，一国之炉锤捷于桴鼓，是在为上者善用之耳。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即如泰西诸国，亦非徒驰域外之观者也，其善于治民者莫如英，入其国中，无不优游暇豫，自乐其天，而不尚操切之政，束缚驰骤以为能者。夫如是，然后能行之久远。抑又闻之，治国之道，先在养其元气。如西国之法，斫削之尤甚者也，必也择其善而去其不善，不必强我以就人，而在以彼之所学，就我之范围，神明变化焉而民不知。略陈时务所在，幸少垂察而采择焉。

　　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日者进谒崇阶，获亲颜色，纡尊降贵，略分言情。伏念某草茅疏贱，梼昧无知，而乃屡承侧席之求，虚衷下问，又何敢嘿而不言？昔齐桓收九九之数，燕昭以郭隗进说，方且不惜千金买骏骨。若某之所陈，辽东白豕耳，而辄敢以之献于左右者，芹曝之忱，拳拳独矢，故谓之不自量可也，谓之非爱则冤矣。犬马之报，惟力是视，虽蹈赴汤火所不辞。夫天下所难者，感恩知己耳，今遇阁下则兼之矣。一昨节相忘其尊严，旌钺下逮，此固因阁下之一言，顿使某重于九鼎。顾某之期所以副望者，自此益复难耳。今就管见所及备陈如下：一曰广贸易以重货财。贸易之道广矣哉，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此固尽人而知者也。抑知古今之局变，而贸易之途亦因之以变。古之为商仅遍于国中，今之为商必越乎境外。何则？他国之贩运于我国者踵趾相接也。东南洋之通于中国则自明始，由是其国愈众，其路愈遥，而所为贸易者，其术亦愈精。曩东南洋之在汉，所重者贡献而已，初不在利也。唐则乃行榷税之法，利入于官。至宋以来，钱币泄漏，始以为患。盖彼所来者奇瑰珍巧，只足以供给上官，而缗钱、银币输于外洋者，反以有用易无用，中国漏巵之弊，实源于此。迨自明季，西洋诸国以兵力佐其行贾，于是其利日巨而其害日深。嗣后加以鸦片之鸩毒，日耗无算，而中国所与交易者，无非中国之所固有，钟表等物，等诸奇技淫巧可耳。顾彼能来而我不能往，何能以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西国之为商也，陆则有轮车，水则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所往之处，动集数千百人为公司，其财充裕，其力无不足，而其国又为之设官戍兵，以资保卫。资虽出自商人，而威令之行，国家恃以壮观瞻致盛强。此古今贸易之一变也。中国于此，虽不必尽行仿效西国，但事贵变通，道无窒滞。今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丝茶我载以往，呢布我载以来。至于中国内地，当以小轮船为之转输济运，如是则可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而中国日见其富矣。且夫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英人计虑深远，智巧日出，制造愈精，以中国；之，何遽不如？特上未之重焉耳。苟有大力者以开其端，潜移默化，安见风会之不可转移。如上海等处所设船局，其船皆出自华匠之手，既成之后，华人皆自能驾驶，枪炮药弹并能仿造新法。若论贸易之道，无区大小，皆能获利。物料既充，而工耐勤苦，十余年来西商之为华人夺其利者，亦已不少。即如东南洋诸岛以及新、旧金山，华人皆自运货物至彼，西商之利为减十之八九。今彼所售于我者为呢布，我所售于彼者为丝茶，利薮仍为彼据。华人之所以不能往彼者，惮于风涛，未能涉远，始事维艰，无人为创。今招商局中轮船日多，由渐而及于远。船上驾驶之人，工同而价廉，而我国之人，皆可往彼学习艺术，操舟之技，不患不明，一变之效，岂不系于是哉？二曰开煤、铁以足税赋。今中国设机器，立船局，创行招商轮船公司，在在均需煤、铁二宗以资利用。顾中国各处山矿所产本自富饶，原不借资于外地。惟中国自塞其利源，非惑于风水之谬谈，即惕于舆情之中阻。朝廷亦鉴于前弊，言利之臣多不敢议及乎此。不知有明矿务之坏，在乎专任内官，致滋骚扰，而当时所有承充矿务者，类多纨绔鹾茵，不识矿苗之衰旺，所估漫无把握，以至预其事者动辄倾家，局外之人，遽引以为戒。今欲因是而停止开采，俾天地自然之利閟而不宣，此无异于因噎而废食也。夫英国不过海外弹丸三岛耳，而富强甲于欧洲，其岛素无所产，一切皆取诸他国。惟煤、铁二矿独饶，不仅足用于国中，且贩运于境外，诸所制造机器、枪炮、舟车，独精于天下。迩来其国垦掘渐艰，价值日昂，精于算学之士，曾遍历其境而筹核之，在矿未出而易采者，仅足以支一百数十年。然则英国之富强，自此已臻止境。自余泰西诸国，类皆斫削其精华，匮竭其膏髓，以为能事。惟我中国所蕴独全，曾有西人足迹遍历各省，就其所测，知产煤之所，略见一端。湖南六万三千方里，山西九万方里，直隶、山东、满洲之南境二十五万二千方里，四川二十一万方里，陕西七万五千方里，甘肃六万方里，河南三万方里，贵州四万二千方里，广西三万九千方里，广东六万九千方里，湖北一万五千方里，福建七万五千方里，江苏四万二千方里，浙江一万八千方里，江西十万五千方里，安徽一万二千方里，云南六万方里，总计之约得一百二十五万七千方里，其所产多于欧洲不啻二十倍有余。况产煤之地亦必产铁，盖铁矿、煤矿自必同蕴于一山，共出于一处，珍石玮宝亦错杂于其中，此在乎人之善采耳。开采之始，当先善其章程。愚见以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尽展其所长。商办则以殷实干练之人估价承充，初开之时，由商禀请委员督理矿务，设兵防卫，费由官助。试办一二年，然后按其多寡加征矿税，以其初未必遽能获利也。而尤必专其任、远其期，行之以十年、二十年为率。试办一二年间，矿苗之衰旺可测而知。其始必由国家给帑助之者，由煤在矿底非深入不能取，西人开煤机器非重金不能购置，故试办之时，当用人力，既获利益则购机器。顾此数者，皆浅而易知，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盖承充之商非巨富重赀不能为，而地方大吏往往于两三年间升转迁移，法令每多更张，商人虑其掣肘，不乐于一试。今欲矿务之畅行，莫如酌仿轮船招商之例，而小为变通，招商局中集众非一，虽封疆方面皆预其间，而隐为之规画，于是各富商无不踊跃，咸尽其心力，所以其事易集。苟矿务亦能仿此以行，衙署差役自不敢妄行婪索，地方官吏亦无陋规名目，私馈苞苴，而委员与商人自能和衷共济，不至少有挟制。今粤东山矿所产煤、铁之处亦复不少，或可试行采办，于省垣新设机器局亦大有所裨。矿务之兴，亦宜责成于董事，俾得分其赢余。为董事者必品行夙优，身家素裕，为众所仰望，然后能顾名思义，上体大宪之心，下察小民之隐，而亦不至于始勤终怠，不计久长。能如是而不弊绝利充者未之有也。三曰设保险以广招徕。西商贸易之利，首在航海，顾风波之险，有时不可测料，于是特设保险公司以为之调剂，于百中取二三，无事则公司得权微利，有失则商人有所藉手，不至于大损，此其法诚至善也。中国既设轮船招商局，虽主于运粮北上，而客商货物亦赖以转输，其中岂能尽占利涉，则招商、保险二者要当相辅以并行。夫运粮不过在春时数月耳，其余专恃载客附货以相流通，则必有取信于货客者，乃可行之久远，不有保险则货客且为之中馁。今惟赖西人保险，则徒寄人篱下，权自彼操，无以独立门户。且其言曰，必以西人为船主，则保险乃可行，是则将来不无多所挟制。今当轴者业经奏准轮船招商遍行各处，官商踊跃入局众多，中国富强之机或基于此。保险公司例可二三年间创行，以中国之人保中国之货，不必假手于外洋，而其利乃得尽归于我。况夫轮船之所至，想不至徒囿于中国一隅也，将来以中国之货物运行于外洋，以外洋之土产消流于中国，足迹所及，愈推愈广，则保险之设，亦由中国而外洋，随地立局，与轮船公司相为左右。宜于其地简华人之名望素著，洽于舆评者司理其事，而亦藉为耳目。今华人之流寓于外域者，殊为不少，近者如新嘉坡、槟榔屿、东南洋诸岛，远者如嘉厘符尼亚、厦华那、澳大利，无不身在遐方，心乎本国，所冀天朝威德之届，足以为之庇翼。特惜其中无人为之经营而擘画，遂致声教不通，情形回隔，向慕之怀，无由自达，有事则不能为之保卫，有若我中国将数百万之生灵，弃之于海外。若能于华人轮舶通商所至，创设保险，以保华人往来之货，有失立偿，用示之信。凡华人一切所需，固由我中国自为运往，而其地之所有，我亦可以采购。中外消息从此无所隔阂，虽在万里之外犹同衽席，此即将来设立领事之渐也。盖轮船、保险二公司之立，虽以申贸易之权，而国体之尊，国威之张，未必不由乎是。异日朝廷简遣领事，统驭远商，此辈皆可供臂指之用。要之，轮船、保险二者，即英国昔日之东方贸易公司也。英国雄于海外，始在开垦亚美利加一洲。及美国既兴，余土仅存，乃始措意于印度。印度通商之旺，乃由设立东方贸易公司始。中国变通其法而行之，其兴可立而待也。以中国财力之富，人民之众，材质之赢，智巧之生，操作之勤，制造之精，何遽出西国下？或以为招商保险，商出赀而官预其间，是官与商争利也。不知此实以助商而非病商。凡事皆商操其权，商富即国富，并出一途，非与商背道而驰也。英国所设轮船公司，每几度支公帑资助商人不下数十万金，为公司舟师者，例得以金缘其冠，等诸武弁，盖荣以头衔，则彼乃乐尽夫心力。向来中国之为商者，官从而抑损之，今中国之为商者，官从而翼护之，其间相去何如哉？故招商局启，轮船可至于远方；保险局开，货物可通于异地。四曰改招工以杜弊病。招工之患甚矣哉！其陷阱我华人，荼毒我华人者，前人论之详矣。今欲绝其源流，穷其薮穴，当必以索还澳门为先。葡萄牙之踞澳门在有明中叶。其入我朝，未有盟约，而鹊巢鸠居，视为固有。始犹设立前山同知驻扎其地，岁输地税五百缗于官，边衅既开，并此而废之。我朝宽大之恩，怀柔之德，侔于天地，容其并处域中，未遑深究。顾招工之设，势在必禁。何则？非是则不能杜拐贩之源而绝出洋之路。向来谈者，皆以澳门一隅为畏途，诱鬻掳勒，无所不至。其居人为奇货，辗转贩售，视同豕畜。迹其行为，几至暗无天日。莠民所聚，积弊已久，恐不能一旦扫除，惟首撤其招工之馆，则鬼蜮狡狯之技，自无所施。况此一端，为泰西各国所深恶而痛绝，名正言顺，不患其不从。盖招工者，雇农民以备开垦，英国所已行设于省垣者是也。此则托名招工，而实则隐行其贩鬻。在西国久干例禁，犯者船没入官，人寘于狱。惟葡葡牙、西班牙、秘鲁诸国冒禁而为之，英、美诸大国以其在中国境中也，不能为越畔之谋，然则彼之所为，其藐视我中国也亦已甚矣。顾必待索归澳门，谕绝招工，未免有稽时日。管见有可以即行而勿缓者，则杜绝之权固在我也。澳门孤悬海外，船舶之自内地往者，四处可以止截。况我之炮艇、轮船驶行迅速，巡逻杜遏，势所甚便。前之设立洋药抽厘税厂，巡洋缉私，而澳门之私贩以绝，此其明验也。夫鸦片箱箧可藏尚难偷漏，况人乃堂堂七尺躯乎？顾何以缉鸦片易而缉贩人难，则由于赏无如此之重也，而莠民之狡辩求脱者，其计百出也。今之截止私贩者，有线人、有赏格，利之所在，众共趋之。且不惜以性命博锱铢，若查缉贩人，亦以此法，则其弊可以立除。始事之时，当以轮船一二艘横截澳门海口，而必先与英、美诸大国酌商，合同办理，特派官绅总司其事，必其人夙著名誉，不避嫌怨者。此外宜简公正诚实之西人为之协辅，兼谕附近税厂为之赞襄其间，藉作耳目。当其任者，重其俸糈，专其事权，侦探四出，线索通神，至此而犹得飞渡者未之有也。其在省澳轮船藏匿之处，定在火工房、水手房，船大人众，为时甚暂，稽查之人，何能至于细微曲折，因之漏网者殊多。英例贩人出洋之船，不得在香港修葺，而其形迹有毫发可疑者，可以随时具控衙署，立传鞫讯。在港有专司讥察者六人，始由华人绅董捐赀请设，继而英官自发帑项。盖贩人出洋，固公愤之所同嫉也。省垣系属内地，权自我操，省澳之船，果有获藏匿携带贩鬻出洋人口者，船主知情故纵，立即移文英领事，请其封禁，以其所悬者固英国旗帜也。此事税关洋人亦当分任其责，能者叙功纪绩。至于设员司理，不以贿溺职，不以私扰民，则在乎得人而已。说者谓葡萄牙之在澳门，未尝不托词于招工，今必骤为谕绝，则彼必指省垣招工为藉口。则将应之曰，果欲招工，则将如英、美一例设馆于省垣，由华官司理其事。英不设于香港，而葡必设于澳门，此其中情弊不问可知矣。况乎省垣招工之法，亦当请西官别改其章程。凡人愿往西国耕种者，再当由官宪详加咨询，书其姓氏里居，刻期往返，以若干年为准，书明簿册，至期不归，则向招工馆询问其若何下落。招工馆中专设一人司理其往来信札银两，有往彼而物故者，即由招工馆处报闻。其在彼工役生死之籍，每半年一为查核。凡此皆由华官主之。如是则彼知我国之于子民，其爱恤保护为倍至，必不敢加以无端之凌辱矣。他日我民足迹益远，生聚愈多，通商所至，彼为前驱，安知不能坐收其效哉？五曰杜异端以卫正学。天下之变，愈出而愈奇，杨、墨、庄、老自内而勃兴者也，佛、回、景、祅自外而流入者也。子舆氏距杨、墨，昌黎氏辟佛。何则？以其害于孔子之道也。至回、景、祅诸教之进中国，无一人斥其非者，以其道不足与辨也。明季西洋人之来中国，假其天算、舆图、格致之学，以隐行其主教，上而倾动王侯，下而结交宦竖，一时与之游者，或则尊之曰西儒，于是天主一教，几遍宇内。至于耶稣一教，虽与天主教各立门户，互相诋諆，其争几同水火，因之而同壤为仇，构兵酿乱，祸患相寻，至今不解，而按之其教宗旨，亦复大同而小异。其来也，则自近今数十年始，二者皆足为人心风俗之大害。杨、墨之徒不敢与孔子为敌，而孟子犹且距之。佛生西土，其道虽悖孔子，而不敢毁孔子。今天主、耶稣二教，居然以孔子为不足法，圣教为不足遵，昌言于众中而莫敢谁何，此真生民以来所未有也。顾出自西人之口，犹可言也，甚有儒冠而兽行者，一为衣食所驱，遂至随声吠影，恬然不知耻，悍然罔所顾，此不独名教之罪人，实民心之蟊贼，为王法所必诛。然而官不之禁，民不敢斥者，何哉？以通商、传教，载在和约故也。通商英为急，传教法为重。天主、耶稣两教之徒，不仅英、法两国之人也。以目前言之，耶稣之害尚轻，而天主之祸尤烈。今西人足迹殆遍中原，其教几于无所不至，肆行簧鼓，其志非浅。然究信之者一，非之者百，人心风俗犹未至于转移。间尝推究其所由来，而知其教之不能遽行者，盖有故在。中国之人，每好异而喜新，一若教中之理，事事皆可从，而惟弃绝祖宗，停斥祭祀，为子孙之心所不忍出。设使西人一旦有见及此，稍复圆通其说，则恐为其教所蛊惑者，无难播于各省，此实吾人之殷忧也。当今之世，而欲使正学光昌，异端衰息，则请以明许暗禁之说进，一曰别编教民户册，二曰贻以扁额，三曰异其服色。此三者皆所以彰其羞恶之心，而绝其招徕之路。或虑西国传教之士，将阻之不能必行，是或不然。盖在我必先有说以折之，然后彼乃无辞以拒我。入教之人必求表异于众，如承之于教会之前，而不承之于群众之地，是为耻教，耻教者心不诚，西士所不许也。入教之人与众无所区别，地方官虽欲保卫之而不能，是故编户册以阴识之，给扁额以明旌之，服色既异，则人人一睹而便知。且此法可使教民激励其所为，而果于为善，人人将钦服教民之不暇，而足为教中光。不然，对牧师入会堂，则自命为入教，而一转瞬间作恶为非，无所不至，人或诘之，必讳匿而不言，甚且以为大辱，西士又何贵有此入教之人，此皆所以折西士而行其说也。要之，此法一行，既入教者可以戢其肆凌，未入教者亦将惮而不敢前。迩来中外交涉，民教龃龉之事不一而足，皆由此辈喜事生非，从中播煽所致。苟得地方官秉公严讯，有犯必惩，此辈未尝不稍敛，奈有恃为护身符者，不论是非曲直，必为之请于官，曲庇私袒，终得逸于法外，而此辈之胆愈张。西国之例，教士不得竿牍公庭，何独于中国而哓哓干预其间？且彼之所谓教民，独非我国之子民？以我国之法治我国之民，何为多所掣肘？故区异教民一法，亦在我毅然行之耳。此外宜在各处宣讲圣谕、善书，仿古者读法悬书之意，尤宜与天主、耶稣教堂比邻鼎峙，用以维持风教。如是十余年之后，患其可少息也。夫凡此五端，固今日之急务也，鄙意之所谓兴利除弊者，即系于此。贸易之利开，则公私并裕，上而仕途游宦，下而商贾工匠，皆不惮于远出，而将视溟渤如康庄，越环瀛同衽席，于泰西各国之山川城郭，俗尚民情，兵力之盛衰，国势之强弱，一切情状，无不了如指掌，然后有事之秋，缓急可恃。煤、铁之利开，则不独机器船舶局中自饶于用，即以供诸国之用而无不足。每岁西人自其国中载运煤炭前来中国通商各口岸，供应轮舶所需者，计不下一千数百万金，铁亦不下三四百万，矿务既兴，其利皆归之于我。有铁以制造机器，可推之于耕织两事。或以为足以病农工，不知事半功倍，地利得尽，而人工得广，富国之机权舆于此。保险之利开，而商贾之航海者无所大损，且华人之利仍流通于华人中，而不至让西人独据利薮。至于改招工，杜异教，亦惟去其甚害者而已。愚昧之见，明知无当高深于万一，倘得容其尽言毋隐，进而教其不逮，不胜幸甚！干渎严威，悚惶无地，区区依恋微忱，伏维垂鉴不宣。

　　卷十一

　　《英语汇腋》序

　　古来为学之道无他，曰语言、曰文字。虽分两端，实由一贯，后世始歧语言、文字而二之。西土自小学以至成人，其所为文字者悉根乎语言，诵于大庭广众之中，人人皆知，毋取隐晦，毋尚艰深，犹有中国三代之遗焉。方今朝廷与泰西诸邦通商立约，琛赆远临，梯航毕集，四十余年来光气大开。其间所以交际往来者，曰官、曰商，而皆赖有语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于是广方言馆之设，自京师以达沿海各省，一律建置，遴选俊秀子弟入而诵习，拔其尤者，以备他日应对之用。顾始之教以语言、文字，藉以入门者具有专书，近且卮言日出，人人自矜秘本。容阶邝参军惄然忧之曰：“是皆非寻津之宝筏，度世之金针也。今之为西学者有二，一曰由文义以达语言，一曰由语言以辨文字。大抵西国学校之书，重在文义，其所教之童皆已晓然于西国语言者也，故其书以肄习文字为先，若以之启迪华童，教导方言，则有甚难者矣。今必先语音后文义，使之由音以求义，而自能贯通，则方非为枘凿之施矣，然后学乃可底于有成。”参军之言如此，岂非具得其要领者哉？盖西塾之书，乃教已识语言之西童者也，参军新著之书，乃教未识语言之华童者也。先后既殊，难易自别，学习之者，能适其用，则事半而功倍。参军取历来英语各书，削繁甄要，融洽会通，广搜并采，博考旁稽，以成一家言。既断手，乃付之剞劂氏，而名之曰《英语汇腋》初集、二集、三集，由浅以及深，由粗以逮精，由略以至详，取资多而摭意广，西国语言文字之学，至是而始备，不几彰巨观而集大成也哉？其有裨于初学岂浅鲜欤！吾因是书而知参军为今之有心人也。夫御外枢机之所系，在识其情伪而已，而情伪则非通其语言文字不能明。同一语言文字也，而有意内而言外者，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轻重缓急，刚柔虚实，致有不同。能人人如参军之用心，何难折冲于樽俎之间也哉！若参军之书盛行，则肄习西国语言文字者必多，多则明体达用者必出其中，将必佐国家寄耳目，以强中而抑外，成专对之才，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彼西国安得以我所不知，而挟制凌侮我也哉？是则参军著书之功，当不在于甲兵战胜者下也，安见将来绥靖边陲，辑睦邻封，以控制乎域外者，不由乎此书也哉？因参军请序于余，而备言之如此，非以誉参军也，盖为凡习西学者勉也。

　　《法越交兵纪》序

　　呜呼！法之谋越久矣。前年法兵有事于东京，越已有岌岌之势，遣使入请，法亦以此事商之于我朝。李傅相驻节沪渎，衔命与议，未有成说，法遂将从事于北圻。时余方以养疴旋吴，小住春申浦上，日本海军大尉曾啸云亦旅于此，时一过从，以文字相商榷。啸云留心时事，酒酣耳热，辄以越南为中朝屏蔽滇、粤之门户，断不可以尺寸与法。时为中朝画奇计，洒洒成议。余谓之曰：“今法、越交兵，事关东南大局，君曷不于旅邸事闲抽笔记之，以备将来筹越之一助？”啸云遂日操铅椠，记事陈词，每终一篇，辄出就正。今年四月，法命使入都与中朝议和定约，修好撤师，啸云所记亦毕，将付剞劂而请序于余。余作而言曰，有心哉，啸云之为此书也。啸云具文武材干，稔于泰西情势，略知各国方言文字，于其国为兴亚会盟长，高执牛耳，务欲中、日联唇齿，则亚洲可臻强盛，于以御外侮辑邻封而与欧罗巴诸大国抗衡，还师于衽席之上，而折冲于樽俎之间。今者越事几于败坏决裂，二十年之外，越其为沼乎？呜呼！危不持，颠不扶，固谁之责也哉？啸云之言如此，抑何壮哉。虽然，事固有难言者也。法事始兴，全料其必归于和。维时两国调兵遣舶，羽檄交驰，艨艟络绎于海上，兵骑驰骋乎域中，初不谓法一至北圻，而议和如是其速也，则非始之所及料也。或因谓法国非有外患，必有内忧，犹吴王夫差与晋争长黄池，而不虞越人之袭其后也。不知法不得当于东，必欲求逞于西，整旅以出，可西可东，苟东事可以弛肩，即将移旌而西指，其谋固早已预定矣。法兵既抵北宁，入朗松，侵洪化，踞其城，略其地，则于法人图越之事为已踌躇满志矣。且法人立意所在，但发难于越南，而非欲开衅于中朝也。法在今日不宜与中朝战者有五，请为略言之。法之拿破仑旧党盘踞于国中，人怀二心，政出多门，阿洲之叛民，埃及之争地，复骚扰于国外，飞扬跋扈，招忌召戎，恐终不免于用兵。法，欧洲虎狼之国也，素为列邦之所憎嫉，兵衅一开，强邻乱党必有起而乘之者，西方之图，势难兼顾。此不宜与中朝战者一也。泰西列邦皆以通商中土利薮，英、德、美所系尤重。法人贾舰虽于沿海各埠无处不至，而通商之局未宏，一旦兵事突兴，必非列国之所甚愿，即使袖手为壁上观，而利害所在，当必以公法争之，正理折之，通商各埠必不任法人肆意驿骚，致虞折阅，居间调停，势所必然，法于此能勿从乎？从则法之水师多所阻滞。此不宜与中朝战者二也。通商英为急，传教法为重。天主教流入中土已三百余年，十八省中习教传徒盈千累万，近日民教已有龃龉，幸赖地方官时为之保护，民特隐忍而无可如何耳。兵端既启，民愤尤深，此时教士教众当必有罹其毒者，我中朝不任受咎也。此不宜与中朝战者三也。法虽以西贡为外府，然轮舟铁舰自其国捷驶而东，势亦纡远，费必不资，资粮扉屦，非一时所易集。彼虽久旅我国，深知地势，洞悉情形，易于进攻，然我于彼之虚实亦已了然，非如昔时。我但守内河，厚集其势，诱之深入，彼岂能飞越也哉？我与法战，但当坚忍弗拔，百折不回，理直者气自壮，名正者言自顺，同仇敌忾，民尽为兵，惟知一鼓以直前，虽经屡败而弗挠。兵锋一交，勇智生焉，豪杰出焉，能久持之，彼必沮丧。此不宜与中朝战者四也。法今者虽得逞志于越南，割地攻城，所向必克，然其全军势难久驻，留兵多则费无从出，少则既虞刘永福之乘其后，而复虑我国之出师报复也，亟肄以敝之，多方以误之。法人虽狡，其必疲于奔命矣。此不宜与中朝战者五也。法人早已知此，故始则纯以虚声恫喝，而终则仍出于和耳。啸云所记，自始至终皆欲抑法而强中，保存越邦以藩南甸，其识岂寻常所可及哉！夫今日者，越之仅存，亦赖有一刘永福搘柱其间耳，设使当时法兵长驱疾卷，电扫飙驰，兵锋所至，越人望风而靡，浃旬之间，传檄可定，中朝即使命将诘帅，出关致讨，而越已墟矣，虽欲争之，其可得乎？然则越之得以仅存者，盖亦天也。惟是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前车之既覆，后车之鉴也。既和之后，筹边防海，岂可一日弛哉？旷观古今来敌国外患何代蔑有，在当轴者有以驭之而已矣。我今者所以驭之之道，一误再误，三误而至于屡误而不已，此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驭之之道无他，惟和战两端而已。当战则战，当和则和，有定理也；能战则战，能和则和，有定力也；和一于和，战一于战，有定志也。非是则为驭之失宜，而祸患从此始矣。况乎天下事战固不能久持，而和亦未可长恃，恃我有以自强而能预以待之而已。今日之弊，和议一成，即若无事，不知其间循环倚伏，即出乎是。金陵议款，则有津门之役；台湾议酬，则有琉球之役；经界不正，则有伊犁之役；西贡不问，则有北宁之役。但苟目前之安，而不顾日后之害，此觊觎之所以易生，肆侮之所以迭乘也。而今而后，其尚思变计乎哉？因序《法越交兵纪》而纵论之如此，听者置之言之无罪之列可也。

　　《淞隐漫录》自序

　　六合之大，存而弗论，九州之外，置而不稽，以耳目之所及为见闻，以形色之可征为纪载，宇宙斯隘而学问穷矣。昔者神禹铸鼎以象奸，惜其文不传于今。或谓伯益之所录，夷坚之所志，所受之于禹者，即今《山海》一经是也。然今西人足迹遍及穷荒，凡属圆颅方足，戴天而履地者，无所谓奇形怪状，如彼所云也，斯其说不足信也。麟凤龟龙，中国谓之四灵，而自西人言之，毛族中无所谓麟，羽族中无所谓凤，鳞族中无所谓龙，近日中国此三物亦不经见，岂古有而今无耶？古者宝龟为守国之器，今则蠢然一介族尔，灵于何有？然则今之龟，亦非古之龟也明矣。好谈神仙鬼怪者以为南有五通，犹北地之有狐。夫天下岂有神仙哉？汉武一言，可以破的。圣人以神道设教，不过为下愚人说法。明则有王法，幽则有鬼神，盖惕之以善恶赏罚之权，以寄其惩劝而已。况乎淫昏蛊惑如五通，听之令人发指，乃敢肆其伎俩于光天化日之下哉？斯真寰宇内一咄咄怪事。狐乃兽类，岂能幻作人形？自妄者造作怪异，狐狸窟中几若别有一世界。斯皆西人所悍然不信者，诚以虚言不如实践也。西国无之，而中国必以为有，人心风俗，以此可知矣。斯真如韩昌黎所云，今人惟怪之欲闻为可慨也。西人穷其技巧，造器致用，测天之高，度地之远，辨山冈，区水土，舟车之行蹑电追风，水火之力缒幽凿险，信音之速瞬息千里，化学之精顷刻万变，几于神工鬼斧，不可思议，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利民生，裨国是，乃是荦荦大者。不此之务，而反索之于支离虚诞，杳渺不可究诘之境，岂独好奇之过哉？其志亦荒矣。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迂谬，一惟实事求是。愤帖括之无用，年未弱冠，即弃而弗为。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呜呼！不佞于是乎穷矣。又见夫世之拥高牙，建大纛，意气发扬，位置自高，几若斯世无足与之颉颃者。及一旦临利害，遇事变，茫然无所措其手足，甚至身败名裂，贻笑后世。盖今之时，为势利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也固已久矣，毋怪乎余以直遂径行穷，以坦率处世穷，以肝胆交友穷，以激越论事穷。困极则思通，郁极则思奋，终于不遇，则惟有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而已，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求之于中国而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域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昔者屈原穷于左徒，则寄其思哀思于美人、香草。庄周穷于漆园吏，则以荒唐之词鸣。东方曼倩穷于滑稽，则《十洲》、《洞冥》诸记出焉。余向有《遁窟谰言》，则以穷而遁于天南而作也。今也倦游知返，小住春申浦上，小筑三椽，聊庋图籍，燕巢鹪寄，藉蔽雨风，穷而将死，岂复有心于游戏之言哉？尊闻阁主人屡请示所作，将以付之剞劂氏，于是酒阑茗罢，炉畔灯唇，辄复伸纸命笔，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聊记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墨沈淋漓，时与泪痕狼藉相间。每脱稿即今小胥缮写别纸，尊闻阁主见之辄拍案叫绝，延善于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出以问世，将陆续成书十有二卷，而名之曰《淞隐漫录》。呜呼！余自此去天南之遁窟，住淞北之寄庐，将或访冈西之故园，而寻墙东之旧隐，伏而不出，肆志林泉，请以斯书之命名为息壤矣。世之见余此书者，即作信陵君醇酒妇人观可也。

　　《陆操新义》序

　　迩来西国战争多用火器。或谓自火器行而兵法坏，则殊不然。观于《陆操新义》一书，何尝不讲兵法哉！是书著于德国提督康贝固，其国所称名将才也。年七十余，精神矍铄，谈兵之口若悬河，酒酣耳熟，犹顾盼自雄，有马伏波之遗风。德国前后用兵，康军门俱在军中，身历行陈，指挥卒伍。是书所言皆得之于实见，凡一切操演规制具有精义。书出，泰西军营奉为金科玉律，五经排印，迭有增加。吴门友人得此书，将付剞劂氏，举以示余。余读之而知，昔年德之所以胜法也，盖德、法之战皆以陆兵从事，法恃枪队，德恃炮队，卒之枪不及炮之远，法兵屡败，锐气尽挫，是则法之陆军不如德也明矣。德为新兴强国，近始以陆军雄欧洲。法之始意本欲以水师袭德，而不虞未及交锋，德兵已压境上，轮船煤缺不能行，于是不得已专以陆军相角，此法之失计，而德已未战而操胜券矣。康军门著书之时，德势方张，伐嗹、伐澳，所向克捷，法以骄慢乘之，蹶也必矣。夫德国陆军所以强者，勇捷、精整故也。勇捷由于选择，精整由于训练，习之于平日，用之于临时，斯能杀敌克果，称为纪律之师。一军中有枪兵、炮兵、骑兵、步兵，各有所司者也。统兵之员，有队官、行官，主乎调度者也。其临敌也，攻守冲御，变化无方。其接战也，分合聚散，疏密互异，因时、因地、因人，三者无不各制其宜，此所谓“运用之妙，在乎一心”也。西兵合围有圆阵、方阵，列队有横行、直行，总不外乎步伐正齐，志气专壹，技艺娴熟，容象猛毅。两军相见，尤能好整以暇，神静而态定，枪炮必近敌而后发，则药弹不至于虚糜，始以一队战，终以一军战，而胜负分焉矣，从未有兵刃未接，而纷然骇走者也。德、法蔑士外之战，一日而殒者十万人，实宇宙间未有之血战也。惟是泰西操演之法，各国不同，名弁宿将，各以其心得之韬钤以训其下，有时军中主者易人，则操法亦变。况各国军士所用枪炮亦各不同，其所以施放利器者，俱有专门名家。战具既异，战法岂能一致哉？西国操兵，皆作两军相敌之状，用谋出奇，变幻百出，虽曰操演，无异乎身亲行阵，此训练之所以易精也。大抵西国军纪肃，军律严，虽败不挠。甚有队官歼而队兵不乱者，由志定也。康军门此书言要而不烦，法简而易习，甚见赏于李丹崖星使，盖星使出驻德都，已历年所，凡遇国中阅兵大典，无不往观，亲交康军门而深知其人，故康军门特以是书献也。今法人毁约败盟，无端要挟，恃其船坚炮利，将猛兵精，意将冲突我沿海疆圉，一战于基隆，再战于马江，薄海人民，无不发指眦裂，疾首痛心，皆愿执戈擐甲，用备前驱，与法人决一战。窃以为战胜之道，在一鼓作气而已。击之于大洋，不如守之于内河；拒之于水，不如持之于陆，可空其地为瓯脱而诱之深入。彼欲攻城掠地，势必登岸，然后预谋以待之，设计以制之，地雷埋器，坑阱网罗，层层设伏，四面兜擒，主客异形，众寡异势，劳逸异情，动静异志，虽聚而歼旃，亦易事也。虽然，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不恃我有以胜之，而恃我先有以待之，不恃我有以敌之，而恃我隐有以制之。我之陆军虽多，非稔于两国操演之法，则无以制其死命。《陆操新义》一书，德之所以胜法者也，虽不可泥于一定，而参伍错综，神明而变化之，求胜之道在是矣，岂仅御法而已哉。

　　《珊瑚舌雕谈初集》序

　　余甫里人也。今年犬马之齿五十有八，大抵生平自幼至老得居甫里者，不过十五六年耳。十二岁，从先君子读书吴村，一住五载，一切学问悉基于此。十七岁，先君子授徒于家，乃返。于时及门颇盛，许君壬瓠亦负笈来游。余与壬瓠为同岁生，商榷文字，交尤莫逆，顾未一年，以母病去。十九岁，余馆锦溪。二十岁，先君子客海上，余旋里门。二十二岁，先君子见背，遂往沪渎，明岁移家焉，自此为东西南北之人矣。饥驱罕暇，终岁不得一归，归必过从挥麈谭，往往月斜不去。三十岁，以足疾息影蘧庐，记相倡和，得以排闷遣愁。庚辛之间，沧澥横流，江、浙沦陷，壬瓠以避寇来此，谋卜一廛，惟是全家势不能俱徙，既恋田园，复警风鹤，不得已仓皇重入虎口。壬瓠一病几殆，余亦以道梗兵阻，留滞里中三阅月。同治纪元夏四月，还沪，闰八月中旬，航海至粤东，遂寄迹焉。去家弥远，益与故人隔绝，与壬瓠不通音问者殆十余年。丁卯冬，余年四十，乃作泰西汗漫之游，羁栖英土，载历寒暑，庚午还粤。己卯，以至扶桑，取道歇浦，遂抵金阊。壬午，自粤归吴，倚棹阖闾城旁，系缆天随祠畔，重登椒华堂与壬瓠相见。呜呼！此别盖苒苒二十有一年矣。壬瓠须发已苍白，喆嗣莲士、芍士皆读书有成，蜚声庠序间。酒酣耳热，辄谈昔日沧桑事，不禁唾壶击碎，泪为之涔涔下。壬瓠出示其所作诗文杂说，等身著述，皆得自离乱之余，远别以后，壬瓠于是乎传矣。杂说中有《珊瑚舌雕谈初集》八卷，皆纪平日之见闻，述迩年之阅历，足以佐谈屑，涤襟尘，藉下浊酒数斗，《淞南闲录》、《砚北丛钞》，当无多让。卷中有及鄙人者，奖誉溢分，殊不敢当。拟事刀削，屡请不获，然亦足以见我两人心隔万里而相思，面睽廿年而不改，情深谊重，希古铄今，为可感已。今年先立夏一日，余至甫里，重上先人丘垄，下榻于看山读画楼中，剪灯话旧，瀹茗论文，重续三十年前景况，致足乐也。因命钞胥者写副本，五日而毕，携之申浦，以活字版排印，既蒇事，书其缘起如此。非以序是书也。盖以序我两人交契之深，志其实也。乙酉夏五月，王韬识于淞隐庐。

　　杞忧生《易言》跋

　　杞忧生初不知其何许人也，继乃知其居铁城，氏荥阳，足迹遍南北，而旅处沪渎最久。其地为冠盖之往来，商贾所辐辏，杞忧生居其间，不仕不隐，亦吏亦儒，日交其贤豪长者而与之纵谈天下事，时或慷慨泣下，击碎唾壶。今湘乡郭筠仙侍郎、吴川陈荔秋司宪皆赏识之，屡欲加以拂拭，拟招佐星轺以备谘访，而杞忧生悉坚辞弗往，日惟寄情缃素，肆志林泉，慨慕黄、虞，读书自娱而已。沪虽弹丸一隅，而金气熏灼，诡幻百出，花月之光迷十里，笙歌之声沸四时，而杞忧生萧然一无所好，以圣贤宅衷，以豪杰立命，眷怀大局，蒿目时艰，每欲以一得之效献之当事，久之成《易言》一书，然未敢出以示人也。去年春杪，余将有东瀛之游，杞忧生之友忽以书抵余，谓当今有杞忧生者，天下奇士也。胸怀磊落，身历艰辛，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每当酒酣耳热之际，往往举杯问天，拔剑斫地，心有所得，笔之于篇，此《易言》上下二卷，固其箧里秘书，枕中鸿宝也，非先生则不敢就正焉。余乃受而读之，于当今积弊所在，抉其症结，实为痛彻无遗，而一切所以拯其弊者，悉行之以西法，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者。呜呼！此我中国五帝三王之道将坠于地，而不可收拾矣。古来圣贤所以垂法立制者将废而不复用，用夏变夷则有之矣，未闻变于夷者也。诚如杞忧生说，是将率天下而西国之也。此书出，天下必将以杞忧生为口实。呜呼！是不知古圣贤之在当时，天下事犹未极其变也，而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之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同一航海也，昔以风帆，今以火轮，舟楫之制不同矣。同一行地也，昔以骡马驾车，今则火琯风轮，顷刻千里，是车制不同矣。同一行军也，昔以刀矛，今以枪炮，而枪炮之制又复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同一邮递也，昔以传驿，今以电气通标，瞬息往还，恍如觌面。车以达同洲诸国，舟以通异洲诸国，电标以联五大洲而为一。此外如舆图、象纬、医学、算学、重学、化学、光学、格致、机器，皆昔之所无而今之所有，彼之所有而我之所无。试问此数者使彼与我较，其为迟速利钝固不可同日而语矣。顾使彼仍居西海，我独据东土，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又复何害？无奈其日逼处此，日出其技而时与我；长较短也，且恃其所能，从而凌侮我，挟持我，求无不应，索无不予，我于此时而尚不变法以自强，岂尚有人心血气者哉？故杞忧生之书，大抵发愤之所为作也。杞忧生参内外之消息，了中西之形势，深悉天时人事，倚伏相乘，道不极则不变，物不极则不反，否极则泰至，思极则悱生。诚能如杞忧生之言，自强之道在是矣，而独奈何杞忧生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况乎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前车之既覆，后车之鉴也。彼之厄我者非一次矣，在当时非不人人能烛外情，人人能明西务，未尝不思奋发有为，讲求孔亟，以图攘剔，以奋武卫，及一旦事平则悉忘之矣。此杞忧生所以发上指而笔有泪也。诚使竭我之心思材力，尽我之智慧经营，以仿效其所长，安知不能出乎其上也？毋袭皮毛，毋甘苟且，毋域小就，毋惮艰难，内以治民，外以治兵，将相极天下之望，督抚极天下之选，储贤材，举牧令，裕财用，凡筑路、开矿、铸币、讲艺、制器、行军、防边、备海，一切悉加整顿，自然事变之来，从容应之而有余，安见天下事无所措其手也？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故西人在今日所挟以轻藐我中国者，即他日有圣王起，所藉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于四代之制，斟酌损益，各得其宜，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道不自孔子始，而道赖孔子以明。昔者孟子距杨、墨，功不在禹下；昌黎辟释氏，功不在孟子下。今杞忧生《论教》一篇，功不在孟子、昌黎下。呜呼！窥杞忧生之意，尤在睦邻御侮。夫树国威，尊国体，必先由自强始。自强非可徒托之空言也，诚能采杞忧生所言而行之，则得其半矣。我国家幅员之广，财用之富，人民之众，泰西诸国皆所不逮，苟能自强，何向而不济。若平时未能整作，斯临事不免张皇，议战议和，莫衷一是，盈廷聚讼，筑室道谋。或虞邻国之难以侥幸于万一。夫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以多难兴，或以无难亡。今者强邻悍敌日从而环伺我，非我国之祸，正我国之福。我于此正可励精壹志，以自振兴，及时而黾勉焉，而淬厉焉，耻不若西国尚可有为也。夫诚耻不若西国，则自能及西国而有余矣。否则，夸张纷饰，玩愒因循，蒙蔽模棱，拘墟胶固，于西国之情昏然如隔十重帘幕，又安望其言之入哉？杞忧生此书盖救时之药石也。上之人苟欲恢张四境，绥辑四邻，就我范围，破其狡诡，师所长，夺所恃，消桀骜于无形，著振兴之有象，则当必采而行之焉。惟是言之匪艰，行之维艰，尤赖上有人焉以实行其言也。其行之要，则在乎实事程实功，实功程实事，去伪，去饰，去矜，去蒙，去苟安，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天下事犹可挽回也。时天南遁叟久病垂死，长夜无聊，于药炉火边，倾汁磨墨，伸笔作此，以抒愤懑，俾我杞忧生知天下尚有伤心人也。呜呼！一息犹存，尚思报国，十年徒长，深幸同时。苟此书出而世，尚不知杞忧生其人而行其所言者，则请杞忧生以后缄口卷舌，勿复谈天下事矣，且并以此书拉杂摧烧之可也。

　　《浮生六记》跋

　　余妇兄杨醒逋明经，曾于冷摊上购得《浮生六记》残本，为吴门处士沈三白所作，而轶其名。其所谓六记者，《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今仅存四卷，而阙末后两卷。然则处士游屐所至，远至琉球，可谓豪矣。笔墨之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于伉俪尤敦笃。卜宅沧浪亭畔，颇擅山水林树之胜。每当茶熟香温，花开月上，夫妇开尊对饮，觅句联吟，其乐神仙中人不啻也。曾几何时，一切皆幻，此记之所由作也。余少时读书里中曹氏畏人小筑，屡阅此书，辄生艳羡，尝跋其后云“从来理有不能知，事有不必然，情有不容已，夫妇准以一生而或至或不至者，何哉？盖得美妇非数生修不能，而妇之有才、有色者，辄为造物所忌，非寡即夭。然才人与才妇旷古不一合，苟合矣，即寡夭焉何憾！正惟其寡夭焉，而情益深，不然即百年相守，亦奚裨乎？呜呼！人生有不遇之感，兰杜有零落之悲，历来才色之妇，湮没终身，抑郁无聊，甚且失足堕行者不少矣，而得如所遇以夭者，抑亦难之。乃后之人凭吊或嗟其命之不辰，或悼其寿之弗永，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美妇得才人虽死，贤于不死，彼庸庸者即使百年相守，而不必百年已泯然尽矣。造物所以忌之，正造物所以成之哉。”顾跋后未越一载，遽赋悼亡，若此语为之谶也。是书余惜未钞副本，旅粤以来，时忆及之。今闻醒逋已出付尊闻阁主人，以活字版排印，特邮寄此跋，附于卷末，志所始也。

　　跋《湫村诗集》后

　　余友栗本锄云以其戚湫村之诗示余，乞余一言，且曰：“湫村以职事羁滞远方，不得亲见先生，执贽门下。闻先生以诗教提倡东邦，都人士凫趋凤集，争相就质，某也独不得预其列，良用歉然，故敢求先生一言以坚其信。”余维东国之诗至今日诚称极盛矣，清俊秀逸，纤秾雅丽，无所不有，若其恢张格律，斩新词句，戛然异人，以自成一家，而以奇鸣于世者实罕。湫村居尾张之市川，固今之诗人也。枕山序其诗独以奇称之，磐溪、湖山二老，东国骚坛之执牛耳者，亦并服膺其诗，谓不可及。余谓诗之奇者不在格奇、句奇，而在意奇。此亦专从性情中出，必先见我之所独见，而后乃能言人之所未言。夫尊韩推杜，则不离于摹拟；模山范水，则不脱于蹊径；俪青配白，则不出乎词藻，皆未足以奇也。盖以山川、风月、花木、虫鱼，尽人所同见，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尽人所同具，而能以一已之神明入乎其中，则历千古而常新，而后始得称之为奇。湫村之诗余虽未得尽读，而枕山既称之于前，磐溪、湖山复言之于后，则其诗必有异乎寻常者。湫村以其诗之奇鸣于当世，当必于杜之广，李之俊，韩之兀奡，郊之寒，岛之瘦，温、李之秾艳，苏之纵横豪放，黄之生涩槎桠，陆之温润，杨之疏逸之外，别树一帜，而自辟畦町，独立门户，所谓诗之初祖也。余于诗亦欲以奇鸣，而构思似创，著纸即陈，数十年来浮湛于忧患羁旅中，有志而示逮焉，故序湫村诗而言之特详实，于湫村有厚望焉。

　　弢园老民自传

　　老民姓王氏，素居苏州城外长洲之甫里村，即唐陆天随所隐处也。老民以道光八年十月四日生，初名利宾。十八岁，以第一入县学，督学使者为秦中张筱坡侍郎，称老民文有奇气。旋易名瀚，字懒今。遭难后避粤，乃更名韬，字仲弢，一字子潜，自号天南遁叟，五十后又曰弢园老民。老民世系本出昆山王氏，有明时巨族也，族中多有位于朝，明末兵事起，吾家阖门殉国难，始祖必宪甫在垂髫，逸出存一线，自此至晋侯、诒孙、载扬，居昆凡四世，并读书习儒业，有声庠序间。载扬讳鹏翀，品端学博，尤为士林所推重，以早世，子尚幼，戚串中有觊觎者，乃迁甫里。大父讳科进，字敬斋，习端木术，笃厚慎默，见义勇赴，乡里称善人。父讳昌桂，字肯堂，一字云亭，著籍学官，邃于经学，九岁尽十三经，背诵如流，有神童之誉，家贫，刻苦自励，教授生徒，足迹不入城市。老民上有三兄，十日间俱以痘殇，祷于武林，遂生老民。老民幼时屡梦浮屠佛像，魂自能从泥丸宫出入，十余岁后始止。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既孤，家益落，以衣食计，不得已橐笔沪上。时西人久通市我国，文士渐与往还，老民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遂往适馆授书焉，顾荏苒至一十有三年，则非其志也。沪上虽为全吴尽境，而当南北要冲，四方冠盖往来无虚日，名流硕彦接迹来游，老民俱与之修士相见礼，投缟赠纻，无不以国士目之，中如姚梅伯、张啸山、周弢甫、龚孝拱，其交尤密。西馆中，时则有海宁李壬叔、宝山蒋剑人、江宁管小异、华亭郭友松并负才名，皆与老民为莫逆交。惟是时事日艰，寇氛益迫，老民蒿目伤心，无可下手，每酒酣耳热，抵掌雄谈，往往声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数行下，不知者笑为狂，生弗顾也。金陵既陷为贼窟，而沪上亦以闽、粤会匪起，戕官据城，老民思出奇计以复之，卒不能，发愤抑郁，患咯血疾几殆。咸丰八年，徐君青中丞开府吴中，与老民固有文字之契，老民以和戎、防海、弭盗三大端进言，前后上书十数通，皆蒙优答。十年，金陵大营溃，贼窜吾吴，常、镇、苏、太同时俱陷，东南半壁至此糜烂，四郡村乡亦蹂躏无完土，老民于是志愈孤，心弥苦。方捧上官檄督办诸乡团练，老民知其贪诈畏怯，万不可恃，屡上书当事，代画方略，言过切直，当事外优异而内忌嫉之，顾所言颇见施行，能多见效，其最要者，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后行之益广，卒以此收复江南。然用其言而仍弃其人，并欲从而中伤之，此老民之所以扼腕太息痛哭流涕长往而不顾者也。惟时贼于苏乡遍设伪官，立董事，皆土著人，暴敛横征，伪卡林立。老民固素识诸董事，密相结纳，说以反正，言曾帅善用兵，只以方剿上游，未遑兼顾，今安庆已复，援军旦夕必至，不可不自为计。因激以忠义，勉以功名，令诸董事入贼中说头目结内应，皆有成说，其黠者亦从而徘徊观望。老民密纵反间，使贼党互相猜贰，自剪羽翼，诸内应者多急欲见功，势颇可乘。而当事者遽以通贼疑老民，祸且不测，闻者气沮。老民急还沪上，犹思面为折辨，顾久之，事卒不解，不得已航海至粤，旅居香海。自此杜门削迹，壹意治经，著有《毛诗集释》，专主毛氏，后见陈硕甫《毛氏传》、胡墨庄《毛诗后笺》，遂废不作。同治二三年间，李宫保方次第克复吴中郡县，老民代粤人某上书宫保，陈善后事宜，并言诹远情，师长技，自致富强之术，颇蒙采纳。六年冬，西儒理君雅各招往泰西佐译经籍，遂得遍游域外诸国，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强弱。道经法都，得瞻其宫室之壮丽，士女之便娟，廛市之骈阗，财物之殷阜，与英之伦敦并峙称雄，同为欧洲巨擘焉。既至英土，居苏格兰之西境，其地近北极，少燠而多寒，春夏之交，彻夜有光，而山水清淑，岩壑秃美，游屐所至，殊足娱情适志。九年二月还粤。此三年中，老民以孤身往还数万里，尝登舵楼以眺望，决目极天，荡胸无际，波涛消其壮志，风雨破其奇怀，未尝不感怆身世，悲悯天人，击碎唾壶，泪涔涔堕也。老民既还自泰西，当事颇有知其冤者，或贻书劝其出山，或欲托人招致幕下，老民俱谢不往。丰顺丁公，一代伟人也，尤赏识老民，谓当今通达时务，熟稔外情，莫若老民，为之揄扬于南北诸大僚，于是诸大僚始稍稍知有老民者。呜呼！此老民生平第一知己也。老民固极思感激驰驱以报知己，而忧患以来，精气消亡，才华零腐，既不能上马杀贼，下马草檄，又不能雕琢文字，刻画金石，以称颂功德，徒为圣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而已。辛未秋，普、法战事起，七阅月而后定，老民综其前后事实，作《普法战纪》。是书虽仅载二国之事，而他国之合纵缔交，情伪变幻，无不毕具，于是谈泰西掌故者，可以此为鉴。惟仓卒秉笔，或患冗芜，尚有待于异日之重辑，而老民自知其必传于后无疑已。癸酉，香海诸同人醵赀设印局，创行日报，延老民总司厥事，老民著述乃得次第排印。光绪五年己卯，老民作东瀛之游，藉以养宿疴，涤烦虑。取道沪渎，放棹金阊，得重见故乡风景。阔别二十年矣，真觉城郭则是，人民则非，有丁令威化鹤归来情况。及身而重阅沧桑，生还枌梓，固老民初念所未及料者也。既至日东，遍历崎阳、神户、浪华、西京诸名胜，居江户者十旬，遍交其贤士大夫，一时执贽请受业者户外履满，壶触之会、坛坫之开，无日无之，唱和诸作，颇有豪气。中又为日光山之游，遍览诸瀑布，穷其幽邃。老民将归，日之贤士大夫饯别于中村酒楼，星使、参赞以下至者百有余人，日人谓自开国数千年来所未有也。老民久居粤东，意郁郁不欢，恒思归耕故乡，卜居于莫厘、邓尉之间，筑三椽之屋，拓五亩之园，藏书数万卷，买田一二顷，徜徉诵读其中，优游卒岁，以没吾齿。顾是愿卒未能遂，岂非天耶？呜呼！老民虽流徙遐裔，僻处菰芦，而眷怀家国，未尝一日忘。尝言此十数年中，时局一变，发、捻、回、苗悉数荡平，左帅用兵新疆，扩地数万里，功震寰中，威行徼外，赫然见中兴盛烈。然而泰西大小诸邦，叩关互市，辄以兵力佐其商力，所至各埠，设官置戍，艨艟相望，每挟其所长，从而凌侮我，来必应请必遂，一旦龃龉，环而伺我者数十国，腹心肘腋间遍布森列，几于国不可为国矣。嗟乎！此盖误于羁縻之说，而驾驭未得其宜也。近者日并琉球，俄据伊犁，我国家并持节往问，而时虞失和，势且岌岌。老民外感于时势之艰难，内愤于措施之颠倒，旧疾陡发，诚使祈死得死，亦复何憾。老民有弟曰利贞，字叔亨，一字谘卿，读书未成名而卒，年仅二十有七。有姊曰媖，字伯芬，嫁吴村周氏，癸酉六月先老民而逝。老民妻杨氏梦蘅，名保艾，字台芳，娶仅四年没于沪。续娶林氏名琳，字怀蘅，一字泠泠。经历患难中与老民同甘苦。老民无子，有女二，长曰婉，字苕仙，归吴兴茂才钱征，早殒；次曰娴，字樨仙，生不能言，呜呼！老民既无子矣，而复夺其女，不解造物者所以待之抑何刻酷至斯哉！自始祖必宪至今二百四十余年，七叶相承，五代单传，仅得男子十有五人，老民以下有从侄三人，相继夭没，于是自明以来，巍然硕果，仅存老民一人而已。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天不独厄老民，而或将并以毒王氏也。恐王氏一线之延，至老民而斩矣。噫嘻！不大可痛欤？尤可异者，曾王父娶于沙氏，大父娶于李氏，父娶于朱氏，其家并无后。老民弟娶于夏氏，髫龀俱亡。老民先娶于杨氏，危乎不绝如缕，继娶于林氏，亦已不祀，祖姑嫁于汪，伯姑嫁于曹，宗祧并绝。老民族党无存，密亲盖寡，侧身天地，形影相吊，岂天之生是使独欤？老民每一念及，未尝不拔剑斫地，呵壁问天也。老民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一生学业悉基于此，自后奔走四方，无暇潜心默识矣。父在未尝尽一日养。奉母居沪上，扁舟道路，甘旨缺如，而母氏绝无不豫色，但勖以忠义节廉而已。老民母固知书识大体，四五岁时，字义都由母氏口授，夏夜纳凉，率为述古人节烈事，老民听至艰苦处，辄哭失声，因是八九岁即通说部。吴门既乱，母氏忧形梦寐，逮老民遘罹奇祸，母氏竟以忧殒其生，老民以此积惨终身，痛欲剜心，赎难糜体，虽仍偷息人世，不可复为人矣。老民于诗文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辄不能自休，生平未尝属稿，恒挥毫对客，滂沛千言，忌者或訾其出之太易。至于身遭谗谤，目击乱离，怀古伤今，忧离吊逝，往往歌哭无端，悲愉易状，天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老民迩来潦倒颓唐，百事俱废，去冬咯血，至今未愈，日在药炉火边作生活，深惧一旦溘然，平生著述必为人拉杂摧烧，因先将诗录八卷检付手民，其余藏于行箧者尚多，不足供糊窗覆瓿。因病得闲，聊自料理，所著有《春秋左氏传集释》六十卷、《春秋朔闰考》三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皇清经解札记》二十四卷、《瀛壖杂志》六卷、《台事窃愤录》三卷、《普法战纪》十四卷、《四溟补乘》三十六卷、《法志》八卷、《俄志》八卷、《美志》八卷、《西事凡》十六卷、《瓮牖余谈》十二卷、《火器说略》三卷、《乘桴漫记》一卷、《扶桑游记》三卷、《海陬冶游录》七卷、《花国剧谈》二卷、《老饕赘语》十六卷、《遁窟谰言》十二卷、《淞隐漫录》十六卷、《弢园文录》八卷、《弢园文录外编》十二卷、《蘅华馆诗录》八卷、《弢园尺牍》十二卷、《弢园尺牍续钞》四卷，都二十有六种。生而作传，非古也。老民盖惧没世无闻，特自叙梗概如此。

　　先室杨硕人小传

　　硕人杨氏，名保艾，字台芳，后余为更其字曰梦蘅，茝汀先生讳隽第三女，醒逋茂才名引传之胞妹也。早失怙恃，育于叔氏，少即敏慧，代婶持家事，操井臼，饬簠簋，靡不具有条理。虽不知书，而于儿童塾中课本琅琅成诵。娴静寡语，能识大体，诸姑伯姊间和气相尚，务得其欢。丁未正月，硕人年二十有一归余，时余假舍锦溪，结缡旬日，惘然就道，初不知儿女子别离之苦。寒宵酒醒，长夜雨阑，时时念及。既而先君子橐笔沪城，余遂授徒于家。硕人性嗜酒，自至余舍，口不近杯杓。每值花香入牖，月影侵帘，间与小饮，顾而乐之。是冬育一女，字曰苕仙。明年夏，先君子见背，家日益落，余遂佣书来斯，久相隔绝，明明圆月，耿耿良宵，寤寐怀人，辗转反侧。腊底旋里，聚不过十日，冒雪解维，匆匆遽去，黯然魂销，惟别而已。春间卜宅城L，衡门三板，得奉高堂，教弱弟，时与硕人筹米盐琐屑焉。讵料巢幕之燕甫得枝栖，而讹言蜂起，又复分飞邪？迨至中秋，重聚兹土，时硕人已久劳患病，携药饵数十裹来，掷诸箧底，不肯遽服，未十日遽遭惨变。嗟乎！苟逆知其如此，何忍一日离之而他适哉？犹忆戊申七夕，中庭乞巧，硕人小病初起，凭阑望河汉，忽谓余曰：“星士推余命，谓寿弗永，若得在君家生一子而死，虽九京亦所瞑目。”不意昔之谰言，竟作今之谶语，言犹在耳，思之刺心。余虽处城市，弥思山泽。李衡伉俪，高柔倡随，亩川作室，而今已矣，尚何言哉！硕人体魄尚厝于龙潭，佣书事毕，思附先垄以葬焉。追念畴曩，宛如梦幻，宵阑月黑，溽暑逼人，和泪研墨，略志梗概，以备他日乞言于文学之君子。

　　潘孺人传略

　　呜呼！我友管君秋初，盖世之深于情者也。秋初之室潘孺人，贤而慧，娶仅四年而逝，没逾五六年而哀不能忘，此寻常人之所难能也。秋初遍征海内诸名士赋诗悼亡，积数百首，将付剞劂氏，冀有以不朽之，乞传于余，三年未有以应。时余往还于吴山粤水间，秋初觌面，必申前请。余知孺人平日之德容才艺，必有大过乎人而足以传者，不然何以系于秋初之心若是其专且久也。余与孺人同里闬，潘氏又属世交，忝附戚谊末，知孺人莫余若。特余久旅天南，与故乡闻问隔绝，间有书来述琐屑事，谓闺阁中女子，既慧且贤，既贤且孝，莫如潘氏姝。旋闻适我友管君秋初，窃幸其得所归也。方谓瑶质琼姿，互相辉映，乃不意玉折兰摧，不转瞬间，已作轻尘坠雨耶！宜乎秋初之叹息弗置也。孺人姓潘氏，名珠，一名媚兰，字素五，甫里人，为焕卿先生第五女，恕斋解元从妹。少出诗礼之家，一门群从，俱娴翰墨。孺人尤静好幽闲，慧中秀外，灵警异常。六七岁即不肯与诸女伴嬉戏，弄笔砚，亲文字，见碑帖辄欲摹仿，必求其肖而后已。尝执卷问字于兄，一二遍后即已琅琅上口，于唐、宋诗词尤若素所诵习，时参异解，别有会心，诸兄咸叹其敏慧。使充其学力，何难继响蕙、芬，而追踪谢、鲍也哉？于是里中有女博士名，咸称为慧女子。庚申赭寇之乱，随父母避居乡落，孺人年甫九岁，已如成人，茅檐蔀屋，安之若素，泊如也。闲则习女红，刺绣织组无不工，佐母持家政，井然有条理，臧获辈不知其出自孺人也。避寇同居者咸羡之，谓生妇如潘家娃，可无憾矣。事亲能先意承志，以是尤得母氏怜。无何，发逆搜及村僻，长兄葵生少尉以拒贼死，昆弟姊妹相继夭亡。父母以乡落不可居，仍还里中，然积蓄以是一空。辛酉初夏，母氏患疡，势频于危，昼夜呼号，孺人侍汤药，问医卜，焚香祷天，愿减己算以益母寿，支持内外，足无停趾，身无宁息，如是者两阅月，而母竟没。既伤兄难，复痛母丧，哀毁逾常，骨立形消，里中咸称之为孝女。孺人生平无疾言遽色，忧喜不见于面，端婉谨慎，能识大体。家中人有涉于争者，必曲意排解之曰：“门庭有福，惟和气乃能致之也。”嫂氏不能善事翁，携子隔户别炊。焕卿先生衰年多病，服食起居悉孺人为之调护。外综家政，内侍严亲，更周旋于姑嫂之间，其事弥劳，其心独苦，里中人咸喷啧称孺人为贤。顾家益贫，赖孺人十指以供菽水，世家名族知孺人者争求婚焉，孺人愿效婴儿子故事，撤环M以养父，以是至年二十有五犹待字也。我友管君秋初，方求嘉耦，素闻孺人贤，曰得妇如此足矣。遂以玉镜台行聘。光绪二年九月，篱菊花开，嘉礼乃成。孺人奉姑以敬，相夫以顺，处妯娌以和，一家中上下无间言。秋初家贫，幕游以糊其口，春秋佳日，始得一归，孺人时援大义以相箴勉，每曰：“人子远游，使老母倚闾，非所以为孝也。若得布衣蔬菜食，乐道安贫，卜居于近城佳山水处，半村半郭，宜读宜耕，洁甘旨以奉高堂，课诗书以教门下士，斯亦可尽天伦之乐事矣，何必疏定省，旷晨昏，而仆仆为饥驱哉！”管君虽韪其言，而终不能共挽鹿车归隐于衡门、泌水，则境为之也。孺人不慕富贵而淡于荣利，不已高于人一等哉！孺人故知书识字，自归管君，中馈操劳，未暇时亲笔墨。然当月夕花晨，尚与管君阄题角胜，或作一二绝句以写当前清景，亦复斐然可诵，惜随手弃置，绣箧中未尝存稿也。丁丑季秋，忽患目疾，右目视物不甚了，每延医，辄不许曰：“久必自痊，何烦乞灵于药石哉？”是冬，举一子，仅两月，得惊疾殇。己卯春，又举一子，逾月又殇。兰梦两征，方共欢庆，乃不意玉碎珠沉，不得一全，以此郁荃怀，伤蕙抱，卒至于不起哉。孺人既以殇子得疾，数谒名医，终罔见效。病未剧，犹明妆净服，强自起坐。卒之前一日，泫然执秋初手而告之曰：“余病殆不能生矣。堂上年高，幸勿远离，缺于侍奉。君尚无嗣，望孙綦切，我死，其早续琴弦，毋拘小节，虽在九原，亦所瞑目。”秋初涕不能抑，越夕竟逝，得年仅二十有八，时光绪己卯六月三日也。以上皆秋初过余淞北寄庐，酒阑茗罢为余缕述如此。适当暮春三月，花落鸟啼，宵深风雨，檐溜滴沥，与秋初伤离叹逝之声相应答。呜呼！我固知秋初深于情者也。虽然，奉倩神伤，黄门肠断，自古闺闱笃志，伉俪同心者无不如是。以潘孺人之清丽能文，婉娴可念，固世所难得者，乃竟使之憔悴抑郁，致不永年，亦足悲已。余窃叹天何厄之甚也。余亦二十三岁早赋悼亡，杨硕人梦蘅年盖亦仅二十有四，与秋初有同悲焉。今为潘孺人作传，追念前事，重触老怀，哽咽摧藏，不能自已。急道写录，以付秋初，毋再使余泪涔涔堕也。光绪十年岁次甲申季夏三月下瀚，余方还自粤东，小住春申浦上，养疴杜门，颇有余闲，因秋初力索，援笔而为此传。

　　袁观察保庆传

　　袁君保庆，河南陈州府人，以孝廉从军，积功至盐运使衔。幼时伉爽有大志，读先儒书，能融贯大义，身体力行。咸丰年间，发捻交讧，陈州为四战之区，袁君练集民团，讲习拳勇技击之法，捍卫里闾，众咸信服。袁君甲三，其叔父也，统兵临淮，自成一军，因随之至营。其时正值饷竭兵疲，危殆万状，能以忠信固结饥军，远近震慑，声名遂骎骎起矣。旋调办理团练，专在颍、陈一带统领各军，往来南阳、汝、光各州县，亲冒锋镝，战功著焉，迭由郎中洊擢道员。袁君胆识俱优，临阵辄身先士卒，能与士卒同甘苦，故士卒乐为之用。前后两江督臣倚之如左右手，盖其性情恳挚，器识沉毅，不随流俗为转移，故见许于上官如出一口。卒以积劳病没，远近无不惜之。时袁甲三母尚在堂，年九十有七而神明不衰，袁君弥留之际，以不及终事为憾。从戎十有余年，清芬亮节，炳耀人耳目间，亦非常人哉。

　　法国儒莲传

　　儒莲先生通中西之学，今之硕儒名彦也。生于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卒于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寿七十有五。欧洲之人，无论识与不识，无不同声悼惜，以为山斗之望自此而倾矣，欧洲学人又弱一个，承学之士将何所问津耶？按先生世系本出自犹太，而隶法国籍，世居京师巴黎。父某精制造机器，有名于艺苑间。先生少即嗜学，于各国语言文字，深所笃好，天资警敏，学无不通，希利尼古文语不由授受而能，人皆惊为圣童复出。及长，文名噪于国中，当轴者以重币征聘，延为法京藏书楼副监督，继又为法国翰林院掌院学士。翰林院者，群儒荟萃之所在，其中讲德修业者也，凡闻望之士始得预焉，欧洲惟法国有此名。院中藏书三万卷，皆中国典籍也，别国之书，几于连楹充栋。先生于华文有癖嗜，既入院，穷昼夜之力，研摩考索，不一年遂造其奥，于是手握铅椠，日事翻译。先著腊顶字《孟子》，继译《灰阑记》、《赵氏孤儿记》、《白蛇精记》，虽皆曲院小说，而抉剔入微，明畅通达，人见之一览即解。旋译《太上感应篇》、《蚕桑辑要》、老子《道德经》、《景德镇陶录》，钩疑抉要，擘绩条分，骎骎乎登大雅之堂、述作之林矣。咸丰癸甲以来，潜心内典，考证禅宗，所译则有《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精深详博，殆罕比伦，于书中所载诸地，咸能细参梵语，证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非今之缁流衲子所能道其万一也。他若《汉学指南》等书，乃撰以训导后学者，具有精意。以是四方负笈从游者自远毕集，户外屦满，皆以得出先生门下为荣。先生诱掖奖劝，亹亹不倦，其训诲有序，指授有方，因材授学，各有专科，从不躐等而进，凡经先生诲示者，率成名而去。先生既造就人材，乐育后进，为国家储才待用，而又谦德自持，虚怀能受，人有一材一技之长者，必为揄扬恐后，誉之弗容口，爱贤下士，有可知已。先生躯干肥硕，精力充裕，自少迄老，无一日释书不观。虽年逾古稀，而丰神矍铄，步履如恒人。无子，止一女，知书媚学，以不栉才人称于时，先生爱之不啻掌上珍。同治七年以微疾遽殒，年仅十有六龄，先生哭之，逾年而哀。妻年亦相若，白首齐眉，有倡随之乐，家虽中资，而服御饮食务以俭啬。普围城时，先生幸得无恙，至是以寿终里舍。余耳先生名久矣，至英土后，乃以书札通问讯，承先生奖誉过甚，时以文字相折衷。言旋时，道出巴黎，始得一挹丰采。方谓重晤有期，不谓先生遽归道山。呜呼！先生足迹虽未至中国，而在其国中译习我邦之语言文字将四十年，于经史子集靡不穷搜遍览，讨流溯源，岂近今所可得哉？特拾摭其生平行谊，略述梗概如此。如先生者，谓非穷经嗜古之儒哉。

　　英医合信氏传

　　西医合信氏，英之伦敦人。明于医理，于十三科咸所精究，而尤能以新意变通。在英伦医院考列超等，后欲行其道于中土，遂至粤东，设院于羊城西关外金利埠，曰惠爱医馆，舍药施医，至者甚众，无不应手奏效，而去求医者几于其门如市，户限为穿，于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在粤时著有《博物新编》，词简意尽，明白晓畅，讲格致之学者，必当由此入门，奉为圭臬。以中国向有铜人明堂图，辨窍穴之方位，证脉络之流通，华医家皆以此为金科玉律。合信嫌其语焉不详，挂漏殊多，未足为法，乃别撰《全体新论》一书，外而筋骸节干，内而腑脏络包，无不精详赅备，洞见要处。潘君仕成特为之刊入《海山仙馆丛书》中，一时脍炙人口。咸丰六年，中外交涉事起，西关之人喜于生衅，选事者集众举火遽焚其馆，医书图画绘于石版者悉成灰烬。合信避兵至上海，公馀之暇，著书自娱。时金陵管君小异方旅寄邓尉，西士艾约瑟偶游其地，一见悦之，载之至沪，偕合信翻译各书，两年间著有《西医略论》，专讲疮疡，外科之正宗也，其次有《妇婴新说》、《内科新说》，于后附以西国药石，亦泰西本草之别行本也。合信自至中国二十余年，活人无算，艺术之精，近日罕埒。其为人谦逊和蔼，谨默肫笃，有古君子风。以咸丰九年春，言旋梓里，游橐中所蓄无赢赀，家居况味萧然，门可罗雀。旋患牙风，几毁其半面，而自以药石治之始愈。顾其脑受病已深，每遇事若有所忘，或无端独自笑语。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以疾终于家，寿六十有四。噫！合信氏虽寂寞于当时，必显扬于身后，其所著五书，今已风行海内，不胫而走，没世之称可为操券也已。

　　英人栗味敦传

　　栗味敦，英之苏格兰人。祖读书好学，有名学校中，所与交游皆一时俊彦，性耿介，事上接下，谄渎弗形，时人多仰慕之。父亦置身庠序，朴愿自守，悃幅无华，中岁弃儒习贾，设肆于哈美顿城，以权子母，不善居积，时有折阅，因此家业渐落。娶名家女，婚礼一从节俭。一千八百十七年生味敦，汤饼筵开，几无以酬酢宾客。君生而敏慧，至性过人。知父习贸迁术不足供事畜，幼学之年，即为佣力作助薪水赀，弗辞劳瘁，罔有怨。父以其聪颖异常儿，使入塾，读诵不辍，一见于目，便了于心，人咸器重，誉之为神童，虽前人之断鼠狱，识鸡碑，无以逾焉。英国书塾例，夏苦热，给假避暑，秋凉乃复受读。君于炎夏从事工作，焚膏继晷，致力于章句，以是学骤进。幼有大志，恒以启觉颛蒙，振发聋聩为己任，务欲使物皆康阜，人尽贤良，而后夙志偿焉。弱冠代教学师宣传道德，登堂说法，口讲手画，闻者多有感泣受教者。逮壮，思传道于阿非利加洲，然自念大丈夫生而屈身草野，处莫尊而出莫贵，终不能秉钧赞理枢机，然亦当活国活人，庶不负此赋畀耳。遂请受业于名医屈罗列，于门墙为高足弟子，久之，心领神会，不特察脉辨证能得其真，而亦已深入阃奥矣。一千八百三十八年试列前茅，将应选出游，既而不果。请命国君，传道阿洲南境，悯其诚，许焉。君于是跋履道路，冲涉波涛，阅时始抵其地。时当夏初，天气清朗，初至之邑曰拿单，四周皆巉岩也。与土人交，言词和蔼，土人见其道范可亲悦之，争欲识面为快。近地有宿儒毛佛者，名噪一时，见君如旧相识，遂订莫逆交，旋以女妻之。居处十稔，凡阿洲山川之名胜，江海之源流，测览殆遍，又能熟操土音，环历内地，故于风会转移，人情向背，习俗好尚，咸洞识于胸中。一千八百五十五年，英王特赐金牌以奖之，牌中详志所由之地，以示弗谖。明年归故国，父以不禄终牖下，君哭泣尽哀，临葬之日，宾客不期而赴吊者千余人。服阕，应察阅舆图会人之聘，延为上客，无贵贱老幼敬若神明。君游阿洲已十六稔，所历数万里而遥，不特英人足迹所未经，即欧洲阖境之人，亦屐齿所不到焉。精历算，所至凡山河险阻，土产宜忌，地脉腴瘠，人情良楛，一见即辨识。何埠通商贾，何地宜种植，言之悉验，稔悉情形，可作乡导，曲径歧途，备知其详。曾致书英京日报缕析述之。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复手撰成书，追录见闻，伟论宏议，洋洋万言，游历阿洲者争奉为秘笈焉。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复游阿洲，欲穷考尼禄河源，事闻，英王简数员往从之，功垂成而君没，惜哉！使此举果成，实开后人不世之利，乃天不假年，遽尔长逝，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冯母王太安人寿文

　　古来之以贤母称者，类皆能训其子底于有成，克垂令名，德若子舆氏，文章如欧阳子，为举世所宗仰，而其初则皆秉于母教者也。史称崔实善绩，母有其助，虞谭在官，其母训之以节义，朝廷嘉焉。由是观之，士君子当少时，所以立身持己，砥行修名者，不独外藉于友，亦复内资于母。某忝与冯州守交有年矣，观其儒雅谨饬，跬步不苟，竞竞然惟恐一节之未至以忝所生，知其秉承于庭帏间者盖有自矣。某虽未获升堂拜母，钦挹芳徽，然侧闻母仪淑德，啧啧于闾里，乡党中交口称之如一词。盖太安人幼出名门，长归望族，端操幽闲，通达事理，持家教子，光大门闾，一乡之人，无不敬之慕之，母戒其女，姑勉其妇，无不一以太安人为法，故某闻之备得其详也。太安人父固名诸生，少即习闻诗礼，懿哲温慎，不妄言笑。继失怙恃，依于从兄。年十七，归于赠公，事舅姑笃孝尽礼。旋赠公随父习奇赢术，贸迁于外，一切家政悉太安人主之，咸秩然有条理，赠公经岁勿问也。继而赠公折阅归家，弃贾习儒，设帐授经，族中子弟咸来问字，太安人谓赠公曰：“请壹志教授，无忧家计。”无何，赠公捐馆，家道益艰，太安人力为门户计，茹荼含蘖，夙兴夜眠，弗惮劳瘁。时州守尚未成童，督教綦严，日就外传，夜篝灯课，俨若父师。性俭，耐勤苦，纺织之声彻宵旦，日用之资、束脩之馈，咸仰给十指。有时饔飧屡空，几至日中犹未举火，而太安人晏如也，故邻人无有知其困乏者。太安人苦节如此，弥足光已。其持家也，日用物必裁节之，藏有余以待乏，尝曰：“贪生于不足，防贪莫如俭。一日之用，必计次日，一岁之用，必计来岁。”常以是为法，因此家以稍裕。平居常勖州守以廉介，而每举孝弟忠信之事，娓娓言之无倦容。朔望必持斋，遇神佛必膜拜致敬，而深恶世俗女子之奉事巫觋者，曰此以邪说诬民也，每戒臧获辈无令入门。待人慈而有礼，御仆婢以恩。生平无疾言遽色，宗族亲戚中有涉争者，必为排解，人亦雅重太安人，得其一言无不立释。此皆某所闻于人者也。观太安人前后所行，虽古之贤母何以加之。今年春，太安人年七十有六，正月二十七日为设帨之辰。某辱州守附缟纻末，介寿称觞，安敢以不文辞。州守开敏有干才，能通晓古今之故，而明于当世之务，非得之于母氏所教，安能若是哉？异日求忠于孝，宣猷于国家，则所以养其亲者大而溥，永锡难老，无疆惟休，朋酒斯陈，吹笙鼓瑟，请为之歌《鲁颂》。

　　公祭布宜人文

　　呜呼！宝婺渝辉，璇源告竭，穗石帆开，甫迎芳驭，香江云黯，遽返灵軿，士女衔哀，公私交痛。夫以曹大家之淑媛，未享高年；杜京兆之贞妻，难登上寿。岂独人生之隐憾，亦几天道之难知。况我布宜人，母范彰闻，阃仪宣著。五福备美，四德咸宜，殚妇道之幽贞，相夫子以祗惕。瑟琴静好，井臼操持，深爱梁鸿栖逸，恒相敬以如宾。虽非山傅食贫，亦忍劳而无怨，悉数芬芳，或多黾勉。独至三星横照，五日分恩，屡让专房之爱，两忘并席之嫌。苟非醇酪为心，鸤鸠养质，又能明珠碧玉，别院闲房，骥子龙驹，旁生侧挺也哉！妇德之良夐乎尚已。惟宜人秉体素弱，生性爱闲，凌晨几畔，每讽金经，长夜灯前，恒听玉漏。惧华年之非永，惊宵兆之不祯，故周身之具，一切自为经营焉。盖不以预死为嫌，亦不以有生为恋，百年旦暮，达者之识，而宜人亦庶几似之。十日以前，乃至此间，方谓水绕山环之地，足畅幽怀，药炉茶鼎之旁，闲消永日，岂意缘多变幻，事起须臾。捧樽侍饮，方深儿女之欢；抚镜悲啼，忍下琼瑰之泪。即于是夕骖鸾驾鹤，遽返玉京，而择于二十五日移柩旋省。某等遽接讣音，实深悲惋！攀女宗而莫及，式闺训以何由？惟念宜人并世有贤夫，传家有令子，渥洼堕地，便具龙文，丹穴生雏，无非凤采。既雍容而克让，又美秀而能文，造就将来，岂犹可量。然则宜人在天之灵，亦可稍慰也已。敬陈椒浆，吉蠲桂籍，搜扬阀阅，抒写悃忱。呜呼！懿行犹存，恍伤怀乎如昨；灵踪未邈，庶欣鉴乎斯文。尚飨。

　　言志

　　岁序将阑，酒边无事，戏与二三良友，各言己志。淞北玉魫生曰：“余于帖括一道素非所嗜，功名之念久如槁木死灰矣。思欲学道，窃未能焉。生平有愿颇奢，欲偿未得，然所愿与人不同，请为略陈之：娶一旧家女郎，容不必艳，而自有一种妩媚，不胜顾影自怜之态，性情尤须和婉，明慧柔顺而不妒，居家无疾言遽色。女红细巧，烹饪精洁，倘能作诗作字更佳。薄能饮酒，粗解音律，每值花晨月夕，啜茗相对，茶香入牖，炉篆萦帘，时与鬓影萧疏相间，是亦闺中之乐事，而人生之一快也。若夫涂脂抹粉者流，非余所好。穷措大拥一黄脸婆子，自称好色，亦堪笑死；余虽在城市而性好山居。尝有结庐西湖，卜宅邓尉之想。构清凉瓦屋十余椽，中叠太湖石，随室为高下，旁俱围以阑干，曲折通幽，恍若层楼复阁，其境无穷。庭中杂植花卉竹木，花时香雪霏几榻。以三椽作书舍，楼上藏书数万卷，足供流览。三椽作精室，为讽经啜茗下棋饮酒之所。两椽作卧室，窗明几净，绝无纤尘。两椽为闺人小坐、清谈、闲憩、刺绣之所。一椽为茗寮，旁设药灶、茶炉、酒具，无不精妙，以一婢、一童专掌是役。其余庖厨湢溷，率尚雅洁，令入之者疑非凡境。屋后隙地数百弓，专命园丁饲鱼、种竹、艺菊、灌蔬，令有篱落间意，就下凿池，引注活水，夏间尽栽莲花，清香远彻，优游此中，亦足云乐已；煎熬燔炙浓重之味，足以伤生，麟脯凤髓乃天上珍品，非人间所有也。至若啖牛炙，噉猪肝，虽属佳话，窃所不取。入韦厨而朵颐，过屠门而大嚼，是老饕之所为耳。撷园蔬可以供客，剥山果可以自娱，采秋莼可以调羹，钓河鱼可以作脍。酿白术酒，煮青精饭，果腹嬉游，不啻羲皇上人，食肉者讵有此乐哉！荷裳芰衣，隐者之服，黄冠草履，田夫之服，余虽好之而未能爱古以悖今。敝裘贳酒，绨袍典钱，虽清节可风而章身无具，其何以为卒岁计乎？春服既成，短长适体，以遨以游，岂不乐哉！夏则著葛衣以逭暑，冬则披短褐以御寒。至若奇温之服，价值千金，贫士所不能购，抑亦不欲购，不衷之诮知免矣。夫此四者，皆人生所不可无，如此清福，几生修到，然而热中人断不能解也，则坐有俗骨耳。嗟乎！世人堕于名利障中，如茧自缚，如膏自煎，胶胶扰扰，忙迫一场便休，宁不可悲哉！”言既竟，座客侧听，欷歔若有所感。起视中庭，冷月当空，霜华遍地，归而援笔记之，聊明吾意。

　　卷十二

　　言和

　　自法人败盟以来，多所需索，志在要求，意存凌侮，其势固宜战而不宜和，能进而不能退，可拒而不可许也。盖以我所据依者，理而已矣，情而已矣。理直者气自壮，情正者言自顺。以中国甲兵之众，材力之裕，储蓄之饶，守备之密，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固何难与之相见于疆场，誓师于边境哉？我于此但当计曲直，而不必计胜负，但当计顺逆，而不必计强弱。此一役也，列祖列宗实式凭之，普天率土罔弗共之，况乎天下之怀义愤也久矣，以法人之屡次无礼于我，群且眦裂发指，无不延颈企踵，擐甲枕戈以待，事机一旦决裂，然后奋臂以兴，投袂以起，而与法人为难。此诚事之不可缓，机之不可失，而民众之大有可用也。以是议者皆谓，此时非一战无以作士气，无以振人心，无以兴人材，无以宣皇威，无以张国体。不知此固然矣。惟是和战之权应操之自上，能发者必先计其能收。设使人人皆以义愤为辞，乡自为团，人自为练，衽金革，习器械，跳荡拍张，悍不可制，好事喜乱之徒，乘机而入其中，谁能辨之者？蠢然思动，至于溃烂不可收拾，而于是乎天下多事矣。此固不可不虑也。又况今日者，泰西各国通商中土，其与中土商民，平日非有势分之相临也，非有恩信之相结也，非有意气之联络也，非有情谊之浃洽也。其待中国之人以礼貌，以情意，以相周旋交际者，固不乏人，而其间或有恃势妄作，逞臆横行，待之不以其道者，亦未尝无之。众固无如之何，而其心之衔忿蓄怨，固已久矣。徒以一人镇之自上，百执事奉承奔走于上下，以相左右而保持之，故皆俯首听命。若一旦法事猝兴，人思报复，保毋有别国受其害者乎？至此将谁执其咎哉？故民气可静而不可动，民心可聚而不可涣。和则可暂安于目前，而战则兵连祸结，一时不能窥其究竟也。以管见言之，莫若暂与之和，而亟图自强。当今要务，在与法重订详细条约，其中自有主者，非外人所能越俎，亦非一介小民得以妄参末议，自取罪戾。惟彼则索赔偿，索抚恤，百端以要我，而我则置之不复理，似乎相去悬殊，虽欲议和，无从说合。窃以为礼之用，和为贵，驭远睦邻之道，斯为美。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天之道也。苟其所求甚奢，势固不能强从，若不过区区百数十万金，似尚可行。独是所争者在乎正名而已，初不在乎索之巨细多寡也。赔偿即为酬饷，固万不能出之于我，即抚恤亦非我之所当行也。谅山一役，其发难始自法人，我国兵弁多所死亡，岂法宜抚恤，而我国之若军若官，乃任其暴骨于郊原，流血于沟浍哉？我有抚恤之赀，彼亦当有补苴之费，则所持乃得为平，所请乃称为允。今者不必议抚恤，不必议赔偿，大皇帝大度含宏，恢乎罔外，筐篚玉帛，古者行成修好之所不废，盟聘会同之所常有，以黄金若干镒、白金若干斤，遣一介之使，驰尺一之书，馈于法之总统，曰此言和之礼也。惟兹不腆藉以结两国之欢，而永万年之约。若法廷报币之来，即一二金之物，亦足以将意。我则惟重其和礼而已，厚往而薄来，所以示怀柔远人之道也，此亦九经之一也。我则曲尽斯意，为天下苍生而屈，亦为泰西列国通商而屈，非畏法人也。若犹不许，是法人不顾生灵之涂炭也，不顾万国通商之大局也。谁为戎首，谁为祸始，天下当共知之。然后我传檄通国，布告邻封，惟有左执鞭弭，右属橐鞬，以与法人从事。呜呼！法人于我中朝，岂真欲出于一战哉？彼有挟而求，至再至三，声言南趋台峤，北驶析津，无非肆其恫喝之故智耳。我前言法人于中朝有五不可战，乱党盘踞于内；强邻眈视于外；守国之防卒不能尽撤；驻越之戍兵未可遽离；劳师袭远，越境图人，万里馈粮，兵不宿饱，重瀛调舶，士非夙习。此五难也。马达加斯，蕞尔小岛也，以兵临之，屡闻败耗。与英议埃及新辟之河，啧有烦言，或不免于争，瞻顾张皇，动掣其肘，外强中槁，情形立见，是彼为己谋之不暇，何暇谋人？乃更欲树一敌于中朝，其计亦左矣，其志亦》矣。我中朝始终持前说，坚忍不拔，一听客之所为，则其气沮矣，其术穷矣。沐猴得冠，黔驴无技，正今日法人之谓也。虽然，伸于目前者，我喜彼怒，仍必泄愤于将来；屈于暂时者，彼怠我奋，自可相安于日后。草莽下士，罔识忌讳，平生忠愤无所发抒，辄欲执戟荷戈，为众先驱。特以灼知远情，熟揆大势，和则可冀苟安，战则难筹全策。盖天下事，不徒恃战，不徒恃和，恃我有以当战则战，当和则和而已；不患在战，不患在和，在我有以备于战之先，善于和之后而已。法事既平，正我国家励精图治发奋自雄之日。诚哉！张幼樵侍御所云“法事之终，正兵事之始也。”请得而纵言之，曰无因循也，无苟且也，无蒙蔽也，无粉饰也，无虚骄也，无具文也，无植党也，无营私也，无偏徇也，无拘泥也，无欺诈也，无始勤而终怠也，无玩时而愒日也，无有名而鲜实也，仿效西法毋徒袭皮毛也。养民练兵，训士惠商，举贤任能，简吏择官，去虚仪，尚实意，敦品诣，重艺术，除律例之繁苛，文试勿行时文，武试勿以弓刀石，别开文武两科，务期实效。与民相见以天，与泰西列国开诚布公，通彼此之情无以远近隔，达上下之志无以贵贱殊，则所以治中而驭外者胥在乎此矣。如是乃可以言和。

　　言战

　　今日法国之事，我不知何以为战，何以为和。何则？法人设计以图用兵以攻者，越南而已。其命将出师遣兵调舶之初意，不过四端，曰酬饷、割地、辟路、通商而已。苟我中朝以越南为藩属，二百余年来，久形恭顺，登于王会，受其共球，则不必待其作申包胥秦廷之哭，而后援之也，当遣一介之使，以告于法曰：“越南为敝国藩封，天下所共知，贵国当亦知之。幸以敝国之故，勿加兵焉，不然贵国有进征之师，敝邦亦有往援之旅。”法幸而听，固两国如天之福。倘法人诘戎兵，备艨艟，以从事于越，豕突狼奔，鲸吞蚕食，欲得而甘心焉，则我朝廷亦当先之以文告，继之以武功，命上将整六师，云集关外，以保兹小邦越，而与法人诘朝相见于疆场，如是乃得谓之战。去岁李傅相与法使会于上海，雍容辞命，往复周旋，未有成说。法人逞其跋扈，恃厥恣睢，一举而入东京，再进而踞顺化，与越结约，垂为定章，是其投鞭断流之势，目中早已无建业矣。我中国虽朝发军舰，夕遣营官，羽檄交驰，仓皇境上，而出关之师，究未与法人一矢相加遗，并未交绥，即行退守，如是何得谓之战？和者对战而言者也，既未与战，又何得言和？此我之所以不解也。曩者俄人之伐土耳其也，英人声言救援，今日发劲旅，明日调坚舶，帆樯驰驶，旌斾飞扬，一若大举搏战即在顷刻间。逮俄入土都，大局已定，而英终袖手作壁上观。迄乎欧洲列国集议之时，未闻俄与英人再订和约也，以英虽有救土之名，而未尝与俄有交战之实也，兵衅未开也，邦交如故也。今日法、越之事，何以异是？且法人于越南，固已大逞其所欲矣。其循北圻而往，如朗松、如洪化，悉已入而踞其城垣，占其营垒，戍以重兵，不复还越，则地已割矣。循红河而往，欲溯之而通道于滇、蜀，舟楫可行驶，商贾可往来，则路已辟矣。法人于此，尚复何求？不过通商蒙自，撤兵越境，则须请命于中朝耳。是亦不过另订商约，而不得谓之和也。酬饷一节，明言不欲过索，业已昭然白之于天下。前盟具在，口血未干，何得再有后言？此不过以越南贫蹙，犹获石田，历来兵费必不能偿，故思及我中朝耳。彼来议和之时，早有深意，不然越南之事，中朝已概置不理，本不必无端牵入，自多枝节。其来只请通商一款，或再请撤兵之期耳。我朝与彼立约，亦当削除越南诸说，不必与之争藩属之空名，争之弥复损失国体耳。法在越南早已定有约章，又何必我朝再预其间哉？法人如以越南为中朝藩属，则揆之万国公法，必不能兴兵致讨，取其土地，戮其官民，作封豕长蛇之荐食。苟以为无预于中国，则又何必订入中朝约内，申说再三？此进退无据，两者皆无以自解也。乃今者无端索赔，其情其理更不可问，又多肆其恫喝，则惟有与之一战而已。夫战非我之所欲出也，设使天牖其衷，法人悔祸，两国讲信修睦，以玉帛而不以兵戎，岂非社稷民人之福？无如彼以战来，我不能不以战往，是战者乃我之所以应敌也，非我为戎首也，非我为祸始也，天下列国之所当共谅者也。战之之道有二，曰暂战、曰常战。法人自恃其船坚炮利，将猛兵精，以为无敌于天下，非先一战以挫其锋，必不肯俯首以就我范围。彼不过欲酬款若干万而已，若先与议定，以一战之胜负为取与，约于何地开仗，然后两国以兵戎相见。若中朝获胜，则作罢论，法人不得再启衅端；法胜，则所议若干万，敬拱手而奉之于法，无有异说，此所谓暂战也。未战之先，当属三军而告之曰：“我朝国势之盛衰，兵力之强弱，万民之所仰望，列国之所注观，胥系于此一战。”鼓其勇，作其气，重其犒赏，激发其忠义，悉精锐，厚势力，驱敢死之士，材官技击，不专一长，而统之以百战之能将，安见其不可出于一战哉？既战而后畀之，则我可自愧于天下。我朝自二十余年来，讲求武备，整顿边防，仿效西法，制造舟舰枪炮，练兵士，砺器械，淮勇、湘勇各自成军，号称劲旅，设非出之于一战，则可用与否末由知之。若遇事变之来，畏首畏尾，虚与委蛇，动以贿赂行成，徒张敌国之气焰，而堕我军之志气，所谓胆智者何在？所谓勇略者何在？敌不可纵，祸不可延，隳军实而长寇仇，正今日不战之谓也。顾战必有以制其死命而后可，曰出奇，曰用间，曰以静制动，曰以逸待劳，曰以主御客，曰固扼险阻，曰严绝接济，曰但守之于内河而不必击之于外洋。法人狡谲特甚，其用兵于中国，必先以轮舰十余艘游驶洋面，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误我，使我眩其虚声而多为之备，备多则势分，备多则力涣，彼乃得舍坚而攻瑕，避实以击虚，而于是乎得逞其志矣。我当何以驭之？曰静则可以制动，逸则可以待劳，彼客我主，守有当所，无事疲于奔命。法之大舰巨炮，但能纵击于大洋，彼欲攻城略地，势不得不登岸。我但扼要以守之，地雷坑穴无所不备，在临机以应变而已。俟其进而击之，彼岂能飞越雷池一步哉！彼之所至，大抵多以失业之流氓为耳目，近乡之渔艘为接济，此在地方官严申禁令而已，行保甲之法，厉连环之罚，有犯必惩，戮之毋赦，杀一二则千百知警矣，是在上之雷厉风行而已。制敌船莫如用火攻，行之于大洋则难，而行之于内河则易。粤、闽、浙三省，多出海之渔船，其操舟之舵工水手，类能狎风飓，涉波涛，如履平地，毫无所畏。我悬重赏以购之，高爵厚禄以饵之，听其所为，毋击其肘，如能成功，则以全舟所有畀之，彼自致死效命而不辞。火攻之术既行，天下豪杰之士，必有闻风而兴起者，即远而行之于西贡、海防，亦无不可，更何论乎中国哉！此所谓常战也。我中朝既出于战，必当持之以恒久，举之以全力，勿以小胜喜，勿以小挫惊。中国海疆，南北逶迤万有余里，备不胜备，防不胜防，宜区为四军，而统之以四重臣，以节制而总辖之，寄以专阃之任，重其责成。辽东三省为一军，直隶、山东为一军，江、浙为一军，闽、粤为一军。敌至则应，敌去勿追，守有一定之地，敌人入尺寸即治以重罪。颁诏天下，举贤才，尚艺术，召奇材异能、勇力折冲之士以实行伍，如有成效，不次拔擢。此一战也，薄海臣民罔弗共之，一战不胜则再战，再战不胜则三战，务有坚忍不拔之志。时际艰难，人才自生，以中国之大，岂无非常之人以御侮而定难者？安见法之必操胜券，而我民之不可用也哉？无畏敌，无贪功，无退缩，无凌竞，无骄悍，无委靡，有赴敌进死，无怯敌退生，上下之间，一心一志，一力一体，即横行于天下且不难，更何论乎法人！必如是，乃可以言战。

　　拟上当事书

　　为敬陈管见，以备采择事。窃闻谋必出乎万全，事必操夫胜算，谋成而后行，事定而后为，则一举一动，可无后悔。用兵之道，尤宜慎之又慎，非过为老成持重，畏葸瞻顾也，必审我有以制之而有余，然后可一发也，毋惮彼强，毋幸彼弱，毋虞其多难，毋患其肆横，在我先有以自审而已。今日者法人之凌侮极矣，骄悍极矣，势不得不出于战，以彰天讨，以奋天威，用伸薄海臣民之愤。理直者气自壮，名正者言自顺，法人虽狡，揆之天理人心，必不能逞也。然天下事，固有不能尽以常理测度者也。张法人者，谓其船坚炮利，将猛兵精；轻法人者，谓其财殚力痡，民穷国蹙，强邻峙于外，乱党踞于中，他处兵事已形棘手。惟管见窃不谓然。法人之来扰中国尚利害参半，独我之御法人为有害而无利。何则？我与法所争者空名而已，而其间所失者实大。战而捷，法人必思报复，未必即肯甘心俯受挫折，兵连祸结，靡有已时。法人今日首先开衅于中土，一战于基隆，再战于马江，虽迭有胜负，而我国受亏已甚，统计兵轮、炮艇、船局、炮台，已不下二千数百万。始事已如此，后来尚难逆料。虽他省防堵完密，守御谨严，法兵即来，不以力胜，可以计歼。然今日遣艨艟，明日调士卒，经费浩繁，何可胜计？他日欲令法人偿我兵饷，势恐不能。今法人自初七日退兵之后，寂无动作，其意盖有所待，将俟增兵既至，然后合而攻我。进攻福州之法兵，皆经刘团挫败之余众，犹且猖獗如此，若从法国调来者，其锐气当增一倍，亦可推矣。法人所注意者，闽则台府，粤则琼州，皆孤悬海外，可以铁甲战舰、火轮兵舶守之于大洋，而不虞陆路之追截。其扰台湾，则先踞澎湖，以为泊舟驻兵之地。台湾幅员辽阔，物产富庶，且为东西航海者之中道，泰西诸国皆所垂涎，法人要必以全力赴之，其情形固已灼然共见。然则我所以御之之道如何？当必以水师兵轮为先。夫与法人交战，击之于大洋，不如守之于内河，拒之于水，不如持之于陆，此固人人知之矣。惟是我国海疆延袤万三千里，备不胜备，防不胜防，况所有轮舶兵舰，皆不能驶出大洋，冲涉波涛，测量沙线，辨识风云，况乎与敌决战而纵击也哉！以此敌船来莫之遏，去莫之追，飘忽无定，往返自如。沿海炮台，苟不善守，势必突遭靡烂，经营数十年而毁之于一旦，殊可惜也。夫炮台原以制敌船而设，专为守御计，其建筑悉准西法，宜若可恃，不知炮台所重者，在司炮之人。苟司炮能资熟手，击放远近，自有定准，今仓猝从事，未经练习，炮皆虚发，敌船无所畏惧。且敌船在海中旋转无定，其中之也难，炮台屹峙海滨，其中之也易。以不准之炮，攻无定之船，此所以为敌船所乘也。滨海居民，即可迁入内地，空其地为瓯脱，亦是御敌之一法。然商务壅阻，谋生路绝，小民荡析离居，情殊堪悯。设使无所得食，肆行抢劫，或起与西人为难，致费调停。南方民情浮躁，北方风气刚劲，皆足以生乱而酿祸，与法人相持一二年间，其变必生。今粤东兵事未兴，而佛山镇民已毁教堂两所，此皆英、美两国人所设，与法人无预，愚民何知，但知抒其积愦而已。衅启自民，咎归于官，保卫之术至此，朝廷必有所不及，而泰西各国之龃龉起矣。俄人于西北一带，久眈虎视，特无间可乘耳。今许法人前来保卫，铁甲战舰不日东驶，法人寄居通商口岸，难保无通消息，行接济，侦探我之虚实，尽为彼所洞知，欲行驱逐，俄人当必有辞，苟处置不善，不免又树一敌。俄人强悍无理，不亚于法人，彼若来华，事多掣肘。至我内地民情，亦可静而不可动。各处斋匪、教匪、哥老会，时思蠢然为患，倘与法相持日久，民之失业穷苦者必多，外忧既亟，内患堪虞，于此而图消弭之，正非易事。即曰遣发劲旅出关，收复东京，直捣西贡，此固围魏救赵之法，使之还兵自援，以相牵制，即以越南为战场，而中国海面可无法兵。不知法人固狡甚也，彼自知不长于陆战，越南一隅，暂时可以弃而弗争，而专以水师轮舰扰我之沿海。复残破之越南，而丧我完固之海疆，孰得孰失，何待三思。况议和之时，彼仍必索还越南也哉！总之，法人一日不靖，和议一日不成，则海防一日不可撤。劳师糜饷，伊于胡底？法人可来，而我不能往。法人本不以通商中土为急务，今年不胜，则明年可再举，明年不胜，则后年可重至，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屡肆不已，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而我所以御之者穷矣。即曰持之以定力，而海防之费从何筹措？法人之性好急，急则其来也必骤；法人之俗喜斗，斗则其败也不即止。中国无一事可以制法人之死命，而法人之扰中国，可以从容肆应而有余，此则不可不熟思审处，而先为之计虑者也。中、法交兵，民间义愤，当或可用。然极言之，民之义愤，究不可恃也。诚使普天率土，敌忾同仇，富以财，贫以力，从戎致命，荷戈前驱，以与法人决一死生，岂不甚善，而今皆无闻焉，是不过徒有其说而已。况其中或有藉端以滋事，逞臆而妄行者，一旦不可制遏，反足为患。今者我国家水师未练也，兵轮未广也，统领未得干材也，驾驶未得能手也，枪炮之施放未精也，器械之攻守未备也。必悉心讲求，先事整顿，行之十年，始可与法人一战。行之三十年，然后可纵横于大洋之中，入法之境而侵法之疆，此时似犹未可与之即出于战也。或曰，中朝仿效西法，振兴武备，筹办边防，制造枪炮，建筑炮台，行之已二十余年，何患不济？且湘军、淮军夙称劲旅，统兵大员皆身经百战之名将，久娴行阵，深谙韬钤，以此临敌，何患不摧？今日即以临阵为练兵，杀敌为讲武，一战不已则再战，再战不已则三战，以百败不挠之精神，而持之以百战不慑之志气。不以小胜喜，不以小挫惊，经一创，增一智，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彼寡我众，彼客我主，彼劳我逸，彼远我近。彼败则必济师于其国，调师遣舶，计程则三万余里，计日则一月有半，计费则一卒之赀需五百圆。我则振臂一呼，虽骤集数十万众不难，时艰才出，必有豪杰之士，群起而助我者，由此言之，复何惧乎法人！且其劳师以袭远，越国而转斗，赀粮扉屦、器械药弹储蓄必饶，轮船非煤不济，则煤斤重滞，势难多载，经历数万里之遥，不得不赖沿海口岸为之接济。既经示战，按以万国公法，泰西列邦皆不能应其所求。至内地奸民，则在乎严刑峻法以治之，地方官吏加意盘诘，自能绝其根株。各处渔船，亦必行连环保甲之法以清其流弊，并招募其人以充团丁，果能杀敌致功，自膺重赏，有能设法焚烧敌船者，立予破格恩施，高爵厚赉在所不吝。我但守御严密，雍容坐镇，而彼自疲于奔命矣。所谓静可以制动也。昔俄之未强也，瑞颠兴师伐其国，俄战屡败，臣民皆主议和，独俄主不可，谓国可亡，战不可已，其后卒胜瑞颠，而国日以强胜。堂堂中国，讵不如俄？不知以上所云，应敌之谋，料敌之说，言之则易而行之则难。语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今我之所短，彼已尽悉，彼之所长，我未能及。天下有先事图维则有余，而临机应变则不足，一著遽误，全盘俱空。办土寇与办洋匪，其间不可以道里计。俄、瑞两国，境壤相近，所争者在并兼土地，侵割疆宇，关系者大。今中、法所争者空名耳。争空名而受实祸，窃以为识时达势之智者所不为也。处今日之地，固万不能言和，惟有速行整顿战事而已。若彼知难而求退，我亦似可虚与之委蛇，曰暂忍以罢兵，待时而后战。法事之终，正兵事之始，富国强兵，治中驭外，宣国威，张国体，请俟诸异日，未有不得之于操券者。否则，徒以一时之不忍，而举一国之全力以相搏，狮虎忿争，必有从旁冷眼以观者，窃以为非计之得也。兵，凶器也；战，危事也。徒恃一战以自强，竭全力以从事，为中国久远计则可，为我朝一时计则不可；为将来计则可，为现在计则不可。凡事豫则立，惟有备乃无患。养精蓄锐，深识远虑，天下何事不可为？岂独御区区之法人也哉！鄙意即欲与法人战，亦当谋定而后行，事成而后为，不必汲汲于一时也。天下机会之来，岂有终极？忍之于今日而报之于他时，天道循环，断无或爽。或者谓今日再与法人羁縻而示之弱，则他国必有起而效尤者，我朝之患，正未有已时，今日之害犹小，他日之害为大也。不知苟能自强，彼必畏我，何敢相侮。今法人之诛求无厌，非理妄干，正以我海疆之备有懈可击耳。富强之效已睹，驭外之权即基于此。愚以为事至今日，要当实事求是，不必涉矜夸，献颂誉，铺张扬厉，专作美谈。必令天下进说之士直言无隐，以闻过为喜，以攻短为尚，而后天下可治。韬蠢愚下士，罔识忌讳，特忠君爱国之念，耿耿不忘，故敢尽其区区，伏垂亮察，不宣。

　　拟设洋药总司议

　　鸦片产于印度，而总汇于香港。近年吸食者愈众，走漏者愈多，不独为通商全局中一大漏巵，而于国家厘税所关亦非浅鲜。今欲杜其弊，清其源，绝其流，正其本，莫如设立洋药总司，而以其权归之朝廷，盖榷烟之中隐寓禁烟之意焉。何谓洋药总司？总理衙门移文于英之驻京公使，并我国驻英钦差，使与英之外部大臣、印度总督酌商，许在印度、香港两处，由中国简放榷烟大臣驻扎其地，专理稽查烟务。所有鸦片入中国者，每年或十万箱不等，由印度商人报明印督，由印督移咨中国驻印大臣，按期运载至华，听由招商局轮船代装，驶往各处通商埠头，以香港为总汇之区，存贮栈房，以待分运。盖走漏之弊，杜之于中国则难，杜之于印度则易。何则？印度英商自行运载来华，既至香港之后，中国海面，港汊纷歧，各处皆可绕越，且走私轮船，又复迅捷异常，乘夜偷渡，不服盘诘。中国奸商又与西人互相表里，恃为护符，冒险影射，诡计百出，势实无从稽查。今天印度出口之始，一报之于印督，再报之于驻印大臣，给以文凭，其来数已昭然有据，虽欲偷漏，势必不能。若其中有非在中国销售者，则不得载至香港为存贮之所。印度栽植鸦片岁有定额，不得多种，贩运中国十万箱之外，不得再有所加，违者有罚。英廷设法，本为至善。无奈一经出口，分运各处，即已难稽。其报之英官，原有总数，而所经中国关厂，报税抽厘，每于总数不符，两两比较，相悬甚巨，非由偷漏，胡为至此？今于印度载至香港之后，若英人欲分运中国通商口岸销售，悉听其便，惟载运之船、存储之栈，皆由招商局代为经理，其费一秉至公。如或英商以为不便，议不能行，则有挂号领凭之一法。何日进口，何日出口，何日分运各处通商口岸，须诣中国驻港大臣一一报明。销售之后，然后纳正税及子口半税。此于印度官商皆有益而无损，而亦任其随时销售贩运，无一毫稍掣其肘。诚如是也，中国所设一切缉私委员、巡船，皆可裁撤，所省者大，何惮而不为？况乎榷烟原可与禁烟并行而不悖，所入中国若干万箱，每岁为期，原有限制，本可历年递减，正不妨与之悉心以筹，和衷共济。总之，我所以待远人者，不外乎开诚布公，实事求是，绝不参以厘毫私意粉饰于其间，可行与否，在乎能直告之而已。秉之正，持之严，彼亦有所惮也。鸦片本一毒物，非以养人，乃以杀人。既为邻好之邦，乃以毒物贩售于我，利己而害人，既以良法美意与之商，而彼不听，是不欲我由渐而祛害也。天下中外虽攸殊，总不外乎理而已矣，惟理可以折之。如不然者，仿前代榷酤之法，凡有印度所来鸦片，悉归之官，由官以售之民，西商如有私贩者，倍严其罚，此亦杜截偷漏之一端。由是售烟者，区之为烟户，吸食者当必渐寡，将见不三十年而烟可不禁自绝矣。呜呼！今当轴者，孰能肩此重任哉？

　　附：臆谭

　　荒隅避迹，幸远祸机，啁啾欢杂中，默焉而已。窃以粗才，短于涉世，朋往俦接，酒酣耳热，辄攘臂奋舌，妄谭经济，诋诃痛哭，罔顾忌讳，取嫉当事，中以奇厄，危而慬免，又安敢再侈口以言时事哉！嗟乎！当此烽烟R洞，灾乱迭构，惨目抚心，未知从何下手。偶读古人言事之书，其所隐忧私议，皆足以拯救时弊，不禁怦怦心动，因是不惮重蹈咎辙，辄作罪言，比诸枯蜩寒虫，自呻自吟，不欲人知，以求采纳。盖古之人，虽伏处菰芦，谪逐僻远，其忠君报国之念，未尝一刻忘也。苟可以为国者，知无不言，即言不见用，或言而获罪，终不能自已。余也谗毁罪废，穷窜蛮乡，忧时愤事，此心耿耿，固在漆室之女，不谅其志，听诸悠悠可也。同治纪元闰八月二十四，天南遁叟自识。

　　敦本

　　呜呼！自三代封建之法废，而后世帝王所以待宗室者，皆未能斟酌损益，权衡厚薄而适得其中。西汉鉴于七国之祸，而其权渐移于外戚。成帝时，宗族之著于籍者十万，逮乎王莽移汉，其得存者数千而已。自魏以来，势同孤立。当夫开国之初，非不思矫其弊，而立法未善，旋即更张。试观由唐、宋以迄元、明，其间亲贵者猜嫌疑忌，终至杀戮。就藩封者，仍不得尺寸之柄，稍自展舒，食租衣赋，有空名而无实用，数传之后，下侪氓隶。历览史册，帝宗皇族鲜克自振拔者，或以不轨除国，或以骄蹇失职，则在乎养之而未知所以教之之道也。此则言乎宗潢近派耳。至于疏族远支，所以培植而安置之者，亦未得其当。不然，给土田，尽职守，聚族而居，各事其业，仿古者所行宗法，以大宗联小宗，互相维系，各自约束，必能渐至盛强，以为国家辅佐。诚以宗族者，国家之枝叶，枝叶强则足以庇其本根。古者封建诸侯，率辅之以强宗盛族，如封康叔而分之以殷民六族，封唐叔而分之以殷民七族是也。巨室世家，与国盛衰，同休戚而共荣辱。自后世世爵废，遂无世臣，宗法废，遂无巨族。一旦有事，而可恃者无一人，内无以助赀输粟，外无以保疆御侮，一蹶不振，易至于亡。然则有国家者，其于厚宗植族可不亟讲哉？欲固厥本，当行宗法而佐以屯田。乡落之间，悉寓堡砦，习战攻，明守御，兵农交辅，耕作相资。俊秀者使登仕版，壮强者倍给廪饩，有事皆可以备征募，供调遣，在城者足以佐防兵，在乡者足以助团兵，在畿辅者亦以此法为宗兵。如是而根本不强，枝叶不盛者，未之有也。我国家既定天下，于各直省建置满城，设立驻防兵额，凡拨居隶籍者，男女皆颁给糈禄，岁有常例，不劳而食，诚优厚宗族之盛典也。然当时人少户寡，天下之所出足以养之而有余。二百年来，生聚日众，养之不足，必至予之渐薄，而彼所恃以糊口者亦必不给，则二者交病。况其在城者，无事不得擅离，如圈牢之养物。且子姓日多，而令其游手无业，安居坐食，非所以为教也。糈薄不赡，穷困无告，必至贷钱逋累，非所以为爱也。有余则骄淫匪僻，不入于善，不足则贫窘无聊，告贷民间，以期他日出仕取盈，盖有致之而然矣。竭百姓之力，糜无益之费，而成其不教不爱之实，窃以为立法似未尽善也。况至今日，满人之在各地者，居处已久，无异土著，其驯顺者游谈玩日，肆横者游手滋事，甚或居民畏之如虎。如欲亟为整顿，尤当使之各事其事，隶兵籍者日加操演，猝有变故，缓急可恃；入仕籍者岁加考试，宽其额以储选用；士农工商四民之业，一如汉人，毋得仰给于外，妇女亦勤女红，学蚕织。其居处不必在城也，业耕稼者，当使散布乡村，而以宗法屯田为之部署。富以济贫，有以通无，庶几可行之久远也，不然，岂第饥寒之患哉！

　　简辅

　　夫国家任人，所恃以安危者，辅臣而已。唐、宋、有明以来，多以一人兴，以一人丧。元代立相，皆取用色目人，而汉人不得与中书，然有元九十年间，未闻有贤相也。明祖以宰相权重，不复建置，寄其权于六部，而后之大学士即宰相也，所谓名去而实存也。本朝立相，参用满、汉，法至善矣。近今十年来，道、咸之间，汉人之为相者，未闻有赫赫之光，足以震动朝野，维系君民。岂草泽布衣知之有未尽耶？徒闻旅进旅退，以窃位苟禄固宠全身已耳。或曰，本朝之无权臣，足为盛德事。满臣中如鳌拜、噶礼等，虽稍有姿横者，而汉臣则无闻也。本朝未尝轻杀大臣，近时间有如耆英、柏葰等，未易一二数，而待汉臣尤厚，居台阁者，多以功名终，则所以保全大臣者，其恩意岂不渥哉？吾则曰，此皆汉臣之为自全地者多也。本朝动以资格拘限，循至为相，不复采诸民望，察诸舆情，古昔慎简之意无有也。其为相者，已多臻中寿，半致耄昏，谚曰：“老将智而耄及之。”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况其循至相位者，由于阅历甘苦得失而来，锋芒已尽，肝胆不张，不肯为国家担持大利害，而为深谋远虑之计，徒忝高位重禄，汶汶没没，拱居其职数年而已，国家何赖乎有此相也！盖上智之人，老则历练精；中材以下，老则趋避熟。而天下上智少，中材多，则所以慎加遴选者，可不亟哉。善为政者，先在平日亲贤储材，亲贤则不肖者远，储材则缓急有可用之人，二者所以为简辅之地也。诚以辅臣所系乎国者甚重，其职佐天子，进贤退不肖，黜陟百官，各当其位。昔者尧以不得舜为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忧，盖欲为天下得人也。宋之相韩、富、寇、范、司马也，天下交贺，外彝动色，及其相王安石、蔡京，而天下嚣然不靖矣。明之三杨在位而事治，严嵩以青词取相而国弊。则下民之休戚，可以卜相臣之贤否也。今相臣之去就废置，若无预乎草野之休戚，并不系乎朝廷之重轻，在民若马牛风，在朝若九牛毛，嘻！焉用相为哉？此皆由公辅之不能得人，而枚卜相臣未极天下之选也。今必破除陋习，毋拘常例，务采舆望之所归，苟其材也皆可简用，一岁三迁，不嫌其速，不由科目，毋患其浅，不必定取诸翰林中也。夫翰林不过徼一日之短长，其所对策，多浮泛掇拾，务诡时好。其未得志也，趋权门，排同列，鲜励名操。及既得志，养骄居优，日积月累，坐致高显，爵位已极，而患得患失之心更不可问，虽未必人人尽然，而委靡末流之中，难自振也久矣。惟上能不循成格以求相，则在位者人人皆思奋勉，而贤不肖辨矣。

　　治兵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有备始可以无患。兵志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所谓备者，训练之谓也，治之于平日，斯能用之于临时。今我中国之大弊，在无事养兵，有事募勇。非兵额之不足也，在乎自远调遣，旷日持久，资粮扉屦，必给之而后行。而领之先则糈台之出纳迟之，领之后则营官之侵克继之。及兵既至，则贼势已成，贼志已固，贼守已坚，而官弁所统率者，只此数百之众，犹以羊入虎口，至亦无济于事。而贼乃得逞其所欲，恣其所至，一旦败坏决裂，遂不可问。当事者，知兵力之不能及，于是仓猝召募，购买器械，幸而集事，贼胆愈张，外而羽翼已成，内而民人罹祸。至后攻贼著效，或亦赖勇之力，而不知将兵者已几费经营，几糜帑饷矣。然则平日之所以养兵者，固何为者哉？盖虚数冒粮，老弱充额，演练不讲，器械未精，一切奉行故事，视为具文，其弊固不胜枚举也。今日所募之勇，几遍天下，各省被贼之后，军事既定，或即有改勇为兵者。诚见夫勇也者，聚之易而散之难也。顾各省一遇升平，即以兵为无用，军营中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因循如故也，粉饰如故也，推诿如故也，畏葸如故也，虚夸如故也。其所为兵者，跳荡拍张，漫无纪律，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见民如虎，见贼如鼠。营中所用者，不过弓矢刀矛也，即曰有所专长，亦不过击刺而已。如是虽曰有兵，与无兵同。论者皆谓贼平之后，必当改纪军政，整顿营规，练习武备，讲求兵法，置办利器，一改从前之面目。盖事贵随地而制宜，道在因时以善变。今日行军，首重枪炮，远则有炮队，近则有枪队，器必坚利，学必精能，坐作进退之间，一听统兵者之指挥，其临阵冲锋，尤在乎有进而无退。其忠义勇敢之气，积蓄于居恒，而奋发于一朝。其气既鼓，有死之心，无生之志，如是而不胜者，未之有也。此之谓能治兵矣。然其所以能致此者，请五言以蔽之，一曰厚糈粮以养其身家，二曰精训习以娴其技艺，三曰严教化以作其志气，四曰共甘苦以结其心志，五曰明赏罚以坚其服从。恩威并用，宽猛相济，而后兵之于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安有不听约束，不遵禁令，闻敌猝逃，望风先溃者哉？顾天下不患在无兵，而患在无将。谚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斗将、能将已不数数觏矣，况乎名将、大将智勇足备者哉？欲储将材，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近之则在慎选营员，远之则在别开武科，甄别考试，一切成法悉请废之，而在求真材。呜呼！今日之要务，其一在治兵，其一在择将。

　　择将

　　夫天下不患在无兵，而患在无将。将得其人，则兵无不治，兵无不强，然则择将可不亟讲哉！择将之道，夫岂在按时大阅以弓刀骑射，为足尽其能事也哉？武科之设，亦惟是弓刀石三者是尚，以为遂足拔尤而选奇，不亦》乎！且历代以来，多重文而轻武，每于武试一科，不甚措意，取者奉行故事，试者侥幸，必得滥竽充数，务求足额。即如苏、松各府，习武者少，几于执途人而取盈也。谓武科之足以得将才，谁其信哉！夫为将之材，不一通古今，识形势，辨舆图，知险阻，则非由于读书不可。其为将也，有大将，有能将，有战将，有偏将，必皆储之于平日，以为临时之用。平日所以甄别而考验者，当分为数途。其一，能知兵法，识天下厄塞之所在，有备无虞，设伏制胜，其材略足以冠三军，其志量足以超万众，是谓大将。其二，能布阵法，建营垒，筑炮台，足以应变而陷坚，冲锋而折锐，是谓能将、战将。其三，能娴技艺，熟稔枪炮远近之度，命中及远，从无虚发，是谓偏将。此必设立武备院，招徕人材，入其中悉心肄习，由兵政衙门按期而试之，三年拔取前茅，赏以头衔，畀之以事功。凡此所以预储将材也。武科之法，亦必一变，而大率不外乎是。麾下之兵，简选若干，归其训练，厚其廪粟，使其相习，以专责成。一有调遣，闻命即行，稍有稽迟，惟统兵者是问。诚如是也，天下无不可择之将，即天下无不可用之兵。有将则疲兵皆可成劲旅也。昔吴起用魏而魏强，用鲁而鲁胜，用楚而楚振，夫岂异人任哉？是则兵之可用，不系乎将哉？故今欲治兵，莫先于择将。

　　用兵上

　　居今日而欲用兵，难言之矣。羸老充数，虚额冒粮，恇葸惮出，跋扈不前，悍不遵法，疲不用命。上则因循苟且，曲护掩蔽；下则挟寇自重，因而制其上。积弱难振，积玩难肃，积骄难锄，积惰难奋。此其患不徒在步伐之不齐，队伍之不肃，行陈之不先，器械之不精，战斗之不勇，调遣之不速也，即一旦以此数万之众与之，谁可用者？呜呼！今日之兵，纪律荡然，跳荡拍张，不就约束，遇民如虎，遇贼如鼠，入市一哄，入村一空，其责在将而不在兵，盖有以酿此骄兵疲卒者非一日矣。有功弗赏，有罪弗诛，失律辄匿，弗以上闻。偶获小胜，辄辅张以自夸，罚轻而赏滥，袒庇亲昵，曲徇私情，进有必死之忧，退无失机之戮。人情孰不乐生而恶死？此士之所以闻鼓而奔，望锋而靡也。夫功诚宜赏，罪亦宜罚，今不问功罪而但计亲疏，亲者胜则冒功，败则幸免，疏者虽有劳而弗录。不平不均，何以服人？甚者舍丘山之罪而不诛，而惟毫毛之功是赏，其谁不效尤以相蒙也哉？今欲兵之足以御寇，必先在鼓舞士气，移变宿习，整顿营规，改革军纪，明正典律，严行诛罚。日练月训岁阅，军中所用以火器为先，有枪队必有炮队，枪以击近，炮以击远，毋虚发，毋幸中，发火制敌，例有专司，习之于平日，斯临时有恃而不恐。其在营也，共甘苦，同忧患，而后能与之俱死。此非将之责，而谁责哉？故我谓，今日之患，不患在无兵，而患在无将，有将则此皆可教之兵也。吴起用魏而魏强，用鲁而鲁胜，用楚而楚振。孙武虽妇女亦可教战，固不必择地而选人，择人而施教也。若廉颇之思用赵卒，亦狃于所习耳，非古来之为大将者，必尽用其乡人也。惟古来名将必有亲兵，得其死力。夫众在先为之倡，亲兵者所以为倡也，临阵冲锋，先登捷进，而后者随之矣。今亲兵为翼护大将遁逃之用，宜其气之不振而莫之敢先也。至于用兵之要，我昔尝言之曰：“用众不如用寡，使智不如使愚。”

　　用兵下

　　军兴以来，十有三载矣。贼所至辄陷没，无一能挫其锋者。况贼之猛悍善战，远不如昔之闯、献，而我兵不足以制之者何哉？兵多而力分也。说者谓，我之受困于贼者，在乎兵之不足，贼出没无常，来往莫定，彼聚我分，彼众我寡，此贼之所以数得志也。不知兵少固不能作士气，兵多尤难以一士心，兵不在多寡而在善用。今虑贼将至之处，所以备贼者甚周且密，广募壮勇，督办民团，练习兵卒，四处调集，及贼至曾不能一战，虽多亦何所用？贼虽败窜各处，而得城则踞，其贼目必有久住之所，如江宁省城之为贼窟不下十年，江、浙诸城之为贼守者亦已二载，何以失则如土崩瓦解，复一城则累年旷月而不能？今淞郡沪邑及各处乡间，征兵连众，水陆之师，已逾四五万，是亦可以一战矣。而释甲执兵，拥望不前，尚复借资于西人，听其指挥，此真可为长太息者也。故我谓，先所患者在兵不足，今所患者在兵有余。兵多则饷不继，又其志纷，而责贷不能常尽其力。不观夫工之舁木石者乎？人众则举反不速，必减人而始举者，欲其各尽力也。今用西兵，其费數倍于我士，势恐久而不给。且西兵但能为我守城，而不能供我调遣。由西弁统率则易约束，易华官将之，未必肯出其死力。折锐摧坚，遽收其效，即使临阵兼用，必互有所诿，冲锋并驱，必心有所恃，一旦独出失其恃，而气反馁矣。况乎主客异形，攻守异势，势必不能常与西兵偕。以观望疲馁之卒，养寇骄惰之兵，而重之以诿且恃之心，虽吴起、孙武复生，亦不能驱策之矣。然则当奈何？曰，与其募西兵，不如用西弁，延西弁以教我军士，专习洋枪，以收捷效，俾拔戟自成一队，临阵之时，西弁在先，我军在后，则我军人人皆西兵也，如是一西弁可抵数十数百西兵，而收效自广。其次则在汰兵练士，精械利器，明赏严罚，专责重任，刻日计时，以规恢复。上以是责之督抚，督抚以是责之提镇，提镇以是责之游守，游守以是责之营弁，逾限不克，诛斥立加，不患在不宽而患在不严，不患在不惠而患在不威。威信立，纪律肃，将领先卒，奋兵志慑，战气倍，则庶几乎收一之效也。（此两篇作于同治壬戌春初，而三月间李爵相统师截江而来，其麾下皆楚、皖精劲之旅，节制之军，壁垒一新，气象迥异，然后能有战必克，长驱以前，成破竹之势，收指日之效。三年之间，江、浙底定，于是观之，用兵之系乎人也明矣）

　　取士

　　古者取士用人之法，莫善于乡举里选，论秀书升，以取之公，择之审，采之舆评而核之实行也。两汉治绩之懋，循吏之众，其效可睹已。自科目之制兴而此法久废，野无弓旌之招而贤良不奋，里无束帛之贲而孝弟不闻，徒老死牖下，湮没于乡党中耳。于是人材日以薄杂，士习日以卑污。取士之途隘，用人之程滥。士舍科目之一途，虽有高才硕学，达识明辨，无由自进。金陵管同之言曰，今之士，皆民之实而窃士之名，以取之太多，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数年间一邑之称士者已至千百人，按其中皆贸然无知者居多。由是士习坏，士风不振，因而曰天下无士，岂通论哉！譬如采珠于渊，采玉于山，取之既竭，则以泥沙代之，人见泥沙，并咎珠玉为无用，有是理乎？为今计者，莫如减其额，远其期，与其多取而贤不肖之皆多，毋宁寡取而贤不肖之皆少。且士既少则下知贵，而为上者教养皆有实用，学中廪饩，书院膏火，养数百人而不足者，养数十人而有余，于是士不为非，廉耻懋焉。顾其为说是矣，而犹仍以科目取士也，不知科目之弊可胜言哉！采浮华而遗实行，习经义而暗时务，判不知律，策不通今，掇拾剽窃，以徼有司。童之所习，壮之所试，不出章句，陋亦甚矣！其不为俗学所囿者，千百中无一二耳。夫人之精神知识亦甚有限，自幼而壮皆消耗于帖括中，及其为政，茫无所得，势必尽弃其昔之所学，而更期用世，此吏胥所以得操其权而颠倒之也。今欲明习政务，通达治体，崇尚廉孝，奋励贤能，则在增制科，开荐举，而间行以科目。至科目之制，亦当变通，宜分数端，一为经籍史义，一为诗赋策论，一为经济时务，一为舆地天文，一为格致历算，一为兵刑钱谷。如是则取士之途广而士无遗贤，责实之政成而人无饰行。欲士敦实行，莫若修荐举；欲士通世务，莫若开制科。国家康熙、乾隆两朝，曾有博学鸿词之举，虽来者率以言进，而一时之文学经术怀才负望皆出其中。何则？上之所好，下奔走焉，以此循名而核实，得人亦不难矣。制科所取，如兵法、吏治、水利、边防、艺术、地理，凡有一材一能者，无不俱收并蓄，终期有以佐为政之实用。荐举责之于督抚、藩臬、道府、州县，而需由下以达上，以民间推选

　　之多寡，定其人品行之邪正，声望之贤否，众人好恶之所归，即其人平日之所为，亦可概见。又所荐举之人，必其未登朝籍而隐逸于草野者，否则不在此例。毋徇私，毋谬举，隐匿蔽贤者有罚，举任得人者有赏，终期有以鼓舞闾阎孝弟忠信于无形，如是而人才不生，风俗不厚者，未之有也。

　　重儒

　　呜呼！今日之自命为儒者亦綦多矣，而上之所以待儒者亦綦贱矣。士何以多？其弊在取之太广，试之太勤，而贤不肖并进也。大邑所取不下四五十人，中邑所取不下二十余人，小邑所取亦不下十有余人，而近又屡益之以广额，三岁而两试之，于是所谓士者，邑必有数百人矣。此数百人中，果皆具有鸿才硕学能通今博古者耶？盖；冗陋劣者十居其八九，此士之所以不贵也。欲士之贵，莫若减其额，远其期，毋滥取，毋薄待，得之既难，为之甚少，于是人皆思自奋于学，而上之所以待士者，其力亦足以遍给。邑有书院，里有乡学，使膏火足以资其诵读，士气既养，廉隅自励。不特此也，凡山长、教谕、学政，务极其选。今山长率以势位有力者援荐，视其升降为去留，甚至一邑而空糜脩脯者六七人，乡僻之士有毕生不至书院，不识山长面目者，是则空有其名也。凡为教官者，率以老惫疲癃充选，稍有才干者，以为闲员末秩，多不屑处。而为教官者亦徒拥虚名，从未一日与士相接，不过于岁科试获隽之士，龂龂然争其贽仪厚薄耳。学政观风动循故事，从未有勤访博采留意人才者。每至试期，刻日蒇事，匆遽迫促，务求速了，以便再莅他处，其所拔擢，安能惬望？必以试院为养士之所，但第其优劣，不必分其资之多寡。学宫为教士之地，但计其业之勤惰，即辨其等之高下。山长、教官，皆得以素所赏知者荐举于学政，学政亦得于文学之外别采所闻，擢举行谊物望之儒，养之裕，教之专，励之切，皆所以尊儒而贵士也。虽然，此犹以文艺言也，道德品诣著于乡闾，而名未登于巍科，身犹隐于草野，则有推荐之法。必先由下以达上，自乡学里塾荐之于邑，自邑而郡，自郡而省，以荐之多者得举，历试三年无改，然后任用，因材器使，靡有或遗。所荐亦分学行两途，任以亲民之官则为丞簿令佐，任以文学之官则为教谕训导，优异之亦得为中书检讨。盖重儒必先由重儒官始，儒官能砥砺风节盛致名望者，外擢可至州府，内用可升台谏，非骤也，有重之之名必著其重之之实也。初为士人，必先读书于学宫，肄业于书院，优其廪饩，令足以赡家，无内顾忧。三试不获隽，听其改从他途，或吏员，或幕职，略如明制。如是则教养皆有实用。且取士之法亦必一变，时文至今日而极弊，从未有行之五百年而墨守不改者。既崇实学，贵真儒，尽其所以待之之道，人才自日见其振兴矣。

　　肃官方

　　今日之可忧而宜急者，在抑躁竞，惜名器，惩贪墨。夫躁竞者进而恬退者远矣，其弊之极，必至是非倒植，贤不肖莫辨。盖为上者，见其便辟侧媚，结纳逢迎，误以为能；趋承奔走，攀附夤缘，误以为勤。于是避瘠趋肥，舍难就易，乞恩私室，植党权门，视廨宇为传舍，利膏血为钓饵，请托公行，货贿昼入，谄谀成风，钻刺得志，势焰可炙，廉耻尽丧，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得也不以正，则律己取人从可知矣，而欲官方之肃，士习之端，安可得哉！故抑躁竞者，所以厚风俗，端教化，励名节，懋廉耻也。名器之滥，至今日而极矣。应制科者，率以捐输请广额，三岁而两试之，几于取之尽泥沙。其名则士，其实则民也，而贸然无知者，率得以幸进。行军者，无功而邀显爵，大抵统领之亲戚故旧居其半。其伴食于军营者，犹可言也。甚有居家安坐，而翎顶煌然，升衔垒至，凡此者指不胜屈。一空城之复，一胜仗之获，虚词满纸，阅之气涌，将来必至赏不为恩，有有功而无可赏者。鬻爵者入钱而窃高位，补授迁擢反捷于正途。不知彼捐纳之初心，是以官为利也，其为大吏，必取之于小吏，为小吏必取之于民。禁隳而俗败，民贫而国乱，国家害博而利微，政蠹而民耗，未有甚于此者也。所以惜名器者，尊有功，赏有德，养士气，作士志也。今日之财，上不在国，下不在民，而一归诸墨吏。官为言利之门，衙署中有市道焉。苞苴肆行，簠簋弗饬，其显焉者也，不足为病也。巧取豪夺，穷搜极访，婪索万端，不饱其囊橐不餍其溪壑而弗止。彼此交征无非牟利也，宾朋相接无非谈利也。内自部员，外自上宪，利不至则官不显，上下蒙蔽，刑不加，罚弗及，肆然无忌，而日取盈焉。问有为国者乎？无有也。问有为民者乎？无有也。惟知有利而已矣。噫！如是安得不病国而殃民。今必严其典章，纠其贿赂，戍边不赦，籍没不贷，即其家资以充军需，使墨吏徒有贪饕之名，而无享受之实，庶几此风渐熄。又吏之所以贪，由于禄之不足以养廉，今冗员多而禄微，何不尽加沙汰［如裁河工，罢漕运，所有员弁概行撤去］，而即以其禄益之，俾得尽心于政治，而责备乃非过严。所以惩贪墨者，肃官箴，清仕途，伸国法，足民生也。三者既行，官途当为之一变矣。夫今日官场所以惟利是趋者，大率开之自上，大吏之利取之于小吏，小吏之利取之于民间。苟无利焉，大吏遭驳议矣，小吏干退黜矣，升迁无望，调补无期。卓异荐举，皆孔方兄为之斡旋也；注阙得官，皆阿堵物为之居间也。部吏上下其手，利不至则例不行，天下遂成一利世界。呜呼！果谁为之哉？今欲矫其弊，上下一切不言利，惟尚公正廉明以清其源，庶有豸乎？此三者之所以必当严也。

　　久任

　　呜呼！今世之无循吏也久矣，盖由久任之法坏也。汉时去古未远，吏咸久于其治，有以官为氏者，其立政化民，动多可观，皆为远大恒久之计，无见小欲速之心，此文、景之代所以比隆于成、康也。降至后世，此法渐废，其故盖自科目之制兴，而一岁所登率数百士。鬻爵之例开，而经年所积动几百人。当局者虞其停壅，遂务为疏通，于是有三岁一易，经年一调，甚至不数月而去者。因此仕若辕圜，吏无固志，视廨宇为传舍，量肥瘠为戚愉，循资计日以冀迁改。其所设施，因循苟简，曾无终岁之计，而所有一切因革利弊，曾不稔知，旋已调任。继之者又好为纷更，令方行而遽寝，政未成而旋罢，下则无复法守，而胥吏得并缘为奸。不特此也，疏通太甚则吏不习民，停壅益久则人浮于缺，即使其任职在位，隐有五日京兆之心，身家念重，其余则不复措意，上下苟且，惟日望于禄秩之崇卑厚薄，而不计民生之休戚利害，弊可胜言哉！今当局者苟亟思所以变计，则何不斟酌科目之制，减额而远期，停沮捐纳之条，投闲而置散，复古者采取舆评之法，灼见众人之真好恶，而用舍黜陟之权寓于此焉。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犹不失三代之遗意也。盖至愚者民，而至公者亦惟民，苟治之善，入其境未有不知者也。自此专责成，课报最，民便于官，吏习于治，而政不古若者未之有也。

　　诱谏

　　古无谏官，而师箴瞍赋，献替不绝。今虽设有专官，而鲠直无闻焉。呜呼！此古今升降之大端哉。宋、元、明之弊也，台谏之权操之相臣，简擢皆其私人，弹劾视其意旨，而士类之直气不伸矣。即或御史有所言，皆非急务，甚者每设为月课，动缀拾琐屑无当之事，登之疏牍，谓之应课，至于京师饼制之大小、饼值之昂贱，亦以为言。嘻！其可笑也甚矣。夫为上者设此官，原欲拾遗补阙，绳缪格非，上以正君心，下以肃百僚，非欲其噤口卷舌全躯保禄也。乃不为触邪之獬豸，而为助桀之吠犬，非作权门之鹰S，即同噤寒之虫鸟，岂设官之初意哉？惟我国家，宏门言路，许以风闻言事，即有不尽不实者，亦不遽加以罪斥，其所以作谏官之气者至矣。中间或有因进谏贬谪者，无不立予召还，不次擢用，恩渥法周，亘古未有。顾言事一端，专责成于御史，则言路尚未广也。窃以为凡在朝诸臣，苟有真知灼见，亦得许其从容进说，指陈利弊，弛忌讳之禁，宽指斥之诛。而御史则当每岁考绩，言者有赏，不言者有罚。如御史所言实有可采，已见施行，或所举果为人望所集，所劾果为众恶所归，则不独赏之，并迁其官。行之久近，而朝廷不肃，官邪不敛迹者，未之有也。此之谓善诱谏者也。（近日言路宏开，在廷诸臣以及草野之士皆得进言，可称极盛。然其中或不免结党援立门户，自诩清流，倡为异说，但知独抒己臆，而不顾国事安危之所系。有时任情弹劾，亦几渐开攻讦之风。窃以为似非盛世所宜有也。王韬附识）

　　求言

　　隆古之世，君与民近，民间疴痒得以上达，而臣下所怀亦得以告诸君。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交严堂陛，民视君阍如九重之远矣。君日尊而日骄，臣日卑而日谄，于是降交之道无闻。凡一切水旱之灾，寇贼之警，闾阎之疾苦，牧守之优劣，政治之得失，举措之利弊，率皆壅于上闻。或则知之而不言，或则言之而不尽。臣下之奏疏，所以美其君者，以为比尧、舜而犹不足。为君者日不闻其过，亦自以为四方平治，圣哲若古，而狗马声色之欲因以中其心志矣。其臣积谄已久，欲言而惮于获咎，虽有骨鲠直谏之臣，抗颜而披鳞，而一士之谔，不敌盈廷之谀，是以虽谏而不入也。故为君者，当霁其威严，诱之以尽言，有赐坐之仪，有前席之问，有造膝之请，皆所以求其言也。此外专设直言极谏一科，许其指陈朝政，必洞中利害，毋得虚应故事。凡府县之官自外邑诣都者，皆行召见，温旨接问，询以民事，俾其尽陈无隐，盖其官虽卑，而与民则亲也。君以求治为心，臣自以治乱之道备陈于上前矣。君既与臣下略分言情，则臣自倾诚输纳，毋敢隔阂矣。是以古之君臣，际会则风云，契合则鱼水，而有以联家人父子之欢。呜呼！今其见之哉！

　　理财

　　今天下理财之急务，在乎节浮开流，革奢崇俭，所以富国而足民者，其大要不外于此。盖此乃本也，而其余则末也。如开矿取煤铁，入山伐竹木，穷人力以尽地利，此开财之端一也。购机器以兴织纴，以便工作，以利耕播，俾工务日广，农事日盛，此开财之端二也。制造舟舰，远涉重洋，转输货物，以有易无，以贱征贵，俾商贾逐什一之利，而即藉商力以佐国计，此开财之端三也。辟五金之矿，开炉鼓铸金、银、铜三品之钱，流通民间，以裕国用，此开财之端四也。凡此皆非崇尚西法不为功，而亦非一朝夕间所得遽收其效。今欲兴利，则必先自除弊始。夫开流之议，人人知之矣。所以榷税抽厘，加赋劝捐，尽乎细微，殆已搜无遗蕴，而于节浮之说，则未之讲也。浮费之大者，莫如裁河工，罢漕运。自漕粮改由海运，河可循其故道导使北流，凡所以筑闸蓄水糜帑不赀者，一切皆可罢撤。南方数省所供漕米二百万石以充天庾者，自南运北，计一石之费几至十余倍，今何不概行折价，而另招商运，所省何止千万？夫浮费冗食，于承平时为多，而尤甚于军兴之际。官之冗员宜汰，军之空额宜除，乃裁革之诏未干，而漏计之令寻下，额外之员溢于常品，徒糜廪禄，于事无益。一捐局之设，一厘厂之开，所委大小员弁不可胜纪。人浮于事，一切可罢，而当局者方藉此以为调剂。官方之滥，耗财之源也。军士失伍而支粮如故，老弱充数而除籍复登。所设各处水师，有名而无实，所造炮船、拖船、红单船，率以少报多，大半为提镇以下所侵渔，调遣不敷，惟事蒙蔽。粮台多肥橐之人，戎幕皆伴食之客，军需之繁，病财之本也。上下相欺，公私并竭。建言者方亟亟于理财之术，而不知废备官，斥枝员，杜虚数，清冒支，是未能见乎其大也。其次则如尚方监局，凡物料之悖出不经，无益可省者，悉皆裁罢。俭德先于君躬，而民风自能丕变，所谓上行而下效，革奢之道即系乎此焉。今天下竞尚奢矣，乱离之后，仍染繁华旧习，衣服僭侈，上下无别，饮食糜费，水陆毕陈，其他淫乐奇技，惑心蛊志者，无一不具。身历兵燹者，尚复如此，而未经丧乱之地，更可知矣。痛乎！风俗之移人而奢糜之蠹财也。盖此风之长，非一日矣，履霜坚冰，由来渐矣。此贾生所以流涕，马廖所以咨嗟者也。夫俗奢而不知禁，财糜而不知节，当官者皆黩货，而力田者多逐末，此亦民穷财尽之秋。及今不理，后必无措，再有水旱，何以恤之？欲富国者，莫如足民，欲足用者，莫如节用。重农桑而抑末作，赏廉洁而诛贪墨，所以风天下以去奢即俭也。转移之效，捷若桴鼓。诚能如是，而财不阜俗不康者，吾弗信也。财阜俗康，而天下自治，此所谓本也。其余一切理财之说，皆末也。本立而末举，然后次第行之，乃始不止以救一时之急，而可以巩万世之基。（昔在同治初元之春，余将以避兵至粤，蒿目时艰，忧心孔棘。曾撰《臆谈》四十有四篇，略仿杜牧《罪言》、苏洵《权书》之意，冀稍足以拯救时弊。欲上之当事，不果。癸酉冬间，承乏日报，搜诸箧中，尚存强半。虽曰陈言，亦或可备一得。享帚知珍，怀璞自赏，不忍弃捐，仍录之以问世。同治十有三年甲戌夏四月，吴郡王韬附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