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 　　

　　作者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本“借自传形式介绍政策的书籍”。书中以很短的篇幅回忆了童年时代和求学历程，随后描述他人生经历中的华彩篇章（高盛—白宫—花旗），阐述了他所笃信的“或然性理论”，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工作和生活。... 　　

　　作者:

罗伯特·鲁宾

人物传记 　　

第一部

　　在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评述了自己与克林顿政府中的同僚、商界同事和其他公众人物的私人对话。这些人大度地允许我引用或解释他们的话。当然，这些评述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回忆写的，如果有任何不准确之处，责任应由我单独承担。

第一部 第1节

在不确定的世界

作者自序

　　与我共过事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事情的确定性。但在政府任职的6年半时间内，我曾认为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离开政界后，不会写书回顾我的公职生涯。我隐约地感到不安，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自私。不过，到1999年夏我离开华盛顿和克林顿政府时，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

　　回顾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工作经历，我发现自己曾身处重大变革和重大事件频发时期的风口浪尖之中。当更多地思考过去的那些时光时，我认识到，从自己曾经历过的事情中，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写书似乎是一种更系统地思考过去经历、更好地理解他的一个办法。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经历和想法或许其他人也会感兴趣，并对他们有用。

　　今天，市场的作用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更多的人更重要。政府的作用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要处理我们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就必须全面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与作用。作为曾从商界和市场领域转入政界，又从政界回到商界和市场界的人，我想，或许我适合谈一谈对这两个领域以及他们相互作用的看法。

　　我想表达一些事情和观点的心情越来越强烈，这与一名叫雅各布·韦斯伯格的记者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建议我们合作写一部书。这一想法部分来自他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讨论我的根本观点：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所以，任何决定都是或然性的。通过与雅各布的交谈，我被这种提议所吸引，我想让人们了解，我对决策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贯穿于我所做的所有事情。

　　经过多次讨论，我们两人决定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合作写一部书，回忆我在高盛公司的26年、在白宫和财政部的6年半以及后来在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花旗集团的4年，通过这部书，阐述我在未来对决策者、投资者、商人和所有市民都很重要的问题上的看法。在我们着手写作后，围绕着克林顿政府时期曾面对的那些政策和政治问题，我们俩继续进行辩论。例如，对将来而言，作为经济战略核心的财政手段和减税的作用是什么？对世界经济来说，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否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最好地阻止或对周期性金融危机做出反应——到目前为止，这些危机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市场如何运作的问题，这也是普通股票投资者感兴趣的问题。

　　通过对自己作为决策者的经历的叙述和重新思考，我希望为其他将来要独自或集体做出决策的人提供借鉴作用，这是本书的主要意图。我希望和读者一起分享我在商界和政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观点——关于市场心理、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以及如何在互不隶属的庞大的商界和政界机构中做决策和有效地工作问题。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解释我的决策方法。或然性的办法并非有多么独特，在某种程度上，它仅仅反映了大多数人在权衡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时，他们在做什么，或思考他们正在做什么。但无论如何，雅各布在《纽约时报杂志》文章中所进行的讨论引起了反响，而且从那时起，各行各业的人都曾告诉我，他们受到了这篇文章影响。这篇文章发表两年后，我在一家网球场遇到一位财务经理，他告诉我，说他把这篇文章的重要部分贴在了他办公室的墙上。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告诉我，一位棒球队经理也把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贴在了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该队在全国比赛中的级别和名次）。

　　对于这次讨论为什么会引起反响，我能做出的最好解释是我和拉里·萨默斯在财政部共事时他曾向我提到的一件事：尽管许许多多的人接受或然性决策概念，甚至认为自己是这种概念的实践者，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或然性思考长期以来一直是高度的有意识的过程。我把这种思维想像为一种标准拍纸簿，上面记录着与决策有关的因素以及对它们的评估和汇总。当然，这样描述或然性思维并不是说可以将其贬低为一种数学公式，最佳决策会从便签上自动产生。成熟的决定建立在确认相关变量以及把其中每一种变量与概率联系起来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分析过程，但也涉及主观判断。而最终的决定既反映了决策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因素，也反映了本能、经验和“感觉”。

　　本书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探讨我的决策以及更广泛地说我的生活所依据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认为没有任何事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现代科学表明，物理学和化学尤其是这样，在这两门学科中，人们所熟悉的和基本的规律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无法被证明的认识和现实的基础上的。这一观点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我猜想，这一观点是通过我在哈佛大学低年级时上拉斐尔·迪默斯教授的哲学课，在耶鲁法学院时与同学在可口可乐茶座讨论以及我在财政部的4年中与拉里·萨默斯和艾伦·格林斯潘共进早餐时的一些讨论逐步形成的。

　　一旦你进入或然性王国，任何事情都不再是简单的了。一种真正的生活或然观迅速让人认识到，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要求人们探讨这些复杂性，认识各种相关因素，并不可避免要进行衡量。我在人生各个阶段认识的一些人对待事情的态度似乎比我更确定。那种确定性不只是一种我所欠缺的个性特点。在我看来它其实正是对现实本质的错误认识，因为现实本身是复杂的、模糊的，依据这种确定性的态度做决策，看起来是为了追求最好的结果，但其基础是相当脆弱的。

　　虽然本书的根本意图是帮助读者更清楚地思考未来，但它是以叙述过去为基础的。尽管这不是一部历史书或学术著作，但我对问题、事件、辩论以及我自己对这些事做出的反应或许对研究克林顿政府和我所经历的其他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有所助益。公职生涯为我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使我得以运用自己的经验去解决关系到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广大民众的问题，并让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制度如何通过政策、政治和通讯的交互作用运作。也许通过叙述我自己在政府中的经历，通过反映我对与自己共过事的许许多多政务官和职业文官的杰出才能和敬业精神的一些认识，本书将会鼓励青年人去思考：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丰富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应当如何度过哪怕仅仅是一段时间的公职生活。更进一步说，我希望促使读者通过支持他们信任的候选人的思想和事业，更多地去参与我们的政治制度。

　　对我来说，利用这一机会系统地反思过去，可以使我所坚持的许多观点得到进一步提炼，从而也更为准确。本书所阐述的观点虽然是我本人的，但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这些观点都受到过其他许多人的强烈影响。我在我人生的所有阶段——受教育阶段、在华尔街工作以及在政府任职——都一直非常幸运地有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深刻的思想、经验、智慧以及思维模式，对我形成自己的认识起了很大帮助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对人类包括他们自己的抱负的冷嘲热讽与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在财政部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认真和傲慢无理态度的结合，正是我所了解的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好的态度。倾听比说话能够学到更多，而我一直有机会倾听许多人谈论他们的渊博见解。我的希望是，我在一生中通过与别人的这种交流和互动所形成的观点，在其他人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个人、职业以及政策挑战时，会有所帮助。

　　罗伯特·E.鲁宾

　　2003年9月30日

　　于纽约市

第一部 第1节

　　在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评述了自己与克林顿政府中的同僚、商界同事和其他公众人物的私人对话。这些人大度地允许我引用或解释他们的话。当然，这些评述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回忆写的，如果有任何不准确之处，责任应由我单独承担。

　　在不确定的世界21世纪的首次危机第一章21世纪的首次危机1995年1月10日晚，我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印有国玺图案的地毯上，宣誓作为财政部长遵守合众国宪法。我是在当天早些时候被任命的，一下午我都在等待着允许我宣誓就职的正式文件。文件从国会一送到，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一群人就聚集在白宫，举行一场匆促的仪式。

　　正式仪式一结束，我就向我的妻子朱迪和我们的客人道别，留下来和克林顿总统、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官员拉里·萨默斯以及克林顿的一些高级助手，举行一次讨论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紧急会议。

　　我告诉总统，墨西哥政府面临着一场正在迫近的拖欠债务的危险，抱着阻止这种危险的希望，我们建议总统支持采取一项大规模的、可能会不受欢迎的有风险的干预行动：向墨西哥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使其避免其货币和经济的崩溃。接着我要求拉里更具体地解释墨西哥的局势。他用了十分钟时间介绍我们的主要分析和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是几个小时前我们在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一起开会时确定的。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出手相助，不迅速相助，危机对墨西哥直接而长期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但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重大利益面临危险。

　　我们提出的对大规模干预的替代性方案不太让人看好。拉里和我继续解释，如果墨西哥无法履行其对外义务，拖欠外债，资本将可能会加速流出墨西哥，比索将会崩溃，进而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带来深刻而持久的衰退和大规模的失业。而这将肯定会给美国造成巨大影响。墨西哥是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许多美国公司和工人将受到损害。我们所做的估计是，由墨西哥拖欠债务造成的经济危机会使非法移民增加30%，即每年增加50万难民；非法毒品的输出也将增加。

　　墨西哥危机也可能会通过影响其他国家而间接伤害到我们。对墨西哥拖欠债务问题的担心已经在整个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市场造成了动荡，这就是有名的“特奎拉效应”。这种连锁反应将会造成投资者在全世界盲目地从发展中市场抽走资本。这进而将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美国40%的商品是销往发展中国家的。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墨西哥的危机以及随后可能产生的“蔓延”，会使美国的年增长率下降0.5%到1%。我们建议进行干预并不是为了墨西哥，尽管我们与墨西哥有着特殊关系，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要求国会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担保的理由，这笔贷款担保是我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提出的救援计划的一部分。

　　作为财政部长，我避免使用诸如“恐慌”和“灾难”之类的字眼，而更愿意用不太生动的词如“蔓延”和“失去信心”。我在白宫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时了解到，政府官员的措辞会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在财政部工作的经历使我认识到情况更是如此。我必须准确地说明墨西哥所发生的事，而不能有渲染。尽管灾难正是我们所担心的——而且不仅是因为它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实施，墨西哥被视为是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改革的榜样。这一榜样的公开失败将会给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造成沉重的打击。

　　在不确定的世界21世纪的首次危机但是也有反对干预的理由，我们把这些观点也向总统做了汇报。我强调说，由于一系列原因，我们的救援计划可能会不起作用。更有甚者，干预几乎肯定会被指责为是在“保释”曾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投机的美欧有钱的投资者。使用公共基金做这种事有可能遭到普遍反对，而且在政治上也有风险。白宫人事主管利昂·帕内特甚至更直率地提醒克林顿注意这种潜在风险。利昂赞成干预，但他告诉克林顿，救援努力的失败会造成他在1996年大选败北。

　　在汇报完我们的看法后，房间内气氛凝重，大家都感到墨西哥危机已经演变成一个大问题。拉里提出，美国可能需要提供的救援基金总额为250亿美元。总统的高级顾问乔治·斯蒂芬诺普罗斯说，我们的意思肯定是说2500万美元。拉里说，不，我们的意思是“250亿”。这一数字比司法部一年的总预算还多，足够购买一支B-2“隐形”轰炸机编队。

　　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小时，我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沙发上，回答着总统的提问，仅仅在一两周前，我一直在向其他人问这样的问题。12月，我当时在维尔京群岛度假，拉里给我打电话，让我留意并追踪墨西哥正在恶化的局势。我当时对墨西哥的经济问题了解不多，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迫切需要对比索贬值进行试探性干预。我当时认为墨西哥是有类似问题的一大批国家之一，而且拉里是国际经济界极其高明的专业人物，他会采取需要采取的措施。但我想做一个干实事的部长，所以很高兴拉里让我参加处理此事，虽然当时我已经被指定为财政部长，但毕竟尚未被正式批准。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墨西哥的问题会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说明，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它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现在回过头来看，墨西哥发生的事也使人们得以更深入地认识克林顿政府。我所观察到的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援助墨西哥的情况，是公众很少看到的。他严肃的态度和对这一问题所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他为探寻解决墨西哥危机的正确决策而表现出的睿智使我难忘，也使我感到，在一些重要方面，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遭到人们的误解。

　　着手处理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意味着要尽可能系统而冷静地思考。在被任命前，通过与拉里交谈，我迅速开始了解墨西哥的局势。情况是这样的，即将到届的萨利纳斯政府为维持大约3比索对1美元的固定汇率动用了150亿美元，但这一努力徒劳无功。新上任的厄内斯托·塞迪略政府在1994年12月底屈服于外汇市场的巨大压力，允许墨西哥货币自由浮动。面对只有大约60亿美元外汇储备，而数额比这更大的短期债务即将到期，墨西哥束手无策。但当政府不再提供支撑后，比索对美元的比率迅速跌至约5比索对1美元。随着墨西哥货币的持续下滑，人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其债务，大部分债务是短期的，而且是和美元挂钩的。由于担心政府可能无力还债，投资者抛售墨西哥债券和比索。总之，墨西哥当局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金融的控制。我们正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人都认为，现在墨西哥的私人贷款来源实际上已经断绝，几乎肯定无力靠自己的政策解决危机。墨西哥政府的头寸拍卖几乎吸引不到购买者，即使美元利率接近20%。在短期，私人领域几乎不可能提供阻止拖欠债务所需要的大量贷款。

　　资金需求如此之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无力靠它们的力量组织救援，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要处理。世界银行执行行长法国人米歇尔·康德苏尽管有巨大影响，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他。康德苏精通业务而且作风大胆，为缓和世界银行中欧洲持股人的不满，准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墨西哥提供稳定贷款。但所需的数额超出了世行当时的能力。避免灾难的惟一现实可能是美国提供援助。因此，对我来说，问题就变成了墨西哥金融崩溃和拖欠债务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救援计划失败的危险以及失败可能造成的代价。

　　指导我在商界和政界经历的根本观点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这一观点的一个推论就是或然性的决策。对我来说，或然性思维不只是一种理智上的建构，而且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我灵魂的习惯和规则。我最初是50年代后期在哈佛大学的怀疑论的环境中形成这种理智建构的，部分原因是几乎导致我主修哲学的长达一年的课程。在高盛公司，我开始把或然性思维应用于实践，在那里我度过了进入政府前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套利交易商，我了解到，一种投资前景可能看起来很好，但实际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成功是通过评估所有已掌握的信息，尝试判断各种结果的成功可能性以及与每一种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收益和损失而获得的。我在华尔街的生活是建立在我每天做出的或然性决策的基础上的。

　　这就是我提出我们是否应干预墨西哥问题的背景。面对大量旗鼓相当的各种因素，做出最可能的决定的关键是分析这些因素，并确定每个因素的成功可能性和重要性——这就是或然性决策方式。这样做也意味着承认我们的认识绝不是像我或财政部的其他同事所希望的那样完美。而且，即使是通过最系统和深入的工作，一项根据事实和分析做出的决定也不会自动地出现在我随手做记录的黄色拍纸簿上。决策的最终因素是判断的难以捉摸。我们在墨西哥危机中形成的决策程序——而且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将一再使用——对我来说是熟悉的，这是因为我在私营领域的经历。但这次涉及的考虑因素范围更为广泛。例如，我们必须考虑如果干预失败，美国信用可能会受到的损害；如果我们试图援助墨西哥而没有成功，在将来发生危机时，我们提供支持的效用就会降低。

　　干预成功也会带来危险。即使我们的努力帮助墨西哥稳定了局势，我们可能会造成一个人们称之为“道德危害”的问题。投资者由于在墨西哥没有受到危险后果的影响，下一次可能对类似的危机就不会予以足够的注意，或者仍然寄希望于官方干预。在墨西哥，投资者可能会变得心满意足，1994年他们在从众心理推动下买进与美国挂钩的股票，而没有充分注意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可能不足以维持他们做出的兑换美元承诺的危险。我们担心，我们阻止墨西哥金融崩溃的计划可能会鼓励投资者在将来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能够与艾伦·格林斯潘和拉里·萨默斯深入考虑这些问题，这是我的福分。从个人背景、所受专业训练以及脾气来说，我们三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艾伦是一个保守的、主张自由经济市场的人，他是一个注重宏观政策，对美国经济有着敏锐的实际理解的经济学家。在进入政府前，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咨询公司，并且生意兴隆。他做事一丝不苟，有着非常优秀但又低调的才智。拉里的父母都是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叔叔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拉里是曾获得在哈佛任教资格的最年轻教授之一。他是一个有活力、自信的理论经济学家，对政治和市场的实际情况有着非常到位的认识。我对经济学有着相当好的概念性理解，曾有在华尔街从事交易业务和管理工作的经历，还参加过民主党政治活动。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确定的答案，知道我有问问题的习惯。尽管我们三人的个性不同，但配合默契——也许对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的分析证明了我们之间有高度的互补性。我们的工作态度也同样重要。虽然我们三人都有自我，但在我们的碰头会上，我们都不去突出自己。我们都努力相互配合，寻找最佳方案，而不是显示自己的高明或为自己的先入之见辩解。我们之间关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形成的相互信任。在4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在一起开会和讨论外，艾伦、拉里和我每周至少一次共进早餐或午餐。1999年我辞职后，拉里和艾伦继续了这一传统。就我所了解，在这些私下场合，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人说过的话都没有被泄露过（为了本书的写作，他们允许我提到这些对话）。

　　我在白宫时曾经常看见格林斯潘，但我在担任财政部长前和他并不熟。在我们一起全力处理比索危机时，我们两人很快熟悉起来。他考虑问题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艾伦强烈信奉市场规则，对道德危害问题非常关注。这就是他在1979年反对政府拯救克莱斯勒公司的原因。尽管艾伦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是，两害相权，为了阻止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危险，他采取了有道德危害的方法。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总是努力去找出平衡各种相互冲突因素的最佳途径。

　　艾伦、拉里和我对墨西哥发生危机的原因的认识是一致的。墨西哥尽管在很多领域进行了改革，但由于在经济景气时期借债过多而犯了严重的政策错误，导致它在人们情绪发生转变时很脆弱。当市场开始失去信心时，政府为避免面对现实，尽可能地一拖再拖。墨西哥政府借的债越来越多，还贷期限越来越短，为维持与美元有固定汇率的比索币值，发行与美元挂钩的国债，动用有限的美元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和外国的债权人及投资者没有留意经济不平衡的出现。他们继续融资，以至于当经济出现紧缩时，问题就变得几乎无法控制。

　　墨西哥的问题始于90年代初期，当时墨西哥的经常账户赤字——基本上是贸易赤字、纯利息支付以及其他一些项目——迅速扩大。为弥补这一差额，墨西哥需要美元，因此便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吸引美元。最初，墨西哥出售根据比索计算的资产。但到后来，由于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冒汇率下跌的风险，墨西哥政府又开始大量发行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Tesobonos）。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债券对墨西哥和外国投资者很有吸引力，但墨西哥与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的巨额账户赤字无法无限地持续下去。让事情更糟的是，墨西哥的金融系统脆弱而拮据。

　　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其潜在的不平衡是造成危机的真正原因，但经常是某种本来不会造成麻烦的事件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就墨西哥的情况而言，1994年初，恰帕斯地区发生的暴力叛乱和两位政治领导人被暗杀给金融市场造成了严重惊慌。人们开始感到墨西哥债券风险较大，因此大幅度降价抛售。国内外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把钱存在墨西哥。为满足对美元的需求以维持汇率的不变，中央银行不得不一再抛售其外汇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发现，尽管一再提高利率，自己越来越难以通过发行新债券偿还债务。

　　就像金融市场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消极影响不断自我强化。由于投资者担心汇率可能下跌，他们纷纷兑换美元，造成政府外汇储备进一步减少。这进而又加大了比索币值下跌的可能，并加剧了人们对政府无法还款的担心。政府做出的为保护投资者以美元计算的资产不受损失，而用比索偿还政府短期债券的承诺显得越来越不可信。随着外汇储备的耗尽，政府孤注一掷，为维护固定汇率制而采取了部分贬值的办法，但这无济于事。国内资本继续外流，外国市场信心猛跌，政府被迫让汇率自由浮动。市场的注意力转到将在数周和数月内到期的巨额的短期债券。没有人愿意再购买新债券。因此政府将不得不把大量的比索投向市场，偿还即将到期的短期债券——这又造成汇率进一步下跌。

　　墨西哥危机经常被认为是墨西哥政府政策的失败。但关键在于，这也是债权人和投资者规则的失败——关于危机的这一点在几年以后将变得非常重要，那时我们在其他地区面对同样一些问题的卷土重来，而且是以更大的规模。受高额回报前景的诱惑，投资者和债权人没有充分考虑在向墨西哥贷款时牵扯到的危险。然而，一旦投资者神经紧张，他们的反应是迅速而不可原谅的。墨西哥迅速失去了通向国际资本市场的途径，并且无法为偿还短期债券筹措资金。大多数观察家相信，从长期来看，墨西哥是能够偿还其债务的。但在短期内，面对仅有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几乎有300亿美元的债券将在1995年到期的情况——头三个月有100亿美元——墨西哥和外国的投资者希望撤出。不管怎么说，毕竟没有国际法能够使国家在破产法院重组其债务。因此，我们不进行干预有可能造成一个国家拖欠债务，而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会牵扯到我们的国家。

　　墨西哥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政策制定者以及私人企业界的人经常会碰到这种局势，在这种形势下，所有的决定都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潜在可能，而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坐视不管的危险是墨西哥出现严重的经济困境，并蔓延到新兴市场，使其发生衰退，并进而对美国的增长和繁荣造成打击。采取行动的危险是，如果失败，会潜在地危及对数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的偿还——而如果我们成功了，则会带来道德损害。艾伦、拉里和我都反对让短期债券的持有人利益无损。但我们最后认为——我想这是对的——尽管帮助某些投资者会产生负作用，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把墨西哥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我们也担心墨西哥危机会影响全球贸易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刚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如果一年后墨西哥部分原因是因为未能适当地管理外国资本的流入，而出现债务危机，这种情况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进一步改革会是一次打击。拉里在进入克林顿政府前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尤其关注这一问题。他提出，“听任墨西哥的局势恶化”，将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中国、波兰、巴西和南非发出一个令人沮丧的信号，而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尽管我们轮流扮演魔鬼的辩护人，但艾伦、拉里和我在我宣誓就职的几天前达成了一个大致的共识。我们都开始认识到，不采取行动的危险比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危险更为严重。艾伦总结了我们三人的看法，把一项援助墨西哥的计划称为“最不坏”的选择。

　　1月10日下午，在等待我的任命书下达的时候，我们三人，加上其他一些人包括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继任者劳拉·泰森女士，就确认我们给总统的建议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拉里和我赞成艾伦的看法，即我们应当拿出相当一笔资金，其数额要远远超过我们认为所需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使用了柯林·鲍威尔军事干预理论的一个推论。在海湾战争时有名的“鲍威尔理论”提出，只有当美国的利益面临危险时美国才应当进行干预，而且必须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预。

　　当然，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为以压倒性的力量解决墨西哥问题需要多大力量。一个参考尺度是墨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的总价值，当时大约相当于300亿美元。但考虑到墨西哥政府的其他债务、墨西哥银行的外债以及当墨西哥国内比索持有者把比索转换成美元而可能出现的“资本外逃”，这一参考程度也可能是不够的。在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拿出大笔资金援助墨西哥时，我们建议美国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对我们政府而言这种担保与贷款有同样的财政风险，只是有某些技术上的有利之处。 　　

第一部 第2节

　　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要拿出多少资金才足够，没有“正确的答案”或方案，因为恢复信心是一个心理问题，每种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就墨西哥的局势而言，市场参与者们所关心的是短期债券 ，因此我们决定拿出比我们认为墨西哥所实际需要的更多的资金。就像一座庞大的军火库一样，一笔巨额的资金也会给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影响。如果投资者相信有足够的资源恢复经济，而且政府已着手处理潜在的问题，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

　　得知我的任命书已到达白宫的消息后，拉里和我马上收拾我们的笔记赶往白宫。我们在极其糟糕的时候给总统带去了极其糟糕的消息。仅仅9个星期前，他遭受了严重的政治打击——民主党40年来首次在参众两院都失去了多数。纽特·金里奇和他的《与美国订约》风光十足地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克林顿总统正在努力打拼以在政治上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而这时我们来了，1月10日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仅仅根据政策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有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而且有政治风险的决定——这一决定存在着不成功的实实在在的风险。

　　与往常一样，克林顿没费多少时间就掌握了局势的发展情况。他向拉里和我问了一些问题。克林顿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真的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吗？我们回答，是的。第二，总统想知道，现在的时机是否适合推行我们的计划制止这些后果？尽管无法保证能够成功，但我再次表示，现在正是合适的机会。最后，总统问如果救援行动没有起作用，我们会损失多少资金。拉里解释说，我们将每次提供30亿美元贷款担保，分批提供，如果救援不起作用，我们将能够把我们的损失控制在250亿美元以内。

　　在听取了我们的分析和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后，克林顿迅速做出反应，表示他必须冒这个政治风险。他说，“这就是美国人民选我们到这里来要做的事”。我还记得，总统说如果他不做出救援墨西哥的决定，他就无法入睡。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比尔·克林顿遇事犹豫不决或受政治而不是政策驱使时，我经常会记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并以此进行反驳。采取行动救援墨西哥，他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只是在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严重受损时冒着巨大的风险。

　　在我们的讨论结束后，克林顿走向他的办公桌，拿起电话，要求给他接国会两党领袖。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参议员鲍勃 ·多尔（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和汤姆·达施勒（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 ），众议员纽特·金里奇（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人）和理查德·格普哈特（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都答应支持他提出的提供贷款担保的紧急请求。第二天拉里和我前往国会山去见这些人，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支持。最初，甚至曾经不依不饶地调查克林顿“白水门事件”的阿方斯·达马托（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表示支持，他是参议员金融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达马托说，我们应当拿出不止250亿美元，这样金融市场就不会认为他们会“压倒”我们了。受此鼓舞，我们将我们的提议增加到400亿美元。该提议的一个重要部分也要求墨西哥承诺进行各种经济改革，并保证用其石油出口收入作为还贷担保。

　　尽管我们获得了国会领导人的支持，但当艾伦和我到国会解释这项计划时，议员们的反应极其消极。1月13日，在会见了100多位两党议员后，我们才开始体会到要让国会采取行动有多难。有几位议员要求我们答应不让美国的税钱面临风险。有些问题非常合情合理，但很难回答。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一再要求我们解释为什么日本和欧洲国家不与我们一起负担这个风险。我回答说，我们的盟友正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他们的努力。而不太圆滑的回答将是，我相信我们的盟友本来也应该通过双边形式做出努力，因为墨西哥的危机以及可能产生的蔓延也会波及到它们。但它们不打算增加双边援助，部分原因是它们认为墨西哥是我们的问题，同时也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判断不一致，它们不认为墨西哥的崩溃会造成全球性的危险。不管怎样，这些说法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观点：采取行动符合我们的利益。后来，拉里和我又发起全面的媒体和政治宣传，说明我们的看法。在我所打出的电话中，有一个是打给得克萨斯州当选州长乔治·W·布什的，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努力。布什和许多边疆州政治家一样，本能地意识到危险所在，并成为我们目标和努力的强有力的公开支持者。

　　我还不能够肯定我完全理解我们的计划在国会所遇到的消极反应的程度。在一个层面上，国会的态度只是反映民意。讨厌外国人可能是某些人反对救援的原因，但许多人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冒险用我们的钱去做这种努力。或许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当时的这种局势可能太新奇、太复杂，无法被迅速接受。1995年，许多人还不了解一个穷国的宏观经济的失误会影响到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观念。几年后，在亚洲危机发生后，这一观念仍然没有被很多美国人接受。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全球经济还是一个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含义的抽象事物。

　　我们在国会遭遇反对可能也是因为与其他问题纠缠到了一起。许多民主党议员曾冒犯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支持者，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人正在嘲笑这些议员——“看吧，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情况会是这样。”在共和党方面，在活力十足的新议员中，有些人渴望打击克林顿总统，他们对美国的国际参与行动也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向我们输出毒品和非法移民的国家，而且救援行动还同时会使华尔街受益？我努力想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们不是为了墨西哥的或华尔街的福祉，而是美国的福祉。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使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译者注：毒品、非法移民等）进一步恶化。但我的观点几乎没有人接受。

　　众参两院的一些议员例如参议员克里斯·多德（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保罗·萨班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和罗伯特·贝内特（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在许多关键场合帮助我们做工作。但大多数愿意支持救援方案的议员要求附加条件，而这些条件既在政治上不现实，也与在墨西哥重建稳定无关；或者条件干脆就是不能与墨西哥一起推行这项计划。例如，一些民主党人坚持要写入新的劳工标准以保护墨西哥工人。有和解精神和国际意识的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吉姆·利奇（来自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支持我们的建议，为了使计划能够通过，表示愿意接受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些要求。但这激怒了利奇的民主党同事，他们不明白，既然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为什么民主党要在这一问题上操纵事态。有些议员说，他们将不支持任何附加有劳工标准的方案。这种混战使人们提前感受到了将来围绕全球化包括贸易自由化问题的斗争气息。支持自由贸易的选民开始时并不多，但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每个人都要求保护他的特别利益。

　　随着反对呼声的上升，最初曾答应支持我们的国会领导人似乎变得越来越谨慎了。他们不去做持怀疑态度的国会同僚的说服工作，而且他们似乎减少了这样做的努力。甚至一些坚定支持我们的人也开始担心别人看出他们对我们的计划热心。一位非常有名的支持者不断给我们写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建议越来越“关注”。我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书面姿态，表示他要修正他所做出的如果我们失败他会鼎力相助的保证。而就共和党人对格林斯潘作用的看法而言，他们的反对本来会更强烈。

　　对墨西哥危机有充分认识的议员是众议院的新议长纽特·金里奇。金里奇对普遍反对救援计划的情况非常关注，他要求艾伦代表他给拉什·林堡打电话，艾伦也照办了。当拉里和我第一次前往国会山去拜访他时，金里奇看起来确实对情况很了解。在我们会谈结束时，他称墨西哥危机是“21世纪的首次危机”。 　　

第一部 第3节

　　现过。当时墨西哥政府和1995年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样，基本上耗尽了其外汇储备。1982年，墨西哥的债务拖欠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波及拉美很多地区以及拉美之外。在此之前一些年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的银行大量抽走资金，造成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出现债务拖欠。我们不希望墨西哥这次出现的问题再次引发一场全球债务危机。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使危机更危险也更难以遏制。国际金融体系在规模、复杂性和资金周转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以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前所未有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蔓延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大得多，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又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

　　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购买了美国40%的出口商品。结果，现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依赖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购买我们产品的能力。资金流动量急剧增加。不再只是有银行，而且还有投资银行、人寿保险、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财产的个体投资者。从1982年到1994年的12年间，流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增加了6倍，从240亿美元上升到1480亿美元。1982年金融危机之初，我正在高盛公司，当时这场危机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而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则是整个金融机制中的一个极其突出的事件。

　　由于新兴市场的债务从银行转向人们普遍持有的证券，与1982年时相比，1995年时全球金融已经变得复杂得多。80年代的金融危机是通过紧密合作解决的，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让商业银行重新谈判，就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国的坏账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但那是一种大规模的“解救”过程，因为银行一直支持遇到麻烦的债务国。针对1995年墨西哥的情况，有些人建议我们再次采取“协调银行的作用”的办法，但这时的银行已不仅仅只是债权人了。取代银行贷款的是，人们设计出许多种类的债务手段和金融衍生工具。墨西哥债务被扩散，因为持有者所拥有的债券，私下里是由全世界的各种机构和个人投资商所拥有的；这些债券并不是以拥有者的名义登记的，因此很难确认其所有者。另外，债券投资商在墨西哥公司中拥有股份，这种情况在80年代初很少见。

　　由于金融系统中包括大的投资银行在内的许多参与者拥有很多新兴市场的证券，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得以更广泛地扩散而更加难以预料，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波及效应。在一个新兴市场面临大量交易损失的人可能很快认为，其他新兴市场似乎风险更大，并将他们的所有债券变换为现金，即使那些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例如墨西哥和波兰之间。公司可能也不得不征集资本以弥补最初的损失，造成其他证券的抛售。大规模的衰退压力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甚至在工业化国家市场造成压力。

　　最后的变化是市场反应的突然加速。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是非流动性的，仅仅是通过私下谈判达成的交易以巨大的差价转手。1995年，大量的流动资本通过光缆以光速流动。交易者在其办公桌上有大量的终端，随时掌握着价格变动信息。交易指令可以随时发出。其结果就是一个地方的市场发展情况会迅即影响到其他地方，而危机会更迅速地扩大。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墨西哥危机不同于人们以前所经历的任何危机，这使金里奇的说法令人难忘。几乎就在危机刚一爆发，我就得到消息，报告说丧失信心的情况正在影响着距离墨西哥城遥远的华沙和曼谷。墨西哥的流动资本危机与东欧的金融市场之间没有合理的经济联系。但市场心理是，某一天过于踌躇满志的投资者第二天会突然改变态度，而成为一群受惊奔跑的动物。在一个能够做出迅即反应的世界上，不加思考就做出反应的情况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逃出去的情况下，竞相奔往救生出口时，速度对逃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一方面，为了动员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以及公众支持我们的救援方案，我需要强调墨西哥危机的危险。另一方面，坦率地谈论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又会引发我们所最想避免的反应。明显提出我们担心危机可能会向全球蔓延并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时有些人指出我在与国会打交道时缺少我的前任劳埃德·本特森所具有的经验。我的真正问题是放弃了我们最强有力的手段：恐惧。在盲目自满和恐慌之间航行的惟一办法是非常非常小心地选择我的用词，缓和人们的紧张以及有意地保持模糊。

　　1月25日，当艾伦·格林斯潘、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和我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整个过程充满了敌意。我被迫回答一些指控，说我们的建议是假装是要帮助邻国，其实是为了把华尔街和大投资银行“赎”出来。伯尼·桑德斯议员说我应该“回到你在华尔街的朋友们那里去，告诉他们自己的事要自己担，不要要求美国纳税人帮忙”。我努力解释说，我不会为了援救投资者花纳税人一分钱。我再三强调说，我们援助墨西哥的计划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尽管这些数字很难准确计算出来，但根据我们的大致判断，如果墨西哥危机久拖不决，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70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影响，非法移民将增加30%，等等。

　　在随后一周，罗斯·佩罗特在参议院作证并大谈其所谓墨西哥危机宣布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死亡的论调，结果他获得了热烈反响。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达马托则对我们的计划从支持转为反对。大约就在此时，白宫非常擅长与国会打交道的帕特·格里芬在人事主管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向我表示了他的烦恼，认为我们使总统陷入困境。他认为，做出援助墨西哥的决定，没有充分考虑政治风险，结果使克林顿处于难以招架的境地。我回答说，总统是明白其中的政治风险后才决定采纳这一计划的。由于市场开始了解国会对我们计划的反对程度，因而不仅墨西哥，而且阿根廷、巴西以及其他情况类似的新兴国家市场进一步疲软。远至亚洲和东欧的新兴市场国家再次受到影响。

　　在我的财政部办公室，我们不断进行分析和讨论。参加我们正式会议的官员不久后成为“墨西哥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他们是杰夫·谢弗、戴维·利普顿、蒂姆·盖斯纳以及我的人事部主任西尔维亚·马修斯，还有将担任墨西哥工作组组长的丹·泽利克。我习惯性地把这批人称为“我们”，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决定是大家通过在漫长的日日夜夜里不断交换意见共同做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特德·杜鲁门经常加入我们的讨论，在一些关键时刻，格林斯潘也会加入。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轮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尤其是米歇尔·康德苏以及他受人尊敬的助手、麻省理工学院前经济系主任斯坦利·费歇尔密切磋商。

　　我们财政部开会的特点是找出存在问题并进行辩论，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最充分地探讨解决办法。在进行讨论时，没有人在乎级别高低，这在华盛顿是相当不寻常的。一位34岁的助理部长帮办与财政部长都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阐述自己的看法。这种非正式性是我在华尔街和白宫工作经验的反映，在我看来，最有启发性和最富有成果的讨论才是最成功的讨论。所以，如果有人特别是格外关注某一问题的级别较低的官员看起来欲言又止时，我就极力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讨论的成果，而不是创造成果的人的级别。

　　如果不同意其他人看法的人受到鼓励，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会议就会产生最佳成果。所以，如果一次会议似乎要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发展，我就会提出一个会引发不同看法的观点。与我意见不同会受到积极鼓励，而不是遭到阻止。如果没有人有异议，我就会鼓励某个人站出来扮演魔鬼的辩护人的角色。我会说，“这正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但我们需要知道相反的观点以便进行思考。”而且我和另外一个人会站在另一个立场上说话。我认为，与有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一样重要的是，这个小组富于智慧的精英们尽量避免通过自己的观点进行自我表现。在一场日益恶化的危机中寻找最佳答案，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

　　由于国会反对的加强，我们小组自然开始考虑替代方案。一种可能性是不经国会投票表决，单方面采取行动，办法是动用“汇率稳定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这笔钱是财政部干预汇率用的。1934年美国放弃“金本位”时，国会建立了“汇率稳定基金”，允许财政部为稳定汇率而动用这笔基金。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墨西哥危机这样的事，但我们认为，应对墨西哥危机符合“汇率稳定基金”的宗旨。这笔基金大约有350亿美元，作为财政部长，经总统批准，我对于何时以及是否动用基金有相当大的便宜行事权。 　　

第一部 第4节

　　在危机中一直支持我们的参议员鲍勃·贝内特一开始曾建议我们考虑使用“汇率稳定基金”，但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国会应当参与这种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所以我们最初决定不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然而，由于国会明确表现出不打算批准我们的决定，我们这才开始考虑把动用“汇率稳定基金”作为可能的替代办法。财政部的一些人看到了这一办法所存在的问题，他们的说法是，“汇率稳定基金”是“一种你只能使用一次的武器”。我们的顾虑是，国会议员可能会恼羞成怒，以至于采取单方面行动，在法律上废除我们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的依据。但由于我们称为“墨西哥一号”的计划在国会受阻，我们不得不考虑启用“汇率稳定基金”。

　　在财政部进行讨论的同时，我与在12月控制货币贬值的努力失败后就职的墨西哥财政部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保持频繁联系。我与奥尔蒂斯在80年代晚期相识，当时他是墨西哥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曾处理过银行私有化问题。与墨西哥的许多资深经济官员一样，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经济学家，还是斯坦福大学博士。奥尔蒂斯本来就是一个身体清瘦、态度和举止严谨的人，现在看上去比他以新任墨西哥财政部长身份访问美国财政部时身体更消瘦、表情更严峻了。奥尔蒂斯不是一个喜欢渲染和夸大事态的人，所以，当他在1月28日告诉我，尽管已经在两天前公开宣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8亿美元的救援计划，但局势仍然在继续恶化，我认为他的看法非同小可。价值十亿多美元的短期债券下一周就要到期，而墨西哥银行的货币储备马上就要用完。这意味着债务拖欠已经迫在眉睫。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托尼·莱克曾委派他的副手桑迪·伯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墨西哥危机。那天晚上，伯杰、利昂·帕内特和我在白宫西翼利昂的办公室会面。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做出进一步努力，争取国会支持，并把星期一（1月30日）作为最后的日期。星期天，克林顿在做完礼拜回到白宫后，再次打电话给两党领导人。我们依然认为我们能够说服国会采取行动。

　　星期一，我在焦虑不安中醒来。和我原来担心的一样，墨西哥市场开始出现急剧廉价抛售，比索几乎下跌了10%，跌至6比索兑1美元，为其历史最低点。我们在一开始曾认为墨西哥至少到二月份还能够保持其偿付能力。尽管许多人的看法是，政府比民间领域掌握着更充分的信息，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墨西哥方面通知我们说，其货币储备已经减少到20亿美元，同一天，《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了此事。这意味着墨西哥在几天之内就要出现全面的金融崩溃。

　　那天晚上，桑迪、利昂和我再次在利昂的办公室商谈。正当我们考虑可能采取的方案时，金里奇从国会山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他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国会要再过两周才能通过援助方案。几分钟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从墨西哥财政部打电话找利昂。他告诉了一个我们已经了解的消息：墨西哥已成脱缰之马；美国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大约夜里11点，刚刚从一个募集资金晚宴回到白宫的克林顿总统来到利昂办公室，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因为会议进行到了夜里，有人吩咐买来了多米诺比萨饼。总统这时还身穿礼服，一副很馋的样子盯着带有油渍的比萨饼盒。安全保卫局不愿意让他吃从白宫外面带进来的食物，我们其他人则不管这一套，各自拿了一份吃起来。

　　拉里和我再次向总统说明了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建议放弃通过国会获得贷款担保的努力，转而动用“汇率稳定基金”提供贷款。部分是因为“汇率稳定基金”只有大约350亿美元，而且还需要留出一部分以备其他可能之需，部分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表示愿意增加其救援出资，我们把建议美国出资的数额降低到200亿美元。米歇尔·康德苏这时以对他来说前所未有的胆量，答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承诺提供的78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弄到或提供100亿美元。这样，再加上从加拿大等其他来源募集到的资金，我们能够动用的资金总额达到近400亿美元。新闻媒体通常称我们的救援资金高达500亿美元，但我们一般不用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中包括了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的短期资助，而墨西哥实际上无法使用这些短期资金偿付短期债券持有人和外国贷款。

　　我们的根本目标仍然没变：使墨西哥重组其短期和长期债务，实施改革以重建金融稳定，重新获得吸引私人资本的办法。依靠行政当局的权力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避免由于满足国会提出的各种漫无边际、名目繁多的条件而带来的问题。但是，就像根据以前的计划一样，墨西哥将必须同意进行与我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谈判确定的重大政策改革，其中包括推行更稳定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以及更充分和及时地通报其财政状况。墨西哥银行也必须为这些贷款偿付利息，并且在出现无力偿付的情况下，美国可以把墨西哥石油出口的岁入作为贷款抵押。

　　这时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总统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几天前《洛杉矶时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公众反对我们援助墨西哥的努力，反对者与支持者的比例为79%对18%。我提到了这些数字，并再次强调，我们的救援计划有不起作用的可能。以如此的规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谁都无法极其肯定地预料到将会发生的事。所有的选择都是坏的，但如果不进行干预，情况会更糟。 　　

第一部 第5节

　　尽管反对的呼声加强了，但克林顿并未因此而犹豫不决，甚至比三个星期前我们首次和他谈这一问题时更果断。他说，“看吧，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克林顿不但敢于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在冒这样的风险时表现得如此镇静，这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像。利昂·帕内特后来也提到，克林顿好像很高兴能够为国家去做艰难而重要的事。

　　这次会议之后，我回到财政部办公室，打电话告诉艾伦，总统决定第二天早上与国会的四位领导人在白宫进行讨论。因为做出这一决定时正值欧洲的午夜，我们没有时间与我们西方七国集团的大多数盟友磋商，提前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新方案。第二天，他们对康德苏不与其磋商就额外提供100亿美元的决定非常恼火，而我们也非常生气。这六个国家如此愤怒，以至于他们在正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表决中弃权。几天后，德国总理钱塞勒·科尔在与克林顿总统会晤时说，七国财长对我怒气冲天，我应该给他们每人送一瓶威士忌，与他们讲和。我虽然一瓶威士忌也没有送，但拉里和我通过打电话，通过一周后在多伦多举行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等，努力去弥补因没有事先磋商而造成的影响。关系得到了修补，这些国家最后都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

　　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着领导作用，在与有其自己议程和政治需要的主权国家打交道时，有效地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是有困难的。对我来说，这是首次处理与盟国间的这种矛盾。我从中吸取到的教训是，高度重视与其他国家合作，争取他们对我们想法的支持，这是国际政策的正确途径。因此，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我们世界各地的同伴磋商，尤其是通过让拉里与其他主要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一起开会的办法。

　　在1月31日我们宣布了“墨西哥二号”计划后，比索和墨西哥股市攀升了10%。巴西和阿根廷股市也随即跟进。但这一回升持续时间很短。未经国会同意，我们做出了美国政府自“马歇尔计划”以来最大规模的非军事性国际承诺。正如我们所担心的一样，一些国会议员对此非常气愤。而墨西哥市场由于认识到国会或许不会允许我们继续推进这一计划，很快又恢复了衰退。

　　一周后，在我到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两党议员们的怒火终于迸发出来。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质问，由于我们的救援而没有遭受损失的债券持有者们是否是我在“华尔街的哥们儿”。在听证室外，议员们的反应更加强烈。众议院的一些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试图找到一种未经国会同意禁止我们扩大贷款担保的途径。虽然金里奇个人对我们仍然表示支持，但他显然非常清楚当时的政治现实，表示他无法让议员们改变立场。

　　事后看来，我认为许多国会议员当时的态度可能是表示反对我们的做法，但实际上并不阻止我们。他们不想承担责任。一家报纸的文章引用了金里奇对帕内特说的话，“如果总统承担实施救援计划的责任，他将会在国会听到议员们发出如释重负的叹息”。议员们理解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但不愿意投票赞成这种措施。但即使是这种半心半意的反对也不是没有代价的。虽然在实际上并不阻止，但批评这项计划的做法造成市场担心该计划有风险，并发挥了与重建信心的目标正相反的作用，这有可能造成把纳税人更多的钱不必要地投入风险之中。

　　其他攻击确实是想阻止我们的计划而且做法非常卑鄙，特别是合谋在人格上对我进行诋毁。一个谣言说我在某地有一个存有墨西哥证券的秘密账户。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名字叫史蒂夫·斯托克曼的共和党新当选国会议员发表了一个最卑鄙的正式声明，指控我有各种假公济私的嫌疑，要求调查我是否是出于个人利益而安排了这个救援计划。他说高盛公司曾为墨西哥一些国有公司的私有化承担保险责任，现在可能面临着赔偿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责任。在1993年进入政府工作后，我在高盛公司的净资产已经转变为债务，而且我所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道德规范局的要求——支付了大量的钱——以使自己的立场保持中立，这样该公司的成功或失败对我来说既没有利益也没有风险。

　　在我看来，这样进行攻击说明政治已经变得如此的丑陋和卑鄙。批评者们并不满足于不同意我们的政策，他们指责我的动机并断言其中隐藏着我的个人利益。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感到有些吃惊，反对的人居然用人身攻击的办法来处理政策上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认识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府就是这样运作的。

　　2月，丹·泽利克就墨西哥问题所做的每日报告让人感到形势越来越暗淡。阿方斯·达马托现在无情地抨击我们的计划，说我们的做法“完全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障碍”。曾签署声明支持我们动用“汇率干预基金”的鲍勃·多尔也开始改变他的立场，只不过静悄悄地行动。总之，政治局势看起来很严峻。

　　吉列尔莫·奥尔蒂斯2月初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华盛顿，与斯坦·费希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官员谈判该组织新计划的具体细节，同时也与拉里和他的小组就我们的双边计划展开谈判，该计划要求墨西哥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并提出了另外一些条件。与此同时，墨西哥市场还在动荡并继续恶化。奥尔蒂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我们就实施计划的条件和棘手的政策措施夜以继日地进行谈判，一直在想他是否能让国内正在遭受危机打击的公众接受这些协议。奥尔蒂斯脸色苍白，看上去筋疲力尽。就像风险对我们那样严峻一样，我们可以想像他对危机的感受。

　　从我们自己主要负责处理墨西哥危机的一些官员的脸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我还记得当年在高盛公司工作期间，当亏损上升时，股票交易者有类似的紧张反应。与拉里一道主持美国与墨西哥谈判的杰夫·谢弗一度看上去十分沮丧，我对他说了以前我曾对股票交易者说过许多次的话：一千年后，现在处理的所有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告诉谢弗，他有杰出才能而且正在艰难的处境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其他任何人所能做的也不会比这更好。我们要想方设法度过这一危机。 　　

第一部 第6节

　　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墨西哥的新总统厄内斯托·塞迪略。塞迪略过去是一位经济学家，在墨西哥和美国受过教育，拥有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我们将要贷给他200亿美元的人，而且美国行政当局中也没有人熟悉他。对于塞迪略会下多大决心推行该计划所要求的艰难改革，我们没有把握。而且我们需要确定奥尔蒂斯在与我们进行的所有谈判中，是在执行总统的意图。所以，在与塞迪略进行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我建议派拉里去墨西哥拜会他。塞迪略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这次访问涉及美墨两国存在的实质和观念上的困境。从实质意义上说，我们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计划，改革墨西哥各方面的经济政策，重建信心。但如果我们把这些措施强加给墨西哥，这个计划就不会起作用。我们必须与墨西哥官员达成心领神会，必须由他们出面推行这项计划。公众的看法问题是相互联系但又明显不同的。一方面，我们不想让墨西哥公众觉得我们在冒犯他们的主权；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美国公众清楚地感到，我们正在向墨西哥施加严格的经济条件，使其保护美国投资者的钱。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要求之间的紧张一直充斥着我们的讨论。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优化我们的公开声明措辞，以免在某一方面出错。

　　在这次访问前后，我们以秘密的形式解决了看法问题。在黎明前拉里和戴维·利普顿出发执行任务时，我们提交了动用空军飞机的总统令。为了保证他们访问的秘密性，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幸运的是没有人看到他们溜进和溜出墨西哥城总统的住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要焦虑缓解了。拉里回来说他对塞迪略的印象极为深刻。这位新总统非常清楚他正在做的事。而且，塞迪略非常相信奥尔蒂斯。我们不必再担心他的谈判代表超出他的授权。

　　而且塞迪略总统坚定地承诺进行经济改革，尽管他的国家面临着困难。这一改革的最重要方面是利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谈妥月息2%的利率。但通货膨胀率可能达到4%或5%甚至更高。我们希望恢复人们对比索的信心，但我们知道，如果因为回报率在实际意义上是负数即如果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的财产贬值，就没有人愿意持有比索。但墨西哥代表团在华盛顿谈判时拒绝制定更高的利率。在与塞迪略的会谈中，在就救援计划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了45分钟礼貌的会谈后，拉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塞迪略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在墨西哥银行工作时一直写文章说墨西哥应当有积极的真正利率。现在不是抛弃那种观点的时候。”虽然一些批评者提出在金融危机期间需要实行高利率，但从两个相互关联的理由来看，这一办法在墨西哥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它带来了信任，现在政府可以依靠受到信任的政策恢复稳定，而且在人们的信心恢复的情况下，高利率为投资者提供了可观的回报率，吸引他们继续持有比索。

　　2月16日，我在16街的杰弗逊餐馆举行了一场晚宴，这是一家让人感觉很愉快的老字号餐馆，在我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里，它就像是我的家一样。在这家餐馆的后部的一个单间餐室里，帕内特、伯杰和我们财政部处理负责墨西哥危机的其他人聚在一起，最后一次审查即将开始执行的计划。我希望在几天之内签署一项协议，承诺美国向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尽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单方面退出的权力，但这是我们改变主意的最后一次真正的机会。

　　在以前的讨论中，拉里已经非常清楚地阐述了他的分析以及风险。在理论上，如果墨西哥提供一个足够高的利率，那么人们，不管是普通墨西哥人还是外国投资者就会选择持有比索而不是根据特定的汇率购买美元。人们对政府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财政援助成功恢复金融稳定的信心越大，需要鼓励投资者持有比索的利率就越低。但如果人们担心该计划不起作用，即担心由于利率汇率进一步下跌和通货膨胀加剧，他们的比索可能会迅速贬值，给比索造成更大的压力，并进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么他们就会要求实现一种高得惊人的利率以补偿他们所冒的风险。而随着利率的攀升，我们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更高的利率可能实际上对于吸引投资起到了副作用。更高的利率不但没有吸引投资和增加对比索的需求，反而通过迫使政府的债务负担达到不可避免地拖欠债务的程度，或者引发早已脆弱的金融体系的崩溃，减少对比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这项计划将会失败，而我们动用“汇率干预基金”的数十亿计的美元贷款仅仅是在资金大量涌出墨西哥之时，资助了一些资金外逃。拉里、艾伦、工作组的其他人和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试图估算出究竟多高的利率合适而又不至于过高。但如果利率上升到高于可能吓跑资本的水平之前，没有足以吸引资本的高利率又会怎么样呢？

　　利率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但其他政策对于重建信心、恢复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政策包括承诺实现浮动汇率以避免以前危机的再次发生；制定表明政府能够处理其债务负担的预算计划；改革金融系统，这次危机暴露出这一系统已接近破产；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以使投资者感到他们掌握着相关信息。政府推进强有力改革计划的承诺越可信，汇率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小，墨西哥在利率问题上就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就在我们在杰弗逊餐馆喝咖啡的时候，我在各个桌子间来回走动，让所有人提出他们认为这项计划成功起作用的可能性。曾作为阿尔巴尼亚第一个民选政府顾问的丹·泽利克经历过真正的经济瘫痪，他认为成功的可能性仅有三分之一。拉里认为我们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但没有给出成功的概率。戴维·利普顿做出的估计最乐观：成功的机会在50%以上。令人吃惊的是，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计划有两个明显不同但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风险。首先是墨西哥政府可能根本就无力推行重建信心和重新吸引私人资本所需的棘手的措施。其次是从美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资金可能不足以在墨西哥进行政策改革时为其提供所需的喘息之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方资金的承诺越大越确定，可能需要的资金就越少。 　　

第一部 第7节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我们在西方七国集团中的伙伴还在抗议康德苏做出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额外出资100亿美元的决定。作为回应，康德苏建议重新制定我们之间的协议。2月21日早上，也就是我们与墨西哥政府签署协议的那天，康德苏告诉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提供78亿美元，外加其他渠道的一些资助。这与他最初的承诺是不一致的；现在他提出，只有把另外的100亿美元作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双边贷款，类似于我们通过“汇率干预基金”做出的承诺，他才能够提供这笔资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墨西哥需要所有这178亿美元，而我也一直告诉国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金额为178亿美元。我很同情康德苏的艰难处境。但对他来说，这样做将会损害这项计划并严重削弱我们在国会的信用。

　　康德苏曾在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我也一直很尊敬他，但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当时利昂坐在我办公室里，我给康德苏回电话说：“米歇尔，我们不同意这种做法。如果你坚持，我就走出办公楼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是你改变了这项协议。我不打算再推行这项墨西哥计划。”

　　米歇尔说：“你不能那样做。”

　　我答复说，我们真的会那样做。当时的情况是戏剧性的，但最后，康德苏又回心转意了，因此我们与他的关系没有受到损害——这种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极为重要。总的来说，我的态度是尽量照顾到双方的立场，致力于寻找共同立场。但有时候，除了冷静地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别无选择。

　　我们按计划当天在财政部大楼现金室签署了墨西哥救援计划。当年美国民众曾来到这里用纸币兑换黄金。选择在这里签字似乎很合适，因为停止“金本位”和建立“汇率干预基金”使得我们有可能采取现在的这一行动。但我们都很忐忑不安。在签字结束后，我和西尔维亚·马修斯以及另一位高级顾问戴维·德雷尔一起默默不安地走回我的办公室。戴维想用幽默消除这种紧张，他开玩笑说：“我猜想，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笔钱了。”西尔维亚和我没有笑。现在看来这个幽默很有趣，但当时却不然。

　　一两天后，市场对该协议的积极反应逐渐消失，市场再次下跌。拉里来到我的办公室提出要辞职。当时是午夜大约11点，我们都还在工作。拉里感到他个人对一次可能失败的努力负有责任。我对他说，他谈到辞职的做法是荒唐的。我虽然理解拉里如此敏感地想到自己的责任，但我对他说，我们其他人和他承担的责任是一样大的，他过于从个人角度看这个问题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共同参与了这件事。我们无论如何需要坚持下来并做完这一工作。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感到了压力。杰夫·谢弗后来给我讲了当时的一件事，他们在巴尔的摩坎登亚德举行的一场棒球比赛前在一起喝酒，那是他们少有的一次晚上出去放松。当一位朋友向他问起“保释”墨西哥的事情时，“保释”这个词让杰夫等人非常生气，他马上反应说：“那不是保释！”他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个拥挤的酒吧里的人们都停止了说话。

　　我没有和任何同事谈论我自己的感受，但我也一直在考虑可能的失败会给我造成的影响。损失200亿美元的公共基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和显著的问题上，会严重损害我作为财政部长的形象。但即使是我辞职，我还要处理这一问题。想到我曾经在白宫帮助建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现在该委员会正在很好地运转，我的感觉好了一些。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这一功绩。

　　因为市场持续下跌，拉里和我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进行了一次艰难的电话交谈。这是在我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但在支付第一笔款项之前。当我们解释说形势看起来很不妙时，吉列尔莫尽管声音听上去很紧张，但他试图为我们描绘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我们没有被他说服，但我们也明白，他几乎无能为力。打完电话，我们直接去白宫罗斯福房间与帕内特和伯杰一起开会。我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有责任提出是否行使我们单方面退出这项安排的权利的问题。

　　此时，“任由墨西哥局势发展”将会使墨西哥拖欠债务的可能性变为几乎确定的现实——但我认为我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即使我个人相信我们会取得进展。其他人对我的问题报以吃惊。对于我竟然提出要考虑不继续执行我们早已同意的计划的做法，只有人事部副主任厄斯金·鲍尔斯表示赞同，他和我一样，曾做过投资银行家。利昂认为这种选择不可行。行政当局既然对一项行动计划做出了承诺，就要信守诺言，即使失败的几率增加了。行政当局出尔反尔的代价，也就是说失去信用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我想像了国会召我去参加听证会，劈头就是一顿指责。“怎么样，部长先生？你想过没有，把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钱借出去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而你还是把钱借出去了？”

　　那次讨论反映出在华尔街和在政府做决策的不同。即使是情况发生变化了，也有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推动遵守和执行总统的决定，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是否遵守承诺。信用和可靠性是强大的价值。所以，改变方向有时或许比推进可能错的事更糟。在私营领域，可靠性和信用也是非常重要，但你可以更容易地改变过程。如果华尔街的一位证券商人决定减少其损失或一家公司的老板从遇到麻烦的生意中抽身，没有人会抱怨他们的不始终如一。另一方面，经常有这样的时候，尽管会损害信用，但也应当改变政府原先的重大决定。虽然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我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3月9日，也就是我们准备发放第一笔30亿美元贷款的那天，比索急剧下跌，收市时第一次跌至7比索多兑1美元。华尔街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我们正在考虑不按计划发放资金。尽管世界银行承诺提供额外基金，奥尔蒂斯当天晚上准备在墨西哥城宣布政策改革，但我们仍忧心忡忡，担心市场信心就是不反弹。但到做决定时，我们还是批准发放这笔钱。 　　

第一部 第8节

　　第二天，拉里和我到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当时，我觉得像坐过山车一般的局势紧揪着我的心。在我回答问题时，包括达马托参议员和劳彻·费尔克洛斯（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人）参议员提出的带有敌意的问题，我的助手们不断给我塞纸条，告诉我比索正在以比前一天的跌幅更大的幅度回升。和我一起出席听证会的拉里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认为这件事可能实际起作用了”。当时一位参议员正在发言，我潦草地给他写了一个回复：“我想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的乐观又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3月10日的反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落。一个月后，我们又在关于是否支付第二笔30亿美元贷款的问题经历了同样痛苦的决策过程。

　　到5月中旬，我们看到的墨西哥中央银行的报告显示，第一次出现了我们的计划正在开始起作用的不明确的迹象，尽管市场对这种进展似乎还没有反应，而且看上去还很脆弱。我们给总统送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墨西哥经济正处在严重的衰退之中，但该国的贸易赤字却转为盈余，政府短期债券的存量大幅度下降，比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预期我们的救援计划会成功，他在5月24日他的专栏里把这一计划称为“克林顿总统最不受欢迎、最不被理解但又是最重要的外交决策”。

　　可惜，弗里德曼的说法早了一点。过山车般的局势又持续了几个月。由于塞迪略采取的政策措施，到夏季结束时，金融和经济局势看起来更稳定了。但失业继续增加，实际工资明显降低，银行资产负债状况更为严重。由于实在按捺不住焦躁的心情，也由于受到出现的该计划正在控制局面的迹象的鼓励，墨西哥政府过早地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措施。市场重新出现滑落，但墨西哥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收紧政策以控制下滑势头。

　　尽管11月份又出现了一次坎坷时期，但到1995年底，该计划控制住了局面。投资者开始向墨西哥投放资金；外汇储备开始增加；汇率实现稳定；利率稍有下降。所有的事都开始起作用。私营领域重新开始向墨西哥提供贷款。到1996年初，墨西哥经济再次出现增长。塞迪略政府开始向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贷款，以条件较少的私人贷款取而代之。

　　经济反应的速度非常显著。1982年危机造成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负增长、金融动荡以及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1995年危机给墨西哥穷人和中产阶级造成了痛苦，实际工资回升缓慢，但仅仅失去了一年的经济发展时间。在1982年危机之后，墨西哥花了7年时间才重新进入金融市场。而1995年，仅用了7个月。

　　1996年8月，墨西哥提前偿还了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仍是一笔巨资的105亿美元的70亿。1997年1月，塞迪略政府完全还清贷款，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多，我的一位助手在《纽约时报》匿名发表文章称，“这是鲍勃·鲁宾的波斯尼亚。今天他把我们的部队撤出来了”。墨西哥付给了我们14亿美元的利息，给“汇率干预基金”留下了5.8亿美元的利润——这是超出我们这笔钱以财政部期票形式赢利的部分。曾把这项计划称为一个“失败”的达马托参议员发布了有一行字的表态，说他“很高兴”我们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多亏了“谨慎的国会的监督”。

　　在我看来，墨西哥危机使我们对全球经济、对我们国家有可能在未来面临的新的更大的风险、对我们在试图处理这些危险时面临的挑战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不断波动的市场和我们自己的政治进程使这些挑战进一步复杂化。根据我的叙述，我把许多反应简单地勾画出来，但最后的观察还取决于事情的整个过程。

　　第一个教训是我们处理跨国经济危机的能力是有限的。没有墨西哥政府做出的政策选择，我们向墨西哥提供的贷款可能就不会取得我们所希望的效果。这是关键因素，既是因为个别的政策尤其是利率方面政策的效果，也是因为来自对墨西哥人正齐心协力应对危机的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所激起的信心。

　　作为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个插曲，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局势和相当大的政治压力，我们的决策显示，我在金融界深深内在化的或然性思维在华盛顿有实际的应用性。而且当墨西哥和金融市场的事实发生变化，我们重新评估方案和政策时，那种分析进程正在进行。我也认为，我们的工作证明，在做出政府决策时，强有力和开放的智慧交流的价值。

　　但在其他方面，这一插曲让我看到，在政府中工作，决策是多么的有挑战性。当围绕手段而不是目标出现分歧时，好的决定更难以做出。私营领域经常密切注意消费者和就业者，但在最后的分析中，所有的事情都服务于更高的或然性目标——或许除了相当小的一部分致力于慈善事业和其他公共目的的公司行动外。相比之下，公共领域是依靠许多同样具有合法性的目标运转的。对许多国会议员来说，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远比处理墨西哥危机这样的经济问题重要。我们认为，如果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并陷入严重而漫长的经济困境，前一类问题将会大大恶化。但我们的观点无法打动这些议员们。

　　墨西哥危机也反映出我们的政治进程在有效地处理涉及技术复杂性、实现长期利益的短期成本、信息的不充分和结果不确定、政治优势的机会以及公众的不理解等方面的问题时所存在的困难。不幸的是，当今复杂的世界上的许多最重要的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挑战都属于上述范畴，这就提出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如何有效地进行应对的问题。 　　

第一部 第9节

　　话又说回来，墨西哥危机也显示了我们制度的力量。国会虽然自己无法采取行动，而且还经常使我们的努力复杂化，但它也使人们更加关注一些重要问题，如道德风险问题，而且有助于所有的观点被考虑到，这是较为集权的体制所不具备的优势。另外，一些个别的议员起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我发现，找到有效的议员盟友是顺利通过我们制度的关键。达马托参议员一度曾提议，采取措施禁止财政部将来在此类情况下动用“汇率干预基金”。这一建议如获通过，将会严重妨碍我们处理两年以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但多德参议员和萨班斯参议员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利弊有深刻理解，他们阻止了达马托建议的通过，使约束更为有限。我也记得在生活中其他领域很少出现的一个优雅的举动。来自阿拉斯加、当过银行家的共和党参议员弗兰克·莫克斯基曾反对我们的救援计划，认为不会成功。在我后来在参议院就另一个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时，他走开了，这一姿态在华盛顿和其他很多地方是少见的。

　　然而，莫克斯基的预言可能也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计划只能由愿意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的总统和行政当局来推行。我们分析中出现失误，局势的难以预见，或者直接就是可预见的危险实际上发生了，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失败。如果成功的可能性经过精确的计算是三比一，那么如果发生四次这样的问题，你就会失败一次。不幸的是，作为政治和媒体焦点的华盛顿只是根据结果判断决定的正确与否，而不是根据决策的水平，几乎不允许出现不可避免的某种人为失误。这很容易导致公共官员不应该有的躲避风险行为。在私营领域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我的经历，在判断交易和投资的结果时这种情况最严重。但私营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更经常承认需要超越结果，进行最敏锐和建设性的评估。

　　几年后，布什政府的新任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说他喜欢墨西哥计划，因为计划起作用了。“我们向他们提供了钱，这些钱稳定了他们的局势，而且他们比原计划提前把钱还给了我们。”他说，“我喜欢成功。即使是有意义的失败我也不感兴趣。”奥尼尔说他喜欢成功的事，我的观点则是我们不能只根据结果来评价决策。即使是最好的干预决策也是或然性的而且有失败的真正危险，但失败不一定就说明决策是错的。

　　最后，我最担心的是，对与全球化和其他地区经济局势有关的所有问题给美国的就业、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对在这些国际经济问题上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是多么的关键，美国公众理解得太少。其结果就像我在华盛顿6年半时间内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的那样，在贸易自由化、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对外援助、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也就是政治支持，实在是太难了。

　　在克林顿第二届任期期间，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和我曾探讨在全国举办联合公共会议，推动公众了解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全球化问题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付诸行动，但是要改变人们在所有这些对我们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认识和政治态度，迫切需要开展某种公众教育运动。例如，在贸易问题上，混乱是非常具体而又被敏锐感觉到的，并且会导致强有力的政治行动，但是进出口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分散的，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与贸易有关，游戏也就形不成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政治支持。

　　就在经济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国际政治而言，我们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在墨西哥危机以及后来在亚洲经济危机中，美国通过与西方七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组织的联系，发挥领导作用，对于有效地应对危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对于美国的作用也是态度暧昧的。如果我们不发挥领导作用就会受到指责，而如果我们发挥领导作用，则遭到憎恨。我们在财政部所吸取的教训是，只要是现实的，要更努力地与其他国家达成共识，这往往意味着我们要做出让步。但我们也经常认识到，在其他国家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我们需要推动他们行动。

　　1995年，我把墨西哥危机称为一个“非常低度的或然性事件”。但我的看法后来变了。一般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造成蔓延性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现代资本市场以它们之间密切的相互关联、规模和速度，再加上人类争相逃避是非之地的内在驱动，使难以预测和预防的周期性动荡的出现不可避免。确实，仅仅一两年后，我发现自己身处另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中——一场在规模、复杂性和潜在影响方面比墨西哥危机威胁性大得多的危机。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第二章市场教育我28岁时，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盛公司雇佣了我。我在该公司占有好几层楼的套利部工作。就我的品行或我的经历而言，我可能不擅长这种工作。当时，套利商人典型的个性特征是强悍、咄咄逼人的。我那时和现在一样，是一个举止低调、不事张扬的人。就我的条件来说，我觉得在我开始找工作、进高盛公司前，我甚至连“风险套利”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但我的工作表明，我非常适合做套利工作。

　　就其典型的形式而言，套利不过就是通过在一个市场上购买某种东西然后转手在另一个市场以不同的价格卖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套利活动中利用通讯优势还是可能的，典型的套利就是努力在不同的金融市场捕捉价格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镑可能在伦敦的交易价是2．42美元而在纽约是2．43。如果一个套利商人在伦敦买英镑再同时在纽约出售，那么每投入242美元他将可能会获利1美元。这种套汇的惟一风险是没有足够快地完成交易。??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公司通过不同市场上同一种货币和证券的微小价格差赚取稳定收入。

　　随着全球通讯条件的改善，这种获利方式逐渐退出了传统的套利业。一旦一个人在确切的时间里得知英镑在不同市场上的交易价，在大多数情况下，差价都非常小以至于不值得去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古斯塔夫·利维推动形成了一种被称为“风险套利”的新业务，我后来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在传统的套利活动中，你同时买卖同一种东西。在最简单的风险套利形式中，你买一支股票，我们暂且称之为A，一旦一件已经宣布的事件比如说公司合并完成之后，这支股票将会被转换为另一种股票，我们叫它B。在买进A股票的同时，卖掉B股票，以对冲这笔交易并锁定你的利润。因为A股票转为B股票是不确定的，合并交易可能破裂而不是完成，所以，这就存在着风险因素。

　　50年代以来，风险套利在华尔街意味着购买发生了某种事情的证券，例如公司合并、股权收购、拆分、资产剥离或破产。举一个假设的例子，比格公司或许宣布，以顶点公司股票两股兑换比格公司一股股票，对顶点公司进行友好收购。比如说比格公司每股价格32美元，而顶点公司在宣布同意被兼并前的股票每股价格13美元，而在这项协议宣布后，因为考虑到一旦兼并完成后每股可以值16美元（比格公司股票价格的一半，如果比格公司股票的价格仍是32美元的话），被兼并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到每股14．50美元。在风险套利交易中，你就会购买顶点公司的股票，而把在兼并结束后你会获得的比格公司的股票卖空。在这种情况下，卖空意味着出售某种你还尚未拥有的东西以对冲市场风险——换句话说，保护你自己以免到时候可能出现（A）你所购买股票被转为你出售的股票，（B）比格公司股票将贬值（为了卖出你所没有的股票，你必须出钱筹借这种股票）。然后当兼并完成后，你就轻而易举地用你得到的比格公司股票兑换你的顶点股票，并用他们顶上卖空的账户，归还你借来的股票，结束你的交易）。你所获得的利润就是交易价和你最初锁住的价格之间的差价。在你的卖空交易之后发生的比格公司的股票变动无关紧要——如果比格公司股票跌了5点，对你也没有影响，因为你已经卖空了比格公司的股票——而锁定了它与你购买的顶点公司股票之间的差价。

　　然而，你只有在公司兼并完成后才能获得收益。如果兼并协议破裂，你就处于一种高价买进了顶点公司股票而卖空了比格公司股票的处境——几乎肯定会在其中之一或两种股票上都损失。在这种交易中，潜在的收益远远大于传统的套利交易——在我所假设的例子中每投入14.50美元获利1.5美元。但其中的风险也大得多，因为股权收购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完成。实际上，这种交易变得惊人得更复杂也更吸引人。 　　

第一部 第10节

　　古斯是一位伟大的金融业创新者，有着一种高贵、积极向上和热情的性格，他在二次大战后，为应对战争时期造成的生产繁荣的不正常情况，发展出了这种交易方式。在大萧条时期，不少铁路公司提出破产，使得他们的股票和债券价格急剧下跌。然而，在战争年代，铁路在满负荷运转，结果财源广进。通过破产法院，他们应当放开其真实价格进行重组。像古斯一样的套利者就买进这种在技术上破产的公司股票，等待他们的重组。

　　到50年代末，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但60年代中期，大约就在古斯及其门生L．杰伊·滕纳鲍姆雇佣我在高盛公司套利部任初级业务员时，由于接收和兼并浪潮，风险套利业务重新兴旺起来。到60年代末，高盛公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利用自己的资本参与这些交易，获得了高额利润，每年达数百万美元。由于工作有风险、很复杂并且有高额回报，这类业务也要求有一种固定的职业秘密技巧。像高盛这样的公司不希望他们的竞争对手们了解自己是如何开展套利业务的。1966年，也就是我被雇佣的那年，《商业周刊》引用L．杰伊 的话说：“打听我们的套利运作就像是走进一对夫妻的房间打听他们的性生活。”现在尽管套利业务在华尔街仍然还是一项大业务，但它已经远不像以前那样神秘了。

　　我想通过描述我在1967年实际开始从事套利业务时所做的一次套利交易，说明当时我们在做什么。我在高盛公司工作的最初7年所做的数百次交易中，这次交易在许多方面是非常典型的，我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这是一次两家公司公开进行的合并。贝迪公司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医疗设备制造企业，而乌尼维斯是一家小一些的公司，生产眼镜片。根据公开发表的友好接收条款，贝迪将以3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乌尼维斯所有股份。乌尼维斯的股票持有者每股乌尼维斯股票可兑换0.6075股贝迪的股票。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1967年9月4日，当这一合并协议宣布时，贝迪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大约每股55美元，而乌尼维斯的股票大约24．5美元。如果合并完成，A股票，或者说乌尼维斯股票将变成B 股票或者说贝迪股票，而根据首次宣布这次合并协议时贝迪的出价（0．6075×55美元），乌尼维斯的股票每股将值33．5美元。为了决定我们是否参与这项交易，我们必须评估两家公司合并成功的可能性，如果合并成功了，我们会获得什么；如果失败了，我们又会损失什么——你也许会说，这是我处理生活中大多数决定的思维框架。

　　这种公开宣布的合并有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而最后未能完成。在一方履行其“正当的注意”，具体核查对方的各种记录后，原来的合并协议可能取消；或者两家公司中有一家的股东反对交易条款，认为不够优惠；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裁定这两家公司的联合妨碍正当竞争；管理问题也可能出现，一家公司可能有宣布进行合并而没有完成的前科，在达成最初的原则协议后可能改变主意或不太愿意在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要衡量各种因素，决定是否对其开展套利业务。

　　做生意的首要原则是进行迅速而集中的调查。我要对我所能够获得的公开信息进行分析。我得和代理律师和反托拉斯律师谈。然后，我还得与两家公司的官员们谈，很像是证券分析师做的工作。我几乎从未掌握我想掌握的全部信息。我也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每件事情想透。

　　但即使是有我所希望拥有的信息和时间，风险套利决策也可能远不科学。我在我的拍纸簿上写下的许多笔记不充分或者难以进行数据衡量。它们是判断。而一旦我完成了我所有的分析，得出了相对明确的观点，正确的答案也不会就直接表现出来。最终的决定是另一种判断，涉及我对局势的感觉。我们可能会放弃一项各种数据看起来都很有发展前途的交易，仅仅因为我们感觉两家公司不般配，或者因为我们对其中涉及的一些人不信任。

　　但是，承认这种来自于经验的感觉在做出决定中的根本作用，和没有一种分析框架、根据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或根据本能做决定是不同的。其他公司的一些套利者根据一种更为意气用事和主观的判断运作，他们的决定是根据一些不完整的信息、交易活动和小道消息做出的。在高盛公司，我们的决定更多的是根据分析做出的。我们一直试图考虑到在交易中有可能会出问题的每一件事，然后试图评估这些风险在我们的分析中所占的分量。尽管有忽视自己严格的框架的过于感情用事的趋势，但我们还是尽力保持清醒和冷静。与分析无关的感情就像本能一样，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如果你变得很容易被吓怕，或很贪婪，作为一个套利商，你就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类似贝迪-乌尼维斯的合并协议中，如果协议破裂，我们预计的亏损显然会比如果交易顺利完成所预计的获利要大得多。这就是说，合并协议的成功可能性必须非常大才有利于我们做出参与的决定。但成功的可能性怎样才能极大地有利于我们？读过商学院的人可能会看明白我在自己黄色拍纸簿上做的预期价值分析图表，这是我用来推算预计交易成果的。然后，我根据这些表格在大脑里进行统筹分析。但我仍不断随手在拍纸簿上写下记录和数字，这是我一生中一直保持的习惯。

　　在套利预期价值表中列出的分析基本因素是你必须为购买股票而付出的价钱；如果交易谈妥你将从该股票获得的利润（可能的股价上涨）；最后，也是最困难的评估因素和风险交易的核心，是该交易完成的可能性。根据在高盛公司档案中找到的一些文件，我又为贝迪-乌尼维斯重新做了一份预期价值表。在两家公司宣布合并后，乌尼维斯的股票交易价为30.5美元（合并宣布前为24.5美元）。这意味着如果合并事宜谈妥的话，来自套利交易的股价上涨可能3美元，因为乌尼维斯公司每股股票将会值33.5美元（0.6075×贝迪公司每股股票的价格）。如果合并没有成功，乌尼维斯公司的股票有可能回落到每股大约24.5美元。我们购进的股票有可能下跌6美元左右。我们把合并成功的可能性定为大约85%，失败的可能性为15%。在预期价值的基础上，股价可能上涨的幅度是3美元乘以85%，而下跌的风险是6美元乘以15%。

　　3美元×85%=（可能上涨）2.55美元

　　-6美元×15%=（可能下跌）-0.9美元预期价值=1.65美元

　　这1．65美元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把公司30.50美元资本搁置三个月所得到的收益。这就算出了可能的回报率为5.5%，或者以年度计算的话为22%。比这样的回报率再低一些就是我们的底线。我们认为不值得为了低于20%的年回报率而支付我们公司的资本。

　　我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使我想表达的问题简单化。你也必须考虑到，在出现引起你所已经购买的股票（在我们举的例子中是乌尼维斯）跌至低于宣布合并前的底价的情况下，或者在出现造成正在进行兼并的公司的股票，也就是你已经卖空了的贝迪公司股票升值的情况下，合并事宜破裂的可能性。或者，更糟的是，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而且你还不只是决定投资这项交易并在7个月后等待结果。随着风险的出现和消失以及股票价格的浮动，一项正在接近完成的合并成功的可能性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我们必须站在统揽局势的高度，重新评估成功的可能性并决定是否吃进更多，或减少我们所拥有的头寸，甚至完全卖空这种头寸。当然，一个套利商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同时卷入许多此类交易。你必须做很多这样的生意，因为套利就像是保险业一样，是一种精算师的业务。根据平均率，你希望在某些情况下损失钱，而从长远来说赚钱。

　　在贝迪-乌尼维斯的例子中，积极的期望值推动我们确定自己的立场，我们每买进100股乌尼维斯股票就要卖掉60.75股贝迪股票。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卖掉进行兼并的公司的股票——我们将通过出钱借来股票——是为了对冲市场风险。即使在合并进行的过程中两家公司的股票都出现下跌——也许是因为这一领域或市场疲软——但只要合并交易完成，我们的获利就是肯定的。

　　高盛公司的交易记录——在这个例子中，该公司大方地提供给了我们——显示，根据我的建议，我们最初以平均每股30.28美元的价格买进33233股乌尼维斯公司股票，总成本100万美元多一点——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我们也卖掉了19800股贝迪公司的股票。经过在过渡时期增加了我们的头寸后，如果合并结束，我们肯定会赚125000美元。到当年底，贝迪公司的股票曾涨到60美元左右，引起乌尼维斯攀升至33.3/4美元。

　　不幸的是，这一交易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进行。因为乌尼维斯的季度赢利意外出现下滑，促使贝迪公司退出，结果这项合并计划在一月份破裂。当合并计划出现不妙情况后，乌尼维斯的股票下跌，不仅跌回宣布合并消息前的24.5美元，而且一路下跌至18美元。结果，我们很快就损失了485000美元。我们还在我们甩卖的股票上面临着第二次损失，因为贝迪公司股票价格在交易破裂后上升到每股64美元。我们将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以64美元购买贝迪的股票，以补偿我们所借来的和以55美元卖出的股票，这将使我们再花费190000美元。有可能出问题的事情都出了问题。结果是一场令人生畏的套利灾难。

　　1月底，我们在这项交易上损失了675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比那一年我们做的任何其他一笔套利交易赚的钱都多，使公司的年利润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一向对交易有着惊人洞察力的古斯·利维大发脾气。他在交易室走来走去，发牢骚说我们应当把情况了解得清楚些，而不是认为这样的交易会谈成。L．杰伊后来开玩笑说，他到“乌尼维斯大学”学习了一次。 　　

第一部 第11节

　　但关键的一点是，尽管结果可能是糟糕的，但投资决定不一定就是错的。在一项交易破裂后，我们总是要对他进行重新审核，以找出我们所疏忽的环节。但即使是一次大的让人心疼的损失也不意味着我们做出了误判。但正如任何精算业务一样，套利的本质是，如果你准确地估算了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你就会在大多数业务上赚钱，而且总的来看，你所有的交易都挣了钱。如果你冒着61的风险，那么每进行七次交易可预见到的风险就会发生一次，而你将会亏损钱。在另外一些时候，交易可能会由于你无法理性地预测的原因（在进行估算时，这种可能性也需要考虑进去）而破裂。对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的业务看起来可能像是在赌博。实际上，它和赌博正相反，或者至少是最业余的赌博。这是一种建立在谨慎分析、训练有素的判断——这种判断是通常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的——和事物变化常规基础上的投资业务。

　　对有些人来说，不断变化和不确定性使套利成为一种非常让人殚精竭虑的工作。但不知怎的，我能够以理性的态度，从容地做这项工作。我适合干套利工作，不仅是在性格上，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精神上的训练。在衡量概率时，我天生地喜欢进行精密分析。我将这称为在精神上做笔记。风险套利有时涉及大亏损，但如果你进行了适当的分析而且没有卷入趋众心理，你就有可能成功。时而遭遇的亏损，虽然有时候甚至大得超过了你所想像到的最坏的情况，但也是这项业务的一部分。尽管在我们这一行中，有些人大多数时候显得极其紧张，但我接受这一点。古斯·利维事后提到的那些的因素让你觉得自己像是个傻瓜，这样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当然不愉快。但能够伴随着风险生活而不会造成神经极度受损；冒险实际上与我看世界的方式是一致的。

　　是不是因为我本能地想到了套利者所想的方法，所以套利适合我？或者我是否通过套利实践学会了或然性思考方法？套利的确加强了我根据或然性思维看问题的本能。但这种本能是在我到高盛公司之前很长时间就形成了的。我在高盛公司所学到的套利业务是与我对生活的思考方式一致的，我认为生活是在一个没有绝对的或可证实的确定性的世界上衡量成功可能性的过程。这种人生观源自我的性格，受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智慧影响而形成。从这一方面回顾我的生活，我想你可以追寻一个成功的套利者的精神进程和性格的发展。

　　我是在我的爷爷莫里斯·鲁宾和外祖父塞缪尔·塞德曼的影响下长大的。回首过去，我觉得这两个人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但他们还健在时我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

　　莫里斯·鲁宾是我爷爷。他于1882年生于俄罗斯明斯克，青年时期为了逃避到沙皇军队服兵役而逃离那里。其实，作为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他当时并不认为参加俄国军队会是多么可怕的人生选择。莫里斯18岁时来到埃利斯岛，这时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移民。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学英语？”他找到了一份送牛奶的工作，并在1906年和我的奶奶罗斯·克雷布斯结婚。我奶奶生于波兰，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和我爷爷的性格相反。她沉默寡言，爷爷则夸夸其谈；她总是心事重重，而爷爷则永远乐观。他们在曼哈顿下东区 租了一间住房，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大约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爸爸亚历山大·鲁宾出生后，莫里斯和罗斯把家搬到了布鲁克林的富莱特布什，和住在下东区相比，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他们一家本来过得很幸福，但到20年代初，我爷爷因做扁桃体切除手术感染而患了重病。在他瘫痪了几年后，罗斯认为她丈夫快不行了。一位医生告诉她，莫里斯活下去的惟一指望是长期在太阳下生活。所以鲁宾一家收拾家当，搬到了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几个月后，莫里斯完全康复了。

　　我爷爷个子不高，精力充沛，商业天分极高。他到迈阿密的时候，正赶上佛罗里达房地产热，他通过大举借债做房地产业投机生意，很快赚了一大笔钱。在20年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莫里斯·鲁宾曾是一位很富有的人物。后来，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前的几年，佛罗里达房地产业泡沫破碎，爷爷破产了。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打击。1930年，他把一支手枪放在汽车驾驶室内的储物箱里，开车从迈阿密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参加我爸爸的毕业典礼，当时他胡子拉碴、头发凌乱。因为财政破产、心烦意乱，他无法帮助他的大儿子在纽约开办律师事务所，他也拿不定主意是参加我爸爸的毕业典礼还是自杀。

　　这个故事使人觉得莫里斯·鲁宾像是个把发财致富看得极其重要的那种人。但在度过了那场危机之后，在我出生前的几年，我爷爷对他的倒霉运气形成了一种格外平和的心态。在我小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温和体贴的小个子，说话带有浓厚的欧洲口音，是一个生活上的乐天派。他和每个人拥抱着打招呼。大多数日子，他会到他在福莱瑞街上的房子后面的花园里，照看他的芒果和鳄梨树。他的家距离我们在迈阿密的家仅一英里。在遭到打击之后，他仍然涉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但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的快乐不再是建立在富裕和成功上。我爷爷改变了自己，不再把他的身份与他的财富联系在一起。尽管再也不会成为富人了，但他也没有为自己的损失悲伤。他有足够的东西继续生活，而且生活中有了巨大的乐趣。

　　我妈妈的家已经在美国很多代了。我的外公塞缪尔·塞德曼是位律师、房地产投资商、政治活动家，在布鲁克林地区算是个大人物。他认识每一个人，他的好朋友伊曼纽尔·塞勒在20年代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担任议员达50年之久。我的外公也是他所居住的克朗海茨区犹太会堂的一位创建人。塞缪尔的妻子，我的外祖母埃拉操持着他们自己建造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施奈德夫妇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也一直非常成功，他们就住在我祖父家的隔壁。

　　我的曾祖父施奈德非常热衷于政治。他与20世纪最初几十年通过麦迪逊民主党俱乐部控制着布鲁克林地区民主党组织的“老板”约翰·麦考伊过往密切。在这个俱乐部在克朗海茨区的总部，麦考伊每周举行数次理事会，接待申请工作、工会会员证、健康保险或其他各种援助的人。作为交换，他通过做这些事获取选票。

　　1934年麦考伊死后，我爷爷的朋友埃尔温·斯坦古特继任了他的位子。斯坦古特是纽约州议会的议长，也是纽约州长赫伯特·拉赫曼的密友。1952年埃尔温·斯坦古特死后，他的权力和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斯坦利·斯坦古特。我爷爷很多年来一直为斯坦古特家经营着这个俱乐部，尽管他们家远在设在阿尔巴尼的州议会。我现在还记得，我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围坐在位于东帕克路750号房子的地下室讨论问题的情景。

　　我的爷爷塞德曼1958年去世，当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但他的影响一直伴随着我：他使我觉得政治是引人入胜的事，受他言行的影响，我也产生了将来要在世界上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认为我爷爷在他所在的社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种看法主要是我妈妈灌输给我的，妈妈一直对爷爷非常推崇。我的父母认为，爷爷深深地参与政治但从来没有在财政上依赖于政治，他们认为爷爷所做的政治工作很有成效，部分原因是他并不需要从政治中捞取什么。

　　后来当我从政时，我还记得这些岁月，尽管我关注的是心理上而不是财政上的独立。对认识自我来说，对政治的依赖会大大妨碍保持真我，妨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念。感到能够超脱出来可以使自己自由地决定你对政治环境提出的要求能够包容多少。而财政上的自由，尽管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却有助于保持心理上的自主。

　　我妈妈是在她父亲的民主党政治氛围中长大的。1933年她曾在华盛顿目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就职典礼，在华盛顿时她住在杰弗逊酒店，后来我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也住在那里。与我父亲不同的是，妈妈有一个稳定而受宠爱的童年时代。她家境富裕，1930年夏家里还送她到意大利去旅游了一趟，尽管当时我外公已经去世，家里的钱迅速减少。 　　

第一部 第12节

　　1933年我妈妈在沃尔多夫-艾斯托利亚酒店的一次舞会上遇到了我爸爸。据我爸爸讲，当时他正和他的一位诉讼当事人在那里，这位当事人曾为一家医院捐助过一大笔钱，所以很受尊重。我爸爸和他的客户坐在首桌旁，这位客户正在诉说他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结婚。我爸爸应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爸爸应当邀请坐在附近的一位年轻女士跳舞。我爸爸看了看那位女士，说他不喜欢跳舞。

　　然后当他目光转到阳台时，发现了我妈妈。他告诉他的客户：“哎！我想和那位姑娘跳舞。”当时也正坐在首桌的我妈妈的爸爸听到了这段对话。

　　塞缪尔·塞德曼说：“你想和那位年轻女士跳舞？”“她是我女儿。”

　　我父母在某些方面因为性格正相反而相互吸引。我妈妈有积极的人生观和一种自我满足感。遇到问题时，她的态度是，任何事情都将会有圆满的结局。我爸爸有着强烈而敏感的分析头脑，对他所做的事充满自信，但他也是一个事事操心的人。他不喜欢让别人去做重要的具体问题，不管是生意、医疗或家庭方面的事。我父母现在都已经90多岁高龄，我对他们性格的描述是准确的，我推测，他们在30多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人生观有这么大的差别，但现在他们已经幸福地在一起度过了近70年。

　　我出生于1938年，当时我父母还生活在皇后区的内庞西特。3岁时，我们家搬到了位于曼哈顿西八十一街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对面的一套公寓。我在沃尔登小学上学，这是一所校风进步的私立学校，位于中央公园西部，距离我家所住的公寓楼有几个街区。沃尔登小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表达能力，强调合作和关心社会。在学校里，学生们对老师直呼其名。我现在还深情地记得我三年级的老师名叫索拉。

　　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我父亲进入他一位同学的父亲开办的一家法律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鲁宾·赫特金公司。公司专门经营房地产业，但也拥有诸如《纽约时报杂志》之类的客户，因为我父亲的合伙人是该杂志社董事会的成员。我父亲的工作是做财产税评估，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同时也过问着他父亲破产后所剩无几的生意。其中之一是集中于北卡罗莱纳西尔瓦镇的一些云母矿，开采这些矿实际上是在赔钱。云母是一种在飞机上用于线路绝缘的重要战略物资。30年代，美国主要从东印度群岛廉价进口云母，所以当时云母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美国的云母供应受到威胁。我父亲给战争部写信，表示要将云母矿无偿交给政府。“珍珠港事件”后，战争部与我爷爷取得联系，要求他去北卡罗莱纳经营这些云母矿。他推荐了我父亲，此时我父亲已经在这些云母矿工作了好几个夏天，这样战争期间我父亲的工作变成了经营云母矿，以固定价格向政府供应云母片。在我4岁时，我们一家搬到了附近的镇，北卡罗莱纳州的阿什维尔。

　　北卡罗莱纳海兰兹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贫穷、偏僻。镇上的人把我父亲称为“犹太佬”和“犹太先生”。对我母亲来说，生活的变化更大，她觉得好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很快她就带着我和我1942年出生的妹妹珍妮搬回了曼哈顿。我父亲每过几个星期坐火车回去探一次家。采矿工作几乎挣不着钱，战后我祖父以非常低的价格卖掉了云母矿。

　　9岁时，我们家从曼哈顿搬到了迈阿密滩。我父亲觉得佛罗里达的生活更安静、更惬意，他也想住得离他父亲近一些。在我们搬家后，父亲继续接办一些律师业务，他建了一个购物中心，还研究股票和投资、打高尔夫球。我母亲也打高尔夫球，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她获得的当地俱乐部颁发的奖品。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对转学有一种恐惧，不想搬家。在北海滩小学，我的新老师柯林斯小姐把我作为新来的男孩介绍给同学们。她对全班说，“罗比·鲁宾在纽约时上私立学校，他从来没有学过手写体，”“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友好地待他。”我猜想，由于这个建议，在我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被选为我所在的四年级班的班长。我竭力辩解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何当班长，但他们根本不听。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我想你们可以把我当班长的那天和48年后我当财政部长这件事联系起来。我本来不是当班长的料，但任命以一种快乐的方式落到了我头上。尽管我根本就不是班里的领袖，但我在学校期间一直断断续续地担任着班长的职务，其中包括担任毕业班班长，这对后来我进入哈佛大学以及以后的发展都有帮助。

　　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迈阿密滩是一个可以非常轻松愉快地成长的地方。我每天早上骑自行车走一英里到学校。我一度有一个早上送《迈阿密滩太阳报》的线路。我阅读《英勇男孩》推理小说，收听《孤独巡警》、《化身》和《密探》等广播文学。我在保罗公园定期参加篮球和棒球比赛。到现在，我还能说出1954年布鲁克林道奇队的首发阵容：罗伊·坎帕纳拉、吉尔·霍奇斯、杰基·罗宾森、彼·韦·里斯、卡尔·弗里洛、杜克·施耐德、小吉列姆、丹·霍克以及可能当投手的选手丹·纽克姆、普里彻·罗或卡尔·厄斯金。

　　我们犹太会堂的拉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的名字叫利昂·克罗内斯，当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他想让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学习犹太思想。利昂·克罗内斯拉比告诉我们，在常规意义上他不信上帝。他并不是想用他这样的观点使我们吃惊，而是想让我们开展伦理和哲学辩论。那些讨论使我第一次接触“人道主义”这一概念。但我从与克罗内斯拉比的谈话中所认识到的并不只是具体的思想观点，而是一种存疑和探索智慧的感觉，这种素质在以后成为我思想的核心。

　　人们很少会想到，迈阿密滩属于种族歧视严重的南部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妹妹珍妮和我在白人学校上学，而且我们学校专门划分出“有色人种” 饮水区和“白人”饮水区。珍妮通过到“有色人种”饮水区喝水和乘公共汽车坐到后排座位表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我不记得和我一块长大的人有种族歧视言行，也没有明确意识到到处弥漫的、给如此多的人造成伤害的严重不公正。

　　我的父母喜欢交际，在迈阿密滩的朋友圈很大。他们享受着当时那里那种正常的社交生活，打高尔夫球、打牌、在罗内酒店的帐篷俱乐部里度过时光。但他们夫妇两人都是喜欢思考的人，对政治和外面的世界感兴趣。我们房子里总是有许多书。

　　当时和现在一样，我是一个非常热切的读者，而且五花八门的书都读。即使是我在高盛公司和华盛顿最忙的时候，阅读也都是我每天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历史、传记、奇妙的旅行或风土人情以及我们当地书店任何能够引起我遐想的书籍，都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例如，不久前，我买了亚当·尼克尔森写的介绍《詹姆士时期版圣经》历史的书，这本书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时代并描述了许多人虔诚的信仰。我还买了西蒙·温切斯特写的一本关于《牛津英语词典》的诞生的书。我经常同时读两本或三本书，并且经常回头重读很多书的部分章节。例如，当我在1993年前往华盛顿进入克林顿政府工作时，我随身带了自己10年前曾经读过的两本非常有名的关于非洲的书：一本是阿兰·穆尔黑德的《白色尼罗河和蓝色尼罗河》；另一本是伊尔维希·埃德曼文笔生动的短文集《一个哲学家的节日》，这是我在少年时期最早读的一本书。埃德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我父亲20年代曾经在那所大学读书。

　　到我上迈阿密滩中学时，我开始喜欢上了钓鱼。我的朋友鲍比·拜伦鲍姆过去常常在小溪和运河中钓鱼，现在这些地方附近大都建起了旅店和大型公寓楼。在我们长大了一些后，我们带着鱼竿到处去钓鱼。我们还经常开车到佛罗里达凯斯去钓鱼。凯斯那时与现在不一样——我们可以站在那些老桥上钓到鲷，有时还能抓到更奇异的鱼。我妈妈不喜欢我把鱼拿回家，但有时我们钓得太多，就把鱼卖给当地熏制鱼肉的店铺，挣些零花钱。

　　80年代晚期，钓鱼成为我生活中更重要的一部分，当我第一次访问大巴哈马岛的迪普韦尔基时，发现人们用假蝇钓鱼。从那以后，我对用假蝇钓鱼一直情有独钟——它给了我一种完全投入的忘我的感觉。我可以花上8个小时在巴哈马群岛的浅滩追踪海鲢，或者在河里或小溪中钓鲑鳟鱼，而时间就不知不觉过去了。我全神贯注于风、水、用什么样的飞虫做诱饵以及在哪儿下钓。不管我原来一直考虑的外界的事是什么，这时它们都迅速从我脑海消失了。

　　再回过头说佛罗里达，我们用老式的卷线鱼竿钓鱼。周末，鲍比和我经常租一艘10-15马力小摩托艇在戈尔夫斯崔姆钓魣和鲯鳅。我们也会到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去钓鲷或海鳟鱼。有一次，我们把摩托艇开得太远而且后来油也用完了。结果我们没能去原来打算去的汽车旅馆过夜，而是在船上熬了一夜，与蚊子搏斗，并寻思我们怎样才能回到文明世界。第二天，租给我们船的人派出了一支搜索队找到了我们。很幸运，在我们获救后，没有人打电话告诉我父母。 　　

第一部 第13节

　　如果说实话，每一个成功者都会承认机遇的巨大作用。在我上哈佛大学的问题上机遇的确起了重要作用。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并不是极其突出，而且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公立中学。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造成了不同。我父亲和我碰到了一位律师，他们两人是在哈佛大学合唱俱乐部的一场音乐会上认识的。我父亲的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当时出差路过迈阿密。

　　1956年秋，在我进入哈佛大学后，我感到极其压抑。我所在的班上的一半同学都曾在专门为“常青藤联盟”输送人才苗子的预备学校进行过强化训练。另一半同学中很多人都毕业于名牌高中。而我虽然在高中学过四年法语，却在进入哈佛后没能够通过免修这门课的初级课程考试。在数学方面，我甚至没有资格学习初级大学课程，因为我没有学过微积分，所以我还得补修数学。

　　在入学教育的第一天，新生在学校礼堂开会。负责新生的院长想让我们不要过分紧张，说我们年级将只有2%的学生最后毕不了业。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想到其他所有人都很幸运，因为将来只有我来填补这2%。我最先认识的同学之一是来自斯塔滕岛的学生，我看见他正在看课程目录。但他没有看课程，他看的是列在课程目录后面的奖励单，想看看他能够获得哪些。我当时想，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也正在看同样的课程目录，想选一些我可能会通过的课程。

　　我在哈佛上一年级时最突出的感觉是焦虑。为了寻求安慰，我阅读了我父亲送给我的一本励志书《生活方式》。这本书实际是一位名叫威廉·奥斯勒的医学教授在1913年给耶鲁大学学生做的演说。奥斯勒想要说明的是，应付失败恐惧症的最好方法是以一种“严格划分时间段”的方式生活。有时候，你应当爬上“山顶”进行自我反省。但平时你每天应当摒弃杂念，全神贯注于手头的任务。我尝试着按照这个建议做，努力不去想我能否在哈佛完成学业的问题。

　　让所有人特别是我自己感到吃惊的是，第一年我的学习成绩是如此优秀——以至于我的学习指导老师要我去参加一个会。他问我是否感觉还可以。

　　我问他：“为什么我不应该感觉好？”

　　他反应道：“你的成绩非常优秀，而所有人本来都以为你不会学得很好。你确实没有用功过度吗？”

　　即使上完一年级后，我对在哈佛上学仍然还有一种紧张感。在我的第二学年开始时，教授英国文学课的老师想了解有哪些书同学们都没有读过，以便布置给大家读。他要求读过 狄更斯、乔治·埃利奥特、达克雷等人的英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人举手。随着他列出这些作者越来越模糊的作品，毕业于格鲁顿、安德沃等学校的同学举起了手。我的手一直放在腿上。我不仅没有读过这些书；其中大部分书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

　　对于那些毕业于预备学校的大多数人来说，哈佛只是他们增长自己学识的继续。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所有的事。二年级时，我选了拉菲尔·迪默斯教授开的时间为一学年的简明哲学课。迪默斯教授是位很有才华的希腊人，一头白发，非常高超地让学生学习和思考基本问题。他的风格就是朴实无华。迪默斯往往走上报告厅讲台，把一个废纸篓翻过来放在一张课桌上作为他的讲稿架。他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斯宾诺莎等哲学家视为伟大的思想家，以无比崇敬的态度谈到这些人。对我来说，要想了解这些作者的思想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后来，在我们为期一年的课程中，迪默斯教授布置了一些作者的著作，他们的思想不是非常晦涩难懂，更容易理解一些，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他们逻辑中存在的缺陷，后来我们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重新欣赏他们的智慧。

　　尽管迪默斯教授尊崇柏拉图等认为存在着可以证明的确定性的哲学家，但他给我们灌输了一种观点：看法和解释永远是由修正和进一步发展所决定的。他会转向柏拉图或其他哲学家以向我们证明，要证实任何观点在最后或最终意义上是真实的是不可能的。迪默斯鼓励我们不仅要理解分析的逻辑，而且要发现理论的大厦是以何种观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依靠假设、猜测还是信仰。

　　这些观点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甚至曾考虑过主修哲学。尽管最终没有那样做，但迪默斯的课促使我朝着怀疑论和批判性思维的方向发展。我经常把自己受迪默斯启发所产生的观点概括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绝对的”——这一立场受到那一时期更博大的哈佛精神的鼓舞。当时我同学当中的思维模式是不承认教条、质疑权威——而且回顾起来，我会说我从哈佛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发展是不根据表面价值确定自己的观点，对我所听到、读到的任何事都以一种探究和怀疑的思维去评价。但迪默斯所播种、哈佛所培育的这种思维并没有简单地导致我怀疑一切。一旦你把自己无法在绝对意义上证明任何事的概念内在化，生活就变成了更多地是关于成功的可能性、选择和交易的事。在一个没有可以被证明为真理的世界上，现存的给概率下定义的惟一方式就是凭借更渊博的知识和理解。

　　多年后，我在与艾伦·格林斯潘讨论时，他告诉我说，断言“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宣称不确定性本身是确定的。当时我没有与艾伦辩论这一问题，但一个答案他是正确的——对不确定性的基本断言是无法予以证实的。但这正好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被证明是确定的。

　　从学术上说，我在哈佛的学习计划是循规蹈矩的。大部分选择法学院的人主修的是政府政治学，我曾大大咧咧地以为我就是这样。我开始时学政府政治学，但后来转到经济学。在当时，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主要还是概念性的，我发现这尽管学起来难但还是很吸引人；后来，这一领域变得越来越成为严格的计量经济学，而我本来没有适当的途径主修它。

　　我四年级的优等论文的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他以将博异论应用于国际关系并用他解释核威慑理论而闻名。当时，他刚刚从耶鲁大学来到哈佛，而我是他指导的惟一的学生。我在坎布里奇度过了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的假期，没有工作，睡在与人合租的一套公寓的客厅里的一个破烂沙发上，提前全力以赴做我的论文。每天在韦德纳图书馆里钻研和写作是我在哈佛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我的论文写的是巴西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所以对这个课题感兴趣，部分是因为拉丁美洲看起来对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有前景的地区。我找到了大量的英文数据和分析以检测关于通货膨胀的各种假设。1995年，在我会见巴西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他说巴西财政部查阅了我在哈佛的论文，我在论文中提出的结论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非常准确的。

　　就社会层面而言，哈佛由各种亚文化组成。我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一种亚文化，但我喜欢在咖啡店闲待着思考自己的事，那时还没有星巴克，而只是一种带有放荡不羁气氛的地方并且咖啡也不是特别好。我实际上不是经常去咖啡店，而是时常在顺道时到蒙特奥伯恩47俱乐部或其他俱乐部坐一会儿，人们在那里围坐着，一些民歌手和反政府抗议人士常在那里唱歌。我喜欢这种围坐着思考生活问题的气氛。 　　

第一部 第14节

　　那时候，咖啡店文化中让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分子思潮是存在主义，在某些程度上我认同存在主义。但我的存在主义观与我所读到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相反，我认为它是一种把一切都看透了的认识。我在哈佛时，形成了一种感觉：一方面，此时此地关系重大；而另一方面，从整个时间和空间上，在某些终极意义上，其重要性则大大下降。今天发生的事与几万年后有什么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内在化的认识使我既集中精力做我正在做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保持一种透视感和一种认为我总是能够选择完全不同类型生活的想法。

　　直到四年级我在哈佛才真正形成某种归属感。事实上，我刚进大学时的焦虑是不现实的。但正由于有这种焦虑感，尽管在某些方面是有害的，但在其他方面则是有益的。担忧，如果没有损害你的话，可以成为有力的驱动器。原来担心我可能毕不了业，但1960年我从哈佛毕业时，出乎意料的获得了“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论文也被评为优秀总结性论文。

　　毕业后，我给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写了一封信，四年前该校曾拒绝了我的入学申请。我写到：“我想你一直在注意着你们毕业生的情况。也许你有兴趣了解一个曾被你拒绝录取的人的去向。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以哈佛‘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这位院长给我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们普林斯顿大学认为自己有责任每年拒绝一定数量的高素质人才，以便哈佛大学也能够录取到有一些好学生。”

　　大学四年级时，我曾申请进哈佛法学院学习和申请攻读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两个申请都被批准，但我拿不定主意选择哪一个。实际上，至少在当时，我一点也不清楚自己想选哪一个。秋天我回到坎布里奇，在法学院待了三天，但在刚刚度过了四年紧张的大学生活之后，我还没有做好再大干一场，应付紧张学习生活的准备。其他同学都在买书，而且看上去很严肃，但我不是那样。所以我去找法学院助理院长，告诉他我准备离开法学院。

　　他说：“你才刚被录取。不能退学。你已经占了其他人本来能够得到的位置。”

　　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要走。

　　这位院长说：“如果你退学，我们以后不会再录取你，除非你确实有可以原谅的理由。”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院长说如果我去看心理医生，而且心理医生说我在做这一决定时头脑是理智的，他将允许我在第二年重新入学。

　　所以我去看了心理医生。这位医生告诉我，在他准备上医学院时，他休学了一年到国外旅游。他说我的状态很正常。但他还说，如果院长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太让人反感，或许院长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在法学院开学前几天，我曾碰到了一些大学同学，他们准备到英国学习一年。有一个同学要到牛津大学学习，这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动手太晚了，已经来不及申请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但我发现我还有可能在那年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我打电报申请，强调我在哈佛获得的荣誉。伦敦经济学院回电报说，他们录取了我。然后，我打电话告诉我父母，说我有一个让他们吃惊的消息。我从法学院退了学，准备去伦敦。

　　我迅速启程前往英国的惟一麻烦是我必须先回迈阿密老家去见我的征兵委员会代表。在学研究生可以推迟服兵役，但该学校必须是征兵委员会认可的学校。在征兵委员会接待我的是上一个时代的南部商人。

　　他说：“我一点也不了解伦敦经济学院。白人小伙子的麻烦是他们不想去打仗。”

　　我卑躬屈膝地对他说：“我绝对不反对战争。我只是想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

　　他说：“但我怎么知道伦敦经济学院是一所名牌大学？”

　　我答应给他看一封信。所以，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阿瑟·史密斯不得不写了一封信，说明伦敦经济学院是一所公认的学术机构。

　　在我到伦敦前，除了指望着全家到墨西哥旅行或小学组织到古巴集体游览，我从来没有出过国。我在欧洲的一年极其增长见识，所以我向所有有机会的人建议，在大学毕业后到国外去待一年。就在我出国前，我在迈阿密和一位经常到世界各地的妇女有过一次谈话，她是我父母的一位朋友。她告诉我，说我应当张开身心，吸收我所有能够吸收的东西。而且，在某种合理的程度上说，那也是我的想法。

　　哈佛大学代表着一种美国文化，虽然因为有大量外国留学生，尤其是在其研究生院，它也是一种国际都市文化。另一方面，伦敦经济学院是一种真正的国际文化，有来自全世界尤其是英联邦国家、前英联邦国家以及很快就要成为前英联邦国家的学生。我碰到了印度人、非洲人、澳大利亚人和西印度人。这些学生所代表的政治见解远比我以前所碰到的广泛得多。许多学生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反映出当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都有着广泛的支持。我当时想，就像我现在想的一样，国家控制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的国有制概念有可能是效率非常低下的。但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辩论也有助于我形成自己在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兴趣。

　　与经历和观点与以前我所遇到的人如此不同的人接触使我开阔了思路。哈佛的人认为重要的是生活水平和经济学的问题，我第三世界的朋友则认为这些也是尊严和尊重问题。例如，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为了显示他们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优秀，希望拥有自己的钢铁厂和航空公司，尽管有人认为这对低工资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低效率的资源配置。从不同视角看同一个问题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此而言，上述观点都有局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承认和尊重个人尊严的极端重要性。这种尊重本身是一种根本的价值观。而对这种希望得到承认的基本心理需求的敏感性，对于处理管理和政策问题，不管是在华尔街的交易厅运作生意还是在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政策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是以所谓“插班生”身份在伦敦经济学院注册入学的。因为是为了获得学位证书而不是为了一种真正的学力用功，我在这所学校没有特别上心地学习。我会去听讲座和写指导教师布置的论文，但我也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与人们交谈。自由的感觉是太好了。在我所住宿的厄尔考特路的宿舍里，如果我喜欢的话，我可以在半夜里吃晚饭，晚睡晚起，整天读书。或者我可以去听可能会让人感兴趣的讲座，然后去会个朋友和打墙网球。我随身带着一本词汇手册在地铁里学习法语。我也有些像是个政治旅行家，例如参加在特拉法尔加角广场举行的抗议刺杀卢蒙巴的示威活动，卢蒙巴曾被选举为刚果共和国总理。我没有参加抗议活动，而只是饶有兴趣地旁观。

　　我还认识了一帮住在厄尔考特路邻近、年龄和我相仿的外国人。有一些来自如马耳他和波兰等地的假贵族和真贵族。我和伦敦经济学院的朋友一起，围坐在一起讨论政治、经济制度和生命的意义。 　　

第一部 第15节

　　我和厄尔考特路的那帮朋友们常一起去参加聚会，有一次还到泰晤士河上划船。作为校际滑雪旅行的一部分，我和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学生一起去奥地利——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滑雪。与此同时，我也以自己有限的方式，探讨内心中的紧张，在内心里我认同垮掉的一代及其20年代与30年代在巴黎的外国前辈们。我读了凯鲁亚克的一些书和米勒的许多著作，在六周长的圣诞节假期里，待在巴黎做这样的事非常惬意。我在左岸找到一家价钱很便宜的旅馆，有些我在哈佛认识的人也住在这里。白天，我会去酒吧，和人坐在一起聊天或独自读书。

　　我一直在想——可能非常不准确——如果走上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我本来会过上在巴黎时的那种生活，或60年代前坎布里奇的咖啡馆文化所代表的那种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甚至当我已经成为主流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如果我想做的话，我总能够做出离开这个制度的选择。我可能只说一声再见，穿上一条破旧的黄色军裤，在圣日耳曼德佩街找个小旅馆。看惯了我穿着条纹西装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和我有些不协调，但我当时觉得，甚至现在也觉得，我可能会满意地选择一种更轻松、更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那种感觉可能不现实，但在压力大的时候，我对这种可能性的信念一直是一种精神上逃避压力的寄托。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每当压力大的时候，我心里又会重新产生那种围坐在咖啡馆读书、长时间讨论哲学和生活的念头。即使是现在我也常常想只以钓鱼、读书和打网球度过一生。

　　复活节期间我去意大利旅行，夏天我与一位名叫戴维·斯克特的朋友开车在挪威、丹麦和瑞典漫游。就在我考虑是不是在欧洲再待一年的时候，我读到一位曾浪迹海外的人写的一篇文章，他写到，“如果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你就要开始堕落了。”看过这篇文章后的触动以及想到父母可能不会太愿意为我在国外毫不相干的活动再承担一年费用，我想可能是回家的时候了。当我们在法兰克福吃午饭时，戴维的红色奥斯汀汽车被偷了，这时，我决定离开欧洲。

　　我在国外过得如此愉快的部分原因是我对未来不格外担忧。在我的意识里，我知道我可能会上哈佛或耶鲁的法学院，我曾经提出申请而且也曾被录取。我并不是一定要做一名律师，而是从法学院毕业后路子会很宽。由于那位心理医生的作用，哈佛曾答应重新录取我。但我最后还是上了耶鲁，因为在我看来，耶鲁的境界更广阔，也更有趣，而且学习不那么紧张。有些夸张地说，我的看法是，在哈佛法学院，你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合同问题，而在耶鲁，你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善良和邪恶的含义。

　　我在耶鲁法学院的经历确实就像上面说的那种情况，我是在1961年夏进入耶鲁学习的。除了上课和去图书馆，我的大量时间用在讨论从越战到美好生活的本质之类的问题上。在法学院，我有极大的机会把我在哈佛形成的观点予以应用：如果追溯到其本质，所有命题都是无法证实的。你可以持有强烈的道德信仰，这些信仰是在成长和受教育阶段，或通过宗教信仰所形成的，但所有这些信仰的强仪都是无法证实的。

　　你永远也无法知道谁将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影响你。我刚进耶鲁时，碰到了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乔治·莱法柯，我曾经见到过他，当时我们都在迈阿密生活。入学教育周期间，他在路上遇到我，停下自行车，给我提了一些高年级同学的忠告。乔治说，在法学院表现好非常重要，因为这将带来学校和同学们的认可，认可会带来愉快。

　　我认为这种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我回答说：“你告诉我说表现好和得到认可会让你感觉好，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情况不是这样。”我告诉乔治我以极高的荣誉从哈佛毕业，这给我带来了一种满足，但并不是他所描述的那种完美和自我实现的感觉。

　　几年后，在高盛公司对前来申请工作的人面试时，我仍然强调这一观点。当我问应聘者他们为什么希望到我们公司工作时，较为诚实的人会承认，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挣钱。我谨慎地提醒他们，他们将会发现挣了大钱可能会让他们在某些方面感到满足，但不会满足驱使他们把挣钱作为第一位想法的理由。他们几乎都没有留意我的话。但几年后，他们有些人在挣了很多钱后找到我抱怨说，他们对生活感到厌倦和不满。

　　在高盛公司、白宫、财政部以及现在的花旗集团等我所工作过的所有地方，我都看见人们似乎通过某种地位或成就来找寻满足。多少年以前我试图对乔治·莱法柯说的话，在我看来常常仍然是对的。人们找到自我实现的惟一地方是在他们的内心。而那里往往是他们寻找的最后一个地方。

　　那次与乔治的争辩是我们之间长达一年的交流的开始。我们不知在纽黑文的街道上度过了多少小时，谈论法律、哲学和生命。乔治的哲学观比当时那个年龄的我要深刻，而且他喜欢表现出愤世嫉俗和咄咄逼人。还有一个人有时参与我们的对话，他叫利昂·布里坦，是剑桥大学的研究生，当时在耶鲁做留学生。后来他回国后成为一名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我们三人一次在纽黑文散步走了很远，乔治坚持说读小说是浪费时间，因为能够获得的东西可以从写实文学中更有效地获得。利昂则回答说小说通常能够比写实文学更好地把握现实。他们激烈争辩起来，尽管我的观点与利昂更接近，但我努力要维持我们三人之间的平和气氛。

　　乔治同情一种被称为法律现实主义的法律分析方法，当时这种方法对耶鲁的校风影响很大。法律现实主义认为，成文法或先前判例措辞并不能决定判决结果，因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它们。法官的判决是政策观、信仰、偏见和所有各种主观影响的产物——一个著名的归纳是，判决是由那天早上法官所吃的早点决定的。根据这个方法，你会对成文法、案情和司法判决进行思考。当你问成文法的措辞是否决定了法官的判决时，答案几乎肯定是不。成文法的措辞可能适合两个或更多不同的结论。法律现实主义就是挑战确定性和重新审视猜想的另一种途径，耶鲁的气氛推动着我的智力沿着这些方向进一步发展。

　　在耶鲁，我结交了一帮长期的朋友，他们也喜欢漫长地讨论世界上的问题。例如，利昂·布里坦比我认识的其他人对越战的初期阶段有更微妙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将会挺身而出对抗共产主义，但他担心美国的卷入会给国内造成决定性影响，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而且美国卷入的消极作用有可能超过积极作用。这是相当敏锐的分析，尤其是在1962年时。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快结束时，碰到了卫斯里学院的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叫朱迪·奥克森伯格，她和我在哈佛曾约会过的一个女孩一起路过伦敦。她们要去法国过暑假。当我到她们住的旅馆带她的朋友出去吃晚饭时，朱迪出来开门，我当时想，天哪，她这么美！第二天晚上，我和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朋友一起与她约定好，我们四人一起出发了。

　　我在法学院刚上二年级不久，朱迪来到耶鲁上研究生，攻读法语，我请她一起吃晚饭。朱迪真正热衷的是表演艺术，除学习法语外，她还在耶鲁音乐学院选修了古典声乐课程。我断定在耶鲁研究生院的环境中要抓牢这样一位才貌俱佳的女生是不可能的，当时耶鲁的女生很少。所以我决定让朱迪和我的朋友来往，我真诚地想，在理论上他们会给我回报，介绍更多的女生给我认识。

　　幸运的是，这项计划根本就没有实施。我们最终单独约会了。朱迪和我有不同的兴趣；她沉浸于剧院、音乐和文学，而在这些方面，我是个有些粗俗的人。但我们俩在某些更重要的方面有共同点——对于我们周围的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好奇心，从我们认识的人到世界大事到其他人读过的书。我们也都趋向于对人们有相同的反应，都有一种有些不太尊重别人的幽默感。人们的兴趣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在那些年，朱迪对政治产生了好感，并且给纽约市长戴维·丁金斯当了四年的礼宾局长，还很受信任。与此同时，我也经常光顾剧院。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共同之处：尽管我们两人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但我们都是相当不愿意出头露面人，没有在社会交往方面投入大量时间。

　　11月份，朱迪和我订了婚。第二年3月，感恩节假期结束时，我们在耶鲁的布兰福德教堂结了婚。有14人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其中包括我们双方的父母。我们只度了一天的蜜月——从我在法学院的同学斯蒂夫·尤民那里借了部车。斯蒂夫对音乐和戏剧的兴趣可与朱迪相比，他成了我们毕生的朋友。第二天我就回到图书馆，准备复习考试。 　　

第一部 第16节

　　我上法学院并不是真的想以后做法律工作，而是觉得无论我干什么，上法学院都是很好的训练，而且可以使我有非常宽的选择面。在我头脑里，没有考虑任何具体的职业，但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想以后做金融和办企业。我这一想法背后的想法是，我或许最后会回到迈阿密，从事房地产生意，也许在某种程度是想利用我爸爸的经验。但我觉得我应该先去律师事务所，了解一下这一行的工作。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到纽约去工作了，朱迪和我从未真正考虑过转到其他地方。

　　我到了几家公司去面试，最后决定去佳力律师事务所，因为这家公司的环境更舒适，而且虽然比大多数大公司规模小一些，但却拥有很好的业绩。我想工作时间可能会短一些，而且佳力在薪水上也很有名，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更高的奖金——那年是7200美元——这是当时大法律公司的统一标准，尽管有反托拉斯法的限制。

　　即使在当时，这些钱也不够我们生活用。朱迪和我不得不让我父母帮助付房租，我们的女房东把我们租的房子称为“花园公寓”，实际上是布鲁克林高地的一间地下室。但生活在市里很适合我们。我们花大量时间到处逛，下饭馆、看戏。朱迪爱好音乐。对我来说，佳力的工作非常称心。我喜欢那里的人和环境，那里有相当的学校气息，而且与同类公司相比，也随便些。在这样的公司工作在社会上也很有面子；我喜欢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组织的一部分——一种与我有时存在的反文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和平共存的偏好。

　　我在佳力公司担任了两年助理，从事大宗诉讼调研、房地产问题税务分析以及一些法人事务的背景分析工作。我认识到这种法律事务尽管非常吸引人，但不适合我。而且，不管现实与否，我分析我找合伙人的成功可能性不大。我还想做一些更为企业化的、而且有挣大钱的可能性的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很惊奇自己没有更多地卷入当时更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中去。在法学院，我曾忙着参加无休止的关于越南、民权和贫困问题的讨论。但再过几年我才会积极地卷入社会政治中去。

　　在我做海顿斯通公司（位于华尔街的一家投资公司，现已不存在）的业务时，我的职业灵感出现了。海顿斯通是帮助考斯玛特公司扩大名气的主要担保者。公司开会的时候，投资银行家们都是些正在盘算如何做大买卖的人物。当时我想，“等我40岁时，我想干这些家伙们正在干的事，而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干的事。”

　　我也开始更多地留意股票市场，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应用我父亲高度分析性的投资方法。这是以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证券分析》中阐述的方法为基础的投资方法。《证券分析》是格雷厄姆与戴维·道得于1934年合写的一部关于投资的经典著作。可能是因他的门徒沃伦·巴菲特的原因，格雷厄姆后来变得广为人知。

　　格雷厄姆和道得认为，在短期，股票市场是一个“投票机器”，反映着情绪和时尚而不是理性。但从长期来说，股市则是一个“衡量机器”，根据收入前景、财产、风险和其他基本因素评估证券价值。他们认为，你应当只做长期投资，而后只有在价格低于根据这些因素估计的价值时才进行投资。我父亲就是这样分析证券，并且根据长期持有股票的预期进行投资。如果他仅仅在几年之内就卖掉了一支股票，这说明某件事出了麻烦，或者说明这支股票价格上升幅度非常大以至于被极大地过高估价。

　　今天我甚至更强烈地相信，这是投资股票惟一明智的方法。你应当以与分析整个公司的经济价值相同的方式分析一支股票的经济价值。一支股票，不管是一家钢铁厂的还是高科技公司的， 它的价值相当于将风险和其他基本因素如资产负债表中的隐性财产计算在内的这家公司现在预期收益的价值。从长期来看，一支股票的价格反映着这种经济价值，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价格可能大大偏离其经济价值。投资者为了追求可预测的结果，常常看不到这种周期性的现实。最近，很多人在2000年和2001年信息公司和电信公司纷纷倒闭时期，遭遇巨大损失，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追随潮流，而不是根据对价值的评估。一个独立但与此相关的观点是，最大的机会通常在于逆流而上。

　　作为思考市场的一种方法，格雷厄姆-道得的方法和我的哈佛怀疑主义也是一致的。观察市场、努力找到其价格没有反映流行看法的股票的想法吸引着我。一个得到广泛确认的学术理论认为，市场是有效率的，这意味着股票的价格充分体现着关于这支股票的已知的信息和判断。这种效率市场理论（Efficient Market Theory）的推论是，任何人也无法总是竞争过市场。但我在华尔街的岁月里所看到的所有事情——以及许多更为流行的金融理论思考——说明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定义，大多数投资者甚至是最专业的人士也不会竞争过市场。但通过对更深入的分析、判断和更广泛的规范的综合评估，有些人是能够竞争过市场的。

　　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做股票投资比从事法律职业有趣得多，所以我把自己的简历寄给了几家投资公司。但我没有收到一家公司的答复，哪怕只是一个便条。在当时，法律专业的学位在金融界并没有多大用途。华尔街的大交易商是依靠自己在大城市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精明和机智发家的，而投资银行家则大多数具有社会背景或商学院背景。在当时，离开法律公司改行做投资银行生意是一个奇怪的选择。尽管这在收入上是上了一个台阶——在我最终找到一份工作时，我的年薪在13000美元-14400美元——但有些人告诉我，说我在社会地位上却是下降了。

　　在我给华尔街的大公司的求职信石沉大海后一个月左右，我父亲来纽约，我和他及他认识的一位证券经纪人一起吃午饭。这位经纪人提起他有一位朋友在高盛公司工作，正想物色一位年轻助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L．杰伊·腾纳鲍姆，高盛公司套利部的负责人。所以我前去找L．杰伊。因为我想了解更多的关于对公司进行投资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希望到高盛公司的研究部或财务部工作。他非常大度地先后让我到这两个部门去。但后来我了解到，他让这两个部门面试我的人打消我在这两个部门工作的念头，因为他想让我在套利部工作。

　　通过我父亲另外的一位朋友，我收到了第二份推荐，拉扎德兄弟公司答应让我到它的套利部工作。所以，纯粹是出于巧合，两家公司都让我做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业务。我对自己是否适合干套利有些拿不准。我的理解是，套利商人就像是证券分析员，需要不停地打电话和去一些公司见业务经理，谈交易问题。我不敢肯定我能够如此泼辣。但这是仅有的答应给我工作的公司，而且我也想尝试一下新事物。我选择了高盛公司，主要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套利界最有名的公司——高盛公司著名的合伙人古斯·利维创立了这个部门——而且也因为它提供的薪水稍高一些。

　　干套利这一行，你可能最终会弄明白一个星期前你还一无所知的事，例如，利比亚的动荡，如果动荡影响到交易所涉及的一家大石油公司，交易就受到了影响。我们分析的一笔交易是一个被称为罗恩精选信托公司的控股公司的破产问题。你在买了这支股票时，如果债务清偿交易完成，你应当能够获得5、6种证券。你拿到了现金、在一家美国采矿公司的持股证明、博茨瓦纳一家采矿公司的普通股票以及利息为6%的赞比亚债券。我们不仅要计算这项破产交易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且还要计算所有这些证券将要附加的价值以及如何尽可能在最大的范围内进行套利保值。当我们第一次听说这笔破产交易时，我们甚至不知道赞比亚在哪里——因为直到一两年前人们还用它殖民地时期的名字称呼这个国家——北罗得西亚。所以，坐在交易台上的一个家伙打电话给领事馆问：“你们在哪里？”

　　对方回答：“在57街和麦迪逊大街交界处。”

　　而我们的那位交易商说：“不，我是问你的国家在哪里？”

　　教我从事套利业务的L．杰伊·腾纳鲍姆不打算在高盛公司永远干下去。当时他正在为自己最终的退休做准备，尽管当他雇佣我时，他只有44岁。而他的副手鲍勃·伦兹纳在我进公司后不久离开了公司，去从事著名的金融新闻业。所以，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归我来干。如果L．杰伊想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他本来可以不给我露脸的机会。但是，L．杰伊留心观察我的兴趣，并在1976年他退休前和他的合伙人利用一切机会提拔我。L．杰伊帮助他看中的年轻人在公司内发展，并非常以此感到自豪。后来，当我有机会帮助在高盛以及华盛顿和我一起工作的有才华的年轻人时，我确实也深有同感。

　　L．杰伊是在给古斯·利维做勤杂工时学习套利业务的，我进入公司时，古斯·利维几乎是一个神秘人物。古斯在新奥尔良长大，在他母亲无力继续为他付学费时不得不从杜兰大学退学以维持家里的生计。大危机期间，他靠个人拼搏，从华尔街的一名邮件投递员，发展到在高盛公司的债券部工作。从这些卑微的位置上，他最终成为西德内·温伯格的当然继承人，温伯格是30年代以来引领高盛公司的传奇人物。古斯依靠自己的才能也成了一名传奇人物——高盛公司的资深合伙人，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共和党的一位主要资金募集者，纽约许多民间机构中的台柱子。他的一系列成就所没有充分说明的是，从60年代中期到1976年他去世时，古斯几乎无可争议地是华尔街独一无二的最重要人物。

　　50年代，古斯是风险套利和公司客户团体交易的投资者。在那之前，一个想抛售50000股可口可乐公司股票——根据今天的标准是小生意——的公司投资者会在公开市场上零星出售，给股价造成下跌的压力。古斯的创新改革是，高盛公司整批买进股票，或许花费1000万或2000万美元，客户承诺购买其中一部分，其余的计入存货，以后再重新出售。公司由于在一定时间内在其账户上实际拥有了其中的部分股票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每股的利润可能会更低，但高盛公司的交易量和市场份额会大幅度增加。

　　L．杰伊和古斯都是脾气很大的人，这在当时的交易厅内是非常正常的，那时候人们所熟悉的华尔街上的公司大都是私人拥有的，一家大公司最多有数百名雇员，几乎没有股票交易商有大学文凭。这种经营环境是高度企业化的而且常常是根据感觉行事。对于古斯来说，管理每天就是通过叫喊来进行的。公司里传说，10年前每天下班时他一般都会在他的办公室内把所有人开除了——但第二天早上，这些人又会回来上班。 　　

第一部 第17节

　　我认识古斯的时候，他的脾气已经变得温和了一些，但他还是会给别人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可以推拉的窗户，通过这个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位于宽街20号的高盛公司的老办公楼的交易大厅。如果他发现所罗门兄弟公司那天做的团体股票交易量比我们公司大，他就会猛地推开窗户，吼叫着发出命令或破口大骂。然后窗户又会猛地关上。我有一次向古斯解释一件事，我才刚说：“我猜想……”，他就厉声喝到：“不要‘猜想’任何事情！”“要‘发现’！”或者他会突然打断你的话：“马上干，再晚就来不及了！”当然，任何人都可能做出这种评论。但古斯如此说，而且态度极其强烈，这种告诫融入了我的灵魂，直到今天我还引用这些话。另一次，我刚到高盛公司后，他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讨论我呈递给他的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我建议做一项套利生意。他用了一句我不明白的话驳回了这个备忘录。我问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猛地答到：“我们没有时间让雇员在我们这里进行在职培训！”

　　古斯也极其有个人魅力，在和我们公司的客户打交道时，他经常展现出这种魅力。有一次我罕见地被邀请到他的公寓吃晚饭，当时他正在招待到访的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听古斯说话，你会以为这位董事长是美国商业史上最有才能的人，是古斯最好的朋友。但我也曾听到古斯对其他一些公司执行官大量说这些恭维赞赏的话。在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我问公司的一位资深合伙人瑞·扬：“瑞，你觉得下次古斯对另一位大客户说同样的话时他会记得今晚他说的这些话吗？” 瑞回答说：“古斯绝对是真诚的——他在这样说的时候确实就是这样想的 。”对于那天晚上来说，我感到有疑问的那位首席执行官是古斯整个世界的中心。这就是古斯的个人魅力如此有效的原因。许多年以后，我遇到了另一个有这种把自己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某个人身上的本事而又没有一丝不真诚的人。我说的那个人，在这种场合甚至更让人确信无疑，他就是比尔·克林顿。

　　尽管脾气大，但古斯确实是在艰难时刻真正会起到帮助作用的伟大领导人。对于个别交易，他可能几乎会发疯，就像我们在贝迪-乌尼维斯交易上损失了50多万美元后他的表现那样。他吼叫说：“任何人都应该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我们这些在交易厅的人都知道，下班时他就会在报酬和提升问题上变得公平。古斯明白我们干的是有风险回报的、有或然性的生意，他知道一个证券交易商有时会干得很糟糕，或是因为运气不好，或是因为个人犯了错误。这使高盛公司有一种你可以进行理性冒险的环境。虽然有大叫大嚷，而且这种情况很多，但在进行最后分析时，古斯赞成冒险而且很公平地以员工们的总体表现对他们进行评价。

　　古斯自己也是出了名的神秘兮兮的人。你可以听到他正在往交易大厅走来的脚步声，因为“幸运”硬币正在他的兜里叮咚作响。尽管他的一个座右铭是“幸运比聪明更好”，但古斯从来不依赖运气。他每天5点钟起床，7点半到办公室，比所有其他人都早，他一再善意地提醒我们这一点。而每天晚上他都要去参加客户的晚宴或慈善活动。在古斯去世后，我一直觉得很遗憾，我从来没有问过古斯，他认为生活的全部意义是什么，是什么驱使他每天一天忙到晚。我不知道他是否有答案，但我认为他绝不会说钱是生活的意义。到我认识他时，他的钱已足够他花的，而且我认为他的自我感觉也不在于钱。事实上，他捐出了自己所挣的大量的钱。

　　那些年，最大的危机是宾森特尔公司破产案，这件事发生在1970年，也就是西德内·温伯格去世后一年和古斯出任资深合伙人的第一年。高盛公司为了购买宾森特尔铁路公司，卖掉了商业票据——短期债务契据。当这家铁路公司宣布破产时，所有人都感到震惊，购买了宾森特尔铁路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指责我们没有及时公布该公司的财务状况，或是因为疏忽或是因为有意不这样做。债券持有者们要求我们赔偿的数额超过了我们所拥有的资本。这些要求本来并不强烈，但这是非同小可的事，而且合伙人的全部资产都面临风险。我还不是合伙人，但对于如何处理这场危机我觉得有办法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古斯，尽管鉴于我资历较浅，我这样做可能有些放肆，但我告诉古斯我认为我们应当考虑我们的外聘律师能否很好地应付陪审团刁钻的讯问。他决定与我们自己的法律顾问待在一起，但另外聘用一个首席诉讼律师，一个能够更好地应对这种局面的人，而不是一般地做我们公司业务的律师。从那以后，古斯经常把我当做某种非正式的顾问。那是我第一次处理公司重大危机的经历。从那以后，我不得不出面处理一些这样的事件，不只是在高盛公司，而且以后在华盛顿和花旗集团。

　　在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里，宾森特尔破产问题在高盛公司造成了一种巨大的焦虑。作为一个私人合伙企业，我们面临着无限责任，而且有些人担心公司能否生存下去。公司的外聘律师索利文·克罗姆威尔提交了一封信，信中认为损失赔付不会在物质上损害公司资本，古斯把这封信装在口袋里作为护身符。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次内部交易丑闻中我们的一位合伙人遭到指控后，我面临着对公司生存问题同样的关切，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这封信，而且我们从我们的律师瓦彻特尔·利普顿那里得到了一封类似的信。最后，宾森特尔问题以高盛公司能够接受的条件得到解决。实际上，高盛公司为此付出的代价比我们在宾森特尔公司破产中的风险套利索赔所获得的要少。

　　尽管有些人发现古斯能力不行，有时候他确实不行，但对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巨人，而且我现在还常常想起他。他与我相处比与交易大厅里工作、直接受他领导的伙伴都要融洽——可能是因为我更年轻。古斯去世后，他的一位朋友拉里·蒂什告诉我，古斯曾考虑过将来由我掌管公司——当时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为什么高盛公司的套利工作适合我？我想有感情上的原因，也有智力上的原因，尽管这两个原因是联系在一起的。感情上的原因是我的脾气非常适合干这一行。套利工作是一项需要精力高度集中的工作；公司里的人有时候觉得这种紧张能把人压垮，使人精神错乱；而且有巨大的压力。但我能够既使自己精神高度集中，全力以赴，同时还能够维持合理的心理平衡。

　　我一直有这种想法：实在不行我就从公司走人，回到巴黎左岸的咖啡馆，读亨利·米勒的书。另一个想法是一千年后，没有人会在乎某项交易是否成功，或者我的套利生涯是否是成功的。与此同时，我很高兴高盛公司的其他人认为我的工作效率很高。这说明我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尽管我们股票交易商不像金融投资家那样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

　　智力方面的原因涉及我在哈佛时开始形成的好奇和或然性的思维模式。1975年，我的一位在另一家公司工作的同事介绍了一项他认为肯定会成功的投资。当时他大量买进一家叫安纳肯达的矿业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的股份将要被想进入铜业的克雷恩公司并购。我也认为这项已经提出的合并协议看起来极有可能完成。然而，因为不相信事情的确定性，而只相信或然性，我虽然买进了大量股票，但是购入量是根据这项并购一旦出现极不可能发生的无法完成的情况高盛公司所能够承受的潜在损失。后来出乎意料的事果然发生了——反托拉斯规定阻止了这次兼并，合并事宜破裂了。我们蒙受很大损失。但我的朋友蒙受了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其中包括失去了他自己的工作。

　　我的处事方式来自我的基本性格，来自迪默斯的哲学方法和我在哈佛的整个学习经历，来自我在纽黑文与乔治·莱法柯的辩论以及耶鲁法学院的精神。在套利业，就像在哲学中一样，你进行分析，在分析中寻找漏洞，寻找能够站得住脚的结论。然而，尽管严密的分析对哲学来说是充分的，但对套利业则是不够的。在套利业，就像制定决策一样，尽管你掌握的情况还不充分，你的疑问还没有被回答，但你也不得不“勾动扳机”，做出决定。我该不该进行这项投资？你开始时是探索问题，但最后你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即有些问题不会得到圆满的回答——或者根本得不到回答。而你冒着丢饭碗的危险。

　　随着我在高盛公司最初几年的过去，我感到我做合伙人的前景很暗淡。我认为自己该挣些钱，学很多东西，并且在小一些的天地运用我新发现的技巧挣钱。但后来生活发生了意外的转弯。1970年，华尔街的老牌公司之一怀特威尔德公司招募我去。我的一位朋友在那家公司工作，这样当该公司套利部的经理辞职后该公司和我谈话，邀请我去工作。我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了他们我猜想我将会得到的薪水。我父亲对我要离开高盛公司的事很不高兴。我父亲说：“也许他们会给你合伙人身份的。”我说：“爸爸，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高盛公司是不会给我合伙人身份的。”当时成为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就像是事业已经成功了，其可能性非常之小。

　　所以我前去和L．杰伊谈，他对我可能要离开公司感到非常恼火。他去找古斯·利维。古斯对不得不处理这样的问题也很不高兴，但在与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协商后，他回来提出在年底让我当合伙人。这真是太让我吃惊了。做高盛公司的合伙人根本就不在我现实的期望之中。但1971年财政年度的第一天，我发现自己当上了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在不确定的世界出入高盛公司第三章出入高盛公司

　　我外祖父缪尔·塞德曼对我的生活态度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影响。他在职业上和经济上都很成功，而且在他所居住的社区得到承认和受人尊敬。他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尤其参与政治，这使他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第一部 第18节

　　古斯·利维是多才多艺、在工作之余从事自己事业的另一个典型。他白天的工作是经营高盛公司，但他在公司之外还有一番天地。古斯担任西奈山医疗中心董事会主席，在诸如林肯中心、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中担任董事，他是共和党政治家主要的捐款人和所信赖的人之一。他的朋友圈和交际圈非常之大；古斯认识，或者他显得认识商界和政界的所有人，其中包括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纽约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一家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说：“确实是有六个古斯。夜晚他们穿上晚礼服，在市里到处展现自己的身影。”我一点也不想效仿古斯到处游逛的社交生活 。但我被古斯的那种职业生涯所吸引，这种生涯使他能够为自己所关心的事业做奉献并为他在更大的世界里赢得与我父亲在他的社区所拥有的那样的地位。古斯方方面面的生活是相互促进的，在一个领域里的努力会促进在其他领域的成就。他的各种各样的参与使他的事业有了一种超越他正式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意义。

　　我的第三个榜样是伯纳德J．“邦尼”·腊斯克，他是古斯那一代人当中的传奇人物。尽管邦尼和我年龄相差几乎30岁，而且我们两个人的政治和社会观点迥异，但我们还是成了忘年交，在某些根本方面，我们的见解完全相同。邦尼是一个从在华尔街做邮递员开始，依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十分高大的人——那种一进入房间，就使这个房间就显得很满的人。有些人以不屑的态度看邦尼，因为他身上缺乏某种优雅，但他拥有在哈佛商学院所无法学到的实用的直觉。我过去常说，如果邦尼和我们最优秀的MBA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一个涉及复杂实用知识的比赛中竞争，那么在他的成绩优秀的竞争者毕业时，他还在上课、去食堂、睡觉和第二天起床。

　　就像他的好朋友古斯一样，邦尼认识所有的人并且深深地参与他所说的他生活中三项伟大的热情之中——共和党、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西点军校，他是西点军校董事会的董事，尽管他在年轻时申请上这所学校但没有被录取。1970年他在担任纽约证交所主席时，引领纽约证交所度过危险时期，当时投资者的信心可能处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理查德·尼克松公开称赞邦尼，说邦尼由于动员他不要在1964年再次参加总统竞选，而拯救了他的事业，当时尼克松几乎肯定赢不了。

　　在不确定的世界出入高盛公司我有时想起的另一个事业上的榜样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阿曼德·厄夫，当时有名的投资金融公司鲁伯罗兹公司的一个合伙人，他参与了很多文化和市民活动。我记得1967年在《纽约时报》上读过一篇文章，介绍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以厄夫的名字设立一个教职的事，当时我刚进高盛公司不久。厄夫说：“毕竟，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我在读到这篇报道时想，这篇报道集中表现了在此之前在我脑子里还朦朦胧胧的一种想法。厄夫的发展历程倒也可以很好地描绘我在此后的20年的生活，或者至少我想创造的生活。高盛公司是我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事业。从这个坚固的基础上，我得以向各个方向拓展——非赢利组织、慈善组织、专业协会、政治以及最后在华盛顿的第二职业历程。

　　直到1992年底，当我离开华尔街加入克林顿政府时，我圈内和圈外的事业是并行不悖的。在高盛公司内，我不仅学习市场、金融和经济学，而且也学习管理和了解人类本质。在高盛公司之外，我在各种其他的背景下学习管理和了解人类本性。这两种事业同时发展，相互促进。在许多年中，在各种互不相干的环境和机构中——高盛公司、白宫、财政部、花旗集团、西奈山医疗中心和哈佛公司——我在一个地方学到的关于与人们一起工作和他们如何思考和反应的知识常常在另一个地方也有用。

　　我在从事套利业务中进一步发展出的分析性思维框架，使我在其他方面根据相互关联的不同证券的相对价值，寻找价格上的不相称和差价，并因此进入神秘的股票期权业务。和套利一样，期权交易也是一种风险回报、以或然性为基础的业务，虽然更直接关系到的是数量。当时，即使是华尔街的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期权交易。我读了关于这一业务的许多材料，其中有一篇关于认股权证中所蕴涵的机会的通讯。认股权证类似于“短期期权”，是一种拥有在某一时期，经常是确定的几年内，以固定价格购买一种股票的权利的证券。

　　这期通讯的一篇文章说，根据估价模型，相对于菲力普股票的价格来说，菲力普石油公司的认股权证定价过高。这就在通常被称为相对价值套利或相关交易中创造了一个机会。相对价值套利意思是，当一种契据被认为相对于其他契据估价过低时，在一种金融工具——一种证券或一种衍生物——做多，而在另一种相关的金融工具做空。你赌的是这两种金融工具的价格将会回复它们之间正常的关系，在这一价格变化过程中就有利可图。这些金融工具也许是普通股票或债券和“衍生物”——一种能够根据某种基础转换为潜在股票的期权或期货。

　　虽然尚无同事和我在这一问题上有相似见解，但我还是写了一份复杂的备忘录，建议公司在菲力普公司的认股权证做空，而在普通股票上做多，我认定该公司的认股权证价格相对于其股票价格将会下跌。我把备忘录交给了L．杰伊，他同意我在备忘录中提出的看法，认股权证相对于其股票定价过高，但如果其股票价格上涨，在认股权证做空也会带来资金损失，所以做多是一种重要的对冲。依靠这种对冲，只要相对价值上的不一致消失，不管该种股票发生什么情况，一个人都可以获利。L．杰伊把我的备忘录交给了古斯，古斯于是召见我。

　　在谈到我的对冲建议时，古斯说：“呵，我不想都做，我们就在认股权证上做空吧。”

　　我说到：“古斯，你知道我们必须采取对冲以做防范。”

　　古斯明确拒绝了我的建议，表示他不考虑我的对冲建议，不考虑我的备忘录，也不考虑解释这一问题——因为如果我不了解基本情况，我根本就不配呆在公司。

　　因为关心我们将要采取的措施，我又回过头来找L．杰伊。他说：“如果古斯想这样做，你最好就在认股权证上做空。”所以我们就在菲力普公司认股权证上做空，而幸运的是，在我们这样做时，股票价格没有上涨。

　　吸引我开展这种交易的同样的思维——不停地探索新的领域也是我毕生的追求——促使我开展其他类的期权交易。股票期权是一种允许但并不要求一个投资者在一个固定的时期以事先安排好的价格购买股票的手段，这种交易由来已久，但一直非常不明确。为了购买一种期权，交易者前往几间狭小的出售与收兑室这些交易场所在报纸上做广告招揽客户，名声有点疑问。交易者在场外进行期权交易，这意味着没有列入任何交易目录。至少价格是不透明的。我认为或许相对价值套利交易可以针对这些“场外”交易反其道而行之。随着我日益卷入这种交易，我认为高盛公司可以很好地做“出售与收兑室”所做的事——与我们的客户、其他经纪公司和期权交易者本人直接进行股票期权交易。

　　我提出的建议在公司里遭到一些反对。在大萧条时期，股票期权给华尔街造成了巨大损失。结果，人们告诉我，西德内·温伯格有条规矩，不允许高盛公司涉足股票期权交易活动。但到我第一次和古斯讨论这件事时，温伯格先生已经去世了。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古斯以其生硬的方式说：“如果你想涉足期权交易，那就干吧。”他促使公司管理委员会批准了我的建议。

　　期权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一种形式——一种诸如认股权证或期货的证券，其价格取决于一种类似于普通股票或债券的潜在金融工具的价格——这就是高盛公司从事债券衍生工具交易的开始。随着在股票、债券和外汇等基础上发展出更多新的金融工具，期权交易在我们公司和华尔街后来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业务。但在当时，期权业务还处于原始阶段。交易者认定期权的价格应当反映股票的变化，但尚没有一种估价体系。然而，由费希尔·布莱克和迈伦·斯克尔斯合写的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正在流传，该文具体提出了一种建立在股票变化基础上的估价方法。斯克尔斯和他的另一位同事罗伯特·莫顿因其在期权估价方面的贡献，而在199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不幸的是，费希尔·布莱克去世得太早，没有来得及分享这一荣誉。

　　现在有名的布莱克-斯克尔斯方法就是我将数学模型应用于交易的第一次经历，而且我还形成了直到今天还持有的对模型既赞赏又怀疑的态度。金融模型是有用的工具。但这些工具也是危险的，因为现实总是比模型要复杂。模型肯定会制造假设。例如，布莱克-斯克尔斯模型假定股票价格的未来变化将会模仿过去的变化。我后来将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费希尔招聘到高盛公司，他随后告诉我，他在高盛公司的经历使他形成了一种对模型的价值和局限性更为复杂的看法。但一位交易商很容易会忽略这些局限性。根据对模型的认识而产生的先入为主的看法，交易商很容易忘记其中涉及的假设，而将其视为是确定的。几年后，其合伙人包括斯克尔斯和莫顿他们自己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交易商因为使用模型但没有适当考虑模型的缺陷和过分受到模型影响而遇到了麻烦。当现实偏离了他们的模型时，他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而且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可能都受到了威胁。

　　使大规模的期权交易成为可能的是芝加哥期权交易委员会（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这是1973年开办的第一家被列入上市证券表的股票期权交易市场。委员会是要为上市期权和一种结算体系建立标准化的概念，这样期权就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我记得芝加哥期权交易委员会的首任主席乔·索利万来到高盛公司，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我。我带乔去见古斯，古斯听了他的计划后眨着眼睛说，这只不过是一种亏损资金的新办法，然后表示他的支持。我加入了创立委员会。在芝加哥期权交易委员会首次开张的前一天，乔打电话对我说，他担心到时候没有人到场进行交易。实际上，开张的第一天就在16种不同的股票上达成了911项交易合同。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期权交易转变成为真正的流动资金市场，并导致根据股票指数和债券建立了更大的上市期货市场。

　　我是在华尔街处于动荡时期开始担任高盛公司的合伙人的。1973年公司出现亏损，这是多少年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而1974年也没有好到哪儿去。我们的主要财政部门负责人海·温伯格告诉我，我们这些资历浅的合伙人在财政方面不可能像老一些的合伙人干得那样好，因为再也不会出现和刚刚过去的那段时期一样好的时光了。虽然这些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后来情况证明并非如此。

　　在1973年-1974年间一段格外糟糕的时期，股市从其高点下跌了45%。我们在风险套利和集团交易业务方面蒙受了巨大损失。当时一些公司合并协议破裂了，但我们还持有着并购者的股票，因为他们看起来被严重地过低估价；这与我们通常的做法正相反。但随着市场的持续衰退，这些股票的价格也一直下跌。我们认为价格最终会回升到我们所希望的价位，所以我们就一直持有着这些股票。 　　

第一部 第19节

　　但有时候，即使市场已经下跌，而持有的头寸看起来很便宜，继续持有也许并没有意义。我记得有一位顾客，他在商品套利交易中是位大户。他买进了大豆粉而卖掉了大豆，因为豆粉比大豆便宜。他希望在情况好转、价格与价值接近后能够获利。相反，价格与价值差距进一步加大，他不得不向债权人弥补更多的资金缺口。随着差价的扩大，他用光了自己的资金而无力弥补更大的缺口，因此，他持有的头寸被变卖以偿付债务。最后价格的确重新接近价值了。但到这时候，我们的客户已经破产了。就像据报道凯恩斯所说的：“市场维持着不合理状态的时间可能会比你维持着偿付能力的时间要长。”心理和其他因素会造成持续时间很长的扭曲。从长期来说，你可能是对的，但从短期来说你可能肯定是错的；或者你可能由于任何一种可能的原因而在对价值的判断上错了。

　　在1973年-1974年的市场衰退中，我们就像是那位拥有豆渣的交易者一样，相对于我们的忍耐能力来说，我们承受了过大的经济风险。在我们的情况中，问题不在于维持偿付能力，而在于我们对亏损的忍受限度。我最后去见古斯。我们重新评估了我们持有的每一种证券的价值以及我们愿意为继续坚持下去冒多大的风险，然后我们决定卖掉我们所拥有的头寸的一半。

　　回首那段时期，我认识到我们一直没有随着经济和市场的变化而对我们拥有的头寸进行重新评估。决定继续持有一种现有的投资与决定再次进行投资是一回事。当市场变糟时，你需要忘掉你到那时所遭受的损失，而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一个新的期望值分析。即使这个期望值一直有吸引力，你的各种投资也必须维持在如果局势继续困难，你也能够忍受很长时间的程度。面对你的各种头寸进行祷告——在困难时期交易厅中常常会出现的情况——不是应对逆境的明智之举。

　　大约在1976年L．杰伊·滕纳鲍姆从高盛公司退休前后，在公司负责股票销售业务的瑞·扬给我提了一些建议。他说现在L．杰伊就要离开公司了，我需要做出选择。我可以继续以我在交易环境中已经形成的方式行事——全力以赴干我的业务，与人打交道少，而且形成一种非人性化的态度。瑞预测说，如果这样，我会继续做一个成功的套利商人。但我还有一种选择，我可以开始更多地思考交易厅和从事销售的人——思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和看法——以及如何使他们能够成功。瑞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不只是局限于做套利业务，而且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公司的生活。

　　瑞·扬的建议给我指出了一个全新的、我以前所没有考虑过的世界。我个性的发展趋势是生硬和高高在上的，这是那个时代华尔街交易商的特点，有一个插曲典型而突出地反映了我这种个性发展趋势：投资金融部的一位同事来问我市场对她正在研究的一项合并事宜的影响。她无法清楚地向我解释这项合并，于是我对她说我很忙，我不明白一个人不懂得一些基本的公司财务情况怎么能够在高盛公司工作。我打发性地建议她回到楼上，等她想好了再回来。瑞使我明白那种态度限制了我在公司内的进一步发展，限制了我在那里工作的兴趣。

　　我的生活经验是，如果可能的话，大多数人也仅仅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自己。许多人认识到批评和忠告，但相当少的人能够将其内化而显著转变他们的行为。有时候，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方面改变自己，但在另一方面却不能。在那些岁月里，我在高盛公司参与过许多讨论，这些讨论集中于这个问题：一个在职业上非常有才华但在某种程度上有局限性的人，能否成长起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局限性经常与同事和下属有效地合作的能力有关。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这个忠告对我影响这么大。也许这是当一个我所尊敬的、始终关心我的发展和前途的人提出了一个我所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把我的发展前景摆在我面前时，我所做出的回应。朱迪的看法是，瑞所批评的我态度举止生硬的问题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更可能的是，两个原因都是真的。不管怎么说，我的思维模式的确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更好地倾听别人的话，试图理解他们的问题和关注以及更恰当地评价他们的看法。就像我曾经对其他人说过的，这不仅对瑞所建议的我的商业生涯产生了影响，而且给了我所未曾预料到的感受，一种全新的为别人取得的成就而感到的高兴。

　　我也把瑞对我所说的话与理查德·蒙希尔的评论联系起来。理查德是高盛公司一位资历比我深的同事，在事业上乐于向我提供帮助，他在我进入高盛公司工作一两年后对我做了一个评价。迪克说，在你刚开始自己的事业时你可能会对于将能力强、更年轻的人带入自己的圈子很谨慎。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感觉仍然存在；他们仍然认为，聪明、更年轻的人会超过自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威胁。但迪克预测，在某个时间点以后，我会对自己的地位感到非常满意，而急切地想为套利部物色极其有才华的年轻人。

　　他的话是对的。最初我对让能力强的年轻助理到套利部工作感到不安。但很快我的看法就改变了，我希望年富力强有闯劲的人与我一起工作以把工作干得更好。而且，我从我以后所做的每一件事发现，与其他人分享荣誉并不意味着我的荣誉少了。相反，我不仅由于工作成绩更优异而获得赞誉，而且也因为与别人分享荣誉而受到夸奖。我也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得到承认而感到高兴。迪克是对的，许多原本能够成功的人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他们把聪明年轻的助理视为是自己的威胁，而不是他们作为经理自己能力的反映。

　　我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进行管理。但一旦我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我发现他们非常让我感兴趣。你如何让人们在工作中很好地相互配合？你怎样吸引和留住能力强的人？你怎样激励他们全力以赴地工作？你怎样让整个机构在战略上有活力并且在棘手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我从来没有上过商学院，甚至也没有读过一本关于管理方面的书，但我通过经验形成了我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

　　朱迪仍然痴迷戏剧，而且在她在一个节目中得到了一个角色后，还加入了演员工会。但当她怀上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时，她结束了这一刚刚开始的职业。因为朱迪的缘故，我们看了很多戏剧和舞蹈，我尤其喜爱芭蕾（她自己去听音乐会和看歌剧）。曾和我一起在耶鲁法学院读书的舍温·戈德曼非常热衷于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活动，他在很多场舞蹈表演中看到过我们，所以他以为我喜欢舞蹈，要求我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董事会。虽然就我的情况而言，我不适合募集大量资金，但我认为舍温是在努力地为董事会培养一个未来的年轻干部。

　　我曾经谈到我认为读者们可能会把我当选为小学四年级班长和后来进入内阁联系到一起，说明机遇和偶然事件在生活中发挥着多么大的作用。你们甚至可以更直接地把我参加美国芭蕾舞剧院董事会与随后的一些机遇联系起来，因为担任一个艺术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使人们认为我是那种参与市民活动的人。此后不久，古斯要求我帮助林肯艺术中心募集资金，他是那里的财务主管。1976年古斯去世后，一直鼓励我参与社会活动兴趣的邦尼·腊斯克让我担任了西奈山医疗中心董事会成员。就这样，参加了一个机构接着引起参加另一个。关键是有了一种开始的意愿。对我来说，至少在一系列关键的连接点，其他一些人例如我的四年级老师或邦尼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

　　从一开始，我就希望参与公司外的活动，而且这种愿望从未减弱。我在闲暇时间没有感觉到厌倦或陶醉，尤其是在我们的儿子贾米什和菲力普在1967年和1971年出生后。但在公司外部的参与丰富了我的生活内容，使我得以了解其他人的工作和生活，给我提供了一个为超越自己的工作而做奉献的机会。还有，外部的参与有助于我在高盛公司的工作，因为常常遇到也是我们公司客户或潜在客户的成功人士。最后，这些外部活动开始为我在这个社会圈子里开辟一席之地——尽管我在别人建议我担任美国芭蕾舞剧院董事时可能会稍微有些退缩，但当这家公司面对10%的赤字时，没有人会留意在《天鹅湖》中表演天鹅的演员是否少了10%。

　　然而，我真正的兴趣是参与政治。我在纽约的一些政治活动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来说并不多。更多地参与政治的道路在1969年打开，当时曾担任过林登·约翰逊政府财政部长的亨利·福勒加入了高盛公司。福勒被所有人称为 “乔”， 他是位温文尔雅的弗吉尼亚律师，祖先在17世纪就已经来到美国。

　　高盛公司的许多人对于福勒在政府中做了什么并不非常感兴趣。但对我来说，乔是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一位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在华盛顿工作，并在以后历届民主党政府中任职的人物。我利用一切机会和他谈政治，并且有时谈到我也喜欢参与政治。乔打电话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刚刚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管的鲍勃·斯特劳斯。

　　斯特劳斯与福勒有不同的魅力。鲍勃不是恭维你，而是羞辱你。1972年我在纽约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如果我想参与政治，那我对他毫无用处。但如果我想募集资金，那我们应该谈谈。他说，尼克松打算竞选连任，所以他正集中精力于如何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确保民主党人保持对国会的控制。然后斯特劳斯说了一件让我记在心里的话：在政治上，许多人承诺做某件事情，但很少有人真的去做。如果你不想做别人要求你做的事，那就说不。但如果你说你准备做某件事，坚持下去会使你与众不同。然后斯特劳斯对我说：“你知道，从书面介绍上看，你还不错。但现在我见到了你，我认为你并非多么重要。所以你最好努力干。”看起来这是一种让别人帮助他的奇怪的方式，但事实上，这正是一个伟大友谊的开始。

　　我休了一个星期的假，打电话给我所认识的人，要求他们努力支持鲍勃。尽管我没有与募集资金相关的性格，但不管怎样，我决心去干。我主要给套利界以及与套利界有联系的同行打电话，他们当中仅有为数不多的人同情民主党人。我募集到的钱不足25000美元。但在当时，能募集到这样一笔钱已经是不错的开始了。 　　

第一部 第20节

　　即使到了80岁的时候，鲍勃还有一种吸引力，他让我想起古斯和邦尼。当他走进房间时，有一种放电的效应。他眨着眼睛，用大言不惭的言行赢得人们的尊敬。他在最近给我写的一封关于一个商业问题的信里，一开头就写到：“你肯定是现在还活着的最愚蠢的人。”他非常机敏，但有点愤世嫉俗。我记得他早期的一些政治忠告：“让我告诉你关于华盛顿的事情吧，鲍勃。我可以每星期给卡特总统打一次电话，随便在电话里说些什么——哪怕是讨论天气。然后，我在市里到处漫步，告诉人们我今天刚刚和总统谈过话。尽管这在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但在华盛顿却非常有意义。这就是这座城市运作的方式。”

　　金融界不断有人向我询问如何从政。我告诉他们，通过募集资金你可以最容易地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而一旦你有了一席之地，你就可以认识那些运作竞选活动的人。如果那些人认为你在政治、消息或政策方面有有用的想法，你就可以进一步扩大你的参与，至少是非正式的。但有一些行动和态度会对跨越那条界限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如果你表现出想利用政治来推进你的商业或金融利益。再就是自视甚高的态度。许多人以为商业上的成功使他们有资格对政治发表权威性的看法，但尽管商业经验是有用的，政治和政府在许多方面并不一样。

　　在卡特总统任期快结束时，曾为卡特总统的“通货膨胀沙皇”艾尔弗雷德·卡恩工作的乔希·戈特鲍姆找到我，谈到让我主持政府的工资和价格稳定委员会，管理价格指导计划。没有别的什么事比到白宫工作，从那里看世界，更能吸引我了。但在去华盛顿见了相关的人之后，我的印像是，从其成员组成和在行政当局中的地位或其概念性的方法来看，这项工作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另外，放弃在高盛公司的合伙人身份，我的损失会非常大。

　　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此前不久，我一直在西罕姆普顿打网球，当时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背部非常疼痛。因为疼痛没有减轻反而加重，我去西奈医疗中心找矫形外科主任罗伯特·西弗特。他看了又看，搞不清楚问题所在。他也没有推荐我去找别的大夫。在X光片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过了一会儿，疼痛非常严重，以至于我无法坐下，也无法站着。

　　我不想让我的背疼影响我在高盛公司内外的活动，所以为了使自己能够正常工作，我尽了一切努力。在许多个月里，我不得不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工作。有些日子，正在上班的人不得不在下午两三点把我扶到汽车里，因为疼痛太严重了。我住了三次医院——因为需要卧床休息和进行诊断——每一次我都躺在床上运作套利业务。我是斯多德贝克——沃兴顿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有一次我躺在会议桌上参加会议。有一次，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德罗得·鲁滕伯格打电话找我，要求我在一个星期六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讨论出售他公司的事。我想，如果我不去，他就会雇费利克斯·罗哈廷。费利克斯·罗哈廷是拉扎德公司著名的投资金融家，鲁滕伯格也提到过他。当时我连几步路都走不了，甚至也坐不下，但我还是去了鲁滕伯格的办公室，躺在办公室内的椅子上。我们得到了那份生意，尽管让我感到郁闷的是，鲁滕伯格给了费利克斯一部分费用（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25年多了，但我还记得那笔钱数）。鲁滕伯格说因为费利克斯在世界上很有影响，所以他想让费利克斯满意。我的医生一再提醒我，工作紧张对背部的问题不利，想通过躺着工作以避免剧痛不是使病情好转的理想办法。

　　一方面，我对一直无法确诊和我的病可能好不了感到焦虑。另一方面，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希望几乎是盼望哪一天会好一些。西奈山医疗中心当时的神经外科主任认为我的病是椎间盘突出，想给我做手术。但鲍勃·西弗特认为这种看法不一定正确，并让我等一等。几个月过去了。最后，西弗特给我拍了另一种X光片，在脊椎上发现了一处几乎无法辨认出的裂缝，这是因为遗传缺陷造成的，除了在爱斯基摩人中，这种病极为少见。我不得不做一次脊椎弥合手术，从身体的其他部位取一块骨头以用于修补脊椎的裂缝。

　　这是一次大手术。术后我穿了六个月的钢背心，用了约一年半的时间才完全康复，但手术起了作用。从那以后，我一直打网球、钓鱼以及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但我的背部问题意味着我甚至无法思考卡特政府的职位问题。当我看到《纽约时报》关于被选择担任那项职务的人的报道时，我想，那个位子本来应该是我的！尽管我也承认我几乎已经肯定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接受那个职位。

　　1976年11月古斯·利维在患严重中风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死时66岁，还不到考虑公司领导人继承问题的时候。然而，就在中风前不久，他告诉管理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乔治·多蒂，说他准备提名约翰·怀特海和约翰·温伯格担任管理委员会的两主席，在乔治看来，显而易见，古斯把这两人看做他的继承人。

　　我们把这两个人称为“二约翰”，无论如何他们两人都是自然的继承人。约翰·温伯格是西德内的儿子，是一位热情的人，看上去不武断，但办事效率高并且在公司内是一个巨大的高盛文化传承者。温伯格天生有商业头脑，继承了他父亲与客户打交道的本事，客户喜欢他的直率和友好的感觉。约翰·怀特海是一位极其聪明、头脑清楚而且自信的人，有着敏锐的战略眼光。在把投资金融部从一个高度个人运作的部门转变为一个高效的组织的过程中，怀特海发挥了核心作用，而温伯格是核心中的一颗非凡之星。怀特海也开始倾向于使公司进一步面向美国之外的世界。我在高盛公司期间继续朝向全球参与的运动对我在华盛顿期间的工作非常有帮助，当时我通过公共政策的视角对待许多这样的问题。

　　我从这两个人身上学到了许多管理方面的经验。从怀特海那里，我学到了如何抛开日常业务，抓住战略问题。他一直在思考高盛公司在未来的岁月里应当发展成什么样子。从温伯格那里，我学到了如何与其他客户和同事一起工作，如何认真而尊重地对待其他人的看法。从他们两人那里，我学到了如何处理联合管理问题。最初在高盛公司，人们对双CEO管理是否能有效运作有很大疑问。因为如果两位约翰在管理委员会发生分歧，就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明确办法。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反映他们个性的有效地运转的方法。在每周一的管理委员会会议前，他们两人在每个周末都要在一起交谈，商量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办法。在大多数时候，温伯格愿意让怀特海发挥领导作用，但如果温伯格觉得自己非常有道理，他就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虽然由于他们两人之间有不同意见，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无法解决，但他们的共同领导让我看到了双CEO机制可以发挥作用——尽管我后来开始认识到，成功的共同管理是少有的例外，而不是规律。

　　瑞·扬在管理委员会负责公司所有的股票交易和销售活动。1980年，他退休了，我是取代他进入管理委员会的三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从那以后，我被安排处理J．阿伦公司问题。几年前，在与乔治·多蒂一起共事时，我曾试图将套利思维模式和我们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经验扩大到建立一种商品交易方式。后来，在我参加管理委员会一年后，高盛公司购买了阿伦公司，这是高盛公司自3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兼并。阿伦公司是一家极其成功的家族拥有的商品交易公司，与世界各地都有联系。然而，我们和他们都没有认识到的是，由于各种各样变化的发生，该公司在未来没有可操作的商业模式。阿伦公司的利润在1980年时曾经为6000万美元，1982年下降到3000万美元，1983年则没有任何利润。

　　多蒂负责处理阿伦公司问题并且首先采取了棘手的压缩规模措施。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后，两约翰和乔治要求我负责处理这一问题。我本来会对自己说由我接手阿伦公司不会使其有起色，而且有可能会毁了我在高盛公司已经取得的地位。至少我会做一些或然性分析。但在这里，就像强有力地吸引着我的其他主要职业变化一样，我没有计较。我对自己是否有使阿伦公司扭亏为赢的能力一点也没有自信，但我也没有感到焦虑。一旦我接手这项工作，我就全力以赴，努力去做需要做的事。而且我非常希望负责任，因为我认为这非常有意思而且将会扩大我在公司中的作用。而且，阿伦公司是一家有着浓厚套利风格的交易企业，所以我觉得自己适合干这项工作。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随身带着拍纸簿到处走，随时记下笔记，并在实际接管之前努力了解这家企业。在我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干这项工作的人，对于如何修正我们的战略和继续发展有许多深刻的想法。我们调整了公司领导班子，让过去一直在固定收入部工作的马克·温克尔曼主持工作，并对我负责。温克尔曼生于荷兰，在来高盛公司前在世界银行工作，他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债券和外汇交易业务非常老到。他既对阿伦公司的问题有相当的了解，也有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管理技巧。

　　马克和我一起与阿伦公司的员工们一起反思企业模式。阿伦公司一直在从事传统的套利业务，在一个地方购买外汇或一种商品——例如黄金——而尽可能快地在另一个地方转手卖掉。阿伦公司在为传统的套利业务寻找机会方面是很有想像力的，例如一直保持着与沙特阿拉伯的公开电话线路以从事黄金和白银交易。这种交易几乎没有风险，而且阿伦公司非常重视规避风险——如此的重视以至于当他跟不上交易的进展时，公司会在当天中午歇业，以便把情况搞清楚，并且确信它的账面上没有多出额外的一百盎司黄金。这种模式的惟一例外是咖啡，阿伦公司是咖啡的大进口商和交易商。

　　其他人使我们得出的最早的结论之一是，商品价格的相对稳定、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竞争的加剧减少了阿伦公司传统业务的有意义的赢利机会。不同地区商品的差价越来越小，而由于其过去的巨大成功，阿伦公司的领导层忽视了这一现实。我这些年发现，阿伦公司的经历非常有典型性。成功经常导致企业和个人没有注意到变化或适应变化，因此，最终摔了跟头。 　　

第二部

　　总统对恐怖主义与军事手段回应的决定在政界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如何应对其经济影响的问题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要复杂的多。一系列的问题由此产生。政府是否应当支持受9·11事件影响的航空业、保险业或其他行业？政府是否应当采取行动以某种方式来刺激经济？如果应当，用什么样的刺激——紧急支出、减税还是两者都用？如果减税，什么样的减税？我很快就开始接到要应付所有这一切的国会议员电话。在帮助特定产业的问题上，我认为一般原则是除异常特殊的情况以外政府不应对任何产业进行支持。 　　

第二部 第1节

　　马克和我认识到阿伦公司需要进行一些根本改革。首先是将业务集中于相对价值套利，或相关套利（Relationship Arbitrage），高盛公司已经在固定收入和股票方面开展了这方面的业务。就阿伦公司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在不同商品或货币之间，或在他们与其衍生工具之间寻找存在着的价格扭曲，利用利率和其他因素来评估适当的相对价值。例如，可以针对长期黄金期货进行短期黄金期货交易，以在不正常的价格回复正常时赢利。这意味着要用公司自己的资金冒风险，而阿伦公司的人过去一直以不冒险为荣。我们决定放弃四平八稳的业务，风险投资中不存在这样的业务。我们也决定大大扩大阿伦公司的外汇交易，从纯粹的套汇交易发展为相关套利，采取单笔购进的方式以及增加公司业务。例如，帮助企业和个人对冲金融风险，这使高盛公司增加了能够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再后来，我们涉足石油和石油产品交易，为我们公司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新舞台。

　　在阿伦公司进行这些改革要求对用人制度进行改革，这是我们最精心考虑的事。在经过广泛考察后，我们认为，阿伦公司有一些非常有才干的人，他们已经为反思公司的战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他一些人却完全沉湎于陈旧、没有风险的经营方式，以至于无法转变到以风险为基础的经营方式上来。我们不得不在高盛公司的其他部门安置这些人，或者鼓励他们另寻高就。我们需要制定用人规章。旧的阿伦公司是根据常识招聘员工——某人看上去好像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商品交易商。我们将用人程序规范化，寻找经验和条件符合我们的新要求的人。通过这些改革，我们重新为阿伦公司注入了动力，企业重新开始运转——尽管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第一年我们没有达到我们野心勃勃的赢利1亿美元的目标，但第二年我们超过了这一目标并且为高盛公司以后赢得巨额利润打下了基础。

　　从事商品和货币交易就像套利业一样，一个优秀的企业要进行成败参半的投资并且有时要承受巨大损失。但阿伦公司的转型也说明，在大机构进行改革是多么得困难。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一位教授米歇尔·波特认为，规模庞大的公司所以会破产，是因为他们一旦成功后，就满足于自己的成就，固步自封，结果沉舟侧畔千帆过。阿伦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度失去了战略动力。但即使有有效的经营模式和有干劲的战略思维模式，一个公司也需要有一个运作的架构，一个能够吸引有才能的人并把他们安排到可以让他们施展才能的位置的机制以及一种人们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和配合的企业文化。

　　但也许对阿伦公司来说最重要的管理问题是，重塑业务的思路主要还是来自在那里工作的员工，这一事例证明了我的职业经验即：在一个企业第一线工作的人经常对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应对比企业高层更为了解。我们在阿伦公司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瑞·扬和迪克·蒙希尔的建议：要进行最有效的管理，我应该大胆放手，让自己身边围绕着精明强干的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小心对待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个性的怪癖——就像他们不得不小心对待我的关注和个性一样。

　　根据鲍勃·斯特劳斯的建议，民主党邀请我在华盛顿主持他们1982年的国会竞选晚宴。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我没有马上应承下来，我想弄清楚我个人募集到多少资金会被视为是成功。我所请教的人说了一个10万美元的数。这样我便打电话给佛罗里达的一位亲戚和他的合伙人，这位亲戚曾根据我提供的套利建议挣了很多钱。他和他的合伙人说他们每人出20000美元。根据法律规定我也可以捐款20000美元，再加上我打听到其他一些捐款来源，这样我觉得肯定能够募集到的钱接近了10万美元，因此我便答应下来主持晚宴。结果这次晚宴非常成功：我自己募集到了10万多美元，而整个晚宴募集到的资金有100多万美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鲍勃·斯特劳斯对我说，主持这样的晚宴会使人们对主持人在党内的地位刮目相看。他说的没错。不久，沃尔特·蒙代尔和约翰·格伦都请我帮助他们进行1984年的竞选。

　　我从根本上认为，里根政府的预算赤字对未来的经济状况造成了严重威胁，我们迟早会为此付出代价。我记得我在1980年代末的一次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团会议上提出过这一问题。巴尼·弗兰克（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尖锐地反驳说，虽然我对赤字问题已经关注了一些时间，但经济仍在持续理性地增长。我回答说，经济规律会发挥作用的。市场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复杂的，但在某一时间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的确，以后不久就发生了。

　　许多保守派人士也有这样的担忧。当时担任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第二任主席的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滕强烈反对大规模的预算赤字政策，但他的反对没有成功，而他也在里根第一任期临近结束时辞职。高盛公司备受尊敬的首席经济学家加里·温罗斯基说，他认为里根的经济政策是自胡佛以来最糟糕的。当时，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在减税的同时应当减少政府开支。但那样就需要制定一项减税计划，而两党都不可能支持这样的计划，尤其是在国防和社会福利支出正在迅速上升时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减税会造成经济足够的额外增长，反过来又增加了收入，乔治·布什在他1980年的总统初选时提到了这一观点，他称之为“伏都经济学”——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里根政策令我最关心的另一方面是没有解决国家的社会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明显地恶化了。大约在那个时候，我读了肯·奥勒特的书《下层社会》。奥勒特用生动的笔调，描绘了贫穷在一代代人之间的循环。这部书集中表现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许多想法——尽管后来，当我在民主党政府工作时，我听说“下层社会”已经是个政治上不正确的词（我被告知，可以被人们接受的替代说法是“生活在农村和都市贫困地区的人”）。

　　70年代我在位于哈莱姆中心地区被称为“第28 区社区委员会”的一个邻里团体会议上直接感受到了市中心贫民区的问题。为了了解这些问题，我见到了负责这一地区社区联系的非裔美国人警官沃伦·布莱克 。沃伦身材高大魁梧，非常有个性，他在这个社区关系很多，也极其关心社区所遇到的问题。他的妻子家在附近经营一家生意很好的殡葬公司已有很多年，沃伦家临近一幢大的维多利亚式房子。下班时，沃伦有时开一辆殡葬车。朱迪和我曾到他们家吃过一次晚饭。客人当中有一位是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活动家，他建议高盛公司资助他们国家发动一场革命，作为交换，我们公司可以在这个国家的虾和木材方面得到回报。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我在第28区社区委员会的所见所闻使我有了一种更直接的个人感受，一个像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却不为成功解决代代相传的贫困提供资源，这是错误的。我对这些问题了解得越多，我就越相信，如果得到适当的支持，是存在有效的办法的。我也开始相信，市中心贫民区的问题极大地影响着我们所有人——不管我们在哪里住或收入有多少——通过犯罪、公立学校的恶化、社会病的代价以及大量的人口没有条件发挥其潜力而丧失生产力。认为富裕可以独享是幻想。

　　那些经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是民主党人。如果你把我关于公共政策问题的看法集中起来，任何政治标签对我都不适用。实际上，我的许多观点，例如，财政规范对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美国在贸易自由化、贫困、环境和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上的领导作用对我们自身福祉的核心作用，等等，真的与任何政治阵营都不完全吻合。但当我从中心朝两个方向看时，我发现民主党方面对我关注的问题的呼应更大，我认为民主党一直更致力于利用政府作用来满足中下层收入人们的需要，而市场在本质上不会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我的看法并不一定与和我有同样关注的人完全一致。大约二十年前，我听说参议员特德·肯尼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 ）发表了一个讲话，呼吁推行一整套政府计划，我感到这些计划值得推行。该讲话影响非常大，广为流传。但我虽然非常赞成肯尼迪的目标，而且尊敬他推进这些目标的承诺，但我觉得困惑，我们如何在财政上实施这些计划呢？一些支持解决社会问题及其相关计划的人所关注的焦点——而不是为这些计划提供资金的手段——让我感到困扰。1984年我之所以深深地参与了总统选举，是因为相信，我们需要一位把肯尼迪的社会关注和财政责任感结合起来的总统。

　　沃尔特·蒙代尔似乎是位合适的人选。我通过他的竞选总管、前白宫助理吉姆·约翰逊（他后来担任了凡尼美公司的CEO）见到了蒙代尔。通过吉姆，我也见到了蒙代尔竞选班子的财政主管、对华盛顿事务非常精通的迈克·伯曼。随着我对蒙代尔的进一步了解，我认识到他看起来非常实际，既有对缓解贫困人口处境的著名承诺，还有对我们日益增长的财政不平衡的深深忧虑。当蒙代尔竞选班子的人邀请我担任他在纽约州竞选办公室财政主管时，我答应了。其实，最初我有些犹豫，因为我再一次想弄清楚我募集到多少钱可以被认为是成功。

　　尽管我在蒙代尔的班子里的位置主要是募集资金，但我与吉姆·约翰逊、迈克·伯曼和其他人在竞选中的谈话经常涉及经济政策和政治。有些人喜欢歌剧，有些人喜欢棒球，我则喜欢政策和政治。在我的思想深处，我也知道自己希望如果出现合适的机会，去白宫工作。

　　在蒙代尔竞选失败后，民主党内弥漫着暗淡气氛。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党存在问题，需要重新评价其方向。有些人认为它受到劳工组织和利益集团的支配，应该采取更中间的立场，采取更好的政策、吸引中产阶级选民。其他人的看法正相反——认为注意力应放在他们所说的具体问题上。我记得有一次在罗杰·艾尔特曼家里吃晚饭时的讨论。罗杰·艾尔特曼是华尔街商人，曾在卡特政府中任职，也曾和我一起在蒙代尔的竞选班子中工作。两位政治战略家汤姆·唐尼龙和已故的科克·奥汤尼尔也在那里，还有我在高盛公司的同事雅格布·戈德菲尔德。那次谈论的焦点是，里根的立场过于简单，称不上是严肃的政策，但却简明扼要，政治上很高明：打击共产主义，减税，缩小政府规模。怎样把真实反映问题复杂性的观点设计得能够引起政治反响，以回应里根的这种简单化的竞选方式？到晚餐结束时，没有人提出任何有希望的想法。从那以后，围绕着这个同样的复杂问题，我参加过许多这样的对话。

　　这次大选在高盛公司内部也产生了影响。1985年，约翰·怀特海辞去公司内的职务，旋即在国务院担任了舒尔茨副手，剩下约翰·温伯格成为惟一的资深合伙人。同一年，斯蒂夫·弗里德曼和我担任了固定收入部的两主任。我们俩年龄差不多大，而且大约是同时离开律师事务所进入高盛公司的，当时很少有人这样改行。斯蒂夫和我成了搭档，并在两年内先后进入公司管理委员会，我们在一起做客户的许多业务和公司事务。斯蒂夫曾经是全国摔跤冠军，是一位相当保守的共和党人（更令人惊奇的是，斯蒂夫在乔治·布什政府的第三年任期刚开始时担任了后来我在克林顿政府刚就职时的职位）。尽管我们之间有很多分歧——也许是尽管我们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在25年的时间里在一起工作得很愉快。

　　高盛公司固定收入部从事所有种类的利息支付手段（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的交易——政府公债、公司债券、高利率债券、抵押证券、固定收入期货、期权以及其他衍生物。业务量非常大，而且风险也大。我们到固定收入部后不久，交易操作就出现了严重问题。我们的交易商有大量的、依靠举债经营的债券，其中许多是不能立即兑现的，这意味着即使相对于上次交易价格给出很大的折扣，也无法卖掉它们。随着亏损的增加，斯蒂夫和我想弄清楚该怎样处理这种问题。

　　我趋向于在三种范畴内思考固定收入交易，虽然任何一种单独的交易或证券通常都涉及两种甚至所有三种范畴。首先是流动交易。交易商作为市场的竞标方从客户那里买进并作为供货方卖出，赚取中间的差价。其次是根据市场的短期方向进行的方向性交易。交易商希望经济增长势头弱一些或股市跌一些，以促使债券价格更高一些。所以，他以98.25美元买进而以99美元或更高的价格卖出。第三是相关交易（Relative Value Trade），或者固定收入套利（Fixed-Income Arbitrage）。交易商根据价值模型、历史经验和判断认为，这两种不同证券之间的关系不正常，有可能会回归正常；例如，5年期的财政部债券以异乎寻常的折扣与10年期的债券交易。所以，你预计它们之间的价格关系将会恢复正常，所以买进相对便宜的债券而卖出相对昂贵的债券。

　　相关交易是固定收入部出现的麻烦的核心。因为交易商没有重视当时正在出现的极其不可能的市场情况下这些证券会如何变化，债券和衍生工具之间开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互动。斯蒂夫和我在这一领域都不是专家，所以我们对此迷惑不解并不令人奇怪。但进行这些债券交易的人也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些变化而且正在困惑之中。你来上班时脑子里想着“我们亏了很多钱，但最糟糕的事仍在我们身后。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然后又会出现一个新问题。我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进程。

第二部 第2节

　　我们已经亏了1亿美元。现在看这不算什么大数目，但在当时，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笔钱。而且这还不只是当时的损失，还是一个这些损失对将来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你没有任何办法知道一种急剧的下跌何时会停下来或者下一段时间情况会不会更糟。固定收入部在高盛公司总的赢利中占非常大的比重。突然间，我们最大的交易活动出了问题，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或者将来会发生什么。

　　斯蒂夫和我走进交易厅，说到：“大家都坐下来，想法弄清楚我们还持有什么。如果我们还持有我们不应当有的头寸，我们就卖掉它们。”除使大多数交易商不愿承受亏本的心理因素外，我们很快弄清楚，他们并没有充分预计到如果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些证券会有什么反应。其中很多债券内含有期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该公司正在进行抵押证券交易，这些债券表示人们为购买住房而获得的贷款。随着利率的下降，人们通过再融资，使原来13%或14%的抵押贷款利率变成9%和10%。这说明我们的债券随着利率的下降而升值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被过早地偿付了——造成了我们在原来由财政部债券对冲的头寸上的损失。类似的问题影响了公司债券。随着利率的下降，债券价格上升到公司发行者可能会实施早赎条款（Call Provisions）的程度，这一条款通常是指为了以更低的利率再融资而买入一种已发行的债券的权利。当一种债券的价格是80美元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了借款人以102美元赎回这种债券的权利。而当债券市场显著回升后，早赎条款的确开始减少原来预期的红利，与此同时，已卖空的头寸升值，造成了净亏损。我们所碰到的事反映出人们性格中一种不同程度存在的趋向，即对可能性很小但潜在的非常有破坏性的环境下会发生的事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

　　1986年债券市场损失的另一个教训——我是通过早些年在套利业务中的失误吸取的——是不仅要考虑在每一笔交易中获利的成功可能性，而且还要考虑在市场情况出现比想像的还糟的情况下，对损失的忍耐限度。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资金支撑力量。一个交易商及其公司需要明白，相对于他们的赢利和资产负债情况，他们能够接受的亏损程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流动资金问题。交易商趋向于认为他们所持有的头寸总是会以接近上一次市场价格的价位出售出去。当市场非常理性地运转时，他们说：“好，如果我不喜欢我已经买进的东西，我把它抛售出去就是了。”但是，当市场形势严重恶化时，流动资金急剧减少。交易商们除非给予大幅折扣，否则常常无法抛出烂头寸，有时甚至无论如何也卖不出去。然后，他们被迫卖掉行情看好的头寸以募集资金。因此，在市场形势极其严峻时，投资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做出反应。相互间本来没有逻辑关系的证券可能会突然发生连锁反应，而有逻辑关系的证券可能会出现不相干的变化。意料之外的损失迅速出现而且损失可能非常巨大。

　　在固定收入部处理1986年危机可能有助于巩固斯蒂夫和我在公司已经获得的当然继承人的地位，而在1987年，约翰·温伯格任命我们两人担任负责高盛公司经营的两执行官。其实，即使在我们担任了我们的新职位后，我还继续担任着交易和套利部的两主任之一以及由J．阿伦负责的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尽管我在这些领域的日常责任非常少。而斯蒂夫则放弃了他原来所担任的投资金融部两主任之一的职位，尽管他仍然还参与该部门的业务。

　　从1987年初开始，我们陷入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使我痛苦地积累了以后处理大规模危机的经验。我们的一位合伙人，与另一家公司的两个人一道，在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案子中因涉嫌内幕交易而被逮捕。根据我们公司律师的调查，我们相信我们的合伙人是无辜的，所以我们在这场严峻考验面前一直站在他一边。所有最初的指控后来都被撤消。对其他两人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指控。我们的合伙人最终对一项与最初指控罪行无关的指控认罪。他的律师建议他说，他不应当被认定有罪，但在这类事情上，一位有钱的被告在这类问题上面对陪审团的审判，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在几乎两年的时间里，斯蒂夫和我忙于这件案子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在处理这件事时，我们学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经验。首先，在进行危机管理时，最关键的是，你不要让他干扰你正在进行的业务。将这一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一个办法是指定一个小组负责处理这一危机。斯蒂夫和我告诉高盛公司里的其他所有人，我们不会裁员，但员工们的责任是集中精力干他们自己的工作。其次，我们了解到在危机期间会见客户的重要性。客户们有许多问题要问，公司必须给他们答复。第三，你得与你自己的人经常联系，尤其是因为媒体有可能强调负面因素。第四，关于媒体，许多年来我个人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的一些危机局势中得到的经验使我相信，你只能咬紧牙关，熬过初期苛刻的报道，一般来说，你无法影响最初媒体的哗然。你所能做的是不管局势如何，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地履行自己做出的解决自己问题的承诺——如果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这些问题是与危机相关的话——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度过一段时间后，你的回应应当开始引起更多的注意，而媒体的报道也变得更平衡了。最后，你需要避免变得性格多疑，以为人们对你的看法变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看法并没有改变。重要的是不要过分敏感，正常对待每一个人。不管经营得如何好，在任何一家大公司内某件事都有变糟的可能，面对在短期内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引发的政治风暴，对于任何资深管理者来说，明白如何处理危机迅速成为极其重要的事。

　　1990年末，约翰·温伯格辞职，斯蒂夫和我被任命为公司两主席。遵循温伯格和怀特海的模式，我们未曾打算划分责任和管理范围。我们让每个人认为我们两人是一致的，有事找一个人就足够了。这样做很有效，因为我们对公司的根本看法是一样的，完全相互信任，保持密切联系，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都进行分析性思维。当这一结构有效运行时——这是罕见的——其优势是巨大的：有两个资深合伙人与客户联系，两个人能够一起处理问题而没有级别高低的包袱，在与公司中的其他人一起讨论时两人能够相互支持。而且，在遇到困难时，有搭档会减少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

　　绝对地说，对我们的合作来说，关键是在我们出现意见分歧时，我们两人谁都不能争胜好强。斯蒂夫和我有个约定，认为自己更有道理的一方说了算，或者至少使决定偏向他的立场。如果我们两人中的一人认为分析的可靠性为80%，而另一人认为他的可靠性为60%，那么后者就会说：“我有些不同意，但如果你认为有80%的把握，那么我们将按你说的干——，或者相互妥协一下，但更多地按你的意见办。”在很少的一些情况下，如果我们两人产生分歧而且都认为自己有道理，我们就解决分歧。另一个限制是，我们经常——尽管不是总是——服从更能够规避风险的立场。

　　我们都同意维持精英管理体制、保护公司文化、以客户为中心。但在这些界限内，我们的看法经常有分歧。举一个例子，斯蒂夫非常赞成根据业绩情况，加大合伙人分红上的差别。而我认为因那些不赞成的人的不健康想法而带来的弊端可能会大过有利于表现突出的人的分红所带来的好处。很多年来，我曾看到过一年挣几百万美元的合伙人对合伙人份额的微小差别耿耿于怀（鲍勃·斯特劳斯有一次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说一位律师在他的公司一年挣90000美元——这是以前的情况——公司给他涨10000美元的工资，同时规定给他隔壁办公室与他资历相同的人涨20000美元，那么这位律师宁愿自己的薪水一点也不涨，也不愿意和他资历相同的人涨得比自己多）。斯蒂夫把我避免引起冲突的差别倾向称为“解决宏观的社会和谐”。因为他比我更坚决，于是我们同意增加差别，但比斯蒂夫本来要做的程度要小。

　　我与斯蒂夫的合作在某些方面是我做财政部长时与拉里·萨默斯和艾伦·格林斯潘关系的预演。这些人都不是喜欢退缩的人。但因为互敬互信以及我们解决问题的分析性方法，这些关系非常有效。艾伦在一些问题上出发点与我们有些不同，但通过金融危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货币干预行动等等许多事，我们的计划经过共同分析总能够达成一致。斯蒂夫和我不担心有人会因为我们之中的一人观点占了上风而可能认为另一人弱，拉里 、艾伦和我也不会这样想。在这两种关系中，压倒性的动力是做出最好的决策。

　　斯蒂夫和我刚当上两主席时，我发现资深领导的职位和我们过去一直所做的事情之间的区别比我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在约翰·温伯格担任资深合伙人时，最后的批准权和责任是他的，即使我们负有执行责任。而斯蒂夫和我当了资深合伙人后，我们两人要承担最后的责任。拉里·萨默斯在担任财政部长时曾对我说过同样的事。在他当副部长时，他觉得他的工作和我的工作之间的区别非常小。而在担任了部长后，他才认识到其实区别是非常大的。

　　在那些日子里，洛斯公司以及后来CBS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蒂什常对我说：“鲍勃，你操心太多了。”我会说：“拉里 ，你不懂。有许多事情要操心。”一件让人烦心的事是高盛公司缺乏长期资本金。像我们这样的一家公司需要大量资本来支撑已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全球性的交易活动，来应对困难时期以及后来保持与投资金融业和商业银行的竞争。因为这是一个私人合伙制公司，每一个刚退休的人都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撤出自己的份额。在公共公司，资本一直在公司内，而一位退休者只是在公共市场上卖掉他的股份。如果情况困难而合伙人对此感到紧张，高盛公司就面临着挤兑资金的局面。因此在私人公司建立资本金要更困难。而最后，合伙人们不仅为公司里的钱承担风险，而且为他们自己的全部净资产承担风险，这也是宾森特尔公司倒闭并引起极大关注的一个原因。由于这些同样的原因——以及就是想抽走资金——我们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经公开发售股票或合并成为更大规模的公司。斯蒂夫和我确信，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变成责任有限公司，向公众出售股票。

　　反对公开发售股票的一个理由是，这样做会失去为反映个人业绩和在公司资历变化而在合伙人之间定期调整合伙关系比例的灵活性。另一个理由是保持着私人所有制所具有的神秘性——尤其是在华尔街所有其他公司都已经公开发售股票或兼并之后。1986年第一次提出公开发售股票的建议被拒绝，主要是因为更年轻的合伙人希望保持灵活性以便他们的股本可以更容易地增长。那种机制又运行了十多年。在斯蒂夫和我都离开公司几年后，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高盛公司最终公开发售股票。

第二部 第3节

　　初，我见到了迈克尔·杜卡基斯州长几次，对他的才智印象深刻。尽管我和流行的观点一致，认为他是总统候选人的材料。我为他的竞选活动募集资金并出了一些主意。杜卡基斯一度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乔治·布什，而在他被击败后，党内许多人对他处理其候选人身份的方式非常不满。除了关于他竞选运动的问题外，我还认为通过在政治上引起反响的方式阐述温和的民主党观点——或者反映潜在问题的复杂性的任何敏锐看法——是极其困难的。两党政治体制无法解决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说明迫切需要弄清楚如何去解决。国家也一直在否认严重社会问题的存在。我们的公共教育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城市中心贫民区的生活正在恶化。我不知道国家是否会集中公众解决其面临问题的政治意志。就像我担任高盛公司两主席之一后在鲍勃·斯特劳斯为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晚宴上我所讨论的那样，如果不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衰落。

　　我当时还没有认定民主党人中谁正在考虑参加1992年总统竞选，但我在四处观察。我和戴维·索耶（民主党一位有名的政治顾问、曾获奥斯卡奖提名的纪录片制片人，后来在年纪还不大时就去世了）举行了很多次小型宴会，在这些宴会上，大约有15位工商界和媒体人士与候选人和潜在候选人一起交谈。在其他一些人中，有参议员汤姆·哈金（来自衣阿华州的民主党人）、戴尔·邦帕斯（来自阿肯色州民主党人）、乔·拜登（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人）、鲍勃· 克里（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是我们在1991年中期举行的宴会上的客人，他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我参加过许多活动，在那些活动上，候选人们花大量的时间聊天。克林顿用了三个多小时就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对话——一次认真的互动式对话。在宴会结束时，我对深深参与民主党政治的纽约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律教授卢·卡登说：“克林顿这家伙了不得。他如此了解这些问题，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但克林顿还没有明确表示要参加竞选，因为考虑到总统竞选将会给他的家庭带来影响。

　　几乎一年以后，1992年5月，克林顿不仅决定要参加竞选而且几乎已稳获提名，他在小石城召集了一些所谓顾问讨论经济问题。这批人中包括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罗杰·艾尔特曼、我在高盛公司的同事肯·布罗迪和巴里·威格莫、主张中间路线政策的经济学家罗布·沙皮罗以及克林顿的三位朋友罗伯特·赖克、艾拉·麦格希纳、德里克·希勒，他们对于如何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已有非常成熟的观点。我没有奢望我们会充当“顾问”角色。我们的主要作用是为克林顿的经济政策赋予可信性，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竞选组织。但在那次会议上，克林顿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停止竞选活动一天，不接受媒体采访，闭门评估他的经济政策，并考虑在竞选压力下形成的立场对于执政后是否有意义。他想停止竞选活动一天以检查他的竞选进程。

　　一位候选人在竞选期间这样做，说明他的态度格外的严肃认真。我们这批人飞赴小石城与这位州长和希拉里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希拉里。我们这个小组有一系列观点，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看法一致——减少财政赤字的重要性、加大教育投资和医疗保健的必要性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在克林顿的8年任期里，这些问题一直是克林顿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在有共识的范围内，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肯·布罗迪、罗布·沙皮罗、罗杰·艾尔特曼和我更强烈地强调重建财政纪律。赖克、艾拉·麦格希纳、德里克·希勒则更为注重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

　　我们这个小组被要求起草一份经济声明，这个声明后来发展成为竞选纲领“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经济部分。我建议和我一样强调减少财政赤字的肯·布罗迪起草这份文件。但刚刚加入竞选运动的吉恩·斯珀林迅速成为克林顿竞选运动的经济发动机，他吸收了我们其他一些人的见解，成为主要的起草人。我在杜卡基斯的竞选中与吉恩略微相识，当时他是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吉恩聪明、经济学知识渊博，看法格外有建设性，而且非常擅长起草报告。他生活节奏稍微有些紊乱，只有在深夜才可能接电话。他什么时候睡觉、是否睡觉都是个很大的谜。但从本质上说，吉恩与他的表面上的风格正相反，是一个做事情很有数的人。他明白竞选运动的经济纲领应当是什么样的，以及如何将经济政策和政治与通讯结合在一起。

　　当克林顿讨论经济问题或宣布新建议时，吉恩有时会让“局外顾问们”对媒体谈论。我就这样开始了在华盛顿的氛围里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吉恩告诉我说，使自己的观点贯穿于对媒体问题的回应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就是只从自己的观点对问题做出回应。在华盛顿的岁月里，我对媒体一直非常谨慎，这是我以前在高盛公司应对危机中形成的经验，但我确实也对报道我们的许多人产生了极大地尊敬并努力想对那些认真采访我们的人认真地回应。我在华盛顿的时光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之一是，到我离开华盛顿时，我觉得我在那里认识的一些最有知识、最令人感兴趣的人是记者，同时，我仍然对媒体整体的运作方式有保留。

　　我在小石城度过了选举之夜，庆祝克林顿的胜利。两周后，我被这位当选总统召回小石城与他见面。他的情绪高昂，并且在我和他握手时打趣说：“我是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我们谈了几个小时，几乎全是围绕着经济政策，我对朱迪说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寻常。我当时甚至不能肯定他考察我的意图是什么。后来我意识到这的确是一次面试，有着不太明显但非常重要的意图：克林顿想了解我想在他的政府里干什么，我如何与其他人合作。克林顿对手下人的个性和政府成员之间相互配合问题有一种感知力，我在后来的几年里多次观察到这种感知力。我记得克林顿指出，尽管我是高盛公司的资深合伙人，但我与吉恩和小石城竞选班子的其他更年轻的人例如吉恩的助手西尔维亚·马修斯发展了很好的工作关系。事实上，我喜欢与资历较浅的人一起工作，他们常常对正在发生的事的细节更为了解，而且也有更多的时间和我说话。我十分肯定地认为我从吉恩和西尔维亚身上学到了很多政治、竞选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识。

　　这次会见比我与这位当选总统的其他会见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但我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全然不知。克林顿的确问到我认为谁应当担任财政部长。当时我觉得自己没有与国会、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担任这一职务后面临的政治和政策的经验。所以，我推荐了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我和他很熟也非常尊敬他，他当时是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主席，非常适合当财政部长。我记得与克林顿谈到协调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的许多部门。克林顿想创建一个经济安全委员会协调国家经济政策，就像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外交政策那样，在大选结束后这个即将建立的机构更名为国家经济委员会。

　　此后不久，克林顿过渡班子的负责人沃伦·克里斯托弗打电话告诉我关于工作的事。虽然我对进入政府很感兴趣，但没想到我会被安排一个职位。我在担任卡内基公司董事时就认识克里斯托弗，当时他是董事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说：“如果你不担任财政部长，你愿意在白宫负责国家经济委员会吗？”我像所有人那样，称呼他克里斯。我对他说我愿意。不久，我到德国法兰克福出差，凌晨2：30时宾馆房间的电话铃响了。克里斯托弗打电话正式让我到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然后又接着睡觉。

　　克里斯托弗刚一提出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我就接受了，对此，他觉得很吃惊。他可能会想，作为高盛公司的资深合伙人，我会想在白宫担任个部长，尽管所有经济政策都将要通过国家经济委员会协调，但这个委员会主任比部长级职位还是低了点。现在回头看，尽管不是因为级别高低的原因，我在答应前，应该更明智、更认真地考虑负责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利弊。作为当事人，朱迪和我对此没有进行过充分讨论。所以，当我从德国打电话告诉她我接受了这一工作后，她比克里斯托弗还要吃惊。另外，如果对所有因素进行认真衡量，我也许会认为干这份工作成功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是个新主意，而且我在华盛顿还没有经受过考验。许多内阁成员和白宫资深官员可能会把国家经济委员会视为是一个多余的层次，或是对他们权限的削弱。

　　但我当时就是接受了。有好几次别人问我，这一决定与我的决策的或然性分析方法是否一致。我想，接受这一职位我是根据多年来想进入政府任职的想法做出的反应。然而，对此进行深刻的或然性分析几乎肯定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因为我相当看重这次机会所带来的积极因素。我迷上了华盛顿和政治程序，而且我渴望参与解决我所关心的问题，这种念头超越了所有其他考虑，潜意识中进行的或然性分析已经充分影响了我的决定。我所关注的是使国家经济委员会有效运转可能面临的困难，我没有考虑风险；我所集中考虑的是我是多么地想干这份工作。

　　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高盛公司来说，离开已经工作了26年的这家公司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次位于大厦30层的我们公司会议室仓促举行的合伙人早餐会上，我向大家道了别。我在1966年开始在公司工作时，公司当时有650人，全部在美国。而到1992年年底，公司人员规模已经增加了十倍多，发展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我说公司正由斯蒂夫和管理委员会的其他人以及更大范围的合伙人等极其优秀的人领导着。我也想说明公司对我意味着 什么。我没有提到多年前引起我注意的《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但当我离开时，我脑海里想起了这件事。高盛公司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与自己所尊敬的人和与自己有共同价值观的人相处，这份工作在公司内充满兴趣和挑战；在公司外，这份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广泛参与的基地。阿曼德·厄夫——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的话是对的，拥有这个基地意义非同小可。我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在不确定的世界政治熏陶第四章政治熏陶

　　1992年12月10日，我飞往小石城宣布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班底的首要成员。该班底包括我——担任新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劳埃德·本特森——担任财政部长，罗杰·艾尔特曼——担任财产副部长，利昂·帕内塔——担任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和艾丽斯·里夫林——担任帕内塔的预算管理局的副主席。在我们走出去作新闻发布会之前，吉恩·斯珀林给我们提了一些“练习题”做热身。当提问到我时，他用一种很严肃的语调说：“一个从华尔街出来的富商怎么可能和有关美国工人阶层的问题联系上？你是否完全不可能理解普通大众的问题？”

　　“好吧，我认为你说得很对。”我面无表情地说。每个人都被逗乐了。

第二部 第4节

　　?? “鲍勃，你和我都将不得不在此保持一种轻松的接触。”当选总统笑着说道。

　　克林顿的评语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一点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时而不时地因工作压力而忽略了。我们未来所要做工作的前景重重地压在我们肩头，尤其是在那时，当我们刚刚开始我们的工作时。对严肃的事情做严肃的回应是正确的，但你同样需要具有逃离高强度的能力。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缓解压力。我排泄压力的“蒸气阀”是我曾经描述过的存在感。我十分重视我们面临的政策议题以及推动国家经济委员会运转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同样尝试着保持一种远景感。在对新工作做判断时，我不得不经常启动这种远景感。在过渡期中，我最紧要的任务是围绕总统的经济计划组织决策进程。这可能涉及极端重要的抉择，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最好的决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有金融市场及其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但我不知道一届总统管理班底内部有关进程的第一件事是去干什么。我不知道像国家经济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该怎样运作，谁是我所需要的职员，或我会面临何种困难。我从未听说过“决策备忘录”。坦率地说，我对如何使自己在白宫里发挥作用没有一丁点的概念。我猜想，当你一走进自己的新办公室，你就会拿起电话对家人说：“我在白宫西翼！”但是，接下来你该干什么？许多大型的政府项目对我来说仅仅是知道而已。我曾经听说过医疗保险，但我从未对它做过解释。在Coopers&Lybrand 会计公司华盛顿办公室举行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过渡期会议上，人们谈论的是“自由裁量权上限”、“量入为出规则”、“国会预算局评分”和一些被称为“统一预算”的事情。有时，这就像是在外国和讲另一种语言的人在开会。

　　就像我在高盛时曾做过的，当我在不清楚一个从事套利活动之人会做什么的情况下开始我职业生涯的第一天工作时，我会将问题写在纸上从此开始我的工作。其他总统曾怎样协调经济政策？什么是奏效的？什么不奏效？什么会使这个新生的机构成功或是失败？我们怎样才能使内阁成员和高级白宫职员支持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进程？我真实的角色是什么？我面临其他的关于如何在华盛顿发挥作用的问题。我如何才能不通过独裁方式而被外界认为拥有权威？我如何才能按我的癖好保持低调同时又能有效地和媒体打交道？我应该如何分配我的时间？我如何才能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有时间进行思考？具有了相应的法定职权后，我寻访了许多人。其中的一些人，例如鲍勃·斯特劳斯，我已经非常熟悉了。其他人，例如曾担任罗纳德·里根政府和乔治·布什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我则根本不认识。他们的共同点是十分了解白宫的工作和生活。尽管一些建议对我并不奏效，但我对这些交谈所做的潦草笔记却成为我在通往华盛顿道路上的一个有趣读本。就像我将不得不从接下来的岁月中自身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一样，我幸运地从吸取他人的经验教训开始了我的白宫岁月。

　　鲍曼·卡特尔——曾担任吉米·卡特政府的首席预算管理局副主席，他还将成为我的两名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中的一位，告诉我要预测到持久的混战局面。他的经验就是，白宫中的仇杀是持续不断的，想使某事运作起来常常意味着和内阁部门的战斗。他说，政府内部人际网络将在我的工作中起本质作用，并警告我，就算我和其他高层官员保持良好关系，低一级官员间的草根战也能够引起严重问题。

　　斯图·埃森斯塔德——曾担任卡特政府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警告我注意在管理自己的时间方面可能存在的困难。他说，我将需要在一天内打25或30个电话，这意味着必须学会如何高效率地打电话。我首先需要回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的电话，如果可能的话，要在当天回。关于管理我自己的团队，他建议，每周的职员会议时间是不可侵犯的。

　　其他人给予了我有关如何和媒体打交道方面的建议。罗杰· 波特尔——在布什政府期间曾担任总统经济和国内政策助理，告诉我，他曾经认为白宫职员应在记者面前保持低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感觉到不抛头露面将使在他这样位置上的人失去作用。波特尔不能确定在这方面他是否找到了正确的平衡点。与他的交谈使我考虑怎样才能以一种自我感觉舒适的高调公共姿态与媒体打交道的问题。约迪·鲍威尔——曾担任卡特政府的新闻部长，建议我花时间和向记者谈论背景问题而不是谈论行情。这将使我免于成为关注的焦点，使我免于出丑，避免冒犯那些我选择与之交谈的记者并使我能够对推广我们的观点助一臂之力同时赋予自己一种中肯感。约迪说，前官员如斯考克罗夫特、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都是媒体关系方面的好例子。特别是斯考克罗夫特，他从未寻求过关注，然而，每个人都知道他在布什政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

　　肯·杜伯斯坦——曾担任罗纳德·里根政府的人事主管，给我提供了有关职员和总统个人关系方面的建议。他建议，不管什么时候人事主管和总统谈经济政策方面问题时，我都要在场，而且，除非我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要和总统谈，其余情况下我都不应该去见总统。同时，我应确定自己定期地和总统见面。肯还给予我在白宫生活将会如何的感觉。他说，我应该做一个每天12小时的工作计划，外加一个半小时晚上在家看书的时间。我应预计到周六至少有半天是在工作，但应尽量避免周日上班。而且，在我要离开时，他请我记住，不论我在何处，白宫接线员都能找到我。斯考克罗夫特的话使我将面临的工作量听起来甚至更加无法承担。他说他每周工作90个小时，并在午夜时漫步。我发现所有这些都令人担忧，因为我知道我无法过这样的生活。我每天晚上至少需要睡七个半小时，同时需要有时间读书和放松。

　　吉姆·约翰逊——我从蒙代尔竞选活动以来的朋友，告诉我什么是决策备忘录并就如何为总统准备文件给予了我建议。他说，这些文件既不应该很长，也不应该太多，而且应该通过人事主管来传递。他还告诉我，准备备忘录的职员应和总统一道出席所有与决策有关的会议。

　　我还去看望了柯克·奥当内尔的墓地，他是一位令人敬佩的民主党政治人物，1998年在还很年青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个大悲剧，对整个民主党而言则是巨大的损失。柯克，一个大脸庞、红润脸色的波士顿爱尔兰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曾对我说，他认为克林顿政府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其上任的最初九个月中对经济的治理情况。他还给予了我一些有关白宫的实用的至理名言：我应该和六个或者八个关键的国会议员培养关系，他们将成为我在国会山上的支持者。他还对我说，我应该在一切均已交待给相关人员的假定之下工作，甚至是在一个社交场合也应如此。很多事情需要重复一遍（如果有这种情况，就是一种保守的称述方法，即我以对自己说的方式阐述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有可能被漏掉），柯克还告诉我，我需要有人做我的“看护”。我告诉他，我很可能请吉恩·斯珀林协助我。奥当内尔曾在杜卡基斯竞选活动中和吉恩一同工作过，他对我说，吉恩有非凡的政治头脑和有价值的媒体关系，因此，我在白宫一切都会顺利。

　　我的职位并不需要国会的确认，但我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对参议院作了几次礼节性的访问。当我访问纽约高级参议院，共和党人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时，他给了我一些历史视角。他说，在华盛顿任何真正重要的事都需要35年时间去完成。显然，莫伊尼汉是在象征性的说话，但他同样有力地指出了通过政治体系来进行大变革的困难性，这是我在尝试改革卫生保健体系时将亲身体会到的一课。

第二部 第5节

　　如果过去的我和华盛顿更相适应的话，我想我也许会早就认识到这些建议者中的一些人所持的怀疑国家经济委员会能否成功的问题。六个月后，沃尔特·蒙代尔告诉我，当他第一次听到我将担任该职位时，他就有这样的疑虑：他感觉其他的新一届政府高级成员可能会把国家经济委员会看做是对其自身权威的一种威胁及其直接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障碍。我确实对这些障碍中的一部分有担心，但我并没有陷在这里面。也许这是因为我并不太了解政府的运作模式。如果我完全了解这些缺陷，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我还是会接受这一职位，但是会更战战兢兢。

　　当我将得到的建议综合起来考虑时，我意识到我面临两个相互联系的挑战。第一个是使国家经济委员会成为一个有效的白宫议事进程。第二个是和总统及其他经济团队协同工作以便制定合情合理的经济政策决策。使我专注于考虑这两件事的原因是总统指示在其1月20日就职典礼之后的一个月内，要向公众宣布一份经济复苏方案。当我无法使吉恩·斯珀林和其他人信服我为何未能出席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时，他喜欢提醒我这一点。因为那天下午2点，我要举行一个有关预算的会议。

　　国家经济委员会确实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总统使用它的愿望。从一开始，比尔·克林顿就很清楚地向其经济团队表示，他想利用这一机构来使大家的努力和谐一致并协调政策。我记得，我在小石城做“工作访问”期间，克林顿对我这个粗略观察做了评价，他将大选前不久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的鲍勃·伍德沃德连载文章中对他的一些同僚的描述归结于布什总统的预算主任理查德·达曼的功劳。克林顿认为，布什团队对“冲突的狂热”极大地削弱了其前任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的有效成绩。

　　与此相反，克林顿认为布什在外交政策的有效是全国安全委员会做出的起到成功协调作用的一些公正措施带来的必然结果。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切尼成功地完成了他们在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中的多重角色并团结成一个团队发挥作用。新当选总统希望国家经济委员会在经济政策上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因为经济政策缺乏制度性的协调机制。不同界的政府尝试过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当经济政策由白宫运作时，内阁官员经常被证明是缺乏相互间的合作的。当财政部长被授予协调员角色时，他不得不经常与其他内阁官员发生冲突。

　　克林顿显然对良好的运作程序有一个先见，这一程序与斯蒂芬和我在高盛的运作方式相似。作为决策者，克林顿希望他的助手和顾问提供给他尽可能广的观点和备选方案。他喜欢他所面对的这些观点不仅仅是备忘录形式的，而且是现场听到的团队成员对可供选择方案的议论和争论。克林顿感觉现场争论能够使决策者最好地检验和打磨各种可能的选择。此外，人们有时通过讨论各自的分歧来说服对方或者产生新的想法。我在华盛顿的经历有力地加强了我的观点，即好的决策进程产生好的政策。一个公正、公开的决策进程更有可能导致参加者接受其本有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决定。

　　我知道，如果我尝试进行独裁，国家经济委员会在五分钟内就会停止运作。虽然克林顿希望经济议题通过国家经济委员会递交给他，但是我简单地宣布我是主管并宣称自己是总统的看门人，而且这也完全不是我的本性。我不得不将经济团队里的其他成员看成是我的客户：他们需感到有国家经济委员会要比没有国家经济委员会强。有时，他们也许更愿意直接去和总统谈那些由他们主要负责的议题。但是，对那些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快速了解的议题而言，好的方式是当讨论经济议题时，所有人都在场，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事关某部门的决定，一经做出，将极少在管理机构中受到攻击或被推翻。就工作而言，国家经济委员会将成为一个诚实的中间人，总结每个人的立场并且始终如一地公正地对待议题的所有参加方。此外，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权表达我自己的观点，但不能给予自己的观点过高的权重。因此，我有两个头衔，一个是中立的进程管理者，另一个是实质性的参加方。而且，我将不得不将在具体时间内弄清自己的身份到底是哪一个。该决策进程必须完整地运转，这样才能赢得并保持其他参加者对它的信任，否则该进程将无法运作。

　　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带着几套西服和一捆书飞往华盛顿，并住进杰弗逊饭店的一间套房。离开家给我一种奇怪而空虚的感觉。朱迪对在华盛顿生活没有兴趣，我们的计划是她每周来看我一次，而我则在每个周末回家。我们两个都不清楚我什么时候将搬回纽约。整整26年，我的两个住所就是我在高盛的办公室和我在非商业区的公寓。现在我走进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世界，从一个已确立的位置——高盛资深合伙人，转变为担任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机构的主管，这一职位对我而言在许多方面都是新的。

　　我面临的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挑选能够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含义转变为实际运作的职员。我第一个雇佣的职员是西尔维亚·马修斯，她曾担任吉恩的竞选代理人。当我无法在电话中和吉恩直接通话时，我曾和西尔维亚谈过有关媒体的事务，并发现她对这方面很了解并且十分擅长作巧妙评论。作为一位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兼麦肯锡公司的顾问，西尔维亚来自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小城镇，说话有当地口音。由于具有很强的组织技能，西尔维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事实上的人事主管，组织我的事务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务。

　　接着，在鲍勃·斯特劳斯的非常熟悉华盛顿政界行政助手的维拉·默里的推荐下——我多年以前就认识并赏识维拉——我和琳达·麦克劳林进行了会谈。曾就职于世界银行并在公共部门机构中有很长工作经历的琳达成为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第二名雇员。她是我的秘书、日程安排员和全方位的管理人，而且事实证明她在一个常常会使人因重压而失去耐心的环境里仍能够不知疲倦、办事有效并保持一贯的幽默。

　　在斯图·埃森斯塔德的建议下，我决定国家经济委员会应该有两名助手，一个主要负责国内事务，另一个则负责国际事务。我和波·卡特尔进行接触，打算让他做国际事务副主席。波有头脑、判断力强，他在卡特总统时期的管理与预算局中任职的四年政府工作经历也得到了良好的评价。我还想让吉恩·斯珀林做国内事务副主席，因为他十分熟悉这方面事务，认识所有的克林顿政府人员，具有很强的政治和传播信息能力并且在竞选活动中工作十分有效果。我对吉恩的钦佩使我十分紧张，但是在那时我仍有些疑虑。由于他总是喜欢在早上开个会（有时会在会后才回电话），并且他的办公室总是堆放着厚厚的文件资料，吉恩的习惯可能会被认为有些乱七八糟。另一方面，他的工作又像是井井有条。我无法想像出他是如何办到这些事的。因此，我给几个认识吉恩或曾和他共事过的人打了电话，包括后来的纽约地方长官玛里奥·库莫和耶律大学法学院的基多·卡拉布雷西。二者都极力推荐他，尽管基多提到吉恩将他的部分法学院生涯花在了他的汽车上（吉恩声称这仅仅是关于他车子后座的一个玩笑）。吉恩和西尔维亚都在克林顿的两届任期中担任不同的职位。经过这些，西尔维亚培养了大量的实质性的专业知识，吉恩则成为政治程序和经济事务方面老手。八年时间里，他们二人成为政府管理界的最耀眼新星。

　　招录了波、吉恩、西尔维亚和琳达后，我们开始着手雇佣专业职员。波对国家经济委员会主要工作领域的分析表明，我们大概需要二十名专业职员。当哈罗德·伊克斯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有不超过十二个人员额度时，我们已经对申请这些职位的人进行面试了，当时哈罗德·伊克斯正在帮助做过渡期政府的事务，后来他担任了副人事主管。我告诉哈罗德我认为国家经济委员会无法在这么少的职员情况下正常运作，但他说政府编制已经被克林顿竞选承诺——将白宫人员数量削减百分之二十五而封闭了，十二人就是调整后的人数。

　　和波和其他人协商后，我打电话给麦克·麦克拉逖——未来的人事主管。我只是在最近才和他相识，但我告诉他，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员，国家经济委员会将无法运作，据我判断这将至少需要二十人。如果预算太紧而无法提供这么多的职位，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放弃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想法而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协调经济政策。对我来说，那是个寒冷的时刻。我已经放弃了一个华尔街的主要职位，那是无法撤消的，而我现在正站在一无所获的边缘。麦克并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法。但是，第二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将腾出更多人员位置给我们——不像我想要的那么多但已经足够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正常运作用了。接着，我从肯·布罗迪那听说麦克曾打电话给他询问该怎样对待我，肯是高盛的合伙人，也是克林顿一个早期的支持者。肯告诉麦克我很可能是动真格的。肯是对的。我坚信在分歧面前应尝试达到一个合理的退让，但我也坚信不能跨越我认为的基本底线来接受因此造成的可能后果。我不认为国家经济委员会在没有足够人员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作，我也不打算做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的事情。

　　相似的插曲在克林顿第一次任期的后半期发生了，就在我搬到财政部并和管理与预算局就我们的预算规模进行谈判的时候。我理解削减预算的需要，但我感到如果我们的资金减到低于一定水平时，我们就无法有效地运作该部门。我的处境是，如果我们的预算不得不削减到某一水平线以下，我会理解预算紧张，但是政府将不得不另找一个对在这种条件下运作感觉很合适的人来掌管该部门。当其他人感觉到我的去意时，我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收到了我们可接受的最低预算水平。后来，西尔维亚和拉里·萨默斯说，他们曾试图理解我是怎样控制谈判的。西尔维亚说：“为了能使工作进行下去，你必须准备牺牲一切。”正如西尔维亚指出的，我的立场正好是有效的，因为我不是在谈判，而是在阐述我对一个重要职位的承诺。

　　我们被委任开发一项经济计划，但是我对一个总统经济计划是什么样的以及如何草拟它都还毫无概念。我为此向利昂·帕内塔进行了咨询，他曾担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他告诉我们要为总统提供一个听起来合理的预算。因此，一月七日在小石城的地方长官官邸举行的全天会议上，利昂起草了预算可选方案，我们把重点集中在将这些可选方案作成克林顿的备选财政和项目途径。围绕这个会议，每件事都成为了重点。

第二部 第6节

　　做预算提出的每一个有关如何分配联邦政府资源问题，诸如应资助哪些新项目、哪些原有的项目应对其进行改造或是终止、哪些项目应增加投入、哪些项目应减少投入以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应把钱给谁？做预算还让我们直接面对刚刚出现的紧急重大问题：如何将克林顿提出的所有成本高昂的建议，如全方位的医疗保险、福利改革、中产阶级的税收降低、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等和不健全的、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现实相平衡。尽管我们尝试实现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的削减，朝着克林顿的竞选承诺——在四年任期内将财政赤字削减一半方向努力，但是，很显然，在第一年，所有这些建议都不可能得到完全实施。会前，我向当选总统递送了一个备忘录介绍有关此次小石城会议的情况，告诉他无法像其竞选期间所出的全部承诺那样大规模地削减财政赤字。

　　我们在各个经济官员中分配了撰写情况介绍资料的任务。利昂负责预算部分、劳埃德·本特森负责税收部分、劳拉·泰森——未来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管，负责各种政策选择的影响和经济展望部分。我任务是使会议保持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此次会议既是当选总统和他任命的内阁成员首次一起工作，也是这些内阁成员第一次在总统在场的情况下一起工作。在总统宣誓就职后的仅仅几个星期内，就要拿出政府经济计划，而我们则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去综合大量的相关资料。当我和克林顿会前在一间小餐厅见面时，我对他说，他要提出所有他想要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会议能够进行下去。他笑了起来并拍拍我的肩膀，答应到“好的”。

　　乔治·斯特凡诺普罗夫，此人因一些原因我未能在总统竞选期间认识他，在我去开会的路上叫住了我，他说总统正处于困境。如果克林顿决定设立大规模削减财政赤字目标，他就无法遵守其对削减中产阶级税收和各种有关国内事务的承诺。乔治说，不能期望总统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做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而且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无法判断是否是乔治不希望克林顿在那天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或者只是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让我受点挫折。

　　无论如何，乔治都错了。关于那次会议，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在利昂和艾丽斯·里夫林摆出了所有的不断恶化的财政赤字的具体细节后，克林顿停止了谈论，说：“我明白了。”克林顿说赤字削减已经成为“门槛”议题。他接着说道：“我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当选总统就是要处理经济问题，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使经济恢复到正轨上来。”直到那时，我才感觉到克林顿可能在开会之前就已经有这一观点了，因此他才如此迅速、如此解决地阐述了他的立场。

　　在剩下的会议时间里，我们将克林顿的观点具体化了。劳拉·泰森、阿兰·布兰德——普雷斯顿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中劳拉的副主席，和拉瑞·桑么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已被任命为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三人提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框架。他们阐述：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通过削减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方式来降低赤字将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但这次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不断攀升的赤字使利息率停留在高水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赤字费现象。在此后的许多场会议上，我们仅仅讨论财政赤字对带动经济增长的债券市场利息率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该议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投入，阿兰·格林斯潘通过引用公布了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职员作的赤字影响模型已经告诉过我们中的很多人，他在每年的赤字削减上对长期利息率按每一百亿美元制定了0.1个百分点的降低，而国内生产总值将为6.6万亿美元左右。（作为该话的一个旁白，这可解释为每削减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的财政赤字，债券市场利息率就会降低0.66个百分点。）很明显，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行动将是决定市场利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了解格林斯潘的观点会帮助我们将其可能的反应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方案中。

　　利息率效果仅仅是财政合理性讨论的一个方面，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面进行更充分的分析，但是这是当时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基于对长期财政发展态势以及对重建财政纪律可能会面临的巨大政治困难和与之相反的我们的政治体系将试图通过采取通货膨胀来缩减实际债务两个方面风险的预期，债券持有人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我们认为，降低财政赤字和降低长期利息率应该会产生经济扩张效应，这种扩张效应将超过凯恩斯紧缩效应，反过来，持续的巨额财政赤字带来的扩张效应将超过其对利息率的不良影响。和美国一样，在日本、欧洲和中东，如果投资者相信一个合理的财政模式将被重建的话，他们将增加其对以美元为面值的债券的需求。而降低利息率会刺激消费者支出更多，商人则会投资更多。这似乎是我们在一个普遍不确定的时期里刺激经济、推动强劲而持久的经济复苏的最好策略，因为商业和消费者信心仍很疲软、失业率超过了7个百分点而且恢复经济增长的试探性。

　　看到一群民主党人围坐在阿肯色州的一张圆桌前谈论国际债券市场，许多人可能会很吃惊。而且我们的会议重点是国际债券市场，而不仅仅是美国债券市场，这是自1993年以来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志。我认为，那些正在回顾十几年前的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很可能将克林顿政府看做是一个和全球一体化进程、新技术出现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紧密相连的政府。我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命名这一时期，但是我认为他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比尔·克林顿是第一个深刻理解上述议题正在重塑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美国总统。

　　我在这次会议上的角色是确保每一个观点都得到了公正的展示，但是我也按常规发表了我自己的观点。为使我们能够达到劳拉、阿兰和拉瑞所说的更低的利息率，金融市场将必须相信本届政府对财政赤字问题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超过十个的非物化的承诺已经造成了很能让人理解的怀疑。我所关心的是，建立金融市场信心可能要花超过人们想像的时间去实现。我记得这么一句话，对于建立市场信心和创造一个真实的经济影响将需要多大的财政赤字减少而言，没什么规律可循。在一个有6.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里，几十亿美元——一个百分点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么小的一个部分不会对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我在华尔街的经验告诉我，绝对数量的一个较小的差异可能会造成市场心理的巨大变化： 你用34.125美元买进大宗的股票和以35美元买进同样数量的大宗股票其间的差别要远远超过12.5美分这一数字。或者，像我在高盛时的投资伙伴鲍勃·纽钦经常说的，对我们而言，支付给某人二十五万美元要比支付给他24万美元好很多，因为，一百万美元的四分之一这么多的收入对获得这笔收入的个人造成的心理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多支付的这十万美元对整个公司经济的影响。5年期限内小数额财政赤字的削减带来的影响与此相似，即对整个国家经济总量而言数额很小但对市场而言潜在影响十分大。

　　回顾过去，克林顿经济计划对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影响也许比其对利息率的影响更重要。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赤字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对其应尽责任的无法胜任的一个标志了，一个我们的社会无法应对更为普遍的经济挑战的标志，例如我们全球竞争力就面临很大问题。财政纪律正在恢复的观点是更低的利息率和增长了信心的结果，而这些又带来了更多的消费和投资，还会带来工作机会的增加和更低的失业率和提高了的生产率。一些人曾反驳说，20世纪90年代生产率的迅猛增长仅仅是对20世纪80年代就已到来的新数字技术的推迟反应。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在日本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那里同样获得了新技术，但是却没能取得同样的生产率的迅猛增长。极少的投资很有可能是由存在于日本和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结构僵化造成的，但即使是在富有经济弹性的美国，投资和由此产生的生产率如果没有增长了的信心和降低了的利息率这两点，也很有可能不会有如此迅猛的增长。

　　在经济繁荣期和在萧条期一样，因与果会变得很难区分。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恢复，再结合更低的利息率，产生了一个良性循环，一个积极的反馈回路。赤字削减有助于经济增长，通过提供政府收入这又将带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因此，该经济计划的财政效果是我们采取的政策措施和这些政策措施带来的经济增长共同的结果。我们无法设计出一个如我们针对债券市场做出的这样一种计划来反映对股票市场的潜在影响，但实际上，由于改善了的财政状况和经济条件对股票市场的推动，相似的现象已经出现，而这又将反过来导致赤字的减少和经济的增长。

　　尽管我不认为我们中有人能够完全地预测到恢复财政纪律将对经济信心产生的所有影响，但是在小石城那间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同意一个可信的计划将对利息率发挥作用。和此后的一些报道相反，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一个认真的赤字削减计划肯定是必要的。我记得劳埃德本·特森，新任命的财政部长强有力的阐述说，我们必须在公众对新一届政府的信心很高的最初几个月中办那些艰难的事情。我们一入主白宫，保罗·贝格拉、詹姆斯·卡维尔、斯坦格·林贝格和曼迪·格朗沃尔德这些政治顾问表达了他们对我们的项目政治方面的担心。因为我对债券市场的关心，詹姆斯·卡维尔甚至开始喜欢把我叫做“尼克”，即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尼克·布兰迪（尽管詹姆斯总是眼中带着狡黠的神色这么叫我，而我每次想起这个昵称时总会笑起来）。他们认为赤字削减不能产生选民的政治支持，而且通过遵从降低中产阶级税收和其他总统竞选提议总统的政治利益将得到更好的维护。而事实上，从某种角度说，他们的想法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从长远看，我想该项目毫无疑问地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将表明是正确的，因为它对帮助克林顿赢得1996年连任的强势经济来说是有根本性作用的。但是，经济方面的优势并没有以连续的方式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被人们感觉到，而且如果我们更多地听信政治顾问的观点的话，我们也许已经以一种更具有政治效果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赤字削减内容。

　　尽管在实质性赤字削减总目标上达成了一致，但小石城会议并没有就赤字削减数额和削减方法产生直接的协议。在各种意见的一端是艾丽斯·里夫林提出的最为激烈的赤字削减方案。在同样的大方向上，尽管没那么强硬，有艾尔·戈尔、劳埃德·本特森、利昂·帕内塔和我。那天屋子里的其他人，即鲍勃·里奇、劳拉·泰森、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和吉恩·斯珀林都建议采取更为温和的方案。尽管强硬派着重关注我们的经济计划的市场的可信度，但是吉恩、鲍勃和乔治希望维持更多的竞选提议。1992年12月下旬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新的进一步上升的财政赤字已经使得赤字削减的可信度和这些竞选提议之间可供妥协的空间更加狭小。人们对教育、就业培训、医疗保健和福利改革新方案将不得不被大规模地限制这一点都很理解，而他们至多只会对中产阶级的税收减少不再可行表示理解。

　　在关键点上利昂和艾丽斯提出了五种可选方案，即可选择的赤字削减数量从刚好达到布什政府推行的赤字削减“基本线”到5年内将赤字削减一半。每一种选择都和一个相应的投资额相结合。我们不去理会最低的和最高的方案，而锁定中间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均对财政赤字做了重大削减。三个方案均未能在五年时期内消除掉结构性财政赤字——考虑到我们的起点，这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认为医疗保健改革对医疗保险的作用将意味着赤字的进一步减少，而以后的预算会推进该项目。

第二部 第7节

　　我曾告诉过克林顿本次会议不是一次“决定性”会议，它仅仅是重大议题的首次发布会。但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些可选方案时，他表示出对大规模赤字削减的支持。就职典礼结束后，全体内阁成员在罗斯福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期数周的会议，决定明确的财政赤字削减数额、预算资金的优先分配方案和税收提议的具体问题。克林顿仍十分关注具体问题。在整个进程中，他最核心的观点，也是本届政府一致同意的观点，从未出现过摇摆。不顾其政治顾问的顾虑重重，也不顾国会一些民主党议员的压力和政治上对他很重要的选民的抱怨声，克林顿坚持对财政赤字进行大规模削减。当这项经济计划遭遇到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尽管克林顿有时会抱怨，甚至在一些场合会对他接手管理财政问题失去耐心，但是他始终坚持着，他为达成此项经济计划的通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这是我第一次切身经历总统决策，它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对克林顿充满了敬意。和墨西哥决定一样，财政赤字削减也涉及用近期的政治上的痛苦来换取潜在的、并不一定会实现的远期经济收益的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总统做出的决定表明了财政政策的一个巨大变革。该变革的反对者，尤其是那些强烈反对我们财政赤字削减方案中有关增加税收内容的供应方支持者，预言我们的方案将导致失业的增长、更高的赤字和经济停滞或经济衰退甚至更糟。德克萨斯的共和党代表、共和党大会主席迪克·阿梅说该计划“对经济运行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并警告“进行赤字削减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的同事，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称该计划为“一张通往经济衰退的单程票”。但是，事实正好与他们说的相反，国家经历了历史上最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大量的私人部门新工作岗位的创造、低通货膨胀、遍及所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投资增加和生产率增长、低财政赤字和最终随之而来的贸易盈余。这一切对那些最初预言我们的政策将造成巨大经济创伤而在相反的情况发生时又反驳说合理的财政政策和他们曾预言但却未发生的经济现象无关的供给方支持者来说，是一个巨大而持久的打击。

　　经济领域的因果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许多因素共同造成了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但我认为，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结论：正像克林顿在1月7号会议上说的，财政赤字削减是一个门槛行动。如果该次政策变革没有1993年经济计划的引导，我不相信20世纪90年代持久、强劲的经济复苏会发生。在我们1月7号的会议上，阿兰·布兰德认为，如果没有财政纪律的恢复，经济复苏可能被更高的利息率所葬送。几年前，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了一个报告，称1998年的贸易盈余三分之一来自于政策决定，三分之二来自于经济增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既然经济增长从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结果，那么这些因素就无法截然区分开。

　　总统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均会对经济产生实质影响，总统没做什么或没有说什么同样也会对经济产生实质影响。在积极的方面，克林顿在任期间对良好的财政状况保持了一贯的重视，将其作为整体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日程的一个部分。在无关痛痒的方面，克林顿避免做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并反对那些可能会造成负面作用的政治宣传措施。例如，他经常迫于压力而以各种方式限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提出破产公告法案。他提倡通过诸如工人培训和全方位医疗保健等措施来减轻经济失衡造成的后果，而不提倡限制自由市场的运转。

　　我们制定经济政策的最后期限是2月7日，这一天总统将向国会联合会议发表讲话。在我看到的讲话第一稿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回应公众的，但对我们的经济战略中削减赤字和控制长期利率的部分却缺少严谨的论述。于是我增加了一些段落试图精确地表述我们的策略。总统的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但我的这段论述——“我们制定的投资项目将增加公共和私人对未来经济至关重要领域的投资。削减赤字项目将增加私人部门可做投资的储蓄，推低利率，减少联邦预算中用于支付利息的比例，并降低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却未能赢得任何掌声。后来我虽然成为一名讲话起草人，我仍然认为在总统讲话中包含一段简短而严肃的论述对于之后的政治辩论有所帮助。

　　我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经济计划完成后将会如期获得通过。毕竟，我们党在国会两院中都占较明显的多数，并且我们重建财政纪律的立场与许多共和党人所倡导的一致。1993年2月，有迹象显示该计划已经产生效果，这种效果甚至在国会通过前已产生。在一份上午简讯中，我告诉总统，债券市场的反应比我期望的更迅速和强烈。通常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与企业和个人需求改善及未来需求的预期相对应的是，利率看涨。但是30年国债收益率却从1992年12月31日的7.4%降至1993年2月23日的6.83%，下降了超过0.5个百分点。说明市场开始相信我们的削减赤字计划能够发挥作用。(至8月中旬，在计划刚获通过后，长期利率达到6.37%，共下降了整整1个百分点，而这是在复苏进程中)在白宫居所客厅由总统主持的每月午餐会上，企业首脑们开始更积极地谈论经济。大多数参加者是共和党人，对新政府并不认同。但与总统交谈一个半小时后，他们经常对我说，他们认为总统很聪明，理解他们的问题，并且愿意倾听。许多人仍然不赞成计划中关于税收的部分。但几个月来，商界首脑对国家经济前景的信心正在增强。我反复向克林顿进言鲍勃·斯特劳斯曾提给卡特总统的一条贤明建议：商界的许多人可能不会支持一位民主党总统，但他可以通过良好的经济政策使反对者失去动力。

　　出于对我们计划的自信，我们发布了政策后就一心实施。后来克林顿告诉我，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策略性失误。他应该每天出去宣传他的经济项目。他对我说，今后如果没有一套完整有力的交流和政治策略，他再也不会尝试作为一个主要政策的带头人。他还说从一开始他就应该尽力参加辩论。

　　从这段插曲中我认识到，从一位总统向全国提出一项重要提议开始，他就必须花时间描绘这一提议的前景，否则，他的反对者们就会以他们的方式描绘它并使他疲于防守。我们的反对者努力将我们的计划解读为加税——这与大部分纳税人的观点相去甚远，他们认为消费税并没有增加，每个四口之家平均每年的汽油税仅为38美元。另一方面，我们没花多少时间去阐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加税的影响，或者阐述更重要的内容，即这一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恢复财政纪律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标准，促进经济增长。其后克林顿重返辩论，但是由于他缺席了一段时间，反对者们占据了某种优势。他们已经设立了观察我们经济政策的视角。我们必须与这种视角对抗，并且一直未能完全成功。参议员迪安妮·芬斯泰因 (共和党——加州区)告诉我，1994年她争取连任时，调查显示在加州有42%的民众认为他们的收入税在1993年提高了。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如果不进行即时和决定性的反驳，对政策的曲解可能带来的后果。实际情况是，我们计划中的收入税只影响美国民众中收入居前的1.2%，我想在加州也是这个比例。真正影响到中等收入阶层的汽油税是很低的。我记得当时是这么想的，小额能源税令市场认为我们言行不一，这主要是因为根据传统智慧，征收能源税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但我没有认识到，非常小额的汽油税会被用来——或者更准确地说，被误用来将我们的项目描绘成中等收入阶层的加税。我的大多数同事都忽略了此点，虽然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和其他一些政治顾问对此非常担忧。

　　我们面对的一个政治问题是，是否用阶层分类的语言来宣传我们的计划。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并列举了数个理由。在讨论当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插曲。当我看到总统将在国会联合会议上的讲话稿时，我认为其中一些说法的语气不妥。于是我去找希拉里说出我的看法。她的办公室与我相邻，均在西冀二层。希拉里不仅同意我的观点，还和我一起下楼到罗斯福房间，保罗·贝格拉正在那里起草讲话稿。当保罗修改有争议的段落时，希拉里就站在他身后。

　　在我看来，即使“富人”这样的词也没有标准的含义，这似乎在表明财务上的成功是错误的。我的反对并非来自我主张各阶层团结的主张。我认为在讨论税收问题时，讨论由谁纳税是完全合适的，是任何一个严肃的税收辩论必不可少的内容。我所关注的只是用词的选择：不加区分的用词可能会损害商界对克林顿政府和他的政策的信任。这种信任对于实现强劲的经济表现至关重要。因为没有政治专家，我觉得政治上也没有产生效果，因为中等收入群体对于诋毁经济成功的反应并不理想，而使用阶层分类的用词也会承担与经济上最成功阶层疏远的风险。

　　我认为阐述加税的另一可选方式是，指出在80年代，富人阶层受益而中等收入阶层实际上是受损。受益最多的一方应该在减少上个10年所遗留下来的经济负担——即赤字时承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增加得最多。我记得曾对总统说，我认识许多高收入人士，当我回纽约时，我并没听到许多反对意见。没有人愿意加税，但令我惊讶的是抱怨如此之少。

第二部 第8节

　　与富人阶层相对的是，商界坚决反对在原方案中公司税增加2个百分点的内容。我记得那年春天我参加华盛顿的一次商界圆桌会。我告诉这些公司首脑，其中一些我在华尔街工作时有些私交，我们正在做的正是这一团体的成员一直在呼吁的——削减赤字。但大部分商界人士认为削减赤字更主要的，或者惟一的方法是缩减开支，而不是加税。我辩解说，我们毕竟处在一个政治体系中，现在进行的项目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也是为重要的目标服务的，虽然大部分商界人士对此并不认同。因此，对于有多少开支能够，或者应该被取消是受到许多限制的。没有商界的帮助，富有成效的削减赤字根本无法实现。我们预期进一步的开支缩减来自效率的提高，但这需要副总统重塑政府积极性的一个较长进程，还有我们所希望的政府医疗保健项目的改革。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应是很典型的。商人常常对一个政治进程的结果能够，或者说应该与他们理想中的解决方法有多大程度的吻合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如果你在贸易、工厂安全规章、税收或其他什么方面提供给商人75%他们所想要的，他们就会集中注意力得到他们还没得到的25%。他们也许习惯在最后一刻才达成交易，但是他们常常不能认识到目标的有效性不同于他们自身所想的，也认识不到现实的政治限制。而这普遍存在于各种利益集团中。

　　比商业界的这种回应还要让我吃惊的是一些明明了解政治进程而且一直是强烈支持财政纪律的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应。于将对我们的攻击锁定在赤字问题上相反，他们纠缠于他们并不喜欢的税收增长问题上。实际上，我们计划中的赤字削减的一半来自于支出削减（包括通过降低国债水平来减少利息支出），另一半来自税收增长。在罗斯福会议室，我们尽力维持该收支平衡原则。但是对国会中许多长期支持赤字政策的强硬派议员而言，增税是无比重要的。汽油税是一个特别的争论点。我记得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告诉过我，任何超过4.2美分一加仑的汽油税将会失去公众对经济计划的支持。从实际上说，这种不同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要支持1美分的增长而反对5美分的增长？在自由市场上，汽油价格在一周时间内就要波动5美分。但是，从政治上说，人们对该议题十分恐惧。

　　严重问题的最早迹象就是4月份国会对总统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的否决。该项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在赤字削减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在预算上赤字削减措施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来取得可信度并对经济产生影响。和赤字削减相比，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是很微小的，仅是4960亿美元中的163亿，但是如果该项目不是足够快速地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也许会对赤字削减失去耐心从而反对它，那么该计划就只是提供了一个短期的保险政策。我则认为，越是关心财政赤字削减问题，就越应该支持短期的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正如事实所表明的，我们不需要保险。从经济上讲，这项计划的失败是相对不重要的，但是从政治上说，它的失败则被认为是克林顿的一个主要挫折。总统询问了一些事情，而由总统所在的政党控制的国会则拒绝了他的请求。

　　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的失败给我们更大范围的经济计划蒙上了一层疑虑的阴影。立法斗争的故事——以在参议院一次的两轮投票得胜和一次在参议院由副总统打破的一半对一半关系为顶点——已经广为人知。在计算选票的时候，我们中的一群人，包括总统、本特森、麦克拉逖和帕内塔，都围坐在总统私人椭圆形办公室的电视前，不清楚众议院将如何投票。第二天，在参议院，第50个支持者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鲍勃·科瑞。在这种情况下，谁是最后一个投票的，谁就有力量：十分典型的情况是，在这种处境中的人将会为他的投票要一些实际的好处。但是，科瑞并不想要任何实际的好处。他的要求是对未来指定用途开支进行研究的一个总统理事会。我们同意了并长舒了一口气。如果总统在他提出的第一个预算案上就失败的话，不仅经济复苏有可能会受阻，而且，如麦克·麦克拉逖所说的，整个克林顿任期都可能会处于危险境地。在不确定的世界 白宫生活第五章白宫生活

　　白宫的工作有时让人产生超越现实的感觉。除了椭圆形办公室和其他一些重要场所，如副总统办公室和内阁会议厅，白宫西翼的大多数房间拥挤而破旧。位于二楼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几间办公室难以言状：荧光灯把房间照得通亮，房间里塞满了杂乱不堪、看上去像是二手货的办公家具。但在西翼碰头的那些人都是美国政府要员。我会与某些人围坐在会议桌旁进行某种例性讨论，此时我会突然想到：这位细致入微的家伙，沃伦·克里斯托弗，就是国务卿；我认识多年的那个家伙，劳埃德·本特森，是财政部长；而那边那位才智横溢、能言善变的家伙就是副总统。而我们正在的东西不仅影响到我自己的公司，而且对全国和全世界的命运产生影响。我偶尔会陷入沉思：天哪，我正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与我认识的这个家伙——比尔·克林顿——进行争辩，他可是美国总统啊！

　　但这种略微有点脱离现实的感觉一会儿就会过去，我又会回到讨论中来，并不在意在座那些人所拥有的头衔。尽管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利益攸关，我对他们也极力关注，我总是（在会后）继续做我分内的工作，如同我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但随后我会在过道里与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擦肩而过，或看见巴解主席亚塞·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握手，我就又会被触动。接着，吉恩·斯珀林会带着一项决定的备忘录信步走入，我那着迷状态也随之会被打破。我更自在一些，而且让我近距离地观察和评论会议情形。我并不担心自己会被忽略。无论你站或坐的距离有多远，你照样可以提出：“总统先生，我有这样或那样的见解。”

　　这种距离可以使你更清晰地观察克林顿与政府内外其他一些人的关系。我首先发现的就是克林顿作为一个听者所拥有的非凡技能。他能够讲述某人的观点，使那人感到克林顿不仅倾听而且理解了他的讲话。这样的倾听比一般的恭维之辞更令人感到荣幸；这里的听者是美国总统，他真的很在意你的真实见解。这并非故意做作或虚情假意。与古斯在高盛公司对待客户们的情形一样，克林顿能够使人们觉得自己在他心目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在与他们交流时，他们就是他关注的中心。与古斯一样，总统的魅力在于，他的确很在意你的意见。此外，克林顿还就他所听到的事情进行处理。他会就某人在数日或数周前告诉他的事情发表评论。而他的观点则体现了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反应。

　　这是人们着迷于比尔·克林顿的部分原因，但这也导致某种程度的误解。克林顿如此感应地倾听，当他后来公开反对被倾听者的立场时，不了解他的人们就常常认为他是在玩弄两面三刀的欺骗伎俩，在1995年那些关键的预算谈判中与纽特·金里奇打交道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这位众议院议长当时把克林顿的领会和专注误解为同意。那时我已有了足够的了解，能够判断克林顿真正的立场。在好些年的时间里，当我列席白宫的一些会议时，我会自言自语或对我旁边的某位人说：“那人会认为克林顿倾向于他的立场。但他会大吃一惊的，因为克林顿根本不同意——他正是带着这种立场倾听。”

　　总统希望自己的顾问们坦率直言，而我则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他——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以委婉的方式。在我们过渡班子的小石城会议期间，克林顿特别指出：“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我，我就完蛋了。”

　　这让我想起温伯格在高盛公司曾对我说过的话：作为首席执行官，你在自己下属的心目中占有特殊地位。你自己组织内部的人员自然在你面前言辞谨慎，淡化坏消息，并试图将他们认为你想听的东西告诉你。由于你多少像个国王，你会轻易就自己观点的明智与否以及作为一个领导的功过产生某种不切实际的感觉（沃尔特·蒙代尔曾告诉我，在他担当副总统以及后来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人人都对他讲的笑话捧腹大笑。后来，他竞选失败，并且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那么风趣幽默。）。为保持自我感觉真实并依据充分地进行决策，你必须主动让人感到，与你意见相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担当总统者尤其面临这类问题。但克林顿对自己在小石城的那番讲话是认真的，并主动引导人们谈出对他本人观点的保留意见。与我听说过的、读到过的有关某几届政府的那些情况相反，克林顿周围的人通常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时会产生力求言辞谨慎的本能，但我们大多数人往往对此加以控制——尽管控制程度因人而异。

第二部 第9节

　　政府以外的人则是另一回事。不断有商界领导人与我碰面，对总统的某个或多个主张表示强烈不满——在某些问题上（例如侵权行为赔偿的改革），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但同样是这些人，当在罗斯福厅或总统官邸宴会厅与克林顿会晤时，他们常常闭口不提自己的反对意见，或者甚至还就那些政策表示支持。于是，当我事后将此事——商界不同意那些主张——告诉克林顿的时候，他会做出这样的反应：“鲍勃，你在说什么呀？某某人上周就在这里，他可没那么说。”对那些与他面谈的人，我总是鼓励他们直言相告，他也鼓励他们坦率直言。但这通常不起作用。

　　同样，后来加入本届政府的那些人也许更难就总统的立场提出异议。我们中的某些人在他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时就认识他了，他们与他交道时知道该怎么做，并且不会感到不自在。但总统具有某种光环，他对质疑形成阻碍，而后来加入本届政府的某些人似乎更多地受到这种光环的影响。（总统）第二届任期过了一半的时候，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我直截了当地、强烈地就总统的立场——在对非洲债务减免施加条件限制一事上持保留态度——表示不同意见时，我发现某些官员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这些人过去几乎没有与他打过交道。

　　克林顿性格中的一个特征可能会令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感到不安，那就是他的脾气。有一次，当我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总统就医疗保健的一个问题对罗杰艾尔特曼大发雷霆。几分钟后，他们两人如同往常一样平静地进行交谈。在白宫工作的人很快了解到，克林顿有时暴跳如雷地发泄自己的不满，但这类爆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的火暴脾气就像一场热带暴风雨，骤然而至，但随后就消失了。尽管在克林顿身边工作了6年半，但我从未如本届政府中的其他人（如米基·坎特、罗恩·布朗、弗农·乔丹以及厄斯金·鲍勒斯）那样与他建立起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之间有一种轻松、非正式的工作关系，但我从来不是深夜接到总统电话或在高尔夫球场与之形影不离的那类人。个人关系上的这点距离从未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关系而且——在朱迪看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有所助益。

　　白宫的工作令人忙得不可开交，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当时设法处理的那个问题常常出现在晚间新闻里或报纸上。在高盛公司的那段时期，当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时，我并未完全将工作抛诸脑后，但我也不必应付华盛顿那种无时不在的公众关注。

　　那种关注往往带有一种强烈的持批评态度的倾向。在任何问题上，持党派偏见的反对者也许会力图使我的工作更加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进行人身攻击来实现的。除此之外，媒体往往也持批评态度并着重突出分歧。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曾在前两届政府中任职，他在（克林顿总统）第一个任期开始时告诉我们一帮人：我们会看到新闻界将撰写一些有关谁得势、谁失势的报道——无论是否有充分依据，他们可能会在我们中造成分裂。托尼指出，我们必须保持团结，别让那些报道影响我们。

　　但这有时是说来容易做来难。霍华德·帕斯特是本届政府的第一任国会联络官，非常能干，在成为一些报道中的批评对象后，他提出一个十分敏锐的见解。回想起托尼的那番话，我告诉霍华德，这类报道瞬息即逝，不必在意。但作为一位多年闯荡华盛顿的成功的院外游说者，霍华德指出，一旦新闻界对你形成某种观点，那种观点往往很难改变。没有谁能够将媒体的批评完全抛诸脑后——因为我们都是人，但对这种媒体环境的反应则因人而异。某些人开始高度关注人们对自己的直观看法，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关注所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另一些人则善于把直观感受与洞察力结合起来，并专注于直观现象后面的实质性的政治目标。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时，就与新闻界打交道而言，我总的说来还算幸运，这也许使我们比较容易承受自己所招致的批评。

　　身处白宫具有某种固有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的压力由于华盛顿带批评倾向的公众关注而增强了。在高盛公司、花旗集团、或其他任何一家公司，你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和角色。无论你的头衔是什么——首席执行官或办事员/打字员，你知道自己在公司中的适当位置。（你担当的具体）职位也许会发生某种变化，但这些职位也有相当明确的界定。相比之下，某位在白宫或一个内阁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人从未完全搞清楚自己——或其他任何人——的角色。

　　此问题——你将列席什么样的会议——往往就会体现这种不确定性。谁能够列席会议？就此发生的争斗司空见惯，有时还相当激烈。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接替托尼担当国家安全顾问的桑迪·伯杰，就某个我未被邀请参加的会议提出询问。桑迪听上去显得有点紧张，他回答说，我完全可以参加。他接着叹息道，有时他觉得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决定谁成为与会者。

　　一些更具重要后果的不确定性与此有关：你在自己的岗位上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一届政府就是一个以总统为中心的体系；不能以你的头衔来确定你对总统决定的影响力——而且那种影响力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历届政府大多数似乎都普遍存在持续不断的、激烈的谋权斗争（尽管相对于大多数历届政府而言，我们这届政府在这方面的争斗可能要少一些），那种含糊不清的、不稳定的（职权）结构也许是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一。人人都感受到这一点，尽管他们对此有不同反应。我还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天生的政客是否会觉得我也“搞懂了这一点”。总统在正式就职前不久告诉我，医疗保健问题特别工作组将在希拉里和伊拉·玛格齐勒领导下运转起来。克林顿说：“你将成为白宫最有分量的人物，你得与IRA一道帮我把这事办好。”但我自己却想，你要知道，这样说真可笑。我不了解白宫，我不了解华盛顿，我不知道如何做这类事情。我只是希望能做恰当的事情并有所贡献。

　　我并不热衷于那些试图在本届政府的同事之间形成某种亲密关系的勉强举动，这样形成的同事关系令人感到很拘谨。在我们整理经济计划的过程中，克林顿邀请全体内阁成员以及大多数白宫高级助手前往戴维营度周末，磨合、讨论相关战略。源于副总统的这个创意可能是好的，但事件本身却极其糟糕。星期六晚上，用过晚餐后，我们围坐在一起，每人都得谈谈自己不为他人所知的某件事情。总统谈到，他在学生时代体重一直超重，人人都取笑他。当轮到我摆谈时，我说，我没有任何特别想讲给大家听的事情。那时，劳埃德·本特森已经明智地回家过夜去了。

　　来到华盛顿时，我对华尔街的运作方式已有相当了解，而我掌握的某些知识也是大有益处的。但我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对华盛顿的运作方式究竟知道多少。就探知这一未知领域而言，我的主要长处在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做好了学习的准备。我后来发现，其他人因抱有与此不同的态度而付出了代价。在本届政府正式就职前的某个时候，我与新政府的另一位官员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散步，此人来自私营部门，以前从未在政府部门干过。我谈到这个新环境的困难和复杂程度以及我们这些外来者不得不从中学习的众多东西。此时，我未来的这位同事说：“鲍勃，你我都知道如何办事。在这里，我们将按原来的方式行事。”他所认为的成功秘诀就是，把商业规则运用于政治。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他：我们在华盛顿的生活不会那样（简单）。我们的背景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助益，但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华盛顿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们先前所处的环境）大不相同。

　　史蒂夫·希尔维曼是白宫办公厅内阁事务处的一名成员，他曾对我说：“你要知道，我们中某些人是竞选班子成员，他们担心，你这号人——在别处担当重要职务的局外人——会成为傲慢的大人物，而我们则会被撂在一边。”本届政府并未出现那样的情形，他对此感到欣慰，但我的思维方式也决不可能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我正以业余者的身份加入到一群职业人士中。诸如吉恩·斯珀林和西尔维亚·马修斯那样的人给我留下深刻影响，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见多识广。我比他们年长许多，但在事关政府和政治的这个新领域里，从某种程度上看，我是他们的低级合伙人。

　　我对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技能抱有谦虚态度，这种态度常常变得更加强烈。1993年5月，正当我们努力使自己的经济计划在国会得以通过时，我出现在“麦克莱尔/里瑞尔新闻时段”这一节目里，与我对阵的则是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人皮特·多米尼西。我花了大量时间与吉恩一同准备（这场交锋）。我的开场白就是，我们的赤字削减计划是现实而严肃的。

第二部 第10节

　　?? “老实说，他主要是一个增税计划。”多米尼西回答说。

　　我的反应则是讲述我们提出的“信托基金”：为削减赤字而拨出的款项将用于赤字削减。

　　?? “如果美国人民认为该计划税收过多而开支削减不够，那么，行行好，千万别以为把税款称为某种信托基金就对人们的这种想法有所改变。”多米尼西说。

　　我回应说，利昂·帕内塔和艾丽斯·里夫林确信，我们在计划中提出的数字是现实的。

　　多米尼西的反应则是，如果我们的“增税计划”遭遇失败，这将是这个国家可能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

　　我以更多的细节进行回击。不受党派影响的国会预算局得出的数字与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计算的结果接近。两者一致得出结论：在我们的计划中，税收增加额与开支削减额之间的比例约为1：1。多米尼西的回应是，我们的增税计划将损害经济。

　　我觉得自己表现得很出色，并在节目播出后非常高兴地将这种感觉告诉吉恩。他们向我提出各种问题，而我的回答恰当而具体。多米尼西只有不断重复这样的陈词滥调：我们提出的是某种增税计划。吉恩的感觉则有所不同。他指出，这个节目的观众会认为，“你似乎是一个旨在增加他们纳税额的严谨而精明的人士。”多米尼西的表现表明，一个简单的宣传词句在电视上产生的效果会如此之大，而我们的计划又能够被如此轻易地加以攻击。我的反应则表明，就我们本质上十分复杂的战略而言，要尽心设计出一种有效而简单的辩护策略是何等困难。

　　当然，问题的一部分也许就出在我本人身上。上述那幕情景过后不久，在我按约定参加有线新闻网（CNN）的“国会帮”节目前，我找通信部副主席里奇·塞德曼交谈。他相当直率地告诉我，就应对电视这一非常独特的媒体而言，我需要点帮助。比尔·克林顿的首席助手玛吉·威廉斯在一两个月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因此，我决定行动起来。我说服精于电视媒体之道的利昂·帕内塔代替我参加全国新闻网的节目，而我则约定去见迈克尔·希汉，他是一位媒体指导，与之共同探讨应对电视媒体之道的那些人当中就有克林顿总统。

　　我对去见希汉一事持怀疑态度，因为我知道，在电视上或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不可能改变自我。我把这一点告诉希汉，而他则回答说，我的确应该保持自我，但我也应该试着了解一些有关媒体及其运作方式的基本要点。例如，你可以攻击某个问题，但决不要攻击提问者，因为电视往往使某种针对个人的挑战看上去显得非常具有敌意，而电视上表现出的这种敌意往往超乎挑战者的本意。你应该简化自己的论点并且避免冗长、离题的回答。电视往往使人显得呆板，因此，相对于平时的交谈，你得更活跃一些——仅仅是为了显得自然。最重要的是，你开场时就得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并据此作答。

　　一段时间后，有时通过观看我与吉恩和西尔维亚——以及后来在财政部时与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霍华德·斯克洛斯、戴维·德尔雷或琳达·麦克劳林——一同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录像带，我总结出另外几条有助于认识电视媒体的见解。例如，希汉的这种见解——在电视上表现出足够活力这一点非常重要——绝对正确，但带有锋芒的活力可能会刺人耳目——这是朱迪看过我有次在“本周与戴维·布伦克里交谈”节目中的表现后做出的评论。把复杂的构想简化为简单的表述，这会产生某种具有强烈效果的语句，而其强烈程度可能超乎表述者的本意或问题本身的需要。我处理这类问题的通常做法就是：加上某种限定性语句，例如“至少在我看来似乎是”或“大有可能的是”，它们反映了我对待生活的一贯态度。我没有兴趣使自己在电视上的亮相变得完美无缺——我也怀疑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我的确希望充分了解这种媒体，以能够在电视上充分展现自我，并至少能使自己的见解表达得更清楚一些。我还将希汉有关“不攻击提问者”的规则进一步加以发挥，决定决不在任何公共场合发表针对个人的评论，即使有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我对这个问题——公开辩论应如何进行——的具体感受，与电视媒体无关。

　　我的另一项规则就是：谈论政策，而不谈论政治。我希望实质性地——不是作为一个政治权威——参与对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怎么也没有资格进行政治预测。如果某人问我，本届政府获得（国会批准）、重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会回答说，我们最终会成功，因为道理在我们一方，接着我会陈述我们的理由。如果这有时使我成为不那么令人感兴趣的嘉宾，那也罢了。我回避那些最具好斗性的谈话节目——他们主要关注冲突和各种预测。我发现，与生活中的其他大多数事情类似，只考虑眼下正在从事或准备的工作，你在电视上就表现得更好。我并不预先准备答案，因为那看上去很做作，会削弱接受提问并对之做出反应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是电视访谈节目的全部要点之所在。相反，我这样进行准备：以在电视上产生好的效果为准来着手拟订自己要发表的见解。我通常发现，这种准备方式还有其他一些好处。考虑如何简明扼要地表达要点，这常常迫使我设想相反的观点以及自己立场中易受攻击的薄弱之处，这有时使我更清晰地通盘考虑这些立场，或者甚至使我对之加以改变。华盛顿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许多政策都是在演讲撰写过程中制定出来的。同样，我发现，在我准备电视访谈节目的过程中，我的政策考虑有时也受到影响。

　　就应对文字媒体而言，我在第一年里也学到很多东西。在刚开始拜访报纸的编辑委员会时，吉恩会与我一同前往。我们会一块坐在那里，我会就某个问题进行回答。吉恩接着会修正我的答案，指出，我的实际意思与我刚才所说的略有不同。回想起来，也许在当时在场的记者看来，这似乎有点奇怪。但他使我意识到我的回答如何可能在以后给自己带来麻烦，从而的确有助于我学会（该）如何回答问题。

　　吉恩还使我认识到，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如何可以转变为某种有所助益的象征。吉恩曾对一位报道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记者提到，在没有任何紧急问题需要处理的情况下，我也经常放弃预先安排好的与总统的见面。我觉得这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非一定要出席吉恩为克林顿就各种会议和采访进行准备而举行的背景情况介绍会。吉恩是适当的人选，而总统完全有理由让尽可能少的人列席。我并没有遭排斥的感觉。相反，我认为，总统的这一决定——让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某个人士向他进行背景介绍——充分反映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重要性。但吉恩讲述的“放弃与总统的预约”的轶闻产生了显著效果，因为他与人们所熟知的那些关于白宫人士争夺权力和“（与总统）见面机会”的陈词滥调形成对照。随着这一传闻重复出现在其他报道中，他有助于向人们表明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创立一个公开、公平的程序方面试图达到的目标。

　　我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利用自己的职位或接近总统的机会来努力推进我个人的设想，那么，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就一定会误入歧途。所以，我总是尽量公平对待持相反观点者。即使当我单独在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讲述自己的见解时，我也会特地提到，虽然我的见解是X，但鲍勃·里奇的看法是Y，而劳拉·泰森的看法则是Z。有时，当我定期与克林顿会面的时机来临时，我会请与我意见相左的那些人一同前往，让他们亲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华盛顿的人常常想当然地认为，能否在某一总统任期内具有影响力，这取决于你是否能充分利用自己接近总统的机会以及是否能运用自己的权力。但我发现，不抓住一切可能的“（与总统）见面的时机”，我反而更具影响力。我向同事们灌输某种协同工作、公平施政的意识，以此规劝他们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程序内展开工作，并且最终也增强了自己在总统那里说话的分量。

　　正如1993年制定经济计划时所表明的，这类协同工作极大地有助于政策形成、有助于赢得政府内部人士对我们政策的支持。另一个令人难忘的事例涉及我们当时如何处理与日本的贸易谈判。我们经济工作组的成员有各种观点——尽管所有人基本上都信奉贸易自由化。某些人持有一种极端观点，他们认为，在没有极其严重的压力的情况下，日本永远不会开放市场、迎接美国竞争。持另一种极端观点的是一些更加教条的自由贸易者，他们认为，我们与日本的贸易赤字更多地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低储蓄率）造成的，而且，无论怎样，我们获益于（来自日本）的进口品。我则认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设有严重贸易障碍，这对全球贸易体系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我支持为撬开日本市场而采取强有力的举措。但好就好在，在我们（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人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见解的公平机会。这不仅产生出较好的决定——因为权衡了所有观点，而且使参与者与这些决定利益攸关——即使存有保留意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投入到了决策过程中。这意味着，在1993年的西方七国集团东京峰会期间，当就贸易问题的争论达到白热化时，本届政府用一个声音讲话，支持采取强硬立场。一位内阁成员向国内报告了与日本大使的一次谈话。这位大使说，就以前几届（美国）政府而言，日本官员能够与（美国政府）官员交谈并确定后者之间的分歧，这种做法当时有助于日本就自己的贸易政策进行辩护。他感到惊讶的是，在克林顿领导下，没有出现分歧，本届政府的每一个成员都严密遵守已经做出的这个（贸易政策）决定。

　　??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我认为，在某些领域，内部自由讨论不会具有建设性。政府内部某个人偶尔会建议就美元政策或联邦储备委员会有关利率的决定进行讨论。我能够说服其余的人，使他们相信，我们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决策程序不应适用于这两个问题。如果外界得知我们的强势美元政策或体现美联储独立地位（的那些决定）将会经受内部讨论，那么，人们的信心就有可能动摇，市场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如果其他人（对这两个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也许就需要以某种不那么声张的决策程序来对他们进行讨论，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人们普遍认为，克林顿政府开始时麻烦不断。在整个第一年里，媒体密切关注这些事件引发的强烈反应：200美元发型、开除旅行办公室雇员、白水事件，等等。这些事件也许完全反映了白宫组织、纪律方面的缺陷，但在我看来，整个报道内容以及这些事件所产生的混乱似乎被严重地夸大了。

第二部 第11节

　　因为我所感受到的肯定不是什么混乱。相反，在本届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发现人们卓有成效地协同工作。我过去常常提到这一点，但其他人会盯着我看，仿佛我来自另一个星球似的。人们显然觉得，在处理对外联络、媒体事务以及政治关系方面，白宫的组织工作不那么有效——尽管拥有非常优秀的高级人才。但就我本人所经历的而言，我还真不觉得大部分这类问题的确存在。克林顿办事拖拉、喜好公开讨论，这些风格以及他在职第一年里所表现出的其他一些特征给人们造成某种强烈印象，而这种印象与我知道的现实情况并不一致。这类风格和象征能对人们如何看待某届政府产生巨大影响，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回想起来逐步对此有了充分领会。但是，无论有多少会议迟开，但针对大多数实质经济问题的工作被组织起来，效果显著——且产生了重大立法成果。在局外人看来可能是一团糟的情形实际上是某种进行谨慎、公开讨论的决策程序，在这种程序里，精明而有责任心的人士积极投入讨论，以获得最佳决定。

　　有人指出，总统不应卷入就此而进行的冗长讨论中：是否应该增加或减少一点海岸警卫队的预算。我认为，在1月22日到2月12日期间，在由总统主持的大约15个会议上，他亲自参与其第一个预算的起草，这极大地有助于做出某些极其困难的决定，而对此项任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提出一个（削减）5000亿美元的赤字削减计划——来说，所有这些困难决定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克林顿此后对预算（制定）程序的运转方式以及对预算中的大多数项目有了某种详细的、实际的领会，就在任8年的年度预算制定而言，这为他提供了某种坚实基础。另一个好处就是，利昂和我们所有其他人都非常详细地知道了总统在各个（预算）项目上的具体观点。对克林顿政府来说，就以后8年的情况看，他在最初六周里做出的大多数重要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某些问题。此外，克林顿希望亲自深刻卷入预算（制定过程），而我确信，这是没有人能阻止的。

　　克林顿少年时代的朋友麦克·麦克拉逖成为本届政府的第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他为我们开始时所遭遇的麻烦而承受大量批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有点不同于人们的一般见解。新闻界往往采用华盛顿的某种固有模式：以总统嘉许率和表面上的运转有序（或无序）来判断一位办公厅主任的成效。但在我看来，关键问题似乎是：某个组织的首脑是否创造了一种产生实质结果的环境（尽管各种表面现象能对达成效果的那种能力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华盛顿）。从实质结果看，我认为麦克是成功的。麦克不是约翰·苏努努——布什总统时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那种类型，我想，后者会制定他人（必须加以）遵循的规则。麦克决不会试图统治他人。相反，他专注于创造某种人们能够在其中有效地协同工作的氛围——这正是克林顿所希望的，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勾心斗角。麦克的成就（恰恰）是完成了华盛顿（人）不大知道该如何去处理的事情：以相当程度的相互支持和尊重来创造某种氛围——人们通常在这种氛围中相互协作、发挥良好作用。

　　我在第一年能按自己的立场行事，这完全得益于麦克的态度。另一种类型的办公厅主任可能已经将我的权力视为一种威胁并亲自插手相关事务。相反，麦克为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决策）程序留有余地。一位记者曾在观察后得出一个我当时不理解但却是绝对正确的结论：若非麦克放手，国家经济委员会不可能有效运转起来。

　　随着通常会在任职第一年里遇到的那类难题的增多，麦克开始感觉到，白宫需要采取某种更具战略性的处事方式，我也持这种见解。麦克建议总统引入戴维·格根，此人曾在前几届政府中工作过——担任负责通信部工作的高层顾问。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明智的；戴维带来某种强烈而成熟的战略视角。他对这类问题考虑得非常周到：总统应该如何运用自己的时间？一位总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抛头露面？他应该以何种状态出现？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富有一定经验、能按与戴维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来考虑这些问题。但由于他是共和党人，并为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工作过，克林顿政府的某些工作人员从未真正接受格根。

　　人们认为，引入格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撤下乔治·斯蒂芬诺普罗斯，后者被调离通信部主任的岗位。乔治富有才干，极其善于取信于人，但这一情势是他本人的才能所无法控制的。乔治告诉我，他一度设法向记者解释，自己新的职位上仍然能经常接近总统。但人们的这种臆断——他在这次改组中被抛在一边了——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以至于乔治在一段时间后意识到，他无法对此加以反驳，只能等待，直到这场风波平息。这也一直是我的经验。在一场媒体风暴期间，你不能寄希望于某种均衡考虑双方说辞的陈述。但你应该设法使自己对有关事件的陈述出现在某篇报道中——即使仅仅是在该报道中靠后的一个段落，因为在某个时间，这类努力也许会开始产生某种效果。此处提到的事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格根来到白宫一事引起的喧嚣一旦沉寂下去，记者们就意识到，乔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们重新看待这个问题，比最初那些报道中的倾向要更平衡一些。格根对我们大有帮助，但他不可能着手处理白宫所面临的那些更为重要的组织方面的问题。接近1993年底时，麦克做出决定，试图更为有效地确定（决策事项）的优先次序，其采取的措施以“遗产计划”而闻名。1993年秋，在为总统起草第二个预算的过程中，麦克向形形色色的政府成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从某个假想的视角（1996年或2006年）进行回顾，他们会把哪些东西视为克林顿的重大成就。此举没有即刻产生任何后果，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为检验我在本届政府第一年里的那些感知并作为衡量克林顿遗产的某种标准——则是很有趣的。我们理所当然地将医疗保健改革视为一项重大成就，除此之外，我的备忘录上还列有另外五项“遗产”：（1）一项效果显著、以高质量教育和培训为内容的人力资本计划；（2）在城市贫民区的诸多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3）赤字削减；（4）全球贸易的扩展；（5）某种合理规制方式的实施。这份清单反映了我们本人对这届政府所寄予的厚望，重新审视他，我会坚决认为，我们的成就颇丰。由于我们的政策选择以及这些政策所促成的增长，赤字削减计划获得极大成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得以通过，关及贸易总协定（GATT）得到加强，并且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强有力地推进了贸易自由化，因而我们积极参与危机反应和预防等国际经济事务的面也更广了。

　　在其他问题上，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强大的经济使城市贫民区的状况有了真正改观，我们的政策——包括扩大勤劳所得税收减免(EITC)和增加用于“领先”计划(HEAD START)的资金——为减少贫困发挥了作用（在许多人看来，福利改革也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影响，尽管我对这一立法持有严重保留。）。但这个根本问题——一个生活在城市下层的群体被排除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依然存在，而我们仍然缺乏某种与此问题相适应的、在联邦政府层面着手进行的努力。就“增强人力资本”而言，我们实质性地增加了用于教育和工人培训的费用。但我们的公共教育体系仍然大大落后于实际需要。我认为，我们对管制合理化问题采取了正确的处理方法——从减少出口管制、简化小企业贷款申请到改革银行业、抵制各种要求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管制的呼声。遗憾的是，在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相关问题上，我们没有着手处理众多的侵权行为，他们造成对我们法律体系的严重滥用，对我们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以在华盛顿不到一年的观察为基础，我在自己的备忘录里记入某些结论。“我们的政治体系行动过于迟缓，无法就现代世界的复杂问题进行有效决策，”我写到，“该问题也许无法得到解决，但长此以往，他可能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

　　最后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商业管理中那种更加自上而下的企业模式能够或应该应用于政府。相反，我已对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差异有了充分重视。在公司，单一的、压倒一切的目的就是赢利。政府方面则涉及众多正当且通常是相互有可能发生冲突的目标——例如，能源生产与环境保护，或安全管制与生产率。目标的这种复杂性带来某种相应的（决策）程序上的复杂性。我们以制衡为目的的宪法体系具有多个决策中心——国会、行政部门（其自身内部也错综复杂）、各法院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存在于这些参与者之间的通常是一种冲突关系，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力量分布是不明确的。此外，许多参与者负有在选举中（就有关行为）进行解释的责任。最后，人们带着这样的意识做出所有重要决定——甚至是许多不那么重要的决定：他们会以何种形式呈现在媒体中。

　　在公司，权力要集中得多。若非麻烦出现，首席执行官几乎总是与其公司的董事会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即使在后者执行监督职能的时候。与政府相比，公司花在应对媒体上的精力要少得多，这方面的例外也是出现在有相关问题产生的时候。关于政治、自己的同事和竞争者，一位成功的首席执行官可以更加畅所欲言——至少在合理限度内。对公共部门而言，这种较简单的模式也许有时看上去很有吸引力。但在现实中，一个现代民主政府所处的环境具有某种固有的、非同一般的复杂性。把政府改造得更像公司，这可以提高（决策）程序和具体操作方面的效率，但那种固有的复杂性会依然存在。

　　哪些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本届政府中完成而实际并未完成的事项？当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主要想到的是拥有广泛基础的医疗保健改革。我国的医疗保健体系仍然是市场和非市场力量的混合物，效率低下，使许多人并未得到充分照顾，同时，相对于我国的竞争伙伴，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要大得多。本届政府刚开始时，我也持有这种一般见解：医疗保健改革的前景看上去不错。大选（结果）为改革提供了某种授权，而公众和国会也普遍支持改革。

　　我本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此事，但在我们全面的医疗保健改革尝试失败后，我带着这样几个观察结论结束了对此事的参与。最为根本的是，此项努力涉及面广，要在一个占国内生产总值14%的领域进行重大政策调整，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医疗改革极其难以过关。着手进行的公共政策规模越大、内容越复杂，可能受到伤害并因而形成反对力量的特殊利益集团就越多。

第二部 第12节

　　就医疗保健改革而言，一些庞大的势力集结起来反对此项努力，其中许多都在现有安排中拥有既得利益，并为挫败总统的改革尝试而花费了数千万美元。一个事例就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规模巨大、花费达数百万美元的广告宣传运动，反对改革计划，而改革者却缺乏为回击这样一场运动所需要的资源。这些广告不以事实为依据。某天深夜，在杰弗逊寓所的我的房间里，我打开电视，看到一则“哈里与路易丝”系列广告。我们的提议可没有那么说啊，我自言自语道。但这些广告却非常有效。

　　与此有关的政治也非常复杂。在成为财政部长前，精明老练的劳埃德·本特森一直担任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主席，我认为他的这番话非常在理：我们的政治体系简直不可能同时处理总统提出的赤字削减计划和医疗保健改革。此外，过了一段时间后，从事医疗保健改革的同事告诉我，他们曾预期共和党人在改革初始阶段会提供某种支持，但这种支持并未出现。两党中的某些成员“你来我往”，公开表达对医疗保健改革的支持，而不是协同工作，通过相互让步达成某种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结果，观察这一情形简直就是研修一门有关政治现实的速成课。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政治与政策同等重要，原因在于，如果政治（策略）无效，政策——无论相关决定明智与否——就无法实施。

　　就成功实施医疗保健改革而言，还有另外一些不利因素。例如，有些人提出，改革计划本身太过复杂或本质上就是错误的。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我认为，从许多方面看，该（改革）提案的根本取向——强调市场因素——是合理的，但各种各样的具体条款值得商榷。

　　我觉得自己能够对其中一个因素进行评判，那就是在我看来存在缺陷的白宫内部（决策）程序。在决定了该政策的宽泛轮廓后，总统设立一个计划，由希拉里和伊拉·玛格齐勒主持，后者是一位才智横溢、富有工作激情的管理顾问，与总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学生时代。但此举——为医疗保健改革特别工作组规定一个提交法案的期限（100天以内）——可能是不现实的。更为重要的是，医疗保健涉及政府国内事务的众多领域，但至少在临近结束之前，本届政府中的重要参与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可以通过这一程序而对决策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影响，经济工作组成员也属于这些人之列，尽管他们大多数人同意（改革的）总体取向。结果，其全身心的支持对（改革）至关重要的那些人时常感到自己有点被疏远了，因此，他们的合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例如，劳埃德·本特森一度指出，他无法得出成本估计数，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被充分告知相关信息。另外，与国家经济委员会实行的那类决策程序不同，（白宫内部就医疗保健改革所运用的程序）没有使各种争论和批评意见暴露出来。

　　当然，医疗保健改革的程序有另一个复杂因素：第一夫人亲自主持。在小石城，在本届政府正式就任前的过渡时期，当选总统问我对此事——让希拉里领导医疗保健改革特别工作组——有何见解。我告诉他，我赞同这个想法——她精明能干而且显然非常了解这个问题。随着我在过渡时期里对希拉里开始有所了解，我甚至天真地认为，她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白宫管理，这种想法可能由于我从未失去的某种感觉——与她相处非常融洽——而增强。当时我没有领悟到，总统夫人这一身份会使她担当的角色变得异常复杂。尽管有其所有的政治智慧，总统显然也未领悟到这一点。在与一位总统的家庭成员打交道时，人们往往言行谨慎，不那么直截了当。此外，此种假定通常会使上述程序在某种程度上遭受质疑：（克林顿）总统的一位至亲拥有某种不公开的、属于他们日常生活范畴的交流渠道。

　　有意思的是，与人们的某些印象相反，希拉里容易为责问和争论所左右。例如，我们中的一位成员一度开始相信，从财政和经济角度考虑，一个有更多限制、较少花费的一揽子补助金计划更为可取。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希拉里也认为，一个较为全面的一揽子补助金计划是值得的，但她还是倾向于彻底公开这个问题。某人建议，各个立场的拥护者中的行家通过辩论向总统陈述自己的见解。她同意了，接着就是在罗斯福厅举行的一场拥有几十名听众的辩论会，整个辩论坦率而充满活力。遗憾的是，这场辩论会的细节被泄露出去，出现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头版上。泄露消息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损害——对内部交流以及对一届政府实施政治战略的能力——是华盛顿生活中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而且几乎永远无法知道——而不是怀疑——谁是泄露消息者。

　　在政治上以及在本届政府内部，医疗保健改革在本届政府的第一个半年里——这半年通常被认为是实现重大目的最佳时机——与经济计划竞相争取相关资源，接着又在1993年下半年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竞争。在经济计划于那年夏季通过以后，总统必须就此做出决定：优先考虑医疗保健改革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两线作战会分散我们用于政治行动的资源，从而造成某种更大的风险，即两者都会遭遇失败。9月初，经过我和麦克·麦克拉逖的安排，总统在白宫官邸召集了一次小型会议。沃伦·克里斯托弗、劳埃德·本特森和我都赞同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放在首位，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惟一真正的机会，因为随着中期选举日益临近，通过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贸易提案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希拉里和伊拉则赞同把医疗保健改革放在首位，既是旨在保持势头，也是由于选举同样也会给医疗保健改革造成某种麻烦。回过头来看，双方都是正确的。总统决定：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一”的原则来继续进行有关工作，并继续在医疗保健改革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努力，直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获得通过、医疗保健改革能够获得最优先地位为止。在我看来，这似乎既是一个好的决定，也是运转良好的白宫决策程序的一个范例。上述决定按我所希望的方式产生，我自然会说出这番话来。

　　我们就医疗保健改革所进行的广泛努力没有取得成功，但本届政府后来能够使一些规模较小的重要法案得以通过，这些法案涉及扩大医疗保健计划受惠对象的范围，把儿童包括在内，并涉及不断变换工作者的医疗保险的可转移性。此外，医疗保健改革计划产生了许多真知灼见、众多分析结论以及一些具体提议，我认为，他们会在未来的改革尝试中发挥作用，我还认为，在（将来）某个时候，情势会迫使我们就自己的政治体系做出重大调整。

　　我的儿子吉米在1994年与格雷特切恩·克拉夫特结婚，这场婚姻对他们来说是极其美妙的，而朱迪和我也（因参加他们的婚礼）而得到短暂休整。他们还是学生时就在耶鲁法学院认识了，现在则将要在格雷特切恩的家乡——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结婚。我们的许多朋友将从纽约（城）和其他地方乘飞机而来，度过一个热闹的、有众多聚会的周末。格雷特切恩的父母杰克·克拉夫特和卡伦·克拉夫特以及她的妹妹伊丽莎白不仅成为我们的亲戚，而且也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杰克深深卷入共和党政治——来自密苏里州的两位共和党参议员都出席了婚礼，但我认为，他对女儿的“叛党”已有所适应。杰克还对假蝇钓鱼兴趣盎然，而且是一名高手，在丰富多彩的旅行途中，我们尽力无拘无束地探讨政治以及如何挑选用做作钓饵的假蝇。

　　那个周末的婚礼有一件至少令朱迪和我特别难忘的事情，它发生在预演晚宴上。在就快该我们冒失的小儿子菲利普发表祝酒词时，朱迪看见他在一条餐巾上胡乱图写。她问他在干什么，得知他刚才正在编写祝酒词，朱迪非常震惊。当他起身讲话时，朱迪焦急地期待着。他的开场白就是，他要谈的与“愤世嫉俗”有关，此时我想，朱迪会晕过去的。但结果表明，菲利普所发表的是那晚最好的祝酒词：一段富有思想且令人感动的评论——吉米与格雷特切恩的关系如何与愤世嫉俗形成鲜明对照。又一个在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令人尴尬不快的插曲因而得以顺利避免。

　　我接着返回华盛顿和一个充满不快事件的世界。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日，民主党人在40年里第一次失去对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在众议员、参议员或州长竞选中，没有一位在任共和党人失利。没有一位独立观察者，也没有一位白宫人士预计到这样一种对比鲜明的结果。白宫西翼里的人像是患上了炮弹休克症。我也感到震惊，但由于没有过深的情感投入，所以我本人还没有产生那种反应——我所关注的经济政策以及如何设法使国家经济委员会得以有效运转。而且，我并未开始预见到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全部后果。

　　但我非常关注这类争论：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本届政府应该做些什么？选举日次日，一些政治人物在通讯部主任马克·格朗的办公室聚会。我不清楚自己是否会被应邀参加——我实在没有资格就这些人（如政治部主任拉曼·伊曼纽尔、演讲稿首席撰写人迈克尔·沃尔德曼和其他一些人）的情况进行评论。但有人邀请了我，于是我就去了。

第二部 第13节

　　在那次会议上以及在选举结束后一段时间里，人们争论的根本问题是，是否采取某种更具平民主义性质或某种更具中间路线的方针？选举结束后不久，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内政策委员会按一种新程序就医疗保健改革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后，我与鲍勃·里奇和希拉里就此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鲍勃说，此次选举表明，民主党基层选民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我们因而需要更大程度地采取某种平民主义的方针。我的观点是，被鲍勃冠以“平民主义”的某些政策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措辞本身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我敬佩并掌握了鲍勃就此问题——教育、培训以及着手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发表的那些深刻见解。但我强烈认为，他和某些政治顾问急于使用的措辞（诸如“公司福利”这类术语）可能会对企业的信心造成负面影响，而这种信心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我还认为，从政治上看，“平民主义”也是无效的。希拉里表示同意，她告诉里奇：“鲍勃，我们现有的民意测验结果和政治信息表明，我们需要争取的那部分人并未对那种平民主义取向做出良好反应。”她非常实际——她认为这一取向不会有效，所以才这样说。

　　但如果里奇就选举结果进行的阐释不对，那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本人1994年（选举）溃败的见解强调五个因素：首先，到（中期）选举时，经济的强劲势头以及克林顿有关决定（对此做出）的贡献还未显现出来。其次，对手将我们的预算削减说成是对中产阶级的增税，而这种错误归结证明是极其难以撼动的。与此有关的则是第三个因素：这种错误印象——克林顿是一个倡导大政府的旧式自由主义者——由于医疗保健改革而得到增强，而这一改革本身也被对手误导性地加以描述。第四，克林顿倡导就枪支管制进行立法，这影响了某些场次的选举（结果）。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一系列问题和插曲，它们大都无关紧要，但被新闻界过分大肆炒作，被政治对手巧妙地加以利用，而且，白宫对它们的处理有时在某些方面有欠妥当，因而成为一个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

　　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白水事件，这是一个复杂得令人索然无味的新闻题材，事关克林顿于20世纪80年代在阿肯色州进行的一项蚀钱的房地产投资。《纽约时报》在1992年大选期间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以后几年，新闻界及国会诸委员会的调查给本届政府投上一层阴影。这些查询毁掉了一些人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并为总统的对手提供了无穷的弹药。但在耗费数亿美元后，大多数明智的人都认为——如同独立检查官最终得出的结论：最初那些就白水事件而对克林顿夫妇提出的指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许多人觉得白宫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使事情变得更糟，尽管我能够理解克林顿夫妇的沮丧。

　　在白宫的那两年里，我沉浸式地强化学习，试图了解政治以及华盛顿的运转情况。本届政府初期，克林顿对我说，他在军队同性恋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将在今后很多年里真正给南部民主党人造成伤害。

　　“总统先生，不会的，”我回答说，“我的意思是，这是今天发生的事，他们不喜欢它。第二天人们就关注另一件事情去了。”

　　但克林顿回应说：“不，这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人们对我们的看法。”

　　这个事例恰当地表明，一项决定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一个具有政治灵敏度的人能预见某些可能产生而其他人未加注意的影响。鲍勃·斯特劳斯曾对我说，要么你有政治直觉，要么你没有。我认为，刚到华盛顿时，我有那么一点，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这种直觉有了增强，但从未接近总统或白宫其他一些人的水平。

　　在提及1994年选举的各种会议上，我曾向总统暗示，医疗保健改革和枪支管制与此次选举溃败有关，此时，他就会提醒我注意这两个原因：增税以及我们未能有效地宣传我们的经济（政策）要旨。我从未听到他就失败原因做出更深思熟虑的判断。在选举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而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为应对一场记者招待会而进行准备的情形。在与椭圆形办公室相通的小型宴会厅里，乔治和其他人在不断向他提问。他通常是应付这类局势的高手，但此时却没有回击这些旨在热身的提问。他似乎情绪低落，有点无所适从。

　　我对克林顿的同情源于自己经历过的某种感受，他可以追溯到高盛公司的套利活动或固定收入交易遭遇麻烦的时期。过去能有效赚钱的方式停止发挥作用了——就像克林顿的政治战略停止发挥作用一样，我在高盛公司的那些同事和我一时间都觉得自己没有了根基。当时的感觉就是：坏消息纷至沓来，出乎意料的损失接踵而至，看不到尽头，也无法清楚意识到某种前进战略。那种感觉最终让位于这样一种意识：我们正开始理解自己的问题。但就在我准备前往财政部担任新职时，克林顿还没有重新站稳脚跟。他还没有想出如何在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运作。我们其余的人也没有。在不确定的世界 信心与信誉第六章信心与信誉

　　1994年8月，劳埃德·本特森打电话告诉我，他打算在11月的中期选举后辞去财政部长职务。“我没有把此事告诉其他任何人。”他说。劳埃德解释道，他之所以告诉我，是因为他怕我也可能在考虑离开本届政府。如果我先到总统那儿去辞职，这就会给他的辞职带来更大困难。劳埃德说，他将推荐我接替他在财政部的职位。

　　劳埃德在电话上说的事，我只告诉了朱迪，她反应复杂。她感到高兴的是，我可能有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她一直希望，在政府里干了两年后，我会离开，并与她在纽约重新完全生活在一起。她还担心，财政部长一职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某种新的拘束。朱迪想知道，我是否还能穿着一双旧卡其鞋沿帕克大街散步。我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打算因为我是财政部长而有所改变。

　　几周后，总统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把我已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我——劳埃德将离开政府并已建议提名我接替他的位置。克林顿的话表明，他倾向于接受这一举荐，但对我离开自己现在的工作岗位一事感到某种担忧。他谈了自己的感受：在一个不断面临程序和组织问题的白宫里，国家经济委员会干得很好。因此，他对送我去别的地方感到心情复杂。“你将在那里，而我将仍然被钉在白宫这个地方。”他略带懊悔地说道。

　　此后不久，刚刚接替麦克担任办公厅主任的利昂·帕内塔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如果我去财政部，这会给白宫造成一个问题，但他认为决定权在我。我回答说，我对此事还不是那么确定，因为总统尚未正式向我提供这个职位。利昂认为它会是我的，我从中受到鼓舞，但在我确定自己能被提供这一职位之前，我不会说想得到它。相反，我告诉利昂，我必须考虑自己的生活以及下一步想做的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势仍不明朗。许多人都知道劳埃德将要离开，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会取代他。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又是几个星期，由于某种原因，什么也没发生。我一直没有找到造成这一拖延的原因：克林顿正在考虑其他适合财政部这个职位的候选人？正在就如何安排我走了之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做出决定？正在设法如何使我留在原来的职位上？或仅仅是在处理某些更急迫的事项？总统也许一直在回避一个他并不急于做出决定的问题。最终，利昂打电话告诉我，总统希望我接受这个职位，就这样了。克林顿本人从未正式向我提供这个职位。利昂的副手、后来也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厄斯金·鲍勒斯几年后常常开玩笑说，如果我作为财政部长一直干得不错，也许某一天总统会正式向我提供这个职位。

　　就担任财政部长而言，我的确存有各种担忧。在白宫的那两年使我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固然最为重要，但同样关键的是，对立场的表述要清晰、准确，且要与公众产生共鸣。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注意到，真正精于问题表达的那些人不仅仅具有某种善于沟通的天赋。他们这些人（如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吉恩·斯珀林、以及西尔维亚·马修斯）还懂得政策，能够预见性地考虑问题——预判一则评论可能引起的某种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可能产生的各种反响。

第二部 第14节

　　就前往财政部任职而言，我最为担忧的是，在白宫以外，如何找到那种有关交流和政治战略的高质量的咨询建议？为公平对待国家经济委员会，我曾指出，除西尔维亚外，我将不会带任何人去财政部。但这意味着我将不得不组建一个全新的班子。我尤其担忧，没有吉恩——我在那些领域最为倚重的人，??我将如何有效地开展工作。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财政部许多人士都具备高超的政治及沟通技能，他们还兼有政策方面的专长。但在去那里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一点。

　　当我与利昂讨论这一问题时，他建议我带走白宫通讯部的戴维·德雷尔，因为他极具才智，而且对问题表述有一种少见的良好感觉。但戴维蓄着络腮胡、留着马尾辫、戴着镶有钻石的耳坠，并系着印有美国国旗图案的领带（与之搭配的通常是一件帆布衬衫），这不是你心目中典型的财政部官员。此外，他还有这样的名声：是克林顿总统的政治班子中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成员之一。一次，我向艾伦·格林斯潘介绍戴维，称他是与我关系密切的顾问，这着实把格林斯潘吓了一跳，因为戴维那天的装束比平时更加离谱。这位（美联储）主席盯着戴维，仿佛后者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发现，财政部与白宫大相径庭。从某个层面上看，我的职权范围广泛而更加确定。我是一个大型企业的头目，这个企业显然要对总统负责，但在许多方面则如同一个行动自由的子公司那样进行运转，有既定的法定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对这样一些大型机构进行管理（尽管以不同程度的权力）：国内收入署、海关总署、雕版和印刷局、秘密特工处以及酒精、烟草和火器管制局。财政部也有几个大规模的政策部门，他们对财长的工作效率更加至关重要。国际事务司负责处理国际经济政策，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多边机构中代表美国。国内金融司涉及债务管理、银行监督和其他一些规制职能，而且还涉及其他众多事项。税收政策司（所涉及的工作）对任何一届政府的经济战略都至关重要。经济政策组就众多问题提供分析材料。现在，我手下共计有16万名雇员。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看，作为一名内阁部长，我所处的地位（比过去）更加引人注目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我一直是一个团体的一员，我们帮助构想和倡导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现在，我要在公众舆论和政治方面承担责任，而这是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所没有经历过的。由于具有广泛知识和对有关事项的深刻卷入，克林顿仍然是自己的经济顾问班子的真正领导者——也是承担最终责任的决策者。尽管如此，现在我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如果从通货膨胀、失业（率）、生产率、贸易、或美元实力方面衡量，美国经济有任何恶化，我就会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当然是在政策反应方面负有责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对问题本身负有责任。这还意味着，反对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那些人现在认为，我本人就是那些政策的体现，而不仅仅是设计那些政策的白宫（决策）程序的参与者。简言之，我现在处于政治炮火的射程之内，我先前可没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在担任财长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是财政部长一职必然要遭遇到的。我刚一就职，这种炮火就开始变得异常猛烈起来，这得归功于墨西哥（金融）危机。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担任财政部长的经历使我进一步领会到两个相互关联、并已经开始在我的华盛顿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概念：信心和信誉。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我非常关注信心和信誉问题，因为他们与总统本人及其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帮助设计一项经济计划，该计划将会使企业、消费者及金融市场产生某种信心，比尔·克林顿要成功实现其经济目标，这种信心必不可少。我还向他提供帮助，建议他如何增强——以及如何避免减弱——自己作为经济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而在公众中享有的信誉。某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显然是决定其经济信誉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但某一届政府表述经济问题（包括这些问题的现象和实质）的方式也影响到他在企业和消费者心目中——以及在市场上——的声誉。而那种声誉很重要。如果人们认为某一届政府就经济事务而言总体上还算明智，这就有助于（增强）信心。反之，如果人们认为某一届政府在经济上不明智，这就使信心减弱。

　　在财政部，我仍然以总统经济顾问班子成员的身份承担某些责任。但我担当了某种新的角色。就某一届政府的经济信誉而言，总统的言行是最为重要的（影响或构成）因素。但财政部长在任期间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也具有意义重大的影响。作为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发言人——一个在实践中长期得到尊奉的角色，我在增进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方面直接和间接地承担着责任。这意味着，我的信誉现在远远不止对我个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很快发现，我的信誉时刻可能因为实质性错误或不经意的言辞——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雕琢的言辞，但人们没有按我所预期的那样对它们进行领略——而遭到毁损。我还面临这样一种新的危险：我所担任的新职务必然使我有时遭遇严厉无情的人身攻击。

　　我所承担的新角色集中体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悖论，但遗憾的是，它并非总是很好地为人们所领会。在某种层面上，信心和信誉属于感知方面的问题——是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感知：经济环境有多可靠，某一届政府处理经济政策的能力如何，总统在职期间的工作效果如何以及财政部长在职期间发挥的作用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感知并非源于幻觉，也并非可以被不顾时效地加以利用。经济信心以及某一届政府的经济信誉可能有时——以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反映现实情况，但他们终究以现实为基础。因此，把信心和信誉本身作为追求目标基本上是徒劳的。试图创造某种经济强劲势头的印象，这种举动几乎肯定会适得其反。为影响经济或市场而在公共关系方面进行的努力或尝试不能改变根本现实。对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来说——无论他是总统或财政部长，这类举动只会削弱其信誉，破坏其（向人们）注入信心的能力。

　　换言之，信心和信誉是我们时刻关心的问题，但他们不是我等之辈能够直接追求的目标。最终产生信心的是我们所追求的政策。而在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时期里，处理好政治问题将对我们可能取得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

　　在整个1995年及1996年初，克林顿与国会新的多数党之间展开的斗争涉及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本问题：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职能？政府应在社会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穷人？回过头来看，当时发生的一切显得更加明朗了。克林顿当时正在全力扭转1994年国会选举胜利者们发起的一场势力强大的反对政府作用的举动。但在当时，克林顿的这场努力给人以在所有问题上鏖战的感觉。

　　克林顿政府内部继续面临着一场争论：如何对共和党人做出反应？一方主张，我们需要更具平民主义性质，激发民主党基层的活力。劳工部长鲍勃·里奇是这种观点最典型的代表，他现在公开谈论：有必要削减他所谓的“公司福利”。我同意这种见解，即：用公共事务开支对赢利企业进行补贴——许多这类补贴深深固定在税法中——造成浪费，而且也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认为，使用“公司福利”这一术语具有煽动性，可能会使人们对总统的看法——以及因此对经济本身——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我列席旁听了许多有关独立选举人的讨论，从而感觉到，对选举结果起重要作用的这部分选举人对任何听起来像是阶级福利的东西都很反感。克林顿为抵制这一旧有模式——反对大企业的民主党人——而费了不少周折。他赢得了商界和金融市场的信心，其程度令人惊讶。使用听似对企业具有敌意的措辞可能会损害这种信心，给经济以及本届政府造成危害。

　　除了这些实质性的政治分歧之外，还有一个程序问题。在克林顿第一届任期的头两年里，里奇一直是政府内尤其具有团队精神的一名成员。他与克林顿私交甚密，凭借这种关系——他可以追溯到他们一起在牛津大学度过的那些日子，他本可以轻易绕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有关程序。但就我的观察，他从未这样做。但现在，在未经任何内部讨论的情况下，他独自冒险闯入一个新领域——从言辞和实质内容看都是如此。在我看来，这似乎与我们（过去达成）的谅解不相一致。我们商定的程序是，如果经济顾问班子的成员产生分歧，并且不能在他们内部解决自己的争论，他们就应该通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某种程序，把有关问题提交到总统那里，由他做出决定。接着我们都可以公开支持这一决定——无论其内容如何。如同某个与我产生严重分歧的人那样，鲍勃现在的行为使我陷入麻烦的境地。即使他单独谈论这些问题，他也会看上去像是代表本届政府的立场。但如果我发表与之相反的见解，那就会使本届政府看似处于分裂状态。程序可能是一件需要精心加以维护的东西：我不可能像鲍勃那样行事，因为这必然引起混乱。经过某种讨论，鲍勃同意不（再）使用那类措辞，因为他毕竟与其余成员一样，对我们作为一个经济顾问班子所从事的整个工作持支持态度。我们同意就相关问题——（针对）公司的最佳做法——举行一次公开会议。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迪克·莫里斯的暗中运作，白宫内部的讨论开始受到影响。1995年春，白宫人员惊奇地发现，总统另设了一个由莫里斯领导的、完全独立的顾问班子，后者是一位民意测验经办人、政治顾问，曾在阿肯色州为克林顿工作。我与莫里斯没有多少相互交往，但我认为，他的某些视角——比如对独立选举人的关注——在政治上是有明智的。但问题又一次涉及某种固定程序的必要性。总统向任何他觉得有所助益的人征求意见，这合情合理。但从事这类活动的具体方式不应绕过白宫的固定（程序）结构，这种绕行产生了各种问题。

第二部 第15节

　　1995年4月，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一起国内恐怖主义行为造成168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财政部雇员以及一些财政部雇员的家属。我与总统和其他政府成员一同飞往俄城面见遇难者亲属并参加一个悼念仪式。克林顿总统在那个仪式上的演讲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受，令人感动。在与遇难者亲属会面时，我曾极力搜寻恰当的措辞，因此，对总统那种在一个震惊和悲剧时刻给这些亲属以及全国带来安慰的能力，我不仅欣赏，而且敬重。政治分析家指出，这些令人可怕的事件——以及克林顿总统对他们的反应——对在我们的社会中复苏公众对政府的尊敬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就总统在美国人民中的地位而言，他们也成为某种转折点。

　　克林顿的政治转变在预算战过程中展现了出来，这场争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政府两度停止办公。我记得，那场冲突刚开始时，就在我们结束在内阁厅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时候，斯蒂芬诺普罗夫告诉我，我们将就共和党人提出的老年医疗保健削减而对他们进行攻击。乔治说，金里奇提议大幅度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从而犯了一个大错，我们将抓住这一错误，对他死缠烂打，直到1996年大选。吉恩·斯珀林曾把乔治说成是一位政治天才，但在我看来，乔治似乎只是让人觉得荒唐可笑。围绕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的削减来组织一场总统竞选，这看上去似乎难以想像。我记得自己与拉里·萨默斯一同笑了起来——这种取向显得如此不够大气和充分。

　　当然，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政府支出从抽象意义上看也许不受欢迎，但某些具体项目却在人民中间引起共鸣。试图削减2700亿美元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并按大致同样的金额减税——其方式主要有利于富人，这是一个政治上特别具有利用价值的问题。1993年，共和党人非常成功地将赤字削减说成是对中产阶级的增税，此后，克林顿政府日益成熟起来。这次，当我们的对手制造歪曲我们政策的棱镜时，我的同事们将不会袖手旁观。总统告诉我，1993年，我们“离开了战场”。1995年，我们没有离开，而是顽强战斗。当然，预算冲突涉及的利害关系远远不止是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总统对其他许多有关问题也备加关切。他在我们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说，“老年医疗保健补贴是一件政治上至关重要的事情”，间接提到了那些旨在保护这一老年医疗保健计划的势力强大的游说活动。“但我不会让他们破坏——仅仅因为无人关心帮助穷人的计划——（针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医疗补助制度。”

　　总统捍卫老年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反对主要有利于富人的减税，这只是他（政治声望）重新上升并在1996年再次赢得选举的原因之一。他在政治上恢复活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终于开始把他视为一个中间主义者。媒体普遍认为，与他在职的头两年相比，这代表着某种变化。我则认为，克林顿的中间主义立场始终如一，我们最初的预算削减计划、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以及（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手出于选举需要而常常将克林顿的医疗保健改革攻击为某种大政府计划，但他曾提出过某种解决方案：由私营企业参与，尽管政府将发挥某种重要作用，这与政府提供医疗保健的说法形成对照。但在1995年和1996年，总统更加审慎而有效地传达了这一改革方向。感知方面的变化证明了一个完全超越华盛顿政治范畴的重要论点。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续沿着前后一致的（逻辑）轨迹进行政策选择，但只是在两年以后，人们对他所作所为的感知才开始与这一现实相一致。

　　1995年，我们拿出一个预算，继续降低赤字——一个固定的实际赤字数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会中的反对者就我们的预算未能达到平衡而频频发起攻击。我记得，当我在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作证时，该委员会的几名共和党人想要我承认：“一看便知”，我们提出的预算将意味着2000亿美元的赤字。我不愿以美元价格来描述继续存在的那部分赤字，因为有人可能会对此加以利用，错误地争辩说，我们没有对预算削减承担义务。我在回答中指出，我们的提案将继续降低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但事实上，我当时处于一种自己无法确认的停滞等待状态。我们的战略是，在提出一个预算的同时，我们就其他开支削减——这些削减会大大降低赤字——展开工作。在这项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中，我们有幸得到艾伦·科恩的帮助，他是联邦政府中的众多无名英雄之一，是一位不修边幅但工作勤勉的财政部职员，也许是政府部门中对联邦预算程序最了解、最有兴致的一位人士。我们不想把艾伦帮助我们找到的那些削减（项目）纳入最初提交的那个预算提案，担心共和党人会将他们“藏匿起来”并接着在谈判一项最终的预算案时寻求额外的、我们所反对的削减。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继续展开工作，研究我们真正的预算提案的内容，但那时还未就此做出任何决定：他是否必须达到绝对平衡。5月，共和党国会议员在一项平衡预算中提出他们的减税议案——以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和穷人医疗保健补助金为代价。

　　克林顿总统很早就意识到，赤字——哪怕是很小一个数额——的持续存在给他造成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我们定期就1996年预算而在罗斯福厅和内阁厅举行的会议上，他总是问到：“我不应拿出一个平衡的预算（案）吗？”他的所有经济顾问——包括我在内——对此的反应都是：没有必要，因为从经济上看，少量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的赤字与真正的平衡没有任何实际差别。我们曾在1993年成功地着手解决赤字问题，并打算继续削减赤字。某种真正的平衡预算的完全实现必然需要额外的项目削减，而这类削减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5月的某个时候，在内阁厅的一次会议上，克林顿最终向我们指出：“如果要让别人关注我在其他问题上的提议，我首先得拿出一个平衡预算。一旦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谈论那些进步计划。但如果我拿不出一个平衡预算来，他们永远不会倾听我有关进步计划的提议。”大致上看，我认为，他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这些顾问坐在那里，向他解释，从经济上看，几十亿美元的赤字与零赤字没有区别，这一点也是经得起分析的。但另一点更加事关重要，也就是克林顿提出的：如果我们想提议把钱用于教育和改造城市贫民区计划，我们就得以预算平衡为前提，否认人们是不会理会我们的。总统意识到，虽然财政责任本身不会在政治上产生反响，但使联邦政府的账簿达到平衡的确能产生反响，而且也是选民能够认同并为之团结的一个目标。在那次会议上，克林顿事实上就自己的议事日程与公众产生共鸣的必要条件提出了极其具有洞察力的见解，但他的这一立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我后来意识到，没有这样一个能够在政治上产生反响的目标——一个预算平衡，财政责任本身也变得更加难以建立和维持。我记得在1993年初，当我们最初就经济计划而在小石城举行会议时，克林顿提出某种见解——他的上述观点只是这种见解的扩展。当时，赤字削减一直被他称为某种旨在促使经济活跃起来的“门槛问题”——他希望着手处理的其他任何事项的先决条件。现在，预算平衡已经成了一个门槛问题，因为只有拿出一个平衡的预算，我们才能得到人们理会，才能从事本届政府所关注的几乎所有其他事项。就击败这种有害主张——增加一条有关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而言，提出对预算进行平衡也许是惟一可行的途径。这样一条修正案会违背我们所有已知的有关经济政策的知识。他可能迫使联邦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以“亲周期”的政策代替“反周期”的政策——前者会经济更加紧缩，后者则通常是衰退时期需要实施的。即使在我们决定支持一项平衡的预算后，该修正案在1995年也仅以一票之差而在参议院未获通过，如果我们不对人们进行这样的劝说，该修正案完全有可能被通过，即：该修正案会不时要求削减开支，而这些削减可能危及社会保障资金。

　　克林顿在那次会议上就预算平衡所说的那番话使我受益非浅。伴随着在白宫的工作，我已经开始懂得，如果你想要人们在意你（的提议），你就必须通过一定的表达方式把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有时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在某些议题上，人们就是不会理会你，除非你通过自己的语言或行动首先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就是克林顿就某种平衡的预算提案所持有的观点。相反，在有些议题上，某些评说引起人们的反感，人们不会继续理会你的提议。回溯我在纽约的那些日子，我想起了好几年前与比尔·林奇一起参加的一次晚餐。林奇是一位美国黑人政治家，一直在戴维·丁金斯手下担任副市长。当朱迪在丁金斯市长手下担任礼仪官时——朱迪与丁金斯的友好关系可以追随到后者担任市长以前，比尔成为了我们的朋友。许多华尔街高级人物围坐在实权酒店（Regency Hotel）的那张餐桌旁，其中很多是犹太人。那时，人们就此展开激烈争论：杰西·杰克逊是否发表过反犹言论。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黑人团体与犹太人团体之间的关系本应十分健全，但由于误解和双方某些成员不恰当的言论，使这一关系恶化了。林奇在众多问题上的见解才智过人、思维敏捷、而且非常有趣。接着，在晚宴的某个时刻，他引用杰西·杰克逊的话来证明某个论点。他立刻意识到，谈话的整个势头随着这一言论而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对我说，“我刚一说出那话，他们就不理会我了”。我在公司领域多次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一家公司通常会以此来处理某个公共关系问题：过于自信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即使其行为正当有理，如果首席执行官首先急于辩解，那也无人真正理会。除非他首先道歉或承认错误，否则人们是不会理会的。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确没有犯错或其错误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那要做到首先道歉或认错是非常困难的，但也许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得到人们的理会。

　　我们应该有一个平衡的预算，同意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同意共和党人的某些具体提议。在整个那一年里，举行了一系列非常公开的谈判，尽管大多数早期的白宫-国会会谈实际上不能被称为谈判。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皮特·多米尼西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约翰·卡西奇率领共和党人投入战斗。利昂·帕内塔则是我方的领军人物。这一进程开始时产生的分歧是：各方可以有多少人参加会谈，他们应该是谁，等等。当最终着手进行实质性讨论时，人们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如同对待一场外交峰会，双方实质性地就有关话题激烈交锋。共和党人会对此表示忿忿不平：就项目削减而言，我们表现得不够狠。我们则会忿忿不平地回应，他们大幅度地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及其他社会开支以换取对富人的减税。双方的言辞都极尖刻。这些讨论是秘密进行的，但参与者把会上的言论公诸于众。双方谁都没有试图去说服对方或达成某种和解。

　　即使在克林顿提出一些重大让步后，双方仍然不能达成一致。共和党人也许可以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宣称获胜——尤其是在克林顿提出一个10年平衡预算的计划后，或是在他后来提出这样一个计划之后：以7年实现预算平衡这一目标来换取共和党人放弃对社会开支的大规模削减。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从未这样做。总统在谈判中的表现可能使其对手不愿达成一项交易。通过多次观察克林顿（在谈判期间）与其他人的交流，我可以认定，共和党人当时对他有所误解。他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他同情他们的见解，虽然我可以断定他并非如此——他只是专注地倾听。另外，克林顿也许一直流露出自己的内心想法，那就是：他太想达成一项交易了。

第二部 第16节

　　他没有明确表明的是，他将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他将会否决预算案——如果他没有做出重大改进以更加接近他的立场的话。我担心的是，克林顿的形体语言可能会再次被误解。在我们于这样的一次例会结束后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时，克林顿问我对他的表现有何见解。我说，“总统先生，我过去常常列席旁听在高盛公司举行的许多谈判。因此（现在）把你比作我的客户，我们一同离开这次会议。就你给那些人留下的感觉来看，我敢说，他们将会认为自己可以任意摆弄你”。当时担任办公厅副主席的哈罗德·伊克斯后来告诉我，克林顿又向别人复述了我告诉他的那番话。我的印象是，总统此前并未意识到自己在那些会议上所造成的影响。

　　金里奇和其他人的确这样误解了克林顿，把他的倾听和达成某种妥协的愿望当做某些迹象——他会在自己从未妥协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回过头来看，共和党人对克林顿谈判立场的误解证明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有所助益的。政府两度停止办公、联邦政府面临不能履行债务的危险以及与国会领导人无休止的会议，在经历这些以后，克林顿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大为改善。他最终得到大多数他希望获得的东西——如保护老年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和穷人、残疾人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并阻止了大多数他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如有利于富人的大规模减税。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没有进行任何交易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谈判经验。有时，拒绝买通对方的同意，效果会更好一些。

　　克林顿和金里奇冲突与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和原则利害攸关，1995年秋天爆发的债务限额危机戏剧性地使这些问题和原则处于显著地位，而且，这场危机与发生在整个冬季的预算争斗和两次政府关门交织在一起。从表面上看，这场冲突涉及某种有关联邦债务管理的技术细节的争论，外行几乎无法弄懂。但这场争斗——与我在华盛顿不得不面临的任何一场争斗同样激烈——真正牵涉到的是两项根本原则。一项是偿债义务；另一项则渗入到那场规模更大的、笼罩在债务限额危机之上的预算争斗中，即：联邦政府的责任和角色是什么？随着这一戏剧性场面在1995年末和1996年初的逐步展开，我不仅对因政策问题而遭遇的严厉批评，而且对人身诋毁，都有了深刻体会——对人身诋毁的体会比在墨西哥（金融）危机期间更为深刻。

　　提高债务限额是一个技术问题。我将简要解释一下有关背景。在几乎整个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承担了国债，这一债务通过发行财政部债券而得以支撑。一段时间后，该债务的数额上升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国会直接批准每一期新债务的发行。但就为战争提供资金而言，这种方式显得不切实际，因此在1917年产生了这种做法：授权一个总的“债务限额”。年度预算编制的产生使债务限额变得不合时宜，因为国会现在会通过预算程序直接控制联邦支出。但债务限额这一例行做法一直没有被废除。

　　许多年来，国会对增加限额的批准——就为联邦政府的活动提供资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时涉及在预算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但从未达致1995年那种激烈冲突的程度或伴随着某种公开的不履行债务的意愿。但在1995年春，当我们这些财政部人员正忙于应付墨西哥危机时，保守人士却在寻找某种办法，以迫使比尔·克林顿签署他们的预算，该预算涉及就他所关切的那些项目进行大幅度削减以及实行有利于富人的大规模减税。债务限额成为某种（要挟）手段。克林顿在国会的那些对手把对债务限额的增加附加在他们为1996年预算而提出的各种议案上——否则就拒绝授权增加债务限额，他们因此认为，克林顿可能被迫接受那种在他们提出的预算中得以深刻体现的政府作用最低限度观。

　　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在1995年4月开始公开提出拒绝增加债务限额的可能性。他出现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与戴维·布伦克里交谈”这一节目上，暗示说，他和他的盟友们可能会以债务限额为手段，迫使总统签署一项共和党人的预算案。如果克林顿拒绝签署，而金里奇又决不让步，那这一行动过程会使财政部无法介入，并因而可能导致本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府无力履行其（偿债）义务的现象。金里奇在暗示，美国政府蓄意不履行财政义务，这可能意味着不仅停止支付借债手段，而且停止政府的某些活动——从发出社会保障支票到为退伍军人医院的医生支付工资。金里奇说，克林顿那时会不得不“就此拿定主意：他想要一场多大规模的危机”。

　　我当时认为，这一威胁并不是认真的。由于来自华尔街，我认为这一观念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即：出于某种政治需要，美国政府会故意不履行其财政义务。我公开指出，这样一种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是“不可想像的”。偿债义务是我们整个财政体系的基础，过去不得不作为一种具有实际和道义意义的必要责任来加以维持。

　　对美国来说，出于政治原因而故意不履行偿债义务的做法会破坏这种必要责任。为避免拖欠债务可能给生活水准带来的损害，某些发展中国家正为偿还自己的债务而做出巨大牺牲，考虑到他们的情况，金里奇的上述暗示更加令人不安。在尚未得到解决的“比索危机”中，我们实质上向墨西哥——后来也会对其他许多国家——指出：债务拖欠冒有这样的危险：造成混乱的财政环境并长期失去通往资本市场的途径。相反，你需要实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相配套的改革。我们如何能够使该谈话要旨与这种做法——出于政治原因而不履行我们自己的债务——相一致？

　　另外，拖欠债务很有可能损害了人们将我们视为一个债权国而寄予的信赖，提高了（即使只是稍微提高）美国在未来多年里——不仅仅是在短时期里——必须为其债务支付的利息。这种对我们在人们心目中的信用地位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极其严重，因为如果我们有时面临真正的财政困境，这种信用地位所起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我们的社会历来坚持：偿债具有道义上的必要性，对此丧失信心可能还会增加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我认为，即使在短时期内拖欠美国政府债务也会是一个极不明智和后果严重的举动——所以我认为金里奇不是认真的。我的观点实质上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上似乎是错误的。金里奇和其他一些共和党人声称为此做好了准备：着手实现“不可想像之事”——拖欠债务，以迫使克林顿接受自己认为无法接受的东西——共和党人的预算提案。我低估了反对总统的那些人的决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看上去肯定会毫无保留地使用这一武器。我更为惊奇的是，他们找到一些将会支持这个主意的华尔街著名人物。其中之一就是斯坦利·德拉克肯米勒——一家投机性投资集团的经理，他认为，如果有助于产生一个平衡的预算，拖欠债务不会对市场有什么影响。9月，金里奇在对一家名为公共证券联合会的贸易团体发表演说时声称，他所在的那一方不会退却。金里奇说：“我不在乎什么样的代价。我不在乎我们两个月内有无行政官员、有无债券（发行）。”

　　如果不进行追加，联邦政府债务将在1995年结束前——最早可能在那年10月——达到规定限额。拖欠债务以及总统被迫签署一项不合意的预算案，这些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我们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只是等待和抱有这样的希望，即：对方会在最后一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增加债务限额。我们还面临一个难题，他类似于我们不久前在墨西哥危机中所经历的那种困境。我们必须避免在金融市场上引起担忧；但如果不引发某种担忧，就很难对国会中反对总统的那些人形成压力，使他们放弃那些战术。

　　拖延偿债——类似于核战争的某种东西——是不可想像的，而共和党人的预算仅仅是可怕而已，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两害相较取其轻呢？我从未就此问题找到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答案。如果有记者在采访中提及这一问题，我会以这类回答应付：这可不是我们的立法程序应有的运转方式。不应将像债务限额那样重要的东西扣为用以换取另一项立法的“人质”或者用于迫使总统签署别的什么东西——尤其是像预算案这样的一项重要政策议案。“人质抵押”通常被用于立法实践中，但我认为，不应将这种手段的运用扩展到诸如拖延偿债这类根本问题上。幸运的是，除了讨论这些立法原则之外，媒体人士没有纠缠我就此进行解释：为什么我愿意仅仅为避免“可怕的”共和党预算而拿“不可想像的”拖延债务冒险？

　　但最后摊牌并未像我们对手所预期的那样展开。这首先归因于一种简单的误解。我曾说过，（政府债务）将会在11月中旬达到原有的最高限额，共和党人最初的设想以此为依据。10月中旬，我们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指出，达到原有债务限额的时间将会是10月31日。共和党人认为，我在早些时候故意误导他们。事实上，他们只是误解了我在国会作证时几次提到的那些日期在技术上存在的区别。达到原有债务限额的时间将会是10月31日，但直到11月中旬，我们手头仍有维持偿债的足够现金。

　　那年秋天发生的好几起事件破坏了他们的立法战略，而这种对具体时间的误解是这些事件中的第一起。因此，在那年秋冬对我发起的攻击充满愤怒之情且非常刻毒——程度上远远超过墨西哥危机时期（对我发起的攻击）。这是我此前从未经历过的。这发端于纽特·金里奇的电视讲话，他称我在玩弄游戏，不值得信赖。他说：“我们认为，财政部没有准确的数字。我们认为，鲁宾的建议只具有政治目的。”参议院多数当领袖鲍勃·多尔在国会山告诉记者：“他在这里没有多少信誉。”

　　与此同时，我们仍然面临着在11月中旬耗尽现金这一前景。富有灵气的财政部首席法律顾问埃德·赖特建议，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联邦信托基金借贷，以继续履行偿债义务。某些政府债务——如政府雇员养老补助金、用于公路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补助金——的结算独立于其余联邦预算。埃德论证说，我们有合法权力为履行其余尚未完成的偿债义务而借贷这些基金。这样一来，在几个月内，即使不追加债务限额，我们也能够继续履行偿债义务。

第二部 第17节

　　美国政府将会首次在其历史拖欠债务，在这种情形按预计成为现实的前三天，也就是11月2日，我们决定从信托基金进行借贷。我们的借贷从两大基金入手，即文职雇员退休基金和一项联邦储蓄计划。我们没有从社会保障（基金）中进行借贷，这部分出于技术原因，部分则是因为，要使退休人员相信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借贷社会保障基金不会危及他们的补助金。我认为，我们的许多反对者都抱有这样的希望：我们会动用社会保障基金，这就会给他们一个机会，挑起针对我们的愤怒情绪。

　　我从不认为我们的这些行动是试图保护总统，尽管他们肯定产生了这种效果。我只是试图履行自己的法定责任，在不引起某种其他无法接受的后果的情况下，偿还政府债务。但反对克林顿的那些人被激怒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自己使总统陷入了某种难以脱身的困境，而我们为继续履行偿债义务所采取的措施却把总统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他们的策略就是利用债务限额迫使总统屈从。尽管我们已经处在原有债务限额的最高额度，但我们找到了获取现金的途径，这迫使他们采取某种新的、更直接的策略：关闭政府，以迫使克林顿同意他们的预算。这一策略对他们来说危害极大。反对政府作用的情绪并不像某些保守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深刻。大多数美国公众并不认为关闭政府——哪怕只是暂时地——是一个好主意。出于各种理由，大多数人把造成这一关闭的责任归咎于国会而不是白宫，这使共和党国会的支持率下降，总统的支持率上升。

　　我们决定从信托基金中借贷，把总统从拖延债务偿还这一威胁中解脱出来。在我们宣布这一决定，将他作为为达成某种协议而施加的压力后，总统的某些反对者变得更加不安了。新闻界引用了詹姆斯·贝克——由于担任过财政部长，他是我的前任之一——的一番讲话，即：我个人要对借自信托基金的那些款项负法律责任。（我在华尔街干得很好，但就使联邦政府多维持几秒钟而言，我干得不够好。）来自德州的共和党议员、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切尔称我正在挑起一场“宪法和立法危机”，并提出一项旨在阻止我使用这些信托基金的议案。来自弗罗里达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米卡作证说，由于我们使用来自信托基金的现金，我成为了一个盗贼。我记得希拉里大约在那个时候告诉我，看到我如何应对自己所遭遇的恶毒攻击，她从中受到鼓舞。

　　一天早上，我醒来后读到罗伯特·诺瓦克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其中谈到，金里奇不再“信任”我，并且不会接我的电话了。另一篇报道引用了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格里·所罗门的谈话，他说，他考虑弹劾我——如果我再借更多的钱。在我于国会山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共和党众议员当着我的面提到有关弹劾的传闻。我对那些就我的正直所进行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深感不安，但在与同事和朋友的交谈中——或者甚至在非正式的采访中，我轻松对待弹劾传闻，指出：朱迪想要我回到纽约，当她听说弹劾这一威胁时，她打电话问我，她如何能够帮他们作证。

　　当冲突进一步发展时，这种尖刻的攻击和人身诋毁是华盛顿政治中经常采用的手段，他可能不利于人们做出明智的选择。决策者可能会乐意变得极其保守。（因为）在这种环境里，微小的错误可能产生一些影响巨大、歪曲事实的后果。我强烈意识到，某种无足轻重、出于善意而犯下的错误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但他可能会对我们的整个努力产生干扰。尽可能地少犯错误是明智；强调完全不犯错误则适得其反。对公职人员的严厉批评完全有可能使错误发生率减少——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对华尔街交易人员或任何一家公司的职员所进行的严厉批评。但与此同时，代价也是昂贵的——使个人那种主动行动、进行有价值的冒险的意愿受到打击。

　　你决不可能不犯错误，即使那些具有最好动机、最能干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有一次发现，仅仅因为在复杂事务管理中出现的疏忽，我们计算错了某些数字。从实质上看，这一计算错误所产生的后果并不重要，但造成的政治影响则可能是巨大的。另一个事例则是，我们指出，作为财政部发送有关支票的代理机构，美联储不能够就不同类型的政府付款进行区分。这就意味着，在发生债务拖欠的情况下，政府在继续发送社会保障支票的同时，也不得不向——比如说——国防承包商付款。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也许并不完全正确。

　　我记得，在华盛顿与朱迪一道外出就餐时，我对我们在这个问题所处的困境深感不安：在发生债务拖欠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发送社会保障支票？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会引发激烈争论，因此我告诉朱迪，我可能得辞职，“我们现在意识到自己的那种断言也许是错误的。”在与朱迪就此事进行交谈后，我找到利昂并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我对他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把事情搞糟的，但我们的确把它弄糟了。”

　　利昂同意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对手不会认为某事仅仅是疏忽造成的。我记得白宫立法事务顾问帕特·格里芬并非完全开玩笑地对我说，也许我想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事实上，我们的断言以美联储官员最初告诉我们的东西为基础，而且实际上可能是正确的，尽管美联储的电脑工作人员后来说，如果及时通知，他们能够区别支付对象。因此，我们在这件事上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了。不管怎样，并不存在排定付款对象的法定标准，与此相伴的至少就是混和众多不确定性。

　　这两个相对不具有实质性的错误没有引起公众注意。如果他们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对债务限额危机的处理以及我的财长职位——在我的信誉正已经受到攻击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处于危险境地了。换言之，就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爆炸性和充满争议的问题而言，常人犯下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很容易被从尽可能坏的角度加以阐释并产生某种完全超越其本来意义的巨大影响。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围绕债务限额展开的争论仍然是令人不快的。我们的对手继续对我的（职业）道德和可信性提出质疑。我的担忧部分源于个人（声誉），部分则与职业有关。我不愿自己的正直遭遇无端质疑。但我更担心的是，如果人们开始认为我不可信，那么我就很难有效行使财政部长的职责。

　　我们继续从各种信托基金进行借贷，但到1月下旬时，我们没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了。到3月1日，我们就没法发送社会保障救助金领取者和退伍人员应得的300亿美元的支票了。但在我们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之前，发生了几件事情，它们增强了我们的地位，有助于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的对手开始收到其某些选民的来信，来自金融界的这些选民认为，拖欠债务——无论是对退休人员、承包商、或是对债权人——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接着，幸运的是，穆迪公司——一家债券评级机构——发出警告：联邦政府债券可能会失去其享有的AAA等级——标准普尔公司早些时候也是这样警告的。这就使我们对不履行偿债义务的后果所表示的担忧显得更有根据——尽管某些共和党人认为这种后果并非迫在眉睫，直到艾伦·格林斯潘私下告诉他们，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

　　更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在政治领域及公众舆论发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1月和12月的政府停止办公事件证明是令人反感的，此后，拖延债务这种想法变得在政治上极具爆炸力，几乎无人再想与他联系在一起。许多众议员——包括查尔斯·兰格尔（民主党-纽约州）、斯特尼·霍伊（民主党-马里兰州）、桑迪·列文（民主党-密歇根州），以及罗伯特·马特苏（民主党-加州）——一直在公共（舆论）领域进行宣传，反对拖欠债务。此外，媒体也开始更加关注不履行偿债义务所造成的后果，并开始在审视在这一问题时持更加批评的态度。我们的对手在某个时候停止了争斗并逐步退却，提升了债务限额。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些先前说我坏话的共和党人似乎怒气全消。我记得过了一段时间后碰到金里奇，他谈及他们对我过分了点，但华盛顿的游戏就是这么回事。

　　金里奇态度非常友好，我也一样。但即使在华盛顿待了几年后，我仍然无法认同这一点：当有人把你称作骗子和盗贼时，你不要把这当做人身攻击。把政策和政治分歧转化为个人攻击，这种倾向可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心理上某种程度的独立也许更容易使人做出某些含有实质性风险的决定（当然，财政上的独立也许也可以有助于做到这一点。）。我的自我意识并不产生自我（现在）的职务，这就意味着我更能够甘愿冒失败的危险。在不确定的世界言谈技巧第七章言谈技巧我继续惊讶于财政部与白宫这两个环境的巨大差异。从许多方面看，领导一个内阁机构类似于管理一家公司，但某个从私营部门到内阁任职的人可能会轻易为这些相似性所误导，从而无法知道该如何应对其中的差异。作为一名内阁官员，你是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大型组织的领导。正如鲍勃·里奇在我调往财政部时所告诉我的，很大程度上与私营部门的首席执行官一样，你得“自己管理一切”。在两个领域里，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设定目标、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以及拥有能干的人员。

第二部 第18节

　　但这两个领域又有很大差异,以至于这种认识——两者在结构上类似——会妨碍一位先前担任过首席执行官的人在政府部门发挥作用。从某种重要意义上看，你并非自己管理一切：白宫才是最终管理者。正如我已经发现的，政府与私营部门在目标上存在差异。公司主要关注赢利能力。相对而言，政府没有（某种）简单的底线，而是有众多按一定顺序排列的利益和优先处理事项，其中许多处于某种相互冲突的紧张状态。因此，政府决策要复杂得多。

　　我在财政部还发现了政府部门与公司在权力方面存在的差别。许多在公司担任过执行官员的人发现自己在政府部门的行动受到种种限制，此时他们感到极度沮丧。我过去不习惯某种公司式的等级结构，后来也不期望财政部会有这种结构。但即便是这样，我仍然对此感到惊奇：我在自己担任领导的机构内所拥有的权力很有限。组成财政部的各局、署行使相当大的独立权力。你对此表示不满并不意味着你能改变这一切。即使财政部本部也不具备（其他地方）常用的许多管理手段。一位首席执行官有权按业绩雇用和解聘人员，有权向高级管理人员支付优厚的红利，并有权积极提拔有才干的人员。在财政部，我手下共有160000名雇员，但我有权雇用和解聘的还不到100人，都是政治任命官员。其他一些人完全可以因一般意义上的不称职而被解雇，但由于现实中的种种阻力，这样做得不偿失。我在政府供职的那段时间里，许多文职人员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敬业令我惊讶，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有关规则僵化，需要大胆改革。

　　此外，我本人不可能着手进行大多数部门的结构重组，这需要立法措施。即使只是关闭国内收入署的一家地方办事处，这也意味着要与所在州的国会代表团进行耗时且常常是没有结果的讨论，以避免造成损害极大的政治上的不良主见。幸运的是，正如罗杰·艾尔曼在我到达前所告诉我的，已存在多年的财政部组织结构基本上是良好的。

　　就程序和权力而言，最大的差别就是行政部门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所涉及的组织上的复杂性。在私营部门，首席执行官多少有一定的自由决定权。在某一总统主持下的政府里，一切都围绕白宫运行，而且，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要被带入白宫——常常通过某种运转繁忙的机构间程序——才能做出决定。此外，白宫要重审内阁一级做出的大多数重要决定，不仅检查他们的实质内容，而且检查他们的“主旨”和政治层面的含义。作为一名内阁部长，你同时具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你所在机构的首脑，另一则个是以总统为核心的某届政府的成员之一。要在内阁里有所建树，你得擅长于在白宫程序内处理与己有关的问题。就那些你认为该由自己做出的政策决定而言，白宫助手班子可能会施加巨大而且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内阁机构与白宫有时协调一致地工作，有时则缺乏沟通，而且有时还相互争斗。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总统们应对这一问题的方式各不相同。1947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旨在协调外交政策领域的各个机构。为应对各种国内和经济问题，总统们尝试了各种方式。尼克松总统提议根据问题领域设立4个内阁超级部长，但从未着手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一些总统试图通过主要内阁成员进行协调，但常常以失败告终。而正如我在前面所论述的，克林顿总统则创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

　　克林顿的健康和人类事务部部长唐娜·沙拉纳曾告诉我，从某种意义上看，内阁部长一职会使人精神分裂。这是有道理的。你是自己所在机构的头——尽管权力不如你在私营部门所拥有的那么大。但当你来到白宫、坐在会议桌旁时，你的影响力可能还不如一位三十几岁的（白宫）助手，尽管你拥有令人敬畏的头衔和一个内阁成员所应有的各种外在装饰。某些人很难妥善处理这两种角色，其中涉及的各种复杂关系会产生相当的紧张和压力。在财政部待了很长时期的官员有时回忆起我的一位前任，他每次与白宫发生激烈争吵后不久就以辞职相威胁，并因此而闻名。

　　当我调往财政部时，我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即已经通过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而对内阁机构与白宫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那两年里，我已开始对年轻助手有所了解，尊重他们在政策和政治领域的经验，并把他们当做同事看待。我还了解克林顿政府真正的运作方式，包括这样一些会议的重要性：助手们每天清早在罗斯福厅召开的会议以及不断在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里召开的小型会议。本届政府的议事日程就是在这些场所设定的，涉及政策与政治相互作用的各类决定——包括国会战略和媒体战略——也都是在这些场所做出的。我从不愿回味在早上7：30就出现在工作场所的那种滋味。但去了财政部后，我告诉利昂·帕内塔，我愿意继续参加每天的助手会议，因为财政部与如此之多的问题有关。利昂表示同意，尽管没有其他内阁成员——本来就在白宫办公的除外——参加。

　　在没有参加白宫日常程序的情况下，克林顿政府大多数内阁部长还是充分发挥了作用。但对我而言，参加这些会议是着手解决“精神分裂”问题的一个途径，并使我始终深刻体会到克林顿政府内发生的一切。1996年接替利昂担任办公厅主任的厄斯金·鲍勒斯同意我继续参加会议。由于在克林顿第一届任期内负责小企业管理局的工作，厄斯金非常理解政府各部与外界隔绝这一问题。他曾对我说：“如果你管理一家（政府）机构，你就会感觉自己像在月球一样。”厄斯金的职业生涯颇有成就，但在我看来，其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把早会的时间改在了7：45。

　　担当财政部长也极大地增加了我在国会山的活动。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时已经与国会打过某些交道，但只是到了财政部后，与国会交往才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第一次这样的交往就是有关我任命的听证会。当时财政部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帮办琳达·罗伯特为此担当起组织工作。她和她的同事们利用为听证会做准备的这一过程使我迅速了解财政部众多方面的所有内容，把我引见给某些关键人物，并就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在听证会上，来自纽约州的两名参议员阿尔方斯·达马托和丹尼尔·帕特尼克·莫伊尼汉来到我的桌前，把我正式介绍给参议院财经委员会，接下来就得靠我自己了。一方面，我并不认为会有什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总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某些参议员也许会利用这次听证会和我来攻击本届政府。而且，由于白宫助手不在国会作证——除非在某一调查中被要求这样做，这是我作为公共官员所经历的第一场听证会，它通过C-SPAN向全国进行电视直播。我自然感到有些不自在，但我记得，想到坐在我身后的小儿子菲利普及其洞察力和冷嘲热讽的生活观，我就受到了鼓舞。

　　监督财政部预算的各委员会可以对该部的管理进行指导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试图对政策立场施加影响。当然，所有的重大政策决定实际上都得经国会批准，或至少经受国会的询问和听证。除监督问题外，国会议员还试图对财政部的管理方式和我的工作范围施加影响。我记得在我担任财长第一年的某个时候，当时的参议院多数党督导特伦特·洛特（共和党-密西西比州）请我去他在参议院的办公室。在我到达那里后，他告诉我，作为财政部长，我不应该过多考虑社会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的工作是多操心一下美元和利率。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便恭敬地表达了不同意见。

　　所有这些都表明，如果要有效发挥作用，与国会重要人物及某些关键委员会的（良好）关系至关重要，而这些关系（的建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心思。在国会作证时，我采取的做法就是运用在高盛公司学到的关于与客户关系的知识：准备充分，积极回应他们关切的问题，并对他们表示出高度的敬意。艾伦·格林斯潘是这门艺术的大师。艾伦会向提问者脱帽致敬，即使有时候这有点不着边际。他会说：“你就地球是平的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察结论，参议员。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重新表述一下。”艾伦接着会自问自答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其答案十分复杂和微妙，提问者要么领会地点头，要么承认自己被搞糊涂了。我得承认，在这位（美联储）主席旁作证，我有时完全被搞晕了。

　　艾伦接着会问这位众议员或参议员：“这算是对你提问的回答吗？”

　　而这位提问者一般会说：“是的，这算是。”

第二部 第19节

　　当然，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在国会的作证意味着就某些严肃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对话，有时也会就这些问题产生分歧，但即使在进行这类交流时，也只有对提问者采取高度尊敬的语调，才能取得最好效果。

　　在我成为（财政）部长后，与新闻界的关系（在我看来）也具有了某种不同的含义。在从街对面的白宫调往财政部之前，我从未考虑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财政部长的日常生活。作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我可以站在本届政府的立场上讲话，但我不是关键人物。作为财长，我是本届政府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尽管其他一些人也对经济事务发表评论。人们期望我陈述总统的预算、他的税收提议以及他对任何类型的经济危机、经济问题或经济事件所持有的见解。我还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一些国际峰会，如来自各国家集团——7国集团、10国集团、20国集团，等等——的财政部长的定期聚会。由于这种正式角色，我所说的任何对金融市场具有潜在影响的言论都会使这些市场迅速而有力地做出反应。市场也可能对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或其他各种政府官员的言论做出反应，但就程度而言，难及对财长讲话做出的反应。

　　为避免引起市场波动，我的讲话必须前后一致，并在谈话内容和准确表述方面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汇率政策是最敏感的领域。由于财政部有能力买卖通货以影响汇率，对我所说的、看似或多或少使干预具有可能性的任何言论，市场几乎都会做出反应。并非故意地使汇率受到影响，这会使我显得没有约束和头脑简单。就我们的货币而言——如果我们在以后的某个时间遭遇弱势美元并面临一场美元危机的可能性，我本人的信誉可能尤为关键。

　　我的根本观点是，经济的各种基本要素决定一段时期的利率水平，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增强美国的经济政策，提高美国的经济成就，而不是关注货币比率。我还认为，强势美元极大地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有别于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人们通常很难认识到两者的区别：我们的汇率是否估价过高。因此，我在言辞上所表现出来的立场总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强势美元）政策，这既是由于该政策根本正确，也是旨在维持对美元的信心。

　　一种强势货币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可以更加便宜地购买进口商品和服务，也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会趋于下降。他还对美国产业界产生压力，促使后者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由于对美元信心增强，外国资本更主动地流入美国，而这里提到的这些好处也会随之形成良性循环。一种弱势美元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就美国而言，一种强势美元的确使进口商品更便宜，因而也更具吸引力，但却使美国出口到海外的商品更加昂贵，往往会增加往来账户赤字。但这个问题有许多根本原因，包括美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

　　我认为，某种巨大且持续的贸易差距可能会产生各种风险，应对这些风险的明智之举不是促生某种弱势美元作为贸易政策的工具，因为除其他弊端外，这还会引发竞争性的货币贬值。相反，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增加美国的储蓄——尤其通过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提高生产率，使美国商品更具竞争力。但有时可能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以某种高度过高估价的美元进行贸易，这种过高估价与一些（经济）基本要素相关。某种过高估价的汇率使商品和服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本应由相对效率决定——降低，这样一种汇率导致混乱、造成危害，而且也难以持久。是否试图对此加以矫正以及如何规划这类（矫正）行动，这非常难以判断。

　　我的基本立场是支持某种强势美元，但我们偶尔也采取行动，通过市场刺激来矫正美元相对于某一具体货币的看似不恰当的升值，有些人认为我的基本立场与这些偶然采取的行动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我们是在强势美元政策这一范畴内采取这类行动。我怀疑货币“干预”本身所具有的效力——也就是此类行动的效力：政府试图通过在公开市场上的大量买卖来影响汇率。我在高盛公司接触外汇市场的经验使我认识到，贸易量太过巨大，除非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这类干预至多只能产生一时的效果。根本说来，货币比率所反映的是一国基本经济形势的市场预期和种种现实，这种基本经济形势是与其他国家的基本经济要素——财政状况、利率、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增长（率）——相对而言的。

　　任何特定时候的美元相对于基本经济要素是否显得过强或过弱？无论我本人对此问题有何见解，我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表达与此完全相同的旨意，即：“一种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对此进行了令人生厌的重复表述，但这无法完全表明这一短小语句中所包含的众多考虑。这种重复表述不仅反映了我对一种强势美元的信念，而且反映了我对“让市场力量决定市场”的信念。（在表述上）某种最细微的变化——例如从“我相信一种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到“我相信，维持一种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都可能会对市场产生影响，即使（这种细微变化）并不意味着观点的改变。

　　在国内或在旅行途中的各种记者招待会上，财经出版物的记者们会试图使我参与到某种猫和老鼠的游戏中去。他们会不断就美元和股票市场重复同样的提问，每次都变换某种新的招数，希望套出与我的标准回答不同的东西来——这个标准回答本身总是正确的，但相对于任何特定时候的环境而言，他不一定是一个充分的答案。当美元与日元的比价是1∶120时，我说一种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现在这一比价达到1∶130——美元表现出来的这一更加强劲的势头就（一定）更好吗？在多大程度上才能说得上是过于强劲？电讯社的记者们通过手机直接向他们的新闻编辑部播报我的讲话，以备我突然说出某种（与标准回答）有细微差别的东西。但我变得非常善于只是重复我的“符咒”——除非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故意利用某种细微变化来传递一个迅息，而这种细微变化也总是在坚持强势美元这一范畴之内。例如，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的这番讲话——“一种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现在的强势美元势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引起巨大躁动，因为它被人们理解为具有这样的含义：我们并不介意看到美元在保持强劲势头的同时略有疲软。但除预先准备好的措辞外，我从不就这样一种变化给予任何解释。

　　1998年6月，我在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作证时所发生的一切很好地说明了市场是何等的敏感。那时，日元与美元之比降到了8年里的最低点：141∶1。日元的疲软似乎达到了一个容易引起麻烦的极点并加重了我们的贸易赤字，因为它使得美国市场上的日本商品更加便宜，并使得美国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场上比日本商品更加昂贵。当时大家关注的更为急迫的事项是：通过对已经身陷困境的亚洲国家的货币形成压力，并通过使中国产生货币贬值的念头，不断贬值的日元可能会加重已经肆虐亚洲近一年之久的经济危机。当参议员弗兰克·莫克维斯基向我询问美国为支持日元而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时，我回答说，干预是“一种暂时手段，不是一种根本解决方法”。我指出，日本货币的弱势反映了日本经济中的根本弱点。为使日元增值，日本人就得着手处理他们的根本经济问题。

　　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在关注日本时，我错误地以一种极其严肃的学究方式来讨论干预问题。坐在我旁边的拉里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道：“鲍勃——日元（与美元之比）在过去15分钟里已达到了14320∶1。我想我们需要来点硬的。”换言之，外汇交易市场正通过解读我的言论而得出结论：我使美国为支持日元而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更小了，接着就在抛售日元。事实上，我的政策观点根本就没有发生变化：我从不热心于货币干预，但我没有排除把他们作为某种手段而偶然加以使用的可能性。

　　读过拉里的纸条后，我赶忙回复到自己平时公开讲话时保持的模糊程度，并澄清这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得出结论，即我在暗示，干预不是一种影响货币短期走向的恰当工具。“主席先生，我们过去经常说，我们将在恰当的时候进行干预，在不恰当的时候不进行干预，但如果运用适当，它始终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

第二部 第20节

　　这并非特别有用的指导，参议员莫伊尼汉立即抓住这一点。他插问到：“你始终知道什么时候恰当、什么时候不恰当吗？”

　　但我的澄清没有没有起到作用。日元在那天继续贬值，跌至1美元兑换14475日元。我们丝毫没有根据日元-美元关系或按货币干预调整我们的政策。但货币交易者在解读我的讲话时无中生有，即使在我进行此番说明后仍然如此：我并没有他们所认为的那种意思。类似于这样的情景表明了恪守纪律的重要意义，也表明——如在汇率问题上——避免引人注目地争论、坚持（使用）精心打造的惯用措辞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货币干预偶尔也可能是明智之举。几天后，随着日元对美元的比价继续下跌，我感觉到，可以使某种货币干预产生效力的那些条件可能已经具备。首先就是，日元-美元汇率（现在已经达到1美元兑换147日元）似乎已经真正发展到了某个极端——日元正接近于自由下坠状态。总是对美元比率放心不下的美国制造商们这下可真的警觉起来了。第二个条件就是，干预会由于政策变化而得到支持。日本官员准备发表一系列声明，支持我们所鼓励的那类经济改革，如关闭破产银行。（他们是否会一直遵循这类承诺则是另一个问题，但他们的公开支持似乎代表着某种进步。）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出乎意料”这一心理因素。如果市场预计到你会采取行动，这就会在市场态势和价格中得到反映，并往往会破坏那一行动的效力。我众所周知的反对货币干预的立场——甚至我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并非故意的坦率直言——在这里就显得有所助益。要使这类举动获得成功，出乎市场意料之外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但我仍然觉得，成功的几率可能还不够大，不足以证明干预的合理性。艾伦、拉里、财政部的几名高级官员和我详细讨论了其中的利弊得失。日本的经济滑坡使经济改革成为迫切需要之事，但这种经济改革似乎是（日本）政府无力完成的。与干预联系在一起的改革承诺必须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使市场做出反应？与往常一样，我对一场不成功的干预可能对我们的信誉所造成的影响感到担忧。但拉里和蒂姆·盖司勒坚决认为，很大程度上由于亚洲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我们值得为支持日元而进行的干预行动冒险。在经历多个小时的讨论后，他们说服了我。

　　这个决定表明了与决策有关的另一个要点。尽可能拖延做出决定——拉里把我的这一偏好称为“保留可选择性”——虽然可取，但市场不等人。就在我们的讨论持续到晚上的时候，在远东，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我们必须在东京市场开盘前做出决定。如果我们在纽约市场第二天早上开盘时才做出决定，那就太晚了。因此，非但不能持续进行我们的考虑以期待新的信息或新的深刻了解，我必须果断做出决定。

　　在这个事例中，干预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外汇交易市场的心理显然受到影响。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财政部在外汇交易市场上的代理机构——把20亿美元兑换为日元时，货币交易者们大吃一惊，汇率一路回到1美元兑换136日元。与日本经济缺陷有关的重大问题依然存在，但日元再也没有跌至那个夏季的水平。我们极少进行干预，但我们的每次干预都有成效。

　　财政部长生活中的另一个固定因素就是股票市场。随着我对财政部工作的逐步适应，我个人认为，过度投资行为可能正在形成。美国的牛市始于1982年。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投资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看重投资于股票的风险贴息。人们开始相信：股票会合情合理地从任何下跌中迅速反弹——正如他们从1987年10月的迅猛下跌中反弹一样；在长时期内，股票始终比债券走俏；如果你握有股票，它们的风险是最小的。日益繁多的电视财经新闻和诸如《道琼斯指数36000点》这样的书名——该书出版时，道琼斯指数大约为11000点——表达出金融市场的欣喜之情。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那些人所持有的态度令人想起我所了解的成长于大萧条时期的那些人。我们父辈中的许多人从未失去就投资于股票市场所持有的谨慎心理，就我同辈以及更年轻一些的那些人而言，许多人同样不敢过于乐观。

　　我认为，始终与股票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实质性风险依然如故。从1964年的最后一天到1981年的最后一天，道琼斯工业指数起伏巨大，但收盘价大致未变——意味着如果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它实质上是下降了。从持续时间看，我们现在的牛市与此类似，而在这样一个持续时期后，有可能经历一个长期的股票运作较差的时期。在日本，在众所周知的不同环境中，从1989年到2003年，日经工业指数的价值大约降低了3/4。

　　许多新投资者不熟悉股票，他们正依据过于简单的——以及最糟糕的是，完全错误的——理论进行投资。就拿这个假设来说吧，即：从长期来看，股票比债券看好。从历史记录看，的确如此，尽管“未来与过去类似”也仅仅是一种假设。此外，一旦意识到这种现象：股票相对于债券价值过低，投资者就会通过市场定价扭转这一局势。暂且不谈这个问题，适用于市场聚合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任何一个投资组合，后者受制于特定公司的业绩。对股票一般意义上的偏好无法帮助你理解定价或明智地选择投资。而且，购买股票指数基金并在几十年或更长时期里持有股份，这极有可能赢得明显高于债券的回报，历史也同样表明，市场可能在长时期里提供低于平均标准的回报。即使这种将股票与债券加以比较的理论是正确的，也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有某种足够持久的时间范畴以从这种可能是相当长时间的投资中获利——例如，你可能打算退休后的5年或10年里靠储蓄生活，或者你不具备某种心理承受力，能忍耐长期不得收获的局面。后来，在牛市达到顶点期间，在就建立个人权益账户、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而进行的政治辩论中，所有这一切都具有相关性。

　　这样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股价过于攀高——纳斯达克指数近乎达到疯狂的程度，我随之日益担忧，突然跌回历史定价水平可能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损害。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见解与股市水平无关，而是涉及可能出现的严重的过高定价——这会对经济构成更重大的风险，我就此能做点什么呢？在道琼斯指数被不断突破之时，艾伦、拉里和我谈论了这个问题。对正在进行投资的公众提出警告，这个方式可能看似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我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公共官员不应评说股市水平，而且，当股票相对于历史趋势显得价值过低时，也不应这样做——正如当他们显得价值过高时不应进行评说一样。财政部长充当市场评论者，按其本人当前的认识挥动绿旗、红旗或黄旗，这实在是一个坏主意，原因有四。首先，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见解，没有人可以断言什么样的股市水平是正确的——或市场是否被估价过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宏大牛市期间，就我个人而言，道琼斯指数在距最后达到的顶峰还有几千点时我就开始警觉起来，而我认识的一些非常精明的人也多次担心行情下跌。那次的判断错误提醒我，这次我（的判断）也完全有可能是错的。

　　其次，我认为自己发表的任何评论也许都不会有什么收效。一个值得汲取的教训发生在1996年12月5日，艾伦·格林斯潘当时发表的讲话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言辞方面的问题，他其中讲到：“但就后来开始遭遇始料不及的、长期的经济紧缩的那些资产而言，我们如何知道并非理智的欣喜先前是在什么时候不适宜地使他们升值的呢？”我不能确定，格林斯潘甚至会有就股价表达某种观点的意图。但市场认为，“并非理智的欣喜”这一措辞是有意而为，道琼斯指数第二天从6437点下降到6382点。接着股市恢复了牛市的走向——又攀升了5000点。艾伦那番话惟一持久的影响就是，他的名字将来有可能因此而成为《巴勒特日常语录》的词条。

　　第三，我认为，试图通过言辞来影响金融市场，这类举动不仅不会产生作用，而且会损害评论者个人的信誉——因为熟悉情况的人们会了解到，他并无特别的真知灼见，也因为他几乎肯定会屡屡判断错误。由于有损于政策制定者的信誉，这类举动可能会破坏人们的信心并给经济本身造成损害。最后，估价过高的股市的逐步下跌可以被迅速化解。但如果一位官员的言论引起——无论什么原因——股市迅速而实质性地下跌，那则具有经济上的破坏力。

第二部 第21节

　　另一方面，在演说和电视访谈中，我则谈一些似乎是适当且有益的问题，也就是建议投资者充分关注风险和估价并对此表示担忧：人们放松了对这些克制性原则的遵守。在我看来，无论市场状况如何，进行这类劝说似乎是一种合理取向，而且没有那些就市场水平进行评论所产生的不利之处。

　　与我们的日本同行极其不同，艾伦和我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不就股市发表评论，而他们则往往认为，决策者应该管理市场。我记得与日本通产相进行的一次双边会晤，期间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股市是否过于强劲。这位日本官员对我说：“为什么你们不使股市降下来呢？”显然，政府行为——包括金融和货币政策——的确能影响股市。但日本（官员）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引导或——就汇率而言——通过干预来影响市场。我以及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认为，众多参与者的客观判断引导市场。从长期来看，股市类似于外汇市场，往往是基本经济环境的反映，尽管他们有时也从这个或那个方向偏离一般规律，有时还持续偏离。在任何情况下，在长期以及短期内，市场按自己的规律运行——政府官员施加的影响至多只能产生转瞬即逝的效果。正如我经常对克林顿政府中的其他人所说的，“市场自然涨落”。某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而另一些人则视之为最明显不过的自明之理。

　　尽管如此，一位财政部长可能很少必须要就股市非同寻常的剧烈变化发表评论。1997年10月27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54点，这是那时在单日内产生的最大降幅。促成因素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引发国外股市下跌，这种下跌在美国股市引起普遍担忧，即：这些问题可能会传播到我们这里。另一种心理要素加重了对局势的担忧，这就是：就在10年零一个星期之前，道琼斯指数在历史上遭受了当时最大的跌落，即1987年股市崩盘。人们后来将那一天称为“第二个黑色星期一”。

　　现在，1997年的554点、7.2%的跌幅远不如1987年“黑色星期一”508点或22.6%的跌幅。而且，10年前的那场崩盘倾覆了用于整理和清除各种买、卖单据的那些系统。纽约证券交易所因此而无法正常运转。这一次，市场的单据清理和保护系统的运转要好得多。通过所谓的“断路系统”——1987年股市崩盘后投入使用，交易在那个交易日结束前就停止了。然而，在国内外发生大幅度跌落、市场日益波动的背景下，这次股市下跌使我们感到担忧并在当天一直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就是否发表公开讲话而心神不宁。一方面，我不想成为股市的啦啦队员，因为这样做违背理智、不大可能有效，而且对人们的信心具有潜在的反作用。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和不确定性，这似乎需要有某种令人放心的东西出现。拉里·萨默斯、艾伦·格林斯潘、吉恩·斯珀林和我在经过大量讨论后决定，我应该发表某种声明。我们不想影响市场的方向——也不抱这样的希望，但我们的确想着手驱散某种惊恐氛围。我们仅仅希望，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将以一种平静、有序的方式进行，而不要像1987年所发生的那样。

　　格林斯潘当时待在财政部，我们四人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与财政部其他官员一道起草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该声明称，我一直与其他官员保持接触，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们进行的）这些磋商表明，市场机制（如交易结算系统）正有效地运转着。声明继续指出，“重要的是要记住：美国经济的基础是牢固的，并且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如此）。”作为最后一点说明，我们补充道，伴随着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良好。

　　这个声明的发布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我走下财政部大楼的阶梯，对着众多电视摄像机镜头宣读我们起草的那个声明。接着，我转身步入楼内，没有理会记者们叫嚷着提出的问题。这被视为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各大电视网打断其正常节目播出，对此进行直播。

　　第二天，股市夺回了一些损失，而媒体则表达了这样一种普遍观点：我的讲话起到了一种有益的作用。让这样一个人——他被认为在市场和经济事务方面具有一定信誉——平静地、考虑周全地发表讲话，这可能的确对某种不稳定局势下的心理状态起到积极作用，尽管他的讲话与眼下的市场现象无关。避免就市场进行草率地评论，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建立和维持某种信誉，当真正需要时，他就会有用武之地。

　　鉴于道琼斯指数在克林顿于1992年当选后显著上升，白宫的政治人士常常希望总统以股市的强劲势头居功。我争辩说，通过指明股市的运转良好来证明自己政策的正确，这对总统们来说永远是一种错误。股市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发生起伏，并且可能持续夸大或不充分地反映现实。我有时以这样的论点对克林顿的顾问们进行劝说，即：如果克林顿以股市的上扬居功，那他也会因股市的下跌受责。剑能助你生存，也能导致你死亡。

　　成为财政部长大大增加了我与美联储的交往。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我始终支持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地位，我在财政部继续坚持完全相同的立场。这里的基本逻辑是我们所熟知的：一国中央银行行长具有为反经济周期而采取行动的职责——在经济下滑期间促进增长，而在强劲的增长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危险时限制货币供应。后一项任务本质是不受欢迎的。历史上任职美联储主席时间最长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说过这样的名言：美联储主席就是那个在派对刚要开始时就把潘趣酒碗拿走的家伙。因此，美联储主席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任期——其任期的确也是固定的，而不是由总统加以任免。这有助于使他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1993年前，总统和财长有时就美联储在利率问题应该做什么发表意见，并且有时还试图以各种方式对美联储主席施加压力。相对而言，比尔·克林顿始终坚持不公开评论美联储政策这一原则。每当白宫有人提出相反的建议时，我就会争论说，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公开）评论是一个坏主意。首先且最根本的是，美联储有关货币政策的决定应该尽可能不受政治考虑的影响；其次，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显而易见的尊重可以巩固总统的信誉、经济信心以及对我们金融市场的健全所持有的信心；第三，任何这类想法都可能影响到债券市场，即：美联储主席处于那种可能对美联储行动产生影响的政治压力之下。前往财政部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另一个因素：我们建议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比索危机期间的墨西哥），应该使他们的中央银行行长不受政治压力影响。试图对我们自己的中央银行施加政治压力，这就可能破坏我们给别国提出的那种解救方法（的可信度）。

　　无论总统就公开评论美联储一事持有什么样的哲学，他们每一位私下可能都对他抱怨不止。就任何不让经济增长得更快一点的决定而言，人们事后自然可能对他品头论足，尤其是当这样一个决定产生于选举临近时。即使就在原则上和实践中都尊重美联储独立性的克林顿总统而言，幕后讨论有时也变得相当激烈。1994年，白宫中的一些人怀疑——完全错误地：作为一名共和党人，艾伦·格林斯潘可能正出于某种政治偏见而不必要地提升利率。我回应说，在我看来，格林斯潘似乎正在防止经济过热，以延长复苏。这最终会使总统在政治得益——当他参加1996年连任竞选时。

　　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了格林斯潘在1994年采取的那些行动的正确性。但这类针对政治动机的怀疑——尽管在这件事上没有被证明为具有合理性——但留下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美联储主席不断犯错或办事不力或为政治动机所驱使，人们该怎样办，而且谁该做出这些判断？就格林斯潘而言，我们显然从未陷入必须面对这些难题的境地，但这些问题不是能够轻易回答的。

　　在财政部，我与格林斯潘的私人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了。财政部和美联储工作人员在众多问题上紧密合作，尽管一定程度上有那种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机构间竞争。有这样一个传统：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定期会晤，在我之前的劳埃德·本特森保持了这个传统。于是，我现在每周至少与艾伦会晤一次，在我或他的办公室里共进早餐，拉里·萨默斯不久也参加进来。

第二部 第22节

　　我们的讨论涉及众多问题。有时我们着手处理危机问题（如发生在墨西哥和亚洲的危机）。有时我们会就几个不同国际会议——有关财长和央行行长出席的会议——中的一个进行准备，或者考虑预计会在华盛顿出现的某个问题。但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简单地争论和探究有关美国及世界经济的问题。这些会晤兼有某种经济学研究生研讨班和某种政策计划会议的特色，不时还掺杂着一些传闻。我们以各种当前实际问题及决定为背景来理智地看待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讨论很严肃，但也可能非常有趣——如果你分享艾伦就有关收益曲线的那些玩笑所持有的强烈兴趣。

　　我们三人不断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到1996年年中，经济扩展的势头已完全形成并且仍在继续增强。相对于普遍的预计，增长率更高，失业率更低，而且没有由于工资和物价不断上升的压力而引发通货膨胀。人们在四处谈论“新经济”这一术语，暗示技术进步改写了大家所熟知的规则和限制。一些投资者似乎正陷入“无止境繁荣时代”这种诱惑中，认为经济周期被驯服了，公司永远不会在赚钱方面遭遇挫折，下一次经济衰退永远不会到来。

　　这些都体现了艾伦所称的“并非理智的欣喜”，但其中某些真实的迹象表明，的确发生了某种有利于出现更好情况的变化。在失业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美联储主席的本能反应将会是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但没有通货膨胀上升的迹象。问题在于，与前几十年相比，美国经济是否能够安全地增长得更快——克林顿在我们于1994年举行的各种内部讨论中也曾凭直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尽管当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但克林顿的直觉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经济发展速度的所谓极限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强烈表明，生产率现在又重新加速增长了——由于人们还没有完全搞懂的某些原因，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产率增长严重放慢。生产率提高使经济出现奇迹，使没有通货膨胀的较快增长成为可能。为什么生产率增长减弱，后来又明显回升？理解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增长进行估计，也有助于我们为促进生产率增长制定相关政策。

　　大多数经济学家最初对生产率（是否已经）提高抱有怀疑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艾伦指出，他正在探究的那些数据无法一致起来，除非生产率实质上比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要高。艾伦的长处之一就是广泛关注数据并具有从中得出结论的深刻洞察力。他会在我们的早餐会晤时间出现并问我对最近几车货物——我从未听说过的某种小麦——有何见解。我会回答说：“艾伦，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没有注意到文件中的那个数字，但我的确没有注意到。”他会围绕那个数字提出一个完整的假设。在我们三人中，首先是格林斯潘经过推测得出结论：预计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原因的确在于生产率的增长。这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极限比我们所认为的要高。过了一段时间拉里和我也认可了艾伦的见解。

　　我认为，生产率增长回升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恢复了健全的财政政策。后者有助于刺激使生产率得以增长的那类投资——通过较低的长期利率，增强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并且使更多的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另一个关键要素则是技术进步，这引申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和日本接触到与我们相同的技术，但却没有经历生产率增长的提高。我认为，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第三个要素：美国具有敢于冒险、追求变化的文化和历史特性。该特性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公司，美国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要多得多。第四个要素与第三个有关，即我们有更具适应性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公司能够更容易地从增强生产率的那类投资中获利以及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获得风险资本。日本和欧洲不那么倾向于变化，更多地为结构上的僵硬条款所困，并且没有那么多风险资本。

　　第五个要素也与我们追求变化的文化倾向有关：我们的贸易壁垒相对较低。我最初对市场开放所持有的信念以标准的相对优势论为基础，后者源于19世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戴维·里卡德。该理论认为，如果每个国家在自己相对于别国最有效率的那个领域发挥特长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那么所有国家都将获利。但艾伦有一次提出一个我此前从未意识到的观点。他说，自由贸易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外国制造商对美国内部所形成的竞争压力。为了应对来自于国外的竞争威胁，（美国）公司就得更有效率。贸易促使公司进行重组，并且推动公司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而进行投资。相反，日本和欧洲相对不那么开放的市场保护了公司，减少了促使他们变得更为有效的那种推动力。

　　但美国生产率增长方面所发生的这些看似实实在在的变化可以证明股价巨额攀升——正在发生——的合理性吗？艾伦、拉里和我再次经过推测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某种真实的东西正在经济领域产生，但市场可能正对那种真实的东西做出过度反应。这正如奥地利流亡者、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夏蒙彼得所指出的：有助于产生巨变、提高生产率的几乎每一项发展也会引发金融市场的过度反应。至少在我看来，这种过度反应的倾向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市场是集体行为的表现形式，他们往往在两个极端方向上都没有节制，因为人类的本性倾向于没有节制。

　　我们继续进行的某些讨论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什么可做的，我们这些人——处在现在所在的位置上——能够或应该为减轻这种倾于过度的人类本性做些什么呢？正如前面所论述的，我们都认为，经济政策决策者不应成为市场评论者，或者说，我们不能按日本人以及我国先前某几届政府所试图采取的那种方式——通过公开讲话使市场涨或落——来引导市场。但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某些管理措施在促使投资者严守纪律方面可能会有一定作用，而且一定能有助于保护金融系统本身。公开内部信息这类要求显然是一个着手点而且一般没有什么争议——至少在原则上。但此类机制类似这样一个古老的谚语：你能把马牵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它饮水。如果投资者对风险和定价毫不在意，那公开世上所有的信息也无济于事。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没有真实收益的各公司完全公开了自己的信息，但国际互联网的股价仍然暴涨。

　　鉴于公开内部信息这类要求所能达到的成效有限，我认为，就制约市场过度行为以及缓解这些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而言，限制举债经营也是必要的。多年来，银行和注册经纪人一直被要求具有一定的（注册）资本，以股票为抵押进行借贷时，所有投资者都得服从最低赢利要求。但其他类型的金融制度（包括投机基金）则没有管理举债经营的制约措施——除最低赢利要求外，即使有，也只是与买空或卖空的各种手段有关。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将投机基金当做一类投资者而施加特别的举债经营规则。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尽管随着他们在交易活动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决策者可能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如果被认为涉及某种系统风险的话。但我坚决认为，这些派生交易手段——很少或完全没有举债经营限制——应该以全面的、更高的最低赢利要求为条件。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没有一场危机的情况下，这不会被付诸实施。

　　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加精细的风险管理在经济上是有用的，但当市场开始变得非常起伏不定时，派生交易可能会对整个体系构成风险。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各种技术因素，它们可能促使派生交易操作者突然需要在基本市场上进行买卖以维持适当的投机势态。随着事实上尚未偿付的派生交易量的大量增多，至少可以想像，这对已经遭遇破坏的市场可能造成巨大影响。证明这种潜在可能性的某种迹象在2003年第三季度出现了，利率的突然抑制改变了抵押证券的投机要求。结果就是实质性地使这一抑制更为严重。类似地，在1987年，某些交易者估算“保险业投资组合”，廉价出售股票指数期货，这对1987年10月19的股市崩盘实质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后来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拉里将我对派生交易的担心描述为偏好用木制球拍打网球——而不是人们今天使用的、击球更为有力的石墨和钛制球拍。也许吧，但我仍然希望实质性地减少那种使派生交易成为可能的举债经营。

　　我关注的另一个事项则是贫困和城市贫民区的困境，并把他们当做重大经济问题，而这不大像是一位财政部长的典型做法。我们首次在财政部设立了一个专门关注这些事务的部门，由极其能干和高度负责、在最高法院担任过书记员的迈克尔·巴尔领导。这类问题通常被表述为有关“是否对穷人提供帮助”的争论。尽管这里涉及重要的道德伦理问题，但你不必以利他主义作为处理贫困问题的理由。减少贫困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贫困可能滋生犯罪、造成医疗保健方面的问题，并以其他各种方式增加社会成本，影响非贫困人士的生活。

　　但我很快认识到，推进帮助穷人——尤其是城市贫民区的少数种族——的计划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人原则上反对“政府为穷人提供帮助”这种主意；即使是那些经过精心设计、旨在鼓励工作而不是领取福利的计划也遭遇强烈反对。但穷人难以被动员起来以推进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各种团体在自己关切的事项遭遇威胁时都能施加巨大的压力：环保主义者、劳工、老龄人、商界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团体——但穷人这一团体除外。你不能指望会发起一场支持食品券或城市平民区就业计划的写信运动。

第二部 第23节

　　克林顿政府在该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就是大幅度扩大薪金税收信贷，这是根据税法向低收入工作家庭提供的一种支付，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但相对于问题的巨大规模，薪金税收信贷的增加及其他措施——尽管有实质作用——也只是杯水车薪。而我们采取进一步措施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我们的头两年里，赤字削减和医疗保健改革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在接下来的6年里，国会为这样一些人所控制：他们最为反对政府卷入这些问题。

　　但在克林顿当政时期，我们在与贫困做斗争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随着失业（率）降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数量稳步下降，少数种族的收益也相当可观。在40年里一直呈上升趋势的少女母亲现象最终开始减少。即使在福利改革法案于1996年通过之前，福利补助名册也开始大幅度减少。与其他大城市一样，纽约的无家可归者人数显著减少。克林顿过去常说，强大的经济就是最好的社会计划，尽管他往往要补上一句：这个结论是不充分的。他是正确的。某些人只关注经济，忽视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计划的必要性。另一些人则关注各种计划，忽略一种健全经济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如何）推进新计划并非我们遭遇的惟一难题。一旦我们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如何）守住那些已经记录在案、卓有成效的计划（如薪金税收信贷）就成为一个重大挑战。在没有一个大型工作人员班子或庞大官僚机构的情况下，通过向正在工作的穷人提供某种补助，薪金税收信贷（计划）大大减少了我们的贫困人数，成效显著，这种补助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他鼓励穷人参加全日制工作而不是依靠公共救助度日。在两位参议员——唐·尼克里斯（共和党-俄克拉荷马州）和威廉·罗斯（共和党-特拉华州）——率领下，国会的一群保守分子强调该计划中的欺诈行为，即：没有资格获得该项信贷的那些人正在领取退税，而为了防止对该项计划造成损害，我们不得不以否决1997年与共和党人的税收协议相威胁。欺诈是一个严重问题，已经就此进行了重大改革，而且我们正坚决支持进一步的改革。但薪金税收信贷体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念——罗纳德·里根并不是一位社会计划的主要倡导者，但他坚决赞同薪金税收信贷（计划），因为他强调工作。我们坚持，该计划应该被固定下来，不要被削减或废弃。

　　另一项遭受攻击的计划是社区再投资法案，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这个法案旨在使银行放弃“用红线勾销”——也就是拒绝给少数种族社区发放贷款——的做法。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要获得管理部门的认可，借贷机构必须证明已在自己所在的社区进行了投资。该措施极大提高了城市贫民区获取信贷的可能性和这些地区的信贷量。但1994年中期选举后，我们一直面临各种试图压缩这一计划的举动。一种论点就是，社区再投资法案仅仅是社区和政治团体从借贷机构榨取钱财的一种手段。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社区再投资法案在某些情况下被滥用了，我们依然对就此进行的改革持支持态度。但正如在处理薪金税收信贷方面的问题时那样，我们必须回击华盛顿政治中那种司空见惯的以偏概全伎俩。我们的对手利用一些有关滥用的实际问题，试图破坏反贫困计划的实质内容，而这些计划总体上一直卓有成效且意义重大。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能够保护社区再投资法案以及薪金税收信贷计划。但我不能确定：如果没有我们的否决威胁，情况会怎样？想到这一点，令人冷静了不少。

　　福利改革在这个领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1994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旨在以工作取代福利的立法建议。但共和党人控制国会后就通过了一个苛严得多的议案。在（克林顿）政府内部，情绪高涨。我们中某些人认为，国会在1996年通过的那个议案太过苛刻，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道及社会问题。另一些人则争辩说，共和党人的这个议案与克林顿所希望的非常接近。一些人认为，克林顿重新当选的前景取决于他（是否）签署该议案。

　　总统召集一次由白宫顾问班子中和内阁中相关成员参加的会议。首先发言的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为这次讨论定下了调子。乔治反对签署这个议案。但他说，这是一个折磨人的困难决定，我相信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有同感。否决可能会对1996年的总统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是这样，对依靠福利的那些人来说，后果就会更糟。我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福利改革，但我同意乔治的见解：总统不应签署这个议案。我强烈认为，某些以福利为生的人不能去工作，这出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无论是心理的、生理的、或仅仅由于缺乏工作技能和工作习惯。在我看来，该立法似乎没有充分着手考虑任何这类问题。此外，在我看来，这种观念——削减提供给合法移民的食品券和其他救济金——就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更多地加以平衡——不仅要为从事工作提供更强的刺激因素，而且还要在这样几个方面更加努力：为人们参加工作提供准备和培训，并继续为不能工作的那些人提供某种实在的社会保障网。

　　我一直不清楚：这是否真是一次会议，或者说，总统已经决定要签署这个福利改革议案，只是通过让那些不同意此举的人发表意见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无论怎样，以这种方式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这是精明的政府（决策）程序的体现。让大家进入会议室，给所有人一个就某个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人们强烈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如此无足轻重，随后就会向新闻界抱怨并泄露消息。好几个次内阁级官员的确因为克林顿决定签署福利改革议案而辞职。但如果总统以其他方式做出决定，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内部影响。

　　我从不认为福利问题对克林顿的重新当选至关重要，但我理解该问题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以及其中涉及的政治关切。在我看来，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我国继续保持经济上的强劲势头，这显然是赋予克林顿总统以第二个任期的有力理由。相比之下，我认为鲍勃·多尔似乎不具有候选人应有的广阔视野。我记得在某个星期天看到“本周与戴维·布伦克里交谈”节目对多尔的采访，我当时碰巧是一位嘉宾。约翰·科柯兰问他为什么竞选以及他希望为美国人民做些什么。多尔的回答集中于政治和民意测验而不是他希望带领这个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

　　在克林顿的第二届任期开始时，我必须就去留问题做出决定，如果离去，可能会成为卡内基公司董事长，这是一个涉及众多问题领域的基金会：从教育和市民参与到国际安全和发展问题。总统希望一起讨论这个（去留）问题，并在某晚10：30左右打电话到杰弗逊寓所找我，请我过去一趟。我当时正准备上床睡觉，但还是愉快地服从总统的要求。由于分配给我的秘密特工处人员已经睡觉了，我下楼后朝对面的白宫走去。我向最近的一扇门走去，门房里那位身穿制服的秘密特工处警官问我是否需要他的帮助。我说，“我是来见总统的”，并提到我是财政部长。

　　这个警卫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并把我打发去另一扇门，那里的警卫认出了我并让我进去了。接着我上楼来到总统官邸的第二层，克林顿和我在那里就我的未来进行了一次长谈，期间穿插着对政治的随意讨论、我们对其他一些人的看法以及一些使我们两人都兴趣盎然的政策问题。

　　在凌晨2点以后的某个时间，我最终说道：“总统先生，我得回家了。明天我还要起床并从事工作呢。”

　　克林顿说：“好的。谢谢你过来。”

第二部 第24节

　　但有一个问题。我离家时没有把钱夹带上。

　　 “你能借我五美元付出租车费吗？”我问道，“明天我会还你的。”

　　克林顿说：“这个，我没有带钱。也许希拉里有一点。”但她已经睡了，而克林顿不想叫醒她。

　　我建议从秘密特工处人员那里借钱。于是我俩向他们请求（借钱），但他们立即主动提议开车送我回家。如果留下来，我有可能得到另一个职位。利昂·帕内塔将回加州，总统需要一位新的办公厅主任来管理白宫。利昂试图使我相信，我应该接替他的位置。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我在很多年里一直认为，担当总统的办公厅主任——使你处于美国政府的核心并使你实际上参与所有事务——将会是美国最具吸引力的工作。虽然这已经具有了某种现实可能性——超乎我最大胆的想像，我知道自己不会抓住这个机会。

　　从抽象意义上看，这个职位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吸引力，但我认为，无论对我或是对总统来说，我担当办公厅主任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当你是白宫办公厅主任时，你可能会有效倡导自己的见解，但你终究是总统的私人助理并深深卷入他所有的政治中。我读过一些有关前几届政府如何运转的书籍，通过他们以及通过在白宫的亲身工作体验，我了解到，办公厅从抽象意义上看，这个职位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主任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在凌晨1点接听电话——内容则可能是总统临时随便想到的任何事情，还要处理总统就自己不喜欢的报刊文章所提出的抱怨。正如厄斯金·鲍勒斯曾对我说过的，你也许是“主任”，但你仍然属于“助手”。我不能想像自己听凭某人调遣，即使此人是一位像克林顿那样为我所喜欢和尊敬的总统。而且，在经历了4年的那种往返于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生活后，我不想要一个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最后，这个职位所涉及的政治渗入程度比我所希望的要高。在财政部，我能够更集中关注一些自己有深刻体会的政策问题。

　　于是我把自己排除在被选范围之外。但这留下这样一个问题：谁该成为克林顿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呢？帕内塔的副手厄斯金·鲍勒斯已经辞职回到北卡罗来纳州从事自己的金融事业，他给我打来电话，试图说服我接受这个职位。我们经历了某种阿方斯-加斯顿程序：厄斯金认为我该接受他；而我则认为厄斯金应该这样做。他不想回到华盛顿。但厄斯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由于倾向于他回来，他觉得要么必须找到总统中意的其他人选，要么自己接受这个工作。厄斯金略带勉强地同意成为克林顿的第三位办公厅主任。但我也付出了代价：厄斯金想让在财政部担任我的办公室主任的西尔维亚·马修斯成为他在白宫的副手。

　　与此同时，我知道拉里·萨默斯也在考虑离开。有人给他提供了一个高级学术职位，他也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主要候选人。这促使我认真考虑辞职一事。财政部是由拉里、西尔维亚和我管理的一支队伍。西尔维亚实际上是我们的行动总长；拉里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大量知识上的指导并发挥了重要的管理作用。两位都是超级明星，具有应对华盛顿这个十分危险的环境所必需的政治智慧，而且，并非不重要的是，我们相互之间有一种令人惬意和愉快的关系。也许我能够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新班子，也许不能。无论无何，我在财政部的生活将会有很大不同，而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想完全重新开始。我注意到，自己度过了4年美好时光，而且在华盛顿，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彻底变化。纽约也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包括又能与家人待在一起。

　　但如果我能说服西尔维亚或拉里留在财政部，留任就会变得更具吸引力。西尔维亚愿意留下，厄斯金也愿意让她这样做——尽管带有很大遗憾，但我不想阻止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认为，更好的选择就是说服拉里留下，对本届政府来说，他十分重要，但人们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与公司的情况一样，政府最高首脑通常对第二把手持有某种复杂态度。某些人认为，一位强有力的副手会喧宾夺主并使自己显得软弱。我看见过（有些）首脑们遵循某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直觉，防止能干的副手接替自己。但我一直持完全相反的见解：拥有一位智慧过人、处事灵巧的副手极大地提高了财政部的效能。我还认为，这使我增色不少，同样地，我认为自己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副手吉恩·斯珀林的卓越表现为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我本人增色不少。在两年的时间里，拉里和我伙伴似地协同工作，共同分享财政部因其成就而获得的声望。如果我在克林顿的总统任期结束前离开，我认为拉里可能会是最佳继任人选。

　　于是我想出一个相当复杂的提议，以使拉里愿意留任。我告诉他，我打算再待两年。我会设法使总统同意：如果我继续在其第二届任期内任职两年，他会接着提名拉里成为我的继任者——当然，前提是总统仍然与拉里相处融洽。如果不到两年我就离开，就会出现律师们所称的“可驳回的假定”那种情况，这仍然有利于拉里。如果我决定待得更久一些，拉里到时可按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拉里开玩笑说，如果发生某种戏剧性事件，从而使我两年后不可能离开，那他会表示理解。我们两人都就此大笑起来。正如事态发展所表明的，发生了两个这样的事件：全球金融危机和总统弹劾案。

　　没有什么具体的担保措施。我可能决定一直干下去，或者总统可能干脆就会说，无论如何，他就是对拉里担任财政部长感到不自在。但我们原则上有一个协议。但要使它产生效力，绝对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就我所知，知道这一安排的人除了总统、拉里和我以外，就只有副总统（他的同意必不可少，并且他给予了同意）、厄斯金、西尔维亚和朱迪。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该谅解丝毫没有被泄露出去，这可真了不起。

　　在拉里留任的情况下，我请求迈克·弗诺曼接替西维亚担任办公室主任。迈克是在我调任几个月后从国家经济委员会来到财政部的。他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拥有哈佛大学法学学位——他在哈佛一直是《法学评论》的一名编辑；他才华出众，对政策问题有浓厚兴趣，并且具有良好的实际判断能力。与西尔维亚一样，迈克为人坦率，善于与大家协调工作，管理上富有成效，而且还有一种冒失唐突的幽默感——唉，有时甚至针对财长。一个最近的事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我竟然一度被列为艾尔·戈尔的潜在竞选伙伴（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排在一起）。弗诺曼评述说，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候选人名单：戈尔和我在台上会争着去亲吻那些美女。

　　对财政部来说，（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很快带来一个危机，他涉及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之一：收税。回过头来看，我们自1997年以来在国内收入署问题上与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争斗简直就是我所了解的华盛顿大多数东西的缩影，这些东西包括：管理的极端重要性；政府有效管理的复杂性；在多数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预计有关问题何时会爆发为政治冲突；需要以能够产生共鸣的方式来表述问题；媒体具有塑造政治议事日程和推动事件发展的实力以及最后一点：应对公共部门的一场政治风暴要面临各种挑战。

　　在去华盛顿的几年以前，我剪贴并保存了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在1979年辞去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后对《财富》杂志的一次访谈讲话。布卢门撒尔说，相对于私营部门，政府部门往往不那么认真对待管理问题。与首席执行官不同，财长们不会因为管理好了财政部而为人们所称道。但我对管理有强烈的兴趣并非常关注财政部的管理问题。我能够招募到麦克金斯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南希·基勒佛担任负责管理事务的助理部长。南希具有处理这类问题（如财政部自身的预算）的卓越经验及技能，在现有规则的基础上为雇员创造了灵活的奖励机制，并改进了培训及人事方面的惯常做法。

　　在我担当财政部长的头两年里，我们在管理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部内的最大机构：国内收入署。当时，它最广为人知的一个问题就是一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成效的自动化尝试。这个技术上的失败与该机构管理方式方面的更为一般的问题有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内收入署署长一直由税务律师担任，这样的人通晓长达9500页的税法中的各种复杂细节。拉里·萨默斯召集了一个工作小组来集中研究这个不稳定的技术项目，他使我确信，一个像国内收入署那样庞大、复杂、而且重要的组织需要一位精通管理而不是税务的首席执行官。在克林顿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拉里和我花了大量时间与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面谈。我们最中意的人选是查尔斯·O罗索蒂，他曾管理过位于弗吉尼亚的一家大型咨询公司，是一位信息技术专家。

　　我们努力着手处理罗索蒂就这一职位提出的各种担忧，包括这样一种担心：出于政治原因，我们会承诺在一夜之间彻底改革国内收入署。罗索蒂和我们都知道同样的东西：该机构问题重大。雇员的士气低落并在进一步下降。我们担心，由于其技术陈旧，对联邦政府95%的收入进行处理的这个系统可能会崩溃。

第二部 第25节

　　就在我们悄悄研究此项（技术）尝试的时候，另一些人则开始更加公开地表达意见。参议员鲍勃·克里组织了一个关于重构国内收入署的委员会，他举行的听证会变成了一个讲坛，利用人们对国内收入署的怨言作为反对累进收入税本身的证据。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阿梅（共和党-德克萨斯州）来到该委员会，为支持自己的一律税作证。保守主义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被纽特·金里奇推选为该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之一，他试图把这些听证会变成对国内收入署的一种调查，即：国内收入署是否从政治目的出发而把诸如基督教联盟这样的保守组织列入征收对象——一项毫无根据的指控。大约在这个时候，贴在汽车保险杠上、写有“支持国内收入署-投民主党人的票”的宣传广告开始出现了。

　　克里参议员设法抵制某些保守分子的这类举动：试图将这些听证会变成某种反对税收、反对政府（作用）的讲坛，但成效有限。他也利用听证会来推进自己最偏爱的那些构想中的一个：把国内收入署从财政部分离出来。我认为，这种周期性地反复出现的观念——把政府各组成部分分解成一个个独立单位，各自对相关的委员会负责——似乎会成为一种方案，旨在建立不那么具有责任制——因而也就不那么具有效力——的政府。就这里提到的事情而言，一个委员会将永远不会具有财政部可能拥有的那种知识以及对问题关注的连续性。与人们论证时提出的类比——私营部门的首席执行官——不同，一位独立的国内收入署署长将不必为自己的股价和持股人担忧。克里和我进行了一些争论相当激烈的交锋，我们彼此都无法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我理直气壮地提出建议：总统（今后）应该否决克里正打算就此问题提出的立法议案。

　　随着罗索蒂签约受雇以及白宫支持我们在建立某种外部委员会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尽管没有达到同意我的否决提议的地步，我们开始感到自己正在获得在国内收入署问题上的控制权。在我们于1997年9月出访中国期间，它远不是我考虑的问题。琳达·罗伯逊（那时是我们的负责立法事务的助理部长）通过（我的）手机告诉我，国会爆发了，当时是夜晚，我正与迈克·弗诺曼和鲍勃·布尔斯廷（他从白宫到了财政部，在政治及联络问题上担当我的顾问）一起步行穿过天安门广场。闪过我脑海的是一个此前尚未意识到的警告信号。回想起来就是：1995年，国会批准我为财政部长后不久，我出现在“本周与戴维” 布伦克里节目上。布伦克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他所听到的针对国内收入署的那些抱怨。我感到惊奇，这位传奇式的华盛顿记者竟会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问题而浪费宝贵的访谈时间，我则用某种非正面的回答把这个问题给搪塞过去了。现在我认为，布伦克里毕竟可能已经把握到了政治脉搏的跳动。

　　当然，我们知道，参议员威廉·罗斯（财经委员会主席）将举行听证会以调查国内收入署的不正当行为。但我们没有想到媒体正在为后来发展起来的那种狂热情绪推波助澜。反对收入税的那些人发现了——或者说找到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罗斯的助手们向“60分钟”节目组预映了他们收集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事件，“60分钟”在听证会开始前的那个星期天播出了这些事件，极度夸张、缺乏客观性。显然，国内收入署的确存在严重问题。但“60分钟”的表述具有误导作用。不久，《新闻周刊》也就国内收入署发表了一篇具有煽动性的封面报道。

　　在三天的时间里，参议院财经委员会让国内收入署雇员成群结队地前来作证。人们躲在隔离板后面，对着音色扰乱器讲话，以防止可能的报复行为。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委员会中真想弄清楚国内收入署有何问题——而不是妖化它——的那些人无法使听证会做到客观。

　　我们无法对这些骇人听闻的报道做出反应——尽管我们想这样做。某项联邦法律禁止公开私人纳税者的信息，除非该纳税者放弃其因隐私权被侵犯而进行诉讼的权利。这种放弃应该是在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前作证的一个条件，但该委员会或媒体都没有向证人提出这种要求。因此，公众无法得知，那些声称自己遭到侵害的人是否在说实话。

　　从某种更理智的角度看，国内收入署在很大程度是一个有效的税收机构，但的的确确存在某些缺陷。问题之一就是，其思维模式过于倾向执法功能，“顾客-服务”这种理念显得不足。但许多人只是简单地拒绝承认这一点，即：要使我们的自愿服从系统有效发挥作用，执法是必要的。某些批评者，如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共和党-伊阿华州）和众议员罗伯·波特曼（共和党-俄亥俄州）真诚关注于使国内收入署成为对纳税人更友善的机构。但在整个听证会过程中，其他一些人则试图利用国内收入署的一些不正当行为来误导人们对整个这一机构的印象。没有人在意这一点：该机构每年要处理2.5亿（美元）的收入，其间并无任何欺诈或贪污行为。一旦这种观念——国内收入署是一个失去控制、无故侵害纳税人利益的机构——扎下了根，处理这个问题时就没有理性和适度可言了。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媒体一拥而上，没有谁认真关注更广泛的背景。

　　我很快意识到，在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中，我们无法有效地对这些指控做出反应，更不用说恢复客观了。戴维·德雷尔对我说，没有人会听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任何言论，除非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国内收入署存在某些问题，我们承诺进行改革。”这与克林顿在预算平衡问题的情况或比尔·林奇在那次纽约晚宴上拒绝批评杰克逊这一事件不同。即使我做出上述承认——我一直这样做，也没有人对客观看待国内收入署感兴趣。我可以雇用一支游行乐队，大张旗鼓地宣传我的见解，但没有人会理会。

　　问题在于，当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某些人的确有这种遭遇时，如果一位政府官员试图讲述更完整的背景，人们是不会倾听的。当一位纳税人起身讲述国内收入署执法人员如同恶棍的行为时，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讲述这一点是绝对没有吸引力的，即：102000名国内收入署雇员中的绝大多数正小心谨慎地运用一部极其复杂的税法，某些错误——甚至某些不当行为——在所难免。在整个进程都于己不利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勇气的美国参议员也不能够客观对待这样一种论争。他只会被一种走向错误立法的恶劣进程所倾覆。

　　在任何这类激烈的政治争斗中，我从未搞懂的是：为什么没有某位富有进取心的记者出于私利去探究故事的另一面？在一场一边倒的争论中，试图以理智声音说话的那个人似乎完全有可能登上头版或在电视上处于显著位置。某些记者最终写了一些客观报道国内收入署的文章。但大多数报道几乎完全是一边倒，至多是在带有煽动标题的那些文章中藏有一两段起平衡作用的段落。

　　在私下里，我的确设法提出这一点：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在我与罗斯参议员一次会谈中，后者指出，应该“决不容忍”国内收入署犯错。我说：“比尔，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中哪一天是没有犯错的。国内收入署有10万人——你打算怎么办？我敢说，甚至你有时也犯错。”罗斯笑着说：“是的，我们都会犯错。”但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方针。

　　由于有了这些听证会和媒体报道所造就的氛围，国内收入署改革法案成为不可否决的了。在我从中国返回并与厄斯金和白宫办公厅的其他一些人会面后，在场的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否决共和党人的这个议案是不明智的。但由于国会的民主党领导层对一项肯定获得通过且没有总统否决威胁的议案表示支持，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谈判筹码。但财政部的几位主要官员决定坚持一下。我沉浸在技术细节中，几乎像一个高级助手那样与国会议员和助手们一起工作，以改进该议案。尽管我们缺乏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我们能够为最终形成的法案做出重大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先前在改革国内收入署问题上与认真对待该问题的立法者协同工作所获得的信誉。尤其是，在这场政治风暴逐渐平息下来后，我能够与两名最大程度参与该议案的众议员——共和党人罗伯·波特曼和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本·卡丁——就关键问题以一种全新的、非政治的方式协同工作。在这个事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另一位国会议员则是民主党众议员斯特尼·霍伊，他在原则上支持我们——当时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总统的政治技巧也帮助了我们。在众议院于10月通过一项议案后，参议院共和党人没有在国会秋季会期结束前迅速通过该议案，这给了总统一个有利时机。它们也许打算把这一问题带入1998年，在时间上更接近中期选举。但将该议案拖入新一个国会会期，这减弱了攻击国内收入署的政治能量。此外，克林顿总统利用这个拖延，以软的一手来弱化这个问题，他称，不可以使该议案在参议院被搁置起来，并且在其国情咨文中呼吁共和党人“把通过两党一揽子议案当做你们的第一要务”。这可要点胆量，但有助于降低政治热度。

　　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7月签署的那个议案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尤其是那些阻止或防碍执法的条款。自我离职以来，出现了许多新闻报道，它们涉及该改革法案所造成的那些问题。当时支持该法案的那些人现在“震惊”地发现，执法（能力）正遭受严重（削弱）。这样一种后果也许不是有意造成的，但却是完全可预见的。正是当初首先没有客观看待这一问题的新闻机构现在在抱怨（该法案）产生的那些问题，没有承认自己（在促成该法案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个事例就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指责国会议员们“打击并削弱了”国内收入署——这是事实，但忘了提到《邮报》自己以及其他新闻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围绕）国内收入署的这场战斗消退后以及在经历了墨西哥（危机）、债务限额危机和预算战后，我们认为，财政部也许可以享受一段相对正常的时期了。但不会是这样。在几周时间里，我们开始接触到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结果表明，相对于我们大家就我们在职期间可能遭遇的各种危机的预计，这场危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处理起来更加复杂，而对美国经济的威胁也更大。在不确定的世界危机边缘的世界第八章危机边缘的世界

　　我曾告诉拉里·萨默斯——更为重要的是，告诉我自己，我可能将在总统第二个任期的中段——最好是1998年的某个时候——离开财政部。正如事态发展所表明的，两件事情阻止了我这样做。第一件就是始于1998年1月、长达一年之久的弹劾战。我不想使总统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无论我就自己的离职做出何种解释，在1998年，人们对我辞职的各种解读都有可能给克林顿造成损害。我的离职还有可能会增加总的不确定感，这又可能给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阻止我离职的另一个事件则是亚洲金融危机，它始于弹劾冲突几个月前，是由一种不起眼的货币（泰国铢）于1997年7月的贬值所引发的。自越战以来，几乎没什么美国人关注泰国，发生于该国的这个看似不大引人注目的事件却引发了一场重大金融危机。处理这场危机的大多数实际工作落到财政部身上。作为部长，我公开代表美国的反应，我的离职可能会对信心造成影响。由于拉里所具备的能力，这一局势显然需要我们二人完全投入，避免领导层发生变化可以使我们的处境更好一些。

　　人们通常所称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它于1997年夏始于亚洲，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传播到远至俄罗斯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在新兴市场以及甚至在工业化世界，都可以感觉到危机产生的影响。从整体上看，这一事件给全球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威胁，并给受影响的那些国家造成巨大经济困难。在美国，资本市场在1998年秋似乎处于停滞下来的危险中。在俄罗斯发生债务拖欠以及一项巨大投机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大量投注于全球资本市场恢复正常）——几近崩溃后，即使是美国财政部债券（世界上最安全、最容易兑现的流通手段）市场也遭受打击。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除那些拥有最佳信誉的公司外，所有公司都被冻结出债务市场。这也许是那几个月里——不断加剧的金融动荡在这期间看似会危及整个全球金融体系——最富戏剧性的时刻。

　　从某种意义上看，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为理解处于危机中的经济所发生的情况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我们在墨西哥危机期间的担忧——某种金融传染病会肆虐全球——没有实现。但就这一次而言，我们所担忧的那种场景成为了现实。从在泰国发生以后，这场传染病猛烈而不可阻挡地蔓延。我们的利益与正在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但与两年前处理墨西哥危机时相比，美国处理这一危机所具有的自利在国会和美国公众看来并不明显。

第二部 第26节

　　几年后回过头来看，我开始赋予在那几年里发生的这场全球危机以越来越多的重要性。世界经济在那期间所发生——或者更为重要的是，所没有发生——的一切使我们不仅意识到损害程度，而且意识到我们与更为严重的灾难的接近程度。金融市场为人类本性所驱使，倾向于没有节制。这意味着某种周期性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理解上一次危机所发生的一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就未来的危机进行预防和做出反应。这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在财政部首先关注的就是这场危机的金融方面以及他们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但在事实和数字后面则是巨大的人道成本——人们失去工作和积蓄，而且，在遭受打击最严重的那些国家里，人们陷入贫困。

　　在每一个严重遭遇危机的国家——泰国、印尼、韩国、俄罗斯和巴西，恢复信心、重建金融稳定以及恢复经济增长的问题完全超越传统的宏观经济范畴。在我们就不断扩展的金融危机问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家协同工作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处理一些一位美国财政部长通常不会涉及的问题——韩国的劳工运动、印尼的腐败以及形形色色的俄罗斯政府成员的诚意。在这种形势下，外交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区分模糊了，尽管政府内部（国务院、财政部）的决策结构仍然由那些传统界线确定。经济决策者还需要了解各种问题——人们没有预计到这些问题会成为我们工作范围的一部分。这种需要——迅速掌握这些意料之外的问题所涉及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把我带回自己担当套购商人的那些日子，那时我会一头扎进自己对之一无所知、但对大型公司合并具有潜在影响的那些问题中：从铁路路基条件到对罗得西亚的制裁。

　　当然，我对此次危机的观点仍然是美国式的，是建立于我在财政部工作的基础上面的。尽管我们相互影响甚大，但其他人们——无论是其他国家政府的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的经验和见解无疑会与我的有所不同。我认为，那些年里所发生的事件使我产生了四点重要认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由贸易与资本市场的极大整合而产生的国际相互依存，而我们对这种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却了解甚少。我记得巴西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在1998年10月告诉我说，他们国家货币遭受打击，利率高于以前，而部分原因却竟然是由于俄罗斯杜马拒绝增税，他觉得很难对其国人做出解释。全球危机突出了这样一个现实：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遥远国度出现的繁荣可以为其他地方创造机会，但是，千里之外的国家出现经济结构的不稳定也会在本国产生不确定和不稳定。一个国家的成功可以给他国带来财富，但其失误也会使他国处于险境。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相互依存的现实引发出第二点，也就是有效治理——国家或跨国的——的极端重要性。从很多方面看，我们所熟悉的表述——“政府”与“市场”间的冲突——是错误的。市场经济需要有一包括一个法制合理的框架、教育、社会保障网络、执法等内容的一整套职能，而这些职能市场本身是无法有效提供，只有政府才能充分着手执行的。另外，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但越来越多的问题具有跨国性质。例如，贸易和资本流动、某些重大环境问题、恐怖主义以及某些公共卫生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政府才能得到有效处理。此外，有些人提出，世界经济的那些强制性规则夺走了自己国家政府的权力，因而全球化意味着国家政府重要性的降低。在我看来，情况恰恰相反。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对他国都具有潜在影响，这意味着国家政府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效力，产生的某种破坏性影响是可以超出其国界的。而且，无论一个国家经济政策是好是坏全球资本市场都会做出反应，这样国家行为的影响力就增大了。

　　第三点就是，发生信任危机、资本开始逃离时，单有货币或政策改革是无法扭转局势的；两者都是必要的。政府需要实施强有力的改革计划，以使国内外的债权人和投资者相信：留下来符合他们的利益，增长和稳定将会恢复。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着手处理长期存在的软弱无力的银行系统或腐败现象等结构性缺陷，因为这些缺陷已令人无法容忍并已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同样，汇率和利率也必须调整到一定的水平，国内储户和国外投资者对继续获得足够收益都抱有信心。但资金也是需要的资金。对一场金融危机的有效国际反应则是把与持强力政策与为使那些政策产生效力提供足够资金兼而有之——阻遏市场溃散、创造信心——同时又使政府能够对包括赤贫者社会保障网络在内的一些基本计划予以支持。这同样是十分需要官方资源——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有些情况下是直接来自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政府的捐赠——的领域。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处理这场危机可资利用的那些手段不如市场那样现代。这些手段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源及政策经验、美国总统、美国政府以及我们七国集团其他伙伴的深入参与、众多受影响国家的有胆识的领导层以及世界各国协同工作的能力。经过共同努力，我们最终成功地制服了金融市场的混乱，但在此之前，这场危机已经对世界各地新兴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使无数人深受困苦。所谓的国际体系“建筑”是需要进行某些改变的，以便完善危机预防和反应（机制），更为有效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处于危机处理的中心地位，但是它在近60年前为促进稳定而建立时，世界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在国际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贸易而非资本流动。它非常出色地适应了全球化的挑战，但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预计，这一改革进程——当这场危机仍在肆虐时就已经启动了——将是复杂而长期的。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众多问题上仍然需要研究出更好的改革途径。

　　亚洲的第一个燃点就是泰（国）铢在1997年夏的崩溃。我称之为“燃点”，这是因为发生在泰国的事情完全有可能在其他众多国家发生。在整个发展中世界，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逐步严重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来自发达世界的投资和信贷一直在快速增长，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增长势头和经济现代化步骤做出的反应。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国有产业私有化并开放自己的市场、参与竞争。但这些投资和信贷也是某种过度投机的典型事例，当投资者沉迷某种想法并失去自制力时，他们就会停滞。

　　一段时间后，这些过度行为变得日益明显。到1997年，主导新兴市场投资者的那种思维模式类似于投资于牛市的股市投资者的心理状态。对风险的顾虑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投资和信贷流入那些仍然具有许多缺陷的经济中。这些缺陷包括某些传统的宏观经济问题，例如那些实际上与美元挂钩的、过高估价的汇率以及不适当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但他们还包括某些结构性缺陷，例如欠发达且规制不力的金融体系、存在于某些国家的治理及腐败问题、金融透明度的缺乏以及各种起反作用的规制、劳工及贸易制度。投资和信贷无节制地流入这些具有薄弱环节的国家，这就会引发危机的爆发。泰国只是碰巧成为易燃混合物首先爆炸的地方。

　　泰国在1997年存在的那些问题的许多具体细节反映了墨西哥在1994年底所存在的那些问题。泰国存在巨大的往来账户赤字——其进口大大超过其出口。他正通过大量的短期借贷来弥补这一往来账户赤字，那时，泰国的银行和金融公司提供这些用于长期项目（包括某种虚假的房地产繁荣）的短期借贷。泰（国）铢与美元挂钩。美元于1995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升值，随着这一情形继续发展，铢过高定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使往来账户赤字进一步恶化。最终，投资者开始不愿提供资金了。在1997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季，泰国政府重复了墨西哥的另一个错误：非但没有使汇率与不断升值的美元脱钩、让本国货币浮动——这就会让市场来决定铢的适当水平，（泰国）中央银行反而试图保住币值，将自己的美元储备用于在外汇市场上购买泰（国）铢。与此同时，该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恶债充斥，处于十分糟糕的境地。由于大量借贷给那些只有美元债务、很少或没有美元收益的公司，银行及其客户非常容易遭受泰铢任何程度的贬值的打击。

　　随着投资者过迟地意识到泰国所面临的风险，过快流入的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出逃。随着外汇储备的减少，泰国政府再也无法保住原有汇率，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我们财政部的几位重要官员在春夏期间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一局势。当时我们认为泰国的情况是某种常见的金融危机——当利率与实际不符、一个国家进口过多时就会发生，我们在详细讨论了泰国面临的困难后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处理这种危机。在10年时间里，泰国经济一直以年平均9%的速度增长。我们认为，在该国处理完这次混乱后，随着增长速度放慢——导致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健全的增长就会恢复。尽管我们一直意识到金融传染病的风险，但我们认为这一可能性不是太大——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仍然非常普遍认为，亚洲地区经济强劲，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然而，由于险情重大，我们支持一项规模大于往常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计划以着手应付由于资金突然逃离该国而产生的金融需要。在考虑这样一个一揽子计划时，我们的确对“道德危险”问题感到担忧，这个问题曾在墨西哥比索危机期间引起很大关注。事实上有两种不同的道德危险问题。第一种与国家有关。大规模一揽子援救计划鼓励国家盲目借贷或采取不合理的政策吗？我对此并不是太担忧，因为正如这场危机本身将会表明的，有关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将）为金融失策付出高昂代价。这种可能性——一个国家可能由于国际贷款而在最后一刻得到拯救，免于毁灭——几乎无法构成经济管理不善的刺激因素。

第二部 第27节

　　另一种道德危险与放款人和投资者有关，更值得严重关切：免于损失会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伏笔。在泰国，部分问题显然一直在于来自发达世界的无节制、无约束的投资。对这些投资者进行“拯救”——尤其是在一个像泰国这样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可能会鼓励放款人和投资者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更高收益时不充分考虑风险，并且可能会破坏市场体系的纪律。在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援救计划时，我们会阻碍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投资者因而会避免承担某些问题——他们促成的——所产生的损失。

　　重建稳定、避免这场危机危险地恶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重要性压倒了上述那种关切。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泰国之间的谈判进入严重关头，问题不在于是否帮助泰国，而在于如何最好地提供帮助。答案就是把官方资源与某种极有胆识的改革计划结合起来，以恢复经济和投资者信心。与其他所谓的“亚洲虎”一样，泰国具有伟大的文化和经济力量，包括某种强烈的职业道德和高储蓄率。但要恢复国内公民和外国放款人的信心，（泰国）政府需要着手处理宏观经济问题以及本国经济中的结构缺陷——不仅仅是其定价过高的货币，还包括其薄弱的金融部门，后者促成了某种以外币为资金的地产和投资繁荣。投资者和放款人现在只单纯考虑泰国经济的缺陷，正如他们过去只考虑其优势一样。只有当合理政策被执行以后，信心——以及投资资本——才会恢复，经济才会复苏。

　　当财政部集中关注一项大型的、与强有力的改革措施结合在一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援助计划时，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认为，我们还应该捐赠额外的美国资源，动用汇率稳定基金——如同我们在墨西哥所做的那样。他们提出，自越战以来，泰国一直是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国，如果美国不为一揽子支持计划提供自己特殊的份额——正如许多国家正在做的那样，这就发出了关键时刻抛弃泰国的信号。该地区有某种这样的感觉。他们还指出，纵然汇率稳定基金在经济上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不主动提供直接的双边支持可能会在政治和战略上产生不利后果。

　　我认为，总体上看，投入美国资金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似乎超过积极影响。我们——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在没有某种美国捐赠的情况下而筹集到的资金足以着手处理泰国的问题。另一点则是，由于所谓的达马托限制条款，我们并未充分使用汇率稳定基金。这些条款是国会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后施加的，旨在就今后向经济上遭遇麻烦的国家提供利率稳定基金进行控制，他们的有效期将在秋季结束。试图动用利率稳定基金的举动会轻易导致某种新的——也许是更严厉的——限制条款。我极力强调一直保留利率稳定基金这一选择，这既是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些没有预见到的问题，也是因为，失去获得这些资金的途径，这本身就可能对信心造成破坏性影响。回过头来看，我认为，保留那种选择总体上是一个较好的决定，但我可能对此举——为泰国一揽子救助计划提供某种双边捐赠——在经济及地缘政治方面所产生的象征性收益关注得太少了。

　　与总统的军事及外交政策顾问们产生的这一分歧还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角色分工。泰国以及遭遇危机的其余亚洲国家使我们面对外交政策及军事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和国防部最有资格处理以及国际经济问题——财政部最适合处理。我们财政干预的两个主要杠杆——对利率稳定基金的控制以及美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关系——都在财政部。我强烈认为不应试图动用汇率稳定基金，并在白宫情况汇报室的一次会议上显得有点不入流。在我就该问题发表了一通讲话后，桑迪·伯杰问我是否准备让总统对该决定施加点影响。

　　桑迪的见解是正确的。事实上，泰国问题的处理属于这类情况：某一机构——在这个事例中是财政部——有必要明确成为主角，但（应该）是在某种机构间协调程序之内。对一场外国金融危机的处理涉及复杂的技术及经济问题，包括对市场和信心的影响。此外，如果泰国在经济上得以复苏，这只会有利于我们的外交及军事政策目标。出于这个原因，总统往往指望财政部在整个亚洲危机期间担当主角，与此同时，吉内·斯泼林领导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桑迪·伯杰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设法确保，在没有经过某种机构间协调程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财政部这些人对这场危机的关注越来越密切——各种讨论持续到晚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其他部门的人员也被更深地吸引到对这场危机的关注中。后来，在危机到达高潮时，机构间协调程序包括每天在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机构之间召开一次电话会议。我们还与其他国家财政部的官员密切合作，并大量依靠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班子——尤其是白宫的丹·塔鲁洛以及国务院的斯图·埃森斯塔德和艾尔·拉尔森——来领导向世界各地领导人和政府提出倡议的努力。

　　最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持泰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筹集了170亿美元——4亿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以及一些双边捐赠，相对于泰国的经济规模以及墨西哥危机前的那些救助，这个数额是巨大的。1997年8月的那个计划规定了经济改革，包括：实质性地重构金融部门、建立某种更具可信度的货币政策制度——旨在为仍在下降的利率提供某种稳定因素以及公开基本金融数据。泰国的这个计划刚开始实施时，财政部不得不处理一个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是否公开泰国政府真实的、极其糟糕的金融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谈判期间得知，泰国政府一直在隐瞒自己进行货币干预——通过在期货市场上出售美元——的程度。这意味着，尽管泰国中央银行在其账面上显示有储备，但几乎所有这些储备都是不可使用的：该中央银行早已承诺在未来将他们拨付给别人，付出的价格现在已极其不利于泰国。当该计划宣布时，我们坚持完全公布泰国央行储备的不可使用性。我们认为，该信息最终必定会被泄露出去，由于将此保密，泰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誉将会受到损害。此外，如果没有真正的透明度，无人会相信泰国金融界的廉正。但这一揭示使紧张的市场更惊恐了。

　　尽管金融一揽子援助规模巨大，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计划没能在9月和10月产生效果，这不仅反映了新近公布的有关储备的坏消息（所造成的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反映了人们对泰国政府改革承诺的担忧。泰国总理关闭了那些破产的金融公司——他们正对该国金融体系的健全造成破坏，但从未完全遵从该计划的（改革规定）。随着执政联盟的瓦解，相关政策也告吹了。总理在几个月后辞职，只是在此时，泰国新政府才开始真正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中所规定的改革条件。也只是在那个时候，投资者的信心才慢慢开始恢复。

　　1997年7月，在泰国将其货币铢与美元脱钩后，金融危机蔓延到整个东南亚。在随后的几天和几周之内，一个接一个国家先后受到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原来被普遍认为稳定良好。在几周之内，投资者惊慌失措地撤走资金，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香港的货币先后受到攻击。当危机开始波及到印度尼西亚时，人们感到非常忧虑，印度尼西亚大约有2．25亿人口，在东南亚是一个坚定地亲西方的大国。

　　到10月初，市场还基本平静，但很快重新出现动荡。投资者的惊慌在香港反映出来，恒生指数作为这一地区实力最重要的股市晴雨表，在从10月20日开始的4天时间内下跌23%。这一地区实力仅次于日本和中国的第三大国韩国也开始承受压力。情况很明显，这一地区出现了严重问题，并可能进一步向外扩散。10月23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股票市场与亚洲各国股市出现同步下跌。然后，我们的注意力被迫转回美国国内。10月27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在闭市前中止交易时，道琼斯指数下跌554点，跌至7161点。我们本来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印度尼西亚危机问题，但转而起草了关于美国股票市场公开声明，由我在财政部大楼前宣读。

　　虽然我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市场层次本身，但我对市场出现的动荡、对亚洲危机会怎样在金融蔓延和损害出口方面影响美国等问题非常关注。亚洲国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市场，当时美国对亚洲的出口占总出口的30%，所占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出口额超过50%。如果亚洲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削弱，美国经济的一些关键行业将会因为亚洲市场萎缩、购买美国商品的能力下降而受到严重冲击。

第二部 第28节

　　在几天之内，10月31日，美国与其他国家一道——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直接提供的贷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印度尼西亚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增加了我们的的双边援助资金。这一次我们与外交政策班子的争论较小。达马托法的限制条款已经过期，我们正在与我们的西方七国集团和其他伙伴一起制订一种框架，通过该框架，各国保证用双边资金作为“第二道防线”；但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已经动用、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计划获得成功的情况下这些双边资金才能动用。这两种情况都使国会攻击我们使用“汇率干预基金”的风险得以减少。而在危机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人们的态度转向使用“汇率干预基金”以恢复信心，显示我们对美国重要的盟友的支持。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仍然陷于混乱之中，而且更大范围的危机也没有显示出消退的迹象。到现在这个时候，世界各地都在紧张地关注着金融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如何应对都在激烈地辩论。随着这一地区另外一些国家陷入麻烦，人们越来越关注该地区实力最大的两个国家日本和中国的立场。50年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并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中国过去一直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美国战略上的敌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没有扭转其经济困境，日本的政策和作为对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中国的政策却在很重要的一些方面促进了局势的稳定。

　　亚洲危机爆发前很长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注意日本的经济弊端。1997年秋我们越来越担心危机有在这一地区蔓延的危险，因而更担心日本对其自身的经济问题处理不力而给该地区造成不利影响。看起来日本正在经受的不仅是一次周期性的衰退，而且是陷入了长期的经济泥沼，而它又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意志。该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过于紧缩，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有成型和不成型的僵化现象，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巨大阻碍。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深深陷入麻烦的日本金融业。日本政府不采取措施关闭破产的银行或要求它们提前清算它们账面上的呆坏账。可疑的贷款通过公司和银行之间密切配合的“财阀”体制扶持破产企业。而由于银行的资产搁死在这些公司里，本来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信贷流动受到了严重阻碍。

　　在我们看来，当时日本能够代表亚洲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整顿其本国的经济秩序。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减慢。1980年代末曾高达39000 yen（日元）的日经指数，1997年11月末已下降到15000点。日本的GDP 占该地区GDP三分之二。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其经济如此的严重停滞使得亚洲其他地区的复苏更加艰难，而且使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危险增大。日本是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主要市场，日元的疲软反映出美元的坚挺，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些依赖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日本银行也是这些国家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但日本银行却在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抽走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通过对其贷款附加事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至少在这些国家需要借钱的时候可以这样。但富裕国家只有通过外交通过在各种国际机构以及诸如西方七国会议等场合进行的辩论，才能在沿着健康的经济政策方向前进方面相互影响。围绕西方七国集团有着大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这方面十分有用。除了人们较为熟知的七国首脑会议，七个最大的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每年都要会晤数次。这些会议——加上要在会后对新闻界统一口径——为相互提出建议和施加某种压力提供了一种媒介。但其对工业化国家政策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日本对美国的预算赤字进行指责，乔治·布什政府中有些人感到不快。我一直认为，日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一问题，因为这些赤字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状况，就像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指出日本经济问题给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困难一样。在1997年至1998年，西方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常常希望自己能办法更多一些，使日本着手处理他的经济问题。这种冲突是这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主权和跨国问题之间存在着的，后果也是熟悉的。有些国家推行不健康经济政策而给别的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很想自己出面对其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愿意其他国家干预我们自己的决策。当然，在哪些具体的环境中选择哪一种政策最有意义，这一问题常常引起激烈辩论。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日本的经济问题上，公开或私下里寻找能够影响日本的途径。在私下，在政府各级部门协调发出的信息，间或也有总统参与，在与日本的双边会谈中强调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在多边场合，尤其是在西方七国集团内，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施加影响。我记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西方七国会议上，艾伦·格林斯潘如愿以偿让备受尊敬的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汉斯·蒂特迈尔和我们一起，向日本表达了这些关注。

　　在公开场合，我谈论日本的这些问题时就相当直言不讳，这些评论总是引起棘手的外交问题。日本是我们的亲密盟友，而且对批评非常敏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为通过公开评论对日本进行影响是合适的，因为日本的政治领导层似乎一直否认问题的存在，而且日本经济的复苏对全球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是在高盛公司工作期间认识到他们这种毛病的。很多日本政府官员的态度看起来就像是交易商面对着自己不断贬值的头寸做祈祷，而这时他所需要做的却应当是，理性地重新评估这些头寸，做出有意义的变革。

　　在政府内部，在关于采取什么措施方面，我们有许多争论。和克林顿政府内的几乎所有人一样，我在对日政策上有点像是鹰派，但艾尔·戈尔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我们在内阁会议室开会，讨论如何说服日本整顿其经济。坐在克林顿对面的副总统语气非常强硬。他对总统说：“我们得想个办法引起他们注意，向他们施加些压力。”戈尔提出了一项影响日本更多人态度的综合战略，具体办法是派美国有影响的人物到东京，公开谈论日本回到正确轨道的重要性。戈尔可能一直想提出一项更为严肃的建议，但这个建议反映出，当一个第一世界盟友糟糕的经济政策会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时候我们所感到的失望。

　　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的一个插曲可以追溯到1997年4月，当时桥本龙太郎访问美国，这是他作为首相首次会见克林顿总统。拉里和我在会谈前向总统做简报，提醒他说让日本面对他自己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我认为克林顿总统并没有怎么对这种威胁日本首相的办法寄予多大希望。但他明白施加压力的重要性，而且他确实也施加压力了。桥本本来就预料将在这一问题上将面对克林顿总统指责。当克林顿总统提出经济问题时，日本首相取出了他随身带着的图表，据说是为了表明日本正面临转机。他说日本经济即将重新开始增长。桥本埋怨说“鲁宾和拉默斯之流”——当时我们两人都在座——公开谈论这些事情，所说的却大谬不然。

　　世界最后的确在没有日本经济的复兴的情况下，渡过了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但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对的，即日本的弊端使经济复兴更加困难，并且增加了亚洲进一步动荡的风险。而且日本的软弱无力反衬出中国为稳定局势所发挥的作用。在日本经济如此疲软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做出不同的选择，该地区这两个大国的作用合在一起将会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当时，中国既不是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也不是主要的贷款国。但它是出口的竞争者，而且中国政府中有些人似乎认为使人民币贬值会使其出口商品更便宜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利益。但这样做将在该地区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在会见克林顿总统、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或会见我时，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多次强调，信守所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人民币确实没有贬值。

　　那些会见给我留下了对中国领导人的某些印象，到现在还一直影响着我的看法。中国领导人是顽强、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的，而且不屈服于压力。不管是对还是错，我也觉得，中国领导人对于被美国和世界认为相对于日本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而感到非常满足。但尽管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在我看来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助于中国采取建设性的经济立场，但如果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倾向于不同的政策，我认为国际压力不会产生效果。在本届政府上台初期，克林顿认为我们与其把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与其人权状况的改善挂钩向中国施压，不如采取一种通过贸易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的战略。

　　总统列举了中苏分裂的历史例子支持他的观点。克林顿说，在中国还非常弱的时候，中国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现在比以前强大了许多，更不可能对美国的压力做出让步。

第二部 第29节

　　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中国政府这种强硬的一面——例如，我们敦促中国增加投资增加进口而非一味增加其外汇储备，缓解亚洲危机时就是这样。后来，在我们就以中国降低关税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提条件与中国进行谈判时我再一次看到了这种情况。就像越来越多的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所发现的那样，中国是会行动的，但不会以直接满足外部的要求的方式，也不会按照别人的时间表。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一支强大而坚定的独立力量。保持一种有效的关系将会极大地有益于我们两个国家。在我们的关系上无疑会出现摩擦——例如贸易有时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认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将会推动我们克服这些摩擦。

　　我们从未想到金融危机会蔓延到韩国。韩国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它是前几十年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受益者。韩国已经从向世界银行借款的发展中国家行列“毕业”，并于1996年在墨西哥之后成为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第二个新兴市场国家。

　　但就在1997年的万圣节，也就是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一揽子贷款协议刚刚达成后，市场的注意力以及我们的关注转向了韩国。最初，人们难以想像韩国的金融业会步印度尼西亚或泰国的后尘，陷入危机。甚至在其面临市场压力时，我们也没有预料到该国会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援助，尤其是因为韩国在年底将面临总统选举。我们所没有认识到的，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韩国银行的债权人们也没有认识到的是，该国的外汇储备几乎已经所剩无几。11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小组开始核查韩国财政状况，该国官员通报的消息让人大吃一惊，韩国政府曾经在账面上所拥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基本上已经用光了。韩国各银行总共仅剩几十亿美元，已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这一突如其来披露出的消息使世界经济开始面临一段严重的危险期。

　　在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的担心达到了顶峰。拉里在纽约召集他的西方七国同事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不断恶化的危机。艾伦·格林斯潘被告知，情况非常危急，而且危机已经影响到韩国在美国的银行。他直接来到我的办公室，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我们的亚洲危机处理小组在我的办公室集合，拉里通过内部对讲机也加入进来。我环视房间，看到了一支才华卓著的公共官员队伍。就在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他们的时候，对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些杰出人物来说，拉里的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人把这支队伍称之为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梦之队”。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小组里每个人都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而且因为我们大家都既在观念上也在实际工作中相互配合。我们这个小组会围坐在一起几个小时，集中讨论这项或那项政策抉择的作用，我们讨论的时候，就像人们在开学术研讨会，气氛轻松，我脱掉了鞋子，拉里解开了领带。我们以一种相互尊重和共同的幽默感对待我们之间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但在制定真正潜在的具有世界影响的错综复杂的决策时，这个气氛轻松的小组又是一支强大的队伍。

　　除拉里和艾伦外，这个核心小组还包括我们仍在任的当年处理墨西哥危机的同事。特德·杜鲁门在80年代初期的拉美债务危机前曾一直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他是这一领域中的传奇人物，对以往的金融救援情况了如指掌。尽管他还在美联储工作，但他再一次成为我们这个小组的事实上的成员，而且后来在他调来财政部工作后成了我们的正式成员。丹·佐利克曾在处理墨西哥危机时做过大量工作，现在还在部里工作。丹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或双边的援助条款持怀疑而务实的态度，他总是强调这种危险，即一项贷款协议的细小之处可能会削弱更大的努力。当年处理墨西哥危机的另一位“战友”是蒂姆·盖斯纳，他一直是一位职业官员，拉里看中了他，并一直大力栽培他，最后把他升任至拉里过去的位置——副部长。盖斯纳对亚洲问题非常了解。他在泰国和印度长大，在财政部工作期间曾一直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财政处工作。蒂姆也天生有一种与他人合作共事能力，具备惊人的常识判断力和本能的政治决断力。

　　其他一些熟悉的同事现在正在发挥新的作用。迈克·弗诺曼在担任我的人事部主管前一直负责处理中东和东欧的经济改革问题，曾在阿尔巴尼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戴维·利普顿在杰夫·谢弗离开财政部去私营企业任职后，取代了他的职务担任我们负责国际事务的首席官员，他在经济学家中有很高的声望，被称为“国之良医”。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时他一直打网球，并常常与拉里争论不休。戴维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了8年，形成了与面临极端金融困境国家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后来他一直与另一位毕业于哈佛的同事杰弗里·萨克斯一起工作，担任负责处理陷于困境国家事务的顾问，其中许多是东欧国家。戴维曾在波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帮助推动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为在代顿谈判达成的波斯尼亚和平协议做出过巨大贡献（沃伦·克里斯托弗在为这一协议谈判而焦头烂额时曾打电话特地告诉我，戴维是与他工作过的人当中最优秀的，他谈了很多他与戴维的事情）。戴维的态度典型地反映了我们这个小组的风格。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高度负责，而且极其认真，但他没有使自己过于焦虑。

　　负责国际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助理部长（蒂姆过去的角色）帮办卡罗琳·阿特金森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卡罗琳在英国长大，以前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英格兰银行担任官员。她思维敏锐、分析深刻，而且擅长与难缠的债权国谈判。拉里和戴维常常集中考虑制定计划，而卡罗琳则往往和丹·佐利克一道支持我对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时所做的分析。

　　那天我们这个小组的人都感到非常忧虑和担心。韩国陷入危机无论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都标志着某种全新的事的出现。韩国是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友，美国在靠近北朝鲜边境地带驻扎了3.7万美军。一种担心是韩国的不稳定会给北朝鲜做出挑衅举动造成可乘之机。但我认为最让我们头疼的是一种不同的对世界金融体系构成的一种未知的或者说是潜在的威胁。韩国与泰国或印度尼西亚大不一样，它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的主流经济体，这既包括债权关系，也包括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在美韩国银行和在诸如英国等工业化国家的韩资企业。

　　韩国内部的问题与在墨西哥和泰国发生危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固定汇率机制逐渐造成了对韩元的严重估价过高。与此同时，韩国银行一直从外国银行借短期贷款，然后又把这些钱贷给其国内的大型企业如财团。欠下巨额外汇债务的财团的主要收入是当地货币。随着恐慌的扩散，外国银行拒绝继续提供短期贷款，韩国银行的生存面临威胁，而资本现在开始急切地外逃。韩元大幅下跌，尽管政府为保证其本国货币的币值而抛出了数十亿计的外汇储备。

　　关键问题再次是如何重建信心和阻止资本外流。对于一个像韩国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这显然需要数额庞大的资金以及严格的政策承诺。这不光对韩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代价都是极其高昂的。许多债权人和投资者这样想：如果连经济实力很强的韩国都要出现债务拖欠，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贷款又怎么能是安全的呢？在经济景气之际没有过多考虑风险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现在根本不考虑当地经济情况的好坏，竞相从发展中国家撤走资金。这种撤资行为没有理由只局限于亚洲。拉美、东欧和俄罗斯都面临危险。而如果危机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就会很容易被拖入危机。

　　危机的这种蔓延会引起连锁反应，因为一个金融机构的瘫痪会在整个系统产生影响，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其他机构的瘫痪。尽管尚未像贸易联系那样被广泛认识，但金融联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例如，日本的银行受到韩国的严重影响，而美国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又与日本银行有密切关系；韩国的危机反过来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以为自己不会受到韩国的过分影响的美国银行造成冲击。

　　在极端的情况下，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受到威胁。但如果局势没有发展到如此严重，国际社会的主要领导人更不愿意扩大信贷。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而且在发达国家内，资本会很快用完。整个国际信贷体系出现冻结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将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在讨论中，我们集中分析了韩国金融体系的瘫痪会否引发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问题。

第二部 第30节

　　感恩节期间，我待在我的家里，我本来应当和朱迪及其他家人过一个安静的节日。但是，我白天和晚上的大量时间都花在与财政部和美联储官员、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国务卿的一系列紧急电话交谈上。我同玛德琳·奥尔布核实讨论韩国的经济问题会不会造成北朝鲜在非军事区采取更为攻击性的姿态时，她说她正在烤火鸡。有时候，我们中断谈话，与家人一起吃饭，然后再回到电话旁继续讨论。

　　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这些在财政部工作的人与外交政策班子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电话里，玛德琳和其他外交政策顾问主要担心我们与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盟友的关系，考虑的是国家安全问题。他们认为韩国局势的任何不稳定都可能引起北朝鲜的反应，据报道，北朝鲜的军队已处于某种戒备状态。他们认为我们所采取的经济措施没有充分考虑地缘政治问题，美国需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汇率干预基金”的备用贷款迅速采取行动，显示我们对韩国的支持，就像我们刚刚对印度尼西亚所做的那样——我们现在称之为“第二道防线”。我强烈地感到，如果不能重建经济稳定，我们的地缘政治目标也无法实现。来自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资金曾经是对墨西哥的重要帮助，但只有在该国政府采取明智的政策的情况下这些资金才会有效。到现在，我们保证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的资金并没有对缓解那里的局势起多大作用。如果没有适当的改革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我们承诺对韩国提供财政援助或许会使其更难以恢复经济增长，因为不附加强硬条件提供资金，我们就很难促使该国采取有效的计划。

　　晚上很晚的时候，我还在与总统和桑迪·伯杰通电话。克林顿当时正在戴维营，他在与韩国总统金泳三通话，强烈呼吁他进行改革后，正等着让接线员接通日本首相。我们建议克林顿总统呼吁桥本着手处理日本的问题并更广泛地讨论韩国问题。但桥本当时正在飞机上，无法马上接通他的电话。我们一等再等，有人怀疑是日本首相不想接这个电话。在我们在旁边等候时，克林顿正在做《纽约时报》上的字谜游戏，大家都知道他对此非常擅长，往往在几分钟内就能够填完。他向我打听一个线索——以某个字母开头的一个三个字母的词。我一无所知，所以问了我儿子吉米。

　　“谁这样笨得竟连这都不知道？”吉米的回话传到了电话的另一端。

　　我说：“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干事米歇尔·康德苏曾去过一次汉城进行谈判。为避免引起额外的紧张，那次旅行是秘密进行的。现在康德苏正式赴韩国就国际货币基金援助计划的条款进行谈判。考虑到美国对承担的韩国的巨大义务，我们决定马上派戴维·利普顿去汉城。我们想获得对局势的独立评估，也想进一步强调加强推行有力改革措施的重要性。

　　我们越来越认为，在韩国，不进行重大的改革就无法恢复市场信心。而且比以前在墨西哥所采取的措施要更多，政策改革需要采取超越诸如利率、汇率等宏观经济问题，而要对涉及韩国经济体制核心的一系列结构问题进行改革。一个引起麻烦的行为是“指导贷款”，即政府官员告诉银行向谁发放贷款。这种安排是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的源泉。韩国也限制外国投资和竞争。这些弊端的结果就是，没有严格规章、为工商业提供便利的银行受到政府保护以免于破产，而对此几乎没有财政制约。韩国要恢复经济就必须处理这些根本的问题。但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和与戴维的直接会谈中，韩国财政和经济部的官员在关键的结构性问题上提出了不恰当的建议。

　　我们在财政部就韩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阻止危机的讨论几乎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开这样的会议，我们往往依赖于财政部的电话接线员将我们从地球的不同地方联系起来。在讨论比较激烈的阶段，我在智利参加拉丁美洲国家财长会议，戴维在汉城，我们在完全不同的时区，而拉里和其他人在华盛顿。我记得有一次从智利打电话给康德苏，他当时正在汉城，承受着要达成协议的压力。韩国一直声称他们准备签署协议，也许是为了束缚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手脚。我们希望韩国的情报部门会进行监听，所以我与米歇尔关于制定一项强有力的计划的极端重要性的电话讨论也是说给韩国人听的。

　　由于我们继续坚持，韩国人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他们同意将利率确定在这样一个水平上，足以恢复人们持有以韩元标价的资产的意愿。直接贷款的做法将被废除。破产的金融机构将被关闭或进行重组并出售。而且，韩国的金融部门将向竞争包括外国公司的竞争开放。在得到这些让步后，康德苏于12月3日宣布了一个55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援助方案，尽管它与韩国经济规模的比率相对于墨西哥援助方案的比率仍要小些。

　　我们并未因签署协议而认为韩国的问题已经解决——远非如此。一个大问题是韩国政府纸上的承诺是否能落在实处，而市场是否会做出反应。金融市场最初的反应是正面的，使我们也有了初步乐观的理由。韩元稍有升值，韩国股票市场则大幅上升。但两天后，情况又开始变糟。从12月8日星期一开始，韩元连续四天下跌，每天下跌10%——这是在现有货币体制下所允许的最大下跌幅度。这一下跌引发了世界其他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的进一步的下跌趋势。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之一是韩国并非真愿意让利率升至能留住投资者和贷款者的水平。该国政府面临着一个类似第22条军规式的困境：更高的利率可能会伤害过度负债的财团，并进一步削弱韩国银行。但如果韩元对美元继续下跌，他们所欠美元债务相当的韩元值就会上升，公司和银行也会受损。而如果利率继续保持低水平，这些都可能发生。

　　随着情况的恶化，外国银行更是极想抽走资金。他们谁都不想成为在韩国已没有可支付的储备时还待在那儿的最后一个。我们每天都密切注意我们称之为“外流”率即硬通货流出韩国的速度。现在我们知道韩国中央银行把它的硬通货存在韩国银行。这些银行马上用这些美元来偿付外国银行的贷款，中央银行因而不太可能拿回这些美元。12月初，在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55亿美元以后，韩国的外汇储备仍降至大约90亿美元，“外流率”为每天10亿美元。

　　和泰国的情况一样，我们也遇到了披露滞后的问题。韩国外汇储备几乎不存在缓冲余地的消息使市场惊恐。有关韩国外债规模的谣言满天飞。其中一种估计认为第二年到期的韩国外债总规模达1160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不能重树信心，即使是巨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也无法挽救韩国。当时，华尔街著名分析师巴顿·比格斯估计韩国的外汇储备到月底就会耗尽。

　　另一个问题是韩国的选举正迅速逼近。由于该国的政治领导层正处在变化之中，市场怀疑该国政府能否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所要求的改革。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三位主要的韩国总统侯选人对此表示支持，但他们中间没有谁对金泳三总统所同意的改革措施表现出多大的热情。竞选中的领先者是金大中，他是一位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在1987年倒台的军人统治时期曾名列死刑名单中，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大中是一位工会平民主义者，尽管其竞选宣言中有某些方面响应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要求，但他是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如果当选，他想就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援助条件重新谈判。

　　12月18日，也就是选举的当天，财政部和联储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处理我们都认为是威胁的韩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问题。在我们就不断深化的亚洲风暴进行的许多次讨论中，我们那天晚上在杰斐逊饭店的晚餐会——在我心中最重要——至关重要的时刻。在那个晚上，白宫曾打来几个电话，讨论克林顿总统当晚将要向显然已经取胜的金大中打的祝贺电话的措辞。我们希望克林顿向金总统转达的基本观点是，他获得了改变其国家行事方式的真正机会——而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在晚餐期间，我们对形势进行了讨论。我们第一次干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史以来最大的援助计划，加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额外支持——并没有能恢复外国投资者对韩国经济的信心。韩国比泰国和印尼加在一起还大得多。如果韩国政府或银行部门未能按时支付其应偿还的贷款，问题会很快通过亚洲、东欧和拉美新兴市场传播开来。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遭受的风险和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工业化国家可能受到的影响非常关注。参加会议的某些人想通过有点夸张的“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境况”的类比来传达他们对此的感受。

　　那个晚上的大部分讨论围绕着我们所剩下的其他选择，而这些选择中没有哪个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选择是“不管韩国”并以某种方式努力通过支持其他国家来在它周围建起一堵防火墙。但没有人认为这会有效。因此，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寻找其他方式来支撑信心：加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拨付，并组合出一个更强有力的国际援助方案——美国和欧洲要先行为此提供更多的资金——来作为韩国进行更强有力改革的支持。拉里·萨默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应积极拨付来避免“越南泥潭”那样的情况——即：一种无效的逐渐升级。由于问题在于信心，他觉得就像对付墨西哥危机那样，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于著名的科林·鲍威尔主义的东西——大规模地展示金融实力。

　　但即使是我们正在考虑的更强有力的支持方案本身似乎也不足以恢复信心。晚餐会结束时，大家对各种不太好的选择都有了更好的理解，但并未得出向何处去的明确结论。在那个晚上要过去时，蒂姆·盖斯纳的呼机传来的消息是，出于对金大中胜选可能导致的后果的担心，韩元进一步下跌。汉城的市场已经开市，那里已经是清晨了。

第二部 第31节

　　就此次而言，结果表明不立刻做选择是最好的选择。此后的几天里，财政部和联储官员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想法，当几星期前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头一次被提出时，我们认为它不明智或不可行。这一建议是所谓“停止”的自愿版，各银行同意贷款展期，延长其到期时间，并把短期债务转换成长期债务。我认为较早的时候银行不太可能考虑这样做，因为它们都还没有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但如今最后时刻即将到来，各银行都面临无力偿债问题。但它们仍不会主动行动，我们需要提供催化剂。这一计划还包括另外两个因素：韩国方面需要进行更有力的改革，而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贷款国政府加速拨付资金。

　　这个三叉戟式计划不仅更可能有效，还因使私人贷款者参与危机解决过程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各银行并不太愿意延长韩国的贷款期限，也不会主动选择继续承担风险。在这一计划下，它们可以彼此共同承担、在某种程度上与多边机构共同承担得不到偿付的风险。我从来不喜欢把我们的拯救努力称为“救出”——拯救投资者是恢复稳定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你可以把这一方法描绘成对私营部门的“救入”。在我们开始对这一想法进行探讨时，我对贷款者和投资者对新兴市场风险感觉的丧失程度的看法得到了证实。我们询问商业和投资银行除直接贷款外，他们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而与韩国有关的风险有多大。大多数银行提供的都是很不准确的数据，某些公司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来查询。

　　该计划要面对的各种风险之一是成功实施的巨大困难。每一家银行都能通过搭便车来获利，只要大家参加时你不参加即可。但如果大多数主要的金额机构不同意按平等条件加入，这个计划就会破产。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手段来保证他们合作。我们只努力通过打电话、要求各银行首席执行官按其集体利益而行动来影响结果。对某些不情愿的参加者来说，表明世界可能在危机和失败发生的情况下，知道谁应对失败及其后果负责任。

　　与此同时，戴维·利普顿也正在返回汉城的路上，部分原因是要评估金大中对改革的坚定程度。国务院的某些人起初反对让韩国的当选总统在接受国务院某人的更正式的拜访之前先会见财政部的官员。但新任驻韩国大使斯蒂芬·博茨沃斯推翻了这种反对，他认为情况非常紧急，不能讲究繁文缛节。博茨沃斯曾是驻菲律宾的非常出色的大使，以前曾在国务院的经济事务部门工作，不仅非常理智和有效率，而且正是我们以后会更多地需要的那种外交官——那种能把外交政策经验和技能与对经济问题的良好理解结合起来的外交官。博茨沃斯说利普顿应尽快拜见金大中，而利普顿在韩国的第一站就是曾作为这位前劳工领导人的竞选办公室的工会总部。

　　我在那天和全家一起到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维尔京戈尔达岛去度假，我们每年都去，已持续了15年。和往常一样，我雇当地向导加菲尔德·福克纳带我去邻近的、宁静的阿内加达岛——过去飞行员常常得当心这儿的牛群阻塞机场——用蝇钓海鲢。你可以在船上或在浅滩上努力寻找银色的海鲢，它在清澈的海水会一刻不停地游动。这种鱼速度很快，非常挑剔，也非常强壮。一条仅重几磅的这种鱼能在一瞬间拖着钓线游出几百英尺。但这次我不能带着加菲尔德，一整天我都在与华盛顿的格林斯潘和拉里以及汉城的戴维通电话。

　　正当我急切地看着水面时，戴维报告说他与金大中的会面极其令人鼓舞。尽管他是以一个民粹主义的政纳上台的，但金对戴维说如果韩国人只会不停地把问题归咎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韩国就永远也解决不了那些问题。这位新总统说成本应通过三方面来分担：政府必须重组以削弱韩国财政部的权力。财团必须重组。鉴于其背景，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金对戴维说要使韩国公司重新赢利，工会必须接受解雇和工资削减。到那时投资和增长才能恢复。在会面快要结束时，戴维说金变得更有些像哲学家。他说：“30年来他们逮捕我、流放我并想杀死我。现在我回来了，并且当选了总统，正好要面对我的国家的崩溃。”

　　金进行改革的承诺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推进“救入”建议。韩国欠日本、德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银行的钱。计划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就需要七国集团的伙伴和其他关键国家的参与。其中许多国家都支持以某种方式来救入，但我们还需要他们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援助和各个国家捐款的逐步增加。我飞回华盛顿，而拉里则勉力应付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以及他在七国集团中日本、欧洲和加拿大的同事的电话往返，同时向白宫和外交政策团队报告我们的进展。

　　我们在那个假期打扰了全世界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休息，这多半创造了纪录。但我们所打的电话是值得的。在其他十二个国家参与后，我们在平安夜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我们将寻求发达国家的银行延长其贷款，在此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加快资金的拨付。声明还列举了在私营银行和韩国做出其努力后所有愿意提供双边援助款项的国家。

　　联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同步的国际努力来鼓励各国银行共同行动，这要是通过纽约联储和财政部来操作。使本已困难的形势更为复杂的是，我们要召集的银行家们都分散到各地度圣诞假期去了。我在拉里办公室的会议桌前给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打电话。对纽约联储行长威廉·麦克多诺来说，如何掌握平衡更是难事。联储是美国最重要的金融管制机构，召集会议即可施加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超过了“道德劝服”的限制，就可能是对联储管制权力的不当使用，而且也会因使银行更加惊恐而适得其反。比尔自己曾是一位商业银行家，他知道怎样来说这个问题。当美国主要银行的代表在他的办公室聚齐后，他提议他们采取集体行动，不是为韩国而是为其自身利益和股东的利益。否则，他们持有的巨额韩国债务就可能无法收回了。有些银行家抱怨，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参与。比尔·罗兹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国际金融界的一位重要银行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他的“金色名片夹”和不知疲倦的劝诱使他在全球金融界名声大噪。类似我们这样的会议在世界各金融中心召开。伦敦的外国银行恐怕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把银行家们从假期召回，在节礼日召开会议，而那天伦敦的金融区伦敦城通常是会因假期而关门歇业的。

　　金总统对经济和金融部门改革的公开承诺，加上国际社会的金融支持，我们的共同努力带来了我们所期望结果的征兆。韩国的货币和股票市场很快稳定下来，尽管在一段时间里它们并没有大幅度上升。恐慌似乎已经减弱，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担忧也得到了一时的缓解。最终，各银行并未因参与而遭受损失。他们得到全额的偿还，并且在此期间得到了更高的利率。我们最终也没有付出任何一笔美国的资金。财政部与韩国有关贷款协议的讨论——起初很激烈——在几个月后逐渐停止。这笔钱已不需要了。

　　这并非危机的韩国阶段的结束。在1998年的某几个岌岌可危的时刻，我们曾担心这个计划不起作用，或是其他政治发展会使这个国家重新陷入经济不景气。但韩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复原中。而最重要的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美国所做的，而是韩国自身的反应。金大中总统及其同事在我看来是韩国复苏的英雄，他们表明了明智的、有勇气的政治领导人在克服经济困难方面能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实际上，是关键性的作用。在不确定的世界对危机的思考第九章对危机的思考

　　当亚洲金融危机横扫一个国家时，它通常改变的不仅是经济状况还有政治状况。1998年初，泰国和韩国新政府都已经上台，而他们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对稳定金融市场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印度尼西亚，政治变化的前景只可能使金融困难更严重。在我看来，印度尼西亚不断恶化的危机突出地表明，当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交织在一起时，克服金融混乱是多么困难。

第二部 第32节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而且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国。30多年来它一直处于军事统治之下，由76岁的总统苏哈托一人控制(和许多印尼人一样，他没有其他的名字)。1965年他控制该国以来，苏哈托建立的威权体制给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农业的、且非常贫困的国家带来了稳定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经济开放和政治控制的混合使经济快速增长。本国和外资企业都迅速发展，而种族冲突得到控制。过去受到迫害的华裔企业家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兴旺发达，而主要由爪哇人后裔构成的印尼人则控制着军队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外国投资受到鼓励，外资银行将大笔资金注入印尼公司，工作机会也很充足。

　　但随着金融风暴席卷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督，而这些本有利于苏哈托获得支持。政治和家族关系在生意中是最重要的。印度尼西亚的法律体系是腐败而反应迟钝的。公共资金被从预算中抽出，投入养肥家族和朋友的项目中。经官方授权的在胶木板、汽车和丁香业——用在香烟中，而且是印尼经济的主要支柱——的垄断企业将资金转入腐败者的手中。现在从这一国家逃离的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要求进行根本改革以使经济建立在更健康的基础上。但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可能损害一个由于经济混乱的扩散而备受压力的体制。

　　与泰国和韩国不同，印度尼西亚没有很快实现权力民主转移的前景。在苏哈托政府努力应付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之时，这个社会爆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使复苏的任务困难得多。国内商人和储户——其中许多人是华裔——的信心，是与苏哈托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和我们都担心社会动乱的重演，这种动乱是1965年政权更迭时的特点，当时50万人被屠杀，其中包括许多华裔。现在国内资本也在大批逃离这个国家，这种逃离是因为那些本地企业家担心曾服务于他们经济利益的体制发生变化。

　　这使得重建市场信心特别困难，因为能安抚外国投资者的改革却可能使国内投资者恐慌。某些印尼官员自己曾提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来与腐败作斗争，这包括重组银行、抑制重要部门的垄断并公开政府账目以供审查。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系于这些改革能否实施。但这样的改革会进一步削弱苏哈托的权势，从而加剧国内资本外逃。

　　要处理这种内在的政治和经济冲突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行，而对印尼情况的处理引发了对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广泛的批评，这些批评中也包括来自国会的批评。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和国际货币组织的官员可能大大低估了某些改革对苏哈托可能造成的损害，而他的下台本身的可能性的不断增长又会导致多么大的不稳定。但这些问题存在于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心中，是不能被忽视的。不管是由外国资本或是本国资本离开该国引发的危机，危机的不断加重带来经济混乱的危险，在投资者变得恐慌之后会迅速恶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秋天最初的印尼拯救计划突出了这一问题。在那次事件中，苏哈托政府未能信守他的承诺来打击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尽管印尼政府关闭了某些负债累累的银行，这样做只是导致了其他仍开门的银行受到挤兑——包括那些已经资不抵债但是有政治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由苏哈托的家族和朋友所有的银行。许多人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应预见到这一点。为了表明危机应对是多么复杂，许多人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银行关闭的决定(至少是没有对那些还在营业的银行提供完全的存款保障来安抚储户)，而其他人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坚持关闭更多的银行。其中有一个具体例子广为人知，成为对苏哈托是否真正改革的担心的一个象征。苏哈托的儿子班邦拥有的一家银行被关闭了，但三个星期之后就用另外一个名字重新开业了。新闻报道这样描绘着，工人们来到班邦在雅加达市中心的摩天大楼里，把大厅里蓝色的Andromeda银行的标志扯下来，在同一个地方换上了Alfa银行的标志。

　　与此同时，印尼中央银行不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紧缩，而是对那些面临大规模提款的银行提供所有他们需要的贷款来提供支持。印尼卢比急剧下跌而通货膨胀率飚升。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重要的证据表明，坚持紧缩货币政策是阻止金融市场恐慌的关键因素，即使这意味着极高的利率。但那意味着要停止政府对濒临倒闭的银行和公司的贷款，其中许多都与苏哈托有密切的联系。

　　1998年年初，第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计划显然已经失败，危机正在加深，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深切感受到了更好地理解印尼的政治状况的需要。除与政府内的外交政策专家进行内部讨论以外，我们还向其他人求助。拉里和我都认识亨利·基辛格，他悄悄地到财政部来拜访了我们。此外，保罗·沃尔夫维茨也到财政部来进行了长谈。他是前美国驻印尼大使，后来成为了小布什政府国防部中的二号人物。拉里和我都和李光耀这位创建了新加坡的强人谈过话。李对地缘政治和文化事物有很深的了解，并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对东南亚进行过很多思考。尽管他早年曾支持苏哈托，但他已开始怀疑苏哈托是否会采取振兴经济所需要的措施。因此，李对印尼的未来非常悲观。他担心由于印尼衰落的经济所导致的种族冲突和政治动荡会具有溢出效应，导致这一地区华裔和非华裔的冲突。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来向苏哈托转达进行自主改革的必要性，其中包括1月8日克林顿总统的一个电话。而苏哈托觉得他已经成功的管理了经济25年，因此来自他的回应并不让人乐观。克林顿鼓励他继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交道，而苏哈托指责外国“投机家”打压他国家的货币。克林顿要求苏哈托打击腐败，并具体提到了他儿子的银行重新开业的事，这位印尼领导人就把自己隐藏在法律技术术语后面。这位强有力的独裁者说他对这件事无权干涉——这件事完全取决于法庭。

　　我们的下一个行动是派拉里到雅加达去亲自与苏哈托会面。他们两个人在总统的宫殿坐在一起会谈了一个小时，但平常并不沉默寡言的拉里几乎插不进话。他后来这样对我描述到，就像一场棒球赛，他只得到一次上场击球的机会，而苏哈托却打了9局。下一个到雅加达的是米歇尔·康德苏，1998年1月15日他成功获得了苏哈托对第二个加强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签署。有一张臭名昭著的照片，画面上康德苏双手叠抱着站在那里，目光从苏哈托的肩膀上方看着他签署文件，在许多批评者看来，这个画面典型地体现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苛条件。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看到，许多国家决定着其自己的命运，在缺乏对改革的真正决心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任何人所能做的又是多么少。苏哈托在许多问题上都同意了严格的条件——从政府的丁香垄断到飞机制造。他还承诺保持对货币政策的严格控制。我很怀疑这个计划是否能比第一个计划更有效。苏哈托并没有做任何事来表明他对改革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变化。但形势足够令人忧虑，因而即使一个不确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他的设计和往常一样，如果苏哈托不继续改革，其政府就不能得到大部分资金——但比没有好。

　　这一计划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某些外部批评者认为，西方只是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来把我们自己的自由市场政策偏好强加给印尼，而无视政府自己的关于什么样的政策最好的观点。另外一些人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来关注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遵循的是金融市场的奇思怪想——可能完全无用甚至起反作用——而不是关注基本问题。如果市场想要印尼人穿蓝衬衫，那蓝衬衫就成了恢复信心的关键吗？

　　我的看法是，市场总体而言倾向于关注真正的经济问题，尽管他们可能有时会夸张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另外一些时候则可能忽视这些问题)。在印尼这样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可能会过于关心某一种象征，如某一特定垄断的结束或某个腐败官员的解职，但这些象征可不仅仅是蓝衬衫而已。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与重要的基本问题如垄断、腐败、管理不善以及脆弱的金融体系等有关。

　　在印度尼西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许多变化都超出了其通常擅长的汇率、利率和政府财政领域的范围。回头看来，许多有关的人都同意，条件太多，涉及的领域也太宽。指望政府马上解决这么多问题是不现实的，且可能妨碍对最急迫问题的关注。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或其他外人并未梦想采取最富争议的结构性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采取“饼干成型切割刀”式的方式而经常受到批评，忽视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在这一案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条件是受到许多印尼官员和世界银行的看法影响的，官员中包括很受尊敬的经济学家韦吉奥·尼提撒斯特罗，苏哈托让他负责谈判。

　　但和第一个计划一样，金融市场似乎对苏哈托能否遵守诺言没有信心。与此同时，暴力的蔓延和对政治崩溃的担心使资本外逃进一步恶化。许多商人关闭其企业和工厂并逃走。在宣布的前一天，卢比与美元的比价从7300比1下跌至1月23日的15450比1，印尼已处于超级通货膨胀的边缘。

第二部 第33节

　　但苏哈托并不实施改革，而是继续寻找另一条出路。他提出的一个想法是“货币局”制，即一种通过将印尼卢比与美元挂钩来阻止卢比下跌的机制，从而使印尼的货币政策放在自动驾驶档上。但这需要经济前提：充足的外汇储备、真正坚持健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健康的银行体系。因为中央银行将不再能为有问题的银行提供财政支持。而且即使是具备经济前提的国家，这种制度也很难维持。我们担心，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汇率问题，可能只会让苏哈托的亲信获得一个在这一安排崩溃、卢比进一步下跌之前把资金逃到国外的机会。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劝说苏哈托放弃了这一想法。但这并未使我们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一些。解决方案应当是提出某种苏哈托确实赞同、也能安抚国际市场并劝说印尼人将他们的资金留在国内的方案。在与这些问题作斗争时，财政部与其他在这个地区有巨大利益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德国紧密合作，他们与印尼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

　　2月，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与苏哈托——据报道，他对自己的内阁说，他要用“游击战”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经济计划——打交道的巨大困难，当时他正式提名B· J· 哈比比为副总统。作为苏哈托的忠实亲信，哈比比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而他如今看起来是在苏哈托总统离任后的当然继承人。某些人认为这一行动是要以此表明，苏哈托下台只能使情况更糟。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吉姆·斯坦伯格说，也许我们应当和印尼的改革派力量接触，以免苏哈托真正下台时这些力量把我们当成敌人。而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这样做会损害我们与苏哈托的关系及其有效性，一旦泄露就可能使局势更加不稳定。

　　记得在2月初的一天，我坐在厄斯金·鲍勒斯的办公室里说：“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办法来让那个家伙明白我们的想法。”我们需要找一个苏哈托会认真看待的人。那次讨论之后，我们决定让沃尔特·蒙代尔去印尼。让蒙代尔对苏哈托说些什么的问题再次表明，要平衡金融市场和其他利益考虑是多么困难。财政部的看法是蒙代尔应尽可能坦率地对待苏哈托，告诉他如果不认真考虑经济改革的话，他的政府不会有什么未来。国务院担心这看起来像是我们要放弃对一个至关重要的盟友的支持。苏哈托被认为是惟一能把这个脆弱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人。外交政策团队还觉得，如果坚持要他满足严格的条件，他可能会变得敌视美国。在处理与危机反应有关的范围广泛的问题时就会产生这种复杂性。劝说国家采纳良好的政策并改善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这样做会触及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困难更是大增。

　　我们非常努力地就蒙代尔的说辞进行谈判。一方面，我们要尊重苏哈托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除非他改变政策，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就不可能有效。戴维·利普顿是蒙代尔之行中我们的联络人，他在飞机上准备经济方面的说辞。蒙代尔自己接过去之后，蒙代尔表达敏感观点的方式之巧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蒙代尔告诉苏哈托克林顿并不想用别人取代他，只是想帮助他的国家做得更好。如果他进行合理的改革，我们将会极力支持。除敏感的结构性问题外，蒙代尔强调，要解决危机，就需要苏哈托坚定地反对通货膨胀并恢复金融稳定，就像30年前他成为总统时所做的一样。但蒙代尔觉得，在改变苏哈托对根本性的问题如腐败和透明度的态度方面，他并不比总统和拉里更成功。

　　不久后，苏哈托任命了一个“亲信内阁”，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和其他几个在他的帮助下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朋友。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置疑苏哈托改革决心的另一条理由。而另一些人觉得，他挑选这群信得过的盟友是为了在稳定经济方面做最后一搏。事实上其政府也确实开始认真对待货币控制，市场开始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围绕着这一努力构建了新的援助计划。在使印尼注意货币控制从而制止汇率下跌和通货膨胀加速这一危险的螺旋下降趋势方面，多边压力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次，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和德国都直接参与。我们三国派出了高级别的团队来与印尼人共同工作。印尼团队中包括了当时的经济和金融事务协调部长吉南德迦·卡塔撒斯米塔，我提前给他打电话让他接待我们的团队。

　　然而，在接下来几个星期里，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危险，暴乱在该国四处蔓延。每晚新闻报道中的暴力场景是对这些危机中生命损失的另一种提醒。印度尼西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在印尼需要做些什么才有资格获得每一笔贷款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吵。其中一次争斗与燃料价格有关，印尼对此提供成本高昂的补贴，政治上高度敏感。5月，苏哈托大幅度提高燃料价格，导致激烈的抗议，几百人因而丧生。苏哈托是否必须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突然提高价格来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这还是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内部评估小组在2003年7月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虽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其他方面提出了批评，但他评估了内部文件并表明提高燃料价格的决定是苏哈托做出的。

　　随着燃料价格危机不断加剧以致无法控制，印尼议会要求苏哈托辞职。苏哈托要求印尼人民“宽恕”他的错误和缺陷，并在1998年5月21日将总统职位交给了副总统哈比比。

　　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的努力是失败的。不管如何分配责任，更多的是印尼的错或更多是与美国财政部及其他各国共同努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错，核心问题都是印尼从未进行自主改革。经济没有像泰国和韩国那样迅速复苏。危机导致的严重困难继续存在，失业率很高，贫困增加。政治和金融的不确定状况妨碍了增长和投资，各公司依然陷于债务困境，而腐败迟钝的法律体系延缓了重建银行、重新谈判外债的努力。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印尼面临着真正的超级通货膨胀、经济混乱和可能的血腥内战的风险。但是，政府继续致力于金融稳定，致力于克服通货膨胀压力。1998年6月曾跌至16000对1美元的汇率逐步稳定回升，2003年中期以达大约8500对1美元。从1998年至2002年的4年间，印尼举行了两次民主选举，实现了权力和平交接，而同期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13·4%。国际社会的努力并没有实现我们中间任何人所期望的，但是，通过促成某些稳定的政治措施并在关键时刻阻止了可能的崩溃，他们确实帮助防止了许多人所害怕的严重后果的出现。

　　随着事态的发展，我越来越相信我们面临着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问题，它有着危险的全球性影响。立刻面临的挑战是要与任何一个陷入困境的国家进行接触，并努力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但是到1998年初，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未来如何更好的防止类似的事件以及如何改善我们的危机反应。

　　我认为我处理这场发展中的危机的总体办法可能用一系列原则来很好的概括，在我离任时，蒂姆·盖斯纳和他在财政部国际署的两个同事斯蒂芬妮·弗兰德斯和布拉德·塞泽尔整理并装订成册交给我，题目是半认真半开玩笑的“国际金融学中的鲁宾主义”。我把其中一些原则带到了财政部。其他原则则是在处理财政部面临的墨西哥危机、亚洲危机以及其他国际政策问题时产生的。

　　1． 生活中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确定的。

　　2． 市场是好的，但他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3． 对一个国家的前景来说，其政策的可信度和质量比美国、七国集团或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所能做的都更重要。

　　4． 金钱不能取代强有力的政策，但有时提供的资金太少比提供太多成本更高。

　　5． 借款人必须对他们所借债务的后果负责——贷款人则须为他们所提供的贷款的后果负责。

　　6． 美国必须愿意接受他所反对的和他所赞成的对他进行的定义。

　　7． 美元太重要，不能作为贸易政策的工具。

　　8． 可选择本身就具有价值。

　　9． 永远不要让你的言词把你拖进你做不了的事。

　　10． 在决策中花招不能取代严肃的分析和小心谨慎。

第二部 第34节

　　现在，我会加上第十一条：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美国的自身利益要求我们与其他国家保持紧密接触和合作。但是，尽管这些原则为我们对危机的处理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他们并没有提供什么导致了危机的观点或者是对批评我们方法的人的具体回答。

　　也许不奇怪的是，在1997年末和1998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批评随着金融危机在全世界的扩散变得更加尖锐，这种扩散给许多人带来了经济困难。某些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完全拒绝接受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全球化和开放市场总的来说对美国和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思想的基础。某些人认为亚洲发生的事情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他们不喜欢全球资本主义，并相信其对穷人是有害的。还有些人认为只要国内还有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就要反对向其他国家提供任何帮助，并且相信开放市场对美国工人有害。这些看法在反全球化运动中的言论中得到响应，1999年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时，在会议期间或试图开会期间的反全球化抗议第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

　　但绝大多数在政策的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都大体上赞成我们支持全球化的观点，并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经济一体化是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最有前途的方法。他们的批评可以分成三大类。当然，简短的分析并不能保证涵盖后来成为了一场激烈的国际辩论中所有的观点的细小差别和共同之处。我也不会声称完全叙述了即使是我引用的批评者的看法，而只是对辩论如何发展的一个描述。

　　第一类批评，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看法，即西方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原因。第二类批评，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对危机处理不善。第三类批评，认为我们没有采取措施来预防此类问题在未来发生，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的行动实际上是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认为西方要为危机负责的人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第一世界的“投机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是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马哈蒂尔是个资本家，与麦当劳门外的抗议者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他认为是投机家为了剥削发展中国家并廉价购买其资产而制造了亚洲危机。1997年9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香港举行的年会上，马哈蒂尔把货币交易称为“不道德的”，他从前也把货币交易商乔治·索罗斯单独挑出来，认为他是华尔街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就是赌马来西亚货币下跌，然后迫使其下跌从而从赌注中获利。尽管马哈蒂尔的谴责是极端化的，但还是有许多其他人认为金融市场的交易商为了自己获利而故意扰乱货币和经济。

　　第一类批评中的另外一种反对意见来自那些很大程度上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但认为过快释放市场力量是危险的人。他们认为，通过推动各国在这些市场做好准备之前向全球贸易尤其是资本流动开放其经济、美国帮助制造了亚洲的这些问题。更富有、更发达的经济体能更好的吸收资本的大量流入，并能在市场心理发生变化时经受住资本流向和汇率的重大变动。而在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金融机构比较脆弱，没有完善的保障体系来保护那些因经济变化受到伤害的人，不善于利用这些流动的可能性更大，而从流入到流出的变化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许多指责西方制造了危机的人也赞同第二类批评，即国际社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其他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等——的反应加剧了亚洲的问题。在某些人看来从快速增长倒向负增长的亚洲国家在其宏观经济或结构性政策方面并没有犯多大的错误，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提高利率和削减预算的要求只能使他们的问题恶化。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是持这一观点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尽管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除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宏观经济药方而外，他还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卷入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与危机无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管不着。更有甚者，他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事方式有时让人想起殖民主义。

　　另外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也对国际社会危机反应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在哈佛的杰弗里·萨克斯认为韩国和其他国家面临都是流动性困难而不是深层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持的政策改革使投资者更加害怕，阻碍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帮助平息危机，还有使其变得更糟糕的危险。克鲁格曼认为，在市场处于自我实现的恐慌情况下，反应应集中于提供流动性，可能要通过暂时控制资本外流来提供帮助。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哈佛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批评了亚洲援助计划中的结构性条件要求。

　　最后，第三类批评要求对全球经济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以避免在未来发生危机。某些保守派想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大规模贷款，或者某些人甚至主张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他们强调道德风险的危险，并认为使投资者和债权人免受损失种下了未来危机的种子。在这些批评者看来，通过“救出”墨西哥经济危机中的投资者，美国就为亚洲的危机准备好了条件。他们认为，我们在亚洲的行动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制造一个过渡借贷和退出的循环。将来美国应该让那些管理不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失败，从而给贷款人和借款人一个教训。这派中另外一些人采取的是恰恰相反的办法，建议设立从新的世界管制者到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全新的机构。

　　尽管这些批评中有许多提出了真正的问题，但似乎没有人提出了现实的替代办法来处理金融危机的蔓延或改革金融市场国际体系。首要的迫切任务是克服各国的危机。在我们看来，这应该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进行，他们在过去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益处，也意味着重建国内和国外债权人和投资者的信心。我认为，没有简单的、单一的方法能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解决紧急危机的办法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危机的蔓延增加了危险以及以前案例的经验。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发展经济学家已经就为什么某些发展中国家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好这一问题争论了几十年。但现在，1997年和1998年，问题是为什么连某些明显最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总体来说，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最成功的国家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寻求出口并在不同程度上向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某些国家将原国有产业私有化，减少管制并注入市场力量——程度也各不相同——并为金融市场建立法律框架。

　　但在某些方面，亚洲“奇迹”经济体依然不完全是自由市场，银行和公司借款者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和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腐败是一种严重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在公司、银行和政府各级都缺乏金融透明度，这意味着债权人和投资者可能因为隐藏问题的突然揭露而大吃一惊。

　　除结构型弱点以外，1997年到1998年，这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正式或非正式地采用了固定汇率制，从而使他们自己在面对市场压力时的脆弱程度大大增加。他们不愿意放弃这种货币体制，最重要的原因是害怕不稳定，但也是因承诺为可以摆脱汇率风险而得到相对安全，有助于吸引外国资本。问题是只有在经济政策恰当，而且市场相信为保持钉住不变而牺牲国内利益的情况下，一种货币才能保持对美元的钉住。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张的状况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积累起来，一个又一个亚洲国家是这样，后来俄罗斯和巴西也是这样。而一旦市场开始认定货币钉住将无法坚持，就需要极多的承诺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使市场相信并非如此。但对汇率放任不管也会造成损害。公司和政府以美元或其他硬通货介入的债务负担一下子变重了。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为“资产负债表”效应，对相关国家的生产和工作机会造成了灾难性影响。而且，使这些困难更为复杂的是，陷入困境的国家中有几个正在经历重大的政治转型，这也分散了处理危机的责任感。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远不仅仅是那些陷入困境国家的错。许多人指责美国强迫新兴市场向外来资本开放的速度太快。其实合乎逻辑的问题应当是：某些危机国家是否过快地对其资本市场放松了管制，如果是，工业化国家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财政，特别是在墨西哥危机后，强调的是新兴市场需要有充足的制度框架和恰当的政策体制。然而，回头来看，对此本应该更强调。更好的管制基础架构以及更强大的金融机构和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会减少发生不稳定的可能性。要实现这些最大的困难在于健全的金融机构所必须的信用文化、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和内部行为规范。

　　但是，即使没有发生危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市场的基础架构的强调是否能对借款国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实际上，大多数借贷过度的国家都是主动寻找资本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抵制外国银行的进入——外国银行本来可以向他们的银行业部门立刻提供一批训练有素的人员、管理方法、技术和资本(我还在财政部，尚未加入这样的银行时就持这一观点)。某些国家限制本可以成为稳定力量的长期投资，却鼓励短期借款。

　　此外，还存在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缓慢或分阶段开放金融市场的主张可能变成完全不开放市场的借口——因为从政治上来说，保持对资本流动的严格控制要比进行金融体系的根本改革更容易。我认为历史已经证明，更自由的资本市场对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是有益的，但他们确实需要与适当的管制体系和足够健全的金融机构相结合。

　　尽管这是我的基本态度，我也有几分赞同对短期投资的流入而不是流出进行控制的主张。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它有时也是合理的。在通过限制短期资本流入来减少对波动性大的资金的依赖方面，智利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它并没有利用控制来回避改革。智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健全的政策和浮动汇率制。

第二部 第35节

　　我确实相信，危机的很大一部分责任要由私人投资者和贷款人来承担。他们多年来一直低估在不够发达的市场上投资和借贷的风险，因此提供了超过健康合理程度的资本。而这些过剩的资本则推动了极端化——高估的汇率，国内银行不合理的贷款以及其他——从而导致危机。我记得和马来西亚财政部长安瓦尔·易卜拉辛有过一次谈话，他有着敏锐的分析力，在国际金融界很受重视。安瓦尔最终与马哈蒂尔总理失和，现正在监狱受苦。但就在那之前，安瓦尔对我说：“有糟糕的借款人，就肯定有糟糕的贷款人。”这一评论使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最终成型。在纽约和华盛顿，人们习惯于把所有的政策错误都归结到借款国身上。而在马来西亚和亚洲的其他地方，人们习惯于把错误归结到第一世界的贷款人和投资者身上。安瓦尔明白双方都有过错——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不善，而贷款人和投资者则罔顾问题盲目注资。

　　我自己在金融市场的经验特别能验证安瓦尔的评论。在华尔街，我常常见到过度的乐观对合理的价值和风险评估方法的损害。我记得，在韩国危机期间，我曾因讨论中一位著名的纽约银行家所表现出的他和他的公司对这个他们有大量贷款的国家了解得多么少而大为吃惊。我认为这次谈话强化了这样一个看法，即在长期的繁荣时期，即使是那些大金融机构在其贷款行为上也会变得不那么严谨，也犯经纪人和个人投资者同样的错误。尽管在有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国家投资的基本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流行心理会使投资者在“追求收益率”时低估或忽视这种风险。

　　危机对应措施是否加剧了危机？许多认为第一世界的投资者对在亚洲发生的事要负重要责任的人，都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发展中国家执行“严酷”的计划。我认为这一批评并不正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与之合作的我们这些美国财政部的人有时确实会在计划的技术设计和实施方面犯错误。在迅速变化着的、有时是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犯错误倒是令人惊奇的。但总体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是正确的。引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信心的丧失。这既是因为基本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问题，也常常是因为国内外投资者对一个国家投资吸引力的突然重新评估。危机国家的困难并非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持的计划，而是由于危机本身——来自于资本外逃这一事实。

　　一个经常能听到的抱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强迫各国执行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使他们的经济增长大幅度下跌。他们本应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努力刺激增长。一个发达国家可能在信贷市场上有足够的信誉，可以采取刺激性手段来对付衰退。不幸的是，一个受到金融恐慌和资本外逃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太可能在不加剧恐慌的情况下借更多的钱或降低利率。

　　总而言之，紧缩的财政体制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额外的债务会使正在抛售一国债券的投资者更加惊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信财政政策必须收紧来为更多的出口、防止通货膨胀并抵消在清理倒闭的银行时将会产生的高额成本创造更大的空间。但财政方面的调整可能矫枉过正，在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再评估时也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中他最初建议的财政或预算政策之严格超过了所需要的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和其他许多人都低估了危机本身使这些经济体收缩的程度。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采取行动，纠正了这些过分的要求。证据表明这并未对经济困难的形成产生太大的影响。与资本外逃的后果相比，财政紧缩的经济影响并不大。

　　至于高利率，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可商量之处，尽管其他人不同意。只有一国能对风险提供回报并坚定地反对通货膨胀，储户和投资者才能重树信心并愿意将其资金留下。短期来看，更高的利率确实会损害负债的公司和银行。但他们对恢复金融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后者又是复苏所必需的。此外，一旦信心重建，利率很快就会下降——也确实下降了。另一方面，在危机期间未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要冒刺激更多的银行挤兑发生的风险。而汇率更大程度的下跌又将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更多的资本外逃，从而使汇率进一步下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两种办法——不管是提高利率还是汇率贬值都会使负债的公司和银行更加吃紧。但如果是高利率，如果政府能成功恢复信心，紧张状况就会是暂时的。在整个危机期间，财政部一直跟踪利率与危机前相比的变化。可信地处理其问题的韩国和泰国政府使利率再次降低的速度快得令人吃惊，其利率水平甚至低于危机前，复苏的进程也因而启动。

　　认为“结构性”改革是过度干预且无必要的批评者说过时的金融市场时髦被当成了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有关什么因素在影响信心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追随易变的投资者时尚的问题。市场也许是过度担心了，但其忧虑一般都集中于严肃的问题。确定什么是恢复信心并使经济进入更强健的轨道所真正需要的因素总是困难的。如果我们有时因为在要求改革这方面施加了过度的压力而犯错误，那也比因为无所作为而在另一方面犯错误明智得多。正如墨西哥总统厄内斯托·塞迪略所说的：“市场有时会过头，因此政策有时也得过头。”

　　最后，有些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人相信，市场恐慌会自行发展，而在许多情况下问题主要在于缺乏流动性。当时我就认为——现在更坚决地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经验表明，只有在政府实施改革时，市场信心和国内外投资者的资本流向才可能转变。政府不进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无论何种资金都会被持续不断且日益加强的资本流出淹没。而另一方面，得到官方支持、内含强有力的改革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方式则能阻止危机的继续恶化，并最终刺激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拯救”是否使未来更可能发生危机？在墨西哥和其他亚洲的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数额比通常要大得多。在许多情况下，美国、世界银行和其他各国政府在此基础上还提供额外的贷款。在资本账户危机中，市场心理往往至关重要，要恢复信心，提供的资金必须足够多。在某些批评者看来，这些大规模的贷款只会鼓励私人债权人和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冒更大的风险。尽管我对道德风险问题也非常关注，但我认为他们被夸大了。我从没听任何人说过因为墨西哥支持计划而更愿意在新兴市场投资。而且，与涌入这些市场的资金相应的是，资金涌入更大范围的更高收益率、风险更大的资产。此外，主张规模更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方案以及更大程度的“私营部门分担成本”的人——对此，我在可行的程度内完全同意——忽视了在管理债务重组方面的实际困难以及允许危机扩大的成本。

　　我们是否已调整好这个体系、使他未来不再出现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的同时，我们财政部、联储和其他各国政府也是每天都在应付这场危机，我们开始非常关心这一问题，即如何使我们的努力着眼于长久地改善全球经济的运转——也就是所谓“国际金融构架”。墨西哥危机之后，在1995年在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我们已经开始了改革的努力。但现在这一问题具有了一种新的紧迫感，1998年其发展成包括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内的广泛努力。我对亚洲危机原因的看法对危机应对和预防都有影响。如果借款人和贷款人都有错误，那为什么要让借款国和他们那更为贫穷的人民来承担修复损害所需的全部成本呢？我的看法是，应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成本的分担。这是个公平问题。即使撇开这点不谈，也涉及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为了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自由市场体系必须让人们承担风险，并在失败时相应承担损失，以使未来的决策更有可能建立在对风险的适当考虑上。不幸的是，这一理论框架并未对真实的危机中混乱的现实中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提供有效的答案。

　　意愿良好但简单而无所不包的对体系进行重大改变的建议往往与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现实并不一致。他们常常忽视市场行为和意料之外的后果，且往往只注意到危机的一个方面。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体系所需的是这样的变化：能实际加强新兴市场经济体，使他们不那么脆弱；改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这些金融机构糟糕的判断先是掩盖后是夸大了许多国家的潜在弱点；改善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应对。

第二部 第36节

　　预防的首要关键是减少各国面对危机时的脆弱性。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什么捷径，尽管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想法。某些想法要求事先把未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资金与采取良好的政策挂钩。其他人则想建立对一国的政策发出信号的机制——比如，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国的政策感到忧虑时，其应当挥动示警红旗。这两种方案都不现实。在危机时期，由于危机蔓延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持股的各国政府总会需要灵活性。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制度是不可能的。对一国的金融状况所进行的预测是非常不确定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警告可能导致本来可能不会发生的危机。

　　我们确实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关注固定汇率制度的危险。在经济基本面不合常规时试图维持货币汇率固定已经三番五次带来麻烦。这种情况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并为市场投机者提供了某种单向的赌注，因为中央银行起初会维持一个特定的汇率水平，而在其外汇储备耗尽之后，又不得不让币值剧烈波动。能与市场的运动一起波动的汇率便较难受到这种赌注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汇率使其货币和经济能针对外部冲击逐渐做出调整。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这样一种政策，即除非常罕见的情况而外，禁止向维持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贷款。尽管这一政策并未正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这场危机以及此后在人们思维上发生的总体性变化的实际后果就是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固定汇率制体系。现在，固定汇率制只在几个拥有储备和政策决心来维持钉住体制的经济体如中国和香港地区幸存下来。而中国的钉住制度也变得更具有争议性，尽管这是因为贸易而不是金融稳定。我自己的看法是，到某个时间中国会因其自身利益而转向更具灵活性的汇率体制。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但那是因为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对美出口都经过中国到达美国。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相对较少，且在减少。

　　改善各国政策的另一个主张，是在债务管理、破产、包括披露国际储备水平的公共统计、存款保险和银行监管等领域制定出一个最佳做法指南。英国财政部长戈登·布朗在推动制定这些领域的行为标准方面尤其卖力，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前面的问题是如何鼓励各国采纳这些政策，同时适当考虑文化、经济和历史情况的差异。

　　危机还表明，为减轻金融风暴的损害并在经济衰退中保护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各国多么需要完善的失业保险和援助穷人的计划等社会保障网络。世界银行已经大大加强了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这既包括推动对所需政策的理解，也包括为各国提供资金来实施更好的社会援助计划。

　　由于糟糕的贷款和投资决策导致了危机，寻找改善工业国债权人和贷款人的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官方政策仍是非常困难的。更大的透明度——这既包括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国情况的观点和分析，也包括有关该国经济状况的数据的信息——会有所帮助，这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比如，现在任何一个希望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都觉得有义务披露其外汇储备和远期债务的数据。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像泰国、韩国或更早的墨西哥那样隐瞒外汇储备数据已几乎不可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也出版各国所提供的有关其遵守已经制定出来的各种最佳行为标准，从而加强实施这些标准的压力。更彻底的披露应当有助于减少流入高风险领域的资金。而这又能鼓励各国在危机发生之前进行改革。与此同时，仅有透明度是无法预防亚洲金融危机之类的危机的。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透明度体制，但他仍会出现投机性过热。

　　在改善金融架构方面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促使投资者和贷款人遵守纪律，并在繁荣时期适当关注风险。这方面的关键是债权人和投资者在最大可能程度上承担其决策的后果。有些人提出，许多贷款人和投资者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因其所持头寸遭受了损失，认为在风险方面人们已经得到了教训。但基于我自己的市场经验，我强烈地感到道德风险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也完全支持私营部门成本分担的想法。但把负担更多地分配给外国贷款人，而较少分配给受到影响的贫困国家，同时又不把贷款人从危机中的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吓跑从而使情况恶化，这并非易事。而且，这样做也常常涉及法律问题。

　　韩国的外债大部分由银行持有，由于银行能以有组织的方式卷入，并且能看到在债务重组中他们自身的利益，私营部门的参与是可行的。但在墨西哥以及此后的俄罗斯和巴西，外债是以证券的形式存在的，广泛分散在单个投资者和机构手中，不存在一个创造“救入”的实际机制。而导致大范围撤出的风险却大得多。这又导出了我的另一条重要原则，蒂姆和他的同事们忘了把它列进他们的单子：第12条，现实总是比概念和模型更为复杂。

　　在国内市场，破产程序以有序的方式分配损失，并给那些财务上失败的人重新再来的机会。墨西哥危机之后，财政部、联储与工业国十国集团共同探讨过这一想法，但最终得出结论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这并不实际可行，至少目前这一想法似乎被弃置一旁。

　　我们还考虑过在债券中加入“集体行动”条款的可能性，在发生不履行偿债义务时，这一条款授权某一方代表债券持有人进行谈判。这种有约束力的仲裁机制会促成债权人的强制性行动，在存在成百上千债券持有人时，可以促成私营部门成本分担。我一直相信，市场压力足够时，这类条款就会引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发行了附有这种条款的新债券。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应对私营部门成本分担在可行的前提下给予最大的关注，在可行时我们都寻求采用该条款，如韩国的情况。最后，我支持强调私营部门成本分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新框架，硬性规定授权实际是不可行的，由于这一实际困难，其应列出各种考虑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逐个案例的指导。

　　对私营部门成本分担的更大关注只是亚洲危机以后发生的众多变化之一。除此之外，正如我们所希望的，大多数国家转向了浮动汇率制，且变得更加透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是如此。体系中巨大的杠杆作用使亚洲危机迅速扩散，至少是目前，这种作用也已减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有任何自满情绪。金融危机继续冲击新兴市场，在以后的10年里可能也仍会是个影响因素。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改善其预防和应付的手段。

　　我们与国会在有关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从1998年初开始，围绕这一问题的矛盾激化了。虽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的行动的批评在增加，我们仍得要求国会为他提供更多的资金。1997年9月在香港的年会上，我已经签字同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进行例行的补充，但要实施这一协议，需要国会采取行动。更多的国家成为不断扩散的金融市场危机受害者，他们得向开始面临资金紧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因此迫切需要这笔资金。总统在1月份的预算中要求国会提供180亿美元资金，将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份额提高90亿美元。尽管这一数额似乎很大，但他并没有损害其他项目。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捐款更像是在一个信用互助社的存款。作为交换我们获得了一种资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我们从未亏损。但这类好处在那年有关预算的争论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很难解释清楚。

　　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争论被1月份时爆出的另一个故事即与莫尼卡·莱温斯基有关的故事完全掩盖。莱温斯基事件的揭露成为当时媒体风暴的主题，在整个1998年一直持续，使得人们对海外发生的事件的注意大为减少。对莱温斯基事件的过分关注对我们应对危机毫无影响。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事件造成了真正的损害，因为其把亚洲所发生的事从媒体报道中挤了出去。结果，美国人不了解他们本可以了解的与危机有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干扰使美国没有认识到国外的危机对美国经济稳定的威胁。因此，当我们最需要了解情况的公众支持时，我们却无法获得。

　　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的斗争只是又一个例证，表明我们与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依赖有多么深，而美国人对此的理解是多么少，这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下处理国际经济问题通常是多么困难。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个至关重要的必需的机构，它站在遏止金融危机蔓延的最前列。尽管国际金融架构需要现代化，我坚决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其重要，应当通过改革来予以加强，而某些批评我们的人则认为，如果根本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更好。

第二部 第37节

　　有关这些资金的必要性的讨论使我们处于一种熟悉的微妙处境。我们不愿意说如果国会不行动的话世界就会崩溃——这样说或许有助于获得国会的支持——因为如果国会不拨款，世界金融市场上的紧张气氛就会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更为紧迫，因为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陷入资金紧缺的危险。即使还有足够的资金来应付眼前的问题，它也还需要具有——并且需要被视为具有——处理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的力量。考虑到这一点，国会不采取行动本身就可能助长信心的丧失从而影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主要持股者都以平常心看待其资金的增加，都已经提供了拨款。国会不愿意提供新的资金，实际上减少了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影响力，损害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领导地位的信心，并损害我们在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而且，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延长或加重危机。

　　我们在国会遇到的反对有些是重新提出了在援助墨西哥危机时期提出过的主张。但这种情况再一次出现，即内含其中的实质性问题不能解释遇到的反对为何如此激烈。在我看来，国会中许多人这次的反应似乎因未能更多地参与以往我们在泰国、韩国和印尼问题上的决策而感到恼怒而强化了。如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问题上，国会议员们找到了一个表达其反对意见的发泄渠道。

　　从政治上说，我们要面对的是来自两党的反对。某些民主党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本已因经济崩溃而遭受困苦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过于苛刻。其他人则抱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项的计划没有要求各国采取措施保护环境、维护劳工标准、尊重人权。对这类问题的看法中许多是集中指向印尼的。有几位自由派民主党人，如马萨诸塞州的巴尼·弗兰克和密歇根州的戴维·博尼尔对我们说，如果苏哈托不释现在被关在监狱中的印尼劳工党领导人叫穆赫塔·帕卡罕，他们不会支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拨款的计划。博尼尔是众院民主党意志坚定的党鞭，来自有着众多汽车工人工会成员的底特律郊区选区。他的主张是，无论哪个国家，对组织工会权利的尊重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必要条件。

　　博尼尔是理智的，对经济状况最差的人的关心也是无可置疑的。我对他的回答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标准应当是是否采取重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本因素以及市场信心的措施。重新恢复稳定是博尼尔最关心的那些穷人最需要的，而试图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达到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以外的目的则会有碍于这些努力。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过我没有对博尼尔提起。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美国的文化认同和信仰的核心，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道德劝说、倡导和公开展示来向国外推广我们的价值观。但在我看来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人似乎会遇到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不管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信仰多么坚定。

　　不过，对于人权是否应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却很少置疑。有一两次我曾试图提出这一带哲学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具有普遍价值的是言论自由和程序正义而非获得食物和健康的权利？为什么我们只拿出我们的巨额财富中的0·1%来帮助全世界的处于绝望处境中的穷人，美国能就因为坚持人权观念而在道德上处在优越地位呢？但一旦你真的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就会把你归入根本不关心人权的一类。实际上，我非常关心人权，也赞成克林顿政府的看法即实现人权目标的更好办法是通过接触而不是强加。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采取行动来以“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来取代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年度更新程序。我们的观点是，使中国成为全球社会的一部分比孤立中国更可能使他发生变化。这在我看来似乎显然是正确的。

　　这一问题的现实复杂性在我与博尼尔的讨论中显现出来。戴维会说：“我们不应支持把劳工领导人关进监狱的腐败政府。”

　　而我则回答：“戴维，对此我原则上同意。如果不必考虑其他因素，这就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但你的原则立场会对印尼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

　　我对他说，如果印度尼西亚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印尼工人的境况会大大改善，而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延续时间也会减至最小。相形之下，如果我们采取博尼尔所坚持的立场，我们就是在因印尼领导人的恶行而惩罚其人民。而且，印尼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恢复有助于劳工权利和其他问题的进步，这些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关心的。当然，美国永远不可能赞同对某些国家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因为这些政权的行为与我们的价值观严重抵触——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种族隔离时的南非或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因为人民本身处绝境，根本无以制约政府的行为，却因政府行为而遭，我也很难接受。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并不属于这种极端的情况。

　　在进行这类推测时还涉及另一个问题。一旦你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关心那些与重建信心并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那你在何处止步呢？博尼尔关注劳工问题，来自得克萨斯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则坚持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的接受者不能对美国进行贸易限制。我们对格拉姆的具体看法和对博尼尔的一样也是赞同的。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这类条件会使他与受危机影响的国家谈判达成援助计划的困难增大，并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具有干涉性。如果不得不同时应付这些问题，我们在政治上也会面临问题。许多满足民主党人要求的建议会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反之亦然。就像众院共和党领袖迪克·阿梅的一位助手所说的，共和党不会去“投票支持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工会组织机构的法案”。但共和党人想附加他们自己的条件。有些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改革有关。其他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无关的条件则令民主党人大怒。某些保守派人士想利用这个法案来作为被称为“墨西哥城”条款——禁止对海外执行提及堕胎的家庭生育计划的国家提供资金——的工具。

　　1997年这一问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款中断。即使在1998年中期选举前我们解决了大部分其他问题之后，纽特·金里奇仍威胁要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法案，如果不把反堕胎的条款写进去的话。我们非常出色的国会联系人拉里和琳达·罗伯特和我都到金里奇的办公室拜访他，争论说这两个问题彼此毫无关系。纽特回答说，在立法中无关的事常常会联系在一起。这就像是又一场有关债务上限的争斗。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太重要了，不能被拖入有关堕胎的政治争斗。纽特说，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如此重要，你就应在墨西哥城条款的问题上让步。他非常友好，但毫不妥协。

　　许多保守派人士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成是某种对外援助，为了回应这种反对，我把同样一个观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不会让我们付出任何成本。作为对捐款的交换，我们得到了一个可流动的、有息的权利。这并不是一项预算支出，不会增加赤字或占用其他领域的资源。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国家，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的自身利益是极有好处的。即使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不关心——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主张——也应当为保护和有利于美国人民而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因为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会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存在的整个50多年里，历任政府的结论都是美国从这些机构的存在中获得了利益。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都为额外的拨款而奋斗。而这种奋斗总是困难的。

　　最后，我们通过多方谈判与许多议员和选民达成了协议。我们要求所有七国集团的伙伴签署了一封信，列出了他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改革的支持——包括已经实施的更大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这样，国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它是为一个新的、改进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我们在墨西哥城条款问题上做出了妥协，加入了一个非常有限的条款。通过悄悄外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功地使穆赫塔·帕卡罕从监狱放出，我们也满足了其他民主党人的要求。

　　但一个为我们提供了帮助的更大因素是，随着时间推移，许多议员对这场危机的态度开始变化。某些议员如参议员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查克·黑格尔、来自马里兰州的保罗·萨班斯和康涅狄格州的克里斯·多德都是困难环境下严肃的国际主义者，他们较早认识到在对付这场全球危机方面美国有重大的利益，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着金融混乱的持续，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认识到他对我们自身经济的威胁是真实的。没有人想为美国的经济出轨而受到指责。

　　另一个有用的发展是，许多议员认识到他们选区的特定利益集团——制造业、农业和其他与出口有关的产业——因亚洲的衰退而受损，而且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他们的损失还会大得多。最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使众院和参院农业委员会转变成支持者的途径，是因为农场主游说集团说明了农场主出口所受到的影响。

第二部 第38节

　　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是发生在阿拉巴马众议员索尼·加拉汗身上的事，他是一位可亲的、影响很大的众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许多个月里他都持反对立场。在某个时刻，索尼决定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原因是他在阿拉巴马州南部的选民中包括一家大纸浆厂。这家公司突然开始解雇工人，因为他的出口受到了亚洲危机的影响：他的主要客户之一是印尼一家造纸商。这比我们能说的任何东西都更能使索尼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在生活在全球经济中，在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身上发生的事，对阿拉巴马州门罗县的企业和工人也有重要的影响。在不确定的世界触底第十章触底

　　1998年8月，俄罗斯成为陷入危机的国家中第一个无力偿还其外债的国家。就在同一天，总统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并发表电视讲话就莫尼卡·莱温斯基事件向全国民众道歉。9月10日，他在白宫居所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为误导我们而道歉。在克林顿道歉并为自己辩解后，其他人获得了说话的机会。

　　我并没打算说什么。但我想：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犯错误——有时是很大的错误。而对克林顿错误的认识应当以其成就为背景。我还认为整件事——当然很严重——所受到的媒体关注多得不成比例，其结果是其他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在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未得到足够的注意。

　　过了一会儿，我终于举起了手。“总统先生，你无疑是把事情弄糟了，”我说，“但我们都会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在我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媒体过多的报道和某些你的批评者的虚伪。”

　　我确实非常赞赏克林顿处理危机的方式——尽管这一危机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他的精力集中、专注，在身旁风暴肆虐时仍继续工作。和总统谈俄罗斯问题，你不会认为他在担心其他任何事。他每天都到办公室像总统那样工作。我记得有一天下午，他邀请了大约50名国会议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半——来讨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这正是莱温斯基事件处于高潮、共和党人积极推动弹劾之时。我们都围坐在布莱尔厅的桌旁，他引导着讨论，似乎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事。这是一次成效卓著的座谈，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克林顿的态度是松驰的，也是专注的——和那些试图弹劾他的共和党人以及那些支持他的民主党人一样专注。

　　和其他人一样，我对总统如何做到这一点也感到很好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之间有过一次很有趣的谈话。我们当时正讨论副总统戈尔竞选时在初选中遇到的困难，克林顿告诉我说他用“精神装置”帮助自己渡过了莱温斯基事件那段时期。我没有具体问那些“装置”是什么，但他认为戈尔也许能用类似的技巧来克服困难并更有效地进行竞选。

　　不管这是否有助于戈尔的竞选之路，主动选择正确的思维模式这一观念确实有助于我打网球，他减少了我过于踌躇和犹豫的倾向，这种倾向对大多数业余选手都是障碍。在打球时，我牢记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即使非常优秀的篮球选手投不中的机会也达55%。即使是一个很好的网球手也会犯许多错误：目标是应关注如何尽可能地打好这一个球，而不是或者担心弄糟或者担心分数的多少。我告诉斯蒂夫·弗里德曼，莱温斯基事件提高了我的网球水平。他屏住呼吸等待我要说的话，他对我的解释可能有些失望。

　　莱温斯基丑闻是否对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造成了实质性影响？某些人认为，其后果是该届政府错失了机会尤其是如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机会。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克林顿不可能再做得更多了。至少在这一领域是如此，即使丑闻从未发生过。1997年我们就开始探索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小有变化——对年度生活成本调整进行修改以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水平——也是民主党人和利益集团往我们脑子里灌的东西。预算盈余的预测实现了，尽管这完全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不能解决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常严重的长期性问题，但为政客们提供了一种更方便的解决办法。首先，他们可以用新的盈余来为社会保障的缺口提供资金。其次，他们将部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换成了股票，期望能得到更大的收益。

　　某些人甚至认为，克林顿应当带领在这一问题自己的支持者进行斗争，或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在有关弹劾的斗争中需要他们的支持，他可能已经这样做了。但远在丑闻出现之前，我们已经感到陷入了困境。如果我们提出一个一出台就遭到否决的建议，人们的反应就会是不仅要求我们退让，而且会使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更加困难。没有人知道在一个更正常的环境下，政治解决方案是否会有所不同，但我的看法是，有意义的变化是不可能独立于弹劾问题而存在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莱温斯基事件的后遗症确实使戈尔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处境更加困难。

　　到1998年8月，我们已为控制亚洲金融危机而奋斗了近一年。但是，一国的问题似乎刚得到控制，压力又在其他地方爆发出来。这场危机最终的也是最富戏剧性的阶段是1998年8月开始的，当时俄罗斯政府无力偿还其外债，引发了我们一直担心、1997年12月韩国曾濒临其边缘的事件。全世界的市场，包括美国市场在内都严重不安，世界都感受到了真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贷款是危机反应的关键部分。但只有在有足够的政策改革配套时，才能提供这些贷款。陷入危机的各国最终都实施了改革，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能继续注入，尽管印度尼西亚的改革实拖了一段时间才进行。但在俄罗斯的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同意贷款。

　　1998年春天，我们对俄罗斯的担心越来越大。那里不断发展的混乱体现出了从前大多数危机的各种因素。卢布的汇率是与美元挂钩的。俄政府财政有巨大的缺口，是通过大量发行被称为GKOs的以卢布标价的短期债券来弥补的。由于受到高收益率承诺和看旺心态的吸引，外国投资者积极购买这些债券。尽管后苏联时代的经济显然有巨大的问题，但投资者们认为紧急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介入并提供帮助。按照当时市场流行的说法，俄罗斯“太核大国，是不能崩溃的”。

　　但随着心理预期使俄罗斯股票市场的价格水平在一年内增长了3倍，俄罗斯政府发现自己处于极大的困难中。俄罗斯债券的收益率急剧攀升，1998年5月已达60%。俄罗斯继续发新债还旧债来使GKOs展期、或偿付其他俄罗斯债券的能力受到置疑，当时GKOs每周有10亿美元到期应付。而该国的政治体系却似乎完全麻木，缺乏采取有助于恢复信心的必要步骤——如收税、削减政府开支和让卢布浮动——的决心或愿望。对我们来说，俄罗斯提出了一个现在已熟悉的新版本的问题：拿一个没有准备好充分参与拯救他自己的行动的国家怎么办？如果该国恰恰是一个不稳定的、几千枚核弹头仍对着你的前超级大国又怎么办？

　　从1993年以来拉里和戴维·利普顿就深深卷入了对俄罗斯的援助。他们对经济的期望也随着叶利钦政府中改革派政客的来来去去而忽涨忽落。1998年春天，随着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恶化，这种残存的乐观与A·丘拜斯紧密相关，作为副总理，他处理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私有化行动。丘拜斯不仅能说流利的英语，而且知道西方金融官员许多晦涩的行话。1998年5月他访问了华盛顿，推动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规模支持方案。拉里和戴维觉得丘拜斯是个诚实的人，想在一个腐败的环境中努力做那些正确的事。而在与他会面后我的真正感受只有一点，那就是他是个精明的掮客，有着很重的俄罗斯式的骄傲。

　　我对俄罗斯的看法要比戴维和拉里、还有总统的看法悲观得多。比尔·克林顿和他的朋友鲍里斯·叶利钦定期通话，也非常关心能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来为俄罗斯提供帮助。我完全了解帮助俄罗斯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为这个国家经济政策糟糕，问题众多。我对这个话题的了解并不很多，但我的看法受到了在进入政府前的几次经历的影响。1992年，我和朱迪到莫斯科旅游。而那次旅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普遍的腐败和经济混乱。我还记得几个与我的朋友罗伯特·斯特劳斯有关的故事，他当时是美国驻俄大使。其中一个故事我一直牢记在心，说的是一个俄罗斯高级官员就正常交易的继续进行向美国商人索要高额贿赂。鲍勃通过悄悄会面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会面时他威胁要把这种敲诈行为公之于众。

　　我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宣布的对俄罗斯2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但非常怀疑成功的可能性。拉里和戴维赞同我的看法，认为这个计划失败的可能性比成功的大。但不论是从经济还是安全立场来看，俄罗斯的不稳定对美国来说风险都极大，因此，尽管成功的机会相对很小，继续执行该计划仍是合理的。我也接受国务院首席俄罗斯问题专家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经常强调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使俄罗斯公众进一步疏离是很危险的，即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仅向俄罗斯提供帮助的努力本身在争取公众方面也是很有价值的。支持改革者也很重要，因为不这样做就可能加强反动政治势力的力量，并危及俄罗斯变革的前景，鉴于其核武器储备，这一点尤其令人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是否会使用这些武器，而在于俄罗斯是否会把核材料卖给伊朗及其他国家以及俄罗斯科学家是否会把他们的专业技能卖给美国的敌对国。)那时，鲍里斯·叶利钦急需帮助，而克林顿政府所有的重点就是找到一种办法来给予肯定性的回应。为可能性很小的成功冒失败可能性很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像以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一样，款项不是一次性全部支付的，保留了以后万一政策出轨时停止支付的选择。

　　一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贷款中大约不到50亿美元付给了俄罗斯。但在很短时间里，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那就是继续提供额外的资金带来更大成功机会的可能性极小。最明显的信号就是7月末俄罗斯杜马拒绝在增税和其他改革措施方面支持叶利钦和丘拜斯，而这些措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条件。尽管叶利钦单方面推翻了杜马的决议，但我认为如果没有俄罗斯政府更广泛的承诺，更多的资金也不太可能增加俄罗斯走上正轨的可能性。

第二部 第39节

　　在那个时候，继续或是停止注入的资金都会带来可能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对这些后果必须进行比较权衡。如果俄罗斯的经济恶化导致错误的人选在俄罗斯掌权，而责任又要来承担的话，切断援助的决定在以后看来就会是灾难性的错误。另一方面，面对杜马的挑衅仍继续注入资金，在促进复苏方面又几乎肯定无效，这会损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其他地方努力执行贷款条件时的可信度，给债权人带来极大的道德风险问题。投资者在极高的收益率面前仍购买俄罗斯债券，其预期就是会有拯救。在不附加适当条件的情况下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资金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因为这给了外国投资者和俄罗斯国内的寡头足够的喘息时间，使他们能在崩溃之前撤走资金。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要在新的层面与之打交道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争论的另一个层面是是否要从汇率稳定基金中提取资金。我个人的判断是，权衡这些互相冲突的考虑之后，更好的选择是不再继续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也不动用汇率稳定基金的资金。

　　这一插曲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地缘政治领域的人倾向于不完全考虑经济领域的问题，反之亦然。甚至在杜马投票之后，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团队成员仍非常专注于寻找援助俄罗斯的方法。桑迪·伯杰在白宫的情况分析室召集了一次会议，劝说财政部同意提供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都站在他那一边，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比尔·科恩、麦德琳·奥尔布赖特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休”·谢尔顿。他们都主张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俄罗斯人民，并避免万一俄罗斯解体而可能引发的国家安全噩梦。这些官员发表看法之后都转向我，问我的想法。

　　我说，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我们都想支持俄罗斯的改革力量，避免俄罗斯人民的进一步疏远。但我还是认为，杜马不愿采取行动就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带来更多帮助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尤其是在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在俄罗斯经济中有极大影响的情况下。然后我转向坐在我后面的国务院俄罗斯问题专家斯蒂夫·塞斯塔诺维奇，问他是否同意。他回答说俄罗斯的某些部分比其他的部分更为腐败——这似乎是一种不情愿的赞同。

　　我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资金会制造巨大的道德风险问题。我曾在市场待过，能感觉到人们在利用这种形势。如果我在从事交易，我会努力确保我的公司从中获利。在财政部期间，我非常清楚市场的敏感，避免与纽约的朋友讨论财政部的事务，这些朋友中有许多仍然在金融市场工作。即使只是问一个问题，一位财政部长也可能暴露心中所想。但财政部和联储官员确实需要理解市场参与者所想，而这就需要认真倾听人们所说，并监督市场所做的事。在有关俄罗斯的争论中，我在华尔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投资者认定美国不会让俄罗斯无力偿债。与此同时，戴维·利普顿提到当年早些时候他曾听到投资者认为以80%的收益率购买俄罗斯政府债券的人是在玩“道德风险游戏”。

　　总体而言，外交政策团队和经济团队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合作和其他问题一样好。但在这次会议上，要求我们在条件不那么高的情况下继续援助的压力很大。尽管额外的支持极不可能带来任何好处，但仍需要显得愿意帮助，我知道这一主张是有道理的。但我坚定地相信另一面的风险更大——如此坚定，以至于我觉得如果他们想另找一个愿意使用货币稳定基金、愿意努力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行动的财政部长，我也无所谓。

　　但拒绝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不意味着放弃鼓励俄罗斯采取那些会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提供更多资金的步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非常努力地劝说俄罗斯人实施必要的改革措施，并在7月末警告俄政府，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可能就要面对被迫陷入无力偿债境地的前景，且随着储备耗尽货币也会贬值。8月10日，戴维·利普顿飞到莫斯科，想让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获得所发生的事的直接感受。他还向俄罗斯官员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由于不愿面对迅速恶化的形势，他们的国家面临着非常可怕的后果；而且，除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不会有更多的资金注入。俄罗斯的储备下降的速度比大多数政客所知道的还要快，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必要的步骤来进行改革，如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失败，“裂变”速度还会大大加快。但戴维的感觉是，俄政府中似乎没有人明白情况有多么危险，也不太担心储备的损失。政府中的许多人就是反对改革，完全不知道不采取行动的危险性有多大。

　　8月17日，俄罗斯宣布要让卢布贬值且无力偿付外国人所持有的债券。无力偿债立刻产生了影响，不仅对俄罗斯人，也对波动性越来越大的全球金融市场。当然，我们一直担心的道德风险问题消失了。许多投资者为自己错误的推断——断定我们会愿意在俄罗斯未满足适当条件的情况下提供支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俄罗斯宣布无力偿债几天之后，我到一个过去属于俄罗斯的地方去休假——阿拉斯加，我盼望着在那儿捕些鱼。我就在一间小屋旁用假蝇钓鱼法钓银大马哈鱼，一位特工就站在几英尺以外的地方，从安克雷奇到此地只需短程飞行。银大马哈鱼比亚特兰大大马哈鱼小得多——他们的重量是8磅到12磅——但他们很厉害。你得跳进河里或在堤岸钓鱼，戴上偏光镜以减少反光，从而发现水底的大马哈鱼，并向你看见的鱼抛出钓线。

　　就在我垂钓的第一天下午，那位名叫凯文·金博莱特的大个子特工告诉我说，总统秘书贝蒂·卡利打手机找我。他转达了一个口信，即总统想在一小时之内和我谈谈俄罗斯问题。总统正在玛莎葡萄园度假，他对俄罗斯的情况极为忧虑，而我也定期向他汇报。我估计总统想讨论最新的坏消息，即无力偿债导致卢布—美元的交易暂停，俄罗斯银行遭到挤兑。

　　“凯文，我和你打个五赔一的赌，我钓上了一条鱼。”我说。12：55，我真的钓上来一条很大的银大马哈鱼。我正和他搏斗时，凯文的电话响了。

　　 我对凯文说：“就对总统说我在别的地方，你得去找我。”

　　“我不能这么做，部长先生，”凯文说，“我是个特工。”他是对的——如果他说找不着我，而实际上可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那确实是不太好。于是我说：“好吧，那就问问贝蒂我能不能几分钟后给总统打回去。”他这么做了。我抓住了我的鱼，把它放了，给总统打电话再次讨论俄罗斯问题。

　　俄罗斯无力偿债导致了一个全球经济处于严重危险中的时期——这是不到一年里的第二次(第一次是韩国濒临无力偿债边缘时)。我非常担心这对我们本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威胁。克林顿总统也很担心。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1997年起他就非常关注，一直就此与这一地区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举行私下的会谈。几个月里，他满足于让财政部来领导我们的公开反应。

　　但随着形势在1998年恶化，总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他应该出来说话。他说，领导人在危机时刻应紧密联系公众。拉里和我不同意这个想法。我担心我们没有一个足够强有力的政策信息来让总统传达，而一个没有具体措施的总统讲话对信心只会起反作用。克林顿反驳说，即使没有确定的答案，接触本身也能带来信心——通过表明对问题的经过思考的理解，并进行对可能方法的合乎理性的讨论。在危机的折磨下，其他的世界领导人也开始持类似的看法。他们想举行一次联席会议来强调他们解决危机的决心。我们都同意金融市场的动荡会自我发展，在混乱进一步蔓延之前提供信心是重要的，但问题是如何提供、何时提供。总统非常坚持他自己的看法，数次提出。起初，他接受了我们继续等待的建议——尽管是不情愿的和有些烦躁的。

　　对美国公众来说，俄罗斯问题最明显的溢出效应是股票市场进入了一个担心不稳定和衰退的时期。8月末的一天，道琼斯指数下跌了357点，到9月初，这一指数比其夏天的最高点下降了20%。我们的忧虑并不仅限于股票市场上所发生的问题。美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一直令人吃惊地强劲，但我们都不知道这能持续多久。9月4日，艾伦·格林斯潘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一次演讲中表达出了我们的忧虑，他警告说，如果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继续疲软下去，美国也不可能继续成为“繁荣的绿洲”。对这位联储主席精心选择的讲话的每一个细微差别都会做出调整的金融市场理解了这一信号：美国的短期利率可能要下调。

　　联储上一次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即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也是联储直接控制的关键利率——是在1997年3月，在经济增长强劲的背景下将他提高了0.25个百分点以防范通货膨胀。在那以后的18个月里，官方利率保持不变，而政府和公司借贷的市场利率大致上遵循联储的指引。但债券市场的发展现在变得极为令人不安。债券交易商喜欢谈论美国国债与其他各种债券的“利差”，美国国债被认为是最接近于绝对安全的投资，而其他债券则包括评级高和评级低的各类公司债券、高收益的“垃圾”债券和新兴市场债券。当国债与其他债券的利差扩大时，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即对不够安全的投资要有更高的回报。1998年秋，投资者开始逃离风险。这现在不仅影响新兴市场的债务，还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国家和公司。结果，各公司从资本市场借贷时支付的利率更高。在那年年初，较低评级的公司债券的收益率比到期日大致相同的美国国债利率仅高大约2.75%。而现在，8个月之后，与美国国债的利差已达6%。

　　如果这持续下去，长期债务成本的这种增长将打击经济增长并损害投资和工作，这与联储经过深思熟虑而调高其控制的短期利率的效果是一样的。此外，借贷不仅变得更贵，也越来越难以获得，因为借贷者和投资者都更不愿意冒风险。联储和财政部官员关注如何在发生严重的信用紧缩之前缓解这些紧张。

第二部 第40节

　　来自格林斯潘的降低利率信号是有所帮助的。但仅削减美国利率似乎不太可能打消世界的危机感。拉里和我现在都赞成克林顿总统的意见：我们应当努力引出全世界对此尽可能强有力的声明，而总统本人也应对美国人民发表讲话。看法应当主要围绕着支持对危机的国际反应的步骤。由于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的问题仍困在国会，这些步骤主要是建立一个机制，即在需要的情况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一起，加速由几个国家组成的群体提供的资金的拨付。在联系紧密的中央银行家圈子中，联储努力劝说其他国家的同事相信有必要通过降低各工业国的利率来注入更多的流动性。我记得艾伦·格林斯潘曾先私下、后公开说过，他观察市场已有50年之久，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起初，我们在劝说主要伙伴如日本和欧洲相信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发表他的伯克利演讲之前，艾伦·格林斯潘和我飞到西海岸与艾伦多年前就认识的日本财政大臣宫泽喜一和日本中央银行行长会面。我们都为日本在处理其不断加深的经济弊病方面所做的事太少而感到烦恼：日本的一家大银行倒闭，市场情况似乎非常脆弱。宫泽是一位非常理性的人，对日本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但似乎更多地将这次会面看成一次我们如何公开评论日本经济的谈判，而不是两大经济强国间就对双方都威胁极大的形势的一次实质性交流。

　　欧洲的官员们都专注于欧洲货币联盟启动前的准备，以及引入将取代各成员国货币的新货币欧元。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贷款和道德风险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经过好几天密集的讨论和谈判才说服他们全球衰退现在是比通货膨胀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道德风险更大的威胁。最终我们就一份措施谨慎的7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的联合声明达成了协议。在最后一刻，有一位中央银行行长临阵退缩，想从声明的立场后退。但艾伦·格林斯潘劝说他重新回到了会议桌前。这份声明说货币政策方面的“风险的平衡”已发生变化，从只对付通货膨胀转到促进增长的需要。这五个大多数人听来平淡乏味的五个词在全球金融界是件有着重要影响的大事。每一场战争都有着自己的武器，在与动荡多变的金融市场和极度紧张不安的投资者打交道时，仔细撰写的公报——由世界七个最大的工业国的最高金融管理者签署——的微言大义可以导致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美国，克林顿总统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讲。他对美国领导解决这次危机的理由进行了更广泛的阐述，并在这方面概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建议。正如克林顿所言，新兴世界的混乱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导致对民主的真正威胁，削弱对民主自由和自由开放的市场的支持。回头来看，我认为克林顿有关作这样一个声明的价值的看法是正确的。在高度紧张的时期，领导人需要与公众沟通。如果他们能对问题的复杂性提供合理的解释，并讨论有关的替代解决办法，这本身就对危机时期的心理产生影响。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强烈支持这一看法，并高明地协调组织了此后各国元首和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的联合公开声明。尽管沮丧的情绪仍持续了几个月，但回顾起来我认为主要领导人对全球问题的这次公开介入和关注是最终扭转危机的一个重要步骤。

　　对已经非常紧张的体系的另一次打击几天后出现。俄罗斯无力偿债在金融市场引发了一连串事件，他们对美国的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偿付能力构成了威胁，而许多人都担心，这家公司的倒闭可能大大加剧美国市场的紧张状况。总统演讲后的那个周末，我正待在纽约的家中，盖里·根斯勒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当时是负责金融市场的部长助理，曾是高盛公司的合伙人。盖里说依靠数学模型交易而赚了大钱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经濒临倒闭。盖里想和纽约联储的官员彼得·费歇尔一起到该公司在康涅狄格州的总部去调查实际情况。我告诉他尽管去干。

　　9月20日，周日的晚间，盖里再次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所了解的情况。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持有巨额头寸，资金来源则是从主要的金融机构借贷来的数十亿美元——只有在金融市场平静下来，利差关系回归到更正常的水平，他所持有的头寸才能出手。目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面临巨额亏损，而他即将到来的倒闭对金融市场来说预示着什么后果谁也没有把握。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对盖里说：“真不明白像梅里韦瑟这样的人会陷入这样的麻烦，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时可是被认为是老练的经验丰富的人。”在创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之前，梅里韦瑟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管理着巨额的交易业务，长期以来业绩一直极佳。他拥有几位金融领域最出色的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与他一起工作。我很吃惊他们会这么做，而他们似乎就这么做了，把所有赌注都押在数学模型上面，尽管这些模型是由极为老练的人建立的。

　　模型是观察市场的有用方法，并能为决策提供有益的支持。但最终需要由交易商做出判断，因为现实总是比即使是最精致的模型所能包括的东西更为混乱和复杂。实际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型可能是有效的，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框架下。作为一个理论假设，收益利差可能会回归到平均值，我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许多头寸都能够及时脱手。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实际上打赌式的认为，回归正常一定会出现，即使在前一时期有过非常异常的波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的程度异常高的杠杆借贷意味着该公司缺乏抵抗严重的临时性异动的支持能力。当利差的波动不利于长期资本公司时，债权人就要求得到额外的保证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预测可能会在他破产之后很久才可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1986年以来，我对这种情况就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蒂夫·弗里德曼和我开始掌管高盛公司的固定收入部。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个案例中，问题不仅仅在于一家公司有大量的坏头寸。其他公司的经纪人也持有类似的头寸，因为他们都使用类似的模型和类似的历史数据。当头寸的波动开始对他们不利时，他们都想同时脱手，从而加剧这种波动。而由于大买家已经拥有了这类头寸，因此不会有买家。这意味着经纪人和投资者不得不将其他更好的投资脱手来获得现金。这种出售扭曲了经纪人所期望的正常关系和模式。按照历史常规应该缩小的债券利差反而扩大，应当扩大的利差反而缩小。

　　拥有类似头寸的每一个人都亏损。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面临的巨额亏损有可能比公司持有的现有资本大的多。这会立刻带来一个公共问题，那就是对长期资本公司资产的强制清算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害。在通常情况下，政府不应当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困难感到忧虑。但如果形势对金融体系构成了威胁，在各种坏选择中某种政府行动可能是最好的，没有人想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或投资者。但有人担心，对如此巨大的头寸进行清算可能导致市场的整体性动荡。如果这一对冲基金的债权人——大通公司，花旗集团公司，高盛公司，贝尔斯特恩斯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美林公司，和其他许多公司——都在同样的下跌中卖出，整个金融体系就可能陷入僵局，由于信心受到损害，企业和消费者获得借贷更难、更贵，其影响也溢出到实体经济中。

　　理想的解决方案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人同意以一种对他们每一家都稍有损害但比赖账不还对大家的损害更小的条件延长其贷款——就像韩国的情况一样。但不管以什么方式来促成这种协议都会带来难办的问题。联储管理金融机构，不愿意被看成强迫贷款人采取行动。而如果没有外部压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人几乎肯定不可能走到一起来。银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将从防止资本管理公司陷入无力偿债的协议中获益。但如果能搭协议的便车，不管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每家银行都会得到更大的利益。即，在其他各家都做出牺牲来维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继续运作时，分文不损地撤出。

　　纽约联储总裁比尔·麦克多诺在联储的纽约总部召集了一次大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首脑参加的会议。他采取了一种取巧的做法，把国内最大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打电话叫来，然后就离开屋子让他们自己商量协议的细节。经过大量扯皮之后，14家不同的机构同意提供总额近4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中附加了严格的条件。这次资本注入使这家对冲基金公司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以更有秩序的方式出清其头寸。尽管我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可能带来整个体系的动荡，但在当时的总体市场和经济情况下，我认为这些忧虑以及比尔的行动都是合理的恰当的。

　　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产生出来的一个更大的公共政策问题是，是否能采取某种措施以减少未来再发生这种事件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这是拉里、艾伦和我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其中一些讨论是在金融市场工作小组的会议期间进行的。比尔·麦克多诺、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莱维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利·波恩、其他的主要金融市场管制机构主管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吉恩·斯珀林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的某些成员认为，衍生工具如期权、期货和远期合同的价值取决于某种附属证券、货币或商品的表现，其价值会以复杂的方式，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经纪人也难以预测，因此，天生可能导致系统风险。另外一些人认为，对冲基金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能获得没有限制的杠杆借贷是一个问题。也有人认为两者都不是问题。

　　我认为，衍生工具和杠杆借贷都会带来问题。在芝加哥期权交易委员会创建之初的探索时期我就开始接触衍生工具。通过提供一种更有效、更准确的管理风险的方式，衍生工具可以服务于有用的目的，但在体系紧张时他们也能制造额外的问题。抑制这些风险的方法之一是限制衍生工具的买家和卖家所能获得的杠杆借贷数额。如果你认为周期性的市场过热由于人性总是可能带来过热而是不可避免的，你至少应该努力限制它对体系的损害。通过减少头寸的规模而增加支持每份头寸的资金额，对资本和保证金的要求——都是对杠杆借贷的限制——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第二部 第41节

　　拉里认为我对衍生工具的风险过度担忧。他的看法在市场的许多新手中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衍生工具通过让每个人都接受他愿意接受的那类风险而在分配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并不完全。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见到过衍生工具对动荡不安的市场施加额外压力的情况(比如，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在股票市场中发生超额抛售：证券投资组合经理人将买入期权卖给套利者，而在市场下跌的情况下，后者则对应此买入期权进行股票做空来对冲以保护自己)。我还认为，许多使用衍生工具的人并不完全理解他们所承担的风险——1986年在高盛公司就处于这样一种情况。拉里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来似乎没有考虑在异常情况下可能发生的问题。当然，拉里认为我只是想让市场保持19世纪60年代我学习套利业务时的样子——又是他那套“用木拍子打网球”理论。

　　1998年夏天，亚洲传染病终于到达了拉丁美洲，从而在危机最深重的时期进一步加剧了沮丧感。9月，人们开始像几个月前谈论俄罗斯一样谈论巴西这个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巴西有着固定汇率制、庞大的经常账户和预算赤字，还有巨额短期债务到期，总统大选也即将进行。债券市场的混乱因俄罗斯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而加剧，使巴西的债务展期更为困难和昂贵。对其债务的可持续性和该国各省的财政控制——已存在一段时间——的潜在忧虑显现出来。外国银行开始减少放贷，外国投资进入的速度减至点滴细流。由于政府坚持针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中央银行一度很庞大的外汇储备迅速耗尽。市场开始流言纷传，说巴西已濒临无力偿债或贬值或两者均有的边缘。

　　由于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都处于极大的紧张中，我们担心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联储以及其他大国都开始紧张地共同工作，要提出一个可信的拯救方案。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与巴西达成可操作的改革计划，那么这个问题所牵涉的利害关系就已经大到足够证明将美国政府的资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一起投入风险领域的合理性了。

　　与俄罗斯的情况不同，我们对巴西的改革决心有很大的信心。在费尔南多·卡多佐的领导下，巴西历史性的极度通货膨胀问题——这是我在大学时高年级论文的题目——似乎最终得到了解决。这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南美洲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5%，从19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复苏以来，他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步骤来实施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其政治领导人也愿意号召其人民来支持那些短期会带来困难、但为稳定和增长所必需的政策。卡多佐的非常能干且经验丰富的经济团队——由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率领——也认识到其他的替代方案只会更糟糕。

　　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存在争议：该国的汇率政策。卡多佐总统实施了某些在巴西财政赤字的背景下合理的重大改革，比如削减支出和增加税收。但巴西人不愿意让雷阿尔贬值。1994年卡多佐之所以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雷阿尔计划”，该计划将巴西的货币固定钉住美元，这样做，成功地将高达2700%的年度通货膨胀率制服。巴西的决策者对其经济中历史上的魔鬼有着根深蒂固的、可以理解的恐惧，认为浮动利率可能要冒通货膨胀复燃的风险。但我们认为让币值严重高估的雷阿尔浮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可操作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使我们要面对不愉快的选择，或者在似乎不利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庞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除非巴西同意浮动其汇率，否则就拒绝贷款，从而强迫贬值。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计划在固定汇率、币值高估的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至多只有50%。但我们也不太想在这个问题上推动得太过分，因为通货膨胀问题是真实的，而卡多佐和他的团队也可能是对的，让雷阿尔贬值可能会使巴西重新坠入通货膨胀的漩涡之中。

　　就像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情况一样，美国政府中的某些人认为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在汇率稳定基金资金的支持下就能解决问题。如果巴西有X亿美元的储备，Y亿美元的到期贷款，那么一个Z亿美元的应当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另一个无法计算且可能淹没计算中其他所有数字的数字：潜在的国内资本逃离规模。由于某种原因，对这一问题的大多数讨论都忽视了这个在危机复苏阶段最大的问题。如果巴西人对该国货币开始失去信心，并把他们的雷阿尔兑换成美元，那么额外的大规模外逃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但即使不贬值、尽管发生不利情况的可能性很大，在那年秋天继续向巴西提供贷款的主张仍然很有吸引力。在俄罗斯问题上，对政治和核武器的担忧是关键。在巴西问题上，外部环境改变了平衡。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如此严重，以至于我相信值得试试这个计划。即使只获得几个月的喘息时机，也可能足以渡过金融市场紧张这个危险时期。而在1998年秋天，面对世界市场持续不断的不稳定，要求巴西让雷阿尔贬值可能风险很大。巴西的货币无序贬值导致更多的货币动荡并向其他地方蔓延，而巴西可能陷入更深的危机。在亚洲、俄罗斯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之后，在一个已经脆弱的环境中，另一次这种冲击可能导致真正的全球性衰退。

　　在我看来，是否帮助巴西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问题，尽管在汇率不浮动的情况下继续执行计划的决定是艰难的。我记得，有一次坐在拉里的办公室开会，自己想到，这是另一次在坏选择中做选择：情况对我们不利。但即使他失败，他仍可能是正确的决定。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不采取行动的风险极大。即使我们未能拯救巴西，我们仍可能将崩溃的影响推迟6到8个月，这足以证明这一努力的正当性。我并不相信这些看法能把批评挡住。如果拯救巴西的计划失败，没有人会看这一决策的质量或推迟影响所带来的好处。他们只会说：你把一大把美国人民的钱都扔进了下水道。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克林顿异乎寻常的理解力和直觉的又一例证。拉里和我去了椭圆型办公室，把我们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并把美国的资金同时投入而不只是作为备用选择的理由陈述了一遍。我们也要劝说其他大国政府同样这么做。克林顿赞同继续执行计划。但他接着说：“要知道，我对墨西哥计划的感觉很好。我觉得那个计划将会起作用。我对这个计划的感觉不是那么好。对我来说他只是似乎机会更大些。”

　　大规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确实在一段时间即11月和12月里帮助了巴西。但1999年1月不稳定状况更猛烈地回来了，当时巴西政府没有采取计划中的某些财政措施，货币政策也过早的放宽，而巴西第二大州拒绝向中央政府偿付到期债务。巴西财政状况的恶化再一次使投资者争相出逃，使政府的外汇进一步减少。随着，国库的日益空虚，中央银行行长辞职了。巴西试图向墨西哥那样以一种故意安排的方式来调整其汇率政策，但这没有效果。一旦陷入困境，控制下的贬值很少能—如果能的话——产生效果——这次也没有生效，仅两天后就崩溃了。雷阿尔急剧下跌，一天之内就跌去了10%，到1月底已下跌30%以上。不到三个星期，新的中央银行行长也下台了。

　　但那时，全球环境已经好的多，金融市场对巴西问题的重新出现泰然处之。从这个很重要的意义来说，我们的赌注是值得的。那时，联储已经将利率下调了三次，而货币政策上的放宽对稳定金融市场发挥了重大作用。最终允许汇率浮动也被证明是巴西经济的转折点。巴西人对浮动汇率制会使通货膨胀复归的担心也没有成为现实。这和卡多佐和马兰选择AF来担任银行行长有很大关系，AF是一位深受尊重的经济学家和经验丰富的市场经纪人，他在2月初上任。其迅速行动提高了利率，使中央银行变得更加可信。

　　与国际上对如何使私营部门卷入——我们的欧洲同事对此特别关心，他们把自己政府的钱提供给了巴西——日益增长的国际关注相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一直在寻找让外国银行“介入”的方式。这时，全球资本市场已经足够稳定，我们不用担心这会促使借贷人从美国或者其他新兴市场抽回资金以回避风险。在纽约联储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巴西的主要美国银行债权人同意延长对巴西的贷款，而国际货币组织也同意提供额外的援助资金。不久，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在拉丁美洲似乎已经结束，而全球都出现了经济更为健康的令人安慰的信号。

　　到4月份，情况似乎真的在变好。美国的金融市场重新正常运作，而恐惧感已经消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联储迅速的提供流动性和削减利率的行动。巴西又能在私人市场上借贷了。巴西经济实际上在1999年已经增长，而通货膨胀也受到抑制。韩国提前偿还了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也能从私人资本市场上借贷了。其他亚洲国家也回到了增长的道路上。

　　复苏的模式尽管各国各不相同，但在我看来似乎都证明了国际社会对危机反应的正确。普遍采用浮动汇率制尽管起初很痛苦，但随着出口递增带领危机国家重上增长之路，现在已成为复苏的基础。泰国、韩国、巴西这些自主推行广泛改革的国家，信心正在恢复，外汇储备正在实实在在地增长。国际贷款与政策改革的结合是行之有效的，而对另外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情况就复杂一些。汇率的下跌使他们更有竞争力，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也减少。但对于政策方向、对于债务困难如何解决等问题的迷惑都对此投下了一层阴影。这些不确定性得不到解决国内外的投资者都不愿意冒险投入他们的资金。

　　回头来看，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对付危机的办法是合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的合作和介入，帮助那些采取了恰当行动的国家扭转了金融混乱局面。这些努力带来了经济基本面和发展中国家增长前景的极大改善，并帮助避免了更严重的、可能严重影响工业化国家的全球性危机。

第二部 第42节

　　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了，“成功国家”也就走出危机了。随着危机感的消退，有许多国家经济改革中的政治活动再次变得困难。有一个问题，看得越仔细就越清楚，那就是世界上没有哪个经济体的政策完美无缺。许多人在解释那些遇到严重麻烦的国家的错误时方式都过于简单。不管其经济政策和措施显得有多么健康，每一个经济体的政策包括我们自己的都远非完美。

　　我记得，卡罗琳·阿特金森曾在我们团队的许多会议中一次提到过这一点。在巴西危机的那一个时期，我们有一大堆人围坐在会议桌前。某个人说，巴西有这些强有力的政策，国际货币组的援助计划应该更容易发挥作用。用经济术语来说，那是个“好”国家。

　　卡罗琳蹦起来说：“是啊。而如果他们陷入无力偿债的境地，那我们就会说他们一直都是不可救药，并回过头来找他们那些可怕的错误和糟糕的政策。”这是一个很有见解的评论。每个国家都有各种不健全的政策和结构性问题，也有着各种优势。如果美国面临某种经济危机，人们会指出一大堆问题来作为理由——我们的低储蓄率，庞大的贸易赤字，非常高的消费者和公司债务水平，现在我还可以加上深受困扰的长期财政状况。

　　尽管许多人尤其是金融界的人似乎相信金融危机只是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和政策问题的结果，但我相信在繁荣时期的过度借贷和投资也难辞其咎。正像安瓦尔注意到的，每一笔糟糕的贷款后面都既有贷款人也有借款人。走向金融过度的倾向似乎来自人性中固有的某些东西，就像人们在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方面巨大的失败一样。美国西南地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并没有阻止投资者在亚洲的过度投资。亚洲危机也没有防止纳斯达克泡沫继续发展。走向极端的倾向是一种集体心理现象，似乎会不断的重复自己。

　　但我仍然对危机心理消失的如此之快感到吃惊。人们会很迅速地忘记痛苦经历带来的教训，而这会导致糟糕的决定。一个例证是，韩国刚能从私人市场借贷后发生的事。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能以合理的利率从私人市场借钱会为韩国危机后的经济带来信心，强化该国在金大中领导下的政策走向可信度，并促进增长。

　　新的韩国财政部长在前往纽约签署新贷款协议的途中在华盛顿停留。但在他到财政部来拜访我们之前，我们的人告诉我说，这位部长不打算继续贷这笔贷款，因为，他们的投资银行家告诉他利率会比他所期望的高25个基点——或者说是1%的1/4。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我说。这个国家一年前还处在无力偿债的边缘，那可能是会有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而现在这个政府在自己能借款时仅因为25个基点就不借了吗？也许他是受到了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不能支付比某人所认为的合适价格更高的价格——但我还是不能相信。通过这次债权发行，韩国在全球金融市场重新树立自己地位的机会的价值要远远大于25个基点。

　　韩国财政部长和他的翻译走了进来，他们都坐在我会议室的桌旁。我们开始交谈，我说：我知道你们打算筹措这笔资金，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因为你们认为利率高了25个基点。在重新树立你们自己是如此重要的情况下，25个基点或者是100个基点又有什么分别呢？”

　　财政部长回答说，25个基点就是25个基点。我们不应当付这么多。我告诉他我跟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能拿到就把钱拿走——市场上情况可能会变化的非常快。如果这次发行进展顺利，韩国可以借更多的钱，在利率方面也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撤出会再次在投资者的心中激起疑问。但我们的争论还是在继续，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有点失去耐心。“你知道吗？”我说，“我并不真的关心你们做什么。那是你们的国家，不是我的。”会谈中，每一个人都望着我，好像我已经丧失了理智。可能我是，但是暂时性的。韩国政府和韩国人民对危机应付得非常好。但我这种反应是针对聪明人在与金融市场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出的短视而做出的。我在高盛公司曾多次见过这种行为，经纪人和客户都有。陷入困境的人获得了一个可能是短暂的逃脱机会。而这个人的反应通常是忘记几天前的困境，而重又为0.25个百分点争吵。

　　到1999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已经待了6年半，打算离开了。桑迪·伯杰曾这样评论在政府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面因素提供的支持越来越少，而负面因素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对我来说，这二者显然是交织在一起的。我觉得自己想摆脱一直肩负的重担。现在，弹劾斗争已经结束，亚洲危机已经平息，出现了一个我能离开的时机。我并没有抛弃处在困境中的总统。如果有新的经济问题出现，有拉里在财政部，吉恩在白宫，政府在这方面有强有力的领导。我不想强迫自己的运气再坚持另外一个0.25个百分点。

　　至于亚洲金融危机，批评者认为某种明确的立场会比我们实用主义的恢复信心和处理政策问题的方法更有效。但这些理论观点虽然经常提供重要的见解，却没有考虑应对一场真正危机的所有复杂性。处理危机是混乱的，因为现实就是混乱的。在某一点上，援助俄罗斯是合理的；而在以后另一个阶段，却又不是。尽管人们非常想，但没有哪个明确的回应或绝对主义的立场能确定无疑地解决这些问题。回过头来看，计划中的某些元素本应做的更好。但是，即便如此，由于我们的介入，这些国家的人的境况比我们不介入要好得多。对错误的反思常常混淆了一个更重要的观点，这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办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与实质上改革相结合——给那些在合理的程度上进行自主改革的国家带来了相对较为迅速的复苏，并避免了更严重的多的全球动荡的真正风险。市场为基础的方法的可能最好的证明——相对于试图通过更多的管制，资本市场控制和贸易限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使新兴市场国家政府自己做出的决定，其中包括某些在他们的国家处于弱势地位的选民的授权。韩国的金大中和最近巴西的路易兹·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都是靠民粹主义的政纲上台的。他们俩都选择了持全球一体化的目的在于培养市场信心的政策体制，在他们完成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上发挥一点作用。

　　与此同时，亚洲危机的全部经验给我留下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未来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是肯定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更严重。市场在扩大，信息流动在加快，流量在扩大，贸易和资本市场不断继续隔阂。因此，迫切的是要关注如何将这类危机的频率和严重性减到最小，如果他们发生或他们确实发生如何才能最好的应对。指出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没有人能够预测下一次会发生在哪一个领域——房地产、新兴市场或是其他任何领域。我记得，在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破产时约翰·怀特海在高盛公司曾对我这样说过：“现在我们用各种新的办法来处理商业票据，”他说，“而下一次危机会从现在没有人关注的方向出现。”

　　全球经济危机还使我对全球化的政治层面深感忧虑。对许多人来说，亚洲危机第一次突出展示了全球化潜在的危险和缺陷。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以权衡后利益要大得多、但常常得不到充分认识为背景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会未能延长克林顿总统的快车道授权以进行国际贸易协议谈判。在我准备离开华盛顿时——就在抗议者走上西雅图街头示威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几个月之前——我已经发现，在全世界要保持这一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和贸易自由化的支持已经成为一个大得多的政治问题。

　　一段时间以后，当坐在纽约我的早餐桌前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布什总统新任命的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的评论。奥尼尔对我们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方式进行了严厉批评。他称我为“消防部部长”，并且说我们相互联系的市场理论是过去的时髦，应该像“呼啦圈”那样退休。奥尼尔有关危机应对的观点是，通过让管理不善的新兴市场经济失败，新政府就可避免道德风险问题。

　　我喜欢保罗，我甚至不介意他称我为消防部部长。但在我读这篇报道时我对自己说：他们说他们不会干预。但他们会的。

第二部 第43节

　　他们确实干预了。当2001年初土耳其危机爆发时，由于该国的战略重要性，布什政府介入。同年当阿根廷陷入困境时，布什政府对另一次大规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但在2001年末拒绝再次这样做。第二年，他向乌拉圭通过汇率稳定基金直接提供了美国资金，并支持对巴西的非常扩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不管政府在哲学上是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援助计划，他最终都得支持，因为美国自身的利益包括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都会深受影响。许多人在开始分析时都带着预设的观念。但一个人空想出来的一板一眼的看法和你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棘手现实时的看法是不会相同的。在不确定的世界政治和生意第十一章政治和生意卸任财长一职是个需要进行管理的过程。1999年春，尽管全球经济危机程度减轻，有关弹劾的争斗也已结束，令人忧虑的事仍有很多——有些与我正离开的那个世界有关，也有些与我正想着回去的那个世界有关。

　　指定拉里·萨默斯作为我的继承人解决了最大的问题。在确定美国对亚洲危机的政策反应的实质内容方面，拉里发挥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大。政府内外的许多人都认识到他在思想方面所提供的指导作用。但拉里并不只是一位严谨而有见解的思想家。作为一名管理者，他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觉得，无论在工作还是在与政府、国会、企业界和金融市场打交道的能力方面，他都已完全准备好了。

　　记得有一次在幕僚长的办公室，有人递给我一张写着预算数字的纸。拉里和我一起开始研究这些数字，圈出某些，在某些数字旁打上问号，在空白处进行粗略的计算。拉里后来对我说，人们对写在纸上的数字有两种反应。有些人看着他们，认为他们是给定的，并由此继续。其他人则看着这些数字，开始置疑他们，寻找不一致性，探究他们的含意和他们所叙述的东西，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感到好奇。拉里和我都有这种性格，不仅关心数字，更关心各种各样的假定的确定性。尽管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但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性格，使我们作为同事非常合拍。

　　对留下来的经济团队我也非常有信心。吉恩·斯珀林现在取代了我原来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多年来，对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吉恩已经形成了一种认真的目标明确的态度：财政纪律，贸易自由化，积极应对国际性经济危机以及与教育和内城区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在第二个任期，吉恩围绕着诸如社会保障改革和正在出现的预算盈余之类的问题建立起了非常有效的工作机制。

　　这是更大的看法的象征性说明。先是在劳拉·泰森——她很有见解并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总统——其后又在吉恩的强有力领导下，国家经济委员会在6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对几乎所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种类似诚实经纪人的工作机制，预示着他未来的成功。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处理有所不同，这是财政部牵头的，但即使是这类问题，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会把相关的内阁各部和白宫官员聚在一起，对重大的政策选择进行讨论。一个简单的小插曲就能说明当选总统比尔·克林顿这个创意的高明。在第二个任期内，有一次政府内部就如何应对提高钢铁进口壁垒的强大压力问题产生了分歧。麦德琳·奥尔布赖特和我都如此强烈地反对提高壁垒，以至于我们决定向总统递交一个联合备忘录。另一方面，吉恩和我也都同意这会损害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机制，且只向总统提供了一面的看法。因此，吉恩启动了一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快速机制，向总统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其中包括了双方的观点，并把想表达自己观点的内阁成员的备忘录附上。通过严肃对待良好的工作流程，在公平而最有利于促成政策建议被接受的机制下，总统获得了做出在完全了解情况基础上的决策所需要的资料。

　　至于我的离职，我最直接的关注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要离开是因为我觉得在6年半之后我已准备好离开，我不想任何人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内部的意见不同或其他什么问题所致。市场参与者必须能安然接受我的继任者及其经济团队。一个特别的忧虑是吉恩对我提起过的：某些人可能会把我的离开解释成这意味着克林顿实际上已不再重视经济政策制定——或者是因为我们已不再面临重大的经济问题，或是因为有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他余下的一年半任期中，总统在政治上无法再做什么事。我还很想避免在宣布与离开期间成为跛脚鸭——首席执行官在实际下台之前宣布辞职后，这种情形我在公司曾反复见过多次。部分挑战就在于如何找到既公开谈论我的离职而又满足这些不同需要的方法。

　　身处企业的高级职位，下台可能带来许多需要管理的问题，但华盛顿一个内阁级官员的离职甚至更为复杂，可能会产生在私营部门时无须面对的后果。我把自己的离职看成另外一个需要小心管理的机制。为实现平滑过渡，我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顾问。于是，我请汤姆·多尼伦与我就宣布辞职以及如何管理宣布后参议院批准拉里的任命前可能五六个星期的时期的问题私下交换意见，他是前助理国务卿，也是我从蒙代尔竞选时期就认识的政治内行。在与汤姆交谈时，我做了大量的笔记，关于我在内部说些什么，对外说些什么，我应当对谁说，什么时候对他们说，困难的问题可能有哪些等等。我试图预见到所有的困难。

　　汤姆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再为跛脚鸭的问题忧虑。“这种离职不同，”他告诉我，“直到你离开之前，你都是财政部长。你不会成为跛脚鸭，因为外界会继续认为你拥有该职位的权威，直到你下台的那一天。”实际上，我更担心在坐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或助手主管们的会议桌前时我非正式的地位，在这些场合，你的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你的职位所赋予的权威。但对此，汤姆同样不认为我会有问题，这可能是因为我从这届政府成立之初就在其中任职，有着事实和名义上都很稳固的地位，并且会保持我的内阁职位所赋予的权威直到离职。多尼伦是对的。在这方面和所有其他方面，我的离职和拉里的就职和我所能期望的一样顺利。

　　我要面对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以后做什么。为帮助自己想通这些问题，我拿过一本黄色拍纸簿，开始写下要问自己的问题：在离职后我想用什么来打发时间？我是否介意重回金融界？是否介意继续卷入公共政策领域？是否介意卷入民主党政治？是否想赚钱？

　　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里，我仍关注市场，但那是从外部关注。我担心，尽管曾在华尔街工作过多年，我仍可能丧失来自于在纽约工作时那些对市场的感觉。为了回答以后干什么的问题，我得到华尔街稍微转一转，与人们以在财政部时不可能实现的诚恳程度谈谈。1992年以来，金融环境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做出有关自己的有根据的决定之前，我需要更好地了解市场的现状。我还得决定将我的个人资产投到何处。在华盛顿期间，我的个人资产做得都是绝对信任委托。一个曾在尼克松政府供职的朋友告诉我说，在这种安排下，他的净财富损失了一半。我不想损失我所拥有的，又不能在投资选择方面发挥任何作用，甚至不能在对市场情况感到不安时保护自己的资产，因此要求我的受托人在投资上要非常保守。但现在我自己可以重新涉足市场，就要面对是否更积极地投资的问题。我的职业和个人财务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只有使自己投身纽约的金融界并使自己对市场的看法完善之后，我才能决定我是否想在任何层面上参与市场。

　　1999年夏天回到纽约后，我开始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他答应在我离开政府后的过渡期内接纳我。此后几个月我在一间类似阁楼的办公室待着，这间办公室俯瞰着东区城市住宅的后部。以这间令人愉快的阁楼作为我的临时基地，我拜访了多年来结识的各种各样的人——从对冲基金经理、私人股本基金投资者、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家到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就人们对经济前景、地缘政治前景、市场状况、变化中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我自己的工作选择和个人财务问题，我做了大量笔记。

　　我所做的第一个决定是担任全国性非营利组织“本地倡议支持组织”(LISC)的主席。我在财政部时，对他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我知道自己还想继续参与内城区和“本地倡议支持组织”有关的问题，该组织为城市和农村社区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似乎是参与进去的极好机会。我还返回西奈山医疗中心董事会，1992年末我加入克林顿政府时不得不退出了这个董事会。

　　除此之外，我知道自己想继续积极参与公共政策问题，但我并不太清楚应当怎样做。既然我已经离开华盛顿，我怎么能继续得到足够的信息来保持自己的参与呢？现在我只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前政府官员，会有人关心我所说的东西吗？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我向鲍勃·斯特劳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说：“你现在是颗葡萄，但你会成为一颗葡萄干。问题只是需要多长时间而已。”我认为葡萄也可以变成好葡萄酒，但我觉得鲍勃会当场嘲笑这种想法。

　　原来在高盛公司的同事斯蒂夫·弗里德曼告诉我说，处于我这样位置的人有两种基本的职业模式：我可以列个单子，把我想要做的各种不同的事集合在一起；或者我可以像在高盛公司时那样有一个主要工作，所参与的其他事处于外围。

第二部 第44节

　　在这儿能将我最了解的最有效地运用。但在金融部门工作还为我提供了一个保持对现状的了解，并因身处其中而获得知识和见解。这将有助于提供一个我参与所关心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基础，并使我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贡献的努力更具价值。财务上我并不紧张，但我也是个有适度的商业追求的人，我觉得自己想得到财务上有所回报的东西。最后，不管什么原因，实际上我觉得大型组织的管理问题非常有趣。(我的大多数朋友认为这是个人性格问题，我应当以另外的某种方式来解决。)

　　但我的另外一些工作选择标准使事情变得复杂。我非常清楚副手与部长之间的区别，非常清楚负很大责任与负最终责任之间的区别。我在高盛公司和财政部负的都是最终责任，我不希望还是这样。我已经进入了生命中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时我想生活得稍有不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垂钓、阅读以及我关心或觉得感兴趣的任何事情上面。因此，我不想成为首席执行官。

　　但不管到哪儿，我又确实想成为核心管理结构中的一部分。一位离开克林顿政府并在一家金融公司担任非常有吸引力的高薪职位的同事对我的思考有很大影响。他到财政部来拜访我，说：“我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工作，但我从未成为核心管理层的一部分。而如果未能进入核心管理层，就缺少了些什么。你感觉不到你是这个世界的核心部分之一。”他说的这些我深有同感。经历丰富的人在外人看来一般都是公司的重要人物，而实际上他们在管理上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我在工作的寻找中增加了这一标准。

　　利用作为老政治家的一种类型的前财政部长——尽管我既不算老也不是政治家——来提供建议，与客户打交道，就像亨利·福勒受雇于高盛公司发挥的作用一样。这可能几乎对任何金融机构都有吸引力。但在核心管理层中制造一个职位是更大的挑战。将这样的一个人放入组织的高层可能会令人尴尬。他不想做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或首席财务官，也不想在任何有关公司业务的问题上有决策权。那么他做什么，如何融入组织？

　　我真正努力想为自己制造的是一种类似顾问的职位。或者成为一个不管部部长，在许多领域都可以插手。在财政部时，有一段时间我很想找一个顾问来为我发挥这种作用——他应当非常有经验，但没有他自己的安排，能成为我和部里其他人的咨询人。如今我在私营部门为自己寻找那样一个职位。理论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主张。许多首席执行官都会从一个忠实于本机构、但在重大决定中又没有自己的利害关系的人提供的建议中受益非浅。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中这几乎从来没听说过。大多数的总裁可能都不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公司里出现一个有独立立场的人物。这样一个来自公司外部的人似乎很容易看成对公司其他人的威胁。有着必需的责任能力和经验的人中也不会有很多会满足于只是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完全可能被忽视。

　　我也不能肯定是否有人愿意创造我所寻求的那种角色。但几乎所有我认真谈过的公司都提出了某种办法，这些办法彼此都略有差别。这些公司的解决办法都是非常规的，因为这种情况是非常规的。大多数的可能办法都涉及以不同的方式成为董事会的非执行董事长或成为董事长办公室的一部分。有一家公司提议我管理一个类似公司内部思想库的机构，另一家公司提议我关注高级管理人员的代际过渡的指导。每一个提议都代表一种潜在的具有吸引力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可行性都在某种程度上有疑问。

　　我快要做出决定时，朱迪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我举办了一个“欢迎回到纽约”的宴会(这可能是她的一个聪明的方法，以此确保我不会在华盛顿找另一份工作)。花旗集团的联合首席执行官桑迪·维尔也在那儿，我们聊天时他邀请我到他办公室谈一谈。

　　我说：“很高兴和你谈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就快接受别的工作了，我也不认为在花旗集团工作是我想要做的事。”我不想和桑迪在虚假的借口下会面。但桑迪还是想谈一谈，于是我到他办公室见他。

　　桑迪是个著名的推销员。他使花旗集团听起来像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他告诉我花旗集团的业务遍布102个国家，从事多种多样的活动：投资银行业、保险、零售和商业银行、信用卡、资产管理、一家私营银行以及在新兴市场参与几乎所有业务。结果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花旗集团是联合首席执行官制：桑迪和约翰·里德由于花旗集团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而被带到了一起。这是一种非常规的结构。媒体的报道也表明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问题。直到我到花旗集团以后才明白的是，尽管桑迪和约翰的个人关系非常好，而且两人都非常能干，他们的工作关系却不是同样有效。

　　见过桑迪以后，我会见了约翰，然后我又见了桑迪。似乎在一个月里几乎他每天给我打电话。我开始产生这样一个感觉，尽管桑迪有着性格豪放霸道的名声，我还是可以和他共事的。在大概是第四次见面以后，我对朱迪说：“你看，我并不太想干，但这个地方确实非常有趣。”而她回答说：“这是头一个你似乎真正感到激动的职位。难道你不该干吗？”

　　于是我干了。宣布后不久，阿尔·亨特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批评我接受私营部门高薪工作的决定。他对我重返商界感到失望，说我可以在其他地方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对阿尔非常尊敬，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或者为什么就因为我曾经为公众服务过我就得变成修道士。而且，我确实也想继续涉足公共政策和社会活动——实际上，我和花旗集团的合同特别说明，我的一部分时间要花在这方面，在这些问题上我也会表达自己的、独立的看法。如果阿尔的立场变成标准，我自己觉得，商界的人可能会因此而不愿意进入政府——这对双方都有害。这就会带来某种更像欧洲体系的制度——公务员和政客很少有私营部门的经验，而私营部门中懂得政府运作的人也相对较少。我还认为，在有关我在阿尔所关心的问题上发挥我的能力的方面，阿尔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如果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仅基于我在政府的工作经验，也基于与全世界的金融事务和市场保持最新的接触，我的贡献会大得多。按鲍勃·斯特劳斯的说法，如果我不让自己重新投身企业和金融界，我瘪成葡萄干的速度就会快得多。

　　由于前面阐述过的原因，在政府工作比我从事过的任何一项工作都费神得多。工作总缠着你，你总处在公众的视线之中。你永远不会完全清楚自己的角色。你的计划随时可能被打乱。在私营部门你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尤其是在问题出人意料地爆发时。但除非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压力的程度和发生的频率都不能与政府部门相比。就任在花旗集团的新职务时，我希望的是能更多地控制自己的时间——这既指更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也是指有更大的自由感。

　　我记得曾与萨姆·纳恩有过一次交谈，他在我离开财政部之前的几年从参议院退休了。萨姆告诉我要当心，因为我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他说那正是离开参议院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我说：“萨姆，我知道你可能碰到了这种问题，很遗憾。但事实上我很了解自己，我知道这方面我会处理好的。”尽管我通常会对自己做的任何事都非常投入，而且对几乎所有事都感兴趣，但我觉得自己有自知之明和自制力来过一种合理平衡的生活，这一次会管理得有所不同。

　　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的正是萨姆·纳恩所描述的那种境地。这部分是因为我对自己判断错误，也是因为我低估了花旗集团以外的世界提供的机会数量之大，同时也是低估了花旗集团的规模和业务范围有多么大。作为世界最大的金融公司，花旗集团从事所有业务，既有这一行业中最大的新兴市场交易业务，也经营着世界最大的信用卡业务。从外部是很难感受这种业务规模和范围意味着怎样的复杂性的。我离开时，高盛公司有6000名雇员，这在我看来似乎已是规模巨大了。我在高盛公司期间，我们只进行过一次兼并，接管了商品期货交易公司J· Aron公司。而我加入时，花旗集团有18万名雇员，一般每年都进行好几次兼并——其中会有一次或更多次是大型兼并。

　　我试图以我通常的方式来掌握公司的活动：掏出黄色拍纸簿，四处走动，与人谈论其业务。我在财政部时的助手主管迈克尔·弗罗曼也来到了花旗集团工作，他伴随着我。但我们所发现的与我的期望完全不同。比如，我以为信用卡业务部是一个坐满了跟踪支付记录的职员的办公室。而实际上，这是项精算业务，一大群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使用他们开发的极其复杂的统计模型并不断进行试验，其中还包括27位博士，他们获得学位的领域与“决策管理”有关。他们利用计算机模拟来检验信贷决定，并用模型来推导信用卡条款或营销的小变化会怎样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并进而影响企业的回报。

　　很快我就开始了解其他的我以前从未打过太多直接交道的金融领域：商业贷款，消费者银行业务，资产管理，私人银行服务，次优贷款以及一系列的新兴市场业务。我花了一年中的大半时间，只获得了对花旗集团及其多种多样的业务的初步认识。在那一年，我开始觉得自己个人在公司的投入要比原设想的多得多。

第二部 第45节

　　到公司后不久，我就卷入了与所罗门美邦公司有关的问题。这家投资银行是在1997年旅行者集团将其子公司史密斯·巴尼与所罗门公司合并之后诞生的。在我到公司之前，纽约金融界一位重要人物对我说，所罗门公司曾经一直是固定收入交易的一支主要力量，但已不再是一家第一流的公司。我很快就认识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尽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受一系列的挫折，所罗门公司依然是一支主要力量，似乎仍在努力向前。在拥有原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能力，尤其是他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固定收入交易公司的地位以及信用延伸能力后，花旗集团就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要。但该公司确实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战略性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欧洲更有效地开拓市场。为实现这一目的，花旗集团一直在进行谈判，想收购一家著名的英国公司施罗德有限公司以作为在欧洲扩张的平台。由于施罗德公司的人担心所罗门公司依然像《骗子的骗术》时代的所罗门兄弟公司那样，合并遇到了麻烦。《骗子的骗术》是迈克尔·刘易斯撰写的著作，这本非常著名的书把早期的所罗门公司描写得非常不守规矩。施罗德公司的人要求我飞到伦敦参加一个星期六的晚宴，与他们一起讨论所罗门公司的文化，使他们自己能满意发现所罗门公司现在是以一种更文明、以客户为中心的方式运作的——所有这些我都很乐意干。

　　在花旗集团最困难的问题可能就是其管理结构，我觉得桑迪雇佣我的愿望部分来自于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也许能帮助他和约翰更容易地达成一致决策。联合首席执行官结构的繁杂性和潜力使我很感兴趣，这是以斯蒂夫和我在高盛公司作为联合首席运营官和联合首席执行官的非常好的经验为基础的。我想我也许可以从那段经历中提取经验来帮助他们俩形成一种能更有效地运转的机制。

　　尽管不是一个联合首席执行官，但我现在是董事长办公室的第三号人物，因此我建议我们每周开一次会，称之为“董事长办公室会议”，我们三个人参加，花旗集团的总顾问查克·普林斯作为秘书。我将发挥一个协调者的作用，努力帮助约翰和桑迪做出决策。约翰对这一机制没有什么意见，但桑迪却在真正的利用这些会议，每次来都带着准备好的议程。他会说：“今天我有下面五件事想要谈。”然后我们就会一件一件地讨论。

　　这些会议对约翰和桑迪有些帮助，但决策和确定方向依然十分困难。在那个最初的时期有一个大问题是所谓——花旗，这是在合并之前约翰就已经开始进行的利用因特网的努力。那时约翰持一种在热爱因特网的人中间很普遍的看法——这完全可能是对的——即传统大公司没有准备好对公司文化进行必要的变革以更有效地利用因特网。为了防止受到压制，约翰认为要使因特网业务在花旗集团开展起来，惟一办法就是撇开传统渠道。而另一方面，桑迪认为要实现相关的倡议，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他认为，因特网的业务应该在花旗已有的结构中进行，要受传统预算纪律的约束。我自己的观点是，在大公司进行有文化震撼力的创新确实是一个问题，而在初始阶段，约翰以非常规的方式来推动可能会更好。他确实能使公司更具活力地进入因特网时代。另一方面，我觉得在该讨论进行时，对这项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已经足够，因此将因特网业务转入各业务部门也是有道理的。

　　那只是2000年2月在花旗集团的管理委员会中悬而未决的几个问题之一，这个委员会由公司的大约20名高级管理人员组成，飞到科罗拉多的博尔德开了三天休假地会议。第一天，我们讨论了与公司未来发展有关的管理问题。德雷克·莫罕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也是公司一位非常受尊敬的高级管理人员，他做了一次我觉得现在依然富有启迪的发言。那时，我们有大约18万人。把德雷克的实际数字撇到一边，假设收益的增长率是每年10%—12%，复合平均数在6年或7年翻一倍，在10年内我们可能会有大约40万人，生产率还会更高。德雷克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性和实质性的问题：我们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机制来管理如此庞大的雇员并保持增长呢？提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意味着除许多其他问题之外，还要找到对基本战略决策、预算、风险控制和重大法律事务的集权控制和把单个业务的更具体的战略和经营委托下去二者之间一种恰当的平衡。还有其他的挑战：要像一个小公司一样亲切地对待客户，给雇员这样一种感觉，大型组织的力量能帮助他们最好的实现他们自己的潜力而不是只成为官僚程序上的一个环节。对跨业务、跨产品或跨地理区域的问题迅速做出决策，并创造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在收入和支出方面带来高效率。我相信这些挑战已经得到应对，但就像任何一个成功组织一样，花旗集团也在不断发展，不仅是在其领导人的指导之下，而且就其本身而言还在一种创新性的、以数字为中心的经营方式下。

　　在会议的第二天，讨论围绕着作为一个组织我们怎样才能运作得更好。人们开始讨论联合首席执行官结构，大多数认为他不可能运转良好，主要是因为做出重大决策和确定战略方向时的困难。讨论极其坦率。一位长期在花旗工作的雇员用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明他的看法：“我们只需要一颗北极星。”我后来得出的印象是，桑迪和约翰从博尔德会议回来后都会在心里认为联合首席执行官结构已难以为继。因此，他们两个人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一个月后召开的公司董事会星期日特别会议讨论。由于对那次会议的说法和报道很多，我也可以说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当有人就这一问题询问时，我会说我认为桑迪和约翰都是极其能干的人，我的第一选择是两人都留下，以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但如果这不可能，由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多数来自原旅行者公司和花旗公司，而他们惟桑迪马首是瞻，因此我认为公司董事会实际上别无选择。我离开会议室，他们的讨论又继续了好几个小时。我在一间办公室里等着，看电视中的“尼克斯游戏”节目，而董事会则仍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桑迪和约翰坐在另一间办公室里，相互打趣，试图表现得轻松。接着董事会成员走出来向我们仨宣布由桑迪担任惟一的首席执行官。

　　这一经历使我改变了对联合首席执行官的看法。以前斯蒂夫·弗里德曼和我能共同努力，在10年里有效地管理着高盛公司，是因为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也因为我们都相对喜欢分析，很容易发现解决分歧的机制，还因为我们在决策上不会因自负而发生冲突。但有可能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又能这样处事的人是极其罕见的。约翰和桑迪的经历以及我所见到其他类似情况使我留下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在公司背景下联合首席执行官有效共事的可能实际上是很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司最好只要一位指路人。但我仍觉得，在非常罕见的联合首席执行官结构能有效运转的情况下，公司会因此而获益非浅。这一看法与实际所有的传统看法都不相同。

　　在以前的章节中，我谈到了早年的经商经历如何有助于我在政府的工作——并能考察企业和政府两个世界的不同之处。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公共部门需要从私营部门学的要比私营部门从公共部门学的多得多。但这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双方都要做的事。私营部门对公共的偏见如此巨大，以至于当我说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有许多东西要向政府的工作方式学时，人们总是大为吃惊。

　　我认为，企业可以向政府取经的领域之一是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使来自不同部门、有着不同观点的人坐到一起来，就跨部门的问题达成共识。另外两个可能紧密相关的问题是，在一种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把企业推到公共视线之中的危机中——这越来越常见——的管理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备受关注的问题的政治或“信息传递”层面。而另一个则与政府本身直接相关。

　　1999年返回纽约后，我最真切地认识到私营部门可以学习政府经验的一个领域是：如何管理涉及众多内部利害相关人的复杂问题的决策过程。在政府中，助手主管或内阁级官员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努力使来自不同部门的不同群体的人以有效的方式工作。这是种内在的要求，因为大多数重大问题都是跨部门的，需要不同机构、选民和权力核心的协调才能得到最有效的解决(尽管我们政府的历史上不乏这种例子，协调破裂的结果往往就是事与愿违的决策)。比如，除非至少来自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预算管理局、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财政部和白宫的官员能会集在一个房间里，并在充分讨论之后向总统提出建议，否则有关内城区问题的重大新倡议是不太可能适当地得到的。

　　在有着许多不同业务部门的大公司也存在同样的需要。通过有效地共同工作，这些部门才能在较长的时间里使其集体利益最大化——私营部门有这样一个优势，即利用会计和酬报来鼓励人们共同工作，而大多数情况下公共部门不能这样做。但一个大公司的各独立业务部门一般不习惯于共同工作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问题以提高整体的共同福利，而对政府来说这是必需的。公司的部门更习惯于在单独的“发射井”中工作，对本部门的经营自负其责。当公司进行跨部门销售——即利用一个部门的销售力量来销售另一部门的相关产品——或是要使产品/地理布局发挥作用时，这一问题才会突显出来。(谁负责韩国的信用卡业务——是掌管信用卡业务的人还是掌管韩国业务的人？)在华盛顿学习过如何管理机构间互动机制的人拥有一套重要的技巧，如果得到首席执行官的正确支持，这些技巧会对公司大有裨益，而他们在企业本身是难以得到充分发展的。

　　公司显然可以向华盛顿学的另外一个领域是理解各种政治因素，这既包括与国内和国外政府直接打交道，也包括本质上具有政治性的企业问题的处理。2001年12月，桑迪和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朱镕基总理讨论与一家中国银行结成战略性联盟来发行信用卡的问题。在将我们的建议整理提出时，我们只关注如何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而未考虑与中国政府内部政治权力分配有关的一系列更加微妙的问题。如果要支持我们的方案，中国总理需要考虑哪些政治利益呢？在那个政治结构中，谁会认为我们的提议是具有威胁性的，谁又会认为它是有益的呢？信用卡业务如果在中国蓬勃发展，消费就会得到促进，这显然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经济目标。但他可能会威胁银行业中的某些人群或是对银行部门进行管理的官僚机构。朱总理是支持该项目的，但他还是失败了，似乎是由于内部存在的政治意见。如果事先预见到这些问题，我们也许能设计出一个有助于使其他集团也满意的计划。

　　在公司涉足有重大政治含义的问题时，政治经验在私营部门也会很有价值。在处理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议问题公司所面临的困难可以从下面这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中得到很好的说明。这就是福特汽车公司可能会因而负责的由于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因轮胎缺陷而导致翻车的事故所引发的冲突。2000年，媒体报道有许多人在轿车事故中死亡或受伤，事故原因是普利斯通/凡世通公司制造的轮胎花纹有问题。凡世通公司是福特公司的主要轮胎供应商，而这些事故中许多都与福特公司制造的“探索者”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有关，这种车装备的轮胎主要是凡世通生产的。福特公司指责轮胎有问题；而凡世通公司则辩称“探索者”的设计使它比其他车更容易侧翻，而福特公司没有告诫购买者有必要以正确的方法来为车胎充气。全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最终认定凡世通公司而不是福特公司为问题负责。福特公司和“探索者”车的名誉得到保全，但在此期间，福特公司却遭受到了本来可以避免或减轻的名誉和政治损害。

　　在离开财政部后，除花旗集团外，福特公司董事会是惟一的一家我同意加入的董事会。对我来说，加入福特公司董事会是一个学习如何管理大型工业公司的机会。福特公司还受到家族的强烈影响，我个人对此更是感兴趣，而且在我看来这似乎也更有可能带来对长期发展更多的关注。而且，早年我在高盛公司时，福特公司也是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因此成为福特公司董事会成员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成为董事会成员后，我开始时不时地就公司面临的问题与比尔·福特交谈，他当时是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长。(在最近的交谈中，比尔和我加入福特公司时的首席执行官贾奎斯·纳塞尔同意我发表在本章中出现的有关福特公司的讨论。)比尔处事轻松，谦逊有礼，会让人忘记他是个在底特律长大、姓福特的人。而且他也非常了解、非常关心环境问题。

第二部 第46节

　　当福特/凡世通的事告一段落后，比尔和我商量如何处理此事的政治影响。实质上说，公司对这一严重问题的处理似乎相当明智：立刻承诺免费更换所涉及的凡世通轮胎。这一决定花了福特公司近30亿美元，但反映出了贾奎斯·纳塞尔当机立断的决定，即最要紧的事是避免更多的人身伤亡。但在处理这一问题的媒体和政治层面时，公司天生的本能反应是让自己的法律和公关事务官员来处理。这些公司的人就我所知并没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在我看来不太可能有效地应付这种爆发性事件。我说：“比尔，你所处的环境已不再是仅仅商业的了。你所处的情况是商业问题、政治、媒体、国会调查甚至是犯罪调查交织在一起。你需要有在这种交织状况下工作过的人。”

　　比尔说：“我想你是对的。给贾克打电话吧。”我通过福特公司董事会会议对纳塞尔有了一些了解，非常欣赏他。他出生在黎巴嫩，生长在澳大利亚并从1968年起在那儿开始为福特公司工作。纳塞尔对汽车业有着深入的了解，也有许多很有意思的见解。我给他打电话，重述我对比尔·福特阐述过的看法。接着我告诉纳塞尔说我想提几条建议，主要是让公司官员和我所知道的熟悉政界和媒体的人接触。

　　纳塞尔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类事件，我觉得他对我看法的理解更多的是出于理智而不是发自内心。和大多数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一样，对这类危机他缺乏经验。结果，尽管福特公司确实雇佣了一些有经验的政界人士，公司基本上还是用固有的程序和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凡世通公司却精明地聘用了阿金·冈普事务所——我朋友鲍勃·斯特劳斯的有政治关系且经验丰富的法律公司。而一段时期内，凡世通公司在这个问题上也确实在媒体和信息传递方面胜过了福特公司。长期而言，这无关紧要，但短期来看，如果福特公司采纳了更有效的政治和沟通战略，公司声誉上的损失本可以更小。

　　随着这一事件的进展，我发现自己卷入了与凡世通问题无关的福特公司管理问题中。比尔·福特和大多数非执行董事长不同，他每天都接触公司事务，并在公司有自己的办公室。此外，福特家族控制着40%的股东投票权，这意味着在某种最终意义上他对公司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但比尔不是福特的老板。1999年成为首席执行官的纳塞尔管理着公司。尽管比尔尊敬纳塞尔，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对公司的状况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时常会给我打电话讨论这些问题。

　　这种状况对外界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纳塞尔在福特公司显然是变革的促进者，而变革是比尔和其他所有人都认为公司需要的。但贾奎斯在改造公司方面遇到了严重困难。和那时许多管理人员一样，他试图运用被杰克·韦尔奇普及的技巧，后者极大地改变了通用电气公司的文化。比如，纳塞尔试图实施更严格的人事观点，他尤其坚持要经理们从下属中找出表现最差的10%的人，并对改进提出态度坚定的要求。但这些首席执行官中的某些人忽视了这一点，即韦尔奇用20年的时间来取得人们的信任。而且韦尔奇也有一个教练的素质——天生具有鼓动人并培养热情的能力。

　　正如媒体当时所报道的，比尔·福特的看法是纳塞尔的做法损害了公司的士气。他认为纳塞尔推动福特公司变化的方式只会使实现转型的可能性变得更小。要成功地重塑公司文化，不仅要愿意遭到反对，更要赢得公司大多数人的支持。用命令来强加变化是不可能的。纳塞尔指出，福特公司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司，有大量终身雇员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对变革的反对和抵制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正确的。这是个围绕着在公司或任何其他组织推行重大变化时典型的难题：除非你愿意付出某些代价并招致强烈反对，否则变化是不会发生的。但如果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变化也不可能立足。推动变化的努力是否满足所有这些考验，或者这种努力是否太富侵略性或是不够进取，让一个局外人来判断通常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就福特汽车公司而言，我怀疑这两个角度都可能反映了部分真理。比如，高级管理人员每年关注表现最差的10%，应该会有这样一种好处，即迫使福特公司的经理面对必须改善公司员工业绩的困难现实。但对韦尔奇和通用公司适用、有效的并不一定适用于福特公司这家长期工作安全已成为常规的公司。同时，其他的困难也在显现。比尔开始告诉我和董事会其他人，尽管公司的利润情况很好，公司的员工却越来越不满意。公司与代理商的关系也在恶化。新的调查数据也表明，与其他汽车制造商相比，福特公司的产品质量和生产率也在下降。

　　纳塞尔很聪明，他非常关注把福特公司重新定位为一家消费品、服务和金融公司。但对制造和设计给予的关注太少，导致开发的新车型非常少，成本上也处于不利地位。比尔说他自己并不想做首席执行官。他希望纳塞尔成功。但他觉得贾克把他排除在外。比尔说如果他要帮助解决公司的问题，他就需要处于能决策的地位。

　　福特公司的困难让我认识到，作为一家公司的外部董事，即使你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你对公司的了解仍非常少。在福特公司董事会的会议上，最终导致纳塞尔去职的那些问题常常被提起。听到这些，我的最初反应是：天哪，我们真遇到了问题，必须得处理。然后纳塞尔就得做出反应。他或者会说，某些问题听起来是问题，但由于以下原因他们事实上并不是。或者他会说：“是，是存在问题，但我们已有对付他的计划。”这是个很好的回答，我会这样想，并且会听他说：事实上并没有问题。或者：是存在问题，但他确实已有处理方案。外部董事有义务尽可能了解公司面临的问题。但实际上，除非事情已发展到相对严重的程度，否则获得足够的信息以就一个问题非常有信心地对管理层表示反对是非常困难的。

　　当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和其他丑闻使公司治理问题受到大家关注时，这一想法就在我脑海徘徊。我们的公司治理制度是以董事的监督为基础的。但如果一个董事会每年只开几次会，每次进行一天实质性的讨论，即使一个人是几家董事会的成员，并为会议进行勤奋的准备，每周全力投入公司问题的时间也不太可能超过两三个小时。某些人坚持认为，这种局限性正是欧洲所拥有的那种制度的理由之一，那种制度下，董事积极得多，构成了公司管理的第二层面。更积极的董事也许能更轻易地发现问题，尽管长期而言欧洲也有其自己的公司治理问题。不管怎样，欧洲制度也有其真正的缺点，其中最大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董事会管理使公司不那么灵活，适应力不那么强，不那么愿意尝试和接受风险，不那么具有决策效力。

　　综合来看，我更喜欢我们公司治理制度——有一个更强有力的首席执行官，外部董事的卷入更有限。许多人认为，在我们的制度下，尤其是得到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加强后，信息流向董事会的有效性和欧洲制度的一样强。但即使情况并非如此，管理不善和公司灾难的可能性稍大些，我仍认为，从长期的总体经济业绩的角度来看，我们制度的好处大大超过成本。

　　导致纳塞尔最终去职的决定性因素是有大量证据表明福特公司的主要问题似乎并未得到改善。一年已过去，纳塞尔仍能提供强有力的解决方案，但积累起来的负面证据似乎更多些。如果能获得更多的时间，纳塞尔也许能使福特公司情况好转，实现那些非常有必要的变革，但风险在于如果他不做这些的话，时间可能过去得更多。权衡两边的风险后，董事会决定转向，任命比尔为首席执行官。

　　当比尔说他准备自己接管首席执行官的工作以使公司重回正轨时，我告诉他我认为董事会将会完全支持。但我接着问他：“你是否考虑过怎么对媒体概括你所做的一切？”我警告比尔，媒体可能用各种负面的方式来描绘这种变化。“你不会有两个月的时间来告诉人们真相，”我说，“你只有一天。”

　　比尔需要谨慎处理他要传达的信息。一方面，他因为关心公司而介入，这并不是什么夺权。另一方面，他并不希望把注意力全吸引到公司的问题上来，或是使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听起来比实际的大。这是对这一原则的另一个证明，即通过什么样的视角来看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管问题是赤字支出和增税谁是谁非，或是改善福特公司与福特陷入麻烦或董事会政变谁真谁假。

　　我对比尔的建议是一定要非常小心措辞，并采取使媒体接受自己观点的战略。他必须在新领导下对未来的建设性观点，而不是不恰当地强调问题或过去的可能使福特公司看起来像陷入麻烦的公司的过去冲突。我告诉比尔，在我离开财政部时，我是要求汤姆·多尼伦帮助我筹划这种沟通战略的，我建议他也采取类似的做法。这并不是说比尔缺乏对这些问题的敏感性，而是因为公司的人一般不会有这种政治觉悟，尽管这与他们的工作有关系。后来的结果表明，比尔很好地处理了过渡——不论是在媒体上还是在公司内——而贾克建设性和大度的态度对此大有帮助。比尔首席执行官的地位显然已经稳固。

　　在返回纽约一段时间之后，朱迪和我与六个老朋友一起坐着小船在西西里游玩了一个星期。这些老朋友中包括戴安娜和列昂·布里坦，我们在耶鲁法学院共同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随后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担任了内政大臣。一天，当我们在岸上徒步旅行时，戴安娜评论说，她所认识的一些英国政客在下台后无法释然，并试图以各种方式赖着不走，总想重获他们曾经拥有的东西。

第二部 第47节

　　我说我对某些美国政治人物有同样的印象。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曾在卡特和克林顿政府出色地担任过许多不同的高级外交职位。在相似的心境下，他曾对我说，某些人对自我的认识如此依赖于他们在华盛顿的位置，以至于他们永远都用早先的位置来定义他们自己。而另外一些人，迪克补充道，把他们在政府任期看成是非常特殊的经历，而继续关注他们自己在将来要做的事。

　　戴安娜和迪克所提出的看法都是我常常注意到的某些东西的延伸。严重依赖工作来确定自我的人就会依附工作，依附那些权力比他们大的人。而另一方面，自我认知不依赖于工作的人，则有能力离开，从而产生出一种心理独立感。

　　就我自己而言，我还能记得早年在高盛公司时的岁月。进入政府后，我当然没有曾拥有的金融自由，但仍然有能离开并过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的感觉。这使我的观点更为独立和坦率，并能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下工作。

　　在同一次谈话中，戴安娜·布里坦还提到一位拥有高贵的英国头衔的朋友，在生意上也非常成功。他非常富有，但从未成功实现一生追求的抱负，即成为下议院议员。他在回顾自己的过去时，总是对那个未能获得的荣誉表示极大的遗憾，而不是自豪地回想所有那些他已经获得的成就。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有关杰出的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故事。尽管他备受尊敬，却总是因自己从未实现过的、想成为首席大法官的抱负而心疲力竭。即使是极其成功的人似乎也总是想得到某些他们无法得到的东西。内心的需要促成外部成就的实现，但外部成就却永远不可能满足内心的需要。这就是说，对某些人来说，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将会是长期性的。

　　我在私营部门的时光是好坏参半。但不管怎样，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总是好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我和花旗集团公司达成的协议要比我希望的好得多。我埋头于一系列令人痴迷的实质性和管理问题，我处于一个非常出色的机构的核心，却又不必承担经营责任。在花旗集团公司之外，我也非常有幸能深深卷入我所关心的公共政策问题，涉足那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机构如哈佛学会、本地倡议支持组织、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西奈山医疗中心。我并不想念政府的那些活动或津贴收入，尽管我确实想念一起共过事的人，也不赞成我国在许多方面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我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拥有自己的时间。某种程度上，我就是误解了自己。某些人似乎很擅长控制其介入水平，但我从未能那样行事。离开政府后的经验强化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坚信的：不管走到哪儿，你自己总是跟随着你，因此，你最好要知道自己是谁。在不确定的世界贪婪、恐惧和自满第十二章贪婪、恐惧和自满

　　1999年7月，我回到纽约，重新投身于市场和金融的世界，也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在我离开的6年半里变化有多么大。我儿子杰米当时在投资公司Allen & Co·工作，他告诉我说，即使你觉得自己一直保持对情况的了解，变化实际上还是比你所想的大得多——因特网和技术只是部分原因。在开始更深入关注所发生的事后，我才认识到杰米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任期即将结束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莱维特请我加入他建立的一个非正式的团队讨论市场结构，我开始更充分地理解这些变化的技术方面的内容。亚瑟和其他人觉得，新技术应当会使更好、更有效率的业务经营方式成为可能，而实际上，某些市场参与者已经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经营。纽约证券交易所正为保持其传统优势而奋斗，而大公司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新来者为自身的利益正倡导变化，这个研究小组为这些提供了某些深入的见解。莱维特小组并不打算得出确定的结论，但这一讨论确实帮助我理解了过去改变并继续改变着金融市场的技术和其他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是新的交易活动规模。据我所知，主要交易所的日交易量增长系数为5倍——比如，从我在高盛的最后一天到我重返纽约的那一周，纳斯达克的交易量已经从2110万股增至11亿股。但如果真要对这种增长的意义有所感觉，你必须与金融业有密切关系。比如，由于市场的增长，私人股本业务和对冲基金迅速发展。1992年，管理着1000万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就算是规模大的。而在1999年，许多基金的资产超过10亿美元，有几家管理的资产超过50亿美元，基金的数量也翻了一番。

　　在纽约，繁荣所造就的精神状态带来的社会后果处处可见。人们在市场上赚来大把钞票，其支出也急剧增加。我听说有些新人不在纽约结婚，而是飞到欧洲去举行结婚庆典。人们建起了豪宅——通常是第二或第三居所。房地产价格疯狂上涨。朱迪和我想搬出从70年代初就一直居住的合作公寓，并且找到了一处我们喜爱的公寓。我们的出价比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虚高的报价低得多，但我们的经纪人认为很合理，然而却有人出了比报价还高的价钱。我们放弃了寻找新公寓的努力。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很是怪诞的。

　　身处股市繁荣几年之后，许多人似乎都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经济上的极乐之境。1999年末，网络和电信股票价格仍在继续迅速上升。那年夏天我重返纽约，纳斯达克指数略高于2500点——年底之前他就会达到4000点，2000年3月10日会达到5049点的高点。人们那时听到的各种评论会让人想起20年代时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歇尔的遭遇。在1929年大崩溃的前一周，费歇尔发表了著名的评论说股票价格已经进入了一个“永久性的高平台”。世界真像市场所想像那样变化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如果认为市场有点疯狂可能更靠谱。我记得曾在一份金融杂志上见到过一个图表，他描述的是所有上市交易股票的市值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历史关系。直到1996年，股票市场总值也从未高于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毕竟那是我们在美国境内所生产的所有货物与服务的总值。实际上，1925年以后二者的平均比例关系是略高于50%。1929年在市场最高点时，这一比例是81%。但到2000年3月，已达181%。纳斯达克的价格收益比的增速甚至更快。80年代，平均为18·5。2000年3月，达到了82·3的最高点。那时，信息技术股票的收益占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总收益的大约16%，而其市值却几乎是这一数字的2倍，达大约36%。

　　某些我非常尊重的人并不认同我对许多被广泛接受的有关股市观点的怀疑。其中一位是斯蒂夫·埃因霍恩，我和他一起在高盛公司共过事，他是我们投资政策和股票选择委员会的主管，此后是全球研究部的主管。斯蒂夫曾在十多里一直名列《机构投资者》评出的最出色股本投资战略家之一，担任了几年纽约一家大型对冲基金的副董事长。我把本章的草稿发给他请他评论，他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们的第一次接触。他到高盛公司的第三周，就和我在有关一次购并的套利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与他共事的伙伴提醒他，就他在这家公司开始职业生涯而言，这恐怕不是明智之举。于是他到我的办公室来道歉。他说当时我对他说不必道歉——以后也请他继续与我保持不同意见。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以令人振奋的意见冲突为特点。斯蒂夫认为，长期投资者通常应当以股本方式持有资产，因为历史上他比其他种类的资产表现更好。他并不认为90年代末的市场水平反映出的是集体疯狂。斯蒂夫认为，由于强有力的经济基本面和低利率的环境，90年代末的股票价格尽管按历史标准来衡量已经很高，但除技术部门以外并非明显地不理智——因此只需通常的市场调整。

　　我的看法是，90年代末的情况是周期性的投资过热插曲的又一例证，市场的整个发展历史中这种事一直在发生。近期发生的几次我记得很清楚：60年代人们对混合大企业极有信心，他们的股票价格比收益高许多倍；70年代初的所谓“漂亮50家” ——诸如宝丽来公司和雅芳公司这样的有创新性产品或营销方法的公司股票，他们未来高速增长的潜力被认为是无穷无尽的；70年代末的“能源宝贝”；80年代初西南地区的房地产泡沫。90年代初生物技术公司的泡沫已经预示了90年代末的另一次生物技术泡沫。亚洲金融危机的核心也是一种类似的思维所导致的过度借贷。

　　但涉足市场的人们似乎并未从过去的插曲中得到教训。他们总是认为，这一次不同，理由是这些。而这些理由通常是以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发展为基础的，但投资者过度引申了这些发展，导致了市场的过度反应。而这种过度反应可危及经济基本面的活力。你可能认为人们会从人类过去的集体金融经历中得到教训。由于某种理由，他们没有。

第二部 第48节

　　2000年2月，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就有关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过热投资发表了一些看法，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时已是股市繁荣的尾声。我当时说，在回到纽约后，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种占压倒性优势的看法，即一切都会永远好下去，在繁荣的发展步伐中任何干扰都只是暂时和轻微的——因而一定可以被联邦储备委员会解决。我感到吃惊的是，对这种有史以来股市市值最高和美国经济中其他不平衡情况的存在感到忧虑的人相对很少。但是，虽然已不再担任财政部长，我还是需要小心谨慎，因为我发表的某一个评论有可能会影响市场，也因为我牢记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人能在预测市场的短期行为方面做得很好。因此我并没有说我认为股票价格高估。我说的是风险升水正处于历史低点，而在好时光里容易丧失纪律。

　　我求教过职业和金融建议的人中有许多人赞同我的看法，也认为市场已经过头，且可能是很过头。但面对着股票的上升势头以及过去18年的经验，没有谁打算采取行动。沃伦·巴菲特是极少数赞同且行动的人之一，我从60年代起就认识他。当我们在曼哈顿的马克饭店见面时，他为他对市场的怀疑看法辩护。

　　“假设现在的股票价格没什么问题，”沃伦说，“公司的收益需要增长多少才符合那些价格？”这一数字要延伸到未来，并作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计算，大得令人无法置信。那时，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威基金回避对高价的技术公司股票投资，其业绩在30年来头一次远低于市场的平均表现。人们已开始写这样的文章，说巴菲特作为一个投资人曾经很伟大，但现在已跟不上时代。他们说他完全不明白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我见过的其他人有着非常有趣的两面性看法，我在纽约去见的第一批人中包括迈克尔·斯坦哈特，60年代末我刚到高盛公司工作时就认识了他。30多年来迈克尔一直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基金管理人，被誉为精明而充满活力的投资人。“我原来是个公务员，来寻求您的帮助，”我装着严肃地说道，“在如何对他的储蓄进行投资的问题上，您会为这位公务员提供什么建议呢？”迈克尔大笑。他已经解散了他的对冲基金，但仍积极管理着他自己的并不算少的财富。我在高盛公司交易室认识的凯伦·库克与他一起工作，考虑把对冲基金作为可能的投资工具。迈克尔慷慨地将凯伦的研究对我完全开放。他告诉我，他在许多股票和对冲基金都有投资。

　　“但是迈克尔，我不太明白，”我说，“你赞成市值高估的看法,但你说你仍在市场投资。”

　　“像你这样的人一直在对我说市值高估，”他回答说，“但把你所想的告诉我只会促成市场回调的到来。”

　　“我确实不知道什么会导致这种回调，”我说，“它就不会因为自身的原因下跌吗？”

　　“总得有些东西来促成，”迈克尔这样回应。“像你这样一直在谈论有关市值高估的人的问题是，你不能指出任何会导致下跌的东西。”

　　“确实，”我说，“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如果市值高估，就一定会回调。即将出现的那个促成因素是什么并不重要。他可能是任何东西。”1999年，许多精明的投资人的立场和米歇尔一样。凭着良好的分析，他们知道市值高估但仍继续投资，也许根据“更大的傻瓜”理论，他们可以从非理性的上升中获利，并及时将手中的头寸卖出。不管怎样，面对一个18年自我运转的牛市，相对很少的几个怀疑者无关紧要。持怀疑态度的市场分析师和预测家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任。没人——包括我在内——特别擅长预测市场的短期波动，如果我在90年代下半叶投资股票，那我肯定会卖得太早或太容易满足。但在我看来，投资者们似乎至少应当认识到，按任何历史标准来衡量许多情况都已过热，并且应当把这些严肃的考虑纳入其决策之中。

　　那个时期令人惊奇的不仅是金融市场的极端化，还包括在这种情况出现时，人们对这些极端现象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理性解释。这些解释之所以听来是可信的，既因为他们反映了真实的和正面的经济发展，也因为当时市场的行为证实了这些发展。1999年，在8年的繁荣之后，许多评论家都确信生产率的增长将永远以一种更高得多的水平继续下去，而经济周期已经成为历史。另外两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联储是无所不能的，而市场一直以来都误解了股本，结果导致历史上的风险升水——投资人持有股票而不是“零风险”的债券时所要求的额外回报——太高。斯蒂夫在这点上是对的，股本投资的回报从任何一个长历史时期来看都超过债券，但某些人却把这一观点简单理解成长期而言股票是没有风险的，或甚至理解成短期的下跌总是暂时的，股票价格很快就会反弹。

　　说句题外话，这些观点对这样一个运动提供了支持，即将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部分转换成可以投资于股本的私人账户——一种在90年代市场的大幅升势结束以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的政治主张。如果这种主张要在未来某个时间在政治上实质性复活，在分析中就必须充分考虑与拥有股票相伴的极其巨大的风险。但令我感到忧虑的是，辩论的结果会受到欢欣鼓舞的市场环境——只有在这一背景下这种建议才可能有政治上的可行性——不恰当的影响。另外一个问题是，当市场状况逆转时，可能会导致无法抗拒的政治压力，要求弥补退休人们的账户损失。这可能带来额外的财政问题并扭曲私人账户持有者的投资动机。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应当保证对社会保障的担保，但在财政上可行时考虑据此建立针对储蓄账户的税收优惠。如果社会保障担保本身因为体系的资金不足而需要改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需要直接处理。

　　每一种有关经济中发生的变化的主张都反映了某种基本的事实。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市场的结论都是极其夸张的。以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的结构性增长的理论为例。这一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但为方便讨论起见，可以假设该理论的支持者是正确的。这对经济和股票来说肯定是好消息。但如果是像某些支持者所认为的，技术进步带来永久性、不会中断的繁荣——至多会出现短暂的、轻微的中断，这一推理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合逻辑的飞跃。或者以经济周期已成为过去这一观点为例。确实，二战结束以来周期性衰退倾向已逐渐变得不那么严重，部分原因在于许多社会保障网项目如失业保险和福利，当经济疲软时这会增加政府开支，也因为货币政策变得更加有效。然而，经济周期仍存，因为人类本性中某些固有的东西比如贪婪、恐惧和自满并未改变。至于联储，近几十年来它确实成了经济中一个重要得多的因素，但它并未强大到足以防止所有的经济萧条。风险升水也许一度太高，但这并不表示股票的风险就不是比国债大得多的了。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高度紧张的氛围而不是证据和逻辑支配着每一天。即使是17世纪英国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伊萨克·牛顿爵士，也曾是他那个时代金融过热最严重时即所谓南海泡沫时的一个大投资者。南海泡沫出自一个将英国政府的债务转换成一家公司的普通股的计划，该公司理论上拥有英国与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实际障碍多如牛毛：公司的“官员们”从未去过南美；他们缺乏船只或供应；也没有理由相信西班牙王国会允许英国与其殖民地进行贸易。从财务上来说投资的数千人都破产了。

　　这一插曲典型地体现着市场过热投机时的心理状态。你坐在一旁，告诉你周围的人你为什么市值严重高估。而他们都看着你说：“新现实已经出现，而你并未理解它。你不明白世界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就是像你这样的人总是被甩在一边的原因。”这就是我从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历。尽管经济的基本力量是真实的，但我认为股市恐怕做出了过度反应。

第二部 第49节

　　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我有关市场过热问题的忧虑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对未来的决策者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财政部或联储是否可能采取某些措施来缓解似乎正在发展、并可能危害经济的股票市场过热？艾伦、拉里和我经常就此进行讨论。尽管我强烈地感觉到市场已经过热，我仍不能肯定我是正确的而市场是错误的。(实际上，如果我选择发出警告，在后来证明是最高点之前的许多年前我就会这样做了。)其次，我们所说的是否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并不清楚。最后，如果我们的评论确实产生了影响，他们带来的可能是突然的崩溃而不是有序的下跌。而如果发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市场预测，可能会迅速损害作预言的官员的总体公信力。

　　但是，在演讲和电视采访中，我尽力做了我认为在合理的范围内一个政府官员所能做的事：我敦促投资者认真关注风险和价值，并说纪律似乎已经衰弱。我不认为这引起了多少人的注意。从那时起，某些评论家就说，提高对普通股保证金的要求从而限制杠杆借贷会有所帮助——或者是通过限制本身，或作为一种关注的象征。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做可能不会有任何效果，或至少不足以带来真正的区别。某些人主张，格林斯潘本应未给市场降温这一特定目的而管理利率。我强烈的赞同艾伦这一观点，那就是货币政策应针对经济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其他人一样，这既是因为联储不再能确定市场价格是太高、太低还是正好，也是因为联储受市场驱动的行为可能与经济所需的最佳政策并不相符。但正如艾伦在国会作证时一样所提供的解释一样，这一问题可能变得极其复杂，部分原因是股市影响经济的方式有很多。无论如何，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真的用利率来影响股市的话，那些主张这么做的批评者可能很快又能改变主意。

　　长期的牛市最终结束时，一种虚幻感弥漫在整个企业界。在硅谷的许多人都持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硅谷以外发生的任何事都与他们无关。你可能会碰到一个25岁的人，他认为在因特网出现之前发生的任何情况都不重要。我们身处一个新世界，没有经济周期，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价值。那些不明白这些新现实的人在思维模式上都不可救药地过时了。

　　我对那个时代的幻灭感集中体现在2000年1月的一个故事中，就在技术泡沫开始破灭之前。一家网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到花旗集团公司来见我。他的公司做些什么我并不知道，但那时他被认为拥有潜力巨大的新技术。在其股票价格最高的时候，该公司没有值得一提的收益，其市值却超过200亿美元——比许多规模巨大、历史上一直赢利的产业公司都高得多——而这位首席执行官是个亿万富翁。

　　这位首席执行官对适度贷款不感兴趣，他告诉我说他的公司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技术，将“消灭”以目前的这种形式存在的金融服务业。花旗集团公司生存下去的惟一希望就是与他结成伙伴。

　　“你可能是对的，但我无法对你的技术做出判断，怎么来评估你这句话呢？”我这样回答。我建议他和我们的技术人员会面。

　　他一时感到不知所措。“我不和技术人员见面，”他说，“我刚才告诉你的是如何才能挽救你的银行。你不想挽救你的银行吗？”

　　这是一次奇妙的会面。这位首席执行官最终确实与我们技术部的人见了面，但没有任何结果。这家公司的股票后来大幅度下跌。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从2000年初的1527点下跌至2002年秋天的777点。纳斯达克指数从5049点下跌至不到1114点——下跌幅度近80%。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数从11723的高点跌至7286的低点。总体而言，从高峰到低谷约8.5万亿美元的账面财富，相当于约18万亿美元市值消失了。1000多家上市公司或者破产者从主要的交易所摘牌。

　　斯蒂夫·埃因霍恩认为市场的逆转有特定的原因。我也同意那一时期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这些变化肯定会被认为要影响股票价格。以下是其中三个因素：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之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经济萧条，一大堆公司治理和华尔街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市场价格和市场心理的变化比基本现实的变化大的多。我仍然认为，最根本的解释是市场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下跌。大大高估的市场必需下跌，早比迟好。如果股票能更快的回归一种表面上的理智，所有的人都会因此得利。但这没有在更迟的时候发生是件好事，没有从更高的水平更急剧的下跌。市场下跌也使至少某些人开始以更现实的态度来讨论价值。

　　然而，即使在下跌之后，依然有人坚持原有的许多有关股票长期行为的假定。18年牛市的滞后效应——这一市场是40岁以下的人惟一知道的市场——仍继续支撑着关于股本的不现实的看法。有关股票的自满以及股票会固定地提供15%至20%回报、波动会很短暂而且会迅速修复的观点，变得如此强有力以至于他们在剧烈的下跌和由此而来的巨大的损失中幸存下来。

　　在寻找导致市场过热的罪魁祸首时，人们倾向于忽视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广为传播的这样一种观念，即股市是轻松发财的捷径。多年来，证券业一直强调每个拥有投票的人和“投资美国”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但我的观点更复杂些。过去几十年来，通过更广泛地分享所有权的利益，通过给更多的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在我们的体系中有更大的利益，拥有股票者数量的极大扩展是一种正面的力量，对个人投资者和对社会都是如此。而把一个人的部分资产分配给投票，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合理的。但任何投资都应伴随着对拥有投票风险的现实的关注以及严格的价值评估方法。某些投资人懂得这些风险，但太多的人不懂。而产业和媒体在把这些风险向投资的公众做出解释方面常常做得不好。

　　即使在崩溃之后，许多导致市场过热的因素仍然是问题。一个继续困扰着我的问题是短期思维的盛行以及对季度收益情况的过分关注，而不是长期结果。实际上，对短期的过多关注在90年代的市场繁荣之前就存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在下跌后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这种态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当然股票市场上总有人想快速致富。但我的感觉是，在60年代中期当我加入高盛公司时，市场的心理状态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在华尔街的早期岁月，许多投资人，主要是机构和富裕的个人仍将投资股票看成是长期行为，虽然这一切已经在迅速变化。我记得我们研究的主管鲍勃·丹福斯曾说过一个关于50年代的故事。鲍勃说他发出了一份研究报告，推荐Chesebrough-旁氏这家制造润肤膏和凡士林的化妆品公司。一年后，他收到了一份大订单。客户打电话来说：“我们读了你的报告，我们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思考。现在我们准备买投票。”鲍勃非常高兴。

　　在那些日子里，市场发展是缓慢的，交易费用很高，中等收入的人总体上不那么关注股市。我从法学院毕业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个繁忙的交易日交易量是600万股，相比之下，今天的平均交易量超过10亿股，与华尔街的通行看法相反，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当然，市场的效率没有那么高，但对短期交易的重视程度也没有那么大，而是更多的强调公司长期前景和基本面，而且对拥有股票的风险也有更平衡的认识。

　　我并不想对90年代繁荣的市场做过于美好的描述。贪婪、恐惧和自满是人类本性中不变的东西。投机过度总是在发生。尤其是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有大量的波动和过热，那一时期一本反映这种现象的著名著作是《狂热年代》(The Go-Go Years)。但即使是在60年代过热最高峰的时期，许多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30年代的影响。大萧条的记忆影响着上一代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媒体和大部分美国公众对市场的看法。许多人仍然保留着这样一个感觉，即股票是有着内在风险的。他们深刻地了解最坏的事也可能在市场发生。

　　到90年代，大多数古斯·利维那一代亲身经历过大萧条的人已经去世，人们的态度也继续发生着广泛的变化。心理状态的变化与市场的巨大变化同时发生着，这部分是由于力量不断增强的机构投资者的推动：退休基金、慈善捐赠和互助基金。你可能会认为这些专业化管理的基金应该是长期投资者，即所谓的有耐心的资本。毕竟，退休基金为长期性义务提供资金——退休储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退休基金成为美国企业界短期思维的推动力量。

　　以其对60年代一家大型工业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的影响为例。按要求，公司的退休基金要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未来预期的退休金支付成本。因此，通用汽车公司每年向其退休基金贡献超过4000万美元。这一份摊额是在收益基础上收取的。但基金的投资组合中股票的表现越好，公司每年的份摊额就可以越少——或者甚至可能完全不需要贡献。收益因而需要更高，这会有助于抬高公司股票价格。因此，在公司越来越多的按照其季度收益来评估时，这些公司开始更多的关注他们自己的退休基金投资组合的短期表现。那些抱怨季度性压力的首席执行官们也在对他们自己的资金管理经理施加同样的季度压力，而后者又将对他们投资股票的公司施加压力。其结果就是这样一个循环，按照个人的看法，或者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随着互助基金变成流行的投资工具和一个竞争激烈的产业，同样的现象也在发生。

　　其他的变化也推动着对季度收益的更多的关注。1975年5月1日“求救”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废除了固定手续费，各公司开始对大宗交易给予折扣。这意味着富裕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能以更低的成本交易，从而强化了他们对市场的短期关注，增加了换手率。直到90年代早期，中产阶级投资者的交易成本相对仍然较高，是个人不愿意经常交易少量股票。但随着向查尔斯施瓦布这样的折扣交易事务所和在线交易的出现，财力平平的人只需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以20美元或更少的手续费买卖几百股股票。1982年开始的牛市和更简单、更便宜的交易方法的出现，鼓励不那么老练的投资者也越来越多的进行交易。传统观点认为成本的下降和交易的便利始终是正面的发展。而在我看来，他们也是好坏参半。

　　在长期的牛市即将结束之时，美国爆发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业余投资热潮——也许只有20年代末是例外。像CNBC和CNN财经频道这样的24小时经济频道开始在机场、餐馆和体育馆都提供背景消息。一度是华尔街最缺乏吸引力的苦工的证券分析师也成了高薪的名人。没有任何背景和训练的人辞去他们的工作，创立公司从事日常交易。所有这些都极大的促进了对短期的重视。

　　当然，对季度收益的关注也不纯粹是有害的发展，其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80年代中期，我曾与高盛公司的合伙人马克·温克尔曼有过一次谈话，他管理我们的外汇和商品交易活动。“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体系的一个可怕弱点就是过于注重短期。”我说。

第二部 第50节

　　马克不同意，因为他觉得对短期的关注可以迫使公司去面对问题。如果有理想的公司经理，只关注长期是最优的。但人性就是如此，经理们可能利用长期来作为不处理问题的借口。“看看日本，”马克说，“他们有耐心的资本，有对长期的关注。其结果是他们不愿意面对他们的问题。”在那时，许多人认为日本发展出了一种比我们自己优越的经济模式。我认识到马克的看法至少部分是正确的。不需要对短期负责的人常常不愿意作艰难的决定，利用长期作为他们的借口。他们说：“我们在对未来投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短期的关注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平衡。对短期的关注使公司决策者要面对问题——这是好事——但也使他对长期不那么重视。1999年我离开华盛顿时，我很吃惊的发现在牛市期间对短期的关注已经变得多么大。经济新闻的评论员实际上从不谈论一家公司5年内的前景，或者认真谈论价值的问题。他们谈论的是股票的短期走向和季度收益情况——或者，如果是网络公司，谈论收入增长、“眼球”以及未来几天内的展望。今天，一个对福特汽车公司的5年前景做预测的分析师恐怕会没饭吃。他的客户想要知道的是下一个季度会怎样。几乎每一次当公司未能实现预期的季度收益时，即便是少一分钱，股票就会自动下跌，而不是对这个“未达到目标的季度”进行分析以弄清这次的没有达到是否会波及长期前景。作为这个体系已经变得多么扭曲的一个证明，任何一个大公司的技术采购经理都会告诉你，购买高科技的最佳时间是季度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那时技术公司都急于寻找他们可以及时找到的收入来改善他们的季度收益情况。

　　我记得有一次与一家著名的产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进行过一次午餐谈话。他很沮丧地说，市场对短期的关注使他无法充分实施一项他的公司制定的一项激动人心的长期战略。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告诉我他刚刚与一个大机构投资者见过面，提出他公司的长期战略。“为了实现这个长期目的，我们需要现在投资，”他当时说，“而我们未来会获得这些极佳的收益。”而机构投资的回应是：“我们不想要你投资未来，这不是因为我们和你在长期相处的问题上意见不同，而是因为我们不是为长期而存在的。我们关心的只是下一个季度。”

　　当我来到花旗集团公司并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时，真切的感受到这个问题的现实性。我最初的反应是桑迪·维尔对季度情况关注的方式可能从长期来看不能使我们的收入最大化。但我逐渐认识到，桑迪的短期动力证明了马克·温克尔曼观点的合理性——这正是桑迪作为一名经理的力量所在。桑迪的看法是，在与当季情况相关的问题上的控制必须严格得令人生畏，原因有二：第一，必须强迫人们去面对某些问题，否则人们可能拖延解决；第二，短期的股票价格确实是重要的。令人失望的季度数字一般会使股价下跌。较低的股票价格会损害士气，削弱进行购并的能力，要留住已经获得股票期权或是只有在公司工作了一个指定时期以后才能获得的股份的关键雇员也会更困难。实际上，股票期权本身也因为加剧了过度重视短期的问题而大受批评。当如果使用得当，通过给予雇员长期的所有权力的关系在公司，他们也可以为一个有实际用处的目的服务。

　　但由于公司过于看重短期业绩，长期而言公司收益可能低于最优状况，而我们的经济总体上也不能实现其全部潜力。基于现实，各公司可能觉得更好的平衡是更多的倾向于而不是实现马克·温克尔曼所提出的目的所需要的关注程度。因此，这样一个政策挑战远未得到解决，即如何创造一种环境，从而使投资者——也可以延伸至公司——的关注重点更多的放到长期上来。

　　公众对股票市场的态度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是从2001年底开始笼罩市场的公司丑闻浪潮。随着包括安然、世界通迅公司和泰科公司在内的曾被宣扬成新经济典范的公司在谴责、调查和起诉中垮台，对美国企业界理想化让位于不信任感。而花旗集团之所以卷入，是因为其卷入了与其中许多公司有关的借贷、结构性融资或其他交易，因为这些公司本来都是美国的大公司。此外，花旗集团拥有华尔街主要的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公司。尽管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所有的大公司都从事了回头看来显然是有麻烦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在整个行业已是惯例。诸如，将受欢迎的首次公开上市股票分配给自己偏爱的客户、不把股票研究和投资银行业务清楚的分开，这类行为都是管制者和媒体所熟知的，但直到大牛市崩溃，这些行为都很少被认为是有问题的。

　　显然，人们一旦开始关注这些做法，他们和围绕着会计和公司治理的问题就需要得到处理。通过对自己的业务处理方式进行某些根本的改变，花旗集团做到了这一点。就有关华尔街分析师的研究工作问题和安然公司的结构性融资交易问题，他也与管制机构达成了协议。尽管与这些问题有关的私人民间诉讼还可能会继续一段时间。其他的华尔街大公司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新标准和新做法。立法方面也出现了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反应，比如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及联邦机构的新管制措施——尽管从程序和文案工作的增加来说，这些并不是没有成本的。

　　但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得到理解，将有助于使未来发生问题的可能性减到最少。为什么管制机构、议员和产业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更早的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行动呢？媒体成员在撰写有关明星研究分析师的成就时有时也会提到他们在推动投资业务的成功，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媒体关注利益冲突的问题呢？为什么看门人——会计师和律师——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呢？答案也许就在于大牛市掩盖了许多罪恶，或者是制造出来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动力，在所有一切似乎进展良好的时候不去强调这些问题——这是一种自然的人性倾向。我也确实认为，大多数人都假定研究分析师以及在另外一个问题背景下的会计师不会故意误导投资者，尽管存在利益冲突。我认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事实。

　　成功改革的关键——既包括公司处理问题也包括华尔街的行为问题——是确保立法和管制方面的回应能有效地应付这些问题，而又不损害我们资本市场体系的效率或我们的企业-政府体系的力量。许多人担心已经采取的这些措施可能会对公司决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2003年在我们俩都参加的一次小型聚餐会上，杰克·韦尔奇就此说得很好。他说，过去首席执行官们惟一想谈论的话题就是增长。现在他们都愿意谈论公司治理。在带来坏结果的诚实错误和冒风险的决策与不诚实混在一起的氛围中，经理们冒失败风险的意愿小得多。尽管仍存在额外保护的需要，前进的关键是确保改革以一种能保护我们体系力量的方式来实施。

　　安然公司的故事对我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2001年11月，安然公司已陷入非常严重的金融麻烦，该公司正寻求合并另外一家能源交易公司Dynegy公司。花旗集团是安然公司的贷款人，并最终会因身处这一位置而承受损失。安然的状况也对本国提出了一个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媒体广泛报道的一种忧虑，即该公司可能的破产可能严重扰乱美国的能源市场，因为安然在许多市场上都是交易核心。尽管人们害怕的这些后果最终并未成为现实，但那时他们与导致纽约联储1998年进行干预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的情况很像。

　　就安然案而言，债权人都很担心，如果信用评级机构降低安然公司的债务评级，相关各方不会再愿意从事交易或与安然公司签订长期合同。这几乎肯定注定了Dynegy合并的失败命运，从而会导致安然公司的崩溃。因为，这时如果没有Dynegy公司的财务支持，安然公司已无法再继续作为一个独立从事交易的公司存在。如果其破产，安然公司的债权人当然会遭受损失，但许多人担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也会受到沉重打击。

第二部 第51节

　　作为安然公司债权人的好几家银行都同意，他们可能愿意投入更多的钱来支持安然公司以维持其信用评级和力量以继续交易，从而完成与Dynegy公司的合并。然而，人们很担心评级机构会在拯救方案就绪之前将安然公司降级，而有种与此相应的看法认为，只需再过几天，拯救方案可能就能完成。在这种背景下，我给财政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彼得·费歇尔打了个电话，当他在纽约联储工作时我就认识他。我问彼得，如果他或者财政部的其他人给评级机构打个电话，建议在银行考虑投资入更多资金时暂缓降低对安然公司债务的评级，他认为是否合理。我在我们的谈话前加上了一句，说我的建议“可能不是个好主意”，但我想知道他怎么想。果然，彼得认为财政部以这种方式进行干预是错误的，事情也就这么结束了。

　　但事后我却因打给彼得的这个电话而受到了审查。当然，在安然公司崩溃、令人震惊的造假和劣行随即被揭露以后，该公司的不可能被拯救也就变得显而易见了。我能理解这个电话为什么受到置疑，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根据当时我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个电话我还是会打的。能源市场牵涉到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而不仅仅是狭隘的对花旗集团卷入的担忧——我觉得，如果财政部适度的干预可以导致这样一种差别，即能避免一次对本国经济严重的冲击，那么对一位官员提出这个主意就是值得的。

　　我这样想是因为受到这样一种认识的指引，我在财政部时曾希望听到这类建议。我也知道，如果认为对国家没有意义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他们。我相信彼得·费歇尔有着同样的思维模式——有兴趣听可能是有益的想法，但会毫不掩饰地拒绝——如果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话。彼得正是这样做的。

　　后来两党国会助手对我给彼得打电话一事进行了审查，结论是并无任何不当之处。但当时这个电话却成为对我个人进行攻击的弹药，并不是因为与这个电话本身有关的任何东西，而是因为我在有关经济政策辩论中的作用，因为我成了克林顿时代政策的象征。当时经济状况仍然非常疲软，评论家们越来越多地做出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不如克林顿总统的政策的比较。我在星期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很长的专栏文章，内容是关于如何重建经济信心，其中对减税损害长期财政纪律的问题深表忧虑。我参与经济政策辩论似乎激怒了某些减税支持者，他们抓住给彼得·费歇尔打电话一事和其他任何他们能想到的事来攻击我。(鲍勃·斯特劳斯指出：“就算你是只耗子，他们也认为你是只大猩猩。”)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用电子邮件向数百名记者发出了一封诽谤性的“立场研究”备忘录，翻出很早以前就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指控，如我在1995年的债务限额危机中误导国会以及对安然公司做过许多不符合实际的判断等，这时，这场攻击的性质也就清楚了。一位共和党议员在接受CNN采访时把这种联系说得很明白：他说，对我打电话给彼得·费歇尔一事进行攻击是公平的游戏，因为我选择了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

　　在政府待过多年之后，既然在政策问题上选择反对派立场时，我以为自己就不应当会对自己成为人身攻击的靶子而感到惊奇。但我仍认为，以这种方式来对付政策和政治分歧，对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至关重要的充满活力的观点交换是严重的损害。

　　任何一个参与金融市场的人——不管是作为个人投资者、华尔街的债券交易商或是一位公司首席执行官——都必须针对风险做出根本性决定。在个人层面上，这种选择会影响一个人的金融福利和心灵的安宁。在公司层面上，会影响利润水平。而在最广泛的集体层面上，有关风险的决策具有潜在的巨大经济影响。在一个由巨大的全球交易市场构成的世界上，机构的成功、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以及我们的金融体系的安全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复杂的风险决定过程如何由大量的金融市场参与者——个人和企业——来完成。

　　许多人是通过本能、反感或感觉来接受某种水平的市场或交易风险的。相比之下，我的办法一直是努力将风险决策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虽然也涉及对无形因素的判断，比如能在多大程度上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波动以及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不那么理性的行为。

　　在做出任何有关风险的决策时，合乎逻辑的第一步是：在好和坏的可能性都确定的情况下，努力确定一个点，在这个点上，额外的风险不再能带来超过潜在损失的潜在收益。当然，对这些可能性的实际评估是极其复杂的。但这种计算是可以在一个预期价值表中进行组织的，它仍然是风险决策最根本的基础。

　　然而，问题很快就变得更为复杂。为说明这一点，可以考虑一下一个大金融机构比如花旗集团如何选择最佳交易风险水平——即公司自己的操盘手努力将公司部分自有资本的回报最大化所带来的风险水平。这是个复杂得多的问题，乍一看似乎有许多方面都无法在预期价值表中量化。

　　首先，像花旗集团这样的上市公司与我曾经工作过的高盛公司这样的私人公司差别很大。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取决于其收益以及市场在这些收益上附加的倍数。而且相对于波动很大的收入情况，金融市场更看重稳定的收入增长，即使在某些预设的端点二者的总利润是一样的。因此一家上市公司不得不既考虑长期而言什么能使其收益最大化——经过对计算的风险结果的调整——以及对倍数造成更大波动性的影响。只有在做出这些判断之后，才可能得出对什么样的风险水平能使公司的股票价格最大化的有根据的猜测。

　　今天在一家大金融公司，这些都不容易。部分困难来自于公司所持头寸的巨大规模和复杂性，这些头寸通常包括股票、债券、衍生工具和货币。另一部分困难来自于就这些相互关联也相互抵消的风险进行决策的内在困难。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在估算回报、风险和可能性时的内在不确定性。而且要让经理们做到完全理性地分析、把他们自己的感情和看法都放在一边是极其困难的。

　　与风险管理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长期而言，将结果的预期价值最大化是决策时至关重要的依据，但并不足够。即使额外风险的预期价值是正数，每个交易商或投资人——从最小的个人投资者到最大的商业或投资银行——都必须决定个人或公司在财务上和心理上能容忍多大的损失。更复杂的是，还存在一种金融风险即远期或然性风险——一旦发生，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这是所有各类市场参与者几乎总是习惯性低估的风险。因为未能注意远期风险而导致破产的公司和个人有一长串。即使是那些有或然性思维、极有分析力和条理性的人也常常认为远期或然性风险无关紧要。

　　在这方面，我常常想起高盛公司的一个例子。约恩·科尔齐尼当时是公司固定收入业务方面极其出色的主管，他想大规模买进农业信贷债券头寸。预期收入会很高，因为这种债券是由美国政府通过一个称为Farmer Mac的新机构以“道义义务”来支持的，不能偿债的可能性似乎接近于零。但斯蒂夫和我问约恩：“如果在农业信贷中出现了问题，且大到本地不可能出现的地步，以至于政府拒绝再遵守其所谓道义义务，那怎么办？”

　　科尔齐尼回答说：“那是愚蠢的。”政府不遵守其道义义务在他看来是不可想像的，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

　　但斯蒂夫和我不想高盛公司因为实际发生了某种我们都认为不可想像的事而在存在了130年之后关门。理论上，你肯定不愿意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在这种位置即使是远期风险也能在超过某一点后对你造成损害，而你不得不确定那个点是什么。看起来似乎遥远的风险常常实际上被视为不存在。就这一案例而言，远期或然性风险从未发生，但限制风险的决策是正确的。

　　实际上，如果要从事交易业务或想投资，所有各类远期风险，包括金融体系崩溃、灾难性的陨石袭击到核战争都必须被搁置一旁。在高盛公司我们曾探讨过这一想法，结论是如果真想把各种灾难性的或然性风险都考虑进去，我们就无法从事这一业务。但即使不能回避所有实际上的远期风险，明确考虑选择哪一种哪些应消除或避免也是明智的。

　　我到花旗集团时，他当然也在风险分析方面做过许多研究，桑迪·维尔和他的团队也做出了适合该机构的判断。但高级管理人员不时会重新思考这一问题。2002年，在成为花旗集团的总裁后，鲍勃·威勒姆斯塔德提出了与风险相关的问题，不仅有关交易，还有关我们对资本的总体分配。在不同的业务中我们投入了近800亿美元的股本金。我们资产的分配方式是否是最有效的？也许应当在巴西多投入些，在信用卡方面少投入一些，或是反过来。威勒姆斯塔德指出，花旗和其他任何公司一样，所有各种经营想法都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其中没有哪个是必然正确的。对风险和回报再多做一些分析，就可能挑战许多传统的想法，使我们减少某些业务而增加另外一些。

　　这引发了一次更广泛的有关如何评价一个公司的传统经验的讨论。我记得在我的办公室有过一次会议，成员包括：哈米德·比格拉里，一位生于伊朗的核物理学博士，当时是我们公司战略部的主管；查克·普林斯，当时是花旗集团的行政总监；金·肖恩霍尔茨，我们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刘易斯·亚历山大，我们的首席新兴市场经济学家。我对威勒姆斯塔德的回应是，任何一个机构总是会对与传统经验不同的结论产生巨大的抵触。任何会导致重大改变的结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攻击。在现状中有既得利益的人会寻找在研究方法中、在风险计算中和未被考虑进去的间接影响和因素中的问题。在这种攻击下，进行改革的计划很容易蜕变成无休无止、难以解决的争论。

　　此外，反对导致改变的分析性结论的人也不一定说是错误的。分析是否严谨是讨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出发点。但金融分析永远也不可能把所有相关的因素都考虑进去。我们的某些业务中有无法量化但可能有很大经济影响的因素，这包括各种业务间的协同，对我们形象的影响，等等。

第二部 第52节

　　70年代初，在我成为高盛公司合伙人后不久，已经过世的我们非常称职的首席财务官海·温伯格做了一张按业务逐项分类的损益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基本的工作，但我们以前从未做过，因为有些人担心这会给合伙关系带来不和。他发现，投资银行业务——高盛公司最著名的业务——在他所考察的那段时期实际上并不赢利。当时非常受尊敬的投资银行业务主管约翰·怀特海的回应是，就他所知投资银行业务是赢利的。如果海的方法没有带来这种结果，那种方法必然有问题。

　　奇怪的是，海和约翰可能都是对的。投资银行业是人力密集型的，其雇员的薪酬都极高。因此有时很难实现良好的利润率，尽管就高盛公司而言，从长期来说当情况至少比较有利时这项业务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但即使海是对的，即在他考察的那段时期投资银行业务并不赢利，在这一意义上来说约翰也可能是对的，即投资银行业务对利润率做出了巨大的无法量化的贡献，他提高了公司的威望和地位，从而为其他领域吸引来了客户。

　　我认为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不断改变是成功甚至是生存的关键，但根本挑战传统经验则是见仁见智的事。比如，像威勒姆斯塔德原建议的那样对经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进行评估，可以是在做判断时应贯彻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对任何机构而言一个很大的危险是，这种工具可能会生出自身的寄生生命——尤其是在他们被看成更精致、更具“科学性”时——从而使决策变得公式化而不是作为更广泛的判断中的一个因素。

　　即使市场开始下跌之后，本来在其他问题上很聪明、很有思想的那些人在股票和投资方面无法清醒思考的问题仍然使我吃惊。我记得有一个精明的风险投资资本家走进我的办公室并给我一本书。“这些人拥有一个有效的体系。”他说。

　　“哦，你也知道，我对体系是非常怀疑的。”我这样回答。

　　我的朋友说：“读读这个你就明白了。这些人已经把问题都解决了。”

　　这本书谈得是1995年至1999年这一时期，就是股票市场除1998年的严重下跌之外实际一直上升的时期。一看到是这4年，不必读我也知道对联理论是什么。在那些年，你要做的就是买股票然后发财。我把书扔了出去，因为我怕有人会看到它在我的桌上。

　　在90年代强劲的股票市场中，大多数投资弄潮的投资者都忽视传统的有关价值评估的主张。某些资金经理打着实用主义的盘算继续投资：“如果市场继续上升而我没有参与，我就会丢掉工作。但如果急剧下跌，我会和大家的情况一样。”其他一些人是清醒的市场愤世嫉俗者，认为自己可能成功地利用其他人的愚蠢来谋利。冲动型投资者不需要价值评估意见。他们很清醒地说：“市场可能高估了——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们知道的就是它在上升，只要它上升，我们就要投资——而我们会赶在其他人之前下车。”更大的傻瓜的理论问题在于如何实施。如果你每次都在市场下跌时离开，在市场开始上升再重建头寸，你会没命的，因为即便是上升的市场也会在上升过程中波动。如果你等待，就得和其他人一样冒下跌的风险。

　　2000年股票市场下跌，许多新理论范式都不再有人相信。这应使人们重新注意大多数“积极”基金经理的失败，这些人自己挑选个股而不是被动地投资于指数，想以此来在长期胜过市场的表现。长期来看，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比绝大多数积极的基金经理的业绩要好。很少有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或资金经理的业绩能持续十年以上优于指数的表现，更不必说几十年。

　　我在演讲、采访中表达这种观点时，经常被问到：“资金有限的人们应怎样考虑投资呢？”我并不从事财务咨询业务，但我在如何思考这些事的方面也有所得。我的指导原则是很传统的，没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但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寻常，人们常常不遵守它，尤其是当狂热心态迅速蔓延时。

　　我的答案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投资者必须认识到他们所冒的风险。20世纪的每一个10年中股票的表现都优于债券，只除30年代和二者表现大致相同的70年代而外。但没人能担保未来会和过去一样，或者担保至少不会出现长期的很差或一般的股票市场业绩。即使长期而言股票总体上继续优于债券，许多个股仍可能表现极差。你可能就选择了错误的个股，结论比市场的整体表现差得多——许多职业资金经理正是如此。

　　即使股票的传统优势保持下来，而且你也没有挑错一支股票或一组股票，但仍可能出现长时间的反向市场表现。你作为一名投资者在财政上或心理上可能无法忍受5年到10年或更长时间的等待。在长时段中业绩优于债券的股票也可是在那个“长时段”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业绩比债券差得多。从1964年最后一天到1981年最后一天的跨度是17年，道·琼斯指数基本收于同一水平——1964年是874点，而1981年是875点。尽管同期标准普尔500种工业股票指数确实上升了45%，但年均增长率仍只有约2.25%(加上平均红利收入为约4%)。在几年的困境之后，你不可能知道市场情况是会改善还是会继续恶化。想退休或把其孩子送进大学的投资者可能会发现，他们不能等待那希望会有的长期收益，而另外一些投资者可能根本无法忍受巨额借贷和不知今后会如何发展的压力。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不能容忍长期的下跌，因此他们会接受损失而离开，只有在市场上升时才会重新投资。市场再次下跌，他们就会受到双重损失。

　　即使有所有这些理由，大多数有长期目光的投资者可能也应当有一部分——在合适的情况下甚至相当大的一部分——储蓄是以股票形式存在的。而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多少合适？资产分配的决策是否应从属于短期市场看法呢？根据从前的某一较长时间段股票表现的数据和个人投资者情况的不同，许多模型对有关投入股票的可投资资产的比例问题做出各种各样的推荐。一个替代方法是投资者开始要先完全理解风险，然后再决定如果他投资的股票大幅下跌，他能承受的损失有多大。这就可以确定股票投资分配比例的上限。在这个限度之内，实际投资于股票的数量要受到一大堆因素的影响，包括投资者的时间安排和收入需要以及计算在那个时间段里可能的风险和收入的规范的方法。就我自己来说，我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即我应当避免在我所认为的市场过热期间投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判断的不确定性。我当然不会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股票，也不会把太多的资金投入到一支股票或一小批个股或经济中某一个产业部门。我购买股票的决定只取决于该公司的长期前景，并着眼于长期持股，除非前景发生了变化或其估价上升到了不理性的水平。

　　沃伦·巴菲特因其“价值投资”法而著名——只购买那些相对其长期收益前景而言股价较低的公司股票，着眼于非常长时间的持股。我认为，这种方法如果能得到仔细的、一贯的执行，长期而言是胜过市场整体表现的最佳方法。那些不是处于对个股做出判断的特别有利位置的人，可以选择一家曾成功地长期执行这种方法的共同基金，或是一个似乎充分具备这样做的条件的财务顾问。另一个办法就是投资于指数基金，其业绩会紧跟市场的业绩。对那些有充足资金的人，选择的范围就会变得更大：可进行所谓选择性投资，比如私营证券基金或各种各样的对冲基金。理论上，这些替代选择都很合理，但他们现在变得很流行、很时髦，可能会迅速变成新的过热，给许多投资者带来不愉快的结果。例如，一种后繁荣时期的时髦是“多-空”基金，通过同时持有规模大致相当的多方和空方投资组合，它试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市场涨跌影响。其想法是不管股价整体是涨是跌，都从你自己的选择中获利。大多数的积极型经理之所以在过去20年里赚钱，不是因为其积极管理，而是因为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大幅度的上涨。而采取不受市场涨跌影响的方法，你就去掉了惟一一个过去20年里让大多数积极型经理获益的因素——即股票价格的上涨，而把历史表明大多数都不成功的因素保留了下来——即积极型管理。我确实相信，长期而言某些投资者有胜过市场总体表现的判断力、技能和耐心，因此，几乎肯定有某些多-空基金表现良好，但我猜想大多数可能不会表现太好。

　　最后，还存在如何评估结果的挑战。就一段时期而言，挑选股票的人的业绩可能胜过市场，而原因与技能毫不相干。他可能正好与市场的偏好同步——比如，在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偏爱电信类股票的时期，它也偏爱这类股票。或者他可能比较幸运。“随意性”理论认为，如果一大群猴子通过向股票大盘扔飞镖的方式来挑选股票，其中一半猴子所选的股票表现会优于一般的股票挑选者所选的，一半表现会更差。如果连续10年让胜出的猴子每年都重复一次这一操作，那么每年每1024次中会有一次超过平均表现，基本以概率为基础。一个连续10年表现超过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的股票挑选者几乎肯定会被捧为特殊的天才——某些人可能真是——但其他人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机遇。

　　回顾自己的理财行为，我想起来的是市场不按你所预期、所感觉和所希望的那样发展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我对股票的态度一直是谨慎的，从未进行过大笔投资，部分原因是在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由于我在高盛公司的关系，我对市场行为有很深的了解。但在1973年，市场下跌得很厉害，有几家我很清楚其基本情况的公司股票价格大跌，相对其长期价值似乎已很便宜。但从我购买时直到1974年市场触底反弹，我的投资从价格上看下跌了50%。

第二部 第53节

　　这个故事想要说明的是，即使是一个很小心、非常规矩的投资者要看到市场的底也并不比他看到市场更容易。更大的意义在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没有人能很好地预测市场的走向，投资者应当在对风险、回报和个人风险承受力的长期判断基础上分配其资产。但是，正如我说过的，这一意见我自己就从未接受好，还是倾向于注入我自己的短期市场看法。如果我只记得那些我做出正确决定的时光比如1998年到2000年，我的表现极佳。而如果我更诚实些，记得自己做出过的所有判断，在短期市场判断上我可能也就是对半开——而且我也不认为其他人会有什么不同。我在1973年的经验也可能是种警示，说明一个人永远都不应当对任何事持绝对化的看法——包括对立面。如果你看到的长期方向只有一个，应置疑其合理性。但如果你决定与多数人反向而行，就像我在1973年所做的那样，要认识到人群的冲动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多数人还可能是对的。正像我在高盛公司的合伙人鲍勃·纽钦过去常说的，在股价最低时卖出的人并不愚蠢。问题是 ，结果是不确定的。只有在回顾时你才知道最糟糕的情况何时结束。在不确定的世界“鲁宾经济学”第十三章 “鲁宾经济学”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艾尔·戈尔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总统候选人，一位优秀的总统。1997年，在有关副总统与有争议的竞选筹资行为的关系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我曾对戈尔的幕僚长罗恩·克兰——他曾是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集智慧与政治精明于一身——说，如果我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结束前离开财政部，我会非常愿意协助副总统竞选总统之位。这一时期戈尔正处于诸多压力之下，我觉得即便是一个很小的鼓励性姿态也有益处。那天晚些时候，当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准备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副总统走到我所站的地方，很认真地帮我拉开椅子，让我坐下。

　　戈尔在人际交往方面可能是笨拙的——对从政者来说，这是种很少见、很不幸的特点。但这种笨拙可能会让人误解。戈尔非常聪明，勤于思考，拥有一种我非常欣赏的敏锐而又常常自我谦抑的机智。我记得，有一次波兰总理访问华盛顿，并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副总统和两国的少数几个高级官员举行不寻常的会谈。当时正是白宫忙碌之时，人们的心思都放在选举政治上，我觉得这次会谈可能并不是总统时间的最佳用途——尽管公平说来，波兰是东欧经济改革的典型。会谈快结束时，波兰总理说他发现有许多波兰裔人生活在美国。副总统带着些许嘲讽式的惊奇看着他说：“这事我们也听说过一些。”后来我告诉副总统说，我当时差点忍不住笑出来。因为，以他自己那种讽刺式的方式，戈尔已经向那位老实的总理表明这正是举行会谈的原因。

　　我倾向于赞同戈尔的大多数政策立场。他强烈反对乔治·W·布什大规模减税和将社会保障部分私有化的竞选主张。从这届政府成立之初，戈尔就极力推动减少预算赤字，并在国会做了大量工作来促成墨西哥救援计划的通过，且非常公开地支持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在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斗争中——有时，这即使在民主党内在政治上也并不容易。他还非常关注有关城市贫民区的问题。

　　当然，戈尔最热衷的是环境问题。我进入这届政府时，至少对某些环保主义者的极端化主张持有强烈疑虑。但戈尔劝说我相信，环境问题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而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非此即彼；事实上，长期经济增长有赖于明智的环境政策。我逐渐相信，如果将环境成本和收益包括进来，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将能更准确地反映出经济产出——尽管这从政治上和技术上来说都不可行。我记得，在白宫西翼副总统办公室，我们曾有过一次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的长谈。戈尔说，即使科学研究并未提供足够的确定性，存在全球变暖现象的证据也是大量的，而补救措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如果我们等得太久，而证据又表明这是事实，其结果就可能是灾难已无法预防。面临灾难性的危险，你决不能犯错。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一个经纪人所面临的一种问题，他持有的头寸几乎肯定可以带来正回报，而这种回报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如果他没能得到，他可能就没法在这行干下去了。这样的风险他是不能冒的。当然，就全球变暖而言，大多数专家都相信灾难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对全球变暖的所有理性分析在我看来似乎都指向这样一种结论，即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还存在什么样的措施最合理的问题。

　　不幸的是，戈尔的竞选没有把重点放在克林顿-戈尔政府的经济成就上，而是带上了某种民粹主义色彩。对任何社会来说，收入分配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问题在于你所选择的措辞以及你的措辞所传达的理念。在任何时候，但尤其是人们在经济上广泛受益的时候，带有阶级怨恨色彩的言辞在我看来似乎在政治上和实际上都会起反作用。如果戈尔赢得大选，他在竞选中的民粹主义言论可能损害企业信心和投资，这可不是开始一届新政府运作的做法。

　　当然，所有这些在民主党内也是长期存在争论的，和共和党一样，民主党内也存在哲学分歧。我不是一个政治分析家，但我多年来一直参与这一辩论，聆听双方精彩的政治和政策观点。1994年中期选举失败，我记得希拉里·克林顿对鲍勃·里奇说：大选的关键是选民中20%摇摆不定的中间群体，而阶级冲突不是对付这些人的有效办法。我的看法现在还是如此。为了回应这种批评，戈尔的竞选战略家急忙指出戈尔比布什获得了更多的普选票。但不管你对这个结果的看法如何，我认为戈尔的竞选本来应该做得更好，毕竟，他是作为在任副总统并且是在多年来最好的经济状况下来竞选的。

　　在或多或少地卷入2000年大选以后，我没有太多地想过我在这场继续进行着的政策辩论中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有三件事很快又把我卷了进去：新政府在2001年初提出的减税计划，我认为这一计划在财政上是不明智的；民主党需要从他们曾愉快的一起工作过的人那儿获得经济政策建议；9·11袭击。所有这些因素又将我拉回到决策过程中。将财政问题大辩论的历史与当前围绕着赤字是否重要的辩论区分开来是有益的。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以后，我会说明我是如何重新加入这场辩论的。

　　财政问题大辩论：促使我重新加入辩论的首要原因是我对这届政府的减税计划非常不感冒。这一在2001年上半年讨论并通过的减税法案，标志着这样一个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减税的鼓吹者们对关于大规模减税对政府财政状况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稳健财政政策的价值以及庞大的长期结构性赤字的危害的主流观点置之不理。

　　保守派往往把有关布什减税计划的争议说成是低税收与高开支之间的对立问题。(在这里以及这一整章中，我所说的保守派均指那些80年代和90年代因狂热鼓吹将减税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议题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他们与更为传统的保守派不同，后者，不论其社会和其他观点如何，都是稳健财政政策的强烈支持者。)康科德联盟是一个致力于财政纪律的组织，他先后由两位共和党人领导，一位是前商务部长佩特·彼得森，另一位是前参议员沃伦·拉德曼，倡导一种曾经是保守派运动和共和党核心价值的(而大多数民主党人都回避的)政策。这个时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这些政策受到许多共和党头面人物的反对，却受到许多民主党人的支持。

　　共和党的头面人物这样认为，政府不以减税的形式把财政盈余还给公众，“华盛顿”就会想办法把钱花掉。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是，财政盈余本来就是人民的钱，应当还给他们。这些说法在政治上都是很精明的，但又是简单幼稚的，在许多方面都是误导的。如果被说成是“花钱”，没有人会喜欢政府所做的事。但政府开支中占绝大部分的主要项目——从社会保障到医疗保健再到国防、执法、教育和环境保护——都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实际上，即使是减税支持者中的保守派也不愿意削减这些广受欢迎的项目，他们甚至会在痛骂“花钱”的同时投票支持增加这些项目的开支。这些项目属于人民，正如来自税收的美元属于人民一样。如果减税没有相应的开支削减相伴，就会扩大联邦债务的规模——这一债务同样属于人民。

　　布什政府的减税办法在财政问题大辩论中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一种财政纪律的效果和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冲突。这种主张起初是在1980年总统竞选过程中开始对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当时一群被称为“供给学派”的保守派名声大噪。供给学派的理论核心是较低的边际税率会促使人们“供应”更多的劳力，工作更多更勤奋，从而提高增长率——而这种对增长的正面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减税之后政府的税收收入实际上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乔治·H· W· 布什是1980年大选中罗纳德·里根争取共和党提名的竞争对手，他把这称之为“伏都经济学”。里根的顾问们也并不都相信这一理论。某些负责任的保守派人士知道，要缩小政府的规模是困难的，因为大多数规模很大的支出项目都是很受人们欢迎的。减税似乎提供了一种绕开这一政治问题的办法。这种理论认为，如果政府的收入减少，支出就会不再增长甚至可能被迫缩减。尽管有这种理论，整个80年代的政府支出持续不断的、大大的超过抵消减税所需要的水平，而里根政府和国会对此均表赞同。其结果就是80年代巨额赤字以及在90年代初仍然不断增加并且被即将缷任的政府预计将在未来的一年中继续增长的赤字。

　　政府有周期性赤字——即与衰退或经济放慢相关的短期和暂时性的赤字——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有时可能完全是合理的。凯恩斯经济学明确提倡通过临时性地增加开支或临时性地降低税收以对付衰退而导致的周期性赤字。60年代与70年代，某些接受了这一理论的自由派民主党人还在凯恩斯经济学中找到了合意的观点来倡导项目开支永久性的增加。但里根减税与里根时代的国防开支增加结合起来，造成了非常不同的情况：出现了庞大且难以消除的结构性赤字，即使在经济状况较好时也持续存在。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和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在竞选中都认为这一结构性的赤字对美国经济是重大的长期性威胁。实际上，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理解这一问题的人非常少。蒙代尔在几年后对我谈起过他未能以一种人们能理解的方式来讨论赤字问题的挫折感。

　　到1989年底，赤字已经开始严重影响经济。人们开始明白，80年代末90年代初困难的经济状况和赤字有着某种联系，从而改变了讨论这一问题的政治氛围。到1992年底，赤字已经占GDP的4.7%——近3000亿美元。解决这一赤字是克林顿竞选主张的中心内容。克林顿如此专注于这一赤字问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不仅损害经济而且损害人们对政府的信心，限制了政府处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的能力。尽管克林顿赞成在许多领域削减开支，但他想要政府在其他领域更加活跃。

第二部 第54节

　　克林顿就任后，财政大辩论销声匿迹。1993年，辩论是在克林顿经济计划——包括增加政府收入，主要措施是对纳税人中收入最高的1.2%的人增税以及小幅征收汽油税——的支持者与主张任何形式的增税都会损害经济增长的反对者之间展开的。供给学派的忠实拥护者如杰克·肯普和《华尔街日报》的保罗·吉格特认为我们的经济计划会损害经济，导致更多的人失业。某些人预测得甚至更为具体。“我相信这在明年就会导致衰退，”当时纽特·金里奇曾说，“这是民主党机器制造的衰退，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必须为此负责。”

　　1993年的赤字削减计划是对供给学派理论的一次检验。工作机会的丧失，赤字的增加和衰退，供给学派支持者所预测的这些现象都没有出现，经济却连续8年表现卓越——这是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连续经济增长。失业率从7%下降至4%，相应地在私营部门创造出了2000多万个新工作机会。在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3.5%的速度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1995年到2000年间生产率的平均增速达2.5%，是70年代初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增长水平。包括黑人和拉美裔在内的贫困率大大下降，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都有了增长。1998年，预算在近30年来头一次实现了平衡。

　　克林顿总统的经济计划对这些状况的实现有很大贡献。这种成功引起了某些保守派人士极大的愤怒，他们眼看着一种自己极力反对的政策带来了自己曾断言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在努力寻找其他的方法来解释这种经济状况出现的原因，并诋毁克林顿的成就。在90年代，其中某些人换成了这样一种立场：经济繁荣与赤字的下降和预算的平衡毫无关系，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这两个因素确实都是重要的，克林顿总统也强烈的支持促进其发展)。许多供给学派的人士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90年代的繁荣是对1981年里根减税滞后的反应。

　　我对此的回答是，你甚至可以感谢赫伯特·胡佛，尽管我确实认为从其他方面比如贸易和某些放松管制的方面来看，里根政府确实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乔治·H· W· 布什的政府也有重要的具有建设性的倡议——在贸易方面、在增加税收以及1990年他制定的新预算规则方面——尽管这些供给学派的保守人士并不经常提起。这些措施是朝重建财政纪律方面迈出的有意义的步伐，尽管还远未满足遏制这种潮流所需采取的措施的要求。因此，在他的任期快要结束时，实际的和预计的赤字都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且不断增长。

　　2002年，保守派人士又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在18年的牛市之后股票价格的崩溃表明，90年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健康发展时期。实际上，90年代的经济情况极其有益而健康，但漫长的好时光几乎总是会导致不平衡，从而带来一个调整期。当然，认定某种调整可能无法避免并不排除这样一种重要的辩论，那就是什么样的政策最能把调整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减至最小，什么是长期对我们而言最好的政策立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困难的调整时期，我们的政策选择没有达到其中任何一个目的。

　　1994年，民主党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选举结束后，保守派在政治上采取了攻势要推动新的大规模减税，而这需要通过对医疗照顾和其他项目的大规模缩减来偿付。在1995年政府关门事件之后，非常不得人心的削减这些支出的建议渐渐消失。但是，减税的建议仍然保留下来——这表明减税的支持者通常是多么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以一种与税收收入的减少相应的方式来削减具体项目的支出。由于具体的削减预算的建议总会得罪人，保守派人士常常主张通过“动态变化”来缓和其减税计划的影响，也就是说将预计的减税成本向下调整，而这是基于供给学派的这样一种理论，减税将会创造出足够的额外增长来部分或全部补偿其成本。

　　在1996年的竞选中，鲍勃·多尔主张进行全面减税，而这需要在6年内减少5480亿美元。克林顿总统对这一主张的回应是，任何的减税规模都应该小得多。在以前的几十年里，平衡预算的要求一般都是由共和党人提出的，而民主党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赤字可以不予理会。里根政府开始改变这种传统的分野，对减税采取了供给学派的主张。而在克林顿任期内，这些角色倒转了过来：民主党人想要坚守财政责任，而许多共和党人似乎对财政后果相对而言无动于衷，只要钱是花在了减税上。

　　随着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中赤字的消失和盈余的出现，辩论又发生了变化。保守派人士现在主张以减税的形式把所预计的庞大的盈余“还给”纳税人。但盈余用在其他方面似乎能更好地反映美国人民的偏好，我们认为继续坚持财政纪律——在这一情况下，就是开始偿还联邦政府债务——最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此外，一旦婴儿潮一代开始大量退休，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项目都将面临着巨额赤字。我们确实不能用一般收入提前支付这些未来的债务，但如果政府能够还清他的债务，并且当这些巨额账单到期时处于健康的财政状况中，我们的国家在对付这些问题时的处境就会好得多。

　　所有这些都是对大规模减税的反驳。但处理这些盈余使民主党人在政治上处于尴尬境地。大多数选民甚至不懂得政府的年度赤字及其累计债务的区别。因此，几乎不可能以一种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我们未来几十年以后才要面对的补贴支付义务意味着有盈余的政府要用这笔钱来偿还其长期债务，而不是返还给纳税人。将这笔盈余作为储蓄来保存，用其来偿还债务，能带来较低的利率，创造更多的工作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但这为什么是对的，其理由是很复杂的。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保存盈余的好处，1998年政府将这一问题概括为“先救救社会保障”。这一想法是要抵消以减税方式把盈余还给公众的政治吸引力，并提醒大家如果盈余是他们的钱，那债务也是他们的债务，并将保留盈余与一种容易解释的目的联系起来。这一观点有效地将大规模减税的计划又阻止了好几年。

　　2001年1月，超越党派的国会预算局预测联邦政府10年后的财政盈余是56万亿美元。由于某种被广泛的认为是不现实的长期沿用的方法论——如，假设过期的税收优惠如研究和开发税收优惠不会再次延长——这一数字可能是夸大的。到2003年9月，在两轮减税之后，高盛公司用更现实的假设估算出10年内的赤字是5.5万亿美元。这个变化幅度达11.1万亿美元，但如果对某些方法上的不一致性进行调整之后，更准确的数字是从盈余到赤字的恶化幅度是9万亿美元。(显然，10年的预测是极其不可靠的，但是实际结果比这些预测还糟糕的可能性似乎要比好的可能性更大些——这些预测都假设会有健康的增长率，而增长率是可能受到这些赤字的损害的。)

　　尽管起作用的因素有很多，2001年6月和2003年5月的减税是这一逆转的关键因素。国会预算局估计，第一次减税要花1.7万亿美元，包括债务义务(联邦政府所要支付的债务利息，而如果没有减税，这些债务本来是可以偿还的)，但这些数字是以减税在到期时确实会“日落”或失效为前提。独立分析家认为，如果减税反而变成永久性的话，成本会更高，加上债务义务会超过2万亿美元。官方对第二次减税的估算是加上债务义务为5500亿美元，这还是以减税会失效为前提的。如果像其支持者所主张的那样减税永久化，10年期内加上债务义务成本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样，总的减税成本就占总恶化额9万亿美元的大约三分之一，占高盛公司所估计的5.5万美元的大约三分之二。

　　减税还会损害90年代所达成的有关财政纪律的脆弱的政治共识。华盛顿的自然惯性趋势是通过更多会马上带来更多感激之情的减税或增加开支的法案，而不是采取对长期利益最有好处的措施。庞大的减税尤其是如此有利于高收入纳税人的减税，使在其他领域主张坚守财政纪律变得困难，从而动摇了保持稳健财政政策的勉强的责任感。在早先的财政估算中，联邦债务应当在10年内从占GDP三分之一下降到零，而高盛公司在两年后进行的估算中认为他将在10年后增加到占GDP的50%。此外，在未来的年份退休的婴儿潮人数会迅速增加，抬高医疗照顾和社会保障成本，使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赤字发展前景更加恶劣。

第二部 第55节

　　赤字重要吗？在这种背景下，财政大辩论现在转向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所预计的这些赤字是否重要。这显然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减税的支持者不得不主张他们不重要——或至少不那么重要——因为大规模的减税和稳健的财政状况是无法调和的。而减税的鼓吹者包括乔治·W· 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伯德都向我指出过，赤字对利率有重要的影响，因而也对经济活动、就业创造和增长有重要影响。《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对赤字会影响利率的理论大加排斥，称之为“鲁宾经济学”。

　　尽管我受宠若惊，但起初我并不认为这种主张会有什么吸引力。但这种主张一直在高声鼓吹自己，而相反的观点却不是这样。结果，这在我看来彻头彻尾荒谬的观点被当做一种严肃的看法来对待，在一次国会的听证会上，一个就在我旁边的减税支持者居然说已有的学术文献中没有任何东西支持有关财政状况会影响利率的忧虑。

　　没有任何文献？在经济学导论中你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把市场能解释一切作为信条的人不认为债务融资供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对利率有任何影响。如果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一观点甚至更为明显：当政府借贷时，可用于私人目的的储蓄就减少了，而资本的价格——以利率表示——就会上升。如果财政部停止借贷，而是开始偿还其未偿还的3.8万亿美元债务，私人部门可得到的储蓄就会增加，而利率就会下降。乔治敦大学的罗伯特·卡姆比和他的两个同事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在听证会举行后完成，发现债券市场利率与未来财政状况的预期存在着极强的相关关系。卡姆比的文章解决了以前只考察利率与当前财政状况的文章的严重问题。将关注点转到利率和预期未来状况的关系上来是合理的：一个5年或10年期债券的购买者主要受到资产生命周期中对利率和债券价格的预期的影响，这应当是合乎逻辑的。

　　但是，卡姆比的文章并不为公众所知。于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比尔·盖尔和彼得·奥扎格撰写了一篇55页长的文章，其分析和结论与卡姆比的文章相似。文章引证了其他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哈佛的马丁·费尔德斯坦，他也是供给学派税收理论温和版本的主要支持者——的看法来支持预期财政状况对利率的影响。盖尔和奥扎格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他们积极地向媒体和国会议员及其助手宣传。结果，他们的工作受到广泛的注意，对不断加强人们在我们财政混乱状况问题上的关注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这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政府以外严肃的政策分析家经常感到深深的沮丧，因为他们的工作很少能对政策进程产生任何重要影响。要产生重要影响通常不仅需要重头文章，还需要通晓如何赢得媒体、国会和华盛顿官方其他部门注意。

　　利率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使得要把财政状况的影响区分开来更加困难。而且，尽管长期来看基本面因素终将胜出，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市场的心理可能与基本面并不一致。比如，当经济和私人对资本的需求低迷时，市场可能很少会注意不健康的长期财政状况，利率可能保持较低水平，正如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的情况一样。(尽管在这一脆弱的时期，较高的长期利率与联储所控制的较低的短期利率创纪录的巨大利差表明，赤字可能已经产生了某些影响。)

　　但不管在经济疲软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旦经济状况重新健康，私人对资本的需求就会增长。在某个时候市场就会关注长期财政状况，私人需求的增长就会与政府筹资以支付其预算赤字的需求冲突。实际上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赞同财政上的免费午餐是不存在的。尽管没有人能预测什么时候利率会对巨额长期赤字以及这些赤字对借贷需求的影响做出强烈反应。

　　让我把数字放进这些概念中来展示这对我们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多么大。当用来考察减税的影响时，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模型预计，赤字占GDP的比率每上升1%，长期利率就会上升0.5%-0.7%。某些分析家用的是这一个关联关系中的较低的估计，因此，出于计算的目的，我认定如果赤字占GDP的比例每上升1%，长期利率就会上升0.4%。

　　我前面曾经提到过，10年内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会恶化9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每年平均占GDP的比率上升7%。这就是说，从原先预计的盈余到现在预计的赤字的变动幅度是平均每年GDP的7%。由于占GDP比例的每1%的上升会使利率上升0.4%，每年7%GDP比例的变化将使利率上升2.8%(0.4%×7)。

　　10年期长期债券的利率是大约4.5%，这样利率上升的幅度超过60%。然而，情况实际上要糟糕的多。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关键的利率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10年期债券的市场利率即所谓“真实”利率。现在的10年期利率是4.5%，通货膨胀率是1.5%，这意味着真实利率是3%(也就是说，利率比通货膨胀率高3%)。用这个数字来计算，我刚才描述过的利率2.8%的上升相当于真实利率90%以上的上升。

　　从盈余到赤字的恶化是考察当前财政政策的影响最准确的方式。然而，分析家所提到的常常只是预计的赤字。那么，如果把同样的分析用于10年期5.5万亿美元的预计赤字，平均每年占GDP的比例上升约4%。这会导致长期利率1.6%的上升(4%GDP×0.4%)。10年期债券的利率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是3%，真实利率因而上升超过50%。

　　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但其后果可能更为严重。

　　如果轻率的财政政策继续下去，到某一时刻市场会感到忧虑，不仅担心预计中的联邦政府对可获得的储蓄的未来需求，更担心出现更严重的财政混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政府可能要靠通货膨胀而不是财政纪律来解决长期财政问题。这样，市场可能还要在已经很高的利率水平上再加上难以准确预计的、额外的“赤字升水”来体现这些风险。这一影响可能极其巨大，而且可能因另一种影响而进一步恶化，这种影响就是不稳健的财政政策会对外国借贷者在借款给美国政府时会要求的利率产生影响。

　　此外，利率影响只是全部后果中的一部分。不健康的长期财政状况还可能严重损害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1992年选举前的几年里，这一点很明显。庞大的结构性赤字还会降低海外对我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损害联邦政府提供美国人民希望他提供的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的能力，并减少我们应付未来衰退或紧急情况的余地。实际上，2001年时我们能增加国防开支，并能在不必冒利率大幅上升的风险的情况下提供财政刺激以对付衰退，全靠继承下来的健康的财政状况。

　　除认为赤字不会影响利率之外，某些减税支持者还断言减税将提高个人储蓄率，增加工作和投资活动。这概而言之就是1980年里根在共和党初选时提出的理论——即，减税会通过对供应的影响而自我偿付其成本。但赤字是增长了而不是下降了，1992年时，联邦债务增长了4倍。到80年代末，这一财政困境导致了更高的利率和降低的信心，孕育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此外，没有多少证据能证明税率对私人储蓄或工作机会有任何重大的影响。大多数主流学术著作都认为，利率对私人储蓄的影响即便有也很小。因此，减税不太可能似乎对私人储蓄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尽管这会增加税后利息收入。占压倒多数的学术著作都认定，工作时间长短的决策并不会受到边际税率的重大影响，至少在发生有关税率的辩论的过去20年里，他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可能例外的是对家庭中次要收入者的收入会有某些影响。实际上，减税对工作动力的影响甚至可能是负面的，因为较低的平均税率使人们可能以更少的工作时间获得同样的税后收入。减税还可能影响人们在不可纳税的特殊待遇(比如，一间更大的靠拐角的办公室)与可纳税的收入之间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在确定公司薪酬方面我自己的经验是，税率对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并不存在——至少就最高税率的现有水平相对于我们曾经历过的70%甚至更高的税率水平而言。

　　有前科的支持者常常争辩说“动态变化”——即能影响供应面的预算规则——表明减税的成本可以自我偿付。2003年，国会预算局和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他们的领导者都是由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任命的——各提供了一个动态估算，反驳了这种主张。税收联合委员会对2003年的一次减税进行了考察，结论是减税本身的供应面效应对增长的影响很小，而就长期而言，减税的总体效果加上他们所制造的赤字对增长的影响即便存在也是负面的。与此相似，国会预算局对政府的预算案进行了总体考察，发现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很小——且可能是负面的。

　　某些减税支持者主张，实际的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美国对资本需求的增加可以由来自海外的流入资本来满足，而对利率的影响会很小。确实，全球资本市场会满足美国国内储蓄所不能满足的融资需求，包括由赤字增长带来的需求。但认为流入美国的资本的利率和如果我们不需要这笔资本时的利率一样却是错误的。实际上，长期财政赤字对来自海外的资本的成本的影响，是这种赤字所带来的最重大的风险之一。依靠海外资本来偿付我们庞大赤字的部分或全部，意味着吸收更大的海外资本流入量，而这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此外，研究也清楚地表明，资本有很大的母国偏向，这更加强了利率上升的必要性。第二，美国在资本市场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我们的超额需求将会影响全球利率——这与较小的国家不同。而且，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外国资本市场开始担心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否健全，资本的供应方可能会大幅度提高使用其资本所需支付的价格。这正是20世纪下半叶在许多国家身上发生过的事。在目前的情况下，财政无纪律所致的这种潜在后果对美国尤其危险，因为我们依赖外国资本的大规模流入来支撑贸易赤字和巨大的储蓄差额。最后，经验研究表明，赤字对利率的影响是以反映了所有各种因素的数据为基础的，这包括了外国资本流入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因为公众对这些问题非常有限，有关赤字问题的严肃讨论和应付这一问题的有关建议很容易被误解。比如，2002年1月，汤姆·达施勒发表了一次演讲，指出我国的长期财政状况存在着严重的危险，需要修正，而并未就此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他进而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即在对付目前脆弱的经济状况时，短期的赤字可能是合理的。但第二天，他却受到了激烈的指责，说他赞同在衰退时期增税。达施勒实际上根本没说过这种话，但对他的指责——被媒体广泛且不加鉴别地报道——却被大家接受下来。这使其他人不愿再提达施勒已经提出过的那些主张。

　　在政治领域，对我们的财政困境进行严肃讨论的一个主要障碍是这种讨论立刻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国当前是否需要增税以应付赤字。我的看法是，要对付当前政策所导致的财政状况恶化问题，就像在1993年那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分享牺牲，而且既需要支出也需要税收措施。但不管最终的解决办法如何组成，总统和国会两党领导人都应该坐在一起——越早越好——来对付成为我们未来福利的严重威胁的赤字。

第二部 第56节

　　尽管达施勒和其他人在试图提出赤字问题时遇到了困难，辩论的主导基调在2003年已经开始变化。媒体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部分是因为受到了盖尔-奥扎格的文章以及其他著名的经济分析家更经常地发表的评论的影响，受到当前激增的赤字的影响，受到急剧增加的预期长期赤字的影响。在这种改变了的气氛中，政府开始承认长期赤字确实会影响利率。布什总统的经济委员会有了新的领导人，他在《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一篇文章中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减税的支持接着就提出，即使赤字确实重要，预计的数额依然是“可管理的”。但在阐述这一观点时，他们使用的估计比主流分析家所使用的要低的多，而且他们也不承认潜在的这些可能性：严重的非线性影响，已露端倪的庞大的补贴支付义务，或是赤字对增长的巨大的非利率的负面影响。

　　国会预算局前局长罗伯特·赖肖尔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最务实的预算专家，他认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那些领导者可能会很不乐意修补我们混乱的长期财政状况，直到他认为终将到来的算总账的那一天。当那一危机到来时，我们要么不得不决定大大增加政府收入——在一个可能是很不恰当的时候——或者要面对严重和长期的经济动荡。那时美国人就会沮丧地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事。不幸的是，目前对赤字感到忧虑的人当中没人已经找到一种解释未来成本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引起政治反响，尽管这些最严重的危险正在被制造出来，且仍然能够被阻止。把有关赤字是否重要以及供应面的影响是否真实的辩论放在一边，减税和增加开支在短期对政客和选民似乎总是有吸引力的——他们或者不关心长期的状况，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认识到了潜在的问题但认为其他人会注意到这一点。

　　随着辩论的发展，我在其中的作用也在变化。我仍与许多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同样重要的与他们的助手保持联系。在华盛顿，商人习惯于聚集在当选官员的周围。但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你想取得效果——或是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或是真想促成某件事——你最好能与恰当的助手也拉上关系。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马克·帕特森，当时他是汤姆·达施勒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助手主管，当他为帕特·莫伊尼汉工作时我认识了他。马克是那种能理解实质性问题的助手，能理解参议院政治，对可能发生在国会和许多委员会的事有许多富有幽默感的见解。正是通过马克和其他国会议员助手，我才开始了解在布什的2001年的减税计划辩论中我怎样才能发挥作用。当民主党控制白宫时，政府有一系列政策立场是公共辩论的常规论题。国会的民主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可以决定他们的立场和政府过去立场之间的关系。国会的民主党人不管是接受还是批评我们的政治立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我们既作为政策资源又作为政治资源来利用的。

　　现在民主党人突然失去了任何形式的来自一个民主党控制的政府的支持——这本是指引前进方向的恒星，只要愿意，就会有内阁部门和白宫的资源、数据和专业技能相伴而来。比如，在税收问题上，控制白宫的党派的议员就能得到财政部的专业经济学家的深入分析以及白宫和财政部的公关人员针对不同的选民和不同的州定制的谈话要点。他们拥有可以电话询问的、对经济问题有深入了解、同时又从同样的一般性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如果你是一位美国参议员，总是会有许多职业经济学家供你驱使。你所缺乏的可能是不仅懂得经济问题而且了解你所处的环境、面对着你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的同样的政策选择和政治现实的人。

　　共和党人重新夺回白宫之后，国会的民主党人开始意识到克林顿的班底是有用的资源，他们似乎想念拥有我们的时光。2001年1月25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时，艾伦·格林斯潘被大多数人认为在减税问题上支持共和党人——尽管在同一份证词中，他表明了对盈余未能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忧虑，并警告说减税的规模不应大到使政府重新陷入赤字。在确定自己的立场并为之辩护时，民主党人需要有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具有声誉且有政治经历的人。

　　我记得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这样对我说，“我们的议员已经准备好站出来为减税问题而斗争。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真正完全理解这一问题。他们希望对这些问题有适度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议员，你会老是被问到对范围极其广大而繁杂的问题的想法。即使是非常勤奋和专注的议员也只能通晓几个问题。领导人和其他参与程度较深的议员可能会为你提供材料来帮助你理解一个问题或者回答媒体的提问。但议员们不愿意先表明一个立场，而在六个星期或六个月以后发现这个立场是错误的。在财政问题上，两党的康科德联盟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就财政状况和庞大的长期赤字的危险问题提供分析以及来自深受尊重的人物的支持性言论。与反对财政上不合理的减税的组织有关系的人包括前参议员鲍勃·克里，萨姆·纳恩，沃伦·拉德曼，前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以及前商务部长佩特·彼得森。在有关减税的激烈斗争中，他们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们的著作也在国会广为散发。

　　2001年2月初，受汤姆·达施勒的邀请，我和劳拉·泰森一起参加了在国会图书馆举行的有关问题的研讨会，参院民主党人举行这一会议来为预算案制定做准备。次日，我和利昂·帕内塔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的法明顿疗养地举行的民主党核心党团会议。我参加核心党团会议，认为我会说我所想的，议员也会因我在反对布什减税的规模和分配方案方面与他们意见相同而感到高兴——参院讨论会的情况或多或少就是如此。但与此相反，我受到了指责。议员们对我的发言的反应，是谴责我未能尽述所想并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提供更多的公众声音。我记得巴尼·弗兰克说：“你所做的糟糕透了。”他是真的感到愤怒。

　　“首先，你是个政客——而我不是。”我回应道。这是事实。对我关心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似乎是合适的，但我并不认为我应当是一个公共发言人。可是，这种抱怨困扰着我，在此后的几天我都在考虑我还能做些什么。参加在底特律举行的福特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旅途中，我草拟了一篇长篇专栏文章，列举我反对政府减税计划的理由。在文章开头，我表示并不想在那时卷入有关财政政策的公共辩论，但我强烈地感觉到布什所提议的减税幅度在经济政策上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篇文章发表在2001年2月11日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此后，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有8到10名参议员给我打电话。在财政部时我也从未有过许多参议员主动打电话来讨论一个政策问题的时候。

　　当然，尽管大多数民主党人反对减税，但他们未能赢得这场战斗。作为一种短期刺激，减税是极其低效的——高收入群体所获太多，他们不会愿意将所得花掉这么多，大多数的削减发生在以后几年，在短期内帮助不大，却损害我们的长期财政状况。减税还损害我们应付意外事件的缓冲能力。一年之内，9·11悲剧、股市大跌和全面恶化的经济状况表明，意外事件对一国的财政状况可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有关何种政策才能最有效地对付经济放慢问题的争论还会持续多年。90年代异常繁荣的经济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过度和不平衡——这包括高水平的消费者和公司债务，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以及用任何传统标准衡量都太高的股市价格——从而导致了金融市场和经济的更为困难的时期。然而，强大的力量——比如低失业率，高生产率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以及起初还存在的强健的财政状况——也保留下来。在经济放慢期间，货币政策和减税及在国联和国土安全方面都增加开支对脆弱的经济提供了很强的刺激。(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如果定位更好并且是临时性的，本可以一种成本更低、更有效的方式提供刺激——且不会造成长期损害。)所有这些刺激都可能导致周期性的增长。但首要问题仍存在将衰退程度和长度最小化方面，那一时期的政策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契合的？这些选择怎样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状况？我个人的观点是，在这两方面这一时期的决策都远非最优，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他们对我们的未来制造了严重的威胁。

　　2001年9月11日晨，我正在花旗集团我的办公室中，桑迪·维尔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界贸易中心大楼。我最初的想法是这肯定是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一次异常事件。接着，20分钟之后，桑迪再次进来说另一架飞机又撞上了大楼——而且他们都是大飞机。那时，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在大厦里工作的数千花旗集团的雇员，尽管他们自己并不在双子塔楼里。我们在世界贸易中心7号楼租了25层楼，该楼8小时后倒塌，尽管很幸运的是并未导致任何人死亡。我们还在世界贸易中心北面几个街区的格林威治街占据了两栋很大的建筑，所罗门美邦的交易室就设在里面，另外还在华尔街地区或拥有或租了另外三栋较小的建筑。所有这些建筑都进行了疏散。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后来得知有6位因与客户会面而在双子塔楼中的花旗雇员遇难，而使我们所有人都以一种更个人的方式切身感受到所发生的一切有多么恐怖。

　　桑迪很快就在一个会议室组织了一次转变为管理会议的会面，以制定我们的危机对策。我们最初关注的问题，是在为所有人考虑之后，决定继续经营。作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这不仅对我们是重要的，对整个金融系统也是重要的。我们无法使用我们在格林威治街的所罗门美邦交易室或任何其他市中心的办公室。我们转移到新泽西鲁瑟福德的一个备用设施继续经营，但部分业务直到9月12日才恢复运作。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门了，起初是无限期的。作为一家重要的清算银行，纽约银行的清算系统也关闭了。我们仍能付款，但不清楚其他金融机构是否还能向我们付款。我们担心有接连不断地发生违约事件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所依赖的基本支付系统和金融系统继续保持运转。联邦储备委员会迅速行动，使银行能获得流动资金，直到支付再次开始流动。但这种警示是清楚的，即在我们这个国家制造巨大的金融和经济混乱所需的代价是多么小。从那时起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脆弱性，但一个复杂、现代的社会要面对的风险是内在固有的。

第二部 第57节

　　面对“9·11”事件的后果，许多人都很害怕袭击事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应当如何来应对。袭击发生后股市关闭了好几天，谁也不知道重新开市后股价下跌的幅度可能有多大。许多和我谈过的人都担心这一冲击对资产价格和流动性可能产生重大打击。

　　我自己最初的反应是袭击会对经济信心产生巨大的影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消费者、投资者和企业都是在某些框架下进行决策的。在这一框架下，人们会做出过度的决策，然后市场会回归中间状态，如此往复。但袭击注入了一个新的远远超出了几乎每个人以往经验的变量。人们需要新的参数——且尚未得出。这类根本性变化是很罕见的，它使所有人在弄清如何适应新现实之前都只能等待，因而能使经济活动暂时停滞。由于在袭击发生之前我就认为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就已处于更大的困难之中，我的个人观点就是情况可能比许多人所担心的更糟糕。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接到许多电话邀请我上电视讨论其经济影响。在一个星期之内我拒绝了所有邀请。首先，我并不很清楚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在更清楚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也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说什么。我也不认为把我的最初印象说出来会有什么帮助。人们在寻求有关经济的某种安慰。而我却没有多少安慰的话说。不管我如何表达我的观点，他们的效果都可能是使人们更加不安。

　　但是每一天我都在不停的思考如何看待和讨论9·11经济后果这一问题，像往常一样在一个标准拍纸簿上做笔记。按照我的考虑，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公众面前以一种既忠于事实又具有安慰和镇静作用的方式来发表讲话。这是一个我以前也碰到的问题，在与吉恩·斯珀林交谈过几次以后，我形成了一个“竞争性考虑”的框架。一方面，袭击可能会损害信心，并对许多经济部门包括航空、旅馆和旅游业等造成负面的影响。由于安全要求以及安全成本在整个经济中将会上升，贸易的便利性和成本也会因此受到损失。另一方面，政府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支出将会增加，从而提供一种经济刺激。9·11对一个处于困境中的经济的净影响因而是所有这些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平衡值。我的想法是把对短期的分析与某种对本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肯定结合起来——但一直要注意实现这种潜力需要面对许多挑战。这使我能重新关注诸如长期产生状况、贸易自由化、教育和内城区问题之类的问题。

　　在纽约的日本学会发表预定的演讲时，我即兴提出了两种可能的前景。正面的前景是美国即使在未来的几个月或几年中继续受到重大的恐怖主义威胁，任何此类袭击都在一个我们的社会能够适应的范围之内。在此后的一年里，9·11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些不平衡将会自己逐步得到解决，而袭击对经济信心的影响会减少。与此同时，政府将会出台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所有这些将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到2002年第三季度，信心将会恢复，美国经济将会再次拥有健康的经济增长率。负面前景是恐怖主义事件可能继续大规模的发生，在更长的时间里动摇经济信心，这和9·11之前已经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将导致一个长得多的困难时期。

　　我也不知道这些前景的可能性分别有多大。尽管对经济前景有许多预测，没有其他任何人，不管他多么了解情况，真正具有判断各种相对可能性的能力。那天晚上我回避说出的是我个人的一个直觉，那就是负面前景比正面前景的可能性要大些。

　　第一个星期快要结束时，我接到一个前通用电器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打来的电话，他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莱斯利·斯塔尔请他参加“60分钟”节目。这个节目想进行一次在星期天晚上播出的讨论，在第二天早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其他金融市场重新开市之前。沃伦·巴菲特已经同意参加，杰克说他也会参加，问我是否愿意也参加这个节目。

　　起初我想拒绝，因为我要说的，即使是以竞争性考虑的方式说出来，似乎也完全没有建设性。但我确实认为，我们三个人在电视里镇静地讨论经济状况可能本身就能提供某种安慰，即使我对前景的看法好坏参半。因此我对杰克说我愿意参加。接着我就和罗恩·克兰、吉恩·斯珀林和戴维·德雷尔举行了一个电话会议。他们三个努力帮助我预测我可能被问到的各种问题。重新开市之后，你会买股票吗，或者你会卖掉股票？你觉得明天的市场情况会如何？你觉得人们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的投资？

　　我的观点和往常一样，就是投资要有长远的眼光。但这不可能使我不用回答我可能要面对的对经济状况和股市短期的看法。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思考如何来谈论这些。那个周末当访谈录像时，我已决定用两个结论来表述我的分析。我认为，由于袭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困难的危险性增加了。但我仍继续相信，美国经济长期的潜力是强大的。这些似乎都不是危言耸听，也确实是我的观点。

　　在实录之前，我们开了一个准备性的电话会议，莱斯利·斯塔尔说：“我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星期一市场的表现会怎么样？你会买还是卖？'”沃伦的回答是——重新开市后他什么也不会卖，如果价格足够便宜的话，他甚至可能买些股票。杰克回答说，他可能会留着他的股票，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佳投资地。

　　接着莱斯利说：“你怎么样，鲍勃？”

　　“我不想谈论市场。”我说。我觉得一个前财政部长，他的意见可能会对某些人产生影响，因此应当在说话时小心谨慎——尤其是关于股市水平和联储的话题——即使他已离职。

　　“你必须得谈谈市场。”她说。

　　“不，我不会谈论市场的。”

　　“好吧，那么我就会问问你有关联储以及他们是否应当降低利率的问题。”她说。

　　“你可以那么做，”我说，“但我也不会谈论联储。”

　　“你什么也不说吗？”她问道。她变得很焦虑，“我希望你参与到节目中来。”

　　“别担心，我会找到可说的东西的。”

　　 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录像，我确实说了些话，尽管我说的大多数话在编辑时都不见了。

　　 总统对恐怖主义与军事手段回应的决定在政界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如何应对其经济影响的问题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要复杂的多。一系列的问题由此产生。政府是否应当支持受9·11事件影响的航空业、保险业或其他行业？政府是否应当采取行动以某种方式来刺激经济？如果应当，用什么样的刺激——紧急支出、减税还是两者都用？如果减税，什么样的减税？我很快就开始接到要应付所有这一切的国会议员电话。

　　在帮助特定产业的问题上，我认为一般原则是除异常特殊的情况以外政府不应对任何产业进行支持。我们拥有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应该让市场自身针对新情况进行调整，除非某些对我们的经济及其重要的部门，受到严重影响才能考虑进行干预。航空业对经济是极其重要的，在已经脆弱的行业状况下，由于停止经营好几天，旅客需求疲软，他们的损失急剧上升，有关门停业的危险。因此我支持采取某些措施使主要的航空公司能继续运转。但国会非常迅速的通过的帮助航空业150亿美元援助法案似乎过分，是一种补偿早在9·11之前航空业就在经历的糟糕市场状况。

　　保险业的问题更为复杂。尽管保险公司包括花旗集团的旅游保险子公司都面临惨重的损失，但即使损失最大的公司也并未面临破产或业务受到严重干扰问题，因而在我看来不应该得到公共资金来补偿由于袭击导致的损失。但该产业确实面临一个需要政府关注的问题：由于袭击，保险公司再也不愿意为恐怖主义或战争提供保险——损失过于巨大。

第二部 第58节

　　随着企业重新思考恐怖主义和其他地缘政治事件的可能性，9·11之前就应该认识到但没有认识到的风险被认识到了。这是另一个更大问题的一个例证，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可能性极小而一旦发生就具有灾难性后果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对这类风险迟到的认识带来了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没有保险商愿意提供保险来防范类似9·11的袭击的风险， 新办公大楼、购物中心和其他大型建筑的建设会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政府可能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成为这类风险的最终保险人。

　　这一问题——以及对公共部门解决方案的需要——是我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一个更大原则的一个部门。即使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也有许多需求也是市场按其本性不能满足的。这类风险中一种是我们的社会化，因为，私营部门不以能效原则处理他们——或者是因为潜在的损失太大而难以进行精确计算，或者是因为自愿保险计划无法操作。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要既为太穷而无法为退休储蓄足够的资金，也为那些有能力存储而不愿意这样做的人提供保障网。就像某种自然灾害一样，老年人的退休保障被我们这个社会列入要通过政府来予以保护的一类风险中。9·11之后，一直存在的恐怖主义风险也加入了这一名单。

　　除这些特定产业的问题而外人们对迅速提供某种经济刺激的问题也进行了许多讨论。9·11是一个异常特殊的事件，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但就此进行的经济辩论却常常回到熟悉的问题上。在这种时候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有着顽固立场的人将情况的任何变化都作为他们原有主张的新论据。袭击刚发生的几天里，某些减税的长期倡导者立刻抓住机会鼓吹其一贯的主张。情况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主张一如既往。三种具体观点最为突出：加速实施布什减税方案中的税利削减，通过新的资本所得税减免方案，降低企业所得税。所有这些措施都会进一步损害这个国家正在迅速恶化的财政状况。这正是那些很容易产生坏政策的情况——一种紧迫感，一套表面上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建议以及政客迅速采取行动的热情。我的观点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我认为用于刺激的额外减税应当是临时性的，而且既由于公平也由于效率，减税应针对中低收入的人，他们支出而不是储蓄的倾向最强。我还会把临时性的失业补贴和对失业者的医疗补贴以及对某些州和城市的援助以帮助他们解决成本的上升包括进去——所有那些会被马上花掉的钱。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不带来负面长期影响的情况下提供更有效的刺激。

　　9月17日，在“60分钟”节目播出的次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市，道琼斯指数下跌7%。在闭市后，我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汤姆·布罗考的采访，布罗考问了我一系列非常坦率的问题。他就资本所得税谈了一些看法，我也表达了我的反对观点。我不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资本所得税的削减会增加我们的经济福利。主流学术著作强烈主张，储蓄率相对而言不受储蓄回报(不管是利息、分红还是资本所得)对税率的影响，因此削减资本所得税不太可能增加储蓄。与此类似，主流学术研究中资本所得税降低而导致投资上升增加的证据也很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大量增加发生在1997年资本所得税降低之前的几年。我自己和投资者以及市场打交道几十年的经验也支持这一点。而一方面，资本所得税的削减长期而言肯定会使财政付出代价，并在投资资本的分配上制造出因税率导致的扭曲。在税率极高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分析都可能不同，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

　　在9·11之后的情况下，资本所得税的削减起的可能完全是反作用，因为他可能鼓励在一个下跌的市场出售股票。做完节目后，吉恩·斯珀林说：“鲍勃，在白宫这么多年以后，这是头一次我们能接受在黄金时间谈论支持资本所得税的削减。”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贾尼斯·梅斯打来的电话，她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民主党人的主要助手。民主党人正在考虑他们应对共和党人的减税计划做出何种反应。贾尼斯说他们已将布罗考采访的文稿分发给委员会的所有本党议员，来帮助他们反对资本所得税削减的主张。

　　筹款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后来邀请我到华盛顿与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会谈。当时的众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和两党的国会领导人在9月19日举行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正式的关门会议——邀请了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林赛，艾伦·格林斯潘和我——来探讨对袭击可能的经济反应。这一会议之后，又举行了参院金融委员会的关门会议和许多其他会议。几个星期之内，我一直在纽约和巴尔的摩郊外的BWI机场来回奔波，因为由于安全原因里根机场依然关闭。

　　在我看来，继续推进布什计划中的将要实施的个人所得税削减，通过对企业所得税新的削减法案，和资本所得税的削减一样都是极其错误的主张。他们都会进一步损害美国的长期财政状况，相对于其成本而言，其短期刺激作用也是极其低效的。但是当时盛行的那种气氛下，这种建议显然是有可能通过的——尤其是在非常有影响的大公司组织企业圆桌会议表示支持削减企业所得税的主张之后。而相比之下，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在我看来对当前的问题具有更大的针对性的计划。

　　我从没想到股票市场会如此迅速的在2001年秋天就反弹。9·11事件之后股市的下跌从未超过14%。在那一个月里，股票互助资金流出股市的不到1%——而在1987年股市崩盘后的一个月里，资金流出3%，市价下跌22%。袭击发生一个月之后，10月11日，标准蒲尔500种股票指数就超过了9月10日的水平。不久资产就又开始流回市场。由于某种程度的谨慎，2002年末2003年第一季度市场急剧下跌，但在第二季度就强劲反弹。经过这些涨跌起落——公司丑闻和华尔街管制和治理问题加强了下跌的趋势——在我看来市场似乎仍未充分反映出经济和地缘经济风险。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不平衡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一次重大的恐怖主义行为使一大堆破坏性的可能突显出来。在这一背景下，按许多历史指标来衡量，股票估值似乎都太高。

　　确实，许多顾问和投资人如沃伦·巴菲特都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证券的回报都会比历史水平低。牛市的预测通常是以强劲经济增长和相对较低的利率的预期为基础的。但强大持续的收入增长所需的强劲经济状况可能导致高得多的利率——尤其是在考虑到我们的长期财政困境的情况下。但这一力量似乎没被预测者考虑进去。

　　我对市场行为的解释是，尽管市场大跌并因此带来了严重损失，但18年里形成的心理力量仍保持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9·11后的世界对金融市场有种奇怪的不真实感。一方面，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普遍认识到世界似乎不再完全是双子塔倒塌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个世界了。另一方面，这一刚被认识到的现实对多数人对与金融市场有关的估值和风险的思考的影响似乎并不像我原本想像的那样大——与30年代股市崩溃后的现象相反。这可能反映出了市场的这样一种趋向，既要在导致过渡的因素已经消失很久之后体现过渡时期的预期，又不考虑与分析家用以对股票进行估价时的思考框架不相符的更广泛的因素。

　　我所交谈过的有国家安全问题背景的人都对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深感忧虑。我曾与桑迪·伯杰同乘一架飞机，作为克林顿总统非常务实而富有远见的国家安全顾问，在人们刚开始认识到恐怖主义威胁时，他已详细谈论过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在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地区发展起来的极端狂热主义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会对我们的国家和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恐怖主义可以许多方式影响经济——通过增加安全成本，使贸易更加昂贵，使油价上升以及通过在海外的关键国家制造政治不稳定。除了灾难性事件和干扰的明显的可能性而外，还包括恐惧的上升和信心上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这些对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经济状况和风险升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在好几个月之后职业经济预测家仍继续对近期前景保持他们自2000年初经济放慢开始以来一直如此的几乎是正面的看法呢？在整个2001年，大多数人都预计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降低利率的强有力行动将会相对较快地恢复美国经济的健康增长。9·11之前，我就感到预测家们夸大了联储措施的潜在有效性——这些措施确实是强有力的，也确实有助于减轻放慢的程度，但它不是万能的——而大大低估了持续不断的过度投资和经济不平衡的影响。9·11之后，华尔街的经济预测家们承认未来恐怖行动和海外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但所有这些对他们的分析和预测都没有多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无法将这些风险量化，也可能是因为坚持自己熟悉的分析框架的一种惰性。

　　稍晚些时候，花旗集团在一家曼哈顿餐馆为一群非常资深的职业基金管理人举行了一次晚宴。席间有关全球经济前景的长时间的、有趣的讨论大多围绕着恐怖主义和地缘政治事件。但在晚餐结束时，参加者们提出的预测反映出的框架并未考虑我们整个晚餐期间都在讨论的那些因素。显然，他们的模型无法容纳这类风险，于是他们也就没被包括进去。

第二部 第59节

　　让我吃惊的是，9·11之后，面对严重的新的不确定性和继续存在的不平衡情况，不仅主要的华尔街公司的预测仍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而且这些预测仍是同样的单向预测，给出的下一年经济增长率仍只是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范围。在我看来，这种单向的预测似乎总是隐含着一种不现实的精确度，因为未来的前景总是很大范围内的一系列可能性。预测家们大概也认识到了其预测的有限性，但消费者可能不那么老练，且完全不可能就一个预测结果做出可能性的判断。生活是不确定的。想预测经济次年能增长多少的预测家往往未能考虑进去的不仅包括特定的不确定性，还包括不确定性是生活基本原则这一因素。在不确定的世界相互依赖宣言第十四章相互依赖宣言

　　刚开始在华尔街工作时，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所发生的事对我和我的同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那时，作为纽约最顶尖的投资银行公司之一，高盛公司一个海外办事处也没有。我们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有一些业务联系，但我们从没想像过会在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业务。

　　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我在从业生涯中所亲见的最根本的变化之一，就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的极大增加。几十年前，财长们出访，访问的是伦敦、巴黎、波恩和东京。在我担任财长期间，我访问过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科特迪瓦、印度、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以及菲律宾、乌克兰和越南。正如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见到的，我们的经济健康越来越多受到全球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的影响。现在美国40%的出口输往发展中国家，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世界中的重要部分。

　　在任职期间，我关注最多的是将我们的利益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和金融联系。这些仍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美国公众的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仍极需更好地理解贸易自由化、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扩展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等复杂的现象，他们常常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经济联系仅仅是更广泛的相互依赖的一个方面而已，大多数人对此更是缺乏认识，因而同样需要公众更好的理解。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应当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如何对我们本国的福祉有多么重要。

　　在2002年夏天一次到亚洲的公务旅行中，我和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聊了两个小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对这位内阁资政多少有了些了解，当时他显示出了对地缘政治以及地区问题的极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指出，目前还没有一种冷战期间曾经存在的范式，可用于理解作为世界事务中一个因素的极端伊斯兰宗教狂热，在这个问题上的大多数看法都是简单化的。我赞同他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来理解恐怖主义和其他地缘政治风险。在我看来，一般的狂热宗教暴力和特定的反西方恐怖主义，都仍与贫困、不平等问题分不开，也与这样一个事实分不开，即尽管近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地方的生活水平都有极大提高，但仍存在广大的极端贫困地区，无缘享受现代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好处。

　　当然，贫困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很有争议，也非常复杂。“9·11”事件背后的恐怖分子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专家们也指出，有许多因素导致了恐怖主义所赖以存在的那种深深的仇视。然而，贫困孕育了怨恨、隔膜和绝望，并进而制造了一种有利于恐怖分子的环境，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之前一段时期的阿富汗的情况正是如此。

　　实际上，恐怖主义只是我们所面对的与全球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众多风险中的一种。在执政之初，克林顿总统曾传阅过一篇罗伯特·卡普兰撰写的题为《即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的文章。该文认为，西非地区最为突出的那些可怕的问题如环境破坏、疾病、贫困和政治冲突可能越过边境传播，损害富裕国家的安全。这促使我又读了卡普兰的著作《地球的末日：21世纪前夜之旅》，他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有门禁的社区”式的生活方式在把工业化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隔开方面越来越缺乏效能，而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某种程度上在纽约都见过这种生活方式。

　　对有关全球贫困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也对发达国家构成威胁的问题，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卡普兰的著作使这一系列想法具体化了。如今，公共健康方面的危险已经从那些根本无力为其大多数人民提供哪怕是适度的医疗保健服务的国家迅速传播开来。而跨国的环境危险如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大气的污染从那些人民每天都在挣扎求生、不可能真正关注环境问题的国家传播到我们身边。在某些发达国家，试图逃避贫困的移民潮正带来社会和政治问题。国家崩溃或陷入冲突时，国际社会一般要为由此导致的大规模人道主义问题负责。为了生活在那儿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努力解决较贫困国家的贫困问题。但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境况对我国自身的利益同样至关重要。

　　许多深切关注全球贫困问题的人都对全球化和开放市场抱有很大的疑虑。我认为，有时被概括为关心贫困问题的人与全球化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的那种争论是虚假的。克林顿总统认为繁荣的经济是最佳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这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提高生活水平、使人们摆脱贫困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对增长是极其重要的，并对许多国家和数量庞大的人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正如克林顿总统同样经常说的，增长和市场本身是不够的。政府还须实施促进广泛分享增长的政策，并致力于那些市场本身不足以解决的重要需求。而这些政策反过来又将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这在全球范围内也同样适用，贫困和不平等及其所伴随的社会弊病仍是巨大的问题，并且对生产率和增长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在贫困国家，某些市场经济运转所需的最基本的前提如法治和廉洁有效的政府以及足够的教育、保健，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常常缺乏。

　　每次访问发展中国家后，我总是会再次意识到这类国家的问题是多么难以解决。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墨西哥的历任总统和财长都实施广泛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因为明智的政策选择，墨西哥经济的许多基本面都非常健康，该国的前景也看好。然而，其经济增长率一直不高。仍有太多人难以获得合理的医疗保健和足够的公共教育，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公共资源也不足。除此之外，墨西哥还面临着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所必需的清明的法治的挑战，还要更有效地与腐败做斗争。而且还需要鼓励更高的储蓄率。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困难的，不仅是从实质内容上来说，也是从政治上来说。

　　在思考美国的市中心贫民区及其贫困问题时，我首次开始关注“并行议程”这一想法。这种提法的意思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以及与更为广大的经济的一体化和促进增长的基本政策，应与“并行”的一套帮助满足市场所不能充分满足的需要的政策相结合，诸如为那些因变化而失业的工人提供合理的社会保障网和再培训项目。此后，由于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我关注这些与新兴市场有关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有效实施“并行议程”，可以促进全球化利益的更广泛的分享，而这反过来将提高生产率，并促进增长，提高发展中世界对全球化的政治支持。

　　尽管近几十年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世界银行和大多数专家估计世界近一半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仍不到2美元，有20%的人每天不到1美元。某些分析家争辩说这些数字将这一问题夸大了可能近一半。但即使用更保守的估计，也有数量巨大得不可接受的人生活在贫困中。他们常常得不到足够的清洁水源和基本的保健服务等等。而全球化和增长的好处老是只为相对少数的人所获。不管进步有多大，显然还是不够。

　　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发展中国家的富人似乎老是将这些可怕的不平等现象看成是可以接受的事。但在近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中，我已经注意到如今许多商人越来越深刻地从实质上认识到，除非能更有效地对付贫困问题，否则他们不可能有他们想要的那种经济和社会。

　　处理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这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2002年秋，我原来的老财政部团队的一些成员——拉里·萨默斯、戴维·利普顿、蒂姆·盖斯纳和卡罗琳·阿特金森——在拉里的坎布里奇寓所聚会，讨论与此书有关的一些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在四小时热烈的讨论中，尽管这些人对这一问题都很精通，他们的看法有时仍相互冲突，而且他们都认识到有很大的不确定的领域。大多数严肃的专家都承认，对发展中世界的贫困和增长问题，他们还有许多东西不了解。我们都同意，某些因素一般在快速经济进步中的作用比较突出。这些因素包括如全球一体化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至少起码有效的政府，某种水平的社会凝聚以及过得去的基础广泛的教育，基本的医疗保健，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高储蓄率。确定性小得多的，是如何鼓励各国去追求这类与成功联系最密切的政策。

　　人们也不清楚为什么显然类似的改革在各国带来的结果会如此不同。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可能是如何满足数百万贫困人口的需要，他们生活在那些由于政府腐败和无能而无力进行改革的国家。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就此事而言，也包括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都并非完美有效，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腐败的，但基本上无效的政府似乎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发展。

第二部 第60节

　　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似乎选择了明智政策的国家没能获得其他国家那样的进步？“成功的故事”似乎能提供某种指示。其中一个似乎很明确的结论是，尽管与全球一体化相伴随的问题有很多，但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在不追求与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的前提下以自给自足的方式实现增长，至少也要促进出口。此外，对市场力量越来越大的依赖对改善经济业绩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在经济状况如此困难的非洲，某些国家如乌干达和莫桑比克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并取得了相当水平的增长，在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指标上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在亚洲，过去的三四十年里，生活水平一直稳步增长，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急速增长，改善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韩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60年到2000年间，该国人均年收入从大约100美元增长到大约10000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某种程度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有限度的自由化以及强烈的出口导向。除了更自由的贸易和与全球市场一体化以外，在“亚洲奇迹”中还包含很多的其他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全球化这个要素，诸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所经历过的那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拉美，其结果大体上是令人失望的，增长速度也相对较慢。即使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改革时期，当大多数拉美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促进出口，并越来越多地依赖私有市场时，这些国家的增长率依然缓慢——只有智利是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正如拉里在我们的坎布里奇聚会上所说的，对支持我们主张的人来说，拉美仍然在某种程度是个谜。我们对亚洲和拉美经济增长的理解需要得到极大的改进，以便为发展战略和政策进一步实施提供更好的判断。

　　某些人建议用文化来解释亚洲的相对繁荣。尽管这一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很难适用于这一有着如此异质文化的地区，但最繁荣的亚洲经济体一般都有着下面这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严谨的工作道德，对教育的热忱以及高储蓄率。亚洲的成功者中财富、土地和收入分配的扭曲程度一般也不像拉美那样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家都实施了以增长和生产率为导向的政策，以及基本健全的财政管理政策。此外，拉美一个最大国家的外长曾告诉我说，他认为这两个地区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在于，与拉美相比，亚洲各国的政府结构和程序有着更大的有效性。而拉美各国尽管近年来大步前进，但是相对而言在政治上无能为力，无法在彻底实施所需政策的同时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

　　中国有时是被作为一个封闭而又繁荣的经济体系例证提出的。实际上，事实正相反。中国的经济繁荣是在邓小平使该国转向出口和市场激励后开始的，尽管这是在坚持国有企业制度和小心控制开放资本流动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思维倾向在中国已在极大程度上扎下了根——尽管要把中国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仍有许多事情需要做。每次与在中国经营银行和产业公司的人交谈，我都会发现他们在谈论自己的企业时和他们的美国同行很相似——讨论价格、竞争、增长和经济问题。我们财政部的观点是，如果中国在促进出口的同时对进口更快地开放，那中国就会做得更好。尽管中国没有这样做，但在追求出口导向增长政策的同时，它也慢慢地对进口和资本流动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并随即迈出一大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印度也处于将自己从国家主导的经济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转变过程中，其增长虽然比中国慢，但在90年代增长也很迅速。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能简单地归为任何一类。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有着巨大的问题。但我作为财长到非洲的访问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那里也有着巨大的机会。比如，莫桑比克强有力的经济政策使他在很低的起点上实现了高增长，其财长向我说明即使一小笔资本也能做成大事。为了继续前进，非洲需要有更有效的政府和更强有力的制度。而工业化国家则需要同更多的注意力并提供足够的资源来解决非洲的这些特殊问题。

　　处理有时是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贫困和失业问题是一个庞大的道德问题，但这也极其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不幸是，这种努力的重要性在美国政治中未能得到反应。美国公众不理解其中包含的利害关系，人们也一般没有认识到，相对于问题的严重性而言，我们现在所付出的有多么少。

　　在财政部时，我深深地卷入了为世界银行的某些项目争取年度国会拨款的工作，这些项目用工业化国家的捐赠来为范围广泛的计划提供资金，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对付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并改善生存状况。做这项工作在国会总是一场艰难的斗争。离开政府以后，我从2001年开始为联合国对外援助委员会工作，从而有机会在这一背景下有系统地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由前墨西哥总统厄内斯托·塞迪略担任主席，并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代表的这个委员会，目的是要吸引对这些与2002年3月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一个会议有关的这些问题的关注，以支持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援助。

　　塞迪略委员会倡导同样的基本方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采取“并行议程”政策以满足市场所不能满足的需要以及有效率的政府。但它也密切关注工业化国家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增长方面所能做的事，这些领域所面临的巨大缺口以及工业化国家中在这些问题上遇到的政治困难。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严重依赖工业化国家市场，而这些市场依赖于工业化国家的增长。日本、以及较小程度上欧洲近年来经济增长都相对疲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性僵化——在劳工法方面、社会保障网方面、管制以及其他问题上——阻碍了投资和私营部门的增长。美国在90年代增长强劲，但现在处于长期的财政赤字中，这将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正像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催促日本一样，工业化国家应当感受到稳健增长政策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他们自己国家的人，也是为世界的其他地方。

　　除了管好我们自己的经济政策以为全球更加强劲的增长做出贡献，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市场而外，发达国家还有两种主要的方法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贸易和援助。贸易——扩大发展中国家货物对我们市场的出口——几乎毫无疑问是工业化国家所能采取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措施。塞迪略总统在我们委员会的讨论中以他有节制的方式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发达国家比如说我们美国在倡导自由贸易的同时阻碍来自最贫困国家的进口，这令他极为沮丧。实际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廉价低技术劳工方面有着强大的比较优势。在许多最贫困的国家，最重要的出口产业是农产品和纺织品，这些产品都是以劳动密集方式生产的。但农业和纺织业是发达国家中政治上最强大、经济上最受保护的部门，发展中国家常常发现，他们进入欧洲、日本和美国出口市场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贸易壁垒可能是直接的——比如关税或贸易限制措施——或者间接的，通过对在工业化国家生产的产品提供补贴，使进口品难以与之竞争。降低这些进口壁垒——主要是纺织品和农产品，但也包括钢铁这一对某些新兴市场国家非常重要的产品——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困国家带来极大的好处。

　　我现在还记得围绕着克林顿政府所支持的一项非洲贸易法案的谈判。我们想消除纺织品关税，但受到本国工会和某些生产商的反对。由于他们的影响，我们所能通过谈判取得的最好的妥协就是将使用原产于美国的纤维所生产的非洲纺织品的关税进行削减。所通过的这一法案已经对所设国家和产品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并预计将提高非洲的非石油类出口水平近10%。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如果不在市场准入条件上增加额外的限制，其收益将扩大近5倍。而且，这一法案也不适用于非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如拥有100多万纺织业工作的妇女的孟加拉国如果获得这类免税进入诸如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市场的机会，从这类产品的出口获得的收入会增长大约45%。

　　据估算，贸易壁垒一年使发展中国家损失的机会至少值1000亿美元，按照另外一些估算还要高得多，这是所有各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好几倍。比如，一项研究估计，如果非洲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增加1%，其贸易收入将每年增长700亿美元——这是他获得的援助和债务减免的5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一问题的很有价值的社论，指出对美国主要棉花农场主的补贴是使布基纳法索这一非洲小国的200万棉花农场主无法在全球市场上得到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来进行竞争的关键因素。2002年，美国往后退了一步，通过了一个为期10年、总值180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法案，将美国农场主所获补贴提高了近80%。2002年，通过增加对钢铁进口的限制，美国还将其贸易政策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些措施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使我们更难以在国际场合主张更开放的贸易。

　　从政治角度来看，对某些产业进行保护通常更具吸引力：因为自由贸易有负面影响，而其收益——尽管会大得多——却很分散。一次在与克林顿总统讨论一项日本贸易协议时，我提到一个我们应推进降低贸易壁垒的部门是渔业。克林顿记得在日本时，曾见过一些贫困的渔民从礁石上解下钓线的情景。他很坚决地说，他不愿干任何会伤害这些易受伤害的人的事。“可是总统先生，”我说，“这样帮助那些可怜的渔民，您就妨碍了比这大得多的好处的实现，这些好处本可以通过买得起更便宜的鱼而为全日本的穷人获得。”贸易自由化对渔民的损害是最明显的。但最主要的影响是为数量大得多的、看不见的穷人和消费者普遍带来的好处。

　　发展中国家从贸易和开放中获得了好处，但像美国一样的发达国家同样也获得了好处。人们有时以赢家和输家的方式来讨论贸易和经济联系。但是，尽管各国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上的“竞争者”，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贸易是一种互利的过程。一国的成功会提高另一国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获得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我们的增长为其他地区创造了机会。反过来，欧洲和日本的增长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成功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市场。

第二部 第61节

　　政客们不喜欢说这些，但通过降低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所付的价格，通过将我们的资源分配转移向我们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为美国公司制造竞争压力使其更有效率、生产率更高，进口对我们的经济福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这一因素是80年代末以后美国竞争力恢复的关键所在。对比之下，欧洲和日本限制较多的贸易制度为受保护的产业提供了庇护，在迟滞生产率的增长方面负有很大的责任。1996年到1999年间，美国进口的货物和服务增长了近4000亿美元。几乎每一个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台更好更便宜的电视机或者是烤面包机，或者是电脑，或者是T恤衫，而没有进口这是不可能的。按照一位前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美国消费者不能得到这些额外的货物和服务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一个百分点，利率要高两个百分点以上。我在财政部时，在国会的委员会前作证时也以此来阐述我的证言。来自伊利诺依州的保守派共和党人菲尔·克兰有一次说，我是他所听说过的惟一一位在公开作证时为进口辩护的政府官员。在演说和证词中，我在为进口的辩护时增加了一条强有力的理由，指出所有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来自技术或来自贸易，即使这种变化是极其有好处的，也必将不可避免对某些人带来损害。因此，贸易必须伴以有效的计划来帮助那些失业工人在我们的经济中找到新的位置。这不仅是公平的，而且将有益于生产率，有利于政治上对贸易自由化的接受。

　　世界经济的急剧变化，包括将我们与在几千英里以外工作的人轻而易举地联系在一起的技术，意味着其他地方的低工资工人能以从前难以想像的方式提供货物和服务，印度和中国尤其拥有数量庞大的低工资熟练工人。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相信，这一变化会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提供巨大的机会，就像过去的创新一样。但所有这一切几乎肯定将加剧政治领域中有关贸易的、已经非常激烈的辩论。

　　这使得改善美国人对贸易的认识的努力越发重要。面临低工资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大量工人的竞争，保护主义似乎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限制贸易的政策——其他国家很有可能以类似政策回应——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的消费者、工人和企业都是有害的。不过，这一新的竞争确实要求美国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在诸如教育、保健、城市贫民区和有效援助那些因贸易而失业的人等领域增加公共投资，保护我们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力。通过促进更低的利率，更大的信心以及更高水平的私人投资，恢复稳健的财政状况也将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的出现尽管不像贸易那样至关重要，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也是关键的。金融机构是资本的储户和用户之间必需的中介，对资本的更有利地分配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中脆弱的银行体系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或者是危机的部分原因，或加剧了危机。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和技能——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建立有效的法律和规范基础架构以及强大的银行和资本市场机构。在发展中国家中，缺乏获得资本的机会是中小规模企业特有的问题，而中小企业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这些公司提供获得资本的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公共政策强力关注的焦点。

　　1997年我作为财长访问中国，在中国中部参观一家珠宝生产和出口企业，那家企业曾经是国有的，但已成为一家私营公司，并通过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出售股票成功地筹得了所需的资本以扩展其业务。如果扩张进展顺利，那就意味着更多的工作而且该企业希望为像我那天所见到的珠宝生产女工那样的妇女带来更高品质的生活——这是一个运转更加良好的国内资本市场的直接结果，这样一种发展在10年前的中国还是不可想像的。

　　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中，我还见到了几个规模小得多的小额信贷项目。这些项目为那些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资本的企业家，以相对较低的利率提供小额贷款。通过在中小储户和资本用户之间提供中介，通过对借款人提供技术援助和建议，他们促进了国内储蓄的更好使用。在巴西，朱迪和我去了圣保罗一个可怕的贫民窟或者是棚户区，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一家小额贷款支持的小企业，工人们在车间里将图案缝到T恤衫上。我在南非的索韦托参观了一家儿童看护机构，这一小型企业不仅创造了工作而且使父母更安心地工作。这些项目是使资本市场更好得为最贫困的人利益提供服务的例证。尽管其资本来自于国内储蓄，大多数项目最初是由世界银行创建的。在詹姆斯·沃尔芬森极其尽职尽责的领导下，世界银行卓有成效地关注了贫困问题和如何更广泛地扩散全球经济的好处的问题。

　　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就人口或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实在太小，不能拥有他们自己的有足够深度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或者拥有足以抵抗全球市场波动的具有足够规模、深度和成熟度的国内银行体系。许多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不同意这一看法，指出新加坡和香港都成功的在一个城市国家或地区建立起了国际金融中心。但我不认为对其他国家来说这是现实的模型。我记得曾与马拉维财政大臣卡西姆·奇拉姆巴有过一次痛苦的谈话，那是1998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纳米比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奇拉姆巴先生对我说，他的国家曾经试图做过在国际货币组织看来所有正确的事情：欢迎外国投资，允许货币浮动，等等。但作为一个微小的、内陆的且极其贫困的、缺乏重要的自然资源的国家，马拉维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出口，也没有任何东西吸引外国资本。那个时候马拉维的政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像财政大臣所断言的那样明智，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确实的。微小而又贫困的马拉维如何才能发展出那些机构或者引入持续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呢？

　　就小国而言，对国家金融体系的一个替代是发展地区市场以分摊强有力的私营部门和管制机构的成本，并提供更深更广的市场。这类多国合作常常会遇到政治阻力，但如果长期而言这种合作是可持续的话，那么可能获得的好处就会证明这种努力是值得的。对这些国家来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对外国银行和投资银行更加开放，以从他们所拥有的专业技能、以母国为基础的管制制度、全球网络和资本中获得好处。尽管我现在为一家私营金融机构工作，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中，但我在涉足这一业务之前很久已经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艾伦·格林斯潘有一次对我说，对许多国家来说，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部门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缺乏技能熟练的人员。这种缺乏可以通过利用大的全球性公司的专业技能来克服。

　　最后，对外援助——仔细设计、精心使用——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减少贫困、改善基本生活水平、并使市场经济运转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美国所做的太少。我们目前所提供的对外援助仅仅超过GDP的1%的十分之一——这包括直接援助和通过向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组织所提供的援助——而联合国长期以来的目标是，工业化国家用他们的GDP的1%的十分之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有关援助的有效性方面存在一些严肃的问题。但尽管问题是真实的，成就也是真实的。近几十年来预期寿命和文盲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尽管有许多因素发挥了作用，援助在其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进步——包括天花的根除，非洲盘尾丝虫病盲症的基本根除以及对儿童的更大范围免疫接种项目——是尤其显著的成就。在成功的亚洲国家如韩国，其早期发展阶段获得的高水平外援与适当的、促进强劲增长的政策结合了起来。在提高认识、使援助更有效方面还需要做很多事，工业化国家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设计并推动稳健的做法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并可提供技术援助来支持这些政策。但据我在财政部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我毫不怀疑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足够多，完全可以支持一个比现在的更强有力得多的计划。

　　与联合国蒙特雷会议相呼应，布什总统提出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雄心勃勃的新计划，称为千年挑战账户。这一建议规定每年额外支出50亿美元，将美国的对外援助提高了50%，这一项目的目的是要使援助集中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更重要是通过只将资金提供给已经有稳健政策的国家来使其有效性最大化。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如果这届政府积极推动这一倡议，而国会全额拨款的话——但还有很多需要做。

第二部 第62节

　　我们这些克林顿当政时期的人总是认为，相对于紧急援助而言，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对外援助只有在与真正的、持续的经济改革结合起来才会真正有效，因此，这一援助应以改革为前提。这一对外援助方式与我所谈论过的针对墨西哥、亚洲、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应对计划是一致的：援助只有以各国自己制定的强有力的经济政策为前提才能起作用。此外，如果金融支持没有与改革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未能发挥作用，将进而损害在这类融资可能会起作用时国内政治支持。尽管如此，政府过于腐败或过于无能而达不到与援助挂钩的条件的国家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只要他们的政府还没有发生变更，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需更有效地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这类国家人民的需要，这些需要包括负担得起的药品、获得清洁的水、食品援助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战略——因为这既是巨大的人道主义问题，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不过，在任何此类努力中，即使本意再好，对其有效性和出现意料之外的后果的风险进行严格的评估都是重要的。由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爱尔兰摇滚歌星波诺的参与，为最贫穷的人提供援助的一项建议即广泛债务减免计划获得了支持。离开财政部后加入花旗集团前，在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建议下，我和波诺见过面。尽管他在室内也戴着太阳镜，而且只有一个名字，但波诺却是个有思想的、严肃的人，在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问题上有一系列想法。我非常赞同他另外的使欧洲、日本和美国向来自非洲的进口开放其纺织品和农产品市场的努力。但在债务减免问题上，我告诉波诺尽管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一概念，但觉得他的广泛而深入的减免建议可能会起反作用。

　　如果一个借款人明显负债过多，无力偿还债务，来自官方债权人即政府和多边机构的有限度的债务减免是合理的。克林顿时期曾实施过这样一个项目。可能这一项目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或扩展。但如果债务豁免成为一种宽泛的政策而不是偶尔的例外，就会损害私人债权人对债务偿还原则在发展中国家会得到严格实施的信心。只有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信用市场才能有效地运转。因此，损害其可能减少信贷流，并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贫困国家的利率成本上升。由于债务减免在美国联邦政府预算中是作为一种对外援助来看待的，我在这方面的强烈偏好是通过对外援助来将同样的资源用于减轻最贫困和负债最重的国家的债务负担。

　　除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做的以外，民间的市民也能通过其经营、通过慈善捐助和政治参与来对付全球贫困问题。公司不仅能捐献资金，还能提供经营和专业技能，正如思科公司最近在阿富汗所做的，他建立学院来培训电脑网络方面的人才。定位明确的慈善努力，如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对艾滋病和全球健康问题的重视或乔治·索罗斯在东欧和西非从事的活动，近年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可能比政府针对同样问题所做的努力更有效。不像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那样资金雄厚的人同样也能做出贡献，不仅是为较贫困国家的慈善事业捐款，还包括在贸易和援助问题上变得更熟悉、更积极和政治上更活跃。

　　最根本的是，需要公众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在财政部时，我曾考虑过去找克林顿总统，建议他设立一个跨部门机构来处理与全球贫困相关的所有实质性和政治性问题。在一大堆事情的干扰下，我一直没有和他谈。由于克林顿总统对这些问题的浓厚兴趣和参与，现在我觉得那真是丧失了一个机会。这一努力本可以处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困难问题，包括什么样的机制能最好地鼓励政府采取更好政策的问题。我们也原本可能思考这个问题，即在争取大幅度增加对外援助并把我们的市场更充分的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支持方面，如何克服政治障碍。我希望未来的某届政府会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并把这件事放在一个非常优先的位置来考虑。

　　从任何意义上说，这一政治挑战都是巨大的。在寻求对外援助的支持时，我和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其他人进行过许多次讨论，这使我相信我们所需要的是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持续多年的公共关系和教育运动，以支持对外援助和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贸易自由化——某种比“哈里和露茜”广告更诚实但和它一样有效的东西，这则广告在1994年帮助击败了我们这届政府的医疗保健计划。其他更具正面意义的例子包括非常成功的反对吸烟和酒后驾驶的运动。这种有关贸易和援助的公共教育应强调道德问题以及在对付全球贫困问题上我们自身的利益动机。同时还应突出强调成功的故事，比如非洲盘丝虫病盲症的根除。我曾和许多个人以及基金会争论过，认为这一活动所需的相当大的财政资源会产生极大的杠杆效应，如果该项目能改变有关这些问题的政治态势的话。迄今为止，我的主张没有任何效果。

　　让我用我早年生活中的一个故事来结束全书。记得那是1964年，我刚从法学院毕业，我坐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午餐桌前吃午饭。在开始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工作之前，我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当时正把时间花在旁听县法院的审判上。一位中年黑人女招待突然问我，我是否认为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尊重、享有尊严。

　　我记不太清我是怎么回答的，但她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我。一位布鲁克林女招待对尊严和尊重的渴望与总统的内阁成员、一位巴基斯坦学生，或者花旗集团一个债券经纪人的渴望是一样的。人们努力工作以满足其各种生理需要和欲望。但一旦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某些人可能会说是灵魂的需要——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如果后者得到满足，生活就会很好。而如果灵魂没有得到满足，财富是无法填补这一空虚的。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我觉得那位女招待想要说明的：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性得到承认、得到倾听、你所说的和所信仰的都得到认真对待的需要。

　　在我看来，这对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要满足企业是所有人口的营养、基本保健、教育和其他所有的基本需要。但物质需要并不是惟一的目标。在遥远的地方遭受着极端贫困的人和我们这些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生活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渴望——不仅仅需要食物、药品和清洁的饮用水，也需要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尊重。

　　在这个时代人如果感到没有受到尊重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尊重其他国家及其人民可能就是一种简单的自我保护。但对我来说，连批评都或反对者的声音也以尊重的态度倾听是更为重要的，我认为这样做是对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固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一种承认。我认为，对于如何促进经济情况的改善，我们已经从本国以及从发展中国家学到了很多，尽管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是否会选择那些反映这种理解的政策是另一回事。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任何一个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不可改变的终极答案。即使是那些回避意识形态、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并努力以极其严格的分析态度来工作的有思想的人，连这些问题上也是仍然会存在分歧的。

　　但是，尽管我们无法克服经济和其他公共政策选择方面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我确实认为加强我们对可能性的认识，从而改善我们的决策是可能的。我们生活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发生着重大变迁的时代，我们所做的选择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在离开华盛顿以后，我仍深深地参与到公共政策事务之中，这不仅是因为我发现他令人着迷，更因为他是如此的重要。过去几年中为这本书所做的努力使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并不断让我想起成年以后我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对最佳可能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在不确定的世界致谢致谢没有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的鼎力相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卡罗琳·阿特金森、斯坦利·费希尔、迈克尔·弗诺曼、罗恩·克兰、西尔维亚·马修斯、琳达·罗伯特、朱迪斯·鲁宾、吉恩·斯珀林和法里德·扎克里亚阅读了全部或大部分书稿，或者初稿。他们提出了各种改进建议和意见。

第二部 第63节

　　其他一些人阅读了书稿的部分章节，使我们避免了各种各样的事实或判断错误，并加深了我对本书所涉及的许多复杂和有争议问题的认识。他们是卢·亚历山大、鲍勃·布尔斯廷、利萨·卡普托、斯蒂夫·艾因霍恩、斯蒂夫·弗里德曼、蒂姆·盖斯纳、迈克尔·赫尔弗、埃利·卡普兰、詹尼弗·克兰、埃德·赖特、戴维·利普顿、马克·马洛克·布朗、迈克尔·梅森、彼得·奥扎克、拉里·佩道威茨、杰夫·谢弗、简·舍伯恩、彼得·谢里、托德·斯特恩、苏珊·坦纳克、特德·杜鲁门和丹·佐利克。

　　我也很感激帮助我重新记起一些早年生活片段的人：第二章中的很多内容是根据我父母亚历山大和西尔维亚·鲁宾以及我的妹妹简·泽林的回忆而写的。利昂·布帕内塔、戴维·斯科特、乔治·莱夫科和查尔斯·托德等老朋友的回忆也给了我很大帮助。哈佛大学教务长史蒂夫·海曼是我写的涉及哲学的部分内容的顾问，马恩·莱文、迈克尔·奥马利和荣格·海·派克也帮我记起了当年在哈佛的一些事情。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珍·康罗伊提供了教学档案。

　　我在高盛公司的同事也对第二和第三章做出了类似贡献。我尤其要感谢肯·布罗迪、乔恩·科恩、乔恩·科萨恩、乔治·多蒂、斯蒂夫·埃因霍恩、鲍勃·弗里曼、斯蒂夫·弗尔德曼、雅格布·戈德菲尔德、鲍勃·卡茨、霍华德·卡茨、理查德·蒙塞尔、诺玛·兰尼瑞、约翰·罗杰斯、L·杰伊·滕纳鲍姆、彼得·汤普森、约翰·怀特海和马克·温克尔曼。

　　在第四至第十章中，克林顿时代的同事慷慨地帮我回忆和核实一些重大事件。他们是厄斯金·鲍尔斯、沃伦·克里斯托弗、克林顿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尼尔·康斯托克、鲍·卡特、戴维·德雷尔、戈尔副总统、艾伦·格林斯潘、谢里尔·马特拉、迈克·麦克拉蒂、琳达·麦克劳林、安娜贝拉·梅加、利昂·帕内塔、约翰·波德斯塔、霍华德·施洛斯、吉姆·斯坦伯格、迈克尔·沃尔德曼和尼尔·沃林。

　　在花旗集团，我得到了很多人的慷慨帮助，他们是史蒂夫·伯恩斯坦、朱迪·卡蓬、尤特·达米亚尼、梅里克·德科蒂奥、罗伯特·蒂法佐、埃夫拉德·弗瑞斯、康尼·加龙、谢里尔、哈登、玛格丽特·詹金斯、托拜厄斯·拉夫科维奇、安马利·利奥维斯尼、彼得·蒙加诺、保罗·马斯科、卡伦·麦克格鲁德、罗伯特·摩尔、查克·普林斯、约翰尼·萨巴特、迈克尔·施林、吉姆·舒恩霍尔茨、埃伦·汤普森、托蒂·沃德、桑迪·维尔和戴维·韦斯伯格。

　　我的妻子朱迪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了我帮助。最重要的是，她充当了我们书稿额外的而又考虑周到的编辑，她做了大量工作，使我们的书稿做了许多补充。她翻遍了我们家的照片，挑出了本书所采用的照片。她还对我们的一些决定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并在困难的时候提供了我们所急需的帮助。

　　米汉·普伦蒂·埃德尔斯坦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1992年克林顿竞选班子的成员，后来也在克林顿政府中工作，她是我们这项复杂工作必不可少的主管。她将雅格布和我的文稿糅合到一起，帮助我们完成初稿，并对我们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提出了很高明的解决办法。她把所有的事和所有人都安排的井井有条，而且她举止优雅、富有幽默感，这常常是我们所非常需要的。

　　我以前在财政部的同事卡罗琳·阿特金森起到顾问作用而且发挥了不可估量——虽然这个词被用滥了，但在这里他的意义是很准确的——作用，为涉及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更广泛的国际问题的章节提供了宝贵建议。

　　斯坦·费希尔在麻省理工学院时就很有名，后来他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主席，现在他是我在花旗集团的同事，他为本书的初稿提供了非常有思想性的评论。

　　彼得·奥扎克曾在白宫为吉恩·斯珀林工作，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他在财政问题上一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他的意见和建议是我们在讨论财政问题时所必不可少的。

　　迈克尔·弗诺曼是我在财政部时的人事主管，现在是我在花旗集团的同事，他和斯坦一样，耐心地阅读了本书的章节，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评论，而且可能根据自己的记忆提供了当年一些事情的片段。

　　我在花旗集团杰出的行政助手琼·麦克格拉斯每天都在帮助我们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卡米尼·巴拉特也在我们写书的过程中不断地帮助我们。尤金·柯瑞细心地为我们整理了长达数小时的录音采访记录。每一位作者都应当有迈克尔·奥拉夫林这样杰出的校对，他会发现其他人所无法发现的一些文字错误。另外，苏珊·库姆斯基、敦坎·金和杰森、索罗门在截稿前加班加点进行校对。苏珊·德莫金和杰瑞米·克利弗也为校对工作提供了帮助。尤其要感谢我以前在财政部的同事拉斯·萨缪尔斯和米切尔·祖利的辛苦工作，他们确保了本书的按时交稿。本书所使用的照片是许多高超的摄影师的作品，感谢他们允许我使用他们的作品。尤其要感谢弗朗西斯·简·梅波为寻找这些照片而付出的努力。另外，我还要感谢《纽约时报》的卡伦·巴特勒、菲力斯·卡拉佐，花旗集团的托尼·克里塔罗、《华盛顿邮报》的拉塞尔·詹姆斯，世界银行的格劳瑞·克努森、马里奥·鲁西齐、维拉·莫瑞、罗伯特·潘尼、刘易斯和维维安·舒钦斯基和米特菲普·尤。我还要感谢克林顿总统档案项目组的约翰·凯勒和马伦·怀尔的帮助。

　　我也要感谢所有慷慨同意让我谈论我与他们曾进行过的私下会谈的人，不管他们当时是在给我提建议，或我在给他们提建议，还是我们当时是在一起讨论解决某一问题的办法。大多数书都只有一位编辑。我们非常幸运与两位最优秀的编辑合作。安·格德夫对本书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鲍勃·鲁米斯在中途接手安的编辑工作。蓝登书屋的其他人通过许多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他们是：莱恩·安德森、拉西尔·伯恩斯坦、利斯·富格蒂、里比·麦克古尔、史蒂夫·米西纳、汤姆·培里、卡西·利维奇、卡罗尔·施耐德和凯瑟琳·特瑞格。玛丽·蒂罗莎、贝斯·诺兰和海斯·温格特给我们提供了及时和中肯的建议。我们的代理人默特·詹克罗和蒂娜·贝内特以及对外版权代理人安德鲁·怀利自始至终给我们提供明智的建议。

　　最后，对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一直耐心地支持我们工作而影响了家庭生活的雅格布、米汉，我想对我们的“家属们”表示感谢：雅格布的妻子戴波拉·尼德曼、米汉的丈夫史蒂夫·埃德尔斯坦和我的妻子朱迪。我也想感谢我的两个儿子菲力普和贾米以及我的儿媳格瑞珍。

　　罗伯特·E·鲁宾

《在不确定的世界》：一个赌徒的人生哲学观

许知远

　　是不是单纯的金钱世界太过乏味与不令人尊敬。金融界的最杰出人物总是期待别人视他们为思想家，而非精明的商业领袖，他们愿意谈论个人哲学，而非传奇故事。乔治·索罗斯坚持说，自己是卡尔·波普尔的传人，他对“开放社会”的信仰是他进行投资的基础；格林斯潘尽管常常讲话含混不清，但人人都知道，在年轻时代，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那个小圈子中的一员，他们都是“放任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这串名单中，最近加入了罗伯特·鲁宾，高盛集团曾经的领导人、克林顿政府1995年－1999年的财政部长、现任花旗集团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位从不带手表、在房间里只穿袜子不穿鞋的男人或许比前两位更有意思，他以漫不经心的苏格拉底式的口吻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这口气让人想起物理学家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

　　欢迎阅读这本摆在你面前的罗伯特·鲁宾的回忆录《不确定的世界》。你当然可以把它当做一部励志故事，一个来自迈阿密滩的普通小孩子，如何来到了世界舞台中央；如果你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倍感兴趣，那么作为那个繁荣年代的主要缔造者鲁宾将告诉你克林顿政府的决策方式，他自己则被称作自汉密尔顿以来最成功的财政部长；如果你试图了解华尔街在过去40年代的变化，那么他也同样是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

　　生活变成了一场充满“变数、可能与机会”的旅程。但鲁宾的性格却很少变化，即使在他身处世界中心之时，他也总是流露出强烈的局外人的色彩。他神情腼腆，眼窝深陷，他用柔软的腔调讲话，当他发表意见时，总是先承认自己所知不多……当《时代》杂志在1999年将他与格林斯潘、萨默斯摆放在封面上，命名为“拯救世界三人组”时，他微笑的表情最令人印象深刻，比起格林斯潘对权力的迷恋与萨默斯过分直率的性格，他显得并非属于权力中心。而在另一张拍摄于2001年7月的照片上，鲁宾坐在哈佛大学Widener图书馆前的台阶上修改他的讲演稿，在巨大石柱背景下，他的身形显得孤零零、形单影只，像极了一位从未离开过校园的老教师。

　　看似捉摸不定、犹犹豫豫的态度，是鲁宾理解与接近世界的主要方式，他称之为“可能性思考”(Probabilistic thinking)。在做出决定之前，他总是耐心地听取每一个人的看法，获取所有能够获得的资料，对各种可能性做出评估，他从不执迷于一种固有的观念，更不可能滑入意识形态化的成见。有时候，他甚至推迟做出决定，以使一切思考更为深入。

　　这并非意味着他缺乏原则，他在财政部的助手、经济学家德龙说，鲁宾头脑中始终存着大图景，他知道要通往什么方向。“世界太过复杂了，我们只能了解很少的一部分。”鲁宾在复杂的世界面前始终保持某种谦逊，这既来自于他的天性，也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在太多的可能性面前，我们所做出的决定正如一连串赌博，而罗伯特·鲁宾提醒我们，在生活这个令人费解的赌局之前，你最好保持足够的谦虚，尽管它不一定能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但至少防止了你去犯过分明显的错误。

　　或许只有在这一点我不同意鲁宾的观点，这的确是一本迷人的回忆录，而它的迷人之处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