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池莉访谈录
三个女人和男人无数
池莉的小说为什么畅销
池莉的成名
池莉谈高行健获诺贝尔奖
池莉：别再和我谈文学了
池莉的声明：什么是俗？
中年危机——读《来来往往》
写作是一种愉快
像爱情一样没有理由
闲读池莉
小说的标准
珍惜自己
池莉：逃避热闹的女作家
简评池莉
池莉访谈录
新华网（2003-06-25 08：57：56）稿件来源：中国艺术报
文／赵艳
读池莉的作品，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真、实在。她写的都是些琐碎的生活片段，可她一样能把你带进去读，让你感动，感动于生活本身的庸常、平凡、苦恼和淡淡的、然而却持久的温情。她一边注视着生活，一边贴心贴肺地倾诉，一桩桩、一件件直说到你的心坎里去，说出了你的、我的、他的日复一日、细水长流、又爱又恨的日子。谁不是这样活着？谁不是这样辛苦而又执著地活着？平心而论，生命中最实在、最切近于我们每个人的，不就是池莉笔下的那些“日子”吗？也许，和当代的很多作家相比，池莉显得不够深刻，因为她很少在自己的作品中直触灵魂或精神。然而，正如行为是思想的镜子一样，生活的具像也是生活本质的投影。我们不会对表象的生活记载多看一眼，但我们会对从生活中结晶出来的真切的生命片段眷顾流连，哪怕它是世俗的。世俗人生才是生命最本真的一面。也许，生命的本质、日常生活、深刻、诗意等等都应该重新定义，至少，应该有更宽泛的内涵和外延。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池莉的作品虽然没有展示博大精妙的精神世界却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灵魂的颤动。池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清醒地意识到生活、生活的细节在我们生命中所处的位置，并使自己的创作始终朝向这一方向。她是怎样一路走来的？还会怎样走下去？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走访了池莉。
赵艳（以下称赵）：你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文学创作了，《妙龄时光》等早期作品流露出青春的诗意，大多具有较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90年代以后，你的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创作的个性也逐渐成熟。相对于早期作品而言，你认为自己后来的创作的新变和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池莉（以下称池）：相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潮流而言，中国的当代文学，对于人本身的关注和对于将这种关注高度审美化的思考，都是非常薄弱的。我们长期以来被词藻华丽空洞无物的文章影响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也自然而然地习惯用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感情，以及欣赏用这种形式表现感情的作品。新时期以后，思想的解放和文本的尝试才真正活跃起来。中国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实际上也使得世界文学潮流从经济的窗口挤了进来，影响了我们的当代文学。作家们开始有了新的想法，新的念头，新的认识和新的追求，在整个大的走向上加强了对人本身的关怀，对人内心生活的体贴，对于中国人真实生活状态的凝视和思考。我想我就属于这一拨作家。但是，我觉得我更野一些，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盛行先锋探索，其实是摹仿和借鉴，什么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我却渴求对于中国人真实生命状态的描写，并且使用简洁朴实的中国语言，证明这种渴求的作品就是《烦恼人生》了。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总是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直觉，总是觉得摹仿西方的语言和文本，不是那么对劲。探索开始之后，经常冥思苦想。通过这么十几年慢慢地思考，阅读，检讨自己的思想，会见怀有各种思想或者观念的人，与朋友交谈，和他们的思想碰撞，听不同的意见，反复地感觉，其中还包括不断地写作，还包括到处旅行，倾听各种人等的声音，所谓见多识广，慢慢地，我觉得自己的思想逐渐被清理得明晰起来。关键在这里：文学是什么？小说又是什么？人类到底在怎样行进？作为一种文字的艺术创造，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去找寻自己敏感的表达方式？于是，我更加明确了：我首先因为自己的生命需要而写作，同时为中国人的生命存在而写作，我敬畏真实的个体生命存在状态，并希望努力为此写出更加动人的作品。
赵：以《烦恼人生》为界，在这前后的变化之外有没有不变的、一以贯之的东西？
池：《烦恼人生》以前的作品只能说是一些习作，作品风格非常不定型，带着青春阶段的生命冲动，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方法，非常容易摹仿。那种幼稚的冲动和敏锐的摹仿，对于真正个性化的文学创作意义不大。但是，在我的作品里头，有一根脊梁是不变的，那就是对于中国人真实生命状态的关注与表达。说得更加具体一点，就是关注与表达中国人的个体生命，这将是我永远不变的情怀与追求。
赵：你在作品中对世俗人生百态进行了仿真写照，但是，在大量充满了生活质感的情节和细节之中，我也看到了许多其他的东西，比如，《锦绣沙滩》、《让梦穿越你的心》的浪漫情怀，《细腰》、《青奴》的诗意化，《凝眸》、《请柳师娘》的感伤情结等等。是否可以说，你虽然致力于世俗生活的表现，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追求雅化的作家？
池：在前一个问题里，我已经说到了关注与表达中国人的个体生命状态的问题，实际上对于我追求的东西，对于我具有什么样的气质和特色，都已经不言而喻了。对于中国人而言，何谓雅？何谓俗？难道如古人所说大雅，那些礼仪、道德、伦理以及服饰与诗歌，一直贯穿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吗？像革命期间的白俄贵族在逃亡的路上都带着诗歌朗诵，这种非常雅致的生活是从骨子里保存下来的，中国人显然没有。但是也不能因为没有雅致的生活，就自贬其俗。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俗。俗这个字，在中国语言的意思里，是一个很好的字，人与谷子在一起嘛，只要有了粮食，人就可以挺起腰杆做人了。整个20世纪的世界文学潮流，对于平民阶层，给予了非常的关怀，也就是你们所谓的世俗生活。比如前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就是写世俗生活的作家，再早一年的格拉斯，当然也是。我赞赏他们的这种关怀。只有我们中国很奇怪，自己非常地老百姓，还老是把自己看得高于老百姓。我不想这么虚伪，我本来就是老百姓也乐意为他们写作。要知道，中国老百姓从来都是没有个体生命的，从来都是被强权话语和由这种话语所书写的历史所淹没的，我希望我的写作，关注与张扬了中国人的个体地位和历史。因此，你千万别用“雅化”来分析我的作品和我的内心。
赵：但在你的作品中的确有一股诗意化的情绪之流贯穿其中。如果说，你的作品是一个个日常生活的断片和剖面的连缀或渐次展开，那么，在里面起支撑和依托作用的正是一种诗意，由于这种诗意的存在，作品才浑然一体，充满了内在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池：我的作品当然有诗意，我一点也不否认。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有诗意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诗意的。无论他是一个什么人，作为社会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什么，无论是丑还是美，是贫还是富，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不妨碍诗意的存在。诗意是不局限于任何具体事物的，像罗丹雕塑的老年妓女，你不能说她很丑，也不能说她没有诗意。任何物质碎片，哪怕是垃圾也可以含有诗意。
赵：你所塑造的人物都非常逼真，不管是产业工人、小市民，还是知识分子或者其他人物，简直就是活生生地从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背景中生长出来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贴切地吻合于人物的身份。但你作为一个作家，必然有你个人的思想、行为和言说的方式，那么你认为，在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如果有矛盾，你是如何克服的？
池：我这种作家与我写作的人物之间没有矛盾。因为我不是老师，不想当精神导师，不想刻意教诲世人。换句简单的话说：我不推销真理，只是对生活进行审美性的虚构与塑造，我乐意让读者自己从中去获取他需要获得的东西。因此，我自己的言行与思想以及言说方式，与我的小说人物毫不相干。我的人物都是他们自己。从他们的家庭出生，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生长，说处在他们的性格和身份下应该说的话。我对我笔下的人物都是非常重视的，无论短中长篇小说，在我的笔记本里，他们都有完整的出生以及成长经历，都活生生地存在着，我要把他们研究得非常透彻了，有触手可及的把握了，而且我被感动或者打动或者震动了，才会动笔写作。我是写作别人，不是写作自己。我不能让自己来限制我的小说人物。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艺术要求。
赵：从1987年的《烦恼人生》开始，你的创作受到了当代文坛的持续关注，不少作品都获了奖。你的小说也很受大众的欢迎，许多作品不但书畅销，而且很快就改编成电视剧、电影，并且受到了国外观众的好评，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池：我当然也很高兴。只是觉得还不满足。因为现在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像你们这样的人群，博士生、研究生、大学生，至少也是高中生。总而言之，都是文化人，而且大多从事文化工作。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作品发行量为几十万册的谈不上畅销，我希望我的读者群能够进一步扩大。因为我的写作对象是大众中真实的个体存在，我希望更多的读者通过对于作品的阅读，认识到自己生活的本质。我希望一个作家能够隐蔽地伴随着许多人的成长，伴随一个人从幼稚、年轻到成熟，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现在我的读者群，许多人就是多年来跟随着我的作品阅读，其心理原因大约也就是这一点吧。
（本文节选自《精神之旅——作家访谈录》，陈骏涛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
三个女人和男人无数
（王玮， 10/20/99 6：41：14 PM）
女人的游戏可不好玩
池莉新作《小姐你早》，乍一看会以为是《来来往往》的续篇，尤其是封面，也许就是在故意为之。当然这都是表面现象，就故事本身而言，还是有着大不同的。
故事中的男人都是配角，主角是三个女人：戚润物、李开玲、艾月，也可以是戚润物这样一个女人。戚的社会角色是国家某部委所属某局一个粮食储备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又是王自力——一个由市政府建委派去做房地产生意而富起来的“王总”的妻子以及一个弱智男孩的母亲。故事开始于1997年春天戚润物因为飞机超员使她的一次出差未成，回到家中却撞上了王自力与小保姆作爱做得“热火朝天”，这一幕让戚润物的人生观或者说世界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加上王自力自作聪明撵走了小保姆换了人生经验丰富感情生活坎坷的老女人李开玲来照顾戚润物——其实是给戚润物找了一个认识现实的导师，在李的影响下，戚润物开始了惩罚王自力的短期和长期行动：先是绝不正中下怀地去满足王离婚的愿望，然后再使他身败名裂，但在他身败名裂之前还要将王的钱财据为己有——所谓“女人的游戏可不是好玩的”以及“女人的顿悟来自心痛时刻”、“别人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总有一朵玫瑰停留在夏天的最后”、“最难得的境界还是在人与人之间”如此等等的共10章故事。
女人都那么好
从上述所引那些格言式或者说通俗歌曲式的各章小标题即可看出，这一本《小姐你早》所走的还是通俗小说的路线，其中的人物性格所具备的“典型性”或者说标签化：比如戚润物、李开玲、艾月就被作者强迫着矢志不渝地代表了三个时代以及三种类型的女性（中国的？），也是通俗路线的标准要求，这是和《来来往往》相一致的地方。于是有些叙述就难免理论化了，比如我就很难理解戚润物连卫生巾都不晓得——当然池莉告诉我们了：戚润物从来不看电视，这就好像司汤达要求德雷纳夫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漂亮一样，也好像还珠格格从来不知道有吃饭这回事儿一样——总之戚润物像极了被时光机器送到现在的一个女人，纯洁到了除去研究粮食储备一无所知的地步。我不知道是否武汉这样的科研人员就多，反正我在北京没见过这样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上面使用“理论化”的原因，换言之我是指戚润物、李开玲、艾月其实都是极其理想化的产物，她们具备着女性的美德却全被男人伤透了心。这很正常，在通俗小说中。但《小姐你早》不是一本普通的通俗小说，所以有些麻烦就来了。之所以说其不通俗，我是指这个故事传达的观念不一般，而是很“先锋”，也不能简而言之为女权主义，而仿佛是“天下男人都混蛋”主义，其宗旨便是全世界的女性都团结起来共同仇恨男人进而打击男人，因为男人的本质就如同那个农夫（女人）怀里的蛇，是不能施之以同情的。这就很严肃了，比如我们单位有一位一口气读完这小说的男同志就很生气，说：“女人就都那么好？”我随口说了一句：“差不多吧”，他便骂我：“你真是变态”。顺便表白一下，我是个“男生”。我能够顺口说出那样的话来，只能说明我深受红楼梦的影响，但并不能就说我变态。当然了，就算我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意打击男人，我也很怀疑全世界的女性们能团结在一起。这就是我所说的麻烦了，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很生气的男同志。而且我们也应该分析一下他们生气的原因。
通俗路线下的文学的确不应该承担太多严肃性的话题
先假设即便读得很生气的那些男同志也有很好的反省意识，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身的不洁与龌龊，日思夜想地盼望着得到拯救，那么女性是否就可以担当起此任呢？排除某些不理想的女性，他们是否可以放心大胆把自己交由理想的女性如戚润物、李开玲、艾月等等呢？在《小姐你早》中，戚润物问王自力现在社会里，什么对一个男人最重要，王答：“我坦率告诉你吧：是金钱和权力。”
随后戚又问王“男人是不是都喜欢年轻漂亮的姑娘”，王答：“一般说来，是的。”——且不说“一般说来”的模糊性，这里所省了：通俗路线之下的文学作品的确不应负担太过严肃的话题，否则实在麻烦多多。尤其不应该轻易鼓励“仇恨”情绪——不仅仅男女之间而已。因为欲望中的我们，一切麻烦的起因，从来就不是“性别”或者“阶级”那么简单。不过我也想到了，池莉的用意也许只是让那些受了委屈的、又具备了全为男人所想之“美德”的女性们发泄一下，并借此提醒男同志明白自己没什么了不起——果真如此，岂不美好？
转摘自《中国图书商报》1999年9月7日***
「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池莉的小说为什么畅销
在文学类图书普遍滞销的图书市场，池莉小说的发行数字以《来来往往》的23万、《小姐你早》的10万，引来业内人士和新闻界的惊奇。
作为池莉这两部小说的责编，我接到过很多读者的电话，他们说池莉根本不是只写爱情婚姻家庭什么的，她写了改革开放20年以来的社会变化，简直就是一部小百科全书。他们认为池莉很深刻，池莉写什么都写得那么深，语言简练，看去平常，但感觉特别到位，读着特别过瘾。
我认为池莉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作家，她与其他一些严肃作家的区别是，她格外看重读者，或许这种意识奠定了她的小说得以畅销的基础。
池莉心中装着多数人，她希望她的作品是好读的，她会设计一个好进入的故事，运用简洁、口语化、有时代气息、鲜活的叙述语言。这种语言是绝少陈词滥调的，她也并不喜欢一览无余的直白，她使她的小说语言具有针和刀的禀赋，尖锐、犀利、一针见血、具有穿透力。有时你甚至觉得池莉过于尖刻，觉得她狠，不留情面，但就是在尖刻与狠之中，她抵达人性的深处，她触及了人性的隐秘，她留给你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真实。真实并不是容易达到的，或者有些作家追求极端个性化的真实，读者难以获得共鸣，或者一些作家根本认识肤浅，到达不了真实，这真的很见功夫。
有太多的人认可池莉的一针见血，他们说“池莉写的就是我”，这样的阅读让人产生复杂的感受，轻松愉快伴着心痛或心酸或怅然若失或沉思良久，让人把过去的生活重新想一遍，让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忘不掉它。
池莉写当代人的当代生活，她所熟悉的城市、市民、多变的社会里人们多变的心态，在太快的变化中人们的茫然失措。
一个读者，他在一本书中读到了作家对自己心灵的关怀，一些句子触动了他，让他心惊肉跳，他觉得他读到了一本好书。池莉很幸运地拥有一大批这样的读者，早在她写出《烦恼人生》时，她已经得到了读者的信任，多年以来，一批读者忠实地追着她的作品。她的文集每年再版，我了解这个事实，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她的长篇小说单行本会畅销。
池莉热爱写作，她对自己的创作水准是有要求的，她想写好一本书的欲望超过她对于畅销的期望，这一点我深有所知。
池莉的成名
80年代初，我在武钢专家招待所主持一次《芳草》文学月刊小说改稿会。组织省市一些业余作家住在武钢专家招待所改稿，我自然也不忘向武钢的业余作家组稿。武钢的文学创作力量在武汉市一向有名，许多工人作家我都熟悉。我听说武钢新近冒出个年轻的女作者，名叫池莉，开始在省内一些刊物发小主说，很有苗头，却还没有见过面。
第二天，散了会，人也渐渐散了，有一位年轻的姑娘来到我跟前。我抬眼打量一下，清秀，朴素，身子有点单薄，似乎还没有完全发育好，略带羞怯。我猜想是池莉。一问，果然是池莉。
简单地交谈了几句，我请她为《芳草》写篇小说，她干脆地答应了，离去。
过两天，她拿来个短篇《月儿好》。这篇小说在《芳草》刊出后，立即为《小说月报》转载，受到评论界好评，并收入过几种短篇选集。根据我的记忆，这是池莉第一篇引起国内注目的小说。
就是在这次小说改稿会上，她填了一个武汉作家协会的申请表，并要我当她的入会介绍人。
以后两年，池池莉佳作迭出，不断有作品为各种选利选载，渐渐引起文坛注目。
可是，忽然间……
忽然间，池莉生活里出了一件意外的事，弄得满城风雨。多少次我在路上碰见她，脚步匆匆，脸上带着惶惑。立在路边，简短交谈，只能说几句不平、同情、鼓励的话，望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暗暗为她担心；一个稚嫩的、刚刚走向生活的姑娘，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生活压力吗？池莉一时成了灰姑娘……
这一二年，我想她不可能静下心来写什么。
逐渐听到一些于她有利的好消息。事情渐渐有了转机，池莉终于走出阴影，走出泥泞。朋友们都为他们高兴。
1984年，武汉市筹建文学创作所，进行专业作家体制改革的尝试，我被任命为文学创作所所长。一面吸收一些已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做驻所作家，一面招收社会上有创作实力的业余作家做合同制作家。
一天，我正在写作间爬格子，池莉进来了。我这祝贺她走出困境。她说，想进文学创作所当合同制作家。我说，很好，欢迎你加盟文学创作所，武汉市的创作队伍一直男女比例失调，文学创作所也都是男作家，更欢迎有实力的女作家加盟。
池莉在履行了有关手续，并获得她当时所在的武钢工作单位同意后，正式成为武汉市文学创作所合同制作家，脱产创作。就在这期间，经历了走向生活后第一次重大烦恼的池莉，写出了她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烦恼人生》。
这篇小说的问世并不顺利，她曾投寄多种刊物而屡被退稿，后来，《上海文学》慧眼识珠，以显著地位刊出。《小说选刊》随即转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烦恼人生》的成功，使池莉的创作和生活都开始转运，并渐入佳境。以后她佳作迭出，名噪遐迩。
池莉谈高行健获诺贝尔奖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国内，正在南京参加全国书市的著名作家池莉表示，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惊讶，很高兴。苏童等作家也持同样的态度。
池莉说，她是从苏童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当时她正和几个作家朋友在一家宾馆聊天，苏童跑进来说：“你们知道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众人齐声说：“苏童！”苏童说是高行健，大家都感到很吃惊，也非常高兴。
池莉说，对于高行健她不算了解。高行健出国之前，在国内主要研究戏剧理论，感觉很不错。小说则没有见过。高行健法语非常好，曾主攻法国文学，向国内介绍法国的文学流派。去法国后，高行健生活比较穷困，主要搞了一些小场戏剧，但不是很成功。池莉说，她去法国时没有见到高行健，只听说法国当地人很可怜他。
说起获奖主要作品《灵山》，池莉说没有读过，国内根本没有出版，只有台湾版的。对高行健的小说谈不上有什么看法。
池莉说，大家感到很吃惊是因为谁都没有想到，感到高兴则因为大家都是华人。但和任何奖项一样，诺贝尔文学奖也只是一种游戏。记者问，年初时美国几个作家成立了一个“中国作家诺贝尔奖提名委员会”，把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节煽动得无以复加，关于巴金、李敖、王蒙、莫言获诺贝尔奖提名得传言一个接一个，你如何看这件事？池莉说，那纯属几个人的闹剧。
池莉：别再和我谈文学了
女作家池莉昨天通过解放日报郑重声明：对于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她的名言“文学本是一俗物”的争议，她再也不想说什么了。同时，她直率地表示，从今以后，她只想躲进书房，静心为读者写作，并奉告各路记者：“别再和我谈文学了。”
前不久，池莉去南京书市，签发她的最新小说集《惊世之作》。虽然池莉一直在媒体前保持低调，但在那样的场合，还是免不了要与大家说话。有记者朋友提问文学问题，池莉自然也聊了几句。但最后的结果，却发现人们只对她的一句话感兴趣。这就是：“文学本身就是一俗物”。一时间，网络上便出现了七七八八的说法。以前，女作家也多少遭遇过类似的事，她的观点是，人们愿意怎么说与我无关。但想不到的是，此事居然愈演愈烈。池莉遭到了来自文坛以及文学崇拜者等多方面的攻击。池莉觉得，现在的话语传播过程似乎加上了发酵的程序，话语脱口而出之后便像风筝断了线，断线的风筝会逐渐膨胀，变形，最后甚至有臭气飘过来，实在是无聊。但生活中的事实就是这样由不得人。
为此，池莉给自己提出了最新的座右铭：闭上臭嘴，要求自己不再说话。昨天，她还在武汉的家中，特意撰写了一个声明，对大众阐述她所认识的文学，究竟什么是俗和雅的概念，消除近期来人们对“文学本是一俗物”的歧义。
池莉的声明：什么是俗？
我不写座右铭贴在我的墙壁上，但是我有自己的座右铭。现阶段我的座右铭是：闭上你的臭嘴。我要求自己不要说话。因为现在的话语传播过程似乎添加上了发酵的程序，话语脱口而出之后便像风筝断了线；断线的风筝会逐渐膨胀，变形，最后甚至有臭气飘过来；实在是无趣。但是，生活就是生活，有时候是由不得你的。
最近我去南京书市，签售我的最新小说集《惊世之作》，就免不了要与大家说话。有记者朋友提问文学问题，我自然也得聊它几句。最后的结果，却发现人们只是对我的一句话感兴趣。这就是：“文学本身就是一俗物”。网络上，便出现了七七八八的说法。人们愿意怎么说话与我无关。我只想把我说这句话的完整意思表达清楚。文学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文学不是哲学，不是数学，不是政治学，就连划归人文科学，也很勉强。但凡科学，首先的是严谨，重要的是规则，关键的是逻辑，而文学，是必须反叛所有集体制约和条文成规的。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字艺术，高度的个性是它的立身之本，社会生活是它唯一的创作来源。
什么是俗？人和谷子在一起就是俗。什么是俗世？生老病死，五谷杂粮就是俗世；滚滚红尘，芸芸众生就是俗世。文学在俗世之中摸爬滚打，用文字捏造、提炼出一些形象来，让人欢喜让人忧。由此，文学就是俗的艺术俗的物了。尤其是小说，从它古今中外的老祖宗那里开始，它就是社会生活的写照，《金瓶梅》是，《红楼梦》也是；托尔斯泰是，福克纳也是。小说的形式可以阳春白雪，诗词的形式更可以阳春白雪，作者的姿态也可以阳春白雪，甚至赤身裸体地写作的作家也大有人在。但是，与外在的一切形式和姿态都无关的是：文学就是俗世的艺术。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文学常识。而“雅”呢，则是一种艺术欣赏的客观发生。所谓大俗即大雅，所谓雅就是俗，俗就是雅，早有智者彻悟和教导我们，不是我要说的话了。只是我不明白，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还是回不到常识本身呢？所以，我不想再说什么了。还是躲进我的书房，为我的读者静心写作去吧。各位记者，恕我直率，从今以后，不要和我谈什么文学了。
中年危机——读《来来往往》
最近读了池莉的《来来往往》、何顿的《丢失了自己的女人》，这也许是目前描写“中年危机”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吧。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事业上的成功人士，又都同样面临着爱情、家庭的危机，但这只是表面的问题，实际是每当人在日复一日地向前走的时候突然停下脚步来，看看过去，看看未来，会有一种茫然。
现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正如爱情一样是脆弱的。生活中戏剧性的东西其实并不一定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我想大多数婚姻在最初缔结的时候，总也应该是真心诚意的吧，是因为爱情的吧，然而，世界每天在变化，不可阻挡，但无论岁月如何流淌，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童话，总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冒出来，也或者有了合适的温度、湿度，她就滋生出来了，让你我对现实本身产生不满并开始憧憬和向往，我们无法摆脱可心又不甘。
多年前，人们说“懒得离婚”，时至今日，虽然更多的人更直截了当地抛开过去迎向崭新，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种生活和感情的中间状态的存在，是介于好和坏，喜欢和讨厌，过得下去和过不下去之间的，是介于勇敢有力地去改变和折腾疲惫地不想改变，不得不改变而改变后又未必如何之间的……
想到《廊桥遗梦》，想到佛朗西斯卡……也许爱有残缺才美丽，人生有遗憾才真实吧。
写作是一种愉快
写作对于我，似乎挺简单，我和我的作品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我从小就喜欢写，喜欢文字，像小孩作游戏一样玩儿文字，其他的方面我似乎都不行；数学不行，逻辑思维不行，还经常犯一些低智商的错误。但唯独文字，醉心于它，希望把它用得炉火纯青，希望用它展示出生活中隐蔽的那些部分，这些部分在我们的生活中潜伏着大家却不便说明，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的另外一面。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另外的一种生活，就像是阳光下有我们的阴影一样——这种感觉有时候非常地美妙，非常地扣人心弦。用文字表达这种感觉，让人们读起来很有意趣，我想这就是我的目标。
我是外省作家，这个地理位置让我对很多热闹的事儿可以抱着很逍遥的态度。这是一种心态，一种比较适合从事文字写作和研究的状态。这种心态并不妨碍我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有距离才更清晰。小说的文字是一定要美的，因为它是艺术品，因为艺术品的属性就是要美、要好看。如果你能牵引着读者一口气读下去，如果你能让他觉得内心深处有些什么东西在涌动，这就是一种美感。作品要有美感，但作品的美感和花的美不一样，和雕塑的美也不同，它不是靠视觉直观的。你的小说的好看不在于词藻的华丽、语言的惊人，而在于它的字里行间，它的文路里隐藏着的有质感的某种东西。读者读后，心动了，或者勾起了读者的感慨和经验，那么你就成功了，你的作品就具备了一种美感。
一个作家，一方面是文字功夫，另一方面就是生活功夫了。生活并不是看起来的那样简单，你要留心视线之内的一切。多少年来，我养成了过目不忘的习惯，倒不是因为我记忆力好，而是因为但凡我看见的，只要对方给我一种新鲜感，或者因为其中的哪一点触动了我，我就不会忘记。比如写康伟业这种人，我没做过生意，又少跟生意人来往，但我经常会在饭店或其他什么场合里看他们一眼，听上那么一耳朵，就那么一瞬间，他们的形象全在我心里了。我思考，思考现阶段以及以前、以后在他身上应该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深圳有一个老板，在播放《来来往往》最火爆的时候来到武汉，一定要见我。他对我说，他做了20年生意，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谁了，看过《来来往往》后他一夜没睡着，他说“那就是我，太像了，这促使我去想今后该怎么办。”我觉得他的感觉和我的预期是一致的，我希望我的作品有这样的“抓觉感”。应该说，一个作者和外界的任何接触都是有用的。
阅读有利于文字的表述，有利于研究人、琢磨事儿。史书上记载，孔子非常讲究吃，讲究穿，吃肉越细越好，穿要剪裁得体，华服盛装。我欣赏孔子的大度，欣赏他的临危不惧，就是战火烧到了门前也要把酒喝完。其实，你要想把一个人琢磨得透彻，就得要学会阅读和思考，你还要学会融汇贯通，那么你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新出炉的好东西。有人说，现在的小说不好看，已经没人读了，我就没这么想过。我始终以为小说是好看的，而且一定会有人看，只要你写得好，怎么会没人看呢小说是文化艺术，不是一种大众消费，不是一件花衣服，买来就能穿上。好的小说一定要好的读者读，这样作者和读者才能共同完成一种审美。
一个人，无论先天的资质是厚还是薄，后天的学习都非常重要。悟性从哪里来智慧从哪里来都来自后天的修养。我写过一部小说叫《你以为你是谁》，这句话常被引用。你不要以为自己是谁，你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读书，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外界给你的光环、夸奖、赞赏所诱惑。你抵挡住了诱惑，你就会获得智慧，你的心灵才会彻底地安静，你的作品也才会找到一个安静的、赋予个性的角落。一个人，他的生命价值何在就在于他生命的愉快——写作使我愉快，读书使我愉快，和小动物在一起使我愉快，那么我就会去写去读。我的一本再版书的后记是我女儿写的，题目叫《我的妈妈有点怪》，她说我觉得妈妈特别怪，很长时间不去商店，一去就买几件衣服；经常是一点儿都不打扮，有时又很讲究，所以我觉得她很怪。小孩子不懂，只看表面现象，她哪里知道，一切都源于我在体验一种生命的愉快啊
关于我的作品的“触电”，我觉得这很好，反正是他们找我，不是我找他们。我这个人怕“事”，但别人要来找我，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只要他们真心实意地想做事情，我就会把版权给他们。只是，但凡热闹的事情，我一概不参与，我也不会说他们篡改了什么，或者要求他忠实于原著什么的。我生性比较慵懒，我为什么佩服孔子，因为希望能像他那样，在任何时候都能悠闲和自在。你不用和任何人去争，你不用说任何人不好，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与己无关，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善待自己的人生。
像爱情一样没有理由
——池莉答程永新先生
程永新：八十年代，中国当代作家对文学的形式进行了全面的试验，你认为你的创作与那个时期的试验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记得，你的成名作《烦恼人生》就发表在那个时期，那时候，批评家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新写实主义”，你的写作就被归于这面大旗下，你对这种归纳认同吗？
池莉：我的写作，一直都只是与自己天生的热爱，自己生命的成长，自己的内心情感，自己的思想变化和自己世界观的变化密切相关，与中国文坛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想当年，面对八十年代文坛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探索，我都觉得可笑，觉得有一点小儿科，觉得外国文艺思潮及其文本形式和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文学思想脉络有着本质的差距。当时我也如饥似渴地阅读许多翻译作品，也觉得人家的东西，像“等待戈多”什么的，的确有点意思。我承认和欣赏别人的精彩，但是一旦面对自己的写作，我就非常冷静了。因为我的个人经历使我成为了一个热不起来的人，怀疑一切的人。童年时代穿羊毛衫牛皮鞋抱洋娃娃吃丹麦奶粉，人民群众都朝你巴结地微笑，文化大革命一来，整个生活天翻地覆，人们一定要把你置于死地。谢谢漫长的文化大革命，谢谢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倍受歧视的生活，是它们引发了我对我们生活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怀疑与思考。冷眼看着别人时尚的外衣穿在我们骨瘦如柴的身上，勾起的是辛酸和感伤。别人的精神生活、文本结构与语言形式都产生于别人的现实生活，即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活，而我们中国人呢？可怜的，被紧紧约束在狭窄如一线天的意识形态之下，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猪狗一样拥挤地居住在狭小的空间里，购买豆制品和火柴都还要购物票。所以，我当时的文学意识的是：摆脱了漫长文革环境的中国文学，至少首先应该有一个对于假大空话语的反动和纠正，有一个对于中国人个体生命的承认，尊重，歉意和抚慰，有一个对于中国人本身七情六欲的关切，有一个对于在逼窄的意识形态下的窘迫且贫困的现实生活的检讨和指责。
所以，我特别有冲动揭示我们自己的疮疤并抚慰我们自己，所以我就激动地写了《烦恼人生》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小说，像《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什么的。在当时，我的小说与整个文坛的文学气氛很不协调，是一种孤立的另外的从芸芸众生中发出的声音，看似写实，其实是用显微镜放大疮疤，许多人本能地护疼：难道我活得这么卑贱和平庸吗？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于小说的欣赏，已经习惯正面照“风月宝鉴”，就是《红楼梦》中道士送给贾瑞的风月宝鉴，突然你将反面给我们照，里面是一个骷髅儿，我们自然就难免与贾瑞的反应一样，要骂人了：“混帐，如何吓我！”所以我的小说从一开始就不讨文学庙堂的喜欢，被批评为苟活和小市民，幸而我早有预料和心理准备，我一点不生气也不着急甚至从来不反驳，因为我与一些人看世界的视点完全不一样，我是从下开始的，他们是从上开始的，用文学界时兴的话说，我是从形而下开始的，他们是从形而上开始的，认识的结果完全不同。批评界说我是“新写实主义”，我没有什么反应。我不太明白什么是“新写实”。我也没有花时间去研究。大家说我什么就是什么罢了。时间一长，形成了语言事实，有一些公开场合，人们也这么介绍我，我也就默认。解释自己多累呀。
八十年代，对我震撼最大的是读者对我的接受和认可，《烦恼人生》发表之后，我坐去武钢的轮渡，被武钢的职工们认了出来，整条船一片欢呼，二楼的人们使劲跺脚与一楼呼应，有人当即为大家背诵《烦恼人生》的片断；在波澜壮阔的长江上，迎着初生的灿烂朝霞，听着自己的小说被传颂，看着几百人向你扬起真诚的笑脸，太好了！这种感觉实实在在地让我激动和狂热，真是太好了。它对于我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激活毫无疑问地超过了所有的文学奖，专家评语和所谓的历史评价。所以，我得老实地承认，我与中国文学界的任何一次热潮都没有关系。
程永新：据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经过八十年代的大规模试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尽管创作的作品数量不少，也涌现了一批新人，但整体看来，是处于繁荣之后的休整期，但休整不是沉寂和喑哑，相反，听得到海底的涌动，感受得到孕育的阵痛和呻吟，文学大的趋势如此，但个体又呈现各各不同的景象。星空暗淡，不妨碍星球闪烁。比如你的写作就有些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似乎走出了那个“新写实”的归纳——准确说，是那个“新写实”踏步远去之后，你的创作力反而更加旺盛，作品源源不断，我注意到你的文集已经出到第七卷了，这是为什么？这种汹涌的创作源泉来自于何方？你说你十五岁写下了“只为你燃烧”的诗句，表达了对文学的向往和虔诚，你觉得这依然是你写作的原动力吗？
池莉：我的创作原动力从哪里来？我想，它的绝大部分从我自己的生命中来。对于一个几乎在童年就选择了文学的人来说，我很高兴自己不是首先从书本和学理那里来认识世界，换句话说，不是从人类社会已经规整的、梳理的、逻辑的和理论的地面建筑来认识这个社会，而是从这幢建筑的最底层──地表之下，那最原始最毛糙最真实的生命发端处体会和领教这个社会，这种亲身的体会和领教对于个人生活来说虽然充满辛酸和苦涩，同时却也充满了文学因素和写作动力。当我还只有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饱经风霜，已然苍老，很矫情对吧？别的少女开始初恋，而我开始思考国家，体制，意识形态，专政手段，社会各阶层的结构等等问题。那时候，我迷恋的书，除了文学名著之外，还有毛著，还有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出版的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55年出版的罗森塔尔和尤金编辑的《简明哲学词典》；等等。早些日子读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在读到下放知青聚集在一起，狂热又盲目地阅读与探讨整个世界的时候，亲切之感油然而生。我的年龄比“六八届人”还要小几岁，我只能牵着大哥哥大姐姐的衣角玩。想当年，在那昏暗的知青小屋的深夜，我听着老知青们的高谈阔论，激动得发热病一样一阵阵寒颤。虽然后来我没有进入一个系统的理论调理阶段，但是那种毫无功利的阅读和探讨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勤奋思考，强大地支持了我的怀疑论，决定了我的文学立场和写作视点。“只为你燃烧”的诗句，就是那个时候写下来的，我想最初的激情可能就是我永远的激情。
当然，客观地说，我的创作激情也有一部分从我的读者那里来。假如二十年来，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读者，我不敢说我将怎样。青年时代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打算：假如将来我成不了作家，我就寻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辟一块农田，养一条看家狗，种地和阅读，写点东西自己看，自食其力地过活。幸运的是，现在我的文集续到了第七卷，从1995年初次印刷到现在，每年都重印几次，整套书大约已经发行了七十万册左右。我觉得，小说作家与读者建立的是一种密传式的心灵感应，传达独特的个人情怀和不可言传的私人审美感觉。在眼下这么昏热混乱的社会变革时期，在文化素质和理解能力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在名利熏心个人欲望空前高涨的氛围中，十万读者就很令人满足了。我不认为青史留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正史留名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成了干巴巴的蜡人像，留名又如何？我在一家私立的心脏病医院遇上了一个医学博士出身的外科主治医生，据说这位医生平日不苟言笑，十分内向。可是这位医生却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我要谢谢你！我想告诉你，生活在今天的时代，我的心理压力大得简直要崩溃；幸亏我有了你的书，你的书总是在我的床头，是我的心理医生。”面对这样的读者，我宁可放弃青史留名；哪怕是为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写作，我都会激情飞扬。
程永新：从你广受欢迎的作品《来来往往》、《小姐，你早》来看，你的写作已经迥异于八十年代，你认为其中的变化是什么？读者那么欢迎你的作品，你认为是因为你的写作把握了生活的脉搏，或者说是点中了时代的穴位，还是因为你调整了写作的姿态？
池莉：从我的主观意识来说，我的文学立场和写作视点，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只是进一步地在向纵深探索和发展。因为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随着阅读范围的开阔和阅读质量的增加，随着思想能力和辨别能力的增强，我越发感到地表以下生活的真实和深厚，深邃和奥秘，是中国这幢大建筑的坚实基础和生命核心所在，其纹理之致密和结构之复杂是所有的现代高科技和人文理论难以描述和再现的，唯有文学能够贴近，唯有文学能够人性地关怀自己。我穷尽此生的写作，大约都难以表现这种生活形态的九牛一毛，因此我不会改变的。我是一个笨人，能够用一生的时间做好一件事情，那就不错了。读者感到的变化只是小说的取材，结构，语言之类的变化，都是技术改变，不是内核的改变。我当然不能总是写同样的小说；小说是手工艺术，每个作品的形态一定要不同才有点意思。
程永新：你对你的读者群有什么样的评价？他们分别是代表了当今社会的那些阶层？你比较看重圈子里的评价呢还是更看重读者的反响？最近，对全国的文学评论家进行了调查，评选出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位作家和十部作品，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池莉：读者是我的上帝。正如以上说到的，像那位医生读者，我宁愿为他一个人写作。作为人类的一员，我觉得自己的劳动创造能够激励和支持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便是我个人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也是我作品价值的最高体现。
从我这里感觉到的读者阶层，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层面也是比较广泛的，有从爱尔兰使馆退休回国的七旬老翁，也有毛头毛脑的初中学生，有一群中青年妇女，也有一批外企白领乃至做老板的金领；在银行，电信，医院，机场这些我经常出没的地方，读者们像我的地下工作同志一样将我辨认了出来，送给我一份他们那不掺杂任何名利关系的尊敬和信任，比之圈内的评价，要纯洁得多，超然得多，衷心得多。而圈内的褒贬，大多都来得迟迟疑疑，遮遮掩掩，有的要么居心不良，有的显然害怕别人认为自己居心不良。再说了，现在的年头，每个有一点社会地位的人，作家送的书都看不完，好友或者好友的好友的作品都评论不完，受了拜托或者受了红包的研讨会都开不完，总之，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怎么做都做不完，谁还有闲心管别的事情。因此，我从来不在乎圈内的动静。圈内真心喜欢我作品的人，我把他们归于读者一类以便我有一个统一的上帝。
至于最近文学评论界评选十位作家和十部作品这件事情，非常失礼，我陶醉在《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这部小说的写作里面，连报纸上的新闻都没有细看。我先生总是从大堆的报刊中，把有我的消息的报纸清理出来，递给我瞧瞧，其它的他就当废品卖掉；幸好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某些频道还可以告诉我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不过我理解评论界的做法。人活着，谁不想对世界喊一嗓子呢？
程永新：有人说，职业写作者的最大幸福就是成为畅销书作家，并在他（她）生前看到自己的书籍被广为流传，比如像拉美的马尔克斯；但也有人说纯粹的作家是一辈子寂寞的，而后人可以经久不衰地领受他（她）的“恩惠”，比如像写出《尤利西斯》的乔依斯。你认为哪一种说法更合理？你更愿意成为哪一类作家？为什么？
池莉：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合理。作家的书广为流传，并不等于这个作家写的是畅销书，更不等于这个作家就是畅销书作家。马尔克斯肯定不是一个写畅销书的，但是他的书肯定畅销，托尔斯泰肯定不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他的书也肯定畅销。畅销与畅销书是两个概念。畅销是客观指向，畅销书是主观指向。畅销书是麦当劳食品，食品本身机械化生产，按最普通的食谱制作，个个看上去质量都是同等的好；而且最重要的是诗外功夫，那就是包装和广告宣传，以此强化人们的记忆，形成一种软性的强迫接受。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象来看，倒正是有不少自诩为严肃文学或者说纯文学的小说在走麦当劳的销售路子，小说出来，个个质量都均等，吃一口一个味道，都知道是麦当劳，同时有评论家吹捧有文学大奖镀金有文学名人和文学前辈的提携和推荐，形成了人人叫好的局面，最终目的还是诱使读者掏钱购买。这样的文学作品与那些不靠任何吆喝便在读者中经久不息地自然畅销的作品相比，我认为后者的文学主观才更纯粹。
那么纯粹与寂寞之间有必然联系吗？我看没有。马尔克斯很热闹，同时也很纯粹。此类例子，不胜枚举。生前寂寞与身后惠泽后人之间有必然联系吗？我看也没有。托尔斯泰生前就拥有广泛的读者，身后依然有众多读者经久不衰地领受他的恩惠。此类例子，也不胜枚举。乔依斯写《尤利西斯》的主观意图就是为了要一份无人理睬的寂寞吗？自然也不是。写作本身就含有表达欲，写作活动充满着发表的下意识。假如不发表，就没有必要写出来，存放在心里就够了。哪怕是林妹妹香闺里的诗，也是要发表给宝哥哥看的。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当初还是有读者的，只不过其数量与作家身后的读者数量相比，没有那么多而已。其实乔依斯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身后拥有了多少读者，他无法感叹自己生前的寂寞。如果乔依斯生前感到寂寞，任何客观原因也许都可以算一个条件，唯独他生前死后的读者数量变化这个条件，对于他，绝对无法成立。
多说一句吧，当一个过于漫长的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遭遇转型的变革时期，由于新型的商业管制方式的冲击，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刺激，人文因素势必发生剧烈的变化，观念与逻辑上的混乱自然也是空前壮观，你提出的这样几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文学界正混乱着的问题，大学校园，纸版媒体和电子网络到处都在热说。社会舆论热闹是一回事情，作家自己明白不明白又是一回事情。说到这里，我便可以回答你最后一个提问了：鉴于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分辨，我清楚地知道，我就是我，我愿意成为我自己这样的作家，我没有类别。
程永新：你认为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分野在哪里？在中国当代文学界是否存在流行和严肃这两种不同的写法？你是否认为读者的多寡也是检验作品价值取向的一种标准？如果是的话，它的含义是什么？
池莉：首先，我不赞成严肃文学这个提法。因为我不明白严肃文学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严肃”是指作家的写作态度？还是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假如文学一定要用概念来进行类别的划分，我以为使用通俗文学和纯粹文学的概念比较合理。但是这两个概念却不适合在中国使用，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适合。只有在文化方面经过了文艺复兴阶段，在物质方面经过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的发达国家，它们的文学，适合以上概念。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学理论方面的话题，牵涉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形态以及宗教意识对于文学的作用，我们现在的这种对话方式容纳不了那么浩繁的分析。简单地说吧，在成熟的商业社会里，通俗文学为阅读者提供一种故意的虚构，使读者享受娱乐，游戏，悬念，刺激以及所有直接的简单的表浅的感官感觉，它们摒弃真实生活的常态，使用超密集的情节和悬念，鲜血、死亡、意外、暴力和性是它们永恒的主题，它们最注重的就是紧紧抓住阅读者的生理反应。我有几个从事文学研究的法国朋友和德国朋友曾经聊过，说：“高级的通俗小说有本事让读者始终保持紧张或者勃起。”而纯粹的文学则是文字的艺术，提供故意的真实，无论它用文字精心构造成什么艺术形式，其最终目的都是力图唤起被阅读者的人生经验，使阅读者的心灵深处产生最隐秘的共鸣和震颤，从而使作品获得超文本的审美价值。从这种清晰的带有学术性质的分类标准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暂时还无法分类。我们还没有形成可以当作流派存在的通俗文学，没有知名的通俗文学专业写手，更没有产生成熟的通俗小说作家；只有一些通俗读物而已，流行读物则更时尚化更脂粉气更饮食男女，文学的含量极少，算不得文学。而从事文学事业的人们，在我看来，大家都很严肃。以前似乎只有王朔不太严肃，现在也很严肃了。年轻人表面有一点嬉皮，但由于缺乏嬉皮的摇篮，孩子的本质还是严肃的。问题是，绷着脸的严肃对于中国文学有多大意义？绷着脸批评他人的俗以表达自己的雅，对于中国文学又有多大意义？是否我们一严肃，文学流派就会清晰地雅俗分野？是否作家一严肃，现实生活就会贵族和精致起来？要知道这是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封建社会，早熟的政治专制体制，文士阶层虽然不乏有人位极人臣，但是在那虚火旺盛的庙堂之上，除了歌功颂德，哪里容得更广阔更自由更真实更人性的文学？因此，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其勃勃的生命力一直表现在庙堂之下，民众之中，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史与发展史。流传至今，拥有无数读者的一批古典小说都写的是什么？《红楼梦》写的什么？大家庭衰败的世俗生活；《水浒》写的什么？俗世的农民造反；《西游记》写的什么？不登大雅之堂的毛猴子；《三国演义》写什么？尔虞我诈钩心斗角。《金瓶梅》写的什么？《拍案惊奇》写什么？《儒林外史》写什么？《聊斋志异》写什么？就不用多说了。为什么它们成为了名著，拥有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因为在中国这种农业社会里，中国的小说只能在俗世获得生命力，获得艺术的源泉和创作的自由。我们的小说由祖宗到现在，从来都是一种通晓世俗蔑视庙堂的艺术，我们历代的优秀作家，无论是他们的艺术直觉还是理性思想都是在热情地肯定世俗生活借以求索和攀援资本主义的现代精神，所以我们说大俗即是大雅。在这种含义之上，我当然同意读者的多寡是检验作品价值取向的标准之一。所谓名著，当然是要有名气；所谓名气，当然是要众多读者的认可。
程永新：翻阅你的作品，总能闻到一种清新的生活气息，你小说中所描述的人物生活中随处可见，你小说中所叙述的故事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而且你始终将故事写得很好看。现在有些作家（有些甚至是徒有虚名）洋洋洒洒写巨著，结果很难看，无论从哪一页开始阅读都很难看，相反，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无论从哪一页翻开都很好看，都会带给你淡淡的通向永恒的愁绪。我们还有些年轻的作家，常常口出狂言，可就是连一个流畅的故事都写不出来。你是否觉得，随着时代的变化，小说的好看与否已经日益变得重要了？
池莉：小说的好看从古到今都很重要。一个艺术品，不好看算什么？当然，好看不是简单地等于有故事。人间故事俯拾即是，哪里没有？《红楼梦》有故事，《追忆似水年华》也有故事。其实不在于你有一个什么故事，而在于你怎么写那些故事，在于你给那些故事灌注了什么样的艺术感觉和时代精神。读者喜欢某部小说，说它好看，其实是他的艺术直觉在说话。尤其是现在，读者基本都是文化人，都是有知识的分子，他们的艺术直觉非常敏锐和微妙，对于小说的语言、文本的结构和小说的内容包括小说散发的气息，都有要求，口感不对，他会中止阅读，说不好看。我赞成你的说法，文字的流畅是小说的基本功。而文字内在节奏的流畅就更重要了，我以为这是小说最重要的技巧之一。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无论写什么，他的文字就能够抓住你，因为他的文字的内在节奏形成了一条缓缓的河流，你一旦开始阅读，就会不由自主地顺水漂流，这就是好看的直感来源之一。
程永新：八十年代后期，我编发了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刊物出来不久，马原就对我说，苏童的这篇小说了不起，显示了一个作家的扎实的写实功力。当时我心里暗忖：不会吧，这句话出自他人之口尚情有可原，你马原也这么说是不是有些矫情？事过境迁，于今想来，马原说这话是认真的。在你的作品里密集地贯穿了那些扎扎实实的细节。比如《来来往往》中段莉娜对康伟业逼婚的那个细节真是绝了，作为康伟业的“罪证”，段莉娜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条血迹斑斑的内裤，段莉娜威胁康伟业，如果他拒绝跟她继续交往下去，她就把“罪证”交到康伟业的领导那里去。读到这里，真是让人感到哭笑不得。但就是这个细节，把一个活生生、通体透明的段莉娜托浮在我们面前。再比如《生活秀》中来双扬把装有毒品的吸管扎进香蕉里送给戒毒所弟弟的那个场面也让人触目惊心。我读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有些震惊。我亲眼见过类似的场面。你描写的这个细节是听说的吗？还有《小姐，你早》中的戚润物在夜总会里的感受全是你虚构出来的吗？
池莉：我偏爱生活的细节。我觉得人类发展了这么多年，大的故事怎么也逃不脱兴衰存亡，生老病死；只有细节是崭新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群，拥有绝对不同的细节。《生活秀》里面，来双扬用吸管和香蕉藏白粉的做法，是我去戒毒所玩的时候听说的，我还与那个平日最讨厌吃香蕉、进了戒毒所就渴望香蕉的小伙子聊了半天。《来来往往》中的段丽娜，用内裤作武器，这是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亲眼所见的。一位未婚的女政工干部就是这么整她的男朋友的，并且还把这个方法作为尖端的秘密武器传授给我们宿舍的女孩子们。《小姐你早》中的夜总会，就是我的亲历了，近几年，我好多次陪不再年轻的女朋友去坐坐，其中自然有跟踪丈夫的。这些长年埋头在陈旧院所里的女科研工作者，清贫又清高，传统又保守，单纯又固执，她们对夜总会的感觉真是令我不胜感慨。我对生活细节非常敏感。我喜欢用密集的细节构成小说，我不想自己在小说里面一唱三叹说废话，因为我觉得自己远没有生活本身高明。我不想教导他人，我怕自己好为人师，也很怕累。
程永新：有人评论说你常常把人物写到骨头缝里，以我的阅读经验，也确实觉得你常常对笔下的人物下手挺“狠”，那种理性的、残酷的解剖似乎要把人物的五脏六腑全掏出来，读完后又觉得很过瘾，这是否与你的学医经历有关？你认为你这种把人物淋漓地撕下来给读者看的写法是否正是你作品的价值所在？
池莉：我的写作与学医经历的确密切相关。学医的时候，解剖课考试，一个人面对一具尸体，我经常会出现脑子一片空白的瞬间。那种瞬间的失语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慢慢变成了一种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提醒我看人或者写人都要往骨子里头去，那里和外表是不一样的。我痛切地感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和被集权政治所掌握的文化对中国人人格的最大戕害就是虚伪。说句不怕社会科学家们嘲笑的话吧：我觉得，中国生产力进步缓慢的最大阻碍就是人性的虚伪！所以，我一旦提笔写人，就有强烈的撕开愿望，其中包括对我自己。我认为只有撕开了、只有揭示了本质，才是抚慰的前提，正如伤口首先要进行清理一样；要想创伤愈合，首先必须进行扩创和清创。在虚假的语境里进行的虚假关怀与抚慰，对真实的生命和社会的进步毫无意义。
程永新：常常与一些对你的作品较为赞赏的朋友交谈，“好看”已经成为了共识，但也有人毫不讳言地谈及倘若你的作品能够获得一种提升的话，那将更具价值，你认为这种看法中肯吗？在《生活秀》的结尾部分，来双扬（这个人物总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和卓雄洲在度假村有过一次约会，之后，生活归于原先的轨迹。你是否觉得，这场约会的设计就是对通篇小说的提升？
池莉：我生活在中国社会，我不高估小说的作用。我更不会在小说中做秀去提升生活。《生活秀》结尾我没有故意提升，那就是生活本身。我从来都认为生活用不着作家去提升，我努力要做的只是沉潜。我希望自己沉潜到中华民族的最深处，然后用中国文字去展示那最深处的光景。我以为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本身就蕴含着人类所有的意义，文人化的提升奶腔奶调的，往往只是在圈内叫好，而被敏感的读者嗤之以鼻。我从写作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打算在圈内讨好，我不容忍我自己唯一的热爱受到名利的玷污。并且，这么些年来，在文人圈内喋喋不休讨论的“提升”呀，“精神家园”呀，“思想深度”呀，彼岸的指向到底是什么？实质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思想的什么？又精神的什么？将什么提升到什么程度？至今无人说出一个所以然。我曾经有幸聆听过有关作家的言论，也曾经心怀叵测地提过一些问题，很不幸，我发现有些人很空洞很浑沌很口是心非。说说大话其实也就是想图个知识阶层的喜欢，博个名利而已，因为谁心里都明白，历史和文学奖都是知识阶层决定的；而博得老百姓喜欢不仅没有实用价值，还有背上小市民名声的危险。所以说，文人的恶俗其实表现在媚雅。我坦率地说，我可不想做个恶俗的作家。我还想更坦率地说：如果小说真的能够提升生活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生活早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了。
程永新：现在我们来谈谈《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这篇小说是你的某段生活经历的写照或者说它是你的一部自传吗？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你的写作大都体现了一种虚构的倾向，而这类带有自传性质（不知道这个界定词是否准确）的文体你很少涉及。在我的记忆中，《乌鸦之歌》也算是一篇。写完第一稿，小说是五万多字，你觉得意犹未尽，又拉长了两万多字。写完之后你打电话告诉我感觉好极了，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这是为什么？
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依然是一部虚构小说，没有自传的性质。不错，我是末代知青，但是非常遗憾，我是一个模范知青，循规蹈矩的女孩子，除了私下迷恋写作之外，没有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正因为迷恋写作，我从下放的第一天起就睁大眼睛观察一切，几乎每天都有详细的日记，早就预谋写小说。因为对于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来说，上山下乡是踏上社会的第一步，而且这第一步是那么宏大，热闹，从党中央毛主席到学校老师和家里的父母，都重视得不得了，我觉得这其中非常具有文学因素。可是，这个预谋居然一酝酿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我屡写屡败，刚刚开头就茫然失措。我不着急，放下了念头。我知道我对于这段生活的思考与挖掘还没有成熟。没有料到，2000年11月的某一天，我正在阅读和长篇的状态之中，可是我突然中了魔，我看见豆豆这个充满反抗精神和反叛心理的女高中生顽皮地打断了我长篇的写作，活泼地从1974年的秋天向我走来。于是，我知道二十多年的酝酿结果了。我立刻就动手写这个小说，一动笔便鬼使神差一般流利。
本来我没有篇幅上的考虑的，中途接到了钟红明的约稿电话，说好了给《收获》新年的第一期。因为第一期发稿在即，我不得不在篇幅上事先作一个预算。篇幅预算是五万余字，可是写到大半过后，我就知道五万字不够了。我很后悔提前答应给稿，我恨自己对自己的作品缺乏责任心，但是，刊物必须按时发稿不得儿戏，这样，我写作的时候手就很紧了，就象穷人用钱，处处节制，心里却很憋屈和难受。没有想到很快，“收获”的朋友们便为我提供了一个舒展这部小说的机会，这不等于是给我发了一笔钱吗，那么就好好地放手地用吧。所以，第二稿的修改和润色便成了我的幸福时光。当放松和尽情地书写先前被迫紧缩的地方的时候，豆豆和她的朋友们都来到了我的身边，那个时代也回到了我的身边，许多的表达都饱满的盛开──而不像第一稿那么不明显。这情形真是让人高兴，感觉真是像飞行那般流畅和自由。写作对于我，最愉快的莫过于这种获得充分表达的过程。
程永新：如果《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是一篇知青小说，那么它同以往的知青小说有什么不同？如果它不是知青小说，那我们如何来界定它？是成长小说吗？在早期知青小说里，知青全是英雄，而在你的小说里，“英雄”成了猥琐庸常之辈，这是否表达了你对生活的一种基本判断？
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算知青小说？还是算成长小说？对于我，都无所谓。我看重的只是我抓住和表现了中国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段历史和几个人物。中国的孩子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要说的是这个。因为眼看着正在形成的历史，给我们这代人的定位很笼统，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可是事实没有那么简单。知青运动也没有那么简单。以前写知青的小说，要么写英雄，要么写谴责，要么写一种空虚苍白的怀念，显然都受制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和狭隘的文学观念。我不写英雄，也不写谴责，也不写空虚的怀念，更不写什么好孩子或者坏孩子，我只想写一些个年轻的个体生命在那个时代环境里的真实状况和成熟过程，想写出一些特殊的时代环境，想写出在我们中国某些特殊的时代环境里，坏往往是好，好其实不那么好，我们得当心地活着。我要传达给读者的大约就是这些。我力求把小说写得更好看，力求文字有一种抓人的力量，我力求吸引读者参与小说的审美，在审美过程中，我向读者密传对于生命的感悟，那种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命感悟。
程永新：《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与你以往的作品相比，创作风格存在什么不同的变化吗？如果存在的话，你能否谈谈这种不同？这部作品在你的写作生涯中是否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池莉：我的创作风格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每一部小说都在求异，都根据选材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结构、语感、语言色彩以及贯穿整部小说的气场。比如侧重心理探密的《惊世之作》与侧重客观生活的《生活秀》，阅读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很独特，写七十年代中期的少男少女，自然与所有的小说都不相同了。我能够感觉到的是，这部小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的确占有不寻常的位置。因为它漫长的酝酿过程使我不仅获得了对这部小说形式上的完成，更重要的是这种剥茧抽丝的思考逐步拓宽着我对小说观念以及对文学的理解。对于文学来说，人才是根本。是个体生命那独特的触须探索了时代和世界，时代和世界才因此而色彩斑斓；小说这才有可能成为历史，哲学和其它门类的科学不可替代的物质。
程永新：你曾经说过，文学就是一种俗物。这个观点在网上还形成了一种很激烈的争论，而且后来有些以讹传讹。鉴于你的小说里浓重的生活气息，市井人物形象出没于你的小说当中，你介意别人说你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作家吗？
池莉：你的这个问题，我还需要回答吗？在前面的谈话中，我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写作视点以及对于小说的理解等等。“俗”这个字在中国文字当中本意不俗，意思是有人有谷子，有了人有了粮食岂不是一个美好世界？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追求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获得法律保障，这是合理的人性，是有效管制人类的自私本性和动物性的最基本条件，是构建宏大辉煌的社会体系的最基本起点，也是将贫困庸碌混乱的小农生活提升到健康向上有序的市民生活的最起码前提。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正是地表以下那厚实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地表以上建筑的活力输入。上层建筑患了严重的贫血症！人类最美好的愿望、良知以及创造力因为干瘪的血管无力输送而被阻隔在整个民族的下肢部分，所以我们的行动是那么迟缓和疲软，所以我们改革是那么艰难和混乱。我们在1949年打倒剥削阶级不是为了贫穷而是为了提升整个草根阶级，可是我们的目的与现实弄拧了，直到政治家邓小平煞费苦心地开始扭转。那么是谁在支撑中华民族？是最广大的人民，是最真实的普通市民，是我们的九死不悔，不屈不挠的父母兄弟。正是他们在恶劣的历史环境里顽强地坚持了对于生活的热情才有了今天的我们！因此，我当然认为文学的因素在他们这里，几千年以来就在他们这里，今天依然在他们这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是他们，其实也就是我们。新中国建立以来，亿万人民地位同等，生活同等，思想方式同等，没有谁能够逃逸，当然也包括了文化人。是的，我们卑微，我们像蚂蚁，我们像葵花──必须统一地朝着太阳转动。我们谁能够不是小小市民普通一兵？谁能够不出没于市井？你以为你是谁？刚刚提着裤子从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出来，就装出一副精神贵族的模样，说：你们这些小市民吗？说实在的，这种虚伪真让我恶心！我的一个表亲，工人家庭出身，家大口阔，住房拥挤，日子过得很是寒酸；后来他读了书，读了博，有了不错的工作，他就说现在他已经拥有两居室的住房了，可以经常在书房读书了，所以他就决不再是小市民了。苍天在上，可怜可怜我中华民族吧。有了巴掌大的住房就不是小市民了，多么无知啊！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文化人竟然还如此浅薄，如此缺乏人本意识，满脑袋瓜子封建等级观念，我只能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也难怪顾城偏激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11以前就已经死绝；也难怪大家闺秀张爱玲要那么固执地申明自己是一个俗人；也难怪鲁迅先生寂寞悲哀地说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些先士前贤的预感是对的，悲哀寂寞得没有错，因为生在1949年之后的文人居然敢比鲁迅先生的自我感觉都好。现实真让我欲哭无泪！我想起了朱学勤在《书斋里的革命》中的一句话：我涕泪横飞的中国啊！我只能借用朱先生这句话了。
而我自己，我当然不会介意别人说我是小市民或者说我是世俗的作家，我永远不会否认自己的胎记，皮肤和头发的颜色以及自己生存的历史环境，不会否认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哪怕我住上了六居室呢──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程永新：有人认为，你的小说畅销，其中有非文学的因素。你对此有何看法？
池莉：对这种说法，我更无所谓了。
程永新：影视使你的影响超越了文学的圈子，但是你以前似乎一直是采用卖改编权的方式给影视改编提供小说的基础，而并不亲自进行改编或创作。最近你似乎有所改变，开始介入了文学改编与剧本创作，《口红》就是一部剧本。现在很多知名作家都已经“触电”，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什么你会想到这样做？
池莉：看来你把情况弄错了。《口红》这个剧本写得很早，早在《来来往往》小说被改编之前。因为小说家杨争光给人家开了一个影视公司，很长时间没有拍戏，他觉得白拿人家的薪水不好意思，所以要我帮帮他，给弄个电视剧本。他们首先是友情出击，热情万丈请我去西安玩。我没有去过西安，想去看看那些古古怪怪的文物，所以就去了。去了之后，玩了之后，出现了写剧本的问题。我心软，便应承了。不过剧本出手之后，再也没有参与。过了两年，突然说片子拍好了，剧本也大改了。这时候我已经无所谓，我在写小说，几乎忘记那个剧本了。我也绝对不想再写剧本，连自己的小说改编都绝对不参与。毕竟我对中国影视就跟对中国男足一样失望。毕竟中国也只有一个狡猾的杨争光和憨厚的杨争光──他怎么能够指望一个不爱戏的人写得出一部好戏呢？
程永新：顺便问一句，你用电脑写作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与用手写作相比区别在哪里？你认为存在“网络文学”这样一种概念吗？还有人说，不久的将来电脑网络将代替传统媒体，甚至书籍也不需要了，你认为可能吗？恐怖吗？
池莉：我用电脑写作，已有九年历史。记得好象是1992年在庐山，陈建功先生对我进行了现代化高科技的启蒙教育，回来之后我就购置了电脑，现在已经换过四台机器了。但是我还是恨电脑，电脑总是用技术问题来蔑视和为难我这种不懂技术的人。可怕的是我已经依赖电脑了，写作得很顺手很习惯了，与使用手写没有什么区别了。我还是管电脑写作叫“笔”。我习惯说动笔了或者说停笔了，电脑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支笔的作用，最可恨的是它比钢笔贵多了。
我认为现在定义“网络文学”还为时过早。现在的人们都喜欢急于对事物下结论，就跟抢注商标一样，这是很市场化的心理，是经济活动过热带来的毛病。至于将来的纸版书籍是否会被电脑网络替代？无法预测，但不恐怖。我的预感是否定的。人毕竟是情感动物。纸版书籍是艺术品，有书香的，有情感的，有超越书籍本身的含义的，没有静电，没有磁场，无须拖着尾巴一样的电线，不伤害眼睛，大约总会有人，比如我，将永远更喜欢纸版书籍。
程永新：你认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有没有大作品？以后会不会有？哪一批作家中最容易出大作品、大作家？你认为中国的文学奖项公正吗？有水准吗？你觉得评论界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你看评论文字吗？
池莉：这些个问题可真是难住了我。因为我不是文学理论家，我是一个热衷于独自工作的写作者。我只能作为一个读者，告诉你我的直觉，我觉得新时期以来还是有不少的好小说的，从写作技巧上来看，小说的进步还是很快的。至于大作家和大作品？你的标准是什么？是政府文学奖？专家文学奖？读者投票奖？还是评论家的投票选举？还是知名度以及读者拥有量？现代社会不再是十八十九二十世纪了，体积宏大的任何物质都不复有昔日的辉煌，一切都更加智慧，诡秘，灵活和富有个性，一切都更加体贴人性，文学艺术的变化也是同样的，判断大作家大作品，恐怕也不能沿用传统条件和过去的经验了。
我以为所有的文学奖项都是有局限的，也都是游戏，它不可能公正，也用不着公正。一种社会的激励机制而已，很世俗的东西。真正的好作品到头来肯定会超越任何文学奖而存在于一代代读者的传阅之中。
至于评论界如何，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他们没有来往。总体感觉不是很好，文人习气多了一些，大学教的那几板斧对于现在的文学实践显然不够用也不太合用。评论文章我也读得不多，如果我从评论界发现了知音，我说过，我就立刻把他（她）归类于读者以便我有一个统一的上帝和统一的良师益友。
让我猜猜谁能够成为大作家吗？我不知道，我想其实谁都不知道，只有将来的时间和将来的读者知道。一般只有赛事结束才知道山高水底，早一分钟都不可靠。
程永新：你非常勤奋地写作，你当然希望不断有人读你的作品，一代代人，但倘若哪一天网络时代真的来临，或者其他不可预知的原因，人们不再谈论阅读你的作品了，你会因此而感到后悔吗？
池莉：我当然不会后悔。无论网络时代或者什么别的时代到来，我都会从事写作。我选择写作最主要的是因为热爱，就像爱情一样没有道理。外界怎么对待我的作品，那都没有关系。我要求自己遵循古人的教导，做人要修身养性，宠辱不惊。
闲读池莉
池莉的作品，于我始终是一个尘封的盒子，未曾动过心思打开来想端详一下。文坛一代代新人辈出，如潮水般，喧哗热闹一阵后大多归于沉寂了，然而池莉依旧如从前，固然掀不起惊涛骇浪，但每一次拍打岸边的冲击都在人心中留下一阵回响。而此时的我已被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图书和变化多端的出版市场弄得头晕目眩，在这种情况下找来一套池莉文集，希望从中捕捞一些编辑的灵感。
没想到不看则已，一看却欲罢不忍。池莉的小说好读，一点都不累人。在池莉的笔下，平平淡淡的语调，浅显易懂的文字所讲述的平平常常的人物实实在在的人生故事，于读者，就像主妇菜篮子里躺着的青菜萝卜一样，见得太多也就无甚惊奇，但却时常能撩拨起一种会心的微笑。
成名作《烦恼人生》，虽说是一篇虚构的小说，但更像一部新闻纪实短片，长长的镜头聚焦于工人一天的生活。从百般不情愿地离开暖融融的被窝写起，煮牛奶，排队如厕，哄儿子起床穿衣，三步并二步地挤公共汽车赶早班轮渡吃早点，上班午休下班做晚饭，琐琐碎碎地写来，道出了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工人过日子的辛苦与无奈。《不谈爱情》是继《烦恼人生》后推出的另一部力作。小说题目便起得很能抓住人，不谈爱情这又是为什么，这个疑问牵引着你走进作家所编织的故事情节中。出身知识名门的年轻医生与从花楼巷平民小户走出来的书店小姐邂逅相识相爱，充满了生命花季的浪漫，而其中被家庭干扰的毅然结合更是见证了爱情的真谛。然而即便这样的情感也渐渐为婚后日子的平淡琐碎所慢慢稀释冲淡，于是有了不满，失望，争吵，终于一件小事，因为彼此的不妥协漾开而化成了离婚的轩然大波。正当两人像齿轮咬合互不相让之际，出国名额之争不仅奇迹般地化干戈为玉帛，让二人和好如初，而且一向端着知识分子架子的公公婆婆居然不惜放下自己的清高登门拜访素不来往的亲家。在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结局背后，见出缁珠必较的世俗功利的权衡盘算和精明。不谈爱情，在此时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投降，更是一份无奈。《太阳出世》真似一则初为人母的主妇手记，生儿育儿养儿的酸甜苦辣一古脑全泼洒在纸上，真真切切。《赵保刚和钱大林》如两幅人物素描，个性化的行为方式典型细节的简笔勾勒，活脱脱画出了人物的灵魂和性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在我看来，池莉生来注定是要当作家的，她对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悟性很高，而且在表达上具有一种天赋。尤为难得的是其生活和创作心态朴实平和，不浮躁，不虚夸，她从不讳言写作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即使在盛名之下也一如既往，坦然告白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市民，创作本身就是将身边发生的故事写出来给大家看，所以在池莉的作品中，没有故弄玄虚的情节，莫名其妙晦涩难懂的话语，更不玩华而不实的写作技巧。当然，作为作家，池莉不可能不讲创作的艺术，但一切都服从于作品的本身，藏而不露，熨贴自然。这是池莉的追求，也形成了其独特的平民创作风格。正因如此，池莉的作品才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喜爱。
近年来，池莉的创作虽然沿袭以往，贴近百姓生活，但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创作的积淀，作家不再更多期冀借助作品来探讨某一问题，而只是尽可能展示生活的多姿多彩。常常由一人带出他人，一事牵出另一档事，人物多了，描写的事情复杂了，作品也变得热闹了。《来来往往》以主人公的情感遭遇为中心，构筑了一方人生的舞台。恋人，妻子，冤家的角色转换，将一对在70年代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恋爱结婚的夫妇的情感故事演绎得酣畅尽致，然而又丝丝缝缝地与人物的思想变化以及时代潮流的更迭同步。美丽妖冶的林珠，青春率真的时雨篷的相继出场，使得男主人公的婚外情一波接着一波而给全剧带来了缤纷的色彩，但不管有过怎样的浪漫，怎样的新鲜，都如过眼烟云，来了又去了，又如美味佳肴，食久了也木了，一切都已化为人生的体验。人生如何，爱情又是什么，谁解其味，来来往往的人和事才是我们芸芸众生可触可感的真实存在。《小姐，您早》情节扣人心弦，面对变心的丈夫，思想观念传统本分的妻子，在经受了精神上的重创后，与丈夫派来的助手共谋了一个报复计划，觅得一位美妙性感的女郎，以其为诱饵致使丈夫上当，最终弄得身败名裂人财两空。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口红》，其主人公一生经历坎坷，但无论是生活遭遇还是情感故事，都散发出让我们熟悉的气味，浓缩了许多人的命运。
不难看出，在驾驭作品题材和人物上，池莉无疑更为得心应手，更游刃有余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也潜存着负面影响。如果作家将生活中的人和事顺手捡来随便揉和到一起，不经认真过滤和思索的话，将使作品流于浅俗，止步不前。池莉是聪明的，很能踩准时代的节奏，所以我们希望她的作品在受到人们欢迎的同时亦能经得起时间的咀嚼，更给人带来有益的启示。
小说的标准
《洛丽塔》写不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意识，但是，它是一部好小说，正如纳博科夫自己所说的：让我们享受一段审美快感。审美快感是人类生命中最美妙的精神生活。最好的小说当然就应该是能够使读者获得这种享受。
好的小说首先应该非常感性，它应该诱惑读者，刺激读者，使读者在小说的暗示下，体味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发挥他自己超常的想象能力，从而愉悦他，成熟他，丰富他，提高他。好的小说当然是应该有思想的。这思想是一种神秘的无声的传达。有时候会令读者除了叫好之外，无话可说，酷似接受一种神秘的暗示。如果思想简单直白地流露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让人一读，满口滚动思想名词，这就有卖弄的嫌疑和小说之外的嫌疑了。就好比世俗的气功大师，他们并不是教人练气功，而是引诱人们认可大师。
实质上小说就是小说，小说首先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小说与所有的艺术品一样，与花朵，舞蹈，绘画，雕塑一样。其要素便是它是否好看和迷人。我们不能坏习惯地一看见红色的花朵，就猜测它暗示着革命与暴烈行为。一看见裸体绘画和雕塑，就指责它在怂恿人们摒弃衣服。一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人被《天鹅湖》舞剧所吸引，就怀疑它是在通俗而堕落。中国虽然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毕竟现在也穿牛仔裤，超短裙和西装了。
珍惜自己
——读《小姐你早》的一点心得
98（1）班谢莉琳
在经历过柔风暖雨，清风明月般的浪漫爱情小说熏陶后，池莉似一阵飓风，吹开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出生活的本质。她写的常常是我们忽略、漠视或不敢正视的某些生活真相。“不是池莉残忍，是生活残忍。”现实本来就是这样。
女人，应该何去何从？《小姐你早》中三个被抛弃的女性向生活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抛弃女人的不止是男人，时代也在抛弃女人。“年龄是女人的致命伤。”
书中有一细节：
戚润物、艾月两人站在镜子面前整理头发。艾月补妆。补完说：“您带了口红吗？”
戚润物说：“没有。”
艾月说：“用我的吧。”
戚润物说：“算了，吃饭总归是要吃掉口红的。”
艾月对这件事却非常认真的，她说：“完全吃掉倒也无所谓，可它总是被弄残了，残了很难看。”
是残了。戚润物一心扑在事业上，勤勤勉勉，兢兢业业，对世事茫然不知。岁月无情，只四十多岁的她已灰头土脸，黯淡无光，那是一种恐怖。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朋友说，真是奇怪，在国外，女人到四十岁的时候，是最美丽的时候，有气质有风度，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像盛开的鲜花一样；而中国的女人，一进四十岁，就个个灰头土脸无精打采的，蓬头垢面，脸黄发灰，衣服穿得邋邋遢遢的，张口是孩子，闭口柴米油盐，一点女性魅力都没有。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妇女的普遍现象。这，更恐怖！
从文革中走过来的那一代，男女平等表现为女人要同男人干一样的事情，而且达到有意无意地掩盖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差异的程度。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自以为有“男性气质”或被男人看作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在那时，女人不仅要掩饰自己的女性特征，而且对于想表现出女性特征的意识感到羞惭，觉得那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
这种无视男女差异的“男女平等”是对女人的残害，女人就是女人，女人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青春年少的女人是，不惑之年的女人一样是。女人首先学会的就是珍惜自己。
不能把一生的精力耗在事业上，池莉劝告你，女人始终是女人，女人始终要回到自己家中；不能把一生的幸福牵悬在男人身上，池莉警告你，男人是势利的动物，女人的幸福要自己争取；不能一生沉湎在金钱中，那会使你庸俗；不要虚构爱情，那会使你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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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逃避热闹的女作家
（2004年07月27日）
池莉档案
女，1957年生于湖北，为武汉市文联主席，专业作家。
主要作品有《池莉文集》（七卷），长篇小说《来来往往》、《小姐你早》、《水与火的缠绵》等，散文作品《怎么爱你也不够》、《真实的日子》、《给你一轮新太阳》、《老武汉》等，作品集《池莉小说精选》、《一夜盛开如玫瑰》、《生活秀》、《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
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鲁迅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大家”文学奖、湖北屈原文学奖、金凤文艺奖、以及《十月》、《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的优秀作品奖，共约50多项。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有各种文字译本。
描述
中国不乏女作家，可是在星光日渐黯淡的文学星空下，很多人也只是眨眨眼就过去了。这个在十五岁时就写下了“只为你燃烧”的诗句，以此表达对文学的虔诚和向往的女人，如今已经出版了七卷文集。从被评价为“新写实主义”的《烦恼人生》到有点妩媚、有点委婉、有点残酷的《生活秀》，池莉一直为我们展示着真实的城市生活画卷。这个学医出身的女人将手里的手术刀换成笔后，同样将小市民的精神世界和“声名狼藉的日子”解剖地淋漓尽致、不留余地。这种来自世俗生活而又面向世俗生活的创作触角，获得了很多读者发自内心的共鸣，所以十几年过去后，池莉依然。
签约“世纪英雄”
近日，继著名作家海岩加盟之后，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又有重量级人物加盟，她就是被称为“最有人气的女作家”池莉。双方约定，凡是池莉作品，世纪英雄拥有将其改编为影视作品的第一优先权。
池莉为此专程来北京，与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世纪英雄董事长李博伦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池莉在签约后表示，朋友即是财富，她很高兴有机会结交在中国文化界影响力日趋上升的中信文化和世纪英雄的朋友们。
世纪英雄当初与著名作家海岩签约，并成立了“海岩影视工作室”，如今“池莉影视工作室”的成立，使得世纪英雄拥有了在中国最有影视感召力的两位男女作家。池莉的好朋友、著名导演冯小刚在获知池莉与世纪英雄签约之后说，他愿意获得池莉影视作品的“第二优先权”，虽然这是一句玩笑，但也说明了影视“大腕”对池莉作品的高度评价。
46岁的池莉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来来往往》把生活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刻画得淋漓尽致，并被改编成电视剧。根据池莉小说《生活秀》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赢得了极好佳的社会反响。
据了解，池莉在京期间，与她的老朋友——著名作家王朔、刘震云等会面。池莉离京前表示，她自1996年世界杯足球赛之后便“挂脸”，不再在电视媒体上露面，她选择生活在武汉郊外的乡间，写作之余种种蔬菜，躲避热闹，为心灵、写作和私生活争取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
“许多庸俗的热闹，是没有我的，有些热闹里面有我，上帝知道，那不是我的故意。”———池莉
1972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如火如荼，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却在深夜写下了狂热的诗句：“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的微笑，我的梦呓，只为你燃烧，文学！”这个女孩就是池莉。
在以后的日子里，女孩返城进了医学院，却依然挡不住文学的诱惑，又辗转去中文系读书……
三十载时光弹指即过。如今的池莉，身为武汉市文联主席，名声远播海内外。首届鲁迅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各种证书塞满了她的抽屉；由她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遍遍在各个频道热播。
■我用什么来安慰你和我自己呢
池莉是残酷的。如果一只手很美，她便会尖锐地告诉你：“指甲缝里积满了黑色的污垢。”隔着文字，我想象着她的目光：七分犀利，二分嘲弄，还有一分漠然和不屑。爱之深，故责之切。那些看似刻薄的描写或叙述里，蕴涵着她对种种生存状态的殷殷关注。她在写作日记里如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活着啊？我们是依靠什么在活着啊？寂寞和热闹，辛劳和安逸，贬损与荣耀，它们都依据着什么？它们又在如何左右我们的人生呢？对于这一切的拥有和丧失，舍弃与获得，我们的力量从哪里生发出来呢？朋友啊，我用什么来安慰你和我自己呢？最后，我明白了，用小说。”
■我感觉自己很酷
作为汉派小说的领军旗帜，池莉的小说一直众说纷纭。《有了快感你就喊》，是池莉新书的名字，也正是这个名字再次带来种种争议。对此，久经考验的池莉挥挥手，语气有些俏皮：“外界的说法可以存在，但和我本人是没关系的。其实被骂要比被吹捧好。骂是注射疫苗，被吹捧是灌输营养，营养过剩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被骂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很酷。再说，只要名字被提及，姑且就算见报率吧———这是谁说的？王朔说的。”
说到作品中包含的意义或问题，池莉指点着身旁葱绿的塑胶盆景：“比如说这盆花吧。人们制作了它，将它放在这里。你一定要说它有意义，当然也可以。因为它装饰了这个房间，或者说起到了别的什么作用。但作为一盆花，它存在于那里，它本身就是漂亮的，是一种天然的美好的事物。小说创作也一样。写作者用文字、结构等等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形象，这个形象能潜入到人们心灵的最深处，能由衷地打动人，作品就成功了。虽然，站在文字之外，你可以对它进行多层次理解。”
谈及对优秀作品的认知，池莉再次表现出她的尖锐。在阅读《政治自由主义》（约翰。罗尔斯著）时，她感悟：“不少所谓优秀的小说家，作品靠熟练的文字技巧架构，骨头就是道德信念，或者中国传统的道德信念，或者先锋的西方现代道德信念。当然，这样的小说会博得少数教条僵化的学院研究者的赞赏，因为这些骨头正是他们研究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读者正在唾弃简单廉价模糊的花拳绣腿式的小说，而大胆勇敢地喜欢着他们自己的作家。”
■《来来往往》的电视剧影响了无数人，我冷眼旁观，真是感到害怕
大凡媒体工作者都有这样的印象：如果不在特定的点儿给池莉打电话，那她一准不在；或者电话那头只有忙音传来。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她拔掉了电话插头，正躲在小书房里构思或者创作。
小说家大抵有两种，一种性情活跃，交游广阔，如海明威、毛姆；更多的人属于另一种，有着或深或浅的避世倾向。池莉当属后者。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会议和社会活动的请假大王。”
成名后的“躲藏与逃离”，是池莉的终身梦想。“我不要借助现代传媒的宣传，我只要我的小说在读者当中口口相传。”掰指算来，池莉已差不多六年没在电视媒体正式公开地露面了。不仅如此，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她从不参与电视剧的创作，即使是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电视剧往往会以一种对于生活表象的简单模拟，教化和替代人的真实生活与感情。《来来往往》的电视剧影响了无数人，无数人把自己当做了其中的演员，不知不觉按照剧中的方式处理自己的问题，处理得令人啼笑皆非。我冷眼旁观，真是感到害怕。”
每个新鲜的日子里，“早起，焚香，运动，喝牛奶”，在半饥饿的清爽状态中，“缓缓步入小书房，慢慢坐在电脑前”。窗外有一丛竹子，熟悉的白头翁鸟在枝桠间跳跃。这是池莉的幸福时光！
■生活碎片如同鱼鳞，散落在历史与现实的隐秘角落和路边草丛里，到处闪现迷人的亮光
家居闲暇时，池莉的伴侣有音乐、女儿以及一只调皮的小狗“皮皮”。
品鉴音乐如同创作文学，需要善感的心灵。写作过度狂热了，听听“冷清孤寂的古琴，就会让我心头冰凉如水”。1999年，一曲《忆故人》听哭了她：“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受不了了，往事历历，风起云涌。当时我起身离开了小船。独自跑到饭店的房间，让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无论工作如何忙碌，女儿永远是母亲心中的“太阳”。池莉曾写过一本散文集：《怎么爱你也不够》。女儿成长的每一步，都牵动着她的喜与忧。
她在日记里记载：“我停下写作，听女儿的琴声，一会儿，女儿来到我的小书房，想与我一起听音乐，我们就一起听音乐。然后，为孩子做午饭，为孩子做晚饭，再送她去学校……”
女儿军训结束后回到家中。池莉搁下手头的工作：“本想今晚再看一遍《看麦娘》的，实在没有力气了。她满身都是痱子，为她擦六神花露水，一边吹拂，一边抚摸，她哇哇乱叫，直到她睡去，睡得像头甜蜜的小猪娃。”
女儿爱吃母亲做的菜，称赞她的手艺足够开餐厅了。池莉则从柴米油盐里感受到了诗意：“女人，拍好了黄瓜，放在盘子里，等候爱人，白色的围裙上，溅了点点的翠绿……夕阳在慢慢地下去，微风中，市声喧嚣，麻雀在窗户上啾鸣。”
“皮皮”在身边磨蹭久了，池莉会带它出去散散步，和它追逐逗乐，或者替它洗澡捉虱子：“皮皮是我的小女儿，它已经在我身边七年了。皮皮紧挨着我躺下，舔我的脸和手，发出轻柔的呼呼声，很母性的声音。”
“生活碎片如同鱼鳞，散落在历史与现实的隐秘角落和路边草丛里，到处闪现迷人的亮光。”生活中的池莉，充满了女人味儿。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千龙新闻网）
简评池莉
1987年，池莉发表了《烦恼人生》，使广大读者产生了震惊。在“先锋小说”精心营构各种语言迷宫和故事圈套的时候，《烦恼人生》却透过纷乱、琐屑的原生态的生活表象而显露出了丰富的内涵。这篇小说“单枪匹马”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力。
池莉出生于湖北沔阳。高中毕业之后就同当时的广大青年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插队，并在农村当过小学教师。后开始学习医学，三年学习期满后到武汉钢铁公司当了五年医生。又重返校园，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芳草》杂志社编辑，后在武汉市文联从事创作，并任武汉市作协副主席。
1978年起就开始创作诗歌、散文。1981年起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等。《烦恼人生》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池莉的小说大多取材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呈现一种生活的本真状态。冷静的叙述态度，使她成为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
一、选择的困惑
池莉刚刚开始文学创作时由于年纪尚轻，虽然她在学校在农村中体验到了那种生活的艰辛与苦涩，但她仍用美好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生活，仍然用童年的温馨的梦想审视人们的现实生活，用诗意般的心灵和美丽的语言歌唱那些纠缠于各种矛盾中的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她的笔下流淌出的恰似一首首动人的小夜曲，但是在这些诗意小说的背后，却是对生活艰难发出的咏叹调。
池莉有着知青生活的经历，在她刚刚提笔创作时这段生活自然成为她的写作素材，在对知青生活的眷恋和回忆中描写了知青生活中的爱情、友谊、理想与忧伤，她以温泉般的柔情描写了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之中，虽然他们稚气未脱，但现实的生活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成熟了，懂得了友谊和爱情，知道了生活的艰辛。中篇小说《勇敢如斯》（后改名为《有土地就会有足迹》）即是这段生活的记录。涉世不深的伟秋宜靠坚定的信心、执着的追求，以纯朴为美，以高尚为美，最终成为生活的强者；纯情而又带有浪漫气质的赵罗娜，爱得深刻又热烈，虽然遭受到的是心灵痛苦的折磨，收获的酸涩的苦果，但最终也成为脚踏实地的强者，小说中的另外几位人物如忠厚的吕炜、朴实的欧光星、失足的容小多也写得各具个性。这篇小说是池莉以自身的体验，咀嚼亲身的经历而写成的，虽然写得平实，但也显示出了她善于编织平凡人的平凡的故事。
她的另一篇小说《青奴》更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青奴》形象是作品意象的一个载体，通过这一纯洁美丽的形象，池莉把诗意的梦幻曲弹奏得如梦如幻、如痴如迷。《青奴》比以一种写意——象征的艺术模式表现传统农业文化与城镇商业文化的冲突。作为一篇写意象征小说，它保留着一个故事的框架。
泽浩携青奴从黄埔江回到汉水流域的沔水镇，给人们带来了城市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使小镇上的人们从愚昧的生活中学会了讲究卫生，学会了美的追求。这些人原来守着肥沃的土地却拥有贫乏，他们傍依着清静的河水却环绕着肮脏，他们这里的男人宁可让酒灌饱也不用饭菜填饱，他们的女人情愿用蓖子蓖头也不用河水洗头。他们的男男女女都喜欢趿着鞋子，邋里邋遢地打发日子。青奴怀抱理想改变这里的一切。
她首先教女人们刷牙、洗发，此前这些女人从不刷牙洗发的。又教会她们开脸，使人变得面目皎洁。治好孩子们的病，使延续了多少代的吃观音土的习惯绝迹了。泽浩则教男人做生意。这时候他们代表的先进城市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冲击与改造。商业的观念、卫生的观念、美的观念开始取代原来自给自足、不讲卫生、不知美丑的落后生活方式。更为有趣而深刻的是，作品表现了这两种文化冲突的复杂状态，并不是先进的城市文化一来，落后的农业文化就销声匿迹了，而是有着拉锯状的反复交锋的过程。
关键的问题在于泽浩身上有着浓重的乡村文化基因。他教会了人们经商做生意，他自己经营的商行却停业了，因为小镇上的人们每家商行开业都请泽浩主持，而每次他都喝得大醉，然后就去狂赌一把。“泽浩起初不愿意这样，但一旦这样他便不能违例了。他是太阳，应该公正地向每一家洒去阳光。厚此薄彼是家乡祖祖辈辈深恶痛绝的丑恶行为，泽浩天性就容不得厚此薄彼。”
泽浩的这种想法是一种乡村情感方式，是一种功利的人情关系。但青奴由于不肯给泽浩钱还赌债而被他杀死后，泽浩也远走他乡。这正是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反扑。更为悲伤的是青奴死后的遭遇，一开始人们准备厚葬她，女人们手掌拍地，“嚎丧嚎出了青奴千般的美丽和万般的好处。”可是人情薄如纸，传统的道德偏见很快占了上风。人们对青奴葬礼的改变，说明这时乡村文化完全淹没了城市文化。
这篇小说采用了魔幻笔法，让青奴如一个谜，不说她的身世和来历，让青奴生前清白如水，死后藏有大量金珠财宝，又让同样来历不明的德先生为她徇情而死，使青奴成为纯洁、正义、善良的象征，批判了人性的丑恶、贬斥了物欲罪恶和世态炎凉。
这篇小说鲜明地体现了池莉对诗意的人性美的歌颂的审美理想，也同样表达了她对生存选择的艰难的困惑，对美好毁灭的惋惜和对世俗的讽刺。
二、生存的烦恼
真正确立池莉在当代文坛地位的作品是《烦恼人生》。这篇作品集中地体现了池莉的写作态度和写作风格。可以说以“烦恼”概括她的作品有一定的准确性。总之，读完池莉的一系列作品后，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烦恼人生，人生烦恼，人生总是甩不开的烦恼，烦恼总是与人生形影不离。
同时，为池莉赢得盛誉的这些作品也有类似文化上的特色。《不谈爱情》写婚姻的烦恼，《太阳出世》写了生育的烦恼。《金手》写了爱情的烦恼，《一去不永不回》写了青春的烦恼，《白云苍狗谣》写了事业的烦恼。可以说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生烦恼三步曲”。
这些作品所集中探讨的，是中西哲学和宗教共同关心的人生“烦恼”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把“烦恼”看作人生乃至人类无法摆脱的一种生存的困境，认为造成人生“烦恼”的根源是人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和需求。既然如此，从根本上摆脱人生“烦恼”的办法唯一的只有同时也让人生得到解脱。池莉的作品深得此味。
池莉所描写的烦恼却又是生活之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会遇到的烦恼。《烦恼人生》中主人公印家厚，现代化钢板厂的现代化操作工，经过了日本专家的严格培训，他对工作充满自豪感，他的精神状态极好。但是低层次的文化现状——物质的和精神的，在整整一天之内，不断地袭击他，使他成为生活的被动者。房子狭小，夫妻纠纷，乘车拥挤，儿子的教育问题，评奖的不公等等。“仅仅只过了四个钟头，印家厚的自信就完全被自卑所代替了。”这种种低层次文化状况带给他的烦恼“几乎没有一刻使他不在为难之中”。但他并不灰心丧气，仍然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明天。这正是普通工人的可贵之处，坚强、理智的可贵之处。
《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在他结婚之前快乐地生活着，他结婚结得并不顺利，但那些烦恼很快就被新婚的喜悦冲淡了，更何况当时又是两个人在同舟共济。所以吉玲对烦恼的体会，要远比庄建非深刻。但烦恼对每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庄建非很快地体会到：婚姻磨练男人。同样，男人的确比女人更需要磨练，女人比男人更多地接触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因而更务实，也更懂生活。
至于庄建亚那样“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人，大概便只好下定决心去当“老姑娘”。然而，“当代中国也不容忍独身的女人”，因此庄建亚也有烦恼。
三、独特的视角
池莉被认为是“新写实主义”的一位主将。新写实主义强调表现生活的原始形态，绝少作家的情感投入和主观想象、反对人为地粉饰和拔高现实。
池莉的小说突出人生的过程，它强调过程本身的含义和意境，强调还原生活，回避理性概括的阴影，避免各种习惯的“深度模式”。她不是有意告诉我们什么，而是让我们自己“观看”，“告诉”的东西总是有限的，而在如实地追踪生活的过程中，却能激起我们复杂的、难以言叙的人生感受，统一起历史与人生的秘密。池莉更擅长于表现市民家庭生活，反映世态人情，下层人民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心理；沿流溯源，又映射起和包含了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意味。
池莉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而她的“新”正在于观照角度，也就是新的现实观。这里没有“英雄”和“普通人”的对立，没有超凡脱俗的“神圣”原则和精神意志。在池莉的小说中，离开了世俗生活就再没有真正的“现实感”，脱离开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人生历程、基本需求、欲望与困惑、便也丧失了现实的普遍意义。池莉对于市民生活、市民文化心理并非是取一种冷峻的、批判的态度，而是先予以充分的理解，理解中的同情及同情中的表现，从下层市民的生存实际出发，尊重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乐趣，其中也包含着人性健康的活力和质朴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