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
王绯
张洁1937年生于北京。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的祖籍为辽宁抚顺章党区下哈达村。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为国家一级作家，并被国务院
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作家。她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
作家，并获1989年度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1992年2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选举
为该院荣誉院士。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荷兰、
意大利等十多种语言，近30部译本。
张洁：转型世界感
——一种文学年龄的断想
沃林格认为，决定艺术活动的“艺术意志”来自于人的日常应世观物所形成的
世界态度，即来自于人面对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态度。沃林格把这种态度界定为“世
界感”，指出它所包括的人对世界的感受、印象以及看法等主观内容，并将其归结
为客体对象的派生，一旦“世界感”内在地转化成“艺术意志”时，它便会在艺术
活动中得到外在显现，“世界感的各种内容就像在民族的神谱上被发见一样，同样
也在艺术风格的发展中被见出”。
女性的世界感是双性的，表现为以纯然女性的眼光和面目观物应世所形成的心
理态度和作为普泛意义的人的身分面对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态度的复杂融合。女性的
世界感制约着女性的艺术意志，不仅构成了女性创作风格的内化和外化的双重特征
——即我所归纳的在纯然女性眼光的观照下，作为对妇女自我世界的开拓和女性心
灵外化的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内向性女性文学批评；由中性眼
光观照社会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超越妇女意识、妇女的感情和生活，旨在创造一种
不分性别的小说文化的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和与此相适应的外向性女性文学批评
——还会因着女性世界感的变化，驱动其风格形态转型，并赋予这种转型独特的认
识价值。而这样的认识价值只有在女性的阅读期待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揭示。
在这里，张洁也许是一个最好的研究对象。
你读《他有什么病》，读《鱼饵》和《横过马路》，再读《只有一个太阳》，
会为张洁风格形态的转型吃惊。很难相信，一个曾经写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而给人以强烈的古典主义印象的张洁，一个曾
经写了《谁生活得更美好》、《方舟》、《沉重的翅膀》而给人以正统的现实主义
印象的张洁，竟能那么彻底地反叛自己骨子里的诗情与崇尚，如此迅捷地从古典理
想主义跌入冷峻的现实主义，继而转向现代主义。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当代作家，特
别是女作家像张洁这样从唯美走向市五，在极其明快的风格变换中显示出自己的文
学年龄，仿佛从文学的少女时代一下子跨入成年时代，又迎来文学的更年期。
张洁是个谜。风格形态的转型仅仅是表面现象，它的背后藏着值得探究的东西。
破译张洁的转型之谜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1
张洁拥抱着关切着怀疑着冷视着的无疑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给予我们大家太
多希冀太多诱惑太多疑虑太多失望的世界。作为感觉世界的主体，其世界感的变化
牵连着时代和社会的律动。张洁风格形态的转型无疑是这种律动的派生。
其实，那时候，她像许多人（特别是她那一代人），甚至像我们这个国家，已
不太年轻。但是，渡尽“文革”劫波后受尽创伤的心，并没有妨碍她像清纯少女一
样用诗情和音乐编织希冀和童话。她是诚心诚意的，没有一点矫情和造作。在她的
笔下，伟壮神秘的大森林虽然幽禁着愚昧时代的残酷，残酷时代的罪孽，掩埋了乱
世之秋被政治的屠刀宰杀的冤魂，却没有因此而扼断那个叫孙长宁的“从森林里来
的孩子”“明亮、质朴、优美的散文诗似的”笛声。十年大劫，隔着生与死，在张
洁的眼中并没有带来世界的毁灭和末日，却仿佛那个惨死的音乐家梁老师优美而高
尚的灵魂的一次涅(般木)。她以生者对死者遗业的继承，张扬一种“对光明的渴望，
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的信奉，以美的灵魂对美的灵魂的培养昭示一种弥
散着宗教情绪的永恒。她甚至倾心为那个从森林的血泊中走出去的孩子安排了足以
告慰无辜亡灵的光明前景，让他在新的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下意外地考取了音乐学院，
努力使所有的人相信等待着他的是“一个美丽而晴朗的早晨———一个让他们一生
都不会忘记的早晨。”
没有一点点两次世界大战后笼罩人类的世纪末情绪。上帝并没有死去。在张洁
那里，满目皆丑皆恶的灰色绝望也许意味着大逆不道的堕落。像许多许多人，那时
的她顽强地守护着特殊的文化教养融化在民族骨血里的那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的虔诚，像守护着万能的上帝和大慈大悲的神。或许正是这份融着可悲的崇
高，也融着可爱的朴拙的少女式纯情，铸成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大有韧性的
神经。真不知是应该为自己骄傲，还是应该为自己悲哀，张洁就处在这种无法悖逆
的民族集体情绪的惯性中，带着特有的虔减去修补一个破碎的伤痕累累的世界。在
《有一个青年》和《谁生活得更美好》中，她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理解了社会动乱造
成的缺乏教养的一代人粗鄙和玩世不恭行为下掩盖着的痛苦，看到了拯救他们的希
望。犹如圣母玛利亚面对迷途的羔羊，她深情地呼唤我们都去做讲文明懂礼貌知上
进的好孩子。在她的心里，这个世界真正充满了希望，更应该真正充满爱和信任。
就像纯洁的少女希望世界开满不败的鲜花，张洁极力使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不会垮掉，
也没有垮掉的一代。
正是这样的世界感主宰了张洁的艺术意志，使她对美表现出格外的偏爱。于是，
她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唯美崇尚去劝诫去教化，表现出一种近乎宗教膜拜的倾向。
这样讲并不过分。因为人们对于世界的审美态度和对于世界的宗教态度本是相
通的，都离不开自身的感情和感受。宗教膜拜，常使一部作品的审美职能由于受到
宗教职能的排挤，或归于从属地位，或两者合一。但是在张洁那里，对于世界的宗
教式感受是世俗化的或人格化的，并不表现为对超验的仰慕，而是对与被感知的物
质世界相对应的一种精神本原的化身（或一种学说、主义）的崇尚，对被神化的特
殊人物或集团的无限信奉。现代迷信使张洁对自己的崇尚和信奉，像笃实虔诚的教
徒对神体验着各种积极美好的感情。于是，她调动起全部艺术手段来表达自己对
“心中上帝”的赞美、虔信和热爱，旨在肯定某种带有宗教意味的思想、情绪和观
念。而这样的思想、情绪和观念已依照一种历史的惯性像上帝那样主宰着民众的意
志。要挣脱它无论对谁都很难。
事实上，一场大劫并没有把人们完全推出历史惯性的牢笼。人们并不希望上帝
死去。
也许该庆幸。因为，不管世界如何破碎如何丑陋，只要人们心中的上帝不死，
就不会丧失对这个世界美的感知。
这样，处在文学少女时代的张洁就不能不做唯美的信徒，那种非常女姓化的古
典抒情方式，将她的小说指向诗。
2
《爱，是不能忘记的》使人看到了张洁，理解了张洁，认识了张洁。她其实是
在无数古代佳人蛰居的情感避难所抒写爱的心灵价值之美，继续的是一个有渊源的
爱情主题。
心灵的价值是代价的体现。几乎所有注意张洁创作活动的人都相信《爱，是不
能忘记的》一定来自主体痛苦的人生体验。正是这样的体验，才使张洁领悟了爱的
心灵价值的份量，得以从内知而非旁知的叙事角度深入钟雨的心灵——情感世界，
向人们展示出如此残酷的文化事实：爱因为不能自由地兑现才不能忘记，因为不能
忘记才获取了特有的心灵价值。
这是文化的必然，也是文明的涩果。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便开始承受人类
生存的痛苦，然而谁又能因为这不可逃离的痛苦认定他们不该吃那智慧之禁果？文
明的进步以牺牲人类某些天性所希望的自由和幸福为代价，谁又能抗拒文明，超离
文化而生存？文化与生命的永恒冲突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制约着人的命
运，成为无法抵御的铁律。在这道铁律之下，人是渺小而可悲的。
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意志，性爱虽然总是伴随着与所爱对象合一的热切愿望，
但是，文明的铁律之下，人类的爱欲必然会受到种种逆天性的禁抑。爱而无法自由
兑现便赋予了爱自身无穷的悲剧性。人类之情爱正是在文化与生命的永恒冲突之下，
在其自身无穷的悲剧性中显示出崇高。抒写这种崇高感，揭示爱的种种悲尴性是古
老的文学主题。只有在这样的主题之下，才能流溢出钟雨那般沉重又痴诚的古典诗
式的情绪。
钟雨在除了一夫一妻的婚姻以外对其他性关系施行禁忌的文明性道德的压抑之
下，度过痛苦熬煎的人生。当没有理由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去拆散一对虽不是因为
爱情而结合却生活得和睦融合的患难夫妻，又无论如何不能阻遏自己从爱欲中迸发
出的对生命的追求时，钟雨陷入了现代人生存的困境之中。她不得不在对一个有妇
之夫的热恋里苦苦挣扎，在行为方式上屈从于文明性道德的压抑——她和他没有握
过手，仅有过一次在毫无诗意的初春的夜晚彼此离得很远的默默的散步；他们相约
要彼此忘记，怀着恐惧躲避着“我爱你”的情不自禁的发抒；她只能把彻底忘记爱
的希望寄托于时间与空间的迁延之中。然而，爱欲中蕴积着的炽烈的生命活力，顽
强的生存意志，使那份背逆文明性道德的爱反而化为压不住割不掉剪不断的痴情深
藏在心底，并且以纯情的形态在幻觉中和物恋里被深化和强化，“就跟一棵大树一
样，它的根越来越深地扎下去，要拔掉这生了根的东西实在太困难了”。她外出归
来，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享受被他接站的幻觉；她把笔记本当作他的替身尽诉衷肠；
她像中了魔症一般恋着他送的一套契诃夫小说选。这种精神之恋不仅越出了伦理的
樊篱，也超越了生死。他的辞世并没有中断她在笔记本上的衷肠独拆，使寻常意义
的象征在此获得了强大的系恋力量。那套契诃夫小说选亦作为幻觉中爱情的信物同
她的灵魂一起进入天国安息。为了不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自己，是文明性道
德之下良知的趋使；因为割舍了自己又无法抗拒爱欲中燃烧的生命活力，把现实中
无法兑现的爱系恋于幻觉与实物便成为钟雨唯一的选择。钟雨的纯情在某种意义上
是文明性道德巨大压抑的产物，它藉着一种神秘的人性力量与深度所昭示出的爱的
心灵价值，标明了文化在残酷中建立的伟绩，对于这一点，早已有智者议论过。
一位叫杰盖塔·霍克斯的女性在《地球上的人类》一书中指出：“有这么一个
物种，从贪欲好色的无尾猿派生而来，现在生活在从小彩蛾到飞猛犸所有生灵都能
自由放任，随意交媾的世界上。唯有这一个物种，把未免过于残忍的清规戒律强加
于自己的每一名成员身上。且不论这种集体意志从何而来，它反正强施这些限制。
而人也就将此限制视作神祉的旨意而接受。乱伦十恶不赦；越来越令人敏感的行为。
精力情感被禁锢，被贮藏，因而得以增强，为创造文明具备了条件。”
弗洛伊德在《论爱贬值的一般趋向》中也写道：“当爱欲需求易于获得满足之
时，爱欲的心灵价值便会被贬值下来。……例如在古文明的衰落时期，爱便变得毫
无价值，生命是呈现一片空虚。这时我们便亟需一种强烈的反动结构来重振此种不
可或缺的情感价值……事实上，基督教的禁欲趋势曾创造了爱的心灵价值，此种心
灵价值确然是古代的异教徒所无法呈现的……”
也许，这正是人类生存的辩证法。如果人性与良知没有泯灭，我们就没有理由
认为钟雨不应该那样地爱。《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深刻性在于真实地反映了文明
性道德之下民族的某些生存状态。
从探索社会学问题的角度看，尽管这篇小说被张洁视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
《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试图用文学形式写的读
书笔记”，但是它所触及的却是一个近乎无解的生命难题。弗洛伊德曾把人类婚姻
的文化发展过程分作三期，指出：“在第一期里，种种不能导致生育的性行为方式，
也能自由自在地去做。到了第二期，除了达成生育的那一种，所有其他满足性欲的
方法都将被压制。然后是第三期，这时便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是性目标了。”
他认为文明的性道德是这第三期的代表，在这个时期，文化所要求的标准更加提高，
性自由更受限制，因而生性强悍公然反叛的人剧增，同时生性较弱，处于文化势力
与他们本身反叛天性的双重夹击之下，用心理症状来逃避冲突的人，也会增加不少。
钟雨近乎病态的精神之恋可以看作是这种双重夹击之下的情感畸变。从性心理学的
眼光看，物恋能使一种寻常的象征得以偌大的教人系恋的力量，钟雨以物恋方式的
纯情激发去替代性爱积欲与解欲的过程，既是天性的文化抵御，又是无奈的文化逃
避。这是她在文化与生命的永恒冲突下自己找到的理想的性爱避难所。这个避难所
也曾是无数古代佳人的唯一归宿。
人类对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讨论得太久太多了。说结婚如同勒紧绞索，仅仅死
亡才能解开它；说结婚如同铸成一把剪刀，双方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分离，而
且只能朝相对的方向行动，插足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必将自食其果；说一夫一妻制
是一个理想，无论这理想多么可爱，终究是一个大错，是一个在根本上自私而反人
性的制度；说一夫一妻制是最理想的婚姻，但同时伴随着缺陷，使爱的激情不能持
久地保持下去，并和婚姻无法共存；说一夫一妻制一旦增加了弹性之后，就可以杜
绝没有弹性状态下所发生的种种流弊；说婚姻不止是性爱的结合，建筑在相互依赖
与效忠基础上的婚姻仍然坚定而震撼不得……可谓五花八门。弗洛依德曾以一种否
定的情绪发问，建立在一夫一妻制之上的文明性道德值得人们去为之忍受牺牲吗？
但是，他在发问的当儿恐怕自己也不会想到，一旦人类彻底摆脱了文明的性道德的
束缚之后，性爱关系越趋于开放，性与爱就越容易陷入陈腐化的泥沼，从而带来性
行为的无意义，自然也破坏消弱了爱的心灵价值。这一点，目前已为一系列由于高
度奔放的性自由所造成的性衰疲等西方社会学家所证实。
可能，人类面对性爱的生命难题，无论是持钟雨式的古典态度，还是非钟雨式
的现代态度都无济于事。性爱的无穷悲剧性如同悲剧在人类生命中是基本的、不可
避免的一样，产生于生命意识对实际能力的超越。随着人类生命力量的增长，生命
意识的扩展，必然会不断产生新的欲望，但是欲念的意识在实践中必然受到种种文
化力量的阻遏，悲剧就出现在意识越出了实践能力的虚空地带。因而，性爱的悲剧
亦同人类生存的悲剧一样具有永恒的可能性。
钟雨的爱越出了将那爱得以兑现的能力极限，于是在其间的虚空地带产生了钟
雨的悲剧。这悲剧则因着爱的心灵价值而显示出古典意义。
应该说，揭示最高人性意义的心灵价值，是古典式爱情悲剧内在的美学追求。
那么，写了《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张洁给予人的印象，自然也很古典。
《爱，是不能忘记的》趋于痛苦理想主义的古典情绪，在《祖母绿》里比为无
穷思爱。曾令儿的无穷思爱却郁结着沉痛的妇女经验。从反省的意义上审视这种经
验，便使这部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认识价值。
爱的外延太广了，很难以确切的定义恰如其分地表述其内涵。作为一个宇宙本
性概念，爱应该是一切价值和能力的最高形式。利他性的本质则决定了爱潜在着一
股神秘无边的强大力量，而且在个人、社会及人类社会生活、心智生活、道德生活
上表现出创造力和治疗力。
曾令儿的爱创造了特定历史时代生命的奇迹，治愈了命运对她的戮伤和残害。
女性之爱在这里是全心全意的投入，是高度的忘我，是无条件的付出而不求回报，
是无畏的牺牲，是勇敢的护卫，是慷慨的恩慈，是宏大的包容，是恒久的忍耐。仿
佛受到了圣母般宗教情绪的召引，曾令儿的无穷思爱使她的一生显示出超凡的人格
力量。
这是一个弱女子拼出全力替一个男子速风挡雨，因而把自己打入人间地狱的故
事，重复的是女人为爱情奉献和牺牲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古老文学主题。虽然曾令
儿实际上像一株在狂风暴雨中可以为政治肆意揉搓的小草，明明知道那样的挺身而
出意味着对个人政治前途、功名事业、平等自由和女性尊严的彻底葬送，却义无反
顾，怀着超凡入圣的快乐自觉承担本该落在左葳头上的右派罪名。左葳自然是无辜
的，但是在人性上又是懦弱、自私和薄情的，使得曾令丛无畏的牺牲、勇敢的护卫
和慷慨的恩慈所换得的竟是一场爱情的暴死。她却以宏大的包容面对这情感的变异，
不希望看到挣扎在道德自我完善中的左葳用生命的谎言对她掩饰真实，便用一个夜
晚走完了一个妇人的一生，在彻底完成了和永诀了与左葳的爱之后，又带着他们爱
情的种子坦坦然然地走向劳改的人间地狱。执著的仅仅是属于自己的那份爱，却把
重新选择生活的自由与权力全都交给了左葳。在非人的生活境遇里，她身兼着男人
与女人，母亲与父亲的双重角色，独自承受着非婚生育所招致的种种非难，经历了
肉体与精神的惨痛折磨。没有怨愤，没有逃遁。20年边陲忍辱负重的炼狱，她凭借
爱焕发出的惊人的创造力与治疗力战胜了灾难。尽管命运给予她一次次诸如历尽艰
辛养大了爱子又被死神夺去那样残酷的打击，却始终没有冻僵和改变她那颗无穷思
爱的心。乃至20年后，当左葳的夫人卢比河向她抱怨“我们多年来，争夺着同一个
男人的爱，英勇地为他做出一切牺牲，到头来，发现那并不值得”时，曾令儿的回
答竟是：“别这样说。你爱，那就谈不到是牺牲。”
的确，无穷思爱像曾令儿，像她的一生，也像许许多多女人。只有女性才可能
有曾令儿般的无穷恩爱，因而使人间平添了那么多从古到今久盛不衰的痴心女子负
心汉的故事。抛开造成曾令儿厄运的特定历史政治背景，仅仅从人性的角度，我们
可以从曾令儿身上领悟到一些关于女性之爱的真谛。
由于男女两性的文化职责不同，又因其生理与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他们的爱，
特别是情爱的意义是不同的。拜伦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女
人生命整个的存在”；尼采说：“女人对爱情的意义了解很清楚、它不仅需要忠心，
而且要求整个身体和灵魂的奉献，没有保留，没有对其他事物的顾虑”；西蒙·波
娃说：男人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伟大的情人”，因为“在他们生命之中，在他们
的内心还停留在自我中心的状态；他爱的女人仅是有价值的东西之一；他们希望女
人整个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但是井不希望为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女人而言，正
好相反，去爱一个人就是完全抛弃其他一切只为她爱人的利益存在。”这些看法表
达的是私人经验，也具有人类的意义。
人类的无私之爱应追溯到母性。女人所承担的繁衍种族的文化责任，使她们情
愿为种族牺牲个体，从而获得了一种巨大的保护和滋养人类的力量。血肉的孕育使
女人自觉地将自我奉献性的爱抒发出去而又不求报偿。女性之爱的全部特征则首先
来自此种天然的赋予。然而，母性又不仅是天然的、生物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
由于文化的布置在传统的律令上重复加重了对本能的驱策，通过文化势力的作用将
人类天然的趋势扩展或分化，母性的原始本能便受到了文化的统治。几千年来以男
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强化了女性无私之爱的天性。比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了保证私有
财产继承中种系的纯正。对妇女施行了种种严法厉律，迫使女人不得不从一而终，
无形中强化了其天性中无条件奉献的品格。古代无名氏那种“我欲与君相知，长命
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爱的痴
诚，既可以看作女人对爱情毫无保留的身体和灵魂的绝对奉献绝对忠实，也隐含着
在文化布置之下，女性爱之本性被逆向强化的深刻悲哀。“与君绝”在封建礼教下
的后果对于女子是不堪想象的。“三从四德”、“七出”、“女诫’等等律令使女
性之爱的自然本性所受到的消极方面的扩张和强化，造成女子在爱情婚姻上与男性
态度的本质差异。当人们为曾令儿的故事所感动，当人们赞美女性如何像上帝化生
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又如何以她无私的爱去弥补这个破碎的世界，抚慰千百万伤
痕累累的心灵时，几乎很少有人超越（或对抗）文学史的评价，指明其中所隐藏的
文化布置与训练的残酷性。曾令儿并没有割断与古代无名氏的情感血缘，而把那样
的痴诚遗蜕为无穷思爱。张洁同样无意于这种遗蜕的文化检讨和批判，对传统的偏
爱则注定了她只能以唯美的形式去认同和沤赞女性本能的天然赋与，用无穷思爱去
歌颂去消解文化布置下的残酷与丑恶，就像一个少女面对淫邪会拼尽全力去坚守自
己的贞洁和浪漫。
由此，我们看到了文学少女时代的张洁那种虔诚的宗教膜拜情绪，那种由古典
崇尚和唯美的传统偏爱所造成的她对历史、社会、现实人生太理想太纯真太朴拙的
体认。这样的世界感，无论在女性的意义上还是在具有普泛性的人的意义上，都只
能造就古典唯美风格的张洁。
这时的张洁，肯定有自己心中的上帝。
3
你是否相信，无论是谁，只要他有自己心中的上帝，那个上帝实在不那么容易
死去。然而，宗教般信仰灵光的暗淡，会使人们不甘于诗情画意的迷惑与陶醉，而
对自身和世界的审视更富于现实感，对人生的理解也更接近原色。
虽然说不清为什么，但是你恐怕也像许多人一样会慢慢意识到这个世界怎样以
一种巨大的迫力冲击着人沉溺在宗教情绪中的世界感。你一定体会到了时代的变革
怎样校正和改变着全民的心态，使人们不再少女般的纯情甚至开始反悔自己的朴拙。
于是，你感到自己不能不变得复杂，不能不去直视和证实种种人生的鄙陋和人性的
诸多缺陷。但是你依然没有丧失自己对世界的正面理解，你固守着一种正统的世界
态度，即使有满腹牢骚也会把握分寸。
这也是张洁。
告别古典唯美，对于她或许只是一个早上的事。她不再劝诫，不再镜花水月般
地理想和浪漫，也不再继续古老的文学主题。她像妇人一般地成熟了，并且喜欢以
一种冷静、客观、老练的中性眼光审视生活，观照文学。既非古典又非现代的严肃
的社会人生把握把她送进文学的成年时代。作品内质的现实化和批判力，作品秩序
的均衡与常态化，叙述格调的生活化、非诗意色彩和向原生状态的趋近，使张洁这
一时期的小说具有冷峻的现实主义力度。
张洁在转型。人们像以往一样欣赏她，同样给予她获奖的殊荣。这样的接受，
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共鸣，一种基于共有世界感的认同？
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条件尚未成熟》可视为一篇契诃夫式的心理
暴露小说，张洁对为政治和仕途异化了的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给予无情的解剖，其
风格之冷峭，感觉之锐敏，思想之深刻，使人几乎看不出那是出于女作家，特别是
张洁这样曾有着唯美崇尚作家的笔墨。浪漫的情致再也无力消解积垢于现实人生的
假丑恶，内视知识分子的丑灵魂则打开了对于整个民族进行文化反省的空缺。获茅
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紧紧追随改革，其政治意识和对现实的透视力
亦没有局限于女作家狭窄的视野和纯个人的生活与情感体验中，人情人性的贯穿又
相应地使硬性大题材得以软化，避免了同类题材的弊病。
几乎一下子就找不到了文学少女时代的张洁，就像你，像许多许多人再也找不
回自己以往对世界那份宗教般的虔诚，像人类再也找不回被岁月埋葬的遥远的童年。
世界感的变化使张洁即使用纯然女性的眼光观照人生与文学，也不可能是虚幻地飘
浮于理想王国的精神邀游。她不再古典。
《方舟》的题记道出的是身处男性宇宙格局里的现代妇女的忧怨——“你将格
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感觉不到《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里那
种少女般的情愫，没有了温婉、痴诚、深挚的古典诗式的情绪流动，更没有了从女
性的心灵升腾起来的对人生和爱情的童话般憧憬。大多的尘世磨砺和人生受戒后的
成熟，好像使张洁的心和感情一点点变冷、变硬，痛苦理想主义的张洁，无穷思爱、
九死不悔的张洁终于成为陷入世俗人生的愤懑与幽怨的张洁。于是，她以一种严刻
而冷峻的老练苛责世间的不平，特别是处在男性宇宙格局里坚持“反宇宙”态度现
代妇女的不幸。或许，只有张洁这样的女作家才有资格说明女人的处境，才能从骨
子里理解荆华、柳泉、梁倩们为什么身在男性为中心的宇宙里偏偏以反叛和受挫的
态度来对付这个世界。独立的人格意识使这些“寡妇俱乐部”的成员执著于自己超
现实的能力，于是不趋附于现成的价值认同，不屈从传统的公众舆论，甚至不屑于
世俗的安逸。她们以无性的姿态面对事业与人生，却无时无刻不为男性宇宙中传统
的价值观所排斥，落入孤独、困窘的境遇中。生活的图样在这些足以与男性匹敌的
强女人手下绘制得无味、马虎又潦草，她们甚至养不活一盆花，没有闲暇生炉子，
不愿意认认真真地做饭、煮开水，却又不能不像男人一样为了起码的生存去卖苦力。
得不到异性的抚爱与帮助，也无需像贤妻一样去操纵丈夫，自由和独立携着沉重的
生活压力和灵魂的无所依傍。她们只能自己为自己酿制若酒，再与自己干杯。彻底
抛掉了无穷思爱和脉脉含情的张洁，极力用现代妇女的幽怨说明女人完全有理由也
完全有可能不去崇拜男性创造的神抵，不把男性的宇宙当作卓越的现实，不认同这
个宇宙格局中习俗的绝对价值，甚至不顺从此种文化布置下分派给她的角色，女人
有权力反叛或否定一种不合理的文化并改变这种文化给予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张洁
并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与悲哀，她看到了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联合起来向现存世界挑战
的现代妇女悲剧的必然，并使人认识到妇女的真正解放除了有赖于个体或群体的精
神觉醒与实现水平，也有赖于整个社会和全人类的解放尺度，没有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的和谐发展，任何超前的精神追求都会落入现实的窘境中。《方舟》中妇人的
不幸，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精神与物质间巨大落差的悲剧。老实说，在我们目前的社
会条件下，妇女无力承担太多的人生角色，无力独自一个人应付繁重驳杂的生活压
力，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也使当代中国妇女难以享有西方独身主义者的精神
与自由。由西方女权运动衍生出来的独身女性的那种对性别角色的否定态度，那种
贪欲一切足以增进个人自由发展的精神，那种沉湎于借游戏、旅行、艺术等满足个
人发展的愿望，那种执著于按照个人的兴趣自由从事休养、娱乐、社交、社会工作
或私人慈善事业的追求，对于挣扎于“方舟”的中国妇女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
张洁怎能不慨叹：“做一个女人，真难。”她穿透了人生。“方舟并骛，俯仰极乐”，
那极乐的世界在哪儿？
张洁在幽怨中怀疑。然而，正统的世界态度的左右，又使她不失批判现秩序的
节度。
4
张洁在文学成年时代所显示出的自我超脱力是惊人的，表现为与社会和政治意
识的亲合，与以往的女性情绪的疏离（比如《方舟》中所谓的“女性雄化”），以
及对于正统、严肃的世界态度的烙守。她把自己以往建立在古典唯美之上的那份独
有的璀璨，淹没在保持着正统严肃面貌的社会现实批判中，淹没在对政治的领会中。
她的转型，是一种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代价的付出。
从《他有什么病》开始，张洁好像突然变态了。在这一次大幅度的转型中，她
反叛了自己在文学成年时代那种成熟的严谨，那种寓于常态情绪的人生感慨和幽怨，
那种不失正统面目又饶有分寸的社会把握和文学观照。仿佛是终于沉入到生活的渊
底，把这个世界看了个底儿掉，张洁不仅仅是怀疑，而是对世界彻底失望。如果说，
这样的失望带给人类的是精神的衰老和畸变，带给张洁的则是一种犹如人生更年期
的焦躁和怪癖。变形的中性眼光的文学观照，现代荒诞形式的社会人生把握，作品
内质的超现实化和文学情绪的非常态化，作品秩序的不均衡、紊乱与抽象化，以及
创作心态的审丑趋向，使她这一时期作品表现出一种来自反面的指控、反抗、否定
的性质。张洁变得老辣、尖酸、刻薄，显得玩世不恭，又好讽世讥俗。她似乎在着
力于一种恨与厌恶的宣传，在充满无人情的恨怨和以毒攻毒的嘲谑中，戳穿的是世
道人心的阴暗，使我们领略到的是一种犹如恶作剧式的游戏谜底。
是由于社会本体日复一日地堕落？对心中上帝信仰的毁灭或抛弃？由于对这个
上帝恋情的历史惯性？虽然依然难以说清，但是你不能不承认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太
多的人生悲剧体验使人们普遍被一种“畏”苦苦折磨着——存在主义哲学家基尔凯
郭尔把人们无名的世界虚无和恐惧感概括为“畏”，认为它包含着厌烦、忧虑、失
望三个层次。——谁能对“畏”的世界感所激起的那些怨声载道，那些亵渎，那些
调侃，那些扬着突发机智的黑色蓝色灰色黄色的“民间幽默”无动于衷？张洁尤其
不能。她肯定像许多人一样被“畏”的世界感所笼罩。不然，她为何携着同样的亵
渎、调侃和杂色的民间幽默，彻底跳出了美的圈定，落在了“对抗美学”的边缘，
偏偏为自己挑选了一付丑的滤镜？倘若你能够欣赏此时的张洁，我敢说，这样的接
受就是一种共鸣，一种世界感的认同。
是存在的荒诞不经逼出了现代主义的离奇古怪的恶作剧和文学游戏，也迈出了
张洁独有的文学机智。这样的机智使张洁再一次获得她在文学的成年时代被一度淹
没的辉煌。《他有什么病》以亵渎的口吻、放任又欠节度的情绪宣泄，暴露现实人
生中习以为常的行为和心理畸变。种种早已被人们司空见惯的可恶、可鄙、可悲、
可笑、可怒的症象，经过一种非常态情绪的渲染，在夸张和变形之后强化了各自的
性质。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处女膜在羞涩感的彻底摒弃下被丁小丽幻化出来，它大得
可以“节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卖给那些丈夫不中用的女人”，“薄得让风一吹，
就呱嗒、呱嗒地响”，“保证一吹就破”，使女人能受到道德委员会的嘉奖。恶狠
狠的近乎胡话般的诅咒，指控了世俗冥顽不化的处女嗜好，从反面否定了一种社会
丑心理。胡立川的日记以直言不讳的内心剖露显示出爱国知识分子现存的荒诞感。
外科主任陈莲生梦见自己变成一块华美的奶油大蛋糕，被四周的人用又粗又长的舌
头耐心地、慢悠悠地一丝一丝、一条一条地舔没了，他坐在公共汽车上的淌着口水
昏昏欲睡的呆状和丑态，把当今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纳入丑的感性形态的描画中。
陈么妹面对众人对罗曼先生《肛门与蔷蔽》的讲演崇拜，向那位领导世界文学新潮
流的泰斗不恭的发问（如“阳痿”之类的恶语），显然从反面强化了其中“众人皆
睡我独醒”的批判意味，使之成为以恶抗恶的挑战或游戏般的挑衅。
《鱼饵》中语言的泼辣、尖刻和粗俗更令人瞠目结舌。“三八”一类的淋漓咒
骂，“嗅了嗅几个臭隔肢窝”，“寻了一番花、问了一番柳”一类的恶语亵渎，将
对现实人生的否定与批判情绪置于审丑的形态之下。AB的鱼钩和BA的观钓完全是一
个超现实的故事，一场恶作剧式的人生游戏。他们因为那些“如指盖大小、多边的、
过渡颜色复杂得令人难以确认的，你可以说它是鱼又可以说它不是鱼，或随便说它
是你所希望的什么”的鱼非鱼所展开的争斗，他们在一场恶战后双双落水被鱼非鱼
所食的结局，实则一幕抽象化的人间悲剧。张洁以对丑事物的抽象，打破了现实世
界具象的秩序，摆脱了具象存在的偶然性，甚至控空了一切现实自我的内容，在一
种必然律与合规律性的追求中，显示出对现存世界的永恒观照。只有洞悉人间的丑
恶并为此而引起巨大的内心躁动的人，才有可能产生如此的具有超验倾向的抽象冲
动，并以抽象所构成的联想整体寄托自己带有批判和否定性质的观世应物的世界感。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人类抽象冲动的驱力来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不安
定感和渺小感，原始民族面对现存世界的变幻莫测，不得不在一种永恒的寻求中获
得心灵的栖息之所，正如沃林格所说：“抽象冲动则是人由外在世界引起的巨大内
心不安的产物”，“他们在艺术中所觅求的获取幸福的可能，并不在于将自身沉潜
到外物中也不在于从外物中玩味自身，而在于将外在世界的单个事物中从其变化无
常的虚假的偶然性中抽象出来，并用近乎抽象的形式使之永恒，通过这种方式，他
们便在现象的流逝中寻得安息之所。”表现为现代艺术意志的抽象风格，自然也是
现代人侧身世界与丑恶人生所产生的不安定感和渺小感的结果。面对必然律和规律
性的永恒中被张洁抽象出来的鱼非鱼，你能说自己在人际世界永远说不清道不明、
要多没意思有多没意思、要多复杂有多复杂，却又使任谁也摆脱不了逃避不了，并
且能将人置于绝境的无端缠绕中，比AB或BA的命运更好一些么？你能拍着胸脯吹牛
说自己不会在那个被鱼非鱼主宰的奇怪透顶的世界里充当可悲的鱼饵么？你能么？！
《横过马路》则有别于《鱼饵》的形而上魅力，带着形而下的粗俗，表现为一
幕幕乱哄哄的社会丑形的蒙太奇组接，仿佛一出玩世不恭的恶作剧，使人联想起陀
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在对浸淫于人的罪恶和人的内在生活的黑暗面的
剖露中，不难发现两者的契合，而文学更年期所特具的亵渎情绪又使张洁比陀翁走
得更远，似乎有意通过荒唐的文学游戏在整个人生的自我嘲讽中叫人难堪。
张洁当属于“极致型”的作家，当她走到审美的极致或审丑的极致时，便有一
种非她莫属的魅力。她注定不能“中庸”，只有置身于感性形态的极致状态下，才
能真正释放出自己的艺术天性。不管《他有什么病》如何荒诞，不管《鱼饵》如何
抽象，不管《横过马路》如何咒骂，你均不会感到她是在现实之上强加给人一种秩
序，你可以认为此时的张洁不如文学的少女时代那般“高雅”那般可爱，但是你不
能不承认她对现实秩序本质的绝对忠实。既然波德莱尔可以有《恶之花》，金斯博
格可以使劲“嚎叫”，高更可以以“野蛮人”为荣，凡高可以恣意“疯狂”，张洁
自然也可以背逆以往的高雅，痛痛快快地粗鄙一下。因为：现存世界原本并不那么
高雅和可爱，艺术也没有必要一味“逃避现实”，唯美或古典到底，偏要在很不完
美的世界上窥见一点完美。
在对美的反范畴——丑的展示和表现中，蕴纳着深刻的批判力。张洁以她的创
作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5
在长篇小说《只有一个太阳》里，张洁继续做着她在文学更年期那种恶作剧式
的文学游戏。这部作品再一次显示出这位女作家对自己审丑感知力的强化，不过，
这种强化并不表现为艺术手段的荒诞化或抽象化的超验寻求，而是一种全人类眼光
的投入。这里，张洁那种处于文学更年期的世界感不仅越出了民族而指向整个人类，
并且被纳入严格的现实主义轨道。
张洁好像是想故意同世界开玩笑，为她的长篇标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副题——
“关于一个浪漫的梦想”，却展示了与浪漫和梦想根本无缘的世界丑相大观。人类
生存意志本质中的“原罪”，真正粉碎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梦想，在世界上仅
有一个太阳的光照之下，中国人和老外并没有因为人种或文化环境的巨大差异而显
示出人性阴暗层面的轨劣。张洁是从整个人类的意义上把世界的异化和荒诞感凝聚
在世俗丑人生的感性描画中，揭开了人类天性的渺小、庸俗和衣冠禽兽的本相。所
有出场的人物（除了极个别的如那个毫不悲壮地淹死在国外的正统知识分子司马南
江，以及充当客串角色的莫莉小姐外），几乎都近于丑角。那个靠着《中国当代女
名人辞典》指点迷津，以“一个男儿的自由之身”的出卖为代价在中国行骗的老外，
与那个耍尽性伎俩勾引洋高干子弟菲尔的北京姐，概括的是同一种性异化的心理类
型，而且这样的异化并没有因为洋人而变得高级，因为是中国人而显得格外卑下；
在美国旅游胜地的所谓文化交流中心，展览的实际上是被金钱扭曲的人类丑灵魂，
狡黠贪婪的理查以文化欺骗与智慧的榨取所显示出的人性恶，与在异域谋生的中国
人——那个“拿着几根银针卖针灸”的从首都大医院来进修的医生，教刺绣的女士，
以及算不得是什么画家却携着夫人前来教授中国画和中国烹调的未来博士——尊严
的贬值和良知的丧失，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那个由颇有些地位和身分的人组成的出
国代表团在外邦的种种洋相——如逛“跳蚤市场”，看性电影，饱览裸体浴场，以
及对于包括避孕药片在内的所有洋物件的贪欲与搜罗——实际上已经不是对具体的
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讽刺，而是对一般性的普遍国民心态的讽喻，如此的卑陋自
然亦没有因人人身分地位的差异而现出贵贱高低。也许，在张洁的眼中人类就像波
德莱尔那首诗——“犹如没有桅杆的破船，在丑恶无涯的海上飘荡颠簸！”她便以
对这丑的消化力领悟了人类生存意志本质中的“原罪”，把握了整个世界和人生的
否定面，在人本性不可救药的堕落与无可美化的丑行恶德的揭示中，寄寓自己对被
“畏”所笼罩的时代的悲剧性感受。她反叛了古典浪漫的自我蒙骗，背逆了正儿八
经的自我拘禁，彻底释放出自己，使我们看到的是没有经过理想化和神圣化修饰的
真实灵魂大特写，和没有一点点自欺的人生现实。
这就是走进文学更年期的张洁，一个表现出深刻审丑力和出色文学机智的张洁，
一个恶狠狠的、无所顾忌又淋漓尽致的张洁。在她的焦躁中含着一种看破红尘的冷
静，那冷静又因着失望的主宰而显得无可奈何。因此，不管此时的张洁如何咬牙切
齿、慷慨激昂，如何恶语中伤、玩世不恭，也掩饰不住她内在的悲哀。她在这一时
期的作品既是悲剧性的喜剧，又是喜剧性的悲剧，或者干脆是既悲又喜的恶作剧。
而这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品质。
这之后，张洁的短篇小说《最后的高度》却以一种令人意外的平和心境一扫弥
漫于其文学更年期的焦躁和怪癖，作品所表现出的对于“衰老和死亡的悟彻，对于
人性人情的冷漠和人生孤独处境的宽容与麻木，使人感到一种人经过大恶大痛大苦
大悲之后的超度。张洁的心态似乎也伴随着那平和那悟彻那麻木衰老了。它是否预
示着张洁世界感变化的再一次风格转型的境界？
对于张洁，最后的高度在哪儿呢？
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
——一种文学之恶的探源
时光经历了许多波折，终于滑进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令人尴尬的是，它展示在我们面前的那种商品经济大潮对社会生活和各个阶层
巨大冲击的奔驰般速度。在这种奔驰面前，文学仿佛是落伍的马车，在一条越来越
冷寂的人间小路上慢慢行走。昔日文学轰动的种种辉煌已为近乎名落孙山的沮丧所
取代。清贫和寂寞之下，谁还愿意继续驾着太古老的文学马车在世纪末的路上让自
家独守空名永远也富不起来呢？
于是，便有了一些告离文学后下海的灿烂，也有了显得几许悲壮的文学贞操的
执守。
或许这个时代对于我们最大的宽容和放纵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选择的充分
自由，你可以下海体会灿烂，也可以站在海边流连往返却不完全跳下去，更可以根
本不为之所动，让自己贞操起来或继续贞操下去。总之，在这方面你有优越的自由。
已经没有什么权威的价值尺度限定你，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信赖、真正的尺度在你
自己心里。
在张洁的心里，文学依然是一面由心血颜色染成的不倒旗。九十年代初，当许
多人为提高脱贫的水平和速度而徘徊而下海苦奔时，张洁也在苦苦奔波——她奔波
在母亲和丈夫两个年迈有病的老人之间，同时用心力极累地擎着文学，依然以心血
颜色染着那面旗帜，靠古老的写作方式养家糊口——我曾目睹过那节奏太快的生活
情景，有好几天，她的鞋跟像雨点一样笃笃地敲击地板的声响使我不安，直到从天
津向她发出一封信警告说再如此活下去就要病倒之后，那声响才从我的耳畔渐渐地
消失。不过，那时的张洁并没有因为苦苦的奔波而失去光采，她穿着一条长长的黑
呢裙，额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真的是很漂亮的。
正是这一时期，张洁写作并发表了《红蘑菇》、《日子》、《上火》、《过不
去的夏天》等，比起八十年代后期的创作，在风格形态上更显出她的老辣与恶狠狠。
也就是说，张洁在她的鞋跟像雨点一样笃笃地敲击地板的间隙中，用文学之笔比以
往更变本加厉地辛辣嘲讽和恶毒咒骂，她的内心似乎淤积了太多太重且总也排解不
开的幽怨与愤恨，好像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样，她不能不变得特别歇
斯底里，特别像个女狂人，而在这样的心血颜色中染就出的文学也只能是一枝恶之
花。
不久，张洁竟真的像我警告的那样一下子就病倒了。这是在她的母亲去世以后。
极度的悲痛，淹没了曾经沉积在她心血颜色中那许多恶的体验，吞噬了过往人生全
部的幽怨与愤恨。苦苦奔波中尚没有折去的那通体的光采在这时被残酷地一扫而光，
张洁面色灰暗，鬓上出现了不少白发，眼皮红肿，穿一件卧病在床的旧睡袍，走路
摇摇晃晃，好像老了十几岁。
似乎由此结束了一个人生又重新打开了另一个人生。似乎以下的人生对张洁唯
一的交付就是一点一点过滤痛失母恋的巨大悲哀，再一点一点把痛失弥补回来。这
几乎成了冥冥之中命运赋予张洁的重要使命。后来，她便发表了长篇纪实作品《世
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份深挚的对母亲的固恋，使我意外地从中发现了破
译张洁一度表现出的女狂人一般文学之恶的谜底，从而看到了她心血颜色的变异。
因此，就从这里展开话题，我想，无论往后看还是朝前看，都可以探到一些解释张
洁的本源。
1
八十年代后期，以《他有什么病》为鲜明标志，张洁文学的风格形态开始发生
大幅度陡转，我曾比照人生更年期的焦躁和怪癖将这样的变化命名为文学的更年期。
与八十年代相比，尽管九十年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心世态上都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但是张洁并没有因为这变化结束她的文学更年期，而是更加着力于内心仇恨
与厌恶的宣传，继续以毒攻毒以恶抗恶，继续讽世讥俗，继续老辣尖酸和刻薄。应
该注意的是，在这种狂怒与怨愤的继续中，曾经表现出的非常态化的文学情绪及造
成小说秩序紊乱与抽象的现代荒诞形式的经营已明显消褪，直接切入现实人生的胆
量与气魄则令人震惊。当张洁以极彻底的现实主义姿态站在世人面前，以她格外的
坦率格外的无所顾忌让许多人感到气愤和可怕也令许多人兴奋不已的时候，她实际
上已经走上了对人生彻底失望的情绪绝境。于是，一种无可奈何深刻的悲哀流贯于
这一时期作品的绐终。这样，我们看到九十年代初的张洁，是一个悲哀到极点的女
狂人。
《日子》在大到国家意识小到查算收交水电费的生活琐细中放开笔，写尽国人
过日子的真实情境。作品的主人公是位小有名气的数学家，却没有为此而被生活特
别宠爱，他无法逃开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和纠缠，个人微
不足道的意志和愿望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一种不可逆转的外力任意奴役。如果从写作
过日子小说的角度看，张洁是在许多作品的基础上续写大众人生的烦恼和一地鸡毛，
但是她却打破了被称之为情感零度介入的遵循，在字里行间投入了强烈的主体反讽
与调侃的色彩，将深沉的人生悲剧体验化作一种非庄严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我
们便看清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过日子中消损的渺小生命，看到了我们生命中的不能承
受之轻，从中感到了某种昆德拉式的对人类媚俗境况的揭示，同时体会到无法改变
或根除的人生媚俗存有的深刻悲哀。甚至可以说，张洁在此间的文学之恶是指向媚
俗的，她全部恶感的渲泄都因着媚俗的敌手也是我们自己——看看那位数学家的妻
向日本的寻根，看看他在查算收交电费过程中因为种种的扯淡而遭遇的周折，再看
看新上任的党委书记等等的街头形象，就仿佛面对着像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
对游荡在人们日子里的那些超时空超政治却又难以最终消灭的敌手，张洁怎能不悲
哀又无可奈何地调侃数学家：“他就无病呻吟地、贵族化或小布尔乔亚式地、觉得
如此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我们的前途无呀么无限好，我们的日子比呀比蜜甜的日
子没劲、没意思……”是的，只能如此。有一种悲哀让人流不出眼泪，也无法使你
对它保持平视的目光且逼你进入调侃的角色或者干脆哑默。这时候，无论是讥笑是
咒骂是幽默是调侃，都含着流不出的眼泪，藏着深在的悲哀。
如果说《日子》中的文学之恶是无性姿态下的表达，那么张洁在《红蘑菇》、
《上火》、《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中现出的文学之恶像是有性姿态的狂舞。
在一个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因为这有性姿态的狂舞，张洁曾给沉寂巳悲观的文坛添
加了些兴奋与谈资，甚至出现了已经显得十分陌生的文学轰动效应时竞相传阅小说
的情景。张洁和她的小说被许多人依照自己的方式咀嚼，并且嚼出了很多可以说出
也可以写出或只能说出却无法写出的滋味。
在种种的议论中，我听到了一句让我一惊且十分锐利的话：张洁恨死了男人。
我把这话告诉了张洁。她说：对，我是恨死了男人。
这便注定了张洁在相当一部分文学之恶的渲泄中所持的性别立场。她把自己变
成一个被逼上梁山的女狂人，一个充满女权自觉性的讽喻大师，代替妇女们与现实
对话。她把隐匿在男性世界的种种卑劣与丑陋无情地撕破给人看，故意让其在家庭
生活中、政治舞台上、文化变兹里丢尽人出尽丑，以达成内心不可抑制的恨与厌恶
的宣传。
《红蘑菇》以悲哀怜惜和痛恶鄙视的双重笔墨揭开了家庭生活的内幕，张洁把
前面的一半笔墨投给了女主人公梦白，把后一半笔墨毫不遮掩地泼向梦白的丈夫吉
尔冬。可以说，在象征的意义上，梦白的人生体验也是张洁自我的寓言，吉尔冬肉
体和精神全面阳痿之下的虚伪和贪婪则成为这一自我寓言生长的根由。张洁在此间
的性别立场并不是像《方舟》那样古老的男女生存不平等权力的倾诉，而是女性在
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应有权力之后，对妇女自身和男性世界的人性
（弱点）及灵魂的现代审视。这正是现代妇女写作在经过了女性一女权而进入到女
人阶段后的重要命题。
《上火》中，政治的内幕因男性的主宰和人生表演而显得格外污浊，人伦的堕
落与政治的卑鄙成了一对双生子。看得出，张洁再也耐不住性子去按部就班地诉说
来自女性世界的那份痛苦，她怒不可遏，恶毒嘲弄的讽喻的和戏拟的方式使她在再
现的意义上表现出某种政治参与倾向。她的性别立场是在以归谬手段呈示男性世界
的丑陋中表现出来的。它不是站在女性立场上控诉的表达，而是基于与男性为中心
的世界的对立边缘的批判性表达。它不是女性情感的放纵与渲泄，而是理性控制之
冷峻的嘲讽和不留余地的戳穿。这篇作品以独特的智慧风貌所展示出的现代妇女写
作的文化风姿，有望把女界人生的命题推向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境界，其间对政治、
权力的关注预示了现代妇女觉悟的新内质。（顺便说一句，蒋子丹新近发表的《左
手》也是与《上火》具有同样意义的小说。据说，张抗抗等女小说家也写作了类似
风格的作品。）
《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给人一种《镜花缘》般的性别角色面目颠倒的阅
读快感，当张洁深入到一个男子的丑灵魂，剖露出的却是文化布置下特别以女为造
字偏旁的男性“妓”意识时，传统观念中肉体出卖的主动者和受动者极滑稽地发生
倒置，犹如曾经走进李汝珍用笔营造的女儿国，张洁故意让那个异想天开不知羞耻
的小子赤裸裸地出乖露丑，让那个被他打上算盘想好好利用一番玩弄一番的年老色
衰的女舞蹈家，站在文化布置给男人的绝对优越地位上来、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其中的刻毒和恶作无疑是性别立场之上一种文化压抑感的反拨和控诉，也是
一种女性（特别是有了些年纪的女性）人格权益的张扬和维系。
稍稍留意就会发现，张洁的这几篇小说的主角都是男人，这与她早期倾心撰写
纯然女性的故事——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是创作
重心的一个转移，也是她进入文学更年期后的主要变化。在失却了正统的女性角色
面目不再多情浪漫不再哀婉温文之后，张洁也间或写一点如《脚的骚动》、《最后
的高度》那样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注意：两位主人公一个年老一个色衰），可
是，这类文字在风格形态上既不同于张洁前期的纯情之作，又有别于她深入男性世
界后那种着力恨与厌恶宣传的审丑或上火之作，蕴含着女性独有的人生况味和觉悟，
文字平实而深沉且拖着哀婉的余韵。我曾生出过这样的猜测：在张洁的文学之恶发
泄得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是她的文学更年期过去之后（是否还会有一个文学的老年
期？），倘若再转向妇女自身，重新书写女人或自己的故事时，会不会就是这样子
的呢？
2
可能，张洁自己都难以相信她的文学更年期是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嘎然而止——
在她的恨与厌恶还没有来得及渲泄尽时，在她总是上火甚至火冒三丈时，曾经迫使
人不能不狂舞的一切，都因她没有留住母亲生命的回天之力，而在蓦然间被痛悲和
懊悔抹去了。
三年前，张洁五十四岁的时候，母亲的去世把她抛到绝望的深渊，肉体和精神
一下子被彻底击垮了。她像可怜的孩子一样挂着满脸的泪问我：我还能熬过去么？
我曾惊异。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难以承受或造成丧母创巨痛深的，似乎不该是
张洁这样的年纪。前不久，看到了张洁发表的长篇纪实作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
人去了》。在同我谈起母亲的时候，她依然像三年前那样恸哭失声。她说：我的生
命其实在五十四岁的时候就结束了。
我信，不再惊异。因为从张洁写母亲的长篇纪实作品中我切实地读出了她与母
亲结下的生死之交和生死之恋，明白了其中藏着的原来是早已超出一般母女情感的
一份对母亲的固恋。
当代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把这样的固恋称之为
—一对母亲的共生固恋。显然，对于张洁，这份固恋已成为与她的人生和写作胶合
在一起的无论如何也扯不开、剪不断、抛不掉的情结，成为驱动她创作成长的根系。
当张洁对母亲的固恋还处在潜隐状态或对母亲的爱还没有深至因恋的程度时，
她确实曾经诚挚地爱过母亲之外的许许多多。无论作为作家，作为女儿、情人、妻
子、母亲、同志和朋友，她为许多爱所支付的代价是不惜血本的。生活中的张洁在
回首往事时，无法褪去太深的关于某些爱的流失的记忆；创作上的张洁，在完成了
从文学的少女时代向文学的成年时期再向文学的更年期蜕变和转型后，甚至羞于提
及她曾经以心血颜色写下的那些十分美好的爱的寓言和故事。但是，谁都不会忘记，
处在文学少女时代的张洁对人间之爱的书写所倾注的淋漓鲜血和生命。她能使人想
起以血谱词的李清照。《爱，是不能忘记的》至今仍可以看作是理想爱情的一次流
血的宣告，是痛苦理想主义的现代祭典；《祖母绿》依然可以理解成作为母亲也作
为情人的和生命意义的祭礼。那时，张洁展示给人们的文学歌舞仿佛是纯情少女的
表演。
就在大家正在看好的时候，张洁已不屑于她的表演。
于是，爱的宣告和祭礼之后，张洁一点一点反叛了自己。因为在文学的成长过
程中，这个世界太多的人生鄙陋和人性缺陷教育或教训了她。张洁失望极了，失去
了继续以爱的无价付出承担生命重负的耐性，只想跳将起来恶狠狠地诅咒和做文学
的狂舞。其实，那些变态的书写既是主体悲哀失望的世界感的孕育，也是其内心脆
弱的表明。对丑与恶的魔掌紧紧抓住的这个世界，张洁无力承受也无法忍受，她在
骨子里是柔弱的，而她的那些狂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以激烈或反常的方式
对自己脆弱心灵的护卫。就是这样的时候，世上唯一可以无条件依赖的只有自己的
母亲，唯一能够包容和抚慰她的还是闩己的母亲。在经过彻底的失望后，张洁醒悟
了，母亲便成为她最终的情感栖息之所，成为她精神永远的避难地。
当然，向母亲回归也是张洁身世的必然。谁都有母亲，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
张洁那样把诸多的情感只寄寓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她是把自己的女儿情，把失落的
父爱以及许多人生之爱加在一起去爱与她共生依恋的母亲。这爱，几乎成了张洁生
命的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她说，“我终于明白：爱人是可以更换的，而母亲却是唯
一的。”这个唯一，对于张洁包含着比一般人更多更沉重的旨意。因为：作为女儿，
张洁只有母亲；作为女人，张洁于然一身。半个多世纪的生死相依，注定了她对母
亲因恋的生成。
可以想见，在如此的固恋之下，丧母的打击所摧毁的是张洁情感和生命的最后
归宿。从此，张洁不仅没有了母亲，而且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栖息之所和避难地，可
以寄托哀思的只有文字。她只能写，并且不能不写。确实成了长歌当哭。
张洁说：纵使我写尽所有的文字，我能写尽妈对我那报答不尽，也无法报答的
爱吗？我能写尽对她的歉疚吗？我能写尽对她的思念吗？妈，既然您终将弃我而去，
您又何必送我到这世界上来走一遭，让我倍受与您离别的怆痛？
就这样，张洁紧紧抓住与母亲的生命相关联的一切，紧紧抓住那致命的摧毁，
以文字的纪实回忆、总结、追悔、补偿、挥洒人生最后一次大悲大痛。据张洁说，
在她所有的文字中，《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付出最多的文字，初始写几
个字就难以自持，不得不停机歇息，后来已写好的八万字在电脑里莫名其妙地丢失
又使她遭到母亲去世后最沉重的打击，不得不在重病中苦撑着，振作精神日夜兼程
地重写。张洁在这篇自传性的纪实作品里用生命之笔严格又缜密地过滤全部的痛失，
仿佛遗漏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减少一次忏悔，就多留下一份对母亲的欠债。表
面看上去张洁是在忠实地记录一场劫难的前前后后，但是因为她的纪实是回忆录性
质的，是从现在的视角来描写过去的经历对于自己的意义，因而在这篇作品里存在
着两个变量：（一）事件的意义在被回顾时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张洁是在写作的
“重想阶段”回顾已经发生的个，她追溯导致母亲去世的诸线索诸原因，终于在出
人意外的后果中探寻到事与愿违之真谛。（二）描写大件的自我在经历了这些事件
后的改变，也就是说，张洁所有的回顾实际上是自己对母亲的人生过错和应该承担
责任的反省，是隔着生与死对母亲全部恩爱的再体味。由于这样两个变量内在的驱
动，张洁的自传性纪实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她对母亲永远的固恋永远的欠债。
这一大悲大痛下的书写感动了许多人，有人诧异：
怎么已经变得歇斯底里变得恶毒刻薄变得女狂人似的张洁，突然又返回到《爱，
是不能忘记的》纯情阶段？
实际上，张洁并没有返回。虽然同样是以血写书，这一次的挥洒，却是张洁大
爱大恨大悲大痛的终结。最深的爱恋——母爱失去了；曾以为是不能忘记的爱恋—
一情爱也忘记了；许多的恨与厌恶被丧母的巨痛吞噬了；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如此
的悲哀如此的痛苦了。张洁已经走到了她人生极致情感的大限，大限之后的情景犹
如绚烂之极必归于平淡。这意味着张洁的创作将转入一个平实而深沉的人生反省阶
段。倘若张洁继续拥有母亲，她文学更年期所表现出来的焦躁和怪癖不会如此嘎然
而上，她便依旧是过去的张洁。这样的文学成长，代价确实是太大了。
张洁肯定极痛恨这个代价。她宁肯一辈子永远不平实不深沉，宁肯这辈子不再
是好作家，也要永远拥有母亲。我知道张洁如果听到我这样说一定会脱口而出：对，
对极了！但是，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
以后的张洁会是怎样的呢？张洁说：在这样的变故后，我已非我。新的我将是
怎样，也很难预测。
就我个人对张洁的理解，经过这场变故，她的心态已经非常明显地趋向老化，
已从过去较深的入世（愤世嫉俗）渐渐走向出世（宿命与宗教），心力也从以往的
冲击参与状态降临到超然寡淡的状态，而支撑起她文学信念的最深情的眼光则完全
落在了回忆里。
忘记是谁说过，如果一个人执著于回忆，就说明她开始老了。
可能，张洁正开始进入她文学的老年阶段。
3
注意一下张洁新近散文，将有助于以上预测的确认。
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发表的前后，张洁有不少散文或随笔面世。
这些文字在内容上大都不是现实的临时捕获和生活中小感小触的近距离抒发，而是
时空距离较远的回忆。这些回忆几乎都离不开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人生，如《母亲的
厨房》、《百味》、《太阳的启示》、《这时候你才长大》等。无论往事是幸福是
辛酸还是难忘，张洁都是以平实又深沉的文字自自然然地将它们一点一点牵到你面
前，似乎并不想让你也沉入她的往事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后或哭或笑地激动不
已。她仅仅是想让你知道它们，让你了解一下它们，或者仅仅是为了同你说说关于
它们的心里话，如此而已。即便她说“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些折磨，我就仇恨
这个生活”（《母亲的厨房》时，你也会因为全文过去时态的统驭而把这仇恨的情
感与现实拉开距离，绝不会感到她在文学狂舞时的那种咬牙切齿，由此可看到张洁
心力状态的冲淡。另外，经过丧母的变故和其他人生教育，张洁的心理承受力大大
增强，情感境界从脆弱走向超然——“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
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不再空想母亲的热面汤，也不再
期待情人的怀抱，并已死心塌地关掉了电话。你心闲气定地望着被罩上太阳的影子，
从东往西渐渐地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地消溶着这份病痛。……当你默
数过太阳的影子，在被罩上从东到西地移动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抗过了这场病，
以及后来的许多场病。于是你发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生病，不但没有什么悲惨，相
反感觉也许不错。……自此以后，你再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
自己笑、自己哭、自己应付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你才尝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
王国的乐趣，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比和一个什么人绑在一起更好。这
时候你才算真正地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七十岁了。”（《这时候你才长大》）
尽管这篇散文中的你是一种泛指，却无一处不渗透张洁切实的人生体悟，是她情感
境界走向超然的表征。
当然，如此说法并不意味着张洁就再也没有了调侃和牢骚（或咒骂）。还会有
的。与以往不同的是，她的文学情绪已从非常态化中渐渐超拔出来，主体对于客观
现存介入的程度也越来越浅，旁观者的立场或态度则越来越显明。倘若读一读《如
果你娶个作家》，就会感到张洁已经完全超离了自己当作家的苦衷，站在一个只有
过来人才可能达到的高度，诙谐而又实在地讲许多人共同的体验和经验。这篇文字
完全可以看作既是男人的又是女人的，既是被嫁作家的又是娶了作家的人们不无调
侃意味的格言。
散文是与创作主体的生命律动一脉相承的非虚构性本文，这之中，决定叙事态
度的一个基本力量是心理力量。张洁心力状态的变化，使她在心血颜色中染就的文
字大异于以往。过去，她的文字无论写尽何种人生滋味，都十分牢牢地奋力抓住生
命，她的爱恨痛悲中总含着一份生命的苦斗和挣扎，现在已透出深深的生命淡漠感：
我常常站在窗前搜寻，终于看准路边草地上的一棵白蜡树，
那棵树正对着我卧室的窗口，或许它将来可以睡在那里，等我老
到走不动的时候，不用出门一眼就能看见它在哪儿……
我也特意留下9月19日的《北京晚报》，因为上面载有北京
市殡仪馆推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陵园，我想，早晚有一天妈的骨
灰再不能和我一起住在我的卧室里，我都没有了，又何谈我的卧
室？我得及早为她寻找一个好些的去处，等到我也归西的时候连
猫一起搬过去。
我们就齐了。
——《幸亏还有它》
张洁已经那么淡然地看待自己日后的衰老和死亡，完全进入到她曾经在《最后
的高度》里营造的情感境界。
张洁文学创作最后的高度，正在这种情感的境界里孕育。
4
实际上，张洁文学之恶的谜底已经揭开了。
用非文学评论性的术语概括一下就是：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期望越高，失
望也就越大；狗急跳墙，何况人乎。这样的对立两极，自然是对社会人生中的真善
美与假丑恶而言的。
按照弗洛姆的本意，对母亲的共生固恋是指内在于人的最基本的情欲之一，它
的旨向大致包括人寻求保护的欲望、人自恋的满足；逃避责任、逃避意识等负担的
渴求；对无条件的爱的希求等。并不是只有婴儿才渴求母亲，一个成年人跻身于社
会在人生的风险和担负中同样渴望一种确定性、保护和爱恋的力量，母亲自然成为
这力量的第一化身和切实的保证者。弗洛姆在这种固恋中窥见到了人类的脆弱，同
时也揭示出这种固恋在极致状态下可能产生的焦虑不安，以及它与人类的自恋和死
亡欲望（也有一种说法叫“恋尸”）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最危险的恶性形态——衰
败综合症。弗洛姆的深刻就在于，他立基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消极的方面看到
人类情欲在特定背景下可能出现的反常性与社会恶果。在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里，
同样藏着人类与生俱来的脆弱，她的文学之恶同样是对母亲的共生固恋在特定的背
景下被逼到极致状态的一种反弹——以变态的方式护卫自己致命的脆弱，补偿自己
对这个世界极端的失望和悲哀。不同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恶性形态有它独特的艺术
价值，而张洁无论曾经表现出怎样的穷凶极恶张牙舞爪，都是为了那样一份紧紧系
结在真善美之上的爱。
好在一切在这个谜底被揭穿以前都已经过去了。
人们等着看张洁下面的文学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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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排版
张洁——恨比爱更长久
这是我早就想写，然而却一直延宕至今的题目。这个结论让我惊悚，我只怕它一说出口，就把“我们”——无数女人对现世爱情的期待给彻底泯灭了。这样一本用血和泪、疯狂与绝望共同交织构筑而成的《无字》天书，谁能破译得了？怎能想见，写出《无字》的张洁，就是二十年前，那个满怀亲爱、泪眼迷蒙呼唤《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二十年是一个
什么概念？二十年的风刀霜剑在一个灵性充溢智性高韬的女人身上刻下数道年轮后，便会使她修成如此正果吗？
无字天书。无字我心。《无字》其实哪堪破译？！它只如一把无形的利剑，将人世间善男信女对待情事的一点点虚幻，尖锐的挑破了。很凉。也很伤感。作为叙事主角的女主人公吴为，在追忆自己与丈夫胡秉宸及其前妻白帆的关系时，时时回顾追溯母亲叶莲子与父亲顾秋水、外祖母墨荷与外祖父叶志清的一世情缘。三代女人的爱情遭际，一个世纪的离乱沧桑，压抑在传统、流俗、战争与革命情境下的命运坎坷，都令我们扼腕叹息。我们优柔的同情之心被深深的触动了，如同在读《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时一样，书中的结论，在我们心间形成一个大大的疑问：俗世之中，男女之爱，与母女之间的血缘之亲，究竟孰轻孰重？谁是我们最后的情感寄托和皈依？不敢想，不敢问。只是将浸透着血和泪的一本天书拿起来，又惊恐地放下，再拿起来，再放下，如是反复，不忍卒读。
从前我们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那里懂得了爱，深深的爱，由禁忌之中而一定要完成和坚守的爱；现在，我们却在《无字》天书里理解了恨，由无际的爱而化生出来的恨，它同样是柔肠百转，刻骨铭心。若说在世袭传统压迫之下，祖母墨荷与母亲叶莲子那代女人的爱情命运还仅仅是可怜；那么像吴为与胡秉宸建立在革命年代的、有着强大的以反叛为前提的自由自主之恋，到最后竟也脆弱得不堪一击，这已稍微显得有些不可理喻。通常而言，男人都是功利之中的俗物，被生存迫压得躲闪来躲闪去，在计算精确后，总要找一个最稳妥的巢穴供自己安放沉重的肉身之躯；而只有女人能够单纯为爱而疯狂、而歇斯底里。
这其中有男权文化一贯统辖、迫害、教唆的原因，也有女人自身内分泌方面的毛病，为爱情而燃烧起来的女性躯体，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控制和扑救。无论是书中那个白帆还是吴为，其实是犯了一样的女人通病，以局外人之眼观瞧，不知她们反复离婚结婚复婚，共同为着争夺一个老同志胡秉宸到身边来供养，究竟有什么意趣。其实她们都很优秀，都能凭自己的力量生活得很好，比那个老来怀才不遇的胡秉宸要活得更好。依今人观点论之，只要她们把目光稍稍从胡秉宸身上侧开去，越过一面巴掌山，看看，好男人在路上到处都有，何必为一个负心人而撕扯不休？
然而，不行。她们的青春年华，她们的血与肉，名誉与热忱，都与这个人浇铸在一起了，她们为他付出了太多，她们的青春热情都要被他吸空、淘干殆尽。他总是把自己和她们分别合成一个人，又总是把自己从她们之中的一个身上强力撕开去，撕碎了，撕成两半，再与另一个人拼接，又粘贴成新的一个人，从而重重的伤害另一个。仿佛他喜欢做这样的游戏，从中得到充分的成就感和快感满足。那便是过往年代给男人脑中遗下的“妻妾成群”的后遗症毒瘤。而女人，在一个思想和身躯业已解放了的时代，谁还堪自己的身体总被撕裂？谁堪自己总被左一次右一次撕扯得血肉淋漓？
由此，怎能不生恨？！撕皮捋肉，撕心裂肺的爱，全身心的奉献，毫无保留而付出的爱，全都化成了恨，痛心疾首的恨，无以复加的恨。她们的恨是一条蛇，嘶嘶作响，吐着疯狂的芯子，将愤怒的火焰喷向仇家。只要她们的仇家还活着，就构成了她们自己艰苦活下去的力量。这恨直到仇家死的那一日方可泯灭。但仍不能泯灭，因为他的死不足以将情债偿还，却反而将她们自身恨着他、BIAO着他的“活着”也一起葬送掉了。构成她们存活的精神支撑登时垮塌，她们也随之满怀失落、惆怅与怨愤的死去。大幕合拢。人世间的一幕情戏方才收场。
女人们啊！
……然而这恨，却总显得虚浮、显得不那么真切。因为她发现自己明明还是不能放弃，明明还是不舍。在邂逅往日情人时，她尽量装作冷漠，假意寒暄，假装视而不见。然而在擦肩而过的一刹那，她仍听见自己心里“怦”的一声，竟发现眼角不争气的湿了。这时候她才知道，她嘴里说了多少恨，可她心里蕴满了多少爱呵！她为这种爱而愤懑、羞惭，同时充满自艾自怜。
哀莫大于心死。心中还有恨，就值得庆幸，因为毕竟没有忘怀爱，没象电脑没被装置时那样的白痴傻瓜。假如有了爱，不懂得细细体会和珍惜，象那个白帆和胡秉宸，只把它当成阴谋和手腕，那也是白活得可怜。生而为女人，本身就是不幸，就是苦命。一道凄婉哀怨的母性血缘，便是“我们”共同的来路，天生无法选择；而几许未来明亮的去处，却是可以通过奋争而达到，就象那个果敢的第四代女人婵月一样，说走就走，想爱就爱，命运完全由自己主宰。谁也休想以爱情或其他的名义欺侮、蒙骗、令我疯狂自挂东南枝，我却可以运用六脉神剑大法，想把谁挂在树上就把谁挂在树上。
爱不可怕，恨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冷漠。是见面假装不相识，是激情、热望、真心的泯灭，是一辈子都难以复苏的生命热忱。那些伟大的作品之所以流传于世、散发永久魅力的原因，正是在于恨。在于说不完道不尽排遣不开宣泄不尽的恨，它将人带入无限形而上的迷思之中，促使我们早日将人类在世的生存疑惧破解。
而没有爱，哪来的恨？
正是爱，提供了一切恨所必需的先验性前提。
超度他罢。就象超度一朵谵妄的花。那样一种男人的水性杨花。
爱情本无所谓善与恶，只有自作自受，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1999年3月5日，酒后酩酊（徐坤）
“倘若真有所谓天国……”
——阅读琐记
李希凡
一丸八○年第一期《文艺报》增加了许多新栏目，令人欣喜。其中特别吸引我
的，是“文学新人”这一栏，而这一次刊登的文章，又是黄秋耘同志写的《关于张
洁同志作品的断想》。秋耘同志很善于体验作者的创作心理，把握作者的艺术风格
特征，观察细腻，这是早在他主编《文艺学习》时，就为当时的文艺青年所熟知的，
这次介绍的新人，恰恰又是张洁同志——文学新人中的佼佼者，一位较年轻的女作
家，这当然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黄秋耘同志的文章不长，但我觉得他对张洁作品的评价是抓住了她的个性特征
的。他指出：张洁的小说和散文给人留下的印象，“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优雅而娟秀
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伤感所构成的朦胧薄雾之中。”我
们读过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含羞草》
等等，包括电影剧本《寻求》的人，都会同意秋耘同志的评价。张洁的作品，不仅
以她的“淡淡的哀愁”的独特的感情色调打动着读者，还以其沉郁而新颖的构思激
发人们对于美的向往。但是，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个短篇，我却有些和秋
耘同志不同的想法和看法。
秋耘同志说：“……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
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
是社会学的问题。假如某些读者读了这篇小说而感到大惑不解，甚至引起某种不愉
快的感觉，我希望他们不要去责怪作者，最好还是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
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
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
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以一个三十岁姑娘第一人称口吻开头的，虽然是用
自己的恋爱问题作引子，讲述的却是老一辈的爱情悲剧。故事的主角是小说中的
“我”的母亲。她的半生，都沉陷在一场深藏于内心的爱的搏斗里。男女主人公都
是成年人，由于历史上的主客观原因，在他们相遇之前，都有了各自的“幸福”或
不幸福的家庭。
男主人公的“幸福”家庭，是革命历史促成的——“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做地下
工作的时候，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他而被捕牺牲，撇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女儿。
他，出于道义、责任、阶级精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个姑娘。”他
们“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几十年来却“生活得和睦、融洽”，称得起是
“患难夫妻”。
女主人公的不幸福的家庭，是她自己“做了蠢事”——在她自己还不了解“追
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却嫁给了一个她“从没有爱过”的“相当漂亮的公
子哥儿”，只得很快离开，独自带着女儿生活着。后来是在工作的机缘里，这两位
都“没有过”爱情的成年人相遇而又相爱了，但由于他们在人生的“叉道上错过了，
而且这中间还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沟壑”，于是，他们只得“相约”：“让我们互
相忘记”。然而，他们一生中连二十四小时都未曾相处，连手都没有握过！而使她
升华这种精神爱情的回忆的情愫，又只有两件事：一件是他送给她的一套二十七本
《契诃夫选集》；另一件事是她和他曾经飞快地走过的一条小路。对于二十七本
《契诃夫选集》，她是“百看、千看、万看不厌”，“廿多年来”，“天天非读它
一读”不可！对于那条小路，更是她经常“踱着”、“瞅着”的地方，因为她可以
在那里和他“灵魂相会”。
……后来男主人公在文化革命期间，被“四人帮”迫害至死。女主人公确知世
界上已经再没有了他，不久，也就随之充满爱意而死去。只有在生命终结的时候，
她的精神和爱情才真正得到了解放。她在那本笔记的最后一页上对“他”说了这样
的“最后的话”：“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
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
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亲爱
的，等着我，我就要来了。”作者赞颂说：这是刻骨镂心的爱，或者说，“简直不
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不朽的
爱，这也就是极限了。”
这样的“爱”，当然“是不能忘记的”，但究竟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呢？
作者也曾做了预想，却又做了一个很能预料的答案：“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
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既然世界这么大，互相呼唤的人也就可能有互
相不能答应的时候，那么说，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可是，那是多么悲哀呵！可也
许到了那时，便有了解脱这悲哀的办法？”
最后，作者“大声疾呼地说：……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
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
按照秋耘同志的分类，我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似可：属于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
觉的“某些读者”一类。
我们虽然不承认，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确实有不少大作者，都曾把刻骨
镂心的笔墨，奉献给动人心弦的爱情篇章。但无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
英台，张君瑞与崔莺莺、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虽然是发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
同的历史和思想背景，却总是能为人们所理解的。真善美在这里是得到统一的，而
阻挠和破坏这些爱侣并使之酿成悲剧的，却从来都是反动势力，其中当然也包含秋
耘同志所说的代表反动势力的“道德、法律、舆论、杜会风习等等”，加在人们身
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但是，这些主人公的命运所以能激起人们那么强烈的同情，
也正因为这一切已都在作品所造成的美感中遭到了强烈的谴责，哪怕是看了神话剧
中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人们也不会去想人蛇相爱是否可能，是否可怕，而把同情
全部倾注给美丽、善良的白素贞，却愤慨于法海的横蛮残暴，“多管闲事”，不满
于许仙的软弱负心……。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不能忘记的爱
情，或者说：“婚姻和爱情分离”的悲剧，却不能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有这种悲痛
中的崇高升华，至多我们只能为他们惋惜，惋惜他们“恨不相逢未嫁时”。
秋耘同志或许会说，那是因为你不愿正视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一切的“精神枷锁”，
看不到它们的不合理成分。的确，资产阶级，特别是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在我们
的道德、舆论、社会风习中还没有得到肃清，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并不完善，都
有可能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给人们的身心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或创伤，问题只
在于，在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身上，现实给予他们的“精神枷锁”，究竟是我们的
“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的什么错处？
是呵，在作者笔下的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灵魂上，的确有着沉重的负担。男主
人公为了“虽然不是因为爱情的结婚”，尽管对这女主人公也产生了感情，“不过
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女主人公更因这爱情在
“痛苦里挣扎、熬煎”。“廿多年啦，那个人占有着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却得不
到他”，而且除熬煎自己之外不能有所作为。
他们偶然相遇了，“只能面对面地站着，脸上带着凄厉的、甚至是严峻的神情，
谁也不看着谁。”因为他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而实际上却是互相欺
骗着自己。我同意作者的这样一个评价：“那筒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
但难道这两位男女主人公所信守的道德标准，是我们社会在人类感情生活上所造成
的“难以弥补的缺陷”吗？伟大导师列宁曾经引过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
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激励社会主义革
命者。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在精神道德、思想感情境界中，不是应当比裴多菲更
加崇高一些吗？
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一个革命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位革命者“出于道
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位姑娘”，几十年来，他
和她既然生活得那么“和睦、融洽”，能说相互间没有爱情吗？（否则，这位男主
人公就是一个虚与周旋的伪君子）可是，忽然有人来“呼唤”他的“爱情”了，他
本来也可以象解放初期有一些干部那样，“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
活”，用这位“呼唤自己”而又能“相互答应”的知识妇女代替那工人的女儿，可
他却考虑到不应当这样背弃患难夫妻，而宁愿痛苦地“割舍了自己的爱情”。这样
的“道德”，就是“精神枷锁”吗？就是没有“合理的成分”吗？那要让这位革命
者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他完全摈弃“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去
听从那个爱情的“呼唤”，离开这个多年来肯定是十分爱他的妻子，去重新安排自
己的生活，才算做“合理”呢？
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人，谁都知道，保尔·柯察金也曾两次倾听过爱
情的“呼唤”，对于这两次“呼唤”，他和她——也就是“呼唤的人和被呼唤者”，
都曾互相答应过的。如果说第一次和冬妮亚的互相呼唤还是少年时代的“历史误会”
的话，那么，他和丽达的悲欢离合的结局，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了。但当这两个曾
经真挚地热恋过，而且这爱情也未能“忘记”却又重逢时，他们是倾听了爱情的呼
唤，还是倾听了革命和道德的呼唤呢？我们都知道，保尔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而
丽达却只能不无遗憾地回答：“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女孩了。她有一个父亲，也就
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照现在说来，这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三
位一体了。”保尔听了这个答案，当然很难过，但他还是动也不动地真诚地对她说：
“我所得到的还是比我方才失去的要多得多。”我们可以看得出，即使是在此刻，
无论是对于保尔，还是丽达，他们相互间的爱，都仍然是没有忘记的。丽达在给保
尔的最后一封信里，曾明确讲过，在重逢时，她是有过一时的感情冲动，想来“偿
还”他们“青春的宿债”，但终于又“收回”了这种“愿望”。用丽达的话讲，就
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并不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幸福”。
是的，我们都曾为这一对理想的恋人在人生叉道上的错过，深感怅惘和遗憾，
但我却相信，没有一个革命者会去为保尔“遗憾”青春的“虚度”，也没有一个革
命者，会去责备丽达这种收回偿还青春宿债的愿望，或者叫做“抑制冲动”的崇高
品格。当然，更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者会认为，保尔和丽达的不能继续相爱，“是人
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或者去指摘当时的苏维埃社会“加于他们
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第一人称的“我”，发誓决不重复她的前辈的那种
“悲剧”，并警告人们说：把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自己的脖子上，那是不
堪忍受的。
最近有一位戏剧家也在预言：“我们的婚姻观念要改变！”
还有一些同志愤愤不平地在文章中写道：“人不能过没有爱的生活！”
夫妻，不能没有爱，这是的确的。但是，我们的法律、道德、舆论，究竟应当
怎样对待这种“呼唤”与“被呼唤”的爱侣们呢？怎样识别已经爱过或并未相爱而
结合，后来才发现真爱，却痛苦于婚姻和爱情相分离的现实，而去倾听他们的灵魂
的呼唤呢？
使我“大惑不解”的还有，为什么这种“相互呼唤”，在两位有了“幸福”或
不幸福家庭的男女主人公中间，不能结成知音或知心者的深挚友情，而必须是爱情
上这样互相痛苦地“占有”呢？
女主人公所以要呼唤“天国”，当然是因为她以半生的“痛苦经验”，深感这
现实的以至共产主义的制度和道德，都难于解决她这样的“灵魂”上的问题。但是，
“天国”一向是按照人间的模型创造的。《西游记》的整然有序的天上世界，不过
是中国封建人间关系的翻版。正如小说女主人公所说：我们是信仰唯物主义的人，
根本不相信有天国。所以我们只能劝慰那些已经不该相互呼唤爱情的相互呼唤者，
如果因此而会影响到一个不应该被背弃的人的生活，那么，还是倾听一下这样的
“道德”呼唤，而割舍我们的那种爱情“呼唤”吧！因为“倘若真有所谓天国”，
我们也得去见马克思，我们不能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当然，无产阶级也决不是清教徒。男女同志间的真挚纯洁的爱情（是相互的，
而不是损人利己的），以至在这种感情基础上的结合，都会有利于革命事业，并为
革命增加光彩。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多数公民，都在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而且在革
命的过程中，有多少先烈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为革命留下了壮丽的诗篇。周恩来同
志在生前多次讲到的，广州起义的革命先烈周文雍和陈铁军在敌人刑场上宣布结婚
的事迹，是怎样激励了我们呵！“让这刑场作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
为新婚的礼炮吧！”他们曾经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以夫妻的名义往在一起，但他
们却并不是一对爱侣，只是在共同生活、工作和战斗的日子里，才产生了深厚的感
情。但是，由于紧张的斗争，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谈私人的爱情，一直保持着同志的
关系，现在，他们就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革命、献给人民的时候，他们以这样的方
式表达了他们的爱情，并宣布了他们的婚礼。
在这里，纯洁、真挚的爱情与为伟大理想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融合成一股浩然
正气，一直铭刻在人们的心目里。这样的爱，不才应当是永远的，不能忘记的吗？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曾经说过：“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
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
但对我们来说，也还是要注意到，反映这一切人们的“悲欢离合”都应当“能够使
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并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和鼓舞力量。
我和黄秋耘同志有同样的愿望：“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实在不忍想象，这
位聪明纯洁富有才华的作者竟会成了悲剧人物。”但是，事情往往又是和我们的愿
望相违背的，如果恰恰是我们“不忍想象”的那样，我们是否应当满腔热情地关怀
这位富有才华的女作家，和她一起开阔一下我们的眼界呢？
我们期待文艺评论家们，也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道路上和作家一起创造这
样的范例，却不希望他们陪伴作家沉陷在“悲剧人物”的感情里，共同“呼唤”那
不该呼唤的东西，迷失了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还记得鲁迅先生曾这样告诫过那些青年写作者：“一切作品，诚然大批很致力
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
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我想时时记取这些教益，对我们的创作能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总会有好处的。
（原载《文艺报》1980年第5期）
她捧出的是两颗纯洁的心
——谈怎样理解《爱，是不能忘记的》
李贵仁
列夫·托尔斯泰有言：“如果对我说，现在的孩子们在二十年之后，会因我写
的小说而哭、而笑和热爱生活，那我愿以毕生精力来写它。”读了《爱，是不能忘
记的》，我禁不住想：张洁这篇小说不正是许多年之后仍然使人因之而哭（可惜的
是大概笑不出来）和热爱生活的么？这不只是因为它有着十分强烈的艺术魅力；更
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历史的问题，需要经过许多世
代的努力才能趋于解决，因而也必然在许多世代激动人心。
《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写的是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它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
但张洁以自己独特的功力把它写成了一幕凄楚动人的悲剧。作品中男女主人公都曾
经有过婚姻，但并无爱情；他们之间虽然有爱情，却又不能结合。这种厄运是一种
既有历史延续性，又有现实普遍性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张洁以饱蘸愤激之火而又
蕴蓄哀伤之情的深沉笔触，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否定和
批判了这种社会现象，告诫人们一定要真正找到爱情才结婚，以避免使婚姻成为痛
苦的镣铐。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所追求的爱情，不是出于动
物本能的异性吸引，也不是在商品世界里的交换或买卖，而纯粹是理想一致、性格
融合的结晶，集中而强烈地体现着人类的最高道德原则。而张洁向人们讴歌、为人
们呼唤和要人们追求的正是这种爱情。很明显，小说中响彻全篇的主旋律是恩格斯
那句名言：“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而现实中还无法避免地
大量存在着的爱情与婚姻分离的状况，尽管合乎法律，却不合乎道德，必须逐步予
以改变；那些阻碍着，扼杀着人的健全发展的东西，也都必须改变！小说的这个主
题思想无疑是严肃而深刻的。它所揭露的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实质上是理想与现实
的矛盾。
但是李希凡和肖林同志却不是这样理解这篇作品（他们的文章见《文艺报》19
80年第5期和《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第4版）。在他们看来，小说只不过写了个
爱情与婚姻的三角关系，作者所歌颂的则是第三者插入的、破坏正常婚姻的、与道
德相悻因而渺小可鄙的爱情。这是值得商榷的。
应该指出，李希凡和肖林事实上也肯定了张洁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思想。李希凡
说：“的确，资产阶级、特别是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在我们的道德、舆论、社会
风习中还没有得到肃清，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并不完善，都有可能在婚姻和爱情
问题上，给人们的身心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或创伤”；肖林说：“不错，‘只有
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不应否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国
已基本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尚不发达，由于物质生活的种种限制，也由
于旧意识的深远影响，恩格斯所预言的那种最符合道德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
婚姻还没有完全实现。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完善，对于人们心灵中旧意识的影响，作
家完全应该进行批判。”
这些活真是讲得精彩极了！然而今人大惑不解的是，他们又在自己的文章中，
通过否定《爱，是不能忘记的》实现了对自己的否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问题出在对道德观念的理解上。李希几和肖林的共同基调是：男主人公有着一
个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妻子，因此，他和钟雨发生爱情就是不道德的。
不错，男主人公有着一个“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的患难妻子。在正常情况
下，他确实不应再产生别的爱情了。但他当年是“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
死者的感念”，而不是出于爱情娶那位工人的女儿的；因此。他的婚姻是无爱情的。
这从本质上讲是不符合恩格斯所说的“道德”的。既然如此，他当然就有权去寻求
和产生他所应有而未曾有过的爱情了，这不正是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实现的、理想的、
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生活目标吗？怎能反而斥之为不道德呢？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李希凡和肖林极力否认男主人公的婚姻是无爱情的。肖
林甚至说作者是“为了使老干部的无故变心能被读者接受”，才“解释说他和那工
人的女儿结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正义感”。这种用臆测和杜撰代替事实的主
观武断的评论作风，实在令人吃惊。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人与人是否产生爱情，情
况是相当复杂的。《二月》中的肖涧秋，明明深爱陶岚，却要和文嫂结婚，不就和
张洁笔下这位男主人公一样，并非出于爱情而出于正义感、同情心或曰人道主义吗？
那么，结婚时并无爱情。婚后几十年是否就一定会产生爱情呢？也不能一概而论。
生活中就有不少人虽然结了婚，也过得和睦、融洽，却一辈子就没有爱情。所以，
硬要说男主人公与他的妻子不可能没有爱情，不仅违背作品的实际，而且也不完全
符合生活的逻辑。李希凡和肖林也承认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痛苦的无爱情的
婚姻，并说对于这种“社会生活的不完善”之处，“作家完全应该进行批判”，可
是具体谈到作品的男主人公时，却自食其言，硬是认定他的婚姻不可能无爱情。这
显然是不妥的。
其次，他们不知根据什么逻辑，一口咬定男主人公的婚姻即便是无爱情的，他
和钟雨产生爱情也属于不道德的行为。肖林为了论证这一点，竟不惜歪曲恩格斯的
话，说什么恩格斯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就是没有
第三者的男女两人而言，决不应理解为只要有爱情，第三者的插入也是道德的”。
如此妙论，就是用形式逻辑也讲不通。仅就男女两人而言，如果他们的婚姻并无爱
情，即并不合乎道德，却又硬要让这种不道德的无爱情的婚姻永远保持下去，那么，
林道静不就得永远给余永泽当老婆了吗？我们的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可以离婚的条款
不就得废除，而代之以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从一而终”了吗？恩格斯那句话不就毫
无意义了吗？肖林自己所说的“作家完全应该批判！”“社会生活的不完善”之处，
不也同样毫无意义了吗？实际上，这是把婚姻当成了交换或者买卖的结果，把一方
当成了另一方的不可变动的私有财产。这样，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平等关系，
也就消失殆尽了。李希凡在讲到这一点时，来得更为彻底。他直言不讳地说：男女
主人公既然有了或者有过家庭，那么；不管是否幸福，也只能“结成知音或者知心
者的深挚友情”，而不能“是爱情上这样痛苦地‘占有’”。其理由是“我们不能
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这同样是讲不通的。第一，“革命的情谊”和爱
情是丙种不同的东西，既不能互相代替，又不会互相损害，怎能说一有爱情就是背
弃“革命的情谊”呢？第二，强令人们死守那种无爱情的婚姻，不许纠正错误，不
许寻找和产生应有而未有的爱情，这算什么？难道不正是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己
提出要反对的禁欲主义，中国在“五四”时代就已提出要打倒，李希凡自己也表示
反对的封建礼教吗？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诚如李希凡所说，封建主义的余毒本来就
多得很，清除犹恐不及，怎能再把这样的东西误认为革命的道德规范，要人们信守
不渝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也想“顺便举一个例子”。李希凡和肖林不约而同，都举了
保尔与丽达割舍爱情的例子，要大家奉为典范。这并不错。但是人的爱情是同自然
界一样极为复杂多样的，似乎不能只用一个典范供人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
小说《怎么办？》中，女主人公薇拉同罗普霍夫结婚后，发现自己对罗普霍夫的感
情不是爱情，她真正爱的是罗普霍夫的朋友吉乐沙诺夫。罗普霍夫看出了这一点，
就伪装自杀，主动出走，让薇拉嫁给了吉尔沙诺夫。后来，罗普霍夫同卡杰琳娜结
了婚，他们与吉尔沙诺夫家仍和从前一样友好往来。请问，这深受列宁赞赏的《怎
么办？》是不是也足以成为学习的典范呢？它批判了旧社会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
在婚姻关系中反对一方把另一方当作私有财产占有和支配，坚持人与人要互相尊重，
而且明确主张结束那种无爱情的婚姻，以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新的婚姻关系取而代
之，这正好是恩格斯观点的具体化，不是很正确、很合乎道德、很值得提倡么？我
想，如果这能成为一个原则普遍实行，那就标志着社会有了很大发展，人类有了长
足进步。
从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生活的理想境界来要求，张洁的男女主人公无疑
应效法《怎么办？》中的主人公们。这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而只能是喜剧
了。然而张洁没有给他们以这种幸福。
李希凡和肖林举出保尔和丽达的例子，是要以此否定张洁的男女主人公。其实，
后者尽管和前者有许多区别，但在基本点上却是相同的。他们不是也割舍了自己的
爱情吗？
诚如人们所说，张洁的小说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彩；但她毕竟严守着现实主义
的原则。她把握住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把握住了人物性格的逻辑，因此，既让自己
的男女主人公去追求理想，又让他们服从现实。于是，这一对在精神上生死相依的
情侣，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只是为了不“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就那么顽强地
克制自己，那么残忍地割舍了自己的爱情！他们以“互相忘记”相约；他们互相躲
避；他们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甚至“把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计算，
也不会超过廿四小时”！要讲舍己为人，这真应该算极限了！
肖林为男主人公的妻子鸣不平，指责“作者每每忘了这个不幸妻子的存在。”
这真是天大的冤屈！事实上，作者和她的男女主人公不仅每每惦记着那位妻子，而
且把她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假如不是这样，作者何苦让男女主人公受那么大的罪，
作出那么痛苦的自我牺牲？
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倒是：既然象《怎么办？》的主人公们那样解决爱情与
婚姻的矛盾是最合乎道德的，既然张洁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同样可以而且应该那样做，
他们又为什么不那样做，而是牺牲理想，屈从现实呢？从本质上看，这样的自我牺
牲，不是既错误，又愚蠢么？
确实如此；但在现实社会里，他们却非作出这样的自我牺牲不可；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为现行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所容。
这正是他们陷于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我们一定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张洁在小说中特意点出那位老干部的婚姻
是以阶级情谊为基础的，而且几十年里一直生活得和睦、融洽；他的妻子看来也没
有什么可以指责之处。这样，他和钟雨发生爱情，用“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来
衡量，就显得很不应该，很容易招致非议了。张洁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她把造成悲
剧的矛盾的对立面安排得那么合理，不是自找麻烦吗？
殊不知这正是张洁思想的深刻之处。
黑格尔在谈到艺术美时指出：“在真正的美里，冲突所揭露的矛盾中每一对立
面还是必须带有理想的烙印，因此不能没有理性，不能没有辩护的道理。”《爱，
是不能忘记的》作为一幕社会悲剧，在揭露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时，正好体现了
黑格尔的这一美学思想。从本质上看，理想显然是合理的、道德的，现实则是不合
理的、不道德的。但是，现实为什么能存在，人们又为什么必须遵循呢？原因就在
于它们还包含着某种合理的因素。这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归根到底则是由经济基
础决定的。长期以来居于正统地位的道德观念，以及在这种道德观念规范下的爱情
与婚姻关系就是如此。例如，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爱情与婚姻分离的现象仍是比
较普遍的，有许多人还不能把婚姻关系建立在纯真的爱情基础上，而或多或少地要
受到金钱、财产、地位等因素的影响，甚至还有人把婚姻关系搞成各种形式的交换
或者买卖关系。这一切无疑是不道德、不合理的。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远
未发达到可以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需要，因而这一切对于它所产生和维护的经济基
础来说，又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必需。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才受到法律的保护
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倘若张洁在小说中把现实表现得毫无合理之处，就
必然会成为对生活的歪曲，男女主人公屈从现实的自我牺牲也就毫无积极意义、甚
至是反动的了。张洁深知这个道理，深知文学反映现实必须力戒简单化，防止片面
性。她在小说中揭露和展示的矛盾，是建立在对现实的辩证认识的基础上的。她毫
无顾忌地充分表现出了男主人公的婚姻在本质上的不合理性，同时又不加掩饰地充
分表现出了这一婚姻在现实条件下的合理性。这样的婚姻显然是具有二重性的，并
且由于这种二重性，决定了男主人公和钟雨的爱情也具有着二重性：由于这一婚姻
在本质上不合理，这一爱情就成为合理的了；由于这一婚姻在现实条件下又有着合
理性，这一爱情就成了难以实现的了。而男女主人公同样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二重性；
他们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是理想的忠实信徒，
又是现实的可怜囚徒。为了理想，他们至死忠于自己的爱情；拘于现实，他们只好
恰守现行的道德。由此构成了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冲突，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
对立双方都有其合理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都有为自己“辩护的道理”，但又势
同水火，彼此不能相容，真叫人进退维谷。有什么办法呢？男女主人公硬是无法享
受尘世的爱，只好到天国去追求。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心理，又是对现实生活的多
么深刻的揭示！李希凡说，要是到了天国，就得见马克思。在他看来，马克思好象
要批判这一对情侣呢。其实，马克思恰恰是主张爱情与婚姻统一的，所以我们说，
男女主人公一定可以在马克思的祝福下幸福地结合。可惜的是，所谓天国并不可能
真有，那只不过是人在无法实现理想时所产生的幻想罢了。男女主人公的结局毕竟
是凄惨的，他们怀着理想，倒在现实的祭坛上，双双做了理想的殉葬品，现实的牺
牲品。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悲剧！张洁自始至终紧扣住这一点，浓墨重彩地表现这
一点，尽管为自己增加了许多麻烦，而且招来了别人的莫大非议，但却使作品的历
史真实性和深刻性得到了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加强呵！
是的，理想和现实都有其合理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既应追求理想，又不能脱
离现实，有时甚至不得不牺牲理想，屈从现实。然而，本质上的合理性毕竟是属于
理想的，人类追求理想的精神，必将永远象烈火一样炽烈地燃烧。而当历史发展的
规律有了实现理想的可能时，理想就会成为现实，并且又将产生新的理想。人类社
会之所以能够前进发展，其根源，其动力，应该说正在于此。因此可以说，对现实
不满是人类最伟大最重要的精神；它是社会的支柱，历史的杠杆，是人类通向理想
境界的纽带。但由于理想与实现往往存在着矛盾，所以，人类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一些暂时的悲哀。
有人认为，写悲剧只能给人以压抑感和幻灭感，从而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其
实，就好的悲剧而言，情况恰恰相反。鲁迅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
东西毁灭给人看。”当人们从悲剧中看到人生的有价值的也就是美的东西被毁灭时，
固然会感到惋惜，甚至会产生哀痛；但更重要的是，也正由于人们在悲剧中看清了
被毁灭的东西是有价值的、美的，因而也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和激情：热爱、
追求、实现和保护那有价值的、美的东西，憎恨、排斥、反对和消灭那毁灭美的邪
恶势力。这就是说，成功的悲剧非但不会给人以压抑感和幻灭感，反而可以产生巨
大的激励人们为争取美好生活而斗争的革命作用。当我们读完《爱，是不能忘记的》
时，我想，我们从张洁那支生花妙笔所创造的这幕凄楚动人的悲剧中，应该也可以
领悟出的思想，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当然，《爱，是不能忘记的》并非尽善尽美之作，颇有值得疵议之处。但它思
想深沉，艺术精湛毕竟是主流。对这样的作品，我们怎能轻率地否定呢？
（原载《北京文艺》1980年第8期）
读张洁长篇小说<<无字>>
读完张洁著三卷本小说<<无字>>,心中总有一种受压抑的感觉,且长时间不能散去。读完结局回目全书，想起胡家祖传的一方古砚上刻的那个“茫”字。是啊，透过这部小说，我看到茫茫的世界，茫茫的人间，以及人间那茫茫的感情！
小说以农民出身的叶氏家族中的一对母女——叶莲子和吴为一生经历为主线，写出了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新世纪前的风云变幻和世间沧桑。并通过她们母女二人一生的感情生活，深刻的揭示了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的难以融合的矛盾和差异。虽然叶莲子在将近一生的经历中渐渐认清了这种差异的不可逾越性，但她仍然无法阻止女儿吴为被这条无耻的鸿沟所吞没！
叶莲子嫁给兵痞子出身的、一心想做“上等人”的东北军下级军官顾秋水，完全是父母之言。在和顾秋水生活的十多年里，她看清了所谓“上等人”的种种劣迹，自己和“上等人”的圈子是那么格格不入。这也是后来她极力反对女儿吴为与胡秉宸那场“恋情”的原因。
胡秉宸出身于没落的富家。家传的“宋明理学”在他思想中根深蒂固，儿时家里的那幅“太上立德，次为立功，再次立言”的家训中堂，他更是刻骨铭心。继承家业、重振家威是他的根本愿望。当然，不论他的家学思想如何，也不论他投身革命是不是偶然，他都应该算是新中国开过的功臣。然而，在上海解放时他自己主动向某高层领导示功并得到一个职位，已经初步展示出他渴望仕途的思想。后来，他压制住自己的感情而能和他并不爱的白帆生活一生，就是因为怕家庭关系在自己的仕途道路上产生不良的影响。这从他与白帆之间的“协议”中可见一斑。如此看来，胡秉宸就是一个典型地视官如命地职业官僚！虽然他也曾经拒绝为陷害某领导做假证，那也只是以保护自己关系网为目的的江湖义气，否则当初曾经帮助他摸清重庆敌方电台情况的田放被错划右派时，他为什么不挺身而出？还有，他与别人吵架时把大把的钞票抛向空中大喊：老子有的是钱，这也是一种地主阔少的行为。
虽然胡秉宸对白帆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但他们互为自己的历史，更可以互相利用。所以白帆为了维持“家庭关系”，在胡秉宸沾花惹草的恶习上也操了一辈子心，这是她极力反对“胡吴”关系的原因。
胡秉宸在干校也是耳闻吴为有“偷人”的恶名之后，才以领导的身份与之搭讪，目的无非就是“沾花惹草、白吃豆腐”。但令他意外的是：内心渴望关爱的吴为出于对领导的敬仰却没看出他的真实目的而对他认真起来。他也看到“恶名”背后的吴为也是知书达理、才华横溢。后来，吴为成了知名的作家，他更加感到能偷到吴为简直是人生一大快事。
当然，不能说胡秉宸没有真心爱过吴为。但那是以不影响自己“仕途之路”和“盖棺定论”为先决条件的。当他官运亨通时，他是沾花惹草的心态；当他得知组织上让他离休时，他便表示爱吴为；当离休铁定时，他便与白帆打官司离婚。也就是说从他离休前后到与白帆离婚这段时间里他真心爱过吴为。然而当他刚与吴为步出结婚登记处的大门时，便猛然感到自己此时已经彻底离开了他原有的“圈子”，自己的“盖棺定论”上将被“曾经”的圈内人加上“陈世美”的恶名。这在他“太上立德”的家训中是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立即把这份真情抛于九霄云外；于是他刚与吴为结婚就开始逼着吴为离婚。几年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他原来的“圈内”，重新修正了“人们”对他的“盖棺定论”，对吴为又回到“沾花惹草”的心态。和与吴为婚后偷白帆一样，他与白帆复婚后又再偷吴为，并最终让吴为看清了他“押妓”的恶劣心态。
在现代社会中，胡秉宸用一生去实践陈腐的“宋明理学”，他也就成为一个命中注定的失败者。这从他的人生结局中可洞察一二：他死后的骨灰竟然无人认领，可见他所崇尚的“立德”是多么荒谬！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为写书而积累的资料是那么索然无味，可见他所崇尚的“立言”是何等的无知！只不过吴为“疯”后，他以红色资本家的身份在香港干房地产重振了胡家的家威，算是在胡家的家史上立了所谓“一功”。而这“功”不是以牺牲吴为的生命换来的吗？！可见他立的“功”是多么残忍！
曾经挚爱胡秉宸的吴为自杀了，一个才华横溢地、为人们创造精神食粮地知名作家就这样被“胡秉宸们”逼死了！骗死了！折磨死了！她真疯了吗？难道人疯之前会把所有的照片和亲人的地址都毁掉吗？难道人疯之后还会学着自己的母亲把身上所有维持生命的管子拔掉而自杀吗？吴为没疯，她是用“疯”来抵挡胡秉宸的纠缠，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做人的尊严，并向能够“掌握”自己“盖棺定论”的胡秉宸之流的权贵们发出了反抗的最强音！
翻回书的扉页，有一幅老女人的照片，我觉得那就是吴为。那表情犹如一位在鏖战中被暗器所伤而退出战场的战将在回视自己在这场战事中的一招一式。有一丝笑意在她嘴角，那是对胡秉宸之流卑鄙无耻的讥讽，有一对眼神斜视一方，那是对世上所有“胡秉宸们”的蔑视，有一份苦衷微锁眉头，那是对母亲无尽的忏悔，有一个声音在脑际回荡：这茫茫人世就是这样吗？
试谈《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问题
肖林
生活是复杂的，充满了各种矛盾。作为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作为具有崇高理想
的战士的作家，应该在思想的波涛中扬起真理之帆，应该在幻想的画布上绘出鲜红
的理想之霞，应该在人们的心田里播下真、善、美的种子，应该启发人们去争取和
创造美好、光明、高尚和乐观的生活。总之，作家在思想上、在道德上负有高度责
任。
可以直说，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载《北京文艺》一九七九年十一
月号）没有负起这样的职责，这篇小说的格调不高，在思想上存有弱点。
小说描写了一位女作家和一名老干部之间“凄凉而悲惨”、但又“镂骨铭心”
的爱情“大悲剧”。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老干部有一个共患难几十年
的妻子——一个工人的女儿。他们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已经“互为左膀右
臂”。我概括得这样简单，使小说变得索然无味。但这正可以说明，离开充满浓厚
的抒情气息的语言外壳，小说的思想本质是极为贫弱和渺小的。
然而，生活中难道不存在爱情与婚姻相分离的痛苦现象吗？
是的，不应否认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国已基本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由
于经济尚不发达，由于物质生活的种种限制，也由于旧意识的深远影响，恩格斯所
预言的那种最符合道德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还没有完全实现。对于社会
生活的不完善，对于人们心灵中旧意识的影响，作家完全应该进行批判。
有的评论说，这篇小说是“积郁在心的渴求”，“渴求摆脱镌刻着私有制度烙
印的一切习惯、情感、规范和传统，渴求摆脱那散发着市侩气息的、庸俗的婚姻关
系……”。我以为，这是无的放矢。小说里妨碍女作家钟雨和老干部发展爱情的唯
一障碍是老干部有一个妻子。而老干部是出于阶级情谊和妻子结合的，他们在斗争
中共同亲密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基于斗争生活的婚姻有何市侩气息？有何庸俗？又
在哪里镌刻着私有制度的烙印呢？
小说的这种渴求，其合理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当钟雨和那位老干部相遇时，都
已过中年，老干部的头发甚至都白了。如果说，钟雨由于年轻无知而有过一次错误
的结婚，因而离异，她渴求真正的爱情是可以理解的。而那位老干部却是毫无道理。
作者为了使老干部的无故变心能被读者接受，便解释说他和那工人的女儿结婚不是
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正义感。且不说这是否必要，是否符合道德。即使如此，几十
年同舟共济的亲密生活，也足以产生深厚的感情了。难道能否认这位老干部和妻子
之间的感情不是夫妇之情；即性爱吗？如果不能，那么老干部凭什么无视和他几十
年“风里来，雨里去”的患难妻子，又有什么理由去“镂骨铭心”地渴求女作家的
爱情呢？
还有评论说，“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
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
社会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
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对此，我不禁
想问：同志，你的“精神枷锁”指的是什么呢？“难以弥补的缺陷”又是什么呢？
其实何必说得那么玄呢？说穿了，无非是一个爱情和婚姻的稳定性问题。
不错，“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恩洛斯语），但是这里，
恩格斯是就没有第三者的男女两人而言，决不应理解为只要有爱情。第三者的插入
也是道德的。并非一切爱情都是神圣的，只有符合道德的纯洁真挚的爱情才是高尚
的。与道德相悻的爱情则是渺小可鄙的。因此，必须以道德作为爱情的准则。如果
这使某些人感到被束缚得。我们能同情他们的呻吟乃至呼号吗？
的确，生活中常常有例外或是意外（在这里，我们排除包办婚姻、买卖婚姻，
仅就自由结合而言），而且，性爱的持久性也可能因人而异（但不会是无缘无故！）。
一般说来，一个人可能爱的，绝不会只是一个人，而是相似的一类人。世界上并不
存在所谓天造地设的“一对”。每两个人的最后结合，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存在
这种可能，即一个人婚后仍会遇见比他的爱人更相投，趣味、志向更一致的人，这
时候应不应该具有道德的约束力？能不能抛开“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呢？每一
个心地善良的人都不难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这只是一个极简单、极普通、而且极
古老的道理：爱情应该坚贞。从“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常存抱柱信，
岂上望夫台”到“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这里面，难道没
有一种美好的道德信念吗？自然，任何道德观念都不是永恒的，都带有时代的阶级
的烙印。但是一种旧道德的消亡仅仅是被发展了的新道德所代替。人类的进步带来
道德的发展，人类的总趋向是越来越道德的。比如，任何男性奴役女性的社会都只
要求妇女恪守对爱情的忠诚，但是男女平等的新的社会关系则要求男子同样忠实于
爱情。恩格斯所预言的家庭的消亡是指私有制一夫一妻家庭的虚伪关系的消亡，而
代之以充分发展的名副其实的一夫一妻制。那种以为到共产主义社会家庭的消亡就
意味着男女关系松弛和混乱，或把现在西方国家的所谓“性爆炸”看作一种进步的
人，都是对婚姻、家庭的历史演变毫无所知。爱情是一种持久的感情，同地位、教
养并不成正比例。人越文明，对爱情就会越忠诚，这是毋须置疑的。由此可见，小
说中的老干部无故背弃妻子根本不值得去赞颂。
也许读者会问，可他们只是把爱情藏在内心里，你是不是也在无的放矢呢？
不，这正是我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以为，小说论述了一个虚伪的道理。作
者认为，只要没有在形式上伤害妻子，有妇之夫和别人相爱就是无可非议的。这是
说不通的。道理再简单不过，性爱就其本性来说是排他的。尽管形式上老干部没有
和妻子离异，但是无爱的夫妇生活，对于他的妻子，怎能不是一种深重的伤害和侮
辱呢？试想，他的妻子如果得知曾和她共同生活多年的丈夫忽然在精神上日日夜夜
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就象一对恩爱的夫妻”，她会因为他并没有离婚而感到快
慰吗？而作者每每忘了这个不幸妻子的存在。实际上，作者笔下那个女作家的感情
处处是自私的。比如，这位女作家希冀真有所谓天国，她盼望并相信老干部一定会
在那里等待着她，他们将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他们自己。她大概
忘记了，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把老干部的妻子放在哪里呢？是地狱还是天国？如果
宽大，也让她升上天去，不又使高尚的他们大为扫兴吗？可见即使在想象中，道德
的逻辑也是严密的，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外，作者的许多优美抒情之
笔恰恰是伤人的箭，如“不管他们变成什么，他们仍然在相爱。尽管没有什么人间
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他们却完完全全地
占有着对方。那是什么都不能分离的。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
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裸青草；一层浪花拍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
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在这充满骄矜的精神胜利面前，我为
那位已无立足之地的工人女儿感到不平。在作者笔下，这位无辜的妻子反而是渺小
和不美的。这能不是一种颠倒，一种伪善和伪美吗？
总之，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在于男女主人公的情操和道德的力量。
更在于作者的理解认识和思想深度。为了进一步作说明，我可以顺便举一个例子。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曾深爱他的战友
丽达。面当他和她重逢并知道无法和她结合时，他很难过，但是他诚挚地对丽达说，
不管怎样，在炽热的斗争生活中，他得到的东西仍然很多，失去丽达的爱情是无法
与此相比的。而丽达已经结了婚。她又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她怀着深切的温
情写信给保尔，希望他们之间的憾事不要在他的生活里留下痛苦的回忆，她相信保
尔是很坚强的，她说虽然她对生活的看法并不拘泥于形式，如果的确出于不平常的、
深沉的感情带来愉快。保尔和丽达理智和冷静地分手之后，继续走向新的斗争，新的生活，他永远怀念丽达，但是他心里充满的决不可能是悲惨的忧伤。而是共理想的同志的亲切情谊。他后来和女工达雅结合，在他的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而且仍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如果我们设想保尔和丽达不是这样坚强地分手，而是“在精神上日日夜夜在一
起”，终生追忆不已，念念不忘，以至常常神不守舍，并彼此期待着在天国厮守，
沉溺于所谓“不朽的爱”，痛苦不堪。我们不觉得降低了他们吗？这正是无产阶级
革命者的伟大情怀、坚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高出于小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绵
绵长恨之处。
从这个简单的比较中，不难看出《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之低
自然，我绝不至于愚蠢和武断到干涉作家创作自由的地步，我绝不是说当处理
这类题材时都应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样。这，我想是毋须多作解释的。
生活中有许多现象，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理解不等于赞成和拥护。我造
成的是那种能够克制自己，并且始终保持乐观主义精神，认为个人的一切永远无法
与集体的事业相比的真正革命者的非凡的毅力和品格。
我想说的还不仅此而已。
我觉得，每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即我们的
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而十
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更加刺激了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不断产生和发展。这种社会现
象不可能不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我们的文学工作者，是否有一种审验以至批判的
责任呢？是否应警惕和剔除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浸染呢？是否应站得更高一些，
看得更远一些，想得更深一些呢？我以为，这是一个极为严肃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
题。因为，作家是社会的教员。
我希望作家用光明的、坚强的、乐观的和道德高尚的生活态度教育和影响群众，
而不应把暧昧的、缺乏道德力量和不健康的情绪美化成诗。
（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
张洁此时无字胜有字
给一个文字极讲究的人写印象记，真是件极恐怖的事。如果那个人又是一个历过人间沧桑、看破了红尘的人，当然是比简单的班门弄斧更更更地难以下笔。
认识张洁几年，总是隔三差五地煲些长长的“电话粥”，都是些关于家长里短的无主题变奏。因了这篇赖不掉的文债，才逼得我这个懒笨人挖空心思地想想张洁是个怎样的人。
张洁是个喜欢低调的人。今年2月4日的《北京青年报》关于两会的报道，有一张背影的照片，我拿着报纸打电话问她，她笑着承认：“是我，我不愿意上镜头，说好不让他们拍，没想到还是被偷拍了。”这样的事很是打着张洁的痕迹。出书的时候，因为有重名作者的缘故，她不得不附上自己的照片，但总是嚷嚷着：小点儿，再小点儿。
张洁是个嘴上说不再相信爱情却永远也不会真正放弃爱心的人。她以《爱，是不能忘记的》出道，经历了数不尽的坎坷，如今年过花甲的她总是把“爱是不能指望的”像是誓言又像是提醒一样挂在嘴边。现在的她走在街上看到两个年轻人手拉着手，她会为那个女孩子的爱情担心，晚上她会在电话里告诉我：“如果你出问题了，别怕，我是你的窝。”她总让我想起那段禅说：一个小和尚向老和尚学习禅宗，被老和尚棒喝，小和尚顿悟。所不同的是，我这个小和尚总是冥顽不化，而张洁也从来不会像那个老和尚“痛下狠手”。相反，眼前这个老和尚知道那个终极在哪里，只是因为不忍，才并不刻意地点醒小和尚，反而一再地说，“不醒就不醒吧，如果醒了，别怕别怕，有我。”———她痛过，所以她怕别人再痛。
张洁是个超坚强的人。我曾经无意中翻出她写在1986年的一篇散文：《我的第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像是谶语那样让我惊心。她说：“当我摩挲着我第一本装帧粗糙、纸张低劣的书的时候，我悟到，我的痛苦，其实就是我的财富。”我惊诧的是即使在她生命表面最辉煌的那个时期，她所背负的苦痛就已是常人无法承受的了，但比起那时，她生命中注定要承载的更大的痛苦还在1986年之后等着她，还远远没有到最高潮，还远远没有完结……从那时到现在的十几年的更大的苦痛没有人知道她一个人是怎么扛过来的。
张洁是个永远的“愤青”。她对政治的狂热从《沉重的翅膀》一直保持到现在，但认识她的人谁也不会把她和成熟沉稳的革命者形象联系在一起。“我小时候就想当一个坚贞不屈的革命者，你懂吧。怎么说呢，牺牲，献身。就喜欢这个，不管对爱情还是对一个合理的社会，献身。我觉得‘献身’这两个字特别棒。”她的更像是小布尔乔亚的政治热情，让她在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时像个不谙世事的青年人，没有顾忌地滔滔不绝：“什么是理想社会我也说不出来，但看见不合理的事情我就要提出批评。在理想的社会里，应该尊重人家的人格。包括吃喝拉撒睡也包括在人的生的权利里。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一点。”所以每年的两会，她都会有一大堆提案交上去，哪个居民院儿的下水道多年堵塞都会被她写上去。
不认识张洁的人总是把她和女性作家和女权主义放在一起，认识张洁的人都知道她会对这两个词大为光火：“我为什么要卖这个‘女’字？不卖这个‘女’字，就不能成为一个好好写书的人吗？如果是个自立的女人，就应该在这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我真干出来是我的能力，不是因为我是女人，或者我长得漂亮。如果那样，对男人公平吗？一个人，要是心脏健康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嘣嘣嘣嘣在跳，你非得是真的有病的时候，才会心率过速啊，停跳啊，或者是狭窄，堵塞。所以你如果意识到你是女人，你也有点问题。”
张洁是个惟美而挑剔的人。她喜欢美食，喜欢漂亮的工艺品，喜欢看好的演出。
对不喜欢的人和事，她也会没有顾忌地像个男人那样地骂“粗口”。她的喜好纯粹而且率直，好像在她那里从来没有“同行是冤家”的概念，每每看到同行有了精彩的作品，她都会兴奋地到处打电话大段大段地念给别人听。“我希望我在读者心目中是一个好作家，我的长项是悟性好，细节用的好。不过你看了最近王安忆的作品了吗？真好，还有张承志的……还有余华的……还有王朔的……还有史铁生的……还有叶兆言的……真好真好。”谈她创作的话题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拐了弯儿。
久久没有在文坛露面的张洁目前的工作是对她创作长达十年的长篇小说《无字》进行最后的修改，预计今年底就可把三卷本出齐。1998年底已经出版的《无字》第一卷让很多读者感到惊讶———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精神产品也像可口可乐一样成为商品的时代，居然还有人在做这样呕心沥血的事情———在一个长篇当中，不计成本地把激情和爆发力一贯到底，从灵魂中重新抠开的伤口让人触目惊心。张洁说：
现在的我像个赌徒一样，把所有的输光了。离婚，猫死了，我妈去世，生病……都弄得我消沉的……我这辈子就剩下写作这一件事。这是我惟一所爱，惟一的寄托。
以前的作品我总是为别人而写，从《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无字》以后，我要为我自己写，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且我真的觉得越写越好，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就像你都输光了，但你还有一个房子没卖，没典当出去，多好啊。我知道《沉重的翅膀》那种东西应该写，但是我再不浪费我的生命了。我和出版社谈好了，书出来后第一不签名售书，第二不开作品研讨会———这些热闹对于我来说都是没有用的了。
此文石墙背景的那张配图是张洁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她拿给我一是因为那上面的石头是她最喜爱的，二是因为她自己在上面占据的位置很小———一如她的低调。
结束此文时我忽然心中一动，找出《无字》第一部，翻到第4页，果然上面有关于这石墙的文字。附后———解读她的千言万语还是她自己的文字更为合适。
每每面对那石墙，便会在溟氵蒙中看到有铭文在那墙上时隐时现，铭刻着与她休戚相关而又不可解读的文字。起先那铭文像是刚刚镌刻上去的，然后经雨雪风霜越来越深地蚀入石墙，倒好像那石墙如血肉之躯在不断生长，渐渐地将那些文字嵌入自己的身躯。那是一种莫测的，说有形又不可见，说无形又很具体的力量，日夜镌刻不息的结果。”（《北京青年报》刘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