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宋】杨仲良 撰

欧阳守道序

《皇宋纪事本末》，宝祐元年，直徽猷阁谢侯守庐陵，始以家藏本刻于郡斋。侯既去，予于郡学见之，借授贡士徐君琥传录。徐以郡本不可复得，有意转刻于家。或谓卷帙繁多，宜作节本，予亟止之曰：『史未易节也。前代史尚难之，况国朝节史，近于笔削。傥不知史法，而容易措手，则去留失宜，首尾不备，使读者怃然，此与漏段阙字何异?史馆遴选尚不敢苟，而私家新学，见史辄节，非予所敢知也。』徐君幸从予言而止。刊既就，以示予，覆读，则颇疑其间多所舛讹，盖前此郡斋所刻，往往未及点对而侯已去，殊为可惜。近有大字蜀本者，予复借与数友参校，乃知郡本固自多误，蜀本误亦不免。再质之于《续通鉴长编》，寻其本文初意，而后敢以为安。所眩正不啻千数百字，然亦惟有误，则据本正之，傥无可据，虽一字不敢辄增损也。工告毕，为谐其所自。五年岁在丁巳十月望，庐陵欧阳守道谨书。

四库未收书提要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提要

宋杨仲良撰。案：李焘取北宋九朝事实，仿司马光长编之体编年述事，为《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一百五十卷，卷帙最为繁重。仲良乃别为分门编类，以成此书，每类之中，仍以编年纪事：太祖七卷，太宗七卷，真宗十四卷，仁宗二十四卷，英宗四卷，神宗三十四卷，哲宗二十六卷，徽宗二十八卷，钦宗六卷，共一百五十卷。各有事目，目中复有子目。汴京百七十年礼、乐、兵、刑之沿革制度、政令之举废，粲然具备，可以案目寻求。李焘而后，陈均之前，烦简得中，洵可并传。而今所传《长编》足本，徽、钦两朝皆已阙失，藉此得以考见崖略，尤可贵也。仲良之名不见于书中，卷端有宝祐丁巳庐陵欧阳守道序，亦不言著书人姓名。而陈均《九朝编年》引用书目中有之，云《长编纪事本末》，杨公仲良。故知此事出仲良手。然其书不见于《宋史﹒艺文志》，而赵希弁、陈振孙、马端临诸家亦皆不著录。近代藏书家，惟季振宜、徐乾学两家有之。徐目云：阙一百十四卷至一百十九卷。今此旧钞本亦阙此六卷，又阙六、七两卷，而五、八两卷亦非完帙，较乾学藏本盖又多阙佚矣。据守道序，此书宝祐元年刻于庐陵郡斋，贡士徐琥重为校刻，则宝祐五年也。

目 录

第一册

卷第一

太祖皇帝

受禅

亲征潞州

亲征扬州

收复湖南

收复荆南

卷第二

收复西川

卷第三

收复江南

卷第四

收复岭南

收复吴越（太宗朝附）

卷第五（下半卷原阙）

亲征河东（太宗朝附）

卷第六（阙）

圣德（阙）

圣学（阙）

亲信赵普（阙）

卷第七（阙）

罢节度使权（阙）

优礼节度使（阙）

驾驭将帅（阙）

政迹（阙）

卷第八（上半卷原阙）

太宗皇帝

受位（原阙）

秦王事迹

卷第九

诸王事迹

立太子（王继恩邪谋附）

卷第十

赵普复相

寇准参政

奖用贤臣

田锡

苏易简

吕蒙正

钱若水

贬斥邪佞

卢多逊

弥德超

王延范

马周

侯莫陈利用

陈廷山

王淮

赵昌言

赵赞

卷第十一

钱议

蜀钱

江南钱

农田

何承矩屯田之利

陈尧叟等建水利垦田之议

陈靖垦田之议

塞滑河

卷第十二

陈洪进入朝（太祖朝附见）

交趾内附（太祖附）

卷第十三

李顺之变

李飞雄之变

卷第十四

圣德

圣学

朝仪

正衙（仁宗神宗附）

入阁

历议（太祖附）

释老

听断

教阅

政迹总类

卷第十五

真宗皇帝

亲征契丹

卷第十六

王钦若等改定郊丘板位

柴成务等看详编敕

李宗谔等修定乐器

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事迹

王钦若等校《道藏经》

田锡《御览》

胡旦《两汉春秋》

卷第十七

封泰山（天书附）

卷第十八

建玉清昭应宫（宣读天书附）

卷第十九

谒诸陵

祀汾阴

卷第二十

崇奉圣祖

崇奉五岳

谒太清官

建宫殿

诏西京建太祖神御殿

诏诸州府军监建天庆观

建祥源观

卷第二十一

圣德

圣学

政迹

不强仕大臣

善任藩方长吏

大阅

大酺

卷第二十二

种放出处

杨亿进退

王钦若事迹

卷第二十三

丁谓事迹

卷第二十四

朱能伪造天书

周怀政阴谋废立

雷允恭擅易皇堂

卷第二十五

刘盱之变

王均之变

宜州陈进之变

泸蛮之叛

卷第二十六

晏夷豆望行牌之变

抚水蛮叛

渭州蕃族唃厮啰叛服

卷第二十七

庄献垂帘（杨太后附）

卷第二十八

训导太子

卷第二十九

仁宗皇帝

经筵

转对（上三朝附）

入阁礼（神宗附）

耕籍田

校猎

卷第三十

圣德

政迹

详定乘舆之制

定集议官制

卷第三十一

议乐

景祐初议

皇祐再定

卷第三十二

修唐书

修国史

删定编敕

修定历法（真宗附）

中书枢密分合（神宗附）

礼仪院废置

玉清昭应宫灾

大内灾

卷第三十三

追尊庄懿太后

反庄献太后之政

庄惠嗣尊号

废皇后郭氏（范仲淹孔道辅等谏附）

美人尚氏杨氏争宠

立皇后曹氏

卷第三十四

宦寺专恣

外戚骄横

贵妃张氏宠幸

第二册

卷第三十五

宗室迁官

置睦亲宅

荊王元俨

卷第三十六

王钦若复相

曹利用罢枢密使

王陈韩石罢政（张士逊章得象宋庠晁宗悫登用附）

大臣补外

陈尧咨出镇天雄

晏殊出知宣州

钱惟演改判河南

王鬷出知河南

张士逊得谢

林踽通判饶州

余靖分司南京

庞籍出知郓州

昊育判延州

宋祁出知郑州

卷第三十七

吕夷简事迹

荐李柬之

恶范讽

下王曾

范余尹欧继出

宋杜异议

二任并副枢密

富弼出使

孙沔蔡襄欧阳修等言

夏竦事迹

不使契丹

深衔石介

卷第三十八

富范条奏十事本末

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王拱辰等劾苏舜钦

陈执中排杜衍

蔡襄等言陈执中

韩欧石以论救范富等责罢

富弼范仲淹争论救晁仲约事

吴育贾昌朝张方平争论唐询事

卷第三十九

唐介劾张尧佐

吴中复等论梁适

赵抃等论陈执中（与范镇争辨附见）

卷第四十

张异等劾刘沆

唐介等劾陈旭

梁坚等劾滕宗谅

庞籍梁适言狄青拜枢密事

欧阳修吕景初刘敞论狄青可疑事

卷第四十一

减浮费

按察官吏

卷第四十二

明黜陟

抑侥幸（李柬之等议减任子附见），

均公田

卷第四十三

募兵（减兵附）

卷第四十四

马政

营田

均赋

建仓

常平仓

义仓

广惠仓

卷第四十五

茶法

十三场利害

盐法

议陕西池盐法

榷河北盐

易东南盐

给虔州盐

钱币

商州铸大钱

成都陕西交子务（神宗附）

卷第四十六

塘水

修水洛城

卷第四十七

塞河

修滑州决河

修澶州决河

再修澶州决河

卷第四十八

外郡寇贼

西边属羌之乱

桂阳蛮猺之叛

卷第四十九

广蛮区希范内寇

淯井夷叛

保州兵乱

贝卒王则之叛

亲从颜秀之变

卷第五十

广源蛮叛

卷第五十一

英宗册立始末

卷第五十二

李玮尚福康公主

文彦博叱史志聪

英宗即位

卷第五十三

英宗皇帝

经筵（神宗附）

编修《通鉴》

撰定历法（神宗附）

卷第五十四

光献垂帘

卷第五十五

濮议

卷第五十六

教养宗室

疑蔡襄

刺陕西义勇

去冗官

训导皇子

卷第五十七

神宗皇帝

宰相不押班

宰相辞郊赏

卷第五十八

欧阳修诬谤

司马光弹劾

吕诲劾王安石

卷第五十九

王安石事迹上

卷第六十

王安石事迹下

卷第六十一

吕惠卿奸邪

李定奸恶

卷第六十二

苏轼诗狱

卷第六十三

王安石毁去正臣

卷第六十四

王安石专用小人

卷第六十五

常秩擢用

郑侠贬黜

蔡确欲陷吴充

何正臣诬吕公著

卷第六十六

三司条例司废置

议减兵数杂类

卷第六十七

裁抑臣僚奏荐

裁定宗室授官

裁定京官（考校磨勘改官附）

裁抑宦寺

卷第六十八

青苗法上

卷第六十九

青苗法下

第三册

卷第七十

役法

卷第七十一

保甲

卷第七十二

市易务（免行附）

卷第七十三

方田

手实

义仓

农田

淤田

水利

种桑

卷第七十四

修经义

置武学

教阵法

卷第七十五

马政

军器监

试刑法（置律学等附）

论肉刑

增吏禄

卷第七十六

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

薛向等措置陕西盐钞

蹇周辅措置江南盐

周尹措置蜀盐

李稷等措置蜀茶

周直孙等措置在京酒麴（京东路附）

卷第七十七

州县废复（分路附）

浚汴河（导洛附）

塞曹村河

卷第七十八

详定郊庙礼文上

卷第七十九

详定郊庙礼文下（礼部等议附见）

卷第八十

定乐器

定朝会仪注

改官制

卷第八十一

修两朝国史

奉太皇太后(二王附）

圣德

政迹

卷第八十二

审官西院

大理寺狱

孔子庙庭配飨

景灵宫绘像

修太一宫

卷第八十三

种谔城绥州

韩琦筑甘谷城

卷第八十四

韩绛经略西事

卷第八十五

取洮河兰会上

卷第八十六

取洮河兰会下

卷第八十七

讨交趾

卷第八十八

讨梅山蛮

平淯井蛮

讨茂州蛮

讨泸州蛮

卷第八十九

徐禧永乐之败

经制安化蛮事

抚遇蕃户董毡

通使高丽

卷第九十

蔡确邢恕邪谋

卷第九十一

哲宗皇帝

宣仁垂帘（皇太妃附）

卷第九十二

讲读

卷第九十三

求直言

十科举士

圣德

政迹

卷第九十四

变新法

卷第九十五

用旧臣上

卷第九十六

用旧臣下

卷第九十七

逐小人上

卷第九十八

逐小人下

汰监司

卷第九十九

调亭

朋党（刘吕罢相附）

卷第一百

绍述（苏辙罢政附）

卷第一百零一

逐元祐党上（编类章疏附）

卷第一百零二

逐元祐党下（诏榜诉理编类附）

卷第一百零三

台谏言苏轼（策题诗谤附）

台谏言程颐（川洛党并贾易附）

卷第一百零四

张舜民罢言职

韩维解机政（吕陶附）

王觌罢谏职

邓温伯再入翰苑

卷第一百零五

刘安世居谏职

苏颂罢相（范百禄附）

二苏贬逐

卷第一百零六

常安民罢察院

钱勰罢内翰

常立以诬诋贬责

王珪以诬谤追贬

第四册

卷第一百零七

蔡确诗谤

刘文书狱

卷第一百零八

差役

卷第一百零九

保甲

保马（监牧附）

卷第一百一十

常平仓

青苗

市易务（抵当附）

卷第一百十一

回河上

卷第一百十二

回河下

导洛（广武埽附）

卷第一百十三

立后（废后附）

配飨

卷第一百十四（阙）

修实录（阙）

修国史（阙）

修玉牒（阙）

定新历（阙）

浑天仪象（阙）

玉玺（阙）

改元（阙）

卷第一百十五（阙）

获鬼章（阙）

卷第一百十六（阙）

取弃湟鄯州（阙）

卷第一百十七（阙）

徽宗皇帝

受位（阙）

御制（阙）

御笔（阙）

圣德（阙）

政迹（阙）

卷第一百十八（阙）

复孟后（阙）

卷第一百十九（阙）

用元祐旧臣（阙）

卷第一百二十

逐惇卞党人（复用附见）

卷第一百二十一

禁元祐党人上（元符附）

卷第一百二十二

禁元祐党人下

卷第一百二十三

编类元符章疏

卷第一百二十四

追复元祐党人

卷第一百二十五

明堂

官制

卷第一百二十六

八行取士

州县学（武学附）

卷第一百二十七

道学

神霄官

方士

卷第一百二十八

三卫

四辅

元圭

九鼎（重和九鼎附）

八宝

万岁山

花石纲

卷第一百二十九

陈瓘贬逐

邹浩贬逐

卷第一百三十

尊王安石

不用吕惠卿

久任曾布

卷第一百三十一

张商英事迹

蔡京事迹

卷第一百三十二

讲议司

卷第一百三十三

议礼局（大观政和二礼附）

卷第一百三十四

礼制局

卷第一百三十五

大晟乐

四学

卷第一百三十六

当十钱

卷第一百三十七

水磨茶

解池盐

卷第一百三十八

方田

马政

卷第一百三十九

收复湟州

卷第一百四十

收复鄯廓州

收复银州

收复洮州积石军

卷第一百四十一

讨卜漏

讨方贼

卷第一百四十二

金盟上

卷第一百四十三

金盟下

卷第一百四十四

金兵上

卷第一百四十五

钦宗皇帝

金兵下

卷第一百四十六

内禅

卷第一百四十七

李纲守议

卷第一百四十八

诛六贼

卷第一百四十九

二圣北狩

卷第一百五十

高宗南渡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第一册

【宋】杨仲良 撰

李之亮 校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

太祖皇帝受禅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言契丹入寇，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荐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议。壬寅，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太原慕容延钊将前军先发。时都下驩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宴然不知。癸卯，大军出爱景门，纪律严甚，众心稍安。军校河中苗训者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摩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曰：『此天命也。』是夕，次于陈桥驿。将士相与聚谋曰：『主上幼弱，未能亲征。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党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义，匡义时为内殿祗侯、供奉官都知，即与处耘同过归德节度掌书纪蓟人赵普[1]，语未竟，诸将突入，称说纷纭。普及匡义各以事理逆顺晓譬之曰：『太尉心亦必不汝赦[2]。』诸将相顾，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复集，露刃大言曰：『军中偶语则族。今已定议，太尉若不从，则我辈亦安肯退而受祸?』普察其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听命。普复谓曰：『外寇压境，将莫谁何，盍先攘却，归始议此?』诸将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门，若俟寇退师还，则事变未可知也。但当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贼不难。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向前矣！』普谓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政须早与约束。』因语诸将：『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各据方面。京师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饬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能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乃共部分。夜，遣衙队军使郭延赞驰告殿前都指挥使浚仪石守信、殿前都虞候洛阳王审琦。守信、审琦，皆素归心太祖者也。将士环列侍旦。太祖醉卧，初不省。甲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声振原野。普与匡义入白太祖，诸将已擐甲执兵，直扣寝门，曰：『诸将无主，顾策太尉为天子！』太祖惊起披衣，未及酬应，则相与扶出厅事，或以黄袍加太祖身，且罗拜庭下称万岁。太祖固拒之，众不可，遂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太祖度不得免，乃揽辔誓诸将曰：『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众皆下马曰：『惟命是听！』太祖曰：『少主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无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无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众皆拜。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见执政谕意，又遣楚昭辅慰安家人。殿前都点检公署在左掖门内，时方闭关设守备，及昭辅至，开关纳之。宰相未退，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溥噤不能对。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太原韩通自内庭惶遽奔归，将率众备御，散员都指挥使蜀人王彦升遇通于路，跃马逐之，至第，第门不及掩，遂杀之，并其妻子、诸将。翼太祖登明德门。太祖令军士解甲还营，太祖亦归公署，释黄袍。俄而将士拥质等俱至，太祖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恩厚，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质等未及对，散员指挥都虞候太原罗彦瑰挺剑而前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质等不知所为。溥降阶先拜，质不得已从之，遂称万岁。太祖诣崇元殿，行禅代礼，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独未有周帝禅位制书。翰林学士承旨新平陶谷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用之。宣徽使引太祖就龙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东序，还，即位，君臣拜贺。奉周帝为郑王，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京。

　　苏辙《龙川别志》言韩通以亲卫战阙下，败死。太祖脱甲诣政事堂。范质见太祖，首陈禅代议，与国史及《飞龙记》、司马光《记闻》、《朔记》等所载都不同，恐《别志》误。韩通仓卒被杀，兵未尝交锋，而太祖实归府第，将士即拥范质等至。质等见太祖，必不在政事堂。其约束将士不得加无礼于太后、少帝，固先定于未入城时，非缘质请也。惟执王溥手出血及光所记质不肯先拜，当得其实，今参取删修。

　　乙巳，诏因所领节度州名定有天下之号曰宋，改元，大赦。内外马步军士等第优给。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传赍诏，谕天下诸道节度使，又别以诏赐焉。辛亥，石守信等并加官爵勋阶，酬翼戴之勋也。壬子，赐文武近臣、禁军大校袭衣、犀玉带、鞍马有差。

　　三年，周郑王出居房州。

　　开宝二年，有辛文悦者，上幼从其肄业，及即位，召见，授太子中允、判太府寺。周郑王时在房州，上谓文悦长者，十二月，命文悦知房州事。

六年三月乙卯朔，房州言周郑王殂。上素服发哀，辍视朝十日，命还葬庆陵之侧，曰顺陵，谥曰恭帝。

亲征潞州

　　建隆元年。初，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太原李筠在镇逾八年，恃勇专恣，招集亡命，阴为跋扈之计，周世宗每优容之。及上遣使谕以受禅，筠即欲拒命。左右为陈历数，乃僶俛下拜。既延使者升阶，置酒张乐，遽索周祖画像置厅壁，涕泣不已。宾佐惶骇，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无怪也。』北汉主知筠有异心，潜以蜡书诱筠。筠虽具奏，而反谋已决。筠长子守节涕泣切谏，筠不听。上手诏慰抚，因除守节为皇城使。筠遂遣守节入朝，且伺朝廷动止。上迎谓曰：『太子，汝何故来?』守节矍然，以头击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谗人间臣父也。』上曰：『吾亦闻汝数谏。今贼不汝听[3]，不复顾藉，故遣汝来，欲吾杀汝矣。盍归语而父，我未为天子时，任汝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不能小让我耶?』守节驰归，具以告筠，筠反谋逾急。癸未，执监军亳州防御使周光逊、闲厩使李廷玉，遣其教练使刘继冲及判官孙孚送於北汉，纳款求援。筠遣兵袭泽州，杀刺史张福，据其城。从事闾邱仲卿说筠曰：『公以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倚河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争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计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兄弟，禁卫皆吾旧人，必将倒戈来归。况吾有儋珪枪、拨汗马[4]，何忧天下哉?』儋珪，筠爱将，善用枪；拨汗，筠所畜骏马也。

　　四月丙戌[5]，昭义反书至。枢密吴廷祚言于上曰：『潞州岩险，贼若固守，未可以岁月破。然李筠素骄易无谋，宜速引兵击之，彼必恃勇出斗，但离巢，即成擒矣！』上纳其言。戊子，遣侍卫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帅前军进讨。上敕守信等：『切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是日，大宴广德殿。丙申，命户部侍郎寿阳高防、兵部侍郎阳曲边光范并充前军转运使。

　　五月庚子，命宣徽南院使高唐昝居润赴澶州巡检，殿前都点检镇宁节度使慕容延钊、彰德军留后太原王全斌率兵由东路与石守信、高怀德会。辛丑[6]，北汉主遣使以诏书、金帛、善马赐李筠，筠复遣刘继冲诣晋阳，请北汉主举军南下，己为前导。北汉主即日大阅，倾国自将，行至太平驿，筠身率官属耆老迎谒，遣宣徽使莱人卢赞监其军，筠留长子守节守上党，自率众三万南出。癸卯，石守信等言破筠众于长平[7]，斩首三千余级。甲辰，诏削夺李筠官爵。

　　丁巳，诏亲征。以枢密使吴廷祚为东京留守，端明殿学士、知开封府吕余庆副之，皇弟殿前都虞候光义为大内都点检，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率兵屯河阳。己末，帝发大梁。壬戌，次荥阳，召西京留守河内向拱与语。拱劝上急济河，踰太行，乘贼未集而击之，稽留旬浃，则其锋益炽矣。枢密直学士赵普亦言：『贼意国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备，可一战而克。』上纳其言。甲子，次河阳。丙寅，次怀州。丁卯，前军都部署石守信、副都部署高怀德破贼军三万余众于泽州南，获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杀卢赞。筠遁入泽州，婴城自守。

六月己巳朔，上至泽州，督诸军攻城。初，吐浑府都留后、汾州团练使王全德帅所部从李筠战泽州南，既败，走入潞州，与筠子守节为拒守计。及上围泽州，全德大惧，与亲信数十人犯关来奔，龙捷指挥使王廷鲁亦自潞州相继出降，贼势转蹙。泽州城逾旬不下，上召控鹤左厢都指挥使蓟人马全义[8]，赐食御坐，问以计策。全义请并力急攻，且曰：『缓之恐复生变。』上即命诸军奋击。全义率敢死士先登，飞矢贯臂，流血被体。全义拔镞进，战士气益奋，上亲率卫兵继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获北汉宰相卫融，命掩尸骼，禁剽掠。放泽州民今年田租。乙酉，进攻潞州。丁亥，筠子守节以城降。上赦其罪，升军州为团练[9]，用守节为使。是日，车驾入潞州，宴从官于行宫。辛卯，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潞州三十里内勿收今年田租。泽州之未破，筠爱妾刘氏谓筠曰：『军马尚有几何?』筠曰：『汝何问为?』刘氏曰：『今孤城危迫，旦暮且破。若得马数百匹，尚可以犯围，走保上党[10]，上党楼堞坚固，且近河东，易于求援。与其守死，不犹逾乎?』筠然之，料见马千匹。将出，左右或沮之曰：『今在帐前[11]，皆云与大王同心，一旦出城，劫大王降敌，其可悔乎?』筠犹豫未决。明日城陷，筠走赴火。刘氏将从之，筠以其有娠，麾之使去。守节无子，购得之，卒为筠后。

亲征扬州

　　建隆元年。淮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沧人李重进，周太祖之甥也。始与上俱事世宗，分掌内、外兵权，而重进以上英武出己右，心常惮焉。恭帝嗣位，重进出镇扬州，领宿卫如故。及上受禅，命韩令坤代重进为马步军都指挥使。重进请入朝，上意未欲与重进相见，谓翰林学士李昉曰：『善为我辞拒之。』昉草诏云：『君为元首，臣作股肱。虽在远方，还同一体。保君臣之分，方契永图；修朝觐之仪，何须此日?』重进得诏，愈不安，乃招集亡命，增陴浚隍，阴为叛背之计。李筠举兵泽、潞，重进遣其亲吏翟守珣间行与筠相结。守珣素识上，往还京师，潜诣枢密承旨李处耘，求见上，召问曰：『我欲赐重进铁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进终无归顺之心矣。』上厚赐守珣，许以爵位，使说重进稍缓其谋，无令二凶并作，分我兵势。守珣归，劝重进养威持重，未可轻发。重进信之。上已平泽、潞，则将经略淮南。戊申，徙重进为平卢节度使，重进心益疑惧。庚戌，又遣六宅使陈思诲赍铁券往赐，以慰安之。思诲至淮南，李重进即欲治装随思诲入朝，左右沮之。重进犹豫不决，又自以前朝近亲，恐不得全，乃拘留思诲，益治反具。遣使求援于唐，唐主不敢纳。扬州都监、右屯卫将军安友规知重进必反，踰城来奔。重进疑诸将皆不附，乃囚军校数十人，悉斩之。己未，重进反书闻。上命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副，宣徽北院使李处耘为都监，保信节度使朱延渥为都排阵使，帅禁兵讨之。癸亥，诏削夺李重进官爵。

　　十月庚午，安友规至，上以为滁州刺史，令监护前军进讨。上问枢密副使赵普以扬州事宜，普曰：『李重进守薛公之下策，行武侯之远图[12]，凭恃长淮，缮修孤垒，无诸葛诞之恩信，士卒离心；有袁本初之强梁，计谋不用。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上纳其言。丁亥，下诏亲征。以皇弟光义为大内都部署，吴廷祚权东京留守，吕余庆副之。庚寅，上发京师，百司六军并乘舟东下[13]。癸巳，次宋州。

　　十一月戊戌，次宿州。甲辰，次泗州。舍舟登陆，命诸将鼓行而前。丁未，至大义驿。石守信遣使驰奏扬州即破，请上亟临视。是夕，次其城下，灯时攻拔之[14]。李重进尽室赴火死，陈思诲亦为其党所害。上购得翟守珣，补殿直，俄迁供奉官。兄深州刺史重兴初闻其叛，即自杀；弟解州刺史重赞、子尚食使延福并戳于市。己酉，赈给扬州城中民米人一斛[15]，十岁以下给其半。庚戌，诏重进家属、部曲并释罪，逃亡者听自首。乙丑，令宣徽北院使李处耘权知扬州。

十二月己巳，上发扬州。丁亥，至京师。

收复湖南

　　建隆三年，武安节度使兼中书令周行逢病革，召其将吏，以其子保权属之曰：『吾起陇亩为兵，同时十人，皆以诛死，惟衡州刺史张文表独存，常怏怏不得行军司马。吾死，文表必叛，当以杨师璠讨之。如不能，则婴城勿战，自归朝廷可也。』行逢卒，保权领留后务。

　　十月，张文表闻周保权立，怒曰：『我与行逢俱起微贱，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赤子乎[16]？』会保权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阳[17]，文表遂驱以叛伪缟素，若将奔丧武陵者。过潭州，时行军司马廖简知留后，素轻文表，不为之备，方宴饮，文表率众径入府，简醉，与座客十余人皆遇害。文表取其印绶，自称权留后事，具表以闻。保权即命杨师璠悉众御文表，又遣使求援于荆南，且来乞师，文表亦上疏自理。

　　十二月丁亥，以武平节度副使、知朗州周保权为武平节度使。甲辰，遣内使赵燧等赍诏宣谕朗□口郎[18]，听张文表归阙，且命荆南发兵助保权。

　　乾德元年正月庚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遣使十一人发安、复、郢、陈、澶、孟、宋、亳、颍、光等州兵会襄阳[19]，以讨张文表。杨师璠之讨张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战，师璠大败之，遂取潭州，执文表。初，文表闻王帅来伐，潜送款于赵璲。璲自以奉诏谕文表，得其归顺，甚喜，即遣使慰抚之。师璠兵既入城，纵火大掠，而璲亦继至。明日，享将吏于延昭门。指挥使高超语其众曰：『观中使之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阙，图害朗州，吾辈无遗数矣！』乃斩文表于市，尽脔食其肉。及宴罢，璲召文表。超曰：『文表复谋为乱，已斩之矣。』璲太息久之。

　　杨师璠以三年十月出师，四年正月，张文表乃成擒，其间必有相持守处，而史及杂记传皆不载。《五代史》称师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战，即败之。《大定录》亦称未逾月，师璠遂斩文表。而《九国志》则载师璠始为文表所败，王师将至，文表乃送款，朗兵因得入城，竟不载师璠胜负如何，并疑未得其实。《五代史》及《大定录》则日月太迫，与事不合，而《九国志》所云朗兵因王师得入城，亦必差。又恐师璠初为文表所败，已而相持守，后乃得胜于平津亭，因破潭州。而文表盖尝遣使诣赵璲乞降，潭州既破，璲适至耳，非因璲至潭州始破也。

　　二月癸巳，王师因假道，遂收复荆南，益发兵日夜趋朗州。周保权惧，召观察判官李观象谋之。观象曰：『凡所以请援于朝者，诛张文表耳。今文表已诛，而王师不还，必将尽取湘湖之地。然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为唇齿。今高氏束手听命，朗州势不独全。莫若幅巾归朝，幸不失富贵。』保权将从之，指挥使张从富等不可，乃相与为拒守计。慕容延钊使丁德裕先往安抚。德裕至朗州，从富等不纳，尽撤部内桥梁，沉船舫，伐木塞路。德裕不敢与战，退军须朝旨。延钊以闻。上遣使谕周保权及将校曰：『尔本请师救援，故发大军，以拯尔难。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于汝也，何为反距王师，自取涂炭，重扰生聚?』保权为左右所制，执迷不复，遂进讨。慕容延钊遣战棹都监武怀节等分兵趣岳州，大破贼军于三江口，获船七百余艘，斩首四千余级，遂取岳州。

　　三月，张从富等出军于澧州南，与王师遇，未及交锋，贼军望风而溃。李处耘逐北至敖山寨，贼弃寨走，俘获甚众。处耘择所俘体肥者数十人，令左右分食之，少健者悉黥其面，令先入朗州。会暮，宿寨中。迟明，慕容延钊继至，所黥之俘得入城，悉言被擒者为王师所啖食，众大惧，纵火焚州城，驱略居民奔窜山谷。壬戌，王师入朗州，擒张从富于西山下，枭其首。贼将汪端劫周保权并家属亡匿江南岸僧舍，李处耘遣麾下将田守奇往捕之。端弃保权走，守奇获保权以归，于是尽复湖南旧地[20]，凡得州十四、监一、县六十六，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

　　四月甲申，德音：减潭、朗州死罪囚，流以下释之。丙午，以枢密直学士、户部侍郎薜居正正权知郎州。

　　七月，王师既平湖湘，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斌等列状求内属。薛居正言：贼将汪端领数万人寇州城，都监尹重睿击走之。甲戌，周保权诣阙待罪，诏释之，以为右千牛卫上将军[21]。乙亥，增筑朗州城，浚其濠。赐营内民今年夏租。

　　九月，慕容延钊言：获汪端，磔于朗州市。

　　十月癸未，令襄州尽索湖南行营诸军所掠生口，遣吏分送其家。己丑，以前鼎州节度掌书记李观象为左补阙，嘉其始谋归顺也。

太宗雍熙二年五月，左羽林统军周保权卒。

收复荆南

　　建隆元年八月，荆南节度使、守太傅兼中书令、南平正懿王保融寝疾，以其子继元幼弱，未堪承嗣，命其弟行军司马保勗总判内外军马事。甲午，卒。

　　二年九月甲子，以荆南行军司马、宁江节度使高保勗为荆南节度使。上闻保融之丧，遣兵部尚书李涛往吊。及还，上问保勗堪其事否，涛以为可任。而保勗贡奉数至，乃授节钺。保勗性淫恣，又好营造，军民咸怨。记室孙光宪谏曰：『宋有天下，四方诸侯，屈服面内。凡下诏书，皆合仁义，此汤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俭，勿奢勿借。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保勗不从。

　　三年十一月，保勗寝疾，召牙内都指挥使梁延嗣，谓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后事者?』延嗣曰：『公不念正懿王乎?先王舍其子继冲，以军府付公。今继冲长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继冲权判内外兵马事。甲戌，保勗卒。

　　乾德元年正月，以山东道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湖南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发兵讨张文表。先是，卢怀忠使荊南，上谓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尽欲知之。』怀忠使还，报曰：『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一二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东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观其形势，日不暇给，取之易耳。』于是上召宰相范质等谓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国，今假道出师，因而下之，蔑不济矣。』壬戌，李处耘辞，上遂以成算授之。高继冲自以年幼，未知民事，政刑赋役委节度判官孙光宪，军旅调度委衙内指挥梁延嗣。

　　二月，李处耘至襄州。处耘先遣閤门使丁德裕喻继冲以假道之意，请具薪水给军。继冲与其僚佐谋，以民庶恐惧为辞，愿供刍饩百里外。处耘又遣德裕往，光宪、延嗣请许之，兵马副使李景威说继冲曰：『今王师虽假道以收湖湘，然观其事势，恐因而袭我。景威愿效犬马之力，假兵三千，于荆门中道险隘设伏，攻其上将，王师必自退却。回军收张文表，以献朝廷，则公之功业大矣。不然，且有播尾乞食之祸。』继冲曰：『吾家累岁奉朝廷，必无此事，尔无过虑。况尔又非慕容延钊之敌乎!』景威又曰：『旧传江陵诸处有九十九洲，若满百，则有王者兴。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遂满百数[22]。昨此洲漂没不存，兹亦可忧也。』光宪谓继冲曰：『景威安识成败?且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圣宋受命，凡所措置，规模益宏远。今伐文表，如以山压卵耳。湖湘既平，岂有复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归朝廷，去斥堠，封府库以待，则荆楚可免祸，而公亦不失富贵。』继冲以为然。景威知计不行，出而叹曰：『大事去矣，何用生为!』因扼吭而死。景威，归州人也。继冲遣延嗣与其叔父掌书记保寅奉牛酒来犒师，且觇师之所为。壬辰，师次荆门。处耘见延嗣等，待之有加，谕令翌日先还。延嗣喜，驰使报继冲以无虞。荆门距江陵百余里，是夕，延钊召延嗣等宴饮其帐，处耘将轻骑数千，倍道前进。继冲初但竢保寅、延嗣之还，遽闻大军奄至，即皇恐出迎处耘于江陵北十五里。处耘揖继冲，令待延钊，而率亲兵先入，登北门。比继冲与延钊俱还，则王师已分据冲要，布列街巷矣。继冲大惧，即诣延钊纳牌印，遣客将王昭济等奉表，以三州十七县十四万二千三百户来归。庚子，荆南表至。上复命高继冲为节度使，遣枢密承旨王仁赡赴荆南巡检。辛亥，以梁延嗣为复州防御使，孙光宪为黄州刺史，王昭济为左领军卫将军。上闻李景威之谋，曰：『忠臣也！』命王仁赡厚卹其家。

　　四月乙酉，命刑部郎中贾耽通判荆南军州。

十二月，以荆南节度使高继冲为武宁节度使。先是，继冲表乞陪祀，许之，因举族归朝，乃命易镇。

校勘记

[1]同过归德 原本阙『过』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下引此书简称《长篇》）卷一补。

[2]太尉心亦 《宋史全文》卷一、《长编》卷一均作『太尉忠赤。』

[3]今贼 《长编》卷一作『老贼』。

[4]拨汗马 《长编》卷一作『泼汗马』。次句同。

[5]四月丙戌 原本无『四月』二字，据《长编》卷一补。

[6]辛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补。

[7]长平 《长编》卷一作『长安』。按：《宋史﹒太祖纪》一亦作『长平』，是。

[8]马全义 《长编》卷一作『马全乂』。

[9]军州 原本作『单州』，据《长编》卷一改。

[10]走保上党 原本无『上党』二字，据《长编》卷一补。

[11]今在帐前 《长编》卷一作『今在帐前之人』。

[12]行武侯之远图 《长编》卷一作『昧武侯之远图』，是。

[13]乘舟东下 原本作『乘舟车下』，据《长编》卷一改。

[14]灯时 《长编》卷一作『登时』。

[15]一斛 《长编》卷一作『十斛』。按：《宋史﹒太祖纪》一亦作『一斛』，是。

[16]赤子 《长编》卷三作『小儿』。

[17]衡阳 原本脱『阳』字，据《长编》卷三补。

[18]朗州□郎 《长编》卷三作『潭朗』，即潭州及朗州，是。

[19]宋 原本作『宏』，据《长编》卷四改。

[20]尽复 原本脱『复』字，据《长编》卷四补。

[21]上将军 原本作『二将军』，据《长编》卷四改。

[22]满百数 原本脱『百』字，据《长编》卷四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

太祖皇帝

收复西川

　　建隆三年十二月，蜀主命官磨勘四镇十六州逋税，自广政十五年至二十年，别行追督。龙游令田淳上疏谏，蜀主不能用。淳每谓所亲曰：『吾观僭伪改厅堂为宫殿，改紫绶为黄服，改前驱为警跸，改僚佐为卿相，改妻妾为妃后，何如常称成都尹，乃无灭族之祸乎！』闻者皆为之恐，淳论议自若。

　　乾德元年四月庚子，以华州团练使张晖为凤州团练，兼西面行营巡检壕寨使。上始谋伐蜀，乃徙晖凤州。晖尽得其山川险易，因密疏进取之计。上览之甚悦。

　　五月，蜀宰相李昊言于蜀主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若通职贡，亦保安三蜀之长策也[1]。』蜀主将发使，王昭远固止之[2]，乃以文思使景处唐等率兵屯峡路[3]，又遣使往涪、泸、戎等州阅棹手，增置水军。

　　六月辛丑，以龙捷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马仁瑀等遥领汉、彭诸州防御使。

　　二年十一月。先是，蜀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说通奏使、知枢密院事王昭远曰：『公素无勋业，一旦位至枢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时论?莫若遣使通好北汉[4]，令其发兵南下，我即自黄花、子午谷出兵应之，使中原表里受敌，则关右之地可抚而有之。』昭远然之，劝蜀主遣枢密院大程官孙遇、兴州军校赵彦韬及杨蠲等，以蜡弹帛书间行遗北汉主，言已于褒汉增兵，约北汉济河同举。遇等至都下，彦韬潜取其书以献。有穆昭嗣者，初以方伎事高氏，于是为翰林医官。上数召见，问蜀中地理。昭嗣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广南都会也，今已克此，则水陆皆可趋蜀。』上大悦。后数日，上得彦韬所献书，览之，笑曰：『吾西讨有名矣!』乃并赦遇、蠲，使指陈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里远近，国以为图。甲戊，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大名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瞻为都监。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合步、骑六万，分路进讨。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刺史曹翰为西南面转运使。上以西川将校多北人，赐谕令转祸为福，有能乡导大军、供饩兵食、率众归顺、举城来降者，当议优赏。命八作司度右掖门南，临汴水为蜀主治第，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皆具，以待其至。乙亥，全斌等辞，宴于崇德殿。上出画图授全斌等，因谓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对曰：『臣等仗天威，遵庙算，克日可定也。』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前奏曰：『西川若在天上[5]，固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矣！』上嘉其果敢，慰勉之。谓全斌等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壬寅[6]，蜀主闻有北师，以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左右卫圣马步军都指挥使赵崇韬为都监，山南节度使韩保正为招讨使，洋州节度使李进为副招讨使，帅兵拒战。蜀主谓昭远曰：『今日之师，卿所召也。勉为朕立功!』昭远好读兵书，颇以方略自任。始发成都，蜀主命宰相李昊等饯之城外。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酒酣，攘臂谓昊曰：『吾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如反掌尔！』

　　十二月辛酉，王全斌等攻拔乾渠渡、万仞、燕子等寨，遂取兴州，败蜀兵七千人，获军粮四十余万石，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全斌又攻石圃[7]、鱼关、白水阁二十余寨，皆拔之。辛未[8]，蜀招讨使韩保正闻兴州破，遂弃山南，退保西县。马军都指挥使史延德以先锋至，保正懦惧不敢出，遣兵数万人，依山背城，结阵自固。延德击走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进，获粮三十余万斛。崔彦进与马军都监康延泽等逐北，过三泉，遂至嘉州，杀虏甚众。蜀军烧绝栈道，退保葭萌。刘光义等入蛱路，连破松木、三会、巫山等寨，杀其将南光海等，死者五千余人，生擒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夺战舰二百余艘，又斩获水军六千余众。初，蜀于夔州锁江为浮梁，上设敌棚三重，夹江列炮具。光义等行，上出地图，指其处，谓光义曰：『诉流至此，切勿以舟师争胜。当先遣步骑潜击，竢其稍却，乃以战棹夹攻，可必败也。』光义等未至锁江三十里许，舍舟前夺浮梁，复引舟而上，遂顿兵白帝庙。西蜀宁江节度使高彦俦谓副使赵崇济、监军武守谦曰：『北军涉险远来，利在速战，宜坚壁待之。』守谦曰：『寇据吾城下而不击，又何待也?』戊辰，守谦独领麾下千余人以出[9]。光义遣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等引兵与守谦战于猪头铺，守谦败走，廷翰等乘势登其城。彦俦整众将出斗，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彦俦力战不胜，身被十余枪，左右皆散去。彦俦奔归府第，判官罗济劝彦俦单骑归蜀。彦俦曰：『我昔已失秦川[10]，今复不能守此。纵人主不杀我，我何面目见蜀人乎?』济又劝其降，彦俦曰：『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身偷生，举族何负?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济曰：『君自为计。』乃反拒其户，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楼纵火自焚。王全斌以蜀人断栈，大军不得进，议取罗川路入蜀。康延泽潜谓崔彦进曰：『罗川路险，众难并济。不如分兵修栈，约会大军于深渡可也。』彦进遣白全斌，许之。不数日，阁道成，遂进击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军由罗川至深渡，与彦进会。蜀人依江而阵，彦进遣步军都指挥使张万友等击之，夺其桥，会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彦进、延泽、万友分兵三道击之，蜀人悉其精锐来拒，又大破之，乘胜拔其寨，擒寨主义州刺史王审超、监军赵崇渥及三泉监军刘延祚。都统王昭远、都监赵崇韬引兵来战，三战三败，追奔至利州北，昭远等遁去，渡桔栢津，焚浮梁，退保剑门。壬申晦，全斌等入利州，获军粮八十万斛。

　　是月，京师大雪。上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帅冲犯霜霰，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黄门驰驿赍赐全斌，且谕旨诸将以不能遍及。全斌拜赐感泣。先锋都指挥使、凤翔团练使张晖督兵开大散关路，至清泥岭病卒。诏优卹其家。

　　三年正月，蜀主闻王昭远等败，甚惧，乃多出金帛，益募兵守剑门。命太子元喆为元帅，武信节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及前武定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张惠安副之，带甲万余，旗帜悉用文绣，绸其杠以锦。将发而雨，元喆虑其沾湿，悉令解去。俄雨止，复旆之，则皆倒悬杠上。元喆又辇其姬妾及伶人数十以从，见者莫不窃笑。王全斌等自利州趋剑门，次益光，会议曰：『剑门天险，古称一夫荷戈，万夫莫当。诸君宜求进取之策。』侍卫军头向韬曰：『得降卒牟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对江可渡。自此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强店[11]，与官道合。若大军行此路，则剑门之险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泽曰：『蜀人数战数败，胆气夺矣，可急攻而下。且来苏狭径，主帅不可自行，但可遣一偏将往耳。若抵青强北，与大军夹击剑门，昭远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趋来苏，跨江为浮梁以济。蜀人见之，弃寨而走，延德遂至青强。王昭远等引兵退驻汉源坡，留其偏将守剑门。全斌等以锐兵奋击，破之。及汉源，赵崇韬布阵，策马先登，昭远据胡床不能起。崇韬战败，犹手斩数人，乃被执。昭远免冑弃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剑州。昭远投东川，匿民仓舍下，悲嗟流涕，目尽肿，惟诵罗隐诗曰：『运去英雄不自由。』俄亦为追骑所获。太子元喆与李廷珪等日夜嬉游，不恤军政。至绵州，闻剑门已破，将退保东川。翌日，弃军西还，所过尽焚其庐舍仓廪乃去。蜀主知剑门已破，太子元喆亦奔还，惶骇不知所为，问左右计将安出。有老将石奉頵者对曰：『东兵远来，势不能久。请聚兵坚守以弊之。』蜀主叹曰：『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今虽欲闭壁，谁肯效死者?』司空兼武信节度使、平章事李昊劝蜀主封府库以请降，蜀主从之，因命昊草表。己卯，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太原伊审徵奉降表诣军前。初，前蜀之亡也[12]，降表亦昊所为。蜀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庚辰，诏行营所经州、府长吏以牛酒犒师。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审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遣先锋都监、通事舍人田钦祚乘驿入奏，又遣康延泽领百骑趋成都见蜀主，谕以恩信，慰抚军民，留三日乃还。初，刘光义等发夔州，万、施、开、忠等州刺史皆迎降。及遂州，知州事、少府少监陈愈亦降。光义入城，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诸将所过，咸欲屠戮以逞，独曹彬禁之乃止，故峡路兵始终秋毫不犯。上闻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赐彬诏褒之。辛卯，王全斌等至升仙桥。蜀主备亡国之礼，见于军门，全斌承制释之。蜀主复遣其弟保宁节度使、雅王仁贽奉表求哀。

　　《九国志》、《孟昶世家》及《蜀祷杌》皆言全斌承制释昶罪，昶翌日遂举族归朝。据国史昶传，昶既见全斌，复遣仁贽奉表，得太祖还诏，乃出蜀。又据全斌等入成都后十余日，刘光义始自峡路至。昶馈遗光义及犒其师，并如全斌等。若全斌十九日入成都，昶二十日遂行，安能馈光义且犒其师也?然所称后十余日，亦恐差误。按《新录》，光义遂州之奏以二十一日到京师，度其克遂州时，必在中旬初。遂州距成都不远，无缘滞留两旬后始到也。当是全斌等于魏城得昶降表后十余日耳。得降表后十余日，乃二十三、四间，此时昶固未出，蜀犹可以馈遗光义，且犒其师也。

　　丙申，田钦祚至自西川。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坟庙及老母为请，上优诏答之，并谕西川将吏百姓等，使皆按堵如故。自全斌等发京师至昶降，才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百二十九[13]。全斌等既入成都，后数日，刘光义等至。孟昶馈遗光义等及犒师之礼并如初。已而诏书颁赏诸军，亦无差降。两路将士争功，始相疾矣。先是，全斌受诏，每制置必与诸将佥议，因是各为异同，虽小事亦不能即决。全斌及崔彦进、王仁瞻等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曹彬屡请旋师，全斌等不听。

　　二月癸卯，命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府，枢密直学士冯瓒权知梓州。余庆至成都时，盗四起，将士犹恃功骄恣，王全斌等不能禁止。 一日药市始集，街吏驰报，有军校被酒持刃，夺贾人物，余庆立命擒捕，斩之以徇，军中畏服，民乃宁居。瓒至梓州，视事才数日，会伪蜀军校上官进啸聚亡命三千余众，劫村民数万，夜攻州城。瓒曰：『贼乘夜奄至，此乌合之众。以箠梃相击，必无固志，正可持重以镇之，待旦自溃矣。』城中止有云骑兵三百，分使守诸门，瓒坐城楼，密令促其更筹，未夜分，击五鼓，贼惊遁去，因纵兵追之，擒上官进，斩于市，州境遂安。以兴州马步军都指挥使赵彦韬为兴州刺史[14]，酬其乡导之功也。丙午，诏以西师所过，民有调发供亿之劳，赐秦、凤、陇、成、阶、襄、荆南、房、均等州今年夏租之半，安、复、郢、邓州、光化、汉阳军十之二，居坊郭者，勿输半年屋税。又诏伪蜀文武官并遣赴阙，赐装钱有差，治行清白为众所知者，所在州府以名闻。庚申，孟仁贽至自成都。孟昶所上表有『自量过咎』、『尚切忧疑』等语，诏答之。其略曰：『既自求于多福，当尽涤于前非。朕不食言，尔无过虑。』所答诏仍不名，又呼昶母为国母。诏自嘉、眉、忠、万至荆南沿江分置驿船，以济行李，令文武挈族归朝，由峡江而下。初，诏发蜀兵赴阙，并优给装钱。王全斌等擅减其数，仍纵部曲侵挠之，蜀兵愤怨思乱。两路随军使臣亡虑百数，全斌及王仁瞻、崔彦进等共护恤之，不令部送，但分委诸州牙校。蜀兵至绵州[15]，果劫属县以叛。会文州刺史全师雄挈其族絙京师[16]，过绵州。师雄尝为蜀将，有威惠，恐叛兵胁之，乃弃其家自匿。后数日，叛兵搜得之江曲民仓[17]，遂推以为帅，众十余万，号『兴国军』。全斌遣马军都监朱光绪将七百骑往招抚之，光绪尽灭师雄之族，纳其爱妾及橐装。师雄怒，不复有归志，引众急攻绵州。刺史成彦饶以同华兵百余人守其城[18]，横海指挥使刘福、龙捷指挥使田绍斌各以所部兵来援。绍斌自东山西北迎击贼，福由山南出贼之旁夹攻之，贼众大溃，斩首万余级，拥入江水溺死者亦万计。绍斌又败龙州贼党千余人。师雄去攻彭州，刺史王继俦[19]、都监李德荣拒之。德荣战死，继俦身被八枪，乘骑走成都。师雄入据彭州，成都十县皆起兵应师雄，师雄自号『兴蜀大王』，开幕府，置僚属，既而又置节度二十余人，令分据灌口、导江、郫、新繁、青城等县，彦进与步军都指挥使张万友、先锋都指挥使渔阳高彦晖、通事舍人田钦祚同讨之。彦晖至导江与贼遇，贼据隘路，设伏竹箐中。官军直进，箐中贼出，官军不利。彦晖谓钦祚曰：『贼势颇盛，日将暮，首尾不相应。盍收兵[20]，诘朝与战?』钦祚将遁，虑贼踵其后。绍斌谓彦晖曰[22]：『公食重禄，见贼逗挠，何也?』彦晖即麾兵复进，钦祚乃潜去，彦晖独与部下十余骑力战，皆死之，贼众益炽。师雄分兵绵、汉州，断剑阁，缘江置寨，声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陵、简、雅、嘉、东川、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十七州并随师雄为乱，邮传不通者月余。全斌等惧。时蜀兵计几三万人屯城南教场，全斌虑其应贼，徙至夹城中，将尽杀之。康延泽请释老幼疾病者七千人，余则以兵护送，浮江而下，若贼果来劫夺，即杀之，未晚也。全斌等不从。

　　四月，诱杀蜀兵二万七千人于夹城中。先是，上遣使以御府供帐迓孟昶于江陵，且命有司为昶官属治第，又遣使至江陵，分给鞍马车乘。五月乙酉[22]，昶至近郊，皇弟开封尹光义劳之玉津园。丙戌，大陈诸军于阙前，昶与弟仁贽、子元喆、元珏、宰相李昊等三十三人素服待罪明德门外。诏释罪，赐昶等袭衣、冠带。上御崇元殿，备礼见之。礼毕，御明德门观诸军按部还营，遂宴昶等于大明殿，赐物有差。壬辰，复宴昶及其子弟于大明殿。

　　六月甲辰，以孟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长子元喆为泰宁节度使，伊审徵为静难节度使[23]。戊申，以昶弟仁贽为右神武统军，仁裕右监门卫上将军，仁操左监门卫上将军，次子元珏为左千牛卫上将军，李昊为工部尚书，欧阳炯为右散骑常侍。庚戌，孟昶卒。上为辍五日朝，赠尚书令，追封楚王，谥恭孝，赙布帛千匹，葬事官给。初，昶母李氏随昶至京师，上数命肩舆入宫，谓之曰：『国母善自爱，无戚戚怀乡土。异日当送母归。』李氏曰：『使妾安往?』上曰：『归蜀耳。』李曰：『妾家本太原，傥或归老并门，妾之愿也。』时上已有北征意，闻其言，喜曰：『俟平刘钧，即如母所愿。』因厚加赉赐。及昶卒，李氏不哭，举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贪生至今。吾所以忍死者，为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数日亦卒。初，全师雄至新繁，刘光义、曹彬领军破之，生擒万余人，师雄退屯于郫。王全斌、王仁瞻又率兵破之，师雄走灌口寨。有陵州指挥使袁廷裕者，师雄伪署本州刺史，众万余。仁瞻复生擒廷裕，磔于成都市，贼锋稍衂，徒党散保州县。未几，虎捷指挥使吕翰怨其帅不礼，率部下兵叛于嘉州，横冲指挥使吴瑰、虎捷水军校孙进等皆应之，杀知客省使武怀节、战棹都监刘汉卿，遂与全师雄伪署将刘泽合势，众至五万。逐普州刺史刘楚信，杀通判刘沂。果州军校宋德威、虎捷指挥使冯绍文并杀知州，八作使王永图、通判刘涣、都监郑元弼及遂州牙校王可僚又劫州民为乱。时贼所在蜂起，此但其姓名可纪者耳。均州刺史、西南面水陆转运使曹翰率兵会王仁瞻等围吕翰于嘉州，吕翰弃城走，遂入保之。是夕贼还，结众围城，约以三鼓进攻。翰谍知之，戒掌漏者止击二鼓，贼众不集，至明而遁。追袭，大破之，杀戮数万人，吕翰领余众走保雅州。

　　八月己酉，诏以西川兵马都监康延泽为普州刺史。延泽谓王全斌，请兵护送之任。全斌才给以百人。延泽至简州，招集亡叛，凡得千余人，教习战阵，拥以去。及贼境，申雕领众五千来迎[24]，延泽击破之，生擒七百人，斩其受贼署者百余辈，余皆释遣，揭示威信，所招集又得三千人，遂破刘泽三万余众，贼势消沮。

　　十二月丁卯朔[25]，延泽入普州。先是，州城悉被焚荡，乃依山设栅自固，且行且战，取粮于遂州，复城普州。既而刘泽领众来降，诏以延泽兼东川七州招安巡检使。

　　乾德四年六月，王全斌破贼帅全师雄于灌口寨，擒其党二千人。师雄以众趋金堂。

　　闰八月甲子，以灌口镇为永康军。王全斌言破贼帅吕翰，克雅州。

　　十二月，丁德裕与西川兵马都监张延通同帅师，擒贼都统康祚，磔于市。康延泽既城普州，王可僚复合数州兵来攻，延泽击走，追奔至合州。全师雄病死金堂，其党推谢行本为主，罗七君为佐国令公。罗七君与宋德威[26]，唐陶鳖等并据铜山之险为寨，延泽旋破谢行本，拔铜山，擒罗七君。德裕及全斌等分往招缉，贼众悉平。

五年正月，诏赐西川诸州民今年夏租之半。初，吕余庆至成都，王全斌但典军旅。尝谓所亲曰：『我闻古将帅多不能保全功名。』即欲称疾东归，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盗充斥，非有诏旨，不可轻去。』全斌乃止。既而伪蜀臣民往往诣阙，讼全斌及王仁瞻、崔彦进等破蜀时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诸不法事。使者每自蜀至，上问之，尽得其状，于是与诸将同时召还。仁瞻先见上，上诘之。仁瞻历诋诸将过失，冀自解免。上曰：『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贝，此岂诸将所为耶?』仁瞻惶恐不能对。上以全斌等新有功，不欲付之狱吏，令中书门下遣仁瞻、彦进、全斌与讼者质证，全斌等皆具伏。癸丑，百官集议，表言：『全斌等法当死。』上特赦之。甲寅，置崇义军于随州，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崇义留后；昭化军于金州[27]，武信节度使崔彦进为昭化留后。枢密副使、左卫大将军王仁瞻罢为右卫大将军。初，王仁瞻历诋诸将，独曰：『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上固已知彬善于其职，于是赏彬独优，以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节度、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彬入辞曰：『诸将俱获罪，臣独受赏，何以自安?不敢奉诏！』上曰：『卿有功无过，又不自矜伐。苟负纤芥之累，仁瞻岂为卿隐耶?惩劝国之常典，不可辞也。』

校勘记

[1]长策 原本无「长』字，据《长编》卷四、《宋史全文》卷一补。

[2]王昭远 《长编》卷四、《宋史全文》卷一此上有「枢密使』三字。

[3]景处唐 《长编》卷四作『景处瑭』。

[4]北汉 原本作『光□』，《长编》卷五作『并门』。兹据《宋史全文》卷一补『汉』字。并门，亦指北汉也。

[5]若在 原本脱『若』字，据《长编》卷五补。

[6]壬寅 原本脱此二字，据《长编》卷五补。

[7]石圌 《长编》卷五作『石图』。

[8]辛未 原本脱此二字，据《长编》卷五补。

[9]千余人 原本作『十余人』，据《长编》卷五改。

[10]秦川 原本作『秦州』，据《长编》卷五改。

[11]青强 《长编》卷五作「青疆』，下数处皆同。

[12]初，前蜀之亡也 原本作『蜀之亡也』，语义不清，显系有脱文，兹据《长编》卷六补足之。

[13]四百二十九 《长编》卷六作『四千二十九』，《宋史﹒太祖纪》二作『四千三十有九』，《宋史全文》卷一作『四千二百九』。

[14]马步军 原本作『为步军』，据《长编》卷六改。

[15]崔彦进等共护恤之……蜀兵至绵州 原本仅作『崔彦进等兵至绵州』，句义紊淆不清。兹据《长编》卷六补『共护恤』至『蜀』凡十六字。

[16]挈其族 原本作『劫其族』，据《长编》卷六改。

[17]江曲民仓 原本作『江西民会』，据《长编》卷六改。

[18]同华 原本作『同叶』，据《长编》卷六改。

[19]王继俦 《长编》卷六作『王继涛』，下同。

[20]收兵 原本作『取兵』，据《长编》卷六改。

[21]绍斌 原本脱『斌』字，据《长编》卷六补。

[22]五月 原本脱此二字，据《长编》卷六补。

[23]静难 原本作『靖难』，据《长编》卷六、《宋史》卷四七九《伊审徵传》改。

[24]及贼境申雕领众 《长编》卷六作『及境，贼申雕领众』。义更切。

[25]十二月 《长编》卷六作『十一月』。

[26]宋德威 《长编》卷七作『宋威怀』。

[27]金州 原本作『全州』，据《长编》卷八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

太祖皇帝

收复江南

　　建隆元年正月甲辰，太祖即位。戊申，赐唐主李景诏，谕以受禅意。

　　三月丙辰，唐主景遣使来贺登极。丁巳，复遣使来贺长春节。

　　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反，遣使来求援于唐[1]，唐主不敢纳。

　　十月，上亲征李重进。十一月，平之。己卯，唐主景遣左仆射严绩来犒师。庚申，复遣其子蒋国公从镒[2]、户部尚书冯延鲁来，置晏。上厉色谓延鲁曰：『汝国主与吾叛臣交通，何也?』延鲁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预其反谋也。』上诘其故，延鲁曰：『重进使者馆于臣家，国主令臣语之曰：「男子不得志，固有反者，但时有可不可。陛下初立，人心未安，交兵上党。当是时不反，今人心已定，方隅无事，乃欲以残破扬州数千敝卒抗万乘之师，借使韩、白复生，必无成理。虽有兵食，不敢相资。」重进卒以失援而败。』上曰：『虽然，诸将皆有劝吾乘胜济江，何如?』延鲁曰：『陛下神武，御六师以临小国，蕞尔江南，安敢抗天威?然国主侍卫数万，皆先主亲兵，誓同生死。陛下能弃数万之众与之血战则可矣。且大江风涛，苟进未克城，退乏粮道，亦大国之忧也。』上笑曰：『聊戏卿耳，岂听卿游说耶?』上使诸军习战舰于迎銮店[3]，唐主惧甚[4]。其小臣杜著颇有辞辨，伪作商人，由建安渡来归。而彭泽令薛良坐事责池州文学，亦挺身来奔，且献平南策。唐主闻之益惧。上命斩著于下蜀市，良配隶庐州牙校，唐主乃少安。终以国境蹙弱，遂决迁都之计。

　　十二月，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遣使奉表称藩。

　　二年二月己卯，遣通事舍人王守正使江南，劳唐主之迁都也。是月，唐主始迁于南都，立吴王从嘉为太子，监国。

　　六月，唐主景殂于南都。七月，以丧归金陵。太子从嘉即位，改名煜。

　　八月甲辰，唐桂阳郡公徐邈奉其主景遗表来上。

　　九月壬戊，唐主煜遣中书侍郎冯谧来贡。谧，即延鲁也。唐主手表自陈本志冲淡，不得已而绍袭，事大国不敢有二。邻于吴越，恐为所谗。上优诏以答焉。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贻书江南，如唐与回鹘可汗之式，但呼国主而已。上因之，于是始改书称诏。戊子，遣鞍辔库使梁义如江南吊祭。

　　十月癸巳，唐主以皇太后山陵，遣户部侍郎韩熙载等来助葬。丙申，命枢密承旨王仁瞻使江南，以唐主新立，往申庆赐也。

　　十二月，唐主追谥其父景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盖因冯谧以请于上而为之也。

　　三年正月乙亥，遣使赐唐主生辰国信物。

　　七月庚申，唐主遣客省使翟如璧来贡[5]，谢生辰之赐也。

　　乾德元年十二月乙亥，唐主上表乞呼名。诏不允。

　　二年十一月，唐主遣使修贡，助安陵改卜也。

　　十一月，唐昭惠后殂。壬寅，遣作坊副使魏丕如江南吊祭。

　　十二月甲子，唐主遣使来修贡。

　　三年二月，唐主遣使修贡，贺长春节。

　　九月，唐光穆圣尊后锺氏殂[6]。江左笼山泽之利，国帑甚富。德昌宫，其外府也，簿籍淆乱，不可稽考。刘承勋掌宫事，盗用无算[7]。后丧，卫士当给服者皆无布，但赋以钱。其后德昌宫中屋坏，得布四十间，殆千万端，盖义祖相吴日所贮也。其无政事类此。十月戊申，遣染院副使李光嗣如江南吊祭。五年，唐主命两省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分夕于光政殿宿直，与之剧谈，或至夜分乃罢。唐主事佛甚谨，中书舍人张洎每见，辄谈佛法，由是骤有宠。初，唐主于宫苑造寺，僧尼常百数，先代嫔嫱，悉度为尼。朝退，则僧服诵经，拜跪尽瘁不厌。僧或犯奸，有司请论如律，唐主曰：『刑之则纵其欲矣，但令礼佛三百拜，赦其罪。』当时大臣亦多疏食持戒以奉佛，中书舍人徐铉独否，然绝好鬼神之说。

　　开宝二年，上亲征太原。六月，还，次滑州。唐主遣其弟吉王从谦来贡，唐水部员外郎查元方掌从谦笺奏。上命知制诰卢多逊燕从谦于馆。多逊弈棋次，谓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敛袵对曰：『江南事大朝十余年，极尽君臣之礼，不知其他。』多逊愧谢曰：『孰谓江南无人！』

　　三年冬，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岭表，往还数千里，师旅罢敝。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北渡淮，径据正阳，因思旧之民，可复江北旧境。彼纵来援，臣据淮对垒以御之，势不能敌。兵起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飨其利；败则族灭臣家，明陛下无二心。』唐主惧无成功，徒速败，不从。初，宜春人卢绛诣枢密使陈乔献书，乔异之，擢为本院承旨，迁沿边巡检[8]，召募亡命习水战，屡要吴越兵于海门，获舟舰数百。尝说唐主曰：『吴越，仇雠也，他日必为北朝乡导，掎角攻我。当先灭之！』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绛曰：『臣请诈以宣、歙州叛，陛下声言讨伐，且乞兵于吴越，兵至拒击，臣蹑而攻之，其国必亡。』唐主亦不能用。

　　四年，唐主遣其弟吉王从谦来朝贡。

　　十一月癸巳朔，江南国主煜遣其弟郑王从善来朝贡，于是始去唐号，改印文为『江南国印』，赐诏乞呼名，从之。先是，国主以银五万两遗宰相赵普，普告于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书答谢，少赂其使可也。』普叩头辞让，上曰：『大国之体，不可自为削弱。当使之勿测。』及从善入觐，常赐外[9]，密赍白金如遗普之数。江南君臣闻之，皆震骇，服上伟度如此。

　　十二月，占城、阇婆、大食国皆遣使致方物于江南国主，国主不敢受，遣使来上。诏自今勿以为献。

　　五年二月，上既平广南，渐欲经理江南，因郑王从善入贡，遂留之。国主大惧。是月，始损制度，下令称教，改中书门下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臺为司宪府，翰林为修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从善为南楚国公，从镒为江国公，从谦为鄂国公；宫殿悉除去鸱吻。

　　闰二月癸巳，以江南进奉使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赐第京师。国主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阴为战守计。上使从善致书风国主入朝，国主不从，但增岁贡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赂其侍者，窃取仁肇画像，悬之别室，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赐仁肇。』国主不知其间，鸩杀仁肇。

　　六年四月，遣卢多逊为江南生辰国信使。多逊至江南，得其臣主欢心。及还，舣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亟令缮写，命中书舍人徐锴等通夕雠对，送与之，多逊乃发。于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矣。归，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状。上嘉其谋，始有意大用。先是，江南饥，诏谕国主借船漕湖南米麦以赈之。辛亥，国主遣使修贡谢恩赐。江南国主以司空、判三司尚书都省汤悦知左右内史事。悦以身老国危固辞，不许。江南内史舍人潘佑与户部侍郎李平最相亲善。佑好神仙事，平颇知修练导养之术，言多妖妄，佑特信之。佑尝言于国主曰：『富贵之本，在厚农桑。请复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买贫者田[10]，皆令归之。』又依《周礼》造民籍，复造牛籍，使尽辟旷土以种桑。荐平判司农寺以督之。符命行下，急于星火，百姓大挠，国主遽追罢之。佑疑执政沮己，乃历诋大臣与握兵者两两为朋，旦夕将谋窃发，且言：『国将亡，非己为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书省，荐平可知省事，司天监杨熙澄可任枢密，军校候英可典禁军。国主不纳。佑益忿，抗疏请诛宰相汤悦等数十人。国主手书教诫之，佑遂不复朝谒，居家上表，言：『陛下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万助收河东，因率官吏朝觐，此亦保国之良策也。』国主始恨之，不复答。佑复请致仕，入山避难。国主以为狂，悉置不问。十月，佑上第七表曰：『臣近者连贡封章，指陈奸宄，画一其罪，将数万言。皎若丹青，坦然明白。词穷理当，忠邪洞分。皆陛下党蔽奸回[11]，曲容谄伪，受贼臣之佞媚，保贼臣如骨肉，使国家愔愔，如日将暮。不顾亿兆之患，不忧宗社之覆。以古观之，则陛下为君，无道深矣。古有桀、纣、孙皓，破国亡家者，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以败乱国家，是陛下为君，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终不能与奸臣杂处，而事亡国之主，使一旦为天下笑。陛下若以臣为罪，愿赐诛戮，以谢中外。』国主大怒，推其狂悖谤讪始由李平，乃先取平下大理狱，后使收佑，佑即自杀，平亦缢死狱中。佑尝与张洎为忘形之交，佑之死，洎颇有力焉。洎时为清辉殿学士，参与机密，恩宠无二。清辉殿在后苑中，国主不欲洎远离左右，故授以此职。洎与太子太傅临汝郡公徐辽、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游别居澄心堂，密画中旨，多自澄心堂出，游从子元瑀等出入宣行之，中书、密院，乃同散地。

　　七年。江南国主天性友爱，以弟从善被留，悲不已，岁时宴会皆罢。为《却登高文》以见意，于是遣常州刺史陆昭符入贡，奉手疏求从善归国。上不许，出其疏示从善慰抚之。

　　六月甲申，以从善掌书记江直木为司门员外郎、通判兖州，僚佐悉推恩；又封从善母凌氏为吴国太夫人[12]。昭符在江南，与张洎有隙，上雅知之，因从容谓昭符曰：『尔国弄权者结喉小儿张洎何不入使?尔归，可谕令一来，朕欲观之。』昭符惧，遂不敢归。

　　七月，卢多逊既还，江南国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愿受封策，上不许。于是复遣阁门使梁迥使焉。迥从容问国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礼，国主盍来助祭?』国主唯唯不答。迥归，上始决意伐之。初，江南人樊若水举进士不中第，上书言事，不报，遂谋北归。先钓鱼采石江上，以小船载丝绳其中，维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凡数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数，遂诣阙，自言有策可进取江南。上令学士院试，赐及第，授舒州团练推官。

　　七月戊辰，召若水为赞善大夫，且遣使诣荊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艘，将浮江以济师也。先是，吴越王俶遣元帅府判官黄夷简入贡。上谓之曰：『汝归语元帅，当训练甲兵。江南倔强不朝，我将发师讨之，元帅当助我，无惑人言。』

　　八月戊寅，俶遣其行军司马孙承佑入贡。丁亥，辞归。上厚赐俶器币，且密告以师期。

　　九月癸亥，命颍州团练使曹翰领兵先赴荆南。丙寅[13]，复命宣徽南院曹彬、侍卫马军都虞候洛阳李汉琼、判四方馆事田钦祚同领兵继之。上已部分诸将，而未有出师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择群臣可遣者。以卢多逊尝言右拾遗李穆操行端正，临事不以死生易节，丁卯，遂遣穆使江南。穆至谕旨，国主将从之。光政使、门下侍郎陈乔曰：『臣与陛下俱受元宗顾命，今往必见留，其若社稷何?臣虽死，无以见元宗于九原矣!』清辉殿学士、右内史舍人张洎亦劝国主无入朝。时乔与洎俱掌机密，国主委信之，遂称疾固谢辞，且言：『谨事大国者，盖望全济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与否，国主自处之。然朝廷兵甲精锐，物力雄富，恐不易当其锋也。宜孰计虑，无自贻后悔。』使还，具言其状。上以为所谕要切，江南亦谓穆言不欺也。

　　使还当在此后，今并书之。

　　是日，又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侍卫步军都虞候刘遇、东上閤门使梁迥等同领兵赴荆南。甲戌，以太子中允、知荆湖转运使许仲宣兼南面随军转运使。

　　十月甲申，上幸迎春苑，登汴隄，发战舰东下。丙戌，幸东水门，发战棹东下。江南国主复遣其弟江国公从镒、水部郎中潘慎修重币入贡，且置宴，上皆留之，不报。曹彬与诸将入辞，上谓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且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视。壬辰，曹彬等发荆南。丁酉，以吴越王俶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己亥，曹彬等自蕲阳过江，破峡口寨，杀守卒八百人，生擒二百七十人，获池州牙校王仁震、王宴、钱兴等三人。甲辰，以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初，王师直趋池州，缘江屯戍皆谓每岁朝廷所遣巡兵，但闭壁自守，遣使奉牛酒来犒师。寻觉异于它日[14]。池州守将戈彦遂弃城走。

　　闰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夫，自荆南以大船载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黄、黑龙船于采石矶，跨江为浮梁。或谓江阔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济者，乃先试于石牌镇[15]。既成，命前汝州防御使灵邱陆万友往守之。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战于铜陵，败之，获战船百余艘[16])，生擒八百余人。壬辰，曹彬至当涂。雄远军判官魏羽以城降。雄远，即当涂也。王师先拔芜湖，又克当涂，遂屯采石矶。丁卯，曹彬等败江南二万余众于采石，生擒一千余人，及马步军副都部署杨收、兵马都监孙震等，又获战马三百余匹，马皆朝廷所赐者。

　　十一月癸未，选泰宁节度使李从善麾下及江南水军凡一千三百余人为禁旅，号曰『归圣』。诏移石牌镇浮梁于采石矶[17]，系缆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师过之，如履平地。初为浮梁，国主闻之，以语清辉殿学士张洎。洎对曰：『载籍以来，无有此事。此必不成。』国主曰：『吾亦谓此儿戏耳!』于是遣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督水军万人，天德都虞候杜真领步军万人同逆王师[18]。己丑，知汉阳军李恕败江南鄂州水军三千余人，获舰四十余艘。甲午，曹彬等言：败江南兵数千人于新林寨[19]，获战舰三十艘。郑彦华、杜真与王师遇，真以所部先战，彦华拥兵不救，真众大败。

　　十二月，金陵始戒严。下令去开宝之号，公私记籍，但称甲戌岁。益募民为兵。民以财及粟献者，官爵之。丁未，汉阳兵马监押宁光祚败鄂州水军三千余人于江北岸。吴越王俶率兵围常州，俘其军二百五十人、马八十匹于常州城下。癸亥，拔利城寨，破其军三千余众，生擒六百余人。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于新林港口，斩首二千级，焚战舰六百余艘[20]。辛未，吴越王俶破江南兵万余众于常州北境上[21]。

　　八年正月丙子，权知池州樊若水败江南兵四千人于州界。初，曹彬等师未出，上命韶州刺史王明为黄州刺史，面授方略。明既视事，亟修葺城垒，训练士卒，众莫谕其意。及彬等出师，即以明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检战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马都监武守谦等领兵渡江，败江南兵万余人于武昌，杀七百人，拔樊山寨。是日，行营左厢战棹都监田钦祚领兵败江南兵万余人于溧水，斩其都统使李雄。甲申，王明言：败鄂州兵三百余人于江南岸。丙戌，樊若水遣兵马监押王优败江南四千余众于宣州界。庚寅，曹彬等进攻金陵，行营马军都指挥使李汉琼率所部渡秦淮，南取巨舰，实以葭苇，顺风纵火，攻其水寨，拔之，斩首级千数。初次秦淮，江南水兵六十余万背城而阵。时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骁果数万人，战必胜，攻必取，岂限一衣带水而不径渡乎！』遂率所部先济，王师随之，江南大败。江南复出兵，将诉流夺采石浮梁，美旋击破之，擒其神卫都军头郑宾等七人。癸巳，命京西转运使李符益调荆湖军食赴金陵城下。

　　二月，权知潭州朱洞遣兵马钤辖石曦领众兵，败江南兵二千余人于袁州西界。癸丑，曹彬等败江南兵万余众于白鹭洲，斩首五千余级，擒百余人，获战舰五十艘。乙卯，拔升州，关城守陴者皆遁入其城内[22]。杀千余众，溺死者又千计。是月，江南知贡举伍乔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

　　王师已至城下而贡举犹不废，可见李煜诚不知务者。

　　三月乙亥，知庐州邢琪领兵渡江，至宣州界，攻拔义安寨，斩首十余级。庚寅，曹彬等败江南兵三千余众江中，擒五百人。壬寅，遣中使王继恩领兵数千人赴江南。

　　四月，王明言：败江南兵于江州界，斩首二千余级。吴越兵围常州，刺史禹万成拒守，大将金成礼劫万成，以其城降。壬戌，幸都亭驿，临汴观飞江兵乘刀鱼船习水战。曹彬等言：败江南兵千余人于秦淮北。

　　五月甲申，吴越王俶言：江阴宁远军及沿江诸寨皆降。丁酉，王明言：破江南万余众于武昌，夺战舰五百艘。初，陈乔、张洎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王师。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日于后苑引僧道诵经讲《易》，高谈不恤政事。军书告急，非徐元瑀等，皆莫得通。师傅城下累月，国主犹不知。时宿将皆前死，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者，晖之子也，年尚少，国主委以兵柄。继勋素骄贵，初无效死意，但欲国主速降而口不敢发，每与众言，辄云北军强劲，谁能敌之?闻兵败，喜见颜色，曰：『吾固知其不胜也!』继勋从子绍杰以继勋故，亦为巡检使，亲近继勋。尝令绍杰密陈归命之计，国主不从。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营邀王师者，继勋必鞭其背，拘囚之，由是众情愤怒。又托以军中多务，罕入朝谒，国主召之，亦不时至。是月，国主自出巡城，见王师列栅城外，旌旃满野，知为左右所蔽，始惊惧，乃收继勋付狱，责以流言惑众及不用命之状，并绍杰杀之。继勋既诛，凡兵机处分，皆自澄心堂宣出，实洎等专之也。于是遣使召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赞以上江兵入援。令赟，业之子也，拥十万众屯湖口。诸将请乘涨江速下，令赟曰：『我今进前，敌人必反据我后。战而捷可也；不捷，粮道且绝，其为害益深矣。』国主累促之，令赟不从。

　　六月癸卯，曹彬等言：败江南兵二万余众于城下，夺战舰数千艘。初，江南捷书累至，邸吏督李从镒入贺，潘慎修以为国且亡，当待罪，何贺?自是群臣称庆，从镒即奉表请罪。上嘉其得体，遣中使慰抚，供帐牢饩，悉从优给。

　　七月壬午，复命李穆送从镒还其国，手诏促国主来降，且令诸将缓攻以待之。金陵未拔。上颇厌兵，南土卑湿，方秋暑，军中又多疾疫。上议令曹彬等退屯广陵休士马，以为后图，卢多逊争不能得，会知扬州侯陟以受赇不法追赴京师，乃私遣人求哀于多逊。陟知金陵危蹙，多逊教令上急变，言江南事。上召入见，即大言曰：『江南平在旦夕，陛下奈何欲罢兵?愿急取之。臣若误陛下，请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问状，遽寝前议，赦陟罪不治。

　　八月癸亥，丁德裕言：败江南兵五千余人于润州城下。时德裕与吴越兵围润州也。王师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当得良将，侍卫都虞候刘澄旧事藩邸，国主尤亲任之，乃擢为润州留后。临行，谓曰：『卿本未合离孤[23]，孤亦难与卿别，但此非卿不可副孤心。』澄乃泣涕，奉辞归家，尽以金玉以往。谓人曰：『此皆前后所赐。今国家有难，当散此以图勋业。』国主闻之喜。及吴越兵初至，营垒未成，左右请出兵掩之。时澄已怀向背，坚曰：『兵胜则可，不胜则立为掳矣。救至而后图，战未晚也。』国主寻命凌波都虞候卢绛自金陵引所部舟师八千突长围来救。绛至京口，舍舟登岸，与吴越兵战，吴越兵少却。绛方入城，围复合。固守踰月，自相猜忌。澄已通降款，虑为绛所谋，徐谓绛曰：『间者言都城受围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为?』绛亦知城终陷，乃曰：『君为守将，不可弃城而去，宜赴难者，唯绛可耳。』澄伪为难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绛遂溃围而出。绛已去，澄遍召诸将卒告曰：『澄城守数旬，志不负国。事势如此，须为生计，诸君以为何如?』将卒皆发声大哭。澄惧有变，亦泣曰：『澄受恩固深于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宁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诸君不闻楚州耶?』初，周世宗围楚州，久不下，既克，尽屠之，故澄以此胁众。

　　九月戊寅，澄帅将吏等请降，润州平。绛闻金陵危甚，乃趋宣州，日夕酣饮为乐。或劝赴难，不答。初，李从镒至江南，谕上旨。国主欲出降，陈乔、张洎广陈符命，以为金汤之固，未易取也，北军旦夕当自退矣。国主乃止。李穆既还，上复命诸将进兵。及润州平，外围愈急，始谋遣使入贡求缓兵。道士周惟简尝以冠褐侍讲《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于是张洎荐惟简有远略，可以谈笑弭兵。复召为给事中，与修文馆学士承旨徐铉同使京师。

　　十月己亥，曹彬等遣使送铉及惟简赴阙。铉居江南，以名臣自负，其来也，将以口舌驰说存其国。其日夜计谋思虑，言语应对之际详矣。于是大臣亦先白于上，言铉博学有才辩，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尔所知也!』既而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上徐召之升殿，使毕其说。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其说累数百言。上曰：『尔谓父子者为两家，可乎?』铉不能对。上虽不为缓兵，然所以待铉等皆如未举兵时。壬寅，铉等辞归江南。丁巳，江南国主复遣使入贡，求缓师。戊午，改润州镇海军为镇江军[24]。朱令赟自湖口以众入援，号十五万，缚木为筏，长百余丈，战船大者容千人，顺流而下，将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独树口，遣其子驰骑入奏，且请增造船三百，以袭令赟。上曰：『此非应急之策也。令赟朝夕至，金陵之围解矣。』乃密遣使令明于洲浦间多立长木，若帆樯之状。令赟望见，疑有伏，即稍逗遛。江水浅涸，不利行舟，令赟独乘大航高十余重，上建大将旗幡。至皖口，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刘遇聚兵急攻之，令赟势蹙，因纵火距斗，会北风甚，火反及之，其众悉溃。己未，生擒令赟及战棹都虞候王晖等，获兵仗数万。金陵独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十一月，徐铉及周惟简还江南。未几，国主复遣入奏。辛未，对于便殿，言李煜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末任朝见，非敢距诏也。乞缓兵，以全一方之命。其言甚切至。上与反复数四，铉声气愈厉。上怒，因按剑谓铉曰：『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它人鼾睡乎?』铉惶恐而退。上复诘责惟简，惟简益惧，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进意，李煜强遣臣来耳。臣素闻终南山多灵药，它日愿栖隐。』上怜而许之，仍各厚赐遣还。庚辰，王明言：败江南兵万余人于湖口，获战舰五百艘，兵仗称是。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图来上。上视之，指北寨谓使者曰：『此宜深沟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来寇，尔亟去，语曹彬等并力速成之，不然，将为所乘矣！』赐使者食，且召枢密使楚昭辅草诏，令徙置战棹，以防它变。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堑。堑成，丙戌，江南人果夜出五千袭北栅，人持一炬，鼓噪而至。彬等纵其来，乃徐击之，皆歼焉。其将帅佩符印者凡十数人[25]。王师围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绝，兵又数败，城中夺气。曹彬终欲降之，故每缓攻，累遣人告国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为之所。』国主不得已，约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前数日，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须远适，到寨即四面罢攻矣。』国主终听左右之言，以为城坚如此，岂可克日而破?但报云：『仲寓趣装未辨【杰按：辨，办之误。】，宫中宴饯未毕，二十七日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亦无及矣。』国主不听。先是，上数遣使者谕彬以勿伤城中人，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无加害。于是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病非药石所愈，须诸公共为信誓：破城日不妄杀一人，则彬之病愈矣。』诸将许诺，乃相与焚香约言。既毕，彬即称愈。乙未，城陷，彬整军成列，至其宫城，国主乃奉表纳降，与其群臣迎拜于门。即选精卒千人守其门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国主令积薪宫中，言若社稷失守，则尽室赴火死。及见，彬慰安之，且谕以归朝俸赐有限，费用至广，当厚自赍装。既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复得矣。因复遣煜入宫，惟意所欲取。行营左厢战棹都监梁迥及田钦祚等皆谏曰：『苟有不虞，咎将谁执?』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力争不已，彬曰：『煜素无断，今已降，必不能自引决，可亡虑也。』又遣五百人，为辇载重宝。煜方愤叹国亡，无意蓄财，所操持极鲜，颇以黄金分赐近臣。彬既入金陵，申严禁暴之令，士大夫赖彬保全，各得其所。亲属为军士所掠者，即时遣还之。因大搜于军，无得匿人妻女，仓廪府库，委转运使许仲宣按籍检视，彬一不问。师旋，舟中惟图籍、衣衾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书至，凡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有八，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有五。群臣皆称贺。上泣谓左右曰：『宇县分割，民受其祸，思布声教以抚养之。攻城之际，必有横罹锋刃者，此实可哀也。』即诏出米十万石赈城中饥民。辛丑，赦江南管内州县常赦所不原者[26]。伪署文武官吏见厘务者，并仍其旧。又诏不得侵犯李煜父祖邱垅，令太子洗马吕龟祥诣金陵，籍李煜所藏图书送阙下。

　　九年正月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国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属等四十五人来献。上御明德门受献，煜等素服待罪，诏并释之，各赐冠带、币器、鞍勒马有差。有司议献俘之礼如刘鋹，上曰：『煜尝奉正朔，非鋹比也。』寝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颇怀忧恚[27]，不欲生见上。守文察知之，因谓煜曰：『国家止务恢复疆土，以致太平，岂复有后至之责耶?』煜心始安。徐铉从煜至京师，上召见铉，责以不早劝归朝，声色甚厉。铉对曰：『臣为江南大臣而国灭亡，罪固当死，不当问其它！』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赐坐慰抚之。又责张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书示之，乃王师围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蜡弹内书也。洎顿首请死曰：『实臣所为也。此其一耳，它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辞色不变。上初欲杀洎，及是奇之，谓曰：『卿大有胆，朕不罪卿。今事我，无替昔之忠也!』乙亥，以李煜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封违命侯，其子弟皆授诸卫大将军。丙子，以煜司空、知左右内史事汤悦为太子少詹事，太子太保徐游、左内史侍郎徐铉为太子率更令，右内史舍人张洎、王克贞为太子中允。庚戌，以宣徽南院使、义成节度使曹彬为枢密使，领忠武节度[28]，步军都虞候刘遇领大同节度使，贺州刺史[29]、判四方馆事田钦祚领汾州防御使，东上閤门使梁迥领汾州团练使，西头供奉官李继隆为庄宅副使，赏江南之功也。彬归自江南，诣閤门，进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当公事回。』时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许以使相为赏。及还，语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为使相，品位极矣，肯复力战耶?且徐之，更为我取太原。』因密赐钱五十万。彬怏快而退。至家，见有钱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初，李煜既降，曹彬令煜作书谕江南诸城守，皆相继归顺，独江州军校胡与则牙将宋德明杀刺史[30]，据城不降。诏都指挥使曹翰为招安巡检使，率兵讨焉。江州城险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讫夏，死者甚众。四月丁丑，始拔之。众犹巷斗，时与则病甚，卧床上。翰执缚，责其拒命。对曰：『大【杰按：大，疑“犬”之误。】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腰斩之，并杀德明。

　　六月己亥，以颍州团练使曹翰为桂州观察使，仍判颍州，赏平江南之功也。

　　十月，太宗即位，煜封陇西郡公，去违命之号。

　　太平兴国二年，右千牛卫上将军李煜自言其贫，诏赐钱三百万。煜虽贫，张洎犹丐索之。煜以白金頮面器与洎，洎意歉然。时潘谨修掌煜记室，洎疑谨修教煜，素与谨修善，自是亦稍疏焉。

　　二月己未，诏李煜常俸外增以它给。

　　三年，上幸崇文院观书，召李煜等令纵观。上谓煜曰：『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中简策多卿旧物，近犹读书否?』煜顿首谢，因赐饮中堂，尽醉而罢。

七月壬辰，赠太师、吴王李煜卒，上为辍朝三日。初，郑彦华之子文宝仕煜为校书郎，归朝不复叙故官。煜时在环卫，文宝欲一见，虑守者难之，乃被蓑荷笠为渔者。既得入，因说煜以圣主宽宥之意，宜谨节奉上，勿以它虑。议者咨其忠。

校勘记

[1]求援 原本脱『求』字，据《长编》卷一补。

[2]从镒 原本作『从鉴』，据《长编》卷一、《宋史》卷四七八《李煜世家》改。

[3]迎銮店 误，当作『迎銮镇』，《长编》卷一作『迎銮』，无『镇』字。《宋史﹒地理志》四真州：『扬子，本扬州永正县之白沙镇，南唐改为迎銮镇。』

[4]唐主 原本脱『唐』字，义不明，据《长编》卷一补。

[5]翟如璧 原本作『翟如壁』，据《长编》卷三改。

[6]圣尊后 《长编》卷六作『圣章』。按：作『圣尊』是。《十国春秋》卷十八《南唐元宋光穆皇后钟氏传》：『后主嗣立，为太后，以父名改称圣尊后。』盖因钟氏父名『泰章』，因避讳而改『圣尊』也。

[7]盗用 原本作『器用』，据《长编》卷六改。

[8]迁 原本作『还』，据《长编》卷十二改。

[9]常赐 原本作『赏赐』，据《长编》卷十二改。

[10]有买贫者田 原本作『有买卖者田』，据《长编》卷十四改。

[11]皆 原本为墨丁，据《长编》卷十四补。

[12]凌氏 原本作『陵氏』，据《长编》卷十五改。

[13]丙寅 原本作『丙辰』，误，据《长编》卷十五改。

[14]异于 『异』字原本为墨丁，据《长编》卷十五补。

[15]石牌镇 原本作『石碑口』，据《长编》卷十五改。

[16]百余 《长编》卷十五作『二百余』。

[17]石牌镇 原本作『石碑口』，据《长编》卷十五改。

[18]都虞候 原本脱『都』字，据《长编》卷十五补。

[19]新林寨 原本脱『林』字，据《长编》卷十五、《十朝纲要》卷一、《会要﹒兵》七之三○补。

[20]六百 原本作『六千』，据《长编》卷十五改。

[21]常州 原本作『商州』，据《长编》卷十五改。

[22]守陴者 原本作『守阵者』，据《长编》卷十六改。

[23]本未 原本作『大未』，据《长编》卷十六改。

[24]改润州镇海军为镇江军 原本作『改润州镇江军』，据《长编》卷六十补。《宋史﹒太祖纪》三作『改润州镇海军节度为镇江军节度』。

[25]符印 原本『符』字为墨丁，据《长编》卷十六补。

[26]管内 原本脱『内』字，据《长编》卷十六补。

[27]忧恚 原本作『忧志』，据《长编》卷十七改。

[28]忠武 原本作『中武』，据《长编》卷十七改。

[29]贺州 原本脱『贺』字，据《长编》卷十七改。

[30]胡与则 《长编》卷十七作『胡则与』。按：此胡与则非《宋史》之胡则，当以本书为正。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

太祖皇帝

收复岭南

　　建隆元年，南汉宦者陈延寿言于南汉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尽杀群弟故也。』南汉主以为然。三月丁巳，杀其弟桂王璇兴。

　　二年。初，南汉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其身，因宦者陈延寿以见南汉主于内殿，设幄帐，陈宝贝。胡子冠远游冠，衣紫裾，坐帐中宣祸福。呼南汉主为太子皇帝，国事皆决于胡子，内太师龚澄枢、女侍中卢琼仙等附之。胡子每谓南汉主，言琼仙、澄枢、延寿等皆上天赐来辅太子，有罪不可问。是岁，芝兰生殿，野兽触寝门，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起，行百余步乃仆，胡子皆以为符瑞，风群臣入贺。

　　三年，南汉许彦真既诛，锺允章益恣横，恶龚澄枢等居己上，颇侵其权。澄枢怒，会有告彦真与先主丽妃私通者，澄枢发其事。彦直惧，遂谋杀澄枢，遣西班将军王仁遇告彦真父子谋反，下狱，族诛之。南汉主纳李托二女，长为贵妃，次为美人，皆有宠。拜托为内太师，政事必先禀托而后行。

　　乾德二年九月戊子，南面兵马都监、引进使丁德裕与潭州防御使潘美、朗州团练使尹崇珂、衡州刺史张勋帅兵攻郴州，克之，杀其刺史陆光图及招讨使暨彦赞，余众保韶州。初，南汉主爱将邵廷琄累言于南汉主曰：『汉乘唐乱，居此五十余年，幸中国多故，干戈不及，而汉益骄于无事。今兵不识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今闻真主已出，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请饬兵备，不然悉内府珍宝遣使通好也。』南汉主愤然，莫以为虑，乃以廷琄言直，深恨之。及是始惧，思廷琄言，乃以廷琄为招讨使，领舟师屯洸口。

　　三年，邵廷琄屯于洸口，以待王师。会王师退舍，廷琄招辑亡叛，训士卒，修战备，国人赖以少安。有投匿名书，谮廷琄将图不轨。南汉主信之。六月，遣使赐廷琄死。士卒排军门见使者，诉廷琄无反状，请加考验，弗许。

　　八月，南汉宦者莫少怜等七人来降[1]。

　　四年，南汉西北面招讨使吴怀恩受命作龙舟，躬自临视，多行捶挞。匠欧彦希因运斤斫其首。怀恩为将数有功，及被害，国人愈恐。南汉主命潘崇彻代其任。

　　开宝元年三月，潘崇彻以飞语见疑，南汉主遣内侍监郭崇岳来觇其军，戒之曰：『崇彻果有异志，既就诛之。』至桂州，崇彻严兵卫以见之，崇岳不敢发。还，白南汉主曰：『崇彻日夕领伶官百余辈，衣锦绣，吹玉笛，为长夜之饮，不恤军政，非有反谋也。』南汉主怒，会崇彻单骑来归，南汉主释不问，但夺兵权而已。初，王师克郴州，获南汉内品十余人。有余延业者，人质么麽【杰案：此四字不可解。】。上见之，因问其国政事。延业具言累世奢侈残酷之状。上惊骇曰：『吾当救此一方之民！』于是道州刺史王继勋言刘鋹肆为昏暴[2]，民被其害，又数出寇边，请王师南伐。上犹未欲亟力以兵，乃命唐主谕意，令南汉主先以湖南旧地来献。唐主遣使致书，南汉主不从。

　　二年，以右补阙王明为荊南转运使，将用兵于岭南也。

　　三年八月，唐主复令知制诰潘祐作书数千言，谕南汉主以归款于中国。遣给事中龚慎仪往使。南汉主得书大怒，遂囚慎仪，驿书答唐主甚不逊。唐主以其书来上，上怒，决意伐之。

　　九月己亥朔，以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朗州团练使邺人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继勋为行营马军都监，仍遣使发诸州兵赴贺州城下。丁卯，潘美等言大败南汉万余众，克富州。先是，南汉旧将多以谗死，宗室剪灭殆尽，掌兵者惟宦人数辈。城壁濠隍，俱饰为宫馆池沼，楼舰器甲，辄腐败不治。及王师次于白霞，贺州刺史陈守忠遣使告急，内外震恐。南汉主遣龚澄枢驰驿往贺州宣慰。时士卒久在边，多贫乏，闻澄枢至，以为必大加赏赉，皆喜。而澄枢出空诏抚谕，众皆解体。王师拔马乘，前锋至芳林，澄枢惶惧，乘轻舸遁归。是月癸丑，遂围贺州。南汉主召大臣议，皆请以潘崇彻将兵拒王师。崇彻自罢兵柄，常怏怏，于是辞以目疾。南汉主怒曰：『何须崇彻?伍彦柔独无方略耶?』遂使彦柔将兵来援。戊午，王师闻彦柔至，退二十里，潜以奇兵伏南乡岸。彦柔夜泊南乡，舣舟岸侧，迟明，挟弹登岸，踞胡床指挥，而伏兵卒起，彦柔众大乱，死者十七八。擒彦柔，斩之，枭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犹坚守弗下，随军转运使王明言于潘美曰：『当急击之，恐援兵再至，则为所乘，我师老矣！』诸将颇犹豫，明乃躬擐甲胄，率所部护送辎重卒百余人、丁夫数千，畚锸皆作，堙其堑，直抵城门。城中人大惧，遂开门以纳王师。王师督战舰，声言顺流趋广州。南汉主忧迫，计无所出，乃加潘崇彻为内太师、马步军都统，领众三万屯贺江。会王师径趋昭州，崇彻拥众自保而已。

　　十月，行营马军都监、道州刺史王继勋卒。诏以郴州刺史朱宪代之。王师破南汉开建寨，杀数千人，擒其将靳晖，昭州刺史田行稠弃城遁，桂州刺史李承进亦奔遂。取昭州、桂州。

　　十一月，王师克连州，南汉招讨使卢牧率其众退保清远[3]。南汉主闻之，谓左右曰：『昭、桂、连、贺本属湖南，今北师取之足矣，其不复南也。』

　　十二月。初，南汉取桂、连二州，皆徙其民毋得居城内[4]。戊子，令长吏招抚，立里闾，给庐舍以处之。王师长驱至韶州，都统李承渥领十余万阵于莲花峰山下。南汉人教象为阵，每象载十余人，皆执兵仗。凡战必置阵前，以壮军势。王师集劲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坠，反践承渥军，军遂大败，承渥以身免，遂取韶州，擒其刺史辛延渥及谏议大夫邹文远。延渥间道遣使劝南汉主迎降，六军观军容使李托深沮其议。国中震恐，南汉主始命堑东壕为距守计，顾诸将无可使者，宫媪梁鸾真荐其养子郭崇岳可用，乃以为招讨使，与大将植廷晓统众六万屯马迳，列栅以抗王师，距番禺才百余里。

　　四年正月，王师克英、雄二州，南汉都统潘崇彻来降。是月，王师次泷头，南汉主遣使请和，且求缓师。泷头山水险恶，潘美疑有伏兵，乃挟其使而速度诸险。甲子，至栅口。乙丑，至马迳，屯双女山，直瞰郭崇岳栅。游骑数出挑战。崇岳本无将材，所将多韶、英败卒，斗志皆尽。植廷晓欲战，崇岳不从，但坚壁自守，昼夜祷祠鬼神而已。南汉主取船十余艘，载金宝、妃嫔欲入海，未及发，宦官乐范与卫兵千余盗其船以走。南汉主惧，乃遣右仆射萧漼、中书舍人卓惟休奉表诣军门乞降，潘美即令部送赴阙。漼等既入不反，南汉主益惧，复令崇岳戒严。

　　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军十二卫祯王保兴率国内兵来拒。植廷晓谓崇岳曰：『北军乘席卷之势，其锋不可当也。吾士旅虽众，然皆伤痍之余。今不驱策而前，亦坐受其弊矣。』庚午，廷晓乃领前锋据水而阵，令崇岳殿后，御其奔冲。既而王师济水，廷晓力战不胜，遂死之。崇岳奔还其栅。潘美谓王明曰：『彼编竹为栅，若篝火焚之，必扰乱。因乘其扰乱夹击之，此万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间道造其栅。会暮夜，万炬俱发，天大风，烟埃坌起，南汉军大败，崇岳死于乱兵，保兴逃归。龚澄枢、李托与内侍中薛崇誉等谋曰：『北军之来，利吾国中珍宝尔。今尽焚之，所得空城，必不能久驻，当自还也。』乃纵火焚府库宫殿，一夕皆尽。辛未，王师至白田，南汉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释之，遂入广州，俘其宗室、官属九十七人，与南汉主皆縻于龙德宫。保兴初匿民间，后乃获之。有阉工百余辈盛服请见，美曰：『是?人多矣，吾奉诏罚罪，正为此等！』命悉斩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师。庚寅，群臣称贺，遂赐宴。凡得州六十、县二百十四，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辛卯，赦广南管内州县常赦所不原者，伪署官并仍旧，无名赋敛咸蠲之，除开宝三年以前逋租，亡命山林者释罪。招诱吏民，僧道被驱率者，官给牒，听自便，民饥者发廪赈之。诸军俘获，悉还其主，纵遣刘鋹父、祖守坟宫人。

　　四月壬申，诏以南面行营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广州。潘美遣使部送刘鋹及其宗党官献于京师。鋹至公安，邸吏厐师进迎谒，学士黄德昭侍鋹，鋹因问师进何人，德昭曰：『本国人也。』铱曰：『何为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岁贡大朝辎重皆历荆州，乃令师进置邸于此，造车乘以给馈运耳。』鋹叹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尝闻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于玉津关。上遣参知政事吕余庆劾问翻覆及焚府库之罪，鋹归罪于龚澄枢、李托、薛崇誉。上复遣使问澄枢等：『此谁之谋?』皆俛首不对。谏议大夫王珪谓托曰：『昔在广州，机务并尔辈所专，火又自内中起。今尚欲推过何人?』遂唾而批其颊，澄枢等乃引伏。

　　五月丁未朔，有司以帛系鋹及其官属，先献太庙、太社。上御明德门，遣摄刑部尚书卢多逊宣诏诘责鋹，鋹对曰：『臣年十六僭伪号，澄枢等皆先臣旧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国时臣却是臣下，澄枢等却是国主。』对讫，伏地待罪。上命摄大理卿高继申引證枢、托、崇誉斩于千秋门外，释鋹罪，并其官属，祯王保兴等，各赐以冠带、器币、鞍马，寻以保兴为左监门卫率府率。丁酉，以右补阙王明为秘书少监，领韶州刺史、广南诸州转运使。王师南伐，明知转运事。岭道险绝，不通舟车，但以丁夫负荷糗粮，数万众仰给无阙。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仓库，颇亦参预军画。上嘉其功，故擢用焉。辛丑，宴刘鋹于崇德殿。

　　六月壬申，置市舶司于广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并兼使，通判谢玭兼判官。命学士院使广南伪官取书判稍优者，授上佐令录簿尉。壬午，以刘鋹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员外置，封恩赦侯，俸外别给钱五万、米麦五千斛[5]。鋹体质丰硕，眉目俱疏，有口辩，性绝巧。尝以真珠结鞍马为戏龙之状，尤为精妙。诏示上方诸工官，皆骇伏。上给钱一百五十万偿其直。鋹在国时，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上乘肩舆，从数十骑幸讲武池。从官未集，鋹先至，诏赐鋹卮酒。鋹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业，拒违朝廷，劳王师致讨，罪固当死。陛下不杀臣，今见太平，为大梁布衣矣。愿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饮此酒。』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心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饮之，别酌以赐鋹。鋹大惭，顿首谢。

　　六年，南汉静海节度使丁琏闻岭南悉平，遣使朝贡。五月戊寅，以琏为静海节度使。

　　八年十二月己未，以恩赦侯刘鋹为左监门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去恩赦侯之号。

　　九年十月，太宗即位。十一月，鋹封卫国公。

　　太平兴国二年，诏刘鋹常俸外增以他俸。

　　四年，遣潘美等征太原，宴于长春殿。时刘鋹及淮海王俶、武宁节度使陈洪进等皆与，鋹因言：『朝廷威灵及远，四方僭窃之主，今日尽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刘继元又至，臣率先来朝，愿得执梃为诸国降王长。』上大笑，赏赐甚厚。鋹诙谐类此。

　　五年三月，赠太师、南越王刘鋹卒，辍三日朝。收复吴越 太宗朝附

　　建隆元年二月己卯，以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国王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三月丁巳，吴越王俶遣使来贺登极。

　　八月，宴近臣于广德殿，江南、吴越朝贡使皆预。

　　二年十二月，遣殿直孙全章使吴越[6]，赐以羊、马、橐驼等。

　　三年八月庚寅，以镇海镇东节度副大使钱惟濬为建武节度使。惟濬，吴越王之子也。俶请授以岭南旄钺，上从之。

　　乾德元年十月，吴越王遣惟濬入贡助南郊。

　　三年，吴越王俶遣使修贡[7]。

　　四年二月，以两浙牙内都指挥使、台州团练使钱惟治领宁远节度使，依前两浙牙内都指挥使。惟治，吴越王之长子也。

　　开宝元年十月丙子，吴越遣建武节度使惟濬来朝贡，命知制诰卢多逊迎劳之。

　　二年正月，以钱惟濬为镇海镇东节度使。惟濬奉其父命来助祭，将还，特诏增秩。上待惟濬甚异，尝召宴苑中，令黄门奏箫韶乐，与诸王同席而坐，赐白玉带、缀珠衣、水晶鞍勒、御马，锡赉钜万计。辞日，又赐袭衣、玉带、金鞍勒马。

　　四年十一月丙申，吴越王遣其子镇海镇东节度使惟濬来朝贡。

　　七年。先是，吴越王遣元帅府判官黄夷简入贡。上谓之曰：『汝归语元帅，训练兵甲。江南倔强不朝，我将发师讨之，元帅当助我，无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也。』特命有司造大第于薰风门外，连亘数坊，栋宇宏丽，储峙什物，无不悉具。乃召进奏使钱文贽，谓之曰：『朕数年前令学士承旨陶谷草诏，比于城南建离宫，令赐名礼贤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来朝者赐之。』且以诏草示文贽，遂遣使赐俶羊马，谕旨于俶。戊寅，俶遣其行军司马孙承祐入贡。丁亥，辞归，上厚赐器币，且密告以师期。承祐，俶妃之兄，本伶人，以妃故贵近用事，专其国政，时谓之『孙总监』，言无所不领辖也。

　　十月丁酉，以吴越王俶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仍赐战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部骑千人为俶前锋，且监其军。

　　十一月戊子，吴越王遣使修贡，谢招抚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国王所遗书，其略云：『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八年四月，吴越初起兵，丞相沈子虎者谏曰[8]：『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将何以卫社稷乎?』不听，遂罢子虎政事，命通儒学士崔仁冀代之，总其兵要。

　　五月壬申朔，加吴越王守太师，以其子镇海镇东节度使惟濬同平章事、宁远节度使，惟治为奉国军节度使，行军司马孙承祐为平江节度使，行营兵马都监丁德裕权知常州。先是，诏吴越王以兵属大将乌程沈承礼，随王师进讨。甲申，俶遣使入贡谢恩。

　　十二月，江南平。先是，上尝召吴越进奏使任知果，令谕旨于王俶曰：『元帅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暂来与朕相见，以慰延想之意，即当复还，不久留也。朕三执圭币以见上帝，岂食言乎?』崔仁冀亦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无敌。今天下事势已可知，保族全名，上策也。』俶深然之。丁卯，俶请赴长春节朝觐，诏许之。

　　九年二月，上闻吴越王将入朝，辛亥，遣皇子兴元尹德昭至雎阳迎劳之。己未，吴越王及其子镇海镇东节度使惟濬等入见崇德殿，宴长春殿。先是，车驾幸礼贤宅，案视供帐之具。及至，即诏俶居之，宠赉甚厚。俶所供奉，亦增倍于前也。庚申[9]，大宴大明殿。甲子，诏俶、惟濬宴射苑中。丁卯，幸礼贤宅。

　　三月庚午，命吴越王剑履上殿，诏书不名。辛未，以俶妻贤德顺穆夫人孙氏为吴越王妃。宰相谓异姓诸侯王妻无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异恩也。』即令其子惟濬持诏赐之。先是，上数召俶与惟濬宴射苑中，惟诸王预坐。俶拜，辄令内侍掖起。俶感泣。又尝令俶与晋王光义、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礼，俶伏地叩头，固辞得止。上将西幸，俶请扈从，不许，乃留惟濬侍祠，遣俶归国。是日，御讲武殿，谓俶曰：『南北风土异宜，渐及炎暑，卿可早发。』俶泣涕，愿三岁一朝。上曰：『川途遥远，俟有诏乃来也。』先是，群臣皆有章疏，欲留俶而取其地，上不从，于是命取一黄袱以赐俶[10]，封识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观。』及启之，则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惧。既归，每视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东偏，谓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违颜咫尺，俶岂敢宁居乎?』益以乘舆服玩为献，制作精巧。每修贡毕，列于庭，焚香而遣之。

　　六月癸卯，吴越王俶遣使入贡，谢朝觐蒙殊礼及放令归国也。

　　十月，太宗即位。

　　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吴越王遣其子温州刺史惟寅来修贡，贺登极。己卯，吴越王妃孙氏薨，诏给事中程羽为吊祭使。

　　二月癸巳，吴越王遣使来修时贡，以镇东军安抚使[12]，知越州钱仪为慎、瑞、师等州观察使[12]，仍知越州；宣德军安抚使、知湖州钱信为新妫儒观察使，仍知湖州。仪、信皆吴越之弟。己亥，吴越王以山陵有期，遣使来修赙礼。

　　三月甲子，吴越王复遣使来修贡。

　　闰七月己酉，遣翰林学士李昉使吴越。

　　九月，吴越王将入朝，先遣其子镇海镇东节度使惟濬来贡。壬辰，诏户部郎中侯陟至泗州迎劳之。及惟濬至，赐赉无算。

　　三年二月，以吴越王将至，癸酉，命四方馆使梁迥往淮西迎劳之。

　　三月己丑，以吴越王将至，遣其子镇海镇东节度使惟濬至宋州迎省。癸卯，吴越王先遣平江节度使孙承祐入朝奏事，上优礼之。乙巳，即命承祐护诸司供帐，劳俶于近郊，又命齐王廷美宴俶于迎春苑。己酉，俶见于崇德殿，宠赉甚厚。即日赐宴于长春殿，俶僚佐崔仁冀、黄夷简等皆预坐。

　　四月壬戌，复宴吴越王于崇德殿。初，吴越王将入朝，尽辇其府实而行，分为五十，进犀象[13]、锦采、金银、珠贝、茶绵及服御器用之物逾钜万计[14]。俶意求反国，故厚其贡奉，以悦朝廷。宰相卢多逊劝上，遂留俶不遣。凡三十余请，不获命。会陈洪进纳土，俶恐惧，乃籍其国兵甲献之。是日，复上表乞罢封吴越国，及解天下大元帅之职，寝书诏不名之制，且求归本道。上不许。俶不知所为，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俶左右争言不可，仁冀厉声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俶独与仁冀决策。是日，遂上表，献所管十三州、一军。上御乾元殿受朝，如冬正仪。俶朝退，将吏寮属始知之，千余人皆恸哭曰：『吾王不归矣！』凡得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兵十一万五千三十六。丙戌，命考功郎中范旻权知两浙诸州事。钱氏据两浙踰八十年，外厚贡献，内侍奢僭，地狭民众，赋敛苛暴，虽鱼卵菜茹，纤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则诸案吏人各持具簿列于庭，先唱一簿，以所负多少量为笞数。笞已，次吏复唱而笞之，尽诸簿乃止。少者犹笞数十，多者至五百余。讫于国除，民苦其政。旻既至，悉条奏请蠲除之。诏从其请。丁亥，封钱俶为淮海国王，以其子镇海镇东节度使惟濬为淮南节度使，奉国节度使惟治为镇江节度使，平江节度使孙承祐为泰宁节度使，威武节度使沈承礼为安化军节度使，浙江西道盐铁副使崔仁冀为淮南节度使。戊子，德音赦两浙管内诸州给复一年。

　　七月中元节，张灯。诏有司于淮海王俶第前设灯山，陈声乐以宠之。

　　江休复《杂志》进钱买灯，盖此事也。休复误以为上元。

　　八月，诏两浙发淮海王俶缌麻以上亲及所管官吏悉归阙，凡舟千四百艘，所过以兵护送之。初，淮海王俶入朝，命其子镇国节度使惟治权知吴越国事。 一夕厩中火，惟治率兵临高下视，令亲信十数辈仗剑申令：敢后顾者斩，顷之火息，妻族隶帐下者恃亲犯法，惟治命杖脊于府门，于是惟治悉奉兵民图籍、帑廪管籥授知杭州范旻，与其弟惟演等皆赴阙。诏遣内侍护诸司供帐劳于近郊。壬申，对于长春殿，各赐衣带、鞍马、器币。

　　十月，杭州送钱俶伶人凡八十有一人。诏付教坊隶习，寻以三十六人还杭州，四十五人赐俶。

　　四年，上亲征太原。五月，刘继元降。上顾谓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

　　五年六月。初，以礼贤宅赐钱俶，俶以白金三百斤为谢。

　　八月戊戌，幸钱俶第视疾，赐俶银万两、绢万匹、钱百万、金器千两，又赐俶子惟濬、惟治银各万两。

　　六年三月己未，以淮南节度副使崔仁冀为卫尉卿，淮海王俶言其才可用故也。

　　十二月，淮海王俶等贺郊祀，贡马皆驽，为廊吏所发。诏释其罪。

　　八年十二月，淮海王俶三上表，乞解兵马大元帅、国王、尚书令、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等官。诏止罢元帅，余不许。

　　雍熙元年十二月庚辰，淮海国王钱俶改封汉南国王。

　　四年二月丙申，以汉南国王钱俶为武胜节度使，改封南阳国王。俶始被病家居，有黄门赵海乘酒夜造其弟求见俶，因出药一粒与之，谓俶曰：『此药上所赐，愿王饵之。』俶因饵焉。既去，家人皆惶惑不测。俶曰：『主上待我厚，所赐必良药也，又何疑哉?』后数日，上闻大惊，捕海系狱，决杖流海岛。于是以俶久病，诏免入辞。壬子，俶四上表让国王。甲寅，改封许王。

　　端拱元年二月，武胜节度使、许王钱俶封邓王。

　　八月戊寅[15]，武胜节度使、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邓王钱俶卒[16]。上为辍视朝七日，追封秦国王，命中使护丧事，葬洛阳。俶任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四十年，为元帅三十五年，穷极富贵，福履之盛，近代无比。

十一月，钱俶夫人余氏献女乐十人，上不纳，厚赐遣还。

校勘记

[1]莫少怜 《长编》卷六作『莫少璘』。

[2]言 原本脱此字，句不通，据《长编》卷十一补。

[3]卢牧 《长编》卷十二作『卢收』。

[4]毋得 原本作『每得』，据《长编》卷十二改。

[5]五千斛 《长编》卷十二作『五十斛』，是。

[6]孙全章 《长编》卷二作『孙全璋』。

[7]吴越王 原本脱『王』字，据《长编》卷六补。

[8]沈子虎 《长编》卷十六作『沈虎子』。

[9]于前也庚申 原本作『于前□□□□』，据《长编》卷十七补。

[10]黄袱 原本作「黄复』，据《长编》卷十七改。

[11]镇东军 原本脱『东』字，据《长编》卷十八补。

[12]钱仪为慎瑞师等州观察使 原本作『钱仪妫真等州观察使』，据《长编》卷十八改。

[13]犀象 原本作『群象】，据《长编》卷十九改。

[14]器用 原本脱『用』字，句不通，据《长编》卷十八补。

[15]八月 原本作『六月』，据《长编》卷二十九改。

[16]太师尚书令兼 此六字原本为墨丁，据《长编》卷二十九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 下半卷原阙

太祖皇帝

亲征河东 太宗朝附

　　建隆元年。先是，北汉诱代北诸部侵掠河西之地，诏诸镇会兵以御之。三月，定难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李彝兴言：遣都将李彝进援麟州，北汉引众去。北汉主知昭义节度使李筠有异志，潜以蜡书诱筠，筠执监军亳州防御使周光逊等送于北汉，纳款求援。

　　五月辛酉，以洺州团练使博野郭进为本路防御使兼西山巡检使，备北汉也。北汉主遣内园使李弼以诏书、金帛、善马赐李筠，筠遣刘继冲诣晋阳，请北汉举兵南下，己为前导。北汉主即日大阅，倾国自将以出。至太平驿，筠身率官属、耆老迎谒。筠还，遣宣徽使莱人卢赞监其军。丁巳，上亲征李筠。

　　六月辛巳，克泽州，李筠赴火死。获北汉宰相卫融[1]。北汉主闻筠败，自太平驿遁还晋阳。

　　七月戊申，上至京师，因使卫融致书北汉主求周光逊等，约亦归融太原。北汉主不报。辛亥，以融为太府卿。武胜节度使张永德来朝。上将有事于北汉，因密访策略，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力援，未可仓卒取也。臣以为每岁多设游兵，扰其田事，仍发问使谍之。先绝其援，然后可图。』上曰：『善。』

　　九月壬寅，李继勋言帅师入北汉境，烧平遥县，虏掠甚众。

　　十月，晋州兵马钤辖、郑州防御使荊罕儒战没。

　　二年十一月，晋州言败北汉兵于汾西，获马、牛、驴数千计。

　　十二月乙未，昭义节度使李继勋奏：败北汉军千余人，斩首百余级。

　　三年正月，北汉寇潞、晋二州，守将击走之。

　　四月，邢州言：北汉民四百七十人来降。戊申，北汉寇麟州，防御使杨重勋击走之[2]。

　　七月，北汉捉生指挥使路贵等十一人来降，并补内殿直。

　　乾德元年七月丁巳，安国节度使王全斌言：与西山都巡检使、洺州防御使郭进等率兵入北汉界，获生口数千人来献，诏释之。

　　八月丁亥，王全斌言：复与郭进、曹彬等攻北汉乐平县，降其拱卫指挥王超等及所部兵一千八百人。北汉侍卫都指挥使尉进等悉蕃汉兵来救，三战皆败之，遂下乐平，即建为乐平军。辛卯，以乐平降兵为效顺军。丙申，北汉静阳等十八寨首领相帅来降。

　　九月，北汉主诱契丹兵攻平晋军，命洺州防御使郭进、濮州防御使张彦进、客省使曹彬、赵州刺史陈万通领步骑万余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汉引兵去。

　　十一月乙亥，上将有事于南郊，命沿边诸将分道略北汉境。

　　十二月，遣内客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继筠分诣晋、潞州，与节度使赵彦徽、李继勋会兵入北汉境，攻其边邑及辽、石州。初，北汉主嗣位，所以事契丹者多略，不如世祖时每事必禀之（刘旻庙号世祖。）于是契丹遣使持书来责。北汉主得书恐惧，遣使重币往谢，契丹执其使不报。北汉主再遣使修贡，契丹又执其使不报。北汉地簿产少，又岁输契丹，故国用日削，乃拜五台僧继容为鸿胪卿。继容，故燕王刘守光之子，为人多智，善商财利，世祖颇倚赖之。继容能讲《华严经》，四方供施，多蓄积以佐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继容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栢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北汉主取其银以输契丹，岁千金，因即其冶建宝兴军。

　　乾德二年正月，昭义节度使李继勋、兵马钤辖康延绍等帅步骑万余攻辽州，北汉马军都指挥使郝贵超领兵来援，战于城下，贵超大败。刺史杜延韬危蹙，与拱卫都指挥使冀进、兵马都监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人，举城来降。北汉寻诱契丹步骑六万人入寇，继勋复与彰德节度使罗彦瑰、西山巡检使郭进、内客省使曹彬等领六万众赴之，大破契丹及北汉军于辽州城下。

　　二月乙未，北汉耀州团练使周审玉等四人来降，各赐方物有差。以审玉为汾州团练使，改名承瑨[3]。

　　四年，北汉复取辽州[4]。

　　五年，北汉将阎章、樊晖各以砦来降。

　　开宝元年秋七月，北汉主钧殂，养子继恩立。初，世祖女适薛钊，生继恩；再适何氏，生继元。二子初幼孤，世祖以钧无子，命养为子。钧尝谓郭无为曰：『继恩巽软，非济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将奈何?』无为不对。至是病笃，召无为付以后事。继恩既嗣位，怨无为初不助己，且患其专政，加守司空，外示优礼，内实疏之。

　　八月戊辰，遣李继勋将兵伐北汉。初，帝尝因谍者谓汉主曰：『君家与周世雠，宜不屈。今我与尔无所间，何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国，宜下太行，以决胜负！』汉主遣谍者报曰：『河东土地甲兵不足以当中国，然我家世非叛者，区区守此，盖惧汉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谓谍者曰：『为我语钧，开尔一生路。』故终钧世不加兵。至是，闻其卒，遣李继勋等以禁军伐之。

　　北汉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刘继业、马峰等领军扼团柏谷。峰至铜锅河，李继勋前锋将何继筠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遂夺汾河桥，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门。

　　九月，北汉主欲逐郭无为，畏懦不能决。月余，供奉官侯霸荣率十余人，挺刃入阁，反扃其门。时继恩独处丧次，见之惊起，绕屏还走，霸荣以刃揕其胸，杀之。无为使人梯屋入，杀霸荣。继恩立才六十余日，并人疑无为授意于霸荣，亟杀之以灭口。无为与群臣议立继恩之弟继元，参议中书事张昭敏独曰：『少主非刘氏，故嗣位不终。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孙继文，久留契丹，历险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结虏援。』无为不从，以继元易制，遂立之。

　　十一月，北汉主遣使告即位于契丹，且乞师。契丹主遣挞烈将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赍诏谕北汉主令降，约以平卢节度使授之。又别赐郭无为诏，许以邢州节度使。无为得诏色动，劝北汉主纳款，北汉主不从。初，帝使谍者惠璘伪称殿前指挥使，负罪奔北汉，无为知其谋，使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岚谷，候吏护送太原，北汉主使无为鞫之，无为释不问。有李超者，知璘奸状，上告，无为怒，并超斩之以绝口。李继勋等闻契丹兵来，皆引归，北汉因大掠晋、绛二州。

　　北汉主继元妻段氏尝以小过为孝和后郭氏所责，既而病卒。继元疑后杀之，后方缞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继元遣其嬖臣范超执而缢杀之。宫中嫔御遭罹逼辱，无复嫌间。世祖十子，镐、铙、锡最有贤行，继元听群小之谮，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二年三月，帝以李继勋等师还无功，谋再举，以问魏仁浦曰：『朕欲亲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则不达，惟陛下重之。』帝不听，命继勋等将兵先赴太原，以光义为东京留守，自将发汴。三月，至太原。筑长连城围之，立砦于城四面：继勋军于南，赵赞军于西，曹彬军于北，党进军于东。北汉刘继业等乘晦突门，犯东、西砦，战败而遁。帝又命壅汾、晋二水以灌城，汉人大恐。郭无为复劝北汉主出降，汉主不从。一日，因宴群臣，无为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万之师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动众心。汉主遽降阶执其手，引升坐而止。

　　夏四月，契丹复救北汉，帝度其必由镇、定救太原，使韩重赟倍道兼行赴之。又闻其分道，一自石岭关入，召何继筠逆击，授以方略。继筠遇契丹兵于阳曲，大败之，斩首千余级。重赟亦先阵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见旗帜，大骇欲遁，重赟急击，大破之，擒其首领三十余人。帝命以所获契丹俘示于城下，城中丧气。宪州判官史昭文、岚州刺史赵文度各以城降。

　　闰五月壬子，帝班师。时，契丹主遣韩知璠册立北汉主。知璠习知戎备，在围城中，昼夜督察，尽心固守。帝命水军载弩环攻，骁将石汉卿等多战死，北汉兵亦屡败。夜半，忽传呼：『汉主出降。』帝将开壁门，将作使赵璲曰：『受降如受敌，讵可中夜轻出！』已而果谍者。契丹复遣南大王者将兵援北汉，东西班都指挥使李怀忠曰：『敌势已困，若选劲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赵廷翰请先登，帝壮之，俾率众攻城。战不利，怀忠中流矢几死。时帝师顿于甘草地，会暑雨，军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赞上书请班师。帝以问赵普，普亦以为然。乃分兵屯镇、潞，徙北汉民万余户于山东、河南而还。北汉主籍宋所弃军储，得粟三万，茶、绢各数万，丧败之余，赖此少济。

　　太原之围，南城为汾水所陷。郭无为谋出降，因请自将夜击宋。北汉主信之，选精甲千人付无为，自登延夏门送之。无为行至北桥，值风雨晦冥而止。至是，阉人卫德贵告其事，且言无为献地之谋，踪迹屡露，反状明白，不可赦。北汉主乃杀之以徇。

　　三年春正月，契丹韩知璠自太原归，言晋阳多梗而刘继元无辅。政事令高勋亦言：『我与晋阳，父子之国，先君以一怒而尽拘其使，甚无谓也。』契丹主乃尽索北汉使者，凡十六人，厚礼而遣之。仍命刘继文为平章事，李弼为枢密使，俾辅继元。继文等久留契丹，复受其命归秉国政，左右皆谗毁之，北汉主乃出继文为代州刺史，李弼为宪州刺史。

　　是年，北汉主以僧继颐为太师兼中书令。继颐本刘氏孽子，以宗姓授鸿胪卿，尝游华严，见地有宝气，乃于团柏谷置银场，募民凿山，官收十之四，继颐自督，所获即倍于民。时北汉主多内宠，继颐献首饰数百副，北汉主大喜，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汉主杀其弟刘继钦。初，北汉主为大内都点检，父钧以其幼弱，命刘继钦副之，委以禁卫。北汉主立，亲旧多所诛放，继钦遂谢病请罢。北汉主曰：『继钦但事先帝，岂肯为我尽力耶！』乃黜居交城，寻遣人杀之。北汉主性残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亲征及遣将攻伐，因之杀伤不可胜计，大将张崇训、郑进、卫俦、故相张昭敏、枢密使高仲曦等，先后俱以才见杀。

　　九年八月，帝令党进、潘美、杨光美、牛思进、米文义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进等分攻忻、代、汾、沁、辽、石等州。诸将所向克捷，进败北汉兵于太原城。北汉主急求救于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师还。先是，帝尝微行过赵普，与普谋下汉。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以为然，故虽连年攻伐，至城下，辄退师。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议伐汉，薛居正等多以为不可，惟曹彬力赞之，帝意遂决。乃以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帅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军，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以断燕、蓟援师。

　　二月甲子，帝自将伐汉。

　　三月己未，汉求救于契丹，契丹遣耶律沙为都统，敌烈为监军，帅师赴之。至白马岭，与都部署郭进遇。沙欲阻涧以待后军，敌烈不从，渡涧迎战，未成列，进薄之，契丹大败，敌烈等皆死。会耶律斜轸兵至，进引师退。沙得免。田钦祚护石岭屯军，恣为奸利，进不能禁，屡形于言，钦祚憾之。进武人，刚烈，战功高，钦祚数加凌侮，进不能堪，遂缢而死。钦祚以卒中风眩闻。帝悼惜良久，赠安国节度使。左右皆知而无敢言者。寻诏以牛思进代之。

　　夏四月，帝发镇州。行营都监折御卿分兵攻岢岚军，下之，遂取岚州。汉人于隆州依险筑城以拒，帝遣军使解晖、折彦赞等先发兵围之，继遣尹勋往，城遂陷。

　　庚午，帝次太原。时潘美等屡败汉兵，进筑长连城围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汉外援不至，饷道又绝，城中大惧。帝至，督战益急，城无完堞。帝虑城陷杀伤者众，诏谕继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纳。帝亲督诸将士进薄城下，列阵于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汉指挥使郭万超踰城出降，继元亲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复诏谕继元速降，当保终始富贵。诏虽入城，而诸将锐攻不可遏。帝犹虑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甲申，继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勋奉表乞降。诏许之，因至城北，张乐宴从臣于城台。明日，继元率官属缟衣、纱帽待罪台下。帝释之，赐袭衣、玉带，召使升台。继元叩首谢罪。诏授特进、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赐赉甚厚。命刘保勋知太原府。凡得州十、军一、县四十一。帝作《平晋诗》，命从臣和。又授汉相李恽以下官有差。诏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纵火焚太原庐舍，老幼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

校勘记

[1]北汉宰相 原本作『洺州』，据《长编》卷一改。按：卫融，洺州人。此句或当作『北汉宰相洺州卫融』更切。

[2]击走之 原本脱『走』字，据《长编》卷三补。

[3]『二月乙未北汉』至『改名承瑨』 此五句原本自『北』字下注云：『下阙』，据《长编》卷五补三十三字。

[4]四年北汉复取辽州 按：原本自此至卷末全阙，为尽量保持文献完整，自本句下，取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平北汉》文字补足，以资参考。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阙）

太祖皇帝

受禅

圣德（阙)

圣学（阙)

亲信赵普（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阙）

太祖皇帝

罢节度使权（阙)

优礼节度使（阙)

驾驭将帅（阙)

政迹（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 上半卷原阙

太宗皇帝受位（原阙)

秦王事迹

　　建隆元年，授廷美嘉州防御使。二年，迁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二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宝六年，加检校太保、侍中、京兆尹、永兴军节度使。太宗即位，加中书令、开封尹，封齐王，又加检校太师。从征太原，进封秦王[1]。

　　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壬寅，契丹寇雄州。丙午，以秦王廷美为东京留守。壬子，发京师[2]。太子太保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3]，郁郁不得志。普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女。承宗适知潭州，受诏归阙，成婚礼。未逾月，多逊白遣归任，普由是愤怒。会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诏问普，普对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复密奏：『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遂大感悟，即留承宗京师。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4]，以普为司徒兼侍中。始，太祖传位于上，昭宪顾命也。或曰：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上复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开封，德昭授贵州防御使，实称皇子，皆缘昭宪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谋。他日，上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耶?』于是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为之也。

　　王禹偁《遗事》云：太祖孝于太后，友爱兄弟，旷古未有。万机之暇，召晋王、秦王。秦王，上弟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亦杜后所生。今本传言王是太祖乳母所生，非也，其有旨哉?及皇子南阳王德昭、东平王德芳，皆上子也。及皇姪、公主等共宴太后阁中。酒酣，上白太后曰：『臣百年后传位于晋王，令晋王百年后传位于秦王。』后大喜，曰：『吾久有此意，而不欲言之。吾欲万世之下，闻一妇人生三天子，不谓天生孝子，成吾之志！』令晋王、秦王起谢之。既而后谓二王曰：『陛下自布衣事周室，常以力战图功，万死而遇一生，方致身为节度使。及受天命，将逾一纪，无日不征，无月不战，历尽艰危，方成帝业。汝辈无劳安坐，而成丕绪，岂不知幸乎?后各不得有负陛下。吾不知秦王百年后将付何人?』秦王曰：『愿立南阳王德昭。』后又喜曰：『是矣，是矣。然则陛下有此意，吾料之，亦天意也。他日各不得逾，逾者罪同大逆，天必殛之！』上又令皇子德昭谢皇太后。太后又谓上曰：『可与吾呼赵普来，令以今日之约作誓书，与汝兄弟传而收之。仍令择日告天地、宗庙。陛下可以行之否?』上即时如太后旨，召赵普入宫，令制文。普辞以素不能为文，遂召陶谷为文。别日，令普告天地、宗庙，而以誓书宣付晋王收之。上崩，兴国初，今上立书付秦王收之。后秦王谋不轨，王幽死。书后入禁中，不知所之。上子南阳王寻亦坐事，逼令自杀，传袭之约绝矣。按：禹偁《遗事》既与国史不同，要不可信。然廷美尹开封，德昭授贵州防御使，颇与太祖传位之迹略同。恐昭宪及太祖意或如此，故司马《记闻》亦云太后欲传位二弟。盖当时多有是说也。今两存之。所云赵普请使陶谷草誓书，转以相付，则必不然，今不取之。秦王既幽死，誓书收入禁中，南阳王寻亦坐事，令自杀，此尤误。不知德昭自杀乃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德芳死乃六年三月，而廷美七年三月始罢开封尹也。大抵《遗事》言多鄙近，不似禹偁，故不可据信，然亦不可全弃也。两存其说，则祖宗盛德，自著后世，必知其诬矣。又云：廷美乃祖宗母弟，则于昭宪顾命时已辨之。江休复《嘉祐杂志》云：祖宗□□各相去十数岁生。与《遗事》略同，定明当时多有是说也。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赵普下。从之。

　　七年三月，或告秦王廷美与左右谋，欲以此时窃发，若不果，则诈称病于府弟，候车驾临省，因作乱。上不忍暴其事。癸卯，罢廷美开封尹，授西京留守。壬子，赐秦王廷美袭衣、通犀带，钱千万缗[5]，绢、采各万匹，银万两，西京甲第一区。又赐留守判官阎矩、河南府判官王通钱一百万。

　　四月壬戌，诏枢密使曹彬饯秦王廷美于琼林苑，始赴西京。以如京使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翰林副使杨守一为东上閤门使，充枢密都承旨。守一，即守素也，与禹锡同告秦王廷美阴谋事，故赏之。乙丑，左卫将军、枢密承旨陈从信罢为左卫将军，皇城使刘知信为右卫将军，弓箭库使惠延真为商州长史，禁军列校皇甫继明责为汝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定人王荣责为濮州教练使，皆坐交通秦王廷美及受其燕犒也。荣未行，或又告荣常与廷美亲吏狂言『我不久当得节帅』[6]，遂削籍流海岛。赵普既复相，卢多逊益不自安。普屡讽多逊令引退，多逊贪权固位，不能自决。会普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闻。上怒。戊辰，责授多逊兵部尚书，下御史狱。捕系中书守当官赵白、秦府孔目官阎密、小吏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等，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杂事滕中正杂治之。多逊自言：累遣赵白以中书机事密告廷美。去年九月中[7]，又令赵白言于廷美云：『愿宫车晏驾，尽力事大王。』廷美又遣樊德明报□多逊受之[8]。阎密初给事廷美左右，上即位，补殿直，仍隶秦王府，恣横不法，言多指斥。王继勋，廷美尤亲信之，尝使求访声妓。继勋怙势取货，赃污狼籍。樊德明素与赵白游处，多逊因之以结廷美，廷美又累遣赵怀禄私召同母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与语。阎怀忠尝为廷美遣诣淮海王俶求犀玉带、金酒器。怀忠受俶私遗白金百两、金器、绢扇等。廷美又尝遣怀忠赍银碗、锦采、羊酒诣其妻父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开封潘潾营燕军校，至是皆伏罪。丙子，诏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逊及廷美顾望咒咀，大逆不道，宜行诛灭，以正刑章。赵白等请处斩。丁丑，诏削夺多逊官爵，并家属流崖州；廷美勒归私第；赵白、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皆斩于都门之外，籍入其家财。诏秦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呼贵州防御使；德恭等仍为皇姪；皇姪女适韩氏，去云阳宫主之号；右监门将军韩崇业降为右千牛卫率府率、分司西京，仍去驸马都尉之号，并发遣往西京，就廷美安泊。中书舍人李穆与卢多逊雅相亲厚，秦王廷美之为西京留守，其朝辞笏记，又穆所草也。言事者劾奏之。壬午，责授司封员外郎。著作佐郎刘锡知粮料院，擅以米数十斛借秦王廷美。丁亥，上召锡诘之，锡顿首称死罪。上怒，命左右批数千，委顿而止。

　　五月癸巳，贬西京留守判官阎矩为涪州司户参军，前开封府推官孙屿为融州司户参军，皆秦王廷美官属，坐辅导无状也。赵普以秦王廷美谪居西洛非便，教知开封府李符上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丙辰，降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命崇仪副使阎彦进知房州，监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赐白金三百两。

　　八年正月壬戌，上乳母陈国夫人耿氏卒，涪陵县公廷美之母也。

　　雍熙元年，涪陵县公廷美至房州，颇自咎责，因忧悸成疾而卒。正月丁卯，房州以闻。上呜咽流涕，谓宰相曰：『廷美自少刚愎，长益凶恶。朕以同气至亲，不忍寘之于法，俾居房陵，冀其思过。中心念之，未始暂忘。方欲推恩复旧，遽兹殒逝，痛伤奈何?』因悲泣，感动左右。乃诏追封廷美为涪王，赐谥曰悼，为发哀成服。其后从容谓宰相曰[9]：『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后出嫁赵氏，生军器库副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属鞬左右，廷俊泄禁中事于廷美。日者西池窃发之谋，若命有司穷究，则廷美罪不容诛。朕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过，益怨望，出不逊语，始命迁房陵，以全宥之。至于廷俊，亦不加深罪，但从贬黜。朕于廷美，盖无负矣！』言讫，为之恻然。李昉对曰：『涪陵悖逆，天下共闻。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四月癸未，以涪悼王子德恭为峰州刺史，德隆为瀼州刺史，优其供赡，令勿失所。宋琪曰：『悖逆子孙，前代罕有存者。陛下睦亲推慈，舍罪恤孤，足以感动天地矣！』

　　雍熙二年正月[10]，以峰州刺史德恭为左武卫大将军、判济州，封安定侯；瀼州刺史德隆为右武卫大将军、判沂州[11]，封长宁侯，诸弟皆随赴治所，令高品卫绍钦送往常俸外，岁给钱三百万，以充公费。命起居舍人韩检、右补阙刘蒙叟分为二州通判。上临遣之，曰：『德恭等始历郡政，善裨赞之。苟有阙失而不力正，止罪尔等！』

至道三年三月，真宗即位。五月戊戌[12]，追复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守兼中书令、秦王。咸平二年闰三月[13]，诏择汝、邓间地改葬秦悼王。

校勘记

[1]自『建隆元年』至『进封秦王』共八十六字 原本阙一页，为空白。为便于读者参阅，兹取《宋史﹒宗室﹒赵廷美传》略作补充。

[2]『太平兴国五年』至『发京师』共三十三字 原本阙，据《长编》卷二十一补。

[3]『太子太保』至『卢多逊』共十四字 原本阙，据《长编》卷二十三补。

[4]辛亥 按：此承上文之阙，为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之辛亥。

[5]千万 《长编》卷二十三作『十万』。

[6]当得 原本脱『得』字，据《长编》卷二十三补。

[7]去年九月中 原本作『去年廷美九月中』，『廷美』二字为衍文，兹据《长编》卷二十三删。

[8]廷美又遣樊德明报□多逊受之 按：此句脱误甚多，故文意不通。《长编》卷二十三作『廷美又遣樊德明报多逊云：「承旨言正会我意，我亦愿宫车早晏驾。」私遗多逊弓箭等。多逊受之。』

[9]从容谓宰相 原本『从』与『谓』间标注：『下阙六字』，与《长编》对照，实仅阙一『容』字，今据《长编》卷二十五补。

[10]雍熙二年正月 《宋史》卷二四四《赵德恭传》，德恭知济州在雍熙元年十二月。

[11]沂州 《长编》卷二十七：『雍熙三年春正月戊寅，德彝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判沂州。』与此说不同。

[12]五月戊戌 此条未见《长编》有载。按：《长编》四月戊戌，始见群臣于崇政殿西序。戊戌为四月初四，则本年五月不可能有『戊戌』日。

[13]咸平二年 原本作『咸平元年』，误。咸平元年无闰三月。其事在咸平二年闰三月丙戌。兹据《长编》卷四十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

太宗皇帝

诸王事迹

　　太平兴国八年三月己巳，诸王及皇子府初置谘议、翊善、侍讲等官，以户部员外郎王遹、著作佐郎姚坦、国子博士刑昺等十人为之。先是，诏丞、郎、给、谏以上官于常参官中举年五十已上通经者备官僚，遹等被举。

　　九月[1]，卫王德崇改名元佐，广平郡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严改名元隽，第五子德和改名元杰；皇姪孙德雍改名惟吉，魏懿王子也，太祖甚爱之，视如己子，故与诸叔联名。上即位，犹居禁中，于是出閤，始改名焉。己酉，元佐进封楚王，元佑进封陈王，元休封韩王，元隽封冀王，元杰封益王，并加同平章事。

　　雍熙元年七月庚午，上谓宰相曰：『近有人上章言及储贰者。朕万畿之暇，颇读前书，备见历代皇子踪迹。国家宗嗣，岂不在心?却缘事理之间，有所未可。朕于诸子，常加训励，见今僚属，悉择良善之士以辅翊之。至于舆台皂隶之辈，并是朕亲自选择，不欲令奸险巧佞人在左右。读书自有常，但缘年方幼少，未有成人之性。且欲令在左右，旦夕见好人，更待三五年后，各渐成长，自然别有道理。朕于处驭，必得其宜。』宋琪奏曰：『昨日起居，见诸王已下气质沈厚，举止安详，进退折旋，无非得礼，况又日亲善道，常近正人，此盖陛下慈训所及，实皇家之福也。』

　　二年五月辛未，以左拾遗观成毕士安等四人为诸王府记室参军。上召谓曰：『诸子长宫庭，未闻世务，必资良臣贤士赞导为善，使日闻忠孝之美。卿等谨恪有行，故兹遴选，宜各勉之。』赐袭衣、银带、鞍马。

　　九月。初，涪王廷美既得罪，楚王元佐独申救之，上不听。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经时不朝请。

　　《龙川别志》言：太宗将立元佐为嗣，元佐辞，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按：太祖二子，德昭卒于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德芳卒于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月出閤，时太祖之子无存者矣。元佐虽封卫王，盖未尝有建储之议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发狂，其发狂固不缘辞位。《别志》误矣。司马光《日记》载宋敏求云：廷美之贬，元佐请其罪，由是失爱。《日记》盖得其实矣。

　　屡为残忍，不守法度，左右微过，必加手刃，仆吏过庭，往往弯弓射之。上甚诲励，皆不悛。是岁夏秋，疾甚，上深以为忧。是月疾小愈，上喜，因降德音：罪囚流以下释之。庚戊，重阳。召诸王宴射苑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预。至暮，陈王元佑等过之，元佐谓曰：『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遂发愤，中夜，闭媵妾，纵火焚宫。迟明，烟焰未止。上意火必元佐所为也，令摄赴中书，遣御史按问，置巨校于前。元佐恐惧，具对以实。上遣入内都知王仁睿谓曰：『汝为亲王，富贵极矣，何凶悖如是?国家典宪，我不敢私，父子之情，于是绝矣！』元佐无以对。陈王元佑以下暨宰相近臣号泣营救，上涕泗谓曰：『朕每读书，见前代帝王子孙不率教者，未尝不扼腕愤恨。岂知我家亦有此事[2]?朕为宗社计，断不舍之。』遂下制废为庶人，送均州安置。顾谓宰相曰：『比者内外安宁，方思自适，而元佐纵火，实挠朕怀。』宋琪等对曰：『尧、舜有丹朱、商均，此不足以累圣德。元佐苟无心疾，当不至是。惟陛下开释。』丁巳，琪等帅百官伏閤拜表，乞留元佐京师。诏不许。表三上，乃许之。元佐行至黄山，召还，寘于南宫，使使者监护，不通外事。楚王府谘议赵齐、王遹、翊善戴元以辅导无状，皆请罪。上曰：『朕教训犹不从，岂汝等所能辅导耶?』并释不问。

　　寇准通判郓州，得召见。太宗谓曰：『知卿有深谋远虑，试与朕决一事，令中外不惊动。此事已与大臣议之矣。』准请示其事，太宗曰：『东宫所为不法，它日必为桀纣之行。欲废之，则东宫亦有兵甲，恐因而招乱。』准曰：『请某月日，令东宫于某处摄行礼，其左右侍卫皆令从之。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之事，俟还而示之。隔绝左右，勿令入而废之，一黄门力耳。』太宗以为然。及东宫出，因搜其宫中，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还而示之，东宫服罪，遂废之，选立章圣为太子，自是太宗眷注益厚。此张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寇准传》所载也。传闻误谬，一至于此[3]，盖因废元佐事耳。淳化三年十月，罢恭孝太子元僖，初无淫刑事也。唐英书世多有之，误谬不独此，不可不辨。

　　三年七月甲午，陈王元佑改名元僖，韩王元休改名元侃，冀王元隽改名元份。

　　十月甲辰，以陈王元僖为开封尹兼侍中，户部郎中张去华为开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陈载为推官，并召见，谓曰：『卿等朝之端士，故兹选用，其善佐吾子。』各赐钱百万。及去华就迁左谏议大夫，又令枢密使王显传旨，谕以辅成之意。

　　四年八月，水部员外郎、诸王府侍讲刑昺献《分门礼选》二十卷。上采其奏，得《文王世子》之篇，观之甚悦，因问入内西头供奉卫绍钦曰：『昺为诸王讲说，曾及此乎?』绍钦曰：『诸王常时访昺经义，昺每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复陈之。』上益喜，赐昺器币。（下阙四字。）

　　端拱元年二月，陈王元僖进封许王，韩王元侃为荆南湖南节度使[4]，进封襄王，冀王元份为威武建宁节度使，进封越王，益王元杰为剑南两川节度使。上手诏戒元僖等曰：『朕周显德中年十六，时江淮未宾，从昭武皇帝南征，屯于扬、泰等州。朕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太祖驻兵六合，闻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从周世宗、太祖下瓦桥关、瀛、莫等州，亦在行阵。暨太祖即位，亲讨李筠、李重进，朕留守帝京，抚镇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权，岁余受开封府尹，历十六七年，民间稼穑、君子小人真伪，无不更谙。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畋游之乐，内鄙声色之娱，真实之言，故无虚饰。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民庶艰难，人情善恶，必恐未晓。略说其本，岂尽余怀?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言纳谏。每著一衣，必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於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无非求于启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守富贵，而保终吉。先贤有言曰：逆我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此不可以不察也。』庚戌，以皇第六子元偓为左卫上将军，封徐国公，第七子元偁为右卫上将军、泾国公。御史中丞尝劾奏开封尹许王元僖，元僖不平，诉于上曰：『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上曰：『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擿。汝为开封尹，可不奉法耶?』论罚如式。

　　淳化二年。上尝谓近臣曰：『累有人言储贰事。朕颇读书，见前代治乱，岂不在心?但近世浇薄，若建立太子，则宫僚皆须称臣，宫僚职次与上台等，人情之间，深所不安。盖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属，悉择良善之士。至于台隶辈，朕亦自拣选，不令奸巧险佞在其左右。读书听书[5]，咸有课程。待其长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谅此心耶?』于是右正言、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閤上疏，请立许王元僖为皇太子，词意狂率。上怒甚，将加窜殛，以惩躁妄。而沆又宰相吕蒙正之妻族，蒙正所擢。蒙正首以援引亲昵、窃禄偷安罢相，责宋沆为宜州团练副使。

　　三年十一月己亥，开封尹许王元僖早期，方坐殿庐中，觉体中不佳，遂不入谒，径归府。车驾遽临视，疾已亟。上呼之，犹能应。少选，薨，年二十七。上哭之恸，左右皆不敢仰视。追赠太子，谥曰恭孝。元僖性仁孝，姿貌雄毅，沈静寡言。尹京五年，政事无失，上尤钟爱。及薨，追念不已，或悲泣达旦不寐。作《思亡子》诗以示近臣。未几，人有言元僖为嬖妾张氏所惑，专恣捶仆，妾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张氏于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又言元僖因误食他物得病，及其宫中私事。上怒，命缢死张氏，捕元僖左右亲属系狱，令皇城使王继恩验问，悉决杖停免。掘烧张氏父母冢墓，亲属皆窜远恶。丙辰，诏罢册礼，但以一品卤簿葬焉。及真宗即位，始诏中外称太子之号。

　　张唐英作《寇准传》。见上。按：准淳化三年已为枢密副使。元僖既死，太宗爱始衰。元僖无恙时，固未尝建东宫。不知唐英何所据?诬谤特甚，今不敢。淫刑事，盖因楚王元佐，已见雍熙二年九月。

　　开封府判官右谏议大夫吕端、推官职方员外郎陈载坐裨赞无状，端左迁卫尉少卿，载殿中侍御史。许王府谘议工部郎中赵令图、侍讲库部员外郎阎象并坐辅导无状，免所居官，仍削两任。上始追捕许王寮吏，将穷竟其事。左谏议大夫魏羽乘间言于上曰：『汉戾太子窃弄父兵，当时言者以其罪笞尔。今许王之过，未甚于此也。』上嘉纳之，由是被劾者皆获轻典。

　　十二月庚申，以右谏议大夫魏庠知开封府。

　　五年二月己酉，以两川盗贼，徙封益王元杰为吴王，领淮南镇江节度使。初，考功郎中姚坦为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谏，王尝作假山，所费甚广。既成，召僚属置酒共观之，众皆褒叹其美，坦独俛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但见血山，安得假山?』王惊问其故，对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急剥，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赋所出，非血山而何?』上亦为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于上者。上曰：『伤民如此，何用山为?』命亟毁之。王每有过失，坦未尝不尽言规正，宫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称疾不朝。上日使医视之，逾夕不廖。上甚忧之，召王乳母入宫，问王疾增损状。乳母曰：『王本无疾，徒以翊善姚坦检束起居，曾不得自便，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选端士为王僚属者，固欲辅佐王为善尔。今王不能用规谏，而又诈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尔辈为之谋耳。』因命捽至后园，杖之数十。召坦，慰谕之曰：『卿居王宫，为群小所嫉，大为不易。卿但能如此，无患谗言，朕必不听也。』

　　石介《圣政录》谓闻坦亦毁山者，真宗也，盖误以元杰，此事为封兖王时故耳。据本传，乃元杰为益王时。元杰二十三岁自益改封吴，真宗初，乃自吴改封兖。其封益时才十二岁，故太宗得云『王年少，不知出此』也。本传载此事殊不详，颇讥坦讦直。盖真宗尝召坦，戎令婉辞，非太宗也。本传但云上，不云真宗。疑传亦以上为太宗也。今并从《圣政录》及司马光《记闻》所载。然《记闻》犹以益王为兖王，今改之。

　　九月壬申[6]，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用寇准之言也。上谓寿王曰：『夫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之尔。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不扰之，无如镇之以清净。推是而行，虽虎兕亦当驯狎，况于人乎?《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信哉斯言也，尔宜诫之。』诏升寿州为国，列于晋国之下、燕国之上。

　　十月丙戌[7]，以镇安行军司马杨徽之为左谏议大夫，与右谏议大夫毕士安并为开封府判官；兵部郎中乔维岳、寿王府记室参军水部郎中杨砺、谘议司封员外郎夏侯峤并为推官。徽之等入谢，上召升殿赐坐，谕以辅导之旨。

至道元年正月，始命司门员外郎开封孙??为皇姪皇孙教授。时中书言：『唐文宗朝，宰臣李石奏太子有侍读，诸王亦有侍读，无降杀之礼，请改为奉诸王讲读。今皇姪、皇孙皆列职环卫，请以教授为名。』从之。

立太子 王继恩邪谋附

　　端拱元年二月己酉，以屯田员外郎杨砺为库部员外郎，充襄王府记室参军。砺，鄂人，周广顺初游澶州，持所为文谒世宗。尝独处僧舍，梦一人衣冠甚古，目砺曰：『汝能从我游乎?』砺即随往。顷之，睹宫卫严邃，若非人间。见大殿上真人服王者衣冠，秉圭南向，总三千余众。砺升殿礼谒，最上者前有案，置籍录入姓名。砺见己名居下，因请示休咎。真人曰：『我非汝师。』指一人曰：『此来和天尊，异日为汝主也。』砺问之，天尊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亦显矣。』砺再拜。寤而志之。砺初名励，以梦睹籍中作『砺』字，遂改焉。至是谒见藩府归，谓诸子曰：『吾今见襄王仪貌，即来和天尊也。』

　　淳化二年，上尝谓近臣曰：『累有人言储贰事。朕颇读书，见前代治乱，岂不在心?但近世浇薄，若建立太子，则官僚皆须称臣，职次与上台等。人情之间，深所不安。盖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属，悉择良善之士。至于台隶辈，朕亦自拣择，不令奸巧险佞在其左右。读书听书，咸有课程。待其成长，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谅此心耶?』（余见上）

　　五年九月，崇仪副使王得一尝入对禁中，或至夜分，颇敢言外事。又潜述人望，请立襄王为皇太子。壬申，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用寇准之言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制以开封尹、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大赦天下，文武常参官、子为父后见任官赐勋一转。诏皇太子兼判开封府。自唐天祜以来，中国多故，不遑立储贰。斯礼之废，将及百年，上始举而行之，中外胥悦。初，参知政事寇准自青州召还，入见，上足创甚，自发衣以示准，曰：『卿来何缓?』准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上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诚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宦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对曰：『非臣所知也!』上遂以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太子。京师之人见太子，喜跃曰：『真社稷之主也！』上闻之，召准谓曰：『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准曰：『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愿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上趋宫中，语后嫔以下，六宫皆前贺。上复出延准，饮醉而罢。以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兼左庶子，右谏议大夫毕士安兼右庶子，并为开封判官如故。徙左庶子裴祚为光禄少卿，右庶子慎从吉为卫尉少卿，少詹事宋雄为光禄少卿。先是，以东宫官为散秩，使祚等处之。既立太子，悉改授他职。癸巳，以尚书左丞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并兼太子宾客，见太子如师傅之仪。太子见，必先拜，动皆谘询。至等上表恳让，诏不许。至等入谢，上谓曰：『朕以太子仁孝贤明，尤所钟爱。今立为储贰，以固国本，当赖正人辅之以道。卿等可尽心调护，若动皆由礼，则宜赞成；事或未当，必须力言，勿因循而顺从之。至于礼乐诗书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习，不假朕多训尔。』至等顿首谢。以兵部郎中乔维岳兼左谕德，水部郎中杨砺兼右谕德，司封员外郎、直昭文馆夏侯峤兼中舍，并为开封府推官。初置左春坊谒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继英兼领之。然谒者本内侍之职，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传导引之事，不名谒者又十率，品秩颇崇，非趋走左右者，所为盖执政之失也。丁酉，以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为册皇太子礼仪使。有司既定册礼，又言：『唐制：宫臣参贺太子皆舞蹈，开元始罢之。故事，百官及东宫接见，只呼皇太子；上笺启即称皇太子殿下[8]，百官自称名，宫官自称臣，常所行用左春坊印，宫内行令。又按唐制：凡东宫处分谕事之书，皇太子并画诺，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奉行书按画日。其与亲友、师傅书不用此制。今请如开元之制，宫臣止称臣，不行舞蹈之礼。伏缘皇太子兼判开封府，其所上表状，即署皇太子位；其当申中书、枢密院状，只判官等署；余断按及处分公事，并画诺。』诏改『诺』为『准』，余皆从之。又言：『百官见皇太子，自两省五品、尚书省御史台四品、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余悉受拜；宫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参见之仪。其皇太子宴会，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册毕见皇后仪，诏止用宫中常礼。

　　九月丁卯，上御朝元殿，册皇太子，陈列如元会之仪。皇太子自东宫常服乘马赴朝元门外幄次，改服远游冠，朱明衣；三师、三少导从入殿，受册宝；太尉率百官奉贺。皇太子易服，乘马还宫。百官常服诣宫参贺，自枢密使、内职、诸王、宗室、师保、宾客、宫臣等毕集，皆序班于宫门之外。庶子版奏外备，内臣褰帘。皇太子常服出次就坐，诸王、宗室参贺，再拜讫，垂帘，皇太子降坐还次，中书门下文武百官、枢密使、内职、师保、宾客而下以次参贺，皆降阶答拜讫，升坐，受文武官、宫臣三品以下参贺。庚午，具卤簿，谒太庙五室。常服乘马，出东华门升辂。十月乙亥，皇太子让官僚称臣，许之。丙子，皇太子言：『臣先与元份等同候朝于崇德门西庐中，今迁在门东宰相直庐内。伏乞仍旧，庶因辨色之会，时接同气之欢。』上览奏，谓宰相曰：『太子孝悌之性出于自然，深可嘉者。』因降诏从所乞。

　　二年二月戊寅，以越王元份为杭州大都督兼领越州，吴王元杰为扬州大都督兼领寿州。己卯，以徐国公元偓为洪州都督、镇南节度使、泾国公，元偁为鄂州都督、武清节度使。庚辰，以皇姪孙左羽林大军将军惟吉领阆州观察使，凡邸第供拟，车服赐予，皆与诸王相埒。自余王子，不得与偕。惟吉，魏王德昭长子也。

　　三年二月，上不豫。戊午，始诏文武百官并于崇政殿起居。自皇太子、亲王及诸军校分为七班，皇太子、诸王、文武群臣以上不豫，各于佛寺修斋祈福。

　　三月癸巳，上崩于万岁殿。参知政事温仲舒宣遗制，真宗即位柩前。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继恩忌上英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立楚王元佐，颇间上。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上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字，令亲密吏趋上入侍。及太宗崩，继恩白后至中书，召端议所立。端前知其谋，即绐继恩，使人书閤，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论！』后默然。上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

王继恩等谋废立，《实录》、国史绝不见其事迹，盖若有所隐讳。今据吕诲集《正惠公补传》及司马光《记闻》增修。《补传》所载，比之《记闻》尤详也。

甲午，命给事中毕士安权知开封府。夏四月乙未朔，尊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丙申，出大行遗留物赐宗室近臣有差。戊戌，始见群臣于崇德殿西序，命越王元份为山陵使。庚子，赐百官银帛有差。癸卯，宰相吕端加右仆射。皇弟越王元份为永兴凤翔节度使，进封雍王；吴王元杰为武宁泰宁节度使，进封兖王，并兼中书令。镇南节度使、徐国公元偓进封彭城郡王，武昌节度、泾国公元偁进封安定郡王，并同平章事。皇第八弟元俨为左卫上将军，封曹国公。

　　四月辛酉，兵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胡旦责授安远节度行军司马。旦与王继恩等邪谋既露，上新即位，未欲穷究之。而旦草行庆制词，颇恣胸臆，多所溢美，上故先绌之[9]。

　　五月甲戌，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李昌龄责授忠武行军司马，宣政使、桂州观察使王继恩责授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安远节度行军司马胡旦削籍，流浔州。太宗之即位也，继恩有力焉，太宗以为忠，自是宠遇莫比。继恩喜结党邀名誉，乘间或敢言事，荐外朝臣，故士大夫之轻薄好进者辄与往来，每以多宝僧舍为期[10]。潘阆得官，亦继恩所荐也。阆者倾险士，尝劝继恩乘间劝太宗立储贰，为他日计，且言：『南衙自谓当立，立之将不德我。即议所立，宜立诸王之不当立者。』南衙，谓上也。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讫立上，阆寻坐狂妄绌。太宗疾革，继恩与昌龄及旦更起邪谋。吕端觉之，谋不得逞。上既即位，加恩百官，继恩又密托旦为褒辞。旦已先坐绌，于是并逐三人者。诏以继恩潜怀凶慝，与昌龄等交通请托，漏泄宫禁语言也。寻诏：『中外臣僚曾与继恩交结及通书疏者，一切不问。』后二年，继恩死于贬所。

　　《实录》与国史并不明著继恩等罪状，但具录甲戌诏书。盖当时有所避耳。诏称昌龄恣行请托，深乱朝纲；继恩潜怀凶慝，附下罔上，结党朋奸，亦可略见其不轨心迹。潘阆纳说继恩，此据《倦游杂录》稍删润之。《湘山野录》及《笔谈》载阆与卢多逊同谋立秦王，盖误以继恩为多逊，楚王为秦王，传闻不审也。

六月甲申，以皇兄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复封楚王，听养疾不朝。上始欲幸元佐第，元佐固辞以疾，曰：『虽来，不敢见也。』自是终身不复见。

校勘记

[1]九月 按：诸王改名事，《长编》卷二十四在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戊戌。

[2]亦有 原本作『自有』，据《长编》卷二十六改。

[3]一至于此 原本脱『于』字，据《长编》卷二十六补。

[4]湖南 原本脱『南』字，据《长编》卷二十九补。

[5]听书 原本作『课书』，据《长编》卷三十二改。下节《立太子》所引同句亦改，不另出校。

[6]九月壬申 此承上文，为淳化五年九月壬申。

[7]十月 原本作『十一月』，据《长编》卷三十六改。

[8]殿下 原本作『陛下』，据《长编》卷三十八改。

[9]上故先绌之 《长编》卷四十一作『复讪上，故先绌之。』

[10]多宝僧舍 《长编》卷四十一作『夕寓僧舍』。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

太宗皇帝

赵普复相

　　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壬申，河阳三城节度使赵普来见，赴太祖山陵。乙亥，授太子少保，留京师。

　　六年九月，太子太保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郁郁不得志。

　　普迁太子太保，正史、《实录》、《百官表》并不记。太宗所撰《神道碑》云：『既静妖氛，爰覃爵赏。』普盖从征晋阳，以功迁秩也。当在太平兴国四年冬十月。《行状》则云：『三年郊祀后，迁太子太保。』合从《行状》。

　　普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女。承宗适知潭州，受诏归阙，成婚礼。未逾月，多逊白遣归任，普由是愤怒。会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召问，普对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复密奏：『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想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遂大感悟，即留承宗京师。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为司徒兼侍中。

　　《实录》云：即日复相，则恐未然。正史称『未几复相』，当得其实也。丁谓《谈录》则云：『上元夜召普观灯，即命为相。』亦与正史不合，今不取。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赵普下，从之。

　　十一月己未，宰相赵普封梁国公。

　　七年四月，赵普既复相，卢多逊益不自安。普屡讽多逊令引退，多逊贪权固位，不能自决。会普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闻。上怒。戊辰，责授多逊兵部尚书，下御史狱。丁丑，诏削夺多逊官爵，并家属流崖州。

　　八年十月己酉，司徒兼侍中赵普罢为武胜节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丁卯，宴饯赵普于长春殿。上赐普诗，普捧而泣曰：『陛下赐臣诗，当刻于石，与臣朽骨同葬泉下。』上动容答之。明日，谓近臣曰：『赵普于国家有大勋力，朕布素时与之游从，齿发衰矣，不欲烦以机务，择善地，俾之卧治。因诗导意，普感激且泣，朕亦为之堕泪。』宋琪对曰：『普昨至中书，执御诗，涕泣谓臣曰：「此生余年，无阶上答，庶来世，得效犬马之力。臣既闻此言，今复闻宣谕君臣始终之分，可谓尽善矣。』

　　雍熙四年二月丙申，徙赵普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改封许国公。

　　端拱元年二月庚子，山南东道节度使兼侍中赵普为太保兼侍中。上谕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纵，勿以权势自骄。但能谨赏罚，举贤能，弭爱憎，何忧军国之不治?朕若有过，卿勿面从。古人耻其君不及尧舜，卿其念哉!』先是，普再入相，方立班宣制，工部侍郎、同知京朝官考课雷德骧骤闻之，手不觉坠笏，遽上疏乞归田里。又请对，具呈所以。上勉谕良久，且曰：『卿第去，朕终保全卿，勿以为虑。』德骧固请不已，壬子，罢知京朝官考课[1]，仍奉朝请，特赐白金三十两，以慰其心。

　　三月，枢密副使赵昌言、盐铁副使陈象舆责罢（见《马周》）。上侍昌言厚，垂欲相之，会普以旧相复入，恶昌言刚戾难制，因是请加诛殛，上特宽宥。昌言既责，普又请行后命，上不许，乃止。普始为节度使，贻书台阁，体式皆如申状，得者必封还之，独象舆不却。普谓其慢己，故被重谴。请诛侯莫陈利用（事见《侯莫陈利用》）。或云：普中书接见群官，必语次绎寻有言人短长者，既退，即命吏追录，事发引以为证，由是群官悚息，无敢言者。中书事益壅蔽。

　　七月戊戌，上谓赵普曰：『卿耆年触热，固应不易。自今长春殿对罢，宜即归私第颐养，俟稍凉，乃赴中书视事。』普顿首谢。

　　二年四月辛未，幸宰相赵普第视疾。

　　淳化元年正月，太保兼侍中赵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谒，止日赴中书视事，有大政则召对。及冬，病益甚，乃请告。车驾屡幸其第省问，赐予加等。普遂称疾笃，三上表致仕。上不得已，戊子，以普为西京留守兼中书令。

　　《普传》云：『普建议以赵保忠复领夏州，使图李继迁。保忠反与继迁同谋，为边患。时论归咎于普，颇为同列所窥，不得专决，因称疾，遂罢相。』按：保忠卒与继迁相□，此时未也，论者何咎普太早耶?又并言为同列所窥，当是吕蒙正及辛仲甫、王沔等也。按，普去后，沔始专政，此时抑亦未敢疑普，直以病自求免耳。今并削传语，更俟考之。

　　三月，赵普既除西京留守，被病不任朝谒，三上表恳辞。上手诏答曰：『开国旧勋，惟卿一人，不同他等。无烦固辞，俟首途有日，当就与卿别。』普奉诏泣涕，因力疾请对，赐坐移晷，颇言及国家事。上嘉纳之。乙未，车贺幸普第，普将发故也。

　　三年二月，赵普三上表乞致仕。

　　三月乙未朔，以普为太师，封魏国公，给宰相俸料，令养疾，俟愈日赴阙。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持诏赐之。

　　四月丁丑，遣使赐太师赵普羊酒，手诏问劳之。

　　七月乙巳，太师、赠尚书令真定忠献王赵普卒。前一岁，普生辰，上特遣其子右羽林大将军承宗赍器币、鞍马就赐之。承宗复命，未几卒，普疾遂增。是岁，普已罢中书令，故事无生辰之赐，特遣普姪婿左正言、直昭文馆新安张秉赐礼物。普闻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笃。先是，普遣亲吏甄潜诣上清太平宫致祷，神为降语曰：『赵普开国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冤累，盖指涪陵悼王也。潜还，普力疾冠带，出庭中受神语，涕泗感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岂当咎余?但愿速死！』血面论于幽冥以直之[2]。是夕卒。己酉，上闻讣悲悼，谓近臣曰：『普事先帝与朕，最为故旧，能断大事。向与朕尝不足众人所知。朕君临以来，每待以殊礼，普亦倾竭自效，尽忠国家，真社稷臣也。闻其丧逝，凄怆之怀，不能自已。』因出涕。左右皆感动。遣右谏议大夫范杲摄鸿胪卿，护丧事。葬日，设卤簿、鼓吹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愿使为尼。上再三谕之，不能夺，皆赐以名号。又亲撰神道碑，书以赐焉。

按：《神道碑》：普以七月十四日卒。十四日，乙巳也。己酉十八日，上始闻讣耳。

寇准参政

　　淳化二年三月。先是，上召近臣问时政得失，枢密直学士寇准对曰：『《洪范》天人之际，其证若影响。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顷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赇，赃数万计。吉既受诛，家且籍没；而淮以参知政事沔之母弟，止杖于私室，仍领定远主簿。用法轻重如是，亢暵之灾，殆不虚发也。』上大悟。明日见沔，切责之。

　　四月辛巳，以枢密直学士寇为枢密副使。

　　九月，参知政事王沔以弟淮故，数为寇准所诋。丁丑，罢守本官。翰林学士宋白女弟适王沔。沔既罢政，寇准欲并白去之，复言白家用金器，盖举子所赂，其实奉诏撰钱惟濬碑，得涂金器耳。是日，白出为保大行军司马。枢密使王显居位十年，方蕃戎寇边，河决近郡，机务繁急，朝夕咨访。显无术略，不任职。及寇准、温仲舒为副使，皆锐锋气，多慢显。显护短，苟有误失，终不肯改。上面诘之。癸卯，罢为崇信节度使，遣之任。甲辰，以枢密副使温仲舒、寇准同知枢密院事，张逊知枢密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

　　四年六月壬申，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张逊责授右领军卫将军，左谏议大夫、同知院事寇准罢守本官。逊素与准不协，数争事上前，上将罢之。他日，准与温仲舒同出禁中归私第，道逢狂人，迎马首呼『万岁』。右羽林大将军判官、左金吾王宾故与逊俱事晋邸，逊尝保举宾，雅相厚善，又知逊与准有隙，因奏言：『民迎准马首呼万岁。』既而逊等奏事，上诘之。准自辩云：『实与仲舒同行，而逊令宾独奏臣。』逊执宾奏斥准，辞意甚厉，因互发其私。上怒，故贬逊而罢准。

　　十月壬申，以左谏议大夫寇准知青州。上顾准厚，既行，念之，常不乐，语左右曰：寇准在青州乐否?』对曰：『准得善藩，当以为乐也。』累数日，辄复问，左右对如初。其后有揣帝且复召用准者，因对曰：『陛下思准不少忌。闻准日置酒纵饮，未知亦念陛下否?』上默然。

　　五年十月乙亥，以左谏议大夫寇准参知政事。上因谓宰相吕蒙正曰：『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朕尝谕之以同德者，事君之大节也。倘事皆从长而行，则上下鲜不济矣。』吕端为右谏议大夫，请居准下。丙子，命端为左谏议大夫，立准上。

　　至道元年四月癸未，翰林学士张洎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初，寇准知吏部选事，洎掌考功，为吏部官属。准年少新进，气锐，思欲老儒附己。洎夙夜坐曹视事，每冠带候准出入于省门，揖而退，不交一谈，准益重焉，因延与语。洎捷给，善持论，多为准心伏，乃兄事之，极口荐洎于上。上亦欲用洎，又知其在江表日多谗毁良善。李煜杀潘佑，洎尝预谋，心疑焉。翰林待诏尹熙古等皆江表人，洎尝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等侍书禁中[3]，因从容问以佑得罪之故。熙古言：『李煜忿佑谏说太直耳，非洎谋也。』自是遂洗然，而准又数荐洎不已。既同执政，洎奉准愈谨，事一决于准，无所预，专修时政记，甘言善柔而已。戊子，诏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砖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视事及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先是，赵普独相，太祖特置参知政事以佐之。其后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复有厘革。吕端初与寇准同列，及先任宰相，虑准不平，乃上言：『臣兄余庆任参政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上特从其请，亦以慰准意云。

　　二年七月丙寅，参知政事寇准罢为给事中。先是，郊社行庆，中外官吏皆进秩，准遂率意轻重，其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秩；所恶者及不知者，即叙进焉。广州左通判、右正言冯拯转虞部员外郎[4]，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节乃转屯田员外郎。拯尝与准有隙，故准益抑之。惟节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衔，皆如旧不易。准怒，以中书札子升惟节于拯上，切责拯，仍特免勘罪。拯忿曰：『上日阅万机[5]，宁察此细事?盖寇准弄权耳。』因上疏极言，并及岭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数事。又封中书札子以进，而岭南东路转运使康戬亦具奏，且言：『吕端、张洎、李昌龄皆准所引。端心德之，洎曲奉准，昌龄畏懦。皆不敢与准抗，故得以任胸臆，乱经制，皆准所为也。』上大怒。准适祀太庙，摄行事，召端等责之。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于除拜专恣，实准所为也。准性刚强自任。臣等忝备大臣，不欲忿争，虑伤国体。』因再拜请罪。上又曰：『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帖势力重于敕命，寻亦令削去。今何为却置札子?札子与堂帖，乃大同小异耳！』张洎对曰：『札子盖中书行遣小事，亦犹京百司有符帖关刺[6]，若废之，别无公式文字可以指挥。』上曰：『自今大事，须降敕命，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施行也。』既而准入对前殿，上语及冯拯所诉事。准抗言与端等同议除拜。上曰：『若廷辨是非，又深失执政之体矣。』准犹力争不已。上先已厌准，因叹曰：『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翌日，准又抱中书簿领，论曲直于上前，上益不悦，遂罢之，寻出知郑州。

　　十一月。参知政事张洎始因寇准得进，奉之唯谨。及议事不称旨，恐惧欲固权位。时上已嫉准专恣，恩宠衰替，洎虑一旦同绌免，因奏事，大言寇准退多谤言。准色变，不敢自辨。上由是大怒。准旬日果罢政。未几，洎被病家居，满百日，癸巳，力疾赴朝谒。方就列，踣于上前。左右掖起之，因上表求解职，优诏不允。

　　三年正月，参政张洎罢为刑部侍郎。奖用贤臣田锡

　　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寅，以左拾遗、直史馆田锡为河北南路转运副使，因入辞，直进封事，言军国要机者三、朝廷大体者四。即赐诏书，因赐钱五十万。或谓锡曰：『今日之事鲜矣，宜少远谗忌。』锡曰：『事君之诚，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岂一赏可夺耶?』至河北，复驿书言边事。

　　八年十二月，权知相州。上疏言：『筦榷货财，纲利太密；躬亲机务，纶旨稍频。』

　　雍熙元年八月[7]，知睦州。上疏言日近朝令夕改，舍近谋远之事。

　　四年，为起居舍人，献乾明节祝寿诗。上览之，谓宰相曰：『锡有文行，敢言事，真可赏也。』因和而赐之。又上书请东封太山，即命锡守本官知制诰。锡好直言，上或时不能堪，锡从容奏曰：『陛下日往月来，养成圣性。』上悦，益重焉。

　　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知制诰田锡奏疏，言选将、辨边事、用间谍、发兵、备粮等事。

　　八月癸亥，开宝寺浮屠工毕，巨丽精巧。锡尝上疏谏，其言切直者则曰：『众以谓金碧荧煌，臣以谓涂膏衅血。』上亦不怒。

　　十月，田锡因旱降诏引咎责躬等事疏奏，上不悦，宰相亦怒。锡疏有『燮调倒置』等语。寻罢知制诰，以户部郎中出知陈州。

　　淳化五年八月，兵部员外郎田锡奏疏，言制科、乡饮及建储后、正官名等事。

　　至道三年七月丙寅，直集贤院田锡应诏言舍灵武，安关辅。翌日，又言务广大、图几微等事。上他日谓宰相吕端曰：『群臣奏对，惟田锡、康戬陈词不繁，指事尤切。』

　　咸平元年二月，先是，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出知泰州，未之任，会星变，上疏言：『去年灵州之役，关西民之死者十五万，此政化湮郁之大者。』疏奏，即日召对移晷。将行，又贡封事，复召对，谓曰：『卿第去，不半岁，召卿归矣。事有当面论者，听乘传赴阙。』再遣中使，所锡予甚厚（锡论彗星本三月七日。）

　　三年三月，知泰州田锡奏疏，言选择武臣、旌奖助谷救民之家、放税赋、免徭役等事。

　　五年，田锡权干当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后三日，锡奏请访宰相、枢密以决胜千里之筹。锡再掌银台，每览天下章疏，有言民饥盗起及诏敕不便者，悉条奏其事。上对宰相称锡得争臣之体。丙寅，田锡言民有饿死者，乞引咎罪己，然后振廪给贷，以救其死。

　　五年十月，侍御史知杂事田锡言，令中书检寻转对，与奖谕或改官。

　　六年二月，田锡言建储事。

　　三月，田锡言曹、单等州点集强壮事。

　　五年乙未，以兼侍御史知杂事田锡为右谏议大夫，仍遣中使谕锡曰：『第安心著述，必无差出。』欲升殿听先奏，寻又命锡兼史馆修撰。

　　六年十二月辛未，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田锡卒。锡耿介寡合，严恭好礼。居公廷，必危坐终日，未尝有懈容。慕魏征、李绛之为人。及居谏署，连上八疏，皆直言时政得失。尝曰：『吾立朝以来，封疏五十二奏，皆谏臣任职之常也。言苟获从，吾幸大矣，岂可藏副，示后谤时卖直耶?』悉取焚之。临终，自作遗表，犹劝上以慈俭守位，以清净化人，居安思危，居理思乱。上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天何夺之速耶!婴疾以来，朕日遣太医诊疗，卒不能起。尽心匪懈，终始如一。若此谏官，诚不易得。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不顾其身，惟国家是忧，孰肯如此?朕每览其章，必特召与语，以奖激之。锡尝虑奏疏不得速达，遂令每季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闻，而所修二书，竟弗克就，深可悯也。』壬申，优诏赠工部侍郎，赙赗加等。以其子将作监主簿庆远、庆余并为大理评事，给俸终丧。命有司录其事布告天下。其后锡妻亡，亦诏二子不绝廪给。苏易简

　　淳化二年十月辛巳，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续《翰林志》二卷以献，上嘉之，赐诗二章，纸尾批云：『诗意美卿居清华之地也。』易简愿以所赐诗刻石，昭示无穷，上复为真、草、行三体书书其诗，命待诏吴文赏刻之，因遍赐群臣；以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书召易简，付之，榜于厅额。上曰：『此永为翰林中美事。』易简曰：『自有翰林以来，未有如今日之荣也。』

　　三年正月辛丑，命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同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常制。

　　四年七月丙辰朔，上草书宋玉《大言赋》赐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易简因拟作《大言赋》以献。上览赋嘉赏，手诏褒之。易简直禁中，以水试欹器，属小黄门宣事密奏而不识其名。及晚朝，上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简曰：『然，乃江南徐邈所作。』即取至便坐。上亲较试，再三嗟赏。易简进曰：『臣闻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器盈则覆，物盛则衰。愿陛下持盈守成，谨终如始，固万世基业，则天下幸甚！』

　　十月，翰林学士苏易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易简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诰为学士，年未满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复绝伦等，或一日至三召见。李沆后入，在易简下。及先参政，乃以易简为承旨，赐赉与参政等。上意欲遵旧制，遂正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易简以亲老急于进用，因召见，颇言时政阙失。沆等罢，即命易简代之。易简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之坐，问：『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对曰：『幼则束以礼让，长则训以《诗》《书》。』上顾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

　　十一月，参知政事苏易简数振举翰林中故事。前为承旨时，上待若宾友，及参大政，每见上不复有款接之意，但严颜色、责吏事而已。易简乃悔其求进之速也。

　　至道元年，参知政事苏易简罢为礼部侍郎，以张洎多攻其失也。

　　二年，礼部侍郎苏易简嗜酒，初入翰林告谢日，饮已半酣，其后沈湎不已。上尝因接见，诫约深切。易简垂涕再拜。翌日，复具表称谢。上亲批答，以申奖励，又草书《劝酒》、《戒酒》二诗赐易简，令对其母读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饮。或休暇在第，宾客候之，则已醉矣。

十二月，易简卒。上曰：『易简竟以酒败，深可惜也！』

吕蒙正

淳化五年正月，上元观灯。上御乾元门楼，赐从臣宴，语吕蒙正曰：『夫否极则泰，物之常理。晋、汉兵乱，生灵凋丧殆尽。周祖自邺南归京城，士庶罹掠夺，下则火光，上则彗孛，观者恐慄，当时谓无复见太平之日矣。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上变色不言，蒙正侃然复位。同列咸多其伉直。他日，上欲遣人使朔方，谕中书选才而可责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许。他日又问，复以前所选对，上亦不许。他日又问益急，蒙正终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奏书于地曰：『何太执耶?必为我易之！』蒙正徐对曰：『臣非执，盖陛下未谅耳。』因固称其人可使，余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动，蒙正措笏俛首，拾其书，徐怀之而下。上退，谓亲信曰：『是翁气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选，复命，大称旨。上于是益重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夺之志。蒙正初为相时，金部员外郎张绅知蔡州，坐赃免。或言于上曰：『绅洛中豪家，安肯受赇?乃蒙正未第时丐索于绅，不能如意，致其罪耳。』上即命复绅官，蒙正终不自辨。未几罢相，会考课院得绅旧事实状，乃黜之，于是蒙正复为相。上谓曰：『张绅果实犯赃。』蒙正亦不谢。

钱若水

　　至道三年六月乙巳，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钱若水罢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先是，太宗为若水言：『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朱拖紫，跃马食肉，前呼后拥，延赏宗族，此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报国乎?』若水对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太宗然其言。及刘昌言罢，太宗谓赵镕等曰：『见昌言否?』镕对曰：『屡见之。』上曰：『涕泣否?』对曰：『与臣等言，多至流涕。』太宗曰：『太率如此，当进用时，不能悉心补职，一旦斥去，即澜汍涕泗。』若水曰：『昌言实未尝涕泗，盖镕等迎合上意耳。』吕蒙正罢，太宗又谓若水曰：『人臣当竭节以保富贵。蒙正前日布衣，朕擢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复位矣。』若水曰：『蒙正虽登显贵，然其夙望，亦不为忝冒。仆射师长百僚，资品崇重，又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尝以退罢郁悒。当今岩穴高士，不求荣爵者甚多，如臣等辈，苟贪官禄，诚不足以自重。』太宗默然。若水因自念：上待辅臣如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人主。将俟满岁即移疾，会春旱，太宗焦劳甚，若水不敢言。既而西边用兵，越明年，太宗宴驾，章不果上。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请解机务。章再上，乃得请。占谢便殿，命坐慰劳。入对苑中，从容数刻。上问近臣谁可大用者，若水言中书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属也。』若水好汲引后进，推贤重士，胸中豁如也。

《谈苑》载若水辞位事甚美，但颇颠倒，又误以对吕蒙正寂寞事为刘昌言。按：昌言罢枢密在蒙正罢相前三月，蒙正罢相时，昌言已在襄州矣。今皆□正之。又田书记若水事云：『王曾罢相，章圣语若水，若水愤而出，被道士服归嵩山。』此尤误，今不敢【杰按：敢，“取”之误。】。

贬斥邪佞

卢多逊

　　开宝六年十一月，少府监致仕卢亿恶其子参知政事多逊所为，尝曰：『赵普，元勋也，而小子毁之，祸必及我!』

太平兴国七年，赵普复相，卢多逊益不自安。普屡讽多逊令引退，多逊贪权固位，不能自决。会普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闻。上怒，戊辰，责授多逊兵部尚书，下御史狱（见《秦王阴谋》）。丙子，诏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逊及廷美顾望咒咀，大逆不道，宜行诛灭，以正刑章。丁丑，诏削夺多逊官爵，并家属流崖州。多逊累世坟墓在河内，未败前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尽，闻者异之。及赴贬所，食于道旁逆旅，有妪颇能言京邑旧事，多逊因与语。妪不知其为多逊也。多逊曰：『妪自何来此?』妪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卢某作相衔之，中以危法，尽室窜南荒，未周岁，骨肉相继沦没，惟老身流落山谷。彼卢相者，蠹贤怙势，恣行不法，无所避忌，终当南窜。幸未死间，或可见之耳！』多逊默然，趣驾去。

弥德超

　　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先是，上念征戍劳苦，月赐缘边士卒白金，军中谓之『月头银』。镇州驻泊都监、酒坊使弥德超因乘间，以急变闻于上云：『枢使密曹彬秉政岁久，能得士众心。臣适从塞上来，戍卒皆言月头银皆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当馁死矣！』又巧诬以他事，上颇疑之。参知政事郭贽极言救解，上不听。戊寅，彬罢为天平节度使兼侍中。己卯，以德超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初，德超谮曹彬事成，期得枢密使。及为副使，大失望。时东上閤门使开封王显同日为宣徽南院使，并兼枢密副使，官与柴禹锡同。禹锡班在上，故德超常怏怏。 一日，诟王显及禹锡曰：『我言国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线许大名位。汝辈何人，反居我上?更令我效汝辈所为，我实耻之。』又大骂曰：『汝辈当断头，我度上无执守，都为汝辈所眩惑。』显等告其事。上怒，命膳部郎中、知杂御史滕中正即讯之，德超具伏。

四月壬子，德超除名，并亲属流琼州。右拾遗、直史馆开封李韶，德超婿也，亦坐责为殿中丞、知丹徒县。德超既败，上悟曹彬无他，待之逾厚。临朝累日不怿，从容谓赵普等曰：『朕以听断不明，几败大事。夙夜循省，内愧于心。』普对曰：『陛下知德超才干而任用之，察曹彬无罪而昭雪之。有劳者进，有罪者诛。物无遁情，事至立断，此所以彰陛下圣明也。虽尧舜何以过此?』上由是释然。

王延范

　　雍熙二年十二月丙辰，宰相宋琪罢守本官，枢密使柴禹锡授左骁卫上将军。初，上令琪娶马仁瑀寡妻、高继冲之女，厚加赐予，以助纳采。而广南转运使王延范者，高氏之疏属也，时知广州。鄄城徐休复密奏延范谋不轨，且言依附大臣，无敢摇动。上将遣使案鞫，会琪与禹锡入对，上问延范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称延范强明忠干。禹锡素与琪相结，旁奏与同。上意琪等交通，不欲暴其状，止以琪素好诙谐，无大臣体；禹锡不能输诚奉公，故罢其政柄。

三年三月，广南转运使、司门员外郎王延范性豪率尚气，尤好术数。先为梓州通判日，有妖人称杜先生，以左道惑众，语延范曰：『汝意有所如，我当阴为助。』延范心喜，铸黄金为杜象，常顶戴焉，自是所为益恣横。后为江南转运使，有刘昂者卖卜于吉州市，谓延范曰：『公当偏霸一方。』又仝日，有徐肇推九宫算法，得八少一[7]，肇惊起曰：『君侯大贵不可言，当如江南李国主。』前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谓延范曰：『君是坐天王形，仙人眼，龙耳虎头，有大威德，猛烈富贵之相也。即日当乘四明辇。』及至岭南，愈骄蹇自任，不守法度。又按部诸州，遇猛兽伏于路，从吏皆恐惧不敢进，延范独拔戟，逐而刺杀之，益以此自负。与广州掌务殿直赵延贵、将作监丞雷说会宿，共观天文，延贵指西方一星曰：『所谓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延贵实不知星入南斗者乃太白也，说因出《南斗经》证之。延范久与监市舶、秘书丞陆坦计议，会坦代归，延范寓书左拾遗韦务升为隐语，侦朝廷机事。怀勇小将张霸给使于转运司，延范因事杖之。霸素知延范与知广州徐休复不协，诣休复，告延范将谋不轨及诸不法等事。休复驰奏之。上遣高品阎承翰乘传会转运副使李琯暨休复杂治，考掠过苦，延范具伏，于是与坦等俱弃市，广州籍入延范家财。务升除名配商州，延贵等皆决杖。赐张霸钱十万。延范家富，状貌奇伟，喜任侠骄傲，部内官吏，常奴仆视之。复峻于刑，责其下多怨。惑日者邪说，以冀非望，故及于戮。

马周

端拱元年三月，枢密副使、工部侍郎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厚善。度支副使董俨、知制诰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颢尝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会昌言第。京师语曰：『陈三更，董半夜。』有佣书人翟颖者，奸险诞妄，素与旦亲狎。旦知颖可使，乃为作大言狂怪之辞，使颖出之，仍为颖改名马周，以为唐马周复出也。其言多排毁时政，自荐可为天子大臣，及力举十数人，皆公辅之器。昌言内为之助。人多识其辞气，知旦所为也。李昉既坐黜，赵普秉政，深疾之。先是，有翟马周者击登闻鼓，讼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李昉位居元宰，属北兵入寇，不忧边思职，但赋诗饮酒，并置女乐等事。是年二月庚子，昉罢为右仆射。开封府尹许王元僖使亲吏仪赞廉得其事，白上捕马周系狱，开封府判官张去华亲穷治之，马周具伏。上怒，诏决杖流海岛。甲戌，责昌言为崇信节度行军司马，象舆复州团练副使，俨海州，旦坊州，颢虢州司户参军。

侯莫陈利用

端拱元年三月。太平兴国初，侯莫陈利用卖药京城，多变幻之术，眩惑闾里。枢密承旨陈从信得之，亟闻于上，即日召见，试其术颇验，即授殿直，骤加恩遇，累迁至郑州团练使，前后赐与，宠泽莫二，遂恣横无复忌惮，至于居处服玩，皆僭乘舆宫殿之制，依附者颇获荐用。士君子畏其党而不敢言。于是赵普使人廉得其专杀人及他不法事，力于上前发言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具伏。乙亥，诏除名，流商州，仍籍其家。俄诏还之。普恐其再用，有殿中丞窦諲者，仪子也，尝监郑州榷酤，于是与班列言利用每独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带用红黄罗，袋澶州黄河清。郑州将用作诗题试解举人。利用判试官状，言甚不逊。普闻之，召至中书，诘得其实，复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转运使宋沆初籍利用家，获书数纸，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闻。普因劝上曰：『利用罪大责轻，未塞天下望，有之何益?』上曰：『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天下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一竖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赐死商州。既而悔之，遽使驰传贷其死。使者至新安，马旋泞而踣，掀于淖而出，换他马。及至，磔于市矣。闻者快之。

陈廷山

端拱元年闰五月[9]。初，右领军卫大将军陈廷山出护冀州屯兵，知州石熙古诬奏廷山纵部下卒刘福等放火焚民家。诏诛福等，徙廷山知平戎军。自是廷山日夕忧惧，心怀怨望，与亲吏□筠、翟赞、马梦正等谋，为帛书置蜡凡【杰按：凡，“丸”之误。】中，遣部曲田勍赍入契丹，召其大将于越令入寇，廷山内为之应。知霸州太原石曦察知之，会契丹亦遣谍者以蜡书报廷山，约入寇之日。谍者至霸州，反以其事报曦，即遣战棹都监侯廷济捕廷山至阙下。筠、梦正闻捕，皆自杀。廷山至，上亲问得实。诏左谏议大夫李巨源、判大理寺虞部郎中张佖杂治之。狱具，大理正李润之赍按就中书刑房堂后官李文议廷山谋叛，未上道发觉，当绞，遣小吏就大理寺印用之。佖初不预其议，因上疏言廷山具伏，使棣、筠等四人作文字，田勍送入契丹，请发兵三五千人，于某处应接驻泊于越阵于某县。今轻骑自瀛州纵□，以诱崔翰。既败，引兵南来，廷山将所部同入幽州。据此，即与谋叛无异。廷山当斩。上大怒，责宰相吕蒙正等，并召佖、巨源与宰相廷议。吕蒙正固执润之所定为允。佖曰：『臣只能尽心于陛下，不能苟容于宰相，以曲法也。』诏从佖议。六月丙辰，廷山伏诛，磔于市。三日，赞等皆腰斩，缘坐者免死，籍没其家。

王淮

　　淳化元年三月，崇仪副使王维德、殿中丞王淮、宦者怀志同掌香药榷易院，为部下所告，犯赃钱二百七十六万。淮，参知政事沔之同母弟也。事发，自度当死，遂亡命，匿于青州别墅。有司名捕，逾月不获。沔方得幸，颇惭愤，因上表待罪。狱已具，惟德等皆坐弃市。上以沔故，尽贷其死。甲子，黜惟德为殿前承旨，淮为定远县主簿，怀志杖脊，配隶忠靖。后数月，淮乃自归，沔以闻。诏令沔就私第杖淮一百，遣之任。

　　二年三月，上以岁旱，尝召近臣问时政得失。枢密直学士寇准对曰：『顷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赇数万计。吉既伏诛，家且籍没，而淮以参知政事沔之弟，止杖于私室，仍领定远主簿。用法轻重如是，亢暵之咎，殆不虚也。』上大悟。明日见沔，切责之。初，赵普出守西京，吕蒙正以宽简自任。至沔怙恩招权，政事多决于沔。沔聪察敏办，善敷奏，有适时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诚待人，群官谒见，必甘言以啖之，皆喜过望，既而进退非允，人胥怨矣。

　　二年九月丁丑，参知政事王沔罢。沔以弟淮故，数为枢密副使寇准所诋，上亦寤沔任数好作，非廊庙器，故罢其政事。沔奉诏见上，涕泣不愿离左右，不数日，须发尽白。

赵昌言

　　淳化五年八月，王小波、李顺之初作乱也，朝议欲遣大臣慰抚，给事中、参知政事赵昌言独请发兵捕斩，无使滋蔓。贼连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继恩等分路进讨。继恩握重兵，久留成都，专以宴饮为务，每出入，前后奏音乐。又令骑兵持博局棋枰自随，威振郡县。仆使辈用事恣横，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食玩寇，轩饷稍不给，军士亦无斗志。余贼屏伏山谷间，郡县有复陷者。上屡遣使督战，意颇厌兵。会昌言摄祭太庙，宿斋中书，因召对滋福殿。上谓之曰：『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上意，遂言：『国家士马精强，所乡无不克。顾此草窃，不足仰烦宸虑。』即于上前指画攻取之策，上甚喜。癸卯，命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自继恩以下并受节度。昌言恳辞，上不许，厚赐遣行，别赐手札数幅，亲授方略焉。

　　九月。先是，有峨眉山僧茂贞者以术得幸，尝言于上曰：『赵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于是昌言行既旬余，或又奏昌言素有重名，又无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后难制。上亟幸北苑门，召宰相，谓曰：『昨遣昌言入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盖蜀贼小丑，昌言大臣，不可轻动。宜令且驻凤翔，为诸军声援，但遣内侍押班卫绍钦赍手书往指挥军事，亦可济矣。』昌言已至凤州，诏追及之，因留候馆。

　　至道元年正月，赵昌言之出使也，意气甚盛。王旦与昌言外弟光禄寺丞石中立追饯于路，昌言一揖而去。旦语中立曰：『妇翁此行得免祸，幸矣，敢望成功耶?』既而有诏止昌言，不听入蜀。留凤翔百余日。或又告昌言夜抵凤翔，官吏迎谒不及，遂斩关而入。上不喜，癸亥，以昌言为户部侍郎、知凤翔府，罢知政事。始昌言在中书，与苏易简不协，多忿争上前，上颇优容之。昌言既罢八十日，易简亦罢。

按：本传所载如此，则去年谓昌言不可入蜀者，决非寇准，或易简也，故详录之。传云□昌言逾年，易简亦罢，误矣，其实八十日，通出使才二百余日也。

赵赞

　　至道元年正月。初，赵赞自京北罢官，归才数月，上复令赞钩校三司簿领。赞自选置吏十数人为耳目，专伺察中书、枢密院及三司事，乘间白于上，上以为忠实无他肠，未察也。会改创三司官属，以赞为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监。有郑昌嗣者，亦起三司走吏，稍迁侍禁。尝奉使西川，奏在官不治者数十人，上颇嘉其直。会官市物，吏多因缘为奸，列肆累诣开封诉之，乃特置杂买务，使昌嗣监领。昌嗣因乞著籍便殿门，许非时入奏，与赞亲比，互相表里。累迁至西上閤门副使、盐铁都监。二人既得联职，由是益恣横，所为皆不法。上颇知之，问左右。左右畏赞等，无敢言其过者。时上清宫成，车驾初临视，尚未许众游观。宫中玉皇阁尤严邃，他人不得至。会上元张灯，赞与昌嗣率其党数人，携妓乐登阁饮宴，至夜分，掌舍官不能禁止，因以其事闻。上怒，已先知其恣横，犹疑之，至是愈信。丁卯，诏削夺赞官爵，并一家配隶房州；昌嗣责授唐州团练副使。既行数日，并于所在赐死，中外莫不称快。上因谓近臣曰：『君子小人如芝兰荆棘，不能绝其类，在人甄别耳。苟尽君子，则何用刑罚焉?』参知政事寇准对曰：『帝尧之时，四凶在庭，则三代以前，世质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颇朋附小人，为自安之计。如昌嗣辈，奔走贱吏，不足言也。』始赞复用，势益盛，怨张齐贤，切欲报之，齐贤殊不屑意，及是人始称伏焉。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刘昌言与赞素厚善，前在河南，尝保任之。赞被罪，昌言心不自安。上因言：『近侍中亦有与赞交通者。』昌言蹶然出位，顿首称死罪。上曰：『卿勿忧也。』然颇恶其为人。戊辰，昌言罢为给事中。

《玉壶野史》载刘昌言眷衰，上谓左右：『刘昌言奏对，皆操南音，朕一句理会不得。』遂出守。盖不知昌言所以得罪故云尔。

校勘记

[1]德骧固请不已壬子罢知京朝官考课 此三句原本作『德骧固（下阙）京普官考课』，据《长编》卷二十九补足，并改『京普」为『京朝』。

[2]血面 原本『血』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三十三补。

[3]召熙古等 原本作『诏熙等』，据《长编》卷三十七改补。

[4]右正言 《长编》卷四十作『左正言』。

[5]万机 原本作『万畿』，据《长编》卷四十改。

[6]关刺 原本作『□敕』，据《长编》卷四十改补。

[7]雍熙 原本作『永熙』，据《长编》卷二十五改。

[8]得八少一 原本作三墨丁，据《宋史》卷二八○《王延范传》补。

[9]端拱元年闰五月 按：检《长编》卷二十九，端拱元年闰五月未录此节内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一

太宗皇帝

钱议

蜀钱

　　太平兴国七年八月。伪蜀广政中，始铸铁钱，每钱一千，以易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一千七百；绢一匹，直钱千二百，而铸工精好，殆与铜相乱。既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寻又禁铜钱入川界，铁钱十乃直铜钱一。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每铜钱一得铁钱十又四。其明年，转运副使、右赞善大夫张谔言：『旧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二百。望增为千钱，可以大获。』因复铸铜钱。民租当输钱者，许且令输银及绢，俟铜钱多，即渐令输之。诏许市夷人铜，斤止给钱五百，然卒难得铜，而转运副使、右补阙聂咏同转运判官、秘书丞范祥皆言民乐输铜钱，请每岁递增壹分，后十岁即全取铜钱。诏从其请。咏、祥因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萧然，益苦之，或剜佛像、毁器用、发古冢，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知益州、工部郎中辛仲甫具言其弊，乃诏使臣吴承勋驰传至成都审度利害。仲甫集诸县令佐问之，或潜持两端，莫敢正言。仲甫责之曰：『君等御前及第，天子门生，何不为长久计，反畏聂补阙、范秘丞乎?』乃皆言其不便。先是，诸州官榷酒酤，官物不足于充用，多赋于民，益为烦扰，仲甫并罢之。承勋复命。己卯，诏剑南东西、峡路诸州民输租及榷利，勿复徵铜钱，罢官酤酒，禁诸州不得擅徵物价。召聂咏、范祥及东川转运使覃同、转运卜伦皆下御史狱，咏、覃杖脊配役将作监，祥、伦免为庶人。覃、伦亦以月俸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故也。其后西川转运使刘度建议，请官以铁钱四百易民铜钱一百。既从之，盐铁使王明曰：『若此重铜钱而轻铁钱，则物价弥贵矣。』

　　淳化二年十一月己巳，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尝使蜀，见铁钱轻而物价踊，每市罗一匹，为钱二万。请如刘备时，改制大钱十当百，臣愿得专其事，不三二年，民得轻，货物益贱，有大功利。』诏集三省官议。吏部尚书宋琪等咸以为：『刘备时患钱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请，乃患钱多。必若改制，必不能久。』而安易论请不已，遂召见，安易极陈利害。事下中书，咸以为便，即遣安易驰传诣剑南，募工徒改铸大钱。未行，盐铁使李惟清言曰：『蜀土铸钱，行之已久，公私获济。官吏千百余计，未尝有言者。安易轻恣胸臆，变易法制。若以一钱当十，贫民卖物，旧得百钱者，今但得十钱；军人、官吏受俸旧千钱者，今但得百钱，此尤非便。』上以语宰相，宰相复召安易语之，利害锋起，宰相不得决。度支使魏羽以为：且可于一州铸大钱行用，以观其效。安易复私自募匠，铸成大钱百余，销炼数四，皆烂然光洁可爱。捧持求见，云：『此坚好，可行用。』因掷于殿陛下，示不可破者。上以其议坚，乃从之，御书钱式，遣安易与供奉官尹荣赍诏诣川、峡诸州治铸，所在并为御书钱监，诸州旧贮小钱，悉辇送民间，小钱亦许送监，计其数给以大钱。若改铸未集，许民大小兼用。既而一岁裁成三千余贯，众口籍籍，以为不便。又遣使询蜀之官吏居民，亦皆以不便为辞。会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即令罢冶铸。

别本《实录》遣赵安易、尹荣等诣川、峡铸钱在淳化三年六月甲戌。今从本志。安易，普之弟也。

江南钱

　　太平兴国二年。初，江南李煜旧用铁钱，于民不便。二月壬辰朔，樊若水请制监于升、鄂、饶等州，大铸铜钱，凡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取以给官铸。诸州官所贮铜钱数，尽发以市金帛、轻货上供及博籴谷麦。铜钱既不渡江[1]，益以新钱，民间钱愈多，铁钱自当不用，悉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且除铜钱渡江之禁。诏从其请，民甚便之。

　　七年四月，诏江南民私铸铅、锡及轻小钱，颇乱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钱须及四斤，先蓄者悉送官。

　　太平兴国八年三月，诏虔州市铅、锡六万斤，斤为钱二十九，增六钱。信州市铅斤为钱十五，增五钱；饶州市炭秤为钱，十增三钱，从转运使张齐贤之请也。齐贤初除转运使，辞日，上面命曰：『江左初平，民间不便事一一条奏。』齐贤曰：『臣闻江南旧以铁钱为币，今改用铜钱，民间难得，而官责课，颇受鞭挞，此最不便。』上曰：『汉时吴王即山铸钱，江南多出铜，为朕密经营之。』初，李氏岁铸六万贯。自克复增冶匠，然不过七万贯，常患铜及铅、锡之不给。齐贤乃访得江南承旨丁钊，历指饶、信、虔州山谷产铜、铅、锡之所，又求前代铸法，惟饶州永平监用唐开元钱料，坚实可久，由是定取其法，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二十六万斤[2]、锡十六万斤。齐贤即诣阙，面陈其事。诏既下，颇有言其妄者，令中书召齐贤问讯，齐贤词甚确，乃可之，丁钊亦得复补殿前承旨，掌锡场。或又言新法增铅、锡多者，齐贤固引唐朝旧法为言，始不能夺。然唐永平钱法，肉、好、周、郭精妙，齐贤所铸虽岁增数倍，而稍为粗恶矣。

至道二年十月己未，诏以池州新铸钱监为永丰监。先是，饶州有永平监，兵匠多而铜、锡不给，知州马亮请分其工之半，别置监于池州。诏从之。于是岁增铸钱数十万缗。亮，合肥人也。

农田

何承矩屯田之利

　　淳化四年三月。初，何承矩至沧州，即建屯田之议，上意颇向之。既而河朔频年霖雨水潦，河流湍溢，壤【杰按：壤，疑为“坏”字之误，盖“壞”字，编者误书为“壤”。】城垒民舍，处处蓄为陂塘，妨民种艺[3]，于是承矩请因其势大兴屯田，种稻以足食。会临津令黄懋亦上书，请于河北诸州兴作水田。懋自言闽人，本乡风土，惟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内，公私必获大利。因诏承矩往河北诸州按视，复奏如懋言。壬子，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入内供奉官阎承翰、殿直段从古同掌其事。以懋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虏、顺安军兴堰六百里[4]，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稻值霜不成，懋以江东霜晚，稻常九月熟；河北霜早，又地气迟一月，不能成实；江东早稻以七月熟，即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议，沮之者颇众，又武臣亦耻于营茸佃作。既而种又不熟，群议益甚，几罢其事。及是，承矩即载稻穗数车，遣吏部送阙下，议者乃息。自是蒲苇蠃蛤之饶，民赖其利。

《实录》于是月甲午，先载承矩上言，即命大作水田。及壬子，乃以承矩为制置使，懋为判官。按：上得懋书，又令承矩按视；承矩复奏，然后施行，恐甲午日未有大作水田之命也。今从本志。甲午，初六日；壬子，二十四日。

陈尧叟等建水利垦田之议

　　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陈尧叟、梁鼎上言：『唐季以来，农政多废，民率弃本，不务力田，是以家鲜余粮，地有遗利。臣等每于农亩之业，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修垦田之制，建用水之法。讨论典籍，备穷本末。自汉、魏、晋、唐以来，于陈、许、郑、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望选稽古通方之士，分为诸州长吏兼管农事，大开公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兵以充役，每千人，人给牛一头，治田五万亩。虽古制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复也。亩约收三斛，岁可得十五万斛。凡七州之间置二十屯，岁可得三百万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极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致仓廪充实，省江谁漕运。其民田之未辟者，官为种植；公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劝农之要道也。《傅子》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之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蛊灾之害，又少于陆。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与陆田不侔矣。』上览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往诸州按视，经度其事。选，庐江人；亮，南充人也。

二年四月丁酉，皇甫选、何亮等上言：『先受诏往诸州兴水利。按，郑渠元引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并北山东注洛，袤三百余里，溉田四万顷，收皆亩一锺。三白渠亦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余里，溉田四千五百顷。两渠共溉田四万四千五百顷。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顷，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皆由近代改修渠堰，寝隳旧防，失其水利，故灌溉之功绝少于古。臣等先至郑渠相视，用功最大，并仲山东、西凿断岗阜，首尾三百余里，连亘岸壁，堙废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泾河平浅，直入渠口。既年代遥远，泾河日深，水势渐下，与渠口相悬，水不能至。峻崖之处，渠岸摧毁，荒废岁久，实难致力。其三白渠溉泾阳、高陵、云阳、三原、富平六县田三千八百五十余顷，此渠衣食之原也。望令增筑堤堰，以固护之。旧有斗门一百六十七，以节制其水，皆毁壤【杰按：壤，坏之误。】，请悉缮治，令用水有准。渠口旧有大石门，谓之洪门，今亦陨圮。若再议兴制，则其工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势，别开渠口，以通水道，岁令渠官行视岸之阙薄，水之淤损，即时缮修疏洽之。禁豪民无令峻渠导水，以擅其利。泾河中旧有石堰，修广皆百步，捍水雄壮，谓之将军翣。废坏已久，基址具在。杜思曾献议请兴此翣，而功不克就，其后止造木堰，凡用材一千三百余，数岁出于沿渠之民。涉夏水潦荐至，渠暴涨，水堰遂壤【杰按：壤，坏之误。】，漂流散失，至秋复率民以修葺之。数敛重困，无有止息。欲自今溉田毕，命工拆堰木置于岸侧，可充三二岁修堰之用。所役沿渠之民计田出丁，凡调万二千人，谓之水利夫。将军翣可造堰，各有其利，固不惮劳，不烦岁役其人矣。择能吏专掌其事，置于泾阳县，以时行视，往复甚便。』又言：『郑、许、陈、颍、蔡、宿、亳七州之地，其公私闲田凡三百五十一处，合二十二万余顷。盖民力不能尽耕。汉、魏以来，杜预、召信臣、任峻、司马宣王、郑艾等立制，垦辟之地，由南阳界凿山开岭，疏导河水，散入唐、郑、襄三州以溉田。诸处陂塘坊埭，大者长三十里至五十里，阔二丈至八十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沟渠大者长五十里至八十里，阔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历览，若皆增筑陂堰，劳费甚烦。欲望于堤防未壤【杰按：壤，坏之误。】可兴水利者，先耕二万余顷，他处渐图建置。』时著作佐郎孙冕总监三白渠，诏冕依选等奏行之，募民耕垦七州之田，自邓州始，皆免赋入。复令选等举一人，与邓州通判同掌其事。选与亮分路按焉。

陈靖垦田之议

　　至道二年七月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曰：『先王之欲厚生民而丰其食者，莫大于积谷而务农也。臣早任计司判官，每获进对。伏闻圣训，以为稼穑农耕政之本。苟能劝课田亩，康济黎元，则盐铁、榷酤，斯为末事。谨按：天下土田，除江浙、荆南、陇蜀、河东等处地里敻远，虽加劝督，亦未能遽获其利。况古者强干弱枝之法，必先富实于内。今京畿周环三十州，幅员三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农耕而事游惰。逃亡既众，则赋额日减，而国用不充，敛收科率，无所不行矣。游惰既众，则地利岁削，而民食不足，寇盗伤杀，无所不至矣。又安能致人康物阜、地平天成者乎?望择大臣一人有深识远略兼领大司农事，典领于中；又于郎吏中选才知通明能抚民役众者为副，执事于外。自京东、西择其膏腴未耕之处，申以劝课。臣又尝奉使四方，深见田民之利害，污莱极目，膏腴坐废，亦加询问，颇得其由，皆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常租，宽以岁时。然乡县之间，扰之尤甚，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损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被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遁，则乡里敛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县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言归。奸心既萌，何所不至?如授臣斯任，则望借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之辈，诱之耕凿，未计租赋，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酌民力之丰寡，相农亩之硗肥，均配俾之，无烦督课，令其不倦。其逃民归业，丁口授田，烦碎之事，并取大司农裁决。耕桑之外，更课令益种杂木、蔬果，孳畜羊犬、鸡豚。给授桑土，潜拟于井田；营造室居，便立于保伍。逮于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遗之资，咸俾经营，并立条制。俟至三五年间，生计成立，有家可恋，有土可怀，即计户定征，量田收税。以司农新附之召籍，合计府旧收之簿书，斯实敦本化人之宏略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缗钱，或以市餱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授，委於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值，依时价折估，纳之于仓，以其成数关白户部。』上览之喜，谓宰相曰：『朕思欲恢复古道，革其弊俗，驱民南亩，至于富庶。前后上书言农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阙其本，有其说而无其用。靖此奏甚谙理[5]，可举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对奖谕，令条奏以闻。靖又言：『逃民复业及浮客请佃者，委农官勘验，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州县未得议其差役。其乏粮种耕牛者，令司农以官钱给借，民输税外，有荒田愿附司农之籍者，民有牛岁责以租课愿隶籍受田者，并定其田制为三品，以膏沃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上品，虽沃壤【杰按：壤，坏之误。】有水旱之虞、埆瘠而无水旱之虑者为中品，既硗瘠复患于水旱者为下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后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二。 一家有三丁者，请加授田如丁数以给。五丁者，从三丁之制：七丁者给五丁，十丁者给七丁，至十丁三十丁者为限。若宽乡田多，即委农官裁度以赋之。其室庐、蔬韭及桑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及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者七十亩，三丁者五十亩，二丁三十亩。除桑功五年后计其租，余悉蠲其课。令常参官于幕职州县中各举所知一人堪任司农丞者，授诸州通判，即领农田之务。又虑司农官属分下诸州，民顽已久，未能信服，更或张皇纷扰，其事难成，望许臣领三五官吏，于近甸宽乡设法招诱，俟规画既定，四方游民，必尽麇至，乃可推而行之。』吕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旧法，又大费资用。望以其状付有司详议。』乃诏盐铁使陈恕等于逐部择判官一人通知农田利害者，与靖同议其事。恕与户部使张鉴、度支副使栾崇吉、户部副使王仲华、盐铁判官唐尧叟[6]、度支判官李归一共议，请如靖之奏。乃诏以靖为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郑、唐、汝等州，劝民垦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亮上言功难成，愿罢其事。上志在勉农，犹诏靖经度。未几，三司以为费官钱多，万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寝。

靖为劝农使在八月辛酉，今并书之。

塞滑河

　　太平兴国八年五月丙辰朔，河大决滑州房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壤【杰按：壤，坏之误。】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有司议大发丁夫塞之。上曰：『乡者发民塞韩村决河，卒不能成，但为劳扰。』乃令出卒数万人，赐以内府金帛，令内客省使郭守文往护其役。

　　九月，郭守文塞决河，堤久不成[7]。上谓宰相曰：『今岁秋田方稔，适值河决，塞治之役，未免重劳。言事者言诸河之两岸古有遥堤，以宽水势。其后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之盛溢，即罹其患。当令按视。苟有经久之利，无惮复修。』戊午，遣殿中侍御史济阴柴成务（本志作太常丞刘锡。今从《实录》及《会要》）、供奉官葛彦恭缘河北岸，国子监丞赵孚、殿直郭载缘河南岸，西自河阳，东至于海，同视河堤之旧趾。凡十州二十四县，并勒所属官司件析堤内民籍税数，议蠲赋，徙民兴复遥堤利害以闻。孚等使回，条奏曰：『臣等因访遥堤之状，所存者百无一二，完补之功甚大。臣闻尧非洪水，不能显至圣；禹非导川，不能成大功。古者派为九河，始能无患。臣以谓治遥堤不如分水势，自孟至郓，虽有堤防，惟滑与澶最为隘狭。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开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节减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远近，作为斗门，启闭随时，务平均济，通舟运，溉农田。如此，则惟天惠民，茂宣于德泽；分地之利，普洽于膏腴。既防水旱之患，可获富庶之资也。』朝议以河决未平，重惜民力，寝其奏焉。时多阴雨，上以河决未塞，深忧之，谓宰相曰：『修防决塞，盖不获已。秋霖洊降，役民滋苦。岂朕寡德，致其灾沴乎?』赵普对曰：『尧水汤旱，时运使然。陛下劳谦勤恤，过自刻责，下臣恐惧无所措。望少宽宸虑，以俟天灾弭息。』丁丑，上以河决未塞，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乘传诣白马津，用一大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癸卯，滑州言河决已塞，群臣称贺。先是，役丁夫十万余，功久不就，议者多请罢之。殿旨刘吉确称役不可罢，即令助郭守文监督。及是而堤成，未几，河复决。丙午，右补阙、直史馆胡旦献《河平颂》。

　　雍熙元年正月丙辰，遣使按行河决所坏民田。

三月壬子，遣翰林学士宋白乘传祭白马津，沉以太牢，加璧焉，河决将塞故也[8]。先是，塞房村决河，用丁夫凡十余万，自秋逾冬，既塞而复决。上以方春播种，不可重烦民力，乃发卒五万人，令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总督其役，供奉官刘吉自赞请行，具言若河决不塞，当夷族。上壮之，使副重进。吉亲负土，与役徒晨夜兼作，戒从吏勿言。使者至，密访，乃得之。归以白于上，上甚喜。内侍石全振者领护河堤[9]性苛急，号为『石爆裂』。数侵侮吉，吉默不校。 一日，吉与乘小艇至中流，语之曰：『君恃贵近，见凌已甚。我不畏死，当与君同见河伯尔！』将荡舟杀之[10]。全振号哭，搏颊求哀，吉乃止，自是不复敢侵侮吉矣。己未，滑州言河决已塞，群臣称贺。吉之功居多，即授西京作坊副使，赐予甚厚。上作《平河歌》以美成功。蠲水所及州县民今年田租。

校勘记

[1]渡江 原本作『度江』，据《长编》卷十八改。

[2]二十六 《长编》卷二十四作『三十六』。

[3]妨民种艺 原本脱『民』字，据《长编》卷三十四补。

[4]八百 原本作『六七』，据《长编》卷三十四改。

[5]谙理 原本作『诣理』，据《长编》卷四十改。

[6]唐尧叟 《长编》卷四十作『谭尧叟』。

[7]堤久不成 原本作『议久不成』，据《长编》卷二十四改。

[8]自『三月壬子』至『将塞故也』 《长编》卷二十五是日之下无此语。

[9]石全振 《长编》卷二十五作『石金振』。

[10]荡舟 原本『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十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二

太宗皇帝

陈洪进入朝太祖朝附见

　　建隆元年十二月，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遣使奉表称藩，上亦遣使厚赐以抚之。

　　三年，初，留从效既来称藩，闻唐主南迁，疑将袭己，颇惧，乃遣其子绍錤重币往谢，又潜遣使假道吴越入贡。绍錤至豫章，而元宗之丧已东归（元宗，唐主李景）。绍錤因抵金陵，唐主留之。上亦遣使厚赐从效，未至而从效疽发背死，少子绍鎡掌留务。居无何，吴越遣使聘泉州。绍鎡夜召其使，与之燕语。统军使陈洪进诬绍鎡谋叛，欲以其地入吴越，执绍鎡送于唐。推统军副使张汉思为留后，己为副使。

　　乾德元年，张汉思年老醇谨，不能治军务，事皆决于副使陈洪进。汉思诸子并为牙将，颇不平，图害洪进。汉思亦患其专，乃大享将吏，伏甲于内，将杀洪进。酒数行，地忽大震，栋宇倾侧，坐立者不自持，同谋者惧，以告，洪进亟出，众惊悸而散。汉思事不成，虑洪进先发，常严兵为备。洪进子文显、文颢俱为指挥使，勒所部欲击汉思，洪进不许。癸卯，洪进袖置大锁，从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数百人，皆叱去之。汉思方处内阁，洪进即自外锁其门，谓汉思曰：『军吏以公耄荒，请洪进知留务。众情不可违，当以印见授。』汉思错愕，不知何为，乃于门扇间投印与之。洪进遽召将校吏士，告之曰：『汉思不能为政，授吾印矣。』将吏皆贺。即日迁汉思外舍，以兵卫送，遣使请命于唐，又遣将魏仁济间道奉表来告。汉思退居数年，以寿终。

　　十月，魏仁济以陈洪进表至，洪进自称清源节度副使、权知泉南等州，听命于朝。上先遣通事舍人王班赉诏抚谕。

　　十一月丁巳，赐唐主诏，具言所以纳洪进意，且将授旄钺也。

　　十二月，陈洪进遣使来朝贡。癸卯，唐主煜以表言洪进首鼠两端，不可听，乞寝其旄钺。上复以诏谕之，唐主乃听命。

　　二年正月庚子，改清源军为平海军，命陈洪进为节度使，其子文显为副使，文颢为南州刺史[1]。洪进每岁贡奉，多厚敛于民，又籍民赀百万以上者，令入钱补协律、奉礼郎，而蠲其丁役。子弟亲戚交通贿赂，二州之民甚苦之。十二月癸卯朔，泉州陈洪进遣使朝贡。三年九月，诏南州复为漳州。开宝九年六月，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以江南平，吴越入朝，不自安。戊寅，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颢来贡方物，且乞修觐礼，诏许之。洪进行至南剑州，闻国有丧，乃归镇发哀。十月，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平海节度使陈洪进言已离本国入朝。闰七月庚寅，以陈洪进将入朝，遣翰林使程德元往宿州迎劳之。八月丙寅，陈洪进入见于崇德殿，礼遇甚优，赐钱千万、白金万两、绢万匹。三年四月，平海节度使陈洪进用其僚幕刘昌言之计，上表献所管漳、泉二州，得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万八千七百二十七。癸未，以陈洪进为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洪进子前漳州刺史文颢为房州刺史，文顼为登州刺史。寻复以平海节度副使文显为通州团练使，仍知泉州；衙内都指挥使文顗为滁州刺史[2]，仍知漳州。

　　五月，德音：赦泉、漳管内给复一年。

　　七月，赐武宁节度使陈洪进银万两，令市宅。

　　四年三月，诏泉州发兵护送陈洪进亲属赴阙，所过州县给食[3]。

雍熙三年三月庚寅，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陈洪进卒。赠中书令、岐忠顺公。

交趾内附太祖附

　　乾德元年，静海节度使吴昌文卒，其参谋吴处坪、峰州刺史桥知佐、武宁州刺史杨晖、牙将杜景硕等争立，交趾十二州大乱，寇盗群起。始，杨庭艺为静海节度使，遣牙将丁公著摄驩州刺史。公著死，子部领继之。于是部领与其子琏同帅兵二万人击破坪等，境内以安，遂自立为万胜王，以琏为静海节度使，遣使告南汉王，因而授之。

　　《十国纪年》：丁部领自称万胜王，以其子琏为静海节度使告南汉，乃乾德三年事，今并书之。

　　开宝六年，南汉静海节度使丁琏闻岭南悉平，遣使朝贡，表称其父部领之命。五月戊寅，以琏为静海节度使。

　　八年五月甲午，静海节度使丁琏遣使来贡方物。

　　八月，朝廷以丁琏远修职贡，本其父部领之意，始议崇宠之。丙午，封部领为交趾郡王，遣鸿胪少卿高保绪、右监门卫率王彦符往使。九年十月，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二年十二月癸未，静海节度使丁琏遣使修贡，贺登极。五年四月，遣供奉官卢袭使交州。时丁琏及其父部领已死，琏弟璿尚幼，嗣称节度行军司马、权领军府事。大将黎桓擅权，因而树党甚盛，渐不可制，劫迁璿于别第，举族禁锢之，代总其众。

　　《会要》及本传皆云：上闻桓劫迁其主，始有吊伐意。按：交州之师，盖侯仁宝发其端。恐此亦缘饰之词尔，今不取。

　　六月，太常博士、知邕州侯仁宝因其父益居洛阳，有大地良田[4]，优游自适，不欲亲吏事。其妻，赵普之妹也。普为宰相，仁宝得分司西京。卢多逊与普有隙，因白上，以仁宝知邕州，凡九年不得代。仁宝恐因循死岭外，乃上疏言：『交州主帅被害，其国乱，可以偏师取之。愿乘传诣阙，面奏其状，庶得详悉。』疏至，上大喜，令驰驿召。未发，多逊遽奏曰：『交趾内扰，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袭击，所谓疾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宝，必泄其谋，蛮寇知之，若阻山海预为备，则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宝以飞輓之任，因令经度其事，选将发荆湖士卒一二万人，长驱而往，势必万全，易于摧枯拉朽也。』上以为然。

　　七月丁未，以仁宝为交州路水陆转运使，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八作使郝守璿、鞍辔库使陈钦祚、左监门卫将军崔亮为邕州路兵马都部署，宁州刺史刘澄、军器库副使贾湜、供奉官閤门祗侯王僎为廉州路兵马部署，水陆并进讨。庚戌，全兴等入辞，命引进使梁迥饯行营将士于玉津园。

　　十一月庚子朔，黎桓遣牙校江巨湟[5]，王绍祚称赉方物来贡[6]，仍为丁璿上表，自言狥将吏军民之请，已摄节度行军司马、权领军府事，乞朝廷赐以真命。时孙全兴等出师既逾时，上察其意止欲缓兵，寝而不报。

　　十二月辛卯，交州行营言破贼万余众，斩首二千三百四十五级。

　　六年三月，交州行营言破贼军万五千众于白藤江口，斩首千余级，获战舰二百艘，甲铠以万计。于是侯仁宝率前军先进，孙全兴等顿兵花步七十日，以俟刘澄。仁宝屡促之，不行。及澄至，并军由水路抵多罗村，不遇贼，复擅还。花部贼诈降以诱仁宝，仁宝信之，遂为所害。有二败卒，先至邕州市夺民钱，转运使周渭捕杀之，后至者悉令解甲以入，民乃安。诸军冒炎瘴，又多死者。转运使许仲宣驰奏仁宝战没，且乞班师。不待报，即分屯诸州开库赏劳，给其医药。谓人曰：『若俟报，则此数万人皆积尸于广野矣！』乃上章自劾。诏书嘉纳之，遣使就劾澄等。会王僎病死，澄与贾湜并戮于邕州市，徵全兴等下狱。全兴伏诛，陈钦祚、郝守濬、崔亮皆责授团练副使，钦祚庆州，守濬磁州，亮岚州。赠仁宝工部侍郎，官其二子。

　　孙全兴伏诛，陈钦祚等责降，《实录》在十二月丁巳。侯仁宝赠官在明年二月庚寅。独不知戮刘澄等是何月日，今并书于此。

　　七年。初，岭南转运使许仲宣既分遣南伐之师，乃檄谕交州，明国威信，期必再举。黎桓亦惧朝廷终行讨灭，三月甲寅，复为丁璿上表谢罪，且贡方物。

　　八年五月庚午[7]，黎桓遣其牙校赵子爱以方物来贡，自称权交州三使留后。表言：去年十月，丁璿及其母率军民以印绶与桓，桓即领府事。上欲直除璿为统帅，命桓副之，或不可，则当送母子亲属等赴阙，俟璿至，乃畀桓节钺。遣供奉官张宗权赉诏谕旨，令桓审处其一，亦赐璿玺书。桓专据其国已久，不听命。九月丁卯，交州黎桓遣使来贡方物。雍熙二年正月甲申，权交州三使留后黎桓遣使来贡方物，继上表求正领节钺。三年九月癸巳，权交州三使留后黎桓遣使来贡方物。十月庚申，以黎桓为静海节度使，命左补阙李若拙、国子博士李觉赉诏往使。桓制度逾僭，若拙既入境，即遣左右戒以臣礼。桓拜诏尽恭，燕飨日，以奇货异物列于前，若拙一不留盼，又却其私觌，惟取陷蛮使臣郑君辨以归。桓又谓觉等曰：『此土山川悠远，中朝人乍历之，不亦劳乎?』觉对曰：『国家提封万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险固，此一方何足云也?』桓默然色沮。

　　端拱元年闰五月丁酉，静海节度使黎桓遣使来贡。

　　淳化元年正月庚寅，命左正言宋镐、右正言王世则使交州，以加恩制书赐黎桓也。宋镐等抵交州境，黎桓遣牙内都指挥使丁承正等以船卒三百人至太平军来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风涛，颇历危险。经半月，至白藤，径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间，营葺尚新，目为馆驿。至长州，渐近本国，桓张皇虚诞，务为夸诧，尽出舟师战棹，谓之耀军。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近十五里，有茅亭五间，题曰『柔征驿』。至城一百里，驱部民畜产，妄称官牛，数不满千，扬言十万[8]。又广率其民混于军旅，衣以杂色之衣，乘船鼓噪。近城之山，虚张白旗，以为陈兵之象。俄而拥从桓至，展郊迎之礼。桓敛马侧身，问皇帝起居毕，按辔偕行，时以槟榔相遗，马上食之。此风俗，待宾之厚意也。城中无居民，止有茅竹屋数十百区，以为军营，而府署湫隘，题其门曰『明德门』。桓质陋而目眇[9]，自言近岁与蛮寇接战，坠马伤足，受诏不拜。信宿之后，乃张筵饮宴，又出临海汊，以为娱宾之游。桓跣足持竿，入水摽鱼，得一鱼，左右皆噪叫欢跃。凡有宴会，预坐之人，悉令解带，冠以帽子。桓多衣花缬及红色之衣，帽以真珠为饰。或自歌劝酒，莫能晓其词。常令数十人扛大蛇长数丈，馈于使馆，且曰：『若能食此，当治之为馔以献焉。』又羁送二虎，以备纵观，皆却之不受。卒三千人，悉黥其额曰『天子军』。粮以禾穗月给，令自舂为食。其兵器止有弓、木牌、梭枪、竹枪，弱不可用。桓轻脱残忍，昵比小人，腹心阉竖五七辈错立其侧。好狎饮，以手令为乐，凡官属善其事者，擢居亲近。左右有小过即杀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宾佐小不如意，亦箠之三十至五十，黜为阍吏，怒息，乃召复其位。有木塔，其制朴陋。桓一日请同登游览，乃相顾而言曰：『中朝有此塔否?』地无寒气，十一月犹衣夹衣挥扇。镐等明年六月归阙，上令条列山川形势及桓事迹，镐等自叙云尔。

　　十月甲辰，黎桓遣使来贡方物。

　　十二月，占城国使来贡方物，表诉为交州所攻，国中人民财宝多被侵掠。上赐黎桓诏，令各保境。

　　四年二月乙丑，封静海节度使黎桓为交趾郡王，遣国子博士王则顺、殿中丞李居简赉制书赐之。

　　五年三月乙亥，交趾郡王黎桓遣使来贡方物。

　　至道元年十一月丙寅，岭南转运使张观言：交州丁璿逐节度使黎桓出境，州民四千余口内附。

　　二年，交趾黎桓性凶狠，负限山海，屡为寇害，渐失藩臣之礼。上志在抚宁荒服，不欲问罪。已而广南西路转运使张观、钦州如洪镇兵马监押卫昭美皆言：风闻黎桓为丁氏斥逐，拥余众山海间，失其所据，故寇抄自给。今桓已死，观仍上表称贺。诏太常丞陈士隆、高品武元吉奉使岭南，因侦其事。士隆等复命，所言与观同。其实桓尚存而传闻者误，观等不能审核。既而有大贾自交趾回，言桓为帅如故。

　　五月戊申，诏劾观等，会病卒。昭美伏诛于如洪镇，士隆、元吉抵罪有差。庚戌，钦州言交趾蛮寇如洪镇，巡检使董全斌击走。先是，钦州如洪、咄步、如昔三镇皆濒海，交州潮阳镇民卜文勇等杀人，并家属亡命至如昔镇，镇将黄令德等匿之。黎桓令潮阳镇将黄成雅移牒来捕，令德固不遣，因兹海贼连岁剽掠。丁巳，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陈尧叟为广南西路转运使，且赐桓诏书。及尧叟至，遣摄海康尉李建中赉诏劳问桓。尧叟又抵如昔镇，诘得藏文勇之由，乃尽擒获，凡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令潮阳镇吏守之，且戒勿加酷法。桓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贼二十七人送尧叟，且言已约束溪峒首领不得骚动矣。

　　七月丁卯，遣主客郎中、直昭文馆李若拙使交州，以诏书、国信、美玉带赐黎桓。初待建中礼甚薄，若拙始至，桓出郊迎，辞气犹悖慢。谓若拙曰：『向者劫如洪镇，乃外境蛮贼耳。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则当首攻番禺，次击闽越，岂止如洪镇而已?』若拙从容谓桓曰：『上初闻寇如洪镇，虽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旄钺，固当尽忠以报，岂有他虑?及见执送海贼，其事果明白。然而大臣佥议以为朝廷比建节帅，以宁海表。今海贼尚为寇，乃是交州力不能独制矣。请发劲卒数万，会交州兵，以翦灭海贼，使无后患。上曰未可轻举，虑交州不测朝旨，或至惊骇，不若且委黎桓讨击之，亦当渐致清谧，故不复会兵也。』桓愕然，避席曰：『海贼犯边，守臣之罪也。圣君容贷，恩过父母，未加诛责。自今谨守职约，永清瘴海。』因北望顿首谢。

　　至道三年三月壬辰，真宗即位。

　　四月，交趾郡王黎桓进封南平王。

　　九月，黎桓遣其都知兵马使阮绍恭等来贡。诏以方物荐于万岁殿太宗神御，仍诏绍恭等行拜奠之礼。

　　咸平四年正月戊申，交州黎桓遣使贡驯象。

　　六年四月，广南西路转运使冯琏言交州民四百余户来投钦州。至海岸，即准诏慰谕，遣还本道。

　　九月戊戌，广南西路转运言：黎桓迎受官告使黄成雅附奏：『自今朝廷加恩，愿遣使至本道贵接王人[10]，以光海裔。』上以桓旁缘赋敛，民受其祸，未许也。

　　景德元年六月，交州黎桓遣其子摄驩州刺史明提来贡，恳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抚遐裔，许之。仍以明提为驩州刺史。

　　二年二月乙酉，以淮南转运使、工部员外郎邵煜为交州安抚国信使[11]，从黎桓所乞也。

　　五月，交州黎桓死，其中子龙钺嗣立。龙钺兄龙全劫库财而遁，其弟龙廷杀龙钺自立。龙廷兄明护率扶阑寨兵攻战。国信使邵煜驻岭表，以其事闻。戊午，就命煜为广南西路缘海安抚使，听以便宜设方略。桓子明提先入贡还，在路，诏送伴使臣就加安抚。

　　国史《交趾传》载黎桓死乃以为明年事，误也。邵煜除缘海安抚使时，桓既死矣。国史便文，因失事实，今改之。《会要》于明年三月始书桓死，亦误也。

　　三年二月，交趾兵乱，黎明提等留广州不得归。

　　三月甲辰，诏别赐钱十五万、米五百斛，仍并给馆券。先是，有诏知广州凌策与缘海安抚使邵煜等同方略，经度交趾事宜。

　　六月辛卯，策等言：『黎桓诸子争立，各聚徒众，散施寨栅，官属离析，人民猜惧。头首黄庆集、黄秀蛮等千余人以不从驱率，戮及亲族，来奔廉州，乞量出军马平定交趾，庆集等愿为先锋，克日攻取。臣等会议，若朝廷允其所乞，止废本道屯兵，益以荊湖劲卒三二千人，水陆齐进，立可平定。』上曰：『黎桓继修职贡，亦尝遣其子入觐，海隅宁谧，不失忠顺。今闻其死，未能吊恤，而遽伐其丧，此岂王者所为?』乃诏策等抚安之，庆集等仍计口给衣食，赐田、署职，务从优厚。煜承诏，遂贻书交趾，谕以朝廷威德，如有自相鱼肉，久无定位，偏师问罪，则黎氏无遗种矣。明护惧，即奉龙廷主军事。于是诏煜即以黎桓礼物改赐新帅。煜上言：『怀柔外夷，当示诚信。不若俟龙廷贡奉，则加封爵而宠锡之。』上嘉纳焉。交州既定，黎龙廷自称静海节度使、开明王。移牒广南，欲遣其弟诣阙进奉。邵煜等恶其称号，不敢报，具以闻。上曰：『穷荒异俗，不晓事体，安足怪也?』即诏煜等谕意，令削去伪官，乃得入贡。

　　十二月，邵煜等言：『黎龙廷已遣弟入贡，乞加朝命。』

　　七月庚辰，黎龙廷自称权安南静海军留后，遣其弟峰州刺史明昶、殿中丞黄成雅等来贡。辛巳，授龙廷静海节度使、交趾郡王，赐名至忠，给以旌节。又遣封黎桓为南越王，明昶等皆进秩。及含光殿大宴，明昶等与焉。

大中祥符二年冬，黎至忠卒，交趾乱。或云至忠为其下所杀。诏广南西路转运使于缘海州军经度镇抚，时具事闻。

校勘记

[1]南州 《长编》卷五作『海州』。按：《长编》误。南州于乾德三年九月甲午复改为漳州。初，董思安为漳州刺史，以其父名章，改为南州。

[2]滁州 《长编》卷十九作『徐州』。按：《长编》误，宋徐州乃节度州，不当称刺史。

[3]给食 原本『给』字作墨丁，《长编》卷二十作『续』，亦误，据文意补。

[4]有大地 原本脱『有』字，据《长编》卷二十一补。

[5]江巨湟 《长编》卷二十一作『江巨瑝』。

[6]王绍祚 原本脱『祚』字，据《长编》卷二十一补。

[7]庚午 原本作『庚寅』。按：是月丙辰为朔，二日后当为庚午。原本误，据《长编》卷二十四改。

[8]十万 《长编》卷三十一作『千万』。

[9]质陋 原本作『侧陋』，据《长编》卷三十一改。

[10]贵接 原本『贵』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五十五补。

[11]邵煜 原本『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五十九补。按：邵煜，他书多作『邵烨』，是。此《长编》作『煜』，亦因讳玄烨而改也。本卷后尚有十处墨丁，均为此字，径补不另出校。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三

太宗皇帝

李顺之变

　　淳化四年。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孟氏割据，府库益以充溢。及王师取之，其重货铜布，即载自三峡而下，储于江陵，调发舟船，转送京师；轻货纹縠，即自京师至两川设传置，发卒负担，每四十卒所荷为一纲，号为日进。不数年，孟氏所储之诸物悉归于内府矣。而言事者竞起功利，以惑人主。成都除常赋外，更置博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帛，日进上供，又倍其常数。司计之吏，皆析秋毫。然蜀地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小民贫困，兼并者籴贱贩贵，以夺其利。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众起而为乱，谓众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民多来附者，遂攻劫邛、蜀诸县。是月，寇彭山，县令齐元振率兵拒之，为小波所杀。初，秘书丞猗氏张枢使蜀，奏官吏不法者百余人，多坐黜免，独称元振清白强干。朝廷赐玺书奖谕。元振实贪暴，民甚苦之。既受诏，益恣横，与民为仇，受赇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知民怨怒，因袭杀之，散其金帛，剖元振腹，实以钱刀，盖恶其诛求之无厌也。贼党由是愈炽矣。

　　十二月，西川都巡检使、崇仪使张玘与小波斗于江原县，玘射中小波额，既而玘为小波所杀，小波亦病创卒，众遂推小波之妻弟李顺为帅。初，小波之党才百人，州县失于备御，所在盗贼争附之。张玘之死也，其麾下兵四百余人奔归，西川转运使樊知古不受，纵使亡去，贼势由是日盛，众至万余，攻陷蜀州，杀监军王亮及官吏十余人，又陷邛州，杀知州桑保仲、通判王从式及诸寮吏，都巡检使郭允能率麾下兵与战于新津江口，兵败，允能为贼所杀，同巡检毛俨徒步，仅以身免，贼众遂至数万人。陷永康军及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纵火大掠，留其党守之，进攻成都。

　　五年。初，右谏议大夫许骧知成都，及还，言于上曰：『蜀土久安，其民流窳易扰。愿谨择忠厚者为长吏，使镇抚之。』时东上閤门使吴元载实代骧为成都，元载专尚苛察，民有流犯者，虽细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乐，人用胥怨。王小波起为盗，元载不能捕灭，于是东上閤门使郭载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潜告载曰：『成都必陷，公往，亦当受祸。少留数日，则可免。』载怒曰：『天子诏我领方面，阽危之际，岂敢迁延?』遂行。先是，李顺引众攻成都，烧西郭门，不利，去攻汉州、彭州。正月戊午、己未两日，连陷之。载既入城，贼攻愈急。己巳，城陷，载与转运使樊知古斩关而出，帅余众奔梓州。李顺入据成都，僭号大蜀王，改元曰应运。遣兵四出侵掠，北抵剑关，南距巫峡，郡邑皆被其害焉。甲戌，上始闻李顺攻劫剑南诸州，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兵讨之。军事委继恩制置，不从中覆。管内诸州系囚，非十恶正赃，悉得以便宜决遣。

　　二月甲申朔，上始闻成都陷，召宰相，谓曰：『岂料贼势猖炽如此[1]?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忍令陇蜀之臣陷于涂炭?朕当部分军马，旦夕讨平之。』遂命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并为峡路随军转运使，工部郎中刘锡、职方员外郎周渭为陕府西至西川随军转运使，马步军都军头、勤州刺史张杲帅兵趋剑门[2]，崇仪使、带御器械尹元帅兵由峡路以进，并受昭宣使王继恩节度。李顺分遣数千众北攻剑门，剑门疲兵才数十百，都监、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奋励士卒出御之，会成都监军供奉官宿翰领麾下投剑门，适与正兵合，遂迎击贼众，大破之，斩馘几尽，余三百人奔还成都。顺怒其惊众，悉命斩于城东门外。初，朝廷深以栈路为忧，正等力战破贼，自是阁道无壅，王师得以长驱而入。奏至，上喜。甲辰，命正为六宅使、剑州刺史，充剑门兵马部署；翰为崇仪使、昭州刺史。

　　三月甲寅，王继恩戒前军：所至处，其贼党敢抗王师，即当诛杀；本非同恶，偶被胁从而能归顺者，并释之，倍加安抚。

　　四月壬寅，王继恩言：师由小剑门路入研口寨破贼，斩首五百级，逐北过青强岭，遂平剑州。己酉，王继恩言：王师破贼五千众于柳池驿，斩首千六百级。峡路行营言：贼三千众攻广安军，击走之，斩首三百级。

　　五月癸丑，王继恩言：王师入绵州境，贼众望风奔溃，杀戮及溺水死者皆不可胜计。甲寅，继恩言克绵州，又言：先遣内殿崇班曹习分兵自葭萌趋老溪，贼万余众依险为寨，习击破之，斩首三千级，拥入江溺死者甚众，遂克阆州。又言巡检使胡正达率兵破贼五千众，克巴州。丁巳，王继恩至成都，引师攻其城，即拔之，破贼十余万，斩首三万，擒贼帅李顺及伪枢密使计词、吴文赏等，并甲铠、僭伪服用甚众。顺方欲索城中民，黥其面以隶军籍，前一日城破，民皆获免。戊辰，王继恩奏成都平，群臣称贺。己巳，以右谏议大夫张雍为给事中，仍知梓州；都巡检、内殿崇班卢斌为西京作坊使，领成州刺史；通判、将作监丞赵贺为太子中舍；监军、供奉官辛规为内殿崇班；节度掌书记施谓为节度判官；节度推官陈世卿为掌书记；榷盐院判官谢涛为观察推官，皆赏劳也。雍初闻李顺乱西川，即谋为城守计，训练城中兵，得三千余，又募强勇千余，令官属分主之，辇绵州金帛以实帑藏，销铜钟为箭镝，伐木为竿，纫布为索，守械悉备。遣观察推官盛梁请兵于朝。既而斌以十州之众援成郡，弗克而还，雍即委以监护之任。子城先为江水所毁，斌复劝谕州民，自城西大壕中掘堑深丈，决西河水注之以环城。李顺寻遣其党相贵率众二十万来攻，雍与斌登堞望之，贼所出兵皆老弱疲惫，无铠甲。斌笑，请开北门击之，雍曰：『不可，贼或诈见羸形，设伏伺我。且城中吏民心未定，脱为贼所乘，则内外堕其奸计矣。』言未毕，果有卒依敌楼呼啸，与贼相应，亟斩以徇。斌遂突出与贼战，击刺五十余合，贼少却，俄复大设梯冲，大军夜鼓噪攻城，城中大恐。雍命发机石碎之，火箭杂下，贼复少却。乃别治攻具于城西北隅。雍绐曰：『军士趣治装，吾将开东门击贼。』阳遣步骑五百临东门。贼升牛头山瞰城中，见之，谓雍必出，乃设伏于山之东隅，众万余以待。俄雍即召敢死士百辈缒而下，焚其攻具，自午达申殆尽，贼以为神。凶党数乘城进战，皆不利。一日北风昼晦，贼乘风纵火，急攻北门。雍与斌等据门立矢石间，固守不动，贼不能进。世卿素善射，当城一面，亲中数百人。贼浸盛，同幕者皆谋图全之计，世卿正色谓曰：『食君禄，当身死报国，奈何欲避难他图耶?』亟白雍曰：『此辈皆怯懦，存之[3]，适足以惑众。不若遣出求援。』雍从其言，围城凡八十余日，会王继恩遣内殿崇班石知颙分数千兵来救[4]，贼始溃去。斌出兵追击之，降者二万余。又破贼数万众，解阆州围，斩三千人，平蓬州。于是雍使谓驰骑入奏。上手诏褒美，自雍以下，悉加赏焉。初，郭载奔东川，上表自陈。有诏复令知成都行府事。载寻趋剑门逆王师，与王继恩入成都。方平贼时，颇有所全济，载终以失守故，惭愤成疾而死。以少府少监雷有终为谏议大夫、知成都府。有终由峡路入蜀，调发兵食，规画戎事，皆有节制。师行至峡中，遇盗格斗，将士渴乏，会天雨，军人以兜牟承水饮之，且行且战。至广安军，军垒濒江，三面树栅，会夜阴雨，贼众奄至，鼓噪举火。士伍恐惧，有终安坐栉发，气貌自若。贼既合围、有终引奇兵出其后击之。贼众惊扰，赴水火死者无算。诏降成都府为益州。甲戌，诏利州、兴元府、洋州西县民并给复一年，以剑南用师馈运之劳也。丙子，李顺支党卫进、计词、吴文赏、李俊、徐师中、吴利涉及其徒彭荣等十二人并磔于凤翔市。

　　五月。初，尹元等人峡路，首破贼三千余众于新宁，遂深入梁山、广安、渠、果之间[5]，捕斩收集，久未得进。王继恩虽径拔成都，而郭门十里外，犹为贼党所据。伪帅张余谓王师孤绝无援，复啸聚万余众，攻陷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开州监军秦传序婴城力战，既而贼势转盛，传序誓不降贼，遂投水死。贼乘胜攻夔州，列阵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上复遣如京使白继赟为峡路都大巡检，统精卒数千人，晨夜兼行，助讨遗寇。是月庚午，继赟入夔州，出贼不意，与巡检使解守颐腹背夹击之[6]，贼众大败，斩首二万级，流骸塞川而下，水为之赤。夺得舟千余艘，甲铠数万计。

　　六月壬午朔，继赟捷书闻，上降诏嘉奖，录传序次子煦为殿直，复以钱千万赐其家。辛卯，诏两川军民被李顺胁众诖误者一切不问。群盗保聚山泽，令诸州各招诱，倍加安抚。施州言贼数千聚众攻围州城，指挥使黄希逊子文卓、文范、文战、兵马使黄延霸率丁男百余人，持梃开城门击走之，擒获百余人，悉皆溺死江中。以知州、著作佐郎李鹏为右赞善大夫，赏其守御之劳也。戊戌，峡路行营言破贼万余众于广安军，斩首五千级，生擒三十余人，又破贼于嘉陵江口，杀获二万余众，又破贼于合州西方溪，斩首五十级。先是，雷有终率大军抵合州境上，贼众一万余来距，会尹元、裴庄等亦领兵至，因夹击之，遂克合州。丙午，有终入成都。初，贼帅田奉正、苏荣等据固州，闻尹元、裴庄等至，遂遁去，斩其党八百余，因招聚民众遣复业，余党尚保渠州。又广安、梁山多游寇，乃分兵为二万，裨将常思德趋广安、梁山。元及庄抵渠州，合势进讨，皆平之。陵州言贼五万众来攻，州兵才百四十六人，旧无城堑，知州张旦修完战具，设鹿角，招集民丁拒斗，大破之，乘胜追北，斩首百千余级，获甲铠万计。诏书褒之。辛酉[7]，以知眉州、殿中丞李简为水部员外郎，通判、光禄寺丞王象为左赞善大夫。先是、兵马监押李元汶闻寇作，即白简等缮修守备，蒐城中兵，得七千，而邛、黎、雅州溃卒六百余人相继来奔，因抚而用之。贼帅吴蕴帅众十余万围城，自春讫夏，凡百余日，攻不能陷。闻王师既入成都，乃解围去。简等出兵追之，斩获甚众。诏书嘉奖，而有是命。丁酉[8]，以知陵州、国子博士张旦为水部员外郎，通判、著作佐郎张翼为右赞善大夫，旌捍寇之功也。以剑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继恩为宣政使、顺州防御使。乙未，诏川峡诸州聚山林为盗者，并释具罪。峡路行营言：贼帅张余众二万陷云安军，率兵击走之，斩首五千余级，复其城。诏书嘉奖。

　　此峡路行营当是白继赟等，非尹元、裴庄、常思德等也。

　　九月[9]。先是，参知政事苏易简荐枢密院直学士、虞部郎中张咏可属四川事，诏咏知益州，既而留半岁不行，于是始命赴部。上面谕之曰：『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丁丑，上以蜀寇渐平，下诏罪己。先是，陕西课民运粮以给蜀师者相属于路。咏至益州，急问城中所屯兵数，凡三万余人，而无半月之食。访之民间，旧苦盐贵而私廪，尚有余积，乃下盐价，听民得以米易盐，民争趋之，未逾月，得米数十万斛，军士欢言：『前所给米，皆杂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干国事者。』咏闻而喜曰：『吾今【杰按：今，应为“令”之误。】可行矣。』时四郊尚多贼垒，城门昼闭。王继恩日务宴饮，不复穷讨。官支刍粟饷马，咏但给以钱。继恩怒曰：『国家征马，岂食钱耶?』咏曰：『城中草场贼既焚荡，刍粟当取之民间。公今闭城高会，刍粟何从而出?若开门击贼，何虑马不食粟乎?咏已具奏矣！』继恩乃不敢言。会卫绍钦亦以诏书来捕余寇，继恩始令分兵四出。绍钦破贼于学射山，攻拔双流等寨，招降数万众。别将西河杨琼趋邛州、蜀州[10]，荡贼巢穴，遂克蜀州，曹习等遂破贼于安国镇，诛其帅马太保，斩获其众。继恩常送贼三十辈请咏治之，咏悉遣令归业。继恩怒，咏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何有不可哉?』继恩有帐下卒，颇恃势掠民财。或诉于咏，卒缒城夜遁[11]。咏遣吏追之，且不欲与继恩失欢，密戒吏曰：『得即缚置井中，勿以来也。』吏如其戒，继恩不恨，而其党亦自敛戢云。继恩既分兵四出，咏计军食可支二岁，乃奏罢陕西转粮。上喜曰：『乡者益州日以乏粮为请，咏至未久，遂有二岁备。此人何事不能了?朕无虑矣！』先是，王继恩遣高品王文寿分领虎翼卒二千至遂州讨贼。文寿御下严急，士卒皆怨。 一夕卧帐中，指挥使张璘遣卒数辈，持刀排闼径入，斩文寿首以出。会夜昏黑，璘犹疑非真，然炬视之，曰：『是也。』时嘉州贼帅张余有众万余，璘即以所领五百人与之合，贼势甚盛。奏至，上怒，悉禁锢其妻子，将诛之。近臣或请勿诛，悉索营中书，遣使招抚。彼知亲属皆全，必自引来归，可因破贼。上然之。冬十一月庚辰，命释其禁锢，遣中使赉诏，令巡检程道符谕旨，亡卒果斩璘，函首送继恩，继恩因使为乡导以击贼，所至多平之。乙未，杨琼等克邛州，于是永康军、永昌、导江、双流、温江、郫县等贼皆平，前后招降贼众几三万人。初，贼攻眉州，虽解围去，犹寇钞近郊，民情惴恐。王继恩遣崇仪使宿翰、都头梁继明等击却之，斩其伪中书令吴蕴，杀获甚众，州民始奠居。时陵州、简州贼党亦相继削平矣。王继恩御军无政，其下恃功暴横。张咏恐军还日或有意外之变，乃密奏，请遣腹心近臣可以弹压王师者，亟来分屯师旅。辛巳，命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偕往，召对后苑面门，面授方略。鉴曰：『益部新复卒乘不和，若闻使者骤至，易其戎伍，虑猜惧，变生不测。请假臣安抚之名。』上称善。鉴至成都，继恩犹偃蹇，不意朝廷闻其纵肆，鉴之行，上付以空名宣头及使臣数人。鉴与咏即遣部戍兵出境，继恩麾下使臣亦多遣东还，督继恩等讨捕残寇，而鉴等招辑反侧，蜀民始奠枕矣。宿、翰等自眉州引军趋嘉州。庚寅，伪知州王文操以城来降，翰等遂入据之。贼引众奔邛州，复为官军所败。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嘉州言获贼帅张余，函首送西川，余党悉平。

　　五月，西川行营事缚送贼勾重荣等五人至，召见于崇政殿。上谓近臣曰：『此辈皆平民，官吏失于抚御，遂相诱起为盗耳。及用兵讨伐，将帅又恣行杀戮，此辈惧死，故亡命山泽。朕遣中使赉诏招诱，以诚信待之，乃投戈请命，亦可哀也。』以重荣为供奉官，余四人为殿直。

　　十一月，以峰州团练使上官正及右谏议大夫雷有终并为西川招安使，召王继恩归阙。时余寇匿山谷，恃险结集，剽劫未已。继恩百计招诱不至。正既受任，益励兵政，宣布朝廷恩德，由是寇党悉出降。剑南以宁，正之力居多焉。

二年正月辛酉，宣政使王继恩徵赴阙，对于便殿，慰劳久之。戊辰，升眉州为防御使，陵州为团练使。

李飞雄之变

　　太平兴国三年五月[12]，初，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有子曰飞雄，凶险无行，不为其家所容，常客游京师、魏博间，与无赖恶少年纵酒蒲博。以若愚官秦州，尽知其府库仓廪所有及地形险易、兵籍多少，而凤翔盩厔尉张季英者，飞雄妻父也。飞雄自京师往省季英，窃乘其马，诈为使，夜抵驿厩，呼卒索马。卒秉炬出，飞雄复以私市马缨示之，卒不能辨缨，即授以马。飞雄令一卒乘马前导，遂矫称制，以巡边为名，掠巡驿殿直姚承远[13]；至陇州，掠监军供奉官王守定；至吴山县，掠县尉卢赞，皆令从行。时秦州内属，戎人为寇，都巡检使周承瑨与田仁朗、刘文裕、王侁、梁崇赞、韦韬、马知节皆奉诏屯兵清水县。四月庚辰，飞雄至清水，矫制尽缚之。承瑨等见姚承远数辈同至，不觉其诈，仁朗独号泣，求观诏书。飞雄怒叱曰：『吾受密旨，以汝辈逗挠不用命，且令尽诛汝辈。岂不闻封州杀李鹤耶?诏书岂得见也!』先是，上即位，分命亲信于诸道廉察官吏善恶，密以闻。岭南使者言知封州李鹤不奉法，军吏谋反，诛之，不问状，故飞雄以为言，将以承瑨等诣秦州戮之，因谋劫守卒，据城为乱。飞雄初矫称制，自言上南府。时亲信会刘文裕哀告飞雄曰：『我亦尝事晋邸，使者忍不营救之乎?』飞雄曰：『汝能与我同富贵否?』文裕觉其诈，伪许之，飞雄乃释其缚。文裕策马前，附耳语仁朗，仁朗即佯坠马[14]，若陨绝状。飞雄与从卒共视之，又释其缚。仁朗奋起博飞雄[15]，与文裕等共擒之。飞雄尚呼云：『田仁朗等谋反杀使者！』既而系秦州狱，劾之，具得其状。有诏夷其三族，并捕先与飞雄善者何大举等数辈，悉诛之，及姚承远等，皆腰斩于秦州市；先授飞雄马厩置卒，亦夷其族。文裕，保塞人也。

　　《马知节传》云：『知节先辨飞雄之诈，因语文裕。』与文裕传不同，当考。

　　是月戊申，以飞雄事布告天下，令中外臣庶家子弟性怀凶险、有乖检率、屡加教戒、曾不悛改，许其尊长闻于州郡，锢送阙下，当配隶远恶处[16]，容隐不以闻者，期功以上亲坐之。

六月戊申，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先是，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驿奉使于外，但枢密院给牒。至是以飞雄故，始复旧制焉。

校勘记

[1]猖炽 原本作『昌炽』，据《长编》卷三十五改。

[2]勤州 原本『勤』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十五补。又『张杲』，《长编》作『张果』。

[3]存之 原本『存』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十六补。

[4]石知颙 原本『颙』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十六、《宋史》卷四六六《石知颙传》补。

[5]果 原本作「里气据《长编》卷三十六改。果，果州也。

[6]解守颙 原本『颙』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十六补。

[7]辛酉 以下一段文字，今本《长编》阙。《宋史﹒太宗纪》事在淳化五年八月。

[8]丁酉 原本『丁』字作墨丁。《长编》有丁酉日而无此节文字。其『丁』字据补。

[9]九月 二字原本阙，据《长编》卷三十六补。

[10]蜀州 原本『蜀』字作『属』，据《长编》卷三十六改。

[11』缒城 原本作『绳城』，据《长编》卷三十六改。

[12]五月 原本作『三月』，按：飞雄事发在五月，兹据《长编》卷十九改。

[13]姚承远 《长编》卷十九作『姚承遂』，下同，不另出校。

[14]仁朗 二字原本无，句义不清。兹据《长编》卷十九补。

[15]博飞雄 原本作『缚飞雄』，据《长编》卷十九改。

[16]当配隶 原本作『常配隶』，据《长编》卷十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四

太宗皇帝

圣德

　　太平兴国七年五月，上尝谓赵普曰：『朕每读书，见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严凝，谁敢犯颜言事?若不降情接纳，乃是自蔽聪明。或喜赏怒刑，岂能归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求其理，下竭其诚，驯致太平，不为难事。』上又问治民之道复有何术，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闻利病，无不即日施行。古圣人爱民之心，止于此矣。』

　　八年六月，上谓近臣曰：『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才，拔而用之，庶使岩野无遗逸，而朝廷多君子尔。朕每见布衣搢绅间有端雅为众所推誉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为择良日，欲其保终吉地。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

　　十一月丁卯，宴饯赵普于长春殿，枢密使王显等侍侧，数视上袴。上怪而问之，显等曰：『陛下所衣挎文缕俱倒。上笑谓曰：『朕未尝御新衣，盖浣濯频所致耳。』上因言：『此虽偪下已甚，盖念机杼之劳苦，欲示敦朴，为天下先也。』显等拜舞称谢。

　　雍熙元年正月丁丑，上谓侍臣曰：『朕读《晋史》，见武帝平吴之后，溺于内宠后宫，所畜殆数千人，深为烦费，殊失帝王之道也。朕常以此为深戒。今宫中自职掌至于粗使，不过四百人，朕犹以为多矣。

　　五月丁酉，谓宰相曰：『前代帝王，多以尊极自居，凛然颜色，左右无敢辄进一言。朕每与卿等款曲商榷时事，盖欲通上下之情，无有所隐。卿等直道而行，杜绝请托，勿以众口铄金为虑。比来中外议朝廷政理为何如?』宋琪曰：『陛下劳心致治，远近无间言。』上曰：『虽妄言如昨日草泽上书者，朕亦未尝加谴。』琪曰：『狂瞽之人，当置严辟。但刍荛不弃，以开言路，上圣之德也。』

　　十月，上尝谓宰相曰：『朕每日所为有常度，辰巳间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至于饮食，亦不过差。行之已久，甚觉得力。凡人饮食饱，无不昏浊。傥四支无所运用，更复就枕，血脉滞凝，诸疾自生，欲其清爽，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系人之调适。卿等亦当留意，无自轻于摄养。』

　　端拱二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1]。戊戌，上亲录京城诸司系狱囚，多原减。是夕大雨，上因谓近臣曰：『为君当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和气。如后唐庄宗不恤国事，唯务畋游，动经旬浃，大伤苗稼。及还，乃降敕蠲放租赋，此甚不君也。』枢密副使张宏奏曰：『庄宗不独如此，尤惑于音乐，纵酒自恣。乐籍之中，获典郡者数人。』上曰：『凡人君节俭为宗，仁恕为念。朕在南府时，于音律粗亦经心，今非朝会，未尝张乐。晨夕下药，常以盐汤代酒。常服浣濯之衣。而鹰犬之娱，素所不好。且多亲飞走，《真诰》所不许，朕常以为戒也。』

　　淳化元年八月乙巳，令左藏库籍所掌金银器皿之属，悉毁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备进御。』上曰：『将焉用此?汝以奇巧为贵，朕以慈俭为宝。』卒皆毁之。左正言、直史馆谢泌贺曰：『圣意如是，天下幸甚!』上性节俭，退朝常著华阳巾，布褐细绦，内服惟絁绢，咸累经浣濯。乘舆给用之物，无所增益焉。

　　二年二月，上修正殿颇施采绘，左正言谢泌上疏谏。癸丑，命悉去采绘，涂以赭垩。

　　三月己巳，上以岁旱蝗，手诏吕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天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当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当焚朕，以答天谴。』蒙正等惶恐谢罪，匿诏书。翌日而雨，蝗尽死。

　　四年二月戊子，有司言油衣帟幕破损者数万，欲毁弃之。上令煮浣[2]，染以杂色，刺为旗帜数千，以示宰相。李防等奏日。，『陛下万机之外，圣智高远，事无小大，咸出意表。天生五材，陛下兼而用之；物有万殊，陛下博而通之。虽在细微，无所遗弃，固非臣等智虑所及。』

至道元年十二月丙申，上顾侍臣曰：『自晋、汉以来，朝廷削弱，主暗臣强，纪纲大坏，仅成邦国。朕承丧乱之后，君临大宝。即位之始，览前王令典，睹五代弊政，以其习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别作朝廷法度。于时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朕执心坚固，靡与动摇，昼夜孜孜，勤行不怠，于今二十载矣。卿等以朕今日为治如何也?虽未能上比一二皇，至于寰海宴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绝奸幸，固亦无惭于前代矣。』上曰：『朕自君临，未尝不一日鸡鸣而起，听四方之政。至于百司庶务，虽微细者，亦与询访，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也。因无壅蔽陵替之事。』吕端等对曰：『臣等待罪庙堂，曾无裨益!』拜谢而退。

圣学

　　太平兴国七年六月。初，太宗以字学讹舛，欲删正之[3]，学士少能通习。或荐赵州隆平主簿成都王著，唐相方庆之后，书有家法，乃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侯，令详定篇韵。逾四年甲戌，迁著作郎[4]，充翰林侍书。上听政之暇，每以观书及笔法为意，诸家字体，洞臻其妙。尝遣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5]，著曰：『未尽善也。』上临学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诘其故，著曰：『帝王始学书，或骤称善，则不复留心矣。』久之复以示著，著曰：『工矣，非臣所能及！』其后真宗尝对宰相语其事，且嘉著之善规益，于侍书待诏中绝无其比。

　　十月，上尝谓近臣曰：『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

　　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日进三卷，朕当亲览。』宋琪等言：『穷岁短晷，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难耳。』寻改《总类》名曰《御览》。

　　十二月戊申，上于禁中读书，自己至申始罢。有苍鹤飞上殿鸱吻，逮掩卷乃去。上以语近臣，对曰：『上好学之感也。昔有鹳雀，衔三鱣鱼坠杨震讲堂下。抑亦类此。』

　　雍熙元年正月壬戌，上谓侍臣曰：『夫教化之原，治乱之本。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聚，遗逸尚多。』乃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开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秩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书，借其本写还之。』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

　　雍熙三年十月丙申朔，上出飞白书赐宰相李昉，因谓曰：『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外，尝留意于真、草，今又学飞白。此虽非帝王事业，然不犹愈于畋游声色乎?』昉等顿首谢。

　　端拱元年五月庚辰，车驾幸国子监谒文宣王。礼毕升辇，将出西门，顾见讲坐。左右曰：『博士李觉方聚徒讲书。』上即召觉，令对御讲。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坐?』上因降辇，命有司张帟幕，设别坐，诏觉讲《周易》之《泰卦》，从臣皆列坐。觉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旨。上甚悦，特赐帛百匹。辛巳，上谓宰相曰：『昨听觉所讲，文义深奧，足为鉴戒，当与卿等共遵守之。』赵普顿首谢。

　　淳化元年七月丁酉，以御制诗文四十二卷藏于秘阁。

　　二年闰二月，秘书监李至进新校御书三百八十卷。上因从容谓之曰：『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远取前古，只如近世，符彦卿以射猎驰逐为乐，于是近习窥测其意，争献鹰犬，彦卿悦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扰，故知人君当澹然无所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入焉。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至拜舞称贺。

　　三年十月，秘书监李至言：愿以上草书《千文》勒石。上谓近臣曰：『《千文》盖梁武得钟繇破碑千余字，周兴嗣次韵而成，词理无可取。《孝经》乃百行之本，朕当自为书之。』令勒于碑阴，因赐至诏谕旨。

　　五年十一月丙辰，赐近臣御飞白书各一轴，别赐参知政事寇准飞白草书一十八轴。先是，吕蒙正等已受赐，准出使在外，至是始及焉。上因谓蒙正等曰：『书札者，六艺之一也，固非帝王之能事。朕听政之暇，聊以自娱尔。』丙寅，上幸国子监，赐直讲孙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庙，复幸国子监，令奭讲《尚书﹒说命》三篇，至『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曰：『诚哉是言也。』上意欲切励群臣，因叹曰：『天以良弼赉商，朕独不得耶?』遂饮从官酒，别赐奭束帛。

至道二年六月甲戌[6]，上遣中使赍飞白书二十轴，赐宰相吕端等人五轴，又以四十轴藏秘府，字皆方圆径尺。吕端等相帅诣便殿称谢，上谓之曰：『飞白依小篆书体，与隶书不同。朕君临天下，复何事于笔砚乎?中心好之，不忍轻弃。岁月既久，遂尽其法耳。』

朝仪

正衙仁宗神宗附

　　太平兴国元年十一月丁卯，诏中外官除拜出入，自今并于正衙辞谢，违者有司议其罚。始复旧制也。

　　淳化二年六月，都官员外郎[7]，知杂事范阳张郁上言：『正衙之说，谓之外朝。群臣辞见及谢，皆先诣正衙见讫，御史台具官位姓名，以报閤门，方许入对，此国家旧制也。自乾德以后，始诏先赴中谢，后诣正衙，至今有司遵行。而文武官中谢辞见之后，多不即诣正衙，致朝经之隳废。欲望自今内外宫中谢后，次日并赴正衙。内诸司遥领刺史者及閤门通事舍人已上新授者，皆同百官例，并赴正衙辞谢。出使急速免衙辞者，亦须具状报台，违者罚一月俸。』又言：『按：今式，每假日，百司不奏事。陛下忧勤万机，虽遇旬假，亦亲听断。迩来文武百官多就假日辞谢，贵就便坐，以免舞蹈之仪。望自今假日除内职级将校，閤门不得引接辞谢。其受急命者不在此限。』又言：『内殿起居，百官皆露立于廊庑之下。望自今前一日设幕次于閤门外，及复令御史重戴。』诏皆从之。重戴者，大裁帽之遗象也，本岩叟野夫之服，以帛为之。后魏文帝自云中徙代，以赐百僚。国初但御史服之，其后诏两省及尚书省五品以上皆服，枢密、三司使、副则否。

　　太宗初即位，申严正衙辞谢之制。张郁至今犹以为言，岂太平兴国之诏，盖未施行故耶?当考。

　　庆历二年五月乙卯，诏：『自今应臣僚入见及辞谢，如值假故不御前殿，即依旧制并放外。若事急速，许令后殿见。辞谢及放正衙并系临时，特降朝旨，即不得辄自上章陈乞。』时权御史中丞贾昌朝言：『护国军节度使兼侍中张耆赴河阳，武胜军节度使高化赴相州，乞免衙辞；河阳节度使杨崇勋复平章事，乞免衙谢，兼闻上件官等，并乞只于后殿见辞者。按：近制，臣僚见谢辞，并合在前殿，仍诣正衙。除假故外，若事急速，或许于后殿，或免过正衙，并系临时特旨。耆、化俱为节制，久去朝阙，辞见不由前殿，出入不诣正衙，或扶以拜君，或揖而受赐；既称衰疾，且冒宠荣。虽圣上眷待老臣，特推恩数，犹宜避免，以不恪恭，岂可辄上奏封，自求优便?今国家外捍边寇，方任武臣，所宜并示恩威，不可专用姑息，仍恐文武臣僚，自此更轻慢朝廷之仪。』乃下是诏，仍榜朝堂。

元丰四年十一月己酉，侍御史知杂事蒲中行言：『两省台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东西相向对立，宰臣一员押班。闻传不坐，则再拜而退，谓之常朝。遇休假并三日以上，应内殿起居官毕集，谓之横行。自宰臣、亲王以下应见谢辞者，皆先赴文德殿，谓之过正衙。然在京厘务之官，例以别敕免参。宰臣押班，近年已罢，而武班诸卫，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独御史台官与蕃官、待次阶官而已。今垂拱内殿，宰臣以下既已日参，而文德常朝，仍复不废，舛谬倒置，莫此为甚。至于横行参假，与夫见谢辞官先过正衙，虽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失于申请，未能厘正。欲望特降指挥，先次罢去，下详定官制所。』本所言：『今天子日听政于垂拱，以接执政官及内朝之臣，而更于别殿宣敕不坐，实为因习之误。兼有职事升朝官五日一赴起居，而未有职事者反日参，敕数之节，尤为未当。又辞见谢，自己人见，天子则前殿正衙对拜，一切自为虚文。今后乞遇朝假，则百官自赴大起居，不当复有横行、参假、中行。乞罢常朝及正衙、横行力是。』从之。

入阁

　　淳化二年十一月，上以入閤旧图承五代草创，礼容不备，于是命史馆修撰杨徽之等讨论故事，别为新图。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礼于文德殿。

　　《实录》又云：唐恭宗始于紫宸殿展入阁之仪。五代以来草创，礼容多阙。国朝久废其礼，至是始复旧制。谨按：太祖即位之年八月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阁，仗卫如仪。既罢，赐百官廊飧。至乾德四年四月朔，犹讲其礼，非久废也。太平兴国二年，诏以八月一日入阁，会雨而止。淳化二年十二月一日，乃复行之。若水倘指太宗朝，则可耳。

　　右谏议大夫张洎既与徽之同撰定新仪，又独奏疏曰：『窃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为外朝，在唐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万国，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为中朝，在汉为前殿，在唐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册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对四方君长、试制策举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为内朝，在汉为宣室，在唐为上閤，即只日常朝之殿也。东晋太极有东西閤，唐置紫宸上阁，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则有大驾法从之盛，御殿则有勾陈羽卫之严，故虽只日常朝，亦须立仗。前代谓之入閤仪者，盖只日御紫宸上閤之时，先于宣政殿前立黄麾金吾仗，俟勘契毕唤仗，即自东西閤门入，故谓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权宜为上閤，甚非宪度。况国家丕承正统，宇内治平，凡百宪章，悉从损益，惟视朝之礼，尚属因循。窃见长春殿正与文德殿南北相对，伏请改创此殿，以为上閤，作只日立仗视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是为只日常时听断之所，庶乎临御之式，允协前经。今舆论乃以人閤仪注为朝廷非常之礼，甚无谓也。臣又按：旧史，中书、门下、御史台为三司，谓侍从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从官先入殿庭，东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时起居，其侍从官东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谒之仪。请准旧仪，侍从官先入起居毕，分行侍立于丹墀之下，谓之蛾眉班。然后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典礼。臣又闻古之王者躬勤庶务，其临朝之敕数，视政事之繁简。唐初五日一朝。景云初，始修贞观故事。自天宝兵兴之后，四方多故，肃宗而下，咸只日临朝，双日不坐。其只日或遇大寒、盛暑、阴淫、泥泞，亦放百官起居。双日宰相当奏事，即时特开延英召对。或四方入贡、勋臣归朝，亦特开紫宸引见。陛下自临大宝十有五年，未尝一日不鸡鸣而起，听天下之政，虽刚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圣人之谟训。傥君父焦劳于上，臣子缄默于下，不能引大体以争，则忠亮之心有所不至。臣欲望陛下依前代旧规，只日视朝，双日不坐。其只日遇大寒、盛暑、阴淫、泥泞，亦放百官起居。其双日于崇德、崇政两殿召对宰臣、常参官以下及非时四方入贡、勋臣归朝，亦特开上閤引见，并请准前代故事处分。』奏入，不报。

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閤。旧制，入閤惟殿中省细仗随两省供奉官先入，陈于庭。上以为仪卫太简，命有司更设黄麾仗。其殿中省细仗仍旧，从新制也。

历议太祖附

　　建隆二年五月，《钦天历》推验稍疏。诏司天少监洛阳王处讷等重加研核。《钦天历》初成，处讷私谓王朴曰：『此历且可用，不久即差。』因指其当差处以示朴，朴深然之。

　　乾德元年四月辛卯，王处讷上《新定建隆应天历》，上为历序，颁行之。

　　太平兴国七年十月，初，有司言《应天历》气朔渐差[8]，诏司天监王处讷等重加考定。处讷别上新历，诏付本监集官看详。会冬官正吴昭素、徐莹、董昭吉等各献新历。处讷既卒，所上历遂不行，于是遣内臣沈元应集本监官属、学生参校昭吉等三历之疏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吉历差误，昭素及莹二历，以建隆癸亥以来二十四年气朔验之，惟昭素历气朔稍均，可行用。』又诏卫尉少卿元象宗与元应等再集官及明历术者重定，象宗等言：『昭素历法考验无差，可施之永久。』上乃自制序，号《乾元历》，优赐昭素等束帛。

　　至道二年四月甲申，屯田员外郎吕奉天上言：『司马迁《史记》、王起《五位图》岁次朔闰，皆与经传不合，以为唐尧即位之年岁在丙子，迄太平兴国元年，亦在丙子，凡三千三百一年。商王小甲七年十二月甲申朔冬至，自此之后，每七十六年得一朔旦冬至，此即古历一蔀，每一蔀积月九百四十，积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为常。直至春秋鲁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了无差爽。用此为法，以推经传，纵小有增减，乃经传之误，皆可发明也。古历到齐、梁以来，或差一日，更有近历校课，亦得符同。恭惟圣朝文教聿兴，礼乐咸被，惟此一事，久未刊修。伏望圣慈许臣撰进，不出百日，其书必成。傥有可观，愿藏秘府。』诏许之。书卒不就。

至道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司天冬官正杨文镒上言：『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以为无所稽据，不可用。上曰：『支干相承，虽止于六十，傥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因诏有司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

释老

　　太平兴国七年六月。唐自元和以后，不复释经。江南始用兵之岁，有中天竺摩伽陀国僧法天者至鄜州，与河中梵学僧法进共释经义，如出《无量寿》、《尊胜》二经十佛赞法进笔受缀文[9]，知州王龟从润色之，遣法天、法进献经阙下。太祖召见慰劳，赐以紫方袍。法天请游名山，许之。上即位五年，又有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天息灾、乌镇曩国僧施护继至。法天闻天息灾等至，亦归京师。上素崇尚释教，即召见天息灾等，令阅乾德以来西域所献梵经[10]。天息灾等皆晓华言，上遂有意翻译，因命内侍郑守钧就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是月院成，诏天息灾等各译一经以献，择梵学僧常谨、清沼等与法进同笔受缀文，光禄卿汤悦、兵部员外郎张洎参详润色之。

　　七月癸卯[11]，幸译经院，尽取禁中所藏梵书，令天息灾等视藏录所未载者翻译之。

　　《实录》、本纪皆不书，今据本志及《会要》追记之。

　　八年十月甲申，上以新译经五卷示宰相，因谓之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12]，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庶人无位，纵或修行自苦，不过独善一身。如梁武舍身为寺，家奴百官率钱收赎，又布发于地，令桑门践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见之甚，为后代笑。为君者抚育万类，皆如赤子，无偏无党，各得其所，岂非修行之道乎?虽方外之说，亦有可观者。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赵普曰：『陛下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来之行修心，圣智高远，洞悟真理，固非臣下所及。』是岁，赐译经院额曰传法，令两街选童子五十人，就院习梵学字，从天息灾等所请也。

　　雍熙二年十月丙午，以天竺僧天息灾为译经三藏明教大师，施护为传教大师，并授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仍月给俸禄，□□□□□□□□[13]。

　　太平兴国七年六月。先是，舒州怀宁县有老僧过民柯萼家[14]，率萼诣万岁山取宝[15]。僧以杖于古松下掘得黝石，上刻志公记曰：『吾观四五朝后，次于丙子年[16]，赵号二十一帝。敬醮潜山九天司命真君，社稷永安。』僧忽不见。萼以石刻来献，于是诏舒州修司命真君祠，黄门綦政敏督其役，总成六百三十区，号曰灵仙观。

　　太平兴国六年十月甲午，苏州言太乙宫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乙，天之贵神也。行度所至之国，民受其福。以数推之，当在吴越分。故令筑宫以祀之。

　　八年五月丁巳，相州言风雹害稼[17]。司天春官正襄城楚芝兰上言：『京师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今城之东南一舍而近有地名苏村。若于此为五福太乙作宫，则万乘可以亲谒，有司便于祗事，何为远趋江外，以苏台为吴分乎?』议者不能夺。丁卯，诏从芝兰议，徙建太乙宫于苏村，东上閤门使乐陵赵鎔督其役，仍令芝兰及枢密直学士张齐贤同定祭法。

　　十二月己未，太乙宫成，凡千一百区，命齐贤等共视之。齐贤等言：『太乙五帝之佐，天神之至贵者。请用祭天之礼杀其半，又少损之。』上令增教坊从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汉制，每岁四立日行祀礼。

　　端拱二年八月。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释迦佛舍利塔置阙下，度开宝寺西北隅地，造浮屠十一级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费亿万计，前后逾八年。癸亥工毕，巨丽精巧，近代所无也。知制诰田锡尝上疏谏，其言有切直者，则曰：『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上亦不怒。

　　锡此疏必可观，惜其不载于史，奏议亦无。

至道元年正月。初，端拱间，诏于昭阳门内道北建上清宫，谓左右曰：『朕在藩时，太祖特钟友爱[18]，赏赉不可胜计。今悉贸易，以作此宫，为百姓请福，不用库钱也。』时王沔参知机务，奏曰：『土木之工必有劳费，不免取百姓脂膏尔。』上默然。及营缮，命中使董其役。役夫尝不满三千人，有司率移拨三五百人给他用。中使言于上，上曰：『有司所须之人皆要切，汝当自与计议圆融，勿令废务。』既而数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有诏中辍。后岁余，内设道场，与道士言及之，乃复出南宫旧金银器用数万两鬻于市，以给工钱，讫其役。丙辰工成，总千二百四十二区，上亲为书额，车驾即日往谒焉。

听断

　　太平兴国六年三月，诏：『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逮捕证左，滋蔓逾年而狱未具。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上不欲天下有滞狱，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须追捕而易决，无过三日。

　　四月。上亲躬听断，京城诸司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是岁自春涉夏不雨，上意狱讼有冤滥。会归德节度使推官李承信市葱有烂者，笞园户，病创数日死。己卯，承信坐弃市。先是，诸州罪人皆锢送阙下，道路非理而死者十常六七，所在或寅缘细微，情可悯侧。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左拾遗张齐贤上言：『罪人至京，请择清强官虑问。若显负沈屈，则量罚。本州官吏自今令只遣正身，家属别俟朝旨。干系人非正犯者具保，转运使详酌情理，免锢送。』又言：『刑狱繁简，乃治道弛张之本，于公阴德，子孙则有兴者。况六合之广，能使狱无冤人，岂不福流万世?州县胥吏皆欲多禁系人，或以根穷为名，恣行追扰，租税逋欠至少而禁系累日，遂至破家。请自今外县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数白州，州狱别置，历委长吏检察，三五日一引问疏理，每月具奏，下刑部阅视，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官驰往决遣。若事涉冤诬，故为淹滞，则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终岁狱无冤滞，则刑部给牒，得替日，较其课旌赏之。』

　　八月，两浙运司言：『部内诸州系囚满狱，长吏隐落，妄言狱空，盖惧朝廷诘其淹滞也。』诏：『自今诸州有妄奏狱空及隐落囚数者，必加深谴，募告者赏之。』

　　闰十二月丁酉，诏：『诸州犯流、徒罪人等，并配所在牢城，勿复转送阙下，仍不得辄以案牍闻奏，稽留刑狱，违者罪之。』先是，知桐庐县、太常寺太祝刁衎上疏言：『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载者，并望诏天下悉禁止之。巡检使臣捕得盗贼亡卒，并送本部法官讯鞫，无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奸人于四裔，今乃远方囚人尽归象阙，配于务役，最非其宜。神京胜地，天子所居，岂可使流囚于此聚役?自今外处罪人，望勿许解送上京，亦不留于诸务充役。又《礼》曰：「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则知黄屋紫宸之中，乃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御前不行决罚之刑，殿前引见司钳黥法具，并付御史及廷尉之狱，敕杖不以大小，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礼监科，以重明刑谨法之意。或有犯劫盗亡命罪重者，刖足钉身，国门布令，此乃愚民昧于刑宪，逼于衣食，偶然为恶，义不及他，被其惨毒，实伤风化，亦望减除此法。如此，则人情不骇，各固其生，和气无伤，必臻上瑞矣。』上览疏甚悦，降诏褒答焉。

　　雍熙元年三月甲寅，令诸州十日一具囚帐及所犯罪系禁日数以闻，刑部专意纠举。先是，诸州每十日一奏狱状，上阅所奏，有一州禁系至三百人者。五月，乃诏：『自今门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养疾者，并准禁囚例件析以闻。其鞫狱违限、可断不断、事小而禁系者，有司驳奏之。』先是，开封府女子李击登闻鼓，自言无见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诏本府随所欲裁置之。李无他亲属，独有父，有司系之。六月己丑，李又诣登闻，诉其父被系。上颇骇其事，谓宰相曰：『此事至小，岂当禁鞫?辇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广，安得无滥枉乎?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固不辞劳耳。』即日诏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往江南、两浙、西川、荆湖、岭南等道审问刑狱，情得者即决之，吏之怠者，劾其罪以闻。若临事明敏，刑狱无滞，亦以名来上。庚子，始令诸州十日一虑囚。

　　七月乙卯，上谓宰相曰：『御史台、閤门之前，四方纲准之地。颇闻台中鞫狱，御史多不躬亲垂帘，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民之不冤，法之不滥，岂可得也?』乃诏自今决狱，御史必须躬亲，毋得专任胥吏。

　　八月戊寅朔，上谓宰相曰：『每阅大理奏案，或节目小有未备，必移文按覆。封疆遥远，动涉数千里外，禁系淹久，甚可怜也。自今卿等详酌，如其非人命所系，即与量罪区分，勿须再鞫。』始令诸州笞、杖罪不须证逮者，长吏即决之，勿复付所司。群臣受诏鞫狱，狱既具，骑置来上，有司断讫，复骑置下之。诸州所上疑狱，有司详覆而无可疑之状，官吏并同违制之坐。其当奏疑案，亦骑置以闻。

　　二年八月庚辰，上谓宰相曰：『朕于狱犴之寄，夙夜焦劳。比分遣使臣按巡诸道，盖虑或有冤滞耳。因思新及第进士为司理参军，彼于法律固未精习。宜令诸州长吏视其不胜任者，于判、司、簿、尉中两易之。』

　　十月辛丑朔，上录京城诸司系囚，多所原减，决事遂至日旰。近臣或谏以劳苦过甚，上曰：『不然。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挠，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因谓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飞蝗避境，猛虎渡河。况人君能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百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此。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得上达矣！』

　　三年正月庚戌，令诸镇系囚不得过十日，长吏察举之。从左拾遗张素等奏也。

　　四月乙丑，令诸州讯囚不须众官共视，但申长吏，得判而后讯之。

　　九月癸未，诏：『自今京朝、幕职、州县官，并须习读《律令格式》。秩满至京者，当试问，若全不通晓，则量加殿罚。』又诏：『诸州所奏大辟案，多抄略疑辨之辞，或至愆误。自今并全录以闻。』又诏：『奏案每下刑部、大理寺详断，颇闻诸州有赍货随案人京贿吏鬻法者。募告者赏之。』判刑部张悦上言：『果州、徐州官吏枉断死罪，虽已驳举，而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非稍峻其条章，何以责其明慎?案：断狱律从流失入死罪者三等，徒二年半，公罪分四等。望自今应断失入死罪者，不得以官减赎，检法官削一任，长吏并停见任。』从之。

　　十月丁巳，令诸州决狱违限，准律官文书稽程论其罪。逾四十日言上听裁事，须证逮致稽缓者，所在以其事闻。』

　　端拱元年正月，诏诸道、州、府不得以司理参军兼莅它职。

　　二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戊戌，上亲录京城诸司系狱囚，多所原减。即命起居舍人项城宋维翰等四十二人分诣诸道案决刑狱。是夕，大雨。

　　九月，诏：『京朝官有明于律令格式者，许上书自陈，当加试问，以补刑部、大理寺官属，三岁迁其秩。』己丑，赐近臣《刑统》各一部，申命百官奉公外，常读《律令格式》之文，用以检身断事。

　　淳化元年四月庚戌，以旱，亲录京城系囚，多所原减。令尚食进素膳，遣常参官分诣诸道决狱，令中使诣五岳祈雨。

　　五月辛卯，令刑部置详覆官六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遣鞫狱吏。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并以京朝官充。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辞日，上必临遣，谕旨曰：『无滋蔓，无留滞。』咸赐以装钱。还必召见，问以所推事状，著为彝制。凡满三岁，考其殿最而黜陟之。

　　二年二月戊午，诏大理寺杖罪以下，并须经刑部详覆。寻又诏大理寺所驳天下案牍未具者，亦令刑部详覆以闻。

　　四月，判刑部李昌龄上言：『自来大理详断、刑部详覆，并连署以闻，此设两司为之钤键，贵于议谳，克正刑章。既列奏以佥同，乃职分之无别。案制：大理定刑讫，送省部详覆官人法状，主判官下断语，然后具状奏闻。至开宝六年，阙法直官，致两司共断定覆词。今若悉备旧规，虑成烦滞。欲望今大理所断案牍，令寺官书判印书讫，送省部详覆。如其允当，即刑部官吏印书，送寺共奏。或刑名未允，即驳疏以闻。』诏从其请。

　　五月庚子，始命司马员外郎董循等十人分充诸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公事，管内州府，十日一具囚帐供报。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州、县敢稽留人狱，久而不决，及以偏辞按谳，情不得实，官吏徇情者，悉以闻。佐史、小吏以下，许便宜按劾从事。上钦恤庶狱，虑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诋，己卯，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知院事。兼置详议官六员，凡狱上奏者，先申审刑院印讫，以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复以闻，始命论决。盖重谨之至也。

　　司马光《记闻》称赵普出镇，太宗患中书权重，且事众，宰相不能悉领。向敏中时为谏官，上言请中书刑房置审刑院。按《实录》，向敏中虽以左司谏知制诰，初不闻有此议。国史及它书亦弗载，不知光何所据也。且置审刑院，不过钦恤庶狱耳，岂能分中书权，省其事耶?疑此说或误，更须考之。杨亿《谈苑》但云『审刑院本中书刑房，宰相所领之职，于是析出。』亦不云中书权太重故也。

　　三年五月壬寅，诏御史台鞫徒以上罪，狱具，令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以上一人亲往虑问。己酉，上以久愆时雨，因遣常参官十七人分诣诸路按决刑狱。是夕，雨。

　　六月戊寅，上御崇政殿，亲录京城诸司系囚，流罪以下，多所原减。

　　四年六月戊午朔，诏御史台应合行故事，并条奏以闻。狱无大小，自中丞以下，皆临鞫问，不得专责所司。自端拱以来，诸州司理参军皆上躬自选择，民有诣阙称冤者，亦遣台使乘传案鞫，数年之间，刑罚清省矣。诸路提点刑狱司未尝有所平反。上以徒增烦扰，罔助哀矜，诏悉罢之，归其事于转运司。

至道二年七月，上闻诸州所断大辟情有可疑者，惧为有司所驳，不敢上其狱，人命所系，或致冤滥，乃诏：『自今所断死罪有可疑者，具狱申转运司，择部内之详练格律者令决之；须奏者乃奏。』又诏：『诸吏民诣鼓司登闻院诉事者，须经本属州、县、转运司不为理，有司乃受。令大理司所决天下案牍，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审刑院详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

教阅

　　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上属意戎事，每朝罢，即于便殿或后苑亲阅禁卒，取伉健者隶亲军，罢软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卫之士，盖以精强。乃令筑讲武台于城西之杨村。辛亥，大阅。上与文武大臣、从官等登台而观。殿前都指挥使杨信初董其事，上以信病喑不能言，命天武左厢都指挥使崔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绵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为进退之节。每按旗指踪，则千乘万骑，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无比。上甚悦，即遣中使密以金带赐翰，谓之曰：『此朕藩邸所服者也。』因谓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晋朝矣!』盖言晋朝将帅多不得其人，军政隳紊故也。杨信即杨义，避上名改焉。丙辰，上始狩于近郊，作诗赐群臣，令属和。

　　三年十二月乙丑，上幸讲武台，观飞仙军人发机石射连弩。上将伐北汉，先习武事也。庚午，腊，有司请备冬狩之礼，上从之，因谓左右曰：『《老子》云：「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夏书》曰：「外作禽荒。」为人上者，不得不戒。观前代多惑于此，而致丧败。朕今顺时蒐狩，为民除害，非敢以为乐也。』

　　四年正月，亲征河东。

　　四月，上幸城西，督诸将攻城。先是，上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于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见者无不恐惧。会契丹遣使修贡，赐宴便殿，因出剑士示之。数百人袒裼鼓噪，挥刃而入，跳踯承接，曲尽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视。及是巡城，必令舞剑士前导，各呈其技。北汉人乘城，望之破胆。

　　雍熙元年二月壬午朔[19]，上御崇政殿，亲阅诸军将校，自都指挥使已下至百夫长，皆按名籍，参考劳绩而升黜之，凡逾月而毕。自是率循其制。谓近臣曰：『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谨饬，则士卒不畏服，虽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又曰：『兵虽众，苟不简择，与无兵同。先帝训练之方，咸尽其要。朕因讲习，渐至精锐。倘统帅得人，何敌不克?止患将材难得耳。』旧制，诸军辞见，或行间骁果出众者，令将帅互相保任。散员左班都头魏能戍边，不为众所保。上曰：『此人材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进用。

　　四月甲午，幸金明池，亲习水战。谓宰相曰：『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武功耳。』因幸讲武台，阅诸军驰射。有武艺超绝者，咸赐以帛。还，登琼林苑北榭，赐从臣饮。

　　至道元年三月己巳，上令卫士数百辈射于崇政殿庭，召张浦观之。先是，李延信还，上赐李继迁劲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继迁意上欲威示四方，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引满平射，有余力，浦大骇。上笑问浦：『戎人敢敌否?』浦曰：『藩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人固已逃遁，况敢拒敌乎?』上因谓浦曰：『北人皆贫窭，饮食被服粗恶，无可恋者。继迁何不東身自归，求保富贵?』

十一月己未，上阅武于便殿，卫士挽弓有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发而绰有余力。因谓近臣曰：『事有奇异惊听者，此是也。方今寰海无事，美才间出，悉在吾彀中矣。朕向于行伍中选气质端谨、勇而知礼，复无伦比。』又令骑兵、步兵各数百东西列阵，挽强彀弩，视其进退，发矢如一，容止中节。上曰：『此殿庭间数百人尔，犹兵威可观，况堂堂之阵，数万成列者乎！』

政迹总类

　　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癸卯，新浑仪成，司天监学生巴中张思训所创也。置文明殿东南之钟鼓楼，以思训为浑仪丞。旧制，日月昼夜行度，皆人所运转。新创成于自然，尤为精妙。

　　五年正月。国初，但有左、右飞龙院，以左、右飞龙使各二人分掌之。时诸州监牧多废，官失其守，国马无复孳息。太祖始置养马二，又兴葺旧马务四，以为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诣边州岁市马，自是闲厩之马始备。上既平太原，遂观兵范阳，得汾、晋、燕、蓟之马凡四万二千余匹，国马增多，乃诏于景阳门外新作四厩，名天驷监，左、右各二，以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闲厩使为崇仪使。内厩马既充牣，始分置诸州牧养。

　　改崇仪使，《实录》在甲申，合从《本纪》。

　　八年四月，上尝作《戒谕辞》二付閤门，一以戒京朝官受任于外者，一以戒幕职州县官。丁未，令閤门于朝辞日宣旨最力，乃书其辞于治所屋壁，遵以为戒。

　　八月辛亥，诏增《周公谥法》五十五字，美谥七十一字为百字，平谥七字为二十字，恶谥十七字为三十字，仍令翰林学士承旨扈蒙、中书舍人王祐同详定。蒙等上奏：『所增五十五字皆可用。其沈约、贺琛《续广谥》请废不行。』诏可。

　　雍熙元年四月甲辰，布衣赵垂庆诣匦上书言：『皇家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若以梁上继唐，后唐至国朝，亦合为金德，矧自禅代以来，符瑞狎至，羽毛之色白者不可胜纪，皆金德之应也。望改正朔，易车服旗色，以承天统。』事下尚书省，集百官定议，右散骑常侍徐铉等议曰：『五运相承，国家大事，著于前载，具有明文。顷者唐末丧乱，朱梁篡代。庄宗早编属籍，继立世功，亲雪国雠，天下称庆。即比梁于羿、浞、王莽之徒，不可以为正统也。庄宗中兴，唐祚重新土运。自后数姓相传，晋以金，汉以水，周以火。天造皇宋，运膺火德。况国初便祀火帝为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而又圆丘展礼，已经六祭，自是日盛一日，年谷丰登，干戈偃戢。若于圣统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此皆上元降佑，清庙垂休，致成恢复一统之运也，岂可辄因献议，便从改易?恐违眷命，深所未安。』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运。欲我朝上继唐统，宜为金德。且后唐已下，奄宅中居，合该正统。今便废绝，理实无谓。且五运代迁，皆亲承授，质文相次，间不容发，岂可越数姓之上，继百年之运?此不可之甚也。按《唐书》，天宝九载，崔昌献议，自魏、晋至周、隋，皆不得为正统，欲唐远继汉统，立周、汉子孙为王者后，备三恪之礼。是时朝议是非相半，集贤学士卫包扶同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载，林甫卒，后复以魏、周、隋之后依旧为三恪，崔昌、卫包并皆远贬，此又前载之甚明也。况今国家封禅有日，宜从定制，上答天休。伏乞圣宋，永为火德。』从之。

　　四年十二月，国子司业孔维上书请禁原蚕，以利国马。直史馆乐史驳奏曰：『《管子》云：「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是以古先哲王厚农桑之业，以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亲耕，后妃亲蚕，屈身以化下者，邦国之重务也。《吴都赋》曰：「国赋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则蚕之有原，其来旧矣。今维请禁原蚕，则利国马，徒引前经物类同气之文，不究时事确实之理。夫所市国马，来自外方，涉远驰驱，亏其秣饲，失于善视，遂至元黄。致毙之由，鲜不阶此。今乃禁其蚕事，甚无谓也。唐朝畜马，具存监牧之制。详观本书，亦无禁蚕之文。况近降明诏：来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则劝农之典方行，而禁蚕之制又下，事相违戾，恐非所宜。臣尝历职州县，粗知利病。编民之内，贫窭者多，春蚕所成，止充赋调之备；晚蚕薄利，始及卒岁之资。今若禁其后图，必有因缘为弊，滋彰挠乱，民岂遑宁?涣汗丝纶，所宜慎重。』上览之，遂寝原蚕之禁。维复抗疏论辨，且言：『臣少亲耕桑之务，长历州县之职，物之利害，尽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蚕之后重养晚蚕。且晚蚕之茧，出丝甚少，再采之叶，来岁不茂，岂止伤及于马，而桑亦损矣。』上虽不用维言，嘉其援引经据，以章付史馆。

　　端拱元年正月乙亥，上于东郊亲飨先农，以后稷配，遂耕籍田，始三推，有司言礼毕。上曰：『朕志在劝农，恨不能终于千亩，岂止以三推力限?』耕数十步，侍臣固请，乃止。还，御乾元门，大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有德行，为乡里所崇者，赐爵一级。

　　淳化三年六月辛卯，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令有司虚近义仓以贮之，命曰：『常平以常参官领之，俟岁饥，减价粜与贫民。』遂为永制。

　　五年三月甲寅，宋、亳民市牛江淮间，未至，上以时雨沾足，虑其耕稼失时。会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以人力运之，不用牛。上亟令秘书丞、直史馆陈尧叟等往宋州，依其制造成以给民，民甚赖焉。

　　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诏重造州、县二税版籍[20]，颁其式于天下，凡一县所管几户，夏、秋二税，苗亩桑功正税[21]，及缘科物，用大纸作长卷，排行实写为帐一本，送州覆校定，以州印印缝。于长吏厅侧置库，作板柜藏贮封锁。自今每岁二税将起纳前，并令本县先如式造帐一本送州。本县纳税版簿，亦以州印印缝，给付令佐。

　　九月。先是，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大蠲民秀，未尝不及数。是岁，汴河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丁未，上因问近臣汴水疏凿之由，参知政事张洎退而讲求其事以奏，且曰：『今带甲数十万，战骑称是，萃于京师，仍以亡国之民悉集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甸服时有水旱而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会于天邑，舳舻相接，赡足京师，以无匮乏也。惟汴之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22]，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然则大禹疏凿，以分水势；炀帝开甽，以奉巡游，虽数堙废，而通流不绝于百代之下，终为国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二年二月，祠部员外郎、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曰：『尚书省，国家藏载籍、兴治教之府，所以周知天下地里广袤、风土所宜、民俗利害之事。当成周之世，治定制礼，首建六官，即其源也。汉、唐因之，轨范斯著，简册所载，焕然可观。盖自唐末以来，乱离相继，急于经营，不遑治教，故金谷之政主于三司；尚书六曹，名虽存而其实亡矣。谨按：六曹凡二十四司，所掌事物，各有图书，具载名数，藏于本曹，谓之载籍，所以周知天下之事。自中制外，教导官吏，兴利除害，如指诸掌。臣故曰「藏载籍兴治教之府」也。今职司久废，载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祠部有诸州僧道文帐，职方有诸司闰年图，刑部详覆诸州已决大辟案牍及勾禁奏状[23]，此外无旧式[24]。欲望令诸州每年造户口租税实行簿帐写以长卷者，别写一本送尚书省，藏于户部。以此推之，其余天下官吏、民口废置、祠庙甲兵、徒吏百工、疆畔封洫之类，亦可籍其名数送尚书省，分配诸司，俾之缄掌，俟期岁之后，可以振举官守，兴崇治教。望选大僚数人博通治体者，参取古今典礼令式，与三司所受金谷、器械、簿帐之类，仍详定诸州供送二十四司载籍之式。如此，则尚书省备藏天下事物名数之籍。如秘阁藏图书，国学藏经典，三馆藏史传，皆其职也。』上览奏嘉之，诏令尚书丞、郎及两省五品以上集议其事。吏部尚书宋琪等上奏曰：『王者六官，法天地四时之柄；文昌列署，体象纬环拱之文。是为布政之宫，王化之本，典教所出，何莫由斯?然而古今异宜，沿革殊制。或从权而改作，亦因时而立法。唐之中叶，兵革弗宁，始建使名，专掌邦事，权去省闼，政归三司。五代相循，未能复旧。今圣文垂拱，书轨无外。将循名而责实，庶稽古以建官。悉举旧章，以蹈前轨。而岁祀寝久，曹局仅存，有司失传，遗编多阙。臣等欲望委崇文院检讨六曹所掌图籍自何年不系都省?详其废置之始，究其损益之源，别俟讨论，以期恢复。』上以其迂阔，竟寝之。

　　王炳奏议不得其日。宋琪自吏部尚书迁右仆射在二月。今琪又以吏书见，故附此事于二月末。《实录》别本亦载此事于二月乙未。

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丙午，诏：『应京朝官除两省、御史台，自少卿、监以下奉使从政于外、受代而归者，并令中书舍人郭贽、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滕中正、户部郎中雷德骧同考校劳绩，品量材器。』以中书所下阙员，类能拟定，引对而授之，谓之差遣院。按前代常参官，自一品皆曰京官，其未常参，止曰未常参官。今谓常参曰朝官，秘书郎而下未常参者曰京官。旧制：京官有员数，除授皆云『替某官』，或云『填见阙』。京官皆属吏部，每任三十月为满，岁校其考。第罢任，取解赴集。国初以来，有权知及通判诸州军，监临物务，官无定员。月限既满，有司住给俸料，而见厘务者，申牒有司，复支所厘之务，罢则已，但不常参。除授皆出中书，不复由吏部。至是，与朝官悉差遣院主之。

校勘记

[1]五月 原本『五』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三十补。

[2]煮浣 原本作『热浣』，据《长编》卷三十四改。

[3]删正 原本作『删去』，据《长编》卷二十三改。

[4]令详定篇韵逾四年甲戌迁著作郎 原本作『逾四年甲戌□□□□迁著作郎』，据《长编》卷二十三乙补。

[5]王仁睿 原本脱『仁』字，据《长编》卷二十三补。

[6]二年 原本『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十补。又此段原错简在端拱元年五月庚辰之前，今移后。

[7]员外郎 原本『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十二补。

[8]气朔 原本作『气数』，据《长编》卷二十三改。

[9]十佛 《长编》卷二十三作『七佛』。[10]梵经 原本作『梵夹』，据《长编》卷二十三改。下句『梵夹』同改，不另出校。

[11]七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十三补。

[12]达者 原本作『远者』，据《长编》卷二十四改。

[13]□□□□□□□□ 按：《长编》卷二十六雍熙二年无此语。

[14]过民 原本作『遇民』，据《长编》卷二十三改。

[15]诣万岁山 原本作『请万岁山』，据《长编》卷二十三改。

[16]次于 原本『于』字为墨丁；《长编》卷二十三无此字。兹据文意补。

[17]风雹 原本作『风霆』，据《长编》卷二十四改。

[18]友爱 原本作『爱友』，据《长编》卷三十七乙正。

[19]壬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十五补。

[20]版籍 原本作『服籍』，据《长编》卷三十八改。

[21]苗亩 原本『亩』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十八补。

[22]半天下 原本『半』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十八补。

[23]勾禁 原本作『旬禁』，据《长编》卷三十九改。

[24]无旧式 原本为三墨丁，据《长编》卷三十九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五

真宗皇帝

亲征契丹

　　景德元年九月丁酉，上谓辅臣曰：『累得边奏，契丹已谋南侵。国家重兵多在河北，敌不可狃。朕当亲征决胜。卿等共议，何时可以进发。』毕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将出师，委任责成可也。必若戎辂亲征，宜且驻跸澶渊。然澶渊郛郭非广，久聚大众，深恐不易。况冬候犹远，顺动之事，更望徐图。』寇准曰：『大兵在外，须劳圣驾暂幸澶渊。进发之期，不可稽缓。』王继英等曰：『禁卫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顺动，以壮兵威。仍督诸路进军，临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合机宜，不亏谨重。所议进发，尤宜缓图。若遽至澶州，必不可久驻。』诏士安等各述所见，具状以闻。辛亥，以永清节度使周莹为天雄军都部署、知军府事，代河阳三城节度使王显也。命显归本镇。显上疏陈三策，以为：『大军方在镇、定，敌必未敢引众南侵。若车驾亲征，望且驻跸澶渊，诏镇、定出军，会河南大军合势攻杀。或敌人虚张形势，以抗我师，潜遣锐兵南下迫河，与驾前诸军对敌，即望令镇、定之师直趋敌垒，攻其营栅，则缘河游兵自退，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或分遣骑兵千、步兵三千，于濮州渡河，横掠澶州，继以大军追北掩敌，此亦出其不意也。』洛苑副使李允则转西上閤门副使、镇定高阳三路行营兵马都监，押大阵东面。

　　闰九月乙卯，令代州副部詈元澄俟敌人南收，即率所部，于境上御备牵制之，仍令副部署雷有终至时领兵赴镇州，与大军合，寨于平定军。庚申，令北面缘界河部署康进、邢州路刘用各率所部赴沧州、邢州屯守，敌人入寇，即邀击之。辛未，北面都部署王超等引大军顿唐河，树营栅以备寇。癸酉，契丹主与其母举国入寇。其统军顺国王挞览引兵掠威虏、顺安军，魏能、石普等率兵御之。能败其前锋，斩偏将，获印及旗鼓、辎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击走之。又东趣保州，振武小校孙密领十卒侦事，中路遇敌前锋，密等依林木，彀弓弩以待之，敌下马以短兵格斗，密等射杀十数人，又杀其军校，获所佩右羽林军使印。敌进攻州城，不利而北。是日，二十二日也。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合势以攻定州，王超阵于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敌势益炽，其轻骑俄为我裨将所击，乃帅众东驻阳城淀。寇准言：『边奏敌骑已至深、祁以东，缘三路大军在定州，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虏军等处，东路别无屯兵。乞先发天雄军步骑万人驻贝州，令周莹、杜彦钧、孙全照部分，或不足，则止发五千人，专委孙全照。如敌在近，仰求便掩击，仍令间道约石普、阎承翰相应讨杀，及募强壮，深入敌境[1]，焚毁族帐，讨荡生聚，多遣探伺，以敌动静上闻，兼报天雄军，一安人心，二张军势，以疑敌谋，三以振石普、阎承翰军威，四与邢、洺相望，足为掎角之用。』又曰：『扈从之士，不当与敌兵争锋原野，以决胜负。今天雄军至贝州，屯兵不过三万人。万一敌骑已营贝州以南，即自定州发三万余人[2]，俾桑赞等结阵，南趣镇州，及令河东雷有终所部兵由土门会定州，审量时势，至邢、洺间，銮舆方可顺动。更敕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阵，以应魏能等，作会合之势，候抽移定州、河东兵附近，始幸大名。』又曰：『万一敌骑栅于镇、定之郊，定州兵不可来，邢、洺之北，渐被侵掠。须分三路精兵，就差将帅会合，及令魏能等迤逦东下，傍城牵制。彼必怀后顾之忧，未能轻议深入。若车驾不行，益恐蕃贼戕害生灵[3]，或是革辂亲举，亦须度大河，且幸澶渊，就近易为制置，会合控扼。』先是，寇准已决亲征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以敌兵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佥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上复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傍，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大驾亲征，敌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庙社，远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准。钦若多智，准惧其妄有关说，疑沮大事，图所以去之。会上欲择大臣使镇大名，准因言钦若可任，钦若亦自请行。乙亥，以钦若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提举河北转运司，与周莹同议守御。

　　《记闻》载王钦若、陈尧叟之言，车驾时在澶渊。按：钦若以闰九月二十四日除知大名，十月初二日行；车驾十一月二十日方亲征，《记闻》盖误也。魏泰《东轩录》载准召钦若至行府谕意，及酌上马杯，令钦若即日驰骑赴镇，此尤缪妄。今依约《仁宗实录》、准及钦若本传删修。其实准先已决澶渊之议，钦若与尧叟潜沮之，准因斥言其过，盖未尝面斥钦若等，钦若等固亦不于上前公献此策。本传遂云准斥钦若等，恐未必然耳。张唐英作《准传》，又有『江南人劝幸金陵，蜀人劝幸成都』之语。若准私以为然则可耳，必不对上斥言也。且唐英叙准事多失实，今皆不取。钦若既不能沮准，则因请守魏以自效，奸邪为身谋或多如此，本传宜得之。刘攽作《丞相莱公传》亦云『上北巡至澶州，不欲渡河。准始请斩建议幸金陵及蜀者』，与司马光《记闻》同误，今不取。

　　初，殿前都虞候、云州观察使王继忠战败，为敌所获，敌即授以官，稍亲信之。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时敌人颇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说，于是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以继忠书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辞甚恳激。兴等言敌主与母召至车帐前面授此书，诫令速至莫州送石帅，获报简，即驰以还。于是普遣使赍其奏至。上发视之，即继忠状，具言：『臣先奉诏充定州路副都部署，望都之战，自辰达酉，营帐未备，资粮未至，军不解甲、马不刍秣二日矣。加以士卒乏饮，冒刃争汲。翌日，臣整众而前，邀其偏将。虽胜负且半，而策援不至，为北朝所擒。非唯王超等轻敌寡谋，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宫庭，尝荷边寄，被以殊宠，列于诸臣。尝念昔岁面辞，亲奉德音，惟以息民止戈为事。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从愚瞽。』上谓辅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时，亦以和好为利。朕初即位，吕端等建议，欲因太宗上仙，命使告讣；次则何承矩谓因转战之后，达意边臣。朕以为诚未交通，不可强致。念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此奏虽至，恐未可信也。』毕士安等曰：『近岁契丹归款者言：国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惧一旦举兵复幽州，故深入为寇。今既兵锋屡挫，又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其非妄。』上曰：『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请盟，固其宜也。然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财货，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整众，躬行讨击耳。』遂以手诏令石普付兴等，赐继忠曰：『朕丕承大宝，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今览封疏，深嘉恳诚。朕富有寰区，为人父母，傥谐偃革，亦协素怀。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共议事宜。果有审实之状，即附边臣闻奏。』继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许也。

　　《国史﹒契丹传》改『北朝』字作『彼中』，及削去王超等轻敌寡谋，及上谓宰臣等『未知其二』等语。今依《实录》并著之，庶其不失事实尔。丙子，以天雄军都部署周莹为驾前东面贝冀路都部署，颍州防御使杜彦钧副之，供备库使綦政敏为钤辖；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为驾前西面邢洺路都部署，步军都虞候中牟王隐副之，西上閤门使孙全照为钤辖。上召全照与语，命兼天雄军及贝、冀等州钤辖，仍令察视北面机事。全照言：『敌若南迫魏城，但得骑兵千百，必能设奇取胜。』上赏其忠果足张兵威，乃诏都部署周莹：『若全照欲击敌，即分兵给之。』己卯，知岢岚军开封贾宗奏敌骑数万入寇草城川，率兵击败之。翌日复至，又败之，逐北出境。有诏嘉奖，令转运司及部署司具将士功状以闻。并代钤辖高继勋实率众来援，登高望草城川，谓宗曰：『敌众而阵不整，将不才也。我兵虽少，可以奇取胜，先设伏山下。今敌必南去尔。起乘之，当大溃。』与战，至寒光岭，伏发，敌兵果败[4]，自相蹂躏者万余人。获马、牛、橐驼甚众。既而宗自供奉官、閤门祗侯迁仪鸾副使，继勳自洛苑使迁弓箭库使。

　　十月丙戌，遣供备库副使安守忠按行澶州已北顿递，命澶州兵马钤辖内一人兼统缘河兵。时缘河州军益兵备敌人故也。先是，诏雷有终等取土门路与大兵会，至是，以敌兵东行逼武强县，复诏有终等率兵赴镇州。王超言：『契丹引众沿胡卢河而东。诏诸将整兵为备，仍令岢岚、威虏军、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贼境，腹背纵击，以分其势。令石、隰州都监王汀率所部兵屯宪州[5]，如戎人自西谷入寇，即会代州部署忻州驻泊兵拒之。如自岢岚、宁化军入寇，即令麟府钤辖韩守英赴之。庚寅，命兵部尚书、知青州张齐贤兼青淄潍安抚使，知制诰、知郓州丁谓兼郓齐濮安抚使，并提举转运及兵马。既而敌骑稍南，民大惊，趣杨刘渡[6]。舟人邀利不时济，谓绐取死罪囚斩河上，舟人惧，民悉得济。乃立部分，使并河执旗帜，击刁斗以惧敌，呼声闻百余里，敌遂惧去。

　　乙未，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丁酉，诏威虏军魏能、保州张凝、北平寨田敏等率所部兵屯定州。先是，诏能、凝、敏及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朗分遣精骑，至则深入，以牵其势。王超尝请四人悉隶所部，上以本设奇兵挠敌心腹，若复取大将节制，则四人无以自效，不许。超既赴行在，乃诏敏等移屯。壬寅，命入内副都知秦翰乘传诣澶州、天雄军等处裁制兵要，便宜从事。乙巳，保、莫州、岢岚、威虏军、北平寨并言击败契丹，群臣称贺。是役，张凝、田敏皆以偏师抵易州南，虏获人畜、铠仗凡数万计，独魏能逼挠无功。

　　此据凝、敏传附见。《实录》于十二月辛卯乃书凝等虏获数，今移入此。

　　先是，王继忠得上手诏，即具奏，附石普言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盖关南乃其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丙午，上览其奏，谓辅臣曰：『瀛州素有备，非所忧也。欲先遣使，固亦无损。』乃复赐继忠手诏许焉。募神勇军士李斌持信箭赴敌寨，因令枢密院择可使者。王继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陈，傥得奉君命，死无所避。』上曰：『契丹先露恳诚，求结和好，使于兵间，固亦无他。然小臣闻命请行，斯可嘉也。』又授利用閤门祗侯，假崇仪副使，奉契丹主书以往；又赐继忠手诏。利用，谏子，赵州人也。

　　利用本传：真宗幸澶州，利用奉事行在，王继忠荐之。按：初遣利用时，车驾未离京师也。传误以再遣为初遣耳。

　　丁未，以雍王元份为东京留守。戊申，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刘师道充随驾三司使，兼都转运使。己酉，以卫州防御使李重贵为大内都部署[7]。初，契丹自定州帅众东驻阳城淀，遂缘胡卢河逾关南。是月丙申，抵瀛州城下，势甚盛。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攻具，驱奚人负板秉烛，乘墉而上。知州、西京左藏库使李延渥率州兵强壮，又集贝冀巡检史普所部拒守，发礧石巨木击之，皆累累而坠。逾十数日，多所杀伤。敌主及其母又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获铠甲、兵矢、竿牌数百万，驿书以闻。

　　十一月辛亥朔，赐延渥及将士等锦袍、金带、缗钱有差，又特迁延渥本州团练使。通判陆元凯、推官李翔、录事参军蔡亨、兵马监押王诲及史普并进秩。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侦得其谋，欲乘虚抵贝、冀、天雄军。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戍卒会天雄军。自敌兵入寇，河朔皆城守。右赞善大夫王屿知冀州，常有破敌之志，日阅戍兵，又集强壮练习之，开城樵采如平日。常上言：『寇若至，必可邀击，愿勿以一郡为忧。』于是游骑逼城，屿击走之。有诏嘉奖。

　　发忻、代兵赴诸路会合。丁巳，诏德清军：『如敌兵南侵，不须固守，率城中军民并赴澶州，仍令驾前排阵使分兵接应。』以其介澶、魏之间，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庚申，上谓辅臣曰：『闻敌兵沿河屯泊，侵扰贝、冀，窥深州，皆不利而去，彼皆有备故也。独通利军素无城壁兵甲，若敌兵渐南，王超等大军未至邢、洺，即可扰也。宜分兵益为之备。』戊辰，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马军都指挥使葛霸副之，西上閤门使孙全照为都钤辖，南作坊使张旻为钤辖；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步军都虞候王隐副之，入内副都知秦翰为钤辖。王继忠之战于望都也，张旻为定州行营钤辖，率诸将间道往援，比至，城已陷，旻身被数创，杀一枭将。迟明复战，而继忠为敌所执。旻还，言：『天道方利客，先起者胜。宜大举克敌。』并上兴师出境之日。上以问辅臣，皆言不可，乃止。于是车驾将亲征，旻方戍并、代，复奏边事十余，多论兵贵持重及所以取胜者。召还入对，上曰：『契丹入塞与卿所请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须守澶州，扼桥而未得人，如之何?』旻请行。上喜，故命为东面钤辖，先令至澶州候敌远近。旻即驰骑往。秦翰既受命，亟督众环城浚沟洫以拒戎马，功毕，敌果暴至，翰不解甲冑凡七十余日云。己巳，发永兴驻泊龙卫云骑八指挥赴行在。庚午，车驾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有和解之象。』曹利用至天雄，孙全照疑敌不诚，劝王钦若留之。敌既数失利，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动掠，以待王人。』继忠又与葛霸等书，令速达所奏。是夕奏入，上因赐继忠手诏，言已遣利用；又以手诏促利用往，并付继忠，使告敌，遣人自抵天雄迎援之。继忠寻亦闻利用留天雄不行，复具奏，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缓误。辛未，车驾次长垣县，得其奏，遂以前意答焉。壬申，次韦城县，诏知滑州张秉、齐州马应昌、濮州张晟往来河上，部丁夫凿冰，以防戎马之渡。天雄军闻敌将至，阖城惶遽。王钦若与诸将议探符分守诸门，孙全照曰：『全照请不探符，诸将自择便利。所不肯当者，全照请当之！』既而莫肯守北门者，乃以命全照，钦若亦自分守南门。全照曰：『不可。参政主帅，号令所出，谋画所决。南、北相距二十里，请覆待报，必失机会，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处分四面，则大善。』钦若从之。全照素教蓄无地分，弩手皆执朱漆弩，射人马洞彻重甲，随所指挥，应用无常。于是大开北门，下钓桥以待之。敌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门者，乃环过攻东门，良久，舍东门，趣故城（故城未详处所）。夜，复自故城潜师过城南，设伏于狄相庙，遂南攻德清军。钦若闻之，遣将率精兵追击，伏起，断其后，天雄兵不能进退。全照请于钦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全照请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门力战，杀伤伏兵略尽，天雄兵乃复得还，存者什三四。敌遂陷德清，知军、尚食使张旦及其子三班借职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四十人并死之。先是，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敌益南侵。上驻跸韦城，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上宜且避其锐者，上意稍惑，乃召寇准问之。将入，闻内人谓上曰：『群臣辈欲将官家何之乎?何不速还京师！』准入对，上曰：『南巡何如?』准曰：『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者妇人之言。今敌寇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决。准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门屏间，谓曰：『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诚愿效死!』准复入对，琼随入，立庭下。准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遂申前议，词气慷慨。琼仰奏曰：『寇准言是。』且曰：『随驾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准又言机会不可失，宜趣驾。时王应昌带御器械[8]，侍侧。上顾之，应昌曰：『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逗留不进，恐敌势益张。或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敌当自退矣。』上意遂决。甲戌，晨发。左右以寒甚，进貂裘絮帽。上却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独安用此耶?』夕次卫南县，遣翰林侍读学士潘谨修先赴澶州，诏澶州北寨将帅及知州不得擅离屯所，迎候车驾。

　　《记闻》云：王钦若、陈尧叟密奏金陵之谋。按：钦若时已在天雄，必无此奏。尧叟本议幸蜀，上既北出，尧叟固亦不复申言，且改图也。此当是群臣怯懦者别请南幸，偶与钦若前谋合，因误以钦若等密奏耳。寇准先破二策于朝，云不可远之楚、蜀。今此但云金陵不可得至，固亦不及蜀也。他书载准语多差谬，盖不知准先议于朝，后议于韦城，凡两对，辄并言上幸澶渊时，故率不可据。今略取《记闻》所载，稍删润之。

　　上前赐王继忠诏，许遣使。继忠复具奏附石普以达。普自贝州遣指使散直张皓持诣行阙，道出敌寨，为所得。敌主及其母引皓至军帐前，问劳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诏促曹利用，王钦若等疑不敢遣，皓独还。敌主及其母赐皓袍带，馆设加等，使继忠具奏，且请自澶州别遣使速议和好事。于是皓以其奏入。上复赐钦若诏，又令参加政事王旦与钦若手书，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并以诏谕继忠，因谓辅臣曰：『彼虽有善意，国家以安民息战为念，固许之矣。然彼尚率腥膻，深入吾土。又河冰且合，戎马可渡，亦宜过为之防。朕已决成算，亲励全师。况敌人贪惏，不顾德义，若盟约之际别行邀求，当决一战。上天景灵，谅必助顺，可再督诸将帅，整饬戎容，以便宜从事。』

　　沈括《笔谈》云：国史载讲和本末不详[9]，因著张皓往来及以敌谋告继隆等，《实录》有之，见景德二年正月甲戌。所称天雄围合，不知曹利用所在。募遣皓，及召见皓。此则恐非也。皓乃石普贝州所遣者，既为敌得，始见上，上因使至天雄督利用偕往，其子当在贝州或在他所，安得随皓卫南乎?括又云：和议定，始改元景德，此则因王曾《笔录》之误。改元既误，他所称咸平六年夏四月石普先得继忠书，抑亦未信也。今并不取。括又为皓子牧志墓，载皓事尤详，且云考诸国史而信，盖饰说也。虽如括所载，皓实上所亲遣，则是上已即师，敌深入澶、魏矣。皓但当至敌所屯处，乃曰：『臣不操质归，死不复入白沟。』益知所栽皆失实。盖括乃皓孙女婿，直取其妻父说，又增饰之，且以夸世耳。不可据也。

　　敌既陷德清军，是日，率众抵澶州北，直犯大军。围合三面，轻骑由西北隅突进。李继隆等整军成列以御之，分伏劲弩，控扼要害。其统军顺国王挞览有机勇，所将皆精锐，方为先锋，异其旗帜，躬出督战。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潜发，挞览中额陨，其徒数十百辈竞前，舆曳至寨。是夜挞览死，敌大挫衂，退却不敢动，但时遣轻骑来觇王师。瑰，寿光人也。

　　挞览死时，上犹未至澶州。刘攽所作《寇准传》及它书皆误，今不取。

　　乙亥，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给诸军介冑，及赐缗钱有差。丙子，车驾发卫南。李继隆等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门巷湫隘，望且于南城驻跸。是日，次南城驿舍为行宫。将止焉，寇准固请幸北城，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摄，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琼亦固以请，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若丧考妣。』签书枢密院冯拯在旁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寇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寇骑耶?』即麾卫士进辇，遂幸北城。至浮桥，犹驻车未进。琼乃执撾筑辇夫背曰：『何不急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进辇。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上览观营壁，召见李继隆已下诸将，抚慰者久之，赐诸军酒食、缗钱。戊寅，移御北城之行营。曹利用自天雄赴敌寨，见其国主群臣，与其宰相韩德让同处一车，群臣与其主重行别坐，礼容甚简，以木横车轭上设食器，坐利用车下馈之食，共议和好事。议未决，乃遣左飞龙使韩杞持国主书，与利用俱还。诏知澶州、引进使何承矩郊劳，翰林学士赵安仁接伴之。凡觐见仪式，皆安仁所裁定云。

　　十二月庚辰朔，韩杞入对于行宫之前殿，跪受书函于閤门使，使捧以升殿[10]，内侍省副都知阎承翰受而启封，宰相读讫，命杞升殿。跪奏云：『国母令臣上问皇帝起居。』其书复以关南故地为请。上谓辅臣曰：『吾固料敌如此，今果然。唯将奈何?』辅臣等请答其书言：『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或岁给金帛，助其军费，以固欢盟。惟陛下裁定。』上曰：『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答其书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与韩杞口述兹事可也。』赵安仁独能记太祖时国书体式，因命为答书，赐杞袭衣、金带、鞍马、器币。杞即日入辞，遂与利用同往。韩杞既受袭衣之赐，及辞，复左衽，且以赐衣稍长为解。赵安仁曰：『君将升殿受还书，天颜咫尺，如不衣所赐之衣，可乎?』杞即改服而入。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货财，则宜许之。』利用对曰：『臣乡使人密伺韩杞，闻其乘间谓左右曰：「尔见澶州北寨兵否?劲卒利器，与前闻不同。吁，可畏也。」臣此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请会师平荡。』德、博州并言：契丹已移寨，由东北去。辛巳，诏左神武军大将军王荣、寄班供奉官郑怀德领龙卫兵马，与沧州部署荆嗣会于淄、青，防敌兵南渡也。诏永兴军兵除先追赴河阳及量留本军外，并令部署许均领赴行在。何承矩言：『临河观城县民石兴等数辈自敌寨逃归，具言挞览中矢死。其夕，候骑自澶州继至。彼闻驾起卫南，皆相顾失色，复有驰骑往来传报，乃击鼓喧噪，悉遁去，民被掠甚众，无守视之者，因得脱。』上曰：『挞览乃于越之俦也。于越旧乐野战，颇难制。挞览知勇不在其下，而多务城守，此所以不及也。今岁入寇，皆其首谋。或闻犯边以来，累战不利，因号令部下：「凡获男子，十五以上者皆杀之。」彼既失其谋主，朕亲御六师，而王超等三路大兵亦合势南来，彼奔北，固其宜也。』滑州言契丹引众攻通利军，知军正固弃城宵遁，契丹掠城中民众而东。诏劾固罪以闻。固至河阳，为赵昌言所缚，送阙下，付御史狱治，会赦，责监贺州银锡场。癸未，幸北寨，又幸李继隆营，命将校从官饮，犒赐诸军有差。遣给事中吕祐之赍敕榜谕两京以将班师。曹利用与韩杞至敌寨，彼复以关南故地为言，利用辄沮之，且谓曰：『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事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利用答以：『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其国主及母闻之，意稍怠，欲岁取金帛。利用许遗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议始定，敌复遣王继忠见利用，且言：『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国主年少，愿兄事南朝，又虑南朝或于沿边开移河道，广浚壕堑，别有举动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请立誓，并乞遣上使臣持誓书至彼。甲申，利用即与其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持国主书俱还，并献御衣、食物，其郊劳馆谷，并如韩杞之礼。命赵安仁接伴。柬之谈次颇矜兵强战胜，安仁曰：『闻君多识前言。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乐杀人者，不得志于天下。」』柬之自是不敢复谈。柬之又屡称王继忠之材，安仁曰：『继忠早事潘邸，闻其稍谨，不知其他也。』安仁敏于酬对，皆切事机，议者嘉其得体。

　　乙酉，柬之入对于行宫。中使受其书辞，犹言：『曹利用所称未合王继忠前议。然利用固有成约，悉具继忠密奏中矣。』是日，上御行宫之南楼，观大河，宴从官，召柬之与焉。丙戌，柬之入辞，命西京左藏库使、奖州刺史李继昌假左卫大将军[11]，持誓书与柬之俱往报聘，金帛之数如利用所许，其他亦依继忠所奏云。先是，上谓辅臣曰：『韩杞与柬之皆言其母附达起居，而不述其主，此盖母专其政，人不畏其主也。朕询于利用，其言亦同，仍云闻听之间，盖由其主不惠。如是，则继昌之行，宜亦致书其母。可令潜以此意访于柬之。』既而利用言：『柬之云国母比欲致书，以南朝未有缄题，故寝而不议。若南朝许发简翰，颇合便宜。』遂并致两书，又各送衣服、茶药、金器等，以答柬之所献者。柬之又言[12]：『收众北归，恐为缘边邀击。』有诏诸路部署及诸州军勿辄出兵马袭契丹归师。丁亥，遣侍御史高贻庆等四人分诣河北诸州，安集流民，瘗暴骸，群盗未擒获者督捕之。以殿直閤门祗侯曹利用为东上閤门使、忠州刺史。利用之再使也，面请岁赂金帛之数。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利用辞去，寇准召至幄次，语之曰：『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入见行宫。上方进食，未即对，使内侍问所赂。利用曰：『此几事，当面奏。』上复问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白：『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宫帷浅迫，利用具闻其语。及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故利用被赏特厚。遣内侍左班副都知阎承翰往德清军规度修城。戊子，上作《回鉴诗》，命近臣和。幸北寨劳军，召排阵使李继隆、石保吉宴射行宫亭，咸赐袭衣、金带、鞍勒马，仍举酒属之。继隆等皆引满，因再拜言曰：『契丹无名犯塞，此盖将帅非才，致劳陛下亲驾戎辂，冒犯雪霜。当寇兵之深入也，群议皆务城守，若非决于宸断，尽出禁卫骁卒陈于北郊，授以成算，则前日敌众侵突，必不能戮彼渠魁，遏其壮势。又寇兵之退走也，若会将袭逐，必立奇功。陛下复念其请盟，许其修好，安心息战，示以好生，不令邀击，开其归路。臣等无以展尺寸之效。』上曰：『北方自古为患，傥思平愤恚，尽识歼除，则须日寻干戈，岁有劳费。今得其畏威服义，息战安民，甚慰朕怀，亦卿等之力也。』保吉进曰：『臣受命御寇，虽上禀宸略，至于敌人侵突之际，分布行阵，指挥方略，皆出继隆。』继隆曰：『契丹之败，并出圣谋。然宣力用心，躬率将士，臣不及保吉。』上曰：『将帅如此协和，共图勋绩，军旅之事，朕复何忧?』北面诸州军奏：侦得契丹北去，未即出寨，颇纵游骑，骚扰乡间。贝州、天雄军居民惊移入郭。诏高阳关副部署曹璨帅所部取贝、冀路赴瀛州，以保州路部署、宁州防御使张凝为沿边巡检安抚使，洛苑使、平州刺史李继和副之，选天雄骑兵二万为璨后继以摄兵。寇敢肆劫掠，则所在合势翦戮。仍遣使谕契丹以朝廷为民庶尚有惊扰，出兵巡抚之意。又赐王继忠手诏，令告契丹：悉放所掠老幼。命澶州马铺小校华斌乘驿赍赴敌寨。己丑，免澶州将校每日起居，方移军河内，就便董率故也。赐河东广锐兵三十指挥缗钱[13]，遣还本营。辛卯，诏王超等分三路，兵营在河南者，步骑万人赴澶州，命李继隆、石保吉领之；遣雷有终领所部兵还并州屯所。时王超等逗挠无功，惟有终赴援，威声甚振，河北列城，赖以雄张云。壬辰，赦河北诸州死罪以下。民经寇兵蹂践者，给复二年。死事官吏，追录子孙。癸巳，大宴于行宫。宰臣毕士安先以疾留京师，是日来朝。议者多言岁赂契丹三十万为过厚，士安曰：『不如此，则彼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甲午，车驾发澶州。大寒，赐道旁贫民襦袴。张凝等奏：率兵至贝、冀，敌人候骑各团结北去，不敢侵掠。侦得其主与其母已过定远军。

乙未，华斌自敌寨还。王继忠具奏：北朝已严禁樵采。仍乞诏张凝等无使伤杀北朝人骑。上谓辅臣曰：『昨傥徇群议，发大军会石普、杨延朗所部屯布缘河诸州，邀其归路，以精锐追蹑，腹背夹攻，则敌必颠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杀伤者多，虽有成功，未能尽敌。自兹北寨常须益兵，河朔人民五日休息，况求结欢盟，已议俞允。若彼自渝盟约，复举干戈，因而誓众，中外同愤，使其覆亡，谅亦未晚。今张凝等出兵袭逐，但欲绝其侵扰耳。』左右皆称万岁。延朗常言：『敌顿澶州，去北境千余里许，人马罢乏，虽众易败。凡所剽掠，悉在马上。愿敕诸军扼要路，掩杀彼兵，即幽、易数州，可袭取也。』奏入，不报。延朗独帅所部兵抵北界，破古城，俘馘甚众。李继昌至北，群情感悦，馆设之礼益厚。即遣其西上閤门使丁振奉誓来上。丁酉，车驾顿陈桥，振谒见行在所，赐宴令归，遣曹利用送之境上。继昌言：契丹颇遵用汉仪，然未能闲习，动成亵慢。上之人虽欲变改，而俗不可易也。张凝等言：契丹已出塞。凝等各归屯。戊戌，车驾至自澶州。寇准在澶州，每夕与知制诰杨亿痛饮，讴歌谐谑，喧哗达旦。上使人觇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复何忧乎?』时人比之谢安。既而曹利用与韩杞至行在议和，准初欲勿许，且画策以进曰：『如此则可保百年无事[14]，不然数十岁后，敌且生心矣。』上曰：『数十岁后，当有能捍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可也。』准处分军事或违上旨，及是谢曰：『使臣尽用诏令，兹事岂得速?』上笑而劳焉。辛丑，录契丹誓书，颁河北、河东诸州军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上喜纳之，然事已行，不果改。甲辰，改威虏军曰广信，静戎军曰安肃，破虏曰信安[15]，平戎曰保定[16]，宁边曰永定，定远曰永静，定羌曰保德[17]，平虏城曰肃宁。乙巳，以天雄军钤辖、西上閤门使孙金照知军府事。召王钦若归阙。丁未，废右隰州部署，置石隰缘边都巡检使，仍命汝州防御使高文岯领之[18]，西上閤门使张守恩为都监，领驻泊兵，俟河冰合[19]，即往来巡察。

校勘记

[1]深入 原本『深』字作墨丁，《长编》卷五十七亦阙此字。兹据文意补。

[2]自定州 原本作『是定州』，句不通。据《长编》卷五十七改。

[3]蕃贼 原本作『蕃部』，据《长编》卷五十七改。

[4]敌兵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五十七补。

[5]石隰州 《长编》卷五十八作『石隰路』。

[6]杨刘渡 《长编》卷五十八作『杨流渡』。

[7]卫州 原本作『衡州』，据《长编》卷五十八改。又『李重贵』，原本脱『贵』字，据《长编》同卷补。

[8]带御器械 原本『御』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五十八补。

[9]本末不详 原本『本末』与『不详』间衍一墨丁，兹据《长编》卷五十八夹注删。

[10]使捧以升殿 原本脱『使』字，据《长编》卷五十八补。

[11]奖州 原本『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五十八补。

[12]又言 原本作『又言又言』，衍二字，据《长编》卷五十八删。

[13]指挥 原本作『挥指』，据《长编》卷五十八乙正。

[14]百年 原本脱『年』字，据《长编》卷五十八补。

[15]信安 原本作『信平』，据《长编》卷五十八改。

[16]平戎 原本作『安戎』，据《长编》卷五十八改。

[17]保德 原本脱『保』字，据《长编》卷五十八补。

[18]领之 原本『领』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五十八补。

[19]俟河冰合 原本作『三河兵合』，据《长编》卷五十八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六

真宗皇帝

王钦若等改定郊丘板位

　　景德二年七月丁巳，诏以十一月十三日有事于南郊。八月丁未[1]，上封者言：『郊丘神板，皆有司临事题署，多不严肃。』诏卤簿使王钦若改造。钦若言：『五方帝位板，如灵威仰、赤熛怒，皆是帝名，理当恭避。望下礼官检定。』礼官言：『按：《开宝通礼义纂》：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叶光纪者，五帝之号。《汉书》注「五帝自有名」，即灵符、文祖之类也。既为美称，不烦回避。』诏可。钦若又言：『坛图神位，升降未便。《汉书﹒郊祀志》五帝为天神之佐。今五帝在第一龛，天星大帝在第二龛，与六甲、岳渎之类同处北极，众星所拱。今与尚书、大理之类接席。帝坐为天市之尊，与二十八宿、积薪、腾蛇、杵臼之类同在第三龛[2]，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极帝坐本非天帝，盖是天帝所居，则北极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执法，子星之次少孙星，天辐当为天福。望令司天监众官参验闻奏。』诏钦若与礼仪使、太常礼院、司天监同检讨详定。钦若言：『本因臣所陈请，不可复同商确。』许之。既而礼仪使赵安仁等言：『得崇文院检讨杜镐、陈彭年状。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宝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地。」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则是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录》，坛之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并差在行位前，余内官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汉都四十九坐齐列，俱在十二陛之间。唐建中元年，司天中官正郭献之奏[3]：天皇、北极、天一、太一，准天宝中敕，并合升在第一等。从之。贞元二年亲郊，令礼官详定。太常卿汉中郡王瑀与博士柳冕等奏[4]：「开元定礼，垂之不刊，天宝改作，起自权制，皆方士谬妄之说，非典礼之文。请依礼为定。」诏复从《开元礼》，仍为定制[5]。《郊祀录》又云：坛之第三等有中宫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并在前。《开元礼义罗》云：帝坐有五[6]，一在紫微宫，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宫，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大帝也。又得判司天监史序状：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陈中，其神曰耀魄宝，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极五星，紫微垣内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为太子；第二主日，为帝王；第三为庶子；第四为嫡子；第五为天之枢。盖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坐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执法、上将、次将之名，不可备陈，故名太微垣。《星经》旧载孙星，而坛图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天辐主銮舆辇毂，不当作福字。天记一星在午阶第四龛[7]，别有天纪九星，在寅阶第三龛，坛图并载，不当合而为一[8]。窃惟坛图旧定，悉有明据，天神定位，难以跻升。望依《星经》，悉依旧礼为定。』诏从安仁等议。钦若复上言：『旧史《天文志》并云：北极，北辰最尊者。又勾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又郑玄注《周礼》，谓礼天者，冬至祭天皇于北极也。后魏孝文礼六宗，亦升天皇列五帝之上，此皆良史鸿儒所述，岂皆方士谬妄耶?古礼旧制未必全是，至九宫贵神，天宝立祀在宗庙之上，文宗初舒元舆辄率鄙见[9]，降为中祀。厥后水旱作沴，元舆果以覆族。往者陛下特颁明诏，列为大祀，灵心昭答，景福并臻。今若以方士为妄，即九宫之祀可废乎?至若天市帝坐，虽前代未有异论，按《晋书﹒天文志》：帝坐光而润，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则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见其可。又安仁所议，以子、孙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庆，以广维城之基。苟因前代阙文便为得礼，实恐圣朝茂典，尤未适中，岂可信正元之末学轻谈，略经史之群儒谠论?除执法、天辐、天纪三星，安仁已有典据。今请如旧。其天皇、北极、帝坐、孙星四坐，臣已新制板位，恭俟宸旨。』诏天皇、北极特升在第一龛，又设孙星位于子星之次，帝坐如故。钦若复言：『帝坐止三，在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惟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此人情所未安也。又《晋志》，大角及心，中心但云天王坐，实与帝坐不类。』诏特升在第二龛。

十一月乙巳朔，卤簿使王钦若奉神位板对于便殿。坛上四位，涂以朱漆金字，自余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黄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贮以漆押，覆以黄练帊。上降阶观之，即付有司，仍戒各谨其事。礼仪使赵安仁上《新定坛图》，且言：『旧图五帝、五岳中镇、河汉并在第三等。检详仪注，合在第二等。望刊正。』奏可。

柴成务等看详编敕

　　咸平元年十一月。先是，诏给事中柴成务等重详定新编敕。丙午，成务等上言曰：『自唐开元至周显德咸有格敕，并著简编。国初重定《刑统》，止行编敕四卷。洎方隅平定，文轨大同，太宗临朝，声教弥远，遂增后敕，为《太平编敕》十五卷。淳化中，又增后敕，为《淳化编敕》三十卷。编敕之始，先帝亲戒有司，务在体要。当时臣下不能申明圣意，以去繁文。今景运重熙，孝心善继，自淳化以后，宣敕至多，乞命有司别加详定，取刑部、大理寺、京百司、诸路转运司所受《淳化编敕》，及续降宣敕万八千五百五十五道遍共披阅，凡敕文与《刑统》令式旧条重出者，及一时机宜非永制者，并删去之。其条贯禁法当与三司参酌者，委本部编次之。凡取八百五十六道，为新删定编敕。其有止为一事前后累敕者，合而为一；本是一敕条理数事者，各以类分。取其条目相因，不以年代为次。其间文繁意类者，量经制事理增损之；情经法重者，取约束刑名削去之。凡成二百八十六道，准分别为一卷，附制仪令，违者如违令法。本条自有刑名者依本条。又以续降敕书、德音九道别为一卷，附淳化赦书合为一卷。其厘革一州一县一司一务者，各还本司。今敕称依法及行朝典勘断不定刑名者，并准《律令格式》，无本条者，准违制令，故不躬亲被受条处分。臣等重加详定，众议无殊。伏请镂板颁下，与《律令格式》、《刑统》同行。』优诏褒答之。

　　大中祥符六年三月，判大理寺王曾言：『自《咸平编敕》后，续降宣敕千一百余道，及新行者，又三千六百余道。条件既众，检视犹难。望遣官删定。』乃诏王曾与翰林学士陈彭年同加详定。

九年八月，翰林学士陈彭年等言：『先准诏看详新、旧编敕，及取已删去并林特所编三司文卷、续降宣敕，尽大中祥符七年，总六千二百二道（《会要》云二千七百九十一道。今从本志），千三百七十四条，分为三十卷。其仪制、赦书、德音别为十卷，与《刑统》、《景德农田敕》同行。其止是在京及三司本司所行宣敕，别具编录，若三司例。册贡举、国信条例，仍旧遵用。』

李宗谔等修定乐器

　　景德二年八月丁丑朔[10]，以翰林学士李宗谔、左谏议大夫张秉同判太常寺，仍命内臣监修乐器。时殿中侍御史艾仲儒上言：『每监祠祭，伏见太常乐器损阙，音律不调。郊禋在近，望遣使修饰，及择近臣判寺。』故以命之。宗谔素晓音律，乃令大乐、鼓吹两署工较其优劣，黜去滥吹者五十余人。宗谔因编录律吕乐物名数，目曰《乐纂》，又裁定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皆施行之。

　　三年八月甲戌，上御崇政殿，张宫悬，阅试李宗谔等新习雅乐，召宰相、亲王临观，宗谔执乐谱立侍。先以钟、磐按律，次令登歌[11]，钟、磬、埙、篪、琴、阮、笙、箫各二色合奏，筝、瑟、筑三色合奏，迭为一曲，复击钟、铸为六变、九变，又为朝会上寿之乐，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六周之曲。旧制：巢笙每变宫之际，必换义管。然难于遽易，乐工单仲辛改为一定之制，不复旋易，与诸宫调颇为精习。上甚悦，赐宗谔等器币有差。自是乐府制度顿有伦理矣。上以两舞乐词非雅，乃命分两制别为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己酉，诏太常寺别制天书乐章，俟亲飨园丘日，以奉禋祀。又诏取天书降及封禅以来祥瑞尤异者，别撰乐曲，以备朝会燕飨。于是太常寺请郊祀献天书用《瑞安曲》，天书升降用《灵文曲》，又上朝飨用《醴泉》、《神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请两制撰词。从之。

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事迹

景德二年九月丁卯，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钦若请以直秘阁钱惟演等十人同编修。初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钦若暨亿看详。钦若等又自撰集上进。诏用钦若等所撰为定，有未尽者，奉旨增之。又令宫苑使、胜州刺史、勾当皇城司刘承珪，内侍高品、监三馆秘阁图书刘崇超典掌其事。编修官非内殿起居当赴常参者免之，非带职不当给实俸者特给之。其供帐饮馔，皆异于常等。

　　三年正月癸酉，赐编修《君臣事迹》官太仆少卿、直秘阁钱惟演等苁蓉。旧制，方物之赐，止及近臣。至是优礼此职故也。

　　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观四库图籍及所修《君臣事迹》，遍阅门类，询其次序，王钦若、杨亿悉以条对。有伦理未当者，立命改之。上谓侍臣曰：『朕此书盖欲著前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也。』赐编修官金帛有差。

　　四年四月丁丑，上谓钦若曰：『近览《唐实录》，敬宗即位，坐朝常晚，群臣班于紫宥殿，有顿踣者。拾遗刘栖楚切谏，扣龙墀不已，宰臣宣谕，乃退。恭宗为动容，遣中使慰劳。谏臣举职，深可奖也。而史臣以逢吉之党目为鹰犬，甚无谓也。今所修《君臣事迹》，尤宜区别善恶。自前代褒贬不当如此类者，宜析理论之，以资世教。』

　　八月壬寅，上幸崇文院，观新编《君臣事迹》。王钦若、杨亿等以草本进御。上遍览之，赐修书官器币有差。乙巳，诏编修《君臣事迹》官秘书丞陈从易、著作佐郎直史馆陈越、大理评事秘阁校理刘筠月增给钱五千，以从易等修书服勤，而俸入此【杰按：此，“比”之误。】同僚尤薄故也。

　　十一月癸酉，上谓钦若曰：『《君臣事迹》崇释教门有布发于地令僧践之，及自剃僧头以徼福利。此乃失道惑溺之甚者，可并刊之。』

　　十二月乙未，手札赐王钦若曰：『编修《君臣事迹》官皆出遴选，朕于此书，匪独听政之暇资于披览，亦欲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戒监。起今后，自初修官至杨亿，各依新式，递相检视。内有脱误、门目不类、年代帝号失次者，并署历，仍书逐人名下，随卷奏知，异时比较功程等第酬奖，庶分勤惰。委刘承珪专差人置历（详见《钦若事迹》）。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庚午，枢密使王钦若等上新编修《君臣事迹》一千卷。上亲制序，赐名《册府元龟》，编修官并加赏赉。左正言、直史馆陈越先死，无子，同列为奏其事。上闵之，赐其兄咸同三传出身。

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辛巳，内出手札，示编修《君臣事迹》官曰：『张杨为大司马，下人谋反，辄原不问。乃属之仁爱门，此甚不可者。且将帅之体与牧宰不同，宣威禁暴，以刑止杀。今凶谋发觉，对之涕泣，愈非将帅之材。《春秋》息侯伐郑大败，君子以为不察有罪，宜其丧师。今张杨无威刑，反者不问，是不察有罪也。可商度改定之。』

王钦若等校《道藏经》

　　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己酉，枢密使王钦若上新校《道藏经》，赐目录名《宝文统录》[12]。上制序，赐钦若及校勘官器币有差，寻又加钦若食邑、校勘官阶勋，或赐服色。初，东封后，令两街集有行业道士修《斋醮科仪》（二年七月壬申），命钦若详定，成《罗天醮仪》十卷（八年正月丙申），又选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经》（二年八月辛卯）。明年，于崇文院集官详校，钦若总领，铸印给之。旧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太宗尝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写本，送大宫观。钦若增六百二十二卷，又以《道德阴符经》乃老君圣祖所述，自四辅部升于洞真部。钦若自以深达教法，多所建白。时职方员外郎曹谷亦称练习，钦若奏校《藏经》。未几，出为淮南转运使，奏还卒业，铨整部类，升降品第，多其为也。仍令著作佐郎张君房就杭州监写本。初，诏取道、释《藏经》互相毁訾者删去之。钦若言（是年是月）：『老子《化胡经》乃古圣遗迹，不可削去。』又言（五月十二日）：『《九天生神章》、《玉京通消灾救苦》、《五星秘授》、《延寿定观》内保命[13]、六斋、十直凡十二经，溥济于民，请摹印颁行。』从之。

七年五月癸丑，钦若上洞真部六百七十卷。

田锡《御览》

　　咸平四年。初，田锡知泰州，几三年不得代。锡乃上章自陈，即诏归阙，屡召对言事。尝奏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臣愿以皇王之道治之。旧有《御览》，但记分门事类。臣愿钞略四部，别为《御览》三百六十卷。万几之暇，日览一卷。又采经、史要切之言，为《御屏风》十卷，置宸坐之侧，则兴亡治乱之事，常在目矣。』上善其言，诏史馆以群书借之，仍免其集贤校雠之职。如成数卷，即先进内。锡言：『臣所撰书，每五日具草一卷，检讨疑互，写为净藁，已十八日。大率十年绝笔。臣虑朝廷俾臣莅事，或委一郡，授一职，不若使臣常以皇王之道致主于尧舜也。陛下春秋鼎盛，好古不倦。若师皇王之道，日新厥德，十年之内，必致太平。臣虽衰迈，得见其时，私幸足矣。』即先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手诏褒答之。

　　按：《田锡集》：五月八日召对，请修书。二十六日进草稿。降诏奖谕不得其时，今附见六月末。

　　五年四月癸酉，命锡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仍遣中使谕旨曰：『卿每上章疏，所司不敢滞留，朕皆一一亲览。知杂之任，朝廷甚难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见，即具奏闻。』

　　六年五月乙未，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田锡为左谏议大夫。遣中使谕旨曰：『第安心著述，必无差出。欲升殿者，听先奏。』寻又命锡史馆修撰。

十二月，田锡卒，所修二书竟弗克就。

胡旦《两汉春秋》

　　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初，胡旦编两汉事为《春秋》，言于太宗，愿给借馆吏缮写。太宗语侍臣曰：『吕不韦《春秋》，皆门下名贤所作，尚悬千金咸阳市，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之。」如闻旦所撰，止用其家书，褒贬出于胸臆，岂得容易流传耶?俟其工毕，且令史馆参校以闻。』旦惧，遂止。于是旦通判襄州，书成凡百卷。知州谢佖又为言，乃诏官给笔札，录本以进。天圣二年，始上之。

仁宗天圣二年二月辛酉，襄州上将作监致仕胡旦上所撰《两汉春秋》。上因问旦更历及著书本末，宰臣王钦若对曰：『旦词学精博，举进士第一，再知制诰。然不矜细行，数败官。今已退居。尝谓三代之后，独汉得正统。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贬，以拟《春秋》。』上称叹之。癸亥，命旦为秘书监，仍录其子彬为将作监主簿。

校勘记

[1]八月丁未 原本无此四字，据《长编》卷六十一补。

[2]第三龛 原本作『第二龛』，据《长编》卷六十一改。

[3]中官正 《长编》卷六十一作『冬官正』，按：《宋史﹒职官志》五《司天监》有中官正，又有冬官正，不详郭献之究为何官。

[4]太常卿 原本作『大帝卿』，据《长编》卷六十一改。

[5]定制 原本脱『制』字，据《长编》卷六十一补。

[6]开元礼义罗云帝坐有五 原本作『开元礼义罢去帝坐有五』，据《长编》卷六十一、《宋史》卷九十九《礼志》二改。按：『开元礼义罗』为一书之名。

[7]天记 原本作『天纪』，据《长编》卷六十一改。

[8]合而为一 原本作『正而为一』，据《长编》卷六十一改。

[9]辄率 原本作『辄索』，据《长编》卷六十一改。

[10]二年 原本作『八年』，据《长编》卷六十一改。

[11]登歌 原本作『登鼓』，据《长编》卷六十三改。

[12]赐目录 原本脱『赐』字，据《长编》卷八十六补。

[13]延寿定观 原本脱『定』字，据《长编》卷八十六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七

真宗皇帝

封泰山天书附

　　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兖州泰山父老及瑕邱等七县民四千七百九十三人诣阙请封禅，观察判官廖文铎护送之。上谦逊不允，各赐束帛遣还。雍熙元年四月乙酉，泰山父老千余人复诣阙请封禅。戊子，群臣上表奏请封禅。表凡三上。甲午，诏以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是月丙申，诏翰林学士承旨扈蒙、学士贾黄中、散骑常侍徐铉等同详定封禅仪。己亥，命南作坊副使李神祐等四人修自京抵泰山道路。庚子，以宰相宋琪为封禅大礼使，翰林学士宋白为卤簿使，贾黄中为仪仗使。宋琪等所过备仪仗导驾。上曰：『朕此行盖为苍生祈福，过自严饰，非朕意也。』乃诏：『惟告庙及至泰山下用仪仗，所过不须陈设。』辛未，以驾部员外郎刘蟠、监察御史索湘为泰山路转运使。癸卯，遣仪鸾副使康仁宝等部丁匠修宫墙于泰山。

　　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灾。

　　六月壬寅，上谓宰相曰：『封禅之废已久，今时和年丰，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炽，深虑劳人。徐图之，亦未为晚也。』乃诏停封禅，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雍熙二年十一月甲子，诏：『泰山前代石检坛壝有隳坏者，并令修葺如故，州县常谨视之。』

　　四年六月丙子，起居舍人田锡上书，请东封泰山。

　　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殿中侍御史赵湘上言请封禅。中书以闻，上拱揖不答。王旦等曰：『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上曰：『朕之不德，安敢轻议?』初，王钦若既以城下之盟毁寇准，上自是常怏怏。他日，问钦若曰：『今将奈何?』钦若度上厌兵，即缪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也。』上曰：『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卿盍思其次?』钦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远人也。』上曰：『何谓大功业?』钦若曰：『封禅是矣。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人力为之。若人主主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上久之乃可，独惮王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请以圣意谕旦，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之，黾俛而从。然上意犹未决，莫适与筹之者。他日晚幸秘阁，惟杜镐方直宿。上骤问之曰：『卿博达坟典，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上旨，谩应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其言偶与钦若同，上由此意决，遂召王旦饮于内中，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视，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复持异，天书、封禅等事始作。

　　此据苏辙《龙川别志》及刘攽所作《寇准传》。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上召宰臣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对于崇政殿之西序。上曰：『朕寝殿中帟幕皆青絁为之，旦暮间非张烛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朕方就寝，忽一室明朗。惊视之次，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宜于正殿建黄篆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对，忽已不见，遽命笔志之。自十二月朔，即蔬食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结彩坛九级，又雕木为舆，饰以金宝，恭伫神贶，虽越月，未敢罢去。适见皇城司奏：在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朕潜令中使往视之，回奏云：其帛长二丈许，缄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朕细思之，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旦等曰：『陛下以至诚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己爱人，夙夜求治，以至殊邻修睦，犷俗请吏，干戈偃戢，年谷屡丰，皆陛下兢兢业业、日谨一日之所致也。臣等尝谓天道不远，必有昭报。今者神告先期，灵文果降，实彰上穹佑德之应。』皆再拜称万岁。又言启封之际，宜屏左右，上曰：『天若谪示阙政，固宜与卿等祗畏改悔。若诫告朕躬，朕亦当责身自修，岂宜隐之而使众不知也?』上即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命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升屋，对捧以降。王旦跪进，上再拜受，置书舆上，复与旦等步导，却伞盖，彻警跸。至道场，授知枢密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讳，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启缄，命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词类《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藏以金匮。旦等称贺于殿之北庑。是夕，命旦宿斋中书，晚诣道场。旦趋往而上已先至。丙寅，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上与辅臣皆蔬食，遣吏部尚书张齐贤等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城祠庙。丁卯，设黄麾仗于殿前，陈宫悬、登歌，文武官、契丹使陪列，酌献三清天书礼毕，上步导入内，行避黄道。司天监奏三日五日有瑞云覆宫殿，乞付史馆。从之。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并加恩。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擢护门亲从官徐荣为十将，赐衣服、银带、缗钱，荣先觐天书故也。

　　三月甲戌，兖州父老吕良等千二百八十七人诣阙请封禅，对于崇政殿。上令引进使曹利用宣劳，而谕之曰：『封禅大礼，历代罕行，难徇所请。』良等进而言曰：『国家受命五十年，已致太平。今天降祥符，昭显盛德，固宜告成岱狱，以报天地。』上复曰：『此大事，不可轻议。』良等又曰：『岁时丰稔，华夏安泰。愿上答灵贶，早得盛礼。』诏赐缗、帛遣之。知州邵烨又率官属抗表以请[1]，亦不允。

　　己卯，诸道贡举人、兖州进士孔谓等八百四十六人伏阙下，请封禅。

　　四月辛卯朔，天书又降于大内之功德阁。

　　此据天禧元年正月壬戌诏追书。《本纪》、《实录》并不载也。

　　四月[2]，先是，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县官吏、四裔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诣东上閤门，凡五上表请封禅。甲午，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杨亿草诏，有『不求神仙，不为奢侈』等语，上曰：『朕不欲斥言前代帝王。』遂改云：『朕之是行，昭答元贶。匪求仙以邀福，期报本而洁诚。珪币牲牷，并资丰备。服御供帐，悉从减省。』遂遣官告天地、宗庙、岳渎诸祠。甲午，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并为封禅经度制置使。初议封禅未决，上以经费问权三司使丁谓，谓曰：『大计固有余矣。』议乃决。即诏谓计度泰山路粮草，引进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相度行宫道途，翰林学士晁迥、李宗谔、杨亿、龙图阁直学士杜镐、待制陈彭年与太常礼院详定仪注。王旦请依郊禋故事面命五使。上曰：『升中大礼五使之职，当于中书、枢密院以班次领之。』冯拯曰：『臣等叨居重位，又添使名，虑未为允，乞仍旧贯。』上曰：『大臣为之，盖重祀事也。』丙申，命王旦为大礼使，王钦若为礼仪使。其礼仪、桥道顿递使事，令拯洎尧叟分掌之。钦若、安仁并判兖州，仍更迭往乾封县。禁于泰山樵采者。山下工役无得调发，丁夫止用兖、郓州兵；行宫除前后殿，余悉张幄幕；金帛、刍粮委三司规度收市，或转输供用他所须物，悉自京辇致，无得辄有科率。戊戌，命皇城使刘承珪、龙图阁待制戚纶、崇仪副使谢德权计度封禅发运事。纶上疏言：『臣遐览载籍，验天人相与之际，未有若今炳焕者也。请诏侍从臣、大臣摹写祥符，勒于嘉玉，藏之太庙，别以副本秘于中禁，传示万叶，世世子孙，恭载天命，无敢怠荒。然臣窃谓流俗之人，古今一揆，恐托国家之嘉瑞，浸生幻惑之狂谋。或诈凭神灵，或伪形土木，妄陈符命，广述休祥。以人鬼之妖词，乱天书之真旨。少君、栾大之事，往往有之。伏望端守元符，凝神正道，参内景修行之要，致五千资治之言。建皇极以御蒸人，宝大和而延圣算，仰答天贶，俯惠群黎。』上嘉纳焉。以兵部员外郎、知兖州邵烨为京东转运使，巡护齐州泰山路，禁止行人。兖州别给公用钱月二十万。壬寅，以吏部员外郎、判三司勾院卢炎权京东转运使，诏东封缘路禁采捕，修建行宫，无得侵占民田，扈驾步骑辄蹂践苗稼者，御史纠之。兖州民供应东封外，免今年徭役及支移税赋。丙午，诏于皇城西北天波门外作昭应宫，以奉天书。命皇城使刘承珪、入内副都知蓝继宗典其役。丙辰，有司言：『巡狩有燔柴、告行之礼，皇帝亲行事。又封祀，至泰山下，柴告昊天上帝于圆坛。如巡狩告至之礼，有司摄事，即不载摄事之仪。车驾至泰山，合行告至。望令太尉以酒脯、币帛于山下坛告至。』奏可。又言：『车驾所过山川及古先哲王、名臣烈士，皆州县致祭。所经十里内神祠、桥道并合致祭。今参详其数颇多，虑有司供祀不逮。请除名山大川、先代帝王功德赫奕者遣官外，余委本州祭告。』从之。遣使驰诣岳州，采三脊茅三十束，备藉神缩酒之用。有老人董皓识之，授岳州助教，赐束帛。戊午，诏东巡取郓州临??路赴泰山，礼毕幸兖州，取中都路还京。先是，自京抵兖州有路二，由曹、单者为南路。太宗朝，尝置顿于此。由濮、郓者为北路。时命王钦若、曹利用由南路，赵安仁、李神福由北路，同赴泰山，计工用之繁简。且言：南路虽近而用功多，北路邮传有素而功省，故从北路焉。

　　五月壬戌，王钦若言泰山下醴泉出。有司详定仪注，请于泰山上置圜台，径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上饰以青，四面如方色。坛外一壝广一丈，围以青绳，三周。燎坛在圜坛东南，高一丈二尺，方一丈。开上南出户，方六尺。山下封祀坛四成十二陛，如《郊祀录》圆丘之制。上饰以元，四面如方色，设三壝燎坛。如山上社首坛，八角三成，八陛三壝，如方邱之制。又为瘗坎于壬地。外壝之内，天地、玉牒、玉册并刻字填金，联以金涂，银绳缄，以玉匮置石?[3]。配坐玉册缄以金匮，牒广五寸，册广一寸二分，厚三分。金匮之制，并长一尺三寸，检长如匮，厚二寸，阔五寸。当缠绳处，刻为五道。封匮以金泥和金粉、乳香为之，印以受命宝，宝方二寸一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宝。』匮当宝处刻深二分。石?之制，用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凿中，广、深容玉匮，傍施检处皆刻，深七寸，阔一尺。南、北各三，东、西各二。去隅皆七寸，缠绳，皆刻三道，广一寸五分，深三分，又为石检以???，皆长三尺，阔一尺，厚七寸。刻三道，广、深如缠。其当封处刻二寸，取足容宝。又皆为小石盖?，与封刻相应。其检立?旁，当刻处又为金绳三以缠?，一周，径三分。封?以石泥、石末和方色土为之，印以『天下同文宝』，宝铸以金，制同御前宝。距石十二分，距四隅皆阔二尺，厚一尺，长一尺。斜刻其道，与?相应，皆再累，又为五色土园封?，上径一丈二尺，下径三丈九尺。其二宝分寸，并以今尺为准。金匮回日，奉置太庙本室。』诏皆从之。乙丑，王钦若言锡山苍龙见。

　　丙寅[4]，命王旦、冯拯、赵安仁等分撰玉牒、玉册文。上谕之曰：『其文当首叙上天降鉴，符瑞沓委；次述为民祈福之意。』初，有司请依唐故事，皇帝告庙出京，泰山、社首山并用法驾。上以前诏惟祀事丰洁，余从简约，于是改用小驾仪仗。寻改小驾名曰鸾驾。辛未，赵安仁奏：『得太仆寺状，金、玉辂合先赴泰山。辂高二丈三尺，阔一丈三尺。所经州县城门、桥道有隘狭处，请令修拆。』上曰：『若此，则劳人矣。可于城外过[5]，有坟墓处避之。』丁丑[6]，令诸州所贡方物，并取十月以前集泰山下。甲戌，上以东封路供顿刍粮数广，召丁谓出扈驾兵籍，示之曰：『盖有司不知此数，广为营备耳，曾不虑烦扰于下。其少数未曾转送者，俟秋成和市。』庚辰，有司请登封日，圜台立黄麾仗至山下，坛设爟人。将行礼，然炬相属。又出漆牌，遣执仗者传付山下。牌至公卿就位，皇帝就望燎位，山下传呼万岁。下即举燎，皇帝还大次，解严。又传呼而下，祀官始退。其社首瘗坎，亦设爟火三为准。从之。始定公卿就位，亦用传呼为节。上以接神务在严静，遂更为漆牌，礼毕乃听传呼。又恐传付漆牌不即达，辰刻或差，先遣司天以漏壶设山之上下，及以日晷覆校，复于坛侧击板相应。又自太平顶天门、黄岘岭岱岳观，各以长竿揭笼灯下照参侯，使不愆其节云。辛巳，对王旦等于龙图阁，出封禅坛图视之。上曰：『郊禋日，祀昊天上帝位，不以正坐，盖合祭皇地祇。今封祀日，昊天上帝坐宜当于位，天书置于东侧，太祖、太宗位北，郊禋日次，西北侧向，以申祖宗恭事上穹之意。』壬午，诏天书出京，至岳下日[7]，用道门威仪百人，在路三十人。旧制：郊祀正坐褥皆以黄，皇帝拜褥以绯。至是，诏配坐以绯，拜褥以紫。诏缘路行宫，止以旧屋就加塈，不须别创。诏于泰山要路置门，非执事赴役者不得升。有司言：『天书出。』是日，创新几褥置玉辂中，备仪仗导从七百五十人，前后部鼓吹，中使二员夹侍，仍命官充使。癸未，以王旦为天书仪仗使，王钦若、赵安仁副之，丁谓为扶持使，蓝继宗为扶持都监，内官高品周怀政、入内高品皇甫继明并力夹侍。诏车驾离京至封禅以前不举乐，经历州县，勿以声伎来迎。上谓王旦等曰：『自醴泉发，朕即周问泰山祠宇，有言王母池。因念诏许东封以来，凡有灵迹，靡不醮告，独此尚阙。』乃令中使赍青词致告。未发而王钦若奏至，言池水变紫色，验之，乃遣使之信宿也。旦等曰：『休应响答，如是之速，实至诚所感也!』

　　六月壬辰，详定所上《封禅仪注》。上览之，曰：『此仪久废。非典礼具备，岂为尽美?』即手札疑互凡十九事，令五使参议厘正而行之。丙申，有司请前祀七日，遣官以牲币分致天齐等八神，又祀云云、亭亭、肃然、徂徕、会稽五山，及于泰山下择地望祭。前代封禅，帝王前祀一日，以太牢祀泰山，少牢祀社首。并从之。先是五月丙子，上复梦向者神人言『来月上旬复当赐天书于泰山』，即密谕王钦若。于是钦若奏：六月甲午，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见黄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识，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见其上有御名，驰告钦若，钦若等就取视之，遂建道场。明日跪授，中使捧诣阙。奏至，上亟召王旦等谕其事，欲自出奉迎。即命旦为导卫使。己亥，旦与扶持使而下具仪仗，迎天书人含芳园之西门。庚子，群臣诣园，迎导升殿。辛丑，上致斋。壬寅，备銮驾以出，北面拜。殿下道卫扶持使自殿上奉天书置上前，上再拜，授陈尧叟，尧叟跪读。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和[8]。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读讫，召百官示之，复奉以升殿。酌献毕，上先还，旦等导卫扶持至朝元殿。上迎拜入内。时久雨顿晴，景色澄廓，苑中有云五色。读天书次，黄气如凤驻殿上。癸卯，擢董祚为八作副都头，王居正为右班殿直。壬子，取封禅之义，改郊祀乐曲名，俟礼毕仍旧。其后祀汾阴后土亦如之。

　　七月，广州言大食国舶主陀婆黎愿以方物至泰山修贡，诏许之。封禅用玉牒册凡七，文思玉工言：用玉追琢难成。宰相请代以珉石及阶州采进。上曰：『此珷玞之类，目之为玉以奉天，于礼可乎?』即遣中使遍询玉工。有赵荣者言：『太平兴国中，令与众工治美玉为牒册，岁余方就，寘崇政殿库。亟取而用之。曰：『此盖先帝圣谟已成，垂裕冲眇也。』仍出示辅臣。时王旦宿斋中书，即遣中使谕焉。己巳，命秘书丞、直史馆刘锴摄将作监，与内侍张承素领徒封圜台石?；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宋皋与内侍郝昭信封社首石?，并先规度。锴、皋请对便殿，以?式进御。上起，更袍而视之。辛未，濮州举人郭圭等四百六十二人以车驾东巡[9]，献菽粟二千石、草四万围。上曰：『意虽可嘉，虽纳之则诸州尽以为贡，益成烦扰耳。』即令优给其直，仍谕京东诸州民无复然。

　　八月，诏升山有大石难越者，筑土平之，或委曲而过，树当道者，用采帛萦其枝干，咸勿动伤。有司言：『西汉祭天于甘泉泰峙，祭地于汾阴后土。后汉始定南、北郊。然则今之汾阴后土，本汉祀地祇之所也。将来既禅社首，祀皇地祇，则后土不当同日更祭。又按：唐开元十二年，祀后土于汾阴脽上。十三年封禅，不别祀后土。欲望车驾出京日，遣官就汾阴告祭，封禅日更不致祭。』从之。乃命给事中冯起祭告。辛丑，诏审刑院、开封府自九月一日后勿奏大辟案，止令中书拟定施行。甲辰，详定仪注官晁迥而下习泰山圜台封祀仪于都亭驿。乙已，令天下禁屠宰一月，自十月日一始。丙午，王钦若等奏泰山道路、祀坛、御幄咸已毕工。上谓辅臣曰：『每有自泰山使至者，朕必首询役作劳苦，皆言景色异常，众共乐成其事。王旦等固称颂圣德。上曰：『兹乃上天敷祐，祖宗积累所至也，朕何足以当之?』详定仪注官再习仪于都亭驿。己酉，王钦若来朝，献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表请从祀，诏可。

　　九月己未，诏告太庙日，以芝草、嘉禾、瑞木列于天书辇前，及陈于六室，仍各标所贡之处。庚申，命兵部侍郎向敏中权东京留守，即赴内殿起居。上以敏中旧德，有人望，故自西京召而用之。皇城使刘承珪诣崇政殿。上新制天书法物，有鹤十四来翔。天书扶持使丁谓奏双鹤度天书辇，飞舞良久。翌日，上顾谓曰：『昨所观鹤但于辇上飞度。若云飞舞良久，文则文矣，然恐不为实。卿当易此奏也。』谓再拜曰：『陛下以至诚奉天，以不欺临物，正此数字，所系尤深。皇帝徽猷，莫大于此。望付中书，载于时政。』上然许之。

　　按《实录》云：刘承珪上法物，有鹤十四飞舞于庭。本志云：有鹤十四至殿上，宛转飞舞，正与御座相直。《封禅记》亦同。据丁谓所奏，止有双鹤尔，岂至殿上者凡十四，而飞度天书辇者特其十四之二耶?《本纪》并承珪上法物皆不书，乃于告庙日，书『有鹤十四来翔』。按《实录》止于告庙日鹤随步辇至万岁殿，不言其数。本志云『还至乾元门，有八鹤盘飞空中』，又曰『四鹤飞随步辇』，天书初出及还，皆有双鹤翔辇上下。疑本纪所称，即通此数也。然则上法物及告庙，皆有十四鹤来翔矣。今两存之，具载上语，使后世有考焉。

　　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顶，泉源素壅而浊。初，营顿置山下醴泉，发池水亦涨。及工徒升山，其流自广，清沘可鉴，味甚甘美，众赖以济。王钦若始治之。池侧有石像颇摧折，刘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与辅臣临观。辛酉，遣使砻石为龛，奉署旧所令钦若致祭。礼仪使言：『准典礼，皇帝饮福酒以上尊，太尉而下以疊。令参详告庙及封禅日，皇帝所饮福酒，盖上灵降祚，以交神明之福。望令尚食奉御一员于上尊酌酒以进，庶叶礼文。』从之。癸亥，以权三司使事丁谓为行在三司使，盐铁副使林特副之。是日，奉天书于乾元殿，上斋于殿之后阁。初，有司撰仪，止致斋一日。特诏散斋二日。甲子，扶持使等奉天书升玉辂，赴太庙南城门内幄殿，有顷，车驾至，诣殿酌献讫，奠告六室。至太祖、太宗室，告以严配之意。上涕泗交下，左右执事无不感动。行礼次，白云如龙、凤、仙人，正在庙室上，有鹤十四来翔。辛未，诣启圣院，朝拜太宗神殿。是行也，诏：『祀事所用醴酒，令有司别择器用，精加酝酿。至时进内，朕躬亲检题，以付有司。』邛部川蛮王阿道遣将军赵勿婆来朝贡，勿婆请赴泰山陪位，许之。癸酉，诏文武官奉使至兖州当升岳者，并公服，令王钦若等察之。步军都虞候郑诚部前军先赴泰山。甲戌，命诸司副使二员视岳下诸坛牲牢、祭器，有不恭其事者，遇赦不原。诏诸司奉祀升山人官给衣服，令祀日沐浴服之。从官、卫士至郓州，即禁荤茹，公私羊豕，不得至岳下。己卯，签书枢密院事马知节为行宫都部署。庚辰，赵安仁来朝，献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一十本。乙丑，上亲习封禅仪于崇德殿。初，礼官巳再肄习，且言职在有司，无帝王亲习之文。上曰：『朕以达寅恭之意，岂惮劳乎?』既毕，谓辅臣曰：『适见典礼颇有未便，如天书未下园坛，朕已先降。又金匮先天书降坛，送神毕，始奉玉匮置?石。礼仪使奏礼毕在望燎前，似未协。宜置匮?中。将作监即领徒封，固惧为喧杂，可与礼官再议以闻。』有司言：『按：《开宝通礼》则燔燎毕封册；《开元故事》则封?后燔燎。今若不对神封册，即未称寅恭；或封?后送神，则并为喧渎。欲望俟终献毕，皇帝升坛封玉匮，奉置石碑中[10]，印讫次，饮福，送神乐止，燎，举天书降，次金匮降，礼仪使奏礼毕，皇帝还大次。俟封?讫，再升坛省视。缘祀礼已毕，更不举乐。』从之。又以亚献、终献皆不作乐，问礼官，且言：『按：《开宝通礼》亲郊，坛上设登歌，皇帝升降、奠献、饮福则作。坛下设宫悬降神、迎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则作。亚、终献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间。有司摄事，不设宫架、二舞，故三献升降，并用登歌。今山上设登歌，山下设宫悬、二舞。其山上圜台，亚、终献准亲祠例，无用乐之文。』上以对越天地，严配祖宗，不欲分等威，特令亚、终献并同登歌作乐。

　　十月戊子朔，上谓王旦等曰：『朕以封禅非常祀，自今日素膳。』旦曰：『陛下方将冒寒沍，涉道途，保卫圣躬，恐未得宜。况南郊亦祀天地，不闻预禁荤茹。望于致斋或散斋后，议进素食。』遂三上表恳请，终不许。庚寅，诏以御史中丞王嗣宗摄御史大夫，为考制度使，右正言、知制诰周起摄中丞，为副使。所经州县，探访民间不便事并市物之价，车服、权衡、度量不如法者，举仪制禁之。有四方异行隐沦不仕者，与所属长吏论荐。鳏寡惸独不能自存者，量加赈恤。官吏政迹尤异、民受其惠、不守廉隅、昧于政理者，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为乡里所称者，并条析以闻。辛卯，有司宿设天书仗卫于乾元门。昼漏未上三刻，自宫中奉天书出乾元门，升玉辂，黄麾仗，前后部鼓吹、道门威仪扶持使等导从而行，从臣望拜于殿下。有顷，上服通天冠，绛纱袍，御大辇发京师，次含芳园之行宫。诏行宫官职掌人尽恭奉祀，有涉懈慢，令宪台及监察使纠举，遇赦不原。壬辰，次陈桥驿。命宫苑使赵承煦等检视山上下诸坛牢馔，诏行在诸色人有犯罪，并赴行宫都部署马知节，诸军即送殿前副都指挥使刘谦，量罪区断。情理重者，以军法从事，不须奏闻。所在州县犯罪人送军头司，未得引见。令枢密院详度指挥。上虔心祀事，不欲决罚，且虞小民轻冒禁法，故预戒之。自降诏至讫事，未尝戮一人。癸巳，次长垣县。甲午，次韦城县。王钦若等言泰山芝草再生者甚众。乙未，次卫南县。丙申，次澶州，命殿前副都指挥使刘谦、西京左藏库副使赵守伦于山门阅视升岳之人，著籍乃许上。丁酉，次永定驿。诏应乘舆仪仗，如城门不可入者，由城外而过。时大辇至澶州，有司以城门庳下，将撤之。上不许，因降是诏。戊戌，次濮州。郓、济、单、淄等州长吏赴泰山陪位、车驾所经黄河护埽军士，并优与特支。己亥，次范县。庚子，次寿张县。辛丑，次郓州。壬寅，驻跸。知制诰朱巽言：『奉玉册、玉牒至翔鸾驿，有神光起昊天玉册上。』上亟遣翰林学士李宗谔驰往致谢。癸卯，入内高班邓守思覆视诸坛牢馔。乙巳，发郓州，夕次迎鸾驿。丙午，次翔鸾驿，命行宫都部署马知节于山门驻泊，都大管勾山下公事殿前副都指挥使刘谦、都大提举山下军马马军都虞候张昊、步军都虞候郑诚扈从升山，提举宿卫兵。丁未，法驾入乾封县奉高宫。上即诣昊天玉册前，焚香再拜，以谢神光之贶。占城、大食诸蕃国使以方物迎道左。大食蕃客李麻勿献玉圭，长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自西天屈长者，传云：谨守此，俟中国圣君行禅礼，即驰贡之。戊申，上斋于穆清殿。王钦若等献泰山芝草三万八千二百五十本。己酉，五色云起岳顶。上与近臣登后亭望之，名亭曰瑞云。知制诰朱巽奉玉册、牒及圜台行事官并先升山。上以回马岭至天门路险绝，人给横板各二，两首施采帛，选亲从卒推引而上。庚戌，昼漏未上五刻，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法驾至山门，改服靴袍，垂步辇以登。卤簿、仗卫列于山下。黄麾仗卫士亲从卒自山趾盘道至太平顶，凡两步一人，采绣相间。供奉马止于中路御帐。亚献宁王元偓，终献舒王元偁。卤簿使陈尧叟从登，有黄云覆辇上。道径险峻，必降辇步进。有议盆扶卫，皆却之。导从者或至疲顿，而上辞气益庄。至御幄，召近臣观玉女泉及唐高宗、明皇二碑。前一夕，山下大风裂帟幕，迟明未已。上之至，天气温和，纤尘不动。奉祀官点馔习仪于圜台，祥光瑞云，交相辉映。是夕，山下罢警场。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台，以太祖、太宗配。命群官享五方帝、诸神于封祀坛，仪卫使奉天书于上帝之左。上服袞冕奠献，侍从导卫悉减去拂翟，止于驢门笼烛，前导亦彻之。摄中书侍郎周起读玉册、玉牒文，上饮福。摄中书令王旦跪称曰：『天赐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复始，永绥兆人。』三献毕，封金、玉匮。摄太尉王旦奉玉匮置于石?，摄太尉冯拯奉金匮以降，将作监领徒封?上，复登台，阅视讫，还御幄。司天监奏庆云绕坛，月有黄煇气。宰相率从官称贺，山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上即日还奉高宫，百官奉迎于谷口。日有冠戴，黄气纷郁。壬子，禅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之仪。上至山下，服靴袍步出大次。侍臣言山路峻滑，请乘步辇。上曰：『接神在迩，敢不徒行?』五使等复固请，终不许。前夕阴晦，风势劲猛，不能燃烛。及行事，风顿止，天宇澄霁，烛焰凝然。封?讫，紫气蒙坛，黄光如帛，绕天书匣。悉纵四方所献珍禽异兽于山下。法驾还奉高宫，日重轮，五色云见。鼓吹振作，观者塞路，欢呼动天地。诏以奉高宫为会真宫，增葺殿屋，务从严洁。九天司命上卿加号保生，天尊青帝加号广生，帝君天齐王加号仁圣，各遣使致告。癸丑，有司设仗卫、宫悬于朝觐坛下。坛在奉高宫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其南两陛。上服衮冕[10]，御坛上之寿昌殿受朝贺。中书门下文武百官、皇亲、诸军校、四方朝贺使、贡举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除之。内外诸军将士比南郊例，特与加给，文武官并进秩，赐致仕官本品全俸一季，京朝官衣绯、绿十五年者，改赐服色。兖、郓州免来年夏秋税及屋税，仍免二年支移赋税工役，所过州县免来年夏屋税十之五，河北、京东州军供应东封者，免十之四，两京、河北免十之三，诸路免十之二，屋税并永免科折。德清、通利军例外更给复一年。令开封府及车驾所过州军考送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举人，其怀才抱器沦于下位及高年不仕德行可称者，所在以闻。三班使臣经五年者，与考课。两浙钱氏、泉州陈氏近亲、伪蜀孟氏、江南李氏、湖南马氏、荆南高氏、广南、河东刘氏子孙未食禄者，听叙用。赐天下酺三日，改乾封县为奉符县。泰山下七里内禁樵采。大宴穆清殿，又宴近臣及泰山父老于殿门，赐父老时服、茶帛。始议肆赦，上谓宰相曰：『此赦与常时不同，但常赦所不能行者，卿等并录出条目共议之，务令实惠及民也。』上斋于行宫，晁迥进所草赦书。故事，召对学士，天子著帽，而学士止系鞋。迥以方行大礼，乃秉笏请对。上入，改服见之。甲寅，车驾发奉符县，次太平驿。是日，始复常膳。诏以十一月朔旦幸曲阜县，谒文宣王。乙卯，次回銮驿。丙辰，次兖州，以州为大都督府，特赐酺三日。

　　十一月戊午朔，上服靴袍诣文宣王庙酌献。有司定仪止肃揖，上特再拜，诏加谥曰至圣文宣王。以右正言、知制诰朱巽权知兖州。己未，上御回銮驿，覃庆楼观酺，凡三日。庚申，赐辅臣、亲王、百官宴于延寿寺，凡二日。有金龟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荚，丁谓得之以献，上亟命中使赍示群臣。辛酉，上作《庆东封礼成诗》，从臣皆和。壬戌，发兖州，次中都县。王钦若、赵安仁还奉符县，诏令蔬食升岳，省视圜封。癸亥，次郓州。甲子，宴百官于行宫。乙丑，御升中延福楼宴从臣，又宴父老于楼下。诏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因东封为诸州驻泊部署、钤辖者，并赐袭衣、金带、器币。旧制，藩侯在外遇大礼，无赉及之例，今特赐焉。丙寅，次寿张县。丁卯，次范县。赐曲阜县至圣文宣王庙九经、三史，令兖州选儒生讲说，又赐太宗御制御书，又以经、史赐兖州。赐兖、郓知州羊酒、缗钱，令宴设寮属。戊辰，次濮州。己巳，宴从臣于告成均庆楼，父老于楼下。诏缘祀官物合辇还者，俟来春于清河、广济河水运至京师，其铺卒悉放还营，仍给赐。庚午，次永定驿，遣翰林学士李宗谔祭澶州河渎庙。辛未，次澶州，幸河渎庙酌奠。以顿邱县令兼充庙令，以兖州父老吕良摄本州助教，良首请东封故也。壬申，王钦若、赵安仁自兖州来见。癸酉，发澶州，次韦城县，宴从臣、父老于行宫。甲戌，次长垣县，宴从臣、父老于行宫。乙亥，次陈桥驿。丙子，发陈桥，次含芳园。时近辅、淮甸、京东、河朔之民自泰山迎候车驾，奔走以望天颜者，道路不绝。诏增天书仗卫六百人，其后遂以一千六百人为定制。诏天书仪卫使副、扶持使、都监、夹侍等自今著令，凡遇大礼，即与五使并命，从丁谓之请也。丁丑，车驾至自泰山，扶持使丁谓奉天书归大内。上御乾元楼，召近臣观卫士甲马还营。赐百官休假三日，中书、枢密院一日。上之巡祭也，往还四十七日，未尝遇雨雪严冬之候，景气恬和，祥应纷委，咸以为诚感昭假、天意助顺之所致也。壬午，诏以正月三日天书降日为天庆节，休假五日。京师于上清宫建道场七日，宰相迭宿。罢日，文武官、内职皆集，赐会锡庆院。是夕京师张灯，五日内无得用刑，仍禁屠宰，诸州建道场三日，群官亦赐会。丁谓请以天书降后祥瑞编次撰赞，绘画于昭应宫。诏谓与龙图阁待制戚纶、陈彭年同编次其赞，令中书门下、枢密院、两制、尚书丞郎、给谏、待制、馆阁官分撰。甲申，命宰相王旦摄太尉，奉上太祖、太宗谥册，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冯拯摄中书令，读册文。礼毕，亲享六室。乙酉，大宴含光殿，劳旋也。

　　十二月丁亥朔，诏：『泰山路以廨舍、仓驿为行宫并依旧，其奉安天书位谨护之。』庚寅，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言：『皇帝受册尊号，百辟就列称庆。臣等与诸司使、副于殿上侍立。欲俟上受宝册毕，太尉归位，臣等于殿上率侍立群臣致词称贺。』从之。辛卯，御朝元殿受册尊号。壬辰，谒启圣院太宗神御，命丁谓、李宗谔、戚纶、陈彭年等编修《封禅记》，从彭年之请也。丁酉，内出泰山封祀上尊酒及玉女、白龙、王母池水、新醴泉赐辅臣。诏东京留守司及在京掌事内臣不该赐物者特给之。

　　二年正月丁巳朔，召辅臣至内殿朝拜天书，自是岁以为常。封禅经度制置使王钦若等上祗应祀事京朝官、使臣、艺术官功次。诏第一等优与改转，其次迁官，仍加阶勋；艺术官人第改章服。上自东封还，群臣献歌颂称贺功德者相继，惟进士孙籍献书言：『封禅帝王之盛事，然愿陛下谨于盈成，不可遂自满假。』上善其言，即召试中书。庚午，赐同进士出身。时知制诰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势，常患恬于安逸而忽于兢畏。愿毋以盈成为恃。』上深纳之。

　　四月癸丑[12]，权知兖州朱巽言泰山修封毕，诏奖之。赐兵匠等缗钱。台高一丈五尺，又增社首坛高一丈六尺，并广五十尺云。

　　五月壬戌，诏兖州长史以天书降泰山日诣天贶殿，建道场设醮，以其日为天贶节，令诸州皆设醮，从知并州刘综之请也。其后又禁屠宰、刑法，赐会如天庆节之制。丙寅，召宰相至龙图阁观道像，又观崇和殿瑞物凡四百余种。王旦曰：『祖宗以来，瑞命丛集，四方无不传闻。今获亲睹，实为神异。』上曰：『国家符命彰灼，盖祖宗功德所致。至于寰海混同，干戈不用，成封禅之礼，有由然也。朕每念前代有德之君，能行封禅者盖寡。朕乃克行，此盖由雍熙中尝有经度，制度已备，朕何力之有?』旦曰：『非陛下励精善继，力致太平，则不能奉承先志。今又归美祖宗，实宗社无疆之休也。』

　　十一月辛丑，三司使丁谓等上泰山封禅朝觐祥瑞图百五十，昭宣使刘承珪上天书仪仗图一。召近臣观于滋福殿，俄又示百官于朝。

　　三年十月庚申，丁谓等上《大中祥符封禅记》五十卷。上制序，藏秘阁。赐谓等器帛。

　　七年五月乙未，诏模刻天书，奉安于玉清昭应宫。

校勘记

[1]邵烨 原本作『邵华』，据《长编》卷六十六改。

[2]四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六十八补。

[3]石? 原本作『石碱』，据《长编》卷六十九改。以下皆同，不另不校。

[4]丙寅 原本作『丙辰』，据《长编》卷六十九改。

[5]城外过 原本作『城外遇』，据《长编》卷六十九改。

[6]丁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六十九补。

[7]至岳下 原本『至』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六十九补。

[8]咸和 《长编》卷六十九作『咸知』。

[9]郭圭 《长编》卷六十九作『郭垂』。

[10]石碑 原本作『石?』，《长编》卷七十作『石碑』，据前文改。

[11]衮冕 原本作『衮冕』，据《长编》卷七十改。

[12]四月癸丑 自此至『五十尺云』凡四十七字，未见《长编》有载。此段文意未畅，疑自『台高一丈五尺』至段末为衍入之文。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八

真宗皇帝

建玉清昭应宫 宣读天书附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己亥，以三司使丁谓为修昭应宫使，翰林学士李宗谔为同修宫使，皇城使刘承珪为副使，供备库使蓝继宗为都监，铸印给之。初议作宫，命谓经度。谓欲殚国财力，规摹宏大，近臣多言其不可。殿前都虞候张曼亦言土木之侈，不足以承天意。上召问谓，谓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宫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宫于宫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群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沮止。愿以谕之。』既而王旦又密疏谏，上谕之如谓所对，旦遂不敢复言，于是特建使名，令谓专总其事。昭应宫言：『郑州贾谷山采修宫石段，辇载颇难。望遣使计度，自汴河运送。』从之。癸丑，殿前侍卫司言虎翼已下禁军愿赴昭应宫效力[1]，从之，令别定添给，频与换易。

　　五月丁巳[2]，诏修昭应宫自令八作司，不须兼管领。丙寅，以昭应役工宴丁谓以下，仍赐役卒缗钱。

　　六月甲午，赐昭应宫使器币。丁酉，诏：『修昭应宫役夫，三伏日执土作者悉罢之，自余工徒，如天气稍凉，不须停作。』时修宫使丁谓欲速成，请三伏不赐休假。王旦言：『当顺时令[3]。』上曰：『理固然也。』乃降是诏。知制诰王曾上疏曰：『臣伏闻朝廷设谏诤之官，防政治之阙，非其官而言者，皆表其忠[4]。况当不讳之朝，复忝非常之遇，苟进思之无补，惧窃禄以贻讥。臣伏睹国家诞受殊祥，荐膺秘篆，祚洪图于万叶，超盛烈于百王。陛下寅畏宝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泽浸无垠，奉若之心，斯为至矣。而清衷浚发，成命亟行，就严城之北隅，启列真之秘宇。式昭丕应，特建嘉名。自经始以来，工徒斯广。辇他山之石，相属于道途；伐豫章之材，远周于林麓。累土陶甓，挥锸运斤，工极弥年，费将钜万。掩祈年之旧制，逾概日之前闻。辍贵近以董临[5]，假使权而领护。如此，则国家遵奉灵文之意，不为不厚矣；崇饰台观之规，不为不壮矣。然而臣之愚恳，或异于斯。既有见闻，安敢缄默?臣以为今之兴作，有不便之事五。虽鸠僝已行，未可悉罢，苟或万一采刍荛之说，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忧国之远图也。所谓五者之目，请为陛下陈之。且今来所创立宫，规模宏大[6]，凡用材木，莫非楩楠。窃闻天下出产之处，收市至多，般运赴宫，尤伤人力。虽云只役军匠，宁免烦扰平民?况复军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迩者方毕封崇，颇烦经费。今兹兴造，尤耗资财。虽府库之中，货宝山积，畚筑之下，工徒子来，然而内帑则积代之蓄藏，百物尽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敛之弥艰。虽极丰盈，犹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圣人贵于谋始，智者察于未形。祸起隐微，危生安逸。今双阙之下，万众毕臻，暑气方隆，作劳斯甚，所役诸杂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窃郊廛，狗偷都市，有一于此，足贻圣忧，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抚御寰区，顺承天地，举动必遵于时令，财成不失于物宜。靡崇奢侈之风，固悖阴阳之序。臣谨按：孟夏无发大众，无起土功，无伐大树。今肇基卜筑，冲冒郁蒸，俶扰厚坤，乖违前训。矧复旱暵，卒痒雷电，迅风拔木。飘瓦温沴之气，比屋罹灾，得非似失承天地之明效与?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窃聆中间符命之文，有清静育民之诫，今所修宫閤，盖本灵篇，而乃过兴剞劂之文，有务雕镂之巧。虽屡殚于财力，恐未协于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陛下思祖宗之大猷，察圣贤之深诫，迁思回虑，惩往念来。诏将作之官，息勤劳之众。辑宁群品，对越高穹。如此，则遐迩宅心，人祗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须建灵宫，将毕前劳，聿绥成绩，则臣敢效愚计，亦可必行，但能损彼规模，减其用度，正敦朴素，无取瑰奇。惟将之以诚明，仍重之以严洁。名数之际，加等是宜，实费之资，节俭为要。俾四海之内，知陛下爱重民力之意，岂不美欤?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宫，亦不使穷极壮丽。臣谓陛下宜遵而行之，取为法制，以示不敢逾，即鸣谦大德光于千古矣，奈何特欲过先帝之制作乎?并睹西京造太宗影殿，东岳置会真之宫，计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百家之产。然于尊祖礼神则盛矣，其于邦国大计，则犹未足为当时之急务也。臣料陛下必谓海内承平，边隅清宴，人康俗阜，时和年丰，纵或筑宫，无损于事，则臣复谓其不然也。方今疆场甫定，寇敌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宁，仓箱无红腐之积。况关辅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农桑失望。虽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复田庐。秋冬之间，饥歉是惧。亟经营于神馆，虑稍郁于舆情。且往古废兴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告方册，足为商鉴者，陛下览之详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试观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净无为者之安全乎?愿陛下留神垂听，无忽臣言，天下幸甚，虽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爱，莫敢轻渎冕旒。至于左右大臣，则虑献计之不从致见疏之悔；中外百执，则虑上言之难达招妄动之尤。使忠谠之谋未行，良为此也。惟臣出自幽介，遭遇文明，特受圣知，度越流辈。官为侍从，身服簪裳。粗识安危之机，未申补报之效。捐躯思奋，今也其时，又安敢循默苟容，不为陛下别白而论之乎?是以辄率妄庸，轻冒宸严，感发于中，无所顾避。陛下宽其鼎镬之罪，矜其蝼蚁之诚，深监古先，试垂采择，无谓创一灵宫为一细事而勿恤也。臣以为兴役动众，尤系事机，不可不察也。当使乡校之中，豪奸之党，无所开窃议之口，则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王曾疏在《言行录》，不得日月，附见此，当考。曾疏有云：『功极弥年。』恐合附来年五月疏。又云『旱暵』。案，今年五月庚辰，遣官祈雨。来年五月辛丑，京师大雨。然则附今年五月为允。

　　昭应宫初相地，止尽内殿直班院。丁谓等请增衍之，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四百三十步。多黑土疏恶，乃于东京城北地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寻，日役工数万。上以道里役远，悯其负担之劳，令谓等规画，有言载以橐驼、骡车，有言自新城北濠舟运，由广济河入旧城，可直抵宫门外者。谓等请用车载为便。上曰：『挽舟止役千人，校之负畚，省十倍之力，而土可速致。用舟为便也。』壬戌，诏三司以空船给昭应宫运土，仍浚治渠道。

　　七月辛酉，诏昭应宫隶役禁卒，自今每月更代，厢军及冬并休息之初[7]，禁军每季一易。上欲均其给赐，复有是命。辛未，以昭应宫为玉清昭应宫。

　　三年二月，右仆射、判都省张齐贤言：『玉清昭应宫缋画符瑞，有损谦德，及违奉天之意。』又屡请罢土木之役，不听。

　　七月戊寅朔，玉清昭应宫紫微殿上梁[8]，车驾亲往观焉。

　　四年十月己酉，观玉清昭应宫正殿上梁，宴从臣，赐物有差。

　　五年六月壬子，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上言：『天书阁望柱起真气千余条，青气黄白相间，又吐白光若银丝，上有轻白云覆之，俄变五色。』上作《瑞应诗》。

　　八月。初，议铸玉清昭应宫正殿圣像，令江淮发运使李溥访巧匠，得杭州民张文昱等，就建安军西北小山置冶，溥领视之。丙午，溥奏道场有神雀、异光、庆云之瑞。诏修宫使丁谓驰往醮谢，宴犒官吏、将校、耆老，赐役夫缗钱。溥、谓相为表里，多载奇木怪石，尽招东南巧匠以附会帝意。谓复言溥监铸圣像蔬食者周岁，诏奖之。

　　九月戊子[9]，丁谓为户部侍郎、参加政事，仍领修玉清昭应宫使。九月庚子，同修玉清昭应宫使李宗谔以丁谓参政，请差降等威。辛丑，改命宗谔为修宫副使。

　　闰十月辛巳，玉清昭应宫天书阁上梁，车驾往观焉，宴赐如例。

　　十一月，初置玉清昭应宫使，命宰臣王旦为之。诏赴上于本宫，百官班贺如仪。既而以使署未备，权罢班贺。

　　十二月甲子朔，以宣政使、应州观察使刘承珪为景福殿使、新州观察使、同修玉清昭应宫副使。先是，承珪屡请以疾致仕。修宫使丁谓言承珪方领宫职，藉其督辖，望勿许所请。而承珪继请不已，乃许减去烦务，特置此职以宠焉。

　　六年三月乙卯，建安军铸玉皇、圣祖、太宗尊像成，以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为迎奉，修宫使李宗谔副之。丙辰，加都监李溥顺州刺史，旌其铬范之功也。

　　五月。先是，丁谓等自建安军奉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四像各御大舟，迎奉使副分侍玉皇、圣祖，都监于太祖、太宗舟检校。舟上设幄殿，皆有内侍主供具。夹岸黄麾仗二千五百人，鼓吹五百人，别列舟十艘，载门旃、青衣、弓矢、殳戈、道众、幢节，所过州县，道门声赞，鼓吹振作，官吏出城十里，具道、释威仪音乐迎拜。所过禁屠宰七日，止行刑二日。遣迎奉大礼使王旦请应天府酌献，奏青词；宗室至故驿，群臣至通津门奉迎。先于京城上升桥北设幄殿，大次宫悬。甲辰，圣像至，上斋于长春殿，百官宿斋于朝堂。乙巳，上袞冕朝拜，群臣朝服，陈玉币、册文、酌献具。大驾卤簿自宫城东出景龙门，至玉清昭应宫，大礼等五使前导载像，以平盘辂上加金华盖之饰，以迎真、迎圣、奉圣、奉宸为名。每乘二内臣夹侍，其缨辔马色，玉皇、圣祖以黄，太祖、太宗以赤。上具銮驾，先由宫城西出天波门[10]，就宫门望拜，设幄奉安，择日各升本殿。丙午，群臣称贺。曲赦京城、建安军、扬州、高邮军、楚、泗、宿、亳州，死罪囚降一等，流以下释之。升建安军为真州。镕范圣像之地，特建为仪真观。真州放今年夏税十三，屋税十之二。圣像所过州军，放夏税十之一。淮南灾伤处，去年秋税并蠲之。己酉，诏玉清昭应宫自今不得以荤茹人，如有宴设，即就他所。赐迎奉圣像官、行事官金币有差。诏淮南诸州为缘玉清昭应宫所差民匠，月给其家米人一石。乙卯，诣玉清昭应宫谒圣像。刘承珪作玉清昭应宫尤为精丽，屋宇有小不中程，虽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其费。寻卒。及宫成，追赠侍中，仍遣中使诣坟祭告。二圣像殿塑配飨功臣，特诏塑承珪像于太宗侧，以权三司使林特为修宫副使。

　　十月癸酉，谒玉清昭应宫。礼仪院请太初、明庆殿亲行礼，神御殿亲焚香，紫薇已下诸殿，遣官以素馔荐献，集灵殿、翊圣阁遣官焚香。诏令近臣分献，遂著为永式。

　　七年正月，车驾诣亳州，谒大清官。二月辛酉还。己巳，上宿斋于玉清昭应宫之集禧殿。庚午，行荐献之礼，遂赴太庙。辛未，飨六室。壬申，恭谢天地于东郊。

　　五月乙未，诏模刻天书奉安于玉清昭应宫，命宰臣王旦为天书刻玉使，玉【杰按：“王”之误】钦若为同刻玉使，丁谓为副使，兵部侍郎赵安仁、翰林学士陈彭年为同刻玉副使，入内押班周怀政为都监。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表请御制本宫碑颂及御书额，从之。

　　六月辛酉，诏自今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亲荐皆备乐，用三十六。丙寅，诏天书刻玉使、副使等诣内殿，观待制盛亮摹写本三函，上皆跪受置案。向敏中、陈尧叟、丁谓、赵安仁捧持，王旦与钦若对读，陈彭年详字体。初，有司具仪，上览之，增跪受、亲启封，又加上香者三、再拜者八。丙申，改命王钦若为天书同刻玉副使。

　　八月庚申，有司备仗卫道门威仪、教坊乐，自万岁殿道场奉天书，赴朝元殿后幄刻玉，上亲酌献。自是刻玉使日诣焚香，副使番往视镌刻。其篇号、题记、年月，皆上亲书。

　　十月甲子，以玉清昭应宫成，诏赐醣在京五日，两京三日，诸州一日，宫宇总二千六百一十区。初料功须十五年，修宫使丁谓令以夜继昼，每绘一壁给一烛，遂七年而成。

　　十一月乙酉，群臣诣崇德殿，贺玉清昭应宫成。赐宫使以下鞍勒马、器币。德音：

　　减诸路系囚流以下一等，死罪可悯者奏裁。采伐木石州县差赐民租。丙戌，谒玉清昭应宫。紫云如盖，覆太祖殿，三鹤集殿槛。宴近臣于集禧殿。己丑，加玉清昭应宫使王旦司空，修宫使丁谓工部尚书，副使林特工部侍郎，为三司使。都监蓝继宗洛苑使，领高州团练使。置玉清昭应宫副使，以丁谓为之。辛卯，翰林学士晁迥上《玉清昭应宫颂》。以监修官步军都军头邢兴为马步军副都军头，领贺州刺史。自余军校、工匠，第迁者九百一十三人。癸卯，诏玉清昭应宫每岁正月朔望，士庶焚香。己酉，置玉清昭应宫判官、都监，以左正言、直集贤院夏竦为判官，内殿承制、入内押班周怀政为都监。竦为判官月余，乃奏宝符阁奉神果实早起视之，无有余滓，狼藉左右，殆神食之（详见《夏竦》）。先是九月辛卯，内出御札，与天下臣庶尊上玉皇大帝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以来年正月一日躬申荐告，仍定仪式颁下。先是，上于资福殿设玉皇像，奉新撰圣号置匣中，再拜，授中书门下辇置朝元殿后幄，于是又奉御札于崇德殿庭，设香案再拜，授枢密使奉赴文德殿宣讫，左、右正言捧香，礼部侍郎奉以出，安于朝元殿。癸卯，以奉上玉皇圣号，分命辅臣告玉清昭应宫、郊庙、社稷。

　　八年正月壬午朔，备銮驾诣玉清昭应宫太初殿，奉表奏告，尊上玉皇大天帝圣号，陈设如大祀，惟三进酒饮福并用金盏[11]，群臣朝服陪列诸方，客使、贡举人、蕃人、酋长、道释、耆寿、坊市民庶悉立诸方门外。旧仪，皇帝殿上再拜，群臣不拜，以躬率臣庶。有

　　司定上再拜[12]，内外皆拜。令诸州皆建道场，设醮奉表，臣庶家悉置香台，上香望拜，官司检察之。是日，遂奉安刻玉天书于宝符阁，塑御像冠服立侍。上升阁，备登歌，酌献。还，御崇德殿受贺，大赦天下，非十恶、枉法赃及已、杀人者咸除之。内外文武官满三年者，有司即考课以闻。缘河、江、淮南、两浙民田经水灾者，悉蠲其税。丁亥，赐玉清昭应宫、国子监印本经书各一部。壬辰，诏玉清昭应宫判官自今赴宴，班在龙图阁待制之下。乙未，谒玉清昭应宫。前一日，从臣悉屏荤茹。

　　八月，张咏临终奏疏（见《崇奉五岳》）。乙未，以三司使、工部侍郎林特为户部侍郎、同玉清昭应宫副使，班在翰林学士上。

　　九年五月甲辰朔，诏以来年正月一日诣玉清昭应宫，与天下臣庶恭上玉皇大天帝圣号、宝册，又以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行恭谢之礼。壬子，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请于见役兵匠中选三百人，以备缮修。诏以二百人为额。乙丑，以王旦为恭上宝册南郊恭谢大礼使，向敏中为仪仗使，王钦若为礼仪使，张旻为卤簿使，曹利用为桥道顿递使。又以王旦为天书仪卫使。王钦若为同仪仗使，丁谓为扶持使。又以谓为修奉宝册及详参仪制使，同玉清昭应宫副使林特、翰林学士陈彭年分为副使。

　　六月癸巳，京畿蝗，命辅臣诣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建道场以祷之。

　　七月辛亥，飞蝗过京城。上诣玉清昭应宫焚香祈祷。

　　八月丙戌，上亲制《奉上玉皇圣号册文》，召辅臣同观。自禁中具仪仗迎导，赴天安殿摹写刻玉。

　　九月己巳，诏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移牒并本使署检，副使以下署衔发遣。

　　十月，礼仪院言：正月天书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应宫，著为定式。

　　十二月壬申，承天节，群臣上寿，赐会用蔬食，有司备仗卫，道门威仪、钧容乐导圣制《玉清昭应宫颂》赴宫。玉清昭应宫旧仪，设上板位于丹墀；亚献、三献板位于龙墀。上以方上玉皇圣号，板位乃居宝册前，未尽严恭之意。壬午，诏徙丹墀、龙墀板位于沙墀，俟奉贺册讫，荐献即如旧。丙申，权三司使马元方等诣崇政殿，上新作天书金辂。上服靴袍，命辅臣临观焉。丁酉，有司奉玉皇宝册、袞服、圣祖宝册、仙衣、二圣绛纱袍至长春殿，中书、枢密院修奉宝册副使迎拜庭中，道门威仪、禁卫援护安于崇德殿。戊戌，奉天书置天安殿；玉皇宝册、袞服、二圣绛纱袍于文德殿。上致斋于崇德殿。己亥，上酌献讫，奉天书及玉皇宝册、袞服赴玉清昭应宫，圣祖宝册、仙衣赴景灵宫。上遂宿斋于玉清昭应宫。

　　天禧元年正月辛丑朔，奉天书升太初殿，行荐献之礼，奉上册宝、袞服。又诣二圣殿，奉上绛纱袍，奉币进酒。诸路分设罗天大醮，先建道场，前七日致斋，禁屠宰、刑罚，止凶秽，坊市三日不得饮酒食肉，军校、牙将、道释、耆寿悉集寺观，军营、民舍就门庭设

　　香烛望拜，官吏服非齐、斩，悉预，余不得惨服。诸路令转运使察之。是日，上斋于景灵宫。

　　二月壬寅，奉上册宝、仙衣于天兴殿。礼毕，车驾还内，群臣入贺于崇德殿。丙午，诏以是月十五日行宣读天书之礼。己酉，命摄太尉向敏中奉上太庙六室加谥宝册。庚戌，亲飨六室。是日，上斋于南郊之青城。辛亥，奉天书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并配。还御正阳门，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赏赐如东封例（九年上圣祖册宝，上六室谥册，恭谢天地诏书，各见本事）。群臣上尊号、册宝于天安殿。壬子，上与宰相及诸司三品、宗室刺史、知杂御史以上、驸马都尉致斋，以王钦若为宣读天书礼仪使，设玉皇像于天安殿，天书位于东，圣祖位于西，建道场。乙卯三鼓四筹，上于殿上西面立，群臣朝服升殿分侍。仪卫使奉天书置玉皇前，摄中书令任中正跪称：『嗣天子臣讳谨与宰相等宣读天书，讲求圣意。虔思睿训，抚育生民。』王旦跪取左承天门天书置殿中，摄殿中监张景宗、张继能捧案，摄司徒王曾、摄司空张知白跪展，摄太尉向敏中宣读，每句即沉思其旨，云：此句天命训皇帝某事，或云奉天，或云爱民。摄中书令王钦若执笔抄录。宣读毕，摄侍中张旻跪奏：『嗣天子臣讳敢不虔遵天命?』仪卫使跪纳天书于匣中，又取功德阁泰山天书宣读，王钦若进所读天书意，上跪受，登歌酌献，奉天书于辇，天书意于舆，还内，遂诣玉清昭应宫。上作《钦承赞词述》示群臣。戊戌，诏以四月一日为天祯节，其制度悉如天贶云。

　　功德阁天书，至是始布天下，不知何也。

　　九月己酉，太尉、玉清昭应宫使王旦卒。咸平初，李文靖沆在中书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上之。旦参知政事，以为细务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人间疾苦。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狗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时西北用兵，边奏日耸，便殿延访，或至旰昃，不遑暇食。旦慨然谓沆曰：『安得及见太平，吾人当优游燕息乎?』沆曰：『国家强敌外患，适足为警惧。异日天下宴然，人臣率职，未必高枕无事，君宜念哉!』旦固未深信。及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叹曰：『李文靖真圣人！』祥符已来，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旦为仪卫使，常悒悒不乐。既寝疾，遗令削发披缁以敛，盖悔其前之为也。议者谓旦逢时得君，言听计从，安于势位而不能以正自终，或比之冯道云。

　　十二月乙酉，皇城亲从官魏美、何斌夜宿长春门，袖刃穿壁，盗天书、法物、珠金，断手示众三日，斩之。其本部将校并降黜，皇城司官罚铜释之。

　　二年九月丁卯，册皇太子。壬申，皇太子谒玉清昭应宫。

　　三年三月，天书降乾祐山中（事见《朱能伪造天书》云）。

　　十一月甲戌，皇太子言：于玉清昭应宫建殿置经藏，以资圣算。功毕，有诏褒答，赐

　　殿名曰长生崇寿。

　　乾兴元年二月戊午，真宗崩，仁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听政。

　　九月己卯，上与皇太后谕辅臣曰：『前后所降天书，皆先帝遵道奉天，故灵贶昭答。今复土有日，其刻玉副本，已奉安于玉清昭应宫。元降真文，止于内中供养，则先意可见。矧殊尤之瑞，专属先帝，不可留于人间。当从葬永定陵，以符先旨。』用王曾、吕夷简之议也。

　　天书从葬永定陵，据国史，实吕夷简建议。魏泰《东轩杂记》则以为王曾，今两存之。

天圣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应宫灾。宫凡二千六百一十楹，独长生崇寿殿存焉。翌日，太后对辅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犹幸一二小殿存尔。』枢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兴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尽也！』太后诘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宰相王曾、吕夷简亦助雍言，夷简又推《洪范》灾异以谏，太后嘿然。

校勘记

[1]侍卫司言 原本作『侍卫司马』，据《长编》卷七十一改。

[2]五月丁巳 原本阙『丁巳』二字，据《长编》卷七十一补。

[3]当顺时令 原本作『当须时作』，据《长编》卷七十一改。

[4]皆表其忠 原本作『盖表己忠』，据《长编》卷七十一改。

[5]辍贵近 《长编》卷七十一作『命贵近』。

[6]规模宏大 原本作『规制远宏大』，据《长编》卷七十一改。

[7]及冬 原本作『及夕』，据《长编》卷七十二改。

[8]紫微殿 原本作『紫岳殿』，据《长编》卷七十四改。

[9]戊子 原本作『戊戌』，据《长编》卷七十八改。

[10]天波门 原本作『天坡门』，据《长编》卷八十改。

[11]三进酒 原本作『二进酒』，据《长编》卷八十四改。

[12]定上 原本『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八十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九

真宗皇帝

谒诸陵

　　景德三年八月癸未，诏以来年春朝谒诸陵。初，司天言：岁在酉、戌乃可行。上曰：『朕遵用典礼，意已决矣。』王旦曰：『春候和暖，亦可顺动。惟行宫损坏，更须修葺。』上曰：『如此亦劳民矣。』乃诏所至州县但增饰馆驿，不得更建行宫。侍从臣僚并百司供拟及供御之物，并令减省。

　　九月甲子[1]，诏于诸陵置朝拜行事官斋宫。

　　十一月戊午，三司请以陕、孟、汝三州正税刍粮输送西路，给朝陵之用。诏不许，但令取给畿县。

　　十二月，西京父老再诣阙，请车驾朝陵毕临幸。召见慰劳，赐物有差。辛卯，以宰臣王旦为朝拜诸陵大礼使。诏朝陵诸缘路禁乐至礼毕。

　　四年正月，遣工部尚书王化基乘驿诣河中祭后土庙，用大祠礼，告将朝陵也。甲辰，以知枢密院事陈尧叟为东京留守。乙巳，以权三司使丁谓为随驾三司使，盐铁副使林特副之。丁未，以皇城使、胜州刺史刘承矩勾当皇城大内公事。己未，车驾发京师。庚申，次中牟县，除逋负，释囚系，赐父老衣币。所过如之。甲子，次巩县，罢鸣鞭及太常奏严、金吾传呼。或献洛鲤，上曰：『吾不忍食也。』命放之。丙寅[2]，斋于永安镇行宫，太官进蔬膳。丁卯，夜漏未尽五鼓[3]，上乘马，却舆辇伞扇，至安陵外，次易素服，步入司马门，行奠献之礼。次诣永昌、永熙陵，又各诣下宫。凡上宫用牲牢、祝册，有司奉事。下宫备膳羞，内臣执事百官皆陪位。又诣元德皇太后陵奠献，又于陵南设幄殿，祭如下宫礼。上每至陵寝，望门而哭。初，有司具仪止常服，上特制素服。礼毕，遍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淑德、明德皇后陵，又至庄怀皇后陵，遂单骑巡视陵阙，以内臣从，及亲奠夔王、魏王、岐王、恭孝太子、郓王、周王、安王诸坟。辰后，暂至幄次更衣，复诣陵奉辞。有司以朝拜无辞礼，上感慕哀切，未忍遽去，故复往焉。及还，左右进伞，上却之。度昭应水，乃许。进至行宫，始御常膳。又遣官祭一品坟、皇诸亲墓。德音：降西京及诸路流罪以下囚，释逋欠，赐畿县民租税有差。官吏应奉者，有司考上课绩。建永安镇为县，改永熙陵副使，守当、都监为三陵副使、都监，度两京及孟、郑州僧道，籍有名者，每五人放一人；不及者每院与一人。

　　二月戊辰朔，车驾遂如西京。夕次偃师县，始复奏严，上始服靴袍，不举乐。初，朝拜前连日阴晦，及礼毕，天地澄廓，气候晏温，咸以上仁孝之感。龙图阁待制陈彭年请以事付史官及颁一不中外，从之。己巳，至西京，始奏乐。道经汉将军纪信冢、司徒鲁恭庙，诏赠信为太尉，恭为太师。辛未，命吏部尚书张齐贤祭周六庙。诏从官先茔在洛者，赐告祭拜。癸酉，诏就西京建太祖神御殿，又置国子监、武成王庙。甲戌，诏赐酺三日。乙亥，诏罢西京榷酤官卖曲，如东京之制。命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编集车驾所经古迹。丙子，加号列子为冲虚至德真人。戊寅，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来朝，召之也。留浃旬，还任。己卯，上幸龙门，睹岩崖石佛甚多，经会昌毁废，皆已摧坏[4]，左右曰：『非官为葺治，不能成此胜迹。』上曰：『军国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劳费滋甚故也。』上因览《西京图经》颇多疏漏，庚辰，令诸道州、府、军、监选文学官校正《图经》，补其缺略来上，命知制诰孙仅等总校之。仅等言诸道所上体制不一，遂请创例重修，制可。辛巳，以唐刑部尚书致仕白居易孙利用为河南府助教，尝令修奉坟茔影堂。上之次巩县也，太子太师吕蒙正舆疾来见，不能拜，命中使掖之以进，赐坐劳问甚久。壬午，幸其第，赐袭衣、金带、器币、药物，上尊酒，悉如宰相例。乙酉，遣宰臣王旦祭告三陵，吏部尚书张齐贤告诸后陵，车驾将还东京也[5]。初，西京父老恳祈驻跸，上因谓宰相曰：『周公大圣人，建都据形胜，得天地正中，故数千载不可废。今但艰于馈运耳。』丁亥，诏应还京扈从军马无得伤残田苗。戊子，诏有司茸周六庙。庚寅，诏河南府置五代汉高祖庙。辛卯，车驾发西京，谓辅臣曰：『归途陵阙在望，虽已遣官祭告，朕岂安然而过乎?』壬辰，上乘马至孝义镇东訾村，设次，与亲王望陵祭奠，近臣于帷幄殿东望拜。每进酒食，上执爵举匕箸，哀感涕泗。甲午，次郑州。乙未，发遣使祀中岳及周嵩庆懿陵。丁酉，发郑州，遣使就赐隐士杨璞（作朴）缯帛，令吏部铨注其子从政近官，以便侍养。

三月己亥，上至自西京。辛丑，诏昨因朝拜分屯近郡禁兵悉召还之。丁未，上谓辅臣曰：『顷者朝陵，车舆所过，并从官给，其不得已，或假借于州县。朕潜遣使询访民间，皆云无所搔扰，此甚慰朕心也。』王旦曰：『朝廷每举大礼，或议巡幸，闾阎小民，无不搔动。比闻群情妥贴，信不扰所至。』王钦若曰：『车驾所至，民但忻闻舆马之声，鼓舞道路，岂复有所劳扰耶?』五月，祠部员外郎、知滑州朱博责授湘阴县令。博去岁上章言朝陵当用寒食，且谒拜邱墓[6]，一家之私，不足以动星辰。其所述多厌胜事。至是复言五纬当合于星、张，周分也，请以今夏幸洛都封中岳，至秋乃还。洎朝陵诏下，又言：『昨车驾驻洛止二十余日，还京逾月，乃有中宫之丧。愚言多有预中。』且妄自夸诞，以求信用。上尽出以谕辅臣，王旦曰：『朝陵帝王之孝，岂为私?博言狂妄，可责也。』故黜之。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乙巳，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上《景德朝陵地里》六十卷。诏褒之。

祀汾阴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癸丑，屯田员外郎、知河中府杨举正言：得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状，请车驾亲祀后土。节度使宁王元偓复以为请。上曰：『此大事也。』诏不许。其父老僧道欲诣阙者止之。

　　七月辛丑，文武官、将校、道释、耆艾三万余人诣阙，请祀汾阴后土。不许。表既三上，八月丁未朔，诏以来年春有事于汾阴。先是，上命陈彭年等讨寻历代修废后土故事，出示宰相，曰：『前史谓郊天而不祀地[7]，失对偶之义。朕既升中泰山，脽上之祭，要不可阙，而河中父老亦再有斯请。然封禅甫毕，遽行此礼，得不以地远劳费乎?』咸曰：『陛下为民祈福，不惮栉沐。圣心始定，固已达于神明矣。』上曰：『但冀民获丰穰，于朕固无所惮也。』戊申，以知枢密院事陈尧叟为祀汾阴经度制置使，翰林学士李宗谔副之。尧叟权判河中府，宗谔权同知府；内客省使曹利用、西京左藏库使张景宗、供备库使蓝继宗修行宫道路；河北转运使右谏议大夫李士衡、盐铁副使户部郎中林特提举京西、陕西转运司事。士衡又献钱帛三十万，以佐用度。诏褒之。己酉，发陕西、河东兵五千人赴汾阴给役。庚戌，命翰林学士晁迥、杨亿、龙图阁学士杜镐、直学士陈彭年、知制诰王曾与太常礼院详定祀汾阴仪注。御史中丞兼工部侍郎王嗣宗罢为耀州观察使[8]、知永兴军府兼兵马部署。上将西幸，以京兆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镇之。诏汾阴路禁弋猎，不得侵占民田，如东封之制。丁巳，诏宝鼎县不得笞箠，人有罪，并送府驱遣。庚午，诏：『如闻汾阴路勾当官除州县供顿外，别取索准备物，宜令一切禁止。』辛未，命曹利用祭汾河。有司定封玉册、玉匮制度[9]，庙庭择地为坎，中置石匮，匮方五尺，厚二尺，中容玉匮[10]。刻金绳道三，阔一寸，深五分；系绳处刻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容天下同文宝。俟祀毕，太尉奉玉匮置其中。将作监领徒举石盖，厚一尺，系绳填泥，印宝悉如社首封?之制。皇帝省视讫，又加盖其上，封固如小坛，广、厚五尺。从之。乙亥，河中府父老千七百人诣阙迎驾。上劳问之，赐以缗钱、帛。自京师往河中府有二路，一由陕州浮梁历白径岭，一由三亭渡渡河[11]。司天保章正贾周言：『二路岩险湍迅，不若出潼关，过渭、洛二水趣蒲津，地颇平坦。虽兴功，不过数十里。』事下陈尧叟等，请如周所议。而渭水当同州新市镇，多滩碛。自此稍南而西，纡行十数里，狭处可联舟为桥。又洛河上亦为浮梁，直抵河中，复以稠桑，旧路缘崖而南有峭壁，或霖潦多摧圮，乃徙路自灵宝县南入虢州路，至函谷关，与汉武庙前旧路相合。

　　九月戊寅，诏西路行宫，宜令仪鸾司止用油幕为屋，以备宿卫，不须覆以芦竹。辛巳[12]，河东转运使、兵部郎中陈若拙请以所部缗帛刍粟十万转输河中，以助经费，许之。陈尧叟言：『筑坛于脽上，如方丘之制。庙北古双柏旁起堆阜，即就用其地焉。』有司请祭前七日，遣官祀河中府境内伏羲、神农、黄帝、禹、汤、文王、武王、汉文帝、周公庙，及于脽下祭汉、唐六帝，从之。己丑，知华州崔端言父老二千四百余人欲诣阙请幸西岳[13]，诏答之。陈尧叟至汾阴，数奏云物之祥。辛卯，群臣诣阁，拜表称贺。壬辰，诏应水陵路运祀汾阴物军士并赐缗钱。初，有司议祠宇之旁难行觐礼，欲还至河中朝会肆赦。于是陈尧叟等言宝鼎行宫之前可以设坛壝，如东封之制。诏如尧叟等奏。

　　十月，河中府民王沼诣陈尧叟，言五世祖诚在德宗时，夜梦人谓曰：中条山苍陵谷有灵宝真文，以金札之。明当往取。俟天书赤篆出，可用参会。如其言，入谷三四里，夜睹黄光，下有块石，碎之，得黄金一斤，卷帛书取藏于家[14]，诚手笔为识。后二百余年，屡经大兵饥，家独无苦。其帛长二丈[15]，广九寸。通判曹谷验之，云：『篆文非常体，词类道经。』庚戌[16]，尧叟附中使赵敦信入献。以沼为本府助教，赐衣服、银带、器币。陈尧叟又言：解州父老欲诣阙奉迎车驾。诏尧叟谕止之。丁巳，群臣诣阙拜表，贺得灵宝真文。戊辰，命三司使丁谓赴汾阴路计度粮草，寻有诏：谓至陕西薄稔处所输税，令州县勿督以常限。乙亥，礼仪使王钦若言：『准仪注，祀后土地祇礼毕，太尉封玉册于庙庭石匮，百官班于庭中。皇帝谒庙礼毕，至石匮，南北向省视。翰林天文邢中和等请置于前殿西间近北壬地。或不欲神侧兴土，即改后殿壬地。窃详仪注本言封匮庙庭，盖以密迩神明，昭明典礼。若或置之壬地，奉于别殿，纵于事为便，亦在礼非宜。且奠献既周，仍服袞冕，遍历廊庑，以届后庭，往复迂远，旧仪未有。再详画到庙图，未至迫窄。欲望止于正殿栏椐之下奉安石匮，庶令百辟共睹灵坛。』诏付陈尧叟等详定，即请就正殿下安匮，仍设槛护净。奏可。钦若又请车驾所经路坊市三日禁止丧事，从之。

　　十一月，诏：『将来出西京，经丽景、全耀平头门改乘小辇。其金玉辂、大辇并由城外。』初，有司言至京西具鸾驾仪仗，皇帝乘大辇，而城门卑庳不能容，望高广之。上虑劳人，故有是诏。庚子，陕州言宝鼎县黄河清，遣官往祭，群臣称贺。

　　十二月乙巳朔，陈尧叟自汾阴来朝，宴于长春殿。故事，内殿曲宴，三司使不预。时丁谓计度粮草还，特召预焉。丙午，宝鼎县黄河再清，经度制置副使李宗谔以闻。上作诗，近臣毕和。乙卯，告太庙，奉天书，如东封之制。丙辰，以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权东京留守，三司使丁谓为行在三司使，盐铁副使林特副之。丁卯，命签署枢密院事马知节为行宫都部署，昭宣使、长州防御使刘承珪管勾皇城大内公事[17]。上以汾阴展礼有期，诏大官进蔬食，宰相、百官三上表请御常膳，上曰：『太祖、太宗每奉郊禋，皆屏荤茹。朕之祀圜丘，并遵行之，顾外庭不知耳。东封亦自戒途蔬食，无劳固请也。』己巳，作《奉天庇民述》，以谕王旦等曰：『以群情恳悫，许至西京始却肉味。』禁扈从诸色人燔艺道路草木，将有汾阴之役。会岁旱，京师近郡谷价翔贵，龙图阁待制孙奭遂奏疏日；『先王卜征五年，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增修德而改卜。陛下才毕东封，更议西幸，则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谨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阴后土，事不经见。昔汉武帝将行封禅，欲优游其事，故先封中岳，祀汾阴，始巡幸郡县，侵寻于泰山矣。今陛下既已登封，复欲行此，其不可二也。《周礼》：圜丘、方泽，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汉初承秦，惟立五畴以祀天，而后土无祀，故武帝立祀于汾阴。自元、成以来，从公卿之议，徙汾阴后土于北郊，后之王者多不祀汾阴。今陛下乃欲舍北郊而祀汾阴，其不可三也。西汉都雍，去汾阴至近，今陛下经潼关，越险阻。京师根本，未易远离，其不可四也。河东者，唐王业所起之地，唐又都雍，故明皇间幸河东，因祠后土，与圣朝事异。今陛下特然祠汾阴，其不可五也。夫遇灾而惧，周宣所以中兴。比年以来，水旱相继，陛下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岂宜下徇奸回，远劳民庶，忘社稷之大计，慕箫鼓之盘游，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育养万物，人君之象。失时则为异。今震雷在冬，为异尤甚。天戒丁宁，陛下未悟，此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今国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行此礼，不过如汉武帝、唐明皇刻石颂功而已，此皆虚名也。陛下天纵钦明，神资睿哲，固当追纵二帝三王之事，岂欲效此虚名乎?此不可九也。当明皇嬖宠害政，奸佞当途，以至身播国屯，兵缠魏阙。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乃欲倡导陛下而为之，臣窃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犹惧言不尽意，愿少赐清问，以毕其说。』上遣内侍皇甫继明谕以若复有陈，其具条上之。于是奭又上疏曰：『陛下将幸汾阴，而京师民心弗宁，江淮之众，困于调发，理须镇安而矜恤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夺壤之盗公行，北寇治兵，不远边境，虽驰单使，宁保其心?昔黄巢出自凶饥，陈胜起于徭戍，隋炀帝缘勤远略，唐祖由是开基；晋少主智昧边防，耶律德光因之谋夏。今陛下俯从奸佞，远弃京师，罔念民疲，不虞边患，涉仍岁荐饥之地，修违经久废之祠，又安知饥民之中，无黄巢之剧贼乎?役徒之下，无陈胜之异志乎?肘腋之下，无英雄之窥伺乎?区脱之间，五天骄之观衅乎?陛下方祀后土，驻跸河中，若寇骑猖狂，忽及澶渊，陛下知魏咸信能坚据河桥乎?周莹居中山，能摧锋却敌乎?又或渠魁侠帅，啸聚原野，劫掠州县，侵轶郊畿，行在远闻，得不惊骇?陛下虽前席问计，群臣欲借箸出奇，以臣料之，恐无及也。又窃见今之奸臣，以先帝寅畏天灾，诏停封禅，故赞陛下力行东封，以为继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大勋未集，用付陛下，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陛下继先帝之志，而乃卑辞重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糜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轻劳圣驾，虐害饥民，冀其无事往还，谓己大成勋绩。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幸之资，臣所以长叹痛哭也。夫天地神祗聪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安在其笾豆簠簋乎?《春秋传》曰：「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固非愚臣妄议也。』时群臣数奏祥瑞，奭又上疏言：『五载巡狩，《虞书》常典。观民设教，羲《易》明文。何须紫气黄云始能封岳，嘉禾异草然后省方?今乃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腹非窃笑，有识尽然。上玷皇明，不为细也。』疏入，不报。

　　后疏未必即是今年。按：今年九月丙戌，内侍史崇贵言：『经度制置使初至脽上，一鹿自庙中出，如引导之状。』即奭疏所称『山鹿』也。疏又称秋旱久、雷，按：是秋江淮不稔，当以旱故。前疏称震雷在冬，此时上犹未幸汾阴，则冬雷必指今年，故并附此，更须考详。

　　四年正月，诏：『应汾阴行事官及职掌人敢有懈惰者，勿以赦原。』乙酉，亲习祀后土仪于崇德殿。初，有司详定止习坛上仪。上崇重大祀，乃并庙庭及封石匮仪遍习焉。丁亥，谒启圣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德皇后圣容，告将行也。丁酉，车驾奉天书发京师。日上有黄气如匹素，五色云如盖，紫气翊仗。是夕，次中牟县。戊戌，次郑州，命龙图阁学士陈彭年、待制王曙同详定邀驾词状。己亥，次荥阳县，庚子，次巩县，右仆射、判河阳张齐贤见于汜水顿，侍食毕，即遣还任。辛丑，过訾村，设幄殿，奉置三陵神坐，上靴袍拜哭奠献。是日晴霁，始就次，苍烟白露起陵上，俄覆神幄，礼毕乃散，咸以为上哀惨所感。夕，次偃师县。壬寅，车驾至西京。甲辰，发西京，至慈涧顿，大官始进素膳。夕，次新安县。

　　二月乙巳朔，次渑池县。丙午，次硖石县。丁未，入陕州。戊申，赐扈驾诸军缗钱。己酉，次灵宝县。庚戌，次湖城县。辛亥，次阌乡县。壬子，出潼关，渡渭河，次严信仓。遣近臣祀西岳。癸丑，次河中府。甲寅，工部侍郎冯起为考制度使，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赵湘副之。丙辰，次永安镇，遣近臣祀河渎。丁巳，发永安镇，有黄云随天书辇、法驾，入宝鼎县，奉祗宫。戊午，致斋，召近臣登延庆亭，南望仙掌，北瞰龙门。自宫至脽上列植嘉树，六师环植行阙，旌旗帟幕，相对照耀。郊次，眺览久之。己未，宝鼎县汉泉涌，有光如烛。庚申，群官宿祀所。辛酉，具法驾诣脽坛，夹路燎火，其光如昼。甬道盘曲，周以黄麾仗。初，路由庙南。上以未修谒，不欲乘舆辇过其前，令凿路由庙后。至是，从新路至坛次，服袞冕登坛，祀后土地祇。备三献，奉天书于神位之左，以太祖、太宗并配，悉如封禅之礼。先是，脽上多风，及行礼顿止。司天言黄气绕坛，月重轮，众星不见，惟大角光明。少顷，改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诣庙，登歌奠献，省封石匮，遣官分奠诸神。登郧邱亭，视汾河，望梁山，顾左右曰：『此汉武泛楼船处也。 一时之乐，垂于千古。』即日还奉祗宫，鼓吹振作，紫气四塞，观者溢路，民有扶老携幼、不远千里而至者，咸感泣言曰：『五代以来，此地为战场。今乃获睹天子巡祭，实千载一时之幸！』诏以奉祗宫为太宁宫，增葺殿室，设后土圣母像。壬戌，御朝觐坛，受群臣朝贺，大赦天下，恩赐如东封例。河中府特给复一年半；建宝鼎县为庆成军，给复二年；距脽上三里禁樵采；文武官该叙封，欲回授祖父母者听；四品以上官逮事太祖、太宗初潜，或尝更边任家无食禄者，录其子孙；建隆佐命公王将相邱冢，令所在致祭；给西京分司官实俸三分之一；诸处负犯人并部送阙下者，皆刺满面大字，毁形颇甚，尤可闵伤，自今不得更然；律令编敕内条目失于重者，宜令法官详定闻奏，务从轻典；赐天下酺三日，大宴穆清殿，赐父老酒食、衣币。上作《汾阴二圣配飨铭》，《河渎》、《西海》等赞。癸亥，发庆成军，观瀵泉。夕次永安镇，命龙图阁待制查道先还东京，备卤簿仪仗。甲子，河中府，赐扈驾诸军缗钱。幸舜庙，赐舜井名广孝泉，亲作赞。度河桥观铁牛，又幸河渎庙。庙西有西海望祭坛，上顾其坛制非广，令有司讨寻典故增筑。登后亭，见民有掺舟而渔、秉耒而耕者，上曰：『百姓作业其乐乎?使吏无侵扰，则日用而不知矣。』遂幸开元寺、紫极宫、逍遥楼，赋诗赐从臣。召草泽李渎、刘巽。渎以疾辞，巽授大理评事致仕。赐西京、河中府、陕、郑二州缗钱，为宴犒酒肴之费也。乙丑，御驻跸宣恩楼观酺。丙寅，赐亲王、辅臣、百官酺宴于行在尚书省，凡一日。上作《祀汾阴礼成诗》，就宴所赐之。丁卯，赐河中尹、宁王元偓衣带、鞍马、钱百万、银千两，并经度制置使、副、所过州府长吏器币有差。戊辰，发河中府。以寒食，申严火禁。过新市镇，度洛水桥，次严信仓。己巳，次华阴县，幸云台观，观希夷先生陈抟画像。除其观田租。庚午，谒西岳顺圣金天王庙，群臣陪位，庙垣内外列黄麾仗，遣官分尊庙内诸神。又幸巨灵真君观，并除其田租。宴从官、父老于行宫之宣泽楼亭，紫气如龙起岳上。上作《西岳赞》、《仙掌》诗。召见华山隐士陈隐、敷水隐士李宁。辛未，次阌乡县。壬申，次湖城县，宴虢州父老于行宫门。癸酉，次灵宝县。

　　三月甲戌朔[18]，次陕州，召草泽魏野，野辞疾不至。乙亥，幸顺正王庙，作《铁牛》诗。宴从官、父老于霈泽惠民楼，又登北楼望大河，观山川形胜，赐运船卒时服。作题栋间。是日雨，石普请驻跸城中，勿涉泥泞。上作诗赐普，因令扈从至西京。丙子，次硖石县。丁丑，次渑池县。戊寅，次新安县。上之还也，以道远，闵卫士肩舆执盖之劳，多乘马，御乌藤帽。己卯，车驾入西京，赐迎驾僧道绢五百疋。庚辰，上谓辅臣曰：『洛阳宫殿壮丽，然城北地隘，谷洛浅滞，辇运艰阻，谅非久居之所。第因巡幸行礼，暂巡幸尔。然途中屡有甘澍之应，皆夕降晨止，从官、卫士无沾服之患。又农务方兴，耕民瞻望舆驾，欢抃相属。上作《喜雨述怀歌》，群臣毕和。又以知河南府薛映有治状，赐诗嘉奖心癸未，张齐贤自河阳来朝，召之也。甲申，幸应天禅院，赐监修太祖神御殿官及工匠、将士衣服、缗钱，又幸太子太师吕蒙正第慰抚之，赐珍药、御酒、衣带、鞍勒马、金币。陈尧叟、李宗谔自河中府来朝。初言经度祀事，至礼毕，凡土木工三百九十万余，止役军士辇送粮草供应顿递，亦未尝差扰编民。上称善。丁亥，召宰臣遍阅诸殿[19]，出御制《再幸西京记》示之。诏所经历代帝王祠庙，并令增茸。戊子，丁谓言有鹤二百余翔天书殿上，又有五百余飞集太清殿。己丑，御五凤观酺。甲午，发西京，次偃师县，舆辇伞盖鸣鞘、警场奏严、金吾喝探悉罢之。乙未，上素服乘马至永安县，斋于行宫。丙申，谒安陵、永昌、永熙、元德皇太后陵，上奠献，悲泣感动。左右初至永昌陵遇雨，有司请徙板位，遥奠于门庑间，上不许，亲涉泥途而进。未明礼毕，复诣四陵奉辞省视，几筵莫酌如初礼。又遍诣诸后陵、诸王坟致奠，命中使遍祭皇亲诸坟，及诣汝州，祭秦王坟。丁酉，次巩县，右仆射张齐贤辞归河阳，赐衣带、器币如侍祠例。戊戌，至汜水县。虎牢关路险，命执炬火以警行者。河阳结采为楼，备乐奏。上以太宗忌辰甫近，亟止之，赐物如例。夕，次荥阳县，改虎牢关为行庆关。己亥，次郑州。庚子，召从官宴于回銮庆赐楼，父老于楼下，不作乐。壬寅，次中牟县。癸卯，次琼林苑，赐诸部署、钤辖羊酒，犒设将士。

　　四月甲辰朔，车驾至自汾阴。乙巳，赐扈从诸班直、诸军及所经戍兵、铺卒、诸司官缗钱有差，道病死者，悉给其家。己酉，谒太庙，又谒元德太后庙。辛亥，谒启圣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德皇太后圣容。癸丑，诏迎导天书玉辂将士例外别赐缗钱。遣近臣祭谢后土、西海、西渎，又遣官分诣诸陵庙致祭。己未，诏恭上汾阴后土庙额曰太宁，遣中使增葺庙宇，令知河中府周起一月一检校，民庶祈赛，止拜庭中；官吏非祠祭，亦勿上殿。以河中府进士薛南为试将作监主簿，首诣阙请祀汾阴者也。

　　六年八月丁丑，参知政事丁谓上《新修祀汾阴记》五十卷，编联祥瑞，所上祀汾阴后土坛、朝觐坛、亲奠西岳庙三图及祥瑞图百四十八，置龙图阁下，召宗室、辅臣、两制、尚书丞郎、两省给谏、三司副使、刺史已上观之（系五年十二月丁亥日）。王旦尝言于上曰：『臣顷为大礼使，所奏祥瑞，臣非亲见也，据司天监邢中和状耳。愿令史官并书其实。』

　　此据《遗事录》附编，联《祥瑞图》下，初不与此相属也。其有无，亦当考。

七年十一月壬辰，户部尚书陈尧叟上《汾阴奉祀记》三卷，有诏褒答。

校勘记

[1]甲子 原本作『丙辰气据《长编》卷六十四改。

[2]丙寅 原本作『丙辰』，据《长编》卷六十五改。

[3]五鼓 《长编》卷六十五作『三鼓』。

[4]石佛甚多经会昌毁废皆已摧坏 此十三字，原本作『石佛会昌殿屋皆已摧坏』，据《长编》卷六十五补改。

[5]东京 原本脱『京』字，据《长编》卷六十五补。

[6]且谒拜 原本作『旦谒拜』，据《长编》卷六十五改。

[7]谓 原本作『为』，据《长编》卷七十四改。

[8]工部侍郎 原本作『户部侍郎』，据《长编》卷七十四、《宋史》卷二八七《王嗣宗传》改。

[9]制度 原本脱『制』字，据《长编》卷七十三补。

[10]玉匮 原本作『五匮』，据《长编》卷七十三改。

[11]三亭渡 《长编》卷七十三作『三停渡』。

[12]辛巳 原本脱此二字，据《长编》卷七十四补。

[13]二千四百 《长编》卷七十四作『四千二百』。

[14]卷帛书取藏 原本作『卷书帛最藏』，据《长编》卷七十四改乙。

[15]二丈 《长编》卷七十四作『三丈』。

[16]庚戌 原本作『庚辰』，据《长编》卷七十四改。

[17]长州 原本作『长洲』，据《长编》卷七十四改。

[18]甲戌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七十五补。

[19]遍阅 原本作『编阅』，据《长编》卷七十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

真宗皇帝

崇奉圣祖

　　景德四年。先是，汀州人王捷咸平初贾贩至南康军，于逆旅遇道人，自言姓赵氏。是冬再见于茅山，命捷市铅汞炼之，少顷成金。捷即随至和州诸山，得其术，又授以小银神剑，密缄之。戒日：『非遇人主，切勿轻言。』刘承珪闻其事，奏之，改名中正。得对龙图阁，且陈灵应。特授许州参军，留止皇城廨舍。时出游廛市，常有道人偶语云：『即受中正法者，司命真君也。』承珪为筑新堂。至是年五月十三日，降堂之纱帱中，戴冠佩剑，服皆青色。自是屡降。中正常达其言，既得天书，遂东封，加号保生天尊曰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是为圣祖。凡瑞异，中正必以先告焉。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

　　按：本志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即圣祖也。《实录》于六年七月又书：加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曰东岳司命上卿佑圣真君。初，封禅礼毕，诏上司命天尊之号。至是，以临降名称相类，故改上焉。如此，则当别一司命矣。又据《降圣记》，加上东岳司命上卿真君圣号，但云东岳司命上卿真君可加上东岳司命上卿佑圣真君，无『九天』及『保生天尊』字。然《封禅记》书元年十月壬子诏，上九天司命真君增号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实有此六字。二书皆丁谓所编，乃如此不同，当考。

　　先是八月，上梦景德中所观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见汝如唐朝供奉元元皇帝。』翌日夜，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当斜设六位。』即于延恩殿设道场。是日五鼓一筹，先闻异香，少顷黄光自东南至，掩蔽灯烛。俄见灵仙仪卫，所执器物，皆有光明。天尊至，冠服如元始天尊。又六人，皆秉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绛纱袍。上再拜于阶下，俄有黄雾起，须臾雾散，天尊与六人皆就坐。侍从在东阶，上升西阶，再拜，天尊令揖不拜，命榻召上坐，饮碧玉汤，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邱，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及曙，以语辅臣，即召至殿前，历观临降之所。又召修玉清昭应宫副使李宗谔、刘承珪、都监蓝继宗同观。己未，札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两京来年夏税放十之二，诸路十之一；赐致仕官全俸一年；幕职州县官先经省者，权增五百员，任满即停。命参知政事丁谓、翰林学士李宗谔、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与太常礼院检讨官详定崇奉天尊仪制以闻。庚申，群臣诣崇政殿称贺，因赐酒五行而罢，宴宗室诸亲于万岁殿。辛酉，诏以天尊降临，分命辅臣告天地、宗庙、社稷。初，宰相请准例遣丞郎以下[1]，上特命王旦等摄事，又遣官告诸陵岳渎祠宇，上亲封香付之。己巳，上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有司请以玉清昭应宫玉皇后殿为圣祖正殿[2]，东位司命殿为治事所。壬申[3]，诏圣祖名曰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为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为降圣节，并休假五日。两京、诸州前七日建道场，设醮。假内禁屠，辍刑，听士民宴乐。京城张灯一夕。改延恩殿为真游殿，重加修饰。有司言：『道场所奏告，自今用青词，云嗣皇帝臣署。大事祀官朝服，常时奏告加公服，荐献则太祝读词，醮设止命道士备香酒、时果、碧币。』诏可。癸酉，诏天下州府军监天庆观并增置圣祖殿。乙亥，诏上圣祖母懿号曰元天大圣后。有司言：『圣祖母未有宫殿，望遣官于兖州曲阜县寿邱奏告。』从之。戊寅，改兖州曲阜县为仙源县，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邱，以奉圣祖及圣祖母，遣内供奉官周怀政与本州长史规度兴作，俟宫观成日，备礼奉册。丁亥，诏圣祖母徽号、册宝、法物并饰以金，尊号册以涂银为饰。旧皇帝册饰以金，宗庙饰以银。及是，有司请圣祖册宝如宗庙之制。上崇奉圣真，志存谦抑，故有是诏。

　　十一月丙申，上于朝元殿恭谢玉皇，奉天书行事，致斋三日，禁屠宰，备三献，荐玉帛、面牲，配坐以圣祖，位在东，褥用黄，玉以四圭，有邸，币色苍。太祖、太宗位在西，陈宫架，百官朝服，率如祀仪[4]。礼毕，赐群臣福酒有差。庚子，上作《圣祖降临记》宣示中外。

　　十二月。先是，诏丁谓等于京城择地建宫，以奉圣祖。谓等奏：『司天少监王熙元言：按《天文志》，太微宫南有天庙星，乃帝王祖庙也。宜就大内之丙地。』乃得锡庆院，吉，即令谓等与内侍邓守恩修建。戊戌，诏上新宫名曰景灵。庚辰，知处州张若谷言：『黄帝任六相而天下治。伏观诏示，圣祖降临，有斜设六位之文。以臣参详，必当时六相也。按唐天宝敕：三皇、五帝各有配享，黄帝惟以后土配。望于殿内塑六相像，并加谥号。』有司言：『神灵之事，不可备知。所云六相，恐难执据。其六位仙官，望令编修道藏所增入醮位，及于圣祖殿设像。』从之。

　　六年正月，诏仙官、仙经之号有犯圣祖名者，咸改之。

　　三月乙卯，建安军铸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尊像成，以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为迎奉修宫使，李宗谔副之。诏圣像所经州县，官吏各赐宴设（详见《昭应宫门》）。

　　五月辛亥，丁谓请以恭孝太子魏懿王院增建景灵宫，许之。

　　七月甲午，改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曰东岳司命上卿佑圣真君。初，封禅毕，上保生天尊之号。至是，以圣祖肇临，名称相类，故改上焉。

　　据此，则保生天尊乃圣祖也，佑圣真君乃东岳也。祥符初，误以圣祖为东岳，及令方知其别，故改命。要是圣祖及东岳皆有司命之号云。王正中事更详之。

　　七年四月乙亥，礼仪院请以圣祖降及迎奉圣像事迹各编集为记，诏可。

　　五月壬辰，命左仆射、平章事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乙未[5]，王旦言：『朝修景灵宫，请用先天节设道场，礼毕，诣至圣文宣王庙、会真宫、东岳庙真君观行礼。望下礼官参酌仪制。』

　　八月甲寅朔，置景灵宫使，以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向敏中为之。甲子，以参知政事丁谓为修景灵宫使，权三司使林特副之，崇仪使蓝继宗为都监。

　　十月。先是，遣内侍于莱州采玉石造景灵圣像。于是诏采玉石处除两税外，免其徭役。

　　八年七月丙辰，王钦若准诏讨阅道藏赵氏神仙事迹，凡得四十人。诏画于景灵之廊庑。

　　八月，张咏临终奏疏（见《崇奉五岳》）。乙未，以户部侍郎、同玉清昭应宫副使林特为修景灵宫副使，兼管勾景灵宫、会灵观事[6]。

　　十月壬辰，盛度上《圣祖天源录》五卷。乙巳，王钦若上《圣祖事迹》十二卷，上制序，赐名《先天记》。王钦若又续成三十二卷上之。

　　十一月甲子，上幸景灵宫观上梁，赐从臣、修宫使衣币有差。

　　九年二月壬辰，命修景灵宫副使、同玉清昭应宫副使、户部侍郎林特诣兖州景灵宫太极观设醮，以营建毕故也。宫观总一千三百二十二区。诏奖监修内臣，赐工卒缗钱。甲辰，修景灵宫使丁谓请选军士三百隶兖州景灵宫太极观，给扫除之役。诏可。

　　三月癸亥，宗正卿赵安仁请以御制《圣祖降临记》冠列圣玉牒。

　　四月丙戌，御制景灵赞颂刻石。

　　五月丙辰，以景灵宫会灵观及兖州景灵宫太极观成[7]，群臣称贺。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释之。开封、仙源、奉符、衡山、华阴、曲阳、登封诸县，免今年夏税十之三，东畿他县及五州府余县免十之二[8]。丁巳，命宰相向敏中为兖州景灵宫太极观庆成使。庚申，景灵宫使向敏中、修宫使丁谓并加兵部尚书，副使以下皆进秩，各赐衣带、器币。宫宇总七百二十六区。丙寅，谒景灵宫，宴从臣于明福殿，赐宫使而下器币、缗钱有差。分遣官，以功成，告天地、玉清昭应宫、太庙、后庙、社稷、会灵观、太一宫。壬申，置景灵宫副使，以尚书右丞赵安仁为之。

　　七月丙辰，谒景灵宫。

　　八月丙子，置景灵宫判官，以知制诰刘筠为之。

　　十月壬申朔，诏以来年正月二日诣景灵宫，奉上圣祖徽号。礼仪院言：『十月圣祖降，请以下元朝拜景灵宫，著为定式。』初，王中正授左武卫将军致仕，其后迁右武卫大将军[9]，领高州刺史，又改领汀州，又迁右神武大将军，领康州团练使。每国家举大礼及有营缮，中正必达灵命，以药金银为献，前后累巨万数。是月丙子病卒，赠镇南节度使[10]，塑像景灵宫，命内押班周怀正护丧，葬事官给。乙酉，召辅臣至龙图阁，出圣祖篇翰、药金银像、什器、钱宝、花树等物及《降临内记》、《真纪》示之。丙戌，谒景灵宫。

　　十二月甲午，令诸州以来年二月设酺会，用景灵宫成德音也。

　　天禧元年正月二日壬寅，奉上宝册仙衣（详见《玉清昭应宫》）。丙辰，谒景灵宫。癸亥，诏重上舒州灵仙观圣祖袞服。丙寅，命宰相王旦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册宝使，尚书右丞赵安仁副之。

　　二月丁亥，设元天大圣后版位于文德殿，上亲酌献，拜，授册宝于王旦，仙衣于赵安仁。旦等跪受，奉以升辂，具卤簿仪卫，所过禁屠宰二日，官吏迎拜。至兖州，遣官三十员，袴褶前导。奉册日，上不视朝。

　　三月丁未，王旦言：兖州自春亢旱，行礼之夕，降雨及尺。

　　四月庚午，王旦至自兖州。乙亥，出圣祖神化金宝牌分给京城市观，及天下名山牌，

　　长二寸许，广寸许，面文曰『玉清昭应宫成天尊万寿金宝』，背文曰『永镇福地』。其周郭皆隐起蛇龙华葩之状，封以绛囊漆匣，上亲题置之。

　　五月戊午，知明州刘焯言：『诸州天庆观圣祖殿，请令群官到任、得替洎朔望，并斋洁朝拜奉辞。』从之。

　　天禧二年三月丁巳，景灵宫判官、知制诰刘筠请令礼仪院、宗正寺约唐朝《太清祠令》撰集《景灵宫祠令》，付本司遵守。从之。筠又言：『兖州景灵宫太极观事体尤盛，亦望别赐撰集，永使遵守。』诏付礼仪院。

　　九月丁卯，册皇太子。壬申，皇太子谒玉清昭应宫、景灵宫。

　　三年三月戊午，内出《圣祖降临记》示宰臣。

　　四月癸巳，谒景灵宫。

　　五月戊申，召宗室、近臣、馆阁、三司、谏官、御史法官、京府官诣真游殿观道像，各赐《圣祖降临记》一函。

　　八月己亥，大会道释于天安殿，凡万三千八十六人。先是，建道场。是日，上亲临视，以药银铸大钱，面赐之。

　　十一月己巳，谒景灵宫。庚午，享太庙。辛未，合祭天地于南郊。

　　十二月戊戌，谒景灵宫。

　　四年四月戊戌，谒启圣院太宗神御殿，遂谒景灵宫。

　　八月丙戌，谒景灵宫。

　　十月戊子，礼仪院言：『每岁十月十五日朝拜景灵宫。今缘祭神州地祇，奏告在散斋之内。请权罢朝拜，至日令官使行酌献之礼。』从之。甲午，赐天下宫观《大中祥符降圣记》各一本。

五年七月戊寅，新作景灵宫万岁殿，为上本命祈福也。

崇奉五岳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秘书丞董温其上言：『汉以霍山为南岳，望令寿州长吏春秋致祀。』诏礼官与崇文院检讨详定。上奏曰：『按《尔雅》云：「江南衡山。」注云：「霍山为南岳。」注云：「即天柱山，潜水出此。」则非特霍山为南岳。舜五月南巡狩，周之王制，皆以衡山为南岳，惟汉武帝以衡山辽远，取谶纬之说而祭潜霍。至隋，复以衡山为南岳。况奉祀巳久，国家疆宇复广，难以改制。其霍山如有祈请及特致祭，即委州县奉行。』从之。

　　四年正月，上祀汾阴回。二月乙丑，次河中，加号西岳金天王曰顺圣金天王，遣鸿胪少卿裴庄祭告。己巳，次华阴县。庚午，谒顺圣金天王庙，群臣陪位。庙垣内外列黄麾仗，遣官分奠庙内诸神。

　　五月乙未，诏加上东岳曰天齐仁圣帝，南岳曰司天昭圣帝，西岳曰金天顺圣帝，北岳曰安天元圣帝，中岳曰中天崇圣帝，命翰林学士李宗谔、龙图直学士陈彭年与礼官详定仪注[11]，又作《奉神述》，备纪崇奉之意。

　　七月庚辰[12]，详定所言：『皇帝临轩，册五岳。参详旧典，无作乐之仪。』上曰：『凡大朝会，公卿出入尚作乐。且礼缘人情，宜令有司别撰乐章。』王旦曰：『册案当于门外设次，俟入则乐作。』从之。诏丁谓、李宗谔与礼官详定五岳衣冠制度及崇饰神像之礼。

　　九月辛卯，命资政殿学士、刑部尚书向敏中为东岳奉册使，兵部郎中、龙图阁待制孙奭副之；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薛映为南岳奉册使，给事中钱惟演副之；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知制诰晁迥为西岳奉册使，刑部郎中、龙图阁待制查道副之；右谏议大夫、龙图差阁直学士陈彭年为中岳奉册使，光禄少卿沈继宗副之。其玉册如宗庙谥册之制。

　　据李攸编《本朝事实》云：册用珉玉，长尺二寸，阔一尺二分，量文之多少，联以金绳，首尾结缔，前后四枚，刻龙缕金，若捧护之状。藉以绵褥，覆以红罗，泥金夹帊。册匣长广，取足容册，涂以朱漆。金装起突，龙凤金锁。匣上以红罗绣盘龙蹙金忆覆之，承以金装长竿床，金龙首，金鱼钓籍。匣以锦缘，席锦褥。其纽红丝为绦，以萦匣。册案涂朱漆，覆以红罗销金衣。其宝门下省造[13]。

　　十月戊申[14]，有司设五岳册使一品卤簿及授册黄麾仗于乾元门外，各依方所，又设载册辂及袞冕舆于乾元门外，群臣朝服序班，仗卫如元会仪。上服袞冕御乾元殿，中书侍郎引五岳玉册，尚衣奉御奉袞冕升殿，上为之兴。奉册使、副班于香案前，侍中宣制曰：『今加上五岳帝号，遣卿等持节奉册展礼。』咸承制再拜。奉册使以次升，自东阶受册于御座前，降西阶；副使授袞冕于丹墀，玉册至乾元门，列黄麾仗，设登歌。奉册于车，袞冕于舆，使、副袴褶骑从，遣官三十员前导。及门，奉置幄次，以州长吏以下充祀官。致祭毕，奉册、袞冕置殿内。

　　按《事实》又云[15]：在路一品已下并避路。至岳下，礼直官引册使等自幄次奉玉册、袞冕由正门入，乐作，升殿，置殿室门西褥位，乐止。玉册在前，袞冕次之，使、副并列其后。礼生再拜，应殿下官属皆再拜，礼直官引册使当神座前俯伏跪，称说『太尉、具衔某奉敕加上某岳某帝懿号、玉册、袞冕。』言讫，兴，摄中书令俯伏跪读。

　　十一月，诏加上东岳淑明后、南岳景明后、西岳肃明后、北岳靖明后、中岳贞明后之号，仍遣官祭告。

　　五年七月戊辰，新作保康门于朱雀门之东，徙汴河广济桥于大相国寺前，榜曰『延安』，又作桥跨惠民河，榜曰『安国』。时将建观以奉五岳，故辟此门。寻命修玉清官使丁谓等就奉节、致远三营地，及填乾地之西偏兴筑，内侍邓守恩董其役。

　　《实录》于八月己未书，命中使邓守恩修五岳观。九月丁亥又书：初建五岳观于南薰门內之东偏。既云修，又云初建，不知何也。今从本志及《会要》联书之。

　　六年四月，幸新修五岳观，赐官吏器币、工徒缗钱有差。

　　七年六月庚午夜，京师新作五岳观东北，黑云中见星如昼，有灵祗、旌纛、甲仗之状，观者喧怖。修观使丁谓以闻，诏建道场。

　　九月辛丑，幸五岳观，宴从官，赐兵匠缗、帛有差。翌日上梁，又命宗室、辅臣往观，复赐许百司休务，士庶行乐。赐观名曰『会灵』。

　　八年三月甲午，上作诸岳祭告文，皆遣使刻石于庙中。

　　四月戊午，丁谓言：『会灵观颂、记，望赐御书。』从之。

　　八月癸未，陈州言知州、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张咏卒。咏临终奏疏言：『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谓之门以谢谓。』上亦不以为忤云。乙未，以林特兼管勾会灵观事。

　　十一月丁巳，上幸会灵观，宴近臣于祝禧殿，赐兵匠缗钱有差。

　　九年正月丙辰，置会灵观使，以参知政事丁谓为之，仍加刑部尚书。己未，上诣会灵观焚香，命有司以朝拜之礼为式。

　　五月丙辰，以景灵宫会灵等成，群臣称贺。

　　会灵观宇区数，本志阙之。当考。

　　六月戊寅，幸会灵观酌献，宴从官于祝禧殿。

　　七月丙辰，谒会灵观。

　　八月丙子，置会灵观副使，以翰林学士李迪为之。又置判官，以知制诰乐黄目为之。

　　九月，命乐黄自权知开封府，改命盛度为会灵观判官。

　　天禧元年正月丙辰，幸会灵观。

　　二月戊寅，上作《会灵观铭。》

　　三月戊午，以枢密使王钦若为会灵观使。会灵初置使，命参知政事兼领，于是王曾次当为之。钦若方挟符瑞固恩宠，意欲得此，曾因恳辞焉。上颇不怿，谓曾曰：『大臣宜傅会国事，何遽自异耶?』曾顿首谢曰：『君从谏为明，臣尽忠为义。陛下不知臣驽病，使待罪政府；臣知义而已，不知异也。』

　　十二月。初，加上五岳帝号，有册无宝。是岁，始诏刻玉。丁亥，令会灵观使王钦若奉安于本殿。

　　三年二月丙辰，宰相王钦若上《会灵志》百卷，上制叙，名《五岳广闻记》。

　　四月甲午，幸会灵观。

仁宗皇祐五年正月丁巳，会灵观火，居宇神像悉被焚，独三圣御容得存。乃诏权奉安于景灵宫，更名集禧观。

谒太清官

　　大中祥符六年七月己酉，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六十人诣阙[16]，请车驾朝谒太清宫。召对崇政殿，慰赐之。丁巳，文武群臣上表，请车驾幸亳州谒太清宫。诏许之。

　　八月庚申朔，诏以来春亲谒亳州太清宫，先于东京置坛，回日恭谢天地，如南郊之制。辛酉，以参知政事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翰林学士陈彭年副之。谓仍判亳州。又命五使，及遣计度刍粮、详定仪注、部修行宫、治道、增置亳州官属，如汾阴之制。丙寅，禁太清官五里内樵采。亳州罪人至徒罪者[17]，送邻州裁断[18]。庚午，诏加上真元皇帝号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礼仪院请朝谒太清宫日，设宫悬二十架，牙盘、素馔、樽罍、笾豆，悉如朝元殿恭谢之制，玉用四圭有邸，币用碧，一献饮福，邻州长吏、亳州贡举人、本宫道士悉陪位。诏改用苍璧，备三献，以尽严恭。余从之。又言：『圣号、册宝请就醮坛天宝台下，以石匮封秘。中设玉匮，长广二尺，高如之。检厚一寸二分，刻金绳道五，封以金泥，印以受命宝。石匮三层，各长五尺三寸，下层高二尺，中层半之，上层为盖，皆刻深四分，填以石泥，印以天下同文宝。』奏可。

　　十月己丑，诏朝谒太清宫。自离京至奉祀以前不得举乐，所过州县，无令乐人来迎。河北运使李士衡贡助奉祀丝绵缣帛各二十万，诏奖之。丁卯，三司借内藏库钱帛五十万，以备奉祀赏给。亳州言太清宫桧再生，真源县粟麦再实。上作歌示近臣。甲戌，命直集贤院石中立等修车驾所过图经，以备顾问。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今又将祠太清宫。外议籍籍，以谓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祸败之迹，有足为深戒者，非独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怀奸以事陛下者也。明皇之无道，亦无敢言者。及奔至马嵬，军士已诛杨国忠，请矫诏之罪，乃始谕以烛理不明，寄任失所。当时虽有罪已之言，觉悟已晚，何所及也?臣愿陛下早自觉悟，抑损虚怀，斥远邪佞，罢兴土木，不袭危乱之迹，无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为：『封泰山、祀汾阴、上陵寝、祠老子非始于明皇，《开元礼》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宝之乱举谓为非也。秦为无道甚矣，今官名、诏令、郡县犹袭秦旧，岂以人而废言乎?』作《解疑论》以示群臣。然知奭朴忠，虽其言切直，容之弗斥也。

　　十一月甲寅，丁谓自亳州来朝，献芝草三万七千余本。

　　十二月丙寅，以兵部尚书寇准权东京留守，入内都知阎承翰都大管勾大内公事，权

　　三司使林特为行在三司使。辛巳[19]，以翰林学士王曾摄御史大夫，为考制度使；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段晔摄中丞副之[20]。知制诰钱惟演等编次迎驾父老及州县系囚，右谏议大夫慎从吉等详定词状，惟不置编次贡奉。壬申，酌献天书于朝元殿，遂告玉清昭应宫及太庙。

　　七年正月壬寅，车驾奉天书发京师。禁天下屠宰十日。丙午，至奉元宫，斋于延禧殿。判亳州丁谓献白鹿一、灵芝九万五千本。丁未，奉祀经度知制副使陈彭年诣宫殿，大醮。戊申，奉圣号、册宝于庭，拜授摄太尉王旦，持节载以玉辂诣宫奉上。摄中书令丁谓读讫，置玉匮中。己酉三鼓，具法驾赴宫。时密雪骤霁，自奉元至太清十余里，夹道设笼灯燎台，左右执炬间之，焜耀如昼。五鼓，上奉玉币酌献，读册文，令太尉封石匮。又遣分献本宫之元中法师、三师、真武张天师，本殿之文子通元真人，列子冲虚至德真人，庚桑子洞灵真人，庄子南华真人，唐明皇、文宗并如从祀例。又遣宰相等荐献真源观之三清灵宝天尊、先天观之元始天尊、元母经师、广灵宫之先天太皇、洞霄宫之先天太后、龙女。币色三，清灵宝、元始用碧，太皇用苍，元母白，皆如太祀礼，余同从祀。上又诣先天观、洞霄宫、广灵宫行香，复至太清宫、真源观周览，还奉元宫，赐赦亳州及车驾所经，流以下罪并释之，死罪奏裁；给复一年半，永减岁赋十之二。升亳州为集庆军，改真源县曰卫真县，给复二年；奉元宫曰明道宫，赐道士、女官紫服、师名，披度者八十人。诏三官正殿，庶民不得辄升；官吏非朝修，止拜庭中。上作《朝谒颂》、《先天太后老君像真武赞》，命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向敏中撰《亲祀颂》，并刻于石。司天言含誉星见，帝作歌，赐近臣属和。庚戌，发卫真县，次亳州，谒圣祖殿，御奉元均庆楼，赐酺三日。壬子，以顺祖惠元皇帝忌，罢赐酺。诏缘路置顿，侵民田者，并据顷亩之数给复二年；其须永占者，优给其直。给亳州公用钱岁七十万、酒月十斛。甲寅，发亳州。乙卯，次应天府。天书升辇，有云五色如花木，又黄云如人连袂，翊辂而行。占云者云：『如花木者，木旺与德相生；如人连袂色黄者，子孙分土延祚之兆也。』扶持使赵安仁请播为乐章，以备酌献。从之。丙辰，升应天府为西京，正殿榜以『归德』。仍赦境内及东畿。车驾所过县，流以下罪并放。追赠太祖幕府元勋僚旧及录常参官逮事者，并进秩。欲授子孙者亦听。除民干食盐钱。御重熙颁庆楼观酺，凡三日。改圣祖殿为鸿庆宫。

　　二月丁巳朔，发南京。戊午，次襄邑县，皇子来朝。庚辰，次陈留县。辛酉，车驾至自亳州。乙丑，诏：『自今天书在朝元殿，车驾由右升龙门入；自东上閤门，就东阶赴殿焚香，无陟广庭，以尽严恭之意。所司著为定式。』戊辰，大风扬沙砾五日。习仪于恭谢坛，有坠帻者。己巳，上宿斋于玉清昭应宫之集禧殿。庚午，行荐献之礼，遂入太庙。辛未，享六室。壬申，恭谢天地于东郊，还，御乾元门，大赦内外。文武官悉加恩，诸路蠲放租赋有差。癸酉，以吏部员外郎、知制诰李迪知亳州。壬午，开封府言：筑恭谢天地坛，

　　占民田四十八顷。诏给直外，赐钱三千万，仍蠲其租。

　　三月庚寅，以奉祀礼成，大宴含元殿。甲午，群臣以次加恩。

四月乙亥，亳州言：自车驾临幸后，民复业者一千三百。

建宫殿

诏西京建太祖神御殿

　　景德四年正月，车驾朝陵。己巳，还至西京。癸酉，诏就西京建太祖神御殿。

　　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起玉清昭应宫。知制诰王曾上疏谏，又曰：『并睹西京造太祖影殿，东岳置会真之宫，计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百家之产，然于尊祖礼神则盛矣，其于邦国大计，则犹未足以为当时之急务也。』（详见《玉清昭应宫》）

　　四年三月，车驾自汾阴祀毕，还。己卯，入西京。甲申，幸应天禅院，赐监修太祖神御殿官及工匠、将士衣服、缗钱。

　　天禧元年五月，西京应天禅院太祖皇帝神御殿成，为屋凡九百七十一区。己未，命宰相向敏中为奉安圣容礼仪使，入内都知张景宗管勾迎奉，左谏议大夫戚纶告永昌陵。癸亥，以枢密使王钦若为奉安太祖圣容礼仪使，赞导乘舆。乙丑，自禁中奉圣容赴文德殿，备仪卫，教坊乐前导。丙寅，上服靴袍酌献。礼毕，奉以升采舆而行，具卤簿鼓吹、道释威仪。上出次奉辞，群臣班辞于琼林苑门外。奉安日，上不视朝。自是正至朔望，令留司京府官诣殿焚香，及别于正月择日朝拜，忌日就院设斋行香。

　　六月壬申，德音：降西京死罪囚，流以下释之；父老年八十者赐茶帛，除其课役。己丑，向敏中至自西京。

　　据李攸所编《宋朝事实》载，天禧元年六月五日，奉安太祖绘像。德音：『门下：奉先昭孝，列辟之大猷；宥过惟仁，前经之格训。朕缵承鸿绪，奄宅中区，曷尝不念王业之艰难，荷中枋之眷祐?克洽至宁之治，弥增永慕之怀。虽洛师定鼎之都，实艺祖诞灵之壤。兴王之气，始兆于丕祥；布金之园，聿新于崇矩。爰备彰施之彩，处图眸穆之容。临遣辅臣，奉安秘宇。苾芬之荐，既获罄于严宫；滂霈之恩，宜曲覃于众庶云云。于戏！贻谋锡羡，适仰于威神：布德均禧，裨周于京邑。庶协无疆之庆，诞昭追远之仪。告于明庭，咸体朕意。』

　　三年十二月丙申，令西京增给应天禅院常住钱日三千，从冯拯之请也。

诏诸州府军监建天庆观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甲午，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观，悉以『天庆』为额。民有愿舍地材创盖者亦听。先是，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殿中侍御史张士逊上言：『今营造竞起，远近不胜其扰。愿因诸旧观为之。』诏从其请。

建祥源观

　　天禧二年闰四月。先是皇城司言：『拱圣营之西南，自去年营卒有见龟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源祠侧汲之不竭，疫疠者饮之多愈。』甲寅，诏即其地建道观，以『祥源』为名，士女奔走，徒跣瞻拜。屯田员外郎、判度支勾院河南任布言：『明朝不宜以神怪炫愚俗。』不报。癸亥，诏祥源观先营正殿及三小殿，余俟来年兴葺。丁卯，命宰臣王钦若管勾修祥源观事。右正言刘烨言：『前世言圣水者皆诡妄不经。今盛夏亢阳，不宜兴土木，以营不急。』疏入，不报。

　　五月六日丁未，加号真武将军曰真武灵应真君。

　　八月庚寅朔，幸祥源观。

　　九月，祥源观成。观宇凡六百一十三区，以监修内臣东染院使邓守恩为崇仪使。

　　三年四月甲午，幸祥源观。

　　三年十二月壬寅，幸祥源观。

　　四年十一月己巳，以枢密副使钱惟演为都大管勾祥源观公事。惟演先领会灵观使，于是乞改命大臣，故特置此职。十二月己卯，给祥源观公用钱月五十千。

　　五年十月戊申，祥源观成，总为屋六百一十三区。都大管勾观事、枢密副使钱惟演加工部尚书。惟演诣承明殿纳告敕，上不许，复令中使就第赐之。昭宣使、嘉州防御使、入内都大管勾祥源观事张景宗为宣政使；内殿崇班皇太子宫都监雷允恭、内殿崇班皇太子宫祗侯刘从愿并为内殿承制；入内东头供奉官史崇信为内殿崇班，并以祥源观功毕赏劳也。仍以从愿、崇信同管勾观事。

仁宗至和元年四月，祥源观火。

校勘记

[1]请准例 原本脱『请』字，据《长编》卷七十九补。

[2]请以 原本作『请于』，不通。据《长编》卷七十九改。

[3]壬申 原本脱此二字，据《长编》卷七十九补。

[4]祀仪 原本『仪』字作墨丁，《长编》卷七十九亦阙此字。兹据文意补。

[5]乙未 原本脱此二字，据《长编》卷八十二补。

[6]会灵观 原本脱此三字，据《长编》卷八十五补。

[7]会灵观 原本脱此三字，据《长编》卷八十七补。

[8]他县 原本作『七县』，据《长编》卷八十七改。

[9]右武卫 《长编》卷八十八作『左武卫』。

[10]镇南 《长编》卷八十八作『镇海』。

[11]礼官 原本作『仪官』，据《长编》卷七十五改。

[12]七月 原本作『六月』，按：《长编》此事在七月，且六月无庚辰日，据《长编》卷七十六改。

[13]自『据李攸编』至『门下省造』 凡二百四十一字，《长编》卷七十六原句之下阙。

[14]十月 原本脱此二字，据《长编》卷七十六补。

[15]按事实又云 以下一百二十字，《长编》卷七十六原句之下阙。

[16]三千 《长编》卷八十一作『二千』。

[17]至徒罪者 《长编》卷八十一作『至死者』。

[18]邻州 原本『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八十一补。

[19]辛巳 原本作『辛未』，据《长编》卷八十一改。

[20]段晔 原本作『邓□』，据《长编》卷八十一改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一

真宗皇帝

圣德

　　咸平元年十月己酉，崇政殿视事，至午而罢。上自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至辰后还宫进食，少时复出，御后殿视诸司事，或阅军士，校试武艺，日中而罢。夜则召儒臣询问得失，或至夜分还宫，其后率以为常。

　　《圣政录》云：『召侍讲、读学士。』按：二年七月，初置讲学士，此时未有。今改为儒臣，庶不相妨。

　　十一月戊午，上谓辅臣曰：『国家所谨，俭约为先。节用爱人，民俗自化。』张齐贤曰：『《书》称大禹克俭于家。老氏三宝，俭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从之。好俭则国有余财，下不僭则家有余赀，自然廉让兴行，盗贼鲜少，蚩蚩之民，登于富寿。臣等恭闻圣训，期共遵守。』

　　四年八月壬子，上观稼北郊，宴射于含芳园。都人望见乘舆，抃跃称万岁。吕蒙正曰：『车驾游幸，百姓欢呼，如此物情，不可强致，盖陛下临御五年，务行仁恤，所以中外感悦。』上曰：『下民但不扰之，自然快乐。』蒙正又曰：『今秋大稔，太平无象，时和岁丰，即为上瑞。』上曰：『朕以边事未宁，劳民供馈，盖不获已也。苟能选将练兵，驱攘外侮，使不敢侵掠，则近边之民，亦获安泰矣。』

　　十月，上语近臣曰：『近者庆州地再震。昨司天奏：荧惑犯舆鬼，□秦分野[1]，时当有灾。宜戒边将以静。且上天垂象示戒，惟虑不知。今既知之，可不恐惧修省?』知枢密院王继英曰：『妖不胜德。』上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枢密院陈尧叟曰：『天文谪见，实欲昭示时君。楚庄王惧无灾，政恐其获罪于天，弗容自警尔。今陛下克己爱民，常虑一物失所。河防十余溢而不决，岁复大稔，此圣德格天所致也。』上曰：『天不欲困生灵耳，岂朕德能感之?自此益须防戒。如荆、河比年艰食，灾沴滋甚，尤可恤之。』庚戌，上以陕西二十三州图示辅臣，历指山川险易、蕃部居处，又指秦州曰：『此处在陇山之外，号为富庶，且与西北接畛[2]。昨已命张雍出守，冀其绥抚有方也。』次复指殿北壁灵州图曰：『此冯业所画，颇为周悉。山川形势如此，安得智勇之士为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伊、凉等州图及东壁幽州已北图，上曰：『北方所据地，南北千五百里，东西九百里，封域非广也，而燕、蓟沦陷，深可惜耳。』

　　五年十一月壬寅，合祭天地于圆丘，大赦诸路欠咸平四年已前残税、河北河东欠五年贷粮并天下逋负；昇州、广德军率分钱；洪、筠州、临江军酒曲脚钱；婺州竹园虚收孳生竹四十亿六千一百五十一万，悉除之。

　　六年十一月甲寅，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余，犯五诸侯，历五车入参，凡三十余日没。上谓宰相曰：『垂象如此，其咎安在?』李沆曰：『陛下修德布政，实无所阙，恐分野有灾耳。』上曰：『朕德薄致兹谪见，大惧灾及吾民。密迩诞辰，宜罢称觞之会，以答天谴。』沆曰：『星文变异，陛下克谨天戒，此甚盛德也。然其咎乃属臣等。至于寰海上寿，礼不可废。且边塞未宁，大兵在境，所虑物情罔测。』固请不已，乃许之。

　　景德四年十一月辛巳，上谓王旦等曰：『昨暮雪降遽止，朕忧其未足，夜分使人于宫庭视之，乃云复降，其势甚密，今果盈尺。来岁麦苗，应有望也。朕每念稼穑艰难，尝与邢昺言：力田者多值灾沴。昺云：民之灾患大约有四，一曰人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牛瘴。必岁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为甚。盖田无畎浍，悉不可救，所损必尽，即《传》所谓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者也。昺久居田里，尤熟农事，自云验之多矣。比岁稼穑屡稔，朕常以灾沴为虑。兼闻今年宿麦甚广，得此时雪，农家无冬旱之忧也。』遂赐近臣饮于中书，又宴馆阁官于崇文殿。上作《瑞雪》诗，令三馆即席和进，两制次日来上。

圣学

　　咸平元年正月，上访群臣通经义者，判国子监李至以直讲崔颐正对。上曰：『朕宫中无事，乐闻讲论。』因命颐正于后苑讲《尚书·大禹谟》，赐五品服。他日，谓辅臣曰：『颐正讲诵甚精，卿等更于班行中选经明行修之士一二人，具以名闻。』自是，日令颐正赴御书院待对，讲《尚书》至十卷。

　　咸平六年闰三月，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来上，一置之禁中之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以备观览。

　　七月，上幸国子监，召学官崔偓佺讲《尚书·大禹谟》。还，幸崇文院，登秘阁，观太宗圣制墨迹，恻怆久之。赐秘书监祭酒以下器币。偓佺，颐正弟也。丙午，置翰林侍讲学士，以兵部侍郎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工部郎中吕文仲为之。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国子祭酒邢昺为之。初，太宗命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然名秩未崇。上奉先志，特建此职，择老儒旧德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日给上食珍膳，夜则迭宿，令监馆阁书籍。中使刘崇超日具当宿官

　　名，于内东门进入。自是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

　　景德二年四月戊戌，幸龙图阁，近臣毕集。阅太宗御书，又观诸阁图画。阁藏太宗御书五千一百十五卷轴，下设六阁：经典阁三千七百六十三卷，史传阁八千二十一卷，子书阁一万三千六十二卷，文集阁八千三十一卷，天文阁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图画阁一千四百二十一轴、卷、册。上曰：『朕退朝之暇，无所用心，聚此图书，以自娱耳。』

　　四年三月，上召辅臣登太清楼，阅视太宗御书。又至景福玉宸殿、翔鸾仪凤阁。玉宸乃上宴息之所，中施御榻帷帐，皆黄缯为之，无文采之饰。殿东、西聚书八千余卷。上曰：『此惟正经、正史屡校定者，小说他书不与焉。』

　　大中祥符四年九月丙子，秘书监向敏中等请集御制藏于馆阁，从之。仍诏不得与太宗御集同处。于是内出杂文篇什付敏中等，各以类分，其继作即续附之。

　　天禧元年二月辛卯，召太子中允、直龙图阁冯元讲《易》于宣和门之北阁，侍制查道、李虚己、李行简与焉。自是听政之暇，率以为常。因数访大臣能否，而行简无所怨昵，必尽称道其长，人推为长者。

　　天禧四年十一月戊午，上御龙图阁，召近臣观圣制文论、歌诗。上曰：『朕听览之暇，以翰墨自娱，虽不足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丁谓等言：『圣制广大，宜有宣布。请镂板以传不朽。』许之。遂宴于资政殿。庚申，内出圣制七百二十卷示辅臣。壬戌，宰相等言：『圣制已约分部秩，望令雕板摹印，颁赐馆阁及道释经藏、名山胜境。乃命内臣规度禁中严净之所，别创殿阁缄藏。』诏可。寻于龙图阁后修筑，命入内都知张景宗、副使都知邓守恩管勾，是为天章阁。

仁宗乾兴元年三月丙子，赐群臣御飞白书各一轴。上始未尝好为飞白书，一日至真宗灵御前，见所陈飞白笔，遂取而试书，体势遒劲，有如夙习，因以分赐焉。戊寅，中书请自禫祭后，只日于崇政殿或承明殿视事，双日如先帝故事，前后殿皆不坐。诏双日虽不视事，亦当宣召近臣入侍讲读，冀不废学也。

政迹

　　至道三年十二月。国初罢节镇统支郡，以转运使领诸路事。其合、别未有定制。京西或为两路；河北既分南路，又分东西路；陕西分为陕西河北、西南两路，又为陕府西北路；淮南分为西路；江南分为东、西路；荆湖两路或通置一使；两浙或为东北路，其西南路实兼福建；剑南初曰西川，后分峡路，西川又分东、西路，寻并之。是岁，始定为十五路，一曰京东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东路，五曰陕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3]，九曰荆湖北路[4]，十曰两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

　　川路，十三曰峡路，十四曰广南东路，十五曰广南西路。

　　咸平二年三月戊辰，荆湖南、北路始置两使。

　　凡租税，有谷、帛、金铁、物产四类。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稌，六曰菽，七曰杂子。布帛丝绵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纱，五曰絁，六曰绸，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腊，四曰铜铁。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萏茭，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日杂物。至道末，岁收谷二千一百七十一万七十余石，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一百六十二万余疋，绸絁二十七万二千余疋，丝线一百四十一万余两，绵五百一十七万余两，茶四十九万斤，刍茭三千万围，蒿二百六十八万围，薪二十八万束，炭五十万秤，鹅翎杂翎六十一万余茎，箭于八十七万只，黄蜡三十余万斤，此皆逾十万数者，他不复纪。

　　咸平二年七月，宰相张齐贤请给外任官职田。诏三馆、秘阁检讨故事，申定其制，以官庄及远年逃田充，悉免其税。佃户以浮客充，所得课租均分，如乡户例。州县长吏给十之五，自余差给。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御、团练州三十顷，中上刺史州二十顷，下州及军、监十五顷，边远小州、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七顷。转运使、副使十顷，兵马都监、监押、寨主、厘务官、录事参军、判司农寺，比通判、幕职之数而均给之。初，三司欲令职田户依例输纳，虞部郎中杜镐等言：推寻故事，历代并无输税之文。乃止。

　　三年十二月。河北、河东强壮，自五代时瀛、霸诸州已有之。是岁，始诏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为强壮，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所在置籍。择善射者第补校长，听自置。马胜甲者，蠲其户役。寻募其勇敢团结附大军为栅官，给铠甲。

　　此据《两朝兵志》，《实录》无之。团结勇敢附大军，《志》又在明年，今亦附见。

　　四月九月庚寅，诏陕西民家出一丁，号保毅军，给资粮，与正兵分戍守城垒，遣御史吴蒨与转运使同主其事。凡得六万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缘边军士先选中者，并升为禁军，号保捷。

　　咸平元年，初置秦州极边保毅，事见年末吴蒨奏所请保毅军数。《实录》在明年正月己酉，今并书。

　　景德二年七月甲子，诏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才任边寄等科，令尚书吏部传告诸路，许文武群臣、草泽隐逸之士来应，委中书门下先加考试，如器业可观，具名闻奏。时上谓寇准等曰：『方今文武多士，岂无材识优异未升进者耶?至于将帅之佐，尤难得人。前代试以制策，观其能否，用求实材，亦为国之远图也。』因出唐朝制科之目，采其六用之。

　　三年正月，始置常平仓。先是，言事者以为水旱灾沴有备无患，古有常平仓，今可复置。请于京东西、河东、陕西、江淮、两浙计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钱，自千至二万贯，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官主之，专委司农寺总领，三司无得辄用。每岁夏秋，准市估加钱收籴。贵则减价出粜，俟十年有增羡，则以本钱还三司。诏三司集议，请如所奏，而缘边不增置。于是司农官吏创廨舍，藏籍帐，度支别置常平仓案，大率万户岁余万石，止于五万石，或三年以上不经粜，则回充粮廪，别以新粟补之。

　　四年七月癸巳，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先是，上出笔记六事，指其一谓王旦曰：『勤恤民隐，遴柬庶官，朕无日不念也。所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沴。今军民事务虽有转运使，且地远无由知。先帝常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刑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先命中书、枢密院择官具名进内。上曰：『河北、陕西地控边要，尤须得人，取性度平和有执守者。』故亲选太常博士陈纶、李及，自余拟名以闻，咸引对于长春殿，遣之所至，专察视内禁审详案牒，州郡不得迎送。聚会所部，每旬具囚系犯，由讯鞠次第申报，常检举催督。在系久者，即驰往案问。出入人罪者，移牒覆勘，劾官吏以闻。诸色词诉逐州断遣不当、已经转运使披断未允者，并收接施行。官吏贪浊弛慢者，具名以闻。敢有庇匿，并当加罪。仍借绯紫，以三年为任，增给缗钱如转运使之数。内出御前印纸为历，书其绩效，中书、枢密院集其名，代还考课，议功行赏。如刑狱枉滥、不能摘举官吏旷弛、不能弹奏务从畏避者，置以深罪。

　　八月壬寅。自罢兵之后[5]，议者颇以国马烦耗，岁费缣缯，虽市得尤众，而损失亦多。知枢密院事陈尧叟独谓：『群牧之设[6]，国家巨防。今愚浅之说以马为不急之务，则士卒亦当遣而还农也。』作《群牧议》以献[7]，勒石大名监。乙巳，制群牧制置使，命尧叟兼之。尧叟初为群牧使，及掌枢密，即罢其任。于是内侍副都知阎承翰为都监。尧叟自陈职居近密，而与承翰联事，合避物议。上曰：『国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总领，不可避也。』尧叟寻以本司事多，请但署检，其帖牒委使、副、判官印署施行。从之。寻又增置判官之员。

　　增置判官在九月丁亥，今并书之。

　　咸平元年七月。先是，有诏诸路课民种桑枣。广西转运使陈尧叟上言曰：『臣所部诸州，土风本异，田多山石，地少桑蚕。昔云八蚕之绵，谅非五岭之俗。度其所产，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耳。麻苎所种，与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干矣。枝叶裁茂则刈获是闻，周岁之间三收其苎。复因其本十年不衰，始离田畴，即可纺绩。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钱，盖织者众而市者少故也。有遗利而民艰资。今臣以国家军须所急布帛为先，因劝谕部民广植麻苎，以钱盐折变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万余疋。自朝廷克平交广，布帛之供，岁止及万，较今所得，何止十倍其多?今树艺之民相率竞劝，杼柚之功日以滋广。欲自今许以所种麻苎顷亩折桑枣之数，诸县令、佐依例书历为课，民以布赴官卖者，免其算税。如此则布帛上供，泉货下流，公私交济，其利甚溥。』诏从之。

二年四月。先是，左正言耿望知襄州，建议襄阳县有淳河，旧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有蛮河，溉田七百顷，又有屯田三百余顷。请于旧地兼括荒田，置营田上、中、下三务，调夫五百筑堤，仍集邻州兵，每务二百，荆湖市牛七百头分给之。上曰：『屯田之废久矣，苟如此，亦足为劝农之始。』今望躬按视。即以望为右司谏、直史馆、京西转运使，与副使朱台符并兼本路制置营田事。是岁，种稻三百余顷。望初请以大理寺丞武程总营田务事。程上疏言其不便，诏移程于它郡，别选官代之，俟异日务成，较其利害，取进止，行赏罚焉。汝州旧有洛阳南务，遣内园兵士种稻。雍熙中，以所收薄，且扰人，废之赋贫民。于是从台符之请复置。募民二百余户，自备耕牛，就置团长，京朝官专掌之，垦六百顷，导汝水浇溉，岁收二万三千石。

耿望除右司谏、直史馆、京西转运使，与副使朱台符兼制置营田，乃此月丙子。今并书之月末。耿望，未见。

　　十月。先是，福建路不置惠民仓。库部员外郎成肃以为远俗尤宜存抚，请增置焉。戊午，诏从肃请。丙午，令诸路转运司申淳化惠民之制，岁丰熟则增价以籴，饥歉则减直而出之。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丙辰，上作文武七条，赐文臣任转运使以下至知县者，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检者。赐幕职州县监务官《戒励敕》[8]。上谓宰臣曰：『群臣奏事，朕以职业戒之，因念汉制刺史以六条，武臣有诸葛亮七戒。朕今参求要道，以儆励君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赐近臣，今可以并赐一轴。』

　　咸平二年五月丁酉[9]，以殿中丞鄄城马元方权户部判官，从户部使陈恕所奏也[10]。元方尝建言：『方春民乏绝时，请预给库钱，约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公私便之。』朝廷因下其法于诸道，今预买绢盖始此。

　　《马元方传》：户部使陈恕奏元方为户部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贫，请贷库钱。至夏秋，令以绢输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诸路。按：元方以户部判官在咸平二年五月，后知徐州，景德元年十一月为梓州路转运使。本传、附传皆同。范镇《东斋记》云：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绝时，预给库钱贷之。至夏秋，令输绢于官。预买绢盖始于此。』镇所记与《元方传》同，今从之。王辟之《渑水燕谈》独云[11]：祥符初，王旭知颍州，因岁饥，出库钱贷民，约蚕熟，千输一缣。其后李士衡行之陕西，民以为便。今行天下，于岁首给之，号『和买绢』。或曰：预买始于旭也，今不取。又按『实录』，大中祥符三年闰二月己未，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言：本路给诸军帛七十万，民间罕有缗钱。常预假于豪民，出倍称之息，及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员，以是工机之利愈薄。请令官司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从之。仍令优与其直。士衡正传、附传皆云：因诏推其法于天下。范仲淹作《李士衡神道碑》亦云：为河北转运使，建言：民乏泉货，每春取绢直于豪户，其息必倍。本道岁给诸军帛七十万疋，不足则市于民。请使民预受其直，则公私交济。制从之。今行于诸道。盖马元方任三司实创此议，虽布其法于诸道，有即奉行者，亦未有即奉行者。及李士衡在河北，复以为请，始行于河北，然诸道亦未遍。其后左藏、內藏库灾，又特行于京东西。范仲淹所谓『今行于诸道』者，盖指景祐间也。行于京东西，乃祥符九年春。

　　大中祥符四年六月甲子，监察御史张廓上言：『天下旷土甚多，请依唐宇文螎所奏，遣官检括土田。』上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赋税不均，富者地广租轻，贫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兹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赋不均，诚如圣旨。但改定之法，亦须驯致。或命近臣专领，委其择人，令自一州一县条约之，则民不扰而事必集矣。』

天禧四年九月，诏翰林侍读学士张知白、玉清昭应宫副使林特、三司使李士衡、龙图阁学士陈尧咨、枢密直学士薛映、李及、马元方、张士逊、兵部侍郎马亮、给事中李应机、王随、右谏议大夫段煜各举常参官堪钱谷任使者二人[12]。工部尚书晁迥、翰林学士杨亿、刘筠、晏殊、龙图阁直学士吕夷简、户部侍郎李维、知制诰李谘、宋绶、张师德各举文誉优长履行清洁者二人。给事中乐黄目、孙奭、右谏议大夫赵稹[13]、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李行简、少府监薛颜、太常少卿赵湘各举可守大藩者二人。知制诰祖士衡、钱易、知杂御史刘煜[14]、直龙图阁鲁宗道、冯元各举堪御史者二人。诸路转运使副、劝农使各举幕职州县官堪知县者二人。限十日内具名以闻。

不强仕大臣

　　景德四年六月癸丑，以枢密直学士、户部员外郎刘综知并州，同管勾并代兵马事。初，上谓冯拯等曰：『太原地控北门，今边境虽安，并要大臣镇抚。如张齐贤、温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尝历枢近，受命之后，或有固辞，又须改易。宜召至中书询问，愿则授之。』及召齐贤问之，对曰：『并州重镇，兼领雁门兵马，朝廷腹心之寄也。但前知荆南、青社，皆是内地，尚为近臣所谗，欲置于旷败。今若守边镇，领武事，安敢自保无过耶?然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异时有急难之地，敢不尽力?』复召仲舒问之，对曰：『藩方重镇，非敢有辞。但任尚书班已十年，又晚有嗣息，年皆幼稚。若得改官端揆，许挈家以往，赐以都部署添给，敢不承命?』拯等以闻。上曰：『齐贤言为人所谗，斯过矣，是皆不欲往也。勿强之。』乃命综焉。枢密直学士、吏部侍郎张咏疡生于头，颇妨巾栉，求知颍州。上以咏公直有时望，再任益部，显著声绩，不当莅小郡，令中书召问，将委以青社及真定，使自择。咏辞不就。又问金陵，咏欣然请行。辛酉，以咏知昇州。

　　十月，以工部郎中、直史馆马亮为右谏议大夫、知广州。亮自昇州代还，表言松贾在淝上，求典庐、寿州，以便营奉。及请对，但曰：『如国家必有驱策，岂敢以私自便?』属初平宜贼，上问以桂、广之政，亮曰：『高谨微、高绅皆循谨，非岭外之才。宜审择其人，如张咏、刘综可也。』上曰：『咏有疾，不可远适。综在并门，寄任已重。』初欲命杨覃知广州，上察亮愿行，乃谓宰相曰：『亮之干敏，不下覃也。』故授亮。由兵部员外郎改官才数日，擢升谏垣，以重其命。

　　景德三年七月，知益州张咏岁满。朝议欲以兵部员外郎、直史馆任中正代之。中正前知梓州，又新自契丹使还，上恐其惮于远适，令中书召问。中正曰：『益部重地，国家委使，敢不竭诚以报?』上嘉其自效，壬寅，擢拜枢密直学士、工部郎中、知益州。

　　九月，雄州团练使何承矩以老疾，累表求解边任。上令自择其代，承矩荐安抚使李允则。丙寅，即命允则知雄州兼安抚使，改授承矩齐州团练使，便道之任。

　　大中祥符三年，昇州民以知州张咏秩满，愿借留，即授工部尚书，令再任，仍赐诏奖焉。

　　八月庚戊，御史中丞兼工部侍郎王嗣宗罢为耀州观察使[15]、知永兴军府兼兵马部署。上将西幸，以京兆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镇之，因谓宰相曰：『嗣宗常自言知武事，可授兼军[16]，使当此任，宜先召问，观其意。』既而嗣宗愿奉诏，即命之，又作诗赐焉。

善任藩方长吏

　　咸平三年四月。初，供备库副使李允则知潭州，将行，上召谓曰：『朕在南衙，毕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属卿。』允则至潭州，除三税，假民官竹为屋，请以家财为质，发廪贱粜，奏罢新募兵出戍。于是民列允则治状，诣安抚使者请留。使者以闻，诏书奖嘉。及召还，连对三日。上曰：『毕士安不谬知人矣。』

　　六年四月庚午，徙知益州、西上閤门使马知节知延州，兼鄜延驻泊部署。知节在益州，有讼龙骑卒谋变者，枝引千数。知节密捕其党，按实，止诛为魁者七人，余悉不问。请择廷臣省吏部送上供，三岁一代，而较其课。承寇乱之后，戢兵抚俗，甚著威惠。然疾恶太过，兵民有犯，多徙配它境，人颇怨惧。朝议务安远俗，恐知节不协蜀人之情，以其素有武干，故移守西边，仍手诏谕以委属之意。成都阙守，朝议难其人。上以工部侍郎、知永兴军府张咏前任在蜀，为政明肃，勤于安集，远民便之。甲申，加咏刑部侍郎，充枢密院学士、知益州。民闻咏再至，皆鼓舞自庆。

　　景德四年九月辛巳，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王济改工部郎中，出知杭州。上面加慰谕，仍戒以朝廷阙失，许密疏上言。吴越尚华靡，济矫以质素，用瓦缶木杓为犒设之具，吏民窃哂之，济不为变。上初与宰相议择官，王旦曰：『天下重地为朝廷屏翰者，不过二一十州。若皆得人，则镇抚有方，威惠兼著，小寇不能为患。』上深然之。时薛映知杭州，岁满议择其代，冯拯曰：『余杭比诸道易治。』上曰：『方面之寄，古诸侯也。常时无事，则为易治。吴人轻巧，苟备豫非常，安可谓之易也?如宜州，止因刘承矩虐用其下，聚为寇剽，延及他境。若长吏得人，岂致是耶?』因阅班簿，指孙仅、王济，谓王旦曰：『二人孰优?』旦曰：『济有吏干，可副是选。』

　　十月，诏翰林学士晁迥等各举常参官堪知大藩者二人。上亲阅班簿，择朝臣有公望者，得迥等五十人，令保任焉。

　　十一月辛未，擢右正言、知制诰孙仅知永兴军，代四方馆使孙全照也。先是，上谓王旦等曰：『藩方长吏，尤在循良。全照驭下峻急，当择其代。如边肃、孙仅，谁可授此?』冯拯曰：『仅尝佐京府，熟于民政，可用也。』从之。仅纯厚长者，为政颇宽。赐诏书戒渝。

　　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庚午，徙知昇州、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薛映知扬州；给事中马亮为工部侍郎、知昇州；以吏部员外郎、知制诰李迪为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知永兴军。上谓辅臣曰：『大藩长吏，尤难其人。要在洞达物情，遵守条教，爱民抑暴而已。吏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掊敛以为公，或旷职务以力恕，如此则何由致治耶?』

大阅

　　咸平二年八月丙寅，大阅。先是，诏有司择地于含辉门外东武村为广场。乙丑三鼓，殿前侍卫马步诸军二十万分出诸门，迟明乃绝。上按辔出东华门，宗室、近臣、尚书、侍郎、御史中丞、给谏、上将军、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并赐戎服以从。上至行营，诸军陈于台前，左右相向，步骑交属，诸班卫士翼侍于台后。有司奏成列，上升台东向，召从臣观之。殿前都指挥使王超执五方旗以节进退，又于两阵中起候台相望，使人执旗以应之。初举黄旗，则诸军旅拜；举赤旗，则骑进；举青旗则步退[17]。每旗动则鼓作，鼓作而士噪，皆三跳而后退。次举白旗，则诸军复再拜，呼万岁。有司奏阵坚而整，士勇而励，欲一再举。上曰：『可止矣。』遂举黑旗以振旅。军于左者，略右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北隅；军于右者略左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南隅以归。上御东华门阅诸军还营，顾谓王超曰：『士众严整，行阵练习，卿之力也。』丁卯，近臣、诸军将校、内职皆赐饮，诏大阅所践民田蠲其租。

大酺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天书降。戊辰，大赦，改元。诏东京赐酺五日，以二月一日为始。己丑，应致仕官并许赴都亭驿，酺宴御楼日，合预坐者亦听。朝官已辞未见，皆令赴会。凡赐酺，命内诸司使三人主其事，于乾元殿前筑土为露台，半门扉，上设教坊乐，又骈系方车四十乘，上起采楼者二分，载钧容直。开封府复为棚车二十四，每车连十二乘为之，皆驾以牛，被之锦绣，萦以彩矧，分载诸军、京城妓乐。又于衢中编木为栏处之。徙坊市邸肆对列御道，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榜为饰。上日御乾元门，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问其安否，赐以衣服、彩帛。若五日，则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给谏，上举觞，教坊乐作，二大车自昇平桥而北，又有旱船四挟之以进；棚车由东西街交骛，并往复，日再焉。东距望春门，西连阊阖门，百戏竞作，歌吹腾沸。宗室诸亲、近列、牧伯洎旧臣家，官为彩设棚于左右廊庑下。士庶观者，驾肩叠迹，车骑填溢，欢呼震动。第二日，宴宰相、百官于都驿亭，宗室于亲王宫。第三日，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外苑。第五日，复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外苑。上多作诗赐令属和，及别为劝酒诗。禁军将校日会于殿前马步军之廨。

二月壬辰朔，上御乾元殿观酺，诏诸营教阅、诸司工作各赐假一日。

校勘记

[1]□秦分野 《长编》卷四十九作『秦分野』，其墨丁不知何字，姑存。

[2]西北 《长编》卷四十九作『羌戎』。

[3]荆湖南路 原本作『荆河南路』，据《长编》卷四十三《宋史·地理志》一改。

[4]荆湖北路 原本作『荆河北路』，据《长编》卷四十三《宋史·地理志》一改。

[5]自罢兵之后 按：此节《长编》卷六十六在景德四年八月甲辰，不在壬寅。

[6]群牧之设 原本作『群牧之说』，据《长编》卷六十六改。

[7]牧议 原本『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六十六补。

[8]监务官 原本作『物务官』，据《长编》卷七十二改。

[9]咸平二年五月 按：此一节插在大中祥符二年至四年之间，疑为错简，似当移至『咸平二年四月』一节之后。

[10]户部使陈恕 此当作『盐铁使陈恕』。《会要·食货》三三之二三：『（咸平元年十月十八日）盐铁使陈恕以为（江淮盐法）非便。』又《长编》卷四十五：『（咸平二年十一月戊申）盐铁使陈恕为随驾转运使。』恕自咸平元年至二年一直任盐铁使，此处不当为产部使。

[11]王辟之 原本及《长编》卷四十四均脱『之』字，今补。

[12]段煜 原本『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九十六补。

[13]赵稹 原本作『赵植』，据《长编》卷九十六、《宋史》卷二八八《赵稹传》改。

[14]刘煜 原本『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九十六补。

[15]工部侍郎 原本作『户部侍郎』，据《长编》卷七十四、《宋史》卷二八七《王嗣宗传》改。

[16]知武事可授兼军 原本作『知武军可授□□』，据《长编》卷七十四改补。

[17]青旗 原本作『青骑』，据《长编》卷四十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二

真宗皇帝

种放出处

　　淳化三年八月，诏徵终南隐士种放。辞以疾，不至。放七岁能属文，沈默高洁，与其母偕隐豹林谷中，以讲习为业，学者多从之。得束脩以养母，母亦乐道。薄滋味，善辟谷。会陕西转运使宋维翰言放才行，诏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劝汝勿聚徒讲学。身既隐矣，何用文为?果为人知，不得安处。我将弃汝，深入穷山矣！』放遂称疾不起。其母尽取笔砚焚之，与放转居穷僻，人迹罕至。上喜其高节，诏京兆府岁时存问，以钱三万贯赐之，不夺其志。

　　《淡苑》载放事与国史不同，令从国史。

　　咸平元年九月，豹林谷隐士种放母死，贫不克葬，遣僮奴告于翰林学士宋湜等。湜与钱若水、王禹偁同上言：『放，先帝尝加召命。今无以葬母，欲行私觌，是掠朝廷之美也。』壬申，赐放束帛、缗钱。

　　四年三月，兵部尚书张齐贤上言：『终南山处士种放守道遗荣，孝行纯至。栖迟衡泌，仅二十年。愿以备贤良方正之举。』乃赐放诏及装钱五万，令京兆府遣官诣山，备礼发遣。放辞疾不至。

　　四年七月丙辰，遣使赍诏书，就终南山召种放赴阙，仍赐绢百疋、钱十万。先是，判永兴军张齐贤复条上放操行，请加旌贲，且言：『臣前在中书，亲奉先帝德音，欲行不次之泽。缘未知本末，不敢奏。今兹出守，始熟其为人故也。』

　　九月戊午，种放以幅巾入见于崇政殿。命坐与语，询以民政边事。放曰：『明王之治，爱民而已。惟徐而化之。』余皆谦让不对。即日授左司谏、直昭文馆，赐冠带、袍笏，馆于都亭驿，太官供膳。上谓宰臣曰：『放亦有就禄仕意，且言迹孤。朕谕以俟外班列，必见朝廷清肃，排摈之事，无敢为者。赏一人可以劝天下矣。』己酉，放表辞恩命。上令宰臣召问之，又知放与同知枢密院陈尧叟游旧，令谕旨，且曰：『朕求茂异，以广视听，资治道。如放终未乐仕，亦可遂其请也。』放至中书，为宰臣言：『上虚怀待士，旰食忧民如此，放固不敢以羁束为念。』宰臣以闻，诏遂不许其让。居数日，复召见，赐绯衣、象笏、犀带、银鱼及御制五言诗，又赐昭庆坊第一区，加帷帐、什物，银器五百两、钱三十万。中谢日，赐酒食于学士院。光宠之盛，前所未见也。

　　六年三月癸卯，左司谏、直昭文馆种放再表乞暂归故山。诏许之。丙午，特授起居舍人。将行，宴饯于龙图阁，又诏三馆、秘阁官宴饯于琼林苑。上赐七言诗三章，在坐皆赋。

　　十月，上遣使就终南山抚问。放图其林泉居处以献。己未，召近臣观之。翌日，又遣使优诏，促其入觐。放以疾未平为请，许之。

　　景德元年正月癸巳，遣中使赐种放茶药。

　　十月壬午，起居舍人、直昭文馆种放自终南山来朝。上言归山之久，请计月不受俸，特给之。

　　二年四月戊戌，幸龙图阁，近臣毕集。起居舍人、直昭文馆种放与焉。阅太宗御书，又观诸阁图画。

　　五月，以放为右谏议大夫。放谢病乞游嵩山，诏许之，仍命河南守臣常加存抚。召对赐宴，赋诗饯行，恩礼甚厚。

　　九月辛未，遣中使赍诏抚问种放于终南山。

　　十二月甲午，放自嵩山来朝，对于龙图阁。

　　三年四月，放有兄丧，赐告归终南山，宴于龙图阁。上作诗赐放，侍臣皆赋。放每至京师，秦、雍学徒多就而受业。上面奖之，放顿首谢。

　　八月，种放既归终南，教授山中，表求太宗御书及经史音疏。诏悉与之。因谓辅臣曰：『近中使还，言放居草屋，食野菜荞麦而已。如此淡薄，亦人所难能也。』

　　四年十月甲辰，右谏议大夫种放复自终南山来朝，召之也。上谓辅臣曰：『放比高尚其事。每询放，多有可采。朝廷虽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议未厌。』因令陈尧叟谕意，且曰：『朕虑放卷而怀之，能副朝旨，诚为美也。』既而尧叟言：『放云：自被聘召，及还谏署，无所补报，其幸已甚。今主上圣明，朝无阙政，若更处之显位，则重增其过矣。』尧叟复手笔讯之，放答疏如前。上乃遣内侍赍诏赐放，略曰：『卿宜体兹眷遇，罄乃诚明。叙经国之大猷，述致君之远略。尽形奏牍，以沃朕心，副凉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观听。乃司枢务，式洽至公。』放上表固让。上曰：『是能守分，益可嘉也。』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给事中、判集贤院种放得告归终南山。是日召见，宴饯于龙图阁。上作诗赐放，命群臣皆赋，且制序。杜镐辞以素不属文，诏令引名臣归山故事。镐因诵《北山移文》，其意盖讥放也。明日，上出晁迥已下诗序示王旦等，因题品之，以迥诗及杨亿、王曾序为优。诏令别自缮写送放，时论荣之。

　　三年正月，放归终南山。有使来自秦雍者，放答陈尧叟诗五章以闻。上嘉之，谓宰相曰：『放隐居力学，尝言古今殊时，不当背时效古，此最近于理。』乃诏放赴阙。放表乞赐告，上许之，诏答云：『倘再召，勿复辞也。』又作歌以赐，并赍衣服、器币，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职就山存问。放为弟汶求官，即授秘书正字。

　　四年正月，给事中种放自终南山来朝。

　　二月，上躬祀汾阴后土。

　　三月，车驾西还至西京，令京兆府禁民采种放庄园。

　　四月甲辰朔，车驾至汾阴。甲寅，给事中种放还终南山，赐宴赋诗如前例。

　　十一月，工部侍郎种放屡至阙下，俄复还山。人有贻书嘲其出处之迹，且劝以亟辞禄仕，居岩谷。放不答。放终身不娶，尤恶嚣杂，故京城赐第，为择僻处。然禄赐既优，晚间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溥[1]。亦有强市者，遂致争讼，门人族属依倚恣横。王嗣宗之出守长安，始甚敬放。放被酒稍倨，嗣宗怒，以语讥放。放曰：『吾不犹愈乎角力而中第者乎?』初，嗣宗就试讲武殿，尝因戏弁擢首科[2]，故放及之。嗣宗愧憾，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侵渔众民，凌暴孤寡，凡十余族，而放为之首。』且述：『放弟侄无赖，据林麓樵采，周回二百余里，夺编氓厚利。愿以臣疏下放，而赐放终南田百亩，徙放嵩山。』疏辞极其诋丑。目放为『魑魅』，且屡遣人责放不法。上方待放厚，诏工部侍郎施护推究，会赦恩而止。于是放自乞徙居嵩山天封观侧。诏遣内侍就兴唐观侧起第赐之。假逾百日，续给其俸，然犹往来终南，按视田亩。每行，必给驿乘。在道或亲诟驿使，规算粮具之数，时议侵薄焉。

八年十一月，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种放卒。上甚嗟悼，亲制文，遣内侍致祭，护丧归终南山。赠工部尚书，录其侄世雍。放言事甚众，但外庭不知耳。因出所上时议十三篇，其目《议道》、《议德》、《议用》、《议器》、《议文武》、《议制度》、《议教化》、《议赏罚》、《议官司》、《议军国》、《议狱讼》、《议征赋》、《议邪正》。将卒，忽取前后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诸生会饮与诀。酒数行而卒。

杨亿进退

　　咸平四年三月辛卯，以礼部郎中薛映、兵部员外郎梁鼎、左司谏杨亿并知制诰。上初欲用著作佐郎梅询，命中书就试映、鼎及询等。宰相李沆素不喜询，言于上曰：『梅询险薄，用之恐不协群议。』上曰：『如此则何人可?』沆曰：『杨亿有盛名。』上乃惊喜曰：『几忘此人。』乃以亿望实素著，但召映、鼎就试。翌日，与亿并命。

　　十二月，奏疏议弃灵武。其略曰：『今灵武之存，为害甚于蝮蛇。供馈之费，为蠹逾于蚁壤。无鸿毛之益，有泰山之损，岂可忽远大之略，信悠悠之谈?』

　　景德二年九月丁卯，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

　　三年五月，有王大冲者，初以专经中第，罢宜黄主簿。赴选调，命为流内铨主事，擢授大理评事。时知制诰杨亿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即封还诰书，以为丞吏之贱，不宜任清官。不听。既而大冲居职累岁，无所裨赞。丁未，送审官院厘务外州。

　　四年，钦若为人倾巧，同僚皆嫉之。亿在馆中，钦若或继至，必避出，它所亦然。钦若出知杭州，举朝皆有诗，独亿不作。钦若辞日具奏，诏谕亿令作诗，竟迁延不送。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钱惟演、秘阁校理刘筠唱和《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词涉浮靡。』上曰：『词臣学者宗师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诏风厉学者。

　　三年二月庚戌，命翰林学士晁迥、杨亿等与太常礼院详定《祀汾阴仪注》。

　　五年九月癸巳，翰林学士杨亿以疾赐告，遣中使挟太医疗之，拜章为谢。上作二韵诗批纸尾，有『副予侧席待名贤』之句，寻以久疾，求解近职。优诏不许，但权免朝直。亿刚介寡合，在书局，惟与李维、路振、刁衎、陈越、刘筠辈善。当时文士咸赖其品题，或被贬议者，退多怨诽。王钦若骤贵，亿素薄其为人，钦若衔之。陈彭年方以文史售进，忌亿名出己右，相与毁訾于上。上素重亿，未始听也。

　　六年六月，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杨亿尝草答契丹者云『邻壤交欢』，上自注其侧作『朽壤』、『鼠壤』、『粪壤』等字。亿遽改为『邻境』。明日，引唐故事：学士草制有所改，为不称职。亟求罢。上慰谕之。它日，谓辅臣曰：『杨亿真有气性，不通商量。』及议皇后刘氏，上欲得亿草制，使丁谓谕旨。亿难之，因请三代。谓曰：『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亿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乃命它学士草制。亿虽频忤旨，恩礼犹不衰。王钦若、陈彭年深害之，益加谗毁，上意稍怠。亿尝入直，忽被召至禁中。既见赐坐，从容顾问，徐出文藁数箧以示亿曰：『卿识朕书迹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亿皇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趋出。知谗者之言得行，即谋退遁。亿有别墅在阳翟，亿母往视之，会得疾，亿遂留谒，告榜子与孔目吏，中夕奔去。先一日，上闻亿母疾，遣使者以汤药、金币赐之。使者及门，则亿已亡去矣。朝论喧然，以为不可。上亦谓辅臣王旦等曰：『亿侍从官，安得如此自便?』旦曰：『亿本寒士，先帝赏其词学，实诸官殿，陛下拔擢至此，责以公议，诚为罪人。赖陛下矜容，不然颠隮久矣。然近职不可居外地，今当罢之。』上终爱其才，逾月命弗下。亿素体羸，于是称疾请解官。辛未，以亿为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仍许就所居养疗，俟损日赴任。

　　黄庭坚珐：改命陈彭年草制，命下之日，亿全家奔阳翟。按：立后在去年十二月，亿以今年五月出奔，其出奔不缘此也。欧阳修所记与江休复略同，今用之。钱惟演《金坡遗事》载亿以五月二日奔阳翟，使者及门，始知亿已亡。其罪，亿去后始赐也。本传云：亿不待报行，上亲缄药剂及金帛赐之。盖

　　饰设也。今用钱惟演所载，庶得其实。亿既亡去，朝论即喧然。王旦等乞罢其近职，此命当亟下，乃自五月二日至今月辛未，几四旬始责降。真宗爱才容直之盛德，于此可见。而《实录》、正传并皆略之，深可惜也。今特著之。亿称疾求罢，因授分司，本传当不谬。又云：有宪官弹亿者，则恐未然。宪官盖姜遵也，弹亿在明年八月亿降汝守时，分司之授，初不见宪官举劾。疑本传别有所据，当考。

　　七年八月，秘书监、分司西京杨亿以疾愈求入朝。上谓王旦曰：『亿性峭直，无所附会，文学固无及者，然或言其好窃议朝政，何也?』旦曰：『此盖与亿不足，诬谤搆之耳。亿受国深恩，非土木类，谐谑过当，则恐有之；讪讟之事，保其必无也。』戊辰，命亿知汝州。既而监察御史姜遵奏：『亿顷以母疾擅去阙庭，所宜屏迹衡茅，尽心甘旨。或求领郡，深属要君。请罢之。』上曰：『亿前告归，本无终焉侍养之请。今以疾愈求入朝，故特与郡。遵未谕此意耳。』乃诏中书召遵谕之。

　　按：《实录》及《宝训》并称亿求入朝，独姜遵言亿忽求领郡，不知何也。岂遵听闻不审，或《实录》与《宝训》皆误?当考。

　　八年八月庚寅，知汝州、秘书监杨亿言部内秋稼甚盛，粟一本至四十穗，麻一本至九百角。上览其章，谓辅臣曰：『亿之词笔照映当世，后学皆慕之。』王旦曰：『如刘筠、宋绶、晏殊辈相继属和，文有正元、元和格者，自亿始也。』

　　九年十一月癸亥，诏近臣观书龙图阁，秘书监杨亿预焉。

　　据曾太史巩《隆平集·杨文公传》云：疾愈，知汝州。会加玉皇圣号，表请陪祠，召为宝册参详仪制副使。久之，迁礼部侍郎、知贡举。坐谴，降秘书监。

　　天禧二年八月甲辰，册立皇太子，命秘书监杨亿撰皇太子册文。

　　三年三月癸未，工部侍郎杨亿等并降一官，以贡举坐谴也。

　　四年四月庚寅，工部侍郎杨亿为翰林学士。大中祥符末，亿自汝州代还，久之不迁。或问王旦曰：『杨大年何不且与旧职?』旦曰：『大年顷以轻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赖上始终保全之。今此职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也。』逾六年，乃复入禁署。

　　六月，寇准属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以代丁谓。亿畏事泄，夜屏左右为之辞，至自起剪烛跋，中外无知者。既而准被酒，漏所谋。谓等惧，力谗准。授准太子太傅、莱国公。

　　七月，周怀正事败（见《周怀正谋废立》），寇准又降授太常卿[3]、知相州。朝士与准相厚者，丁谓必斥之。杨亿尤善准，而请太子监国奏又亿所草也。及准败，丁谓召亿至中书。亿惧，便液俱下，面无人色。谓素重亿，无意害之，徐曰：『谓当改官，烦公为一好词尔。』亿乃稍安，卒保全之。当时宰相爱才如此。谓虽奸邪，议者亦以此称焉。

　　十二月丁丑朔，起复翰林学士杨亿卒，录其子纮为奉礼郎[4]。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自唐大中后词气衰滥，国朝稍革其浮薄，至亿乃振起风采，与古之作者方驾矣。文思敏速，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毫无废，而精密有规裁，不烦不艳。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于是学者翕然宗尚，名闻四方。书无不览，善强记，尤长典章制度之事，时多取正，盖一时文字之冠也。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甲午，赠故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制诰杨亿为礼部尚书，赐谥曰文。国朝故事，非尝任两府及事东宫，则四品无赠官。枢密使王曙言：『亿为寇准草奏请太子亲政，为丁谓所排，不得志而没。准既赠中书令，亿宜蒙旌贲。』故特赠之。镇国节度使、驸马都尉李遵勖乞加谥亿『忠』字，奏虽不行，诏送史馆。

王钦若事迹

　　咸平四年四月己未，翰林学士王钦若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五年三月庚戌，比部员外郎、直史馆洪湛削籍流儋州，工部尚书兼御史中丞赵昌言、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范正辞并削一任，昌言责授安远行军司马，正辞滁州团练副使[5]。推直官殿中丞高鼎、主簿王化并削两任，鼎责授蕲州别驾，化黄州参军。先是，有河阴民常德方者讼临津尉任懿纳贿登第，下御史台鞫，得款云：咸平三年补太学生，寓僧仁雅舍。仁雅闻懿就试，言多识朝贵，当为道达。懿署纸许银七铤，仁雅以谋之惠秦，惠秦私隐其二，易为五铤。惠秦素识王钦若，时已在贡院，乃因钦若馆客宁文德仆夫徐兴纳署纸钦若妻李氏，李氏密就家仆祁睿书懿名于其左臂，并口传许赂之数，入省告钦若。及懿过三场，睿复持汤饮至省。钦若遣睿语李氏，令取所许物。懿未即与，而懿预奏名登科，授官未行，丁内艰还乡里。仁雅为文德、惠秦等所迫，驰书河阴，形于诅詈。德方者卖卜县市，获仁雅书，以告昌言，具得其事，白请逮钦若属吏。先是，钦若为亳州判官，睿即其厅干。及代归，以睿从行。虽久事钦若，而未除州之役籍。贡举事毕，会州人张续还乡里持服，钦若托为睿解去名籍。至是钦若自诉云：睿休役之后，始庸于家，而惠秦未尝及门。钦若方被宠顾，上谓昌言曰：『朕待钦若至厚，钦若欲银，当就朕求之，何苦受举人赂耶?且钦若才登政府，岂可遽令下狱乎?』昌言争不能得，乃诏翰林侍讲学士邢昺、内侍副知阎承翰，并驿召知曹州工部郎中边肃、知许州虞部员外郎毌宾古就太常寺别鞫，得懿款云：有妻兄张驾举进士识湛，懿亦与驾同造湛门。尝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馈之。懿之输银也，但凭僧达主司，实不知谁何。至是昺等缘懿识湛，以为湛纳其银。湛适使陕西，中途召还。时张驾已死，宁文德、徐兴悉遁去。钦若近参机务，门下仆使多新募置，不识惠秦，故无与为证。又钦若固执知举时未有祁睿，而懿款已具，遂以湛受银为实，议法当死，特贷之。懿杖脊配隶忠靖军；惠秦坐受简及隐银入己，以年七十余，当赎铜八斤，特杖一百，黔面配商州坑冶；仁雅坐诅詈懿，杖脊配隶郢州牢城。是狱也，仁雅虽坐诅詈懿索银，而不穷用银之端。初，王旦与钦若知举，出为同知枢密院事。洪湛之入贡院，懿已试第三场毕。及官收湛家，实无物。湛素与梁颢善，假颢白银器，乃取颢所假者输官。昌言等皆坐故人，并及于责。

　　此段《实录》所书，专为王钦若言。今用司马光《纪闻》及钦若新传修入。

　　景德元年闰九月，契丹入寇。先是，寇准已决亲征之策，参知政事王钦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佥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上复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大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庙社，远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准。钦若多智，准惧其妄有关说，疑沮大事，图所以去之。会上欲择大臣使镇大名，准因言钦若可任，钦若亦自请行。乙亥，以钦若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提举河北转运司。十二月戊戌，车驾至自澶州。二年正月甲寅，工部侍郎、参知政事王钦若自天雄军来朝。己巳，钦若加阶邑实封，中谢，又赐袭衣、金带、鞍马。

　　四月，钦若素与准不协，还自天雄，再表求罢，继以面请。上敦谕不能夺，乃置资政殿学士，以钦若为之，仍迁刑部侍郎。中书定其班在翰林学士之下、侍读学士之上。

　　三年二月，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自得也，待准极厚。王钦若深害之。一日会朝，准先退，上目送准，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初，议欲亲征未决，或以问准，准曰：『直有热血相泼耳！』于是谗者谓准无爱君之心，且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上顾准稍衰。戊戌，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寇准罢为刑部尚书。以尚书左丞、参知政事王旦为工部尚书、平章事。旦入谢便坐，上谓曰：『寇准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无大臣体，罢其重柄，庶保终吉也。』既而命准出知陕州。将行，又遣近臣传旨戒约。

　　准知陕州实在三月庚申，今并书之。

　　封禅天书（见《封泰山》），七月，忠武节度使高琼卧疾。上欲临幸其第，知枢密院王钦若恨琼附寇准，且沮准澶渊之功，因言：『琼虽久掌禁兵，备宿卫，然未尝有破敌功。凡车驾临问，所以宠待勋臣，施之于琼，恐无以示甄别。』乃止。

　　王钦若恨琼附准，此据王珪所作神道碑。本传云：宰相止上问疾。按：钦若此时未为宰相，传误矣。或当时史官阴为钦若讳也。

　　上以李溥、林特、刘承珪等所折衷新法犹恐未尽其要，命枢密直学士李濬、刘综、知杂御史王济与三司同取旧法，较其利害。时新法方行，商人颇惑，不敢以时货易。然榷务所纳金帛，其数已多于前岁矣。庚申，特、承珪请罢比较，仍乞不议酬赏。从之。

　　四年九月，丁谓、林特以王济等较茶法持论多忤，因与王钦若迭诋訾之。辛巳，济以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改工部郎中，出知杭州。

　　十二月乙未，王钦若等编修《君臣事迹》。钦若为人倾巧，所修书或当上意，褒赏所及，钦若即自名表首以谢。或谬误有所谴问，则戒书吏，称杨亿以下所为以对。同僚皆嫉之，使陈越寝如尸以为钦若，石中立作钦若妻哭其旁，余人歌虞殡于前。钦若闻之密奏，将尽绌责，王旦持之得寝。亿在馆中，钦若或继至，必避出，他所亦然。钦若出知杭州，举朝皆有诗，独亿不作。钦若辞日具奏，诏谕亿令作诗，竟迁延不送。

　　此据江休复《杂志》附见。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国史院进所修《太祖纪》。上录《纪》中义例未当者二十余条，谓王旦、王钦若等曰：『如以钟鼓楼而为漏室，窑务为甄宫，岂若直指其名也?宜改正之。』钦若曰：『此盖晁迥、杨亿所修。』上曰：『卿尝参之耶?』旦曰：『朝廷撰集大典，并当悉心，务令广备，初无彼此之别也。』因诏每卷自令先奏草本，编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看详，皆具载其名。

　　五年九月戊子，参知政事、刑部侍郎赵安仁罢为兵部尚书。安仁小心谨畏，处事审详，特留意于刑名。内外书诏关要切者，必归安仁裁损之。先是，上议立皇后，安仁谓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上虽不乐，然察其中正，不罪也。它日，与王钦若从容论方今大臣谁最为长者。钦若欲排安仁，乃誉之曰：『无若赵安仁。』上曰：『何以言之?』钦若曰：『安仁昔为故相沈义伦所知，至今不忘旧德，常欲报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三司使、礼部侍郎丁谓为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初，翰林学士李宗谔与王旦善，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尝以告王钦若，钦若唯唯。旦曰：『当白上。』宗谔家贫，禄廪不足以给婚嫁，旦前后资借甚多。钦若知之。故事，参知政事谢日，所赐之物几三千缗。钦若因密奏宗谔负王旦私钱不能偿，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己债，非为国择贤也。明日，旦果以宗谔名闻，上变色不许。及赵安仁罢，谓时奉诏谒亳州太清官，犹未还，即命谓代之，盖钦若所荐云。钦若与刘承珪、陈彭年、林待及谓等交通，踪迹诡异，时论谓之『五鬼』。己丑，以盐铁副使、右谏议大夫林特权三司使。癸巳，翰林学士杨亿刚介寡合，在书局，唯与李维、路振、刁衎、陈越、刘筠等善。当时文士多赖其品题，或被贬议者，退多怨诽。钦若骤贵，亿素薄其为人，钦若衔之。陈彭年方以文史售进，忌亿名出己右，相与毁訾于上。上素重亿，未始听也。

　　六年六月，议立皇后刘氏。亿不欲草制，更命他学士，以是频忤旨，恩礼犹不衰。王钦若、陈彭年深害之，益加毁谗，上意稍怠。亿尝入直，忽被召至禁中。既见赐坐，从容顾问，徐出文藁数箧以示亿，曰：『卿识朕书迹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亿皇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趋出，知谗者之言得行，即谋退遁。亿有别墅在阳翟，亿母往视之，会得疾。亿遂留谒告榜子与孔目吏，中夕奔去。壬申，以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为翰林学士。

　　七年六月乙亥，枢密使王钦若罢为吏部尚书，陈尧叟为户部尚书，副使马知节为颍州防御使。钦若性倾巧，敢为矫诞。知节薄其为人，未尝诡随。上尝以《喜雪》诗赐近臣，而误用旁韵。王旦欲白于上，钦若曰：『天子诗，岂当以礼部格校之?』旦遂止。钦若退，遽密以闻。已而上谕二府曰：『前所赐诗，非钦若，几为众笑。』旦唯唯。知节具斥其奸状，上亦不罪也。钦若每奏事，或怀数奏，但出其一二，其余皆匿之。既退，则以己意称上旨行之。知节尝于上前顾钦若曰：『怀中奏何不尽出?』钦若宠顾方深，知节愈不为之下，争于上前者数矣。及是，王怀信等上平清井监蛮功。枢密院议行赏，钦若、尧叟请转一资，知节云：『边臣久无立功者，请重赏以激其余。』议久不决。上促之，知节忿恚，因面讦钦若之短，既而不暇奏禀，即超授怀信等官。上怒，谓向敏中等曰：『钦若等议赏典，不具劄子，亦不具进卷，便直劄送中书，与怀信供备库副使。始则稽留下行，终又擅自超擢，敢以爵赏之柄高下为己任。近位如此，朕须束手也！』又曰：『钦若等乖异，常不和，事无大小，动辄争竞。朕于臣下，止可如此耳。其如事君之礼，人所具瞻何?』于是三人者俱罢。

　　八年四月壬戌，钦若复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天禧元年八月庚午，以枢密使、同平章事王钦若为右仆射、平章事。先是，上欲相钦若，王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之厚，乞令在枢密院，两府任用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必贤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议也。』上遂止。及旦罢，上卒相钦若。钦若常语人曰：『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

　　九月癸卯，给事中、参知政事王曾罢为礼部侍郎。初，曾以会灵观使让王钦若（见《崇奉五岳》），上意不怿。及钦若为相，因欲排异己者，数谗之。会曾市贺皇后家旧第，其家未迁，而曾令人辇土置其门。贺氏入诉禁中。明日，上以语钦若，遂罢曾政事。

　　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先是，太常礼院言：『宰相出殡，当辍视朝。王旦以是日葬，望准礼例。』中书言其日皇帝已有诏不受朝贺，遂不下辍朝之命。议者谓其日当罢百官拜表之礼，时王钦若与旦不协，故抑之。

　　十二月甲戌，以枢密直学士、刑部侍郎李士衡为三司使。士衡方进用，王钦若害之，欲言而未有路。会上论时文之弊，钦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识体。』上曰：『何也?』曰：『士衡父诛死，而振为赠告，乃曰「世有显人」。』上颔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二年十一月，屯田员外郎、判度支勾院任布责监邓州酒税（见《祥源观》）。

　　十二月。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张知白与宰相王钦若议论多相失，因称疾辞位。丙午，罢为刑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天雄军。上赋诗饯之。

　　三年六月甲午，左仆射、平章事王钦若罢为太子太保。时钦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钦若于上前自辨，乞下御史台覆实。上不悦，曰：『国家置御史台，固欲为人辨虚实耳?』钦若皇恐，因求出藩。会商州捕得道士谯文易畜禁书，能以术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尝出入钦若家。得钦若所遗诗及书。上以问钦若，谢不省，遂罢相。制词以均劳之意，从优礼云。寻命判杭州。

　　《实录》云：初，周怀正以上崇禋祀，遂与妖人朱能辈伪造灵命，冀图恩宠，且日进药饵。钦若屡言其妄，复密陈规谏。怀正惧得罪，因共诬诋，备言捕获金商州道士谯文易畜禁书，有神术。钦若素识之，上不复辨诘，始有是命。盖当时史官见钦若复相，故阴为之辞，其实不然也。今削去。受金覆实事，据《记闻》载苏颂子容语，此必不妄，今从之。

　　初，王钦若尝自言过圃田，夜起视天中，有赤文成紫微字。后使蜀，在褒城道中遇异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视其字，则唐司徒裴度也。及贵，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仪坛场以礼神，朱书『紫微』二字陈于坛上。后又言度坟在郑州，祠宇毁坏，欲自以家财完葺。诏可，仍录度孙坦为郑州助教。钦若又请以新庙编入祀典，从之，仍作文著其事，凡天文及诸词祭，皆钦若发之。虽以济其邪佞，亦其素所蓄积者然也。

　　八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自以备位东宫，请入朝。甲申，召之。

　　九月壬申，王钦若来朝，令入赴内殿起居。

　　十月壬辰，以太子太保王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仍令日赴资善堂，侍皇太子讲读。

　　十二月己丑，王钦若为司空，职任如故。丁酉，以资政殿大学士、司空王钦若为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见《丁谓事迹》）。

五年十一月戊子，责授司农卿、分司南京（见《丁谓事迹》）。

校勘记

[1]甚溥 原本作『甚博』，据《长编》卷七十六改。

[2]戏弁 原本『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七十六补。

[3]太常卿 原本作『太常□卿』，其墨丁据《长编》卷九十六、《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删。

[4]其子纮 《宋史》卷三○五《杨亿传》同。《长编》卷九十六作『其子铉』。

[5]团练副使 原本脱『副』字，据《长编》卷五十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真宗皇帝

丁谓事迹

　　天禧三年正月丙戌，知江宁府丁谓言：『启承天节道场，甘露降。』仍献五言诗。有诏褒答，有和诗赐焉。

　　四月丁酉，知江宁府丁谓言：『中使雷允恭诣茅山投进金龙玉简，设醮次，七鹤翔于坛上。』上作书赐谓。

　　六月戊子，保信军节度使丁谓自江宁来朝，召之也。戊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保信节度使丁谓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故事，节度使除拜当降麻，翰林学士盛度以为参知政事当属外制，遂命知制诰宋绶草辞，谓甚恨焉。谓在中书，事准谨甚。常会食，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谓甚愧之，由是倾诬始萌矣。丁未，以同玉清昭应宫副使、吏部侍郎林特为尚书左丞、玉清昭应宫副使。特性邪险，善附会，故丁谓始终善特，亟引用之。

　　四年六月丙申，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寇准为太子太传、莱国公。先是，准为枢密使，曹利用副之。准素轻利用，议事有不合者，准辄曰：『君一匹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耶?』利用由是衔之，而丁谓以拂须亦恨准。及同为枢密使，遂合谋欲排准。翰林学士钱惟演见谓权盛，附离之，与讲姻好，而惟演女弟实为马军都虞候刘美妻。时上不豫，艰于语言，政事多中宫所决。谓等交通诡秘，其党日固，故刘氏宗人横于蜀，夺民盐井。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准必请行法，重失皇后意，谓等因媒孽之。准尝独请，间曰：『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上然之。

　　正传云：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辅少主。按此时惟演但为翰林学士，不当便与丁谓同日而语。附传亦不载惟演，恐正传误增，今不取。张唐英《仁宗政要》又载准言丁谓持才挟奸，曹利用恃权使气。恐唐英所载亦不得实。利用恃权使气当在太后垂帘时，今犹未也。陈绎《拜罢录》说止称丁谓。

　　准乃属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以代谓。亿畏事泄，夜屏左右为之辞，至自起剪烛跋，中外无知者。既而准被酒泄所谋。

　　亿至自剪烛跋，此据附传，今正传削去。《龙川别志》乃云：亿私语其妻弟张演曰：『数日之后，事当一新。』语稍泄。丁谓夜乘妇人车，与曹利用谋之。不知《别志》何所据。然《别志》所称立太子、废刘后，则是准罢相后周怀正之谋[1]，而亿所草，乃请太子监国表尔。虽附传，亦以为微服过利用为在此时，盖误也。《拜罢》与附传同。今正传已改之。附传及《拜罢录》并云『草制』，正传但云『草表』，今从正传。

　　谓等益惧，力谗准，请罢准政事。上不记与准初有成言，诺其请。会日暮，召知制诰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职也。』乃召惟演。须臾，惟演至，极论准专恣，请深责。上曰：『当与何官?』惟演请用王钦若例，授准太子太保。上曰：『与太子太傅。』又曰：『更与加优礼。』惟演请封国公，出袖中具员册以进。上于小国中指『莱』字。惟演曰：『如此，则中书但有李迪，恐须别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误召，因曰：『恐泄机事，臣不敢复出。』遂宿于学士院。及宣制，则非殊畴昔所见，不知殊所见除目又何等也。殊不以告人，故亦莫得其详去【杰按：去，当为“云”之误。】。

　　《仁宗实录》、寇准附传、陈绎《拜罢录》、司马光《记闻》、张唐英《政要》、曾氏《隆平集》、苏氏《龙川别志》并误以准，初罢相时事即周怀正所谋，盖不考其日月故也。国史正传已略正之，但不详尔。今取钱惟演《日记》及江休复《杂志》附益之。请太子监国，准奏也；传位太子、废皇后，周怀正谋也。准以监国表泄罢相，以怀正谋泄远贬，二事初不同。诸书见准坐怀正继贬，谓准本谋如此，其实谋出怀政，准未必知耳。仁宗景祐元年四月，以王曙言进谥，杨亿亦但云『草奏』请太子亲政，不云『草制』也。《龙川别志》又言使亿草诏书，遣曙出使诛异己者，曙藏去之，亿实不然。今止从《实录》。

　　七月癸亥，上对参知政事李迪、兵部尚书冯拯、翰林学士钱惟演于滋福殿。是日，惟演又力排寇准曰：『准自罢相，转更交结中外，再求用。晓天文卜筮者皆遍召，以至管军臣僚、陛下亲信、内侍无不着意。恐小人朋党诳惑圣听，不如早令出外。』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闻准已具表乞河中府，见中书未除宰相，兼亦闻有人许以再用，遂不进此表。』上曰：『与河中府何如?』惟演乞召李迪谕旨。上曰：『李迪何如?』惟演言：『迪长者，无过，只是才短，不能制准。』因言：『中书宜早命宰相。』上难其人，惟演对曰：『若宰相未有人，可且着三两员参知政事。』上曰：『参政亦难得人。』问今谁在李迪上，惟演对：『曹利用、丁谓、任中正并在李迪上。』上默然。惟演又言：『冯拯旧人，性纯和，与寇准不同。』上亦默然，既而曰：『张知白何如?』惟演言：『知白清介，使参政则可，恐未可为宰相。』上颔之。惟演又言：『寇准宜早令出外。准朋党盛，王曙又其女婿，作东宫宾客，谁不畏惧?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准矣。臣知言出祸从，然不敢不言，惟陛下幸察！』上曰：『卿勿忧。』惟演再拜而退。丙寅，以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李迪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平章事，兵部尚书冯拯为枢密使、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拯拜枢密使，盖用惟演之言也。迪既为宰相，而准为太子太傅、莱国公如故。先是，冯拯以兵部尚书判都省。上欲加拯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召学士杨亿使草制。亿曰：『此舍人职也。』上曰：『学士所职何官?』亿曰：『若除枢密使、同平章事，则制书乃学士所当草也。』上曰：『即以此命拯。』拯既受命枢密院[2]，领使者凡三人，前此未有，人皆怪疑。曹利用、丁谓因各求罢。上徐觉其误，召知制诰晏殊诘之，将有所易置。殊曰：『此非臣职也。』遂召钱惟演入。对曰：『冯拯故参知政事，今拜枢密使，当矣。但中书不应止用李迪一人，盍迁曹利用、丁谓过中书?』上曰：『谁可?』惟演曰：『丁谓文臣，过中书为便。』又言：『玉清昭应宫未有使，谓首议建宫，宜即令领此。』又言：『曹利用忠赤，有功国家，亦宜与平章事。』上曰：『诺。』庚午，以枢密使、吏部尚书丁谓平章事[3]，枢密使、检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用惟演所言也。

　　此段参取钱氏及司马氏《日记》修入。晏殊诏召，恐不至再，当考。冯拯自兵书加吏书，必参政，《日记》偶脱，今追填之。杨亿所云『此舍人职』，盖参政制乃舍人所当草也。

　　上既从钱惟演之言，擢丁谓首相，加曹利用平章事，然所以待寇准者犹如故。谓等惧，谋益深。壬申，准入对，具言谓及利用等交通踪迹。又言：『臣若有罪，当与李迪同坐，不应独被斥。』上即召迪至前质之，两人论辨良久。上意不乐迪，再三目准令退。及俱退，上复召迪入对，作色曰：『寇准远贬，卿与丁谓、曹利用并出外。』迪言：『谓及利用须学士降麻，臣但乞一知州。』上沉吟良久，色渐解，曰：『将取文字来。』迪退后，作文字却进。上遽然曰：『卿等无它，且留文字商量。』更召谓入对。谓请除准节钺，令出外。上不许。

　　此据钱惟演《记》删修。准、迪、谓入对皆二十二日。

　　越明日，杨崇勋等遂告变，周怀政伏诛。又三日，准乃远贬。告周怀政废立（事见《怀政谋废立》），发朱能天书（见《朱能伪造天书》）。丁丑，太子太傅寇准降授太常卿、知相州；翰林学士盛度、枢密直学士王曙并落职，度知光州，曙知汝州，皆坐与周怀政交通，而曙又准婿也。准亲吏张文质、贾德润并黜为普宁、连山县主簿，后又除名，配隶封、贵州，朝士与准亲厚者，丁谓必斥之。杨准【杰按：杨准，应是“杨亿”之误。】尤善准，而请太子监国奏又亿所草也。及准败，丁谓召亿至中书。亿惧，便液俱下，面无人色。谓素重亿，无意害之，徐曰：『谓当改官，烦公为一好词耳。』亿乃稍安，卒保全之。当时宰相爱才如此，谓虽奸邪，议者亦以此称焉。

　　八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自以备位东宫，请入朝。甲申，召之，徙知相州。太常卿寇准知安州。初，李迪与准同在中书，事之甚谨。及准罢，丁谓意颇轻迪，于是谓等不欲准居内郡，白上，欲远徙之。上命与小州。谓退而署纸尾曰：『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迪曰：『向者圣旨无远字。』谓曰：『君面奉德音，欲擅改圣旨，以庇准耶?』二人忿斗，盖自此始。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寇准坐朱能叛，再贬道州司马。制词云：『不务敦修，密凭凶慝。辱余辅弼，玷乃缙绅。』仍以其事溥告诸州，御史台揭榜朝堂。自准罢相，继以三黜，皆非上本意。岁余，上忽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亦莫敢对。

　　此据司马光《记闻》。《丁谓传》云：周怀政事败，议贬准。帝意欲谪准江淮间，谓退而除道州司马，独王曾以帝语质之。谓顾曰：『居停主人勿复言。』盖指曾以第舍假准也。按『居停』之语，在仁宗初再贬雷州时，曾缘此，遂谋去谓。《龙川别志》当得之。以圣旨质谓乃李迪，其事见《记闻》，今从之。若此时曾已诘谓，则当迪、谓忿争时，曾亦必不助谓矣。国史恐误也。徐度《国纪》所载恐不然，今不取。

　　癸卯，卫尉卿慎从吉为光禄卿致仕，司封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杜尧臣改卫尉少卿、知陕州，皆坐与寇准亲善也。

　　九月己未，以枢密副使周起为户部侍郎、知青州，佥书枢密院事曹玮为宣徽南院使、环庆路都部署，兼管勾秦州兵马。起素善寇准，而玮亦不附谓，谓恶之，并指为准党，故俱罢黜。

　　十月丙午，太常寺太祝丁翊为内殿崇班，从其父宰相谓所乞也。

　　十一月乙丑。自寇准贬斥，丁谓浸浸擅权，至除吏不以闻。李迪愤懑，尝慨然语同列曰：『迪起布衣，十年余位至宰相，有以报国，死且不恨，安能附权臣为自安计乎?』及是，上对辅臣于承明殿，欲令太子莅政于外，皇后居中详处。辅臣等请以太子监国，望令中书、枢密院大臣各兼东宫职任。时迪已带少傅，欲得中书侍郎、尚书，谓执不可，遂草熟状，谓加门下侍郎兼少师，迪加中书侍郎兼左丞，其余迁改有差（详见《辅导太子》）。故事，两省侍郎无兼左右丞者，而迪旧人，亦当迁尚书。谓专意抑迪，迪不能堪，变色而起。丙寅晨朝待漏，谓又欲以林特为枢密副使，仍领宾客。迪曰：『特去岁迁右丞，今年改尚书，入东宫，皆非公迁，物议未息。况已奏除詹事，何可改也?』因诟谓，引手板欲击谓，谓走得免。同列极意和解，不听，遂入对于长春殿。内臣自禁中奉制书置榻前，上曰：『此卿等兼东宫官制书也。』迪进曰：『臣请不受此命。』因斥谓奸邪：『弄权中外，无不畏惧。臣愿与谓同下宪司，置对具言。昨林特子在任，非理决罚人致死，其家诣阙诉冤，寝而不理，盖谓所党庇，人不敢言。』又曰：『寇准无罪见斥，朱能事不当显戮，东宫官不当增置。又钱惟演亦谓之姻家，臣愿与谓、惟演俱罢政柄，望陛下别择贤才为辅弼。』又曰：『曹利用、冯拯亦相朋党。』利用进曰：『以片文只字遭逢圣世，臣不如迪；奋空拳，捐躯命，入不测之寇，迪不如臣也。』上顾谓曰：『中书有不当事耶?』谓曰：『愿以询臣同列。』乃问任中正、王曾，皆曰：『中书供职外，亦无旷阙事。』顷之，谓、迪等先退，独留枢密使、副议之。上怒甚，初欲付御史台，利用、拯曰：『大臣下狱，不惟深骇物听，况丁谓本无纷竞之意，而与李迪置对，亦未合事宜。』上曰：『曲直未分，安得不辨?』既而意稍解，乃曰：『朕当即有处分。』惟演进曰：『臣与谓相亲，忽加排摈，愿退就班列。』上慰谕久之，乃命学士刘筠草制，各降秩一级罢相，谓知河南府，迪知郓州。制书犹未出，丁卯，迪请对于承明殿，又请见太子于内东门，其所言盖不传，而谓阴图复入，惟演亦恐谓出则己失援，白上欲留之，并请留迪。因言：『契丹使将至，宰相绝班，冯拯旧臣，过中书甚便。若别用人，则恐生事。』上可之。

　　迪对承明殿，不知言何事，而《实录》、正史皆不载，今特表而出之。

　　戊辰，命谓以户部尚书、迪以户部侍郎归班。事颇迫遽。其制词，舍人院所草也。筠所草制讫不行。是日，惟演及中正、曾等并如初议迁秩，领东宫官。而太子议政诏书及拯、利用等皆制格。

　　《百官表》：谓以户书知河南、迪以户郎知郓州，皆系戊辰日。

　　己巳，谓入对于承明殿。上诘所争状，谓曰：『非臣敢争，用迪忿詈臣尔。臣不当与之俱罢，愿复留。』遂赐坐。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杌子进?』于是入内都知张景宗、副都知邓守恩传诏，送谓赴中书，令依旧视事。仍诏迪出知郓州，放朝辞，即时赴任。时已命学士刘筠草制，以拯为相，领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制入而未出也。谓既复相，其制亦卒不行。谓始传诏召刘筠草复相制，筠不奉诏，乃更召晏殊。筠既出院，遇殊枢密院南门，殊侧面而过，不敢揖，盖内有所愧焉。

　　《拜罢录》云：迪欲兼左丞，王曾等以为不可。又云：迪语拯喧戾，上连叱之。又云：上称迪无礼。又云：时契丹使将至，宰相绝班，于是复欲相谓。钱惟演请并留迪、王曾等，言谓无过，曲在迪，请令出，三两月复召之。此皆陈绎私意曲笔，与正史、《实录》及诸家书并不合，今不取。独所云惟演请并留迪，或不妄。盖迪与谓初并出守，寻复留，不知何故，当是从惟演议耳。然惟演实为谓计，当时不得已且并留迪，故谓卒留而迪竟出也。《龙川别志》载二相忿争，又与《实录》、正史不同，且云刘筠辞不草制，乃命钱惟演。按：此时惟演已副枢密，《别志》误矣。《记闻》亦以为草制者惟演也，今皆不取。然留丁谓、出李迪，其谋实自惟演，但不当草制，而草制者晏殊也。《御史台记·刘筠传》云：十一月丙辰。除丁谓兼少师，李迪兼少傅，冯拯与曹利用并兼少保。筠当制，麻入未宣，迪、谓忿争于帝前。戊辰，筠复直，谓罢为户书、知河南府，迪罢为户侍、知郓州，拯为昭文，曾为集贤。制既入，谓复留。要筠改制，筠不从，卒命他学士为之。拯遂为集贤，曾依旧为副枢。此《记》载王曾事与他书不同，当考。宋绶作筠墓铭亦云：『上在东宫，始议邦政，以枢务备三孤。筠当上麻，入而事遽易。丞相要筠改诏，筠拒不往，卒用他学士为之。』然则迪、谓等初领东宫职及罢相，两制皆筠所草也。

　　庚午，吏部尚书、平章事丁谓加左仆射、门下侍郎兼太子少师，枢密使、同平章事冯拯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兼少傅、平章事，枢密使、同平章事曹利用兼少保。是日，诏：『自今中书、枢密院、诸司该取旨公事仍旧进呈外，其常程事务，委皇太子与宰臣、枢密使以下就资善堂会议施行讫奏。』壬申，皇太子见宰相、枢密使于资善堂，诸司职掌以次参谒。

　　十二月己丑，以资政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王钦若为司空，职如故，止立学士班。丁酉，钦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初，钦若与丁谓善，援引至两府。及谓得志，稍叛钦若，钦若恨之。时上之不豫久，事多遗忘。钦若先以太子太保在东宫，位三少上。谓不悦，因改授司空。钦若宴见，上问曰：『卿何故不之中书?』对曰：『臣不为宰相，安敢之中书?』上顾都知送钦若诣中书视事，谓令设馔以待之，曰：『上命中书设馔耳。』钦若既出，使都知入奏：以无白麻，不敢奉诏。因归私第。有诏学士院降麻，谓乃除钦若使相，为西京留守。上但闻宣制，亦不知误也[4]。

　　《记闻》载钦若入资善堂见太子，位三少上。丁谓方用事，寻有诏：钦若以太子太保归班。钦若袖诏书白上：『臣已归班，不晓诏旨。』上留其诏，改除司空。按：钦若以太子太保归班，天禧三年六月甲午初罢相时事，此时谓犹未入中书也。若已为太子太保，又令归班，则诏旨果不可晓，恐谓亦不至此谬，或《记闻》误也。改除司空，参取《记闻》及本传；押赴中书视事及为使相、除河南，则参取《记闻》及江休复《杂志》稍删润之。

　　五年正月丁酉，翰林学士刘筠见上久疾，丁谓浸擅权，叹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表求外任，乃授右谏议大夫、知庐州。旧制学士罢职，多为侍读学士或龙图阁学士，筠但除谏议大夫，谓沮之也。

　　三月壬寅，辅臣以天章阁成，并进秩。丁谓为司空，冯拯为左仆射，曹利用为右仆射，任中正为工部尚书，钱惟演为右丞，王曾为吏部侍郎，张士逊为给事中。初，利用止加所邑，谓等谓与同迁。命已下，乃帖麻宣授。

　　范镇《东斋记事》云：『曹利用先赐进士出身，而后除仆射，乃知进士之为贵也如此。』不知镇何所据，附传、正传俱无之，当考。

　　十一月甲申，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王钦若有疾，诏遣中使将太医诊视。先是，钦若累表请就医京师，未报。丁谓密使人绐钦若曰：『上数语及君，甚思一见。君第上表径来，上必不讶也。』钦若信之，即令其子右赞善大夫从益移文河南府，舆疾而归。谓因言钦若擅去官守，无人臣礼，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问，钦若皇恐伏罪。戊子，责授司农卿、分司南京，夺从益一官。转运使及河南府官皆被罪[5]，仍班谕天下。

　　十二月壬戊，徙知应天府、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张知白知亳州。初，知白在中书，与王钦若不协，于是钦若分司南京，丁谓欲知白修怨也。已而知白侍钦若加厚，谓怒，故徙之。

　　乾兴元年二月甲辰，丁谓封晋国公[6]。戊午，真宗崩，仁宗即位，遗诏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初，辅臣共听遗命于皇太后，退即殿庐草制，军国事兼权取皇太皇处分。丁谓欲去『权』字，王曾曰：『政出房闼，斯已国家否运，称权尚足示后。且言犹在耳，何可改也?』谓乃止。曾又言：『尊礼淑妃太遽，须它日议之，不必载遗制中。』谓怫然曰：『参政果欲擅改制书耶?』曾复与辨，而同列无助曾者，曾亦止。时中外汹汹，曾正色独立，朝廷赖以为重（详见《太后垂帘》）。庚申，命宰臣丁谓为山陵使。先是，辅臣请皇太后御殿。太后遣内侍张景宗、雷允恭谕曰：『皇帝视事，当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也?』乃令二府详定仪注。王曾援东汉故事，请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帘听政。既得旨，而丁谓独欲皇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与帝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曾曰：『两宫异处而柄归宦官，祸端兆矣！』谓不听。癸亥，太后忽降手书，处分尽如谓所议。盖谓不欲令同列与闻机密，故潜结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及学士草词，允恭先持示谓，阅讫乃进。

　　欧阳修作《晏殊神道碑》云：『丁谓、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此无得见。议遂定。』附传、正传俱无此，今亦不敢取。

　　甲子，始听政。丙寅，宰臣丁谓加司徒，冯拯加司空，枢密使曹利用加左仆射[7]，并兼侍中。参知政事王曾谓丁谓曰：『自中书令至谏议大夫、平章事，其任一也。枢密珥貂可耳。今主幼，母后临朝，君执魁柄，而以数十年旷位之官，一旦除授，得无□公议乎[8]。』谓不听。戊辰，贬道州司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户部侍郎、知郓州李迪为衡州团练副使[9]，仍播其罪于中外。准坐与周怀政交通，迪坐朋党附会也。始议窜逐，王曾疑责太重。丁谓熟视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盖指曾尝以第舍假准。曾踧然惧，遂不复争。知制诰宋绶当直，草责辞，谓嫌其不切，顾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绶逊谢，乞加笔削。谓即用己意改定。诏所称『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皇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至沉剧』，皆谓语也。

　　江休复《杂志》云：吕文靖作舍人，值旬假，丁晋公宅会客忽来招，遂趋往。至则怀中出词头帘下[10]，草寇莱公雷州制。既毕，览之不怿，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吕逊谢再三，乞□笔增损[11]，遂注两联曰：『当孽竖乱常之日，乃先皇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至沈剧。』按：吕夷简天禧四年九月自知制诰改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不在舍人院久矣。又下诏责寇准等，乃二月二十九日，其草诏时非旬假可知，恐江氏误也，今不取，当从《龙川别志》，当直舍人乃宋绶。《龙川别志》：丁谓逐李迪，命宋绶草责词。绶请其罪名，谓曰：『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从之。词既上，谓犹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争议曰：『罹此震惊，遂至沈顿』，谓所定也。按：《实录》具载寇准及李迪责词，准则云：『为臣不忠。』迪则云：『附下济恶。』并无『春秋』、『汉法』等语，当是宋绶但从谓指草诏，却自用己意行文，故不同耳。『罹此震惊，遂至沈顿』乃叙说周怀政谋反事，准坐与怀政通交，迪坐附会准，初不叙争议上前事也。盖迪与准同责，而《别志》偶不及准，故妄以争议事附著之。然争议亦何至『震惊』、『沈顿』?今不取。

　　谓恶准、迪，必欲致之死地，遣中使赍敕，就赐二人。中使承谓指，以锦囊贮剑，揭作马前，示将有所诛戮状。至道州，准方与客宴，客多州吏也[12]。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见。问其所以来之故，不答。众皇恐不知所为，准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准即从录事参军借绿衫着之，短才至膝，拜敕于庭，升阶复宴，至暮乃罢。及赴贬所，道险不能进，州县以竹舆迎之。准谢曰：『吾罪人，得乘马幸矣。』冒灾瘴，日行百里，左右为之泣下。既至，吏献以图经，首载州东南门至海岸十里。准恍然曰：『吾少时尝为诗，有曰「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今日思之，人生得丧岂偶然耶?』中使至郓州，迪闻其异于它日，即自裁，不殊救之乃免。人往见迪者，中使辄籍其名；或馈之食，留至甚腐，弃捐不与。迪客邓余怒曰：『竖子欲杀我公以媚丁谓耶?邓余不畏死，汝杀我公，我必杀汝！』从迪至衡州，不离左右，迪由是得全。或语谓曰：『迪若贬死，其如士论何?』谓曰：『异日好事书生弄笔墨，记事为轻重，不过曰「天下惜之」而已！』宣徽南院使、镇国军留后曹玮责授左卫大将军、容州观察使、知莱州。玮时任镇定都部署，丁谓疑玮不受命，诏河北转运使、侍御史韩亿驰往收其兵。先是，忆尝受诏为向敏中诸子析私财，丁谓使所亲谕亿，欲市向氏长安华严川田。亿至向第，面戒诸子曰：『上田衣食之原，决不可鬻！』由是忤谓意。谓欲缘是并中亿，而玮得诏，即日上道，弱卒十余人，不以弓韔矢菔自随，谓卒不能加害。户部侍郎、知青州周起责授太常少卿、知光州，给事中、知杭州王随授秘书少监、知通州，知海州王曙授鄂州团练副使，兵部郎中、知光州盛度授和州团练副使，凡前附寇准事者，并再加贬绌。

　　六月庚申，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大内押班雷允恭以擅易皇堂事伏诛（详见《雷允恭擅易皇堂》）。初，丁谓与允恭协比专恣，内挟太后，同列无如之何。太后常以上卧起晚，令内侍传旨中书，欲独受群臣朝。谓适在告，冯拯等不敢决，请谓出谋之。及谓出，力陈其不可，且诘拯等不即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尝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太后滋不悦。允恭既下狱，王曾欲以山陵事并去谓，而未得间。 一日，语同列曰：『曾无子，将以弟之子为后。明日朝退，当留白此。』谓不疑曾有异志也。曾独对，具言谓藏祸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太后始大惊。谓徐闻之，力自辨于帘前。未退，内侍忽卷帘曰：『相公谁与语?驾久起矣！』谓皇恐不知所为，以笏叩头而出。癸亥，辅臣会食资善堂，召议事，谓独不与，知得罪，颇哀请钱惟演，遽曰：『当致力，无大忧也。』冯拯熟视惟演，惟演踧踖。及对承明殿，太后谕拯等曰：『谓身为宰相，乃与允恭交通?』因出谓尝托允恭令后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尝干谓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状，因曰：『谓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与卿等议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识其矫诬。且营奉先帝陵寝，所宜尽心，而擅有迁易，几误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谓与允恭同议，称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虚实。赖圣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太后怒甚，欲诛谓。拯进曰：『谓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诛大臣，骇天下耳目。且谓岂有逆谋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稍解，令拯等即殿庐议降黜之命。任中正言：『谓被先帝顾托，虽有罪，请如律议。』王曾曰：『谓以不忠得罪，宗庙尚何议耶?』乃责谓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罢免皆降制。时亟欲行，止召当直舍人草词，仍榜朝堂，布谕天下。谓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祸心。然天资险狡，多阴谋，得政岁久，恶不可测，虽曾以计倾之，而公论不以为过也。

　　魏泰云：吕许公权知开封，鞫雷允恭狱，凡行移推劾文字及追取证左之人，一切止自允恭，略无及谓之语。狱具，欲上闻。谓信以为无疑，遂令许公对。公至上前，方暴其绝地之事。按：劾狱就巩县，內侍罗崇勋实主之，许公但与鲁宗道复视皇堂，无与狱事也。魏泰所闻误矣。以计倾谓乃王沂公，然与狱事亦无与。《龙川别志》所载，盖得其实。泰又云：沂公独入札子，乞与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并不得施行。又乞今后凡两府行文字，中书须宰相参政、密院须枢密使副佥书闻，方许中外承受。两宫可其奏。谓闻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惮沂公。事俱不见于国史、《实录》。以理势度之，谓方与允恭交结，沂公虽有此奏，亦未必从。愕然自失，当是沂公独对，发其擅易皇堂事耳，今并不取。丁谓附传及正传并云：遗制，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谓乃增权字。及太后称制，又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太后深恶之，因允恭擅易皇堂，遂并录谓前后欺罔事窜之。按王曾《言行录》：谓乃欲去权字者，传误矣。僧文莹《湘山录》载仁庙纂临才十二岁，未能待旦，起已日高。太后遣中人传旨中书：『为官家年少起晚，恐稽留百官班次，每日祗来这里体会。』丁晋公谓在告，冯相覆奏曰：『乞候丁谓出，与商量。』及丁参告，太后又传旨晋公，公奏曰：『臣等尚闻皇帝传宝受遗，若移大政于它处，则理势不顺，难以承禀。』晋公由此忤太后意。复面责同列曰：『此事诸君即当中覆，何须某出?』足见顾藉自厚也。晋公更衣，冯谓鲁参曰：『渠必独作周公，令吾辈为莽、卓，乃真宰存心也。』丁谓忤太后旨，此当得其实。然谓初议独欲皇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与帝召对辅臣决之。今乃不欲太后独受群臣朝，似与前相戾。或奸邪，亦往往坚持小正，以售其大不正。又谓意太后未必罪己，故敢如此也。但文莹所载，尚多抵牾，且丁谓未败时，鲁宗道安得遽为参政?今略删取，并月进钱书之。

　　丙寅，参知政事任中正罢为太子宾客、知郓州，坐营救丁谓故也。中正弟中行、中师并坐降绌。

　　七月戊辰朔，降丁谓子太常丞、直集贤院珙为太子中允，落职，监郢州税；珝、玘、珷各追一官，并勒令随父；知河南府薛颜素与丁谓厚善，庚午，命知应天府赵湘与颜易任。壬申，玉清昭应宫副使、翰林侍读学士、刑部尚书林特落职归班；礼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祖士衡落职、知吉州。降侍御史、知宣州章频为比部员外郎、监饶州酒税，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礼部郎中苏维甫知宣州，权户部判官、工部郎中黄宗旦知袁州，权盐铁判官、工部郎中孙元方知宿州，周嘉正知金州，户部判官、度支员外郎上官佖知晋州，金部员外郎、权磨勘司李直方知淄州，并坐丁谓党也。己卯，降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权判盐铁句院潘汝士知处州[13]，汝士，谨修子，丁谓婿也。殿中丞、集贤校理、知开封县钱致尧落职、监池州酒税。始丁谓知江宁，致尧为府从事。及谓入相，擢为馆职，知赤县，倚谓势纳赂，谓败，并黜之。先是，女道士刘德妙者尝以巫师出入丁谓家。谓败，逮系德妙，款伏。谓尝教言：『乃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于是即谓家设神像，夜醮于园中，雷允恭数至请祷。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及因穿地得龟蛇，令德妙持入内，绐言出其家山洞中，乃复教云：『上即问若所事何知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当知之。』谓又作二颂，题曰《混元皇帝赐德妙》，语涉妖诞。辛卯，再贬谓崖州司户参军，诸子并勒停。玘又坐与德妙奸，除名，配隶复州，籍其家，得四方赂遗不可胜纪。其弟诵、说、谏悉降黜，仍以谓罪状布告中外。始谓命宋绶草寇准责辞，绶请其故，谓曰：『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皆证事也。』绶虽从谓旨，然卒改易谓本语不纯用。及谓贬，绶又当制，即草词曰：『无将之戒，旧典甚明；不道之笔，常刑罔赦。』朝论快焉。谓初逐准，京师谓之语曰：『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岁，谓亦贬，人皆以为报复之速，天道安可诬也?谓窜崖州，道出雷州，准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谓欲见准，准拒绝之。闻家僮谋欲报仇，亟杜门使纵博，毋得出，伺谓行远，乃罢。壬辰，诏中外臣僚有曾与丁谓往来者，一切不问。时遣侍御史方谨言籍谓家，得士大夫书，多于请关通者，悉焚之，不以闻，世称其长者。谨言，莆田人也。

　　十月己亥，左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知泉州陈靖为秘书监致仕。靖雅善丁谓，及谓贬，党人皆逐，提点刑狱、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病无政事，不宜久为乡里官，故有是命。

　　十一月丁卯朔，枢密使钱惟演罢为保大节度使、知河阳。初，惟演见丁谓权盛，附离之，与为婚姻。谓逐寇准，惟演与有力焉。及序枢密直学士题名石，独刊去准名，曰：『逆准削而不书。』谓祸萌，惟演虑并得罪，遂挤谓以自解。冯拯恶其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刘美，实太后姻家，不可预政，请出之，乃出惟演为镇国留后，即日改今命。

　　天圣元年三月戊戌，太常博士丁诵、大理寺丞丁说、閤门祗侯丁谏并与在外监当，皆谓之弟也。

　　七月己丑，给事中、集贤院学士寇瑊知邓州。初，上封者言瑊与丁谓厚善，故自成都代还，特黜之。

　　三年十二月癸亥，徙崖州司户参军丁谓为雷州司户参军。谓家寓洛阳，尝为书自克责，叙国厚恩，戒家人毋辄怨望，遣人至西京留守刘煜祈付其家[14]，戒使者伺煜会众僚时达之。煜得书不敢私，即以闻。上见之感恻，故有是命。谓雅多智，是犹出于揣摩也。宰相言谓天下不容其罪而窜之，今不缘赦宥，未可以内徙。上曰：『谓斥海上已数年，欲令生还岭表耳。』

　　魏泰序此事谬妄甚，今不取。张唐英所载差近之，故正史循用。然谓必不敢上表，特与其家人书耳。唐英亦误。

　　五年十二月。是岁南郊肆赦，中外以为谓必还。殿中侍御史陈炎上疏曰：『乱常肆逆，将而必诛。左道怀奸，有杀无赦。丁谓因缘俭佞，巧据公台，贿赂苞苴，盈于私室。威权请谒，行彼公朝。引巫师妖术，厌魅宫闱，易神寝龙岗，冀消王气。今烟柴展礼，涣汗推恩，必虑谓潜输琛货，私结要权。假见要荒，冀移善地。李德裕只因朋党，不获生还；卢多逊曲事王藩，卒无牵复。请更不原赦。』上然之。

　　八年十一月戊辰，南郊。

　　十二月壬辰，以雷州司户参军丁谓徙道州司户参军。始南郊肆赦[15]，中外议谓必将内徙。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刘随言：『彼擅移于陵域，将不利于君亲。只合取彼头颅，置诸郊庙。』殿中侍御史张畅言：『谓奸邪弄国，罪当死，无可怜者。且大臣窜逐，本与天下弃之。今复还，是违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

　　明道元年十一月丙申，诏苏州所没丁谓庄田还给其家，仍以其子前内殿承旨珝为供奉官。

景祐四年闰四月，光州言秘书监致仕丁谓卒。王曾闻之，语人曰：『斯人智数不可测，在海外，犹用诈得还。若不死，数年未必不复用。斯人复用，则天下之不幸，可胜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校勘记

[1]则是 原本作『则自』，据《长编》卷九十五改。

[2]枢密院 原本『院』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九十六补。

[3]丁谓平章事 原本作『丁谓□平章事』，其墨丁衍，据《长编》卷九十六、《宋史》卷二八三《丁谓传》删。

[4]不知误 《长编》卷九十六作『不之寤』。

[5]转运使及河南府官皆被罪 原本『被罪』之上九字均为墨丁，据《长编》卷九十七补。

[6]丁谓封晋国公 原本脱『丁谓』二字，据《长编》卷九十八补。

[7]曹利用 原本『曹』字空阙，据《长编》卷九十八补。

[8]得无□公议乎 《长编》卷九十八作『得无公议乎』。按：《长编》显脱一字，故文意不通。此墨丁或当为『乖』字。『乖公议』即违背公议也。

[9]团练副使 原本作『团练使副』，据《长编》卷九十八、《宋史》卷三一○《李迪传》乙正。

[10]帘下 此二字原本为二墨丁，据《长编》卷九十八补。

[11]乞□笔 《长编》卷九十八作『乞笔』，无墨丁。

[12]客多州吏 原本脱『客』字，据《长编》卷九十八补。

[13]处州 《长编》卷九十九作『虔州』。

[14]刘煜 原本『煜』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四补。下二处同补。

[15]始南郊肆赦 原本句上有二墨丁，据《长编》卷一○九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四

真宗皇帝

朱能伪造天书

　　天禧三年三月。入内副都知周怀政日侍内庭，权任尤重，附会者颇众。往往言事获从，同辈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库帑，皆得专取，多入其家。性识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单州团练使田敏中厮养，性凶狡，遂赂其亲信得见，因与亲事卒姚斌等妄谈神怪事以诱之，怀政大惑，援引至御药使，领阶州刺史。俄至于终南山修道观，与殿直刘益辈造符命，托神灵，言国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时寇准镇永兴，能为巡检，赖准旧望，欲实其事。准性刚强好胜，喜其附己，故依违之。是月，准奏天书降乾祐山中，盖能所为也。中外咸识其诈，上独不疑。

　　刘攽作《寇准传》云：『朱能献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寇准也。今天书降准所，当令准上之，则百姓将大服。』乃使周怀政谕准。准始不肯，而准婿王曙居中与怀政善，遂固要准，乃从之。』按：王旦死于天禧元年正月，而准上天书乃三年三月，攽误甚矣。或钦若实为此，非旦也。

　　夏四月辛卯，备仪仗至琼林苑迎导天书。入内太子右谕德鲁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则作福以报之。失其道，则出异以戒之。又何有书哉?臣恐奸臣肆其诞妄，以惑圣听也。』知河阳孙奭上疏言：『朱能者奸险小人，偶尘驱使，骤为牧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扫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闾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无敢言者。汉文成将军以帛书饭牛，扬言牛腹中有奇书，杀视得书，天子识其手迹。又有五利将军妄言，方多不雠，二人皆坐诛。先帝时有侯莫陈利用，以方术暴得宠用，一日发其奸，诛于郑州。汉武可谓雄才，先帝可谓英断。唐明皇得灵宝符、上清护国经宝券，皆王洪钿同秀等所为，明皇不能显戮，怵于邪说，自谓德实动天，神必福我。夫老君，圣人也，倘实降语，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乱离，乘舆播越，两都荡覆，四海沸腾，岂天下太平乎?明皇虽仅得归阙，复为李辅国劫迁，卒以馁终，岂圣寿无疆，长生久视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祸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骄亢成性，谓人莫己若，谓谏不足听，心玩居常之安，耳熟道谀之说，内惑宠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过崇妖妄。今日见老君于阁上，明日见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禄以将迎，端士畏威而缄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经，民心用离，变起仓卒。当此之时，老君宁肯御兵?宝符安能排难耶?今朱能所为，或类于此。愿陛下思汉武之雄才，法先帝之英断，鉴明皇之召乱，庶灾害不至，祸乱不作。』奭又言：『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独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斩朱能，以谢天下。』上虽不听，然亦不罪奭也。

　　奭本传载『天且无言，安得有书』之对在祥符初，恐误也，移见祀汾阴前，又见于此。朱能所献天书，其迎奉之礼，盖不减祥符，而国史、《实录》讳之，遂不复详载，且失其时日。按：《稽古录》于是年三月载寇准奏天书降乾祐山中。今用此为据，系之三月末。鲁宗道、孙爽谏疏亦不得其时，因此附见。《国老闲谈》以宗道所谏为指祥符，则误也，今追用之。《记闻》载奭谏语，比之正传尤切直。恐奭不但一疏，今并载之，可见先朝容直臣也。按：李维贤有《贺天书降》两表，其一云：四月四日迎奉入內。其二云：八月二十四迎奉入內。今并用此月日载之《长编》。

　　壬寅，召近臣诣真游殿朝拜天书。

　　五月甲申，寇准自永兴来朝。准将发，其门生有劝准者曰：『公若至河阳称疾，坚求外补，此为上策。倘入见，即发乾祐天书诈妄之事，尚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为次也。最下则再入中书为宰相耳。』准不怿，揖而起。君子谓准之卒及于祸，盖自取也。

　　此出《湘山野录》，其言有理，故取之。

　　六月，准特授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景灵官使、集贤殿大学士。

　　八月丁亥，以天书再降于乾祐县[1]，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诸军并与特支，屯驻在外旧无例特支者，皆给与。赐乾祐县民秋租十之五，普度诸道释童行。广南官吏，听挈属之治所。制曰：『朕寅奉丕基，抚宁中宇。庆灵积厚，高明博临。受河洛之图书，开圣真之鸿绪。陈嘉牲于崇巘，沈瑄玉于隆濉。顺拜文罽之坛，恭荐镂琼之板。储精渊妙，敷化醇浓。矧惟咸镐之区，是为神明之奥。名山之内，福地在焉。载严曲密之都，式伫鸿蒙之驾。清心昭格，璿极览观。由兹鹑首之封，荐锡龙绨之检。谕朕以辅德，戒朕以爱民。告临降之先期，述延洪之景祐。介子孙于千亿，保函夏于太宁。而又眷顾皇储，继颁宝命。昭其仁孝之至，示以报命之祥。斋庄载披，惕厉弥至。考诸册牒，允谓殊尤。昔燧皇握机，但有苍渠之刻；虞舜负扆，止观河渚之文。岂若祚我菲躬，庆及元嗣，膺兹繁祉，实茂皇图。思与万邦，共均纯嘏。仰答高明之贶，用推肆眚之恩。』

郊恩密迩，忽降大赦，盖以乾祐天书再降故也。及周怀政、朱能等败，史官讳之，遂改易制辞，自『恭荐镂琼之板』以下，但云『迨兹二纪，驯致小康。邦本既宁，天体允集。顾惟阴骘，奚独在予?思与万邦，共膺纯嘏。遂大赦天下。』臣焘初读《实录》、国史，固疑此赦之必有所为也。检《会要》云以天书，而赦文殊不及之，因令□诸州赦文所编录建隆以来赦文內寻出全本，则其辞盖昭然。且朱能等伪造天书，《实录》、正史皆略之，惟此制辞差详，恐其亡逸，而特著于此。原史官所以深讳者，为过举也。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此尤可见真宗之盛德矣。若乃末杀其事，窜改其辞，使后人漫不可晓，既失史官之职，又没帝王改过之善，臣焘所不敢从也。此《会要》乃《三朝会要》，今《五朝会要》已改云：『以天下小康故降敕。』盖从史也。孙奭等谏疏或在此赦后，然三月末已载之，不复迁改。且天书实再降，則奭等于初降即上谏疏，亦不可知尔。

戊申，自琼林苑迎奉天书入内。四年六月，准罢政事，为太子太傅、莱国公，以奏请太子监国，丁谓等力谗之也。七月甲戌，周怀政谋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事败伏诛。谓等并发朱能所献天书妖妄事，亟遣入内供奉官卢守明、邓文庆驰驿诣永兴军，捕能及其党乾祐观主王先、道士张用和，殿直刘益、借职李贵、康玉、殿侍唐信、徐原并免死黥面，配儋、梅、高、崖、雷、琼、万安、循州。朱能父左武卫将军致仕谔、母周氏赎铜百斤，并其子守昱、守吉分配邵、蔡、道州，赀产没官；与谔往来结社人悉决杖配诸州[2]，自余亲事卒、怀政仆使决杖，分配海岛远州。丁丑，太子太傅寇准降授太常卿、知相州（详见《丁谓事迹》）。

　　八月辛巳，入内供奉官谭元吉、高品王德信决杖配唐州，高班胡元则[3]、黄门杨允文决杖配西京，坐尝受命乾祐县，与周怀政协同妖妄故也。元吉寻黥面配宾州。朱能闻使者至，自度不免，衷甲以出，杀卢守明，帅所部兵挈家属叛逸。永兴军奏其事，诏遣内殿承旨江德明、入内供奉官於德润乘驿发兵捕之，应能党与分配岭表者，所至禁系，别俟朝旨。能众溃势穷，蹙入桑林，自缢死。永兴乾耀都巡检供奉官李兴、牢城十将张顺断能及其子首以献，补兴閤门祗侯，顺本城都头。

　　兴、顺迁官实在十一月甲寅，今并书之。

　　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寇准坐朱能叛，再贬道州司马。甲辰，入内押班郑志诚尝纳朱能音问及披获表章，有请太子亲政之辞，令右谕德鲁宗道、御史刘平鞠问，削两任，配隶房州。

九月丙辰，诏刘益、康玉、徐原等十一人并活钉，令众三日讫，断其手足，具五刑处死。王先、李贵并断手足处斩。唐信八人并处斩。文思院画匠、军士、百姓十五人并免死，杖脊黥面，配沙门岛及广南牢城。朱能仆使及道士、军士十二人并杖脊黥面[4]，配江、湖、福建牢城。能弟文显免杖，黥面配邓州牢城。初，能将择日扞制，使文显潜以告知府朱巽等，故至是获用轻典。能妻高、母李、弟妇陈洎女仆、家僮十二人并决杖，分配湖南、京东、西州军。能子件歌以幼不胜杖，黥面配澧州牢城，听随母之配所。时命殿中侍御史王博文与内臣岑守素等乘传诣永兴按劾，具狱以闻，而降是诏。初遣博文，人谓连逮者必众。博文唯治首恶，协从者皆为请，得以减论。壬戌，知永兴军府朱巽、陕西转运使梅询并削一任，巽为护国节度使，询为怀州团练使，并不署州事；本军通判、幕职官并赎铜释罪。巽等尝荐举朱能及不察奸害，妄致害制使，故责之。知凤翔府臧大圭赎铜二十斤、通判宁州，坐与能交结也。军士封进、凤翔府孔目官朱日昌等八人皆能常从，预为矫妄者，并决杖，分配海岛、远郡牢城。乾祐知县、蒲城、长安、万年、乾祐簿、尉并坐削绌。

周怀政阴谋废立

　　天禧四年七月甲戌，昭宣使、英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周怀政伏诛。大中祥符末，上始得疾。是岁仲春，所苦浸剧，自疑不起，尝卧枕怀政股与之谋，欲命太子监国。怀政实典左右春坊事，出告寇准，准遂请间，建议密令杨亿草奏，已而事泄，准罢相（见《丁谓事实》）。丁谓等因疏斥怀政，使不亲近，然以上及太子故，未即显加黜责。怀政忧惧不自安，阴谋杀谓等，复相准，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皇后。与其弟礼宾副使怀信潜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閤门祗侯杨怀玉议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窃发。前一夕，崇勋、怀吉悉诣谓第告变，谓中夜微服，乘妇人车过曹利用计之。及明，利用入奏于崇政殿，怀政时在殿东庑，即令卫士执之。

　　怀政本传云：上姑务含容，不忍斥其过，然渐疏远之。怀政忧惧，时使小黄门自禁中出，诈称宣召，入內东门，坐别室，久之而出，以欺同辈。《实录》亦云。然收怀政时实在崇政段东庑，则其出入禁中，固自如也。但丁谓等多为之防，使怀政罕得见上耳，盖未有疏远怀政意也。本传又云：上怒甚。而《实录》无此，疑本传饰说，今不取。

　　诏宣徽北院使曹玮与崇勋就御药院鞠讯，不数刻，具引伏。上坐承明殿临问，怀政但祈哀而已。命载以车，赴城西普安佛寺斩之。谓等并发朱能所献天书妖妄事（详见《朱能伪造天书》），怀政父内殿承制绍忠及怀信并决杖，配复、岳州，子侄勒停[5]，赀产没官。怀政之未败也，绍忠尝诟之曰：『斫头竖子，终累及我！』怀信又尝谓怀政曰：『兄天书事必败，当早请上首露，庶获轻典。』及谋作乱，又号泣伏拜而止之，皆不听，故皆得免死焉。自余亲事卒、怀政仆使决杖，分配海岛远州。

　　《记闻》载怀政以二月二日怀小刀对上自割，上因是疾复作。皇后命收怀政下狱，并于宫中得莱公奏，言传位事，乃命杨崇勋告变，诛怀政，贬莱公。按：怀政诛在七月，莱公罢在六月。若怀政于仲春为此，则莱公不待夏未始罢，怀政至秋初乃诛也。然真宗实以仲春疾益甚，不知缘何事耳。《记闻》必误，今不取。

　　丁丑，太子太傅寇准降授太常卿、知相州，韩林学士盛度、枢密直学士王曙并落职，度知光州，曙知汝州，皆坐与周怀政交通也。是日，以客省使、英州防御使杨崇勋为邓州观察使，内殿承制杨怀吉为如京使，并赐金带及金银，降诏褒奖。供奉官、京城西面巡检杨怀玉既与崇勋等预周怀政议，崇勋告变之翌日，始诣枢密院自陈，故责之。

　　八月辛巳，杨崇勋为内客省使，领桂州观察使兼群收使。崇勋累辞邓州之命，故改任焉。丙午，入内供奉官石承庆削两任，配隶宿州。先是，周怀政尝遣人召承庆，欲有所议，夜二鼓不下皇城门钥以待之。上遣黄门黄守忠开太宁、祥符、东华传诏许王宫，至则门不闭，见承庆将入，守忠讽知其故，戒令勿入，于是门司不复纳承庆。守忠畏怀政不敢言，至是以闻，鞫承庆而责之。

　　明道二年十一月甲戌，赠左骐骥使、英州团练使周怀政安国节度使，以其弟子右内率府副率、宿州安置怀吉为礼宾副使。

景祐元年九月辛酉，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杨崇勋降落平章事、知寿州，崇勋子閤门祗侯宗说监济州税。先是，内侍押班周怀信言兄怀政天禧中给侍东宫，最处亲信。奸臣谋危皇嗣，怀政心愤，议除憸党，为崇勋及杨怀吉诬告被诛。今怀吉虽死，而崇勋尚居将相，又乞正其事，以慰幽冤。故有是命。怀吉弟供备库使怀志、子閤门祗侯永孚、入内高班永德、入内黄门永成、永迁并坐降。

雷允恭擅易皇堂

　　天禧五年四月丁未，以内殿崇班雷允恭为皇太子宫都监、同管勾资善堂左右春坊司事。

　　乾兴元年二月戊午，真宗崩，仁宗即皇帝位。庚申，命宰臣丁谓为山陵使。丁谓潜结雷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详见《丁谓事迹》）。

　　六月庚申，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内押班雷允恭伏诛。允恭既与丁谓交结，谓深德之。允恭倚谓势，日益骄恣无所惮。始宦官以山陵事多在外，允恭独留不遣，自请于太后，太后不许。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后，而独不得效力于陵上，敢请罪。』太后曰：『吾非敢有靳于汝也，顾汝少而宠幸，不历外任。今官品已高，近下差遣，难以使汝。若近上名目，汝不知法禁，妄有举动，适为汝累。』允恭泣告不已。时按行使、副及修奉都监既受命逾旬矣，乃特命允恭与张景宗同官勾山陵一行事。

　　三月乙亥，允恭驰至陵下，判司天监邢中和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孙，类汝州秦王坟。』允恭曰：『如此何不用?』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独有上，无他子。若如秦王坟，当即用之。』中和曰：『山陵事重，按行覆验，时日淹久，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马入见太后言之，安有不从?』允恭素贵横，众莫敢违，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于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轻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孙，何为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与山陵使议可否。』允恭见谓，具道所以。谓亦知不可，而重逆允恭意，无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谓决语，入诳太后曰：『山陵使无异议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尽水出，工役基艰，众议籍籍。步军副都指挥使、威塞节度使黄守忠为修奉山陵部署，惧不能成功，中作而罢，奏以待命。时五月辛卯也。谓庇允恭，犹欲迁就成之，不敢以实闻。癸巳，入内供奉官毛昌达还自陵下，具奏其事。太后即使问谓，谓始复遣按行使蓝继宗、副使王继宗往参定。乙未，太后又遣内侍押班杨怀玉与继宗等俱。丙申，又遣入内供奉官罗宗勋、右侍禁閤门祗侯李维新就巩县劾允恭罪状以闻。允恭欲自持所画山陵图入奏，诏不许。是月辛丑，又遣内殿承制马仁俊同鞫允恭。癸卯，又遣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吕夷简、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鲁宗道、入内押班岑保正、入内供奉官任守忠复视皇堂，既而咸请复用旧穴，乃诏辅臣会谓第议。明日，特命王曾再往复视并祭告。谓请俟曾还，与众议不异始复役。诏复役如初，惟皇堂须议定乃修筑。曾卒从众议。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盗库金三千一百一十两、银四千六百三十两、锦帛一千八百疋、珠四万三千六百颗、玉五十六两，及常进皇堂犀带一、药金七十两，又坐尝令取玉带赐辅臣而窃取其三，于是杖死于巩县，籍其家，弟侍禁寄班祗侯允中决配柳州编管，邢中和贷命，决配沙门岛，坐决配者又十七人。

　　《仁宗实录·允恭附传》云：允恭日益骄横，太后恶而疏之，故遣修陵域、隧道。按：《龙川别志》乃允恭力请行，太后始命之。又按：太祖、太宗山陵，除五使，乃按行使、副、修奉都监、部署外，即未尝别除同勾管一行事。今特以命张景宗、允恭，盖宠之也，决非疏恶意，《别志》当得其实，但误以管勾一行事为都监耳。都监乃卢守勤，与按行使、副相继受命，在旬日前矣。《两朝志·丁谓传》亦以允恭为都监，皆误也。《别志》又云：王曾独对，太后乃知其事，亟命官按劾。亦恐失实，盖事发当自毛昌达。始曾既复视还，因言谓包藏祸心，故容允恭擅易皇堂。太后入其言，谓果得罪。谓得罪，实曾发之；发擅易皇堂事，则非曾也。

　　初，丁谓与雷允恭协比专恣，内挟太后，同列无如之何。允恭既下狱，王曾欲以山陵事并去谓，而未得间。 一日，语同列曰：『曾无子，将以弟之子为后。明日朝退，当留白此。』谓不疑曾有异志也。曾独对，具言谓包藏祸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太后始大惊。谓徐闻之，力辨于帘前。未退，内侍忽卷帘曰：『相公谁与语?驾起久矣！』谓皇恐不知所为，以笏叩头而出。癸亥，辅臣会食资善堂，谓独不与，知得罪，颇哀请。钱惟演遽曰：『当致力，无大忧也。』冯拯熟视惟演，惟演踧踖。及对承明殿，太后谕拯等曰：『丁谓身为宰相，乃与雷允恭交通。』因出谓尝托允恭令后苑匠所造金酒器等示之，又出允恭尝干谓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状示之，因曰：『谓前附允恭奏事，皆言曰：「与卿等议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识其矫诬。且营奉先帝陵寝，所宜尽心。而擅有迁易，几误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谓与允恭同议，称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虚实。赖圣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太后怒甚，欲诛谓。拯进曰：『谓固有罪，然帝新即位，诛大臣，骇天下耳目。谓岂有逆谋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稍解，令拯等即殿庐议降绌之命。任中正言：『谓被先帝顾托，虽有罪，请如律议功。』曾曰：『谓以不忠得罪宗庙，尚何议耶?』乃责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校勘记

[1]乾祐县 原本作『乾祐殿』，据《长编》卷九十四改。

[2]决杖 原本脱『杖』字，据《长编》卷九十六补。

[3]胡元则 《长编》卷九十六作『胡允则』。

[4]黥面 原本作『黔面』，据《长编》卷九十六改。以下凡三处同改。

[5]子侄 原本作『子妷』，据《长编》卷九十六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真宗皇帝

刘盱之变

　　至道三年八月[1]，西川都巡检使韩景祐行部至怀安，帐下广武卒刘盱谋作乱，夜率众袭景祐，景祐逾垣获免，盱遂掠怀安，破汉州及永康军、蜀州，所至城邑，望风奔溃。时益州钤辖马知节亦兼诸州都巡检，领兵三百，追盱至蜀州，与之角斗，自未至亥，贼惧走邛州。招安使上官正飞书召知节还成都计议，知节曰：『贼党已逾三千，若破邛州，必越新津大江，去我九十里。官军虽倍，制之亦劳。不如出兵迎敌，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屯方井镇，与贼遇，而正亦寻领军至，共击斩盱，其党悉平。盱自起至灭凡十日[1]。庚申，诏以正为南作坊使，赐知节锦袍金带，将士赐赉有差。遣使按验景祐及诸太守官吏，第贬降之。正始无出兵意，知益州张咏以言激正，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帐饯之。酒酣，举爵谓诸军校曰：『尔曹俱有亲弱在东，蒙国厚恩无以报，此行当殄殛贼，无使越逸。若师老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正由是倍道力战。及凯旋，咏迎劳，大出金帛行赏，士重伤者先赏之，获者次焉，众皆悦服。

九月丙子，上因言西川叛卒事，辅臣或曰：『蜀地无城池[3]，所以失其制御。』上曰：『在德不在险。倘官吏得人，善于抚绥，使之乐善，虽无城可也。』

王均之变

　　咸平二年。西川自李顺平后，人心未宁。益州钤辖、凤州团练使符昭寿，彦卿之子也，骄恣不亲戎务，有所裁决，但令仆使传道。多集锦工，织作纤丽，所须物辄配市人买配，逾半年不给其直，又纵部曲略取之。广籴稻麦，败即责僧道备偿，仆使乘势凌忽军校，其下皆怨。知州、右谏议大夫牛冕宽弛无政事。时神卫军戍成都者两指挥，都虞候王均及董福分主之。福御众整肃，故所部优赡；均好饮博，军装悉以给费。

　　十二月甲子，冕与昭寿大阅于东郊。蜀人喜游观，两军衣冠鲜弊不等，均所部皆惭愤，出不逊语。戊寅晦，冕以酒肴犒其牙队，而昭寿无所设，军士益忿，故赵延顺等八人谋作乱。

　　三年正月己卯朔，有中使自峨眉还京师，昭寿戒驭吏具鞍马，将出送之，延顺等乃悉解厩中马缰，使跳跃庭下，阳逐而絷之，喧呼之际，延顺遂率其徒竟登厅事，击杀昭寿，并杀其二仆，据甲仗库取兵器。时冕方坐州廨受官吏贺正，闻变皆逃窜，冕及转运使张适缒城，出奔汉州，惟都巡检使刘绍荣昌刃格斗，既而众寡不敌，延顺等尚未有主，或欲奉绍荣为帅者，绍荣摄弓大骂曰：『我燕人也，比弃彼归朝，肯与汝同逆耶?亟杀我，我宁死义耳!』延顺等亦未敢害之。都监王泽闻变，召王均，谓曰：『汝所部兵乱，盍自往招安?』延顺左执昭寿首，右操剑，徬徨未知所适。忽见均至，即率众踊跃奉均为主，指挥使孙进不从命，亟杀之，余兵及骁猛[4]、威武军悉合而为乱。绍荣缢死。均建号大蜀，改元化顺，署置官称，设乘舆，以神卫小校张锴为谋主。锴本名美，大原旧卒也。辛巳，王均率众陷汉州，牛冕等奔东川。辛卯[5]，王均自汉州引众攻绵州，不能克，直趋剑门。先是，知剑州、秘书丞李士衡闻寇作，以州城难守，即焚仓库，运金帛，东保剑门。均至，士衡与剑门都监、左藏库副使裴臻逆击败之，斩首数千级，民之胁从者率多奔溃。士衡揭榜招降，得千余人，悉置麾下，示以不疑。均众乏食疲弊，不敢由故道，径阴平还成都。甲午，车驾自大名还，是日次德清军。上始闻王均反，即以户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终为泸州观察使、知益州，兼提举川峡两路军马招安巡检捉贼转运公事，御厨使李惠、洛苑使富州团练使带御器械石普、供备库副使李守伦并为川峡两路捉贼招安使，帅步骑八千往讨之。又以洺州团练使上官正为东川都钤辖，西京作坊使李继昌为峡路都钤辖，崇仪副使高继勋、王阮并为益州都监，供奉官閤门祗侯孙正辞为诸州都巡检使。继昌，崇矩子；继勋，琼子也。初，知蜀州、供奉官、閤门祗侯杨怀忠闻成都乱，即调乡丁会诸州巡检兵，刻期进讨，蜀民不从贼者相率抗御，侪伍自谓清坛众，又择清坛众之魁七十余人，悉补巡检将，遣判官高本驰驿以闻。丙申，怀忠率众攻成都。先锋自北门入，遂烧子城北门，西至三井桥。时王均从剑门还，犹未至。怀忠与贼将威棹小校崔照及伪招安巡检鲁麻胡等阵于江渎庙前，自晨至夕，战数合。怀忠兵势不敌，引众退保江原。怀忠所调丁夫多李顺旧党，颇贪剽劫，故致败绩。乙巳，王均复入成都。

　　二月，杨怀忠檄嘉、眉七州调军士、民丁，悉与怀忠会，再攻成都。时王均方遣赵延顺攻邛、蜀州，怀忠逆击之，贼稍却。

　　国史称怀忠以二月十七日再攻益州[6]。据《耆旧传》，则所称十七日再攻益州时，雷有终等已至矣。国史既云自益州还，屯槠木寨[7]，又进壁鸡鸣原，以俟王师。若有终已至，又何俟乎?盖国史误以有终十七日始攻益州为怀忠再攻益州，而怀忠再攻益州实在上旬，不得其的日也。《耆旧传》及《实录》载二月三日，王均遣赵延顺进攻邛、蜀州，为怀忠所败。国史称怀忠再攻益州时，均方遣延顺攻邛、蜀，此可见其不出上旬，在初四、五间也。疑不能决，并书其事于此，俟考。

　　怀忠与转运使陈纬麾兵由子城南门直入军资库，署其库钥。均所部皆银枪绣衣，为数队，分列子城中，出通远门与怀忠战。会暮，怀忠复退军笮桥，背水列阵，寨于槠木桥南[8]，以扞邛、蜀之路，故贼不能复南略。既而贼党自清水坝、温江、金马三道来攻槠木寨，出官军后，焚江原神祠，断邛、蜀援路。怀忠三道分兵以抗之，斩首五百余级，驱其众入皂江，获甲弩甚众，乘胜逐贼，至成都南才五里，寨于鸡鸣原，以俟王师。均亦闭成都东门以自固。辛酉[9]，绵汉剑都巡检使、邓州刺史张思钧引兵克复汉州，斩伪刺史苗进，遣使来告捷。雷有终等自汉州与张思钧帅大军进讨，列寨升仙桥。壬戌，贼众来袭，有终击走之。丁卯，王均开益州城，伪为遁状。雷有终与上官正、石普等率兵径入。李继昌疑有备，亟止之，不听，因独还，官军多分剽民财，部伍不肃。贼开关发伏，布床榻于路口，官军不得出，颇为贼所杀，李惠死之，有终等缘堞而堕，获免，遂退保汉州。初，继昌所部诸校闻城中格斗声，立请引去。继昌曰：『吾位最下，当俟主帅命。』于是有终驰报，乃行益州城中，民皆进走村落，贼皆遣骑追杀，或囚系入城，支解族诛以示众。均又胁士民、僧道之稍壮者为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黔面，给军装，令乘城与旧贼党相间，有终乃揭榜招胁从者，至则于其衣袂署字释之，日数百计，故城守之外，悉无剽掠。杨怀忠度贼众复南出，引所部屯于合水尾、浣花等处，树机石，设篦篱以拒之。

　　三月甲午[10]，雷有终等复自汉州进军，列寨弥牟镇。贼党来攻，有终击败之，斩首千余级，遣其子奉礼郎孝若驰奏。

　　四月丙辰，王均自升仙桥分路来袭，官军聚兵于东偏，雷有终率兵逆击，大破之，杀千余人，夺其伞盖、银枪等物。均单骑还城。辛未，雷有终遣其侄奉礼郎孝先赍所夺王均枪、伞入奏。上以示左右，因问孝先破之由，笑谓殿前都指挥使范廷召曰：『此鼠窃耳，虽婴城自守，计日可擒矣。』壬申，右谏议大夫、知益州牛冕削籍流儋州，西川转运使、祠部郎中、直集贤院张适削籍，授连州参军。初，张咏自蜀还，闻冕代己，咏曰：『冕非抚众才，其能绥辑乎?』既而果然。

　　五月丁丑朔，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释之。益州乱军除王均及其同谋人不赦外，应胁从军民如能归顺，并当释之。

　　八月乙卯，王均自升仙之败，彻桥塞门，雷有终等以官军进至清远江，浮梁而度，直抵城下，于北城门之西夺旧草场，因筑垒焉。依壕为土山，分设鹿角，造梯、冲洞车攻具，石普专主之。高继勋、张煦、孙正辞攻城东，上官正、李继昌、王阮攻城西，杨怀忠与巡检马贵攻南。贼众赵延顺尽驱凶党以拒官军，既而延顺中流矢死，神卫军使丁万重代延顺据东城门楼[12]，官军又射杀之。然每攻城，则雨甚滑不能上，官军及丁夫为洞屋攻城者，贼又凿地道出掩之，多溺壕中，死者千余，军势小衂。贼大宴，其凶党鼓吹之声达于城外。时方暑湿，攻城之人多被疾，有终市药他州，自和合疗之。诏复遣洛苑使、入内副都知秦翰为两路捉贼招安使。翰既至，与有终协议，于城北鱼桥别筑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马城，遂设雁翅势敌棚，覆洞屋以进逼罗城[12]，贼亦对设敌棚，号『喜相逢楼』。

　　九月戊寅，官军焚其敌楼，贼气始夺，乃筑月城自固。均起农夫，憨懦无谋，其伪宰相张锴者性狡狯，粗习阴阳，以荧惑同恶。先是，均每自言：『大军若至，我当先路出迎，自陈被胁之状。』锴闻之，即择军中子弟，署寄班以防守均，不令与人接。于是诏遣均子侄、亲族至城下招降，官军射箭开谕。锴得箭即尽焚之，均皆不知也。王均多为药矢射官军，中者必死。雷有终募敢死士穴城，间道蒙毡，秉燧而入，悉焚其守具。甲午，令东、西、南寨鼓噪攻城，有终与石普分主二洞屋以进，普又穴城为暗门，门成，贼攒戟拥路，众未敢进。有二卒出请行，许以厚赏，乃麾戈直冲，贼锋稍靡，遂克其城。有终登楼下瞰，贼犹有余众寨于天长观前，密设炮架于文翁坊。高继勋白转运使马亮，愿得秸秆、油轨，乃合众执长戟、巨斧，秉炬以进，悉焚之。杨怀忠又焚其天长观前寨，追至大安门，复败焉，前后杀贼三千余人。是夕二鼓，均领余众出万里桥门突围而遁。有终尚疑凶党潜伏，遣人于街郭纵火。诘朝，与秦翰登门楼，牙吏有受贼署为三司使者，捕得，立楼下，乃积薪于旁，厝火其上，尽索男子魁状者令辨之，曰：『某尝受伪署。』、『某职不复推究』，即命左右摔投火中，自辰至晡，焚数百人，颇为冤酷。李继昌严戒部下无扰民者，获妇女童幼，置空寺中，分兵守卫。事平，遣还其家。

　　十月，王均自成都突围，走渡合水尾，由广都略陵、荣，趋富顺监，所过胁军民断桥塞路，焚仓而去。雷有终先命杨怀忠领虎翼军追之，后二日，石普继往，以全军为援。先是，朝廷每岁孟冬朔，诏富顺监具酒肴犒内属蛮酋。是日裁设具而均党适至，皆就食焉。将结筏渡江，趋戎、泸蛮境，闻怀忠骑且至，甚易之。均谓其党曰：『速降怀忠之众！』令负担以行。怀忠距富顺六七里，地名杨家市，少憩焉，贼众在后者邀战。市侧有高原，怀忠遣亲信五骑登原觇贼。怀忠语左右曰：『纵贼渡江，后悔无及！石侯将至，当以奇兵取之。』乃临江列阵击之，贼众散走。有孥舟将渡江而遁者，怀忠令强弩射之，溺者数艘。怀忠张旗鸣鼙入城，均方在监署，其党多醉，均穷蹙缢死，虎翼军校鲁斌斩首以诣怀忠，又获僭伪法物、旌旗、甲马甚众。擒其党六十余人，逆徒歼焉。怀忠全军出北门，石普始至，夺均首驰归成都，枭于北市。贼初署亲军为天降虎翼，终为虎翼军所杀云。辛亥，雷有终遣寄班供奉官杨崇勋驰奏益州平[13]，赐以锦袍、银带、器帛。乙丑，雷有终言王均伏诛。德音赦川峡路死罪囚，以有终为保信留后，秦翰等九人并迁秩。初，上官正与石普不协，翰恐生变，为晓譬和解之。正寻移疾归东川，故赏弗及。是役也，杨怀忠功居最，为普所掩。上微闻之，遣使按视战所，书得其状。既而怀忠秩满，受代归阙，复自供备副使擢崇仪使，领恩州刺史。

　　四年正月，上召西川转运使、兵部员外郎马亮入朝，问以蜀事。雷有终既平贼，诛杀不已，亮所全活逾千人。城中米斗千钱，亮出廪米裁其价，人类以济。及至京师，会械送为贼所诖误者八十九人，知枢密院事周莹欲尽诛之，亮曰：『愚民胁从者众，此特百分一二耳，余皆窜伏山林。若不贷此，反侧之人闻风疑惧，一唱再起，是灭一均生一均也。』上悟，悉宥之。

八月，上以巴蜀遐远，时有寇盗，丁卯，命户部员外郎直史馆曾致尧、太常博士王勖、供备库使潘惟吉、通事舍人焦守节分在川、陕诸州，提视军器，察官吏之能否。

宜州陈进之变

　　景德四年。初，知宜州刘永规驭下严酷，课澄海卒伐木葺州廨，数不中程，即杖之，至有率妻孥趋山林以采斫者。虽甚风雨，不停其役。六月乙卯，军校陈进因众怨，鼓噪杀永规及监押国均[14]，拥判官卢成均为帅，僭号南平王，据城反。广南西路转运使舒贲移牒招抚，发桂州、浔等州兵趋柳城讨之。

　　七月甲戌[15]，奏至。诏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曹利用、供备库使贺州刺史张煦为广南东西路安抚使，如京副使张从古、内殿崇班张继能副之，虞部员外郎薛颜同勾当广南东西路转运使。发荆湖南北路先屯禁兵、蕲黄州虎翼、荆南雄略等军赴桂州阅习行阵[16]，俟利用等至，合势攻讨，无得先进。上谓王旦等曰：『司天屡上占候，言当有兵。方忧远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此贼果作。廷议择官，且言利用精于方略，悉心王事；煦多历边任，尤熟用兵；从古颇知岭外山川险阨；继能勇敢可任。然朕料此贼不出三策：若保其家属，据城距守，一也；略城中货以趋山林，二也。用此二策，皆不足虑。若选募骁果，立谋主，直趋广州，此贼之上策也。然其知识必不及此，但虑为人诱教耳。』又遣入内高班内品於德润驰驿，将诏谕贼中，能束身自归者，并放罪，仍旧收管，逐州长吏倍加安抚。如敢违拒，即令利用等进兵擒戮。将士务令整肃，无得妄伤平民，焚荡闾舍，蹂践田亩。立功者所在以官物给赐，即时迁擢，便宜从事。诸州县官属，如贼至所部，能规画擒戮者，厚加酬赏。随军将校日给肴酒，务令丰饫。增置自京至宜州马递铺，命内侍高品周文质为广州驻泊都监，谕之曰：『番禺宝货所聚，民庶久安。万一贼沿流东下，则其患深矣。尔亟往，与本州官吏密设备御，缓急寇至，即集近州兵马巡检使臣，控要路以扞之。』仍许便宜从事。丙子，诏曹利用等将士立功者，不须给牒付之，第据功状迁补。内殊异者以名闻。庚辰，命閤门祗侯张禹正、杨继筠为潭桂驻泊都监。上以宜州用兵，此二州皆湖广要地，壬午，诏广南幕职、州县官、军校及配流之人，委曹利用等所过延问，询求利便，事可采者，疾置以闻。先是，被罪失职者多谪岭外。时宜贼方扰，上虑因缘叛集，议徙近北州军，故因令察访之。乙酉，舒贲言：『是月朔，陈进及卢成均等悉众来攻柳城县，殿直韩明、许贵、郝惟和率所部兵千余御之。明、贵战死，惟和仅以身免，成均乃奉宜州印遣使诣臣，求赦罪。臣察知其伪。是夕复进，陷柳城，官军不敌，退保象州。望亟发兵讨击。』上曰：『此诚诈也。能解甲归降，尽赦其罪，仍加转补。』丁亥，遣使赐曹利用等将士衣服。

　　八月甲辰，诏曹利用等出征，远涉炎瘴，令缘路诸州创造亭舍，使得休息。乙巳，增置广州钤辖一员，以内殿崇班、閤门祗侯何荣为之，宜贼方扰故也。以侍禁、桂昭等州巡检张守荣为西头供奉官，閤门祗侯殿直知怀远军任吉、融柳等州巡检张崇宝并为西头供奉官[17]，三班奉职、天河寨监押严吉为右侍禁，仍就赐锦袍、银带、器帛，将士缗钱。且令具立功人姓名以闻。先是[18]，宜州贼攻怀远军，城中固守，贼退而复集者累日，守荣等出兵击败之，获其器甲。又攻天河寨，寨兵甚少，吉部分严整，即出击，又败之，自是有贼中来归者。凶党再经败衂，多溃散，众心离矣。舒贲言：『民有自贼中逃归者，言卢成均、陈进等以众心携贰，弃宜州，沉家属之悼耄者五百人于江，率其众才三千趋柳、象，将固守容管，以劫广州。初至柳州，限江不能渡，知州王昱望贼遁去，城遂陷。』又言：『成均始谋挈属来降，夜潜出城，至江，见舟小，乃复还。』上曰：『柳州既限江，长吏何至怯懦如此?信所任非才耳，朕虑利用等以官军勇锐，轻视贼党，彼遇官军，势必奔逃，虽当袭逐，不可便无节制。且不测山川险易，地里远近，苟师人劳顿，则事益可虑也。军行远地，宜守万全之计。今贼势已蹙，终当自溃。』即遣使以手诏谕利用等。时广州驻泊都监周文质增筑城垒，缮修器甲，集东西海巡检战棹、刀鱼船，据端州峡口以扼之。贼知有备，遂不敢东下，乃挈属处思、顺州，分兵以攻象州。舒贲遣内侍於德润率兵千人倍道袭之。己未，於德润言：『宜贼尚据柳州洛容等县。』上曰：『此不能离窟穴，直自弃耳。』王旦曰：『贼若远去，则粒食无所仰给。』冯拯曰：『人或言其趋交址，臣以为必不然。交之兵甲，非贼比也。王师即至，恐其趋容管，则王师亦须持久。』旦曰：『凶党固不能久，且苟延晷刻之命耳。』上又曰：『象州既被围，犹有封奏，而桂州独无，若何?邴真善守者！』即遣内侍史崇贵驰骑至桂州抚问曹利用等，仍令摄官入贼招谕。

　　九月丁丑，上谓辅臣曰：『宜州贼闻官军至桂州，势颇穷蹙。可令曹利用等分兵追捕，以便宜从事。』仍降敕榜四十付。利用等遣人赍示贼众，及揭于要路，冀其悛革归顺，免于屠戮。贼围象州久不克，曹利用等以大军趋救之。甲申，与贼遇于武仙县之李练铺。贼初不知觉，已而陈进独率众来拒，直犯前军，寄班侍禁郭志言麾骑士左右纵击，贼衣顺水甲、执摽牌以进，飞矢攒锋不能却，前军即持掉刀巨斧破其摽牌。内侍使史崇贵登山大呼曰：『贼走矣，急杀之！』贼心动，众遂溃，逐北至象州城下，贼寨犹有据长竿以瞰城中者。卢成均始挈其族持敕榜来降，遂斩进并其党，生擒贼帅六十余人，斩首级、获器甲、战马甚众。利用等遂入象州，安抚军民，分兵捕余寇，遣於德润驰奏其事。

十月乙巳，诏奖知象州何邴等。广南西路转运使舒贲坐不察宜州刘永规虐政，御史台遣官就劾，罢其任。诏以曹利用为引进使，张煦为如京使，张从古为庄宅副使，张继能为供备库使，自余进秩有差。

泸蛮之叛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癸卯，泸州言江安县蛮人杀伤戎州内属户，同巡检、殿直任赛领兵追捕。

　　四月戊子，遣内殿崇班、閤门祗侯侍其旭乘传诣戎、泸招抚蛮人。自任赛遇害之后，蛮人不自安，遂集众为乱。虽屡示招诱，而侵扰不已，故令旭与转运使滕涉、本州长吏谕以祸福，如尚敢拒命，即召集酋首以兵威警之，苟能悛心，咸释其罪。倘执迷不改，须至加兵，即与钤辖等经度以闻。又令枢密院召前梓州路转运使李士龙询其便宜。士龙言：『泸州江安县最当要冲，望徙富顺监监押宋贵和知县事，兼本路监押，仍给精兵三百人。』从之。甲寅，泸州言：『近界诸蛮交相侵夺，请益兵御之。』上曰：『远方之人，但当抚慰，使安定耳。』

　　七月，侍其旭至泸州，蛮人即来首罪，杀牲为誓。旭按行盐井，蛮复拒之。旭率部兵百余，生擒其首领三人，斩数十级，而部下被伤者二几十人。旭遂趋黎州，以其事闻。时黎州蛮人斗婆行亦数出为寇，上以旭轻敌致侮，己未，降诏谕旭，令笃恩信，设方略，制御毋尚讨伐，以滋惊扰。

　　《实录》云：旭按行盐井，部下被伤，遂还黎州?按：旭受诏招抚戎、泸蛮人，初不及黎州，不知何以遂来黎州，而《实录》且称『还也』?黎州与戎、泸蛮人固相通，然道里亦稍远矣。其后遣将出兵，又以黎州巡检为名，其所讨伐，则多戎、泸边界，不知何也。据旭本传云：蛮人斗婆行出寇黎州，诏旭领兵讨之。乃不云治江安、杀任赛事，与《实录》、《会要》及正史俱不合。疑泸州及黎州皆有蛮人作过，而正史、《实录》、《会要》载首尾疏略也。今略依旭传删修，更须详考。

　　八月，侍其旭言：『蛮人僻在岩险，未即首罪，尚集徒党拒扞。望发兵三五千，与近界巡检并赴清井监胁诱。如尚敢陆梁，即因而讨之。』甲申，以文思副使、知庆州孙正辞为黎雅等州水陆都巡检使，东染院副使、环庆驻泊都监张继勋及旭为同巡检使，仍发陕西兵尝经战阵者付之，缘边给兵器。又录曹利用讨宜州悬赏罚格示正辞等，遣陕西转运使李士龙乘传与正辞等偕行，供给军须。其将士程俾冬初到彼，以春夏瘴毒也。峡路都监侯延赏病，上以蛮寇未宁，发兵招遏，虑施、黔、夔、峡蛮人惧扰，戊子，命閤门祗侯康训同官勾峡路驻泊公事，往慰抚之。戊午，孙正辞等以北兵不谙山川道路，因点集乡丁，目白兮子弟给兵器，使为乡导。又请济师。上以边徼穷僻，供亿非易，不许。仍诏正辞等：『如蛮寇不受招安，已经诛剪畏服，勿穷追之。』又言：『蛮性犷悍，往者丁谓夔州安抚，有诫誓，并令歃血为盟，署铁石柱以志其事，条制甚多。』诏枢密院录示正辞等。戊戌，益州言黎州蛮已招安，有未宁辑者，望就选使臣抚谕。诏梓州路转运使滕涉及侍其旭等：『如孙正辞等未至，第依前诏安抚，按兵勿出，候正辞等至彼，即听便宜从事。』益州言：『邛部川蛮杀保塞卖马蛮十八人，即移牒黎州，得报称邛部川与山后两陵素有雠隙，杀保塞蛮乃大渡河外蛮也。』因下诏戒敕，勿使相侵扰。又诏边臣不得辄入溪洞邀功生事。辛丑，令陕西转运使李士龙权管勾梓州路公事。时本路转运使滕涉至黎州遇疾，士龙部粮赴彼，因命之。

　　十月辛亥，中使史崇信言：『侍其旭等以衣服、绸布诱降蛮人斗婆行，将按诛其罪。』上以旭召而杀之，是违招安之实，乃降诏谕旭等：『有来招安者勿杀，如敢抗拒，即进兵讨伐。』

　　三年正月，上闻泸州三月即苦瘴毒，诏孙正辞、侍其旭等及二月即领军马分屯近郡。如戎人尚敢旅拒，量留兵守要害以御之。

　　二月癸未，内侍史崇信等言：『泸州蛮人有助斗引者剽劫商旅，攘夺转饷。见与孙正辞等分兵讨捕。』即遣使赐以辟疗药。

　　去年十二月崇信入奏，遣人就村舍诏谕斗引。今尚有助斗引为寇者，则斗引竞不赴招安也。大抵国史、《实录》序此段事迹，都不详备耳。

　　上封者言：『孙正辞等不能以方略招诱诸蛮，入其境，行无斥堠，粮馈有被夺者。』出其状示辅臣。陈尧叟曰：『已降诏督责。然昨遣嘉州小校往彼招诱，虑其邀功，未即悉谕蛮人以朝旨，致其疑而未复。今诣加申戒，若蛮人安集则赏，否则部送阙下，使有所畏惧。』上然之。庚子，孙正辞等言：安抚蛮人，悉已平定。降诏加奖。正辞等又言：『蛮罗忽余素忠顺，防援井监，捕杀违命者不已。』上遣内臣郝昭信褒慰之，且谕以赦蛮党前罪，勿复邀击。又虑正辞等兵还，岩穴或有啸聚，乃命史崇贵权管勾泸州军马事。

　　三月壬辰，以孙正辞为西染院使，侍其旭为内殿承制，赏平蛮之功也。张继勋先卒，诏录其嗣。所部禁、厢军及辇送、护援兵健、白兮子弟皆赐缗钱，随行使成军校及牙吏等，各第其功而赏之。

　　四月，上封者言：『戎、泸州蛮人前岁为梗，盖清井监深在溪洞，官府少人往来，致兹稔恶。』丁丑，诏江安县监军量分兵巡警之。

　　五月癸卯，以益州路转运使祠部员外郎张若谷为度支员外郎，陕西路转运使屯田员外郎李士龙为都官员外郎，赏戎、泸供馈之劳也。

校勘记

[1]至道三年 原本作『咸平元年』，误，据《长编》卷四十一、《茅亭客话》卷六改。

[2]十日 《长编》卷四十一作『九日』。

[3]蜀地 原本作『盖地』，据《长编》卷四十一改。

[4]骁猛 原本作『饶猛』，据《长编》卷四十六改。

[5]辛卯 原本脱此二字，据《长编》卷四十六补。

[6]二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四十六改。

[7]槠木寨 原本作『储木寨』，据《长编》卷四十六改。

[8]槠木桥 原本作『储水桥』，据《长编》卷四十六改。

[9]辛酉 原本脱此二字，据《长编》卷四十六补。

[10]三月甲午 原本脱此四字，据《长编》卷卷四十六补。

[11]丁万重 《长编》卷四十七作『丁重万』。

[12]洞屋 原本作『洞车』，据《长编》卷四十七改。

[13]杨崇勋 原本作『杨常勋』，据《长编》卷四十七改。

[14]及监押国均 原本作『乃监押□□』，据《长编》卷六十六改补。

[15]七月 原本作『十月』，据《长编》卷六十六改。

[16]雄略 原本作『雄路』，据《长编》卷六十六改。

[17]张崇宝 《长编》卷六十六作『张崇贵』。

[18]先是 原本脱『是』字，据《长编》卷六十六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真宗皇帝

晏夷豆望行牌之变

　　大中祥符六年七月。先是，晏州多刚县夷人豆望行牌率众劫清井监，杀驻泊、借职牟言，大掠资畜。知泸州江安县、奉职文信领兵趋之，遇害，民皆惊扰，走保戎州。转运使寇瑊即令诸州巡检会江安县，集公私船百余艘，载粮甲，张旗帜，击铜锣鼓吹，自蜀江下抵清浮坝，树营栅，招安近界夷族，谕以大兵将至，勿与望等同恶。未几，纳溪蓝顺州刺史史介、杜生南八姓诸团[1]、乌蛮狃广、王子、南、广溪、移流悦等十一州刺史李绍安[2]，山后高、巩六州及江安界娑婆村首领并来乞盟。用夷法，立竹为誓门，横竹系猫、犬、鸡各一于其上，老夷人执刀剑，谓之『打誓』，曰：『誓与汉家同心讨贼。』则刺猫、犬、鸡血，和酒而饮。瑊给以盐及酒食、针梳、衣服，署大榜付之，约：『大军至日揭，以别逆顺。不杀汝老幼，不烧汝栏棚。』夷人大喜，于是峡路钤辖田昭逊言清井事状[3]。上遣内殿崇班王怀信乘传与瑊等议攻讨招集之宜。瑊等以斗望尝以二年春烧清井监，杀夷民，更赦贷其罪[4]，而复来寇边，声言朝廷且招安，得酒食。若不讨除，则戎、泸、资、荣、富顺监诸夷竞起为边害。今请发嘉、眉兵捕翦，以震惧之。乃诏怀信为嘉眉戎泸等州水陆都巡检使，閤门祗侯康训、符承训为同巡检使[5]，乃发陕西虎翼、神虎等兵三千余人，令怀信与瑊商略进讨。上因谓枢密使陈尧叟曰：『往时孙正辞讨蛮，有虎翼小校率众冒险者三人，朕志其姓名，今以配怀信。』正辞尝料简乡丁，号白艻子弟，以其山川险要，遂为乡导。今亦令怀信召募，又益州有忠勇军士二百[6]，前讨王均有功，可给怀信为前锋。又使臣宋贲屡规画溪洞事，适中机会，可迁其职，使知江安县令。怀信等每与同议。

　　《实录》不载命王怀信等出军，但有『上谓陈尧叟』等语。今取《会要》及正史增入。然《会要》及正史并以出军为九月事。今因『上谓陈尧叟』等并载之于此。承训，彦卿孙。

　　九月庚寅朔，赐戎、泸州军士白艻子弟缗钱。诏王怀信等：『溪洞蛮人非同恶者[7]，倍加安抚。』又遣使赍名方诣益州[8]，委凌策选医给药材，赴军中祗应。

　　十月丁丑，诏奖戎、泸州蛮洞首领狃广[9]，以转运使寇瑊言其控扼道路，助遏外寇故也。

　　十一月甲午，诏昌州牙校有愿率子弟助讨蛮寇者，俟其立功，第赏之。庚戌，遣使抚问戎、泸州巡检王怀信等，仍加犒设。

　　十二月壬午，戎、泸州都巡检使王怀信等言蛮寇悉平，诏奖之，令籍立功将士以闻。先是，怀信等分将诸州兵及白艻子弟缘溪入合滩，至生南界斗满村，遇夷贼二千余人，击之，杀伤五百人，夺梭枪、藤牌[10]，会暮收众，保寨夷党三千余人，分两道张旗喊呼来逼，怀信出击，皆溃散。壁娑婆，遇夷二千余于罗固募村，又破之，追至斗行村，上屏风山，连破四寨，一日三战，俘馘百余人，夺辎粮五千石、枪刀什器万数；焚罗固募[11]、斗引等三十余村，庵舍三千区，怀信又引兵至斗行村，追击过罗卢，射仆三千余人，蒸其栅栏千数，分遣部下于罗个颊[12]、罗能、落运等村及龙峨山掩杀，大获戎具，斩首级、重伤投崖死者颇众，烧舍数千及积谷累万。两路会兵于泾滩置寨，转运使寇瑊及怀信议，遣康训部壕寨卒修泾滩路，以度大军，俄为夷贼所邀，战不利，训颠于崖死之。怀信引兵急击，大败贼众，追斩至泾滩峡，寨于晏口，瑊与符承训侦知贼谍，欲乘夜击晏口，驰报怀信，即自泾滩拔寨赴之。北至晏江山，夷众万余已自东南合势逼怀信寨。怀信彀强弩，环寨射贼。瑊等整众乘高策援[13]，夷人大惧而却，合击破之，死伤千余人，夷酋斗望又三路分众来斗，又为官军大败，射杀数百人，溺江水死者万计。夷人震聋，诣军首服，纳牛羊、铜鼓、器械。瑊等依诏抚谕，还军清井，斗望及诸村首领悉赴监自陈，愿贷死，永不寇盗边境。因杀三牲盟誓，词甚恳苦，即犒以牢酒，感悦而去。

　　七年正月丙申[14]，赐戎、泸州巡检军士、白艻子弟缗钱。

　　三月辛卯，戎、泸州巡检使王怀信等言：『戎、泸州溪洞悉已宁静。清井监旧无城隍，今请发泸州军士浚隍筑城。又近界蕃人赴监鬻马者，请比戎州例给直市之。』诏可。

　　六月癸酉，以内殿崇班、戎泸州都巡检使王怀信为供备库副使，又以侍禁、知江安县宋贲为閤门祗侯，兼清井监巡检使，自余进补有差。康训以战死，录其四子宫，赏平蛮之功也。梓州路转运使寇瑊言：『泸州富义监牙校赵继隆等部领白艻子弟颇有勤效，请补摄州司马。知戎州马守遵防寇有劳，在官岁满，望迁秩留再任。泸州进士白固募乡丁随军，请试其词艺。』并从之。乙亥，枢密使王钦若罢为吏部尚书，陈尧叟为户部尚书，副使马知节为颍州防御使。初，怀信等上平蛮功，枢密院议行赏，钦若、尧叟请转一资。知节云：『边臣久无立功者，请重赏以激其余。』议久不决。上趣之，知节忿恚，因面讦钦若之短，既而不暇奏禀，即超授怀信等官。上怒，谓向敏中等曰：『钦若等议怀信赏典，坚称与侍其旭例不同，当须加等。朕语之曰：爵赏有劳，国家不惜。盖怀信来告枢密院略无酬奖，止望依侍其旭例为幸。钦若等奏：当具取进旨。今乃并与所奏不同，不具札子，亦不进卷，便直劄送中书。怀信与供备库副使始则稽留不行，经久又擅自超擢，敢以爵赏之柄为己任。近位如此，朕须束手也！』于是三人者俱罢。辛卯，以益州路转运使、兵部员外郎赵稹为工部郎中，梓州转运使、殿中侍御使寇瑊为侍御史，仍加一阶，以馈军之劳也。诏泸州清井监驻泊并监并使臣，自今能绥抚蛮人、边界无事者，代还日当议甄奖。

　　九月丙申，梓州路转运使寇瑊请令峡路钤辖司发弩弓手禁军五十人屯泸州清井监，从之。甲辰，令泸州清井监戍兵自今分番而进，以其地多瘴疫故也。

　　十一月戊戌，置戎、泸、资、荣、州、富顺监都巡检使一员。时内殿承制，閤门祗侯马守遵言：『戎、泸夷汉杂居，本路钤辖在遂州，缓急不能捍御。』故特置此职。

　　九年八月甲申，戎泸资荣州都巡检使张元普请城清井监。上虑扰人生事，不许。

天禧元年三月壬寅，梓州路承受臧沪言：『戎泸资荣州富顺监都巡检使公署在戎州，去清井监远逾百里，夷寇惊扰则应援不及。望徙置江安县。』从之。

抚水蛮叛

大中祥符九年四月戊戌[15]，广西转运使俞献可言：『抚水蛮数寇边，知宜州董元己不善绥抚。先是，曹永吉知州，蛮人饥，来质糇粮者。永吉优其孥量，皆忻惬而去。元己未尝饶假，又纵主者克削。蛮人请赴阙供奉，元己辄沮其意，遂使忿恚为乱。望绌元己，以潭州都监李守睿代之。』诏可。

　　五月戊申，广西转运使俞献可言：『抚水蛮拒命，侵掠不已。请益宜州戍兵。』从之，即命东染院使、平州刺史、知辰州曹克明为宜融桂昭柳象邕钦广白等州都巡检使兼安抚使，殿直、閤门祗侯马玉为同巡检兼安抚都监，并官勾溪洞事，岁给公用钱三十万[16]，发潭州驻泊虎翼军三百人付之。初，军士与蛮斗，颇有中伤者。王旦曰：『蛮众无行阵，非敢与官军敌，但潜伏山林要路，施药箭耳。』因赐宜州巡检解刀剑药，且戒其备预。克明等既至，蛮酋请罢兵，克明不许。又献药一器，曰：『溪洞药箭，中人可以此解。』克明曰：『何以验之?』曰：『请以鸡犬。』克明曰：『当试以人。』乃以箭刺酋股而饮以药，即死。群蛮惭惧而去。

　　七月乙巳，俞献可言：『抚水州蛮累为寇盗，宣旨招谕，曾不悛革。近复集众钞掠融州襄阳等寨[17]，害巡检樊明。望许臣与曹克明以便宜掩杀。』诏从之。

　　八月壬午，枢密使王钦若言：『宜州蛮人五月初既招安，不旬日复叛扰。夷性无厌[18]，习知朝廷多释其罪，故急则来归，缓则叛去。望诏俞献可、曹克明等，或得蛮人要领，即以所虏人口资财付被劫家，歃血重誓，乃释其罪。』从之。

　　九月丁巳，曹克明等言：『抚水蛮人虽已伏罪，其虏钞人口、器械犹未归纳。请益兵讨之。』即诏克明等曰：『依奏。用澄海军及募丁壮，可以平贼。』又俞献可言：『蛮人去边止二三日程[19]，发军掩袭，速可荡定。』朝议虑其轻敌，续遣禁军济之，『且兴举甲兵当谨密，风闻汝等期以此月深入，又令九州检巡开路，俟蛮人出，即留之。腾说如此，彼必为备，动关利害，无失机宜。苟道路艰险，难于进讨，但摄其首领，索所掠生口，因而纵之，亦汝之功矣。』时克明与杨守珍领军人环州樟岭路，马玉与内殿崇班王文庆趋宜州西路。

　　王文庆，据《抚水州蛮传》，则与玉并为安抚都监。克明传亦云，然不知何时除授，故但举官，当考之。

　　又令宜桂都巡检程化鹏取樟岭西古牢隘路会合[20]，化鹏遇蛮于上房两水口，击破之。文庆、玉至如门团，为蛮所扼，不能进。克明、守珍乃过横溪思德寨，召山獠向道开路进师。蛮依篁竹间，时出战斗，辄败走。旬余，上黄泥岭，杉木隘路，溪谷险邃。蛮拒要害，以拒官军，至午大溃，其党遂过霸苑，抵帚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领兵下寨，中夕，群蛮大哗噪，击钲鼓，攻寨甚急。出兵击之，杀伤颇众，因纵火焚其庐室、积聚，自此恐惧，窜入山谷，又缘龙江南岸而东，至昏暮，过石硖隘险，士不并行，蛮复连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与斗，至即退走，寨于下房博贺村[20]。克明设伏寨外。其夜蛮众复大集，遇伏发，与寨兵合击，追斩殆尽。乘胜搜山，悉得马牛，分犒士卒。克明等知其穷蹙，乃晓谕恩信，许其改过。酋帅蒙承贵等面缚诣军自首，克明厚加犒晏，且数责之，承贵俯伏谢罪。及闻诏旨，赦令勿杀，莫不泣下，北望称万岁，悉还所掠汉口、资畜，乃歃猫血立誓，自言：『奴山摧，龙江西流，乃敢复叛!』勒铭山后。二日，遇文庆及玉于如门寨，遂还军宜州。蛮人纳器甲凡五千数，愿迁汉地者七百余口。诏分置广西及荊湖州军，赋以官田。献可等又言：『殿直蒙旺知归化州，州与抚水相接，数遣其子文宝及妻族甘堂侦军事。又其子格与官军斗敌，悉部送赴阙。』有蒙支者，亦旺之子，先尝告贼，署为昭州押牙。并黥配登、莱州。

　　克明入抚水州，不得其的月日。据克明正传云是冬。按：诏书云九月深入。又克明传云：月余乃至抚水州。约其时，盖秋末举兵，冬初平贼也。今附见诏书后。诏书以丁巳降。丁巳，九月十六也。徙配蒙旺父子，《实录》在十一月癸卯，今亦附见。

　　天禧元年二月庚辰，以东染院使、平州刺史曹克明知桂州、宜融等州都巡检使，殿直、閤门祗侯马玉为宜融等州巡检都监，并官勾溪洞事。以虎翼、雄武二指挥隶之。如蛮寇惊扰，即益以戍兵及新募忠敢军给使，寇平如故。赐克明等洎内侍王文庆、杨守珍器帛，赏其平抚水之功也。初，克明与玉分路入讨，玉所向力战，屡败蛮军。是时朝廷意在招抚，数诏谕克明，而克明亦惮深入，屡移文止玉，至如门团为蛮所扼，不得进。克明迁延顾望，月余乃至抚水州，与蒙承贵等约盟而还。然其后抚水蛮亦屡入寇，论者谓玉威震蛮中，蛮人畏之，至号『马大王』。为克明所制不得前，终贻边患。人多归咎克明。

　　四月乙亥，克明上讨抚水蛮寇使臣将士立功者凡千八百一十六人，并等第迁补及优便差遣，赐器帛、缗钱，官吏应奉军期者诏奖之。辛卯，曹克明言：『知抚水州蒙怀班等请诣阙贡奉。』乙巳，改抚水州为安化州，从本州首领蒙承贵之请也。

渭州蕃族唃厮啰叛服

　　大中祥符七年五月己酉，以渭州蕃族首领唃厮啰为殿直，充巡检使。时厮啰帅其帐下来归，给以土田。未及播种[22]，求俸给赡用，故有是命。唃厮啰者，绪出吐蕃赞普，本名欺南陵温钱逋。钱逋，犹赞普也，羌语讹为钱逋。生高昌磨榆国，既十二岁，河州羌何郎业贤客高昌，见厮啰貌奇伟，挈以归，置刻心城，而大姓耸昌厮均又以厮啰居移公城，欲于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谓佛唃谓儿子，厮啰自此名唃厮啰。既而宗哥僧李立遵、邈州大酋温逋奇略取厮啰，如廓州，尊立之，部族寝强，乃徙居宗哥城。立遵为论逋佐之。立遵或曰李遵，论逋者，相也。

　　十二月。时宗哥立遵、唃厮啰、温逋奇等帐族甚盛，胜兵六七万与赵德明抗敌，希望朝廷俸给，而张佶奏请拒绝，曹玮独言宜厚唃厮啰以扼德明，又请如厮铎督例，授立遵节度使。乃诏辅臣共议，量加官秩，勿逾常例。

　　据《会要》，则曹玮请如厮铎督例，放立遵节度使。而《实录》乃云：其蕃部逞城蔺逋叱亦望置节度使如厮铎督例，盖立遵一名甄城兰逋叱也。今且从《会要》。然立遵盖辅厮啰者，厮啰犹未加以爵命，而遽请遵为节度使，不知何也。七年冬玮已奏请，至九年春乃从之，又不知何也。当考。《实录》于此月壬寅始置。玮此奏又云：『唃厮铎请以马直改赐金泊什物等。』今移入张佶事，后削去改赐马直及日。

　　八年二月丙辰，西蕃首领唃厮啰、立遵温逋、欺木罗丹等并遣牙吏贡名马，估其直，约钱七百六十万。诏赐唃厮啰等锦袍、金带、供帐、什物、茶药有差，凡中金七千两，他物称是。

　　八月丙午，曹玮言：『唃厮啰所部刘王奴遣帐下青詖吉来告：近遣西京厮铎督部兵十万掩杀北界部落胜捷。』续遣人献首级次。

　　十月甲寅，以引进使、高州刺史、泾原路驻泊都钤辖、知渭州曹玮领英州团练使、知秦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泾原仪渭州镇戎军缘边安抚使，别铸安抚使印给之。时宗哥唃厮啰立文法，聚众十万，遣人入奏，愿讨平西夏人以自效。上以为北人多诈，虑缓急寇边，侵扰熟户，先命周文质监泾原军，又徙玮是州，兼五路事以备之。赐玮公用钱岁三万，仍诏自今不兼安抚使者给其半。上谓宰相曰：『顷曹玮入朝，言立遵峻酷专恣，已失部族心，恐必不久。唃厮啰赞普之后，众渐归之，咸以立遵持权自任，不平其事。』王旦曰：『大抵好杀则敛怨，弄权则败亡，虽在蕃族，亦不可不戒。昨秦州言立遵自作威福，

　　屡恃朝廷恩宠，凌铄边部，此亦近理。始者寇准闻立遵之言，以为必破德明，故其赐与太过。』上曰：『王嗣宗亦言寇敌相残，中国重兵镇秦州，常设警备，毋得轻发。此最为上策者也。』

　　《经武圣略》以此事系之五年，误矣。曹玮入朝乃今年七月事，今因令玮知秦州并书之。

　　十二月丁亥，侍禁杨承吉使西蕃唃厮啰，还言：『蕃部甚畏秦州近边丁家、马家二族，此二族人马颇众，依倚朝廷。唃厮啰以立遵为谋主，遵贪虐而好杀戮，其下恐惧。近筑一城，周回二里许，无他号令，但急鼓则增土，缓则下杵，不日而就。』承吉图上宗哥城东南至永宁寨九百一十五里、东北至西凉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东至兰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东至龛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又东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

　　九年正月乙丑，宗哥唃厮啰、立遵等遣使贡谢恩马五百八十二疋，复赐以器币、缗钱，总万二千计。初，辅臣参议答赐，咸曰：『立遵贪狡[23]，不识事机，往因寇准轻信，赐与过厚，致其增气。今当约所贡给以直之。或求华靡之物，止可赐金涂银器。』上曰：『来使自云立遵不法，或不如所望，回必见杀，此不足听，疑有教导之者。』曹利用曰：『立遵所为不法甚多，皆可诘责，以抑侥求二上曰：「或谓以敌攻敌，朝廷之幸也二向敏中曰：「德明今方纳款，何用唃厮啰加兵?未必能平。设能乎之，其势益大，又须在抚之也。』王旦曰：『今睹奏章，称立文法，统众三十万，朝廷亦疑其所为，故遣使深入察之。及杨承吉还，言其趋向惟贪财杀人，人既不附，上下胥怨，又无远虑，何由成功?或假恩宠，则小小种落，必遭凌胁。若知朝廷不加信用，则当自相屠戮矣。』上然之。

　　三月。秦州蕃部赏样丹者，唃厮啰舅也。厮啰使与熟户郭厮敦立文法于离王族，谓厮敦曰：『文法成，何以侵汉边，复蕃部旧地?』曹玮知之，厚结厮敦，尝解宝带予焉。厮敦感激，求自效，问玮曰：『吾父何所欲得，吾首犹可断献。』玮察其诚，谓曰：『我知赏样丹时至汝帐下，能为吾取赏样丹首乎?』厮敦愕然曰：『诺。』后十余日，果斩其首以至。丙午，玮请加爵命。上深嘉玮功，欲显赏厮敦，又虑唃厮啰以玮潜遣人害其亲族为言，或致纷扰，赐玮诏，令详度之。玮方议筑南市城，奏厮敦献地宜赏，就以授厮敦顺州刺史。南市本曰南使，蕃语讹谓之南市。西南距州百五十里，东北距笼竿城八十里，秦、渭相接，扼西戎要处也。玮请用秦、渭五州兵及近寨弓箭手城而居之，异日戍士，代则别募勇士为南市城弓箭手。上以玮静而集事，乎【杰按：乎，应为“手”之误。】诏褒美。辛酉，以西蕃宗哥族李遵为保顺军节度使，赐袭衣带、器币、鞍马、铠甲等。遵一名立遵，一名甄戍蔺逋叱。初为僧，后自还俗，佐唃厮啰裁制蕃族，甚有威名。屡祈朝廷爵命，于是又求称赞普。曹玮言：『赞普，可汗号也。使遵一言得之，则何以处厮啰耶?且复有求，渐不可制。请如厮铎督例授官可也。』上与辅臣议其事，王旦曰：『遵辄求赞普，居厮啰上，而厮啰顾无所求，遵骄恣甚矣。然不可不纳。』遂从玮请。

　　四月丙申[24]，唃厮啰遣使来贡。

　　五月。初，甘州回鹘可汗王夜落纥数与夏州接战，其贡奉多为钞掠。及宗哥感悦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频年得至京师。既而唃厮啰欲取可汗女，而无聘财，可汗不许，因为仇敌。圣祖降临之岁，秦州遣指使杨知进、译者敦敏送进奉使还甘州，宗哥怨隙，阻归路，遂留知进等不敢遣。祥符八年十月，敏得先归，既而即补借职，复使赍赐之以器币入蕃，至宗哥[25]，立遵留之，于是可汗遣其首领李吉等九人迎杨知进，立遵并留吉等，遣回鹘语可汗曰：『杨奉职往甘州五年，令敦借职往，若更住，则重烦朝廷取接。可汗宜急写领赐物表来，就取所赐物，当放吉等归。』又语知进曰：『秦州大人部领军马直入拶啰咙，虑蕃部有斗。』谍者还，曰：『幸为我言，愿罢兵，且令蕃汉作一家[26]，即不辍贡奉也。』因遣其种入党卑迭送知进境上，并献马。知进言：『立遵取蕃部十八女为妻，唃厮啰又取立遵妷女。立遵御下严暴，蕃部不乐。岁旱人多饿死，止有质帐二三千，其势稍蹙矣。』辛未，内出司天奏岁星、太阴失度，太白高，主兵在秦分。上谓辅臣曰：『秦地控接三蜀，疆境甚远，军中不遑辈虑忽聚盗，宜谨备之。』唃厮啰与秦、渭熟户结为衅隙，曹玮请益屯兵，如所请。川陕长吏、监押、巡检有旷弛者代之。

　　六月辛卯，泾原驻泊都监周文质言：『唃厮啰遣人至涓州，缘边扇摇熟户，且令纳质，不尔则破其聚落。此虽未可凭信，然蕃部之情，或以类相向。缘此等熟户本依朝廷，不加安抚，恐惶惑无从，忽致离异。臣欲亲至笼竿城已来告谕，再令纳质。或有蕃兵侵掠，则许其应缓。』诏曹玮裁定而行之。

　　九月壬寅朔，曹玮言：『缘边熟户近为唃厮啰所诱，又立遵辈许以名职，若无羁縻，或虑胁去。望给以告身。』从之。丁未，曹玮言：『宗哥唃厮啰蕃部马波叱腊、鱼角啴等率马衔山，兰州龛谷毯毛山、滔河州兵三万余入寇，至伏羌寨三都谷，即领军击败之，逐北二十余里，斩首千余级，生擒七人，获马、牛、杂畜、衣服、器仗三万三千计。马波叱腊等遁去。官军被伤者百六十人，阵没者六十七人。其立功将校、使臣百三十九人。望赐酬奖。』赐玮及驻泊钤辖高继忠、都监王怀信锦袍、金带、器币，立功者第迁一资，仍赐金帛；阵没者恤其家。先是，翰林学士李迪召对龙图阁，命草诏书。帝谓迪曰：『曹玮在秦州屡请益兵，未及遣，遽辞州事。边将谁可代玮者?』对曰：『玮知唃厮啰欲入寇，颇窥关中，故请益兵为备，非怯也。且玮有谋，诸将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发兵，岂非将上玉皇圣号，恶兵出宜秋门?即今关右兵多，可会其羡，益发赴玮。』因问：『关右兵几何?』对曰：『臣向在陕西，以方寸小册书兵粮数，备调发，今犹置佩囊中。』上令自探取，自内持取纸笔，具疏：某处当留兵若干，余悉赴寨下。上顾曰：『真所谓颇、牧在禁中！』未几，唃厮哕果犯边。秦州方出兵，复召问曰：『玮战克乎?』对曰：『必克。』及玮捷书至，上谓迪曰：『卿何料之审也?』迪曰：『唃厮啰大举入寇，使谍者声言以某日下秦州会食，以激怒玮。玮勒兵不动，坐待其至，是则以逸待劳。臣用此知其决胜也。』

　　司马光记此事多差误，今不取，并依本传。

　　泾原路驻泊都监周文质请令知镇戎军李余懿以所部兵赴笼竿城驻泊，防护仪、渭等州纳质熟户。诏文质与曹玮及余懿叶议行之。以渭州吹麻城张族都首领张小哥为顺州刺史，大首领叶篯等五人并为本族军主。秦州永宁小路门威远寨大首领四十七人，并补军主，加检校官阶、勋，皆奖其内附也。小哥以兵助破鱼角啴，故命加等。己酉，曹玮言：『宗哥昨遣马波叱腊率兵到大小路门胁诱熟户，寻呼集令纳质于永康宁寨，有陇波、他厮麻二族不请，高继忠、王怀信领兵招唤。续得继忠等报：三族合众拒战，破马波叱腊，斩首三百余级。晚渡渭河，水涨失道，为蕃众所袭，溺死者二十五人，伤死者百人。』庚戌，泾原路走马承受麦永庆言：『唃厮啰率蕃族人马至青鸡李子，毕粟川驻泊都监周文质、王应昌领兵戍瓦亭塞防遏之，贼寻夜遁去。』

　　十月庚寅，以引进使、英州团练使、知秦州曹玮为客省使，领康州防御使，崇仪使、秦州驻泊钤辖高继忠领高州刺史，供备库副使驻泊都监王怀信为西京作坊副使，职任如故。渤海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李恕为马步军副都头，领奖州刺史，依前都虞候。自余将士并赐缗钱[27]，赏其击败宗哥也。

　　十一月壬子，以客省使、康州防御使、知秦州曹玮为秦州都部署，依前兼泾原仪渭州镇戎军缘边安抚使，以礼部郎中李及为太常少卿、知秦州。

　　天禧二年闰四月庚子，曹玮言：『缘边诸寨纳质者七百五十六帐，自吹麻城文法破散之后，其空俞、厮鸡波等族先投赏样丹者悉来归，唃厮啰数为磨啰瞎力骨所困，今还旧地。』

　　唃厮啰还旧地，不知何地名也。据《两朝国史》，唃厮啰与立遵不协，更徙居邈川。岂邈川即唃厮啰旧地乎?明年春，唃厮啰又与立遵同遣使入贡，则旧地又非邈川矣。

　　三年十二月丁酉，宗哥唃厮啰、李遵遣僧景遵来贡。

　　四年闰十二月，西边多言唃厮啰复作文法，虑为边患，独曹玮奏唃厮啰文法已散，无足虑者。朝议遣近臣察之。丁卯，命龙图阁学士陈尧咨为鄜延邠宁环庆泾原仪渭秦州路巡检安抚使，皇城使刘永宗副之。

　　五年三月，陈尧咨等言：泾原、环庆等州蕃部族帐并各安居。

　　九月戊寅，泾原驻泊都监王怀信言：宗哥唃厮啰遣蕃部来请和。诏怀信答谕之。怀信又言：镇戎军、环州约三百里，请置巡检一员。诏可。

　　乾兴元年二月，仁宗即位。

　　八月乙卯，泾原路总管司言：『西蕃宗哥与赵德明攻掠，请益兵为备。』从之。

　　十一月甲戌，泾原部署司言：『宗哥唃厮啰、立遵遣蕃部灼蒙胃、失卑陵赍文字及马一匹至本司，欲求内附。然立遵素多狡计，未可以为信。已遣蕃僧一人及先捕得谍者抹啰与来使同入宗哥，兼令刺探所与西界用兵胜负，庶预为边备。』

　　天圣元年二月戊戌，许宗哥唃厮啰、立遵岁一入贡。

　　二年十二月庚午，宗哥唃厮啰、立遵遣大首领厮铎正来贡方物。

　　三年正月乙未，泾原路总管司言：宗哥立遵乞给俸钱。诏渭州月给衣着五十疋、茶五十斤。

明道元年八月辛酉，以邈川大首领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亚然家首领温逋奇为归化将军。始立遵与曹玮战三都谷，不胜，又袭西凉，兵败，厮啰遂与立遵不协，要徙邈川，用温逋奇力论逋，数使人至秦州求内属，故有是命。已而逋奇作乱，囚厮啰置井中，出收不附己者，守井人间出，厮啰集兵杀逋奇，徙居青唐。

校勘记

[1]史介杜生南 《长编》卷八十一作『史个松生南』。

[2]乌蛮 原本作『马蛮』，据《长编》卷八十一改。

[3]田昭逊 《长编》卷八十一作『王昭逊』。

[4]贷其罪 原本作『代其罪』，据《长编》卷八十一改。

[5]同巡检使 原本脱『同』字，据《长编》卷八十一补。

[6]又益州 原本作『又义则』，据《长编》卷八十一改。

[7]同恶 原本作『同类』，据《长编》卷八十一改。

[8]遣使 原本作『遣赐』，据《长编》卷八十一改。

[9]蛮洞 原本作『蛮同』，据《长编》卷八十一改。

[10]藤牌 原本作『胜牌』，据《长编》卷八十一改。

[11]焚 原本作『楚』，据《长编》卷八十一改。

[12]分遣部下 原本作『分遣』二字，句不通，据《长编》卷八十一补。

[13]策援 此二字原本为二墨丁，据《长编》卷八十一补。

[14]七年 原本作『七月』，据《长编》卷八十一改。

[15]戊戌 原本作『戊寅』，据《长编》卷八十七改。

[16]公用钱 原本脱『钱』字，据《长编》卷八十七补。

[17]襄阳 《长编》卷八十七作『厢阳』。

[18]不旬日复叛扰夷性无厌 原本『不旬』以下八字为八墨丁，兹据《长编》卷八十七补。

[19]日程 原本脱『日』字，据《长编》卷八十八补。

[20]会合 原本脱『合』字，据《长编》卷八十八补。

[21]寨于 原本『于』字为墨丁，据《长编》卷八十六补。

[22]未及 此二字原本无，据《长编》卷八十二补。

[23]贪狡 原本此二字为二墨丁，据《长编》卷八十六补。

[24]四月 原本作『四年』，据《长编》卷八十六改。

[25]至宗哥 原本作『至□宗哥』，《长编》卷八十七作『至总噶尔埒』，译音不同。其墨丁或衍，今删。

[26]蕃汉 此二字原本为二墨丁，据《长编》卷八十七补。

[27]自余将士并赐缗钱 原本作『自余将□□□□钱』，据《长编》卷八十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七

真宗皇帝

庄献垂帘 杨太后附

　　景德元年正月乙未，以后宫刘氏为美人，杨氏为才人。刘氏华阳人，杨氏郫人也。上初为襄王，一日，谓左右曰：『蜀妇人多才慧，吾欲求之。』刘氏始嫁蜀人龚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张旻时给事王宫，言于王，得召入，遂有宠。王乳母秦国夫人性严整，不悦，固令王斥去。王不得已，出置旻家，旻亦避嫌，不敢下直，乃以银五百两与旻，使别筑馆而居之。其后请于秦国夫人，得复召入，于是与杨氏俱幸。美因改姓刘，为美人兄云。

　　司马光载庄献事自有两说，其间于襄王宫指使，若与《神宗实录·刘永年传》首所书合，今从之。

　　四年四月辛巳，皇后郭氏崩。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以美人刘氏为修仪，才人杨氏为婕妤。

　　五年五月戊寅，以修仪刘氏为德妃，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

　　九月，参知政事、刑部侍郎赵安仁罢为兵部尚书。先是，上议立皇后，安仁谓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上虽不乐，察其守正，不罪也。他日，与王钦若从论方今大臣谁为长者。钦若欲排安仁，乃誉之曰：『无若赵安仁。』上曰：『何以言之?』钦若曰：『安仁昔为故相沈义伦所知，至今不忘旧德，常欲报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刘氏为皇后。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本末。帝每巡幸，必以从。衣不纤靡，与诸宫人无少异。庄穆既崩，中宫虚位，上即欲立之，后固辞良久，乃降诏，而宰臣王旦忽以病在告。后疑旦有他议，复固辞，于是中书门下请早正母仪，后卒得立。凡处置宫闱事，多引援故实，无不适当者。帝朝退，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之。周谨恭密，益为帝所倚信焉。

　　此固《实录》旧文。盖垂帘时奏篇，其势不免如此，要皆删修。

　　六年正月庚申，置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并从一品，在昭仪上。又置司宫令，正四品，在尚宫上，著于令。以婕妤杨氏为婉仪。初议册皇后，上欲得杨亿草制。丁谓谕旨，亿难之，因请三代。谓曰：『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亿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乃命他学士草制。

　　江休复《杂志》云改命陈从易。按：从易此时为馆职，不应草制。黄庭坚《思贤》诗云改命陈彭年。彭年当此时亦未入翰林，或特旨令撰，如张齐贤封除目与吕夷简、曾致尧例，则不可知。然江、黄所记姓名必有一误，今但云『改命他学士草制』，更须详考之，尽得当时人文集检讨，亦可推求其姓名。

　　六月己巳，中书门下请依宗正寺所奏，降皇后三代父母名氏编入属籍。诏从之。

　　七年，皇后以后宫李氏所生子为己子，使婉仪保视之。皇子于是生五年矣，故仁宗尝呼后为『大娘娘』，婉仪『小娘娘』。

　　六月壬申，封婉仪杨氏为淑妃。始皇后为修仪，妃为婉仪，位几与后埒。上封泰山、祀后土、祠太清宫，凡巡幸皆从，荣宠莫比。妃通敏有智思，周旋奉顺，无所少忤，后亲爱之，故妃虽贵幸，终不以为己间。及受册，上不欲令藩臣贡贺，不降制外庭，止命学士草制付中书。翌日，宰相言：『宫掖加恩，朝廷庆事，臣下不可阙礼。望令各省依例受贺。』上勉从之。

　　天禧二年六月。初，皇后父通尝掌禁旅，从潘美征广南，又累战北面[1]，积劳至虎捷都指挥使，领嘉州刺史。太平兴国中护跸太原，卒于师。权殡京城西，累赠永兴节度使兼中书令，母庞氏赠徐国太夫人。是月，始葬通及庞氏，赠通太师、尚书令，谥武懿，命昇王府谘议参军张士逊具卤簿、鼓吹护葬祥符之邓公原，皇后亲临遣奠[2]，上御制祭文，置灵之右。

　　三年五月己未，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夏守恩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依前泰州防御使；洛苑使、勤州刺史[3]、同管勾皇城司刘美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领昭州防御使。上不豫，中宫预政，以守恩领亲兵倚用之，故与美并命。守恩寻迁殿前都虞候，美迁马军都虞候，守恩仍权殿前步军司，美权领马军司事。

　　守恩、美等迁在七月壬申，权领三司在八月丁酉，今并书之。美本传云：『先是，美与周怀政联事，怀政奸恣，人多畏惮，美未尝附怀政。左右有过，必痛绳之，亲从卒侦逻者，多不时更易，美按籍分番次均使焉。上屡欲授美兵柄，以皇后恳让，故中辍者数四，于是卒用之。』此传盖当时修史官以媚太后耳，今不取。

　　四年六月，宰臣寇准请治皇后宗人横于蜀夺民盐井事（见《丁谓事迹》），翰林学士钱惟演女弟实为马军都虞候刘美妻，监察御史章频当受诏鞠邛州牙校讼盐井事，刘美依倚后家，受托使人市其狱。频请捕系，上以后故不问，出频知宣州。

　　十一月己巳，宰臣李迪以户部侍郎，出知郓州，放朝辞，即时赴任（事见《丁谓事实》）。先是，上久不豫，语言或错乱。尝盛怒，语辅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刘氏独留朕于宫中。』众皆不敢应。迪进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寤曰：『无是事也。』后适在屏间闻之，由是恶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谓等媒孽，亦中宫意耳。

　　十二月乙亥，上力疾御承明殿，召辅臣，谕以尽心辅太子，手书一幅付之，其略曰：『内廷有皇后辅佐宣行，庶无忧也。』

　　乾兴元年二月戊午，上崩于延庆殿，仁宗即皇帝位。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事权取皇太后处分。百官见上于延庆殿之东楹。初，辅臣共听遗命于皇太后，退即殿庐草制，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丁谓欲去『权』字，王旦曰：『政出房闼，斯已国家否运。称权尚足示后。且言犹在耳，何可改也?』谓乃止。曾又言：『尊礼淑妃太遽，须他日议之，不必载遗制中。』谓拂然曰：『参政顾欲擅改制书耶?』曾复与辨，而同列无助曾者，曾亦止。时中外汹汹，曾正色独立，朝廷赖以为重。

　　二事据王曾《言行录》，曾本传无之。丁谓传乃云谓欲去『权』字，坐此忤太后意。谓憸人，必不能。或谓窜逐后羞悔前作，猥语窃曾以为已力，欲欺世盗名，而史官误信之，今不取。《言行录》又云尊淑妃为皇太妃，亦谓所增，遗制本无之，则恐不然。若遗制果无，曾岂容不力辨?盖曾未欲遽行，将执奏而谓止沮曾耳。曾自言此事宜不缪，但记录者偶失之，固当取其可信者。江休复《杂志》亦云真宗上仙，明肃召两府入谕之，一时号泣。明肃曰：『有日哭，在且听处分。』议毕，王文公作参政秉笔，至『淑妃为皇太妃』，卓笔曰：『适来不闻此语。』丁崖州曰：『遗制可改耶?』众亦不敢言。明肃亦知之，始恶丁而嘉王之直。按：《杂志》与《言行录》略同。然丁谓但欲谄事明肃耳，于淑妃何取焉?若明肃果无此语，谓安敢强增加以拂明肃意?且谓当此时方宠幸，未见恶也，雷允恭欺诈，乃觉。恐江氏亦传闻未审，今不取。

　　乙未，群臣诣东上閤门上表，请听政。又诣东内门请皇太后延对辅臣，皆批答不允。表三上，乃从之。先是，群臣请皇太后御殿，太后遣内侍张景宗、雷允恭谕曰：『皇帝视事，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也?』乃令二府详定仪注。王曾援东汉故事，请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帘听政。既得旨，而丁谓独欲皇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与帝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曾曰：『两宫异处而柄归宦者，祸端兆矣!』谓不听。癸亥，太后忽降手书，处分尽如谓所议。盖谓不欲令同列参与机密，故潜结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及学士草词，允恭先特示谓，阅讫乃进。

　　欧阳修作《晏殊神道碑》云：丁谓、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殊建言：君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无得见。』议遂定。附传、正传俱无此，今亦不敢【杰按：敢，“取”之误】。

　　三月庚寅，初御崇德殿听朝。皇太后设幄次于承明殿，垂帘以见辅臣。丁谓等奏曰：『属者太后受遗总政，群情协宁，实天命所定。』太后遣内侍答曰：『先帝升遐，内外晏然，皆卿等夙夜尽忠。』丁谓等各两拜。

　　四月壬寅。光禄寺丞尉氏马季良家本茶商，刘美女婿也，于是召试馆职。太后遣内侍赐食，促令早了，主试者分为作之。

　　此据江休复《杂志》。主试者，学士晏殊也。

　　戊午，加赠皇太后三代：父太师、尚书令通为彭城郡王，母徐国太夫人庞氏为越国太夫人，兄昭德节度使兼太尉美为侍中。雷允恭擅易皇堂，太后怒甚，允恭伏诛（见《雷允恭擅易皇堂》）。初，丁谓与雷允恭协比专恣，内挟太后，同列无如之何。太后尝以上卧起晚，令内侍传旨中书，欲独受群臣朝。谓适在告，冯拯等不敢决，请谓出谋之。及谓出，力陈其不可，且诘拯等不即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尝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太后滋不说。允恭既下狱，王曾因是并逐谓。

　　六月癸亥，责谓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详见《丁谓事迹》）。

　　七月丁未，冯拯加司徒，曹利用武宁节度使，王曾加中书侍郎、平章事，吕夷简为给事中，鲁宗道为右谏议大夫，并参知政事。已卯，辅臣三上表[4]，请皇太后遵遗制，每五日一临便殿，依先定仪注，许令中书、枢密院奏事，与皇帝共加裁酌。皇太后不许。复上皇帝表，乃从之。甲午，辅臣请皇太后、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凡军马机宜及臣下陈乞恩泽，并呈禀取旨，若常事，即依旧进入，候印画付外；或事从别旨有未可行者，即于殿前纳下，再俟处分。从之。

　　八月乙巳，上与皇太后御承明殿，垂帘决事，始用王曾议也。宰相率百官拜表称贺，太后哀恸久之，令内侍宣谕曰：『候上春秋长，即当还政。』冯拯等言：『太后临朝，盖先帝顾命之托也。』拯继丁谓为首相，颇欲蹑谓故迹，王曾独晓以祸福，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决于两宫。初，谓定太后称『予』，谓败，中书与礼仪院参议，每下制令称『予』，而便殿处分事称『吾』，太后诏止称『吾』。

　　十月己酉，葬真宗于永定陵。礼仪院请避皇太后父祖讳，诏惟避父彭城王讳，仍改通进司为承进司。初，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宫中，以银罩覆神主。参知政事吕夷简言：『此未足以报先帝也。今天下之政在两宫，惟太后远奸邪，奖忠直，辅导皇帝，成就圣德，则所以报先帝者，宜莫若此。』甲子，上与皇太后始复御承明殿。

　　十一月乙亥，皇太后生日为长宁节。中书言：『前一日百官就大相国寺建道场，罢日赐会于锡庆院。禁刑及屠宰七日。前三日命妇进香合，至日诣内庭上寿。三京度僧道比乾元节三分之一，而奏罢紫衣师号。』诏进奉上寿候真宗丧制毕，余从之。初，辅臣及礼官请如乾元节例，而太后多所裁损，故中书更为此奏。礼仪院奏：『制太后所乘舆名之曰大安辇，具太后出入鸣鞭，仪卫凡御龙直总五十四人，骨朵直总八十四人，弓箭直、弩直各五十四人，殿前指挥使、左右班各五十六人，禁卫皇城司二百人，宽衣天武二百人，仪卫供御辇官六十二人，宽衣天武百人。其侍卫诸司应奉，悉如乘舆。』

　　天圣元年正月丙寅，赠侍中刘美妻吴兴郡夫人钱氏封越国夫人。钱氏，惟演妹也。及卒，辍视朝三日。上初即位，太常丞、直集贤院、判吏部南曹丁度尝献《王凤论》于皇太后，以戒外戚。

　　五月甲戌，诏承明殿垂帘日，许三司、开封府、御史台与属官一员同奏事。

　　六月己巳，右侍禁、閤门祗侯、嘉州犍为县驻泊防遏边界公事王蒙正请遇长宁、乾元节就峨眉山设斋及备土贡，令子弟入献。仍请给馆券。从之。蒙正与太后有连，其女，刘从德妻也。

　　二年五月。先是，诏议上皇太后礼服。太常礼院言：『《开宝礼》：皇太后当衣袆衣，以青衣革带、青袜舄、白王双珮、黑组双大绶、素纱中单、蔽膝大带，首饰花十二株，受册、亲蚕、朝会诸大会则服之。又隋制：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以绯罗为之，宴见宾客则服之。今议每朝谒神御往还，乘辇服朱衣，而蔽膝、革带、大带、宝装、绶、珮、袜、金饰、履悉如衣之色。常视事去蔽膝、带、珮、袜，或衣鞠衣，则以黄罗为之。亦用宝装绶、大带、履。』命内侍周文质如所议以制，至是上之。

　　七月。初，真宗崩，内遣中使赐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白金三千两，令市田，院僧不敢受。本路转运使言：『旧制：寺观不得市田以侵农。』上谓宰臣曰：『此为先帝殖福，其勿拘以法，仍不得为例。』既而寺观稍益田矣。皇太后微时，尝过玉泉，有老僧言：『后当极贵。』既如其言，累召不至，故有是赐。

　　邵伯温《闻见录》云：『章献明肃太后，成都华阳人。少随父下峡，至玉泉寺，有长老善相人，谓其父曰：「君贵人也。」及见后，则大惊曰：「君之贵，以此女也。」又曰：「远方不足留，曷游京师乎?」父以贫为辞，长老者赠以金百两。至京师，真宗判南衙，因张耆纳后宫中。及即位，为才人，进宸妃，至正位中宫，声动天下。仁宗即位，以皇太后垂帘听政，玉泉长老已居长芦矣。后屡召不至。遣使召问所须，则曰：「道人无所须也。玉泉寺无僧堂，长芦无三门，后其念之。」后以本阁服用物下两寺为钱，以建长芦寺临江门，起水中。既成，辄为蛟所坏。后必欲起之，用生铁数万叠其下，门乃成。蛟畏铁也。今玉泉僧堂，梁记云：后所建。』

　　甲辰，群臣表上皇太后尊号曰应元崇德仁寿慈圣，皆不允。表三上，乃从之。丁未，刑部郎中、判户部勾院李若谷为契丹妻生辰使，内殿承制、閤门祗侯范守庆副之。若谷等辞日，不俟垂帘请对，遽诣长春殿奏事。太后不悦，寻命章得象、冯克忠代焉。

　　九月，两制定皇太后于崇政殿受尊号。册上，以其礼未称，甲午，诏改就文德发回于天安殿。然太后意欲就天安殿受册，王曾言不可，乃止。丁未，上谕辅臣曰：『昨燕宫中，朕数四勉皇太后，方听乐。』王钦若寻以上语问太后，太后曰：『自先帝弃天下，吾终身不欲听乐。皇帝再三为请，其可重违乎?』

　　三年正月辛卯，长宁节，请如乾元节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诏止度三百人。壬子，加赠皇太后兄赠侍中刘美中书令，追封嫂越国夫人钱氏为郓国太夫人。

　　四月，以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刘煜知河南府。煜先世代郡人，后魏迁都，因家河南。唐未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惟刘氏自十二代

　　祖北齐中书侍郎环隽以下，仕者相继。环隽生隋大理卿坦，坦生唐渝国公政会，由政会至煜十一世，皆葬河南，而世牒具存。煜尝权发遣开封府事，独召见，太后问曰：『知卿族欲见卿家谱，恐与吾同宗也。』煜曰：『不敢！』他日数问之，煜无以封，因以风眩仆而出，乃免。

　　四年十二月丁亥，上谓辅臣曰：『朕欲元日率百官先上皇太后寿，然后御天安殿受朝贺。其令太常礼院草具其仪。』皇太后曰：『岂可以吾故而后元会之礼哉?』王曾等曰：『陛下以孝奉母仪，太后以谦全国体。请如太后命。』因再拜称贺。上固欲先上太后寿，既退，出墨诏付中书。

　　五年正月壬寅朔，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黎明，百官并常服，并契丹使班庭下。内侍请皇太后出殿后幄，鸣鞭升坐，又诣殿后皇帝幄，请服靴袍，于帘内皇太后前再拜称贺。皇太后曰：『履端之福，与皇帝同之。』遂奉觞跪进曰：『谨上千万岁寿。』又再拜。皇太后曰：『恭举皇帝之觞。』教坊乐止，皇帝还幄宣事，舍人引百官横行再拜，太尉自西阶升，贺，俯伏兴，降，还位，在位皆再拜。侍中承旨曰：『履端之吉，与公等共之。』太尉又自东阶升，奉觞跪进于帘外，内谒者捧以进。太尉北向拜进，曰：『谨上千万岁寿。』太尉降，还位。典仪曰：『再拜！』在位再拜。宣徽使承旨曰：『谨举公等之觞。』典仪曰：『再拜！』分班序立。宣事舍人引太尉以下升殿，帘外及东西厢坐。酒三行，侍中奉礼毕，皇帝乃服袞冕，御天安殿受朝贺。

　　七月己未，上以灾异数见，诏群臣毋得因郊祀请加尊号。时太后欲独加尊号，遣内侍谕辅臣。辅臣力言不可，太后从之，乃别下书于中外。

　　六年三月戊申，太后幸赠侍中刘美第，左司谏刘随奏疏劝止，太后纳其言，自后不复再驾。

　　此据宋祁所作随墓铭。传云：『太后不宜数幸外家。』恐误也，今改之。

　　六月丁亥，以太常丞、直史馆马季良为龙图阁待制。先是，太后欲擢季良侍从，王曾难之。会曾移疾，太后谕中书令亟行除命。执政承顺，且遽迫，季良止以三丞充待制。盖三丞未有预内阁清职者，朝论哗然，益重曾之守正云。

　　七月乙巳，以户部判官、左司谏刘随知济州。随在谏职，前后所论甚众。帝既益习天下事，而太后犹未归政。随请军国常务专禀帝旨，太后不悦。会随请外，因命出守。

　　七年正月癸卯，枢密使曹利用罢。利用为太后所严惮也（见《利用罢枢密》）。

　　二月庚申，礼部侍郎、参知政事鲁宗道卒。太后临朝，宗道屡有献替。太后问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太后默然。时有上言请立刘氏七庙者，太后以问辅臣，众不敢对，宗道独曰不可。退谓同列曰：『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帝、太后将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辇前帝行，宗道曰：『妇人有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太后辇后乘舆行。

　　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乃御天安殿受朝。秘阁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疏入，不报。晏殊初荐仲淹为馆阁，闻之大惧，召仲淹，诘以狂率邀名，且将累荐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缪辱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书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愧谢焉。又奏疏请皇太后还政，亦不报，遂乞补外，寻出为河中府通判。

　　欧阳修作仲淹神道碑云：『太后将以至日大会前殿，上率百官为寿，仲淹言之，其事遂已。』按：仲淹奏入不报，上寿会庆殿未尝已也。岂修谓止在便殿、不在前殿为听仲淹之言乎?然供张使殿，实自王曾执奏，非由仲淹矣。修盖误，今不取。富弼作仲淹墓碑亦云：『疏奏，遂罢上寿仪。然后颇不怿，寻出为河中府通判。』弼亦误。今但取其出倅河中府附见于此。僧文莹以为仲淹时任右司谏，太后先遣中使谕令勿言。此妄也，今不取。

　　八年四月甲午，徙工部郎中、京西转运使王彬为河北转运使。部吏马崇政[5]，太后姻家，猾横不法。彬发其赃罪下吏，忤太后意，复徙京东。

　　六月，赐和州刺史刘从德敕书奖谕。从德知卫州，辟屯田员外郎戴融为同判，而融楚人，善谄佞，因率州人千数，妄言治有异状，乞刻碑记之。朝廷虽不许，以太后故，犹降褒诏。从德，美之子也。县吏李熙辅者善事从德，乃荐于朝。太后喜曰：『儿能荐士，知所以为政也！』即日擢熙辅京官。从事河南郑骧因缘从德，亦擢美官。时监司以太后故多假借从德，独转运使王立按举无所容。

　　十二月己未，诏长宁节百官上寿于崇政殿。初，上谓辅臣曰：『昨郊礼毕，朕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贺皇太后于会庆殿。明年长宁节，宜定百官上寿仪下太常礼院议。』而太后不欲御会庆。乙未，诏上寿于崇政殿，既而复就会庆。

　　九年正月丙辰，长宁节，百官初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

　　六月，翰林学士宋绶、西上閤门使曹琮、夏元亨上《新编皇太后仪制》五卷，诏名曰《内东门仪制》。

　　十月己卯，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为龙图阁学士、知应天府。时太后犹称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帘决事，而上未始独对群臣也。绶言：『唐先天中，睿宗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处分军国重务，除三品以上官决重刑。明皇日听政，除三品以下官决徒刑。今宜约先天制度，令群臣对前殿取旨。』书上，忤太后意，故命出守。

　　十一月，曹修古等责降（见《外戚恣横》）。

　　明道元年二月，宸妃李氏薨，凿垣出丧（详见《追尊庄献太后》）。

　　十二月，议太后谒庙仪注（见《籍田》）。丙午，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

　　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谒庙（见《籍田》）。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募天下善医驰传赴京师，僧道、童行系帐，京畿三年，西京、南京五年，诸道七年，并与剃度披带。乾兴以来贬死者复其官。甲午，皇太后崩。遗诰尊太妃为皇太后，皇帝听政如祖宗旧制，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赐诸军缗钱。乙未，帝御皇仪殿之东楹，号恸见辅臣，且言：『太后疾不能言，而犹数引其衣，若有所属，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何以见先帝乎?』帝悟。以后服敛。即命吕夷简为山陵使。既宣遗诰，閤门趣百官贺太后于内东门。御史中丞蔡齐正色谓台吏：『毋追班。』入白执政曰：『上春秋长，习天下情伪。今始亲政，岂宜使女后相继称制乎?』执政无以夺。

　　四月丙申朔，下诏求助，删去遗诰『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之语。

　　《会要》云：初，遗诰有云『皇太妃与吾同事先朝，备彰懿范。自今朝之临御，亦共赞于内谋。爰属慈辰，允当崇奉。宜尊为皇太后。往者皇帝践祚，方在冲年。吾禀先帝遗言，使权助军国大事。今皇帝君临一纪，盛德日新，此后听断，一依祖宗旧规。如有军国大事，皇帝与皇太后內中裁量』之语。往往窃议，浸淫上闻，乃令中书门下掇出遗诰中皇太后事，不须并告天下。于是群臣庆帝之明睿独断，出前古远甚。有司因得用咸平旧章以正其礼矣。或云：遗诰以杨太妃为太后，上以问吕夷简，对曰：『典古无此。』上曰：『奈太后已许之矣。』夷简多智，善迎合，即问上曰：『太妃乐乎?』上曰：『乐之。』夷简即赞曰：『陛下自此，宫中甚孤立之为便。』夷简退，以此意明语同列。时谏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说，竞不敢争。夷简多不正以结上，皆有说以胜人。今皆不取，但以齐传为正。《龙川别志》称吕夷简谓蔡齐不知遗诰意，今移见尚、杨二美人争宠时。

　　丁酉，群臣上表请听政，不允。五上，乃从之。庚子，见辅臣于皇仪殿之东楹，追尊庄懿皇后（见本事）。庚申，太常博士、秘阁校理范仲淹为左司谏。仲淹初闻遗诰以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亟上疏言：『太后，母号也。未闻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时已删去『参决』等语，然太后之号讫不改，止罢其册命而已。

　　富弼墓志云：『上悟，止存后号而已。』恐当日删去『参决』等语，未必缘仲淹奏疏，今且附见。『罢其册命』，此据欧阳修神道碑。

　　壬戌，始御崇政殿，改命张士逊为山陵及园陵使。癸亥，上大行皇太后谥曰庄献明肃。

　　五月辛未，屯田员外郎庞籍为殿中侍御史。籍奏请下閤门取垂帘制尽焚之。癸酉，诏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识大体，务诋讦一时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帘日诏命中外，毋辄以言。』始太后称制，虽政出宮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有改作，赐与有节。晚稍进外家，任内臣。然太后保护帝既尽力，而帝所以奉太后亦甚备。太后常命工为帝结珠鞍，帝心不欲之，然不敢毁，以置真宗神御殿，其恐伤太后意如此。及太后崩，言者多追垂帘时事，左司谏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矣。宜掩其小过，以全大德。』帝大感悟，乃降是诏。

　　八月壬寅，名庄献明肃太后新庙曰『奉慈』，从翰林学士冯元等议也。

十月丁酉，葬庄献明肃皇太后、庄懿皇太后于永定陵。己酉，祔葬庄献明肃皇太后、庄懿皇太后于永定陵。己酉，祔神主于奉慈庙。

校勘记

[1]战北面 原本脱『北面』二字，据《长编》卷九十二补。北面，谓北汉刘继元也。

[2]遣奠 原本『遣』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九十二补。

[3]勤州 原本『勤』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九十二补。

[4]三上表 原本脱『三』字，据《长编》卷九十九补。

[5]部吏 原本作『部使』，据《长编》卷一○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八

真宗皇帝

训导太子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癸亥，后宫李氏生子。知开封府周起方奏事，上谓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上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怀金钱出，探以赐起。李氏杭人，初入宫侍刘修仪，庄重寡言，上命为司寝。既有娠，从上临砌台，玉钗坠，上恶之。上私卜：钗完当生男子。左右取钗以进，殊不毁。上喜甚，已而果生子。后封李氏为崇阳县君，复生一女，不育。李氏所生，是为仁宗。七年二月，车驾祀太清宫还。戊午，次襄邑县。皇子来朝。

　　三月丁未，以皇子受益为左卫上将军，封庆国公，月给俸钱二百千。初，宰相屡言：『皇子未议封建，中外系望。今朝修礼成，愿特降制命。』上虽从之，而谦让未加王爵。旧制：国公食邑三千户，今止千户，有司之误也。皇子即后宫李氏所生，于是五年矣。刘皇后以为己子，使杨婉仪保视之，故仁宗尝呼后为『大娘娘』，婉仪为『小娘娘』。

　　八年十二月戊寅，皇子加冠礼。辛卯，以皇子庆国公受益为忠正军节度使兼侍中，封寿春郡王。旧制：本州当选牙校、僧道至阙称贺。诏罢之，止令官吏附驿上贺状。

　　九年正月壬申，以兵部郎中张士逊为户部郎中[1]，直昭文馆，左司谏、直史馆崔遵度为户部员外郎、直史馆如故，并充寿春郡王友。赐袭衣、犀带、缗钱，又赐遵度金紫，作诗宠之。时王将受经[2]，命中书择耆德方正有学术者为府官。士逊时为河北转运使，以其平雅和谨，历外任著治声，澹于荣利；遵度同修起居注十年，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间，虑上见之，缙绅推其长者。即召士逊赴阙，而并命焉。初，宰相将用士逊等为翊善、记室，上曰：『翊善、记室，府属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见答拜，示宾礼之意。士逊尝谒王旦，称王学书有法。旦曰：『公为王友，职止于是耶?』士逊愧谢。

　　欧阳修以此事为责谕德。按：二年八月始建东宫，崔遵度为谕德，时王旦已死矣。今止从《遗事》。

　　二月甲午，诏筑堂于元符观南，为皇子就学之所[3]，赐名曰资善。上作记，刻石堂中，命入内押班周怀政为都监，入内供奉官杨怀玉为寿春郡王伴读，仍面戒不得于堂中戏笑及陈玩弄之具，庶事由礼，使王亲近僚友。丙申，以后宫崇阳县君李氏为才人。

　　五月戊午，诏奖寿春郡王友张士逊等，以王读《孝经》彻章故也。王初为诗，即自成章，有『人心怀礼义』之句。上喜，以语辅臣。

　　天禧元年二月戊寅，寿春郡王受益兼中书令。

　　七月，宰臣王旦以病坚求罢相。甲寅，召对滋福殿，因命皇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

　　旦《遗行录》及神道碑并称『皇太子』。按：此时未建东宫，今称皇子。《会要》亦称皇太子，又以为祥符九年事，尤误也。

　　十月辛卯，寿春郡王读《论语》终，上作诗赐王及王友张士逊等。

　　二年正月辛亥，幸元符观资善堂，宴从臣及寿春郡王府官属。出御制赐寿春郡王《恤黎民》等歌、《元符观资善堂》等记、颂，并出寿春郡王诗什笔翰示宰相。

　　二月丁卯，以昇州为江宁府，置军曰建康，命寿春郡王为节度使，加太保，封昇王。先是，宰臣因对，屡言：『王性聪悟，好学乐善，孝谨弥笃，迥然老成，而未正封爵，中外人情咸有所属望。愿乞依臣等奏，早议崇建。』上谦让久之，洎固请再三，用许焉。戊辰，以寿春郡王友张士逊、崔遵度并为昇王府谘议参军，左正言、直史馆晏殊为记室参军。

　　八月丁酉，群臣上表请立皇太子，不允。表三上，许之。先是，知梧州、卫尉寺丞陈执中上《复古要道》三篇，上异而召之。上时已属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储者。执中既至，进《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为说。翌日，上以他疏示辅臣，皆赞曰：『善。』上指其袖中曰：『更有善于此者。』出之，即《演要》也。因召对便殿，劳问久之，寻擢为右正言。执中，恕之子也。

　　《实录》载执中得见于崇政殿，其日甲寅，在立太子后凡十日。据本传，则执中既见逾月，乃立太子。不知孰是。以事理推之，本传当得其实。盖群臣因执中言，始有建储议。见于崇政，恐非初对也。今从本传。

　　甲辰，立昇王受益为皇太子，改名祯。大赦天下，惟十恶、劫杀、谋杀、故杀、斗杀、盗官物、造符印官典、犯赃论如律，宗室并加恩，文武常参官子为父后见任官者，赐勋一转。乙巳，以翰林学士晁迥为册立皇太子礼仪使，命秘书监杨亿撰皇太子册文，知制诰盛度书册，陈尧咨书宝。庚戌，以右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乐黄目为给事中，兼太子左庶子、昇王府谘议参军，吏部郎中、直昭文馆张士逊为右谏议大夫，兼右庶子，礼部郎中、直史馆崔遵度为吏部郎中、直史馆兼左谕德、记室参军，左正言、直史馆晏殊兼舍人，赐金紫。右正言鲁宗道为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赐绯鱼。玉清昭应宫官、资善堂都监、左藏库使、长州刺史、人内押班周怀政为左骐骥使、入内副都知，兼管勾左右春坊事。以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上初欲授迪太子太傅，迪辞以太宗时未尝立保、傅，乃止兼宾客。而诏皇太子礼宾客如师傅。诏中书门下五品、尚书省御史台四品、诸司三品见皇太子并答拜，自余受拜。癸丑，上作《元良箴》赐皇太子，又作诗分赐宾客而下。丁巳，诏皇太子月给钱二千贯。礼仪院言：『至道中，敕在官于皇太子称名，宫寮称臣。续准敕依皇太子所请，宫寮止称名。』诏如至道之制。

　　九月甲子，右谏议大夫兼太子左庶子张士逊等言[4]：『臣等日诣资善堂参见皇太子，犹令升阶列拜，然后跪受[5]。望令坐受参见。』不许。乙丑，蔡州团练使德雍等请皇太子受拜，不许。丁卯，御天安殿册皇太子。壬申，皇太子谒玉清昭应宫、景灵宫。癸酉，谒太庙。

　　十二月壬寅，召知益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曙为给事中兼太子宾客，职如故。

　　三年二月丁未，出皇太子所书御诗赐宰相。上作《学书歌》赐太子。丙辰，又作《劝学吟》赐之。

　　四月，诏太子右庶子张士逊已下，每遇皇太子侍车行幸，许依内殿起居陪从。

　　九月丙子，赐皇太子元良《述六艺箴》、《承华要略》十卷、《授时要略》十二卷，又以国史、两朝实录、太宗文集并御集、御览群书赐皇太子，遂宴从官。辛巳，给事中、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李迪言：『昨日东宫赐宴，臣获陪侍。皇太子举动由礼，言不轻发，视伶官杂戏，未尝妄笑。左右瞻仰，无不恭肃。』上曰：『常日居内庭，亦未尝妄言也。』寇准曰：『皇太子天赋仁德，严重温裕。复禀圣训，勤道力学，实邦家之庆也。』

　　十一月辛酉，閤门、太常礼院上《大礼称庆合班图》，皇太子序位在宰相上。太子恳让，上以谕辅臣，寇准等陈：『储副之重，不可谦抑，望遵仪制。』再请，乃许。戊辰，翰林学士钱惟演言：『正阳门习仪，皇太子立于御坐之西。左右以天气暄煦，捧伞障日，太子不许，复遮以扇，太子又以手却之。文武在列，无不瞻睹。有司设马台于太庙内，太子乘马至门，命移出萧屏外，下马步进。及南郊坛，前驱者解青绳将入外壝，太子亟止之。将及外壝，即下马。伏以太子英睿之德，既自天资；谦恭之志，实遵圣训。虽汉储被诏，不绝驰道。五官正服，以见侍臣。比兹巨美，不可同日而语矣。昔桓荣以储宫专精博学，谓之国家福祐，书于史册。今太子持谦秉礼，发自至诚，士民传说，充溢都邑。伏望宣付史馆，以彰盛德。』诏奖皇太子，仍优答惟演。甲戌，皇太子言：『于玉清昭应宫建殿置经藏。以资圣算。』功毕，有诏褒答。

　　四年六月，上不豫。寇准欲请太子监国，事泄，丁谓等力谗之，准罢政事，为太子太傅、莱国公。

　　七月癸亥，上对参知政事李迪等于滋福殿。上初欲相迪，迪固辞，于是又以属迪。有顷，皇太子出拜上前，曰：『蒙恩用宾客为相，敢以谢。』上顾谓迪曰：『尚复何辞耶?』丙寅，以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李迪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平章事。甲戌，周怀政等谋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皇后。事泄，怀政伏诛（事見《周怀政谋废立》）。怀政既诛，有欲并责太子者。上意惑之。李迪从容奏曰：『陛下有几子，乃为此计！』上大寤，由是东宫得不动摇，迪之力居多。

　　此据《记闻》。

　　八月辛卯，以太常丞、直龙图阁冯元为左正言兼太子右谕德。初，太子为寿春郡王，王旦荐元宜讲经资善堂。帝以元少，更命崔遵度。遵度卒，乃命元代之。

　　九月壬子，以玉清昭应宫副使、尚书右丞林特为工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副使如故。

　　十月己卯，资善堂上梁，皇太子会官僚观之。太子太保王钦若承诏旨与焉。壬辰，以太子太保王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仍令日赴资善堂，侍皇太子讲读。丙午，召皇太子、宗室、近臣赴玉宸殿翠芳园观稻，遂赐宴。

　　十一月乙丑，上对辅臣于承明殿。上曰：『朕迩来寝膳颇渐康复，然军国之事，未免劳心。今太子年德渐成，皇后素贤明，临事平允，深可付托。欲令太子莅政以外，皇后居中详处。卿等可议之。』辅臣进曰：『臣等所奉德音，实邦家之大庆。况皇太子升储以来，日隆德望。皇后辅佐岁久，中外遵教，海内瞻企，人无间言。然太子既监总朝政，望令中书、枢密大臣各兼东宫职任，庶日奉谋议，便于翼赞。』上许之，于是退议其等例，传旨命学士草制，诏可。自寇准贬斥，丁谓浸浸擅权，至除吏不以闻。李迪愤懑，尝慨然语同列曰：『迪起布衣，十余年至宰相，有以报国，死且不恨，安能附权臣为自安计乎?』及议兼职，时迪已带少傅，欲得中书侍郎、尚书。谓执不可，遂草熟状，谓加门下侍郎兼少师，迪加中书侍郎兼左丞，曹利用加检校太师，冯拯加检校太尉，并兼少保。任中正加右丞，钱惟演加兵部侍郎，王曾加户部侍郎，并兼宾客。玉清昭应宫副使工部尚书林特、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张士逊先兼太子宾客，并改詹事。翰林学士、户部员外郎晏殊先兼舍人，改左庶子。余官悉如故。丙寅，谓、迪等人对于长春殿。迪与谓忿争上前，上怒，各降秩一级罢相，谓知河南府，迪知郓州。制书犹未出，钱惟演恐谓出则己失援，白上欲留之，并请留迪。戊辰，命谓以户部尚书、迪以户部侍郎归班。是日，惟演及中正、曾等并如初议迁秩，领东宫官，而太子议政诏书及拯、利用等制皆格。己巳，谓人对请留，诏送谓赴中书依旧视事，仍诏迪出知郓州，放朝辞，即时赴任（余见《丁谓事迹》）。庚午，诏：『自今中书、枢密院、诸司该取旨公事仍旧进呈外，其常程事务，委皇太子与宰臣、枢密使已下，就资善堂会议施行讫奏。』皇太子上表陈让，优诏不允。初议欲令太子总军国事，丁谓以为不可，曰：『即日上体平，朝廷何以处此?』李迪曰：『太子监国，非古制耶?』力争不已。迪既罢出，故有是诏。

　　迪本传以谓此制诏在迪未罢相时，盖误也。

　　辛未，吏部尚书、平章事丁谓加左仆射、门下侍郎兼太子少师，枢密院使、同平章事冯拯为右丞、仆射、中书侍郎兼少傅、平章事，枢密使、同平章事曹利用兼少保。中书、枢密院上言：『自今百官五日于长春殿起居，其余只日亲朝，请御承明殿。其或皆不坐，则令閤门宣传放朝。』从之。壬申，皇太子见宰相、枢密使于资善堂，诸司职掌以次参谒。甲戌，翰林学士太子左庶子晏殊、礼宾副使太子宫祗侯杨怀玉上《新编赐东宫御制》五十卷。时辅臣论次御集，乞降赐皇储文字，遂命怀玉编录。怀玉请令殊同纂集，至是来上。

　　十二月乙酉，赐泾王元俨银五千两，宗室防御使各千两，团练使八百两，余各有差。又赐太子少师丁谓、少傅冯拯、少保曹利用各四千两，宾客任中正、钱惟演、王曾、太保王钦若、詹事林特三千两，左庶子晏殊、詹事张士逊各二千两，谕德鲁宗道、冯元各千两，自余宫臣、常从各有差。又赐殿前副都指挥使蔚昭敏钱四百万，步军副都指挥使冯守信三百五十万，殿前都虞候夏守恩、马军都虞候刘美各三百万，四厢都指挥使、诸班、诸军都虞候而下，视月俸给之，以皇太子亲政行庆也。诏：『中书、枢密院自今内臣传旨处分公事，并须奏覆，令中书提点五方堂后官、枢密院承旨而下，自今月十三日以后，从宰臣、枢密使赴资善堂祗侯二中书、枢密院上言：『请自今遇只日，承明殿不视朝，则入内都知传宣，中书、枢密院诣太子资善堂议事，应时政及后殿军头司公事素有定制者施行讫奏。系迁改升降者，送中书、枢密院进呈取旨。如无公事，则宰臣、枢密使已下遇参辞谢皇太子，许三二人以上为一班，诣堂延见。自余官僚并止留榜子。』诏从之。自是辅臣每会议，皇太子秉笏南面而立，中书、枢密院以本司事递进，承令旨时政之外，京朝幕职、州县官、使臣、禁卒咸引对焉，事毕，接见辅臣如常礼。庚寅，诏中书、枢密院每赴资善堂议事，止令张景宗一员侍皇太子，余悉屏之。丁酉，中书、枢密院言：『每至资善堂，请皇太子无答拜。』诏不许。辛丑，皇太子会师傅、宫官于资善堂，赐教坊乐。

　　闰十二月。上久不豫，前二日因饵药泄泻，前后殿罢奏事。乙亥，力疾御承明殿，召辅臣语其状，因谕以尽心辅导储贰之意。出手书一幅付之，其略曰：『朕近觉微恙发动，四体未得痊和。盖念太祖、太宗创业艰难，不敢懈怠。忧劳积久，成此疾疹。今皇太子虽至性天赋，而年未及壮，须委文武大臣尽忠翊赞。自今要切时政，可召入内都知会议闻奏，内庭有皇后辅佐宣行，庶无忧也。』丁谓等进曰：『陛下微爽康和，即当平愈。况元储已亲庶政，克固海内之心。宫阃内助，事皆平允。特宽圣虑，勉近药医，以宁福祉。』自是圣体渐平，凡旬浃乃复常焉。时太子虽听事资善堂，然事皆决于后，中外以为忧。钱惟演，后戚也。王曾说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宫不能立。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惟演以为然，因以白后，两宫由是益亲，人遂无间。

　　五年三月庚子，宰臣丁谓请自今兼太子师、傅，十日一赴资善堂；宾客已下，只日更互陪侍讲学。上可之。

　　四月丁未，以内殿崇班雷允恭为皇太子宫都监、同管勾资善堂左右春坊司事。戊午，皇太子生辰，宴官僚、辅臣于资善堂。

　　五月癸未，诏皇太子读《春秋》。辅臣奏曰：『臣等时入资善堂，陪侍讲席。太子天姿英迈，好学不倦，亲写大小字示臣等，天然有笔法。』上喜曰：『赖卿等辅导也。』辅臣皆再拜。

　　十月壬子，辅臣以上违豫浸久，上表引汉宣帝、唐高宗故事，请五日一御便殿及朔望坐朝，春、秋大宴及赐群臣会，并上就锡庆院。如有军国大事，即非时召中书、枢密院参决。其只日资善堂议事及双日中书、枢密院早入并如旧。又请自今庆节上寿，皇太子押文武班。悉从之。

　　十二月癸亥，上作歌赐皇太子，奖其书翰日进也。

　　乾兴元年正月癸未，始命皇太子朝拜启圣院太宗神御殿，师傅、官僚悉从。

　　二月甲辰，上对宰相于寝殿之东偏。上不豫浸剧，宰相进曰：『圣体未和，过于忧轸，无乃以皇太子春秋尚未富否?』上颔之数四。宰相又曰：『皇太子聪明睿智，天命已定，臣等竭力奉之。况皇后裁制于内，万务平允，四方向化，敢有异议，乃是谋危宗社，臣等罪当万死。』上甚悦。自上不豫以来，太子出则监莅军国，入则省视医药，皇后悉倾宫閤中妆具财用，遣使诣道宫、佛寺、天下名山胜境为上祈福者，不胜纪。上每言：『皇后所行，造次不违规矩，朕无忧也。太子动息必躬亲调护，暂去左右则继遣询问。至于乳保小臣，皆辍勤愿岁久者，旦夕教其恭恪。而太子纯孝之德，亦由天赋，非常情所及焉。』

　　蔡夔州《直笔》载：上疾大渐，大臣扣閤问候，乃以指点胸，又展五指，再出三指，以示丁谓等。时皇八弟燕王独存[6]，仁宗先已建储，方年十三。观上意，盖有所属。章献隔帷见之，候大臣退，令近侍追之，传谕：『适来官家展五指，又出三指，只说三五日来疾势稍退，别无他意。』谓等诺之。此事或政当此日，然疑不敢著。《邵氏闻见录》云：真宗大渐之夕，李文定与宰执以祈禳宿內殿。时仁宗幼冲，八大王元俨者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宰执患之，无以为计。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7]，曰：『王所须也。』文定取案上墨笔搅水中，水尽黑，令持去。王见之大惊，意其有毒，即上马去。文定临事，大抵皆类此。按：当此时，文定贬斥久矣，或指他相，则不可知。又按《仁宗实录》：真宗崩，元俨以疾在告，特遣中使告谕。王扶疾至內庭，号泣见太后。既奏慰，遂庐于宫门之侧。如此，则真宗未崩以前，元俨固不留宿禁中也，恐邵氏误尔，今不取。

　　戊午，上崩于延庆殿，仁宗即皇帝位。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事兼权取太后处分。百官见上于延庆殿之东楹。

校勘记

[1]兵部郎中 《长编》卷八十六作『工部郎中』。

[2]王将 原本作『王爵』，据《长编》卷八十六改。

[3]皇子 原本作『王子』，据《长编》卷八十六改。

[4]左庶子 原本作『右庶子』，据《长编》卷九十二改。

[5]然后跪受 原本『然后跪』三字为三墨丁，据《长编》卷九十二补。

[6]皇八弟燕王 原本作『皇弟八燕王』，据《长编》卷九十八乙正。

[7]偶 原本作『遇』，据《长编》卷九十八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九

仁宗皇帝

经筵

　　乾兴元年二月戊午，仁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听政。

　　十一月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閤。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读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召侍臣讲读。王曾以上新即位，宜近师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经筵，或左右瞻瞩，或足敲踏床，则奭拱立不讲。每讲，体貌必壮，上亦为竦然改听。

　　史多载此事于天圣末，今移见此。帝意或不在书，必初年，其后圣德日新，决不然矣。

　　十二月甲辰，诏辅臣崇政殿西庑观侍讲学士孙奭讲《论语》，既而上亲书唐贤诗以分

　　赐焉。自是每召辅臣至经筵，多以御书赐之。

　　天圣元年四月。上初即位，太常丞、直集贤院、判吏部尚书丁度上书论六事，一增劝讲官[1]。

　　九月戊寅，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冯元讲《论语》，仍赐御飞白书。

　　二年二月乙亥，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讲《孝经》。皇太后谕宰臣曰：『比择儒臣侍上讲读，深有问益。』宰臣因言工部郎中马宗元通经有行义，可使人奉经筵。辛丑，命宗元直龙图阁。

　　六月己未，赐马宗元三品服，以讲《孝经》彻章也。

　　八月己卯，上幸国子监，谒先圣文宣王。召从臣升讲堂，令直讲、屯田郎中马龟符讲《论语》，赐龟符三品服。

　　三年三月己酉，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孙奭讲《曲礼》，仍赐御书古诗各一章。

　　十月壬申，判国子监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冯元等奏：『近召河南县主簿郭稹充直讲，敕令发遣归任。所阙直讲，别举官以闻。臣等知稹文学优长，履行修谨，欲望且令在监，分经讲诵。』诏以稹为国学说书，仍令自今于参选人内保奏，不得抽差见在任官。

　　四年闰五月甲子，诏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侍读学士宋绶等读《唐书》。上曰：『朕览

　　旧史，每见功臣罕能保始终者。若裴寂、刘文静，俱佐命元劝，不免诛辱。』王曾对曰：『寂等之祸，良由功成而不知退也。』绶兼勾当三班院，因请解所兼职。皇太后命择前代文字可资孝养补政治者以备帝览，遂录进唐谢偃《惟皇诚德赋》，又录《孝经》、《论语》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范》二卷、《明皇朝臣僚所献圣典所献》三卷、《君臣正理论》三卷上之。

　　七月，上尝谓辅臣曰：『比大暑罢讲读，适已召孙奭等说书。卿等公事退，可暂至经筵。』王曾曰：『陛下万几之暇留意经术，虽炎暑不辍，有以见圣学之高明也。』

　　九月乙卯，诏曰：『讲学久废，士不知经，岂上之教导不至耶?其令孙奭、冯元举京朝官通经术者三五人以闻。』庚申，诏：『礼部贡院举人，有能通三经者，量试讲说，特以名闻，当议甄擢。』

　　十月。先是，孙奭、冯元共荐大理寺丞杨安国为国子监直讲，于是并召安国父奉礼郎兖州学讲书光辅入见。上令说《尚书》，光辅曰：『尧舜之事，远而未易行。臣愿讲《无逸》一篇。』时年七十余矣，而论说明畅。上欲留为学官，光辅固辞。乙卯，以光辅为国子监丞遣还。

　　五年九月癸卯，召辅臣至崇政殿西庑，观孙奭讲《书》，各赐织成御飞白字图。

　　十月庚辰，以讲《礼记》彻，燕近臣于崇政殿，仍诏两制及馆阁官赋诗以进。

　　六年三月壬寅，召辅臣崇政殿西庑观侍讲孙奭讲《尚书》。

　　九年三月己巳，翰林侍读学士孙奭、试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贾昌朝、秘书丞诸王府侍讲赵希言、殿中丞国子监直讲郭稹、左赞善大夫国子监直讲杨安国讲说於中书。

　　七月癸酉，以翰林侍讲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兵部侍郎孙奭为工部尚书、知兖州。帝每御经筵，设象架，庋书策外向，以便侍臣讲读。奭年高视昏，或阴晦，即为徙御坐于阁外。奭讲至前世乱君亡国，必反覆规讽，帝竦然听之。尝画《无逸图》以进，帝施于讲读阁。帝与太后见奭，未尝不加礼。三请致仕，召对承明殿，敦谕之。奭以年踰七十，固请泣下，帝亦恻然，诏与冯元讲《老子》三章，各赐帛二百匹，以得请求近郡，故优赐焉，仍诏须宴而后行。

　　明道元年正月甲辰，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讲《书》。

　　二年三月，太后刘氏崩。

　　景祐元年三月丁亥，始置崇政殿说书，命都官员外郎贾昌朝、屯田员外郎赵希言、太常博士崇政殿检讨王宗道、国子博士杨安国日以二人入侍讲说。初，孙奭出知兖州，上问奭谁可代讲说者，奭荐昌朝等，因命中书试说书，至是始特置此职以处之。后三年，乃迁天章阁侍读。

　　五月辛未，御崇政西庑，召辅臣讲《书》。

　　二年正月癸丑，置迩英、延羲二阁[1]，写《尚书·无逸》篇于屏。迩英在迎阳门之北，东向，延羲在崇政殿之西，北向。是日御延羲阁，召辅臣观盛度进读《唐书》、贾昌朝讲《春秋》，既而曲宴崇政殿。

　　三年正月乙巳，贾昌朝言：『臣幸得侍经禁中，陛下每以清间之燕，向学稽古，微言要道，取高前圣。事在双日，杳隔严宸。时政记、史馆日历及起居注莫得纂集。臣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冬，凡书筵侍臣出处、升黜、封章、进对、燕会、赐与，皆用存记，列为二卷，乞送史馆。』诏以迩英、延羲二阁《记注》为名，命章得象等接续修纂。

　　九月辛卯，召辅臣至迩英阁观讲《书》。

　　四年三月甲戌朔，以崇政殿说书司封员外郎直集贤院贾昌朝、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屯田员外郎国子监直讲赵希言、主客员外郎国子监直讲杨安国并兼天章阁侍讲，预内殿起居，比直龙图阁，而班直阁本官之上。天章阁置侍讲自此始。

　　九月丁卯，御迩英阁读《唐书》，因诏《唐书》列传止取事义切于规戒者读之。

　　十月甲戌，御迩英阁，读《正说·谨罚》篇，述后汉光武罢梁统从重之奏。帝曰：『深文峻法，诚非善政。』宋绶对曰：『王者峻法则易，宽刑则难。夫以人主得专生杀，一言之怒则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宽难也。』丙戌，迩英阁读《正说·养民》篇。帝曰：『《尸子》言君如杆，民如水，何也?』丁度对曰：『水随器之方圆，若民从君之好恶，是以人君谨所好为。』甲午，迩英阁讲《春秋》。上曰：《春秋》自昭公之后，鲁道陵迟，家陪用政，记载虽悉而典要则寡，宜删去蔓辞，止取君臣政教事节讲之。』因谓宋绶等曰：『《春秋》经书在于奖王室，尊君道。邱明作传，文义甚博。然其间录诡异，则不若《公羊》、《穀梁》二传之质。』绶等对曰：『三传得失，诚如圣言。臣等自今，凡邱明所记事稍近诬及陪臣僭乱无足劝诫者，皆略而不讲。』

　　宝元二年十月丙寅，上御迩英阁，观《左氏春秋》及读《正说》终。上曰：『《春秋》所述前世治乱之事迹，敢不监戒?《正说》先帝训言，敢不尊奉?』丁度等拜伏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诚天下之福也！』上复问度《洪范》、《酒诰》二篇大义，度悉以对。因诏度讲《周易》，李淑读《三朝宝训》，丁度、李仲容读所编史规鉴事迹。辛巳，曲宴近臣于崇政殿，以讲《左氏春秋》彻也。

　　庆历二年二月丁丑，诏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迩英阁。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上以昌朝长于讲说，特召之。

　　四月戊戌，以讲《周易》彻，召讲读官及两制、宗室正刺史以上燕于崇政殿。

　　四年三月丙辰，御迎阳门召辅臣观画，因命天章阁侍讲曾公亮讲《毛诗》，王洙读《祖宗圣政录》，翰林侍读学士丁度读《前汉书》，数刻乃罢。自元昊反，罢进讲，崇政殿说书赵师民上疏陈十五事，其八曰《延讲诵》：『王者必延学古之士，以备顾访，及于闲宴。先帝时得邢昺、杜镐、孙奭、冯元，犹有正议闻于上，名节著于朝。汉家宰相精通一经，天下大事，据之以决。夫帝王治经与品庶异，不独玩空史、占古语也。天下无事，右文之治于是在，天下有事，经武之图于是出。沉滞僻老，孤陋鄙生，使之坐乡塾训民士者，非帝王经意也。今方外少有事，臣等不复进见二年矣。苟不足以发大问，奉大对，虽屏弃之，无足惜者。以为先王之遗籍，古人之陈篇，可以讲无事之朝，不足赞有为之世，臣愚以为过矣。』因献《劝讲箴》。至是，复命讲读经史。

　　三月丁亥，帝谓辅臣曰：『朕每令讲读官敷经义于前，未尝令有讳避。近讲《诗·国风》，多刺讥乱世之事，殊得以为监戒。』章得象对曰：『陛下留意六经，能远监前代兴亡之迹，此诚为图治之要也。』

　　五年二月丙申，御迩英阁，读《汉书·元帝纪》。上语及成帝政理，丁度因言：『顷者臣下不知大体，务相攻讦，或发人阴私，以图自进，赖陛下明圣觉悟，比来此风渐息。』上因言攻讦之弊曰：『凡此皆谓小忠，非大忠者也（时范仲淹等斥逐）。』戊戌，讲《诗》，起《鸡鸣》，尽《南山》篇。先是，讲官不欲讲新台，帝谓公亮曰：『朕思为君，君道善恶皆欲闻，况《诗》三百皆圣人删定，义存劝戒，岂当有避也?』乃命自今讲经史，无得辄遗。庚戌，御迩英阁，进读《三朝经武圣略》，出阵图数本，并陕西僧所献兵器铁浑拨以示讲官。

　　三月戊午，迩英阁讲《诗·匪风》篇，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鬲。』帝曰：『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义与此同否?』丁度对曰：『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非圣学深远，何以见古人求治之意乎?』丁度侍经筵岁久，上每以『学士』呼之而不名。尝问蓍龟占应之事，乃对：『卜筮非圣人所为，要之一技而已，不以古之治乱为监也。』已卯，迩英阁讲《诗·六月》篇，上曰：『此序自《鹿鸣》至《菁菁耆莪》，皆帝王常行之道，或止当时事耶?』杨安国对曰：『昔幽王失道，小雅尽废，四夷交侵，中国道微。先儒所以作此序，为万世监也。』于是上再令讲之。甲申，迩英阁读《汉书》高祖封韩信为齐王事，上曰：『高祖之从谏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对曰：『高祖聪明大度，故臣下得尽其诚。不然，何以基帝业也?』

　　四月壬辰，迩英阁讲《诗·小旻》篇，曰：『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帝谓赵师民曰：『以水论政，其有指哉?』对曰：『水性顺故通，通则清；逆故壅，壅则败。喻用贤则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则王泽壅而世浊。周幽王失道，绌正用邪，虽有善人，不能为治，亦将相率以沦于汙败也。』丁未，讲《诗》至《巷伯》篇，注有鲁男子犹处之事，帝曰：『嫌疑之际，古人所谨。此不著鲁人姓氏，岂圣人特以设教耶?』

　　十一月癸未，迩英阁读《三朝经武圣略》。甲午，迩英殿读《诗·角弓》篇。上曰：『幽王不能亲九族，以至于亡。』杨安国对曰：『冬至日陛下亲燕宗室，人人抚藉，岂不广骨肉之爱耶?』上又曰：『《书》载「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帝尧之盛德也，朕甚慕之。』乙未，迩英阁讲《诗·都人士》篇。上曰：『古人冠服必称其行。今冠服或过之，行未必如古人也。』又读《经武圣略》，至真宗朝李继和上言：国初李汉超在关南，以私钱贸易佐公用，或绳奏之，太祖反令尽除所过税。上曰：『任人如此，孰不尽力哉?』

　　十二月癸巳，以讲《诗》彻，宴近臣、宗室及讲读官于崇政殿。

　　七年二月己丑，诏御史中丞高若讷入侍经筵。

　　三月己亥，赐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曾公亮三品服。故事，待制入谢，未始赐服。至是，上御迩英阁面赐之，仍宣谕曰：『朕即讲席赐卿，盖所以尊宠儒臣也。』

　　四月己巳，讲筵读《贾谊传》，论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少成。若夫性，习惯如自然。帝曰：『朕昔在东宫，崔遵度、张士逊、冯元为师友。此三人皆老成。至于遵度，尤良师也。』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张锡尝讲书禁中，上叹其博学，飞白书『博学』三字赐之。

　　皇祐元年十二月乙丑，御延和殿，召虞部员外卢士宗讲《周易·泰卦》，面授士宗天章阁侍讲，赐三品服[3]。士宗，杨安国所荐也。是日，诏贾昌朝赴讲筵备顾问，不讲书。帝以昌朝前宰相，又旧讲臣，特命之。壬寅，观文殿大学士、右仆射、判都省贾昌朝复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郑州。

　　二年三月，迩英阁讲《易·师卦》，字有与御名同音者，前席谓王洙曰[4]：『此字何训?』对曰：『训正。』帝曰：『不须回避，恐妨义理。』洙曰：『不敢。臣子于君父之名，临文暂睹，不无悚惧，须至回避。』帝曰：『但正言之。』

　　十月丁酉，迩英阁讲《易·无妄》。上曰：『何云勿药有喜?』杨安国对曰：『凡疾之所起，由有妄而来。九五居尊得位，为无妄之主。天下本皆无妄，而偶有疾，非己所致，疾当自损，可勿药有喜也。盖若人主刚正自修，身无虚妄，则偶有灾，若尧汤水旱，非己所招，但顺时修德，勿须治理，必欲除。夫不烦劳天下，是有喜也。然尧遭洪水，使鲧、禹治之，虽知灾未可息，且顺民心。鲧功不成者，灾未息也；禹能治水，灾欲尽也，是亦勿药有喜之义也。今河水圮决历五十年，役天下兵民，耗天下财用未尝息，大河亦未尝复故道也。而兵民顿弊，何啻百千万计?地财委尽，何啻亿万万计?恐民不堪命，国力不继，以为大河自古为患，当如尧舜，务顺民心，顺时修德，其灾自息，亦勿药有喜也。』

　　三年三月戊辰，迩英阁讲《易》，至『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上曰：『人之情欲皆生于阴阳，而节之在人。』杨安国对曰：『臣以为人有六情，喜、怒、哀、乐、好、恶；天有六气，阴、阳、风、南、雨、晦、明。故人之生，天命之谓性，而命，人之所禀以生也。性，人之所赋以分也。言、情则性之移也。语、欲则人之肆也。故六情相滥，则喜生于风，怒生于雨，哀生于晦，乐生于明，好生于阳，恶生于阴。故圣人取损象，以惩忿窒欲也。』上然之。

　　四月庚子，迩英阁讲《易·鼎卦》。上问：『九四之象施之人事，如何?』杨安国对曰：『鼎为烹饪成新之器，上承至尊，下又应物[5]，上承下施，任重非据，故足折而覆煉矣。其犹任得其人，虽重而可胜；非其人，必有颠覆之患。』上曰：『任人不可不谨也。』丁未，御迩英阁。谓讲读官曰：『《易》书精微，朕每以疑难问卿等，得无烦乎?』曾公亮对曰：『臣等幸承圣问，惧不能对，岂敢言烦?』上曰：『卿等宿儒，博学多所发明。朕虽盛暑，亦未尝倦，但恐卿等劳耳。』丁度复进曰：『自古帝王临御日久，非内惑声色则外穷兵黩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孜孜圣学，虽尧舜之聪明不过是。』因顿首称谢。

　　八月庚寅，诏天章阁侍讲自今并依馆阁臣僚例宣召颁锡，从知制诰兼侍讲王洙请也。

　　九月丁丑，诏迩英阁讲读官当讲读者立侍敷对，余皆赐坐于閤中。天圣以前，讲读官皆坐侍。自景祐末，皆立侍。至是，帝屡面谕以：『经史义旨，须详悉询说。卿等无乃烦倦否?』杨安国等进曰：『不敢。』至是有诏，遂为永制。翌日讲读，并奏谢。

　　十月丁酉，新作隆儒殿，在迩英阁后。

　　四年九月，前宰相贾昌朝初除母丧，召赴迩英阁讲《乾卦》。帝曰：『将相侍讲，天下盛事。』昌朝稽首谢。寻命昌朝判许州。将行，诏讲读官饯于资善堂。

　　五年四月丁酉，迩英阁讲《书·冏命》『侍御仆从，罔匪正人』，帝曰：『君臣之际，必诚意相通，而后治民。』杨安国对曰：『陛下聪明文思，从谏罔咈，如水之走下。视众臣如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进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

　　至和元年八月壬子，诏修起居注官入侍讲筵，赐坐杌如宰相仪。戊午，诏观文殿大学士晏殊赴经筵，赐坐杌如宰相仪。戊午，诏修起居注官入侍讲，赐坐于御坐西南。

　　九月己巳，迩英阁讲《周礼》『大荒大礼，薄征缓刑』。杨安国曰：『缓刑者，乃过误之民耳。当崴歉则赦之，闵其穷也。今众持兵仗劫粮廪，一切宽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饥馑，州县不能存恤，饿殍所迫，遂至为盗。又捕而杀之，不亦甚乎?』

　　二年三月乙丑，迩英阁讲《周礼·视祲》。上谓讲官卢士宗曰：『妖祥之兴，皆由人事。君人者必在修德，以承天意乎?』己卯，迩英阁讲《周礼·大罍》。王洙曰：『祠天地之器，以质信为本。』帝曰：『曹操不事质信，而多诈忌，何以事上帝乎?』洙曰：『天地之德，非至诚之道、至质之器，何以动之?』张揆读《后汉书》应劭议刑，揆曰：『当汉献帝乱世，有司犹能守法。今天下奏狱，或违法出罪，负冤不伸，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帝曰：『祖宗以来，多用中典奏谳者，往往贷之，岂欲刑罚之滥也?』

　　十月壬子，迩英阁讲《周礼·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王洙曰：『祭阳以其首，首主阳；祭阴以其血，血主阴也。神明不斥，故但以类而求之。』帝曰：『然。天道简易，非己诚，其能应乎?』又讲《左氏传》郑人铸刑书，洙曰：『子产以郑国之法铸之于鼎，故使民知犯某罪有某罚也。』帝曰：『使民知法，为乱可止，不若不知而自化也。』

　　嘉祐三年三月辛未朔，翰林学士欧阳修兼侍读学士。修言：『侍读十人，外娱皆云经筵无坐处矣。臣既辱在翰林，又充史馆修撰、太常礼仪、秘阁、秘省、尚书礼部、刊修《唐书》，兼职已多，而经筵固不阙人。忽蒙除授，盖近年学士相承，多兼此职，朝廷以为成例，不惜推恩。外议则云学士俸薄，特与添请给尔。官以人轻，一至于此！欲乞罢臣此命，不使朝廷遴选之清职，遂同例授之冗员。』诏不许。修固辞不拜。

　　七年五月庚申，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兼侍讲钱象先为右谏议大夫、知蔡州。象先善讲说，语约而义明。上间有顾问，必依经以对。因讽谕政事，遂及时务，有启迪之益，号知经术。留侍经筵前后十五年，特被恩礼。故事，讲官分日迭讲。象先已得请补外，上曰：『大夫行有日，可独彻所讲秩。』于是同列罢讲者十日。

五月癸亥，赐讲读官宴于资善堂，以读《后汉书》彻也。

转对 上三朝附

　　建隆三年正月甲午，诏：『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并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或刑狱冤滥、百姓疾苦，咸采访以闻。仍须直书其事，不在广有牵引。事关急切者，许非时诣閤上章，不须候次对。』

　　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诏：『自今内殿起居日，复令常参官两人次对，阁门受其章。』

　　《实录》云：汉乾祐三年，给事中陶谷奏乞停五日转对。皇朝因之，无转对之事。至是，上厉精求治，务广言路，始复旧制。按：《太祖新旧录》及本纪：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诏自今每遇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然则转对旧制在太祖时已复，不知钱若水何所据，乃云遂无也。《新录》亦若水所修，那得如此差缪?意者太祖虽复旧制，行之未久仍废，至是乃复举行，若水考之不详故耳。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工部尚书窦仪、待制太常卿边光范候对。礼毕，赐廊飧。明年夏四月壬午朔，工部侍郎艾颖、待制给事中马士元次对。八月庚辰朔，给事中刘载、待制谏议大夫崔颂次对。其后遂不复书。乾德四年夏四月丙申，又书『御殿入閤，赐食如常仪』，但不见次对官姓名，疑次对自此即停，至淳化二年始复，故令若水误记也，直云『遂无转对之事』，亦诬矣。

　　庚戌，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杨徽之次对。上言：『方今文士虽多，通经者少。愿精选五经博士，增其员，各专业以教胄子。此风化之本。』

　　咸平三年十一月壬午，令常参官转对如故事。诏曰：『间者深诏朝端，大辟言路。而箝结相尚，启沃无闻，岂朕诚之未孚耶?庶官狃于因循耶?今顺考旧规，递进谠议，凡朕躬过失，时政尤违，教令之阙遗，人情之壅遏，并可条上，毋或缄藏。言近讦者，亦议优容；文不工者，许其直致。其未预次对官，听封奏以闻。』

　　十二月壬子，诏有司别录转对章疏一本留中。丙寅，兵部郎中、直昭文馆、知兖州韩援上言：『伏睹近制举行转对，在外文武群臣未预次对者，各许上封奏事。此盖陛下克勤念虑，旁采蒭荛，幅员之间，蹈咏斯极。迩者微有亢旱，颇伤稼政，天其或者得无以太祖、太宗二圣在天，陛下春秋鼎盛，兆民乐业，万国来王。万一圣心忽生骄佚，故暂加灾眚，用儆睿聪。』又曰：『以陛下聪明神智，必无骄佚之虞。然愿罔倦烛幽，勿使小人乘间而进，日谨一日，虽休勿休。居安念危，在治防乱，则天下幸甚!』疏奏，召援归阙，授史馆修撰。

　　四年正月，中外官上封事者甚众。诏枢密直学士冯拯、陈尧叟详定利害以闻。

　　五年正月丙寅，权管干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田锡言，其略曰：『《语》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皇家富有万国，岂无人焉?可以常参官自来五日一转对，中观其所上之言，有远大谋略经纶才业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无其实，退之以礼，亦合理体。不然，则臣恐国家未能早致太平也。』

　　七月，侍御史知杂事田锡言：『伏睹内殿起居近罢转对，封章迭送，今已踰年，班行之中，颇有窃议。今郊禋俯近，庆赐将行。可令中书检寻转对，分其优劣，奏其姓名，或降奖谕敕书，或与转改官秩。所贵知陛下鉴其用意，感陛下赏其尽忠，表明君好谏之心，

　　彰至仁待下之意。』

　　景德三年四月乙未，复诏群臣转对。其在外京朝官内殿崇班已上，候得替，先具民间利害，实封于閤门上进，方得朝见。

　　天圣七年三月癸未，诏百官转对，极言时政阙失。如旧仪在外，实封以闻。既而上谓辅臣曰：『所下诏宜增朋党之戒。』

　　景祐三年四月，诏群臣转对（不知何时罢，今又复之）。群牧判官庞籍因转对言：『旧制不以国马假臣下，重武备也。枢密院以带甲马二借内侍杨怀敏，群牧覆奏，乃赐一马，三日而复借之，数日而复罢。枢密掌机命，反覆如此。平时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得送中书、枢密院，盖防偏请，以启幸门。近岁传宣，内降寝多于旧臣，恐法度自此隳也。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殴府吏，法当赎金，特停近任。作坊料物库主吏，宫掖之亲，盗官物辄自逃。三司捕未获，遽罢追究。今日圣断乃异于前，臣窃惑焉。又《祥符令》检吏稍严，胥吏相率空县而去，令坐罢免。若是则姑息者获安，而清强者沮矣。』群牧判官司马池因转对言：『唐制：门下省诏书出，有不便者，得以封还。今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下，非所以防过举也。』

　　四月丙辰[6]，诏进奏院自今诸道州府更有附递到三班使臣、幕职州县官等实封章奏，并令收接进纳。

　　六月辛卯，命资政殿学士晏殊[7]、龙图阁待制孔道辅、马季良看详转对章疏及登闻检院所上封事，类次其可行者以闻。右司谏范讽曰：『非上亲览，决可否，则谁肯为陛下极言者?』不踰月，诏罢看详[8]。

　　八年九月丙辰，罢百官转对。言事者颇众，大臣不悦也，故复罢之（此据《政要》）。

　　明道元年六月，殿中侍御史张存上疏曰：『陛下嗣统以来，延纳至言，罔有忌讳，函夏之人，共思谠直。自前秋忽诏罢百官转对，去冬黜降御史曹修古等，昨又闻进士林献可因奏封事窜远恶州，人心惶惑，中外莫测。臣恐自今忠直之言与理乱安危之机蔽而不达。』因历引周昌、朱云、辛庆忌、辛毗事以广帝意。存，冀州人也（存上疏不得其时，并苏舜钦作《林书生》诗并见）。

皇祐三年六月辛丑，天章阁待制梅挚请复百官转对。上曰：『今朝廷得失，军民利害，自公卿至于士庶，皆许指事而陈之。纵涉缪妄，亦未尝加罪，何用此纷纷也！』（次对见《圣德》)

入阁礼 神宗附

　　景祐元年，知制诰李淑尝上时政十议，《入閤》曰：『唐宝历后，常以月朔御紫宸，行入閤仪。后虽五代俶扰，犹或不废弛。及圣朝，太祖五行其礼，多御崇元殿，备殿中金吾诸仗，设待制候对官。崇元殿即今天安殿也，乾德之后，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太宗三行其礼，别定新仪，就文德殿廷增设黄麾仗。真宗亦三行之，绘图讲习，藏之禁閤。兹礼之废，向踰三纪。顾因盛时修起之。』

　　四年三月戊戌，翰林学士丁度等上所撰《国朝时令》一卷。诏以五月朔人閤，因读《时令》，寻复问礼官：『朔日夏至入閤可否?』皆言：『五月朔朝会合唐旧制，虽是大祠，比冬至圜丘礼成受贺在质明后无嫌。然据《易象月令》及蔡邕，有闭关静事不贺之说。郑康成据《乐纬春秋说》，夏至有前殿从入罢作乐，后汉尝行其义。今入閤读令，既属嘉礼，在朔与假，本无所碍，惟夏至则经义有妨。或自圣裁，约用汉法。』诏以七月朔入閤读时令。

　　宝元二年十二月，帝尝问参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閤仪。戊辰，庠上奏曰：『夫入閤，乃唐只日于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唐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在大内之东北，世谓之东南。自高宗以后，天子多在大明宫。宫之正南门曰丹凤门，内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会则御之。对北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又对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谓之上閤，亦曰内衙，只日常朝则御之，凡天子坐朝，必须立仗于正衙。乘舆正御紫宸，即唤仗自宣政殿两门入，是谓东西上閤门也。以本朝宫殿视之，宣德门，唐丹凤门也；大庆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閤本意施於仪典，即须先立仗于文德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唤仗自东西閤门入，如此则差与旧仪合。但今之诸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对，此为殊耳，故后来议论，因此未明。又按：唐自中叶以还，双日及非时大臣奏事，别开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为入閤，而叔世离乱，五朝草创，大昕之制，更从易简。正衙立仗，因而遂废。其后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见。乃复谓之盛礼，甚不然也。今相传《入閤图》者，是官司记常朝之制，如閤门有《仪制敕》、《杂坐图》之类，何足为希阔之事哉?况唐开元旧礼本无此制，至开宝中，诸儒增附新礼，始载月朔入閤之仪。又以文德殿为上閤，差舛尤甚，盖当时编撰之士讨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张洎亦有论奏，颇为精洽。或朝廷他日修复正衙立仗，欲下两制，使豫加商确，以正旧仪。』然议者以谓今之殿閤与唐制不同，难复行之。

　　熙宁三年五月壬子，诏罢入閤仪。先是，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言：『谨按：入閤者，乃唐只日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唐紫宸与今同，而唐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于正衙。若止御紫宸殿，唤正衙仗自宣政殿东西閤门入，故谓之入閤。五代以来，废正衙立仗之制。今閤门所载《入閤仪》者，是唐常朝之仪，非为盛礼，不可遵行。』故罢之。

　　四年正月辛亥，翰林学士韩维等上《文德殿朔望视朝仪》，以入閤旧图所载增损裁定之。诏可。

六年九月丙辰，引进使、眉州防御使李端悫言：『朔望御文德殿，祁寒盛暑，数烦清跸。紫宸之朝，岁中罕御。欲乞朔日御文德，望日御紫宸。所贵正衙内殿之朝仪并举。』从之。

耕籍田

　　明道元年十二月庚子，诏以来年二月躬耕籍田。先请皇太后恭谢宗庙，权罢南郊之礼，其恩赏并就礼毕施行。辛丑，命直集贤院王举正、李淑与礼官详定籍田及皇太后谒庙仪注。礼官议：『皇太后宜准皇帝衮服减二章，衣去宗彝，裳去元藻。不佩剑。龙花十六株，前后垂珠翠各十二旒，以衮衣为名。』诏名其冠曰仪天。又言：『皇太后乘玉辂，服袆衣，九龙花钗。太庙行礼，并服袆衣。』诏可之。敕有司制袆衣及重翟以下六车。始太后欲纯被帝者之服，参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皇后之服为对，失太后旨。辅臣皆依违不决，薛奎独争曰：『太后必御此，见祖宗若何而拜?』固执不可，虽终不纳，犹少杀其礼焉。

　　殊事取神道碑，正传不取。奎基志云：太后为改他服。误也。

　　甲辰，以宰相吕夷简为恭谢太庙籍田大礼使，张士逊为礼仪使，张耆为仪仗使，杨崇勋为卤簿使，枢密副使夏竦为桥道顿递使。

　　二年正月戊寅，直集贤院李淑上《耕籍类事》五卷、《王后仪范》三卷。

　　二月甲辰，皇太后宿斋垂拱殿。乙巳，服袆衣、花钗冠，乘玉辂以赴太庙。改衮衣、仪天冠，内侍赞道。享七室，皇太妃亚献，皇后终献。受册文德殿，帝奉贺还，宿大安殿，遂赴东郊。丁未，祀先农，行籍田礼。礼仪使张士逊奏：『皇帝三推而止。』帝曰：『朕既躬耕，不以古礼为式。愿推终亩。』士逊固请，乃耕十二步而止。御观耕台，三公以下咸推尽垄，悉过五推之数。礼毕，御正阳门大赦，悉以亲耕耒耜，命太仆永秘藏之。民年八十以上，每遇长宁、乾元节，许赴州县燕设。其父母年八十者，与免一丁，著为式。权罢江淮发运司今年春漕，以济饥民。御天安殿受册。辛亥，上作《籍田》诗赐近臣。诏籍田陪位举人免将来文解。

　　三月甲午，皇太后崩。

　　五月丙子，命宰臣张士逊撰《籍田》及《恭谢太庙记》，以翰林学士冯元为编修官、直史馆，宋祁为检讨官。既而祁言皇太后谒庙事不可为后世法，乃命止撰《籍田记》。

　　甲辰，以宰相吕夷简为恭谢太庙籍田大礼使，张士逊为礼仪使，张耆为仪仗使，杨崇勋为卤簿使，枢密副使夏竦为桥道顿递使。

　　二年正月戊寅，直集贤院李淑上《耕籍类事》五卷火王后仪范》三卷。

　　二月甲辰，皇太后宿斋垂拱殿。，乙巳，服棉衣、花钗冠，乘玉辂以赴太庙。改衮衣、仪天冠，内侍赞道。享七室，皇太妃亚献，皇后终献。受册文德殿，帝奉贺还，宿大安殿，遂赴东郊。丁未，祀先农，行籍田礼。礼仪使张士逊奏：「皇帝三推而止。』帝曰：『朕既躬耕，不以古礼为式。愿推终亩。』士逊固请，乃耕十二步而止。御观耕台，三公以下咸推尽垄，悉过五推之数。礼毕，御正阳门大赦，悉以亲耕耒耜，命太仆永秘藏之。民年八十以上，每遇长宁、乾元节，许赴州县燕设。其父母年八十者，与免一丁，著为式。权罢江淮发运司今年春漕，以济饥民。御天安殿受册。辛亥，上作《籍田》诗赐近臣。诏籍田陪位举人免将来文解。

　　三月甲午，皇太后崩。

五月丙子，命宰臣张士逊撰《籍田》及《恭谢太庙记》，以翰林学士冯元为编修官、直史馆，宋祁为检讨官。既而祁言皇太后谒庙事不可为后世法，乃命止撰《籍田记》。

校猎

　　庆历五年八月。真宗封禅之后，不复校猎。废五坊之职，鸷禽走犬，悉放山林，于是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李柬之上言：『祖宗校猎之制，所以顺时令而训戎事也。陛下临御以来，未尝出，请修此礼。』诏有司草仪选日，命殿前马步军司互出兵马，以从猎于近郊。壬戌，诏枢密院讨详先朝校猎制度以闻。

　　十月庚午，上御内东门，赐从官酒三行，奏钧容乐。幸琼林苑门，赐从官食，遂猎于杨村，燕幄殿奏教坊乐，遣使以所获獐兔驰荐太庙。既而召父老临问，赐以饮食茶绢，及赐五坊军士银绢有差。宰臣贾昌朝等言：『陛下暂幸近郊，顺时畋猎，取鲜杀以登庙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以阅军，实所以讲武事也；问耆年而秩饮，所以养老也；劳田夫而赐惠，所以劝农也。乘舆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馆。』从之。

　　王安石志孙抗墓云：上大猎于城南，卫士不及整而归以夜。明日将复出，有雉殒于殿中。抗奏疏，即是夜有诏止猎。按：仁宗以五年十月猎于杨村，六年十一月猎于城南之东朝村，七年三月即有诏罢猎。而抗六年三月已罢御史，其谏当是五年冬，然五年冬不归以夜，又不在城南。其在城南归以夜乃六年冬事，何剡奏议可考。恐安石误，今不取。

　　六年十一月辛丑，猎于城南东韩村。白玉津园去辇乘马，分骑士数千为左右翼，节以旗鼓，合围场经十余里，部队相应。上按辔中道[9]，亲挟弓矢而屡获禽。是时道边居民或蓄狐兔、凫雉，驱入场中。上因谓辅臣曰：『田猎所以训武事，非专务获也。』悉令纵之。至棘店，御帐殿召问父老子孙供养之数、土地种植所宜，且叹其衣食粗粝而能享寿，人加劳慰。还次近郊，遣卫士更奏技驾前，两相当掉鞅挟槊，以决胜负。又谓辅臣曰：『此亦可以观士之才勇也。』免所过民田在围内租税一年。

　　七年三月乙未，上因李柬之建议，再畋近郊南城之域，卫士不及整而归以夜。有雉殒于殿中，谏者以为不祥。是月乙亥，诏将复出，谏者甚众。

　　有雉殒于殿中，此据孙抗墓志，但年月差殊。今参取附见。

　　御史何郯言：『古者天子具四时之田，所以讲威武而勤远略，不从事游戏而玩细娱，载之策书，具有典法。前日伏闻法驾将猎近郊，中外之人，听者颇惑。良以去岁车驾已尝出畋，群臣抗言，随即停罢。兹忽再举，未谕圣心。伏以陛下继统以来，动遵法度，不喜弋猎，不数豫游。恭俭之风，足迈前古。而今之举事，固必有因。岂陛下以宇内有年，方隅无事，故于农隙以讲武经，欲为都邑游观之盛乎?抑有献议者谓田猎之事具有礼文，行之以时，盖举坠典，则向者谏止之言，不足顾乎?若圣意果然如是先定，则非愚臣之所敢议也。然其中事有切于利害者，尚可得而言焉。恭自真宗皇帝即位之后，下诏书，罢放五坊鹰鹞，猎事不讲，踰四十年。校联之籍，率非宿将士卒。久不便习其事，官司又不素详其仪，仓卒而行，必多旷阙。窃闻去岁乘舆之出，往返甚劳，一日之间，迨驰百里，而又兵卫不肃，警跸不严。从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亿，迨于暮夜，始入都门。此岂非士不及其事，官不详其仪而致然欤?而况以骑乘而有疾驰之劳，在原野而弛严卫之备，或御者差跌，变生衔橛，愚民迷误，犯及车尘，臣子之罪，将何赎焉?虽则仁圣之资，固有神灵之卫，然不可不备非常。且西、北二隅变故难测，岂无奸伪杂于稠人广众之中?由是而言，盖可深虑。《传》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矧于万乘之尊乎?贾谊曰：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强寇而搏蓄兔，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伏望陛下罢省出游，无重过举。遵烈考诏书之旨，念前良警戒之规。优游养神，乐过从狩，拱揖在御，虑无乘危，则宗庙生灵，实有庆赖。臣职当言责，理合开陈，罔逃严诛，责少云补。』编修《唐书》官王畴亦陈十事以谏。是日，有诏罢出猎。

校勘记

[1]劝讲官 原本『劝』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补。

[2]延羲 原本作『延义』，据《长编》卷二六改。以下凡三处同改。

[3]三品 原本作『二品』，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4]前席谓王洙 《长编》卷二八八作『帝谓王洙』。

[5]下又应物 原本作『下应初』，据《长编》卷一七○改。

[6]丙辰 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一○七改。

[7]命 原本脱此字，据《长编》卷一○八补。

[8]看详 原本『看』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八补。

[9]按辔 原本作『接辔』，据《长编》卷一五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

仁宗皇帝

圣德

　　天圣四年七月辛未，诏两川所造锦绮、鹿胎、透背欹正等岁减上供之半，其大小绫及花纱，仍令改织绢，以供边费。先是，上封者以此为言。上谓辅臣曰：『朕意政欲如此，宜亟行之。』王曾等曰：『锦绮纂组，有害无益。臣约一锦之费，可为绢数匹。陛下崇俭节费，以惠远人，臣等敢不奉诏！』

　　十二月壬午，幸玉清昭应宫、开宝寺、景灵宫祈雪。故事，车驾还，必作乐前导。上精意以祷，命毋作乐。既雪，辅臣皆贺。上喜曰：『力田之民，自今有望矣。』

　　二月壬戊[1]，上问古今乐之异同。宰相王曾曰：『古乐用于天地、宗庙、社稷、山川、

　　鬼神，而听者莫不和悦。今乐则不然，徒娱人耳目而荡人心志[2]。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莫不由此。』上曰：『朕于声伎固未尝留意，内外燕游，皆勉强尔。』张知白曰：『陛下盛德，外人岂知之?愿令吕夷简备书《时政记》。』

　　七年三月丙戌，遣官祈晴。上因谓辅臣曰：『昨令视四郊，而麦已损腐，民何望焉?此必政事未当天心也。古者大辟，外州三覆奏，京师五覆奏，盖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审狱议罪，毋或枉滥。』又曰：『赦不欲数，然舍是无以召和气。』

　　夏四月庚寅，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赋租。京师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霁。

　　八年八月丁亥，召近臣及宗室观三圣御书于龙图、天章阁，又观瑞谷于元真殿。从臣赋诗，赐御飞白字各一轴，遂宴蕊珠殿。

　　明道二年七月。先是，右司谏范仲淹以江淮、京东灾伤，请遣使循行，未报。仲淹请问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甲申，命仲淹安抚江淮[3]，所至开仓廪，赈乏绝，禁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饥民有食乌昧草者，撷草进御，请示六宫贵戚，以戒侈心。又陈八事，上嘉纳之。

　　十二月丙申，上谓辅臣曰：『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亲览之。』吕夷简曰：『若小事皆关圣览，恐非所以辅养圣神。』上曰：『朕承先帝之托，况以万机之重，敢自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事珍美，衣服多以缣缯为之，至屡经澣濯，而宫人或以为笑。大官进膳，有虫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夷简曰：『陛下孝以奉先，俭以临下，虽古盛德，何以加此?』上曰：『此偶与卿等言之，非欲闻于外，嫌其近名耳。』

　　宝元元年。帝留意农事，每水旱为忧。六月甲申，诏天下州军每旬上雨雪状，著为令。戊子，权知司天少监杨惟德言：『来岁己卯闰十月，则庚辰岁正月朔日当食。请移闰于庚辰岁，则日食在前正月之晦。』上曰：『闰所以正天时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许。

　　张唐英《政要》云：景祐四年冬，司天监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谓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请移闰月以避之。上亦以为然，以问大臣。参知政事程琳曰：『日者阳之长，人君之象。今有所食，盖陛下乾刚之道忽有所亏而致。惟修德政可以免。』上曰：『卿言及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责，可以答天变。』上畏天之变，不为日食所惑如此也。

　　宝元二年四月乙丑，放宫人二百七人。上因谕宰臣张士逊等曰：『不独矜其幽闭，亦可省宫掖浮费也。近复有人邀车驾，献双生二女子，朕却而不受。』士逊对曰：『前代帝王，多为女色所惑。今陛下不受其献，又减放宫嫔，诚盛德之事也。』然天圣末，士逊亦尝纳女口于宫中，为御史杨偕所弹云。

　　七月戊午[4]，知谏院韩琦请自今双日[5]，止御后殿视事。上问辅臣以故事，张士逊对曰：『唐五日一开延英，盖资闲燕，以辅养圣神。』上曰：『与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

　　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后失于逸豫，不可不戒也。』时上感小疾，太医数进药，故琦有是请。上讫不从。

　　八月庚午，上谓宰臣张士逊曰：『帝王之明在择人，辨邪正，则天下无不治矣。』士逊对曰：『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若选用得材，又邪正分别，尧舜不易此道也。』

　　庆历元年八月甲申，上谓辅臣曰：『昨造一小殿禁中，而有司不谕朕意，过为侈丽。然不欲毁其成功。今大相国寺方造殿，藏太宗御书寺额，可迁置之。』因言：『朕于内寝，多以黄布为茵褥。』吕夷简等对曰：『陛下孝以奉先，俭以率下，虽圣人之盛德，孰加乎此?』上曰：『偶与卿等言及之，非欲闻于外，恐其近名尔。』乙酉，诏两制检阅《唐书》纪、传中君臣事迹近于治道者，录一两条上之，从翰林学士苏绅之言也。绅言：『唐宪宗故事，尝令近臣具前代得失之迹，绘图以备观览。』谏官张方平亦言：『唐室治乱，于今最近。请取其可行于今有益时政者，日录一二条上进。兹亦贾谊、晁错借秦谕汉之意也。』

　　二年五月己丑，罢左藏库月进钱千二百缗。上语辅臣曰：『此《周官》所谓供王之好用者。朕宫中无所费，其斥以助县官。』

　　三年九月丙戌，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孙甫、集贤校理欧阳修同编修祖宗故事。先是，枢密副使富弼言：『臣尝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宋有天下九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近年纪纲甚紊，随事变更，两府执守，便为成例，施于天下，咸以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刬革。臣今欲选官置属，将三朝典故及讨寻久来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明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庶几颓纲稍振，弊法渐除。此守基图、救祸乱之本也。』上纳其言，故命洙等编排，弼总领之。明年九月书成，分别事类凡九十六门，二十卷。其间典法深大，今世不能遵守者，于逐事后各释其意；意相类者，止释一事；事理明白者，更不复释。

　　庆历四年三月己卯，上于迩英阁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五曰守信义、六曰不巧诈，七曰好硕学，八曰精六艺，九曰谨言语，十曰待耆老，十一曰进静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惧贵极，十四曰保勇将，十五曰尚儒籍，十六曰议释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广视听，十九曰功无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分希旨，二十三曰从民欲，二十四曰戒满盈，二十五曰伤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鳏寡民，二十七曰访屠钓臣，二十八曰讲远图术，二十九曰辨朋比，三十曰斥谄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监迎合，三十三曰罪己为民，三十四曰损躬抚军，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不废。顾丁度等曰：『朕观书之暇，取臣察上言及进对事，自可施于治书，书以分赐卿等。』度及曾公亮、杨安国、王洙等拜赐，因请注释其义。帝许之。丙戌，丁度上《答迩英圣问》一卷。帝览之终篇，指其中体大者六事付中书、枢密院，令奉行之。《答圣问》者，即释前所赐三十五事也。其序曰：『伏奉宣示御书文字三十五轴，仰窥圣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即安危成败、忠邪善恶之事询谋下臣，使进裨补，敢不竭愚?窃思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兴理道，安邦国，纳忠正，退奸邪，广聪明，致功业。然行此数事，在明与威、断耳。明则不惑，威则善柄，断则能行。总是三者，守而勿失，非圣人孰能为之?臣等尝读《唐书》，见宪宗英悟，留心庶政。宰臣陈说政要，必往复诘问。既尽其理，则曰：「凡好事口说则易，躬行则难。卿等既为朕言之，常须行之，勿空陈而已。」李绛对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陛下今日处分，可谓至言。然臣绛亦以天下之人从陛下所行，不从陛下所言。惟愿每言之则必行之。」宪宗深所嘉纳。今臣等亲承圣谕，敷明治要，亦愿陛下日与辅臣举此事目，推而行之，无使唐之君臣专美前代也。』

　　六年二月癸丑，司天监言：『日当食三月朔。』上谓辅臣曰：『日食之咎甚大，所以谴告人君，愿罪归朕躬，而无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益思询究而安利之。』宰臣贾昌朝对曰：『陛下发德音，足以应天弭变，臣等敢不夙夜悉心，上副恤民之意?』

　　七年三月癸巳，诏曰：『自冬讫春，旱暵未已，五种弗入，农失作业。朕惟灾变之来，应不虚发。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云。』上每命学士草诏，未尝有所增损。至是杨察当笔，既进诏草，以为未尽罪己之意，令更为此诏下之。

　　皇祐三年五月辛亥，眉州彭山县上《瑞麦图》，凡一茎五穗者数本。上曰：『朕尝禁四方献瑞。今麦秀如此，可谓真瑞矣。其赐田夫束帛以劝之。』

　　六月丁亥，无为军献芝草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木鱼虫之异，焉足尚哉?知军茹孝标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不得以闻。』戊子，汝州部署杨景宗求为郡。上谓辅臣曰：『景宗章惠太后之弟，朕岂不念之?然性贪虐，老而益甚。今与郡，则一方之民受祸矣。』不许。

　　四年四月。先是，内出欹器一，陈于迩英阁御坐前，谕丁度等曰：『朕思古欹器之法，试令工人制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之，中则正，满则覆，虚则欹，率如《家语》、苟卿、《淮南》之说。其制度精好，度等列侍观之。帝曰：『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朕欲以中立临天下，当与列辟共守此道。』度拜曰：『臣等亦愿毋倾满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尝作此器，真宗亦尝著论。庚辰，帝制《后述》，以赐度等。

　　十月庚寅，上谓辅臣曰：『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贤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閤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

　　五年三月癸亥，幸万寿观辞三圣御容。甲子，奉安太祖于滁州天庆观瑞命殿，太宗于并州资圣院统平殿，真宗于澶州开福院信武殿，各以辅臣为迎奉使、副，具仪仗导至近郊，内臣管勾奉安，百官辞观门外。其后上谓辅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奉安太宗御容，仍以《平政记》来上，盖纪太平兴国四年征讨之役。是时车驾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何其异也?』

　　五月甲子，诏谏官、御史上章论事，毋得朋比以中伤善良。又诏：『两省、两制、台谏官、三馆带职、省府推判官等次对言事，凡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灾异时数，直言无隐，不得朋私挟情，抉摘阴细，无益治道，务在公实。观文殿以下学士至侍制合直牒閤门上殿者，许请对，余官第奏封事；涉机密者，并用薄纸重封，以防漏泄。』

　　六月壬辰，诏诸路转运使上供斛斗，依时估收市之，毋得抑配人户。仍停考课赏罚之制。先是，三司与发运司谋聚敛，奏诸路转运使上供不足者，皆行责降，有余则加升擢，由是贪进者竞为诛剥，民不堪命。上闻之，特降是诏，天下称庆。

　　至和元年正月壬申，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疾。时京师大疫，令太医进方，内出犀牛角二本，析而观之，其一通天犀也。内侍李舜卿请留供帝服御，帝曰：『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立命碎之。

　　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幸龙图、天章阁，召辅臣、近侍、三司副使、台谏官、皇子、宗室、驸马都尉、主兵官观祖宗御书。又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不逮馆阁。作《观书》诗，韩琦等属和。遂宴群玉殿，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刊石于阁。

　　庚子，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复宴群玉殿。帝曰：『天下久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辞。』赐禁中金花盘香药。又召韩琦至御榻前，别赐酒一卮。从臣沾醉，至暮而罢。

八年正月丙戌，中书、枢密院奏事于福宁殿之殿西阁，见上所御幄帟裀褥皆质素暗弊，久而不易。上顾韩琦等曰：『朕居宫中，自奉止如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轻费之哉？』

政迹

　　乾兴元年，上封事者言：『圣朝开国以来，天下承平六十余载。然民间无蓄，稍或饥馑，立致流移。盖差役赋税之未均，形势豪强所侵扰也。又有诸般侥幸，影占门户。其户下田土稍多，便作佃户名字。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诏三司委众官定夺奏闻。三司参议，欲应臣僚不以见任、罢任所置庄田定三十顷，衙前将吏合免户役者，定十五顷为额。

　　天圣二年三月己丑，同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张君平言：『南京、陈、许、徐、宿、亳、曹、单、蔡、颍等州，古沟洫与畿内相接，岁久不治，故京师数罹水患。请委官疏凿之。』诏从其请。君平陈八事，一曰商度地形，循古迹深广之数，州计土工置籍，以记其事。二曰功不如所计，或水壅害民田，官坐罪，赏费直。三曰察吏贪墨，傍缘役事，箕敛民钱者。四曰知州、通判、令佐，能诱部民佐工费，书为劳课，与家口便官，功多与重赏。五曰禁民筑堰竭猪水捕鱼，以障河流。六曰浚治毕，按新书广深凡几何校功力，因其所出土积为隄[6]。七曰凡沟洫，上广一丈则下广八尺，深四尺，高阜加深焉，用此为率，宽隆折计之[7]，便于覆视。八曰古沟乎淤为民田系赋籍，虽开治者，以乡县保证除其赋。悉颁为定令。

　　三年四月丁丑，三馆所写书万七千六百卷，藏太清楼。初，大中祥符中火，焚馆阁书，乃借太清楼书补写。既而本多损蠹者，因命别写还之。

　　四年闰五月戊申。初，解州之永丰渠始后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黄河以运盐[8]，而周、齐之间废绝。隋大业末，都水监姚暹决堰浚渠，由陕入解。唐末至五代不复治。至本朝湮浅，舟不通，盐运大艰，主运者耗家产几尽。州校麻处厚诣阙诉，而右班殿直留逵因请治渠[9]，起安邑至白家场。转运使王博文亦言其便。复诏三司度利害。是岁卒成之，公私果利。

　　八月丁亥，诏修泰州捍海堰。先是，堰久废不治，水患海涛害民田。监西溪盐税范仲淹言于发运副使张纶，请修复之。纶奏以仲淹知兴化县，总其役。难者谓涛患息则积潦必为灾。纶曰：『涛之患十九而潦之灾十一，获多亡少，岂不可乎?』役既兴，会大雨雪，惊涛汹汹，至是役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众喧言堰不可复。诏遣中使按视，将罢之。又诏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同仲淹度其可否。令仪力主仲淹议，而仲淹寻以忧去，犹为书抵纶，言复堰之利。纶表三请，愿自总役，乃命纶兼权知泰州，筑堰自小海寨东南至耿庄凡一百八十里，而于运河置闸，纳潮水以通漕。踰年堰成，流傭归者二千六百余户。民为纶立生祠。令仪及纶各迁官。令仪，陈留人；仲淹，吴人也。

　　十月辛卯，淮南转运司言：楚州北神堰、真州江口堰修水闸成。初，堰度舟，岁多坏，而监真州排岸陶鉴、监楚州税王乙并请置水闸堰旁，以时启闭。及成，漕舟果便，岁省堰卒十余万。乃诏发运司他可为闸处，令规画以闻。鉴、乙等并迁官。

　　五年十月辛未[10]，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同知礼院王皡上所撰《礼阁新编》六十卷。初，天禧中，同判太常礼院陈宽请编次本院所承诏敕，其后不能就。皡因取国初至乾兴所下诏敕，删去重复，类以五礼之目，成书上之。赐五品服。皡，曾弟也。

　　七年八月丁亥朔，诏曰：『先帝患吏廪不给，而洁廉者亡以劝，故并赐之公田。岁月浸深，侵牟滋长，狱讼数起，反重失先帝之意。其罢天下职田，官收其入，以所直均给之。仍委三司别为条约。』先是，上封者言：『职田有无不均，吏或不良，往往多取，以残细民。请罢之。』诏资政殿学士晏殊与三司、审官、三班院、吏部流内诠参议，皆以为然，乃降是诏。

　　九年二月癸巳，诏曰：『职田所以惠廉吏，而贪者并缘为私，侵渔细民，滋益为害。比诏有司罢职田，如闻勤事吏禄薄不足以自瞻，朕甚悯焉。其复给职田，即多占佃夫。若无田而令出租者，以枉法论。』先是，下三司裒职田岁入之数，计直而均给之，未能即行。上因阅天下所上狱，多以贿败者，遂降是诏。

　　明道二年十二月。始，天圣六年，罢诸路提点刑狱官。八年复置，又权停。于是上谓辅臣曰：『诸路刑狱既罢提点官，转运司不能一一躬往谳问，恐浸致冤滥。宜选贤明廉干不生事者委任之，则民受其赐矣。』乃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仍参用武臣（此据《政要》）。

　　景祐元年四月丁丑，诏直史馆宋祁、郑戬、国子监直讲王洙同刊修《广韵略》，仍命知制诰丁度、李淑详定。时祁等言：『《广韵略》多疑混字，举人程试，间或误用，有司论难，各执异同，乃致上烦亲决，故请别加撰定。』

　　四年六月丙申，诏国子监以翰林学士丁度所修《礼部韵略》颁行。初，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旧《韵略》多无训释，又疑混声与重叠出字，不显义理，致举人诗赋，或误用之。』遂诏度等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十三处，许令附近通用；疑混声及重叠出字，皆于本字下解注之。

　　景祐二年九月壬辰，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前汉书》，下国子监颁行。前代经、史

　　皆以纸素传写，虽有舛误，然尚可参雠。至五代官，始用墨板摹印六经，诚欲一其文字，使学者不惑。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蔚宗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板讹驳，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会秘书丞余靖建言《前汉书》官本谬误，请行刊正。诏靖及国子监直讲王洙尽取秘阁古本对校，踰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是改旧摹本以从新校，然犹有未尽。而司马迁、范蔚宗等史尤脱乱，惜其后不复有古本可定正也。

　　宝元元年正月甲辰，雷。丙午，以灾异屡见，下诏求直言曰：『朕躬之阙遗，执事之阿枉。政教未臻于理，刑狱未协于中。在位壅蔽之人，效官贪墨之吏，仰谏官、御史、百僚密疏以陈，悉心无隐。限半月内实封进纳。朕当亲览，靡及有司。择善而行，固非虚饰。』丙辰，又诏曰：『比者善气弗效，阴眚屡见，地大震动，雷发不时。推原天谴之所由，岂吏为贪弛苛虐，使狴牢淹系而赋调繁急欤?或受赇鬻直，下情壅蔽，以亏和致戾欤?转运使、提点刑狱，其案所部吏以闻。』

　　二年三月，编修院上历代户口数：前汉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后汉千六百七万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二，晋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宋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后魏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齐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后周三百五十万，隋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太祖二百五

　　十万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十六万九千七百七十九；宝元元年一千一十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先是，上御迩英阁，读真宗皇帝所撰《正说·养民》篇，见历代户口登耗之数，顾谓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几何?』翰林侍读学士梅询曰：『先帝所作，盖谓前代帝王恭俭有节，则户口充羡；赋敛无度，则版图衰耗，炳然在目，作监后王。自五代之季，生齿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继圣承祧，休养百姓。今天下户口之数，盖倍于前矣。』因诏三司及编修院检阅以闻，至是上之。

　　康定元年五月己未，权三司使郑戬言：『诸道转运副使即汉刺史、唐观察使之职，其权甚重。汉法：刺史许六条问事。唐校内外官考定二十最，观察使在焉。是必责功过，明黜陟，吏勤其官，朝乃称治。今国家承平八十载，不用兵四十年，生齿之众，山泽之利，当十倍其初。而近岁以来，天下货泉之数，公上输入之目，返益减耗，支调微屈，其故何哉?由法不举、吏不职、赏沮之格未立也。臣近取前一岁所谓铜盐茶酒之课者以为比，凡亏租额实钱数百万贯。且前之失既已数十百万，若今又恬然不较，则军国常须将何以取办?臣故曰：宜循汉、唐故事，行考课法。欲乞应诸道转运使、副今后得替到京别差，近上臣僚与审官院同共磨勘一任内本道诸处场务所收课利与租额，近年都大比较。除岁有凶荒别敕权阁不比外，其余悉取大数为十分，每亏五釐以下，罚两月俸，一分以下，罚三月俸；一分以上，降差遣。若增及一分以上，亦别与升陟。』从之。

　　九月，合奉宸五库为一库，在延福宫内旧宜圣殿。五库一曰宜圣殿内库，二曰穆清殿库，三曰崇圣殿库，四曰崇圣受纳真珠库，五曰崇圣殿乐器库。于是合五库为一，改名奉宸，仍铸印给之。十二月己巳，诏讨西贼。庆历四年四月丙辰，诏三司丞、郎、给、谏以上、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中丞、正卿、监岁得举正郎以下朝官不得过三人；起居郎、舍人、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卿岁得举员外郎以下朝官不得过二人；左右司郎中、司谏、正言、三院御史并馆职、知谏院、天章阁侍讲、三司判官、开封府推判官并员外郎以上及正郎见任知州有出身无赃罪者，并岁得举太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过二人；安抚、制置、发运使、转运使、副、提点刑狱、朝臣于本部内得举正郎以下朝官；提点刑狱使臣、发运、转运判官得举本部内员外以下朝官并限人数，仍于状内开说其人堪充何任使，同共以闻。

　　皇祐元年二月戊辰[11]，权三司使叶清臣以转运司弛慢，损失财用，有误支计，言：『伏见提点刑狱，朝廷以庶狱之重，时置考课一司。臣欲乞今后转运使、副得替[12]，亦差两制臣僚考校，分上、中、下六等。若考入上上，与转官升陟差遣；上下者，或改章服，或外差遣；及中上者，依旧与合入差遣；中下者，差知州；下上者，与远小处知州；下下者，与展磨勘及降官差遣。仍每到任成考，并先供考帐申省，关送考课院。』诏从之。仍令磨勘提点刑狱院一处施行。

　　四月，钱彦远上疏曰：『唐开元户八百九十余万，而定垦田一千四百三十余万顷。今国家户七百三十余万，而定垦田二百一十五万余顷。其间荒废之田，不下三十余万顷，是田畴不辟而游手多也。劝课其可不兴乎?本朝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通判皆带劝农之职，拜敕结衔，正在督课。而徒有虚文，无劝导之实。谓宜置劝农司，以知州为长官，通判为佐官，选清强幕职州县官为判官。先以垦田顷亩及户口数、陂塘、山泽、沟洫、桑柘著之于籍，然后委劝农官设法劝课，兴利除害，以俟岁终转运使考较赏罚之。』

　　二年五月庚午，诏举官为县令，自今河北、陕西转运使、副岁各举十二人；提点刑狱各六人。河东、京东西、淮南转运使、副各十人，提点刑狱各五人。两浙、江东、江西、福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益、梓转运使、副各四人，提点刑狱各四人。夔州路转运使、副四人，提点刑狱三人。六路制置发运使、副各六人。府界提点刑狱三人。知开封府并诸州府军盖各一人。仍止得举所部官。初，同提点京西刑狱张易官临满将代，并举县令十六人。上因谓辅臣曰：『县令与民最近，故朕设保举之法。今易所举猥多，必以请托故也。』遂令裁定其数。

　　七月乙丑，上谕辅臣曰：『近日职司，以长史不理闻者多矣，中书未尝施行。且长吏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择其甚者罢之，小者易之。』文彦博等惭谢而退。于是自鄂州王开、台州吕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而罢斥，对移者凡十六人。

　　嘉祐二年七月辛卯，命翰林学士承旨孙抃、御史中丞张昪磨勘转运使及提点刑狱课绩。初，知谏院陈旭言：『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转运使始。今辄上选用、责任、考课三法，其选用法曰：以公正明断，惠爱为本。公正可使纠肃官吏，明断可使决治烦剧，惠爱可使恤民之隐。苟无数者之长，即以补他职，其禄赐恩典，视转运使可也。其责任法曰：今举其功务有五，一称举贤才，各堪其任；二按劾贪污，修举政事；三实户口，增垦田；四财用充足，民不烦扰；五兴利除害。仍令岁终条具所施行者以闻。其考课曰：故事，转运使给御前历子，岁满上审官院考校之，三司亦尝立考校陞黜条，卒不行。盖委计司则先财利而忽民事，在审官又因循常务而无课第之实。按：汉世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今宜付御史台考较为三等，仍与中书门下参覆其实。其上等量所部事之剧易而保进之，中等退补小郡。若风绩尤异，即擢以不次。其职事弛废，不俟岁满，明行黜削。』于是以岁满所上功状分殿最为上、中、下三等，用唐考功四善之法以稽行实，其等亦如之。始以命昪等，然卒无所进退焉。

　　八月庚戌，韩琦言：『近颁方书诸道，以救民疾。而贫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请自今诸道节镇及并、益、庆、渭四州岁赐钱二十万，余州、军、监十万，委长吏选官合药，以时给散。』从之。

三年十二月己酉，翰林学士韩绛言：『中书门下，宰相所职，而以他官判省，名不相称。更定其制，百司常务多白二府。请详其轻重，移付于下，使大臣不为细故撄虑，得以专意政事。又章服所以别尊卑，今走吏与公卿不殊。请依唐制，以品数为等。其因年考及阶品合服者，须未尝犯徒罪，乃听。又台阁、省寺，典章所由出也。今独有敕条文案而已。本朝故事、名臣遗范，无所传录。请依《周礼》、《唐六典》著为一书。』诏翰林学士胡宿、知制诰刘敞详以闻。敞等条列改正裁损申明十事，其后皆不果。

详定乘舆之制

　　康定元年九月。初，三驾皆以待礼事[13]。而车驾近出，上用常役以行，议者以为近于阔略，于是参知政事宋庠言：『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扇伞而已，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司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许人执檛而殿，谓之禁卫。诸班禁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者旗亭、市楼，皆垂帘外蔽，士民凭高可瞰，而逻司、街使曾不呵止。威令弛废，习以为常。且黄帝以神功盛德，犹假师兵为营卫，盖所以防微御变也。汉、魏以降，有大驾、法驾、小驾之仪。至唐，又分殿中、诸卫、黄麾等仗，名数、次序，各有施设。国朝承五代荒残之余，事从简略，鸣鉴游豫，仅同藩镇，而尽去戈戟、旌旗之制，非所谓旄头先驱、清道后行之谨也。此皆制度放失，惮于改作之咎。谓宜委一二博学近臣，检寻前代仪注及卤簿，令于三驾诸仗内参定。今以乘舆常时出入之仪比三驾诸仗，酌取其中，稍增仪物，具严法禁，上以尊宸极，下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其在今日。』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详定，遂合奏请班直、禁兵、步骑为禁卫，仍旧数复增清道马百，佩弓矢为五重，骑而执罕毕者一，骑而执牙门旗前后四，骑而执绯绣凤氅二十四、雉扇十有二，皆分左右。天武兵徒行者执柯舒，亲从兵增其数三百，殿前指挥使增为二百，并骑，左右相对。开二门，门间容二丈，以拟《周礼》之入门。凡前牙门旗、后牙门旗，前为禁卫，辄入者论以法。禁乘高下瞰、垂帘外蔽、夹道喧呼驰走者。颇著于令。其后浸弛云。』

　　嘉祐六年七月己丑，太常礼部院及整肃仪卫所并言：『请自今驾出，以閤门祗侯并内臣各一员挟驾头左右，次扇筤，以亲从兵二十人从其后。』先是，幸睦亲宅，内侍抱驾头坠马，驾头坏。御史中丞韩绛乞增乘舆出入仪卫之禁。事下太常礼院等处恭议，而定此制。

　　江休复《杂志》云：韩绛问李淑：『驾头何物?』曰：『百讲坐之一。』刘敞访之王洙，云：『御坐传四世矣。』乃初即位所坐。

定集议官制

　　明道二年七月己巳，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国家每有大事，必集议于尚书省，所以博访论议，审决是非。近详定庄献明肃皇后、庄懿皇太后陞祔事，而尚书省官有带内外制或兼三司副使，多移文不赴。且带职尚书省官，一时之选，宜有建明，而反以职任自高，辄不赴集，诚未副朝廷博谋之意。请自今每有集议，其带职尚书省官，如托事不赴者，以违制论。』从之。

　　景祐四年三月。先是，诏从段少连所请，尚书省官带内外制及兼三司使、副不赴集议者，以违制论。集贤校理赵良规以为不可，上言曰：『国朝故事，令敕、仪制别有学士、知制诰、待制、三司副使著位，视品与前朝异同，无在朝叙职、人省叙官之说。若全不论职，则后行员外郎兼学士，在朝立丞、郎上，入省居比、驾下；知制诰、待制入朝与侍郎同立，入省分厕散郎；员外郎任三司副使、郎中任判官，在三司为参佐，入本省为正员，所以旧来议事集，尚书省官带职者不赴，别诏三省悉集，则及大小两省；内朝官悉集，则及学士、待制、三司副使；更集他官，则诸司三品、武官二品，各次本司长官。故事：尚书省官带知制诰、中书省奏班部簿，即是于尚书省、御史台了不著籍，故有「绝曹」之语。又凡定学士、舍人两省著位，除先后入外，若有陞阶，皆特禀朝旨，岂有在朝入省迭为高下?』诏御史台、礼院详定，久不决。于是判礼院冯元等奏曰：『会议之文，由来非一，或出朝廷副旨，或徇官司旧规，故集本省者即南省官；集学士、两省台官者，容有内制、给舍、中丞；集学士、台省及诸司四品以上者，容有卿、监；集文武百官者，容有诸卫。盖谋事有大小，集官有差等，率系诏文，乃该余职。段少连以太常易名之细，考功覆议之常，误为群司普当会席，列为具奏，婴以严科，遂使绝曹清列还入本行，分局常员略无异等。请臣僚拟谥，止集南省官属，或事缘体大，临时敕判，兼召三省、台、寺，即依旧例。』御史台别奏云：『今尚书省官任内制者系台省之籍，无坐朝之实。论职官之言，正为绝曹者设，岂可受禄?则系官定俸，议事则绝曹为辞。况王旦、王化基、赵安仁、晁迥、杜镐、杨亿，皆当预议于尚书者，故相李昉为主客郎中、知制诰，曰屡经都省议事。散骑常侍徐铉见江南旧儒所说次第略同，又议大事，仆射、御史大夫入省，唯仆射至厅下马。于今行之，所以重本省也。故都堂会议，列状以品，就坐以官。忽此更张，恐非通理。』礼官吴育曰：『两奏各有未安。尚书制度虽崇，亦天子之有司。在朝廷既殊班列，入有司辄易尊卑，是以朝省为彼我，官职分二事也。两制近职若有事议，而云绝班不赴，非所以求至当。且知制诰中书省奏班簿，是谓绝班。翰林学士亦知制诰，不绝班簿，此因循之制，未为确据。纵绝班有例，而绝官无闻。一人命书，三省连判而都无所系，止为俸钱，岂命官之理?今取典故中最明一事，足以质定：祥符五年，仆射上事仪，绝班之官别头赞引，不与本省官同在迎班。请凡会议，省官带近职者别作一行而坐，自为序列，非以相压。若诏两制、台省、诸司、卫官毕集，则各从其类，自作一行，书议如其次。』诏：『尚书省议事，应带职官三司副使以上并不赴；如遇集议大事，令赴别设坐次。』

校勘记

[1]二月壬戌 按：此条亦在天圣四年，当置本卷之首。见《长编》卷一○四。

[2]荡人心志 原本作『伤人心志』，据《长编》卷一○四改。

[3]安抚 原本作『安辅』，据《长编》卷二二改。

[4]戊午 原本作『丁巳』，据《长编》卷三一四改。

[5]韩琦 原本作『韩玮』，据《长编》卷三一四改。

[6]所出土 原本作『所出上』，据《长编》卷一○二改。

[7]折计 原本脱『计】字，据《长编》卷一○二改。

[8]都水校尉 原本作『都水使者』，据《长编》卷一○四改。

[9]留逵 《长编》卷一○四作『刘逵』。

[10]辛未 原本作『丁卯』，据《长编》卷一○五改。

[11]二月戊辰 原本作『二年』，据《长编》卷一六六改补。

[12]今后 原本作『今从』，据《长编》卷一六六改。

[13]三驾皆以待礼事 原本作『三驾□□□礼事』，据《长编》卷一二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一

仁宗皇帝

议乐

景祐初议

　　仁宗景祐元年十月壬午，命龙图阁待制燕肃、集贤校理李照、直史馆宋祁同按试王朴律准。肃时判太常寺，建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每三岁亲祠则重饰。岁既久，所涂积厚，声益不协。』故有是命。帝亲阅视律准，题其背以属太常。肃等即取钟、磐，剗涤考击，用律准按试其声，皆合。

　　二年二月丙辰朔[1]：燕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戊午，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李照：『乐何如?』照对：『乐音高[2]。』命详陈之。照乃进言：『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视禁坊乐高二律。击黄钟则为仲吕，击夹钟则为夷则，是冬兴夏令，春召秋气。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律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铸钟无小大轻重厚薄长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传以为唐旧钟，亦有朴所制者。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复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复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簴，可使度量权衡协和。』有诏许之，仍就锡庆院铸。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上《大乐图义》二卷。

　　四月丁巳，李照言：『奉诏制玉律以候气，请下潞州，求上党县羊头山秬黍，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从之。戊辰，命宰臣吕夷简、王曾都大管勾铸造大乐编钟，参知政事宋绶、蔡齐、盛度同都大管勾，集贤校理李照、勾当御药院郑守信专监铸造，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始照既铸成编钟一簴，以奏御，遂建请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大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庚午，诏中外臣僚洎草泽之士，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许所在荐闻，或自官司特较试之。侍御史刘夔言：『乐之大本与政化通，不当轻易其器。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丞，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一切罢之。』帝善其言，亦不果从也。

　　五月丙寅[3]，李照上《九乳编钟图》。钟旧饰以旋虫，改为龙。并自创八音新器。又请别□【杰按：此处原书无字。】石为编磬。辛卯，命内侍挟乐工往淮阳军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金、石，则丝、竹、匏、土、革、木亦当更制，以备献享。』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以兴铸铸钟。声量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既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曰『乐斗』。及潞州上秬黍，照择大者纵累之，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愈坚定。

　　六月辛酉，左司谏姚仲孙言：『伏闻议者欲改制雅乐，俾协纯音，谓旧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损之不差其度，臣盖不知其得于何道而辄敢变更?闻其所为，率多诡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范中金以作钟。又欲以三辰、五灵、二十四孝为乐器之饰。臣虽愚昧，窃有所疑。自祖宗以来，考正大乐，荐之郊庙，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备行盛礼，燔柴岱岳，瘗玉汾脽，振前王久坠之风，举历代难行之典。蒇事之际，斯乐具陈，固以格明神，昭景贶。先儒审议，曾靡间言。若一旦轻用新规，全黜旧制，臣窃以为不可。望特诏罢之，止用旧乐。』时帝既许李照制器，业以为之，且欲究其术之是非，故仲孙之章卒不下有司焉。先是，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一簴。而四清声相承不击。乙丑，李照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钟，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矣。』冯元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之数也?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竹以下，受而为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于古，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此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所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事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为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声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礼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辛未，御崇政殿，召辅臣观新乐（见《郊祀》）。

　　七月癸巳，复召辅臣观新乐于崇政殿，自是再观焉。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历代乐颇为迂诞，而其费甚广。请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作钟、磬颇与众音相谐，但罢其增造，仍诏谕修睦。知杭州郑向言：『镇东节度推官阮逸颇通音律。』上其所撰《乐论》十二篇，并律管十三。诏令逸赴阙。先是，命翰林学士侍读兼龙图阁学士冯元、度支判官集贤校理聂冠卿、直史馆同知太常礼院宋祁同修乐书，上言：『县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弊。』于是敕冯元等详典故。甲辰[4]，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言：散鼓不详所置之由，且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灵鼓、雷鼓、路鼓，虽击之，皆不成声，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阙而未制。今既修正雅乐，请申敕大匠改作诸鼓，使击考有声。及创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奏可。时有上言以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击之法。而大乐所制，以柱贯中，故击之无声，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饰柱。面各一工击鼓，一工左执鼗以先引。凡圆邱降神六变，初八面，皆三击椎而左旋，三步则止。三者，取阳数也。又再击以为节。率以此法至六成，灵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于四隅，皆有左鞞右应。乾隅左鞞，应钟亥之位也。中鼓黄钟，子之位也。右应大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夹钟，卯之位也。右应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应中吕，巳之位也。中鼓蕤宾，午之位也。左鞞林钟，未之位也。坤隅右应夷则，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无射，戌之位也。宜随月建，依律吕之均击之。』诏可。

　　范镇《东斋记事》云：《周礼》：雷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事。郑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数不见于经，然神有尊卑，则其数有多寡隆杀，理或然也。必汉时尚然，所以康成云尔。几面，犹言几两车、几区宅、几屡田也。唐开元中，蜀人有绘图以献者。一鼓而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击，乃于县內别置散鼓。国朝仍之，郊庙、宗庙设而不作。景祐中，冯章靖公言雷鼓、灵鼓、路鼓并当考击，而散鼓请准乾德四年诏废不用。然不言鼓之制是非，甚可怪也。

　　后元等复以殿庭备奏，四隅建鼓，既随月协，均顾无以节乐，而《周官·鼓人》以晋鼓鼓金，奏应以施用。诏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县内始有晋鼓矣。古者镈钟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景德中，李宗谔领太常，总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殿廷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黄钟、太簇、蕤宾也；六曲者，别调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县，则环而击之。宗谔言：『金部之中，镈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镈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诏冯元等询考击之法。元等奏言：『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音韵克谐。国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庙。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便于合乐，仍得并施郊庙[5]。若轩县以下，则不用此制，所以重备乐，尊王制。』诏从之。

　　八月己巳，御崇政殿，召辅臣观新乐。上出双凤管，下太常肄习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管端刻饰双凤，施两簧焉，而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以备雅乐。两仪琴者，施两弦；十二弦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以象律吕之数。又敕更造十弦琴、九弦琴，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命李照同修乐书。丁丑，内出《景祐乐髓新经》六篇赐群臣，其一释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声；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所用律及阴阳数配；五十二管之长短；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于四时，建之于日月，通之于鞮竺，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

　　九月辛巳朔，李照言：『今太常所用祝，其四面皆画时卉，未合古制。请易以青龙、朱雀、倮虫、白虎、元龟，以配五方。』从之。照又与邓保信新作铜方响五架，诏教坊准其声以授诸器。初，照既定雅乐，而声极下，故又制燕乐之器，欲写其声。已而乐工以为不可施用，罢之。隋制：内宫县二十簴，以大磬代镈钟，而去建鼓。唐武后称制，改用镈，因而莫革。及是，诏访冯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击?何礼应用?』癸未，元等言：『古者特磬以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有因改。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汾阴，并仍旧章，陈于县奏。若其所用吉礼，则中宫之县；祀礼则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今之奉慈庙、后庙，皆应陈设宫县，则三十六簴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击之法，谓宜同于镈钟。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之乐节也。』诏可。

　　丁酉，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李照为刑部员外郎，赐三品服。入内供奉官、勾当御药院邓保信为礼宾副使，以造新乐成也。自余修制官属、诸工凡七百余人，悉迁补有差。初，照谓旧乐声高，乃以太府尺为法，实比古一尺二寸有奇。照独任所见，更造新器。所定黄钟律又声极下，乐工歌其韵，中无射倍声。又馋破旧钟磬，欲一用新器。上时博求知音者，听照所言。音官、乐工虽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又因入内都知阎文应推言其功，故特改官。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县。而照自造新乐笙、竽、瑟、笛、箪篥等十二种，皆不可施用。诏但存大笙、大竽二种而已。照谓：『今簞篥，乃《豳诗》所谓苇管也。《诗》云：「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且今簞篥首，伶人谓之苇子，其名出此。』于是制大管簞篥为雅乐，议者嗤之。壬寅，御崇政殿按新乐。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与观焉。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器，礼经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且鼗者，所谓导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錞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和錞既摇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入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鼗、铎以发之，錞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鼗、铎、锌、相皆罢而不作，如此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奏可。

　　三年二月丙辰[6]，诏翰林学士冯元、礼宾副使邓保信与镇江节度推官阮逸、湖州乡贡进士胡瑗较定旧钟。瑗，海陵人，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前知苏州，荐瑗知音，白衣召对崇政殿，与逸俱命。

　　三月丙申，诏：『比访天下善候气及晓钟律之人，未有应诏书者[7]。其令所在更博求之。』翰林侍讲学士冯元等上秬黍新尺，别为钟、磬各一架。

　　六月丙辰，以新修乐书为《景祐广乐记》。丙寅，礼宾副使邓保信上所制乐尺并籥，且言其法本《汉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诏冯元、聂冠卿、宋祁同较定以闻。

　　七月戊子，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冯元、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聂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等上《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元等皆迁官。乙亥，命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同详定黍尺钟律。

　　八月甲戌，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言：『乐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乐之情感于物，则焦杀嘽缓之声随而应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孟子之对齐宣王：「今乐犹古乐。能与百姓同乐，则古今一也。」唐太宗听祖孝孙新乐，乃谓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文公对以「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皆述乐之至言也。臣奉诏与丁度等详定阮逸、胡瑗、邓保信所造钟律，粗考前志，参验今法，二家之说，差舛未安。盖阮逸之主分方，保信之用长黍，质之典据，悉无所闻。伏自艺祖以来，通用王朴之乐，未尝更易，以至天下无事，垂八十载。为乐之用，非不和也。顷燕肃妄加磨鑢，会李照至阙，谓其音未谐。陛下再加练覈，许之改作。洎逸、瑗继至，盛言照乐穿凿，再令造律，则又围径乖古。保信续上新法，亦复长广未合。窃以祖宗旧乐遵用已久，属者徇一臣之偏议，变数朝之同律，赐金增秩，优赏其劳，曾未周岁，又将易制。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之者，不惟有伤国体，实亦虚费邦用。历观前代议乐，古之管尺尚存，而犹是非纷纭，累年方就，未见若今之速而易也。臣窃计之，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海内击瓖，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乐，可得以器象求乎?既达其源，又当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陲，久弛边备，寇敌之性，岂能常保?此陛下与左右大臣宵旰所虑，宜先及之，缓兹求乐之议，移访安边之策。急其所急，在理为长。请下有司：且记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钟磬、权量，存而未行，再访天下有精晓音律者，俾之详正，而后施用一二年，讫无至者，则将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诏稽古之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备雅奏，固亦未晚。』诏丁度等速详定以闻。

　　九月丁亥，详定黍尺钟律。丁度等言：『邓保信制尺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百而成。又律管一据尺裁九十黍之长，空径三分，围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长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阔，推以算法，类皆差舛，不合周、汉量法。阮逸、胡瑗所制，亦上党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制，又复不同。至于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区、鬲，亦率类是。盖黍有圆长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圆黍，又首尾相衔。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难以定钟、磬。谨详古今之制，自晋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权量参校，故历代黄钟之管容黍之数不同。惟后周掘地得古玉斗，据斗造律，兼制权量，亦不合周、汉制度。故《汉志》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说，悉起于黄钟。今欲数器之制参互无失，则班《志》积分之法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长为分，虽合后魏公孙崇所说，然当时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圆黍累之，及首尾相衔，又与实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权衡之法不可独用。』诏悉罢之。又诏度等详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兴尚矣。《周官》璧羡以起度，广径八寸，袤一寸。《礼记》布手为尺。《淮南子》十二粟为寸。《孙子》十釐为分[8]，十分为寸。虽存异说，莫可适从。《汉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刘歆典领之。是时周灭二百余年，古之律度当有存者。以歆之博贯艺文，晓达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审度之法云：「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先儒训解经传，多引以为义。历世祖袭著之定令，然而岁有丰俭，地有硗肥。就令一岁之中，一境之内，取黍校验，亦复不齐。是盖天之生物，理难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杂校焉。晋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调钟律，是为晋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当时以公曾尺揆校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前史称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晋之前尺为本，以其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窃惟周、汉二代享年永久，圣贤制作，可取则焉。而隋氏销毁金石，典正之物，罕复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验者[9]，惟有法钱而已。周之圜法，历载旷远，莫得而详。秦之半两，实重八铢。汉初四铢，其文亦曰半两。孝武之世，始行五铢。下洎隋朝，多以「五铢」为号。既历年代，尺度屡改，故大小轻重，鲜有同者。惟刘歆制铜斛之世，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风元年，改铸货布、货泉之类，不闻后世复有铸者。臣等检详《汉书》、《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铢，径一寸二分。错刀钚如大泉，身形如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足股长八分，间广二分，圆好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径一寸。今以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四物相参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轻重与本志微差者，盖当时盗铸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当校其手、足、肉、好、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则铜斛之尺从而可知矣。况经籍制度皆起周世，如刘歆术业之博，祖冲之算数之妙，荀公曾之详密，既合周尺，则最为可法。兼详隋牛里仁等议，称：「后周太祖敕苏绰造铁尺，与宋尺同，以调钟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孙云：「隋平陈后，废周玉尺，用此铁尺律。然比晋前尺长六分四釐。」今司天监景表尺，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以其洛都旧物也。公曾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西汉之物。和岘谓洛阳、西京，乃唐都尔。今以货布、错刀、货泉、大泉等校之，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论之，铜斛与货布等尺寸昭然可验。有唐享国三百年，其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当依汉钱分寸。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创制垂法，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王朴律准尺比汉钱尺寸长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尝施用，复经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弥长，去古弥远。又逸进《周礼度量法议》，欲先铸嘉量，然后取尺度权衡。其说疏舛，不可依用。谨考旧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汉钱尺二，并大泉、错刀、货布、货泉总十七枚上进。』诏度等以钱尺、景表尺各造律管，比验逸、瑗并太常新旧钟磬，考音之高下以闻。度等言：『前承诏考太府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汉志》古钱分寸参校景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谓宜准许景表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验音高下，非素所习，乞别诏晓音者总领校定。』诏罢之。壬辰，以镇江节度推官阮逸为镇安节度掌书记、知城父县，乡贡进士胡瑗试校书郎。初，召逸、瑗作钟磬律度，按之，虽与古多不合，犹推思而遣之。

　　宝元元年七月丙辰，右司谏韩琦言：『前奉诏详定钟律，尝览《景祐广乐记》，视李照所造乐不合古法，皆率己意，别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识者久以为非。今将亲祀南郊，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郊祀大礼，请复用之。』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御史中丞晏殊同两制详定以闻。绶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愿如琦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旧乐钟、磬不经照镌磨者，犹存三县七虞，郊庙殿庭，可以更用。』乃诏太常旧乐悉仍旧制，李照所造勿复施行。

琦以五月上言，绶等以七月定议。今从本志联书之。康定元年三月癸丑，太子申允阮逸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诏送秘阁。

皇祐再定

　　皇祐二年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太乐所，同定钟、磬制度。先是，祭明堂，上亲阅大乐，而言者以为缚钟、特磬大小与古制度未合。诏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晓音律，故召之。

　　瑗本传云：并召阮逸。阮逸此时实教授睦亲宅，当考。《会要》九月五日诏：鎛钟、特磬未协音律，令邓保信、阮逸、卢昭序同太常寺检详典礼，别行铸造。《实录》无此。

　　三年二月己丑，诏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磬石，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十二月，益州乡贡进士房庶为试校书郎。庶，成都人。宋祁尝上书，著《乐书补亡》二卷。田况自蜀还，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书》，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黄钟也。且《汉志》「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后儒说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祠部员外部、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纵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于管，以为黄钟之长，就取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说为是。盖累黍为尺，始失之于《隋书》。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故隋平陈，得古乐器，高祖闻而叹曰：「华夏旧声也！」遂传用之。唐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钟律未正，屡下诏书，博访群议，冀有所获。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诚众论所不及。请如其法试造尺律，更以古器参考，当得其真。』乃诏王洙与范镇同于修制所，如庶说造律尺龠律，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龠律径九分，深一寸。尺起黄钟之长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累者长一寸四分。

庶又言：『古者有五音，而今无正徵音。国家以火德王，徵属火，不宜阙。今以旋相五音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书》同律度量衡，所以齐一风俗。今太常、教坊、钧容及天下州县各自为律，非《书》同律之义。且昔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礼乐，以行谏赏。谓宜颁格律，自京师及州县，无容辄异，有擅高下者论之。』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尺龠，又令庶自陈其法，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令撰图以进。其说以五正二变配五音，迭相为主，衍之成八十四调。旧宫、徵、角、羽、商五音次第配十声，然后加变宫、变徵二声以足之。庶推以旋相生之法，谓五行相戾非是，当改变徵为变羽，易变为闰，随音加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而五行相生，终始无穷。诏以其图送详定所。庶又论：『吹律以听军声，谓以五行逆顺，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说略矣。』是时胡瑗等制乐已有定议，特推恩而遣之。镇为论于执政曰：『今律之与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为之也。累黍为之者，史之脱文也。古人岂以难晓不合之法书之于史，以为后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晓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长与空径、与容受、与一千二百黍之数，无不合之差。诚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黄钟之实一千二百黍，积实分八百一十，于算法圆积之则，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方实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体本圆，圆积之是也。今律方积之，则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比古已大矣。故围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积实亦八百一十分。律体不方，方积之非也。其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非外来者也，皆起于律也。以一黍而起于九分，与一千二百黍之起于律，皆取于黍。今议者独于律则谓之索虚，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之起于律，与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长七十六分二釐之起于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课，其不同较然可见，何所疑哉?若以谓工作既久而复改为，则淹引岁月，计费益广，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计费广者，为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乐无姑洗、夹钟、太簇等数律，就令其律与其说相应，钟、磬每编才易数枚，因旧而图新，敏而为之，则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久而广费哉?』执政不听。

　　房庶上《律吕旋相图》在四年二月庚寅，今从《律历志》。并考之《乐志》，载庶论今乐犹古乐。附五年九月。

　　四年正月庚申，乾宁军献古钟。诏送详定大乐所。

　　《实录》明年二月末又书『乾宁进古钟』，本志亦在明年二月。此年所进，《志》独不书，恐《实录》重出也。今止存其一，明年不复书。

　　六月乙酉，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上书曰：『陛下制乐以事天地、宗庙，以扬祖宗之休，兹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诏以来，及今三年，有司之论，纷然未决，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窃惟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声音也。声音之生，主于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俾后人参考之，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通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数也，权衡也，钟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则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和，安可得哉?谨条十者，非是之验，惟裁择焉。按《诗》：「诞降嘉种，维秬维極。」诞降者，天降之也。许叔重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后汉任城县产秬黍，三斛八斗，实皆二米。史官载之，以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为酒者，谓之秬鬯。宗庙降神，惟用一尊；诸侯有功，惟赐一卤，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贵也。今秬黍取之民间者动至数斛，秬皆一米，河东之人谓之黑米。设有真黍，以为取数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是围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围广，则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说者谓四釐六毫为方分。古者以竹为律，竹形本圆，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为非是二也。又按：《汉书》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钟之长。又云「九十分黄钟之长」者，据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施于量，则曰黄钟之龠；施于权衡，则曰黄钟之重；施于尺，则曰黄钟之长。今遗千二百之数，而以百黍为尺，又不起于黄钟，此尺之非是三也。又按：《汉书》龠其状似爵。爵为爵盏，其体正圆，故龠当圆径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与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礼》鬴法，方尺圆其外，深尺容六斗四胜。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礼》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尺。璧羡之制，长十寸，广八寸，同谓之度尺。既以为尺，则八寸、十寸俱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力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谓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为鬴之方，十寸尺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胜、千二百八十龠也。积为一百一二万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积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汉书》斛法，方尺圆其外，容十斗，旁有庇焉。当隋时，汉斛尚在，故《隋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圆其外，庇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圆分谓之径围，方分谓之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数非是七也。又按权衡者，起一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钧，声中黄钟，汉之斛，其重二钧，声中黄钟。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轻重者，欲见薄厚之法以考其声也。今黍之轻重未真，此权衡为非是八也。又按：凫氏为钟，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今无小大薄厚，而一以黄钟为率，此钟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今亦以黄钟为率，而无长短厚薄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见者也。使其一不合，则未可以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无形之声音不可得而和也。请以臣章下有司，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律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圆其外、深尺与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圆其外、庇旁九釐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分孰是?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与一米孰是?钟磬依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厚薄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后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后下诏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后可以为量，为钟、磬，量与钟、磬合于律，然后可以为乐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详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费，无虑千万计矣，此议者所以云云也。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而顾谓作乐为过举，又言当今宜先政令，而礼乐非所急，此臣之所以尤惑也。傥使有司合礼乐之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亲临决之，顾于政事不已大乎?昔汉儒议盐铁，后世传《盐铁论》。今方定雅乐以求废坠之法，而有司议论不著盛德之事，后世将何考焉?愿令有司人人各以经史议论条上，合为一书，则孰敢不自竭尽，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议为然，伏请权罢详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后为乐，则必得至当，而无事于浮费也。』诏送详定所。镇说自谓得古法，然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与之论难，以为弗合。世鲜钟律之学，卒莫能辨其是非焉。

　　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同议大乐。

　　十二月壬辰，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凡鎛钟十二。黄钟高二尺二寸半，於广一尺二寸，鼓六钚、四舞、六角，衡并旋虫共高八寸四分，隧径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带每面纵者、横者四枚，景侠鼓乐舞每处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两栾间一尺四寸，容九斗九胜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并与黄钟同制，而两栾间递减半分，至应钟容九斗三胜五合，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并中新制本律。特磬十二，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博一尺，鼓三，又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各中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递加其厚，至应钟厚三寸五分。诏以其图送中书。议者以为：『《周礼》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钚间以其一为之厚。则是大钟宜厚，小钟宜薄。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则小钟厚，非也。又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叁分其股，博去其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今磬无博厚，无长短，亦非也。』

　　钟磬非是，盖与范镇所上书略同，本志误载为二年十二月事，今从《实录》。按：李兑明年五月奏，称议者以钟磬之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侍详定。而《实录》阙之，乃今附此。

　　五年四月甲午，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议大乐。乙未，详定大乐所言：『知制诰王洙奏：黄钟为宫，最尊者，但声有尊卑尔，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黄钟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止得林钟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鎛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

　　五月戊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缘律有长短，磬有小大。黄钟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率，与古为异。臣尝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义参定之。』辛丑，知谏院李兑言：『曩日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侍详定。窃闻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义，王洙不从，语言往复，殆至喧哗。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记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盖况今又千余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用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臣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与瑗、逸更造钟、磬，而无形制、容受之别。』又数劝上用新乐于南郊，而议者多以为非，后亦不复用。

　　九月乙酉，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谏官、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先是，钟、磬之音未合古法，诏中书门下集两制及太常礼官与知钟律者考定其当。议者各安所习，久而不决，乃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亲临视之。然古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钟。至隋用累黍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五代之乱，大乐沦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上虽勤劳制作，未能得其当者，有司失之于以尺生律也。

　　自『先是，钟、磬之音』至『尺生律也』并范镇所论，本志削去，今姑存之。然镇所论，亦略见于四年六月所上书矣。当考。

　　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世谓太常为雅乐，而未尝施于燕享。岂以正声为不美听哉?夫乐者，乐也，其道虽微妙难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悦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后能也。尝窃观于太常，其乐悬、钟磬、埙篪、搏拊之器，与夫舞缀、羽籥、干戚之制，盖皆仿诸古矣。逮振作之，则听者不知为乐，而观者厌焉。岂所谓古乐，其声真若此哉?孔子恶郑，恐其乱雅。乱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乐犹古乐。」然今太常独与教坊乐音殊绝，何哉?昔日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无成。蜀人房庶亦深订其非是，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为方响；丝竹，琴箫也，后世变之为筝、笛；匏，笙也，攒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革，麻料也，击而为鼓；木，祝敔也，贯之为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达者指庙乐鎛钟、鎛磬为宫，轩为正声[10]，而概谓胡部[11]、卤部为淫声。殊不知大辂起于推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后世易之以杯盂；古者簟席以为安，后世更之为榻按。虽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柸盂、榻按，而复俎豆、簟席之质也。然则八音之器，岂异于此哉?孔子曰「放郑声，郑声淫」者，岂以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声之变耳。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其惉懑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则世所谓雅乐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为淫声哉?数子纷纷，改制钟律而复古。庶之论指意独如此，故缀其语存之，以俟知音者焉。』庚寅，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胡瑗为大理寺丞。后勒停人阮逸为户部员外郎，内侍押班、右骐骥使、英州团练使邓保信为荣州防御使，入内供奉官贾宣为内殿承制，并以制钟律成，特迁之。

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务，得古编钟一。工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实铸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弁郁而不扬。其铸钟又长角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于是范镇言：『臣复见国家自废祖宗旧乐用新乐以来，及今四五年，日食星变、冬雷秋雹、大雨不时、寒暑不节，不和之气，莫甚此者。使乐无感动则已，乐而有所感动，则众异之至，未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风，宫架辄坏。元日大朝会，乐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竟以为陛下不应变祖宗积乐而轻用新乐也，不然，何以方作乐之时而陛下疾作?此天特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议乐时，臣屡论新乐非是，其间书一通最为详悉，今再具进呈，乞下执政大臣参详。臣书如有可采，伏乞且用祖宗旧乐，以俟异时别加制作。』丁丑，诏太常恭谢用旧乐。

校勘记

[1]丙辰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一一六补。

[2]乐音 原本作『音乐』，据《长编》卷一一六乙正。

[3]丙寅 原本作『丙戌』，据《长编》卷一一六改。

[4]甲辰 原本作『甲午』，据《长编》卷一一七改。

[5]并施 原本『并』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七补。

[6]二月 原本作『正月』，据《长编》卷一一八改。

[7]应诏书者 原本『诏』字为墨丁，《长编》卷一一八作『应书者』，句不通。兹据文意补。

[8]十釐 原本作『十犛』，据《长编》卷一一九改。

[9]酬验 原本『酬』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九补。

[10]轩为正声 原本脱『为』字，据《长编》卷一七五补。

[11]胡部 原本『胡』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二

仁宗皇帝

修唐书

　　明道二年十一月丙寅[1]，崇文院纂《唐遗事》，翰林学士承旨盛度请命官刊修《唐书》故也。

　　庆历五年五月己未，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集贤院王尧臣、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张方平、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史官修撰余靖并同刊修《唐书》。

　　闰五月庚子，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检讨兼天章阁侍讲赵师民、殿中丞集贤校理何中立、校书郎宋敏求、大理丞馆阁校勘范镇、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并为编修《唐书》官。必以为史出众手非是，卒辞之。

　　七年六月庚戌，命参知政事丁度提举编修《唐书》。

　　皇苗兀年六月甲戊，改命同刊修《唐书》、翰林侍读学士宋祁为刊修官。

　　三年二月戊申，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给事中、史馆修撰宋祁坐其子与张彦方游，出知亳州。

　　三月乙卯，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书》，易史馆修撰为集英殿修撰。

　　至和元年七月甲子，诏修《唐书》宋祁、编修官范镇等速上所修《唐书》。

　　二年十月庚戌，翰林学士、刊修《唐书》欧阳修言：『自汉而下，惟唐享国最久。其间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参用。所修《唐书》，新制最宜详备。然自武宗以下并无《实录》，以传记、别说考正虚实，尚虑阙略。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以来奏议案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口口夏卿诣彼检讨。』从之。

嘉祐四年六月戊戌，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所修《唐书》二百五十一卷，刊修及编修官皆进秩，或加职，仍赐器币有差。

修国史

　　景德四年八月丁巳，诏修太祖、太宗正史，宰臣王旦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王钦若、陈尧叟、参知政事赵安仁、翰林学士晁迥、杨亿并修《国史》。初，景德二年，毕士安卒。时寇准止领集贤殿大学士，日一以参知政事权领史馆事。及旦为相，虽未兼监修，其领史职如故，于是始正其名。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国史院进所修《太祖纪》。上录纪中义例未当者二十于条，谓王旦、王钦若等曰：『如以钟鼓楼为室，漏窑务为甄宫，岂若直指其名?悉宜改正之。』钦若曰：『此盖晁迥、杨亿所修。』上曰：『卿尝参之耶?』旦曰：『朝廷撰集大典，并当悉心，务令广备，初无彼此之别也。』因诏：『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编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看，皆详具载其名。如有改正增益事件、字数，亦各于名下题出，以考其勤惰焉。』

　　九年二月丁亥，监修国史王旦等上《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优诏答之。戊子，加旦守司徒，修史官赵安仁、晁迥、陈彭年、夏竦、崔遵度并进爵赐物有差。王钦若、陈尧叟、杨亿尝豫修史，亦赐之。

　　天圣五年二月癸酉，命参知政事吕夷简、枢密副使夏竦修《真宗国史》，翰林学士宋绶、枢密直学士刘筠、陈尧佐同修，宰臣王曾提举之。故事，宰臣自领监修国史。至是以曾提举，乃降敕焉。

　　《会要》云：修《两朝国史》时，王旦未领监修，故特授敕。曾已监修而再授敕为提举，盖一时之制也。

　　九月甲寅，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冯元同修国史。

　　十月乙酉，监修国史王曾言：『唐史官吴兢于《实录》正史外。录太宗与群臣对问之语为《贞观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其间史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正史并行。』从之。

　　七年三月壬午，上谓监修国史王曾曰：『先朝美政甚多，可谕史官详载之。』

　　八年六月癸巳，监修国史吕夷简等上新修国史于崇政殿。初，太祖、太宗正史帝纪六、志五十、传五十九，凡一百二十卷。至是修真宗史成，增纪为十，志为六十，传为八十，总百五十卷。故事，史成，由监修而下皆进秩，而夷简固辞之。甲午，修国史夏竦、同修国史宋绶、冯元、编修官王举正、谢绛、李淑、黄鉴、管勾内臣韩守英、承受蓝元用、罗崇勋、供书皇甫继明并迁官职，龙图阁待制马季良专督三司应报文字，亦赐勋一转。

　　嘉祐四年九月甲寅，史馆修撰欧阳修言：『史之为书，以纪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恶功过，宜藏之有司。往时李淑以本朝正史进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诏龙图阁别写一本下编修院，以备检阅故事。』从之。

　　江氏《杂志》：陈相就史馆检先君传，云尝为县小吏，因此进本入內。至今史馆无国史。与欧阳修所言不同，当考。《会要》载修言但称史馆，不出李淑姓名。当考。

删定编敕

　　天圣四年九月壬申，命翰林学士夏竦、蔡齐、知制诰程琳等重修定编敕。时有司言：『编敕自大中祥符七年至今，复增及六千七百八十三条，请加删定。』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曾曰：『此险人之言也。咸平中删太宗朝诏令，十存一二。盖去其繁密之文，以便于民，何为不可?今有司但详具本末，又须诏臣等审究利害，一一奏禀，然后施行也。』上然之。

　　十一月甲辰，诏见行编敕，又续降宣敕，其未便者，听中外具利害以闻。

　　七年五月己巳，诏以新令及附令颁天下，始命官删定编敕。议者以唐令有与本朝事异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

　　九月，编敕既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余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于是诏下诸州阅视，听其言未便者。寻又诏尽一年无改易，然后镂极【杰按：极，应为“板”之误。】颁行。

　　明道元年三月戊子，始行《天圣编敕》。

　　二年五月己丑，语曰：『敕令者治世之经，而数动摇，则众听滋惑，何以训迪天下?天圣所修敕令既已颁宣，自今有司毋得辄请删改。有未便者，中书、枢密院具奏听裁。』

　　景祐三年七月，禁民间私写编敕、刑书及毋得镂板。

　　庆历三年八月。《天圣编敕》既施行，自景祐二年至今，所增又四千七百余条。丁酉，复命官删定。翰林学士吴育、侍御史知杂事鱼周询、知谏院王素、欧阳修并为详定官，宰臣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提举。

　　十月丁巳，史官修撰王质、集贤殿校理天章阁侍讲曾公亮同详定编敕。

　　四年五月癸酉，司勋员外郎吕绍宁请以见行编敕年月后续降宣敕，令大理寺检法官意律门分十二编，以颁天下，庶便于检阅，而无误出入刑名。从之。

　　七年正月己亥，《庆历编敕》成，凡十二卷，别总例一卷，视《天圣敕》增五百条，大辟增八，流增五十有六，徒减十有六，杖减三十有八，笞减十有一；又配隶减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减二十有一。详定官张方平、宋祁、曾公亮并加勋，及赐器币有差。

　　嘉祐二年八月丁未，韩琦又言：『天下见行编敕，自庆历四年以后，距今十五年，续降四千三百余件，前后多牴牾。请加删定。』乃诏宰臣参知政事曾公亮同提点详定编敕。

　　七年四月壬午，宰臣韩琦等上所修《嘉祐编敕》，起庆历四年，尽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约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为《续附令敕》凡五卷，视庆历敕，大辟增六，流减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配隶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裁听旨者增四十五云。

修定历法 真宗附

　　咸平四年三月庚寅。初，《乾元历》气朔渐差，诏判司天监京兆史序等考验前法，研竅旧文，取其枢要。编为新历。于是历成来上，赐名《仪天》，命翰林学士朱昂为历序颁行之。修历官迁秩、改服章、赐帛有差。

　　大中祥符七年七月乙未，上览司天监知历数官表求改秩，因谓宰相曰：『历象，阴阳家流之大者也。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时为功，究灾祥吉凶者，虽有妙术，必待之而成。近年惟秋官正赵昭逸能专其业。始王熙元等上《仪天历》，独昭逸请覆算。熙元等不从。后二岁，历果差。昭逸言荧惑度数稍谬，推验亦如其说。平居算策未尝离手，熙元亦伏其精，一言，后人鲜及也。』熙元，处讷子。

　　天圣元年三月辛卯，司天监上新历。赐名《崇天》，保章正张奎、灵台郎楚衍等所造也。命翰林学士晏殊为历序。

　　天圣九年闰十月壬戌，司天监上《重修崇天历》。

　　庆历元年十二月丁丑，司天监上所修《崇天历》。

皇祐四年十一月甲辰，诏司天监、翰林天文院以唐《戊寅》、《麟德》、《大衍》、《五纪》、《正元》、《观象》、《宣明》、《崇真》八历及皇朝《应天》、《乾元》、《仪天》、《崇天》四历算此月太阴真食及时辰分野[1]，各具两本以闻。仍命知制诰王洙及编修《唐书》刘羲叟参定，以司天监言此月十五日太阴当食也。明年三月，洙言：『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称，十一月望月食十分，七历并同。复圆在昼，不辨辰刻。推验起亏时刻，内《宣明》算在丑正二刻，《仪天》在丑正三刻，《应天》、《乾元》寅初一刻，《崇天》寅初二刻，《大衍》、《景福》寅初三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推《大衍》、《景福》相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后果不食。《大衍历》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壬戊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是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历议》云：「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则所协甚少，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为密。伏缘历数日月交食，诸历互有亲疏，不可常为准的。盖日月动物，岂不少有盈缩?亦变常不定。历象必无全密，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古来撰历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绰、李淳风、僧一行等，尚不能第究，况用晦等浅学，止依古法推步，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又据羲叟言，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时。虽则预考交会，不必吻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变，理非可尽，设谓必可尽耶，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又《大衍》等七历所差不多，法数大同而小异，亦是递相因藉，乘除积累，渐失毫釐。且辰刻更筹，惟据刻漏，或微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按《隋历志》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亦或变常进退。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变常，未为乖谬。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以《大衍》及李淳风《麟德》、刘绰《皇极》三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课第一，所中才二十三，《麟德》得五，《皇极》得十。如一行聪明博达，时谓圣人，宣考古今，尚未能尽，如淳风辈，益以疏远。况圣朝《崇天》历法颁用逾三十年，诞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将施行无穷，兼所差无几，不可偶缘天变，轻议改移。诘其本原，盖亦出于《大衍》，其《景福历》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3]。』诏乃用《崇天》历法。

中书枢密分合 神宗附

　　庆历二年七月壬寅朔，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别文武为两途。为政多门，自古所患。今朝纲为弛，边事日生，西、北交有凭陵之志。二府之中，岂无才猷之士?臣向尝面论之，而陛下谕臣：今倚以为用者犹不任职，若更选用，诚乏可使之人。臣请于外择人，陛下以为疆事未宁，边臣无功，岂当遽召而用之?审如圣意，则所用者不过燕安朝路、容身养望者尔。若然，则劳臣益解体，武士益离心矣。陛下试思臣前议，断自渊衷，特废枢密院。或重于改为，则请并本院职于中书，其见任枢密使、副不才者罢之，诸房吏且皆如旧，亦足以一政事之本，通赏罚之权，省冗滥之费，塞侥幸之望。改而张之，不伤体裁，而制之不动众。陛下幸与一二宗臣旧老深图此议而必行之。』不报。戊午，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吕夷简判枢密院，户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枢密使，枢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议宰相兼权枢密使，上曰：『军国之事，当悉归中书。枢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废，故止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及张方平请废枢密院，上乃追用弼议，特降制命夷简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为使如故。壬辰，诏晏殊班张耆之上。

　　九月。初，命宰臣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既宣制，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朝论甚喧。参知政事王举正言：『二府体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复以为言，夷简亦不敢当。丙午，夷简改兼枢密使。

　　庆历五年十月庚辰，罢宰臣兼枢密使。时宰臣贾昌朝、陈执中言：『军民之任，自古则同。有唐别命枢臣，专主兵务。五代始令辅相亦带使名。至于国初，尚沿旧制。乾德以后，其职遂分，是谓两司对持大柄[4]，实选才士，用讲武经。向以关陕未宁，兵议须一，复兹兼领，适合权宜。今西夏来庭，防边有序，当还使印，庶协邦规。臣等愿罢兼枢密使。』既降诏许之，乃诏枢密院：『凡军国机要，依旧同商议施行。』

　　十一月癸未，枢密院请：『自今进退管军臣僚、极边长吏、路分兵马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从之。

　　神宗【杰按：神宗无治平年号，治平乃仁宗年号也。】治平四年。中书、枢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纳；东郭达修堡栅，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褒诏。御史中丞滕甫言：『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枢密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上善之。

　　熙宁三年五月壬子，置审官西院。上尝语及西院事，安石曰：『止是五代分置。』曾公亮曰：『欲分宰相权尔。』上曰：『前代乱，岂缘不分枢密院乎?』（详见《审官西院》）

　　五年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司敕并诸州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曰：『臣闻能自得师者王。古圣人未尝无师，孟子称尧所以待舜之礼，可谓至矣。以齿则尧长，以爵则舜贱，以德则舜固无以加于尧者，而尧尚尊礼之如此。今区区之末礼，于安石尚如有惜，不明示于天下，皆臣之所未谕。夫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未闻特设事局补除官吏，而宰相不预者也，今之枢密是已。臣愚以为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除补武臣，悉出宰相。军旅之事，各责其师。合文武于一道，归将相于一职，复兵农于一司，此尧舜之举也。今王安石居宰辅之重，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逢原必轻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所上书，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

　　闰七月壬戌，执政同进呈河东保甲事，枢密院但欲为义勇强壮，不别名保甲。上从王安石议。文彦博请令王安石就中书一面施行。上曰：『此大事，须共议乃可。』（详见《保甲》）

十一月丁卯，贬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光禄寺丞、监荆南税。先是，商英言博州官吏失入赃不满军贼二人死罪。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党庇亲戚，令法官引用赃满五贯绞刑断例，称博州官吏不见断例，失奏裁，止从杖罪取勘；又院吏任远恣横私徇凡十二事，而枢密院党庇不案治。枢密使、副文彦傅、吴充、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于中书，中书不受。上闻之，遣使促彦博等入院。彦博等言：『台官言臣等党庇吏人，与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辨黑白，然后正臣等违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入刑名下有司定夺，并以任远事送开封府根治。若臣不当，甘伏斧钺。』于是王安石曰：『密院方治御史李则事，商英乃随攻博州事以报之。李则事御史所治，诚不当不自咎，更挟忿攻人，岂所谓怀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台勘劫盗李则死罪失出，奉世驳之。诏纠察刑狱司劾治。商英遂上章历诋执政，言：『此出大臣私忿。愿陛下收还主柄，自持威福，使台谏为陛下耳目，无使为近臣胁迁。』上为停诏狱，商英坐是与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彦博又疑商英阴附中书，故不能平。商英既坐出，上谓安石曰：『御史言事不实亦常事。彦博等别有意，乃以为御史欲并枢密院归中书，不知御史初无此议论也。』安石曰：『中书欲并密院果何利?若谓臣与彦博等多异论故并密院，臣故与彦博合议政事，姑以利害言之，何苦欲并密院乎?』

礼仪院废置

　　天圣元年四月辛丑，罢礼仪院，从枢密副使张士逊等所请也。以知礼仪院翰林学士晏殊、龙图阁直学士冯元为判太常礼院，同判太常礼院官为同知院。判太常礼院，典礼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礼仪院，以辅臣领其事，于是始罢。

　　礼仪院占公人二十二人，岁费钱千七百余贯，非泛行礼，支给在外日逐行遣，祗应不多。详定仪制久来属太常寺及礼院管勾，今请停罢，所有承受、宣敕、行遗公案诸般文字，并付本院。

　　明道元年五月庚辰，诏太常礼院日轮知院一员在院点检典礼公事。初，同知太常礼院薛绅言：『汉、魏以来，每朝廷大政，必下礼官、博士定议。《唐六典》：太常置博士四人。今知礼院官，盖古博士之任也。国朝同知院四员，日使直本院。其后或别领职事，因循废置。请如故事，轮一员在院。』乃下两制议，而翰林学士冯元等言：『咸平元年正月，敕太常礼院同判院官四员：张复、杨嵎专领祠祭，而宋绶、晏殊常在礼仪院祗应文字。后移三馆于右掖门西，与礼仪院相接，而同判院官皆带馆职，因而更不赴。今既废礼仪院，又三馆移入禁中，请如绅所奏施行。』绅，映子也。

　　咸平、祥符二敕，《会要》有之，《实录》并不载，今附见此，不别书。

康定元年五月乙丑，以判太常寺、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李仲容兼礼仪事，判太常礼院知制诰吴育、天章阁待制宋祁并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先是，谢绛判礼院，建言：『太常寺本礼乐之司，今寺事皆本院行之，于体非便。请改判院为判寺兼礼仪事。其同知院，凡寺先申判寺，然后施行。其关报及奏请检状，即与判事同签。』于是始从绛言也。

玉清昭应宫灾

　　天圣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应宫灾。宫凡二千六百一十楹，独长生崇寿殿存焉。翌日，太后对辅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犹有一二小殿存尔。』枢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兴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尽也！』太后诘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宰相王曾、吕夷简亦助雍言。夷简又推《洪范》灾异以谏，太后默然。太庙斋郎苏舜钦诣登闻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斧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怀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诽。然言之难不如容之难，容之难不如行之难。有言之必容之，有容之必行之，则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听焉。臣观今岁，自春徂夏，霖雨阴晦，未尝小霁，农田被灾者几于十九。臣以为任用失人，政令多遗，赏罚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灾，欲悟陛下。而大臣归咎于狱之滥，陛下听之，故肆赦天下。以为禳救如此，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断决滞讼以平水旱，不闻用赦。故赦下之后，阴霾及今。前志曰：「积阴生阳，阳生则灾见焉。」乘夏之气，发泄于玉清官，雹雨杂下，烈焰四起，楼观万叠，数刻而尽，非慢于火备，乃天之垂戒也。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躬罪己，下哀痛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之民，察辅弼及左右无裨国体者罢之，穷弄威权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刍荛之论，庶几可以变灾为祜。浃日之间，未闻为此，而将计工役以图修复。都下之人，闻者骇惑，聚首横议，咸谓非宜。皆曰：章圣皇帝勤俭十余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宫。及其毕工，海内虚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数遭水旱，虽政赋咸人而百姓困乏，若大兴土木，则费用不知纪极，则力耗于内，百姓劳于下，内耗下劳，何以为国?况天灾未已，违之是欲竞天，无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难任，欲求厚贶，其可得乎?今为陛下计，莫若采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给，而征税宽减，则可以谢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贤君见变，修道以除凶；乱君无象，天不谴告。今幸天见之变，是陛下修己之日，岂可忽哉?昔前汉宣帝之三年，茂陵白鹤观灾，诏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鹤馆大不及此宫。彼尚降诏四方，以求己过。是知古之帝王忧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贤佞分别，官人有序，率由旧章。礼重功勋，则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滥灾妄起，烧宗庙，燔宫室，虽兴师徒而不能救，故鲁成公三年新宫灾，刘向谓成公信三桓子孙之谗、逐父臣之应；襄公九年春宋火，刘向谓宋公听谗、逐其大夫华弱奔鲁之应也。今宫灾，岂亦有是乎?愿陛下恭默内省而追革之，罢再造之劳，述前世之法，天下幸甚!』舜钦时年二十一岁，易简之孙，耆之子也。

　　舜钦上疏，正史不栽其月，集亦不载月，今附见。

　　甲寅，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王曾以使领不严，累表待罪。乃罢相，出知兖州，寻改青州。

七月癸亥，以玉清昭应宫灾，遣使奏告诸陵。乙丑，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宋绶落学士。绶领玉清昭应宫判官，而宫灾，故责之。内侍为都监、承旨，停、降、赎铜有差。道士杖脊者四人，决杖者五人。知宫李知损仍编管陈州。御史台鞠火起，得知损尝与其徒茹荤聚饮宫中故也。初，太后怒守卫者不谨，悉下御史狱，欲诛之。中丞王曙上言：『昔鲁桓、僖宫灾，孔子以为桓、僖亲尽当毁者也。辽东高庙及高园便殿灾，董仲舒以为高庙不当居陵旁，故灾。魏崇华殿灾，高堂隆以台榭宫室为戒，宜罢之勿治。文帝不听，明年复灾。今所建宫非应经义，灾变之来，若有警者。宜除其地，罢诸祷祠，以应天变。』而右司谏范讽亦言：『此实天灾，不当置狱穷治。』监察御史张协言：『若反以罪人，恐重贻天怒。』言者既众，上及太后皆感悟，遂薄守卫者罪。议者尚疑将复修宫，讽又言：『山木已尽，人力已竭，虽复修，必不成。臣知朝廷必不为此，其如疑天下何?愿明告四方，使户知之。』己巳，诏以不复修宫之意谕天下。改长生崇寿殿为万寿观。

大内灾

明道元年八月壬戌夜，大内火，延燔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崇徽、天和、承明、延庆八殿，上与皇太后避火于苑中。癸亥，移御延福宫。甲子，放朝，近臣诣宫门问起居[5]。

　　以宰相吕夷简为修葺大内使，杨崇勋副之，殿前副都指挥使夏守赟都大管勾修葺，入内押班江德明、右班副都知阎文德管勾。令京东西、淮南、江东、河北路并发工匠赴京师。乙丑，诏群臣直言阙失。又诏只日权御崇政殿视朝，百官并入拱宸门。先是，百官晨朝而宫门不开，辅臣请对。帝御拱宸门，追班百官拜楼下，宰相吕夷简独不拜。使问其故，曰：『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帝举帘见之，夷简乃拜。丁卯，大赦。诏营造其宫殿庭宇[6]，宜约祖宗旧制，更从减省。时宦者置狱治火事，得缝人火斗，已证伏，下开封府使具狱，权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图火所经处，且言：『后宫人多，所居隘。其烟灶近壁，岁久燥而焚。此殆天意，不可以罪人。』监察御史蒋堂亦言：『火起无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应变，今乃欲归咎宫人。且宫人赴狱，何求不可?而遂赐之死，是重天谴也。』帝为宽其狱，卒无坐死者。是月，殿中丞滕宗谅、秘书丞刘越准诏上封事。宗谅言：『夫攻玉必以石，濯锦必以鱼。物有至贱能成至贵者，人亦有之，故颍考叔舍肉以启郑庄公之孝，少孺子挟弹而罢吴王之兵。臣之区区，窃慕于此。伏见掖庭遗烬，延炽宫闱，虽沿人事，实系天时。诏书亟下，引咎涤瑕，中外莫不感动。然而诏狱未释，鞠讯尚严，恐违上天垂戒之意，累两宫好生之德。且妇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获?万一怀冤，足累和气。祥符中宫夜火，先皇帝尽索其类，属之有司，明寘以法，欲申戒于后人。若患可防而刑可止，岂复有今日之虞哉?况变警之来，近在禁掖。诚愿修德以御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系者，特从原免，庶几咎灾可消，而福祥来格也。』又言：『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请太后还政。而越言尤鲠直，皆不报。宗谅，湖南人；越，大名人也。

　　九月庚午，以景福殿使、雅州防御使、入内都知韩守英为都知，仍月增俸五万。宫苑使、忠州防御使、入内都知蓝继宗为昭宣使，西京作坊使、文州刺史、入内押班江德明为如京使，入内副都知、礼宾使、入内押班卢守勋领昌州刺史。又自上御药而下至内品，凡迁擢十五人，并以宫庭火，录卫乘舆之劳也。火始作，小黄门王守规独先觉，自寝殿至后苑门皆击去其锁，亟奉帝及太后至延福宫，回视所经处已成煨烬。及执政俟起居，帝曰：『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乃以守规为入内殿头。守规，成勋幼子也[7]。庚寅，重作宝册，命参知政事陈尧佐书『皇帝受命册宝』，参知政事薛奎书尊号册宝，宰相张士逊书上为皇太子册宝，参知政事晏殊书皇太后尊号册宝，以旧册宝为宫火所焚也。既而有司言：『重造册宝，其沿宝法物，凡用黄金一千七百两。』诏易以银而金涂之。丙申，诏以皇太后及上阁中金银器物量留供须外，尽付左藏库，易缗钱二十万助修大内。戊戌，赐修大内役卒缗钱。

　　十月甲辰，改崇德殿曰紫宸，长春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仪，会庆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延庆殿曰福宁，崇徽殿曰宝慈，天和殿曰观文。大宁门曰宣祐，宣和门曰迎阳，

　　左右勤政门曰左右嘉福。己酉，再赐修内役卒缗钱。

十月甲戌，上以修大内成，恭谢天地于天安殿，遂谒太庙，大赦改元，优赏诸军，百官皆进官一等。是日，还自延福宫。己卯，冬至。百官贺太后于文德殿，上御天安殿受朝。戊子，如京使、文州刺史、入内副都知江德明为文思使、普州团练使，左藏库副使、右班都知阎文德为洛苑使、开州刺史，并录管勾修内之劳也。其余皆作承受事，迁擢者又十三人。

校勘记

[1]十一月 原本『一』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三补。

[2]真食 原本作『直食』，据《长编》卷一七三改。

[3]循用 原本『循』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三补。

[4]是谓 原本『谓』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五七补。

[5]问起居 原本脱『问』字，据《长编》卷一一一补。

[6]诏营造其宫殿庭宇 原本作『□其宫殿庭宇』，《长编》卷一一一作『诏营造殿宇』，兹为补改。

[7]成勋 《长编》卷一一一作『承勋』。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三

仁宗皇帝

追尊庄懿太后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以真宗顺容李氏为宸妃。是日，宸妃薨。宸妃始生帝（见《庄献垂帘》），皇太后即以为己子，使皇太妃保视之。帝即位踰十年，宸妃默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终太后世，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疾革，乃进位，遽薨，年四十六。二宫发哀成服苑中，赠妃曾祖应己及祖金华主簿延嗣为光禄少卿，父左班殿直仁德为崇州防御使，母董氏为高平郡太君。始，宫中未治丧。宰相吕夷简朝奏事，因曰：『闻有宫嫔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预宫中事耶?』引帝偕起。有顷，独出曰：『卿何间我母子也?』夷简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岁时未利。夷简黜其说，请发哀成服，备宫仗葬之。时有诏欲凿宫城垣以出丧，夷简遽求对。太后揣知其意，遣内侍罗崇勋问何事。夷简言：『凿垣非礼，丧宜自西华门出。』太后复遣崇勋谓夷简曰：『岂意卿亦如此也?』夷简曰：『臣位宰相，朝廷大事，理当廷争。太后不许，臣终不退。』崇勋三反，太后犹不许。夷简正色谓崇勋曰：『宸妃诞育圣躬，而丧不成礼，异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崇勋惧，驰告太后，乃许之。

　　凿垣事，据魏泰《东轩记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薨，辍视朝三日。三月初一日发哀成服，初四日赠三代，十四日葬，又辍朝，今并书之。宸妃之号，前此所未有，恐是别创也，当考。

　　三月。初，宸妃入宫，其弟用和才七岁，后不复相闻知。用和穷困，凿纸钱为业，居京师。妃既生子，太后使刘美及张怀德访妃亲属，得用和于民间，补三班奉职，累迁右侍禁、閤门祗侯。癸巳，特迁用和礼宾副使。

　　二年三月庚寅，太后刘氏崩。

　　四月，皇太后既崩，左右始以宸妃事闻者，上号恸累日不绝。壬寅，追尊宸妃为皇太后。甲辰，诏改葬于永定陵，大行皇太后五使并兼追尊皇太后园陵使，或言：『太后死非正命，丧不成礼。』上亦疑焉，因易梓宫。上遣李用和视之，则容貌如生，服饰严具。用和入告，上叹曰：『人言其可信哉?』乃于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

　　既葬易梓宫，李用和视之，据《龙川别志》。邵伯温《见闻录》乃云亲视之，盖不然也。

　　壬戌，上始御崇政殿，改命张士逊为山陵及园陵使。癸亥，追尊太后谥曰庄懿[1]。五月丁卯，判河南府、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钱惟演请俟园陵毕，以庄献、庄懿皇太后并祔真宗之室。诏太常礼院详定以闻。礼官请于太庙外别立新庙，奉安二后神主，同殿异室，岁时荐享。用《太庙仪》别立庙名，自为乐曲，以崇世享。诏恭依。盖惟演既罢景灵宫使还河南，不自安，乃建此议，以希帝意。始，庄懿太后疾，东染院使张怀德、押医官杨可久等入侍。己巳，追怀德为嘉州都监，可久等皆坐黜罢。

　　六月，礼宾使李用和未有宅，诏寓馆芳林园，固辞不敢处。丙午，以惠宁坊第赐之。

　　九月甲戌，幸洪福院，易衰服，奠章懿太后梓宫[2]。丙子，又奠焉。壬午，章献明肃皇太后灵驾发引[3]。上顾辅臣曰：『朕欲亲行执绋，以申孝心。』乃引绋行哭，出皇仪殿门。礼官固请而止，遣奠正阳门外，遂诣洪福院，服素纱幞头、淡黄衫，从官常服黑带，奉引庄懿太后梓宫遣奠庭中，皆改衰服奉辞，随梓宫攀号不已。左右固请止，上泣曰：『劬劳之恩，终身何所报?』平步送至院西南隅，仗转乃还。乙酉，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兼侍讲、给事中冯元落翰林学士、知河阳，六宅使、昌州刺史、内侍押班卢守勤落押班，为永兴军钤辖，前上御药张怀德罚铜三十斤。先是，礼宾使李用和言：『发章懿皇太后故陵，有泉水沮洳。』以元暨守勤尝同获葬事，故责及之。怀德本择葬地前，坐张永信事已配广南，至是益徙远处。

　　十月丁酉，祔葬章献明肃皇太后、章懿皇太后于永定陵。己酉，祔章献明肃皇太后、章懿皇太后主于奉慈庙。丙辰，赠章懿太后三代。戊午，奉安章懿太后神御于景灵宫广孝殿。

　　壬戌，幸景灵宫，酌献太后神御。

景祐元年二月庚子，诏章懿太后忌前、后禁乐各三日，不视事各二日。

反庄献太后之政

　　明道二年三月甲午，皇太后刘氏崩。四月戊申，始听政于崇政殿西厢。庚戌，以流人林献可为三班奉职。明道初，献可抗言请皇太后还政，太后怒，窜于岭南。至是特录之。

《实录》云：献可以天圣中上言。按：张存疏则当在明道元年。又按：苏舜钦《林书生》诗乃元年五月间也。今附苏舜钦诗于此，盖转对中张存疏下所注，云：『张存上疏不得其时。』按：苏舜钦作《林书生》诗云：『生得罪未十旬，宫中火。』则生奏封事盖五月矣。存上疏必相继，今附见。林献可本末，史失不载，今取舜钦诗附见，更考详。诗曰：『狂说圣所择，愚谋帝不罪。况乎言又文，黑白明利害。前日林书生，自谓胸臆大。潜心遮世病，策成谓可卖。投颡触谏函，献言何耿介。云昨见星凶，上帝下警戒。意若曰胸椓，出处恣蜂虿。安坐弄神器，开门纳珍贿。宗友若系囚，亲亲礼日杀。大臣尸其柄，咋舌希宠拜。速速代虎丛，无使自沈瘵。陛下幸察之，听臣斯不坏。如睹贱臣言，不瞬防祸败。一封朝飞入，群目已睚眦。力夫暮塞门，缚急不容待。十手捽其胡，如负杀人债。幽诸死牢中，系灼如龟蔡。亦既下风指，黔面播诸海。长途万余里，一钱不得带。必令朝夕间，渴饥死于械。从前有口者，缩脰气如韝。独夫已驱除，阳共吹糠稗。奈何上帝明，飞恶不可盖。倏忽未十旬，炎官下其怪。乙夜紫禁中，一燎不容介。天王下床走，仓卒畏挂碍。速延旧寝廷，顿失若空寨。明朝黄纸出，大赦遍中外。嗟乎林书生，性命不可再。翻令凶恶人，囚累受恩贷。』按：《天文》：是年三月癸巳，星出中台，贯河北，入东井没，别有声烛地。食顷又有星出天市垣中，人侧东流入浊。四月乙巳，星出贯索，大如杯，没于钓星侧，光照地。又六月六日乙巳，客星出东北方，近浊。木星、太微有芒。彗至丁巳，凡十三日而没。不知舜钦诗所指凶星者是何也?

　　壬子，诏：『内外无得进献以求恩泽，及缘亲戚通章表。若传宣，有司实封覆奏。内降官，辅臣审取处分。罢创修寺观，毋进乾元节香合及山仪。』帝始亲览庶政，裁抑侥幸，中外大悦。癸丑，召知应天府龙图阁学士刑部侍郎宋绶（知应天事见《垂帘》）、通判陈州太常博士秘阁校理范仲淹赴阙（通判河南事见《垂帘》）。罢上御药并上御药供奉（事见《宦寺权宠》）。己未，宰臣吕夷简判澶州，枢密使张耆判陈州。枢密副使夏竦知颍州，参知政事陈尧佐知永兴军，枢密副使范雍知陕州，枢密副使赵稹知河中府，参知政事晏殊知亳州，皆太后所任用也（吕夷简罢相事，见《废皇后郭氏》）。步军副都指挥使、福州观察使王德用为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始太后临朝，有求内降补军吏者。德用曰：『补吏，军政也，敢挟此以干军政?不可与。』太后固欲与之，卒不奉诏，乃止。兴国寺东火近张耆宅，耆乞兵防护，德用不遣。太后崩，有司请卫士坐甲，德用曰：『故事，无为太后丧坐甲者。』又不奉诏。上阅太后阁中，得德用前奏军使事，奇之，以为可大用，故擢任枢密。德用谢曰：『臣武人，幸得以驱驰自效，赖陛下威灵，待罪行间足矣。且臣不学，不足以当大任。』帝遣使者趋入院。降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马季良为濠州防御使，赴本州。始，太后疾加剧，侍御史孙祖德请还政。已而疾少间，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诸尝言还政者多进用。庚申，擢祖德为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谏院，降殿中丞、知吉州方仲弓为太子中舍、监丰国监。仲弓尝请如唐武后故事立七庙，太后读其奏，怒曰：『不作此负祖宗事！』裂而掷之，犹用是得知吉州。上以累更赦宥，止薄责焉。真定府定州路都监罗崇勋，主仲弓者也，亦降为鄂州都监。其后复降仲弓为河州别驾，崇勋为太子右监门率府率、永州安置。

　　七月辛巳，供备库副使杨安节、东染院使张怀德并除名，配隶广南。伎术人张永信杖脊，敕配沙门岛，娄文恭敕配儋州。又降内侍高品陈恩忠为西京高品、上清道士韩文成配广南。初，庄献临朝，永信、文恭挟妖妄，因安节、怀德伪为祷祠，以规取金帛。文成亦因刘美家婢及思忠请托禁中。至是有司发其奸状，故皆坐之。

　　八月丙申，以太常丞刘沆直集贤院。沆前同判舒州，章献太后遣内侍张怀信修山谷寺资圣浮屠，怀信挟诏命，督役严急，州将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罢怀信归。赠工部员外郎曹修古为右谏议大夫。修古鲠直有风节，当章献时，权幸用事，人人顾望畏忌，而修古遭事出言，无所回挠。初贬同判抗州，未行，改知兴化军，卒于官。帝思修古忠，故优赠之，仍赐其家钱二十万。修古无子，录其婿刘勋为试将作监主簿。

　　十月辛亥，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吴遵路为开封府推官。始，庄献太后称制，下莫敢言得失。遵路条奏十余事，语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崇州。庚申，诏自今每日御前殿视事，其休务并假日并如旧制。上即位之初，尚循真宗晚年故事，惟只日御殿故也。

景祐元年正月壬申，以太常博士滕宗谅为左正言。宗谅，先与刘越同上庄献太后疏请归政者也。

庄惠嗣尊号

　　自入宫至称太后（详见《庄献垂帘》）。景祐元年八月，尚、杨二美人有宠，杨太后亟以为言，卒去之。初，蔡齐力争削遗诏中太后参决军国大事之语，吕夷简叹曰：『蔡中丞不知，吾岂乐为此哉?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张者耳。』及二美人争宠恣横，卒赖太后排遣之。或谓夷简意实在此，然议者以为：人主既壮而母后听政，自非国家令典。虽或能整齐禁中，而垂帘之后，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齐之力争，不为失也。

　　逐二美人据《记闻》，吕夷简谕蔡齐据《龙川别志》。

　　太后纳陈氏女许立为后（见《立皇后曹氏》）。九月壬子，诏名皇太后所居殿曰保庆宫，自今并以保庆皇太后为称。

　　二年三月壬子，加赠保庆皇太后三代[4]。

　　十二月戊午，赠保庆皇太后三代。

　　三年七月己卯，新作延宁观。观本王中正旧第，保庆太后出奁中物，市其地而建之。癸卯，泗州新作普济院成，诏给田十顷，保庆太后施钱所建也。

　　十一月戊寅，保庆皇太后崩。始，上在乳保，庄献使后护视上起居饮食，后必与之俱，所以拥佑扶持，恩意勤备。性慈仁，谦谨寡过。帝尝召其侄永节、永德见禁中，欲授诸司副使，后辞曰：『小儿岂胜大恩?傥小官可也。』乃命并力左、右侍禁。庄献崩，后嗣享尊号，上奉笺称臣，后固辞之。又岁奉缗钱二万助汤沐，后又辞曰：『此皆出民力，愿留以瞻军。』上从之。上未有嗣，后从容劝上选宗子养宫中，由是英宗自宫邸，未龆龀养后所。后无疾而终，殡于皇仪殿。知枢密院事王随为园陵监护使。礼官请为后服缌麻，帝改用唐武宗服义安王太后故事[5]，加服小功，以五日易月而除，不视前后殿朝凡八日，不朝前殿四日。御素纱巾幞、浅黄袍、黑革带，俟虞主祔奉慈庙，始复常服。内出缗钱十万佐园陵费。上谥曰庄惠，祝、册文并称『孝子嗣皇帝』。壬辰，礼院言：『奉慈庙堂六间，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室各两间。殿之东西夹室旧藏尊号册宝，今请册宝止藏于本室，而分二间以奉安保庆太后神主。』从之。

　　四年二月己酉，祔葬庄惠皇太后于永安陵之西北隅。己未，祔庄惠太后神主于奉慈庙。

二月丙申，内出庄惠太后阁金千余两，市庄园邸舍，以给万寿观。时于万寿观建广爱殿，奉安庄惠御容故也。

废皇后郭氏 范仲淹孔道辅等谏附

　　天圣二年九月庚子，皇太后手诏赐中书门下，以故中书令郭崇孙女为皇后。诏辅臣曰：『自古外戚之家，鲜能以富贵自保，故兹选于衰旧之门，庶免他日或挠圣政也。』十一月己丑，立皇后郭氏。

　　三年正月丁亥，加赠皇后曾祖中书令郭崇为尚书令兼中书令，追封祖守璘及父允恭并为节度使，母、祖母、曾祖母国太夫人。

　　四年四月。天圣初，骁卫上将军张美曾孙女与郭后同入宫。上属意之，特选为后。而太后固立郭后，于是以张氏为才人。

　　六年九月癸丑，以才人张氏为美人。时张氏已被疾，后五日卒。

　　明道二年三月，皇太后刘氏崩。

　　四月己未，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吕夷简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澶州。帝始亲政，夷简手疏陈八事，曰正朝纲、塞邪径、禁贿赂、辨佞壬、绝女竭【杰按：竭，谒之误。】、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其劝帝语甚切。帝与夷简谋，以张耆、夏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罢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并罢夷简。及宣制，夷简方押班，闻唱其名，大骇，不知其故。而夷简素厚内侍副都知阎文应，因使为中词，久乃知事由皇后云。

　　十月戊午，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吕夷简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

　　十一月乙丑，追册美人张氏为皇后，上雅意所属故也。仍命内园使岑守素即故茔为陵阙，而不立庙。

　　十二月。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浸见疏。而后挟章献势，颇骄后宫，为章献所禁遏，希得进。及章献崩，上稍自纵，宫人尚氏、杨氏骤有宠。后性妬，屡与忿争。尚氏尝于上前出不逊语侵后，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亦起救之，后误批上颈[6]。上大怒，有废后意。内侍副都知阎文应白上出爪痕示执政、近臣与谋之。吕夷简以前罢相故怨后，而范讽方与夷简相结，讽乘间言：『后立九年无子，当废。』夷简赞其言。上意未决。外人籍籍，颇有闻者。右司谏范仲淹因对，极谏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议，不可使闻于外也。』居久之，乃定议废后，夷简先勅有司毋得受台谏章疏。乙卯，诏称皇后以无子，愿入道，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7]，别居长宁宫。台谏官章疏果不得入。仲淹即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愿对以尽其言。扈殿门者阖扉，不得通。道辅抚铜环大呼曰：『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入言?』寻有诏宰相召台谏，谕以皇后当废状。道辅等悉诣中书，语夷简曰：『人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众哗然，争致其说。夷简曰：『废后自有故事。』道辅及仲淹曰：『公不过引汉光武劝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余废后，皆前世昏君所为。上躬尧舜之资，而公顾劝之效昏君所为，可乎?』夷简不能答，拱立曰：『诸君更自见上力陈之。』道辅、仲淹退，将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争[8]，而夷简即奏台谏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乃议道辅等罪。丙辰旦，道辅等始至待漏院，诏道辅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罚铜二十斤。故事，罢中丞必有告辞。至是，直以勅除。道辅比还家，勅随至，又遣使押道辅及仲淹亟出城，仍诏谏官御史自今并须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请对，骇重中外。绛，平阴人也。偕奏乞与道辅、仲淹俱贬，劝及少连再上疏，皆不报。少连疏曰：『臣初闻非时召两府大臣议皇后入道，一日之内，都下喧然，以为母仪天下，固无入道之理。翌日又闻两府列状，乞降后为净妃。臣与孔道辅、范仲淹等恐诏命一行，难于追复，是以群臣诣殿阁上疏。而执政进说，使臣等不获面对，令就中书商量。宰相虽知其误，然犹责臣等翻复率易，故道辅、仲淹斥守外郡，臣等例皆蒙罚。陛下亲政以来，进用直臣，辟言路，天下无不欢忻。一旦以谏官、御史伏阁遽行黜责，中外皆以为非陛下意，盖执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辅、仲淹，而绝来者之说也。窃睹《戒论》，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群诣殿门请对。且伏阁上疏，岂非故事?今遽绝之，则国家复有大事，谁敢旅进而言者?昔唐阳城王仲舒伏阁雪陆贽、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锡，前史以为美。今陛下未忍废皇后，而两府列状议降为妃，谏官、御史安敢默默?陛下深维：道辅等所言，为阿党乎?为忠亮乎?』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无累，天之道也。然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阴阳之沴耳。象天德者，君之体也。治阴阳者，臣之职也。陛下秉一德，临万方，有生之类，莫不浸涵德泽。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圣德者，由大臣怀禄而不谏，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独何人，敢贡狂瞽?窃痛陛下履仁圣之具美，乏骨鲠之良辅，因成不忍之忿，又稽不远之复，臣是以沥肝瞻，披情素，为陛下廓清氛祲蔽翳之类。《易》曰：「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诗》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则君天下修化本者，莫不自内而刑外也。昨者二府大臣晚出民间，喧传中宫被谴入道，又传降为妃而离宫廷矣。臣与道辅等皆在言职，以谓皇后母仪万方，非有大过而动摇，则风教凌迟，况闻入道降妃之议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出则告宗庙，废则为庶人，安有不示之于天下、不告之于祖宗，而阴行臣下之议乎?且皇后以小过降为妃，则臣下之妇有小过者，亦当降为妾矣。比抗章请对，不蒙赐召，岂非奸邪小人离间陛下耶?臣等前诣中书时，执政之臣谓后有妬忌之行，始议入道，终降为妃。兼云有上封者虑后不利于圣躬，故筑高垣，置在别馆。臣言备言中外之议以为未可，宜速降明诏，复中宫位号，以安民心。翌日诏出，乃云：「中宫有过，掖廷具知。特示含容，未行废黜。置之别馆，俾自省循。供给之间，一切如故。』臣未审黜置别馆为后为妃?诏书不言，安所取信?况皇后事陛下一纪有余，而辅臣仓卒以降黜之议惑于宸听，缙绅循默，无敢为陛下言者。臣所谓氛祲蔽翳以累圣德，盖臣职有旷耳。夫中宫动摇，有大不可者二：内外文臣以至戚里皆萌觊觎之心，或进女口以希选纳，或巧事宠爱以结内援，则使陛下惑女色而乱纪纲。纪纲之乱，变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举事为万世法，苟因掖庭争宠而遂废后，何以书策示子孙?况祖宗以来，未尝有废后之事。《诗》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斯大下【杰按：下为衍文。】不可者二也。臣窃恐奸佞之人引汉武幽陈皇后故事以陷惑陛下。且汉武骄奢淫纵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为人臣者，思致君如尧舜，岂致君如汉武哉?今皇后置别馆，必恐惧修省，陛下仁恕之德施于天下，而独不加于中宫乎?愿诏复中宫位号，杜绝谗间，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阴阳以和，人神共懼，岂不美哉?苟为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见于他日，宫闱不正之乱未测于将来。惟圣神虑焉。』讫不报。

　　正史、《实录》并云范讽权御史之丞。按：废后时，讽罢中丞两月矣。当云权三司使。又恐讽前有此议。今没其官而不书，庶不相牴牾。《郭劝传》云：『郭后废，议纳陈氏。劝进谏曰：「正家以御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当废，陈氏无世阀，不可俪宸极。」疏入，后已废，而陈氏议遂寝。』按：议纳陈氏在明年秋，不与废郭后同时，今不取也。

　　将作监丞富弼上疏曰：『郭皇后自居中宫，不闻有过。陛下忽然废斥，物议腾涌。自太祖、太宗、真宗三后抚国凡七十年，未尝有此。陛下为人子孙，不能守祖宗之训，而遂有废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道，奈天下何?范仲淹为谏官，所极陈者，乃其职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谏不当，犹须含忍，以招谏诤，况仲淹所谏，大惬亿万人之心。陛下纵私忿，不顾亿万人之议，取笑四方，臣甚为陛下不取也。昔庄献临朝，陛下受制，事体太弱，而庄献不敢行武后故事，盖赖一二忠臣救护之，使庄献不得纵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实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获暂安，遂忌旧日忠臣，罗织其罪而谴逐之。陛下以万乘之尊，设废一妇人甚为小事，然所损之体则极大也。夫废后谓之家事而不听外臣者，此乃唐奸臣许敬宗、李世勣谄佞之辞，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废后，但可不纳所谏，何必加责，以重己过?今匹庶之家或出妻，必告父母，父母许，然后敢出之。陛下贵为天子，庄献、庄懿山陵始毕，坟土未干，便以色欲之心废黜后氏而不告宗庙，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举一事而获二过于天下，废无过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实痛惜之。庄献太后临朝，以刘从德死恩典太重，台谏曹修古等四人连名上章极谏，庄献大怒，陛下不得已，遂贬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庄献才往，陛下立行召命，优与恩奖，复处宪署。修古虽死，厚加赠典。如此者，盖陛下怜其忠耿，不避祸难耳。今仲淹所谏，又甚于修古等所陈。修古等追用而仲淹黜弃，陛下何所见前后之异也?况仲淹以忠直不挠，庄献时论冬仗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此自擢用之。既居谏列，或闻累曾宣谕，使小大之事必谏无隐，是陛下欲闻过失，虽古先哲王，亦无以过此。今仲淹闻过遂谏，上副宣谕之意，而反及于祸，是陛下诱而陷之。不知自今后何以使臣?虽日加宣谕，谏臣以仲淹为戒，必不信矣。谏臣不谏，大非朝廷之福。今百执所为皆一司一局，虽常常者，皆能干之，是易为也。如仲淹者，乃为臣之难能者也。今干一司一局者，皆坐取迁陟，立居显要，而仲淹不惜性命为陛下论事，而远徒外郡，臣恐百辟化之，皆务为易者而不为难者。陛下一旦有难为之事，不知何人为陛下为之?居谏官者，务要讦直，乃号称职，依违者为旷职。今循默者居显要，而讦直者尚居散地。苟如是，不若废谏官。如不欲废，即循默者可去，讦直者可用。请陛下急图之。今天下凶歉，盗贼如麻，国用空虚，人心惶扰。奸臣观此，已有窥觊之心。陛下当兢兢惕惕，宵衣旰食，日与臣僚讲论安天下之计犹恐不及，而乃自作弗靖，废嫡后，逐谏臣，使此丑声闻于四方，知陛下不纳谏臣，朝政不举，则奸雄益喜，以为内外皆乱，事势相符，必可集事。臣一念至此，心寒骨颤。此已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说也。望陛下审思之，明察之。废后已行，虽未能悔过，臣愿陛下急且追还仲淹，复其谏职，减二过之一，庶乎谏路不绝，纪纲复振，使奸雄不能窥陛下浅深，社稷之庆也。臣昨免父丧赴阙，途中闻此。今至京师，未及陛见，乃忘不出位之责而昧死有闻于陛下者，臣实不惜一仲淹，盖惜陛下所举错耳。』疏入，不报。

　　景祐元年八月壬申，诏净妃郭氏出居于外。

　　十月癸酉，以净妃玉京冲妙仙师清悟为金庭教主、冲净元师，美人杨氏听入道，赐名宗妙，并居安和院。仍改赐院名曰瑶华宫。

　　二年八月己卯，右谏议大夫、知兖州孔道辅为龙图阁直学士。时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上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遂以命道辅，议者因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十一月戊子，金庭教主冲净元师郭氏薨。后之获罪也，上直以一时之忿，且为阎文应等所谗，故废之。既而悔之。后居瑶华宫，上累遣使劳问，于是又为乐府词以赐后。后和答，语甚凄怆，文应大惧，会后小疾，文应与太医诊视，迁嘉庆院[9]，数日，遽不起，中外疑文应进毒，然不得实。其时上致斋南郊，不即以闻，及闻，深悼之。诏以后礼葬。其兄中和、中庸并加迁擢。右正言、直集贤院王尧臣请推举【杰按：推举，应为推鞠。】左右侍医者，不报。

　　十二月辛亥，昭宣使、恩州团练使、入内都都知阎文应领嘉州防御使，落都都知，为泰州钤辖，寻改郓州钤辖。其子入内供奉、管勾当御药院士良为内殿崇班，罢御药院。时谏官姚仲孙、高若讷劾文应：『方帝宿斋太庙，而文应叱医官，声闻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应寘毒者，请并士良出之。』故有是命。文应专恣，事多矫旨付外，执政不敢违。天章阁侍制范仲淹将劾奏其罪，即不食，悉以家事属其长子曰：『吾不胜，必死之。』卒听仲淹，窜文应岭南，寻死于道。

　　三年正月壬辰，追册故金庭教主冲净元师郭氏为皇后，命知制诰丁度、内侍押班蓝元用同护葬事。寻诏中书门下停其谥册祔庙。

　　丁酉，葬于奉先资福院侧，卤簿、仪物并用孝章皇后故事。

嘉祐四年。上始欲于景灵宫建后影殿，礼官言其不可，遂寝。既而翰林侍读杨安国请赐谥册祔于后庙，刘敞等又言其不可，议遂格。

美人尚氏杨氏争宠

　　明道二年十二月，美人尚氏、杨氏骤有宠。尚氏尝于上前出不逊语侵皇后郭氏，后不胜忿，起批其颊，误查上颈，后以是坐废。

　　景祐元年四月丁酉，殿中侍御史庞籍为开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内侍称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来，未有美人称教旨下府者。』帝为杖内侍，切责美人。诏有司自今宫中传命，毋得辄受。庚子，美人尚氏父继斌为右侍禁，从父继恩、继能并为右班殿直。

　　按《实录》：明道元年五月乙未，以后宫尚氏父延福为国子助教。今尚氏父又名继斌，不知何故。本传亦云继斌，无所谓延福者，岂延福别一尚氏父耶?当考。

　　八月壬申，诏净妃郭氏出居于外，美人尚氏为道士，居洞真宫，杨氏别宅安置。曩者母后临朝，臣僚戚属多进文曰入内，今悉遣还其家。长秋之位，不可久虚，当求德门，以正内治，郭后既废，尚、杨美人益有宠，每夕侍上寝，上体为之弊，或累日不进食。中外忧惧，皆归罪二美人。杨太后亟以为言，上未能去。入内都都知阎文应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胜其烦，乃颔之。文应即命毡车载二美人出。二美人泣涕词说云云，不肯行。文应搏其颊，骂曰：『宫婢尚何言!』驱使登车。翌日，降是诏。初，蔡齐力争削遗诰中『太后参决军国大事』之语，吕夷简叹曰：『蔡中丞岂不知，吾岂乐为此哉?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张者耳。』及二美人争宠恣横，卒赖太后排遣之。或谓夷简意实在此，然议者以为人主既壮而母后听政，自非国家令典，虽或能整齐宫中，而垂帘之后，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齐之力争，不为失也。

　　逐二美人，据《记闻》，吕夷简谕蔡齐，据《龙川别志》。

　　甲戌，降六宅使从演为六宅副使，东八作副使从湜为内殿承制，仍绝朝谒。母莒国夫人和氏坐不能训导，自今毋得入内。右侍禁尚继斌、左班殿直尚继恩、继能并除名。从演尝以婢遗尚美人，从湜受美人所寄金，又为访求其母，故皆责之。丙子，编管继斌于郑州，继恩湖州，继能滁州。从湜、从演皆德芳孙也。逾年，乃复从湜、从演官，仍许朝谒。壬午，降皇城使、英州刺史王怀节为左骁骑上将军，坐令弟怀德妇待货私遗尚美人求管军。上以其父继忠尝陷契丹，不欲重贬之。戊申，诏入内内侍省以所估尚氏等位金帛二十余万赐三司给军费。

　　十月癸酉，美人杨氏听入道，赐名宗妙，居安和院。

　　皇祐二年七月丁亥，赠美人尚氏为充仪。是月，美人杨氏为婕妤。景祐初听入道，居瑶华宫，至是复位号。

立皇后曹氏

　　景祐元年九月甲子，宰相吕夷简等上表请立皇后。尚、杨二美人之出宫也，帝令参知政事宋绶面作诏云：『当求德门，以正内治。』既而左右引寿州茶商陈氏女入宫，绶谏曰：『陛下乃欲以贱者正位宫中，不亦与前日诏语相戾乎?』后数日，枢密使王曾入对，又奏引纳陈氏为不可。上曰：『宋绶亦如此言。』宰相吕夷简、副枢密蔡齐相继论谏，兼侍御史知杂事杨偕、同知谏院郭劝复上疏，卒罢陈氏。或曰：陈氏父号陈子城。使者始因杨太后纳女宫中，太后尝许以为后矣。至掖廷将进御，勾当御药院阎士良闻之，遽见上。上方披百叶择日，士良曰：『陛下阅此何为?』上曰：『汝奚问?』士良曰：『臣闻陛下欲纳陈氏为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城使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仆官名也。陛下若纳奴之女为后，岂不愧公卿大夫耶?』上遽命出之，士良，文应子也。

　　甲辰，诏立皇后曹氏，赠尚书令、冀王彬之孙女也。郭后废，始聘后入宫。乙巳，命宰相李迪为册礼使，参知政事王随副之。宋绶撰册文，并书册宝。有司奏用冬至日行册礼，监察御史里行会稽孙沔言：『庄献三年之丧未除，请终制而后行。』秘书丞曲江余靖亦以为言，不报。

　　王岩叟《元祐系年录》云：吕相白太后曰：『亦明闻仁宗罢陈子城亲事否?』太母曰：『仁皇圣明，御药阎安说得子细，其父士良当时正亲近。』一日，仁皇曰：『你可不贺我?』士良曰：『贺甚事?』曰：『贺我寻得皇后。』士良曰：『谁家?』曰：『陈子城家。』士良曰：『子城官职乃奴隶也，富民用钱买到。』仁皇遽曰：『几乎错了！』明日，以语吕夷简，夷简贺圣明。又言夷简先见，非也，却见仁皇说与圣明如此。余曰：『愿陛下体此意。』引相亦云然。太后问曰：『当时因甚去明肃服內纳后，大臣怎肯?神宗曾问，不知何故，如此，便是臣庶家也不肯。』吕相等皆不对。知枢密院先下余语，韩师朴曰：『适来事先令公，尝说及，今再欲上奏。』既复对，师朴奏：『适来圣问明肃服內纳后，先臣却曾说与王岩叟。』余曰：『臣尝闻韩琦说此事。』当吕夷简作宰相，范仲淹作谏官。仲淹语琦曰：『吕相又劝上做一件不是当抵事也，须共理会。』仲淹往见夷简，面责之。夷简曰：『固知非理，司谏却不知里面事。上春秋盛，妃嫔已杂进。不早立后无以制，非所以爱上。』仲淹无所复言。见韩琦，曰：『吕相幸自不是，被他有说，然没可奈何。』太后笑曰[10]：『元来却是恁地。』韩师朴又曰：『应是恐妃嫔中进起来作后。』太后[11]：『那门识甚事体[12]?』余曰：『须立后，则事体自然正。』按：立曹后时，范仲淹已责知睦州。结【杰按：结，应为责。】夷简者，必非仲淹也。岩叟误记。

　　十月甲申，以选纳皇后，赐在京诸军班特支。

　　十一月己丑，册皇后。戊申，赠皇后三代祖彬进封鲁王，父玘为太傅兼侍中。庚戊，封皇后祖母唐氏为延安郡太夫人。辛亥，东上閤门使、荣州刺史曹琮为卫州团练使。琮兄女为后。礼皆琮主办，于是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厉天下，臣既被后族，不宜冒恩泽，乱朝廷法。族人敢因缘请托，愿寘于理。』时论称之。寻出为环庆路部署、知邠州。

　　十二月己未，步军都虞候、康州防御使、泾原路副都部署曹仪为耀州观察使，落管军。皇后既立，仪自乞罢军职。从之。

　　二年十二月戊午，赠皇后三代，又进封延安郡夫人唐氏为舒国太夫人。

　　庆历八年十月，王贽以卫氏之变动摇宫中（见《贵妃张氏宠幸》）。初，帝以闰月之望，欲为禁中再张灯，后力谏止。其后三日，卫士数人踰屋至寝殿。时后侍帝，夜半闻变，帝遽欲出，后闭阁，特遣宫人驰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卫。贼至福宁殿下，斫宫人伤臂，声彻帝所。宦者何承用虑帝惊，始奏宫人欧小子。后叱之曰：『贼在殿下杀人，帝且欲出，敢妄言耶?』后知贼必纵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贼，贼果以烛焚帘，水随灭之。是夕所遣宦者，后亲剪其发以为识，谕之曰：『贼平加赏，以汝发为证。』故宦者争尽死力，贼即擒。仓卒处置，一出于后。后阁侍女有与黄衣卒乱者，事觉当诛，求哀于帝左右。帝欲赦之，后具衣冠见帝，固请诛之。帝曰：『痛杖之，足以惩矣。』后不可，曰：『如此，无以肃清禁庭矣！』帝命后坐，后立请几移两辰，帝乃许之，遂诛于东园。

校勘记

[1]谥 原本作『谧』，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2]章懿 原本作『庄懿』，据《长编》卷一一三改。

[3]章献 原本作『庄献』，据《长编》卷一一三改。

[4]三代 《长编》卷一一六作『二代』。

[5]唐武宗 原本『宗』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九补。

[6]误批 原本『批』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三补。

[7]赐名 原本脱『赐』字，据《长编》卷一一三补。

[8]揖宰相 原本『揖』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三补。

[9]嘉庆院 原本『嘉庆』二为二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七补。

[10]太后 原本作『太母』，据《长编》卷一一五改。

[11]太后 原本作『太母』，据《长编》卷一一五改。

[12]那门 原本『那』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仁宗皇帝

宦寺专恣

　　天圣四年二月戊申朔，置上御药供奉四人。御药院掌按验秘方，和剂药品以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至道三年始置，以入内供奉官三人掌之，或参用士人，于是别置上御药供奉，其品秩比内殿崇班，专用内侍，其后多至九人。

　　三月辛巳，许上御药供奉蓝元用等封赠父、母、妻。元用，继宗养子也。

　　九月，监察御史曹修古尝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将至朝堂，黄门二人行马不避，呵者止之，反为所詈。修古奏：『前代称御史台尊则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与知杂事同。今黄门侮慢若此，请付所司劾治。』上立命笞二黄门。

　　六年二月丁丑，诏上御药供奉蓝元用、张怀德、罗崇勋并落供奉，为上御药。

　　七月丙辰，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蔡齐为龙图阁学士、知河南府。罗崇勋趋齐上《修景德寺记》，曰：『参知政事可得也。』齐故迟其记不上。崇勋怒，谗于太后，命齐出守。参知政事鲁宗道固争留之，不能得，寻以亲老，易密州。

　　七年正月，曹利用不恤中人，罗崇勋请往按治曹汭不法事（见《曹利用罢枢密》）。内侍皇甫继明等三人给事太后阁，兼领估马，自言估马有羡利，乞还官。事下群牧司阅，实无羡利。继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会为奏，群牧判官司马池独不可，吏拜曰：『三中贵人不可忤也。』池不听。继明等怒甚，会除开封府推官，敕至閤门，为继明党所沮罢，乃以屯田员外郎出知耀州。

　　五月甲戌，太常博士范讽为右司谏。先是，讽知广德军，寻以疾监舒州仙灵观。上御药张怀德至，观斋祠，讽颇要结之。怀德荐于太后，遂召还，问所要言。对曰：『今权臣骄悍，将不可制。』盖指曹利用也。久之，乃授讽谏官。

　　九月丙寅，诏閤门自今入内都知押班如昭宣使以上，即与客省使等为一班，皇城使副以下，并在皇城使之上，别作一行。太祖庙都知押班，率供奉官为之。内中祗应裹头巾、衣褐衫而已。宰相吕夷简不考故事，辄升其班次，议者非之。

　　八年六月，内臣韩守英、蓝元用、皇甫继明并迁官职，以上《三朝国史》也。

　　九年五月己巳，秘书丞、知陈留县王冲配雷州编管。初，内臣罗崇勋就县请官田不得，使皇城卒虚告冲市物有剩利事。太后令崇勋劾之，冲不能自明，故重责。

　　明道元年二月，吕夷简言出丧事，太后不许。夷简谓罗崇勋云云，崇勋惧，驰告，乃许之（详见《追尊庄懿》）。

　　七月乙酉，封天章阁待制范讽母万年县太君刘氏为永嘉郡太君。时上御药张怀德传宣中书，而特封之。

　　九月，大内火，韩守英、蓝继宗、江德明、卢守勋并迁官，自上御药而下至内品，凡迁擢十五人，并以宫庭火，录卫乘舆之劳也（详见《大內灾》）。

　　十一月戊子，江德明、阎文应等迁官，并录管勾修内之劳也（详见《大内灾》）。

　　十二月癸亥，诏上御药院自今比内殿承制，上御药供奉比崇班，仍居本品之上。

　　二年三月甲午，皇太后崩。

　　四月，帝始亲政，罢上御药并上御药供奉，以上御药杨怀志、江德用并为供备库使，杨承德、杨余懿并为洛苑副使，上御药供奉蔡舜卿、张怀信、武继隆、任守忠、杨安节为供备库副使。以入内供奉官四人勾当御药院如故事。丙辰，降文思使、普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江德明为西京左藏库使、并代路钤辖，三陵副使、东染院使罗崇勋为真定府定州路都监，洛苑副使杨余懿为齐州都监，杨承德同州都监，供备库副使张怀信为岳州都监，杨安节为晋州都监，武继隆为蕲州都监，任守忠为黄州都监，蔡舜卿为潞州都监。初，大行皇太后辅政，而德明等交通请谒，权宠颇盛。参知政事薛奎言：『不遂斥逐，恐偕以为乱也二。』不欲暴其罪，故止斥之于外。

　　杨怀志、江德明二人未见责官，当考。

　　七月辛巳，杨安节、张怀德并除名，配隶广南。陈恩忠降为西京高品。

　　八月庚子，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1]：『顷岁上御药杨怀德至涟水军，称诏市民田三十顷给僧寺，既而不得民市民田。请下本军，还所市，收其直入官。』从之。

十月乙巳，左藏库使、普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并代路钤辖江德明落副都知，领果州防御使，为潞州钤辖。西京作坊使、内侍押班朱允中落押班，为六宅使、天雄军钤辖。初，德明等在章献时颇用事[2]，至是，言者犹以为不检畏，故落职而外迁之。

外戚骄横

　　天禧四年五月己未，洛苑使、黔州刺史、同勾管皇城司刘美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领昭州防御使（详见《垂帘》）。

　　六月，宰臣寇准请治皇后宗人横于蜀，夺民盐井（事见《丁谓事实》）。监察御史章频当受诏鞫邛州牙校讼盐井事，刘美依倚后家受托，使人市其狱。频请捕系，上以后故不问，出频知宣州。钱惟演请除丁谓首相事（事见《丁谓事实》）。

　　乾兴元年二月戊午，仁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听政。

　　四月壬寅，以光禄寺丞尉氏马季良为□□家本茶商[3]，刘美女婿也。于是诏试馆职。太后遣内侍赐食，促令早了。主试分为作之。

　　此据江休复《杂志》。主试者，学士晏殊也。

　　天圣元年正月庚寅，赠侍中刘美妻吴兴郡夫人钱氏封越国夫人。钱氏，惟演妹。及卒，辍视朝三日。上初即位，太常丞、直集贤院、判吏部南曹丁度尝献《王凤论》于皇太后，以戒外戚。

　　三年正月壬子，加赠皇太后兄赠侍中刘美中书令，追封嫂越国夫人钱氏为郓国太夫人。

　　五年三月。王蒙正为荆南驻泊都监，挟太后姻横肆。知府李若谷绳以法，议事多异同。转运使王硕具奏，颇右蒙正。戊申，徙若谷知潭州。蒙正女，刘从德妻也。

　　六年六月丁亥，以太常丞、直史馆马季良为龙图阁待制（详见《垂帘》）。

　　八年四月甲午，徙京西转运使、工部郎中王彬为河北转运使。部吏马崇正，太后姻家，猾横不法。彬发其赃罪下吏，忤太后意，复徙京东。辛亥，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许州钱惟演来朝，惟演以疾求赴京师也。

　　六月癸巳，吕夷简等上《三朝正史》。龙图阁待制马季良专督三司应报文字，亦赐勋一转。戊申，赐和州刺史刘从德敕书奖谕。从德知卫州，辟屯田员外郎戴融为同判，而融楚人，善谄佞，因率州人千数，妄言治有异状，乞刻碑记之。朝廷虽不许，以太后故，犹降褒诏。从德，美之子也。县吏李熙辅者善事从德，乃荐于朝。太后喜曰：『儿能荐人，知所以为政矣！』即日擢熙辅京官。从事河南郑骧因缘从德，亦擢美职。时监司以太后故，多假借从德，独转运使王立按举无所容。

　　八月丁未，徙判许州、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钱惟演判陈州。

　　九月，刘美家婢出入禁中，大招权利，枢密直学士、刑部侍郎赵桢厚给之。己巳，擢桢为枢密副使。

　　九年正月辛未，改新判陈州钱惟演河南府。始，惟演托疾，久留京师。既除陈州，迁延不赴，且图相位。天章阁待制范讽奏曰：『惟演尝为枢密使，以皇太后姻属罢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复用。』殿中侍御史郭劝亦请督惟演上道，而惟演自言先家在洛阳，愿司宫钥，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行。他日讽入对，太后谓曰：『惟演去矣！』讽曰：『惟演奴仆皆得官，不去，尚奚以为?』时惟演弟处州观察使、知定州惟济亦迁武昌留后、知澶州，寻复知定州。劝又言惟演不当为其弟求迁，且就纵兵权，乞罢之。不报。

　　九月，王蒙正子齐雄捶老卒死，妻与子以病告。开封府乞毋验尸，知府事程琳察其辞色有异[4]，令有司验劾，得捶死状。蒙正连姻太后家，太后因琳对，谓曰：『齐雄非杀人者，乃其奴尝捶之耳。』琳对曰：『奴无自专理。且使令与己犯同。』太后默然，遂论如法。外戚吴氏离其夫李咸熙，而挈其女侄妇。咸熙诉之。琳命还女，吴氏曰：『已纳宫中矣。』琳即请于帝，且曰：『臣不言，恐谏臣有以议陛下者。』帝命亟出之。

　　十一月。初，蔡州团练使、知相州刘从德卒，年四十二，赠保宁节度使，封荣国公，谥康怀。太后悲怜之尤甚，录内外姻戚门人及童仆几八十人。从德姊婿龙图阁直学马季良、母越国夫人钱氏、兄惟演、子集贤校理暧及妻父王蒙正皆以遗奏，各迁两官。屯田员外郎戴融尝佐从德卫州，为度支判官侍御史曹修古、殿中侍御史郭劝、杨偕、推直官段少连交章论列。太后怒，下其章中书。大臣请黜修古知衢州，余以次贬。太后以为责轻，丁酉，降修古为工部员外郎、同判杭州，劝、偕为太常博士，劝监潍州税，偕监舒州税，少连为秘书丞、监涟水军税。曹修古改知兴化军。龙图阁直学士马季良子将作监主簿、馆阁读书直方为大理评事。季良辞所迁官，故以命直方也。

　　明道元年，王蒙正恃太后亲，多占田嘉州。诏勿收赋。高觌为益州路转运使，极论其不可。

　　二年三月庚寅，皇太后崩。

　　四月，上始亲览庶政，裁抑侥幸，中外大悦。癸丑，以景灵宫使、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钱惟演判河南府。己未，降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马季良为濠州防御使，赴本州。

　　七月，四方馆使、连州刺史王克明者，承衍孙，章献太后姪婿也[5]。尝令人入宫中，言太后有灾，当禳禬之，遂得白金百两。至是御史发之，降克明为左武大将军[6]、寿州都监。

　　九月丙寅，崇信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钱惟演落平章事，赴本镇。甲申，再贬濠州防御使马季良为左屯卫将军、滁州安置。御史中丞范讽言季良侥幸得官，当行追夺故也。开封府又劾奏季良冒立券，庇富民刘守谦免户役。诏许季良自陈，以地给还之。初，惟演欲为身计，首建二后并配议，既与刘美亲，又为其子暧娶郭皇后妹。至是，又欲与章懿太后族为婚。御史中丞范讽劾奏惟演不当擅议宗庙，又言惟演在章献时权宠太盛，与后家连姻，请行降绌。上谕辅臣曰：『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责惟演。』讽即袖告身入对曰：『陛下不听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莫忧刺客。愿纳此，不欲复为御史中丞矣。』上不得已，可之。讽乃趋出。丁卯，复夺暧一官，落集贤校理，听随惟演行。诸子皆补外州监当。

贵妃张氏宠幸

　　康定元年十月癸未朔，以御侍河南郡君朱氏、清河郡君张氏并为才人。张氏河南人，父尧封，天圣初客南都，依大姓曹氏。曹以女妻之。后擢进士第，补石州军事推官，未行，卒京师。从兄尧佐将赴官于蜀，而曹氏请以诸孤从行。尧佐以道远弗许。曹益困。尧封母，钱氏女也。张氏时八岁，与姊妹三人由钱氏入宫寝，长得幸于上，性聪明便巧，挟智数，能探测人主意，先后将迎。上以其良家子，待遇异诸嫔御，累封清河郡君，于是与朱氏并为才人。朱氏，开封人也。

　　庆历元年八月，朱氏生子曦。张氏本传云庆历元年封清河郡君[7]，误也。《会要》亦误。

　　庆历元年十二月丁酉，进封才人张氏为修缓【杰按：缓，媛之误】。

　　二年五月癸卯朔，封皇第三女为安寿公主，生三岁矣。其母，修媛张氏也。赠修媛父故石州军事推官尧封为秘书监。戊申，安寿公主薨，追封唐国公主。以母宠，帝爱之，成服苑中，群臣奉慰殿门外。

　　闰九月，赠修媛张氏曾祖东头供奉官文渐为宁州刺史，祖试校书郎颖为光禄少卿，外祖应天府助教曹简为秘书省著作佐郎[8]。修媛追赠三世，前此未有也。

　　三年七月乙未，封皇第四女为宝和公主，而五日薨，追封越国公主。生始二岁，其母张氏宠爱日甚，冠於后庭。忽感疾，进白帝曰：『所以召灾者，资薄而宠厚也。愿贬秩为美人，庶几可以消咎谴。』帝许之，戊申，以修媛为美人。

　　四年三月乙巳，职方员外郎、同判登闻鼓院张尧佐提点开封府诸县镇公事。谏官余靖言：『外议皆云尧佐识见浅近，托依后宫嫔嫱之势，已得内降指挥，改赐章服。又从内批与省府差遣。大臣依违，不能坚执，遂与府界提点。伏惟陛下近岁以来，每事思治，损节淫货，放减后宫，绝斜封之官，无私谒之宠，此皆日来亲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外议籍籍如此?臣深为陛下惜之！』又言：『尧佐修媛之世父，进用不宜太遽。顷者郭后之祸起于杨、尚，不可不监。』上曰：『朕岂以女谒进人?盖因臣僚论荐而后尔。如物议不允当，更授一郡耳。』

　　上虽有此言，尧佐竞不出。明年五月，除户判。

　　六年四月辛未，进封美人张氏母安定郡君曹氏为清河郡夫人。

　　七年五月乙卯，西头供奉官、閤门祗侯张化基为密州观察使[9]。化基，美人之兄，特恤之。

　　七月壬午，户部副使、祠部郎中张尧佐为天章阁待制、河东转运使。

　　尧佐此除独无言者，当考。

　　八年闰正月辛酉夕，崇政殿亲从官为变。他日，上语辅臣以宫庭之变，美人张氏有扈跸功。枢密使夏竦即倡言，宜讲求所以尊异之礼。宰相陈执中不知所为。翰林学士张方平见陈执中，言：『汉冯婕妤身当猛兽，不闻有所尊异。且皇后在而尊美人，古无是礼。若果行之，天下谤议必大萃于公，终身不可雪也。』执中耸然从方平言而已。

　　张氏此时未为贵妃，墓志及附传皆云贵妃，误也。

　　四月甲戌，祠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张尧佐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侍御史知杂事张昪言：『尧佐缘恩泽进用太骤，非所以公天下。』不报。

　　十月壬午，进美人张氏为贵妃，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先是，夏竦倡议欲尊异美人，起居舍人、直史馆、同知谏院王贽因贼人根本起皇后阁前，请究其事，冀动摇中宫，阴为美人道地。御史何郯入见，上以贽所言谕郯，郯曰：『此奸人之谋，不可不察也。』上寤，事寝不复究，然美人卒用扈驾功进妃位。

　　此据鲜于侁所作墓志及郯奏议。墓志、奏议虽不出王贽之姓名，按冯洁己《御史台记》载贽事尤详，今取此以为据。

　　庚寅，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史馆修撰宋祁落职知许州。国朝命妃皆发册，妃辞则罢册礼。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后进。又凡制词既授閤门宣读，学士院受命而书之，送中书结三省衔，官告院用印，然后进内。张美人进号贵妃，祁适当制，不俟旨

　　为告，不送中书，径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进。妃方受爱幸，冀行册礼，得告大怒，掷地不肯受，祁坐是黜。初，祁亦疑进告为非，谓李淑明于典故，因问之。淑心知其误，谓祁曰：『第进，何所疑耶?』祁果得罪去。议者益恶淑倾险云。

　　十一月乙卯，起居舍人、直史馆、知谏院王贽为天章阁待制。张贵妃既得立，甚德贽，密赐贽金币以巨万计。尝谓人曰：『我家谏官也！』及将受册礼，欲得贽捧册。中书言：『摄侍中故事，必用待制以上。』于是骤进贽职。

　　十二月丁卯，贵妃张氏行册礼，群臣表贺。初，礼官有议妃当受外命妇拜者。判太常寺张揆曰：『妃一品，正与外廷王公等，岂可当命妇拜也?』或曰：『妃为修媛，时命妇已莫敢抗礼，况贵妃乎?』同知院邵必曰：『宫省事秘不可知，然今下有司议，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仪尔。而百官班见礼，固无不答。』众意乃定。

　　皇祐元年三月癸卯，端明殿学士、给事中张尧佐权三司使。

　　九月乙未，权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给事中张尧佐为礼部侍郎、三司使。监察御史陈旭言尧佐以后宫亲，不宜制国用。不听。

　　二年六月戊辰，赠贵妃张氏母越国夫人曹氏曾祖旭为秘书丞，祖靖为祠部员外郎。丙子，谏官包拯、陈旭、吴奎等言：『今亿兆之众皆谓三司使张尧佐凡庸之人，徒缘私宠，骤加显列，是非倒置，职业都忘。诸路不胜其诛求，内帑亦烦于借助。法制刓敝，商旅阻

　　行。而尧佐洋洋自得，不知羞辱，召来梗厉，实自斯人。臣等窃以任用尧佐以来，百怪渐露，是上违天意也。万口交讥，是下咈人情也。违天意则善应差殊，虽禳祈祷祠，无以益也。咈人情则治风颓敝，虽督率纠摄，无以拯也。陛下何庇一尧佐，上违天意，下咈人情，而稔成危机者乎?实为陛下痛之！』

　　包拯又言：『窃缘三司使张尧佐早缘恩泽，骤陟华显，任之会府，委以大计。而本职隳废，利权反覆，公私困弊，中外危惧。且历代后妃之族，虽有才者，未尝假以事权，又况庸常不才者乎?但富贵保全之，则无所害矣。』庚辰，特封贵妃张氏第八妹为清河郡君。

　　九月，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嵇颖为翰林学士[10]，未及上谢，辛丑，卒。即其第赐告，赐袭衣、金带、鞍勒马及明堂赏物。张贵妃之父尧封尝从颖学，所为文多纳颖家。及贵妃为修媛，令其弟化基诣颖，求编次尧封文稿，为序以献。颖不答，亦不以献。

　　闰十一月乙未，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庚申，又加张尧佐同群牧制置使。辛酉，赐贵妃张氏从弟卫尉寺丞希甫、太常寺太祝及甫并进士出身，尧佐之子也。癸亥，知谏院包拯言：『今尧佐谓之亲，则若杜审肇兄弟乎?谓之贤而功，则若雷有终、李至、钱若水乎?而宣徽、节度并以与之，若非内外协应，蒙惑攘窃，宁至此哉?尧佐叨据如此，惭羞不知，真盛朝之秽污，白画之魑魅也！况下制之日，阳精暗塞，氛雾继起。天道固于人事不远，伏望陛下断以大义，稍割爱情，追寝尧佐过越之恩。必不得已，宣徽、节度择与其一，仍罢群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郡，以安全之。如此，则仰合天意，俯顺人情，而重新盛德矣。』初，执政希上旨，一日除尧佐四使，又以王举正重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议意举正懦儒，或迤逦退避，动经旬浃，则尧佐之命必遂行，论谏弗及矣。甲子，举正遂告谢上殿，力言擢用尧佐不当。其疏曰：『臣伏睹张尧佐优异之恩，无有其比。窃以尧佐素乏材能，徒以寅缘后宫，侥幸骤进。国家计府，须材以办经费。尧佐猥尸其职，中外咸谓非据。近者台谏纵有论列，陛下虽罢其使任，而复加崇宠，转逾于前，并授四使，又赐二子科名。贤愚一词，无不嗟骇。夫爵赏名数，天下之公器，不当以后宫疏戚，庸常之材，过授宠渥，使忠臣义士无所激劝。且尧佐居职，物议纷纭，当引分辞避，而晏然恃赖，曾无一言自陈，叨窃居位，日觊大用。及异恩既出，复托以假告，未即祗受，其意尚若不足，继有邀求。不虔君命，莫甚于此者！昔汉元帝时，冯野王以昭仪之兄，在位多举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戚。」本朝太宗皇帝孙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盖保全后宫戚属，不令事势僭盛，以取颠覆。伏望陛下远鉴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圣范，追取尧佐新命，除与一郡，以息中外之议。』疏入，不报。戊辰，朝退，举正留百官班廷诤，复率殿中侍御史张择行、唐介及谏官包拯、吴奎、陈旭，吴奎于上前极言，且于殿庑切责宰相。上闻之，遣中使谕旨，百官乃退。

　　张耒《明道杂志》云：嘉祐中，尝欲除张尧佐节度使。陈秀公作中丞，与全台上殿争之。仁宗初盛怒，迎谓之曰：『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粗官，何争?』唐质肃公作御史里行，最在众人后，越次而前曰：『节度使，太祖、太宗总曾为之，恐非粗官。』上竦然，而尧佐之命竟罢。按：陈升之此时作左司谏，不为中丞，唐介实为殿中侍御史里行。张尧佐卒除节度使，初除又不在嘉祐间。《杂志》误，今不取。

　　己巳，诏：『近台谏官累乞罢张尧佐三司使，及言亲连宫掖，不可用为执政之臣。若优与官爵，于体差便。遂除宣徽使、淮康节度使，兼已指挥。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两府职任。今台谏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及进对之际，失于喧哗，在法当斥。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书取戒厉，自今台谏官相率上殿，并先申中书取旨。』时上怒未解，大臣莫敢言，枢密副使梁适独进曰：『台谏官盖有言责，其言虽过，惟陛下矜察。宠尧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尧佐亦奏辞宣徽使、景灵宫使，乃诏学士院贴麻处分，而取戒厉卒不行。

　　三年三月庚申，龙图阁学士、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刘沆为参知政事。先是，张彦方者，贵妃母越国夫人曹氏客也。受富民金为伪告勅，事败，系开封府狱，人传以为语连越国。沆知开封府，论彦方死，不敢及曹氏，贵妃德之，坐此获进。谏官、御史相继论列，不听。

　　八月辛卯，淮康节度使、同群牧处置使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判河阳。御史中丞王举正言：『尧佐本常才，但以寅缘后宫，叨据非分。自去年冬罢三司，除宣徽，制命方出，中外莫不骇听。其时臣与谏官、御史至留班廷议而争之，寻罢宣徽，尚忝节度名品。今四方多虞，灾异数见，若非奖擢有功，任用贤直，则何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哉?尧佐自罢宣徽使，方逾半年，端坐京师，以尸厚禄，今复授之，盖增鄙诮，此乃执事之臣不念祖宗基业之重，顺颜固宠，不能执奏，制命既行，有损圣德。陛下不纳臣尽忠爱君之请，必行尧佐滥赏窃位之典，即乞黜臣，以诫不识忌讳愚直之人。』不报。知谏院包拯、陈旭、吴奎相继言：『尧佐制命复下，物议腾沸。况臣等以言为职，岂敢私自顾虑，各为身谋哉?直以告已再行，若固守前议，复乞追夺，于朝廷事体，亦未为当，所以进退惶惑，不即论列。虽然，事体有必须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极谏也。张尧佐怙恩宠之厚，侥求觊望，不知纪极。始欲得宣徽使，今已行前命付之矣。虽出领外镇，将来入觐，即图本院供职，以致使相。名器之大者，岂可皆缘恩私，每求而不让?必使足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然之夫，为杜渐之制，特降诏旨，申勅中书，谕以尧佐皆缘恩私，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为过越，将来更不令处使相之任，及不许本院供职，及趋赴河阳任所，庶几厌塞人情，防杜间隙。臣等不胜为国纳忠激切之至！』庚子，诏自今张尧佐别有迁改，检会此札子进呈执奏。仍诏除宣徽使自今不得过二员。

　　至和元年正月癸酉，贵妃张氏薨。初，妃既受封册，宠爱日盛，出入车御华楚，颇侵并后饰[11]。尝议用红伞、增兵数。有司以一品青盖，奏兵卫准常仪。上守法度，事无小大，悉付外廷议。凡宫禁干请，虽已赐可，或辄中却。妃嬖幸少比，然终不得紊政。及薨，上悲悼不已，谓左右曰：『昔者殿庐徼卫卒夜入宫，妃挺身从别寝来卫。又朕尝祷两宫中，妃刺臂血书，祝词外皆不得闻，宜有以追贲之。』入内押班石全彬探上意，请用后礼，于皇仪殿治丧。诸宦者皆以为可，入内都知张惟吉独言：『此事须翌日问宰相。』既而判太常寺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诰王洙等皆附全彬议。宰相陈执中不能正，遂诏近臣、宗室皆入，奠于皇仪殿，移班慰上于殿东楹，特辍视朝七日，命参知政事刘沆为监护使，全彬及勾当御药院刘保信为监护都监。凡过礼，皆全彬与沆合谋处置，而洙等奏行之。

　　《石全彬传》云：王拱辰请治丧于皇仪殿，全彬以为当问大臣。宰相陈执中不能正之，遂诏近臣、宗室皆入殿。按：《张惟吉传》：治丧皇仪，诸宦者皆以为可，独惟吉言：『此当问宰相。』然则言当问宰相者，独惟吉也，全彬实与刘沆、王洙等合谋为非据之礼，又安得有此言?而《全彬传》乃攘取，以为出自全彬，今不取。且妃丧，那得关学士院?其实全彬所请也。事下礼官，而拱辰判太常寺，遂与王洙等附会全彬议。朝廷既用礼官议，故当时皆谓拱辰请之，其实不自拱辰请也。今略加删，使不相牴牾。

　　初，有司请依荆王故事辍视朝五日，或欲更增日，听上裁[12]。乃增至七日。殿中侍御史酸棘吕景初言：『贵妃一品，当辍朝三日。礼官希旨，使恩遇过荆王，不可以示天下。』不报。丁丑，追册贵妃为皇后，赐谥温成。先是，御史中丞孙抃言奏请罢追册，不报。初赐谥曰恭德，枢密副使孙沔言：[13]『太宗四后皆谥曰德，从庙谥也。今恭德之谥，其法何从?且张、郭二后不闻有谥，此虽礼官之罪，实贻讥于陛下，不可不改。』因改温成。抃及侍御史毌湜、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等皆求补外[14]，知杂事郭申锡请长告，皆以言不用故也。禁宫城乐一月。己卯，殡温成皇后于皇仪殿之西阶，宰相率百官诣殿门，进名奉慰。壬午，以温成皇后薨，遣官告太庙、皇后庙、奉慈庙。甲申，宰臣梁适奉温成皇后谥册于皇仪殿，百官诣西上閤门，进名奉慰。是夕，设警场于右掖门。上宿于皇仪殿。乙酉，上成服于殿幄，百官诣殿门进名奉慰。是日，殡温成皇后于奉先寺。輴车发引，由右升龙门出，右掖门升大升辇举，设遣殿。先是，诏枢密副使孙沔读哀册。沔奏：『章穆皇后丧，比葬行事，皆两制官。今温成追谥，反诏二府大臣行事。不可。』于是执册立上前陈故事，且曰：『以臣孙沔读册则可，以枢密副使读册则不可！』置册而退。宰相陈执中取而读之。既殡，百官复诣西上閤门，进名奉慰。戊子，录温成皇后从弟著作佐郎希甫为太常博士、光禄寺丞，及甫为秘书丞、太常寺太祝，正甫为光禄寺丞、右侍禁、閤门祗侯，山甫为西头供泰官；姪婿太常寺太祝盛和仲为大理评事。又录其疏属十数人。己丑，赐温成皇后母楚国太夫人曹氏敦教坊第一区。

　　二月丁酉，诏礼院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皇后、章惠皇太后、温成皇后皆立小忌。先是，有请立温成忌者。直集贤院刘敞言：『太祖以来，后庙四室。陛下之妣也犹不立忌，岂可以私昵之爱，而变古越礼乎?』于是并四后及章惠皆诏立忌。枢密副使孙沔极谏其不可，御史中丞孙抃累奏论列，而礼院官亦以为言，皆不听。寻罢之。壬申，温成皇后母楚国太夫人卒，辍视朝三日，幸其第临奠。

　　六月乙酉，进封皇后父玘为东海郡王，温成皇后父尧封为清河郡王，母曹氏为齐国夫人。

　　七月丁卯，礼院言：『奉诏参定即温成皇后旧宅立庙及四时享祀之制，检详国朝孝惠皇后，太祖嫡配，止即陵所置祠殿，以安神主，四时惟设常馔，无荐享之礼。温成皇后宜就葬所立祠殿，参酌孝惠故事施行，仍请题葬所曰温成皇后园。』

　　七月癸未，礼院言：『今立温成皇后祠殿，而未见孝惠故事。请每行至奠，止令本处内臣主之。』诏孟享时差知制诰、待制行事，其制如后庙，牙盘食差减之。

　　九月癸未，礼官言：『温成皇后葬所，请称温成皇后园陵。』从之。乙酉，温成皇后启殡，上不御前后殿，百官进名奉慰。御史中丞孙抃率其属言：『刘沆既为宰相，不当领温成皇后监护使。』且言立庙、建陵皆非礼。章累上，不报。固相与请对，固争不能得，抃伏地不起，帝为改容遣之。丁亥，改命刘沆为温成皇后园陵监护使。礼院请温成皇后庙祭器视皇后庙一室之数，从之。

　　十月甲午，礼院言：『温成皇后四时荐新及朔望，并如皇后庙，令宗正寺官行事。』从

　　之。甲申，宰臣率百官诣奉先禅院奠温成，上不御前后殿。丁酉，葬温成皇后。御西楼，望枢以送，自制挽歌词。宰臣率百官进名奉慰。丙午，温成皇后神主入庙。上不视事，百官进名奉慰。己酉，葬温成皇后父清河郡王张尧封、母齐国夫人曹氏，辍视朝。后临终见帝，以父、祖未葬为托，于是为葬其三世于冢旁。

　　十一月甲子，内出太庙禘祫时享及温成皇后庙祭享乐章四，下太常肄习之。

　　嘉祐三年九月丙子，宣徽南院使张尧佐卒。赠太师，赐其家僦舍钱日三千。

　　四年六月。自温成之没，后宫得幸者凡十人，谓之十间。周氏、董氏及温成之妹皆与焉。妹初进才人，加赐银五千两、金五百两，固辞不受。上曰：『向也月俸二万七千，今也二十万，何苦而辞?』对曰：『二万七千，妾用之已有余，何以二十万为?』卒辞之。

七年正月乙亥，诏改温成庙为祠殿，于岁时令宫人以常馔致祭。先是，诏太常礼院检详郊庙未顺之事，乃言：『温成皇后立庙城西，四时祭奠，以待制、舍人摄事。玉帛、裸献、登歌、设乐并同太庙之礼。盖当时有司失于讲求。昔高宗遭变，饬己思咎；祖已训以祀无丰于昵。况以嬖宠列于秩礼，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故降是诏。

校勘记

[1]殿中侍御史 原本无『殿中』二字，据《长编》卷一一三补。

[2]章献 原本作『庄献』，据《长编》卷一一三改。

[3]以光禄寺丞尉氏马季良为□□家本茶商 《长编》卷九十八作『以光禄寺丞尉氏马季良家本茶商』，其义显有不足，然今所见《江邻几杂志》中无此语，不知二墨丁当为何字，姑存之。

[4]辞色 原本无『辞』字，据《长编》卷一一○补。

[5]早献 原本作『在献』，据《长编》卷一一三改。

[6]左武 原本作『丕武』，据《长编》卷一一三改。

[7]张氏本传 原本作『张后本传』，据《长编》卷一二九改。

[8]曹简 原本作『曾简』，据《长编》卷一三七改。

[9]张化基 原本『张』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六○改。

[10]嵇颖 原本作『稽颖』，据《长编》卷一六九改。

[11]后饰 原本作『后节』，据《长编》卷一七六改。

[12]听上裁 原本作『听□□裁』，据《长编》卷一七六改补。

[13]副使 原本作『副史』，据《长编》卷一七六改。

[14]毌湜 原本『毌』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六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仁宗皇帝

宗室迁官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祀天地於圜邱，以太祖、太宗、真宗并配。大赦，录唐、梁、后唐、晋、汉、周及诸伪国后、建隆以来臣僚将校没于战阵无子孙食禄者，于所属自言。宗室并与转官，仍自诸司使以下至殿直，皆换西班官。丙午，宗子诸司使领诸州刺史者十二人，换诸卫大将军、领诸州团练使、诸同使十九人，换诸卫大将军、领诸州刺史、诸司副使十九人，换诸卫大将军、内殿承制以下一百三十人，并为将军、率府副率，用乙未赦书也。先是，宗子无迁官法，惟遇稀旷大礼，则普迁一官。及此南郊，并侑三圣，宗子皆上表乞推恩，故为此制。旧自借职十迁乃至诸司副使，今副率四迁即遥领刺史，八迁即为节度使云。

　　宗子换官姓名，《实录》与《百官表》略不同，今参取之。凡自正刺史以上迁改者，不在此数。《记闻》载：『吕申公当国，见上体不安，故擢允让管勾宗正司。宗室听换西班官，皆申公之策也，故时自借职十迁至诸司副使[1]，及换西班官，自率府副率，四迁即为遥郡刺史，俸禄十倍于旧，国用益广，至今为患。』按：上不豫乃去年八月，其九月即康复。然则允让管勾宗正司及宗子换官，自别有所为也。宗子换官，沈括《笔谈》当得其实。允让管勾宗正，当从正史。《笔谈》云：『宗子换南班官，世传王文正公旦为宰相日，始开此议，不然也。故事，宗子无迁官法，惟遇希旷大庆，则普迁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并配南郊，宗室欲缘大礼乞推恩，使诸王宫教授刁约草表上之[2]。后见宰相王沂公，公问：「前日宗室乞迁官表何人所为?」约未测其意，答以不知。归而思之，恐事穷且得罪，乃再诣相府。沂公问之如前，约愈恐，不敢复隐，遂以实对。公曰：「无他，但爱其文词尔。」再三嘉奖，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数日，当有指挥。」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属自初除小将军凡八迁，即为节度使，遂为定制。诸宗子以千缣谢约，辞不敢受。予与约亲旧，约尝出表藁示予。』按：『实录》、《会要》、正史并补换西班官，《百官表》独称南班官，当考。

　　十二月丁丑，御史台言：『诸卫大将军、将军并系三品，一行序立；诸卫率府率、副率并系四品，一行序立。今新除皇亲诸卫大将军、将军八十五员。诸卫率府率、副率五十一员，缘皇亲大将军以下并内殿起居，员数稍多，殿序难为排立。及非次曲宴，殿上窄隘，亦是一行，座次不得。』诏大将军、将军、率府率、副率品序排立，如殿庭窄隘重行。

　　宝元二年六月癸丑，诏宗室遥郡并大将军以上遇朔望，令其长一人内出参起居。

　　庆历四年七月戊寅，封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冯翊郡公德文为东平郡王，余皆封爵有差。上始用富弼议（见荆王元俨事）次第封拜。宗室以德文尊属，且贤方汉东平王苍，故拜东平，仍诏德文等十人并列本班之上少前。

八月丙午，德文等十人既封拜，又以宗室久不迁官，于是递进一等[3]，凡迁者三百二十一人。

置睦亲宅

　　景祐二年九月。初，诸王邸散居都城，过从有禁，非朝谒从祠，不得会见。己酉，诏即玉清昭应宫旧地建宫，合十位聚居，赐名睦亲宅，命三司使程琳总其事，入内都知阎文应等典领工作。

　　三年七月乙未[4]，初置大宗正司，以宁江节度使允让知大宗正事，彰化留后守节同知大宗正事，仍赐器币、袭衣、金带、鞍马。时诸王子孙众多，既聚居睦亲宅，故于祖宗后各择一人，使司训导纠违，凡宗族之政令，皆关掌，奏事毋得专达，先详视可否以闻。

　　《记闻》载允让管勾宗正事，已于二年十一月宗室改西班官辨之云。《记闻》载吕申公当国，见上体不安，擢允让管勾宗正司（详见《宗室迁官注下》)。

　　八月庚戌，知大宗正事允让等请自今宗室每朝罢[5]，各就位听读。从之。辛未，三司使、刑部侍郎程琳为吏部侍郎、崇仪使，英州刺史，入内副都知张永和领贵州团练使，引进副使王克基为西上閤门使，并以修睦亲宅成也。监督工作使臣而下第赏之。

　　九月庚辰，幸睦亲宅，燕宗室及从官，赐宗室器币有差。时儒臣多为赋颂以献者。乙未，以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崇政殿说书国子监直讲王宗道、太常博士国子监说书兼监丞事杨中和并为睦亲宅讲书[6]，仍兼国子讲说。睦亲宅讲书始此。

　　康定元年二月，西夏反，左千牛卫大将军、绵州刺史从诲等六人上言：『幸托腹心，尸厚禄，顾无以自效。愿得从边，以捍西贼。』大宗正纠其事不由本司。诏从诲等自今有所陈，宜关大宗正司以闻。从诲，德昭孙也。

　　二年七月丁巳，知宗正事允让言：『先朝故事，宗室子孙七岁始赐名授官。今者襁褓，已有恩泽。请自今遇乾元节、南郊，听官其子孙，余须俟五岁，方得授官。』从之。

　　庆历五年十二月己未，诏大宗正帅宗子勉励学业，睦亲宅北宅诸院教授官常具听习经典，或文词书翰功课以闻。

　　七年九月癸巳，以北宅为广亲宅。先是，帝以秦王子孙众多而所居隘狭，乃命修王钦若故第增益之。徐国公承简言于上曰：『陛下敦爱宗室，无疏近之间。既建睦亲宅，

亦愿得美名以榜秦王第。』赐今名。十月甲子，幸广亲宅，谒太祖、太宗神御殿，宴宗室，赐器币有差。

荆王元俨

　　乾兴元年二月，李文定墨笔搅水（事见《训导太子注》）。戊午，仁宗即位。己未，大赦，诏有司议尊礼，泾王元俨及诸皇亲优加恩命。丙寅，楚王元佐加兼江陵牧，泾王元俨加太尉、中书令兼尚书令，进封定王，充镇安、忠武节度使，赐赞拜不名。

　　天圣五年十二月辛未，以南郊加恩百官，赐定王元俨诏书不名。

　　七年九月戊午[7]，定王元俨改封镇王。

　　明道元年十一月，恭谢天地，大赦改元，百官加恩，镇安忠武节度使、太尉、尚书令兼中书令、镇王元俨为河阳三城武成节度使、守太师，徙封孟王。辛卯，孟王元俨徙封荆王，为永兴、凤翔节度使。

　　二年正月乙未，御端明殿，阅左右骐骥院马，赐荆王元俨马二疋。

　　三月庚寅，皇太后刘氏崩。初，荆王子养禁中，既长，吕夷简请出之。太后欲留使从帝诵读，夷简曰：『上富春秋，非亲儒学之臣，恐亡益圣德。』即日命还邸中。权御史中丞蔡齐为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事。时有飞语传荆王元俨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者，内侍捕得三司小吏，鞠之，逮及数百人。帝怒，使齐按之，迹其所来无端，而上督责愈急，有司不知所为，京师为之恐动。齐曰：『此小人无知，非有他意，不足治，且无以安荆王。』疏一夕三上，帝大悟，止笞数人而已。

　　十一月丙子，加赠荊王元俨母太仪王氏为德妃。

　　景祐二年南郊，百官加恩，荆王元俨为荆南、淮南节度大使，行荆州、扬州牧，仍赐入朝不趋。二州牧自元俨始。

　　三年正月戊申，置荆王府翊善一员。

　　四年三月，济州团练使刘从广娶荆王元俨女。庚子，授从广滁州防御使，时年十七。帝遇从广特厚，犹以庄献故也。

　　庆历二年五月甲子，荆王元俨尽纳公使钱以助边费，诏以半给之。

　　三年五月甲午，复给荆王元俨所上公使钱。元俨领荆、扬二镇，岁凡给缗钱二万五千。西边用兵，当纳其半。上以元俨叔父之尊，不欲裁损。不踰年，复全给之。元俨用度无节，每预借数年俸料。翊善王涣上书谏，以方有边患，宜助朝廷，节用度。元俨判其后曰：『愁杀人。』他日又谏，元俨又判曰：『仰翊善依旧翊善。』

　　十二月辛丑，幸荆王元俨第问疾。

　　四年正月乙亥，荆王元俨薨。元俨生而颖悟，太宗尤所锺爱，不欲令早出宫。每朝会宴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封，故宫中呼为『二十八太保』。广颡丰颐，资质严毅不可犯，其名闻于远裔。性喜儒学，在宫中时，孙奭为侍讲，平日与论经艺，尤所亲礼。多蓄书，好为文词，颇善二王书法及飞白书。尝自绘太宗圣容。性谨约，寡嗜欲。帝以十二岁即位，章献皇太后制朝事[8]，自以属尊望重，恐为太后所忌，深自晦密，因阖门却绝人事，不复与朝谒，或故谬语，阳为狂疾不慧。及太后崩，帝亲政，益加尊宠，凡有所请报可，王必自书谢牍。尝问翊善王涣曰：『元昊平未?』对曰：『未也。』曰[9]：『如此，安用宰相?』闻者畏其言。去冬大雨雪、木冰，陈、楚之地尤甚，占者曰：『大臣忧。』既而元俨病，帝忧形于色，亲至卧内，手调药，屏人语久之，所献皆忠言。赐白金五千两，辞不受。帝敦谕，又固辞曰：『臣羸惫不能治，且死，重费国家多矣！』帝为嗟泣。临终，诫诸子以孝友，仍以太医治，不瘳，虑得谴，豫为表祈贷。及薨，赠天策上将军、徐兖二州牧、燕王，谥恭肃。诏取墨迹及所赋诗分颁辅臣，余藏秘阁。范仲淹言：『昨奉旨，令中书熟议荆王葬事者。臣谓此有三说，其一曰年岁不利，此阴阳之说也；其二曰财用方困，此有司之忧也；其三曰京西寇盗之后，不可更有搔扰，此忧民之故也。臣又别有四议，乞陛下择之。其一曰诸侯五月而葬，自是不易之典，今年岁不利之说，非圣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财利虽困，岂不能葬一皇叔耶?陛下尝以荆王是太宗爱子、真宗爱弟，虽谗惑多端，陛下仁圣，力能保全，使得令终，岂忍送葬之际，却惜财利而废典礼，使不得及时而葬?恐未能副太宗、真宗之意。臣为陛下惜之!岂不防天下之窃议哉?更乞检会先朝诸王之薨有无权厝者。其三曰自来勅葬，多是妄生事端，呼索无算。臣请特传圣旨，令宋祁、王守忠与三司使、副并礼官聚议，合要物色，务从简俭，画一闻奏，与降勅命，依所定事件应副，更不得于敕外故生事节，枉费官物。仍出圣意，特赐内藏库钱帛若干备葬事，使三司使为应副。如此，则陛下孝德无亏，光于史策。其四曰自来敕葬，枉费太半，道路供应，民不聊生。臣乞待降严旨：荆王二子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10]，其余妇人，合存合放，便与处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为供顿，大减冗费。既减得费耗，又存得典礼，此国家之正体也。乞圣慈从长处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尽。』从之。

　　四月，乾元节，罢垂拱殿置酒，以翌日燕王葬故也。

　　六月，富弼上《河北守御策》，其六曰：『北人风俗贵亲，率以近亲为名王将相[11]，以治国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以视中国用人亦如己国[12]。燕王威望著于外，知是皇叔，又为王爵，举天下之尊无与二，朝廷庶事，皆决于王。王善用兵[13]，天下兵皆王主之。严刑好杀，无敢当者。北人疑此，益所畏惧，故燕、蓟小儿夜啼，辄曰：「八大王来也!」于是小儿辄止啼。每牵牛马渡河，旅拒未进，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里！」其畏若此。北使每见南使，未尝不问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见重于彼，谓南朝有如是亲贤，每欲妄动，未必不畏王而止[14]。今春王薨，识者亦忧之，谓王之生，北人以朝廷为重；王之薨，则北人以朝廷为轻矣。臣亦尝念国家将帅，既未闻于外裔，而亲王素有威望，为北人所畏者。又以沦谢，且不复闻皇亲可以为朝廷屏翰者，彼必谓王室孤危，无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动摇，此诚宜为外寇之窥测。臣愿陛下亲择宗室中年长知书、识道理、晓人事者数人，为王畿千里内州。虑宗室出外不达民政，或有任性为事，通判位下，难以规正，宜择方严公干近上朝臣一人为同知州，所贵势均力敌，可以共事，而无所乖。俟历一两郡，可以独任，则罢同知州。又择其次者数人，为千里内州郡钤辖，恐未练军马，职事不举，其都监、监押未可减省[15]，宜择历事廉干之人，且令供职[16]，仍选良守臣伺察而审处。其年少官卑，度其堪任差遣者[17]，为畿县都监押，虽年少，亦须择二十以上者，选良令守以谏正之。并限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寮赏罚以劝沮之。臣知不数年，当有贤宗室如前汉河间、后汉东平二王者，不为难矣。内以屏藩王室，外可以威示四方，此有国者之急务也，长久之策也。』

校勘记

[1]故时 原本作『故特』，副使 原本作『副史』，据《长编》卷一一七改。

[2]诸王宫教授刁约 原本作『诸王宫□□约』，据《长编》卷一一七补。

[3]递进 原本『递』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五一补。

[4]三年七月乙未 原本作『二年七月』，据《长编》卷一一九改补。

[5]知大宗正事 原本脱『知』字，据《长编》卷一一九补。

[6]兼监丞 原本『监』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九补。

[7]九月 原本『九』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八补。

[8]章献 原本作『庄献』，据《长编》卷一四六改。

[9]曰 原本此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六补。

[10]五七人 原本『七』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六补。

[11]北人风俗贵亲率以 原本『亲』与『率』二字讹倒，据《长编》卷一五○乙正。

[12]所以视中国用人亦如己国 原本作『所□视中国用人□□』，据《长编》卷一五○改补。

[13]王善用兵 原本脱『王』字，据《长编》卷一五○补。

[14]畏王 原本脱『王』字，据《长编》卷一五○补。

[15]都监监押 原本脱一『监』字，据《长编》卷一五○补。

[16]供职 原本『职』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五○补。

[17]差遣者 原本『者』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六

仁宗皇帝

王钦若复相

　　乾兴元年十二月戊午，太常卿、知濠州王钦若为刑部尚书、知江宁府。

　　天圣元年八月，宰臣冯拯病，太后有复相王钦若意。钦若时以刑部尚书知江宁府。上尝为飞白书『王钦若』字，适钦若有奏至，太后因取字缄置汤药合，遣中人赍以赐，且口宣召之，辅臣皆不预闻。己未，钦若至国门，始命中书徙知润州、光禄卿王随代钦若。庚申，王钦若入见。

　　九月丙寅，冯拯罢为武胜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钦若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钦若再入中书，谓平时百官叙进皆有常法，为《叙迁图》以献，冀便省览。然钦若亦不复能大用事如真宗时矣。同列往往驳议，钦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尔也。』鲁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他人可企。公若执政平允，宗道安敢不伏?』

　　十月。初，钦若复相，监察御史鞠詠嫉钦若阿倚，数睥睨其短，钦若心忌之。会詠兼左巡，率府率安崇俊入朝失仪，詠言：『崇俊少在边有劳，此不足罪。』钦若奏詠废朝廷仪，戊子，责授太常博士、同判信州。

　　三年七月辛巳，知邵武军、职方员外郎吴植除名，与上佐官安置；殿中丞余谔追一官勒停；右侍禁郑斌衙前编管。初，植为新繁尉，王钦若安抚西川[1]，尝荐举之，于是植被疾惧废，乃附谔黄金二十两，令纳诸钦若求外徙。谔未纳，植又遣吏抵钦若第问讯，语颇喧。钦若知不可掩，即捕送开封府，既又请付御史台，选中使监劾。植初自言未尝纳金，反诬吏误以问谔，语达钦若。侍御史知杂事韩亿穷治，乃得其实，然金尚在谔处也。斌以追植赴狱辄受赇不即行，故皆及于贬。有诏抚慰钦若，而亿并案钦若缪举之罪，诏释不问。时宰执晨朝，集待漏院。鲁宗道视钦若独不语，意象愠甚。既明欲上马，忽有鼠突出，颇惶窜。宗道曰：『汝犹敢出头!』钦若甚愧焉。

　　十月庚午，宰臣王钦若为译经使。唐译经使以宰相明佛学者兼领之，国朝翻译经论，初令朝官润文，及丁谓相，始置使，而钦若乃因译经僧法护等请为使，议者非之。

　　十一月，司徒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冀国公王钦若既兼译经使，始赴传法院，感疾亟归。车驾临问，赐白金五十两[2]。戊申，卒。皇太后临奠出涕，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遣官护葬事。录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女婿大理评事张瑰除秘阁校理。瑰，洎孙也。国朝以来，宰相恤恩之厚，未有钦若比者。钦若状貌短小，项有附疣，时人目为『瘿相』。智数过人，每朝廷有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上意。又性倾巧，敢为矫诞，太后以先朝所宠异，故复用之。及吴植事败，太后颇解体，同列稍侵之，钦若亦邑邑以没。

　　太后解体，据温公；邑邑以殁，据江氏。

　　后有诏塑其像茅山，列于仙官。左正言刘随言：『钦若赃污无忌惮，考其行，岂神仙耶?宜察其妄。』不报。

　　晏殊作《茅山五云观记》，载起观事由，或可附此。

七年三月戊寅，上谓辅臣曰：『王钦若久在政府，察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号为「五鬼」。其奸邪险詖之迹，诚如圣谕。』

曹利用罢枢密使

天圣七年正月癸卯，枢密使曹利用罢，以保平节度使、守司空、检校太师兼侍中判郑州。

初，太后临朝，威震天下，中人与贵戚稍能轩轾为祸福，而利用以勋旧自居，不恤也，凡内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严惮利用，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帘前，或以指爪系带鞓，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时，何敢尔耶?』太后颔之。利用奏抑内降恩，或屡却而复下，则有黾俛从之者。久之，人测知其然[3]。或绐白太后曰：『蒙恩得内降，虽屡却于枢密院，今利用之家媪阴诺臣请，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验，太后始疑其私，颇衔怒。内侍罗崇勋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勋戒敕之。利用去崇勋冠帻，诟斥良久，崇勋耻恨。会利用从子汭为赵州兵马都监押，而州民赵德崇诣阙告汭不法事。奏上，崇勋方侍，自请往按治，乃诏龙图阁待制王博文、监察御史崔暨与崇勋鞫汭于真定府，即罢利用枢密使，制辞犹以利用累章请外为辞。利用既受命，请对，不许，而崇勋等穷深其狱。狱具，汭被坐酒、衣黄衣，令军民王旻、王元亨等呼万嵗。且傅致汭辞云：利用实教之。上以问执政，皆顾望未有对者。张士逊进曰：『此独不肖子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状。』太后大怒，将并逐士逊，而王曾徐亦为利用解。太后曰：『卿尝言利用横肆，今何解也?』曾曰：『利用恃恩素骄，臣每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恶，则非臣所知也。』太后意稍释。丙辰，贬利用为左千牛卫上将军、知随州，仍令供奉官陈崇吉、御史台驱使官赵崇谅乘驿伴送。法寺议汭当斩，王旻等亦抵死。汭之母、妻皆缘坐徒三年。诏杖杀汭妻，论如法，决其母杖十五，旻杖脊配沙门岛，遇赦不还；王元亨以丧明，编管旁州，余悉配广南、荆湖牢城；知赵州及同判并责监当，本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特释之，给赵德崇田五顷、钱二百千。先是，馆阁校勘彭乘尝与钓鱼。故事，上未得鱼，侍臣虽先得，不敢举竿，及上得鱼，左右以红丝网承之。既而乘同列亦得鱼欲举竿者，左右止之曰：『侍中竿未得鱼，学士竿未可举也。』利用得鱼，左右复以红丝网承之，利用弗禁。乘出谓人曰：『曹公权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礼，其能久乎?』无几何，利用败。利用尝辟太常博士夏人司马池为群牧判官，池辞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委池括大臣所负马价，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负尚多，不先输，何以趣他人?』利用惊曰：『吏绐我已输矣！』亟命输官，数日而诸负者皆入。利用贬，其党畏罪，从而毁短者甚众，池独颺言称利用之枉，朝廷卒不问。

王陶《谈渊》载曹玮、任守忠二事，今附见，当考[4]。

曹利用晚节福过灾生，刚愎骄傲，人怨神怒。天圣中，侄閤门祗侯汭为赵州都监，嬖一婢，室家不和，逐出为民妻。民居在护戎公署之北。因坏垣不葺，汭尝出入其家寻旧好。婢与其夫喧争，汭衣浅色袄子入其家，民亦被酒，因有『山呼』之事。既奏至朝廷，奏削匿于利用家数日，因镇定走马任守信入奏达其事，方究寻其削，翌日，罢利用枢密使，以节度、司空、侍中判邓州。未行，物论甚喧汹，数日间达于天听。庄献后垂帘临朝，中书奏事讫，留辅臣以询其事。王沂公为昭文，张邓公、集贤吕许公、夏郑公参预，皆仓皇无以对。郑公越次而奏云：『利用悖逆，只乞问士逊。十年同在宥密，以利用举而大拜。』士逊无一言辨白，愧谢而已。翌日，再贬利用左监门卫将军、知随州，士逊罢相，守刑部尚书、知江宁府。內侍押班任守信为定州路钤辖，一日习射于圃中，其左右惟见守信，独语云：『侍中何故至此?』退立数步，踣于地。从者翼归正寝，风涎大作，已不救矣。先是，守信天圣中为镇定走马承受。时知定州曹玮与大臣曹利用有隙，会侄汭猖狂，山呼于赵州。奏入，月余未行。玮密讽守信以边事入奏，白于庄献刘后，遂贬利用，致非命死于道。后守信赴官定州，经由赵之高邑县，道傍一坟庄。询之谁氏，曰：『故曹侍中坟。』守信自此不觉神色惨沮，至定不旬日而疾作。其年，曹玮亦薨谢。

　　二月丙寅，礼部尚书、平章事张士逊罢为刑部尚书、知江宁府。士逊得宰相，曹利用之荐也。利用长枢密，凭宠自恣，士逊居其间，未尝有是非之言，时人目之为『和鼓』。利用得罪，士逊又营救之。利用既斥，士逊随亦罢。初，曹利用领景灵宫使，令枢密主事苏藏用、令史赵兼素、中书堂后官孟昱主宫中公使钱，而利用尝私贷未还，法寺定利用为首，当除名；藏用等为从，应徒二年半。诏藏用、兼素、昱并勒停。利用同时坐数罪，而贷宫钱，法尤重。癸酉，再贬利用为崇信节度副使、房州安置，仍命内侍杨怀敏护送之，别选官知房州及监押[5]、巡检，利用四子各夺两官，没所赐第，籍其家赀。利用弟左侍禁、閤门祗侯利涉前为赵州都监，强市邸店，役军士治第。利涉时在京师，亦诏劾于开封府，法当夺三官勒停，待除名编管。既而曹州又言利用常盗官物，遂决杖二十。利用舅太子中舍致仕韩君素居棣州，颇恃势，放息钱侵民，又私醞酒其家，特除名，配沂州编管。

　　有司籍利用家赀，得水精杯盘十副，贾人不能言其直，曰：『此非人间所常有也。』有老贾人识之，曰：『噫，此物官有旧价矣，又何估焉?』吏诘之，曰：『此丁侍中故物也。侍中败，官籍其家赀，吾盖尝估之矣。』阅视旧牍，果如所言。时朝廷以利用尝所荐擢者多领兵守边，欲悉罢去之。殿中侍御史鞠詠请一切毋治，以安反侧。诏从其言。

　　曹侍中利用因侄汭聚无赖不轨，狱既具，有司尽劾交给利用者。时憸人幸其便，阴以文武四十余人讽之，俾深治。仁宗察之，急出手诏：『其文武臣僚内，有先曾与曹利用交涉往还、曾被荐举、尝亲昵之人，并不得节外根问。其中虽有涉汭之事者，或恐诖误，亦不得深行锻炼。』其仁恤至此。是年圣算方二十。此僧文茔所录也。其事不见于《实录》、正史，然鞠詠请勿治利用所荐擢领兵者，不知其从违。按，此则詠言必从矣。今但借此，用记詠言，仍削而不著。

　　闰二月，宦者多恶曹利用，必欲致之死。杨怀敏护送利用，行至襄阳驿，怀敏不肯前，且以语逼之。利用素刚，遂自经死。怀敏乃奏利用暴卒。始契丹深入寇，朝廷方厌兵，第忧不就，顾于聘赂无所爱，而利用以小官奉使，敢任大事，力靳其数，于国有劳。既富贵，负恃以为己功，性又悍梗少通。力裁侥幸，而其亲旧亦有因缘以进者，故及于祸。然在其朝廷，忠荩有守，始终不为屈柔，死非其罪，天下冤之。后其家请居邓州，上恻然从之，且命利用子内殿崇班渊监本州税。

曹渊监邓州税恐自有时，当考。

景祐二年四月，始听利用诸子还京师。十月，以旧第四之一还利用子孙。

　　景祐二年四月壬申，诏曹利用诸子先从降黜者，并听还京师，寻诏给以所投旧第四之一。

　　康定元年九月辛未，追谥曹利用曰襄悼。

皇祐五年六月辛未，还曹利用所籍乐游坊第。初，上问利用死非辜，既赐谥立碑，至是又以其第还之。

王陈韩石罢政 张士逊章得象宋庠晁宗悫登用附

　　景祐四年四月甲子，吏部侍郎知枢密院事王随、户部侍郎知郑州陈尧佐并为平章事，随加门下侍郎，尧佐守本官，吕夷简尝密荐二人可用故也[6]。自薛居正后，初无越相迁门下侍郎者，丁度始误草制，因复不改。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韩亿、翰林学士承旨兼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石中立为参知政事。

　　宝元元年正月甲辰，雷。丙午，以灾异屡见，下诏求直言云云。乙卯，大理评事、监在京店宅务苏舜钦诣轨通疏，其二曰《择贤》：『夫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使，然盈廷之士，不须尽择，在择一二辅臣及御史、谏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遴择。昨王随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资，复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随凡庸邪谄，非辅相之器。降麻之后，物议沸腾，故疾缠其身，灾仍于国，此亦天意爱惜我朝，陛下鉴之哉?且石中立顷在朝行，以诙谐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间，听其语言，以资笑噱。今处之近辅，不闻嘉谋，物望甚轻，人情所忽，使灾害屡降而朝廷不尊，盖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实恐寇敌轻笑中国。宜即行罢免，别选贤才。』

　　二月甲戌，右司谏韩琦上疏言：『有虞，至聪也；成汤，至明也，其命相犹咨于岳，选于众，不敢以独鉴自决于上，必命众而举之，始居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远于朝[7]，未有众以为非才，上独以为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执，而望万化可成、众功尽美者也。臣职在谏诤，志无回隐，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盖以宰臣王随登庸以来，众望不协，差除任性，褊躁伤体。庙堂之上，不闻长才远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纳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贻笑中外。而自宿疹之作，几涉周星，安卧私家，备礼求退。方天地有大灾变，陛下责躬访道之际，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于中书视事，引擢亲旧，怡然自居。暨物议沸腾，则简其拜礼，勉强入见，面求假告，都无省愧之心，固宠慢上，寡识不恭之咎，自古无有。今闻所患再加，不能复诣中书养疾。陛下优遇之礼既已备矣[8]，彼人贪禄窃位之计亦已穷矣！次则陈尧佐男述古监左藏库，官不成资，未经三司保举，而引界满酬奖之条[9]，擢任三门白波发运使。况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夺监左藏库吴守则虽界满出剩而帐历凭由[10]，不能依限结绝，尚犹不应酬奖条敕保明之官，以重真其罪[11]。以此校之，则述古之授，是为期罔圣明。参知政事韩亿初乞男琮不以资叙回授，兄纲将朝廷要职从便退换，如己家之物，紊乱纲纪，举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忽而小之，因循不问，彼则曰：我营私若是，而上不之责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听矣。则必愈任威福，公然为不善，更无畏矣。又石中立本以艺文进居近署，兼领常局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谈谐之誉为人所称。处于翰墨之司，固当其职，若参决大政，则诚非所长。伏况仍岁以来，灾异间作，众星流陨，躔次不顺。河东地震，压覆至多，虽历代所言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无积雪，春首霆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协。考天戒之自，则燮理之任，正当其责。而在上则独使陛下引咎数诏，寻求谠言，继日临朝，孜孜政道；在外则降敕天下，遍责刺举牧长之吏各修其职；于政府之臣，则以为过不在己，泰然自处于皐、夔、稷、契之右。臣僚欲广陛下之德，乞颁前诏于天下，而罢立期限，则皆抑而不从，盖臣事专而君道弱之明应也。陛下用辅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观望，寝成弛慢之风，必恐外裔闻之，亦有轻视中国之意。如望天眚可消而福应自来，则又不可得也。陛下傥以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轻议，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业坐付庸臣，恣其隳坏乎?今下至闾里之人，犹能扬言而非之，投书而谤之，又况陛下置臣于言责之地，可知而不言哉?是以不避斧鑕，屡有论奏，乞从罢黜，以慰具瞻之望，于己非私也，于彼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尧舜之资，而为在位壅蔽，一思开发睿明，以济亨运，无他意也。然虑陛下以臣过有诋斥，疑在离间，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书，委御史台于朝堂集百官会议，正其是非。如以为臣言不谬，则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为辅弼等前件事于朝政无损，国体无害，只是臣发于狂妄，则诛戮贬窜之罪，臣无所逃。矧遇陛下勤政，答天申、明赏罚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群众之议。』上嘉纳之。

　　三月戊戌朔，门下侍郎、平章事王随罢为彰信节度使、同平章事，户部侍郎、平章事陈尧佐罢为淮康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郑州，户部侍郎、参知政事韩亿罢归本班，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石中立罢为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初，吕夷简罢，密荐随、尧佐二人为相，其意援引非才居己下者用之，觊他日上意见思而复相己。及随与尧佐、亿、中立等议政，数忿争于中书，随寻属疾在告。诏五日一朝，日赴中书视事。而尧佐复年高，事多不举。时有『中书省为养病坊』之语。又转运使王轸求三路于随，随以闾阎鄙词骂之。一日随方膳，堂吏白事任意，随食未下咽而遽斥之，羹污其面，中外耻笑。会灾异仍见，琦论随等，疏凡十上，尧佐亦先自援汉故事求策免，于是四人者俱罢。

　　王岩叟作《韩魏公遗事录》云：公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意。仁宗时，王随、陈尧佐为宰相，皆老病，又不和，中书事多不决。韩亿、石中立二人，又颇以私害公。公时为谏官，屡疏不纳。后物议益宣，公复上章乞廷辨。上迫于正论，罢四人者。当时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吕申公、杜沂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荐之，及宣麻日，乃张士逊昭文，章得象集贤，宋庠、晁宗悫参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不如人意，亦不能必也。』按：岩叟此录缪误。宋庠参政在宝元二年十一月，晁宗悫参政在康定元年九月，不与士逊、得象同入中书明甚。宗悫此时在翰苑才二年，庠实初除翰苑。然上意本用庠，偶以谗止，更一年余，卒除之。或传闻疑似致此。而范希文二年前权知开封府，坐谗落天章阁待制，去冬补外，方自饶徙润，犹未复职。骤迁政府，恐亦无此例。魏公自言必不差，岩叟听之不审，又不加参考，遽笔之于书耳。

　　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张士逊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户部侍郎、同知枢密院章得象以本官平章事，右谏议大夫[12]、同知枢密院事王鬷、龙图阁学士、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李若谷并为参知政事。初，韩琦数言执政非才，上未即听。琦又言曰：『岂陛下择辅弼未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辅、胥偃、宋郊、范仲淹，众以为正直之臣，可备进擢，不然尝所用者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亦人所属望，何不图任也?』上虽听琦罢王随等，更命士逊及得象为相，士逊犹以东宫旧恩，或言又夷简密荐之。得象入谢，上谓曰：『往者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识，惟卿清忠无所附，且未尝有干请。今日用卿，由此也。』

大臣补外

陈尧咨出镇天雄

　　天圣五年八月丙戌，以翰林学士兼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陈尧咨为宿州观察使、知天雄军，枢密直学士陈尧佐权知开封府。尧咨自负其能，冀速登用，颇不快于执政者。尝有谤言达于上，太后惑焉。他日，以问王曾等。曾既具对，且曰：『臣等职在弼谐，敢不心存公正?然谗人罔极，亦不可不察也。』太后犹未信，曾曰：『是非曲直，在于听断之审，请以药物喻之：医方有谓药有相使相反恶者，而甘草为国老，以其性能和众药，故阳剂中不以寒温多用之。班猫有毒，若与众药同用，必致杀人，此其验也。』太后大悟，不数日，尧咨有换官出镇之命。尧咨内不平，上章固辞。时太后尝以双日垂帘，特用只日召见敦谕之，不得已，乃拜受。尧咨善射，常取钱为的，一发贯其中。于兄弟间最为少文，任气节，真宗尝欲授以武职，尧咨每不可，乃止。或谓太后：『此除实用真宗遗意也。』寻有诏尧咨遇契丹使过大名，权位丞郎上，及岁增公使钱百万。天雄城壁器械，自契丹修好久不治，尧咨至，并加完葺。然须索烦扰，多暴怒，列军士持大梃侍前，吏民语不中意，立至困仆。

尧咨谗谤事据《言行录》。《百一编》又云：尧咨晚年，以其兄尧佐妨已进用，颇出怨言，国史并不载，或修史者阴有所庇，盖蒲宗孟与尧咨实同州里也。不然王氏父兄雅不喜尧咨故云耳。当考。又《王沿传》『知开封府陈尧咨嗜酒废事，沿奏弹之。』亦当考。

晏殊出知宣州

　　天圣五年正月庚申，降枢密副使、刑部侍郎晏殊知宣州。先是，太后召张耆为枢密使，殊言：『枢密与中书两府同任天下大事，就令乏贤，亦宜使中材处之。耆无他勋劳，徒以恩幸，遂极宠荣，天下已有私徇非才之议，奈何复用为枢密使也?』太后不悦，于是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殊怒，撞以笏，折其齿。监察御史曹修古、王沿等劾奏：『殊任辅弼，百僚所法，而忿躁无大臣体。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陈恕于中书榜人，即时罢黜。请正典刑，以允公议。』殊坐是免，寻改知应天府。

　　论张耆不可为枢密，据张唐英《政要》及欧阳修《神道碑》，史不载也。

　　六年七月，赐枢密使张耆常乐坊第一区。

　　八月。晏殊之出也，上意初不谓然，欲复用之，会李及卒，乙酉，召殊于南京，命为御史中丞，仍令班翰林学士上。

钱惟演改判河南

天圣九年正月辛未，改新判陈州钱惟演判河南府。始惟演托疾，久留京师。既除陈州，迁延不赴，且图相位。天章阁待制范讽奏曰：『惟演尝为枢密使，以皇太后姻属罢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复用。』殿中侍御史郭劝亦请督惟演上道。惟演自言先陇在洛阳，愿司宫钥，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行。他日讽入对，太后曰：『惟演去矣！』讽曰：『惟演奴仆皆得官，不去尚奚以为?』时惟演弟处州观察使、知定州惟济亦迁武昌留后、知澶州，寻复知定州。劝又言惟演不当与其弟求迁。惟演且就总兵权，乞罢之。不报。

王鬷出知河南

康定元年三月戊寅，工部侍郎知枢密院事王鬷、右谏议大夫知枢密院事陈执中、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张观并罢，鬷知河南府，执中知青州，观知相州。天圣中，鬷尝知河北，过真定，见曹玮。玮谓曰：『君异日当柄用，愿留意边防。』鬷曰：『何以教之?』玮曰：『吾闻赵德明少子元昊颇桀悍，德明尝使人榷易汉物，不如意，欲杀之。元昊谏曰：我戎人，本从事鞍马间，而与汉榷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斩之，失众心，不可。德明为贳不杀。吾使人觇元昊，状貌异常，他日必为边患。』鬷时莫究所谓，比再入枢密院，元昊果叛。帝数问边计，不能对。及刘平、石元孙等败，议刺乡兵，久不决，帝不悦。宰相张士逊言：『军旅之事，枢密院当任其咎。』于是鬷及执中、观三人同日罢。鬷乃思玮言，因以语所亲厚者云。

张士逊得谢

　　康定元年五月。先是，诏御辇院拣下都辇官年四十已下为禁军，辇官千余人携妻子，遮宰相、枢密使喧诉，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士逊方朝，马惊坠地。己未，御史中丞柳植等奏其事，请付有司治。诏枢密院推鞫以闻。时军兴，机务填委，士逊位首相，无所补，谏官以为言。士逊不自安，七上章请老，又数面陈。壬戌，优拜太傅，进封郑国公致仕，听朔望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月给宰相俸三之一，出入施伞。又与一子五品服。士逊乞免朝朔望，从之。本朝以宰相得谢者，自士逊始。

林瑀通判饶州

庆历二年二月丙戌，太常博士、天章阁侍讲林瑀落职，通判饶州。先是，瑀奉诏撰《周易天人会元纪》，其说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圣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汉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书成上之。诏学士院看详，皆言瑀所编纂，事涉图纬，乞藏秘阁。诏赐瑀银、绢各五十两、疋。御史中丞贾昌朝尝面折瑀所言不经，瑀与昌朝辩于上前，由是与昌朝忤。及是瑀又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臣愿陛下频出燕游，极水陆玩好之美，则卦体当天心矣。』上骇其言，因问太宗即位直何卦。瑀对：『非乾卦。』问真宗，对亦然，上始厌瑀之迂诞。昌朝即劾奏瑀儒士，不师圣人之言，专挟邪说罔上听，不宜在经筵。上乃谓辅臣曰：『人臣虽有才学，若过为巧伪，终涉形迹。』遂罢绌瑀。

余靖分司南京

　　庆历六年七月丙申，右正言、知制诰、知吉州余靖为将作少监、分司南京，许居韶州。

初，靖为谏官，尝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标不孝，匿母丧坐废。靖既失势，孝标因与知谏院钱明逸言靖少游广州，犯法受笞。明逸即劾奏靖不宜在近侍。靖闻之不自安，求侍养去。会朝廷下广州，按得其实：靖初名希古，举进士未得解，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捃其罪无所得[13]，惟得与靖接坐[14]。主簿既以违勅停任，而靖受笞，后乃更名，取解他州及第。案牍具在，故有是命。

庞籍出知郓州

　　皇祐五年闰七月壬申，户部侍郎、平章事庞籍以本官知郓州。初，齐州学究皇甫渊获贼，法当得赏钱。渊上书愿易一官。道士赵清贶者，籍甥也，始为渊白籍，而与堂吏共受渊赂。渊数诣待漏院自言，籍乃勒渊归齐州，有小吏告清贶等受赂事，籍即捕送开封府，清贶及堂吏皆坐赃刺配岭外，行至许州死。谏官韩绛言：籍阴讽府杖杀清贶以灭口，又言事当付枢密院，不当中书自行，故罢之。然谓籍阴讽开封，覆之无实。

　　至和二年七月戊辰，资政殿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户部侍郎吴育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读禁中，帝因语及臣下毁誉多出爱憎，育曰：『圣言要切，实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于言，不若察而形之于事。自古圣人君，皆因信谗邪而致乱，照奸险而致治。至于安危万端，不出爱憎二字，达之则群书不足观，不达虽博览无益也。盖人主事有不可不密者，有不可不明者，语及军国几微，或干权要，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阴言其罪而事状未见者，此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则谗邪得计，忠正难立，曲直莫辨，爱憎遂行，故曰：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是故圣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15]。进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晓其恶，则阴邪不能陷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帝益重之，数欲大用，而谏官或诬奏育在河南尝贷民出息钱，久之，遂命出帅。

育正传云：为谏官刘元瑜诬奏。按：元瑜此时实知潭州，必非元瑜也。今没其姓名，当徐考之。苏轼尝记王巩云：陈执中罢相，仁宗问谁可代者?执中举吴育，上即召赴阙。会乾元节侍宴偶醉，坐睡忽惊，顾拊床呼其从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台。巩父素为巩言此。按：育自陕召入，至和二年二月判都省，此时陈执中方家居待罪，不知何时荐育。所云『醉拊御床，仁宗愕然，因不复相育。』育有心疾，当得事实，足见非刘元瑜诬奏也。然育为执中所荐，亦未可晓。又育出知延州，非西京留台。嘉祐元年五月，乃自廷州徙河中[16]，三年八月，自河中徙河南。巩所云差误，姑附见，待考。

宋祁出知郑州

嘉祐四年三月己未，新三司使、吏部侍郎宋祁为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集贤殿修撰、知郑州；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包拯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先是，右司谏吴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及在蜀奢侈过度；而拯亦言祁在益部多宴游，且其兄庠方执政，不可任三司。累奏之不已，庠因自言身处机密，弟总大计，权任太重，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言：『臣闻拯曾弹奏宋祁过失，自祁命出，僚属又卒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罢，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嫌疑也。如拯才能资望，虽别加进用，人岂间言?其不可为者，三司使耳。』疏奏，拯即家避命，不许。久之，乃就职。

校勘记

[1]西川 原本作『西土』，据《长编》卷一○三改。

[2]五十两 《长编》卷一○三作『五千两』。

[3]测知 原本『测』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补。

[4]当考 原本作『尝考』，据《长编》卷一○七改。

[5]监押 原本脱『押』字，据《长编》卷一○七补。

[6]密荐 原本无『密』字，据《长编》卷一二○补。

[7]远于朝 原本无『于朝』二字，义不畅，兹据《长编》卷一二一补。

[8]优遇 原本作『优选』，据《长编》卷一二一改。

[9]酬奖 原本作『辞奖』，据《长编》卷一二一改。

[10]吴守则 原本作『具守则』，据《长编》卷一二一改。

[11]其罪 原本『其』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二一补。

[12]右谏议大夫 原本『右』上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一二一删。

[13]捃其罪 原本作『招其罪』，据《长编》卷一五九改。

[14]与靖接坐 原本作『与靖□按坐』，据《长编》卷一五九改补。

[15]坦然明白 原本作『坦然进明白』，『进』字衍，今据《长编》卷一八○删。

[16]徙河中 原本『徙』上衍一『徙』字，据《长编》卷一八○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七

仁宗皇帝

吕夷简事迹

荐李柬之

　　景祐元年六月乙卯，中书言太常博士李柬之先于学士院试，赐同进士出身、馆阁校勘。诏除直集贤院、知邢州。柬之，迪子也。天禧末，迪罢相斥逐，柬之落职。迪复相，柬之自陈于政府，奏乞检会，乃有是命。议者非之，或曰：『迪与吕夷简同相，迪直而疏，夷简巧而密。迪尝有所规画，夷简觉非迪所能，乃问其所亲曰：复古门下，谁适与谋?对以李，无他客，独柬之虑事过其父远甚。夷简因谓迪曰：『柬之才可用，当付以事。』迪谦不敢当。夷简曰：『进用才能，自夷简事，公勿复预知。』即具奏，得请。迪父子皆喜，不悟夷简阴夺其谋主也。柬之既受命，居半岁，迪果罢相。

此据《龙川别志》，然《别志》以为夷简奏除柬之两浙提刑，于《实录》及柬之本传，皆不见历两浙提刑，恐是除集贤院、知邢州也。观夷简意，止欲柬之不在其父旁尔，故超除直集贤院，令出守。而迪父子不寤。恐《别志》误记，今略加删削，除见此事。

恶范讽

　　景祐元年八月，殿中侍御史庞籍言：『故驸马都尉吴元扆从子东头供奉官守则，近与尚继斌之子结婚，前权三司使范讽遗以银鞍勒。守则监左藏库，讽为矫奏羡余，改一官。请付台鞠其事。』宰相李迪雅善讽，寝不报。乙酉，籍坐言宫禁事不实，出为广东转运使。

　　十月，新广东转运使庞籍言：『昨为御史奏弹吴守则、范讽交通尚继斌事，讽既出守兖州，乃绐言家贫，假翰林银器数千两自随，而增产于齐州，市官田，亏平估。请并行按劾。』诏讽以所假银器还官。

　　二年二月丁卯，龙图阁学士、给事中、知兖州范讽责授武昌行军司马、不签书公事，广东转运使、祠部员外郎庞籍降授太常博士、知临江军，东头供奉官吴守则追一官。又降都官员外郎、判刑部李逊知潍州，祠部员外郎、知信州滕宗谅监饶州税，屯田员外郎、知宿州董储通判吉州，光禄寺丞、馆阁校勘石延年落职、通判海州，殿中丞、知安吉县范极为和州司马。仍下诏以讽罪申饬中外。先是，讽性倜傥好奇节，不拘细行。雅善李迪，尝与张士逊议事不合，为中丞，力挤士逊。吕夷简入相，又合谋废郭后，欲夷简引己置二府。然夷简惮讽，终不敢荐也。讽建议朝廷当差择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称职者。夷简闻而恶之。权三司使仅半岁，以疾免，管勾祥源观，又徙会灵观。既久不得意，愤激求出，于是知兖州。及将行，复请上曰：『陛下朝无忠臣，一旦纪纲大坏，然后召臣，将何益?』夷简愈恶之。至庞籍数劾讽，宰相李迪佑讽不治，反左迁籍。籍既罢，益追劾讽不置，且言：『讽放纵不拘礼法，苟释不治，则败乱风俗，将如晋之季，不可不察。』会讽亦请辨，乃诏即南京置狱，遣淮南运使黄??、提点河北刑狱张嵩讯之。籍坐所劾讽有不如奏，法当免，讽当以赎论。讽不待论报，擅还兖州。吕夷简疾讽诡激多妄言，且欲因讽以倾迪，故特宽籍而重贬讽，凡与讽善者皆绌削。延年尝上书请庄献太后还政，讽任中丞，欲引延年为属，延年力止之，竟坐免。人谓籍劾讽，实夷简阴教之云。

　　讽请辨，据王珪所为籍《神道碑》，它书并无有也。讽知兖州在景祐元年七月。

戊辰，工部尚书、平章事李迪罢为刑部尚书、知亳州。先是，上御延和殿，召宰臣吕夷简、参政宋绶决范讽狱。以迪素党讽，不召。迪皇恐还第。翌日，遂罢相。制辞略曰：『姻联之内，险诈相朋。靡先事而上言，颇为臣而有隐。』然迪性淳直，实不察讽之多诞也。己巳，改新知亳州李迪知相州[1]。庚午，复改授资政殿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留京师，仍班三司使上。庚辰，降为太常卿、知密州。始迪再入相，自以受不世之遇，尽心辅佐，知无不为。及吕夷简继入中书，事颇专制，心忌迪，潜短之于上。迪性直而疏，不悟也。既坐范讽姻党罢政[2]，怨夷简，因奏夷简私交荆王元俨，尝为补门下僧惠清为守阙鉴义。夷简请辨，上遣知制诰胥偃、度支副使张傅即讯，乃迪在中书时所行，夷简以斋祠不预。迪惭惧待罪，故贬。然补惠清实夷简意，迪但行文书。顾谓夷简独私荆王，盖迪偶忘之。它日，语人曰：『吾自为宋璟，而以夷简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下王曾

景祐四年四月甲子，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吕夷简罢为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许州，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王曾罢为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宋绶罢为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礼部侍郎、参知政事蔡齐罢为吏部侍郎归班。天圣中，曾为首相，夷简参知政事，事曾甚谨。曾力荐夷简为亚相，未几曾罢，夷简为首相。居五年罢，不半岁复位。李迪为次相，与夷简不协，夷简欲倾迪，乃援曾入使枢密[3]，不半岁罢曾，即代之。始曾久外，有复入相意。绶实为曾达意于夷简，夷简奏召曾，将以曾代迪。绶谓夷简曰：『孝先于公事契不薄，宜善待之，勿如复古也[4]。』夷简笑诺其言。绶曰：『公已位昭文，处孝先以集贤可也。』夷简曰：『不然，吾虽少下之何害?』遂请用曾为首相。帝不可，乃为亚相。既而夷简专决，事不少让。曾不能堪，论议多不合。曾数求出，夷简亦屡丐罢。帝疑其然，问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曾言夷简招权市恩。时外传夷简纳知秦州王继明馈赂，曾因及之。帝诘夷简，至交论帝前。夷简乞置对，而曾言有失实者，帝不悦。绶素与夷简善，齐议事间附曾，故并齐、绶皆罢。

范余尹欧继出

　　景祐二年十二月癸亥[5]，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仲淹自还朝，言事愈急。宰相阴使人讽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论思政侍臣职，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欲挠以烦剧，使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亟罢去。仲淹处之弥月，京邑肃然称治。

三年五月丙戌，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落职知饶州。仲淹言事无所避，大臣权幸多忌恶之。时吕夷简执政，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决，如此为公，如此为私，不可不察也。』夷简滋不悦。帝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夷简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立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云《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指时政。又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辩于帝前，且疏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析，辞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韩渎希夷简意[6]，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从之。时治朋党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皆载酒往饯，质又独留语数夕。或诮质，质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范仲淹既贬，谏官、御史莫敢言。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犹以其合典礼，故加优奖。今坐讥刺大臣，重加谴谪。傥其言未协圣虑，在陛下听与不听尔，安可以为罪乎?汲黯在庭，以平津为多诈；张昭论将，以鲁肃为粗疏。汉皇吴王，熟闻訾毁，两用无猜，岂损盛德?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请追改前命。』壬辰，靖落职，监筠州酒税。乙未，贬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

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荐。论仲淹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虽国恩宽贷，无所指名，臣内省于心，有腼面目。况余靖素与仲淹分疏，犹以朋党得罪，臣不可幸于苟免，乞从降黜，以明典宪。』宰相怒，遂逐之。

　　戊戌，贬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欧阳修为夷陵县令。初，右司谏高若讷言：『范仲淹贬职之后，臣诸处察访端由，参验所闻，与敕榜中意颇同，固不敢妄有营救。今欧阳修移书诋臣，言仲淹平生刚正，通古今，班行无与比者。责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及谓臣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仍言今日天子与宰臣以忤意逐贤人，责臣不得不言。臣谓贤人者，国家恃以为致治也。若陛下以忤意逐之，臣合谏；宰臣以忤意逐之，臣合争。臣愚以谓范仲淹顷以论事切直，亟加进用。今兹狂言，自取谴辱，岂得谓之非辜?恐中外闻之，天子以忤意逐贤人，所损不细。请令有司召修戒谕，免惑众听。』因缴进修书。修坐是贬西京留守推官。仙游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传于时，四贤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讷。泗州通判陈恢寻上章，乞报究作诗者罪。左司谏韩琦劾恢越职希恩，宜重贬黜，庶绝奸谀，不报，而襄事亦寝。先是，台谏官数言政事得失，宰相吕夷简厌之。沧州副都署刘平奏疏曰：『臣见范仲淹等毁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指授仲淹辈，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臣于真宗朝御史，顾当时同列，未闻有奸邪党与、诈忠卖直，所为若此。臣以浅文末技偶致显用，不识朝廷典故，而论事者浸淫，遂及管军将校。且武人进退与儒臣异路，若倚摭短长，妄有举劾，则心摇而怨结矣。愿明谕台谏官，毋令越职，仍不许更相引荐。或阙员，则朝廷自择忠纯耆德用之。』平疏盖希夷简意也。光禄寺丞主簿苏舜钦上疏言：『历观前代圣神之君，好闻谠议，盖以四海至远，民有隐慝，不可以遍照，故无间愚贱之言，择而用之，然后朝无遗政，物无遁情，虽有佞臣邪谋，莫得而进也。臣睹丁亥诏书，戒越职言事，布告四方，无不惊惑，往往窃议，恐非出于陛下之意。盖陛下即位以来，屡诏群下勤求直言，使百官转对，置匦函，设直言极谏科，令诏书顿异前事，岂非大臣壅蔽陛下聪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亏损朝政，实亦自取覆亡之道。若夫约善进贤，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谏官、御史悉出其门，但重日意，即获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语。陛下拱默，何由尽闻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挠，致位台谏。后虽改他官，不忘献纳。二臣者非不知缄口数年，坐得卿辅，盖不敢负陛下委注之意，而皆为中伤。窜谪而去，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睹时弊，口不敢论。昔晋侯问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持禄而不及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汉文感女子之说而肉刑是除，武帝听三老之议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疏隔之至也。岂以义之所在，贱不可忽?二君从之，后世称圣。况国家班设爵位，列陈豪英，故当责其公忠，安可教之循嘿?赏之使谏，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献纳?物情闭塞，上位孤危。轸念于兹，可为惊怛。觊望陛下发德音，寝前诏，勤于采纳，下及刍荛，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辅。若诏榜未削，欺罔成风，则不惟堂下远于千里，窃恐指鹿为马之事，复见于今朝矣！』

　　国史舜钦传及舜钦集皆称乙亥诏书，误也，今改之。舜钦集云：此疏以五月二十八日上。今附见月末。按：景祐元年，舜钦登第，授光禄主簿、知蒙城县。二年正月丁父忧，三年五月上此疏，居丧才一年后尔。冒哀论事，前贤不以为非，何哉?当考。四年十二月壬辰，徙知饶州范仲淹知润州，监筠州税余靖监泰州税，夷陵县令欧阳修为光化县令。上谕执政，令移近地故也。上谕执政据《朔历》，独尹洙不徙，当考。

　　先是，京师地震，直史馆叶清臣上疏曰：『天以阳动，君之道也。地以阴静，臣之道也。天动地静，主尊臣卑。易此则乱，地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师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坏庐舍，杀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东，弥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诚大异也。属者荧惑犯南斗，治历者相顾而骇。陛下忧勤庶政；方夏泰宁，而一岁之中，灾异仍见，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欲垂戒以启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为异，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洽道科，非所谓修复之实也。顷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议朝政者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几明威降鉴，而善应来集也。』书奏数日，仲淹等皆得内徙。范仲淹既徙润州，谗者恐其复用，遽诬以事。语入，上怒，亟命置之岭南。参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讫得免。自仲淹贬而朋党之论起，朝士牵连，出语及仲淹者，皆指为党人，琳独为上开说，上意解，乃已。

宝元元年冬十月丙寅，诏戒百官朋党。初，吕夷简逐范仲淹等既踰年，夷简亦罢相，由是朋党之论兴。士大夫为范仲淹言者不已，于是内降札子曰：『向贬仲淹，盖以密请建立皇太弟姪，非但诋讦大臣。今中外臣僚屡有称荐仲淹者，事涉朋党，宜戒谕之。』故复下此诏。参知政事李若谷建言：『近岁风俗薄恶，专以朋党污善良。盖君子、小人各有类，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帝然其言。(按《实录》。)丙寅诏书专戒朋党，盖为称荐仲淹者设。仲淹本传载语张士逊云云，与《实录》亦同，而若谷传乃言若谷建言，帝悟，为下诏谕中外。

按：诏书则与若谷所言异意矣，疑此诏既下，若谷始纳说。帝因若谷纳说，速释朋党之疑耳。初下此诏。决不缘若谷建议也，今略删润之。《政要》云：太平日久，仕进人竞于趣附，多依托权要。以希进用。又台谏言事琐细，不根治体，多还怨报仇。以害良士。上甚厌之，乃谓宰相曰：『古者卿大夫相与让于朝，士庶人相与让于道。用成王措刑不用，汉文之时，耻言人过。今上下交诬，朕甚耻之[7]。』乃下诏戎谕，时景祐五年十月也。诏既下。邪柔者颇增愧。按：景祐五年十月诏，即此诏也。张唐英盖不知事实，妄载此耳。今不取。

　　二年三月丁未，徙知润州范仲淹知越州。

　　六月甲申，徙监泰州酒税、秘书丞余靖知英州，崇信掌书记、郢州酒税尹洙为太子中允、知长水县，乾德县令欧阳修为镇南掌书记、权武成军判官。

　　康定九年二月，德音：悉许中外臣庶上封议朝政得失。自范仲淹贬，禁中外越职言事。知谏院富弼因论日食，以谓应天变莫若通下情，愿降诏求直言，尽除越职之禁。于是上嘉纳焉。

　　三月，吏部员外郎、知越州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

四月，范仲淹未至永兴，癸丑，改陕西都转运使。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高若讷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谏官梁适言：『仲淹前责饶州，若讷实为谏官，极诋仲淹，谋事疏阔。今俾共事，理实有嫌，宜易以近任。』上曰：『朕方任仲淹、若讷以疆事，固当体朕所以委寄之意，安得以旧事为嫌也?宜诏谕之。』寻留若讷判吏部流内铨。壬戌，镇安节度使、平章事、判天雄军吕夷简行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吕夷简初以景祐四年罢相。

　　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为枢密直学士、陕西都转运使，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仲淹与吕夷简有隙，及议加职，夷简请超迁之。上悦，以夷简为长者。既而仲淹入谢，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颔首曰：『臣向所论盖国事，于夷简何憾也?』

六月辛亥，复权武成军节度判官欧阳修为馆阁校勘。始，范仲淹副夏竦为陕西经略招讨，辟修掌书记，修以亲为辞，且曰：『今世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兼此末事，有不待修而能者。』又曰：『古人所与成事，必有国士共之，非惟在人者，以知人为难。士虽贫贱，以身许人，固亦未易。欲其尽死，必深相知，知之不尽，士不为用。今奇杰豪俊之士，往往已蒙收择，顾用之如何耳。然尚虑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门下也。』

宋杜异议

　　庆历元年五月庚子，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叶清臣知江宁府，权知开封府、天章阁待制吴遵路知宣州。清臣与遵路雅相厚，而宋庠、郑戬皆同年进士也。四人并据要地，锐于作事，宰相以为朋党，请俱出之。辛未，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宋庠守本官知扬州，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郑戬加资政殿学士、知杭州。先是，吕夷简当国，同列不敢预事，唯诺书纸尾而已，独庠数与争论。夷简不悦。上顾庠颇厚，夷简忌之，巧求所以倾庠未得。及范仲淹擅通书元昊，又焚其报。夷简从容谓庠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简诚深罪仲淹也，它日，于上前议其事，庠遽请斩仲淹。枢密副使杜衍力言其不可。庠谓夷简必助己，而夷简终无一言。上问夷简，夷简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上从之。庠遂仓皇失措。论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实为夷简所卖也。于是用朋党事，与戬俱罢。时西兵数衂，上忧之，欲遣辅臣。戬请行，不许。

庠、戬俱罢，戬独加职，此必有说，当考。

二任并副枢密

　　庆历元年五月辛未，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知益州任中师，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知河南府任布并为枢密副使。先是，布数上书论事，帝欲用之。吕夷简荐中师才不在布下，遂俱擢任。或曰：中师前罢广州，尝纳赂于夷简。于是枢密副使阙，上谓夷简曰：『用谏议大夫任姓者。』盖指布也。夷简遽进中师名。上徐曰：『今在西州。』夷简因言中师可用，乃并用两人。

　　二年七月丙午，枢密副使、给事中任布罢为工部侍郎、知河阳。布任枢密，纯约自守，无所补，然数与宰相吕夷简忤，夷简恶之。布长子逊素狂愚，夷简知之，乃怵使言事，许以谏官。逊即上书，历诋执政大臣，且斥布不才。布见其书，匿之。夷简又趣逊以书上，逊复上书斥匿者。上问知匿书者布也。布谢：『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缪，惧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鱼周询因劾奏布不才之甚，其子具知，布遂罢去。逊尚留京师

望谏官，夷简寻以它事黜之。议者谓周询引逊语逐其父为不知体云。

夷简促逊使上书，此据日记。

富弼出使

　　庆历元年九月戊午，杖杀中书守当官周卞于都市，坐于内降度僧敕内讹益童子三十四人也。既觉，开封府止按余人而不问堂吏。知制诰富弼时纠察刑狱，白执政，请以吏付开封府。执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无为近名。』弼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执政滋不悦。

　　二年正月己巳，边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为之旰食，历选可使敌者。群臣皆惮行，宰相吕夷简举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入对便殿，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上为动色。

　　二月壬申，命弼为接伴[8]。辛未，授弼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弼曰：『国家有急，惟命是从，不敢惮劳，臣之职也，奈何逆以官爵赂之?』固辞不受。

　　七月，弼自契丹还奏，复授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又辞不受。癸亥，弼再以议和事往，于是吕夷简传帝旨，令弼草答契丹书并誓书，几为国书二、誓书三。弼奏于誓书内创增三事，因请录副以行。中使夜赍誓书五函并副，追及弼于武强授之。弼行至乐寿，自念所增三事皆与契丹前约，万一书词异同，则彼必疑，乃密启封观之，果如所料，即奏疏待报，又遣其属诣中书白执政。乃诏弼三事但可口陈。弼知此谋必执政欲变己所与北朝初议者，乃以礼物属副使张茂实疾驰至京师，叩閤门入见曰：『执政固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国事何?』上急召吕夷简问之，夷简从容曰：『此误耳，当改正。』弼语益侵夷简。晏殊言：『夷简决不肯为此，直恐误耳。』弼怒曰：『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遂诏王拱辰易书。其夕，弼宿学士院。明日，乃行。九月乙巳，弼等还。闰九月庚辰，复命弼为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弼又固辞。先是，吕夷简当国，人莫敢抗。弼既数论事侵之，及堂吏以伪署度牒诛，吕夷简恨，因荐弼使契丹，变易国书，欲因事罪之。馆阁校勘欧阳修上书，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留之，不报。而弼受命不少辞。自初奉使，闻一女卒；再奉使，闻一男生，皆不顾而行。得家书，不发而焚之，曰：『徒扰人意耳。』

　　十月丙午，富弼为翰林学士。弼言于上曰：『增金币与敌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未暇与彼角，故不敢以死争耳，功于何有，而遽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边备，无忘国耻。』卒辞不拜。契丹既复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它事谗弼奉使不了，乞斩于都市者。上虽不听，而弼深畏恐，故每迁官，辄力辞云。

此据弼《叙前后辞免君命辨谗谤札子》，但不知谗谤者何人。据魏泰《杂录》[9]，则王拱辰盖尝毁弼于上前，然不见它书，未敢决信，当考。

三年三月，右正言、知制诰、史馆修撰富弼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弼以奉使故也。弼辞不拜。

此据弼《叙前后辞免恩命辨谗札子》。

　　甲午，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富弼改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弼时再上章辞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彼执政之官，汉使所未尝见者，臣皆见之。两朝使臣昔所讳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详知其情状。彼惟不来，来则未易御也。愿朝廷勿以既和而怠之。臣今受赏，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钺之诛，天下公论，其谓臣何?臣畏公论，甚于斧钺。愿收新命，则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赏，是事未可知。其于守备，决不敢懈弛。」非务饰小廉，诚恐误国事也。』上察其意坚定，特为改命焉。

　　七月丁丑，以资政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为枢密副使。弼直携诰命纳于帝前，口陈所以牢避之意，且曰：『愿陛下坐薪尝胆，不忘修政。』上许焉。及复以诰命送中书，弼因乞补外，累章不许。

　　八月丁未，资政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复为枢密副使。弼又欲固辞，会元昊使辞，群臣班紫宸殿门。上俟弼缀枢密班，乃坐，且使宰臣章得象谕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敌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晏殊以弼其女婿引嫌求罢相，上不许。又求解枢密使，亦不许。

孙沔蔡襄欧阳修等言

庆历二年冬，宰相吕夷简感风眩，不能朝。上忧之，手诏拜司空、平章军国重事，俟疾损，三五日一入中书。夷简力辞，复降手诏曰：『古谓髭可疗疾，今翦以赐卿！』又问群臣可任两府者。其宠遇如此。

是年冬至不受朝，不知所指何日也。此据司马光《记闻》。当时夷简得疾，《实录》并不书，此据本传。按《朔历》：丙辰，夷简以疾请告，上许之。癸亥，夷简又以久疾，辞中书、枢密商量文字。又诏人事即与夷简议之。然不载中书、枢密商量文字元降指挥是何日，又不载拜司空、平章事及剪髭以赐，不知何也。今但从本传，称是冬而略其月日，须细考之。《会要》：十二月二十六日，宰臣吕夷简言：『所患未痊，右手尚难举。忝居重值，深不遑安。乞罢政事，未赐俞允。窃虑中书、枢密院公事稽滞，已面说与章得象、晏殊等，两府事并请一面商量，进呈施行。乞特降指挥。』诏答：『依奏。如有大事，即与卿同共商量。』又云：庆历三年正月制：『宰臣吕夷简进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候疾损，三五日一入中书。』夷筒累以疾求罢，朝廷异数留之也。所称正月，与本传不同，当考。

　　三年正月，吕夷简数求罢，上优诏未许。陕西运使孙沔上书言：『祖宗有天下，垂八十余载，未尝以言废人。景祐以前，纪纲未甚废，犹有感激进说之士。观今之政，是可恸哭，无一人为陛下言者，臣诚痛之，愿陛下留听。夫州郡承风者，刺史也，皆猥懦老耄；县邑禀令者，牧守也，多昏戆罢软。制敕之下，人以为不足信；奏请已行，人以为不能久，未几而果罢。利权反覆，民力殚竭。师老于边，外寇争长，事至危而陛下以为安，人皆忧而臣下惟缄口[10]，何也?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往者章献总政，陛下恭默，有王曾、张知白、鲁宗道、李迪、薛奎、蔡齐以正直迭居两府，曹修古、李纮、刘随、鞠咏、孔道辅以亮节更任论列。于时斜封侥幸、阍寺威福虽未悉去，然十余年间，中外无大故[11]。自夷简当国[12]，黜忠言，废直道。以柔而易制者升为腹背，以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以谄佞为君子，以庸懦为长者，使之在廊庙，布台阁，上惑圣明，下害生灵。为宗社计则必危，为子孙计，亦未可保终吉。是张禹不独生于汉，李林甫复见于今也。在陛下察之而已。』书闻。帝不之罪。

　　四月壬戌。吕夷简虽罢相，犹以司徒豫议军国大事，上宠遇之不衰。于是谏官蔡襄疏言：『夷简被病以来，两府大臣累至夷简家谘事。又闻夷简病时，陛下于禁中为之祈禳，锡与致多，眷注无比。臣窃谓两府大臣辅陛下以治天下者，今乃并笏受事于夷简之门，里巷之人，指点窃笑。案夷简谋身忘公，养成天下今日之患。陛下即位之初，夷简即为参知政事，遂至宰相。首尾二十余年，所言之事，陛下一皆听信而施行之，故当敦风教、正庶官、镇敌国、安百姓，而乃功业无闻，但为私计，执政以来，屡贬言者，如曹修古、段少连、孔道辅、杨偕、孙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或谪千里，或抑数年。或缘私恨，假托人主威权，以逐忠贤，以泄己怒，殊不念虚受恶名，立性不臧，欲人附己见。为介特以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贵汙之，善人耻此，往往退缩，以避好名干进之毁，是以二十年来，人人不肯尚廉隅、历名节，浅者因循闒茸，深者靡恶不为，都无愧耻，但能阿附，夷简悉力护之，使奸邪不悛，浸成此风，天下习以为俗，以逐利为智能，远势为愚钝。废廉耻之节，成奔竞之风，一恩之施，皆须出我门下。或先漏露其事，使人预知；或先抑其事，后与行之，若不可行者，小则归怨同列，大则称奉圣旨。文武铨院，冗官至多，而增不减损；奇材异绩，不闻奖拔，贪墨昏耄之人，曾经免罢责罚，及来雪理，务施小惠，多与收录。贪廉混淆，善恶无别。自关陕兵兴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科配百端，悉出郡州。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殚竭，嗟怨嗷嗷，闻于道路。不幸有水旱之灾，其变不可量也[13]。盖由不选贤才充三司副使，发运、转运使非其人，但务收取人情，用为资历，才至数月，即又迁移，循环奔走，日求升进，欲以兴财利，宽民力，其可得乎?夷简当国之后，山外之败，任福以下，死者数万人。丰州之战，失地丧师。镇戎之役，葛怀敏以下，死者又数万人。庙堂之上，成算何在?西师败没之后，北人乘隙遣使入朝，辄违先帝之盟，妄请关南之地，岁增金帛仅二十万，而犹勒兵压境，坚求「纳」字，凌胁中国，大为耻辱。度其祸患，譬若疽疮，但未溃耳。夷简出人中书且二十年，不为陛下兴利除害，苟且姑息，万事隳堕如此。今以疾归，尚贪权势，不能力辞。或闻乞只令政府一两人至家商议大事，足验夷简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罢商量军国大事，庶使两府大臣专当任责，无所推避。』甲子，夷简请罢预议军国大事，从之。

　　五月己巳，司徒吕夷简请罢监修国史，不许。又请罢所给俸料，诏给宰臣俸料之半。

　　九月，司徒吕夷简固请老。戊辰，授太尉致仕，常朝朔望及大朝会，并缀中书门下班。谏官欧阳修言：『吕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裔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隳，二十余年间坏了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罪恶盈满，事迹彰著，然偶不败亡者，盖其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发擅。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奸邪难去之人，且得已为天废。又见陛下自夷简去后，进用贤才，忧勤庶政，圣明之德，日新又新，故识者皆谓但得大奸已废，不害陛下圣政，则更不得复言，所以使夷简平生罪恶偶不发扬，正赖陛下终始保全，未污斧锧，是陛下不负夷简，夷简上负朝廷。今虽陛下特推仁恩，厚其礼数，然臣料夷简必不敢当，理须陈让。臣乞因其来让，便与寝罢，别检自来宰相致仕祖宗旧例，与一合受官名。』

四年九月戊辰，郑州言太尉致仕许国公吕夷简卒。帝见辅臣，涕下曰：『安得忧公忘身如夷简者?』赠太师、中书令，谥文靖。

夏竦事迹

不使契丹

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己酉，置玉清昭应宫判官，以左正言、直集贤院夏竦为之。宰相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也，竦实掌其笺奏。竦尝卧病，旦亲为调药饮之。数称其才，因使教庆国公书，又同修起居注。及是为判官，皆旦所荐也。初，丁谓欲大治城西校场[14]，酾金水作后土祠[15]，以拟汾阴脽上。林特欲跨元武门为复道，以属玉清昭应宫。李溥欲致海上巨石，于会灵池中为三神山，起阍道，凡遇神仙之属，群臣亦争言符瑞。竦独抗疏，皆以为不可，其事遂寝。及为判官，居月余，乃奏：『宝符阁奉神果实，旦起视之，每有粗滓狼籍左右，殆神食之。』

抗疏排丁谓等，附传有之，正传不载。宝符阁所奏，正传有之，附传不载。盖谓正传者以竦不正，必不能谏前事，故削之，但载宝符所奏，可见竦奸邪故也。然竦抗疏必不诬，附传载其事于竦为知制诰后，恐失其序，此必未为判官以前事也。竦未为判官，故数为正论，王旦因喜之。及为判官，即附会神怪，侥幸速进，宝符所奏是也。既有宝符之奏，则必不排丁谓等矣。今悉著之，奸人情状，或可由此见尔。

　　天禧元年十二月庚寅，玉清昭应宫判官、礼部郎中、知制诰夏竦责授职方员外郎、知黄州。竦娶杨氏，颇工笔札，有钩距。竦浸显，多内宠，与杨不睦。杨与弟倡疏竦阴事[16]，窃出讼之。又竦母与杨氏母相诟骂，皆诣开封府。府以闻，下御史台置劾而责之，仍令与杨离异。

　　天圣三年七月壬寅，以前户部郎中夏竦起复知制诰。竦才术过人，然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世目为奸邪。尝上疏乞与修《真宗实录》，不报。既而丁母忧，潜至京师求起复，依内官张怀德为内助。而王钦若雅善竦，因左右之，故有是命。

　　九月，以知制诰夏竦为契丹生辰使。竦自言父承皓与契丹战没，母丧未暮，义不可行，改命工部郎中马宗元。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枢密副使、尚书左丞夏竦罢为礼部尚书、知襄州，寻改颍州，以竦等皆太后所任用罢之也。

深衔石介

　　宝元二年，夏竦议边事（详见《西边》）。

庆历三年四月乙巳，枢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以前官充枢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夏竦赴本镇。先是，以枢密使召竦于蔡州，台谏交章论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至遗敕临督，始陈十策。尝去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致军变。又元昊尝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钱三千。』为贼所轻如此，卒与丧败师徒，略无成效。今而用之，则边将之志怠矣。且言：『竦挟诈任数，奸邪倾险，与吕夷简不协。夷简畏其为人，不肯引为同列，既退而后荐之，以释宿憾。方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怀诈不尽忠之臣，何以求治?』侍御史沈邈又言：『竦阴交内侍刘从愿，内济险谲。竦外专机务，奸党得计，人主之权去矣。』其言又切。会竦已至国门，言者益急，请毋令入见。谏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闻召用，即兼驿而驰。若不早决，竦必坚求面对，叙恩感泣，复有左右为之解释，则圣听惑矣。』御史中丞王拱辰对上极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毕其说。前后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罢竦，而用衍代之。

此段当广求台谏章疏，一一出其名姓乃善。石介《圣德诗》云：用中丞拱辰、御史平、邈、谏官修、靖，凡十一疏追竦敕，而竦正传云十八疏，今从正传。御史平，益席平也。平寻以不才逐，独能言竦，可怪也。《沈邈传》。拱辰引帝裾，据刘挚所作《拱辰行状》也。

七月己巳，徙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夏竦判亳州。竦之及国门也，上封章疏示焉。竦既还镇，言者犹未已。会韩亿致仕，竦请代之，故有是命。竦又自请纳节还文资，仍不带职，乃除吏部尚书、知亳州。既至亳州，因上书自辨，几万余言。

改除吏书在此月二十一日。丙戌后此十七日，今并书之。上书自辨几万余言，此据正传。竦有集百卷，独无此书，当考。

　　诏付学士批答，孙抃为之辞，略曰：『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行实。』竦得之甚恨，语人曰：『吾于孙素无嫌，而批答见诋如此，何哉!』

　　四年四月，造为党论，目杜衍、范仲淹、欧阳修为党人。

　　六月，伪作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诏（并见《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十二月癸卯，吏部尚书、知亳州夏竦为资政殿大学士。

　　五年八月庚午，资政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亳州夏竦为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九月丁酉，诏判并州夏竦军事不及中覆者，听便宜行之。竦在并州，尝以私仆侵盗产利杖杀之。侍御史吴鼎言：『竦为天子大臣，而贪暴不法如此。愿下有司正其罪。』

　　六年正月壬辰，判并州夏竦请亲领兵巡边经置西北事，诏从之。

　　二月癸丑，宣徽南院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判并州夏竦加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北安抚使。

七年三月乙未，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枢密使。

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枢相，必纳节还旧官，独竦不然。景祐元年八月王曾事可考。

初降制，召竦为宰相。谏官、御史言：『大臣和则政事起。竦与陈执中议论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贴麻改命焉。

竦以乙未日除宰相，丁酉日改枢密使，而《实录》并书之。今从本纪。

庆历五年十一月辛卯，诏提点京东路刑狱司体量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石介存亡以闻。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归其家待制。是岁七月，病卒。夏竦衔介甚，且欲倾富弼，会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叛，搜其家，得介书，因言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发兵，弼为内应。执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仍羁管介妻子于他州。

右介附传、正传并云介诈死，北走契丹，兼往登、莱结金坑凶恶事。富弼朱墨史附传乃有往登、莱结金坑恶少事。附传盖依弼《叙前后辞免恩命辨谗谤札子》。按：下诏京东体量介存亡在今年十一月辛卯，此时弼犹在郓州也。七年五月始移青州，体量介存亡。《实录》但有此五年十一月辛卯一诏尔，七年五月后，不闻别下诏也。弼札子则云『在青州再体量』，盖《实录》不详，今别见七年六月末也。

时亦有诏下兖州勘介死虚实。知州杜衍会官属议之，众莫敢对。

泰宁节度掌书记

　　龚鼎臣独曰：『介平生直谅，宁有是耶?愿以阖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探怀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安可量哉！』

　　七年六月。先是，夏竦谗言石介实不死，富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朝廷疑之。弼时知郓州，亟罢京西路安抚使。既而北边按堵如故，竦谗不效。弼自郓州徙青州，仍领京东路安抚使。竦在枢府，又谗介说契丹弗从，更为弼往登、莱结金坑凶恶数万人欲作乱。请发棺验视。朝廷复诏监司体量。中使持诏至奉符，提点刑狱吕居简曰：『今破冢发棺而介实死，则将奈何?且丧葬非一家所能辨也，必须众乃济。若人人召问之，苟无异说，即令结罪保证，如此亦可应诏矣。』中使曰：『善。』及还奏，上意果释。介妻子初羁管他州，事既辨明，乃得还。侍御史知杂事张昪及御史何郯尝极论其事，郯奏疏曰：『伏闻朝廷近降指挥，为疑石介，遍根问旧来曾涉往还臣僚，以审存没。中外传闻，颇甚骇异。缘石介平生颇笃学问，所病者道未周而好为人师，致后生从学者多流荡狂妄之士，又在太学日不量识分，专以时事为任。此数端是可深责，其于他事，计亦不为。况介前年物故，众已明知，万一使介尚存，一渺小丈夫尔，亦何所图?臣闻此事造端，全是夏竦始。初阴令人摹拟石介书迹，作与前来西府臣僚简尺，妄言事端，欲传播入内，上惑聪明。夏竦岂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盖以范仲淹、富弼在两府日，夏竦曾有枢密使之命，当时亦以群议不容，即行罢退，疑仲淹等同列排摈，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荐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义之臣，皆畴昔之憾，未尝获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势，有所报耳。其于损国家事体，则皆不顾焉。伏望圣慈照夏竦之深心素来险诈，亮仲淹、弼之大节终是忠纯，特排奸以示恩。其石介存没，亦乞更不根问，庶存大体。自夏竦力行此事，中外物议，皆知不可，然而未尝有敢言者，盖虑时论指为朋比尔。臣若更不陈本末明辨，即是深负言责。伏惟圣朝矜其愚而图之，则天下幸甚！』

再体量石介存没，《实录》不书，今据富弼《辨谗札子》及何剡奏议附七年夏末。吕居简不发棺，据魏泰《东轩录》，居简传乃无之。张昪辨明介实，见本传，剡传独不载此。当考。

　　八年五月，御史何郯言：『夏竦其性邪，其欲侈，其学非而博，其行伪而坚。有憸人柔善之质，无大臣鲠直之望。事君不顾其节，遇下不由其诚。肆己之欺诬，谓可以蔽明；任己之侧媚，谓可以矫正。犯纪律之所戒而不耻，冒名教之所弃而无疑。聚敛货殖，以逞贪恣，不可格以廉耻之行；比周权幸，以图进取，不可语以忠正之方。』辛酉，竦罢枢密使、判河南府。言者既数论竦奸邪，会京师同日无云而震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学士，俄顷张方平至。上谓曰：『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请撰驳辞，上意遽解，曰：『且以均劳逸命之。』

　　皇祐元年七月乙未，诏夏竦赴镇。壬寅，加兼侍中。

　　八月丙子，前判河阳、忠武节度使兼侍中夏竦言：『已离本任，就长假于东京，寻求医药，救疗残生。自致仕已来，寻求医药外，更不敢有纤毫希望，干烦朝廷。』从之。

三年九月丁卯，夏竦卒。赠太师、中书令，谥文庄。甲子，为竦成服于苑中。竦初以疾求还京师，或言于上曰：『竦求还京师，图大用耳。称疾，诈也。』竦既卒，上临奠，命内侍去竦面幕视之，竦颜色枯瘁。谓左右曰：『竦瘁若此，疾岂诈乎?』然议者谓竦尝欲剖石介棺，此其阴报也。

校勘记

[1]改新知 原本无『改』字，据《长编》卷一一六补。

[2]姻党 原本无『姻』字，据《长编》卷一一六补。

[3]援曾 原本作『授曾』，据《长编》卷一二○改。

[4]勿如 此二字原本为二墨丁，据《长编》卷一二○补。

[5]癸亥 原本作『丙戌』，据《长编》卷一一七改。

[6]韩渎 原本『渎』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八补。

[7]朕 此字原本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二二补。

[8]命弼 原本作『余弼』，据《长编》卷一三五改。

[9]杂录 原本作『虽录』，据《长编》卷一三八改。

[10]缄口 原本作『相目』，据《长编》卷一三九改。

[11]自『曹修古』至『无大故』凡四十三字 原本皆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三九补。

[12]自『自夷简当国』至『假托人主威权』凡三百四十一字 原本阙，据《长编》卷一四○补。

[13]不可 原本『可』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四○补。

[14]校场 《长编》卷八十三作『砲场』。

[15]酾金水 原本『酾』字为墨丁，据《长编》卷八十三补。

[16]与弟倡 原本『倡』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九○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八

仁宗皇帝

富范条奏十事本末

　　庆历三年三月，上令内侍宣谕韩琦、范仲淹、庞籍等：『候边事稍宁，当用卿等在两地。已诏中书札记。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荐。』又令琦等密奏可代处边任者。琦等言：『元昊虽约和，诚伪未可知。愿尽力塞下，不敢拟它人为代。』

　　四月甲辰，以陕西四路马军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韩琦、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知永兴军、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招讨安抚等使，驻军泾州。琦、仲淹凡五言，不许，乃就道。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言：『伏闻近降勅命，韩琦、范仲淹并授枢密副使。仰认圣意，只从公论，不听谗毁，擢用孤远，天下之人，皆谓朝廷进用大臣常如此日，则太平不难致矣。』又曰：『臣愿陛下无信异说，专采公论。一名召来使处于内，一名就授枢副之职，且令在边。或二人一岁一更，均其劳逸，亦甚稳便。内外协济，无善于此。如闻韩琦、范仲淹已有奏报，以西事未了恳辞恩命，朝廷乘此处分，深合事宜，臣不胜恳切之至！』是月，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

　　七月丁丑，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为枢密副使。先是，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咸言：『参知政事王举正懦默不任职，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愿罢举正，以仲淹代之。』举正亦自求罢，遂罢为礼部侍郎、知许州，以仲淹代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弼直携诰命纳于帝前，亦不拜（弼辞枢密详见《富弼》）。甲申，以范仲淹为陕西安抚使。仲淹既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留京师，第先移文陕西云。

　　八月丁未，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复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复为枢密副使。癸丑，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师分路宣抚，逾月皆未行。琦言于上曰：『贼请和无它，则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盗边。当速遣仲淹河东，则臣方壮，可备奔走。中师宿旧大臣，无劳往也。』乃诏琦代仲淹宣抚陕西，而中师卒不行。

九月丁卯，上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急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相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外裔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约前代帝王之道，求本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条奏。愿陛下顺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则宗社灵长，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选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仲淹正传删取十事，太略。又改《覃恩信》为第八，《重命令》为第九[1]，《减徭役》为第十。

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行，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耳。

十事据仲淹正传及政府奏议，其附传并《实录》皆无之。《实录》于十日丙子，载仲淹、弼答手诏条上七事，其四曰《择官长》，即附见丙午。又壬戌日载历勘年限，盖其一曰《明黜陟》也。十一月癸未，载试馆职法；丁亥，载任子法。二事皆其二曰《抑侥幸》也。壬子载均公田，乃第五议。又明年三月乙亥，载贡举新制，实十事之三。其八曰《减徭役》，见五月己丑。余六、七、九、十并未详。

十月，谏官欧阳修言：『臣伏闻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诏之后，已有条陈事件，必须裁择施行。臣闻自古帝王致治，须待同心协力之人相与维持，谓之千载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圣明，可谓难逢之会。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谓难得之臣。陛下既已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尽心思报，上下如此，臣谓其无不济，但顾行之如何尔。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圣意自选之人，初用之时，天下皆已相贺，然犹窃谓陛下既能选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见近日特开天章，从容访问，亲写手诏，督责丁宁，然后中外喧然，既惊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报京师，暮传四海，皆谓自来未曾如此责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2]，以待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3]，此二臣所报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以此而言，则仲淹等不可不尽心展效，陛下亦宜立主张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忧国同心，必不相忌。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臣谓当此事初，尤须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待其久而渐定，自可日见成功。伏望陛下圣慈留意，终始成之，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此疏不得其时，今附见。

　　庆历四年四月，《朋党论》（见《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五月壬戌朔，枢密副使韩琦已自陕西还，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四策（见《经略西夏》）。是日，琦与仲淹指陈于上前，数刻乃罢。

　　六月，琦、仲淹又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明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初，吕夷简罢相，夏竦受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时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为聪明之圣主，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擅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振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詠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上终不之信也。

此一节恐在修进论前，更详之。

　　己亥，命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往河东议废麟州利害及晋州钱矾事。

　　六月壬子[4]，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思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

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正传谓仲淹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此当时之论，小人谤仲淹及弼，故云尔。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今略加删润，庶不失事实。正传但云：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漫闻于上，会塞下有警，仲淹因与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宣抚陕西、河东。今据弼自叙云尔。西界会兵讨呆儿族，亦据弼奏议。国史及仲淹墓志、神道碑皆不明言也。苏辙《龙州别志》云：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申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励过真，公亦不喜也。自睦州还朝，出领西事，恐申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仇而去。后以参知政事宣抚陕西。申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有悔过之语，于是申公欣然相与语终日。申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申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公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欣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乃信之。按：辙所言未必尽可据，如言『经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仲淹岂不知此?但当时自以谗谤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故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缘夷简之言仲淹乃觉也。魏泰《东轩杂记》亦云，今并不取。

　　是月辛丑，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八月甲午，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其实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也。

　　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谗谤益甚，人

　　多指目介。介入不自安，遂求出也。

十一月己巳，诏曰：『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良，垂荣亡极，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厉志，庶几治古。而承平之敝[5]，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御史采察以闻。』范仲淹上表，乞罢政事、知邠州，诏不许。

介去太学，《实录》不记其时，今据尹洙与田况书，云蔡、石相次补外，因附见十月未，更考也。

　　庆历五年正月乙酉，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富弼为资政殿学士、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仲淹、弼既出使，谗者益甚，两人在朝所施为亦稍沮止，独杜衍左右之，上颇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罢政事。上欲听其请，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虚名，今一请遽罢，恐天下谓陛下轻绌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谢表，则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也。』上从之。仲淹果奉表谢，上愈信得象言，于是弼自河北还，将及国门，右正言钱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与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抚河东、陕西，闻有诏戒励朋党，心惧彰露，称疾乞医，才见朝廷别无行遣，遂拜章乞罢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诈之迹甚明，乞早废绌，以安天下之心，使奸邪不敢效尤，忠实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诏罢仲淹、弼。

明逸疏据《墨史》本传。仲淹遽上谢表据《记闻》。然司马光盖得之庞籍，恐未可信，更须考详。仲淹谢受邠州表，诏旨弗从，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愿陈寇敌之机。疑仲淹再表必是请对，故得象之谗得行也。

王拱辰等劾苏舜钦

　　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监蔡州税；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隽为秘书丞，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臻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缓监汝州叶县税。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舜钦仲淹所荐，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会进奏院祠神，舜钦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开席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洙等与妓女杂坐，而休复、约、延隽、延让又服惨未除，益柔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王拱辰行状云：或作《傲歌》，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盖益柔所作也。延隽、延让，皆起子。

狱事起，枢密副使韩琦言于上曰：『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等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圣德素仁厚，独自为是，何也?』上悔见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谗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荐。拱辰既劾奏，宋祁、张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无所可否，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及辅臣进白，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上悟，稍宽之。时两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事虽属中书，琦亦对上陈其实，同列尤不悦，上独识之，曰：『韩琦性直！』

据正史《苏舜钦传》，御史不载刘元瑜姓名，《元瑜传》亦不云尝奏舜钦，独魏泰《杂记》载『一网打尽』乃元瑜语，今并出其姓名于周询下。然周询七月为知杂，九月为外吏，十月为省副，不属御史台矣，当考。宋祁、张方平同奏王益柔，此据韩琦《家传》，李清臣行状但云『近臣』，盖讳之也。令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发舜钦等祠神会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尧臣为作『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诗。按：舜钦坐责乃御史劾奏，又当时借此以倾杜衍，与李定无与，今不取。

陈执中排杜衍

　　庆历四年十一月，御史王拱辰等劾奏苏舜钦，因欲摇动杜衍。

　　五年正月甲戊，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为右司谏、知郑州。帝尝问丁度用人以资与才，用人孰先。度对曰：『承平宜用资，边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因对求大用，请属吏。上谕辅臣曰：『度在侍从十五年，数论天下事，顾未尝及私，甫安从得是语?』度知甫所奏误，力求与甫辨。宰相杜衍以甫方使契丹，寝其奏。度深衔衍，且指甫为衍门人。及甫自契丹还，亟命出守。乙酉，参知政事范仲淹罢知邠州，枢密副使富弼罢知郓州。是夕，并锁学士院草制罢衍，而衍不知也。自苏舜钦等斥逐，衍迹危矣。陈执中在中书，又数与衍异议。蔡襄、孙甫之乞出也，事下中书。甫本衍所举用，于是中书共为奏，言谏院今阙人，乞且留甫等供职。既奏，上颔之。衍退归，即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职如故。衍及得象既署，吏执札子诣执中。执中不肯署，曰：『向者上无明旨当复奏，何得遽尔?』吏白衍取札子坏焚之，执中因谗衍曰：『衍党锢二人，苟欲其在谏院，欺罔擅权，及臣觉其情，遂坏焚札子以灭迹，怀奸不忠。』上入其言，故与仲淹、弼俱罢。衍为宰相才百二十日也。丙戌，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制辞略曰：『自居鼎辅，靡协严瞻。颇张朋比之风，难处咨谋之地。顾群议之难遏，岂旧劳之敢私?』学士承旨丁度之笔也。

陈执中谗衍据《记闻》，然蔡襄以去年十月十七日出知邓州，恐中书所奏但乞留甫，不及襄也。或襄虽已有除命，犹未至京师，故中书并乞留二人。更须考。

　　三月，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上疏，言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详见《欧韩石责罢》）。

　　六年正月戊子，尚书左丞、知兖州杜衍为太子少师致仕。衍年七十，方正旦日上表，愿还印绶。宰相贾昌朝素不喜，从其请。议者谓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谢，且位三少，皆非故事。盖昌朝抑之也。蔡襄等言陈执中

　　庆历四年九月甲申，资政殿学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陈执中为参知政事。先是，傅永吉以诛王伦故骤迁，得入见，上面奖之。永吉谢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陈执中授臣节度，臣奉之，幸有成尔。』因极言执中之美。上益嘉永吉之让，且贤执中，因问永吉曰：『执中在青州凡几岁?』对曰：『再岁矣。』未几，谓宰相曰：『执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诏执中参知政事。于是谏官蔡襄、孙甫等争言执中刚愎不学，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听。谏官诤不止，上乃命中使赍敕告，即青州赐之，且谕意曰：『朕用卿，举朝皆以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尔。』明日谏官上殿，上作色迎谓之曰：『岂非论陈执中耶?朕已召之矣！』谏官乃不敢言。

　　十月，秘书丞、直史馆、同修起居注、知谏院蔡襄以亲老乞乡郡。己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襄与孙甫俱论陈执中不可执政，既不从，于是两人俱求出，而襄先有是请。时甫使契丹未还也。

　　五年正月甲戌，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为右司谏、知邓州。先是，甫知言陈执中不效，数请郡，不许。自契丹还，以丁度故，亟命出守。

　　八年三月甲寅，幸龙图、天章阁，又出手诏赐辅臣曰：『朕承祖宗大业，赖文武荩臣夙夜兢兢，期至于治。间者西陲备御，天下绎骚，趣慕兵师，急调军食，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给，累岁于兹，公私匮乏。加以承平寝久，仕进多门，人浮政滥，员多阙少。又牧宰之职以惠绥我民，而罕闻奏最；将帅之任以威制四方，而艰于称职。岂制度未立，不能变通于时耶?简擢靡臻，不能劝厉于下耶?西北多故，寇态难常。献奇谲空言者多，陈悠久实效者少。备豫不虞，理当先物。思济此务，罔知所从，悉为朕条画之。』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曰：『欲闻朕躬阙失，左右朋邪，中外险诈，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机务，其悉以陈。』皆给笔札，令即坐上对，而宰相陈执中固辞，上复敦谕，至于三四，乃听两府归而上之。时枢密使夏竦知执中不学少文，故为帝谋，以策访大臣而使条对。竦意实欲困执中也。执中方力辞未许，参知政事宋庠进曰：『两汉对策，本延岩穴草莱之士。今备位政府而自比诸生，非所以尊朝廷。请至中书合议上对。』许之。论者以庠为知体。

　　八月壬申[6]，殿中侍御史何郯言：『执中昧经国之大体，无适时之长材。当四方多事之秋，陛下欲倚之使致太平，固不可望也。今陛下用执中，则失天下之心；退执中，则慰天下人望。陛下岂可虑伤一执中之意，而不念失天下之心?失天下之心而欲天下之气和，不可得也。伏望圣慈依臣前奏，罢免执中，以慰天下之望。臣于大臣固无嫌隙，不避其威权而言者，盖虑陛下以淫雨未止，忧劳过甚，不责臣下而引咎圣躬，所以欲乞退强戾专恣之人，免致壅蔽，使上下情通，则灾异可除，和平可致。兹事所举，系国家利害甚大。伏惟圣心，断之不疑，速赐裁决。』

　　皇祐元年八月壬戌，工部侍郎、平章事陈执中罢为兵部尚书、知陈州。先是，河决民流，灾异数见，执中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言者屡攻之，因论执中越次用李中师为府界提点，及吕昌龄等出入门下，喜进无学匪人，不协众望。而执中亦以足疾辞位，自陈不愿为使相、大学士。诏从其请。翰林学士孙抃当制，遂除尚书左丞。文彦博、宋庠言恩礼太薄，乃命学士院贴麻改命之。

据陈绎《拜罢录》载，执中为言者所攻乃罢，下制云：『间以河道溢决[7]，民版流移，露章祈退，故从其请。』而《实录》、正传、附传但云执中以足疾辞位，不载其尝被言也。疑本传或有缘饰，今从《拜罢录》。

韩欧石以论救范富等责罢

　　庆历五年三月己未。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罢，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必陛下见其过失，非臣敢议。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陈，虑言事臣僚与搢绅高识之士必有为陛下别白论列者。数日观听，略无一人启口，得非惜身畏祸，人之常情?臣受国重恩，备位枢辅，若事有干国家之大计、惑天下之耳目，岂可偷安固禄，隐而不言?窃见富弼大节难夺，天与忠义。昨契丹领大兵压境，致谩书于朝廷，仓卒之间，命弼为使。弼割老母之爱，蹈不测之祸，以正辨屈强寇，卒复和议。忘身立事，古人所难，故近者李良臣自北来归，盛言北朝自其主而下，皆称重之。陛下两命弼为枢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辞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则不顾毁誉，动思振缉纪纲，其志欲为陛下立万世之业耳。去年秋，北朝点集大兵，声言讨伐元昊。朝廷未测虚实，弼以河朔边备未完，又自请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经久御戎之术，固已蓄于胸中。事毕还朝，甫及都门[8]，未得一陈于陛下之前，而责补闲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负于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义士指弼为戒，孰肯为国家之用，所损岂细故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愿陛下试加详择。臣窃见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阙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难中选。臣谓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职，遣一中使宣谕，令赴阙奏覆河北公事赴任，俟其陛对，慰而遣之。弼素秉忠义，又感此恩，惟思效死，岂敢更以职任为意，别有论列?如此，则朝廷以北事专委富弼，以西事专委范仲淹，使期久经营，防二寇之变，朝廷实有所倚。又北人素知弼威望，亦可以柱其轻发之意，若无事则弃于闲郡，有事则责令捍边，不惟措置失事，亦自国家失体。臣所以不避朋党之疑，思一悟于圣聪者，盖以臣下朋党，本求进身。今臣叨窃宠任，班著已优，不能惜事寡言，随众上下，渐图进用，而救辨得罪之臣，自取祸患为朋党，不亦拙乎?愿陛下察臣此心，则朋党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报，而董士廉又诣阙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恳求补外。辛酉，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是月，欧阳修上疏曰：『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诤。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冒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慈，幸加省察。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良，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则不可以它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盖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切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所得专也。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夫权得，名位则可行，故行权之臣，必贪名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未尝不恳让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坚，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见避让太繁，不见其专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欲其作事，乃开天章，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列，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建，因此又烦圣慈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其条列大事而行之，以冀久皆有效。弼性虽锐，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无推避。弼等蒙陛下圣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谗而曰专权者，岂不诬哉?至如两路宣抚，国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国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兵乘衅而动，其书辞侮慢，至有责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以争，屈志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累年中国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擢用之恩，故各自请行，力思雪耻，沿山防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方，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伏惟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达不遗，故于千官百辟之中亲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方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今仲淹西路之任，亦不轻矣。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信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方今西、北二寇交争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而弼与琦岂可置之闲处?伏望早辨谗巧，待加图任，则不胜幸甚!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而致身两制，常思荣宠至深，未知报效之所。群邪争进谗巧，而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时，岂可缄言而避罪?』疏入，不报，指修为朋党者益恶焉。

　　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9]、龙图阁直学士、右正言欧阳修为知制诰、知滁州，太常博士、权发遣户部判官苏安世为殿中丞、监泰州监税，入内供奉官王昭明监寿春县酒税。修既上疏论韩琦等不当罢，为党论者益忌之。初，修有妹适张龟正，卒而无子，有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以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前守益州，修尝论其贪恣，因使狱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谏官钱明逸遂劾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诏安世、昭明杂治，卒无状，乃坐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券，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录问吏人而不先以闻，故皆及于责。安世，开封人也，狱事起，诸怨恶修者必欲倾修，而安世独明其诬，虽忤执政意，与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

修论奏日严，据何郯章疏。钱明逸劾修，据修与蒋之奇辨第六疏。《实录》第三有修八疏。

　　十月，上尝遣中使察视山东盗贼，还，奏盗不足虑，而言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尤尊爱之，此为可忧。帝欲徙二人淮南，参知政事吴育曰：『盗贼诚无足虑，然小人乘时以倾大臣，非国家之福!』议遂格。

　　十一月，夏竦言石介为富弼入契丹（见《夏竦事实》）。乙未，诏以边事宁息，盗贼衰止，知郓州富弼、知青州张存并罢安抚使。知邠州范仲淹罢陕西四路安抚使。其实谗者谓石介谋乱，弼将举一路兵应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边任，是日，改知郑州。

　　七年二月壬戌，徙知郓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富弼为京东路安抚、知青州，知扬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知郓州。

　　六月，夏竦又谗石介为富弼结金坑恶少（见《夏竦事实》）。

　　十二月癸丑，知郓州韩琦知成德军。

　　八年二月戊寅，改新知荆南范仲淹复知邓州。仲淹在邓二年，人爱之，及徙荆南，众遮使者请留。仲淹亦愿留，诏从其请。

富弼范仲淹争论救晁仲约事

庆历三年十一月。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欲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弼曰：『盗贼公事，守臣不能战，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也。不诛，则郡县无复肯守者矣。闻高邮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释也。』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虽醵出钱物而得免于杀掠，理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传者过也。』上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寮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杀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弼终不以为然。其后两人不安于朝，相继出使。弼还自河北，及国门不许入，未测上意（详见《外郡寇贼》），此夜徬徨不能寐，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

范文正作参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枢密副使，时盗起京西，掠商、邓、均、光化军，弃城走。奏至，二公同对上前。富公乞取知军者行军法，范公曰：『光化无城郭，无甲兵，知军所以弃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罢朝，富公怒甚，谓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为君言之。』富公益不乐。范公从容曰：『上春秋鼎盛，奈何教之杀人?至手滑，吾辈首领将不保矣!』富公闻之汗下，起立以谢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据邵伯温《见闻录》，所称光化军盖缪也，今从苏氏《龙川别志》。以为张海，亦恐误，今削去贼名。盖庆历间贼王伦起京东，掠淮南，张海起陕西，掠京西，不闻张海尝过淮南也。范仲淹正传亦指王伦，不称张海。所载守令当诛者，不但仲约一人，今但从《别志》。王尧臣《麈史》记此事，亦与邵伯温同，但称王伦，不称张海，伯温盖误也。

吴育贾昌朝张方平争论唐询事

　　庆历六年六月。初，吴育在翰林，荐唐询为御史，未至，丧母。服除，育方参政，而宰相贾昌朝与询亦有亲，育数为昌朝言：询用故事当罢。昌朝不得已，以询知庐州，时四月乙卯也。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辞，而询独许入见。中丞张方平因奏询材质茂美，宜留备言职。癸丑，诏监察御史唐询更不赴庐州。育争不能得，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方平留询且谗言，世皆以为昌朝意云。

　　八月癸酉，参知政事吴育为枢密副使，丁度参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与宰相

　　贾昌朝争议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论辩不已，乃请曰：『臣所辩者，职也。顾力不胜，愿罢臣职。』因与度易位。始昌朝与育争，上欲俱罢二人。御史中丞张方平将对，昌朝使人约方平助己，当以方平代育。方平怒斥遣之，曰：『此言何为至于我耶?』既对，极论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罢。世皆以方平元实为昌朝地也。

七年三月乙未，工部侍郎、平章事贾昌朝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吴育为给事中归班。昌朝与育数争论上前，论者多不直昌朝。时方闵雨，昌朝引汉灾异册命三公故事上表乞罢，而御史中丞高若讷在经筵，帝问以旱故，若讷因言：『阴阳不和。责在宰相。《洪范》：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帝用其言，即罢昌朝等，寻复命育知许州。

校勘记

[1]第九 原本脱『九』字，据《长编》卷一四三补。

[2]之人 原本脱『人』字，据《长编》卷一四四补。

[3]果有何能 原本作『固有何□』，据《长编》卷一四四改补。

[4]壬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五○补。

[5]承平 原本作『丞明』，据《长编》卷一五三改。　　

[6]壬申 原本此二字为二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五补。

[7]间以 原本『间』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8]甫及 原本『甫』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五五补。

[9]转运按察使 原本作『转运使按察使』，前一『使』字衍，据《长编》卷一五七、《欧阳文忠公年谱》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仁宗皇帝

唐介劾张尧佐

　　皇祐三年十月丁酉[1]，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责授春州别驾。初，张尧佐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介与包拯力争，又请王举正留百官班，卒夺尧佐宣徽、景灵二使。顷之，复除宣徽使、知河阳。或谓补外不足争，介以为宣徽次二府，不计内外，独争之。上谕唐介除拟初在中书。介言当责执政。退，请全台上殿，不许。自请贬，亦不报，于是劾宰相文彦博：『专权任私，挟邪为党，知益州日，诈间金奇锦，因中人入献宫掖，缘此擢为执政；及恩州贼平，卒会明镐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张尧佐宣徽、节度使，臣累论奏，面奉德音，谓是中书奏拟，以此知非陛下本意。盖彦博奸谋迎合，显用尧佐，阴结贵妃，陷陛下有私于后宫之名，内实自为谋身之计。』又言：『彦博向求外任，谏官吴奎与彦博相为表里，言彦博有才，国家倚赖，未可罢去。自彦博独专大政，比所除授，多非公议，恩赏之出，皆有寅缘。自三司、开封、谏官、法寺、两制、三馆、诸司要职，皆出其门，更相授引，借助声势，威福一出于己，使人不敢议其过。乞斥罢彦博，以富弼代之。臣与弼亦昧生平，非敢私也。』上怒甚，却其奏不视，且言将加贬窜。介徐读毕，曰：『臣忠义激愤，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上于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谓彦博因贵妃得执政，此何言也?』介面责彦博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于上前！』彦博拜谢不已。枢密副使梁适叱介下殿，介辞益坚，立殿上不去。上令送御史台劾。介既下殿，彦博再拜言：『台官言事，职也。愿不加罪。』不许。乃召当制舍人即殿庐草制而责之。时上怒不可测，群臣不敢谏。右正言、直史馆、同修起居注蔡襄独进言：『介诚狂直，然容受尽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贷之。』翌日己亥，中丞王举正复上疏，言责介太重，上亦中悔，恐内外惊疑，遂劾朝堂，告谕百官，改介英州别驾，复取其奏以入，遣中使护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无令道死，而介之直声自是闻天下。介，江陵人也。知制诰胡宿言：『唐介坐言事得罪，责授春州别驾。岭南水土，春最恶弱[2]。制出之日，咸谓介若至彼，必无生还之理。不图圣慈含垢，哀其触罪就死，特改贬英州，此诚天恩于介无量。然臣愚见，犹有未安，或闻专差中使押至贬所，朝旨有「在路不管疏虞」之语，此之处分，颇非泛常。窃寻向前台谏官贬黜，无此体例。一旦介若因霜露之病死于道路，四海广远，不可家至户晓，徒使朝廷负谤于天下，其伤不小。就使介安全至于贬所，然亦不可著为后法。臣与介旧不相识，在朝亦不曾往还，所以贪陈区区不避干忤者，正为朝廷远防一切。伏望特垂圣恩，留省愚言，追还使人，以全朝体。』殿中侍御史梁蒨亦言：『陛下爱介，故遣中使护送之。脱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后世能无以致疑乎?』上曰：『诚不思此。』亟追还中使。庚子，礼部尚书、平章事文彦博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或言张尧佐，彦博父客也。彦博知益州，贵妃有力焉，因风彦博织灯笼锦以进。贵妃服之，上惊，顾曰：『何从得此?』妃正色曰：『文彦博所织也。彦博与妾父有旧，然妾乌能使之?特以陛下故尔。』上悦，自是意属彦博。及为参知政事，明镐讨王则未克，上甚忧之，语妃曰：『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语彦博，翌日，彦博入对，乞身往破贼。上大喜。彦博至恩州十数日，贼果平，即军中拜相。议者谓彦博因镐以成功，其得相犹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诋彦博，虽坐远贬，彦博亦出。其事之有无，卒莫辨云。

自张尧封为文洎客，至彦博因明镐有功，皆据《碧云騢》。按，《邵氏闻见录》云：仁宗尝幸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怪问曰：『安得此?』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戒汝勿通臣僚馈遗，不听，何也?』因击碎。妃愧谢良久，乃已。妃又尝侍上宴于端门，服所谓灯笼锦者，帝亦怪问。妃曰：『文彦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献。』上终不乐。其后唐介弹彦博，介虽以对上失礼远责，彦博亦出守，上盖两罢之也。或云灯笼锦乃彦博夫人献妃，彦博不知也。介章及梅尧臣书窜改过矣。

　　辛丑，起居舍人、知谏院吴奎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弹大臣，并以中奎，诬惑天听。上曰：『介昨言奎、拯皆阴结文彦博，今观此奏，则非诬也。』

　　四年正月辛亥，徙英州别驾唐介为金州团练副使、监郴州酒税。

　　三月戊辰，金州团练副使、监郴州酒税唐介为秘书丞。

　　六月王辰，秘书丞、监郴州税唐介为主客员外郎、通判潭州。

　　五年八月丁未，主客员外郎、通判潭州唐介为殿中侍御史里行、知复州。庚午，新知复州、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遣内侍赍敕告赐之。介贬斥不二岁复召，议者谓天子优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

十月丁巳，殿中侍御史唐介为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介始入见，无一言及迁谪。上曰：『闻卿迁谪以来，未尝有私书至京师，可谓不易所守矣。』介顿首谢，后数论得失，因言于上曰：『继今言不行，必将固争争之意，或更再黜，是臣重累陛下。愿听解言职。』许之。御史中丞孙抃奏留介，或补谏署，不报。寻以为开封府判官。

介为府判乃明年三月。

吴中复等论梁适

　　至和元年六月癸丑，殿中侍御史行吴中复上殿[3]，弹宰相梁适奸邪。上曰：『近马遵亦有弹疏，且言唐室自天宝以后治乱分，何也?』中复对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张九龄为宰相，遂至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纪纲大环，治乱于此分矣。虽威福在于人主，然治乱要在辅臣。』上曰：『朕每进用大臣，未尝不采天下公议所归，顾知人亦未易耳!』

七月戊辰，礼部侍郎、平章事梁适罢，以本官知郑州。先是，殿中侍御史马遵等弹适奸邪贪黩，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适表乞与遵等辨，遵即疏言：『光禄少卿向传师、前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尝以赃废，乃授左曹郎中，又留豪民郭秉在家卖买[4]，奏与恩泽。张掞还自益州，赂适得三司副使，故王逵于文德殿庭厉声言云[5]：「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适居位犹自若。』中丞孙抃言：『适为宰相，上不能持平权衡，下不能训督子弟[6]。言事官数论奏，未闻报可。非罢适无以慰清议。』上知清议弗平，乃罢之。

王珪志适墓云：适论皇仪不可治妃丧，又云将以适为园陵使。适言：『嫔御无园陵之制。』由是与陈执中不合。御史因得以伤适。今适传犹用珪志。按，适自以奸邪贪黩罢相，初不由议温成礼与执中异也。志墓不免缘饰，本传不当因之。今不取。

己巳，殿中侍御史马遵知宣州，殿中侍御史吕景初通判江宁府，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通判虔州。梁适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及遵等于上前极陈其过，上左右或言：『御史捃拾宰相，自今谁敢当其任者?』适既罢，左右欲并遵等去之，云始遵等弹适多私。又言盐铁判官李虞卿尝推案茶贾李士宗负贴纳钱十四万缗，法当倍输，而士宗与司门员外郎刘宗孟共商贩。宗孟与适连亲，适遂出虞卿提点陕西刑狱。下开封府鞫其事，宗孟实未尝与士宗共商贩，且非适亲。遵等皆坐是绌，而中复又落里行。知制诰蔡襄以三人者无罪，封还词头，改付他舍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

梁适因中官得相，此据《碧云騢》，他书并无之。然适尝使石全彬诉狄青等当薄责，而遂罢枢密使，则适已交中官者也。《碧云騢》所载或过当，今略删去云。

　　御史中丞孙抃言：『臣等昨论列宰臣梁适事，今日风闻吕景初已下并议谴责。臣详观朝旨，必是奸人以巧言移人主意，遂使邪正曲直，溃然倒置。况威赏二柄，帝王之权，古先圣人，尤所谨重。今梁适内恃私邪，外恃势力，重轻高下，皆在其手，嗟怨之声，腾沸中外。陛下庇而不问，臣恐缘此之后，朝廷事尽由柄臣，台谏之官噤口结舌，畏不敢语。陛下深居九重，何从而知之?此非宗庙社稷之福，非天下生灵之福。臣居风宪之长，既不能警策权臣，致令放纵私徇，又不能防闲奸人，致令惑误圣听，臣之罪多矣！乞陛下夺臣官职，窜臣远方，以谢天下公议。』又累奏乞召还遵等，皆不报。翰林学士胡宿言因召对，乞留马遵等。退又上言：『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以上广聪听，下防威福。若有畏懦无状，缄默不言，即是尸禄素餐，辜陛下之任使，罪之可也。若其不畏强御，纠发奸违，可谓能言，是其本职，旌之可也。近闻台谏弹奏，事连宰相。陛下不置诏狱按问，止令开封府讯状，凭刘宗孟一面单辞，黜三御史，于朝政有损，于人情未服。昨日闻御史差勅留中未下，外议皆谓必是圣心觉悟，不黜台官，人情莫不喜悦。刚猛御史，自古难得。今若逐去，别须举之，必未能胜此也。近日谪见未息，奸宄须防。古人有言：猛虎在山，藜藿为之不采。犹言直臣在朝，奸人远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奸邪。臣已曾面论此事，欲乞圣慈，更赐详度。』

八月丁未，徙知宣州、殿中侍御史马遵为京东转运使，通判江宁府、殿中侍御史吕景初知衢州，通判庆州、主客员外郎吴中复知池州。

赵抃等论陈执中 与范镇争辨附见

　　皇祐五年闰七月壬申，集庆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陈执中为吏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至和元年，读温成皇后册文（见《贵妃宠幸》）。

　　十二月癸丑，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窃闻宰臣陈执中本家捶挞女奴迎儿致死[7]，开封府见检验行遣。道路喧腾，群议各异，一云执中亲行杖楚，以致弊踣；二云嬖妾阿张酷虐，用它物殴杀。臣谓二者有一于此，执中不能无罪。若女使本是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体，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若女使果为阿张所杀，自当擒付有司，以正典刑，岂宜不恤人言，公为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训有之。执中家不克正，而又伤害无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犹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顷年晏殊尝以笏击从人齿落，陛下不以殊东宫之旧而轻天下之法，故即时罢晏殊枢密院，出知应天府。今执中连绵病告，坚求乞骸。进无忠勤，退无家节。伏望陛下特赐宸断，允其所请，罢免相位。台鼎瞻望之地，宜择有贤德者朝夕翌亮大政，则陛下垂拱仰成，无焦劳之念矣。』初，执中家女奴死，移开封府检视有疮痕[8]，传言嬖妾张氏笞杀之。抃即具奏，而执中亦自请置狱。诏太常少卿、直史馆齐廓即嘉庆院鞫其事[9]。廓寻被病，改命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张昪，又改命给事中崔峄。既而追取证佐，执中皆留不遣。抃及御史中丞孙抃共劾之。已而有诏罢狱，台官皆言不可，翰林学士欧阳修亦以为言。逮执中去位，言者乃止。

　　二年二月庚子，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近累次弹奏宰臣陈执中兴废置狱，乞正其罪。尝言执中不学无术，措置颠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雠嫌隙，排斥良善，狠悛任情，家声狼籍八事，又曰执中有是可罢免者八，奈何不识廉耻，复欲居庙堂之上?其意非他，是欲恩所未恩，雠所未雠，上损二明，下快私忿而然耳。方今天文谪见未退，朝廷纪纲未立，财用匮乏，官师众多，寇骄无厌，河决未复，兵伍冗惰，民力疲敝。当此之时，正是陛下进贤退不肖之时也。臣不胜大愿，愿陛下留神为祖宗社稷计，为率土生灵计，正执中之罪，早赐降黜，取中外公论天下之所谓贤而有德业者，陟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甲辰，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近累次弹奏，乞正宰臣陈执中之罪，未蒙施行。风闻同知谏院范镇妄行陈奏，营救执中，缘镇始自常调，不次迁升。小人朋邪，不识恩出陛下，但知率由执中。今乃惑蔽听断，肆为罔诬。伏望陛下开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内外之公议，立朝廷之大法，则天下幸甚！』先是，知谏院范镇言：『去年十二月，荧惑犯房上相，未几，陈执中家决杀婢使，议者以为天变应此，臣窃谓为不然。执中再入相未及二年，变祖宗大乐，隳朝廷典故，缘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学士，除观察使，其余僭赏，不可悉纪。陛下罢内降五六年来，政事清明，近日稍复奉行，至有侍从臣僚之子亦求内降，内臣无名超资改转，月须数人。又今天下民困，正谓兵多，而益兵不已。执中身为首相，义当论执，而因循苟简，曾不建白。天变之发，实为此事。陛下释此不问，御史又专治其私，舍大责细。臣恐虽退执中，未当天变。乞以臣章宣示执中，宣示御史，然后降附学士章诏，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职事。』于是镇又言：『臣窃闻御史以谏院不论奏陈执中家事，乞加罪谏官者，其略曰：闻执中状奏女使有过，指挥决打，因风致死，而外议谓阿张决死。臣再三思惟，就使阿张下狱，自承非执中指挥，是阿张自决打死，有司亦未可以结案，须执中证辨乃可。是为一婢子，令国相下狱，于国之体，亦似未便，所以不敢雷同。』上言又曰：『执中一为参知政事，再为宰相，无学术，不知典故有素矣。至于决一婢死而后及之，此臣谓御史观大臣进退之势而言事也。』又曰：『御史言臣奉使河北，中路奏理执中，是报执中之恩。然则御史居常自守如此，故亦以此待臣，此不足以责御史也。臣之才否与臣立身之本末，与出入执中门下与不出入执中门下，御史知之矣。而御史言此者近于诬，臣亦近于自诬。若臣中路奏理执中有无文字，则陛下知之，臣不复言也。』又曰：『汉宣帝时，魏相为丞相，其侍婢有过自死，于是赵广汉为京兆尹，疑丞相夫人妬杀之，即上书告丞相罪，魏相亦上书自陈，妻实不杀婢，相自以过谴笞，出外第死，而司直萧望之亦劾奏广汉摧辱大臣，伤化不道。广汉并坐贼杀不辜等数罪，腰斩于市，吏民官守阙号泣者数万人，亦愿有代广汉死者，皆不听。宣帝，明主也。广汉，能臣也。吏民守阙数万人，非特御史中丞、知杂御史一二之为力也。然而卒斩广汉者，以为严上下之分，戒险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下斩御史如广汉比也，直欲陛下知古人严上下之分，戒险薄之俗，如此其决也。乞以臣章并御史所奏宣示中书、枢密大臣详正是非，如以臣章非是，则乞免臣所职，终身不齿；以御史所奏为非，亦乞以公施行。』

　　四月。宰臣陈执中初为御史所劾，即家居待罪，不敢出。庚戌，复入中书视事（此据赵抃奏稿）。丙辰，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昨自二月二十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臣陈执中之罪，又条奏执中可罢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纳开寤，宣付政府施行。执中退处私第，不赴朝请，前后两月。虽两次大宴，并乾元圣节，亦免上寿赴会。外议以谓陛下礼貌大臣，虽执中罪恶彰著，不即降黜，是欲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论列，惧成喋喋，烦渎宸听也。此月二十二日，执中遽然趋朝，再入中书，供职如旧，中外惊骇，未测圣情。臣虽至愚，不能无惑，固不知陛下以臣向来之言为是耶?为非耶?复不知陛下以执中之罪为有耶?为无耶?陛下若以臣言为是，而以执中为有罪，即乞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罢免相位，以从天下之公议。陛下若以臣言为非而以执中为无罪，亦乞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窜臣远方，宣布中外，以诫后来。臣孤危朴忠，不识忌讳，伏望陛下将臣前来累上章疏再赐观览，则臣之言是非、执中之罪有与无，岂逃圣断也?』

　　五月，御史中丞孙抃与其属言：『臣等近以宰臣陈执中家杖杀女使事，有诏置狱。勘不尽情理，亏朝廷之法，各曾具奏弹劾，乞正执中之罪。至今道路腾沸，未蒙施行。窃闻多有大臣及近侍臣僚曲为党扇，上惑宸聪。伏缘党扇之人，尽是交结朋附，树恩坏法。伏望陛下特从圣断，早赐指挥，正执中之罪，以塞外议。』又言：『执中诬罔朝端，轻废诏狱。缘睥昵之私爱，屈公平之大议[1O]。内则灭家法，外则隳国纲。又其作为，全是虚诡，当居官之日，则务扬声言乞引退，及待罪之时，则多设事意，密图召还，罔上欺心，忠实何在?陛下姑全大体，不念远谋，尚传天音，留任宰府，人人侧目，愤惋不平。况执中少不读书，壮不居古，及其寝老，遂暗而荒。事之十端，倒置七八。物议以为必不可更当大任。臣等屡曾论列，总是人言所隔，致兹圣意未回[11]，纪纲一差，纷不可整。且朝廷之法，是陛下之法；陛下之法，即祖宗之法；祖宗之法，乃一天下、平元元之大本。臣等可戮不可屈，其陈执中，伏乞特行责降，以正本朝典章。』不报。于是抃与知杂事郭申锡、侍御史毌湜、范师道、侍御史赵抃同乞上殿，閤门以违近制，不许。壬午，诏抃等轮日入对。御史中丞孙抃、侍御史知杂事郭申锡入对，言：『宰臣陈执中家声丑秽，物议喧腾，不恤中外之言，复坏朝廷之法，欺公罔上，愧心厚颜，岂宜更居台司，使辅国政?其措置无状，职事不修，臣等前后累曾弹奏。伏乞陛下特赐宸断，正执中虐杀幼弱、违拒制狱、欺公罔上之罪，使陛下之法不坏，则宗庙社稷之幸也。』

据孙抃奏藁，此系中丞知杂事上殿第六章。

　　六月戊子，殿中侍御史赵抃入对，言：『臣昨以宰相陈执中狠愎昏暗，诋诬欺罔，破坏礼法，侮弄朝廷。臣职忝御史，以身许国，极口论列，累章抨弹，不敢阿容执中而上负陛下者，诚恐陛下不得闻执中之罪，而外庭庸常之人，又多附会迎承之者如此。积日待久，使天下之势危，而臣之为罪，虽伏斧锧、肆市朝，不足以傥其默默也。伏望陛下纳忠尽谠直之言，避奸佞荧惑之说，特早发宸断，正执中之罪而罢免之，则圣德愈隆，公议大协，庆流宗社，福蒙生民矣。』戊戌，吏部尚书、平章事陈执中罢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孙抃等既入对，极言执中过恶，请罢之。退又交章论列。孙抃最后，乞解宪职补外，以避执中朋党中伤之祸，于是得请。始，御史以执中杀婢事，欲击去之，上未听，而谏官初无论列者。御史并以为言，而赵抃攻范镇尤力，台官皆助之。镇累奏乞与御史辩，不报。及御史入对，又言执中私其女子，伤化不道。执中既罢，不以谕镇，镇复言：『朝廷制御史以防谗慝，非使为谗慝也。审如御史言，则执中可诛；如其不然，亦当诛御史！』并缴前五奏，乞宣示执政相与廷辩之，不报。镇于是与赵抃有隙。

嘉祐元年八月庚申，起居舍人、直秘阁、同知谏院范镇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镇固辞不受。甲子，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去年春夏间累次弹奏宰臣陈执中，乞正其罪而罢免之。是时范镇不顾公议，一向阴为论列，营救执中，上惑圣德。臣寻与御史范师道抨镇阿党之状。今朝廷除镇知杂事，臣见居台职风宪之地，趋向各异，难为同处。伏望特赐指挥，除臣江浙一州军合人差遣，且以避镇，亦臣之私便也。』范镇言：『臣窃闻赵抃因除臣知杂御史，言与臣论陈执中事不同，乞淮甸一小郡者。初，臣自河北送伴还，陛下谕臣：「御史言卿中路有文字救雪陈执中，不知卿初无文字。」臣奏：「有无文字，惟陛下可知。臣在外亦闻此说，未以为信。今陛下既宣谕臣，容臣却与御史理辨。」自后两奏，仍乞榜朝堂。不蒙施行。及陈执中罢去，陛下谕臣：「御史言执中与其女子奸通。」臣奏：「执中身为宰相，有此大恶，固当斩于朝廷，以令天下，岂可复为使相，兼判亳州?如其无此，为御史所诬，亦乞斩御史，以令天下，无使谗言公然得行。」自后三奏，乞穷究，仍乞札付御史，亦不蒙施行。窃虑臣前后五奏留中，赵抃不知本末，至今交结，毁臣不已。伏乞检会前奏并今状降付中书，明辨施行，仍札赵抃，免致小人阴相架扇，以中伤臣。所有臣乞免知杂御史事已具前奏，臣深不欲上烦圣德，然赵抃为御史，而持论如此乖缪，深不觉悟，反以为能。臣若不乞明辨，窃恐坏国伤化，事体不细也。』

校勘记

[1]丁酉 原本作「丁丑」，据《长编》卷一七一改。

[2]恶弱 原本『弱』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一补。

[3]侍御史 原本脱『史』字，据《长编》卷一七六补。

[4]在家 原本作『杜家』，据《长编》卷一七六改。

[5]王逵 原本作「王远气据《长编》卷一七六改。

[6]训督 原本『督』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六补。

[7]迎儿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七七补。

[8]有疮痕 原本作『有痕』，据《长编》卷一七七补『疮』字。按：此字疑当作『创』。

[9]嘉庆院 原本『嘉庆』二字为二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七补。

[10]大议 原本作『大法』，据《长编》卷一七九改。

[11]圣意 原本『意』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九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

仁宗皇帝

张昪等劾刘沆

　　嘉祐元年九月癸卯，侍御史范师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赵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刘沆进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庆历后台谏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又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遂举行御史迁次之格，满三岁者与知州。而抃等又尝乞避范镇，各请补外（见《赵抃言陈执中》）。沆遽引格出之。师道及抃盖尝攻沆之短，中丞张昪等言沆挟私出御史，请留抃及师道，不报。

　　十二月壬子，兵部侍郎、平章事刘沆罢为工部尚书[1]、观文殿大学士、知应天府。范

师道、赵抃既出，御史中丞张昪言：『天子耳目之官，进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愿明曲直，以正名分。』又请与其属俱出。吴中复指沆治温成丧，天下谓之『刘弯』，俗谓鬻棺者为『弯』，则沆素行可知。沆亦极诋台官朋党。先是，狄青以御史言罢枢密使，沆因奏：『御史去陛下将相，削陛下爪牙，殆将有不测之谋。』而昪等益论辨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胜，乃自请以本官兼直学士守南京，故有是命。寻诏沆遇大朝会，缀中书班，出入视其仪物。

唐介等劾陈旭

嘉祐六年四月庚辰，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陈旭为资政殿学士、知定州，三司使、给事中包拯为枢密副使，礼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谏赵抃知庆州，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范师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吕诲知江州。旭始除枢密副使，或言旭因结宦者史志聪、王世宁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论列，且言：『旭顷为谏官，因张彦方事阿附贵戚，已不为清议所与。及知开封府，尝贱市富民马纳外弟甄昂于府舍，恣行请托。』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职，弹斥内臣，其桀黠用事如杨怀敏、何诚用、武继隆、刘恢辈，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污臣，志聪臣不识面；世宁弟娶臣妻舅之孤女，久绝往来。若尝荐臣，陛下必记其语。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罢。上以手诏召出之，介等复閤门待罪，顷之复出，如是者数四。上顾谓辅臣曰：『凡除拜二府，朕岂容内臣预议耶?』而介等言不已，故而罢之。

梁坚等劾滕宗谅

　　庆历三年九月丁亥，徙知庆州滕宗谅权知凤翔府。时郑戬发宗谅前在泾州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而监察御史梁坚亦劾奏之。诏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鞫其事，宗谅坐是徙。郑戬先与知渭州张亢议不合，徙亢并代州副都部署。戬寻发亢在渭州过用公使钱，监察御使梁坚亦劾奏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戊子，命宣抚副使田况权知庆州。范仲淹言：『臣昨日面奏滕宗谅事，当天威震怒之际，臣言不能尽。又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虚实，皆不敢向前，惟臣知从初子细，又只独自陈说，显涉党庇。宗谅虽已行勘鞫，必能辨明虚实。然有未达之情，须至上烦圣德。今具画一如后：一、梁坚元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设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向西州军，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只是一百二十里。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其时又水冰寒苦，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出应军马四头项万五千余人，酒食紫薪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仓卒收买牛驴犒设军兵，纵有亏价，情亦可恕。一、梁坚奏宗谅在邠州声乐数日，乐人弟子得银揲子二三十片者。臣与韩琦到邠州筵会一日，其时众官射弓，各将射中揲子，散与过弓箭军人及妓乐，即非宗谅。又云士卒嗟怨，况边上筵会，是常当直军人更番祗侯，因何得其日便有嗟怨?一、梁坚奏称宗谅到任后，使过钱十六万贯，其间数万贯不明。今来中使体量，却称只是使过三千贯，入公用已有十五万贯，是加诬钱数。料是诸军请受在十六贯之内，岂可以诸军请受，亦作宗谅使过?臣在庆州日，亦借随军库钱回易，得利息二万余贯，充随军公用支使外，却纳足官本。今来宗谅所用钱数物料，必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将充公用。一、环庆一路四州共二十六寨，将佐数十人，兵马五万。自宗谅勾当，已及八九个月，并无旷阙，边将、军民亦无词讼，处置番部军马公事又无不了。若不才之人，岂能当此一路?一边上主师，若不仗朝廷威势，何以弹压将佐军民，使人出死力，御捍强敌?宗谅是都部署、经略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一、防秋是时，主师未有显过，而夺其事任，将令下狱，若遇贼兵寇境，未知令何人卒然处置此路?今差王元权领，况王元在河东沮怯，已曾责降，今且在边上备员，岂可便当一路委寄?恐更误事。一、宗谅旧日疏散，又好荣进[2]，所以招人谤议，易为取信。一台谏官风闻未实，朝廷即便施行。臣目击非虚，而未蒙朝廷听纳。臣若是狂妄之人，不当用在两府。既有目睹之事，岂可危人自安，误陛下当行赏罚?当西北未宁，见搜求稍可边上任用之人，即加奖擢，岂宜逐旋破坏，使边臣忧惕不敢作事?虽国家威令不可不行，须候见得实情，方可黜辱。臣欲乞朝廷指挥宗谅止在任勾当，委范宗杰在邠州，一面勘鞫干连人，并将已取到庆州钱帛、文帐磨勘，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即勾宗谅勘鞫。如无乖违大过，又无欺隐入己，即差人取问，分析缘由，入急递闻奏，别取进止。所有张亢，亦奉圣旨，令便勘鞫。臣体量得张亢不能重谨，为事卒易，昨在渭州，亦无大段过犯。乞委范宗杰一就勘鞫干连人，依勘滕宗谅事行遣闻奏，仍乞以臣此奏宣示台谏官，候勘得滕宗谅、张亢却有大段乖违过犯及欺隐入己，仰台谏便更弹劾，臣甘与二人同行贬黜。臣所以极言者，盖陛下委寄边任，使一向外御，而无内忧之祸，则边上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体，有误大事。』

　　十月，谏官欧阳修言：『臣昨风闻张子奭未有归期，贼昊又别遣人来，必恐子奭被贼拘留。西人之来，其意未测，边鄙之事，不可不忧，正是要籍将师效力之秋。近来传闻燕度勘鞫滕宗谅事枝蔓勾追，直使尽邠州诸县纽械，所行拷掠[3]，皆是无罪之人，囚系满狱。边上军民将吏见其如此张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并皆解体，不肯用心。朝廷本台谏官上言滕宗谅用钱过多，未明虚实，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摇动人心，若不早止绝，则恐元昊因此边上动摇，将臣忧恐解体之际，突出兵马，谁肯为朝廷用命向前?臣忝为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采访，三五日来，都下喧传边将不安之事。亦闻田况在庆州，目见滕宗谅别无大段罪过，并燕度生事张皇，累具奏状，并不蒙朝廷报答。又遍作书告在朝大臣，意欲传达于圣听。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进呈况书。臣伏虑陛下但知宗谅用钱之过，不知边将惊嗟骚动之事。只如臣初闻滕宗谅事发之时，独有论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坚执前奏，一向遂非，则惟愿勘得宗谅罪深，方表臣前来所言者是，然臣终不敢如此用心，宁可因前来不合妄言得罪于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误事于国。臣窃思朝廷于宗谅必无爱憎，但闻其有罪，则不可不问。若果无大过，则必不须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过当张皇，骚动边鄙。其滕宗谅，伏望速令结绝，仍特降诏旨，告谕边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后用钱但不入己外，任从便宜，不须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况累次奏状交与大臣等书，伏望圣慈尽取详览。』修又言：『臣风闻边臣张亢近为使过公使钱，见在陕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连人甚众。亦闻狄青曾随张亢入界，见已勾追照对。臣伏见国家兵兴以来五六年，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纵有使过公用钱，必非故意偷谩，不过失于检点，致误侵使而已。方今议和之使正在贼中，苟一言不合，则忿兵为患，必至侵边。谨备边防，正籍勇将。况如青者无三两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钱，于此要人之际，自将青等为贼拘囚，使贼闻之，以为得计。伏望特降指挥：元勘官只将张亢一宗事节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纵有干连，仍乞特与免勘。臣于边臣本无干涉，岂有爱憎?但虑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顾边上事机，将国家难得之人而判推鞫，一旦乏人误事，则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赐宽信。大臣知无功之将犯法必行，要籍之人以能赎过，人人自励，将见成功。』

张亢以明年正月，不俟狱上，夺引进使，降本路钤辖。青讫无行遣。

　　四年正月辛未，降刑部员外郎、天章阁侍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为祠部员外郎、知虢州，职如故。引进使、并代副都部署张亢为四方馆使、本路钤辖。宗谅及亢皆置狱邠州，狱未具，而有是命，从参知政事范仲淹言也。先是，仲淹力辨宗谅、张亢等非有大过，乞免下狱。及是又言：『今燕度勘到滕宗谅庆门一界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其毁却泾州前任公用，磨勘到干连人，只称有送官员等钱物，亦不显入己，又是元弹奏状外事件。所有张亢借公用钱买物事，未发前已还纳讫，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银，却留钱物准还，皆无欺隐之情。其余罪状，多未摭实。其干连人党，盛寒之月，久在禁系，皆是非辜。』又曰：『臣欲乞圣慈据燕度奏到事节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赍去取问滕宗谅、张亢，如实是已犯，便仰承认，当议量情亲断。如别有缘由，亦具分析闻奏，侯到见得别无枉抑，便可取旨断遣。如有异同，即乞朝廷别选官勘鞫，免致冤滞。其干连人，且乞指挥放出，知在臣则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状，伏乞圣慈先次贬黜，免令臣包羞于朝，受人指笑。倘圣慈念臣不避艰辛，尚留驱使，即于河东、河北、陕西乞补一郡，臣得经画边事，一一奏论。或补三辅近州，臣得为朝廷建置府兵，作诸郡之式，以辅安京师。臣之此请出于至诚，愿陛下不夺不疑。』

　　二月辛丑，权御史中丞王拱辰言：『赏罚者，朝廷所以令天下也。若此柄一失，则善恶不足以惩劝。今滕宗谅在边盗用公使钱，不俟具狱，正削一官，皆谓所坐太轻，未合至公。张亢本列武臣，不知朝廷大意，不欲以督过之，臣不复言。宗谅则不然，事既发，乃将所支文历悉皆焚去，原心揣情，慢忽朝廷，非亢之比。臣所以不避而固争者，诚恐来者相效，而陛下之法遂废矣。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赐责降一小郡，求戒妄言。』监察御史里行李京又言：『滕宗谅在庆州所为不法，而朝廷止降一官，移知虢州。近兴元府西县又奏宗谅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驴车四十两，载茶三百余笼出引，逐处不得收税。宗谅职在近侍，而乱法太甚，仍虑昨来推劾状中，犹未及贩茶之事。宜夺天章阁待制，以惩贪墨之人。』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也。己酉，宣拱辰赴台。始，梁坚劾宗谅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及遣中使检视，乃宗谅始至泾州日，以故事考赍绪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悉焚其籍，以灭姓名。然宗谅所费才三千缗，坚并诸军月给言之，故云十六万贯。参知政事范仲淹力辨之，会坚死，台官执坚奏劾宗谅不已，致宗谅再黜，然终赖仲淹之力，不夺职也。

　　七月己卯，复四方馆使、果州团练使张亢为引进使、并代副都部署兼知代州，兼河东沿边安抚使。

八年七月己亥，右领军卫大将军、果州团练使、知寿州张亢为将作监、知和州，陕西转运使言亢所易库银非自入，故稍复迁之。

庞籍梁适言狄青拜枢密事

　　皇祐五年五月乙巳，枢密使、户部侍郎高若讷罢为尚书左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同群牧制置使、枢密副使、宣徽南院使、护国节度使狄青为枢密使。青既平岭南，上欲用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宰臣庞籍曰：『昔太祖时，慕容延钊将兵，一举得荆南、湖南之地[4]，方数千里，兵不血刃，不过迁官、加爵邑、赐金帛，不用为枢密使。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与，曰：「今西有汾、晋，北有幽、蓟，汝为使相，那肯复为朕死战耶?」赐钱二十万贯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岳，轻金帛如粪土，此陛下所当法也。青奉陛下威灵，殄戮凶丑，克称圣心，诚可褒赏。然方于延钊与彬之功，不逮远矣。若遂用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则青名位极矣。寇盗之警，不可前知，万一它日青更立大功，欲何官赏?且枢密使高若讷无过，若何罢之?不若且与移镇，加检校官，多赐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上曰：『向者谏官、御史言若讷举胡恢书石经，恢狂险无行。又言若讷前导者殴人致死，何谓无过?』籍曰：『今之庶僚举选人充京官，未迁官者犹不坐，况若讷大臣，举恢以本官书石经，未尝有所迁也，奈何以此解其枢务哉?若讷居马上，前导去之里余，不幸殴人致死，若讷寻执之，以付开封府正其法，若讷何罪哉?且谏官、御史上言之时，陛下既已赦之矣。今乃追举以为罪，无乃不可乎?』参知政事梁适曰：『王则止据贝州一城，文彦博攻而拔之，还为宰相。侬智高扰广南西路，青讨而平之，为枢密使，何足为过乎?』籍曰：『贝州之赏，当时论者已嫌其太厚。然彦博为参知政事，若宰相有阙次补，亦当为之，况有功乎?又国朝文人为宰相，出入无常；武臣为枢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罢也。且臣不欲使青为枢密使者，非徒为国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再青起于行伍，骤擢为枢密副使，中外咸以此为国朝未有此。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赏之太过，是复召众言也。』籍争之累日，乃从。上曰：『然则更与其诸子官，何如?』籍曰：『昔卫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无伤也。』上既从籍言，后数日，两府奏事，上顾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可谓深远矣。』是时适意以若讷为枢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阙，若讷当次补。青武臣，虽为枢密，不妨己途，辙故于上前争之。既不得，退甚不怿，乃密为奏，言狄青功大赏薄，无以劝后人；又密使人以上前之语告青；又密使人语入内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讼其功；及言青与孙沔褒赏太薄，适许为外助。上既日月闻之，不能无信，于是两府进对，上忽谓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赏之太薄，今以狄青为枢密使，孙沔为副，石全斌先给观察使俸，更俟一年除观察使，高若讷迁一官，加近上学士，置之经筵，召张尧佐归宣徽院。』声色俱厉。籍错愕对曰：『容臣等退中书商议。』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书，只于殿门閤内议之。朕坐于此以俟。』籍乃与同列议于殿门閤内，具奏皆如圣旨。复入对，上容色乃和。故事，枢密使罢，必学士院降旨。及罢若讷，止命舍人草词，后遂为例。

《若讷传》云：凡內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节度使，固执为不可。若讷畏惕少过，而前驱殴路人[5]，辄至死。御史奏弹之。会狄青破侬智高还，帝欲用为枢密使，遂罢覆奏内降。恐若讷未必能尔[6]，当考。

闰七月壬申，户部侍郎、平章事庞籍以本官知郓州，给事中、参知政事梁适为礼部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欧阳修吕景初刘敞论狄青可疑事

　　嘉祐元年六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曰：『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始初议者以为不可，今三四年间，外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且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说甚详，具述青未是奇材，但于今世将帅中稍可称尔。虽其心不为恶，而不幸为军士所喜，深恐以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欲乞且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益缘军中士卒及闾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间，未有不以此事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耳。』殿中侍御史吕景初数诣中书白执政，请出青。文彦博以青忠谨有素，外言皆小人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虽忠，如众心何?盖为小人无识，则或以致变。大臣宜为朝廷虑，毋牵闾里恩也。』

　　八月癸亥，枢密使、护国节度使狄青罢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陈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闻青骤贵，相与推说诵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数有光怪。知制诰刘敞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未听。敞出知扬州，又极言：『外说纷纷，虽不足信，要当使无后忧，宁负青，无使负国家。』并谓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忧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体复平，大忧去矣，而大疑尚存。』具以青事告之，宰相应对唯唯。敞既至官拜表，又遍遗公卿书曰：『汲黯之忠，不难于淮阳，而眷眷于李息。』朝廷皆知为青发也。及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于相国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执政闻之始惧，以孰状出青判陈州。自皇祐未有日食之变，敞尝献《救日论》三篇，备言所以防奸御变之术。青见而恶之，谓所亲曰：『刘舍人以此洗涤青邪?』敞初建言，或以为过，至是乃服。

　　此据刘敞行状。邠又云：敞出知扬州，见上，请出青于外。上曰：『可谕中书[7]。』按：仁宗自正月得疾，至七月乃见群臣，邠所云必误，盖上疏论列尔。今略加删修，庶不失事实。

二年三月庚子，陈州言护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发哀苑中，赠中书令，谥武襄。

校勘记

[1]工部尚书 原本作『工部侍郎』，据《长编》卷一八四、《宋史》卷二八五《刘沆传》改。

[2]又好 原本作『及好』，据《长编》卷一四三改。

[3]拷掠 原本作『考掠』，据《长编》卷一四四改。

[4]湖南 原本作『河南』，据《长编》卷一七四改。

[5]殴路人 原本作『欧路人』，据《长编》卷一七四改。

[6]能尔 原本作『能再』，据《长编》卷一七四改。

[7]可谕 原本作『可谓』，据《长编》卷一八三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仁宗皇帝

减浮费

　　天圣元年正月。自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方是时，天下生齿尚寡，而养生未甚蓄，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寇敌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寇敌耗蠹中国，县官之费，数倍昔时，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权三司使李谘尝奏事两宫，言：『天下赋调有常，今西、北寝兵二十年，而边馈如故，它用浸广，戍兵虽未可减，其末作浮费非本务者，宜一切裁损，以宽敛厚下。』盐铁判官俞献卿亦言：『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谷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数倍矣。人皆谓稻苗未立而私籴，桑叶未吐而私买。自荆湖、江淮间，民愁无聊。转运使务刻剥，以增其数，岁益一岁，又非时调率、营造，一切费用，皆出于民，是以物价益高，民力积困也。陛下试以景德中西戎内附、北边通好最盛之时，一岁之用，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财用之赢缩、力役之寡多、释道之增减较之，可知其利害也。况自天禧已来，日侈一日，又甚于前矣。夫巵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内。陛下宜知其有损于彼，无益于此，与公卿大臣朝夕图议而救正之。』上纳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刘筠、提举诸司库务薛贻廓与三司同议裁减冗费。

　　二月。初，自祥符天书既降，建天庆、天祺、天贶、先天，降圣节及真宗诞节、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内外为斋醮，京城之内，一夕数处。帝即位并太后诞节亦如之，靡费甚众。至是或以为言，而宰相冯拯奏：『海内久安，用度宜有节。』帝及太后曰：『此先帝意也。[1]』会寝疾，不果行，即诏礼仪院裁定。礼仪院请帝及太后诞节、本命宜如旧，它节命八宫观迭醮。旧一岁醮四十九，请损为二十；大醮三千四百分[2]，请损为五百，斋官第给汤茗。诏增醮分为千二百，余悉可。既而拯又请：『天庆等、应天、河南、大名、河中、凤翔、江陵、兴元、江宁、兖、并、亳、舒、洪、杭、潭、福、益、梓、夔、广、桂二十一州醮如旧，青、徐、曹、郓、密、陈、许、孟、滑、襄、邓、真定、澶、邢、相、沧、贝、定、潞、晋、代、京兆、陕、同、华、邠、泾、鄜、延、耀、庆、成、扬、庐、寿、宿、真[3]、宣、虔、苏、婺、明、越、泉、建、彭、绵、汉、邛、蜀、嘉、眉、遂[4]、利、阆、连、贺、潮、韶、惠、邕、容、宜六十四州府醮用香灯、花果、山泉、药苗，余十州悉罢。』诏亦可之。

　　三月甲申，诏：『自今宣传营造屋宇，并先下三司计度杂用功料，然后给以官物[5]。』时上与皇太后宣谕辅臣曰：『比来诸处营造，内侍省直传宣，不由三司，而广有支费。且闻伐材采木，山谷渐深，辇致劳苦，宜检约之。』乃降是诏。减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清卫卒以分配诸军，其工匠送八作司。兖州景灵宫、太极观清卫准此。旧殿直以上虽幼，未任朝谒，遇乾元、长宁节皆赐服，至是罢给。三司减省所言：『在京四宫观岁人钱帛贯匹六万七千二百有余，皆本处使臣专其出纳，恐有侵弊。』乙酉，以权户部判官王鬷、閤门祗侯刘怀德同主其事。

　　四月辛丑，罢礼仪院，从枢密副使张士逊之请也[6]（见《礼仪院废置》）。

　　庆历二年四月戊寅，命权御史中丞贾昌朝、右正言田况、知谏院张方平、入内都知张永和与权三司使姚仲孙同议裁减浮费。先是，方平奏疏言：『伏见西事已来，应副边备，天下被其劳，凡百赋率，至增数倍。当时朝旨盖为用兵之际权宜应急，岂可承以为常?今边防虽已渐宁，而缘边守戍，未能彻备，四方添置，兵数亦甚多，向之所增赋敛，卒难复旧，何以慰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绥怀二边者，正谓宽财用、舒民力，以厚为之备。今乘边事之闲，岂可优游，虚度岁月，不切讲求经久之计?若遂恬然惮于有为，臣恐民力日困，财用日匮，难以善于后矣。今内自三司，外至发运、转运使，凡掌财利之官，簿书期会，犹不暇给，岂暇为国家生民远虑哉?臣欲乞于两省已上，选差才略之士三两员，就三司与使、副据国用岁计之数，量入为出，平货物之轻重，通天下之有无，校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节，先到中书、枢密院开陈商量，必久远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细碎之事，无大损益，徒成烦扰，不须施行。所冀助财用，纾民力，当今之切务也。』

　　《实录》云：初，昌朝与权三司使姚仲孙并言：自陕西用兵，边费不足。请按景德以来用度之数，约以祖宗旧制。其不急者，一切减栽之。故有是命。按：昌期建议在宝元二年五月，时命张若谷、任中师、韩琦定夺，与此时不同，《实录》并为一年，误也。本志云：西兵久不解，财用益屈，天子复诏內侍，以先帝时及天圣初籍较近岁禁中用度增损，外则命中丞贾昌朝、谏官田况、张方平、入內都知张永和同三司议冗费，按取天圣用度，校近岁增损，实张方平建议。若景德，则昌朝前所建议也。《朔记》亦云：三司使姚仲孙言：陕西屯军甚众，乞依景德年来用度规度外，余悉罢。与《实录》大同，与《食货志》小异，今悉不取。方平疏附见，所以命昌期等者，必囚方平奏也。要见后来裁减数目，熙宁初，司马光《辞免裁减国用札子》云：『欲知庆历二年裁制度，比见今支费不同数目，只下三司供析闻奏，立可尽见。当考求之。』

　　戊子，诏：『近令三司减损诸费，其文武官及诸班、诸军料钱、月粮、衣赐、给赏、特支，并听如故。』

　　五月。先是，张方平言：『伏以天下承平，为岁深远，而国用不赡，民力益困。今聚师境上，调费浸广，倚于经人则财不给，加以横赋则人不堪。救兹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惟事事得其撙节而已。臣窃惟陛下躬勤节用，克自抑畏，凡诸服御，殊为菲薄，而兹中外之论，皆言用度太过，臣窃疑之。盖宫闱嬖昵、左右近习，假为恣横，敢为欺诬，仰恃仁慈，缘为奸弊。且禁中呼索，辄称圣旨，有司应奉，皆为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详，而私议累乎盛德，国家帑藏之困，乃臣下侵牟之蠹也。伏愿陛下上念宗社之计，下以生民为心，彼妇人宦者，何烦过于姑息?超然远虑，断自天心，试取先帝之世及陛下临御以来天圣之初官司帐籍，如内东门之类，比较近年支费金帛，则知增损丰俭之数。以一言裁减之恩，而为万方广富之本。』壬子，内降诏书，减皇后及宗室妇郊祀所赐之半，著为式。又诏皇后、嫔御进奉乾元节回赐物亦减半，宗室、外命妇回赐权罢，边事宁日听旨。于是皇后、嫔御各上俸钱五月，以助军费，宗室刺史以上亦纳公使钱之半。荊王元俨尽纳公使钱，诏以半给之。乙丑，罢左藏库月进钱千二百缗。上语辅臣曰：『此《周官》所语「供王之好用」者。朕宫中无所废，其斥以助县官。』

六月，三司减省所言：『自今两府管军臣僚、节度使、宗室及郡县主、两省都知押班母、妻依旧赐冠帔，其两府臣僚无母、妻，赐长女或长子妇，余并罢之。』初，详定减省所议罢天下职田及公使钱，太常博士、集贤校理李昭遘以为不可。权三司使姚仲孙恶其异己，且诘昭遘所以兴利之术，而昭遘争辨不已，故罢其盐铁判官，寻为三门白波发运使。因入奏事，上谓曰：『前所论罢职田事，卿言是也。』三司减省所言：『比来医官多侥幸求实俸，至有尚药奏御，而其人多于医官副使者。请自今并依例折支。』从之。丙申，贾昌朝等言：『今详定减省事毕，自后或有臣僚于所减省中复有陈乞，望令两府及三司执奏。』从之。己亥，三司减省所言：『郊祠所赐，自中官已下减半，则公卿近臣当以次减。旧赐银、绢三千者损一千，一千损三百，三百损百二十。皆著为式。』

按察官吏

　　庆历三年五月。先是，谏官欧阳修既受命，首建议：『天下官吏员数极多，朝廷无由遍知其贤愚善恶，审官、三班、吏部等处[7]，又只具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诸路转运使等，除有赃吏自败者临时举行外，亦别无察按官吏之术，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贪残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县，并无黜陟，因循积弊，官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痍耒复。救其疾苦，择吏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宫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请令进奏官各录一州官吏姓名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县遍见官吏。其公廉勤干、明著实效；老病不才、显有不治之迹，皆以朱书于名下；其中材之人，别无奇效，亦不至旷败者，以墨书之。又有虽是常材，能专长于事，亦以朱书别之。使还具奏，则朝廷可以坐见官吏贤愚善恶，不遗一人，然后别议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半岁之间，可望致治。只劳朝廷精选二十许人充使，别无难行之事。』然朝廷重于特选使，未即行也。参知政事贾昌朝先为御史中丞，尝言：『转运使，朝廷责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名未正。』于是参取修议，诏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按察使、副，令将辖下州府军监、县镇官吏姓名置簿亲掌，录其功过，若绩效明著及显有不治者逐旋以闻外，其稍著廉勤及仅免败阙者，即每至年终，攒写附递以闻。并须尽公摭实，如能称职，别加进用；倘务因循，亦严行黜降。提点刑狱虽不带此使名，并准此。

兼按察使，《会要》在三月二十七日。

　　欧阳修复上言：『转运使自合按察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约束，则于常行之制颇为得宜。必欲救弊于时，则未尽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盖欲朝廷精选强明之士。窃闻朝廷以所选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转运使，岂尽得人乎?其间昏老病患者有之，贪赃失职者有之。此等之人，自当被劾，岂可劾人?其间纵有材能之吏，又以斡运财赋，有米盐之繁；供给军须，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郡，专心察视，则稽迟卤莽，不得无之。故臣谓转运使兼按察使，不才者既不能举职，又不暇尽心，徒见空文，恐无实效。在于事体，不若专遣使人。伏自兴兵累年，天下困弊，饥荒疲瘵既无力以拯救，调敛科率又无由而减省，徒有爱民之意，绝无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贪暴，选用良吏，各使抚绥，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为人之利，何惮选使之劳?况自近年累遣安抚，岂于今日，顿以为难?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内难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后安抚，于侍从臣僚、台官馆职中选差十数处人，小处路分兼察两路。其侍从臣僚，仍各令自辟判官行采访，用臣前来起请事件施行。其转运兼按察使，若能精选其人，亦乞著为今后常行之制。臣伏思从来臣僚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责实效，改更虽数，号令虽烦，上下因循，了无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时，则须在力行，方能济务。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务也，天下之利也，不但略言二一分，以塞言责而已。伏望留意详择。』不报。

　　十月丙午，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张昷之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兵部员外郎、知谏院王素为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盐铁判官、兵部员外郎沈邈为直史馆、京东转运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古者内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史、方伯、观察使、采访使，统领诸侯、守、宰以分理。外内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转运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观察、采访使之职也；知州、知县，古之诸侯、守、宰之任也。内外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来，不加选择，非才、贪浊、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县观一州，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则率皆如此。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是使天下赋税不得均，讼狱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既无告诉，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奸雄起而收揽之，则天下必将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请诏两府通选转运使，如不足，许权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州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通判人，既已得，即委逐州自择知县、县令，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幕职。如是行之，必举皆得人。凡权入者，必俟政绩有闻，一二年方真授之。虽已精择，尚恐有不称职者，必行降黜，直俟人人称职而后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复数易。其异政，宜就与升擢之[8]。若然，官修政举，则天下自无事矣。朝廷惟总其大纲而振举之可也。』上既纳其言，于是昷之等首被兹选。

　　四年二月壬寅[9]，谏官欧阳修言：『去年五月诏敕节文[10]，诸路转运并兼按察使，或贪残老昧、委是不治者，逐旋具状闻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贪残、刑狱枉滥、民庶无告，朝廷访察得知，并当勘罪，严行黜降。近贼张海等人金州，劫军资甲仗军，盖知州王茂先老昧，所以放贼人城。及张海等到邓州，顺阳令李正己用鼓乐迎贼人县饮宴，留贼宿县，任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老昧。京西按察使陈洎、张昪自五月受朝廷诏书，半年内并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并显然容庇，不早移换。及光化军韩纲在任残酷[11]，致兵士作乱，亦不能早行觉察。其陈洎、张昪自合依元降诏敕，重行降黜。中书又不举行，使国家号令并作空文，天下祸乱，遗忧君父，盖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若明降诏敕，显有违者，并不举行，则今后朝廷号令，徒烦虚出。伏望出于圣断，以警后来。』洎寻自河东转运使降知怀州，昪改知邓州。

按：陈洎以二年三月为京西漕，五年八月改淮南漕。据《御史台记》，洎改淮南漕未行，又改河东，寻坐为京西漕不察光化缪政，黜知怀州。范仲淹宣抚河东，复起为京东漕。张昪以三年五月为京西漕，后录张海掠所部，改知邓州。昪辞亲老且病，言者以为避事。范仲淹时在朝，言昪非避事者，乃许侍养，寻以忧去。洎降知怀州，昪知邓州，必俱缘修劾章也。但《实录》不书，昪传乃不详，不知是何月日，今附见，俟考。

　　四月庚子，度支判官、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李绚为京西转运按察使。时范雍知河南，王举正知许州，任中师知陈州，任布知河阳，并两府旧臣。绚皆以不才奏之。居半岁，召入修起居注。

　　七月丙戌，诏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察所部知州及知县、县令[12]，有治状者以名闻，议进擢之。或不如所举，令御史台劾奏，并坐上书不实之罪。从范仲淹奏请也。先是，仲淹言：『以灾异屡见，请行四事：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视吏官，老耄者罢之，贪浊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缪吏而纠慢政也。至于激劝善政之术，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进，或矫饰廉节而争为猛政、求集事之名者，务为暴敛、求尽公之称者，专用深文，政尚虚声，人受实害，资产竭于科率，举动触于刑宪，生民困苦，善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汉以救秦之弊而兴。臣请诏诸路按察官除常程纠察举荐外，于辖下知州、知县、令中别选洁己爱民、显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的实事状举三两人，特与改官再任。或陛陟委用如此，则天下官吏知陛下忧赤子之心，各务爱民求理，不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举不实，仰御史台弹纠，当议重行贬黜。今别进呈唐时选刺史、县令条目，别乞约束施行。』

八月乙卯[13]，上谓辅臣曰：『如闻诸路转运按察、提点刑狱司发擿所部官吏细过务为苛刻，使下无所措手足，可降敕约束之。』先是，监察御史刘湜言：『转运使捃摭州县，苛束官吏，人不得骋其材。宜稍宽假，恬不为改，乃加绳治。』

此据《湜传》。按：湜三年六月为察官，四年十月迁殿院，后恐非也。因诏书约束转运使附见此。

　　包拯言：『诸路转运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来，并提点刑狱等体量部下官吏，颇伤烦碎。兼审刑院、大理寺奏案倍于往年，况无大断罪名，并是捃摭微累，不辨虚实，一例奏论，此盖苟图振举之名，以希进用之速耳。遂使天下官吏各怀危惧，其廉谨自守则以为不才，酷虐非法者则以力干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此患，无所告诉，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体量之事，或智虑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悯，虽欲改过，其路亡由，岂不痛惜哉?』又言：『天下茶盐酒税，逐处长吏曲徇转运使之意，以求课额羡溢，编民则例遭配买，商旅则倍行诛剥，为国敛怨，莫甚于此。且朝廷设按察、提刑之职，盖欲去贪残之吏，抚疲瘵之俗。今乃惟务苛细，人不聊生，窃恐非国家之福也。比幸属郊禋盛礼，大霈庆泽，欲乞于赦书内特行约束：凡官吏先被体量者，情非故犯，咸许自新。苟其不悛，必置于法。庶使悔过之人，免为终身之累。其诸处茶盐税，亦乞除元额外，不得擅增课利，搔扰人户。应系自来诸般调率，且乞权罢，以安海内生灵之心。伏望圣慈少赐省察。』朝廷既降敕约束诸路按察使，备载台官所上之言。欧阳修奏曰：『台官意谓按察使等所上之奏多不实，或因迎送文移之间有所阙失，挟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轻信其说。臣每闻降此约束，日夕忧嗟，窃思国家方此多事难了之时，正当责人展效之际，奖之犹恐不竭力，疑之谁肯尽其心?昨大选诸路按察之初，两府聚厅数日，尽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为一时之极选。凡被选之人，亦各负才业，久无人知，常患无所施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争奋所长，不惟欲报朝廷，宁不更希进用?岂可顿为欺罔，便狥思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台官所说，则是两府聚厅数日，选得不公之人。或其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约束?窃以任人之术，自古所难，能力主张，犹或有沮者，何况过生疑虑，使其各自心阑?如此用人，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难能，或大臣荐引之人，或权势侥幸之子。彼按察使，下当怨怒、上迕权势而不敢避者，只赖朝廷主张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则未能与行，沮坏者一言则便加轻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为州县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坚，故谤毁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诸路按察，今虽未有大效，而老耄昏昧之人闻风知惧，近日致仕者渐多。州县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圣慈，令两府召台府上言者至中书，问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挟私怒，苟有迹状，乞下所司辨明。若实无人，乃是妄说。其近降札子乞赐抽还，不使四方见朝廷自沮按察之权，而为贪赃老缪之吏所快。』

　　五年三月甲申，诏诸路转运、提点刑狱司自今按察官吏，毋得差官体量，以致生事（考当时献议者）。

十月辛酉，祔三后神主于太庙，大赦天下。诏曰：[14]『诸路转运使昨带按察之名，比闻过为烦苛，吏不安职，至有晓谕州县，俾互相告谕，有伤化风，无益事体，其并罢之。』时执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

校勘记

[1]先帝 原本脱『帝』字，据《长编》卷一○○补。

[2]三千 《长编》卷一○○作『二千』。

[3]真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补。

[4]遂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补。

[5]官物 原本脱『官』字，据《长编》卷一○○补。

[6]枢密副使 原本作『枢密使』，据《长编》卷一○○补。《宋史·宰辅表》一：士逊天禧五年正月丁酉自枢密直学士升枢密副使，至天圣六年三月壬子，由枢密直学士升枢密副使，至天圣六年三月壬子，由枢密副使加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未曾任枢密使。

[7]吏部 原本作『二部』，据《长编》卷一四一改。

[8]升擢 原本作『陆擢』，据《长编》卷一四四改。

[9]壬寅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四六补。

[10]节文 此二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六补。

[11]光化军 原本作『广化军』，据《长编》卷一四六、《宋史·地理志》一改。

[12]提点刑狱 原本作『提典刑狱』，据《长编》卷一五一改。

[13]八月 原本作『九月』，据《长编》卷一五一改。

[14]诏曰 原本无此二字，据文意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二

仁宗皇帝

明黜陟

　　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富弼等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虞书》「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无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无所称者，至老不迁，故人人自厉，以求绩效。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此岂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而有为也，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纪纲之坏哉?在京百司，金谷浩瀚，权势子弟，长为占据，有虚食廪禄、待阙一二年者，暨临事局，挟以势力，岂肯恪恭其职?使祖宗根本之地纲纪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员阙，则争夺者数人。其外任京朝官，则有私居待阙，动逾岁时，往往到职之初，便该磨勘，一无勤效，例蒙迁改，此则人人因循，不复奋厉之由也。臣请特降诏书，今后两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则特加爵命；无大功大善，更不非时进秩。其理状循常而出者，只守本官，不得更带美职。应京朝官台省、馆阁职任及在审刑、大理寺、开封府及本府两赤县、国子监、诸王府，并因保举及选差监在京重难库务者，并须在任三周年，即与磨勘。若因陈乞，并于中书审官院，愿在京差遣者，与保举选差不同，并须勾当通计，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则权势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艰难，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树立，可以进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当者，且依旧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当却求外任者，并听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职勾当及三年者，与磨勘。内前任勾当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陈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外朝官在京朝请月日，并令通计。其远官近地、劳逸不同，并在假待阙，及公程外住滞，或因公事非时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别行定夺闻奏。如任内有私罪徒已上者，至该磨勘日，具情理轻重，别取进止。其庶僚中有高才异行，多所荐论，或异略嘉谋为上信纳者，自有特恩进改，非磨勘之可滞也。又外任善政著闻、有补风化；或累讼之狱，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无翻讼；或劝课农桑，大获美利；或京城库务，能革大弊，惜费钜万者，仰本辖保明闻奏，下尚书省集议，为众所许，则列状上闻，并与改官，不隔磨勘。或有异同，各以所执取旨，出于圣断。仍请诏下审官院、流内铨、尚书考功，应京朝官选人逐任得替，明具较定考绩，结罪闻奏。内有事状猥滥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别取进止。已上磨勘考绩条件该说不尽者，有司比类上闻。如此，则因循者拘考绩之限，特达者加不次之赏，然后天下公家之利必兴，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纲纪之坏必葺。人人自劝，天下兴治，则前王之业、祖宗之权，复振于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枢密院比附文资定夺以闻。』

　　十月王戌，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能哲而惠，克明俊德，然犹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周制，太宰之职，岁受官府之会，以诏王废置。三载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故考课之法旧矣。祥符之际，治致升平，凡下诏条，主于宽大。考课则有限年之制，人官则有循资之格。及比事边，因循多故，数披官簿，审阅朝行，思得应务之才，知亏素养之道。然非褒沮善恶则不激厉，非甄别流品则不愤发，特颁程式，以懋官成。自今两地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非次罢免者，毋以转官带职为例。两省以上，旧法四年一迁官，今具履历听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历任尝有赃罪，先以情重轻及勤绩，与举者数奏听旨。若磨勘三年，赃私罪杖以下经取旨、徒以上再经，取其能自新、无私犯而有最课，及有举者，皆第迁之。自清釐物务于京师，五年一磨勘，因举及选差勿举。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鞫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选人视此。若朝官迁员外郎，须三年无私罪，而有监司若清望官五人为保，引乃磨勘，迁郎中、少卿监亦如之。举者数不足增二年。迁大卿监、谏议大夫弗为常例，悉听旨。』又定制：监物务人亲民，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举者，数不足毋辄关升。

　　四年二月丁未，诏审官自今磨勘，转运使[1]、提点刑狱朝臣更不限举主人数，只举在任劳绩取旨。范仲淹等以天下力己任，谋致太平，然规模扩大，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等所议弗变（详见《范富以朋党见谗》）。

　　六月壬子，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五年正月乙酉，范仲淹罢政事知邠州，富弼知郓州。

　　二月辛卯，诏曰：『比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叙迁。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进，其罢之。』时监察御史刘元瑜言：『近年考课之法，自朝官至员外郎、郎中、少卿监，须清望官五人保任，方许磨勘，适长奔竞，非所以养士廉耻也。望酌祖宗旧规，别定可行之制。』故降是诏。

抑侥幸 李柬之等议减任子附见

　　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富弼上疏陈十事，其二曰抑侥幸：『臣闻先王赏延于世，诸侯有世子，袭国公卿，以德而任，有袭爵者，春秋讥之。及汉之公卿，有封爵而殁，立一子为后者，未闻余子皆有爵命。其次宠待大臣，赐一子官者有之，未闻每岁有自荐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过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乐与臣下共庆，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正郎、带职员外郎并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斋郎。其大两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异于庶僚，大示区别。后更每岁奏荐，积成冗官，假有任学士已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今百姓贫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轻，政事不举，俸禄既广，刻剥不暇。审官院常患充塞，无阙可补。臣请特降诏书，今后两府并两省官等遇大礼[2]，许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侄骨肉，则与试衔外，每年圣节，更不得陈乞。如别有勋劳著闻中外，非时赐一子官者，系自圣恩。其转运使及边任文臣初除授后，合奏得子弟身事者，并候到任二年无遗阙，方许陈乞。如二年内非次移改者，即许通计三年陈乞。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监已上，并同两省，遇大礼各奏荐子孙。其正郎、带馆职员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点刑狱已上，遇大礼合该奏荐子孙者，须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陈乞。已上有该说不尽者，委有司比类闻奏。如此，则内外朝臣各务久于其职，不为苟且之政，兼抑躁动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铨曹，与孤寒争路，轻忽郡县，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边上差遣，并大礼合奏荐子弟者，乞下枢密院详定，比类闻奏。』

　　十一月丁亥，诏曰：『周大司乐掌学政，以六艺教国子，则官材盖本于世冑。而今之荫法，推恩太广，以致疏宗蒙泽，稚齿授官，未知立身之道，从政之方，而并阶仕进，非所以审政事民也。其著为令，使夫冢嗣先禄，以笃为后之体；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设考课之格，立保任之条。古不云乎：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励世磨钝。咨尔庶位，体兹意焉。宰相旧荫子为将作监丞，期亲太祝、奉礼郎，自今子、期亲悉如旧，余亲以属远近补试衔。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子为太祝、奉礼郎，期亲校书郎。今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以次补试衔。仆射、尚书子为校书郎或正字，期亲寺监主簿。今子孙并期亲尊属如旧，余属第补试衔。一二司使、翰林学士、侍读、侍讲、龙图阁、枢密直学士、丞郎子为正字，期亲寺监主簿。今子及期亲尊属如旧，余属第补试衔或斋郎。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谏议、舍人、知制诰、龙图、天章阁待制、卿、监、三司副使、知杂子为寺监主簿，期亲试衔。今惟长子听如旧，余属第补试衔或斋郎。郎中、省府推判官、馆阁职旧郊恩荐补，其常以赃抵罪复故官，至郎中及员外郎，任馆阁职，止荫子孙亲属一人，尚在谪籍者弗预。转运副使、提点刑狱，悉于郊礼前到任，逾一年乃听荫补。凡选人，年二十五以下，遇郊，限半年赴铨试，命两制三员锁试于尚书省，糊名誊录。习辞业者，试论或诗赋，词理可采，不违程式为中格。习经业者，人专一经，兼试律十道，而通五为中格，听预选，以上经两试，九选以上经三试，至选满，有京朝官保任者三人，补远地判司簿尉，无举者补司士参军。或不赴试，亦无举者，永不预选。京朝官年二十五以上，岁首赴试于国子监，考法如选人，中格者调官。两任无私罪、有监司、知州、通判保举官三人人亲民。经三试，朝臣保举者三人，与下等釐物务。两任无私犯，监司或知州、通判保举者五人，人亲民，愿易武弁者听。其武臣，使相子为东头供奉官，期亲左侍禁，子及期亲如旧，余属自左班殿直第官之。枢密使副、宣徽、节度使子为西头供奉官，期亲左侍禁，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属自右班殿直以下第官之。统军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子力右侍禁，期亲右班殿直，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属自三班奉职已下第官之。客省使、引进使、防御使、团练使、四方馆使、枢密都承旨、阀门使，子为右班殿直，期亲三班奉职，子孙及期亲如旧，余属三班借职以下第官之。正刺史子为三班奉职，期亲借职，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属为差使殿侍。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为三班奉职，期亲借职，子孙并期亲尊属如旧，余属为下班殿侍。诸卫将军、内诸司副使、枢密院承旨，子为三班借职，尝以入己赃坐罪，迁至诸司副使、诸卫将军，止荫子若孙一人。初任川、广、福建七路恩如旧。凡三班，试弓弩于军头司，力及而射有法为中格。习书算者，三班院书家状，误才三字，算钱谷五事通三为中格。习《六韬》、孙吴书，试义十而通五为中格，兼弓弩为优，愿试策者听之，五通三为中格。或习武艺五事，驰射闲敏，通书算者，亦为优等，补边任。武艺不群、策详而理畅为异等，引见听旨，荫长子孙皆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若弟侄，须年过二十，必五服亲乃得荫。已当荫而物故者，无子孙禄仕，听再荫。』自是任子之恩杀矣，然犹未大艾也。

　　五年二月辛卯，知制诰余靖言：『臣伏睹近降中书札子，今后臣僚奏荐子孙亲属，内长子、长孙皆不拘年甲，诸子孙须年十五以上，弟侄等并须年二十以上，方得奏荐，所奏亲属，并须在五服内者。窃以朝廷推恩延赏，比要嗣续门户。其有老登郎署，晚得职司，亲的子孙，尚多限以年幼，不得陈乞，而乃旁荫疏远房，从年长之人，则是舍亲而用疏，遗近而取远，殆非国家善善及子孙之意。伏况自来奏荫少年子弟，并须二十五岁以上方许出官，虽受京官，亦不破官中请受，于国家别无嫌碍。兼臣今来奏臣亲弟年已及格，不碍新条，但缘年老，臣僚不得奏其亲的而旁奏疏属，于理不便。伏乞特降指挥，应合奏荫亲属臣僚所奏子弟侄，特令不拘年甲，以广延赏之典。』从之。

　　三月己卯，诏：『补荫选人，自今止令吏部流内铨候该参选日，量试所习艺业注官。其庆历三年十一月条制勿行。』监察御史包拯言：『臣伏睹先降敕节文，应奏荫选人年二十五以上，过南郊大礼，限半年内，许令赴铨投状。京官每年春季赴国子监投状，并差两制官于逐处考试，内习词业者，或论或诗赋；习经业者，各专一经；试墨义等及格者，与放选注官及差遣。自敕下之后，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风，笃于为学。诏书所谓非惟为国造士，是乃为臣立家，实诲人育材之本也。近闻有臣僚上言，欲议罢去，是未之熟思耳。且国家推恩之典，其弊尤甚，因循日久，训择未精。今诏命方行，遽欲釐革，则务学者日以怠堕，一旦俾临民莅政，懵然于其间，不知治道之所出，犹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条制有未尽事件，欲望只令有司再加详定，依旧施行。』

六年四月壬子，权御史中丞张方平言：『臣窃闻近有恩旨，将来圣节，自大卿监以上陈乞恩泽并依旧者。庆历四年，范仲淹奏定臣僚任子弟之制，其间难行如国子监、尚书省等事，并已冲改，其恩例见行。今自知杂御史以上，何勤于国?岁补奏京官一员。祖宗之时，未有此事。近岁积累，侥幸为此弊法。仲淹所请，略从裁损，考之理道，已是适宜。臣近曾具天圣、景祐中及见今文武官员数进呈。据今京官，比景祐中已多七百余员。经久之图，何以处置?其臣僚恩例，乞且依新制为便。若朝廷议论惟是之从，又不可以人废言也。』

方平此奏附见：『其间难行如国子监、尚书省等并已冲改。一所冲改事当考，又不知方平此言从违如何，并此月戊午所上书，皆当考。八年三月甲寅[3]，方平答圣策，犹言『少卿监以上，每岁奏荫子弟』，则是方平此言初不从也。或方平此言在八年三月以后，更详之。

戊午，诏：『使相节度使以下，正刺史、殿前都指挥使至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带遥郡团练使已上奏荐班行恩例，自今并依旧制，余依前后条贯施行。』

此据《会要》，《实录》无之，必是改三年十一月范仲淹所定条贯，但史不详耳。余悉依前后条贯，或与是月壬子张方平言『不可以人废言』相关，当考。

　　至和二年九月辛巳，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李柬之言：『西汉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一子为郎，王吉尚谓「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矜，不通古今」。今文武官三司使副[4]、知杂御史、少监、刺史、閤门使以上[5]，三岁任一子[6]，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三岁得任一子，文武两班可任子者，比之祖宗朝多逾数倍，遂使绮纨子弟充塞仕途，遭逢子孙，皆在仕宦，稚儿外姻，并沾簪笏之荣，而又三丞以上致仕者任一子。况七十致仕，古之常制。少登仕宦，晚至三丞，恩惠未见及民，功业未闻及国，至于退罢，更令任子，退一老者，进一孺子，甚非国家优贤取士之道也。此所谓任子之恩太广也。』又曰：『往年减省补荫，近臣之家靳惜厚恩，务全己欲，但于服属疏者举数事而已，使天下议论多不厌伏者，率由措事之未公也。大凡立法，自贵者始，则人无怨心。请先自嫔御、宗室及两府大臣，以至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已上，及内臣之家，一切裁减之，十年当见成效。尚循旧贯，不图改为，而欲望起治道，清仕途，不可得已。』于是中书先请自二府、宣徽、节度使遇南郊，仍旧奏二人，而罢每岁乾元节任子，余诏两制、台谏官定以闻。

嘉祐元年四月。初，龙图阁直学士李柬之请更定选举补荫之法，知谏院范镇请见任二府，止许荫己之亲兄弟、父之亲兄弟、父之兄弟之子；正任团练使以上荫曾孙；知杂御史以上荫孙；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止荫子。其岁奏一人者，三岁一奏之。侍御史毌湜请见任二府节度使以上，再经乾元节，荫亲属一人；知杂御史、閤门使以上遇郊一奏荐，余必再经郊。科场取士，百司人流悉减半，罢内臣荫子孙及输钱粟授官。下两制议，而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今二府及使相宣徽、节度使三年荫二人，已减旧恩之半。余文武官，请一岁及三岁当任子者皆倍之，内臣毋得过二人。嫔御皇族，约此为法。罢南省特奏名、百司人流者如吏部格。』弗听减年或换武，遂敕中书、枢密院裁定，于是诏：『见任二府、使相宣徽、节度使、御史知杂，悉罢乾元节恩荫。学士以下遇郊，听荫大功亲；再遇郊荫小功亲。郎中、带职员外郎初遇郊，听荫大功亲；再遇郊荫小功亲。郎中、带职员外郎初遇郊，听荫子若孙，再遇郊荫期亲，四遇荫大功以下亲。初该荫而年六十无子，听荫期亲，皇族大功以上妻[7]（

皇族大功以上妻，《会要》作『皇亲大将军以上妻』[8]）再遇郊，亦听荫期亲。

广南东西路转运使[9]、提点刑狱奏子孙若亲兄弟一人，益、梓、秦、延、并、广知州、陕西、河东、河北、广西带一路安抚使、知州及益、梓、利、夔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听奏亲属已有官人优便地一人若子孙，仍升一资，京朝官陛一任。其员外郎、知州而理监司资序旧得荫者罢之。尝任两府，分司、致仕，遇郊奏听旨；分司大两省官以上降一等。郎中以上子孙未有官，许荫一人止。凡致仕恩，大两省以上降一等，郎中、员外郎许奏子孙若弟侄一人，毋得奏同宗无服之亲。三丞以上，止与亲属徙优便官[10]。其武臣閤门使已上至节度、观察留后、统军上将军、枢密都承旨及管军节度、观察留后、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左右厢主带遥郡团练使已上，遇郊荫大功亲，再遇郊荫小功亲。诸卫大将军、诸司使、枢密副都承旨、副承旨、诸房副都承旨以上，再遇郊，乃听荫子若孙及期亲。初该荫者，遇郊即听。或已该荫而子孙今未有官者，亦准此。自后须再遇郊始听之。诸卫将军、诸司副使、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以再遇郊，乃听荫子若孙。陕西、河东、河北缘遥部署，听奏亲属有官人优便地一人，若子孙与减磨勘年。诸路钤辖，除广东西及知邕、宜州听荫子孙及期亲外，益、梓、利、夔四路，但听奏有官亲属人优便地，子孙与减磨勘年。诸司使除诸卫大将军致仕听荫子若孙一人，如无子孙，降等荫期亲，或子孙已有官愿升资者亦听。余并依累降条约。』自『其武臣閤门使已上』至『条约』，据《成都编录条贯》再增修，国史遂削去『武臣』一节，盖比类文臣即可知，然要未备也。范镇奏议，国史所取甚略，今取奏藁详注之。镇言：『臣谨按：唐制，五品以上荫孙，三品以上荫曾孙，而无荫兄弟叔侄之文。今文官自知杂御史以上，岁奏一人；自带职员外郎以上，三岁奏一人；武官自横行以上，岁奏一人；自诸司副使以上，三岁奏一人，又无兄弟、叔侄、曾孙之品限，而旁及疏从，所以入流浸广，仕路益杂。臣欲乞见任两府，听荫兄弟、叔侄；见任学士、正团练使以上，比唐三品，得荫曾孙；知杂御史、正刺史以上，比唐五品，得荫孙；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专得荫子。兄弟、叔侄降曾孙一等，曾孙降孙一等，孙降子一等。又岁奏一人与三岁奏一人者，自有京官试衔、斋郎之别，武官亦宜如是。欲乞岁奏一人者，亦令三岁奏一人，于所待官上遽加一等或二等，以优异之。若得奉礼郎、太祝者，与大理评事、诸寺监丞之类。议者若曰：今自学士而下，舍兄弟、叔侄而专任子孙，非所以广亲爱之道。臣窃以为不然。兄弟、叔侄，于公则刑不相及，于私则财不相及，著令因官置到资产，不及兄弟、叔侄。至于朝廷爵赏则轻加之，为不可也。臣欲乞除品合得荫外[11]，朝廷必欲徇其私爱，加惠旁宗，但令奏补，无使入流，而有才艺，自随科目贡举课试，中科者自比类白身人优与推恩。其无子孙者，特听奏旁亲行人入流。如此，则下不失私亲之爱，上无冗官滥赏之弊。』镇又言：『唐制皆无荫兄弟、叔侄之文，亦无一岁、二岁、三岁之差，惟以品数为限。今诸司副使才比太子中舍，而与带职员外郎同得任子，为太优幸。欲乞诸司副使，须历路分钤辖以上差遣，方得奏补，以比员外郎带职者。国朝典章，大抵皆习唐故，以其近而可用也。惟是奏补之法未尽循用，盖国初天下新定，人未乐仕，至有敦遣富人使为官者，故于兄弟、叔侄之制，未遑暇也。今太平日久，入官者众，其于条革，非稍放唐制不可。伏乞检会臣前奏，令执政大臣一处参酌施行。』又言：『窃闻议者欲自两制以上二岁奏一人，郎官以上六岁奏一人。郎官仕官，非三十年未能至，乃是陈力之人。今既有品数，又限以年，窃恐未均，未均则下必怨，下怨则行之不久。』

均公田

　　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等上疏，其五曰均公田：『臣闻《易》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此言圣人养民之时，必先养贤，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然后可责廉隅，安职业也。本朝初，承五代乱离之后，民庶凋弊，时物至贱。暨诸国收复，郡县之官少人除补，至有经五七年不替罢者，或才罢去，便人见阙。当物价至贱之时，俸禄不辍，士人家无不自足。咸平已后，民庶渐繁，时物遂贵，人仕门多，得官者众，至有得替守选一二年，又授官待阙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贵之后，而俸禄不继，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复于守选、待选之日衣食不足，求人贷借，以苟朝夕，到官之后，必来见逼，至有冒法受赃，赊贷度日，或不耻贾贩，与民争利。既作负罪之人，不守名节，吏有奸赃而不敢发，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于是贫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诉，徭役不均，刑罚不正，比屋受弊，无可奈何，由乎制禄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思深虑远，复前代职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节，婚嫁以时，丧葬以礼，皆国恩也。能守节者，始可制奸赃之吏，镇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则无枉。近日屡有臣僚乞罢职田，以其有不均之谤，有侵民之害。臣谓职田本欲养贤，缘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坏其名节、不能奉法、以直为枉、以枉为直、众怨思乱而天下受弊，岂止职田之害耶?又自古常唐百官重内而轻外。唐外官月俸犹更丰足，簿尉俸钱尚二十贯。今窘于财用，未暇增复。臣请两地同议外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且使英俊之流，乐于为郡、为邑之任，则百姓受赐。又将来升擢，多得曾经郡县之人，深悉民隐，亦致化之本也。』

　　十一月壬辰，诏限职田。凡大藩，长吏二十顷，通判八顷，判官五顷，幕职四顷。凡节镇[12]，长吏十五顷，通判七顷，判官四顷，幕职官三顷五十亩。凡防、团以下州军，长吏十顷，通判六顷，判官三顷五十亩，幕职官二顷。其余军、监长吏七顷，判官、幕职官并同。防、团以下州军、凡县令万户以上六顷，五千户以上五顷，不满五千户并四顷。凡簿、尉，万户以上三顷，五千户以上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二顷，录事参军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发运制置转运副使、武臣总管比节镇长吏，发运制置判官、武臣钤辖比防、田州长吏，诸路转运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抚都监、路分都监比节镇通判，大藩府判官、黄汴河、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比节镇判官，节镇以下至军监、诸路走马承受并寨主、都同巡检、提举捉贼、提点马监、都大巡河不得过节镇判官，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不得过幕职官，巡辖马递铺、监堰并县镇监当不得过簿尉。自此人有定制，土有定限，吏以职田抵罪，比前日稍希阔焉。其明年，谏官余靖言：『伏观去冬十一月敕，颁定天下职田顷亩数目，令三司指挥。无职田处及有职田而顷亩少处，并元标得山石积潦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内，检括官荒田并户绝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拨添换，以庆历四年为始。斯盖陛下所以劝群臣养廉吏之大惠也。然朝廷举事当以民为本，民患未去，官吏何安，而尚纷纷扰之?伏见淮南、江浙经春少雨，麦田半损，蝗蝻复生；京东、京西、荆湖南北[13]、广南诸处，盗贼未尽扑灭；陕西、河东辇运困苦。且庶民惶惶，失其农业，而长吏以下各营其私，忧民之心，有所未至。加之检刮，宁不搔扰?况今来所定顷亩，比于旧日数，三倍其多，贪吏因缘，其害甚大。伏乞朝廷特降指挥，旧有职田处，即依庆历元年已前旧制外，其未有职田处，更俟二三年，别取朝旨标拨。』

余靖奏不得其月日，今附此。据王罕传，谓以户绝荒田为公田非法意，则必因靖奏，遂有厘革，但史不详载耳。

　　初，诏定天下公田，诸路多误以户绝为荒田给官吏。其后国子博士华阳王罕提点湖南路刑狱[14]，谕所部以法不当给，听自举觉。既而广南诸州坐收户绝田赃废者七十余人。知审刑院张揆尝见湖南官吏列首状[15]，他日过罕于殿庭，谓罕曰：『公德及人者多矣!』

王罕事据王珪志罕墓及本传。罕为湖南宪乃庆历五年十一月；张揆知审刑院，又在皇祐五年二月，今并附此。

校勘记

[1]转运使 原本脱『使』字，据《长编》卷一四六补。

[2]大礼 原本作『大理』，据《长编》卷一四三改。

[3]三月 原本作『二月』，据《长编》卷一五八注文改。

[4]使副 原本作『副使』，据《长编》卷一八一乙正。

[5]閤门使以上 原本作『閤门今以□』，据《长编》卷一八一改补。

[6]三岁 原本无『三』字，据《长编》卷一八一补。

[7]以上妻 原本作『以上亲』，据《长编》卷一八二及夹注改。

[8]大将军 原本无『军』字，据《长编》卷一八二注文补。

[9]广南东西路 原本作『广东南西路』，据《长编》卷一八二乙正。

[10]徙优便官 《长编》卷一八二作『亲优便官』。

[11]品合得荫 原本作『品令得荫』，据《长编》卷一八二注文改。

[12]凡节镇 《长编》卷一四五作『比节镇』。

[13]荆湖 原本作『荆河』，据《长编》卷一四五改。

[14]湖南路 原本作『河南路』，据《长编》卷一四五改。

[15]湖南 原本作『河南』，据《长编》卷一四三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三

仁宗皇帝

募兵 减兵附

　　宝元元年，赵元昊反。

　　二年八月，知原州[1]、六宅使郭志高请部均募置弓箭手五十人，从之。

　　康定元年正月癸未[2]，诏陕西转运使明镐往鄜州、同州、河中府点募强壮以备边。

　　二月丁未，诏陕西安抚使韩琦与转运使量民力蠲所科刍粮，调民修筑城池，悉其数以闻，当加优恤。官吏因军与受赇者，听人告。比令诸州、军点集丁壮，止欲防护城池，亦不刺手面，改除习外，无得它投。若奸人妄有煽摇，委所在擒捕之。先是，诏陕西点募强壮，命琦抚谕，仍促本路如诏。言者又以增数为请，琦奏曰：『转运使及郡县尚未点集，必谨重此事，虑有惊扰。盖民丁既为强壮，且忧刺以充军。本路近尝添差弓手，耳目皆已习熟，必无疑惧。请除商、虢二州，各于逐县见管乡村三丁已下主户内，选差一名充弓手，更不差强壮，使减税，免立阶级，分番教习。』著为条约甚备。诏悉如所请。

　　三月己卯，工部郎中、直史馆、同修起居注吴遵路为天章阁待制、河东路计置粮草。遵路尝建议复民兵，于是并诏遵路籍河东乡丁为边备，仍下其法于诸路。

　　四月丁亥[3]，大理寺丞、秘阁校理石延年往河东路同计置催促粮草。明道中，延年尝建言：『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请选将练兵，为二边之备。』不报。及西边数警，始召见，命副吴遵路使河东。时方用延年之说，籍乡丁力兵故也。乙巳，诏河北都转运使姚仲孙、河北缘边安抚使高志宁密下诸军州添补强壮。初，知制诰王拱辰使契丹还，言：『见河北父老，皆云契丹不畏官兵而畏土丁，盖天资勇悍。乡关之地，人自为战，不费粮廪，坐得劲兵，宜速加招募而训练之。』故降是诏。

六月甲辰[4]，诏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等路量州县户口，籍民为乡弓手、强壮，以备盗贼。河北、河东强壮自咸平以来有之，承平岁久，州县不复阅习，多亡其数，于是诏二路选补，增广其数，并及诸路焉。

诏二路选补增广其数，据本志。并及诸路，则据事修入。《实录》云：『诏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路[5]，其量州县户口，增置弓手[6]，以备盗贼。』本纪但云『增置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弓手』，《朔历》同，《实录》皆无『强壮』宇，惟《稽古录》、《大事记》有之，今拔取修入。盖河北、河东、陕西旧已有强壮之名，河东及陕西旧已有弓箭手，今并京东西新招弓手，总得名强壮也。

　　八月丁亥，诏：『诸路罪人多、犯罪情理重，选少壮者，刺配永兴军牢城，候及三百人，选置军校，团为威捷指挥，教阅武艺，分隶逐路部署司，以备前锋。有能效命者，加之拔擢。』

九月乙丑，诏：『河北、河东路强壮、陕西、京东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为团，置押官；四团为都监，正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指挥，置指挥使，皆以阶级伏事。年二十系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户代之，听私置弓弩。每岁十月后、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阅，半月即遣归农。或遇非时勾集，守城及捕盗贼，日给粮二胜。岁正月，县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举按不如法者。』

《实录》所书太繁，今用本志及《朔历》删修。河北、河东强壮事，始见咸平三年及景德元年；陕西、河东弓箭手，见建隆二年及景德二年。京东、西新置弓手，当考也。

十二月乙酉，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李淑、知制诰贾昌朝、同修起居注郭稹、天章阁侍讲王洙同详定弓手强壮通制，又命淑判兵部，洙同判，时诸路方籍乡兵上兵部也。河北强壮在籍者凡二十九万三千，河东十四万四千。

此据本志。康定年两路强壮数令附见此，弓手别见。

庆历元年二月辛丑[7]，诏京东西、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招置宣毅军，大州两指挥，小州一指挥，为就粮禁军。先是，河东、北、陕西与京东、西皆增募乡兵，其后遍令天下，各增募额外弓手，于是始立宣毅军额以统之。惟陕西仍故，号为保捷。两河强壮虽别名义勇，亦有隶宣毅者。

募额外弓手遍及天下，此据张方平所陈八事疏，不得其时，当在康定元年十月以后。正史、《实录》等书皆无之，今附见。盖所招宣毅军，其军士即去年增募额外弓手也。

　　初募额外弓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张方平上利害八事，其一曰：『敕文：逐县除旧管弓手外，据见管主户，每一千户差点弓手五十人，一万户五百人。如不满千户及万户已上，据今所定分数比量点差者。伏以天下大县，有及五六万户者，若县管主，户五万，则所差二千五百人，非惟人数过多，民力烦弊，或地处远险，或岁逢荐饥，或守令非人，或奸猾乘隙，聚兵资寇，亦不可以不过虞也。欲乞诸万户以下县，所差人数，一如敕文处分，即万户以上，亦以五百人为正，缘虽小县，不可无备，虽大县，而选兵五百，亦足以自卫矣。如此，则轻重之势平，臂指之力均矣。』其二：『敕文：其弓手须见管帐籍主户差点者。只如臣州管内[8]，户籍有升降帐，有桑功帐，并岁上于户部。升降帐所管主户二万一千二百有余，此盖官吏受俸，约此户口数也。桑功帐所管主户三万七千六百有余，此乃州县户口岁有增益之数也[9]。州县赋役各有五等户，板簿常所据用。窃虑逐处拘于帐籍二字，致有点差异同。欲乞明降处分：州县止以见用五等版簿见管主户数为准，则天下役均焉。』其三：『敕文：所差点弓手，其第四、第五等户如委实贫阙[10]，虽有丁数，不得一例点差者。乞令诸州县先从物力丁数最高强户点差，第一等不足，即差第二等；第二等不足，即差第三等。比并资产丁力高强者点定。所有合供州县色役，依旧轮流差遣。见供州县色役者暂免弓手，已异役者即充弓手[11]，非惟先富强而宽贫弱。又高赀之人，各有护惜家乡亲爱之意，故必重于犯法。至于合用器仗，亦有力置办，各得精好，自然天下点差事体均当。』其四：『敕文：令逐县并置教场，每岁起十月后，至正月终，常分番勾集教阅。自教阅时，每人支日食米三胜者。十月后虽是农隙，集教日长，民亦不易。又约计逐岁人且支米二石四斗，今诸州县仓廪除上供外，留州支遣，例少储蓄。即如臣州，在两浙中户口不多，所差点弓手若据主户实数，犹仅二千人数，例支给口食，岁支米四千八百石。将多补少，计天下支费，其数不啻百万斛。若令逐县所点弓手便作三番，教习时即支与口食，已教放归，便截日住支，即如三千户，弓手一百五十人，每番五十人赴教，每岁习四十日而已。人不失业，官不费储，是减天下粮给之费三分之二也。』其五：『敕文：自教阅时量借甲弩器械，教习披带，教罢便仰管辖官员收纳入库，其弓箭、刀锯及木枪、杆棒之类，即许自置，以备本乡村教习者。夫奋梃揭竿，犹足以资啸聚之势，况人知斗战，家有利兵，不可启也。请令逐人所置弓箭器械各自标认，悉纳州县，每当教阅，及遇有盗贼，勾抽会合之时，据数给付，毕事随纳。常令官吏点检，其有损动，即番次给出，各令修换。』其六：『敕文：所差弓手，每五百人内，选差会武艺有身手者一人充挥使者。伏以内地州县与河朔不同，河朔所置乡军，本备战守之用，故依军法立为阶级，以相摄制。又逐州军各屯强兵，势足弹压。今内地州县人不习兵，但财力相维，富役贫，强暴寡，其兼并豪猾之民，居常犹吞噬贫弱，为乡邑害，况公许之相制乎?夫能为五百人长，必乡里大猾者，非惟为贫弱之暴，更具有患之大者。彼前世之大寇，乘饥扰之衅奋臂，犹足以为天下患，况使之有素练之士、甲兵之利乎?兹事大有安危之势焉。请令所点弓手，每十入团为一甲，置节级一人，使岁一替换，依次更番，补充其指挥使之名。伏乞省去逐甲，人少则节级易为拘管呼集，更番补充则不相摄服，亦驭民之上策也。』其七：『敕文：所点弓手，须是少壮者，充与色户下诸杂差配。伏以天下州县人户，大抵贫多富少，逐县五等户版簿，中等已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等、第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故国家诸杂赋役，每于中等巳上差科，所以惠贫弱也。今富强之家尽占为弓手，即诸杂科配悉出于贫弱，傥又奸吏因缘搔扰，即县乡益困。若分番教习，每岁赴教止四十日，而官与之食，富强之家未为有损，而乃虚免差配，贻患下户。欲乞今州县诸杂差配一切如旧，但严行条约，所差弓手除教阅外，州县不得妄有勾抽差借、诸般追役。或有强恶贼徒结成群党，勾抽会合之时，亦只许随例勾点，令佐亲自部伟拚逐，不得令公人押领，淹延团聚，如长役弓级耆壮等一例。监捕之法，若县乡小小盗贼持杖窃盗，非群行攻劫者，亦不得擅行勾抽，免致官吏挟便，恣意聚散，即其受利过于免差配之惠也。』其八：『每岁教阅之时，乞令逐州知州、通判一次巡行诸县，以按阅之。或所点人非壮健，器械不完，行列不整，训习不精，移易簿帐，减削粮食诸事，其逐县令佐各行勘罚。其弛慢甚者，具事闻奏，严加黜责。』方平所议如此，然当时不能尽用也。

六月壬寅，中书奏：『近添差弓手准备捕盗，昨令淮南、江南、两浙、荆湖诸州、军招置宣毅指挥充本城禁军，今已成次第，所有添差弓手，须议减放，欲于见第二、第三等户内选留少壮有勇力者，于旧额外增两倍，每五十人置节级一名，其余拣退者及指挥使并遣归农。』从之。

罢指挥使，盖用张方平奏议，当考。方平奏议附二月辛丑。

　　八月乙酉，中书、枢密院奏：『京西弓手愿充军者，已降宣命，并拣隶宣毅指挥。都监等能召募及五百人已上，特与酬奖。知州、通判岁终委本路转运使具所募人数以闻。』从之。甲午，诏京东等路弓手、强壮愿隶宣毅军者，指挥使以下降一资，监押官以下听如故[12]，仍差朝臣二员晓谕京东路（据《会要》募兵篇）。知谏院张方平言：『伏见宣差朝臣，分路往陕西、河东、京东西路，于前来点差强壮、弓手中招募愿充军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挥者。臣窃思此举事系安危，敢竭微衷，上裨国论，谨列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见如左。自去岁初降敕命，点差强壮、弓手之时，民间喧然，皆言此时点差，虽以强壮、弓手为名，实欲黥补军籍。敕旨屡下，丁宁再三，谕以朝廷点差之意，只要各护乡闾，必不起从征戍。郡县多方安辑，民犹猜哗。及经去冬教习，寻放归业，乡闾窃语，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摇心，恐不自安，每闻一使出行州县，辄相扇动，谓来调发。今此命忽下，果如民所素料，此后命令，无复可信，此其不便一也。宣差命令止召情愿，缘先来点差弓手，多是高赀之家，例皆衣食无缺，岂有情愿充军之人?臣闻所差朝臣已相与议云：「比来受命，意在倚办，若至郡县无人应募，须与官吏迫致之尔。」窃惟所差使臣，盖以朝行集事，寻常浅见之人，复思郡县之官吏，材术足任者无几，今既设以赏利，惟知用心干蹈，若其谋之匪臧，或致变生不测，奸猾乘衅，相激噪聚，万一惊扰，更成厉阶，此其不便二也。所差使臣既与州县官吏抑迫百姓，令伏充军，即须团结押赴京师。充军之人既非情愿，若其上路，因与亲戚离诀，方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不敢各归奉土，聚依萑蒲，远近相应，展转结连，或奸豪之有谋，乘郡县之无备，其势一扰，必劳定辑，此其不便三也。今京东西路颇为饥歉，民既艰食，居常犹为寇盗，一夫首难，奔赴必多，此其不便四也。强壮、弓手各在郡县，未去农业，若朝廷用汉代更之术，因唐防秋之法，人耕出战，递为防戍，则是农不去业，兵不乏备，不因帑廪之积，常得丁壮之人。今既籍为正兵，处之连营，则其衣食、财用，终身仰给县官，此其不便五也。已降御札，冬至将行郊礼，远近郡县，尤宜肃静。夫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者，百姓也。缓之斯和，动之斯危。武有七德，安民为本，事规未兆，弊犹不救，若又迫之，是启乱也。则朝廷之忧，不在四鄙。夫祸起所忽，慝生有阶，秦之胜、广，汉之黄巾，唐之巢、让，是皆始于乌合之众，此不便六也。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深虑，不可不过防。臣以一介贱微，见识浅近，诚不足以参国论、赞圣谋，但以职在谏曹，当有犯无隐，故陈愚管，上祈裁择。臣谓陕西、河东，其近里州郡，乞将前来点差弓手等，中分其半戍边，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归，岁一代更，留其半防守本州，以时训练。当就戍之时，依出军人，官与装费。冬给衣赐[13]，日支口食。盖民所以惧籍之为兵者，不惟前冒锋刃矢石之难，且重去乡土[14]，终身与亲爱姻族永相隔别，此其大戚也[15]。今若番休递戍，终是不离本乡。冀望边事渐宁，即当息肩安业。昔太宗皇帝籍两河之人以为乡兵，于时识者亦悼其失策，盖不若因两河强壮使之扦边，壮者人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阙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又闻于时籍乡兵之际，因大军方集之威，犹虑其乱，乃密诫诸州郡克期，一日而事毕，故民虽奸谋相动，不复及之。今朝廷既惜强籍之名，又为必籍之事，命两朝臣分使一路，周环三一十郡，幅员十数千里，或未能亲到，但行文移。州县官吏，方且各率所见，异同纷起，但恐使人一出，民心一摇，后虽悔之，或所难及。愿朝廷审如图议，事不惮改，追还所下逐路转运使宣命，停所差官勿遣，实天下幸甚，国家之福也。』疏入不报。方平再疏力争之，又不报。

按：方平后疏云十日具奏，不知是何月。奏有『已降御札』等语，非七月即八月。盖八月十八日甲午，初遣朝臣二员诣京东招捕宣毅军，其翌日乙未，或奏以此月十九日上也。今附见。

　　乙巳，诏诸军诸班直子弟民间有材勇者，如愿效用，听诣所属自陈[16]，以补保捷，满人即权遣戍边。

　　十月庚辰[17]，知并州杨偕言：『今虽得强壮百万，恐未可以应敌。请益本路官军六七万人。』诏报曰：『自昔边防悉用土兵[18]，顾训练何如耳。所募强壮若能以时阅习，与正军参用，岂不可以应敌耶?』己丑，御史台推直官、秘书丞李宗易言：『奉诏之河东募强壮充军，其强壮避刺面，多逃逸[19]。乞刺其手背。』从之。

　　十二月丙子，中书、枢密院言：『京东、西路所募宣毅军，令逐路各选万人赴京师隶禁军。』从之。

　　二年正月壬戌，分遣内臣往河北路催募兵，及万人者赏之。

　　二月乙未，诏河北诸州强壮自三月后，并赴州阅习，委知州择其强劲者刺手背为义勇军，不愿者释之，而存其籍，以备守葺城池。自是强壮寝废。诏始下，人情汹汹。河北转运使李昭述乘疾置，日行数舍，开谕父老，众始安。

　　三月乙卯，中书、枢密院奏：『乞简河东弓手有武勇者，不刺面为义勇指挥，陕西弓箭手刺面为保捷指挥。』从之。

　　四月，知渭州王沿请刺本路弓箭手三万人充军。从之。戊子，诏河北教阅义勇指挥，令番休于家。其惰游不业农者，听其家长告官，重行科责。甲午，刺环庆路保毅强壮人为军。

　　五月，诏：『乃者以河北、河东弓手为军，盖欲知山川道路，服习耕战。而诸道游冗之人，皆愿雇代之籍。其非正身者，一切罢去。』

　　闰五月壬申，诏河北路义勇军、乡兵死而其家有丁壮者，令逐处选补之。

　　十月，知奏州韩琦尝奏本路兵备素少，请益军马。朝廷以诸处未可抽那，难于应副，诏琦详度，以点到弓手，选其少壮，刺手背充军。或为保毅弓箭手，或别立名额，速具利害以闻。琦奏：『有唐以前，兵出于民而国不费财，战得用者，盖军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军。年纪浸久，耳目习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为兵，但为刺面给粮，则甘死战斗。圣朝因旧重改，广置禁军，以安天下，以服四裔，亦随时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昊寇扰西鄙，乃于陕西点民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则赴集，无事则归农。武艺废而不修，禁约轻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疏属外亲，或别雇人应名，更相为代，而官中了不可别。每遇上州防拓[20]，多是结聚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数，若倚以战贼，适足败事。臣累陈拣刺土兵自是祖宗旧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终与民不殊。请点为禁军，人给刺面钱二千，无用例物。』诏从琦请，简陕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挥，仍给例物。命既下，朝廷复检会前奏，令勿给。琦复奏：『拣刺土兵，人皆知为当今之利，顾无敢发明者，虑生事已有责尔。臣不避数十万户之怨，捐躯建言，众情幸已贴然，今数十万人所得之物，乃以臣一言故罢，岂不取怨益深?欲使总此新军御戎立事，岂不难哉?愿给例物如前。』诏从之。庚戌，转运使言：刺保捷军凡一百八十五指挥。秦州既刺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人。环庆、保安亦各籍置。是时诸州保毅总六千五百十八人，为指挥三十一。

此据本志，因刺保捷，附见。

河东、河北义勇，当庆历初，河北路总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人，河东路总七万七千七十九人，皆简强壮兵抄民丁涅手背为之。户三等以上置弩一，当税钱二千；三等以下官给。各营于其州，岁分两番训练，上番给俸廪，犯罪断比厢军；下番比强壮。

此据本志，因陕西刺保捷数，遂附见。

　　戊辰，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言备边六事，其二曰复土兵：『今河北、河东强壮、陕西弓箭手之属，盖土兵遗制也。且寇敌居苦寒沙碛之地，恶衣食，好驰射，自古御寇却敌，非此不可。然河北乡兵，其废已久；陕西土兵，屡为贼破，其存者十五二三。臣以谓河北、河东强壮，除已诏近臣详定法制外，每因阅习，则视其人武力、兵技之优劣，又择其家丁夫之壮者，以代老弱，每乡力军。其才能绝类者，籍记其名姓而递补之。陕西蕃落弓箭手贪召募钱物，利月入粮俸，多就黥刺，混为营兵。今宜优复田畴，安其庐舍，使力耕死战。世为边用，则可以减屯戍而省供馈，为不易之利。内地州县增置弓手，亦当约如乡军之法而阅试之。』

　　十一月戊戌，诏河北见教习义勇宜并放归田里，候来岁正旦，分作四番，勾集训练。

　　三年正月庚寅[21]，募关中流民补振武指挥。咸平中，选乡兵为振武，后益衰耗。至是岁数不登，因有是诏。

　　五月丁丑，诏河东义勇兵愿隶诸州，就粮神虎、宣毅禁军者听之。

　　四年四月癸丑，诏：『诸路招禁军，而人才小弱者，官吏并劾罪以闻。』时上封者言：『招军有常格，而所至务张其数。多得怯弱不及等之人。比有复自禁军降隶厢军者，故条约之。』

　　十二月丁未，册命元昊为夏国主[22]，更名曰曩霄。

　　五年正月丙子，枢密副使韩琦言：『当此之时，若便谓太平无事，则后必有大忧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虑及经远，则后必有大利者一。臣久在陕西，敢陈陕西合措置事宜。且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虽罢招讨使，而边备不可弛。请仍选有材望近臣为之主帅，特降手诏，委之久任，使其经略一方，以备羌人翻覆之变。又西路所驻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边，二分令东还，二分徙近里州军。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环庆、泾原路徙屯邻州，永兴军、秦凤路徙屯凤翔府。逐路分钤辖一员、驻泊都监二员，与逐处知州同行训练，而本路仍领之，非有事宜，不敢辄抽动。其徙屯军马处知州才望轻者，请选人代之。又逐路所抽就粮土兵，请委逐路帅臣相度，岁分两番，留一番在边，一番放归本处，不惟减节边上粮草，兼使无久戍之劳。又陕西州军经南郊赏给之后，官帑例皆空虚。今范仲淹若过陕西宣抚，又有军间特支，徒益所费。若臣策可行，陕西亦别无处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复见诸路昨置宣毅兵仅一十万，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赡给?况闾里窃发，自有巡检、县尉可以捕系。若防群盗，只当益屯一路都会之地，不必每州尽要防守。其宣毅军，欲乞除河北、河东外，其京东二乐西、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挥可减以三百人为额，后有阙，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蠹财用。陕西、河东、河北、京东州军已曾差官拣选，其余路亦请选近上内臣分往拣选，所贵冗食可蠲，而经费可给也。』上悉施用其言。先是，田况言：『观当世之弊，验致灾之由，其实役敛之重，由国计之日窘；国计之日窘，由冗兵之日繁。今天下兵已逾百万，比先朝已三倍矣。自昔以来，坐费衣食，养兵之冗，未有如今日者。虽欲敛不重，民不愁，和气不伤，灾渗不作，不可得也云云。夫国家所养之兵，其下者役苟不能堪，此则为冗食于诸路。宣毅、广捷等军，其间孱弱者甚众，大不堪战，小不堪役，逐处惟欲广募，以邀赏格，岂复顾国家利害哉?宜分遣干臣，简选诸路宣毅、广捷等军，其不堪战者，并降为厢军；其不堪役者并放停。议者必曰：「兵骄久，一旦遽加澄汰，则恐立以致乱。」此虑者之疏也。且孱弱之兵既不堪战，则勇强者亦耻为伍。去年韩琦汰边兵万余人，岂闻有为乱者?今天下财用，不足以赡冗食之兵，尚或顾恤细故，而不思求弊之原，臣窃忧之，惟陛下裁择[23]。』

此疏不得其时，今附见正月末。

　　二月戊子朔，分遣内臣往诸路选汰羸兵。宫苑使周惟德京西路，北作坊使武继隆淮南路，东染院使任守忠两浙路，供备库使陈延达江南东路，左藏库副使王怀正江南西路，内殿承制张志福建路，王元吉荆湖南路[24]，供备库副使卢道隆荆湖北路。诸州宣毅军过三百人者，无得更募。用韩琦议也。

　　八年二月壬申，遣内侍往诸路简兵马上军：如京使陈延达京东路，礼宾副使卫承绪淮南路，文思副使蔡舜卿京东路，礼宾副使董元吉荆湖北路，供备库副使卢道隆江南东西路，内殿承制黄元吉两浙福建路。

　　三月甲寅，翰林学士张方平条对所问曰：『康定、庆历之间，朝廷议刺民兵升厢军，充禁旅。臣时任谏官，屡上章疏，极言其害。至于今日，事势果然。臣昨在三司，计会天下财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来兵数，乞朝廷速加图议。盖太祖蓄兵不及十五万人，太宗时不过四十万人。章圣备御西北，兵籍颇增。祥符以后住招募、斥疲老，以减冗食，至于宝元几四十年，天下可谓久安。向因夏人阻命，宰相非其人，虑害不深，事失几先，逐至大扰，陕西、河北、京东、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挥、武卫七十四指挥、宣毅一百十四指挥，更于江、湖、淮、浙、福建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挥，凡内外增置禁军约四十二万余人，通三朝旧兵，且八九十万人。其乡军义勇、州郡厢军、诸军小分剩员等不在此数。军人日多，农人日少，三边税赋，支赡不足，募人人中，粮草就京给还钱帛，加抬则例价率三倍。外则划刷诸道之物，中则侵用内帑之财，厚赏聚敛之人，贱立鬻官之令，苟循目前之急，莫力经久之虑。凡此冗兵，非惟因天下之财用，方且成天下之祸阶，若不早图，后无及矣。然兹事体实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协济，则事必难成。伏望陛下先且将臣此言详问两府，若别有长策丰财足食，则非臣浅智所及。若量入为出，则乞严令天下，禁止招募，令逐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分按所部，拣选疲老，便与放停，岁须两三次更互巡历，只依常程旋旋拣放[25]，无得宣露密旨。若虽系禁军，其间羸弱[26]，惮于教阅，愿退就厢军者，亦听从便，委枢密院点勘军籍。其人数少者，即令团并。其马军无马愿补填步人者，稍与补充近上衣粮，优处军分。其有马者，即与团并，足成指挥。仍诏诸路经略部署司，使知朝廷深意。有专愎自任无体国之心者，亦在陛下断自圣心，惩一足以警众矣。』

皇祐元午十二月，何郯云：『昨诏诸珞转运使选退州郡老兵弱兵。』必定用方平此议也。

皇祐元年十月丙戌[27]，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臣伏见陕西路顷岁边鄙用兵之际，朝廷指挥，以诸州新弓手刺面充保捷指挥[28]，用备战守[29]，一路之兵，仅增十万，缘当时仓卒，不暇精择，其间甚有疲弱不堪征役之人，驱之行阵，固难得力。自休兵至今，岁月已久，尚未闻一加选汰，所费廪食，不可胜计。况其人并是州县第等之家，系在军籍，甚非所愿。伏望敕本路诸州，令告谕：应系新置保捷兵士，除人员节级外，其余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及等之人，如不愿在军者，许令自陈[30]，委监司、长吏相度，减放归农。此等久习武艺，今若放罢，亦须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乡社相近处，如河北义勇团作指挥，置人员节级管辖。其边郡每岁以北军番递防守处，亦令比旧减数。非时边上或有警急，其罢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却代精兵出战，于是亦无废阙。方今财力大屈，所患在于兵冗。竭天下所出之物，仅能供亿。陛下幸听臣言，特行处置，一路之内，可减三数万人，迺亦省费之一端。近包拯被命往陕西制置解盐，伏乞下臣此议，使其就近覆验，所冀审择利害，然后施行。』枢密使庞籍独以郯所言为是，王戌诏旨，实自郯发之。

十二月壬戌，始听保捷不任役者归农。此据鲜于侁所为何郯墓志。

　　十二月壬戌，诏陕西保捷军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听归农。若无田园可归者，减为小分。凡放归者三万五千余人，皆欢呼反其家。在籍者尚五万余人，皆悲涕，恨己不得去。陕西缘边，计一岁费缗钱七十千养一保捷兵。自是岁省缗钱二百四十五万，陕西之民力稍苏。减放保捷诏，《实录》有之，其余悉从《记闻》所载傅永之言。永时将漕陕西也。

初，枢密使庞籍与宰相文彦博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众纷然陈其不可，缘边诸将争之尤力，且言兵皆习弓刀，不乐归农，一旦失衣粮，必散之闾阎，相聚为盗贼，上亦疑焉。彦博与籍共奏：『今公私困竭，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养兵太多。若不减放，无由苏息，万一果聚为盗贼，二臣请死之。』上意乃决，于是简汰陕西及河北、河东、京东西等路羸兵，无虑八万有余人，其六万有余悉放归农，其一万有余，各减衣粮之半。既而判延州李昭亮复奏：『陕西所免保捷特多，往往缩头曲腘，诈为短小，以欺官司。』籍因言：『兵苟不乐归农，何为诈欺若此乎?』上益信焉。其后王德用为枢密使，许怀德为殿前都指挥使，始复奏选厢军以补禁军，议者非之。

简汰羸兵无虑八万余人，此据《稽古录》。放归农者六万佘，衣粮减半者二万余，及文彦博、庞籍首议并奏对，并据《记闻》。又云施昌言、李昭亮言不可尤甚。按：昌言此年正月自河北漕徙为江淮发运，恐不复言及三路事。而昭亮此年三月，方以北宣徽、武宁节度判延州，四月改天平节度，仍判延州。今削去昌言姓名，但著昭亮。《实录》、正史载省兵事极不详[31]，本志云：皇祐元年，拣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禁、厢诸军，退其罢癃为半分，甚者给粮，遣还乡里，系化外居、以罪隶军或尝有战功者，悉以剩员处之。《记闻》稍删润之，本志所云『更不别出，但取京东西、河东北、陕西等路』字，改《稽古录》所称『天下』字。王德用、许怀德奏选厢军补禁军，当考。至和元年十月，范镇言大臣以募兵塞责，指此也。

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伏观朝廷昨降诏旨，委诸路转运使等第，选退州郡老弱兵士，所去者衰疾尫孱之人，所存者壮盛伉健之人。议者谓练士省财，兹实为利。闻边臣各有论奏，皆谓选汰过多，窃恐所言，未悉利病。缘方今天下之患，莫甚于冗食；冗食未去，不可以节财用；财用未节，不可以除横敛；横敛未除，不可以宽民力；民力未宽，不可以图至治。欲图至洽，宜以去冗食为先。朝廷有此处置，固亦计之甚熟。今命令才下，若以横议亟改，则去弊求治，无其日矣。臣窃料招来边臣之言，亦恐缘转运使锐于专行，不与群帅协议所致。伏乞特降指挥，约束逐路转运使，所至州郡，并令先与帅臣、长吏同议，然后选择，仍不得过有张皇，使众疑惧。其选退之人，或力可耕垦而别无生业，仍乞于所居州县，据口量拨。与系官间田，使之给养，免至流离失所。朝廷前议固已至当，不可妄有改罢，仍乞诏边帅，各令遵守施行。』

降诏诸路转运使，使选退老弱，不知果是何时。庆历八年三月甲寅张方平所对策可考。

校勘记

[1]知原州 原本脱『知』字，据《长编》卷一二四补。

[2]癸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二六补。

[3]丁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二七补。

[4]甲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二七补。

[5]河北河东京东西路 原本『河北河东西路』，脱『京东』二字，据《长编》卷一二七补。

[6]弓手 原本作『户手』，据《长编》卷一二七注文改。

[7]辛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三一补。

[8]只如 原本作『只知』，据《长编》卷一三一改。

[9]此乃 原本作『此及』，据《长编》卷一三一改。

[10]贫阙 原本作『分阙』，据《长编》卷一三一改。

[11]即充 原本作『却充』，据《长编》卷一三一改。

[12]监押官 原本脱『监』字，据《长编》卷一三三补。

[13]衣赐 原本『赐』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三补。

[14]重去 原本作『重夫』，据《长编》卷一三三改。

[15]大戚 原本『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三补。

[16]听诣 原本作『听诸』，据《长编》卷一三三改。

[17]庚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三四补。

[18]自昔 原本作『自者』，据《长编》卷一三四改。

[19]逃逸 原本作『逃免』，据《长编》卷一三四改。

[20]防拓 原本『拓』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八补。

[21]庚寅 原本『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九补。

[22]夏国主 原本作『忧国主』，据《长编》卷一四八改。

[23]裁择 原本作『□幸』，据《长编》卷一五四改补。

[24]王元吉 《长编》卷一五四作『黄元吉』，是。

[25]旋旋 前一『旋』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三补。

[26]若虽系禁军其间羸弱 原本作『若虽系其兵禁□羸弱』，句不通。据《长编》卷一六三改补。

[27]丙戌 原本作『戊寅』，据《长编》卷一六七改。

[28]新弓手 原本作『引新手』，据《长编》卷一六七改。

[29]战守 原本作『战手』，据《长编》卷一六七改。

[30]许令 原本作『计今』，据《长编》卷一六七改。

[31]省兵 原本『兵』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注文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四

仁宗皇帝

马政

　　天圣四年九月戊申，三司请市籴刍粟，上因问辅臣诸坊监牧马几何[1]，王曾对曰：『当今比五代马多数倍，计刍秣费，岁不下百万，盖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陕西蕃部人中马立定数，余听民间市易，二三年间，必大蕃息，此与畜之外厩无异也。祖宗旧制，以群牧司总天下马政，其属有左、右骐骥院，分领左、右天驷监、左、右天厩坊。畜病马有牧养上下监牧，兵校长有提举、指挥使、副使、员僚十将、节级、兽医、槽头刷刨、长行，调上乘有小底。诸监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领之，各据刍地列棚，并课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厩。孳息有赏，耗亡有罚，其为条教甚备。然马之孳息不足以待国用，常市于边州。雍熙、端拱间，沿边牧市，河东则麟、府、丰、岚州、火山军、唐龙镇、浊轮寨[2]，陕西则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3]、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河西则灵、绥、夏州，川峡则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军，京东则登州。自赵德明据有河南，其牧市惟麟、府、泾、原、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军，其后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置场。天圣中，犹得蕃部省马总三万四千九百余匹云。』

　　明道元年，上封者言：『自河南六监废，京师须马，取之河北，道远非便。』诏遣左厢提点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镇宁、灵昌、东平、淳泽四监虽废，然其地犹牧本监骐骥院马。洛阳单军镇监去京师近，罢之非便。』乃诏复二监，以牧河北孳生马。

　　二年七月，范仲淹安抚江淮，陈八事，其五曰：『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边人，行之则困中国。然自古骑兵未必为利，开元、天宝间，牧马数十万匹。禄山为乱，王师败于函谷，曾何救焉?且骑兵之费，钱粮、刍粟、衣缣之类，每一指挥，岁费数万缗，其间老弱者尚艰于乘跨，况战斗乎?然西北戎马不可不收：既至京师，宜多鬻于民间，假其刍牧，或有边用，一呼可集。又重税以禁江淮小马，勿使至近里州军，则西北之马可行，外慰边心，内为武备，且减刍牧以亿万计。』上嘉纳之。

　　宝元二年五月丙申，群牧司请下秦州增价市马，从之。

　　康定元年二月，诏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路括市战马。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一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敢辄隐者，重真之法。宰臣、枢密使听畜马七，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五，尚书、学士至知杂、閤门使以上三，升朝官閤门祗侯以上二，余命官至诸司职员、寺观主首皆一，节度使至刺史、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至军头司、散员副兵马使皆勿括。出内库珠偿民马直，又禁边臣私市，阙者官给。

出內库珠还马直乃月未，今从本志。书并本志云：并边七州军免括马。盖此后事，今削去。

　　韩琦言：『陕西科扰频仍，民已不胜其困，请免括此一路，安众心。』从之。（此据《家传》，当考。）

十二月丁未，诏开封府、京东西、河东路括驴五万，以备西讨，从陕西经略使所上考策也。

括驴五万，孙沔奏议，或可删。附魏泰《东轩录》云：陈执中天资滑稽，谑玩无礼。庆历中，韩魏公琦帅陕西，将四路进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师行有日矣。尹洙与执中有旧，荐于韩公。韩召之，谕以入界事。执中雅不欲为是行，因问韩公曰：『北之族帐无定，万一迁徙深远，以致我师，无乃旷日持久乎?』韩公曰：『今大兵入界，则倍道兼程矣。』执中曰：『粮道岂能兼程乎?』韩曰：『吾已尽括关中之驴以驮粮食。驴行速，与兵相继也。万一深入而粮食尽，自可杀驴而食矣。』执中徐曰：『驴子大好酬奖。』韩大怒其无礼，遂不使入关，然四路进兵亦竟无功。按：括驴乃康定元年十二月事，泰误谓庆历中。今附见于此。

　　庆历元年七月，诏诸路本州厢军军员阙马，听自市三岁以上、十三岁以下、高四尺一寸者，官用印附籍，给刍粟。

八月甲申，诏河北置场括市战马，沿边七州军免之。

按：康定元年二月括市马，止是京东西、淮南、陕西等路。庆历元年八月，乃河北。《实录》于此即书免缘边七州军，盖指河北，而本志则于康定元年二月并书其事，恐误也。今从《实录》。又按《朔历》：河北转运使乞于天雄军等六处置场买马，诏除雄、霸等七州军不买外，余二十七州军并依六场例收置。然则本志误审矣。

　　二年六月戊寅，诏河北转运使司籍民间所养马，有边警则给价市之。

五年七月甲戌，枢密院言：『咸平初，陕西振武乡兵许结社买马，以升填广锐军。往岁河东已尝如此例。今河东诸军阙马，又广锐指挥人数不足，欲听本路宣毅、义勇乡兵结社置马，官助其价，以升填广锐之阙。』从之。

壬子，內出藏库绢二千万，市马于府州、苛岚军。

营田

　　天圣四年九月辛未，废襄、唐二州营田务，以田赋民，每顷输税五分，诸州所差耕卒并牛并放还。先是，襄州有荒田四百八顷余八十亩，唐州百七十顷。自咸平二年，转运使耿望奏置营田务，每岁于属县差借种田人牛，夏又借耨田夫六百人，秋又借刈获夫千五百人，岁入甚广。后转运使张巽改其法，召水户四十一分种之，未几皆诉免，务遂废。景德二年，转运使许逖复奏兴之，而岁添役兵夫。至是，转运使言其非便，诏遣屯田员外郎刘汉杰与转运使同定利害，而汉杰言：『务自复至今，襄州得谷三十三万余石，为缗钱九万余；唐州得谷六万余石，为缗钱二万余。而所给吏兵俸廪、官牛杂费，襄州十三万余缗，唐州四万余缗。』得不偿失，故废之。

转运使当是余献卿。耿望事见咸平二年四月，与此差异。欧阳修为许逖行状，亦不载复营田务事，当考。

　　庆历元年十月辛丑，诏：『陕西用兵以来，本路所入税赋及内库所出并留两川，上供金帛不可胜计，而犹军储未备，宜令逐路都部署司经置营田，以助边费。』

　　十一月乙卯，右正言、直集贤院田况言：『镇戎、原、渭州地方数百里，尝被西寇钞略，无复农作。今竭关中之力，耗都内之钱，才可赡延州、保安军粮刍之费，若更供亿它路，则邦计危蹙可优。臣谓宜以贼马所践无人耕种之地大兴营田，以新拣退保捷军，每五百人置一堡，等第补人员，每三两堡置营田官一员，令以时耕种，农隙则教习武艺，以备战斗。今老弱罹杀害，而壮者悉被驱虏，将来纵有归业，皆家资荡然，不能自耕其田土，并官为收买之。如愿复旧地者，以官所种田苗半给之，庶几农田不荒，而边计可纾也。』是月，范仲淹奏攻守二议。其议守曰：『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地，倚远恃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外裔也。臣谓寇敌纵降，塞垣须守，当务经远，古岂无谋?臣观汉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战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唐置屯田，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臣昨在延州，见知青涧城种世衡言：欲于本处渐兴田利。今闻仅获万石。臣今观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士兵以守之，因置营田，计亩定课，兵获羡余，中籴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父母妻子共坚其守，比之东兵，功相远矣。』

　　十二月戊寅，诏陕西四路部署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4]，转运判官兼管勾营田事。戊子，大理寺丞宋回为内殿崇班、管勾陕西路营田。

　　二年正月乙丑，诏以同州沙苑监牧地为营田。

　　三年七月，范仲淹、韩琦言：『臣等窃见陕西昨来兴置营田，本欲助边，以宽民力。除沿边空闲膏腴地土处开垦外，其近里州县，官吏不能体朝廷之意，将远年瘠薄无人请佃逃田，抑勒近邻人户分种，或令送纳租课。又自来人户租佃官庄地土，每亩出课不过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种，每亩须收数斗，致贫户需纳不前，州县追扰，无时暂暇，缘人户自用兵已来，科率劳弊，至于已业，尚多荒废，实无余力，更及营田。其所出租课，多是抱虚送纳。窃睹编敕指挥，不得将逃户田土抑勒邻人佃莳，盖恐害民。况今岁灾旱犹甚，理当优恤，不可非理烦扰，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挥，应陕西近里州军营田一切废罢，如元条租佃，即令依旧额出租；如元系远年瘠薄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者，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所贵疲民受赐，归感睿仁。』诏罢陕西内地营田。

均赋

　　庆历三年十月丁未，诏天下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幸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税输，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其弊，以增赋入者议赏。初，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久莫能治[5]，转运使杨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谘曰：『是无难者，得一往，可立决也。』偕即以谘摄令，并遣秘书丞孙琳与共事。谘等用十步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及王素为谏官，建议均天下田赋，欧阳修即言：『谘与琳方田法简而易行，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汝、蔡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与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记闻》以为执政不然其议沮罢之，谘本传以为遭母丧去。今从《食货志》。

　　嘉祐四年八月己丑。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沧州民不以为便。诏谕如旧。是日，复遣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席汝言、虞部员外郎李凤、秘书丞高本分往诸路均田，从中书门下奏请也。本独以为田税之制其废已久，不可复均，朝廷亦不遽止。后虽均数郡田，其于天下，不能尽行。

　　五年四月丙戌，令权三司使包拯、右谏议大夫吕居简、户部副使吴中复同详定均税。

　　六月丙寅，命天章阁待制张掞同详定均税。

　　九月丙申，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吕公弼同详定均税。

　　十二月。先是，知永兴军刘敞朝辞日，言关中岁比不登，民多流移，请发仓赈之。又言均田扰民。上令于所部采访利害以闻。及敞至永兴，具奏孙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税，百姓惊骇，各恐增起税租[6]，因此斫伐桑柘，赖转运使薛向处处张榜告谕[7]，方得暂止。访闻只打量万泉一县，近须一年乃毕。蒙减者则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词诉狱讼，恐自此始。乞且召还孙琳，更俟丰岁，庶几灾伤之余，不至惊忧。敞意谓琳用方田法步地，千步为方，方度之，诚使其核实无颇，然但为能知田亩高下尔。至于均税之法，以地肥瘠为差，其勤力从事田亩修治者则赋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亩荒瘠者因获减赋，然此尚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尽知田事，或挟私与夺，上无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独主事者乐其名。敞所以求待丰岁者，恶斥言之耳。敞又以为琳之度田，起自万泉、龙门，此两邑皆山田，崎岖三二百里间，审如琳法[8]，非旬岁，不可周遍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异功。会敞奏至，中书信琳言，即具报，敞但降敕榜，禁民毋得残桑柘而已。其后河中民果诉增减田税不平，凡数万户。

敞事具敞行状及奏议。

　　欧阳修亦言：『臣为谏官时，尝首言均税事，乞差郭谘、孙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县，以方田均税事方施行，而议者多言不便，寻即罢之。近者伏见朝廷特置均税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陕西均税，始闻河北传言人户虚惊，斫伐桑枣，尚不为信。次见陕西州军有上言岁俭民饥，乞罢均税者，稍已疑此一事果为难行。而朝廷之意决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见河北人户凡千百人聚诉于三司，然则道路传言与州郡上言虽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于京师，此事不可掩蔽，则民情可知矣。盖均税非所以规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窃知朝廷本只以见在税数量轻重均之，初不令其别生额外之数也。近闻卫州、通利军括出民冒佃田土，不于见在管榷数内均减，重者摊与冒佃户，却生立税数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诉也。又闻澶州诸县，于见令实额管榷外，将帐头自来桩坐有名无纳及失开阁两项远年税数，并系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长兴年桩管虚数，并摊与见今人户。又闻以地肥瘠定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减带碱地，并碱卤沙薄可殖地、死沙不殖地，并一例均摊与税数，谓此虽不可耕种，尚有煎盐。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来，蒙赐恩恤，于行盐禁，只令据盐斤两纳税。今煎盐者已纳盐税，又令更纳田税，岂祖宗所以惠河北民之意?又闻河南不殖之地系禁盐地分者，亦均摊与税，又不知民何以纳也?澶、卫去京师近，偶可闻知者如此，其余远地，所谓均税悉便于民，其可得乎?以此见朝廷行事至难。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贪功希赏，见小利，忘大害，为国敛怨于民。朝廷不知则已，苟已知之，其可不为救其失哉？欲望圣慈特赐指挥，令均税所只如朝廷本议，将实榷见在税数量轻重均之，其余生立税数及远年虚数，却与放免，及未均地分，并且罢均。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今闻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缄默。』

欧阳修言不得其时，今附刘敞后，当是未除枢副，十一月已前，或因敞对论此，修亦具奏，时为翰林学士，九、十月之间也。

　　六年五月丁酉，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吕景初同详定均税。

七月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谏院司马光同详定均税。光既立条约，下诸路监司施行，又言：『国家凡欲立事，当先使赏罚明白，然后事无不成。职方员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县税，皆得平允，并无词诉。若与愚庸之人烦扰败事，同归常调，一无殿最，则能吏解体，必无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优加酬奖，并其余均税官吏随其功过，量行惩劝，则来者睹之，无不尽力矣。』

建仓

常平仓

　　景祐元年七月。天下常平仓置已久，领于司农寺，至是月壬子，始诏诸路转运使与州长吏举所部官，专主常平钱粟。既而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一画，增为二百万，它无得移用。』许之。枢密直学士杜衍亦尝建议曰：『岁有丰凶，谷有贵贱，计本量委散滞取赢，宜究其术。若官以法平之，则农人有利，粟有所泄。今豪姓蓄贾乘时贱收，而拙业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则稽伏不出，须其翔踊，以牟厚利，而农民贵粜，九谷散于穰岁，百姓困于凶年。虽劝课官家至日见，亦奚益于事哉?盖常平仓制度不立，有名而无实。谓宜量州郡远近、户口众寡。时有饥熟，取贱出贵，严以赏罚，课责官吏，出纳无壅，增损有宜。公籴未充，则禁争籴以规利者。籴毕而储之，则察其以供军为名而借假者。夫香象珠玑久藏府库，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阙母钱，愿斥卖赐之，补取其乏。』

衍传，常平议在衍为中丞后。今掇出附见。衍为中丞，乃明年二月也。

　　康定元年十二月丙戌，诏司农寺以常平钱百万助三司给库费。自景祐末，不许移用常平，数年间有余积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诏。

　　庆历二年八月壬申，诏河南府、孟、郑、滑、陈、许、颍、蔡、邓、唐、随等州发常平仓粟，以赈贫民。

　　四年正月，陕西谷价翔贵，丁丑，诏转运使出常平仓米贱粜贫民。

　　七月。先是，范仲淹以灾异数见，请行数事，其三曰：『今诸道常平仓，司农寺管辖，官小权轻，主张不远。逐【杰按：应是“诸”之误。】处提点刑狱多不举职，尽被州府借出常平仓钱本使用，致不能及时聚籴，每有灾沴及遣使安抚，虽民委沟壑而仓廪空虚，无所赈发，徒有安抚之名，而无救恤之实。又国家养民之政本在务农，因民之利而利之，则朝廷不劳心而民自养。臣请选辅臣一员兼领司农寺，力主天下常平仓，使以时聚籴，以防灾沴。首诏诸略提点刑狱，今后得替上殿，并先进呈本路常平仓斛数目，方得别奏公事。移任者亦须依此发奏，方得起离。仰司农寺常切纠举，及委辅臣等速定劝农赏罚条约，颁行天下。』

　　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诏天下常平仓依元籴价，粜以济贫民，毋得收余利，以希恩赏。

义仓

　　庆历元年九月乙亥，诏天下立义仓。自乾德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请复置，曰： 『唐贞观中，自王公以下，垦田亩税二升，其实太重。至永徽以后，自上户以降，计户以粟，亦复不均。今宜令五等以上户计夏、秋二斗别输一升，随税以人，水旱税减则免输，州县择便地别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今以一中郡计之，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岁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其利博矣。』因言：『明道中最为饥歉，国家欲尽贷饥民则兵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即补官，是岂以爵为轻欤?特爱民济物不获已而为之尔，与夫乘岁之丰收羡余之人，于天下之广，为无穷之利，岂不大哉?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人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人常少。及水旱赈给，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家实先受其赐矣。损有余补不足，天下之利也。』事下有司，会议者异同而止，于是琪复上其议，上纳之。已而众论纷然，以为不便，遂诏令第上三等户输粟，寻复罢。

止令上三等戶输义仓，乃明年正月戊午日事。

　　皇佑五年十二月，左司谏贾黯建言：『天下无事，年谷丰熟，则民人安乐，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则流离死亡，捐弃道路。发仓廪以赈之则籴不足，课粟富人则力不瞻，转输千里则不及事，移民就谷则远近交困。朝廷之臣、郡县之吏，仓卒不知所出，则民饥而死者，已过半矣!夫水旱之灾，虽尧、汤所不克，今不思所以备灾之术，而岁幸年谷之熟，则是求出于尧、汤所不可必者也。臣尝读隋史，见所谓立民社义仓者，取之以时而藏之于民，下足以备凶荒，而上实无所利焉。愿仿隋制，诏仿天下州军，遇年谷丰熟，立法劝课，蓄积以备灾，此孟子所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亦不为虐者也。况取之以为民耶?』下其议司农寺，且命李兑与黯合议以闻，乃下诸路度可否，而以为可行者才四路，余或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或谓恐招盗贼，或谓已有常平足以赡给，或谓置仓烦扰。于是黯复上奏曰：『臣尝判尚书刑部，见天下岁断死刑多至四千余人，其间盗贼率十七八。原其所自，盖愚民迫于饥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请立民社义仓，以备凶岁。今诸路所陈，类皆妄议。若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则义仓之意，乃教民储积，以备水旱。官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乐输。若谓恐招盗贼，则盗贼利在轻货[9]，不在粟麦。今乡村富室，有贮粟数万石者，亦不闻有劫掠之虞。且盗贼之起，本由贫困。臣建此议，欲使民有贮积，虽遇水旱，不忧乏绝，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此正销除盗贼之原也。若谓已有常平仓足以赡给，则常平之设，盖以准平谷价，使无甚贵甚贱之伤，或遇凶荒，发以赈救，则已失其本意，而常平之费又出公帑。方今国用颇乏，所蓄不厚。近岁非无常平，而小有水旱，辄致流离，饿莩起为盗贼，则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赈给也。若谓置仓廪敛材木恐为烦扰，则臣闻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义仓之设，本为百姓，晓谕诚至，约束诚勤，则下民虽愚，宜无所惮。况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皆敛于民，岂于义仓，独畏烦扰?人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如臣言可采，愿自朝廷断而行之。』然当时牵于众论，终不行。

广惠仓

　　嘉祐二年八月丁卯，置天下广惠仓。初，枢密使韩琦请罢鬻诸路户绝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输之课给在城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既建仓，乃诏逐路提点刑狱司专领之，岁终具所支纳上三司，十万户以上留一万石，七万户八千石，五万户六千石，三万户四千石，二万户三千石，万户一千石，不满万户一千石，有余则许鬻之。

校勘记

[1]辅臣 原本作『转臣』，据《长编》卷一○四改。

[2]浊轮寨 原本作『浊沦寨』，据《长编》卷一○四改。

[3]镇戎 原本作『领戎』，据《长编》卷一○四改。

[4]陕西四路 原本作『陕西西路』，据《长编》卷一三四改。

[5]田赋不平久莫能治 原本作『田赋莫□久不能治』，据《长编》卷一四四改补。

[6]『及敞至永兴』至『各恐增起税组』 原本脱『兴』至『各』凡二十二字，致文意不畅，兹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7]处处 原本脱『处』字，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8]三二百里间审如琳法 原本作『三二百里□□而琳法』，据《长编》卷一九二改补。

[9]轻货 原本作『轻贷』，据《长编》卷一七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五

仁宗皇帝

茶法

十三场利害

　　天圣元年正月。国朝惟川峡[1]，广南茶听民自卖买，禁其出境，余悉榷，犯者有刑。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寿、光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其租，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百姓岁输税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茶，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鬻皆就本场，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则荆、潭、鼎、澧、鄂、岳、归、峡八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余则官悉市而敛之。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皆转输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口，为六榷货务。凡民鬻茶者皆售于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谓之交引。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入金帛，计直予茶如京师。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卖于西北，以至散于四裔，其利又特甚焉。县官鬻茶，岁课缗钱虽赢缩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余万，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人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敝，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帛日益寡，而人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民，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人中者以利薄不趣，边备日蹙，茶法大坏。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下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变而救之，然不能无弊。

　　已上据本志。

　　丁亥[2]，诏曰：『三路军储，出于山泽之利。比闻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经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谘、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副都知周文质、提举诸司库务王臻、薛贻廓及三部副使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继之。计置司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是则虚数虽多，实利殊寡。』因请罢三税，行贴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实录》三月辛卯）。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而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售，致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计者，所负数如商人入息。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实录》三月）。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3]。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增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为八万（《会要》三年）。

五月。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给券，至京师。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实录》五月甲子）。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说。

李谘等新立见钱法，《实录》分载数处，今悉从本志，就正月癸巳初命官日并书之。『朝廷用其说』乃三月辛卯，今亦并书。《实录》分载有详有略，今参以《会要》，则本志所去取盖得之，不可不从也。

三月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场贴射茶法。

茶法已具正月癸巳初命官时，今从本纪，特书此以表事始。

　　天圣二年七月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硕、内殿承制朱绪点检出场所积茶。初，朝廷既用李谘等贴射法，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而论者或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会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滞积败坏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令硕等行视。既而谘等条上利害，且上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六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及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其弊在于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税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万一千至六万一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七十五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人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五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责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已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已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皆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异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制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败坏不可用者耳。』因言：『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摇动，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无为流言改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

《实录》但于此记遣使视积茶，并四年三月甲辰，附见赐典史银绢事，余皆无之。今并从本志。《会要》亦无遗使视积茶及李谘等条上利害、榜谕商贾、赐银绢事，不知何也。

　　三年八月，李谘等既条上茶法利害，朝廷亦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然论者犹争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读学士孙奭、知制诰夏竦同工部郎中卢士伦、殿中侍御史王硕、如京使卢守勤再加详定。

《实录》命奭、竦二人，此从本志。士伦是年三月以工部判度勾，寻改工中、陕漕，十月，以度勾为户副。

十一月己卯[4]，孙奭等言：『十三场茶积末售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烦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请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而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宜优之。请凡入钱京师售海州、荆南茶者，损为七万七千；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者，损为七万一千，皆有奇数。入钱六务十三场者又第损之，给茶皆直十万。』庚辰，诏从奭等议。自是河北入中复用三税法，旧给东南缗钱者，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

本志云：十月，遂罢贴射法。恐脱误，今从《实录》。

　　四年三月甲辰，前权三司使李谘落枢密直学士，兼领计置司刘筠、王臻、范雍、蔡齐、俞献可、姜遵、周文质各罚铜三十斤，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各罚一月俸。先是，入内押班张德明传宣，下御史台鞠三司孔目官王举、勾覆官勾献等云云，各及未改茶法时不折虚实而妄称卖茶课增一百万余贯，以觊恩赏。朝廷以为然，遂赐举等银五十两、绢三十匹。士逊等坐不合以举等状施行，故及于罚。详定所孙奭等特释之。

　　闰五月。初，李谘等变法，使茶园户负岁课者如商人入息，后不能偿，至是，太湖等九场凡逋息钱十三万缗，诏悉蠲之。

　　七年三月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盐课亏，请更议其法。』帝以问三司寇瑊，瑊曰：『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矣。法岂可数更?』帝然之。

　　景祐元年九月丁巳，枢密院副使李谘言：『天圣初行新定茶法，而议者沮毁之，吏人王举等皆坐黥配。今三司言岁课益亏，请复用天圣初所定法，举等显为非辜。乞与优叙之。』诏举等先依三司出职例各迁一资。谘顷在三司，陕西缘边数言军食不给，度支都内钱不足支月俸，太后忧之，命辅臣与谘经度其事。谘以谓：『旧法，商人入粟边郡，算茶与犀象、缗钱为虚实三估，至用十四钱易官钱百，坐困三司，乃谓变法，以实钱售茶，二者不得相为轻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利，怨谤蠭起。谘寻以病请外，相继坐变法谴绌，逾六年，乃再入三司，遂登西府。时三税法蠹耗日甚，议者皆言谘前在被谴绌，将复用见钱法，故谘先有是请。

　　三年正月戊子，命知枢密院事李谘、参知政事蔡齐、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诰丁度同议茶法。谘以前坐变法得罪，因辞，不许。三司使孙居中等言：『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弊，复类乾兴以前，蠹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二度支副使杨偕亦陈三税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以谓止用三税，所支一分缗钱，足以赡一岁边计。故命谘等更议，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访以利害。

杨偕以此月壬寅，始自度支副使除河北都漕，今未也。本志即称都漕，盖误矣。

　　三月丙午[5]，权判户部勾院叶清臣请弛茶禁，以岁所课均赋城廓乡村人户。其疏曰：『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封国置吏，随处立管。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赀，又加之罪，黥流日报，偷冒不悛。诚有厚利无赀，既济国用，圣仁恤隐，矜赦无辜，犹将弛禁缓刑，为民除害。度支费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剥园户，资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虚张名数，刻蠹黎元。建国以来，法弊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人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奇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远策。臣窃尝较计茶利岁入，则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余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岁课，亦只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出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时而穷，盛德之事，俟圣不惑。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钱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钱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景祐元年[6]，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郭乡又居五分之一，丁赋钱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乡、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岁计已支缗钱四十余万，榷茶之利，凡止五十余万缗。经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万缗。更加口赋之人，乃有二百一十余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尠，所聚逾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诏三司与详定所相度以闻，皆以为不可行。及嘉祐四年，卒行之。

　　是月，李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旧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买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务验实，立偿之钱。初，孙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蓄藏。至是，谘等又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10]。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数加三百。诏皆许之。又诏：『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已前茶。』而谘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计陕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在所给券，径赴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利之，争欲售陕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并言：『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

输五分钱召保立限，见《实录》康定元年正月。今依本志附此。

谘等复言：『奭等变法，岁损财利，不可胜计。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三年较之，五年之间，河北缘边十六州军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戒约。』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

三月癸巳，复行见钱法，罢交引。壬申，榷货务给交引，以景祐二年茶、五月勒陕西入中交引并赴京师。十二月禁豪商请托。今并从本志联书之。

　　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杂事姚仲孙同详定茶法。详定茶法所请自今商人对买茶，全买茶，每一百贯、六十贯、见钱四十贯，许金银折纳。从之。

　　五月戊申，命权三司使王博文同详定茶法。

　　宝元元年正月，上封者言：『自变茶法，岁辇京师银绢易刍粟于河北扰配，居民内虚，府库外困，商旅非便。』丙辰，命权御史中丞张观、侍御史程戡、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与三司别议之。

　　四月辛卯，命翰林学士晁宗悫、内侍押班史崇信同议茶法。

　　七月丁酉，详定茶法所张观等请入钱京师，以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直十万者。又视景祐三年数损之，为钱六万七千入中。河北愿售茶者又损一千，而诏又第损二千。于是入钱京师，止为钱六万五千，中河北为钱六万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十二月，权三司使叶清臣言：『新茶法未适中，请择明习财利之臣别行课校。』上以号令数更，民听眩惑，乃诏即三司裁定，务优贩者。然亦卒无所变也。

盐法

议陕西池盐法

　　天圣八年八月丙戌，诏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与三司详定陕西两池盐法[8]。

　　十月，陕西解州、安邑两池，岁为盐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五十斤。以席计，为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六十斤。初以给京师，及西京、南京、京东之兖、郓、曹、济、濮、单、广济，京西之滑、郑、颍、陈、汝、许、孟，陕西之河中、陕、解、虢、庆、成，河东之晋、绛、慈、隰，淮南之宿、亳[9]，河北之怀、濮、卫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南者，总府、州、军二十八，皆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谓之贴头。水陆漕运，禁人私鬻。京西之襄、邓、蔡、随、唐、金、商、房、均、郢、光化、信阳、陕西之京兆、凤翔、同、华、耀、乾、泾、原、邠、宁、仪、渭[10]、鄜、坊、丹、延、环、庆、秦、陇、阶、成、保安、镇戎，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总府、州、军三十七，听商贾贩鬻，官收其算。并边秦、延、环、庆、渭、源、保安、镇戎、德顺九州军，又募人入中刍粟偿以盐。凡通商州军在西京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禁盐池，则为东盐。各有经界，防其越逸。而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颇受其弊。有上书言县官榷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校。欲通商平估以售，少宽百姓之力。乃诏盛度、王随议更制度。随与权三司使胡则画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时，官伐木造船，以给辇运，而兵民罢劳，不堪其命。今无复其弊，一利也。始之以陆运，既差贴头，又役车户。贫民惧役，连岁逋逃。今悉罢之，二利也。又舟运河流有沉溺之患，纲吏侵盗，杂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盐，三利也。国之钱币请之货泉，盖欲使之流通。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今得商人六十余万，颇助经费，四利也。岁减盐官、兵卒、畦夫、佣作之给，五利也。』丙申，诏曰：『池盐之利，民食所资。申命近臣，详立宽制，特弛烦禁，以惠黎元。其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贾人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此据本志）或云：上书者，王景也。景尝言池盐之利，唐氏以来，几半天下之赋。太宗时令严峻，民不敢私煮炼，官盐大售。真宗务缓刑罚，宽聚敛，私盐益多，官课日亏。景时为选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咸言其不便，太后力欲行之，谓大臣曰：『闻外间多苦盐恶，信否?』对曰：『惟御膳及宫中盐善尔，外间皆食土盐。』太后曰：『不然。御膳亦多土，不可食。』或议通商何如，大臣皆以为如是则县官必多所耗。太后曰：『虽弃数千万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亦不敢复言，故命盛度等与三司详定利害，卒行景策。诏下，蒲、解之民皆作感恩斋（此据司马光《记闻》）。自是，虽商贾流行，而岁课之入官者耗矣。

　　明道元年十二月庚申，命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李谘、翰林学士盛度、侍读学士王随同议解盐法。天圣八年，始听解盐通商。行之一年，岁入视天圣七年损缗钱十五万，明年更损九万，其后岁益耗，故令谘等议之。随、度皆初以通商为便者也。

　　景祐元年二月丁未，诏随、度各与一子宫，以尝详定解池盐法也。度自言：『放行解盐三年，收利种盐二百七十五万八千六百余斤。乞更钤辖两池，广谋种造，务令大段增剩。』故赏及之。

　　庆历二年正月。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且军兴，用度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若金银，入中他货予券，偿以池盐。由是羽毛、筋力、胶漆、铁炭、瓦木之类，一切以盐易之。猾商贪人，乘时射利，与官吏表里为奸，至入椽木二，估钱千，给盐一大席。大席为盐二百三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孙请，以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范宗杰为制置解盐使，往经度之。始诏复京师榷法，宗杰请凡商人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皆计直输亏官钱。内地州军民间盐，悉收市入官，为置场，增价而出之。复禁永兴、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商贾，官自辇运，以衙前主之。又禁商盐私入蜀，置折博务于永兴、凤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11]。诏皆用其说。

四年二月乙未，命知汝州、太常博士范祥乘传与陕西都转运使程戡同议解盐法，从三司请也。庆历二年，既用范宗杰说，复京师榷法，久之，东南盐池悉复榷，量民资厚薄，役令挽车转致诸郡，道路糜耗，役人竭产不能偿，往往弃甽亩、舍妻子，亡匿东盐。

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筑盐池，则为东盐。

则盛置卒徒车运，抵河而舟，寒暑往来，未常暂息，关内骚然。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岁费京师钱币不可胜数，帑藏益虚。详本关中人，熟其利害，尝以谓两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边计者，公私侵渔之害也。傥一变法，可岁支度支缗钱数百万。乃画策而献。是时韩琦为枢密副使，与知制诰田况皆请用祥策，故有是命。

本志云：会祥以丧去。按：祥明年三月壬午，乃自知华州除提单坑冶铸钱。其以丧去，实在此后。行状亦云，本志误也。八年十月，乃复用祥。当时祥与戡议不合，故以祥知华州。明年三月，除提举坑治铸钱，始遭父丧去尔。

　　八年十月丁亥，屯田员外郎范祥提点陕西路刑狱，兼制置解盐。祥先请变两池盐法，诏祥乘传陕西，与都转运使共议，时庆历四年也。已而议不合，祥寻亦遭丧去。及是，祥申前议，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旧禁盐池，一切通商盐入蜀者，亦恣不问；罢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第令入实钱，以盐偿之，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南盐，第优其估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验券，按数而出，尽弛兵民辇运之役。又以延、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地近乌白池，奸人私以青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入中池盐，与券，优其直，还以池盐，偿以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盐之禁，并边旧令入中铁炭、瓦木之类，皆重为法以绝之。其先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悉计直使输亏官钱。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官仍鬻盐，须商贾流通乃止，以所入缗钱市并边九州刍粟，悉留榷货务，钱币以实中都。行之数年，猾商贪贾无所侥幸，关中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以为便云（已上并据《食货志》）。

　　皇祐元年十月壬戌，遣户部副使、工部员外郎包拯与陕西转运使议盐法。始范祥议改盐法，论者争言其不便，朝廷独以为可用，委祥推行之，于是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风闻改法以来，商旅为官盐长价，获利既薄，少有算请。陕西一路，即自己亏损课利百余万贯，其余诸路，比旧来亦皆顿减。卖盐见钱，甚妨交用，兼陕西民间官盐价高，多以卖私盐事败，刑禁颇繁[12]，官私俱不为经久，何以施行?缘事有百利，如可议变，变不如前，即宜仍旧。况陕西调用，多仰两池岁课。今如此亏损向去，必甚匮乏，未免于朝廷乞支金帛。今改更日月未久，为害犹浅，速宜讲求，以救其弊。欲望朝廷指挥，选择明干臣僚一员往陕西，令与本路转运使并范祥面议利害，如新法必不可行，即乞一切且令复旧，免致匮乏调用，寝久为害。』拯既受命，即言：『臣前任陕西转运使，备知盐法。自庆历二年范宗杰建请禁榷之后，差役兵逃亡死损，公人破荡家业，比比皆是，嗟怨之声，盈于道路。前后臣僚累言不便，乞复旧法通商，以救关中凋弊，有司执奏，议终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请，兼叶清臣曾知永兴军，见其为患之甚，遂乞依祥擘划，复用通商旧法，令商人于沿边入纳见钱收籴军储，免虚抬贵价。入中斛斗，于榷货务大支官钱[13]，兼宽诸般差扰劳役，此乃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理甚灼然。但以变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乐，而议者沿其岁入课利稍亏于前，横有沮议，乞复旧法。旧法诚善，复之无疑，但恐为害寝深尔。且法虽暴得数万缗，而民力日困矣。久而不胜其弊，不免随而更张，是先有小利而终为大害也。若计其通商，虽一二年间课利少亏，渐而行之，必复其旧，又免民力日困，则久而不胜其利，是有小害而终成大利也。且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今虽财用微窘，亦当持经久之利，岂忍争岁入数十万缗，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责成效?信取横议，不惟今数有改易，无信于下，而又欲复从前弊法，俾关中生灵，何以措其手足?臣细详范祥前后所奏，事理颇甚明白，但于转运司微有所损，以致异同耳。臣固非惮往来劳费，妄有臆说，实亦为国家惜其事体，不欲徇一时之小利，而致将来之大患也。』及拯至陕西，益主祥所变法，但请商人入钱及延、环等八州军鬻盐，皆量损其直，即入盐八州军者，增直以售。又言：『三京及河中等处官仍鬻盐，自今请禁止。』而三司以谓京师商贾罕至，则盐直踊贵，请得公私并贸，余则禁止。皆听之。

沈括《笔谈》云：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官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是悉免行之。既又盐价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下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年，至今以为利。

　　三年冬十月己卯朔，诏三司解盐听通商，候二年，较其增损以闻。初，包拯自陕西还，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从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微之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驿召范样，令与微之及两制共议，而议者皆以祥为是，故有是诏。

　　皇祐四年十二月己亥，度支员外郎范祥为陕西转运副使，仍赐其金紫服以宠之。

　　嘉祐三年七月壬辰，复以度支员外郎范祥制置解盐，从三司使张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

榷河北盐

庆历六年十一月戊子，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河北盐务在沧、滨二州，沧州务三，滨州务四，岁课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给一路。旧并给京东淄、青、齐三州。淄、青、齐通商，乃不复给。自开宝以来，河北盐听人贸易，官取其算，岁为额钱十五万缗。上封者常请禁榷，以收遗利。余靖时为谏官，亟言：『前岁军兴以来，河北之民检点义勇强壮及诸色科率，数年之间，未得休息。臣常痛燕、蓟之地陷于北边几百年，而民忘南顾之心者，彼国之法大率简易，盐、面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许通盐商，止令收税。今若一旦榷绝，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及?伏缘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谷，惟刮碱煎之，以纳二税。今若禁止，便须逃亡。盐价若高，犯法必众。近民怨望，非国之福。伏乞且令仍旧通商，无辄添长盐价，以鼓民怨。』其议遂寝。

河北初议榷盐，《实录》不载，余靖谏章独存此奏。及王拱辰奏立榷法时，靖绌责久矣。盖先有建此议者，靖论其不可，故罢。既而拱辰使三司，复议举行，又为河北漕臣所沮，而河北漕臣乃议增等，拱辰更主榷法，而张方平亟奏罢之。《实录》、国史并疏略，今参取靖谏章及《食货志》，并方平墓志修入。

及拱辰为三司使。

拱辰是年正月戊子以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

复建议悉榷二州盐，下其议于本路，都转运使鱼周询亦以为不可。

本志以为都转运使夏竦，误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罢三司使，出知亳州，张方平代之。方拱辰司政时，竦无缘却为都转运使。据何郯奏议，为都转运使者乃鱼周询也。王岩叟元祐初奏议，亦误以鱼周询为夏竦。

且言：『商人贩盐，与所过州县吏交通为弊，所算十五二三。请敕州县以十分算之，听商人至所鬻州县并输算钱，岁可得缗钱十七余万。』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频食贵盐，岂朕意哉?』于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世宗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盗贩不已，若榷之，则盐贵，彼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彼获福也。彼盐滋多，非用兵莫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曰：『卿语宰相，立罢之。』方平曰：『法虽未下，民已户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之，不可自下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诏，下之河朔，父老相奉，拜迎于澶州，为佛老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书北京。其后父老过诏书下，必稽首流涕。

　　《食货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顿食贵盐，岂朕意哉?』下诏不许。若三司之请，则不复下诏。今既下诏，盖已立法而未行，墓志当得其实，今从之。《食货志》不载方平事，益疏略也。

熙宁八年六月，章惇又议榷盐。

易东南盐

　　景祐二年十二月。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南、江浙、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会通、泰煮盐，岁损所在积贮，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于是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砂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舟坐鞭笞、配徙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挽不行，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困贫，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得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于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二千万，以资国用，一利也。江湖远近皆食白盐，二利也。岁罢漕运縻费、风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时盐漕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五利也。赡国济民，无出于此。』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疏通盐利为言。即诏翰林侍读学士宋绶、枢密直学士张若谷、知制诰丁度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可否，皆以谓听通商，则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制置司益造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泰、楚、海、真、扬、涟水、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余州听诸县镇，毋至乡村。其入钱京师，增盐予之。并敕转运使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

此事据本志附见年末。范仲淹以七月安抚江淮，或可附见七月末。

　　康定元年十二月。初，明道二年，复用天禧旧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而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乃罢之，而入钱京师如故。

　　此据《食货志》第四卷景祐二年诏，而《实录》亦无有。今且依本志附此。

　　是岁，又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予之。

　　此亦据《食货》第四卷。志云康定元年诏，而《实录》亦无有，今且附此。

会河北谷贱，三司因请内地诸州行三税法，募人入中，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诏籴至二十万石止。

此据《食货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加数与东南盐』下又云：『河北用三税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即第三卷所书也。第三卷所书稍详，今用之。

给虔州盐

　　嘉祐七年二月。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盗贩者众。又贩者皆不逞无赖，捕之急则起为盗贼，而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盐既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九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格斗，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籴盐岁才及百斤，朝廷以为患。自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运广南盐于南雄州，以给虔、吉，敷等即运四百余万斤于南雄州，而江南转运使初以为非便，不往取。其后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复请运广盐入虔州，江西亦请自具本钱取之。皇祐五年，始诏屯田员外郎施元长乘驿会江西、广东转运使议利害。至和初，元长与转运使阎询、元绛皆请如湛等议，独发运使许元以为不可。三司是元言，遂止。嘉祐中，知连州曾奉先请商人贩广南盐入虔、汀州，所过州县收其算。知汀州林东乔请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盐通商，通判真州阮士龙请毋运岭外盐入虔州，第岁运淮南盐七百万斤至虔，二万斤至汀，使民间足盐，寇盗自息。虞部员外郎米泌请令虔州增散蚕盐钱，知潮州吕璹[14]、知梅州王淑亦皆论其利害；或又请官自置铺役兵卒，运广南、福建盐至虔州，或请榷虔州官盐价，以平其直。论者不一。朝廷尝遣职方员外郎黄炳乘驿会所属监司及知州军、通判议，于是炳等合议，以谓虔州食淮南盐已久，不可改，第损近岁所增官估，斤为钱四十。以十县五等户夏税率，百钱籴盐二斤，随夏税入钱偿官。继命提点铸钱沈扶覆视可否，扶及江西、福建、广东转运使、虔州官吏请选江西漕船团为十纲，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仓盐。既又命比部员外郎曾楷请广南，与监司复议通广南盐，而转运判官陈从易请即惠、循、梅、潮置五都仓贮盐，令虔州募盐铺户入钱，二州趣五仓受盐，还三州贸易，所谓变私盐为官盐，易盗贼为商旅。朝廷难之，卒用炳、扶等策，然岁才增粜六十余万斤。先是，屯田员外郎蔡挺知南安军，常条奏利害。至是，擢挺权提点江西刑狱，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纳私藏兵械以给巡捕吏卒，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千斤徒，不及五人、不以兵甲自随者，止输算勿补。淮南既团新纲漕盐，挺增为十二纲，纲二十五艘，锁袱至州乃发。输官有余，则以畀漕舟吏卒，官复以半价取之，由是减侵盗之弊，盐遂差善。又损籴价岁课，视旧额增至三百余万斤，乃罢扶等所率籴盐。异时汀州欲贩盐，辄先伐鼓山谷中，召愿从者与期日，率常得数百人已上与俱行。至是，州县督责者保有伐鼓者辄捕送，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连致，如虔州焉。

挺以二月半巳权江西宪，九月丙寅落权字，治平元年四月庚寅理转运使资序，二年三月丙寅改陕西运副。熙宁三年七月，张颉论蔡挺指置，视此略不同，今两有之。

熙宁三年七月。先是，提点江西刑狱张颉言：『虔州地接岭南，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资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而卖钱二十，故虔人尽食岭南盐云云。蔡挺常议[15]，以盐之杂恶，皆舟人盗窃之弊。然虔州经涉赣江三百余里，故令盐船三岁一易，增人二分，舟人运盐，无欠而有羡，及百斤者支半价。三运毕，部押人转为押官。若使臣，即得减磨勘二年，故盐不杂恶有羡，岁卖至三百六十一万斤，增二十倍。食者既众，不复以税钱约配，盗贩衰息。自挺去[16]，船七岁始易[17]，人因稍减，赏亦渐薄，挺之法十废五六。无赖抵冒之民稍集，而官卖益亏。愿尽复挺规画，以杜奸盗。』辛丑，诏江南西路岁运淮南盐十二纲赴虔州，依嘉祐七年二月四日指挥，运船三岁一易。盐有羡，十分以五分价钱与艄工充赏。部押人三年迁押官。

钱币

商州铸大钱

　　康定元年十二月戊申[18]，屯田员外郎、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点铜铁钱事。

　　仲容尝建议铸大钱一当十。既下两制及三司议其事，谓可权行，以助边费，故有是命。初，韩琦安抚陕西，尝言陕西产铁甚广，可铸钱兼用。于是叶清臣从仲容议，铸当十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奏曰：『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及国朝钱法，轻重小大最为折中。历代更改，法虽精密，不能期年，即复改铸。议者欲绳以峻法，革其盗铸。昔汉变钱币，盗铸死者数十万；唐铸乾元及重轮乾元钱，钱币轻重，严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边，月给百钱。得大钱裁十，不可畸用。旧钱不出，新钱愈轻，则粮刍增价。臣尝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钱，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取其弊衣，直不过数百钱。盗铸之利，不啻数倍。复有湖山绝处，凶魁啸聚，炉冶日滋，居则铸钱，急则为盗，民间铜铅之器悉为大钱，何以禁止乎?』 本志云：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按《实录》乃铸铁钱，与本志不同，当考。孙沔奏乞罢铸大钱，当删附。

　　庆历八年六月。初，陕西军兴，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献议采洛阳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庆历元年五月，奎为陕西都漕）、知永兴军范雍（庆历元年五月，雍知永兴兼漕事）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奎等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元年九月）。及奎徙河东（二年十月），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据《实录》在四年）。朝廷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虢州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江、池、饶三州见元年十一月，虢州未见，当时范雍所议）。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实录》云在五年）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而河东铸钱既行，盗铸钱者获利十之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知并州郑戬（六年一月，戬知并州）请河东铸钱，且以二当铜钱一。行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但行旧钱。知泽州李昭遘（六年四月，昭遘知泽州）亦言：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不可诘。而北人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常遣鱼周询（四年三月）、欧阳修（四年四月）分察两路钱利害，又数命官议（正月己酉、四月甲午）。

　　是月，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使叶清臣先上陕西铁议曰（六月乙未）：『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必不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既而又请（七月辛丑）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也。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一当二（嘉祐四年二月），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

《实录》于六月乙未载陕西议，七月辛丑载河东议。今从本志，并书之此月末。

成都陕西交子务 神宗附

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于是诏从其请，置益州交子务。

《实录》、《食货志》皆云寇瑊请官置交子务。按：薛田附传、正传则置交子务乃田为转运使时所请。城守蜀，始用田议。然《成都记》载此事特详，瑊议盖欲官司俱不用交子，而田议始终皆欲禁私造，官为主之。（今置务实从田请，瑊无与也。《实录》、附传、正传、《食货志》俱误矣。）

　　庆历二年九月，秘阁校理孙甫常监益州交子务，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废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有犯私铸，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交子卒不废。

　　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壬寅，条例司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四年正月庚戌，诏陕西已行交子，其罢永兴军置盐钞场。

　　三月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出陕西转运使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因言行交子不便。上曰：『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不能无有不得已之事。』彦博文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无不悦。』

　　四月癸亥，罢陕西见行交子法。

　　四年正月庚戌注：陕西都漕沈起奏行交子法。见四月八日，罢时三月三日。文彦博所言可参考。《食货志》云：四年，诏交子法行于陕西而罢市钞。或论其不便，复如初。

　　六年五月丁卯，成都府路转运使言：『嘉、邛州罢铸钱累年，民间见钱阙乏。乞下三司详度减半铸，与交子相权。』从之。仍令转运使岁终具所铸钱数，比较本息以闻。

　　七年九月癸丑，提举永兴秦凤路交子宋迪制置永兴秦凤路交子。乙卯，制置永兴秦凤路交子、司封郎中宋迪夺两官勒停。初，迪来禀事于三司，而从者遗火于盐铁之废厅，遂燔三司，故迪坐免。

八年正月丁巳，权永兴军路转运使皮公弼言[19]：『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聚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20]、耀、红崖、清远铁以所取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始乞委公弼总制营办[22]。

校勘记

[1]川峡 原本作『川陕』，据《长编》卷一○○改。

[2]丁亥 原本作『癸亥』，据《长编》卷一○○改。

[3]所以饶裕商人 原本此下衍『而海州荆南茶人载七万四千有奇结真州无为军蕲口汉阳并三十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三十九字，据文意删。

[4]己卯 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一○三改。

[5]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一八补。

[6]景祐 原本此上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一一八删。

[7]有奇 原本作『有其』，据《长编》卷一一八改。

[8]两池 原本脱『两』字，据《长编》卷一○九补。

[9]宿亳 原本作『宿濮』，据《长编》卷一○九改。

[10]仪渭 原本作『仪卫』，据《长编》卷一○九改。

[11]蜀货 原本『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五补。

[12]颇繁 原本『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13]大支 原本『支』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14]潮 原本作『湖』，《长编》卷一九六同，均误，兹据文意改正。

[15]蔡挺 原本『挺』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三补。

[16]自挺去 原本作『因挺去』，据《长编》卷二一三改。

[17]七岁 原本『七』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三补。

[18]康定 原本作『真定』，据《长编》卷一三○改。

[19]转运使 原本作『转运司』，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20]鄜 原本作『郡』，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21]营办 原本作『管之』，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六

仁宗皇帝

塘水

　　明道二年三月。塘水东起沧州界，拒海岸黑龙潜西，至乾宁军，沿永济河合破船淀、满淀、灰淀为一水，衡广百三十里，纵九十里至百三十里，其深五尺。东起乾宁军，西至信安军永济渠为一水，西合鹅巢淀、陈入淀、燕丹淀、大光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二十里，纵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余或六尺。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十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至保定军父母砦[1]，合量料淀为一水，衡广二十七里，纵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并塘岸水最浅，故咸平、景德中，胡马钞河北[2]，以霸州、保定军为归路[3]，东南起保定军，西北至雄州[4]，合一百三十淀[5]：黑羊淀[6]、小莲花淀为一水，衡广六十里，纵二十五里或十五里，其深八尺或九尺。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洋淀为一水[7]，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七尺。东起顺安军边吴淀，西至保州，合齐女淀[8]、宜子淀、劳淀为一水，衡广三十余里，纵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至沈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或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泉，尝为稻田，方衡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自何承矩以黄懋为判官，始置屯田，筑堤储水为阻固，其后益增广之，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葫芦[9]、永济等河皆汇于塘。天圣已后，相循而不废，仍领于缘边屯田司。而当职之吏各从其所见，或曰：『有甲兵将兵在，敌来何所事?塘自边吴淀西望长城口尚百余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通，敌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塘虽距海，亦为无用。夫以无用之塘而废可耕之田，则边谷贵，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广，以息民为根本。』或者则曰：『河朔幅员二千里地，地平而无险阻。贼从西方入，放兵大掠；由东方而归，我婴城之不暇，其何以御之?自边吴淀至泥姑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渡也。东有所阻，则甲兵之备可以专力于其西矣，孰谓无益[10]。』论者自是分为两岐，而朝廷以敌入忽荒无常，故终不可以废也。

明道二年八月壬午[11]，忻州团练使刘平自雄州徙知成德军（是日壬午），奏曰：『臣向为沿边安抚使，与安抚都监刘志求见，尝陈备边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顺安、安肃、保定州界，自边吴淀望赵旷川长城口[12]，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东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窃恨圣朝七十余年守边之臣，何可胜数，皆不能为朝廷预设深沟高垒，以为扼塞。臣闻太宗皇帝朝，尝有建请方田者。令契丹国多事，兵荒相继，我乘以引水植稻为名开方田，随田塍四面穿沟渠，纵横一丈，深二丈，鳞次交错[13]，两沟间屈曲为径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鲍河、徐河、鸡距泉分注沟中，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愿以刘志知广信军，与杨怀敏共主其事，数载之后，必有成绩。』遂密敕平与怀敏渐建方田。怀敏时为西路缘边巡检都监也。侍禁刘宗言又奏请种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敌骑也。

此段取本志附见。刘平自雄州徙成德，乃去年八月丙辰。其奏疏则据《会要》，在此年三月十七日。《会要》云：明道三年三月十七日，知成德刘平言：『安肃、广信军并保州各相去三四十里[14]，其间平原广野。乞自保州以西，如稻畦掘作方田，每年渐次开展，乞专委西路缘边都监杨怀敏相度可否建置方田[15]，必有成绩。』诏令怀敏渐次兴置方田，仍令刘平常切照管。

　　宝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于石冢口导百济河水[16]，以注缘边塘泊，请免所经民田税。』从之。时岁旱，塘水涸，知雄州葛怀敏虑契丹使至，测知其广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复如故。

　　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书求关南十县，且曰：『营作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既潜稔于猜嫌：虑难敦于信睦。』四月，复书曰：『营筑堤埭，开决陂塘。昨缘霖潦之余，大为衍溢之患。既非疏导，当稍缮防。岂蕴猜嫌，以亏信睦?』其使刘六符尝谓贾昌朝曰：『南朝塘泺何为者哉?一苇可杭，投箠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时议者亦请涸其地以养兵。上问王拱辰，对曰：『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敌，此六符夸言尔。设险守国，先王不废，且祖宗所以限寇敌也。』上深然之。

　　七月，契丹复议和好，约：『两界河淀已前开亩者并依旧外，自今已后，各不添展。其见堤堰、水口逐时决泄壅塞之，量差兵夫，取便修叠疏导。非时霖潦别至大段涨溢，并不在关报之限。』

　　五年七月。初，与契丹约罢广两界塘淀。约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海边臣言利害，虽听许，必戒之以毋张皇，使敌有词。而葛怀敏独治塘益急。是月，怀敏密奏曰：『前转运使张邈开七级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顺安军刘宗言闭五门幞头港，下赤、大涡、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复通之，令注白洋淀矣[17]。邈、宗言朋党，沮事如此，不谴诛无以惩后。』诏从怀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名者重责之。

修水洛城

　　庆历三年九月甲子，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言：『德顺军生户大王家挨亢宁等以水洛城来献。若就其地筑城，可得蕃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从之。

　　十二月辛丑，陕西宣抚使韩琦言：『请令下陕西四路部署司、泾原路经略司，且并力修葺逐处未了城寨。其水洛城向去，另奏听旨。』

　　四年正月戊辰，诏陕西四路都部署司、泾原经略司罢修水洛城，从宣抚司韩琦奏请也。然刘沪时已兴役，郑戬又遣著作佐郎董土廉将兵助之矣。

　　三月甲戌，命盐铁副使户部员外郎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往陕西，同都转运使程戡相度铸钱及修水洛城利害以闻。先是，韩琦以修水洛城为不便，奏罢之。郑戬固请终役。琦还自陕西，即罢戬四路都部署。戬既改知永兴，又极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罢，命刘沪、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泾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继论列，以为修城有害无利，议者纷纷不决，故遣鱼周询行视。戬初命泾原都监许迁将兵[18]，为修城之援。及戬罢统四路，沬亟召迁还，又檄沪、士廉罢役，且召沪、士廉。蕃部皆遮士廉等，请自备财力修城，沪、士廉亦以属户既集，官物无所付，又恐违蕃部意别生变，日增版筑趣役。洙再召之，不从。洙亟命瓦亭寨都监张忠往代，沪又不受。洙怒，命青领兵巡边，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度斩之。青械二人送德顺军狱。时周询等犹未至也，蕃部遂惊扰，争烧积聚，杀吏民为乱，又诣周询等诉。周询等具奏，诏释沪、士廉，令卒城之。

据尹洙《乞与郑戬下狱状》，刘沪、董士廉先送顺德军狱，后有旨送邠州狱。又《覆奏李京札子状》，士廉系狱二十余日，但不知是何月日耳。

　　参知政事范仲淹言：『泾原路走马承受赵正奏内殿崇班刘沪、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械送司理院。窃缘此二人元禀四路都部署节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兴。及四路罢后，本路部署司抽下军马，其人即合依禀罢修，不合坚执拒抗。臣料其情，盖本人在彼相杀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筑城寨，惧见中辍之后，本路责见其经画不当，故以死抗拒，一面修兴，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见，非有他意。况刘沪是沿边有名将佐，最有战功。国家且须爱惜，不可轻弃。恐狄青因怒辄行军法，则边上将佐必皆衔怨，谓国家负此有劳之臣，人人解体，谁肯竭力边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将佐，亦将一例械勘。盖狄青粗人，未知朝廷事理，万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来诉于阙下，亦更多有臣寮上言，紊烦圣听。虽知将帅得行军法，即非用兵进退之际，有违节制，自是因争利害，致犯师威。昔陈汤矫诏命以破虏，王濬违节制以下吴，皆释罪封侯，以劝将列。伏望圣慈特遣中使乘驿往彼，委鱼周询、周惟德取勘刘沪所犯因依情罪闻奏，仍送邠州拘管，听侯朝旨。一则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戮，二则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称冤致讼。倘允臣所奏，事可两全，彰陛下保庇边将之恩，使武臣效死，以报圣德。』

四月丙申，谏官孙甫言略曰：『沪本以一方利害，初禀朝廷之命，领千余兵，在数万生蕃中，亦尝战斗杀获，而终使用之服属，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将之言而罪之，不惟劳臣不劝，其招来蕃部，得不惊惧乎?虽然，狄青为一道帅，下有不从令而朝廷释之，青不无怏怏心[19]，况今之将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难处置，惟朝廷两全之。』余靖言略曰：『今为朝廷计，当切责沪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责以后效。仍诏青等共体此意。沪等所筑之城业已就，将军既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边鄙安危之计，非私于沪。倘有缓急，通其策应，勿以谋之异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沪等公案，特与疏放，无使羌戎因此疑惑。』

此据余靖谏章附见，《实录》无有也。

　　丁酉，欧阳修言：『近遣鱼周询定夺利害，臣谓宜命一中使，令周询谕狄青曰：沪城水洛非擅役众，盖初有所禀。且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今不欲直释沪以挫卿之威[20]，宜自释之。后若出师临阵而违节制者，自当以军法从事。然后又谕沪曰：汝违大将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尔，责尔卒事以自赎[20]。俟城成，则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见。如此，则水洛之利可固，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见其可也。』庚子，知永兴军郑戬言：『尹洙使狄青带领兵马趋德顺军，追摄知水洛城刘沪及本司勾当公事董士廉，枷项送狱，称洙累令住修水洛城，不禀节制。缘臣昨移永兴军，被诏令一面兴修，已移文报洙。洙等既知筑城已就，又闻朝廷专委鱼周询定夺，更难以利害自陈，便欲图陷沪等[22]。一旦用兵，擒胁下狱，必恐蕃汉人民惊溃，互相雠杀，别生边患。惟深察之。』始，狄青械刘沪、董士廉送德顺军狱，寻有诏移邻州，既而释二人，令往水洛城讫役，须勘到罪状别听旨。丙辰，谏官欧阳修言：『近差鱼周询等相度修水洛城，如闻蕃族见狄青械系沪等[23]，因致惊扰[24]。今周询却将沪往，以此可见沪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为利，而不欲废之，非沪守之不可。然沪与狄青、尹洙难共了此事，臣谓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刘沪[25]，尚虑议者谓不可因沪而动一大将。今但移尹沬而不动狄青，若洙更以恩徙他路，即不是因沪而屈大将矣。如此，则于沬无损，于沪得全其功，于边防之体无不便。三者皆获其利，否则有害。』

　　五月。先是，郑戬奏修水洛城，乞令韩琦不与商量。琦言：『臣患臣僚临事多避形迹，致赏罚间或有差误，因退思之。臣任西边及再任宣抚，首尾五年，只在泾原、秦凤两路，于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详。令若隐而不言，复事形迹，则是臣偷安不忠，有误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诛戮，辄陈所见利害凡十三条。』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种落，不属大朝。今夺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损，于边亦无益，一也。缘边禁军弓箭手连年借债修葺城寨，尚未完备，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计须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转见劳弊，二也。将来修城，上件城堡，计须分屯正军不下五千人，所要粮草，并须入中和籴，所费不小，三也。自来泾原、秦凤两路通进援兵，只为未知得仪州黄石。河路，所以议者多欲修水洛城一带城寨。自近岁修城，黄石河路秦凤兵往泾原[26]，并从腹内经过。逐城程有驿舍粮草，若救静边寨[27]，比水洛城远一程[28]，若救镇戎、德顺军，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水洛劳费如此，又多疏虞，比于黄石河腹内之路，远近所较不多，四也。陕西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大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泾原、秦凤两路更分兵守水洛一带城寨，则兵势单弱。兼元昊每来入寇，不下十余万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静边章山堡以来出没[29]，则两路援兵自然阻绝，其城寨内兵力单弱，必不敢出城，不过自守而已。如此枉费功力，于临事一无所济。况自来诸路援兵，极不过五六千人，至万人作节次前来，只是张得虚声。若先为贼扼其来路，必应援不及。若自黄石河路，则贼隔陇山，不能钞截，五也。自陇州入秦州，由故关路山阪隘险，行两日方至清水县。清水北十里则??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两日方至秦州。由此观之，秦州远在陇关之外，最为孤绝。其东路限隔水洛城一带生户，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为篱障，只备西路三都公一带贼马来路。今来开水洛城一带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渐有人烟耕种，蕃部等更不敢当道住坐，奸细之人易来窥觇。贼若探知此路平快，将来入寇，分一道兵自??穰寨扼断故关及水洛，则援兵断绝，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闻官中开道，皆有忧虑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泾原路沿边土地原为膏腴，自来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内地浮浪之人诣城寨官员，求先刺手背，候有空闲土地标占，谓之强人。此辈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夺得蕃部土地耕种，又五分毫租税，缓急西贼入寇，则和家逃入内地，事过之后，却来首身，所以人数虽多，希得其力。又商贾之徒，各务求属于新城内射地土居住，取便与蕃部交易。昨来刘沪下唱和修城之人，尽是此辈。于宫中未是有益，七也。泾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将来西贼以兵围胁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发兵则不能前进，多发兵则与前来葛怀敏救定川寨覆没大军事体一般，所以泾原路患在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却兵马，二恐救应转难，八也。议者言修水洛城不惟通两路援兵，亦要弹压彼处一带蕃部，缘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鹘、谷者、达谷、必利城、腊家城、鸱枭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宕州，连宗哥青唐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不相君长，故不能为中国之患。又谓元昊为草贼，素相仇雠，不肯服从。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开拓边境，须待西北无事、财力强盛之时。当今取之，实为无用，九也。今修水洛城，本要通两路之兵，其陇城州等大寨，须藉秦凤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彦博累有论奏，称其不便，显是妨碍，亦合动移，十也。凡边上臣僚图实效者，特务选举将校，训练兵马，修完城寨，安集蕃汉，以备寇之至而已。贪功之人则不然，惟务兴事求赏，不思国计。故昨来郑戬差许迁等部领兵马修城，又差走马承受麦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毕，则皆得转官酬奖之人。不期与尹洙、狄青所见不同，遂至中辍，希望转官皆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复修，则陇州城等又须相继兴筑，其逐处所差官员、将校，人人只望事了转官，岂肯更虑国家向去、兵马粮草之费?十一也。昨者泾原路抽回许迁等兵马之时，只筑得数百步，例各二尺以来。其刘沪凭恃郑戬，轻视本路主帅，一面兴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听从，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来若以沪全无过犯，只是狄青、尹沬可罪，乃是全不计修水洛城经人利害，只听郑戬等争气加诬，则边上使臣自此节制不行，大害军事，十二也。陕西四路，惟泾原一路所寄尤重，盖川原平阔，贼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经略之。任近西界，虽遣人议和，自杨守素回后，又经月余，寂无消息[30]。环庆等路不住有贼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远，西人奸计，大未可量。朝廷当奖厉逐路师臣预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节制为无过，而却加罪主帅，实见事体未顺。十三也。』诏札与鱼周询、程戡等。而周询及戡已先具奏修城之便，且言水洛城今欲毕工，惟女墙未完，弃之诚可惜，宜遂令讫役。乃诏戡等卒城之。丁卯，遣内殿崇班陈惟信往泾原路催修水洛城。

　　韩琦十三条，据司马光《纪闻》。琦称『今已五月』，必是五月初所言，而五月六日丁卯，已遣陈惟信往泾原催修城。盖鱼周询、程戬等先言修城之利，奏到在琦言后一二日间，故朝廷虽以琦言札付鱼周询等，及周询等奏到，即从其请，遣惟信催修城也。《记闻》称五月十六日诏戡等卒城水洛，岂误以初六日为十六日?今改之。

　　六月癸卯，改新知渭州孙沔复知庆州，新知庆州尹洙知晋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与沔易任。沔以病辞，乃别徙洙，于是渭州阙守，诏委狄青。谏官余靖言：『泾原在陕西最为重地，虽范仲淹不敢独当，岂青粗暴，所能专任?』章凡四上，寻有诏徙青权并代部署。甲辰，泾原路经略安抚司言修水洛城毕。庚戌，淮南都转运按察使、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王素为刑部郎中、泾原路安抚经略使，兼知渭州。

　　七月壬申，赐修水洛城禁军及弓箭手缗钱。乙酉，降渭州西路巡检、内殿崇班、閤门祗侯刘沪为东头供奉官，著作佐郎、新知确山县董士廉罚铜八斤[31]。朝廷虽一使沪、士廉卒城水洛，仍以沪权水洛城主，终坐违本路帅命，故责及之。

　　八月癸卯[32]，右正言、直集贤院、知晋州尹洙为起居舍人[33]、直龙图阁、知潞州。旧制，谏官、御史补外，无待阙者。洙自庆移晋，会前守未满岁，有旨令洙待阙。洙心疑郑戬谮己，奏乞与戬俱下御史狱辩水洛事，且言戬交结走马承受麦知微，于是迁秩改命，而所乞竟不从。戊申，陕西都转运按察使、天章阁待制程戬言：『昨遣三司盐铁副使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与臣同体量兴修水洛城。臣等昨离永兴军日，泾原部署狄青已部领军马至德顺军，仍令閤门祗侯崔宣、指挥使谢能等领军马，就水洛城收捉刘沪、董士廉，欲诬以违节制斩之，赖沪等不敢抗对，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军监酒周颂就劾，又差平凉知县李元规代颂面受其意。不谓朝廷遣鱼周询、周惟德来，刘沪等生得出狱，自后臣奉旨带刘沪、董士廉再往兴筑。臣以蕃部疑变，乃虑狄青、尹洙等破坏此城，无以就功，累闻朝廷续差内殿崇班陈惟信，令臣与狄青应副兴修。今幸沪等城水洛已就而蕃部帖然，其初本路兵马钤辖高继元、著作郎石辂、大理寺丞李仲昌等皆赞谋狄青，谓水洛不便。今既共事，其如一党之人，自怀疑忌，兼开既成之后，犹欲力遂前非。石辂虽已离此，继元、仲昌多险戏计书，务在间谍。今除王素知渭州，未必不为斗乱。虽水洛城不足惜，奈何扇动蕃部弃去汉土?不惟为异类报怨，兼欲将微臣稔过。臣所操心，粗能知分，虽城百水洛，固非臣邀功掠美之地。乞候王素过京师，特赐宣谕此事，庶到边不为群小所惑。其高继元、李仲昌乞早移别路一差遣，不尔阻挠边事，必起后虞。』诏权并代部署狄青为惠州团练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泾原部署。

青自泾原权并代当在六月十三日以后，朝廷不欲令青沮刘沪也，但《实录》不详耳。水洛既城，刘沪又责官，泾原已别命帅，则青可复还，特书此，亦足见朝廷委曲任人之意云。

　　五年三月，董士廉请关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韩琦不自安，恳求补外。

　　七年五月，水洛城都监、内殿崇班、閤门祗侯刘沪卒。其弟渊将护丧东归，居人遮道号泣，请留葬水洛，立相城隅，岁时祀之。经略司言：『熟户蕃官牛奖逋等愿得沪子弟主其城。』复命沪弟淳为水洛城都监。

皇祐二年正月戊寅，泾原经略司言：『自修德顺军水洛城底石门堡，而生户蕃族多出内附。请递补职名，仍月给俸钱，使为属户以扞边。』从之。

校勘记

[1]至保定军 原本作『至安军』。按：宋无『安军』，兹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2]钞河北 原本作『剑河北』，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3]保定军 《长编》卷一一二作『信安军』。

[4]西北至雄州 原本作『西至北雄州』，《长编》卷一一二作『西北雄州』。据文意改。

[5]一百三十淀 《长编》卷一一二作『百世淀』。

[6]黑羊淀 原本作『黑半淀』，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7]白洋淀 原本作『白羊淀』，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8]齐女淀 《长编》卷一一二作『齐安淀』。

[9]葫芦 原本作『苑』，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10]熟谓 原本作『孰为』，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11]明道二年八月壬午 原本作『元年八月』，据《长编》卷一一二补。

[12]赵旷川 原本作『赵旷州』，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13]交错 原本作『文解』，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14]三四十里 原本脱『四』字，据《长编》卷一一二补。

[15]专委 原本『专』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二补。

[16]石冢口 原本作『石椽口』，据《长编》卷一二二改。又百济河，原本作『水济河』，亦据《长编》卷一二二改。

[17]白洋淀 原本作『白羊淀』，据《长编》卷一五六改。

[18]泾原 原本作『泾京』，据《长编》卷一四七改。

[19]怏怏心 原本作『怏怏□心』，据《长编》卷一四八删『□』字。

[20]挫卿之威 《长编》卷一四八同。按：此『卿』字当作『青』，盖指狄青也。

[21]卒事 原本『卒』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八补。

[22]陷沪 原本『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八补。

[23]械系沪等 原本作『械系鱼周洵等』，误，据《长编》卷一四八改。

[24]惊忧 原本『扰』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八补。

[25]移刘沪 原本作『私刘沪』，据《长编》卷一四八改。

[26]黄石河 原本作『黄若河』，据《长编》卷一四九改。

[27]若救 原本作『石救』，据《长编》卷一四九改。

[28]远一程 原本脱『一』字，据《长编》卷一四九补。

[29]章山堡 原本『章』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四九补。

[30]又经月余寂无消息 原本作『又经月等杀无消息』，据《长编》卷一四九改。

[31]确山 原本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五一补。

[32]癸卯 原本作『辛丑』，据《长编》卷一五一改。

[33]起居舍人 原本『起』字上衍一『上』字，据《长编》卷一五一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七

仁宗皇帝

塞河

修滑州决河

　　天圣元年正月癸未，诏中书、枢密院同议塞滑州决河。河入中国，行太行西，曲折由山间，则不能为大患。及出大伾，走东北赴海，更平地二千余里。禹迹既湮，河并为一，而特以堤防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众流之所会，时不免决溢之忧。然有司之所以备河者，亦益工矣。岸汨则易摧，故聚刍藁薪条，枚实石而缒之，合以为埽。及埽之法，若高十丈，长八尺，其算以径围各折半，因之得积尺七千五百，则用薪八百围（《史藁》作薪五百围），刍藁二千四百围，所谓苇索、心索、底篓、搭篓、箍首、索签、桩磕、??拐、橛拽、后橛，其多寡称所用。若大小广袤不同，则随时损益之，而亦视此为率焉。故凡置埽，必仞水之深，度岸之高，或叠二、叠三四。一埽之长居岸二十步，而岸长或数百步，或千余步，埽坏辄牵连而去。又置埽以补救之，其费动为缗钱数万。凡埽初下水曰扑崖，居上而捍水曰争高，阙地置之以备水曰陷埽。埽实垫为亡所患，浮湍则危。其卷埽之器，则有制脚木、制木、进木、拒马、短长木籰、大小石籰、云梯、引橛、推梯、卓斧、绵索，其鼓旃，所以利工作而为号令之节也。凡度役事，负六十觔、行六十里为一工，土方一尺、重五十觔、取土二十步外者一工，二十五尺上接邪高，皆折计之。水向背不常，则埽各后地而易。

自『河入中国』至此，皆因本志附此。李清臣吏稿载埽法尤详，本志删取之。

　　四月己酉[1]，以京西转运使、祠部郎中孙冲兼权滑州河阴至泗州都大循河，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张君平签书滑州事。初议塞决河也。

　　五月甲戌，命参知政事鲁宗道按视滑州塞河功料。

　　六月，张君平求免签书滑州事，专领修河，仍乞增置都监，且荐太常博士李渭。庚子，渭换授北作坊使，与君平俱为修河都监。鲁宗道用渭策，欲盛夏兴役，孙冲谓徒费楗薪，困人力，虽塞必决。乃徙冲知河阳。既而役兵多渴死，君平议减其功半，渭不听，君平独以闻，乃斥渭不用，君平亦徙定，河卒不塞。

　　九月，京东西路先配率塞河梢茭数千万，期又峻急，民苦之。王钦若召自江宁[2]，见其事，言于上曰：『民方勤农，岂可常赋外追扰?』甲戌，诏州县未得督发、别听旨。癸未，赐滑州修河役卒缗钱。

　　闰九月壬辰朔，诏：『如闻滑州修河役兵暴露作苦、而所饭菽粟或爨未熟，乃不可食，宜遣使臣往视之。』十月癸亥，诏滑州募民入粟。二年八月戊寅，遣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李垂、内殿崇班、閤门祗侯张君平按视滑、卫等州河势，以岁稔，将议塞决口也。

　　五年七月丁巳，以马军副都指挥使彭睿为修河都部署，内殿押班岑保正为钤辖，礼宾副使阎文应、供备库副使张君平为都监。诏发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缗钱五十万塞滑州决河。

　　八月戊辰朔，命知制诰程琳往滑州祭告河。

　　九月癸卯，遣知制诰程琳、西上閤门使曹仪往滑州按视修河。初诏增发丁夫二万，中书言：调工已众，不可增发。故遣琳等往度使。乙巳，诏京西转运使张亿自今五日一具修河次第以闻[3]。丙辰，诏：『滑州修河兵夫比多疾病，其令医官院遣医分治之。候罢役，较其全失之数以闻。』

　　十月辛未，赐滑州修河役卒缗钱。戊寅，诏：『修河兵夫候功毕日，其少壮愿隶禁军者听之。』壬午，遣知制诰徐奭往滑州祭告河。戊子，赐滑州修河役卒缗钱。丙午，滑州言塞决河毕。是日旬休，上与太后御承明殿，召辅臣谕曰：『河决累年，一旦复故道，皆卿等经画力也。』王曾等皆再拜称贺。诏速第修河臣僚劳效以闻。作灵顺庙于新堤之侧。

此据宋绶庙记，乃十月事也。

十一月丁酉朔，名滑州新修埽曰天台埽，以其近天台山麓故也。己亥，以河平，宰臣率百官称贺，遂燕崇德殿。自天禧三年河决，至是积九载乃复塞，凡费刍藁千六百二十万，他费不与焉。遣官告祭天地、社稷、宗庙、诸陵，命翰林学士章得象祭于河，宋绶撰《修河记》。修河部署、马军副都指挥使、保顺节度使彭睿加武昌节度使，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范雍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滑州、右谏议大夫寇瑊加枢密直学士。凡督役者第迁官。民经率配，免税十之三，忧恤灾伤户。始役既兴，朝议以岁饥将复罢，瑊言：『病民者，特刍藁耳。幸调率已集，若积之经年，则腐朽为弃物，复兴功敛之，是重困也。』乃诏讫役。壬戌，录故西京作坊使、滑州钤辖张君平子造为三班奉职，逊、达并为借职。

修澶州决河

天圣六年八月乙亥，澶州言河决王楚埽，凡三十步。

　　七年二月，河北转运司言：『河平以来，澶州诸埽未尝完筑，恐盛夏益复涨溢，请募民入中刍粮，以备缓急。』诏可。

五月。先是，侍御史高弁、内侍杨怀敏往澶州视决河，议筑大韩埽，又遣内侍綦仲宣覆按之。仲宣言大河已安流，诸埽亦足恃。帝亦重兴役，壬申，以诸埽图示辅臣，罢大韩不复筑。弁亦请弛堤防，纵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敌兵。不报。

此据高弁传，在三月辛亥。《实录》载弁议，更考之。

　　九月戊戌，澶州官吏并坐王楚埽决，降官一等。

　　十二月。河朔罹水患，朝廷以民疲不任繇役，故王楚埽尚未塞。都大循护澶滑河高继密请自澶州蒐固埽下接大堤东北，即高阜筑遥堤为备御计。侍御史高弁又请于澶州之西分导二河，以杀水势。壬子，命龙图阁待制韩亿、左藏库使阎文应等往河北，同转运使相视之。

　　八年正月癸亥，诏河北转运司视澶州埽岸，如梢茭有备，即议修塞。或民力犹困，则须冬月乃议之。丙子，前良山县令陈曜请于郓、滑州分疏黄河入麋邱河，以分水势。诏京东、河北转运使与韩亿同规度之。戊辰，遣礼宾副使江德源往澶州视古遥堤。庚辰，诏河北水灾州军募人入粟，以赈贫民。

　　三月庚辰，诏河北被水州县毋税牛。

　　景祐元年七月甲寅，澶州言河决横垅埽。命户部副使王沿、供备库使孙昭等视之。

　　十月。初，大名府言：『自河决横垅，而德、博以来，皆罹水患。请早行修塞。』即诏王沿等相视。沿等以为河势奔注未定，且功大，未可遽兴。癸亥，复遣侍御史知杂事杨偕、入内押班王惟忠、閤门祗侯康德舆同往视度，而偕等言：『欲且兴筑两岸马头，令缘堤预积刍藁，俟来年秋，乃大发丁夫修塞。』从之。

　　十二月癸未，以天雄军部署、莱州团练使邵福为都大修河部署，供备库副使王遇为澶州部署，右侍禁、閤门祗侯王昭序为沧州部署兼修河事。三门白波发运使文洎言：『诸埽须薪刍、竹索，岁给有常数，费以钜万计。积久多致腐烂。乞委官检核实数，仍视诸埽紧慢移拨，并斫近岸榆柳添给，免采买般运之劳。』因陈五利。诏三司详所奏，遂施行之。洎，介休人也。

　　二年正月庚戌，诏：『自横垅河决，尝下河北、京东西路，以民租折纳稍茭五百余万。今河决处自生淤滩，可省工费。其三路未输梢藁，并停罢。』

　　三月己丑，殿中丞、通判齐州张宗彝言：『大名府新作金堤，可以捍横垅决河水势。请且缓修塞之役。』诏河北转运司绘黄河故道及决河至海图上之。

　　四月癸酉，诏澶州募民输梢茭。

　　三年正月丙午，度支副使郭劝、四方馆使夏元亨同点检修横垅埽所储钱粮刍藁，及行视王楚埽所闭减水河利害以闻。

五月，殿中丞王果言：『河北地势庳下，积沙为岸。若导河东流，恐不能御湍悍之患。欲望博询群议，罢塞横垅。』诏郭劝、夏元亨同按视以闻。果，饶阳人也。辛卯，以仪鸾使、雅州刺史、入内副都知王守忠为澶州修河钤辖，内殿崇班李保懿为都监，崇仪副使杨怀敏管勾黄河南岸诸埽，内殿崇班吕清管勾北岸诸埽。丙午，诏澶州权停塞横垅决河，自是河东北行，不复由故道。徙修河都监杨怀敏专固护大名府金堤。

自是河东北行，不复由故道。此据去年八月戊辰《稽古录》所书。明年十二月，河北漕司又奏早投修塞横垅决河钱粮，不知何也。

四年十二月戊辰朔，河北转运司奏修塞横垅决河合用钱粮，乞早拨付河口，以来春兴役。上令转运司再计度从何处修塞河势，从何处赴海，有无壅滞，报明复奏。

此但据朔历，它无有也。当考。

再修澶州决河

　　庆历八年六月癸酉，河决澶州商胡埽。丙子，遣权发遣户部判官事燕度行视澶州决河。

　　七月戊戌，诏河北水灾，其令州县募饥民为兵。甲寅，命河北都转运使、户部郎中、

　　天章阁待制施昌言都大管勾澶州修河事，四方馆使、荣州刺史、知澶州王德基同都大管勾，通判澶州、屯田司员外郎张谔、国子博士张士程同管勾河事。丙辰，命马军副都指挥使、武安留后郭承祐为澶州修河部署。戊午，加建武节度使。庚申，即以承祐权知澶州，寻又加殿前副都指挥使。辛酉，权发遣户部判官、屯田员外郎燕度同知澶州，兼管勾修河事。甲子，翰林学士宋祁、入内都知张永和诣商胡埽，视决河及覆计工料。

　　八月辛巳[4]，判大名府贾昌朝请下京东州军兴葺黄河旧堤，引水东流，渐复故道，然后并塞横垅、商胡二口[5]，永为大利[6]。诏待制以上并台谏官亟详定利害以闻。甲申，宋祁、张允和等言：『商胡水口见阔五百五十七步，用工一千四十二万六千八百，日役兵夫一十万四千二百六十八人，可百日而毕。』诏付详定所。乙丑，以河北、京东西水灾，罢秋宴。辛卯，观文殿学士丁度等合奏修河利害曰：『天圣中，滑州塞决河，积备累年始兴役。今商胡工尤大，而河北岁饥民疲，迫寒月，难遽就也。且横垅决已久，故河尚未填阏，宜疏减水河，以杀水势，俟来春先塞商胡。』从之。前遣内侍募民入薪刍者皆还，但令诸路自行诱劝。

　　十一月癸丑，盐铁副使、吏部员外郎陈洎、供备库使、恩州刺史、入内都知张惟吉同相度商胡堤岸。十二月庚辰，判大名府贾昌朝又言：『按：夏禹导河，过覃怀，至大伍，酾为二渠，一即贝邱西河南渠。《书》称「北过洚水，至于大陆」者是也。一即漯川，《史》说「经东武阳，由千乘入海」者是也。河自平原以北播为九道，齐桓公塞其八而并归徒骇。汉武时决瓠子，久为梁、楚患，后卒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复禹旧迹。至王莽时，贝邱西南渠遂竭，九河尽灭，独用漯川，而历代徙决不常，然不越郓濮之北、魏博之东，即今澶滑大河，历北京朝城，由蒲台入海者，禹、汉千载之遗功也。国朝以来，开封、大名、怀、滑、澶、郓、濮、棣、齐之境河屡决，天禧三年至四年夏连决，天台山傍尤甚，凡九载乃塞之。天圣六年又败王楚，景祐初溃于横垅，遂塞王楚，于是河独从横垅出，至平原，分赤、金、淤三河，经棣、滨之北入海。近岁海口壅阏，淖不可浚，是以去年河败德、博间者凡二十一，今夏溃于商胡，经北都之东至于武城，遂贯御河，历冀、瀛二州之域，抵乾宁军，南达于海。今横垅故水止存三分，金、赤、淤河皆已湮塞，惟出雍京口以东，大污民田，乃至于海。自古河决为害，莫甚于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御备敌寇，取财用以馈军师者，惟沧、棣、滨、齐最厚。自横垅决，财利耗半；商胡之败，十失其八九。况国家恃此大河，内固京师，外限戎马，祖宗以来，留意河防，条禁严切者以此。今为旁流散出，甚有可涉之处。臣愚窃谓救之之术，莫若东复故道，尽塞诸口。按：横垅以东至郓、濮间堤埽具在，宜加完葺，堙浅之处，可以时发近县夫开导至郓州东界，其南悉沿邱麓，高不能决，此皆平原旷野，无所阨束，自古不为防岸，以达于海，此历世之长利也。谨绘漯川、横垅、商胡三河为一图上进，惟陛下留省。』诏翰林侍读郭劝、入内副都知蓝元用与河北、京东转运使再行相度修复黄河故道利害以闻。

　　皇祐元年正月己亥，命度支副使刑部员外郎吴鼎臣、洛苑使眉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蓝元用往澶州经度治河功费。庚子，徙河北都转运使施昌言知兖州。昌言议塞商胡决河，今复故道，与贾昌朝不合，故徙之。以吴鼎臣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戊申，以河北水灾，罢上元张灯，车驾朝谒停作乐。

二月甲戌，河北转运使言黄、御二河决，并注乾宁军。请迁其军于瀛州。

书云：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

　　郭劝等言：『与京西转运使徐起、河北转运使崔峄自横垅口以东，至郓州铜城镇度地高下，使河复故道，为利明甚。凡浚二百六十三余里一百八十步，役四千四百九十万四千九百六十工。』议虽上，未及行也。

　　九月乙卯，遣龙图阁直学士张奎、入内都知张惟吉、供备库副使郭恩往澶州经度商胡决口。

　　二年正月己亥，诏河北提点刑狱司自今岁调兵夫人治河，并亲决督视之。丙辰，御史中丞郭劝、入内都知张惟吉、蓝元用同检核黄河故道工料以闻。

　　三年七月辛酉，河决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

　　八月己未，诏三司河渠司与两制、台谏官同议塞商胡郭固决河，仍诏河北都转运使吕公弼、提举河堤綦仲宣赴阙同议。

　　四年元月乙亥[7]，塞郭固口。

　　三月己亥[8]，诏河北安抚转运使、知博州蔡挺与入内都知张惟吉同议六塔河利害以闻。时郭固虽已塞，而水势犹壅。议者请开六塔河以分其势，故命惟吉等按视。

至和元年六月壬寅，徙知澶州、建武节度使曹佾知青州。时议将修塞六塔。上赐诏问佾，佾言：『河决殆天时，未易以人力争。陛下念河北被患，于工费无所惜，然决口将合益驶，虽用工如麻苇，积茎如邱阜，且何所施?以臣之见，不如徐观其势而利导之，万全之算也。』佾论与执政异，故徙之[9]。

此据李清臣墓铭。按：此时犹未修六塔，恐清臣饰说，当考。明年十月二日，赵抃有言。

　　十一月戊辰，命盐铁副使司封员外郎李参、皇城使陵州团练使内侍押班武继隆相度黄河故道。

十二月壬子，诏河北、京东转运使司诣郓州铜城镇海口审度黄河高下之势，如兴工后水果得通流，即条具利害以闻。

开铜城，塞商胡，议自郭劝等始，见皇祐元年二月。河北周沆、燕度，京东陈宗古。

　　二年九月丁卯，诏：『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金堤，浸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东岁饥[10]，未能兴役。今勾当河渠司事李仲昌欲约水入六塔河，使归横垅旧河，以纾一时之急。其令两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开故道修六塔利害以闻。』丙子，欧阳修言：『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未有定论，盖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臣愚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谬。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不可复之势，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且开六塔者说云减大河水，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有奔腾之患?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又闻开六塔者云：可令回大河，使复横垅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令回大河，顾其患如何?臣故谓近乎欺罔之谬也。且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淀之势，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广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横垅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垅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垅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淤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下流既梗，反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垅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之。昨议者度京东故道，止云铜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东去皆高，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北铜城已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已东地势平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垅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而为之，犹愈于害多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又商胡初决之时，议欲修塞，计用梢茭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小河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亦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若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能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垅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地，不胜其患，而又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尔，是皆智者之不力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人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大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费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所宜择也。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验者较之，亦愿下群臣议，裁取其当焉。』

苏辙作修神道碑云：『河决商胡，贾昌朝留守北京，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导商胡入六塔河。诏两府、台谏集议。陈执中当国，主横垅议。执中罢去，而宰相复以仲昌之言为然。』宰相，盖指富弼也。今附此。

　　甲申，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奉诏定黄河利害，其开故道，诚为经久之利，然功大不能卒就。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导而东去，可以纾恩、冀全堤患，即乞许之。』

　　十二月丁亥[11]，中书奏：『自商胡决，为大名、恩、冀患，先议开铜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难卒就缓之，则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愿备工费入横垅，宜令河北东预完堤埽，并上河水所占民田。』从之，始用李仲昌议也。戊子，知澶州、天平留后李璋为修河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周沆权同知澶州、都大管勾应付修河公事，宣政使、果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邓保吉为修河钤辖，殿中丞李仲昌都大提举河渠司，内殿承制张怀恩为修河都监。寻以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殿押班王从善为修河都钤辖。壬辰，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都大修河制置使，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度支员外郎蔡挺都大提点河渠司勾当公事，太常博士杨纬并同管勾修河。昌言辞之，不许。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溢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茭不可胜计。壬申，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伏睹今春朝廷指挥商胡北流口，候至秋冬闭塞。其修河司李仲昌、张怀恩等全不依禀制旨，妄称水势自然过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尔闭合。一日之内，果即冲开，失坏物料一二百万，溺役兵夫性命不少，民力疲弊，道路惊嗟，岂非意在急切，力觊恩赏?失计败事，咎将谁归?伏望陛下特赐宸断，其仲昌、怀恩及应管勾臣等亟加贬黜，以正典刑。谢彼方之生灵，戒后来之妄作。』

六月戊午，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枢密直学士、知澶州。时六塔河既修复决，朝廷犹欲成之，因以澶授昌言，冀便役事云。

命昌言知澶州以便役事，此据其本传。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已决，不知何故昌言今乃加职。又后此三日，李璋等皆责，而昌言独免，至十一月甲辰昌言始责，殊不可晓，今据赵抃奏议增修。

　　辛酉，降知澶州、修河都部署、天平留后李璋知曹州，河北转运副使、同管勾修河、司封员外郎燕度知蔡州，提举开封府界县镇公事、同管勾修河、度支员外郎蔡挺知滁州，修河都钤辖、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殿押班王从善为濮州都监，供备库副使张怀恩为内殿承制，提举黄河埽岸、殿中丞李仲昌为大理寺丞。戊寅，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韩绛为河北体量安抚使，西上閤门副使王道宗副之。时宰相文彦博、富弼主李仲昌六塔河议，及败事，人莫敢尽言。绛至河北，具得其状，始请置狱劾治，仲昌等由是俱被窜废。

此据绛行状，刘敘所作也。

初议塞六塔，河北转运使周沆独言：『近计塞商胡，用薪苏千六百四十五万，工五百八十三万。今仲昌计塞六塔，用薪苏三百二十万。共是一河，所费财月不容若是之殊。盖李仲昌欲先为小计，以求兴役尔。又今河广二百余步，六塔方四十余步，必不能容。且横垅下流自河徙以来，填淤成高陆，其西堤粗完，东堤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大河之水不十分之三，滨水之民丧业者三万户。就使如仲昌言全河东注，必横溃泛滥，齐、博、德、棣、滨五州之民皆为鱼鳖食矣。今自六塔距海千余里，合欲壅河使东，宜先治水所过两堤，使皆高厚，仍备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积薪苏，以防冲决，乃可为也。然其劳费甚大，未易可办。以臣度之，六塔不可塞。』不从。及仲昌败，沆又上言：『民罹水灾，皆结庐堤上，粮乏可哀。臣欲辄发近仓赈之，顾大恩当自上出，愿亟遣使按视救恤。』从之。

此据周沆本传，不知沆疏李仲昌议不可用在何时。『至和元年十二月，遣臣与河北、京东漕臣诣铜城镇相度河势。』恐沆因此上疏。然二年十二月，沆犹被命同权知澶州，应副修六塔河。若既驳仲昌议，则不应更受此命。或朝廷虽有此命而沆卒辞之，故河决独免责也。今附见沆事于遣韩绛体量河北后。

　　十一月甲辰，降知澶州、枢密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左谏议大夫、知滑州，天平留后李璋为邢州观察使，司封员外郎燕度为都官员外郎，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侍押班王从善为文思使，度支员外郎蔡挺追一官勒停，内殿承制张怀恩泽州编管，大理寺丞李仲昌英州衙前编管。先是，宰相文彦博、富弼主仲昌议开六塔河，不听贾昌朝所言。及六塔功败，仲昌等皆坐责。中书议不胜，昌朝因欲动摇宰相，乃教内侍刘恢密奏六塔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岗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锸畚非便。诏遣中使置狱。殿中侍御史吕景初意昌朝为之（时昌朝已入为枢密使），即言事无根原，不出政府，恐阴邪用此中伤善良。乃更遣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与文思副使[12]、带御器械郑守恭等往澶州鞫其事，趣行甚急，一日内降至七封。中复固请对，乃行。既对，以所受内降纳御座，言：『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上从之。时号中复为『铁面御史』。中复驰往，较景德口籍，乃赵征村实非御名，六塔河口亦无岗势，但劾昌言等奉诏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违约，甫塞即决，损国工费。怀恩、仲昌仍坐取河材以为器，盗所监临，故重贬之。昌朝谗虽不效，亦即召为枢密使。仲昌，垂子也，尝上《导河形胜书》，欲别派使，缓而不决，至仲昌，乃塞河背戾家学，遂以贬终焉。仲昌既贬，朝廷始专治西堤，以卫北京及契丹国信路，不复治东堤。

『铁面御史』并『付中书行出』及『內降七封』，并据曾氏《南游记旧》。曾氏又以治恩、冀河流断赵征村岗势为韩琦主议，误也。专治西堤，据《稽古录》。《江氏杂识》云：许州贾侍中坐语及黄河事，贾云金堤只有西岸。《汉书》：左堤强则右堤伤。既无东岸，自无决理，不须岁筑。然今每岁不减十万夫役，无敢减省者。江志此事恐无《稽古录》所书相参，当考。

又云：张安道云：『河决六塔口，河北税赋放百七十万石。今举天下所得以奉河北岁三百万者，河决之患也。原其所由，下流多置桥，水不通泄，为世大患。去澶桥则河患息矣。』

校勘记

[1]己酉 原本作『辛酉』，据《长编》卷一○○改。

[2]江宁 原本作『江陵』，据《长编》卷一○一、《宋史》卷二八三《王钦若传》改。

[3]张亿 原本作『张意』，据《长编》卷一五○改。

[4]辛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5]二口 原本『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6]永为 原本『永』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7]元月 原本作『二月』，据《长编》卷一七二改。

[8]己亥 原本作『乙亥』，据《长编》卷一七二改。

[9]徙之 原本作『从之』，据《长编》卷一七六改。

[10]河北 原本作『沔北』，据《长编》卷一八一改。

[11]十二月 原本脱『二』字，据《长编》卷一八一补。

[12]吴中复 原本脱『吴』字，据《长编》卷一八四、《宋史》卷三二二《吴中复传》补。又『与文思副使』，原本『与』作『举』，据《长编》卷一八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八

仁宗皇帝

外郡寇贼

　　庆历三年五月癸巳[1]，京东安抚使司言：本路捉贼虎翼卒王伦等杀沂州巡检使、御前忠佐朱进以叛。遣东头供奉官李沔、左班殿直曹元喆、韩周往捕系之[2]。

　　六月癸丑，知谏院欧阳修言：『今沂州军直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返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假如王伦周游江海之上，南掠闽、广而断大岭，西入巴、峡而窥两蜀，杀官吏，据城邑，谁为捍御者?此可谓腹心之大忧。为今计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则人知所畏，自趋击贼。请自今贼所经州县，夺衣甲官吏并追官勒停，巡检、县尉仍除名。且如知州，本号郡将，都监、监押专领兵在城，若贼入而不能捕，知州亦勒停，都监、监押仍除名。若贼发而朝廷别差捕获，其本界巡检、县尉仍坐全火不不获之罪。贼多于所领兵士弓手者差减之。县尉比多新进少年，皆不能捉贼，虚陷罪罚，宜下流内铨别议选择之格，重赏罚以诱之。自来所差巡检下兵士不肯捉贼，又多为州县之患。欲请先选能捉贼使臣，令其自募兵卒，不拘厢、禁军。欲指名抽射者亦听。凡都监、监押、巡检因贼除名者，仍勒从军自效，俟破贼日，则许叙之。』诏送枢密院施行。

　　甲子，右正言余靖言：『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3]，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力盗，贼不能禁止者，盖赏罚不行也。若非大设堤防，以矫前弊，则臣忧国家之患不在外裔，而起于封邑之内矣。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入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劫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又清平军贼入城，失主泣告，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所闻如此，而官吏皆未尝重有责罚。欲望盗贼衰息，何由可得?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仅二百人；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蜂起，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当职大臣尚规规守常，不立法禁，深可为国家忧。且以常情言之，若与贼斗，动有死亡之忧，避不击贼，止于罚铜及罚俸。谁惜数觔之铜，以冒死伤之患哉?乞朝廷严为督责捕贼赏罚，及立被贼劫赀、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从之。

　　七月乙亥，江淮制置发运司言：捕杀军贼王伦于和州。伦初起沂州，欲寇青州，不得入，遂转掠淮南，所向莫敢当。京东安抚使陈执中遣都巡检傅永吉追之，制置发运使徐的督诸道兵合击。伦至历阳，兵败被杀，历阳县丁壮张矩等得其首级，的具以闻。

　　八月辛亥，赏捕杀王伦之功，和州通判、都官员外郎李熙古等迁擢有差。谏官欧阳修言：『自和州奏破王伦之后，更不讲求御贼之策[4]。』又曰：『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贼虽灭，后贼更多。』又曰：『臣近曾求对便殿，伏蒙陛下语及贼事，忧形于色。及退，见宰辅闲暇从容天下之事，深可忧矣。今建昌、桂阳贼数不少，想其为害，必甚王伦。』辛酉，诏：『陕西比有贼张海、郭邈山，群行剽劫，州县不能制。其令左班殿直曹元喆、张宏、三班借职黎遂领禁兵往捕之。』

　　九月，群盗张海等方炽。庚午，以监察御史蔡禀为京西安抚，往督捕之。诏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及诸州长吏举所部兵马都监及监临场务使臣有材勇堪任巡检者以名闻。若捕贼有功，不次迁擢之。丁丑，群盗晨入金州，劫府库兵仗，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知州、比部员外郎王茂先将兵二十四人御之，既不敌，遂走城外，群盗恣行掠夺，日暮乃出城去。茂先具以闻。枢密副使富弼言：『臣前日曾具札子，奏乞于京西路择要害数州屯聚兵马，以为诸处声援，此最急务，宜速施行。臣又思京西诸州长吏皆非其人，如襄、邓、唐、汝、光、随、均、房、金、商、安、郢等十余州，尽是贼盗。见今往来之处，长吏尤须得人。伏乞先选转运两人，径令往彼体量诸州长吏，不才及赃滥老病者急罢之，令于辖下通判或知县中保举人权充知州[5]，如不足，则朝廷下审官院选差人填补。知州得人，则就令选部内知县、县令。昔前汉宣帝时，渤海群盗起，帝选能治之者，丞相举龚遂，至郡，盗贼悉平。后汉安帝时，朝歌县盗贼屯聚，连年未获，乃以虞诩为朝歌长，贼遂骇散。此是两汉时，一郡一县有贼，只得龚遂、虞诩两人为守、宰，自然破灭之验也。今且以襄、邓十余州论之，其知州、知县、县令皆庸谬懦怯寻常之人，盗贼所到，如入无人之境。巡检、县尉又一一不堪使，贼不猖狂自恣，复何为哉?』又曰：『臣所乞选差京西之转运、知州、知县不可稽缓，盖扰攘之际，全藉有才谋转运使往来按察经营，又藉逐处知州、知县谨守城池，安集百姓，及设方略驱除寇盗，其余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挥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处置，不至失事。州县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掎角救应，则盗贼不难擒捕矣。』欧阳修言：『昨自军贼王伦败后，曾极言论列，恐相次盗贼渐多，乞朝廷早为备御。凡为国家忧盗贼者，非独臣一人，前后献言者甚众。为大臣者又无擘画，果致近日诸处盗贼纵横。自淮南新遭王伦之变，今京以西州县又遭张海、郭邈山等劫掠焚烧。桂阳监昨奏蛮贼数百人，夔峡、荆湖各奏蛮贼皆数百人，解州又奏见有未获贼十数人，滑州又闻强贼三十余人烧劫沙弥镇，许州又闻有贼三四十人劫椹涧镇，此臣所闻目下盗起之处如此纵横也。』又曰：『今见在贼已如此，后来贼必更多。若不早图，恐贻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此四者，大臣所忽，以为常谈者也。然臣视今朝廷于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圣慈严勅两府大臣，问其舍此四事别有可为，苟无他术，则此四者宜可施行。』

　　十月丙申，诏利州路转运司如闻群盗入金州劫居民，其令梁、洋二州出兵邀击之。枢密院言：『诸路知州带提举兵甲盗贼处，若素无材力及弛慢昏耄者，请择两省以上或尝历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代之，仍令体量所属都监、巡检、县尉等不任事者，以名闻。』从之。知光化军韩纲性苛急，不能拊循士卒，戊戌，军士邵兴率众盗库兵欲杀纲，纲踰城逃，载其家小舟，沿汉而下，官吏亦皆逃去。兴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挥使李美及军士三百余人趣蜀道。李美老不能行，自缢死。

十一月。初，光化军贼邵兴帅其党趣蜀道，遇华、商、虢等州提举捉贼上官珙，杀之，又败兴元府兵于饶风岭。本府军校赵明以众降，乃自州北循山而西，捉贼使臣陈曙领兵追击，兴于壻水及其党皆就擒。壬午，诏并凌迟处斩。

《韩琦家传》云：琦遣秦州将官王子方邀杀。今不取。

　　韩琦既至陕西，属岁大饥，群盗啸聚，商、虢之郊，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者为之渠，率众相合，涉西京界，劫掠州县，环绕虢州庐氏之东、洛阳长水之西，胁从者仅千余人。继而光化军宣毅叛卒五百余人，邵兴为之长，至商於滾口，众已千余人，与上官珙战，珙死之，余军以失主将，悉溃散于蓝田，藏匿山谷间。邵兴又距百里揭榜，招诱本州铸钱监兵约二千人，皆鄜延、泾原失陷主将正军及鼎、澧、岳、鄂累作过配隶籍中者。商、虢、蓝田驰急报于延、雍，而帅臣未有所处。琦寻遣属官乘传往商於料简钱监役兵，其旧系缘边禁军，即令却归元配州军，仍隶籍，鼎、澧、鄂、岳州壮健役兵，并押赴陕府，填龙猛、龙骑壮勇阙额。邵兴诱致之谋遂不得行。又遣内侍黄琮、范迁赍宣抚司榜收集上官珙下散军，谕以免罪归所属，仍召谢云行等将沿边土兵入山捕张海等。邵兴以无援，窜入兴、洋界被杀；张海等相继歼衂，擒捕余党殆尽，关辅遂安堵矣。

四年二月壬寅，以东头供奉官陈曙等迁职有差，赏诛贼之功也。

西边属羌之乱

天圣三年六月丙寅[6]，令泾原路置保塞五井川以捍西寇，仍自今有内附者，非先陷蕃军民边吏毋得受[7]，及环、原州属羌内寇。癸酉，命工部郎中、龙图阁待制范雍为陕西缘边量度安抚使，客省使曹仪副之。先是，知环州翟继恩擅配州界熟户买粮草，因纵人入诸族帐催督。羌性愚鄙，初不知粮草数目，催督者恣为奸欺，诛求倍常，小不如意则鞭挞随之。首领厮铎论有过，逃去复归，泾原蹈都钤辖周文质与部署王谦、钤辖史崇信共议斩厮铎论，且加凌迟。诸族帐皆惊疑，遂传箭相结，抄掠堡栅。文质等与知渭州史洵美议放还质子招抚之，更缮治兵器为攻讨计，贼益恐。别部首领撒逋渴又率其族千余以叛，环州诸族咸起应之，大为边患。

翟继恩事据赵珣《聚米图经》，《实录》、《会要》、国史并不载。珣以厮铎论为撒陁龙，今从《实录》、《会要》。国史赵振传以散谒为薛适歌，与博文传不同，今从博文传。盖博文传亦见于《实录》，而赵振则《实录》无传也。凌持厮铎论修治兵器，据《会要》，《实录》但载厮铎论及放还质子，国史俱不载。王傅文传所称曹玮曰敏治边平寇事，皆不合，当考。

七月戊子，环庆路钤辖王怀信言：蕃部嵬逋等九百三十五户内附。辛卯，以环州洪德寨主、左侍禁、閤门祗侯赵振为内殿崇班。羌乱始作，王怀信分兵数千属振游奕，振屡捷，从数十骑诣怀信，遇贼十倍，射殪数十，余悉退走，而怀信与泾原都钤辖周文质拥重兵逗留大板寨，不即掩捕。既逾月，贼数万众复围平远及定边、合道、石昌等寨，都监内殿崇班閤门祗侯开封赵士隆、龙卫右第三军都指挥使梧州刺史杜澄死焉。振引兵由别道力战，抵平远寨，夺取井泉，七日夜，率敢死士破围，斩首数千级，而诸将救他寨亦尽力，贼势不敌，乞兵于赵德明，德明守境不应，乃请和，西边以平。振，归信人也。

赵振本传载振事差详，诸将救他寨及贼求援于夏人并略。今取振子珣所为《聚米图经》注附益之，庶知羌乱始末。振本传及《图经》并称救平远寨，而《实录》乃云救洪德寨。《王博文传》：『属羌撒逋渴以族帐数叛，既又寇原州柳泉镇、环州鸽泉寨，梧州刺史杜澄、内殿崇班赵世隆战没。』寨名又与此不同，当考。

　　辛丑，诏：『环州蕃部内附前后以万计，宜给土田处之，仍戒边吏自今毋得妄纳降者。』丙午，诏陕西边户为羌所扰者蠲秋租，复役二年，从安抚使范雍之请也。丙辰，赐泾原、环庆路曾经战守诸军缗钱有差。

　　八月乙亥，贬泾原路左钤辖、左骐骥使、惠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周文质为右率府率、衡州安置，泾原路部署王谦、钤辖史崇信并免劾差替，知渭州马洵美罚铜三十斤，移别州。先是，遣太常博士张仲宣、右侍禁閤门祗侯丁保衡就陕州鞫文质等，狱具，有司断文质当徒二年半，公罚当减，赎铜四十斤，特命窜责之。

　　九月，马军都虞候、端州防御使康继英为泾原路副都部署，兼知渭州。继英以戎人虽内附而终蓄奸谋，乃大索其尝反覆者，悉荡除之，由是名震西边。范雍还自陕西，言：『蕃部因罪罚羊者，旧皆输五百，比责使出羊，而蕃部苦之。自今请复令输钱。其罪轻者，约以汉法赎铜。』从之。庚寅，右率府率、衡州安置周文质除名、白州编管，环庆路钤辖、内园使、荣州刺史、内殿押班王怀信除名、连州编管。文质既远贬，而内侍张怀德又以大板寨拥兵玩寇之状闻，故与怀信再加窜绌。

桂阳蛮猺之叛

庆历三年九月丁丑，湖南转运言：桂阳监蛮猺内寇。蛮猺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行千余里[8]，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猺人。初，有吉州人黄捉鬼，与其兄弟数人皆习蛮法，往来常宁，出入溪洞，诱蛮众数千人盗贩盐，杀官军，逃匿峒中。既招出而杀之，又徙山下它处。至是，其党遂合五千人出桂阳蓝山县华阴峒，害巡检李延祚、潭州都监张克明，诏发兵捕击之。

按：欧阳修明年三月疏，余靖明年五月疏。杀黄捉鬼，乃提刑邵饰、知衡州陈执方也。

　　十月乙未朔，右谏议大夫、知江宁府刘沆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潭州，经制蛮事。戊申，知岳州杨畋提点荆湖南路刑狱。时方攻讨蛮猺，命畋督之。

十二月乙巳，桂阳监言：猺贼九百余人复寇边。湖南攻讨蛮猺，久之不克。己酉，诏转运司郭辅之等，如未能以兵剪除，即便招抚之。杨畋至湖南，乃募才勇深入峒讨击。然南方久不识兵。士卒多畏慑，及战孤浆峒，前军却[9]，大兵悉溃。畋踣岩下，藉浅草得不死，卒厉众平六峒。

杨畋兵败孤浆峒，不得其时，此见本传附见。招抚后或因畋兵败，遂命辅之招抚也。当考。卒厉众平六峒，当是四年冬末五年春初事。

　　四年正月丁亥，金部员外郎周陵为司勋员外郎、荆湖南路转运按察使[10]。蛮猺未平，更命陵往治也。

　　三月乙丑，以殿中侍御史会稽王丝为荊湖南路体量安抚、提举捉贼。

　　甲戌，赐湖南路捕击山猺军士缗钱，仍遣内侍赍手诏体量捉杀次第以闻。谏官欧阳修言：『臣风闻湖南蛮贼近日渐炽，杀戮官吏，锋不可当，虽差杨畋锐于讨击，与郭辅之异议，不肯招降。又王丝去时，朝廷亦别无处分，虑丝到彼，与畋同谋。盖蛮贼止可招携，卒难剪扑，而畋等急于展效，恐失事机。今深入而攻，则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击之，则未见其利。盖以蛮所在依山，在衡、永、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军守于东，则彼出于西；若官军守于南，则彼出于北；四面尽守，则用兵太多；分而邀之，则兵寡易败。此进退未有可击之便也。今正蛮已为邓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诱，其余山民莫猺之类，亦皆自起而为盗窃。闻常宁一县殆无平民，大小之盗一二百火。推其致死之因，莫猺之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黄、郑初起之时，捕贼官吏急于讨击，逢蛮便杀，屡杀平人，遂致莫猺惊惶。以此言之，则本无为盗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诸盗肯降，必须先得黄、邓。昨邵饰等初招黄捉鬼之时，失其恩信，致彼惊逃，寻捕获之，断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邓和尚等若指前事为戒，计其未必肯降。如云且招，终恐难得，必须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动之恩。若得黄、邓先降，其余指挥可定。』修又言：『臣风闻杨畋近与蛮贼斗敌，杀得七八十人首级。仍闻入彼巢穴，夺其粮储，挫贼之锋，增我士气。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谋虑事机，宜思久远。窃恐上下之心急于平贼，闻此小捷，便谓兵胜，不能镇静，外示轻脱。其间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赏，一曰谓其可杀更不肯招。苟如此，则计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云云。今于未了之间便行厚赏，则诸处巡检、捕盗官等见畋获赏，争杀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战得功，坚执不招之议，朝廷亦恃畋小胜，更无招辑之心，上下失谋，必成大患。其杨畋等，伏乞且降勅书奖谕，授与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赏。』

　　五月，余靖言：『闻蛮贼黄捉鬼等诣衡州请降，知州陈执方既已纳之，寻差役官就驿勘问，贼惊走，因捕杀之。至于余党，虽欲归降，怀疑不信，此皆中外措置乖错之所致也云云。亦当追罪执方，乃能招抚。』

　　六月丁酉，降勅榜下知潭州刘沆招谕桂阳监蛮贼，有来首身者，并与等第推恩。

　　九月丙子，殿中侍御史、荆湖南路体量安抚王丝为侍御史、广南东路转运按察使兼本路安抚。丝在湖南凡十月，蛮既衰息，乃徙广东。

　　十月，知潭州刘沆大发兵，以勅榜至桂阳监，招降叛蛮二千余人，使散居所部。癸丑，以蛮首邓文志、黄文晟、黄士元并为三班借职。

　　十一月，谏官余靖言：『臣窃闻湖南贼人首领黄四、邓和尚等各已归降，又闻奏蛮首千余人打劫宜章县，放火杀掠者。臣初以湖南州军山险之处即是蛮獠，譬如蜂蚁，若就巢穴安其棲息，不生惊扰，必不肆毒于人。其间蛮人亦有不曾作过，一例遭官军就居处杀戮，必然怀恨，未肯归降。伏缘自古招抚山贼，必先恩信，如治乱绳，缓乃可解。今杨畋锐于杀伐，蛮人必不相信。臣累曾奏陈，乞抽回杨畋，乃能令蛮贼尽类归降，未蒙朝廷指挥，必是大臣曾与保任，所以不肯移易。虽畋曾经边任[11]，身耐劳苦，与招抚蛮贼事体了不相同，但移杨畋却与近边差遣，别以恩招抚蛮贼，使其降附，不可恐畋之怨而不忧贼之疑而不降也（邓文志、黄文晟、黄士元当是黄四、邓和尚）。

　　五年二月己亥，提点荆湖南路刑狱、殿中丞杨畋为太常博士，赐五品服，前转运使、司勋员外郎周陵、同提点刑狱、内殿承制、閤门祗侯王翌降勅书奖谕，并以招降蛮寇有劳也。癸丑，桂阳监言：黄捉鬼余党唐和尚复内寇。

　　三月癸未，诏荆湖南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应蛮事申覆不及者，听便宜从事。

　　八月，唐、邓等州都巡检使、礼宾副使宋吉为荆湖南路捉杀蛮贼。

　　九月丁酉，湖南安抚使刘沆言：『与提点刑狱杨畋等八路人讨蛮猺，破荡挑、油平、能家等处巢穴。广勇副都头夏吉等四十八人、诸军十将至长行兵八百八人，各捕首级有差，请递迁一资，仍加支赐。』从之。其应募进士区有邻等十四人，并录以官。

　　十月戊寅，诏：『如闻湖南猺贼余党欲降，其令本路罢出兵攻讨，及告谕逃者复归旧处，仍令州县抚存之。』时唐和尚等犹未就执也。

　　十二月。先是，桂阳监蛮猺唐和尚等复入寇，与礼宾副使胡元、右侍禁赵鼎、三班差使殿侍王孝先战于蓝山县华阴洞口，元等死之。庚申，以右谏议大夫刘夔为龙图阁直学士、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壬戌，降知潭州、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刘沆知鄂州，提点刑狱、太常博士杨畋知太平州。癸酉，新知潭州刘夔言：『唐和尚等比经胡元败后，益聚众生，疑恐转为边患。乞降空头宣命十道，欲招安，与捕逐处溪洞首领。』从之。戊寅，开封府判官、祠部员外郎益都周沆为荆湖南路转运使，代周陵也。

　　六年正月丙申，诏道州、桂阳监猺贼未息[12]，权置都巡检使一员。

　　二月，周沆言：『蛮猺骤胜方骄，未易怀服，宜须秋冬进兵。蛮地险气恶，其人骁悍，善用铤盾，北军不能与之角。请选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习其技艺者三千捣巢穴，余兵络山足，出则猎之。俟其势穷力屈，然后招抚。』朝廷用其策，卒平蛮寇。

　　三月丙戌，诏：『荆湖南路钤辖、宫苑使蒋偕令特选经制蛮猺事宜，其务宣布恩信，以招怀之。若犹拒命，即出兵掩捕，毋得过行威虐。』

　　四月壬申，以湖南都监、供备库副使宋守信兼知桂阳监，候猺贼平乃罢。

　　五月乙酉，知潭州刘夔言：击败唐和尚于银江原。夔初至，遣人谕蛮酋使降，不从，乃出讨之。唐既败，遂进破其巢穴，蛮远遁去。

　　十月乙巳，户部判官、祠部郎中崔峄为荆湖南路体量安抚。壬戌，湖南转运使周沆言：『指使辛景贤招降道州蛮党五十二户、二百九十五人。』诏其首领以次补授官职，仍令所部常抚存之。辛未，知桂阳监宋守信言：『猺贼啸聚千余众，为盗五六年，卒不能克者，朝廷不许穷讨故也。今衡州监酒黄士元颇知溪峒事，愿得敢战士千人引路，上下二百，优给金帛，使之捕逐，并令钤辖亓赞等合力以进。彼既势穷，必将欵附。』诏用其策，大发兵讨之。

　　十一月癸未，广南转运司言：『湖南猺贼千余人寇英、韶州界。』朝廷既用宋守信策，大发兵讨猺贼，贼遁入郴州黄奔山，由赵峒转徙英、韶州界，依山自保，时出抄掠。丁亥，上谓辅臣曰：『猺贼侵扰州县，官兵多暴露之苦。其密谕主将，务加安恤。』

　　七年正月，崔峄言：『太常博士杨畋常战孤浆峒下，人乐为用。今欲殄贼，非畋不可。』乃换东染院使、荆湖南路钤辖。

　　五月丁亥，广南东、西路转运司傅惟几、高易简等言：『猺贼唐和尚愿贷粮米居保峒中，请勅荊湖南路钤辖杨畋趣赴连、韶州山下，共告谕之，使以兵械输官，质其亲属，仍请补为峒主。先给告下转运司。』皆从其请。己丑，补唐和尚、盘知谅、房承映、承秦、文运等并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充峒主。知谅等，和尚党也。畋曰：『贼剽掠湖广七年，所杀不可胜计。今使抱资粮据洞山穴，其势必不久复乱。欲招贼出峒而赋以田。』与转运使异议，不听。明年，贼果复出阳山，畋即领众趋岭外，涉夏秋，凡十九战，乃溃。十一月壬午，湖南猺賊平。

校勘记

[1]癸巳 原本作『辛卯』，据《长编》卷一四一改。

[2]系之 原本作『久之』，据《长编》卷一四一改。

[3]朝廷 此二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二补。

[4]讲求御贼之策 原本『讲』字上衍一『御』字，据《长编》卷一四二删。

[5]通判 原本脱『判』字，据《长编》卷一四三补。

[6]三年 原本作『二年』，据《长编》卷一○三改。

[7]陷蕃 原本『蕃』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补。

[8]贺韶 原本作『贺诏』，据《长编》卷一四三改。

[9]前军却 原本『却』后有一墨丁，据《长编》卷一四五删。

[10]按察使 原本作『按察司』，据《长编》卷一四六改。

[11]畋 原本作『略』，据《长编》卷一五三改。

[12]未息 原本『息』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五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九

仁宗皇帝

广蛮区希范内寇

　　庆历四年二月。广西环州隶宜州羁縻，领思恩、都亳二县。蛮区希范者，思恩人也，狡黠颇知书。尝举进士试礼部，景祐末，与其叔正辞应募，从官军讨安化州叛蛮，既而希范击登闻鼓求录用。事下宜州，而知州冯伸己言其妄，编管金州，正辞亦尝自言功，不报，二人皆觖望。希范后辄遁归，与正辞率其族人与白崖山酋蒙赶、荔波峒蛮谋为乱，将杀伸已，且曰：『若得广西一方，当建为大唐国。』会有日者石太清至，因使人筮。太清曰：『君贵不过封侯。』乃令太清择日杀牛建坛，祭天神，推蒙赶为帝，正辞为奉天开基建国桂王。希范为神武定国令公、桂牧，皆北向再拜，以为受天命。又以区丕绩为宰相，余皆伪立名号，补署四十余人。

　　正月丙子，率众五百破环州，劫州库，焚积聚。以环州为武成军。又破带溪寨，下镇宁州及普义寨，有众一千五百。是月癸卯，事闻，诏转运、钤辖司亟发兵捕击之，毋得深入。

　　四月丁酉，京西转运按察使、虞部员外郎杜杞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广南西路转运按察使兼安抚使。辛亥，诏广州发澄海军一千人屯宜州。庚午，以宜州捉贼、右侍禁李德用为閤门祗侯、宜融沿边巡检使。先是，德用韩婆岭击区希范，斩获甚众，俘伪将崔盈谭，获二人，故赏之。希范自是入保荔波峒间，出拒官军。

　　七月丁卯，诏广西转运安抚司出榜宜州，有获区希范、正辞、蒙赶者，人赐袍带、钱三万、盐千觔。

　　五年三月甲子，广南转运使杜杞言宜州蛮贼平。杞初至贞州[1]，先遣急递以檄谕蛮，听其自新。比至宜州，蛮无至者。杞得州校吴香及狱囚区世宏[2]，脱其械，与衣带，使入峒说谕，不听，乃勒兵攻破白崖、黄泥、九居山寨及五峒，焚毁积聚，斩首百余级，复环州，区希范与蒙赶散走。杞使香趣赶出降。杞谓将佐曰：『蛮依险阻，威不足制则恩不能怀，所以数叛。今特以穷蹙来降，后必复动。莫如尽杀之，以绝后患。』乃击牛马为蔓陀罗酒，大会环州，坐中伏兵发，擒诛七十余人，取五脏尽为图，释病厄被胁与非因败而降者一百余人。后三日，又得希范，醢以遗诸溪峒。

初，区希范入保荔波峒，间出与官军斗。及杞至环州，使摄官区煜[3]、进士曾子华、监押司官吴香诿其党六百余人，始与之盟，置蔓陀罗酒，中既昏醉，称呼起问劳，至则推仆后庑下。比暮，众始觉，惊走，而门有守兵，不得出，遂尽擒杀之。后三日，得蒙赶、区希范、区丕绩等十数人，剖其腹，缋为五脏图，仍醢之以赐诸溪峒。此《实录》所书也。今从杞本传。

　　闰五月己亥，殿中侍御史梅挚等言：『广西转运使杜杞诱杀降蛮五百余人，失朝廷所以推信远人之意，宜劾其罪。』上置不问，诏戒谕之。礼宾副使陈珙等四十三人并行赏有差，录平蛮之功也。赐广西转运使杜杞、提点刑狱李永德器币有差。

七月，冯伸己为右武卫大将军、分司西京，讨蛮贼有功也。

淯井夷叛

　　庆历四年四月丁巳，梓夔路钤辖司言：『泸州淯井监夷人攻三江寨。』诏秦凤部署司发兵一千人，及选使臣三人驰往捕击之。

　　七月，梓州路转运司言：『泸州教练使生南招安将吏，受诱降淯井夷贼斗敖等，请

　　并补三班差使、殿侍、淯井监一带招安、巡检。』从之。甲申，梓州路转运司言：『夷贼复寇三江寨，淯井监指挥使散直王用等领众击走之。』

　　皇祐元年二月，梓夔路钤辖司言：淯井监一万余人内寇[4]。初，监户负晏州夷人钱，殴伤斗落妹，其众愤怒，欲报之。知泸州张昭信劝谕，既已听服，而清井监复絷婆然村夷人细令等，杀长宁州落占等十人，故激成其怒。诏知益州田况发傍郡卒，令梓夔路钤辖宋定亲讨捕之。

　　六月，诏梓夔路钤辖司：『乃者淯井监夷人内寇，尝募药擊手白艻子弟随军，其所贷钱粮悉蠲之。』

　　七月癸丑，赐知益州田况、梓州路转运司何知至勅书奖谕，梓夔路钤辖宋定、知泸州李道宁、泸州巡检孔道宁[5]、嘉眉州巡检陈遇、知淯井监刘继英、淯井监押费元庆、资荣州巡检李友忠[6]、王齐雄、梓夔路都监王楷、梓州都监张斌、遂州巡检王文质、简州巡检孔惟恭、梓州路走马承受翟文秀，或迁官，或加职，或减磨勘年，并以淯井夷人平也。

　　三年三月，改泸州三江寨为宁远寨。婆娑寨为安夷寨。乙丑，龙图阁学士田况言：『乡者淯井监夷人连年攻围监城，水陆不通。益梓夔路钤辖司官军洎白艻子弟近二万人讨之，兵战死甚众，饥死者又千余人，盖由本监不得人致此。自今令转运、钤辖司举官为知监、监押，代还日特迁一资。』从之。

保州兵乱

　　庆历四年八月。保州、广信、安肃军自五代以来，别领兵万人，号缘边都巡检司，亦曰天策先锋，以知州、军为使，置副二人，析所领率为三部，使援邻道。太祖尝用之有功，诏每出巡，别给钱粮以优之。其后州将不复出，内侍为副，数出巡，部卒遍得廪赐，军中以为不均。通判保州、秘书丞新昌石待举献计于都转运使张显之，仍请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别给钱粮，余悉罢，仍请以武臣代内侍。时杨怀敏方任边事[7]，尤不悦。巡检司云翼卒扬言为乱，知州、如京使、兴州刺史刘继宗心不自安，乃悉令纳私所置教阅器仗。会都监韦贵与待举射弓赌酒，而众辱之，贵凭酒慢骂曰：『徒能以减削兵粮为己功！』因激其众。是日给军衣，众遂劫持刀兵入牙门。待举挈家上城，出东门入无敌营。会继宗亦挈家至，与待举列无敌兵守关城，率神卫招收兵却入东门，以拒乱兵。既而转斗不敌，继宗、待举复上城避之，遂自下城。继宗渡城濠溺水死，待举藏鹿角中，为乱兵所害。众怨待举甚，揭其首，众射之。又疑走马承受刘宗言与待举同议，亦害之，始迫缘边巡检都监王守一为首，守一不从而死，乃拥韦贵据城以叛。礼宾副使兼閤门通事舍人、知广信军刘贻孙与走马承受宋有言临城谕叛兵，有欲降者。计未决而诸路进军来讨，遂复固守拒命。

按：保州兵乱乃八月初五日，始命富弼使河北，实以初五日受命，此时朝廷未知保州兵乱也。弼使河北，但欲修饰边备，未行而保州乱作，朝廷就委弼措置，弼缘此遂行，实非始谋也。其后弼有《辨谗札子》，却云因保州乱，坚乞得河北宣抚，盖小误。然事适同日，不妨便文。而范纯仁行状、苏轼神道碑及朱墨吏附传并云弼因保州平贼出，则误甚矣。今不取。

戊戌，枢密院言保州兵乱。诏遣入内供奉官刘保信驰往视之。庚子，命知制诰田况往保州城下相度处置叛军，仍听便宜从事。赐保州投来人员兵士特支钱。壬寅，降勅榜招安保州叛军，诏知雄州王德基牒报北界，以保州兵乱，本路方镇兵捉杀，恐缘边人户惊也。甲辰，赐保州城下诸军将校特支钱。甲寅，朝议以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统辖，因诏宣抚使富弼促行，往节制之心再降勅榜招安。仍令田况等且退兵，选人赍敕入城。若遂开门，一切抚存之；如尚拒命，则益兵进攻，其在营同居骨肉，无老幼皆杀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趋保州，攻城甚急。会有诏招安，贼不肯降，乘埤呼曰：『得李步军来，我降矣。』李步军，谓昭亮也。诏遣昭亮。是日，昭亮至，与田况同谕贼，贼终未信。右侍禁郭达径逾濠诣城下，谓贼曰：『我班行也。为我下索，就汝语。』贼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谓贼曰：『我班行也，岂不自爱?苟非诚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乐为乱，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赏汝，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汝尚疑之，岂有诏书而不信耶?两制大臣而为妄诞耶?』词气雄辨，皆相顾动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复下索，召其所知数人登城。贼信之，争投兵下城，降者二千余人，遂开门纳官军。其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况具得其姓名，令杨怀敏率兵入城，悉坑杀之。

达本传云：范贵、史克顺、侍其臻据保州叛。按：此时但有韦贵，无范贵。又云：臻、贵自经。按：臻亦未尝死，不知本传亦何所据也，当考。今止用《记闻》所载事。李昭亮传云：昭亮从数十人叩城扉，袒示城上不以甲盾自蔽，为晓譬祸福，贼遂降。盖饰说。今从《记闻》。按《会要》亦云遣郭达入城谕贼，昭亮不当专此功也。

降卒二千余人悉分隶诸州，宣抚使富弼恐后生变，与都转运使欧阳修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谋，欲使诸州同日诛之。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诸州有不从，为变不细。』弼悟，乃止。

朱史附传误以富弼为夏竦[8]，今从苏轼所作欧阳修传。

工部郎中、直昭文馆、知沧州刘涣为吉州刺史、知保州。涣至逾月，云翼军士又谋反，居人皇恐。涣以单骑至，械其首恶诛之，一军帖然。

此据涣本传。按：云翼军叛，既诛之矣。涣至，又复谋叛，不知果否。涣不逾年徙登州，当考。涣知保州，乃此月癸丑。

九月辛酉，田况奏保州平。壬戌，诏保州官吏死乱兵而无亲属者，官为殡殓；兵官不从贼被害及战退，并优赐其家。近城民田遭践蹂者，蠲其租。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张昷之落职知虢州。初，昷之闻保州乱，自魏驰至城下，召诸将部分攻城，使人谓怀敏曰：『不即来，当以军法从事！』既就坐，反以兵自卫。昷之曰：『诸将方集，独敢以兵随左右，岂欲反耶?』因此去卫者，故怀敏深恨昷之。尝密奏杀昷之，则贼降矣。会富弼力为显之辨，上意解，犹坐前事落职。

《记闻》云：初，怀敏与昷之不协，密奏贼于城上呼云：『传得张昷之首，我即降。』愿赐昷之首以示贼，宜可降。上从之，遣中使奉剑往军中斩昷之首以示贼。宣抚使富弼遇之，亟遣中使还，具奏曰：『贱初无是言，必怨雠者为之。籍令有之，若以叛卒故斩都转运头，此后号令，何由得行?』乃落昷之待制，降知虢州。按：以叛卒故斩都运使头，本朝固无此事，况仁宗之德乎?今不取。若谓怀敏深谴昷之，致令重贬，则可尔。

　　知定州[9]、皇城使、贺州刺史王果降知密州，坐攻保州城多杀伤士卒也。乙丑，龙图阁直学士、右正言、知成德军田况为起居舍人，步军副都指挥使、感德军留后李昭亮为淮康军留后、知定州，洛苑使、晋州刺史、入内侍押班杨怀敏领通州团练使，赏平贼之功也。赠广信、安肃缘边巡检都监王守一为成州团练使，录其子三班借职怀懿为西头供奉官。保州沿边走马承受刘宗言为左千牛卫将军，录其子景贤为右班殿直。以右侍禁郭达为閤门祗侯。升保州第五指挥为云翼指挥。庚午，降权保州都监、西头供奉官韦贵为右侍禁[10]、监岳州茶盐酒税兼监州仓草场，权保州兵马监押、左班殿直侍其臻为右班殿直、监曹州仓，徙监保州屯田务、右侍禁贾世永监郓州仓，保州、广信军管界巡检、右侍禁史克顺[11]、泽州管界巡检保州指使三班奉职张渎决脊杖二十，刺配沙门岛。贵本刘从德家奴也，从德卒，以恩补班行，累迁西头供奉官、权保州广信安肃缘边巡检，至是，权保州都监。会兵叛，贵虽不能死节，然屡发奏城中，又趣乱军降。及城将平，里疑为内应，欲斩之，求哀得免。世永廨舍在南关城里，偶入城遇乱，遂被留。及田况以勅榜招谕，世永为乱卒遣出，见况，欲得走马宋有言入城乃开门，有言既不去，尝令世永复入城谕乱军。克顺廨舍在东关门，是日，领兵与乱军格斗，矢中其肩。渎，府谷人，应进士举，因府州防城免解，授长史，试方略，得三班奉职。韦贵既劝谕乱军，渎乃言：『我尝读法书，非可赦之罪也。』御史包拯言：『贵罪大责轻，如未欲便行严断，即乞于远恶处编管。』不从。乙亥，田况上保州城下官员有功者第一等三人，诏迁两资；第二等三人，迁一资；第三等二十三人，与减三年磨勘；第四等二十八人，第五等十五人，并赐银绢有差。

贝卒王则之叛

　　庆历七年十一月戊戌，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则本涿州人，岁饥，流至贝州，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校。贝俗尝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初，则去涿，母与其诀别，刺『福』字于其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福字隐起，争信事之，而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连德、济诸州，约以明年正旦断澶州浮梁，乱河北，会党人潘方净怀刃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事觉被执，不待期亟叛。时知州张得一方与官属谒天庆观，则率其徒劫库兵，得一走保骁捷营。贼焚门，执得一，囚之。兵马都监田斌以从卒巷斗，不胜而出。城扉阖，提点刑狱田京、任黄裳持印弃其家缒城，出保南关。贼从通判董元亨取军资库钥，元亨拒之，杀元亨，又出狱囚。囚有憾司理参军王奖者，遂杀奖。既而节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齐开、主簿王滦皆被害，则僭号东平郡王，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国曰安阳，榜所居门曰中京，居室、厩库皆立名号。改年曰德圣，以十二月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贝军，破赵得旗帜，号令率以佛为称。城以一楼为一州，书州名，补其徒为知州，每面置一总管，然缒城下者日众，于是令守者五五为保，一人缒，余悉斩。初，变起仓卒，众莫知所为，元亨自天庆观促马驰还，坐厅事，贼党十余人擐甲露刃，排闼而入，左右皆奔溃。贼胁元亨曰：『大王遣我来索库钥。』元亨据案叱之曰：『大王谁也?妖贼乃敢弄兵乎?我有死尔，钥不可得也！』贼将郝用继来索愈急，曰：『库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钥乎?』元亨厉声骂贼，用遂杀之，贼争携钥去。城破获用，斩之以祭元亨。元亨，束鹿人也。贾昌朝遣大名府钤辖、内殿承制郝质将兵趋贝州。

　　十二月辛丑朔[12]，昌朝以贝州反书闻，内出札子下中书、枢密院，亟择将领往扑灭之，仍令澶州、孟州、真定府预设守备，毋至奔逸，其契丹贺正旦使当由它道至京师。王寅，遣宫苑使象州团练使入内押班麦允言、西京作坊使资州团练使王凯往贝州捕杀军贼，仍诏贾昌朝发精兵卫之。高阳关部署、马军都虞候、象州防御使王信闻贝州乱，亟领本路兵傅城下。甲辰，即以信为贝州城下招提都部署。丙午，河北转运司言：『贝州军民降者六百余人。』诏王信等：『军营在关城内而与为乱者，宜并行羁管之；非为乱者，常加晓谕，勿令忧疑。』是夜，有星大如缶，坠贼城中。丁未，诏：『诸道兵马已会贝州城下，令王信、麦允言、王凯、郝质速行攻讨。其转运使、提点刑狱官毋得与攻讨事。』庚戌，权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明镐为河北体量安抚使。壬子，诏：『访闻贝州城下军马多致杀戮，以邀功赏，其令贾昌朝及王信等严切约束，违者以军法从事。』癸丑，诏贝州有能缒索引官军致得城者，与诸卫上将军，赏钱一千贯。甲寅，知沧州、西上閤门使、荣州刺史高继隆为东上閤门使、知贝州，遣内侍何诚用赍敕榜招安贝州军贼。御史中丞高若讷言：『河朔重兵所积，今释贝州不讨，后且启乱阶，为四方笑。』不听。

　　八年正月甲戌，度支副使、工部郎中郑骧权河北转运使，仍就贝州经度军须。乙亥，明镐言：贝州距闉火，斩守闉三班奉职李兴。初，贝州城峻不可攻，乃谋筑闉，度用工

　　二万人，期三十日可与城齐，而贼亦于城上设战棚，与官军相当，名曰『喜相逢』。距闉将成，又为贼所焚，火三日不灭。既斩兴，乃用军校刘遵计，即南城凿地道而日攻其城，以牵制之。贝州民有汪文庆、郭斌[12]、赵宗本、汪顺者，自城上系书射明镐帐，约为内应，夜垂絙以引官军。既纳数百人，焚楼橹。贼觉，率众拒战。初，官军既登，欲专其功，断絙以绝后来者。及与贼战，兵寡不敌，与文庆等复缒而下。是夜，城几克。丙子，授文庆、斌西头供奉官，宗本、顺右侍禁。丁丑，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本路体量安抚使，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明镐副之。镐督诸将攻贝州城，久不下，帝忧之，问辅臣曰：『策将安出?』彦博乞身往破贼，故遣彦博宣抚，而改镐为副。先是，枢密使夏竦恶明镐，恐其成功，镐所奏请，辄从中沮之。彦博既受命，因言军事中覆不及，愿得专行。戊戌，诏许彦博以便宜从事。入内供奉官李德和为走马承受。贝贼谋窃出，要劫契丹使，明镐牒知之，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门。壬午，贼果以三百人夜出，伏发，皆就获之。丁酉，以降空名告敕、宣头札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抚使，以备赏战功。是日，彦博至贝州城下。官军攻贝州城北甚急，贼兵尽锐御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潜达城中，贼初不觉也。

　　闰正月庚子朔，文彦博夜选壮士二百，衔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竭等导之。既出登城，守陴者垂絙引官军，贼纵火牛，军稍却，军校杨遂援枪中牛鼻，牛还走，贼众惊溃，王则开东门遁。閤门祗侯张絪缘壕与战，死之。王信捕得则余党，保于村舍，皆焚死。则自反至败凡六十五日。遂，开封人也。

　　辛丑，文彦博遣李继和来告贝州平，赐继和锦袍、金带。彦博请斩王则于大名府，夏竦言所获非真盗，当覆视之。乃诏以槛车送则京师。甲辰，曲赦河北，赐平贝州将士缗钱，战没者官为葬祭之。兵所践民田除夏秋税。改贝州为恩州。乙巳，诏恩州置旌忠寺以追荐军士，又设水陆斋于京师普安院。戊申，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文彦博为礼部侍郎、平章事，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明镐端明殿学士、给事中，马军都虞候、象州防御使王信为威德军留后，入内副都知、宫苑使、眉州防御使麦允言为昭宣使、遂州观察使，西京作坊使、资州刺史王凯为泽州刺史，东上閤门使、荣州刺史、知恩州高继隆为引进使、陵州团练使，崇仪副使、真定府路都监张忠为西染院使、资州刺史，自余兵官各以功次迁，京朝官选人预军期者六十人，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为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转五资，第二等三百人转四资，第三等三百人转三资，第四等六百人转二资，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转一资，其余赐缗钱有差。赠马遂为宫苑使。遂，开封人。初隶龙卫军，补散直，改三班奉职，为北京指使。闻王则叛，中夜叱咤，晨起诣留守贾昌朝请击贼，昌朝因使将榜入城招降，贼盛服见之，与饮茶，遂谕以祸福，辄不答。遂将杀则，而无兵仗自随。时张得一在侧，遂欲其助己，目得一，得一不动，遂奋然起，投杯抵贼，扼其喉，击之流血，而左右卒无助者。贼党攒刃聚噪，至断其一臂，犹骂则曰：『妖贼，恨不斩汝万段！』执遂，缚而支解之。则仓卒被殴，伤病数日，乃起。事闻，上叹息久之。则既诛，乃追赠，封其妻为旌忠县君，赐冠帔，官其子五人。后得杀遂者，骁捷卒石庆使其子剖心而祭之。乙卯，武胜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贾昌朝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加检校太师，进封安国公，以贝州平也。翰林侍读学士杨偕言：『贼发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为有罪，不当赏。』弗听。辛酉，降河北转运使、兵部郎中皇甫泌监青州税，提点刑狱、祠部员外郎田京监郓州税，前知贝州、四方馆使、附州刺史裴德舆追三官，为池州团练副使，前贝州钤辖、皇城使李昭度追三官，为濠州团练副使，贝州都监、内殿承制文吉除名，长流梅州，监押、右侍禁赵惟一杖脊，配沙门岛。泌、京坐贼发所部，德舆、昭度并以妖党结集久而不察也。文吉、惟一皆懦怯弃城，而文吉颇宣律。得以减死论。

　　丙寅，磔王则于都市。丁卯，诛张得一，其弟兄悉坐降官，妻子论如律。得一以西上閤门使知贝州，视事八日而乱作，贼置得一州廨之西，日具食饮。初，贼取州印，语曰：『用讫却见还。』每见贼，必呼曰『大王』，先揖而后坐，坐必东向，又为则讲僭拟仪式。贼平，得一付御史台劾治，狱具，朝廷议贷死，中丞高若讷谓：『守臣不死自当诛，况为则屈乎?』得一坐弃市。得一既诛，其第当没官。翰林学士张方平言：『得一父耆，真皇宠臣也，此第本恩赐得一。今妻子免缘坐，耆在，且子众，辄没其第，于法不类。』诏还之。

　　二月甲戌，皇甫泌改知泽州，田京通判兖州。文彦博言：『恩州贼起，泌在河北，有供馈之劳。京到官未逾月，其家尝限贼，故复之。京初脱身趣南关，入骁捷营，抚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应贼，京捕斩，乃定。贼遣其党崔象伪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众，又斩以狥，由是营兵二十六指挥在外者皆慴服不叛，州民之居南关者，多与城中等，得不陷贼，京有力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贼系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城中将屠我辈矣！」京叱诸军益进攻，注矢仰射，杀其家四人。贼知京无所顾，乃牵妻子去。』寻以御史言其失察过轻，而忘家为国义重，不宜左迁，寻又改知江阴军。戊寅，右班殿直曹竭、真定府牢城指挥都虞候刘遵并为内殿崇班。贝州平，两人力居多，故优赏之。

三月丙午，赠恩州通判、国子博士董元亨为太府少卿，录其子沂为太常寺太祝。判官李浩子偃为县尉，俅南和尉，侃衡水尉。司理参军王奖子规觐清河令，齐开子康民、康功主簿，王奕子安宁、安世并为诸州司士参军。又赠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张絪为右领军卫将军。

亲从颜秀之变

　　庆历八年闰正月辛酉。是夕，崇政殿亲从官颜秀、郭逵、王胜、孙利等四人谋为变，杀军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至禁中，焚宫帘，斫伤内人臂。其三人为宿卫兵所诛，王胜者走匿宫城北楼，经日乃得而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谋。枢密使夏竦言于上，请御史同宦官即禁中鞫其事[14]，且言不可滋蔓，使反侧者不安。参知政事丁度言曰：『宿卫有变，事关社稷，此不可忍。固请付外台，穷治党与。』自旦争至食时，上卒从竦议。

争狱，据孙抃所作墓志并司马光《记闻》。

　　甲子，降勾当皇城司、建宁军留后杨景宗为徐州观察使、知济州，皇城使、康州刺史、入内副都知邓保吉落副都知，为颍州钤辖，左藏库副使、通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杨怀敏为文思使、贺州刺史，北作坊使、廉州团练使刘永年为洛苑使、英州刺史、蔡州都监，洛苑使、眉州防御使赵从约领陵州团练使，为濮州都监，供备库使、荣州刺史、带御器械王从善落带御器械，为曹州都监。从善等五人皆外迁，独怀敏领职如故，枢密使夏竦庇之也。先是，有诏释景宗等罪，御史中丞鱼周询、侍御史知杂事张昪、御史何郯等言：『殿庭所置宿卫，本为人主预备非常。今卫士自生变故，所为凶悖，意不可测。兼后来获余党最为要切，闻累传圣旨，令未得杀死而全不依禀，盖是本管臣僚惧见捕获之后勘得情理深切，所以容纵手下众人杀死，以图灭口，而轻失职之罪。情状如此，理无可恕。太祖朝，酒坊火发，本处兵士因便作过。太祖以本坊使副田处岩等不能部辖，并处极法。今乘舆咫尺，贼乱窃发，凶恶之状，无大于此。而居职者既不能察举，当宿者又不即擒捕，未正典法，何以塞公议?深恐朝廷法令从此宽弛。伏乞断自圣意，特降指挥，将应系勾当皇城及当夜直宿臣僚并等第重行黜降，用振威罚。所贵禁近之司不敢旷慢。』从善等既外迁，郯等又再具奏，乞罢绌怀敏，言：『伏缘卫兵窃发，凶悖至甚。怀敏适居官守，不能先发奸谋，致盗入宫闱，惊骇御寝，未行谴谪，深屈典章。乘舆所系至重，今文武多士以朝廷独宽怀敏，有心者无不愤激，有口者无不惊嗟，以至里巷愚民，亦皆腾沸。国家用刑，当示公共，不可以一近习，致失众心。』寻有诏：『怀敏落入内副都知，与在京差遣。』郯等又言：『怀敏与邓保吉俱是勾当皇城司，贼发之夜，怀敏正当内宿，责其旷职，合重一等。今保吉等例授外任，怀敏独留京师，刑罚重轻，颇为倒置。中外闻见，尤所不平。伏乞特从圣断，一例责授外任。』上令中书召郯等，谕以独宽假怀敏之故。郯等又言：『若当贼发之际，怀敏能于后殿即时捕获，犹可赎罪。今贼已入禁庭，通夕之间，陛下被此震惊，固亦甚矣。怀敏纵有先报之效，其可赎失察之罪乎?伏望陛下举祖宗之法，以塞公议；正左右之罚，以示无私。不惜出一怀敏，慰中外臣子之望。天下幸甚！』

　　二月癸酉，文思使、贺州刺史、入内副都知杨怀敏落入内副都知，复为左藏库副使、通州团练使、滑州钤辖，始从御史之言也。

校勘记

[1]贞州 原本作『真州』，误。按：此蛮夷羁縻之州也，非淮南路之真州。据《长编》卷一五五改。

[2]区世宏 原本作『区世容』，据《长编》卷一五五改。

[3]区煜 原本『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五五补。

[4]一万余人 《长编》卷一六六作『百余人』，似是。

[5]孔道宁 原本脱『宁』字，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6]资荣州 原本脱『资』字，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7]方任 原本作『万任』，据《长编》卷一五一改。

[8]误以 原本脱『误』字，据《长编》卷一五一注文补。

[9]定州 原本作『守州』，据《长编》卷一五二改。

[10]韦贵 原本作『韦贤』，据《长编》卷一五二改。

[11]史克顺 原本作『史克润』，据《长编》卷一五二改。

[12]辛丑 原本作『辛卯』，据《长编》卷一六一改。

[13]郭斌 原本作『郭赞』，据《长编》卷一六二改。

[14]宦官 原本『宦』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

仁宗皇帝

广源蛮叛

　　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广南西路转运司言：广源州蛮寇邕州。诏江南、福建等路发兵备之。广源州在邕州西南郁江之原，地峭绝深阻，产黄金、丹砂，颇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战斗，轻死好乱。其先韦氏、黄氏、周氏、侬氏为酋领，互相劫掠。唐邕管经略使徐申厚抚之，黄氏纳职贡，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皆定。自交趾据有安南，而广源虽号邕管西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趾。初，有侬全福者知傥犹州，其弟存禄知万涯州，全福妻弟侬当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杀存禄、当道，并有其地。交趾怒，举兵虏全福及其子智聪以归。其妻阿侬本左江武勒族也，转至傥犹州，全福纳之。全福见虏，阿侬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生十三年，杀其父商人，曰：『天下岂有二父耶?』因冒姓侬，与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侬夏卿，久之，智高复与其母出据傥犹州，建国曰大历。交趾复拔傥犹州，执智高，释其罪，使知广源州，又以雷火、平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然内忌交趾，居四年，遂袭据安德州，僭称南天国，改年景瑞。求内附，未即得，于是始入寇。

　　十二月甲子，礼宾使、知桂州陈珙为洛苑使、广南西路钤辖，兼知邕州，左藏库使、广南东路都监陈曙为广南西路钤辖，兼知桂州。遣入内供奉官高怀政往邕州，与本路转运督捕蛮贼。

　　二年二月丙戌，广南西路钤辖司请于邕州罗徊洞置一寨，以扼广源州蛮贼。从之。

　　五月戊申，广南西路转运司言：『交趾发兵捕广源州贼侬智高，其党皆遁入山林。』诏本路严捕之。

　　三年二月乙酉，广南西路转运司言：广源州蛮侬智高请内附。诏转运司与本路提点刑狱、钤辖司具利害以闻。初，交趾发兵讨智高，不克，转运使新喻萧固遣邕州指使丌赟往刺候[1]，而赟擅发兵攻智高，为所执，因问中国虚实。赟颇为陈大略，说智高内属，乃遣赟还，奉表请岁贡方物。朝廷以其役属交趾，未听也。固言：『智高必为南方患，愿赐一官以抚之，且使抗交趾。』诏问固能保交趾不争智高，智高终不内寇，则具以闻。固言：『蛮夷如智高者，宜抚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强力，非交趾所能争而畜也。就其能争，而蛮夷方自相攻，吾乃得以间而无事矣。』朝廷讫不从固言。

萧固云云，据王安石墓志铭增入。

　　三月癸酉，广南西路转运司言：侬智高奉表献驯象及生熟金银[2]。诏转运、钤辖司止作本司意，答以广源州本隶交趾，若与其国同进奉，即许之。

　　四年四月。初，侬智高贡方物求内附，朝廷拒之。后复贡金函书以请，知邕州陈珙上闻，亦不报。智高既不得请，又与交趾为仇，且擅广源山泽之利，遂招纳亡命，数出弊衣易谷食，绐言洞中饥，部落离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设备也。乃与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及其党侬建侯、侬志忠等日夜谋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绐其众曰：『平生积聚，今为天火所灾，无以为生，计穷矣。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兵死。』是月，率众五千，沿郁江东下，攻破横山，寨主右侍禁张日新、邕州都巡检左班殿直高士钦、横州同巡检右班殿直吴香死之。

　　五月乙巳朔，侬智高破邕州，执知州北作坊使陈珙、通判殿中丞王乾祐、广西都监六宅使张立。初，贼围城，珙令乾祐守来远门，权都监、三班奉职李肃守大安门，指使武吉守朝天门。张立自宾州来援，既入，珙犒军城上，酒行而城破，珙、立、乾祐及节度推官陈辅尧、观察推官唐鉴、司户参军孔宗旦皆被执，兵死者千余人。智高阅军资库，得所上金函，怒谓珙曰：『我请内属求一官，以统摄诸部。汝不以闻，何也?』珙对尝奏不报。索奏草不获，遂扶珙出。珙病目不能视，皇恐呼万岁，求自效，不听，并立、乾祐、辅尧、鉴、宗旦害之。立临刑大骂不为屈，逾月，其尸如生。而李肃、武吉、武缘令杨微之、支使苏从与贼党黄师宓有旧，获免。当智高未反时，邕州有白气出庭中，江水溢，宋旦以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书告珙，珙不听。宗旦言不已，珙怒，诋之曰：『司户狂耶?』及智高破横山寨，载其亲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无为俱死也。』既而贼执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贼大骂，遂被害。智高既得邕州，即伪建大南国，僭号仁惠皇帝，改年启历，赦境内，师宓以下，皆称中国官名。

《会要》云：改年端懿，今从正史。孔宗旦传云：及智高破横州，即载其亲桂州。按：五月一日邕州陷，宗旦被杀，八日乃破横州，传误也，当作横山寨，传盖因曾巩书，亦称横山寨，不云横州，不知何以如此，误，今改之。

　　癸丑，侬智高入横州，知州秘书丞张仲回[3]、监押东头供奉官王日用弃城。丙辰，入贵州，知州秘书丞李琚弃城。庚申，入龚州，知州殿中丞张序弃城。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封州，知藤州太子中舍李植、知梧州祕书丞江兹并弃城，知封州太子中舍曹觐死之。封州人未尝知兵，士卒才百人，不任斗，又无城隍以守。或劝觐避贼，觐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贼者斩！』麾都监陈煜引兵迎击贼，封川令率乡丁弓手继进。贼众数百倍，煜兵败走，乡丁亦溃，觐率从卒决战，不胜被执。贼戒勿杀，捽使拜，且诱之曰：『从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觐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岂从尔苟生耶?幸速杀我！』贼犹惜不杀，徙置舟中，觐不食者两日，探怀中印授其从卒曰：『我且死，若求间道，以此上官。』贼知其无降意，害之，至死詈贼声不绝。投其尸于江。时年三十五。壬戌，智高入康州，知州太子右赞善大夫赵师旦、监押右班殿直马贵死之。师旦，稹从子也。贼既破邕州，顺流东下。师旦使入觇贼，还报曰：『诸州守皆弃城走。』师旦叱曰：『汝亦欲吾走耶?』乃大索，得谍者三人，斩以狥，而贼已薄城下。师旦止有兵三百，开门迎战，杀数十人，会暮，贼稍却。师旦语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负其子以匿，曰：『明日贼必大至，吾知不敌，然不可以去。尔留死，无益也。』遂与贵部士卒固守城，召贵食。贵不能食，师旦独饱如平时。至夜，贵卧不安席，师旦即卧内大鼾。迟明，贼攻城愈急，左右请少避，师旦曰：『战死与戮死何如?』众皆曰：『愿为国家死！』至城陷，无一人逃者。矢尽，与贵俱还，据堂而坐。智高麾兵鼓噪争入，胁师旦，师旦大骂曰：『饿獠!朝廷负若何事?乃敢反耶，天子发一校兵，汝无遗类矣!』智高怒，并贵害之。癸亥，智高入端州，知州太常博士丁宝臣弃城走。

欧阳修、王安石作宝臣墓碑，皆称宝臣尝出战，有所斩捕，卒不胜，乃去。盖饰说也。

　　丙寅，智高围广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简以为妄，囚之，下令曰：『有言贼至者斩!』以故民不为备。及贼至，始令民入城。民争以金贝遗阍者，求先入，践死者甚众，余皆附贼，贼势益张。壬申，命崇仪使、知桂州陈曙领兵讨侬智高。

　　六月乙亥，起复前卫尉卿余靖为秘书监、知潭州，前屯田员外郎、直使馆杨畋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提举经制盗贼。后七日，靖改为广南西路安抚使、知桂州，后十日，畋召至都门，加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而遣之。庚辰，命同提点广南东路刑狱、内殿崇班、閤门祗侯李枢与知桂州、崇仪使陈曙同捉杀蛮贼，仍令广南东路转运、钤辖司发兵应援之，寻以曙为广南西路钤辖。辛巳，如京使、资州刺史张忠为广南东路都监。甲申，徙知广州、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仲简知荆南。朝廷但以简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广人怨之深也。是日，广端都巡检高士尧击侬智高于市舶亭，为贼所败。丙戌，命知越州、给事中魏瓘为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知广州，给禁卒三千使往[4]，且听以便宜从事。洛苑副使兼閤门通事舍人曹修为广南西路同体量安抚、经制盗贼。庚寅，广、惠等州都大提举捉贼、西京左藏库副使武日宣、惠州巡检、左侍禁魏承宪击侬智高于广州城下[5]，死之。

　　七月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初，魏瓘筑广州城，凿井畜水，作大弩为守备。及侬智高攻城甚急，且断流水，而城坚，井饮不竭，弩发辄中，中辄洞溃，贼势稍屈。知英州晋江苏缄始闻广州被围，谓其众曰：『广与吾州密迩，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非义也。』乃蒐募壮勇合数千人，委州印于提点刑狱鲍轲，夜行赴难，去广二十里驻兵。黄师宓者，广人也，陷城中，为谋主。缄使缚其父，斩以狥，贼闻之丧气。时群不逞皆旁缘为盗，缄捕得六十余人斩之，招怀其驱胁诖误，使复故业者凡六千八百余人。城被围日久，战数不胜，贼方舟数百急攻南城。番禺县令萧注者，新喻人也，先自围中出，募得海上强壮二千余人，以海船集上流。未发，会飓风夜起，纵火焚贼船，烟焰蔽天，大破之，积尸甲如山。即日发县门，诸路援兵及民户牛酒、刍粮相继入城，城中人每战必胜。而转运使王罕亦自外募民兵遂入城，益修守备。贼知不可拔，围五十七日，壬戌解去，繇清远县济江，拥妇女作乐而行。攻贺州，不克，遇广东都监张忠于白田，忠战败被杀。虔州巡检董州、康州巡检王懿、连州巡检张宿、贺州巡检赵允明、监押张全、司理参军邓冕皆没。甲子，广东钤辖蒋偕击贼于路田，兵败。南恩州巡检杨逵、南安军巡检邵余庆、权宜融州巡检冯岳、西路捉贼王兴、苌用和皆没。丙戌，赠张忠为感德节度使。

　　八月丁亥，以萧注为礼宾副使、权发遣番禺县事。戊子，诏广南有捕获侬智高者，授正刺史，赏钱三千缗、绢二千疋；获智高母，授诸司副使，钱三千缗、绢二千疋；获黄师宓、黄玮，授东头供奉官，钱一千缗。辛卯，改新知秦州孙沔为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抚使，内园使、陵州团练使、入内押班石全彬副之。沔以南方兵连为贼所破，气摄不可用，请益发骑兵，才与兵七百。沔忧贼度岭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缮治营垒。』多具燕犒。贼疑，不敢北侵。沔行至鼎州，复有诏加广南东西路安抚使，知英州、秘书丞苏缄为供备库副使。初，广州以贼遽至，不及清野，故贼得势。掠后，缄知贼将走，分兵边村渡扼其归路，布槎木、巨石几四十里。贼至，果不得前，遂缭绕数舍，入沙头度江，由清远县道连、贺州西归，摧伤者多。缄尽得贼所略之物。

　　九月戊申，侬智高杀广东钤辖蒋偕于贺州太平场，庄宅副使何宗古、右侍禁张达、三班奉职唐岘皆没。偕始受命讨贼，驰驿十七日至广州城下。入城揖州官未定，数知州仲简曰：『君留兵自守，又纵部兵馘平民以幸赏，可斩也!』简曰：『安有团练使欲斩侍从官?』偕曰：『剑在吾手，何论侍从!』左右解之，乃止。及贼去广州，杨畋檄偕焚储粮，退保韶州。军次贺州，贼夜入其营，袭杀之。偕举动轻肆，卒坐此败。甲寅，桂宜柳州巡检、三班借职李贵击侬智高于龙岫峒，兵败死之。丙辰，降广南西路体量安抚经制贼盗、起居舍人、直史馆、同知谏院杨畋知鄂州，落知谏院；同体量安抚经制贼盗、西上閤门副使曹修为荆南都监；广南东路钤辖兼捉杀蛮贼、宫苑使、韶州团练使蒋偕为潭州都监监。初，畋与修闻智高徙军沙头将济江，即命偕弃英州，焚储粮，及召内殿承制丌赟、岑宗闵、西头供奉官閤门祗侯王从政退保韶州，故并责之。时偕死已九日矣。供备库副使苏缄、礼宾副使萧注并为广南东路都监，兼管勾东西两路贼盗事。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举广南东路兵甲、经制贼盗，再降杨畋等官爵，又降内殿承制丌赟为内殿崇班。己未，赠岭南诸州死事者官有差：知封州曹觐为太常少卿，知康州赵师旦为光禄少卿。

　　庚申，智高破昭州，知州柳应辰弃城，洛苑使、广西钤辖王正伦与贼斗于馆门驿，死之。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王从政、三班奉职徐守一、借职文海皆被害。贼始执从政，从政骂不绝口，至以汤沃之，终不屈而死。杨畋、曹修经制蛮事既无功，改命孙沔及余靖等，上犹忧之。或言：『智高欲得邕、桂七州节度使即降。』枢密副使梁适曰：『若尔，二广非朝廷有也！』上问宰相庞籍谁可将者，籍荐枢密副使狄青，青亦上表请行。翌日入对，自言：『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兵，羁贼首致阙下!』上壮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盗贼事。

　　十月丙子[6]，诏鄜延、环庆、泾原路择蕃落广锐军曾经战斗者各五千，仍逐路遣使臣一员押赴广南行营，从狄青之请也。丁丑，侬智高入宾州，知州、国子博士程东美弃城。己卯[7]，降空名宣头札子各一百道[8]，锦袄子、金银带各二百下狄青，以备赏军功。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仲简落职、知筠州。庚辰，狄青辞，置酒垂拱殿。辛巳，内降手诏：『应避贼在山林者，速招令复业。其乘贼势为盗，但非杀人及贼所胁从能逃归者，并释其罪。』右正言韩绛言：『狄青武人，不可独任。』帝以问庞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为所制，而号令不专。不如勿遣。』乃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若孙沔、余靖分路讨击，亦各听沔等指挥。甲申，侬智高复入邕州，知州、礼宾使宋克隆弃城。克隆承贼残扰之后，不能营葺守备，颇纵士卒下诸山寨杀逃民，诈为获贼，一级赏钱十千；又诈给亲兵帖，以为赏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无以御贼，遂遁去。

　　十一月，赠王正伦丹州团练使，何宗古嘉州团练使。

　　十二月壬申朔，广西钤辖陈曙击智高，兵败于金城驿，东头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长史徐噩死之。曙素无威望，既与贼遇，士卒犹聚博营中，使承吉将宜州忠敢兵五万为先锋，仓卒被甲以前，遂致覆军。

五年正月。始，余靖言交趾李德政共击贼[9]，德政亦乞会兵。狄青奏以：『一智高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仍假夷蛮兵。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愿罢交趾兵勿用。』丁未，诏广南西路转运司移文，止交趾助兵。狄青合孙沔、余靖两将之兵，自桂州次宾州。青以张忠、蒋偕轻敌取死，军声大沮，前戒诸将：『无得妄与贼斗，听吾所为。』陈曙恐青独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贼，溃于昆仑关，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齐，兵所以败！』己酉晨，会诸将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沔、靖相顾愕然。靖尝迫曙出战，因离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节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军旅之责，非所任也。』诸将皆股栗。

吕诲志陈曙墓铭称：曙与孙抗有隙，及青至，抗悉以败军事归曙，故及诛。当考。

　　狄青既戮陈曙，乃按军不动，更令调十日粮。众莫测。贼觇者还，以为军未必进也。翌日，遂进军，青将前阵，孙沔将次阵，余靖将后阵，夕次昆仑岗。黎明，整大将旗鼓。诸将环立帐前，待令乃发，而青已微服与先锋度关，趣诸将会食关外，即归仁铺为阵。戊午，贼悉其众，列三锐阵以待官军，执大盾、标枪，衣绛衣，望之如火。及战，前军稍却，右将开封孙节死之。贼气锐甚，沔等惧失色。青起，自执白旗，麾蕃落骑兵张左右翼出贼后交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复左，右者复右。贼众不知所为，大败走，侬智高复趋邕州。王师追奔五十里，捕斩二千二百级，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忠并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国。迟明，青按兵入城，获金帛巨万、杂畜数千。招复老壮七千二百尝为贼所俘胁者，慰遣使归。枭师宓首于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筑京观于城北隅。时有贼尸衣金龙衣，众以为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诈耶?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先是，谣言：『农家种，籴家收。』而智高为青所破，皆如其谣。战于归仁也，右班殿直张玉为先锋，如京副使贾逵将左，西京左藏库副使孙节将右。既阵，青誓曰：『不待令而举者，斩!』及节搏贼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土兵，数困而心慑易衂，苟待令，必为贼所薄。且兵法先据高者胜，乃引军疾趋山，立始定而贼至，逵拥众而下，挥剑大呼，断贼阵为二，玉以先锋突出阵前，而青麾蕃落骑兵出贼后，贼遂大溃。逵乃诣青帐下请罪，青拊逵背曰：『违令而胜，权也，何罪之有?』甲子，内出手诏，遣内侍抚问广南将校，仍赐军士特支钱。

　　二月癸未，宣徽南院使、彰化节度使狄青为护国节度使、枢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广南捷书至，上大喜，谓宰相庞籍曰：『青破贼，卿议之力也。』遂欲擢青枢密使、同平章事。籍以为不可，乃止。乙酉，广南东西、湖南、江西路安抚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孙沔、知桂州、秘书监余靖并为给事中，仍留靖留屯邕州经制余党，候处置毕，乃还桂州。狄青尝问沔何以破贼，沔曰：『使贼出上计，收其保聚，退守巢穴，则当徐图之。据邕州以拒我师，犹为中计。若恃胜求战，此计最下。然贼有轻我心，必出下计，将成擒耳！』已而果然。沔始受命，数请骑兵，又令军中制长刀巨斧。人谓南方地形不便骑兵，而刀斧非所用。青竟以骑兵破贼。贼皆翳大盾，翼两标，置阵甚坚，矢石不可动。竟赖刀斧杂短兵搏战，阵乃破，人皆谓不及也。丙戌，诏礼宾副使广南西路都监萧注、内殿崇班邕贵等七州都巡检使王成、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广南西路都监於震同追捕侬智高，仍诏有能获智高者，除正刺史。同功人以次甄赏之。广南东西、湖南、江西路安抚副使、入内押班、内园使、陵州团练使石全彬领绵州防御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狄咨为西染院副使兼閤门通事舍人，右侍禁狄詠为閤门祗侯。咨、詠皆青次子也。赐狄青敦教坊第一区。壬辰，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田瑜为广南东路体量安抚使，度支副使、工部郎中周沆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使。贷知邕州、礼宾使宋克隆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门岛，侬贼再至弃城也。乙未，赠荆湖北路都监、西京左藏库副使孙节为忠武军留后。

　　四月壬申[10]，狄青还朝，置酒垂拱殿。甲戌，广南西路转运使孙抗、转运判官宋咸、提点刑狱朱寿隆、同提点刑狱高惟和、广南东路转运使元绛、提点刑狱鲍轲、湖南路转运判官李章、提点刑狱李肃之、同提点刑狱柳涉以邕州平，并迁官。乙亥，破蛮诸将分三等迁资，迁者凡七十二人。戊寅，御垂拱殿，令蕃部骑兵布阵如归仁铺破贼之势，观其驰逐击刺，等第推赏。都大提举教阅阵法张玉迁内殿承制。给事中孙沔还自岭南，帝问劳，解所服御带赐之。壬午，命知杭州。沔自请也。

　　五月乙巳，以狄青为枢密使。丁未，枢密直学士、给事中、新知杭州孙沔为枢密副使，给事中、知桂州余靖为工部侍郎。时御史梁蒨数言靖赏薄。孙沔既与狄青继践二府，故靖亦加秩。以蕃官蒲亚讷为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监察御史、武骑尉、知广州魏瓘言[11]：智高围城，亚讷能以猛火油烧其攻具也。

　　六月甲子，赠邕州司户参军孔宗旦为太子中允，知兖州祖无择始以宗旦死事闻故也。

　　十二月丁酉，广南西路安抚司言：捕获侬智高母阿侬及智高弟智光、子继宗、继隆。诏护送京师。阿侬有智谋，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号皇太后。天姿惨毒，嗜小儿，每食必杀小儿。智高败，阿侬入保特磨，依其夫侬夏卿，收残众约三千余人习骑战，复入寇。余靖督部吏黄汾、黄献珪、石鉴、进士吴舜举发峒兵入特磨掩袭，并智高弟、子皆获之。

　　至和元年三月庚午，三班奉职黄献珪等迁官，赏获智高母子之功也。知桂州余靖加集贤院学士，知邕州萧注迁东上閤门副使。

　　六月乙未，诏益州路钤辖司应蛮人出入处，皆预择人为备御。时黎州言侬智高自广源州遁入云南故也。

二年六月乙巳，侬智高母侬氏、弟智光、子继宗、继隆伏诛。初，欲留继隆等以招降智高，日给食饮。或传智高已死，遂并戮之。工部侍郎、知桂州余靖为户部侍郎，东上閤门副使、知邕州萧注为引进副使，留再任。注募死士使大理国购智高。南诏久与中国绝，林箐险绝，深接生蛮，语皆重译，行百日乃通。智高亦自为大理所杀，函其首至京师。

大理国函智高首送京师，此据《萧注传》。然智高本传云：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马光《百官表大事记》至和二年四月，亦书侬智高死于大理，当考。

　　嘉祐二年四月。雷火峒侬宗旦者，智高之族也。据险聚众，数出剽略，知邕州萧注大发峒丁击之，知桂州萧固独请勅招降。转运使王罕以为宗旦保山溪篁竹间，苟设伏邀吾军，未必可胜，徒滋边患。乃独领兵次境上，使人召宗旦子日新，谓曰：『汝父内为交趾所仇，外为边臣希赏之饵。归报汝父，可择利而行。』于是宗旦父子皆降，南事遂平。以宗旦为忠武将军，日新为三班奉职。

校勘记

[1]丌赟 原本作『开赟』，据《长编》卷一七○改。

[2]奉表 原本脱『奉』字，据《长编》卷一七○补。

[3]秘书丞 《长编》卷一七二作『殿中丞』。

[4]三千 《长编》卷一七二作『五千』。

[5]于广州 原本『于』字上衍一『在』字，据《长编》卷一七二删。

[6]十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七三补。

[7]已卯 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一七三改。

[8]札子 原本作『头子』，据《长编》卷一七三改。

[9]余靖言 原本作『余靖向』，据《长编》卷一七三改。又按：此云『五年正月』，误，《长编》卷一七三事在皇祐四年十二月戊子。

[10]壬申 原本作『壬寅』，据《长编》卷一七四改。

[11]魏瓘 原本作『魏权』，据《长编》卷一七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一

仁宗皇帝

英宗册立始末

　　景祐二年十二月，安化留后允让为宁江节度使。允让，元份第二子也。上之幼也，真宗择宗室子年相若、聪悟可观者与游，召允让入禁中，旦暮诵读共学，凡动作燕嬉，无一不中节。及上出閤，始用云韶乐导从允让归外邸。

　　四年六月甲午，皇侄太子左监门率府率宗实特迁右内率府率。宗实，允让第十三子也，生四岁，养于宫中，时方六岁。

　　宝元元年九月辛未，左千牛卫将军宗实为右领军卫将军。

　　二年六月壬申，右千牛卫将军宗实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始自宫中出还第。时方八岁。

《英宗实录》、正吏并云豫王生，英宗乃还第。按：豫王以此年八月甲戌生，英宗以六月壬申还第。《实录》、正史盖不审也。

　　庆历元年十二月丙申，左千牛卫大将军宗实为右羽林卫大将军。

　　五年十月戊寅，宁江节度使允让为汝南郡王。

　　至和二年十二月。上春秋高，未有继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张述上言曰：『臣闻漆室之女，有忧国之心，倚槛而叹。臣仕于朝二十五年，而区区之虑，不早为陛下建万世之长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实耻之。夫生民之命系于宗庙、社稷之重，而以继嗣为之本。匹夫匹妇有百金之产，犹能定谋托后，事出于素，况于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愿太祖皇帝享年亿万者?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而天地有运行，日月有盈昃，阴阳之数，有闰有章，气至而回，物极而变，理之必然者也。艺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传真宗，真宗以传陛下。陛下承三圣之业，传之于千万年，斯为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庙社稷之继未有托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忧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决，非孝也；群臣知此矣，而以避讳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贵而不自怠，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侈，过成康、文景远矣。谓宜默祈天地、岳渎，分宠六宫，用均爱施，或未之获，则遴择宗亲才而贤者，异其礼秩，赐以职务，俾内外知圣心有所属，则天下大幸！』是岁，复上疏曰：『臣闻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离为日，君象也。二明相继，故能久照。东升西没，一昼一夜，数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将三纪，是日之正中也，而未闻以继照为虑，臣诚疑之。使嗣不早定，则有一旦之忧，而贻万世之患。历观前世事之仓卒，则或宫闱出令，或宦官主谋，或奸臣首议。贪孩孺以久其政，冀暗昧以窃其权，安危之机，发于顷刻。而朝议恬不为计，岂不危哉?』述前后七上疏，最后语尤激切，文多，故不载。上终不以为罪。述，小溪人也。

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述疏即以五年上。传云皇祐中，误也。

　　嘉祐元年正月，上暴感风眩。

　　二月，帝康复。

五月甲申，诏以九月于大庆殿行恭谢之礼[1]。右千牛卫大将军宗实仍养于宫中，上及皇后鞠视如子。既出还第，问劳赏赐不绝，诸宗室莫得比。上始得疾，不能视朝，中外忧恐。宰相文彦博、刘沆、富弼劝帝早立嗣，上可之。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弟纯臣为王府官，数与尧臣言宗实之贤，尧臣以告彦博等，彦博等亦知宗实上意所属，乃定议，乞立宗实为嗣。既具稿，未及奏而上疾有瘳，其事中辍。

至和议立嗣，诸家各有记述，要当以《龙川别志》为得实。盖彦博等私议英宗当立，已曾具奏，俱未及上尔。其诏草亦非伪也。盖当日群臣预为此奏，可即降诏，事不容缓，其理势亦当尔。今国史及《文氏私记》皆云已奏诏草，则恐未必然。今从《别志》，止称奏议，不载诏草，更俟考详。《别志》乃云事在嘉祐二年，且谓韩琦与彦博、弼同为宰相，则误也，今不取。

　　是日，知谏院范镇上疏曰：『陛下置谏官者，为宗庙社稷计也。谏官而不以宗庙社稷计事陛下者，是不知谏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谏官，臣敢不以宗庙社稷计献于陛下乎?二月中，臣使契丹还，过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纷纷，皆谓陛下方不豫时有言曰：「我惟宗庙社稷计以忧劳，而成此疾。」陛下所谓宗庙社稷计而忧且劳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时中外皇皇，莫知所为，而陛下方且宗庙社稷计为念，是陛下之计虑至深且明也。今陛下既已平复，御殿听政，愿推向者之言而终行之。行之之术，非明则不审，非果则不决。惟审与决，而宗庙社稷之计定矣。今祖宗后裔蕃衍盛大，信厚笃实，伏惟陛下拔其尤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与图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异时诞育圣嗣，复遣还邸，则真宗皇帝时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之子养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太祖皇帝舍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庙社稷之至计也。伏惟陛下观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时故事，断于圣心，以幸天下，不胜大愿。臣考之于昔，参之于今，谋之于心，书之于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惧无益于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伏惟赦臣万死之罪，审之决之，以定宗庙社稷之至计。非独臣蒙更生之赐，乃天下之人之心也。』

　　五月三日入，范镇奏疏并不载于《实录》，盖《实录》镇所修，不欲自表见尔。今悉以月日追载。周王薨，真宗养宗室子，当考。

　　疏奏，文彦博使提点开封府界诸县公事蔡挺问镇何所言，镇以实对。明日，挺谓镇曰：『言如是事，何不与执政谋?。』镇曰：『镇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谋之执政，或以为不可，亦岂得中辍也!』

　　六月己未，殿中侍御史赵抃上疏曰：『向者伏睹陛下圣体偶小违豫，中外之心，莫不动摇。赖宗庙社稷之降灵，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寝康。然犹上有谪见之文，迨无虚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天其或者岂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系，垂厥祥异，明白丁宁，警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远图，亟有所为而然也?权宜也，机会也，此其时矣。《书》曰：「一人元良，万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继，明照四方。」叔孙通以谓「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为戏」，韩愈亦云：「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则争且乱。」臣不胜大愿，愿陛下思所以答谪见妖星之警戒，思所以固三圣百载之基业，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忧惑，思所以破奸雄阴贼之窥觎。断宸衷，发天意，择用宗室贤善子弟，或教育宫闱，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辅道以正人。磐石维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之至公而裁择焉。伏况陛下春秋富盛，福寿延洪，一旦皇子庆诞，小阳正位，储贰事体，何损权宜?方今施为，且适机会。转祸乱危亡将然之势，为福治安存无疆之基，岂不盛哉？岂不休哉?臣职在言责，计无家为[2]。戴陛下之恩，极泰山之重。顾愚臣之命，等鸿毛之轻。傥一毫有补于朝廷，则万死甘从于鼎镬。』庚午，殿中丞、集贤校理、通判并州司马光上疏曰：「人臣之进言者，舍其急而议其缓，则言益多而用益寡矣。人君之听纳者，忽其大而务其细，则心益劳而功益浅矣。故明王不恶逆耳之言，以察治乱之原；忠臣不避灭身之祸，以论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业光美也。陛下自首春以来，圣体小有不康，天下之人，侧足而立，累气而息，忷忷然忧惧，若蹈冰炭间。虽已痊平，而民间犹有讹言以相警动者，虽有司以严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虑也?陛下何不试思其所以然者何哉?岂非储贰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则众心未安也。贾谊有言：「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可乎?」当谊之时，汉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为太子，中外人安，公私富益，谊犹有是言。使谊处于今日，当何如哉?陛下好学多闻，且以前古之事质之治乱安危之机，何尝不由继嗣哉?盖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分先定则安，不先定则危。得失之机，间不容发。朝廷至大至急之务，孰先于此?而陛下晏然不以为忧，群臣爱身莫以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疏贱，而不顾鼎镬之罪也。今夫细民之家有百金之资，犹择亲戚可信任者使谨守之，况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汉，所以能享天之禄若是其久者，岂非皆亲任九族，以为藩辅乎?使亲者犹不可信，疏者庸足恃乎?窃惟陛下天性纯孝，振古无伦，事无大小，关于祖宗者，未尝不勤身苦体以奉承之，况祖宗光明盛大之基业，岂可不为之深思远虑，措之于安平坚固之地，以保万世无疆之休哉?天子之孝，非若众庶，止于养亲而已，盖将谨守前人之业而传于无穷，然后为孝也。《礼》：「大宗无子则同宗为之后。」为之后者，为之子也。故为人之后者，事其所后，礼皆如父，所以尊尊而亲亲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孙千亿，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忧危。伏望深念祖宗艰难之业，断自圣志，昭然勿疑。遴择宗室之中聪明刚正、孝友仁慈者，使摄居储贰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傥未欲然，或且使之辅政，或典宿卫，或尹京邑，亦足以镇安天下之心。如此，天地神祇、宗庙社稷，实赖陛下明圣之德，况群臣兆民，其谁不欢呼鼓舞乎?昔鲁漆室之女忧鲁君老，太子幼。彼匹妇也，犹如忧国家之难，盖以鲁国有难则身必危矣。况臣食陛下之禄，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册之府，非比于漆室之女，诚不忍坐视国家至大至急之忧而隐嘿不言。臣诚知言责不在，臣言之，适足以自祸，然而必言者，万一冀陛下采而听之，不胜愤懑之诚。』上在位久，国嗣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闻而继之，又与镇书言：『此大事，不言则已，言一出，岂可复反顾?愿公死争之。』于是镇言之益力。己卯，以都城大水，诏群臣实封言时政阙失。范镇又言：『伏见天下以水灾奏者日有十数。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谓水不润下也。《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陛下恭祀天地神祇，肃祗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举。至于号令，必顺天时。非逆天时，非废祭祀，非不祷祀也，然而上天出此变者，晓谕陛下以简宗庙也。宗庙以承承力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贰，以重宗庙也。陛下即位以来，虚副贰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择宗子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系天下人心，俟有圣嗣，复遣还邸。及今两月余而不决，政所谓简宗庙也。此天变所以发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庙之重必有副贰，以臣前一章降付执政大臣，速为裁定，以塞天变。』

镇以五月三日初上疏。此云两月余，则当在七月十日庚寅未谢晴前。或两月余字误，更详之。

　　七月，文彦博等共议建储，未尝与西府谋也。枢密使王德用闻之，合掌加额曰：『置此一尊菩萨何地?』或以告翰林学士欧阳修，修曰：『老衙官何所知?』于是上疏略曰：『自古人君必有储副，所以承宗庙之重而不可阙者也。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副未立，此久阙之典也。近闻臣僚多以此事为言，大臣亦尝进议，陛下圣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体者因以为异事，遂生嫌疑之论，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长罗列于朝者甚众，然其为君父者，莫不皆享无穷之安，岂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在，至今则储宫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见陛下久无皇子，忽闻此议，遂以云云尔。且《礼》曰：「一人元良，万国以正。」盖谓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庙之重，亦所以绝臣下之邪谋。自古储副，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论，则是常无储副则人主安，有储副则人主危，此臣所谓不思也。臣又见自古帝王建立储副，既以承宗庙之重，又以为国家美庆之事，故每立太子，则不敢专其美，必大赦天下，凡为人后者，皆被恩泽，所以与天下同其庆喜，然则非恶事也。汉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请立太子，文帝再三谦让，而后从之。当时群臣不自疑而敢请，汉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养子，如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泽者尝上书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谓其子从荣曰：「群臣欲以汝为太子，我将归老于河东！」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是则何害为明主也?后唐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从荣后以举兵窥觎，陷于大祸，后唐遂乱，此前世之事也。况闻臣僚所请，但欲择宗室为皇子尔，未即以为储贰也。伏惟陛下仁圣聪明，洞览古今，必谓此事国家之大计[3]，当谨审而不可轻发，所以迟迟尔，非恶人言而不欲为也。然朝廷大议，中外已闻，不宜久而不决。昨自春首以来，陛下服药，大臣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亲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妇女、婴孩，昼夜祷祈，填咽道路，发于至诚[4]，不可禁止。以此见臣民尽忠，蒙陛下之德厚，爱陛下之意深，故为陛下虑也。今之所请，天下臣民所以为爱君计也，陛下何疑而不从乎?中外之臣既言陛下圣躬康复，又欲见皇子出入宫中，朝夕问安侍膳于左右，然后群臣奉表章为陛下贺，辞人墨客称述本支之盛，为陛下歌之颂之，岂不美哉?伏望陛下出于圣断，择宗室之贤者，依古礼文且以为子，未用立为储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贤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疏凡再上，皆留中不出。

韩琦旧传云：欧阳修因水灾再上疏，皆留中。修传亦云水灾即嘉祐元年事，而修传乃于作枢副后载之，误也。修奏议自有日月。王德用事据江氏《杂志》，误云富、范。盖误以文为范也，今改之。

　　知制诰吴奎言：『王者以社稷为本，宗庙为重。社稷必有奉，宗庙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续未立，今之灾沴，乃天地祖宗开发圣意，不然，何以陛下无大过，朝廷无甚失，辄降如此之灾异?在《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汉成之于哀帝，孝和之于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则太祖、太宗之曾孙；以近亲言之，则太宗之曾孙，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系四海之心者也。况陛下春秋犹盛，俟有皇子，则退所为后者，颇优其礼数，使不与他宗室等，亦何为而不可?臣愿陛下勿听阴邪巧说，以误大事。使万一仓卒之际，柄有所归，致宗庙社稷不血食，书之史册，为后世叹愤。臣不愿陛下以圣明之质，当危亡之比也。臣恐此事不宜优游，愿速以时裁定，定之不速，必有奸人阴贼其间，然亦不独为陛下之过，辅弼之臣，未闻力争，致宗祀无本，郁结群望，感召沴气，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罚，无大于此。』殿中侍御史吕景初亦言：『此阴盛阳微之戒也。商周之盛，并建同姓；两汉皇子，多封大国；有唐宗室，出为刺史；国朝二宗，相继尹京，是故本支强盛，有磐石之安，则奸雄不敢内窥，而天下有所系望矣。愿择宗子之贤者，使得问安侍膳于宫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为夹辅之势。』

　　八月，司马光又上疏，其略曰：『以臣之愚，念当今甚大而急者，未有过于本根未建，众心危疑。释此不忧而顾彼三者（谓河患、积储、边寇），是舍其肺腑而救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复九河之道，储九年之食，开千里之边，而本根未建，尚何益也?况复细于彼三事哉！今陛下圣体虽安，而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惧者。不以此时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居储副之位，内以辅卫圣躬，外以镇安百姓，万一有出于意外之事，可不过为之防哉?』癸丑，范镇又上言，略曰：『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纳谏为德，以畏天为心，至于小小议论，未尝不虚怀开纳。今及宗庙社稷之计，乃拒谏而不用，违天而不戒乎?臣职当言，不敢爱死，默默负陛下。陛下以臣言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与大臣速定大议；以臣言为不然，乞加臣万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纳谏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谏之名，臣更不敢奉朝请，谨阖门以待万死之罪!』乙卯，镇又言：『臣前六奏宗庙社稷之计，四奏进入，两奏奉圣旨送中书。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书者，是欲使中书奉行也。臣两至中书，递相设辞以拒臣。以此观之，臣欲陛下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为也。为大臣而不欲为宗庙社稷计，非所谓大臣也。臣窃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变，故畏避而为容身之计也。今星变主兵，万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领顾且不保，其为身计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变而死陛下之职，与其死于乱兵，不犹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择死所！』庚申，起居舍人、直秘阁、同知谏院范镇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镇固辞不受，曰：『陛下以臣言为非，即当加臣万死之罪；以臣为是，岂可不先宗庙社稷计，而遽为臣转官迁职也?』

　　九月壬午，司马光又上疏，其略曰：『自古帝王即位，则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谦撝未暇，则有司请之，所以尊宗庙、重社稷，未闻人主以为讳也。及唐中叶以来，人主始有恶闻立嗣者，群臣莫敢献言，言则刑戮随之，是以祸患相寻，不可复振。不知本强则茂，基壮则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患于国家者，其心皆知当今之务无此为大，然而各畏忤主之诛，莫敢进言，独臣不爱犬马之躯，为陛下言之。历观春秋以来，迨至国初，积千六百年，其间兵寝不用者，不过四百余年。至如圣朝芟夷僭乱，一统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孙，耳目相传，不识战斗。盖自上世以来，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国家于州县仓库斗粮、尺帛，未尝不严固扃钥，择人而守之，况国家融明闳茂之业，岂可不谨择亲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陛下何独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经营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艰难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则思之，卧则梦之，感叹涕泗而不能已也。』范镇又以书遗执政曰：『诸公视今日之事与前日为孰难?必曰：今日难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难于今日乎?以为他日易而可为，则今日不为难也；以为今日难而不可为，则他日不为易也。此所谓难易有机而不可以忽也。事早则济，缓则不及，先圣贤所以贵于及机会也。诸公谓奸言已入，今日不可弭，他日可以弭乎?』先是，执政谕镇以『上不豫，诸大臣亦尝建此策。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故镇书及之。

　　十一月辛巳，范镇入对垂拱殿，言：『臣待罪中，蒙恩除知杂御史，七降圣旨，趣臣赴台。臣虽甚愚，知陛下必以臣言为是，然久而不决者，窃恐左右近习以为陛下已安，不用为此，以惑陛下。是佞邪无识之人，不可不察。古人所谓小人爱人以姑息者，正为此辈。臣愚谓陛下既安，尤当为之，以答天意。天意报贶，必蒙子孙无疆之庆，此天人相与之际，必然之理。愿陛下黜小人姑息之浅见，察臣至言，则大臣不敢畏避，必能辅佐陛下，以为宗庙之计。臣前后上章凡十九次，窃虑留中，大臣不尽得见，今录进呈，乞付中书、枢密大臣同共参详，有异议者，乞令与臣廷辩；谓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解臣言责。臣之至情，尽在于此。』镇待罪几百日，鬚发为白，至泣以请。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镇由是卒辞言职，朝廷不能夺也。己丑，新除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范镇复为起居舍人，充集贤殿修撰。

　　嘉祐二年二月己巳，右正言吴及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爱，而以至亲夹辅王室。《诗》曰：「怀德惟宁，宗子维城。」故同姓者，国家之屏翰；储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广而根本未立，四方无所系心，宗社之忧，无大于此。谓宜发自圣断，择宗室子以备储副。以服属议之，则莫如亲；以人望言之，则莫如贤。既兼亲贤，然后优封爵以宠异之，选重厚朴茂之臣以教导之，听入侍禁中，示欲为后，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宫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则异其恩礼，复令归邸，于理无嫌，于义为顺。弭觊觎之心，属天下之望，宗庙长久之策也。』

　　二月己卯，起居舍人、集贤殿修撰、同修起居注范镇知制诰。镇自罢言职，每因事，未尝不以储副为言，冀上心感动。及知制诰正谢，又面请之曰：『陛下许臣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

　　六月庚戌，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拯言：『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群臣数有言者，卒未闻有所处置，未审圣意持久不决，何也?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愿采诗人盘维之义，固天下根本之地。』帝曰：『卿欲谁立?』拯曰：『臣非才备位，所以乞预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厚福者。惟陛下裁察。』帝喜曰：『徐当议之。』

　　四年十一月庚子，汝南郡王允让薨。帝临奠，诏特屏桃茢祓除，以示亲厚。赙恤加等，罢朝五日。赠太尉、中书令，追赠濮王，谥安懿。命龙图阁直学士向传式、入内副都知任守忠护葬。

　　六年闰八月丁未，司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日，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继嗣，以遏乱源。当是时，臣疏远在外，犹不敢隐忠爱死，数陈社稷至计，况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谏诤为名。窃以国家至大至急之务莫先于此，若舍而不言，专以冗细之事烦浼圣听，厌塞职业，是臣怀奸以事陛下，罪不容于菹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则断自圣志，早赐施行。如此，则天地、神衹、宗庙、社稷、群臣、百姓并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既具札子[5]，复面请之。上时简默不言，虽执政奏事，首肯而已。闻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无人敢及尔。』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书。光曰：『不可，愿陛下自以意谕宰相。』是日，光复言江淮盐事，诣中书。宰相问光：『今日复何言?』光默计此大事，不可不使韩琦知，思所以广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庙社稷大计也。』琦谕意，不复言。

　　九月，司马光复奏：『臣前乞检会臣并州所上章早定继嗣事，陛下即垂听纳，凡所宣谕，皆非愚臣所能及，乃天地神衹保佑皇家，实万世无疆之休也。臣意陛下朝夕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甫一月，未有所闻，岂陛下以兹事体大，精选宗室，未得其人，将左右之人有所间沮，荧惑圣听?臣皆不得而知也。臣闻为之后者，为之子也，著于礼律，皆有明文。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矣，未有继嗣，立弟子定陶王欣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已过之，岂可不为宗庙社稷深思远虑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东宫之名，但愿陛下自择宗室仁孝聪明者养以为子，官爵居处稍异于众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属，以系远近之心，它日皇子生，复使之退居藩邸，有何所伤?此诚天下安危之本，愿陛下果断而速行之。』初，韩琦既默喻光所言，后十日，有诏令与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同详定行户利害。洙与光屏人语曰：『日者大飨明堂，韩公摄太尉，洙为监察。公从容谓洙曰：「闻君与司马君实善，君实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书，欲发此议，无自发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烦公也，欲洙见公达此意尔。」于是公复具奏，且面言：「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意，谓即行矣。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所厚善者尔。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此祸岂可胜言哉?」』上久感悟，曰：『送中书。』光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议，异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皆唯唯，曰：『敢不尽力!』洙寻具奏，乞择宗室之贤者立以为后。既发奏，谓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计。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贬窜，汝辈当为之备。』下奏状者未返，洙得疾暴卒。御史中丞王畴等乞优加赙赠，与一子官。诏赐钱十万。

此据司马光奏议，并陈襄所作洙墓铭。洙卒在九月十五日。《御史台记》云：洙仰药死。当考。

　　十月壬辰，起复前左卫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初，司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书，内复出知江州吕诲章。

按：神宗朱墨二录、诲附传并云：诲上疏请早建皇嗣。韩琦以诲及司马光疏，遂定议用英宗知宗正寺。而司马墓铭独不载其事。诲奏表文不存，此本不知何时也。诲之孙仅尝为诲补传，乃有此疏，亦不知何从得之。《长编》掇取附见九月末，今此独不载。

　　宰相韩琦等与同列奏事垂拱殿，读光、诲二章，未及有所启，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时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顾曰：『宗室中谁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所议，当出圣择。』上曰：『宫中常养子二人，小者甚纯，然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上曰：『名宗实者，今三十许岁矣。』议定将退，琦复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来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启之。上曰：『决无疑也。』琦曰：『事当有渐，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时宗实独居父丧，乃议起复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以不疑，乞从内批出。』上曰：『此岂可使妇人知之?只中书行可也。』遂降此诏。

　　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富弼、刘沆与王尧臣劝上早立嗣。上既许之，会疾愈，寝其奏。既而言者相继，范镇、司马光所言尤激切，其余不为外知者不可胜数。包拯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许，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怠。琦独尝请建学，内中择宗室之谨厚好学者升于内学，冀得亲贤可属大事，欲以此感动上意，乘间即言宜早立嗣。上曰：『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后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汉书·孔光传》怀之以进，曰：『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天下长虑，流福至今，况宗子入继，则陛下真有子矣。盛德大庆，传之万古，孰有逾陛下者?愿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也。』于是因光等言，卒成上初意，然宗实犹固辞也。

韩琦新旧传云：包拯、范镇交章论述，每辄留中。按：嘉祐元年，范镇最先建议，司马光次之。包拯此时犹在江宁，十二月召为开封府，拯本传亦不云与镇交章论述。及拯自开封迁御史中丞，始乞豫建太子，盖嘉祐三年六月事矣。今略加删润，使不失事实。又韩琦称吕诲疏与司马光疏同自内出，然光疏则先自纳于中书矣。若谓同日进呈，则可也。今亦略加删润，以俟考求。

　　癸巳，诸王宫侍讲、屯田员外郎、编校书籍王猎为宗正寺伴读。猎为官僚凡十三年，于宗实有辅导功，故首用之。戊戌，以太庙南旧府司为知宗正寺廨宇。

　　十一月丁巳，起复右卫大将军、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宗实上表请终丧。帝以问韩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者，盖器识远大，兹所以为贤也。愿固起之。』宗实表四上，乃从其请。

　　七年正月辛未，复命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濮安懿王服除故也。

　　三月癸丑，大宗正寺言：『右屯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乞还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敕告。』诏不许。

　　七月丁卯，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辞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不许。是月，右正言王陶上疏曰：『自至和中圣躬不豫之后，天下之人栗栗惴惴，无所寄命，日望上穹眷命，降生圣嗣，内承九庙祀享之重，外安四海亿兆之心。天贶莫期，未如民志。朝廷百执事、州郡之吏，下至韦布草莱之士，抗章交疏，引今古，陈灾异，请择宗室亲贤早建储嗣。危言切论，感动人听者百数。夫为是议者，岂皆怀不忠孝，为奸利托附之人哉?盖发于至诚，为宗庙社稷无穷大计、他日四海生灵死亡之命豫求安全，深思远虑而言也。陛下纳谏从善，博传古今治乱之要，知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之道，在乎顺民欲而安众心也。故去岁亲发德音，稽唐故事，择宗子，使知宗正寺，上以先后天心导迎景贶，而俟与子之祥；次以尊崇宗庙，钦重祭享，而修主鬯之职；下以顺悦人情，表灼圣意，而一不强宗之势。中外闻之，或谓此举设施安稳，不惊人耳目，而天下摇摇之心一旦而定。他日圣嗣降育，则稍迁其秩，使还本邸，进退之命，无伤国体，莫不称庆。陛下有尧之至仁，舜之大孝，汉文之恭俭，以睿漠英断，非近代中庸之主所可企及。厥后稍稍寝阁稽缓，四方观听，岂无忧疑?或罪宗实，以为自唐以来，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寻常差遣，何必过为辞让?或者流言云：事由宫中嫔御宦官姑息之言，圣意因而微惑。且妇人近幸，不识国家大计，苟务一时慰悦陛下，而不知反沮坏美政，睽隔英断，为害甚大也。风闻宗实自有此命而来，夙夜恐惧，闭门不敢见人。昨自二月服除，今半年有余矣。臣恐天下之人谓陛下始者顺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听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独百世之后，使人叹息圣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远近中外奸雄之人，得以窥伺间隙矣。自古天下祸乱之始，未始不由继嗣不立，付属之心不豫定，而遂至后世争夺危亡，使天下赤子糜烂涂地而受弊者也。况数岁以来，灾异频数，不可胜纪。今春徐、陈、许、蔡迨京畿之民讹言相传，掘土而食。近又龙斗于南京之旧驿，盛夏火王，金当消伏，太白芒角盛大，凌犯荧惑。又太白经天，与岁星昼见，天地人事，皆见变异，其占为兵、为凶、为人心不安，此甚可惧。太史必有以其术为陛下言之者。陛下于此时，岂可尚复优游，持养圣断，不早恐惧修省，急答天戒哉?夫天下者，圣祖神宗天下，传至陛下，当思先帝付托之重，使宗庙社稷生民有所依赖，天下忠臣节士有所取正，无令汉成帝独有美名也。前日未命宗实，人人上言早建储副，今日乃无一人敢言者，非今日之人不忠也，盖前日未有主名，泛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今日补一宗正官，虽非继嗣，似有主名，而陛下犹豫迟疑，自冬徂秋十月矣。中外之人，无贵贱贤愚，人人自预私计，惧陛下见疑获罪，不敢出一言，但日听朝廷所为，以小治乱而已。臣职为谏官，傥又不言，则谁为陛下言者?故臣区区忧国之心，颠沛傍徨而不能自已也。』陶因请对，言宫嫔宦官有以上惑圣聪，而使宗实畏避不敢前。上问陶，欲别与一名目，陶对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乞与执政大臣议之。』上曰：『当别与一名目。』于是韩琦等始有立为皇子之议。

　　八月丙子，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辞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许之。初，宗实屡乞缴还告敕。上谓韩琦曰：『彼既如此，盍姑已乎?』琦曰：『此事安可中辍?愿陛下赐以手札，使知出自圣意，必不敢辞。』比遣使者召之，称疾不出。琦与欧阳修等言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敕付閤门，得以不受。今立为皇子，止用一诏书，事定矣!』遂入对，乞先听宗实辞所除官。上曰：『勿更为他名，便可立为皇子。明堂前速与了当！』琦因请谕枢密院。及张昪至，帝面谕之。昪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系属，但姓赵者，斯可矣。』昪遂再拜称贺。琦等乞帝书手札付外施行。既退，辅臣未至厅，中使已传手札至中书。丁丑，琦召翰林学士王珪令草诏。珪疑焉。戊寅，请对，言：『此大事也，后不可悔。外议皆云执政大臣强陛下为此，若不出自陛下，则祸乱之萌，未可知也。』上指心曰：『此决自朕怀，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众心不安，卿何疑焉?』乃再拜殿上曰：『陛下能独断宗庙社稷计，此天下之福也!』退而草诏以进。己卯，诏曰：『人道亲亲，王者之所先务也。盖二帝之隆，治由兹出，朕甚慕之。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少鞠于宫中，而聪智仁贤，见于夙成。日者选于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数至其第，乃崇执谦退，久不受命，朕默嘉之。朕蒙先帝遗德，奉承圣业，罔敢失坠。夫立爱之道，自亲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风，而上以严宗庙也。其以为皇子。』辛巳，上悉召宗室入宫，谕以立皇子之意。壬午，诏入内内侍省、皇城司即内香药库之西偏营建皇子位。癸未，赐皇子名曙。

　　八月辛卯，司封郎中李受为皇子伴读，改宗正寺伴读王猎为皇子位说书。受，江南人也。大宗正寺言：皇子累奏辞所除恩命，诏即还其奏。壬辰，诏权以皇城司閤宇为皇子位，仍命入内高班王中庆、梁德政发车乘津置行李入内。上既下己卯诏书，皇子犹坚卧称疾不入。司马光、王陶等言：『凡人争丝毫之利，至相争夺。今皇子辞不赀之富，已三百余日不受命，其过于人远矣。然臣闻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辞。皇子不当辞逊，使者不当徒反。凡召皇子内臣，皆乞责降。且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上与辅臣谋之，韩琦曰：『今既为陛下子，何所间哉?愿令本宫族属敦劝，及选亲信内人就谕旨，彼必不敢违。』丁酉，赐皇子袭衣、金带、银绢各一千。诏登州防御使同判大宗正寺从古、沂州防御使虢国公宗鄂敦劝皇子，仍与润王宫大将军以上同入内。皇子若称疾，即乘肩舆。己亥，从古等言：皇子犹固称疾。是夕，使者往返数四，留禁门至四鼓，皇子终不至。乃诏改择异日。庚子，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庙及诸陵。辛丑，皇子以肩舆入内。先是，宗谔责皇子曰：『汝为人臣子，岂得坚拒君父之召而终不受耶?我非不能与众人执汝，强置汝于肩舆，恐使汝遂失臣子之义，陷于恶名尔。』皇子初让，宗正与记室周孟阳谋之，所上表皆孟阳之笔也。每一表饷十金。孟阳辞，皇子曰：『此不足为谢，俟得请于朝，方得厚谢尔。』凡十八表，孟阳获千余缗。及立为皇子，犹固称疾。孟阳入见于卧内，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贤，参以天人之助，乃发德音。太尉独称疾坚卧，其义安在?』皇子曰：『非敢邀福，以避祸也。』孟阳曰：『太尉事两宫以父母，中外所闻。主上为万世计而立为子矣。今固辞不拜，假如得请归藩，遂得燕安无患乎?』皇子抚榻而起曰：『吾虑不及此！』遂与宗谔等同入内，良贱不及三十口，行李萧然，不异寒士，有书数厨而已。中外闻之相贺。甲辰，皇子见上于清居殿。自是日，再朝于内东门，或入侍禁中。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为齐州防御使，进封钜鹿郡公。

校勘记

[1]恭谢 原本作『躬谢』，据《长编》卷一八二改。

[2]计无家为 原本『家』与『为』之间有一墨丁，据《长编》卷一八二删。

[3]大计 原本『计』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八三补。

[4]至诚 原本作『至城』，据《长编》卷一八三改。

[5]具札子 原本『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二

仁宗皇帝

李玮尚福康公主

　　庆历七年五月丙子，东头供奉官李玮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福康公主也。玮，用和次子。上追念章懿太后不已，顾无以厚其家为，使长主降焉。

　　嘉佑二年六月丙寅，进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戊辰，淑妃苗氏为贤妃，兖国公主之母也。公主将出降，故有是命。国朝公主受封降制，有册命之文，多不行礼，只以纶告进内。于是翰林学士胡宿言：『兖国公主议行册礼，然于事体颇有未便，前未有此礼。祖宗以来，公主、长主未有行者。昔汉明帝封皇子，悉半诸国，明德马皇后曰：「诸子食数县，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敢与先帝子等也?」唐贞观中，太宗长乐公主将出降，帝令有司资送倍于永乐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汉明帝之言为对，且曰：「天子姊妹称长公主，加长字，示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相逾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长孙皇后，遣使赐徵金帛。陛下即位以来，屡曾进封楚国、魏国二大长公主，亦不曾行礼。今施于兖国公主，是与大长公主相逾越。佥以贵主之故，贤妃亦蒙殊典。自昔令进纶告，若不行册礼，是母子之间一行一不行，礼意尤不相称。书于史册，后世将有讥议，必谓陛下偏于近情，亏圣德之美。臣愿陛下采汉明之言，开文皇之听，遵祖宗旧典。如国朝公主曾行此礼，行之且无嫌；如其不曾，则宜且罢。臣以陛下好忠谏，纳至言，臣职在论思，不敢缄默。』不从。

　　七月丁丑，特赠贤妃三代为东宫三少官。乙未，礼官言：『《礼阁新仪》：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礼。古者结婚，始用行人告夫家采择之意，谓之纳采；问女之名归，卜夫庙，卜而获吉，以告女家，谓之问名、纳吉。今选尚一出，朝廷不待纳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诞吉，不待问名而卜之。若纳成，则既有进财请期，则有司择日，宜稍依五礼之名，存其物数。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妇之际严，如此，亦不忘古礼之义也。欲俟公主降日，令李玮主婚之人具合用雁、帛、玉、马等陈于内东门外，以授内谒者进入内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马不入。』从之。丁酉，兖国公主受册，百官拜表称贺。

　　八月戊申，兖国公主出降。己酉，驸马都尉李玮入谢，燕于禁中。

五年九月庚戌[1]，降驸马都尉、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和州防御使，仍与外任。玮与公主不协，而玮所生母又忤公主意，公主夜开皇城，入诉禁中，玮皇恐自劾，故有是命。明日，免降官，止罚铜三十斤，留京师。

《吴及传》云：及为谏官，论入內都知任守忠陵轹驸马都尉李玮及干求内降[2]。当考陵轹事增入。

　　癸丑，右正言王陶言：『《周礼》：阍人掌宫门之禁，时其启闭。寺人掌女宫之令，纠其出入，以谨严周卫，杜绝非常。故汉光武出猎夜还，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纳，光武从中东门入。明日，赏郅恽而贬中东门侯。魏武之子临淄侯植开司马门昼出，魏武怒，公车令坐死。然则公主夜归，未辨真伪，辄便通奏，开门纳之，直彻中禁，略无机防。其所历皇城、宫殿内外监门使臣，请并送劾开封府。』知谏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吕诲等亦以为言，皆不报。

　　十月庚申，兖国公主宅都监、入内供奉官梁全一以下九人并远小处监当[3]，入位祗侯梁怀吉配西京洒扫班，自今勿置都监，别选内臣四十以上、三班等院使臣五十以上无私罪者二人在宅勾当，内臣年十五以下二人人位祗侯，并不得与驸马都尉接坐。时台谏官皆言主第内臣数多，且有不自谨者。上不欲深究其罪，但贬逐之，因省员更制。

　　七年二月癸卯，粱怀吉又勒归前省，不知何时复召入也。

　　六年十月庚辰朔，驸马都尉李玮言：『奉诏举官为将领，而臣家有宾客之禁，无由与士人相亲。闻柴宗庆等当时得与禁近往还，臣辄援例而请之。』诏具凡所接见宾客以闻。

　　七年二月癸卯，诏兖国公主入内，安州观察使、驸马都尉李玮知卫州。玮所生母杨氏归其兄璋。公主乳母韩氏出居外，公主宅勾当内臣梁怀吉勒归前省。诸色祇应人皆散遣之。玮貌陋性朴，公主常佣奴视之[4]，韩氏复相离间。公主常与怀吉饮，杨氏窥之，公主怒，殴杨氏，夜开禁门，诉于帝所。言者皆咎公主。怀吉等既坐责，公主恚怼欲自尽，或纵火欲焚第，以邀上必召怀吉等还。上不得已，亦为召之。谏官杨畋、司马光、龚鼎臣等皆力谏，上弗听。光又言：『太宗时，姚坦为兖王翊善，有过必谏。左右教王诈疾，逾月，太宗召王乳母入，问起居状。乳母曰：「王无疾，以姚坦故郁郁成疾尔。」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为此，汝辈教之!」杖乳母数十，召坦慰勉之。齐国献穆大长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谦恭率礼，天下称其贤。愿陛下教子以太宗为法，公主事夫以献穆为法。』然公主意终恶玮，不肯复入中门，状若狂易，欲自尽者数矣。苗贤妃与俞充仪谋，使内臣王务滋管勾驸马宅，以伺玮过。玮素谨，务滋不得其过，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务滋请以巵酒了之，苗、俞白上，上不答。顷之，上与皇后同坐，苗、俞又白之。皇后曰：『陛下念章懿皇后，故玮得尚主，今奈何欲为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后言是也。』务滋谋讫不行，寻有是命。

此据司马氏《记闻》及奏议。怀吉先配西京洒扫班在五月十日庚申，其复召不得时日。

三月壬子，兖国公主降封沂国公主，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建州观察使，落驸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玮兄璋上言：『玮愚矣，不足以承天恩。乞赐离绝。』上将许之，司马光又言：『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常贵其家。今玮母子离析，家事流落，大小忧愁，殆不聊生，岂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阅奁中故物，思平生居处，独能无雨露之戚，凄怆之心乎?璋、玮既蒙斥，公主亦不得无罪。』上感悟，遂并责公主，待李氏恩礼不衰，且赐黄金二百两，谓曰：『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婚也。』

此据司马光《记闻》云。

　　十一月乙巳，进封沂国公主为岐国公主，建州观察使、知卫州李玮改安州观察使，复为驸马都尉。

　　熙宁八年二月丙寅，济州防御使李璋复为彰信军留后、驸马都尉。璋以庄孝大长公主薨，故谪，至是复之。

文彦博叱史志聪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大雪，至压宫架折，上在禁处跣祷于天，及旦而霁。百官就列，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左右复下帘，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复卷帘，趣行礼而罢。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宰相文彦博捧觞诣御榻上寿。上顾曰：『不乐耶?』彦博知上有疾，错愕无以对，然尚能终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辞，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几不相见。』语言无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彦博以上旨谕契丹使者云：『昨夕宫中饮酒稍多，今不能亲临宴，遣大臣就驿赐宴，仍授国书。』彦博与两府俟于殿阁，久之，召入内副都知史志聪、邓保吉等，问上至禁中起居状。志聪等对以禁中事严密，不敢泄。彦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系宗社安危，惟君辈得出入禁阁，岂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为耶！自今疾势少有增损，必一一见白。』仍命引至中书取军令状。志聪等素谨愿，皆听命。及夕，皇城诸门白当下锁，志聪曰：『汝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军令。』由是禁中事，宰相无不知者。庚申，诣内东门小殿问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语极纷错，宫人扶侍者皆随上而出，谓彦博等曰：『且为天子赐赦消灾。』

　　彦博等始议降赦。茂则，内侍也，上素不之喜，闻上语，即自缢，左右救解不死。彦博召茂则责之曰：『天子有疾谵语尔，何遽如是?汝若死，使宫中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上左右，无得辄离，皇后以是亦不敢辄至上前。诸女皆幼，福康公主稍长，时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侍上侧者，惟十阁宫人而已。上既不能省事，两府但相与议定，称诏行之。二府谋以上躬不宁，欲留宿禁中而无名。辛酉，彦博与富弼建议设醮祈福于大庆殿，两府监之，昼夜焚香，设幄宿于殿中西庑。史志聪等白：『故事，两府无留宿殿中者。』彦博曰：『今日何论故事也！』近臣祷于在京寺观，天下长吏祷于岳渎、诸祠。壬戌，上疾小间，暂出御崇政殿，以安众心。癸亥，赐在京诸军特支钱。两府求诣寝殿见上，史志聪难之[5]，富弼责之曰：『宰相安可一日不见天子?』志聪等不敢违。是日，两府始入福宁殿卧内奏事。两制近臣日诣内东门起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大赦，蠲被灾田租及倚阁税。戊辰，罢上元张灯。自是上神思浸清宁，然终不语。辅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辛未，命辅臣祷天地、宗庙、社稷。壬申，罢醮，两府始分番归第，不归第者各宿于其府。

　　二月甲午，诏两制以上日问候于内东门，余皆罢之。

　　甲辰，御延和殿，帝康复。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称贺。

　　三月壬申，以圣体康复，命宰臣谢天地、社稷、宗庙、寺观、诸祠。

五月甲申，诏以九月于大庆殿行恭谢之礼。

英宗即位

　　嘉祐七年九月乙巳朔，以皇子为齐州防御使，进封钜鹿郡公。庚申，皇城使、端州刺史、入内副都知石全育管勾皇子位。

　　十月乙亥，皇子上表辞所除官，赐诏不允。

十一月戊辰，皇子徙入位。壬申，太常礼院言：『奉诏同閤门定皇子齐州防御使立班，请于皇亲本班之前别为一班，閤门祗侯在使相之下。』从之。是岁冬至，皇子由内东门入贺，时与驸马都尉李玮同幕次。中使以官先入玮，玮曰：『内朝以亲皇子天下本，不敢先。』中使复入奏，乃先皇子。

此据《政和会要》。

　　八年二月癸未，帝不豫。甲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三月乙丑，以圣体康复，宰相、臣僚诣东上閤门，拜表称贺。辛未晦，上暴崩于福宁殿。是日，上饮食起居尚平宁，甲夜忽起，索药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上指心不能言。召医官诊视，投药灼艾，已无及，丙夜遂崩。左右欲开宫门召辅臣，皇后曰：『此际宫门岂可夜开?且密谕辅臣，黎明入禁中。』又取粥于御厨。医官既出，复召入，使入禁中守之。

四月壬申朔，辅臣入至寝殿。后定议召皇子入，告以上晏驾，使嗣立。皇子惊曰：『某不敢为！某不敢为！』因反走。辅臣共执之，或解其发，或被御服，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谕旨，又召翰林学士王珪草遗制，珪皇惧不知所为，韩琦谓珪曰[6]：『大行在位凡几年?』珪悟，乃下笔。至日昳，百官皆集，犹吉服，但解金带及所佩鱼，自垂拱殿门外哭而入，班福宁殿前，哭止。韩琦宣遗制，英宗即皇帝位，见百官于东楹。百官再拜复位，哭乃出。帝欲亮阴三年，命韩琦摄冢宰，辅臣皆言不可，乃止。

蔡氏《直笔》云：仁宗暴崩，慈圣光献皇后秘不发丧，密召英宗。又禁中降內批，宣大臣明日却问候。晓开内东门，乃启垂拱殿后门宣上旨，令大臣升垂拱殿入。宰相韩琦而下至福宁殿下，再拜升阶，扣帘欲进。内侍言：『皇后在此。』琦却立。后发哭曰：『天下不幸，夜来官家忽然上仙。』大臣发哭，后曰：『怎奈何相公，官家无子。』琦曰：『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在东宫，何不便宣入?』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争?』琦曰：『更何可议拟?』后乃曰：『皇子已在此。』方命卷帘时，英宗已即位了。琦退，谓同列曰：『适来敢乱发一言耶?』于是宣珪草遗制。殿帅郝质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见吾山呼拜时，汝辈方得山呼!』质扣殿陛曰：『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禀后，后许之。时英宗散发被面，覆以帽子。质徐缙笏拂开发，审观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

　　时朝论称：有如此宰相、殿帅，天下岂不晏然？按：司马氏日记，则英宗在外，翼日召入。《韩琦家传》亦云：遣中使扶侍皇子，须臾皇子到。与《日记》略同。如《直笔》所载琦对后语若果有之，《家传》必不肯遗，恐出于传闻，未可信也。又此时殿帅乃李璋，而郝质实为马军帅，《直笔》盖误，今不并取。《邵氏见闻录》亦云：仁宗大渐之夕，光献即召英宗入。翌日大臣方入，英宗即位。与蔡氏《直笔》同，然《实录》、《本纪》皆云：辅臣至福宁殿，皇后传遗旨，命皇子即位，不云先召入也。《实录·曹太后传》独云先召皇子入，翼日乃召辅臣。更须考详。

癸酉，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进官一等，服绯、紫及十五年者与改服色。优赏诸军如乾兴故事[7]。所费无虑一千一百万贯、匹、两，在京费四百万。乙亥，群臣表请听政，不从。诏天下官名、地名、人名、姓名与御名同者改之。改名部署曰总管。己亥，立京兆郡君高氏为皇后，北作坊使遵甫之女。遵甫，继勋之子也。母曹氏，皇太后亲姊。后四岁与上同育于禁中。仁宗尝谓太后必以相配，太后许诺。既长出宫，庆历七年，归于濮邸，封京兆郡王，于是正位。己酉，追赠皇后三代。

校勘记

[1]庚戌 原本作『庚子』，据《长编》卷一九二改。

[2]干求内降 原本无『干求』二字，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3]以下九人 原本无『九人』二字，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4]佣奴 原本作『庸奴』，据《长编》卷一九六改。

[5]难之 原本作『不之□』，据《长编》卷一八二改。

[6]韩琦 原本作『翰琦』，据《长编》卷一九八改。

[7]优赏 原本作『优质』，据《长编》卷二九八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三

英宗皇帝

经筵神宗附

　　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1]。十二月[2]。先是十月，辅臣请如乾兴故事，只日召侍臣讲读。上曰：『当俟祔庙毕，择日开经筵。』寻有诏直须来春。司马光以为学者帝王首务，不宜用寒暑废。上纳其言。

　　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阁，召侍读、侍讲讲《论语》，读《史记》。吕公著讲『学而时习之』，曰：『《说命》：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然则人君之学，当观自古圣贤之君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已。』又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公著言：『自天子至于庶人，皆须朋友讲习。然士之学者以得朋为难，故有朋自远方来，则以为乐。至于王人之学，则力可以致当世之贤者，使之日夕燕见讲劝。于左右之贤为未足，于是乎访诸岩穴，求诸滞淹，则怀道抱德之士，皆不远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朋自远方来者也，其乐亦大矣。』又讲『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见知于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未有见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则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诞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刘敞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因陈说曰：『舜至侧微也，尧越四岳，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谓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辞气明畅，上竦然改容，知其以讽谏也。左右属听者皆动色，即日传其语于外。既退，王珪谓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闻之，亦大喜。

　　治平元年夏四月甲申，御迩英阁。上谕内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讲读官久侍对未食，必劳倦。自今视事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故事，讲读毕，拜而退。上命毋拜，后遂以为常。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犹未全安，多不喜进药。吕公著讲《论语》『子之所慎斋战疾』，因言：『有天下者，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其于斋戒祭祀，必致诚尽恭，不可不谨。古之人君，一怒则伏尸流血，故于兴师动众，不可不谨。至于人之疾病，常在起居饮食之间，众人所忽，圣人所谨，况于人君，任大守重，固当节嗜欲，远声色，近医药，为宗社自爱，不可不谨。』上纳其言，为之俛首动容。后因辅臣奏事，语及公著。欧阳修曰：『公著为人恬静而有文。』上曰：『比于经筵，讲解甚善。』

　　九月丁卯。初，有诏以是日开迩英阁，至重阳节当罢。吕公著、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讲筵。近以圣体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以后盛暑、盛寒之际，权罢数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亲近儒雅，讲求治术。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

　　二年冬十月庚寅，天章阁待制吕公著、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甲寅，司马光言：『臣以驽朽，得侍劝讲。窃见陛下天性好学，孜孜不倦。然于经席之中，未尝发言，有所询问。臣愚意陛下欲护群臣之短，恐于应对之际仓卒失据，不能开陈，稠人之中，受其愧耻。此诚圣心仁恕之极，群臣捐躯，无以报塞。然臣闻《易》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论语》曰：「疑思问。」(中庸》曰：「有弗问，问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学非问辨，无由发明。今陛下皆默而识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伏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或虑一时记忆不能备者，许令退归讨论，次日别具札子敷奏，庶几可以辅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四月壬申，同知谏院傅卞请开经筵[三]，且讲丧礼。诏俟祔庙毕取旨。丙戌，翰林学士吕公著兼侍讲。

　　九月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光辞，吕公著具奏封驳。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得兼劝讲。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于是取告勅直付閤门，趣光等令受。

　　十月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

　　熙宁元年二月庚申，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三页毕，上更命读一页半。读至苏秦约六国纵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对曰：『秦、仪为纵横之术，多华少实，无益于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朕闻卿进读，终日忘倦。』光曰：『臣空疏无取，陛下每过形奖饰，不胜惶惧！』

　　四月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诏礼院详定以闻。后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礼院胡宗愈言：『臣等窃谓臣侍君侧，古今之常。或赐之坐，盖出优礼。祖宗以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礼则加异。太祖开宝中，李穆、王昭素、□□召对便殿，赐坐，令讲《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升辇将出，顾见讲坐，因召学官李觉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堂?」太宗为之降辇，令有司张帘幕，设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于前，则事体轻重，义为未安。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言：『窃谓侍从之官见于天子者，赐之坐，有所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陈，则立讲为宜。若谓传道近为师，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讲居侍读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轻重可知矣。今若侍讲辄坐，其侍读当从何礼?若亦许之坐，则侍从之臣每有进说，皆当坐矣。且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今人主待侍臣，由始见以及毕讲，皆赐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于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讲官侍立，伏请仍旧。』初，孙奭坐讲，仁宗尚幼，扳案以听之。奭因请立讲，论者不以为是。及公著等奏请，众议不同，上以问曾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自今令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是非。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皆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必欲闻法言，宜改它经。』故有是诏。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方今之患，在于朝廷务名不务其实，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知县，何忧民不富也?』

　　二年二月甲寅，初开讲筵。己巳，召御史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

　　十一月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敝。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得人，缓于立法也。』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刑以传后世。及其殁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于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典，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法者，则刑罚世重世轻是也。有数十世而改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4]，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固此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则当从之；若光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上召光前，谓光曰：『闻惠卿之言乎[5]，其言何如?』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于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于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谓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未审得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上曰：『相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珪进曰：『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进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阈内御坐前，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祖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为至论。』光曰：『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不足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尔。』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惟有司之牧者，此也。』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三年四月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不自知』，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舜塱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众论也。』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国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为论，专指惠卿也。

　　七年四月，王安石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吕升卿[6]、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并为崇政殿说书。安石既出，吕惠卿欲引安石亲昵置之左右，荐朱明之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惠卿以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与惠卿弟升卿同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辞屡屈。上问从谁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安石，而尝非王雱、王安礼及吕惠卿所为，以为必累安石，雱等亦恶之，故不甚得进用。

　　元丰元年三月壬午，侍读吕公著读《后汉书》毕，上留公著，极论治体，至三皇无为之道、释老虚寂之理，公著问上曰：『此道高远，尧舜能知之乎?』上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为难，此所以为尧舜也。』上又论前世帝王曰：『汉高帝、武帝有雄材大略。高祖称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至张良，独曰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诚如圣谕。』上又曰：『武帝虽以汲黯为戆，然不冠则不见。后虽得罪，犹以二千石禄终其身。』公著曰：『武帝之于汲黯，仅能不杀耳。』上又论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以其能屈己从谏。』上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能进规，至是闻公著言，竦然敬纳之。丁亥，御迩英阁。讲官黄履进《周礼·八柄》。上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而八柄非太宰所得与，何也?』履曰：『八柄以驭群臣。驭者，主道也，故非太宰所与。』上曰：『善。』

　　八月丁卯，黄履讲『宰夫之职，正岁书其能者与其良者，而以告于上。』上曰：『或言诏王废置，或言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或言以告而诛之，或言以告于上，何也?』履对曰：『诏冢宰而已，以告而诛之，以告于上者，或诏王，言王及官长皆不得专也。』上曰：『或三年，或终岁，则书能否告之，以为废置。此独于正岁，何也?岂非旧岁之所考，书以告乎?』履曰：『然。』

　　六年四月壬申，御迩英阁。蔡卞讲《周礼》至司市，上谓卞曰：『先王建官治市，独如此其详，何也?』卞对曰：『先王建国，面朝而后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众之所聚，详于治众故也。』

编修《通鉴》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臣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私家区区，力不能辨，徒有其志而无功。顷臣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翁源县令广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有史学，为众所推。欲望特差二人与臣同修，庶使早得成书，不至疏略。』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之。恕，均州人；君锡，良规之子也；攽，敞之弟也。

　　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十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权免著撰本院文字，又诏五日一直，修《资治通鉴》故也。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上亲制序面赐光，赐名《资治通鉴》，令候书成日写入。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

赐旧书不在此时，今从《帝学》并书之。新纪：书赐翰林学士司马光《资治通鉴序》。此固当时书也。

　　熙宁元年二月丙辰，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论苏秦、张仪事（详见《讲筵》）。

　　三年六月戊寅，翰林学士司马光乞差试校书郎、前知泷水县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许之。祖禹，镇从孙也。

　　元丰元年十月己未，诏：『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乞子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从之。』

　　二年二月壬子，司马光言：『同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已改京官罢任，乞留在局编修。』从之。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赐银绢、衣带、马；奉议郎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并以修《资治通鉴》书成也。《资治通鉴》自治平三年置局，光乞以刘恕、赵君锡同修。君锡不赴，刘攽代之。攽在局五年，通判泰州范祖禹代之。每修一史毕，上之。至是，上《五代纪》三十卷，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时攽出监衡州盐酒务，而恕已前卒。上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辅臣请观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进入。

　　八年四月丁丑，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知陈州。己丑，承事郎司马康为秘书省正字，以康与修《资治通鉴》故也。

　　元祐元年三月丁丑，宰臣司马光言：『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即日在本省，别无职事。欲望特差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从之。

七月辛酉。先是，秘书少监刘攽等言：『光与故秘书丞刘恕同编修《资治通鉴》，恕于此书功力最多。比及书成，编修属官皆蒙纪录，唯恕身亡，其家未霑恩，子孙并无人食禄。请援黄鉴、梅尧臣例，除一子官。』于是司马光亦为之请。诏与恕一子守郊社斋郎。

撰定历法 神宗附

　　治平二年三月丁卯，上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监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栋、主簿周应祥、周安世[7]、马杰、判台郎杨得言作新历，三年而成。琮言：『《崇天历》气节加时后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简与监生石道、李遘更陈家学，于是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攽考定是非，推《尚书》『辰弗集于房』与《春秋》之日食，参今历之所候。而易简、道、遘等所学疏阔，不可用，新书为密，乃赐名《明天历》，诏翰林学士王珪序之。琮等各迁两官，赐物有差。其后《明天历》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夺所迁官。

熙宁元年七月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历》不效，当改历。诏司天历官杂候星晷，更造新历。

此据沈括《奉元历序》。八月历成。

　　八月乙丑，诏复行《崇天历》。供备库使李元亨、权知司天少监周琮各夺一官，秋官正周应祥、周安世、中官正马杰、王栋、冬官正杨得言各夺两官。初，司天请重造历，元亨、监应祥等同知算造[8]。琮提点既成。各进宫，琮子及姻戚皆预焉。在监善历者，琮未尝与议，至是占验颇差，故并削夺。

　　二年秋七月，提举司天监所言：『自今每岁造《大衍》、《宣明》、《景福》、《崇天》、《明天》等历，其岁若有日月交食，令具著所食分数及亏初、食甚、复未时刻，遇交食集算，造历官于浑仪下对所差，勾当御药院官与两判监测验浑仪官验分数。』从之。

　　三年八月戊午，诏直舍人院吕大防、监司天监官详定今年八月进行朔望有无差缪。先是，《崇天历》以八月戊午为朔，而望在十七日。司天中官正周琮撰《明天历》，则以己未为朔，而望在十六日。琮言：『古今注历，望未有在十七日者。』《崇天历》官舒易简等言：『乾兴元年历，七月注十三日望，则今注十七日望不为非。』朝廷从易简等说，而琮争不已，故命大防详定。既而大防言：『易简等所指乾兴历注十三日望，乃私历舛误，已自屈服。然据诸家历议，虽有十七日为望之法，但颁历既无注十七日为望。有自天圣三年后，三望在十七日，皆注十六日为望，尽十七日辰度已前，定属十六日夜故也。今年八月朔，于《崇天历》本经不当进，但于十六日注望可矣。』诏如大防议。

　　四年二月戊寅[9]，诏司天监印卖历日，民间无得私印，以息均给本监官属。后自判监已下凡六十八员，皆增食钱：判监月七千五[10]，官正三千。见卖历日官增食钱外，更支茶汤三千。时初罢司天监官监在京库务及仓草场门，而中书议增其俸，故有是诏。

　　六年六月辛巳，提举司天监陈绎等言：『本监测验簿气朔差互，而《崇天历》气后天，《明天历》朔后天，其失皆置元不当，未可考正。及集众官详定，浮漏不可用，司天监天文院浑仪亦各有舛矣。若止因旧器粗为增损，不免疏缪。』诏气朔令司天监指挥校定历书人卫朴别造历，与旧时比较疏密。其浮漏浑仪，令依新样装造，司天监别测验以闻。

　　八年闰四月壬寅[11]，知制诰沈括上《熙宁奉元历》。诏进括一官，司天监官吏进官、赐银绢有差。初，仁宗朝用《崇天历》，至治平初，司天监周琮改撰《明天历》行之。监生石道言：『未经测验，不可用。』不听。至熙宁元年七月望，夜将旦，月食东方，与历不协。乃诏历官杂候星晷，更造新历。终五年，冬日行余分略具。会括提举司天监，言淮南人卫朴通历法。召朴至，朴言：《崇天历》气后天，《明天历》朔后天。又《明天历》朔望、小余常多二刻半以上，盖创历时惟求朔积年数小减过闰分使然，故求日月交食为疏。《崇天历》以熙宁元年交食，视《明天》为密，然但见朔法而已。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与十二月甲辰参较，差一寸一分半。又以日法除，得气后天五十三刻，其失皆在置元不当也。』诏朴改造。自以己学为之[12]，视《明天历》朔减二刻。历成行之，赐朴钱百千。至绍圣初，又改历。

　　五月癸酉，补司天监生石道为灵台郎。道尝言《明天历》未经测验，不可用，坐是夺官。既而月食与律不协，历官皆抵罪，乃还道保章正，仍为监生。至是与修《奉元历》成，故有是命。

　　九年正月甲申，权发遣三司使沈括言：『前提举司天监，尝奏司天监测验天象已及五年，蒙差卫朴算造新历。后考校司天所候星辰晷漏，各差缪不可凭用。其新历为别无天象文籍参验，止据前后历书详酌增损，立成法难以颁行，尚虑未能究极精微。乞令本院学生等用浑仪、浮漏、圭表测验，每日记录。候及三五年，令元撰历参较，如有未尽，即令审行改正。已蒙施行。今若测验得此月望夜不食及逐日测验过日月五星行度晷之类，乞下司天监，逐旋付卫朴参较新历改正。』从之。先是，《奉元历》载今月望夜月食不验，诏问修历推恩人姓名。至此括有此奏（八年十一月壬寅初行《奉天历》）。

　　十年八月己丑，秘书监、集贤院学士苏颂为辽主生辰国信使。故事，使辽者冬至日与辽人交相庆。是岁，本朝历先契丹一日，契丹人固执其历为是。颂曰：『历家算小异，则迟速不同，谓如亥时节气当交，则犹是今夕；若逾刻则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契丹不能屈，遂各以其日为节。颂使还，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难处。卿对极得宜。』

　　元丰元年闰正月甲午，又诏提举司天监近校月食时分[13]，比《崇天》、《明天》二法，已见新历为密。又前闰正月岁在戊子，今复闰于戊午，理恐亦不缪，宜更不须考究其所差。讲究新历官等并罢，卫朴给路费钱二十千。先是，朴在熙宁初更造新历，至十年，议者以为占月食差，故再诏朴集议，至是罢之。

　　十二月辛丑朔，诏提举司天监集历官考算大辽、高丽、日本国、本朝《奉元历》同异闻奏。其后历官赵延庆等言：『辽己未年气朔与《宣明历》合，日本戊午年气朔与辽历相近，高丽戊午年朔与《奉元历》合，其二十四气内，有七气时刻并逐月太阳过宫日数时刻不同。』

　　五年正月乙巳，翰林学士王安礼言：『详定浑仪官欧阳发言：至道、皇祐之器，皆差而无据。今造浑仪、浮漏水样，准诏进呈。及欧阳发其新器之变旧器之失。臣等看详，除司天监浮漏疏谬不可用，依新样改造外，至道、皇祐之器及景表各有差谬，欲依欧阳发条具施行。』从之。

　　五年六月丙寅，司天监历算、天文、三式三科令、丞、主簿并减，以冬官正王赓言，因减罢司天监官监仓草场门，故增置三令、丞、主簿，于职事无补故也。

七年十二月辛未，诏许四选命官通算学者，依参选人赴吏部就试，合格人上等除博士，中、下等为学谕。

校勘记

[1]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 按：《宋史·仁宗纪》四：『（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宁殿，遗制皇子即皇帝位。』又《宋史·英宗纪》：『夏四月壬申朔，皇后传遗诏，命帝嗣皇帝位。秋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见百官。』此云七月英宗即位不切，当是指英宗御紫宸殿见百官也。

[2]十二月 原本无此三字，兹据文意补。『先是十月』云云，《长编》卷一九九系于嘉祐八年十二月甲寅后。

[3]傅卞 原本二字作墨丁，黄以周《续长编拾补》亦未辑此条。拙撰《宋代京朝官通考》第一册列治平四年初同知谏院者乃傅卞，以《会要·兵》一四之三、《长编》卷二○八、《欧阳文忠公集》卷九十六《回谏院傅龙图卞攀违书》为证，可参。

[4]文帝 原本作『文章帝』，其『章』字衍，据《续长编拾补》卷六删。

[5]闻惠卿之言乎 原本脱『闻惠』二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六补。《拾补》原校：『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6]吕升卿 原本脱『卿』字，据《长编》卷二五三补。

[7]周安世 原本作『用安世』，据《长编》卷二○四改。

[8]监应祥 《续长编拾补》卷三下无『监』字，疑衍。

[9]戊寅 原本作『癸本』，据《长编》卷二二○改。

[10]七千五 原本作『七十五』，据《长编》卷二二○改。

[11]壬寅 原本作『乙未』，据《长编》卷二六三改。

[12]为之 原本作『为天□』，据《长编》卷二六三改补。

[13]提举司天监 原本作『提举司司天监』，衍一『司』字。据《长编》卷二八七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四

英宗皇帝

光献垂帘

　　嘉祐八年四月。先是，辅臣奏事，帝必详问本末，然后裁决，莫不当理，中外翕然，皆称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语言失序，复召已责降医官朱道安、甄立里、秦宗一、王士伦等人侍疾。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丁丑，群臣三上表请听政。戊寅，诏许之，既而以疾不果。己卯，大赦。上疾增剧，号呼狂走，不能成礼。韩琦亟投杖褰帘，持上呼内人，属令加意拥护，又与同列入白太后，候听政日，请太后权同处分。礼院奏请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中书、枢密院合班起居，以次奏事，或时召学士，亦许至小殿。皇太后处分称『吾』，群臣进名，起居于内东门。从之。

　　韩琦投杖褰帘拥护英宗事，据《家传》及王岩叟《别录》，国史并无此。

　　壬午，辅臣入对于柔仪殿西阁，皇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初议帝与太后同御东殿垂帘，辅臣合班以次奏事。及见上方服药，权居柔仪殿东阁之西室，太后居其东室。辅臣既入西室候问圣体，因奏军国事，太后乃独御东殿，辅臣以故事复奏于帘前。甲申，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群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赏之已厚；罪或不可容，而罚之至轻。善则善矣，而小人不识大恩者，或几于骄慢。臣窃意陛下今兹继而为政，必纠之以严。纠之以严，诚是也。然天下之涵濡大行皇帝圣泽日久，一旦暴加绳检，恐骇而离心。伏愿殿下徐以义理教之戒之，有不听从而尤无良者，然后加刑罚焉，则谁敢不肃?此善之善者也。』又曰：『今殿下初摄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观听，以觇盛德。臣以为凡名号礼数所以自奉者，皆当深自抑损，不可尽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以成谦顺之美，副四海之望。』又曰：『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与国同体，休戚如一。若赵氏安则百姓皆安，况于曹氏，必世世长享富贵明矣。赵氏不安则百姓涂地，曹氏虽欲独安，其可得乎?』上自不豫以来，丧皆礼官执事，群臣奉慰，则垂帘不坐。乙未，大祥，上始亲行礼，又卷帘坐受慰。人心稍安。己亥，群臣上表，请临朝听政。表三上，乃许之。诏礼院别择日御正殿。上疾犹未平，命辅臣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及景灵宫、寺观，又遣使二十一人祷岳渎名山。

　　六月癸酉，上复以疾不出。是时惟两府得入对柔仪殿，退诣内东门小殿帘帷之外，覆政事于皇太后如初。帝自感疾，即厌服药饵。韩琦尝亲执药杯以进，帝不尽饮而却之，药污琦衣。太后亟出御服赐琦，琦不敢当。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侍侧，太后曰：『汝盍自劝之?』帝亦弗顾也。

帝初以忧疑得疾，举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犹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太后对辅臣尝及之，韩琦因出危言感动太后曰：『臣等只在外得见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稳。』太后惊曰：『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同列为缩颈流汗。或谓琦曰：『亦太过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间。』有传帝在宫中过失事，众颇惑。琦曰：『岂有殿上不曾错了一语，而入宫门即得许多错?琦固不信也。』传者亦稍息。

此据琦《家传》及《别录》，但略加删润，大意与十一月末所载略同。盖此时琦未赴昭陵，彼时归自陵下，不妨两出之。

　　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退御垂拱殿。中书、枢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见百官，感动者久之。其后只日御前殿，双日御后殿，惟朔、望则前后殿皆不御。至祔庙如故。

　　九月。帝既视朝前后殿，而于听事拱默谦抑。御史中丞王畴上疏曰：『庙社拥护陛下起居平安，临朝以时，仅逾半载，而未闻开发听断，德音遏塞，人情缺然。臣屡尝论奏，愿陛下拨去疑贰，自与二府讲评国论，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动寂寥，中外未有所传，此盖议论之臣辞浅情狭，不能仰寤君听。伏望思太祖、太宗艰难取天下之劳，真宗、仁宗忧勤守天下之力，勉于听决大政[1]，以慰母后之慈。毋疑贰谦抑，自使盛德阁然不光。』

　　十一月，方帝疾甚时，云为多乖错，往往触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谗间者或阴有废立之谋。昭陵既复土，韩琦归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书付琦，琦启之，则帝所写歌词并宫中过失事。琦即对使者焚毁，令复奏曰：『太后每说官家心神未宁。心神未宁，则语言举动不中节，何足怪也?』及进对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言，且曰：『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怿。欧阳修继言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著于天下。妇人之性，鲜不妒忌。昔温成骄恣，太后处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间，而反不能忍也?』太后曰：『得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独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驾，天下禀承遗命，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闼，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它日，琦等见帝，帝曰：『太后待我无恩。』琦等对曰：『自古圣主明王不为少矣，然独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正恐陛下事父母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帝大悟，自是不复言太后短矣。

焚歌辞据《韩琦家传》，谓焚歌词时，琦在陵下，恐不然。《别录》称琦在中书，今略加删润，其他则据苏辙《龙川别志》。但《别志》云：大臣有不预立皇太子者，阴进废立之计。既不出主名，深恐必无之，或当时宦官辈有此议，非大臣也。如《家传》所载太后问昌邑王，亦竟不知何人为太后言此，今辄改为左右谗间者，庶不失事实。《别志》又云：欧阳修独见帝。按《传》则云韩琦独见，其劝帝尽礼。于太后语意略同，今改为琦等云云，或得其事之实也。

　　治平元年三月己酉[2]，司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奉养之礼若丝毫不备，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此不可不留圣心也。』又言：『宜诏侍从近臣每日轮一员直资善堂，夜则宿于崇文院，以备非时宣召。其余群臣见及奏事者，亦望细加访问，以广聪明，裨益大政。』他日，光进对，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毕委陛下干之，无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当一如濮王然后可；视天下之政，当一如宫中之事然后可。』光寻以言不用恳求外补，帝令宰臣宣谕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谏职，未须求去。』光复奏：『今陛下虽奉事皇太后加于往日，犹未及事濮主之时承顺颜意，曲尽欢心。虽省览庶政，犹未尝访问群臣，讲治乱之切务。臣虽日侍丹康，有何所益?』吕诲言：『近日圣体平复，中外均庆，万机之事，未闻亲决议者，谓陛下避让，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为顺。当陛下违豫之时，非皇太后内辅，则政无所寄。大臣建策，于国忠也。然而陛下临朝御前殿，百官朝罢，两府大臣方至内东门，是纲领柄权皆在于手，陛下犹未专决，何所待也?』诲遂言于皇太后曰：『万机浩繁，殿下焦心劳思，曾未稍休，非所以燕怡福寿之本。况皇帝躬亲治事，勤励如此，在于圣虑，应已慰安。臣愚以谓东殿帘帏宜五七日一御，咨询大臣，无俾旷事，庶少均暇逸，于翊政之道亦无所损。当在沉机，奋于独断，豫宣教命，诞告于朝廷。外形谦让之宜，中遂优游之乐。』

　　四月，权御史中丞王畴上疏，请车驾行幸，以安人心。于是执政及谏官相继亦有请。上曰：『当与太后议之。』韩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亦自谓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须。』琦曰：『此细事，不难办也。』乃诏有司择日以闻。甲午，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醴泉观。帝久不豫，至是士庶欢呼相庆。戊甲，皇太后出手书付中书还政。是日，遂不复处分军国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间日御前后殿视朝听政，两府每朝，入内东门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还政手书，大臣以白，上辄留之不出。上既康复无他，太后复降诏书还政。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禀上，上裁之决如流，悉皆允当。琦退，与同列相贺，因谓曾公亮等曰：『昭陵复土，琦即合求退。观上体未平，迁延至今。上听断不倦如此，诚天下大庆。琦当于帘前先白太后请一乡郡，须公等赞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得无公?公勿庸请也。』于是诣东殿，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太后每事称善。同列既退，韩琦独留，遂白太后如向与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所不及。』因再拜称贺，且言：『台谏亦有章疏乞太后还政，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琦即厉声命鸾仪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微见太后衣也。

太后还政撒帘事，据蔡氏《直笔》、《邵氏见闻录》，并参取《韩琦家传》及王岩叟《别录》。及《家传》所载太后不乐还政等语，皆亏损圣德，且非事实，今并削去。《直笔》误云琦告枢相文彦博，亦不取。

嘉祐初，琦与富弼同相，或中书有疑事，往往私与枢密院谋之。自弼使枢密，非得旨令两府合议者，琦未尝询于弼也。弼颇不怿。及太后还政，撤东殿帘帷，弼大惊，语人曰：『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敢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与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当如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弼自是怨琦益深。

富弼怨琦事，据司马氏《记闻》。《邵氏闻见录》称弼谓韩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恐弼无此言也。

吕诲上言：『皇太后罢同听政，谦尊之德，光辉益著。在皇太后则为得之，在陛下宜何如哉?伏望降诏，曲形谦让，至于再三，感动群情，庶几中礼。』诲寻又言：『皇太后事先帝日久，稔详治道，方罢共政，虽陛下至明烛理，凡百官关白，示未敢专之，则上慰慈颜，所得多矣。』庚戌，上始日御前后殿如故。御史中丞王畴上疏云云：『愿诏二府大臣讲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礼，若朝廷严奉之体与岁时朔望之仪、车服承卫之等威、百司供拟之制度、他时称尊之美号、外家延赏之恩典，可以称奉亲之意者，皆宜优异，以发扬母后功烈。』是日，诏中书、枢密院参议尊崇皇太后仪范以闻。壬子，诏皇太后令称圣旨，出入唯不鸣鞭，他仪卫如章献明肃太后。丙辰，上皇太后宫殿名目慈寿，加宣徽北院、保平节度使、判郓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议除拜，上以问宰相韩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问枢密使富弼，弼对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请，久之乃许。

司马光《记闻》载韩维说慈寿将归政，颍王谓维及孙思恭曰：『慈寿欲为曹佾求使相。』二人不应，王竟使王陶达意于政府，果得之。它日，二人独见，维以是戒王曰：『今陛下已亲政，內外上下事体已定，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它事勿预也。』按：《实录》：佾制下，太后犹持之。不知求使相果太后意否?当考。

　　壬戌，以帝康复，命辅臣谢天地、宗庙、社稷、宫观。癸亥，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阙门之外，无由知禁廷之事。窃闻道路之言，未详虚实，皆言近日皇帝与皇后奉事殿下恭劝之礼甚加于往时，而殿下遇之太严，接之太简，或时进见，殿下虽赐之坐，如待疏客；语言相接，不过数句，须臾之间，已复遣去。如此，子母之恩如何得达?妇姑之礼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惧不敢自亲者，盖以此也。臣窃惟殿下母仪天下逾三十年，柔明之誉洽于中外。皇帝龙潜，藩邸进德修业，仁圣之望，光于远迩。先圣以至公大义选贤建嗣，海内之人，皆谓继统之日，慈孝之风必自家刑国，诚不意闾巷之民忽有今之异论。推其本原，盖由皇帝遇疾之际，宫省之内，必有谗邪之人造饰语言，互相间谍，一则诈效小忠，以结殿下，侥求禄利；二则自知过失素多，畏嗣君之严有所不容；三则欲窃弄权柄，恶长君聪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窥觇，拾掇丝毫之失，无不纳于殿下之耳。殿下虽至聪哲，不能无疑，虽至仁慈，不能无怒。皇帝以刚健之性屈于众口，无以自伸，不能不愤悒，遂使两宫之间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闻于外，朝野之士，有敢窃议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诱其衷，殿下濬发慈旨，卓然远览，举天下之政归之皇帝，此乃宗庙之灵，生民之福。然臣窃料谗邪之人心如沸汤，愈不自安，力谋离间。彼皆自营一身之私，非为国家与殿下之计也。臣愿殿下鉴察其情，勿复听纳，斥远其人，勿置左右。召谕皇帝以向来纷纷，皆此属所为，自今以后，母子之间，当坦然无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摧谢，然后两宫之欢，一皆如旧。皇帝进见之际，殿下宜赐之温颜，留之从容，往来无时，勿加限绝。或置酒笑语与之欢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礼，则殿下坐享孝养，何乐如之?』吕诲言于太后曰：『臣伏睹殿下近降手书，以皇帝既安，坚罢同政，圣子恭孝，遂成母德，虽前世有还明辟之事，亦未闻期月而成辅翊之功及形谦之美者，休声茂实，当垂光于万世矣。然闻外议，以符宝未归于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则?国政犹不欲其久，而复眷留符宝哉?万一所司行遣之间稍有稽缓，涉此议论，无益于圣躬，亦恐前降圣旨，或未孚于中外，则有累全德始终之际，不可不审。臣所以沥恳而言，万死无避，惟祈鉴照，天下幸甚！』

　　侍御史知杂事龚鼎臣上疏曰：『伏睹手书还政，殿下优游房闼，尊安内朝，人心悦舒，天意调顺，昆虫草木，无不欣喜。然自降手书，今二十日矣，惟御宝尚未致上前。符宝之重，与神器相须，久而未还，益招群论，臣窃为殿下惜。宜戒职掌之吏速归御用之宝，不可缓也。』

　　闰五月戊辰，宰臣韩琦等迁官，枢密使富弼迁户部尚书。辛未，富弼具奏辞所迁官曰：『陛下录臣事先帝微劳，曷若报皇太后今日之大恩?恭惟先帝无子，立陛下为嗣，中外皆知当时尽出皇太后密谕，料陛下自知之。又窃闻陛下初立为皇子，召居禁中，其时先为奸人所谍，不无小惑，内外之人，以至陛下旧邸诸亲，无一人敢通信问者。陛下饮食以来，悉皆阙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晓夕惶恐，百方为计，偷送食物之类者甚多，陛下岂不省之乎?洎先帝晏驾之夕，中外惶骇。皇太后立陛下于仓卒中，天位遂定。无何，两三日后，陛下以积忧成疾，天下万务，无所取禀。大臣列奏，请太后权同听政，此决不是皇太后本意，盖不得已从大臣之请也。陛下才康复，皇太后即日还政，退居深宫，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尽知皇太后始终无所负于陛下也。臣自去岁六月初被召还朝，充位枢府，凡百几务，先于陛下处奏定指挥，次至帘前关白而已，并无一字可否，一依先得圣旨，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以见皇太后至公之心，心不以尊且亲有所凌压，而辄生异同也。臣又思皇族中，于仁宗洎皇太后校其亲疏，与陛下同者多矣。就众多中独取陛下为嗣，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其为恩德，可与天地比其高大，陛下何如报答则可以称副?而反于仁宗不能谨祭祀，于皇太后不能备孝养，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阙失，况敢更望他有所报乎?皇太后垂帘日，尝谓臣与胡宿、吴奎曰：「无夫孤孀妇人无所告诉。」臣等共闻此语，实为伤心。必料中书亦闻其说。又向者窃闻先帝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己女，此知者尤甚痛心，亦未尝闻陛下略加恩煦。恭惟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一年，仁德恩泽，入人骨髓，以至遍及虫鱼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余年，自布衣擢至首相，恩德可谓至大。今日不忍见其孀白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迁宠，还得安乎?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闻所以为报；臣于陛下，不过有先时议论丝发之小劳，何赏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录丝发之小劳，可谓颠倒，不思之甚也。』奏入，不报。弼又奏曰：『臣愿陛下奉仁宗祭祀，尽恭敬之道；事皇太后颜色，极诚实之礼。若勤勤不已，则孝德自然彰闻于外，京师翕然歌咏，传达天下，遂成风教，陛下可不劳而治，至时推恩数倍。今日臣自不辞让，君臣之际，两得其宜。』奏至六七上，乃优诏答焉。弼又奏曰：『圣诏云：鸿惟仁宗皇帝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养承颜于朝夕，矧敢曰养之至乎?臣谓天下为人父母者，咸愿陛下践此说，行此心，盖欲其子孙化之，而尽为孝子顺孙也。况近在陛下左右，日夕辅导，倾耳凝听，尤甚于天下人之心也。但闻陛下于仁宗祭祀、皇太后孝养略有加于前，则臣倡一为十，传于士大夫，使展转宣布于天下，以慰天下为人父母者之心，且以广吾君至孝之德于外。所恨近日寂无他闻，与向时所闻者多无小异，此臣所以不得不竭尽肝胆，思有补于圣明也。又诏曰：「今既勗朕以事亲之道，而拒君命不受，岂其言之戾耶?」此乃视草学士不尽见臣文字始末，故有相戾之语耳。臣累奏劝陛下事亲之道如此之切，反自违君命者，盖有上□之所说云耳[3]，岂可便谓之为戾乎?』弼又两奏，卒不听，乃受之。

　　八月丙辰，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静军留后任守忠为保信节度使[4]，蕲州安置。初，上为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上即位，不豫，遂交斗两宫间，于是又擅取奉宸库金珠数万两献皇后，因受赏赐。吕诲言：『昨嘉祐中，臣僚请立皇子，先帝与太后属意陛下，属日久，守忠百端沮抑，幸立幼君，以邀后福。赖天意不移，宰臣韩琦等力赞成之。先是诬毁宗懿不孝，乃其本谋也。逮先帝晏驾，太后主持神器，大臣尽力，守忠何力之有?陛下服药经年，守忠酝造言语，交斗两宫，惟幸慈孝有所不至，暨迎先帝木主下降，礼院定太后出入仪式，守忠坚欲用乾兴之例，非圣后明贤，几为守忠所误。今春揣知太后有罢同听政之意，因陈还辟之说，掠功于己，以奉陛下。外臣自去冬以来[5]，但闻陛下孝养之阙。今夏以后，只闻太后慈爱之失。腾谤之由，又可明也。然反覆语言，离间宫禁者，非一不出守忠朋党，众所共知。原其用情，诚国之贼。自先帝弃世，守忠于宫禁公取财货，其数不赀。近又取奉宸库金珠数万金两献于中宫，不惟自邀厚赐，以固恩宠，其实窥伺陛下，将以谀言狡计乘间而人矣。』司马光又数其十罪，乞斩于都市，以惩奸慝。帝纳其言，翌日，遂绌守忠。

文潞公《私记》：治平元年八月，谏官司马光、吕诲言入内都知任守忠交斗宫闱，光又数其十罪，乞斩之。时富弼为枢相，乞行谏官之言。英宗命窜逐之。弼与中书同奏事殿上，宰相韩琦进曰：『陛下登极之时，守忠亦预有劳，愿少宽之。』弼奋而前曰：『先帝亲授陛下以大器，皇太后叶赞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顾复之恩，报太后拥佑之力。而此辈乃自云某人有某功，某人有劳，臣不知此何等语，且将置先帝与太后于何地耶?』上韪弼之言，于是琦悚然失色，却立数步。《邵氏见闻录》：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宰执请光献太后垂帘同听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间谍两宫。时司马温公知谏院，吕谏议为侍御史，凡十数章请诛之。英宗虽未施行，宰相韩魏公一日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公已签，参政赵概难之，问欧阳公曰：『何如?』欧阳公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魏公坐政事堂，以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数之曰：『汝罪当死，责蕲州团练使、蕲州安置。』取空头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谓少缓则中变也。呜呼!魏公真宰相也。欧阳修云：『吾为魏公作《昼锦堂记》，公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盖以此。』二书所载不同。又《私记》毁琦特甚，《见闻》誉琦又过，今并不取。

　　丁巳，司马光言：『陛下即位之初，奏事皇太后虔恭款至。太后抚爱陛下，恩渥周备。数日之间，慈孝之誉达于中外，播于远近，闻者无不相庆。自圣体不安，旬月之间，道路之人，渐有异议，皆云因守忠等不乐陛下为嗣，故于皇太后，则言陛下与中宫之短；于陛下与中宫，则言皇太后之失，遂使两宫之心互相猜贰。间隙一开，猝难复合。今陛下奋发英断，屏黜谗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胜忭悦。然臣愚窃恐皇太后尚未能尽知奸人之情，与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与中宫亲诣皇太后阁，顿首陈谢，具述从来为守忠等所误，致屡有忤违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愿与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旧日，然后朝夕与中宫侍养左右，膳药羞饵，躬亲进献，承顺颜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妇姑之礼。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离间者，愿陛下立行诛窜，勿复有疑。如此，则谗慝之人远黜，内外雍睦，善气兴行，灾沴消亡，宗庙永安，令闻长世。若失此之际，两宫之欢不能复旧，则恐长无可复之期，岂惟今天下之人以陛下为非，将传于史册，取讥万世矣！』

　　治平二年八月，大雨，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没人民畜产。乙未，诏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事。司马光上疏略曰：『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之中，自防御使升为天子，唯以一后、数公主属于陛下。而梓宫在殡，已失太后之欢心，长公主数人皆屏居闲宫，希曾见省。臣请以小谕大：设有闾里之民，家有一妻数女，及有十亩之田、千金之产。老而无子，养同宗之子以为后。其人既没，其子得田产而有之，遂疏母弃妹，使之愁愤怨叹，则邻里乡党之人，谓其子为何如人哉?以匹夫而为此，犹见贬于乡里，况以天子之尊，为四海所瞻仰，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熙宁元年三月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请建太皇太后宫殿并以『庆寿』为名。

元丰二年十月乙卯，太皇太后崩于寿庆宫（余见《神宗朝奉太后》）。

校勘记

[1]勉于 原本『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九补。

[2]己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补。

[3]上□之所说 《长编》卷二○二作『上之所说』，未知墨丁原为何字，姑仍其旧。

[4]安静军留后 原本作『安静军留守后』，衍一『守』字，据《长编》卷二○二删。

[5]外臣 原本『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五

英宗皇帝

濮议

　　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宰臣韩琦等奏：『陛下即位以来，仁施泽浃。九族既睦，万国交欢。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之。

　　二年四月戊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宰臣韩琦等以元年五月奏进呈故也。

　　六月。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相顾不敢先发[1]，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奋笔立议。议成，珪即敕吏以光手藁为案。其议曰：『况前代之入继者[2]，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册，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拔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浅，不达古今，窃以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谯国、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议上，中书奏：『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伯而不名，如楚王、泾王故事。』议者或欲称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曰：『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是月己酉，中书又奏：『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及案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并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奏。』诏从之。执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台谏皆是王珪等，议论洶洶。未及上，太后以珪等议称皇伯考为无稽，且欲缓其事，须太后意解。甲寅，降诏曰：『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然议者犹或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凡称帝称王，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因具列《仪礼》及汉儒议论、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执政得奏，怒，召镇责曰：『诏书云当令检详，奈何遽列上耶?』镇曰：『有司得诏书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早从王珪等议。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言：『臣谨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盖为大宗斩，还为小宗，期不二斩[3]，明于彼而判于此也。又按：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称父母者，所以别其本，正于后也。在属籍当行除祔，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汉宣、光武皆称父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继，于今事体略不相类。王珪等议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属为兄，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于《礼》得矣。及引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皆本朝典礼，安得谓之无据?臣窃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庙同称，如是则尊有二上，服有二斩，礼律之文，皆相戾矣。云臣伏望陛下开广圣虑，精勤孝治，不作无益，以害至公。既罢三省集议，当别降诏旨，以王珪等议为定。以前后所献不一，尽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宾之于法，可以涣释群疑，杜绝邪论。』奏留中不行。司马光又言：『臣伏见乡者诏群臣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余人皆以为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凡两次会议，无一人异辞，所以言者盖欲奉懿王以礼，辅陛下以义。而政府之意，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词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使宗室疏属皆已受封赠，而崇奉濮王之礼至今独未施行，此众所以抑郁而未为称惬者也。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议是非，臣请为陛下别白言之：政府言《礼》、令文、《五服年月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臣案：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不识文理也。又言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以其与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亲冒矢石，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耶?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父祖，引以为法则可矣，若为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则事恐不侔。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矣?愿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以礼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议。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八月庚戌，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知制诰，兼判国子监。初议追崇濮安懿王，抗引《礼》为人后大一统之义，指陈切至，涕下被面。帝雅信重抗，因感悟，亦泣。会京师大水，推原咎证，在濮王议。执政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罢其谏职。

　　九月丙子，给事中、权御史中丞贾黯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从所乞也。先是，黯与两制合议，请以濮王为皇伯，执政弗从。数诣中书争论，会大雨水。时黯已被疾，疏言：『简宗庙，逆天时，则水不润下。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乃阿谀取悦，违背经义，建两统二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于是引疾求出，而有是命。后十二日卒，口占遗奏数百言，犹以濮王议为请。

　　十二月，郊祀既毕，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复申前议，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且言：『国家承五代余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领，然而军国大事，皆得合议。今议崇奉濮安懿王，此事体至大者，而终不谋于枢府，臣所未谕。两制及台谏论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者不一，而枢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闻知。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今佞人进说，惑乱宸听，中书遂非，执守邪论，当有以发明经义，解释群疑。臣欲乞中旨下枢密院，及后来进任两制臣僚同共详定典礼，以正是非。久而不决，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诲寻进对延和殿，开陈恳切。上谕诲曰：『群臣虑本宫兄弟众多，将过有封爵，故有此言。』诲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窃思仁宗于堂兄弟辈尚隆封爵，况陛下濮宫之亲，其谁敢间?近日中宫与皇太后受册，内外欢庆。必若恩及天伦，乃为盛美，虽甚愚者，不应献此言。欲乞宣示姓名，与众共罚!』诲前后既七奏，不从，因乞免台职补外，又四奏，亦不从。遂劾韩琦曰：『琦请下有司议濮王典礼，比再下两制，用汉宣、光二帝故事，欲称皇考。窃原诏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导谀之过也。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尚在，乃心已革，谓天可欺，致两宫之嫌猜，贾天下之怨怒，谤归于上，人所不忍。言者辨论半年不决，琦犹遂非，不为改正，得谓之忠乎?』又曰：『陛下即位以来，进秩疏封，赏功报德，不为不至。而琦略无谦损，益肆刚愎，半岁之内，两次求罢，无疾坚卧，要君宠命，犹曰「自谓孤忠之可立，岂知直道之难行」。果知人臣进退之分、天道盈虚之理，不应形斯言于章奏也。』又曰：『方今士论沸腾，人心愤郁，得不揽威柄之在手，戒履霜之积微?罢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为国之福，亦以保琦族于始终也。』

《濮王申陈》以诲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后，又疏斥琦不忠者五，并及颍府僚友不用正人，颇与此异。此据诲章奏。冯洁已《御史台记》亦以此为第六疏，与《申陈》所载并同。然修称濮议半年不决，则恐不当在明年，且明年诲已累章弹欧阳修，不应后章全不及修。今来参酌。附此年末，更须考详。『不知直道之难行、自谓孤忠之可进。』按：琦集乃《甲辰冬罢相表》。甲辰，治平元年也。

　　三年春正月壬午，吕诲以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尊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不报。是月王戌[4]，即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曰[5]：『豺狼当道，击逐当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当属吏议，以安众意。至如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絓误上听，以至儒臣辑议。礼院讲求，经义甚明，佥言无屈。自知已失，曾不开陈。大臣事君，讵当如是?公亮及概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臣等地居言职，势不嘿全。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且议既不一，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及修，岂可俱进?言不足用，愿从窜责，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戊辰，又奏：『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废三年不改之义，忘有死无贰之节。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干，而遽开越礼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违左右卿士之议。原修之罪，安得而赦?』癸酉，又奏：『修备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臻治之术开广上意，发号施令，动合人心，使亿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宠，倡为邪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将陷陛下于有过之地，而修方扬扬得志，自以为忠。及乎近臣集议，礼官讨论，迁延经时，大议不决，而又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以饰奸言，拒塞正论，挟邪罔上，心实不忠。为臣如此，岂可以参国论哉?琦庇恶遂非，沮抑公议；公亮及概依违其间，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辅弼之体。伏望圣慈奋然独断，将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辨于上曰：『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为事体至大，理宜审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谓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原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又曰：『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平、晏等以为两统二父非礼，宜毁之。定陶共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于汉统之渐，遂大非之，故师丹议云：定陶共皇谥号已前定议，不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耳。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谓不原本末也。中书之议，本谓称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母之义。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等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统，何其过论也！』又曰：『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圣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为之说也。盖自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者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也，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母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仕其子之事，而不得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丧服，降而抑之，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又曰：『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服。自宗懿而下，本生兄弟于礼虽降，犹为大功，是《礼》之齐衰期，今反为小功。《礼》之正服，今反为义服。于本生止服小功，于宗懿兄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叔者，称之则礼典乖违，人伦错乱如此也。』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又令上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示非上意。且欲为异日推崇之渐。

　　丙子，中书奏事垂拱殿。时韩琦以祠祭致斋：上特遣中使召与共议。既退，外间言濮王已议定称皇。欧阳修手为诏草二道，一纳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赍实封文书至中书，执政相视而笑。诲等闻之，即奏：『臣自去秋以来，相继论列中书不合建议加濮王非正之号。不蒙开纳，又于近日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启邪议，导谀人君，及韩琦、曾公亮与赵概等依违傅会，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议罪，亦未付施行。盖由臣等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明，早正典礼，又不能击去奸邪，肃清朝纲，遂至大议久而不决，中外之人，谤论洶洶。若安然尸禄不自引非，则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职业。因缴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上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丁丑，中书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韩琦同议，即降敕称准皇太后手书：『吾闻群臣议称，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又降敕称上手诏：『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祭祀。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诏下，判太常寺吕公著上言：『称亲之说，盖汉宣帝时有司奏请史皇孙故事。按：曾孙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为昭帝之后，是以兄孙遥继祖统，于汉家无两考之嫌。史皇孙初无爵谥，有司奏请之，始故且称亲，其后既已立谥，只称悼园。然则亲字非所以为称谓。且陛下入继大统，虽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于濮王无绝父之义，于仁宗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其亲字既称为难立，且义理不安，伏乞寝罢。』不报。戊寅，吕诲等又奏：『臣窃思前敕三省集议，因皇太后手书切责大臣，遂罢集议。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群情震骇，重以疑惑。』又曰：『盖首议者欲变兹事，自外制中苟逭深责，使天下怨谤归于人主，今复贻于母后，得谓之忠乎?』纯仁又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尝预闻外政，岂当复降诏旨，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过，不思朝廷祸乱之原。且三代以来，未尝母后诏令于朝廷者。秦、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今一开其端，弊原极大，异日或力权臣矫托之地，甚非入主自安之计。』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閤门两以诏谕赴台供职，诲等又奏云：『今濮安典礼虽去殊号，而首举邪议之臣未蒙显责，中外犹以为惑，臣等何敢自止?』己卯，又奏：『今濮王陪葬熙陵，列子孙之序，奉邑守卫皆已严具，必别起园寝。增广制度，当须改卜，易其灵竁。不憔熙陵隔绝，亦与润王分别。顾其典礼，疑有未安。』庚辰，又奏：『近睹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并用哀、威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议，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宫苏利涉、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盖欲归过至尊，自掩其恶。卖弄之迹，欲盖而彰。欺君负国，乃敢如此！』辛巳，又奏：『若欲准汉宣故事，以濮王为亲，则襄国已降，自当为母，于皇太后岂得安哉?』又曰：『称亲之礼，岂宜轻用?首议之臣，安得不诛?臣等待罪于家，屡蒙诏旨，促令供职，而跟躇未敢承命，以此故也。』上令中书降札子，趣使赴台供职，而诲等缴还札子，并前后所奏九状申中书，坚辞台职。是日，诏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以大使臣为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园为额。又令河南置栢子户五十人，命带御器械王宁世、权发遣户部判官张徽度懿王园庙地图上，皆从中书所请也。吕公著言：『晋尚书王彪之等议所生之讳，臣下不当四边。当时以彪之议为当。臣愚欲乞特降旨，濮安懿王名下一字，惟上书奏事者并听回改，余公私文字不须讳避，庶与祖宗文庙名讳小有差别。』

　　壬午，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何如，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6]。故事，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时知制诰韩维当直，又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执政恐维缴词头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维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与闻，纪纲之失，无有甚于此，宜追还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求对，极论其失，请追还前敕，令百官详议，以尽人心。复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皆不从。是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司马光言：『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则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圣明，虽禹之乐闻善言，汤之改过不吝，不是过也。』吕公著言：『陛下自即位以来，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今诲等何罪，全台被黜?窃恐义士钳口，忠臣解体。臣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诲等敕命，令依旧供职，则天下幸甚!』

三月辛酉，同知谏院傅尧俞知和州，侍御史赵鼎通判淄州，侍御史赵瞻通判汾州。瞻自契丹使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上数谕留，尧俞等终求去，故有是命。司马光言：『比蒙圣恩宣谕濮王称亲事，云「此字朕本不欲称，假使只称濮王与仙游县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直为政府所误，以至外议纷纷，必谓旦夕下诏罢去亲名。其已出台官，当别有改除，现在台官，亦优加抚谕，使之就职。今忽闻傅尧俞等二人相继皆出，中外之人无不惊愕，此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伏望陛下勿复询于政府，特发宸断，召还傅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如此，则可以立使天下愤懑之气化力欢忻，谤诽之语更为讴歌矣。』不从。光遂奏请与尧俞等同责，且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预戒追尊之事。及过仁宗大祥，臣即与尧俞等诣政府，白以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义。当两制、礼官共详定时，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当为首，其吕诲等系后来论列，既蒙谴逐，如臣等岂宜容恕?纵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于心乎?』有诏促光赴经筵供职。光又奏：『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凡尧俞等所坐，臣大约皆曾犯之。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讥谤上流，谓国家有所偏颇。臣用是昼则忘餐，夕则忘寝，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惭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御史中丞彭思永上疏，请正典礼，召还言事者。因自求罢，不许。

思永以去年十月为中丞。方吕诲等争论典礼，思永不应默。诲等既斥逐，而思永居位如故，则思永虽言之，必不力。本传云乞召还斥逐者六人及自求罢，今且附见，当考。《御史台记》云：台僚以濮议俱被黜，思永媕阿，不一言营救，议者丑之。

　　壬戊，屯田员外郎、签书江宁节度判官事孙昌龄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监永丰仓郭源明为监察御史里行。甲子，都官员外郎黄照为侍御史，太常博士蒋之奇为监察御史里行。初命王珪等举官，已除昌龄及源明，而尚阙两员。中书以珪等前所举都官员外郎孔宗翰等七名进，而照中选。上又特批之奇为御史。欧阳修素厚之奇，之奇前举制策不入等，尝诣修，盛言追尊濮王为是，深非范百禄所对。修因力荐之，即与照并命。庚午，新除监察御史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还吕诲等。诏听源明免，以告牒纳中书。辛未，手诏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称亲，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汉史本生父称曰亲，又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既有典故，遂遵慈训，而不敢当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庙社之重，义不得兼奉私亲，故但即立园庙，俾王子孙世袭濮国，自主祭祀，远嫌有别。盖欲为万世法，岂皆权宜之举哉?而台官吕诲等始者专执合称皇伯、追封大国之义。朕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并无典据。追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向自罢议之后，而诲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汉哀帝去恭皇定陶之号，立庙京师，干乱正统之事，皆朝廷未尝议及者，历加诋诬，自比师丹，意欲摇动人情，眩惑众听，以至封还诰敕，擅不赴台。明缴留中之奏于中书，录传讪上之文于都下。暨手诏之出，诲等则以称亲立庙皆为不当。朕览诲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礼宜追厚，俟祥禫既毕，然后讲求典礼，褒崇本亲。」今乃反以称亲为非，前后之言，自相牴牾。尧俞等不顾义理，更相倡和，既挠权而示众，复归过以取名。朕姑务含容，屈于明宪，止命各以本官补外，尚虑缙绅之间、士民之众不详本末，但惑传闻。欲释群疑，理当申谕。宜令中书门下俾御史台出榜朝堂及进奏院过牒告示，庶知朕意。』

　　四月丙戌，礼院言：『濮安懿王建庙当行祭告。而宗襆丧未除，请权以本宫诸弟摄事，其祝文令教授为之。』初，命翰林学士冯京撰祝文，京曰：『本院未有体式，乞下礼院议。礼院议称「皇帝某谨遣官恭告于亲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诏俾王子孙奉祠事，乃更定此议。乙未，金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读傅卞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卞议濮王典礼与执政意合，故骤进。

　　卞本传云：上疏言：『外忧可以预防，奸邪无状，所当深察。富弼有大臣器，不当在外。』当考。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刘庠为监察御史里行。庠私议濮王事与执政意合，故命以言职。

　　七月甲寅，屯田员外郎吴申为殿中侍御史。初，刘庠举申自代，上曰：『朕固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门人也。自傅卞议濮王事称旨，庠及申私论与卞协，故相继并居言职。

　　八月己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崇文院检讨吕公著知蔡州。公著尝言濮安懿王不当称亲，乃颁讳于天下，又请追还吕诲等，皆不从，即称疾求补外官，家居者百余日。上遣内侍杨安道即家敦谕，又数令公著兄公弼劝之。公著起就职，不数月，复上章请出，而有是命。

　　四年五月甲辰，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里行。唐英，双流人。初，英宗立，上《谨始书》言：『为人后者为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圣听者，愿杜其渐。』既而台谏官相次黜逐，故王珪、范镇谓唐英有先见之明，故荐之。

熙宁三年三月，因言青苗法，上曰：『人言何至如此?』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养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修笑其无理，故众怒而攻之，此岂是正论?司马光为奏议，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孙南面有天下，岂得复顾其私亲哉?如此言，则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弃其父母，悖理伤教，孰甚于此?且《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虽士大夫亦如此，岂是以得天下之故为之子也?司马光尝问臣，臣以此告之，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臣具如此对。吕诲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

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上曰：『如台谏言濮王事，全无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虽非尽理，然当时言者以为当更追崇未已。及罢称皇，亦以为言有力。当时言者虽未尽理，于时事亦不为无庸。』按：安石初对上所言则如此。不一年，即深诋台谏。谓安石不奸邪，可乎?因掇取注此。

校勘记

[1]先发 原本无『发』字，据《长编》卷二○五补。

[2]况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补。

[3]期不二斩 原本『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补。

[4]是月壬戌 原本无此四字，据《长编》卷二○七补。

[5]太常博士 原本作『太学博士』，据《长编》卷二○七改。

[6]休宁县 原本作『休宁□□』，据《长编》卷二○七改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六

英宗皇帝

教养宗室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增置宗室学官。诏曰：『以宗枝甚众，而诱道之方未至，故命近臣举有学行之士为之教授。《传》不云乎：「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盖子弟之学，非尊属勉励则莫知劝。若不率教，其令尊属司以名白大宗正司：教授不职，大宗正司察举以闻。』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余人，其奉朝请者四百余人，而教学之官六员而已。始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讲书四员。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员。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1]，以分教之。上谓韩琦等曰：『凡事之行患于渐[2]，久而怠废。况为学之道，尤戒中正。诸宗室之幼者，仍须本位尊长常加率励，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谕此意，作诏戒勉之。』故有是诏。

《两朝正史·从质传》云：从质字子野，少笃行，为人修洁。尝割股疗其兄，从谨疾已而自被疾，废朝请。行己俭薄，岁时得禄赐，博致珍异物，献御厨以万计。帝异之，遣使问所欲。对使者曰：『臣蒙国厚恩，不幸婴疾，今无以将诚意，故为此耳，非有所觊也。』帝复遣使固问之，乃曰：『陛下过疑臣有所觊，必不得已，愿为臣诸位择儒官教导子弟，使不隳忠孝足矣。』帝嗟异之，为增教授员。终左屯卫大将军、信州团练使[3]，薨[4]。宗室无少长，哭之尽哀。赠定州观察使、博陵侯。按：从质，德昭孙、惟忠子，卒于皇祐四年八月甲午。《实录》有传，但载官爵迁改，并不及他事。不知正史何从得之?割股已见天圣五年十二月庚寅，独请增教授员及从质建议，今因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学官附《从质传》，当考。

丙午[5]，上既命增置宗室学官，以谓宗室数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复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以左龙武卫大将军、宁州防御使宗惠为怀州团练使，领其职。且降诏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6]。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详知之。颇贤宗惠，故擢用焉。谢日，告以选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筑室曰『闻义』，日与学士大夫讲肄其间，以身倡率宗属[7]。两召对延和殿，许条奏朝政，由御药院进入。旧制，大宗正司正领宗室事，宗室女中[8]、人主之内外仆使隶管勾所，宗惠请悉罢之，总于宗正，人以为便。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之东隅。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且曰：『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至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上是之。宗室正讲席自申始。申，建安人也。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初，睦亲宅密州观察使宗旦等五位、广亲宅原州团练使克戒等二位言子孙众多，而所居狭隘。遂命度故上清官地为七位，以宗旦等五位为睦亲衷宅，克戒等二位为广亲东宅。有司方营造，而天章阁待制王猎建言：取睦亲四旁官私屋以广西宅。既遣产部副使张焘等按视，而上以搔动居人颇多，不许。然上清所修七位无复余地，而皇族蕃衍恐后有当迁者，命择地。焘言：『芳林园中居宗室已多，其地有余，可不起民而足。』遂作宅于此园，徙宗旦等七位，而其后有求徙者，又广宅而徙焉。克戒，德雍孙也。

三年四月壬子，右武卫大将军、果州刺史叔褒领文州团练使。初制宗室十五以上通经者，大宗正以闻，命官试论及大义，中者度高下赐出身，或迁官。至是，叔褒试所学中，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孙也。

疑蔡襄

　　治平二年二月辛丑，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为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为皇子，中外无间言。既即位，以服药故，皇太后垂帘听政。尝为中书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伤涕泣。宦官宫妾争相荧惑，而近臣中亦有异议可怪者，乃一二知名人也。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榻上，近已于烧钱炉内焚之矣。』中书不敢问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尝有异议，莫知虚实。上疾既愈，数问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请朝假，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韩琦等共奏：『三司事无缺失，罢之无名。今更求一人材识名望过襄者，亦未有。』欧阳修又奏：『襄母年八十余，多病，襄但请朝假不趋起居尔，日高后即入省，亦不废事。』然每奏事语及三司，上未尝不变色。及谅祚攻却泾原，上遂督中书以边事将兴，军须未备，三司当早选人。琦等初尚求解，上意不回，因奏：『待襄陈乞，可以除移。』初，传者多端，或云上人宫后亲见奏牍。至是，因襄请罢，琦遂质于上。上曰：『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已闻之。』琦曰：『事出霭昧。若虚实未明，乞更审察。苟令襄以飞语获罪，则今后小人可以倾陷，善人难立矣。』曾公亮曰：『京师后来喜造谤议，一人造虚，众人传之，便以为实。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特臣下被祸，兼与国家为患。』修曰：『陛下以为此事固有果无?』上曰：『虽不见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修曰：『疑似之谤，不惟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学石介字体，久之学成，仍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赖仁宗圣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丧至阙下，小人有嫉忌臣者，伪撰臣乞沙汰内官奏藁传布中外，内臣无不切齿。判铨才六日，为杨永德所谗，以差船事罢知同州，亦赖仁宗保全，寻知其无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犹须更辨真伪，况无迹状?陛下幸不致疑。』琦及公亮又各进说，上曰：『造谤固不及它人。』遂命襄出守。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吕公弼权三司使。公弼奏事毕，上曰：『卿继蔡襄为使，襄诉讼不以时决，颇多留事。卿何以处之?』公弼知帝未悦襄，对曰：『襄勤于事，未尝有慢失，恐言者妄尔。』帝以公弼为长者。

刺陕西义勇

　　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寓而威服四裔，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已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正军。及夏国纳欵，朝廷拣放，于今所存者无几。河东、河北、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则又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或令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先刺，观听既安，然后刺及诸郡，一时不无小扰，而终成长利。』诏从之。枢密副使胡宿请且刺缘边州军。上曰：『不若即了之。韩琦意亦欲如此。』乃命亿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余悉籍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为指挥使，并副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买保毅甲承名额者[9]，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为义勇，人赐钱一千，总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后复诏秦、陇、仪、渭、泾、原、邻、宁、环、庆、鄜、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

《实录》云：刺义勇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会要》与《实录》数同，今从本志。十二月别给米及钱，《会要》及三年八月十五事，本志以为是岁。今从本志，并附见于此。

　　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曰：『伏见康定、庆历之际，赵元昊叛乱，王师屡败，乏少正军，遂籍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以为乡弓手。寻又刺充保捷指挥，于沿边戍守。闾里愁怨，不可胜言。耕桑之民，不习战斗，官中既费衣粮，私家又须供送，骨肉流离，田园荡尽。陕西之民，至今二十余年终不复旧者，皆以此也。是时河北、河东边事稍缓，朝廷但藉其民以充义勇，不刺为正军。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来。惟陕西困于科调，比于景祐以前，民力减耗三分之二。加以近岁屡遭凶歉，今秋方获小稔，且望息肩，又值边鄙有警，众心已摇。若更闻此诏上，必大致惊扰。况即目陕西正军甚多，不至缺乏，何为据作此有害无益之事，以循覆车之辙?』又奏曰：『昔康定、庆历之间籍陕西之民为乡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云：使之守护乡里，必不刺充正军、屯戍边境。榜犹未收，而朝廷尽刺充保捷指挥，令于边地屯戍。当是时，臣丁忧在陕，备见其事。民皆生长太平，不识兵革，一旦调发为兵，自陕以西，闾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往往逃避于外。宫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如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暨刺面之后，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于私家。或屯戍在边，更须千里供送，父母财产，日销月铄，以至于尽。况其平生所习者，惟桑麻耒耜，至于甲冑弩槊，虽日加教阅，不免生疏，临敌之际，不便即思退走。不惟自丧其身，兼更拽动大阵。自后宫中知其无用，遂大加沙汰，给以公据，放令逐便。而游惰已久，不复肯服稼穑之劳，兼田产已空，无所复归，皆流落冻馁，不知所在。长老至今言之，犹长叹出涕。其为失业，较然可知。今朝廷虽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农隙之时委州县召集教阅，止在乡里，不令戍边，而民间惩往年之事，必大兴讹言，互相惊扰。朝廷号令失信前后已多，虽州县之吏遍至民家，面加晓谕，亦终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狱必繁，足以动摇群心，感伤和气。若使分毫有益于国，亦无所顾，此有害无益，显然明白。伏望陛下轸念生民，早赐寝罢。』又奏曰：『康定间拣差乡弓手时，元不曾刺手。后至庆历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犹得多用钱财，雇召壮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则是十余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不得复为平民。其为害民，尤甚于康定之时也！』又奏曰：『臣比日以来熟思其事，诚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国无分毫之利。何谓于民有世世之害?臣窃见河北、陕西、河东自景祐以前，本无义勇，凡州县诸般色役，并是上等物力人户支当，其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更无大段差徭，自非大饥之岁，则温衣饱食，父子兄弟，熙熙相乐。自宝元、庆历之间，将陕西一路弓手尽刺充保捷正军，自此骚然愁苦矣。其河北、河东民比于陕西路，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后，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卖尽田产，欲浮游作客，皆虑官中非时点集，不敢东西。又差点之际，州县之吏，宁无乞觅?教阅之时，军员教头宁无敛掠?是以常时色役之外，添此一种科徭云云。且今日既籍之后，州县之义勇皆有常数，每有逃亡病死，州县必随而补之。然义勇之身既羁縻以至老死，而子孙若有壮丁，又不免刺为义勇，是使陕西之民，子子孙孙，常有三分之一为兵也。故臣曰于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谓于国无分毫之利?难者曰：「古之兵皆出民间，岂民兵可用于古而不可用于今乎?」臣对曰：三代之时，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车马。居则为比、闾、旅、党、州、乡，行则为伍、两、卒、旅、师、军。为之长者，皆乡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营，府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是以令下之日，数万之众可以立具，无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纪纲素备故也。今乡兵则不然，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袂、饮博斗殴之人，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若安宁无事之时，州县集教阅，则亦有行阵旗鼓、开弓彍弩、坐作斗噪，真如可以战敌者。设若闻敌寇大入，边兵已败，边城不守，则莫不迎望风声，奔波进散。其军员节级将鸟伏鼠窜，自救之不暇，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于国无分毫之利也。』又奏曰：『今建议以义勇为便者，必曰：「即河北、河东不用衣粮，而得胜兵数十万，皆教阅精熟，可以战敌。又兵出民间，合于古制。」臣请言其不然：彼数十万者，虚数也；教阅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间者，名与古同而实异也。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处则富足，出则精锐。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瞻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财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见，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实，何不试召谏议者而问之?河北、河东自制义勇以来，敌寇凡几次深入腹内州军，用义勇拒战而敌寇败退。今既有义勇之后，三路之正军皆可废罢，此乃万世之长策也。愿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义勇以来未尝经阵敌使用，今来虽有义勇正军，亦未可废罢，则何忍以十余万无罪之赤子，尽刺以为无用之兵乎?』又奏曰：『臣昨上殿乞罢刺义勇，陛下宣谕、以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胜郁悒，终夕不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圣之君，闻一善言，立为之变更号令者多矣，不可悉数。惟近岁大臣自知思虑不熟，号令已失，无以抑台谏之言，则云命令已行，难以改更，此乃遂非拒谏之辞。陛下新临大政，当求善无厌，从谏如流之时，而亦有此言，天下将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皆中书门下省属官，日与中书令、侍中侍于天子之侧，议论大政。苟事有阙失，皆得随时规正。今国家凡有大政，惟两府大臣数人相与议论，深严秘密，外廷之人，无一人知者。及诏敕已下，然后台谏官始得与知。或事有未当，须至论列，又云命令已行，是难以更改，则是国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复救也。如此，岂惟愚臣一人无用于时?谏争之官，皆可废也！以臣所见，但当论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当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终弗听。光凡六奏，及申中书自劾求去，亦终弗许。尝至中书，与韩琦辨。琦谓光曰：『兵贵先声后实。今谅祚方桀傲，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岂不震慑?』光曰：『兵之用先声，谓无其实也，独可以欺之于一日之间尔。小缓则敌知其情，不可复用矣。今吾虽益二十万兵，然实不可用，过十日西人知其详，宁复惧乎?』琦不能答，复曰：『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军，忧今复然耳。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虽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目：『君何相轻甚耶?』光曰：『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反掌间耳！』琦默然，竟不为止。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以为常矣。

熙宁元年五月丙申，枢密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少壮人材武艺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户下支移折变，别团会教阅，依日限，于放散并给口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伦者，听注籍，候有阙收补。从之。戊戌，诏诸路籍义勇有胆力者别为一等，以备非时捕盗，候有功，当议量材优与名目。并立呈试武艺法三等，许诸色人自陈。中下等，许义勇陈乞（余见神宗朝）。

去冗官

　　治平三年九月[10]。初，帝欲去冗官之弊，献言者皆谓三岁一磨勘，其进甚亟，稍迁以至高位，故获荫者众。诏悉付两制详定最切，刊去姓名。其言曰：『伏见审官院京朝官以上磨勘转官者，举一岁中，约有千数。其因职任升擢者尚不与焉。《国朝会要》：真宗用谏官孙何等疏，遂罢郊祀序进之制。即令有司考其殿最，临轩引对，亲加升黜，又令审官院考校京朝官经任五年以上、磨勘无赃私罪，即以名闻，当议迁秩。又令在京臣僚已经三年磨勘、改转后依旧勾当，直候得替后更及三年，再令磨勘。当时条制虽前后不同，然大抵不限定三年，亦不以在任得替一例磨勘。今自寺监立簿以上，率三岁迁外任者，不俟替归，在京者亦无候替别限年磨勘之制，至有待阙于家，动逾岁时，居无职事，禄廪不绝。苟及三年，则又磨勘。臣谓考课之弊，无甚于今，而亦无速于今也。欲乞朝廷检详旧制，以见今内外京朝官及两制以上磨勘之法别立中制，虽未能如虞舜三考升黜之典，且复祖宗之制，亦庶几抑侥幸之弊矣。』权御史中丞彭思永相继言：『乞今后前行正郎该磨勘，依转大卿、监例，候四周年方得施行。及自历任正郎后，须得举主五人，内有本路提、转及大两省三人，方与改转少卿、监。』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同知谏院傅卞言：『乞今后京朝官至员外郎，且依旧年限磨勘外，其前行员外郎人正郎磨勘，并限四周年，至前行郎中，更不许磨勘。两制臣僚自待制以上，并乞五周年磨勘，至谏议大夫，更不许磨勘。』殿中侍御史吴申言：『乞从今裁节，如有前行郎中合转少卿、监者，且令权住，先立定员数，候有阙则以次迁授，仍以历任年深、无赃私罪，或曾历职司差遣不经责降，或前后历官可称及素有文行者，先次迁转。前行员外郎合转郎中及太常、国子博士合转员外郎者，亦且权住，先立定员，候有阙则以次迁补。』监察御史里行刘庠言：『欲乞少卿、监合磨勘转大卿、监者，如年已及七十以上，更不许磨勘。』监察御史里行蒋之奇言：『两制以上四年转两官，北京官乃是二年一转。欲乞两制亦依京朝官例五年磨勘转一官，至前行郎中后，更添左司郎中一转。』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奏：『检详祖宗朝，中外官不立迁转条限。大中祥符八年始降诏，京朝官并以三周年，令审官院磨勘引对，与转官。是时仕路犹清，官员数少。厥后及今五十余年，约祥符初略计十倍，以故员多阙少，坐縻禄俸，才否无辨，差遣不行。考课之法虽复施用，官制之弊，无甚于此。今详定且欲京朝以上磨勘一例各展一年，升朝官至后行郎中更不磨勘。其才望或有劳绩，或因繁难任使，即自朝廷甄擢。盖登仕升朝，累至正郎，奏荫子孙，稍奉法循理，自应至州郡长吏以此处常调固已为优厚。其待制以上既处显近，请遵祖宗故事，更不磨勘。若因事功，或因居事任，上自圣衷推恩迁改，应见资品已高，各据所居官止。自余条例，一切仍旧。其任卿、监不曾历职司差遣，只自常参官累迁者，并送审官院依例差遣。其老或疾陈乞留台宫观监当者更不磨勘。如此，则权柄归于君上，劝沮行于朝廷，人材有所甄别，重难繁剧之地可以用人，事体均乎，简而易守，比于祖宗之制，犹为优幸。』癸亥，诏曰：『朕惟制治之本，必始于官；设官之方，其亦有择。国家承累圣之祚，跻时丕平，而假省寺之官出釐庶务，复许以三祀俾之一迁。岁月既深，吏员猥积，虽海宇至广，工师实繁，以官率人，倍者数矣。肆我台阁，数陈其故，兹用博议，审求臧谋。而封章亟来，请从更制。朕嘉与卿士，图惟厥中，庶几流弊，由此其息。自今待制已上，自迁官后六岁无过，则复迁之；有过亦展年，至谏议大夫止。

待制以上六年一迁官，至谏议大夫止，不知何年却改此法，当考。

　　京朝官四岁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大夫、卿、监仍以七十员为定员，有阙即检勘前行郎中迁官及四岁以上，校月日之久者次补之。少卿、监以上迁官听旨。如别有劳绩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即不在此例。』

据《会要》及当时颁降条贯册令，《实录》、正史载诏书，余并削去，要似可惜，故复存之。初献言者，当考其姓名。张舜民《退休小史》云：『京朝官四年磨勘，元无著令。熙宁中，审官院率行之，至今为常格。』案：此诏书及臣僚申请甚备，安得谓无著令?岂舜民不详考之乎?

训导皇子

　　嘉祐八年五月甲辰，诏岁给皇子仲鍼公使钱千五百贯，仲纠、仲恪千贯。甲寅，右司谏王陶为户部员外郎、直史馆，充皇子位伴读。屯田员外郎周孟阳、秘书丞孙思恭充皇子位说书。宣庆使、安静军留后、入内都知任守忠提举管勾皇子位。司马光言：『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属，博选天下有学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与皇子居处燕游，讲论道义，耸善抑恶，辅成懿德。其左右前后侍御仆从，亦皆选小心端悫之人，使所属官司结罪保明，然后得人，仍专委伴读官纠举施行。若皇太子自有过失，再三规诲不从者，亦听以闻。如此，则必进德修业，日就月将，善人益亲，邪人益疏，诚天下之幸也。』戊辰，皇子仲鍼、仲纠始就东宫听读。

　　九月庚戌，诏以皇子位为庆宁宫。辛亥，皇子光国公仲鍼为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改赐名顼；乐安郡公仲纠为明州观察使、祁国公，赐名颢；大宁郡公仲恪为耀州观察使、鄂国公，赐名頵。壬戌，皇子位伴读王陶为淮阳郡王位说书，孙思恭为侍讲，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韩维为太常丞，充记室参军。陶等请王受拜，不许。吕诲言：『王今未出阁，当且设师友，不宜遂置僚属。臣欲乞朝廷先正王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则礼分自安。况王年已长，当早令出阁，开府建官，翊善、侍讲自为僚属，于事体即无不顺也。』

　　十月戊寅，赐淮阳郡王公使钱岁二千贯，祁国、鄂国岁一千五百贯。

　　十一月，吕诲又乞早建东宫[11]。其书曰：『陛下践祚而来，圣体违豫，虽天光临下，而德音鲜闻。万机之事，未尝可否，悉付中书、枢密院，皇太后关决于中。自非辅臣承旨，两制、近侍亦不得造帘箔之下，况疏远之臣耶?如是，爵赏刑威一归于政府，使政府尽公则已，脱有差缪，何由取正?下情所以壅闭，中外所以慊然不安也。为陛下谋者，莫若早建元良，内辅号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归而下无异心，此当今之速效也。汉文帝即位之初，有司请豫建太子。文帝英睿之君，景帝贤明之嗣，尚以不豫建为忧，诚有谓也。况淮阳王天资颖悟，法当冢嫡，宜豫建立，以固本根，旁绝窥觎，慰安人心，斯万世之虑也。伏望陛下廓开聪听，俯纳愚忠，审权柄不可移于下，思机会不可失其时。法汉文豫建之策，为庙社长久之计，上有圣后之翊辅，下有元良之倚赖，陛下高拱岩廊，仰成庶政，泰山之安，何以逾此?如此，则游心清净，不言而化，人神胥悦，天意昭辅。勿药之喜，计日可期矣。』

　　十二月乙亥，淮阳王顼出阁。王辞两宫，悲泣不自胜，太后亦泣，慰谕遣之。自是日再入朝。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进封皇子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顼为颍王，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丙午，宰臣韩琦等表请序位在颍王下，诏答不允。戊申，诏大敕系位，皇子顼在富弼上，颢在宋庠下。丁巳，诏赐皇子颍王公使钱三千贯，颢二千贯，頵一千五百贯。戊午，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直集贤院，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直集贤院、诸王府侍讲。初，淮阳郡王将出阁，以陶等为翊善、记室、侍讲，至是封颍王，而东阳郡王颢又将出阁，故迁陶，命兼翊善东阳，而维、思恭为两王记室、侍讲。颍王性谦虚，眷礼官僚，遇维尤厚，每事谘访，维悉心以对，至于起拜。进止缓急，皆陈其节。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王有愧色，亟令毁去。上始疾甚时，出语颇伤太后，太后泣告辅臣，并咎两王[12]，维等极谏曰：『上已失太后欢心，王尽孝恭以弥缝，犹惧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祸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谓辅臣曰：『王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官僚所至。宜召至中书褒谕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维等传太后意于辅臣。维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维及思恭戒王曰：『陛下亲总万机，内外上下，事体已正，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他勿有所预也。』

　　二年二月甲申，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邵亢为直史馆、颍王府翊善、同判司农寺，令于皇子两位供职。帝尝召对群玉殿，访以世务，曰：『学士真国器也！』故命为王府官。

　　十月戊申，都官员外郎、权发遣三司开拆司孙永为诸王府侍读[13]，屯田员外郎、中书编修文字孙固为诸王府侍讲。颍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僚雠校。永曰：『韩非险薄，无足观。』王曰：『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三年二月乙巳，颍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颍王天质早茂，姻媾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于礼，莫重于斯。臣伏见国朝亲王聘纳，虽《开宝通礼》具有旧仪，而因循未尝施行，至有敲门羊酒、镇柜银钱，乃里巷常谈，盖荐绅所不道，行于圣日，窃所未安。欲乞下太常礼院，博约旧典，修撰颍王聘纳仪范。其故事非礼者悉罢之。』诏礼院详定。礼院奏：『《开宝通礼》：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之礼，国朝未尝用。今检到《国朝会要》皇亲婚会礼物数，请如《会要》故事。』从之。

　　三月壬戌，纳故宰相向敏中孙女为皇子颍王妇，封安国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诸臣之家为王择配。记室韩维奏：『王孝友聪明，动履法度。方向经学，以观成德，于今卜姓受室，其系尤重。宜历选勋望之家，精拣淑哲之媛，考古纳采、问名之义，以礼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封安国夫人在辛未日，今并书之。）

　　四月乙未，颍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知制诰知谏院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贤院、充颍王府翊善，于皇子两位供职。

　　十二月。先是，帝久服药。监察御史里行刘庠奏请立皇太子，帝不怿，封其奏。一日，宰相韩琦等问起居退，颍王出寝门，忧形于色，顾谓琦曰：『奈何?』琦曰：『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职。』琦曰：『非为此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语，凡处分事，皆笔于纸。辛丑，帝疾增剧。辅臣问起居罢，琦复奏曰：『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帝颔之。琦请帝亲笔指挥，帝乃书曰：『立大王为太子。』琦曰：『必颍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帝又批于后曰：『颍王顼。』琦即召内侍高居简，授以御札，命翰林学士草制。学士承旨张方平至榻前禀命，帝凭几出数语，方平不能辨。帝以手指画几，方平因请进笔书所谕，遂进笔。帝书：『来日降制，立某为皇太子』十字，所书名不甚明。方平又进笔请书之，再书『颍王』二字，又书『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壬寅，立皇子颍王顼为皇太子。帝既用大臣议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泪。文彦博退，谓韩琦曰：『见上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间，亦不能无动也。』琦曰：『国事当如此，可奈何?』皇太子始闻命，辞于榻前者久之。癸卯，大赦，赐文武官子为父后者勋一转。乙巳，诏以来年正月十九日册皇太子，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为礼仪使，翰林学士王珪撰册文，钱明逸书册，知制诰宋敏求书宝。

四年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宁殿，神宗即位，时年二十。

校勘记

[1]并旧 原本无『并』字，意歉然，兹据《长编》卷二○二补。

[2]患于渐 原本『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补。

[3]终左屯卫大将军 原本作『从□左屯卫大将军』，据《长编》卷二○二改补。

[4]薨 原本作墨丁，《长编》卷二○二注文无此字，兹据文意补。

[5]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补。

[6]允升 原本『升』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宋室·宗室传》补。

[7]以身 原本作『以自』，据《长编》卷二○二改。

[8]宗室女中 原本作『宗室文□中』，据《长编》卷二○二改。

[9]秦州 原本作『泰州』，据《长编》卷二○三改。

[10]九月 原本作『八月』，据《长编》卷二○八改。

[11]又乞 原本『又』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九补。

[12]并咎两王 原本『两王』下有二墨丁，兹据《长编》卷二○二删。

[13]权发遣 原本作『中发遣』，据《长编》卷二○六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七

神宗皇帝

宰相不押班

治平四年四月乙卯。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屡言韩琦自嘉祐末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乞行罢退，是日，陶遂极口诋琦，意谓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许，陶始失望。辛酉，先是，御史台以状申中书云：『检会《皇祐编敕》，应正衙常朝及横行，并须宰臣立班。常朝日轮宰相一员押班，寻常多据赞引。官称宰臣，更不过来。窃虑上项编敕仪制别有冲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挥。』时闰三月己丑也（己丑，三月十一日）。中书不报，中丞王陶因以状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不应隳废朝仪。』又不报，陶遂劾奏韩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为谕，斥韩琦骄主之色过于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位，新辅嗣君，忽千官瞻视之庭，蔑如房闼；艰再拜表议之礼，重若邱山。沮格台文，侮傲风宪。宜加显罚，用肃具僚。』

据《会要》，陶以闰三月十一日问押班事，其弹奏必在此月，但不得其日耳。《日录》：『闰三月十一日，呈台官言：宰相合逐日文德殿押班，呈讫，以遇退朝早，即轮正衙押班。四月八日，王陶言二相不赴文德押班，进呈及留身说呈讫。』可参考，更详之。甲子，韩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诏答不允，仍断来章。琦再上表，据琦集及王珪答诏。

　　乙丑，陶入对言：『近弹奏韩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琦等虽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并臣言郭逵小人，不堪大用；王举元、蔡挺、薛向转官加职，次序不当；御药院内东门司高居简、王中正等当罢免。不蒙施行。盖臣才识浅下，言皆非是，岂可更处风宪?乞罢职除一闲郡[1]，臣更不敢入台，见归私居待罪。』又申中书乞休。韩绛、彭思永等例责降。韩琦亦屡请罢，不许，遂在告不出。丙寅，上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与王陶两易其职。丁卯，光入对。上谕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职人所惮，臣不敢辞。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罢言职。虽不押班细故也，陶言之过，然爱礼存羊，固不可废。自顷宰相权重，今陶复以言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请俟宰相押班，然后受诏。』上许之。时光中丞诏已进入，而陶学士之命，中书独持之不下。

　　戊辰，参知政事吴奎、赵概面对，坚请绌陶于外，上不许。请复授枢密直学士，领群牧使，许之。既而上直批付中书，以陶为翰林学士。时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虽至愚，岂不知废格诏旨，获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圣德日新，上天助顺，风雨时若。乃者闰月以来，寒暄不节，暴风屡作。今兹时雨愆亢，螟蜷孽生，险说纷纭，震骇群听。原其所以如此者，过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资薄险，势利是视，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东宫之旧，首加任使，擢为中丞。今乃挟恃旧恩，专为险恶，轻肆狷愤，织罗交构，摧辱大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权势一归于己。且郭逵、蔡挺迁改，臣等以谓陛下处置皆当，故即奉行，亦累具开陈，陛下必尽记忆。至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久来相承，寝成废礼，非是始于二臣。陶以台制弹劾，举职便可，何至引背负芒刺、目为跋扈，肆意深诋?以此见陶处心积虑，在于排陷大臣，呼吸群众，以为已用，自图威柄，窃弄国权者也。臣等早来屡陈欲王陶补外，令其思过。陛下重难其事。今除旧职并差遣，臣等不得守义固争，已负大罪。今若又行内批指挥，除陶翰林学士，乃是由其过恶更获美迁，不惟臣等取轻群众，无以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群小，陆贽以直道昌言，反见斥逐。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以纤屑狡狯倚为腹心，天下至今称德宗为至闇之主。臣诚望陛下上法尧舜及三代之君，不愿陛下为唐德宗贻讥万世也。王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兴辑正统。愿陛下无溺私，断之不疑。邵亢亦缘攀附，职为谏长，不能自持正论，轻为王陶驱迫妄言，当显黜以厉群臣。臣辄违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己巳，奎遂称疾卧家，乞罢政事。上封奎札子以示陶，陶即具奏推谢，寻复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其略曰：『臣窃见奎以死党之节而济以沈雄，有大奸之才而饰以记诵。少缘文彦博，以非才得科名。及为谏官，附会彦博，欺罔仁宗，阴为培植维持之计。为唐介弹击被黜，是时搢绅朝士丑其为人，目为谏贼。奎为小官时，亦尝为富弼所知。及弼当国，属翰林学士员阙，弼以奎朋党，又为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补，奎大怀怨怼，辄令韩绛奏弼[2]，以快私忿。臣与奎有旧，亦尝规其背人主而附权臣。及为谏官，又言其党人韩绛、陈升之等，连文彦博，自是与臣匿怨为仇。后韩琦引用为枢密大使，谏官杨畋愤其奸邪，论奏，会畋病死，遂盗厥位。及时服除，当复枢府。见韩琦方立党以倾彦博，又见琦名位事势愈盛于前，彦博之力不复能引重升荐，乃自陈顷为唐介弹奏彦博而言其附会，恐同居枢府不便，意要发扬彦博前事，及欲结媚韩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将此押弹，欲先事奏陈，使不能复发。陛下观奎此数节，天资险薄，惟势利视事，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耶?奎自谓耶?』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药之后，临朝简默，政事不复厉精选任，差除尽归宰执。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于台谏，大臣犹怀恐惧，不敢泰然作奸。先朝继统以来，深居九重，久之方亲国政，危疑自处，惟恐凌夺，欲为则不得，欲言则不敢，窘束牵制，谏屈不暇[3]。琦等自知其非，思所以固宠保位之术，遂乃悦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议，忽而不顾。思人主与台谏官自立仇敌，忠谠之士谴逐外郡，人心不平，物论洶洶。先帝后虽追悔，掣肘不敢改为，以至忧悒成疾，奄终一代。琦等方以两朝顾命傲然自居，顾视朝廷，惟己所欲。且琦执政一年，上自两府大臣、中外要职，莫非亲旧，根盘节错。异己者必逐，附已者必升。中常之人，各顾身计，言必不用，适助祸殃。如臣是陛下东宫旧臣，复为宪府之长，琦等亲被弹击，不敢自言，奎乃为琦主谋，击臣报怨。自兹以往，人谁敢言?臣处执宪之位未满两月，而遽邈退[4]，岂臣有欲自图国政、窃弄威权之迹也哉?』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学士之职，臣岂敢当之?愿从奎言，投于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惟哀矜，使臣得脱强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节以死，归骨九泉，臣之幸也。』侍御史吴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罢，居家待罪，朝廷旨不允，或宣召入台，至于再三，确辞然后听去，所以重风宪之任，宠耳目之官，体貌直臣，以厉其节。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罢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旧供职。』并上疏劾奎有无君之心，数其五罪。上以手札赐知制诰、知谏院邵亢，趣进入陶学士诰。亢遂言：『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陛下新听政，命出辄废，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马光入对，上亦以奎奏示光，光请止还陶旧职。上许之，既又欲与陶待读学士。光退，翌日（二十二日己丑也），复奏曰：『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资级略同，若授陶此职，臣恐奎必未肯出。陛下新践祚，大臣屡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质直，万一因此激发举动，更有过当，若亟行罢免，则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屡诏不出，则愈损陛下之威。况陶既以言事不听辞免台职，待罪之际，若更加以美官，臣窃料陶亦不敢受。欲望圣慈止还陶未作中丞时旧职，则奎前者已经商量，不敢不出。陶既是旧职，受之亦安，庶免纷纭，重伤朝廷大体。臣蒙陛下虚己下问，不敢不奏。』庚午，上批付中书：『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吴申、吕景过毁大臣。王陶除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申、吕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位在执政，而弹劾中丞，以手诏为内批，三日不下，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司马光权御史中丞。』奎乞守本官知潍州，不许。司马光复奏：『外议籍籍，皆以为奎不当去，所以然者，由奎之名望素重于陶，虽今者封还诏书，径归私第，举动言语，颇有过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见陛下为陶之故罢奎政事，其罚太重，能不怪骇如此?臣恐其余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宝，先帝梓宫在殡，若举朝大臣纷纷尽去，则于四方观听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还奎青州敕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违诏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质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负大谴，慑服陛下之英断，终蒙开释，衔戴陛下之深恩，上下欢悦，诚无所损。昔汉高帝疑萧何受贾人金，械系于狱，感王卫尉一言，赦令复位，君臣恩礼，相待如初。况于一出人间，何为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极意尽言，但为朝廷惜大体耳。』上不怿。光中丞告时在閤门，上复收入，后三日，乃付中书。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上为之动，问知制诰[5]、知谏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诚可罪，若以为跋扈，则为欺天陷入矣。』奎之罢政事也，琦犹在告，公亮方侍伺。赵概复奏增奎一官，为户部侍郎。辛未，公亮入对，恳请留奎。上许之。壬申，追取奎青州告，召对延和殿慰劳，使复为参知政事，曰：『成王岂不疑周公耶?』上初议罢奎，谓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曰：『奎罢，当以卿代。』方平力辞。上曰：『卿历三朝，无所阿附，左右莫为先容，可谓独立杰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辞?』方平曰：『韩琦久在告，意欲保全奎。奎罢，必不复起。琦勋在王室，愿陛下复奎位，手诏谕琦，以全始终之分。』上嗟叹良久，继出小纸曰：『奎位执政而击中司，谓朕手诏为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复论如初，上讫从之，于是遣内侍张茂则赐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虚怀托赖，惟是同德，岂容间言?昨王陶等所言过为诬訾，至于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屡斥[6]，颇动朝议，欲除学士，意者示之美迁，其寔使去言路。不谓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骇天下之听。已处分王陶旧职出知陈州，乃君臣大义，卿其勿以为嫌。国之休戚，卿当与朕共之。言发于诚，想宜知悉。』吴奎既复位，邵亢更以为言。上手札谕亢曰：『此无它，欲起坚卧者尔。』坚卧者，盖指琦也。陶为人隽利，眉目疏秀，美书翰，惟辩急，色厉而内荏。初事韩琦甚谨，故琦深器之，骤加拔用。阴知上不悦执政之专，既为中丞，谋易置大臣，虚次相以自拟。陈荐密劝琦备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

琦传云：『英宗既立，琦编群臣姓名，各品题之以进，然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后觉陶佞，疏之。及为御史中丞，意犹不满，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为难。』按：所称觉陶佞，稍疏陶，恐饰词，今不取。

初建东宫，英宗命以蔡抗为詹事，琦因荐陶。文彦博私谓琦：『盍止用抗?』琦不从，遂并用二人。及琦为陶所攻，彦博谓琦曰：『颇记除詹事时否?』琦大愧曰：『见事之晚，真宜受挞！』

此据司马光《日记》，云彦博谓琦：『詹事旧无二员。』按太宗升储，林特、张士逊二人并兼詹事。旧无二员，或是唐制，今不取。《日记》又云：乐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敕，执政许之。当考。旧纪书诏王陶过毁大臣，罢御史中丞，为枢密直学士、知陈州。昊奎位执政，弹劾中丞，格手诏三日不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青州。新纪但书奎罢，仍不载因由。据《五朝史》例，当从旧纪。

　　五月，御史台官既被绌罚，宰臣韩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弹奏不过文德殿押班，先尝面奏：旧以前殿退，晚及中书聚厅见客，日有机事商议，故不及押班，为岁已久，即非始自臣等。今检详唐及《五代会要》，每月凡九开延英。则明其余不坐之日，宰臣须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对宰臣，日未御内殿前，令閤门使传宣放班，则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来，继日临朝，宰臣奏事。祥符初，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当日似未尝讨论，故行之不久，渐复隳废，缘中书朝退后议政动踰时刻，若日赴文德殿押班，则于机务尝有妨滞。欲乞下太常、礼部详定典故。』从之。及司马光为中丞，即奏：『臣窃闻宰臣复有文字，乞下礼官详定合与不合押班。臣闻王者设官分职，譬犹一体，以宰相为股肱，以台谏为耳目，固当同心协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争胜负，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请宰相依旧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从其请，岂有后来纷纭?乃坚执不行，迭相激发，遂至王陶语言过差。今王陶既补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谓朝廷可以无事矣。而宰臣复有此奏，万一礼官有希旨迎合者，以为宰相不合押班，台司欲默而不言，则朝廷之仪遂成隳废，欲辩论是非，则无时休息也。陛下新即大位，四方之人举首倾耳，以观大化，而朝廷不闻肃雍济济之风，数有变色分争之丑，臣窃为陛下惜之！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依国朝旧制押班。所有下礼院文字，乞更不令详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春分后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台放班前下。太常礼院详定指挥，更不施行[7]。』既而司马光又奏：『臣窃见从来垂拱殿视事，比于中书、枢密院及其余臣僚奏事毕，春分以后，少有不过辰初；秋分以后，少有不过辰正。自陛下临御以来，惟近因服药，曾于辰牌以前驾起入内，自余皆在辰牌以后。然自今以后无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臣窃以为文德殿为天子正衙，宰臣为百僚师，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则宰臣理当押班，斯乃前世旧规，自祖宗以来，未尝更张。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一依国朝旧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诏，必欲限时刻者，即乞自春分后遇辰正牌上、秋分后巳牌上，并依手诏施行，犹庶几此礼不至遂废。』乃诏春分、秋分后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宰臣更不过文德殿押班。

《实录》云：故事，宰相奏事讫，赴文德殿押班。其后奏事，有至日昃未下，以故不复过殿，习以为常。及王陶为中丞，劾宰相违故事不恭，于是百官至巳后数刻未退，人厌苦之，故有癸未之诏。今不取。

戊子，龙图阁直学士韩维知颍州。初，王陶罢御史中丞为翰林学士，维言：『宰相跋扈，法所当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则宰相安得无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罢台职而已?今为翰林学士，是迁也。陛下既不能辩明大臣，使负恶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无名罢去，疑惑远方。愿庭对群臣，使是非两判。及吴奎，御批罢参知政事，迁一官知青州，维以为奎素有学问，敦笃持重。可任以事，擢参大政，众谓得人。今才数月，止因论事之际少失婉顺，便加斥逐。进退大臣，不当如此。且执政罢免则为降黜，今复迁官，则为褒进，理难并行。此与王陶罢中丞而加翰林学士何以异?赏罚所以明天下之耳目，岂可不谨乎?』陶既出，维亦累求外补。上从之。未行，改汝州。

《日记》云：乐道之与长文哄也，秉国、曼叔、彦先更上殿言。乐道出，秉国亦求出，命知颍州。

　　侍御史吕景通判濠州。初，景既罚金，因言：『自臣入台，方逾两月，凡所论奏，不敢阿附。尝言枢府兵柄方镇带之，于体非便，乞罢郭逵签书并宣抚之任。又宰相于文德殿立班，乃祖宗旧制。今既隳废，损国体。』又言：『王举元四岁八迁，蔡挺资浅用速，夏倚超擢太优，陈汝羲贪邪阴险，不当召试。不蒙施行，盖臣材识浅陋，不能开悟圣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从罚，在臣之义，岂敢苟安?望罢臣言责，显加黜降。』三奏待罪，故有是命。

　　王陶赴陈州，上表谢到任，凡数千言，专诋毁执政。其略曰：『预知孤忠，必犯众忌。方权臣之久盛，复众党之已深。禄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门者三世。言事忤意者决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闻手诏一出，则迁怒以责人；议山陵一费，则怀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为大恶，以颛心附己者为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陵，岂思天戒之可畏?』又曰：『元台高卧而有要，次辅效尤而愈悍。夜取敕告于上阁，藏在私家；朝请宣召于御前，押归政府。转主心易于拳石，夺君命轻若鸿毛。昔真宗久疾，丁谓弄权，已去复留，异时同恶。尚犹再行告病，少挟以为邪；不敢便毁制书，全无名而复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诵。执政怒，将请其罪。司马光言：『臣窃闻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辞狂率，恣为诋毁，多过其室，欲有敷奏，乞重加降责。审或如此，恐不可许。何则?自仁宗皇帝以来，委政大臣，宰辅之权，诚为太重。加以台谏官被贬者多，因斥大臣之过失少。因犯人主之颜色，是威福之柄潜移于下。方将奋乾刚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断，收还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于详慎。』言语不密，流布远近。虽寔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陈州，陛下盖以先帝梓宫在殡，特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诋毁大臣，重加责降，臣恐人主之权益轻，大臣之势遂成，兴衰之机，于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于执政进呈王陶谢上表之际，但谕以躁人之辞，不足深罪，前已左迁在外，岂可更加贬责?若其再三执奏，陛下当正色语以王陶前作中丞，讥切朕躬，非无过当之言，朕亦未尝加怒，欲以开广言路，岂可以触犯卿等，则必欲再三责降，方为快意邪?若犹执意不已者，陛下但不复应答，彼当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盖欲使其余臣僚知陛下英武，万一它日大臣有欺罔朝廷为大罪者，群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圣智所能自知，臣复屑屑尽言者，诚荷陛下不世之恩，贪于报效，不复自顾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吕公著恐上惑陶说，将复召之，即奏疏曰：『臣伏见自陛下即位以来，中外皆称圣明。昨因王陶渎乱天听，上下震骇，寻已黜守外藩，继一露奏表章，历诋近臣，及论大臣不轨，又漏泄上前密语。陛下以其宫邸之旧，尝加眷遇，兼谓出于一时狷忿，特赐函容，不加重遣。陛下之恩德可谓至矣，陶宜日夜循省咎愆，以答上仁。今闻复有章表，长恶不悛，如此，乃是包藏祸心。非特出于一时之狷忿也。且以陛下之聪明，至其指执政之得失，数群臣之长短，固亦有然者矣。若遂以为大臣有不臣不轨之心，则陛下固不以为然，朝廷士大夫皆不以力然也。今议者以为陶虽在外，而陛下眷念不衰，向后必须召用。臣窃恐奸邪小人因奏对之际，必有希合上旨，蔽陶之罪，谓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採天下之公论，登用中立之士，杜绝阿党之原。毋为偏见邪说所惑，则天下幸甚！』

宰相辞郊赏

　　熙宁元年八月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菑诊，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凡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于此时，尚循旧式，宣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议者或以为两府所赐无多，纳之不足以富国，而于待遇大臣之礼太薄，颇为伤体。臣愚窃以为不然。古者冢宰制国用，视年之丰耗，量入以为出，固不可于饥馑之时，守丰登之法也。是故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明君臣上下皆当深自贬损，以救民急也。向者庆历之末，河决商胡，民田虽伤，官仓无损，而河北父子相食，饿殍蔽野。今河决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荡为粪壤，继以霖雨，仓粟腐朽，军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于庆历之时。国家岂可坐而视之，不加赈救乎?况复城橹须修，河防应塞，百役并兴，所费不赀。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协力，痛加裁损，以狥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今欲裁损诸费，不先于贵者近者，则疏远之人，安肯甘心而无怨乎?必若为臣有大勋于天下，虽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何为不可?若止因郊礼陪位而受数百万之费，臣窃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谓赏赐无节者，此亦其一也。虽臣下不辞，犹应裁减，况其自辞，裁之何损乎?傥若但务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损乘舆供奉之物，则曰减于制度，大为削弱，非所以华国。欲裁损大臣无功之赏，则曰所减无多，亏损大体，非所以养贤。欲裁损群臣浮冗之费，则曰人情不悦，恐致生事，非所以安众。如此，则是国家永无可省之日，下民永无苏息之期，必至于竭涸穷极，然后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义也；小人之所狥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今大臣以灾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制银绢止于二万匹两，未足以杀今日之灾。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大赉四海，下逮行伍，无不霑洽，不可于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宜减半，俟它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更不减，似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因此渐思减损其余浮费，自今日为始耳。』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洪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洪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耶?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赉或以万数。今郊赉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惟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答曰：『朕初嗣服，于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于黎献，位冠百工，或辞或受，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等，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不之图而姑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复辞。

校勘记

[1]罢职除一闲郡 原本作『罢除职一闲郡』，据《续长编拾补》卷一乙正。

[2]辄令韩绛奏弼 原本『令』、『奏』二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

[3}谏屈 原本『谏』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续长编拾补》句下注云：『二字恐有脱误。』

[4]邈退 原本『邈』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

[5]知制诰 原本脱『知』字，据文意补。

[6]屡斥 原本『屡』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

[7]更不 原本『更』上衍一『更』字，据文意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八

神宗皇帝

欧阳修诬谤

　　庆历五年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1]、龙图阁直学士欧阳修知滁州（事见《韩欧石贵罢》）。

　　至和元年七月戊子，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欧阳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入见，上恻然怜修发白，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内铨。小人恐修用，乃伪为修奏乞汰内侍挟恩、今为奸利者，宦官人人忿怨。杨永德者，阴求所以中修，会选人张俅、胡宗尧例改京官，批书以二人尝犯法，并循资。宗尧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假人，宗尧连坐。及引对，修奏宗尧所坐薄，且更赦去官，于法当迁。谗者因是言：宗尧，翰林学士宿子，故修特庇之，夺人主权。修坐是出守。修在铨曹未浃旬也。

　　八月癸巳，判吏部南曹、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吴充同知太常礼院，同判吏部南曹、太常丞、直集贤院冯京同判登闻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尧故易任。充上疏为欧阳修辩，不报。敕修罢判流内铨。知谏院范镇言：『铨曹承禁中批旨，疑则奏禀，此有司之常也。今谗人以为挠权，窃恐上下更相畏，谁敢复论是非?请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复修等职任。』凡再言之，帝意解，而宰臣刘沆亦请留修。帝谓沆曰：『卿召修谕之。』沆曰：『修明日陛辞，若面留之，则恩出陛下矣。』戊申，令修刊修《唐书》。

　　治平四年正月丁丑，神宗即位。

　　三月，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为给事中、知黄州，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为太常博士、监道州酒税。先是，监察御史刘庠劾参知政事欧阳修入临福宁殿，缞服下衣紫衣。上寝其奏，遣使谕修令易之。朝论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众，欲击去之，其道无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从弟也，坐举官被劾，内冀会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官，怨修切齿。修长子发娶盐铁副使吴充女，良孺因谤修帷簿事连吴氏。集贤校理刘瑾与修亦仇家，亟腾其谤。思永闻之，以语其僚属之奇，之奇始缘濮议合修意，修特荐为御史，方患众论指目为奸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遂独上殿劾修，乞肆诸市朝。上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为证，伏地叩首，坚请必行。之奇初不与同列谋之，后数日，乃以奏藁示思永，思永助之奇，言修罪当贬窜，且曰：『以阴讼治大臣诚难，然修首建议濮园事犯众怒。』上乃以之奇、思永所奏付枢密院。修上章自列曰：『之奇诬罔臣者，乃是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臣苟有之，是犯天下大恶；无之，是负天下至冤。犯大恶而不诛，负至冤而不雪，则上累圣政，其体不细。乞选公正之臣辨理，先次诘问之奇所言：是臣闺门内事，自何所得?因何彰败?据其所指，便可推寻，尽理根穷，必见虚寔。』上初欲诛修，以手诏密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思恭极力救解，上寤，复取之奇、思永所奏以入，并修章批付中书，令思永、之奇分析所闻，具传达人姓名以闻。之奇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辞以出于风闻，年老昏缪，不能记主名。且言：『法许御史风闻言事者，所以广聪明也。若必问其所从来，因而罪之，则后不得闻矣。宁从重谪，不忍塞天子之言路。』因极陈大臣朋党专恣非朝廷福。修复言：『之奇初以大恶诬臣，本期朝廷更不推穷，即有行遣。及累加诘问，惧指出所说人姓名，朝廷推鞫，必见虚妄，所以讳而不言。臣忝列政府，动繫国体，不幸枉遭诬陷，惟赖朝廷推究虚实，使罪有所归。』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与辨正虚寔，明示天下，使门户不致枉受污辱。于是上复批付中书曰：『凡朝廷小有关失，故许传议闻奏。岂有致人大恶，便以风闻为托?宜令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说，具传达人姓名，并所闻因依，明据以闻。』思永与瑾同乡，力为瑾讳，乃言：『臣待罪宪府，凡有所闻，合与僚属商议，故对之奇说风闻之由。然暧昧无定，当戒之奇勿言，无所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于思永，遂以上闻。如以臣不当用风闻言大臣事，臣甘与思永同贬。』故思永、之奇同降黜。上手诏赐修曰：『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数批出，诘其所从来，讫无以报。前日见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过。今日已令降黜，仍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拟。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它日，上谓吴奎曰：『蒋之奇敢言，而所言暧昧。既罪其妄，欲赏其敢。』奎曰：『赏罚难并行。』乃止。

《墨吏·孙思恭传》云：思恭性不忤物，犯之不校。欧阳修初不知思恭，以为诈。及修为言者所攻，上将诛修，手诏密问思恭，思恭极力救解。《朱史》以为：『言者攻修，先帝加诘问。既辩明，赐手诏召之。』岂有诛修之意?遂删去。按：司马光《日记》以之奇等奏付枢密院，后数日，乃复取入，密诏问思恭。必非《墨史》之妄，今仍掇取附见。

　　壬申，尚书左丞、参知政事欧阳修为观文殿学士、刑部郎中[2]、知亳州[3]。彭思永等既以论修贬，而知杂御史苏案、御史吴申言犹不已，修亦三表乞罢，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亲政，太皇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不合，未尝不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白，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请[4]，前此执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既出守，遂连上六表乞致仕，不从。修年才六十也。

司马光弹劾

　　治平四年四月丙寅，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癸酉，司马光始受御史中丞诰，奏疏曰：『臣蒙陛下拔于众臣之中，委以风宪。天下细小之事，皆未足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此诚太平之原本也。臣闻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治国而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焉。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长，官之职业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际，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龙各守一官，终身不易。苟使之更来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尽善也。故人主诚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随其所长而用之，有功者劝之以重赏，有罪者威之以严刑，譬之乘轻车、驾骏马，总其六辔，奋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时，臣初为谏官上殿，首曾敷奏此语。先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又以此语载之后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问之际，臣复以此语为先者，诚以臣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愿陛下勿以为迂润【杰按：润，应为“阔”之误】，试加审察，若果无可取，则臣无所用于世矣。』论宰相不押班（元本事)。

　　六月庚申，兵部负【杰按：负，为“员”之误】外郎、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知齐州。先是，司马光言：『王广渊以小人之质，负倾巧之才，外依政府，内结近习。国家本以馆阁宠贤彦，迩英待儒雅，皆非广渊所宜滥处。伏望夺去职名，除一远地监当，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御史蒋之奇亦言：『广渊人品庸凡，天资险谲。先帝校自常僚，置之文馆，不思献纳忠规，而乃肆为奸佞。方擢用之际，司马光列章数十上，事寝不行，愈自矜夸藩邸故旧，入则结高居简为内应，出则与孙固为死交。陛下重明初升，四海皆照，岂容魑魅，尚在朝廷?』广渊亦自请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今闻广渊带职知齐州，仍赐章服，乃是赏之，非黜也。向使广渊自改官以来谨身守分，不为奸谄，以至今日，不过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岂可谓奸谄无益哉?且陛下使广渊补外者，心已知其奸邪之迹也。今复以职名章服宠之，是劝人效广渊所为，恐非国家之福。』不听。广渊入辞延和外殿，上哀恸久之，卫士皆感泣。

　　七月戊寅。上初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罢内职，独勾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留如故。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尝以为言，上曰：『居简有功。』思恭退，询于人，云：『刘庠之绩建储也，居简觇见「太子」二字，亟报上于颍邸。及英宗升遐，居简亟出召二府。中宫闻之怒，诘居简曰：「召二府，谁之命也?」居简曰：「太子令召之。」又于怀中探黄衣以被上体。此上所谓有功者也。』思恭复奏疏：『陛下先帝之嫡长子，当为嗣者，非陛下而谁?居简当先帝大渐之时，已怀二心，私自结纳，又矫称太子之命召两府，以累陛下孝德，此皆当诛之罪，奈何反以为功?』上不听。司马光奏言：『居简性资奸回，工谗善佞，久处近职，罪恶甚多。谨案：祖宗旧制，勾当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须出外。盖以日月浸久，官资稍高，则防其凭恃威灵，窃弄权柄，远鉴汉、唐之祸，深为子孙之虑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内臣以覃恩迁官者尽补外职，独留御药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讥陛下之失。况居简于众人之中最为狡猾，伏望遵祖宗旧典，应御药院官至崇班以上者，尽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简乞远加窜逐，以解天下之惑。』又言：『居简所能，止于谗佞。佞者，不过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权，使人主溺于荒宴而不自知也。谗者，不过离人君臣，间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于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其可近乎?或闻陛下欲待居筒自求引退，臣未晓所谓。若国之大臣耆年有德，闻望素高，一日偶有小失，未为外人所知，陛下务存终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则可矣。若居简闺闼小臣，罪盈恶积，所宜肆诸市朝，以戒俭人，而尚足为之隐乎?』壬午，光对延和殿，又极言之。上曰：『祔庙毕，自当去。』光曰：『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彼知当去而置肘腋，尤非所宜。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上命留札子，光请以付枢密院。上从之。癸巳，高居简为供备库使，罢御药院。司马光累劾居简，上虽以章付枢密院，犹未施行。光言与居简难两留，求外郡，请对。吕公弼曰：『光今日必决去就。』时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来矣！』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简，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简。居简内臣，光中丞，顾择其重者。』上曰：『今当如何?』公弼曰：『罢其御药，优迁一官可矣。』上命与供备，曰：『光得毋复争?』公弼曰：『待光上殿，但语以居简已出矣，光必自止。』上从之。光因曰；『凡左右之人，不须才智，但令谨朴小心不为过，斯可矣。』

　　八月辛亥，司马光言：『臣窃闻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臣愚窃以为非也。陛下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外有提转、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诚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荐举贤能，纠案奸慝，论政事得失，述民间利病，皆令列于奏牍，明白啟陈，其尸禄偷安及挟私欺罔者，小则罢黜，大则诛窜，谁则不尽公竭诚，以承休德?如此，则天下之事犹一堂之上，陛下何患于不知哉?今深处九重之内，询于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肘附耳之奏，不验虚实，即行赏罚，臣恐谗臣得以逞其爱憎，而陛下为之受其讥谤也。近闻王中正差往陕西勾当公事，有知泾州刘涣曲加谄奉。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俄而迁涣镇宁留后、知恩州，舜臣降华州钤辖。众人皆言：中正所为审或如是，中正弄权已有明验。伏望圣兹详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当询访外庭之人。其王中正不可令勾当御药，或奸佞之臣豫设机谋，以经营两府者，必不可用。』光疏早入，晡后，以手诏问王中正事得之于何人，光即具奏：『中正有无此事，惟陛可以知之。阙门之外，何由知其虚实?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为戒；若其无有，臣敢避妄言之罪?』光盖得之孙永，永亦尝以为言。上曰：『舜臣本隶温成阁，先帝尝言其不才。昨阅边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黜之，非缘中正也。』

　　九月己亥，司马光上疏：『窃闻边臣言赵谅祚部将轻泥怀侧，欲以横山之众攻谅祚归命。朝廷许令招纳。进谋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为今之计，莫若收拔贤俊，随材受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选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询谋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剪戮桀黥，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全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实，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然后惟陛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爪、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疏奏，上责枢密使文彦博曰：『轻泥怀侧，司马光何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责，始有复还翰林之议。壬寅，司马光对延和殿，言：『赵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上曰：『此外人妄传耳，无之。』光曰：『外人言杨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数人者皆习边事，但使之安集熟户耳。』光曰：『王种多诡诈，尝嗾羌叛而招之以为功。今以其父用之，正如赵之将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为端方?以为险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钱谷及边事。』光曰：『钱谷诚知之，河朔见钱抄至今为利。边事则未知也。』又言：『张方平文章之外，奸邪贪猥。』上曰：『有何实状?』光曰：『言之但皆在赦前耳，又审谛者不敢言，请言臣所目见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嘿不言，陛下从何知之?此乃非好事也。』上曰：『卿何不言郭逵?』光曰：『言者已多，何必臣?若其才也，臣安敢与人朋党言事乎?』上曰：『逵内行不修。』光曰：『此谗人之言也，欲以暧昧之事中伤之，使之喑呜，无以自明，亦犹蒋之奇言欧阳修内乱。愿陛下但察逵之才不才而进退之，勿信谗言也。』上曰：『吴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奎□□□□□□□□□，但士论与奎而不与陶。』上曰：『结宰相与结人主孰为贤?』光曰：『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向而顺之者，亦奸邪也。』上曰：『两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权所当采择，小臣岂敢与闻?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迳以求进者，小人也。陛下用人当用君子，不当用小人也。』

　　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滕甫为右谏议大夫、权御中丞。光言：『臣昨论张方平参知政事不协众望，臣识浅材下，其言既不足采，曏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与台谏官共言方平奸邪贪猥。欲知方平为贤为不肖，乞尽令检取包拯等言、方平奏章及开封府陈升之两处推勘刘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奏边上事宜状，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论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光等诰敕下通进银台司，吕公著且奏封驳[5]，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复兼劝讲。倘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于是取告敕直付閤门，趣光等令受。光又奏：『臣愚暗不达圣旨，又恐累吕公著上言。』上曰：『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银台，固虑诏令有失，欲其封驳耳，奈何罪之?』公著亦具奏：『臣近为降司马光等告敕以为不便，遂具封驳，窃知巳直降付閤门。朝廷既以臣言不当，显然黜责，其所降敕告，亦须经由本司。盖臣虽可罪，而此职终不可废。若因臣一言不当，遂使今后封驳之司不能复举其职，则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坏。』上手批公著奏：『可一两日求对来，当谕朕意，以释卿惑。』它日登对，上顾公著，谓曰：『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尝谓公著曰：『光方直，如愚阔何?』公著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先是，御史台门无故自坏，后十余日而光罢。

吕诲劾王安石

　　熙宁二十四年四月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讳辞，改知郓州。知瀛州李肃之为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安石谓弼、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他日进见，上又欲令肃之代长卿，弼极称其才，公亮曰：『肃之不如长卿。』安石曰：『长卿细密，然两人者皆可试府事也。』于是命肃之代甫，而长卿再任知定州。甫性疏达，在上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膈，上待甫甚厚。时遣小黄门持短封御札问事，甫往往夸示于人，或见御札用字有误者，因谗甫以为扬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之辞，言于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之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

　　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于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侍臣者盖近于尊，实陛廉隆峻之级也。进之以礼，退之以礼，乃君臣之分，邦国之礼也。』宣徽使王拱辰言[6]：『陛下即政之初，还其旧官，委寄北都，召入供职，不闻有过。迁谪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荐论而召之?因何人訾毁而黜之?翰林学士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不闻瘝旷，遽然补外，传闻见禁罪人喻兴与妻阿牛谋杀妇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断，将欲论列，故有是逐。虽转官得郡，实夺其权也。知制诰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龙图阁直学士韩贽代还未及两月，亟除知江宁，复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者朝廷之体无俾，权臣盗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还四敕；以臣言非，愿并臣屏逐。』又奏曰：『近除陆诜知成都府，就移吴中复知成德军。数日之间，差除特异。况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传云御批付出，臣窃疑焉。陛下进退近臣必有常理，不应有加膝坠渊之意。如从执政进拟，则是自外制中，尤非圣哲驭下之体也。』上出诲奏示执政曰：『王拱辰等出，外间纷纭，知否?』赵抃、王安石皆曰：『不知。』上曰：『除拱宸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拔擢?』又谓安石曰：『诲为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如此！』丙戊，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

　　丁亥，安石具表谢，上又令中使抚谕趣入，安石亦称病乞告，上又再令中使趣入。甲午，安石乃入见。上谓安石曰：『诲殊不晓事，诘问又都无可说。』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会朕意。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安石曰：『高宗用傳说，起于匹夫版筑之中，所以能成务者，以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故也。』上曰：『近臣中只有吕公著，又与吕公弼相妨。』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时，妇翁晏殊为相，此亦近例。如吕公著行义，陛下所知，岂兄弟为比周以负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不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难持以久安，难望以致治。』上亦患之。

　　六月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邓州。前此诲上疏曰：『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知少正卯之才言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雄，唯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难，尧舜犹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搢绅皆庆陛下得人。及参机务，命论未允。臣谨案：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众所共知。今略疏十事。臣指陈猥琐，烦渎高明，诚恐陛下悦其不辨，久于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辩。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陛下图治之宜，当稽于众。方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臣所以沥恳而言，不虞滨祸。况陛下志在刚断，察于隐伏，当质于士论，然后知臣言之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赐安石诏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谓悉谅也。今得来奏，甚骇朕怀。今还卿来奏。天下之事当变更者，非止二三，而事事如此，奚政之为也?卿其反思职分之当然，无恤非礼之横议，视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诲坐贬。

　　八月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7]，御史里行钱顗监衡州盐税[8]。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顗等言：『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时述坐判刑部缴敕札被劾未伏，故琦、顗先贬。顗将出台，于众坐骂孙昌龄曰：『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故安石荐君、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少念报国，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顗今得罪，分当远窜，君在后为美官。自谓得策耶?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马。司马光言：『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详议官王师元皆以执守谋杀刑名被劾，侍御史刘琦、钱顗皆以论执政降监酒税。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绁食鹰鸇，求其鸷也。执而烹之，将何月哉?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二人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顗止以忤犯大臣降充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臣恐天下侧目箝口，以言为讳，威福下移，聪明壅蔽，非国之福。乞赦刘述勿劾，琦、皐与本资。』不报。

　　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事不合，又申中书曰：『今日忽闻诏命，以台官刘琦等言多失实，事辄近名，擅去官曹，规喧朝听，各落御史，降充监当者，闻命之际，中外震惊，盖人臣以率职为忠，人君以纳谏为美，是以仁宗开言路，优容谏臣，执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亿兆归心。先帝容纳直言，未尝变色。是时吕诲等与纯仁为御史，亦尝擅纳告身，皆蒙慰谕。主上思绍先烈，而因二三执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后先刑赏，或乖于轻重。中书藏其本末，但致外议喧腾，凡居言责之臣，敢不即时论奏?既许风闻言事，即是过失得知，而柄臣遂捃摭其罪，主上将何所赖?且参政以文学自负，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而又性类率易，轻信难回，举意发言，自谓中理。欲求近切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所以荐薛向为周才，指吕诲为无用。主上无从谏之美，时政有揠苗之忧。曾相公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见容，惟务雷同，苟且旧好，拘文守法，今则一切依随。赵参政心知其非，而辞辩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此皆朝廷大臣所为，安得政令无失?』公亮等以纯仁状进，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

　　三年十二月辛酉，右谏议大夫、知邓州吕诲提举嵩山崇福宫。先是九月，上欲移诲知河南，命未下而寝。诲虽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犹言之不置，于是以疾求闲，故有是命。

　　四年五月丙戌，右谏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吕诲致仕。诲言：『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疗治有后先。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寝成风痹，遂艰行步。非只惮跌戾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亦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逃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送政。』盖以身疾谕朝政也。诲病亟，手书属司马光为墓铭，光往省之，至则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见属乎?』诲张目强视之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遂卒。

诲卒在十日甲午，今并书。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丑，侍御史刘挚言：『故谏议大夫吕诲为御史中丞，为人忠信刚正，立朝行己，有古人之节、大臣之风。在言路前后三黜，皆以击奸邪忤权势，最后尤以直道大义为公议所高。诲死于散地，在熙宁四年，官至侍从，朝廷未尝有所赠恤。诲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臣愚欲望圣慈嘉诲之有识敢言，不获用禄，不得及于世，哀其至节，特赐褒及，以表显之；录其诸孤，稍赐任使。非独以慰幽壤，盖亦以劝天下之忠义。』诏诲特赠通议大夫，男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

校勘记

[1]转运按察使 原本『转运』后衍『使』字，据《长编》卷一五七删。

[2]刑部郎中 原本『郎中』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补。

[3]亳州 原本作『豪州』，据《长编》卷二○九改。

[4]及所请 原本此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改。

[5]封驳 原本作『对驳』，据文意改。

[6]王拱辰言 原本脱『言』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四补。

[7]盐酒税 原本作『监酒税』，《续长编拾补》卷五作『酒税』，注云：『《宋史》本纪作盐税。』

[8]盐税 原本作『监税』，据《续长编拾补》卷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九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上

　　皇佑三年五月庚午，宰臣文彦博等言：『臣等每因进对，尝闻德音，以搢绅之间多务奔竞，非裁抑之，则无以厚风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几知耻。伏见殿中丞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并无所陈，朝廷特令召试，亦辞以家贫亲老。且馆阁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乞特赐甄擢。』诏召安石赴阙，俟试毕特取旨。安石辞不就。

　　至和元年九月，殿中丞王安石为群牧判官。安石力辞召试，有诏与在京差遣。及除群牧判官，安石犹力辞，欧阳修谕之，乃就职。

　　嘉祐三年十月甲子，提点点【杰按：衍一点字。】江南东路刑狱、祠部员外郎王安石为度支判官。安石献书万言，极陈当世之务，其略曰：『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今天下之才不足，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又曰：『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又曰：『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又曰：『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闾巷草泽之间，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又曰：『陛下诚有意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又愿陛下断之而已。不曰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识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四年五月，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王安石累除馆职，并辞不受。中书门下具以闻。

　　诏令直集贤院，安石犹累辞，乃拜。

　　五年十一月辛亥，度支员外郎直秘阁判度支勾院司马光、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终辞之，最后有旨，令閤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随而拜之，安石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遣人追还之。朝廷卒不能夺。

　　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诰。初，安石辞修起居注，既得请，又申命之，安石复辞，至七八乃受，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遂不复辞官矣。尝有诏：『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与同列言：『窃以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诰命为职。百司之事，所当参审。若词头所批事情不尽而不得申请，则是舍人不复行其职事，而事无可否，听执政所为。自非执政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前日具论，承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挥，臣等不知陛下以为是，而不改乎?将不必以为是，而特以出于执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将陛下视臣等所奏未尝可否，而执政大臣自持其议而不肯改乎?以为是而不改，则臣等考寻载籍以来，未有欲治之世，而设法蔽塞近臣议论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为是而特以出于执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则陛下不复考问义理之是非，一切苟顺执政大臣所为而已也。若陛下视臣等所奏未尝有所可否，而执政大臣自持其议而不肯改，则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议废矣。此所以臣等倦倦之义不能自已者。』又曰：『方今大臣之弱者，则不敢为陛下守治，以忤谏官、御史，而专力持禄保位之谋；大臣之强者，则挟圣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择义之是非，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又曰：『陛下以臣等所言为是，则宜以至诚恻但欲治念乱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则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指挥为不当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为非，则臣等狂瞽，不知治体，而诬谤朝廷政事，当明加贬斥，以惩妄言之罪，别选才能通达之士以备从官。伏乞详酌，早赐指挥。』安石由是与执政忤。

　　七年十月甲午，知制诰王安石同勾当三班院。先是，安石纠察在京刑狱，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昵，遂携去。鹑主追及之，踢其胁下立死。开封府按其人罪当偿死，安石驳之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欧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详定，以府断为是。有诏安石放罪。旧制：放罪者皆诣殿门谢。安石自言：『我无罪，不谢。』御史台及閤门累移牒趣之，终不肯谢，台司因劾奏之。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但徙安石他官。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闰三月，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既除丧，诏安石赴阙。安石累引疾乞分司。上语辅臣曰：『安石历先帝朝，召不起，或以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对曰：『安石文学器业，时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吴奎曰：『安石向任纠察刑狱，争刑名不当，有旨释罪，不肯入谢，意以为韩琦沮抑，以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辅相之才，奎所言荧惑圣听。』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制，备见其临事迂阔，且护短。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公亮荧惑圣听，非臣荧惑圣听也。』上未审，奎重言之。癸卯，诏安石知江宁府。众谓安石必辞，及诏到，即诣府视事。或曰：『公亮力荐安石，盖欲以倾韩琦也。』龙图阁直学士韩维言：『臣今日闻除王安石知江宁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信然者，臣窃以为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则?安石知道守正，不为利动。其于出处大节，料已素定于心，必不妄发。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视事，则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为也。又其精神可以为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请，从容侍从之地，岂寔人情?臣久知安石之不肯为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开陈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践祚，慨然想见贤哲，以图天下之治，孰不愿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则已，若不至此，必翻然而来矣。臣窃恐议者以为安石可以渐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诱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贤者可以义动而不可以计取。陛下稽古讲道，必于此理粲然不惑，惟在断而行之，毋以前议为疑[1]，则天下幸甚!』

韩维论王安石，据维奏议具载之，足明安石进退失据也。

　　九月戊戌，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安石即受命知江宁，上将复召用之。尝谓吴奎曰：『安石真翰林学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寔高出于人。』上曰：『当事如何?』奎曰：『恐迂阔。』上弗信，于是卒召用之。

　　熙宁元年四月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谓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谋，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主?』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于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力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上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其略曰：『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寇盗，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之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寔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寇敌，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侧；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私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衙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赖非寇敌昌炽之时，复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资，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忌讳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谓安石曰：『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设施之方。』对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设施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虽然，试为朕言之。』于是为上略陈设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对曰：『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寔未敢条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安石唯唯而退[2]，讫不复录所对以进。

　　七月丁丑，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仍注初等职官。先是，枢密副使韩绛、邵亢献安国所著《序言》五十篇。上手诏：『安国翰林学士王安石之弟，久闻其行义学术为士人推尚。近阅《序言》，文辞优赡，理道该明，可令舍人院召试。』试入第三等下，故命以此。

　　八月甲寅，迩英讲读罢，上独留王安石与语。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后乃出。癸亥，迩英讲读罢，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礼记》，自今令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当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必欲闻法言，宜改他经。』故有是诏。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咎、夔、稷、高；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傳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施设，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3]，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4]，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亦多矣。』上以为然。

　　四月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参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难大任。』上曰：『卿谓文学不可任耶?经术吏事不可任耶?』介白：『非谓此也。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异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书小小迁除，陛下尚未以为信，虽广询博访，亦宜谨密。今明白如此，使中书政事决可否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陛下宣谕：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札子，皆言奉圣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牒重于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札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札子乃中书行遣小事，若废之，则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札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执政皆忠贤，犹为人臣擅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岂不害国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耳。』安石强辩，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吕诲劾王安石（见本事）。王安石信吕惠卿（见本事）。王安石毁苏轼（见本事）。推陈升之为相（见《三司条例司》）。

　　三年二月，韩琦言青苗不便。上疑其事，安石称疾不出（详见《论青苗法》）。上欲置司马光西府，安石谓为异论之人立赤（详见《论青苗法》）。

　　三月己未，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谓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别作策问矣。』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四月己卯，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

　　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乃天也!』

　　十二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正月辛亥，著作佐郎朱明之为崇文院校书。明之，王安石妹婿也。

　　四月甲戌，上谓王安石曰：『人不能无过失，卿见朕有过失，但极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谢曰：『当尽死力，不敢存形迹。』上虑难济，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以它求。』又曰：『陛下圣德日跻，风俗会丕变，何忧难济?』

　　五月庚戌，王安石既对，留身请去，上固留之，曰：『风俗久坏，不可猝正。事方有绪，卿如何却要去?且体念朕意，不须恤流俗纷纷。』安石曰：『臣材薄，恐误陛下属意。试观前代兴王，亦有为政数年而风俗不改、纪纲不立如今者乎?』上曰：『前代或因衰乱，方人情急迫，为之解患释难，所以易；今颓坏之俗已久，方收敛使就法度，则不得不难。其纷纷亦固宜，但力行不变，自当改。如富弼事，向时宜有按劾，今乃按治。如此等事行之已多，人情恐渐变。』安石曰：『以臣所见，似小人未肯革面。臣愚以为陛下诚能洞见群臣情伪，操利害以御之，则人孰敢为难?但朝廷之人莫敢为邪，即风俗立变，何忧纪纲不立?』

　　六月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冯京固请留之，上不许。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谓韩琦为社稷臣，尤恶纲纪立、风俗变。』上曰：『修为言事官，独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后日所为考其前日用心，则恐与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异。』王珪曰：『修若去位，众必籍以为说。』上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众说何足恤?修顷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附流俗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为然。杨绘言：『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又言：『两制多阙员，堂陛相承不可少。』众皆以绘言为然。王安石曰：『诚如此，然要须基能承础，础能承梁，梁能承栋，栋乃承堂。以粪壤为基，烂石为础，朽木为柱与梁，则室坏矣。』上笑。

　　八月己卯，前旌德县尉王雱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雱，安石子也，为人剽悍，无所顾忌。安石与弟安国白首穷经，夙夜讲诵琢磨，雱从旁剽闻习熟，而下笔贯穿，未冠，已著书数十万言。年十三时，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则吾敌强而边受患博矣!』故安石力主其议。治平四年，雱举进士，授旌德尉。未赴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皆安石辅政所施行。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有以雱书闻者，于是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见，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亲近能助己，因不复辞。

　　十月壬申，前武昌节度推官王安国为崇文院校书。安国自西京国子监教授官满至京师，上以安石故召对，谓安国曰：『卿学问通古今，汉文帝何如主也?』对曰：『三代以后，贤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对曰：『文帝自代来，夜入未央宫定变，故于呼吸俄倾之际，诸将武夫皆帖息待命，恐无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使一时风俗耻言人过，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坚，以蕞尔国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对曰：『王猛睚眦之忿必报，专教苻坚以峻刑法杀人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误陛下者。愿专以尧、舜、三代为法，理顺而势利，则下岂有不从者乎?』又问：『安石秉政，外论谓何?』对曰：『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悦。安国初召对，人以为必得经筵，由是别无恩命。久之，乃得馆职。安国为国子监教授，颇溺于声色。时安石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安国亦愿兄远佞人也。』又尝力谏安石以：『天下洶洶，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安石不听。安国哭于影堂曰：『吾家灭门矣!』又尝责曾布以误惑丞相，更变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变法，何预足下事?』安国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家，戮及先人，发掘邱陇，岂得不预我耶?』

　　五年正月辛丑，司天监灵台郎亢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于西北召拜宰相。斥安石姓名署字，引童谣证安石且为变。仍乞宣问西、南京留台张方平、司马光，并都知、押班、御药看详所奏，及禀太皇太后。』上以瑛状付中书，安石遂谒告。冯京等进呈，送英州编管。上批令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壬寅，上批：『送中书画旨施行事，止用申状。或检正官取索到文字，此事体不便，可检会熙宁三年条约遵守。』先是，三年，有诏：须急速公事，方得用申状施行。王安石曰：『近缘河上事急速，所以只用申状施行，且用申状施行，亦必得旨乃如此，即于事体未有所伤，理分不为专，辄但要事务早集而已，非过也。臣窃观陛下所以未能调一天下，兼制寇敌，止为不明于帝王大略，非谓如此小事有所不察也。』上曰：『天下事，只要赏罚当功罪而已。若赏罚或以亲近之故，与疏者所施不同，则人不服。』安石曰：『臣自备位以来，每自省念，惟断法官罪与在外官失出人人罪不同，盖以为不如此，即法官不可为，非敢私之也。它即不省觉。乞宣谕，令臣得以思愆。』上曰：『法官即当如此。』安石曰：『法官之外，不知陛下所见闻何事?』上曰：『朝廷固无阿私，但外方似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勘河决事，乃独遗程昉。』安石曰；『陛下已令分析，但恐有说，缘防开漳河，后来又在京师提举淤田，当以此故不勘。兼程昉要作第五埽堤，被外监丞不肯，所以致河决。昉恐不当勘。』上曰：『如此亦合声说?』安石曰：『若不当勘，又何须声说?纵失声说，亦有何利害?未得为阿私伤政体。陛下修身齐家，虽尧、舜、文、武亦无以过。至于精簿书刀笔之事，群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略，似当更讨论。今在位之人，有事韩琦、富弼如仆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革面。契丹非有政事也，然夏国事之极为恭顺，未尝得称国主。今秉常又幼，国人饥馑，困弱已甚，然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于小事也，乃不明于帝王大略故也。臣蒙陛下加奖，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臣为陛下自竭，即实未敢，缘臣每事度可而后言，然尚或未见省察。臣若自竭，陛下岂能察臣用意?此臣所以不敢自竭。臣尚不敢自竭，即知余人未见自竭者。忠良既不敢自竭，而小人乃敢为诞谩，自古未有如此而能调一天下，兼制寇敌者。如臣者又病疾，屡与冯京、王珪言：虽荷圣恩，然疾病衰惫，耗心力于簿书期会之故，已觉不逮，但目前未敢告劳，然终恐不能上副陛下责任之意。』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文字宜早录进。』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训诂文字，容臣缀缉进御。』

　　二月甲寅，上谓安石曰：『举官多苟且不用心，宜严立法制。』安石曰：『举官法制今已略备，不知更欲如何?』上曰：『如举监场务官，增剩则举者当预其赏，亏欠则当预其罚。』上又言：『三司判官当督察。』安石曰：『中书于诸司非不考察，须自陛下唱率。若陛下于忠邪情伪勤怠之际每示优容，但令如臣者督察，缘臣道不可过君，过则于理分有害。且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为吏事，非主道也。精神之运，心术之化，使人自然迁善远罪者，主道也。今于群臣邪正情伪勤怠未能明示好恶，使知所劝惧，而每事专仰法制，固有所不及也。当更讲论帝王之道术而已。若不务此，而但欲多立法制，以驭群臣，恐不济事。』

五月辛卯，上论人有才不可置之闲处，因言汉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见下，故所用将帅即止卫、霍辈，至天下户口减半，然亦不能灭匈奴。』上曰：『武帝自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齐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略，不失为霸于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汉武至不仁，以一马之欲，劳师万里，侯者七十余人，视人命若草芥，所以户口减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岂可如此?』是日，王安石留身乞东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所以为朕用者，非为爵禄，但以怀道术可以泽民，不当自埋没，使人不被其泽而已。朕所以用卿，亦岂有它?天生聪明，所以义民，相与尽其道以义民而已，非以为功名也。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卿，师臣也，断不许卿出外！』

陈瓘论曰：『熙宁之初，神考以安石为贤。自邓绾黜逐以后，不以安石为贤矣。安石退而著书，喷郁怨望。当此时，傲然自圣，于是书托圣训之言曰：「卿，朕师臣也。」又曰：「君臣之义重于朋友。朕既与卿为君臣，宜为朕少屈。』此等不逊之言托于圣训，前后不一。又谓吕惠卿亦师臣也，又谓如常秩者，亦当屈己师之。惠卿师臣，则假曾公亮之言；常秩可师，则假张戬之言。神考尝谓常秩不识去就，安石亲闻此训，书于《日录》，岂有不识去就之人而可以为圣主之师乎?况张戬言行出处自有本末，岂有崇奖不识去就之人而请圣主以师之哉?神考以尧舜之道光宅天下，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安石乃欲与吕惠卿、常秩俱为师臣，轻慢君父，不亦甚乎?其事矫伪，臣故系之于寓言。』

　　六月。先是，东上閤门使、枢密都承旨李评喜论事，往往施行。然天资刻薄，中外侧目。又尝言助役法以为不可，王安石尤恶之。初，紫宸上寿，旧仪但言枢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坐，而故事亲王、皇亲并坐，唯集英大宴，乃有亲王、驸马都尉不坐之仪。时评定《新仪》，初无改易，而遽劾閤门吏不当令亲王、皇亲、驸马于紫宸预坐，以为不遵新制。贾佑、马仲良皆坐免官。王官石具奏评所定自不明，而辄妄加他人以罪；而评诉上前，自谓所论列非不当。安石执奏閤门官吏无罪。上曰：『若新仪制果不明，亦非独评罪。』安石曰：『中书但言新仪制不明，固未尝专罪李评。评所定仪制既如此不明，乃妄劾閤门官吏，此则评之罪也。』上曰：『评固有罪，然亦未可姑罪评也。』安石遂留身，乞东南一郡，上即不许。至丁卯，安石恶李评，必欲去之。既辩其《上寿新仪》不可用，谓閤门吏不当劾，而閤门吏因言：『评所备《新仪》卒不可用，遇不可辄擅改。』于是中书取《新仪》看详，其间如政元会，殿前等三帅起居皆非是。及三帅论其不可，评又擅令用旧仪而不奏，至中书责问，仍迫取吏人状云：『使、副已令申举。然至今不曾申举。』吏又云：寔未尝为使、副指挥。又沈衡判刑部，评已令告谢。及杜统判刑部，评乃止之。中书诘其故，辄诋云：『仪制在中书，无所检用，方欲申禀，然中书先所取仪制乃其副也。』安石具以白上曰：『评诞谩大抵类此。』上曰：『弟恐评有说。』安石曰：『陛下若偏听，则评必有说。若推鞫，即明见欺罔之状。』上令送宣徽院取勘，已而上批：『閤门失点检二事，寻召问评等[5]，更无他辞，并各引罪。纵加推鞫，不过如此。其狄谘、张诚一止是偶失点检，罪可矜恕，皆由评故，至此滋蔓。若不罢去，事必愈多，烦费推求，何日穷已?可令评更不管勾閤门事。余悉放。』己巳，王安石谒告。上令冯宗道抚问安石，因附表札请解机务。上怪安石求去，安石曰：『疲疾不任劳剧，兼任事久，积中外怨恶多，又人情容有尘壅。』上曰：『卿从来岂畏人怨恶者?人情有何壅塞?得非为李评事?』安石曰：『臣所怀具如奏状，所陈非有它也。』上曰：『卿无乃谓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诰知卿，属以天下事。如吕诲比卿少正卯、卢杞，朕固知卿，不为吕诲所惑。』安石曰：『臣平生操行本不为人所疑，仁宗朝知制诰，只一次上殿，与大臣又无党。及蒙陛下拔擢，曾未及一两月，初未尝有所施为，吕诲乃便以方卢杞，此不待陛下聪明，然后可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谗诬之人或过于吕诲，即臣未敢保陛下无疑也。』上曰：『吕公著与卿交游至相善，然言韩琦，必以兵讨君侧恶人，朕亦不为公著所惑。』安石曰：『公著此言，亦非特陛下聪明然后可辩。明明在上，岂有如此之礼?』上曰：『卿之所存，虽朋友未必知，至于众人，见朕与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卿亦宜为之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安石曰：『大臣久擅事，未有无衅者。及其有衅然后求去，则害陛下知人之明，又伤臣私义。』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约令入中书。安石复具奏，而閤门等处皆有旨不许收接安石文字。甲戌，王安石见上，曰：『陛下不许臣去，臣不敢固违圣旨。然臣寔病，若更黾勉半岁不可强，即须至再烦圣听。』上曰：『卿许朕就职甚善，如何却半年后又乞出?且勿如此。』

　　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司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书曰：『臣窃观自周文、武以还，盛德有为之主，固无如陛下，而怀道之士，由孔、孟而后，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也。然臣尚有疑者，殆恐顾遇师臣之礼，有未隆者焉。古者天子尊师之礼，有隆而无替；君臣之分，有时而不行。陛下固以师臣待安石矣，而使之五鼓趋朝，仆仆北面而亟拜，奔走庭陛，侍立左右，躬奏章牍，一切与百僚胥吏无别。遇师臣之礼未极优异，尚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喻也。』又上疏曰：『臣闻能自得师者王。古圣人未尝无师。孟子称尧所以待舜之礼，可谓至矣。以齿则尧长，以爵则舜贱，以德则舜固无以加于尧者，而尧尚尊礼之如此。今区区之末礼，于安石尚如有惜，不明示于天下，此臣之所以未喻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未闻特设事局补除官吏，而宰相不预者也。今之枢府是矣。臣愚以为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除补武臣，悉出宰相。军旅之事，各责其师。合文武于一道，归将相于一职，复兵农于一民，此尧舜之举也。今王安石居宰辅之任，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逢原必轻脱。』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所上书，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

　　闰七月，御史张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应蝗蝻为害，须捕尽乃得闻奏。今大名府、祁、保、邢、莫州、顺安、保定军所奏凡四十九状，而三十九状除捕采尽。进奏院以不应法，不敢通奏。且蝗蝻几遍河朔，而邸吏拘文，封还奏牍，欲俟其扑除尽静，方许以闻，则陛下欲于此时恐惧修省，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隐，亦晚矣。惟陛下裁省御批。近亦据瀛州安抚司奏：本司近据辖下诸州县申到飞蝗蝻虫，遂具奏，并准进奏院递回，称近制安抚司不得奏灾伤。必是缘此条约之故。可速除去，仍令进奏院遍指挥诸路安抚、转运司并辖下州、府、军、监、县令，后应有灾伤，并仰所在画时闻奏，以称朝廷寅威天戒、遇灾恐惧之意。』王安石曰：『条贯已令本州、提点刑狱、转运司申奏，安抚司自不须奏。』上曰：『安抚司奏何害?』安石曰：『朝廷令本州及转运司奏，已是两处奏，亦足矣。更令提点刑狱司奏，诚太多。一处有蝗虫，陛下阅六七纸奏状，如此劳弊精神，翻故纸，何如惜日力、深思熟讲御天下大略?只如经略安抚司有何合经制事，却须要管勾奏灾伤状作甚?』上笑。

陈瓘论曰：『神考当旱暵之时，遇灾而惧，天下蝗虫之奏，皆欲览焉。四方奏状已至京师，而奏邸却之，不得通奏，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创立新法，疑误奏邸，壅天下之情，启蒙蔽之患，此宰相之过举，台谏之所当言也。神考用台谏之言，改不得奏蝗之法，所以恤民隐而开壅蔽也。而安石乃奏曰：「不知何用，更令安抚司吏人枉费纸笔，近铺虚费脚力?」又：「一处有蝗虫，陛下阅六七纸奏状，如此劳弊精神，翻故纸，何益?何如惜取日力，深思熟讲御天下大略。」呜呼!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汉宣帝时，郡国不上灾变，则丞相魏相辄奏言之，故天下无蒙蔽之患。神考曰：「汉之文、宣，孔子所谓吾无间然者。」何安石之对，异于魏相之所奏言乎?夫听课改法，以正纪纲，御天下之略，正在于此。而安石乃以为劳弊精神、虚费日力。甚哉言之乖悖也!』旧纪书诏诸路被灾或有蝗者亟以闻，新纪因之。

　　乙丑，王安石曰：『陛下天资聪明，群臣上殿，陛下皆相其材，十得八九，此非特群臣所不可及，载籍以来，亦少及陛下。然陛下知人情伪或不及常人，多为人所蔽，故此陛下昨为臣言：林广拜官，追思先帝，对使人涕泣，陛下即称其忠。既不亲见广，但使人论奏耳，虚实固未可知。若谄附使人，即从容游说，必得简在圣心。』上曰：『此在所使人如何而已。』安石曰：『太祖敢于诛杀，然犹为史珪、丁承裕之徒所欺，而监及无辜。不知陛下于欺罔尚不忍，有所诘问，而望所使人不敢，臣窃以为难。』

校勘记

[1]为疑 原本『疑』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补。

[2]唯唯 原本缺一『唯』字，据文意补。

[3]少善人 原本作『少善□人』，据《续长编拾补》卷四删。

[4]君子 原本作『□下』，据《续长编拾补》卷四改补。

[5]评等 原本『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四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下

　　熙宁五年八月辛丑，贬太子中允、同知谏院、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唐埛为潮州别驾。埛初以王安石荐得召见，骤用为谏官。数论事不听，遂因百官起居，越班扣陛请对。上谕止之，埛坚请上殿读疏，论王安石用人变法非是。上怒其诡激，故贬。埛疏留中，其略云：『安石用曾布为腹心，张琥、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元绛、陈绎为厮役。逆意者久不召还，附同者虽不肖为贤。又作奸令章惇变李定狱事，又擅议宗庙事，有轻神祖之心。保甲以农为兵，凶年必致怨叛。免役损下补上，人人怨咨，而令监司压塞州县，事不上闻。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诬人主，以为情愿。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饿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卢杞。自文彦博以下，皆畏安石。』又言：『王珪奴事安石，犹惧不可。』翌日执政进呈，安石曰：『埛素狂，不足深责。』乃改授大理评事、监广州军资库。

　　十月癸未，王安石白上曰：『姚原古勘李定等故变易情状，其意有所附会而然也。』上曰：『勘见有情弊否?』安石曰：『情弊如何勘见?但事理分明。』上曰：『当得何罪?』安石曰[1]：『佥曰杖一百，该去官。』上曰：『与冲替，情理轻。』安石曰：『诈欺如此，似不宜作轻。陛下遇君子小人不分明。为天下须用君子，若用小人，必乱。陛下于小人每事宽假，于君子不能无疑。君子、小人诚难知，然忠信即君子，诞谩即小人。诞谩明白，方更宽假，不肯致法。未尝见其诞谩，乃更怀疑，所以小人未肯革面，君子难为自竭。陛下但有所疑，即仔细穷究，若见其诞谩，便须致法。若未见其诞谩，即须以君子之道遇之，不可遇君子以待小人之道。如姚原古事[2]，陛下已是不能穷究作奸之本末，又务宽假，此极为好恶不分明。』丁亥，上谓安石曰：『文彦博称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华州山崩。』安石曰：『华山崩，不知天意为何?若有意，必为小人发，不为君子。汉元时日食，史高、恭显之徒即归咎萧望之等，望之等即归咎于恭显之徒。臣谓天意不可知，如望之等所为，亦不必合天意。然天若有意，必当恕望之等，怒恭显之徒。』上因叹：『人臣多不忠信。』安石曰：『陛下勿怪人臣不忠信也。有臣三千，惟一心。

　　又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武王时也。非特武王时，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时皆如此。望之与恭显等更相谮愬，乃元帝时。赵憬、裴延龄之徒倾害陆贽，乃唐德宗时。杨嗣复、陈夷行之徒交相非毁忿争，乃唐文宗时。陛下能为尧、舜、禹、汤、文、武所为，即群臣自当同心同德；若与汉元帝、唐德宗同道，即不须怪人臣多乖戾不忠信也。』

　　六年二月丁丑，诏开封府判官梁彦明、推官陈忱各罚铜十斤。去月十四日[3]，宣德门亲从官王宣等与宰臣王安石家人从宣竞，指使李师锡擅传语开封府官行遣，而彦明、忱不察虚实，亲从官阮睿本不与喧竞，亦决杖。御史蔡确弹奏开封府官吏曲意迎奉大臣之家，望特加重贬，故罚及之。先是，安石从驾观灯，乘马入宣德门，卫士呵止，挝伤安石马，安石大怒，请送卫士于开封府，又请罢勾当御药院内侍一人，上皆从之，安石犹不平。确奏疏曰：『宿卫之士，拱卫人主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卫士所应呵也。而开封府观望宰相，反用不应为之法杖卫士者十人，自是而后，卫士孰敢守其职者?』上善确言，然宰相乘马入宣德门非是，上卒亦弗究也。安石自叙其白上语云：『亲从官挝击坐车及侄斿，臣至宣德门，依常例于门内下马，又为守者挝马及从人。臣疑亲从官习见从来事体，于执政不敢如此。今敢如此，当有阴使之者。臣初所以不敢辩者，疑有条制，从来承例违越。及退检会，乃无条制，问皇城司吏，亦称无条制。及问体例，却据勾当皇城司缴到巡检指挥使毕潜等称：从来合于宣德门外下马。臣初执政，即未尝于宣德门外下马。且宣德门内下马非自臣始，臣随曾公亮从驾亦如此。』上曰：『朕为亲王时，位在宰相下，亦于门内下马，不知何故乃如此?』安石曰：『此所以不能无疑。欲具札子乞勘会，依条例施行。』上许之。安石又曰：『检到嘉祐年后行首司日记，并于门里下马，然问冯京，则云忘之[4]，记得亦有在门外下马。』既而文彦博遂扬言云：『我从来只于门外下马。』先是，王安石以病谒告弥切，乃求解机务，且入对，上面还其章。安石固求罢，上不许，曰：『卿每求罢，朕寝食不安。朕必有待卿不至处，且卿岂以宣德门事否?』安石曰：『臣所以辩宣德门事，正恐小人更以臣为骄僭。事既明白，又复何言?』上曰：『今仔细推究，实无人使。』安石曰：『臣初岂能无疑?既已推究，复何所疑?』上曰：『卿如此，必是朕终不能有成功，久留无补，所以决去?』安石曰：『陛下圣德日跻，非臣所能仰望。后来贤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贤路，又病、所以求罢，非有它。』上曰：『朕置卿为相，事事赖卿以济。后来可使者何人?孰可以为相者?卿所见也。』安石曰：『岂可谓无其人?但陛下未试用耳。』上曰：『卿频求出，于四方观听不美。』又引古君臣相终始者晓譬安石，安石曰：『臣前所以求罢，皆以陛下因事有疑心，义不敢不求罢。直以病故，非有他。且古今事异，久任事积怨怒众，一旦有负败，亦累陛下知人之明。又且病，若冒昧，必致旷败。』上再三晓譬，安石乃乞告将理。既而上又召安石子雱，再三问劳，又令冯京、王珪谕旨，于是安石复入视事。留身，上谓安石曰：『卿今如何?』安石曰：『犹病昏烦愦。后来有可用者，陛下宜早甄擢。臣恐必难久任忧责。』上曰：『雱说卿意似不专为病，朕亦为雱说，必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尔。』安石曰：『陛下至仁圣，臣岂有它?但后世风俗，皆以势利事君。臣久冒权位，不知避贤，即无以异势利之人。况又病，必恐有旷败，致累陛下知人之明，所以力求罢也。』

陈瓘论曰：『雱圣其父，父贤其子，而谓在廷之人皆小人也。君子、小人自有公论，无足辨者。至于造神考之言曰：「度朕终不足与有为」，则是托圣训以薄君父也，可不辨乎?』

　　三月癸亥，上谓王安石曰：『宿卫亲事官有击指挥使伤首者[5]，而主名未立。宿卫法不可不急变革。』安石曰：『臣固尝论此。此固易变，但要措置有方。』（注：详见《减兵议》）

　　七月，龙猛军级经章惇所乞，于懿、洽效用。上怪禁军不由军帅，擅经惇投状。王安石曰：『军士乞效用虽不由军帅，恐无条禁止[6]。』上以为军制不宜如此，安石曰：『不知如此，后有何害?』上曰：『经章惇乞效用犹可，恐有妄作。』安石曰：『别有妄作，即自有科禁。若经有所征讨官司乞效用，正是募兵所欲，不知如何加罪?』吴充曰：『军当听于一。今如此，即不一，不如不差往。』安石曰：『今乞效用，不知何害?军听于一，若令彼经殿前司投状，即殿前司必不许，不许则壮士何所求奋?』蔡挺曰：『若别有结连，奈何?』安石曰：『结连即自有重法。』陈升之曰：『臣见韩绛宣抚时，兵级亦经。绛求效用，上乃令勘会进呈，既而上终以为害事。』安石曰：『士卒因欲其愿战请效死，反以为罪，何以奋其志气?』上曰：『禁军令如此不便，若如临淄王事，其渐岂可长?』安石曰：『经朝廷所差官司，与临淄王事岂类?』上曰：『如保甲别司募去，司农亦必有言。』安石曰：『保甲固有经章惇者。』上曰：『司农奏非经章惇。』安石曰：『亦有经章惇者。』陈升之又言：『有经韩绛乞效用者。』上曰：『郝质言：经绛者，是合往本路军士。』升之又言：『非本路。』上终欲治其罪，安石固以为无罪。上令放罪，取戒励。

　　八月，高阳关路走马承受任克基言：『市易司指挥冯崇与北人买卖，不依资次，非便。』上曰：『崇不忠信无行[7]，可令亟还。彼自有官司，交易悉旧存规。』王安石曰：『崇一白牙人耳，安足责?陛下左右前后所亲信，孰为忠信?孰力有行?窃恐有未察者。』上曰：『审是非、察忠邪，今昔所难。然不忠信之人迹状著显者，未尝不行法。其未显者，吾取其洁，不保其往也。如昨知泸州李曼，可谓有过矣。而党庇者甚至。范百禄受命体量，独排群议，而奏其实，此可褒进矣。而近臣亦有言百禄不当得馆职者，不可不察也。』诏中书、枢密院自今并遵守条制。既而王安石白上曰：『尧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诞谩，自不须多立法禁。』上曰：『要审察。』安石曰：『陛下每如此，尽善也。』癸丑，辅臣奏事已，上顾安石曰：『闻卿子雱久被病，比稍愈否?』安石曰：『雱苦足疡下漏，遍用京师医不效，近呼泰州疡医徐新者治之，少愈。』上曰：『卿子文学过人，昨夕尝梦与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

　　七年三月甲寅，上患置官多费用。安石曰：『凡创制官，皆须度可以省费兴治，乃创置。如将作监，即但用诸置局处食钱，已足养创置官，而所省诸费不可胜数，如帐司，即一岁磨勘，出隐陷官物亦少数倍。其他置官类此，岂得为冗?』上曰：『即如此，何故财用不足?若言兵多，则今日兵比庆历中为极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财用足，须理财。若理，则即须断而不惑，不为左右小人所移，乃可以有为。』上曰：『古者什一而税足矣。今取财百端，不可为少。』安石曰：『古者非特什一之税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有佽布、总布、质布、缠布之类甚众。关市有征，而货有不由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古之取则，亦岂什一而已?今之税亦非重于先王之时，但不均，又兼并为患。』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曾布因言市易事（详见《市易务》）。乙丑，诏中书曰：『朕涉道日浅，昧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月滋久，未蒙休应。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翰林学士承者【杰按：者，应为“旨”之误】韩维之辞也。先是，维对延和殿上，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维曰：『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维草诏。诏出，人情大悦。

维本传云：诏出，人情大悦。是日乃雨。然《实录》不载是日雨，乃恐本传或有润饰，今不取。本传又云：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权住方田，编排保甲，罢议东西川市易。按：此诏未下，维已同孙永根究免行利害矣。权住方田、保甲等，见四月二日，亦当就此并书。《会要》三月六日有诏求直言，而《实录》无此，二十八日乃有此诏。一月不应两诏，《会要》误也。

　　四月己巳，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嗟叹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上曰：『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中书条奏，请蠲减赈恤。壬申，上批：『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编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速指挥，并权罢。』是日，雨。先是，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逃移南北，困穷道路。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购升米，草木鱼鼇，亦莫生遂。寇敌轻肆，侮君慢国，皆由中外之臣辅佐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伏愿陛下开仓廪以赈贫乏，诸有司培敛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调阴阳，降雨露，以延天下苍生垂死之命，而固宗社万年无疆之休。君臣际遇，贵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爱养民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以来，一有利民便物之事，靡不毅然主张而行之，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忄质】，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为如此，不知君臣际会，千载一时，欲何所为?台谏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凡百执事，又皆贪猥近利。以陛下仁圣当御，抚养力心，甚于前古，而群臣所为如此其非，抑陛下所以驾驭之未审尔?朝廷设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无两心。与其见怒于有司，孰与不忠于君上?与其苟容于当世，孰与得罪于皇天?臣所以不避万死以告陛下，诚以上畏天命，中忧君国，而下优生民耳，于身之死，使其粉碎如一蝼蚁，无足顾惜。臣又见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质妻卖女、父子不保、迁移逃走、困顿蓝缕、折屋伐桑、争贷于市、输官粜米、遑遑不给为图而献。臣不敢以所闻，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为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明眼目，不必多见，已可咨嗟涕泣，使人伤心，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谨随状呈进。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如少有所济，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侠，福清人也。于是上出侠疏及图以示辅臣，问王安石识侠否。安石曰：『尝从臣学。』因乞避位。上不许，乃诏开封府劾侠擅发马递之罪。

司马光《记闻》云：侠上言：新制使选人监京城门，民所赍物，无细大，皆征之，使贫民怨望。人主居深宫，或不知之，乃画图并进。按：侠此疏乃无之，当考。侠六月九日责，明年正月七日又责。林栗《言行录》载侠以三月二十六日上疏，神宗多所听用。盖因侠上苏轼等启。然考他事，或失先后。如责躬诏，乃三月二十八日，而以为四月一日，盖误也。今但取其合者。

　　己卯，王安石恳求去位，引吕惠卿执政。乙酉，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上疏曰：『臣伏读诏书，喜极以泣。昔成汤以六事自责，今陛下以四事求谏。圣人所为，异世同符。凡诏书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复何言?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陛下诚知其如是，复能断志无疑，不为左右所移，则安知今日之灾沴，不如太戊之桑谷、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风、宣王之旱魃，更为宗庙生灵之福乎?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户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裔，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盐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细，舍其急而言其缓，外有献替之迹，内怀附会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所不敢为也。』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诏，应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

此据滕甫墓志附见，当考。郑侠《言行录》云：时诏求直言，欲应诏者甚众。闻侠被劾，皆沮缩，唯司马光辈一二文字得达上前。憸佞之党，日于匦函假名投书，乞留王安石，坚守新法，仍乞治侠狂妄之罪。光疏已具载，甫疏但存此，其它疏又俱不见。《言行录》或可据。今且附此。

　　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仍诏出入如二府仪，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赍诏召绛赴阙。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为执政凡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上不许。而吕惠卿又使其党日诣匦函，假名投书，乞留安石，坚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诏谕安石，欲处之以师傅之官，留京师。而安石坚求去，又赐手诏曰；『继得卿奏，以义所难处，欲得便郡休息。朕深体卿意，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除卿知江宁，庶安心休息，以适所欲。朕体卿之诚至矣，卿宜有以报之。手札具存，无或食言，从此浩然长往矣。』又赐手书曰：『韩绛欲得一见卿，意者有所咨议。卿可为朕详语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荐绛代己，仍以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也。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人』。己丑，诏曰：『朕嘉先王之法泽于当时而传于后世，可谓盛矣。故夙兴夜寐，八年于兹，度时之宜，造为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古先王，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已行之效，固亦可见，而其间当职之吏有不能奉承，乃私出己见，妄为损益。或以苛刻为名，或以因循为得，使吾元元之民，未尽蒙泽。虽朕终不以吏违法故辄为之废法，要当博谋广听。按违法者而深治之，间或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无赦。』先是，吕惠卿虑中外因王安石罢相言新法不便，以书遍遗诸路监司、郡守，使陈利害。至是，又白上降此诏申明之。

元祐本『白』字下脱漏，绍兴本因之，当求别本考定，恐尚有他语也。今但云『白上降此诏申明之』。朱史云：『吕惠卿虑中外』以下三十余字，却先书『上以朝廷所降法令，官吏推行多失其意，乃下诏申明之』。签云：『系黄廷坚手笔，并无底本照据。并起居注、时政记元不知如此，故削去。』时政记、起居注亦何尝能说事?意朱史私为惠卿讳尔。今复存之。

　　王雱为右正言、天章阁侍制兼侍读。雱以疾不能朝，又诏特给俸，免朝谢，许从安石之江宁，仍修撰经义。又诏王安石依旧提举详定国子监修撰经义，参知政事吕惠卿同提举。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吕升卿、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并为崇政殿说书。季长仍改太子中允。先是，上每以外事问王安石，曰：『陛下从谁得之?』上曰：『卿何问所从来?』安石曰：『陛与与它人为密，而独隐于臣，岂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评。』安石犹是恶评，竟挤而遂之。他日，安石复以密事质于上，上问于谁得之，安石不肯对。上曰：『朕无隐卿，卿乃隐于朕乎?』安石不得已，曰：『朱明之为臣言之。』上由是恶明之。明之，安石妹夫也。安石既出，吕惠卿欲引安石亲昵置之左右，荐明之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惠卿以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与吕惠卿弟升卿同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辞屡屈。上问：『从谁受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王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礼及吕惠卿所为，必谓以累安石。雱等深恶之，故不甚得进用。

此据司马光《记闻》。升卿无学术，不能对上所问，不知《诗序》何以却用吕升卿所解，当考。

　　八年正月甲午，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安国既贬，上降诏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详见《郑侠贬黜》）。

　　二月甲子，太常寺太祝王安上为右赞善大夫、权发遣度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始安石荐韩绛及惠卿代己，惠卿既得势，恐安石复入，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至，又数与绛忤。绛乘间白上，请复相安石。上从之。翌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赉诏往江宁召安石，安石不辞，倍道赴阙。

　　三月戊午，上谓安石曰：『小人渐定，卿等且可以有为。』又曰：『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安石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时每事消息盈虚，以待陛下深察，诚欲助成陛下盛德大业而已。小人纷纷，不敢安职。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粗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于卿。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最害事！』又言吕嘉问降黜事（详见《市易务》）。

　　四月甲子，上与安石论河北事，安石以为募兵不如民兵，籴米不如兴农事。先是，安石在江宁，尝言兵少，乞募兵。于是上举以问安石曰：『今厢军诚少，禁兵亦不多。然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当减募兵。』上曰：『禁军无赖乃投募，非农民比。尽收无赖而厚养之，又重禄尊爵养其渠帅，乃所以弭乱。』安石曰：『臣在翰林，固尝论黥兵未可尽废，但要民兵相制。专恃黥兵，则唐末五代之祸可见。且黥兵多则养不给，少则用不足，此所以须民兵也。』上言宋守约不可得，安石曰：『自守约死，军制已稍宽弛。』上曰：『只为贾逵宽弛。』安石曰：『为逵者逸乐，为守约者忧危。谓如守约宜褒劝，如逵者宜督责。』安石又言：『蕃兵当什五之设，阶级、部分乃可用。今一凶岁，一路至费二十八万赈贷，而其丁壮老弱、有马无马皆不敢阅实，不知何用?此蕃部或以为须丰熟乃可阅实。臣以为赈贷时正好阅实，吴充以为坐论则易，行则难。』上曰：『此何难?但边帅不为耳！』安石又言：『去年体量放税，东南仓廪为之一空，非计也。此乃冯京故为此，与苏秦厚葬以明孝同意。』又进呈前借常平物与转运司修城堑之类，安石曰：『臣谓宜爱惜常平物，以待非常，不宜遽如此费出。』上以为然。

　　闰四月乙未，上又论王猛曰：『苻坚亦英明，然一举事，遂颠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杀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见疑，而不知乃所以深托垂于苻坚也。』上曰：『猛可谓忠矣。』安石曰：『如此为忠，何补时事?人臣要当以道开发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计成事，及其不察，岂特辱身?亦以危国。此君子所以不贵。』上患人莫肯悉心赴功，王安石曰：『陛下能尽见得人情，赏罚当寔，即人自悉心赴功。』上曰：『纵不尽见，但得力多亦可。』安石曰：『见得尽即尽赴功，见得少即少赴功，见得多即多赴功，都不见即无赴功者矣。假令见得尽，若不随以赏罚，即人亦不肯赴功。』上论宣王时无不自尽以奉其上，吕惠卿曰：『宣王时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盛时，乃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则我友敬矣，谗言其兴，善人君子方念乱，不暇至彼不迹，载起载行，则岂复有自尽奉上之事?此一人之事，而前后不同如此，用心当与差故也。』上曰：『宣王犹能终于考牧，后世亦岂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则非张、仲在内，吉甫无以成其功。《诗》称吉甫以能明哲保身，则宣王之德薄于先王，亦可知矣。』上欲用张方平为枢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将行文书，吕惠卿留之曰：『当晚集更议之。』因私于王安石曰：『安道入，必为吾属不利。』翌日再进呈，其事遂寝。

　　五月，提举市易司举刘佐。佐前在市易司，坐法冲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买卖次第，比较所收息，大不及佐。王安石欲许之，韩绛固争，以为佐未合与差遣。安石曰：『市易务自来举官不拘条制，且七八万贯场务，须付之能者。』绛固争，以为如此则为废法。上曰：『且令勾当，候合受差遣，方许理住，如何?』绛独以为不可，再拜乞辞位，曰：『如此，则宰相不可为!』上愕然曰：『兹小事，何必尔?』绛曰：『小事尚弗能争，况大事乎?』翌日，安石又为上谕：『吕嘉问、程昉尽力，然为众所攻。陛下不察而保之，则天下孰肯为陛下尽力?』上曰：『如程昉亦勾当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举吕公孺，诚为不识理分。然于国事，有何所损?如文彦博去位举刘庠，陈升之去位举林旦，乃可责。』上曰：『如文彦博等，才举人不当便责?』安石曰：『如文彦博等虽未可厚责，亦不足尊宠。』上曰：『彼皆先帝时爵禄已尊贵。』安石曰：『如此，则嗣君于先王之臣不复行法，恐无此理。』上曰：『如程昉，数年间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状比众人合转数官，即才转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数处置狱，岂得谓是?且陛下前日宣谕程昉，恃中书知察方能尽力。臣比见昉数处置狱被劾，但能令人叹息而已。昉乃为臣言：不须为昉深辩，但令昉得罪追一两官，或被停废，蔡谏议自然息怒，不然，即纷纷未有了。昉但得为朝廷了公事，利泽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废，昉亦能营生，必不饥寒，相公不须过忧。其言如此，乃非恃中书营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尽昭明，则事功何由兴起?』丁丑，韩绛请去位，称疾不出。王安石曰：『上宜罢刘佐，勉慰绛就位。』上难改佐事。安石曰：『后有大于此者，则不可容此监当小臣?若固争，致绛去位，臣所不敢安也。』上乃听罢佐，遣使持手札谕绛，令就位。绛复起。

　　八月庚戌，韩绛罢知许州，仍诏出入如二府仪，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绛居相位，数与惠卿异议。王安石复入，论政愈驳，数称疾固求罢，而有是命。

　　十一月丙戌。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劳问，自朝至暮十七反。医官脉状，皆使驶行亲事赍奏。既愈，复给假十日将安，又给三日，又命辅臣即其家议事。时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岂恤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耶?』安石不悦，退而属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党为安石谋曰：『今不取门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矣。』安石从之。上亦喜安石之出，凡所进拟皆听，由是安石权益重。

　　九年五月丙寅，上谓执政曰：『以耒耜养生，以弧矢防患，生民之道，如此而已。』王安石曰：『天子勅诸侯稼穑匪懈，如何新畲?群臣戒天子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克诘戎兵，以涉禹之迹。则生民所务，诚如陛与所言而已。然非明于道术，则不能役群众，孰与成此功者?』上又论范仲淹欲修学校贡举法，乃教人以唐人赋体《动静交相养赋》为法，假使作得《动静交相养赋》，不知何用?法既不善，即不获施行，复何憾?仲淹无学术，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其好名誉，结游谈之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上曰；『所以好名誉，止为识见无以胜流俗尔。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庾信为文，此亦识见无以为胜俗故也。无以胜俗，则反畏俗。俗共称一事为是而已，无以揆知其为非，则自然须从众。若有以揆知其为非，则众不能夺其所见矣。』安石曰：『不易乎世，大人之事，故于《乾卦》言之。』上又论：『道必有法。有妙道，斯有妙法，如释民所谈妙道也，则禅者，其妙法也。妙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然尚有法可以诠之，则道之粗者，固宜有法也。』安石曰：『陛下该极道术文章，然未尝以文辞奖人，诚知华辞无补于治故也。风俗虽未丕变，然事于华辞者亦已衰矣。此于治道风俗，不为小补。』上因言：『读经者须知所以纬之则有用，不然，则不免为腐儒也。』吕惠卿出知陈州（见《吕惠卿奸邪》）。王安礼知润州，求惠卿过失（见《吕惠卿奸邪》）。

　　六月，给事中、知陈州吕惠卿奏：『安石尽弃旧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致谗想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命矫令，罔上要君。』上以惠卿所愬事示安石，安石由是愧上，数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详见《吕惠卿奸邪》）。壬辰，三司言奉诏折二钱事。上曰；『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安石曰：『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唐太宗、周世宗时极贫，然何足为耻?臣初不欲铸折二钱，今乃极论者，盖朝廷举动，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为好人窥伺愚弄，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上乃令复行之，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安石争不能得，退遂移疾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安石乃出（详见《陕西钱议》）。丙午，诏以王雱病，特给王安石假，令在家抚视。己酉，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王雱卒，年三十三。赠谏议大夫。手诏即其家上雱所撰《论语》、《孟子》义。雱性刻深喜杀，常称商君以为豪杰之士，每劝安石诛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从也。安石辅政时，罢逐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讲官测试诸生，论及时政，皆罢逐。及与惠卿交恶，使人告发吕氏奸利事，皆自雱发之。富弼言：『窃闻累年新法所行之事条目甚多，陛下近亦深见为害，但虚心隐忍，未即更张，此诚大得为君之道，从容优裕而不欲迫急也。然群臣所谓为害者，皆害及天下之人。被害既久，则岂尚容舒缓哉?度今时势，正如解倒悬之急，惟恐解之不速也。向天下不以贤愚，共知陛下始欲讲求大治，比迹唐虞。前代帝王用心，非所能及，而不意为人所误至此，事皆成弊。究其端由，寔非陛下之失，惟是众口共责为谋者，恨不食其肉焉。自更顾陛下于臣僚中，不以职事高下，常视其反覆狡狯者疏之，纯良方正者与之。反覆狡狯者，本无一定之志，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必无忠荩悫实，安肯乃心于国家也?纯良方正者，才辨诚有不及狡狯之人，然其心不二，持守坚笃，中立不倚，旁无朋比。用之则直道而进，舍之则奉身而退。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忠亮一节，至死不移。不肯欺昧朝廷，自求多福。如此等人，终无妄误，必能为国家立事者，亦不为害也。天子无职事，惟辨别大臣邪正而进退之，此其职也。窃乞重之又重也。此札子只欲陛下略知外事一二而已，乞不降出，庶免后悔。』

　　七月壬戊，诏宰臣王安石候王雱终七供职。己卯，复放归田里人王安国为大理寺丞、江宁府监当，命下而安国病死矣。

十月戊子，上批：『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可落学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

陈瓘《尊尧录》上言皇帝封事[8]，其二十问曰：『臣又望陛下特垂圣问，问洵仁等曰：《日录》有云：「余为上言，与陛下开陈事，退而聚录，以备自省。及他时去位，当缮写以进。」此安石初作参政时奏于神考之语也。又云：十年然后去位，后九年而薨，于其中间不践写进之语者何哉?臣闻吕惠卿讼中丞邓绾，进《日录》三策。神考察惠卿《日录》果非临时撰造之文，发于圣批。邓绾既去，而安石亦不得留矣。呜呼!他时「缮写」之语不谓之欺诞。可乎?下武继安石之志，昂等述蔡卞之事，而执事欺诞以为国是，岂不误朝廷之继述乎?臣道之事强，可不辨乎?』

　　壬辰，诏：『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备宰属，与言事官交通，罢为漳州军事判官。』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忧伤，不接人事，以故众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昨日方闻御史中丞邓绾尝为臣子弟营官，及荐臣子婿可用，又为臣求赐第宅。兼绾近举御史二人，寻却乞不施行。闻其一人彭汝砺，尝与练亨甫相失，绾听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审如所闻，即绾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亦不当留备宰属。』故有是命。初，绾以附会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之党相倾，绾皆极力奏劾之。上益厌安石所力，绾惧安石去而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上怒，欲绌绾，安石亦惧，乃奏斥之。亨甫行险薄，谄事安石子雱以进，至是乃斥。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之再入也，多称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亦滋厌安石所为，故有是命。

　　吕本中《杂说》：王安石既去，嘉问因对。上问：『曾得安石书否[10]？』嘉问因言：『近亦得安石书[11]，闻陛下不许安石久去，亦不敢作安居计。』上曰：『是则是为吕惠卿所卖，有何面目复见耶?』

　　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充性谨密，在西府，数乘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无私，故相之。资政殿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冯京为给事中、知枢密院事。先是，吕惠卿悉出安石前后私书手笔奏之，其一云：『勿令齐年知。』齐年者，谓京也，与安石同岁。在中书多异议，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为欺，故复用京。

　　十二月，判江宁府王安石奏：乞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充常住，为其父母及子雱营办功德。从之。

　　元年十月壬寅朔[12]，王安石言：『江东转运判官何琬奏：江宁府禁勘臣所送本家使臣俞逊侵盗钱物，事已经年。吕嘉问到任，根治累月，案始具。深恨俞逊翻异，故加以论诉，不干己罪。如琬所言，则是嘉问为臣逊狱事有奸。臣与嘉问亲厚，交利而已。窃恐陛下哀怜旧臣，不忍暴其污行，故不别推究。如此，则臣与嘉问常负疑谤，不能绝琬等交结诬罔。望特指挥，以江宁府奏劾俞逊事下别路差官重鞫。』诏送枢密院，下两浙转运司鞫之。

　　元丰三年九月乙酉，舒国公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七年五月庚申，诏中书舍人蔡卞给假一月，令往江宁府省视王安石疾病。

　　六月戊子，集禧观使王安石请以所居江宁府上元县园屋为僧寺，乞赐名。从之。以报宁禅院为额。或云：安石爱其子雱。雱性险恶，安石在政府，凡所为不近人情者，雱

　　实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尝恍惚见雱荷铁枷如重囚状，遂请以园屋为僧寺，盖为雱求救于佛也。

　　七月甲寅，尚书左丞王安石为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初，侍御史张汝贤言：『安礼乞子枋勾当九龙庙，引用都省批状外起例。上以有条，许用例奏钞。汝贤章格不下。汝贤又奏安礼素行贪秽，所至狼藉。上谓安礼曰：「汝贤弹奏卿子侄差遣用例奏钞，在法所许。汝贤固有罪，其言卿奸污事，卿果如此，何以复临群官?』安礼犹辩诉，因奏：『往以安石疾病，尝乞知江宁府。愿申前请。』故有是命。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荆国公王安石卒。司马光手书与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才佞辐凑，败坏百度，以致于今。此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谓如何?更不烦答笔札。扆前力主张，则仗晦叔也。』诏再辍视朝，赠太傅，推遗表恩七人，命所在应副葬事。

《新录·王安石传辩证》曰：王安石学术政事败坏天下，至于今日。而旧录所传，多取安石私史之语以文之。安石居金陵阅佛书，恍然有得，是非不在六经，而在佛书。古之学者以其所得施之政事，今安石以道自任，而所得乃在为相之后，颠倒如此!今止以《神宗实录》事实修改，而不敢以私言增损之。陈瓘《尊尧序》略曰：『昔元祐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殁之初，众皆谓罪在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议论之臣，无一人指点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诏，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述其私书，将以济其私欲。布等在其术内，卞等计无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诬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腑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腑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以忠，大佞以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骞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旧学，而隆尚纵横之才，欲以此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奸，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扫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为不可用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妨嫌，岂可为安石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窃谓元祐臣寮，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趋向虽二，至于论王安石之罪，献忠于神宗，则其言一也，岂可耑誉吕诲而偏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元祐之祸，可不鉴哉!

校勘记

[1]安石曰 原本无此三字，仅为二墨丁。《长编》卷一三九亦无此三字，据文意改补。

[2]如姚原古事 本作『知姚原故事』，据《长编》卷一三九改。

[3]去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二四二改。

[4]则云 原本脱『云』字，据《长编》卷四二补。

[5]亲事官 原本脱『官』字，据《长编卷》卷二四三补。

[6]五条 原本『条』字下有一墨丁，兹据《长编》卷二四六删。

[7]忠信 原本无『忠』字，据《长编》卷二四六补。

[8]上言皇帝封事 原本作『言□上皇帝封事』，据《长编》卷二七八注文改。

[9]二十 原本作『三十』，据《长编》卷二七八注文改。

[10]安石书否 原本脱『否』字，据《长编》卷二九八注文补。

[11]嘉问因言近亦得安石书 原本无此十字，义不畅，据《长编》卷二九八注文补。

[12]元年 原本作『五年』，在『元丰三年九月乙酉，舒国公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条之后。兹据《长编》卷二九三改，并依年月顺序移之于前。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一

神宗皇帝

吕惠卿奸邪

　　治平四年七月乙末，著作佐郎、三司检法官吕惠卿编校集贤院书籍。惠卿，南安人，与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荐其才于曾公亮，公亮遂举惠卿馆职。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请以吕惠卿为制置条例司检详文字。

　　五月，上问王安石以苏轼为人。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因极称吕惠卿，上许召见之。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初，至自江宁，即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

　　九月己卯，条例司检详官李常、吕惠卿看详中书编修条例。先是，王安石数为上言：『今中书乃政事之原，欲治法度，宜莫如中书最急。必先择人，令编修条例。』上曰：『见在馆职，无足与修法度者，唯吕惠卿材高。朕尝问吕公著，何不举惠卿作御史?公著言惠卿材虽高，然奸邪不可用。朕见惠卿论事极有本末，召置讲筵，公著说书，似不能到惠卿所到处。』安石曰：『惠卿学术，岂特今人少比，似前世儒者未易拟议。能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臣独见惠卿而已。其材他日必为陛下用。人所以言其奸邪者，以为阿附臣。惠卿自为举人，即与臣相从，非臣执政而后从臣也。惠卿既有所附，诚于人少年降屈，虽与臣，亦未尝降屈，以此□为人毁[1]。』上曰：『惠卿负其材以取人怒，亦似其所短。』安石曰：『惠卿非以其材敢有所矜傲，但于上无所附丽，在下无所结纳而已。』上曰：『如此即善。』又曰：『小臣上殿应对仓徨，惠卿极从容，盖其中有所蓄。问之不穷，亦不慑。』安石曰：『有道术之士，视外物固轻，亦何至有所摄?臣尝以谓奸邪者，大抵皆内无所负之人。若内有所负，亦何肯为奸邪?今有资财之人，尚不肯妄与人相殴搏，况于有道术之人，岂不自爱?』曾公亮亦称惠卿有行义，上乃许用惠卿，又欲择人，佥言李常。上曰：『未见常，佥称其有行义。』上曰：『亦须是有材识，但行义之人，未必能修条例。』安石称常难比惠卿，然亦聪明，遂并用之。甲申，条例司言：『本司检详官吕惠卿近差看详编修中书条例。惠卿自置局以来，详知本末，故令兼本司职事。』从之。

　　十月甲午朔，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籍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后九日，又加集贤校理。初欲置惠卿经筵，曾公亮以为京官无例，须换朝官。乃换中允。公亮又曰：『经筵官不可复兼修条例。』王安石以为无例，乃已。己亥，翰林学士司马光对延和殿，上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俭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惠卿所为也。近日不次进用，大不合众心。』上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诚有学辩慧，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

　　闰十一月。先是，御史张戬言吕惠奸邪，不可在左右。王安石曰：『戬所言惠卿奸邪有何状？』上曰：『戬言尝排司马光令去。』上又论毁惠卿者甚众。安石曰：『陛下于群臣当有所含垢，而臣之义亦当包荒，故于此亦有所难言，然在陛下，不可不察也。』数日，安石又独对，力陈惠卿所以被谮及谮者之情，并诸奸利事。上然之。

　　十二月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非臣等所识，然取于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上又曰：『孙觉近日议论全别，称张载学问不在吕惠卿下。』觉专附吕公著。安石曰：『令载鞫狱，自是陛下意，中书本不差。』上曰：『本置校书，政欲如此差也。』司马光言吕惠卿奸邪，为安石谋主（详见《论青苗法》）。

　　三年九月癸巳，著作佐郎、编修中书条例曾布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安石尝欲置其党一二人于经筵，以防察奏对者。吕惠卿既遭父丧，安石未知腹心所托。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悦之，欲以布代惠卿入侍经筵。布资序甚浅，人尤不服，而布固辞，卒罢之。乙未，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曾布同判司农寺。布寻奏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恨之。

　　四年二月甲子[2]，曾布检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当白两参政，指冯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议，它用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六年三月，命知制诰吕惠卿兼修撰国子监经义。

　　六月，吕惠卿判军器监。

　　七月甲子，检正中书五房公吕惠卿乞：『自今实封文字及于机密者，进奏官并诸司史传报者以违制论。承虚进事、誊报、交搆谤讪、扇惑人心者准此。仍许人告，赏钱三百千，情重者奏裁，命官除名，余人决配。其知情及同撰人首告并免罪，仍支赏钱。进奏官告获，不候年满，优与授官出职。副知告获与进奏官画写入告获与副知上名，如止愿请赏钱者，亦听从之。』

　　七年二月己巳朔，知制诰、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判军器监吕惠卿兼判司农寺[3]。

　　三月，曾布闻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辛酉，对于崇政殿，具言曲折。王安石言：『布与吕嘉问不足。』于是有诏，令布与吕惠卿同根究市易务不便事。安石意主嘉问[4]，不以布言为是，故使惠卿居其间也。又明日[5]，惠卿至三司，召魏继宗及行人问状，无一有异辞者。布即具陈行人所诉，并陈惠卿奸欺以闻。

　　四月。上初以布言为是，已而中变，从惠卿请，送魏继宗于开封府知[6]。布又言云云。上笑而颔之，谓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与之喧争，于朝廷观听为失体。』布退，与惠卿召行人于东府，再诘其所陈，如前不变。而王安石恳求去位，引惠卿执政。上既许之，乙酉，布复与惠卿会，惠卿颇有得色，诟骂行人及胥吏，以语侵布，布不敢校也。丙戌，王安石罢相。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戊子，诏韩绛居东府第一位，吕惠卿为第二位。自是居东、西府八位不以次。

　　八月壬午，翰林学士、行起居舍人、权三司使曾布落职知饶州，以军器监具布坐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也（详见《市易务》）。

　　八年正月，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汀州编管人郑侠改英州，以惠卿憾侠上书言事，且恶冯京异议，欲藉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国也（详见《郑侠言事》）。安国既贬，上降诏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

　　二月丁卯，前曲阳县尉、权军器监主簿吕和卿为奉礼郎、知军器监丞。先是，吕惠卿令和卿建议行手实法，至是，判军器监章惇请以为丞，仍特改官。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始安石荐韩绛及惠卿代己。惠卿既得势，恐安石复入，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至。又数与绛忤，绛乘间白上，请复相安石。上从之。惠卿闻命愕然。翌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赍诏往江宁召王安石。安石不辞，倍道赴阙。

　　三月戊午，上谓王安石曰：『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又曰：『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因称吕惠卿兄弟不可得。安石曰：『诸兄弟皆不可得。和卿者，臣初不知其人，昨送臣至陈留，道中与语，极晓事。』

　　五月丁亥[7]，御史蔡承禧言吕升卿招权慢上，并及吕惠卿。是日丁丑进呈，上曰：『经义所辟检讨官刘谷，谷必通经义。惠卿言其人有学问有行。』王安石曰：『臣亦闻其有行，但不识之。』上曰：『检讨官须有补于修经，不然，虽有行何补?有行之士自别有处。』时承禧言升卿辟谷，与官俸令教小儿而已。安石时与惠卿俱对，上顾安石，称其独无私。前此亦屡有此言，盖为惠卿发也。明日，惠卿求去，韩绛、王珪不入，安石独奏事。上曰：『卿任事无助，极不易。韩绛须令去，不然扇动小人，若无已，大害所事。』安石固留绛，请待其复旅拒[8]，绌之未晚。上又以为；『惠卿不济事，非助卿者也。』安石曰：『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于意?』上曰：『忌能好胜不公。如沈括、李承之，虽皆非佳士，如卿则不废其所长，惠卿则每事必言其非。』安石曰：『惠卿于括，恐非忌能。如括反覆，真是壬人。』上曰：『大抵兄弟总好胜忌能。前日留身，极毁练亨甫。亨甫颇机警晓事，观惠卿兄弟，但才能逼己，即忌疾之。』安石曰：『升卿等亦屡为臣言练亨甫，亦屡劝彼，令勿如此逆欲废人。』因为上称吕和卿温良晓事，又为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纤介见于辞色，使其不安。』上曰：『何事?』安石曰：『如对惠卿数称臣独无适，莫独无私，则惠卿何敢安位?国家所赖，恐不宜如此遇之。』上因令安石敦勉惠卿就位。

　　七月，崇政殿说书、同管勾国子监吕升卿权发遣太常，兼修一司敕。升卿乞罢管勾国子监，从其请，而有是命。蔡承禧劾升卿，升卿既自辨析，且乞札付承禧。王安石白上：『恐不宜如此。若承禧纷纷，则烦陛下处置。』上乃已。初，宰执同进呈承禧劾升卿事，惠卿乃谒告，上表求补外者三。上曰：『卿为参知政事，天下事责不在卿一人，何必尔?』惠卿曰：『比安石之去，一时乏人，所以受命不辞。安石复来，理宜决去。』上曰：『卿岂以承禧故耶?承禧言卿弟，无与于卿。』惠卿曰：『纵使承禧言臣，臣为参知政事，苟自度无过，岂至为之求去?况臣弟分析事又如此乎?』上曰：『岂以安石议用人不合耶?安石必不忌卿。』惠卿曰：『安石于臣何忌?但陛下初用安石，以其势孤助之，故每事易。今日陛下以谓安石之助多节之，以每事难就，则臣之在朝廷，所辅者少而所害者多，不若遂臣之去，陛下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上曰：『终不令卿去。』惠卿曰：『陛下数宣谕臣以参贰安石，不识何也?参知政事，莫参知陛下之政事否?』上曰：『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惠卿因言：『承禧所以言臣弟者，意乃在臣。』上曰：「朕已晓，无过虑。』惠卿不得已，乃复就职。

　　九月辛未，王安石言：『臣子雱奉诏撰进《诗义》，设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辞义理当与人共，故不敢专守己见，为是既承诏颁行，学者颇谓有所未安。所有经局改定诸篇，谨录新、旧本进呈。内虽旧本，今亦小有删改，并于新本略论所以当删复之意。』诏安石并删定升卿所解诗序以闻。吕惠卿缘升卿事乞罢政，既复就职，与安石益不协，于是留身白上曰：『臣意安石在江宁时心有所疑，故速来如此。既至，必是陛下宣谕及尝借臣奏对《日录》观之，后颇开解。忽两日前，余中、叶唐懿来为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诗义》中语。昔与臣同进呈，安石以为忘之。当时只进呈《诗序》，今但用旧义尔。臣意以为未审，遣升卿往讯之，果然。升卿曰：「家兄与相公同改定进呈。」安石怒曰：「安石为文岂如此?贤兄亦不至如此而已!此曾旼所为，训诂亦不识！」臣甚怪之，而未谕其怒之之意，此为人所间尔。臣之弟兄于安石，陛下所亮[9]。臣所以事臣亲者，移之以事陛下外，心所钦服，安石一人而已。臣为之官属，安石亦尊礼臣不与他等。至与之极口争事，未尝怒也。近议市易俵籴事，臣意以谓常平法行之方渐安贴，又为此法，吕嘉问不必能办，所以往复与之问难，以迟其事。及将上，陛下果以为问，臣不敢不言。然安石未必怒此，只是为人所间尔。』上曰：『安石无它意，经义只为二三十处训诂未安。今便不动序，只用旧义，亦无害。』惠卿曰：『安石欲并序删定，置局修撰非一日。今既皆不可用，而转官受赐，于理何安?臣亦当夺官。』上曰：『岂有此理。』惠卿曰：『纵朝廷不夺，臣何面目?安石言垂示万世，妄误学者。《洪范》义凡有数本，《易》义亦然。后有与臣商量改者二三十篇，今市肆所卖新改本者是也。制置条例司前后奏请均输、农田、常平等，无不经臣手者。何至今遽不可用，反以送练亨甫?臣虽不才，岂至不如亨甫?』上曰：『卿不须去位。』惠卿曰：『臣岂可以居此?』

　　十月己丑朔，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崇政殿说吕升卿权发遣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升卿初为御史所攻，王安石虽数为解释[10]，然其实不乐升卿也。升卿复于上前讦安石之短，上既决意罢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参知政事吕惠卿奸邪不法，威福赏刑，天下共愤。』是日，手诏：『给事中、参知政事吕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预政机。而乃不能以灭私，为国司直，呵蔽所与，屈扰典刑。言者交攻，深骇朕听。可守本官，出知陈州。』庚子，右正言、知制诰、直学士院、权三司使章惇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邓绾言：『臣伏见陛下近日断然罢黜吕惠卿，令按治其罪。惠卿执政逾年，所立朋党不一，然与惠卿同恶相济，无如章惇。今惠卿虽已黜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犹疗病四体而止治其一边，粪除一堂而尚存秽之半也。』于是罢惇三司使，以本官出守。壬寅，新管勾福建路常平等事、常州团练推官曾旼罢为潭州州学教授。初，旼乞朝辞上殿，閤门以前此无选人入辞上殿例，诏特引对。旼因自言愿得闲官，而有是命。其实上恶旼交斗王安石、吕惠卿，故绌之。十二月己丑，王安礼知润州。先是，吕惠卿言安礼任馆职，狎游无度。于是安礼乞出，即从之。王安石犹以惠卿昔居忧在润州，欲使安礼求其过失故也。庚寅，吕升卿落职，降授太常寺太祝、监无为军酒税。升卿对上言：得解进士李籍不识字。中书取籍试卷视之应格，诏升卿分析。升卿言：『不识字者，犹言不别菽麦也。法寺当以对制不以实追两官。』初，升卿于上前言练亨甫以秽德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有老母，敢以为誓。』于是台谏言：『王安国非议其兄，吕惠卿之不悌，故归田里。今升卿对陛下，亲诅其母，比安国，不既重乎?』于是重责之。

　　九年六月辛卯，给事中、知陈州吕惠卿奏：『往者邓绾言臣丁忧日，托张若济贷部内钱。闻推究所穷究首尾，七月乃毕。今朝廷复差蹇周辅推鞫。其初遣使之指，事本缘臣。臣事既明，更为何人置勘?周辅乃绾乡人，尝为御史推直官[11]，不惟有嫌，于法亦碍。乞别选官置院。』诏屯田郎中、新权发遣秦凤路提点刑狱李竦与蹇周辅同推鞫。初以惠卿奏进呈，王安石曰：『徐禧本惠卿所荐，自布衣，不旋踵为美官。尹政亦惠卿与章惇所奖擢，因何不言?恐人疑其不尽。今乃言周辅不可用，不知周辅有何嫌?』上曰：『惠卿言绾已是罪人，难更用其言。』安石曰：『绾为言事官，纵不实，无罪。』上曰：『绾言借钱事，亦已有不实。』安石曰：『绾以根究为不实，即未见其为罪，况言事官许风闻，言者自有主名，安可遽以罪绾?』上曰：『惠卿必缘罢却温卿故云尔。』上又曰：『惠卿言「观宰臣气焰，必欲致臣于死。」』于是安石因请改差人。上难之。安石请添差一人，上许之，遂以命竦。安石既与惠卿交恶，令徐禧、王古等按华亭狱，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辅按之。安石子雱犹恐不得切责练亨甫、吕嘉问，亨甫、嘉问共议取邓绾所条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初不知也。惠卿素结台吏遽告惠卿于陈，惠卿即自诉，且讼绾及安石，前后凡数十纸，其略曰：『绾等入奏，中书出敕，如出一口。』又曰：『夕出于权势之口，朝书于言者之奏。』又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使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迨不如此。平日闻望一且扫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虽然，安石忌臣之心，有甚而无已，故其所为，无所顾忌。』又曰：『今中书乃用罪人绾等之诬辞出降敕命。』又曰：『匿其忮心，托情小事，以脱误诏令之出，此皆奸贼之臣得以擅命，作威于闇世者也。奈何安石今日之所为，乃与之同事耶?』又曰：『安石矫诬敕命，以令勘官。』又曰：『前之矫诬，必当彰败。』又曰：『陛下既令安石任政，若出于此而不稍裁抑，犹恐非长久之道。』又曰：『安石必不敢以此为名而求去。若以此求去，是敢以不义要陛下也，其可从乎?』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于此。』又曰：『君臣妨嫌，岂可为安石废也?』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上既以惠卿所诉事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而问雱，雱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雱。雱先病疽，忿恚增剧，而嘉问等相继得罪，安石由是愧上，数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十月丙午，宰相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吕惠卿发安石前后私书（事见《王安石专政下》）。

　　十年正月戊寅，诏前光禄寺丞、知秀州华亭县张若济贷死，杖脊刺面，配沙门岛；试将作监主簿郑膺柳州编管[12]。先是，蹇周辅、李竦同鞫若济狱，温卿皆就劾，于是狱具，若济坐枉法赃；膺，吕惠卿之舅，干请挟惠卿势，豪横两浙，人皆呼『郑六舅』。或言周辅初按得吕氏奸私事，推治甚急，会邓绾败，吕氏家人馈药，名药曰『琯出汤』，因以告周辅。周辅得之，遂不肯为王氏尽力抹杀吕氏事，而上其狱云。

　　元丰五年五月己丑，承议郎、试御史中丞徐禧试给事中。先是，龙图阁待制邓绾知永兴军事。禧言：『永兴故为浩穰，其民斗暴，加以兵政所寄，千里折冲。于今人才，闟茸偷惰，无居绾右者。伏乞移绾内郡，别选有才之人。』诏知青州、龙图阁直学士刘庠与绾对易。上谓执政曰：『徐禧举孔武仲、邢恕为御史，如何?』王安礼曰：『武仲与恕志趣，岂可为御史?』张璪曰：『此两人皆异论者。』上曰：『徐禧论事，其意渐可见，大率怀吕惠卿之恩，尤欲进异论之人。盖惠卿已叛去，王安石欲多结附往时异论之人，欲以为党。唐垌仍上书荐惠卿天下奇才，盖垌适过扬，见惠卿，其事可知。禧自为中丞，昨日方请对，情状已露。』王珪曰：『赖陛下早辩。』上曰：『履霜，坚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岂宜又在此位?』张璪曰：『今日即欲别除一官。』安礼曰：『禧号能治边，或授以帅为宜。』上曰：『虽稍加进宠，与外任无害。』安礼曰：『事君者不可以贰，苟贰焉，无所不至。禧尚是知县资序，陛下拔擢过分，宜何以为报?而怀奸若此!』上曰：『禧何曾有资序?自布衣即擢至此。禧事惠卿如父。如禧，今日杀身可也，岂知论报?』安礼曰：『禧论邓绾非才，不当除知永兴事。』上曰：『此亦用惠卿之意也。』故虽改绾青州，亦罢禧中丞，仍诏中书省命词止云『门下省关掌出纳，命令之重，选材换授』，勿言禧不当处言职也。辛卯，上因言李稷、吕惠卿所荐人物甚似惠卿。王珪曰：『稷深为惠卿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执政知臣与承禧有隙，授以淮南。意在扰臣。」不知承禧之除出于陛下。』安礼曰：『承禧何足畏?惠卿居丧有何事?今承禧得以报怨。』上曰：『惠卿性极贪鄙，闲居不免私污，干扰州县。虑为承禧所持，所以心不自安。』

　　十月癸酉，新知大原府、资政殿大学士、通议大夫吕惠卿落职，守本官知单州。八月

　　十三日改知太原。惠卿初除母丧，即有太原之命。及一见，上将改授鄜延，且论令总四路守备。惠卿手疏言：『陕西之师，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为今日之计，要在大为形势。形势之说，非一二可尽。因请三省、枢密院议边事日，乞召臣同对。』上谓辅臣曰：『如惠卿之言，陕西一路无可守之理，则陕西可弃也。所谓形势者，惠卿欲得执政宣抚四路，己为副，乃可行。用意如此，岂宜委以边事?可却令赴河东。』王安礼曰：『既不令往陕西，恐不可更令帅太原。与一闲郡，如陈、颍可也。』上曰：『与颍州或蔡州。』张璪曰：『与蔡州。』上可之。命未下，翌日，三省、枢密院对。上语及惠卿，王安礼曰：『臣再三思之，自古祸福藏于无形。如惠卿用舍，实系朝廷祸福。且惠卿久在朝廷，朋附者众。今日罢帅与郡，曾不明示过恶，议者必谓惠卿论事公当，主上能容受直言，辅臣中有挤之者，故及于此。惠卿亦必有此为解。臣以谓宜于告命中明言惠卿之罪，落大学士，与一小郡，如单州之类为允，使中外小大之臣知惠卿过恶所在，人人警惧，因又知名位不可以计数取，兼足以整励风俗。缘惠卿肆为浮言，觊动朝听。弼臣议政，自请造前，躁轻矫诬，出于为利。若行制诰，当如此命词，则惠卿虽被重责，必无以说。未审圣意若何?』上曰：『甚善。可落职，与通议大夫、知单州。召舍人，以此命辞。』张璪曰：『欲召舍人谕以意。』上曰：『赵彦若安能为之?便可指挥，令用此词行下三省。』至都堂，召中书舍人赵彦若，谕以圣意。王珪书告词付彦若，彦若以故事未有定草令舍人行者，退而论列，上不许，乃用先拟词，彦若书名行下。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四月庚辰，知太原府吕惠卿遣兵入西界，破六寨，斩首六百余级。

五月戊午，资政殿学士、知太原府吕惠卿为资政殿大学士。是月，西贼犯鄜延路，供奉官王英战死。

此据刘挚、王觌劾吕惠卿擅兴章疏增入。挚云：西人复仇，以五月犯塞，强臣战殁，士卒陷亡。今《实录》乃无此，当考。觌云：供奉官王英战死。不知战处是何城寨，当考。八月十四日录王英二子，则死处实葭芦寨也。

　　元祐元年三月己卯，吕惠卿提举崇福宫，以引疾，从其请也。

　　五月乙亥，右司谏苏辙言：『伏见前参知政事吕惠卿，怀张汤之辩诈，兼卢杞之奸回。王安石初执政，用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诞，其于吏事，宜无所知。惠卿指摘教导，以济其恶。青苗、助役钱出于其手。其后又建手实簿法，尺椽寸土，检括无遗，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曰：『安石之于惠卿，有如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服相噬，化为雠敌。』又曰：『自去岁以来，朝廷废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黩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谴。今惠卿身兼众恶，自知罪大，而欲以闲地自免，天下公议，未肯赦之！伏乞陛下断自圣意，略正典刑，纵未以污斧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以御魑魅。』

　　六月癸巳，御史中丞刘挚言：『伏观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极赦文，应缘边州郡，仰兵吏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静守疆場。当此之时，知太原府吕惠卿辄于四月中旬被受敕律之后，连遣部将折克行、訾虎，相次以数万人入西界讨荡，所得首级，皆是缘连老弱，虚夸以为功，而官军人骑死伤甚众。未几，西人复仇，以五月犯塞，强臣战殁，士卒陷亡。臣以谓劳师动众，奏功不实，以至结怨边裔，犹未足论也。又其公违诏敕，擅出师旅，实无人臣之礼，则其罪不可以不治。伏请以臣章付外议，下惠卿罪状，考古之义，依律处分，以伸大公之法，为奸雄之戒。』左司谏王岩叟言：『惠卿为国生事，构怨连祸。』左司谏苏辙言：『安石凡害民蠹国之事，皆惠卿发其端。』右正言王觌言：『惠卿妄兴师旅，违圣孝之情，废格赦敕，无人臣之礼。』癸卯，资政殿学士、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吕惠卿落职，阶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丙午，左司谏王岩叟等言：『吕惠卿前后所犯，皆在不赦。朝廷拟欲贷而不诛，只乞检臣前奏，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辛亥，吕惠卿责受建武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从谏官王岩叟等四人所奏也。内批付三省云：『惠卿罪恶贯盈，虽已施行，而台谏弹劾不已，难居善地，可窜逐一远小处，以允公议。』

　　始惠卿责受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中书舍人范百禄草制词，有云：『朕承先帝大烈，惧弗克胜，而法弊不可以不更张，民劳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汝为厉阶。』右仆射吕公著以手简与百禄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删去之。』百禄如公著所论，但以『人言孔多』为说。及是，中书舍人苏轼草制词，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复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籍，横被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致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文，止为欵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

李定奸恶

　　熙宁三年四月己卯，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极口荐定，因召至京师。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且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二日）。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言：『中书送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词头。伏以御史之官，旧制须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满任者。去岁骤用京，今又幕职官便升朝著，处纠绳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旧，未厌群议。其词头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敏求罢知制诰。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退，上留光语。光曰；『李定有何异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孙觉荐之，邵亢亦言定有文学恬退。朕召与之言，诚有经术，故欲以言职试之。』光曰：『宋敏求缴定词头，何至夺职?』上曰：『敏求非坐定也。朕令草吕公著诰词，不遵圣旨，而承公亮之语，但云据援非实而已。』

　　五月己未[13]，司封员外郎直史馆同修起居注蔡延庆、兵部郎中集贤校理王益柔直舍人院。王安石谓益柔旧人，且行义修饬，不废学问，故与延庆并命直舍人院。自太平兴国以后不复除，时安石建议，欲令直舍人院者草李定词。已乃除知制诰，因举祖宗旧例，初以命陈襄，襄辞不为，遂并授两人。天章阁待制孙固兼权管勾御史台、知通进银台司，代陈荐也。王安石谓陈荐必封驳李定除命，韩绛又疑荐不放定入台，故言于上，罢荐而用固。癸卯，上批：『近以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颂累格命不下，可并以本官归班。』大临及颂时皆为郎中。先是，宋敏求封还定词头，诏送别官，而颂当命辞。颂言未敢具草，诏再送舍人院，次至大临，大临亦封还。既而安石进呈举御史新条，并最初立条时奏对语，白上曰：『胡宗愈以此为臣私意，盖不知陛下立此法时德音故也。』上批：『检会去年七月六日诏令，后台官有关阙，委御史中丞奏举，不拘高下官职，令兼权。』颂、大临又言：『臣等看详从前台官，须得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后来为难得资序相当之人，故朝廷特开此制，云不拘官职高下者，止是不限博士与中行员外郎耳，非谓选人亦许举奏也。所谓兼权者，如三丞以下未为监察，故且令上权；前行员外郎以上不可为侍御，故令下兼，皆不为选人设文也。若不拘官职高下，并选人在其间，则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权里行，不必更改中允也。』

　　复诏颂依前降指挥撰词。颂执奏如初，又言：『果出圣意拔擢，即须非常之人。昔马周为常何作奏条，陈得失二十余事，皆当世切务，唐太宗拔于布衣。近世张知白上书言事，议论卓越，真宗拔于河阳职官。此二臣者，可谓有显状矣。逢时遇主，可谓非常矣。然周犹召直门下省，明年，方用为御史里行。知白召还，奏对称旨，亦命试舍人院，然后授以正言，非如定远州职官，素无声称，便蒙超擢。』故有是责。大临及颂之未责也，诏辄直舍人院蔡延庆等就职。及责大临等，延庆遂草定制。既进草文，上奏乞罢，知通进银台司孙固再封馼，卒行下。

　　六月壬戌。驾部郎中朱寿昌者，巽之子也，其母刘氏，寿昌行四方，访求不获，饮食罕御酒肉，与人言辄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烧顶，刺血写佛书，冀遂其志。又弃官入秦，与家人诀，誓不见母不复还。行次同州，得刘氏，时年七十余矣。永兴钱明逸表其节孝。癸亥，诏寿昌赴阙朝见。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丧，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寿昌。及寿昌止，但付审官院。寿昌前已再典郡，于是折资通判河中府。

　　四年正月丁未，降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林旦为著作佐郎、知黄县，薛昌朝为大理寺丞、知宿迁县。先是，旦、昌朝言李定当为所生母追服，不报。旦六疏，昌期七疏，故有是命。辛亥，权监察御史里行范育罢为崇文院校书。育前后七奏李定不服母丧，及奉使河东，又面谕之，且乞罢免台职。既辞七日，而有是命。

　　元丰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四月癸丑，右司谏王岩叟言：『龙图阁直学士、新知江宁府李定既仕官之久，避其持服，明知仇氏其母不认，及致人言，乃归过其父，而左右反复，巧为疑辞，以欺其心而背其亲，遂若平生无母者。熙宁中，知制诰与谏官、御史交章论奏，有司考檄迹状明甚，天下无不憎其恶，而宰相王安石曲法枉道，独为主张。殿中侍御史王陶、中丞刘挚等相继有章，乞明正典刑。』乃诏开封府及淮南提刑司根究定不持母服端的因由，仍就便移文问定，结罪保明以闻。

　　五月壬申，中书舍人范百禄奏：『刑房送到词头，奉圣旨，李定备位侍从，终不言母为谁氏。强颜匿志，冒荣自欺，落龙图阁直学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许于扬州居住。臣等看详李定所犯，若初无人言，即止是身负大恶。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会得实，而使无母不孝之人，犹自得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许如此等类得据高位，伤败风俗，为害不浅。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词。』

　　六月甲寅，左司谏王岩叟言：『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窜殛，』诏定责授朝议大夫、少府少监、分司南京、滁州居住。

校勘记

[1]□为人毁 其墨丁疑当是『屡』字，以无所依，故仍其旧。按：《续长编拾补》漏辑此条。

[2]二月甲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补。

[3]兼判 原本作『监判』，据《长编》卷二五○改。

[4]意主 原本作『意王』，据《长编》二五一改。

[5]又明日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卷二五一补。

[6]知在 《长编》卷二五二同，句下注云：『此处疑有脱误』。

[7]丁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四补。

[8]旅拒 原本『旅』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五补。

[9]所亮 《长编》卷二六八作『所谅』。

[10]解释 原本『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八补。

[11]推直官 原本『直』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七六补。

[12]柳州 原本作『彬州』，据《长编》卷二八○改。

[13]己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神宗皇帝

苏轼诗狱

　　治平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他日自当为天下用，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服，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今骤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累之也。』上曰：『知制诰既未可，与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且近例当召试。』上曰：『因未知其人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所以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六月壬辰，赠故霸州文安县主簿、太常礼院编纂礼书苏洵光禄寺丞。所修书方奏，未报而洵卒，赐其家银绢各百两疋，其子殿中丞、直史馆轼辞所赐，求赠官。既从之，又时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于蜀。

　　熙宁二年五月，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力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云云。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它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已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未喻，故召问卿。」轼曰：「陛下如此则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官速，不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用静以应之于后，乃能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于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世不知出此，而圣人力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如何?』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却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也。』

　　八月庚戊，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臣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十一月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并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及孙觉，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险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丽附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排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言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

　　十二月，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权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酬其直?愿亟罢之。』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上，言曰：『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书凡七千余言。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论事益不休。

　　三年三月壬子，上御集英赐进士第，叶祖洽以阿时置第一。轼奏欲别定等第，上不许（详见《科举》）。初，轼为国子监考试官，时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威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佚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异论耳，无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材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朴，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七月，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言：『应受诏特举官者，发奏日具所举官姓名报台，以凭审察。』（详见《御史门》）

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苏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束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按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及梢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治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折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

　　八月乙丑，司马光上殿，乞知许州，言迕王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详见《论青苗法下》）。

　　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则曰「贏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时定乞选官参治，乃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既而上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十二月己未[1]，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苏辙监筠州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2]，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太子少师致仕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罚铜三十斤，端明殿学士司马光、工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亳州曾华、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著作佐郎黄庭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琯、知考城县盛侨[3]、知滕县王安上、乐清县令周攽、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4]、监澶州酒税颜复、选人陈珪[5]、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初，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于是中丞李定言：『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朝廷待以郎官、馆职，不为不厚。而乃怨未显用，张意纵言，讥讽时政。自熙宁以来，陛下所造法度悉以为非。古之议令者，独有死而无赦，况轼所著文字讪上惑众，岂徒议令之比?乞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原情议罪，实不容诛。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顾可置而不诛乎?』疏奏，轼等皆特责。狱事起，诜尝属辙密报轼，而辙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轼初下狱，方平及镇皆上书救之，不报。

朱本改墨本云：轼坐久不得进怨望，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讪，无所不至。

　　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恕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上曰：『朕固不深谴，特欲伸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既而戒安礼曰：『第去，勿漏言。轼前贾怨于众，恐言者缘轼以害卿也。』始，安礼在殿庐见御史中丞李定，问轼安否状。定曰：『轼与金陵相公论事不合，公幸毋营解，人将以为党。』至是归舍人院，遇谏官张璪，忿然作色曰：『公果救轼耶，何为诏趣其狱?』安礼不答。其后狱果缓，卒薄得其罪。

　　三年三月庚寅，御史满中行言：『近论奏乞追寝翰林学士李清臣新命，未蒙施行。案：清臣前任京东提点刑狱，苏轼在部中，亲见轼辈悖慢怨谤，附下讪上，而不能制举，则清臣失职之罪已在可诛，矧复与之更唱迭和，相与朋比，而怨怼讥谤之辞又特过之，固

　　治世之刑所不宜赦也。』不听。

　　四月辛亥，前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复庆州刺史，听朝参。诜前坐苏轼夺官，蜀国长公主久病，上欲慰主心，故特有是命。及上视主疾，问所欲，主但谢复诜官而已。

　　七年正月辛酉，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汝州。轼言汝州无田产，乞居常州。从之。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无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珪语塞，章惇亦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遂薄其罪，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然上每记怜，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巩亦不能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明日，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于是卒出手批，徙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轼即上表谢。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对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故轼此表有『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之句也。

此据李丙《丁未录》增入，不知丙得之何书。八年五月六日，起知登州。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云：苏轼既贬黄州，神考每记怜。一日，宣谕曰：『国史大事，朕欲用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帝曰：『轼不可用，则用曾巩。』巩亦不能副帝意。又有旨：轼以本官知江州。蔡持正、张粹明皆禀命，而王禹玉以为不可。又令与江州太平观，禹玉亦以为不可。其后禹玉作相，帝语及轼，复欲用之。禹玉曰：『轼有诗云：此心惟有蛰龙知。方陛下飞龙在天，而不知轼何求蛰龙乎?』章子厚曰：『自古言龙，非独人君之称，人臣亦有称龙者。』帝曰：『然。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是也。』既退，子厚谓禹玉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语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胜非所录比丙差不同。如王珪独不可江州及太平观再命，并章惇所言『珪云云』，当并考。

校勘记

[1]己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2]盐酒务 原本无『盐』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3]考城 原本作『孝城』，据《长编》卷三○一、《宋史·地理志》一改。

[4]盐税 原本无『盐』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5]陈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三

神宗皇帝

王安石毁去正臣

　　治平四年九月戊戌，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韩琦数因入对，恳求罢相。上察琦不可复留，赐手札曰：『今许卿暂临藩服，朕将虚上宰之位，以待卿还。』辛丑，特授琦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是日，琦入对，上谕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称谢。

　　十月甲午，富弼判河阳，从所乞也。

　　熙宁元年二月壬子，观文殿大学士、左仆射、判河阳富弼判汝州，仍诏入见乃赴任。

　　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见。上以弼足疾，许肩舆至崇政殿门。又以门距殿远，更御内

　　东门小殿见之，且免拜，坐语从容，至日昃。乙巳，除集禧观使。弼恳辞，乞赴汝州，上不许。弼又言云云，上乃听弼依旧判汝州，罢集禧观使。

　　十二月乙丑，韩琦判大名府，降手诏听便宜从事。

　　二年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弼既辞不受，更具札子云云。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四月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郓州。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安石谓弼、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入辞，言于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知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

　　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于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详见《吕诲劾安石》）。

　　六月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前此，诲上疏言安石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十事。安石求去位，既留而诲坐贬。

　　八月，侍御史知杂事刘述、侍御史刘琦、御史里行钱顗等言：『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时述坐判刑部缴敕札被劾未伏，琦、顗先贬，琦监处州盐酒税，颉监衢州盐税。

　　十月丙申，开府仪同三司、行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

　　三年正月戊午，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判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先是，方平被诏，举堪任谏官者二员，即以李大临、苏轼应诏。方平既入见，上欲除宣徽使留京师，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观望，不可无义。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为但闵其资历?』上曰：『但闵其资历。』安石曰：『闵其资历，是何义理?方平已致人言，若如此，必更致人言。』又曰：『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无补圣政云云。』方平亦坚乞南京留台，遂命知陈州。方平言：『民心戎事，国之大本云云。』上谓方平曰：『能复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

　　二月壬戌朔，韩琦言青苗事，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癸亥，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云云。』又曰：『文彦博、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但腹诽耳[1]，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云云。翌日，安石遂称疾不出。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手札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先是，文彦博屡乞罢枢密使，上谕以须期年听去。韩绛与王安石协力排彦博，每议事，绛多面沮之。彦博内不平，遂引期年之诏坚求补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枢密院者数矣，彦博辄归卧，或闭门不出。壬申，上又面谕之，彦博乃复视事如故。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于此，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害政之人。彼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搆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于是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辛巳，司马光言：『臣尝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四十余人，专使之散青苗钱云云。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宾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止为大名府路安抚使。』从之。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庚寅，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欲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数论奏。』上曰：『此事何与于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

　　三月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2]：『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始知法意云云。』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吕公著累奏乞罢提举官，王安石读至『取大臣章奏疏驳，巧为辨说，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驳，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谓之巧为辨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条辨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为巧言辨说，而不见辨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丙辰，右正言、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孙觉降知广德军。初，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皆以为开封府界散常平钱实有抑配。上遣觉出案其事。觉喜奉行，遂诏觉同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官体量有无抑配以闻。既而张戬言不当遣觉，觉亦奏疏辞行。上批：『觉上殿称「敢不虔奉诏命，即日治行」。今乃反覆如此，付中书劾问。』已而王安石独对，言直可降黄，不须劾问。初欲落修起居注，令归馆供职，安石谓不如与一小州或军。上曰：『留觉在此，必更鼓动流俗。』遂有广德之命，而体量官亦罢遣。

　　四月戊辰[3]，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与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心，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初，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用此为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诰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援据非宜。』安石怒，请明著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皆俛首不敢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政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枉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己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恨，乃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云[4]：『臣奉职不肖，论议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辛巳[5]，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言：『中书送李定除监察御史里行词头，伏以御史之官，旧制，须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方许奏举。景祐初，以资任相当者少，许举通判未满任者[6]。去岁骤用京，今又幕职官骤升朝著，处纠绳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旧，未厌群议，其词头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敏求罢知制诰。诏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县官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绌。上批：『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诬罔事实。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所入章疏，与面奏事前后反覆不一。并落职知县。戬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宁府上元。』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曰：『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并言散钱取利为害，及王安石处事乖谬，专为聚敛，好胜遂非，狠愎日甚；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心知其非，依违不断，观望畏避，颠危莫扶。初，戬、子韶皆以知县资序为御史，至是曾公亮请皆以为通判，王安石不可。上从安石议。戬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辞气甚厉。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其日，遂与子韶同绌。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知杂事。襄累奏乞罢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襄以言不行，辞不就试，乞补外。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未下，上批：『别进呈。』而改是命。

　　五月庚戌[7]，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止散青苗钱，特放罪。修在青州，尝奏疏条陈三事。中书言修擅止散青苗钱，欲特不问罪。王安石论修殊不识藩镇体，乃降是诏。先是，上复欲用修执政，问王安石以：『修何如邵亢[8]？』安石曰：『修非亢比也。』又问：『何如赵抃?』安石以为胜抃。它日又问：『何如吕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谓胜公弼。又问：『何如司马光?』安石亦谓胜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召对，与论时事，更审察其在政府有补与否。』上乃遣内侍冯宗道赐以太原告敕，谕令赴阙朝见讫之任。安石又曰：『修性行虽善，然见事多乖理。陛下用修，修既不尽理，有能惑其视听者，陛下宜务去此輩。』上问：『谁与修亲厚?』良久，曰：『修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谕。明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见多乖理，恐误陛下所欲为。』时已除修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上曰：『待修到，更徐议之。』于是安石知修决不附己，益毁之曰：『臣固尝论修在政府，必无补时事，但使为异论者附之，转更纷纷尔。』它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词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词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从事于华词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时修方力辞新命，上未许也。

　　七月辛卯，诏新判太原府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辞宣徽院使至五六，因论青苗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壬辰，枢密使、刑部侍郎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王安石变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与韩绛不协，从子嘉问窃公弼论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先是，贬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胡宗愈通判真州，仍落馆职。宗愈为谏官，遇事必言，然不肯出姓名，辞多微婉，故御批有『潜伏中伤』等语。或曰：御批乃吕惠卿笔也。初欲与知县，曾公亮不可，始除通判（在六月丙辰）。安石尝对上曰：『近陛下累宣谕胡宗愈事。既已尽其情状，诬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

　　八月戊午朔[9]，宣徽南院使、静难军留后、判延州郭逵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令再任。先是，夏人侵顺安、绥平、黑水等寨，逵遣李安等合攻之，敌皆弃城遁去。于是上与执政议，欲令逵再任。王安石曰：『但当移镇。』曾公亮曰：『移镇必不乐，不如且已。』上曰：『蔡挺已转官，逵如何且已?』公亮言程戡例。安石曰：『节度使岂可轻授人?』上曰：『节度使诚可惜。』既又与枢密院议之，文彦博议与曾公亮同。彦博曰：『唐时藩镇从尚书转。《唐书》云[10]：军中但闻尚书转仆射。武臣与文臣不同，文臣不计馆职，但知报国；武臣一资资计官职。』安石曰：『唐时藩镇与今事势不同。太祖使将帅平江南，尚只赠钱。今逵何功，便敢望节钺?』彦博曰：『太祖时事，今日又不同。』上曰：『郭逵不至如此。若果如此，尤当节限，不可妄与官职。唐藩镇与今日事势不同，令移镇再任，厚加赐锡可也。』劾苏轼贩盐及苏木瓷器事（详见本事）。

　　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安抚使。先是，绛奏以夏人寇庆州，陕西用兵，请出使。王安石曰：『臣于边事未尝更历，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尝行边，今可出使也。』绛以为朝廷方赖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赖。独韩绛耳。』上卒遣绛。至明年三月丁未，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制词责绛云：『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域。』初，朝廷命绛宣抚，面授攻、守二策，而枢密院不知。文彦博恐绛无功，并受其责，奏请为画一以付绛，而无发兵约束。王安石亦乞不预边事，西讨方略，一以委绛。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公亮初荐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然安石独以公亮不尽同己，数加毁訾。公亮虽屡乞致仕，上辄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党友尤疾之。上御集英策进士，公亮陟降殿陛，足跌仆于地。明日以病告，连乞致仕，于是乃听公亮罢相。癸丑，司马光知永兴军。

　　十二月庚申[11]，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12]。瞻因出使得奏事，上问曰：『卿为监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陛下欲为久计，爱百姓，诚不便。』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充诱瞻曰：『当以知杂御史奉待。』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五月辛卯，太子中允、崇文殿校书范育复为光禄寺丞、知韩城县。育自光禄寺丞为御史，故迁中允。以言李定，罢御史为校书，既而又请与林旦、薛昌朝同贬。先是，育言：『心术者为治之本。今不务此，专欲以刑赏驱民，此天下之所以未孚也。』上谓王安石曰：『人主不用心术，何由致治?』安石曰：『有为固由心术，但术有广狭远近，功业大小，亦从此分。』上曰：『育盛称张载、程颢，以为有道君子，乞召还，此何也?』安石曰：『育前辞检正，高论不逊。及至中书，乃云未得札，故未敢就职。』冯京曰：『育畏缴敕得罪耳。』安石曰：『观育所论，彼岂畏缴敕得罪乎?』遂从所请，而有是命。

　　六月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冯京固请留之，上不许。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谓韩琦为社稷臣，尤恶纪纲立、风俗变。』上曰：『修为言事官，独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后日所为考其前日用心，则恐与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异。』王珪曰：『修若去位，众必籍以为说。』上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众说何足恤?修顷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为然。杨绘言：『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于是弼辞汝州，乞以先诏养疾西京。上不许，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它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降责，独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今所以不放税，其情可见也。』

　　七月，刘挚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杨绘又言助役之法难行之说有五。判司农寺曾布言：『御史所陈，皆失利害之实，请一一陈之。』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札与绘、挚，令分析，于是诏绘落翰林侍读学士，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邓州。

　　九月丙申，知制诰、直学士陈襄知陈州。襄与王安石尝草河北诏，言水不润下，中书改之。又明堂赦书有『奉祠紫宫』，语犯俗嫌，故出陈州。右仆射、知汝州富弼至州逾两月，固称疾求归。诏听之。

　　五年三月，富弼屡请老。戊戌，复授司空、同平章事、武宁节度使致仕，进封韩国公。

　　闰七月丙辰，知颍州、翰林侍读学士、宝文阁学士吕公著判太常寺。先是，侍御史刘孝孙劾公著在颍州多饮宴，子弟以公库器皿于豪民家质钱，由是部吏无所畏惧，多纵逸逾矩。诏转运副使陈知俭按覆，皆不实，唯幕官程嗣先等逾法，事乃在熙宁三年十月赦前。时公著尚在御史府。前守尝以公库银锅质钱于祝氏，供宴饮费。既去，公著为赎之，非公著子弟所为也。上谓安石等曰：『因知公著必无是事，今果然。』安石曰：『公著实病，郡或不治。宜与依新法置通判。』上曰：『置通判，公著安肯听?』安石曰：『公著但宽弛，非强愎也。』上不欲令公著治郡，安石曰：『令入京主判闲局，亦无害。』故以太常寺处之。至次月己卯，吕公著提举崇福宫，从所请也。上始欲令公著归朝，公著以病辞，王安石因言：『公著既诬韩琦欲举晋阳之甲，乃自晦匿，云未尝言。』其意恐公著复用，故力排之。甲戌，知青州、资政殿学士赵抃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抃在青州逾年，京东旱蝗，蝗飞入境，辄遇风堕水而尽，于是上欲移抃知成都。或言：『前旧执政不差知成都，成都今又少有人欲去者。』上曰：『今人少欲去，但为职田不多尔。抃清苦，必不为职田。蜀人素爱抃，抃必肯去。』王安石曰：『陛下特命之，即无不可。』乃诏加职，遣内侍赍赐召见，劳之曰：『前此无自政府复知成都者，卿能为朕行乎?』抃曰：『陛下宣言，即敕命也，顾岂有例?』上甚悦。

　　八月壬午，颍州言：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卒。

　　六年五月癸卯，诏文彦博尝受先朝顾命，今罢枢密府，宜依曾公亮罢相例，与子孙推恩，送下中书（事见《王安石专用小人》）。

　　七年二月壬申，龙图阁直学士孙固知成德军。先是，上以固东宫旧僚，尝问固：

　　『王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为人少从容。』凡四问，四以此对。及安石当国，固数议事不合，故出。

　　四月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五月戊戌朔，左司郎中、天章阁待制李师中言：『伏望陛下诏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诸公车对策。如司马光、苏辙辈，复置左右，以辅圣德，如此而后有敢言者。』又言：『臣愚不肖，亦未忘旧学。陛下欲为富国强兵之事，则有禁暴丰财之式；欲为代工熙载之事，则必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诸?』上批：『师中敢肆诞谩，辄求大用，朋邪罔上，愚弄圣躬。肆其奸欺，所宜显黜。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利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王安石甚恶师中，尝欲夺其待制，上未许。及是，吕惠卿请出师中所上疏付外，因摘其语激上怒，遂废斥之。癸丑，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韩维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知河阳。维自以言不用数求去，会兄绛入相，又援故事乞补外，遂出。

　　七年十一月，韩维落端明殿学士，以侍御张琥言维与孙永同定夺免行钱不当，故责。

　　八年正月甲午，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吕惠卿恶京，因郑侠上书斥逐事，欲藉侠以排去京。狱既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状，京等皆引罪，遂罢京政事。侠虽荐京宜为宰相，然实不识京。侠又称元绛、孙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识绛，余皆未识，而御史张琥等斥京，盖希惠卿风旨也。乙卯，诏宣徽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归宣徽院供职，罢知青州。先是，方平与滕甫易任，方平又辞，应对延和殿，袖英宗所书立上为皇太子十五字面进，遂有此诏。

　　二月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闰四月癸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判永兴军。方平乞免宫使，求近郡，乃有是命。仍以疾辞，诏依旧供职。其后上欲方平为枢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将行文书，吕惠卿留之曰：『当晚集更议之。』因私于王安石曰：『方平入，必为吾属不利。』翌日再进呈，其事遂寝。丙午，赐大理寺丞欧阳发进士出身。发，修之子，以三司使章惇荐其有史学，乞特加奖擢，寘之文馆，故有是命。上因问修所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读数册，其文词多不合义理。』上曰：『责以义理，则修止于如此。每卷后论说皆称「呜呼」，是事皆可嗟叹。』是日，韩琦奏倚阁预买绸绢，赊买借贷斛斗。王安石曰云云：『昔苏秦说齐侯厚葬以明孝，高宫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齐。今方镇用心有如此者，陛下岂宜不察?』上曰：『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北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琦尝对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润；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因称郭子仪事代宗以为忠顺。』

　　六月戊午[13]，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殒州治，枥马皆惊。上闻讣[14]，辍视朝三日，发哀于后苑。

　　十一月己卯，钱藻罢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邓绾言：『冯京为性庸狠，朋邪狗俗，而藻乃称京执政不回，一节不扰，乞加黜责。』上从之。绾知王安石恶京，又恐京复用，故为此以附会安石也。

九年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

校勘记

[1]腹诽耳 原本无『耳』字，据《续长编拾补》卷七补。

[2]制置三司 原本脱『司』字，据《续长编拾补》卷七补。

[3]戊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4]云 原本作『云云』，据文意删除一字。

[5]辛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6]『方许举奏』至『许举通判』凡十八字原本误脱，据《长编》卷二一○补。

[7]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8]邵亢 原本作『邵充』，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9]戊午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二一四补。

[10]唐书 原本作『尚书』，据《长编》卷二一四补。

[11]庚申 原本无二字，据《长编》卷二一八补。

[12]郎中 原本作『侍郎中』，『侍』字衍，据《长编》卷二一八删。

[13]戊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五补。

[14]闻讣 原本作『闻赴』，据《长编》卷二六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四

神宗皇帝

王安石专用小人

　　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甲子，安石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惠卿自有本事）。

　　三年四月己卯[1]，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河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且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辛巳[2]，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吕公著之为中丞也，人谓景温必先举御史。及公著罢，乃有此除。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

　　六月，司勋员外郎、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权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台符闻之，举手加额曰：『数百年来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有此授。

　　七月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垌进士出身。垌上书言事，召对，试学士院，而有是命。垌，询子也。初，垌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垌宜在馆阁，故得召对。垌有才辨，韩琦甚爱之。既去，乃闻其言。

　　九月癸巳，著作佐郎、编修中书条例曾布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安石尝欲置其党一二人于经筵，以防察奏对者。吕惠卿既遭父丧，安石未知腹心所托。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悦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经筵。布资序甚浅，人尤不服，而布固辞，卒罢之。

　　十月癸亥[3]，职方员外郎邓绾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维清，双流人，举进士高第，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鼓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以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百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上使数人迎于中牟八角顺天门调候之，抵暮，入门就舍。调候者夜飞奏，于右掖门窍中进入。诘旦召对。时庆州方有夏寇，绾进呈边事。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安石问：『家属俱来乎?』绾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安石曰：『何不俱来?君不归故官也！』后数日，值安石致斋，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奏呈知宁州。绾闻大恨，公语朝士曰：『急召我来，乃使我还知宁州也?我已语介甫，甚不平。』朝士问曰：『君今当作何官?』绾曰：『我不失作馆职。』或问：『君得无为谏官乎?』绾曰：『正自可以为之！』明日，果有此命。绾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相笑骂。绾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须我为之。』寻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二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丁亥，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夔州路夷户。先是，李承之荐惇于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某所荐者，才也。顾惇才可用否，素行何累焉?公试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章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惇，浦城人，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掷敕于廷，尝为御史吕景、蒋之奇所劾故也。

　　四月甲戌，试将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国子监。初，秩不肯仕宦，世以为必退者也。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被召，遂起。

　　十二月乙亥，武宁军节度推官、知南川县张商英为光禄寺丞、权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商英，唐英弟也。初为通川县主簿，转运使张诜等讨渝州叛夷王衮，未降，商英言于诜曰：『彼亦人也。谕以祸福，宜听。』诜檄商英往说衮，遂归命，因辟知南川县。时章惇经制夷事，官吏多为所狎侮，独商英与抗论不少屈。惇奇之，乃荐商英于王安石，于是召对擢用。

　　五年三月，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嘉问，吕公弼从子也。初，王安石变法，公弼为枢密使，数言宜务安静。嘉问窃公弼论事奏章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故安石信任之。

　　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史敕并诸司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曰：『臣窃观自周文、武以还，盛德有为之王，固无如陛下；而怀道之士，由孔、孟以后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也。』又上疏曰：『臣愚以谓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今王安石居宰相之重，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逄原必轻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所上书，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

　　八月癸卯[4]，贬太子中允、同知谏院、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唐垌为潮州别驾。垌初以王安石荐，得召见，为谏官，数论谏事不听，遂因百官起居，越班叩陛请对[5]。上谕止之，垌坚请上殿读疏，论王安石用人变法非是。上怒其诡激，故贬。垌疏留中，其略云：『安石用曾布为腹心，张琥、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元绛、陈绎为厮役。逆意者久不召还，附同者虽不肖为贤。又作奸令章惇变李定狱事，又擅议宗庙事，有轻神祖之心。保甲以农为兵，凶年必致冤叛；免役损下补上，人人怨咨。而令监司压塞州县，事不上闻。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诬人主，以为情愿。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饿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卢杞。自文彦博以下皆畏安石。又言：『王珪奴事王安石，犹惧不可。』翌日，执政进呈，安石曰：『垌素狂，不足深责。』乃改授大理评事、监广州军资事。

　　十一月丁卯，贬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光禄丞、监刑南税。先是，商英言：『博州吏失人赃不满军贼二人死罪。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党庇亲戚，令法官引用赃满五贯绞刑断例，称博州官吏不见断例，失奏裁，止从杖罪取勘。』又院吏任远恣横徇私凡十二事，而枢密院党庇不按治。枢密使、副文彦博、吴充、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于中书，中书不受。上闻之，遣使促彦博等入院。彦博等言：『台官言臣等党庇吏人，与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辨黑白，然后正臣等违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人刑名下有司定夺，并以任远事送开封府根治。若臣言不当，甘伏斧钺。』于是王安石曰：『枢院方治御史李则事，商英乃随攻博州事以报之。李则事御史所治诚不当，不自咎，更挟忿攻人，岂所谓怀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台勘劫盗李则死罪失出，奉世驳之。诏纠察刑狱司劾治，商英遂上章诋毁执政，言：『此大臣私忿，愿陛下收还主柄，自持威福，使台谏为陛下耳目，无使为近臣胁迁。』上为停诏狱。商英坐是与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彦博又疑商英阴附中书，故不能平。

　　六年十二月庚辰，修撰经义所检讨、洪州进士徐禧为镇南军节度推官、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禧与吴著、陶临皆以白衣为修撰经义所检讨，至是，又以选人入中书习学行检正字。初，吕惠卿荐禧所为治策二十四篇，上善之，曰：『禧言朝廷以经术变士人，十已八九变矣。然盗袭人之语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此言是也。观禧文学，晓政事，宜试之于有用之地。』王安石曰：『中书检正官如章惇辈，朝廷当即有差除。后更用人如有不称，艰于退绌，欲置人为习学。』上以为然，于是以禧为之。中书五房习学公事自此始。

　　七年三月乙巳，郑民宪言：『奉诏同熙河路经略司相度借助应募弓箭人买种粮、牛具、造屋，及今夏耕种，乞带审官西院主簿舒亶往。』从之。亶，慈溪人，前为临海县尉。县负山濒海，民慄悍成俗，有使酒逐其叔父之妻至□者。亶命执之，不服，即断其首，投檄去。王安石闻而异之，欲召用。会丁父忧，服阕，乃除审官西院。曾布言市易事（事见《吕惠卿奸邪》）。

　　九年八月甲甲朔，侍御史周尹言：『河北西路转运判官李稷苛刻佻薄，务为气势，摧辱官吏。至相州，专捃吏人小过，委官决责，务以凌蔑韩琦。从来州有两西门，其东知州出入，其西以待宾客。稷怒阍者不启东门，追赴本司杖之。知琦适与客会食，故往谒琦。琦闻稷来，彻食退客，遽易冠带迎稷，稷复引去。行移公牒，言词侮慢。吏民皆以琦将相大臣，而为稷肆意轻辱，万口嗟愤。及体量司程之才等欲按劾其人，乞罢稷监司，以快众怒。据稷罪状，如修赵州城枉费财用，暴伐林木，当北使路削白，大书「充修城木」。后安抚司恐北使见之，遂遣人涂抹。又移牒相州通判，称「郡守以下，不如一逃走贼人」，意在骂琦。又牒诸州，称「如课利增剩，即其他细事一切不问；如课利亏少，即一一案劾前后不法。」又沮抑体量司般粮种等事。未睹朝廷施行。』诏提点刑狱司案责以闻。后提点刑狱司体量伐木、骂琦等事皆无有，其他如尹所言。诏札与稷令知，寻命稷与河北东路转运判官汪辅之两易其任。

　　十月戊子，尹又言稷无行，父死二十年不葬。乞罢稷职事。

　　十月戊子，上批：『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可落学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壬辰，诏：『权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备宰属，与言事官交通，罢为漳州军事推官。』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忧伤，不接人事，以故众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昨日方闻御史中丞邓绾尝为臣子弟营官，及荐臣子婿可用，又为臣求赐第宅。兼绾举御史二人，寻却乞不施行。闻其一人彭汝砺者，尝与练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审如所闻，即绾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亦不当留备宰属。』故有是命。初，绾以附会王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之党相倾，绾皆极力奏劾之。上益厌安石所为，绾惧安石去而失势，屡奏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上怒，欲绌绾，安石亦惧，乃奏斥之。亨甫行险薄，谄事安石子雱以进，至是乃斥。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谏官蔡确以相州请求事，欲陷宰相吴充（见《蔡确欲陷吴充》）。

　　二年五月戊子，蔡确参知政事。时宰相吴充议变法，确争曰：『曹参与萧何有隙，代何相汉，一遵何约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协相而成之，一人挟怨而坏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屡屈，法遂不变。

　　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云云。』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十一月庚子，诏国子直监、颍州团练推官王沇之除名，永不收叙。先是，监生虞蕃诉学官上下共为奸赃败罔，事状不一，沇之等皆称是。下御史台案劾。又用御史何正臣之请，狱辞所及，虽蕃所不言，皆得究治。沇之等虽会赦，独特责之。然文学一狱，逾年方决，追逮遍四方。盖舒亶、何正臣为之。

　　三年九月庚子，知谏院舒亶言：『中书检正官张商英与臣手简，并以其婿王为之所业示臣。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其商英手简并为之所业一册，今缴进。』诏商英落馆阁校勘、监江陵府江陵县税。初，亶为县尉，坐手杀人，停废累年。商英为御史，言其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商英，士论恶之。

　　五年四月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甲戌，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门下侍郎[6]，太中大夫、参知政事张璪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议郎蒲宗孟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朝奉大夫李清臣试吏部尚书。

　　五月己丑，承议郎[7]、试御史中丞徐禧试给事中。先是，龙图阁待制邓绾知永兴军。禧言：『永兴故为浩穰，其民斗暴，加以兵政所寄，千里折冲，于今人才闒茸偷惰，无居绾右者。伏乞移绾内郡，别选才望之人。』诏知青州、龙图阁直学士刘庠与绾对易。上谓执政曰：『徐禧举孔武仲、邢恕为御史，如何?』王安礼曰：『武仲与恕志趣，岂可为御史?』张璪曰：『此两人皆异论者。』上曰：『徐禧论事，其意渐可见。大率怀惠卿之恩，尤欲进异论之人。』盖惠卿已叛去王安石，故多结附往时异论之人，欲以为党。唐垌仍上书荐惠卿天下奇才。盖垌适过扬，见惠卿，其事可知。禧自为中丞，昨日方请对，情状已露云云。故虽改绾青州，亦罢禧中丞（详见《惠卿奸邪》）。辛卯，上因言：『昨陕西初有师期，李稷奏运粮夫已备。及师行，夫数甚不足。盖稷所奏具文耳，无实也。稷言多欺罔，几误朝廷大事。吕惠卿所荐人物甚似惠卿。稷好大言，无诚实，外似刚直，质极污邪。』王珪曰：『稷深为惠卿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执政知臣与承禧有隙，授以淮南，意在挠臣。」不知承禧之除出于陛下之意。』上曰：『惠卿性极贫鄙，虑为承禧所发，所以心不自安。』

　　六年八月辛卯，诏中大夫、尚书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坐违法缮治两府也[8]。先是，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材之叹。宗孟曰：『人才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也。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只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论古今人物，宗孟盛称扬雄之贤。上作色言：『扬雄著《剧奏美新》，不佳也。』它日，宗孟又因奏书请官属恩，上曰：『所修书谬甚，无恩。』孟宗又引例书局、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王安礼进曰：『修书谬[9]，仪鸾司人恐不预。』上为之笑。罢朝，安礼戏宗孟曰：『扬雄为公坐累！』

校勘记

[1]己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2]辛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3]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八补。

[4]癸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5]叩陛 原本作『扣陛』，据《长编》卷二三七改。

[6]章惇 原本作『张惇』，据《长编》卷三二五改。

[7]承议郎 原本『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六补。

[8]两府 《长编》卷三三八作『西府』。

[9]修书谬 原本无『谬』字，据《长编》卷三三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五

神宗皇帝

常秩擢用

　　嘉祐五年五月己亥，颍州进士常秩为试将作监主簿、本州州学教授，翰林学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称于乡里也。秩，临汝人，尝举进士不中，退在陋巷二十余年。为学求自得，尤长于《春秋》。学者常以孙复所学问秩，秩曰：『此商君法耳。步过六尺，与弃灰于道者皆有诛，不近人情甚矣！』

　　治平四年十月癸丑，诏将作监主簿常秩赴阙，便殿引见，令颍州长吏敦遣，仍赐装钱百千，无得受秩辞避章表。

　　熙宁二年六月丁未，翰林学士吕公著言：『颍川人常秩道德修于乡里，名实著于海内。欲乞召置台阁。』诏本州长吏敦遣赴阙。

　　四年四月甲戌，试将作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国子监。初，秩不肯仕宦，世以为必退者。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被召，遂起。及对垂拱殿，上问秩：『先朝累有除命[1]，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辞免，故臣得以久安里巷。今陛下迫臣不许稽违诏旨，是以不敢不来，岂敢有所辞，择去就也?』上嘉之，徐问当今何以免民冻馁。秩言：『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之大患也。』且言：『臣才不适时用，愿得复归。』上曰：『卿来，安得不少留乎?俟异日不能用卿，然后有去就可尔。』初议除秩官，王珪曰：『可太子中允。』上曰：『待此人当适理分之宜。』乃有是命。

　　五年八月，颍州言：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卒。初谥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请加以忠。』乃谥文忠。修善荐士，一时名卿贤士，出修门下者甚众，而荐秩与连庶尤力。秩晚仕于朝，君子非之，修自以为失。庶终不出，修自以为得也。

　　六年三月壬戌[2]，右正言、直集贤院兼天章阁侍讲、知谏院、管勾国子监常秩罢天章阁侍讲及谏院，从所请也。秩初免修起居注，未几，复面乞罢去。上惊曰：『方赖卿德义，何遽求去也?』于是又以疾求归。上遣内侍就第谕旨，秩固称疾。诏赐告，仍听免二职。王安石白上曰：『风俗患不忠信、无廉耻至甚。如秩美行，宜加崇奖。留之在朝，足以表励风俗。如诸葛亮以许靖有人望，使为三公，此已自不情，非所以率人为忠信。』上曰：『乡者秩人望极盛，曾公亮尝言召，出必坏却。』王安石曰：『人各有所用。如秩安贫守节，在朝不为无补也。』

　　五月甲子，上批：『常秩在病告已满百日。闻有司以例停俸。秩家素贫，父子卧病，僦居京师，复罢官俸，则遂绝鬻药之资，甚无以称朝廷遇秩之意。可毋停给，月皆给之。』

　　八年十月丁未，颍州进士常立为天平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立，秩之子。

十年二月[3]，右正言、宝文阁待制、权判西京留守御史台常秩卒。诏：『秩久以懿行见称乡里，朝廷特起，置之侍从，而恬静自居，不替素守，宜优赙赠，以励廉隅。赠右谏议大夫，赙绢三百疋。』秩起处士，在朝廷碌碌无所发明，问望日损，为时讥笑。

郑侠贬黜

　　熙宁七年四月。先是，监安上门、光州司马参军郑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于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又言：『臣又见南征西伐，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质妻卖女、父子不保、迁移逃走、困顿蓝缕、折屋伐桑、争贷于市、输官籴米、遑遑不给状为图而献。臣不敢以所闻闻，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为一图。』（详见《王安石事迹》）侠，福清人也。于是上出侠疏及图以示朝臣，问王安石识侠否。安石曰：『尝从臣学。』因乞避位。上不许，乃诏开封府劾侠擅发马递之罪。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韩绛拜相，吕惠卿参政。

　　八年正月庚子[4]，右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5]，权发遣户部副使王克臣追一官，司封郎中、集贤校理丁讽落职、监无为军酒，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内殿承制杨永方追一官，汀州编管人郑侠改英州。御史台奏：『前庆州录事参军杨忠信、检院吏孔仲卿、抚州进士吴无志并决杖编管，忠信郴州，仲卿邵州，无志永州，忠信仍除名，永不叙用。』侠既窜汀州，人多怜之，或资其行。吕惠卿憾侠不置，且恶冯京异议，欲籍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国，乘间白上曰：『侠书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众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诟骂，此禁中事，侠安从知?此盖侠前后所言，皆京使安国导之。』上亦疑焉。他日，问京曰：『卿识郑侠乎?』对曰：『臣素不识侠。』侍御史知杂事张琥闻之，阴访求京与侠交通状。或语以京尝从侠借书，遗之钱米。琥即劾奏：『京与侠交通有迹，而敢面谩云不识。又侠所言朝廷机密事，非京告教，何得闻此?』上以章示京，京对：『实不识，乞下所司辨。』琥又言：『侠自言京为之主。按：京身为辅弼，政事有所未便，自当廷议可否，岂宜怀二，阴结小人?若京实无此，侠当坐诬大臣之罪，侠虽逐，而京之事状未明，乞追侠付狱穷治。』诏送御史台。京乃言：『侠事因琥按劾，则御史官属不得无嫌。且朝廷欲见，不过臣与侠有无往还问遗实迹耳。乞治于他司，或遣官就御史台根究。』诏知制诰邓润甫往推究。琥请遣奉礼郎舒亶乘驿追侠于陈州，索其橐中文字，悉封上之。狱官又掠治侠，令具疏所与交通者，皆捕送狱。僧晓容善相，多出入京家，亟收系考验，取京门历阅视实客，无侠名。润甫等深探侠词，多所连引，狱久不決，台官皆不得归家。上以其枝蔓，诏趣结绝。琥又言：『侠事连京，理须考实，而证左有所畏望，未肯尽情通说，勘司又被旨催迫，无缘穷究。况侠毁斥朝政，姗骂大臣，非有所恃，安敢如此?若不推见事情，明正国典，则小人朋比，何以禁止?乞令尽理根究。』从之。时十二月丙戌也。侠素事王雱，而议论常与雱异，与安国同非新法，安国亲厚之。尝谓安国曰：『侠前后以书谏丞相不听，得毋为人所误?』安国曰：『安国言且不听，子言彼岂肯信乎?彼作一事，必得四海九州怨怒然后行，何谓为人所误?』及侠上书，安国索其草视之，侠不与。安国曰：『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扬宣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章示我。』侠曰：『已焚之矣。』侠诣登闻检院上书，讽判检院，延与坐，啜茶，询其所言，称奖之。讽又尝见京，语及侠。京称：『侠文辞甚佳，小臣不易敢尔。』侠监安上门，时克臣为盐铁副使，荐之。其逐也，有求于克臣，克臣命长子公约谕次子驸马都尉师约馈之。师约曰：『师约连姻帝室，不敢与外人交，请具白金，大人自遗之。』克臣从之，遗侠以白金三十两。侠往辞安国，安国谓曰：『子可谓独立不惧矣。』及是台司鞫讽、安国及克臣子公约等。安国初不承，狱吏引侠使证之。侠见安国，笑曰：『平甫居常自负刚直，议论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为抵谰邪?』安国即承：永方、忠信、仲卿、无志，皆尝与侠游者也。狱既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状，并问克臣，京等皆引罪。润甫及中丞邓绾疏：『侠肆意谤讪朝廷，议罪投之远方，此人臣之所共嫉。克臣以戚里受国厚恩，知侠国之所弃而资给之；安国以下士擢置文馆，而奖激狂妄，非毁其兄；及永方、忠信等传言惑众，尤为可恶。虽犯在赦前，及元非朝旨推究之人，据其状，不可不惩。』遂罢京政事，侠远徙，讽等皆得罪。晓容勒归本贯。吕惠卿议侠当大辟，上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念，岂宜深罪?』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国负气，恶其俭巧，数面责之，惠卿切齿。及安石罢相，引惠卿辅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复来，乃因侠狱陷安国，亦以沮安石也。安国既贬，上降诏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侠虽荐京宜为宰相，然实不识京。侠又称元绛、孙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识绛，余皆未识，而琥等独斥京，蓋希惠卿风旨也。

　　十一月己卯，钱藻罢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邓绾言：『冯京为性庸狠，朋邪狗俗，而藻乃称京执政不回，一节不扰。乞加黜责。』上从之。绾知王安石恶京，又恐京复用，故为此以附会安石也。

蔡确欲陷吴充

　　元丰元年闰正月庚辰，御批：『近降相州吏人于法寺请求失人死罪刑名事。缘开封府刑狱与法寺日有相干，深恐上下忌疑，不尽情推劾，致奸贼之吏得以幸免。宜移送御史台。』初，韩琦判相州，有三人为劫，为邻里所逐而散[6]。既而为魁者谓其徒曰：『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杀之。』众诺。他日又劫一家，执其老姥，榜棰求货。邻人不忍其号呼，来语贼曰：『此姥更无他货，可惜榜死[7]。』其徒即刺杀之。州、司皆处三人死。刑房堂后官周清本江宁府法司[8]，后为三司大将，王安石引置中书，且立法云：『若刑房能较审刑、大理寺、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故刑房吏日取旧按，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将四年迁至供备库使、行堂后官事。相州狱已決数年，清驳之曰：『新法：凡杀人，虽已死[9]，其为从者被执，虽考掠，若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减一等。今盗魁既令其从云「有救者先杀之」，则魁当为首，其徒用魁言杀救者则为从，又至狱先引服，当减等。而相州杀之，刑部不驳，皆为失人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为：『魁言「有救者先杀之」，谓执兵仗来斗者也。今邻人以好言劝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杀人，不可为从。相州断是。』详断官窦革、周孝恭以此白检正刘奉世，奉世曰：『君为法官，自图之，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则不可为失入。』奉世曰：『君自当依法，此岂必欲君为失入耶?』于是大理奏相州断是。清执前议再驳，复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驳为是。大理不服。方争论未決，会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开赍货诣大理行财枉法。初，殿中丞陈安民签书相州判官日断此狱，闻清驳之，惧得罪，诣京师，历抵亲识求救。文彦博之子、大理评事及甫，安民之姊子、吴充之婿也。安民以书召开云：『尔宜自来照管法司。』竭其家资入京师，欲货大理胥吏问消息。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师[10]，为司农吏，利其货，与中书吏数人共耗用其物，实未尝见大理吏也。为皇城司所奏言：赍三千余缗赂大理。事下开封按鞫，无行赂，惟得安民与开书。谏官蔡确知安民与吴充有亲，乃密言：『事连大臣，非开封可了。』遂移其狱御史台，盖从确请也。

　　四月乙巳，知谏院蔡确既被旨同御史台按潘开狱，遂收大理寺详断官窦革、周孝恭等，枷缚暴于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赂事，皆无状。中丞邓润甫夜掠囚声，以为革、孝恭等，其实他囚也。润甫心非确所为惨刻，而力不能制。确引陈安民置枷前而问之，安民惧，即言尝请求文及甫。及甫云：『已白丞相，甚垂意。』丞相，指吴充也。确得其词，喜，遽欲与润甫登对，且奏充受请求枉法，润甫止之。明日，润甫在经筵，独奏：『相州狱甚冤，大理实未尝纳赂。而蔡确深探其狱，枝蔓不已。窦革等皆朝士，榜掠身无全肤，皆御冤自诬。乞蚤结正。』权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亦以为言。上甚骇异。明日，确欲登对，至殿门，上使人止之，不得前。手诏：『闻御史台勘相州法司颇失宜，遣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院李舜举据见禁人欵求引问证验有无不同，结罪保明以闻。』履、舜举至台，与润甫、确等坐帘下，引囚于前，读示欵状，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前此确屡问，因有变词者辄笞掠。及是，囚不知其为诏使也，畏狱吏之酷，不敢不承，独窦革翻异。验考掠之痕，则无之。履、舜举还奏，上颇不直润甫等言。乙卯，蔡确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中丞邓润甫落职、知抚州，上官均责授光禄寺丞、知光泽县。润甫责辞云：『奏事不实，奉宪失中。言涉诋欺，内怀顾避。』均云：『不务审知，苟为朋附。俾加阅实，不知所言。』先是，上别遣黄履及李舜举赴御史台鞫相州法司狱[11]，确知上意不直润甫等，即具奏：『润甫不悦推见陈安民请求执政情节，责骂吏人，均亦在傍愤恚，见臣不与之同，润甫便行公文云：未敢上殿。次日却闻因进读留身，续又与均密自奏事，不令臣签书，必以臣见其朋奸之迹，恐臣论列，故造飞语以中伤臣。蒙陛下遣黄履、李舜举诣台审问，润甫与均以聚厅引问罪人处，犹敢对使者交口纷纷，意欲开诱罪人翻异，而罪人了无异辞。履及舜举备见。』上始亦疑相州狱滥及无辜，遣使讯之，乃不尽如润甫等所言。确从而攻之，故皆坐贬。确迁中丞[12]。凡朝士系狱者，确令狱吏卒与之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馈食者，羹饭饼铒悉投其中，以杓匀搅，分饲之如犬豕，置不问，故系者幸其得问，无罪不承。

　　六月辛酉，诏殿中丞陈安民追一官勒停，展三期叙；太常博士吴安特追一官，免勒停冲替；前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刘奉世落直史馆，免勒停，监陈州粮料院；详断官窦革追一官勒停；详议官周孝恭、大理评事文及甫并冲替。安民尝官相州，坐与失入死罪，属及甫言于宰相吴充；安持坐受及甫属以谕奉世；奉世坐谕法官令指定不须作失入；革、孝恭坐定为非失入，其牵连得罪者又数十人，充释不问。周清迁一官。初，蔡确断勘是狱，欲锻炼以倾充。既为中丞，遂收系及甫。及甫惧，即如安民前欵称尝白充，诺之。且称尝属充子安持。确又收奉世。奉世先为枢密院检详，充自枢密使拜相，奏奉世检正中书，充雅信重之。确令大理官吏称受奉世风旨，欲出安民罪。奉世惧，亦称于起居日尝受安持属。确又欲收安持，诏第令即讯。安持恐被收，亦称尝属奉世。时三司使李承之、户部副使韩宗彦皆上所厚，忠彦，琦子，而承之尝为都检正，确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数为上言确险陂之情，上意稍解，趣使结正。于是狱成，忠彦犹赎铜十斤。充上表乞罢相，及阖门待罪者三四。上趣遣中使召出，令视事。确屡率言事官登对，言罪安持太轻。上曰：『子弟为亲识请托，不得已而应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辈但欲共攻吴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确所弹奏札还之，言者乃已。

墨本云：狱成，人以为冤。朱本削去。今详述其事，则冤事自见也。

何正臣诬吕公著

　　元丰元年六月，前国子监丞陈世儒殴婢逃，且告世儒及其妻李氏与群婢共害其母张。诏开封府鞫之。世儒，执中子也。

　　三年二月壬戌[13]，诏知濠州、秘书监、集贤院学士苏颂归班，群牧判官、都官郎中庞元英送审官东院，大理评事吕希亚[14]、赞善大夫晏靖并冲替。颂坐前知开封府鞫陈世儒事，而元英诣颂侦问，颂尝酧对，但言其情状极丑恶，刑名未可知。法寺当颂、元英以不应为从重，希亚与靖亦尝侦问[15]，后坐报上不实。始颂鞫世儒，狱具，辄为法官所驳。或谓颂欲宽世儒夫妻。上诘颂，且曰：『无纵有罪。』颂对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谕之使重。』诏移狱于大理。大理因言：『颂尝受吕公著请求。』遣官即讯于濠州，而世儒狱又移付御史台。颂自濠赴台置对，御史曰：『君素长者，必以亲旧之情不能违。速自言，毋重困辱！』颂曰：『诬人以死，不可为。若自诬以得罪，虽甚重，不敢避。』遂手书数百言付狱吏。上览奏牒疑之，诏御史求实状。御史反覆究治无所得，乃诘大理狱吏所得公著请求之说。吏穷，吐实曰：『此大理丞贾种民增减其辞为之也。今其稿尚在。』取而视之，信然。于是种民抵罢，而颂得辨明，犹坐酬对元英等为泄狱情，故罢濠州。

　　四月丁酉子[16]，同知枢密院吕公著时为端明殿学士兼侍读。世儒妻李将就逮，亟谓其母吕曰：『幸告端明翁，为祝苏尹得，即讯于家。』吕即夜至公著所如女言[17]。公著曰：『不可。比相州狱，正坐请求耳，逮系者数百人。况此岂可干人?』即吕涕泣而退。其年九月，公著除同知枢密院。明年正月，迁其狱于大理，又迁其狱于御史台，逮公著婿邵??及二婢，仍檄閤门止公著朝谒。上召公著入谒如常，公著即避位，待辨于家。上数遣内侍劳问，促公著复位，公著讫不敢起。何正臣治狱皆无左验，遂诏停狱，遣中使谕公著狱事已解，可亟入就职。越三日壬寅，公著入谒告谢，上曰：『有司考竟，都无一事。』比拜起，上如是言者再。始公著被诬，或谓：『公著以辅弼枉吏议，当随事自承，不宜有陈。』公著曰：『不然。自古公卿大臣，遭枉滥而不能自直者多矣，皆不得其时也。今吾生治世，事明主，近在帷幄之间，一旦被诬而不能申理，则四方疏远之人何以自明?将恐治狱者狃以自张，被罪者望风畏却，一罹诃问，例自承服。至朝廷有滥罚之讥，罪乃在吾，而不在朝廷也。』

　　二年九月丁丑，诏前国子博士陈世儒并妻李、婢高、张等十九人并处斩，婢高凌迟，妻李特仗死，婢单等七人贷死杖脊，分送湖南、广西、京西路编管。世儒，宰相执中子。执中嬖妾张氏淫悍不制，生世儒未久而执中死。诏张氏为尼。世儒既长，迎归，与妻李事之不谨。李，龙图阁直学士师中女；母，吕氏夷简孙也。世儒知舒州太和县，庸騃不乐为外官，与李讽诸婢欲谋杀张，欲以忧去。诸婢以药毒之，不死，夜持钉陷其胸骨以丧。还京师，为诸婢告发，而李辞屡变，凡三易，狱始得实。于是元勘官皆得罪。

校勘记

[1]除命 原本作『余命』，据《长编》卷二二二改。

[2]壬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三补。

[3]十年二月 原本作『十二年二月』，据《长编》卷二八○删『二』字。按：常秩卒在熙宁十年二月己酉。

[4]庚子 原本作『甲午朔』，误，《长编》卷二五九云：『熙宁八年春（正）月甲午朔，不视朝。』兹据《长编》卷二五九移至庚子日。

[5]右谏议大夫 原本脱『右』字，据《长编》卷二五九补。

[6]邻里 原本作『怜里』，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7]榜死 原本作『榜使』，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8]刑房堂后官 原本作『□后官』，据《长编》卷二八七补。

[9]已死 原本作『以使』，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10]高在 原本作『高在在』，衍一『在』字，据《长编》卷二八七删。

[11]赴御史台鞫相州法司狱 原本作『赴御史鞫台相州法司狱』，据《长编》卷二八九乙正。

[12]确迁中丞 原本无『确』字，据《长编》卷二八九补。

[13]壬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补。

[14]吕希亚 原本『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补。

[15]希亚 原本脱『亚』字，据《长编》卷三○二补。

[16]丁酉 原本作『己未』，据《长编》卷三○三改。

[17]如女 原本作『知女』，据《长编》卷三○三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六

神宗皇帝

三司条例司废置

　　熙宁二年二月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于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条例。先是，上问：『何以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安石对：『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折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诚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能者理财，则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败事。况所择而使者非一人，岂能无此失?』上曰：『自来有一人败事，则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条例司[1]，以讲求理财之术焉。』安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

　　三月戊寅，上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癸未，前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略曰：『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上批付中书曰：『详观疏意，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无所伸，诚亦可惜。』因召对，而有是命。乙酉，陈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于本司陈述。』于是诏令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粜籴[2]、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限受诏后两月，各具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闻奏。诏曰：『朕理财之臣失于因循，法遂至大坏。内外臣僚有能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其诸色人，亦具事理，于制置三司条例司陈状。在外者，即随所属州军投状，缴申条例司。』戊子，两府同奏事，上即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无伦绪，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

　　八月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以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人差遣。』诏依所乞。

　　九月丁卯，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籴常平广惠仓及振贷事。今详比年灾伤赈贷，多出省仓。窃以为省仓以待禀赐尚若不足，而又资以赈贷，此朝廷所以难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十五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故爱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仓赈贷。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灾伤，亦许以次料收熟日纳。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因可选官劝诱，令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加修。盖人之困乏，常在于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籴，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通一路之有无，发贱欽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抑民豪夺之意也。旧制，常平广惠仓专隶提刑司。缘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藉转运司应副，乃克济办。乞委转运司提举，仍令提点刑狱司依旧管辖，毋得别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次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其法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于夏秋未熟已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召民愿请。仍常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并从之。辛未，条例司请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李常、前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王汝翼为检详文字官[3]，殿中丞知冤句县张复礼、前明州司法参军李承之为相度利害官。丙子，条例司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已行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访闻诸路民间多愿官中支贷，乞令司农寺遍下诸路转运司：如有便欲施行，即具以闻，当议迁置提举官。』诏可。条例司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司莫肯为，课入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办。请令发运司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之事，条具利害以闻。』（此以上据本志增入)乃诏发运使薛向、副使罗拯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4]。从之。上手诏向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蕃辐凑中国，亦壮观一事也。』向既兼总九路财赋，即奏：『移用金谷，要当不失事机，如响应声，远近一体，则功利易集，而民亦受赐。今九路监司鲜能协力，徒害成事。请辟置本司官属分隶诸路，参举众事，纠其弛慢不职。凡财货轻重、郡县丰凶、山泽之利废兴、府库之积虚实，可以周知其数，以通有无。』从之。于是置勾当公事官九员，分领九路，凡移用财赋、兴置坑冶、茶矾酒税、钱监、造船、雇籴、辇运等事。先是，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而官物以故湿恶陷折者，岁不减二十万斛。至向，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相检察，而旧弊悉去。

　　十一月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书，欲令孙觉、吕惠卿领局，而升之与王安石提举。』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无可改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称司。』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职之名，非执政之所宜称。』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亮曰：『今之执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书也。』安石曰：『三公无官，惟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即以三公为冢宰。盖其它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三司；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无所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于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条例则不可。』安石曰：『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何故乃以为不可?』上曰：『乃者陈升之在枢密院，今俱在中书。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事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亦曰：「丧使无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理财而制置一司，使升之与臣领之之意也。特置一司，于时事宜，恐不须并。』j升之以为并之无伤。安石曰：『今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于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陛下既使升之与臣执政，必不疑升之与臣专事而为奸。况制置司所奏请，皆关中书审覆，然后施行，自不须并入。』争于上前，日高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枢密各差一人。今若与韩绛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时为扬州签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务变更旧制，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其诈，深德之，故安石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事遂不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搅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

　　闰十一月，条例司又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务。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铁钱，若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十二月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或非臣等所识，然取于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

　　三年，诸公论青苗新法不便（详见《论青苗法》）。

　　三月，国子监直讲王汝翼辞条例司检详文字。

五月甲辰，诏：『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财利。今大端已举，惟在悉力应接，以取成效。其罢归中书。』先是，文彦博等皆请罢制置条例司。上谓彦博曰：『俟群言稍息，当罢之。』不欲亟罢，恐伤王安石意故也。

议减兵数杂类

　　熙宁元年六月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如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此止当下三司供析。其同与不同，立可尽见，不必更差官置局。』上因问五者利害，光具悉以对，上深开纳。明日，即罢裁减局，但下三司供析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定州、高阳关两路，分番往戍。先是，此军本备河北戍守，近岁分屯诸路。朝廷将减缘边土兵，以省三司馈饷，故有是诏。

　　二年正月乙酉，枢密院进呈减住营尚多，而驱策之方犹少。但如种古之徒，已不获自尽矣。

　　十月戊戌，上问节财如何，王安石对以减兵最急。上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惟别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习兵，则兵可省。』先是，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受。』从之。淮南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于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遂行也。』于是上问升之：『退军事，当时曾与密院众商量否?今却皆争论以为难，此乃是合退作剩员优假之故。别立等，有何所伤?』公弼言：『臣不比它人立事取名，恐误陛下事。若二十万众皆变，为之奈何?』升之具论祖宗旧法。曾公亮曰：『为之当有渐。』王安石亦云。上曰：『但执政协心，不扇动人情，自无事。』安石曰：『公弼来陛下处言，止是临事而惧，固无所害。若退以语众，乃为扇摇人情。』上曰：『柴世宗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只是简汰。然柴世宗精神之运，威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济事，而无侮败。』龙图阁直学士陈荐言：『大臣建退军之议，损禁兵月廪，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师，祖宗之制，所以重内轻外，其来已久。人情既安习，一旦辇徙，去国客食，卒伍众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旧。』上从之，卒罢退军议。

　　闰十一月，上问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良民为之，当以义礼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则他时可比数[5]，且祖宗朝，北鄙无警，即便罢兵。今既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钱帛。』文彦博曰：『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汉文帝以恭俭，故至武帝时府库充实，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匮乏。』上曰：『文、景恭俭，岂是庶事不为以致富盛?盖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韩绛曰：『朝廷须修法度，爱惜财帛，乃能休息生灵。一人独俭，未足成化。』陈升之曰：『已议暗消本路特兵，于京东招补，亦将有序，不数年可见效矣。』吕公弼曰：『缘边之兵，不可多减，若遇大阅，人数全少，北人观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兵，不至阙事也。』上曰：『卿等可详议以闻。』

　　九月乙亥，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上曰：『朕尝问王存以兵费，乃言：「臣不曾讲兵书。」』因问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当择边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练，仍鼓舞其州民，使各习，则兵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种古等数人，臣略与语，似亦皆可付一州。臣因与言：「古今边州有兵五千处，若止拣留三千，仍以二千人衣粮之费令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习兵战，则可以战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上言太祖付边将事，安石曰：『今有可胜太祖时：并边民户日蕃息，所恃不尽，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令边将得自拣择训练，如太祖时，则尤易以待敌。』上言：『五代时，方镇皆豪杰，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须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时方镇岂皆豪杰?如罗洪信，乃是众人求主不得，大呼于众：「谁能为节度使者?」洪信出应募，遂立以为帅。然亦能独保一镇者，以其任事得自专故也。今朝廷待边将拘制之法，令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可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上极以为然。

　　十二月乙亥，上论及边兵已不足以守，虽费衣粮，然又不可减。王安石曰：『今若更减，即诚无以待缓急；不减，则费用无有巳时。若不能治兵稍复古制，则中国决无富强之理。』上因言：『义勇可使分为四蕃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上问：『唐都关中，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处处可为，又可令入衙。』公弼与韩绛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可应募诸班诸军者?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亦以为虞[6]。义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户为将校，岂可却以为虞?』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药不暝，眩疾不瘳。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上以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枢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断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威复振，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而已。天下盗贼杀人亡命，日募以为禁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雠仇而不敢校，后悔之莫有贷者。臣谓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等人，不足以胜诸僭伪之国。及所募已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于前，必事成功于后，岂以为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盗贼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不以为虞者，诚有帝王威略故也。今当平世，发义勇入卫，有爵赏之劝、禄赐之利，而乃更忧其为变，恐非笃论。盖今人习见募兵，而不见民兵之事久，故一闻此议，则不能无骇。然募兵之法不变，乃实有可忧。』

此据《日录》，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本系三年十二月。

兵部上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后，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余三千五百人。河东、陕西弓箭手数：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惟秦凤有寨户，陕西无户籍数。其后义勇浸消，悉联以为保甲云。

联为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并据《兵志》第三卷熙宁二年事增入。

　　二年三月壬辰朔，枢密副使韩绛与文彦博、吕公弼争议拣退禁军。彦博、公弼极言其不便，上命且依旧制。是日，绛亦称疾在告。是月，诏并龙猛八指挥为六。旧三百五十八为额，自康定、庆历以来，诸军间有并废，至熙宁初大整军额，有就而合者，如龙卫三十九指挥并为二十；有以全部付隶者：宣威并入威猛、广捷，而宣威废罢。契丹直拨入神骑，而契丹直废罢。有并营而增额：加宣武二十指挥四百人额并为十二指挥，五百人为额。有就而易名者：如骁猛四指挥，以第四一指挥改充骁雄，存三指挥。自是部伍整肃，无有名存而实阙者。

　　七月丙申，王安石进呈蔡挺乞以义勇为五番教阅事。上因论及民兵，安石曰：『募兵未可全罢，民兵可渐复。虽府界亦可为。至于广南，尤不可缓。今中国募禁军往戍多死，此害于仁政。陛下诚罢军职，以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杰，使趋为民兵，则事甚易成。』上患密院不肯措置义勇。安石曰：『陛下诚欲行，则孰能御之?此在陛下也。』因为上言：『国之大政，任兵、农。』上曰：『先措置得兵乃及农，缘治农事须财。兵不省，即无由足。』安石曰：『农事亦不可在兵事之后。前代兴王知不废农事，乃能并天下。兴农事启不费国财，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泾、渭、仪、原四州义勇万五千人，旧制戍守，经略使蔡挺始令遇上番，依诸军结阵队分隶诸将，选艺精者迁补，给官马、月廪、时帛，郊赏与正兵同，遂与正兵相参战守。时土兵有阙，诏募三千人。挺奏以：『义勇点刺累年，虽训练以时，而未施于征防。意可以案府兵遗法，俾之番戍，无补所阙土兵。』诏复问以措置远近、分番之法，挺即条上，以四州义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罢。周而复始之。募土兵，岁减粮八万石、料钱六千余缗、春冬衣万五千疋、绵三万七千两。诏从之，行之诸路。

　　十二月壬申，诏枢密使文彦博等对资政殿。彦博等出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上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数相参照，顾问久之，遂诏殿前司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存

　　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总计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义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界定六万三千人，在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三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各千二百人，川、峡三路共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其余指挥，并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拨并；其河北以人数尚多，须后议之。

四年三月癸丑，上论农兵事，欲行宋道之策，召人免税充弓箭手事。文彦博以为决不可行。安石曰：『恐可行，但亦不须如此，诚以利害驱民训习，则何必用宋道之策?』上欲择人判兵部如司农，安石曰：『京诸司固足以提天下之纲要，非特兵部也。』上曰：『兵部最所急故也。』安石曰：『诚如此。』

陈瓘论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驱，使趋为兵。安石此语，亦欲变募兵宿卫法故也。』

　　宋道，河南人，时为都官郎中、同提举三门白波辇运。尝应诏言五事，其五曰增置沿边弓箭手以省戍兵。又尝言请仿古民兵之法，籍边丁，蠲其税，无废县官，而习山川之便，乃得战士二十万。事多施行云。

　　七月，诏拣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并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至是，免为民者甚众。

　　十二月丙寅[7]，枢密院言：『诸路厢车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间因事募人，团立新额，或因工作、榷酤、水陆送运、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8]、堤防堰埭[9]，若此者，事存而名未可废。及剩员、府牢城，皆待有罪配隶之人，壮城专治城隍，不给他役[10]，别为一军，而教阅厢军亦自为额。请以诸路不教阅厢军并为一额，余从省废。其移并如禁军法。』奏可。遂下诸路转运司，以州大小高下为序，始自某州为第一指挥，差次至某州，凡为若干指挥，每指挥无过五百人。河北曰崇胜，河东曰雄猛，陕西曰保宁，京东曰奉化，京西曰劲武，淮南曰宁淮[11]，两浙曰崇节，江南曰效勇，荆湖曰宣节，福建曰保节，广南曰清化，川峡四路曰克宁。总天下厢兵马步指挥凡八百四十，其为兵凡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诸司或因事募兵之额不与焉。

　　五年正月。先是，曾孝宽为王安石言：『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或言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安石具以白上。文彦博曰：『近日朝廷更张，人情汹汹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吴充曰：『并营事已久，人习熟，何缘有此?近来惟保甲事，人情不安。』上言太祖善御兵，又言斩川班事。安石曰：『五代兵骄。太祖若所见与常人同，则因循姑息，终不能成大业。惟能勇，故能帖服此辈，大有所为。然恃募兵以为国，终非所以安宗庙社稷。』上曰：『如庆卒柔远之变，赖属户乃能定。然则募兵，岂可专恃?』上欲得诋毁军士主名，枢密院请责殿前马步三帅，安石请委皇城司，上曰：『不如付之开封府。』乃令安石召元绛至安石第谕意。

林希《野史》云：初，司马光贻书王安石，阙下争传之。安石患之。凡传其书，往往阴中以事。民间又伪为光一书，诋安石尤甚，其辞鄙俚。上闻之，谓左右曰：『此决非光所为。』安石盛怒曰：『此由光好传诏书以买名，故致流俗亦效之。使新法沮格，异论纷然，皆光唱之。』即付狱，穷治其所从得者，乃皇城使沈惟恭等指斥乘舆。流海岛，杞□弃市[12]，以深禁民间私议己者。其后探伺者分布都下。又明年，曾孝宽以修起居注侍上，因言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狱。上度其本非邪谋，多宽释之。保甲民有为匿名书揭于木杪，言今不聊生，当速求自全之计，期诉于朝。安石大怒，乃出钱五百千以捕为书者。既而村民有偶语者曰：『农事方兴而驱我阅武，非斩王相，我辈不得休息。』逻者得之付狱，安石意为匿名书者必此人也，使锻炼成狱。民不胜榜掠，而终不伏。法官以诟骂大臣，坐徒三年。上笑曰：『村民无知，止令杖臀十七而已。』开封推官叶温叟在府不及一岁，凡治窃议时事及诟骂王安石者三十余狱。林希所云，须细考之。七月已亥、闰七月癸酉皆有匿名书事，当并考之。四年三月己酉，孝宽乞立赏捕扇惑保甲人，与此相关云。

　　七月壬寅，诏步军司床子弩雄武五指挥九百三十九人拨并为两指挥，飞山雄武指挥一千二百人亦拨并为两指挥，每指挥并以五百人为额，仍契勘在京见今诸军已来拨并数目以闻。

　　六年三月癸亥，上谓王安石曰：『宿卫亲事官有击指挥使伤首者，而主名未立。宿

卫法不可以不急变革。』安石曰：『臣固尝论此，此固易变，但要措置有方。』

陈瓘论曰：安石欲变宿卫之法，先于经义创立新说，然后造为神考圣训，谓当急变其法。盖托于先训，则可以为圣王遵行；文以经术，则可以禁士大夫之窃议。二者行于前，三卫作于后，渐危根本，忠义寒心。人皆独罪于一京，安知谋发于私史?若非陛下守艺祖之宏规，循累朝之成宪，使彼二书之说以叙行之，今日不知其如何矣！

　　十月甲戌，并龙卫三十九指挥为二十指挥。庚寅，上曰：『裁并军营，凡省军员四千余人，此十万军之资也。若训练既精，人得其用，不惟胜敌，兼亦省财。』王安石等曰：『累岁以来，陛下选用使臣，专令训练。间御便殿，躬亲试阅。赏罚既明，士卒知劝。观其技艺之精，一人可敌数夫，此实国家安危所系也。』安石又言：『并营练卒事既有效，凡此皆无害于人，而不道者乃妄相扇动。』上曰：『须渐定去之。』安石曰：『今已帖息矣。』

　　八年三月乙卯，阅诸军转员，三日止。旧制，捧日都虞候四人，至是五人，而马军都指挥使但阙骁骑一人，以捧日一人补骁骑军主，余四人如故，则以次军分皆不得迁。乃补四人者，并为马步军副都军头。又以龙卫、拱圣、骁骑、武骑、宁朔、神骑旧百三十一指挥，后省五十指挥，而兼管马军。指挥使以下已补八十一指挥正额外，数犹有余，乃于所省指挥内未移并者四十三指挥，且置下名指挥使、副使各一人、军使三人，以次第迁。

　　元丰二年六月，诏捧日、龙卫、鈯直、左射指挥均拨人捧日、龙卫诸指挥更不补人。其四指挥请受钱帛等，委群牧司；粮草委提点仓场司封桩。

八年三月，凡禁军之最亲近者执事殿陛，宿卫官省扈从乘舆，号诸班直。非诸班直，隶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军皆以守京师，备征戍。其出戍边或诸州更戍者，谓之屯驻；非戊诸州而隶于总管司者，谓之驻泊；非屯驻、驻泊而以籴贱留便廪给，谓之就粮；诸司募者曰役兵；诸州募者曰本城厢兵；教阅者为教阅厢兵；蕃人内附纠合其人而用之者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熙宁、元丰之间，兵制大备矣。

此《兵志》首篇新叙，今掇取附见。

　　凡禁军，奉钱千为上军，五百以上为中军，以下为下军。其赏罚迁叙视此为等。其政令掌于枢密院，岁以秋月校其艺能而赏劝之。熙宁之籍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之籍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位，总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一千，而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校庆历之籍减几十万，开宝增至七十万二千。上患兵冗，邦用不继，始议销并，及亲制选练修饰武备之法甚众。一日，顾谓辅臣曰：『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刺以为兵，连营以居，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既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俾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余，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民以制诸道，而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有余年，盖本于此。』初，上欲省兵，王安石对曰：『拣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其后遂什伍畿甸之民以为保甲，诸路亦以次推行。元丰中，义勇、保甲遂上番，以代禁卫，其巡检、县尉司所省募兵数万。诏阙额弗补者，会其财费储之，专以待武备之用。自后民兵数遂逾募兵，而国用纾。又议欲择民之材武者，若唐府兵，蕃以上备宿卫。事虽未行，然其规模宏远矣。

此《兵志》首篇所云，今附见，须详考存兵数也。国朝以备战卫为禁军，以给徒役为厢军，各隶其州之本城內，总于侍卫司，而尚书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隶于其部。又以厢军教阅者，始号厢禁军，后皆以为下禁车【杰按：车，疑为“军”之误。】。其给始于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属焉。熙宁三年，诏以禁军分五都法检治厢军。其后禁军或降剩员，或升阶以备厢军。诸路力役之事广，则间诏增募。而京西转运司所募，多至三万人。陕西减额五千人，亦至三万人。河朔流民寓京东者，如旧制募士教阅，以为忠果二十指挥，分隶河北总管。以除道恤饥、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垒，河北所募五千人，熙河亦三个人。修京城，以废马监兵置广固、保忠凡十指挥，亦五千人。湖南徭人平，戎、泸军兴，化河转漕，又皆增置。大抵熙宁、元丰之间，厢军之数，视祖宗时盖众矣。自五代后，凡国之役皆调于民，故民以劳弊。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非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

校勘记

[1]条例司 原本作『条理司』，据文意改。

[2]粜籴 原本脱『粜』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四补。

[3]检详文字 原本作『检详定官』，据《续长编拾补》卷五改。

[4]罗拯 原本作『罗极』，《续长编拾补》卷五沿原本之误而误。兹据《隆庆仪真县志》发运使题名改。见拙著《宋代路分长官通考》。

[5]比数 原本『比』字作墨丁，《续长编拾补》卷六将此墨丁删去。兹据文意补『比』字。

[6]亦以为虞 原本作『不以为虞』，义不通，据《续长编拾补》卷六改。

[7]丙寅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八补。

[8]邮传 原本作『部传』，据《长编》卷二二八改。

[9]堤防 原本作『提防』，据《长编》卷二二八改。

[10]他役 原本作『他后』，据《长编》卷二二八改。

[11]宁淮 原本作『宁武淮』，衍一『武』字，据《长编》卷二二八删。

[12]杞□弃市 《长编》卷三二九无墨丁，直书『杞弃市』。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七

神宗皇帝

裁抑臣僚奏荐

　　熙宁元年九月。先是，殿中御史里行张唐英言：『仁宗以来，屡革京官之授。』知谏院吴申言：『今卿、监七十余员，将来子孙尽奏京官，少卿、监、郎中带职员郎共五百余员，员外郎八百员。数年之后，尽迁郎中，将来奏荐，复倍于今。』同知谏院吴充言：『宫掖妃嫔恩例亦乞裁的。』都官员外郎庞元英言：『入官之弊，独诸副使未甚裁损。』四状并批送学士院，集两制同详定。丁亥，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言：『旧制，宰相、使相子除将作监丞，弟兄、孙侄并授太祝、奉礼郎，亲堂弟侄与守校书郎。今定宰相、使相奏亲堂弟侄只与试校书郎。旧制，大卿、监子与在京主簿，弟兄孙侄与试校书郎。今定大卿、监每次郊礼，亲子与试校书郎一人，候该参选，并与注初等职官；弟兄孙侄降一等，内曾任知杂、省府副非责降者依旧。少卿、监子并与试校书郎，兄弟孙侄与斋郎。今定少卿、监每两次郊礼，许奏一人，内曾任知杂、省副非责降者，依旧制。谏议大夫、待制、观察使以上，两遇郊礼，许奏子侄亲一人。今定三遇郊礼许奏一人。旧制，诸妃遇圣节，奏亲属一人，每隔年许奏二人，郊礼许奏一人；嫔御每遇郊礼各奏一人，两遇圣节，与一次依南郊例。今定诸妃每遇圣节并南郊，只奏一名，惟许奏有服亲；淑仪、婕妤、贵人遇南郊，许奏小功以上亲一人，位号别而资品同者，许此类奏荐。旧制，皇亲妻两遇郊礼，方许奏一人亲伯叔兄弟侄。今定皇亲妻更不许奏。旧制，郡、县主遇郊礼，方许奏亲生子与右班殿直，其夫之亲属及庶子，须两遇郊礼，许奏荐一名与借职。今定郡、县主遇郊礼，许奏亲子一人，只举幕职。若奏孙及庶子，即两遇郊礼许奏一人，更不许奏夫之亲属。旧制，臣僚之妻为国夫人者，遗表奏子孙恩泽。今定更不奏人。旧制，诸位将军、诸司副使、枢密院诸房副承制以上，自转授后，两遇郊礼，方许奏荐。今定累奏不得过两人。如被奏人亡没，许别奏。其将军、副使、路分都监以上，须人仕及三十年以上，系亲民差遣，其见任监当，但曾历亲民非责降者亦同。旧制，公主每遇圣节、郊礼，许奏夫之亲属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许奏一人。今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生日更不许奏，其遇圣节并郊礼所奏，依治平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条贯，须于有服之亲。旧制，分司官两省以上官遇郊礼，许奏子孙，仍旧例，止降等与恩泽，其郎中以上如遇郊礼，子孙并未有官者，特奏一名；其两省以上致仕遇郊礼，比分司官更降一等，并大两省致仕，依见任官所奏亲疏施行。其降等与恩泽，即依旧制。今定分司、致仕两省以上，不许奏缌麻以下。旧制，两府遇郊礼，奏医人一名与四国子四门助教，不理选限，及教练使一名，宪衔逐次奉圣旨依理例，内教练使多奏作试衔，不理选限，及奏荐试衔，不理选限。人多却用陈乞，奏换三班差使。殿侍旧许将合得转官及其余恩泽若人吏等出职，陈乞回授与亲戚官者，今并乞不许回授。两府初除及转官罢任，各奏门下人吏恩泽，旧例多至十人以上，并乞减半。其两省以上奏补子孙京官难减省，切缘有出身选人例，须五人与主，方得改转京官。今奏补人便充京官迁转，更无限碍，但监当六年便人亲民，比之有出身选人，实为优幸。今乞奏补京官，并须本部通判、知州职司及内外两省以上官四人奉举，内仍有本辖官一人。两任实满六年，方人亲民差遣，若奏补颁行人监当，有举主二人、两任六年者准此。』诏并从之。

　　二年十二月癸亥朔，诏近降宗室授官条制外，其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亲属例有当裁定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自今本服大功以上亲，并与右侍禁、奉礼郎，小功左班殿直、试大理评事，缌麻右班殿直、试秘书省校书郎，异姓准此。有服女之婿，本服大功以上女右班殿直，小功女三班奉职，缌麻女三班借职。诸妃、大长公主至公主遇南郊，许奏有服亲两人，圣节更不许奏。使相子西头供奉官，亲孙弟侄与右侍禁，大功以下亲三班奉职。枢密使、副使、宣徽、节度使子右侍禁，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奉职，小功以下亲借职。六统军、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子左班殿直，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以下亲借职，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奏职，亲孙弟侄借职。大功以下亲三班差使、殿直，缌麻以下亲更不许奏。宰相、使相子大理评事，余依旧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许奏有服外亲，其待制、观察使以上三次南郊许奏异姓准此。郎中以下该奏荐者，四次南郊许奏大功以下亲一人。少卿、监以下更不许奏。缌麻亲又照应省、府及职司等诸般职任差遣，各随正资序奏荐亲属外，其权及发遣者，班序、衣赐、杂给支赐等，并依正权官例，即不得依正人资序人例奏荐思泽。

　　四年十月壬子朔，中书言：『选人每因恩赦例与放选，以至奏补初任之人，年二十五以上试诗一首，方许注官，犹为无取。其间有才能者，须俟及年，颇为淹滞。中才以下，亦未尝试其所学。使之釐务，往往废职。及铨曹合注官人例，须判三道。因循积弊，遂成虚文。今欲应得替合守选人，岁限二月八日以前流内铨投状，试断案二道，或律令大义五道，或议三道。差官同铨曹主判官撰试，同考试。第为三等申中书。上等免选注官人优等者，依判超例升资，无出身者赐出身。如试不中或不能就试者，及三年与注官，即不得人县令、司理、司法，其录事参军、司理、司法，仍自今更不试判，亦不免选。即历任有举京官、职官、县令五人者，与免试注官。内得替合序官人，亦许依得替人例收试，奏补京朝官。选人初出官，罢试诗。年二十以上，许投状乞试，依得放选等第即与差遣，优等赐出身，试不中或不能就试，如年及三十者，即与差遣。其授官年已三十，即更三年听出官二乐朝官展三年监当。如历任于合用举主外更有二人，即免展年。其今年以前奏授见年十五以上不能就试者依旧条，京朝官依上条展年。』从之。初，审官院、流内铨出官法试律及诗，而奏补人多，不能为之，人为代作，至写纸球卖之，试者用此得出官，其弊颇多。至是，乃更此法。

裁定宗室授官

　　熙宁元年九月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1]、生日、郊礼给赐。时京师百官月俸四万余缗，诸军十一万缗，而宗室七万余缗。其生员、婚嫁、丧葬及岁时补洗杂赐与四季衣不在焉。

　　二年二月壬寅，枢密院言：『宗室乞子孙赐名授官。』韩绛曰：『中书、枢密院当议定宗室之制，已有旨，候亮阴后商度。今合施行。』上曰：『此事甚大，须议，使今可行乃便。』文彦博等各陈大旨，皆以亲疏当有等降，若非立法，无以为经常久远之计。上曰：『祖宗时皆有近亲，今用常时奏养赐予之例，诚宜裁定。若以诸王嫡长世为南班官，其余子授以三班职名，可否?』陈升之曰：『须依前代继承之法，余子杀其恩例、六世亲尽，别为经制。』绛曰：『此事乞专委属臣下议论，须辨亲疏立法，则不失陛下亲亲之意。』彦博曰：『自古宗族犯法，恩有不听者，臣下以义固争是也。』上颔之。

　　三月壬辰，上问措置宗室事。富弼曰：『此事诚当出于陛下，外人谋之，则为疏间亲。』公亮曰：『此亦当自外裁定。』弼曰：『为之当以渐，恐致纷纭。』安石曰：『此事但欲于恩义间无伤，使彼可安而已，不论渐不渐也。今欲裁减恩泽，何能免其纷纭?但陛下不为恤，则事可为也。』上又问裁定亲疏之宜，公亮以为当从上身为亲疏。上曰：『当以祖宗为限断。』安石曰：『以陛下身，即是以祖宗为限断也。』

　　九月，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

　　十一月庚午，迩英讲读毕，上留司马光，问以变更宗室法。光封曰：『此诚当变更。当宜以渐，不可急耳。』甲戌，中书、枢密院言：『伏以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加蕃衍，而亲疏之施，未有等衰，甄序其才，未能如古。臣等今议定方今可行之制，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祖宗袒免亲，将军以下愿出官者听，仍先令经大宗正司投状上闻，委大宗正选择本宫尊长，同太学教授结罪保明才行堪与不堪任使，复委大宗正审察闻奏。就试武官者，试读律、写家状；就试文官者，试说一中经或论一首。将军换诸司副使、太常丞正率换内殿崇班、太子中允，并与州郡监当一任，无败阙，与亲民。副率换西头供奉官、大理评事监当一任满，如职事干集，操守修饰，即委本州长吏及监当同罪保明，与亲民差遣。无保明，即依外官条例[2]。祖宗袒免亲未赐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与请受，二十许出官。愿文资者，与试衔知县，并令监当考试。及任满有无保明，准上条以上出官，并特与支赐。愿锁厅应举者，依外官条例。其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只许令应举。应进士者止试策论，明经者止习一大经，试大经、试大义及策。初试考退不成文理者，余令覆试，取合格者，以五分为限。人数虽多，毋过五十人。累经覆试不中年长者，当推恩量材录用。以上出官者，虽在外，俸钱依在京分数，许依审官、三班迁法指射差遣，仍许不拘远近差注。授文官者与进士出身，同锁厅应用进士、明经举，有出身人至员外郎，与迁左曹；宗室不出官者，祖宗元系磨勘，至正观察使止，袒免亲至遥郡防御使止，非袒免亲至遥郡刺史止。袒免亲见任官合奏荐子孙者，许以外官例奏荐。袒免亲以下见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者，许在京置赁居第，仍许随处置产业；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之法。袒免女嫁，赐钱减半，婿与三班奉职；非袒免女，即量加给赐，更不与婿官。婿有官者，与免人远，许依审官三一班院、流内铨法指射差遣班行，仍免短使。其袒免亲娶妻，量加给赐。以上嫁娶，官司更不勘验管勾。其非袒免亲嫁娶，即依庶姓之法，毋得与非士族之家为姻婚。袒免亲以外两世贫无官者，量赐田土，其孤幼无依及老贫失所者，不以世数所在具名闻奏，当议特加存恤。今所降新例内合具条件者，令所司议定闻奏。』

　　于是诏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则疏封于爵土，次则通籍于闺台，并留京师，参奉朝请。然而世叙寝远，皇枝益蕃。属有亲疏，则恩有隆杀；才有贤否，则禄有重轻。今而一贯于周行，是亦奚分于流品?虽敦睦之道诚广，而德施之义未周，故廷臣数言，宰司继请，谓宜裁定，限以等彝。朕惟亲戚之间，经史有训，汉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纪远近，或听推恩而分子弟，或许自试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世之所行，顾当今之未备。况我朝制作，动法先王，岂宗室等衰，乃无定著?因俾群公之合议，将为一代之通规。载览奏封，具陈条目，以谓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孙，抑有亲亲之杀。若乃服属之既竭，洎于才艺之并优，在随器以甄扬，使当官而勉懋。至于任子之令，通婚之仪，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佥言既久，朕意何疑?告于将来，用颁明命。宜依中书、枢密所奏施行。』吕夷简在仁宗时，宗室补环卫官，骤增廪给，其后费大而不可止。至韩琦为相，当议更之而不果。及上即位，遂欲改法，于是王安石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后，择一人为宗。』或者曰：『若立嫡则人不服。朝廷法制，苟当于礼，岂患不服?』曾公亮、陈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今庶长得传封爵，则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长者多矣。母害其子，法之所难加，而政之所难及。若嫡子得传爵位，则庶长无祸。盖于今立嫡，非但正统，亦所以安庶长也。』上曰：『善。』

　　十二月乙酉，诏：『近制，皇族非袒免以下，更不赐名授官，止令应举。自今如生子及其死亡者，即关报遂袒下。袭公爵者，令各置籍，岁终上玉牒。所有其未出官者，依旧人大小学。』

　　三年二月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以都官员外郎张稚圭知大宗正丞事。诏大宗正丞于芳林园置治所，给实俸，添支钱。

　　六月癸酉，宗正寺言：『每岁正月一日，装写《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绪录》各一本，供送龙图、天章、宝文阁。今祖宗非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一依外官之法。合与不合修人图册，诏送礼院详定。』礼院官言：『圣王之于其族，上杀下杀而殚于六世，所以明亲疏之异也。亲道虽尽，犹且记其源流，百世不紊，所以著世系之同也。亲疏异，则恩礼不得不异；世系同，则图籍不得不同。二者并行而不相悖，亲亲之义备矣。《礼》：四世缌麻，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婚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郑注：系之弗别，谓若今宗室属。据汉宗正岁上名籍，与礼经合。又户令皇宗祖庙虽毁，其子孙皆于宗正寺附籍，自外悉依百姓，惟每年总户口帐送宗正寺。此则户令之文，又与古制合。以此言之，远近之恩，固宜有差降，而谱谍之记，不可以不存。况朝廷厘改皇族授官之制，而袒免外亲统宗袭爵。进预科选，迁官给俸，事事优异，悉不与外官匹庶同法，是则属虽疏而恩礼不绝。若图籍湮落，则无以审其所从，而为远久之证。所有祖宗非袒免亲，欲乞依旧修，写入《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绪录》。在其外者，委宗正寺逐年取索附籍。』从之。

十一月，礼院言：『袒免亲出任外官，宜著姓名，降宣勅。或自上表。及代还京师，即上称皇亲，不著姓。』从之。

裁定京官 考校磨勘改官附

　　熙宁元年六月。先是，谏官言：『选人到铨磨勘者众，为壅并，遂至稽滞。盖是举官之数太多，不与引见转官人数相当。乞先取京朝官员数著定，仍限定诸路保奏之数。』台官亦言：『今京朝官十倍景德之前，员多阙少，审官差遣。不行选人磨勘之法，故当渐有澄汰，不为限隔，使人无留滞咨怨之声。』己未，诏：『诸道州、府、军、监长吏奏举选人更不裁减外，其通判奏举选人，并令权罢。』壬戌，诏：『诸路转运判官奏举选人为京官，比提点刑狱，朝臣并减二人。』

　　九月，王珪等言两省以上奏补子孙京官（详见《裁定臣僚奏荐》）。

　　十二月癸丑，诏：『选人以淹滞被举，内该磨勘者，听引见，与京官，余依试身言书判人[3]。』注官被举者凡三十七人，权夔州观察推官蒲宗孟在焉。治平间，宗孟尝上书言水灾、地震，语斥大臣及宫禁宦寺。既引见，上识其姓名，曰：『是尝言水灾、地震者耶?』于是宗孟又言：『向者大臣为法，以节约进士、经生之数。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常数千万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减任子之令，期岁而补者增而为三岁，三岁者增而为再郊；三丞告老之泽、十八道使者迁任之宠，例皆寝罢，大较比旧每岁，已有千余人不占仕籍矣。入仕之难既如此，既仕之后，又多为不可进之格以沮之，故举职官之令行，而京官岁损者常百余员，朝廷犹以为未也。召见引对之际，又不用铨筅正律，不存祖宗故事，与夺无准，出于临时，使天下有偶失之叹。今年六月己未之诏，又令天下通判不得举京官，转运判官亦减其当举之数，甚者又有增年迁秩之法、正郎限员之令，仕官而有可止之时，则人之为善，有可止之心矣。方今所贵而宠用者，进士一科。以进士言之，使天下之仕者，率三十而得京官，比及引年之日，不过为陛下中行郎中耳。然而其间几何而至此?其补奏而得仕、诵书而入官者，又岂人人四十而尽京官耶?治平之法，减京官以举职官，使京朝官以上四年而磨勘。持此之术而行之，十年仕路自清，吏员自少。五十六年之弊欲一日去之，不亦遽乎?』

三年三月戊辰朔[4]，命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苏颂与流内铨主判官试验选人自言书判。初议差公著等，上问执政试判故事，因曰：『此何足以见人材?』对曰：『诚然。先朝有与京官者，实可惜。』上以为然。又因论近日改京官者多，对曰：『真宗以前，引见选人，或与循资，出于临时。』上曰：『如此，则是有幸不幸，须别更讲求立法。今入仕之路多，如科场，亦宜裁节。人数既已多，取之而扼其进用，令人困穷，亦不为有理。今欲裁减京官，当并科举议之。』

《日录》载此事于三月二十五日，且云：安石止欲与试判人循资。曾公亮言：先朝与京官。富弼言：今改先朝故事甚多，此亦不必用先朝例。上以为然。《元祐实录》载此事于三月一日，事与《实录》略同，但无富弼所言，切疑富弼亦未必有此言也。弼以初十日方入见，初一日安得已言事上前?《实录》既系之初一日，宜加删削。朱本亦从墨本也。

　　二月，考课院言：『准诏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在任断狱平允，民无冤滥，赋税及时了办，不须追扰，及差役均平，并无论诉之人，及虽有论诉而无不当之理，在任能屏除盗贼，里民安居，劝课力田，使野无旷土，又能振恤困穷，不致流移，虽有流移之人，而多方招诱，复令归业，一任之中，主客户比旧籍稍有增衍，在任架阁库书簿务令整齐，经提刑、转连点检别无散失，及兴修水利、疏导积水，以利民田，能劝诱人户种植桑枣。天下州、军委知州、通判每岁取索辖下得替知县、县令前项三条课绩，兼依旧唐四善德义、清谨、公平、恪勤采逐。人有上项事实，即参详分为上、中、下三等，申本路转运、提点刑狱司逐司类聚齐足，同共将一路所供三条课绩、四善事实再行审定。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于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昏缪出于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即不得将合在三等政事定优或劣。其奏状并限次年春季申奏到，送考课院看详。如所奏委得允当，即本院保明申奏。其知县、县令依下项赏罚。若所奏徇情，功过不实，及虚奖权要、固抑孤寒，其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及知州、通判并科违制之罪。京朝官系优等人，到院日，与升在院人名次之上，仍令指射家便地差遣，及令中书记录其姓名；其劣等人并降人监当。选人系优等人，如到铨合该磨勘判成过铨日，令铨司与不依名次人甲引见改转，合人京朝官近地差遣。其未该磨勘者，如已係职官，并与循资；若系令录，即与两使职；如系试衔知县，即亢远小判司簿尉。定到武臣知县为上、下等之人，即乞比类上项赏罚施行。』诏并从之。

　　四年四月壬午，中书言：『选人磨勘并酬奖、致仕、改官，前后条制不一。请自今令节度、观察判官，六考进士太常丞，余太子中舍；不及六考进士太子中允，余著作佐郎；支使、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六考进士太子中允，余著作佐郎；不及六考进士著作佐郎，余大理寺丞。两使推官、令录事参军、军事判官、六考进士著作佐郎，余大理寺丞；不及六考进士大理寺丞，余卫尉寺丞；不及三考进士光禄寺丞，余大理评事。初等职官知县、录事参军、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二八考进士大理寺丞，余卫尉寺丞；不及六考进士光禄寺丞，余大理评事；不及三考进士大理评事，余奉礼郎；判司主簿、尉七考进士大理寺丞，余卫尉寺丞；不及七考进士光禄寺丞，余大理评事；不及五考进士大理评事，余奉礼郎；不及三考进士奉礼郎，余将作监主簿。』从之。

裁抑宦寺

　　熙宁四年十月丁卯，诏内侍省内臣，非禁中祗应及人内省人数寝多，自今后前省内侍官至承制、崇班、内常侍，许进一子与下班直、三班差使。内侍省东西头供奉官、殿头，许进一子与茶酒班内品，更不许进入内内侍省所管诸班。内品每年通计进五人；入内供奉官以下至黄门，原进外官者，比内侍省第加一等推恩。内臣诸司使、副，自今许奏子充前班。』上语枢密院曰：『方今宦者数已多，而隶前省者又不入内，空绝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独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职事乎?』吴充对曰：『此曹盛衰，前代或系兴亡，圣朝固无兹虑。然人君重绝人继嗣，盛德之举也。』

　　五年九月己酉，上曰：『侍中珥貂，取其温柔。』安石曰：『《书》以为仆臣正。仆臣要正，亦不专取温柔。况陛下所谓温柔，又或象共诞谩，非实温柔。』

　　十月壬辰，诏提举在京宫观、寺院，自今武臣横行使及两省押班以上提举，余为提点。先是，李若愚解内侍押班，枢密院特令提举庆基殿，添支二十千。王安石以为：『庆基殿旧无提举官，虽石全彬有军功，又以都知罢带留后，亦但为提点，添支十千耳。』上曰：『俟即令密院改正。』于是创立此条。他日，安石白上曰：『学士旧多提举宫观，陛下指挥罢差都知、押班，自祖宗以求，只提点宫观，今却改为提举，更每月与增十千至二十千，臣不知都知、押班禄赐为薄为厚?若禄赐已厚，何须如此?』上曰：『近习自祖宗以来如此，如霞帔之类，学士不得，都知、押班乃得之。』安石曰：『祖宗以来虽若此，陛下欲跻圣德及尧舜之道，恐不须如此。假如学士有以病退者，陛下必未肯令提举宫观。』上曰：『此事乃密院误。』安石曰：『陛下以为误中外观听，孰不以为误?此大臣不知义命，以利害事。陛下者所以不能不阿媚此辈也。』上曰；『事有因时之宜，如穆王命太仆，亦非不重。』安石曰：『太仆官固不轻，穆王所以命之者，使之怀忠良，使之正而已。』上曰：『此辈岂尽小人?亦必有忠良。近日裁制已不少，添支微末，亦无分外亲近。』安石曰：『若陛下御之以道，即虽小人，自当革面而为君子者。陛下不能御之以道，即今天下所望以为君子者，变为小人多矣，况此辈岂可保信?』

　　十年五月壬戌，李宪为皇城使[5]，徐舜臣等七人转官、减年、循资有差。先是，冷鸡朴诱山后生羌扰边，木征请自效，众以为不可。宪曰：『何伤?羌戎畏服贵种，其天性也[6]。』木征盛装以出，诸羌耸视，皆无斗志。我师乘之，获级、生降以万计，临阵斩冷鸡朴。董毡惧，因作旁行书喻之，遂遣使入贡。御史彭汝砺言：『臣昔者论不当付寺人以兵，陛下以为非是。及李宪师出，果获鬼章，自洮以西，遂至无事，而臣言绌矣。臣言自绌于疑，犹言天下之事，固有趋时而为之者?然其大纲，亦不可以一概言也。盖古者因民之有是疾，故择而任之，非以使令故，刑无罪之人而为之。古人为酒酱醯醢，司服守祧而已，其它莫与宪辟。薛昌朝不听，切齿扼腕，以为腐儒所卖，自是不复回顾士人矣。张茂则以河事颉颃作气，官属罕见其面，虽达官大吏，俛首不敢与抗。朝廷比年之役，其最贻陛下忧者，洮西、闽、蜀，其最计议论者，惟濬川之役。今日之役最为大者，洮河之役。数者皆在寺人，是陛下所爱养尊宠之士大夫，无一可属任者。彼其初非无敏健精悍可用之才，及稍任事，则窥觎玩弄籍蹈士大夫矣。方其无事之时，未见其害，则士大夫之言为不足信，亦莫之听也。及其祸乱既作，本末颠沛，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自古及今，盖非二一也。惟陛下为宗社计之，不胜幸甚！』

　　元丰五年六月己卯，上批：『昨据李宪奏请，泾原路自熙宁寨进置堡障，直抵鸣沙城，以为驻兵讨贼之地。朝廷悉力应副。近李舜举奏财粮未备，人夫未行。朝廷以舜举所言忠实可听信，已指挥放散人夫等，更不追集诸路兵，即是已罢深入攻取之策。若贼犯边，自当应敌掩击，则守御亦有定计。』先是，舜举退，诣执政，王珪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直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闻者代珪发惭。

校勘记

[1]嫁娶 原本作『嫁娶』，据文意改。【杰按：此条校勘似有笔误】

[2]条例 原本作『修例』，据文意改。

[3]余依试身言书判人 原本作『余依口试言书判人』，据《续长编拾补》卷三下改。

[4]戊辰朔 《续长编拾补》卷七作『壬辰朔』，然无此条。

[5]皇城使 《长编》卷二八二作『昭宣使』。

[6]羌戎畏服贵种其天性此九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八

神宗皇帝

青苗法上

　　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请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钱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市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灾伤，亦许以次科收熟日纳。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详见《三司条例司》）。司马光在经筵，言青苗钱不便，与吕惠卿答难（详见《讲筵》）。

　　闰十一月，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河东、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员，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又差官同管勾，陕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并令閤门引上殿。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勾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三年正月癸丑，诏：『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常平仓始于汉之盛时，贱则贵而敛之，恐伤农也。贵则贱而散之，恐伤民也。最为近古。虽唐虞之政，无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乃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鸣地裂，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廉近至京师，唱言取三分之息，又开制置司，欲行其法于天下。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仍且试之河北、陕西数路。』初，勅旨放青苗钱，并听从便，毋得抑勒，而提举官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廉入奏，称民间欢呼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庚申，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言：『府界人户见倚阁贷粮二十余万石，今又散青苗钱十五万贯，恐民力不能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官戒谕之。先是，侯叔献屡督景散青苗钱，景以畿甸诸县各有屯兵，每岁课利钱仅能借诸军请给，无有赢余。条例司又别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为青苗钱，而景复有是奏。上初欲令中书戒谕提举官，王安石曰：『若召提举官至中书，诸路闻此，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只令条例司指挥可也。』从之。

　　三月壬戌朔，韩琦言：『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青苗钱，须十户以上为一保，三等以上人为甲头。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余钱委本县量度增给，三等以上户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五家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诸县不得避出内之烦，致诸人扇摇人户，却称不愿请领。如不愿请领，即具结罪状，人马递申，以凭选官晓谕。如却愿请本县干系人别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价稍贵愿纳钱者，当议减市价钱数，比元请钱十分不得过三分。假令一户请钱一千，纳钱不得过千三百。臣窃以国之颁号令，立法制，不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则四方观听，孰不欣服?详熙宁二年诏书，务在忧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谓先王散惠兴利，抑民豪夺之意也。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既有物力，必不愿请官吏防保内人。下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复峻责诸县，人不愿请。即令结罪申报，选官晓谕。却有愿请者，则干系人别作施行，或具申奏。官吏惧提举司势可升黜，又防选官晓谕之时，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苟免捃拾，须行散配。且下户见官中散钱，谁不愿请从本户夏、秋各有税赋?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积年倚阁、借贷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更增纳，此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纳则甚难，故自制下以来，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固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放息钱，虽取利稍厚，缘有逋欠，官中不许受事，往往旧债未赏其半，早已续得贷钱。兼并者既有资本，故能使相因岁月，渐而取之。今官贷青苗钱则不然，须夏、秋隋税送纳，灾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科催还。若连两科灾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寝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不敢具述。本岁河朔丰熟，常平籴米，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若乘时收敛，遇贵出粜，不惟合于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以收其羡赢。今诸仓方有籴入，而提举司亟令住止，盖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己功，县邑小官敢不奉行?岂暇更恤贻民久远之患哉?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因军循储有阙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于一时则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具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忧不能奉行，而遽于诸路遍差提举官，以至四川、广南亦皆置使。恭惟陛下自临御以来，夙夜忧劳，厉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民浸德泽，惟知宽恤，未赏过扰。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常节浮费，渐汰冗食，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欲望圣明更赐博访，若臣言不妄，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癸亥，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安石曰：『坊郊所以俵钱者，以常平本钱多。农田所须已定而有余，则因以振市人乏绝，又以广常平储蓄。』升之曰：『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耳。』安石曰：『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行此，严行黜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先是，御史程颢言：『成都不可置常平，民多米少故也。』安石曰：『民多米少，则尤不可以无常平。米少则易以踊贵，以常平之兼并，乃不能使米踊贵。』上曰：『颢以为蜀人丰年乃得米食，平时但食豆芋等。今丰年乃夺而籴之，是贫人终身不得米食也。』安石曰：『今常平不夺而籴之，则兼并亦夺而籴之。至于急时，取息必倍。』上曰：『俵青苗钱而纳米方贵，如何令纳?』安石曰：『贵则民自纳钱。』上曰：『纳钱则仓但有钱，凶年何以振贷?』安石曰：『常平米既出尽，则常平但有钱。非但今法如此，虽旧法亦不免如此。』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安石曰：『臣以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亦未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而上烦圣心过虑?臣论此事已及十数万言，然陛下尚不能无疑。如此事尚为异论所惑，则天下何事可为?』上曰：『须要尽人言。料文彦博、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但腹诽耳。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自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曰：『今榷盐酒，皆用重刑，以禁民买绸绢。或强支配，以监奸雄。不以此为说动百姓。常平新法，乃赈贫乏、抑兼并、广储蓄，以备百姓凶荒，不知于民有何所苦?民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不至如此易动。大抵民害加其身自当知，且又无情，其言必应事实。惟士大夫或有情，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翌日，安石遂称疾不出。兵部员外郎傅尧俞直昭文馆、同判流内铨。尧俞始除丧至京师，王安石素善尧俞，未即见也。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杰按：迟字疑误。】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尧俞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然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参知政事王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朕以卿材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置诸庙堂，推忠委诚，言听既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手札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奖慰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罢。

　　正月乙卯，既下诏约束强以钱俵散人户，仍戒沮遏愿请者，盖王安石意也。及是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因取前诏，削去『沮遏』、『愿请』等语别行之。后安石出，果以为忤云。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于此，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害政之人。复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搆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于是王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辛丑，司马光言：『臣蒙圣恩除枢密副使，所以屡违诏命不敢祗受者，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尝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三十余人，专使之散青苗钱，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画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闭口不敢复言。今行之才数日，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然后臣乃敢发言。彼言青苗法不便者，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臣窃闻先帝常出内藏库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钱，前日天下常平仓钱谷共及一千余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谓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之法，害尤大也。今陛下令薛向于江淮为贸易，以三百万缗畀之，又散青苗钱数千万缗，其余五十万、三十万者固不足数。陛下若终信条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变更，以循旧贯，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饥殍满野，加以四裔侵犯边境，羽书狎至，戎车塞路，争战不已，转饷不休。当此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乎?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窃惟太祖、太宗躬擐甲胄，栉风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为子孙成光明盛大之业如此其美也。陛下试即取臣所进历年图观之，自周末以来，至于国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间乱离板荡，则固多矣。至于中外无事、不见兵革百有余年如国朝之盛者，岂易得乎?陛下试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追还使者，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置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

　　王安石既入见，又累奏辞位。上谕韩绛，令绛遣其子趣安石视事。壬午，安石始出视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失陷少钱物尔，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陷钱物之理。豫置绸绢，行之已久，亦何尝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颢、谏官李常皆称有急奏，乞登殿言不当听安石去位，意甚惧。及安石复视事，子韶等乃私相贺。先是，诏诸路提点刑狱体量觉察提举常平宫抑配人户青苗钱，并州县抑遏不散者。及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曰：『为宰相当有职守，何得妄降札子?今体量抑配青苗，又辄去当日诏语!』公亮等不敢抗。癸未，上复遣李舜举趋光受命，且谕上意曰：『枢密本兵之地，自有职分，不当更引他事为辞。』光即奏：『臣若已受命，则诚如圣旨，不敢言职外事。今尚为侍从之臣，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遂称疾谒告。

　　甲申，以韩琦论青苗奏付条例司。右正言李常言：『其尤甚者，至使善良备给纳之费，虚认贯陌，以输二分之息。』上阅常奏，曰：『常平皆经中书行遣。今人言纷纷如此，乃因执政议论不一故也。』公亮曰：『臣本以为不可。』升之曰：『臣本不欲如此。今已书奏，更不敢言。』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上问李常疏如何处置，安石曰：『可令分析是何州县如此。』公亮、升之皆曰：『谏管【杰按：管，官之误也。】许风闻言事，岂可分析?』公亮曰：『王安石但欲己议论胜耳。』上正色曰：『岂有此耶?』公亮曰：『此言若诬，天实临之!』安石曰：『始与升之议此法，升之以为难，臣即不强升之。既而以吕惠卿、程颢亦责，升之畏流俗，升之遂肯同签书。当时若升之不同，臣亦岂敢强升之为此奏?天下可行之事至众，但议论未合，即无强行之理。及至朝廷已推行，则非复是臣私议，乃朝廷诏令也。大臣为朝廷奉诏令，自当以身狥之。臣非好以议论胜[1]，乃欲朝廷法令尊，为人所信，不为浮议妄改而已。』上乃卒令常分析。常乃王安石所引用者，既除谏官，言青苗取息非便。安石见之大怒，遂白上，使明出二分息。吕惠卿谓常曰：『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及安石分司，常虽言安石不当去，又言青苗不当取二分息，乞罢之。安石既出而责常曰：『君本出条例司，亦尝与青苗议，今反见攻，何以异于蒋之奇也！』

　　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从之。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是时陈留亦不敢散钱，知县、大理寺丞姜潜知必不免，称疾去官。司马光谒告之六日，上复趣令入见。光言：『近臣上疏，未闻采录，独以何心，敢当高位?若臣言果是[2]，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庚寅，诏收还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

林希云：凡除两府，听其让遂止者，国朝未之有也。希又云：先是，光每因事请对，或上召光，已立下殿，安石必以条例司先光而进其所陈，皆所以沮难光者。光有所言，上酬答，皆安石之言，如对严敌。及罢枢密入谢，上中夕批付閤门，使光诘旦对。安石本无进呈事，遽取数卷书，率韩绛上殿，又先光而进，惟恐上闻光言而悦也。閤门官吏皆为之窃叹。

　　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权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欲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亦数论奏。』上曰：『此事何豫于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

　　三月壬辰朔，曾公亮、陈升之皆称疾在告，与王安石争青留钱不胜故也。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书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书凡三返，文多不载。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使知法意。今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与物力高强户，或留滞百姓，不为及时给纳，故纵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縻费；或不量民物力，给与钱斛太多，致难催纳；或不能关防辨察，令浮浪之人为一保，冒请官物，致难催纳；或拖延不为及时催纳，却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类。自是州县官吏弛慢，因缘为奸，不可归咎于法。乞令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觉察，依条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罚。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失于觉察，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从之。条例司奏转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看详疏驳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须再辨列，欲望亲览后，付中书、密院看详，及送御史台集百臣定议。如臣言不当，甘从窜殛；若制置司处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奏施行。』上阅琦奏引《周礼》『丧纪无过三月』等语，安石驳：『此乃赊买官物，非称贷也。』上曰：『此必强至所为，至与曾公亮姻连。』安石曰：『至亦赵抃亲家也。』至，钱塘人，时为大名府路机宜，故上疑至为之。群臣言常平章疏，上悉以付安石，安石复言于上曰：『章疏惟韩琦有可辨，余人绝不近理，不可辨也。』上然之。范镇言：『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则岂得不为愧耻?』是日，陈升之以母老乞罢，上固留之。升之退，上谕安石曰：『若听升之罢去，人言必又纷纷。』安石曰：『升之意有何言?』上曰：『意似郁郁不乐，但不言耳。』安石曰：『臣与曾公亮、陈升之议事多有不同，臣固不敢曲从。自来参知政事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议事，参知政事唯喏而已。欧阳修当时有所异同，然终不能夺韩琦所为。臣备位中书，吏人皆怪骇，以为不当如此。曾公亮、陈升之固习近事，不能平，臣亦屡与人言。臣于上前论议，虽上有所指挥不当，亦未尝敢阿顺，岂容阿同列?察臣所以事上，即同列，亦可以恕臣本心矣！』上曰：『卿既任事，岂苟顺人情也?』丙申，右正言孙觉言：『窃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画一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其凡有七。至于论敛散出入之弊，将来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论，乃援引经义，以傅会先王之法，与防微杜渐、将以召怨贾祸者，臣得极陈之，其条有三。』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学名世，行义得君，乃不本仁以出号令，考义以理财赋，而乃佐陛下为此病民敛怨之术。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皆位冠百僚，身辅大政，首鼠厥议，曾无执守。谏官或以执事隔绝，或阴窃符同，四海万里，蒙毒莫诉。臣于安石，虽有故旧之义，苟怀私而不言，谁复为朝廷言者?中丞吕公著极论其不可，乞检会臣累奏施行。』张戬言：『天下之论，难掩至公，在于圣明，动必循理。无适无莫，义之与比者，建议谓便而试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罢之，是顺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务也。昔非今是，何惮改为?』监察御史里行程颐言：『明者见于未形，智者防于未乱。况今日事理显白易知，若不因机急决，持之愈坚，必贻后悔。悔而后改，为害已多。近日条例司疏驳大臣之举，奏劾不奉行之官尽沮公议，先失众心。权其重轻，未见其可。乞检会臣前所言，早赐施行。』于是进呈孙觉疏。王安石谓觉所言无礼，读不及终而止。上曰：『人言何止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以至台谏臣有异，则人言纷纷如此，何足怪?』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是也。』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余见《濮王议》）上曰：『宗室事何以不纷纷?』安石曰：『以两府大臣共议，故大臣无摇动者。又陛下不疑，故异论无从起。』上曰：『均输事何以无人言?』安石曰：『人言岂少?吕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薛向，而言薛向体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复敢为诬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悦，但陛下初即位，以为善政，不敢异论。然自初施行，阴欲沮坏，至于百端。其后陛下海见提举官上殿，辄问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内外交结，共为诬妄也。』陈升之曰：『岂可使上不访问群臣?此皆提举官所在张大妄作，故致人言耳。』安石曰：『提举官到任不过数处，若妄作，即须有事实。全无事实可说，即其言岂可听信?』上又语及程颢疏，安石曰：『颢至中书，略谕以方镇沮毁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谓之疏驳大臣章奏。』颢乃言：『大臣论列事当包含，此为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则是纵使邪说诬民，而令诏令本意更不明于天下。如此，则异议何由贴息?』

诏及颢疏据朱本附见。《日录》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削去。上因论及台谏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谓得人心者，以有理义。理义者，乃人心之所悦，非独人心，至于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宁者，以行事有理义故也。苟有理义，即周公致四国皆叛，不为失人心；苟无理义，即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不为得人心也。』《日录》在三月四日乙未，《末本》附五日丙申，今从之。

　　它日，安石与韩绛请上更晓谕台谏，无使纷纷。上曰：『安得如许口颊与说?』上又谕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众论。安石曰：『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吕公著累奏乞罢提举官。王安石读至『取大臣章奏疏驳巧为辨说，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驳，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为之巧为辨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条辨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言巧为辨说，而不见辨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上怪问[3]：『上下纷纷，何至此?』安石曰：『陛下作法，宰相摇之于上，御史中丞摇之于下，方镇摇之于外，而初无人与陛下为先后奔走御侮之臣，则人情何为而不至此耶?』又读至『止令提点刑狱或转运使管勾』，安石曰：『比曾公亮亦有此奏。陛下试思：府界若无提举官，止有吕景，则此法已不得行。京西无提举官，上有提点刑狱，则已言人皆不愿。请以此验之，则不设提举官，付之它司，事必不举矣。』上患官吏慢法而不奉行，安石曰：『提举官虽卑，然以朝廷之命出使，尚未敢按举州县不法，即已纷纷然以为陵轹州县。言事官本当为朝廷守法，乃更朋比流俗。如此岂是正理?』上以为然。上遣刘有方谕司马光，以光累有辞避，已行褒许为银台司，不行，下诏书令有方谕旨，依旧供职。是日，光入对于崇政殿，因再拜谢上曰：『此命尚未罢也，朕特加卿，卿何为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禄之罪大故也。』上曰：『卿受之而振职，则不为尸禄矣。』光曰：『今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臣安得免为尸禄之人?』上曰：『相反者何事?』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放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上曰：『今士大夫汹汹，皆为此言。卿为侍从臣，闻之不得不言于联耳。』光曰：『不然。向者初议，臣在经筵，与吕惠卿争议论，以为果行之，必致天下汹汹。当时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则固未知，非迫于浮议而言也。』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卿见元敕否?』光曰：『不见。』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宿州强以陈小麦配民，卫州留滞不散。朝廷已令取勘违敕强民者，朝廷固不容也。』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于抑勒也。』上曰：『卿告敕尚在禁中，朕欲再降出，卿当受之，勿复辞也。』光曰：『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且诏令数下而臣数拒违，于臣之罪益重，于陛下威令亦为不行，上下俱有所损，愿陛下勿降出也。』上曰：『卿何必如此专狥虚名?』光对曰：『凡群臣得为两府，何异自地升天?臣与其狥虚名，孰若享实利?顾不敢无功而受禄耳！』上曰：『卿所言，皆非卿之职也。』光对曰：『臣惟恐受敕告则不能言职外之事。今者不受，为贪陈国家之急务耳，非为身也。』上敦谕再三，光再拜固辞，上曰：『当更思之。』范镇罢为通进银台司。初，镇言：『韩琦奏中书自当施行，不须下条例司，及不当令李常分析封还诏书。』圣旨谕镇行下数四，犹不肯。会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上许之。镇又封还诏书，曰：『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上令再送镇行下，镇又封还曰：『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于坊市细民，莫不欢喜。今一旦追还告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上不许，以诏书直付光，不复由银台司行下。镇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遂乞解银台司，许之。上御集英试进士，叶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为第一。』（详见科举)。

校勘记

[1]好以 原本作『好臣』，据文意改。

[2]果是 原本作『果见』，据文意改。

[3]怪问 原本无『问』字，据文意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九

神宗皇帝

青苗法下

熙宁三年四月戊辰[1]，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语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

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抃曰：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用此为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告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据援非宜。』安石怒，请明著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內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升之俛首不敢对。上既从安石所改，曰：『不尔，则青苗细事，岂足以逐中丞?』光又云：『公著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

　　己卯，右谏议大夫[2]、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独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恨，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杭州。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军事推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具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一日）。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兴大计，用贱凌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小有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寝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

朱本削去『颢疏云』，《时政记》不载。颢被责非缘此疏，前史官妄载，改书云：『数言常平新法，乞责降，故有是命。』按：颢此疏岂非言新法?绍圣史官猥为王安石讳，遂欲改抹正论，辄加删修。今仍从元祐初本。吕本中《杂说》：正叔尝说新法之行，正缘吾党攻之太力，遂至各成党与，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过何害?伯淳作谏官论新法，上令至中书议。伯淳见介甫，与之剖析道理。气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介甫连声谢伯淳曰：『此则极感贤诚意。』此时介甫亦无固执之意矣。却缘次日张天祺至中书力争，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尤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知制诰宋敏求以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弗循官制，未厌群议，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敏求罢知制诰。诏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人息者。』上令具州县官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黜。上批：『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诬妄事实。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所入章疏与面奏事，前后反覆不一，并落职知县。』戬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宁府上元。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曰：『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3]，并言散钱取利为害，及王安石处事乖谬，专为聚敛，好胜遂非，狠愎日甚；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心知其非，依违不断，观望有避，颠危莫扶。』戬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词气甚厉。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遂与子韶同绌。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知杂事。襄累奏乞罢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襄以言不行，辞不就试，乞补外。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未下，上批：『另进呈。』而改是命。于是上谓安石曰：『经筵殊少人。』安石曰：『何用多?』上曰：『吴申全不能讲，欲候襄受职，留之经筵。曾见襄每引经，亦粗可取也。』

襄五奏，据襄集增修。司马光《日记》云：襄虽论常平新法而辞婉，故除官独优。故当时以此让襄也。襄五月辛卯除直舍人院兼侍读，襄卒辞之。

　　太子中允、同提点京西刑狱程颢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颢既罢御史，恳辞京西故也。上谓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奈何?』安石曰：『陛下于邪说纷纷之时，张戬之徒皆末黜，即奖用襄知制诰，颢提点刑狱，又称其平实。此辈小人，若附吕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奸，故纷纷不止也。』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绝灭之中不自知，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舜塈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众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范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上笑。光曰：『李定有何异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孙觉荐之。邵亢亦言定有文学，恬退。朕召与之言，诚有经术，故欲以言职试之。』光曰：『宋敏求缴定词头，何至夺职?』上曰：『敏求非坐定也。联令草吕公著诰词，言兴晋阳之师、除君侧之恶。王安石以谕敏求，而曾公亮以为不可。敏求不遵圣旨，而承公亮之语，但云援据非实而已。』光曰：『公著诚有此言，亦不过欲朝廷从琦言罢青苗耳。语虽过差，原情亦可恕也。今明著于诰词而暴之内外，君不密则失臣造膝之言。若皆暴以为罪，自今群臣[4]，谁为陛下尽言者?臣以为敏求隐晦其语，亦未为失体也。且敏求非亲承圣旨，据公亮之言而为之耳。』上曰：『公亮、安石所传圣旨不同，亦当奏禀也。』上曰：『李常非佳士，属者安石家居，常求对，极称其贤，以为朝廷不可一日无也。以臣异青苗之故，宁可罪臣，不可罪安石也。既退，使人具以言告安石以卖恩。』光曰：『若尔，诚罪人也。』上曰：『有诈为谤书动摇军众，且曰：「天不佑陛下，致圣嗣不育。」或云卿所上书？』光曰：『臣所上书，陛下皆见之。且臣未尝以奏草示人也。』上曰：『卿所言，外人无知者，台谏所言，朕未知，外人已遍知矣。』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乎?』遂退。

　　五月甲辰，诏罢制置三司条例司。丙午[5]，比部郎中、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王直温权本路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如故。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自直温始。庚戌[6]，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旨散青苗钱，特放罪。修在青州，尝奏疏条陈三事。中书言修擅旨给青苗钱，欲特不问罪。王安石论修殊不识藩镇礼，乃降是诏，先是，上欲复用修。执政问王安石曰：『修何如邵亢?』安石曰：『修非亢比也。』又问：『何如赵抃?』安石以为胜抃。它日又问：『何如吕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谓胜公弼。又问：『何如司马光?』安石亦谓胜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召对，与论时事，更番察其在政府有补与否?』上乃遣内侍冯宗道赐以太原诏敕，谕令赴阙朝见讫之任。安石又曰：『修性行虽善，然见事多乖理。陛下用修，修既不尽理，有能惑其视听者，陛下宜务去此辈。』上问：『谁与修亲厚?』良久，曰：『修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谕。明日，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见多乖理，恐误陛下所欲为。』上患无人可用，安石曰：『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上曰：『亦须用肯作事者。』安石曰：『肯作事固佳，若所欲作与理背，即误陛下所欲为[7]。又陛下每事未免牵于众论，或为所牵，即失事机，此臣所以不能不豫论也。』时已除修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四月十二日）。上曰：『待修到，更徐议之。』于是安石知修决不附己，益毁之曰：『臣固尝论修在政府必无补时事，但使为异论者附之，转更纷纷耳。』它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词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词诚无用，然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徒事于华词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时修方力辞新命，上未许也。

　　七月，新判太原府欧阳修以病辞宣徽使至五六，因论青苗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辛卯，诏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降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陈舜俞监南康军盐酒税，坐违诏旨，以不散青苗钱自劾也。其后乃上书，称青苗法实便，初迷不知尔。时参知政事冯京欲缘此复用之，宰相王安石曰：『为人反复如此，何可用也！』方是时，畿内方置保甲，且观其端，而知宿州元积中遽乞布之四方，故京师为之语曰：『元积【杰按：积，应为“祐”之误。】中逆承保甲，陈舜俞翻悔青苗。』闻者以为笑（陈舜俞监税在六月）。壬辰，枢密使、刑部侍郎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王安石变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与韩绛不协，从子嘉问窃公弼论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及胡宗愈攻绛，上以手札与文彦博曰：『太原重地，须谙知边事之人[8]，乃可寄委。早来已指挥中书差吕公弼，见是枢臣，故不及与卿议，要卿知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郎中、权御史中丞冯京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上尝谓王安石曰：『京似乎稳。』安石曰：『京烛理未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及京奏疏论薛向，上以手札谕王安石曰：『试观冯京奏疏，恐不宜使久处言职，虑群邪益诪张为幻。当如何处置?』安石言曰：『臣初固疑京必出于此。盖京所恃以为腹心肾肠者，陈襄、刘攽而已，重为众奸所误，何为而不出于此?《书》曰「惟辟作威」，又曰「去邪勿疑」。陛下赫然独断，发手诏暴其所奏，明其不知邪正是非、必挠国政而罢出之，则内外自知服矣。近陛下累曾论胡宗愈事，故已尽其情状，迟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于是吕公弼将去位，上议所以代之。曾公亮、韩绛极称司马光。上迟疑未决，始欲用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论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今但欲兴农事，而诸路官司观望，莫肯向前，若更使异论有宗主，即事无可为者。』绛徐以安石所言为然。公亮言不当以此废光，固请用之，上弗讲，乃独用京。明日，又谓执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为当。安石曰：『比京诚差强。然流俗必以为宗主，愈不可胜。且密院事，光果晓否?』上曰：『不晓。』安石曰：『不晓，则虽强于密院，何补?但令流俗更有助尔。』上曰：『寇准何所能?及有变，则能立大节。』又论：『金日磾都无所知，然可托以幼主。』安石曰：『金日磾与霍光不为异，乃可以济。寇准非能平心忠于为国，但有才气，比当时大臣为胜而已。』公亮曰：『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安石曰：『昔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9]，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军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上曰：『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公亮又论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已，则朝廷何以处之?』上遂不用光。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坰进士出身。初，坰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当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坰宜在馆阁，故得召对。坰有才辨，韩琦甚爱之。既去，乃闻其言。坰，询子也。癸丑，诏诸路提举常平宫到阙，并令辞见，如有合奏陈乞上殿，即依提点刑狱仪制施行。

　　八月乙丑，司马光对垂拱殿，乞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上曰：『何故?』光曰：『臣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忤甚多。今忤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初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安石与公著如胶膝，及其有罪，不敢隐，乃安石之至公也。』上又曰：『青苗已有显效。』光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耳。』上曰：『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光曰：『凡察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不成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壬申，王安石独对。上谓安石曰：『司马光甚怒卿。』安石请其故，上曰：『光前日上殿乞出，言谢景温劾苏轼必及举主。若朝廷责范镇，臣亦住不得。苏轼刚正，谢景温全是卿羽翼。』安石曰：『臣每称景温平直者，但见韩琦用事，朝廷士大夫号为有名者，亦皆屈意交琦妻弟崔公孺，独景温不肯为公孺少屈，臣以此称之。及吴充为京西转运使，遇公孺若常人，不加礼。』上因问：『吴充可为两府否?』安石曰：『充乃臣亲家。』上曰：『不须避。』安石曰：『若以人望，即吴充亦合为两府。今两制如孙永、韩维，最为可者。然其志未尝欲兴助至理也。』上曰：『充比维辈却晓吏事。』又曰：『两府阙人多，须更得数人。』安石曰：『陛下曾说蔡挺亦必可用。惟有材之人敢作奸，即最难察。陛下但深考道理，明用典刑，则人虽有才而欲为奸者，亦不敢萌奸心。如司马光辈，又安能惑陛下也?』

　　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10]，仍五日一奉朝请。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政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故推曾公亮而沮抑韩琦。御史至中书论青苗事，公亮俛首不答，安石厉声与之往反，由是亦以安石为专，而公亮不预也。苏轼曾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犹以公亮不尽同己，数加毁訾。公亮虽屡乞致仕，上辄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党友尤疾之。至是以疾告，连乞致仕，于是乃听罢相。庚戌，司马光登对，乞许州及留台。上曰：『西京何如?』光曰：『恐非才不能了。若朝廷差遣，又安敢辞?』因拜谢而退。司马光知永共【杰按：共，应是“兴”之误。】军，及辞，上谕光曰：『今委卿长安，边鄙动静皆闻。』光曰：『臣守长安，安知边鄙?』上曰：『先帝时，王陶在长安。夏人犯大顺，赖陶得其实。』光曰：『陶耳目心力过人，臣不敢知识外事。』上曰：『本路民间利疾当以闻。』光曰：『谨奉诏。』光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于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十月癸亥[11]，职方员外郎邓绾为集贤校理[12]、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维清，双流人。举进士高第，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歌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不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也。』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上使数人迎于中牟八角顺天门调候之。抵暮入门就舍，调候者夜飞奏，于右掖门窍中进入。诘旦召对。时庆州方有夏寇，绾进呈边事，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安石问：『家属俱来乎?』绾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安石曰：『何不俱来?君不归故官也！』后数日，值安石致斋，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奏呈知宁州。绾闻大恨，公语朝士曰：『急召我来，乃使我还知宁州也?我已语介甫，甚不平。』朝士问曰：『君今当作何官?』绾曰：『我不失作馆职。』或问：『君得毋为谏官乎?』绾曰：『正自可以为之。』明日，果有此命。绾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笑骂。绾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寻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二月己未，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问曰：『卿为监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陛下欲为长久计，爱百姓，诚不便。』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充诱瞻曰：『当以知杂御史奉待。』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瞻时出使未还也。

　　四年正月壬辰，诏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其当赈济，即以广惠、常平等仓所贮粟麦给之。

　　二月，知永兴军司马光知许州。光在永兴，奏乞灾伤地分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仍牒所部八州军，未得依司农寺指挥催理。诏提举司催理如司农寺指挥，不得施行光牒。光之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不报。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诏光移知许州。光辞，固请留台，久之，乃从其请。光自是绝口不复议新法。

　　四月丁卯，邓绾言：『知亳州富弼责蒙城[13]，官吏散常平钱谷，妄追县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示诸县令，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本州签判管勾官徐公衮以书谕诸县勿使奉行。』诏令乞尽理根治，诏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后收坐以闻。富弼言：『臣凡三奏，乞独坐臣重责，特赐矜贷其余官吏。第三奏乞于青苗事上但有违犯，不以轻重，亦合一面招认。近又开勘院，推究职官见行移文牒往来次。臣切观朝廷力行支散青苗钱斛，必谓有利于天下。然以臣所闻四方群议，此事利少害多，故臣愚意不愿支散，又缘臣为长吏，不欲明明废格新法，将来合散夏料之时，即指挥州司依例举行。又恐诸县便行支散，遂勘会得管勾钱斛官徐公衮、权观察支使石夷庚各曾往诸县季点，遍识知县、县令。臣因密与书题，不得支散，兼令丁宁说：向若妄乱广行支偯，将来人户逃移，带却官本钱斛，县司上下公人必著摊赔。兼徐公衮、石夷庚并曾执覆：「若如此，恐致不便。」臣即时叱去。二人既不敢违臣指挥，各曾因书传，以臣谕意与诸县，遂亦不敢支俵。昨来不散青苗钱斛，其罪决不在他人，而臣专主其事，情状甚明，所以臣累奏，乞独坐重责，正为此也。以臣今此招伏罪犯并奏事理，并乞降下推院，令照会取勘。臣今且说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以贤不肖，皆知为害，愈久愈深，只是朝廷不知，此亦无可奈何。伏□况自初行法[14]，内外大小臣僚及被逐者，谏官论列不一，曲尽弊病。又闻后来弊病转多。臣以老病昏塞，不能一一条上，但乞圣慈捡聚前后臣僚理会青苗文字，集百官定议，便见利害。臣如此略具辨明者，只为因朝廷根勘，故难隐默，即非强自文饰，苟求免过。所有今来本州不散青苗钱斛，并是臣独见，情愿当严谴，虽死无悔。其余徐公衮以下州县官吏，只有不合随顺臣指挥愆过，即望圣慈察其情理，别无深切，特与矜恕。又刘挚为监察御史里行，未及陛对，上言亳州官吏昨以住滞俵散青苗本钱，下本路转运司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尚未结绝。访闻命官乃干系人等在禁者甚众，遂成大狱，惊骇物听。臣愚以谓本州官吏所犯，止于不依限支散青苗钱，其罪可以一言定，非有晦隐难穷之状，而起狱不止有司，未测朝廷风旨，张皇事势，连逮证佐。当此暑月，殊可矜恤。欲望速降指挥，严责勘司，须今日近团结其照证人，逐旋先次疏放，所责盛夏，不敢淹延。』

六月乙丑，司农寺言：『河北提点刑狱王广廉请广惠仓钱斛并入常平。』从之。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于是弼辞汝州，乞依先诏养疾西京，上不许，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它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降责，犹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今所以不放税，其情可以见也。

不放税事见二月五日，盖安石诬。

　　富弼之责也，杨绘草词云弼『天付忠纯』，安石大恨之。

　　八月癸酉，司农寺言：『诸路提举常平官课绩，以岁终考校升绌。其管勾官即令提

　　举司保明，上司农计功酬奖。』从之。

　　十一月戊子，太常丞、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察访淮南两浙路常平等事李承之言：『臣所授勅，专令体量官吏违慢，未尽察访之意。乞许臣择能吏，随才荐举。其有绩行尤异者，具以名闻。』从之。

　　七年二月，上患俵常平官吏多违法，安石曰：『若俵常平稍多，县分专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给纳役钱及常平，度不过置五百员，五百员不过十万贯。今岁收息至三百万贯，但费三十万贯置官，不为冗费也。』上以为然。

　　四月丙戌，王安石罢相，韩绛代之，吕惠卿参知政事。安石执政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遂求去。安石荐绛代己，仍以吕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详见《信任王安石下》）。是岁，诏给青苗钱，陆田以二月，水田以三月。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

　　四月。先是，上批：『闻河北、河东上等户至今流移不绝，或缘与下户同保请常平钱谷，保内人近困乏食，多已逃散，惧将来独于户下催理，故一例迁避。宜令所在体量以闻。』七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诸路体量状进呈，惟磁、相州言有上户流移，多因灾伤阙食，或为分房减口，初不缘下户欠常平钱谷。余皆曰无之。安石遂白上：『磁、相言上户有逃移，亦恐未实，缘其奏称，或为分户减口，岂得谓之逃移?不知当时谁为陛下言此，何不明著姓名，令彼分析，是何处有此事?』上曰：『忘记是谁言此。』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实。若有事实，是州县监司合根究欺弊；若无事实，如此诬陷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目达聪，乃容长此辈，适足自蔽耳。』上曰：『如吴中复即已施行。』安石曰：『两制夺一官，何足以惩奸?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熟也?』

神宗忧民至矣。而王安石所言乃如此，因具载之。移去年十一月三日上批附此，庶易于观览也。

　　闰四月丙午，韩琦奏倚阁预买紬绢赊买借贷斛斗。王安石谓韩绛曰：『此不可月。』绛曰：『民纳不得，须着宽恤。』及进呈，安石曰：『近岁以来，方镇、监司争此宽恤百姓为事，以希向朝廷。指仓库不足，则连乞朝廷应副。如预买絀绢，自祖宗以来，未曾倚阁。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阁，朝廷因亦从之。若言灾伤，即祖宗以来，岂是都不曾值灾伤?又赊买银绢，本因配买伤民，遂令供抵当，情愿赊买。韩琦执政十余年，固曾值灾伤，不知曾倚阁预买否?不知曾配买银绢否?近岁监司惟以媚民为事，却不斟酌有无。河北西路监司乃李稷、吴审礼、韩宗道，李稷固已擅倚阁预买，吴审礼、韩宗道亦必不肯违俗，但恐其过为宽贷以媚民。昔苏秦说齐侯厚葬以明孝，高宫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齐。今方镇用心，有如此者。陛下岂宜不察?』上曰：『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北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上尝与二王击毬，戏赌玉带。頵曰：『臣若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二王，岐王颢、嘉王頵。

　　十二月甲午，上批：『诸路提举管勾常平宫，自来未有明降著令，画一职守，致辖下官司不知适从。凡有举动，辄与转运司一例申禀。或非本管职事越次受理，亦有受奏者上下劳弊，宜参详前后指挥以闻。』于是诏常平钱谷庄产、户绝土田、保甲义勇、农田水利、差役、坊场河渡委提举司专勾，转运使、判官兼领，其河渠非为农田兴修者，依旧属提点刑狱司。

　　九年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监修国史。

　　十年，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言：『昔周公勤劳王家，坐以待旦，跋胡囊尾，羽敝口瘏，终能为周家成太平之业，立八百年之祚，身为太师，名播无穷，子孙奄有龟蒙，与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辅，不思经国，专欲自全，置二弟于方镇，以为三窟。及晋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则圣贤之心，岂皆忘身狥物，不自为谋哉?盖以国家兴降，则身未有不预其福者也，顾众人之识近而圣贤之虑远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疲而不更，民疲而不恤，万一鼠窃益多，蜂虿有毒，则恐庙堂之位亦未易安居，虽复委远机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处。乃至投簪解绂，笑傲东山，东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则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国家之安，更无所与让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谋，而欲求其成效，是犹恶汤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适鄢郢而北辕疾驱也。』充代王安石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变更。尝乞召还光及吕公著、韩维、苏颂，又荐孙觉、李常、程颢等十数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遗以此书，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

　　元丰元年五月丙戌，诏诸路州、军并差官一员管勾常平钱谷，十县以上，二员分治。即广南无通判职官州、军，委知州管勾。其下县点检给纳，听以曹官或知县代之。

　　二年五月戊子，蔡确参知政事。时宰相吴充议变法，确争曰：『曹参与萧何有隙，至参相汉，一遵何约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协相而成之，一人挟怨而坏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屡屈，法遂不变。

　　五年十月壬申，诏户部右曹：『于京东、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发常平钱八百万缗输元丰左藏库外，有元丰库杂储诸司羡余钱，自熙宁以前诸道榷酤场，率以酬衙前之陪备官费者。』熙宁行役，乃罢收酒场，听民增直以雇取其价，以给衙前。时有坊场钱，至元丰初，法既久，储积赢羡。司农请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中郡，三年，遂于寺南作元丰库贮之，几百楹。凡钱帛之隶诸司，非度支所主输之数益广，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张舜民《小史》云：神宗于崇政殿后设二十四库，以储钱帛。亲制《置库赋》，其略曰：『在昔前朝，玁狁孔炽。嗟余小子，共承厥志』云云。诸路分将置都作院，河北设五都会，讲好高丽，良以此也。然功未施而上宾，是天未欲幽、蓟之民归于中国乎!元丰库或即崇政殿后库，当考。《实录》卷末云：『聚金帛內帑，每年库以诗一字目之。诗凡三十二字。又别置库，赋诗二十字，但不计库名为门。』

　　六年正月壬寅，户部言：『准朝旨，诸路提举官散敛常平钱物，自行法至今，酌三年之中数，取一年立为额，岁终比较增亏。今以钱银谷帛贯匹石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元历【杰按：历字疑。】三年，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元丰三年，散一千三百一十八万六千一百十四，敛一千五百万四百二十二。比较散增一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二。元丰四年，散一千三百八十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六，敛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比较散增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处，户部下提举司分析以闻。《食货志》同，但增自熙宁立法以之初，至元历【杰按：同上。】末，凡水旱赈恤饥谨之财用取具，至今赖焉。今不取。

校勘记

[1]戊辰 原本作『乙丑』，据《长编》卷二一○改。

[2]右谏议大夫 原本『夫』字下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二一○删。

[3]罢制置司 原本作『罢知制置司』，『知』字衍，据《长编》卷二一○删。

[4]以为罪自今群臣凡七字，原本只作一墨丁，据《长编》卷二一○补。

[5]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6]庚戊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7]即误陛下 原本作『却为陛下』，句不通。据《长编》卷二一一改。

[8]边事 原本作『适事』，据《长编》卷二一三改。

[9]昔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 《长编》卷二一三作『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似胜。

[10]集禧观 原本作『集禧殿』，据《长编》卷二一五改。

[11]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六补。

[12]校理 原本作『司理』，据《长编》卷二一六补。

[13]知亳州 原本作『汝州事』，据《长编》改。

[14]伏□况自初行法 《长编》卷二二二无『伏□』二字。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

神宗皇帝

役法

治平四年六月辛未，诏曰：『农，天下之本也。祖宗以来，务加惠养。比下宽恤之令，赐蠲复之恩，然而历年于兹，末极富盛。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深惟其故，殆州县差役仍重，劳逸不均，喜为浮冗之名、不急之务，以夺其时，而害其财故也。愁痛亡聊之声，上干和气，深可伤悯。其令逐路转运使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夫田产，人恃以为生。今竭力营为，稍致丰足，而役已及之，欲望农人之加多，旷土之加阀，岂可得乎?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田产于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其余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欲望以臣所陈，下哀痛之诏，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闻，委侍从、台省官集议，考验古制，裁定其当使力役，无偏重之害，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矣。』役法之议始乎此。

七月戊寅，诏中外臣庶，限一月条陈差役利害，实封以闻。己丑，龙图阁直学士赵抃、天章阁待制陈荐同详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

熙宁元年五月庚辰，同知谏院吴充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务未举，农政不修，令臣条上其事。臣以当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上等民户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杯杵匕箸，皆计赀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势同漏卮，不尽不止，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风俗日坏，殊可悯伤。望敕中书择臣庶之言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及以先朝陈靖所上《农书》并臣所上农政五事，并下两制详定以闻。』诏令送中书。

二年三月戊寅，上谕大臣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1]。

三年八月，上批：『近令司农寺专主天下常平广惠仓、农田水利差役事。』

九月乙未，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曾布同判司农寺，寻奏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恨之。是日，司马光知永兴军辞，上谕光曰：『本路民间利害当以闻。』光曰：『谨奉诏。』光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四年三月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出陕西转运使司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陛下即位以来，厉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冯京曰：『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行保甲，人极劳弊。』上曰：『淤田于百姓有何患?若比令内臣拔麦苗，观其如何，乃取得淤田上，视之如细面。然见一寺僧言：旧有田不可种，去岁以淤田故，遂得麦。兼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彦博曰：『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大一保，则其劳扰可知。』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能无不悦?』

四月。先是，夔州转运使孙构、张诜言：『杜安行等平夷贼，斥地七百里，获铠甲、器仗三百，粮六百余石。见安集夷户佃莳起输租赋。』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惇言：『经制渝州疆土，难遍历诸州，欲止以渝州役事立定条约，权行于一路。』上批：『诸州役事不同，难止用一法。』丁巳，罢章惇相度夔州路差役。戊午，京西提举常平等事陈知俭请先罢许州衙前管勾公使库，以军员主之，月给食钱三千。从之。初，诸州差衙前管勾公使多所陪费，有破坏家产者。及是，遂更用军员代之。其后遍及诸路，悉用此法，人以为便。

五月乙未，御史中丞杨绘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闵差役之不均，欲使平一。然闻干其任者，惟务敛之多而行之峻，至天下不尽晓朝廷之意，将以为率其剩者而官取之，此不可以不言也。』戊戌，东明县民以县科助役钱不当，相率遮宰相，自言凡数百家。王安石既说论令退，遂白上曰：『知东明县贾藩者，范仲淹女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殆不可用。』上以为然，因令究东明事。庚子，司农寺及开封府界提举常平司奏：『有畿内百姓未知新法之意，见逐乡大户言等第出助役钱，多愿依旧充役。』诏司农寺令诸县晓谕，如有不愿纳钱之人，除从来不当役年月，令依条认本年役，候年月至，则赴官充役，更不令纳役钱。又奏：『乞差府界提点司官分诣县同造五等簿，升降民户。如敢将四等以下户升于三等，致人披诉，其当职官吏并从违制论，不以赦降原免。』从之。上疑初官户取助役钱少，安石至是白上曰：『官户坊郭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宜，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坏法，造为议论。坊郭等第户须纠合众人，打鼓截驾，遮执政，恐陛下未能不为之动心。』上又言：『曹司都不与禄，反责其受赇废事，甚无谓。』安石曰：『本取助役钱有剩者，将以禄此辈。』上曰：『以见役钱，便可早定法制，使知凡今致纷纷，亦多此辈扇惑。』安石曰：『早定诚然，畏此辈扇惑非也。当令此辈不敢扇惑而已。人主若不能益天下，则不能胜天下，反为天下役。为天下役，则乱矣。』杨绘言：『比者畿邑之民来诉助役之不便，陛下霈发指挥，令取问民之便，愿与不愿而两行之。中书门下已作札子，坐圣旨颁下，而司农寺缴还，遂从其请。臣窃谓助役之法果非便乎?则一二年中，自将改之也。假使十分而不愿者一分焉，则一分之少，固不能害九分之多；而一分不愿者，亦自有役以差之，亦必无放者，但形势官户女子单丁素无役者，令出役钱，则已行之矣。司农寺缴还圣旨札子，岂得无罪乎?』不报。又言：『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本府不受。百姓既无所诉，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云：「此事相府不知，当与指挥，不令升等。」仍问：「汝等来，知县知否?」皆言不知。又诣御史台。臣以本台无例收接诉状，谕令散退，而访问，乃司农寺不依诸县元定户等，却以见管户口等第均定出役钱数付诸县，各令管认升降户等，别造簿籍，前农务而毕。臣窃谓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须凭本县，本县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须凭邻里。盖自下而上，乃得其实。今乃自司农寺先画数，令本县依数定簿，岂得民无争诉哉?措置民事，必自州及县，岂有文移州府不知之理?此乃司农寺自知所行于理未安，故不报府，直下县，欲其畏威，不畏异议。若关京尹，或致争执，所以不顾事体如此。今判司农寺乃邓绾、曾布，一为知杂，一为都检正，非臣言之，谁敢言者?』王安石指陈绘言为不然，上诺之。丙午，王安石呈役钱文字。上以为民供税敛已重，坊郭及坊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第，更与稍裁之无害。安石曰：『今取于税户，固已不使过多，更过当减，但为厌人言，即无当于义理。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但兼并侵牟多耳，此荀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上曰：『此兼并所以宜摧。』安石曰：『摧兼并，惟古大有为之君能之。所谓兼并者，皆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也。今制法，但一切因人情所便，未足操制兼并，则恐陛下未能胜众人纷纷也。如两浙助役事，未能大困兼并，然陛下已不能无惑矣。』上曰：『如常平法，亦所以制兼并。』安石曰：『此与治道极为毫末，岂能遽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

六月，杨绘又言：『助役之法难行之说亦有五：民难得钱，一也；近之州军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力定制。』

本志但云绘言助役之难有五；挚言役法之害有十，请一切罢之。余并不书。

七月，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寺曾布言：『言事官屡以近日所议差役新法不便，臣丞司农之乏，而又备官属于中书，凡御史之言，预自考其所陈，皆失利害之实，非今日所以更张之意。臣请一一而陈之：畿内上等人户尽罢昔人衙前之后，故今之所输钱，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无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八九。田里之人困于徭役，使子弟习于游惰，临于刑罚，至于追呼劳扰，贿赂诛求，无有纪极。今输钱免役，使之安生乐业，乃所以劝其趋南亩也。天下州县户口多少，徭役疏数，所在各异。然昔第一等，则概充中等之役，虽贫富相辽，不能易也。今量其物力，使等第输钱，逐等之中，又别为三等或五等，其为均平齐一，无以过此。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常不主管仓库、场务、纲运、官物，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论差乡户，不获募人，人户今日输钱轻于昔时应役，则为良法，固无毫发掊敛之意。如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率钱七千万缗而已。畿内十六万，而率钱亦十六万缗，是两浙所输，盖半于畿县。贾藩为县令，固当奉行条诏，差役之事有未便于民，法许其自陈。乃不肯受，使趋京师喧哗词诉，其意必有为也。至于差役之法，昨看详奏请出榜施行，皆开封府与司农被旨集议，皆天下所知。借使法有未善，而言者深论司农，未尝以一言及开封，开封于民事何所不与?民有所诉，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所当言，而言未尝及也。自非内怀邪波之情，有所向背，则不当至。陛下方有大有为之心，固将举直措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为害，以直为曲，以是为非，以有为无。臣恐有伤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御史，有言责者也。臣，有官守者也。御史之所论，臣之官守也。御史以言责言，臣以官守言，此臣之区区，所以守陛下之职不敢不尽也。』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上曰：『何如?』安石曰：『欲札与绘、挚，令分析。』冯京、王珪以为不当使分析。京又言：『刘挚近日别无文字。』上曰：『令分析，方是朝廷行遣。』京、珪曰：『恐复纷纷不安。』上曰：『待分析到更相度。』因言：『绘作富弼诰词云云（见《论青苗》），乃更称誉弼，殊不体朝廷意。』遂以布所言札与绘及刘挚，令分析以闻。

丁酉[2]，御史中丞杨绘具录前后论助役法四奏以自辩，且曰：『臣之情状，已具四奏。』御史刘挚又言：『臣近曾上言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圣旨，批送曾布札子条件诘难，令臣分析者。陛下以臣言为是耶，则事尽于前奏，可以覆视。陛下以臣为非耶，则贬黜之而已。虽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是以不复条陈。然至于臣等以职事为言则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农挟宠以护改作[3]，大臣误法以蔽聪听尔。因事献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势，陛下以为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为未安未治也，则以陛下之睿智，言动起居，躬蹈德礼，夙夜厉精，以清庶政，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谁致之耶?陛下即位以来，注意责成，倚望以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二三年间开阖动摇[4]，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盖自青苗之议起，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青苗之议未允，而均输之法行；均输之法又方扰，而边鄙之谋动；边鄙之祸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兴。其间又求水利也，则劳民而无功；又求淤田也[5]，则费大而无效；又省并州县也，则诸路莫不强民以应令[6]。又起东西府地，则大困财力，禁门之侧，斧斤不绝者，将一年而未已。其议财也，则商贾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则下至于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贤人，事君行道，必驯致之有渐，持久而后成。至于施设，皆有次序。今数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使者旁午，牵合于州县，小人挟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轻用名器，混淆贤否，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挟少儇辩者取之为可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凿民者谓之通变；能附己者，不次而进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谋议，所以措置经画、除用进退，独与一属掾曾布者论定，然后落笔，同列预闻，乃在布后，致奔走乞丐者布门如市。虽然[7]，犹有系国家之体而大于此者。祖宗累朝之旧臣，则镌刻鄙弃，去者殆尽；百年之成法，则剗除废革，存者无几。陛下岂不怪天下所谓贤士大夫比岁相引而去凡几人?陛下亦常察此乎?去旧臣，则势位无轧己者，而权可保也；去异己者，则凡要路，皆可以用门下之人也。去旧法则曰：「今所以制御天下者，是己之所为。」而陛下必将久任，以听其伸缩也。』奏至，安石曰：『绘所奏前后反复，今并不分析布所言子几何以为私，蕃何以为公?且绘云当忠以报国，虽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公。凡人之情为人所知，纵不能私，宜以平遇之。如绘所言，专为不平，此必有所坏也。』

王安石言杨绘，称：『虽臣引用，不敢以私。』绘奏并无此等，当考。绘为中丞在月癸酉。

于是诏绘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为翰林侍读学士。又诏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郑州。

八月丁卯，屯田员外郎、知阳武县李琮权利州路转运判官。役法初下，琮处之有理，畿内敷钱独轻。邻县挝登闻鼓，愿视阳武县为比，故召对，擢用焉。

十月壬子朔，颁募役法。

旧纪云：壬子，诏差役弊民，其罢之，使民出钱，吏役立直募人。新纪云：壬子罢差役。今删润别如此书。

庚申[8]，利州路转运判官、屯田郎中鲜于侁权发遣转运副使[9]。初，诏诸路监司各定助役钱数，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优以为本路民贫，二十万足矣。与瑜议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议，因以为诸路率，仍罢瑜，而侁有是命。侍御史知杂事邓绾言：『利路役钱岁用九万六千六百余缗，而李瑜率三十三万缗有奇均役，本以裕民，而瑜乃务聚敛，积宽剩。提点刑狱周约亦同签书，乞重绌以警诸路。』瑜及约皆坐责，寻复之。绾又言：『司农寺法：灾伤第四等以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者委州县闻于提举司考实，以免役剩钱内量数除之。臣以为王者赋役敛弛，皆以为民，丰穰则取，饥馑则与，为政之实也。借或下户役钱一千，以分数各减二一百及三四百，或三十五十，亦不免赴官输纳，岂有所济?当立为信令：凡遇凶歉，使诸路如蠲放税赋法，不待奏禀。岁小饥，则免最下等户，中饥则免以次下户，免讫以闻，示信于民。如此，则凶年有施舍之惠，法令无动摇之变矣。』从之。

十一月戊子，诏职田占佃户过岁及影庇差役，并科违制之罪。

五年五月甲辰，诏权提点江南西路刑狱、提举常平仓金君卿落权字，仍赐敕书奖谕。先是，君卿奏：『昨王直温、苏澥同议科定役钱，召募入押钱帛纲入京。每一万贯匹，支陪纲钱五百贯足。本司询问曾押纲乡户衙前之家，皆不愿行，遂用熙宁三年十二月并四年六月中书指挥，选得替官员使臣人员管押施行。仍以向者王直温等陪纲钱数太多，相度每细绢万疋，止支钱一百缗足，钱万贯，支钱七十缗足。募到官五十余员管押，及差人船上京交纳，并不差乡户衙前。乞自今后依此。』故有是诏。于是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诸路皆可行，但令监司稍加意，许令指占好舟，差壮力兵士及时遣行，则替罢官人人争为此殆李承之谗张谔，故有此问。然上亦素疑其未便。及进呈，上曰：『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又保正只合令习兵，不可令贰事。』安石曰：『保丁户长，皆出于百姓为之。今罢差户长充保丁催税，无向时勾追牙集科校之苦，而或十年以来方一次催税，不过二十余家，于人情无所苦。谓保丁只可令教阅，即《周官》十五其民，有军旅，有田役。至于五沟五途封植，民皆出职焉。若止令习兵，不可贰事，即不知余事令谁勾当?』上曰：『周公之法，因积至成王之时，非一代之力，今岂可遽如此?』安石曰：『先王作法，为趋省便?为趋烦扰?若趋省便，则至周公时极为省便，然尚不能独令习兵而无贰事。则今日欲止习兵无二事，恐不可得也。』乃诏司农寺、条例司具应言废罢耆户长壮丁利害，编写成册纳禁中。

九年九月，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表乞致仕，诏答不允。方平因奏疏论率钱募役之害曰：『昔者圣人所以治民之道，别其四业，任之力职。农夫效稼穑之力，虞衡主山泽之利，百工饬化八材，商贾阜通货贿，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泽、关市，此财用之所出也。募役之法，令人户等第输钱。夫钱者人君之所操，不与民共之者也。官自冶铸，民盗铸者抵罪，无益饥寒之实，而足以致衣食之资，是谓以无用而成有用，人君通变之神术也。本朝经国之制，县乡板籍分户五等，以两税输谷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谓取于田者也。金、银、铜、铁、铅、锡、茶、盐、香、矾诸货物，则山海、坑治、场监出焉，此谓取于山泽者也。诸筦榷征算斥卖百货之利，此所谓取于关市者也。惟钱一物，官自鼓铸。臣向者再总邦计，见诸炉岁课上下百万缗，天下岁入茶盐酒税杂利仅五千万缗。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廪禄、军师乘马、征戍聘赐，凡百用度，斯焉取给，出纳大计，备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财利所入，茶盐酒税岁课一千五百余万缗，太宗以是料兵阅马，平河东，讨拓跋，岁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东封岱宗，西祀汾雎，南幸亳、宋，未常闻加赋于民，而调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齿繁庶，食货滋殖。庆历以后，财利之入，乃至三倍于景德之时，而国计之费，更称不赡，则是本末之原、盈虚之数，其疏阔不侔久矣。陛下悯时事之积弊，志在变而通之，创立法制。凡大措置事以十数，要在经国利民，崇德而广业也。其中率钱募役一法，为天下害实深。且举应天府为例：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余户，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千有零疋，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已是因循弊法。然虽有钱数，实不纳钱，并系折纳谷帛，惟屋税五千余贯旧纳本色见钱。大体古今赋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末五代，未有输役之法也。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又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三千余贯。又弛边关之禁，开卖铜之法，外则泄于四裔，内则恣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节，钱不可得，谷帛益贱[10]。凡公私钱帛之法，敛其则不远，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籴买谷帛、坑治、场监本价，此所以发之者也。屋庐正税、茶盐酒税之课，此所以敛之者也。民间货布之丰寡，视官钱所出之多少。官钱出少，民用已乏，则是常赋之外，钱将安出?盖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者，民也。动之甚易，安之甚难，故民者天地之心，而国家之本也。是以圣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国家，必先得民，是为藏身之固、置器于安之道也。』

方平乞致仕，据集载不允。批答有『秋凉』之语，则其论役法必是八、九月间也。今附秋末。

十年，司马光以书与吳充，请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详见《论青苗法》）。

元丰三年二月辛丑，判司农寺李定等乞开封府县界诸县乡村第四等、第五等敷出役钱。不听。

四年六月己巳，判司农寺舒亶尝言：『役法未均，责在提举官。』上曰：『提举官未可责也。近臣僚有自陕右来者，欲尽蠲免中下之民。朕谓不然。夫众轻易举，中下之民多而上户少。若中下尽免而取足上户，则不均甚矣。古谓「均无贫」。朝廷立法，但欲均耳，卿可更讲求以闻。』

校勘记

[1]制置 原本作『制五』，据文意改。

[2]丁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五补。

[3]挟宠 原本作『侠宠』，据《长编》卷二二五改。

[4]年间 原本无『间』字，据《长编》卷二二五补。

[5]又求 原本作『又□』，《长编》卷二二五无墨丁。据上下文意，此墨丁或当作『求』字，今补。

[6]莫不强民以应令 原本作『莫□而疆民以应令』，据《长编》卷二二五改补。

[7]虽然此二字 原本为一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五补。

[8]庚申 原本作『丁巳』，据《长编》卷二二七改。

[9]权发遣转运副使 原本作『权发转运使』，据《长编》卷二二七补。

[10]益贱 原本作『益钱』，据《长编》卷二七七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一

神宗皇帝

保甲

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寺定畿县保甲条制，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者及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乃选主户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十五以上皆充。单丁、老幼、疾患、女户等，并令就近附保。两丁以上更有余人身力少壮者，亦令附保，内才勇为众所伏及物产最高者充。逐保保丁除禁兵器外，其余弓箭等，许从便自置，学习武艺。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于保分内往来巡警，遇夜贼盗，画时声鼓报大保长，以下同保人户即时救应追捕。如贼人别保，递相击鼓，应接袭逐。每获盗，除编敕赏格外，如告获盗徒以上，每名赏钱三十千；杖以上，同保内有犯强盗、杀人、谋杀、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论如五保律。其余事不干已，除敕律许人陈告外，皆无得论告。知情不知情，并与免罪。其编敕内邻保合坐者，并依旧条。及言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百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保内如有人户逃移死绝，并令申县。如同保不及五人，听并人别保。其有外来人户入保居止者，亦申县收入保甲。本保内户数实足，且令附保，候及十户，即别为一保。若本保内有外来行止不明之人，并须觉察，收捕送官。逐保各置牌，拘管人户及保丁姓名，如有申报本县文字，并令保长输差保丁赍送，仍乞选官行于开封、祥符两县团成保甲，候成次绪，以渐及他县。』从之。先是，同管勾开封府界常平等事赵子几言：『近岁寇盗充斥，公为民害。令欲依旧保甲，各立首领，使相部辖。及捕贼赏格，乃下司农寺详定。』至是增损行之。它日，上谓王安石曰：『用募兵与民兵亦无异，若役之过苦，则亦变矣。』安石曰：『役之过苦则变，诚然。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则其喜祸乱，非良农之比。然臣已尝论奏募兵不可全无。《周官》：国之勇力之士属于司右，有事则可使为选锋。又令壮士有所羁属，亦所以弭难也。』上论变义勇为民兵，当先悦利其豪杰，则众可驱而听[1]，因言汉高祖封赵子弟事。安石曰：『何独汉高祖?先王为天下亦然。盖周得天下之父三人[2]，则天下从之矣。有天下之父，有一国之父，有一乡之父[3]。能得一乡之父，则足以收一乡；能得一国之父，则足以收一国；能得天下之父，则足以收天下。』上曰：『民兵虽善，止是妨农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农为兵，因乡遂寓军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须有事，乃发之以战守，其妨农之时少。今边陲农人则无什伍，不知战守之法，又别募兵力戊兵[4]。尽边人耕织，不足以给衣粮，乃至官私转输劳费，尚患不足，遇有警急则募兵，反不足以应敌。无事则百姓耕种不足以给之，岂得为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战守，奈何?』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耳。将帅非难求，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而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

四年三月，文彦博言：『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一大保，则其劳扰可知。』(详见《役法》）甲午，上批枢密院言保甲扰民事，令王安石体量虚实。安石以为：『闻得颇有之[5]，为奸人扇惑，恐刺为义军故也。欲令提点司人分头抚谕。』冯京言：『不须以五百人为一保。管仲内政寄军令外，只是五人为一保。』上欲且罢都保正，安石曰：『不须罢都保正，非所以致人不安也。』上言：『久远须至什伍百姓为用，募兵不可恃。』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庙社稷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不可独恃。』上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安石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上问建中所以致变，安石曰：『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戊戌，上批：『陈留县见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甲，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县吏督责，无者有刑。百姓买弓一张至千五百，箭十只至六七百。当此青黄不接之际，穷下客丁，如何出办?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筑射垛，又令自办钱粮，起铺舍三两区，每保置鼓，遇贼声击。乡村之人，居处远近不一，假如甲家遭贼，鼓在乙家，则无缘声击。如此须人置一鼓，又费钱不少。以上事皆被差保头所说，非虚妄，及元非朝廷本意。今如此骚扰，可速指挥，令止如元议。团保觉察贼盗，余无得妄施行。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加之传惑，恐徒戍边，是以有父子聚首号泣者，非虚也。』王安石进呈，不行。丁未，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以为诚有斩指者。安石曰：『陕西、河东未常致变，则人情可知。岂有怕为义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虽拂其情，然亦当便于民乃可。』

六月己巳，上论民兵，因称府界保甲未善。安石曰：『保甲事多沮坏，安得善?大抵修立法度以便民，于大利中不能无小害。各欲人人皆悦，虽圣人不能如此。非特圣人，天地亦不能如此。如时雨之于民，岂可以无?然不能不妨市井贩卖及道途行役，亦不能使墙屋无浸漏之患也。』

八月甲寅，诏：『自今保甲与贼斗死者，给其家钱五十千；有户税者，仍免三年科配；因致废疾者，给钱三十千；折伤者二十千；被伤者五千。』以开封府界提点司言新籍畿县民为保甲，有奋不顾身捕盗者，愿优恤之。故有是诏。

九月乙巳，诏开封府界提点司畿县保甲保置旗鼓，以备教阅武艺。

五年二月甲寅，冯京为上言：『张角以有部分，故能力变。今保甲，亦恐豪杰有乘之者。』王安石曰：『民散则多事，什五之则无事。故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古事不论，但以今日言之：自府界立保甲，贼盗十减七八。』京曰：『岁有丰凶不同，今岁丰故也。岁凶即未可知。』安石曰：『冯京谓张角以有部分，故能为变。臣以角能为变，乃以桓、灵无政，大臣非其人，故州郡不职。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州郡无一处发觉于未起之前。如梁太祖，其事至微浅，然青州使人反其城，无一城不发觉。盖梁太祖苟非能守一城之人，不妄付以一城故也。』先是，上言赵子几恐孟浪。至是，安石又为上言子几有智略，可任用，且言：『三代禁防百姓严密之意，能什五其民。维持之法制则天下定，不维持之以法制，则其不乱者，幸也。』

三月甲申，王安石为上言：『西事稍弭，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弊，惟兵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上曰：『但当悉行府界保甲，要亦未遽。』安石曰：『陛下能驾御将帅，便悉奉朝廷法令，则因人利害，欧百姓使习武事，一二年间便见效，不为迟。今但要分别利害，使趋令者尽得利，不趋令者尽受害，则人皆趋令矣。』上又恐义勇未能猝及募兵，安石曰：『今东兵全不可用，唯土兵可用。陛下诚能驾驭督责将帅奉法令，即义勇要如土兵，亦不难；要胜东军，即不足言也。』

七月壬午，枢密院传上旨，令中书改保甲上番法十日为一月。王安石言：『保甲十日一番，须一年八月乃当一番。若令一月一番，即番愈疏。又百姓投状，或乞半月，或十日一番。既指挥十日一番。今才上番，便降指挥，令一月一番，却恐百姓为人扇惑，以为初令十日一番，今才上番，便令一月一番，相次又当令长上，相次又令刺手面为兵，即恐有群聚诉冤，且乞十日一番。当此时不从，即背约失信；从之，则上令不行。谓宜令十日一番，候其习熟，然后徐与商量。缘将来弓手亦可罢，以保甲上番代之。一弓手之给，可给两人上番。又四城外，巡检尚有四千人，候保甲渐成就，亦可以保甲代之。至时乃与议增上番日数，亦恐必须分闲要月分，闲月即令上番二十日或一月，农要之月，即令只上番十日。』先是，曾布言：『臣伏思三代以还，比闾族党之法既坏，后世有为之君，思有以及此而未能也。陛下下尺纸之令，不动声色，而期月之间，其效如此。臣愿下提点司及臣章送中书详审，如可，愿付司农具为令。』于是诏主户保丁愿上番于巡检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日给口粮薪菜钱。分番巡警，每五十人轮大保长二、都副保正统领之。都副保正各别给钱七千，大保长三千。日教阅，夕比之。当番者毋得辄离本所。捕逐剧贼，虽不当番人亦听进集，给其钱斛，事讫遣还，毋过上番人数，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检司量留厢军给使，余兵悉罢。应上番保丁武技及第三等以上，并记于籍，遇岁凶，五分以上者第赈之，自十五石至三石。寻又诏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法。丙申，诏司农寺增置丞、主簿四员，仍自今轮出入案察逐州保甲。先是，王安石白上曰：『臣前欲以近畿郡为畿辅，因推行保甲者，利在使赵子几等按察官吏差易耳。若付之诸路，即恐诸路推行灭裂，无以使四方观法。』上曰：『可令属兵部置属官，令出入点检。』又曰：『冯京欲且迟留，候役事了，如何?』安石曰：『此事既不获已，圣人爱日，亦须及时修营，庶早见成效。且增置丞、主簿，令更迭出入按察保甲，即农田水利、常平差役，皆可使案察也。』上皆从之。己亥，诏获投匿名文字扇摇保甲者，给赏钱五百千。以司农寺言：近有人于封邱县北门以匿名榜扇摇保丁，使不得安。已檄诸县密行擒捕给赏，更乞朝廷严赐约束，故有是诏。

闰七月，上曰：『开封近勘到府界百姓但有作袄，已典卖弓箭，因致怨黩，虑亦有不易者。』先是，皇城司察保丁以教阅不时，及卖弓箭、衣著劳费，往往讪骂，诏开封府鞫其事。上语及之，安石曰：『六月使人教阅，条贯亦初无此。生民以来，兵农为一，男子则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矢者男子之所有事。盖耒耜以养生，弓矢以免死，此凡民所宜。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陛下忧恤百姓至甚，故今立法，以听民便尔。且府界多盗，攻劫杀掠，一岁之间，至二百火，逐火皆出赏钱，出赏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出赏之时，岂无卖易作袄以纳官赏者?然人皆以为赏钱宜出于百姓。夫赏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于今日。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未有损也。』上曰：『赏钱人所习惯。』安石曰：『陛下为人主，当以理制事，岂宜以不习惯故，亦以为不安?』上曰：『民习惯则安之。如自然不习惯，则不能无怨。如河决坏民产，民不之怨。若人坏之，则怨矣。』安石曰：『陛下正当为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然后能为天之所为。为天之所为者，乐天也。乐天者然后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为，则不能力天之所为；不能为天之所为者，畏天也。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所谓天之所为者，河决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决以坏民产，而天下不恤者，任理而无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为怨，而天不为变，以力非祁寒暑雨，不能成岁功故也。孔子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使鲧治水，鲧汨陈其五行九载。以陛下忧恤百姓之心，宜其寝食不甘，而尧能待如此之久，此乃能为天之所为，任理而无情故也。』

五月二十二日、十月十三日、十九日、闰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朱史辄取此段附四年三月十三日陈留保甲骚扰事下，误也。陈留骚扰事不闻置狱，此狱自缘皇城司采得保甲讪骂，乃令开封鞫之，故有『六月教阅』等语，与陈留初不相干，今仍依《目录》附本日。《兵志》载此段大抵因《日录》。陈瓘论曰：『安石曰：鲧汨陈五行九载，尧晏然不以为虑。臣闻《书》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难之。孔子曰：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夫知人安民尧以为病，何至于晏然不以洪水为虑乎?盖人主晏然不以为虑。然后大臣得以如意而有为。蔡卞解释《诗》《书》同此一说，今《日录》乃无『尧晏然不以为虑』之语。疑蔡卞实为安石删去。

壬戌，执政同进呈河东保甲事。枢密院但欲为义勇强壮，不别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礼初议也。』（五月二十二日事。王安礼专一编修三路义勇条贯）上曰：『今以三丁为义勇，两丁为强壮。三丁远戍，两丁本州县巡检上番，此即王安礼所奏，但易保丁为强壮。人习强壮久，恐别名或致不安也。』安石曰：『义勇非单丁不替，强壮则皆第五等户为之，又自置弓弩及箭寄官库，须上教乃给。今以府界保甲法推之，河东盖宽利之，非苦之也。』文彦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必以兵强天下。』安石曰：『以兵强天下，非有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方其能，则兵不必弱。张皇六师，固先王之所务，但不当专务强兵尔。』上卒从安石议，令尽依王安礼所奏。彦博请安石就中书一面施行此事。安石曰：『本为保甲，故中书预议。若止欲作义勇强壮，即合令枢密院施行。』上曰：「此大事，须共议乃可。』乙丑，遣起居舍人、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曾孝宽、赵子几往河东路察访义勇利害，及体量官吏措置常平等不如法。癸酉，王安石白上曰：『开封鞫保甲怨詈事，验问皆无有，今皇城司报探乃云尔，陛下宜稍留意省察。』

八月壬辰，中书门下奏：『近降指挥，令保丁更番在巡检下教习武艺，许外番带出入巡警。上番曰，保正长、保丁殴骂所辖巡检，依本属刺史县令法。保丁殴骂保长、保正，加凡斗二等；保长犯保正加一等。随巡检追捕盗贼退避，依弓箭手法；但随巡检追捕，非上番，惟于本地分犯盗，加凡盗二等；私为人代名上番杖六十，受赃重者从重；保正、保长知而不举笞四十，私逃亡杖六十十计逃日补填。卯点不到，不赴教阅，许小杖科决，不得过七下，余送本县私行。监临官私役保正等计庸，准盗论。』从之。戊戌，开封府界提点司请置内县保甲衣装二万副、大旗二十五面，以俟都阅借给。从之。

六年六月壬辰，开封府言：『开封酸枣、阳武、封邱县民千余人赴府诉免保甲教阅。已榜谕无令越诉。盖畿县令佐或非时追集，以故致讼。胙城一县未命教阅而诉，并下提点司案察。』上批：『今正当农时，非次追集，于百姓实为不便。令提点司劾违法官吏以闻。自今仍毋得禁民越诉。』

八月壬申朔[6]，广南东路驻泊都监杨从先言：『本路枪手万四千，今排保甲，若两丁取一，得丁二十五万八千；若三丁取一，得十三万四千。自少计之，独十倍于枪手。愿委路分都监二员分提举教阅。』诏司农寺详定条约以闻。其后户自第四等以上，有三丁者，以一为之。每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指挥。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每月输一番阅习，每三日一比试事艺，高者先次放归（本志同此）。丁丑，沈括言：『两浙州县，民多以田产诡立户名，分减雇钱，夫役冒请常平钱斛及私贩禁盐。乞依京东、淮南排定保甲。保甲一定，则诡名漏附，皆可根括。』己卯，王安石进呈河北谋变事。上以为河北人愚，东南人即难诱。合以此事立保甲后，此事或可少绝。戊戌[7]，翰林学士曾布等言：『近司农寺请巡检置指使，保甲置木契，罢巡宿等条约。奉旨令司农寺、兵部检正、检详立法。臣等令修成义勇保甲及养民条约三卷。』诏兵部行之。保甲惟开封府界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农寺，右付其县差官阅试。农隙讲习，皆出左契。巡检司给厢、禁军白直，余以保下番上，比旧兵级三分之一，代更以十日。遇追捕群盗，听抽上下番，县尉留弓手白直外，余如巡检法。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并排定保甲，劝诱习武艺。其荆、湖、川、广被边州军[8]，如当习武艺，委监司提举司详度以闻。

本志云：后惟全、邵土丁，邕、钦洞丁，广东枪手改为保甲者则隶焉。今附注。此十一月十九日，可考。新纪云：戊戌，复比闾族党法。

七月甲辰[9]，权发遣广南东路提点刑狱陈倩言：『本路已团定保甲，乞给锣鼓旗物。遇袭逐盗贼，递相击发应接。』从之。

七年正月癸亥[10]，诏开封府界呈试保甲免本身夫役。

四月己巳，上以久旱，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节见《王安石事迹》）壬申，上批：『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编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速指挥，并权罢。』是日，雨。

十一月庚子[11]，提举河北西路常平刘定乞逐年引试保甲。诏司农寺及兵部定每年

开封府界诸路当解发引见人数以闻。

八年八月，司农寺言：『保甲之法，主客户五家相近者为小保，五小保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诸路皆准此行之，惟开封府界五路，则除客户，独选主户有二丁者入正保，以故小保有至数十家，大保有至百余家，都保有至数百家。人数过多，地分阔远，一或有犯，连至者众。盖立法之初有所未尽。欲令开封府界五路依诸路编排。』诏自今保甲，三年一造簿编排。开封府界五路，候造簿日，如所请施行。

九年五月辛酉，诏诸保甲可依新降队法结队，并印新结队图付兵部，每一都保给之一图。结队之法：三人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五中队为一大队。并引战一人居前，拥队一人执刀居后，傔二人居左右，执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选士也。有马人与无马人各为队，队中兵械或纯用一色，或杂用弓弩、刀斧、枪、盾，皆于结队时商定教习。十月丙午，宰臣王安石罢判江宁府，枢密使吴充拜相。

十年，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言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充不能用（详见《论苗法》）。

元丰二年十一月癸巳，诏开封府界教大保长充教头，其提举官以昭宣使、果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王甲正、东上閤门使、荣州刺史狄谘为之。初，王安石议减西兵，以保甲民兵代之，于是始置提举教阅之使，后又及于西北三路。太祖皇帝惩唐末五代之乱，始为军制，联营厚禄，以收才武之士。宿重兵于京师，以消四方不轨之气。番休互迁，使不得久而生变，故百余年天下无事，虽汉、唐盛时，不可以为比。养兵之费，一出于民，而御戎捍寇，民不知有金革之事。安石曾不深究，而轻议变易，苟欲以三代之法行之于今，盖不思本末不相称而利害异也。世议以为不然，后卒改焉。

十二月辛亥，提举广南东路常平等事林颜言：『今天下之民，家为之保，保为之长、为之正者，岂特不容其奸而已?盖归兵食于农，藏武士于耕，夫所谓教而后使之道也。欲乞本路沿江海诸州，依西路法训阅，使其人既熟山川之险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习，则一弓自足为备，可以不劳北兵矣。』诏下广南东路经略、转运、提举、钤辖司相度，皆言广、惠、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并边及江海外按蛮贼，可依西路保甲教习武艺。从之。颜，福州人也。

三年十月丁卯，提举河北东西路义勇保甲司言：『义勇将校、都副保正愿赴集教场习学武艺。』从之。令陕西、河东路准此。后诏习学者益支给钱米器械，其本家少壮男子愿习者不给。

五年正月庚子，诏：『强盗保甲教阅军器者处死，情轻奏裁。窃盗箭二十只徒一年，弓徒二年，弩弦徒三年。徒罪五百里，流罪配千里。获窃盗保用教阅军器，一人比二人推赏。』

六年正月庚子，诏禁军马军保甲教阅隶枢密院。

三月丁丑，枢密副都承旨、客省副使张三甫等奏：『伏见团教保甲，朝廷立定三等事艺，赏典优渥。按阅之际，其间或令家丁及以别都人冒名代试，亦无由辩认。兼正、长所教事艺，及第一等至九分以上即补班行名目，其欺伪容蔽，亦合为之关防。欲乞特降指挥，重立告赏之法，庶其经久，杜绝奸弊。』奉旨：『今后按阅，并先委巡教官封臂写记保分，候按讫拆去。』

七月庚申，提举河北东西路保甲司奏：『团教保甲应干支费，除从官给外，合用杂费钱物，名件不少，尽是的确不可省阙。若不破钱，必有因循犯法之弊。若一一支破官钱，缘名件碎细，难以指定。今略具杂费名目及本司欲作掣划事奏闻。』上批：『契勘已据拟定诸路每岁据收到桩管保甲司钱万贯，除量留准备杂费外，可按阅团教保甲数，诸路省费钱数。省到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贯五百六十文五分四厘，费用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贯一百六十五文。除费用外，合封桩一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一十七贯三百九十五文四厘。』

七年二月辛未，枢密院检会申今年正月二十八日范纯粹奏：『旧条，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胜、盐菜钱一十文。契勘正兵每遇差出以至戍边，每人只日支口食米二胜至二胜五合。今来保甲既有盐菜钱外，其口食又增多正兵所请之数。伏乞将应系保甲请给钱米旧条并行删修，除盐菜钱依旧支给外，其口食每人并支二胜。』诏依旧日支钱一十文外，支与口食二胜半。河东依此，霍翔言及诏京东、西保甲养马（详见《马政》）。

五月辛酉，范纯仁权知河中府。纯仁至河中时，督教保甲甚严，非老弱不许在家，农事皆废。纯仁上疏言：『今秋陕西田稼丰稔，将来军民必皆足食。然收获不可稍迟，当如寇盗之至。盖子实才熟，即有雀鼠侵耗之害，兼易为进散遗落，万一忽遇风雨，即所损极多。缘今来少壮农夫俱系保丁，却以五日一次教阅，及往还，颇妨收获。伏望圣慈特赐权住教阅，候至将来收获了毕，却令补填权住过数日。』不报。

七月庚申，知延州刘昌祚言：『昨集教保甲弓马并不精当，但令守御，已用土兵换赴将下，团结成队，遇敌呼使，如有功，乞优赐推恩。』从之。

校勘记

[1]驱而听 原本作『欧而听』，据《长编》卷二一八改。

[2]三人 《长编》卷二一八作『二人』。

[3]一乡 原本作『一家』，据《长编》卷二一八改。

[4]戍兵 原本作『代兵』，据《长编》卷二一八改。

[5]有之 原本作『有之之』，衍一『之』字。据《长编》卷二二一删。

[6]壬申朔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卷二四六补。

[7]戊戌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六补。

[8]川广 原本作『州广』，据《长编》卷二四六改。

[9]七月 原本作『二月』，据《长编》卷二四六改。按：此条为七月事，当移至『八月申朔』条之前。

[10]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九补。

[11]庚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二

神宗皇帝

市易务免行附

熙宁五年三月丙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于是中书奏在京市易务监官二、提举官一、勾当公事官一，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1]，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并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故降是诏。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为市易本钱，其余合用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副。

四月丙子[2]。先是，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减去此条，余悉可之。御史刘孝孙言：『于此见陛十宽仁优民之至。』王安石曰：『孝孙称颂此事以为圣政，臣愚窃谓此乃是圣政之阙。』上曰：『若但设法倾之，即兼并，自不能为害。』安石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

陈瓘论曰：吕嘉问请于律外别立市易较固一条[3]，神考圣训以为已有律，不须立条。其时刘孝孙称颂圣训曰：『此仁厚爱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孙之计非也，此事正是圣政之阙。陛下不欲行此兼并，所以窥见陛下于权制豪强有所不敢，故內连近习，外惑言事官，使之腾口也。』臣窃谓神考不欲于律外立较固之条，可谓仁厚爱民之意。刘孝孙将顺圣美，不为过也。《日录》之內，但为显扬，嘉问故不以御批为是，不以孝孙为然。于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设法倾之，则兼并不能为害。』又撰对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制，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纸铺孙家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岂有为天下主，乃只如孙家纸铺所为?何以谓之人主?呜呼！『设法相倾』之语谓之不诬，可乎?『紙铺孙家』之语谓之不诋，可乎?神考爱民守法，而指为阙政，力主嘉问，遂至于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七月壬午，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辛卯，诏在京商税务、杂买场、杂买务并隶提举市易务。

闰七月。先是，上批付王安石：『闻市易买卖极苛细，市人藉藉怨谤，以为官司浸淫，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可指挥，令只依魏继宗元擘画施行。』于是安石留身白上曰：『陛下所闻，必有事实，乞宣示。』上曰：『闻榷货卖冰，致民卖雪，都不售。』安石曰：『卖冰乃西园苑，非市易务。』上曰：『又闻卖梳朴即梳朴贵[4]，卖脂麻即脂麻贵。』安石曰：『若买即致物贵，即诸物当尽贵，何故脂麻独贵?』上曰：『或云吕嘉问少年不练事，所置勾当人尽奸猾，嘉问不检察。』安石曰：『嘉问所置勾当人，如沈可道、孙用勤，若不收置务中，即必首为兼并害法。今置之务中，所谓御得其道，狙诈咸作使是也。』上曰：『又闻立赏钱捉人，不来市易司买卖?』安石曰：『此事尤可知其妄。吕嘉问连日或数日辄一至臣处为事，初臣要见施行次第，若有榜如此，臣无容不知。果有此事，则是臣欲以聚敛误陛下。陛下当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无缘有此事。』上曰：『卿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体朝廷意，更须审察。』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会，以具闻奏。』

十一月丁巳，上谓王安石曰：『市易卖果实审有之，即大烦细，令罢之，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细民上为官私利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状乞借官钱，出息行仓法，供纳官果实。自立法以来，贩者比旧皆即得见钱，行人比旧官司兼并所费，十减八九，宫中又得好果实供应，此皆逐人所供状，及案验，事实如此。陛下谓其繁细，有伤国体，臣愚窃谓不然。今设官监酒，一升亦卖；设官监商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又不以为非者，习见故也。臣以为酒税法如此，不为非义。何则?且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须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善，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又珍异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供王膳，乃取市物之滞者。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碎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正体。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人一身，视听食息，皆在元首。至欲搔痒，则须爪甲，小大所在不同，然亦不可阙。天地生万物，一草之细，亦皆有理。今为政，但当论所立法有害于人物与否，不当以其细而废也。』上笑，且曰：『买得果实，诚比旧极佳，行人亦极便，但行人皆贫弊，宜与除放息钱。』安石曰：『行人比旧，已各苏息，可以存活，何须除放息钱?若行人已苏息，比旧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须除放息钱，即见今商税所取，不择贫富，固有至贫之人，尚为税务所困，亦合为之蠲除，彼何独蠲除此?今诸司吏禄极有不足，乃令乞觅为生，不乞觅不能自存，乞觅又犯刑法。若除放息钱，何如以所收息钱增此辈禄?』明日，进呈内东门及诸殿吏人名数，白上曰：『从来诸司，皆取赂于果子行人。今行人岁入市易务息钱几至万缗，欲与此辈增禄。』上曰：『诸殿无事，惟内东门司事繁，当与增禄。』安石曰：『如入内内侍省吏人，亦当与增禄，盖自修宗室条制，所减货赂甚多故也云云。』又录??人泉府事白上曰：『此周公所为也。』上曰：『周公事未能行者岂少?』安石曰：『固有未能行者，若行之，则便于公私，不知有何不可?而乃变易，以从流俗。所见十二月乙亥朔诏，罢诸路上供科买，以提举在京市易务言上供荐席、黄芦之类六十色，凡非余州，不胜科扰，乞计钱数，从本务召入承揽，以便民也。』

六年正月己酉[5]，中书言：『欲以市易务上、下界商税税翰林图画院，杂买务、杂卖场、诸宫观真仪法从、南郊、太庙、家事、府司、检详等库、都亭、怀远驿、三粮料院、内军器五库隶都大提举诸司库务。』上批：『内军器五库，官物储积，多在宫禁，及收内降物，兼自有提举、提点官，可不隶提举诸司库务。』余从之。辛亥，枢密使文彦博言：『近臣言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敛民怨，乞寝罢。至今涉旬，未闻施行。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王安石白上曰：『陛下近岁放百姓贷粮至二百万，支十斗全粮大军，一岁增费，亦计数十万缗，以至添选人俸、增吏禄、给押纲使臣所费，又亦百万缗。天下愚智，孰不以此知陛下不殖货利?岂有所费如此，而乃于果实收数千缗息，以规利者?直以细民久困于宫中须索，又为兼并所苦，故为立法耳。』彦博所言，遂寝不报。

二月丙子，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张焘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七年正月癸亥，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先已遣蒲宗闵、沈逵，今复遣杞。其后，上与辅臣论及市易，冯京曰：『曩时西川因榷买物，致王小波之乱，故颇以市易为言。臣检《实录》，实有此说。』王安石曰：『王小波自以饥民众，不为官司所恤，遂相聚为盗，而使臣乃归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般取孟氏府库物以上供，于饥民有何利害?』上曰：『李杞行未?』安石曰：『未也。然愿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为变也。』

三月。先是，去年八月，详定行户利害所言：『乞纳诸行利人厚薄，纳免行钱，以禄吏与免行户祇应。自今禁中买卖，并下杂买务，仍置市司，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皆从之。上曰：『此固便于民，然须严立防禁觉察，毋使堕废。如天下百姓纳麴钱，异时盐、酒既榷，其钱不能免也。』至是，上问安石：『纳免行钱如何?或云提汤瓶人亦令出钱，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经中书指挥。中书实无此文字。』冯京曰：『闻后来如此细碎事都罢矣。』安石曰：『冯京同签书，中书文字，皆所亲见，如何去言闻不知先来如何细碎收钱，后来如何都罢?若据臣所见，即从初措置如此，非后来方不收细碎事。不知冯京何所凭据，有此奏对。且言提汤瓶亦令出钱，必有人，陛下何故不宣示，付所司考实?陛下治身以尧舜实然，所愧臣诚无复可以论谏，至于难任人，疾谗说，即与尧舜实异。如市易司，非吕嘉问，孰敢守法，不避左右近习?非臣孰敢为嘉问辨明，以忤近习?且市易事，臣一一亲经理其事，亦颇为劳费精神，正以不欲背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也。若每每忤圣意，而又召致近习谗毁，乃作扰害百姓之事，不知臣欲以此何为?以为名则不善，以为利则无获。陛下试察臣所以区区为此者何意?』上曰：『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与近习相为表里。今大小之臣，与近习相表里者极多，陛下不察耳。自古未有令近习如此，而能与治功者。』

初，吕嘉问以户部判官提举市易务，挟王安石势，陵慢三司使薛向，且数言向沮害市易事。及曾布代向为三司使，素知嘉问骄恣，怀不能平。又闻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意欲有所更张，未得间也。是月丁巳，上夜降手札赐布曰：『闻市易务日近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初立法本意。可详具奏。』布先受命察访河北，辟魏继宗同监市易务。嘉问自初建议，以至其后增损措置，莫不与闻。布遂携继宗见安石，具言曲折曰：『布翌日当对，欲悉以此白上。』安石诺之。辛酉，布对于崇政殿，具奏所闻。上览之矍然，喜见于色，问布曰：『王安石知否?』又问：『安石以为如何?』布皆对以实，且言：『事未经覆案，未见虚实。』上曰：『朕久已闻之，虽未经覆案，思过半矣。』布始得对，方待次，安石先奏事。上谓安石曰：『曾布言市易不便，知否?』安石曰：『知之。』上曰：『布言如何?』安石曰：『布今上殿必自言。』遂留身白上：『市易事，臣每日考察，恐不致如言者。陛下但勿仓卒，容臣推究，陛下覆验，更加曲直。』布与嘉问不相足，布所言既送中书，是夜，上批问安石：『恐嘉问实欺罔，非布私忿移怒。』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于是有诏，令布与吕惠卿同根究市易务不便事。安石意主嘉问，而不以布言为是，故使惠卿居其间也。乙丑，曾布既受诏同吕惠卿根究市易务事，或为布言[6]：中书每以不便事诘嘉问[7]，嘉问未尝不巧为蔽欺，至于案牍，往往藏匿改易。布又闻嘉问已呼胥吏将案牍还私家隐藏更改，遂奏乞出膀，以厚赏募告者。明日（二十六日），上批：『依奏付三司施行。』布即榜嘉问所居。又明日（二十七日），惠卿至三司，召魏继宗及行人问状，无复有异辞者。惠卿退，以继宗还官舍，诘布所以辟继宗为指使缘由，再三诱胁继宗，令诬布以增加所言。继宗不从，反具以告布。惠卿又遣温卿密造王安石，言张榜事，且曰：『行人辞如一，不可不急治继宗。若继宗对语小差，则事必可变。』而嘉问诉于安石尤切。安石欲夜收张榜，左右白以有御宝批，乃止。是日（二十八日），惠卿以急速公事求独对，布亦具继宗所告曲折以闻，并言惠卿所见不同，不可共事，乞别选官根究。未报，而中书建白：『三司承内降，当申中书覆奏取旨，擅出榜欲按治。』诏官吏特释罪，其元批依奏指挥更不施行，榜仍缴纳中书。布论：『三司奏请御批例不覆奏，且三司尝申知中书，虑无罪可放。』寻有诏如布请，惠卿等侧目矣。

四月己巳，翰林学士吕惠卿言：『奉诏与曾布同根究市易事。勾集行人照证，而有臣未到已前布所取状，臣恐当再行审覆。乞下开封府，暂追付臣处供析，即更不系禁。』中书欲依惠所乞施行，上批：『可令布、惠卿一处取问，所贵不致互有辞说。』三司既收榜放罪，上复以手札赐布，令求对。布即具陈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以闻。及是布对，上慰谕久之，因曰：『惠卿诚不可更共事。』而又陈薛向编管无罪牙人事，上惕然咨嗟曰：『此事朕与有罪，当时失于不详究，便令依奏，今已无及，维当速释之耳。』布言：『编管人情轻，一期即放逐便，其人皆已放还矣。』时上意犹必欲按治，而王安石卒不肯舍惠卿用他官。惠卿奏请审复，尽谋独变此事也。上疑焉，故仍以付两人。己卯，详定行户利害所言：『自今凡有体问行户所状，乞降本所，以凭具析申奏。』从之。上初以布言为是，已而中变，从惠卿请，送魏继宗于开封府知在[7]。布又言：『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固已凛凛乎间架阡陌之事矣[8]。近日嘉问奏称：熙宁六年，收息八十余万。贴黄云：近差官往河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谓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上笑而颔之，谓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与之喧争，于朝廷观听为失体。』退，与惠卿召行人于东府，再诘，其所陈如前不变。而王安石恳求去位，引惠卿执政。上既许之，乙酉，布复与惠卿会，惠卿颇有得色，诟骂行人及胥吏，以语侵布，布不敢校也。

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王安石罢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安石为执政凡六年[9]，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上不许，而吕惠卿又使其党日诣匦函，假名投书，乞留安石，坚守新法，坚求去[10]（余见《王安石事迹下》）。壬辰，中书奏事已，上论及免行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当使百姓出钱轻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减定公使钱人犹以为言者，此实除去衙前陪费深弊。且天下贡奉之物所以奉一人者，朕悉已罢去，人臣亦当体朕此意，以爱惜百姓为心。』冯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民，然措置之间，或有未尽。陛下但当辟广聪明，尽天下之议，便者行之，不便者不吝改作，天下受赐矣。』

五月辛酉，中书户房比对市易务事及曾布根究市易违法事。诏章惇、曾孝宽就军器监置司，根究以闻。吕惠卿又令户房会计治平、熙宁财赋收支之数[11]，与布所陈不同。上令布分析所以不同因依具奏。后八日，布对于延和殿，言户房所以不同之故。上以布言为然。布因言：『市易已置狱，朝夕窜黜。自尔必无由复望清光。』上曰：『卿为三司，案所部违法，有何罪?』布曰：『陛下以为无罪，不知中书之意如何?况臣尝自言与章惇有隙，今乃以惇治狱，其意可见。』上曰：『有曾孝宽在，事既付狱，未必不直。』布曰：『臣与惠卿争论职事，今惠卿已秉政，势倾中外，虽使臣为狱官，亦未必敢以臣为直，以惠卿为曲。然臣为翰林学士、三司使，地亲职重莫如臣，所陈之事，皎如日月，然而不得伸于朝廷，孤远之士，何以望于陛下?都邑之下，人情汹汹，怨嗟沸腾，达于圣听，然而不得伸于朝廷；海隅苍生，何所望于陛下?臣得罪窜谪，何所敢辞?至于去就，亦不系于朝廷轻重，但恐中外之士以臣为戒，自此议论，无敢与执政不同者尔！』上慰劳之曰：『卿不须如此。』自尔不复请对。后八十余日，乃贬。

七月乙卯，诏广州市舶司依旧存留，更不并归市易务。八月丙寅朔，上批：『提举市易司奏市易二年，收息钱九十六万余缗。累准朝旨[12]，已支九十五万缗。可契勘何月日指挥[13]，支往何处，讫无行遣。』朱史削去，以为支拔息钱不合书，新本亦削去，今复存之，此亦可见市易司为欺也。

八月壬午[14]，翰林学士、行起居舍人、权三司使曾布落职，以本官知饶州；都提举市易司、国子博士吕嘉问知常州。军器监狱具，布坐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词理、不应奏而奏公罪，杖八十；嘉问亦坐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公罪，杖六十。而中书又言：『布所陈治平财赋，有内藏库钱九十六万缗，当于收数内辖除。布乃于支数除之。今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劾布所陈，意欲明朝廷支费多于前日，致财用阙乏，收入之数不足为出。当奏事诈不实，徒三年。』而有是命。魏继宗仍追一官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实同之。既而揣上意疑市易有弊，遂急治嘉问。会惠卿与布有隙，乘此挤布，而议者亦不直布云。周辅，双流人也。

十二月乙亥，虞部员外郎、新知常州吕嘉问提举河北籴便粮草，复理提点刑狱资序。以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张谔讼嘉问不应黜降故也。初，王安石既有江宁之命，谔与嘉问持安石而泣。安石劳之曰：『已荐吕惠卿矣！』两人收泪谢安石。

收泪谢安石，此据魏泰《东轩录》。

八年二月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三月戊午，上问王安石外事，安石具道：『虽胜往时，然监司未尽称职。』上曰：『人才止如此?』安石曰：『人才诚是少，然亦多观望不尽力，缘尽力则犯众，众怨则伤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则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自安。外官固未论，如吕嘉问，内则犯近习、贵戚，外则与三司、开封日夕辨事，以守职事行法，至于置狱推究，奸罔具得，而嘉问乃以不觉察杂置务剩收人情，愿纳息钱二贯，除小处知州。若剩收息钱可罪，监官宜不免。监官以去官获免，则嘉问是因罪人以致罪，如何更有罪可科?且自来提辖场务诸省寺之属，何尝有坐辖场务不觉察杖罪降差遣者?天下皆见尽力为朝廷守法立事如嘉问，苟不容，则孰肯尽力?莫不为因循偷隋之行。』上曰：『嘉问已与复差遣。』安石曰：『李直躬之徒作转运，却令嘉问提举便籴，此岂官人之宜?』上曰：『与移一路转运。』安石曰：『陛下必欲修市易法，则须却令嘉问领市易。』上曰：『恐吴安持忌其来，又复失吴安持心。』安石曰：『臣以女嫁安持，固当为其审处。今市易事重，须嘉问与协力乃可济，不然，它时有一阙失，必更上烦圣虑。』又荐嘉问及张安国可为宰属，上皆以为可。

闰四月。上尝与岐王颢、嘉王頵击毬，戏赌玉带。頵曰：『臣若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

十月乙亥[15]，都提举市易司言：『袁州和买绸强风[16]，旧以盐准折，今乞依诸路例，每疋给钱千，从本司遣官，据合支盐数[17]，以末盐钞赴州出卖。』从之。辛亥，复置杂卖场。初，三司请废杂卖场，中书户房以为不便，下三司，而三司议与前异，乃复置场。诏三司官上簿[18]。

四月甲申[19]，金部员外郎、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吕嘉问兼提举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师大姓，多止开质库市易，摧兼并之效似可见[20]。方当更修法制，驱之使就平理。』上曰：『均无贫固善，但此事难耳。』安石曰：『秦能兼六国，然不能制兼并，反为寡妇清筑台。盖自秦以来，未尝有推制兼并之术，以至今日。臣以为苟能摧制兼并，理财则合与须与，不患无财。臣尝论廪饩当称事政，为此也。』后数日，吴安持辞市易，上不许。安石曰：『臣与嘉问亲厚非有它，但与议市易而已。然其被诬，臣以亲厚之故，已难为之辨明，况臣女婿，恐有事愈难为言。乞别与人。』上固不许。丁亥，都提举市易司贾昌衡等言：『金宝非衣食所资，但当禁其侈僭。若有縻坏，旧法致之以死，则论罪太重；购以厚赏，则为禁太密。今新敕止坐以销金为饰者，旧法已删改。其縻坏金银，盖已无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司造金银箔出卖。』上批：『市易务箔金宜罢出卖，已成者，听于后苑作折换。』

九年五月，都提举市易司言：『本司统辖抵当官钱，然检校库自隶开封府。若本库留滞左失，无缘检举，乞拨属本司统辖。』从之。

十月，王安石罢相，吴充代之。

十二月癸未朔，诏：『自今市易务上界官吏，岁比较酬奖，其提举官依旧二年一取旨。麻檾竹篾之类更不买。』

十年十一月甲寅，诏都提举市易司上界本钱，以七百万为定额，如不足，以岁所收息补满。其先借内藏库钱，以息钱二十万还之。是岁，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请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详见《论青苗法》）。

元丰二年正月己卯，诏：『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贪人及无赖子第多取官贷，不能償积息，罚愈滋，囚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于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以田宅、金银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自元丰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负罚钱悉蠲之，凡数十万缗。负本息者，延期半年。众议颇以为惬。

四年五月己巳，诏：『内外市易务民户见欠屋业等抵当，并结保赊请钱物息罚钱并等第除放，其本钱分三季输纳，息钱并出限。罚钱分为三等第除放。第一季本钱纳足者，息罚钱并放第二季，放二分，第三季放一分。出限尚欠，即估卖抵当，及监勒保人填纳所催钱物。在京于市易务下界，在外提举司封桩。』

五年正月辛亥，都提举市易司贾青言：『市易既革去结保赊请之弊，专以平准物价及金银之类抵当，诚为良法。乞推抵当法行之畿县。』从之。

六年十一月丁酉，开封府言：『据司录司抵当免行所言，熙宁十年，始立年额。其赏罚条约，依三万缗以上场务法，自元丰元年至五年，并增当立新额，户部详度，欲酌中用元丰二年三万九千七百缗为新额。』从之。

校勘记

[1]折博 原本作『折傅』，据《长编》卷二三一改。

[2]丙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三补。

[3]请于 原本作『谓于』，据《长编》卷二二三补。

[4]卖梳朴 原本『卖』字作『买』，据《长编》卷二三六改。下句『卖脂麻』，原本亦作『买脂麻』，据同书改。

[5]六年 原本作『六月』，据《长编》卷一四二改。

[6]或为布言 原本脱『布』字，据《长编》卷二五一补。

[7]知在 原本『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二补。《长编》句下注：『此处疑有误』。

[8]阡陌 原本作『除陌』，据《长编》卷二五二改。

[9]执政 原本无『执』字，据《长编》卷二五二补。

[10]坚求去 原本『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二补。

[11]会计 原本作『会讨』，据《长编》卷二五三改。

[12]累准朝旨 原本作『累年朝□』，『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五改补。

[13]月日 原本作『日日』，据《长编》卷二五五改。

[14]八月 原本脱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五补。

[15]乙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九补。

[16]和买 原本作『私买』，据《长编》卷二六九改。

[17]合支 原本作『今支』，据《长编》卷二六九改。

[18]诏三司 原本脱『诏』字，据《长编》卷二六九补。

[19]四月甲申 检《长编》，此下确是熙宁八年四月甲申事，然上已出现闰四月、十月事，则此段当移至闰四月之前。

[20]可见 原本『可』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三

神宗皇帝

方田

熙宁五年八月，诏司农以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1]，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据其方庄账籍，验地土色号，别其陂原、平泽、赤淤、黑坛之类凡几色。方量毕，记其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季，以尽其词，乃书户帖，连庄账付之，以为地符。

地符[2]，见七年四月四日，合去彼存此[3]。

均税法，以县租额税数，每以旧收蹙零数均摊于元额外，辄增数者禁之。若丝绵、绸绢之类，不以桑柘有无，止以苗亩为定，仍豫以示民。毋胥动以浮言。辄有斩伐荒地、以见佃为主，勿究冒佃之因。若瘠卤不毛，听占佃众得樵采，不为家业之数。众户植利山林、陂塘、道路、沟河、坟墓、荒地，皆不计税。诡名挟佃，皆合并改正。凡田方之角降植[4]，以野之所宜木，有方账，有庄账，有甲帖，有产帖。其分烟析生、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

七年四月丁巳，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嗟叹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上曰：『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中书条奏，请蠲减赈恤。庚午，诏：『方田每方差大甲头二人，以本方上户充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躬验逐等地色。更勒甲头、方户同定，写成草账，于逐段长、阔步数下各计定顷亩，官自募人覆算，更不别造方帐。限四十日毕，先点印讫，晓示方户，各具书算人写造草账，候给户帖，连庄账付逐户，以为地符。』壬申，上批：『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遣指挥并权罢。』是日，雨。

元丰五年二月癸酉，开封府言：『永兴、秦凤等路当行方田，昨准朝廷取税赋最不均县先行，岁不过一县。若一州及五县，不得过两县。缘府界十九县，比一州事体不同，似此推行，十年乃定。请自今年岁方五县，送司农寺。』司农寺以为便民，遂从之。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十月丙申[5]，，诏罢方田。

旧录云：税役不均久矣，富者轻，贫者重，故下户日困，先帝怨焉，立法以方之。其法详悉，繇役无偏重之患，遽罢之。新录辨曰：『神宗患税役之不均，故立方田之法以均之。然官吏不得人，以至骚扰，至是乃罢。非遽也。』自『税役』至『遽罢之』四十字并删去[6]。熙宁五年八月，始颁方田条式。

手实

熙宁七年七月癸卯，命工部员外郎集贤殿修撰判司农寺李承之[7]、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同判司农寺张谔、秘书丞馆阁校勘权判刑部朱明之、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丁执礼并兼详定编修司农条例，执礼仍充馆阁校勘。知开封府兵曹参军大理评事吴安持、忠正军节度推官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吴县尉提学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旼并兼充编修删定官。乙卯，司农寺言：『五等丁彦簿，旧凭书手及户长供通，隐漏不实，检用无据。今《熙宁编敕》但删去旧条，不立新制，即于造簿，反无文字可守，尤为未便。承前建议，惟使民自供手实，许人纠告之法，最为详密，贫富无所隐，诚造籍之良法。』诏送提举编修司农寺条例司。建议者，前曲阳尉吕和卿，惠卿弟也。丙辰，诏：『诸房创立或删改海行一司敕[8]，可并送法司及编敕所详定讫，方取旨颁行。』癸亥，参知政事吕惠卿言：『司农条例所该事目极多，欲下诸路，令提举司官各具本路推行新法有无疑虑，须令申明，及未尽未便事，合更改措置，或本路已修完改正，可以推之别路，条具申本寺遍牒。辖下官亦许直述所见。』

三月十七日，惠卿判司农寺已有此申请，当参考。

又言：『诸路州县见行常平、苗役、丁产[9]、保甲、农田水利等事，全籍簿书钩考，登耗虚实，则其制造，不可以无法。欲令提举司各据本路见用簿如何制造关防，具简经式样供申。』从之。已而惠卿献议曰：『免役出钱或未均，出于簿法之不善。按户令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嘉祐敕》：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且田野居民，户长岂能尽知其贫富之详?既不令自供手实，则无隐匿之责，安肯自陈?又无赏典，孰肯纠决?以此旧簿不可信用，谓宜仿手实之意，使人户自占家业。如有隐落，即用隐寄产业赏告之法，庶得其实。手实法凡造五等簿，预以式示民，令民依式为状，纳县簿讫，第其价高下为五等，乃定书所当输钱，示民两月，非用器、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上充赏。其法：田宅分有无蕃息，各立等。若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通一县民物产钱，以元额役钱均定。凡田产，皆先定中价示民，乃以民占，如价计钱。于是始行手实法。

八年正月辛丑，察访荆湖路常平等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10]，而均齐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县灾伤五分以上，则不与焉，且留以俟丰岁。以臣观之，使民自供手实，无所扰也，何待于丰穰哉?愿诏有司，不以丰凶弛张其法。』从之。吕惠卿为手实法，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而宗孟乃有此奏。谏官范百禄言：『造簿手实，告匿有赏。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11]，恐不如法意，至于骚动[12]。人户虽有手实之文而未尝行[13]，盖谓使人自占，必不尽数供通，而明许告言，则家家有告讦，人人有仇怨，礼义廉耻，何可得哉?』张方平言：『中户以下，鲜有盖藏。田蚕所收，岁有厚薄。户等耗登，何常之有?不惟扇惑人情，更有纷乱新法，以建议者内为之主，故当职者人无敢言。向者朝廷所立法制，盖以便民为本，因以成国之利。今兹一事，专用挠人，徒骚孥于天下，实无济于国家。』

二月丁卯，前曲阳县尉、权军器监主簿吕和卿为奉礼郎、知军器监丞。先是，吕惠卿令和卿建议行手实法，至是，判军器监章惇请以为丞，仍特改官。

十月，参知政事吕惠卿出知陈州。辛亥，诏：『闻东南推行手实簿法，公私烦扰，其速令权罢。』

元丰元年九月甲申，中书言：『应诸县造乡村坊郭丁产等簿，并录副本，送州印缝于州院架阁。』从之。

义仓

熙宁二年正月辛卯，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上批：『近诏齐、唐等郡县未修复社仓，且图经久之法。』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所领邑最为近畿，谨为天下郡县倡率，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户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麦亦如之。村有社，社有仓。仓置守者，耆为输纳[14]，县为籍记。岁丰则量其数以输，岁凶则量其数以出。停藏久，则又为借贷之法，使新陈相登。多寡不一，则又为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辅。』上曰：『陈留辅邑，耳目不远，可且听其施行，徐访利害。』涓又言义仓五事，并论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可行者五。诏除一事每值饥荒借贷与被灾户种粮未便除放，仍责以三二年限还纳，可令中书更详度外，余并且依所奏施行。又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于齐州创置义仓，已劝事十万余石，若渐可成就。今广渊罢去，当得人继守其事。可将诏广渊举知州一人。』

三年，提举常平广惠仓事（备见《青苗法》）。

四年正月壬辰，诏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其当赈济，即以广惠常平等仓所贮粟麦给之。

十年九月癸酉，诏开封府界提点，先自丰稔畿县立义仓之法。

旧纪云初立义仓；新纪云立义仓自畿內始。

元丰元年二年庚戌，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蔡承禧言：『窃惟陛下所以哀怜元元，发于精思，恻怛之仁心，讲义仓之法。今率以二石而输一斗。臣之领邑二十二，其九已行，岁斛几万。请自今岁夏税为始，不烦中覆而举行之。』乃诏畿县皆立义仓，事隶常平司。

六月丙寅，知将作监主簿王古言：『去岁诏讲复义仓，试于畿邑，已不扰而可行。欲乞于丰稔路，委提举司勘会省税常平免役钱谷，欠阁兵不及三分处先推行，庶几数年之间，即见成效。』诏京东、京西、淮南、河东、陕西路依开封府界诸县行义仓法，余依奏，仍以今年秋料为始。

十月己未，权发遣兴州罗观乞颁义仓法于川陕四路[15]，从之。

农田

淤田

熙宁四年三月戊子，上论淤田得麦事（见《役法》）。

五月乙未[16]，御史刘挚言：『内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于河北开修漳河，功力浩大。朝廷既令权罢，则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总领淤田司事。

昉总领淤田，当检月日。昉权罢开漳河三月十一日丙申，上批并此月十一日乙未。王石论陈荐云云，可考。

臣谨按：程昉、李宜之将命与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实闻于朝，伏恐生事兴患，未有穷已。伏乞明布防等罪状，重行贬窜。』杨绘亦再具奏，乞罢工役。王安石为昉辨说甚力，皆寝不报。

御史刘挚言：程昉等开漳河不详利害，扰民费财，及欺罔要君[17]，乞行罢黜。墨史但如此书于十二日，朱史又削去。今具载挚奏。按：《日录》以十一日进呈，挚奏必在十一日以前，今附见十一日。墨史乃于十二日书之，恐误也。中丞杨绘亦有二章论奏，《实录》并不书，今附见于此。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增役兵、开漳河。

安石又白上：前此枢密院言，淤田役兵多走死，至一指挥但有军员五人归营者；又言府界营妇举营诉于提点刑狱，乞放淤田兵士，密院遂札付提点司密切体量。安石取簿历，根究得淤田兵士走死，多处不及三厘。用法：走死及八厘，尚合得第一等酬奖。又问密院何以言，云：『得之曾孝宽，得之李琮。』上曰：『曾孝宽何故如此?』安石曰：『孝宽及琮皆不可知，或止是误听，亦不可知。』冯京曰：『人言所闻何害?』上曰：『小人好如此，恐宣力者解体。陈荐前日上殿，言且喜朝廷觉察，罢却淤田。』安石曰：『陛下用陈荐辈为耳目股肱，今荐权发遣开封府界内淤田，其罢与不罢，及利害，初不曾知[18]，不知陛下耳目何所赖[19]?』

六年九月丙辰，赐屯田员外郎侯叔献、太常丞杨汲府界淤田各十顷。叔献等引河水淤田，决清水于畿县澶州间，坏民田庐、冢墓，岁被其患。他州县淤田类如此，而朝廷不知也。

七年正月。先是，提举河北路常平等事韩宗师劾程昉导滹沱河水淤田，而堤坏水溢，广害民稼，欺罔十六罪。诏昉分析。于是进呈，读至宗师言：『昉奏百姓乞淤田，臣勘会百姓元不曾乞淤田。昉分析：据差去检踏官取到逐县乞淤田状，但不曾户户取状。』上曰：『亦无人户状。』王安石曰：『淤田得差去官及逐县官吏状足矣，何用户户取状?程昉奏乞淤田既无状，即难明虚实。然为朝廷宣力，溉田至四千余顷，假令奏状称人户乞淤田一句不实，亦无可罪之理。』上言：『昉昨修漳河，闻漳河岁岁决；修滹沱河，又却无下尾。』安石曰：『修漳河出却三县民田，百姓群至京师，经待漏院出头，谢朝廷差到程昉开河，除去百姓三二十年灾害。』

林希《野史》云：原武等县民因淤田浸坏庐舍坟墓，又妨秋种，相率诣阙诉。使者闻之，急责其令迨呼，将杖之，民即谬曰：『诣阙谢耳。』使者因代为百姓谢淤田表，遣吏诣鼓院投之。状有二百余名，但二吏来投之。安石喜，上亦不知其妄也。今附注此，当考。六年九月丙辰，赐侯叔献等田，併考。又逐条读程昉分析。

八年闰四月十四日，王安石云：『程昉与韩宗师同放罪。可考』。上曰：『若韩宗师，何惜行遣，令转运使考按其事。』

韩宗师提举河北常平，既有旨下京东转运司。及程昉各差官检定淤田，宗师固未尝兼京东转运司，不知何故，却自差官。盖宗师只从河北常平司差官检定河北淤田，初不问京东转运司及程昉，又差独员监当官，故王安石以为违法也。十月十二日丙子，程昉迁官，可考。沈活《笔谈》云：瓦桥关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欲自相视。恐其谋浅，日会僚佐泛船置酒，赏蓼花，作诗数十篇，令坐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人初莫谕其意，自此始壅诸淀。庆历中，內侍杨怀敏复踵为之。至熙宁中，又开徐村、柳庄等诸泺，皆以徐、鲍、唐、沙等河、叫猿、鸡距、五眼等泉为之原，东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下并大河，于是自保州西北沈远泺，东尽沦州泥沽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或谓侵蚀民田，岁失边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冀日惟是聚集游民刮碱煮盐，颇干盐禁，时为寇盗。自为潴泺，奸盗遂少，而鱼蟹菰苇之利，人亦赖之。沈括《笔谈》或附和王安石说，今附注此，待考。

二月丙子，上议择河北师云云。吴充白上，乞且减省骚扰河北事。王安石曰：『河北修役法，人皆免役数年，特不科配银绢。至于其余百色，无一毫科配，如何反有骚扰?』上曰：『当是向来差夫多。』安石曰：『差夫事，候排定保甲，乃可见事实。大抵七八丁乃差一夫，有何骚扰?初有河决，遽调夫，不知河至今不塞，河北如何骚扰?调数万夫塞却河，致恩、冀数州皆免流亡，得良田耕垦，何名骚扰?塞滹沱河，又出田几万顷，灌田四千余顷，纵未经打量，不知万顷实否，然亦须五六千顷。并淤到卤地亦自万顷，又开漳河，出三州之田皆可耕种，百姓至群聚来京师，谢朝廷为之除害，如何谓之骚扰?』充曰[20]：『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安石曰：『民既难与虑始，此所以须朝廷驱使。况亦不闻百姓以此为怨，但朝廷士大夫自纷纷尔。』上因择帅之难，叹曰：『今朝廷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卿等亦宜为朕养育实才，以当缓急之用。』安石又言：『今人材之少，当由陛下是非任意[22]、赏罚不明，人人偷惰取容，莫肯自尽故也。如赵子几在河北，未尝按一人，独程昉尽力，乃兴数狱危之。昉终无罪可劾，唯以壕寨取受杖罪，收坐免勘。安有一年提举四五处大役，乃以一壕寨取受杖罪收坐之理[22]？子几宣言，陛下极称其能劾程昉。子几向在府界，真能不畏强御，修举法令?陛下每以众毁疑之。臣数辨其无罪。及使河北，更按尽力之吏，以取悦流俗，陛下始极称之。如此，即人臣何故不务为偷惰取容?』上曰：『朝廷奖用程昉如此，安得不尽力?内臣极有愿为昉所为者。内臣得举京官，祖宗以来未有。』王安石曰：『昉以职事得举京官，不知受赂否?若不受赂，但以要人营职故同罪举官，不知于昉私家有何所利?若人人能为，陛下何不降出姓名，代昉职事?』上曰：『只是修水利，又不似王继恩平西川。』安石曰：『人材各有用，民功曰庸，乃先王所甚贵，何必能平西川，然后保惜?陛下长育人材如此，则人材乏少，臣何敢任其罪?』

四月丙戌，王安石罢相。

十月丙子[23]，同管勾外都水监丞、提举河北兴修水利程昉领达州团练使，永静军判官林伸、东光县令张言举各追一官勒停。初，昉开胡芦河，引水入新开故道，浸民田不可胜计。诏河北东路转运司遣官相视。转运司遣伸、言举，伸、言举奏：新河身比旧河高一丈以来，致水逆行，侵民田。诏昉具析，昉反言引水通快，官私船筏，略无阻滞。诏遣都水监丞刘璯、黄御等河催纲李直躬考验，而璯等奏如昉言，故昉迁官，而绌伸、言举。

《会要》水利门：七年十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端州刺史程昉遥领达州团练使。昉滹沱河，议者互出所見，谓非利，昉确不移。既而水行，人便之。上嘉焉，进宫以赏之。《会要》所书，盖专为昉道地，与元祐史官不同，当考。元祐吏官载伸等言：致水逆行，昉反言云云。绍圣吏官乃削去『致』字、『反』宇，此可见其意也。

御史盛陶尝论昉曰：『昉挟第五埽塞决河之功[24]，故纵壕寨徒属骚扰不法。所开共城县御河，颇废人户水磑。多用民力，不见成功。又议开泌河，因察访官案行，始知不当。漳河、滹沱河之役，臣不知用工几何，淤田若干，即令通流与否，而水占邢、赵、深、祁之良田，民颇咨怨。』王广廉、孔嗣宗、钱勰以至赵子几皆有论列[25]。上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且欲任使。开漳河七百万工、滹沱河九百万工，已议体量。』然朝廷讫不果根治也。

八年二月丙戌，同管勾外都水监丞程昉等言[26]：『尝乞以京西三十六陂为塘，潴水入汴漕运。其陂内民田，欲先差官量顷亩，依数拨还，或给价钱。又采买材木遥远，清汴闸欲候二三年修，仍选知河事臣僚再案视措置[27]。』诏翰林学士侍读陈绎、入内都知张茂则与昉等覆视以闻。其后绎等言：『可济行运。其置闸疏密土工物料，见令杨炎等计置。』诏候相度毕，具合行事节以闻。

四月，都大提举黄御等河公事程昉言：『乞自滹沱、胡芦两河引水，淤溉滹沱南岸魏公、孝仁两乡瘠地万五千余顷；自永静军双陵道口引河水，淤溉北岸曲淀等村瘠地万二千余顷，并俟明年兴工。』从之。

五月，王安石为上论程昉、吕嘉问事。上曰：『如程昉，非不勾当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举吕公孺，诚为不识理分。然于国事，有何所损云云。』上曰：『如程昉，数年间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状比众人合转数官，即才转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数处置狱，岂得谓足?陛下前日宣谕：程昉恃中书知察[28]，方能尽力。臣此见昉数处置狱被劾，但能令人叹息而已。昉乃为臣言：「不须为昉深辨，但今昉得罪，追一两官，或被停废，察谏议自然息怒，不然，即纷纷未有了。昉但得力朝廷了公事，利泽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废，昉亦能营生，必不寒饥，相公不须过忧。」其言如此，乃非恃中书营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尽昭明，则事功何由兴起?』

九年九月丙寅，赠皇城使、达州团练使、带御器械程昉为耀州观察使，官其二子，赐宅一区，以昉任水事有功特恩也。昉挟王安石势，多所陵慢。后安石觉其虚诞，疏之，昉以忧死。

元丰元年七月甲午，管勾外都水监丞、殿中丞耿琬兼提举河北淤田水利司，仍自今罢置淤田一司。

三年二月壬寅，提点永兴军等路刑狱、驾部员外郎王孝先知邠州。孝先上淤田营田司自熙宁七年至十年费钱十五万五千四百余缗。

水利

熙宁元年六月辛亥，王临言：『保州塘泺已西可堤植木，凡十九年，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限戎马。』从之。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阪塘，异时皆畜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所在淹废。』诏诸路监司：『诏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埠，力利有实，当议旌宠。』

五年十一月癸丑，睦州团练推官、知於潜县郏亶为司农寺丞、两浙路提举兴修水利。

郏亶明年五月二十三日追官，《日录》载上语云：『郏亶且勿移动。』按：亶事讫无成，故安石专以此为出上意，今不取。

庚午[29]司农寺丞、新提举两浙路兴修水利郏亶言：『乞将向日凡言两浙水利文字付臣看详，或召言者询问，如实利便，及其人可任使，乞令分头主管官员依部役官举人，依曹孝立例给请受，候兴修，随功利小大[30]，等第酬奖。』从之。

曾孝立亦当考。又见七年十月。

六年五月戊申，诏：『创水磑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原减官司，容纵亦如之。』

八月，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两浙水利。上曰：『此事必可行否?』王安石等曰：『括乃土人，习知其利害，性亦谨密，宜不妄举。』上曰：『事当审计，无如郏亶妄作，中道而止，为害不细也。』丁丑，沈括言：『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多皆淹废。今若一出民力，必难成功。乞下司农，贷官钱募民兴役。』从之。九月戊申，淮南东路转运司言：『真、扬州民逐熟于泗州见振救。』及两浙提点刑狱司言：『润州旱甚，乞发省仓，或量给度僧牒及紫衣师号，募人入粟，以备赈济。』诏各拨常平司粮三万石，募饥民兴修农田水利。上谓王安石：『奉先寺进新种稻极佳，赐与一道紫衣。』王安石曰：『陛下每以劝农事为急，甚善。』初，蔡河既作重闸，有余水，乃教河侧人种旱地为稻，而奉先率先种稻。上曰：『蔡河虽作重闸而未尝闭者，水有余故也。若教人广引蔡水种稻，则蔡河乃不患水多。』安石曰：『邓艾得并水东下营田者，以赖蔡河漕运故也。自不赖蔡河漕运，故欲并水东下，修邓艾遗迹不可得。今蔡河重闸无所用水，则欲并水东下，无所不可。若相旱地为塘，多引沟洫作水田，则陈、棣数州自足食，余及京师矣。此须择一能干事人，方了此。』

七年正月，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修水利。

九年正月壬午，前相度淮南路水利刘瑾言：『体访扬州江都县古盐河、高邮县陈公塘等湖、天长县白马塘、沛塘、楚州宝应县泥港、射马港、山阳县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青州涧、宿州虹县万安湖、小河、寿州安丰县芍陂等，可兴置。古盐河、万安湖、小河，已令司农寺结绝，欲令逐路转运司选官覆案施行。』从之。

种桑

熙宁六年六月己丑，中书以劝课栽桑之法奏御。上曰：『农桑衣食之本，宜以劝民。然民不敢自力者，正为州县约此以为赀，升其户等耳。旧有条禁，可申明之。』癸巳，司农寺言：『详定府界提点吴审礼乞令诸县劝课，随户等种桑椹，听自来年种，次年移种，候建栽法，遍下诸路。』从之。

七月庚午，诏：『安肃、广顺军、保州人户地内，令自植桑榆或所宜之木，官为立劝课之法。每三株青活，破官米一升，计每户岁辅官之物，以实估准折，不尽之数，以待次年。如遇灾伤，放税及五分以上，即以准折未尽米数等第济接，仍据逐户内合栽之数，每岁二月终以前点检。及一分青活，至十年周遍。如不及一分，即量罚罪赎，勒令补种。令、佐得替，转运司差不干碍官点检，以一任合栽之数纽力十分，如及十分者有赏，不及七分者有罚。其所栽植之木，令人户为主，非时毋得遣人下乡，以点检为名，以致骚扰。委转运司施行。应昨所差管勾、提举官并罢。』初，以赵子几及曾孝宽所言，程昉相度。枢密院欲罢昉，以孔嗣宗代之，王安石不可，乃更立此法。

元丰八年十二月，罢栽法。

校勘记

[1]千步 原本作『十步』，据《长编》卷二三七改。

[2]地符 原本作『此符』，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3]去彼存此 原本无『存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4]降植 原本『降』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5]丙申 原本作『乙酉』，据《长编》卷二六○改。

[6]四十字 原本作『四十年』，据《长编》卷二六○改。

[7]李承之 原本作『季承之』，据《长编》卷二五四改。

[8]海行 原本作『每行』，据《长编》卷二五四改。

[9]丁产 原本作『下产』，据《长编》卷二五四改。

[10]版图 原本脱『图』字，据《长编》卷二五九补。

[11]推而行之 原本『推』作『权』，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12]至于 原本『至』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九补。

[13]人户虽 有原本作『户令虽有』句不通。据《长编》卷二五九改补。

[14]耆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四补。

[15]兴州 原本『兴』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三补。

[16]乙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三补。

[17]欺罔 原本『罔』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三补。

[18]不曾知 原本『曾』字误为『会』，并倒于『知』字之下。据《长编》卷二二三改。

[19]不知 原本二字上有『会知』二字，据《长编》卷二二三删。

[20]充曰 原本作『兖曰』，据《长编》卷二五○改。

[21]是非任意 《长编》卷二五○作『是非好恶』。

[22]取受杖罪 原本作『取杖受罪』，据《长编》卷二五○乙。

[23]丙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七补。

[24]决河 原本作『尖何』，据《长编》卷二五七改。

[25]钱勰 原本作『钱缌』，据《长编》卷二五七、《宋史·钱勰传》改。

[26]同管勾 原本『同』作『问』，据《长编》卷二六○改。

[27]臣僚 原本作『臣察』；案视，原本作『按现』，据《长编》卷二六○改。

[28]知察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四补。

[29]庚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补。

[30]小大 原本作『山大』，据《长编》卷二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四

神宗皇帝

修经义

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中书奏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时务策二道、礼部五道（礼部五道，当考）。中书撰大义式颁行。京东、陕西、河北、河东、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中书选择逐路各三五人，虽未仕有经术行谊者，亦许权教授，给下县主簿、尉俸；愿应举者亦听。候满三年，有五人奏举，堂除本州判，同主簿、尉，仍再兼教授。即经术行谊卓然、为士人所推服者，除充教授。其余州军，并令两制、两省、馆阁、台谏臣僚奏见任京朝官选人、有学行可为人师者，中书体量堂除逐路官，令兼本州教授。

五年正月戊戌，王安石以试中学官等第进呈，且言黎优、张谔文字佳，第不合经义。上曰：『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安石曰：『《诗》已令陆佃、沈季良作义。』上曰：『恐不能发明[1]。』安石曰：『每与商量。』季长，钱塘人，安石妹婿也。壬寅云云。上言勘河决事，乃独遣程昉，安石云云，以疾病为辞。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文字宜早录进。』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训诂文字，容臣缀缉进御。』

五月壬辰，上谓王安石等曰：『蔡确论太学试极草草。』冯京曰：『闻举人多盗王

安石父子文字。试官恶其如此，故抑之。』上曰：『要一道德。若当如此说，则安可臆

说?《诗》、〈书》法言相同者，乃不可改。』安石曰：『柔远能迩，《诗》、〈书》皆有是言，

别作言语不得。臣观佛书，乃无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

六年三月乙酉，命知制诰吕惠卿兼修撰国子监经义[2]，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雱

兼同修撰。先是，上谕执政曰：『今岁南省所取，多知名举人，士皆趣义理之学，极为美

事。』王安石曰：『民未知义，则未可用，况士大夫乎?』上曰：『举人对策，多欲朝廷早

修经义，使义理归一。』乃命惠卿及雱，而安石以判国子监沈季长亲嫌，固辞雱命，上弗

许。已而又命安石提举。安石又辞，亦弗许。

丁卯，旧纪书『诏王安石设局置官，训释《诗》、〈书》、〈周礼》义』，即此事也，今不别出。

四月壬辰，新赐进士及第余中为大理评事，朱服为淮南节度推官。邵纲为集庆军节度推官，叶唐懿为处州军事推官，叶棣为秀州司户参军，练亨甫为睦州司法参军，并充国子监修撰经义所检讨。上初疑棣等未称职，王安石曰：『今乏人检讨文字，若修撰，即自责成吕惠卿。』上乃许之。

十月辛未，光州刺史、附马都尉马敦礼乞立《春秋》学官，不许。先是，上以敦礼不识王安石，遣敦礼诣中书见之。敦礼求独见，安石辞以不曾被旨，与众见之。是日，上问安石：『见敦礼否?』安石对以如前。上曰：『卿尝以《春秋》自鲁史亡[3]，其义不可考，故未置学官。敦礼好学不倦，于家亦教发[4]，第未知此意耳。敦礼但读《春秋》而不读传，〈春秋》未易可通。』冯京等曰：『汉儒初治《公羊》，后乃治《谷梁》，《左氏》最后出。』上曰：『汉儒亦少有识见者。』

十一月庚辰，修撰经义所检讨洪州进士徐禧为镇南军节度推官、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禧与吴著、陶临皆以白衣为修撰经义所检讨，至是，又以选人入中书习学，行检正事。初，吕惠卿荐禧所为策二十四篇，上善之，曰：『禧言朝廷以经术变士人，十已八九变矣。然蹈袭人之语，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此言是也。观禧文学，晓政事，宜试之于有用之地。』王安石曰：『中书检正官如章惇辈，朝廷当即有差除。后更用人如有不称，艰于退绌，欲置入为习学。』上以为然，于是以禧为之。中书五房习学公事自此始。七年四月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己丑，王雱为右正言、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雱以疾不能朝，又诏特给俸，免朝谢，许从王安石之江宁，仍修撰经义。又诏王安石依旧提举详定国子监修撰经义，参知政事吕惠卿同提举。

九月庚子[5]，命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崇政殿说书吕升卿同兼修撰经义。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

五月，御史蔡承禧言吕升卿招权慢上，并及吕惠卿。是日乙丑，进呈经义，上曰：『所辟检讨刘谷，谷必通经义。惠卿言其人有学问有行。』王安石曰：『臣亦闻其有行，但不识之。』上曰：『检讨须有补于修经，不然，虽有行，何补?有行之士，自别有用处。』时承禧言升卿辟谷，与官俸，令教小儿而已。安石时与惠卿俱对，上顾安石，称其独无私。前此亦屡有此言，盖为惠卿发也（余见《王安石》、《吕惠卿》等）。

六月丁未，同修经义吕升卿言：『《周礼》、《诗》义已奏，《尚书》有王雱所进义，乞更不删改。』从之。时升卿辄删改安石、雱《诗》义，安石、雱皆不悦，故升卿有是言，然亦不能解也。王安石上《诗》、《书》、〈周礼》义序。诏付国子监，置之三经义解之首。先是，安石撰《诗》序，称颂上德，以文王为比，而上批：『得卿所上三经义序，其发明圣人作经大旨，岂复有加?然望于朕者，何其过欤?责难之义，在卿固所宜者。传于四方，贻之后世，使夫有识考朕所学所知，及夫行事之实，重不德之甚，岂胜道哉?恐非为上为德之义也。其过情之言，可速删去，重为修定，庶付有司，早得以时颁行。』及进呈，上曰：『以朕比文王，恐为天下后世笑。卿言当为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称颂上德，以为比于文王，诚无所悔。』上曰：『〈关雎》文王之诗，皆文王盛德。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朕如何可比?兼如陟降庭止之类，朕岂不自知其不能邪?须当改之，但言解经之意足矣。』安石曰：『陛下诚或未能事事如是，然陛下于陟降，岂有爱恶之私心乎?是乃所以为直也已。上圣所怀，深仁谦损，臣敢不奉承诏旨，庶以仰称尧禹不争不伐之心!』遂改撰以进上，乃颁行之。

九月辛未，王安石言：『臣子雱奉诏撰进《诗》义，设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词义理当与人共，故不敢专守己见为是。既承诏颁行，学者颇谓有所未安。所有经局改定诸篇，谨录新、旧本进呈。内虽旧本，今亦小有删改，并于新本略论所当删复之意。』诏安石并删定吕升卿所解《诗》序以闻。吕惠卿白上曰：『两日前，余中、叶唐懿来，为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诗》义中等。昔与臣同进呈，安石以为忘之，当时只进呈《诗》序，令但用旧义耳。臣意以为未审，遣升卿往讯之，果然。升卿曰：「家兄与相公同改定进呈。」安石怒曰：「安石为文岂如此?贤兄亦不至如此!此曾旼所为，训诂亦不识。」臣甚怪之，而未谕其怒之意，此为人所间耳。臣之弟兄于安石，陛下所亮云云。』上曰：『安石无它意。经义只为三二十处训诂未安，今更不动序，只用旧义，亦无害。』惠卿曰：『安石欲并序删定，置局修撰非一日。今既皆不可用，而转官受赐，于理何安?臣亦当夺官。』上曰：『岂有此理!』惠卿曰：『然纵朝廷不夺，臣何面目?安石言垂示万世，恐误学者。《洪范》义凡有数本，〈易》义亦然。后有与臣商量，改者三二十篇，今市肆所卖新改本者是也。制置条例司前后奏请均输、农田、常平等敕，无不经臣手者，何至今遽不可用，反以送练亨甫?臣虽不才，岂至不如亨甫?』上曰：『卿不须去位。』惠卿曰：『臣岂可以居此?』

十月，参知政事吕惠卿出知陈州。

十二月辛亥，王安石上再撰《诗·关雎义解》。诏并前改定诸《诗》序解付国子监，镂板施行。

置武学

熙宁五年六月乙亥，枢密院言：『仁宗时尝建武学，既而中辍，乞复之。』

庆历三年五月丁亥置武学，八月戊午罢之。

诏于武成王庙置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凡使臣未参班，并门荫、草泽人。许召京朝官保任，试验人材、弓马。应试武举合格者，方许入学，给常膳，习诸家兵法。教授官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及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肄习。在学及三年，则具艺业保明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凡试中，三班使臣与三路巡检、监押、寨主，白身与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三年无遗阙，与亲民或巡检。如至大使臣有失，两省或本路铃辖以上三人保举堪将领者，并与兼诸卫将军，外任回归环卫班。仍差兵部郎中韩缜判学，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赐食本钱万缗。初，枢密院修武举条令，不能答策者，止答兵书墨义。王安石恐入官太冗，兼近方学究但知诵书，及愚鲁不晓事废之，今又置武举墨义一科，其所习墨义又少于学究，所取武艺又不难及，则向时为学究者，乃更应武举。若收得如此人作武官，亦何补于事?上曰：『朕亦语密院以墨义不可用。』至是垂进呈武举条制，乃悉从中书所定。

闰七月壬子，诏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遇科场前一年，委枢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监及文臣转运判官以上，各奏学堪应武举者一人。其被举人遇生员阙，愿入学者听，仍免试。生员及应者不过二三百人，春、秋各一试，步射以一石三斗，马射以八斗，或弓八斗、矢五发中的，或别习武伎，副之策略。虽弓力不及，学业卓然者，并为优等，补上舍，以三十人为额。三班使臣无赃罪及私罪情轻，仕族或草泽人无违负，亦听入学量试。马射以六斗，步射以九斗，策一道，孙、吴、〈六韬》义十道，以五通为合格。春、秋试。内舍生马步射、马战应格、对策精通、士行可称者，上枢密院。不应格而晓术数、知阵法、智略可用，或累试优等，悉取旨补上舍。武艺又进者，枢密院审察人材，旋加试用。

『生员及应举者不过二百』以下至『旋试用』，并以《选举志》增入。《实录》『武学言乞在学生员春、秋各一试』至『三十人为额』，及『三班使臣至五通为合格』，并系之八月八日。今并从本志入此。又《实录》六年八月一日与此相重，略有不同处，今两存之。

九月辛酉，诏武学士试大义十道，分两场，从御史刘孝孙请也。后试武举人亦如之。

六年八月壬戌朔，武学言：『春、秋试法，内舍马步射、马战应格、对策精通、士行可称者，上枢密院补上舍生。虽不应格，而能精晓术数阵法、智略可用，或累试策优等，别取旨补上舍。武艺、策略累在下等者，复降外舍。上舍无过三十人，别斋增给食。如累试又优等及武艺进者，上枢密院审察人材试用。』从之。

十月戊寅，三班奉职种翊为右班殿直、閤门祗侯、武学教授。初，三班使臣入仕年已及格常调官者，虽有法，试尤草略。至是命立新格，程其能否而进退之。翊弓马、策问皆入高等，特擢之。

七年二月，枢密院言：『武学补试生员，前此无立定时限。四方游士困于伺候，乞随在学上舍生，以春、秋二时引试，仍下进奏院遍行，庶使远方通知朝廷招豫之意。』从之。

八年正月甲寅，诏罢诸将参谋。初置三十将，许举武学生充参谋。谏官范百禄言：『边事未有机警，何用布衣参谋?徒长奔竞耳！』

三月庚申，中书言进士王致尧状：『伏睹条制，武学比科场开设。自来进士唱名后四五月间，始差官兵部锁试发解，以此致进士，同时差官锁试，欲依所请。』诏自今武举与进士同差官锁试。

五月丁卯，太学进士杨伋权武学传授，候一年召试。伋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图议，特录之。壬午[6]，河北第八副将臧景言马射六事，诏景即武学召殿前马军司教押马军使臣，以所陈六事并下五路经略司及将官，依此教习。军马六事者，一日顺騌直射[7]，二日背射，三日盘马射，四日射亲，五日野战，六日轮弄。景各为说，以晓习射者。

七月丁亥[8]，诏武举人先试《孙》、〈吴》、〈六韬》大义共十道，为两场；次问时务边防策一道，与锁听人同考试[9]。马军司试弓马，差官监试。武举试格前后参错，至是始加裁定。

八月丁酉[10]，别试所言：『武举人试《孙》、《吴》、《六韬》大义，《六韬》本非完书，义理讹舛，无所考据。欲止于孙、吴书出义题。』从之。

十年六月癸未，诏武学教授以四百员为额。

元丰元年闰正月丁亥，大名府元城县主簿吴璋上所注《司马穰苴兵法》三卷，诏送武学看详。其后武学言有可采，诏璋候武学教授有阙，试兵机、时务策各一道取裁。

六月癸丑，诏：『武学上舍生在学一年，不犯第二等过，委主判同学官保明免解，从上毋过二人。内于贡举法自应免解，及已该免解后，更又在学二年以上无殿罚，免阁试。』

六年四月壬申，诏宣德郎、武学博士蔡硕罢博士，专编修军器什物法度，仍支旧任职钱。先是，监察御史王相奏：『近武学补上内舍生，其博士蔡硕以修军器法制权罢职事，乞权差官考试。』

案：硕自元丰四年以兼编修除本学直日外，余悉不复总领已一年有余。且博士职专教导，而硕一月之间，诣学者不过七八。硕知力不能兼，当辞其一，而乃利其俸入不自祈免者，盖时兄确为宰相，而人莫敢让故也。如此，何以示天下?故有是命。

教阵法

熙宁五年五月丁未[11]，诏以泾原路蔡挺教阵队[12]，于崇政殿引见，仍颁其法于诸路。先是，挺在泾原建勤武堂，诸将五日番上教阅，五伍为队，五队为阵。阵横列，三鼓而出之，并三发箭，复位，又鼓之，逐队枪刀齐出，以步鼓节之力击刺状，十步而复以上。凡复位，皆闻金即退。骑兵亦五伍为列，四鼓而出之，射战盘马。先教前一日，将官点阅完补，及赴教，再阅之。队中人马皆强弱相兼，强者籍姓名为奇兵，隐于队中，遇用奇，则別为队出战。泾原路内外凡七将，又泾、仪州左右策应将，皆马步兵各十阵，分左右，自第一至五，每阅一阵，此其大概也。上善其法，故颁焉。

六年五月庚戌，诏诸路经略司结队并依李靖法，三人为一小队，五人为一中队。赏罚候成序日取裁。

十二月己亥，上谓辅臣曰：『李靖团力之法，以三人得意者为队，已令李浩试之懿、洽二州，疑亦可行。』王安石等曰：『三代至于汉、魏，皆以五人为伍。至如三人，若一人战死，押官执刀在后，即斩二人，恐不可。』庚辰，上复论司马、孙、吴及李靖团力之法。王安石曰：『古论兵无如孙、吴者，以其粗见道故也。如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益粗能见道，故其言有及于此。』上曰：『能知奇正，以奇为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则变无常。至于能用奇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则妙而神矣。』安石曰：『诚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则所谓神也。神故能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也。』上善李靖结队法，召贾逵问之，逵以为非。诏中书、密院同议之，安石曰：『今但结三人为队，又结五人为伍。相搏执，以观其孰胜，则可用与否立见矣。』上乃令郭固与殿司各为一法，试其可否。上又论兵，以为：『能知阴阳五行之理，而役使之则尽矣，要在通理而已。』安石曰：『天地乃为阴阳五行所使。通阴阳五行之理，是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所为无不可者，何但兵而已！』丁亥，诏程昉于沿河采车材三千两，下军器监制造战车。上修严武备，既采唐李靖三人队法，欲试行之。且以北边地平，可用车为营卫，因内出手诏，令二府讲求，而有是诏。

七年二月丙子，上批：『已降旨，令吕惠卿、曾孝宽比较三人、五人队法。可疾速比较，具事实以闻。』后惠卿等奏至，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结为队法。

三月，上患诸将行军都无行阵之法。安石曰：『若要用兵，先须朝廷因古人之宜讨论法制，然后择将帅授之，兵乃可用。今人人以私意妄相搏击，殊无法制。人命至重，诚宜早计深虑。』

六月甲午，上论结队法，因叹州兵之难，以谓：『今人边臣晓知奇正之体者已自无人，况奇正之变乎?且天地五行之数不过五，故五阵之变出于自然，非强为之耳。』韩绛曰：『臣昔尝请置讲说之官，今欲令诸路帅臣各具战阵之法来上，取其所长，立以为法。』上可之，乃诏五路安抚使各具可用阵队法，及访采知阵队法者陈所见以闻。

十月，上以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及置阵形势等，遣近侍李宪付鄜延帅赵卨，俾讲求，推及诸路。诏卨曰：『阵法之详，已令宪面谕。今所图止是一小阵。卿其从容析问，宪必一一有说。然置阵法度，久失其传。今朕一旦据意所得，率尔为法，恐有未尽。宜无避忌，但具奏来。』继又诏卨曰：『近令李宪赍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付卿[13]，同详议施行可否。及因以团立将官更置阵[14]，想卿必深悉朝廷经画之意。如日近可以了当，宜令李宪赍赴阙。』于是卨奏：『臣伏详置阵之法以结队为先。按：李靖法五十人为一队，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合三小队为一中队，合五中队为一大队，余押官、队头、副队头、左右傔旗五人，即充五十，并相依附。凡诸队头与贼相杀在右，傔旗急进相救。若左右傔旗被贼缠绕，以次行人进前相救。其进救人又被贼缠绕，以次后行人急须进救。其前行人被贼后行人不救者，押官、队头即斩之。今圣制：每一大队合五中队，五十人为之；中队合三小队，九人为之；小队合三人为之，亦择心意相得者，又选壮勇善枪者一人为旗头，令自择如己艺、心相得者二人为左右傔，次选勇悍者一人为引战，又选军校一人，执刀在后为拥队。凡队内一人用命，二人应援；小队用命，中队应援；中队用命，大队应援。如逗挠观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队仰拥队军旅、次队委本辖队将审观不救所由斩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自交敌体被重创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说虽与古同，而用法犹为精密。此盖陛下天锡勇智，不待学而能也。然而议者谓四十五人而一长，不若五人而一长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长，即五十人而十长也。推之于百千万[15]，则为长者多，而统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为伍，属之比长；五伍为两，属之闾胥；四两为卒，属之族帅；五卒为旅，属之党正；五旅为帅，属之州长；五帅为军，属之命卿。此犹今之军制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廂，四廂都指挥而下各有节级，有员品，亦昔之比长、闾胥、族帅、党正之任也。议者谓什伍之制于都法为便，然都法恐非临阵对敌决胜之术也。况八阵之法久失其传，圣制焕然一新，稽之前闻，若合符节。盖法制一定，易以致人，敌好击虚，吾以虚形之；敌好背实，吾以实形之。然其所击者非其虚，所背者非其实，故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此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臣误蒙训谕，早暮以思，偶有所见，不敢不尽。』（据《兵志》四卷十月事附见，当考。)

八年二月戊寅，上批：『见校试七军营阵，以分数不齐，前后抵捂，难为施用。可令见校试，宜摭其可取者，草定入军法以闻。』初，诏枢密院：『按，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可令枢密院兵房检详官与检正中书刑房王震、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昉、中书吏房习学公事王白、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校正，分类解释，令可行。』后又差枢密副都承百张诚一、入内押班李宪与震、逢原行视宽广处[16]，关殿前司差马军二千八百人教李靖营阵法，以步军副都指挥使为都大提举，诚一、宪为同提举，震、逢原参议公事，夏元象、臧景等为将，副部队将、勾当公事凡三十九人。诚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阵法，约授兵二万人为率。为七军，内虞候军各二千八百人，取战兵千九百人为七十六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二百、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辎重每军九百，是为二千八百人。上谕李宪等曰：『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腹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文武皆莫能识之，此即九军阵法也。后至隋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遭久乱，将臣通晓其法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六花阵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17]。盖阵以圆为体。方阵者，内圆而外方；圆阵即内外俱圆矣。故以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之阵大体也。六军者，左右虞候各一军，为二虞军；左右厢各二军，为军四厢，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阵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本朝祖宗以来，置殿前马步军三帅，即中军前后军帅之别名，而马步军都虞候，是为二虞候军；天武捧日龙神卫四厢，是为四厢军也。中军帅总制九军，即殿前都虞候，专总中军一军之事务，是其名实，与古九军及六花阵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论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阴经》中所载阵图为法，失之远矣。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皆妄相惑，无一可取。果如此辈之说。则两敌相遇，必须遣使预约，战日择一宽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诛茅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决矣。今可约李靖法为九军营阵之制。然李筌之图乃营法，非阵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营，曰阵，本于一法而已。止则曰营，行则曰阵。在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阵为奇也。』故有是诏。太学进士杨伋权武学传授，候一年召试，及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图议，特录之。

九年四月己丑，上与辅臣论营阵法，以谓：『为将者少知将兵之理，且如八军、六军，皆大将居中。大将譬夫心也，诸军则四体也。运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其左则右救，攻其右则左救，前后亦然，则兵何由败也?』

五月辛酉，诏：『诸保甲可依新除队法结队，并印新结队图付兵部，每一都给之一图。结队之法，三人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五中队为一大队。并引战一人居前，拥队一人执刀居后，傔二人居左、右，执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选士也。有马人与无马人各为队，队中其械，或纯用一色，或杂用弓弩、刀斧、枪盾，皆于结队时商定教习。』

元丰元年十一月乙亥，诏：『近分配殿前步军司标排手教头五十九人，可令逐司所管枪手，均选蹻捷轻健堪教之人，每名各教九人，令阮根往来巡视指教，贾逵、燕达按阅，候教成日，取旨引见。』后贾逵、燕达等言：『近降东南队法，五人为一小队：一人牌手，二人枪手，二人弩手[18]。五小队为一中队，两中队为一大队[19]。今阮根反以八人为一队，又减大排一增小排二，减弩一增弓二，与东南所用器仗不同。乞止依东南队法，以弩手代小排。若去敌稍远，则施箭凿，近则左手持弩，如小排架隔次第，右手执刀劈斫，庶与长兵相兼。』从之，仍令枪手兼习标。

六年二月己酉，诏燕达、王渊取一军合用人将按试营阵。先是，上亲以古兵法制九军营阵，凡出战下营，互变分合，作止进退，方圆尖直，肄习皆尽其妙，至是命燕达。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二月，殿前马步军司言：『准朝旨，相度到高翔上言，乞依旧教阅御阵事，欲于教阵日与新阵相兼。』诏：『遇教阵，隔旦更互教习。所有元丰七年六月甲申指挥勿行。』先是，祖宗置九军营阵，为方、圆、曲、直、锐，凡五变为五阵，遂罢教习御阵。至是，复以旧阵互教。

校勘记

[1]恐不能 原本无『恐』字，义不周。兹据《长编》卷二二九补。

[2]知制诰 原本脱『知』字，据《长编》卷二四三补。

[3]鲁史亡 原本『亡』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四七补。

[4]教发 原本作『教及』，据《长编》卷二四七改。

[5]庚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六补。

[6]壬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四补。

[7]顺騌 原本『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四补。

[8]丁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六补。

[9]锁厅 原本作『韬厅』，据《长编》卷二六六改。

[10]丁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七补。

[11]丁未 原本作『壬寅』，据《长编》卷二三三改。

[12]蔡挺 原本作『蔡提』，据《长编》卷二三三改。

[13]结队 原本作『结阵』，据前文及《长编》卷二五七改。

[14]团立 原本『立』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七补。

[15]百千 原本作『百十』，据《长编》卷二五七改。

[16]与震 原本脱『与』字，据《长编》卷二六○补。

[17]圆阵 原本脱『圆』字，据《长编》卷二六○补。

[18]二人弩手『二』，《长编》卷二四九作三。

[19]中队 原本脱『中』字，据《长编》卷一一九四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五

神宗皇帝

马政

治平四年十一月。先是，环庆经略李肃之、鄜延陆诜[1]、陕西制置李师锡并言：本路无系草官地[2]，又密迩西界，难以兴置马监。诏陕西监牧司广市善种，务令蕃息。唐介知太原，请于交城县置马监。诏比部员外郎崔台符相视，得汾州故牧地三千余顷，其千二百余顷民已租佃者，令人租以给寒月刍豆，乃从介请置监，自沙苑发牝马五百匹往交城。上谓文彦博曰：『马政未尽善，繇群牧判官非其人，且不久任，无以责成效。令中书择人充使，卿举判官，冀国马蕃息，以给骑兵。』遂以台符权群牧判官。台符，蒲阴人也。寻诏台符及刘航删修群牧司敕令。以唐令及本朝故事增损删定，并奏取旨。

熙宁元年二月，群牧司言：『枢密副使邵亢请以坊监牧马余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利。案：马监草地四万八千余顷，今以马立万匹为额，匹占田五十亩，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冰、安阳、东平七监地，余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租佃，收草粟以备寒月之用。』从之。

八月，群牧司奏：『请兼监牧通判并三年一更，以马死数定其课，即能在任与诸监使臣协心干集。有劳满日应赏者，委群牧司保明，听再任。兼监牧知州诛赏准此。』从之。丁未，诏陕西、河东各市马每千匹，京东路三百匹，仍增其直，并赴卫州监牧司。陕西转运副使毌湜言[3]：乞候边事宁息收市。上批：『边事未宁，民力宜且安养，不宜别有骚扰。宜从湜奏。』丙寅，诏河北马军并令立社，依陕西、河东路例供备钱助买马，其先给官价钱并增之，仍卖内库珠千余万给其用。

九月乙酉，刘航为河南监牧使，崔台符为河北监牧使。先是，枢密院言：『旧制以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领厩牧之政。今欲专任责成，分置官局。』乃诏河北、河南分置监牧使、都监官各一员，以河南监牧并为孳生监，在外诸监分属两使。其官璯，河北于大名府[4]，河南于河中府，后徙西京。诸监官吏，委监牧使奏举按劾，仍不隶群牧司，专属制置使。后又诏隶枢密院，不领于制置使，仍省群牧都监一员。

十月庚子朔，枢密院言：『河南、河北监牧使，欲令每年各许同共奏举有牧地县分选人，知县、令、主簿充京职官，共五员，理为举主。』丁未，上批：『河北、河南监牧使所管地辽远，若非许令举一二属官与之协力，恐难办事。今于京官以下各举一人，供奉官以下各举二人充勾当公事，并理本资等，十数年后，岁考渐深，或授以逐州通判，或本司都监，庶几共济，早见成绩。』乙卯，诏出奉宸库珠二千三百四十万付河北四榷场鬻之，别封桩以备买马。

十二月，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言：『应牧地民户已占佃者，乞并令具所出租税，自今尽归本司支用。』从之。

三年五月庚戌[5]，群牧判官王诲《群牧司编敕》十二卷，行之。

十二月己卯，诏：『原、渭州、德顺军自今三年买马三万匹。买马官以十分为率，买及六分七釐转一官，余三分三釐均三等，每增一等，更减磨勘一年。岁给三司及成都府、梓州、利州三路绸绢共十万，与陕西卖監钱相兼偿马价。』初，三州军买马，三年共万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诲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上京券马，岁不下万四五千匹。嘉祐七年，置买马司于原、渭、德顺三州军，皆选良马，售以高价，于是券马法坏，类多死损，枉费钱帛。』故有是诏。

四年十月庚午，同修起居注曾孝宽言：『相度到诸班直诸军牧马，乞不下槽牧放，许民出租，请佃牧地，及合立条约等利害。』诏：『马自来年更不下槽牧放。其五个月合支草料，令三司速计置二内外班直诸军马，旧以夏初出牧，迄八月上槽。凡诸士之有马者，利其草粟之余与慊衣粮，举族护视之。及其出也，数马一圉人。出而未至牧与自牧而归者，常数日草粟无所给。方其在牧[6]，昼絷之于棚，不得卧休，夕就野而牧，卒有震雷风雨[7]，不知所在，有得之数十百里之外。雨潦霜露之不时，而感寒疾往往而斃者，十常三四，被病而归，死槽枥与纳换者不在数。圉人岁被榜罚者常以千数。又牧地多占良田，圉人侵扰闾里棚井，科率无宁岁，公私苦之，故命孝宽比较相度。及诏下，人以为便，计租人以补草粟，犹有羡云。其后上论牧事，王安石曰：『牧马每数千蕃息，辄复灾耗减。』吴充曰：『比以不下槽，故无耗。不然死者众矣。而论者以草地租不足以补上槽刍秣之费。』安石曰：『以草地给耕者，则所收谷，非但官租而已。昔人用两石粟易一石粃，以养雁鹜，重食故也。今赋牧地与民耕，以广民食，则刍秣虽稍损于公家，不足惜。』充曰：『见租已可足刍秣九分之费，而未租之地尚多也。』

六年四月。先是，文彦博言：『议者多欲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孳息。乞朝廷裁察。』既而蔡挺亦以牧地赋民为便，仍乞汰诸监不堪配军马，量留支填马铺廂军人员外，并发赴河北等州军估卖。迢元绛、吴审礼、蔡确详定以闻。

五月甲辰，枢密使陈升之兼群牧制置使。

八月，翰林学士曾布等言：『臣等今修成兼勇保甲及养马条三卷。』诏兵部行之。养马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有物力养马者户二匹，听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毋或强予。府界无过二千匹，五路无过五千匹。除袭盗贼外，不得乘越三百里。在府界者，岁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先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十户为一社，以待死病补偿者。保甲马，即马主独赏之；社户马，半使社人赏之，岁一阅其瘠肥。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条。先自府界颁行焉。在五路者，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

十一月壬戌，上问养马利害。王安石曰：『今坊監以五百余贯乃养得一马，若令洮河蕃部养马，所费必不至如此之多，兼得好马，因地制宜焉。又蕃部以养马为业，极便利，所省钱计不少，而坊监地赋民，所收地利又不少。』上因论三代兵政以车马为急，安石曰：『今用车即不须用马，但以人挽车，省刍粮，无奔警，未必不胜用焉。譬如古用简册，今用纸，虽三代圣人复起，必不复用简册。恐以人挽车亦如此。』上曰：『车但有理即可行，三代以前，圣人但随时制法，故用马耳。』

七年四月乙亥，废原武马监，淇水二监合为一。丙戌，王安石罢相，韩绛代之。

十二月甲申，王安石议废监牧。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察访使曾孝宽言：『庆历八年，尝诏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每户养被甲马一匹，以备非时官买，乞检会施行。』户马法始于此。

四月戊寅[8]，三省、枢密进呈比扑马数。枢密院欲存牧监，又欲留监牧马，准备军行负驮。中书比扑，岁用三万贯买监牧所生马，数足而岁可省官钱五十三万贯。地利在民，尚不计数。凡牧监岁牧马二百余匹，五色额马，尽堪配军，亦止二百余匹。而中擘画熙河买马，未及十个月，比旧已增九十余匹。上令中书施行，而吴充固争，以为：『监牧不当废。若西北旅拒马不可买，中国如何得马?』上曰：『虽如此，牧马亦不济事。祖宗时，牧监但养大马。后来孳生，是非明白，无可疑。』充曰：『向日认定驴牛，中书便云骚扰。今中书却要临时买驴以供负驮，岂不骚扰?』安石曰：『无事时不问有无驴牛。须令五户或十户共认驴牛一头，不知此牛驴令谁作主?且无驴牛之人，须被配率出钱，此所以为骚扰。今中书计算，若遇要驴时，用见今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时，定后更不收一钱。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养马以待用，可省七十万贯。用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假令括买，亦不为亏损百姓，此所以异于预认。』上曰：『此利害分明，兼马皆生梗，岂可负驮也?』庚辰，上批：『河东马军多而马不足，妨废教阅人。既未可顿减，遂不给马，则一路全阙兵，缓急小有边事，从何调发?兼今计较所省钱粮不多，且可仍旧。』己丑，诏沙苑监隶群牧司，余八监及河南[9]、北两监牧并废，以中书、枢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监，自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余匹，堪给马铺[10]，两监牧岁费及所占牧地，约收租钱总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缗。计所得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缗而已。』得不称失，故废之，以牧地租给市易务茶本钱，余寄常平籍出息，以给售马之直。

元丰三年正月辛卯，群牧司言：『收废监租课等钱共百一十六万缗有奇。』诏群牧使韩缜、副使张诚一并赐银、绢各三百余，共赐钱五千缗，令枢密院均给官吏。

四年七月己丑[11]，权发遣群牧判官郭茂恂言：『准诏以陕西博买蕃部马并粮草，所用钱物不一，不如蕃部所欲，致所买数不多。欲专以茶博买马，以采帛博买粮谷[12]。及以茶马并为一司，令臣具经久利害。臣窃闻昔时亦是用茶折马价，虽兼用金帛等，亦从其便。自事局既分，近岁始专用银、绢及钱钞等。况卖茶、买马，事实相须。令提举买马官通管茶场，实为职务相济。』从之，仍以茂恂专提举买马监牧兼同提举茶场。其雅州名山茶，令专用博马，候年额马数足，言许杂买。

六年六月乙丑，兼同提举成都路茶场郭茂恂言：『昨准诏专提举买马，兼领茶事，而场司不兼买马。既不任责，遂倚法以害为政。茶价每驮有增十余千者。恐蕃马岁不入，上误国事。乞併茶场、买马为一司，庶几茶司同任买马之责。』

七月壬申，知延州刘昌祚言：『乞量减监牧司年额马，教增买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马，增置马军蕃落。』从之。仍于河中府第八将下左右番增置马军三指挥，于诸将步军额除之。昌祚言：『军事之先，莫如马政。人虽千百，可招呼而集。马虽数十，宁可容易而得?须是素养有备，乃可应敌。加以鄜延比之诸路，非产马之地，难以畜牧。永乐一日失六千匹，不知平时牧养几日，费用几何，能集是数?以累岁不赀之用，乃失于顷刻之间，宁不惜哉！欲谓人强马壮，若能如此，可谓两全。傥或强弱不齐，适足为累。故驰逐应急反胜，非马不能。今监司所赋，率低小病患，不应格式。乞预支缗钱，委逐将自置，仍增直至四五十千。』得旨，特许行鄜延一路。

《兵志》云：七月，知延州刘昌祚请减监牧司年额马，增直市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马，增置马军蕃落，留苑监捧日马为马种。从之。留马种在九月十三日。

八月甲申，提举经度措置牧马司言：『已遣官诣诸路选买牝牡马上京，乞诸路专责监司一员提举。』从之。『令诸路差狐疑无坚决定论、反求可于将命使者，自非明于利害、忠特不回之人，孰不观望，指议二三，破坏其事?可更审详。若果有害民，必不可施行，当具所见事理论奏。苟无弊也，即宜并心一意，协力奉行。』时五年二月也。于是悉施行也。

七年二月丁丑[13]。先是，提点京东路刑狱霍翔言：『齐、淄等州，民号多马。禹城一县，养马三千，牝马居三之二[14]。臣近因巡历，密案视民养马，虽土产者，骨格亦高大，可备驰突之用。兼齐州第六将骑兵多是东马，与西马无异。虽民间比宫中养马所费刍秣不多，然而不有所免，则无以为劝，缘民之所免者，在于文移折变、舂夫贼盗、敷出赏钱、保正保副、大小保长、催税甲头、保丁巡宿十事。臣即以此事目付禹城县劝谕，愿养马之家已应募者，计马四百四十八，牡马二百六十三，牝马百八十三，然未见所免之利，而愿养者已多。乞应诸路乡村户，不拘等第高下，如愿养马，并许自陈。除依条分番教阅，及觉察同保违犯，并勾集追捕贼盗外，与免十事。内有田五顷，许养马一匹；五顷以上二匹；十顷以上物力高强，恐妨差使，不在养马之限。其牝马须四尺二寸以上[15]，牡马四尺三寸以上[16]。大县无过五百匹，许养牝马三之一，及委本州通判春秋呈验当日放散外，更余约束，一依朝廷追降民马指挥。』上批送吴居厚相度。居厚言：『马政实为国家大务，其次莫如财利。民之安平，又无若制御盗贼。今转运军须年计，大半出于折变之物，稍有侵耗，即无从补助。自保甲之法行于诸路，其正、副尽得一乡材武之士，几察贼盗，所在衰减。今募民养马之法，若与免大小保长支移[17]、催税甲头、舂夫贼盗敷出赏钱[18]、保丁巡宿十事，实便公私，可施行。』手诏三省、枢密院进议京东西保甲、养马事，以谓：『当留俟两路使者，以决可否。推朝廷大政，庙堂之上，令所自出。若恃心狐疑，无坚决定论，反求可将命使者，自非明于利害、忠特不回之人，孰不观望，措议二三，破坏其事，可更审详。若果有害民，必不可施行，所见官具事理论奏。苟无弊也，即宜并心一力，协力奉行。』时五年二月也，于是悉施行之。

霍翔二年八月除京东路宪[19]，六年十月徙成都，七年二月十三日，提举京东保马。旧录载霍翔奏及手诏，并于五年二月五日丁巳。朱本移入七年七月五日甲戌。今附八月丁丑。又疑手诏不在五年，当是，六年冬末或七年春初也。

五月辛酉，提举京东保马霍翔言：『买马法无过八岁，及十五岁，给公据斥卖。窃以牡马十岁方壮，牝马十七岁犹生驹。乞许买十岁以下牡马、十三岁以下牝马。』丙申，中书省言：『熙宁二年，天下应在马十五万三千六百三十匹。』诏兵部取索内外马数，比较以闻。

十二月甲申，知成都府吕大防言：『欲编排四尺二寸以上马百匹进呈。如堪配军，即乞依此收买。』从之。

军器监

熙宁六年六月己亥，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具所总摄，并依将作，仍以吕惠卿、曾孝宽为判监。所置官属，令逐官奏举。军器旧领于三司冑案，三司事丛，判案者又数易，至是始案唐令置监，而废冑案焉。先是，上语辅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须预具之。』上乃议置监，设官提举。翌日，遂有是命。

七月甲寅，置内弓箭南库，储御前所制军器，仍别差官提举。

八月庚寅，判军器监吕惠卿言：『乞拨三司胄案吏赴本监及东、西八作司，广备指挥兵级，本监与提举司、将作监等同统领。』从之。仍诏广备指挥专隶军器监。

十一月丙午，诏军器监以殿前马军司所相度鞍辔样，计在京诸军马数造给。初，马军用大鞍，不便野战。是日，上始以边样皮鞔小鞍，用本鞍长缰回旋转射，得尽驰骤之技，仍选边人习骑者隶诸军后。上批：『昨降鞍样，虑数多，计置未集。闻诸军亦有私鞍，大约及新样。若能自置，即给价钱。』

十二月丁亥，诏同管勾都水监丞程昉于沿河采车材三千两，下军器监定样，制造战车。上修严武备，既采唐李靖三人队法，欲试行之，且以北边地平，可用车为营卫，因内出手诏，令三府讲求，而有是诏。壬辰，军器监言：『弓匠李文应、箭匠王成伎皆精巧。』诏补三司守阙军将，以教工匠。

七年正月，判军器监吕惠卿等上裁定中外所献枪刀样。诏送殿前马步军司定夺。又上编成弓式。初，在京及诸路造军器多杂恶，河北犹甚。至是，所制兵械皆精利。其后，遂诏赍新造军器付诸路作院为式，遣官分谕之。已而惠卿言：『朝廷必以武人习用器械故，谋及殿前马步军司。然臣体问逐司，每准朝廷送下定夺事件，只是取责军校文状同奏，非独专持旧说，不青改更。又其智虑，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陈，非己出者少肯言，是朝廷亦未尝考其说之当否，遂从而寝。荀卿以谓「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工师。有人焉，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惟精于道者为然。」乞从本监奏，乞就一司同议。』上由是遣管军郝质赴监定夺，皆以为便而施行焉。

二月庚辰，诏军器监除依新样造兵车外，仍巧以牛皮为行毡[20]，木制车上蔽尘之物，临时因民车使用。

五月庚戌[21]，诏入内供奉官卫端之追两官，免勒停[22]；弓弩院工匠俞宗等十人黥面，配京西牢城。端之被差看验弓弩，不堪修者折剥。乃以杂色弓三十五万余张赴折剥所，内角面十二万可修，计实费钱七千余贯，犯在疏决前。上曰：『是可以弗惩乎?』特黜之。端之先以造弓弩弦省工减磨勘四年，至是坐枉费得罪。

《吕惠卿家传》：惠卿判军器监，时禁中亦置造作所。中官卫端之编排弓枪库杂色弓七十余万张，其当毁者四十九万张，已毁十七矣。惠卿遣属官李稷诣诸库覆视之，得其以良为恶而未毁者十余万，请复存之。案：端之得罪时，惠卿已执政矣。或是惠卿先发端之罪，及执政，乃行罚也。《家传》又以端之得罪后遣郝质诣军器监。前郝质诣监已附正月十三日，更须详考之。

九月丙午，内出敌楼样送军器监，颁降修制。

十一月乙未朔，上批：『累降指挥，令军器监具可用战车制度奏闻，至今未见将上。宜令速详定进呈。』

八年四月甲子，上批：『军器监初造军器，样制虽多，未应所用，朝廷间有需索，多无见在。可令计定河北三处合用名件，所阙少数制造；其无用者，毋得妄费财力。』

十月辛亥，军器监言：『造将下鞍辔五千副，乞下河东等路采买生曲材造鞍桥。』上批：『合材已自坚牢堪用，不须枉费财物，可罢采买。』

十年四月丙申，诏军器监置主簿及勾当公事官各一员，丞、主簿互差。从判监范子奇请也。

十一月丙辰，军器监言：『天下军器，今五路已编排完，其余诸路，欲令随州郡大小次第编排，以五千人至千人为额，从本监量定年限，于都作院修选，委监司或提举司官一员提举检点。』从之。

元丰元年八月甲寅，军器监奏：『请将官兵皮甲以生白丝染红，代犛牛尾为沥水。』上批：『丝可惜，宜用他毛代之。』

二年十月，诏军器监出黑木风羽、红木风羽、白木四风羽弩箭总百三十万赐开封府界、京东西将下各五万。

四年七月甲辰，泾原路经略司言：『近准朝旨修渭州城，置炮台已毕，防城战具，止有大小合蝉床子等弩。案：《武经总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余步，用一枪三剑。箭最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军器监，给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样造，以备急用。』军器监言：『每座重千余斤，难运致。乞图其样付本路作院。』从之。

五年六月丁巳，军器监言：『相州都作院造防城箭二十三万，河北无竹笴，乞依定州用桦木笴。』从之。

六年八月庚子，上批：『京都所造军器动以万计，虽广求制样，尚恐未殚众善，或不适用，徒费工力。闻鄜延路经略使刘昌祚屡谙战斗，精于骑射，而留心兵仗。委走马承受霍丙、谕昌祚，令具所习用马步战器，并具系士卒御贼可用利械，入递进呈。』

九月丁巳，上批付刘昌祚：『得所进器械具悉。今于京师见作军仗，赐卿金线乌梢弓十、神臂弓二、将官甲马军甲偏挨甲各一、斧合竹马枪马军力步人刀各五、栾竹步人排刀各一、标二、透蝎尾马黄弩桩一，以备出入。卿更省阅，具便否以闻。』

十月辛卯，工部郎中范子奇言：『昨判军器监，创造床子大弓二张，强于神臂弓，独辕弩较之九牛弩尤为轻便，用人至少，射远而深，可以御敌。』诏工部、军器监管军官同比试以闻。

十二月，奉议郎、编修军器什物法制蔡硕为军器少监。上批：『硕于器械工作程式极为究心，颇臻智巧。』故有是命。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五月庚子，专一制作军器所隶军器监（注文详见《浚汴河》）。

试刑法置律学等附

熙宁元年秋七月癸酉，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言妇人阿云有母服，嫁民韦阿大，嫌其陋，谋夜以刀杀之，已伤不死，案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其罪，用违律为婚，敕贷阿云死。知登州许遵言：当论如敕律。诏送刑部。刑部继如审刑、大理。遵不服，乞送两制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定，而光与安石议异。安石本不晓法而好议法，强主遵议，特与光异。及执政，遂力行之。然议者不以安石为是也。

二年八月乙未朔，诏谋杀人自首及案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先是，吕公著等定按问欲举如王安石议。诏依所定。于是审刑、大理寺官齐恢、王元师、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议不当，中丞吕诲与诸御史亦皆论谋杀不当用首法。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者而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会富弼入相，上令弼议，而又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与也。癸卯，司马光言：『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详议官王师元皆以执法谋杀刑名被劾。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乞赦刘述等。』不报。己巳，罢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力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蕲州。先是，昌龄言：『臣累论辨谋杀之法非是。』遂贬。

二年三月丙辰，诏审判、大理、刑部详议。详断、详覆官初入以三年为一任，再任以三十月为一任，仍逐任理本资序。其支赐都数，比较逐官断罪有无失错稽违，及驳正刑名，分三等第给之。京朝官选人，历官二年以上无赃罪，虽有余犯而情非重害者，许两制、刑法寺主判官、诸路监司同罪举试刑名。如无人举试，但历任有举主二人，或监司以上止有一人，皆听乞试。试日，许赍所习文字就试，每日试一场，每场试案一道，每道刑名约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并取旧断案内挑揀罪犯攒合力案，至五场止，仍更问《刑统》大议五道。其所断案，具铺陈合用条贯，如刑名疑虑，即于所断案内声说。所试人断案，内刑名有失，令试官逐场具录，晓示错误，亦许试人再经试官投状，理诉改正。其断罪通数及八分以上，须重罪刑名不失为合格。其考试关防，并如试诸科法。初议谋杀刑名，上怪人多不晓者，王安石曰：『刑名事诚少人习，中书本不当与有司日论刑名，但今有司既未得人，而断人罪又不可不尽理。』上曰：『须与选择数人，晓刑名人可也。』他日，曾公亮在告，上谕陈升之曰：『法官事不见将上，学校事亦不见商量，中书诸事都未有端绪，曾公亮又已疾病。相公方壮，且勉力为朝廷立事。古人爱日与草木同尽，诚可惜也。』于是定议降诏。试法官盖始此。

六月辛巳，司勋员外郎、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权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台符闻之，举手嘉额曰：『数百年来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有此授。

九月己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温具考试官法。

六年三月丁卯，诏：『自今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试监簿人，并令试律令大义，或断案与注官。如累试不中，或不能就试，候二年注官。曾应明法举人，遇科场愿试断案格，排于本科本等人之上。』己巳，诏：『自今试法官断案刑名，约七件以上、十件以下。』

四月甲戌，以朝集院为律学，赐钱万五千缗，于开封府界检校库出息，以助给养生员。置教授四员。请给人从，视国子监直讲命官。举人并许入学试，中官给食。每月公试一、私试三，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习断案生员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试义二道、案一道，刑名三事至五事。戊戌，诏：『比详应明法举人，止愿依法官条例断案大义者，听如合格，仍编排在本等人之上。今定所试场第及考校样行之，仍改先降指挥明法为诸科。如敢冒应诸科人名试法，许人陈告，赏钱百千，同保人永停取应。』

七年十月壬子，中书言：今欲应得替合守选人，岁限二月八日以前于流内铨投状，试断案二道，或律令大义五道，或义三道，差官同铨曹主判官撰式同考试，第为三等申中书，上等免选注官，人优等者，依判司例升资，无出身者赐出身。如试不中或不能就试者，及三年与注官，即不得入县令、司理、司法。其录事参军、司理、司法，仍自今更不试判，亦不免选。』（详见《裁定臣僚奏荐》）

八年闰四月，诏：『试刑法人，上七人差充法官，余循资堂除差遣免试。其京朝官即比类推恩。』

八月壬子，命池州司法参军孙谔编定《省府寺监公使例册条贯》，又命谔，监制敕库。谔，邵武人，即举进士，试法中第一，故以此授之。制敕库用士人自谔始。

七月，诏：『进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并先试律令大义、断案。』初，自三人以下始令试法，至是，中书习学公事练亨甫言：『进士高科任签判、两使职官，通与一州之事，其于练习法令，岂所宜缓?前此习刑名者，世皆指以为俗吏。今朝廷推恩虽厚，而应者尚少，又独优高科不令就试，则人不以试法为荣。滋失劝奖之意。』故有是诏。

十年五月丁丑，诏使臣换文资，试律令大义十道，以八通为上、六通次之，四通又次之，并为合格，中书取旨。

元丰元年八月壬子，诏自今科场考试刑法官，并中书差官。

五年十二月丙子，诏：『诸承议郎以上及幕职州县官并未入官人，历任无私罪徒及入已赃、失人死罪并勒停冲替后已经一任者[23]，许试刑法。无人奉举，听于吏部及所在官司投状乞试。见在外任官及授黄河地分见阙者不许就试。诸举官试刑法者，尚书刑部官、大理长贰岁各十人，侍从、三省、六曹、御史、开封府推官及监司各七人。』

六年四月壬戌，国子司业朱服言：『相度入律学命官，公试律学、断案，考中第一人，乞许依吏部试法与注官。其太学生或精于律义、断案，就律学公试中第一，与比私试第二等注籍。』从之。

元祐三年三月甲子，吏部尚书苏颂等状：『看详试刑法人，自来每年春、秋两试，准敕秋试已罢，即令每年只是一次春试。若依条每年申都省立定到阙日限，显是枉烦。欲乞将试刑法人立定每年一次春试，其试人限当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到阙，免致逐旋申烦朝廷立限。若立此法，亦令试人每年预知其试，依限赴阙。』从之。

论肉刑

熙宁二年五月丁卯，上论谋杀自首事，王安石因具论其故，又论：『律非中才一人之所能具，然亦不尽理。死刑之次，即是流刑，但居作而不杖，此自唐以来，即守此律不得，如此类亦甚多。』上曰：『汉文帝废肉刑，是否?』富弼曰：『极是。』安石曰：『当时虽废肉刑，而人多笞死。即如折人两支或瞎人两目，今乃流三千里而已，此何足以报其罪?又强盗五贯即死，若有肉刑，此但可刖而已。』弼曰：『此非通论。刑者不可复宁，虽欲自新，其路无由。除肉刑，乃所以开人自新耳。』上曰：『然人肉刑者，皆有已甚之罪故也。』

九月，上谕枢密院：沙门岛罪人数多，及广南编配罪人，多即窜还，令与中书别议立法，且欲复行肉刑。吕公弼以为不可，退而上疏曰：『臣议见韩绛尝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亦以为然。绛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有何不可?况尧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人之论，不适时变。自汉文感一妇人之言罢肉刑，而天下归仁，逮今千余年。一旦用之，必骇四海观听。况古虽有肉刑之法，在尧舜之世，亦未尝行之。《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尧舜之世，用流以宽五刑也。若四凶者止于流，则五刑无所施焉。臣愿陛下上法尧舜，下体汉文，无取迂儒好古之论。陛下病今之犯刑者众，臣愿审择守臣，宣布惠爱，使民各得其所，则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一骇而动，后虽欲全抚之，未易安也。』上纳之。

三年八月，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条，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初，删定编敕官曾布上《肉刑议》，上问执政曰：『布所言肉刑，可即行否?』安石曰：『理诚如此，即行亦无害，但务斟酌所当施肉刑者。』布始为编敕删定官，即言：『立法必本于律，律所未安，不加刊正，而独欲整齐号令，是舍其本而治其末也。』因乞先刊正律文。诏布条析具上。布言《律疏议》繁长鄙俚，及今所不行可删除外，凡驳其舛错乖缪百事，为三卷上之。诏布如有未便，续条析以闻。

司马光云：布素为王安石所厚，使改定律文，不知究竟如何。当考。

元丰元年九月。上初即位，韩绛即建议复肉刑，至是，复诏执政议。知枢密院吕公著以为：『后世礼教未备而刑狱繁，肉刑不可复，将有踊贵屣贱之讥。』吴充议复置圜土，众以为难行。王珪欲取开封死罪囚，试以劓、刖，公著曰：『刖而不死，则肉刑遂行矣。』议竟得寝。

五年七月壬午，诏罢大理寺官赴中书省谳案，自今每岁一次。本寺以见在案尽断绝，上中书取旨。上因论刑曰：『先王之肉刑蓋不可废。夫人受形于天，以法坏之，故谓之肉刑。扬子曰：「肉刑之刑，刑也。」周穆王训刑，大则五刑，次则五宥，又次则赎，凡十五等，轻重有伦。至汉文帝罢之，若革秦之弊，欲休养生民则可矣。如格以先王之法，则不得为无失。三代之时，民有疆井，分别圻域，彰善瘅恶，人重迁徙，故以流为重。后世之民，迁徙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惩也，故有刺配，犹未足以恃，故又有远近之别。盖先王教化明，习俗成，则肉刑不为过也。』

增吏禄

熙宁三年八月癸未，上批：『闻在京诸班直并诸军所请月粮，例皆斗数不足。内出军家口亏减尤甚，请领之际，仓界斗级、守门人等过有乞取侵剋，甚非朕所以爱养将士之意。宜自今每石实支十斗。其仓界破耗及支散日限斗级人等禄赐，告补关防，乞取条令，三司速详定以闻。』先是，诸仓吏卒给军食，欺盗劫取，十常三四。上知其然，故下是诏，且命三司条具。于是三司言：『主典役人岁增禄为二十万四千余缗，丐取一钱以上，以违制论，仍以钱五十千赏告者，会赦不原。』中书谓：『乞取有少多，致罪当有轻重。今一钱以上论以一法，恐未当。又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在京应千仓界人，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并计脏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减首罪二等，徒罪加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加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为首者依上条内，合配沙门岛者，配广南牢城。仍许人陈告。犯人该徒，给赏钱百千，流二百千，配沙门岛三百千。若系公人，给赏外更转一资。以上人仍亦许陈首，免罪给赏。』从之。

四年正月辛亥，诏三司应卖扑酒麴诸坊场钱，每千纳税钱五十，仍别封桩以禄吏。

五年五月癸未，诏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其受财者，以仓法论。

六年四月戊戌，诏裁定在京诸司吏请给。先是，吏禄各有定式，后以兼局，增茶汤、纸笔等钱，侥倖相因，略无限制，而枢密院有言，故降是诏。已而王安石白上曰：『如吏人马骧差往西川、陕西，又往湖南、北两路溪洞，又如中书检正吏，皆一人兼两人文字。若不许兼请，即谁肯任劳责者?既是官有两局，若不许兼，止是占吏人愈多，而妨其本勾当处，且令日食不足耳。』上曰：『一人兼五人处如何?』安石曰：『凡兼局吏，非在一员官之下，即亦不可兼。既无一员官兼五六处差遣者，即岂有兼五七局之吏?』上乃追前诏寝之。

七月丙寅，诏枢密院减书令史五人，增令史俸月钱二千，书令史五千，春、冬各绢五匹，以汰冗养廉也。

十二月壬申，三司言：『新法所增吏禄，除旧请外，岁支钱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三缗有奇。』诏以熙宁四年后坊场税钱拨还，不足则以市易司市例等钱补之。仍令提举帐司岁考支收数上中书。时内自政府百司，外及监司、诸州胥吏皆赋以禄，谓之仓法。京师岁增吏禄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然皆取足于坊场、河渡、市例免行后剩息钱等，而今县官岁入财用，初无少损，且民不加赋，而吏禄以给焉。乙酉，中书言：『增开封府等处吏禄，以行重法。』上曰：『异时吏不赋禄而受赇，辄被重劾。今朝廷赋禄而责人，可谓忠恕矣。』

八年闰四月癸巳，权三司使章惇言：『昨增吏禄，行河仓法，盖欲革绝私弊。今闻却有以假借典质之类为名，经隔月日，方受财物者，宜为防禁。』诏行仓法人因职事以借使质当为名受财者，告赏刑名，论如仓法。

十二月。自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行重法，以绝请托之弊。其年，京师诸司支吏禄钱凡三千八百三十四贯有奇。及沈括为三司使，当熙宁八年，其年支吏禄凡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有奇。京师旧有吏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云。

元丰六年正月，诏户部尚书安焘同本部郎官立省、曹、寺、监新旧吏禄云。

校勘记

[1]陆诜 原本作『陛诜』，据《长编》卷二及《宋史·陆诜传》改。

[2]系草 原本『系』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二补。

[3]毌湜 原本『毌』字作墨丁，《长编拾补》亦漏辑此条。据文同《丹渊集》卷三九《毌公墓志铭》补。

[4]大名府 原本作『大明府』，据《长编拾补》卷三下改。

[5]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补。

[6]在牧 原本『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七补。

[7]风雨 《长编》卷二二七作『风逸』，似是。风逸者，谓因牝牡相诱而脱逸也。

[8]戊寅 原本作『癸酉』，据《长编》卷二六二改。

[9]八监 原本作『十监』，据《长编》卷二六二改。

[10]堪 原本作『匹堪』，据《长编》卷二六二删『余』字。

[11]己丑 原本作『丁亥』，据《长编》卷三一四改。

[12]自『买粮谷』以下数页，错简而致颠乱特甚，兹据其本来顺序及参《长编》，尽数纠正复原，谨此说明，以下至『《军器监》』章，不另出校。

[13]丁丑 原本作『丙子』，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4]牝马 原本作『牧马』，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5]牝马 原本作『牧马』，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6]牡马 原本作『牝马』，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7]保长 原本作『保甲』，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8]敷出 原本作『赋出』，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9]二年 原本作『三年』，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20]仍巧以 《长编》卷二五○作『仍以』，无『巧』字。

[22]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九补。

[23]勒停 原本作『鞍停』，据《长编》卷二五三改。

[24]冲替 原本『冲』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六

神宗皇帝

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

庆历中，陕西、河东皆用铁钱。后用张奎议，小铁钱独行于河东，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以一折二，然小钱积同、华二州者，凡四十万缗。熙宁初，诏赐河东，以铁償之。

熙宁二年三月，诏令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各具财用利害奏闻。

三年七月辛丑，遣发运司管勾运盐、屯田郎中刘忱同陕西转运司相度本路兴置铸钱监利害以闻，以发运使薛向等请出上供钱帛二十万贯匹，买岑水场铜、铅四百余万斤，运至陕西，增铸钱百万缗，以备边也。其后忱等奏至，多与向议协，乃诏行之。

本志系此事于元年七月，误也。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

四年三月己亥。皮公弼在陕西，尝建言：『陕西见行当二大铜钱，因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后兵罢，多盗铸者，乃以当三，犹私铸，乃减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民无冒利，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

七年六月癸未，秦凤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铸折五、折十钱，乞降御书字样。诏惟铸折二钱。

八月戊辰，诏凤翔府罢铸郿县夹锡青铜折二钱，以钱成，掷之辄碎也。

九月壬戌。是时关中钱法弊，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则民间专行省抚大钱，而大钱少不足用[1]，请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而民间所行私大钱，一以一小铜钱买而更铸之。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请尽买恶钱，且毋行铸铁钱相易事。有司尽纳伪钱，请先于本路五铜钱监改铸，一年可竞。又请改铸所买恶钱。秦凤路都转运使熊本言：『买恶钱及禁旧通行大钱，铜钱相易，皆非便，请降钱式下所属，而禁用恶钱，犯者论如法。勿废旧通行钱，选官库恶钱，同所买改铸之，小变其蹻为「熙宁重宝」。今本路官钱受私钱已多，省蹻钱久废，公私百无一二。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及铜钱千易当二铁钱千，其实铁钱一斤，才当斤铁耳。千钱为铁六斤，铸为钱二千，而以铜钱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钱多，一年改铸，未得竟也。旦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钱，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亡其三，何以救灾?』众议不同，于是诏逐司相度利害以闻[2]。

此据《食货志》第六卷，比《实录》所书颇详，当用之。

八年正月丁巳，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至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红崖、青远铁冶所收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总制营办。』

二月甲子，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奏：『见管私铸钱，转运司九万余缗，常平司十一万余缗，并买民间私铁钱数十万斤，并当改铸省样钱。欲除永兴、华、河中、陕州铜钱监添匠鼓铸外，更于商、虢、洛南增置三监，鄜、耀权置两监，共九监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去铁冶远，第改铸伪钱，一年可毕。商州、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可以久行。鄜州等五处，候改铸罢，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然后专铸大钱。』从之，仍委皮公弼总制营办。先是，安抚、转运司出榜收买四等私铁，一切禁断通旧用钱，而以铜钱易之。以官库见管并换到通用私小铁钱重行鼓铸。而熊本以为：如此则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后条约，惟揀缺薄漏贯、字样不明等私钱，犯者依法施行，入官销毁。应自来通用钱，并令行使如故。其官库不堪铁钱等，即别置钱监，增圆物料[3]，比省样微加别异，铸『熙宁重宝』。诏逐司具官私合改造数，数各计若干，及如何措置以闻。至是，转运司条具来上，故有是诏。

三月丁酉。诏：『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约补足所废监钱数，及充交子本钱外，不须广铸。』

九月庚午，岷州置铸钱监，令知熙州高遵裕、转运副使张穆之提举，以遵裕言威远监所铸折二钱用工少而得利多，今岷州铁冶暴发，若增置一监，岁可得缗钱四十万，故命置监焉。后赐监名曰『滔山』。

九年六月壬辰，三司言：『奉诏，折二钱且可未得支用，别听指挥。前巳诏诸路通行，今未审止禁在京，或止诸路并罢。』上批：『都下钱法自祖宗以来，未尝有改。其新行折二钱，不须取索比较利害，宜直指挥京师并畿内并罢。』先是，薛向铸折二钱于陕西，其后许彦又铸于广南，以偿铜价。既而有言：『折二钱民不肯折用。』又诸路继有如此者，故始诏令府界不用。后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当令京师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用折二钱不售诉于开封而复被决者，又言有诉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罢之。及中书访问开封府、三司，皆言无是事，乃再以进呈，上又云：『但恐经久，富民藏小钱莫出尔。』安石曰：『大钱亦无多，富民岂肯藏小钱不出?藏小钱不出，于富民亦何利?』上又曰：『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安石曰：『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唐太宗、周世宗时极贫，何足为耻?臣初不欲铸折二钱，今乃极论者，朝廷举动，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为奸为窥伺愚弄，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上乃令复行之。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安石争不能得，退遂移病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安石乃出。己酉，侍御史周尹言：『臣闻钱币之用，古者或谓之泉，欲其通流而无滞；或谓之布，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使，经由永兴、秦凤路，伏见盗铸钱不少。问其本末，盖是钱法用一当二，铁钱易得，而民间盗铸者费少利倍。又访闻得所在官中，积聚者约有数百余万贯，民间收藏者犹不在其数。缘上件钱货，起初元以一当十，后来减为折三，近岁又作折二，已于国家重货一损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损一分，所以不敢辄有奏请。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揀选铁钱数不多，今三司指挥更不行用，仍行改铸。就令改铸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实有三百日课程，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计二三年间，未满数百万贯。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即民间盗铸，定亦不可止绝。臣欲望将折二铸钱更不别行改铸，亦不须揀选，起自今后，只作一文行用，则盗铸者所获之利不充所费，自然无复冒禁作过，岁省重辟，而农商交易，获众货通流之利。且约宫中所有，止就四百万贯言之，若以二为一，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致力简省，便可得用。』

十年六月壬寅，三司言：『铸大钱，欲乞且依旧额，今后如有添铸，乞除陕西、河北、河东外，诸路并铸小钱。』又言：『河北西路转运司请于邢、磁州置监，鼓铸折二铁钱十万贯。今相度，欲于永兴军路铸折二钱十万贯。却于河北西路添铸大铜钱。』并从之。

十二月甲辰，诏铸钱司并以『元丰通宝』为文。

元丰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转运司言：『兴州济众监每岁旧铸钱四万一十缗，计支本钱二万四千缗，得息万七千缗，应副茶场司。今若依蒲宗闵奏请，增铸常使钱三万六千余缗，通旧钱及额钱总七万二千余缗，共支本钱四万二千三百余缗，可得息钱三万缗。其宗闵所乞铸一半大钱，欲并铸折二大钱，不惟便于行用，兼省工费，得收息，入茶场司足用外，限一年拨还本钱。』从之。仍令铸本路见使钱。

七年六月丙子，诏陕西三铜钱监所增铸折二钱，每监以五万缗为额，息钱赐转运司。

薛向等措置陕西盐钞

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为盐钞本，继又增二十万。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多出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边籴之患。请用交子法，使其数与见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领其事。仍命赵瞻制置，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又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

八年，中书奏陕西盐钞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谓：『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买不尽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商人欲见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则钞价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以当用钞数立额。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永兴军遣官置钞，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即民间钞多而滞，则送解池毁之。』诏从其请。然有司给钞溢额，犹视其故。

九年，乃诏御史劾陕西官吏，仍止三司额外出钞。复诏三司讲画利害以闻。

十年二月戊申[4]，三司言：『盐法之弊，由熙河钞溢额，故价贱而芻粮贵。又东、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榷卖官盐，故商旅不行。今盐法当改，官卖当罢。请先收旧钞印识之。旧盐行贴纳之法[5]，官尽买旧钞。其已出盐，约期听商人自言，准新价增之，印盐席，给符验。东南旧法，盐钞席才三千五百，西盐钞席减一千，官尽买。先令解州场院验商人钞，乃许卖。已请盐立限告赏，听商人自陈。东南盐席加钱二千五百，西盐席加三千，为易旧符，立期令买，其全席盐，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纳钱为印识，给新引，听以旧钞当加纳钱。』皆行之，而别定官卖盐池。旧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澶、濮等州。是岁，乃诏三司言：『相度及再体问商人自来生产小盐，及邻接京东、河北末盐地分，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及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邱、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令通商，及为外来小盐侵夺，贩卖不行，合依旧官自出卖，仍召客人入中外，其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及开封府界陈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十一县，欲且令通商，候逐月缴到客人交引，对比官卖课利不相远，即著为足法；若相远，或趁办年额不敷，即依旧官卖。』从之。先是，张景温提举卖盐，颇增盐价，民不肯买，则课民日买之，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者，重赏募入告，以犯人家财充民买官盐，食不尽者、留宿者同私盐法，民间骚怨。盐钞每席旧直六千，至是才二千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召陕西转运司皮公弼人议其事。公弼极陈官卖盐为不便，诏与三司议之。沈括在三司，虽不能夺公弼议，然王安石方主景温，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则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惟乞将管城等十一县并南京、孟、陕、同、华、卫六州府通商。』而中书讫不行。安石既去位，括始与公弼共言官卖盐不可不罢。于是诏许、孟、陕、同、华、河中六州府、陈留等十一县通商，余官卖犹如故云。

元丰二年正月丙申，上谓辅臣曰：『向以陕西用度不足，出钞稍多，而钞加贱，遂建京师置盐钞之法，本欲收盐价，飞钱于塞下，而出钞付陕西无止法，都内凡出钱五百万缗，卒不能救钞法之弊，盖新进之人轻议更法，其后见法不可行，犹遂非惮改。王珪曰：『利不百[6]，不变法。』上曰：『大抵均输之法，如齐之管仲、汉之桑洪羊、唐之刘晏，其才智仅能推行，况其外者乎?朝廷措置经始，所当重谨，虽少年所不快意，然于国计甚便，始静以待之。』

蹇周辅措置江南盐

元丰四年三月戊子朔[7]。先是，章惇察访湖南盐[8]，本路提点刑狱李初平措置般运广盐添额出卖之法，然未及行。元丰三年，惇既参政，有郏亶者，邪险锐进，素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奏乞广盐于江西。即诏权发遣度支副使蹇周辅诣江西相度。周辅承望惇意，至是奏言：『虔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有常数，人苦淡食，而广东所产不得辄通，无赖奸民冒利犯禁，习以盗贩为业。已与两路监司会议立法，请罢运淮盐，通般广盐于虔州，以七百万斤为年额，百万斤为准备。南安军以百二十万斤为年额，三十万斤为准备。均虔州旧卖淮盐六百一十六万余斤于洪、吉、筠、袁、抚、临江、建昌、兴国等州军阙盐出卖处，不害淮盐旧法，而可通广盐。』诏令周辅限一月具立成法。已而周辅具江西[9]、广东路盐法并总目条上，从之。

五年三月乙酉，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闻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望稍变法以便民。』诏江东路提点刑狱范峋体量，仍下见提举盐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所以，及州县违法因依以闻。谊又言：『巡历洪、筠等州，据百姓陈状，论诉州县抑令置铺卖盐，已牒所属施行。臣窃详蹇周辅元立盐法，以救淡食之民。今民章积盐不售，以致怨嗟。卖既不行，日钱久负，追呼刑责，将满江西。其势若此，则安居之民转为盗贼，其将奈何?』

九月戊申，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偲等上本路八州盐旧卖及今来相度合增卖盐数，修为湖南、广东西盐法条约总目。户部言：『欲依此推行，候就绪，令本路转运、提举官同立法。』从之。初，蹇周辅言：『韶、连、郴、道州可以通广盐数百万，代淮盐食湖南。』故奉议郎郏亶亦乞广东盐往湖南路郴、全、道三州。诏送士澄、偲相度，至是奏上，乃下监司行之。

周尹措置蜀盐

熙宁中，患井盐不可禁，欲实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朝议未决，帝以问修起居注沈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戎界小井犹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帝悦，其议遂寝，然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千万席。

九年十一月己卯[10]，侍御史周尹言：『成都路州县户口蕃息，所产盐食常不足。梓、夔等路产盐多而人食有余，自来不禁贩易。昨成都府路转运司以相度卖陵井盐场，遂止绝东川路盐不入本路，及闭本路卓筒井，自陕西至成都二千里，道险不能续运，致成都路盐踊贵，斤为钱二百五六十，米二斗才得盐一斤，而东川路盐斤止七十。嗜利苟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贩易。欲乞放东川路盐依旧人成都府路，转运司不得止绝，勿闭卓筒井，但禁此后毋得创开；罢官运解盐；商贩人川听如旧。』其后，诏般解盐依客人例出卖，不得抑配，商贩听如旧。

元丰七年七月辛丑[11]，夔州路转运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榷盐司。

李稷等措置蜀茶

熙宁四年二月戊辰，上对辅臣言向来茶法之弊。文彦博曰：『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王安石曰：『榷茶所获利无多矣。』吴充曰：『仁宗朝茶法极弊，时岁犹得九十余万缗，亦不为少。茶法因用兵而坏，彦博所言是矣。然立法之初，许商人入刍粟，边郡执交钞至京师，或使钱银绸绢，或香药象牙，惟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至祥符初，限以三税之法，立定分数，不许从便，客旅拘制。又茶官多买茶之下者，苟足课额，商人得之，往往折阅。又法数变而民不信，此其所以大坏。如边鄙无事，法令不为小利轻变，自无不行之法。』

《食货志》云：茶法自天圣以来屡易。嘉祐初行通商，虽议者或以为不便更法之意，则主于扰民。熙宁四年，帝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也。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计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稼，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犹未甚害也。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岁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也。亦未免滞积。都提举市易司因建遣都官郎中刘佐体量。佐复建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雇运回车船载入蜀，而禁商贩。即以佐代杞。之任未几，盐法复难行，罢佐、宗闵，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与官场，更严私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矣。

元丰十年四月癸卯，权发遣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言：『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计课利及旧界息税，并已支见在钱七十六万七千六十六缗。』辛酉，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权陕西转运使兼制置解盐使、都大提举茶场。

六年四月戊申，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李稷没于王事。按：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12]，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赐之土田。』又言：『文州与阶州接界，而两路茶法不同。阶州系禁地，见有博马及卖茶场；文州系通商地分，兼龙州界亦系相连。乞以文、龙二州并为禁地。』又言：『永兴等路，惟是金州所出，及影带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伪造末茶，其价高贵，陕西之民，良以为苦。乞计置川路余羡茶货，编入陕西路诸州军出卖，并依秦凤等路禁茶地分条贯施行。』又言：『成都府据川陆之会，茶商为多，常患物货留滞，不免贱人贵停之家。乞于成都府置博买茶都场，随宜增价出卖，及博易诸般物货，却行变转。其所增利息，并依川路卖食茶及陕西博易条施行。』诏并依师闵所奏，李稷赐棣州官田十顷。初，蜀茶额岁三十万，至后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代稷，为百万。

《食货志》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增广茶法，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熙宁七年，税息钱四十万缗。诏定以百万缗为岁额，除充它官经费外，并储陕西，以待诏用。

六月乙丑，兼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郭茂恂言：『昨准诏专提举买马，兼领茶事，而场司不兼买马，既不任责，遂倚法以害马。茶价每驮有增十余千者，恐蕃马岁不入，上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庶几茶司同任买马之责。』

十月辛卯，提举茶场陆师闵言：『每岁所取息税，以百万缗为额，除应副别司年额外，并于陕西等路封桩，以待诏用。』从之。师闵又言：『准朝旨增广茶法，自措置以来，以所起茶数及见卖价约息，税钱无虑四十万缗。而金州所置三场，收息亦当不下六七十万缗。』诏候及一年，奏取指挥。

十一月乙丑，通直郎、都大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比者贾种民重立茶场法，并用年终额外增剩，依江、湖、淮、浙六路卖盐条支赏。其立额并其余增亏比较赏罚，并依课利场务法茶场司专条，更不用管勾官赏罚，减盐官之半，而不给赏。窃详本司之法，与天下课利场务不同，如盐酒之类，皆以本息通立额，而本司但以净利为额。今贾种民之法，须当用去息别立租额，如用本多，收息薄，通比租额，增则受赏用本少，收息多，以息填本，通比不及粗额则受罚，深害茶法，不可施行。』诏茶场司并用旧条，其户部议法不当，尚书李承之、侍郎蹇周辅各罚铜六斤，金部郎中晁端彦、员外郎井亮采各罚铜八斤，户部及都省吏各罚铜有差。

师闵云贾种民立法，而种民独免罚，当考。

七年八月乙未，都提举榷茶陆师闵言：『川茶之法，肇于熙宁甲寅。行之陕西，既有明效，以河北、河东生聚之众，惟茶不可一日阙。若视陕右成法，而归利于公上，度两路岁费之数，置官场于荆楚间和市，岁计运致两路，率用陕右禁地之法，本路俱积，以助边费。』诏师闵条具以闻。寻下两路具到合用茶数，及进呈，诏寝之。

朱本删去云：『不行，合删。』按：此乃神宗盛德，安可没也?仍具存之。

十一月丁巳，中书省言：『元丰二年，提举茶场李稷以息税五十万缗为额。后陆师闵奏自立额，后连岁增羡。乞自七年以百万缗为额，未知虚实。』诏榷茶司具自二年立额后至六年所收息税有无增剩及支费数以闻。

周直孙等措置在京酒麴京东路附

熙宁四年六月丁巳，详定编修三司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13]：『在京麴院，自来酒户沽卖不常，难及初额[14]。累经更张，未究利害。推究其原，在于麴数过多，酒数亦因而多，则价贱，贱则人户折其利。为今之法，宜减其数，增其价，使酒有限而必售，则人无耗折之苦，而官额不亏矣。请以一百八十万斤为定额，遇闰年，则添踏十五万斤。旧价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请增作二百文，省旧法以八十五为陌。请并纽计省钱，便于出入。旧额二百二十二万斤，约计钱三十七万；今额一百八十万斤，计钱三十六万。三年一闰，十五万斤，计三万贯，又减小麦万余石[15]，及人工并无，不亏元额钱数。况免赊麴酒户纳小官钱、借债契书、公私费用，不过每斤添支十文，令用麴无余，官物无积。况国初麴价，钱二百文八十五陌，太平兴国六年，始减五十。』并具到酒户情愿事件，从之。

元丰元年正月辛末，三司乞量增在京酒行麴钱，于年额减麴三十万斤，遇闰年、增造万斤均给。从之。

二年八月戊申，诏：『在京卖麴，以百二十万斤为岁额，斤钱二百五十，候卖及旧额，复旧价。』京师麴法，自熙宁四年定以一百八十万为岁额，斤钱二百，后多不偿。及减岁额为百五十万斤，斤增钱至二百四十，犹不免逋欠。至是，命户房检正官毕仲衍、太常博士周直孙同三司讲究利害，乃请减麴额为百二十万斤。斤为钱三百，均给七十店，令月输钱，周岁而足。

六年九月戊申，权发遣京东路转运副使吴居厚为天章阁待制、京东都转运使。先是，居厚言：『本路元丰三年季秋至今上半年终，酒税课利，比元丰二年前任官内租额增百七十九万五千余缗。其前官任内，二年酒税额亏二十一万。』

校勘记

[1]而大钱少不足用 原本阙『而大钱』三字，义未足，兹据《长编》卷一一五六补。

[2]相度 原本阙『相』字，据《长编》卷二六○补。

[3]增圆 原本『圆』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补。

[4]二月戊申 原本无此四字，据《长编》卷二八○补。

[5]贴纳 原本作『加纳』，据《长编》卷二八○补。

[6]不百 原本『百』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六补。

[7]戊子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三一一补。

[8]湖南盐 原本『盐』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一补。

[9]江西 原本衍一『府』字，据《长编》卷三一一删。

[10]己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七九补。

[11]辛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七补。

[12]百费 原本作『百卖』，据《长编》卷二三四改。

[13]周直孺 原本作『周直孙』，据《长编》卷二二四改。

[14]难及初额 原本作『难以□额』，据《长编》卷二二四改补。

[15]小麦 原本作『少麦』，据《长编》卷二二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七

神宗皇帝

州县废复分路附

熙宁元年五月，废庆成军入荣河，置军使，隶河中。

旧纪：上谓辅臣曰：『天下自五代分裂，擅据一方，多置郡县，以固疆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议并省之。』于是废庆成军，又废升平县。按：废升平县，《实录》已见四月末上语云云，似为新政并省发端。今附见此。新纪亦不载上语。

六月，废随州光化县。

七月，废冀州枣强县、富顺监富顺县并为镇。

三年正月，废安州云梦县为镇。

九月，废洺州曲周县。

四年六月，废绵州西昌县入龙安、神泉，象州武化县、同州夏阳县为镇。

七月，废窦州为信宜县，隶高州；合州赤水县为镇。

八月，废横州永定县入宁浦，桂州修仁、永宁入荔浦。

九月，废南仪州，以岑溪县隶藤州。

十月，废汉阳军为汉阳县，汉川县为镇，并隶鄂州；省恩州清阳县入清河，又省庆州华池、乐蟠二县置合水县。

十一月，改吉州万安县为镇。

十二月丙子，废江阴军为县，隶常州；又废汝州龙兴县为镇，省琼州舍城县入琼山县，镇戎军安边堡入开远堡。

五年正月，废北京来济县、沧州饶安县为镇，忠州桂溪县入垫江。

二月己卯，废蓬州良山县、巴州其章县、邛州临溪县、嘉州平羌县并为镇。

三月，废壁州白石、符阳二县入巴州通江。

四月戊寅，废集州为难江县，隶巴州。

五月，废慈州为吉乡军，隶隰州；省交城县为镇入吉乡，省乡宁县，析其地入晋、绛二州；废涟水、高邮军为县，以涟水隶楚州，高邮隶扬州；剑门关、剑门县复隶剑州；废忻州定襄县入秀容，潞州黎城县入潞城；省相州邺县、赵州赞皇、柏乡二县、汾州孝义县、归州兴山县为镇。

六月，废兖州邹县、邢州任县为镇，入仙源、南和。

七月，废扬州广陵县入江都。

闰七月，废延州金明县为寨，丰林县为镇，广州信安县入儋州新兴。

八月辛巳，废郑州，以管城、新定二县隶开封府；省原武县为镇入阳武；荥阳、荥泽二县为镇入管城；废滑州，以白马、韦城、胙城三县并隶开封府。先是，判司农寺曾布过郑，以吏民乞废州状奏闻，乃下京西相度。转运使吴几复等奏：『废郑为县，罢采役支费，实宽民力。兼审问吏民，实皆乐从。』而滑州亦以状言：『本州自天禧河决后，市肆寂寥，地土浅薄，河上差科频数，民力凋弊。愿府界与郑俱力畿邑为便，且庶几王畿四至地理、形势相等。』已而上又问执政曰：『闻郑人不以废州为便。然否?』王安石进曰：『此乃郑民吏自乞，又属王畿，则诸事优便，所省钱一岁几十万缗，省州官十余员，郑州州役省四百余人。』己亥，诏以京西路分南、北两路，襄、邓、随、房、金、均、唐八州为南路，西京、许、孟、陈、蔡、汝、颍七州、信阳军为北路。甲辰，废杭州南新县为镇；光化军为光化县，隶襄州。

九月丁卯，诏以淮南路分东、西两路，扬、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为东路，寿、庐、蕲、和、舒、濠、光、黄八州、无为军为西路。废蒙州为立山县，隶昭州；成都府犀浦县、成德军灵寿县、雅州百丈县、剑州临津县为镇。

十月，废仪州为华亭县，及安化、崇信隶渭州；乾州为奉天县，隶京兆；永康军为寨，导江县隶彭州，青城县隶蜀州。

十一月，废陵州为陵井监，以贵平籍县为镇，隶成都府。

十二月，废梓州永泰县、绵州西昌县为镇。

六年正月，置潭州安化县，升七星寨为镇。

二月，废果州流溪县为镇。

五月，废复州为景陵县，隶安州，仍以玉沙县为镇，隶江陵府监利县；省施州永兴寨置夷平寨。

六月，废荆门军，以长林、当阳两县并隶江陵府建宁县为镇。

七月乙丑，诏：『河北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司所部广远，宜分为两路，以滨、棣、德、恩、冀、沧、瀛、雄、澶、莫州、大名府、信安、保安、乾宁、永静为东路，怀、卫、磁、相、邢、洺、深、祁、保、定、赵州、真定府、安肃、广信、顺安、永宁军为西路。』庚午，河北路察访司言：『乞省并真定府井陉等二十八县，减官七十六员，及役人三千二百二十七人。』从之。

七月十三县，八月三县，九月七县，十二月五县，共二十七县。陈瓘《尊尧集》序云：『安石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云云。』

废陕州硖石、赵州隆平、磁州昭德、沧州临津、德州德平、乾宁军乾宁、卫州卫、新乡邢州尧山、平乡、怀州修武、武德、瀛州东城、景城、江陵府枝江县并为镇。

八月，李宜之请废保定军为县，遣官相视，而众人军卫乞留军额甚哗。宜之以为官吏故纵其如此，王安石白上曰：『陛下欲什伍河北民为用，若如此不治，后不可用。』官吏有坐不能禁约者。及责，保定军卒不废。置明州昌国县；废澶州顿邱县入清丰；莫州长丰县为镇，并废鄚县；春州为阳春县，及以铜陵县隶南恩州。

九月，废真定府井陉、河中府府永济、滨州招安、相州永和、祁州深泽、冀州新河、陈州南顿县并为镇。

十月，废梅州入程乡县，隶潮州；省熙州马騌寨。

十一月丁卯，废儋州为昌化军，崖州为朱崖军，万安州为万安军。以昌化感恩、陵水、宁远、吉阳及华州渭南县并为镇；信州永丰镇为县；置熙州狄道、河州袍罕县。

十二月，废金州平利、洺州临洺、顺安军高阳、大名府、大名、洹水、经成县并为镇；渭州置制胜关及安化县，以旧县为镇。

七年二月，割秦州大潭、长道三县隶岷州，白石镇隶长道；废辽州八违山县，隶平定军；废平城、和顺、榆杜三县；丹州云岩、渝州南川、鄜州三川并为镇。

四月壬辰，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言：『察访浙东温、台等州，自熙宁四年以后，监司未尝巡历州县，事废弛无人点检。盖监司止在浙西，乘船往来，文移旁午，指挥不一，州县莫之适从，生民无所赴愬，近郡困于将迎。乞以浙东、浙西及转运副使、提点刑狱、提举官六员分为两路，杭、苏、湖、润、常、秀、睦七州为浙西路，置转运、提举于杭州，提点刑狱于润州；越、明、婺、温、台、衢、处七州为浙东路，置转运、提举于越州，提点刑狱于温州。』从之。

朱本削去。墨本云：方下本路相度，至九年三月，仍诏分路，合并入九年。按：七年九月十二日丁亥[1]，勿复分路。诏则是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即从沈括所请矣。朱本考之不详，遽削去。今依墨本，仍具本月日。然墨本既于此载沈括云云，又于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重载之，亦误也。今止于此详载，削去彼书。新本考异殊不辨诘，但依朱本，盖疏略耳。

甲午，分京东路为东、西两路，以青、淄、潍、莱、登、密、沂、徐州、淮阳军为东路，郓、兖、齐、濮、曹、济、单州、南京为西路。先是，邓润甫等乞分为两路，财赋、金谷并令通融移用。至是，下京东监司相度，如润甫所请。

新纪系此事于八年正月丙午，误也。五年八月已亥，已分京西。

五月，复宪州，从知太原府刘庠所请也。

八月甲午，并辰州麻阳、招谕二县隶沅州。

九月，诏：『日者分两浙为东、西路，今有司言供亿钱谷多在浙西计置，及水利事尽在苏、秀等州，分之必至阙事，其毋复分路。』

分路在四月二十六日癸巳，朱本削去，墨本误也。其复分路在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

八年二月辛卯，废羁縻怀远军古阳县为怀远寨，述昆县为镇，省镇宁州礼丹县入环州思恩县，并隶宜州。废沅州招谕县及锦州寨入麻阳。

闰四月，废秦州定远、绥远二寨为镇，隶陇州。

七月，复置真定府井陉县，徙治天威军，县治置军使；复河南府偃师镇为县，废缑氏县为镇。

八月，割昭州龙平县隶梧州，废永州零陵寨。

十一月，割渝州隆化县隶南平军。

十二月，复云安军云安监[2]，置舒州同安监。改秦州??穰寨为堡[3]，废真定府灵寿县、延州延水县、陇州陇西寨并为镇。

九年四月己酉，复导江县为永康军，以武城为军使，兼知县事，仍属彭州。以上批『永康军正控西山六州军隘口，昨据张商英奏，请废为导江县。若非军官，实欠弹压，可令复旧』故也。

五月丙寅，诏复分两浙为二路。初，从沈括分路之请，不半岁复合之。于是复分。明年五月，复有诏合为一路。盖以财赋不可分，又已责监司分定巡历诸州县，岁遍可也。

初复在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其年九月十二日丁未复合，至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复分，十年五月复合。今附此。

十二月庚戌，即茂州汶川县置威戎军使。

十年正月，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唐义问言：『北路近年废荆门军为长林县，以隶江陵府。此军控制巴蜀，备防百越。今以为县，城郭不完，屯兵减少，不足以控制要会。乞复建军。』诏荆湖北路监司相度以闻，既而不行。

四月丁未，复冀州枣强、武邑二镇为县；名泸州小溪口新寨曰武宁。

八月己亥，吕温卿言：『河北分为东、西路，其于监司巡按甚便。至于通融移用之法，则不能无害。如东路出丝绵绸绢，西路饶材木铁炭，而有无不得以相通，而用度不得以相补。欲乞如江淮发运使之法，于北京特置河北、京东西路都转运司，选重臣以领使事，应合通融移用、财赋课利、按察郡县事件等，委四路转运司通管，专以经制边计为任。北边之财，庶可以充足。』

元丰元年正月，复桂州修仁镇为县。

六月，复邓州方城镇为县，隶唐州；

置南平军南川县；割通远军遮羊堡隶岷州。

十月己巳，复华州渭南镇为县。

二年九月，复孟州汜水镇为县。

三年三月庚辰，复置晋州赵城县。初，熙宁中，废入洪洞县为镇。至是，知州王说言：『百姓输纳辞诉回远，岁失酒税课不便。兼窃考赵氏之先，季胜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周缪王赐造父以赵城，今赵城是也。由此为赵氏，乃是国家得姓始封之地，不与他县邑比。』故复之。

十二月丁亥，复置昌化县、万安军陵水县。

五年，复程乡县为梅州；置兖州邹县。

六月丙申，诏：『应经并废州县今复旧者，具元建议官职位姓名以闻。』上以并废州县出于使者欲以增剩役钱为功，故令考察。

朱本改『欲以增剩役钱为功』但云『妄有申请』。今从旧文也。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十一月辛丑，复管城县为郑州，以监察御史刘极及县令周邠有请也。

元祐元年正月己亥，郑州复为奉宁军。戊午，复瀛州东城镇为县。

二月乙丑，侍御史刘挚、监察御史王岩叟言：『窃惟天下涵濡太平之恩久，戴白之老不识兵革者，非一日矣。事方繁夥，民务增添，议者谓益置郡县，以分冶之，乃其所也。而比者聚敛之吏，苟欲减役人、收役钱以附会，率尔之间，遂行并废，不复问事体之如何，人情之乐否。盖废并之后，州县辽远，有山岭重复、江河阻绝，远者十数日，近者五七宿不能一往来于官者。以言争讼，则百姓赴诉难；以言赋税，则百姓输纳难；以言豪强，则官司弹治难；以言盗贼，则官司警捕难[4]，以言死亡，则官司检视难；以言期会，则官司追呼难。乞自免役以来并废过州、县、军、监，凡可复者，皆复之以便民。』又言：『自来并废州县，虽省得役钱，以为封桩之利，然酒课、税额亏失者，不可胜计。今复添官三数员，禄廪至微。酒税之利自足备用，亦于公家无所侵耗。昔尝亲见废相州永和县为镇之初，永和之民相与号诉于官曰：「不知宫中岁所利者几何?百姓愿计其数均认之，随二税以纳，幸留吾邑不废也!」官不敢受其词，竟废之。陛下以此观废邑之人情，宜复否也?』诏废并州县，令诸路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司同共相度合与不合废并以闻。己丑，复晋州利川镇为县；复成路导江县为永康军。

闰三月辛卯，复庆州平戎镇为县。

四月己丑，复祁州深泽县。乙巳，复西京福昌镇为福昌县。

六月戊子，诏复州县知州、军、县并堂选，余官吏部选差。癸巳，复安州景陵县为复州，鄂州汉阳县为军。汉川镇、安州云梦镇、荆南王沙镇、税江镇、建宁镇、归州兴山镇并为县。戊申，复汝州龙兴镇、桂州永宁场为县。是月，复卫州黎阳县为通利军。

七月壬戌，淮南转运副使赵偁请复以宿州灵壁为镇，从之。

十月辛卯，复象州武化县、广州信化县为县。

二年正月甲戌，复卫州新乡镇为县。

五月丙子，复成德军灵寿镇为县。

六月戊子，复怀州修武镇为县。辛丑，复雅州百丈县。

七月甲寅，复剑州临津镇为县。

十一月壬戌，复横州永定县。甲子，复西京颖阳、洛阳县。

十二月壬辰，臣僚上言：『伏见熙宁、元丰之间，并废州县甚多，其大要欲以省官吏，宽力役也。近岁议者颇谓：并废州县虽可以省官吏、宽力役，而不能无害者。封疆既阔，则输税租者或咨怨于道途；官吏既去，则为盗贼者或公行于市邑，以至讼诉追呼，皆非其便，此朝廷不得不虑也。故元祐元年二月九日，敕并废州县，令诸路转运、提刑、提举司共相度合并废，具利害闻奏。缘此，诸路已废之州县并多兴复。臣愚窃谓兴复州县，惟坊郭近上人户便之，乡村下户，乃其弊也。知其然者，州县既复，则井邑盛而商贾通，利皆归于坊郭，此坊郭上户所以为便也。复一小邑，添役人数百，役皆出于乡村，下户所以受其弊也。自元祐元年二月九日降敕相度，几二年矣，其利害明白。而不可以不复者，下诏之初，皆已复矣。其可以复可以不复者，仍迁延至今。况自朝廷行差役法，中外莫不以为宜，而论者独以地薄民贫之邑、乡村应役之户不多者难得番休为患也。今诸路方且攀缘前岁一时指挥而复县不已，增乡户之力役以利坊郭，臣窃以力非便也。臣欲望圣慈特赐指挥，其元祐元年二月九日敕更不施行。』从之。

三年八月辛巳，诏复荆南长林县为荆门军。

浚汴河导洛附

熙宁六年十一月辛丑，诏今冬不闭汴口，令造筏截浮凌。先是，权判将作监范子奇言：『汴口每岁开闭，劳人费财。乞每至冬，更勿闭口。』上曰：『旧闭口良有所费。』安石曰：『闻往时所费至百万。』上曰：『闻都省有碑，言沟洫前通于汴水，不知自何时如此，河底渐高?』安石曰：『今沟首皆深，汴极低。又观相国寺积沙几及屋檐，则汴河如此渐高未久。』上曰：『有汴河来已久，何故近方如此渐高?』安石曰：『旧不建都，即不如此。本朝专恃河水，故诸陂泽沟渠清水皆入汴。诸陂泽沟渠清水皆入汴，即沙行而不积。自建都以来，漕运不可一日不通，专恃河水灌汴，诸水不复得入汴，此所以积沙渐高也[5]。』丁未，王安石言：『以浚川杷浚黄河，自二十八日卯时至二十九日申时，凡增深九寸至一尺八寸。请以杷浚汴。』从之。先是，有选人李公义者建言，请为铁龙爪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沉之水底系絙，以船曳之而行。宦官黄怀信以为铁爪太轻，不能沉，更请造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絙，而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牛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它日又言：『开直河一道，计省却九百万物料、三百万夫工。如怀信所造浚川杷，即处处危急可用。直河所以有不可开者，只为近水，开数尺即见水，施功不得。今但见水，即以杷浚之，无不可。使水趋直河去处，即一岁所省，凡几百千万物料夫工。又汴河、广济河诸斗门减水河，自此更不须计工开没，但列百千枚杷，永无浅淀也。』

七年四月庚午，诏置浚黄河司，差范子渊都大提举，李公义为勾当公事。

八年二月丙戌，同管勾外都水监丞程昉等言：『尝乞以京西三十六陂为塘，潴水入汴漕运。其陂内民田，欲先差官量顷亩数拨还，或给价钱。又采买林木遥远，清汴闸欲作二三年修，仍选知河事臣僚再按视措置。』诏翰林侍读学士陈绎、入内都知张茂则与昉等覆视以闻。其后绎等言：『可济行运。其置闸疏密土工物料，见令杨炎等计置。』诏候相度毕，具合行事节以闻。

十月壬辰[6]，张方平判应天府。方平在朝虽不任职，然多所建明。尝论汴河曰：『臣窃惟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兵革相寻，其患由乎几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必讲，不还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抵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之势。国以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7]。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畜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汴河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九年十月丁酉，判大名府文彦博言浚川杷无益于事。诏令范子渊画一分析奏闻。

元丰元年正月戊辰，熊本落知制诰、分司西京、饶州居住，权都水监丞、主客郎中范子渊追一官，差遣依旧。本坐按视浚河事不实，缘疏浚有河退地二万二千三百顷，而附会报不以实；子渊所称河退地虽实，而以二年数误并为一年，故有是命。又濬川杷仅同儿戏，子渊所陈，固多妄云。运河置闸，令都水监再相度以闻。

二年四月乙卯，诏导洛、通汴，用是月甲子兴工，遣礼官祭告。

六月甲寅，提举导洛通汴司言：『清汴成以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毕工，凡四十五日。自任村沙谷至河阴瓦亭子并汜水关，北通黄河，接连运河，长五十一里。河两岸为堤，总长一百三里。河所占官私地二十九顷，已引洛水人新口斗门，通流入汴，候汴水调均，可塞汴口。乞徙汴口官吏河清指挥于新开洛口。』从之。

十月，诏金部郎中、权判都水监范子渊减磨勘二年，余推恩有差，以疏导汴河有劳也。

三年正月癸巳，三司言：『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自导洛入汴，以二月一日。自去冬汴水通行，不必以二月为限。』从之。

六月乙卯，参知政事章惇上《导洛通汴记》。诏以《元丰导洛记》为名，记石于洛口庙。

四年七月戊戌，诏：『自今汴河水涨及一丈四尺以上，即令于向上两堤，视地形低下可以纳水处决之。』

五年六月，诏：『已折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自汴河北引洛水入禁中，以天源河为名。』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四月辛未，诏户部侍郎李定取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领条析以闻。

五月乙未，户部侍郎李定具到都提举汴河堤岸司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奏之（事见《变新法》）。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完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主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得以核实，事既就绪，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上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一十九字并刪去。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中书省言：『点磨得宋用臣导洛通汴，并京城所出纳违法等事。』诏宋用臣降授皇城使、添差监滁州酒税，其根究钱物未明事，送户部结绝，仍令本部具合措置事件闻奏。

塞曹村河

熙宁十年八月丙戌，诏监察御史里行黄廉为京东路体量安抚使。上曰：『河决曹村，京东尤被其害。今以累卿。』廉既受命，条举百余事，大略疏张泽泺至滨州，以纾齐、郓，而济、曹、单、淄、濮、齐之间，积潦皆归其壑。郡守、县令以救灾养民者劳来劝诱，使即其功；发仓廪府库，以赈不给。水占民居未能就业者，择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远未能归者，遣吏移给之，皆使有粟。所灌即县蠲赋弃责。流民所过，毋得征算，使吏为之道地。止者赋居，行者赋粮。忧其无田而远徙，故假官田而劝之耕。恐其杀牛而食之，故质私牛而与之钱。弃男女于道路者收养之，丁壮而饥者募役之。初，水占州县一二十四，坏民田三十万顷，坏民庐舍三十八万家。卒事，所活饥民二十五万三千口，壮者就功而食，又二万七干人，得七十三万二千工。给当年牛，借种钱八万六千三百缗。归而论荐士大夫，后多朝廷所收用云。

九月庚戌，诏：『河决泛滥民田者，官为疏畎；被灾县放税赋；老幼疾病不能自存者，日给口食。』

十二月甲申，手诏：『比杨炎、高靖检河道回，具所见条上，可召审闻，参质利害。无被灾之名，不致枉有劳役。』初，河决曹村，命官塞之，而故道已湮高仰，水不得下。议者欲自夏津县东开签河，入董固护旧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张村埽直东筑堤，至庞家庄古隄，袤五十里二百步，计用夫三百余万、物料三十余万。而炎等以为口塞水流则河道自成，不必更筑，以糜工役。上重其事，故令审问，仍诏侍御史知杂事蔡确同相视以闻。既而以确母病，改命枢密承旨韩缜。后缜言：『涨水冲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势变移无常，虽开河就堤，及于河身，创立生堤，枉费工力。欲止用新河量加增修，可以经久。』从之。

元丰元年四月戊辰，提举修河所言修闭功毕。遣枢密直学士陈襄祭谢，仍以都总管一燕达兼都大提举修护务，令坚实灵津庙，神济夫人进封灵显神妃。初，决口屡塞，不能绝流，财力俱竭。达等相视无策，有小赤蛇出于上流，众以为神，共祷之。一夕沙涨，河遂塞，故赐名埽曰灵平，庙曰灵显神妃，殆非人力也。

五月甲戌朔，曹村决口新堤成，河还北流。自闰正月丙戌首事，距此凡用工一百九十余万，材一千二百八十九万，钱、米各三十万。堤长一百十四里。

校勘记

[1]自『相度』至『按：七』凡十八字，原本仅作『口并人口年口』，据《长编》卷二五二改补。

[2]云安军 原本作『云南军』，据《长编》卷二七一改。

[3]床穰 原本作『麻穰』，据《长编》卷二七一改。

[4]警捕 原本『捕』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五朴。

[5]所以 原本脱『以』字，据《长编》卷二四九补。

[6]壬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九补。

[7]惠民 原本作『专民』，据《长编》卷二六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八

神宗皇帝

详定郊庙礼文上

元丰元年正月戊午，判太常寺陈襄、集贤校理黄履、李清臣、王存、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杨完、何洵直、孙谔充检讨官。先是，手诏：『讲求郊庙奉祀礼文讹舛，宜令太常寺置局，仍差定礼官数员，及许辟除官属，讨论历代沿革，以考得失。』故命襄等。己未，提点南郊事务向宗儒乞自东塘门内布黄道至望燎位。下礼院详定，关报入式，从之。

闰正月甲申，诏编修明堂式所并归提点南郊事务所。

二月庚戌，详定礼文所言：『有事于南郊、荐飨景灵宫、朝飨太庙，大率皆踵唐礼。至于坛壝、神位、大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若概以先王之礼，固已不同；必兼用历代之制，则其间情文讹舛甚众，盖有规模苟略而因循已久，重于更制者。有事出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谨先具一二奏陈，恭俟训敕，以为体式。』诏详定合更事以闻。

七月癸酉，详定礼文所乞罢南郊坛天皇太帝设位，诏弗许。又言：『古者帝牛必在涤三月，所以致其严洁，诚通于神明也。今既无三涤系养之法，每于祭前三月市于民，而有司涤养不严，一切苟简。欲下将作，度修涤宫，具系养之法，敕所属官司省视，委太常寺主簿一员阅察。』从之。丁丑，详定礼文所言：『旧南郊式，车驾出入宣德门、太庙、檑星门、朱雀门、南薰门皆勘箭。熙宁中，因参知政事王珪议，已罢勘箭。而勘箭之式尚存。春秋之义，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雷动天行，无容疑贰。必使谁何而后过门，不应典礼。考详事始，不见于《开宝礼》。咸平中，初载于仪注，盖当时礼官之失。伏请自今车驾出门，罢勘箭。』从之。

二月癸丑，诏：『自今亲祠太庙，焚册于南神门外，其郊祀圆邱，匏爵奠而不酹；内堰之外，众星位周环，每二步别植笋桩一绷，青绳三重，以为限域。』

九月戊子，详定礼文所言：『伏请亲祠圆邱，惟天子升中陛，及从升之臣依旧外，其司徒、祝史当升东陛。若有司摄事，则太尉亚、终献，亦由东陛升降，庶得礼意。』从之。又言：『伏请自今行礼，亚献、终献，公卿、祝史并由西陛，以应古义。景灵宫亚献、终献，及司徒、司空升降东阶，亦乞改正。』诏详定所再参详。又言：『臣等遍考礼经，无臣子升降阼阶。阼阶天子践而行事，非臣子所得升降。其赞卫臣僚从君升降者，既从于君，自当由阼。』从之。又言：『乞据礼改正春祠、夏杓，用鸡彝一、牺尊二、象尊二、疊六；秋尝、冬燕用學彝一、黄彝一、著尊二、壶尊二、罍六。大袷从郑众说，用虎彝一、雉彝一、大尊四、山尊六、罍六，为十八尊。禘亨如袷，但减山尊二，为十六尊，以本《周礼》。』从之。己丑，言：『祀天之有禋柴，犹祭地之有瘗血，亨庙之有裸鬯，是皆歆神之始，非谓于祭之未燔烧之余也。欲请祀南、北郊，先行升裡、瘗血之礼，至荐奠礼毕，即依旧于坛次燔瘗牲币之属，则始终之礼备矣。』又言：『天子亲祠，而亚、终献、饮福，有司摄事，而太尉饮福受胙，则于礼为非。伏请自今亲祠，惟皇帝饮福受胙，以专受祉于神，然后赐胙自下，以示均福之义。其赐胙及有司摄行事、进胙于天子，自如常仪。』从之。

十一月乙酉，详定礼文所言：『古者大带，天子、诸侯、大夫、士采饰、单合皆不同。今群官助祭服，一以绯白罗为之，无等降之别。』又言：『中单亦殊不应礼，并乞据礼改正。』诏送礼院。

二年七月戊寅，枢密直学士钱藻言：『五帝坛宫隘狭敝陋，望祭殿宇不严，执事之人寝兴其上。前事之夕，牲牢脯醢无吉蠲之室，以待荐羞。疲老之兵，负祭器于道路，尤为亵慢。』下礼官院，请增五帝斋宫，殿四房立纱子，禁人非时升降。别建神厨、馔库，出太常祭器，分置五帝斋宫，余数藏太常，以备他祀。』并从之。详定礼文所言：『古者荐新于庙之寝，无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时乃择日而荐，非也。《吕氏月令》一岁之间，八荐新物，即仲春献羔、开冰，季春荐鲔，孟夏以彘、尝麦，仲夏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孟秋登谷，仲秋以犬、尝麻，季秋以犬、尝稻，季冬尝鱼是也。《开元礼》加以五十余品。景祐中，礼官以为汉纪简而近薄，唐令杂而不经。于是定四时所荐凡二十八物，视《诗》、《礼·月令》增多十有七品。今欲稍加刪定，孟春荐韭，以卯以葑，仲春荐冰，季春荐笋，羞以含桃，孟夏以彘、尝麦，仲夏以雏、尝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尝粟与稷，羞以枣以梨，仲秋尝麻，尝稻，羞以蒲，季秋尝菽，羞以免以栗，孟冬羞以雁，季冬羞以鱼。今春不荐鲔，实为阙典。伏请季春荐鲔，以应经义。余乞依韦彤《五礼精义》所说，但设神座，俟寝庙成，荐新于寝，庶合典礼』。从之。诏王鲔阙，以鲂鲤代。

八月戊午。太常寺言：『奉诏祠祭，以法酒库、内酒坊酒实诸尊罍，以代五齐三酒令。法酒库曰供御，曰祠祭，曰常供；内酒坊酒曰法糯，曰糯，曰常料，各三等。糯酒、常料酒止给诸军吏工伎人，以奉天地、宗庙、社稷，恐非致恭尽物之义。乞止以三法酒及法糯酒奉祠祭。』从之。

三年五月甲子，详定礼文所言：『看详明堂者，王者之堂，所以上事天、下治人也。其地在夫国之中。王者严父配天于此，而月吉以听朔焉。故《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礼记》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盖为五室十有二堂，〈月令》所谓青阳、明堂、太庙、总章、元堂，各有左右个，天子分十二月居之。而《考工记·匠人》云：「夏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1]，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尺，凡室二筵。郑氏谓：「世室，庙也。重屋，路寝也。夏举宗庙，商举路寝，周举明堂。互言之，明周制也。」自汉武帝始作明堂。出于诡说，以茅盖之水，闤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人，名曰昆仑，违经背古。其后议者纷纭，至引天地、四时、风气、乾坤、五行、数象之类，盖已不胜其诞矣。本朝亲祠明堂，寓于大庆殿。大庆，路寝也，然非明堂。其有司摄事，亦寓郊邱。其五室、十二堂、九阶，缘后世不即以听政，及修广之度，谓宜量时增损，取适于世。』又言：『祀帝于郊，以天道事之。亨帝于堂，以人道事之。皇祐大亨明堂，用犊七以荐上帝，配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荐五人帝。熙宁故事，礼院参详，昊天上帝、配帝各用犊一、羊一、豕一，五帝、五人帝，用犊五，羊、豕各五，皆未应礼。臣等看详《礼》，以角茧栗谓之犊角，握角赤谓之牛犊者，诚悫是以小为贵，故凡犊则特荐之，所谓祭天特。』又曰：『用犊者贵诚，非可与羊、豕相参也。若牛与羊、豕各一，则谓之太牢，宗庙宾客俱用太牢是也。今来明堂亲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伏请各用牛一、羊一、豕一。』

礼文两事皆无月日，又未知从违，更须考详。

六月庚子，详定礼文所言：『案《礼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注：「球，美玉，或谓之大圭，其实一也。」大圭之制，以《周礼》考之，则长三赤；以西魏、隋、唐考之，则长赤二寸。乞朝廷揆玉之有无制之。』从之。又言：『皇帝亲祠，至曇洗、奠玉币、饮福，皆云搢镇圭。此既非笏，不当措之。伏请改为奠镇圭。其盥手、饮福，谓宜使人接圭。』又言：『天子奉祀执镇圭者，其贽也；搢大圭者，其笏也。《礼》：见于所尊。奠挚而不授。伏请自今皇帝亲祠郊庙，搢大圭，执镇圭。每奉祀之时，既接神，再拜则奠镇圭为贽，执大圭为笏。所有仪注，皇帝搢镇圭，盖沿袭之误。乞从改正。』诏候制到大圭日施行。甲一辰，详定礼文所言：『今仪注，凡亨太庙，但有三牲骨体俎，而无肠胃肤俎，不应古义。伏请于三牲骨体俎之外，加以牛羊肠胃俎一、豕肤俎一。所有牛、羊肠胃，其数各三，其长皆及俎。俎离肺各一，小而长午，割之不绝。中央少许，刌肺各三，与肠胃共为一俎。其载之次序，以离肺在上端，刊肺次之，肠胃在下端。豕肤为一俎，横载，令其皮革相顺。』从之。又言：『伏请自今郊庙荐腥，解其牲两髀、两肩、两肠，并脊为七体，左右胖俱用其载于俎，则以两髀在端，两肩次之，两肋次之，脊居中。皆进。未至荐熟，洗肉于汤，止用右胖，髀不升。其十一体在俎之序，则肩也，臂也，臑也，正脊也，艇脊也，横脊也，代肋也，长肋也，短肋也，膊也，胳也。依此设之，肩臑在上端，膊胳在下端，脊在中央。仍各以半为腥俎，半为熟俎。肠胃肤俎亦然。』从之。

七月甲戌，详定礼文所言：『卤簿所用二十八宿、五星、摄提旗，有司乃取方士之说，绘为人形，于《礼》无据。伏请改制，著其象以则天文。』从之。又言：『《郊特牲》曰：献命库门之内，戒百官也。太庙之内，戒百姓也。说者曰：百姓王之亲。今誓百官于尚书省，誓宗室于中书，于《礼》无据。伏请戒百官于庙堂，戒宗室于太庙。』从之。又言：『祭祀时刻，今参酌秋、夏，即用丑时一刻；春、冬，即用丑时七刻行事，至明，皆十五刻，庶合旧礼，不至迫遽。』从之。

乙亥，详定礼文所言：『看详《卤簿记》，公卿奉引，第一开封令，乘轺车；次开封牧，乘革车，隼旗；次太常卿，乘革车，凤旗；次司徒，乘革车，瑞马旗；次兵部尚书，乘革车，虎旗。以臣等考之，皆为非是。谨案：《周礼·巾车》职曰：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司常》职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仪礼·觐礼》曰：侯氏乘墨车，载龙旃。则县令五品，秩比大夫，当乘墨车而建物；牧比诸侯，当乘墨车而建旃。太常卿，古春官卿，当乘夏缦而建旃；司徒，今三公，当乘夏篆而建旃；御史大夫三品，秩比卿，兵部尚书，古夏官卿，皆当乘夏篆而建旃。伏请公卿已下奉引，先开封令，奉引乘墨车建物；次开封牧，奉引乘墨车建旃；次太常卿，奉引乘夏缦建旃；次司徒，奉引乘夏篆建旃；次御史大夫，奉引乘夏缦建旃；次兵部尚书，奉引乘夏缦建旃。所以参备《周礼》九旗之制。』贴黄称：『《礼》经不著三公所乘车、所建旗。又偏驾不入王门，诸侯朝乘墨车。今约孤乘夏篆、建旃之文，定司徒之制。』从之，仍令疾速讲求在旂旃物制度以闻。

八月辛卯朔，详定礼文所言：『明堂、昊天上帝礼神之玉，当用苍璧。今用四圭，有邸。伏请改用苍璧礼天。其有司摄事五帝，亦乞依《大宗伯》礼神之制，陈玉，各放其方之色。』从之。甲午，详定礼文所言：『乞亲祠景灵宫、太庙，伏请设御洗于阼阶东南，当东霤。皇帝立于洗南，北向盥；侍臣奉槃者东面于庭南，奉匝者西面于槃东，执巾者亦西面于匜北。诸祀祭并有司摄事并准此。』从之。甲辰，详定礼文所言：『今礼皇帝饮福，乃古之受嘏。而仪注则以内臣酌酒授侍中，侍中跪进，皆无所本。伏请改命太祝。』从之。又：『伏请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以报阳；皇地衹、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衹之祭，皆瘗牲之左髀，以报阴。凡荐亨太庙，皆升首于室，庶合礼。』从之。

壬寅，曾肇言：『臣昨与张璪等申中书，请将来祀英宗皇帝于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又礼官赵君锡等亦别具状，请唯以配上帝。君锡等以谓：『上帝者，一帝而已。』准中书批下二状，奉圣者，依赵君锡等议施行。

九月癸亥，详定所言：『国朝衣服，今乘舆服衮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绂四章在裳，则与《虞书》之文相戾。今欲乞依《虞书》之文，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在衣，绣火、宗彝、藻、粉、米、黼绂六章在裳。』诏送礼院。

四年四月戊寅，详定礼文所伏请凡祈祷郊庙、社稷，皆用少牢。从之。

六月己巳，详定礼文所言：『臣等着详，君体，至尊也，故燕礼君不为主，而以宰夫为主，示群臣莫与君亢也。天体，至尊也，故郊礼天不为主，而以日为主，示百神莫敢与天亢也。《记》曰：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又曰：扫地而祭于其质而已矣。既已议扫地而祭，复古之正礼，则主日配月。盖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天一位，万物本乎天也。祖一位，人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与焉。后世报天而不以日为主，非礼也。伏请祭天，五帝从祀，配祖外，别设主日配月之位，从以百神。』从之。又言：『古之王者，孝恭尽于事祖，故凡奉神之物，虽无所用，而不敢忽。伏请凡奉神之币，皆埋之西阶，东册则藏诸有司之匮。』从之。又言：『恭以本朝太庙诸室，帝、后一体，故《礼》有「铺筵设同几」之文。祭则同牢同馔同祝，以明天地䜣合之义。近例凡告及祈报，惟出帝王，而不出后主，殆与同几之文异矣。今来看详应奏告祈报，除同牲牢祭馔即合出后主外，其余更不出。』从之。

九月甲辰，中书言：『前奏禘祫年数差互。熙宁八年，禘祫并在一年。奉旨送详定礼文所再参详。臣等谨按：《司尊彝》：凡四时之间祀[2]，追亨、朝亨。小吏掌奠，系世辨昭穆。大祭祀，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然则朝亨及昭穆，皆祫之谓也。鲁文公二年，有事于太庙，跻僖公。而《公羊》、《谷梁传》俱以为祫，是祫之义存于《周礼》、《春秋》而不著其名也。左氏之说，则有禘而无祫[3]。祫之名见于《礼记》。若止据夏、商而言，则曰祫禘烝尝。若通据三代而言，则曰祫祭于太庙，祝迎四庙之主。其行礼相距之年皆无文，唯《公羊传》曰：五年而再盛祭。《礼纬》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郑氏、徐邈又分为二说，则曰前二后三，谓祭相去各三十月；驳郑氏者则曰：三年而祫，为月有余；二年而禘，为月不足。驳徐氏者则曰：禘在祫前，则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后，则是二年而祫。以二说考之，惟郑氏曰：鲁三年丧毕，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群庙。自尔之后，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按：《春秋》书「僖公八年禘于太庙」、「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庙」，皆因事而书，其不书者，可以逆推知。僖、宣当于二年丧毕而祫，三年禘，六年祫，八年乃禘尔。由此言之，郑氏依仿鲁礼，推明王制，实为有据。然自唐开元六年以后，禘、祫各自数年不相计，或比年频合；或同岁再序；或一稀之后，并为再祫；或五年之后，骤为三祭，舛误为甚。本朝庆历初，用徐邈说，每三十月一祭，近岁又以二祭。年数各不相因，故熙享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伏请自今十八月而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几举礼不频，事神不渎。及据礼院检会《礼》传，宗庙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昨熙宁八年四月行禘享，十月行祫享；元丰元年十月行祫享，三年四月行禘享。今年十月，当行祫享。谨按：《公羊春秋传》曰：「五年而再盛祭。」注谓三年祫，五年禘。盖汉、魏故事。唐贞观以后，并用此礼。开元中，禘、祫之年不相通数，礼官既觉其非，乃用徐邈之说，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巳年夏禘，辛年冬祫，合五年再盛祭之说，此最为得。本朝自庆历以来，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宁五年后，始不通计年数，遂至八年禘、祫并在一岁，所谓一岁再序也。昨元丰三年四月已行禘礼，今年若依旧例，十月行祫享，即是比年频祫，复踵前失。今欲通计年数，皆三十月而一祭，当是五年冬祫。』诏依见行典礼。又言：『禘、祫不当废时祭。』从之。壬子，详定礼文所言：『古者下宗庙，欲乞亲祠。大辂入太庙西门，近庙南门，即降辂，步入庙少东升辇，就大次。仍自今群臣奉祠，并于西棂星门外下马。』从之。又言：『谨按：《礼》曰：冬日至，作乐于地上之圆邱。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又曰：『祭天扫地而祭焉，于其质而已矣。』又曰：『有以下为贵者，至恭不坛，扫地而祭。则古者祀天，奏乐于圆邱，升烟于泰坛，并以降神设馔在地，所以祭之。故崔灵恩云：燔柴升烟，取因高之理。正祭之时，皆于地上，故马昭、高堂隆等亲近郑义，以对王肃，皆云：祭天不在于坛。后世作坛八陛，祀天其上，奏乐其下，非礼之正。臣等欲乞更今之坛以为圆邱，奏乐其上，而于邱南设馔于地，以行正祭，庶合礼经。有以下为贵者，且明尚质之义。臣等虽稽古制，谓宜如此，然郊邱大事，乞以圣意裁之。』不从。

十月戊午，详定礼文所言：『天道远而难致，尊而难亲，以其远而难致也，故常以神道致之。以其尊而难亲也，故常以人事亲之。《易》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人道亲之也。《礼》曰：「郊血，神道致之也。」本朝郊礼，荐熟之外，不设血，殊为阙礼。伏请南郊先荐血于神座前[4]，盛以槃；次荐腥，次荐熟，并北郊准此，仍先瘗以致神。』从之。又言：『看详祠祀尝烝之名，春、夏则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则物成而祭备，故许慎以品物少多文词为祠，而王弼以禴为祭之薄。何休谓：秋谷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荐，故曰尝。冬万物毕成，所荐众多，故曰烝。故《礼》以尝为大尝，《周礼》以烝为大享。今太庙四时虽有荐新，而孟享礼料无祠杓尝烝之别[5]。伏请春加韭、卵，夏加麦、鱼，秋加黍、豚，冬加稻、雁。当馈熟之节。荐于神座。其笾豆于常数之外，别加时物之荐，丰约各因其时以应古。』从之。又言：『国朝时令，秋分飨寿星于南郊。《熙宁祀仪》于坛上设寿星一位，南向；又于坛下卯阶之南设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东向。谨按：《尔雅》曰：寿星，角、亢也。说者曰：数起角、亢，列宿之长，故曰寿。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长，故名寿星，非此所谓秋分所飨寿星也。今于坛下设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为无名。臣等又按：《晋书·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常以秋分之日一见于丙，春分之夕没于丁。见则治平，主寿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后汉于国都南郊立老人星庙，常以仲秋祀之。则寿星谓老人星矣。伏请依后汉，于坛上设寿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所有坛下东方七宿位，谓宜不设。』从之。

己未，详定礼文所言：『《礼运》曰：地秉阴，播五行于四时。五行者，天地之间至大之物，万物所以生成，故有帝以为之主，有神以为之佐。祭天以天从，故祀昊天上帝，则五帝宜从于南郊。祭地以地从，故祀地祇则五神宜从于北郊。五神，地类也，故曰地秉阴，播五行于四时。《汉旧仪》：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神，故许亨以谓「五神主五行，隶于地为阴，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时迎气，以五人神配，而不设五行之神，是遗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请祭地祇以五行之神从，以五人神配，用血祭。』从之。又言：『谨按：《周礼·鼓人》职曰：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又《大宗伯》以裡祀祀昊天上帝，血祭祭社稷。五祀社常对天神而不言地衹者，社者，神地之道。言社则地道可知，故其神属乎地道者，祀皆为阴祀。然而阴祀必以血为歆神始者，血者，阴幽之物。阴祀而用阴幽之物。所谓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是以类求神之意也。今祭社稷仪注不用血祭，皆违经礼。伏请社稷以埋血为始。』从之。又言：『古者祭社君南向，于北牖下，所以答阴也。今社壝内不设北牖，而有司摄事，乃设东向之位，于礼非是。伏请太社塘内设北牖，以备亲祠南向答阴之位。其有司摄事，谓宜立北牖下少西。』从之。又言：『谨按：《周礼·少宰》之职：凡祭祀，赞王裸将之事。《小宗伯》之职：凡祭祀，以时将瓒裸[6]。盖孝子之求神，有于阴而求者，以其形魄归于地，故于阴而求之，凡裸是也。《礼记》曰：周人尚臭，盖先濯而后作乐。求诸形魄之谓也。今朝宗庙之礼多从周，谓宜先灌而后作乐。』从之。又言：『宗庙之有裸、鬯、焫、萧，则与祭天燔柴、祭地瘗血同意。盖先王所以通德馨于神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颇为不经。按：韦彤《五礼精义》曰：「祭祀用香，今古之礼并无其文。《隋志》云：梁天监初，何修之议郁鬯萧光所以达神。与其用香，其义一也。上古礼朴，未有此制。今请南郊明堂用沉香，气自然，示天至恭，合质阳之义；北郊请用上和香[7]，地道亲近，杂芳可也。臣等考之，殊无依据。今且崇事郊庙、明堂器服牲币，一用古典。至于上香，乃袭修之议。如曰上香以裸、鬯、焫、萧之北，则今既上香，而又裸焫，求之古义，已重复，况《开元》、〈开宝礼》亦不用乎。』

礼文无日月从违，当考，今附先灌后作乐下。

又言：『古者郊庙，助祭之臣皆亲疏异等，贵贱异位，主客异仪，华夏异制，然后礼容不乱而君道益尊，故《仪礼·特牲馈食礼》有门外之位以省事，有堂下之位以行礼，宾者在西[8]，贵者在北，贱者在南，尊者在前，卑者在后，主人在东，众宾在西，而明堂位、四裔之位皆在门外，诸侯之位皆在门内，皆不可得而易也。国朝之制，天子亲祠南郊，亚、终献及百官统于至尊之后，而公卿与分献执事之臣独在内壝东门之外。又太庙、明堂，公卿在东，宗室在西，皆无亲疏尊卑之别。伏请亲祠南郊，设助祭公卿位于亚、终献之南，设分献之官位于公卿之后，执事者又在其后，每等异位，俱重行西向北上。太庙设者，在西贵者，在北贱者，有亚、终献位于阶东，设宗室位于其后，皆西向北上。设助祭公卿位于阶西，文武百官于其后，皆东向北上。设蕃客位于门外，随其方国。』贴黄称：『检会《开元》、《开宝礼》及本朝仪注，亲祀圆邱、明堂，即无宗室立班位。』诏礼院新定朝会图及行礼地步参定闻奏。因又言：『圣王之事宗庙，礼如事生，故馔则荐四时之和气，与四海九州之美味；贡则陈金璧龟帛，以明功德所致。虽丹漆竹箭之微必具，以明具天下之财。其余无常，必致国之所有，以明远物无不致，良以土地、人民，皆祖宗生成之所致，故以其治功之美致于祖宗。自秦、汉以来，奉宗庙者，皆不本之先王之经训，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己。故天下常贡人王府者，未尝陈之于太庙，良为阙略。欲乞亲祠太庙，并令户部陈岁之所贡，以充庭实，仍以龟为前列，金次之，玉帛又次之，余为后。』从之。又言：『国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誓戒。太尉三公官，所谓坐而论道者，非掌誓之任。伏请亲祠，命吏部尚书一员掌誓戒，刑部尚书一员涖之。』诏掌誓戒用左仆射，阙即用右仆射。又言：『祥符八年，始命司天监二员分献，自后又命它官摄司天监行事。日官既非习礼事神之司，又假其官名以行礼，殆非礼意。伏请应以司天监分献者，并改差礼官。』又言：『《唐六典》以侍中奏中严、外辨及解严。窃详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佐天子统大政，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总焉。自唐以来，谓真宰相，非复秦之丞相史、汉魏掌御物之任也。伏请奏中严、外辨以礼部侍郎，奏解严以礼部郎中。』并从之。

详定礼文所言：『丙申诏书：季秋祀英宗于明堂，以配上帝，余从祀群神悉罢。又请孟春祈谷，孟夏大雩，惟祀上帝，止以太宗配，亦罢从祀群神，以明事天不二。又按：《礼》，雩坛当国南，令寓圆邱，非是。乞改筑。』从之。又言：『古之王者，行则严羽卫，处则厚宫闱，所以示威重，备非常也。故《周礼》王会同则为堰宫，食息则设帷宫。汉祀甘泉，则有竹宫，至于江左，则有瓦殿。本朝沿旧制，亲祠南郊，行宫独设青城幔殿，宿者有风雨之忧，而又无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费，岁以万数。臣等欲乞仿青城之制创立斋宫，一劳而省重费，或遇风雨，可以行望祭之礼。』诏送礼院，俟修尚书省了日取旨。

此乃十八日圣旨，《实录》不载，今特著之。元符斋宫侈甚，或由此始。

又言：『谨按《仪礼》曰：「嗣举奠。」又《礼记》曰：「登餕献受爵[9]，则以上嗣。」尊神之道，则知古者生嗣，本为宗庙神明拥佑，故当显相人主，虔恪礼事，以报神灵之贶，然后举奠而饮，以明上受祖宗锡羡无疆之休，下示尊崇正统之绪。臣等历选前世奉祠宗庙，虽有皇嗣侍祠之仪，而未有举奠之礼。欲乞将来亲祠太庙，既裸之后，太祝以斝爵奠锢南，俟皇帝正祭受嘏讫，命皇嗣举奠，以明上受祖宗锡羡无疆之休，下示尊崇正统之绪。』从之。又言：『古者堕祭，今无之，诚为阙典。伏请增修仪注，仍籍以白茅。』从之。又言：『祭祀之礼神有尊卑，故礼有隆杀，德有大小，故物有厚薄，惟其称而已。天神尊，故以神道接之；社稷、五祀卑，故以人道接之。以神道接之，则贵远人之物，故郊天先荐血，次荐腥，次荐爓，次荐孰；以人道接之，则贵近人之物，故社稷、五祀先荐爓，次荐熟。至于群小祀，则又其卑者，故荐孰而已。《礼记》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非作而致其情，此有由始也。」又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是也。近世社稷、五祀不荐孰，皆未应礼。伏请社稷、五祀先荐爓，次荐熟、四方百物。宫中七祠、司中、司命、风师，止荐孰。』从之。又言，『祭祀之有乐，所以昭告于天地之间，庶几求神而得之也。《周礼·大司乐》：凡天神地衹、四望山川、祖妣皆分乐，而风师、雨师，所以发生万物；司中、司命，司人之祸福，功亦大矣，岂可无乐以降格神灵?说者曰：乃奏姑冼，歌南吕，舞大磬者，是其乐师之职。曰：「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说者曰：小祭祀也。又舞师之职曰：「小祭祀不兴舞。」说者曰：宫中七祠则无舞。小师职曰：「凡小祭祀鼓??。」所谓小祭祀者，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是也。既已奏钟鼓??，则是有乐明矣。伏请特诏有司，祠司命、风师、雨师用乐，仍制乐章，以为降神之节。』从之。

校勘记

[1]三尺 原本作『三赤』，据《长编》卷三○四改。下文『三尺』、『五尺』原均作『三赤』、『五赤』，皆据改，不另出校。

[2]间祀 原本作『间祝』，据《长编》卷三一六改。

[3]有禘 原本二字互乙，据《长编》卷三一六乙正。

[4]神座 原本脱『神』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5]孟享 原本『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6]瓒裸 原本作『瓒祝』，据《长编》卷三一七、《周礼·小宗伯》改。

[7]上和香 原本『上』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8]宾者在西 《长编》卷三一七脱此句。据《仪礼·特牲馈食礼》『实及众实即位于门『实』字。

[9]登餕 原本作『登饮』，据《礼记·文王世子》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九

神宗皇帝

详定郊庙礼文下礼部等议附见

元丰四年十月甲子，详定礼文所言：『谨按：《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所谓周人尚臭，升烟以报阳也。烟，阳之气也。阳祀而用阳之气以求之。所谓本乎天者，亲上亦各从其类也。近古惟亲祠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余天神之祀，惟燔祝板，寔为阙礼。伏请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日月、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寿星，并请以柏为柴，升烟以为歆神始。』又言：『《熙宁祀仪》：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牲用羊、豕；春分祀高楳，用犊与羊、豕各一；春、秋祈报社稷，用羊、豕各二。谨按：《周礼·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郑氏云：「小祭祀，王玄冕以祭。」然则王者之祭，无不用牛。唐韦彤《五礼精义》：天宝二载，诏减用犊之数，配帝无犊。大历六年，诏方邱减用少牢。《开宝通礼》曰：圣朝除祀天地之外，太牢合用牛者，皆以羊代之。窃以感生帝、神州地祇，历代崇奉，为天地大祀。今以宣祖、太宗配侑，虽是有司摄事，谓宜俱用犊而去羊、豕。《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乙鸟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楳。」说曰：「求子之祭不与常祭同[1]，故不用犊。今祠楳用犊而羊、豕各一，谓宜改犊为角握牛。《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白虎通》曰：「人非土不生，非谷不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大社为天下报功。」后汉置社稷太牢，令长侍祠，牲用羊、豕。唐礼：社用太牢。大历中，减用少牢。贞元五年，包佶奏请社稷依正礼用太牢。今自太社、太稷，下至郡县社稷皆用少牢，而祭殊不应礼。夫为一郡邑报功者当用少牢，为天下报功者当用太牢。所有春、秋祈报太社、太稷，谓宜于羊、豕之外，加以角握牛二。』又言：『〈周礼·小宗伯》之职：兆五帝于四郊。四类亦如之。《熙宁祀仪》：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是以气类为之位。至于兆风师于国城东北，北雨师于国城南，兆司中、司命于国城西北亥地，则是各从其星位，而不以气类，非所谓四类也。盖自隋以来失之。谓宜据旧礼四类之义，兆风师于西郊，祠以立春后丑；兆雨师于北郊，祠以立夏后申；兆司中、司命、司禄于南郊，祠以立冬后亥。其坛兆则从其星位，仍以《熙宁祀仪》，以雷师从雨师之位[2]，以司民从司中、司命、司禄之位[3]。所有雨师、雷师则为二壝同坛[4]，司中[5]、司命、司民、司禄，则为四坛同壝。其坛制高、广自如故事。』从之。又言：『古者享司寒唯以藏冰。启冰之日，〈熙宁祀仪》孟冬选吉日祭司寒寝罢，其季冬藏冰，则享司寒于冰井，务牲用黑羊，谷用秬黍，仲春开冰，但用羔而已。开冰将以御至尊，当有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缘非礼之物，不当设于神座，当以孔颖达所说，出冰之时，置此方矢于凌室之户。』从之。

又言：『本朝郊庙祭器陈设既已无法，至临祭之旦，实笾豆、筐簋者皆贱。有司纷然杂乱，非复礼制。其三牲之俎，独以司徒一官奉之，而不彻其簠簋、笾豆之荐，皆不属大宗伯，而又不彻。请伏请祭前一日，司尊彝以监察祭器官充，帅其属，以法陈祭器于堂东（陈设之法具别图上）。仆射、礼部尚书视涤濯告洁。祭之旦，光禄卿率其属，取笾豆、簠簋实之。既实，反其位。及荐腥之初，礼部尚书率其属荐笾豆、簠簋，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荐三牲之腥俎，又荐熟俎。礼毕，礼部尚书彻笾豆，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彻三牲之俎，皆有司受之以出。』又言：『国朝效庙、明堂礼，以郊社令设玉币，太祝取玉币，以授门下侍郎进皇帝；门下侍郎取爵进皇帝；更爵皆未合礼。伏请郊庙、明堂，吏部尚书一员奉爵，以次从皇帝至神坐前。左仆射阙，即右仆射以玉币进皇帝，奠于地。及酌，尚书左丞阙，即右丞以爵授仆射进爵，皇帝酌献讫，侍郎受币、受爵，以赞饮福及焚外，宗庙仍尚书设玉几。』言：『国朝亲祠太庙，门下侍郎取瓒于篚进皇帝，侍中酌鬯进赞皇帝，裸地置瓒，皆未合礼。伏请亲祠太庙，命礼部尚书一员奉瓒临鬯，礼部侍郎奉盘，以次进皇帝，酌鬯裸地讫，侍郎受瓒并盘，退。』

又言：『国朝南郊，《太庙仪注》虽有太常卿、宗正卿省牲之文[6]，实未尝行。至于明堂，又无省牲之官，惟太祝巡牲而已。其省镬则以光禄卿，而又未当视腥熟。伏请祭前一日，礼部尚书、礼部侍郎省牲，光禄卿奉牲告充告备，礼部尚书省镬。祭之日，礼部侍郎视腥熟之节。』并从之。丁卯，详定礼文所言：『谨按：《苟子·礼论》曰：「飨，尚元尊而用醴酒，齐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之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故古者祭祀，并荐上古、中古及当世之食，所以贵本而亲用。《礼运》曰：「元酒以祭，荐其血毛[7]，腥其俎，熟其肴。」郑氏谓此荐上古、中古之食也。又曰：「然后退而合享，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俎豆、鉶羹。」郑氏谓此荐今世之食也。自西汉以来，园寝上食。而唐天宝五年，始诏享太庙，每室更加常食一牙盘，因与三代笾豆、簠簋并存。虽亦贵本亲用之意，然而韦彤、裴堪等议以为：宴私之馔，可荐寝宫，而不可渎于太庙。臣等考之，享太庙宜自古制，其牙盘上食请罢。』从之。又言：『季春吉日飨先蚕氏[8]，李林甫法《月令》，以先蚕为天驷。谨按：先蚕之义，与先农、先牧[9]、先炊一也，当是始蚕之人，故《开元礼》享为瘗坎于坛之壬地。《礼义罗》曰[10]：「今礼飨先蚕，无燔柴之仪。」明不祀天驷星也。今飨先蚕，其坛在东郊。《熙宁祀仪》又有燎坛，则是沿袭《唐月令》，以先蚕为天驷，误也。《周礼》后蚕于北郊，以纯阴为尊。伏请就北郊为坛，以飨始蚕之人，仍依《开元礼》，不设燎坛，但瘗埋以祭，其余自如故事。』从之。又言：『古者冕弁则用絃，冠则用缨。今衣服令乘舆服大裘，冕以组为缨，色如其绶，衮冕朱丝，组带为缨。冕而用缨，不与礼合，请用朱组絃，仍改平冕为元冕，用缨，不赤而微黑者为之。』又别图上黻制，从之。

辛未，详定礼文所言：『古者宗庙有时享、月祭而无月半祭。月半有祭者，非古礼也。《记》曰：春祠，夏禴，秋尝，冬烝。又曰：远庙为祧享，尝乃止。此所谓时享也。又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又曰：诸候皮弁，听朔于太庙。而《左传》亦曰：闰日不告朔，犹朝于庙。此所谓月祭也。至于《仪礼》月半奠，大夫以上则有之。此所谓非古礼也。然而五庙皆月祭，而二祧止享尝者，何也?曰：仁之行有亲疏，礼之施有隆杀，其义然也。其止享而不与乎烝，则又加杀矣。自秦、汉以来，始建陵寝，而朔、望上食，已非古礼。唐天宝末，因而举行于太庙，非礼甚矣。本朝缘唐，故未暇厘正。伏请翼祖、宣祖时享止于秋尝，僖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时享外，仍行朔祭，庙各一献，牲用特牛。若不亲祠，则以太常卿摄事，牲用羊。《礼正义》曰：按，《羊人》云：衅积共其羊牲。熊氏云：谓祭日月以下。《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然则王者之祭，无不用牛，盖日月以下，常祀则用羊，王亲祭则用牛。又其月半上食，乃宗正丞行事。伏请罢之。』诏祧祭候庙制成日取旨。八庙并月祭，用牲，余依奏。

又言：『谨按：《礼记·祭法》曰：「王自为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孟春其祀户，祭先脾；孟夏其祀灶，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其祀门，祭先肝；孟冬其祀行，祭先肾。」又传曰：「春祀司命，秋祠厉。」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时、所用之俎也。又《周礼》：「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群小祀，则服元冕。」注谓：「群小祀，宫中七祀之属。」又《礼记·特牲》曰：「一献熟。」注谓：「若宫中群小神七祀之等。」又《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祭，则摄位。」此所祀之服、所献之礼、所摄之官也。自《周礼》废，汉兴，始祭族人，炊于宫中，而谓之灶。又南山巫祀，南山，秦中而谓之厉。唐祭七祀于太庙，令布席于庭西门之内，以至近世褚袷而遍祭之。其四时分祭，又随时享，以庙卿行礼，而服七旒冕，分太庙牲以为俎，一献而不荐熟，皆非礼制。臣等量今之宜，参用古义，伏请立春祭户于庙堂户外之西；祭司命于庙门之西，制脾于俎；立夏祭灶于庙门之东，制肺于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于庙庭之中，制心于俎；立秋祭门及厉于庙门外之西，制肝于俎；立冬祭司命及国行于庙门外之北，制肾于俎，皆用特牲，更不随时享分祭。有司摄事，以太庙令摄。礼官服必元冕，献必荐熟。其亲祠及腊享，即依旧礼遍祭。』从之。

甲戌，详定礼文所言：『臣等谨按：《记》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高阳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高阳而宗禹。商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仪礼》曰：「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谓之追享、朝享。」说者以为：「禘，祫也。禘及祖之所自出，故谓之追享。祫者，自即位朝庙始，故谓之朝享。《诗·周颂·雍》，禘太祖也。《商颂·长发》，大禘也。周五四时之禘，则《雍序》以为禘太祖也。商有四时之禘为小，则禘其祖之所自出为大矣。由是而言，禘者，宗庙追崇远祖之祭，唯王者得行之。主者至尊，享及七世，推亲而及祖，推祖而以及始祖。四时各于其庙而祭之，于是有祠杓尝烝焉。既有祠杓尝烝矣，而毁庙之主不及，犹以为未也。绿生有合族缀食之恩，乃于始祖之庙，合毁庙、亲庙之主而祭之，于是有祫焉。既祫矣，而远祖不及，犹以为未也，又推而上，审谛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于是有禘也。至此而仁之至，义之尽也。然及其太祖，为祫而不为禘[12]。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汤、高阳，高阳世系出自黄帝，则虞夏禘帝，以高阳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喾[12]，则商人禘喾，以契配；周祖文王，文王亦出自喾，故周人禘喾，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远也。自汉、魏以来，世系不明，传袭莫纪，加之诸羌乱晋[13]，南北幅裂，百宗荡析，士去坟墓。降及隋唐，谱录都废，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姓氏所起，谩无足考，则后世禘祖之所自出，有不得行焉。汉自太上皇以前无闻，故高帝而上，惟见太上皇一世而已。魏自处士君而上亦无闻，故明帝太和中，上事高祖之父处士以下五世而已。晋自征西将军而上，系序不著，故武帝事三昭、三穆六世而已。然刘氏出于刘累而汉不禘尧；曹氏出于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而魏不禘汉相国曹参；司马氏出于程伯休父，而晋不禘司马印；宋出于楚元王交，齐出于汉相国萧何，陈出于汉太邱长陈实，隋出于汉太尉杨震，皆不禘以为祖之所自出者，良以谱谍不明故也。唐之黎干言禘非祭天，作《十诘》、《十难》以明之。且曰：虞、夏、商、周以前，禘祖之所自出，其义昭然。自汉、魏、晋以还千余岁，其礼遂阙。恭惟艺祖受命，初有天下，踵汉、唐故事，祭四亲庙，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谱失其传，有司因仍旧说，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与祫皆合群庙之主，缀食于始祖。虽禘、祫之名不同，而礼实无异。其为讹舛莫甚焉。臣等辄推本先王立禘之意，以为国家世系所传，与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则禘礼谓当阙之必也。推见祖系所出，乃可以行，惟圣神裁择。』从之。

又言：『《亲祠仪注》：皇帝至罍洗，侍中跪，取匜，沃水。又侍中跪盘承水，皇帝措圭、盥手，门下侍郎跪，取巾于篚以进。按：《周礼》：小臣上士四人，大祭祀沃王盥。御仆下士有二人，大祭祀相盥而登。郑氏注云：相盥，谓奉盘授巾也。今侍中、门下侍郎皆执政官，使之沃盥、相盥，皆非是。伏请亲祠，以御药院内臣一员沃盥，一员授巾。』从之。乙亥，详定礼文所言：『冬祀昊天与黑帝，请皆服大裘，被以衮，其余非冬祀昊天及夏至祭地，则皆服衮。』从之。

十一月己丑，增制五辂：玉辂建太常，金辂建大旆，象辂建大赤，革辂建大白，木辂建大麾。从详定礼文所奏也。又言：『臣等着详《周礼·巾车》：天子五辂，曰玉辂，曰金辂，曰象辂，曰革辂，曰木辂，皆载旗，谓之道德之车。《考工记》载戟常崇于殳，四赤；尤矛常有四尺，崇于戟。戟、矛皆插车骑，谓之兵车。至战国之间，左为上，故增插四戟，谓之闟戟。则知德车、武车，固异用矣。汉卤簿前驱有凤凰闟戟，犹未施于五辂。江左以来，五辂乃加棨戟于车之右，韬以黻绣之衣，益为乱礼。后周司辂左建旗，右建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惟天子之辂建焉，滋为谬误。伏请五辂除去闟戟，以应道德之称，而建太常于车后之中央，升辂则由左，已具奏闻讫。』又言：『看详法驾之行，所与共舆者，以承清问。古者天子居左，仆居中央，参乘居右。仆必授绥，以备惊奔，则谨之至也。《周官》有太仆、齐仆、道仆，所以御车，而孔子曰：「吾执御矣。」至礼参乘又益重，故道德之车，则有齐右、道右，武车则有戎右，皆以士大夫为之。国朝之制，乘舆有太仆而无参乘。伏请亲祠乘辂，除旧已有太仆外，仍增近臣一员参乘，立车右。』

又言：『谨按：《周礼·巾车》之职，一曰玉辂，建太常，有二斿以祀。又云：驭玉辂以祀，及犯紱，遂驱之。此祀则乘玉辂也。又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周礼》齐仆驭金辂，齐右充金辂之右，此齐则乘金辂也。齐祀之车，异用而不相因，礼之明证也。国朝亲祠太庙，致斋文德殿，翌日即进玉辂，于礼非是。伏请致斋文德殿，翌日进金辂，至太朝斋宿；翌日行礼毕，进玉辂赴南郊。』

五年四月壬戌，崇文院校书杨完编类元丰以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成三十卷以进。元年正月十三日有旨讨论，三年闰九月二十五日，初有旨编类。癸酉，详定礼文所言：『太庙每室设豆笾十二，盖承唐显庆旧制，情文不称。乞从典礼，笾豆各用二十有六。』诏候庙制成日取旨。

礼文第十一卷豆笾俎簋鼎铡之实，并礼科改更事件有十二项，此但第一项尔，亦无月日及取旨等诏，不知《实录》何据，当考。

十一月己卯，详定礼文所言：『《周礼·小宗伯》：祷祀隶仪为位。后汉隶司徒府，不于祠所，所以远慢戒渎。本朝亲祠南郊，习仪于坛所，明堂于大庆殿，皆近于渎。伏请南郊习仪于青城，明堂习仪于尚书省，以远神为恭。』从之。

六年正月癸未，详定礼文所言：『祭之有蜡，所以报万物之成功。然岁之丰荒有异，四方之顺成不等，则报功之礼，亦不得一，故《记》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历代蜡祭，独在南郊为一坛。伏请蜡祭，四郊各为一坛，以祀其方之神。前期司农闻有不顺成之方，不报其息[14]。民祭仍在蜡祭之后。』从之。

二月癸酉，太常寺言：『郊庙用乐二十簴，若遇雨雪，则覆以幕，临祭恐不能应辨。自今如望祭，即设于殿庭。』监察御史王柏言：『祭祀牢礼之具，皆掌于光禄，而寺官未尝临莅，失事神之敬。伏请大祠皆轮光禄卿、少卿，朔祭及中祠轮丞、主簿监视。』并从之。甲戌，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宁祀仪》：春、秋仲月祀九宫贵神，祝文称「嗣天子臣某」。九宫贵神功佐上帝，德庇下民，以礼秩论之，当与社稷为比。伏请依《熙宁祀仪》为大祀，其祝版即依会昌故事、《开宝通礼》，书御名，不称臣。又雨师、先农皆中祠，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小祠共一少牢。今贵神九位异坛别祝，尊为大祠，共用二少牢，于腥熟之俎，骨体不备，比之小祠，有所弗及。谓宜用九少牢，庶有情文相副。』从之。

三月辛巳，礼部奏：『有司摄事祀昊天，伏请初献曰《帝临嘉至》之舞，亚、终献曰《神娱锡羡》之舞；初献曰《孝熙昭德》之舞，亚、终献曰《礼祫储祥》之舞。』从之。庚子，诏加上仁宗、英宗尊谥至十六字，于大礼前择日行之。详定礼文所言：『《仪礼》曰：「夫妇一体」。故昏礼则同牢而食，合卺而饮，终则同穴，祭则同几，明夫妇一体未有异庙者也。惟周以姜螈为禖神，而帝喾不一庙，又不可下入子孙之庙，乃以别庙而祭之。故《鲁颂》谓之閟宫，《周礼》谓之先妣。自汉以来，凡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以为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继而已。始微终显，皆嫡也。前娶后继，皆嫡也。后世乃以始微后显乃祭之别庙，不得伸同几之义，则非礼之意。夫妇天地之大义，一体而胖合，故圣王重嫡，所以重宗庙，非始微终显、前娶后继所当异也。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怀皇后，实皆元妃，而孝宣皇后则太祖之继后，当时议者或以其未尝正位中宫，而不许其配；或以其继而不许其配。若以为未尝正位中宫，则懿德皇后配太宗矣；若以为继，则孝明皇后配太祖矣。而有司因循，不究其失，皆祭以别庙，在礼未安。伏请升祔太庙，以时配享。』诏恭依。

五月乙卯，礼部言：『经有大裘而无其制，近世所为，惟梁、隋、唐为可者。请缘隋制，以黑羔皮为裘，黑缯为领袖及里，缘袂可运肘，长可蔽膝。谨按：皇侃说祭服之下袍茧，袍茧之下中衣，朝裼衣之下有羔裘，羔裘之下衣之。然则今之亲郊，中单当在大裘之下，其袂之广狭、衣之长短，皆当如裘。伏乞改制。』从之。甲申，礼部状：太常寺修定郊礼之岁，夏至皇帝亲祭皇地祇于北郊方邱，及上公摄事仪。诏依亲祠北郊仪，尽如南郊。其上公摄事，惟改乐舞名，及不备官。其俎豆、乐悬、圭币之数、史官奉祝册如亲祠。

闰六月乙酉，太常博士王古言：『窃见《修定升祔仪注》内有四后更不造册。臣愚以为：朝廷苟欲姑狥礼官之议，今不用册，则乞稽参典故，凡行礼之节，务致隆极，使较然异于常享，庶几上副陛下致严宗庙之意。』诏下太常寺详议。太常寺言：『欲比景灵宫安奉神御礼例，遣重臣行事，比亲祠太庙，用竹册，宗室、遥郡刺史进册，史官读册；差亲王、使相以下为三献，配享功臣七祝。仍乞陪祠宗室系正任以上，并立班。其告迁神御，每位用细仗二百人。』诏升祔四后用彩殿，告迁差宗室行礼，并西櫺星门外，亦用仪物称事陈列。从之。

七月丁未，诏以十月丙午有事于南郊。乙卯，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皇后于太祖、太宗、真宗庙室，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怀、章穆、章献明肃、章懿各以配、继先后为次。庚申，礼部言：『太常寺先定北郊坛制，方邱三成，级高四尺。本部常看详，以为坛制既为方邱，难设八陛。欲乞别选择泽中之邱以为方坛，高六尺，设四陛。』而太常寺又言：『方邱坛制度皆不经见。《周礼》以黄琮礼地。郑氏注：「琮八方象地。」则坛制八陛，固有所本。固守前说不肯变。本部再详《周礼》，祭地以方邱，且在泽中。乃是经据。汉制设四陛，高六尺，其法可用。盖坛之四旁各设一陛，则四陛，与方坛于礼为宜。又其崇六尺，去地未远，且有亲地之意。乞送别司再定。』诏坛高一丈二尺，设四陛，余依所请。

八月庚子，诏：『《南郊式》有皇帝称臣遣使，所遣官不称臣。自今依旧称臣。』旧仪，皇帝称臣，遣官亦称臣。熙宁五年，沈括上《南郊式》，以为被遣官亦称臣不应礼，改之，至是复旧。

十月甲申，光禄卿吕嘉问言：『光禄掌酒醴，祠祭实尊罍，相承用法酒库三色法酒以代，《周礼》所谓五齐三酒，恐不足以上称陛下崇祀之意。近于法酒库内，以《酝酒法式》考之《礼》经五齐三酒。今醅酒，其齐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拨醅甕而浮蚁涌于面，今谓之拨酝，岂其所谓泛齐邪?接取拨醅，其下齐汁与滓相埒，今谓之醅芽，岂其所谓醴齐邪?既取醅芽，置蒭其中，其齐葱白色入焉，今谓之带醅酒，岂其所为盎齐邪?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酝色变微，亦岂其所谓缇齐邪?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拨开醅面观之，上清下沈，岂其所谓沈齐邪?今朝廷因事酝造者，盖事酒也。今逾岁成熟蒸酝者，盖昔酒也。同天节上寿燕所供腊酝酒者，皆冬醅夏成，盖清酒也。此皆谓酒，非所谓齐也。是知齐者，因自然之齐，故称名酒者成就，而人功为多，故飨以齐，养人以酒。窃恐典礼如此。又《司尊彝》曰：「酝齐缩说酌，盎齐沇酌。」以经传，则泛齐、醴齐以事酒和之，用茅缩酌；其盎齐、缇齐、沈齐，则以清酒和之，用茅缩酌。如此，则所用五齐不多，而供且甚易。盖酝酒料次不一，其此五种者成而皆自然。伏望圣断以今之所造酒与典礼相参审，或不至差谬。乞自今年郊庙供奉。』上批：『嘉问论证似有理趣，今宗庙所实尊彝、酒齐未备。就且如其说用之，于理无害。』

乙酉，南郊礼仪使言：『将来南郊行礼，当差行事官。』诏更不用式差摄，止以见任两省、御史并六曹侍郎、侍制以上，仍不限员数。今后准此。其仪仗内六引，开封牧、令阙，差知府、知县，太常卿阙，差侍郎。其僚佐即以条差官。辛卯，礼部言：『《亲祠仪注》：南郊则先奏乐六变，升烟以降神，然后皇帝升坛，奠镇圭、玉币以礼神。太庙则皇帝先诣逐室，奠镇圭，裸鬯于地，奠币讫，退复位，然后作乐，九变以降神。伏缘祭祀必先求神，而后礼神。今仪注奠圭、币二事，俱在未作乐之前，且裸求诸阴，乐求诸阳，二者主于求神。移裸作乐之前可也，圭币则降神之后礼神者也。神未降而先礼焉，不近经意。乞止依旧仪，先奏乐，然后诣逐室裸鬯、奠圭币。或必欲先裸以合周人，先求诸阴之意也。即乞晨裸之时，先捂大圭裸鬯，复位作乐，馈食毕，再措大圭、执镇圭，奠于缫籍，次奠币，庶礼神并在降神之后，又于《仪注》别无所增。』从之。

十一月丙午，祭昊天上帝于圆邱，始罢合祭也。

七年六月甲戌，礼部言：『《亲祠仪注》，享太庙、祀圆邱，皇帝并服靴袍至大次。伏缘车驾自大庆殿赴景灵宫、太庙，翌日赴南郊，并服通天冠、绛纱袍。且祀以进为文，宜有隆而无杀。前一日既盛服以赴祠所，及行事之旦，所谓三日齐一日用之者也。乃服袍靴至大次，未协礼意。谨按：《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谓小宗伯告时告备也。说《礼》者以为通天冠犹古之皮弁，则通天冠者，斋服也。今礼部奏中严、外辨，所谓告时告备者也。伏请太庙、圆邱祭日之旦，自斋殿赴大次，服通天冠、绛纱袍。』从之。乙酉，礼部言：『亲祠祝策文云：「谨以牺牲粢盛，嘉齐庶物。」恭荐岁事，宜并准《曲礼》，备举牲币粢盛之号。又五福十太一祝版青词称「嗣天子臣某」，盖用魏晋之制。本朝仪注，祝仪于上帝、五帝、日月皆称臣，至于五福、太一与九宫贵神，皆天官也，近制亦称臣。检会九宫贵神祝版进书，已不称臣。五福、十太一，当依熙宁六年以前故事，其被遣之官自宜称臣。如此，则不失轻重之体。』又请：『以神农祝文云「以后稷配」；于后稷云「配食于神」。高楳以伏羲、高辛配，祝文并云「作主配神」。神无二主，伏羲既为主，其高辛祝文，伏请改云「配食于神」。』并从之。

八月乙丑，礼部言：『社稷之祭，瘗玉而无礼神之玉。《开元礼》：奠太社、太稷，其玉以两圭，有邸。乞下有司，造两圭有邸二，以为社稷礼神之器。』从之。

校勘记

[1]之祭 原本『之』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3]以雷师从雨师之位 原本脱『从雨师』三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4]以司民从司中 原本脱『以司民』三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4]为二壝同坛 原本作『为一坛』，据《长编》卷三一七补改。

[5]司中 原本此上有『同』字，据《长编》卷三一七删。

[6]宗正卿 原本脱『卿』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7]血毛 原本脱『毛』字，据《长编》卷三一八补。

[8]吉日 原本作『已』，据《长编》卷三一八改。

[9]先牧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八补。

[10]礼义罗 原本脱『罗』字，据《长编》卷三一八补。

[11]然反其太祖为祫而不为禘 原本作『然而不为禘』，于义未尽，兹据《长编》卷三一补。

[12]出自帝喾 原本『自』下衍一『禘』字，据《长编》卷三一八删。

[13]加之诸羌乱晋 原本作『皆以□□□晋』，据《长编》卷三一八改补。

[14]不报 原本『不』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八十

神宗皇帝

定乐器

元丰三年五月戌辰，诏秘书监致仕刘几乘驿赴详定礼文所议乐。几前知保州，年六十一，遂致仕，今十二年矣。几尝谓：『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古今异时，声亦遂变，犹昔之衣冠，使今人被之，乃所不称。儒者泥古，详于形名度数之间，而不知轻重清浊之用，故求于器虽合谐，于声则不能入，徒纷纷也。尝游佛寺，闻钟声嘶而悲，不利主者，至夕，主僧毙。而保州闻角声，曰宫微而商离，守臣忧之，以秋为应。致期而几疾。』其洞晓如此，然所学多杂郑、卫。

六月庚子，王朴言：『近诏秘书监刘几议乐，伏见礼部侍郎范镇尝论辨雅乐，乞诏镇与几参考得失。』从之。壬子，命知礼院、秘书丞杨杰赴详定礼文局同议大乐，从秘书监致仕刘几请也。己未，秘书监致仕刘几言：『祀明堂乐章，字与乐曲声数多少不同，殊失《虞书》歌永言之法。乞遵用御撰乐章，委本局依律吕七均之法，随乐章字数审定声音，以一声歌一言，八音随之。又古编钟磬，其歌皆十六，盖十二律之外，有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清声也。今圣朝大乐，旧钟磬皆十六。自李照议乐以来，不复考击，全失古法。况《周礼》郑氏注，编磬尽具十六之数。李照不晓四清声助成四律，宣导阴阳之和。今若不用，即懵唱和之理。乞依古法，具清声。』诏礼院按试，后如几所议。

八月乙巳，同知礼院杨杰言：『先于去年八月上大乐十二均图，未蒙付外施行。』又言：『金声春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调，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宏。匏声丛集，失之则长。林声无余，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足以权量八音，使律吕皆以人声为度。以一声歌一言，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伏请节制烦声，声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又言：『〈虞书》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盖以箫为主也。《商颂》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盖以磬为依也。数有十六，示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为众乐之本，又倍之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声也；四者，律之应声也。本声重大，应声轻清；本声为君父，应声为臣子，故其四声或曰清声，是有本而无应，有唱而无和，八音何从而谐耶?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律吕之应声，用之巳久，而声至和协。』又言：『今大乐之作，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鎛钟、特磬、编钟、编磬连击三声，于众乐中声数最烦。请鎛钟、特磬、编钟、编磬并依众器节奏，不可连击。』又言：『本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容节六变[1]。一变象六师初举，所向宜北；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2]；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湘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差失所向，又文舞容节殊无法度。乞定二舞容节，及改所向，以称成功盛德。』又言：『今雅乐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吕非不备，而学士大夫置而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如之何不使郑、卫之杂也。』诏送议乐刘几等。几等言：杰所请皆可施行。诏从之。

《乐志》载杰所言七失甚详，今但从《实录》。

戊申，刘几等言：『太常大乐，钟、磬凡三等，王朴乐一也，李照乐二也，胡瑗、阮逸乐三也。王朴之乐，其声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尝言，不俟论而后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乐，乃下律法，以取黄钟之声。是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微下，而声律相近。及铸大钟，或讥其声棘郁，因亦不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乐。乐工等自陈：「若用王朴乐，钟、磬即清声难依。如改制下律，钟、磬清声乃可用。益验王朴钟、磬太高，难尽用矣。欲请下王朴乐二律，以定中和之声，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制。』从之。

《乐志》甚详，今止从《实录》。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钟、磬，今修大乐所已集工匠，备炉炭，恐即销变磨炼。况大乐法度之器，其度量声律，杪忽精微，以修之后，或陛下躬临案听，万一如有未协，即更无旧器考验。』诏许借王朴乐钟为清声，毋得销毁磨鑢。初，刘几、杨杰欲销王朴旧钟，意新乐成，虽不善，更无旧声可校。后执政至太常寺案试，前一夕，杰乃陈朴钟已敝者一悬，乐工皆不平，夜易之，而杰弗知。明日执政至，杰厉声云：『朴钟甚不谐美。』使乐工叩之，音韵更佳，杰大惭沮。

九月乙酉，罢议乐修乐局，其范镇令降敕奖谕。初召对，为上言：『定乐当先正律。』上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镇作律尺、龠、合、升、豆、区、鬴、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及是，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

五年正月丁未，太常寺言：『开封人叶防言：太常寺大乐，鼓吹两局乐舞节奏不应古法。』送前同议乐杨杰看详，杰言：『防所言二事可行，其言金奏不用晋鼓节，于经有据。』又言：『簨簴之制，不合经礼，乞因大礼雅饰，更详考改正。』从之。以叶防为乐正。

十二月丁巳，诏六年正旦御殿用新乐。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甲辰[3]，京西北路都监杨安道管押范镇所定铸成律十二编钟、十二铸、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校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并书及图法上进。诏送太常，如乐法有可行事件，令尚书礼部、太常寺参定以闻，仍令尚书、侍郎、学士、两省、御史台、馆职、秘书省官赴太常寺观听。翌日，赐诏曰：『朕惟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仅存。散乐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齐鲁之间，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郐无讥。岂徒郑卫之音[4]，已杂华戎之器。间有作者，犹存典刑，然铢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览《诗》《书》之来上，阅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方诏学士大夫论其法，工师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慰老臣爱君忧国之志。究观所作，嘉叹不忘。』又诏范镇与一子有官人升一任差遣，制造人等第支赐。诏下，镇已卒。

定朝会仪注

元丰元年十一月己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宋敏求[5]，权御史中丞蔡确、西上閤门使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权同判太常寺李清臣详定正旦御殿仪注。先是，令敏求同閤门、御史台看详，上批以逐处官多，议论难一，恐旷日引久不能毕。宜于御史台、閤门、太常礼院各差一员与敏求详定故也。

二年四月癸亥，详定正旦御殿仪注所言：『元会受朝执镇圭非是，伏请不执。上寿准此。』又言：『元会行礼于朝，而天子服祭服，群臣服朝服，亦非是。请服通天冠、绛纱袍。』又言：『御殿当设旂帜，仍辟大庆殿门，皇帝即御座，礼官等引中书门下、亲王、使相押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班，分东西入，正安之乐作。至位，乐止。群臣不服剑，不脱履舄。』并从之。

五月己巳，详定正旦御殿仪注司言：『正旦御殿，合用黄麾仗。按：唐《开元礼》：冬至朝会及皇太子受册加元服，册命诸王大臣、朝燕蕃国皆用黄麾仗。本朝故事，皇帝受群臣上尊号，诸卫各帅其属，勒所部屯门殿庭列仗卫。今独修正旦仪注，而余皆未及，欲乞冬会等仪注悉加详定。』从之。

七月戊寅，详定朝庙仪注所言：『太常乐节、乐器并文、武二舞未应典礼，伏请皇帝举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登。第二爵，笙入，奏《庆云》之曲，止，吹笙，余乐不作。第三爵间歌，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奏《瑞禾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奏《灵芝》之曲，堂上下之乐交作。别定二舞制度：文舞所执翟羽，依聂崇义图，以翟羽为之。旧攒叠雉尾插于髹漆之柄，其状如帚者废勿用。武舞当左执干，右执戈。旧承误执玉戚，非是。』又言：『作乐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请增倍为八人。丹墀东、西各设三巢一和。』又请将作乐时先击鞞，次击应，然后击建鼓。又请去乐悬内散鼓，设晋鼓，以鼓金奏。又请宫悬内设鼗，以为乐节，仍并乞付有司讲习参订可否。诏下太常寺，以为可行，乃从之。又：『朝会之礼本起西汉，则后世难以纯用三代之制，筝、筑等器，亦乞如旧。』诏并如旧。

五年十二月丁巳，诏六年正旦御殿用新乐。己巳，诏：『正旦朝会日，引驾殿前左右班及人员，俟至殿阁，及即分立于殿东西挟行门，立于龙墀东、西勾栏内。起居郎、舍人、左右巡使并就本位拜。其起居郎、舍人朔日视朝拜亦准此。』

六年正月丁丑朔，御大庆殿受朝。先是，上以朝会仪物弊，当改为，诏閤门、御史台详定朝会仪，更造仗卫、舆辂、冠服。至是始陈于殿。既而仪鸾司夜半彻覆辂幕屋，屋坏，毁新玉辂。上不怿久之，乃诏仪鸾司监官冲替，系大理寺问罪，并案太仆寺殿宿官。

改官制

元丰三年九月乙亥，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封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六曹郎中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员外郎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议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又言：『开府仪同三司至通议大夫以上无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务郎应磨勘，待制以上，六年迁两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务郎以上，四年迁一官，至朝请大夫止，候朝议大夫有阙次补。其朝议大夫以七十员为额。选人磨勘，并依尚书吏部法；迁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禄令并以职事官俸赐禄料量数，与今新定官请给对拟定。』并从之。丙子，诏：『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不系大敕御。见任宰相、使相食邑、实封通及万户，前任宰相食邑及万户，并封国公，宗室如旧例。』又诏：『臣僚加恩，并依旧勋。已至上柱国，即并加食邑、实封。给谏、待制，许加实封，省副、知杂，许并加勋。勋已至上柱国，食邑自今当加减数，令中书本房立法。』本房寻奏：『自来大礼加功臣、阶、勋、食邑、实封凡五等。今已罢功臣（在元丰元年十一月事见《政迹》），及以阶易官，即至有勋及食邑、实封，凡三等，勋上柱国而食邑依旧法，自三百、四百、五百、七百至一千户，实封自一百、二百、三百至四百户。仍乞各于旧条官序上递减一等加之。如食邑合加千户，上加七百户之类。其实封亦以此为率，即食实封一百户，并初封食邑三百户，仍不减。欲乞先行下，候成书日别删定。』从之。诏文武散阶除化外人依旧除授外，余并罢。

十月丁卯，详定官制所言：『译经僧官有授光禄、鸿胪少卿者，改除散阶已罢外，其带卿、少官名，实有妨碍。欲乞以授试卿者，改赐译经三藏大法师，试少卿者，改赐译经三藏法师。其师号及请俸之类，并依旧。』诏：『试卿者改赐六字法师，试少卿者四字，并冠译经三藏，余依旧。』

十二月甲子，诏：『应迁官除授者，并即寄禄官除大两省，侍制以上至太中大夫，余官至朝请大夫，并通磨勘。进士八年、余十年一迁，所理年月，自降指挥日为始。』自官制行，以旧少卿、监为朝议大夫，诸卿、监为中散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故事，两制以上转官，至前行郎中，即超转谏议大夫。前行郎中于阶官为朝请大夫，谏议大夫于阶官为太中大夫。两制磨勘者，旧不转卿、监、郎，于今制不当转此三阶。又旧制，朝议大夫止以七十员为额，余官转至朝请大夫，即须俟有阙，方许次补。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是诏。其大两省侍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务郎以上至朝请大夫理四年，自如旧制。

四年八月壬戌，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言：『伏睹修定官制，即百官庶务既已类别。若以所分之职、所总之务，因今日之有司，择可属以事者，使之区处，自位叙、名分、宪令、版图、文移、案牍、讼诉、期会，总领循行，举明鉤考，有革有因，有损有益。有举诸此而施诸彼，有舍诸彼而授诸此，有当警于官，有当布于众者。自一事以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习勒已定，则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盖吏部于尚书，为六官之首。试即而言之，其所总者，选事也。流内铨、三班、东审官之任，皆当归之。诚因今日之有司，择可属之事者，使之区处。自令、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以其位之升降，为其任之烦简，使尚书审决，某当属尚书、侍郎，某当属令、仆射，各以其所属，预为科别。如此，则新命之官，不烦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员，如三班诸房十有六，诸吏六十有四，其所别之司、所隶之人，不必尽易，惟当合者合之，当析者析之，当损者损之，当益者益之，使诸曹所主，因其旧习。如此，则新补之吏，不谕而知其守矣。宪令、版图、案牍、讼诉、期会，总领循行，举明鉤考，其因革损益之不同，有举渚此而施诸彼，有舍诸彼而授诸此，有当警于官，当布于众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则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烦而知其任；新补之吏，不谕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则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备矣。其于选事如此，旁至于司封、司勋、考功当隶之者，内服外服、庶工万事当归之者，推此以通彼，则吏部之任，不待出令之日，闻而后辨、推而后通也。试即吏部而言之，体当如此，其于百工庶职，素具以待新政之行者，臣之妄意，窃以谓无易此也。夫然则体虽至大而操之有要，事虽一变而处之有素，一日之间，官号法制鼎新于上，彝伦庶政行于下，内外远近，虽改视易听，而持循安习，无异于常。』诏送详定官制所。

十月庚辰，诏：『自今除职事官，并寄禄官品高下为法：凡高一品者为行，下一品者为守，下二品以下者为试，品同者不用行、守、试。』诏：『三省印用银铸金涂，给事中印为门下外省之印，舍人印为中书外省之印。』

十一月丁亥，诏令少府监铸省、台、寺、监印记凡六十三。

五年二月癸丑朔，诏中书省面奏宣旨事，别以黄纸书。中书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讫，录送门下省，为画黄授批降。若覆请得旨及人熟状得画事，别以黄纸，亦书宣奉行讫，录送门下省为录黄。枢密院准此，惟以白纸录送。面得旨者为录白，批奏得画者为画旨。门下省被受录黄、画黄、录白、画旨，留为底，详驳无舛，缴奏得画以黄纸，书侍中、侍郎、给事中省审读讫，录送尚书省施行。三省被受敕旨及内降、实封文书，并注籍，门下、中书省执政官兼领。尚书省先赴本省视事，退赴尚书省申明，及条法并送尚书省议定，上中书省。半年一进。颁下应速者先行，应功赏并送所属，无定法者送司勋，枢密院军功不在此限。文武官、三省、枢密院各置具员。中书省非本省事，舍人不书。吏部仪注过门下省，并侍中、侍郎引验讫，奏，候降送尚书省。若老疾不任事及于法有违者，退送改注，仍于奉钞内贴事因进入。六曹诸司官，非议事不诣都省及过别曹；应立法事，本曹议定，关刑部覆定，干酬赏者送司勋，如无异议，还送本曹，赴都省议，体大者集议。议定上中书省。枢密院事上本院。吏部差注官团甲申都省上门下省有违法者，退吏部以事因帖奏者，有法式上门下省，无法式上中书省，有别条者，依本法。边防、禁军事并上枢密院。应分六曹、寺、监者为格，候正官名日施行。

旧纪书釐正三省、枢密院、六曹、寺、监职事。新纪书颁三省、六曹条例。

四月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诏：『百官见执政，三省、给事中、舍人、侍郎以上者、寺、监长官及侍制、横行以上诣府，余官并诣三省、枢密院聚厅处。』甲戌，诏中书五月朔行官制。

旧纪系之癸酉，新纪于五月一日乃尽行官制。

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门下侍郎，太中大夫[6]、参知政事张璪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议郎蒲宗孟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先是，宗孟详定官制，枢密都承旨张诚一亦领官制局，事颇肆横，胁制同列。宗孟于上前疏其奸。上察其不阿，故与安礼俱蒙大用。翰林学士李清臣试吏部尚书，寻诏清臣迁朝奉大夫，曰：『安有尚书而犹承议郎者?』通直郎、馆阁校勘、检正中书礼房公事王震试右司员外郎。于是开天章阁，初用官制除拜。诏震及应从辅臣执笔，入记圣语，面授以左、右司，仍使自书。时论荣之。

新、旧纪既书王安礼等执政，已乃书省、台、寺、监以次除授。

诏：『自今更不除馆职，见带馆职人依旧，如除职事官，校理以上转一官，校勘减磨勘三年，校书减二年，并罢所带职。』三省上拟定百官番宿制：『门下省给事中、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起居郎、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右司谏、右正言、起居舍人，尚书省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给事中、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尚书侍郎以上并免宿。尚书部省及六曹一员递宿，省、寺、监长二、五日点一宿，余官番直。』详定官制所言：『唐制，内外职事有品者给告身，其州镇辟置僚佐止给使。谋本朝，亦以品官给告身，其无品及一时差遣，不以职任轻重，皆中书门下结黄牒、枢密院降宣。今若尽如唐制，例给告身，则职卑而事微，恐不胜尽给也。今拟阶官、职事官选人凡入品者，皆给告身，其无品者，若被敕除授，则给中书黄牒；吏部奏授，则给门下黄牒；枢密院差，则仍旧降宣，于事简便。』从之。戊寅，诏：『六曹尚书依翰林学士例，六曹侍郎、给事中依直学士例，朝谢日不以行、守、试，并赐服佩鱼。罢职除正官日不带行。』

赐服、佩鱼当考。

五月癸未，诏尚书省得旨合下去处，并用札子。手诏：『朝廷议更官制，本欲核正吏治，非徒胶古希奇而已。比命官置司，修讲逾年，迨今颁行，尚失条理。若尔者分拨事类仍前纠纷[7]，不免启侮四方，贻讥来世。事系国体，二三执政，可不究心?其详定官，恐须益得深晓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详定官制，如顷所论体统，令以此意，著为式令。』盖上尝论苏绰建复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县，悉分为六曹，体统如一。今先自京师始，候推行有序，即监司、州县皆可施行矣。乙酉，给事中舒亶言：『旧制，应差除及更改事件，到封驳司限当日抄录，关报御史台、谏院。新制拨封驳司归门下省，为封驳房，如今依旧关报御史台、谏院，不知以何官司为名?恐内省无关报外司之理。』诏更不关报。己丑，王珪言：『故事，中书进熟进草，惟执政书押。今官制，门下省给事中独许书画黄，而不得书草。』舒亶疑之，因以为请。上曰：『造令行令，职令宜别。给事中不当书草，著为令。』三省言：『九寺、三监分隶六曹[8]，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监，职事或分属诸曹，岂可专有所隶?宜曰九寺、三监，于六曹随事统属，著为令。』辛卯，上批：『自颁行官制以来，内外小大诸事及创被差命之人，凡有申禀公事，日告留滞，比之旧日中书，稽延数倍。众皆有不辨事之忧，未知留滞处所，可速根研裁议，早令快便，大率止似旧中书遣发可也。』于是三省言：『尚书省六曹，如吏部尚书左右选，旧系审官东西院、流内铨、三班院，户部左右曹，系三司司农寺，旧申中书省，今合申都省。其应奏及本部可即施行者并如旧。内外诸司皆准此。可申明行下。』上以命令稽缓，语辅臣颇悔改官制。蔡确等虑上意遂欲罢之，乃力陈新官制置禄比旧月省俸钱二万余贯，上意遽止。

此据蔡惇官制旧典，附申禀留滞下。

诏：『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入内内侍省于三省用申状，尚书六曹用牒，不隶御史台。六察如有违慢，许言事御史弹奏。其尚书六曹分隶六察。』乙未，诏：『三省、枢密院自今应入进文字，自来用押字者，并依三省例书臣名。』又诏：『直翰林医官院至祗侯，依旧更不改换，其见带太仆丞至化外主簿并罢，仍今后更不除授。令详定官制所立法以闻。』先是，官制所定到改医官院为翰林院，惟使、副、尚乐、奉御依旧外，直院而下隶太医局，今复如故。己亥，诏：『翰林学士、两省官见执政官议事，并系鞋；六曹尚书以下见执政官，并靴笏。』

六月乙卯，诏：『自今事不以小大，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带三省字行出。』是日，辅臣有言中书省独取旨事体太重，上曰：『三省体均，中书省拨而议之，门下省审而覆之，尚书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当，自可论奏，不当缘此，以乱体统也。』先是，官制所虽仿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中书、门下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纷然无统纪，至是上一言，遂合体统也。

已上据墨本，已下据朱本。

初，上欲效《唐六典》修改官制，王珪、蔡确力赞之。官制以中书造命，行无法式事；门下审复，行有法式事；尚书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职，而政柄尽归中书。确先说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书令。』故珪不疑。一日，确因奏事罢留身，密言：『三省长官位高，恐不须设，只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各主两省事可也。』上以为然。已而确果独专政柄，凡除吏，珪皆不与闻。后累月，珪乃言：『臣备位宰相，不与闻进退百官，请尚书省官及诸道帅臣许同议。』上许之。三省并建改事目，以大事出门下，其次出中书，又其次出尚书，皆以黄牒付外。众以为当。然王安礼初不与官制事，乃为上言曰：『政畏多门，要当归于一，特所经历异耳。今也别而为三，则本末不相见，是何异秦、齐二王?教敕杂行，安所适从?臣以谓事无巨细，宣于中书，奉于门下，至尚书行之，则尽善矣。』诏从之。蔡确既为右仆射，且兼中书侍郎，欲以自大，乃议尚书省官移中书，当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礼争曰：『三省天子攸司，政事所自出，礼宜均一。确乃欲因人而为轻重，是法由人变也，非所以敬国家。』已而正色问上曰：『陛下用确为宰相，岂以材术卓异有绝人者?抑亦序次迁陟适在此位耶?』上曰：『适在此位。』又曰：『固适在此位。』安礼顾谓确曰：『陛下谓适在此位，何得自大如此?』

前事并据田画行状附此，更须考详。

癸亥，诏：『尚书省六曹事应取旨者，皆尚书省检具条例，上中书省。』又诏：『门下、中书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札行下，皆送尚书省施行。著为令。』详定官制所言：『定到制授、敕授、奏授告身式。』从之。翌日，诏：『官告及奏钞体式，令官制所取房玄龄官告看详，改定以闻。』诏翰林医官院改为翰林医官局，使、副已下如旧。诏尚书省得弹奏六察御史失职。又诏：『六曹申尚书省送中书及过门下省文字，皆随事立日限，即尚书省事应取旨者，皆日具件数，录目尾结。』己巳，诏：『尚书、侍郎奏事，郎中、员外郎番次随上殿，不得独留身。侍郎以下，仍不得独乞上殿。其侍郎左、右选奏事，非尚书通领者，听侍郎上殿，以郎官自随。秘书、殿中省官、寺、监长官视尚书，二丞以下视侍郎。六曹于都省禀事亦准此。侍郎以下，仍日过尚书厅议事。』乙亥，给事中陆佃言：『三省、枢密院文字已读讫，皆再送令封驳，虑成重复。』上批：『可勘会差紊重复进呈。』乃诏罢封驳房。先是，故以诏旨皆付银台司封驳。官制既行，犹循旧，至是始罢之。丁丑，通直郎、监察御史丰稷为著作佐郎。先是，稷言：『闻吴安持除太府少卿。按：安持以宰相子，请嘱检正官刘奉世，庇相州失入冯言死罪公事，坐此追官。方今官制初行，章惇以罔上为门下侍郎[9]，王安礼以秽德守尚书右丞，以至六行尚书、列曹侍郎、诸司郎官、寺监丞主簿，其间或以不实黜降，或以赃私坐废。朝廷不应轻法守，略清议，致谪籍之徒首与褒选，万世肇新之官府，为罪人之渊薮。如李士京，韩缜之嬖人；韩宗文，维之孱子，为大理寺左右推主簿。钟峻，王安礼之佞人，为将作少监。减罢知礼院叶祖洽、司农寺军器都水监主簿顿起等，至今未有差遣。纵材识卑凡，岂不优于宗文之徒?与夫钟峻之颇嬖侧媚有间矣。去取如此，名实何考?清明之朝，不可不察。其职事官所犯罪，欲望令中书省条具，事稍重者，先放罢。』故有是命。详定官制所言：『御辇院乞依旧隶太仆寺，其舆辇及应供奉事隶殿中省，牛羊司隶光禄寺，其养牛、乳牛兵匠人牛羊司。』从之，惟御辇院不隶省寺。

七月壬午，尚书省奏[10]：『自五月一日奉行官制，推原法意，每事讲求，缘其端本，增立支节，纤悉备具，即施用者明。奉行以来，于今逾月，凡续降指挥，申明条制，虽未周详，谨备大略。窃虑董正之初，在所考察。今缮写为二册，乞赐覆核。』丁亥，诏译经润文使、同译经润文并罢，自今令吏部尚书领之。废译经使司印。

八月癸丑，诏：『三省、枢密院、秘书、殿中、内侍、入内内侍省听御史长官若言事御史弹纠。先是，置监察，随所隶察省、曹、寺、监，而三省至内侍省无所隶，故以长官言事御史察之。』

十月甲子，详定官制所言：『准尚书省札子，官制所定杂事奏钞奏有司事，旧令式并尚书省左、右仆射与左、右丞签书，盖以朝廷以法在所司，案法闻奏，禀候朝命，而人主于有司之成，务付之执政官，所宜代工而任责，则人主但闻之而已。朝廷以天下事众，分六曹以治之，都省以总之，六察以案之。六曹失职，则都省在所纠；都省失纠，则六察在所弹。上下相维，各有职守，则奏钞书都省执政官，于理为当。其房玄龄等告身四道，内三卷敕授、制授不书尚书都省官，内一卷奏钞，并著尚书都省官而不书名。按：敕授、制授则尚书省有不书者，唐告体制不一。至于奏授，则尚书省具奏钞上，未有不具尚书都省官者。然于告身有不书名者，盖告身翻录奏钞，其钞已付吏部，翻录为告，故或不书。今奏钞已书名，即告身止令代。』从之。

十二月，官制所修六曹敕令，安焘等同详定。己未，诏朝散大夫试吏部尚书李清臣、通议大夫守侍郎苏颂、奉议郎试中书舍人蔡卞、通直郎试起居郎蔡京各迁一官，枢密都承旨、客省使、舒州团练使张诚一领秀州防御使，故起居郎毕仲衍赐绢百匹。检讨详定官一年以上，减一年磨勘，三年以下，减二年，杂局第减一年。并以官制成推恩也。

六年二月癸酉，三省言：『国子监公试所策问：「诸司之务，寺、监有所不究；寺、监之职，六曹有所不察；六曹之政，都省有所不悉。任其责者，殆未足以尽小大相维、上下相制之道焉，岂制而用之者，法未足与守?推而行之者，人未足与明欤?欲度今之宜，循古之旧，而尽由其长，则事之众多，且将有迂滞之患也。诸生以为如之何则可?」』策题乃起居郎蔡京撰。诏：『京具所问事理当如何救正?其所取诸生，如何者为上等?』京言：『朝廷之有百职，百职之有佐属，犹心之运臂，臂之使指。盖臂之作止，不期运也而应之于心；指之屈伸，不期使也而听之于臂。何则?其血脉各相倚属，而通达洞贯故也。今设官分职有相隶之名，而未有相任之责；有相临之势，而未有相纠之法，此臣之所以疑也。惟不相察、不相任，夫人得以相倚，则小史犹豫而不敢行，大史依违而不肯事。至而莫主决，则必有受其弊者矣。苟任其责，则长贰、佐属同利共忧，若手足相营也，事之不举者寡矣。一曰：「今御史固察事矣。」臣曰：「不然。夫官府之治，有正而治之者，有旁而治之者，有统而治之者。省、曹、寺、监以长治属，正而治之者也，则其为法当详。御史非其长也，而以察为官，旁而治之者也，则其法当略。都省无所不总，统而治之者也，则其为法，当考其成。然则长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岁，庶乎其可也。故策之于诸生，而诸生皆未能有至当之论。其上等者，多以经义为主，至于对问之言，或取其文词而已。」』

朱本以为施行削去，新本复存之。今从新本。

校勘记

[1]容节六变 原本『容』字上衍一『无』字，据《长编》卷三○七删。

[2]所向宜北 原本作『所宜向北』，据《长编》卷三○七乙正。

[3]闰十二月 原本脱『闰』字，据《长编》卷四一九补。

[4]郑卫 原本作『郑魏』，据《长编》卷四一九改。

[5]史馆 原本作『更馆』，据《长编》卷二九四改。

[6]大夫 原本作『大中』，据《长编》卷三一五改。

[7]尔者 原本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六补。

[8]九寺 原本二字中间衍一『事』字，据《长编》卷三二六删。

[9]罔上 原本作『门口』，据《长编》卷三二七改补。

[10]尚书省 原本脱『省』字，据《长编》卷三二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一

神宗皇帝

修两朝国史

熙宁十年五月戊午，诏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

七月辛未，上御资政殿，监修国史吴充率修国史宋敏求、编修官王存、黄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纪草进呈。上服靴袍，内侍进案，敏求进读，上立听，顾问终篇，始坐。

十月甲申，修国史院奏：『近编修官黄履言国史不须立符瑞、道释志。及乞修表。窃惟太史公书封禅、班固志郊祀、范蔚宗志祭祀，而历代之史，又有方技列传。然则符瑞、道释亦可分附于志、传之间，不须特立其名。又纪、传虽备，而未有表。今既修之，恐不可无也。本院看详《齐书》有祥瑞志。天圣中，史官以真宗崇建宫观，符瑞屡臻，遂著二志，以载其事。今撰仁宗、英宗正史，若与旧三朝史别为书，则不须著此二志。若通为一书，则恐真宗朝事无所统系。况未奉朝旨通修，所乞立表，欲依履所请。』诏立表不从，余俟通修国史日别取旨。是时已命宋敏求修公卿百官表，而履等不知也。

元丰元年七月庚寅，知礼院、大理寺丞、集贤校理曾肇兼修国史院编修官。肇奏：『臣史学不如臣兄巩，乞回所授。』不听。

四年七月己酉，诏：『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方朝廷叙次两朝大典，宜使与论其间，以信其学于后。其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国史通修成书，宜以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取三朝国史先加考详，候两朝国史成，一处修定。』仍诏巩管勾编修院。巩所为文，章句非一律，虽开合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要其归，必正于仁义。至于行，不能逮其文也。吕公著常评巩以为：『人不及议论，议论不及文章。』

八月庚申，史馆修撰曾巩兼同判太常寺。诏巩专典史事，更不预修两朝史。上曰：『修史最为难事，如鲁史，亦止备录国事，待孔子然后笔削。司马迁材足以周物，犹止记君臣善恶之迹，为实录而已。』王珪曰：『近修《唐书》，褒贬亦甚无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乱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欧阳修辈尚不能窥其浅深，及所以成就功业之实。为史官者，材不足以过其一代之人，不若实录事迹，以待贤人去取褒贬尔。』

十月甲子，史馆修撰曾巩言：『臣误被圣旨，付以史事。祖宗积累功德，非可形容。窃惟前世原本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商颂》所纪由汤，上至于契。周诗《生民》、《清庙》本于后稷、文王。宋兴，太祖开建宏业，更立三才[1]，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显扬褒大之意，固以谓太祖雄材大略，千载以来，特起之主，国家所由兴，无前之烈，明白暴见，以觉悟万世，传之无穷。臣窃考旧闻，旬月，次辑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终始之际，论著于篇。敢缮写上尘。臣内省大惧，智不足以究测高远，文不足以推阐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满足陛下仁孝继述之心，仰负恩待，无以自赎。伏惟陛下聪明睿知，不世之资，非群臣所能望。如赐裁定，使臣获受成法，更去纰缪，存其可采，系于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以称明诏万分之一。』诏曾巩：『今所拟修史格，若止如司马迁以下编年体式，宜仿前代诸史修定。或欲别立义例，即先具奏。』辛巳，史馆修撰曾巩言：『臣修定五朝国史，要见宋兴以来名臣良士，或尝有名位，或素在邱园，嘉言善行，历官行事，军国勋劳，或贡献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状、记述[2]，或他人为作传记之类。今所修国史，须当收采载述。恐旧书访寻之初，有所未尽，乞京畿委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外，委逐路监司、州县长吏博加求访，有子系者，延至询问。所有事迹或文字，尽因郡府纳于史局，以备论次。或文字稍多，其家无力缮写，即官为佣写校正。其尝任两府、两制、台谏官之家，家至询访，各限一月发送史局，并中书编集累朝文字及枢密院机要文字，共累朝御札、诏副本送本局，以备讨论。』从之。

五年六月甲寅，修两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上服靴袍，御垂拱殿，引监修国史王珪、修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赵彦若、曾巩进读纪传，赐珪银绢千，宗孟六百，各赐袭衣、金带，改官并听辞免，珪赐一子绯章服，清臣、存、彦若、巩各迁一官。同修史官苏颂、黄履、林希、蔡卞、刘奉世各赐银绢有差。故相吴充银绢六百，故史馆修撰宋敏求百五十，内侍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

八月丁未，以两朝国史书成，燕垂拱殿。

二年四月戊寅，罢修五朝史。

奉太皇太后二王附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宗崩，神宗即位。

己未，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丙辰，昌王颢、乐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不听。昌王颢进封岐王，乐安郡王頵进封嘉王。

熙宁七年二月庚午，岐王颢、嘉王頵言：『皇子已授节藩，况开府置官，不可不备。臣等所居东宫之地，当为子舍，以待储副，非诸侯所当久寓也。望赐臣等外居。』诏答不允，曰：『朕上承先帝、两宫顾□[3]，岂以子舍之嫌，而有间天伦之爱[4]？』颢等又言：『唐故事，十王宅、百孙院并在安国寺东，不处皇城之内。伏望察臣恳诚，庶安臣子之分。』诏又不允。

八年闰四月丁巳，岐王颢、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赐臣等团玉带各一条，准閤门告报，已著为朝仪。臣等乞宝藏于家，不敢服用。』不许。上命工琢玉带以赐颢等，固辞，不听。请加佩金鱼以别嫌，诏以玉鱼赐之。上尝与二王击球戏赌玉带，颢曰：『臣若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

元丰二年三月，岐王颢之夫人冯，侍中拯之曾孙也，失爱于王，屏居后閤者数年。是春，岐王宫遗火，寻扑灭。夫人闻有火，遣二婢往视之。王见之，诘其所以来，二婢曰：『夫人令视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与二嬖人谮之曰：『火殆夫人所为也。』王怒，命内知客鞫其事。二婢不胜考掠，自诬云：『夫人使之纵火。』王杖二婢，且泣诉于太后曰：『新妇所为如是，臣不可与同处。』太后怒，谓上必斩之。上素知其不睦，必为左右陷之，徐对曰：『彼公卿家子，岂可遽尔?俟案验得失，然后议之。』乃召二婢，命中使与侍讲郑穆同鞫于皇城司。数日，狱具无实，又命翌善冯浩录问。上乃以具白太皇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惧，欲自杀，上遣中使慰谕曰：『汝无罪，勿恐。』且命径诣太皇太后宫。太皇太后慰存之。太后与上继至，诘以火事，夫人泣拜谢罪曰：『乃纵火则无之，然妾小家女，福薄不足以当岐王伉俪，幸赦其死，乞削发出外为尼。』太后曰：『汝诅詈岐王，有诸?』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中使送夫人于瑶华宫，不披戴。旧俸月钱五十缗，更增倍之，厚加资给，曰：『俟王意解，当复迎之。』

四月癸卯，太皇太后、皇太后幸金明池。上扶太皇太后登辇，又豫为百宝酒船，于是驰以上寿。

十月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药，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诏太皇太后违豫日久，命辅臣等分祷天地、宗庙、社稷。壬子，诏以太皇太后不豫，度在京宫观、寺院童行为僧尼、道士，令御药院于启圣院作大会，以度牒授之。乙卯，太皇太后崩于寿庆宫，百官入班宫庭。时宰臣吴充以疾不至，王珪升西阶宣遗诰：园陵制度，依昭宪、明德皇太后故事施行。上事后极诚孝，所以娱悦后，无所不至。在宫中从后行，必扶掖，视膳定省惟谨。后待上慈爱天至，上御朝稍晚，后必自至屏扆后候之，或自持饮食以食上，始终十余年，外廷无由备知。本朝故事，外家男子未尝入谒。后既高年多疾，弟佾亦老，上为后言：宜数召见，以自慰释。后辄不许。请迁佾官，亦不许。一日，佾因侍上从容，上固为之请，得入谒，后乃许之。上自与佾同至后阁，坐少顷，上先起，令佾得伸亲意，后遽谓佾曰：『此非若所当留也。』辄遣随上出。及崩，上哀慕殆不胜。丧后卧内缄封一匮，上发视之，则旧合同宝也。仁宗时因火失宝，更铸之。后淘井得旧宝，故后藏之匮中，而人无知者。

十一月戊辰，诏诸路并禁乐，至卒哭。既而礼院言：『案：礼葬而后虞，虞而后卒哭，卒哭而后祔。景德中，明德皇后百日为卒哭，卒哭后不禁乐。以百日为卒哭，盖古之士礼，不当施于朝廷。』乃诏改卒哭为百日。王辰，翰林学士章惇言：『宜以祖宗之命，奉上太皇太后尊谥曰慈圣光献。』诏恭依。

十二月甲子，礼院言：『唐开元六年，太常以昭成皇太后谥号不应称太，礼部奏曰：入庙称后，义系于夫。在朝称太后，义系于子。命百司文牒及奏状，恐不合除太字。如谥册入陵，神主立庙，即去太字。』奏可。

三年正月癸酉，诏大行太皇太后卤簿不用?矟，内臣二十四人捧梓宫。

二月[5]，诏大行太皇太后灵驾发引日，听高丽使陪位。己亥，诏：『大行太皇太后，皇帝创为地宫，非嘉祐、治平故事。安厝梓宫，须别为规度。可命都大提举修奉宋用臣专一管勾。』甲寅，大行太皇太后发引，上自庆寿殿步导梓宫[6]，且行且哭。至宣德门外，立班俟时，号恸不绝声。王珪及雍王颢、曹王頵更进开释，不能止。百官士卒感动悲咽，高丽使至于出涕。灵驾既行，上衰服还内。百官辞灵驾，于板桥退，改常服入门。明日，诣閤门进名奉慰，又慰皇太后于内东门[7]。上自庚戌不视事，丙辰，始御崇政殿。至祔庙，乃御前殿。

三月癸酉，葬慈圣光献皇后于昭陵。己丑，以上慈圣光献故，大推恩于曹氏，于后为兄弟行者进三官，子行者进两官，孙行者进一官。凡被赏者百余人。且欲以佾为正中书令。吕公著言：『正中书令自宋兴以来未尝除人，况不带节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宠外戚。』上曰：『此诚阔典，第不如是，不足以称厚恩尔。』公著固争，乃以节度使兼中书令。他日，佾又奏：『臣乡除兼侍中，三子皆以臣故进官。今除中书令，亦乞用前比，进三子宫。』公著言：『佾除兼侍中，曹氏子孙皆不迁，故特以佾故进其三子。今佾三子已用泛恩进两官矣，岂可复加?』上曰：『理固如此，第以元舅之请，不可违尔。』上又曰：『褒宠外戚，诚非国家美事。顾以慈圣光献有功子孙宗社，宜优恤其家尔。』公著因言：『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上深以为然。时王中臣、宋用臣等用事，公著假此以讽上。既退，薛向叹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浃背!』

六年十二月戊寅，右谏议大夫赵彦若言：『王事之本，阴阳为先。《月令》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施惠行庆，下及兆民。所以致欢声而达阳气。是以王者游豫燕饮，与众人同乐。臣比陪从至继仁殿，窃见圣情思慕，犹如前时，公卿侍臣，无不恻楚。少阳用事，生气尚微。若孝思发中，或复感动，虑于时令，有所未顺。欲望将来继仁殿所陈服玩，酌献之初，暂从隐蔽，抑忍圣意，奉承天时，无亏孝慕之诚，以顺阳和之命。』自景灵新宫十一殿成，上每行献朝之礼，凡百余拜，及继仁殿，必哀恸良久，礼毕进汤大哭，或宣曹评、曹诱行家人礼。至是，彦若以为言，上深嘉奖之，然犹不听。

圣德

治平四年四月庚午，上出诸州贡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一万朵已下，至同州榲桲二千颗，凡四十三州七十种。手诏曰：『四方入贡，虽云古礼，考之禹制，未有若兹之繁也。今则一郡，岁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费亦广，至闻主押牙校，有弃业终身不能偿者，耗蠹民力，莫不由斯。又所贡物多饮食之类，虽阙之亦无害。《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非谓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罢之。』

熙宁元年七月己卯，群臣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不许。及第三表，司马光入直，因言：『上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开宝九年，群臣上尊号有「一统太平」字。太祖以燕、晋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见圣人之志，苟无其实，终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8]，诏自前所加尊号尽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称。朕欲称王，但不可与诸子同。」而群臣恳请，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后终身不复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辞尊号不受，天下莫不称颂圣德。不幸次年有谄谀之臣言：「国家与契丹常有往来书，彼有尊号而中国独无，足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者，甚为朝廷惜之。昔汉文帝遗单于书以尺一牍，单于答以尺一牍，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未闻文帝复为胜大之名以加之，学者至今称文帝谦德之美，未尝以为可耻也。』诏赐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倾祸，被此鸿名，有惭面目。诚如卿言，可善为答辞，非是欺众以邀名。』遂终不许。

二年四月丁酉朔，群臣拜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答不允，曰：『今灾变展出，可亟罢此议。虽加虚名，浼余。』先是，上谓执政曰：『尊号于朕无益加损，纵有百字，亦何益?然受与否，于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愿陛下受之。』富弼曰：『陆贽劝德宗不受尊号，顾其时与今异。』上曰：『其时在播迁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号，人固以为宜，即缘变异多谦，屈而不受，亦自为美。然受与不受，于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见受与不受无加损之理，则此事在陛下裁定。』上曰：『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损也。』遂降此诏。

八月丙申，司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视朝，继以经席，将及日中，乃还宫禁。入宫之后，窃闻亦不自闲省，阅天下奏疏、群臣章疏，远至昏夜，又御灯火，研味经史，博览众书，虽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宁、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为不能及也。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

九月壬申，光奏团练使向维为潍州防御使、知陈州。是时，上方以政事试练天下之材，下至布衣疏远，或州县吏，有以片言小善，不知其人，而超擢不日至侍从者。至宗室、戚里、恩泽之家，则一以秩序平进，拘以岁月，少所微冀，维由是，亦颇欲以才自见，数请补外，故有是命。

四年十一月甲申，诏蠲天下见欠资粮总计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石有奇，钱十一万七千四百缗有奇。上以诸路民欠资粮积日已久，岁催索无巳时，故尽蠲之。百姓闻诏，莫不称庆。

七年三月乙丑，诏中书曰：『朕涉道日浅，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既以塞责消变，历月滋久，未蒙休应。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之辞也。先是，维对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维曰：『陛下忧悯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维草诏。诏出，人情大悦。七月癸卯，群臣请加尊号曰『法天宪古文武』，诏不许。自是五上表，终不许。

元丰二年四月辛丑，幸金明池观水嬉，燕射琼林苑，上射中的，群臣称贺，乃命群臣射，又特命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射。酒罢，御苑门观军士射柳枝。上自即位，至是，始再幸池苑，后不复至矣。癸酉，群臣奏事垂拱殿，御衣有虫，自襟沿至御中，上既拂之至地，视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飞虫也。』盖虑治及执御者而掩之，实非飞虫也。

五年八月癸亥，知安州滕甫言：『内供奉谢禋奉旨买红花万斤，今又继买五万斤，而一州所产止二万斤耳，恐不足数。』上亟诏寝之。

十二月己未，梓州奏：『奉诏收买青绿彩色凡二千斤，已计纲起发，余数见计置收买次。』上批：『速降指挥罢买。』恐劳民故也。

六年八月乙酉[9]，前桐城县尉周谔上书言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西夏，许修职贡，戒边吏勿妄出兵，虑戎入寇。边吏或守诏书，不出御敌。其二言都城已为崇墉深池，非百步之间，设为楼橹，则不足以备不虞。其三欲罢试太学博士，止选于教官[10]，教官则选试于上舍、内舍及改科以来有出身进士。其四乞严太学补试之法，士尝豫乡书者，不必补而后入。诏中书省记姓名。上日阅匦函，小臣所言利害，无不详览如此。

七年十一月丁未，宣德郎、太学博士邵材为监察御史。材，宜兴人。上临朝甚肃，初赐对者，往往震慑不称旨。材入见延和殿，雍容占奏，因曰：『去岁郊祀，臣以太学博士陪祠事。陛下至太庙及圆邱，执礼甚严。陛下临天下将二十年，而秉心愈小，事天地、宗庙愈恭，此盛德也。然成天下之大业，亦在于持久不倦耳。』上首肯之。

八年三月戊戌[11]，史臣曰：『上聪明英睿，天性孝友，事两宫竭诚尽力，天下称孝。慈圣光献太后之丧，哀毁过甚。既除丧，思慕不已，岁时献酌，每至继仁殿必哭，哀动群臣。礼遇皇后，宫庭肃正，亲爱二弟，无纤毫之间，终上之世，乃出居外第。待诸公主、宗室恩义笃备。圣学高远，言必据经，深造道德之蕴而详于度数。每论经史，多出人意表。间日一御迩英讲读，虽风雨不易。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在东宫，素闻王安石有重名，熙宁初擢辅政，虚己以听之。安石更变法令，中外争言不便，上亦疑之，而安石坚持之不肯变。其后天下终以为不便，上亦不专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遂八年不复召，然恩顾不衰。司马光、吕公著虽议论终不合，而极口称其贤。励精求治，尝恐不及，总览万机，小大必亲。遇休假，犹御殿决事，或日昃不暇食，至两宫遣人趋之。侍臣有以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劳而恶逸，诚欲以勤劳之也。』将定官制，独处阁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虽治尚严整，智勇果断，而造次必以仁恕。群臣进见，顾问或不能对，上恐其失次，辄顾而言他。有忤意者，虽甚不乐，终保全之。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机神鉴察，无所遁情，恩威相济，人不敢不尽力。如李宪、张诚一辈，虽甚亲用，然未尝一日驰其銜策，无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欲先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伐。积粟塞上数千万石，多储兵器以待。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在位十有九载，兴为建立，追法三代，由汉以下，陋而不取，而谦冲退托，去华务实，终身不受尊号，此诚帝王之盛德也。』

政迹

熙宁四年九月癸卯，中书言：『天下选人俸既薄，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劝廉吏。今欲月增县令、录事参军俸钱至十五千、米麦四石，司理、司法、司户参军、主簿、县尉、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钱十二千、米麦三石，每月通增俸钱一万二千余缗，米麦二千八十余石。其三班使臣，短使并押纲运，并縻费不易，欲令三司勘会关画以闻。』从之。先是，选人廪给下者，至请钱七千、麦两石而已。贫不足自养，则往往陷于苟贱不廉之地。上闻之，故更此法。其后三班使臣卒不及增。

六年三月壬申，诏：『详定职田，知州、藩府（三京兆、成德、太原、荆南、江宁府、延、秦、扬[12]、杭、潭、广州）二十顷，节镇十五顷，余州及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军，并十顷，余军、监七顷。通判藩府五顷，节镇四顷[13]，掌书记以下幕职官三顷五十亩，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三顷，令、丞、簿、尉、万户以上县令六顷，丞四顷；不满万户令五顷，丞三顷；不满五千户令四顷，丞二顷五十亩，簿尉各减令之半。藩府、节镇录参比本处判官，余比幕职官。藩府、节镇曹官比万户县簿尉，余比不满万户县簿尉。发运、转运使、副比节镇知州，开封府界提点比余州知州。发运、转运判官、常平仓司提点官比藩府通判，同提举官比万户县令；发运使勾当公事、转运使管勾文字、提点刑狱司检法官比节镇通判；蔡河[14]、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管勾机宜文字、开封府界提点司勾当公事比节镇判官，总管比节镇知州；路分钤辖比余州知州；安抚路分都监、州钤辖比节镇通判；藩府都监比本府判官[15]；承受、诸州都监、都同巡检、都大巡河并比节镇判官；巡检堡寨、都监、寨主、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并比幕职官；巡辖马递镇、监揠井、诸州镇寨监当，并比本县簿尉；诸州路学教授、京朝官比本州判官，选人比本州曹官。』

九年五月癸亥，知制诰熊本提举太医局，大理寺丞单骧管太医局。后诏太医局不隶太常寺，专置提举一员、判局二员。其判局，选知医事者为之。每科置教授一员，选翰林医官以下及上等学生为之，亦许本局察举在外医人素有名实者以闻。愿充学生者，略试验收补，勿限员。常以春试取合格者，以三百人为额。太学、律学、武学生、诸营将士疾病，轮差学生往治，各给印纸，令本学官及本营将校书其所诊疾状，病愈及死，经本局管押，或诊言不可治，即别差人往治，候愈或死，各书其状，以为功过，岁终比较为三等，上中书取旨，等第收补。上等月给钱十五千，毋过二十人；中等十千，毋过三十人；下等五千，毋过五十人。其失多者，本局量轻重行罚，或勒出局。其受军营钱，以监临强乞取论。其诸学病人愿与者听受，毋得邀求。

元丰元年十月丁未，重修都城毕工。诏知制诰、直学士院孙洙撰记，刻石南薰门上。城周五十里百六十步，高四丈，广五丈九尺，外距隍空十五步，内空十步。自熙宁八年九月癸酉兴工，以内侍宋用臣董其事，役羡卒万人，创机轮以发土，财力皆不出于民。初度工五百七十九万有奇，至是，所省者十之三。后洙卒，改命知制诰李清臣撰记。

十一月己亥，宰臣吴充、王珪、参知政事元绛言：『功臣非古始，唐德宗多难之余，乃有奉天定难之号，不应盛世，犹袭陈迹。况陛下即位以来，上徽号至数十而不许，臣等何功，乃例蒙恩?乞于衔位之中悉减罢。』诏答曰：『唐之中世，时属多虞，制为功臣，宠厥将吏，因仍弗革，称谓实繁，溢美过情，空名眩实，施之近世，或适权宜；袭于来今，固非通制。卿等为国丞弼，悃幅无华，帅先臣邻，愿罢功号，朕欲嘉叹，其敢弗从?宜如所请。』于是知枢密院冯京继请，从之，遂诏管军臣僚以下至诸军班衔内带功臣者并罢。

七年六月己巳朔，户部言：『准批状，提举汴河司言：畿内诸县民间茶铺，亦乞请买水磨官茶。其法施于京师，众以为便，府界宜与辇毂下不殊。』从之。候二年立法。

校勘记

[1]三才 原本『才』字作墨丁，据《长编》三一七补。

[2]记述 原本『记』字作墨丁，据《长编》三一八补。

[3]顾□《长编》卷三五○仅作『顾』，无补墨丁之字。今不敢妄删，姑仍其旧。

[4]天伦 原本作『天论』，据《长编》卷二五○改。

[5]二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三○二改。

[6]上自 原本作『上至』，据《长编》卷三○二改。

[7]内东门 原本『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补。

[8]端拱 原本作『端平』，据文意改。

[9]乙酉 原本作『己酉』，据《长编》卷三三八改。

[10]止选 原本『止』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八补。

[11]戊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五三补。

[12]扬 原本作『阳』，据《长编》卷二四三改。

[13]节镇 原本作『节政』，据《长编》卷二四三改。

[14]蔡河 原本作『蔡何』，据《长编》卷二四三改。

[15]比本府判官 原本『比』字上衍一『知』字，据《长编》卷二四三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二

神宗皇帝

审官西院

熙宁三年五月丁巳[1]，诏：『国家以西枢内辅赞翌，本兵任为重矣[2]。而狃于旧制，自右职升朝以上，必兼择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亲有司之为，非所以遇朕股肱之意也。今使臣增员至众，非张官置吏以总其事，则不足以一文武之法，而砺中外之才。宜以审官东院别置审官西院，差知院官两员，专领閤门祗侯以上至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命右谏议大夫、天章閤待制齐恢为知院，兵部郎中韩缜同知；以太常礼院治所为审官西院，其礼院归太常寺置局。』先是，上论及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石与韩绛以为不如置审官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尝与枢密院议也。及文彦博等对，乃言其不便，曰：『屡与大使臣因遣差相见，尚患不知其人。付之审官，则愈不知缓急，难为选择矣[3]！』上曰：『欲知之，不在数见。』彦博退，上语及西院事，安石曰：『枢密院止是五代分置。』曾公亮曰：『欲分宰相权尔。』上曰：『前代乱，岂缘不分枢密院乎?』安石曰：『纲纪修，视听不蔽，则人主权自然归一。不然，则枢密亦能专权，如史洪肇之徒是也。五代用武，故政出枢密，宰相备位而已，非治法也。』故降是诏。议者谓韩绛及安石协谋欲沮彦博，且夺其权，因建此议。然先时大使臣遣差皆属枢密院，无先后名次，时人亦颇患其不平也。

六月丁丑[4]，诏：『枢密院逐季进纳使相以下至閤门祗侯以上姓名差遣班簿一册，今后依此。诸司使以下至閤门祗侯以上，并内常侍以上诸司使姓名差遣，逐季合进班簿，令西院抄写进纳。使相及正任横行内臣、昭宣使以上及枢密院逐房副承旨姓名差遣，逐季合进班簿。今枢密院抄写进纳，应臣僚奏举大使臣奏状，令通进银台司依逐项发放，举路分都监、知州军以上使臣送枢密院，本院依前项指挥先付吏房上脚色讫[5]，却批付审官西院，举常程差遣等使臣，并直送审官西院施行。』

此据《会要》三年六月十八日事，今附本日，或可删改。

辛巳，诏审官西院磨勘使臣，依审官东院例引见。

七月甲午，枢密院言：『景祐二年，诏诸司使摄大将军，副使承制、崇班。小将军共不过二十人，自今摄南班有阙，欲差知州军、路分都监以上得替人，如不足，即于审官西院除有过犯及年未三十未入亲民人外，取未有差遣人定差。』

大理寺狱

元丰元年十二月戊午，以权知审刑院、度支郎中崔台符为右谏议大夫、大理卿，屯田郎中、直史馆、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蹇周辅、太常博士、权判都水监杨汲为少卿。丞及检法官，令举官以闻。先是，上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以问孙洙。洙对合旨，于是中书言：『奉诏，开封府司、左右军巡院刑狱皆奉府公事，而三司、诸寺、监等，凡有禁系，并送三院，系囚猥多，难以隔讯。又盛暑疾气熏染，多致死亡。官司各执所见，吏属苦于谘禀，因缘留滞，动涉岁时，深为未便。参稽故事，宜属理官。今请复置大理狱，应三司及寺、监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随处裁决，余并送大理狱结断。其应奏者并天下奏案，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6]。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推鞫；检法官二人，余悉罢。应合行事，委本寺详具以闻。』从之。台符等既受命作大理寺，凡十有七日而成。

二年正月戊子，手诏：『大理寺日者修举坠典，厘正职业，俾治官府狱事。前代章程，湮灭岁久，不可复知。今所图画，皆以义起，推抡规模，不少宽假，必难称办。苟官吏各怀顾忌，于驱遣之际，或至逡巡，则稽留弊害，无肯前者。其本寺丞事勘鞫，可且依推制院及御史台例，不供报纠察司断讫。徒以上，旬具犯由，申中书、枢密院刑房置司，及一年，别取旨。』其后及一年，乃复诏依开封府例供报纠察司。丁酉，置大理寺勾当公事官二员，以大小使臣充。

二月甲寅，诏大理寺官人可依御史台例，禁出谒及见宾客。

三月丁丑，上批：『大理寺长贰、丞、主簿家属既不在治所，如遇休暇，宜止各轮一员在寺，余归休沐，庶制可经久，人无惮倦。其著为令。』

九月壬午，诏：『翰林学士李清臣所撰《大理寺记》，凡朝廷修废官事之本末，小大无不该载，惟崔台符等首被选抡，考举坠典，而能剸遣滞讼[7]，狱无淹囚，独不得挂名其间，尚为阙漏。宜送清臣增人。』

三年正月辛未，诏：『大理寺鞫罪人，依开封府例报纠察司。』后大理寺乞旬具徒以上事报纠察司，许之。开封官准此。仍诏：『纠察司如察访得虽非徒以上而出入不当，许索文案点检。』

六年六月。元丰间，诏大理兼鞫狱，所承内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诏狱也。』意必传重，少卿韩晋卿独持平檄实，无所观望，人以不冤。上知其才，凡狱难明及事系权贵者，悉以委晋卿。

孔子庙庭配飨

熙宁七年十二月庚寅，判国子监常秩等乞立孟轲、扬雄像于孔子庙庭，仍加爵号。又乞追尊孔子以帝号。诏两制与国子监、礼院官同详定。后不果行。

翰林学士杨绘以为加帝号非是。当求绘议，附见于此。范祖禹志绘墓云：『绘言不必追尊。』

元丰二年正月己丑，京兆府学教授蒋夔言：『春秋释奠，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先圣之樽在西，先师之樽在东。肆祭器，实牲体，盥手、濯爵、奠币、读祝、拜跪、登降、进退之节，与孔子无少异。而九人之像坐于两旁，樽酒豆肉不及。且孔子，师也。颜子虽大贤，与九人者，徒也。乞下臣议，欲礼官荐享祝献，颜子降于孔子，九人降于颜子，以正开元之失礼。』诏礼院详定。礼官言：『唐显庆二年，长孙无忌议，案永徽之令，改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夫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今看详孔子、颜子称号，历代各有据依，难辄更改。配享、正享，礼意本一；仪物祝献，亦难降杀。所乞进九人，亦在祀典，盖州县旧释奠仪，未有十哲从祀之文。检会《熙宁祀仪》，十哲皆为从祀，各设笾二、豆二、俎、簠、簋、爵各一，命官分献，一尊而止。乞自今三京及诸州文宣王庙十哲像，春秋释奠，并准《熙宁祀仪》。』从之。

七年五月壬戌，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于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况兰陵，雄成都，愈昌黎。』初，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言：『近封孟轲为邹国公，谓宜春秋释奠，与颜子并配。』下太常，而太常少卿叶均、博士盛陶、王古、杨杰、辛公佑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部看详：『唐贞观二十一年诏，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二十一贤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至今犹为从祀，岂必其同时之人也?孟子于孔圣之门，当在颜子之列。至于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圣人之道，有益学者。未及配食，诚为阙典。伏请自今春秋释奠[8]，以邹国公孟子配食，荀况、扬雄、韩愈并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邱明等二十一贤之间。案：左邱明至范宁等二十一人并封伯爵，乞荀况、扬雄、韩愈亦封伯爵。自国子监及天下至圣文宣王庙，皆塑邹国公像，其冠服同兖国公。仍画荀况等像于从祀之列，荀况在左邱明之下，扬雄在刘向之下，韩愈在范宁之下。冠服各从封爵。』均等又以为非是。礼部言：『均等援据不经，无足取者。』于是从礼部议，而有是诏。又诏学士院修撰赞文。

景灵宫绘像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9]，命入内都知任守忠、权户部副使张焘提举三司修造案勾当公事。张徽作仁宗神御殿于景灵宫西园，八月殿成，名曰孝严，别殿曰宁真[10]。焘因请图乾兴大臣于殿壁，绘像自此始。

按：景灵宫实始大中祥符，以奉祠圣祖。逮天圣初，乃易其旁之万寿殿，以为真宗馆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殿其旁之万寿殿为真宗馆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殿曰孝严，熙宁建英宗之殿曰英德，而宣祖、艺祖、太宗之殿曰庆基，曰开先，甲永隆；母后之殿曰隆福、重徽、彰德、广孝，皆旧寓于佛老之宫，亦在都邑，与夫郊野之外，岁时奠谒，或不克躬行，而清跸所临，动涉途巷，百工执事，疲于奔走，陟降跛倚而不恭，殆非所以致斋庄之诚，广孝钦之本也。神宗天锡圣智，超然远览，功成治定之际，乃诏有司度宫之东西，建六殿为原庙，奉祖宗之灵，设以昭、穆之次，列于左、右；又为别殿五于其北，以奉母后。其经营缔构，规模程度，靡不素定。按图即工，成不期月，观者骇异，以谓非造化融结，孰能若是之壮丽神速也!又以宣祖潜真隐耀，实基王迹，历数所钟，自□流泽[11]，故名其殿曰天元；艺祖膺命造邦，拨乱反正，兵不再试，五服来享，故曰皇武；太宗亲执晋俘，混一区夏，覆载之內，莫不向方，故曰大定；真宗登封告成，文物鼎盛，珍符上瑞，应图合谍，故曰熙文；仁宗德教善政，康济天下，涵养覆露四十二年，纳斯民于仁寿之域，故曰美成；英宗诞膺景命，以绍文祖，天人和同，远迩绥靖，故曰治隆。事辞称情，名实无爽，云汉昭晰，揭诸门闳。四方搢绅传诵，于今不绝。

元丰五年九月癸卯，修定景灵宫仪注所言：『仪制令诸庙社门、宫门各二十四戟。唐太清官九门，亦设画戟。窃惟景灵宫天兴门及宫外门，本以钦奉天神，不应立戟。神御诸殿，既缘生礼以事祖宗，谓宜依仪制，令宫门之制，每门立戟二十四。』从之。

十一月己卯，详定礼文所言：『壬午景灵宫奉安辉德殿三后、衍庆殿三后，欲每殿三位同用一祝版，不特拜。』诏每后各用祝版及特拜。辛巳，奉安礼仪使宰臣王珪、蔡确、知枢密院孙固、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同知枢密院韩缜、尚书右丞蒲宗孟及百官等班集英殿门上，诣蕊珠、凝华等殿祖宗神御，行告迁礼。至慈圣光献皇后、英宗皇帝坐，号恸久之，群臣莫能仰视。于是珪等奉神御升采舆，赴集英殿，有司请皇帝还内，上不听。每神御步出殿，次第导毕，始还宫。时将奉安景灵宫，至是塑像，工毕始还，坐于集英殿也。壬午质明，宰臣、百官班集英殿，礼仪使以神御采舆行，奉安于景灵宫。

十二月丁巳，诏：『景灵宫绘像臣僚，本支下、两旁以上，取无人食禄者。如俱无人食禄，或俱有人食禄均者，取最长；未均即食禄人少者，取最长。仍以子孙为次序。若子孙亦系绘像，本房见无人食禄，即更不问别房。应推恩人愿与以次及别房者听。』

六年三月辛巳，太学正马希孟为太学博士，以上批自景灵新宫成，群臣献歌颂者以十数，独希孟之文可观也。

八月乙亥，诏：『自今后执政官除拜，赴景灵宫恭谢，差閤门祗侯或看班祗侯一员、体直官一员随逐入殿，引揖祗应。』

十二月。自景灵宫十一殿成，上每行献朝之礼，凡百余拜。及继仁殿，必哀恸良久。

七年正月癸丑，吏部言：『准诏定夺绘像臣僚之家食禄人法。看详致仕停俸年七十以上、受官事故勒停无叙法，残疾不堪入仕，不理选限之官，欲并为不食禄人。』从之。

四月壬辰，朝献景灵宫。至天元殿，观芝草，宰臣王珪等称贺，仍宣从官以上赐茶。自是朝献毕，皆御斋殿赐茶。

九月戊申，户部尚书王存言：『准诏具析安守忠豫绘像因依，勘会所采臣僚勋绩，并于国史、《实录》考求事迹。据本传所载，赠太尉安守忠有战功政绩，当预绘像。其「捧曰左厢都指挥使、钦州团练使安守忠」，史册无载，即无豫绘像人数。』诏景灵宫改绘赠太尉安守忠像，并推恩其家。先是，景灵宫绘像管勾官误以「钦州团练使安守忠」充数而赠太尉，安守忠之孙自言，故命存考定，而降是诏。

修太一宫

熙宁四年十一月丁亥，遣将作监官度地修太一宫。先是，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据《太一经》推算，熙宁七年甲寅岁，太一阳九百六之数，至是年复元之初，故《经》言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终或元之初。阳九、百六当癸丑、甲寅之岁，为灾厄之会，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异为祥。窃详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岁入东南巽宫，故修东太一宫于苏村。天圣己巳岁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宫于八角镇。伏望稽详故事，崇建宫宇，迎五福太一于京师。』上省其奏，乃命度地建宫于集禧观之东。

五年六月乙卯，礼院言：『中太一冠服依东、西太一，而东、西太一惟五福君綦

服[12]，冠通天冠，大游以下皆冠道冠。案：《史记》天神贵者，太一之佐曰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皆天尊神。伏请并用通天冠、张纱袍。』从之。

六年四月乙酉，中太一宫成，以右街都监真靖大师陈景元为宫主，景灵宫抱一大师盖善言副之，余知职散众道士，令景元博选有行业精洁之人毋过二十人，岁披戴，悉依东太一宫例。

九月辛酉，命宰臣王安石为奉安太一使，枢密使陈升之[13]、参知政事冯京、王珪、枢密副使吴充、蔡挺为前导官，龙图阁直学士孙固管勾卤簿仪仗，入内都知张茂则都大管勾。

十一月癸丑，冬至，奉安中太一神像。德音：『降天下系囚、杂犯死罪，徒、流以下释之。应诸路灾伤民户，本名税物失计，致违省限，不该检放者，监司体量检放。』先是，上以久旱，欲因冬至发德音，顺承太一之贶，手诏令辅臣相度。王安石等请如诏旨拟合施行事目进呈。上于禁中增入检放一节，盖上察于政事，恤民如此。

校勘记

[1]丁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2]本兵 原本作『本共』，据《长编》卷二一一改。

[3]选择 原本作『还择』，据《长编》卷二一一改。

[4]丁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二补。

[5]指挥 原本脱『挥』字，据《长编》卷二一二补。

[6]审刑院 原本作『审刑部』，据《长编》卷二九五、〈宋史·职官志》改。

[7]剸遣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三○○补。

[8]春秋 原本脱『春』字，据《长编》卷三四五补。

[9]丁酉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二○○补。

[10]宁真 原本作『宁直』，据《长编》卷二○○改。

[11]自□流泽按：此节按语不见于《长编》，故不知其墨丁为何字，姑仍其旧。

[12]綦服 原本作『棋』，据《长编》卷二三四改补。

[13]枢密使 原本作『枢密院』，据《长编》卷二四七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三

神宗皇帝

种谔城绥州

治平四年六月，陕西转运使薛向言：『知青涧城种谔招西人朱令陵，最为横山得力酋长。已给田十顷、宅一区。乞除一班行，使夸示诸羌，诱降横山之众。』诏增给田五顷。向在英宗时，尝献《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陈御边五利：『一曰选将帅以制其冲，二曰亟攻伐以罢其敌，三曰省戍兵以实其力，四曰绝利源以弊其国，五曰惜经费以固其本。选才谋居要害，任权变广招置，募乡导行反间，使其君臣携贰，自相屠戮，用智而不用力，所以制其冲也。设先举之策，行浅攻之术，诸路分据地势，犄角进兵，声援相及，若首应尾，使其备东北则击西南，狃以岁月，劳于奔命，所以罢其敌也。东兵屯戍，去逸就劳，不知军情，不习地势，坐縻禀食，欲战先北。今若省之，全任土兵，减费重威，所以实其力也。罢其赐予，禁其市易，绝其盐利，设官致兵，杜衣食之源，所以弊其国也。今数道宿兵调度弦急，稍失经画，则徒困良民，而无补国用。宜鉴康定之失，蠲仓卒之暴，任公实之谋，使府库充忉而农商不残。士饱气勇，以攻则克，以守则坚，所以固其本也。』疏奏，英宗称善，尝置左右，上见而奇之。会边臣多言横山族帐可招纳者，是日辛未，召向入对，密赐金五十两。及辞去，又赐金。凡向所陈计策，上皆令勿语两府，自以手诏指挥。枢密使文彦博等皆执不可，宰相曾公亮独赞之。上先以向所上疏并《西陲利害》付文彦博，令具可否，条例录进。彦博奏陈：『观向之所陈，大要有五，上三策不待论而利害可知。所谓惜经费者，此乃方今至切之务，最要讲求。向云：自宝元初守官陕右，出入兵间，首尾七年，目睹心计，固宜详悉。然谋政料敌，老将所难。兵者大事，不可轻言之。古人论兵，至谨至重。向谋虽可采，言亦似轻，诚愿谨之重之。』

九月。先是，薛向、种谔言：『蕃部嵬名山有归附意。』及高遵裕还自夏州，又言：『若纳嵬名山，则横山之民皆可招来。』己亥，司马光上疏：『窃闻边臣言：赵谅祚部轻泥瀤侧，欲以横山之众攻谅祚，归命朝廷，许令招纳。进谋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为今之计，莫若收拔贤俊，随材受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选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询谋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剪戮桀黠，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全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富，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然后为陛下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疏奏，上责枢密使文彦博曰：『轻泥瀤侧，司马光奚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责，始有复还翰林之议。王寅，司马光对延和殿，言：『赵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上曰：『此外人妄传耳，无之。』光曰：『外人言杨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数人者皆习边事，但使之安集熟户耳。』光曰：『王种多诡诈，尝嗾羌叛而招之以为功。今以其父用之，正如赵之将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为端方，以为险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钱谷及边事耳。』光曰：『钱谷诚知之。河朔见钱钞，至今为利。边事则未知也!』

九月，中书、枢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约束；郭逵修堡栅，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褒诏。御史中丞滕甫言：『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上善之。

十月。先是六月，种谔奏：『谅祚累年用兵，人心离贰。尝欲发横山族帐尽过兴州，族帐皆怀土重迁，以故首领嵬名山者结绥、银州人数万，共谋归顺。』既已直奏，且申经略司。陆诜报谔先诺嵬名山自能捍御，夏人则受之。若欲入居塞内，则勿受也。谔言：『当今于绥、银住坐。』其七月，诏下谔奏付诜，乃诏薛向至延州，召谔赴经略司审实，密议措置以闻。诜等共画三策：使名山直取谅祚；不能取则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系两界不折地。遣张穆之入奏。诜意朝廷必不从也，已而向与穆之偕行，令穆之盛言招纳之利。寻有诏从诜等所画策，谔遂遣谍者与嵬名山约日会绥、银，不复告诜知。诜累戒谔毋深入应抵。时谔已先诺嵬名山，度诜必不许发兵，丙辰，悉以所部兵与折继世先发。戊午，会于怀宁寨。庚申，入绥州，遂兴版筑。壬戌，继世入银州，嵬名山所部族帐悉降，酋首三百，户一万五千，口四万五千一百，精兵万人，孳畜十余万，分处族帐于茭村及怀宁寨。诜始得谔状，大惊，即劾谔擅兴兵，贻书文彦博曰：『开辟以来，未有此也!』嵬名山本熟户，自幼被虏，为银、夏、绥州军司，有小帅三千余人。牙头吏史屈子者狡狯，为众贷谅祚息钱不能偿。时大饥，谅祚数点兵，屈子乃说诸小帅密谋内附，假托名山。谔即奏之，募熟户韩轻持蜡弹与名山，以诱纳之。轻独与屈子语，名山实不知也。及轻报谔，如期发兵，折继世卒会直抵名山帐，名山惊起，屈子及小帅胁之曰：『宋兵十万至矣!』名山遂降。谔初城绥州，缚毡为楼橹状。众望见，惊以为兵，始至而城守已具，若有神助，乃引去。八日之间，敌兵三至，谔辄击却之。其后，诏遣中使按边帅，召谔议事，因盛兵入寇。谔回宿怀宁，使嵬名山率其属，以百人挑战，踵以正兵。至吾祠谷，升据其险。谔曰：『彼失此利，吾胜必矣!』既而望见其中指呼，若将持突状，乃分裨将燕达、刘甫为两翼，谔居中，为三军，令：『听吾鼓声，缓则徐进，急则疾战。』又使寨中人老幼悉乘城，持梃、张布囊为疑兵。谔手剑，不介而驰之，城中上下皆鼓噪。其众方披靡惊视，三军已萃于阵中央，彼益纷乱，其腹心皆溃，我军所向冲击，追奔二十余里，斩首七百余级，获驼马、戈甲万计。绥州既城，议者以为孤城深寄北境难守，不如弃之。谔独谓：『此扼三大川口，夏人号曰李王心。古者上都，言其地形高，下视诸郡也。且其旁多沃壤，诚分处属国，置弓箭手万人，可减屯戍，省馈饷，边足以强。』因请乘势大举，尽复河南。陈五可取之策。谔寻得罪去，权发遣秦州李师中书：『夏人方入贡，叛状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起衅端，无益于事。』

　　十一月，鄜延经略司言：『夏国宥州牒蕃部嵬名山等五百户内附，折马山将兵入界招收。乞以嵬名山等还本国，及诛马山。』马山即继世，蕃名也。枢密使文彦博以为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御史中丞滕甫、知谏院陈荐、杨绘皆请治薛向、种谔罪，以安西夏，不听。丙戌，韩琦判相州。上喻以嵬名山事，欲令琦暂往相州，却来永兴，经抚西边，琦退而上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末，不审投来蕃族，得其壮兵几人，种谔所领熟户又复若干?朝廷又不曾与逐路帅臣预谋，及新经优赏之后，灾旱民困之时，未有大段钱帛、粮草、兵力、战具准备，及开展兴修城，控扼要害，扦卫投汉蕃族次第。』是日（十二日丙戌），改命琦判永兴军，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赐手札，趣令治装，并封示蔡挺、李肃之所奏事。琦即奏曰：『薛向始议招诱横山一带蕃族，已而种谔擅取绥州，启此衅端，朝廷急遣向往，遂主谔议，檄诸路举兵牵制。环庆李肃之领众七千，破荡族帐，乃是举无名之师，及杀戮横山老幼，岂招诱耶?泾原蔡挺又欲合环庆兵直趋兴、灵，师臣肆意妄作，自弃誓约，取怨西北，以开祸乱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难，但边事倒错如此，须禀朝廷成算。愿召二府大臣早决之。』丁亥，夏人欲执景殉来献，以易嵬名山。判延州郭逵言：『夏人诈谋不可信。若纳殉而拒名山，则弃前恩，生后怨。』朝廷乃拒之。丁酉，以嵬名山为右千牛卫上将军。癸卯，鄜延路经略司言：『知保安军杨定、都巡检侍其臻、顺宁寨张时庸与西人于界首议榷场事，被诱过界，并为所杀。杨定每奉使至谅祚所，常私见谅祚，称臣拜谒，许以缘边熟户归之。及种谔取绥州，谅祚以定为卖己，故并臻及时庸诱杀之。』

　　十二月壬子，枢密院言：『西事方兴，用兵有渐。欲预戒诸路帅凡十四条：一、协心讲求兵政，各务周知利害；二、躬训练士卒，令武艺习熟；三、熟知山川险易，道路远近，敌人情伪；四、鉴康定用兵失策；五、熟议战守之兵，各有定数，兵有定将，量力应敌；六、缘边小堡，若遇大寇，并入大寨；七、夏兵大入，赴救牵制，毋得观望及轻举动；八、精选间谍，候其动息；九、详行军赏罚，仓卒易以处分；十、爱惜边储，毋得妄用；十一、机宜官整比文书，以待缓急处制报应；十二、机宜官毋得与兵官过从结纳；十三、毋得冗占兵士，妨训练战守；十四、约束未尽，续条列利害，以闻。』从之。

　　是月，韩琦至长安。先是，诸将得邻帅或监司移文，即领兵入西界，纷乱无节制。琦入境，亟檄诸路：非主帅命举兵者，军法从事。诸将自是乃知纪律。初，薛向、贾逵等议，欲留绥州，令折继世统降人守之。诏琦度其可守可弃以闻。已而西人诱杀杨定等，琦即奏：『西人若此，绥州不可弃也。』请从向、逵等议。枢密院以诏旨诘之，琦复奏：『绥州川内，甚有膏腴空闲地。若令降人嵬名山与折继世等因而据之，其手下人户，皆令在绥州川内相近居处，各人知有产业，日久可自存活，自然并力以扞谅祚，似合机会。盖欲以空城付之，使数万必死之兵牵制西人，常令屯守隄备，旷日持久，自当疲弊。今已纳其降人，得城与地，而反自弃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势也。朝廷前降指挥，许以绥州城与嵬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约。若更厚抚继世、嵬名山，使过所望，则必各尽死力，以报朝廷，是以敌攻敌，于国用别无所耗。万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系国家边鄙利害，则谅祚所损，固不胜其计矣。』谅祚战数败，国中饥困，以琅挡铁锁锢杀杨定，将献之求和，未行而谅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琦因奏：『当此变故，尤非弃州之时。愿且留数月，以观敌情，他日再许纳欵，犹可为议论之端。』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恥于中变，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条陈不已。上遣入内押班王昭明赍手诏访琦利害，琦复具奏，乃诏绥州如琦议。

　　熙宁元年二月，种谔夺四官，随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谔擅兴生事，诏系长安狱。或以咎谔，谔曰：『嵬名山举众约降，既闻于朝矣。若缓以待命，事机一失，则数万之众殃于敌手，为边生事不细。吾宁坐死，以就国事!』乃悉焚当路所与简牍。置对，无一语罣人，惟自引伏。虽该陕西曲赦，终坐责。先是，枢密院以上意与郭逵毁弃绥州曰：『国家封疆万里，岂与夏人争尺寸之地?』逵未至，贾逵遂以兵驱降羌出塞外，云悉已逃去。掌机宜文字赵卨言：『绥州不可弃毁。』劝逵招集降羌，使还守绥州，不然且为边患。逵从之。及韩琦令鄜延勿给嵬名山粮，追还戍兵，若谅祚攻嵬名山，亦勿救也。逵以为不可。琦遣刘航往诘，逵固执不可，曰：『如此，则降羌无以自存，皆溃去矣！』琦从之。是月，运舟州粟以给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选其强壮千余人刺为兵，余丁皆刺手为『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两不耕田及绥州旁近闲田给之使耕。其初降时，并老弱凡二万余人，死于战疫及逃去，仅存万余人耳。

　　三月庚辰，夏国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转运使韩缜、陕西经略司勾当公事刘航就都亭西驿诘问所杀伤杨定等，及掳掠熟户、不遣使贺即位、降诏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贵等见已禁锢，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陈夏国子母悔过、惟命是听之意。上乃令缜谕旨：『今为夏国画长策，度彼亲贵、任事首领，亦必止三五人。欲并自朝廷除官，仍于岁赐内割五万数定充所除俸给。所贵同心助国[1]，效顺中国。』

　　五月丙戌，郭逵言：『夏国遣人奉誓表，送杀杨定人伪六宅使李崇贵、韩道喜及所掳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首。』诏遣使臣二人监管，崇贵等乘驿赴阙。杨定等死，逵密調边吏，得杀定等首领名谍，告曰：夏人将斩杀定之人于境以谢罪。逵曰：『此特斩囚以给我[2]!』檄宥州诘人，且曰：『必执李崇贵等来。』虏曰[3]：『杀之矣。』逵曰：『崇贵等见存职任、状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惧，乃以实告。初，薛宗道受韩缜所议，归白秉常，秉常不许。宗道始归，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国疑，当不受诏，借或受之，必伪立姓名，以邀金缯。且彼既恭顺，宜开布大信，以示威灵所加，不宜诱之以利。』秉常固不受诏，如逵所言。

　　六月癸亥，赐知渭州蔡挺敕书奖谕，以韩琦言：『镇戎军业燮会乃控扼西界要害处，独挺能修筑堡寨。凡钱粮、材木版筑之具，皆不愆于素，而又能广招弓箭手，使不费衣禀而兵备益葺。』初，秉常遣使告哀，琦言：『西夏自诱害杨定以来，与朝廷相绝，今遽遣使来告，即见其国内饥丧，乘此危迫，故急来赴诉。此时若不直以彼国前违犯誓诏之事先行诘责，及令缚送害定等人李崇贵等归朝廷，以雪数家之冤，以正国体，俟其一一顺服然后许。苟便如此，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策命之礼，且要无事，即恐一失机会，转难控制。』遂以便宜檄挺兴役叶燮会，后赐名曰熙宁寨。

　　七月，以陈升之知枢密院事。初，升之与文彦博固争杨定不可使，上不听。定既被杀，上思其言，于是复召用之。时薛向贬信州，道逢升之，盛言得绥州之利。升之再入，遂言绥州不可弃，与彦博异议。

　　十二月庚戌，赐夏国主嗣子秉常诏曰：『朕肇膺皇历，奄宅万邦，凡抚远人，必推大信。乃顾西陲之守，实殚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颇隳故矩，以至间令首领，诱害边臣，寝违宪度之常，自绝贡输之路。才行诘问，忽报凶哀。而能惩事以谢愆，沥哀而请命。今方罹于茶毒，当曲示于慰存。乃复羁送罪酋，载驰使介，愿坚诚节，规欲自新，今又奉表，及已禀从圣旨，归纳塞门、安远二寨，仍乞别进誓文，永遵臣礼。详览来请，朕甚嘉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国之人叛其君，何哉?』朝廷乃罢分赐酋豪之议，止令归纳二寨，还以绥州。重进凡三往反议之，于是始奉表听从，故朝廷答秉常诏，许行封册，然犹未遣使也。丙辰，诏夏国杀杨定人李崇贵、韩道喜并免决，崇贵刺配洪州，道喜编管庐州。己未，夺杨定出身以来文字，籍没田宅；子仲通广南编管。定左右卖国，朝廷初不知。既被杀，犹赠官。及崇贵等至，事乃露，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戊子，夏国主秉常进誓表，请给还绥州，即归塞门、安远二寨，乃以誓诏答之，候交割二寨，始还绥州。

　　七月己丑。上尝以西夏累世桀骜，背惠寇边，朝廷每遇罢兵，处置无法，以致悔慢，乃诏文彦博等各言边防久远备御之策，及降手诏付陕西、河东帅臣，条上便宜。至是，采合群策几十六门，奉旨裁处，又增十事，仍令择使，持所著便宜与逐路帅臣再议论审择可否，候至，则再具拟定取旨。

　　十月，改绥州为绥德城，其知城以下防托兵官、使臣，委郭逵选差，把截堡铺，守御兵马、器械等，并从长处置以闻。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塞门二寨，还以绥州。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缜诘夏人曰：『三寨之土田何知?』夏人曰：『安有遗人衣而留领袖乎?』缜信之。秉常既受封册，遣使来交二寨。逵令主管机宜文字赵卨往受之。夏人欲二寨、绥州同日交，逵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后还绥州。夏人曰：『二寨塞基是也，何地界之有?』卨曰：『若不得地界，但得此二墙墟，安用之?』因言：『绥州与之亦用兵，不与亦用兵，边备未可弛也。』时已有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愿以死守之。』藏其诏不出，具奏乞召卨赴阙询之。上得奏大惊，顾谓文彦博曰：『不知绥州今存否?亟问之!』彦博等皇恐，即降诏云：『某月日指挥不得。』诏至，属僚皆惊曰：『前诏云何?未之见，何也?』逵徐出示之，皆叹伏。逵乃以前诏上言绥州具存，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褒逵曰：『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于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

　　戊戌，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乃赐姓赵，名怀顺，以其防托绥州日久故也。己未，夏国使者罔肓讹来谢封册。王安石曰：『今既封册秉常，宜坚明约束，勿令边将生事，妄立城堡，争小利害，自作不直。』上以为然。

　　四年九月庚子，夏国主秉常遣使昂聂、嵬名??荣等入贡，表乞绥州城，愿依旧约。诏答曰：『所言绥州，前已降诏，更不令夏国交割塞门、安远二寨，绥州更不给还。今复何议?止令鄜延路安立绥德城界至外，其余及诸路，并依见今汉蕃住耕牧界至立封堠，掘壕堑，内外各认地分，樵牧耕种，贵彼此更无侵轶。俟定界毕，别进誓表，迴颁誓诏，恩赐如旧。』其表词曰：『臣近承边报，传及睿慈，起胜残去杀之心，示继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悦，海宇欢呼，仰戴诚深，抃跃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穷圣虑，远察边情，念兹执戟之劳，恤彼交兵之苦。岂谓一城之地，顿伤累世之盟。凯斥边吏之云为，乃是天心之恻隐。况此绥州，居族岁久，悉怀恋土之恩，构愤情深，终是争心之本。远施命令，早为拔移。得遵嗣袭之封，永奉凝严之德。伫使枕戈之士，翻成执耒之人。顿肃疆场，重清烽堠。顾惟幼嗣，敢替先盟?翘仰中宸，愿依誓约。贡献贽宝，岂惮于逾沙?向日倾心，弥坚于述职。』伪学士景殉之词也。

　　十二月甲寅，诏鄜延路经略司定立绥德城界，又遣官往诸路缘边封土掘壕，各认地分。知登城县范育、陕西转运司勾当公事吕大忠皆辞行。育言：『沟封之制，非今日之先务，其不可为有四。抑又有大于此者。臣闻言至不纳而天下莫之欺，德至不争而天下莫之校。前日疆场常严矣，一旦约败兵孥，斗者跌于前，耕者没于后，而封沟不足恃矣。衅动情睽，诡计百出，使人左复甲兵，右兴金缯，朝委而烽烟夕举，其约誓不足制矣。故保疆场不如立约，立约不如敦信。信定于心而已矣。臣又闻《周官·大司徒》立封沟于邦国都鄙，至于不服，则职方氏辨之而已。行人制员，而蕃国不与焉。盖圣王之于天下，嘉善而矜不能，以为号令赏罚之所。不加则责之意略尔。西人之情难知，其服未可信，其弱未可轻。臣愿陛下蒐简军实，选将属师，积谷塞下，以御其变。消患于无形，制胜于不动。凡此，今日抚绥之先务也。』大忠言：『伏闻朝廷将使立定夏国地界，此诚陛下安边息民之策恐不在此。臣辄有五不可之说。非徒五不可，又有大不可者一焉。无定河东满堂、铁笳平一带，地土最为膏腴，西人赖以为国。自修绥德城，数年不敢耕垦，极为困挠。窃闻今来愿于绥德城北退地二十里，东必止以无定河为界。如此，则安心住坐，废田可以尽开。彼之奸谋，盖出于此。若遂使得志，一旦缓急，鄜延可忧，此所谓大不可者一也。』又言：『臣等被命而行，不敢不先示以信，上全国体。万一疏虞，则朝廷如何处置?移文诘问，必谩然不报；举兵讨罪，又力所不堪。复与之和，势皆在彼。百端呼索，须至含容。挫损天威，无甚于此，不可不虑也。』王安石不以育、大忠所言为然，白上曰：『臣谓朝廷但遣育于延州立封沟，非遣育于夏州立封沟，于《周礼》有何违异?大忠言但当择帅，不当立封沟。臣谓朝廷但遣大忠立封沟，即不责大忠择帅。育与大忠，恐不可遣。』乃差刘宗杰及鲜于师中。枢密院初不欲立封沟，及议差官，先拟薛昌朝。上既不用昌朝，而育与大忠议复异。昌朝、育皆中书所斥者，故安石再疑文彦博等设意沮己云。

　　五年四月丙寅，诏鄜延经略使、权发遣延州赵高于绥德城界相度要便有水泉处修置堡寨。先是，禹欲乘夏人不意，占据生地筑堡塞。上问执政如何，佥以为卨不肯妄作，宜从所乞。王安石曰：『今日要与夏人绝，即明绝之；要与和，即须守信誓。既约彼商量地界，遽出不意，占据生地，非计也。兼我所以待夏人，不在数里地，不计有无。』上曰：『朕亦疑此计未善。』因令卨具析利害以闻。卨请筑堡寨于界内，乃降是诏。丁卯，诏赵卨候分画地界毕缴纳，先许便宜行事指挥。

八月壬午，夏国进表不依旧式，但谢恩而不设誓，又不言诸路商量地界事。枢密院共以为疑。上问如何，王安石曰：『中国与夏人，要以宗社殄灭为誓，非得已。今彼如此，但降答诏甚善。』文彦博曰：『如此，即今年防秋如何?』上曰：『便得誓表，如何便保彼不便为变?』彦博曰：『盟誓自古所有，要之天地神祇，尚恐其变。若更无此，如何可保?』安石曰：『若盟誓可赖，则夏国引前誓足矣。臣恐誓与不誓，皆不可保。然彼既得岁赐，必不便敢旅拒。』彦博又以为：『夏人狡猾，包藏不可知，如何便敢弛备?』安石曰：『其势可见，即其情可知，恐不足过虑。彻备无妨。』彦博又曰：『有明盟誓，则彼违盟誓，我有辞。』安石曰：『若力足以制夏国，岂患无辞?』冯京曰：『太祖得蜀人与河东蜡书曰：「我伐蜀有辞矣。」』安石曰：『太祖偶然有此语。若蜀可伐，虽无蜡书，太祖不患无辞。如太祖伐江南，岂有蜡书?但我欲行王政尔。乃擅命一方，便为可伐之罪。如夏国既称臣，未尝入觐，以此伐之，亦便有辞。臣以为不患无辞，患无力制之而已。』上以为然，乃降答诏。辛丑，权发遣延州赵卨为起居舍人，仍赐紫章服，以定绥州地界之劳也。初，夏人屡欲欵塞，每虚声摇边。上手敕问方略，卨审料形势，为破贼之策以献，遣曲珍、吕真分巡东西路，与兵千人。钤辖李容自恃宿将，谓卨儒者，不知敌情，曰：『彼岂盛夏来耶?诚遇敌，千兵何为?请罢之，以待防秋。』卨笑不答。贼方以四万众自间道欲取绥州，至鲁班崖，遇曲珍，以吾为知其谋，皇骇亟战。吕真继至，寇败走，俘斩千余。是秋，谍言夏大阅，将入寇。容惧，亟请济师，卨不听，边亦无警，坐谍者，容等惭服。夏自失绥州，怀未能已，屡测朝廷意。卨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请和，必欲画绥州界。望今听本路经略司分画，岁赐则以通和之日复焉。』于是事定，卨谋居多，故赏之。

此据范百禄所为墓志铭。

韩琦筑甘谷城

　　熙宁元年七月乙亥，名秦州新筑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即筚篥城也。先是，韩琦遣李立之驰奏，请修筚篥城。枢密院难曰：『筚篥城是秦州熟户地土，将来兴置一两处接连古渭，又须添屯军马，计置粮草，复如古渭之患。』琦复奏曰：『窃观后世图制匈奴，患其西兼诸国，故表河列郡，谓之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今西夏所据，盖多得匈奴故地。昔取一时之议，废弃灵州以来，因失断臂之势，故得明、元吴更无忌惮，得以吞噬西蕃，以至甘、涼、瓜、肃诸郡。至宝元初，始敢僭号，遂一向攻胁秦、渭诸蕃。近年西人复将西市城修葺，建为保泰军，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去汉界之近，自前未有也。久在西陲诸知边事者，皆谓城筚篥，则可通鸡川。古渭城外御之势，隔绝得西人并吞古渭一带诸蕃，与山药、木征、肯唐等族相结之患。臣复见泾原路原州有明珠、灭藏、康奴之族，广有人力。以居处恃险，从来点集不起。后范仲淹于三族之北与西界相接处，修置清安、绥宁二寨，并空平耳、垛城二堡，其明珠三族于是不敢作过，听从点集。若谓修城之后，有积聚粮草之费，臣以为不然。盖筚篥既城，则秦川三阳、伏羌、永宁皆在近里，可以均匀抽减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创置酒务场，课利相兼充瞻。』诏从之。初，秦凤副都总管杨文广受韩琦檄筑筚篥城。文广即饬诸将，声言城喷珠，率众至其处，日已暮，乃急趋筚篥。屯列既定，迟明，敌骑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遗书：『当白国主，以数万精兵逐攻。』文广遣裨将袭其后，所获甚多。或问其故，文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必争之地。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文广，业之孙也。韩琦又言：『已揲秦凤路于擦珠谷筑一大堡，候毕工，乞废罢纳迷、山丹、菜园、白石、了钟五堡，使臣戍兵攃珠。』堡成，赐名通渭。

校勘记

[1]助国 原本『国』字为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三上补。

[2]斩囚 原本『囚』字为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三上补。

[3]虏曰 原本『虏』字为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三上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四

神宗皇帝

韩绛经略西事

　　熙宁三年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路安抚使，度支员外郎、直舍人院吕大防为宣抚判官。先是，绛奏以夏人寇庆州[1]，陕西用兵，请出使。王安石曰：『臣于边事未尝更历，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尝行边，今可出使也。』绛以为朝廷方赖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赖，独韩绛耳。』上卒遣绛，仍赐绛诏：『如有机事，可不待奏报，听便宜施行。』(二十四日诏，当考）甲辰，诏执政官同诣韩绛第别绛，绛以翌日西征也。吕大防与绛建攻、守二议，其一：止绝岁赐，以所费金帛及汰去疲兵衣粮分给诸师，别募奇兵骑将，伺其间择利深入，破荡城寨，招收部落。如西兵大举，众寡不敌，则勿与战，俟彼退兵散豫，约邻路间道设伏，邀其归路。其二：严为守备，西兵至则坚壁清野，退则出奇兵邀击。又言：『兵不精、将不勇，求以胜敌，自古未有。为今计，莫若选募兵将，尽其智力。汉之名将，多以良家子从军。晋马隆出救涼州，不用州郡旧兵，于京师立标简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余人，深入转战千里之外，遂能破敌立功，此募兵之效也。汉鲁奇以偏将军应募先登，唐娄师德以御史应募为猛士，此募将之效也。』及绛至陕西，即募彊劫贼盗及亡命罪人为奇兵，又分蕃、汉兵为七军，以行扰击牵制之策。又言：『用兵之始，诸将尚循故态，则必致误事。乞惟听宣抚司统制，则事归一体矣。』又言：『朝廷已绝岁赐，又断和市。此二者，是绝彼之大命，理须必争。我必先为之计，以挫其谋。且星居鸟散，不能常聚，点兵数千，动须累日，彼之所短也。建营立戍，一二万之众旦夕可集者，我之所长也。分路置帅，举一路将兵，除守外不满二万者，我之所短也。率数十万众专向一路，以多击寡者，彼之所长也。异时常以我之所短抗彼之所长，所以屡败。今七将并出，伺其未集，便行扰击，似是击我一处则六处牵扯制。一处坚壁，使其防救不暇。制敌之命，无出于此。然后招怀，无所不可矣。』

　　十一月癸巳，赵卨权同发遣提点陕西刑狱。时绛方议大发兵取横山，卨言：『大兵过山界皆砂碛，乏善水草，又无险隘可控扼，臣窃危之。若乘兵威招诱山界人户，处之生地，不先储峙，不建城寨，则难以安集。今夏国屡为西蕃攻扰，必欲乘虚破之。当先经画山界控扼之地，然后招降。不然劳师远攻，未见其利也。』乙卯，诏判延州郭逵赴阙。韩绛用种谔谋，将以兵取横山。逵曰：『谔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过矣!他日败国事，必此人也。』绛与逵议出兵，逵力言其不可。使幕府与逵论难，逵曰：『此举不惟无功，恐别生他变，贻朝廷忧。』绛怒，奏逵沮军事，故有是命。命陕西宣抚使韩绛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判官吕大防为陕西河东路宣抚判官。绛时治兵鄜延，欲通道河东，故有是命。

　　四年正月戊子，种谔领兵次抚宁堡，夏人有迎降道旁者。左右欲收其甲，谔曰：『今为一家，即吾人也。听以自随。』己丑，次啰兀城。夏帅都啰马尾与其将四人聚兵啰兀之北与马户川，谋袭谔。谔谍知之，以轻兵三千潛出，击破之，马尾脱身遁去，复与其将三人驻兵立赏平[2]。谔遗以妇人衣三袭。明日，遣将吕真率千人，斥候大风尘起，夏人惊曰：『汉兵至矣!』皆溃而去，遂城啰兀，凡二十九日而毕。大小四战，斩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谔始出师，知横山有积粟，今民兵多辇版巩之具，往反三十五日，所将步骑二万元，食官米二斗二升、刍六束，余悉因粮于敌。

　　二月癸酉，西兵攻抚宁堡，陷之。上尝问宣徽南院使郭逵曰：『种谔取啰兀、抚宁二寨，或闻夏人复欲取之，当如何?』逵曰：『愿速备抚宁，则啰兀无患。』上曰：『何也?』逵曰：『昔夏人取灵武，先击清远，然后灵州失守。今抚宁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万一用前策，则必先取抚宁。抚宁破，啰兀随之矣。』上深以为然。未及往备，而抚宁已陷，遂弃啰兀。

　　三月癸卯[3]，上问执政以啰兀存弃，王安石曰：『筑堡则致寇。今抚宁新陷之后，士气沮怯，乃于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众当力争之寇，则其生变必矣。况又陕西人力疲困，难于供馈乎!』上曰：『啰兀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役不再籍，粮不三载。若诚出此，则啰兀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出于举事仓卒也。今人才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西人，固宜云云。』上悦。及是，遂弃啰兀。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制词责绛云：『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域。卒伍骇扰，横罹转战之伤；黄丁驰驱，重疲赍饷之役。边书旁午，朝廷震惊。』翰林学士元绛辞也。初，朝廷命绛宣抚，面授攻、守二策，而枢密院不知。文彦博意绛密受上旨，恐无功，并任其责，奏请为画一以付绛，而无发兵约束。王安石亦乞不预边事，西讨方略，一以委绛。

　　四月癸酉，检校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种谔为贺州别驾。初，王安石论谔当深责，以慰谢关辅人心，请置之广南。上曰：『须谔离陕西。』于是再责。

　　五年正月辛巳朔。己丑，诏：『鄜延路经略使赵卨询问降羌，如有愿归夏国者，先以名闻。诸路准此。仍牒宥州，令于逐路界口交割。』知原州种古言：『招降蕃部可用为乡导，不当问其愿归。盖汉宫多恶蕃部，恐迫胁令归，即及害恩信。』上曰：『如王广渊计，但欲遣归。盖广渊与韩绛不相能。』安石曰：『今绛已被斥，留得蕃户，陛下亦必不以此为功。纵遣去，不复加绛罪，不知广渊为此何意?』上曰：『欲表见绛所为皆非。』安石曰：『陛下但当论利害，不当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愚以为：方今所急，在知将帅之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惰欺慢，然后边鄙可治。人主计事，当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须妄疑其人心有所挟，如此，则人人各怀形迹，孰敢复为人主尽力?非特臣所怀如此，前日执政大臣例皆如此。今日计事，陛下尚疑有倾韩绛者，则谁复敢不避形迹，为陛下计事?』上曰：『王广渊每事辙言宣抚司过失。』安石曰：『陛下不当怪广渊屡奏宣抚司过失。方庆州兵未变，广渊数为韩绛言，如此役使兵士非便。绛屡诋毁广渊，以为不忠。而陛下亦疑广渊，后果为广渊所奏，广渊反降两官。广渊岂能内无不平之心?内有不平之心，则其言自然如此。陛下以种古为晓蕃情，今令问蕃人愿归者听归[4]，岂有蕃人不晓蕃情者?种古但云可为乡导，即不知如此人，乃能为贼乡导[5]，今若推恩，问愿留者留，去者去，即留者皆为我所用，去者亦必怀惠。异时讨伐，固宜有为内应。报德如食秦缪骏马、盗袁盎侍儿之类，则我虽遣去，未为不得其用也。』

二月辛未，河东经略使刘庠言：『被旨取问愿归夏国人姓名，今具条上。』诏不须俟夏国议界，至官到界，止据所奏愿归蕃户，于鱗州相对界上发遣，人支采绢二疋[6]，小儿一疋[7]，及令保定军移谍宥州照会。

校勘记

[1]庆州 原本作『度州』，据《长编》卷二一五改。

[2]立赏平 原本『平』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八补。

[3]癸卯 原本作『已亥』，据《长编》卷二二一改。

[4]愿归者 原本无『者』字，据《长编》卷二二九补。

[5]为贼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九补。

[6]二疋 原本作『二匹』，据《长编》卷二三○改。

[7]小儿 原本『儿』字作墨丁，据《长编》二三○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五

神宗皇帝

取洮河兰会上

　　熙宁四年八月辛酉[1]，著作佐郎、同提举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王韶为太子中允，遣僧智缘乘驿随王韶驱使，仍赐银三百两，置洮河安抚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胜军[2]，应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并令王韶主之；调发军马及计置粮草，即令秦凤经略司应副。韶以董毡、木征多与僧亲善，而僧结吴叱腊主部帐甚众，故请与智缘俱至边。初，韶言措置洮河事，止用回易息钱给招降羌人，未尝辄废官本。文彦博曰：『西蕃脆弱，不足收。』安石曰：『星罗结等作过秦州，乃不能捕，况有豪杰能作文法，连结党与者哉?亦岂得言其脆弱也?』彦博曰：『西人不能立文法。』安石曰：『哺厮啰、鱼角蝉乃能立文法，此已然之效也。非徒如此，若为夏人所收，则为患大矣。』彦博曰：『既收为内属，彼有警急，恐须救援。』安石曰：『彼今不能合为一，尚能自守，不为西人所并。今既连结，则自可相救援，不必待官军矣。若能为我屏扞，则虽以官军援之，亦所不计，况又无此理。』冯京、吴充皆曰：『此等事未经延州相度。』上曰：『延州必不乐如此。不颁行下，今当如何措置?』安石曰：『必须别为一路，如麟府军马司。』上曰：『须如此，令得专达。』安石曰：『仍当绢十万缗钱委之市易，令兵马事则取经略司节制，抚纳蕃部，市易司则一面施行。』

　　十二月戊辰[3]，中书、枢密院同进呈韶奏：俞龙渴及汪奇巴等举种内属，乞依已得朝旨，除俞龙渴殿直、蕃巡检，又分其本族大首领四人为族下巡检。既分为四头项，自此可令不复合为一，免点集作过。又乞除汪奇巴殿侍、秣邦山一带巡检。上曰：『如何便言举种内属?』王安石曰：『不知如何不谓之举种内属?』上曰：『须点集得，方为内属。』彦博曰：『分却俞龙渴族下人作四头项，恐俞龙渴不肯。』又言：『未须与殿直，与军主，恐见得力蕃官觖望生事。』安石曰：『分为四头项既责任，王韶必有斟酌，朝廷何由遥度?不知蕃官如何便敢觖望。』彦博曰：『如韩绛厚蕃兵，便致汉兵作过。』上曰：『此事不类。』令悉依王韶所乞。

　　五年二月丙寅，观文殿学士、吏部侍郎、知郑州吕公弼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逵判渭州。上谕中书曰：『公弼在河东，当五路出师仓卒，制御有方，故使代逵。恐王韶生事，则委之镇抚。』丁丑，郭逵奏：『闻王韶招俞龙渴甚屈辱。』上谓执政曰：『韶所奏乃与逵不同。』乃诏逵分析。时经略司已逮捕元瓘，送秦州狱，鞫擅用市易钱赃状未竟也。其后安石进呈逵分析韶招俞龙渴事，上曰：『乃无屈辱，须差官勘韶，并此事合勘。』

　　五月辛巳，诏以古渭寨为安远军，以王韶兼知军。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德中陷于吐蕃，至皇祐中始得其地，因建为寨。上将恢复沙、陇，故命建军，为开拓之渐。庚寅，青唐大首领俞龙渴为四头供奉官，仍宠以阶勋，赐姓包名顺。辛卯，王安石以王韶书进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千余万口。

　　六月癸亥[4]，诏权通远军都监王存等五人各减磨勘三年。初，奄东熟户久不顺命，招呼不至。王韶遣存等破荡，而秦凤路经略司以闻，故赏及之。初议赏，王安石曰：『方欲创事，宜加厚。』文彦博曰：『打族帐与军赏格不同，难用军赏。』上曰：『惟赏无常，轻重视功。』蔡挺曰：『比捉贼赏未为厚[5]，以此捉贼，则其劳绩，岂不过于捉贼乎?』壬辰，改武胜军为镇洮军，高遵裕兼知镇洮军。先是，遵裕以庆平堡兵夜行，晨至野人关，羌人旅拒，引亲兵一鼓破之，进营武胜城下，羌众渡洮驰去，遂据其城。王安石曰：『洮西为内地，武胜更移市易，即必为都会。洮河据夏国上游，足以制其死命。』吴充建议以为：『师屯暴露，粮饷间关，生民之勤，由此未艾。宜委王韶招诱木征，以城还之，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领部族长为外臣，不必留兵绝塞，列置郡县，屈力费财。』上不听[6]。

　　七月庚寅，王韶为右正言、直集贤院、权管勾秦凤路钤辖；高遵裕为引进副使，落权字；进士王夏为江宁府法曹参军。韶等并以招纳蕃部特推恩，而夏者，韶母弟也。上欲慰其母心，故先及其弟。

　　八月甲申，管勾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等言：收复武胜军。诏具合修堡寨处所以闻，其蕃族所委牛羊有属降人者，并给还。或已支用者，偿其直。先是七月，韶举兵城渭原堡，遣将破蒙罗角，遂城乞神平，破秣耳、水已族等。时处高恃险，诸将欲置阵平地。韶计其苟，不肯舍险离巢穴速斗，则我师必且投归。而师已入险地，则当使险为吾所有。乃径领师至秣邦山，逾竹牛岭，压寇而阵。下令曰：『兵置是死地，敢有言退者斩!』则乘高下战，官军稍却。韶亲擐甲，麾帐下兵逆击之，其众溃走，获首将器甲，焚其族帐，洮西大震，秣邦山可一举而定。会木征渡洮，为之声援，余党复集，乃令景思立、王存将泾原兵，由竹牛岭南路张其军声，示以不疑，而韶潜师由东谷路径趋武胜。未至十里，遇敌，破之，瞎药等弃城而夜遁，大首领曲撒、四王阿珂出降，遂复武胜。庚寅，熙州洮河浮梁成，赐名永通桥。

　　十月戊戌，改镇洮军为熙州，以镇洮军为节度军额。分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置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

　　十二月乙亥朔[7]，诏赐王韶《御制攻守图》、《行军环珠》、《武经总要》、《神武秘略》、《风角鸟占》、《四路战守约束》各一部，仍令秦凤路经略司抄录。

　　六年二月丙申，王韶克河州。

　　三月丁未，熙河路经略司言：『二月丙申二十二日，克复河州。』上谓王安石曰：『非卿主谋于内，无以成此。』时河、洮、岷州虽共为一路，而实未复。韶方图进兵，上手诏令所议不须申覆及上奏，亦不必过为详谨防事。

　　四月乙酉，熙河路经略司上河州得功将卒三千七百二十七人。诏获首一级，赐绢五匹。于是王安石白上：『士气自此益振，要当养之，而勿伤尔。』文彦博曰：『使更不怠，则南征北伐，将无不可矣!』上曰：『古人谓举事则才自练，此言会破竹之势，正可厚以金帛、官职招纳。然王韶新摧沮，不敢开辟擘画，须朝廷喻意。』乃令中书、密院谕意。王安石言：『将帅事事指教，关防不得，必得有智略自肯建功人，乃可使为将帅。』上曰：『如何得如此人?』安石曰：『岂患无人?但患知人未尽。若陛下尽知人之道，御之不失理，则人才自出。如王韶，被朝廷三度疑其为盗，若尚气节，自免去久矣，安肯复黾勉到今?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朝廷遇人如此，即未有以致豪杰之士。』上曰：『既被人诬罔，须与辨明。』安石曰：『被人诬罔须与辨明，诚是。然陛下前出手诏，专委密院指挥，令市易司息钱别封桩蕃户料钱，以省钱文。陛下以为人言市易司全无息钱。言此事者，必有其人。陛下后来既知言此者非实，即未见陛下行法。』上曰：『郭逵便行遣。』安石曰：『郭逵若但肤受浸润，虽百年无害。今所以不免行遣，乃是逵自作孽，至于不可复容故也。臣以谓人主用威福，所以操制奸罔，不必待其自猖獗，不可复容，然后行法也。』

　　六月丙子，上谓执政曰：『昨洮西香子城之战，闻官军贪功，有斩巴毡角部蕃兵以效级者，人极嗟愤。此为害不细，不可不察。盖李靖阵法，以汉兵为一队，蕃兵为一队。用人如此，自无纷乱。可令王韶详度，具条约以闻。』王安石言：『武王用庸蜀、微卢、彭濮人，但为一法。今欲用夏变更，则宜用蕃兵稍与汉同，与蕃兵异。』王珪言：『当别给衣为号。』上疑别给衣费多，安石曰：『今欲用夏变更，必先用其豪杰，所谓蕃勇敢者。既收其用，岂可惜费计?比招军，其费亦不为多。蕃勇敢既乐为用，则其余渐皆慕向，乐为用矣。』

　　七月己未，熙河经略使王韶言：『奉旨令臣躬将士卒，往视河州修城。臣欲令景思立管勾泾原兵马，而委臣就本路择禁卒、蕃兵弓箭手五千，及秦凤路先差下策应强壮三千，尽以付臣，为思立后。继若有警急，即专留思立修城，臣不妨退军应接。』上善韶策，遂如所奏行之。王安石曰：『韶策诚善，若声言应接河州，遂自洮西，由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乃用兵之至计。』既而韶果以兵穿露骨山破寨，如安石所料。

　　八月乙亥，王安石以王韶书进呈。韶言洮西事云：『但恐临时制不在我，则无如之何。』上怪韶有此言，佥以为韶忌景思立。上曰：『将帅多不能容，偏裨稍有功即忌之。韶方欲兴事，恐不宜如此。』安石曰：『韶顷为高遵裕所害，然能容遵裕。韶似与余人不类，不至不能容偏裨，亦恐远方情有不得以自竭。』中书言：『王韶、景思立入河州，诸羌皆降。』王安石等请率百官称贺，上曰：『河州前已收复，但未城守，此亦庙堂之谋，将帅之功，于朕何有?』安石等再三陈请，以为：『熙河之功，近时少比。陛下神算前定，举无不克。祖宗以来，每下州县，例皆称庆。』上犹不允。安石曰：『中外传河州事多端，称贺则人情释然。请俟修河州城毕入庆。』从之。初，王韶自以兵穿露骨山，南人洮州界，破木征弟巴毡角，尽逐南山诸羌。木征震恐，留其党守河州，自将精锐尾官军伺击。诸将皆欲直走河州，韶独思念兵抵城下，木征必为外应，而四山蕃部得气，且复坌集，则大事去矣。乃密分兵，遣景思立攻河州，而特踪迹木征所在，与战，破走之，然后抵城下。时守者犹以为木征至，已而知其非是，乃降。遂城之。

　　九月壬戌，王韶入岷州，瞎吴叱及木征来降。韶谕以不讨口无所得食，两人各献大麦万石、牛五百头、羊二千口，并甲五十领。于是王安石请偿其价。上疑此犒军物，不须偿，安石曰：『攻而取之，服而有之。既有之，则不宜徒受其献。偿其价，乃所以怀慰新附也。』上从之。

十月，诏河州安乡城黄河渡口置浮梁，筑堡于河之北。上曰：『安乡城，鄯、廓通道也。滨河戎人尝刳木以济，行者艰滞既甚，何以来远?』故命景思立营之。戊寅，诏熙州大威德、河州德广禅院岁各赐钱五十万，设道场，为汉、蕃阵亡人营福。庚辰，熙河路走马承受、入内东头供奉官李元凯为六宅副使寄资，元凯以经略司捷奏诣阙故也。初，王韶既城河州，犹将兵至马练川，降瞎吴叱；进攻宕州，拔之，通洮山路，岷州本令征以城降，遂入岷州。分兵破青龙族于绰罗川，通熙河南，岷州钦令征、洮州郭厮敦皆相继诣军中，以城听命巴毡角，而以其族自归。军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复州五，僻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千里，斩首千余级，获牛、羊、马以数万计。

吕惠卿墓志云：于是西直黄河，南通巴蜀，北接皋兰，幅员逾三千里。当考。见今依本传，并书于此。

　　是役也，人皆传韶已全师覆没。及奏捷，上乃大喜。盖洮、岷、叠、宕连青唐秣邦山，林木翳荟，交道险阻不可行。韶欲为兵除道，乃先遣人以伐木为名，令青唐羌为卫，以大兵驻谷口镇之。至是，可连数骑而行，而盐井平川，初既筑城，又据青唐咽喉之地。王安石谓韶谋中机会，故所至皆捷云。辛巳，宰臣王安石等以收复熙州、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小大蕃族三十余万帐各已降附，上表称贺。上解所服玉带赐安石，遣内侍李舜谕旨曰：『洮河之举，小大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带赐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辞曰：『陛下拔王韶于疏远之中，恢复一方。臣与二三执政奉承圣旨而已，不敢独当此赐。』上又令舜举谕旨曰：『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赐卿带以传遗子孙，表朕与卿君臣一时相遇之美也。』安石受赐。常日御垂拱殿，是日以受贺，故再御紫宸。甲午，上谓辅臣曰：『梁从政自河州至，言黄河之原浅可涉，盖不诬也。然问之本原，未见所出。《禹贡》但言「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不言导河自积石，以此知出积石者，特其下流耳。』安石曰：『按《西域传》，河有两源，合注菖蒲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中，南出积石，为中国河。陛下所考《禹贡》导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七年正月辛亥，赏收复岷、洮等州功，西京左藏库使桑湜等八人各迁三资，蕃官李兰、毡讷支、温王等十一人各迁两资，蕃僧马尊等九人给奉职至指挥使俸，余补下殿侍至承局，及减年磨勘、支赐各有差。既而湜独辞所迁官曰：『西人畏国威灵，不战而降，臣何功而迁官?』执政曰：『众人皆受，独君不受，何也?』湜对曰：『众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无功，故不受。』卒辞之。时人重其知耻。湜，怿子也。

　　二月甲申[8]，知河州景思立、走马承受李元凯战死于踏白城。乙未，上始闻景思立等败殁，熙河路经略司具奏也。开天章阁延访辅臣，枢密副使蔡挺自请行。上曰：『此不足烦卿。河朔有警，卿当行矣。』丙申，上批：『熙河边事，亦有安靖之期。其湖南、广南等处，可诏章惇、沈起早务了毕，追还兵马，并力一方，庶几不至乖张，而贻大患。』三月辛丑，泾原路经略使王广渊言：『自渭州至熙州，运米斗钱四百三十，草围钱六百五十。诸处阙廂军，若差倩义勇之类，骚费尤甚，必大失生业。如支移粮草，乞详酌所以应副。』诏札与王韶。吴充建议乞弃岷州，上曰：『自可守，何须弃?』翌日，边奏木征、鬼章大兵转入岷州，上以为忧。安石与王珪皆言：『彼师已老，必难涉险远攻岷州，保亡虑。』冯京独不谓然。已而奏至，果如安石等所料。

　　四月己卯，岷州刺史高遵裕为岷州团练使，旌守城功也。寇承景思立踏白之败围岷州，蕃僧温遵率容、李、龙族应之。岷城卑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门，遣偏将及包顺引兵纵击，选精兵百余人，由南门鼓噪而出，合击之，寇遂败走。遵裕谓容、李、龙三族应之，而龙氏实破床川砦，度不可尽诛，乃以二十缣募取龙氏一级，斩捕几尽。丙戌，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府。乙未，通判河州鲜于师中为祠部员外郎，录城守之功也。先是，鬼章使谍绐景思立云：『木征有众数千在踏白城，将来降，请逆诸河上。』思立信以为可取，率兵骑往袭之。师中知其诈，劝思立，不听，遂行。师中即治守具。思立既败，鬼章遂围河州，师中卒全其城，故赏之。置南山堡通会关于河州。丁酉，李宪言木征出降。诏木征及母、妻、子令王韶、李宪发遣赴阙。初，韶还至兴平，闻思立败，疾驰而西，会兵于熙州谋所向。诸将皆欲趋河州，韶曰：『彼所以围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以待我。且彼新胜，气甚锐，未可与争锋。不若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谓「批亢持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者，此也。』乃以兵直趋定羌城。寇知党援既绝，且恐断南山归道，乃拔寨遁去。乙酉，进筑珂诺城，前后斩七十余级，烧二万帐，获牛、羊八万余口。木征率猷长八十余人诣军门降。王韶言：已遣閤门祗侯麻宗道等管押木征赴阙。思立之覆军也，寇势复张，而京师风霾、旱灾相乘，论者欲乘此弃河湟，上亦为之旰食，数遣中使戒韶驻熙州，持重勿出，且谕高遵裕，令退保临江。及是告捷，上喜甚，赐手诏褒谕曰：『将在军，君命所不受。宁河之行，卿得之矣!』

　　五月甲辰，诏熙河路岁计用钱，令秦凤路转运司、熙河路经略司开具无事时各一年收支数申中书。自开建熙河，岁费四百万缗，七年以来，财用出入，稍可会岁常费三百六十万缗。是月，置岷州荔川、床川、同川三寨，改河州南山堡马为南川寨。

　　九月，岷州言：已立解额，乞赐国子监书，许建州学。从之。

　　十二月丙寅，诏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员，留五十七员。从经略使王韶、都运使熊本请也。

　　八年三月癸巳朔，诏分熙河路正兵三万三千，参以弓箭手、寨户、蕃兵为四将，其下蕃军马，随地远近分隶。戊戌，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赐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二人为五人额。从之。

　　九月，岷州置铸钱监，名曰滔山。

　　九年六月，富弼言：『秦陇之外，数年用兵，克取熙河等五州别立一路，僻地进境，开拓故疆，诚为国朝美事。然而远近共传，当时杀戮人命不可胜计，费耗财用，莫知纪极。今既立成部分，建置官属，屯兵守御，各有定制，即须所得之地、所出之物，足以供赡。奈何罢兵后，惟闻朝廷自京师辇运金帛，监司从内地支拨粮草?自此国家府库如何供亿?民间物力如何出办?遂使官私俱困，得之何用?伏愿陛下亲选无所畏惮、公忠臣僚、不与其时用事人为党者，往彼按视土地可耕否，所收物货足用否，人情可安、久远可守否?俟得其实，然后委二府会议，方见经久利害如何。若不审行考校，但务竭力劳费，臣以为末等之家有十金之产者，且犹未肯如是，况为天下之计哉?』

　　十年二月己亥，枢密副使、礼部侍郎王韶知洪州。时韶以母老匄外，因抗疏言：『臣前日面论决里广源州之事[9]，以为大臣图国事，不当贪虚名而忌实祸，舍远业而先小数。执政莫肯听用，每闻臣言，则必以熙河事折臣。然本欲不费于朝廷，而可以至伊吾卢甘。初不欲遽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广费以自累也。』又言：『李宪欲聚兵六万人为攻讨计，臣以为用众不如用寡，兵多则与粮竞，兵少则与敌竞。』韶知空开边，以军功至执政，乃专以勤兵费财归曲于朝廷。上不说，故出之（王安石以八年二月复相，至九年十月罢判江宁府，枢密吴充为相）。

　　五月壬戌，李宪为皇城使，徐禹臣等七人转官、减年、循资有差。先是，冷鸡朴诱山后生羌扰边，木征请自效，众以为不可。宪曰：『何伤?西人畏服贵种，其天性也。』木征盛装以出，诸羌耸视，皆无斗志，我师乘之，获级、生降以万计，临阵斩冷鸡朴。董毡惧，因作旁行书喻之，遂遣使入贡。

　　十月壬午，诏观大殿学士、户部侍郎、知洪州王韶落职、知鄂州。韶谢到任表云：『为贫而仕，富贵非学者之本心；与时偕行，功业盖丈夫之余事。』又云：『自信甚明，独立不惧，面折廷争，则或贻同列之怒；指摘时病，则或异大臣之为。以至圣谕，时有小差。臣言未尝曲徇。』又言：『陷人君于不义，莫如退缩。』又云：『晓然知生死之不迷，灼然见古今之不变。通理尽性，虽未能达至道之渊微，立言著书，亦足赞一朝之盛美。』侍御史知杂事蔡确言：『韶表皆怨愤，欲归过主上，而妄为自洁之辞，乞行黜责。』故有是命。韶既罢枢密，言动颇不常[10]，上《法身三门》一篇，且云发明自身之学，一曰鸿枢独化之门，二曰万灵朝真之门，三曰金刚巨力之门。又摹印遍报宰执，人以为病狂。

　　元丰元年十月戊辰，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言：『四州军依朝旨标拨官庄田外，乞于近城各更择沃土上腴地二十顷为营田，专差使臣等管勾。』从之。

三年正月乙亥，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言：『置司以来，实收利入，元丰元年四十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贯石，二年六十八万四千九十九万贯石。』

朱本削此，今从墨本。

四年六月己卯，洪州言知州、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王韶卒，辍视朝，谥襄敏。韶为人粗犷，用兵颇有方略，每召诸将指授，不复更问，所至辄捷。尝夜卧军帐中，前部遇敌，矢石交下，呼声震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固自若。然熙河所奏多欺诞，杀蕃部老弱不可胜计，军以首级为功。韶交亲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任。韶分属诸将，诸将畜降羌老弱，或杀戮其首以应命。既病疽发，皆洞见五脏，亦其报也。

校勘记

[1]辛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六补。

[2]自古渭寨 原本作『古自谓寨』，据《长编》卷二二六改。

[3]戊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八补。

[4]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三四补。

[5]捉贼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四补。下二句『捉贼』同，不另出校。

[6]自『上不听』以下二页错简，据《长编》及年月顺序调整，不一一出校。

[7]乙亥朔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卷二四一补。

[8]二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二五。改。

[9]臣前日面论 原本无此五字，义不足，据《长编》卷二八○补。

[10]言动 原本『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六

神宗皇帝

取洮河兰会下

　　元丰四年九月丙申，熙河路都大经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复兰州。兰州古城东、西约六百余步，南、北约三百余步。大抵自西市新城约百五十余里，将至金城，有天涧五六重，仅通人马。今招纳已多，若不筑城，无以固降羌之心。见筑兰州城及通固堡。』李宪又言乞建兰州为帅府，以镇洮为列郡。并从之。

　　五年正月辛亥，宣庆使、宣州观察使、入内副都知、都大专切经制熙河路边防财利事李宪为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四方馆使，知兰州兼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副使李浩兼权泾原路安抚副使。

　　二月乙亥，熙河路都大经制司言：『相度通远军去定西城路为便。乞自女遮堡以西隶通远军龛谷寨，以北隶兰州。』从之。

　　五月丁酉，李宪请发关中民运粮兰州，为五月之储。朝廷将从之，王安礼言：『臣闻灵州之役，役夫被斩，植立而不动。彼固不畏死，奈何以死恐之?今关辅以西，丁壮转徙，物价昂贵。乃欲调难用之夫，辇至贵之物，横绝贼壤，未见其可。臣窃料兰州戍兵其数未多，果可以守，则见粮犹足以为用；以为不然，则适足饵寇。愿陛下俾宪自调之。』宪果以为难。其后改用卒夫，以时运之。

　　六年二月丙辰，洛苑使、熙河兰会路钤辖王文郁为西上閤门使、知兰州，代李浩。西贼围兰州，数十万奄至，浩闭城距守。文郁请击之，浩曰：『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全合肥也。』走马阎仁武曰：『奉诏令守不令战。必欲启关，当劾。』文郁曰：『今拔城而出，以一当十，势有万死，岂畏劾哉!况守则有必死之势，战则有可乘之机。』坚请不已，浩许之。乃募死士七百余人，夜缒而下，持短刃突之，贼众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收其所虏人城中。时以文郁有尉迟敬德云。

　　七年正月癸丑，手诏：『李宪得来奏，以兰州境内贼马已退，贼倾国而来，彼费已大。洎入汉境，盘洎旬日，卒无所得，大众狼狈而归，在我已收全功矣。宜遍谕诸将，勿以不能尾击、多斩首级为恨。』

二月戊子，手诏：『李宪得回奏，浅攻扰贼春耕，若所如画，理固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余万众，果可以致倾国点集否?夫天都小老苟闻大兵之出[1]，果不震惊奔骇渡河，而肯置之会州之侧，使我得以招携否?使上件聚落如我所料，团聚不散，则所谓二十二钤辖者，果可以一呼使之改怀内附否[2]?此事首尾恐未详密，则不若且如去年三月中及暮秋李浩、苗履、杨吉等出寨已见事验，为忽往倏归之计甚便，宜审图之。』癸巳，李宪言：『子彀渐可驱使，乞一随行差遣，庶可倚信。』上批：『特差彀充熙河兰会经略安抚制置司勾当公事。』又诏宪：『近据具析到熙、河、岷州、通远军及熙、河州拟修三关堡，合用守御器具万数，非本路可办。今择甚紧急要用者先次发去。』仍令宪督促役兵修治城壁：『大河结冻时，月空隙无逾百十日，寸阴至为可惜，理须上下竭力，俾功作日见程绪，乃所望也。』

朱本增入，新本削去。大河结冻非二月未所当云，更详之。

　　九月辛丑，经制熙河兰会路边防财用司上岁计合用钱帛、粮草。诏岁给二百万缗，以本司十案息钱、川路苗役积剩钱、续起常平积剩钱各二十万缗，榷茶司钱六十万、川路计置物帛赴凤翔府封桩钱三十五万、陕西三铜钱监锡本脚钱二十四万八千、在京封桩券马钱十万、裁减汴纲钱十万二千，统自来年始，户部岁给公据关送，候元丰十年终，令经制司具支在数以闻。

八年三月甲午朔[3]，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入内副都知、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追入内副都知[4]，武信军留后，应熙河兰会路差遣并依旧，以宪遣将讨贼有功，特免勒停。安州观察支使、管勾机宜文字钟传除名勒停、郴州编管玉：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书写机宜文字李宇追閤门祗侯，右侯禁点检文字蒋用、左班殿直熙河北关守把兼置司译语米安并追一官、罚铜十斤，免勒停。左班殿直皇甫旦除名勒停、南安军编管，左侍禁通远军榆木坌巡检何贵、西头供奉官熙河路监牧所指使张守营降一官，免勒停。宪等坐奏边功不实，下御史台劾。宪三问不承，台请追摄，诏用众证结案，至是奏案，特责之。

诏用众证结案，乃去年十二月辛未，今依朱本并入此。旧录李宪传：『哲宗即位，会台劾皇甫旦，狱具，宪奏事异同，罢內省职事，降永兴军都总管。先是，神宗委宪招纳董毡，断夏人右臂。宪遣皇甫旦使毡，毡犹与旦报不实，故连坐责。』新录辨曰：『按：皇甫旦事与《神宗实录》所载不同，今以《实录》删修。』新录李宪传：『初，诏宪间谕阿里骨结回鹘、达靼以挠夏人。继而宪选右班殿直皇甫旦捍二国首领赴阙，复命赍诏谕董毡、阿里骨出兵，宪恚事不出己奏，旦难以集事，必无可为之理。与初奏不同。旦入蕃，为青宜等所遏，止据山寺不得前，又妄奏获贼功状。上察之，命追旦付台狱，遣御史就劾究。狱具，罢内省职事，降永兴军路都总管。』新、旧传并云『降永兴军路都总管』，据《实录》，乃云『应熙河兰会路差遣并如旧。』六月十六日，乃责永兴军路副都总管。新、旧传皆误也。

　　戊戌，哲宗即位。壬寅，景福殿使、宣州观察使李宪复领武信军留后。前此，宪率师渡河讨西夏，自水波抃龙井罗合川转战，斩首四千七百级，虏获牛、羊、驼、马、器甲凡八万余，至是赏之。

　　五月壬寅，诏以筑熙、兰、通远军城堡成，赐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银、绢各一百五十匹两；权管勾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司权发遣熙州赵济银、绢各一百匹两，仍各降诏奖谕。

六月戊寅，诏延福宫使、武信留后、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差充永兴军路副都总管，以疾罢故也。

此必有故也。三月一日，宪追入內副都知、武信军留后，应熙河兰会路差遣并依旧。今乃责永兴军路副总管也。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诏朝散大夫、监在京皮角四场库务孙路、朝奉大夫、权提举清河辇运穆衍相度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事。

时执政有欲弃熙河者，留议未决。或谓衍曰：『此行可以自致，不然，反为累也。』衍徐对：『顾利害何如尔。王事靡盬，遑为自谋。』还朝，请以经制事还转运司，条罢为公私利害者二十七事，岁减费一百九十余万缗。因与路更论疆事，路以谓：『兰州弃则熙河危，熙河弃则关中摇动。唐自河湟不守，吐蕃一有不顺，则警及国门，逮今二百余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复?今一旦委之，无厌之欲，恐不足以止之，徒滋后患尔。』熙、兰卒不弃，衍与有力焉。此据张舜民志穆衍墓删修，更须详考。

　　二月壬戌，司马光言：『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涤瑕荡秽，小大无遗。陛下诚能于

　　此逾年改元之际特下诏书，数其累年不来贺正旦、生辰及登宝位等不备之礼，嘉其吊慰祭奠、告国母丧、进遗物之勤，旷然推恩，尽赦前罪。自今以后，贡献赐予，悉如旧规。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令延、庆二州悉加毁撤，除省地外，元系夏国旧日之境，并以还之。其定西城，兰州，议者或谓木花麻所居，赵元昊以女妻之，羁縻役属，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为后图，犹似有名御边防者，不一而足，俟其再请，或留或与，徐议其宜，亦无所伤。至于会州，尚在化外，而经略司遽称熙河兰会。彼疑中国更有辟境之心，不若改为熙河岷兰经略司，如此，则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岂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丁亥，诏：『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其本路财用并入陕西转运司。如有合措置事件，速具闻奏。其熙河路合得钱物，许兑那应副，即不得将充别路支费。经制司旧官，候交割运司，方得离任。仍于本路朝廷封桩内支拨三万贯与刘昌祚，充经略司准备支用。』从昌祚请也。

　　七月辛酉，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孙路言：『兰州定西城一带新边地土，除已招置弓箭手外，有旷土万顷，未尝修筑堡障，而有兵马抄掠之虞。请自兰州东关堡东修完质孤、胜灵、护耕三堡，及于禹减六族中心闷竿滩内、定西城东王楼山，各筑堡护耕，差那人兵，与本地分弓箭手相兼守御。』诏刘舜卿相度如何修筑，即渐次兴修。丁丑，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言：『本路五州军谷价甚贵，盖自军兴之后，旧田或废，新田未辟，地产全少，请惩客人邀求厚利，及银、绢、盐、钞公据，价必平和，经费渐省，仍著为令。』从之。

四年八月己亥，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岷路。曲周、鸡泽依旧分为两县，从河北路都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奏也。

校勘记

[1]天都 原本作『文都』，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2]改怀内附 原本作『改杜内作』，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3]甲午朔 原本作『甲申』，据《长编》卷三五二改。

[4]熙河兰会路 原本作『熙会河兰路』，据《长编》卷三五二、《宋史·地理志》改。

[5]郴州 原本作『郴州』，据《长编》卷三五二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七

神宗皇帝

讨交趾

　　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1]，翰林学士承旨王珪言经制交趾事宜。上以珪所进文字付参知政事王安石，安石言：『伏奉手诏赐示王珪所进文字，且论及交趾事[2]。窃承圣主以丰财靖民为事，此生民之福也。然万里之外，计议于初，不容不审。臣闻先王知足以审是非于前，勇足以断利害于后，仁足以宥善，义足以诛奸。阙廷之内，莫敢违上犯令，以肆其邪心，则天下可以不诛而自服，即有所诛，亦何忧而不克哉?中世以来，人君之举事也，初常果敢而不畏其难，后常为妨功害能之臣所共沮坏，至于无成，而终不寤。忠计者更得罪，正论者更见疑，故大奸敢结私党，托公议以沮事；大忠知事之有败，而难于自竭。如此，则虽唱而孰敢和?虽行而孰敢从?彼奸人取悦于内而诞谩于外，愚人冒利徼幸于前，而不图患之在后，皆不足任此。如此而以举事，则事未发而智者前知其无事矣。盖天下之忧，不在于疆场，而在于朝廷；不在于朝廷，而在于人君方寸之地。故先王详于论道而略于议事，急于养心而缓于治人。臣愚不足以计事，然窃恐今日之天下，尚宜取法于先王，而以中世人君为戒也。』

四年正月癸卯，诏管勾麟府路军马萧注于太原府听旨。会有言交趾为占城所败，众不满万，可计日取也。因命注桂州。

《潘夙传》云：夙陈交趾可取。此云众不满万，或是夙所陈也。当考。

　　上问注攻取之策，注辞曰：『臣昔者意尝在此，方是时，洞溪之兵一可当十。器甲犀利。其亲信之人，皆可指呼役使。今兵甲无当时之备，腹心之人死亡大半，而交人生聚教训之，又十五年矣。谓其众不满万，恐传者之妄也。』

　　五年八月甲辰，罢诸路转运司勾当公事官，内广西经略司勾当公事一一员，检会差置月日取旨。时枢密院已罢诸路经略安抚勾当公事，而温泉在广西，实上所命，且方有意图交州，故不即罢也。

　　六年正月，注罢桂州。

　　四月戊寅，新知桂州沈起乞自今本路有边事，依陕西四路，止申经略司专委处置，及

具以闻。从之。起又乞差人出外界勾当。上顾安石曰：『如何指挥?』安石请依所乞札与监司。上曰：『可。』安石私记又云：『上令起密经制交趾事，诸公皆不与闻，凡所奏请，皆报听。』

陈瓘论曰：安石入告之言曰：『兵无时不可用。』神考曰：『用兵安可无名?』安石曰：『陛下若果欲用兵，何患无名?』于是七年执政而四作边事。神考垂拱仰成，任其所为，事成则归功于安石，事不成则引咎于己。韩绛西事既败，神考降诏罪己，未尝责安石也。熙河奏功，则解玉带以赐安石，曰：『非卿主谋于內，无以成此。』梅山用兵，章惇受旨于安石。及其奏功，则神考擢惇而骤用之。广西之事，沈起亦受旨于安石。及其败也，神考掩护中书生事之过，曲从安石，贷起之死，而亦未尝责安石。神考之于安石，可谓厚矣，安石之所以报上者，宜如何哉?臣今考《日录》，安石于熙河、梅山，先书李若愚妄沮王韶；而神考崇长若愚，又先书经制成算，已付章惇，而神考为人游说，即欲改授蔡烨，然后言王韶、章惇必可任使之意，以谓能知王韶者，安石也，非神考也。矜王韶之功，反复张大，至于数千万言，自谓『有天地以来，无此功矣。』至于韩绛败事，则曰：『陛下于一切小事劳心，于一切大事独误。』又曰：『若陛下详虑熟计，则必无可悔之事。』夫安石自作可悔事，而恣为诬诞归过之言。神考爱民之志孚于天下，此等诬辞，何累天德?但臣子之心不能平尔!沈起引惹蛮事，致令交趾犯边，围陷邕州，钦、廉失守。生事者起，人皆知之；造谋者安石，人不尽知也。边事未作之时，神考有贬起之诏曰：『熙河用兵，未有息期，沈起又于南，万妄作引惹。』欲治起罪，以安中外。安石不肯奉诏。明年，果有事宜，三方之民，肝脑涂地，数路骚动，一人焦劳。当时诏语以谓：『一路生灵，横遭屠戮。』职其致寇，罪悉在起。然起之所以得不死者，良以王安石护起，神考重违其情，不欲尽行尔。安石退而著书，追记其事，则谓沈起经制，皆上密谋[3]，诸公皆不与闻。起所奏乞，上皆许之。呜呼!四作边事，二败二胜，二胜则掠美于己，二败则敛怨于君。吕诲之言，辨之早矣!

壬辰，新知桂州沈起乞以邕州五十一溪洞丁排成保甲，遣官教阅。从之。

据沈起，六年拜天章阁待制、知桂州。先是，议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萧注守桂州经略，注盖造谋者也。至是复以为难，起言：『南郊小丑，无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意事攻讨。妄言受密旨，擅令强吏诱讷羁縻州侬善美，即融、宜溪洞强建城寨，奏云內附。板筑才兴，皆忿怒而叛，杀官吏、丁民千计。神宗责其生事南方，开蛮貊隙，命刘彝代之。彝施置复缪戾，奏罢北来屯兵，殴新招土人枪杖手以守广，造戈船，禁与吏趾互市，且遏绝其表疏。于是交人疑惧，率众犯境，连陷廉、白、钦、邕四州，民死者数十万。事闻，贬起、彝团练副使，起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彝安置随州，又除名为民，编隶涪州，徙襄州，元祐初，复以都水丞召还，病卒。

八年十二月癸丑，诏曰：『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抚纳之厚，实自先朝，涵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杀伤吏民，干国之纪，刑兹无赦。奉天之讨，师则有名。已差赵卨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李宪充副使；燕达充马步军副都总管，须时兴师，水陆兼进。天示助顺，既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怀敌忾之气。然王师所至，弗迓克奔。咨尔士庶，久沦涂炭。如能谕王内附，率众自归，执虏献功，拔身效顺，爵赏禄赐，当倍常科，旧恶宿员，一皆原涤。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众听毋惑。比闻编户，极困诛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指：暴征横赋，即为蠲除，冀我一方，永为乐土。』王安石之辞也。时交趾所破城邑，即为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之民亡叛入中国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诉于桂管，不报。又遣使泛海诉于广州，亦不报。故我帅兵追捕亡叛者。又言桂管点阅峒丁，明言欲见讨伐。又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故自草诏。安石最不信《洪范》灾变之说，于彗星，乃推之交趾云。

是年十月乙未夕，有星出轸。丙申而长三尺。丁酉，长五尺。乃以彗闻。戊戌，长七尺，斜指太辖。至丁未夕，始没。

　　九年春正月己卯，交贼陷邕州，苏缄死。初，张守节败生获于贼者数百人。贼知北军善攻城，啖以厚利，使为云梯。既成，为缄所焚。又为攻濠洞，蒙以生皮。缄候其既度，纵火焚于穴中。贼计尽，稍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会有能土攻者，教贼囊土数万，向城山积，倾刻高数丈。贼众登土囊以入，城遂陷。缄犹领伤卒驰骑苦战，力不敌。缄曰：『吾义不死贼手!』乃还州廨，阖门，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纵火自焚。贼至，求缄及其家遗骸，皆不能得，杀吏卒、土丁、居民五万余人，以百首为一积，凡五百八十余积。并钦、廉州所杀，无虑十万余人。并毁其城以填江。邕州被围凡四十二日，缄率厉将士固守。粮储既竭，又岁旱，井泉皆涸，人饥渴，汲沤麻伫水以饮，多病下痢，死者相枕，而人无叛者。缄愤沈起、刘彝致寇，彝又坐视城覆不救，欲尽疏以闻，属道梗不通，乃列起、彝罪榜于市，冀达朝廷。初，缄子元为桂州司户参军，挈家往省父。将还，适闻有交贼，缄以郡守家属出城，见者必以为避贼，则人有去心，独遣子元还桂州，而留其妻孥，至是俱死。缄既死，交贼谋复寇桂州，前锋行数舍，或见大兵自北而南行，呼曰：『苏皇城领兵来报交趾之怨！』贼师惧，遂引归。其后邕人为缄立祠，岁时祷之。

　　二月丁亥朔，宣徽南院使、雄武军留后、判太原府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招讨使，兼荆湖广南路宣抚使，改赵卨为副使，仍罢李宪。先是，赵卨上言：『朝廷置招讨使、副，其于军事，并须共议。至于节制号令，即乞归一。』于是李宪衔之。已而语卨：『今边事止奏禀御前指挥，更不经中书、枢密院。』卨对以：『朝廷兴举大事，若不经二府，恐类墨敕，于是未便。』宪又言：『将来若至军中，御前有指挥事，当如何?』卨曰：『事若未便，军中不闻天子诏，当从便宜尔。』二人由是交恶，屡纷辩于上前。王安石白上：『中人监军，唐叔世弊事，不可踵。』上因问卨：『若宪不行，谁可代宪?』卨言：『逵老边事。』上曰：『卿统师，令副之，奈何?』卨曰：『为国集事，安问正副?臣愿为裨赞。』上诺之。始，吴充与安石争伐交趾利害，安石言必可取，充谓得之无益。上竟用安石言，罢宪而遣逵及卨。安石雅不喜逵，乃有是命，亦充所荐也。乙未，安南招讨司言：行营九军合用铁蒺藜三十二万四千，以山险减半。从宣抚司请也。广南西路经略司以苏缄死事闻，上嗟悼，为之不食。诏赠缄奉国军节度使，谥忠勇，赐京城甲第一区，乡里上田十顷，听其家自择，官其亲族七人。以其子前桂州司户参军子元为西头供奉官、閤门祗侯，夺服充召募舟师副将。赐对便殿，上抚谕甚至，且曰：『邕州若非卿父守御，如钦、廉二州，贼至而城破，乘胜奔突，则宾、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唐张巡以许远守雎阳，蔽捍江淮，较之卿父，未为远过也。』改授子元殿中丞、通判邕州。交趾之围邕州也，王安石言于上曰：『邕州城坚，必不可破。』上以为然。既而城陷，上欲诏两府会议于天章阁，安石曰：『如此则闻愈彰，不若止就东府。』上从之。安石忧沮形于辞色。王韶曰：『公居此尚尔，况居边徼者乎?愿少安重，以镇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办之乎?』对曰：『若朝廷应副，何为不能办?』安石由是与韶有隙。

　　三月庚申，郭逵辞，宴垂拱殿，赐中军旗物、剑甲以宠之。壬午，诏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刘彝追毁出身以来诰敕，送涪州编管。以御史中丞邓绾言沈起、刘彝虽已降责，尚未有尽，乞治彝张皇之罪，重行诛戮故也。

　　四月，永兴军掌机宜官范育从郭逵辟，为安南道掌机宜官。至潭州，奏论交趾事势，略曰：『朝廷宜讲所以轻治缓救之策，制胜于万全，不当为重且急之谋。』又曰：『治大以重，虽无事不可缓者，西北守边是也。救缓以轻，虽有警不可急者，征讨安南是也。』遂辞疾。

　　五月戊寅，知辰州[4]、皇城使陶弼以本官充康州团练使、知邕州，如京副使张述权发遣宜州。时邕州新破，遗民逃山谷不敢归。弼单骑从百余人先入左江峒招谕，民始翕然归业。因点集旧所籍丁壮，得二万七千余人，分三等，以二万隶诸将，凡踏白开道及辇辎重，皆峒丁也。余以自随。

　　六月壬子，富弼言：『蠢尔蛮獠，犯我封疆，二广搆灾，五岭严备。虽为手足之患，谅烦宵旰之忧。窃闻淮南累岁尤为荒歉，南方乡村城郭重叠，逋欠官司钱物、诸处兴修水利之类，役人甚众。伏愿陛下深诏有司，并下诸道，窃以宽民为务。况所逋欠，可蠲者与蠲放，理难蠲放者，多分料次，且令迤逦输纳，及权罢诸般兴作，完聚民力，一意专以破贼为急，俟岭南宁息，岁时稍丰，然后别上图议，以称朝廷有为之心。』张方平言：『交趾自李日尊以来，贡职已废。往时遣使，例抵其国，见城中无居民，府舍湫陋，茅竹屋数十百区，以为军营，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枪、竹枪，弱不堪用，势不能为中国患，故远而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窃此疆域，及今七十余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复知其虚实。今闻其城栅隍堑乃有数重，兵力民众，必益充足，颇略旁近占城等诸小国。事势施设。比前为强大。而岭南长吏，犹习故常，本非经远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妄轻脱，为国生事。谨条九事，列于左方。愚者千虑，尚须有得。采择所长，不为无补也。』

　　七月乙亥，诏谕郭逵等：『谍言交贼既归巢穴，日聚其党，教其战陈，及搜集象、马，阅习奔冲。此蛮素狡狯，今又操危心，虑大患，其于奸智，必有出人意外者。深恐八月中果来犯邕州，见在彼将官，伤于忠勇，便与接战，虑误大事。盖深入之师，利于速战故也。仰更切审为处置，严与戒约。』是月，安南行营次桂州，郭逵遣广南东路钤辖和斌及杨从先等督水军涉海，自广东进；诸将九军自广西进。

　　八月，卫尉少卿、直昭文馆石鉴知桂州。鉴初罢桂州，非缘罪戾，改知虔州，寻又改知桂州。鉴登对，具言交贼机智奸巧，极不可轻。上即令李舜举谕郭逵等曰：『如鉴所说，贼勇锐致死，或在夏国之右。缘此举近系二广安危，远关四方观望，若不万全致胜，于国计深为不便。切宜稳审，过为支准也。』

　　九月甲寅朔。乙丑，诏安南宣抚招讨总管司：『应四路宣布德泽、安抚军民等事，属宣抚司；谋敌机策等事，属经略招讨司；行营将校、军马等事，属都总管司。往来文字，并相关牒。』上闻郭逵与赵卨不相能，故有是诏。

　　十二月癸卯，郭逵等次富良江（此据《会要》）。初，逵遣燕达先破广源，复还永平，与大兵会。赵卨以为广源间道距交州十二驿，趣利掩击，出其不意，川途并进，三路致讨，势必分溃。逵不从。广源既降，逵议还赴逵约，时下连古弄洞败兵犹万余众。逵恐去则彼必来袭，乃留曲珍将轻骑三千，阳言由二洞人交州，纵二蛮俘使归，贼果自守不敢动。贼始设伏于夹口隘，以待我师。逵知之，乃由间道兜项岭以进，遂抵富良江。未至交州三十里，贼舣战舰四百余艘于江南岸，我师不能济，欲战弗得。逵请示弱以诱，贼果轻我师，数万众鼓噪逆战。前军不利，逵率亲兵当之，逵等继进，贼少却。叱骑将张世矩、王慜合斗，诸伏尽发，贼大败，蹙入江水者不可胜数，水为之三日不流。杀其大将洪真、太子禽、左郎将阮根。乾德惧，奉表诣军门乞降，纳苏茂、思琅、门谅、广源五州之地，仍归所掠子女。于是逵与诸将议，帅大兵济江。诸将曰：『九军食尽矣!』凡兵之在行者十万，夫二十余万。冒暑涉瘴，死亡过半，存者皆病瘁。逵曰：『吾不能覆贼巢，俘乾德，以报朝廷，天也。愿以一身活十万余人命。』乃班师，以乾德降表闻，约交人听旨。

　　十年二月己亥，枢密副使、礼部侍郎王韶知洪州。韶时以母老旬外，因抗疏言决里广源州之事，以为：『大臣图国事不当，贪虚名而忘实祸，舍远业而先小数。执政莫肯听用，每闻臣言，则必以熙河事折臣云云。』上不悦，故出之（余见《取洮河》）。丙午，宰臣吴充等上表贺安南平。曲赦广南西路诸州军，以广源州为顺州。己酉，知邕州陶弼为西上閤门使、知顺州。初，郭逵以重兵压贼境，使弼将精锐殿后。李乾德既纳款，逵欲班师，恐为贼所袭，不先号令，而中军夜起，兵夫争前，自相蹂践。贼隔江对垒阴伺之，弼命帐下无辄动，迟明，整队徐引还。逵方筑广源城，又使弼往视，即奏用弼知顺州。贼数人寇，复据桄榔县，扬声欲攻州城。弼率厉将士固守，素得人心，贼动息皆知之。获觇者，因令谕贼以祸福，不则来战。贼始惧，顺州以宁。

　　四月甲辰，诏：『已差徐禧会计安南兴师费用。闻广西民自供大役之余，极为殚弊，令禧具可以宽恤振补事以闻。』后禧上振恤事，一曰蠲赋税、减役钱；二曰除欠负，养孤遗；三曰罢折变，禁科买；四曰放铺夫，省役人；五曰计地里，省私拨。并从之。

　　十一月己巳，广南西路转运司言：『九道白衣李聚明等探到交趾事状。』诏：『自今如九道白衣至，令经略司优加抚纳，嘉其向化之意。』

　　十二月丁酉，知桂州赵卨乞专委横山寨主监押招诱蛮人[5]，买特磨道等战马，从之。

　　元丰元年二月辛未，诏权桂州司理参军徐伯偕、摄廉州石康县尉徐伯准并除名勒停，百姓徐建安等并杖脊编管，以不知觉徐伯祥赦前通书交趾特断也。伯祥初以布衣募众击交贼，授右侍禁，为沿边巡检。王师抵富良江，乾德遣人以伯祥熙宁六年书至。其书自称『巨宋游士臣伯祥』，教以扰边，且以朝廷为负其功，故积怨，欲舍坟墓、弃亲戚而归彼。于是诏捕伯祥，伯祥自经死。而伯偕者，其同母兄；伯准，其同堂弟；建安，其子也。

　　五月丙申，前守化州文学赵世卿进《安南边说》五篇，及自陈安南战棹司差使有功。诏世卿与正官，注荆湖南路主簿。

　　八月癸丑，知桂州赵卨为天章阁待制、知太原府。先是，上以手札问萵交人逆顺之情。彼将入贡于新疆，降民必有邀求，应之缓急、与之多寡宜如何?卨对贼势未敢动者三。时或议再举，上得奏罢之，而赦乾德，岭表遂安。

　　二年四月丙辰，广南西路经略司言：『顺安州贡峒等旧隶邕州。昨宣抚司因收复广源，分隶顺州。乞还旧隶。』从之。

　　七年六月壬申，朝散郎、龙图阁待制熊本试吏部侍郎。初，宜州蛮扰边，以本知桂州。始至，即戒边吏毋辄生事，劳问溪洞酋长，人人得其心，乃请选将练土兵，以代戍卒；益市马以足骑兵，宜州遂无事。而朱崖黎人之围解，土人蔡宝珍导降蕃，引兵与熟户讼，欲取以为功。本问之色动，缚宝珍投海上，交人以为神。谍者云：『交人将以明年入寇。』使者实其言，诏问本，本曰：『安南使人在道，不应有此。藉令有谋，不应先使人知。』后果妄。初，郭逵宣抚安南，刘几以广源郡建为顺州。朝廷以为不足守，诏给赐李乾德。疆画未明，而交人狃窥宜州之隙，欲并取侬智会勿阳地，捣虚掠归化，逐智会，智会窜右江乞师。本遣使问状，交人为敛兵，乾德谢罪。本请赐以宿桑八峒不毛之地，岭表遂安。

　　十月戊子，敕交趾郡王乾德：『省广南西路经略司奏，昨准朝命，安南奏以溪峒勿恶、勿阳等州峒疆至未明[6]，令本司计会。本道差职官辨正，今准安南报[7]，差黎文盛等至边界以辨正。乞降诏旨付安南遵守。向观奏牍陈叙封疆[8]，待命边臣计议辨正。

　　卿保膺宠禄，世载忠纯，钦奉诏旨，申饬官属，分画州峒，本末已明。勿恶、勿阳二峒已降指挥，以庚俭、邱矩、叫岳、通旷、庚岩、顿利、多仁、勾难八隘为界外，保乐、练苗、丁放近六县（六县下恐有脱字，《时政记》亦然）、宿桑二峒，并赐卿主领。卿其体此眷私，益怀恭顺，谨遵封约，勿纵交侵。』

　　初，熙宁十年，乾德言：『乞诏回大兵，即遣使谢罪奉职贡。』诏从其请，令安抚司遣人画定疆界。而宣抚使郭逵以为：『昨大军至富良江，交趾纳款日，伪文思使矫文膺已尝议定：大兵所至，即是封疆，令太平寨主成卓往分画。』元年[9]，乾德遣陶宗元入贡，乞四州土。诏令交趾尽归所虏邕、钦、廉三州人口，即给广源等州。而交趾所送人口二百有六，年十五以上，额刺曰天子兵；二十以上，面刺曰投南朝；妇人左手刺曰官客。安抚司复索三州官吏、妇人，而交趾固称无有，以故久之不决。五年九月，交趾知上源州杨寿安寇归化州，宿兵谋人顺安等七州峒。归化州，故勿阳峒穴也，而知邕州、西京作坊使刘初以为皆广源州故地，开宝中，广源道坦绰侬民富愿以管下古、耽、覆、和十州比七源蛮内附输纳。朝廷授民富以官，知广源州事。后虽因刘纪纳土，朝廷以通侬州赐智会。智会，民富之宗也。交人无厌，失信妄动，不若因此处置，以息将来边患。而交人以为：昨采铜于勿阳峒，即不知有归化州也。经略使熊本亦言：『嘉祐中，侬宗旦以勿恶等峒归明，赐名顺安州。治平中，侬智会以勿阳峒归明，赐名归化州。今侬氏所领州峒，初不隶南平，而归化等州，系右江控扼咽喉之地，制御交趾、大理九道白衣诸蛮之要路。乞诏交趾，诘其侵犯归化州之故，及令尽还虏去生口，绝其长恶未萌之心。』

是岁，成卓、邓辟乃与南平使黎文盛、阮陪定议如十月己巳诏书，而黎文盛寓书熊本曰：『成卓言上电下雷，温润英遥，勿阳、勿恶、计城、责渌、频任、峒景、思苛、纪县十八处，从南画界，以为省地。陪臣小子，惟命是听，不敢争执。然侬氏所纳土，皆广源之属也。幸遇圣明，万政更张，何爱此硗确瘴疠之地，不以回赐本道，存庇外臣?』或曰：『昨王师所取者，当还其守吏，挈而归明者，难复也。』文盛以为：『土有主属，守吏挈而逃去，盗主之物也。主守自盗，不赦之赃；盗物寄赃，法亦不许，况可污于省籍乎?』而本及卓以文盛虽有求地之言，然又言『惟命是听，不敢争执』，以为大意已定，故降诏焉。

校勘记

[1]乙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七补。

[2]论及 原本作『论攻』，据《长编》卷二一七改。

[3]密谋 原本脱『谋』字，据《长编》卷二五四补。

[4]辰州 原本作『皇州』，据《长编》卷二七五改。

[5]寨主 原本作『寨至』，据《长编》卷二八六改。

[6]疆至 原本作『疆土』，据《长编》卷三四九改。

[7]今准 原本作『今惟』，据《长编》卷三四九改。

[8]向观 原本『向』上衍一『事』字，据《长编》卷三四九删。

[9]元年《长编》卷三四九无此二字，亦不详是何元年。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八

神宗皇帝

讨梅山蛮

　　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遣章惇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始议经制南、北江。其南江[1]，本唐叙州，五代失守，群蛮擅其地，虚立州名十六。国朝并隶辰州，许令贡奉，则给以驿券。其后有硖州舒光秀者为之首领，提点刑狱赵鼎言：『硖州峒酋刻剥无度，蛮众愿内属。』时熙宁三年也。明年，辰州布衣张翘上书，论南江蛮虽有十六州[2]，惟富、硖、叙州仅有千户，余各户不满百，土广无兵，加以荐饥，近向永晤与绣、鹤、叙诸州蛮自相雠杀[3]，众苦之，咸思归化。愿先招抚富、硖二州，俾纳土，则余州自归。又言：『北江下溪州刺史彭师宴孱懦，众不畏服，争斗雠杀不已，皆有内向心。近师晏尝于辰州自陈，愿以石马镇一带疆土归化。乞乘机招纳，建城寨，定税赋。』诏以翘书并鼎所陈下知辰州刘策询度。于是请如翘言，领兵压境，密行招谕，直下溪州修筑一城，置五堡寨，仍遣其子图上方略。上曰：『策言两江事，所规画甚善。非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

　　九月丁卯，诏：『比差章惇经制梅山蛮事，今令知潭州潘夙、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蔡煜与惇协力处议[4]，毋致失误。』梅山蛮素凶犷，数出抄掠汉界。嘉祐末，鼎州人张颉知益阳县，收捕其桀黠者符三等，遂经营开拓。安抚使吴中复以闻，其议中格。及户部判官范子奇权荆湖南路转运副使，复奏蛮恃险为边患，宜臣属为郡县。子奇寻召还，又述前议，会遣惇察访南、北江，遂以命之。既而更委夙、煜[5]。

　　十一月庚申，章惇言：『招谕梅山蛮猺，令作省户，皆欢喜争斗道路，迎所遣招谕人。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寨，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又言南、北江事，亦各有序。

　　六年二月戊戌，以归明人黄全谏为三班奉职、辰州指挥使，仍赐银绢、袍带。初，洽州蛮李光全等欲连富州村囤为乱，全谏执送官，故赏之。其后章惇言赏全谏太优，恐难继其次，三人止乞与殿侍。上以问安石，安石曰：『不然，安能使人人踊跃，有趋赏之心?而懿、洽不敢出而求助陛下[6]，每恐赏轻重不等，即有人觖望。如汉高祖功臣未有受封者，先封赵子弟四人。若畏功臣觖望，即不敢如此；不敢如此，即何以收赵人心?今赏全谏，正是封赵子弟之意。人主作威福，若使人臣各自较量厚薄，操券以责人主，恐人主不可胜责。故太祖责三班援例求赏，尽诛之，所以销人臣悖慢之气，而长人主威权。若能如汉高祖收赵子弟，即人臣有觖望为乱者，厚赏令众诛之而已[7]。』

　　四月壬辰，权邵州防御判官郭祥正为太子中舍。章惇言祥正均给梅山田[8]，及根括增税有劳也。

　　五月癸亥，章惇言：『权发遣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蔡煜元奏梅山利害[9]，及措置梅山武冈徭人，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丁七万九千八十九口、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起税租及修筑武阳关硖城寨。其提点刑狱朱初平、管勾常平乔执中、知潭州潘夙并协力同议[10]。』诏各迁一官。

　　六月辛巳，南江归明人向永晤奉其祖防御使通汉所受真宗涂金交椅、银装剑及富川印来献。诏以剑、椅先朝所赐，还之，而留其印。

七年四月丙戌[11]，诏置沅州，以懿州新城为治，县以卢阳为名，从章惇请也。

《南江传》云：懿州赐名沅州、潭阳县名卢阳县，并系之七年六月。案：《实录》乃七年四月十九日事也。正月十九日，惇请建州县城寨，当参考。《九域志》云：沅州潭阳郡，熙宁七年，收复溪洞黔、衡、古、显、叙、硖、中胜、富、瀛、绣、允、云、洽、俄、奖、晃、坡、宣十七州[12]，即唐叙、锦、奖州地置州，治卢阳县[13]，领卢阳、麻阳、黔阳三县，及寨二。熙宁五年收复，以硖、中胜、云、鹤、绣五州，即唐叙州龙标县之东境置安江寨；富、境、圆三州，即唐叙州龙标县地，置镇江寨。《食货志》云：章惇初筑沅州，亦有屯田务。

　　八月甲午，并辰州麻阳、招谕二县隶沅州。

　　十一月戊戌，赐江淮发运副使张颉奖谕敕书，并银绢二百。先是，章惇言：『搆置梅山，实自颉发之。』诏颉具元奏事节以闻，故有是诏。

　　八年三月丙辰，沅州奏：『比建州学，今听读者已多。乞赐国子监书，庶一变旧俗，皆为礼义之民。』从之。

　　十一月，荆湖北路转运使孙搆言：『下溪州刺史彭师晏等十人内附，已遣知辰州陶弼等部兵夫筑下溪州城寨。』时南江新定，师晏据北江之下溪州，桀黠难制。弼以谋间其党保静、永顺等六州酋豪，使自相仇，师晏举族为诸酋所攻杀，仅以身免。弼乃为书，委其用事首领周兴，谕以祸福，师晏遂与兴及众数千来降。弼取地筑城寨五。弼，永州人也。

　　十二月庚子，荆南湖北路转运使孙搆言[14]：『沅州招纳伪地、林、锦等十三州归明，得户三千九百十、丁六千四百四十一，逐州分认岁入课米，以盐酬之。州界远者六十里，近者四十里。请补知州等官。』诏授地、林、锦州杨昌蛮等十三人为班行军将。

　　元丰五年正月戊甲，客省副使、知诚州谢麟言：『本州旁近户口，或远隶它州，见有封疆，不足城守，乞增割户口山川，并降属县名额。』诏：『沅州新修贯保、托口、小由、丰山堡寨，系控扼蛮蛋形势之地，宜以濒渠河贯堡寨为治所，合置渠阳县隶诚州，仍以麟知沅州，管勾沅、诚州沿边安抚公事。又以西京左藏库副使、闷门通事舍人周士隆知诚州，置兵马监押，职官司户参军各一员，并令谢麟举官一次。诚州官任满，依沅州酬奖。』

　　《九城志》云：『诚州，唐溪峒诚州，皇朝熙宁九年收复，元丰四年，仍旧置，治渠阳县。』

　　六年四月，湖北转运使言：「诚州开修潭溪等溪峒，直抵广西都怀寨。若通此路，中彻融州，实可扼三路溪洞之喉衿。望下广西，协力经营。』诏熊本应副，无得涛张，致失机会。

　　五月戊子，西上闷门使、果州刺史谢麟言：『先准朝旨，拨托口、小由、贯保、丰山四寨并若水仓隶属诚州，缘沅州与诚州元自梅口为界，今因割移四壁堡，以洪江口为界。自洪江口至梅口江约三驿，又从托口寨卢阳县界至梅口江约四驿，削取沅州封守附益诚州太广，不惟沅州户赋人兵不足以成都，兼诚州见招纳上和、潭溪等洞「自可以开拓封疆，兼结狼、九衙等诸洞并在托口寨西南，见隶沅州，水陆道皆由托口寨。设或溪洞人寇，诚州地远，力不能制，沅州又为托口等所隔，难使措置，或以生事。乞以小由、托口两寨依旧隶沅州，以大由等溪洞割隶诚州。』从之。

平清井蛮

熙宁六年，晏州六县夷自清井谋入寇。五月癸丑，命都官外郎熊本察访梓州路常平等事，并体量措置泸州清井监夷事。

新纪但云：遣熊本措置泸州夷。

　　先是，本、蒲宗孟皆言讨清井蛮不当发西川兵，既弱又远，当发戎州兵而已。又言：『清井蛮不当盛兵讨之。蛮急则恃山林，官军不能入也。然有田以为生，若以兵扰之，使不得田，即亦自困。今不务扰之使不得田，而盛兵讨之，我罢则彼出，我出则彼藏。泸州粮食难继，我师必困。』上以为然，欲即选此两人。王安石曰：『臣欲更与计议，续取旨。』时李曼建议，欲以王命抚纳甫望个恕及晏子，安石又白上：『此两人皆以为甫望个恕、晏子不可以王命崇奖，成其气势，后不可测。臣愚以为，此二族多不过万人。夷俗以王命为重，今宠以爵命，岁时稍加优赐，约以勿相侵扰。若怀惠，乃所以绝其兼并之谋。今纵为生夷，即彼自相兼并，非我所能制，何由禁其侵疆?』上谓曼失策，安石曰：『曼奏亦但云各领本部，不得相侵扰而已。抚二酋以王命，恐当如此。』上乃以为然。既而安石曰：『熊本子细，必能了当。』遂独遣本，仍令谕本此意。

　　九月，诏故长宁州土刺史盖子斗辣为长宁州土刺史，陇厉村首领斗始该为巡遏使。以措置边事熊本言：『斗辣族距清井监十里，领山前十二村夷众，未尝为寇。昨以一马七牛、吉刀等结斗始该攻讨三里，寇贼来效首级，斗辣乞与父时封爵。陇厉村亦控制诸夷水陆形势之地，缘始该隶南广州，土刺史李行从而使之同至，故有是命。戊辰，察访梓夔路常平等事熊本言：『近制，汉户典买边人田土者听。今访闻戎、泸州县分工則此汉人亦多私典卖边人田土者，皆出情愿，即无争竞，但不敢经官印契，谓宜许令赍契赴官陈首，如无交加，即印契给还；其元无税租地土，不以敕前后，并令量认租税。』从之。

　　十月辛未，王安石因进呈泸州事，言：『得熊本书，以为甫望个恕、晏子可羁縻。初，本在京师。臣与言如此，本不以为然，及今乃知须合以爵命羁縻，缘甫望个恕羁縻，能掠有生夷自立，必粗有才略，或是豪杰。若不羁縻，任其并合，以彼生诸夷不难并制，遂致强大，即为一方边患。今乘其未然，以爵命羁縻，旁近诸大族各随诸部，加以爵命。既加爵命，并为内属部落，即难相并合，所谓为大于细，图难于易也。』上悦，曰：『已令熊本经制，他日可如此。』安石曰：『本云且有奏请，佥议除泸守。』上曰：『专令熊本经制，却令本自举一人知州事。更求人，未必及本。』安石曰：『此甚善。』

　　十二月丁丑，梓夔路察访熊本言：『江安寨兵官以商议买田为名[15]，诱三里夷人斗设等至寨，因语问伤杀兵官主名，其人自以罪大，即拔刀唱杀[16]，寻斩讫斗设等剧贼也。』上曰：『此等人固不可赦，然诱而诛之，或为它日之害。谓之唱杀[17]，特以此为名耳。』后本乞赏功，上弗许，盖本以檄召戎州司户参军程之元权领江安县，密图之。之元即召诸酋见于廷，问景左藏安在，诸酋呼噪不服，因杀九十余人。斗设，手刃思忠者，械送泸州，凌迟斩之，以祭思忠。

七年正月甲子，熊本言：『自十一月己卯亲将蜀兵东兵[18]，募土丁凡五千人入夷界，捕杀小路大小四十六村，荡平其地，纳铜鼓、枪牌乞降者，因即抚定之。及于所得地内小溪口宁远寨西置二寨，立壕、面荔、枝檄等处置卓望四堡，平治险隘，开修道路，建置桥阁、里堠，悉已周备。并晏州柯阴县夷尝助小路夷抗官军，亦行讨伐，即至军前作誓，永不犯省地。凡得其所献地一百四十里，已募人垦耕，其属悉已联为保甲。臣与转运使陈忱、提点刑狱范百禄于今月辛酉，同所将军马次江安县，见遣兵分屯，及差次军前功状，续具以闻。』

十一月乙卯，十六日也。今月辛酉，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也。按：《熊本集·清井享士题名》，本以六年五月自东府椽视泸南夷事，七年正月一日自江安次宁远，二月二十日戊子，同陈忱、范百禄至清井享士。其称今月辛酉，是二十三日无疑，但不应二十六日便奏到，恐《实录》误编入此，姑从之。

　　四月辛卯，赐泸州军前效用黔州弩手号忠胜义军，人赐钱三千，有功者别议赏。清井蛮寇边，此军出力死战，蛮隔溪语曰：『相与无怨，何致力也?』义军骂曰：『朝廷遣我击贼，不知其他！』以药箭射贼，当之者立死。贼恶之，曰：『此黔州弩手箭也!』

五月乙亥，西南蕃乌蛮罗氏鬼主仆夜为银青光禄大夫、知羁縻姚州，甫望个恕为银青光禄大夫、知羁縻归徕州，沙取、陆路、乞弟并力把截西南蕃部巡检，从经制夷事熊本

讨茂州蛮

　　熙宁九年七月癸亥，成都府路体量边事王中正言：『茂州所管静州，州将杨文绪因蕃部谋烧劫市户、围逼州城，并率张仁贵结连背叛。今虽擒获文绪，然已病困，恐且死，无以徇众，遂辄斩之。其张仁贵并妻女等，乞裁断。』诏张仁贵凌迟处死，并杨文绪妻女，并依谋叛已上当行法[19]。仁贵，茂州牙校也。

　　十一月癸酉，内侍押班王中正为昭宣使，刘昌祚为皇城使，狄咏为客省副使，王光祖为引进副使，以讨纳茂州蕃部，且建堡寨，以为边防，赏功也。昌祚、咏等皆中正所携以来者，光祖为梓夔路钤辖，受命策应，以兵三千渡索桥，历流沙、飞石之危。会中正等破鸡宗关，次荡筚篥溪诸族，得级数千，他物称是，遂军鸡宗关，去茂州五十里石鼓村，扼其半道，而为贼所据。中正患之，召光祖与昌祚、咏议。光祖独请行。既叩石鼓，贼恃崄，矢多如雨。光祖以锐兵分四路登山，出贼背以取其隘，贼不意，遽遁，追至茶山，迫夜，亲执旗鼓，拥之以进，追斩数百级，堕崖谷死者无算。遂招纳余族及营诸堡砦。会中正等于茂州，乃归。始，中正至成都，而茂州既与蕃部私誓当罢兵，中正独言受御前札子，有所讨杀。六月，引兵自鸡宗关入恭州，乘蕃部不设备掩击之，斩首数百，焚荡族帐几尽，寻复与私誓。七月，又袭之，随复与私誓。具奏，以蔡延庆虽云私誓，官军至鸡宗关，蕃部辄渝约距战故也。时延庆已坐措置乖方被责，且去成都矣。故事，蕃部私誓，当先私抵兵求和物，官司籍所掠人畜、物财使归之，不在者增其价，然后输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20]，乃缚剑门于誓场，酋豪皆集，人人引于剑门下过，刺牛、羊、豕血歃之，掘地为坎，反缚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21]，投一石击婢，以土埋之。巫师咒云：『有违誓者，当如此婢。』及中正私誓，初不令输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所掠买羌婢，以毡蒙之，经宿而失。中正又先过剑门，蕃部皆轻之，自是剽抄未尝绝也。

十二月庚戌，改茂州汶川县置威戎军使，及置镇羌寨、鸡宗关。

讨泸州蛮

　　熙宁十年，罗苟夷犯纳溪寨，诏泾原副总管韩存宝击之。存宝召乞弟等，犄角讨荡

　　五十六村十三囤，蛮乞降，乃诏罢兵。

　　元丰元年，乞弟率晏州夷，合步骑六千至江安城下，责平罗苟之赏。城中守兵才数百，震恐不能授甲。蛮数百乃引去。知泸州乔叔遣梓夔都监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仍奏以乞弟袭归徕州。刺史召乞弟拜敕，乞弟不出。乔叔以贿招之，乃肯来。蛮以为畏己，益悖慢，五日，遂以众围罗个牟族。罗个牟，熊本所团结熟夷也。王宣驰救之，蛮解围，合力拒官军，宣兴一军皆没，事遂张。存宝怯懦不敢进，乞弟送款绐降，存宝信之，遂休兵于绵、梓、遂间。

　　四年，诏以环庆副总管林广代存宝，后以存宝逗挠，诛之。

　　五月癸丑，林广言：『差借职史利言赍文字付乞弟，以取王宣下落。蛮兵士及说谕为名，阴图进兵之路，勇劲可嘉。』诏广问利言道路巢穴险易远近及应有闻奏，具析画图以闻。初，利言到乞弟所，乞弟遣其奴沙自阿义随还，献马四十匹，并归所虏兵士七人，辞款其逊。而利言具道乞弟降意未决，所陈道路，大军进发，讫不由此。

　　十一月，林广进军特容琪落。始兜蛮相率据隘我军，是日，广分遣诸将腹背攻之，斩二千余级，得王宣、王慎言陷贼时印。贼大震恐，呼汉兵为生鬼从天而下。自是所向莫敢当者，遂进军阿徐池。

　　十二月庚午[22]，林广之驻军阿徐池（十二月一日）。乞弟遣人投书求降，广纳之。及军次落婆远，越三日，广复令乞弟所遣蛮奴阿义、阿生同往，谕乞弟。乞弟又遣人纳降书。翌日，乞弟又遣其叔阿汝献马五十匹，请退军。广随阿汝所指，击鼓退四将行营于后山[23]，然实扼贼归路。乞弟又请不解甲。广策其有异谋，为除阜为坛，距中军五十步且设伏。辛未，乞弟拥千人称降，广从十数卒出垒以待之。乞弟伏弩毡裘下，犹豫不肯谢恩，广即发伏击之，贼大奔溃，斩阿汝酋豪二十八人，俘三百余级，获马、铠仗及乞弟父子所授告敕、归徕州印。纳江有二桥，乞弟弟阿字乘乞弟马上桥，王光祖父子追迫坠水，斩之。军中以为乞弟，争其尸，得金络项、条脱者，以故乞弟得径下桥跳去。

　　五年二月丙辰，诏：『昨兴师讨乞弟，今既荡平窠穴，即与擒捕乞弟同功。其使臣、军兵等，除留戍守外，余各遣归。林广候措置新立堡寨毕，回本位。』初，广失乞弟于纳江，众十万人，皆无人色，官吏噎哽不能食，乃令进寨追贼。越七日，次白崖；又五日壬午晦，次老大人山。山形皆刀剑立。正月癸未朔，上老大人山。乙酉，次黑崖。丙戌，过鸦飞不到山。己丑，至归徕州，大小茅屋才百余间，乞弟所居，则以木为之，亦百余间。自发纳江，即入丛箐，五日不雨雪，兵夫冻堕指者十二三，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往往取僵尸脔割食之。留归徕州四日，求乞弟不获，麦文昞问广：『军事当何如?[24]』广曰：『已如朝旨荡贼巢穴，虽不获元恶，亦当班师待罪。』文晒乃出去年六月所受密诏，云：『将来大兵深入讨贼，期在枭获元恶。如已能破其巢穴及城守要害，虽未得乞弟，万一粮道不继，亦听班师。』军中皆呼万岁，曰：『天子在九重，明见万里之外！』乃定计班师。癸巳，发归徕州，循寨而还。

是月癸丑朔，次江门。广与苗时中、麦文昞轻骑同往乐共等处相视要害，修筑堡寨，仍以乐共为城，江门为寨，梅令山、席帽溪皆为堡。西通清井、宁远、安溪，以达江门。东于大洲坝置堡，以通纳溪，包括上下底、蓬褒等利，悉居腹内，皆时中及程之才初为韩存宝先事经画者也。广之进寨追贼，中军皆由四出，独留疲老三百余人在寨。暮夜刁斗无声，时中问广何故，广曰：『既失贼，当就死，不暇恤此耳。』时中曰：『公误矣！朝廷付公以十万众，岂可同偏裨，效一死为勇耶?』乃命追者整军而进，又欲移兵讨落母部索乞弟。时中曰：『公师十万众，深入死地。元恶既失，岂可妄加无罪族帐，为朝廷更生事耶?要当图此十万众生还计耳！』广从其言，自纳江至归徕州。暴师四十余日，粮道不至乏绝，时中之力居多。是岁，置泸州乐共地。

校勘记

[1]其南江 原本作『南南江』，《长编》卷二三六仅作『南江』。据义意改。

[2]南江 原本作『江南』，据《长编》卷二三六乙正。

[3]向永晤《长编》卷二三六作『向永梧』；又『诸州』，原本『诸』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六补。

[4]蔡煜 原本『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八补。

[5]夙煜 原本作『凤□』，据《长编》卷二三八改补。

[6]懿洽 原本作『□治』，据《长编》卷二四二改补。

[7]厚赏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四二补。

[8]梅山田 原本『田』字作『甲』，据《长编》卷二四四改。

[9]蔡煜 原本『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六四五补。

[10]潘夙 原本『夙』字作墨丁，《长编》卷二四五作『凤』。兹据《宋史·潘夙传》改。

[11]丙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二补。

[12]宣 原本作『宜』，据《长编》卷二五二改。

[13]治卢阳县 原本『治』作『洽』，据《长编》卷二五二改。

[14]荆南湖北路 原本作『荆湖南北路』，据《长编》卷二七一改。按：宋两湖转运分别称荆湖北路和荊湖南路。此云荆南湖北路，指荆湖北路而言。

[15]为名 原本作『为民』，据《长编》卷二四八改。

[16]唱杀 原本作『相杀』，据《长编》卷二五六改。

[17]唱杀 原本『唱』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八补。

[18]蜀兵 《长编》卷二四九作『属兵』。

[19]当行法 原本作『□行法』，《长编》卷二七七作『当法』，兹为补『当』字。

[20]棘耒 原本『棘』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七九补。

[21]及棘 原本『棘』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七九补。

[22]庚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一补。

[23]击鼓 原本作『击即』，据《长编》卷三二一改。

[24]军事 原本作『军军』，据《长编》卷三二三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九

神宗皇帝

徐禧永乐之败

　　元丰五年七月戊子，鄜延路计议边事徐禧等言：『银州故城形势不便，当迁筑于永乐堞上。盖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要。窃惟银、夏、宥三州陷没百年，一日兴复，于边将事功，实为俊伟，军锋士气，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烦费不赀，盖有不关御戎利害而徒费供馈者。城坚守备则贼不敢攻，兵众将武则贼不敢战，固不以州城军寨，遂分轻重。今若选择要会，建置堡寨，名虽非州，实已有其地。旧来边寨，乃在腹里，他日建州，亦未为晚。已与沈括等定议，自永乐堞、声塔平、移市、石堡、乌延至长城岭置六寨，自背罔川、良也、孟乜、罗韦、啰泊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寨之大者，城围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略十三万余。堡之大者，城围二百步，小者百步，一堡用工略万三千。其堡寨城围，要务占尽地势，以为永固。其非九百步之寨、二百步之堡所能包尽地势处，则随宜增展，亦有四面崖险可以朘削，为城工料，但如所约可足。』从之。

　　八月壬戌，徐禧、李舜举及沈括等以丙辰发延州蕃、汉军十余将，凡八万役夫，荷粮者倍之。既定议，而种谔还自京师，极言城永乐非计。禧怒变色，谓谔曰：『君独不畏死乎?敢误成事！』谔曰：『城之必败，败则死，拒节制亦死。死于此，犹愈于丧国师而沦异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谔跋扈异议，不可与偕行。有诏留谔守延州。

　　九月甲申，永乐城成。初兴版筑，寇数来争，皆败去。及是毕工，使景思谊以兵四千人守之。丙戌，徐禧、李舜举复入永乐城。曲珍谓禧曰：『闻贼兵甚重[1]，给事与敕使宜退处内寨，檄诸将督战可也。』禧笑曰：『曲侯老将，乃尔怯耶?』不听。丁亥，贼三十万众攻城[2]，珍率兵御之。将官寇伟等八百余人战殁，敌遂围城。乙未，种谔言：『臣止与所留病羸怯懦兵四千竭死力守护延州。』谔初议进城横山，本意身任统帅，成大功在己，而为徐禧、沈括所外。及永乐被围，谔据城观望，故托名守延，不即往救。丙申，上批付沈括：『永乐城至为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则恐误朝廷事愈重。』累降处分：军前事可多方募人传达，令求方便，溃围弃城。戊戌，永乐城陷。初，沈括谓徐禧曰：『吾众才三万，彼杂集之兵数十万，岂易当也?不如委永乐城以困之。』禧不从。比入城，敌倾国至，诸将皆请乘其未集，夜往袭之，禧又不从。高永能言尤切，曰：『彼性如狗，不意而辄加笞叱，则气折不能害人。若持疑不断，纵其跳梁，将无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与战，破之，则骇散。后虽有重兵，亦不敢跬步进，此常势也。尘埃涨天，必数十万之众，使俱集，则寡众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捋其须，谓永能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成列。』永能退，拊膺谓人曰：『吾不知死所矣！』寇骑稍逼，禧乃命曲珍等悉城中兵阵于岸下水际，禧植黄旗，手剑坐城下临视之。敌先以骑五万尝我，禧即遣奇兵突而前阵，坚不可动。三战，则全师俱进，奇兵奔我师，遂溃。曲珍扣城谓禧曰：『兵败矣！敌人当我者，皆其精锐。前军胜而惰，在后者皆老稚。公可速出，潜师逾西山，绕出其后，击其老稚，彼众必乱，此政兵法也。』禧闭壁不应，珍乃犯关入保，收散亡。永乐城依山无水，下滨无定河，为井十四，筑垒营之。寇众骤至，李稷惜军食，不纳役卒，卒以所持耰锸掘垒为磴道，争先登墉乘之，遂夺水寨，城中掘井三，汲泉仅能足饮将领，于是士卒渴死者大半，至绞马粪而饮之。寇知沈括退保绥德，永乐孤绝，攻愈急。高永能谓李稷曰：『新城久雨，土濡且坏，不若尽库币以募死士突围出，十犹可得七八，不然，坐致死耳。』曲珍亦以告禧，禧讫不从，又责珍曰：『曲侯以军败，又欲弃城邪?』及围城浃日，遣使呼城上人求和，禧亦知势不敌，乃遣吕文惠应之。文惠至寇帐，其酋坐文惠于地，曰：『尔小将，不可议约，当今曲太尉来！』即遣文惠还。禧以曲珍总军政，不可遣，而景思谊自请行。禧曰：『万一蹉失，恐伤国体。』思谊曰：『今势已逼，倘能以口舌说之，使缓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欲活数万人命，岂顾一身邪!』酋见思谊，言：『若还吾兰、会、米脂（事在元丰四年，并见《西边》），即当解去。』思谊曰：『此系朝廷，非边臣所得专也。』敌人囚之。初，思谊去时，惟禧、舜举有水两壶，诸将绝饮已三日，敌人亦不知，攻稍缓。是日，忽于城下呼曰：『汉人何不降?无水已三日矣!』禧以壶水扬于外，示之曰：『无水，此何物也?』则笑曰：『止于此矣!』由是疑思谊泄之。是夜大雨，敌兵四面急攻，士卒饥疲，不能复拒，夜半，城遂陷，禧及舜举俱死，稷为乱兵所杀，曲珍及王湛、李浦逃归，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舜举将死，裂衣襟草奏云：『臣死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稷亦草奏云：『臣千苦万苦也，禧不知所终。』或言禧实不死，有陷敌还者常见之。

　　十月戊申朔，李秬、种谔、沈括奏永乐城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先是，沈括奏寇兵来逼城，见官军整，故还。上览奏忧之，曰：『括料敌疏矣。彼来未战，岂便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后。』已而果然。及闻城陷，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既而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相蒲宗孟曰：『臣尝言之。』上正色曰：『何尝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卨，常言用兵不是好事耳!』

乙丑，诏：『鄜延路计议官试给事中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转运判官李稷自永乐城陷，不知存亡，必已死事。禧赠金紫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舜举赠昭化军节度使，并赐谥忠愍，各推恩二十资。舜举子充迁十资，自借职为供备库副使；兄舜聪五资，自左藏库使为皇城遥郡团练使；舜钦并侄瑜各迁一资；妻任氏特封夫人。稷赠朝奉大夫、工部侍郎，推恩十二资，并赐银、绢各千。入内高品张禹勤赠皇城使，赐银绢各五百，推恩七资。』禧为人狂疏而有胆气，尤喜言兵，以为西北唾掌可取，但将帅怯懦耳。吕惠卿以此力引之于上，故不次擢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边事迎合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继之，遂请讨伐。种谔以鄜延之师深入，无功。高遵裕以环庆之师至灵州城下，狼狈而还。陕西、河东骚然困敝，天下共望朝廷息兵，而沈括、种谔陈进取之策，复请筑城。禧素以边事自任，上遣往经画之。既入其境，不为备，狂谋轻敌，猝遇强寇，故败。自是之后，上始知边臣不可听信，亦厌兵事，无意西征矣。

自『吕惠卿力引徐禧』以下，朱本并削去，其意可见也。新本以复存之。今从新本。邵伯温《见闻录》云：『自今更不用兵，与卿等共图太平。』盖指此事。

　　丙寅，诏种谔问高世亮于何处求得高永能遗骸，更遣人求访徐禧、李舜举、李稷、张禹勤遗骸，候见，即依沈括已行晓谕给赏钱、迁资酬奖。初，永乐城陷，高永能之孙昌裔与左右欲掖永能由间道走米脂，永能曰：『吾束发从事西陲，大小数十战，未尝败。今年七十，又荷国恩宠，恨无以报。今虽幸免，奈士卒死者何?汝曹勉之，是乃吾死所也！』因易弊衣奋战，而寇不知其为永能也。后永能子世亮及昌裔驰数十骑入城，得永能尸以归。

　　六年四月辛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文州刺史种谔卒。自熙宁初，谔首兴边事，后再讨西夏，皆谔始谋，卒致永乐之败。议者谓谔不死边事不已。

　　七年三月庚戌，手诏刘昌祚：『本路士气，自永乐不守以来，折索摧丧，非往日之比。近闻诸将互出，颇获首级，军气小振，则豪勇异常之人宜有旌别，将以气作之，使鼓率士心，乐于攻战。今赐卿紧线战袍、红线勒巾、金线乌梢弓、虎纹帐、軒银缠杆枪、朱漆团排金镀银装手刀各五十，宜择众与之人，量所宜赐之。』

元祐五年二月己亥，见陷没夏国人一百四十九人[3]。以晋州进士邢逢原为本州文学，赐袍笏。先是，永乐城失守，逢原等为夏人所掠。既遣使诣阙请罪，至是，具籍以归。

经制安化蛮事

　　元丰五年六月壬申，广南西路转运使马默言安化州蛮作过，乞指挥所属官司处置。

　　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其为人粗疏，付之未必办事。且所言本路兵丁足用，若用之，便言不足。正如匠人造屋，小计之既兴工，乃见材实侵多。用兵大事，极须谨重。向者郭逵安南与昨来西师（王中正、高遵五路伐灵州事，见《西边》）兵夫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责不轻，今无罪置十数万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如泸州乞弟，其初但为索箩个、牟囤骨价复私怨耳。王宣过分，往救之，为乞弟所杀，事遂张大。比及事平，公私萧然。劳费天下大事，盖尝起于至小。』章惇曰：『天下事皆积小至大。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万几。」』上曰：『知几至难，惟圣贤为能，图于未形，所以无智名勇功。其次于其几兆而图之，则易为力。其下事至于著见而谋之，故用力多而见功寡，或遂至于倾陨。』惇又曰：『善师者不阵，盖图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将兆，天常见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犹如语言，顾今无深晓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则能消伏。先帝末年，孛见甚大，有声，光芒扫坟墓。又熙宁八年十月，彗见轸。轸，长沙星。朕以安南为忧。王安石以为不足虞，不阅月，安南叛。前年彗出郎位，没于张。去岁兴西师，乃去郎位。是事由朝廷，本非四裔起事之象。』章惇又曰：『太微垣正象朝廷。』王安礼曰：『天示变，则当静以应之，此古人之所以消伏者。』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于用兵，此亦数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虽必至于用兵，可以无悔矣。事将萌而天象先见，盖人事在下，气积于上[4]，积众人之气而先见，犹人之五藏有疾病，而气色见于面。』又曰：『天下事莫重于兵，社稷安危所系。措兵既定，则其他皆粉泽而已。』章惇曰：『古人以戎、祀为大事，盖事神、治人，莫重于此。』上曰：『戎与兵异。甲胄起戎。盖兵至于用，则谓之戎。祭祀测鬼神之情状为难，古人所以常合而言。』上曰：『太祖平诸国，遣将如亲行，不劳而定，子孙蒙福，在所加重也。』王安礼曰：『太祖以不杀得天下，累圣皆不妄杀一人，所以后世安荣。』上曰：『三代得天下虽以杀，盖有出于不得已而杀者，然未若得已而不杀。古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此不得已而杀。』又曰：『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力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一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因于此。』王珪曰：『《国朝会要》言：国朝兵制虽详，然莫能推明其意。』张璪曰：『非陛下神圣[5]，孰能知之?』

　　六年正月丙申，经制宜州溪洞、知沅州谢麟言：『招降元谋贼首罗世念，并逐洞头领种族四千八百八，纳衣甲器械二万，并生界思广洞酋长具到人烟户千四百二十七、口六千二百六十三，纳土归顺。其桀黠酋首，已付有司听旨。』诏谢麟领果州刺史，和斌领荣州团练使，知安化州及惠、广等五十二洞首领罗世念为内殿承制，蒙承想、蒙全圣、蒙光赵并为西头供奉官，蒙全叫、蒙全仵、蒙怀忽、蒙光速、潘曹并为侍禁，潘全剑为奉职，并给俸与春冬衣。初，安化上、中、下三州及北遐镇月赴宜州公参，及入中卖板木，宜州岁四管设。前知宜州钱师孟、通州曹觏擅裁损例，册酒食不如旧，买板木不及价偿，答贡物估价亏其实，迁补文字至五年不给，故自五年三月侵略省地。五月，费万钱战死；六月，知宜州王奇战死。事闻，诏以麟、斌经制溪洞事，以觏、师孟属吏焉[8]。先是，和斌为广西钤辖。经略司委斌率步骑三千讨罗世念，当盛暑，昼夜趣兵趋怀远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则生矣!』或曰：『奈何背龙江邪?』斌笑曰：『此所以生也，因示弱以骄之。』将士悉听其暇逸自如。既兼旬，乃大阅。蛮人觇知兵少，果大至。斌亲至营，出俸钱市酒肉，以劳诸军，曰：『吾虽老，思效死以报国。翊日见敌进退，唯吾所视。不如令者诛!』夜，选将迎敌，密戒以望敌则走。众闻报皆恐，斌高卧不动。凌晨，报益急，斌从容会食。度诱之至平坂，列八阵以待之，张疑兵左右山上，戒军前贾贩者瞰江壁立。贼登佛子岭，见兵众，大惊。斌分骑兵出其傍，身不乘马，被甲步出，策先锋阵，将士皆力战，蛮大败。或欲益兵进讨，开置城邑，会朝廷以斌同经制蛮事，斌从容讲画，进屯要害，以图抚纳。世念遂率其酋党内附云。

六月乙卯，丹州刺史莫世忍为检校户部尚书，给铜牌、旗号。其子侄九人，并赐官勋，以经制宜州谢麟言：大军讨安化蛮獠，世忍献木弓百、弦二百、药箭五千，自言世为外臣，修贡不懈。故有是命。

抚遇蕃户董毡

　　嘉祐七年八月癸未[7]。邈州首领唃厮啰既年老，国事皆委其子董毡。知秦州张方平尝诱董毡入贡，许奏为防御使，董毡寻遣使入贡。知杂御史吴中复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许戎狄[7]，启其贪心，方平议遂不行。先是，契丹以女妻董毡，与之共图夏国。夏主谅祚与战，屡为所败。及是，谅祚举兵击董毡，屯于古渭州，其熟户酋长皆惧，以为谅祚且求并吞诸族，亟诣方平求救。方平惧，饰楼橹以为守御之具，尽籍诸县马，悉发下蕃兵。仍驿奏，乞发京畿禁军十指挥赴本路，关西震恐。枢密使张昪言于上曰：『臣昔在秦州，边人言敌欲入寇者甚众[9]，后皆无事实。今事未可知，而发京畿兵以赴之，惊动远近，非计也。请少须之。』数日，方平复奏：谅祚以引兵西之，击董毡矣。谅祚寻复为董毡所败，筑堡于古渭州之侧而还。谏官司马光因劾奏方平怯懦轻举，请加窜谪。奏三上，甲申，徒知秦州张方平知应天府。

　　八年四月壬申，英宗即位。

　　治平元年六月辛亥，诏增邈州首领滔厮哕年赐大彩百匹、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又增其妻、子、孙及亲信穹庐官封，月给茶、彩等。

　　七月丙子，以邈州首领唃厮啰子、诚州团练使董毡为顺州防御使。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熙宁五年二月丙寅，观文殿学士、吏部侍郎吕公弼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董毡用旧事贻公弼以书，且称敕，公弼却之曰：『若藩臣，安得妄称敕?』董毡自是不复称敕。

　　元丰二年六月甲寅，董毡贡奉大首领景青宜、党令支等辞。上召逼殿陛，谕曰：「归告董毡，所遣贡奉人甚恭恪，今已许汝纳谷。此后可数遣人来，任便交易。又闻部落子欲侵汝疆境祖父田土，宜善守勿失。』皆奉诏唯唯。

　　五年二月癸酉，诏西蕃邈州首领、西平军节度使、押蕃落等使董毡封武威郡王，赐金束带一、银器二千两、色绢紬三千，岁增赐大彩五百匹、角茶五百斤；阿令骨为肃州团练使、鬼章甘州团练使；心牟钦毡伊州刺史，各赐金束带一、银器二百两、彩绢三百；进奉使李叱腊钦廓州刺史，增岁赐茶彩有差。青宜结鬼章止称鬼章，阿令骨称阿里骨。

　　六年十月庚子，董毡死，阿里骨继立。阿里骨，于阗人，非唃氏后。其母掌牟瞎逋尝侍董毡，因养阿里骨为子。既而董毡得风痺病，卧帐内，委政于阿里骨，甚亲信之。阿里骨又得幸于董毡妻乔氏，内外咸服，遂谋篡夺。董毡先有子欺丁，夏人及回鹘皆以女妻焉。欺丁性轻佻，好易服微行，阿里骨阴使人贼杀欺丁。及董毡死，阿里骨与乔氏匿丧，出令如他日，悉诏诸族首领至青唐城，矫董毡之命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尝事我，今当以种落付阿里骨。』仍厚赂大酋鬼章温溪心等，于是诸族首领共立阿里骨为董毡嗣。阿里骨并取欺丁二妻为己妻，母事董毡妻契丹公主，其贡奉朝廷，犹如董毡在日，未遽以丧告也。

此据《哲宗实录·阿里骨传》注、汪藻《青唐录》、高永年《陇右录》增修。《青唐录》但云得幸于董毡，妻不指谁氏。《陇右录》称董毡妻乔氏，又称董毡妻契丹公主，不知乔氏与契丹公，王为阿为异?当考。明年六月乙亥诏并王巩《甲申杂见》可考。

　　十二月癸酉，手诏李宪：『得录奏董毡、阿里骨蕃字，观其情辞，忠智兼尽，顾中国食禄士大夫存心不过如此。绸绎再三，嘉美无已，兼尔所回，委曲颇中事情，甚得朝廷欲命之意[10]。缘今夏贼奸谋不小[11]，直欲并亡一路，深入腹里，袭我之虚，切不可以平日抄掠千百骑待之也。宜大为经略，广作枝梧，勿令得志，贻患异日。昔六合首领耳罗支[12]、斯铎督输忠朝廷，协力击贼，后成奇功，杀李继迁于三十九井。当时朝廷报赏甚厚，今董毡、阿里骨既效诚如此，宜更激勉，使深入彼土，求如上功，以称朝廷抚厚之意。』董毡进奉入辞，上顾董毡首领曰：『自归属本朝后，与夏国通好乎?』对曰：『昨夏国屡来言：若归我，即官爵、恩好如所欲。臣等拒之曰：自属圣朝，荷国厚恩，义不敢负。』上曰：『尝与夏国战否?』对曰：『西人寇边，累曾率众出战，夺得其城堡及获首级甚多。』上曰：『归报董毡，令尽心守圉。』各赐器币分物有差。首领尝与夏国战、杀敌有功者，赐枪旗、器甲。

通使高丽

　　熙宁三年，高丽入贡。

　　四年十月癸亥，知制诰王益柔以草高丽答诏非工，罢直学士院。

　　七年二月癸未，高丽国王徽表求医、卜、画、塑四工，以教国人。诏罗极于四色人内募愿行者，各择三两人赴阙。庚寅，诏国子监许卖九经、子、史诸书与高丽国使人。

　　元丰元年正月辛未，命安焘假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为高丽国信使，林希假右正言、直昭文馆副之。先是，权知高丽国王徽比年遣使朝贡，上嘉其勤诚，待遇良厚，故遣焘等使其国。

　　三月辛巳，命太常博士、秘阁校理陈睦假起居舍人、直昭文馆，为高丽国信副使，代林希，希谪监杭州楼店务。以上批『闻希虽迫惧朝命，不敢终辞，然形貌忧郁不少舒。且高丽望中国使人久矣，苟一见希颜状如此，甚非所以使彼、识达朝廷眷顾遣使通好之意。今虽已启行，理终未便，宜遣人代之』故也。丁亥，诏使高丽涉海新舟并赐号，其一曰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其次曰灵飞顺济神舟。

　　十一月己丑，直学士院钱藻撰进遣押医官赐高丽国王王徽诏。上批：『宜令许将、孙洙更各撰一本以进。』寻命洙为翰林学士。御史何正臣言：『安焘、陈睦使高丽日，以所得市马易银，及于高丽界使人索驿料算直，害义辱命，启侮外夷。望案治其罪，追所与恩命。仍诏高丽，谕以使者失职之状，以慰远人。』诏札与焘、睦令知。

　　二年五月辛卯，赐明州及定海县高丽贡使馆名曰乐宾，亭名曰航济。

　　十一月甲午，明州言高丽贡使乞市坐船。诏以灵飞顺济神舟借之。又言：明州象山县尉张中尝以诗遗高丽贡使。诏中冲替。

　　三年二月丙申[13]，诏大行太皇太后灵驾发引日，听高丽使陪位。并馆伴所言：『高丽使柳洪等乞遇奉慰入寺观烧香，比群臣服黑带。』从之，仍以带赐之。戊申，高丽使柳洪以国王之命，贡日本国所造车，赐诏答之。洪以礼『诸侯不贡车』，不敢与贡物同进，而馆伴使以闻。诏许之，乃进。

　　四年十二月己巳，高丽进奉使崔恩齐等百三十五人见，赐物有差。癸酉，高丽国王与二府、亲王书。诏：『亲王、二府土物，令受而不答，止以书谢。应臣僚答高丽国王书，差著作郎林希具草进呈，送御书院以精纸写。付使人回。』

　　五年正月丙午[14]，诏：『在先朝时，金人常至登州卖马。后闻金人马行道径已属高丽，隔绝，岁久不至。今朝廷与高丽遣使往来，可降诏国王谕旨，金人如愿以马与中国为市，宜许假道。』后金人卒不至。

　　二月丁卯，史馆修撰曾巩言：『窃考旧史，高句骊自朱蒙得纥升骨城居焉，号曰高句骊，因以高为氏。历汉至唐，高宗时，其王高藏失国内徙。圣历中，藏子德武为安东都督，其后稍自为国。元和之末，尝献乐工，自此不复见于中国。五代同光、天成之际，高丽王高氏复来贡，而失其名。长兴三年，乃称权知国事王建遣使奉贡，因以建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伯，弟治，治弟诵，诵弟询相继立。盖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传二十一君而失国。其后复自为国，而名及世次兴废之本末，与夫王建之所治。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伯四王皆传子；自治至询三王皆传弟。询自天圣八年来贡，至熙宁三年今王徽来贡，其不见于中国者，盖四十有四年。今陛下神圣文武，声教之盛，东渐海外，徽所遣使，方集阙下。盖高句骊文字之国，其使者宜知其国之君长兴坏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诏谕典客之臣，问自德武之东也，其后何以能复其国?何以复失之?尝传几君?其名及世次可数否?王建之所以兴者何县?其兴也，自建始与?抑建之先已有兴者与?自天圣至熙宁四年四十三年之间，而徽复见于中国，其继询而立者欤?岂其中间复自有继询者欤?徽于询为何属?如其言可论次，足以补旧史之阙，明陛下德及万里，殊方绝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义来庭，故能究知四裔之事，非声教之所被者，远不能及此。』诏下，毕仲衍以所与使人崔思齐、李子成语来上。其所知不详。于巩论著也，所可纪者，新罗、百济内乱，王建遂合三韩易高氏姓。诵于治为远宗；王徽，询之子也。又云：高氏圣历、元和间事皆有记录，三韩自有史。元和中献乐两部，盖唐乐卿乐也。上曰：『他邦归附中国者固亦不少，如高丽，其俗尚文，其国王颇识礼义，虽远在海外，尊事中朝，未尝少懈。朝廷赐予礼遇，皆在诸国之右。近日进伶人十数辈。』且云：『夷乐无足取者[15]，止欲润色国史尔。』安焘等出使，其国中馆伴乃与上节人从庭下相揖，盖以其国主与焘均礼故也。

　　六年九月庚戌，诏：『高丽国王王徽，率令明州就本州或定海县择广大僧寺，以僧三十七人作道场，一月罢散。』又作水陆一会。徽立凡三十余年，其境东南临海，西北接契丹金国黑水。自王建并新罗、百济之地，至此盖百七十余年。王居蜀莫，郡曰开州，号开城府[16]，新罗曰东州，号乐浪府，为东京。王居东，北二十日行百济曰金州，号金马郡。南十二日行扶余旧地，曰公州，号扶余郡；又南二十日行平壤，曰镐州，为西京。鸭绿江为西北徼[17]。东所临海水绝青，下视十丈。大凡海至高丽界则清。入登州[18]，经千里长沙即浊，地寒多山。国王出平地，尝乘车驾牛，或以马涉山险乃骑。官有中书省、中枢院平章事、参知政事、中枢使、翰林学士、知制诰，大抵仿中朝。国子监四门学，学者至六千余人。三岁一贡举，进士诗、赋、论，明经试一大经、一小经，进士夜试，给烛三，为蜡八两，烛尽不就即退。榜放五十人，书有《东观汉记》。百官以米为俸，或给田，授罢随官增减，致仕乃已。贸易亦用米而不用钱。不禁民酿酒。兵出于民，番卫王府。国人好佛法。开城府有寺七十余区，兴王寺僧千五百人，官给田三百结。俗以田四方、方四百步为一结。田结收二百苫，苫为斗十五，正与中国一石等。天圣以来，使由登州入；熙宁以后，皆道明州，言登州路皆沙碛，不可行。其自明州还，遇便风，四日兼夜抵黑山，已望见其国境。以黑山入岛屿安行，便风七日至京口，陆行两驿至开州。

　　十二月壬申，上批：『祭奠高丽国使杨景略等奏辟李之仪书状官。闻之仪虽谙达吏方，随器可使，然文章之称，不著士论。缘高丽倍喜文，中夏词格，乃彼所视效。宜得问学博洽、用字整秀者，乃称兹选。可召赴中书拟月书状进呈。吊慰蕃辟官准此。』

七年正月壬戌，诏：『高丽王子僧统从其徒三十人来游学，非入贡也。其令礼部别定傧劳之仪。』

校勘记

[1]贼兵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九补。

[2]贼三十万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九补。

[3]四十九 原本脱『十』字，据《长编》卷四三八补。

[4]于上 原本脱『上』字，据《长编》卷三二七补。

[5]陛下 原本脱『下』字，据《长编》卷三二七补。

[6]觏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二补。

[7]七年 原本作『六年』，误。又『癸未』，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九七改补。

[8]官爵 原本作『方爵』。又『戎狄』二字，原本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七改补。

[9]言敌 原本『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七补。

[10]欲命 原本『欲』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四一补。

[11]夏贼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四一补。

[12]首领 原本无『领』字，据《长编》卷三四一补。

[13]丙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补。

[14]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二补。

[15]夷乐 原本『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三补。

[16]开城府 原本作『问城府』，据《长编》卷三二三改。

[17]西北徼 原本脱『西』字，据《长编》卷三三九补。

[18]入登州 原本作『水登州』，据《长编》卷三三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

神宗皇帝

蔡确邢恕邪谋

元丰七年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初侍立于前，宰臣王珪率百僚廷贺，宣答曰：『皇家庆事，与卿等同深欣怿。』及珪等升殿，上又谕王与珪等相见。珪等复前，分班再拜，称谢就坐，久之乃退。王年未当出阁，上特令侍宴，以见群臣。

哲宗熙宁九年十二月生，此年九岁也。旧纪书：『丁巳，燕群臣集英殿，延安郡王立侍于御坐之侧，宰臣王珪率百官廷贺。及升殿，上命与王相见。久之，王乃退。』新纪但书侍侧、廷贺。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初，元丰五年，将行官制，上于禁中自为图帖定，未出，先谓辅臣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珪亦助确，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举崇福宫，诏满三十个月，即不候替人，发来赴阙。盖将复用光也。是岁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储意。又谓辅臣曰：『来春建储，其以司马光及吕公著为师、保。』

此据邵伯温《元祐辨诬》及吕大防所为吕公著墓碑。大防止称公著，不及光，当考。

　　蔡确知光必复用，欲自托于光，乃谓职方员外郎邢恕曰：『上以君实为资政殿学士，异礼也。君实好辞官，确晚进，不敢进书。和叔门下士，宜以书言不可辞之故。』恕但与光之子康书致确语。康以白光，光笑而不答，亦再辞而后受之。

　　八年正月戊戌，上寝疾。日昃，三省、枢密院诣内东门，请入问圣体，遣勾当御药院梁从政、刘惟简传宣放宰臣。王珪等再附从政奏，乃令从政等引入，见上于福宁殿东寝阁。自是问圣体皆如之。己亥，诏不视事五日，三省、枢密院问候于福宁殿东寝阁。宰臣言：『上未视事，应合行事，乞权作圣旨行出以闻。事体稍重者，进画施行。』上不能言，首肯之。晚再诣福宁殿上书，字谕王珪等：『自来日，可只早入。』庚子，执政官晚再诣内东门，内侍传宣放，自此惟一人。乙卯，上手书字谕王珪等：『自今可间日入问。』自戊戌上不豫，三省、枢密院日至寝阁。至是上小瘳，故有是旨。丁巳，王珪等言：『圣体向安，御殿有期，臣等不胜欣喜。』上欣然首肯之。

　　二月癸巳，上疾甚，迁御福宁殿东阁之西间。三省、枢密院入问圣体，见上于榻前。王珪言：『去冬尝奉圣旨，皇子延安郡王来春出阁。愿早建东宫。』凡三奏，上三顾，微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权同听政，候康复日依旧。上亦顾视肯首。既退，移班东阁，皇子及皇太后朱德妃皆在帘下。珪等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皇太后辞避，入内都知张茂则言：『皇太后且为国家社稷大事，不宜固辞。』珪等请至于再三，皇太后泣许。珪进言：『自去岁，上令皇子侍燕，群臣皆尝见之。今必更长立，乞再瞻睹。』

　　是月，三省、枢密院、亲王自朔日至今日，由内东门入问候于福宁殿，惟是日末后再入。先是，蔡确疑上复用吕公著及司马光，则必夺己相，乃与邢恕谋为固位计。恕故与皇太后侄光州团练使公绘、宁州团练使公纪游，上初寝疾，恕密问公绘，且言疾可忧状。恕闻此，更起邪谋。确尝遣恕要公绘、公纪，二人辞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东府。确曰：『宜往见邢职方。』恕曰：『家有桃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说出道藏『幸留一观入中庭』，红桃花也。惊曰：『白花安在?』恕执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损，延安郡王幼冲，宜早定议，雍曹皆贤王也。』公绘等惧，曰：『君欲祸我家！』径去。已而恕反，谓雍王颢有觊觎心，皇太后将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实主其事，与内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诬谤。棫，开封人，尝从高遵裕掌机宜于泾原，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确与珪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他日，亟问确曰：『上起居状比何如?』确曰：『疾向安，将择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视，闻禁中已别有处分。首相外为之主，公为次相，独不知邪?一日片纸下，以某为嗣，则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归心乎?』确竦然曰：『然则计将安出?』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阁，上去冬固有成言，群臣莫不知。公盍以问疾，率同列俱入，亟于上前白发其端。若东宫由公言而早建，千秋万岁后，公安如泰山矣。』确深然之。恕又曰：『此事当略设备，令与平时不同，庶可以自表，见其曲折。第告子厚，同列勿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确谢，谓恕曰：『和叔见子厚，具言之。』惇固凶险，即许诺，遂与确定议，仍约知开封府蔡京，以其日领壮士待变于外廷，谓曰：『大臣共议建储，若有异议者，当以壮士人斩之！』是日，三省、枢密院俱入问疾，初亦未敢及建储事。既退，乃与枢密院南厅共议之。确、惇屡以语迫珪，幸其应对，或有差误，即以珪为首诛。珪口吃，连称『是』字数声，徐曰：『上自有子，复何议?』盖珪实无他志，但蓄缩不能先事纳说[1]，所以致疑。及是出语，确、惇顾无如珪何，寻复入奏，得请俱出，逢雍王颢及曹王頵于殿前。惇更厉声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矣!奈何?』颢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按堵如故，辅臣等各罢归。翌日，遂立皇太子。确、惇、京、恕邪谋虽不得逞，其踪迹诡秘亦莫辨诘，各自谓有定策功。事久语闻，卒为朝廷大祸，其实本恕发之。

　　三月甲午朔，执政诣内东门入问候，皇太后垂帘，皇子立帘外。皇太后谕珪等：『皇子精俊好学，已诵《论语》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学书。自皇帝服药，手写佛经三卷祈福。』因出所写经示珪等，书字极端谨。珪等拜贺，遂宣制，立为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又诏：『应军国事，并皇太后权同处分，候康复日依旧。』未刻，执政再入问圣体，进呈立皇太子例降赦。皇太后谕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纪纲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自此，执政日再入。丁酉[2]，命吏部尚书曾孝宽为策立皇太子礼仪使，翰林学士邓润甫撰册文，户部尚书王存书册文，礼部尚书韩忠彦书宝。戊戌，上崩于福宁殿，宰臣王珪读遗制，哲宗即皇帝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应军国事，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如向来典礼有所阙失，命有司更加讨论[3]。

元丰末建储事，诸家异论。绍兴史官既别加考定，专取元祐旧文，固得本实矣，第恨弗详。今参取诸书，稍增益之。推原后来致祸如彼惨毒者，盖由王珪任首相，不早建白立太子，致蔡确、章惇、蔡京等得乘隙造谤，而萌芽则自邢恕发之。其令蔡京领刽子入內庭，确、惇当时亦必有他说绐珪，故珪不以为疑。然开封知府何与朝廷事?此政坐珪愚暗耳。若珪能即拒绝，既无疑似之迹，则横祸又何从而来?疑似之迹，当时不过如此耳。其后浸润，转加增饰，遂有宣训事、粉昆事。黄履疏、高士京书，至蔡懋宣和间札子，用诬讪文字，托名御制极矣，诚可为痛哭也。非建炎初圣主觉悟，果断明辨，则朝廷之祸，岂有极乎?此事既存真实，仍悉取异说，附见于后，庶观者晓然究其真实谬妄，小人情状，无所遁逃，亦犹孟子必著许行、杨墨等语，不用扫除绝灭之也。《哲宗新录·宣仁圣烈皇后传》云：先是，元丰七年三月，大宴中宫，延安郡王侍立，王珪率百官贺。及升殿，神宗又谕王与珪等相见，复分班再拜称谢。是冬，谕辅臣曰：明年建储，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神宗弥留后，敕中人粱惟简曰：令汝归，制一黄袍十岁儿可衣者，密怀以来。盖为上仓猝践祚之备。神宗、太母所以属意于上者，确然先定，无纤芥疑。邢恕，倾危士也，少游光、公著间。蔡确得『师保』语，求所以结二公者，而深交恕。确为右仆射，累迁恕起居舍人。一日，确遣恕要后侄光州团练使公绘等，二人辞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东府。确曰：『宜往见邢舍人。』恕曰：『家有桃着白华，可愈人主疾。』其说出道藏『幸留一观入中庭』，红桃华也。惊曰：『白华安在?』恕执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损，延安幼冲，宜早定议。』政、嘉皆贤王也，公绘等惧，曰：『君欲祸吾家!』径去。已而恕反，谓后与王珪为表里，欲舍延安而立其子颢，赖己及惇、确得无变。确使山陵，韩缜帘前具陈恕等所以语太后者，使还之日，暴其奸，再贬知随州，寻窜新州。刘挚拜左仆射，恕坐党与，谪监永州酒。新录载建储事具此。确贬新州，恕责永州，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挚拜右仆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新录何故相连书之?恕除起居舍人在元丰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方神宗寝疾时，恕但为职方员外。公绘、公纪迁团练使在哲宗即位后，此时但为刺史耳。新录稍似牴牾，今改之。赵子崧云：『余既书元丰末命，绍兴二年四月，避地浔江，偶司谏韩璜叔夏谪监浔州盐税，暇日语及，因借得其父文若记庄敏丞相作枢密长时，神宗服药日久，韩一日语张璪曰：上服药日久，建储如何?璪曰：子厚多言，试说与看。韩乃语章惇。惇曰：此议甚好。二相亦以为然，约集议于密院南厅，屏人，留笔砚一副、纸数幅。就坐久之，皆无语。韩视王珪曰：今日之议，立延安郡王为太子。延安郡王，去年上已令侍宴，出见群臣，又有旨四月一日出閤，此事何故都无一言?珪云：诸公之议，亦珪之意也，别有何疑?张璪推笔砚纸与惇，令于纸上写立延安郡为皇太子。来日至寝门，召內臣张茂则，云今日奏事，欲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茂则令于御榻前设案。珪将所书纸铺在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时神宗风眩不能语，但惨怛久之。众皆立，未敢复言。时太妃亦在帐中，露半面，国婆婆抱上坐，顷之再奏，国婆婆云：圣意已允。王珪问茂则：太后在甚处?太后自云：在此中。茂则令內臣张帘，太后在帘下云：相公等立得。这孩儿直自孝，自官家服药，只是吃素写经。帘內出经两卷，一卷《延寿经》，一卷《消灾经》，逐卷后题云：延安郡王臣某奉为皇帝服药日久，写某经一卷，愿早康复。自帘内，宫人抱出哲庙，哲庙裹帽子、着衫带立于帘外。诸公环侍久之，无他语，遂宣制施行。后神宗上仙，宣遗制立皇太子，内外忻戴，初无异闻。已上韩氏手录，不敢增损一字。』案：子崧所书与伯温《辨诬》所载并同。《辨诬》具注在三月甲午朔。

校勘记

[1]蓄缩 原本『蓄』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二补。

[2]丁酉 原本作『乙未』，据《长编》卷三五三改。

[3]讨论 原本脱『论』字，据《长编》卷三五三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一

哲宗皇帝

宣仁垂帘皇太妃附

　　元丰八年三月戊戌，哲宗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应军国事，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如向来典礼有所阙失，命有司更加讨论。是月辛丑，群臣诣閤门上表，请皇帝听政；又诣内东门，请太皇太后听政，皆批答不允。自是表三上，从之。乙卯，礼部、御史台、閤门奏：『讨论故事，详定御殿及垂帘仪，每朔、望六参，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枢密院奏事，应见谢辞班退，各令诣内东门进榜子。皇帝双日御延和殿，垂帘日参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皇帝并再拜。三省、枢密院奏事，三日已上四拜，不舞蹈，候祔庙毕，起居如常仪。帘前通事以内侍；殿下以閤门。凡军头司引呈公事可以权付有司者，续具条奏。吏部磨勘、奏举人，垂帘日引见。应谢辞臣僚，遇朔、望参日不坐，并先诣殿门，次内东门，应得赐者并门赐。』从之。

　　四月乙亥，诏以太皇太后七月十六日生辰为坤成节。

　　五月甲午，诏太皇太后母韩越国太夫人，凡给赐倍常仪。

　　七月甲辰，礼部尚书韩忠彦等言：『太皇太后于皇太妃称赐，皇帝称奉，百官不称臣。』从之。

元丰八年十二月丁亥[1]，承议郎、守起居舍人邢恕权发遣随州。先是，恕已除中书舍人，而言者谓其游历权贵、不自检慎故也。恕常教高公绘上书，乞尊礼太妃，为高氏异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绘问曰：『汝不识字，谁为汝作此书?』公绘不敢讳，并以恕新命绌之。

恕教公绘上书，据邵伯温《辨诬》。邢恕之孙绎作其祖父言行录云[2]：『钦成皇后为皇太妃，自山陵回，御药吴靖方窥伺宣仁旨意，以太妃过失为献，谓随灵驾曾发笑。韩绛以故相留守西京，亲至境上迎迓引见，皇太妃纳拜殊不为礼，亦无慰劳之言。公闻之朝路，与宣仁犹子公绘相遇，因及此。公曰：「太妃昔则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间谍，渐不可长。」公绘矍然，遂密奏疏，以为宜加尊礼，仍引语切直过当，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览，讶公绘太讦。知公绘与公素厚，前此公绘屡有密奏，太母无不欣纳，往往以为得之于公也，直遣人诘曰：「谁教汝为之?莫是邢某与汝做来?若不实说，即根治。」公绘迫紧，即吐实云：「入疏时，邢某实不知，臣自为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韩缜微闻之，因而媒孽，无所不至。刘拯，缜客也，乃人削言公关与政事，交游执政，遂以为名，罢中书舍人，以本官知随州。温公即有简与公曰：「和叔此行出于意外，光居政府，不能为和叔别白，负愧诚深。」盖以中旨有交游执政之言[3]，恐益为和叔累故也。其后明前两月，温公检公被责一宗文字，欲将上辨白，诸公劝之，以为不若待至赦后。而赦前两日，温公薨矣。时吕公亦在政府，与温公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旦方为言官。初，旦事温公，欲为省郎，未及白用，希荐于韩，乃为工部员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遂还朝，乃于赦后未开假日入疏，论公曰：「吕公著素与邢某厚善，今来既经明堂，公著必须复引邢某还朝，乞未得令还。」自是申公避嫌，不复敢言。然希、旦亦不为公论所容，未几，兄弟相继逐去。时申公方盛，旦既犯申公，众论不与，非特公也。』绎所载如此，盖多妄说，姑附见。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4]，诏：『太皇太后出入仪卫，并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内故事不可考者，依慈圣光献皇后例施行。』辛亥，诏：『以时雨稍愆，太皇太后躬诣太一宫集禧观祈祷。』

　　闰二月丁未，宰臣韩缜等上表，请特建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殿，太皇太后宫以崇庆、殿以寿康；皇太后宫以隆祐、殿以慈徽为名。诏候过谅暗，令有司检举施行。

　　十月壬寅[5]，御史中丞兼侍读刘挚、侍御史王岩叟同入对。挚先进前谢侍读之命，宣谕曰：『以卿有公望，故用卿。』就箔前四拜，岩叟即前谢御史之命，宣谕曰：『以卿有材德，故任卿。』挚先进奏札子，乞罢武臣试换文资法。读讫，岩叟进札子，论听言与用人二事，又读挚奏：『差役事，近甚有人动摇。乞陛下守定差法。』岩叟曰：『昨司马光上章奏：差法非司马光所造之法，乃是祖宗百余年行之已便之法。祖宗时人情熙熙，天下安帖，只以此法。后因王安石误朝廷，行雇法，遂至纷然，祖宗法莫最好。』又曰：『今只争差字、雇字。陛下既定差字，便是祖宗法也。』挚又曰：『自陛下因司马光，天下弊事十去六七，今但修完，勿使移改。』太皇太后曰：『可惜此人公正，无毫发私，国家不幸！』挚曰：『司马光虽殁，太皇太后如此至公，谁为私?昨罢章惇知扬州，甚合公议。』太皇太后曰：『章惇昨来得罪为无礼，岂可便移?』挚曰：『应是失勘会。』太皇太后曰：『应是差错。前时问他执政来，不知谁主张，云为其亲老。』太皇太后曰：『若大辟罪人为亲老，不成不偿命?』有对者曰：『于法，父母年八十无兼侍，亦贷命。』挚曰：『国家典宪，于大臣不说如此?』岩叟奏曰：『若岁月合移及若告词引明堂恩霈，则自不消论。』应曰：『极是极是，岂可裁半年便移?』又曰：『其子章特者亦上书，言执政陷他父，故除扬州。今日三省进呈来吕大防言，台谏官又言：执政取悦章惇。其子却言陷其父。』太皇太后曰：『他乞留中，却与降出，教他执政辈知。』挚曰：『小子狂妄，敢如此?』挚遂言曰：『臣等有一事奏陈，此事体甚大。』岩叟曰：『缘为今来修祖宗实录，须要合辨明。』挚曰：『此事太皇太后、陛下合记得，不知当日英宗立为太子，是至和间已定邪?直到嘉祐六年方定邪?不知宰相是何人?』太皇太后曰：『宫中只知是韩琦。已前文彦博、富弼辈虽曾言，只是乞选宗室贤者，几时敢指名?』岩叟奏曰：『既陛下分明知得比是子细，不胜幸甚!』挚又进曰：『今正人端士少，小人多。乞进正人在朝。』岩叟又曰：『正人盛则小人消。正人不厌多。』太皇太后曰：『正人可知不厌多。正人多，小人自出头不得也。』岩叟又曰：『先诏谕，令二三老臣多方进拔正人。』挚曰：『二三老臣亦必体朝廷，不敢私。』太皇太后曰：『只为近日差除中也，则惹言语。』挚曰：『些小须有，臣等不敢放过。』挚又奏曰：『臣曾荐数人，已蒙用一二，余更望采用。』又谕：『卿等有正人，但奏取入来。』又曰：『不拘甚事，但事事言来。』

　　十二月庚子，傅尧俞、王岩叟同对延和殿。尧俞前谢，太皇太后曰：『以卿有材望，故用卿[6]。』尧俞拜讫，未奏事，先问曰：『今天下政事如何?』尧俞称善，且曰：『但恐陛下临御日久，稍有怠堕。如能兢兢业业，日谨一日，常以大公之德自守，则天下无不治。』太皇太后曰：『除是昏昧便如此。』又曰：『保甲、保马须是先罢，其余闲慢者，且休嫌于更改太猛。』岩叟进曰：『若果是闲慢则可。若于民有害，则亦不可不改也。』应曰：『害民则须改。』尧俞既读札子，大要谓谨始敬终。岩叟奏第一请废葭芦、吴堡二寨札子。尧俞奏曰：『大率昨来新取者，城寨皆可废，不独此二寨也。』太皇太后曰：『此尽是向来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施行。』第二言曾肇札子。太皇太后曰：『且令试。』岩叟奏曰：『试之已见疏谬。』又进曰：『此是小人。今皇帝陛下日长一日，正要左右前后皆正人，涵养盛德，岂可放此等人在左右?极为不便！』应曰：『待相度。』岩叟曰：『臣已上章言其不当。陛下置台谏，只要察执政除改不当。今若不存，则执政遂将自肆，言路亦无由敢言。若如此，臣不敢安职。臣只是忠于陛下。』应曰：『此固是。』尧俞曰：『王岩叟忠实，言不轻发。』又曰：『待相度。』岩叟曰：『今日乞陛下一言果决。』遂应曰：『待指挥。』岩叟又曰：『不知臣等章疏降出否?』曰：『已降出。』岩叟曰：『不知今日三省曾进与不曾进?』曰：『未曾进呈。』岩叟曰：『乞早降出今日文字。』应曰：『待使降出。』

　　二年二月己丑，礼部言：『太皇太后玉宝，请以「太皇太后之宝」六字为文；皇太后金宝，以「皇太后宝」四字为文；皇太妃金宝，以「皇太妃宝」四字为文。』从之。辛丑，三省同奉圣旨：『将来太皇太后受册，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皇太后受册，依熙宁二年故事。皇太妃与皇太后同日受册，皇帝于殿上发册，令礼部、太常寺详定仪注闻奏。』

　　三月甲寅，内批付三省：『将来太皇太后受册，有司虽检用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当御文德殿。顾予凉薄，岂敢上比章献明肃皇后?所有将来受册，可只就崇政殿，宜令三省叙述太皇太后此意，降诏施行。仍先具诏本进入。』后数日，执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谕曰：『性本好静。昨止缘主上冲幼，权听政事，盖非得已。况母后临朝，非国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岂女子所当御?』宰相吕公著等言：『陛下执谦好礼，冠映古今，加以思虑精深，非臣等所及！』

　　七月戊午，中书舍人曾肇言：『伏见太皇太后、陛下昨者深自抑损，时发德音，不欲临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册。诏书一下，中外嗟叹，忠义之士，至于感泣。况臣待罪侍从，尝献瞽言，不谓偶合圣心，特加收采。臣窃闻近日有司建议：坤成节于崇政殿上寿，其外殿赐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并附天圣三年故事施行。今者三省、枢密院乃不全用天圣三年故事及今日有司之议，将降朝旨，令文武百官、诸军将校随班行上寿礼，此臣之所未谕也。太皇太后昨降书，以谓不敢自同章献太皇出临外朝，故就崇政殿受册。窃详圣意，务从抑损。今乃百官将校皆赴崇政殿廷立班上寿，则是天圣八年以前之所未有，其礼更增于旧。在陛下谦恭抑损之志，前后本末，似不相称。』己未，太皇太后诏：『坤成节可只依天圣八年以前章献明肃御崇政殿上寿礼。』

　　九月辛亥，太皇太后遣中使赐宰臣执政酒菜，并黄金三百两、犀带两条，谕旨云：『知卿等于边事极留意劳心，故有是赐。其御封物，仍不许辞免。』乙卯，发太皇太后册宝于大庆殿。太皇太后御崇政殿受册。

　　三年七月癸丑，太皇太后手诏：『皇帝嗣位，于兹四年。华夏来同，天地并应。而

　　皇太妃以恭俭之德，鞠言之恩，虽典册以时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称。皇帝以祖考之奉，尊无二上，而吾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其推天下之养，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礼部、太常寺讨论：如于典故有褒崇未尽，令开具以闻。』(《政目》在八月）

　　十月庚辰，礼部言：『皇帝推隆母道，皇太妃合依皇后，缘尊无二上，理有屈伸。考之历代，又国朝典故，无称殿立殿名者。』先是，诏礼官详议皇太后所居宫閤名号以闻。太皇太后谕执政曰：『皇太妃并依皇后，当悉如之汉、唐典故，如何?』文彦博曰：『固有不可尽同者。』吕大防曰：『汉、唐间非正之事，于圣朝不可引用。』太皇太后曰：『此非因人有言，特恐于礼有阙也。』吕公著等请依礼官所定，从之。

　　闰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宣谕辅臣曰：『近已降指挥，裁减杂流，本家所得恩泽，亦宜减四分之一。』吕公著等言：『陛下临朝听政，本殿恩泽，自不当限数。向来止用皇太后例，岂可更有裁损?』再宣谕曰：『今来官冗，自宰执已下，恩泽皆有减损，本家亦须裁定。要自上始，则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当讨究本末以闻。』已而诏：『今后每遇圣节、大礼、生辰，合得亲属恩泽，并四分减一。皇太后、皇太妃准此。』

　　四年三月甲申，中书侍郎刘挚上书（见《变法》）。

　　四月乙巳，左谏议大夫梁焘对延和殿，奏以：『春、夏屡阴不雨，皆人主犹豫不断之象。愿面诏大臣协忠决议，无留政事。方今皇帝富于春秋，太皇太后保佑圣躬，制政帘帷，臣下易以蒙蔽。愿正纪纲，明法度，采用忠言，讲求仁术，坐使明恩实惠遍及四海。望皇帝陛下时亲政事，将来临御独断，练熟机务。』太皇太后曰：『年来内进呈文字常同商量。官家出意决事，皆有圣断。』焘对曰：『圣德日新，天下幸甚！此太皇太后保佑之功也。愿官家更进圣学，日课经史，熟记宝训故事。』上纳之。

　　五月丁亥，蔡确责降英州别驾。是日，左谏议大夫梁焘等登对，太皇太后称奖曰：『卿等于此事极有功。言事每如此，天必祐之。』（详见《蔡确诗谤》）

　　十月甲寅，诏太皇太后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皇太后、皇太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并追封，以明堂推恩故也。

　　十一月己丑，太皇太后手诏曰：『吾总机务，协助政纲，虽克享治安，而每怀抑畏。今有司乃欲以天圣故事，行会庆称贺之仪。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稽合于常规。是日皇帝致贺于禁中，群臣奉表于东庑，足以显邦家之庆，而形孝谨之风，何必外朝，乃为具礼?来年正月一日，更不御殿受贺上寿。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并内东门拜表。』前此，尚书礼部乃检会天圣年，章献明肃皇太后元日御会庆殿受皇帝奉贺上寿，及宰臣、百官、契丹使已下起居称贺之仪为请，故有是诏。

　　五年六月，时宰相吕大防与中书侍郎刘挚建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颇惑之。苏辙上言云云。太皇太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宣谕曰：

　　『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宰相从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说始衰（详见《调停》）。

　　六年十一月辛亥，诏曰：『朕获承至尊休烈，托于王公之上。蒙成慈训，海内宴安。恭惟太皇太后有圣德之徽懿，居天下之崇高，保佑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归，天地并贶。稽岁甲环循之次，当庆符本始之辰，仰赞寿祺，用致诚祝。昔在神考，有奉光献之礼。尝以此恳请再三，兴言伤财，面诫悉罢。永惟大德未报，此而不图，将何以示孝钦于万世，而达感于神明乎?其以元樁七年太皇太后本命岁旦日，斋在京及天下州军、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内在京于中太一、上清、储祥、集禧、建隆、醴泉、万寿等六处宫观、大相国寺十禅院，自正旦日，各用僧、道开建道场七昼夜。宫观罢散日，设醮一坐。在京外州军，自正旦日，办食设狱三日，并支系省钱，嘉与臣民，共增吉祷，庶几中外，均被余禧。』先是，太皇太后谕执政曰：『今日同皇帝听政，不可比光献，兼恐费国用。』吕大防曰：『所费亦不多，太皇太后亦勿如此言。』韩忠彦曰：『谦抑过甚。』王岩叟曰：『此乃皇帝一善事，不须过有退托。』遂降此诏。诏词，学士梁焘所撰也。

　　七年四月己未[7]，立皇后孟氏。

　　五月壬子，翰林学士梁焘言：『太皇太后陛下拥护圣躬，夙夜不倦，保祐之功，永福宗社。今来选正中宫，已得贤淑。冬至大礼，自当郊见，天地人事，上下协应。维是政机之烦，久劳同听，归断人主，不可过时，此陛下今日甚盛之举也。愿早赐处分，以彰全德。如以臣言为然，伏望面出手诏，付大臣施行。』

　　十一月乙巳，尚书左丞梁焘言：『臣昨在翰苑日，尝密具札子，披露肝胆。冒闻圣慈致陛下每有宣谕，必以不喜管事为言，常欲安静，此圣意之本也。臣未尝一日不思。窃惟渊衷远虑深识，用臣前言，自适其时矣。伏望检会前奏，早赐诏音，归断人主，以全大功。』

　　十二月，左仆射吕大防以疾恳求罢政，太皇太后宣谕曰：『主上富于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岁月，吾亦就东朝矣。』大防乃不敢请，复起视事。

　　八年八月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视事。壬戌，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问圣体。大防等言：『元丰五年，神宗皇帝服药，常降在京及畿内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丰中，神宗皇帝自以圣躬服药降此指挥。今上为太皇太后，于礼尤顺。』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尝处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谦抑，故有此宣谕。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人崇庆殿后閤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力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欲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住。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顾托，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大防对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为至公，一儿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言讫泣下。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然。政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

此段据邵伯温《辨诬》并蔡惇《直笔》删修。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实录》太皇太后谓吕大防等必不相见，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豫言之?今止从《实录》，系之二十二日。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问圣体，见上于崇庆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势至此，为之奈何?应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报者，宜尽施行。』是日，太皇太后崩。己卯，文武百僚诣崇庆宫，听太皇太后遗诰。园陵制度，依章献明萧皇太后典故。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癸卯，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号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庭闻者，无不摧陨。今将总览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呜呼，可不慎哉，』又曰：『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当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听政之日，臣民上书者以万数，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岂有憎爱于其间哉?顾不如此，则天下不安耳。』又曰：『太皇太后新弃天下，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地，故不可不豫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而今又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

　　十月丙午，中书舍人吕陶上言（见《逐元祐党》）。

　　绍圣元年二月己酉，葬宣仁圣烈皇后于永厚陵。己未，祔宣仁圣烈皇后神主于太庙。戊辰，诏曰：『朕昨亲奉皇太后圣谕：皇太妃保育之德，著于中外，虽已备极崇奉，而仪节之间，犹有未称。盖旧仪虽全比皇后，而宫闱舆盖之制，及出入所用，宜有所加。苟于本朝祖宗以来母后之制有所差降，则褒隆之数，可以施行。朕恭承玉音，倦倦慈训。其下礼部、太常寺，礼官参考典礼仪制，及臣僚上笺拜名、命妇进见等仪式闻奏。』

　　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取问所奏：前皇城使张士良辞服。』士良以御药院官给事宣仁圣烈皇后，与陈衍更直宫中，掌文书，衍主看详进呈，定其所降，付士良书其事于籍。其所降付某处，其所从违某事，皆衍自与夺颁降，未尝以闻上听。间有臣僚奏请东朝还政者，衍辄诋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匿其奏置柜中，不以闻，东朝亦不以闻于上。及与吕大防往来，以合密赐大防妻，皆不以闻上。坤成节，北使朝见太皇，坐间痰发，扶掖坐殿后御閤。衍指挥帘外使臣依次第虚进酒，上食至毕，外廷皆不知奏除范纯仁右仆射，召文彦博平章事，于是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右谏议大夫安惇言：『司马光、刘挚、吕大防等忘先帝厚恩，弃君臣之义，乘时信便，冒利无耻，交通中人张茂则、梁惟简、陈衍之徒，猎取高位，快其忿心，尽变先帝已成之法，分布党与，悉据权要，公肆诋诬，无所忌惮。既而自知其罪终不可逭，深惧一日陛下亲政，则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回顾却虑，阴连内外，包藏祸心，密为倾摇之计，于是疏隔两官，及随龙内侍十人悉行放罢，以去陛下之腹心，废受遗顾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人无一存者，以剪陛下之羽翼；先帝之所治而得罪者，纵而释之，以立陛下之仇敌；先帝之所忌恶而弃逐者，收而用之，以植陛下之怨雠。以王府为要途，以朝廷归私室，上下协心，同恶相济，意在不测云云。臣等窃睹上项事节，大逆不道，迹状明白。揆之以义，谳之以法，死有余责。所有陈衍罪在不赦，亦乞更赐审问，正以国法。』诏衍特处死，令广西转运副使程节莅其刑。徙士良羁管于白州。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旧臣一旦复起，日夜与邢恕谋所以排陷之计。既再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又责吕大防、刘挚、梁焘、范祖禹、刘安世等过岭，意犹未慊，仍用黄履疏、高士英状，追贬王珪，皆诬以图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圣烈皇后。上颇亦惑之，最后起同文狱，将悉诛元祐大臣，内结宦者郝随为助，专媒蘗垂帘时事。建言欲追废宣仁圣烈。张士良者前窜雷州，惇、卞逮赴诏狱，欲使证宣仁圣烈果有废立意。及士良既至，以旧御药告，并列鼎镬刀锯置前，谓之曰：『言有即还旧官，言无则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死。京、惇无如之何，但以陈衍罪状塞诏。宣仁圣烈废立之议由是得息，而惇、卞终不肯释元祐旧臣。京、惇进呈挚等事目，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诚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挚等已责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戮大臣，其释勿治。』

校勘记

[1]元丰八年十二月丁亥 原本作『元祐元年正月甲午』，误。兹据《长编》卷三六三改。

[2]祖父 原本脱『祖』字，据《长编》卷三六三补。又『云』字，原本作『之』，亦据上引《长编》改。

[3]中旨 原本『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三补。

[4]元祐元年正月 原本无此六字，据《长编》卷三六四补。

[5]壬寅 原本作『庚子』，据《长编》卷三九○改。

[6]故用 原本脱『故』字，据《长编》卷三九三补。

[7]己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七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二

哲宗皇帝

讲读

　　元丰八年四月丁丑，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吕公著兼侍读。公著时知扬州，召用之，遵先帝意也。朝奉郎、秘书少监孙觉兼待讲。

　　五月己亥，诏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吕公著乘传赴阙。

　　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韩维知陈州。未行，召赴阙，遂留经筵。

　　七月丁酉，朝奉大夫、守秘书少监兼侍讲孙觉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仍赐三品服。甲辰，资政学士韩维兼侍读，仍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事。庚申，中书省言：『管勾讲筵，春起二月，止五月；秋起八月上旬，止冬至前十日。本所今来未敢依令施行。』诏候祔庙毕取旨。

　　十月癸未，龙图阁待制赵彦若兼侍读，秘书监傅尧俞兼侍讲。先是，待御史刘挚言：『恭惟皇帝陛下以异禀之资，夙成之善，而上又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护开祐，所以成就者，罔不备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资养，左右前后，宜正人与居；语默见闻，宜正士是接，则劝讲、进读、辅导之官，其可不审择也哉?伏见兼侍讲给事中陆佃、蔡卞皆新进少年，越次暴起，论德则未试，语望则素轻。使在此官，众谓非宜。伏请罢其兼职，以允公议。仍欲望圣慈于内外两制以上官内，别选通经术、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于是佃、卞皆罢，而彦若、尧俞有是命。丁亥，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兼侍讲。

　　十二月辛酉，诏：『今月十五日开讲筵，进读《宝训》。讲读官日赴资善堂，以双日讲读，仍轮一员宿直，初讲及更旬，宰相执政并赴。』丙寅，御史中丞黄履兼侍讲。乙亥，初御迩英阁，诏三省、枢密院侍读、侍讲、修注官、讲读官赐宴于资善堂。赉银帛有差。辛巳，诏增讲读官职钱为三万。

　　元祐元年正月丁巳，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等言：『臣等见进读《三朝宝训》，其间有祖宗事与今不同者，盖是当时天下初定，与治平之后事体自别，君臣论议亦从而异，又有祖宗一时处分，难以通行于后世者。欲乞遇有似此等事，特许臣等看详，更不进读。』从之。

　　二月庚午，朱光庭奏，乞以程顾为讲官。甲戌，上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进读。至天禧有二宫人犯罪，法当死，真宗皇帝侧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杀之则不忍，舍之则无以励众。』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又幸汾阴日，见一羊自掷于道，左右曰：『今日尚食杀其羔。』真宗惨然不乐，自是不杀羊羔。因奏言：『此特小善尔。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则仁不可胜用也。且真宗自澶渊却敌之后，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盖出于此。外人皆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远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且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是月丁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讲黄履为龙图阁直学士、知越州。

　　闰二月甲寅，龙图阁侍制兼侍讲赵彦若为兵部侍郎兼侍读。

　　三月癸酉，诏讲读官更不轮资善堂宿直。辛巳，宣德郎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颐既上殿十四日，辞恩命，乞进见，即以经筵命之。颐面辞，不许，退而具奏曰：『窃以知人则哲，帝尧所难。虽陛下圣鉴之明，然臣方获进对于顷刻间，陛下见其何者，遽加擢任?臣不敢必辞，只乞臣再上殿进札子三道，言经筵事。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因可听其辞避。』札子其一曰：『臣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之资得于天禀，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所谓辅养之道，非谓告诏以言过而后谏也，在涵养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乞朝廷慎选贤德之士以侍劝讲，讲既罢，尝留二人直日、一人直宿，以备访问。』其二：『乞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祗应，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有剪桐之戏，则随事箴规；违持养之方，则应时谏正。调护圣躬，莫过于此。』其三，『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力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德。窃闻讲官在御案傍，以手指书，所以不坐，别欲令一人指书，讲官稍远御案坐讲。意朝廷循沿旧体，只以经筵为一美事。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程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颐闻帝行宫中而避蚁，因讲毕，请曰：『有是乎?』帝曰：『诚恐伤之耳。』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称善。

　　六月，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臣供职以来，六侍讲筵，但见诸臣拱手默坐，当讲者立傍解释，数行而退。如此，虽弥年积岁，所益几何?或以为主上方幼，且当如此。此不知本之论也。伏自四月末间，以暑热罢讲，比至中秋，盖腧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至今三月，不一见儒臣，何其与古人之意异也，今人家子弟，亦不清经时累月不亲儒士。初秋渐凉，欲乞于内殿或后苑清凉处召见当日讲官，俾说道义。纵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将来伏假既开，且乞依旧轮直日，所贵常得一员独对，开发之道，盖自有方，时习之益，最为至切。欲乞特降指挥：宰臣一月两次，与文彦博同赴经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讲说。因令史官人侍崇政殿。』

　　八月庚寅，吏部侍郎兼侍讲傅尧俞以职烦目疾，乞罢侍讲。司马光请改尧俞为侍读，而用著作郎范祖禹兼侍讲。祖禹，吕公著之婿也，请避嫌。光奏：『宰相不当以私嫌废公议。』遂以祖禹兼侍讲。丁酉，御史中丞刘挚兼侍读。癸卯，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以职事官例支见钱。』颐在讲筵，尝质钱使。或疑未得禄，问之，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寻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颐言：『颐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朝廷待士，便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力出历子。户部初欲折支，执政为馆閤官皆请见钱，岂有经筵反折支?又检例，缘久无崇政殿说书，故户部只欲与折支。今始给见钱。

　　十月庚子，端明殿学士、光禄大夫范镇落致仕，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兼侍读（二十二日降诏除侍读）。

　　二年四月丙戌。先是，中书省言：『景祐二年，置迩英、延义二閤，以设讲筵。延义閤在崇政殿之西南，向欲令管勾讲筵所经度，如得宽凉，以备夏讲。』诏修内司画图进入。

　　八月辛巳，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颐人品纤污，天性憸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誉；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全无发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响，而间尝以勿用小人。岂唯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如陛下因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侍讲读者六七人，颐官最小，乃越次独候问圣体，横僭过甚，并无职分。』因黜之。癸末，礼部员外郎颜复充崇政殿说书，兼判登闻鼓院。辛丑，吏部尚书苏颂、翰林学士苏轼侍读。

　　九月甲子，赐宰臣执政、经筵官宴于东宫，上新书唐人诗分赐之，以讲《论语》终篇也。乙丑，吕公著以下谢赐宴。太皇太后曰：『皇帝天姿聪敏，宫中维好学，学则易成。昨日所赐，欲卿等知尔。』庚午，吕公著言：『伏睹今月十五日，以经筵讲《论语》毕，赐执政及讲官御筵。是日，内出皇帝御书唐贤律诗，分赐臣等各一篇。臣次日与延和殿帘前谢，蒙太皇太后宣谕：「皇帝好学，在宫中别无所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伏思皇帝陛下睿哲之性出于天纵，而复内禀慈训，日新典学，诚以尧、舜、三代为法，则四海不劳而治。今来《论语》终帙，进讲《尚书》。二书皆圣人之格言，为君之要道。愿陛下念兹在兹，以广圣德。臣职在辅导，无能裨补，辄于《尚书》、《论语》及《孝经》中节取要语共一百段进呈，惟取明白切于治道者，庶便于省览。或游意笔砚之间，以备挥染，亦日就月将之一助也。』他日，三省奏事毕，太皇太后宣谕：『公著所进《尚书》、《论语》等要义百篇，今皇帝已依所奏，每月书写看览，甚有益于学问，与写诗篇不同也。』公著与同列皆言：『此圣人经训，有补于治，日宜亲阅。』

　　十月壬申，诏：『讲读官大开讲日，论具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二条进入，仍旬一录申三省。』先是，吏部尚书兼侍读苏颂言：『国朝典章，大抵袭唐旧，史官所记，善恶咸备。乞诏史官、学士采《新唐书》人主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故有是诏。实录院检讨官、著作郎兼侍讲范祖禹辞免起居舍人，从之。

　　是夏，权住进讲。祖禹言：『臣不待经席，已逾两月，陛下深居闲燕，圣学日勤。然臣等无由罄竭愚短，辅助万一。』又言：『陛下如好学，则天下之君子皆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陛下如不好学，则天下之小人皆动其心，欲立于朝，以邪谄事陛下。』又言：『凡人之好学，莫不在于年少之时。陛下圣质日长，龙德日进，数年之后，虽欲勤于学问，恐不得如今日之专也。臣窃为惜此日月，愿以学为急，则天下幸甚。《论语》记圣人言行之要，修身治国之道，不无在焉。《尚书》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轨范也。《论语》虽已讲毕，望陛下更加详熟《尚书》未讲者。愿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讲之，则陛下圣意，先已有得矣。』

　　四年春正月甲申，诏：『讲筵官许依秘书省职事官例观新乐，赐闻喜宴，许依带职人并赴。』从崇政殿说书颜复请也。

　　二月壬戌，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讲《尚书》、读《宝训》。司马康讲《洪范》至『义用三德』，上问曰：『只此三德?别更有德?』康对曰：『皋陶所陈有九德，如柔而立，刚而塞，强而毅之类是也。』先是，上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岩叟喜闻德音，因欲讽谏，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审而问之，必能体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则治，失之则乱，不可须臾去者也，三数虽少，推而广之，足以尽天下之要。陛下诚能用以修己安人，则尧、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臣职备史官，敬已书之于册，以示万世。』

　　三月壬申朔，吏部尚书兼侍讲苏颂等奏：『臣等撰进汉、唐故事。』得旨分门编修成册进呈，诏以《迩英要览》为名。

　　十月癸丑，上御迩英阁，召讲读《三朝宝训》。终，侍读苏颂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每愧荒疏，不能发明，上资圣览。』上遣内侍宣答曰：『祖宗治道，兹有本原。逮此终篇，悉资开发。』颂等稽首称谢。

　　五年春正月庚寅，御史中丞梁焘兼侍读。焘再辞免，从之。焘尝奏疏曰：『〈礼》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谓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学以发之，然后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虽天子之尊，而能成圣，必由圣学乎，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万国，日就月将，学以成性，此政其时。愿择吉日，诏开经筵，优接劝讲进读之臣，使从容熟复治乱之事，究先王之蕴，辨历代之迹，无惜圣问[1]，再三询考，圣心晓然无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愿加圣意无忽。』又奏疏太皇太后曰：『今皇帝圣年十五，齿亦已长矣。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皇帝清明在躬，天禀英异，以圣人志学之时稽焉，则不可以不学也。伏愿陛下当天眷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面勉皇帝，早开经筵，召见儒臣，谈经读史，从容赐对，熟复古今。宫中慎选茂进之人，以诱掖诵说，审择谨厚之人，以辅视兴寝，服勤道义，为聪明睿智之助。疏远纷华，为康宁寿考之资。习之既久，乃如自然。至于诚意喜画，正心乐道，终副海内圣神之望，不贻宸衷逸豫之忧。养成静治，为天下之真主焉。』

　　二月壬寅，迩英阁讲毕《无逸》篇，诏详录所讲义以进。今后具讲义，次日别进。

　　夏四月癸丑，诏讲读官今后每遇经筵退，留讲、读官各一员于迩英阁奏对。

　　八月丙午，右正言刘唐老言：『伏睹《大学》一篇，论大德之序。愿诏经筵之臣训释此书上进，庶于清闲之燕，以备观览。』从之。庚申[2]，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上《帝学》八篇[3]，言：『恭惟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人主无不好学故也。陛下广览载籍，历观前世创业之主、守文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学者乎?由三王至于五代，治安长久，有如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有宝器，且犹爱惜之，恐其伤缺，况祖宗百三十余年盛之天下，可不务学以守之乎?臣又闻学则必问，问然后为学。《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画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皆所以为天下法也。尧有衢室之间，舜有总章之访，动必咨于四岳。孔子称舜之大智曰好问；仲虺戒汤曰：好问则裕学者，圣人之先务也。问者，学之大方也。文王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號，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召、毕、荣，所能成其圣也。武王访于箕子，文王问于史佚，四圣维之，众贤翼之，是以为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岂由他哉?惟强学问而已。今臣所录八篇，上起伏羲，下讫神宗。伏惟陛下道于三王，稽德于五帝，轨仪于三代，法象于祖宗。集群圣之所行，体乾健之不息，则四海格于泰和，万年其永观矣巨。』

范祖禹进《帝学》在五年八月。今附月末。

　　九月丁丑，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讲《书》、读《宝训》，召宰臣、执政、讲读、记注官，各赐御书《诗》一首。上亲书姓名于其后。

　　冬十月庚申，讲《书》终篇，赐筵于东宫。宰臣、执政、讲读、修注官预。

　　六年二月丁巳，讲筵所言：『奉旨进汉、唐故事及《史记》事，其间可观事迹，多已录进。请《稽古录》节次进呈，以代汉唐、故事。』诏依前旨进故事。

　　八月辛亥，三省言：『翰林学士范百禄等奏：景祐三年，因崇政殿说书贾昌朝奏请，诏修迩英、延义二阁记注。今陛下向学稽古，间日一御经筵，虽史官在前，言动必记。然讲读之事，未有专一纂录。欲乞复修迩英殿阁记注如仁宗朝故事。』从之，仍令讲读、记注官同共编修。甲寅，宰相吕大防言：『近讲筵官奏，乞修迩英记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迩英、延义二阁记注六十余卷，具载仁宗与讲读官论议。尝讲《诗》至「谁能烹鱼，溉之釜鬻」。仁宗谓侍讲丁度曰：「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正谓此也。」《学记》曰：「知类通达，谓之大成。」仁宗可谓善推其类矣。臣尝进仁宗圣学事迹，有未备者，欲写二阁记注一本进入，以备圣览。』上可之。其后诏国史院修写两本进入，别写一本送资善堂。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言：『秋气已凉，陛下燕闲之中，足以留意经史。舜鸡鸣而起，大禹惜寸阴。愿以舜、禹为法。』上曰：『朕在禁中，尝观书不废也。』

　　十月丙寅，迩英读《宝训》，至节费，吕大防奏曰：『浮费固当节。至于养兵以御患而民不劳，故养兵之费不可节。』王岩叟曰：『大凡节用，非谓偶节一事，便能有济。须每事以节少为意，则积日累月，国用自然有余。』上曰：『然。』庚午，幸太学，讲《尚书·无逸》终篇（详见《太学》）。

　　七年秋七月癸巳[5]，诏复置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为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祖禹固请补外，乃用王洙避兄子尧臣故事，特有是除。（粱焘行状云：复置翰林侍讲学士，实焘发之。）

　　八月壬申，御迩英阁，侍读顾临读《宝训》，至『王沿论引漳水灌溉，王轸以为不可。』读毕，上问顾临曰：『沿、轸所论孰长?』临奏释沿所论意，上曰：『是何说可行?』临曰：『沿略可行。』上宫中恭默不言，惟讲读时发问。

　　元祐八年春正月丁亥，上御迩英阁，召宰臣、执政暨讲读官讲《礼记》讫，读《宝训》。顾临读至『汉武帝籍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对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耳。』读毕，宰臣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之后，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礼见穆献大长公主，此事长之法也。』上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阉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人閤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步历广庭，稍冒寒暑尔，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窃闻陛下昨郊礼毕，具服谢太皇太后，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上甚然之。

　　五月乙酉，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言[6]：『近令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进呈。按：讲筵故事，讲官讲经，读官读史。若令同进读汉、唐史书，即是讲官兼读官。乞专令读官钞节进读。』从之。

　　绍圣元年六月癸酉，诏罢讲《礼记》，候秋凉日讲《诗》。

　　七月壬寅，翰林学士兼侍读蔡卞、御史中丞黄履言：『旧令讲读、说书，每月职钱十贯。元丰八年十二月圣旨：侍读、侍讲职钱特添作三十贯。臣等备员讲职，未有补报，而坐縻厚禄，实为侥冒。欲乞寝罢，只依元丰巳前数目。』诏不允。

　　三年五月丙申，起居郎兼权给事中蹇序辰言：『窃见讲筵于经、史之外，间以祖宗宝训进读，圣谟英烈，具在此书。先帝在位十有九年，其应世之迹，散于御批、日历、时政记、起居注，聚于《实录》。然记详辞博，未易周览。请选儒臣，取其尤系治体者分别义类，著为《神宗宝训》一书，授之读官，以备劝讲之阙。』诏候正史成书，令史官编修。

　　四年十月辛巳，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讲《书》，读《宝训》。侍读蔡京经筵奏事，上曰：『早来卿所读《宝训》，朕于宫中已阅《两朝实录》。其《宝训》内事，多系《实录》已载，《宝训》可不须进读。』京言：『窃见王安石有《实录》一集，其间皆先帝与安石反覆论天下事，及熙宁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备具。欲乞略行修纂进读。』上曰：『宫中自有本，朕已详阅数次矣。』戊申，起居郎、充崇政殿说书沈铢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皆中批也。曾布等对，上以铢除命谕之，且曰：『铢讲说极佳。近讲《南山有台》，极通畅有理。』上欣然，颇自以为得人。

校勘记

[1]圣问 原本『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七补。

[2]庚申 原本作『庚戍』，据《长编》卷四四七改。

[3]给事中 原本无『中』字，据《长编》卷四四七补。

[4]永观 原本『观』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九补。

[5]七年秋七月癸巳 原本作『十年秋七月庚寅』，据《长编》卷四七五改。

[6]范祖禹言近令将汉唐 原本作『范祖禹进呈将汉唐』，据《长编》卷四八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三

哲宗皇帝

求直言

　　元丰八年三月，司马光入临毕，遂径归洛。太皇太后遣内侍梁惟简劳光，问所当先者，光乃上疏曰：『臣窃见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公私两困，盗贼以繁。犹赖上帝垂休，岁不大饥，祖宗贻谋，人无异志。不然，则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群臣，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愤痛，焦心泣血，不顾死亡，思有开发于朝廷也。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于所在要闹处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产业人，虑有奸诈，即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然后望陛下以听政之暇，略赐省览，其义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其愚狂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如此，则嘉言日进，群臣无隐。陛下虽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为可取，伏乞决自圣意，下学士院草诏施行。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也。』

五月乙末，诏曰：『盖闻为治不要，纳谏为先。朕思闻谠言，虚己以待。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论启沃者，岂特受之而已，固且不爱高爵重禄，以奖其忠。设其言不当于理，不切于事，虽拂心逆耳，亦将欣然容之，而无所拒也。若乃阴有所怀，犯非有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侥倖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顾以即政之初，群臣不能遍晓，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务自竭尽朝廷阙失，当悉献所闻，以辅不逮。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

旧录云：上新即位，奸人乘隙诬滂，宰臣蔡确患之，请降是诏。然其后上书诋讪，无复忌惮。臣等辨曰：『哲宗新即位，司马光上言：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请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从之。时用事之臣方持两端，而草诏者希望风旨，名曰求言，而实设六条以拒之。光乞删去中间一节，使天下之人晓然知朝廷务在求谏，无拒谏之心，各尽所怀，不忧黜罚。如此，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诸掌矣。未几，果别下诏令，实书其事。『上自新即位』至『无复忌惮』，三十一字并去之。

诏新知陈州、资政殿学士、中大夫司马光过阙，令先入见。先是，光上疏乞开言路，曰：『臣昨在京师，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空疏无取，遣使访以得失。岂惟微臣有千载一遇之幸?中外闻之，踊跃称庆，以为言路将开，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云云。臣自到西京以来，朝夕伏听朝廷维新之政，以为必务明四目、达四聪，以快天下积年愤郁之志。今开言路之诏，不闻颁于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乞今依保马元立条限，均定逐年合买之数，又乞令太学增置《春秋》博士，使诸生肄业。朝廷以非其本职而言，各罚铜三十斤。臣忽闻之，怅然失图，愤抑无已。臣非私于二人，直为朝廷惜治体耳。』又曰：『陛下临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得罪，臣恐中外闻之，忠臣解体，直士挫气。欲仕者敛冠藏之，欲谏者咋舌相戒，则上之聪明有所不照，下之情伪有所不达。今一一臣之罚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诏，不以有官无官、当职不当职之人，皆得进言，择其可取者微加旌赏，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乐闻善言，不恶论事；无可取者寝而勿问，庶几纳忠之人，皆源源而来也。』于是令光过阙入见。

光此疏不得实日，因令光入见，故附载。〈元祐密疏》以为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奏此。

　　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初，光以知陈州过阙，未入对，上疏曰：『臣先乞下诏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并许进实封状。仍颁下诸路州军，于要闹处出榜晓示。鼓院、检院、州军长吏，不得抑退。昨奉圣旨令入见，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诏书赐臣看阅。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纳，岂独微臣之幸?此乃圣主之先务、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读诏书，其间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万死，极竭以闻。窃见诏书始末之言，固尽善矣。中间有云：「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闻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无所疑忌，忠臣竭诚以事其上而无所畏避，故情无不通，言无不尽。今诏书求谏，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则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以谓之扇惑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愁苦可悯，则可以谓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言者矣。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臣恐天下之士，益钳口结舌，非国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台出榜朝堂，自非趋朝之人，莫之得见，所询者狭。伏望圣明于诏书中删去中间一节，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晓然知陛下务在求谏，无拒谏之心，各尽所怀，不忧黜罚。如此，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诸掌矣。』

　　六月丙子，司马光言：『伏见皇帝陛下初临大宝，太皇太后同断万机，侧身虚己，渴于求谏。于五月三日特下诏书，大开言路，此诚明主之先务、太平之本原也。窃见中间一节，天下见者，未达圣心，咸以为朝廷虽明求谏，实恶人论事，豫设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臣愚欲望圣慈下学士院别草诏书，除去中间一节，务在勤求谠言，使之尽忠竭诚，无有所讳。仍乞遍颁天下，在京于尚书省前及马行街出榜，在外诸州、府、军、监，各于要闹处晓一不，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言事。在京则于登闻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府、军、监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闻奏，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家业人，虑有奸诈，即令本州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实封、其所论至当者，当用其言而显其身；其是非相半者，舍短取长；其言无可采、事不可行者，亦当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则下情无不通，嘉言罔攸伏，聪明周四远，海内如指掌矣。或虑奏状繁多，难以亲览，即先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详，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备规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从之。丁亥，诏曰：『朕绍承燕谋，获奉宗庙，初揽庶政，郁于大道，夙夜祗畏，不敢皇宁，惧无以彰先帝之休烈，而安辑天下之民，以防壅蔽，数求谠言，以辅不逮，然后物情遍以上闻，利泽得以下究。《诗》不云乎：访于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臣所以进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在京于登闻检院投进，在外于所属州、军驿置以闻，朕将亲览，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马光凡三奏乞改前诏，于是始用其言也。

旧录云：以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有请。时光欲招其党人众议新法，以欺帘帷，故降是诏。于是小人乘之，诬诋?毁纷至矣。新录辨曰：上即位之始，下诏开言路，此盛德之事也。今添入司马光奏疏，乃见事实。自『有请』至『纷至矣』三十四字删去。按：光乞开言路疏凡三奏，新录惟载第二疏耳。其第三疏以十二月奏，及是方得请。今悉依集，附其疏于本日。于此但云始用光言，听言之不易如此。故必详著之。

　　七月庚申，司马光言：『臣伏见陛下诏开言路，至今已涉旬月，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奏状必多，未见有付外，令三省或枢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则徒烦听览，何所裨益?欲乞选其可从者降出施行。或以万机之烦，未暇遍加省览，窃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执政官分取看详，择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从之。

　　八月己丑，司马光言：『近诏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仍降出，令臣与执政看详。其第一次降出三十卷，臣谨与诸执政选择，其中除无取及冗长之词外，其可取者，已用黄纸签出进入讫。伏乞陛下取签出者更赐详览，或留置左右，以备规戒；或降付有司，商议施行。如此，则忠言日进，聪明日广，诚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其间亦有一事而众人共言者，臣亦重复签出，盖欲陛下知天下所共忠、众人所同欲也。』十科举士

　　元祐元年七月辛酉，宰臣司马光言：『臣误蒙甄擢，备位宰相，慎选百官，乃其职业。而智识短浅，见闻褊狭，知人之难，圣贤所重。寰宇至广，俊彦如林。或以恬退滞淹，或以孤寒遗逸，被褐怀玉，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挟私，难服众心；若止循资序，则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达官人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臣不胜狂愚，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亦许钤辖已上之人举》，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已上资序人），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帖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侍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非谓每科各举三人，谓各随所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计三人），仍于本人除官告敕前，尽开坐举主姓名于后。或不如所举，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己赃，举主降三等科罪。若因受贿狥私而举之，罪名重者，自从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宽宥。难见为执政官、朝廷所不可辍者，亦须降官示罚。即朝廷临时因事特诏举官（谓若举知河渠、马牧之类），不在十科之内者，有不如所举，亦同此法。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官皆得人。』从之。丁丑，监察御史上官均奏：『臣窃见前日敕令，每岁以十科荐士。兹见陛下博收群才，因能任官之意。然论取士止于治财赋、听狱讼、断请谳三事而巳，窃恐事之目有所未尽。何则?能治财赋者，未必长于听狱；能听狱讼者，未必能长于断谳；能此三者，未必宽信敏惠，足以长人。今所谓长人之官，守、令是也。今之守、令，虽有累岁月、用荐举关陞之法，然至于剧郡大邑，若止循资序，不加选择，恐未得人。臣欲乞于十科内，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拨烦者别为一科。剧郡大邑有阙，因以除授。如此，则人无遗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劝矣。』不报。均又再奏，久之，乃立知县、县令治剧保举考较法。

　　八月辛亥，宰臣司马光言：『先举孙准行义无阙堪充馆阁。闻准与妻党讼，坐罚金，举非其人，请连坐。』上批还其奏曰：『准缘私家小事罚金，安有连坐?』光又言：『臣举状奏准行义无阙，今准闺门不睦，妻妾交争，是行义有阙，于臣为责举非其人[1]，臣不敢逃刑。况臣近奏设十科，或有不如所举，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虽见为执政，朝廷不可辍者，亦须降官示罚。臣备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齐众?乞如臣所奏，从贡举非其人律施行。所贵率厉群臣，审慎所举。』不从，寻诏准更不就试馆职。

　　十一月戊午，中书省言：『臣僚上言：元丰荐举，今被旨特举官者奏讫，具所举官报御史台。比诏大臣荐举馆阁，又设十科举异材。请依元丰令关报御史台，非独内外之臣各慎所举，庶使言者闻知，得以先事论列，不误选任。』上言者，御史孙升也。

　　五年五月壬辰，三省言：『太中大夫已上，每以十科举士。近据所举，到官多不系见在任人，虑致游谒奔竞，有伤风教。』诏：『应所举十科除草泽外，其余并须举见任及资序应格人。』

　　七年三月己丑，御史中丞郑雍言：『顷司马光建法，许诸侍从之臣以十科举士。今其法虽存，徒文具耳。何哉?朝廷不以近臣之言为信，近臣不以真贤硕才报朝廷，求其得人，难矣！臣欲乞诏宰臣执政大臣各选贤能，不限人数，以时上闻。仍令内外从官待制以上，约十科法，随人才所长，岁各荐三人。内中置籍，录所荐及荐者之姓名，以备圣览。每三省进拟间用其人，陛下可以从中观省，且以察近臣之能否，无以空文示其必信，则陛下之臣，皆用心于求贤，而尧、舜之治可臻矣。』八年二月辛未，御史中丞李之纯言：『比岁朝廷十科举士之令，盖已行之，累年。近年所荐者多，而拔用甚少。乞委辅臣详择，稍稍进任。其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多是武臣推举其类，必有可用之人，宜加考察。』

绍圣元年闰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请罢十科举士法。从之。

圣德

　　元祐二年七月戊午，太师文彦博言：『北使见于紫宸殿，宴垂拱殿，左右内侍、执政所用白纸及柿油蕉叶扇，率不直十余钱，乃士庶便于日用。今万乘临轩，操用有以见尧舜俭德之美。臣与三省宰执及北使侍宴席，比得仰瞻，以谓汉文帝之服弋绨，前史书为盛美。方之于今，固有惭德。乞付史馆。』诏可。

　　六年三月庚申，御迩英阁。宰相吕大防奏曰：『仁宗所书三十六事，禁中有否?』上曰：『有。』大防请令图写置坐隅，以备亲览。从之。丁亥，太皇太后宣谕曰：『皇帝每于内中看读，余暇颇亦习射。人君自当兼治文武。皇帝敏于事业，才执弓矢，即已精熟。近日已射数斗弓矣。』

　　十二月庚申，开封府火，府廨一空，知府事李之纯仅以身免。翌日，执政于讲筵奏曰：『火通夕，传报必惊动。』上曰：『迫近原庙，极可惧。』执政退，相与叹曰：『言词雅训。殊有裕陵之风。[2]。』

　　七年三月甲申，签书枢密院王岩叟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上曰：『并无所好，惟是观书。』岩叟曰：『大抵圣学，要在专勤，屏去他事，则可以谓之专。久而不倦，则可以谓之勤。如此，天下幸甚，』

　　十一月癸巳，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言：『陛下近者郊见天地，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欢呼洋溢，皆云陛下克类仁宗。臣观天意人心如此，实宗社无疆之福也。恭惟一祖五宗，畏天爱民，后嗣子孙，皆当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遂悉集仁宗圣政三百十七事，编录成书，名《仁宗训典》凡六卷上之。

　　绍圣元年七月丙辰，上曰：『甚忧雨未止。昨日遣中使于四郊取谷穗视之。京城东低田已伤雨，北郊犹无害。然恳祈晴霁未之应。』宰臣章惇奏曰：『高原虽无所害，闻低田已伤，曹、濮、陈、蔡间应须为害，犹赖零雨细微耳。』

　　二年九月己酉，荐享景灵宫。庚戌，朝享八室。辛亥，大飨于明堂，以神宗配。宰臣章惇奏：『幸从属车，恭陪元祀。伏见陛下十七日自庙门降辂，步至斋宫。秋日尚炎，却伞弗御。翌日荐献，至神宗庙室，涕泗沾服，感动左右。礼毕，复自斋宫却伞，步升玉辂，备殚孝谨之诚，以昭事祖宗，风化四海。宜载典策，垂示万世。乞宣付史馆。』诏可。

　　三年正月甲辰，朝献景灵宫。初，元丰中，四孟月，皇帝遍诣。上以崇奉祖宗礼不可简，诸殿朝献。至元祐二年，议者烦之，乃以四孟分诣。至是，仍命依元丰礼，显承并徽音共十五殿，上皆躬酌献，拜起一百三十余，而貌愈恭。

　　六月丙寅，上谓辅臣曰：『前日大雨，今日又雨，于农事无害否?』三省对曰：『宿麦已收，暑雨时行，于农事未有害也。』然上每加询访，盖忧民恤农如此。

　　元符元年十二月，知枢密院事曾布言：『陛下比以甲子冬至躬祀圆邱，自奉祠景灵，巳彻黄道裀祷。诏读册官至御名勿兴。及进大次，诏百官不许回班，所以深至畏之意。至太庙门，降辂入趋斋宫。及升辂赴郊，皆屏盖却辇，步趋以进。荐献之际，至神宗室，悽怆泣涕。逮还复位，沾濡御服。乞宣付史馆，书之典册。』从之。

政迹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诏元丰六年以前积欠夏、秋税租及缘纳钱物，并依三月六日赦指挥，特与除放。丁亥，诏诸民户欠元丰七年已前常平免役息钱，各时减放五分。买扑场务、佃赁田宅、空地出限当罚钱、调春夫防河、急夫开修京城壕及兴水利夫罚钱、役人分给工食钱，亦并除放。

　　元祐元年闰二月壬辰，诏：『户部勘会，应系诸色欠负窠名数目，若干系官本，若干系息。或罚及逐户已纳过息罚钱数，并拋下免役及坊场净利等钱，仍以欠户见今有无抵当物力，速具保明以闻。』从苏辙甲戌所奏也。

　　三月乙酉，诏：『府界诸路人户扑买坊场，见欠课利并抽纳贯税钱，及违限倍税钱，令户部许以息罚钱充，折官本即放免。并坊场净利钱，见今孤贫不济，即权住催理。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余带纳。其败阙坊场委实停闭、官司不为受理词诉，令依旧认纳课利净利者，疾速根究。诸实所欠课利，特与除放讫以闻。』

　　二年四月丁酉，诏：『旱暵为灾，减膳责躬，勤修阙政，以祈消复。尚虑尚书六曹，有四方牒诉奏请文字，或赏罚难明，或民情有冤，废置未决，郎官怠于省览，吏人苟逃日限，非理沮难不行，使抱冤之人无所赴诉。差御史中丞傅尧俞、右司郎中杜纮、殿中侍御史孙升赴吏部，侍御史王岩叟、右司员外郎孙觉、监察御史韩川赴户部，给事中张问、监察御史上官均赴礼部，左司郎中韩宗道、监察御史张舜民赴兵部，右谏议大夫梁焘、右司郎中范纯礼、殿中侍御史吕陶赴刑部，右司谏王觌[3]、监察御史张舜民赴工部[4]，点检自去年正月至年终以受到文字抽索事状行遣次第，子细看详。』用范纯仁之言也。

　　五月己巳，三省言：『吏部状，文彦博奏请，委本部尚书、侍郎依《唐六典》三类之法，将本选守令、通判，考其材德功效，为上、中、下三品，送中书门下覆验可否，委本选长官引对。间有人材高下绝异者，特以名闻，而进退之。诏送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吏部、礼部参详，应守令、通判诸依元丰考课例，通取善最为三等，候罢任，委监司审覆，具事状保明以闻，付吏部定本选合人差遣。内知州、通判，尚书省覆验可否，定讫，付本部官，候注拟日引对。即守令、通判内才德功效过恶显著，令尚书、侍郎铨量高下，特以名闻，乞行升黜，岁无得过五人。』从之。

　　四年十一月庚午，三省言：『旧制，京朝官已上各分进士，余人自改为寄禄官后，并一等改转，别无分别。除朝议大夫已上置左、右两等改转外，承务郎已上至朝散大夫，欲乞朝议大夫已上分左、右两等，进士出身加左字，余人加右字迁转磨勘，自来依见行条制。其所加字，仍自寄禄官朝奉郎、职事官监察御史已上，并给黄牒，余职事官，尚书省给札子，寄禄官吏部给牒。』从之。

旧录云：神考以先王用人无流品之异，故肇新官制。寄禄自京朝官以上合为一体，至是改之。新录辨云：记曰：『凡执政以上者入卿，不与士齿。』今日用人无流品之异，而合为一体，非先王之道，亦非神考之意。合删去。

　　七年十二月壬申，枢密院上本院条二十一册、目录二册、看详三十册。请自元祐八年正月一日颁行。从之。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十二月乙巳，尚书右仆射吕大防言：『乞仿《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官制一书，以为国朝大典。仍乞令修史院官兼领。』从之。甲寅，诏令于秘书省置局，差范祖禹、王钦臣充编修官。内范祖禹兼领回报文字[5]，宋匪躬、晁补之充检讨，仍具画一，申尚书省。

　　绍圣元年二月，李清臣首唱绍述，邓温伯和之（详見《绍述》）。

　　闰四月乙酉，左司谏翟思言：『先帝考古成宪，修定官制，循名辨实，以起太平之功绪。元祐以来，浸已变乱。请召有司，应职名缪乱者，一循官制，各与厘正。』诏令编修官置局，考具合予补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毕，别取旨罢局。所请集成《六典》，更不纂修。侍御史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

　　九月癸丑，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元祐著令考课监司、考察吏部开拆等入优等者，中书省取旨。其法虽具，然自知州考课而蒙超擢者几何人?盖法有未尽，则不能无弊。愿详考课之令，每路止令考察知州，优课一人，以升吏部，更加铨量，人才与治效参相得，然后条析闻上，或省郎、监司、藩郡有阙，则随其资序之高下，以次用之。将见天下郡守翕然向风，而循吏出矣。』诏令诸路监司考察知州，每岁具其的实课绩优等一名保明闻奏。如无即阙。若不实，即依贡举非其人法。

　　十二月己巳，河东路转运司言：『本路盐课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无甚今日。自元丰已后至今，官场卖到见钱，兼客人算请所收课利，比于元祐间，取其最多一年之数，不过十二万六千缗。以方元丰最少之年，犹未及三分之二。近虽专差奉议郎舒之翰至本路改更旧法，行之二年，课利愈亏。盖是不能深究弊源，遂致私煎盗贩从而得行，豪夺公家之利。按：熙宁八年六月，中书札子云云。当时相度，只以一色盐从官场出卖，得旨推行累年，颇有实利。自后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缘积习，遂致颓废。兼近年裁减私盐赏钱，不许根究卖主来历，法禁废弛，滋长奸弊。请将本路盐，只许官场出卖，罢去客人算请，依熙宁、元丰间行私盐条禁，并置官提举。除旧条获到盐不许根究卖主来历外，余依所奏。』

　　二年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监察御史董敦逸言[6]：『乞循先帝之法，诏内外两制及台谏官等各举才行一人。』诏许将、蔡京、黄履、蔡卞、钱勰、林希、王震不拘资序，各举堪备任使二员以闻。

　　十月己丑，户部侍郎孙觉奏：『臣昨在陕西，备见本路盐钞、铁钱之弊，前后累有言者奏请改更，终未见有经久可行之利。勘会即今盐钞，民间价直甚贵。客人买至京师，折钱一倍。商旅往还，既无回货，盐钞折钱既多，故物重货轻，公私俱病。铁钱不可流转，常赖盐钞以为用。官司能低昂物价，以权铁钱之轻重，则铁钱可以流转，是钞与钱相须而后行。今欲救弊，莫如官自出卖盐钞，以见钱桩充籴本。卖钞折籴，亦是旧法。盖旧血莎价增长以来，以私利于收钞面钱折籴斛斗，故不肯卖钞。钞面钱虽多，斛斗价直亦从而加倍，是官司徒有利钞面之名，而贩籴之家，常增价以相当。若以见今钞价量行减定，出卖收钱，桩充籴本，官司支遣，并许以钱钞中半兼行，民间输钱入官准此，公私通用，钞自均平，上下为利。钞价既平，钱乃流转，此盖交子之法，特名目不同。陕西习知盐钞卖钱，人自乐行，无复疑惑，决可经行，不能破坏，救弊之术，莫良于此。伏望圣慈少赐省察，试以臣言委本路使者讲究推行利害明白，立可见成效。』诏送相度措置陕西路钱钞所。

　　三年二月癸未，臣僚上言：『每岁诸路应举官臣僚，许选人充。改官职官县令任使，各有员数，而选人惟以举主应格，方得升进。若举主不足，虽老于铨调，亦无由改转。寒士所系，利害非轻。欲乞应选人历任未及三考，只许奏举职官县令。如历任通及三考已上、见系幕职令录资序，方许奏举改官任使。所贵稍抑权势、侥幸、请托之弊。』

三月丙辰，御史中丞黄履言：『今来雨暘及时，麦必大稔。若前期选官二员，就陕西诸郡平价折纳，则官储民用，愈获其利。欲望圣慈详酌施行。』诏：『诸路州丰熟州军诸欠负，并比市价添钱折纳斛斗。其所添钱，每斗市价以十分为率。比市价外，每斗添钱一分足，召人户情愿折纳。河北路差朝散郎、提举解盐余景；陕西路差宣义郎、新差知齐州章邱县李譓前去逐路计会。转运司据人户合催理欠负折纳施行，务在储积，不致伤农。』已而曾布白上：『余景、李譓皆刻薄匪人，外议皆以谓丰凶未可知，恐两人者因此暴敛，人以为忧。更乞谕三省严戒谕之。』上欣纳曰：『当令深戒之。』

校勘记

[1]举非其人 原本『其』字下又衍一『其』字，据《长编》卷三八六删。

[2]裕陵 原本作『□裕』，据《长编》卷四六八改补。

[3]右司谏 原本作『右司监』，据《长编》卷三九八改。

[4]张舜民 原本三字作墨丁，《长编》卷三九八作『张舜民』。然此上张舜民已赴兵部，不详此处是否另有他人，兹据《长编》补入张舜民，俟再考。

[5]文字 原本作『交字』，据文意改。

[6]董敦逸 原本作『□敦董逸』，据《长编拾补》卷十二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四

哲宗皇帝

变新法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诏户部侍郎李定取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领事，并提举京城所课利条析以闻。

五月乙末，并罢提举汴河堤岸司。元丰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初置，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改今名。

诏尚书省左、右司在京免行纳支钱窠名取旨。

旧录云：先帝以浊流入汴淀淤湍急，都人有水忧，乃导洛通汴，置司提举，又官司市物迫行人供应[1]。吏并缘为奸，至逃亡破产，民患之，乃等第纳钱，免充行役，以钱募人供市，而官司禁不得，市于民，民得不扰。至是，奸臣欺罔帘帏，以为非是。时先帝崩才越月，变乱法度由此始。其后事无小大，悉更革。上未亲政也。新录辨曰：神宗皇帝尝诘兴利之弊曰：『事太伤鄙，有害国体。』盖深责有司之过也。凡所奉行失其本旨，皆有意更去之。诏墨具在，可考而知。通汴司本为救患，免行钱本为便民，其末在有司，皆近于兴利之举。至是，诏取索事目，以定可否，亦惟神宗之意而行之也。自『以浊流入汴』至『未亲政也』一百一十六字并删去。

又诏：『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户马，近已支价钱拨买，配填河东、鄜延、环庆阙马军分。自今府界并京东等路养马指挥并罢。』(余见《保马》）又诏：『在京并京西及泗洲所置物货等场并罢。在京委监察御史黄降、驾部员外郎贾种民；京西令本路转运副使沈希颜[2]；泗州令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路昌衡点磨物数，会计当职官夫交割桩管，条析措置结罪事件以闻。』诏曰：『恭以先皇帝临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厉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泽天下，垂之后世。比闻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当，或过为烦扰，违戾元降诏旨；或苟且具文，不能宣布富惠；或妄意窥测，怠于举职，将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谕中外，以自今以来，协心循理，奉承诏令，以称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钦，必底厥罪。仍仰御史台察访弹劾以闻。』

旧录云：时蔡确等虑法浸改废，故降是诏，然卒弗能禁。新录辨曰：蔡确知有司奉行新法例皆失当，过为烦扰，寔惠不孚，则不能不更化也。法少更，则身必不安于位。是语诚确等有以启之矣。史官不推本神祖爱民，而饰确之谋，以欺后世，今合删去。吕大防《政目》诏有司奉行先帝诏旨失当事以闻在八日。

　　丁丑，御史中丞黄履言：『福建盐法，惟邵武军、汀州受数为重。邵武县近以盐多民匮，难于出籴，遂以人户产钱纽定卖盐，不循朝旨乡铺之法。至于建宁、光泽等县，其弊亦然。汀、剑、建三州，亦有抑勒。乞差官体量。』监察御史安惇言：『福建转运副使王子京擘画官卖腊茶岁三百万斤，访闻抑认。乞委官采访。』遂诏：『先帝以诸路监司责任不轻，朝廷当加考核，其烦急掊克与旷弛不职者，当有所惩。去岁已诏修立分遣郎官御史察举之法，可依先帝诏旨施行。江南西路遣监察御史陈次升，福建路遣监察御史黄降。』乙酉，枢密院言保甲（详见《保甲》）。己丑，司马光上疏曰云云：『及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是臣积年之志，一朝获伸，感激悲泪，不知所从。顾天下事务至多，臣思虑未熟，不敢轻有条对。但乞下诏，使吏民皆得寔封上言，庶几民间疾苦，无不闻达。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禁，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欢跃。及臣归西京之后，继闻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物货专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闼，皇帝陛下虽富于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间众情，久在圣度。四海群生，可谓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定负万死。夫为政在顺民心，苟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如决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无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板走丸，虽竭力以进之，其复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急务，厘革所先者。臣今别具状奏闻，伏愿决自圣志，早赐施行。』又曰：『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美。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罢遣之，时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宫市，五坊小儿暴横为民患，盐铁月进羡余。顺宗即位，皆罢之，中外大悦。是皆改父之政，而当时人谁复非之者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竞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藉藉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使天下晓然知朝廷子爱黎民之志。吏之苛刻者，必变而为忠厚；民之离怨者，必变而为亲誉。德业光荣，福祚无穷，岂不盛哉?』

　　五月丙申，户部侍郎李定奏：『先奉旨，令臣取索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管事件闻奏；又奉圣旨，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令臣一就取索。今具到都提举汴河堤岸司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诏：『汴河堤岸及房廊、水磨、茶场，京东西沿汴船渡，京岸朝陵船、广济河船渡、京城诸处房廊、四壁花果、水池、冰雪、菜园并依旧。方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各废罢，令贾种民等依罢物货已行指挥堆垛般运。东南及西河客人物货亦废罢，其见差官吏人等并京东西收力胜钱，并仰贾种民等一就相度措置奏闻。洛口两岸滩地，令提举京西北路常平张绶相度措置闻奏。其依旧去处已前，并向去及废罢窠名，所收课利，并于内藏库送，别作帐桩管，以备朝廷支用。』绶言：『洛口两岸滩地，除系官者量减二分租钱外，余依旧输税。』从之。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专一制造军器所隶军器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之事，先帝所置司，不当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以核实，既就绪，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二十九字并删去。

　　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待郎。光以札子辞免，乞对讫赴陈州，并请更张新法，曰：『臣曾上言：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之。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将官专制军政，州县无权，无以备仓卒，万一饥馑，盗贼群起，国家可忧。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众，先宜变更。借令皇帝陛下独揽权纲，犹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危，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断国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于体甚盛，何为而不可?』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赐手诏，谕令供职，曰：『嗣君年德未高，吾当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窃要与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辞?』再降诏：『开言路，须卿供职施行。』光乃受命。

　　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诏劳问。维奏：『臣近去都下日尝具奏陈，愿陛下深察盗贼所起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何则?农民以稼穑为生，使之出钱而市马，已非其愿；又守护灌饲，素昧其方，万一死损，复更偿买。昔时一马直钱三二十千者，今贵至百千矣，农民如此，未有已时，愁叹之声，闻于道路。近岁保甲以筑土为场，号为团教。一丁在官训练，更须一丁供馈饮食。家阙耕作，身受劳苦，不无怨怼。夫使失业怨怼之人操兵器，习击刺之事，岂非可虑?近者又闻京西保马颇为群盗掠取，换易乘骑，如其外厩；河北保甲渐亦作过，凌暴良民，州县几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缓也。且臣非谓国马遂不可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民兵遂可不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胜天地，可不务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加圣虑，详酌施行。』癸未，诏户部：『提辖拘摧市易钱物，准岁除放息钱外，其合纳本钱，特与转限三年。』戊子，吕公著既上十事（见《复用旧臣》），太皇太后遣中使梁维简谕公著：『览卿所奏，深有开益，备见忠亮，良切嘉称。当此拯民疾苦，更张庶政，何者为先，更无灭裂，具悉以闻。』庚寅，公著复上奏曰：『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学士。当时亲见先帝至诚求治，尝令臣草诏书，以宽民力为意。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便者，指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独断，不为众论所惑，则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上户取其力，则公私自然均济。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无转为盗贱之患。如此三事，并须别定良法，以为长久之利。至于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及福建、江南等路茶盐过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且非朝廷本意，恐当一切罢去。而南方盐法、二路保甲，犹宜先革者也。以上数事，皆略陈大概，其他详悉，非书所能尽。然臣所深虑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惊骇物听，而宜利及民，莫若任人为急。故臣前日辄献愚诚，乞陛下广开言路，选两制、台谏官，诚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职，使求天下利害，议所以更修之术。朝廷上下，协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则天下不难为矣。』

　　八月己巳，诏青苗不许抑配（详见《青苗法》）；差役（详见《差役》）。

　　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谕辅臣曰：『民间保马宜早罢，见行法有不便于民者改之。』丁丑，诏罢义仓，其已纳数，遇歉岁以充赈济。乙酉，诏罢方田（见本事）。

　　十二月辛未，罢后苑西作院。丙子，罢增置铸钱监十有四。己丑，司马光言：『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神宗继统，材雄器英，以幽、蓟、云、朔沦於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窥伺小利，敢肆大言，只知邀功，不顾国患，争贾余勇，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披文按图，玩习陈迹，不知合变，竟为奇策，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捃拾财利，剖析秋毫，以供军费。专务市恩，不恤残民，各陈遗利，自谓孔、桑复出，相与误惑先帝，自求荣位。于是置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泉。又驱畎亩之民为保甲，使舍耒耜，习弓刀。又置都作院，调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置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以领之，自知州军、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皆不得干预。舍祖宗教阅旧制，诵射法，效胡服，机械阵图，竞为新奇，朝晡上场，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贩买，增商税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贾始贫困矣！又立赊贷之法，诱不肖子孙破其家；及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致其子孙、邻保籍没赀产，不能备偿；又增茶盐之额，贱买贵卖，强以配民，食用不尽，迫以威刑，破产输钱。又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送。教兵既久，积财既多，然后用之。承平日久，人已忘战，将帅愚懦，行伍骄惰，加以运筹决胜者乃浮躁巧伪之士，不知彼己，妄动轻举，于是顿兵灵武，力疲食尽，自溃而归，执兵之士、荷粮之夫，暴骨塞外，且数十万，筑堡永乐，怠忽无备，纵寇延敌，阖城之人，剪为鱼肉：曾未足以威服四裔，而中国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厌截截谝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诏，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为痛心疾首、泣血追伤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绪，太皇太后同听庶政，首戒边吏毋得妄出侵掠，俾中外两安。今契丹继好，秉常纳贡，乾德拜章，征戎开拓之议皆已息矣，则此置提举官，散青苗、敛免役钱、点教保甲、置都作院、养马置将官、市易司实封状、买坊场茶盐额、措置河北籴便司，皆为虚设。陛下幸诏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余章，未有不言此数事者，知其为天下公患，众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群臣又习常安故，惮于更张，虽颇皆裁损，而监司安堵，将官具存，保甲犹教阅，保马犹养饲，边州屯戍不减，军器造作不休，茶盐新额尚在，差役旧法未复。是用兵虽息，而公私劳费，犹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辙，数年之后，万一过水旱大饥，盗贼群起，共为国忧患，岂敢尽言哉?伏愿陛下断自圣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则存之，其余臣民以为不如旧之事，欲乞陛下宣谕执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议利害进呈，以圣鉴裁决而行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刘挚言：『神宗皇帝以仁圣之虑，达因革之数，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轸，大解而更张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谓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盖复有之矣。其事则非一，而其大者，则役法是也。于役法之弊，相为首尾而牵连当更者，则坊场吏禄是也。』(详见《役法》)市易务（详见《市易》）。甲辰，监察御史王岩叟奏：『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莫如茶盐之法，流害数路；朝中之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贼狠戾。』丙辰，户部言：『相度河北盐法所言，乞废罢见行新法，复行旧法通商。』从之。

　　二月丁卯，承议郎章元方言：『两浙每岁旧买盐本钱，尝以三千万贯为额，近来又以四十万贯。虽本数有加，而计利益寡。刑严赏重，私盐盗贩，州县积压巨万。欲乞废罢诸处买场，将见管亭户，召情愿分等，令每月纳净利钱，许依旧停池煎盐出卖。余人愿纳钱煎盐者听，仍许通商，于所过州县输税。』诏本路转运司相度以闻。复州县（见《神宗朝度复郡县》），议诗赋、经义、贤良方正、明法等科（见《贡举》）。

　　闰二月甲午。先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自改官制以来，备置尚书，有六曹、二十四司及七侍、三监，各令有职事，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既不相统摄，帐籍不尽申户部，户部不尽知天下钱谷之数，五曹各得支用钱物，有司得符，不敢不应副，户部不能制。户部既不能知天下钱谷出纳见在之数，无由量入为出，五曹及内百司各自建白理财之法，申奏施行。欲乞且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分职而治。其右曹所掌钱谷，非尚书奏请得指挥，不得擅支。诸州钱谷、金帛隶提举常平仓司者，每月亦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不得一面奏乞直支。应掌钱物诸司，不见户部符，不得应副。其曰前三司所管钱谷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监者，并乞收归户部。』

　　是日，诏尚书省立法。司门郎中吕陶言：『初，熙宁十年，朝廷依李杞、蒲宗闵、刘佐等起请，尽数榷买川茶，收息出卖，远方不便，本州茶户累有陈数。及堋口茶场减价，亏损园户，臣尝三具论列，已蒙施行。从来李稷贪功急利，欺罔滋甚，皆臣论奏。后来浸生弊害，岁月愈久，为患愈深。近闻遣使人川按察，所有臣昔年奏状，并今来条析利害，伏乞详酌指挥。』诏札与黄廉[3]。

　　甲辰，户部言：『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言：「臣僚上言，解盐两池，自来通行货卖。今京西转运司设官置局，使民间不得货卖，颇为不便。伏乞放行通商，每席止令增贴价钱一贯或五百文，并京西转运副使范纯礼相度到本路增收贴价钱无数，乞依旧法，许令通商。将来见在盐井钞，令本路依客例变转，拨还逐处。』从之。庚戌，户部言：『广南西路桂州修仁县等处茶货，昨刘何逐年差官置场，收买出卖，收息止及一万余贯。臣远方因此茶价增长，有妨民间食用，乞依旧放令通商。所有元丰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广西路榷茶指挥更不施行。』从之。辛亥，诏以刘贽所言乞罢坊场新法，及创增吏禄，付韩缜等相度以闻。先是，刘贽言：『伏见京师所置水磨茶场，前后累有臣僚论列，乞行寝罢，尚未蒙指挥。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犹许公私交易，故商贩之茶或不中官，则卖之铺户。自去二月，逐禁止铺户不得置磨。然都下虽禁，犹有府界县镇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脚费，津置出入。至当年七月，遂并府界一切禁其私易，于是商贾以茶至者，触藩抵禁。须至中卖入官，而又使牙侩制之，不量茶之色品，一切痛裁其价。留滞邀遏，其状百端，此商旅之所以不敢行。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数，其亏额已多。又磨河之水，下流壅蔽，浸潴民田，被害者数邑。伏望圣慈早赐，出自睿断，罢水磨茶场，以通商贾，以养细民，以宽州县税额，以免农民水害，而上以副仁慈惠爱天下之意。』丙辰，诏在京水磨茶场废罢，其结绝官物等，令户部措置施行。

　　三月己卯，诏御史中丞刘挚、右正言王觌、刑部郎中杜纮将《开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贽言：『神宗仁厚之德，哀矜万方，欲宽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推广其意，乃增多条目，离析旧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变而生一条，其意烦苛，其文隐晦。』右谏议大夫孙觉亦言：『臣窃闻中外之议，以为今日之患切于人情者，莫甚于《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于是有刊定修立之命。壬午，刑部修立重禄条。

　　五月戊辰，诏修立国子监太学条制（见《学校》）。

　　六月辛卯，监察御史陈次升奏：『熙宁以前，上供钱物无额外之求，州县无非法之敛。自后献利之臣不顾此意，惟务刻削，以为已功。若减一事一件，则据其所减色额，责转运封桩上供。别有增制合用之物，又令自办上供名件。岁益加多，有司财用，日益不足。欲乞圣慈特降指挥。勘会熙宁以来，于旧上供额外创行封桩钱物，并与放罢，庶使官吏不致过有诛求，而民无搔扰之患。』癸巳，户部言：『百姓昔年请盐，谓之蚕盐。及至采蚕之时，大有所济，然后随税纳钱入官。昨因言者罢所偯蚕盐，止令百姓虚纳钱，于义未安。请依旧偯蚕盐。』从之。庚子，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臣于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乞并罢将兵官。后来不闻朝廷有所施行。窃见近岁，诸处久阙雨泽，贼盗颇多，州县全无武备，侍卫单寡，禁军尽属将官，多与长吏争衡，长吏悉出其下。万一有如李顺、王伦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则窃发肘腋之变，岂不为朝廷旰食之忧耶?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尽罢诸路将兵官。其禁兵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管辖，一如未置将官已前之法。』丙午，左司谏王岩叟言：『自辟举之法罢而用选格，可见功过而不可以见人材，中外患之，于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甲差之格。踏逐者，阴用举官之寔，而削同罪，非善法也。选材荐能而曰踏逐，非美名也。当择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计也。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非通术也。臣伏望圣慈特赐指挥，复内外官司举官法，以允公议。』

　　七月丙辰朔[4]，尚书省言：『旧制，中外学官并试补。近诏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司业各举二员，宜罢试法。』先是，王岩叟言：『臣窃见内自太学，外至诸郡，学官之制，皆自就试。四方之士，区区于进卷，屑屑于程文，不但奔驰之远，滞留之久，顾岂其心哉?禄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师道、崇儒风、惜士人之节也。臣愚伏望圣慈令罢此法，一用应诏荐举之士为中外学官，以崇教导之选，为天下劝。』

九月辛酉，以大享明堂，肆赦。

《吕公著家传》云：文靖公之当国也，每搜访四方利害，有可以施舍使民者，手笔记录，因大赦而行之，多至数十事。其后漫益多。至是，始尽贷青苗、市易息钱及其他逋负，贫不能偿者，凡蠲放数百万。官吏坐违法，用一切之制不得理去官，及以赦原者，并听收叙。总校前赦，凡增一十七事。四方欢呼。以为新天子赦令以忧民为意，无不称庆。

　　十月丙申。先是，左司谏王岩叟言：『三省胥吏许引有服亲人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以异，而曾不限年，得禄尤早，其为恩幸，可谓厚矣。点检诸司文字差错，乃是职分当然，何至字字论功，日日计赏?或升名次，或减磨勘，或添料钱，或支银绢，以彼易此，有如己物。望敕励大臣裁抑侥倖，杜绝姑息，弃旧例，禁换法，复讲治平以前条格循用之，庶可以肃百司而清四方。』诏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裁定以闻。于是试给事中胡宗愈等言：『臣等按：治平以前诸房，缘事陈乞，件数不多。近年酬奖，乃有岁岁转官者。其他因事陈乞，率多如请，比治平以前，委是过厚。今将治平以前及熙宁后来条例看详，参酌到合行裁定事凡十有七条。』从之。

　　二年正月乙卯，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坊场一事，犹有余弊，未尽蠲除。盖累界放卖，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则有定封投状，竞利争占，虚增价直，诈通抵产之欺。其中则有净利过重，月纳不足，出限罚钱，年满不替之患。其终则有正名已败，壮保纳官钱，余欠尚存，邻人买产业之禁。期会严迫，节目烦多。不惟酒户缘此困穷，抑困贫民，因而朘削，或系狱，或受箠，或转徙道路，或自经沟渎。天下郡邑，何处无之?大率一县之内，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保而失业破产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数千贯，少者亦三五百缗。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臣愚伏望陛下推广先志，遍发异恩，以远近之差，为轻重之序。应第一、第二界见欠者，并与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数蠲免。如此，则大为简易，不力官吏之沮遏。圣泽宽深，遂除生灵之疲瘵。』

　　六月甲申，承义郎彭汝砺为起居舍人。执政有问新旧之政者，汝砺曰：『政无彼此之辨，归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流言，未见其可也。』

　　七月甲寅，朝奉郎、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商英先上书，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干，奈何便议变更?又移简苏轼，欲作言事官。轼得之，

以告吕公著，公著不悦，故黜之。

此据新录《商英传》及邵伯温《辨诬》修入。邵伯温作《章惇传》云：『惇既拜相，荐蔡卞为右丞，林希为中书舍人，商英为谏官。蔡卞为王荆公复仇，又以元祐中除知广州为置己于死地。林希在元祐间，自中书舍人，以修撰出知杭州，不除待制。张商英在元祐初为开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简苏内翰子瞻云：「老僧欲住乌府，呵佛骂祖一巡，如何?」偶孙抃过子瞻，窃得其简，示吕申公之子希纯。希纯白申公，申公不悦，出商英为河东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辅者云。』

　　八月癸未，诏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十五指挥、广武左第三军第二右第三军第一两指挥，以先销废宽衣天武第六指挥，会一岁廪给，别招中、下禁军以补其额故也。

　　九月壬申，户部请立明状增钱买坊场法，从之。

　　十月庚子，范纯仁言：『窃见赏功旧格，其间亦有未尽便合行修正者，皆随事便行改正。陛下临御之初，将臣方立功效之际，赏典或有不均，必致人情失望，惰其斗志，后虽有改更，众人未信，必于边事有损，追悔莫及。伏望指挥三省、枢密院，应今来推赏旧格中，有人情不便者，即且据事改，令均当行下，仍一面将旧格别行修正，庶几不误圣政，边事早了。』诏裁定军功赏格。

　　三年正月庚戌，复广惠仓。丁巳，诏改封桩钱物库为元佑库，隶尚书省左、右司[5]。

　　四年三月甲申，中书侍郎刘挚上书曰：『臣待罪近辅，再历年所。近与同列奏事延和殿，两蒙宣谕天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尽心，略有成法，惟以久远守之为念。又圣虑深远。因论及他日还政之后，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则与今日用心无异。若万一奸邪复进，荧惑动摇，则反覆可忧。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领，臣退而叹息欢喜以为愚。臣平日之所怀为国远虑者，正在此事。未及上达。而陛下先知之矣。』又曰：『临御以来，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更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志，传于无穷，可谓备矣。然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自相结纳，睥睨正人，腹诽新政，今布列中外搢绅之间，在职之吏，不与王安石、吕惠卿，则与蔡确、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之所以寝食寒心，独为朝廷忧也。』又曰：『其所进之说，臣窃料之，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此最易人易听，而其祸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说，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确等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亦弃于外。此二说者，自人情言之，则浅近而易听；自义理而考之，则无所取也。』又曰：『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耳。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则改之是耶非耶，立可见矣。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有不可改，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邪?夫立政之违民，改之是也。而异论者非之，以谓改父之道，此岂公议哉?是谗间之说也。』又曰：『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拥佑开导，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为正，如何为非，日夕讲论，以立万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体汉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他日奸言异论，不可得而人；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无疑于心，无怠乎听，庶以永承祖宗之业，天下幸甚！』

校勘记

[1]迫行人 原本作『洎行人』，据《长编》卷三五四改。

[2]沈希颜 原本作『沈希贤』，据《会要·食货》五五之四二、《长编》卷三五四、三六○改。

[3]黄廉 原本此下衍一『一』字，据《长编》卷三六八删。

[4]丙辰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5]尚书省 原本脱一『省』字，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五

哲宗皇帝

用旧臣上

　　元丰八年三月庚申[1]，诏以登位，赐致仕前宰相守太师潞国公文彦博、前执政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师张方平、观文殿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孙固、资政殿大学士知扬州吕公著、资政殿学士知太原府吕惠卿、资政殿学士知亳州蒲宗孟、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礼袭衣、金带、银帛有差。辛酉。初，司马光四任提举崇福宫，既满，不敢赴阙，再乞西京留司御史台或国子监。未报，会神宗崩，光欲入临，又避嫌不敢。已而闻观文殿学士孙固、资政殿学士韩维皆集阙下。时程颢在洛，亦劝光行，光乃从之。卫士见光，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争拥光马，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光惧，会放辞谢，遂径归洛。太皇太后闻之，诘问主者，遣内侍梁惟简劳光，问所当先者。光乃上疏云云（见《求直言》）。丁丑，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吕公著兼侍讲。公著时知扬州，召用之，遵先帝意也。

新录于此别书云：先是，神宗谕辅臣曰：『皇子明年出阁，当以吕公著为保傅。』至是。吕公著侍经筵，遵先帝意也。按：神宗谕辅臣前已具书，此不必重载。今但存『遵先帝意也』一句。新录自为一书，故不得不尔。

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司马光知陈州，秘书少监孙觉兼侍讲，奉议郎、宗正寺丞刘次庄为殿中侍御史，奉议郎、真定府路安抚司勾当公事孙升为监察御史。

按：新、旧录《孙升传》并云：『中丞刘挚引为监察御史。』此时挚未入台，黄履为中丞。旧录既误，新录因之。然则升必履所荐也，当年三月十四日，履坐举次庄，自龙学降天制，四月八日，又落职。粱焘奏议可考。

　　朝奉郎刘挚、宣德郎张汝贤为吏部郎中，朝奉郎、集贤校理梁焘为工部郎中，奉议郎黄庭坚为校书郎。诏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潞国公致仕文彦博不许辞免两镇节度使。 六月十一日甲寅，已载彦博许免兼永兴节度，今复有此诏，当考。或是覃恩申命故也。五月十二日许免。

　　五月乙未，诏新知陈州、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司马光过阙，令先入见。戊戌，诏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苏轼复朝奉郎、知登州。右监门卫将军、颍州安置王诜免安置，许在京居住。己亥，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吕公著乘传赴阙。庚子，承议郎程颢为宗正寺丞。甲辰，河东节度使、守太师致仕文彦博言：『乞免两镇恩命。或以霈恩之行，止乞加臣食邑、实封。』从之，仍令学士院降诏。丙午，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吕公著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事。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光以札子辞免，乞对讫赴陈州，并请更张新法（详见《变新法》）。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赐手诏，谕令供职，曰：『嗣君年德未高，吾当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窃要与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辞?』再降诏：『开言路，须卿供职施行。』光乃奉命。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吕大防为翰林学士。

　　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诏劳问。维奏更易措置保甲、保马事，又奏乞刊去求言诏七十五字，于是起知陈州，未行，召赴阙，遂留经筵。戊寅，奉议郎、知定州安喜县事王岩叟为监察御史。岩叟，荀龙子也。癸未，吕公著入见，太皇太后遣中使赐食。公著上奏曰：『臣伏睹皇帝陛下绍履尊极，方逾数月，临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劳庶政，保佑圣躬，德泽流行，已及天下。臣远从外服，召至左右。窃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讲求修德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后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于大治。是用竭愚诚考论圣道，概举十事，仰赞聪明。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如言有可采，即乞置之御坐，朝夕顾省，庶于德威，少助万一。』

　　戊子，吕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谕公著曰：『览卿所奏，深有开益，备见忠亮，良切嘉称。当此拯民疾苦，更张者何先?更无灭裂，具悉以闻。』庚寅，公著复上奏，言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盐茶之弊。是日，又上奏曰：『臣近具手奏，乞陛下广开言路，登用正人，此最为当今急务。臣尚虑陛下深居九重，未能尽知人才，辄敢冒陈愚见，以助收采。臣伏睹秘书少监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充谏议大夫或给事中。直龙图阁范纯仁劲挺有风力，可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使议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礼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吏部郎中刘挚资质端厚，可充侍御史；承议郎苏辙、新授察官王岩叟并有才器，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臣诚见陛下有意更张，而阙人裨助，故不避狂妄，辄有论荐，更乞圣慈详择。』

　　司马光又言：『昨僭妄上言用人等事，寻准御前札子：所奏职位卑微，如堪大任者，令具姓名奏入。陛下推心于臣，俾择多士，无复疑问。臣承命皇恐，惟惧不称，岂敢阿私?窃见吏部郎中刘挚公忠刚正，终始不变；龙图阁待制、知亳州赵彦若博学有父风，内行修饰；朝请郎傅尧俞清立安恬，滞淹岁久；直龙图阁、知庆州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朝议郎唐淑问行已有耻，难进易退；秘书监正字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六人者，皆臣素所熟知，节操坚正，虽不敢言遽当大任，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其人或与臣有亲，或有过失，臣窃慕古人内举不避亲，不以一眚掩大德。既蒙访问，不敢自避嫌疑，致国家遗才。自余如新翰林学士吕大防、兵部侍郎尚书王存、礼部侍郎李常、秘书少监孙觉、右司郎中胡宗愈、户部郎中韩宗道、工部郎中梁焘、开封府推官赵君锡、新监察御史王岩叟、朝议大夫知泽州晏知止、朝散大夫范纯礼、知登州苏轼、知歙州绩溪县苏辙、承议郎朱光庭，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者。臣与之往还不熟，不敢隐蔽。伏望陛下察其愚衷，各随器能，临时任使。然知人则哲，自古所难，况臣愚陋，加以屏居岁久，与士大夫全不相接，岂能尽天下之贤才?伏望圣慈更加采访，如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国之老臣，可以倚信。乞亦令各举所知，庶几可以参考同异，无所遗逸。』

此奏得之《实录》，不著姓名。其首云：『今月二十五日，僭妄上言用人事。』推究本末，盖司马光也。但光集独无此，亦无二十五日所言用人事。当考。

　　七月甲午，朝奉大夫范纯礼为户部郎中。戊戌，朝奉大夫、守秘书少监兼侍读孙觉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仍赐三品服。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吕公著为尚书左丞。甲辰，资政殿学士韩维兼侍读，仍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事。丙辰，宝文阁待制吴雍力户部侍郎，起居郎范百禄为中书舍人，右司郎中胡宗愈为起居郎，右司员外郎邢恕为起居舍人，吏部郎中刘挚为秘书少监，朝散大夫、监衡州盐仓刘攽知襄州。

　　八月丁卯，翰林学士兼侍讲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朝奉郎吏部郎中曾肇、朝请郎礼部郎中林希兼著作郎，职事官有兼职自此始（盖兼职始自希。此据《林希传》，当考）。承议郎苏辙为校书郎。己巳，镇江军节度使、知河南府韩绛加开封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癸未，礼部郎中林希为秘书少监。

九月庚子，工部郎中梁焘为吏部郎中，李周为职方郎中，太常博士林旦为考功员外郎。己酉，朝奉郎、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朝奉郎苏轼为礼部郎中。

《邢恕家传》云：先是，吕公著欲复引恕为中书舍人，然与恕素厚，众所共知，不欲专自己发。孙固时在门下，乃责公著所援进，因召固至阁子中，属令开端[2]，公著从而赞之，诸公无他言。及刘挚，云：『恕到河阳亦未久，且除集撰作帅，如何?』诸公皆不答，遂罢。是时宣仁已有召恕之意，公论亦以恕当还朝，挚不能夺众意，故始欲以集撰塞之，因其子戆过河阳，即令告恕本末。挚于恕初亦相亲，特以蔡确故，乃见疏忌。恕始为起居舍人，因诸公论先用挚，闻之，云：『和叔此举，鬼神也须服!』及三少初合，蔡确第一笔除挚侍御史、苏轼礼部郎中。问恕曰：『以此二人破题，如何?』恕犹戏确云：『所谓德动天鉴，祥开日华也。』恕意取唐李程《日五色赋》破题如此，遂冠多士，古今传诵耳。盖挚元祐初任言责，确犹在相位，与王岩叟排击不已，司马光深不以为然。时傅尧俞为秘书监，温公即属令见[3]，挚止之云：『蔡非久自去，何必如此形迹?』挚既已奏疏，即答尧俞云：『已做到这里，如何住得?』方确之为山陵使也，公著及光已尝为恕言，欲假蔡以节旌，处之北门或颍昌矣。蔡初见，力引光，已而同在门下，相得甚欢。章惇则自任语快，尝以光为绝不晓事。论事之际，数以语侵光，光亦不能平，间语所亲曰：『光若不是持正，容可处也?』时京师知事者皆闻此语，《恕家传》因之也。姑存之，使后世有考。

　　十月丁丑，朝请郎、知处州唐淑问为左司谏，朝奉郎朱光庭为左正言，校书郎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寻改为著作佐郎（详见《官制谏官》），朝散大夫傅尧俞为秘书监，承议郎、集贤校理顾临为朝奉郎、吏部郎中。乙卯，资政殿学士、正议大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韩维为资政殿学士，仍依守尚书例给俸廩，以维先帝宰臣也。正字范祖禹为著作佐郎，承议郎孔文仲为校书郎，陕西转运副使叶康直、李察并迁一官再任。丁亥，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兼侍讲，朝议大夫赵瞻为太常少卿，开封府推官赵君锡为司勋郎中，承议郎吕大忠为工部郎中。

　　十一月辛卯，权发遣京东路转运使范纯粹知庆州，代其兄纯仁也。

　　十二月辛未，门下侍郎司马光为正议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丞吕公著为金紫光禄大夫，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范纯仁为给事中。纯仁以司马光亲嫌辞，不许。承议郎起居舍人邢恕、朝请郎起居郎胡宗愈并为中书舍人（二十七日恕罢），左司郎中满中行为起居郎，苏轼为起居舍人，中大夫、太仆卿李之纯直龙图阁、知沧州，朝请郎吕陶为司门郎中，奉议郎孔武仲为正字。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诏閤门：『司马光、吕公著自今前后殿起居，特令别作一班，止两拜。』己酉，司马光始以疾谒告。丁巳，司马光、吕公著既迁官，有诏閤门：『光及公著正谢，特令再拜，不舞蹈；恭谢景灵宫神御，亦止再拜。』光寻以疾谒告。是日，复有诏，放正谢及恭谢。光皇恐不敢奉诏，乞俟疾间入谢，拜依减拜指挥。光自是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属。

五月十三日，光乃入对廷和殿。

　　二月甲申，司马光具表，乞罢门下侍郎。又札子言：『臣以羸病，拜起及上下马不得，请朝假将治，已及月余。旬日以来，疾势亦稍退，饮食亦稍进，然气体疲乏，足肿生疮，步履甚难。策杖而行，不出室堂，况于拜起，固所未易。今不免有表。上渎圣听。乞除宫观差遣一任，以养衰残。窃虑陛下怪其或有此奏，故别具札子，披沥肝胆。伏望圣慈，早赐开允。』乙酉，诏答不允，仍遣入内供奉官陈衍宣谕。光复言：『臣自结发从学，讲先王之道，闻君子之风。窃不自揆，尝妄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误采虚名，擢于闾阎之间，宾之庙堂之上，不谓一旦婴此沉疴，累月不愈，害于饮食，不能造朝。今虽疾势渐平，饮食亦进，而皮骨羸瘠，气力疲乏，必不能趋伏阙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窃禄，纵陛下宽仁，微臣不知廉耻，中外有识之士及天下众庶，其谓臣何?伏望圣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宫观差遣一任，使得自安其分。』

　　闰二月庚寅，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司马光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光方以疾再乞宫观，未报而有是命。光固辞，不许。令閤门就赐制书，光又固辞，乞留制书閤门，须疾损入对。辛卯，司马光言：『臣窃见文彦博沈敏有谋略，知国家治体，能断大事。自仁宗以来，出将入相，功效显著，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彦博今年八十一，朝廷不过得其数年之力耳，愿急用之。臣但乞以门下侍郎助彦博为政，庶亦时有小补。若以已除臣左仆射难为，无故以他人易之，则臣欲露表举彦博自代。乞御批依臣所奏，以臣表付学士院草麻施行。』不听。壬辰，三省言：『元丰八年三月六日赦恩已前命官、诸色人被罪，今年来进状诉理，据案已依格法。虑其间有情可矜恕，或事涉冤抑、合从宽减者，欲委官看详闻奏。』诏御史中丞刘挚、右谏议大夫孙觉看详以闻。

　　三月辛未，管勾看详诉理所言：『看详进状，诉理人若不立定期限，切虑无以结绝。欲乞应熙宁元年正月已后至元丰八年三月六日赦前，命官、诸色人被罪合行诉理，并自降今来指挥日，与限半年进状，先从有司依法定夺，如内有不该雪除及事理有所未尽者，送本所详定。』从之。壬申。先是，太皇太后遣勾当内东门司梁惟简赐文彦博手诏曰：『予宫中阅故书，得卿神宗时所上亲书章奏。见卿议论切于治要，至诚忧国，忠义可见。深用嘉叹。卿平时所蕴如此，况当兹国难之际，想多忧勤，予佐助机政，斯逾年矣。如近者黜陟臣僚，因革庶政，公议可乎?夏国未附，御以何术?卿之所知贤人堪大任者，亟当论荐，用副柬求。所访事，可条具闻奏。切待至言，以补阙失。』是日，文彦博具奏：『臣伏蒙圣慈特差中使降手诏询访，臣仰被训旨，俯集兢栗，敢不勉竭愚忠，粗裨虚佇?夫治体之大，在乎任贤纳谏。近者所有辅相、所擢台谏，皆久积时望，大协舆情，必能弼直献纳，上副陛下求治深切之心。以至罢去市易，减损青苗，免纳役钱[4]，宽保甲按阅之类，遂农民耕种之业，市井献亩之人欢呼之声，必已达于天听矣，岂在老臣条陈而后详?然上之数事，有损无益，不可久行而罢者。本非朝廷所图，皆是近年以来，臣僚急进，侥幸成风，率务妄起事端，自求总领，粗有微效，则过求恩赏，事若有害，曾无责罚。欲其省官省事，民安政治，不可行矣！为今之要，当革此弊。』又谓：『臣之所堪大任者，熟闻士论，谓枢密直学士刘庠，端正有守，虽已在近职，久从外补。臣向在枢密，庠在太原，边事民政，镇静不扰。光禄大夫、前吏部侍郎苏颂性行惇和，学问该博，于本朝故事多所详记，若备顾问议论，当有裨益。朝奉大夫、京西路提点刑狱刘奉世才力精明，所守坚正，向在枢密院检详及中书检正，颇得朝誉。若并召还左右，宜有所补。』乙亥，御史中丞刘挚、殿中侍御吕陶进对。太皇太后宣谕曰：『帅臣极难得，刘庠可惜，方欲进用。』又曰：『近除胡宗愈、苏辙，如何?』挚等对：『甚合公议。』又曰：『尽自此中自除。兼苏轼，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滞。』又曰：『每执政来，常说与：凡差除，须是公正，外人自无言语。』又曰：『卿等公正，不畏权势，但安心言事，此中必主更张。有事但来言。』

　　己卯，朝议大夫孔宗翰为鸿胪卿，度支郎中刘奉世为左司郎中，左司郎中兼著作郎林希为起居舍人、修实录检讨官。

　　四月己丑，中书侍郎韩缜知颍昌府。命入内押班梁从吉赍诏赐守太师致仕文彦博曰：『卿荐更二府，弼亮三朝，名闻四裔，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见仪形。宜疾其驱，副我虚佇。诏书到日，卿可肩舆赴阙，并男贻庆居中随侍，令河南府津置行李。』先是，司马光除左仆射，固辞以疾，乞召用彦博为侍中、行左仆射事，而己佐之。不听。及将罢韩缜，太皇太后以御札付光曰：『前者所奏文彦博为相，今韩缜乞罢，欲如卿前奏，除彦博太师兼侍中、行右仆射事，与卿协力赞治。』光奏：『彦博勋德爵齿，远在臣前。今恩制已除臣左仆射，若以彦博行尚书左仆射，臣守右仆射，则事体俱正。仍乞差近上内臣一员，往京西宣彦博赴阙。』翌日，太皇太后又批付光曰：『卿忧国远虑，不为身谋，其亦可知。今若一旦使彦博居卿之上，于予所以待卿之意深未允当。卿更思之。』光又奏曰：『窃惟彦博光辅四朝，勋德著明，官为太师，年八十一。臣为京官时，彦博已为宰相，比彦博乃是后进。臣昨日所奏，盖为国体，非臣饰小廉、窃虚名，惟陛下幸听。』太皇太后卒不听。及韩缜罢，即遣中使召彦博，盖用光奏也。癸巳，诏：『已降指挥：守太师致仕文彦博赴阙，独班起居。减拜，令閤门取旨，兴国寺戒坛院安下班迎。朝见日，就兴国寺戒坛院赐御筵，宰臣执政官赴，肩舆至下马处，子弟一人扶掖。出入仪制，依见任宰相。』乙未，朝奉郎、左司员外郎高遵惠为直龙图阁，大理少卿、吏部郎中梁焘为太常少卿，吏部郎中顾临为秘书少监，太仆少卿韩宗道为右司郎中，司勋郎中赵君锡为左司郎中。甲辰，诏：『守太师文彦博到阙朝见，亦令四拜起居。所有谢衣物等礼，并特免拜。』乙巳，诏宰臣司马光特赐告治疾，给俸如故。右正言王觌奏：『伏睹召文彦博，外议皆谓虚右相之位，将以中书长官处之。臣窃不以为然。若更烦以机务，则不惟礼意之薄而已，致政事微壅，裁决小差，而同列者顺从，则将误朝廷；纷辨则有伤国体；言责者缄默，则废大臣尽忠之义；弹劾则违陛下贵老之心。伏望采前世故事，使文彦博以太师任职，数日赴讲筵，访以经术；朔望一对便殿，问以大政。』守太师文彦博乞免班迎，从之。辛亥，河东节度使云：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潞国公文彦博入对，命其子承议郎、权发遣提举三门白波辇运贻庆扶掖上殿，赐贻庆金紫章服。

　　乙卯。先是，太皇太后遣中使陈衍赍御札就赐司马光、范纯仁，奏乞以文彦博为师臣，备顾问，可以尊朝廷、服四裔。朱光庭札子乞尊礼为帝师，勿劳以宰相执事。所有朱光庭札子三道，付卿看详，可亲书条具闻奏者。光言：『臣蒙恩擢为首相，自知智力浅薄，历事未多，故乞陛下以文彦博为侍中，行左仆射，而臣佐之，庶无罪悔。今范纯仁、朱光庭以为彦博元老师臣，不可烦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止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门下中书都堂，与诸执政商量事，令执政就宅咨谋，其余常程文书，只委仆射以下签书发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优老臣矣。』

　　五月丁巳，金紫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吕公著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自蔡确、章惇罢，司马光已卧疾。及韩缜去位，公著常摄宰相事。先是，执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书，历诸厅白之，故为长者，得以专决，同列难尽争也。光尝恳确欲数会议，庶各尽所见，而确终不许。公著既秉政，乃日诣都堂，遂为故事。河东节度使、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潞国公文彦博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又诏赐文彦博曰：『朕绍承皇绪，临御宝图，涉道未明，罔知攸济。乃眷元老，弼亮三朝。功被生民，名重当世。天赐眉寿，既艾而昌。宜迁师臣，辅我大政。已降制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可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如遇有军国机要事，即不限时日，并令入预参政。其余公事，只委仆射以下签书发遣。俸赐依宰臣例。』

　　戊午，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兼侍讲韩维守门下侍郎。正字李德刍、司马康、孔武仲并为校书郎。诏：『尚书左仆射司马光所患已安，惟是足疮，有妨拜跪，不候参假，特放正谢，仍权免赴前后殿起居，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议，或门下尚书省治事。』光言：『窃念臣脏腑虽安，饮食如故，但两足无力，疮口未合，步履艰难，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参，至于数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来，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礼，特降此命，岂伊微臣，所敢拟伦?臣于病中除左仆射，虽累具札子辞免，未蒙开允，仍许就赐以告身，臣亦未敢祗受。方俟入觐天颜，面陈至恳，岂可遽治尚书省事?伏望圣慈俟臣步履稍有力拜起，得成参假了日，与诸执政一例供职，庶于微躯，差得自安。』

　　辛酉，司马光言：『臣今月二日闻有圣旨，令臣不候参假，特放正谢，仍权免赴前后殿起居，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议，或门下、尚书省治事。臣以恩礼太优，不敢辄当，寻具札子辞免。今月四日，又睹中书省录黄，奉圣旨，前降指挥不许辞免。仍令閤门告示，许肩舆至内东门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对时，免起居，令引见，前一日闻奏。如此，则礼数愈重，尤不敢当。臣窃惟富弼三世辅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见其人，故特制此礼，乃自古所无。顾臣何人，乃与为比?臣决不敢受。乞只候垂帘日，于延和殿引见，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虽知僭越，不得不承顺圣恩，臣即日上下马未得，及足上有疮，深恶马汗，欲乞如今来圣旨，权许乘轿入内，至常时下马处下轿。又臣两足无力，若无人扶掖，委实全拜起不得，欲今来人见及将来每遇入对，并权许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时扶掖，候痊安日，皆复旧规。如此，则曲成之仁，已踰于天地，非臣陨身丧元，所能报塞。所有其余恩礼，并乞寝罢。令乘轿子至崇政殿门外，于延和殿垂帘日引对，并依前降指挥。』

　　壬戌，诏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令赴大朝会庆贺，其筵宴，临时有司取旨。国忌六参行香、奉慰、宣德音麻制从驾并免。戊辰，左仆射司马光初入对于延和殿，子奉议

　　郎、正字康扶持，赐康绯章服。壬申，司马光言：『近臣奉圣旨，许臣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议。伏缘三省、枢密院各有执事，检会去岁曾有指挥：遇假日有公事，许于东、西府聚议。其东、西府近北旧有便门。臣欲乞于近南更开一便门。臣今缘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执政出省后，有合商量公事，许乘小竹轿往诸位商量。其诸执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许来臣本位，一一关决。所贵议论详尽，事无留滞。』从之。辛巳，诏：『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已降旨独班起居，自今赴经筵、都堂，及同三省枢密院奏事，并序位在宰臣之上。』

　　八月丁酉，司马光以疾先出都堂，遂谒告，自是不复能入朝矣。

　　九月丙辰朔，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光为政踰年，而疾居其半。每欲以身徇天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罚二十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生死，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遗奏八章上之，皆手札论当世要务。太皇太后闻其丧，哭之恸，上亦感涕不已。光在相位，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辽、夏者，彼中必问光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毋生事开隙！』及卒，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丁卯，中书舍人

　　苏轼为翰林学士，范百禄为刑部侍郎，钱勰为给事中，太常少卿鲜于侁为左谏议大夫，太常少卿梁焘为右谏议大夫，右司谏苏辙为起居郎，右正言王觌为右司谏。

　　十月庚子，端明殿学士、光禄大夫范镇落致仕，提举中太一宫、集禧观公事兼侍读。

　　十一月戊午，朝请郎、御史中丞刘挚为中大夫、尚书左丞，中大夫、尚书左丞吕大防守中书侍郎，吏部侍郎兼侍讲傅尧俞为御史中丞，仍兼侍读。壬申，给事中胡宗愈为吏部侍郎，朝散郎、直龙图阁顾临为给事中。戊寅，起居郎苏辙、起居舍人曾肇并为中书舍人，肇仍充实录院修撰。端明殿学士、光禄大夫、新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兼侍读范镇提举崇福宫，以镇力辞新命也。先是，镇会葬永裕陵下，蔡京谓镇曰：『朝廷将起公矣！』镇变色曰：『镇以论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弃天下，其可因而为利乎?』及降诏，令赴阙，镇辞。及降诏，曰：『西伯善养，二老来归；汉室卑词，四臣入侍。为我强起，无或惮劳。』镇卒辞之。朝廷起镇，盖欲授与门下侍郎。镇固不欲起，又作书问其从孙祖禹，祖禹亦劝止之。镇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为者，司马君实已为之，何复出也？』辛巳，诏户部侍郎赵瞻往陕州夏县临视司马光葬事，候葬讫，就坟所致祭。癸未，诏免太师文彦博北使朝辞日起居。

　　十二月，毕仲游等除馆职（见《官制馆阁》）。

校勘记

[1]三月 原本作『二月』，据《长编》卷三五三改。

[2]属令 原本『属』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九补。

[3]即属 原本『属』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九补。

[4]役钱 原本作『复钱』，据《长编》卷三七二改。

[5]节度使 原本作『节度司』，据《长编》卷三七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六

哲宗皇帝

用旧臣下

　　元祐二年三月辛巳，太师文彦博表乞致仕，右仆射吕公著以旱乞退，皆答诏不允。

　　四月丁亥，吕公著再乞罢，不允，诏公著勿复请，且召公著入对，遣使押赴都堂。公著即归私第，时閤门及通进司皆被旨，无得受吕公著等章奏，乃具中书省以闻。于是遣内侍陈衍谕旨，押赴都堂。公著复位。己丑，诏：『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可自今后，每十日一赴朝参，因至都堂议事，乃一月一赴经筵。』以彦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甲午，宰臣吕公著等以时雨不继，诏书责躬，乞赐降黜。诏不允。

　　五月，刘挚等迁官（详见《张舜民罢言职》）。

　　六月戊申，朝奉郎、太常博士丁隱为右正言。隱自行新法，不肯为知县折资监当，几二十年，人多称之。其得太常博士，因王觌荐也。朝奉郎充集贤校理赵挺之、承议郎方蒙、宣教郎宗正寺丞赵屼并为监察御史。

七月丁巳，通直郎姚勔落致仕，为宗正寺丞[1]。勔，山阴人，尝为龙游县令。母老思归，就侍养。居二年，遂致仕，于是复起。辛未，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丁丑，端明殿学士、光禄大夫、提举崇福宫范镇乞致仕。诏迁银青光禄大夫，仍前职致仕。

旧录云：是时，凡得罪先朝者，悉相校以起。群奸引镇以助己，镇力辞，卒不起，士论嘉之。新录辨曰：元祐之政，起老成以自辅，而镇以癃老力辞，非缘议事不合也。史臣之言如此，寔为厚诬，今删去。镇所以卒不起，已具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提举崇福宫时。新录要亦未考。

　　八月辛丑，吏部尚书苏颂、翰林学士苏轼兼侍读，兵部侍郎赵彦若充实录院修撰，校书郎李德刍为集贤校理。癸卯，承议郎、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为礼部员外郎，朝奉郎、集贤校理孔平仲为太常博士。癸卯，诏赐文彦博、吕公著曰：『朕闻几杖以优贤，著之典礼，耋老无下拜，书于《春秋》。魏太傅钟繇以足疾，乘车就坐。自尔三公有疾，以为故事。而唐司徒马燧亦以老疾自力，对于延英，诏使无拜。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旧，德隆而望重，任大而忧深者，惟卿与公著而已。方资其蓍龟之告，岂责以筋力之礼?今后入朝，凡有拜礼，宜并特免。卿其图有为之报，略无益之仪。毋或固辞，以称朕意。』丙午，翰林学士苏轼言：『按《礼经》，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谓君命者，传命而拜，非朝见也。然不免。周天子赐齐桓公胙，曰：「伯父耋老，无下拜者。」无拜于堂下，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钟繇以足疾乘舆就坐，疑若不拜，然亦无明文君前乘车，岂足为法?而马燧延英不拜，盖是临时优礼，无「今后遂不复拜」之文。祖宗旧例，如吕端之流，以老病进对，亦止于临时传宣不拜。令来彦博、公著今后免拜指挥。自是朝廷优贤贵老，度越古今，无可议者。但有司合守典礼，兼恐彦博、公著终不敢当，不若允其所请。若圣恩忧悯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见间，或传宣不拜，足以为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从之。丁未，文彦博上章，辞不拜恩命。诏曰：『朕优礼师傅，达德齿之尊，以亟拜为可略，古之道也。卿尊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为未安，礼之节也。道并行而不悖，义有重而难移。勉循所陈，不忘嘉叹。所请宜允。』

　　九月辛亥，诏吕公著：『今后入朝，或有失仪，无得弹奏。』丁巳，诏文彦博告老章奏，有司勿受。癸卯，尚书左丞刘挚言：『伏见知陈州傅尧俞、知齐州王岩叟、知潞州梁焘、通判虢州张舜民、知广德军贾易皆早蒙陛下识擢，分任言责。不幸志业未伸，谤嫉横作，罢职补外，各已数月。按：尧俞等皆忠直之言，守正不挠。在职未久，知无不言，此固陛下素所奖爱，必有弃捐，然臣私忧过计，恐其补外渐久，朝廷渐亦忘之。不避僭越，辄效一言。伏愿圣慈，深赐省察，特加睿断，召此数忠正之臣，入备任使，以慰公议，以消奸党。幸甚！』甲辰，左司员外郎朱光庭为太常少卿，右司郎中韩宗道为太府卿，承议郎、直龙图阁张汝贤为左司郎中，前华州司户参军廖正一为正字。

　　十一月丁卯，冬至。诏赐御宴于吕公著私第。初，有司以故事赐冬至节会。既辞免矣，至是，以嘉雪应期，朝廷无事。中旨，特令公著与辅臣、近侍宴乐。其日，又赐教坊乐七十人。又遣中使赐上樽酒及禁中果实，缕金花皆瑰奇珍异十倍。尝宴，又遣近侍赐香药，以御饮器劝在席酒甚苦，惟于公著颇宽。又出御前钱赐教坊乐，人百缗；开封衙前乐，人五十缗，及管勾使臣四十缗。至晡，赐椽烛二十秉，且传宣云：『继烛坐。』皆异恩也。甲戌，中书舍人苏辙为户部侍郎，天章阁待制顾临为给事中，左谏议大夫孔文仲为中书舍人。

　　十二月庚辰，承议郎、殿中侍御史丰稷为右司谏，朝奉郎杨康国为监察御史，朝议大夫李杲卿为太府少卿。

　　三年二月甲申，尚书右仆射吕公著等言：『去冬积雪，甚于常岁。今春以来，沉阴不解。跨时越月，民被其灾。望赐罢黜，以答天变。』诏不允。乙未，朝散郎、右正言丁隲为左正言，宣德郎、正字刘安世为右正言。司马光既殁，太皇太后问吕公著：『光门下士素所厚善、可任台谏者，孰当先用?』公著以安世对，遂擢任之。朝散大夫王子韶为卫尉少卿，奉议郎、秘阁校理、权判登闻鼓院刘唐老为太常博士。

　　四月戊寅，诏勿受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告老章奏，以屡请故也。辛巳，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为司空、平章军国事，仍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议事。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吕大防为大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中大夫、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为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壬午，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兼侍读孙固守门下侍郎，中大夫、守尚书左丞刘挚守中书侍郎，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守尚书左丞，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安焘为右光禄大夫，依前知枢密院事，试御史中丞胡宗愈力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试户部侍郎赵瞻为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吏部侍郎兼侍讲孙觉为御史中丞，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赵卨为枢密直学士。甲申，右司谏刘安世进对。太皇太后问：『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协舆情，惟胡宗愈未允耳。』丙戌，诏：『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遇后殿垂帘，同三省进呈，六参日，仍起居奏事。』自两宫同听政，常以双日于延和殿垂帘，故诏公著二日一入朝，然皇帝乃五日一御前殿视朝，皆双日也。于是公著复请六参日仍起居奏事，庶得瞻望皇帝清光。诏从之。戊子，朝请大夫、太府卿韩宗道为权户部侍郎，朝散大夫、起居郎、权枢密都承旨公事刘奉世为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起居舍人彭汝砺为中书舍人，右司郎中王陟臣为起居郎[2]，著作郎兼侍讲范祖禹为起居舍人。庚寅，右正言丁隲为礼部员外郎，监察御史赵屼为都官员外郎，以隲与胡宗愈、屼与孙固亲嫌故也。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免册礼，令学士院降诏，从之。旧制，将相皆以阶官守三师或三公。元丰改官制，文彦博尝以河东节度使守太师，王安石以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元祐初，彦博罢节度使，入为平章军国事，即去『守』。及公著为司空，学士院草制，误存『守』字。是日，三省被旨，贴麻改正。戊戌，朝请大夫、集贤校理、诸王府翊善王汾为左中散大夫、直秘阁。庚子，龙图阁待制傅尧俞为吏部侍郎，承议郎、侍御史王觌为右谏议大夫，朝奉大夫、右司郎中盛陶为侍御史，朝奉郎、秘书丞、集贤校理孔平仲为江南东路转运判官。诏吕公著俸赐依宰相例。

五月丙午，三省、枢密院以军国事目当关吕公著者，定为令。初以太师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及公著平章事，去『重』字，前所未有也。

此据《公著家传》修入。按：吕大防奏稿元作『军国重事』，却抹去『重』、『事』，不知何故。其后亦因此致人言，当考。

　　丙辰，诏以元丰北库为司空吕公著廨宇。朝奉郎、考功员外郎欧阳棐为集贤校理。

　　七月丙午，卫尉少卿、直龙图阁文及甫为光禄少卿。己酉，故大理寺丞王安国特追授宣德郎，仍复秘阁校理。丙辰，右中散大夫、直秘阁、诸王府翊善王汾为秘书少监，朝奉郎、集贤校理杜常为左司郎中，国子司业盛侨为扬王府侍讲。朝请大夫、直集贤院、诸

　　王府侍讲郑穆为扬王府翊善。丙寅，承议郎翟思为殿中侍御史，从翰林学士苏轼、许将、给事中顾临、赵君锡、中书舍人曾肇、刘攽、彭汝砺所举也。

　　八月戊寅，朝奉郎、集贤校理、权判登闻鼓院欧阳棐为职方员外郎，以刘安世等言也。丁酉，承议郎、直集贤院、知齐州王岩叟为起居舍人。

九月戊申，朝奉郎、监察御史杨康国权发遣开封府推官。诏无得受文彦博告老章奏。乙卯，给事中顾临为刑部侍郎。已未，户部尚书李常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孙觉为龙图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兼侍讲。觉引疾求罢，故有是命。

刘安世言：『去年五月中，台臣劾胡宗愈，未蒙施行，孙觉、杨康国相继解职而去。』当考。安世言在四年三月初七日。

　　辛酉，知定州、枢密直学士韩宗彦为户部尚书，朝奉大夫、直龙图阁、太府卿叶均为秘书监。癸亥，承议郎、校书郎孔武仲充集贤校理。辛未，诏文彦博章奏，非陈乞，许受进。

　　十月丙子，御史中丞李常充龙图阁直学士，刑部侍郎顾临充天章阁待制。庚寅，朝请大夫、陕西路转运副使孙路为考功郎中。戊戌，秘书少监王汾为太常少卿，王钦臣为秘书少监，前太仆少卿、直龙图阁高遵惠复为太仆少卿。

　　十二月辛卯，朝议大夫、试中书舍人刘攽为中大夫、守中书舍人。

　　闰十二月，端明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致仕范镇卒。乙未，诏故端明殿学士范镇本家不曾陈乞生前致仕恩例遗表外，特与恩泽一名。诏太师文彦博男保雍丁母忧，每遇入，许令孙男扶掖。

　　四年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卒，辍视朝三日，乘舆临奠，成服苑中。敕有司治葬。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公著识虑深敏，量宏而学粹，苟便于国，不以利害动其心。与人至诚，不事表暴，其好士乐善出于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相参竅，以待上求。神宗尝谓执政曰：『吕公著之于人材，其言不欺，如权衡之称物。』上前议政事，尽诚去饰。博取众人之善以为善。至其所当守，毅然不可回夺也。己酉，朝奉大夫、集贤殿修撰、知潞州梁焘为左谏议大夫[3]。癸丑，左中散大夫、太常少卿、直秘阁王汾为直龙图阁、知明州，朝散大夫、卫尉少卿王子韶为太常少卿。

三月己卯，尚书右丞胡宗愈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

刘安世《言行录》云：安世申三省凡二十次，论胡宗愈，乞请章疏付外，翌旦，三省奏事罢，执政皆退，帘中有诏云：『右丞且住，刘某有章疏言右丞，知否?』宗愈对：『不知言臣何事?』宣仁曰：『章疏更不降出，右丞宜自为去就。』遂罢政。此事当考。

　　丁亥，翰林学士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从轼请也。己丑，承议郎、著作佐郎范祖禹为中书舍人，仍赐金紫。乙未，朝请郎、礼部员外郎吴安诗为右司谏，朝散郎、权发

　　遣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贾易为礼部员外郎。

　　五月辛未，著作佐郎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依前兼侍讲，充实录院修撰，赐三品服。癸酉，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李常为兵部尚书，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傅尧俞为御史中丞。朝奉大夫、侍御史盛陶为太常少卿，朝散大夫、太常少卿朱光庭为侍御史，中书舍人曾肇为给事中。乙亥，朝议大夫、起居郎、充秘阁校理郑雍为中书舍人，朝散郎、充崇政殿说书颜复为起居舍人，寻复为起居郎。丁亥，龙图阁直学士李常罢新除兵部尚书，出知邓州，坐不言蔡确也。中书舍人彭汝砺依前朝奉郎、知徐州，坐营救蔡确也。中书舍人曾肇为宝文阁待制、知颍州，辞给事中请补外也。朝散郎、集贤校理、权发遣颍州韩川力太常少卿。辛卯，朝散大夫、卫尉卿王子韶权知沧州，朝奉郎、金部员外郎孙升为殿中侍御史。丁酉，吏部尚书苏颂为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许将兼吏部尚书，朝奉郎、新除礼部员外郎贾易为殿中侍御史。

　　七月甲戌，右谏议大夫范祖禹为中书舍人兼侍讲。丙子，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刘奉世为户部侍郎，光禄卿、直龙图阁范育为枢密都承旨。辛巳，右司郎中林旦为为秘书少监，吏部郎中晁端彦为左司郎中，承议郎、直秘阁、提点秦凤路刑狱张舜民为考功员外郎，中散大夫、集贤校理、蔡河拨运王哲为直秘阁、提举崇福宫。庚寅，权吏部侍郎王岩叟为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甲午，实录院检讨官、朝奉郎、行著作郎黄庭坚为集贤校理。

　　八月壬寅，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吕公孺为户部尚书，刑部侍郎、天章阁待制顾临权知开封府，给事中赵君锡为刑部侍郎。癸丑，诏徐王府侍讲黄景为秘阁校理，以翰林学士承旨苏颂、中书舍人郑雍荐其行义故也。

　　十月丁酉，诏无得受文彦博乞致仕章。己亥，国子祭酒、直集贤院兼徐王府翊善郑穆试给事中，侍御史朱光庭为右谏议大夫，仍并赐金紫。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读傅尧俞为吏部尚书兼侍读，左谏议大夫梁焘为御史中丞，右谏议大夫兼侍读范祖禹为给事中，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宣德郎刘安世迁通直郎，为左谏议大夫，仍赐绯。右司谏吴安诗为直集贤院兼侍讲。甲辰，中书舍人、起居郎兼侍讲颜复为中书舍人。

　　十一月癸未，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孙固为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刘挚为守门下侍郎，朝请大夫、试吏部尚书傅尧俞为中大夫、守中书侍郎。

　　五年正月。初，文彦博起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是年九月，刘挚、王岩叟再上疏，论韩琦定策功。明年二月，韩宗彦复上疏。既批出付外，逾三年，莫有言者。及贾易为殿中侍御史，乃上疏申言韩琦定策之功。庚寅，太皇太后以易疏示三省，宣谕曰：『韩琦定策功甚详悉，在仁宗朝，无敢言此事者，惟韩琦一人言之。』刘挚因请检挚与王岩叟二疏悉付实录院。从之。

　　或曰：易等为此二疏[4]，傅会忠彦也。彦博于是不安于位，寻罢去云。

　　甲午，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言：『臣伏闻陛下已许文彦博求退，降诏候至中春议从所欲者。彦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极，惟是得解重任，归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悯其过老，以其累请而从之，为彦博身计，则可谓美矣，若为朝廷计，则臣请试言之。彦博为相四十余年，历事四朝，仁宗时平贝州之乱，名闻四裔；英宗、神宗时为枢密、为相八九年，先帝已加优礼，许其致仕。陛下嗣位，复召而起之，盖藉其威名宿望，以为朝廷之重也。向若陛下不复召之，则亦已矣。今既起之，则不可使轻去朝廷。彦博虽老，精力尚强，卧置京师，足以为重，外则西、北二边，必怀畏惮。夫以四海之大，若常无事，则人人皆可为大臣矣，岂无万一非常之虑哉?今旧老惟彦博一人，若去，则其余在朝者皆是后进，无前辈矣。陛下若欲彦博更得优逸，但听其解军国重事，以太师就第，留之京师，以备访问，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贵老贪贤之美，足以系属天下之心，所得实多。』

　　二月庚戌，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潞国公文彦博为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彦博自言，嘉祐年封潞国公，经今三十余年，为是乡国，乞不改封。从之。寻诏麻制内待不用『守』字，以彦博尝正任太师也。壬子，太师文彦博乞免册礼，诏允所请。壬戌，太师文彦博乞两镇节度使只带河东一镇致仕。从之。甲子，诏即玉津园宴饯太师文彦博，宰臣吕大防主之，三省、枢密院暨侍从官赴。

　　三月壬申，中大夫、守尚书左丞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侍读苏颂为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己卯，礼部侍郎范百禄兼侍读；兵部侍郎赵彦若为礼部侍郎；礼部侍郎陆佃加龙图阁待制，为吏部侍郎；光禄卿范纯礼权兵部侍郎。陆佃寻复故，纯礼改刑部；国子司业丰稷为起居舍人。己丑，诏文彦博致仕恩泽，依条外特与一名。辛卯，新永兴军路提点刑狱杨畏为监察御史。

　　四月戊申，太师文彦博言：『蒙圣恩，候臣出门日，于琼林苑赐饯送御筵。缘前日孙固薨，昔臣与固同在三省供职，义均休戚，乞罢。』诏至日三省、枢密院官于琼林苑会饯送更不用乐。

　　五月辛巳，直龙图阁、枢密都承旨韩川为中书舍人。壬午，中书舍人王岩叟为龙图阁待制、枢密都承旨。丙戌，秘阁校理张舜民为殿中侍御史，工部员外郎杨康国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杨畏为工部员外郎。庚寅，御史中丞梁焘权户部尚书，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焘、安世皆以乞罢邓温伯承旨除命不从。辞所迁官也。壬辰，翰林学士苏辙为龙图直学士、御史中丞。礼部侍郎兼侍读范百禄为翰林学士，给事中郑穆为宝文阁待制、国子祭酒。右谏议大夫朱光庭为给事中。太常博士、秘阁校理刘唐老为右正言。

　　六月乙酉，资政殿学士、知成德军曾孝宽为吏部尚书，知成都府、宝文阁直学士李之纯为户部侍郎。著作佐郎兼侍讲司马康为左司谏。明州定海县主簿秦观充秘书省校对黄本。辛丑，礼部侍郎陆佃权礼部尚书，兵部侍郎赵彦若权兵部尚书。乙卯，监察御史杨康国为殿中侍御史，以张舜民辞免也。秘阁校理张舜民为金部员外郎。正字张耒为著作佐郎（已下见《调停》）。

　　六年七月癸亥，三省言：『张方平元系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傅、太子少师致仕。元丰官制行，罢宣徽使，元祐二年复置，恩数仪品如旧。』诏太子太保致仕张方平依前太子太保，充宣徽南院使致仕。，

　　十二月，太子太保致仕张方平卒。

　　七年三月辛丑，知颍昌府、资政殿大学士韩维太子少傅致仕，从其请也。

绍圣四年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国公致仕文彦博卒。

校勘记

[1]宗正 原本作『中正』，据《长编》卷四○三改。

[2]王陟臣 原本作『王涉臣』，据《长编》四○九改。

[3]知潞州 原本作『知梁潞州』，据《长编》卷四二一删『梁』字。

[4]二疏 原本脱『疏』字，据《长编》卷四三七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七

哲宗皇帝

逐小人上

　　元丰八年五月戊午，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通议大夫、知枢密院事韩缜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殿中侍御史黄降言：『缜不堪大用，乞罢之。』不报。通议大夫、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

十月丁亥，监察御史王岩叟言：『风闻章惇于帘前问陛下御批除谏官事，曲折再三，语涉轻侮。外庭传闻，众所共愤。谨按：差除谏官，自属二省，无所预于密院。而惇不循所守，越职肆言，乃敢如比。况陛下所除数人，皆是天下公议，从来愿得以为谏官、御史之人。惇为大臣，既不荐贤以助国，见陛下用贤，又从而忌嫉之，沮抑之。臣不知惇何心以事陛下?乞行显黜，以严臣职，以重主威。』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确先帝简拔，位至宰相。送终之际，殊不尽恭。灵驾发引在道，确为大礼使，当与扈从。臣僚先后徐行，常以妥安神灵为虑，而确不务此，每灵驾行，辄先驰去数十里之远，以自便安，而灵驾一行在后，略不顾省。为臣不恭，莫甚于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辨，韩缜挟邪冒宠。章数上，其言甚切。

此据新传附见，当求章惇事编入。

初，蔡确与章惇、邢恕等共谋诬罔太皇太后，自谓有定策功。韩缜怀不平。及确为山陵使，缜乃于帘前具呈确等奸状，由是东朝与外朝备知之。及确使还，欲以属官高遵惠为待制、张璡为郎官、韩宗文为馆职，太皇太后以问缜，缜曰：『遵惠，太皇太后族人；璡，中书侍郎璪之弟；宗文，臣之姪，赏擢非次。传闻中外，则是君臣各私其亲，何以示天下?』然遵惠等卒用故事推恩。

此据韩缜新传，不知得之何书。邵伯温《辨诬》云：『素不平蔡确、章惇用邢恕奸谋诬罔太母，遂帘前具呈之，太皇太后与外庭方知其详。新传或据此也。确初为山陵使，刘挚劾其不恭，第一章也。山陵毕事，确还朝不退，言者踵至，盖十一月间，其发端则自挚始。外庭既知确邪谋，而不敢正言之，不知何故?确先罢，缜尚少留，当缘发确等奸状，故东朝以为忠耳。』更须考详之。

　　十一月丁巳，侍御史刘挚言：『伏见知枢密院事章惇，资性佻薄，素无行检，庙堂议政，无大臣之体，专以狂横轻肆，作俳谑之语，以陵侮同列，夸示左右。其语播于都下，散及四远，传以为笑。比来圣旨增损政令，未尽善者，惇则必出异意，沮持其事。方宋用臣骄横不法，惇在政府而与之厚善，纳其所遗酒醪。虽更恩宥，臣以谓大臣不廉，犯大义之责，不当如小臣论赦令前后也。伏请圣断罢惇政事，以允公论。』监察御史王岩叟言：『臣窃闻昨来执政大臣初议太皇太后陛下垂帘之日，门下侍郎章惇尝对众肆言曰：「待与此礼数。」臣子闻之，无贵贱、无贤愚，莫不变颜失声，一意共怒。臣请以大不恭论，乞付有司，治正惇罪。』

　　十二月丙寅，侍御史刘挚言：『宰臣蔡确骄慢，臣曾具弹奏，自后不闻施行，臣未敢再有申列者，以为蔡确奉使回，必须引咎自劾，閤门待罪[1]。既而还朝，略无忌惮，安倨自处，以为当然。伏望圣慈深以天下为意，无或容养奸恶，旱赐睿断，罢确政事，以明国宪，以安中外。』壬申[2]，侍御史刘挚等言：『臣近言蔡确既为山陵使回，自合依故事坚请去位，不当贪权顾宠，不恤公议，傲然安处，无廉耻之节，败陛下风俗，坏陛下典章。伏望陛下出臣前后章疏付三省施行，早罢确政柄，使天下知朝廷不抑忠言，不沮公议，不容奸臣败风俗、坏典章，而扶持天下之名节，以励事君者，则臣等虽死无恨。』侍御史刘挚言：『臣近再具状，论蔡确违敕废礼，骄慢不恭，无大臣进退之节，乞赐圣断，罢其职位。未蒙施行。确之回自裕陵，即使其门下之人扬言于众曰：「确有定策功，嗣皇之所倚赖，不可一日去上左右。」恭惟皇帝陛下乃先帝之正嗣，祖宗之所传次，太皇太后陛下之所眷命，而四海之所以归戴也。确等辈奉承诏命而已，何策之定哉?昨者确等覃恩转官，学士草制，独于确词中云：「独高定策之功。」命下之日，识者皆知其过，而确遂当之。今乃夸众以自名，贪冒欺罔，谓今日天下，必待己而后安。轻视朝廷，无辞逊去位之意，罪莫大焉。伏望圣慈深察，早赐睿断，罢确职任，以慰安中外。』

　　十二月丙子，侍御史刘挚言：『臣近者累具封章，论奏宰相蔡确，乞行罢黜。未蒙指挥施行，须至再陈列。臣今且举大者一事试言之：夫百官差除，从祖宗以来，中书、门下省同共进拟，所以合用众论。自壬戌官制改更，三省分治之后，其事尽归中书。是时蔡确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权既偏重，进退人物，随意在手，门下、尚书省，省察奉行而已。天下莫不知其非，而但以确在此位，畏之者不敢言，附之者不肯言，故三省不得而合也。及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临御之日，御史台、礼部、閤门同定垂帘仪制，其时众论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以事正其事者。或恐忤确之意，乃言官制不可辙改，遂且如故。无何，适会王珪薨谢，执政递迁，确以左仆射进兼门下侍郎，以谓去中书之任，则无差除之权，不便也，即时阴令御史中丞王履上言，以为请朝廷从之，于是差除方归三省合班取旨矣。三省合班取旨差除诚是也，乃所谓公道也，乃所谓善政也。然以确在中书贪权之故，朝廷之公道善政，不得行者凡三年。设使王珪不死，确不迁门下，则此事未必容改，非止三年而已也。明附确者，亦未必肯以为言也。上下之情，以利相视，以私自成，至于如此，无以达于圣听，岂不可为叹息也哉?』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右正言朱光庭奏疏：『臣伏见自冬涉春，时雪未降。倘岁一不稔，则民将何赖?当睿明之在御，方责任于辅臣。若不判白忠邪，何以召迎和气?窃以蔡确之不恭，章惇之不忠，韩缜之不耻，见于行事，已极著明，岂可尚容居位，以累圣政?臣虽已曾两具论奏，至今未见施行。伏望陛下上观天意，下察人情，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自然天人协顺，善详来格，丰年之应，固未为晚。欲乞检会臣前奏，早赐睿断施行。』庚戌，御史大夫刘挚言：『臣近具状，乞罢宰相蔡确，至今未蒙施行。缘臣备员御史，以触邪指佞为职。今宰臣奸险，有犯公义，臣若失职，谁敢言者?确之当去，其罪非一。公违陛下敕命，不赴神宗发引内宿，为大不恭，其当去者一也；山陵使回，明有历代及国朝故事，而略不引罢，废礼贪位，其当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确辄自称定策，贪天之功，其当去者三也；在中书二年，不将差除与三省合奏，及身迁门下，阴使言者申请，招权营私，其当去者四也；其弟犯法，蹇周辅承勘，两次皆灭裂，平治其事，故今日周辅父子有罪，言路累有弹奏，而确力主之，不罢其任，屈公法，报私恩，其当去者五也。执政臣僚已经覃恩迁转，无故又进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谩圣听，不顾廉耻，其当去者六也；章惇死党相结，一柔一刚，一合一离，欲以消磨同列，牵制善政，内外皆知其术，其当去者七也；去年十月至今，并衍雨雪，骄阳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定由确奸邪所召。况位居上相，正任其责，其当去者八也；确在熙宁、元丰间锻炼冤狱，排逐善良，引荐奸伪，变更祖宗政令，诛求民财。确任言路、在司农、在执政，首尾身任其事。见法令未便，何尝闻有一言论列裨补?惟是阿谀护持，以谋进用，及至今日，自见其非，乃稍稍语于人曰：「在当时，岂敢言也?」此确之意欲于今日固其名位，故反归曲先帝，是可谓大不忠矣。事先帝不忠，则安肯尽忠于陛下也哉?此其罪恶尤大，其当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随行属官，故事自皆推恩，而确乃特荐高遵惠、张璡、韩宗文乞从优恩，上欲以悦圣意，旁欲以饵同列。陛下至今照其狡计，而议遂不行，中外闻之，莫不欣快。陛下观此用心，则确之邪正，不难知也。此一事尤喧物论，而罪尤大者，其当去者十也。确之罪恶如此，群议沸腾。伏望圣慈深察事势，以天下为念，早发圣断，罢确职任，使之外补，以答天变，以召和气，以慰公论，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

　　辛亥，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确不恭而心私，章惇不忠而邪说，韩缜不耻而冒宠，是皆不足当大任，臣已累奏而备论之。愿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今夫内有青苗、免役、茶盐等害未尽更张，外有边防、疆埸之事未经处置。以臣观之，是皆枝叶之害，未足为忧，惟其奸邪未去，实根本之大患。若根本之患除，则枝叶之害，何患不去哉?』监察御史王岩叟奏：『臣近以大旱上章，乞早去大奸，以答天戒，指言蔡确、章惇相为朋比，以蔽天聪，虐下罔上，不忠之迹，著于两朝。乞出臣前后章疏，集百官于朝会议，以决是非。今复累日未蒙施行。伏缘朝廷之上忠邪并立，内外人情不安。臣以言为官，备耳目之任，义难苟止。确之罪恶，前后论列已详，今再论安危所系大体。伏自圣明临御之始，首起司马光，使之执政，于是天下之人无远无近，莫不欢欣厌服，以望苏息。然光以至诚直道独行孤立，所恃者惟圣明特达之知，而庙堂同列，略无诚心助光为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耻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政而利于己也。上则陛下虽有仁惠之政，为确等所艰难，而不得纯被于民；下则士大夫虽有忠义之节，为确等胁制，而不得自竭于君。则确与惇之为今日害，岂不大哉?臣不知陛下何惜一言，不去天下之大害也!』戊午，右谏议大夫孙觉言：『臣窃见两汉大灾异罢免宰相者，以其责在燮理之地。太宗朝，李防以霖淫百余日、阴阳乖戾罢；仁宗朝，王曾以昭应宫灾罢；梁适以苛慝并作、变异重仍罢；水旱过常，为大灾变，为宰相者，当任其责。宰相不以为任，则谁当任之?今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亲政以来，阴阳未和，旱气太甚，经冬无雪，春又无雨。弥数千里，粟麦失种，此其为忧，不一日二日而已也，将恐编户乏食，盗贼群起，良民受害，浸为远近之忧。皇帝陛下亲出祈祷，忧勤切至，遍走群望，未尝一日而忘其忧，而蔡确、韩缜视之，晏然自处，若其事非己忧者。但臣以为，此非大臣之道也。伏乞依两汉故事，循祖宗旧例，各赐罢黜，以警百官。』

　　二月丙寅，侍御史刘挚奏：『大好大猾，持权当路，譬如毒蛇齧手，壮士必断其腕，盖所去者小而所全者大也。今确与惇矜功肆恶，而陛下恐伤前日受遗之小恩而容之，使为后日国家之大患，则无乃异于壮士之取舍乎?』

　　辛未，左正言朱光庭奏：『夫以道事君者，大臣之事也；难进易退者，大臣之节也。若蔡确之进，本以滋章狱事；章惇之进，本以妄兴边事，韩缜之进，本以傅会地界。是岂以道事君之义哉?今日确以故事当去而不去，怀私自营，偃然安处；惇之肆为邪说，复怀观望，以固宠祿；缜之冒处大任，内有贤兄，不为引避，顾岂有难进易退之节乎?况司马光之贤，已为陛下信任；范纯仁、韩维今进在讲筵，是二三臣之贤者，有志于皋、夔、周、召事业。愿陛下进此三人，以代蔡确、章惇、韩缜之任。其张璪以下，皆持禄备位之臣，固不足以当也。』

　　甲戌，侍御史刘挚言：『今天下之怀私，托此二人为之魁主；天下之抱忠守义者，畏此二人，不敢自效。今陛下能浚发刚断，罢确与惇，则善人安，小人化。凡天下之奉承诏令、更张政事者，莫不专志尽虑，无复疑畏。朝廷之福、万世之利，在此一举，臣所以区区冒犯威听而不能已也。』辛巳[3]，左正言朱光庭奏：『如蔡确、章惇、韩缜者，其心私徇，安有经邦之道?其迹回邪，安有表世之德?其蕴蓄空疏，安有推行仁义之政?观望逢迎，安有耻君不如尧舜之志?因循苟且，安有爱民若保赤子之诚[4]？』监察御史王岩叟奏：『臣累章论列蔡确、章惇奸邪谗憸，不可久持大柄，亲近陛下，恐日月浸淫，惑乱圣德，辨之愈难，去益不易。今天下之人皆言蔡确、章惇天性奸邪，无由变改，恐于陛下不觉不疑之间潜行私意，阴作身谋，或欺罔圣聪，或诡随睿旨，或沮格公议，或倾陷善类，千机万巧，陛下如何可防?谏官、御史如何尽知?虽或知之，几人敢言?此奸邪之所以不惧也。』甲申，蔡确言：『已再具表辞位。准朝旨，令臣管勾门下省。臣见候解罢，欲望差权官管勾。』诏差尚书左丞吕公著。御史中丞刘挚言：『伏见宰臣蔡确辞位求退，其所上表，无引咎之意，有论功之言。自陛下临御以来，美政盛事，民所歌诵者，确皆铺列条叙，以为己功，中外传之，靡不怪笑。夫收拨耆艾之臣置诸左右，乃陛下至明独见，以天下公望用之，而确乃以为己之所引。罢去有司渔利剥下苛细之法而黜逐污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苏疲民，而彼又以为己之所请。至于申戒边场，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宽先朝之政，包异同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于陛下圣谋睿虑，实新政之甚善者，而确乃一切认之，掠为己事，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谓「此数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己请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己请而行之」。其于轻慢君父，欺罔臣庶，违道干誉，至于如此，不谓之大奸大邪，则可乎?伏望以确表并臣此章，付三省议确之恶，重刑窜逐，以正典宪，使天下为人臣者知事君之道。』左谏议大夫孙觉言：『臣窃见左仆射蔡确、右仆射韩缜，两人皆非以德进者也。或以典洽狱事，或以分画边界，而至执政。臣不敢论其小节细事，以渎天听，直以其进身本末，为陛下一一言之，可以知曲折矣。蔡确按浚川狱，知制诰、判司农寺熊本夺职领宫观，确即迁知制诰、判司农寺；按御史中丞邓温伯治相州狱，温伯罢知抚州，确即迁御史中丞；按参知政事元绛太学狱，绛罢知颍州，确即迁参知政事。此三狱者，士大夫多以为冤，确皆批其颊、拉其背而夺之位。未几，先朝更定官制，确即为左仆射。所谓大臣以道事君，难进而易退者，其若是乎?韩缜不学无术，士大夫不以辅相期之。先朝尝以北边争地事付之，众谓缜必辱命。已而无故割地，其长七百余里，以遗北边，边人怨之切骨，以为夺我祖父之地弃之寇敌。非独惜其地也，又归怨于朝廷。敌人得地之后，日益桀骜，今缜为右仆射，臣见边使来朝，问知其官名，相顾微笑，意以为中国无人，乃使是人为相也，益有轻中国之心，每辄骄慢。伏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灾异之故，罢免确、缜，别选有德有言、众所畏服者，使称其大位。外足以镇抚四裔，内足以悚动天下，以怀徕桀傲不轨之人，不胜幸甚！』觉又言：『臣闻蔡确已迁出东位，上章求见，传报表章，方更自陈功劳，颇更矜伐，大抵欲自明有功无罪，以言攻之者为非也。确虽避求去，陛下未赐诏可，确更迟迟，有欲留之心。伏愿早赐罢免。如韩缜非才，士论所骇，台谏虽闻有所弹击。缜方晏然自居，未有引去之意。伏愿以台臣僚所上章疏悉以示缜，并令罢去。如此，则确虽去位，不敢更怀怏怏不平之心。伏望圣慈，早赐睿断。』

　　丙戌，左司谏苏辙言：『左仆射蔡确憸佞刻深，以狱吏进右仆射；韩缜识暗性暴，才疏行汙；枢密使章惇虽有应务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右丞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迨心。至若张璪、李清臣、安焘，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为有?安能为无?陛下新临天下，人才衰少，此数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则愿择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为莫如蔡确、韩缜者也。所有确、缜罪恶，臣未敢细陈，先论其大体，伏愿陛下思祖宗付属之重，深察方今事势为至艰至危之时，早赐罢免确、缜二人，别择大臣负天下之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而忠于社稷、有死无二者以代之，上以肃正君臣异同之论，下以弹压四海奸雄之心，然后陛下高枕而卧，天下无事矣。』

　　闰二月己丑，右司谏苏辙言：『确等皆碌碌常才，无过人之实。朝廷将取其德，则不闻其孝悌可称；将取其才，则不闻其功业可纪；将取其学，则不闻其经术可师。徒以悦媚上下，坚固宠禄。陛下何不正确、缜之罪，上为先帝分谤，下以慰天下之望?』左正言先光庭奏：『臣自供职以来，累具章疏，言退三奸、进三贤，乞陛下早行睿断，以幸天下。今日蔡确请去，是天欲去一奸臣矣。愿陛下因其自请，去之勿疑。臣已两进愚忠，愿陛下留神果断，以顺天意。外有章惇奸臣，尚安厥位，亦愿陛下早行屏去。』又言：

　　『韩缜素无行义，不自度德，因缘阀阅，遂至大用。然而内有贤兄，外有贤士大夫，顾利怀宠，不为引避，盖只知爵禄之为荣，不知名教之为贵，可谓无耻之甚矣。是亦固位之奸臣，臣愿陛下早行屏去，勿使侥幸大任，以遂其贪。』

　　庚寅，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陈州。从所请也。台谏累有章疏论确，朝廷讫不肯正其罪，世以为恨云。辛卯，诏新除观文殿大学士、判陈州蔡确如前宰相仪。甲午，右谏议大夫孙觉、司谏苏辙进对。有旨俟帘下，内臣尽出，方得敷奏。觉言：『臣窃谏右仆射韩缜素无德望，稔有愆恶，百揆之任，非缜所宜。前后台谏臣僚章疏不一，未闻缜有避位之心，臣不胜愤懑。韩缜物情不归，人望不属，言者纷纷，久烦圣听，迟迟不亟罢免，深恐为朝廷生事。』苏辙言：『臣伏见陛下采听群臣，罢左仆射蔡确，中外释然。具知朝廷清明，邪正曲直，不可复欺。而右仆射韩缜独端然据位，略无动意，众情疑惑。臣知今日言缜，异日缜必报臣。然自念起于迁逐之余，误蒙圣恩，收拔至此，不敢上负朝廷，下辜公议。自以为国排奸，有死无贰。惟陛下裁察！』

　　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孙觉为给事中。觉言：『臣窃闻有旨除臣给事中，圣恩深厚。所不敢当。然如臣愚贱，前后言事不合圣意者不可胜数，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蒙恩迁给事中，于臣之私，极为荣幸。然臣前后论缜，未蒙施行，一日去职，使缜得挟怨中伤，臣实未知死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为陛下言之。一日去职，怨嫌已成，恐如翟思、黄降，臣虽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圣慈特赐指挥，收还给事中新命，使臣且供谏职。他日韩缜去位之后，别有行遣，且不敢辞。』后二十日，诏觉复为谏议大夫。觉又言：『今左相之位以司马光，论者以为得矣。韩缜尚为右丞相，则贤不肖混淆，贤才杂处，所谓冰炭同器也。伏愿圣慈罢缜相位，别赐推选有德有言堪其任者，擢以代之。』左司谏王岩叟奏：『臣昨为御史日，累上章言蔡确、章惇奸邪谗憸，同恶相济，负先帝之恩，误天下之事，不可当大任。蒙陛下采纳公言，因确之请，遂许其去。制下之日，天地改容，人鬼欢喜。今大奸一去而一在人心，犹以为郁。陛下何惜而不去之，以成旷然之治耶?』癸卯，御史中丞刘挚言：『臣伏见知枢密院章惇素无才行，立身居家，有不可言之恶，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向以附会王安石，欺罔朝廷，进不以道，遂尘政路。近者陛下改免役，复差役，人情欣快，上下莫不以为是，而惇独以为非，敢建异议，以诅诋圣政，非毁诏令。然惇安为之者?盖宁负朝廷，不忍负安石，欲存面目以见安石而已。』

　　甲辰，御史中丞刘挚言：『臣伏见户部尚书曾布，在熙宁初，王安石以亲戚，最先引用布为检正、判司农寺。安石托以腹心，故其政皆出于布之谋，其法皆造于布之手。至于滥刑赏、开侥幸、排勋旧、进奸谀，安石一以咨布，布以为然，然后落笔，遂使流毒肆恶，人被其害，皆安石为之，布实成之。今安石已归老田里，而布犹在近侍，出入省闼，中外之人，莫不指议。考之典宪，宜重加贬废。若圣慈欲全大体，不俗伤包荒含垢之恩，即乞止罢布户部尚书，别移一职任，以允公议。』右司谏苏辙言：『臣近三上章，乞罢右仆射韩缜，至今未蒙施行。窃谓缜奸邪无状，略与蔡确等，而不学无术，去确远甚。又河东定地界一事，独擅其责。臣闻缜定地界时，多与边人燕复商议，复劝成其事，举祖宗七百里之地以资寇仇。复本河东两界首人，亲戚多在北，其心不可知，而缜与狎暱，略不知愧。访闻河东割地之时，边民数家坟墓田业皆人异域，驱迫内徙，哭声振天。今父老痛入骨髓。而沿边险要，举以资敌，此乃万世之深限。缜一死为谢，犹未塞责。令蔡确已罢相，而缜尚未动，臣愚乞下臣前后章疏，令三省、两制杂议，有不如臣言，甘伏讪上之罪。若臣言不妄，亦乞稍正典刑，以谢天下。』

　　左正言朱光庭奏：『所谓奸邪害正者，韩缜、蔡确、章惇、张璪其人也。今陛下幸已罢蔡确职任，中外人情，莫不庆快。然缜等犹晏然自固，而不知退，非徒不知而已，退又为确游扬论列，欲陛下更加恩礼。于此，尤见其朋邪之迹也。』

　　庚戌。先是，监察御史孙升言：『近因段继隆卖官事，论列知开封府蔡京恃宰相同宗，不奉朝廷法令，任情肆己，放纵奸强。若不明行典宪，何以风动四方?伏望特出睿断，早赐罢黜，以警中外。蒙朝旨，送大理寺依法施行。今大理寺推治继隆卖官事状已明，开封府人吏已行对定讫，缘昨曾该疏决德音朝旨，若令依法，即是蔡京更无罢黜之理。伏乞特赐检会前奏，将蔡京早赐罢黜。』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蔡京知府已来，殊无治迹，听狱断罪，失缪极多。于段继隆之事，则亲书涂抹，放纵冒法卖官之人。于僧惠信之事，则遂非妄奏，曲庇重禄受赇之吏。方当至公之朝，宜检举京前后过恶，重行黜降。今既未正其罪，又差知真定府兼安抚使，考之公论，殊未为允。伏请寝罢新命，候大理结正小阿贾等公事三件了日，别取朝廷指挥。』右司谏苏辙言：『臣近奏乞罢蔡京知开封府，访闻台谏，亦并有劾奏，京因此奏乞外任，而宰相曲加庇盖。臣等所言，皆不施行，独以京陈乞文字，除京知真定府。窃缘真定天下重镇，旧来多择久历边任、晓练军政之人，然后除授。今京资任至浅，才力无闻，见有私徇公事未经结绝，台谏交章，至今未已，而宰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意欲以此陵压言事之官，使之不敢复言。伏乞圣明稍加详察，追罢京新命，使以本官听候大理寺断遣，以弭中外疑惑。』台官所言，讫不行。御史中丞刘挚言：『臣昨者累具弹奏知枢密院章惇，乞行罢黜，未蒙施行。谨按：惇佻薄险悍，无士人之行，其不逊无礼，非独施之于同列，至帘陛之前，强愎慢肆，举止偃蹇，专以沮坏善政，更无臣子事君之节，此士论人情所以愤嫉疑惑而不服也。昨者陛下裁保甲之法，而惇常疑，不以为是。近者陛下改正差役，而惇又肆横议，赖毕下深烛利害，主张法意，不为邪异所动。然而论说纷纷，搅扰沮害，黩于聪听者已多矣。伏望出臣章付外，速赐睿断，罢惇使补外，以全圣政，以慰群望。』

　　左正言朱光庭奏：『伏自陛下临御以来，力除奸蠹，天下之人皆喜之，惟章惇不喜。每闻于帘前辨论，悖慢无礼，且辨论公正，犹不可失人臣恭顺之礼，又况其邪说之多，而敢为悖慢邪?韩缜行义不修，而不能自治，何以治人?代天理物之任，岂行义不修之人可以当之乎?伏望陛下检会臣前后累奏，特赐睿断施行。』监察御史孙升言：『王安石履君子之操，谈先王之言，先朝安国而听之，然安石天姿强愎，弃众自用，趋近利，无远识，非宰相器。愤贤人君子不为己用，于是拔小人之材者布于朝廷。既蔽王明，且误国事。吕惠卿、章惇二人，皆小人之材而尤黠者也。惠卿自小官，三年拔为执政，安石之德，不为浅矣。一旦见利忘义，与安石为世仇。推是以观之，则其事君之节可知矣。赖先朝圣明，察知其奸，竟不复用，不然善人君子，今无噍类矣，章惇不逮惠卿而奸恶过之，二人所谓「材足以文其奸而资其恶」，罔上残民，偷合苟容而已。臣窃恐人或以惇为材进说，以误圣听，故陛下迟疑而不决去也。伏望圣慈早赐裁决，以清朝政，以慰人心，则天下幸甚！』

　　辛亥，诏：『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章惇，累有臣僚上言轻薄无行，好为俳谐俚语。及尝受内臣宋用臣馈遗，以其大臣，弹纠章奏，不欲付外。又议役法，明知未完，俟其令行，始为沮难。近者再于帘前同辅臣议政，动多轻悖，全无恭上之礼，宜解机务。可守本官知汝州。』言者既数劾惇，惇居位如故。及惇与同列于帘前争论喧惇，有『他安能奉陪吃剑』之语[5]，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右司谏王岩叟言：『蔡确、章惇之大奸，臣先已论之，其次如韩缜之鄙俗不学，张璪之阴谋不正，李清臣之柔佞不立，安焘之闒茸不才，臣不知此四人自执政以来，有益国家者何事?惠及生民者何功?启沃陛下者何言?天下之物望轻重，陛下聪明，必皆坐照，不待臣言而后知。伏望陛下重惜名器，别图贤才，任以大柄，以力社稷之赖，以为生灵之福。』

　　乙卯，正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安焘知枢密院。左司谏兼权给事中王岩叟言：『谨按：焘姿才闒茸，器识暗昧，立朝以来，无一长为人所称。备位枢庭，不能自立，惟知佞事章惇，阴助邪说，以养交取容，曾无建明，少裨国论。公议所鄙，中外一辞。臣当言责，方以逐大奸为先，未暇及焘，非敢不为陛下言也。今大奸既逐，适欲论奏，而焘更超用，其何以慰天下之望、弭谏臣之言?焘之不才，旧位且非所据，况可冠洪枢、颛兵柄?今邊鄙大事，正赖谋谟，使焘当之，何以胜责?』丙辰，谏议大夫孙觉言：『韩缜不可任以为相，未蒙圣旨稍赐施行。陛下即位逾年，自闲废中，擢司马光以为执政，未几用为上相，天下之人无知愚、无贤不肖，莫有一人以为不可。不幸有人焉，曰韩缜者，与光为左右仆射，对秉国钧，同持大政。光欲为此，则缜为彼矣；光欲为一，则缜为二矣。为光者，不亦难乎?』

　　三月壬戌[6]，王岩叟言：『臣封还安焘除知枢密院敕黄，伏蒙御批以「国家进退大臣，皆须以礼，况前日延和奏事，已尝面谕卿。今复如是，非予所以待大臣之意也。可速书读[7]，无执所见」者。臣以焘为不才，不当杂群贤并进，所以上助圣明，判白贤佞，使在位端亮名节之人知陛下聪明旌别，感激自励，是谓副陛下待大臣之意也。况今日之事，谏官、御史议论如一，臣之区区，岂敢偏执所见?伏望圣慈察臣之罪，特依前奏，早赐施行。』御史中丞刘挚言：『宰臣韩缜才鄙望轻，不学无术，多利欲而好富贵，习浅陋而无廉隅。前者谄附张诚一，夤缘进用，备位枢庭。近者以王珪死亡，次第推移，遂至宰席。臣伏见皇帝陛下收延众正，以绍承祖宗之志，而太皇太后陛下因革庶事。以深图社稷之安。方此之时，如缜何补?伏望圣慈降臣此言，并臣僚论缜章疏付之于外，罢缜政事，以清朝路，以协师言。』右谏议大夫孙觉言：『谨按：缜素无学术，言行浅陋，夤缘执政，无一可道。自中春以来，自知为公议所轻，扬言于人曰：「过寒食，当乞退罢。」既而又曰：「候神宗小祥。」近者但见时时絮致行李一二于外，以示欲去，然终不闻有决请之意。其无廉隅，至于如此。乞将臣僚章疏付外，正其罪罢之，以允清议。』

　　辛未，门下侍郎吕公著言：『安焘、范纯仁除命虽已依中旨发下，而中外纷纷，皆以为门下省失官。若言者论奏不已，则恐转难处置[8]。闻焘固辞不敢受，宜因其请，特赐俞允，则朝廷命令不至乖失，其于待焘，亦为得体。』壬申，诏：『安焘坚辞知枢密院事，特依所请，依旧同知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右司谏苏辙言：『臣窃见台谏前后十章论韩缜过恶，乞行斥退，皆留中不出，人人惶惑，不测圣意所在。臣顷与孙觉上殿奏事，面闻德音，以为进退大臣，当存国体，虽知缜不协人望，要须因其求去，而后出之。臣即奏言：「陛下以恩礼遇大臣，虽盛德之事，而臣等自有言责。言苟不效，义不可止。」臣等所论韩缜过恶，必不下二三十章，并乞降付三省。如臣等所言有妄，即乞明正典刑；如缜罪状不诬，亦乞显行诛责，使天下明知降黜事端发于台谏，盖是公议所迫，虽先朝旧臣，陛下亦莫得而赦，自然中外更无毫发议论。』

　　乙酉，殿中侍御史林旦言：『向来吕温卿、升卿、和卿，以惠卿之弟；蔡京、蔡卞以安石之亲，骤迁大用，多据要剧。乃确、惇、璪等以此报安石、惠卿之恩也。自确、惇外补，璪等在朝，与其党与，日夜冀其复用，但畏陛下圣明，照见情状，阴谋邪计，秘未敢发。指谏官论事太烦，动摇人心，以惑圣听。伏望陛下察臣区区之诚，特赐省览，每因执政进退之际，特留宸虑，深究群情。如涉倾邪，毋惮斥逐，以折奸谋。』又言：『昨邢恕日夜出入蔡确、章惇、张璪等门下，干预时政，又传达意指，与台谏官黄履等阴相表里，走弄事权[9]，以致骤加进用，趋附者盈门，气焰可畏。尚赖陛下圣明，照见奸邪，令与外任差遣。朝士闻之相庆。以恕之责浅罪大，出之节镇，已是宽恩。执政中有素党恕者密加营救，渐乞召还，以为鹰犬。奸邪入朝，必无安静之理。伏望留神省察。』

　　四月己丑，正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为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台谏前后论缜过恶甚众，皆留中不出。内批：『缜自以为不才，恐妨贤路，故乞出。视矜功要名而去者，缜得进退之体，故有迁官之异。宜于制辞中声说此意。』矜功要名，盖指蔡确、章惇也。乙巳，林旦言：『前御史中丞邓绾人质猥下，天性险佞。先帝圣明，察见绾之情状，正其罪而斥之。今绾复待制，又复龙图阁直学士，自邓徙扬，而顽然不起，尚怀不足。伏望特赐圣断，重行诛殛。』诏以绾知滁州。旦又言：『公议之所在者，天下也。道天下之公议者，谏官、御史也。今臣举公议而摘大奸，陛下何惜一邓绾，不以慰天下之望邪?借使今日尽削官职，远投荒裔，固未能压塞众议，奈何止罢扬州而已?乞尽削官职，置之散地，终身不齿，以谢天下。』诏绾依旧。绾未去邓州，寻卒。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言：『昨日帘前奏陈，为言事官弹奏邓绾责降。臣谓邓绾贬黜，后来累经赦宥，牵复至此。今自邓移扬，盖为曾孝宽所冲[10]，且非进用。自此言者不须论奏，朝廷不须再行贬责。况陛下临御以来，先朝旧臣虽有往咎，皆蒙天恩含贷，岂独绾可深罪，徒使人心反侧，不能安职，无益清净之化。所系朝廷治体不细。』上遣中使密赐手诏曰：『览卿所奏邓绾事，诚为允当。朝廷以向者附会掊克中最显者已行放黜，盖当时希世苟合，言利进身者甚众。朝廷若人人加责，则无穷矣。似非安静之术。使向来附会干涉之人日夜恐惧，不能自安，欲降一诏书，一切视以宽恩，更不行遣，当各安职业，改过自新。欲作此意行下，如何?卿可更仔细相度，具可否，亲书实封进入。』纯仁奏曰：『臣伏读诏旨，欣感叹之不暇，岂复更有愚见可助睿明?便望只以此意付之词臣，更使敷衍润色，以成训诰之美，垂之万世，永为帝范。愚臣不胜幸甚!』

　　癸丑，朝奉郎、守起居郎满中行为直龙图阁、知明州。先是，监察御史孙升言：『中行器质浅陋，性识奸憸。顷在先朝，常自御史进擢台端，既无忠言谠论，切救时病，惟务从臾承意，阴附柄臣。如王安礼，尝上书不公，宰相深衔其事，中行乃力为排抵，以附其意，竟坐欺罔。』于是中行出守。左司谏王岩叟言：『观察使、知潞州张诚一前为枢密都承旨日，有盗发其父墓，诚一以修墓为名谒告自往，因于圹中取其父所系黑犀排方带以归，易衬而自腰之，其与劫父墓无以异。新知江宁府李定既仕官之久，避其持服，明知仇氏其母而不认，及致人言，乃归过其父，而左右反覆，巧为疑辞，以其心而背其亲，遂若平生无母者。』岩叟论诚一及定，前后凡三奏，殿中侍御史吕陶、中丞刘挚等相继皆有章，乞明正二人典刑。乃诏开封府及京西提刑司，限十日根究诚一诣实事状，及淮南提刑司根究定不持母服端的因由，乃就便移文，问定结罪，保明以闻。

　　五月丁卯，右司谏苏辙言：『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开封府推行役法，知旧法人数冗长，近降圣旨，许州县相度，有无妨碍。至于揭簿定差，亦无日限。而京违指挥，差人监勒开、祥两县一依旧法人数，于数目之内差拨了当，意欲扰民，以坏成法。乞送御史台重行根勘，即见实。』

校勘记

[1]闺门 原本作『阖门』，据《长编》卷三六二改。

[2]壬申 原本作『辛未』，据《长编》卷三六二改。

[3]辛巳 原本作『丁丑』，据《长编》卷三六六改。

[4]之诚 原本『诚』字作墨丁，据《长编》三六六补。

[5]他安能 原本『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补。

[6]壬戌 原本作『己未』，据《长编》卷三七一改。

[7]书读 原本『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一补。

[8]转难 原本作『转虽』，据《长编》卷三七一改。

[9]走弄 原本『走』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三补。

[10]所冲 原本『冲』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八

哲宗皇帝

逐小人下

　　元祐元年六月戊戌，御史中丞刘挚言：『臣伏见中书侍郎张璪天姿倾邪，不知忠义。立朝行己，阿谀柔佞。朋附憸人，无自立之节。其始进也，以邪说奉王安石；其稍退也，以奸谋附吕惠卿。其后随王珪，谄蔡确，党章惇。数人之性虽不同，而璪能探情变节，左右随合，各得其欢心。臣向者上殿，两曾论奏璪之奸邪。自恭闻圣旨，谓曾经受遗，未有显过，不欲伤其心。臣是以久未论列。令璪过有显状，士论所疾。伏望速赐睿断，罢其职任，以清仕路，以副公论。』右司谏苏辙言：『谨按：金部员外郎吕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荐。其后与惠卿力行手实。先帝知其不可，遽寝不行。近日蹇周辅以卖盐得罪，吴居厚以榷铁蒙责，吕嘉问以市易被逐，宋用臣以导洛远徙。至于蹇序辰、舒亶之流，一罣其间，皆不逃谴。而和卿首为挠法，害民之多，过于盐铁之事，独安然不问窍据郎曹，质之公议，实失邦宅。』诏和卿权知台州。己亥，殿中侍郎史林旦言：『窃见刑部侍郎崔台符人物凡猥，姿性狡佞。本以诸科，挟法而进。熙宁中，王安石破律改条，变易轻重，台符附会新意，因得进用。其后议建大理狱，擢谏议大夫，首冒卿选。昨来初建六官，执政私之，又窃刑曹之任。士望物论，于今不平。伏乞睿明，先次罢台符本职，具与一外任闲慢差遣，令别听指挥。』庚子，刑部侍郎崔台符知潞州。

　　辛亥，吕惠卿责授建武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从谏官王岩叟等所也（详见神宗朝《吕惠卿奸邪》）。是日，内出手诏付三省、枢密院曰：『向者朝廷讲求法度，务以宽厚爱民，而搢绅之士，往往不原朝廷本意，速希功赏，有误使令。或讲法失当。或掊敛毋节，或奸回附势，或搆事饰非，或多结权贵，或妄举边事，残民蠢物，久益加弊，致使君言，交攻不已。苟无澄肃，必紊纪纲。止以其罪显者，乃行窜逐，自余干涉之人，夙夜怵惕，不无忧虞。予当新政，务存大体，一切示以宽恩，更不追劾，咸使改过自新，各安职业。可仿此意作书，布告于外。』甲寅，诏曰：『朕惟先帝临御以来，讲求法度，务在宽厚，爱物仁民。而搢绅之间，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功掊克，或妄生边事，或连起犴狱。积其原流，久乃知弊。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惩革也。敕正风俗，修振纪纲，兹出大公，盖不得已。况罪显者已正，恶钜者已斥，则宜荡涤隐庇，润略细故，岂复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巳甚，孔子不为；御众以宽，有虞所尚。为国之道，务全大体。应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状者，一切不问，言者勿复弹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归美俗。布告天下，体朕意焉。』给事中胡宗愈奏：『中书省敕黄内，有「言者勿复弹劾，有司毋得施行」之语，臣愚以谓此二句于体未便。欲望去此二句，则尽善矣。』后所颁诏，无『言者勿复弹劾』六字，盖从宗愈奏也。始，郑绾知滁州，言者未已。范纯仁劝太皇太后勿行。太皇太后因欲下诏，慰存反侧，既而中辍。及吕公著救贾种民，太皇太后复欲下诏，公著以为当然，遂从之。或谓公著曰：『今除恶不尽，将贻后日虑。』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网漏吞舟。且人才寔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乎?』诏之未下也，言事官交章论其不可。御史中丞刘挚言：『臣闻朝廷议欲降诏中外，慰安人情。传闻二三臣不敢言。傥果如此，臣寔未谕。伏见陛下即位以来，修先朝政事，增损法令，进退官吏，大要专以安民。四方晓知上指，坦然明白矣。若谓日者斥责一二臣僚，恐附丽党与无不反侧，故以诏书安之，臣谓人情不甚相远，不从上令，而从其意。近者朝廷法令，方且功罪明白，吏民安堵自如，正宜镇定无事，而何故自生疑贰，猥欲以言语区区过自分说，以胜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窥陛下也。伏望睿断寝降诏之议，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臣窃闻陛下诏书，慰安中外大臣，以前日宿奸旧恶，一切置而不问，台谏仍不得弹治。臣始闻之，疑惑不信。数日以来，搢绅士人传者愈众，始以为信。臣窃惟诏旨必以谓前日黜去一二大吏奸谀刻深、掊敛罔上之臣，恐党与反侧，无自全之意，故为此诏，以慰安之。是行姑息之政，非所以信赏罚而示天下之公议也。』监察御史上官均言：『窃见刑部侍郎崔台符、宝文阁待制知庐州杨汲、大理卿王孝先自元丰以来，继为大理卿。每有内降公事，不能悉心持平，推考情实，专务刻深，高下其意。虽知所告不实，事或微末，不度是非，一切徇报者之语，委成狱吏，不复亲听。而报闻者往往得于仇怨之人，巧潛诬陷，无所不至。愿陛下因臣之言，察中外之议，特行黜罢，以允公论，仍乞精选儒臣通明端厚之士典领刑狱，庶岁刑不失中，以副陛下宽仁好生之意。』诏宝文阁待制、知庐州杨汲落待制、知黄州，刑部侍郎崔台符知相州，大理卿王孝先知濮州，仍各降一官。其制词云：『岂有数年之间，坐致万人之狱?』中书舍人苏辙所草也。右司谏王岩叟言：『今所谓罪显者，莫如惠卿、诚一，恶钜者，莫如蔡确、章惇，而璪实同之。欺君罔民，天下称其一体，固宜并行窜伏，以信服天下之心。而璪乃令独留，天下之人见此诏书，还肯信否?此臣之所以为陛下惜也！伏望陛下察臣之忠，纳臣之谏，一奋威刚，正璪之罪，斥璪之恶，以信诏书。』

　　七月丙寅，始领甲寅诏书，去『言者勿复弹劾』六字，台谏累有论列故也。庚辰，右正言王觌言：『彼张璪之奸邪欺罔，臣自今年二月以来，累有封事，具陈其状。及窃闻臣僚论列非一，陛下不惟置而不问，方且明诏中外，谕以既无罪显恶钜之人，余皆一切不问。使璪得乘此以自负，而胶固其邪党，无射隼之忧，而朝廷有养虎之患也。』

　　八月壬辰，右司谏苏辙言：『张璪性极巧佞，遇事圆转，难得心腹者。王安石、吕惠卿首加擢任，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鹰犬之效，与章惇等并结为死党。熙宁弊法，皆璪等所共成就，陛下不可见其进退恭顺、言词柔和，遂以为可用也。臣闻璪意欲候过明堂大礼，求出补外，惟陛下为社稷计，因中外人心，早从其请，天下幸甚！』己亥，王岩叟、朱光庭入对延和殿。岩叟进曰：『臣言奸邪之状，指张璪事，皆有实状，陛下必经圣览。此人在左右不便。』上曰：『已曾谕卿，自有时节，不须更着文字。』对曰：『既有奸邪欺罔之事，合逐。』旋奏之，上曰：『如教苏轼改张诚一告词事，诚一不孝怎掩得?亦莫是众家意。』岩叟曰：『不然，只是此人党恶，讽谕中书舍人，令不显其事耳。赖苏轼不从，故得告命明白，不然，为奸人霭昧，以欺陛下。陛下以此观其心，于正道如何?』上曰：『会得。』

　　九月癸亥，御史中丞刘挚言：『今大享礼成，风闻中书侍郎张璪、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尚书左丞李清臣皆欲上章辞位。夫此三人者，并受神宗雇托之命，一旦同时求退，臣疑陛下必有所难之也。虽然，臣以为无难也。俱去之则难，俱留之则难，盖俱留之则害天下而屈公论，俱去之则伤国体而惑人情。令于三人之中察事考迹，权其轻重，则有必宜去者，不必去者。臣请论之：璪以倾邪柔狡，窃位最久，朋奸害政，前后言者，累疏其罪。臣曾上殿，亦屡蒙宣谕，以为璪过大礼，必听其去。自此臣更不复论列。今大享已毕，璪之引去，乃其时也。陛下许之，亦其时也。璪得掩其奸恶，以礼罢去，盖已幸矣。此臣所谓必宜去者也。若乃焘及清臣，比于璪辈。未有显罪。陛下若特以其受遗之故，且为留之，实有其名，亦无其害，此所谓不必去者也。欲望圣明照察，于三人中罢璪，所以安天下；留焘与清臣，所以明陛下不忘先朝受遗旧臣之意。』

　　辛未，右司谏王觌言：『窃闻起居郎林希召试中书舍人，希虽薄有文艺，素餐憸巧。当王珪用事之际，希陷奉之，无所不至，与其不肖子弟日相亲昵。及韩缜作相，希复为其鹰犬。今中书侍郎张璪倾邪著闻，士人之稍自重者，莫不耻游其门，而希与之深相交结，不畏讥议，何可使代言禁掖，入侍近班?伏望指挥，除一外任。』监察御史孙升言：『奸险之人，易进而难退。苟引类而来，陛下迟疑而不去，则其渐将至于成群，此君子所以为忧也。所谓奸险之存者，中书侍郎张璪也；附丽以交结者，林希也。前日林希试中书舍人，谏官、御史极言论列，而天听未回。告命已下，希为中书属官，朝夕与璪谋议，而希弟旦为御史，苟或上下交通，则其类驯致，臣恐非朝廷之福。伏望圣慈少加省察，检会臣前奏，特行追寝，则天下幸甚！』癸酉，诏林希为集贤殿修撰、知苏州。己卯，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张璪为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郑州。台谏弹章交上，凡十数，璪乃请外，竟从优礼罢去。

　　十月壬辰，同知枢密院安焘乞补外郡，不许。御史中丞刘挚言：『臣昨于九月八日曾言：神宗皇帝顾命大臣不可尽去，宜于张璪等三人内罢璪，以安天下；留安焘、李清臣，以全国体。后蒙圣慈因璪有请，进其官职，使之外补。今闻焘亦复上章，臣深虑人情不察，以谓先帝弃天下方逾年，而受遗之臣一旦尽去，转相议论，无所不及，其于盛德之治，不为无损。伏望再烦思虑，无听焘之去。』辛丑[1]，侍御史王岩叟言：『伏见除知汝州章惇知扬州，命下累日，物论喧然，以为未允。伏读告词，又不为经明堂恩霈，直是无故宠迁。臣愚不解此意。又汝、海善里，王畿近藩，物物便安，非为贬所。罪大责轻，公议已称其大幸[2]，岂可曾未数月，遽易大邦?伏望圣慈深察臣言，特加裁处。』左司谏朱光庭亦以为言。王寅，诏章惇依旧知汝州。先是，左仆射吕公著等以惇父老，且自政府罢，既经叙宥，故迁之便郡，又欲以次甄叙诸放逐者，使各不至失所。既而言者交章谓惇不宜遽迁，语侵执政。太皇太后怒。问：『主惇者谁邪?』公著前对曰：『众议也。』时惇子又上书为其父讼冤，且侵执政，诏并责之。公著曰：『子之为父，何所不至?』乃止。惇被命特至国门，诏追扬州敕，复遣归，知汝州。自是当赦复者皆稍艰矣。

　　十一月戊午，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礼知扬州，龙图阁待制、知宣州蔡卞知江宁府。

　　二年二月己亥，诏观文殿大学士、正议大夫、知陈州蔡确落职，守本官知亳州。以御史中丞傅尧俞等劾奏确位居宰相，窃弄威福，故纵其弟，养成奸赃故也。

　　四月癸卯，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言：『伏见尚书左丞李清臣窃位日久，资材闒茸，无补事功，而性行险邪，阴能害政。方王珪、蔡确辈用事之时，欺君罔上，无日不有，清臣则唯阿其间，未尝进一言之忠。洎陛下登用耆哲，修复旧章，兴滞救弊，惟日不足。清臣又阴拱于中，亦无一言之助。人材之能否，清臣不知；民事之利病，清臣不试。闻每至都堂会议，但饱食危坐，若醉若梦，旁观众人而已。省胥台吏，皆能笑之。伏望圣慈早赐罢黜，以伸公议。』戊申，通议大夫、守尚书左丞李清臣以资政殿学士知河阳。御史即有言，清臣亦累奏乞补外，故有是命。

　　七月辛亥，谏议大夫孔文仲言：『少府少监沈季长本无学问技能，止是王安石门婿，鼓唱王氏经义，聋瞽众学。今一旦召从外路，副贰寺监，季长之党，布散如蚁。一季长进，则百季长相继而来，不可拒矣。』左司谏吕陶亦以为言。诏罢季长少府少监、知秀州。

　　八月甲辰，新京西转连副使吕陶改梓州路。陶初有京西之命，上疏曰：「臣详悉条陈当今之事，以补前疏之略，愿陛下知之者六，然后退就斧钺。』其六曰：『王安礼者有吏材，晓民事，委以藩郡，乃其所长。然其人操行汙浊，心胆粗豪，神宗亦常称为恶人。既差知成都，必过阙下，不宜留在朝廷。况许将今冬成资，宜令速赴新任。卢秉者，昔任两浙提刑，创兴盐法，虐害东南，至今疮痍未复；在渭州处置边事，惟求合李宪之意，曲奉于宪，有如尊亲。宪常荐之。秉相次服除，决不可用，宜置之散地。苗时中、李南公、路昌衡辈，皆刻责之资，见于已试，而又任之以经略、发运之职，必无以副朝廷德意，而惠养元元矣。』是日，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以母丧去职。

　　九月，资政殿学士王安礼提举崇福宫。言官论其托疾辞避，而安礼亦自请奉祠，故有是命。

　　三年四月庚子，龙图阁直学士、提举鸿庆宫卢秉落龙图阁直学士，为宝文阁待制。秉前以父丧去渭州，丧满，得知荆南。秉辞疾奉祠，于是言者谓秉熙宁间推行二浙盐法，所配亡虑万余人，故责之。

　　九月辛酉[3]，知河南府[4]、资政殿大学士张璪知定州，知河阳、资政殿学士李清臣知河南府，知襄州、朝奉郎、直龙图阁邢恕知河阳。

　　闰十二月丁卯，宝文阁直学士、知扬州谢景温为权刑部尚书[5]，龙图阁待制、知江宁府蔡卞知扬州[6]。右正言刘安世言：『按：景温在先帝时，为河南安抚使，附会章惇，先于沅、诚等州建置城寨，以开边隙，十年之内，所费不赀。又崇妖人，目为圣母。左右多恃势殴人。擢守成都，偃蹇不行，无人臣恭顺之礼。伏望收还景温之命，且与外任差遣。』仍诏三省罢尚书权领之法，以塞滥进之门。

　　四年二月壬寅，宝文阁直学士、新除刑部尚书谢景温知郓州。己巳，正议大夫、知邓州蔡确为观文殿学士，余如故。

　　三月丁酉，龙图阁直学士、知太原府曾布知成德军，朝奉郎、直龙图阁、知河阳邢恕为集英殿修撰、知沧州。时恕已遭丧去河阳矣。壬戌，校书郎、集贤校理李德刍为都官员外郎。右司谏吴安诗言：『德刍往在宗正司，冯藉王安石气焰，后为王珪耳目。』又殿中侍御史翟思亦以为言，乃诏德刍依旧校书郎。

　　五月辛巳，诏知邓州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以《安州车盖亭》诗讥谤也（详见本事）。

　　七月丙申，龙图阁待制、知扬州蔡卞知广州，新江淮荆湖等路制置发运使、龙图阁待制蔡京知扬州。

　　九月，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韩缜知河南府，资政殿学士、知河南府李清臣知永兴军。

　　十月己亥，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为龙图阁学士、知亳州。壬寅[7]，殿中侍御史孙升言：『恭惟熙宁之政，务在兴废补弊，出于仁民爱物。而小人侥幸一时，贪功冒赏，竞为苛刻，肆行己见，故罔上坏法为市易者，吕嘉问、吴安诗为之唱；锻炼附会为大理者，崔台符、杨汲为之首，以至吴居厚、吕孝廉肆摽剥于京东，贾青[8]、王子京极槌剥于福建，蹇周辅、朱彦博配百万之盐于江西，则父子不保。李琮增无名之税于江东、淮浙，则老幼流离。吕公雅、霍翔促保马之期限，沈希颜、范峋裒岁课之羡溢，四方之人，侵削肌骨，破散家室，愁怨之声，盈满内外。此数人者，天资残忍，视民如草芥，实为首恶。而李琮、朱彦博一除相州，一除虔州，皆大藩名郡。如此，则何以惩奸窒恶，成圣朝仁厚之风乎?』

十二月丁酉，正议大夫章惇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杭州洞霄宫。于是举行八月己未诏书，惇始除丧故也。

旧录云：以谏议大夫刘安世、朱光庭言惇强买民田不法，故有是命。新录因之。安世所言，不止为惇强买民田，其曲折具于章疏。初有候服阙与宫观指挥。安世又论其不当，而朝廷讫不从也。

　　甲子，宝文阁待制、知颍州曾肇知邓州。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肇资禀奸回，趣向颇僻。昨来蔡确谤讪君亲，天下人民所共疾怒，而肇揭为邪说，惑乱众听，以至捭阖执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确者，无所不为。伏望收还新命，以允公议。』诏曾肇改知齐州。

　　五年三月己卯，知亳州、龙图阁学士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王岩叟封还词头（详见《邓温伯罢翰苑》）。

　　五月丙寅，龙图阁待制蔡京知颍昌府。

汰监司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京东转运使、天章阁待制吴居厚降知庐州，以言者论其苛刻也。

当考言者姓名。陈瓘录刘安世语云：『兀丰末[9]，京东剧寇数千，欲取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铁冶中，赖居厚觉早，间道遁去，不然贼杀一都转运使，从官得晏然而已乎?』

　　十月丁丑，前京东路转运使吴居厚责授成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副使吕孝廉添差监郴州茶盐酒税。以御史言其苛刻故也。己卯，侍御史刘挚言：『臣窃谓州县之政，废举得失，其责宜在监司。夫监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贤不肖，则环地数千里休戚系之。比蒙圣旨哀念元元，取监司罪恶已著者，既去之矣。然其余人材，颇尚驳杂，情之未一，各怀所私，盖其阴有观望者，则必习常而慢令，以致惠泽之壅；其浅中觊利者，则又特矫枉而过正，或废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惟得其人，庶惩此患。臣欲愿圣慈详酌河北、河东、陕西素号剧郡向来所用使者，出于暴进、非更历民事，人微望轻，惟自过为威刻，而下终不服。令宜稍复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都转运使，用两制臣僚充职，以重其任。自余诸路，亦望推泽资任稍高、练达民政、识治体近中道之人。分补监司之任。』

　　十一月丁酉，朝议大夫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熙宁末，侁已尝为京东转运使。于是司马光语人曰：『今复以子骏为转运使，诚非所宜。然朝廷欲救东土之弊，非子骏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为诸路转运使模范矣。』又曰：『安得百子骏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罢莱芜、利国两监铁冶，又乞海盐依河北通商，民大悦。又乞止绝高丽朝贡，只许就两浙互市，不必烦忧朝廷。事虽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丽礼数，亦杀于前云。

　　元祐元年二月丁卯，诏曰：『朕绍承圣绪，总揽庶政，永惟西方万里之远，其能使吏称其职而民蒙其泽者，以监司得其人故也。然非左、右侍从之臣各举所知，则安能尽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哉?孔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朕将考核能否，而进退诛赏焉。应内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限诏到一月，各举曾历一任知州以上、聪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监司者二人，委中书籍记，遇转运使、副、提点刑狱有阙选差[10]。若到官之后才识昏愚，职业堕废，荐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并举者加惩责。』癸酉，侍御史刘挚言：『臣昨者曾论天下监司多无善状，乞朝廷考察澄汰，别行选任。后来未闻指挥。臣伏见河北转运副使李南公险薄刻害，无士人之行，天下所知。往者以不嫁其妹委于他人，先帝恶之，黜置散地。未几夤缘，再被任用。本路昨起盐禁，南公虐行其法，科配劳费，一路被患。近蒙圣恩遣使经画，已皆废罢，则害人之状，臣不复言。南公职任监司，亲被委寄，未尝有一言论可否于朝廷，意欲取胜京东，有邀幸之望，而不顾为国敛怨。朔方剧部，非他郡比[11]，朝廷顾为重，而南公者，岂宜久便居之，肆其残虐，实不足以副朝廷厚风俗、安疲瘵之意。伏请特行贬黜，以充群议[12]。』不从。南公寻徙河东路。福建路转运副使贾青添差监衡州在城盐酒税，转运副使王子京添差监永州在城盐仓，兼管酒税务。先是，福建路按察张汝贤言：『青兼提举事，不究利害，严督州县，广认数目，令铺户均买；子京相承行遣，又违法过为督迫。』故有是命。

　　戊子，臣僚上言：『窃见祖宗朝，为天下州县守令僻在遐远[13]，多不修举职事，遂令诸路置转运使按察纠举，使诸路郡守、县令无不职之人，则天下至广，一无冤枉，故知转运使之职，岂小补哉?其后任用至久，弊病寝生，又置运司，绩添管勾官。虽得人，已是烦冗，不得人，奸巧媚上，凡一舟郡，已是事多，加之数人，职司文檄往复，与旧丛委，纠察废置，兴旧繁多，一州一县，莫不骚扰。盖只知进己而不知害人，只知益上而不知损下，若久任用如此之人，卒无安静之理。臣今欲乞将天下诸路转运司，除留运司一人，乞罢随行管勾官。若废之，则运司亦不至于阙事；置之，则徒成烦扰也。』又臣僚上言：『顷年添差勾当公事隶转运司者曰运勾，提举司者曰提勾，盐司者曰盐勾[14]，措置司者曰措勾，安抚司者曰抚勾。官号之异，昔所无有。窃计河北一路，亡虑二三十员，出入乘驿请券[15]，所过州郡，到发皆有酒食之馈[16]，油烛柴炭之给，特优于他官而无有限数。此等皆小官新进，鲜顾事体，凭恃势要，妄自尊大，以邀郡邑之承迎，小有违忤，则吹毛求疵，动生疮痏。州县畏而奉之，过于监司。而天下无事，郡邑皆循守法度，监司无大措置，徒使此曹纷纷，无益而有损，甚无谓也。宜一切罢遣，俾还选部，则监司之职清肃，郡县无扰矣。』取到吏部进奏院状，渚路监司等属官诏并罢。

　　元丰六年十一月十四日[17]，《政目》，诸路管勾官吏不奏差。至元祐元年闰二月二十九日，户部乞罢诸州管勾官，从之。

　　闰二月丙申，司马光言：『臣少时，见天圣中，诸路止各有转运使一员，亦无提点刑狱，惟河北、陕西以地重事多，置转运使两员。景祐初，始复置提点刑狱，或时置转运判官。以其冗长害事，寻复废罢。自王安石执政以来，欲力成新法，诸路始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其后每事各置提举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权一如监司，又增转运副使、判官等员数，皆选年少资浅轻薄之士为之，或知县、通判监当资序及选人，以权发遣处之，有未尝历亲民即为监司者。陛下必欲苏息疲瘵，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其转运使，除河北、陕西、河东外，余路只置使一员、判官一员；提点刑狱分两路者合为一路，共差文臣两员。凡本路钱谷财用事悉要转运司，刑狱、常平、兵甲、贼盗事，悉委提点刑狱管勾，仍选知州已上资序、累历亲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聪明公正之人，方得为监司。』诏诸路转运使，除河北、陕西、河东外，余路只置使一员、副使或判官一员，其诸路提举官并罢，提举刑狱分两路者合为一路，共差文臣两员。一、本路钱谷财用事委转运司，刑狱、常平、兵甲、盗贼事悉委提点刑狱司管勾。其转运使、副、提刑。今后选一任知州以上；转运判官，选通判一任实曾历亲民差遣并所至有政迹人。一、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用，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一、监司今后每岁遍巡诸州外，更不遍巡诸县。如差本部官勾当，除司理、司法、县尉独员监当之类，旧条不许差出外，其旧条不得隔州差选人勾当新条、诸州管勾官及主簿当给散月分不得差出之类指挥更不施行。一、盗贼委提点刑狱差官，或行移文字，监督捕盗捉杀。察其不称职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权摄承奏乞替换，许一面相度贼盗强弱，立赏钱数目。其捕盗官若立功，许随功大小保明闻奏，朝廷临时详酌比类恩泽，直赐指挥。

　　四月乙未，诏：『内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举第二任通判资序、曾历亲民差遣、堪充转运判官者各二员，余依今年二月二日举监司指挥。到官之后，才识昏愚、职业隳废、荐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并举主并加惩责施行。』

　　五月壬戌，诏自今监司落权及权发遣毋给告。从中书省言也。

　　八月丁亥，右司谏苏辙言：『臣伏以天下之治寄于守令，守令之众，朝廷不能尽知，其要寄于监司。窃观近日所命，颇未得人，博采公言，略见一二。如李之纪、楚潜、王公仪，皆碌碌凡材，无善可名，不知何以获用?至于余人，又皆以过恶，如孙路奴事李宪，贪冒无耻；程高谄附贾青，借名买珠；钟浚天资邪崄，累作过犯；张公庠为事刻薄，不近人情；张璹久领市场，与牙侩杂进，而皆擢自稠人之中，付以一道之政。陛下诚欲尊重朝廷，爱惜民物，则如此辈人，皆未可轻用也。臣欲乞应目前所用监司，令执政更加审议，其尤不可者，当与改差除。今后差除，须名迹著闻，公议共许，然后擢用，庶几监司稍得良吏，不至害民，此最当今之急务也。』辛亥，右正言王觌言：『臣见近日差除，多不协于公议。夫监司者，一路生灵、百城官吏休戚之所系也，可得而轻授耶?然而闒冗不才如王公仪、庸暗无耻如盛南仲，与贾青朋奸如程高、为李宪奴使如孙路者，皆得以为之，则彼一路生灵、在城官吏休戚之所系者，乃在此曹，可不为痛惜哉?方二圣临朝，群贤辅政，不应有此弊。臣但见比者除授既多失当，及言事官论列，又不施行，故窃疑之。此非朝廷之福。』

　　二年四月癸巳，给事中顾临为天章阁待制、河北路都转运使，朝议大夫、直龙图阁、新河北路都转运使范子奇为陕西路转运使。癸卯，朝奉郎、集贤校理、权判登闻检院赵挺之权发遣河东路提点刑狱，朝奉郎、集贤校理毕仲游权发遣河北路提点刑狱，寻留为开封府推官。

　　十月壬申，两浙转运判官、朝散郎叶伸为转运副使。甲戌，户部侍郎张颉为宝文阁待制、河北路都转运使。

　　十二月庚辰，朝请郎、太府少卿王子渊为京西路转运使，承议郎、知北外都水丞事张景先为京东路转运判官[18]。

　　三年三月辛酉，朝议大夫、直龙图阁、知晋州范子奇权河东路转运使。

　　十月丁亥，通判河南府韩玠为利路转运判官。右正言刘安世言：『玠元丰中已尝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过为苛急，以希进用，至使县官躬执升斗，求免陵辱。陛下践祚之初，玠为言者弹其惨刻，朝廷尚以为疑，遂委别司体量。是时，玠之叔祖缜方为宰相，而提点刑狱郭概畏避权势，不以实奏，乃依无过人例，止除河南通判。其告词责之曰：西南之政，俾民惊扰。今来遽复职司，何自惩戒?况两川之人，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为一路之害，移于邻路，何以副圣明仁爱远民之心?』庚寅，知徐州杜纯为陕西路转运使。，

　　四年四月甲子[19]、，承议郎、新陕西转运判官张景先为京东路转运判官。中书舍人曾肇言：『景先前后议河事反覆依违，观望事实。朝廷以四方万里，视听所不能周，故置监司，寄之耳目，必得忠信醇正有守之人，然后可以付托。如景先已试迹状甚明[20]，恐不足以当一路寄任。有所送到词头，未敢修撰。』后二十日，诏景先知同州。

　　九月己丑，诏责授秀州团练使、本州安置沈括叙朝散郎、光禄少卿，责授成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吴居厚叙朝奉郎、少府少监，并分司南京。朝散大夫、监常州茶税贾青管勾洞霄宫，监泰州酒税吕孝廉管勾仙源县景灵宫太极观，监海州酒税王子京管勾鸿庆宫，仍并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括等并以该明堂赦恩，有司检举故也。权给事中左谏议大夫梁焘、左谏刘安世封驳前诏。焘言：『居厚等被先帝诏旨按临一道，曾不少留意于究宣恩泽、询问疾苦，专以苛切聚敛为事，东南之人恨之，痛入骨髓。此命一下，恐无以慰天下之心。伏乞收还恩命，例与量移。』诏沈括、吴居厚前命勿行，内沈括更后一期取旨。

校勘记

[1]辛丑 原本作『庚子』，据《长编》卷三九○改。

[2]公议 原本作『公义』，据《长编》卷三九○改。

[3]九月 原本作『五月』，据《长编》卷四一四改。

[4]河南 原本作『湖南』，据《长编》卷四一四改。

[5]刑部 《长编》卷四一九作『兵部』。按：作『刑部』，是。《宋史》卷二九五本传、《彭城集》卷三云知扬州谢景温可迁刑部尚书制》、《会要·职官》六七之一均作刑部尚书，今依旧。

[6]江宁府 原本作『永宁府』，据《长编》卷四一九改。

[7]壬寅 原本作『甲辰』，据《长编》卷四三四改。

[8]贾青 原本作『贾晋』，据《长编》卷四三四改。

[9]元丰末 『末』字，原本作『大』，据《长编》卷三五四改。

[10]提点 原本作『提典』，据《长编》卷三六五改。

[11]他郡 原本作『他部』，据《长编》卷三六六改。

[12]群议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六补。

[13]州县 原本作『僻县』，据《长编》卷三六七改。

[14]盐司 原本作『监司』，据《长编》卷三六七改。

[15]乘驿 原本作『乘驷』，据《长编》卷三六七改。

[16]到发 原本『到』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补。

[17]六年 《长编》卷三六七作『八年』。

[18]北外 原本『北』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七补。

[19]四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四二五改。

[20]已试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九

哲宗皇帝

调亭

元祐五年六月乙卯，御史中丞苏辙言：『臣窃观元祐以来，朝廷更改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无聚敛之臣，朝廷虽未大治，而经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为非者，惟奸邪失职居外，日夜窥伺便利，规求复进，不免百端游说，动摇贵近。臣愚切深忧之耳。若陛下不察其实，大臣惑其邪说，杂进于朝，以示广大无所不容之意，则冰炭同处，必致交争，薰莸毕器，久当遗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时宰相吕大防与中书侍郎刘挚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亭。太皇太后颇惑之，故辙言此。退复上疏曰：『臣今月二十一日延和殿前进呈札子[1]，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因复口陈其详，以渎天听。窃睹圣慈类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伏切思念[2]，若使邪正并进，皆得与闻国事[3]，此治乱之机，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今者政令已孚，事势大定，而议者惑于浮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调亭其党，臣谓此人若还，岂徒然而已哉?必将残害正人，渐复旧事，快其私忿。人臣避祸盖不足言，而臣所惜者，宗庙朝廷也。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睎觊者多，创造语言，动摇贵臣，胁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不闻其奏，而概可料矣。』疏奏，太皇太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宣谕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宰执从而和之[4]，自此，兼用邪正之说始衰。

此据辙《遗老传》自叙。

　　六年五月庚申。先是，蔡确母明氏奏状，乞量移确。吕大防、刘挚云云（详见《蔡确诗谤》）。傅尧俞又曰迁惠卿[5]，上意亦难之，曰：『第恐致人言。』是日，吕惠卿除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权中书舍人孙升封还词头，以为惠卿量移未三年，无名而复，必不可行。王岩叟以责傅尧俞，尧俞不能对。又以责苏辙，辙谓大防曰：『惠卿事欲如何商量?』大防曰：『欲且依前降指挥。』刑部以谓量移后别理三期，大防、挚欲用检举后三年。尧俞曰：『候九月，或可耳。』大防、挚不答。壬戌进呈，皆持两端禀旨。太皇太后曰：『候及三年。』枢密院都承旨刘安世言：『陛下初践宸极，以惠卿、蔡确之徒残民蠢国，辜负任使，为四海所疾，是以继贬，逐之远方，谓且永投荒裔，终身不齿。而惠卿自宣城方逾再岁，考之常法，犹未当叙。不识何名，遽复卿列?议者谓蔡确之母见在京师，干诉朝廷，愿还其子。大臣未敢直从其请。若惠卿之命遂行，则将藉以复确。确既复用，则章惇之类如蝟毛而起。为天下国家之计者，其得安乎?』

　　八月癸卯，诏章惇复右正议大夫。前此，惇坐苏州买田不法降一官，至是满岁当复，故有是诏。给事中朱光庭言：『惇凶悖狠戾，慢上不恭，交结奸臣，强市民田。奸邪贪污不法之人，不当用常法叙复。』诏章惇更候一期取旨。辛亥，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母明氏乞量移一内地。太皇太后宣谕曰：『蔡确不为渠吟诗谤讟，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确当便死。此事亦须与挂意。』（详见《蔡确诗谤》）

　　闰八月甲子，龙图阁待制、知郓州蔡京知永兴军。初，执政议用安焘守郓州，移京帅渭，代刘舜卿。王岩叟谓：『京不更西事，未可付以平涼。或试之庆阳，召章楶还，令权诸曹侍郎。』刘挚不欲多置权侍郎，吕大防请移京守雍，从之。是日，执政会议都堂，吕大防、刘挚欲以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王岩叟曰：『此非密院所预，然必有议论。』挚曰：『前执政为尚书，有何议论?』岩叟曰：『前执政为尚书固不为过，第恐公议不肯放人来耳。』既而奏可。岩叟谓同列曰：『必致人言。』大防亦自以为然。录黄过门下省，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进呈，不允，祖禹执奏如初。先是，挚语大防曰：『若宁帖，须朝夕论之乃可。』大防曰：『俟明日。』挚曰：『俟明日，则不及矣。』除命既下，左正言姚勔又论其不当。岩叟谓苏辙曰：『邦直如何?』辙曰：『给事中已再封驳，谏官亦有言。今更欲用蒲宗孟为兵部尚书，那得安静?』岩叟曰：『子由宜力争。』辙曰：『彦霖当相助。』岩叟许诺。及会议，岩叟谓大防曰：『一人议论未已，更可进一人否?』大防曰：『宗孟却无他事。』岩叟曰：『要之亦非公论所与。』辙曰：『且候邦直命下，然后议此，如何?』皆不应。辙欲于帘前敷陈，岩叟曰：『此所望也。』及帘前，大防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用前执政。』上有黾勉从之之意，辙遂言：『前日如李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太皇太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第与王珪、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此四人，使互进党类，气类一合，非独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难奈何！且朝廷只贵安静，如此用人，台谏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闹矣！』太皇太后曰：『信然。不如且静。』遂卷除目持下。然大防、挚更欲用清臣知扬州，代王存，召王存入为吏部尚书。岩叟意不然，亟以语挚，挚曰：『阙许官曹，却有甚人补?』岩叟曰：『用与今日政事意同之人。』挚默然。岩叟又语挚曰：『公引此等人付之此地，敢保否?』挚曰：『保则不敢。』岩叟曰：『公宜无忽!』壬申，资政殿学士、知永兴军李清臣知成德军，宝文阁直学士、知成德军谢景温知扬州。庚辰，诏降授皇城使、管勾舒州灵仙观宋用臣与叙忠州刺史。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乞不收叙。诏用臣候今任满日取旨。先是，吕大防与同列议南都宫阙不修，可以五万贯修之，因移用臣为管辖鸿庆宫，令措画。王岩叟以短封告大防及刘挚曰：『若复使用臣预土木，必动议论。』挚甚然之，大防不答。逾半岁而用臣叙复，卒罢之。吕大防、刘挚朋党（见《朋党》）。

　　十一月乙酉，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刘挚为观文殿学士、知郓州。麻制以从挚所乞为辞。

十二月庚午，诏吕惠卿光禄卿、分司，权给事中姚勔封还，罢之。

姚勔封还，罢之，《政目》十六日书惠卿光禄、分司，二十二日书姚勔缴惠卿词头，《实录》并无之。按：《惠卿家传》亦不载此，却云：『六年十一月，许任便居住。』今且依《政目》附见十六日，当细考之。三年九月，自建宁移宣州。

　　七年三月辛亥，知河中府、资政殿学士蒲宗孟知永兴军。

　　四月癸丑朔，知永兴军蔡京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甲辰，龙图阁直学士、知青州曾布知瀛州。

　　六月辛酉，左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苏颂为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九月壬午，资政殿学士、知永兴军蒲宗孟知大名府。丙戌，端明殿学士、知蔡州邓温伯知永兴军。

　　十一月乙巳，尚书左丞梁焘言：『先帝大臣，多以材进，可稍复用，委以别都名藩，以全终始。』

　　八年正月甲申，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卒。

　　三月壬午，诏尚书左仆射苏颂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集禧观使。

　　四月甲子，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知永兴军李清臣为吏部尚书。

　　五月己卯，新除吏部尚书李清臣为资政殿学士、知真定府，以权给事中姚勔论清臣不当召用故也。

　　七月丙子朔，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范纯仁为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朋党刘吕罢相附

　　元祐五年六月。始，中书门下后省准诏同详定六曹条例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中书舍人

　　苏辙曰：『吏额不难定也。中孚昔掌典其事，知弊所在。』辙曰：『其弊安在?』中孚曰：『昔流内铨，侍郎左选也。事之最烦，莫过于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之。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脈络，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办事，劳而不避。今行重法、给重禄，脈络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要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为一人。今诚抽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若比旧不加多，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中孚之言为然[6]，即与僚属议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怨想，虽朝廷，亦将不能守。』乃具以白执政：『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补填，及额而止。如此不过十年，自当消尽，虽稍似稽缓，而见在吏知非身患，则各自安心，事乃为便。』执政以为然，自申尚书省，乞取诸司两月事，而吏人不知朝廷意，皆疑惧莫肯供，遂再申乞榜示诸司，使明知所立吏额，候他日见阙不补。时元祐二年十一月也。后数月，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以申三省[7]。左仆射吕大防得其书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将别加详定，而三省诸吏皆不能晓，无可委者。任永寿本非三省吏也，为人精悍狡猾，尝预元丰吏额事，适以事至三省，独能言其曲折。大防悦之，即于尚书省创立吏额房，使永寿与吏数辈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专，不复经由两省。一日，内降画可二状付中书，其一裁定宗室冗费，其一吏额也。省吏白中书侍郎刘挚。

三年四月六日，挚自左丞迁中侍。画黄误下当在此后，不必此时也。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自中侍改门侍。

　　请封送尚书省。挚曰：『当时文书录黄过门下，今封过，何也?』对曰：『尚书省以吏额事，每奏入，必径下本省已久。今误至此。』挚曰：『中书不知其他，当如法令。』遂作录黄。永寿见录黄，愕然曰：『两省初不与，乃有此邪?』即禀大防，乞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大防具以语挚，挚曰：『中书行录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大防又持奏稿示挚曰：『吏额事，必欲慎密而速，故请行下。然未经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书法。』致仕官法者，近制以臣僚疾病请致仕，多缘经历迂滞，不及被受而亡，故立法文书虽三省签入，而直付都省。挚曰：『此非其类也，当聚议。』明日，大防复出奏稿，谓挚曰：『势不可不尔。』挚乃从之。吏额事寻毕，永寿等推恩有差，议者皆指其侥幸。就寿急于功利，不顾后省前已得旨，又尝榜示诸司，更劝大防即以立额日裁省吏员，仍以私所好恶变易诸吏次，凡近下吏人恶为上名所压者，即拨出，上名于他司。凡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被排斥者纷然诣御史台诉不平，台官因言吏额事在后省，就已十八九。永寿等攘去才数月，而都司擅拟优例，冒赏循私，不可不惩。谏官继以为言。章数十上，永寿等既逐，而吏诉额禄事终未能决。苏辙时为中丞，具言：『后省所详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额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极难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从其易，以安群吏之志。』大防知众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详定，大略如辙前议行之。

　　八月癸巳朔，刘挚为中书侍郎。初，以吏额房事与左仆射吕大防议稍不合，已而挚迁门下侍郎。及台谏共攻大防，大防称疾不出，挚每于上前开陈吏额本末曰：『此皆被减者鼓怨言路。风闻过实，不足深谴。』大防他日语人曰：『使上意晓然不疑，刘门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趋利者交斗其间，谓大防与挚于是有隙，于是造为朋党之论。挚谓大防曰：『吾曹心知无他，然外议如此，非朝廷所宜有，愿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请矣。』是日奏事毕，挚少留，奏曰：『臣久处近列，器满必覆。愿赐骸骨，避贤者路。』即退，连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请。上遣中使召挚入对，太皇太后谕曰：『侍郎未得去，须官家亲政，然后可去。』使者数辈趣入视事，挚不得已受命。未几，大防辞位，不许。及挚迁右仆射，与大防同列。未满岁，言者争诋挚，挚寻罢，朋党之论遂不可破，其本盖自吏额始。丙申，诏：『门下侍郎刘挚累奏乞外任，已降诏不允，可令合属去处。如再有文字，无得收接投进。』

　　十二月辛卯，中大夫、守尚书左丞许将为太中大夫、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御吏中丞苏辙等屡言许将过失，而将亦累表陈乞外任。上批：『可特除资政殿学士，转一官，知定州。』甲辰，侍御史上官均言：『吕大防坚强自任，不顾是非。每有差除，同列不敢为异，惟许将时有异同，大防生怀私憾。辙素与大防相善，希合其意，率同辈尽心排许将，期于必胜。将既以异论罢去，执政、台谏皆务依随，是威福皆归于大防，纪纲法令，自此败坏矣，』又言：『辙等合为朋党，动摇圣意，以疑似不明细事合谋并力。逐一执政，自此人不得安位矣。』因乞解言职，于是责知广德军。

　　六年二月癸巳，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丁未，刘温伯称疾卧家，因辞所命，五上疏乞补外。癸丑，三省进呈，降诏不允。初，王岩叟劝刘挚：『可因温伯自请，遂出之。』挚曰：『待与渠当恶。』其意为吕大夫防右出，始同进呈，皆相顾不言。傅尧俞独进曰：『欲且依前降指挥』乃卷之而退。先是，岩叟移书督大防、尧俞，挚答曰：『敢不以身任之!』然不果。

　　四月癸丑，户部员外郎杨畏为殿中侍御史，中丞赵君锡所举也。畏先除监察御史，言者斥其附会吕惠御、舒亶以进，亟罢之。逾年复用，又加进焉。王岩叟移简诘刘挚，挚不从。或曰：『畏初善挚，后吕大防亦善之。时大防与挚各有异意，皆欲得畏为助。君锡荐畏，实风旨也。』然畏卒助大防击挚云。

　　六年闰八月壬申，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存为吏部尚书。

　　十月癸酉，御史中丞郑雍、殿中侍御史杨畏对甚久，论右仆射刘挚及右丞苏辙也。

　　雍言挚略云：『挚久据要路，遍历三省。始因言事得进，即与其意合者共进退。人又言挚为政，其下多引在要任，或为两省属官，或在言路；挚所不悦，则舍人、执事，缴驳云路弹奏。』又言：『挚引赵君锡为中丞。挚厌宾客，君锡申明谒禁。朝行中言：「君锡为执政约闹。」又荐叶伸台官，以合挚意，阴与贾易相结。挚所不悦，则奋力排击。』又云：『叶伸曾任台簿。乃挚所举，未久，除两浙运判，又升运副，召为省郎。为赵君锡荐伸御史不就，即除左司，又除河北运副。』又云：『赵彦若男仁恕自盗赃满，不候勘正，便取旨断放。彦若是挚亲家。』又云：『王巩不检事体量未到间，堂除密州。体量得实，罢密州，无冲替指挥。赵君锡、庄公岳承望风旨，新通判密州任林积不敢体量，谢景温妄奏巩非罪，缘挚男娶巩女。』又云未举御史为朝臣，多挚门下人。挚善牢笼士人，不问善恶，虽赃污久废之人，亦以甘言诱致，如龚原、王沇之、詹适、孙谔，悉与落罪名，与吕温卿湖州，升卿明州。延接章惇男援，有同骨肉送简帖与邢恕云云。又具挚党人姓名：王岩叟、刘安世、韩川、朱光庭、赵君锡、梁焘、孙升、王觌、曾肇、贾易、杨康国、安鼎、张舜民、田子谅、叶伸、赵挺之、盛陶、龚原、刘概、杨国宝、杜纯、詹适、孙谔、朱京、马傅庆、钱世雄、王子韶、吴立礼凡三十人。

　　左正言姚勔入奏，并言挚朋党不公。右正言虞策四奏，言挚亲戚赵仁恕、王巩犯法施行不当。甲戌，刘挚、苏辙以王巩坐罪。挚与巩为姻家，辙荐巩，皆自劾，乞正典刑，诏答不允。辙言：『臣昨以郑雍、杨畏言臣荐王巩不当，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群议。寻复见谏官虞策与台官安鼎亦论此事，内虞策与郑雍、杨畏不甚相远，惟有安鼎谓臣欺罔诈谬，机械深巧，不速谴责，恐臣挟朋诞谩，日恣月横。信如鼎言，则臣死有余责，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已举官不当，乞行朝典，不敢复与鼎辨曲直。然鼎与赵君锡、贾易等同构飞语，诬罔臣兄轼以恶逆之罪，当与君锡等同上殿奏对，上赖圣明昭察，知其挟情虚妄，君锡与易，即时降黜。鼎今在言路，是以尽力攻臣，无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圣慈悯臣孤立无援，早赐责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复烦渎圣听，则臣生死幸甚!』是日，刘挚、苏辙俱先押入对，对已，押赴都堂，先出待命于僧舍，乞罢赐免。

　　戊寅，签书枢密院王岩叟奏：『今朝廷清明，天下安静，固出于两宫虚心求治，开诚纳谏之效。然一时戮力尽忠之臣，挚居其最，实陛下同心一体、可保终始无变之人也。自非罪状显著，众所不容，岂可因一二偏说，轻舍遐弃?臣恐适足快群奸之意，而失众正之心，非所以为国家计也。苏辙素有时名，元祐以来，排邪助正，竭力亦多。今若因一举官失当便行罢逐，恐于陛下进退大臣之体有所不允。』奏入不报。太皇太后独遣中使赐苏辙诏谕，令早入省供职。辙再奏乞外任。刘挚言：『臣再具札子陈乞外任，伏蒙圣慈复降中使赐诏不允者，恩遇未替，岂胜犬马感报之恩?重念臣居位岁久，略无劳能，心寔自知，果招弹劾。虽有指陈罪状，仰蒙圣明，洞赐察照。然大臣既致人言，已为累国，若又安然不去，臣富何施面目?所以不敢上贪眷宠，迟迟于进退之际，取轻于天下也。』辛巳，上谕吕大防曰：『论刘挚者已十八章，初不为王巩事，乃邢恕过京师，挚与通简，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笼为他日计。此何也?待与礼数令去。』大防曰：『书简往来，恐亦人情之常，又不知简中道何等语！』太皇太后曰：『简中道则不知，言事官必知之。』大防曰：『须后日取旨。』太皇太后曰：『苏辙只荐王巩耳，无他事也。』初，邢恕服丧贬永州，丧除赴贬所，舟行过京师，挚与恕故相善，因以简别挚。挚答简，其末云：『为国自爱，以俟休复。』持简者问监东排岸官茹东济：『恕舟安在?』东济，倾险人也，数有求于挚弗得，怨之，亟取挚简，录其本送郑雍、杨畏。二人者方弹劾挚与王巩连姻事未竟，得此大喜，乃解释简语，并奏之，以『休复』为『复子明辟』之复，谓挚劝恕俟太皇太后他日复辟也。又言：『挚尝馆章惇之子于府第。』故太皇太后怒，面责挚曰：『公当一心朝廷。若章惇者，虽以右仆射与之，未必喜也!』挚皇恐不敢对。壬午，挚上奏曰：『臣近因降出台官言王巩事，寻即待罪。及宣谕押入，对面承圣谕，乃知除王巩事外，又言臣牢笼章惇、邢恕等罪。虽圣意一一照知，谓非臣之罪，然臣退而思念：纵使无罪，既被弹劾，理当引退。遂具札子，陈乞外任。见听指挥，臣今再三思之，言者所以指章惇、邢恕事者，其意必谓谓不用此无以动陛下之听。』贴黄称：『臣旧识章惇子弟，向因其登科调官来谢，曾一例随众接见。邢恕近过城外，曾一次有书往来，只是叙寒温、问安否而已。天地父母，臣不敢欺！前日已曾具事迹面奏。至于牢笼之意，寔无此心，亦曾曲赐圣谕，照其无有。今料言者专以此事搆臣于祸，论列不已，不敢不再具详悉，紊烦天听。』奏入，不报。

　　甲申，王岩叟言：『臣每见挚感荷宠荣，常有以死报国家之意，岂复肯负陛下?此真陛下腹心之臣也，今大奸未死，人心疑危，朝廷之上，与之力敌者，挚为首焉。一旦以小愆遂将疏弃，天下之人，不知所以，必皆妄意陛下之心有所变易，谓反与大奸报仇也。前日陛下用挚作宰相，奸党之气自然消伏。今待罪累日，群邪相顾，已复增气[8]。苏辙之进，与挚大约相类，皆正人之所系望，而奸党皆所忌嫉者也。顾其去就，岂不重哉?夫奸谋难防，自古公患，莫不因人主意有所动，急于倾挤。陛下于此，不可不察。窃闻御史杨畏乃吕惠卿门人，及受张璪知遇最深。舒亶作中丞日，举为党官。前者再除御史，公议沸腾，交章排斥，命遂不行，自此愤疾正人，常有报复之志。后又因赵君锡无所执持，为人所使，再三荐引，竟除此职。谏官虞策亦张璪相知之人，常受璪极力论荐。陛下诚将本末考究，还可保其所怀，无他意否?』时已有诏锁学士院草麻制罢挚，而岩叟未知也。

　　十一月乙酉朔，大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刘挚为观文殿学士、知郓州。麻制以从挚所乞为辞。戊子，冬至。刘挚罢相麻制过门下，给事中朱光庭言：『挚有功大臣，不当无名而去。言者若指臣为朋党，愿并被逐不辞。』御史中丞郑雍言：『朱光庭朋党，乞正其罪。』殿中侍御史杨畏又言：『挚多朋党，必相救援。愿一切勿听。』太皇太后纳其言，故光庭与挚相继俱罢。

郑雍旧传云：宰相刘挚用事久，党与中睽，雍因劾挚威福自恣，天下士争趋其门，宜罢黜，以收主柄，疏入不报。不知旧传所谓『党与睽』者指何等人，当考。雍新传第云劾挚威福自恣，宜罢去，以收主柄。又疏王岩叟等三十人以为挚党。不知雍所谓『挚党』三十人者姓名，当考。旧传乃无此，又不知新传何自得之。

壬辰，朱光庭罢给事中、知亳州。吕大防尝召光庭谕旨，光庭不至，故第以本官出。

此据王岩叟《日录》。朱光庭再知亳州，吕大防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悦其封还麻制，故以本官出，帘中殊不知也。当考。

　　七年六月辛卯，左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9]，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苏颂为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苏辙为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翰林学士大、中大夫范百禄为中书侍郎。

　　八月乙卯[10]，吏部尚书、资政殿学士王存知大名府。存自扬州召入，为吏部尚书才期岁，朋党之论浸炽。存言：『人臣朋党诚不可长，然不察则滥及善人，东汉朋党之狱是也。庆历中，或指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为朋党，仁宗圣明不惑，今日果有进此说者。愿陛下察之。』由是复与任事者不合。请老，不许。求补外，既除大名，辞之，改杭州。

　　八年三月，诏苏颂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兼集禧观使（见《苏颂罢相》）。

　　绍圣元年三月乙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颖昌府，后二日，改知永兴军。大防当宣仁圣烈皇后垂帘时，位首相。逾六年，上春秋既长，大防第专意辅导，未尝建议亲政。虽宣仁圣烈皇后有复辟之志，卒不得申。当国日久，群怨交归焉。及宣仁圣烈祔庙，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因疏神宗所简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备进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从之。

校勘记

[1]二十一日 《长编》卷四四三作『二十二日』。

[2]退伏切 原本作『伏退切』，不通。据《长编》卷四四三乙正。

[3]皆得 原本『得』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三补。

[4]从而 原本『从』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三补。

[5]又曰 此二字原本为一墨丁，据《长编》卷四四三补。

[6]中孚 原本作『中书』，据《长编》卷四四四改。

[7]申三省 原本『申』字作『伸』，据《长编》卷四四四改。

[8]增气 原本作『气口』，据《长编》卷四六七改补。

[9]门下侍郎 原本作『门下侍御』，据《宋史·吕大防传》改。

[10]乙卯 原本作『已卯』，据《长编》卷四七六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

哲宗皇帝

绍述苏辙罢政附

绍圣元年二月丁未，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清臣首昌绍述，温伯和之。

清臣此时召自真定，未至也。后三日，遣使赐茶药。旧录云：上以清臣、温伯皆先帝旧臣，故用，时初亲政绍述也。新录辨曰：清臣首倡绍述，以得柄用。《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清臣之谓矣。自『上』以下二十字删去。

三月乙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学，凭几听断，十九年之间，凡礼乐、法度所以惠遗天下者甚备，朕思述先志，拳拳业业，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于广殿，策之当世之务，冀获至言，以有为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设施于政而效见于时。朕之临御几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西北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至于吏员猥多，兵备利阙，饥馑荐至，寇盗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夫亦何必焉?子大夫其悉陈之无隐。』中书侍郎李清臣之言也。

旧录云：上亲政，內出策问，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新录辨曰：祖宗之所以望于后世，子孙之所以丕承先志者，要归于治耳，不在于法令因革之间也。况策问固曰『可则因，否则革』矣，亦曷尝必哉?而云『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此史官之私意也。今删去。

　　丁酉，上御集英殿，赐进士毕渐已下、通礼、诸科、经、律及第、出身总六百人。时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杨畏覆考，专取主熙宁、元丰者，故渐为之首。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辙言：『臣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一时，而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二十年，而终身不加尊号；裁损宗室恩止于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科举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折西人之狂；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之困。其微至于设抵当、卖熟药，皆先帝之圣谟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如其它事有失当，何世无之?而父作之于前，子述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昔汉武帝外事兵戎，内兴宫室，财赋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平准、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即位，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纤决事，上下恐惧，怀不自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宽仁恺悌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修文偃革，号称太平，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览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有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议，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皇帝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事有不可，以庙社之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祖父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勿轻事改易。若轻改九年已行之事，擢用曩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臣不胜忧国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谴责。』奏入，不报。辙言：『近臣以御试策题有欲复熙宁、元丰政事之意，寻具札子，论先帝所立政事，见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间事有过差，元祐以来，随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孙孝敬之义。未审陛下以臣言为然否?然窃观陛下亲政，于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以策问进士宣露密旨，中外闻者，莫不惊怪。顷者元祐之初，初议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遂改遂复，数年而后稍定。臣于此时为谏官，后官御史，每言差役不可尽行，如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顾望，终不尽从。陛上以此察之，臣非独私元祐之政也，盖知事出忽遽，则民受其病耳。议者谓元丰之事有可复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见其可而后行，审其失而后罢，深以生民社稷为意，勿为此匆匆，则天下之幸也！』辙既再具札子，上固不悦，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论，上益怒，遂责辙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乃对众开陈，且以汉武帝事上比先帝，引论甚失当。』辙曰：『汉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称汉武帝外事兵戎，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其意第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此岂明主乎?』辙恐惧趋下殿待罪。上声甚厉，范纯仁独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霁。辙退，举笏谢纯仁曰：『公佛地位人也！』归家，亟具奏曰：『今者偶因政事，怀有所见，辄欲倾尽，以报知遇。而天资闇昧，不达机务，论事失当，冒犯天威，不敢自安。伏乞圣慈怜臣不识忌讳，出于至愚，少宽刑诛，特赐屏逐，以允公议。』诏苏辙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权中书舍人吴安诗天下所闻。擢任大臣，本非朕意[1]。事有可否，固宜指陈。而言或过中，引义非是，朕虽曲为含忍，在尔亦自难安。原诚终自爱君，薄责尚期改过。』上批：『苏辙引用汉武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着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绪，夙夜祗惧。然以丕扬休功，实赖左右辅弼之，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为奸言，拂于众闻，朕不敢赦。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顷被选擢，与闻事机，当协恭以辅初政，而乃忘体国之义，徇习非之私。始则密奏以指陈，终于宣言而眩听，至引汉武，上方先朝，欲以穷奢黩武之姿，加之秉则经德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谓何?其解东台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为宽典，姑务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

此段参取《实录》及苏辙《遗老传》，并邵伯温《辨诬》。前制吴安诗所草，后制当求主名附益之。此时吕希纯及蔡卞定为中书舍人，后制必卞所草也，当考。伯温作《元祐辨诬》云：『先是，宣仁后既崩，吕相大防欲迁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相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杨畏不可用。」吕相方约畏为助，谓范相曰：「岂以杨畏曾言相公邪?」苏门下在坐，诵畏《弹范相文》，范相曰：「某自颍昌被召，不知人有言也。」遂乞罢政，哲宗不许。吕相更超迁杨畏为礼部侍郎。范相恐伤吕相意，不复言。后吕相充宣仁后山陵使，杨畏首背吕相，称述熙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哲宗用其说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明年春殿试，李清臣作策题，以熙宁、元丰、元祐政事相参，两存其说，问孰便者。初，考官多取主元祐者。杨畏覆考，取主熙宁、元丰者，故以毕渐为首，清臣遂自礼部尚书拜中书侍郎。欲取相位，以苏门下在，未能迁。一日，对哲宗言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苏门下奏曰：「陛下即位，宣仁后垂帘之初，臣兄轼方起谪籍，知登州，入为郎官，为起居舍人；臣自筠州监酒被召。是时清臣为左丞，今日反谓臣兄弟变先帝法度，是清臣欺陛下也。」清臣辞屈，乃曰：「苏辙尝以汉武帝比先帝。」哲宗震怒，声色甚厉，苏门下顿首待罪。范相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盖近世之贤君。苏辙果以此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怒少霁。罢朝，苏门下举笏谢范相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苏门下初对范相诵杨畏弹范相章，本疑范相者，及此，方知其贤。苏门下寻以本官出知汝州。』伯温所云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月日当考。按：熙宁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敕令国子监雕印《诗》、〈书》、〈周礼》义矣，不知伯温何故云尔也。李清臣既为中书侍郎，乃出策题。伯温谓清臣先出策题，误也。

四月癸丑，御札：『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布告多方，使咸体朕意。』

旧录云：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新录辨曰：绍圣初，惇、卞等主绍述之论，胁持上下，改元曰绍圣，其意已明。『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十一字可除去。按：此月十二日改元，二十一日章惇乃为相。绍述胁持，惇固如此。第改元诏书，惇犹不与耳。范祖禹《代言集》载改元诏书乃祖禹所草，当考。

　　丁卯，中书省言：『勘会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间苦于差扰，议者纷纷，前后改移不一，终未成一定之法。』诏府界诸免役法，并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施行，仍自指挥到日为始。左司谏翟思言：『祖宗以来，中书差除，铨曹注授，各有条格，不相参错。元祐大臣招权市恩，旧系铨注，昔多归堂除，奔竞请托，恬以成风。望诏有司依祖宗以来中书差除立为定法，余归铨曹，用元丰中选格注授，庶岁人无觊望。』诏送给事中、中书舍人看详。

　　闰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言罢十科举士法，从之。癸未，权发遣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安惇言：『差役之法行之久年，终未就绪，而宽恤优剩，实未如旧日输钱之为便也。望复熙宁旧法，令民均纳役钱，官自募人应役。』诏送户部看详役法所。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太学补外舍，请依元丰令，一岁四试。』从之（余见《大学》）。乙酉，左司谏翟思言：『先帝考士成宪，条定官制，循名辨实，以起太平之功绪。元祐以来，寝已变乱。请召有司，应职名缪乱者，一循官制，各与釐正。』诏令编修官制局考具合完补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毕，别取旨，罢局。所请集成六典，更不修纂。

　　五月甲辰，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见《贡举》）。己未，枢密院言：『户部看详役法所申：诸路复免役法，未审得合与不合依旧行免役法?』并诏依熙宁旧敕施行。

　　七月戊申，御史中丞黄履言：『大理，天下之平，而断刑之官，选任尤重。先皇帝振修百度，初立选之法，第二等者，其取常难，最为精密[2]，惟是中等，乃得入大理为断刑官。自是文士有预试中选者，故奏案之上，皆理官躬自考阅裁断，多所全活，舞文之吏，不能移夺。元祐中，以大理断刑官恩典常重，故责考任举主，而增以「常历刑法官与县令优课」为奉举法。其试入优等者，不得预焉。臣欲乞自今专行先朝选试之法，删去「常历行法官、县令优课」等条目自试，预上选者，不得为断刑官，庶乎官得其人，而职事举矣。』又监察御史郭知章言：『乞系法官并依熙宁、元丰条，取试法优等人充，庶几上副仁圣好生之德。』诏令刑部、大理寺依元丰选试推恩法立条。

诏贬司马光等（见《逐元祐党人》)。壬戌，户部尚书蔡京言：『神宗皇帝熙宁之初，将欲有为于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于是置条例司，选天下英材，设官分职，参备其事，兴利补弊，功烈较著。元祐以来，天下用度，复以匮竭，美意良法，尽遭诋诬。在于今日，正当参酌旧例，考合得宜，以称陛下追述先志之意，以成足国裕民之效。然事之可兴者，方且毛举，岂臣单力所能胜任?伏望圣慈检会熙宁中置条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选通达世务之贤同共考究，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其后用是置局修整，命张康国、邓洵武看详利害事以闻。

新录、《辨诬》曰：元祐节行爱民，府库充实。而云『天下用度漫以匮竭』。今删去八字。

　　九月庚戌，诏罢制科（详见《贡举》）。诏府界诸路广惠仓，其户给田土并行出卖，并本仓见管钱斛，拨入常平仓收管，所有赈济合行事，令户部检举元丰敕令，立法以闻。

　　十月庚寅，左朝奉郎、权发遣开封府推官常安民为监察御史，中丞黄履荐也。安民先召对垂拱殿，上曰：『今日如何?』安民对曰：『元祐中进言者，以熙宁、元丰之政为非，而当时为是；今日进言者，以元祐之政为非，而熙宁、元丰为是，皆为偏论。先帝以天下久安，不无积弊，故须变革。然末年已有欲趋安静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时之宜，务以宽仁镇静，稍更作为之政。今进言者一切以为非，愿陛下公听并观，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无间新旧，惟归于当。』上深然之，谓执政曰：『安民议论公正，无所阿附。』

　　十二月己巳，河东路转运司请将本路盐只许官场出卖，罢去客人算请，依熙、丰行私盐条禁（详见《政迹》）。

　　二年三月庚申，给事中、中书舍人言：『先帝以文散官定为寄禄法，实一代之新制。议者浅陋，妄加穿凿，遂请分为左右。元法本缘禄秩，不为流品，今合除去。若谓正议大夫、光禄大夫是六曹及左右辖细转，法有未尽，合行宗补[3J，即乞存此三等分左、右外，余并废罢。及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亦依旧存左、右字，以分杂出身及无出身人，依旧作两资迁转。』从之。

　　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监察御史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诏内、外两制及台谏官等各举才行一人。』诏许将、蔡京、黄履、蔡卞、钱勰、林希、王震不拘资序，各举堪备任使二员以闻。

六月乙酉，诏：『元祐初减定除授正任已下俸禄，递损物数不多，有亏朝廷优异之礼。其见行条令，悉宜罢去，并依元丰旧制。其宗室公使并生日所赐，自依元祐法。』

靖国元午三月二十七日，可考。御集又云：『先是元祐中，奸臣建言：清遵省俭。自太皇太后以下，递有裁损，宗室正任，皆被减损，意在诋诬元丰。哲宗亲政，察其奸心。至是始复元丰法。』旧录已自削去，今姑存此，可见小人之心无忌惮也。

　　七月己亥，户部尚书蔡京言：『奉诏措置财利，窃见熙宁中，先皇帝稽参先王补助之意，行散敛之法云云。今陛下绍述先志，将大有为，生财之道，无以易此。乞检会熙宁、元丰青苗条约，立为定制，以幸天下。』（详见哲朝《青苗》）

　　九月，详定重修敕令所言：『府界诸路，应缘常平敛散等事，除今来申请外，并依元丰七年见行条制。其给纳常平钱有所抑勒，令提举司觉察奏劾。』从之。

　　三年正月，诏罢合祭。自今间因大礼之岁，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二月，诏三路保甲依义勇法教试。丙寅，详定敕令所言：『京东、河北、河东转运司奏：元丰官印、契书即有法式，而纸札厚大，不容奸伪。元祐之初，有司观望，申请废去天下契书奸巧之弊，复如往时。今乞依元丰条例，委得经久，于民有利。』从之。

　　新录辨曰：小人观朝廷之向背，揣所乐闻，驰骛迎合，非无耻者孰能之?方绍述之说兴，虽契券、纸札之厚薄大小，亦妄述利害，以济其谀，可以见一时在位者，小人之多也!史官亦不当书之。《实录》今删去，要见元祐印契法如何。

　　三月壬子，上谓二府以元祐减省功格不当，令修定，久未上。众皆曰：『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元丰中以有边事，故优立赏格，其间不容太厚者。然今日方有边事，欲激厉人用命，不若一用元丰赏格，候边事息，别议增损。』上曰：『当如此。』遂降旨诸路，令告谕将士知悉。

　　四月乙酉，户部侍郎吴居厚言：『请诸路课利场务及三万贯已上者，并依元丰条举官监当，仍各委本路转运司奏举。』从之。丙申，右正言孙谔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祐省。虽省，未尝废事也。则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元丰重，元祐轻。虽轻，未尝废役也。则重不若轻。然则元丰不及元祐之法欤?曰：大纲立矣。随时不能无损益者，众目也。数省而直轻，则民之出泉者易。民之出泉者易，故法可久也。』翰林学士、详定修敕令蔡京言：『孙谔言役法，是欲申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诏谔罢右正言，并知广德军。

　　七月癸巳，枢密院言：『据知邢州张赴称[4]，体究得民间愿得牧地养马。第与蠲其租课，仍不责以蕃息，养马人户无追呼劳扰之患，并不愿养马之家不得抑勒。今相度，欲

　　具为条画榜示云云。』从之（详见《马政》）。

　　十一月辛丑，中书省勘会元丰四年正月九日中书省札子：『应两省待制以上，并转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至元祐三年三月六日，敕寄禄官并置左、右字，因此许带职人待制已上、职事官谏议大夫已上，自朝议大夫便转中大夫，比其它出身人超越一官迁转。近降绍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正议大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分左、右外，余并废罢，并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亦依旧依两资迁转。其朝议转中大夫一节，亦合废罢。』诏依议定，其已转过之人更不追改。

四年二月庚辰，诏罢《春秋》科。

旧录云：诏罢春秋科，先帝以经术迪士，独《春秋》不设科，以鲁史亡，不可稽考，士不能通故也。元祐复设，今罢之。新录辨曰[5]：不设《春秋》科，本王安石偏见私意。班固曰：『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左邱明论辑其本事，是以为之传。自汉儒据传以通经，六艺垂世，卓乎如日月。』而史官因诏罢《春秋》科，妄谓先帝以鲁史之不可稽考，士不能通之故，今删去。

　　三月癸亥，御集英殿，赐正奏名进士何昌言并诸科进士等及第、出身、释褐共六百九人。是日未启封，读三人程文，至第四人，展读数百字，曾布与蔡卞俱云：『文字显不如第三人，恐不须读。』启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上宣谕曰：『对策言先朝法度当损益，可降。』布曰：『事有适于事变，近于人情，固当损益，恐无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闻有可增损，亦当随宜损益。』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曰：『先帝则当损益。陛下方绍述先志，不当损益。』布曰：『恐无此理。』上顾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如何益?』京曰：『第言事当损益者，不可不损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默然。上曰：『更不须降。』然卒降为第七人。及启封，则李元膺，乃察之子也。后五日，布同林希言前侍集英殿放进士，因言及损益先朝法度事：『未敢极陈时变有所不同，人情有所不便，岂可不得增损?如此，则是胶柱而鼓瑟也。况即今行保甲，如先朝团教事，皆未敢行。三省行八路差官法，累经修改，终未如旧法。凡此之类，岂非损益?乃所以守先帝之法。』上曰：『第不失大意可矣[6]。』布曰：『德音如此，臣复何言?然今日在朝之人设此罗网，以为中伤罗织之术，凡有人言及朝廷政事所未安，即便以为非毁朝廷，党助元祐，因此斥逐者不一。盖正直自守之士无他罪恶，加以此名，则无由自辨。然以臣所见言之，君子、小人皆不当有此心。小人惟利是视，所以媚附朝廷者，只是经营官职求利而已，却于今日自投元祐党中，以取祸患，亦无此理，臣故云君子、小人皆不当有此心。陛下于人情事理无不洞达，愿更加审察。』林希进曰：『法度无不损益之理，如编敕，熙宁中修成，元丰中又修，今复重修。若不可损益，即第当检熙宁、元丰敕遵行，何用更修?其他法令，亦皆类此。今日之论，诚中伤罗织之端尔。』上颇欣纳。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当一切诛杀，又言子弟当禁锢之，资产当籍没之。古今政事中，殊无义理，此奸人附会之言，不足取。』上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凭恃，非敢言也。天若乃蔡京门客。』上曰：『不知。』布曰：『前放榜一日，章惇问臣曾闻宣谕否?布曰：不闻。惇曰：有一举人论元祐人当诛，上甚称之。既而林希为臣言：此必天若。及放榜，惇亦对蔡卞言：惇知此必是天若卷子。臣曰：恐是。惇曰：何恐之有?决知是天若也。』上惊曰：『惇何以知?』布曰：『非天若不敢尔。惇所以知之，况京乎?』林希曰：『天若在京家安下。』布曰：『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此诚至论。陛下深居九重，若容人臣欺罔，何所不至?如天若欺罔，孰大于此?』上颔之。天若，兴化人也。

　　四月甲申，诏成都府路产茶州军复行禁榷。己酉，臣僚言：『文德殿视朝，轮官转对，盖袭唐制，其来旧矣。建隆御札曰：「今后内殿起居，应文班朝臣及翰林学士等，并依旧例转对。」故祖宗以来，每遇转对，侍从之臣，亦皆与焉。元祐间，因臣僚建言乞免侍从官转对，续有旨：职事官权侍郎以上并免。自此转对止差卿监、郎官而已。臣以谓侍从之臣皆文学极选，以备顾问，公卿之才，由此途出。乞自今视朝转对，依元丰以前条制。』从之。

　　十二月甲辰，三省言：『熙宁年兴置市易务，本以通有无，利商贾，平物价，抑兼并。元祐任事之臣不探原先朝立法之意，一切罢去，民实病之。』诏：『户部、太府寺同详立法意，复置市易务，许用钱交易，收息不过二分，不许赊请。监官惟立任满赏法，即不得计息理赏。其余应新物，并不许辄有措置，限十日条画以闻。』

校勘记

[1]本非 原本『非』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

[2]最为 原本『最』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3]宗补 原本『宗』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4]张赴 原本『赴』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5]辨日 原本『辨』字作墨丁，据本书体例及文意补。

[6]第不失 原本『第』上衍一『不』字，据文意及《长编拾补》卷十四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一

哲宗皇帝

逐元祐党上编类章疏附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崩。

　　十月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于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1]。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岁，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耶，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十一月。先是，枢密院出刘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命既下，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戊戌，执政同进呈希纯状。上曰：『只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大防曰：『虽如此，众议颇有未安。』忠彦曰：『此与冯宗道、梁惟简例正相似。』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圣意，至使宣布于外，以致有司封驳，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虽有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卒然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除舍人亦未肯奉行，转益滋章，于体不便。』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中外之人，以至民庶，无不藉藉私疑，深以为忧。何者?陛下初亲庶政，今方逾月，四海之人，倾耳属目，未尝行一美政，访一贤臣，先进用内臣如此众多，必谓陛下私于近习。伏望圣慈更加审察，特赐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报，遂请对垂拱殿，札子言：『臣伏见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下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畏灾异，不恤众言，悉变祖宗旧政，多引小人，以误先帝。幸赖陛下与先太皇太后早从众言，悉罢新法，修复旧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悬[2]。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无疑，明如日月，外至四裔，无不咸赖。惟是向来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万一陛下过听而小人复用，惟岂正人不敢立朝，恐宋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离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来，时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粗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引援，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礼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

此据邵伯温《辨诬》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修。

畏寻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

此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十二月事。今因畏迁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则畏迁礼侍必在十一末或十二月初也。

　　绍圣元年二月丁未，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

　　三月癸酉，上批新知陈州、龙图阁待制蔡卞为中书舍人。乙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丁酉，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详见《绍述》）。

　　四月甲辰，国子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并为监察御史，左朝请郎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前自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又徙淮南，逾年不复召，于是始擢谏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遗余力。商英尝奏疏论风俗曰：『我神考发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风俗。大志未集，神灵在天。宣仁圣烈太后保祐陛下，托心腹于辅弼，寓视听于台谏，而势利之下，是非蠭起，阿谀附会，一旦乌合，或上叛君亲之恩，或下背师友之训，或小合传缄[3]，白昼告急，或手扇障，夜半造门，或包苴结私第之欢，或伏地修门生之敬，于是浮言竞作，鄙谚交兴。川洛异党，秦汾分明，拨而后动，谓之「天平子」，大而无见，谓之「盲大虫」，交通相纽，谓之「八关」，阴私构架，谓之「五鬼」，谁何门户，谓之「约闹」，抱持具足，谓之「小鬼」，舍所亲而去，谓之「过房」，失所合而还，谓之「归宗」，伺察报探，谓之「灭门」。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诏戒励，揭之庙堂，风示四方，庶几薄恶之风寝息，醇酿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其在兹时乎!』

　　壬子，知定州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知英州（详见《二苏贬逐》）。癸丑，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为龙图阁学士、知陕州。先是，祖禹屡乞补外，上曰：『不须入文字，俟执政有阙。』明日，苏辙责汝州，祖禹再上章请郡，不许。盖上欲以祖禹代辙也。既而沮之者甚众，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甲寅，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知定州。壬戌，资政殿学士、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为右正议大夫、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上既亲政，言者争论垂帘，纯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诏禁约，并录诏以进，不从。纯仁数称疾求罢，晨后出居慈孝寺，再录诏以进，且言：『近闻狂人传播拟策目，云尝经圣览，又台官章疏，或以取用。其说甚非陛下遵奉先太皇太后勤劳公政、保祐圣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诏，以信万方。今妄为诋讦者既多，陛下容之，则妨圣孝，惩之，则恐不忍，不若以诏禁约，事得两便。』讫不从。纯仁固求罢，而有是命。癸亥，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为侍御史。

　　闰四月辛未，监察御史郭知章为殿中侍御史。甲申，礼部侍郎孔武仲为宝文阁待制、知宣州。乙酉，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尚书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以为其用。御史中丞黄庆基言轼诬诋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故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苟容，望赐黜责。』诏之纯落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知单州。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按：轼敢以私忿形于诏告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得臣愤其诬罔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游薄小人，影附于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窃见前宰相吕大防天资强狠，怀邪迷国。尝与御史中丞苏轼阴相党附，同恶相济。伏愿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断，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恶，判别忠邪，以正纲纪，然后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国家先务，惟陛下留神采择。』

　　五月辛亥，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为端明殿学士，充真定府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奉世再乞罢政，故有是命。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高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塞而弃之，外示以粥，实生寇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九十一人。惇曰：『弃地之议，司马光、文彦博主之于内，赵卨、范纯粹成之于外，故众论莫能夺。若孙觉、王存辈，皆暗不晓事，妄议边计者。至于赵卨、范纯粹，明知其便而首尾异同[4]，以傅会大臣，可谓挟奸罔上。夫妄议者犹可恕，挟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为然。右正言张商英言：『先皇帝以历代典礼讹谬，置详定礼官，考合异同，请废兴坠，谓天地合祭非古也，据经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意，刬荡前美，既画权且合祭指挥于前，苏轼又发六议于后，太常博士陈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诗，为牢不可破之论，乃降手诏曰云云。请再下礼部详议。如南北异郊不违经训，天地合祭非出圣断，则前此立议之臣，诬天造命，罪在不赦！』

　　六月甲戌，御史中丞黄履言：『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吕大防，观文殿学士、知青州刘挚，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当垂帘日，俱为柄臣。焘先鼓唱邪说，吴居厚继陈注、刘安世等遂共攻之。执政既主于中，仍投蔡确岭外，累遇恩沛，不令生还，家有慈亲，终不得见，死非其辜，中外愤叹。自陛下躬临机务，洞照奸诬，寝复确官，贲于泉壤。切谓遭横逆者既伸忠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显斥，以允公议。』左司谏翟思言：『近论元祐以来内外奸人附会大臣、诋先朝以希进擢。乞出章疏、条例是非，明谕中外，雪先朝之诬谤。又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相与诎窜吕惠卿、蔡确，乞各正罪犯，未闻施行。望出睿断，以慰公议。』右正言上官均言：『吕大防、苏轼擅操国政，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纯，擢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等，皆任为谏官、御史。是四人者，倾险柔邪，嗜利无耻。其所弹击者，皆受吕大防、苏辙密谕，或附会风旨，以济其欲。切观陛下自亲机务，收还政柄，大防、辙党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杨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论。伏望考察大防、苏辙擅权欺君之罪，推究杨畏等朋邪害正、趋时反覆之恶，谴责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右正言张商英言：『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援引朋党，肆行讥议。至如罢免役法，则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诏求直言，则专赏讪谤之人；置诉理所雪罪犯[5]，则画自熙宁元年以后，弃渠阳州县[6]，则甘言猥语，无所不至。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省之所勘会，户部之所行谴，言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告命，指摘抉剔，鄙薄嗤笑。当垂帘之际，制内臣之得志者[7]，翦除陛下羽翼于内；执政之用事者，击逐陛下股肱于外。天下之势，殆哉岌岌乎!』监察御史周秩言：『吕大防前为尚书左仆射，居官日久，恣为奸恶，与台谏官阴相党附。同列大臣一不合意，则风谕击逐，凶焰日炽，人莫敢当。于是专己自任，不循法守。大奸不法，人神共怒，天下不容。未正典刑，戾伤和气。』诏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永兴军吕大防落观文殿大学士，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

　　侍御史来之邵言：『先皇帝熙宁初，属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将以惠泽天下后世。而当是时，司马光以为非是，贻书王安石，诋斥论难。安石为之援经引古，开谕曲直，而光胶于流俗，决意不回，乃以提举崇福宫退居于洛。刘挚于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章，历诋朝廷政令，坐是责监衡州酒税。至元丰中，稍加擢用，未几，复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则以暗谬强愎自置闲地，一则以数十吏议相继退黜。元丰末，光入持政柄，擢挚为侍御史，既而首引凶徒王岩叟、朱光庭俱在言路，结成党与。宰相自确而下，挚等相与诬毁缔搆，尽力排逐，由是先帝顾命大臣去之略尽，而陛下孤立于上矣。』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刘挚落观文殿学士，降授左朝奉大夫、知黄州。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奉大夫、知袁州。左承议郎、新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乙酉，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钦臣可授宝文阁待制、知庐州词头。按：钦臣资性险邪，本缘傅会宰相吕大防，以至进用。大防朋党甚众，钦臣为之首，前后言者屡攻其公私过恶，大防皆抑而不行。大奸方斥，余党正当窜逐，肃清仕路。钦臣岂可以加侍从职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词，未敢撰进。』诏王钦臣除集贤殿修撰、知汝州。监察御史刘拯言：『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学术无闻，出于奏补，岂能为陛下发明道德之蕴?伏望为官择人，别与差遣。』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可秘阁校理、知怀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公著父子世袭奸邪，厚貌深情，莫能窥测，结固朋党，鼓唱虚名，上惑圣听，罪恶甚大。未经谴黜，岂可更冒职名，出守便郡?』诏吕希哲守本官，差知怀州。左司谏翟思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以谤讪先朝，变乱法度，擅作威福，褫职夺官，谪守方州，安置岭表。中外闻命，举皆忻快。然司马光、吕公著首发事端，虽已终牖下，赠官美谥，自可追夺。王岩叟与挚同恶相济，若假以年，当窜远域，则赠官与子孙恩泽，亦当追夺。其合志同事，有若文彦博、范纯仁；其背公死党，有若梁焘、刘安世、吴安诗、韩川、孙升等。乞各正典刑。』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落资政殿学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议郎、充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刘安世落宝文阁待制，降授左承议郎、知南安军[8]，左朝奉大夫、直集贤院、管勾西京崇福宫吴安诗落直集贤院，降授朝请郎、监光州盐酒税，左朝散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虢州韩川落龙图阁待制，依前左朝请郎、知坊州，左朝请郎、充集贤院学士、权知应天府孙升落集贤院学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丁亥，诏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兖州景龙宫赵彦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范祖禹提举明道宫；左朝奉郎、充集贤院校理、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勾明道宫，各于开封府界居住，就近报应国史院取会文字。戊子，诏周秩言事失当，罢监察御史，差权知广德军。

　　七月丙辰，谏官张商英言吕希纯于元祐中当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苏辙事。上曰：『去冬以宫中阙人使令，因召旧臣十数辈。此何系外庭利害?而范祖禹、丰稷、文及甫并有章疏陈古今祸福，以动朕听，希纯等又缴奏争之，何乃尔也?』安焘对曰：『闻文及甫辈上书，亦为人所使。』上曰：『必苏辙也。』会中书舍人林希言吕希纯尝草宣仁圣烈皇后族人迁居诰，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极。』其言失当，及变乱奉祀礼文、荐牙盘食等数事，乃夺希纯宝文阁待制，知亳州如故。丁巳，三省言：『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乱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内范纯仁仍首建弃地之议，滋养边患。』诏纯仁特降一官，为通议大夫，差遣如故；韩维已致仕，特置不问。初，章惇请责纯仁，上曰：『纯仁持议公平，非党也，但不肯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党也！』上勉从惇请。御史中丞黄履言：『前宰相司马光，昨自先帝识拔，进位枢庭。光以不用其言，请归修史，先帝盛德优容，曲从其欲。书成，仍以资政殿学士荣之，其恩可谓厚矣。迨垂帘初，朝廷起光执政，当时士论翕然称之，以谓光真能弼成圣德，上报先帝。不谓光深藏祸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为非是。夫法令因革，固缘时宜，岂有一代宪章俱无可取，归非于昔，敛誉于身?此而可容，孰为咎者?』

　　监察御史周秩言：『司马光以元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失宗庙之计。朝廷之政，必正君臣之义，以定父子之亲，岂有废君臣父子之道，而专以母子为言?』又曰：『遗诏明白，必以嗣君为主，则光岂不知当循皇家父子之正统?』又曰：『光之谥曰「文正」。夫谥法之美，极于文正，死而加以极美之谥，所以劝后也。今其所为乖戾如此，当正其谥号之美恶，庶以惩后世。』又曰：『吕公著亲为先帝辅弼之臣，受国厚恩，又非司马光之比。当司马光释憾于先帝，公著不能救正，又辅导之，为右仆射岁余，遂除司空、平章军国事。切蒙朝廷先以太师文彦博为光所引，既召而来，谏官言其奸邪，不可辅政，朝廷乃以平章军国重事处之，止于重事，稍夺其权，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无大小，皆得平章。名虽亚于彦博，权则过之，实兼三省、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之职。自国朝以来，虽有大功如赵普、王旦，命以此职，未有敢当之者。况垂帘之时，大臣宜谦畏，而公著但为子孙计，急于富贵，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公著所引，为国大奸。陛下若不照其奸罪，以明示天下，则公著所处，皆为国朝故事，以兆后世大臣僭窃之祸。』又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落职为知州，缘臣奏论大防等所为皆大奸恶。今朝廷但薄责而已，臣愚以为陛下必欲薄责之，则不当以臣所论事为罪名；若论其营私不法，则其罪不可胜数。且挚与辙讥斥不减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得罪，轻于苏轼，天下必以为非。』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所赐神道碑额，仍下陕州、郑州，各差官计会，本县于逐官坟所拆去官修碑楼、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讫。奏王岩叟所赠官亦行追夺，知随州、降授右正议大夫吕大防守本官，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黄州、降授左朝议大夫刘挚守本官，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知袁州、降授左朝议大夫苏辙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焘提举灵仙观、鄂州居住，刘安世管勾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议，光及公著皆当发冢斫棺。三省同进呈，许将独不言。惇等去，上留将问曰：『卿不言，何也?』将曰：『发冢斫棺，恐非盛德事。』上曰：『朕亦以为无益公家。』遂寝其奏，第令拆去碑文。

此据邵伯温《辨诬》及曾纡《南游记旧》修[9]，不知许将果能不言否?当考。又蔡卞此时未执政，不应与三省同对，惇但用其议耳。邵氏误也。曾纡亦不记许将，止云曾布纳说耳。

又言：『秦观已落馆阁校勘、左宣德郎，差监处州茶盐酒税。罪重罚轻，人言未允。』诏秦观降授左宣义郎，依旧处州监当。右正言张商英言：『按：内臣陈衍先管勾储祥宫，大防之子数往谒本宫道士武宗道，而与衍结识。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张允公住御药院，与衍关通，寻援引衍入国史院承受，而检讨官张耒、秦观又因衍而与苏辙兄弟道达言语，其奸状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禄仕，甚非所以驭奸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恶，投之散地；削夺衍官，配流海岛，庶朝廷宫省内外人人畏肃，不敢怀邪饰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诏陈衍追毁出身已来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编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转押前去。

新录、《辨诬》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实已系日书之，今删去琐碎文致之词，而存其大概。然其曲意诬罔，亦不待辨而可知。焘以为既云『不待辨而可知其诬』，则琐碎文致之词，虽具存之，亦无伤。今并依旧录。

　　戊午，诏曰：『送往事居，是必责全于臣子；藏怒宿怨，岂宜上及于君亲?朕继体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大母之尊，权同听览，仁心诚意，专在保祐朕躬。自以廉帷之间，闻见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独倚任耆艾，所冀恢明圣躬。司马光、吕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怀平时之觖望，幸国家之变故，逞朋党之奸邪，引吕大防、刘挚等，或并立要途，继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训词；或封驳东台，或劝讲经筵。顾予左右前后，皆尔所亲。于时赏罚威恩，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里符同，宗庙神灵，恣行讪讟，朝廷号令，辄肆纷更。轻改役法，开诉理之局，使有罪者侥幸。下疾苦之诏，诱群小之谤言。诬横敛则淫蠲苟免之逋，诬厚藏则妄耗常平之积。崇声律而薄经术，任穿凿而紊官仪。弃境土则谬谓和戎，弛兵备则归过黩武。城隍保民而罢增浚，器械资用而辍缮完。凡属经论，一皆废黜。人材淆混，莫辨于品流；党与纵横，迭分于胜负。务决乘时之愤，都忘托国之谋。方利亮阴之不言，殊非慈闱之本意。十年同恶，四海吞声，敌计得行，边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维辟国之闻；江左虽微，兴宗有易代之叹。天下后世，其谓朕何?临朝弗怡，视古有愧。况复疏远贱士，昧死而献言；忠义旧臣，交章而抗论。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各已等第行遣责降讫。噫!优礼近司，朕欲曲全于体貌；自奸明宪，尔今复逭于诛夷。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责降人数外，其余一切不问，议者亦复勿言。惟有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已下，及废弃渠阳寨人，自依别敕处分。咨尔群工，明听朕命，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进奏院遍牒。』时司马光等既贬，上谓刑惟厥中，故有是诏。

　　右正言张商英言：『文彦博背负国恩，伏请检详本末，推考是非。』诏：『台谏之职，义当论列。然彦博年及耄期，四朝旧相，先帝待遇，恩礼至厚，宜加阔略，以优老臣。可特置不问。』庚申，章惇等对曰：『前日再谪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并司马光、吕公著谥告赠典，及仆神道碑。既榜朝廷，众论以为宽。余人连逮尚众，陛下许其自新，一切不问，莫不欣悦，仰服圣德仁厚。惟其亲党之论，则不可知。』上曰：『据其罪状甚可诛，然不欲究其事，乃用轻典，聊示惩责尔。』

　　八月辛未，诏丁忧人左朝请郎、宝文阁待制范纯粹降一官，为直龙图阁、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论其在元祐间尝献议，弃安疆、葭芦、吴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

　　丁丑，秘书少监、充秘阁校理张舜民为直秘阁、权发遣陕西转运使。

　　十月己巳，左司谏翟思为侍御史，右正言张商英为左司谏，监察御史刘拯为右正言。

　　十二月甲午[10]，诏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详见《实录》）。

　　二年八月甲申，诏：『应吕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数及赦恩叙复，其见釐务者任满日，视见今路分远近移一般差遣[11]。不曾落职降官者，展一期取旨。』先是，曾布独对，既论路昌衡等，又言：『更有一事。大礼恩宥在近，去岁贬谪人，不知何以处之?』上应声曰：『莫不可牵复?岁月未久，亦不可迁徙。』布曰[12]：『诚如圣谕。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等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兼蔡京曾为臣言，钱勰已曾来处探问谪降人牵复消息，京但答以不知。其党类日望其牵复。』上曰：『却不知也。』布又曰：『如梁惟简，近押送峡州。九月中，未知到否，岂可便移?』上曰：『岂有此理!』又问：『惟简此行，众颇善否?』布曰：『此举固足以警两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祐之党，未免以为过当也。』（布录在丙子，今附此）

　　九月壬寅，范纯仁在陈州，闻章惇建议，以将近郊礼，吕大防等不当用恩赦期叙复，忧愤累日，斋戒上奏曰：『窃见吕大防等窜谪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齿衰残，或素萦疾病，不谙水土，气血向衰，骨肉分离，举目无告。将恐溘先朝露，客死异乡。不惟上轸圣怀，亦恐有伤和气。仰惟陛下圣心仁厚，天纵高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极而在宥，每颁赦令，不问罪辜，至于斩绞重囚、髡黔徒隶，咸蒙恕宥，亦许放移，岂有股肱大臣、簪履旧物，肯忘轸恻，常悲流离?但虑一二执政之臣责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谓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启迪之际，不为详陈。殊不思吕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以异己之人为冤雠，以疑似之言为讪谤，违老氏好还之戒，忽孟轲反尔之言，误国害公，覆车可鉴，岂可尚遵前辙，靡恤效尤?』

　　癸卯，上批：『范纯仁立异邀名，沮抑朝廷，已行文字，可落观文殿大学士、知随州。』纯仁草奏，亲密多劝止曰：『今决不可回，必重得罪。公年老，何堪远责?』纯仁曰：『我尝为大臣，今日国家事如此，无一人告上者。我若不言，有负天地。万一主上以我言为然，于国家所系不细。苟不以为然而得罪，虽死无憾也!』上始亦有意从纯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议，且谓纯仁同罪未录，遂并责之（纯仁知随州在九月丙辰，今附此）。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送吏部，与监当差遣（详见《常安民罢监察御史》）。

　　十月甲子，尚书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附见《钱勰罢內翰》）。己巳，翰林学士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见《钱勰罢內翰》）。

　　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等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上以为然。许将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挥，编修文字，乞便施行。』上从之。

　　三年正月庚子，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韩忠彦除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先是，枢密院奏事毕，忠彦留身请外，又面请曾布以欲得镇阳。又曰：『章惇陶铸一善地，遂迁出。』时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对，上遽问忠彦已迁出，又曰：『忠彦别无事，亦不至奸险。』布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彦处置边事多可笑，上甚骇之。忠彦请不已，乃有是命。右正言孙谔言：『杨畏在元丰之间为御史，其议论趋向，皆与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辙等用事，则尽变其趋向而从之。绍圣之初，陛下躬亲总揽，则又欲变其趋向，偷合苟容，交斗执政，倾乱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谓之「三变」。圣意含忍，久稽典刑。今畏罢帅真定府，仍以宝文阁待制知河中，非所以慰公议也。伏望陛下揭其奸险，特行显黜。』诏杨畏落宝文阁待制，依旧知河中府。其后以中书舍人盛陶言，未敢命词行下，移知虢州。礼部员外郎徐君平详定枢密院承旨自元丰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终臣僚章疏，及陈请事，逐名编类，申纳枢密院中。

　　戊申，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绍圣元年七月十九日，责降吕大防等敕牒榜节次云：「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责降人外，其余一切不问，议者亦勿复行。」当是之时，朝命初下，万口一词，欢呼鼓舞。近者切见汪浃、李仲等送吏部与合人差遣，录黄行下，以元祐所献文字得罪，则前件敕榜有「其余一切不问」语，殆成虚文，将何以取信天下?况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怀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几，今乃录浃、仲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亏朝廷号令之信，有伤国体。望睿旨检会前件敕榜，宣谕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材委不可用，所见背理，以今日之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问，庶无反侧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近奏乞宣谕大臣遵守敕榜「其余一切不问」之语，未见施行。今闻差官编排元祐间臣僚章疏，仍厚赏以购藏匿。采之舆论，实有未安。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诏令天下，言事亲政以来揭榜，许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侧之意。今又考人一言之失，真于有过之地，是前之诏令，适所以误天下也；后之敕榜，又所以诳天下也。令命如此，何以示信于人乎?所有编排章疏指挥，乞行寝罢。』

　　壬子，枢密院言：『宝文阁待制、知熙州范纯粹，元祐初尝献议弃地，及称兰、会，犹为中国之蠢。虽已削官职，今朝廷方经略西陲，而仍使纯粹帅边，非便。』诏纯粹差知邓州。癸丑，右司谏刘拯言：『伏覩近降朝旨，委给舍、左右司郎官编录元祐章疏，而所委官在元祐中尝为言官者相半。伏望别契勘无妨嫌者使领。』诏：『内有元祐中曾任台谏官，令更不干预。』拯言，盖指徐君平也。

　　二月。先是，曾布言：『三省编排，自前岁累曾奏陈，以谓施行元祐之人，殊无伦理，今亦尽矣。兼降敕榜更不施行。今方编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难施行，在朝廷知之足矣。』上曰：『若有罪，如何只为有敕榜更不可行?』布曰：『此事亦更在圣断，但恐诏令失信耳。兼如刘挚等已皆施行，恐难再行。』上曰：『只是本轻。』布曰：『如文彦博辈未经施行，将来致仕遗表之类，若一以宰执例推恩，则似太过。』上深以为然。

　　六月己卯，常立罢诸王府侍讲（见《常立以诬诋贬责》）。

　　七月己亥，诏：『知渭州、宝文阁待制吕大忠，在元祐中，坚持边议，不为利回。兼领帅日久，宜进职名，以劝守正之人协心边计。特除宝文阁直学士、知秦州。』大忠因言：『臣久抱血诚，未尝披露，忽蒙奖擢，方敢具陈。窃念臣弟大防自罹谪籍，流落累年，南北乖睽，山川修阻。睿恩至大，虽获保全，手足凋零，犹以辽远为念。况皆在得谢之年，既哀且病，来日几何?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绝，衔恨无穷。方遇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草木虫鱼，咸被恩泽。特轸圣虑，少赐哀怜，将臣已除职名乞行追寝，只量移臣弟大防陕西州郡居住，所贵声问稍近，少慰终鲜急难之情。臣今日得从私便，推而以及臣弟，举族怀戴，宜如何为报哉?』不听。始，大忠自泾原入对，上诘大忠曰：『久欲见卿，曾得大防信否?』对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初议令过海，朕独处之安州，知否?』对曰：『举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书再三说与，且将息忍耐。大防朴，为人所卖，修三二年，可复相见。』大忠拜谢，退而喜甚，以告章惇，具请大防量移，盖恃前日上语也。不知惇既闻上语，即萌异意，元祐党人由是再行贬黜。

八月丙子，诏：『王岩叟遗表，并吕大防等缘宰相、执政官罢政所得恩例及举官并罢，更不施行。梁焘、刘安世并分司，各于本处居住，今依元丰六年十月指挥。其依元祐令减半指挥更不施行。降左中散大夫、提举舒州灵仙观、鄂州居住梁焘宜守本官少府监、分司南京，依旧鄂州居住；降授承议郎、主管洪州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刘安世宜守本官，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依旧南安军居住。』

刘安世非执政，与粱焘俱责，必有故，当考。绍圣邸报载当日行遣，或自此再欲痛贬元祐人。二十二日，安世再贬，此又不知谁作。

　　庚辰，诏：『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范祖禹，责授承议郎、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南安军居住刘安世，在元祐中搆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从远窜，以示宽恩。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同上疏，论禁中觅乳母事也（乳母事见刘安世弹劾）。

九月庚子，起居郎兼权给事中蹇序辰言：『中书省送到姚勔磨勘转承议郎录黄一道。按：勔素以无行取羞乡里，赌博私酒，尝亲为之。外虽宽夷，中寔险贼。本缘身犯清议，势不可进。事已暴露，遂即弃官。至元祐中，吕大防等当路，乃以勔不仕前日为高，拔于闲散，躐处显要。而勔愈不知耻，一意附会，专以诋讪先帝政事、人物为功，至乃称引苏轼谤讪之语，执以为据。及陛下亲政，尚敢阴与其党合谋并力，表里相应，公肆指议，务欲遏绝绍述之意，以成其私。则勔之盗名欺世，怀诈迷国，其罪盖有不可胜责者。昨朝廷併斥奸臣，自大防以下二十余人，皆被显斥，独勔以从官善郡挂名其间，物论不平，至今叹息，谓宜依梁焘、刘安世等例追正其事，岂容使之复与有劳无过之人以岁月序进?望诏有司详议勔罪，明正典刑，以厌天下之公议。』诏姚勔永不磨勘。

校勘记

[1]迨及 原本『迨』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八补。

[2]如解倒悬 原本『如』下衍一『改』字，据文章删。

[3]小合 原本此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

[4]其便 原本『便』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5]诉理所 原本『诉』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6]渠阳 原本作『梁杨』，据文意改。

[7]之际制内臣之得志者 原本作『之制际内臣之得志者』，据《长编拾补》卷十乙『制』、『内』二字。

[8]知南安军 原本无『知』字，据文意补。

[9]旧修 原本『旧』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10]甲午 原本作『甲子』。《长编拾补》卷十二注：『原作「甲子」。十二月己巳朔无甲子日，据《十朝纲要》、《宋史》本纪订正。』

[11]近移 原本『移』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12]布曰 原本作『希曰』，据文意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二

哲宗皇帝

逐元祐党下诏榜诉理编类附

绍圣四年正月丙午，诏：『应绍圣二年十二月十五类定姓名责降人宫观、居住，及勒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孙弟姪，各不得住本州、邻州。内子孙仍并与次远路分合人差遣。已授未赴并见在任人并罢。』

绍圣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类定责降人姓名，未见。

　　二月丁巳，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提举崇禧观王存上表陈乞致仕。故事当除东宫官，诏特授右正议大夫，依前资政殿学士致仕，其荫补恩例，各只与一名。言者指存元祐之初论事附会故也。己未，三省言：『司马光、吕公著倡为奸谋，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至深。及当时凶党同恶相济，首尾附会之人，偶缘今已身死，不得明正典刑。而亡殁之后，尚且优以恩数，及其子孙、亲属，与见存者罪罚未称，轻重不伦。若谓其已死，一切不问，则使后世乱臣贼子何以创艾?至于告老之人，虽已谢事，亦宜少示惩沮。』制曰：『故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资赋阴险，世济奸回，盗窃虚名，昧冒休宠。可特追贬建武军节度副使。』又制曰：『故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资诡激之行，以盗虚声；挟矫诬之言，以惑愚众。可特追贬清海军节度副使。』又制曰：『故端明殿学士、左朝奉郎王岩叟资险狡之智，而济以敢为；挟凶邪之权，而为之死党。可追贬雷州别驾。』诏赵瞻、傅尧俞夺所赠官以上。除王岩已罢遗表恩例外，余并韩维，并追夺遗表致仕子孙亲属所得荫补陈乞恩例；孙固、范百禄、胡宗愈遗表子孙亲属荫补陈乞恩例，并各与两人，余悉追夺。非奸凶悖恶、无人臣之义如光、公著者，不用此例。初议再贬光及公著等，曾布谓章惇、蔡卞曰：『追夺恩泽，此例不可启。异时奸人施于仇怨，则吾人子孙皆为人所害。兼光及韩维等家得恩泽已数十年，一旦夺之，于人情未便。』惇曰：『维数年前方致仕。』布曰：『亦五七年。兼维在位不久，必欲行，则且施之于光及公著可也。然亦不必及其子孙。恶恶止其身，不若就其身上追夺。』惇曰：『彼已死，虽鞭尸何益?追削何补?不若夺其恩例，乃实事。』布曰：『此虽快意，然更宜详审。布之意无他，但此例不可启耳。』惇曰：『须画一指挥。』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为便。』惇曰：『范百禄、胡宗愈之徒亦无显恶，且置之不妨。』布曰：『韩维在政府不久，又与众不合而去。莫亦无他。』惇曰：『与光唱和者，政此人也。』布反复甚久，卞曰：『亦有可议。』惟许将默无一言。布疑将以元祐为嫌故尔。

　　壬戌，诏罢承议郎张竞辰夔州路提举常平宫，以御史蔡蹈言其憸巧邪佞，元祐中谄事吕大防、苏辙之徒故也。竞辰蜀人，王安国女婿，与曾布有连。其得提举官，布实荐之章惇，而蔡卞以竞辰尝忤其妻，极恶竞辰，亟罢之。庚辰，又诏赵瞻、傅尧俞谥告并追夺。三省言：『近降指挥，以司马光等造为奸谋，批毁先帝，变更法度，各加追贬。其首尾附会之人，亦稍夺其所得恩数。谨按：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为臣不忠，罪与光等无异。顷者朝廷虽常惩责，而罚不称愆。内范纯仁又自因别过落职，于本罪未尝明正典刑，轻重失当，生死异罚，无以垂示万世臣子之戒。其余同恶相济、幸免失刑者尚多，亦当量罪，示其惩艾。』制略曰：『吕大防资性冥顽，心术狠戾。背天地之恩于先帝，废君臣之体于朕躬。可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刘挚趋操回邪，性资险谲。向由言路，力附党魁，唱和奸谋，毁黩先烈。可责授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苏辙操倾侧孽臣之心，挟纵横策士之计，始与兄轼，肆为抵巘，晚同相光，协济险恶。可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梁焘向附凶渠，擢在谏职，阴与子婿，搆造邪谋，诋诬先朝。可责授雷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纯仁立异以邀名，匿情而趋利，习用小夫之私智，专为流俗之原人。可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已上令所在差职官，或京职官已上监当一员伴送前去，经过州军交替，仍仰所差官常切照管，不得别致疏虞。刘奉世曩以小官，附会奸党，密布心腹，躐据要途。可落端明殿学士，依前中大夫、光禄少卿、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韩维挟伪以干名，抱虚而取进，徇俗之意，愚不可移，朋奸之心，老莫能革。可落资政殿大学士，特授左朝议大夫致仕。王觌资赋憸回，善于原俗，附会奸党，毁刺先朝。可落宝文阁直学士，依前朝散郎、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通州居住。韩川、孙升、吕陶，顷者大奸旧恶，相继擅朝，而尔挟忿徇私，为之死党，窃据要路，肆言先朝，造讪兴谗，无所忌惮。川可授依前官、屯田员外郎、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升可授依前官、水部员外郎、分司南京、峡州居住；陶可授依前官、库部员外郎、分司南京、衡州居住。范纯礼、赵君锡、马默，顷在初政，尝跻近班，怀藉势乘时之心，起背公死党之计，附会邪说，专为悦谀挟持阴谋，共济凶恶，夙负欺君之责，久逃附下之诛。纯礼可落天章阁待制，依前官管勾亳州明道宫、蔡州居住；君锡可落天章阁待制，依前官管勾亳州明道宫、本处居住；默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管勾南京鸿庆宫、单州居住。顾临附会凶党，力被荐属。缘洞察于奸谋，不使超跻于近列。可落天章阁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观、饶州居住；范纯粹倾邪险诐，出于天资，反履导谀，忘其父志，弟兄倡和，协助奸凶，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观、均州居住；孔武仲顷由远官，召至台阁，附会奸党，躐处要班，逮予亲政之初，敢为怙终之计，失刑既久，众论未平，可特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观、池州居住；王汾早以凡才，滥居儒馆，元祐之际，附会诋欺，众论喧阗，罪状明白，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致仕。王钦臣、张耒因缘奸党，躐处要班，挟持诡谋，鼓煽凶焰。钦臣可落集贤殿修撰，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观、信州居住；耒可落直龙图阁□□[1]，依前官添差监黄州酒税。吕希哲、吕希纯、吕希绩，尔父公著，当元祐初，窃据宰司，毁黩先烈，变乱法度。希哲可特降授朝奉郎、虞部员外郎、分司南京、和州居住；希纯可特降授朝奉郎、屯田员外郎、分司南京、金州居住；希绩可降授朝请郎，差遣依旧、光州居住。姚勔向附凶邪，为出死力，沮害良善，助成奸谋，可依前官守水部员外郎、分司南京、衢州居住。吴安诗：顷者尔以邪朋，窃处谏列，鼓煽凶焰[2]，附会邪谋，可责授濮州团练副使、连州安置。晁补之：尔向以险邪之资，力附奸恶之党，表里倡和，阿附导谀，可落秘阁校理，依前官添差监处州盐酒税。贾易添差监海州酒税务。通直郎寻医程颐追毁出身以来文字[3]，放归田里。已上逐人，并钱腮【杰按：腮，应为勰。】、杨畏，仍并依绍圣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所降指挥，永不叙复。郴州编管秦观移送横州编管。其吴安诗、秦观所在州，差得力职员押伴前去，经过州军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别致疏虞。朱光庭追贬柳州别驾，孙觉追职并两官及遗表恩泽，赵卨追职并两官及遗表恩例，李之纯追职及遗表恩例，杜纯追职，李周追贬康州团练副使。』大防等责词，皆叶涛所草也。

旧录云：上亲政三年，追述先志，审度考核，奸臣诬诋迹状方显。断以不疑，皆正典刑，于是继述之孝彰矣。新录辨云：《实录》载吕大防以下贬窜首尾甚备，制书尽存之，庶几后世犹有考焉。自党锢祸起，忠贤奔播，奸邪无所忌，是以极于大乱而后止，盖本于绍述之一言，甚矣其为生民之祸!呜呼烈哉!自『上亲政』以下删去制词，恐须略加删削，不必备载，更详思之。布《录》：『庚辰晚，乃闻再贬大防、挚、辙、焘等于岭表，以次黜责者三十余人。三省素未常以此语布，及已得旨，亦不复道，上亦不语。及是日，叶涛来，颇惶惑于命词，然何可遏也?』《实录》贬大防等在癸未二十八日。

　　甲申，制曰：『彦博色厉而荏，行伪而坚。备公师于三朝，更将相者四纪。曾靡云报，尚何所仇?可落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尹，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潞国公。』

　　闰二月丙戌，诏太师致仕文彦博诸子[4]，并令解官侍养。司马康追夺赠官。上批：『张天说所进书，观其立意，狂妄诋讪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可进呈取旨。』诏张天说送开封府取勘，具情节申尚书省。其后开封府言：『天说私有《景祐福应太一集要》，及上书诋讪先帝，情不可恕。』诏特处死。丁亥，诏曰：『韩川、孙升：尔等以显附奸凶，肆为讥讪，早负罪谴，久稽典刑。川可特责授岷州团练副使、道州安置；升可特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

　　诏知福州、朝奉大夫叶伸特令守本官致仕。中书舍人蹇序辰言：『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知定州韩忠彦，本因朝廷以其父琦勋旧，遂蒙先帝擢用，宠遇甚厚，官为尚书，超躐夷等。元祐之初，遽忘大恩，附会奸恶，同为毁訾，望早赐黜责。』制曰：『韩忠彦进由世臣，擢自先帝，历跻禁从，久赞事枢，当体前修，以裨初政。而乃助诬民之浮说，行蹙国之匪谋，可依前官降充资政殿学士。』诏：『上清储祥宫御篆碑文，苏轼所撰，已令毁弃。宜差蔡京撰文并书。』壬戌，诏朝奉郎、守太府少监、分司南京、通州居住王觌改送袁州居住。故朝奉郎、试中书舍人孔文仲追贬梅州别驾，及追遗表恩例；鲜于侁追谏议大夫、集贤殿修撰；故朝奉郎吴处厚追贬歙州别驾。中书舍人蹇序辰奏：『刘安世等，皆缘弃地及附会奸恶、谤毁先朝致罪，行未旬日，最为近例。而孔文仲、郑雍、安焘等犹未见行遣，比之奉世等责罚，其为失当，不伦甚明。』制曰：『郑雍顷由附会，得列言官，乘时抵隙，骤至丞辖，助成奸慝，无补事功。可特落资政殿学士，依前官差遣如故。』壬寅，中书舍人蹇序辰言：『安焘被遇先帝，至为执政。方文彦博、司马光竞为弃地之论，焘实与其事，内结张茂则，与之表里；外同奸党，为之借留。及蔡确得罪，又从而出力挤之。当是时，旧臣相继被斥，独焘徘徊数年，偶缘丧母，方私去位，则协助光等为多，非特附会阿谀而已。究其本末，背负旧恩，见利忘义，尤在韩忠彦上，此皆中外所传闻，朝廷所照见。伏望圣慈，更赐裁度，比附同罪已罚之人，一体参酌施行。』制曰：『安焘持禄保躬，协谋蹙国，依凭奸党，为己助留，诬蔑劳臣，随时挤陷。上辜寄托，久负谴诃。可特落观文殿学士，依前官差遣如故。』甲辰，诏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轼责授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昭州别驾、贺州安置范祖禹移送宾州安置。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刘安世移送高州安置。

　　三月壬午，中书舍人、同修国史蹇序辰言：『朝廷前日追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讟讪宗庙、睥睨两宫、交通近习、分布死党。考言观事，实状具明。而包藏祸心，踪迹诡秘，相去八年之间。已有不可备究者。至其章疏文字、行遣案牍，又散在有司，莫能会见。若不乘时取索编类，必恐岁久沦失，或邪党交搆，有藏匿弃毁之弊。欲望圣慈特赐指挥，选官将贬责奸臣所言、所行事状并取会编类，人为一本，分置三省、枢密院，以示天下后世之大戒。』从之，仍差给事徐铎及序辰。

　　四月乙未[5]，校书郎陈瓘通判沧州。曾布、林希同白上：『近闻陈瓘补外，瓘自登科二十二年[6]，犹作权通判，若罢校书郎，与除一校理，不为过。以人材论之，岂在周穜、洵武之下?』上曰：『章惇亦云其当作馆阁，但议论乖僻，故止。』布曰：『瓘不见其乖僻，但议论诋讹蔡卞耳，他无所闻。』林希曰：『瓘常为越州签判，与卞论事不合，遂拂衣去。然人才实不可得。』布云：『主张士类，正在陛下。愿少留圣意。』上欣然纳之。惇言陈瓘议论乖僻，以瓘言神宗晚年疏斥王荆公不用，此乃苏轼之语也。

　　辛丑，故追贬建武军节度副使吕公著特追贬昌化军司户参军，故追贬清海军节度副使司马光特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公著制词曰：『先朝擢居枢府，迨予纂服，复任宰司。宜竭忠谋，协赞王室。而乃废体国之大义，忘事君之小心，阴结奸臣，私怀异意，谤讪先烈，变乱旧章。积恶终身，久益暴露。孽实自作，刑难幸逃。虽尝示于小惩，尚未符于众论。是用追贬岭表，降秩州掾，庶期幽冥，知有所畏。』光制词曰：『尔以诋讪宗庙，迷误朝廷，戮有余辜，死未塞责。久稽罪罚，追正典刑，而隐慝愈彰，公言难掩。尝与凶党，实藏祸心，至引宣训衰乱不道之谋，僭谕宝慈圣烈非意之事[7]。兴言及此，积虑谓何?虽死严诛，再加贬职，庶几来世，永有创惩。』先是，邢恕、章惇言：『元丰八年，神宗晏驾。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司马光送别于下浮桥船中。光谓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不可不虑。」』宣训者，北齐武明娄太后宫名也。娄太后废其孙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恕专谤宣仁圣烈皇后有废立意，又伪造光此言，以信己谗。然祖禹实以七年冬末赴召，虽惇亦知其诞妄，故不复穷究，但借此以罪光，谓光志在倾摇，猥用齐武明事拟宣仁圣烈皇后，并吕公著复追贬之。惇称司马光『村夫子』，无能为；吕公著素有家风，凡变改法度，皆公著教之也。壬寅，诏范纯仁元祐四年罢相恩例不追夺，并给还；王岩叟依例追夺。又诏赵卨追元任大中大夫、中大夫两官并历任职名，所有赠官，亦行追夺。更有似此者，依此施行。因吏部、刑部有请也[9]。王珪为臣不忠（详见王珪诬谤）。

　　五月辛未，诏榜示朝堂：『朕以眇躬，获承先搆，永推休烈盛美，欲以昭示万世。而顷遭群奸，同逞宿憾，兴讹造讪，力肆诋排，政事人才，废毁殆尽。夙夜惮惧，靡敢遑宁。思与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庶几德业，传信无穷。念今在廷之臣，鲜知事君之义。崇乡原以为善士，造虚誉以进无能，以交私合党为先，以奉法守公为讳。才智胜任则闒茸共嫉，趋向至正则颇侧深仇。端亮劲挺有特立之权者，不见容于众人；媕阿回通持两可之说者，必得名于流俗。沉溺忘返，险薄可嗟。乃阴怀私恩，显废公议，以奸臣所斥逐为当罪，所变更为得宜；以先帝所建立为不然，所褒擢为非当。借誉余党，幸复甄收，务令旧章，未能淳一，扇为是非不定之论，欲开善否更用之端。浸长小人之道于难知之中，以疑天下之听于未孚之际。幸时事之中变，庶人情之翕从。每怀及兹，良用慨叹。朕察言观事，灼见邪心，欲正典刑，常申儆戒。继自今日，尔其自新，式惩厥愆，毕趋于正。示以好恶，非曰苟然。其或怙终，必罚无赦。咨尔在位，尚克钦承。」』元祐初，章惇争论役法札子有云：『役法可以缓改，非如山东铁马、福建茶盐，不改一日，则有一日之害也。』及蔡卞与蹇序辰谋共造诏榜，虑惇不从，乃持惇元祐札子以胁之曰：『若谓居厚京东所行非是，则先帝褒诏亦非是矣！』惇噤不能语，于是从序辰所请，降诏榜云。丁丑，三省言：『降授朝议大夫致仕韩维，以先帝东宫旧臣，在元丰末，朋附司马光，最为尽力。仍于奏状内称止为上谢，太皇太后特赐褒谕，更不奏谢皇帝，显有无君之心。』诏韩维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致仕，于筠州居住。维诸子乞尽纳己官，听父里居。诏以维先朝旧臣，年八十一，特许之。其诸子告章惇云：『父执政与司马光议论不合。』故得免行。

　　十月乙酉，三省言：『大中大夫、知成都府郑雍先缘弃地及附会奸恶、谤毁先朝，落资政殿学士。今虽未及期，该非次赦恩合叙。』诏郑雍及吕大防等指挥永不引用期数及赦恩叙复。

　　十一月癸酉，御史中丞邢恕言：『刘奉世当元祐间，先合刘挚，阴为谋主，倾害策立顾命大臣，有不利王室之意。昨责郴州，阶官犹为中大夫，公论未免切叹。近复堂除其弟当时知常州见阙。按：当时才智桀黠，有过人者，奉世阴谋密议，莫不通知。请罢当时常州，别除一岳庙差遣；其兄奉世，亦乞更降授一散官，依旧郴州安置。』诏刘奉世责授隰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刘当时差监南岳庙。辛丑，诏放归田里人程颐送涪州编管，坐与司马光同恶相济也。先是，上与辅臣语及元棺政事，又曰：『程颐妄自尊大，至欲于延英讲说，令太母同听。在经筵多不逊。虽已放归田里，可与编管。』辅臣因历数元祐言者议论过当，而上怒颐为甚。又曰：『便与编管。』章惇曰：『合羁管。』上曰：『只与编管。』再对，又及之。后一日，遂有涪州之命。颐编管，盖林希力。希意恕必救颐，则因以倾恕。恕语希云：『便斩颐万段，恕亦不救!』闻者笑之。雷州别驾、化州安置梁焘卒。

　　十二月癸未，鼎州团练使、新州安置刘挚卒。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八月十六日），将大有所诛戮，会星变（九月五日），上怒少息，然京、惇极力煅炼不少置，已而梁焘先卒于化州（十二月二十七日），后七日，挚亦卒于新州。众皆疑两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狱乃罢。丁酉，诏秘阁校理刘唐老落职，添监桂阳茶盐酒税卖矾务，以唐老元祐奸党，时出险言，故有是命。甲辰，责授黔州别驾、涪州安置黄庭坚移戎州安置，以避部使者亲嫌也。

　　元符元年二月丙申[8]，诏差河北路转运副使吕升卿、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并为广南东西路察访（二月四日罢升卿）。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其要领，乃更遣升卿及必岭外，谋尽杀元祐党人。时刘挚、梁焘已前死，朝廷犹未知也。乙丑，御史中丞邢恕言：『张舜民除直龙图阁、权知青州。按：舜民资望轻浅，未宜遽得青州。况舜民在元祐间踪迹驳杂，今不次擢用，实骇观听。义不得已，须至弹奏，望寝罢。』诏张舜民差除指挥更不施行。申戌，权吏部尚书叶祖洽言：『伏见太常寺定到韩缜谥议，申尚书吏部覆议。按：缜在先朝，擢于罪废之余，致位枢密之地，其受先帝恩德，为不浅矣。然垂帘之初，内则交结张茂则、梁惟简，以取宰相；外则附司马光辈逐蔡确，为自安之计。至于更改法度，缜尝阴致其力。凶虐贪秽之跡，暴著中外。「庄敏」美谥，非缜所宜。』诏更不定谥。

　　四月丙戌，诏化州安置梁焘卒，不许归葬，案家属令昭州居住。

　　六月壬寅，御史中丞安惇言：『乞朝廷委官，将元祐中诉理所一宗公案看详，如合改正，即乞申明得罪之意，复依元断施行。』诏蹇序辰、安惇看详，内元状陈述及诉理所看详语言于先朝不顺者，职位、姓名别具以闻。序辰先有是请，上难之，于是章惇复建白蔡卞，劝章惇使必行，令序辰与惇及徐铎同主其事。自后缘诉理被祸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实启之。

　　七月乙丑，三省言：『刘挚等党人王岩叟，前后论事，包藏奸言，最为凶悖。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仍累疏，诬罔圣德，阴蓄邪谋，虽各行遣，累据臣僚上言，乞赐施行。』诏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安世移梅州安置，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

　　九月己酉，吏部尚书叶祖洽言：『近刘挚、梁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仍各于元指定州军居住[9]。伏见王珪罪恶，比挚等最为暴著。今罪罚轻重不侔，何以慰天下公议?』诏王珪诸子并恃勒停，永不收叙。庚戌，追官勒停、横州编管秦观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以附会司马光等同恶相济也。丙辰，朝奏大夫、充秘阁校理孔平仲特落秘阁校理，送吏部与合入差遣。平仲党附元祐用事者，非毁先朝所建立，虽罢衡州，犹带馆职。上察知其人，故有是命。

　　平仲必有言者，或因看详诉理所文字也。新录辨曰：元祐贤才之盛，如平仲辈，皆一时之望。而史官概诬以党附用事者。自『平仲党附』以下删去。

　　是日，蹇序辰、安惇以诉理事上殿，曾布以：『诉理事干人众，昨朝廷指挥，令言有不顺者具名奏，中外皆以为平允，但恐议论者更有所加。愿圣意裁察。臣以谓诉理之人本无可罪，今刑部左、右两曹，一主断狱，一主叙雪。盖自祖宗以来，以至今日，凡得罪经断，鲜有不更诉雪者，但一切付之刑部，自有条格，及前此或行否，皆自有司上条，其间得雪除者，比比而有。元祐中，用事之人实有形迹先帝之意，故别置一司，以张大其事。若当时但如常日，付之刑部，则今日亦无复有此纷纷。以此言之，但用意造作之人为可罪，诉雪者似不足深责。兼人数众多，动失人心，孰大于此者?真宗践阼，有建议欲放天下欠负者，真宗云：「先帝何以不放?」大臣云：「先帝留此，以遗陛下，以团结天下人心。」真宗欣然从之。盖人心何可失也?』布又言：『诉理之人，若先朝言有不顺，此天下之所共怒，自当行法。臣今日所陈无他，但愿朝廷守已降指挥，勿令议论者更有所增加耳。』上深然之。已而闻序辰及惇所陈，已纷纷矣。壬戌，看详诉理所言：『光州司法参军、监安上门郑侠上书谤讪朝政，并王安国非毁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当，及王??、王斿进状，内言「父安国冤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于此时。」诏元祐指挥更不施行，并令改正。郑侠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依旧送英州编管，永不量移；王??罢京东路转运判官、添差监衡州盐酒税；王斿监江宁府粮料院。』

　　十月甲午，责授昭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祖禹卒。己亥，诏朝奉郎汪衍、瀛州防御推官余爽并除名勒停，永不收叙。衍送昭州、爽送封州编管，仍备坐本人所上书行出。先是，蔡京荐爽上殿，章惇恶之，具言爽及衍元丰末各上书诋诬先朝，爽又元祐中曾上书，乞宣仁归政。险诈反覆，故有是命。庚子，中书省言：『元祐元年正月，起居舍人邢恕上书言：「熙宁初，王安石、吕惠卿同事，臣时得召对，先帝询及二人，臣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奸，卒见排嫉。」又言：「太皇太后躬亲听断，并用忠良，全去弊蠹。臣于此时，首蒙擢为右司员外郎，职为宰相属官，与闻政事。臣以为千载之一时。」又言：「韩维端谅名德，乃与司马光、吕公著一等。」』诏邢恕特降授承议郎、知南安军。恕始罢中丞，以本官知汝州。居五月，改知应天府。章惇恐恕复用，乃检出恕元祐初所上书，白上曰：『邢恕除蔡确一事外，无事不同元祐。』特责之。癸卯，诏朝请郎、秘阁校理、权知潞州欧阳棐落职，送吏部与合入差遣。以元祐权臣迷国之际，棐朋附大奸，每希进用，故有是责。

　　十一月癸丑，三省言：『元丰末，王巩累上书议论朝政，表里奸臣，欲尽变更先朝法度。元祐中，张保源累上书议论朝政，附会奸臣。』诏朝散郎王巩特追毁出身以来告敕文字，除名勒停，送全州编管；通直郎张保源勒停，仍展三期叙，于峡州居住。甲子，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圆邱，以太祖配。礼毕，还御宣德门，大赦天下，应见贬谪官员，除元祐余党及别有特旨之人外，未量移者与量移。

　　十二月丙子，给事中范镗言[10]：『中书省送到新知明州叶涛易知淮阳军，为元祐中诉理先朝被罪不当。详涛所进呈词情不逊，侵黩先朝。今降知州军，犹有民社，未敢书读行下。』诏涛知兴国军。镗再论奏，改管勾崇禧观。庚寅，看详诉理所言：『看详到责授成州团练副使吴居厚称「罪止缘公今遭朝廷推广恩惠，凡有罪戾，尽蒙湔洗，人情莫不悦豫。」』诏居厚特罚铜三十斤。

　　二年正月辛未，诏张舜民、毕仲游、孙朴、赵睿、梅灏、陈察、李昭玘并罢馆职（此当详考）。

　　二月己卯[11]，欧阳棐朝见，上目之，诏曾布曰：『此元祐五鬼。』布曰：『亦闻有此名。元祐附丽，亦必有之。治郡亦常才，然棐欧阳修之子，登进士第。修于英宗定策之际最有功。』上颔之。己未，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众论皆谓过当。然此岂为诋讹先朝?大抵多报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于卞言无不听，及相失，卞多反其事，人皆笑之。今朝廷政事一出于卞、惇，无敢违者。』上曰：『蔡京犹与惇不足。』布曰：『惇与蔡氏兄弟无不畏者。近颇欲屈意求和于京，而京不为之屈，众尤哂之。』丙申，诏吏部员外郎孙谔与合入差遣，以元祐诉理有『衔冤饮恨』之语也。

　　五月戊辰，诏：『朕阅元祐臣僚所上章疏，得陈次升任监察御史日一二章奏。观其微意，极甚奸邪，附会权臣，诋毁先政。如『张官置局，许之诉理，其用法过重、事涉冤抑、情可矜恕，皆得伸雪。已而乞放上供封桩钱物，不致过有诛求，而民无搔扰之患」之语，朕尝含容其过，庶使自新，委以谏职，复敢狃习故态，观望言事，多不中理。久居其位，殊无小补。可罢职，与远小监当差遣，添差监全州盐酒税。』

　　七月壬子，权礼部尚书蹇序辰言：『请将六曹诸司元丰八年四月以来应改更法度、言涉附会讥讪文书尽数检阅，随事编类，并着所任官姓名，具册申纳三省。』宣德郎李积中言：『请选官，应先帝法度政事遭元祐变毁者，取会某事因何人申请乞废，因何人勘当而罢，各开当职官，具册申纳三省。言如有盗匿弃毁、增减隐落，以及漏泄者，罪赏并依编类章疏已得朝旨。』序辰及积中先有是言，三省不行，喻半年矣。序辰既贬，乃复检举降诏。曾布谓三省意欲有所罗织故也。

　　八月壬申，龙图阁待制、知瀛州盛陶知河东府。言者论陶昨在元祐中诋诬先烈，协比奸臣，排毁旧弼。诏陶知和州。

　　九月乙卯，通判潭州毕渐言：『请应元祐中诸路所立碑刻、纪事等，并令碎毁。』从之。

　　闰九月庚午朔，朝请郎贾易特授保静军司马、邵州安置，以易在元祐中尝任台谏，内怀比德，羽翼权臣，谤诬先猷，盗窃虚誉，故有是命。

　　十月庚戌，朝奉郎、集英殿修撰文及甫落职、知单州，依吕大防例，不得引用期数赦恩叙复。

　　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四月辛酉。先是，韩忠彦言：『哲宗即位，尝诏天下实封言事，献言者以千百计。章惇既相，乃制局编类，摘取语言近似者，指为谤讪。前日应诏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诏中外直言朝政阙失，若复编类之，则敢言之士，必怀疑惧。臣愿陛下亟诏罢局，尽裒所编类文书，纳之禁中。』诏取以入。中书舍人曾肇亦言：『臣待罪右省，伏见置局编类元丰八年五月以后，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终，应于臣僚章疏及申请事件，以给舍、都司郎官兼领。自绍圣二年冬置局，至今已及五年。据本局人吏已编写一千九百册投进，又各写净册，纳尚书省、门下省。乞见今进写枢密院、中书省净册未常申纳，续准中书送下章疏约五百余件见行编类次。臣以职事，须至论列。切见祖宗以来，臣僚所上章疏，未常置局编写，盖缘人臣指切朝政、弹劾臣下，皆是忘身为国，不顾后祸。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行出文字，所以爱惜言事之人，不欲暴露，使招怨吝。若一一编录，传之无穷，万一其人子孙见之，必结深隙。祖宗以来，未常编录，意恐在此。今编录已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丰八年四月以前上至国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后下至今日章疏，何为皆不编类，而独编此十年章疏?臣所未谕。臣欲乞指挥，将见写枢密院、中书省净册量留书吏，立限催修写了当外，其续送到章疏更不编录，只送中书省上簿收管，其余手分书写入等，并各放罢，所贵朝廷事体均一，不至多留吏人，枉费请给。』上嘉纳之，乃诏罢编类臣僚章疏局。

癸亥，吏部侍郎徐铎奏：『准绍圣四年三月十十八日朝旨节文[12]，蹇序辰奏：切见朝廷前日追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乞将贬责过奸臣所言、所行事状，并取会编类，仍录一本，分置三省、枢密院。又准绍圣五年四月四日朝旨，蹇序辰奏：昨准朝旨，编类贬责过司马光等状事状，俟编类毕，缮写一本进入，以备省览。今勘会编类臣僚章疏局已准朝旨，将前后编类章疏并一宗行遣尽纳入内。臣契勘上件事状，多于章疏，内节出文意类编成书，事体一同。今来合与不合依编类章疏局已得朝旨，将一宗行遣尽进入?』诏并进入。

校勘记

[1]直龙图阁□□ 《长编拾补》卷十四作『直龙图阁』。今姑仍其旧。

[2]凶焰 原本『焰』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四补。

[3]寻医 原本二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四补。

[4]致仕 原本作『文仕』，据文意及《宋史·文彦博传》改。

[5]乙未 原本作『甲午』，据《长编》卷四八五改。

[6]瓘自登科 原本作『瓘□登科』；《长编》卷四八五作『瓘登高科』。兹据文意补『自』字。

[7]僭谕宝慈 原本作『僭□口慈』；《长编》卷四八六作『偷谕宝慈』。兹据《长编》补『谕宝』二字。

[8]丙申 原本作『癸巳』，据《长编》卷四九四改。

[9]元指 原本『指』字作墨丁，据《长编》五○二补。

[10]范镗 原本作『范铛』，据《长编》卷五○四改。下句同改，不另出校。

[11]己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五○六补。

[12]节文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三

哲宗皇帝

台谏言苏轼策题诗谤附

　　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1]，左司谏朱光庭言：『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臣不识其意，流人于刻。又称「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总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后之为人臣者，惟盛扬其先烈，不当更置之议论也。今来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媮刻为议论，独称汉宣之全美，况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下焉。伏望圣慈察臣之言，物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题，苏轼文也，诏特放罪。光庭又言：『轼罪不当放。』其言攻轼愈竣，且称轼尝骂司马光及程颐。轼闻而自辨曰：『臣切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有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臣之所谓偷刻者，专指今之有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有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用第三首。臣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诏追回放罪指挥。或言朝廷谓光庭所言非是，将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恐遂逐光庭，则所损益大[2]，乃各上疏论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犹未显斥，其有讥讽意也。疏入，不报。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帝也。朱光庭指以为非，亦太甚矣。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亦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审如所闻，则光庭固已失之，而轼亦未为得也。且轼荐王巩为不知人，戏程颐为不慎言。举此二者罪之则当也，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诚亦过矣。』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当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上众皆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轼非无过也。』

　　二年正月辛酉[3]，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间，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报。是日，岩叟、尧俞又各上疏论之。乙丑[4]，诏：『王岩叟、傅尧俞、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庚午，翰林学士苏轼言：『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所不敢深辨，盖以深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圣明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申明其无罪。德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似亦有罪。若不实言，是欺陛下也。臣昔于仁宗朝制科，举所进策论、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区区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覩二帝临御以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媮，而使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隳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疏而不近矣。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尧俞既读札子[5]，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又曰：『苏轼更不是讥讽祖宗。』对曰：『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止是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略有行遣云云。』岩叟因于袖取轼所撰策题，就帘前指陈。未终，帘中忽厉声曰：『更不须看文字也!』岩叟又进读札子，帘中极不以为然。尧俞曰：『如此，则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又厉声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张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岩叟曰：『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愿于道理上断事。适蒙宣谕：言官有党。臣等不知有党无党，但只据事之是非论列，陛下亦只当看事理如何云云。』遂下至台中。尧俞与岩叟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谕，谓臣等党附谏官朱光庭，弹奏翰林学士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事。臣等误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俟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尧俞、岩叟札子付三省。己亥，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札子。执政有欲降旨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后不听，因曰：『轼与尧俞、岩叟、光庭皆逐!』执政争以为不可。丙子，诏：『苏轼所撰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会，札与学士院令知。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亦言：『苏轼止是临文偶失思虑，本非有罪。闻言者未已，盖此事或闻因小有言，恐致交相攻讦，流弊渐大。望圣慈深察，召来宣谕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谏官、盖为补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过，本无邪心，谏官不须深论。若其引咎求去，则云朝廷不欲以小事去言官，尔等当共成朝廷之美，则必不敢更有他说。』

　　十二月壬寅，监察御史杨康国言：『臣昨于朝堂，见百官聚首，共议学士院撰到召试廖正一馆职策题，问王莽、曹操所以攘夺天下难易，莫不惊骇相视。其时臣未有言责，无缘上达，徒自震恐寒心而不忍闻也。此必无人为陛下言不可状，致朝廷尚稽窜责。臣今幸遇圣恩，擢置言路，岂敢畏避缄默，偷安窃禄，有孤陛下任使之意哉?』撰策题者，苏轼也。甲辰，监察御史赵挺之奏曰：『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浅之甚者力加论荐。前日十科，乃荐王巩；其举自代，乃荐黄庭坚。二人轻薄无行，少有人比。王巩虽已斥逐补外，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按：轼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从横揣摩之说，近试学士院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此数人者，忠臣烈士之所切齿而不忍言，学士大夫之所忌讳而未常道。今二圣在上，轼代王言，专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国迟速之术，此何义也?考其设心，罪不可赦。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三年正月丁卯，侍御史王觌奏：『苏轼去冬学士院试馆职策题，自谓借汉以喻今也。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篡国之难易，缙绅见之，莫不惊骇。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此前日策题所以亏损国体而惊骇群听者，非偶然过失也。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气。或未欲深罪轼，即宜迁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竞之戒。』

　　三月辛未，苏轼言：『臣伏思念顷在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从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至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文，虽圣主知臣无罪，然窃自惟，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亲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臣只欲坚乞一郡，则是孤负圣知，上违恩旨。欲默而不乞，则是与台谏为敌，不避其锋，势必不安。今既未许请郡，臣亦不敢远去左右，只乞解罢学士，除臣一京师闲慢差遣，如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或乞只经筵供职，庶免众人侧目，可以少安。』

　　四月辛巳，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奉旨，太皇太后忽宣谕轼曰：『官家在此。』轼曰：『适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轼曰：『汝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备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致此?』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轼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轼曰：『岂大臣荐论耶?』曰：『亦不关大臣事也。』轼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事：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筯看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皇帝忽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轼哭失声，太皇太后与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轼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

　　十月已丑，翰林学士兼侍御苏轼言：『臣近以右臂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伏蒙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恩礼之重，万死莫酬。然臣终未敢起就职事者，定亦有故。臣与故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殁，则又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论，有言不便，约共攻之。其后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神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6]。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郎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公文来往，士人传笑。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岂堪此选?」又挺之之妻父郭概为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概体量，而概附会隐庇。臣弟辙为谏官，劾奏其事。玠、概并行黜责。以此挺之疾臣，犹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所言利害，不许相度。近日王觌言：胡宗愈指臣为党；孙觉言：丁隲云是臣亲家。臣与此两人有何干涉?而于意外巧搆曲成，以积臣罪，欲使臣挠推于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三至之言。外廷之人，具晓此意。臣若不早去，必致倾危。伏望圣慈念臣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赐指挥，检会前奏，早赐施行。』

　　四年三月丁亥，翰林学士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从轼请也。既踰月，轼言：『臣近以臂疾，坚乞一郡。已蒙圣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谓朝廷哀怜衰疾，许从私便。及出朝参，乃闻班列中纷然指言：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许臣补外。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于非义之事，自保必无。只因任中书舍人日，行吕惠卿等告词，极数其凶慝，而弟辙为谏官，深论蔡确等奸回。确与惠卿之党布列中外，共仇疾臣。今日复因臣言郓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为大奸，故党人共死力，搆造言语，无所不至。使臣诚有之，朝廷何惜窜逐，以示至公?若其无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暖昧之谤?伏望圣慈尽将台谏官章疏付有司，令尽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贵天下晓然知臣有罪无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则虽死无所恨矣!』

　　四月癸卯，给事中赵君锡奏：『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虽圣恩优渥，待轼不替，而中外之望，觖然解体。何者?轼之文追扳六经，蹈籍班、马，自成一家之言。国朝以来，惟杨亿、欧阳修数人而已。今轼飘然去国，则憸人奸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奸臣且将乘隙，侵寻复进，实系消长之机。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以成就太平之基。』

　　元祐六年正月丙戌，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为吏部尚书。

　　二月癸巳，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尚书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辙除尚书右丞。辙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祜早孤，凡臣之官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轼亦召还[7]，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轼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

　　五月丁丑，龙图阁直学士、前知杭州苏轼言：『臣始缘衙前差役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责疾程颐之奸，未常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自朝廷废黜大奸数人，而其余党，犹在要近，阴为之地，特未发耳。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飨，以尝试朝廷。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议，必有阴主其事者，是以上书逆折其奸锋，乞重赐行遣，以破小人之谋，因此党人尤加忿疾。其后又于经筵极论黄河不可回夺利害，且上疏争之，遂大失执政意。积此数事，恐别致祸患云云。伏望圣慈察臣至诚，特赐指挥执政检会累奏，只作亲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庚辰，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兼侍读。

　　六月丙午，诏苏轼撰《上清储祥宫碑》。

　　八月己丑，侍御史贾易言：『谨按：尚书右丞苏辙云云。其兄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聊从窜斥，以厌众心。轼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既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书于扬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撰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作」，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且田极小事，而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正剧，轼以买田而欣跃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常论之。又作《吕大防左仆射制》，犹更悖慢，其词曰：「民亦劳之，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轼股慄。夫以熙宁、元丰之政，百官修职，庶事兴起。其间不幸兴利之臣希冀功赏，不无掊克，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于周厉王之时?《民劳》、《板》、《荡》之诗，刺其乱也。先朝行免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役，轼则以免役为便民，至敢矫称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负郭良田，以给役人。向使朝廷轻信而行之，则必召乱，赖言事者排其谬妄，圣明察见其倾邪，故斥其说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皆无罪之人，今则渐蒙贷免矣。既而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蔽，以窃忠荩之名。如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比年饥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岂有更甚于是者?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乞赐度牒卖钱雇役，间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锸之类，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监司畏忌，无敢触其锋者，况敢检按其不法耶?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创言。圣眷隆厚，必求外补，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轼、辙之心，必欲兄弟专国事，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怀险诐、覆邦家之渐乎?伏望圣慈鉴观用人得失，所系轻重，赫然发于睿断，特行斥免，天下幸甚!』辛卯，宰臣、执政于延和殿帘前具言易疏前后异同之语，退复具奏，言易不惟摇动朝廷政事，阴以中群怨之愤。乃诏与易外任，后旨以本官知寿州。

　　壬辰，诏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先是，御史中丞赵君锡言：『先帝上仙，轼作诗，台章乞正典刑。』侍御史贾易相继言之，易与轼皆得外补。君锡又言：『臣昨论苏轼于先帝上仙之初，作诗喜幸，乞正典刑。及贾易劾轼之罪，不可使之补外。事体至大，并未蒙施行。臣伏以前日蔡确之事，坐不言与救解，自宰臣以下，罢黜者凡八人，是朝廷深责臣子之背公死党，使天下明知无礼于君者，不可不急击而去之也。今贾易愤轼之负恩怀怨，首先弹劾，而言才出口，反蒙贬逐，岂非与前日行事大相违戾乎?盖蔡确无礼于太皇太后，与轼无礼先帝，其罪一也。确则流窜遐荒，轼则一切不问。太皇太后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母者?皇帝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子者?有臣怀悖逆之心，形容于言词如此，而朝廷不能亟正其罪，将何以教天下之为臣者?伏望二圣质以近事，早赐睿断，以解释天下之非议。』后数日，轼人见，言：『臣弟辙与臣言，赵君赐、贾易言臣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题诗扬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忆此诗，自有因依，合具述陈。臣于是岁三月六日，在南京闻先帝遗诏，举哀挂服了当，迤逦往常州。自是新经大变，臣子之心，孰不忧惧?至五月初间，因往扬州竹西寺，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其间一人以两手加额，云：「见说好个少年官家。」其言虽鄙俗不典，然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又是时臣初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因作诗云：「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盖喜闻此语，故切记之于诗，书之当途僧舍壁上。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而君锡等辄挟私情，公然诬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从之。

轼于八月初八日始上此章，是日即以题诗事令轼具析。君锡亦以是日罢中丞，今并附初四日。

　　甲午，侍御史贾易出知寿州，以犯祖名，改庐州。乙末，御史中丞赵君锡为天章阁待制、吏部侍郎。先是，右正言姚勔论君锡本无风节，偶至从班，昵近少年，追遊戚里。昨除中宪，内外骇闻。及领职以来，雷同低昂，无所建明。称秦观才美，既极荐论，及属官有言，施行陈首，取舍反覆，贻笑多士。谏议大夫郑雍论君锡倾邪柔佞，风节不立，供职之初，即言百僚见执政官谒禁，盖向来宰相欲求自便，故设此禁。君锡观望言此，朝廷目为赶客中丞，在台中惟持两可。昨朝廷方用臣言按王巩不检事，君锡素与巩杯酒相从，独不言巩，仍诣船别之。望断自宸衷窜逐，以警在位。又论贾易，以为君锡弱易强。君锡荐秦观，既除正字，易弹秦观无行，不可以污文馆。君锡即自劾，盖出于易劫持也。易初论苏轼题诗怨谤，君锡亦相继论轼。太皇太后不悦，谕三省曰：『君锡全无执守。』乃诏君锡复为吏部侍郎。及三省进呈，太皇太后曰：『君锡非有罪，但无执守耳。』吕大防曰：『诚如圣谕。大抵贾易强，君锡弱，为所劫制也。』它日，枢密院奏事已，韩忠彦问赵君锡：『贾易罢，不知因依，岂非为言苏轼否?』太皇太后曰：『是也。辄将题诗事诬轼。先帝三月上仙，轼五月题诗，猥云轼别有意。似此，使人何可当也。目前事不言，却寻许多时事言，显是捃拾。初，贾易言相次，君锡被贾易使之，亦言轼，幸无事，乃似此生事。』忠彦曰：『君锡素无执持，臣从旧识之，大抵不能违人情耳。』王岩叟进曰：『君锡虽无执持，然亦非助恶之人。』又曰：『闻贾易昨来除命出圣意?』太皇太后曰：『初不因人荐。』岩叟曰：『此人有风望。』忠彦曰：『陛下亦必是闻此擢用，乃误陛下任使。』岩叟又曰：『贾易除侍御史日，中外翕然称当。及来，闻京师百司官望而畏之。台谏官虽得如此有风望者，今罢去，士论甚以为惜。进退人太速，亦人主所当慎。愿陛下留意，别除丞、杂，犹所当慎。』太皇太后曰：『极当慎也，须求老成。』忠彦曰：『宜择忠厚者。』岩叟曰：『求得中道者用之，乃善。』己亥，诏朝散郎贾易改知宣州，御史中丞赵君锡为天章阁待制、知郑州。

　　七年三月。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川党之论。二党虽道不同，而互相排毁（详见《程颐》）。

台谏言程颐川洛党并贾易附

　　元丰八年十一月丁巳，乡贡进士程颐为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以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及西京留守韩绛荐其学行，故有是命。

　　元祐元年闰二月甲辰，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先是，王岩叟奏曰：『伏见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学极君子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颢，俱以德名于时。陛下方欲用而颢卒，贤士大夫，无不为之咨嗟，以为朝廷之恨。今者幸陛下起颐而用之，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愿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

　　二月丁卯，程颐言：『蒙恩授宣德郎、校书郎，自昨蒙恩授西京国子监教授，方再辞免。准朝旨，令乘递马赴阙。祇命而未获进见，遽有此除。伏望圣慈令臣人见，所降告命，不敢当受。』诏程颐许朝见，仍令上殿。

　　己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程颐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幕职官西京教授，颐固辞。及朝廷诏赴阙，除宣德郎、校书郎，颐又辞。卑官在经筵者，惟有崇政殿说书。若以新所除官充崇政殿说书，足以超擢。』辛巳，宣德郎、秘书郎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既上殿（十四日辞恩命乞进见），即以经筵命之。颐面辞，不许。退而具奏，言：『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又曰：『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御史中丞刘挚言：『颐之辞逊不已，而陛下恩命有加，臣恐颐于处辞受之际义有难安者，闻颐方辞恩旨，乞降指挥，依颐所乞，成就其节，止授以初官之命，既使得以禄养其亲，又使受之有义，免于似是之谤。』颐卒留经筵，挚所言不用。

　　四月辛亥，户部言：『按旧例，侍读、侍讲、说书请给一同，其说书程颐未敢依侍读、侍讲例支破。』诏程颐职钱特添作三十贯。

　　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颐再辞之（再辞据颐集。从违当考。本传乃无此）。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依职事官例支见钱。颐在讲筵，常质钱使。或疑未得禄，问之，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颐言：颐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朝廷待士，便当廩人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为出历子。户部初欲折支，执政谓馆阁官皆请见钱，岂有经反折支?又检例，久无崇政殿说书，故户部只欲折支，今始给见钱。

　　十二月，苏轼尝骂程颐（见台谏言苏轼)。

　　二年七月乙丑，左司谏吕陶上疏论朋党，其略曰：『今韩维之客程颐之死党，犹指张舜民之事以攻臣。』又曰：『程颐素不与文仲往还，忽谒文仲，盛称贾易所言之事。』（详见韩维争机务）

　　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谏贾易知怀州。自苏轼以题策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善。颐、轼既交恶[8]，其党迭相攻。易建言请并逐二人，又言吕陶党助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彦博及范纯仁。太皇太后怒，欲竣责易。吕公著言：『易所言颇切直，惟诋大臣为太甚，第不可复处谏列耳。』太皇太后曰：『不责易，此亦难作，公等自与皇帝议之。』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责命亦不可行。』争久之，乃止罢谏职。既退，公著谓同列曰：『谏官所论得失未足言，顾主上方富于春秋，异时将有进导谀之说以惑上心者。当此之时，方赖左右力争，不可预使人主轻厌言者也。』于是吕大防、刘挚、王存私相顾而叹曰：『吕公仁者之勇，乃至于此!』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颐人品纤污，天资险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誉；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除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全无发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尝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尝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如陛下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侍讲读者六七人，颐官最小，乃越次独候问圣体，横僭过甚，益无职分。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臣门。臣比除台谏官，即来访臣，先谈贾易之贤，又贺与易同官，遂语及吕陶事，曰「吕陶尝补司谏，命已久阁，今闻复下，何也?如此，则贾明叔必不安职矣。」明叔者，指贾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颐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数日矣。今陶设为司谏，明叔畏义知耻者也，言既不行，其辞去决矣。公能坐观明叔之去乎?」臣曰：「将如之何?」颐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责重也。」推颐之言，必是与陶有隙，又欲讽臣攻陶助易也。伏望论正颐罪，倘未诛戮，且当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先帝聚士以学，教人以经。三舍科条，固已精密，且一切仍旧，因深斥颐短，谓不宜使在朝廷。』先是，颐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不上御殿，知否?』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为寒心。』翌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上不悦，故黜之。

此据旧录稍删润之，但削去『颐流俗，雅为群奸所知。如是，言者以为间乱黜之，非其罪』等语。新录、《辨诬》云：颐知上疾而告于宰相，斯未为过。而言者乃以腾口为罪，又取市井间语以加之，甚矣，今删去。按：史官但当录其实以劾颐，颐亦坐是黜，安可没而不书?若辨其是非，则付来者可也。

　　颐因三上章，乞纳官归田里，不报。又乞致仕，亦不报。

　　九月庚申，侍御王觌奏：『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深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亦为之更相诋讦，以求胜势，若决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疏纷纭，多缘颐、轼之故也。前日颐罢，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补外。既降诏不允，寻复进职经筵，而又适当执政大臣有阙，士大夫岂得不忧?虽臣亦为朝廷忧也。轼自立朝以来，咎愆不少，然其文采，后进少及。陛下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之，庶几使轼不及于大悔吝。』

十月甲申[9]，知怀州贾易责知广德军。易既罢职，翰林学士苏轼、中书舍人苏辙皆乞补外，诏不允。于是辙言：『易谢表皆谓以忠直获罪，而指言群臣谗邪罔极，朋党滔天。上下不交，忠良丧沮。至引《周易》「履霜坚冰」。不早辨之，言以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诛戮。其间有云苏辙持密以告人，志在朋党，而害正臣，非台谏。凡易所言，不敢条析论奏，惟有言臣一节，理当辨明。易虽顷为谏官，今出守郡，则不当复以风闻言事[10]。其言臣以密告人，伏乞朝廷取问密状。如所言有实，臣甘俟朝典。』于是御史交章论易人才庸下猥蒙，朝廷不次拔擢，以为谏官，而易惟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颐指气使，若驱家奴。颐于人物少有爱憎，易乃抗章为之毁誉。附下罔上，背公死党。伏望早赐指挥降黜，以惩朋党之风。诏贾易已罢言职，不合于谢上表内指名论事，故有是责。

旧录云：御史交章论易谢表文过。按：此时胡宗愈为中丞，王觌为侍御史，丰稷为殿中，赵挺之方蒙赵屼为监察。不知言者为谁?按：六月二十八日注：则御史，或御吏蒙也。交章，当考。

　　五年正月庚寅，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言：『大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一子颐，素蕴学行，尝为迩英讲官。今其父亡，窘于丧事。伏望特赐矜悯，优其赙恤。』知河南府韩缜、翰林学士承旨苏颂等相继有请。诏赐绢二百疋，所属葬日，量行应副。

　　六年五月丁丑，苏轼言：『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之以色词。』（见《苏轼诗谤》）

　　七年三月丁亥，三省进呈程颐服阙欲除馆职、判登闻鼓院，太皇太后不许，入以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川党之论。二党道不同而互相排毁，颐竟罢去。及进呈除目，苏辙遽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皇太后纳其言，故颐不复得召。乙巳，殿中侍御史吴立礼言：『窃见丁忧服阙人前通直郎程颐除授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进职无名，颇骇士论。按：颐当元祐初，用大臣论荐，始除幕职官，充西京教授。意卑小官，初乃固辞。及朝廷再以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召之，即欣然就命。盖其志在躁进，故辞卑居尊，速冀显达。』又曰：『备位经筵，辄敢以师臣自处，欲求坐讲。是时台谏官孔文仲上章斥其狂妄，固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即行显黜。前谪居西京，欲使之退思自省，今既免丧除服，还其旧任足矣，一旦宠擢无名，优进儒馆之职，将何以惩戒妄人，耸劝多士?』

　　四月丙寅[11]，吴立礼又言：『按：颐素履非正，狂妄躁进。言其内行，则娶甥以为妻；论其沽名，则索隐而行怪。以游说为事业，以排闼为功能。邪说诡词，足以乱政。兼颐昨以罪谴谪，会未满秩，即丁父忧，朝廷因其除服免丧，躐进儒馆之职，可谓异恩。既上章求避，不自以宠渥逾分恳辞优命，而乃望望不足，自欲归就田里。夫人臣进退，固有大义，苟无意仕禄，自当求致王事，以礼而去，未闻去就轻易，率尔要君。苟不明正典刑，何以惩戒在位?』己卯，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言：『臣伏见元祐之初，陛下诏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虽真宗之待种放，不是过也。陛下用颐，实为希阔之美事。才及岁余，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诣，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与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二臣非为期罔，以误圣听者也。颐在经筵，切望皇帝陛下进学，语及繁多。颐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迂疏则有之。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皆素推服颐之经行，故不知者指为颐党。颐匹夫也，有何权势动人，而能倾大臣、役台谏?如颐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欲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颐受诬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无不恨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

　　五月甲申，监察御史董敦逸言：『切见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辞免职名表谢云：「不用则已获罪，明时不能取信于上。」又有「道大难容，名高毁甚」之语，怨躁轻狂，不可缕数。臣按：颐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疏，妄自尊大。当时有所建议，人皆以为笑谈，而又奔走公卿之门，动摇言路。陛下圣明，察其疏谬，止令罢职，亦朝廷之宽恩也。颐近因丧服除，朝廷以职名加之，舆议沸腾，皆云虚授。今颐犹不自揆，肆为狂言，至引孟子、伊尹以自比，又自谓得儒者进退之义，惑众慢上，无甚于此。伏望朝廷追寝新命，以协公论。』丙戌，诏程颐许辞免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管勾崇福宫。颐初表言：『臣昨被责，出为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内省。始蒙招致之礼，旋为斥逐之人，将何颜以立朝?当自劾而引去。至于五请而后听，岂可力辨以求伸?遂且从容，以须替罢。未至任满，遽丁家艰。思无忝于所生，惟坚持于素节。未终丧制，已降除书。上体眷恩，内生愧惧。伏念臣志存守道，识昧随时，俗所忌僧，动招谤毁。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为朝廷羞矣。今复授以职任，适足重为朝廷羞，无所益于明时，徒取笑于后世。伏望圣慈矜察愚诚，追寝恩命。臣昨因丁忧，既已告去，今来所降告命，不敢祇受，已于河内府寄纳。伏乞朝廷检会臣前来五次奏陈，特降指挥，许归田里。』诏不许。颐又言：『伏念臣力学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达以干时。陛下诏起臣于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讲说之职，臣切恩之，以讲学待人主，苟得致人主以尧、舜、禹、汤之道，则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时，孰过于此?于是幡然有许国之心，在职岁余，凡夙夜毕精竭虑，盖非徒为辨词，解释文义，惟欲积其诚意，感通圣心，庶交发志之孚，方进沃心之论。实冀不传之学，复明于今日；作圣之效，远继于先王。自二年春，后来臣每进说，陛下尝肯首应。臣知陛下圣资乐学，诚自以为千载之遇也。不思道大则难容，节孤者易踬。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12]，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如臣至愚，岂免众口?不能取信于上，而欲为继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难也。臣何狂简，敢尔觊幸?宜其获罪明时，见嗟公论。志既求于事道，义当尽于为臣。既屡恳而未从，俄遭忧而罢去。衔恤既终于丧制，退休当遂于初心。岂舍王哉忠恋之诚，虽至不得已也，去就之义当然。自惟衰迈之躯，得就安闲之地。闿今传后[13]，更有望于残年；行道致君，甘息心于圣世。岂期矜贷，尚俾甄陞，恩虽甚隆，义则难处。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劝学，人主不用，则亦已矣。若复无耻，以苟禄位，孟子所谓「是为垄断」也。儒者进退，当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实惧上累圣明，使天下后世谓朝廷特起之士，乃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况朝廷乎?臣无可受之理，敢冒万死，上还恩命。伏乞检会臣前后累奏，特赐指挥。』既有崇福之命，颐即承领敕牒，第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讫不就职。

校勘记

[1]壬寅 原本作『庚子气据《长篇》卷三九三改。

[2]所损 原本『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三改。

[3]辛酉 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三九四改。

[4]乙丑 原本作『甲子』，据《长篇》卷三九四改。

[5]既读 原本『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四补。

[6]吕陶 原本二字中间衍一『维』字，据《长编》卷四一五删。

[7]兄轼 原本『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五五补。

[8]颐轼 原本『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补。

[9]甲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四○六补。

[10]则不当 原本『则』字作墨丁，《长编》卷四○六无此字，今据文意补。

[11]四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七二补。

[12]常态 原本『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七三补。

[13]闿今 原本『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七三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四

哲宗皇帝

张舜民罢言职

　　元祐二年四月甲辰，诏张舜民特罢监察御史，依前秘阁校理、权判登闻鼓院，仍令赴馆供职。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乱，权归梁氏已久。自秉常死，挟乾顺专横滋甚。去年虽数遣使入朝，然权臣争权，传闻多端，乾顺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递加爵命。近差封册使刘奉世等及所赐金帛，愿勿遣，缘大臣有欲优假奉世者，为是过举。且起居郎，天子近臣，不宜屈节属羌。今戎心桀骜，宜且加兵问罪。』大臣，指文彦博也。三省、枢密院奏：『舜民谓文彦博照管刘奉世，遂差充夏国封册使。勘会差奉世即非文彦博照管，故舜民有是责。』御史中丞傅尧俞言：『舜民因论边事，言文彦博照管刘奉世失实罢言职。切以朝廷置御史，盖虑下情壅塞，开广聪明[1]，故许风闻言事，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今舜民一言不当，便夺官改差遣，于舜民何损?而无益陛下，亦非彦博所敢安者。伏乞速赐追还，以叶《易》不远复之义。』侍御史王岩叟言：『谨按：舜民疏中引文彦博照管刘奉世之语，非出自撰，乃是收采众论，闻之朝廷，此盖言事官常体[2]，复有何罪?伏望特回圣意，还舜民言职，使忠臣义士得尽其心以事陛下，而众庶之情不壅于上闻，不胜幸甚!』殿中侍御史孙升、监察御史上官均、韩川皆言舜民不当罢。升言：『舜民所论彦博得于传闻，不敢隐默，以负朝廷。使令其言是，所宜虚心行之；其言非，苟无邪枉附会之意，亦当家其疏直无他，以开谏争之路。今以一言之失，遽行罢黜，臣窃恐自是言者以舜民为戒，权臣过慝，不敢复言。愿还舜民职任，以安士论。』右谏议大黜夫梁焘言：『御史者，守法度、持纪纲之官。人主或有阙失，犹直言正论，至于犯颜逆耳，无所回忌。臣下过失，安得畏避不言哉[3]？今者御史敢言之公议[4]，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之盛事也。愿还御史，示天下以纳谏求助，消权臣朋比之患，尊朝廷而公天下也。』左司谏朱光庭言：『舜民有正直之节，司马光贤之，荐充馆职。陛下擢置御史，士论皆以为得人。今视职才两月，正直之节未获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闻罢职，窃为陛下惜之!望还舜民旧职，以尽其效。』右司谏王觌亦以为言，俱不报。

　　五月癸丑，诏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同举监察二人。尧俞、岩叟等言：『臣先准敕同举监察御史，遂荐承议郎张舜民，伏蒙除授。近者舜民因言事罢职，差判鼓院。臣等以舜民居官有补，被黜无名，清议沸腾，不以为允。累章论奏，乞陛下特赐优容，许归言职，上以全国体，下以息人言。臣等日俟开纳施行。其监察御史阙，难别举官。所有敕二道，不敢祇受。』己未，御史中丞傅尧俞、谏议大夫梁焘、侍御史王岩叟、司谏朱光庭、王觌、御史孙升、韩川论张舜民不当罢御史，累奏不绝。庚申，诏三省、枢密院召台谏官赴都堂，宣谕曰：『朝廷选任卿等为耳目之官[5]，正要别白是非，视听无惑，故自来章奏，多所允从。今张舜民所言不当，岂止言文彦博主张刘奉世一事?且如建言乞问罪夏国事，或从其言，岂不为国生事?今只令解罢言职，盖恐将来更有论奏，难于取信。若复留言职，恐误视听。今将舜民所奏示卿等，宜详悉之。』尧俞等皆不受命，退而奏疏言：『臣等详阅舜民章奏，云今臣所奏请，不是欲兴师问罪，亦非要终了不封，只乞止使人不必如此遄速。此语甚明，别无他意，惟欲朝廷审慎而已。伏望圣慈更加省览，则舜民之过，且蒙恕矣。伏乞降臣等前后疏付三省公议，早赐施行。』右仆射吕公著虑言者将激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曰：『伏见陛下自临政以来，开广言路，登用直臣，纳谏之盛，近古未有。然台谏官数人例各供职日久，前后言事既多，不能一一尽忠。欲乞稍与优迁，令解言职，更择有名望学识臣僚，使备谏诤。如此，则陛下于言职之臣，可以全其恩意，不至骇动物听。』癸亥，手札付吕公著：『览卿奏，以台谏官供职日久，欲稍与优迁，令解言职，更择有名望学识臣僚，使备谏诤。详卿忠意，深月嘉叹[6]。宜先具可罢言职人名开坐[7]，除拟次第，密具实封进入。』公著即依旨条上。明日后，降手札数条付公著，问可否，且言不须别作文字，只于逐条下贴出奏人。复数日，尧俞等皆遽迁，盖用公著之言也。

　　丁卯，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刘挚为尚书左丞，朝散大夫、守兵部尚书王存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戊辰，朝奉郎、起居舍人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承议郎、大理少卿杜纯为侍御史，朝请郎、殿中侍御史吕陶为左司谏，朝奉郎、兵部员外郎贾易为右司谏，监察御史韩川、上官均并为殿中侍御史，承议郎、侍御史王岩叟为起居舍人，朝奉郎、左司谏朱光庭为左司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孙升差知济州，右谏议大夫梁焘为集贤殿修撰、知潞州。先是，焘于省中面诘给事中张问，以谓：『朝廷近以大臣罢御史，当乎?』问曰：『不当。』焘曰：『言者论之，是乎?』问曰：『当如此。』焘曰：『给事既知罢御史为非，又以言者为是，初不驳正之，何也?』问曰：『是有台谏。』焘曰：『朝廷命令之出，间有失当，初则有舍人缴纳，中则有给事封驳，至成命已行，公议不以为然，谏官、御史乃论之。今给事不举封驳之职，乃曰「自有台谏」，如此，焉用给事乎?』问引咎。焘诮问贪禄不去，不知世所谓差耻。及宰相遣使召台谏官至都堂听诏，焘约同列曰：『必以张御史当继求对。』至宰相而出手诏，果以舜民事示言者。焘同御史与宰相执政辨论久之，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曰：『台谏出入，乃是朝廷常事。』焘曰：『枢密之言失矣。先文正以正直闻天下，不谓枢密以朝廷罢直臣为常事，此非公论所宜出，固非焘所愿闻也。』门下侍郎韩维曰：『且重惜国体。』焘曰：『台谏论不当因大臣罢天子耳目之官，正谓重惜国体，使纲纪正而朝廷尊者，御史之任也。斥去台谏正论之臣以紊纪纲，曰「重惜国体」，非所论也。』上章请对。明日面谕，至伏地恳谏，退即居家待罪。孙升再劾张问，引焘『不知廉耻』等语，于是批旨付三省曰：『岩叟、光庭、觌、川等久在言路，多所规益，宜稍迁擢。焘于禁省诟同列，升朋附焘，宜罢。』于是岩叟皆递迁，而升、焘有是命。尚书左丞刘挚言：『臣伏自罢去言职，待罪都省以来，不复以章疏论事者，盖以谓职在执政，苟有所见，自当与同列佥议进对，显奏公言而行之，不当私有密请。乃有不得已之事，须至一言冀效。方一十五日，吕公著送示内降批旨，罢谏官梁焘等，或稍迁，或移易，或免黜者共十数人。臣窃料陛下必以近日张舜民事，言者救谏，纷纷不已。舜民轻言以及元老，一失也；议者欲慰大臣而罢御史，又一失也；言者知救舜民以全言路，而不能体圣朝优礼元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从而移罢台谏，则恐不止于三失。而朝廷之失，最处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傍徨，深为之惜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尽乞改正，所以区区言之者，非独为数人，盖所惜者，朝廷事体耳。数内孙升、梁焘，外议皆以为责之太重。臣欲望圣慈详酌，宽此二人之责，还其责任，以救言路，以扶忠臣之气。』丁丑，手诏付吕公著曰：『岩叟不能自为为朝廷论事，而多计会已下之官，符同论列，及荐张舜民不当，欲行黜责。然以前后论事颇多，不欲深罪难为，授起居舍人。今因坚请外补，欲除与一直集贤院、提点刑狱差遣，于恩礼不为不优也。如中理，则持批岩叟再乞外补状付外施行，卿相度如何，却封进入。』公著言：『岩叟近日言张舜民诚为过，但自来台谏，亦是相率论事。今若因其坚乞，补与除直龙图阁、知藩郡。近时朱服、满中行皆自起居舍人，因有人言，如此除授。』又批付公著曰：『王岩叟在言路日浅，虽有除命，比朱服、满中行不曾赴职。卿相度于龙图阁下一等职任拟定，实封进入。』竟以岩叟为直集贤院。然故事，知杂、侍御史无为提点刑狱者[8]，乃除知齐州。

　　六月戊子，御史中丞傅尧俞罢知陈州。王岩叟既辞起居舍人，以直集贤院知齐州，尧俞乃言，与岩叟事始末同，愿并罢中丞补外，故有是命。壬辰，承议郎、秘阁校理张舜民通判虢州。

七月乙丑，吕陶上疏论朋党（见《韩维解机政》）。

韩维解机政吕陶附

　　元祐二年七月壬戌，御札付中书省曰：『门下侍郎韩维尝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余件。经今多日，疑无奏牍。及今开具闻奏，却称须候讨寻。

御集《赐韩维手札》：『卿向日延和殿奏，待与范百禄理会十数事，可只今开具进入。』不知是何月日，今附此。

　　夫辅臣奏劾臣僚，当刊章疏，明论曲直，岂当但口陈，意欲无迹?既无明文，何异奸谗?维为辅臣，不正如此，将何赖焉?可罢门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辞谢。』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上疏言：『维昨与范百禄争论刑名等事，若以为性强好胜则有之，亦未见奸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僚当有章疏，则自来大臣造膝密论，亦未常须有章疏。此来批语所罪，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维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废弃。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责，罪状未明，虑必有仇嫌之人飞语中伤，以惑圣听。况五六十年来，执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中外闻之，无不惊骇，自此人情不敢自安。伏望稍回圣虑，其批降指挥，见只在臣处收掌，听候圣旨。』

　　是日晚[9]，中批付吕公著曰：『览卿所奏为罢韩给事，不惟性强好胜，今日观维族人知识，布在要津，与卿孰多?以此人多不平维之强横。若俟其有请而后罢，则今后朝廷何敢行事?纪纲自此不复振也。卿更详度，作文字进人。』中书侍郎吕大防亦上奏曰：『臣窃详韩维忠谠有素，士望甚高。陛下自初临政，擢维于沉滞之中，委以柄用，贤士大夫，莫不称颂盛德，为之相庆。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遣责，恐非所以风示四方、开接众正之体。』中批付吕大防曰：『览卿所奏韩维事，维为大臣，臣僚罪恶，自当行公，岂有口陈而已者?此不为罪，为何耶?宜依已降指挥施行。日后果有臣僚诵言营救，必当重行贬窜。』癸亥，公著上奏曰：『昨日两札子论列韩维不当责降事，伏蒙圣慈特降批旨，稍霁威严，仍令臣更详度，作文字进入者。臣所以区区论奏，盖以韩维于兄弟中最有美誉，亦别无奸邪显状。若诏命一出，恐必致四方讥议。臣伏思陛下自去春以来，包容蔡确等，使自引去，独于韩维小能稍忍耶?伏乞圣慈少留神虑，其元降到指挥谨同封进入。』是日，中批付公著曰：『卿所奏韩维兄弟中最贤[10]，以兄弟推之，则粗有虚名。若考实，则未闻维之欺罔[11]，宜在不赦。然以卿累言，更不欲重责，止令其罢门下侍郎，与一知州差遣。卿宜先定一州郡，实封进入，降出文字施行。』公著即上奏：『拟上邓、襄两郡，及令带资政殿大学士，更乞裁酌。』甲子，诏韩维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12]，然犹用前责词。公著乃与中书侍郎吕大防同奏曰：『此大事也，更乞访问。』太师文彦博、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言：『今韩维未闻别有大过，不候封章陈请，遽然逐去，必有奸人密行谗诉，上误圣聪，致陛下用贤不终，使大臣失进退之节，实恐正人失望，有亏圣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臣与韩维亦沾姻戚，既欲上俾圣化，虽避嫌自安，更乞圣慈遍询文彦博、吕公著以下诸大臣，则知维之邪正。』中书舍人曾肇封还韩维词头，具状曰：『臣伏思韩维所言，若百祿果有不正及非理事迹，则维言为当，罪在百祿；百祿无之，则维不为无罪。伏望陛下质以公议，则是非自见。所有告词，臣未敢修撰。』太皇太后批付肇曰：『辅臣奏劾臣僚，岂有案牍不具，徒口奏而已哉?盖是出于容易，谓予听览可欺也。以此罢其职，岂谓与范百祿较正是非，然后为有罪耶?且依前降指挥，作文字施行。』肇复具奏曰：『臣前奏乞令韩维指陈范百祿所为不正及非理事迹者，非欲令维与百祿较正是非，正欲核维之欺君与不欺君耳。若维所陈皆中百祿之病，则是维与执政敢为朝廷别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体，虽案牍不具，出于口奏，岂可谓之欺哉?古者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岂具案牍为事哉?今陛下责维徒口奏而已，遂以为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谓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陛下威德不为无损。』不报，先是，左司谏吕陶累章论：『维怙势任情，阴窃威柄，方陛下垂帘听政，不宜使大臣如此专恣。若不早赐罢免，邪计必行，邪党必胜，非朝廷之福。』

《陶家传》云：五上章论维。然未见陶五章。《实录》称御史论维多除用亲属，盖指陶也。陶论维除用亲属，亦不一章。及维罢免时，陶已为谏官，不为御史矣。不知《实录》所称御史果何人?上官均自殿院与陶同日徙他官，均固尝论维，但其章弗存耳。今依《陶家传》略有此数语，更须考详。今徽录《均传》亦不载尝有章劾维，奏议亦无。

　　及是，又言：『伏闻有旨差维知邓州，此陛下深得制御大臣之术，耸动四海，慑服万方。自古圣君英主，无以过此。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曾肇敢封还词头者，盖肇向忝中书舍人，累有臣僚弹奏，维为肇力主张之，今日肇以此报德耳。臣又风闻肇与韩族议为婚姻，若果如此，圣明更赐审察。』

　　乙丑，左司谏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为比部员外郎。先是，御史杜纯、右司谏贾易等缘张舜民事劾陶、均面欺同列，而陶自请补外，上疏论朋党曰：『臣起自疏远，无左右之助。陛下擢于众人之中，付以言责之任，感慨自誓，恨无以报万一。然臣尝为谏官、御史，当尊朝廷、肃臣下、谨名分、正纪纲、远比周，然后为称职，故遇事必言，不暇恤己，抵牾同列，亦既多矣，违戾权贵，亦已甚矣。顷因程颐不严君臣之分，欲就别殿说书，臣以谓礼贵防微，事宜戒渐，名分一替，实生厉阶，乃封章论其不可。奏削方上，而陛下已晤其失，有旨改正，则是颐之妄请，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于颐素无嫌怨，所论奏者，乃职事耳，非欲沮颐而伸己也。同舍缘此反目相视，不啻仇敌，阴怀睚眦，伺隙求报。未几，张舜民罢职，台谏纷然，共议营救，亦欲率臣同人文字。臣既思虑短暗，始欲救之，遂诺长贰，以谓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后全台具疏，力来强臣，臣乃详论舜民之言不可从，舜民之罪不当救，面却其请，不敢雷同。及至召赴三省宣谕，其人各以为恨，怀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独逸，遂形恶奏，上浼圣聪。仰赖陛下睿圣天纵，照见邪隐，朋党不攻自破，孤臣获全。今韩维之客程颐之死党，犹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党之势复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忧也，臣安可忍默不辨而去哉?。今政令得失及生民之利害，必有大于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非他也，其一则贾易为程颐报怨也，其一则杜纯以此悦韩维也。韩缜误神宗之政事，韩宗师忝秘阁之除命，韩宗儒秽恶之迹，郭茂惇赃贪之罪，臣累尝弹劾，则维之憾臣亦深矣。彼杜纯者与韩氏为婚姻，则纯之言臣以为悦韩维，迹状亦明矣。至于贾易为颐之党，则士大夫无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词以罪臣也?谓臣已尝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罪乎?是不许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谓臣见同官罢职，不出力以救之，为薄于风义乎?则事固有轻重，理固有取舍，不可执一而言也。臣之罪止于此，而言者源源未绝，必欲臣废逐而后已。臣深痛朋党之弊至于斯也，伏望陛下哀怜矜照，罢臣言职，免使纷纭之议烦惑天听。臣不胜幸甚，』又言：『杜纯至台以来，朝廷累送刑名公事付台定夺，纯独持深议，意务在杀，与胡宗愈等各状论奏，近日阿表之事是也（阿表事当考），此亦可见其附韩维矣。贾易既与臣异，又欲率孔文仲上殿论奏，文仲拒之。程颐素不与文仲往还，忽谒文仲，盛称贾易所言之事，因以言诱文仲，欲令言之。文仲深不平其说，此朋党可见矣。』又言：『所除台官赵挺之乃邢恕妻兄，从程颐学。因杜纯得为御史，以颐与臣之故，亦必言臣，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状言吕陶，其略云：『傅尧俞、王岩叟近尝弹陶为不曾论列张舜民，而面欺同列，言已有文字，蒙降朝旨，令其分析。传闻吕陶不自引咎，尚敢毁诬忠良，以为强横，逼使言事。如果其然，何陶之小人，而无忌惮，一至于此!且尧俞、岩叟亮直一心，求以报国，天地鬼神，固亦鉴其诚意。措绅士大夫苟有知者，孰不称其贤而深惜其去?而陶也诡谲奸人，安然履位。按陶习尚卑凡，猥同市井，包藏深阻，险于山川。托朋附以自安，怀机穽而难保。』及是，陶与均罢言职，陶外补而均内徙。

两人俱罢言职，均内徙而陶外补，盖易攻陶特甚，或由此。出命不同，均曲折，当考。赵挺之除御史在六月二十八日。

戊辰，辽使辞[13]，吕公著于便殿复论责韩维事。是日，内批付公著曰：『卿适奏改韩维词头，欲作何意?』公著即具奏，乃诏中书省：『韩维告词宜作均劳逸。』意舍人苏辙实为之。辛未，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

新、旧录并书御史论维多除用亲属，故罢，独不称御史姓名。按：论维多除用亲属，有吕陶章疏可考，然当时罢维，乃专坐口陈范百祿过恶而不具文字。《吕公著家传》及吕大防家所藏御札并曾肇奏议载其事甚详，不知旧录何故都不取，而新录又因之?

八月庚子，新知邓州、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知汝州。维解机政出，而其兄绛言其病瘁，请汝州以便医，故有是命。

王觌罢谏职

元祐三年五月癸亥[14]，右谏议大夫王觌言：『胡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结同于己者。操心颇僻，如此岂可以为执政?』内批：『王觌论列不当，落谏议大夫，与外任差遣，仍不得带职。』其日戊午也。

十二日也。觌章当求全本增入。觌有章疏，乃独无此，当考。

　　翼日己未[15]，吕公著言：『臣与王觌旧不相识，在前朝及陛下临政之初，并不曾荐举。但见觌自任言责以来，凡言数事，最为稳当。今来若止为论列胡宗愈，便行责降，未必协众情。其内降指挥，臣与吕大防、范纯仁等商量，亦未敢行下。伏乞陛下特与包容，更加圣虑裁酌。』后二日辛酉，公著与大防、纯仁再论于帘前，太皇太后曰：『胡宗愈有何罪?司空与司马丞相皆亲尝荐之。』公著曰：『宗愈在先朝诚有直声，然自任中执法，颇为浮议所惑，所言事多不协众望。』刘挚进说甚力，太皇太后厉声曰：『若有门下侍郎为奸邪，甘受之否?』挚顿首谢曰：『陛下审察毁誉如此，天下幸甚！然朝廷当顾大体，胡宗愈亦非所愿。』文彦博曰：『刘挚言事，愿赐采纳。』太皇太后意犹未解。是日，公著与文彦博及大防、纯仁等面论[16]。纯仁退而上疏曰：『臣昨与吕公著等，并今日与彦博等两次帘前奏陈[17]，乞宽王觌之罪，盖欲假借台谏，使人人敢言。其心止于如此，更无他意。侧闻圣训以谓朋党甚多，宜早施行，恐于卿等不便。以臣愚见，朝廷本无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以类分。陛下既用善人，则匪人皆忧难进，遂以善人相称，举者皆指以为朋党，所以臣等不避违迕，视缕开陈，罄竭愚诚，冀回天意。臣若面从顺旨，则是苟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之求?何足以处群臣之右?又况彦博、公著等是累朝旧人，陛下留在左右，辅翊皇献，未常有阙，今日岂有雷同罔上，庇护当人?盖其爱君之心与臣无异，惟在陛下深加采纳。所有元降出贬王觌官文字，臣未敢签书，更乞圣心熟虑。』又奏：『臣曲谢日已曾奏闻，昔先臣与韩琦、富弼，蒙仁皇同时用为执政，三人各举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进者造谤语，指为朋党，先臣与韩琦、富弼皆得补外，所用之人，类遭贬逐。当时搆谤之人皆欣快相贺曰：「且得一网打尽!」此事未远，众人犹知，亦可以为朝廷深戒。』因录进欧阳修《朋党论》。

此据曾肇墓志。

　　中书舍人曾肇言：『臣今月十八日吏房送到词头，五月十三日奉内降指挥：王觌言事不当，与一外任合人差遣，不得带职。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差知润州者。臣承乏近侍，理未有安，合具敷奏。臣伏见陛下临政以来，开广聪明，大启言路，拂意逆耳，诋讦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闻者，莫不虚心克己，温辞色以受之。故如觌者，身在言责，有所闻见，不得不为陛下尽言而无隐也。陛下未以其言为然，犹当宽大含容，未宜遽弃。觌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以重轻，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屈屈，在此一举，臣不得不为陛下虑也。伏望陛下以觌所论质之公议，苟其言可取，固当行之；无足采，亦愿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始终如一。所有制词，未敢修撰。』庚午，承议郎、右谏议大夫王觌直龙图阁、知润州。尚书右丞胡宗愈上表乞罢，改除闲慢差遣。诏答曰：『朕开奖言路，通达下情，虽许风闻，犹当核实，岂以无根之语，轻摇辅政之臣?朕方驭众以宽，退人以礼，加之美职，付以大邦。朕既无负于听言，卿亦何嫌而避位?衹服乃事，毋自为疑[18]。』苏轼之词也。监察御史赵挺之奏：『王觌因言执政而罢，朝论以觌任职，皆为觌负屈。伏愿追改责觌之命。』又言：『臣僚多言胡宗愈之失，今朝廷独责觌，上论尤以为疑。』

编类章疏五月二十五日、三十日事附此。

监察御史杨康国奏：『一二年来，陛下略不复假言路。去年逐张舜民，今岁又罢王觌，皆缘论及执政，而岁岁逐谏官、御史。伏乞追寝罢觌之命。』

邓温伯再入翰苑

　　元祐二年八月申辰，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以母丧去位。

　　五年二月己卯，知亳州、龙图阁学士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王岩叟封还词头，言：『温伯赋性憸柔，巧于附会。元丰之末，已在翰苑，交结蔡确，求固宠祿。及陛下践祚之始，褒嘉大臣。是时王珪实位上相，温伯草珪麻制曰：「预定议于禁途。」及为确词，则曰：「尤嘉定议之功。」轻重之间，包蓄奸意，阴受邪说，以攘王珪之美。侥幸异日，操心不忠，莫大于此。及确之败，罪状方露，适在忧制，未正典刑。昨者外除，尝有天官之命，门下封驳，就改亳州，搢绅之间，已有疑论。今方累日，遽复禁林，非惟邪正之混淆，实恐赏罚之差惑。伏乞收还除命，别选贤才，庶远奸人，以隆圣德。』诏以次舍人郑雍撰词。既而给事中郑穆再封还告命，不听。御史中丞梁焘等相继论列，亦不听。岩叟又言：『臣近封还温伯词头，蒙指挥以次舍人撰词。缘其日亦是臣当直，退而自省：苟非臣疏谬，无此处分。若犹冒处，义实难安。伏望圣慈矜察，特许罢职，以适愚分。』诏不允。岩叟又言：『今温伯之用，以邪乱正，有害治体。臣所以辄敢封还，冀以忠良，易此柔佞，而蒙不回初命，徙改词臣，则是臣滥居职分，无补圣时，莫伸守官之义，有愧代言之责。伏望圣兹检会臣前奏，早赐俞允。』居两月，岩叟竟徙官。

　　四月丁酉，诏：『龙图阁直学士邓温伯提举醴泉观兼侍读，其翰林学士承旨告缴纳。』温伯告命既出，言者论驳不已，故有是诏。王岩叟又封还词头，奏曰：『臣昨封还温伯除翰林承旨词头，伏奉指挥，以次舍人撰。臣以所言无取，两乞罢职，未蒙俞允。今日别承温伯改除侍读词头，臣亦不敢辄行，缘臣本论人才之邪正，不争职名之高下。伏以陛下富于春秋，以进学为急，正当慎择正人，日侍经帏。以辅养圣德之时，而进邪佞，以置左右，臣窃惧焉。伏望收还新命，俾易善藩，庶不累日新之命，获闻至公之论。』诏以温伯知南京，既而后从初命。辛丑，诏邓温伯依三月十四日命除翰林学士承旨，其四月二日提举醴泉观兼侍读除命勿行。始，太皇太后谕执政，令以温伯知南京，既而曰：『且记取，便与迁。』及退，右丞许将谓同列曰：『帘中语殊未婉顺，盍再将上?』中书侍郎傅尧俞和之，吕大防以为然。时郑雍闻王岩叟再封还词头，亦上疏乞辨邪正，曰：『朝廷顷除温伯为学士承旨，而众言交攻，一旦改命，乃使日侍天子左右，得以纳说。臣不知温伯为邪而退之?或以为无过而用之也?』于是执政并雍疏进呈，卒从初命，而有是诏。雍所撰承旨告犹在阁门，乃徙温伯拜受。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臣伏见朝廷除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初则中书舍人缴还词头，继又给事两次封馼。臣窃谓至公之朝，必无遂非之理。迁延累日，未敢论列。比闻传报，前命复下，搢绅相顾，莫不失色。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说。及观告词，乃知陛下以扳附之故，遂加恩宠。臣独疑其不然，须至辨正。前代创业之主经纶草昧，乃有豪杰之士用为佐命之臣，谓之扳附可也；继体之君，或由储贰，或自藩邸，春官王府，咸备僚属，以其有保傅之恩，调护之效，谓之扳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龄，未惶出阁，诞膺天命，遽登宸极，中间温伯虽曾掌笺记，何尝得望清光，而遂以扳附加之，显为非据。』又言：『温伯资禀奸邪，贪附权利。熙宁中，王安石、吕惠卿势均力敌，更相倾陷，温伯始终反覆，出入两党，巧搆侧媚，情态万状。元丰间蔡确用事，悉心付托，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极，褒赏辅弼，温伯草王珪麻制则曰：「预定议于禁途。」为确命词曰：「尤嘉定议之功。」臣闻太皇太后之立孙、神宗皇帝之与子，上当天意，下符人望，圣心先定，不假外谋，考经稽古，无一不合。确实何力，敢贪天功?』

　　五月庚寅[19]，御史中丞梁焘、权户部尚书、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焘等并以乞罢邓温伯承旨除命不从，辞所迁官，不拜。诏遣中使谕焘[20]，促令受告[21]，仍押赴省供职。焘既谢，即言过坤成节上寿讫当请外，而安世以病卧家讫，辞之。

　　六月辛丑，侍御史孙升、殿中侍御史贾易言：『温伯朋邪不忠，止知文奸言以阴附蔡确，不顾传制命以欺惑后世。温伯有负国欺天之罪，中外共知。』己酉，御史中丞苏辙言：『臣窃见近者执政进拟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书舍人不肯撰词，给事中封还诏书，御史全台、两省谏议汹汹，经月不定，而执政之意确然不回。温伯既仍旧就职，而言者并获美迁，是以公议皆谓朝议自知其非，但重于改作而已。』

　　七月丁亥，侍御史孙升言：『凡命制词者，比其臣为稷、契、伊、周，则其君为尧、舜、汤、武，不言可知矣。今温伯既比蔡确为周勃诛诸吕、定刘氏，则未审以何后比方圣上也?岂不知有所嫌哉?又曰：「及在受遗之列，尤嘉定议之功。安辑庶邦，有若召公之老；可属大事，莫如周勃之忠。」此言确受遗事也。此皆叙事之词，不可无实也。伏望陛下以臣所论宣付大臣，早定邪正是非，庶他日奸臣无以藉口。』癸卯，中大夫、门下侍郎刘挚言：『自三两月以来，士大夫汹汹于下，造作语言，更相窥伺，人心不安，皆将温伯及焘等去住阴卜朝廷意旨，才见温伯就职，便谓朝廷有意动摇政事，邪佞之党无不欣然得意；见焘等罢言职，便谓疏薄谏诤，从来忧国之臣，莫不疑惧。去留之际，中外便生观望，动摇事机，无甚于此。』

六年二月癸巳，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先是，温伯撰兴龙节祝寿词，用『负黼康、凭玉几』等字，殿中侍御史岑象求劾温伯非所当用以祝寿。适象求差人别试所，侍御史孙升又继论之。章三上，寻有诏复召朱光庭为给事中，刘安世为中书舍人。及除苏轼吏部尚书，太皇太后谕执政，令兼承旨。于是温伯有是命。

校勘记

[1]聪明 原本作『□聪』，据《长编》卷三九九改补。

[2]言事官 原本作『言事君』，据《长编》卷三九九改。

[3]言哉 原本『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九补。

[4]今者 原本作『者今』，据《长篇》卷三九九乙正。

[5]为耳目之官 原本脱『为』字，据《长编》卷四○○补。

[6]深用嘉叹 原本作『深欲用之』，义不通。兹据《长编》卷四○○改。

[7]先具 原本作『先且』，据《长编》卷四○○改。

[8]知杂侍御史无为提点刑狱者 原本作『知杂御事无提点刑狱者』，据《长编》卷四○一改补。

[9]是日晚 原本无『晚』字，据《长编》四○三补。

[10]所奏 原本『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补。

[11]未闻 原本此二字为墨丁，据《长编》卷四○三补。

[12]知邓州 原本『知』上衍一『乞』字，据《长编》卷四○三删。

[13]辽使 原本作『辽史』，据《长编》卷四○三改。

[14]癸亥 原本作『辛酉』，据《长编》卷四一一改。

[15]翼日己未 《长编》卷四一一无『无未』二字。

[16]面论 原本『论』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一补。

[17]并今日 原本『并』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一补。

[18]为疑 原本『疑』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一补。

[19]五月庚寅 原本作『庚申』，据《长编》卷四四二改补。

[20]中使 原本脱『使』字，据《长编》卷四四二补。

[21]促令 原本『促』上衍『寿』字，据《长编》卷四四二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五

哲宗皇帝

刘安世居谏职

　　元祐三年二月乙未，宣德郎、正字刘安世为右正言。司马光既殁，太皇太后问吕公著：『光门下士素所厚善、可任台谏者，孰当先用?』公著以安世对，遂擢任之。

　　四月甲申，右正言刘安世进对，太皇太后问：『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协舆望，惟胡宗愈，公议以为未允耳。』太皇太后曰：『且徐观其所为。』安世退而上疏言：『宗愈性本奸回，才识暗陋。自居风宪，尤务迎合。既不闻有所启沃，进贤退奸，亦不闻有所建明，兴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侧目。忽闻制命，擢居丞辖，舆议喧然，莫不惊骇。』丙辰，右正言刘安世言：『欧阳棐凭藉阀阅，素无声闻，才既暗陋，性复回邪，造请权门，不惮寒暑。与程颐、毕仲游、孙朴、杨国宝辈交结执政子弟，参预密论，号为死党。搢绅之所共嫉，清议之所不齿。岂可叨误厚恩，列职太史?』

　　五月丙辰，刘安世言：『近朝廷除黄庭坚为著作郎，臣闻御史赵挺之历疏其恶，以谓先帝遏密之初，庭坚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秽。窃谓挺之棣州守臣，耳目相接，不应妄谬。审如其言，则闾巷小人有所不忍为，而庭坚为之，自若亏损名教，绝灭人理，岂可尚居华贵?』

　　八月己卯，刘安世言：『臣昨以欧阳棐除馆职不当，已累次论列，至今不蒙指挥。近日复闻用为职方员外郎，除目既传，中外骇愕。何者?棐以阴邪庸琐之才，凭藉执政亲昵之势，百日之内，三被恩荣，虽台谏交章，盖有不能夺者，而又继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无复有公议也！』

　　九月，刘安世言：『制科谢棕申尚书省辞免新命状云：「所有敕告，未敢抵授。」以「抵」为「祗」，以「授」为「受」，虚薄寡闻，一至于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今陛下当右文之代，初复制举，岂容有「抵授贤良」乎?』

　　十月甲申，刘安世言：『臣非不知进退大臣务全体貌，而宗愈登用以来，丑迹日著，人言腾沸，不可弭塞。请举其近事之显著者而极论之，凡十有二，愿罢免宗愈，以慰天下。』戊戌，安世又言：『宗愈匿宰相之姻嫌，盗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听，堕废祖宗之法，阴结惇、确之奸，徼幸异日；显主轼、辙之党，公肆诋欺。未尝振举纪纲，但闻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内，致位丞弼，公议骇愕，罪状日著，岂可尘污廊庙，与闻机政?』

　　闰十二月丁卯[1]，刘安世言：『臣窃闻除谢景温权刑部尚书。按：景温在先帝时为湖南安抚使，附会章惇，先于徽、诚等州建置城寨[2]，一开边隙，十年之内，所费不赀，湖北及广西并边之地常被杀掠，无有宁岁，蠹国残民，莫此为甚。又自高阳关将带女巫之郡下，景温侥幸大臣，日使子弟就其家考问，以至此妖人目为圣母，以婢妾之子用为左右之侍吏，辄势以醉殴人，景温殊无畏惮，释而不问，遂致言者弹劾，出之近藩。是时景温亲党方据权要，故知蔡州未几，即徙颍昌，又擢守成都，而偃蹇不行，无人臣恭顺之理。陛下曲从其请，改守扬州，未久，而又不因省部阙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陛下详此数节，则景温诏除之下，能允公议乎?』戊辰，刘安世言：『章惇强买苏州昆山县百姓宋迎等抵当田产。方陛下践祚之初，布平易近民之政，惇位大臣，既不能辅成上德，而包蓄诡计，动为异论，阳示强鲠，阴助奸慝，以致悖慢帷幄之前，殊无君臣之礼。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诛，止罢执政，出之藩镇，谓能退省前过[3]，痛自惩艾，而长恶不悛，凌蔑国法，劫制州县，强市民产。前后大臣，肆行奸恶，未有如此之甚者!』

　　四年二月癸丑[4]，刘安世言：『按：太常少卿王子韶资性险佞，行己无耻。熙宁初，士大夫有「十金」之谚，目子韶为「衙内钻」，盖以其造请公卿之门，不惮寒暑，交结权要子弟，巧于自谋，如刀锥之鈷锐也。少常卿之任素号清选，岂容匪人辄尔冒处?』壬戌，蔡确在邓州，尝上章陈乞颍昌府，以便私计。刘安世言：『蔡确招权纳赂，罪当大辟，止送韶州编管。确至贬所，未及逾年，移置黄州，旋请近镇。臣谓确敢萌外意之望，盖先用其弟量移之请尝试朝廷，遂敢凌蔑公议，虽屡沾非常之恩，犹不能满确之意，复话亲老，愿移大藩，盖有以启之也。』

　　三月己亥[5]，刘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得性柔邪，秉心不一，止以近事之尤显著者，试为陛下陈之：蔡确陈乞颍昌，常、陶身任台纲，阴庇奸慝，一也；谢景温误恩并不论列，二也；章惇强市田产，亦不绳治，三也；王汾请赐王安石恶谥，及除谏议，常等遂率全台肆为丑诋，四也；常在户部协助邪说，请复雇募，五也；昨者有司请于经义之外加以诗赋，常屡乞改用经义，背公死党其事，六也；甲、保之害，众所共知，变法以来，农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建言重乞编排，率情妄作，七也。』

　　四月，刘安世言：『蔡确怨谤君亲，情理切害。』（见《蔡确诗谤》）

　　五月，刘安世论彭汝砺营救蔡确事（见《蔡确诗谤》）。

　　七月丙子[8]，安世言：『范育昨知河中府，尝有阙行，嬖人用事，干挠政刑，子弟失教，闺门不肃，丑声流行。比方外除，已玷列卿，曾不煖席，擢置宥密。臣恐修洁之士耻与比肩，流荡之徒无失惩戒。乞罢新命，以允公议。』诏育权发遣熙州。

　　十月庚子，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宣德郎刘安世迁通直郎，为左谏议大夫，仍赐绯。

　　十二月甲子，右谏议大夫刘安世言：『伏自前月未闻传圣旨权罢讲筵，是时兴龙节，意谓将有燕飨，是以辍迩英之幸，用成庆礼。今复半年，别无故事，亦非有前岁大雪苦寒之故，而劝讲之臣，久不得望见清光，臣固疑之矣。乃者民间喧传禁中求乳母，臣窃谓陛下富于春秋，尚未纳后，纷华盛丽之好不能动渊衷，虽闻私议，未尝辄信。近日传者日众，考之颇有实状，或者之论，乃谓陛下稍疏先王之经典，浸近后庭之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德。伏望圣慈为宗庙社稷之大计，清闲之燕，频御经筵[7]，仍引近臣，与之议论前古治乱之要，当今政事之宜，俾悉开陈，以助圣学。』先是，给事中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自今秋，闻外人言陛下于后宫已有所近幸。臣诚至愚，不能不惑。陛下今年十四岁，而生于十二月，其实犹十三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庙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业，为亿兆之人父母，岂可不爱惜圣体哉?』又上疏皇太后曰：『陛下保佑圣躬，调护起居外，成就睿德，勉进学问，前此未尝闻有丝毫之失，今之所闻，则异于前。外议藉藉，皆谓皇帝已近女色，后宫将有就馆者。有识闻之，无不寒心。』疏皆留中。会刘安世呼牙媪为其兄嫂求乳母，逾月无所得，安世怒，诘之，媪曰：『非敢慢也，累日在府司，缘内东门要乳母十人，今日方入了。』安世惊曰：『汝言益妄!上未纳后，安得有此?』媪其言内东门指挥，令府司责军令状，无得漏泄。安世犹未之信。任府司者适安世故人，亟以手简问之，云：『非妄。』安世遂抗章论列。他日，吕大防等奏事已，将退，太皇太后留大防，谓曰：『近安世有文字言乳母事，意则甚善，但渠不知耳。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须饮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阁内寝处，宜无此。老身又尝究治，果无之。可说与安世，令休入文字。』大防对：『谏官例不与宰相相见。』太皇太后曰：『然则当如何止安世文字，勿令再入?』大防曰：『范祖禹见修《实录》，臣每间日过实录院，必见祖禹。刘安世与祖禹同省，臣当以圣旨令祖禹告安世。』太皇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论列后宫进御事，行令大防谕止。』及祖禹得大防所传圣旨，即过安世。安世曰：『此事系圣德污隆。安世以谏名官，何敢缄默?纯夫方侍经幄，上所亲信，又岂得不言?』祖禹曰：『固尝言之矣。』安世曰：『宰相所传圣旨，盍具奏知?万一有为所绐[8]，虽悔[9]，其可追乎?』安世乃奏曰：『若陛下实未尝为，则臣之所言，犹不废谏官之职。陛下万一有之，则臣进说，已是后时，虽不敢逃旷官之诛，顾何补于事?惟愿陛下爱身进德，留意问学，清心节欲，增厚福基于言』祖禹奏曰：『大防面谕，乃知臣等所闻外议尽是虚传。陛下恕臣狂愚，不赐诛责，然臣所言皇帝进德爱身，所宜表以为戒。太皇太后保护皇帝安身正心，久远之虑，亦愿因而勿忘。』其后章惇为宰相，上语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宫嫔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一日，觉十人者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涕泣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刘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诘之。』惇与蔡卞谋诬元祐大臣尝有废立议，指安世、祖禹言，为根二人，遂得罪几死。

　　五年三月辛卯，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中书后省都吏时忱于司勋所定酬赏之外，别拟特旨，违法推恩。至第六章，曰：『臣所以不论执政而劾都司者，盖迁补人吏非大臣之事，而尚书省白札子明称「都司拟到」，则是事由都司而起，执政容或不知也。敢冀陛下，深赐省察。』辛丑，刘安世言邓温伯资禀奸贪，附丽权势（详见《郑温伯罢内翰》）。

　　七月，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乞宫观。诏以安世为集贤修撰、提举崇福宫。初，除安世中书舍人，安世言：『向者屡曾论列邓温伯罪恶，不当复在朝廷。累月于今，未蒙开纳，方俟谴逐，乃叨迁陟。臣之自处，固已难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婴疾病，气体衰惫，已尝奏陈一宫观差遣。伏望收还误恩，早赐俞允。』诏不许辞免。又言：『臣固执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说有二：臣论列温伯，至于累章，卒不能回，是为失职，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实代王言，臣属辞非工，讷于应用，记问衰落，不练旧章，此臣之所不能也。伏望察臣至恳，追寝误恩。』又不许，仍遣中使问劳赐食，谕令就职。安世固称疾，诏閤门以中书舍人告就赐安世，仍放谢。安世固辞不受。于是诏从安世所请。

苏颂罢相范百禄附

　　元祐七年十二月甲子，新京西路转运副使、左朝散郎贾易知苏州。

　　八年二月丙寅[11]，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奏：『伏睹侍御史杨畏言：昨差贾易知苏州，稽留诏命二十余日，谓臣独主其事。臣议论疏违，致有台官劾按其罪戾宜即严诛，见居私家待罪。』又请早赐黜责，诏皆不允。初，贾易坐言事出，既叙复为京西路转运副使，经郊祀赦恩，乃与知苏州范锷对移。颂言易为御史，号敢言，更赦乃下迁，非是。或请加易馆职，颂又持不可。或指易为奸邪者，颂曰：『士大夫立朝奸邪，何可当也?须以实事论之。既无实事，安可谓之奸邪者?』有旨再议，而杨畏及来之邵等劾颂，颂竟坐此罢。

　　三月壬午，诏：『尚书左仆射苏颂累上表引年[12]，乞解机政，可依所乞，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集禧观使，所有实封、食邑，依自来体例施行。于今月六日宣麻。』初，进呈台章论颂稽留制书[13]，尚书左丞梁焘曰：『颂为宰相，理会差除，可谓称任。况论差除，执政皆得可否，为相复不得论本省事乎?台章又以颂子为太学博士，同舍多有迁擢。』焘曰：『差除皆宰执合议，方敢将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罢议，非颂敢专也。至如父子家庭间语，外人岂得知之?若臆度猜疑，即诬造巧饰，何所不至?此不可不察。』颂既罢相，以观文殿学士宫祠便居，焘又争曰：『颂罢已非宜，愿两宫察言者之妄，留颂以遏倾摇之风。朝廷辄罢免宰相，事体极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颂不肯住。』焘曰：『若用自请，即职名，非故事，不可降职处外，示以疏远。』颂得以大学士留京师。

邵伯温云：杨畏攻刘相出，意谓必相门下侍郎苏辙。朝廷乃以苏颂为尚书右仆射，畏又与来之邵言：苏相留贾易谪命不下，为稽诏命。时中丞李之纯与苏相为姻家，偶在病告，畏入卧內见之纯曰：台谏言苏颂章累上，未有施行，与连姻託病在告。恐言者将及公。李长者为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论苏颂章疏乞早降出。』苏相遂罢。太皇太后察见杨畏等私意，复自外召范纯仁[14]，拜右仆射。畏与之邵又言纯仁不可用，不报。之纯与颂为姻家，当考，《实录》不载。之纯有言亦当考。李清臣与许将书云：『子容之罢，虽言者乘之，殆别有谓，非面莫能悉。』不知清臣所称『有谓』是何事?岂即邵伯温所记杨畏反复攻击为苏辙也乎?当考。

　　乙酉，中书侍郎范百禄奏：『台官言苏颂稽留贾易知苏州诏旨，累乞罢免。劾章所指虽不及臣，臣实何颜苟逃罪戾?已面奏，不敢入省供职。』诏不允。监察御史黄庆基言：『宰臣苏颂近以稽留制书、援引亲党、除授不当罢政。按：除授差遣，自系中书省同共商议，方可进呈。今苏颂既罢，所有中书侍郎范百禄实预其职，岂可不任其责?望赐罢黜，以慰中外之望。』戊子，庆基又言：『近论列中书侍郎范百禄非特朋比欺罔，不守典法，内怀险诈，阴图倾夺而已。其狠愎自任，援引吕陶为起居舍人，岑象求为诸王位说书，皆川人也。假朝廷之名器，而收私室之恩，其罪一也；至如以宋炤知凤州、扈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凤州职田供给，号为优厚，初除沈迈，待阙已久，乃遣迈知泉州，以凤州与炤，众论莫不为之扼腕，其罪二也；冯如晦为户部郎中，坐前任夔路转运日按发公事不当，御史台究治，未结绝间，百禄以其同乡，遽除馆职，差知梓州，违朝廷之法，徇乡里之私，其罪三也；百禄顷曾相视大河利害，是时力以回河为非，北流为是。及去岁大河复向东流，献议者屡陈其便，乞遣近臣相视可否，百禄固执前日之所见，力行沮格，竟不闻遣使相视[15]，迁延至今，春水泛涨，已无及矣。其狠愎自用，执一偏之见，而沮公共之议，其罪四也；为人臣者，无有乎己，况敢顾其私乎?岂有以待阙而夺与他人?方系究治而骤加进用?上罔圣明，下紊纲纪，擅威福之权，行邪枉之道，其罪五也。望出宸断，早赐罢黜，以协公议。』己丑，黄庆基言：『近论奏中书侍郎范百禄朋比欺罔，狠愎自任，援引党与，皆其显然事迹。昨罢刘挚、王岩叟、朱光庭、孙升、韩川，而后其党稍衰，然而洛党虽衰，川党复盛矣。百禄之亲戚朋游，皆在权要，陛下可察而知也。今因罪状明白，早赐罢黜，以离其党与，庶使当路者有所畏惮。』辛卯，中书侍郎范百禄奏：『蒙赐诏书，依旧供职者。国法有常，人言可畏，虽善贷之明不惑[16]，而愚臣之分难安[17]。伏望圣慈亟加责罚[18]，以为小人之福，以警在位之臣。』诏以百禄为大中大夫、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初罢百禄不除职，尚书左丞梁焘争之，乃有是命。

　　初不除职，据《粱焘行状》。苏辙《遗老传》云：『范百禄罢政，实坐努扎[19]。』按：《实录》乃有黄庆基、杨畏、来之邵劾章，不知辙何以云尔。当考。

乙未，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苏颂言：『冬春以来，内寒壅发，则几于委顿。伏望许上封章，俾还闾里。』诏不允，除大朝会外，仍特免朝会。

二苏贬逐

　　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黄庆基言川党复盛（见《苏颂罢相》）。是月，门下侍郎苏辙奏：『臣近以董敦逸言川人大盛，差知梓州冯如晦不当，指为臣过，遂具札子及面陈本末。寻蒙德音宣谕，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为信。臣德望浅薄，言者轻相诬罔，若非圣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则孤危之踪，难以自安。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谢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实，亦使臣略加别白，然后出入左右，粗免愧耻。如不蒙开允，非所以为爱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赐付三省施行。』敦逸又言：『近具奏乞减杀川人太盛之势，又乞广为体访等事，已尘圣览。今采众言，有合开呈下项：一、访闻苏轼、苏辙、范百禄辈各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惟苏轼为多，或是亲知，或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为监司，为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不平之叹。中书省、尚书吏部须藉姓名，乞指挥供具，便见负数之多寡，事势之如何。一、高丽买书之事，是陛下已降之命，因众臣共为之议，得旨而后行。寻以苏轼见拒而罢。见有文案在尚书省礼部、国子监，乞取索看详。一、黄河软堰之事，亦是陛下已降之命，亦因众臣共为之议，得旨而后行。寻以苏辙见拒而罢。见有文案在尚书省工部、都水监，乞取索看详。臣闻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则君尊，命令轻则臣强。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轼、辙违而拒之。辙之拒命，中外闻之，已惊骇矣；轼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四裔亦知之矣。异日寇贼生心，边防误事，臣未及议。窃惟苏颂、范百禄以稽留制书及除授不当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轼与辙，岂惟敛恩作福，朋党不公，而又拒违君命，语其情犯，又非颂与百禄之比。释而不治，命令轻矣!欲乞检臣前奏，并详今来所陈事理，断自宸衷，指挥施行。』

编类幸疏系八年三月二十日时奏此。今因苏辙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时，系之三月末，则敦逸此奏，却不先见于二十日，故亦系以三月末。苏辙辨奏后敦逸初十日所奏，独检讨未得，但得庆基所奏耳。

　　四月乙亥，门下侍郎苏辙奏：『朝廷用人自有资格，岂可为臣一人忝预执政，遂使川峡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资差注?敦逸又言冯如晦差除乃臣所言一事已显，且敦逸言臣非一，并未蒙降出。欲乞早赐行下，令三省覆实其事。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国法；若所言无实，亦乞辨明，免臣暖昧之谗。』

　　五月辛卯，监察御史董敦逸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罢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坐言尚书右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不当也。壬辰，三省进呈敦逸四状言苏辙、黄庆基，三状言苏轼。吕大防奏曰：『敦逸言辙事，三省同签文字，皆以为非辙之罪。庆基言轼知颍州日违法置簿，拘收赏钱，不依条例，妄行赏用，及失人丁真配罪，见系京西路提刑司按法取勘干系官吏，轼已移扬州，又入为兵部尚书矣，乃敢越蓦申陈，致朝廷徇其所请，将监司按发公事指挥不得取勘，致令迁延该赦。考轼之意，将欲姑息小人，盖庇旧吏，以沮坏法令而已。轼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颜盖，以受纳官不肯领绢，率众人论诉，非有大过也。轼不遵法令，判令刺配，虽尝自劾，蒙朝廷放罪，轼为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盖有轻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轼自进用以来，援引党与，分布权要，附丽者力与荐扬，违迕者公行排斥。昨荐王巩，既除宗正寺丞；近荐林豫，自东排岸，不问资叙，遂差知通利军。前者除张耒为著作郎，近者除晁补之为著作佐郎。轼力为援引，遂至于此。如秦观，亦轼之门人也，素号猥薄，昨除秘书正字，既用言者罢矣，犹不失为校对黄本书籍，是以奔竞之士趋走其门者如市，唯知轼而不知有朝廷也。近者高丽人使乞赐书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屡尝赐书与之矣。轼乃拒违诏旨，极言不可。及都省批送礼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责也。轼乃盖庇吏人，力陈强辨，期必胜而后止。轼在先朝，恣为歌诗谤讪朝政[20]，有司推治，实迹具存，众皆以为罪在必死，独先帝怜之，止从轻典，送黄州安置。轼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怀怨望二圣。陛下临政之初，以轼为中书舍人，遂因制诰，公然指斥先帝时事，略无忌惮，将欲刺讥先帝，以摅平昔之愤尔。轼行李之纯除河北都转运使诰云：「乃者役钱贷息之弊，民兵马政之劳，萃于北方，而天下不靖，河溢为灾，老幼奔走，流离道路，十年于此矣。呜呼!其孰能为朕劳来安集之?」故见于《鸿雁》之诗，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厉王之乱相拟也!轼行苏颂除刑部尚书诰云：「乃者法病于烦，官失其守，盗贼多起，狱市纷然。」惟汉武时暴征远戍，于是盗贼竞起，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之，此乃可谓「纷扰」。为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之暴相拟也!轼行刘谊和韶州诰云[21]：「尔昔为使者，亲见民病，尽言而不讳，厄穷而不悯，安知有今日之报乎?」夫刘谊得罪于先帝，自以职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当公论之，而乃张皇上书，用此罢江西提举，安得有尽言乎？至于「安知有今日之报」，此语尤不忍闻。陛下奉承宗庙，当有显扬先帝之鸿业休德，岂欲报先帝得罪之人乎?轼行唐义问除河北运使诰云：「朕修赋役之法，黜聚敛之吏，去薄从忠，务以养民。」夫先帝立法，岂不欲养民耶?先帝用人，岂不欲去薄从忠耶?今以为务以养民，是指先帝之不能养民也。今以为黜聚敛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敛之吏也。轼行贬吕惠卿诰云：「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夫先帝立法，乃欲与天下同利，岂有先帝之神圣英睿，冠绝百王如此，而乃从蠹国害民之谋乎?轼所行制诰皆在舍人院，陛下试取而观之，盖有声述不尽者。臣请以常人论之：对人之子骂人之父，犹且义不胜诛，况轼职代王言，而实诋先帝，按之以法，当如何哉?至如结记常州宜兴知县李去盈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至其人上下论诉，进状者凡八年，方与断还。臣义激于中，不能自止。望赐英断，上以释先帝之谤议，次以正今日之典刑。』又言曰：『治天下必先于正朝廷，必先于破朋党。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听，睿足以独断者，未有不为奸邪所蔽也。臣近言礼部尚书苏轼，已历疏其所为矣。窃见门下侍郎苏辙怀邪徇私，援引党与，怙势曲法，务与其兄相为肘腋，以紊乱朝政。轼则外许人差遣而公荐之，辙则内为之应而引用之。按：轼与吕陶交结至厚，昨者荐陶自代，遂除为起居舍人。近日中书舍人陈轩缘馆伴高丽人使请赐书籍事，轼恶轩之不附己，遂奏于朝，力加排诋，意欲使轩补外，乃迁陶为中书舍人。轼知颍州日，赵令畴为签判，轼与之往还甚密。轼乃公荐于朝，称其才美。访闻苏轼见议除令畴差遣。国子司业赵挺之为御史日，屡言轼不公事迹。轼居礼部统辖国子监日，务捃摭太学中事，欲沮抑挺之。访闻苏辙见议除挺之为转运副使，以同列商议，不敢进呈；太府寺丞文勋以篆字游于轼之门，初不以公正吏才称也，轼既援引，辙遂除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冯如晦为夔州路转运使日，按发公事不当，见系御史台推治，未结绝间，辙以川人，遂除馆职，差知梓州。近断敕方下，如晦虽以法夺官，而差遣与职竟不动也。赵高帅鄜延日，欲弃熙河而不敢献议，乃以书抵大臣。是时辙为中丞，得其书，即与论列，赖谏官刘唐老疏其交通诬罔之迹，谋遂不行。前日臣尝言执政不务协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累日，多不能合，甚者几于忿争，极伤国体，盖辙欲进其党与，故众论不肯相从尔。轼尝自言：「陛下称其兄弟孤立。」以为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结党与而无所忌惮。又其党言：「陛下许轼大用。」以为必见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争趋其门，以图进取，上下唱和，合为一党，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尔，一涉于欺罔，则终身不可以诚信委之。按：辙荐王巩，累数百言，陛下真以为可用也。既而淮南提点刑狱钟浚根究王巩在任日秽恶狼籍，实迹具存，遂谪为监当，而辙亦恬然自若，略不引咎。程之邵，辙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转运判官，按知云安军孙拱。拱与之互论，见系推治，未见曲直，乃除之邵为都大提举茶事。至如轼之罪恶，因行制诰，公肆刺讥，以法论之[22]，指斥乘舆，罪在不赦，而况指斥宗庙乎?陛下试观轼、辙所为，稍失控御，则何所不至?』

　　于是大防、辙等奏曰：『庆基言轼所撰李之纯等六人诰辞文涉讥毁先帝，其间陆师闵告一道系范百禄词，非轼所撰。臣窃观先帝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裔，而一时群臣将顺大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然耳。昔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在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尚察，屡兴惨狱，章帝改之以宽厚，故当时天下悦服，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以毁谤先朝为词。非惟中伤士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远不便。』苏辙奏曰：『臣昨日取兄轼所撰吕惠卿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亦岂是讥毁先帝者耶？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泪下。当时大臣数人，其间极有不善，不肯谏上。』吕大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尝曰：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然则一时过举，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23]。』大防曰：『皇帝圣明，必能照察此事。』于是得旨：敦逸、庆基并与知军差遣。

　　丙申，左朝请郎、新京河北路转运判官董敦逸知临江军，左朝请郎、新福建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知南康军。敦逸、庆基既有旨与知军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纯、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来之邵亦言：『二人诬陷忠良，朝廷容贷，止令出使，臣恐后人观望，得任私意，敢肆狂诬。』故遽责之。黄庆基、董敦逸既责，苏轼以札子自辨曰：『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见疾于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光庭、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其间于义，不可不辨。臣先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数人，所行告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所敢增损。内吕惠卿自前执政授散官安置，诛罚至重，当时蒙朝旨，节录台谏所言惠卿罪恶降下。既是词头所有，则臣安敢减落?然臣子之意，以为事涉先朝，不无所忌，故特于告词内分别解说，令天下晓然知是惠卿之奸，为先朝盛德之累。至于窜逐之意，则已见于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臣愚意以为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指斥，不亦矫诬之甚乎?其余所言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诰词，皆是庆基文致附会，以成臣罪。只如其间有「劳来安集」四字，便云是厉王之乱，若一一似此罗织人言，则天下之人，便不敢开口动笔矣!孔子作《孝经》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诗也，不知孔子诽谤指斥何人乎?此风始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今庆基复宗师之。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而言也云云。』太皇太后令辙谕曰：『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摭，且须省事。』轼乃具札子称谢曰：『天慈深厚，如训子孙；委曲保全，如爱支体。感恩之涕，不觉自零。伏念臣才短数奇，性疏少虑，半生犯患，垂老困谗。非二圣之深知，虽百死而何赎?伏见东汉孔融才疏意广，负气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嵇康才多识寡，好善不忘，是以遇锺会之祸。当时为之扼腕，千古为之流涕。臣本无二子之长，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谨当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便须刻骨，岂独书绅?庶全蝼蚁之躬，以报邱山之德。』

六月甲寅，礼部尚书苏轼乞知越州，诏不允。壬申，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苏轼知定州。

按：轼奏议，八月十九日，犹以端明殿侍读、礼书论汉、唐正史，则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除定州。又《实录》于九月十三日再书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书或误，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寻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当考。六月八日，轼已乞越州，诏不允。《政目》于二十日书苏轼知定州。

　　九月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知定州。

　　绍圣元年三月，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见《绍述》）。

　　四月癸卯，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吴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于私情，褒贬不归于公议。』诏安诗罢起居郎。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望劾实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轼在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则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词，中书舍人蔡卞所草也。范纯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罢免，朝廷之事，不合与闻。然有未尽之诚，上觊少裨圣听。窃见全台言苏轼行吕惠卿诰词言涉讪谤，伏缘熙宁法度出于建议之臣，又州县奉行之际，多有过当，不副神宗爱民求治之意。及至垂帘之后，惠卿方用监官之方特行重窜，苏轼因撰辞之际，遂至过诋惠卿。今台章揽归先朝，事体不便。况今来言者，多是垂帘时擢归言路之臣，当时畏避，不即纳忠；今日观望，始有弹奏。若便施行其说，亦恐玷垂帘之圣明，妨陛下纯孝之德。三省进呈之际，伏望圣断，特加容贷，不惟可全国体，亦可稍镇浇风。』甲寅，侍御史虞策言：『苏轼既坐讥斥之罪，犹得知州，罪罚未当。』诏轼降充左承议郎。

　　闰四月乙酉，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为其用。』御史黄庆基言：『轼诬诋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苟容，望赐黜责。』诏之纯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知单州。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按：轼敢以私忿形于制诰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诬诋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浮薄小人，影附于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

六月甲戌，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特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左承议郎、新差知英州苏轼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余见《党籍》）。

校勘记

[1]丁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一九补。

[2]微诚 原本『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九补。

[3]谓能 原本『能』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补。

[4]癸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二二补。

[5]己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二二补。

[6]丙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三○补。

[7]经筵 原本『筵』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8]所绐 原本二字均为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9]虽悔 原本脱『虽』字，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10]增厚 原本『厚』字作作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11]丙寅 原本『丙』上衍一『内』字，据《长编》卷四八一删。

[12]引年 原本『引』下衍一『老』字，据《长编》卷四八二删。

[13]制书 原本脱『书』字，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4]自外 原本『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5]遣使 原本『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6]善贷 原本『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7]愚臣 原本作『□愚』，据《长编》卷四八二改补。

[18]责罚 原本『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9]努扎 原本二字作一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20]恣为 原本『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

[21]刘谊 原本作『刘喧』，据《长编》卷四八四改。

[22]以法 原本『以』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

[23]宜深知 原本『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六

哲宗皇帝

常安民罢察院

　　绍圣二年三月丁酉，试中书舍人林希权礼部尚书。监察御史常安民言：『希在史局八月，岂有端坐不下笔之理?况《实录》成书，希同迁一官矣。比众人皆得罪，希既置而不问，又复峻迁偏秋，如此何以服人?希盖章惇之党，为惇谋客。惇之肆横强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静。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夺黜陟，陛下之操柄，奈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尽以付权臣乎?』章屡上，不报。由是惇与其党日毁安民于上前，谓安民力主元祐，意欲为范祖禹等营解，然未有以显中也。

　　九月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致人言，奸状甚著。置之

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礼部与监当差遣。』

旧录云：安民奸人之党，张商英荐之于朝，得为言事官。数以奸言进对。初谈正论，浸怀异心。上睿知，屡察其奸，遂逐之。新录、《辨诬》曰：张商英荐安民于朝，检寻《哲宗实录》，并无证据。如「奸言异心」等语，皆是诬谤。今依《常氏家传》及奏议别行修定，删去上件五十九字。

　　又诏：『常安民已降指挥罢监察御史，来日可更不引上殿。』 御笔九月三十日下。编御集者又著云：安民已被黜，命下而称上殿，欲自诉，哲宗降旨罢之。

　　安民又上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者，其实皆假借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张商英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皆传笑之。及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号为文正。及近为言官，则上疏论司马光、吕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荫孙五人，皆珪身后所生，乃引元珪例许奏荐。近日讲复官制，职事官不带职，寄禄官不带左右，至于权尚书、侍郎，独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复改易。如此等事，谓之公心，可乎?故凡劝陛下绍述先帝者，皆欲死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以感惑陛下，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圣烈皇后其得人心，前日陛下驾幸秦、楚国夫人第，浇奠及辍朝，并命襄葬诸费从官给，人人无不欢呼。高遵惠为侍郎，士论皆以为当。闻吴居厚向得罪，出于宣仁之意，近闻复待制，舍人再缴而大臣尚欲再下。愿陛下主张此事，以顺人心。今权臣恣横，朋党满朝，言官未尝一言及之，惟知论元佑旧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奖拔，不敢负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实耻为之。举朝廷臣诬陷非一，臣赋性愚直，恐终不能胜朋党之论，愿乞外任以避之。』上开慰而已。

林希权礼书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权户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遵惠权兵侍、户侍二年三月；吴居厚复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幸高、陈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职事官不带职三月二十四日；诏寄禄官不带左右字，四月三日诏。

　　及祀明堂，刘美人侍上于斋宫，又至相国寺，用教坊作乐。安民面奏：『众所观瞻，亏损圣德。』语直忤旨，章惇从而谗之。曾布初与惇不合，见安民数论惇事，意谓附己，每于上前称之，谓：『近来言事官敢言不阿附，无如常安民者[1]。』及安民论布在密院与惇互用[2]，亲故始怨怒，欲逐安民，乃乘间袖安民旧与吕公著书以进，谓安民在元祐中上吕大防书，乞消灭先朝奸党，欲使援引其类，百世承续。安民因对。上问：『闻卿尝上宰相书，比朕为汉质帝?』安民曰：『臣在元祐初，尝劝吕公著博求贤才，至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以动之，岂有他意?古今议论皆然，何独臣也?臣以蠢直，触犯权臣之怒久矣，恶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终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虽辨之何益?』先是，安民与国子司业安惇、监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国子监考试所拆号，对敦逸称：『二苏天下文章之士，负天下重望，公不当弹击。』至是，敦逸奏讦安民前语，上言乃轼、辙之党，平日议论，多主元祐，安民遂责。诏语皆惇批也。上初命与安民知军，惇乃进拟送吏部降监当。明年，敦逸论瑶华事，上怒，欲贬之，谓执政曰：『常安民例与知军，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监当也。

刘美人事，安焘行状所载差详。载焘出时，新录云：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政人言，奸状甚著。置之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吏部与降监当差遣。』先是，安民数论事，无所阿比。论章惇：『以大臣为绍述之说，实假其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劝陛下绍述者，皆欲讫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惑圣虑，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心意。』至引王凤乱汉、林甫乱唐以比惇擅作威福。论蔡京：『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为京死党。他日援引群奸，布满中外，虽欲去之无及。』论张商英：『在元祐之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传笑。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曰「文正」，近为言臣，则上疏论光、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又论林希、李琮不当违新制权尚书、侍郎；吴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复制。惇等积怒，合力排陷，谴毁日闻。它日，上问曰：『闻卿尝上吕公著书，比朕为汉质帝、灵帝?』安民对曰：『臣在元祐间献书公著，劝其博求贤才，尝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不谓恶臣深者指摘臣言，推其事以文致[3]，臣虽辨之何益?』于是监察御史董敦逸奏讦安民前尝称二苏文章负天下重望，不当弹击，乃轼、辙之党，平昔议论主元祐者。诏罢安民御史，与知军。而惇批诏语，乃拟送吏部与监当。《安民家传》所称论曾布与章惇互用亲故，当考。

钱勰罢内翰

绍圣二年十月甲子，尚书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先是，御史中丞黄履、御史周秩以雍尝为二王宫僚，交章论劾。内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称疾乞解机务。诏不许。会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广德军，雍复起视事。逾年，乃去位。章惇之贬斥元祐旧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焘、李清臣与惇争论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谓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牍白上，惇遂安。议者谓雍欲以此结惇也。然雍竞罢黜。

邵伯温《辨诬》曰：初，元祐中，吕相引李清臣，欲其为助。至绍圣初，清臣首变元祐之政，吕相出，范相亦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章惇被召未至，相位尚虚，清臣益有觊覦之心，亟改元祐法度，除诸路常平使者。已而章惇至，拜左仆射，安焘除门下侍郎。安公刚正，每与章惇争辩。清臣既不得作相，亦与惇为敌。惇初贬谪元祐臣僚，尽以白帖子行事。安公、清臣与惇争论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时郑左丞雍以尝为二王宫僚，屡致人言，迹甚危，欲结惇为自安计，私谓惇曰：『熙宁初，王荆公作相，尝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牍，怀以白上，惇遂安。然郑竞罢政，寻被谪。

　　己巳，直龙图阁、陕西转运使穆衍知泰州。安焘初欲用钱勰，曾布曰：『勰罪状不在顾临下。』章惇曰：『当在临上。』上曰：『何可作帅?』皆曰：『不如用衍。』从之。御史中丞黄履言：『窃睹钱勰批答不允郑雍所请诏草，有「群邪共攻」等语。臣未识斯言出于圣谕?为之出于钱勰之私意?若出自圣谕，自即请罪而去；若出勰之私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缘雍之进在元祐中，当是时也，凡有进拟差除，皆出于执政大臣，则雍之进也，决知非陛下本意。及陛下收揽政柄，察知吕大防等罪，遂加贬斥，惟雍不止幸免，又得独预拟。臣诚恐天下有以窥圣政之万一，遂具弹奏。使雍当日能以一言自明，乞不干预，臣亦不论为廉隅及碍圣政，所以虽至奏陈。既蒙陛下委曲开谕，不复论及。今勰乃以群邪为词，未知勰之所趋何以为正?何以为邪?而公然形于诏答，无所忌惮。伏望陛下特赐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趋鼎镬；如其不然，即乞追改答诏，及正勰欺诬之罪。』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尝疏钱勰批答郑雍诏书，有「群邪共攻」之语，又闻却作「群邪交攻」，意有未尽，倾至再陈。恭惟陛下以成王之孝，继志述事；以大舜之智，任贤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庆。今勰乃以臣等忝任风宪，指为群邪，则未知勰之处心积虑，仰视陛下何如主也?伏望圣慈详酌，尽理施行。』左正言刘拯言：『伏见去岁御史合班弹奏尚书右丞郑雍不当任以政府，臣于是时，盖尝继呈论理奏。今雍抗章请去，翰林学士钱勰代言批答，乃有「群邪共攻」之语。谓之「群邪」，则臣亦处一焉。且御史以击邪为任，而乃以邪人处之，岂是朝廷正名核实之意?顾臣义分，难以安职，伏望圣慈罢臣言责，授以冗散，庶使公言，中外取信。』又言：『伏睹士论籍藉，为翰林学士钱勰撰赐尚书左丞郑雍诏，有「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辨」之语，盖指去年臣等尝殚奏雍反覆不忠也[4]。按：勰处代言之职，其遣辞命语虽出于勰，传之天下，载之后世，陛下言也。若臣等弹奏雍果出厚诬，则朝廷耳目之任，岂容群枉窃据?乞赐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弹奏苟非诬罔，则勰之代言不实，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语以肩惑朝廷，亦乞施行。检会钱勰撰赐郑雍第二诏：「卿括静恪己，雅重镇浮，顷正台纲，遂跻政路，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辩，君臣之际，固可无嫌，进退之间，所宜致慎。夫何异趋，乃尔乞身。勇于自谋，岂不有裕?志于论报，其或未安，无重为烦，所宜亟起。」』诏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元祐初，章惇罢知枢密院事[5]、知汝州。勰草制词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及惇入相，勰知开封，殊惊。已而擢翰林学士，乃安。曾布数毁勰于上前，上未听之，于是蔡卞与黄履同在经筵，为履诵『弗容群枉，规欲动摇』等语。履问：『如何?』卞曰：『似近时答诏，不知谁为之?』亟令学士院检呈，乃知勰所作。履等遂相继论列。雍既罢政，勰亦坐贬绌，而卞即为右丞。勰得罪，初非惇意也。

常立以诬诋贬责

　　绍圣三年六月己卯，三省言：『检会常立元祐中供纳实录院文字，其间门人赵冲叙常秩事迹内有不逊词语。』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勾当明道宫。奉议郎赵冲别取旨。辛巳。中书舍人叶祖洽言：『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差遣勾当亳州明道宫。按：宫观之任，惟侍御史职司已年老之人，朝廷方授之。以立奸人，何得授此?窃恐朝廷以不逊辞语是秩门人赵冲所叙，遂欲薄责。望以立之恶明付有司，正其罪名，特加窜殛。』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追还所借转通直郎，依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奉议郎赵冲特降一官，与小处监当[6]。癸未，叶祖洽又言：『近诏常立仍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赵冲特降一官，与远小处监当。按：冲系秩门人，只是与立编写，就使知情，犹为从坐，今则追官与远小处监当。立是秩子，主名编录。供送之人，今责降乃轻于冲，公议未允。望以冲情罪参较轻重，特发神断，使刑罚允当。』诏常立添差监永州在城酒税，赵冲添差监道州茶盐酒税。初，蔡卞请以立为崇政殿说书，既赐对，又请除谏官。上犹未许，曾布乘间白上曰：『常立附丽章惇等，先帝自处士擢常秩为侍讲、谏官，其死，则又手诏褒美，赠官赙恤，无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悦先朝故事而去，外议殊不平之。惇以周穜为不负先朝，若立者，可谓有负矣，及喜之，则掩而不问。然臣未知子细，容更体访，实具奏呈。』上曰：『且与问取来。』是日，甲戌也。翼日，布以立事质于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阴变新法，民受茶毒。』又云：『上下循默，败端内萌，莫觉莫悟，公独见几，知其必败。』乃门人赵冲撰集秩行事言也。并墓铭缮写为两册，元祐中纳史院，史官莫不见之。翼日，具以立等此语闻达。上甚骇其不逊，曰：『何谓必败?』布曰：『臣所记不详，然此两册现在史馆，可令签贴进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曰：『此事外人多知，吏官无不见之者。闻两舍人云：「若有差除，必缴驳。」然臣已知之，不敢不奏。』上曰：『岂可不言?』又翼日，布方对，上曰：『立文字已令取，果有此语。』布曰：『何敢妄?若立诚有此语，不唯不可置之言路，诸王皆先帝子，岂可置之左右?兼狂悖不逊，自当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对，上遽语蔡卞日[7]：『常立诋神考，而卿荐之，何也?』又顾章惇曰：『卿不见其语乎?尊戴安石如此，则以神考为何如主也?』惇谢不知，因请其语。上怒曰：『语在常秩行状!其语云：「自安石罢相以来，民在涂炭。」又云：「自秩与安石去位，而识者知政事必败。」其谄厚安石而诋薄神考如此，卞何为荐之[8]？』惇、卞皆错愕谢罪。上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状，亲指『涂炭必败』四字以示惇、卞等，由是惇始悟为卞所卖。后一日，三省进呈，上赫然令与立宫观，冲别取旨。叶祖洽缴录黄，以谓立父子世受国恩，而狂悖如此，贬太轻。李清臣具报布。是日布对，上谕布曰：『立已行法。』布曰：『已侥幸，昨以王府故夺借官[9]，今遂不夺恩命，优矣。』上曰：『赖卿言及，不尔，几误擢。然人物亦极平常。』布曰：『问青苗、免布易、差夫等数否?』上曰：『俱不曾问。』布曰：『立诋訾先朝如此，又谄附执政，及与人言青苗、免役事，须立乃能推行。其佞媚反覆如此，尤可罪。如此等人，乃欲使为谏官，岂不误事？』上曰：『反覆尤不堪，其言茶毒，乃桀纣事。』布曰：『《书》称毒痛四海。』上又曰：『知其必败是何语?何败之有?』布曰：『谄王安石而毁先帝，情更可诛。陈瓘所以忤卞，只云卞但以安石为准绳，安石所是者必欲进，而不喜者必欲黜。立安石为准的，以罗织士类，此最为害政。况安石之所是非，与先帝不同者非一，岂有但以安石为据?卞以此深怒瓘，而士类莫不以瓘之言为是。臣亦尝亲闻先帝不与安石之语。今立乃以谓「安石既去，民受荼毒」，然则先帝有为于天下，皆出安石?则先帝皆所不晓也。悖慢不逊，无甚于此!』上亦切齿。及三省进呈祖洽文事，遂夺立借官，依前职官监当。赵冲见任奉议郎，夺一官、远小处监当。祖洽再缴，以谓立不当轻于冲。遂曰[10]：『置立于永州，冲于道州监当。』布称善。上又曰：『「必败」之语殊可骇。』布曰：『不逊未有如此者!《传》云：「人臣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鸇之逐鸟雀。」立之言不逊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也。』上曰：『共任国事，何可不言?』布曰：『臣事陛下，每不敢不自竭。陛下天纵睿明，于是非曲直，无不了然洞照，以此苟有所闻，不敢不尽底里。』上曰：『固当如此。』布又言：『陛下亲揽万几，政事不一。若庙堂得人，其次言路不苟且循默，则每事不至如此上劳圣虑。』上深然之。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窃闻常立以父秩行状申国史院，希合权臣，言父秩与王安石之美，抵诬先帝。比者陛下照见底里，已行弃逐，颇怪舆议。谨按：立自选人入馆未几，又借通直郎、王府侍讲，近又令上殿。立之无状如彼，大臣亲昵引荐如此。立之上殿，未审何人引荐，敢尔欺罔!臣传闻大臣每于陛下之前，必云去诋诬之人，而立之诋诬，致有「荼毒生灵」、「公知其必败」之语，乃略而不问，犹且援进，恐其不速，岂非负先帝、欺陛下乎?为臣之罪，莫大乎是。自昔大臣若微过，必引咎避位。今立过恶如此，引荐大臣略无自咎之辞，曾不愧惧?廉耻之风不行于庙堂之上，而欲风天下，清士类，其可得乎?兼大臣在史院者若见其文，自当进呈，召对之际，同为期蔽，亦宜有罪。伏望特行黜责，以警官邪。』

此据次升奏议增入，不得其时。曾布独不称次升尝论立，当考。曾布《日录》并陈瓘《尊尧集》及《尊尧余言》并序窜诗载此事颇详。陈瓘《尊尧余言》曰：『神考信安石所荐处士常秩为贤，召而试之。及既厌安石，秩亦随罢。初，神考常谕安石曰：「常秩不知去就。」安石对曰：「陛下于诞谩蠹政害国之人尚能体貌尊听，如秩者反见薄。」其后安石为秩作墓表曰：「石可磨也，亦可毁也。」谓石可毁不可得也。常立广墓表之言以扬其父，行状进于史院，而行状之言云云。』又曰：『盖因常立一事，而密成卞等二计之巧。卞等二计，其二曰罪诉理以雠窜立之挠。臣闻常立上殿之时，叶涛奏之，于是又作诉理之事雠布与涛，而罹诉理之祸者七八百人，讫于曾布之家流离破败，而卞等报复之意犹未快也。然则哲宗窜立，卞等岂以为是乎?』按：常立先以郑州观察支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用何时转通直郎，为王府说书。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说书改王府侍讲。称卞引立以选人为假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又力荐之，请赐对。对之明日后，躐除侍从官。今《实录》殊不载立为崇政说书。不容不载，必是卞力请而哲宗未许也。又称拟立寿州监酒。寿州监，即是叶祖洽所驳监当无『远小』字，责轻于赵冲，或先拟寿州，后改永州耳。又称冲特勒停。冲但特降一官耳，亦无勒停事，不知瓘何以云耳。或是《实录》不详，当考。

王珪以诬谤追贬

　　绍圣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元丰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黄履言：「访闻两府大臣尝议奏请皇子就傅建诸事[11]，王珪辄语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当管他。蔡确、章惇闻之，对众穷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确、惇乃宣言于众，其议遂定。臣又闻王珪阴交高遵裕，尝招其子士充传达语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诚之心，以槐位处珪，以鼎餗养珪：凡十有六年。今圣躬偶感微疹，而珪已怀二心，此而可容，何以惩劝天下?」黄贴子：「近有高士英者，辄至臣家，称上服药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权同听览，则传命者审已正色答之，以为岂可私议?臣忝位中执法，士英尚率尔如此发言，今珪无故辄自招士充，又对清臣有如此言，窃虑必有奸谋。』至三月初，履又言：『大臣体国休戚，一切事有权宜，自合奏禀，岂得私有所召?及称「不当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惩劝?臣于左仆射王珪议储之际，既闻其然，不敢不论。今已累日，未见施行。臣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于义，则珪不可无责；使臣之言无补于政，则臣不可以无罪。今皇太后权同处分，建立储位，以安天下，臣虽万死，犹生之年。状望朝廷早赐指挥。』又绍圣二年十一月内，右正言刘拯奏：『先帝遘疾，宰臣王珪持二心为奸，臣僚上其弹奏蔡确等定策受顾命辅翼陛下，已而权臣擅政，确等相继被逐，又虑他日复用为己祸也，于是因事诬构，挤之废死之地，而复移定策之功于珪。珪之薨也，赐宅赠官，锡与勅葬特厚，而确死投窜之地，虽蒙昭雪，赠复官辞，而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继世，虽有定体；神器轻重，亦系一时。功罪不明，孰大于此?今为忠者被祸，为奸者受赏，何以教天下后世?伏望圣慈究珪之罪，录确之功，优加恩典。又今年二月，宫苑副使、两京第七副将高士京进状，称先臣遵裕当先帝服药危疑之际，有故宰相王珪召臣亲弟、承议郎士充密议，取决于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盖为是时，先臣为高氏之长?又知宣仁圣烈居常听用，故来相问。寻时先臣泣下，大怒曰：奸臣敢如此!况国家自有正统，何决于我?遂叱骂故弟士充：如敢更往，即杖汝死!寻将此意指说与先辟机宜官王棫，自可照证。切念先臣昨因攻取灵州，师老粮匮，大河不冻，故不能上奉圣训，责置散官，遂溘先朝露。其后虽蒙朝廷稍加牵复，然未尝别加赠典。今来有此忠义，又不获伸诉于陛下。欲乞朝廷详酌，优赐褒赠。』又给事中叶祖洽言：『当先帝违豫，至于大渐，储位未正，中外惶惶，延颈以望。珪为上相，众目所睹，所宜率先建议[12]，首定大计，以慰宗庙。珪乃持疑顾望，含糊不决，至于同列以大义迫之，不得已而后应。不知珪意安在?使同列不切责之，则珪将遂无言，岂不误事?天下至今罪之，虽先帝泽及人深，天下属意陛下之久，然名实未定，忠臣义士，安得无忧?臣于是适在朝廷，亲闻士大夫之论，藉藉罪珪如此。已而珪死，天下莫不怪之。然是时朝廷所以赙赠周恤，恩礼过厚，仍赐甲第一区，莫非异数。臣闻特恩赐第，所以待殊勋异德。珪为臣不忠，何以得此?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无前后之私也。』诏：『王珪遗表恩例并行追夺，其子孙与远处监当差遣，仍永不注近京路分。所赐宅拘收入官；故承议郎高士英特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制曰：『臣无二志，戒在怀奸；国有常刑，议难逃罪。其申后罚，以正往愆。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赠太师王珪，窃文华之上科，躬柔险之诐行，驯致显位，遂居冢司。先帝优容臣邻，务尽礼意，掩覆瑕慝，多历岁时。邱山之恩，毫发未报。属在弥留之际，是谓忧疑之时，欲豫安于人心，当早正于国体。矧复昭考与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爱孙之慈初无间隙。而乃妄怀窥度，专务婢娿，指朝廷为他家，用社稷为私计。同列诮诘，又无定言，阴持两端，不顾大义。仅免生前之显戮，更叨身后之余荣。公议弗容，旧疏具在，反覆参验，心迹较然。使其免恶于一时，难以示惩于万世。贬从散秩，追正误恩，庶令官邪，咸知警宪。可恃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

枢密院奏事，上宣谕曰[13]：『叶祖洽累有文字论王珪事[14]，云先帝不豫，珪为首相，数召高遵裕之子士充，与语讫，同列问以大计，答云：「教某道甚?」方云「上自有长子」，又言：「彼时黄履为中丞。」三月末，已有文字论珪事，朕以宣仁圣烈于社稷大计圣意数定，自是内外群小妄有窥度，朕尝谕章惇等：「如先后，乃妇人之尧舜也。」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意，仍先令进呈，然后行下。曾布等言：「陛下椎述先后德意如此明白，当书之筒册，以示后世。」』此旧录所书，系之四月十八日。新录因之。按：曾布《日录》：上宣谕时，王珪已贬万安军司户。珪贬万安军司户乃二十四日，不应六日前已有成命，六日后方行，可疑。旧录系之十八日，误也。今来新录但因旧录无所移，附珪贬后，兼用布所录。及邵伯温《辨诬》，则加删修，庶后世详见本末。新录但因旧录无所改正，于理殊未安耳。上之嗣位，邢恕与蔡确阴有异意。确死贬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图报，复黄履旧与恕相得，恕诬谤宣仁圣烈皇后，履与其谋。元丰八年二月三日章疏，乃追为之，非当日所奏。高土京者，遵裕假子。士京为将官，尝与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从容问士京曰：『公知元祐间独不与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问：「有兄弟无?」士京曰：「有兄土充，已死。」恕曰：「此乃傅王珪语言之人也。当是时，王珪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传道语言于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因诱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当为公作此事，第勿语人。」因公所亲信王棫崇饰诬辞，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遵裕最爱少于士育，病且死，士育未尝离左右。士育每为人言：『初不见士充来告。』遵裕以珪所问事也。其后士京恨所得官爵不称意，屡欲自陈虚妄，高氏诸族皆恶之，绝不与通。靖康初，诸王府赞读江端友上书辨宣仁诬谤，其略曰：『初，元丰高遵裕大败于灵武，责散官安置。未几，神宗崩，哲宗嗣位。宰相蔡确以谓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请牵复，以悦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亲也。宣仁帘中宣谕曰：「遵裕丧师数十万，先帝缘此震惊，悒悒成疾，以至弃天下。今肉未寒，吾岂忍遽私骨肉，即忘先帝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罪先帝，今来垂帘，凡高氏推恩，独不可及遵裕。」确谋大沮。后确责知安州，作诗讥讪，坐贬新州，而邢恕乃确之腹心也，偶与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帘时不推恩牵复事激怒之，使上书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来议策主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识字，实恕教之为书。士充疏远小臣，素不识珪，安得与之议社稷大计?又何从辄通宫禁语言?且上书时，珪、士充、遵裕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窃闻元丰八年时正记，即确所修也。其载二月中策立事甚详，何尝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谓不愿王珪异同，则难以归功蔡确，而不知厚诬圣母之罪大也。恕之为人，非独有识之士无取，其子居实亦不乐其父所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帘前奏事悖傲不逊，都堂会议，以市井语诮侮同列，岂忠厚君子哉?尚云极力以消除徐、王觊觎之谤。惇与三珪、蔡确阿为报政受雇命，使当时果有异同，岂复为此言乎?则恕之谤，可谓欺天矣。缘此，绍圣中蔡卞独唱追废圣母之议，赖哲宗仁孝，不听其说，不然人神痛愤，必为天下后世笑，悔可及乎?』

校勘记

[1]常安民者 原本『者』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2]及安民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3]其事 原本作『其世』，据文意改。

[4]尝殚奏 原本『尝』字作『当』，据文意改。按：此节《长编拾补》未予辑录。

[5]知枢密院事 原本『事』作『中』，据文意及《宋史·宰辅表》改。

[6]监当 原本作『差当』，据《长编拾补》卷十三改。

[7]遽语 原本『遽』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8]何为荐之 原本作『何□为之』，据《长编》卷十三改补。

[9]夺借官 原本脱『夺』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10]遂曰 原本『遂』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11]就傅 原本作『就转』，据《长编》卷四八六改。

[12]建议 原本『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六补。

[13]宣谕曰 原本脱『曰』字，据《长编》卷四八六补。

[14]累有 原本作『案有』，据《长编》卷四八六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七

哲宗皇帝

蔡确诗谤

　　元祐四年二月己巳，正议大夫、知邓州蔡确为观文殿学士，余如故。确落职再及一期，故有是命。确在邓州，尝上章陈乞颍昌府，以便私计。左正言刘安世言：『按：确奸邪阴险，盗据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纵其弟□硕招权纳赂[1]，赃污狼籍。有司论罪，当以大辟。陛下特加宽贷，止送韶州编管。确本同居，众谓预闻，其事朝廷既不穷治，惟以失教责之，削其职名，出临偏郡，仅能周岁，易守南阳。当时议者已谓牵复太遠。硕至贬所未及逾年，确遽上言，乞令内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黄州，曾不旋踵，自请近镇。臣窃谓确所以敢萌意外之望，肆无厌之求者，盖自近日政事颇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请尝试朝廷。既不能沮止奸谋[2]，遽可其奏。确谓执政莫不畏己，遂敢陵蔑公议，轻侮朝廷。虽委蒙非常之恩，犹不能满确之意，复托亲老，愿作大藩，盖有以启之。伏望圣慈明敕三省，寝罢确奏，以正国体。』

四月壬子[3]。先是，朝散郎、知汉阳军吴处厚言：『伏见朝廷念旧推恩，无负于确。然确昨谪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实有负于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时，作《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篇，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臣谨一一笺释，使义理明白，录连投进。所贵知臣之不妄。其诗云：「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折幽花亦自香。叶底出巢黄口闹，波开逐伴小鱼忙。」此一篇只是讥刺昨言事者，又朝廷日近擢用臣僚，亦不曾谤及君亲。「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如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右此一篇讥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笺释之：按，唐郝处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仕高宗。时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曰：「天子治阳道，后治阴德。然则帝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今陛下奈何欲身传位于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正应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宜持国与人，以丧厥家。」由是事沮。臣窃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尽用仁宗朝章献明肃皇太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尽极孝道，太母保保圣躬，莫非尽极慈爱，不似前朝荒乱之政。而蔡确谪守安州，便怀怨恨，公肆讥谤，形于篇什。处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于他，而思处俊，此其意何也?又最后一篇云：「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4]，沉沉沧海会扬尘。」言海会有扬尘时，人寿几何?尤非佳语。』处厚又奏：『昨为蔡确安州诗讥讪朝廷，上及君亲，遂有状缴奏。窃虑确有分析，称所思郝处俊不为此事。今以《旧唐书》考之，处俊所进谏者数事，或有在咸亨初，或有在咸亨间，或在中元初，唯进谏此事，乃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间也。故确诗云「忠言直节上元间」，则正思此也。又沧海扬尘事，出葛洪《神仙传》，此乃时运之大变，寻常诗中多不敢使，即不知确在迁谪中，因观溳河暴涨暴涸，吟诗托意如何?』

据王岩叟所记，吴处厚以四月五月缴奏确诗，吴安诗以六月上疏。

右司谏吴安诗上疏论确讥讪。后二日，进呈安诗疏。太皇太后宣谕：『安诗论确谤讪，却不见确文字。勘会得吴处厚缴奏乃是通封，只作常程，便降付尚书省。今再进入，要看。』遂同后疏进入，寻复降出。时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各已两上疏。

据岩叟所记，安世及焘自七日后各两上疏，今并附此。焘章疏年月日仍存之。王巩《随手杂录》云：『初，吴处厚笺蔡确持正诗进于朝，邸官以传本报之，凡进入二日，而寂无闻。执政因奏事禀于帘前，宣仁云：「甚诗?未尝见也。」执政云：「已进入，未降出。」帘中云：「待取看。」至午间，遣中使语执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承领。」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与通封常程文字共为一复。盖初进曰亦通封。明日进呈，殊不怒，但云：「执政自商量。」既而处厚复有疏，执政请送蔡确分析，谏官吴安诗、刘安世论列，而分析未上间，会梁焘自潞州召为谏议大夫。至京日，北过河阳，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勋，社稷臣也。谏官以恕之言论之，日益切直，宣仁始怒焉，泣谓执政曰：「当时谁曾有异议，官家岂不记得?但问太妃。」遂促蔡相谪命。』巩所录与王岩叟稍不同，今但从岩叟。若梁焘言邢恕称萘确有社稷功，则具之五月二十八日丁酉。

　　壬子，进呈安世等疏。诏令蔡确开具因依，实封闻奏。戊午，左谏议大夫梁焘又疏论蔡确怨讪罪状：『明白辨当付狱，不须更下安州取索元本，又令确分析。』诏安州限三日趣具报。朝廷既用吴处厚奏，令分析，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亦各上疏，意乃佑确，实欲罪处厚，而不敢言（此据王岩叟所记）。先是，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共奏：『早来臣焘、臣安诗延和殿奏对，具陈蔡确怨谤君亲，情理切害，因曾上禀言路，更有何人论列。伏蒙宣谕：「惟卿等及刘安世外，他人别无章疏。」臣等不谓御史当可言之地，并不纠劾，又虑奸党变乱公议，别有奏陈，恐开告讦之路。臣等尚虑御史台知臣等已有论奏，备礼一言，以塞外议。若果如此，则其包藏奸状，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确事毕，明正其罪，特行窜逐，庶使邪正有辨，不败国事。』

　　五月辛未，安州言：『蔡确所作诗初题于牌，及移邓州，行一驿，复使人取牌去，尽洗其诗，以牌还公使库。』是日，太皇太后谕执政：『确党多在朝。』范纯仁进曰：『确无党。』吕太防曰：『确诚有党在朝，纯仁所言非是。』刘挚亦助大防，言确诚有党在朝。是日，文彦博同三省入对，太皇太后曰：『蔡确都无人管。使司马光在，必不至此。』彦博以下皆惭惧不知所对。是日，执政俱不敢进呈文字。大防、纯仁既退，各上疏留中。癸酉，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亟李常为兵部尚书，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傅尧俞为御史中丞，朝奉大夫、侍御史盛陶为太常少卿，朝散郎、太常少卿朱光庭为侍御史，中书舍人曾肇为给事中。常与陶皆坐不言蔡确也。右司谏吴安诗论肇教彭汝砺救确，而不自言其奸，乃过于汝砺，肇寻亦坐迁。

戊寅，观文殿学士、知邓州蔡确言：『臣僚上言臣安州作诗意涉讥讪，诏臣开具因依闻奏。一言臣昨来谪降知安州，包蓄怨心，而实不知当时行遣本末，妄料臣为怨望也。往年弟硕坐事，由臣愚昧，失于教察所致，寻上表待罪，乞行诛责。上荷圣恩宽贷，委曲保全，止落职移知安州。天地之德，至深至厚。臣日夜感谢，未知何以图报，何缘却有怨望?且喜愠不以义者，小人之事也。臣虽愚陋，亦粗闻事君行己之大方，况又当感而怨，岂人情哉?臣前年夏中在安州，其所居西北偶有一旧亭，名为车盖，下瞰溳溪，对白兆山。公事罢后，休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诗数首，并无一句一字辄及某事，亦无迁谪不足之意。其辞浅近，读便可晓。不谓臣僚却于诗外多方笺释，横见诬罔，谓有微意。如此，则是凡人开口落笔，虽不及某事，而皆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臣以溳溪旧有郝处俊钓台，因叹其忠直，见于诗句。臣僚谓臣讥谤君亲，此一节中，伤臣最为深切；又指臣使东海扬尘故事，而妄装点。按：《神仙传》谓蓬莱水浅及海中扬尘，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语也。』又言：『古今诗句用此事者稍多，只如近年苏轼作《坤成节太宴致语》，亦云「方采蟠桃归献寿，蓬莱清浅半桑田」，盖祝寿之辞犹用之，何得谓之用此故事尤非佳句?』先是，安焘尝语同列曰：『海变桑田事，苏轼亦尝用作圣节乐语。』于是确果以轼为言，众皆疑焘实密风之也。右正言刘安世言：『昨日延和殿进对，尝论彭汝砺营救蔡确事。伏蒙宣谕，以谓「卿等错会，汝砺所言与卿等一般」者。臣虽已具汝砺朋附之实，面奏其略，尚虑陛下未知群邪交结之详，缘此事正系是非邪正之机，不可不察，愿陛下以臣之论，详览汝砺之疏，则奸人之情状，必不能逃于圣明之鉴。臣伺候断遣蔡确了日，当节次具状劾奏奸党，乞行窜逐。』辛巳，诏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心中书舍人彭汝砺奏曰：『确言非所宜，众所共怒。圣恩深厚，尚俾分司，乃知天地高厚，无大不容；日月高明，虽细必察。然告讦之言，至有累厚化，罪人以疑似，实非正体。伏望圣慈更赐宽恕，必谓小人须当惩戒，犹冀加贷，以完德美。所有告词，尚候圣旨。』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言：『臣窃闻蔡确之罪恶，天下之所共嫉，不容更有异议。汝砺居侍从论思之列，不以君亲为言，沮格诏旨，奋力营救。臣等前日进对之际，已言其朋党之状。观今日之举，可验有实。伏望陛下诛其奸意，重行贬黜，庶分邪正，以肃中外。』贴黄：『臣等伏见治平中命王畴为枢密使，是时钱公辅当制，缴还词头。朝廷以为不当，遂授滁州团练副使。今来蔡确责命，与王畴事理不同。汝砺挟奸不肯草词，伏望详酌，重次施行。仍乞速降指挥，免至惑乱众听[5]。』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王岩叟行蔡确责词曰：『人臣之义，莫重于爱君；天下之诛，无先于讪上。确奸回无惮，阴波不疑，以舞文巧诋为身谋，以附下罔上为相业。先帝与子，何云定策之功?太母立孙，乃敢贪天之力。阴结朋邪之助，显为众正之仇。日者宠荣充满于冢司，赃贿贯盈于季弟。坐观奢靡之无度，不问贪叨之所从，阳若不知，潜与为地。朕既屈邦宪以贷硕万死，又抑人言而置卿两全。曾不反思，尚兹归怨，形于指斥，播在歌诗。托深意以厚诬，包祸心而莫测。味思人之作，见切愤于权宜；览观水之章，知乐逢于变故。夫岂沾沾之多易，盖怏怏之余言。尚以列卿，俾分留务。聊著为臣之戒，用严垂世之规。往服宽恩，罔贻后悔。』又诏侍御史、新除太常少卿盛陶知汝州，殿中侍御史翟思通判宣州，监察御史赵挺之通判滁州，王彭年通判庐州。中书舍人彭汝砺奏曰：『臣窃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补完聪明为事。事有是非，容有言有不言者，若不择可否，惟言之为务，是乃所以为朋比也。不言未必为邪，言之未必为忠，惟其是而已矣。前罢御史丞杂，物听已骇，今又尽行黜废，所干政体不细。微臣愚戆，未知所处。伏望更赐详酌施行。』汝砺初闻确有谪命，未见词头，曰：『若责轻则可。』及词头下，并责陶等，遂不肯草词，亦不封还，别具奏并申中书，称疾谒告归第。初，刘安世等既劾确，盛陶等乃言：『蔡确自引而去，岂不知幸?然以弟犯法，降知安州，是朝廷常典，确不应有恨。使确无心于言，偶多涉疑似，人虽注释，近于捃摭；使言而有意，终不能强自为辞。事关君亲，臣子难以辄议。欲乞因其诗之言以观其心，据所引之事以考其迹，苟涉讥刺，何惮不诛?其告言之人，亦愿详酌处分。』故责词指进言于朝。命之已行，而思等讫无论奏，遂并黜之。吴处厚者，尝从蔡确为山陵司掌笺奏官。处厚欲确以馆职荐己，而确不荐用，由此怨确，故缴奏确诗[6]。士大夫固多疾确，然亦不直处厚云。

此据邵伯温《辨诬》。王銍补传：处厚乃为王銍掌笺奏，而确罢之。

尚书左丞王存言盛陶等不当责，曰：『今以不言责御史，恐后来者不择而言，益纷纷可厌。』太皇太后曰：『言之多何害?但要朝廷与辨是非耳。』乙酉，蔡确既责，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以为责轻，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亦相继论列。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确之罪恶，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务留都，未厌公议。伏乞处以典刑，更赐重窜。』初，辅臣以帘前共议再谪蔡确，独纯仁及王存以力不可。纯仁曰：『方今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日举动，宜与将来为法式，此事甚不可开端也[7]。』又引《尚书》所言『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之说以解上意。丁亥，诏：『蔡确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给递马发遣，沿路州军差承务郎以上官及量差人伴送前去[8]』。逐州交割如无承务郎以上，即差本州职官。』吕大防及刘挚等初以确母老，不欲令过岭。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既于帘前画可而退，范纯仁复留身，揖王存进说，以为不宜置确死地。太皇太后不听。纯仁退。谓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政恐亦不免耳!』权中书舍人王岩叟行确责词云：『圣人察言以观行，要在去凶[9]，《春秋》原意以定诛，责乎当罪。义之所在，朕不敢私。蔡确象恭滔天，怀诈迷国。同林甫之深险，固不易窥；甚卢杞之奸邪，信其难辨。忠义痛心于四海，善良侧目于两朝。家积之殃，昧而不知；已求之祸，大而莫解。阴遣腹心之党，自称社稷之臣。欺惑众人，邀图后福[10]。尚赖神夺之鉴，天诱其衷；使以不道之言，发于缘情之作。险意潜惊于群听，丑词妄诋于慈闱。虽朕德之所招，据母慈之何负?昨奉圣训，稍从宽科，而公议沸腾，予心惨怛。未丧朋邪之气，祇伤慈孝之风。优施笑君，犹行夹谷之戮；驩夔党恶，尚有崇山之诛。宜正典刑，以威奸慝。假再生于东市，保余息于南荒。不独成朝廷今日之安，亦将为国家亡穷之计。往服矜贷，无忘省循。』翌日，诏入内内侍省差内臣一名，并下吏部差三班使臣一名，同伴送蔡确至新州交割讫回。所有前降指挥，令沿路州军差承务郎以上官伴送更不行。遂差入内东头供奉官裴彦臣、三班奉职马经。如蔡确沿路或称病乞住将理，即添差递铺兵士，用兜轿抬舁前去。从彦臣所请也。初，不差使臣，执政以为喜。及改命彦臣等，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安世及傅尧俞、朱光庭皆欲救止，又恐与初论相戾，且非体，遂止。已而范纯仁亦不言。刘挚曰：『明日当与帘前论之。』然彦臣等讫无改命。

以不差使臣为喜，又从彦臣所请，以下并据王岩叟所记。王巩《随手杂录》云[11]：『尧夫论辩，人之不从。尧夫曰：「臣敢不奉诏?只乞免内臣押去。」宣仁曰：「如何?」尧夫以曹利用事言之。宣仁曰：「决不杀他，教他自生自死。」不差內臣，此无固必，但与执政商量。执政议差小使臣，或承务郎已上官伴送。至夜批出，差內臣一员。已而尧夫、正仲与不论事台官皆罢去。

　　是日，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再登对。太皇太后加称奖曰：『卿等于此事极有功[12]。言事每如此，天必祐之。』

　　此据王岩叟所记。二十四日，焘所言同刘安世进对，太皇仍有褒语，今附见本日。

　　它日，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谕三省曰：

　　新录乃于十八日载此，当在他日也。

『即日责降蔡确，外议如何?』宰臣吕大防等曰：『确恶已久，今来罪状尤不堪，须合如此施行。唯是确之朋党心有不乐者。』又宣谕曰：『确罪前后不一，昨终以先朝旧相，因其自请，备朝廷礼数，令其外任。辄怀怨望，自谓有定策大功，意欲他日复来。妄说事端，眩惑皇帝，以为身谋。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所以不避奸邪之怨，因其自取。如此行遣，盖为社傻【杰按：傻，稷之误。】也。』大防等奏曰：『昨者建储一事，当时众臣僚佥书所批圣旨，月日、次叙、事理甚备，文字尽在中书。兼已关实录院编记分明。小人乃欲变乱事实，辄生奸谋，以图异日侥幸之利。今来又非朝廷寻事行遣，自是确怨愤不逊，讥讪君亲，公议所不容，台谏至二十余章，陛下方施行。命下之日，咸知朝廷有典刑也。』龙图阁直学士李常罢新除兵部尚书，出知邓州，坐不言蔡确，为谏官所攻也。中书舍人彭汝砺依前朝奉郎、知徐州，坐营救蔡确，并不草确与盛陶等责词，故黜之。丁酉，左谏议大夫梁焘言：『臣昨被召过河阳，见知州事邢恕。臣语次，问恕云：「闻皇帝即位前，太皇抱官家登先帝御榻问肆赦，云与皇子转官。先帝颔之。则是太皇圣虑已决，知否?此事是昨任京西提刑日，在颍昌府传闻。」又云：「太皇不忍明言上为皇太子，故云转官。」恕云：「此事元闻。」恕又云：「当时十日以前，太皇于宫中大计已定。」臣以恕乃蔡确所厚，臣遂又问云：「是时大臣曾入未?」恕云：「未曾入。」臣又云：「如此，则是事本出于太皇也。」恕云：「是如此。恕兼曾上一书，具说本末，皆出太皇。」臣又问：「得之何人?」恕云：「得之甚详，不须问。」又臣问其书语，恕不肯尽道，但及其略云：「旬浃已前，大计已定。此书必在宫中，可考虚实。」伏望圣慈指挥检寻降出，或失其书，乞下恕取索副本进入，复以付外，明示廷臣。仍勒恕具析此事所得因依，以其书付史馆，书之国史，更为别本，藏之宫中，择谨厚宫人掌之。近来邢恕对司马光、李之仪等欺罔诬诞，语言反复，此事最大，不可不早辨。』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言：『邢恕乃蔡确死交，其奸状众所共知。确既贬窜，其徒不能无反侧。若重责恕，其他一切置之，则天下服而众心安矣。』是日，诏丁忧人、前朝奉郎、直龙图阁邢恕候服阕日，落直龙图阁，降授承议郎、添差监永州在城盐场兼酒税务。先是，恕自襄州移汝州，专抵邓州见蔡确，相与谋所造定策事。后移河阳，司马康始除丧赴阙，恕特召康道河阳，因言：『确有大功，不可掩。』劝康作书称确，为他日全身保家之计。康与恕书留恕所。恕本意必得康书者，盖以谓司马光之子云尔。则确定策事，可取信于世不疑。既而梁焘自潞州以左谏议大夫召。焘已道温县入朝，恕亦使人要焘出河阳。焘与恕有旧，既至，恕连日夜论确定策功不休，且以康与恕、确书为证。焘不悦。及当言路，会吴处厚奏确诗，焘因是遂与刘安世等共请诛确。确既贬窜，恕亦坐责。康初欲从恕招，邵雍之子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枉道先见朋友。』康纯直，不意恕欺己，且曰：『已诺之矣。』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从之，则必为异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焘等论确、恕罪，亦指康书。诏令康分析，康乃悔之。

此据邵伯温《辨诬》编入，已修入《长编》，仍存本书于后。自襄移汝，当考月日。

戊戌，左谏议大夫梁焘言：『臣风闻范纯仁尝与亲宾言蔡确事，自谓其父仲淹在明肃时，专攻帘中之过，亦不顾流俗是非。客言：「今日事与当时不同。今来是确怨望讥讪，即不是太母有阙失。如确者，天下恨不得食其肉，纯仁何故主张?此事太错。」纯仁私与党确为大恶，乃以朝廷行遣为过失，欲以宰相之力权制威断，使事不得行，不恤公议，妄自比其父之敢为，可谓不忠矣。纯仁之罪亦明白，不可复留相位。伏乞圣朝，早赐罢黜。』右司谏吴安诗言：『蔡确讥讪君亲，罪在不赦，免其死而窜之岭表矣。彭汝砺不草词头，盛陶等阴持两端，又皆逐之矣。奸邪灭迹，朝廷肃清，诚社稷无疆之福也。数日来，风闻纯仁当处厚缴进确诗之初，及朝廷商量行遣之际，纯仁屡加营救，又欲罪处厚，致汝砺等承望风旨，敢为异论。』又言：『王存亦尝助纯仁救蔡确。今来纯仁理当黜罢，王存亦不可独免。』己亥晦，诏以谏官、御史所劾范纯仁、王存章付门下省。

此据王岩叟所记，御吏劾范纯仁章当考。

　　吕大防言：『内降台谏官傅尧俞弹奏宰臣范纯仁、左丞王存不合留身营救蔡确事宜，使思省引罪，自为去就，辄已封留弹章，更不转示逐人。』

　　十二月甲子，宝文阁待制、知颍州曾肇知邓州。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肇资禀奸回，趣向颇僻。昨来蔡确谤讪君亲，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揭为邪说，惑乱众听，以至捭阖执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确者，靡所不至。上赖圣明，得正典刑。肇不自安，遂乞外补。陛下敦尚宽厚，贷而不诛，犹假从官，出守近郡。搢绅之论，固已不平。到颍半年，遽易帅路，非特无以示好恶于天下，亦恐气焰凶慝，小人寝长。伏望圣慈审度事理，收还新命，以允公议。』

　　六年五月庚申。先是，蔡确母明氏进状及诉于尚书省，乞量移确。三省携确母状并吕惠卿自量移至宣州年月进呈，太皇太后不许确，独许迁惠卿。吕大防、刘挚本与确为地，乃不知本谋。傅尧俞窃语王岩叟曰：[13]：『吉甫得明氏力。』岩叟谓挚曰：『蔡媪早来亦至密院漏舍，盍告示以不行，令其早归?久留恐动议论。』挚曰：『俟详奏知，令去。』

　　八月辛亥，三省言：『蔡确母明氏状，乞依赦文吕惠卿例量移确。按：前执政官罢政，复因事责降散官者，令刑部检举人理期数、准法散官及安置之类以三期。』诏开封府告示。初，两宫幸李端愿宅临奠，既还，蔡确母明氏自毡车中呼：『太皇万岁!臣妾有表！』卫士取而去。是日，丁酉也。翌日，执政聚都堂。吕大防问刘挚曰：『蔡母章出未?』曰：『未见。』王岩叟曰：『前来已闻有三期指挥，是否?』挚曰：『刑部法当三期。旧在中书日，一年一检举。复归刑部，用刑部法。』久之，章不出。是日，三省进呈明氏马前状。太皇太后宣谕曰：『蔡确不为渠吟诗谤讟，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确当便死。此事公辈亦须与挂意。』挚曰：『只为见吕惠卿一年量移，便来攀例。』苏辙曰：『惠卿量移时，未有刑部三年之法。』太皇太后曰：『更说甚法?』大防曰：『乞令开封府发遣。』从之。既而挚语大防：『发遣太甚。』大防遂作小贴，附录黄奏知云：『早来帘前议，欲开封府发遣，恐致喧渎，且令告示。』诏可。给事中朱光庭封还录黄，言：『确罪恶比于四凶，四凶之窜，岂有复还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预先告示，理极不可。』遂寝前诏。已而执政又聚都堂，议欲用光庭论驳告示。挚曰：『告示何者?』再三迟疑。傅尧俞曰：『告示不行。』大防又曰：『适已奏知。』挚曰：『难为坐圣旨告示，只本房告示。』遂令刑房批贴于告示，更不复坐圣旨。既而复降录黄过门下，给事中虽欲再论列，不可得矣（五月一日确母进状）。

　　八年正月甲辰，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卒。

　　绍圣元年四月癸亥，诏蔡确特依正议大夫亡殁条与子孙恩泽。

　　六月甲戌，监察御史刘拯言：『议者谓蔡确在相位，吴处厚以迎合确意勘舒亶事。狱成，怨确不用己，取其诗，曲意牵合以倾之。伏望圣慈尽复确官爵恩数，治其诬谄之尤者，以伸确之冤。』

　　十一月，诏观文殿学士、赠特进蔡确特追复观文殿大学士，令颍昌府候葬日，并官为应副。

　　四月壬午，邢恕入对，流涕曰：『臣不谓今日复得见陛下!』以至泪溅御袍。上不乐，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请觐，上谓韩忠彦、曾布曰：『李清臣言恕有八札子常在怀袖，此必曾示人。』布曰：『臣不闻此。』因言恕人才文采皆不可多得，但多言耳。上曰：『政为此，上殿必乱道。』忠彦曰：『所言必有以惑圣听。』上曰：『恕自谓有定策功。』布曰：『此岂惟恕狂妄?而刘安世等指为「四凶」，乃与蔡确、章惇等。恕小官，安得与此?』

　　三年九月壬寅，中书舍人叶祖洽言：『臣尝论前日受遗之臣，朝廷所当崇报。近时司马光、吕公著皆以安秩殁于府第，恩礼优厚，赙赠隆渥，而确以尝与受遗之列，为元祐人所疾，流离贬斥，卒死岭南。伏望圣心，加隆宠数。』诏特赠确太师，本家宅一区。

　　四年八月，蔡京、安惇究治刘唐老、文及甫狱事（详见《刘文狱事》）。

　　十月壬寅，御批：『权吏部尚书兼侍读邢恕为御史中丞。』

　　十一月癸酉，中丞邢恕言：『谨按：故宰臣王珪被遇先帝，自参知政事至宰相，备位政府，不能建请早定位储贰为宗社至计，乃方乘时艰危，密召高遵裕之子士英，阴传言于遵裕。赖遵裕慷慨引义，不答其言，且发其谋以请。当时一二大臣遂亟协策，以定储贰云云。』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崇宁元年二月甲午，诏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蔡确配享哲宗庙庭。上谓韩忠彦等曰：『确于哲庙甚有功。方皇太后当从神宗灵驾西行，确密有文字，令弟硕属内臣阎守勤达太后，请留保护。太后以故辍行，保佑哲宗，晨夕常食，以铜匕箸，至于饮水，亦为之亲尝。确文字今尚在。』故有是诏。仍录确子洸、渭并与升擢差遣。

　　五年五月辛丑，赐哲宗皇帝配享功臣蔡确墓道，碑额曰『元丰受遗定策宰臣之墓』。

刘文书狱

　　绍圣元年七月，刘巩等贬责（详见《逐元祐党》）。

　　四年八月丁酉，诏：『赠太师蔡确无辜贬死，弟除名勒停人、前朝奉郎硕特与叙换内殿崇班。』承奉郎、少府监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硕曩于邢恕处见文及甫元佑中所寄恕书，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谋。及甫乃文彦博爱子，必知当时奸状。』诏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同权吏部侍郎安惇即同文馆究问。初，及甫与恕书，自谓毕禫当求外，入朝之计，未可必闻，已逆为机阱，以榛梗其途。又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济之以粉昆，朋类错立，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尝语蔡硕为司马昭，指刘挚粉昆，指韩忠彦眇躬。及甫自谓，盖俗谓驸马都尉曰粉侯，人以王师约，故呼其父尧臣曰粉父。忠彦乃嘉彦之兄也。及甫除都司，为刘挚论列。又挚尝论彦博不可除三省长官，故止为平章军事。彦博致仕，及甫自权侍郎以修撰守郡，母丧，除。及甫与恕书请补外，因为躁忿诋毁之辞。及甫对，以昭比挚如旧，斥挚将谋废立。眇躬乃指上，而粉昆指王岩叟、梁焘。岩叟面如傅粉，故曰粉，焘字况之，以况为兄，故曰昆。及甫初赴狱，京等说之曰：『此事甚大，侍郎无预，第对以实，即出矣。』及甫即妄自解释其书，又言父彦博临终屏左右，独告以挚等将谋废立，故亟欲彦博罢平章重事。问其证验，则俱无有也。

　　此用新、旧录。今参取它书别修。元符元年五月四日狱竟。

　　绍圣初，蔡确母明氏有状诉邢恕云：『梁焘尝对怀州致仕人李询言：「若不诛确，则于徐邸安得稳便?」』朝廷封其状，不为施行。刘唐老、文及甫事作，蔡渭告章惇曰：『唐老等何足治?曷不治梁焘?』惇遂检明氏状进呈。于是并付蔡京、安惇究治。

　　九月癸亥[14]，曾布独奏事，因言：『吕大防、刘挚初贬淮南、湖北，至昨来明堂赦方逾年，故有不得迁叙指挥。今皆在岭表恶地，与前日不同。今以天变肆赦，谓宜稍徙善地，足以感召和气。』上笑曰：『刘挚等安可徙?』布曰：『臣所见如此，更在陛下裁择。编刺配隶罪人，亦分广南与远恶处为两等[15]。若稍徙之于端、康、英、连之类，似亦未力过。』上极难之。布自叙云尔。又云：『盖自今春以来，三省数陈司马光有倾摇之意。』又言：『范祖禹、刘安世欲加恶于上，皆有奸心。』浸润日久，上询之禁中，亦以为有此迹，故皆痛贬。已而又贬王珪、高士英，三省之言寝及宣仁矣。又蔡渭缴文及甫书、挚有司马昭之心，乃及甫得之于父，其事愈可信。而邢恕尝为布言：『方王珪含糊之时，确、惇因恕以通语言，力主定策之议。及惇将去，韩缜亦已不安位，光等遂有倾摇之意。恕遂共谋，说吕公著引文彦博，冀以保佑主上。既而彦博来，而挚及王岩叟等力攻之，虽不能夺，然终以平章重事处之，实夺其权也。彦博既去，及甫以书抵恕云云。』及甫既就究问所，言皆与恕同。盖恕等假此以明保佑之，而渭力引及甫等以为质证，及甫又以彦博不为元祐之人所欲，以此解纷，故其言不得不同耳。上尝宣谕西府：『文及甫等所言为可信。』又云：『惇亦曾以书招彦博。殆与渭所言吻合。然则挚等何可有望于宽贷也?』布又云：『惇又尝语布，以王岩叟曾白太母：「上过，要当宣谕大臣。」』布曰：『诚有此，则怀废立之意明。虽然，不知此意何从得之?』惇但曰：『人皆知之。』丙寅，权工部侍郎王宗望为集贤殿修撰、权知郓州。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言：『所究问文及甫事，见已有次第。然事涉不顺，及甫止闻其父言，别无他人证验。欲望差官赴所，同行审问。』诏蹇序辰审问，仍差入内内侍省近上使臣一员同之。

　　十一月丁丑[16]，雷州别驾、化州安置梁焘卒。

　　十二月癸未，鼎州团练使、新州安置刘挚卒。

　　十二月三日癸未。新州属广东，至京师凡七十程。

　　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八月十六日），将大有所诛戮。会星变（九月五日），上怒稍息。然安惇极力锻炼不少置，而焘先卒于化州（十一月二十七日）。后七日，挚亦卒于新州。众皆疑两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狱乃罢。

　　元符元年二月癸巳，诏差河北路转运副使吕升卿、提举荆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并为广南东西路察访。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其要领，谋杀元祐党人。时刘挚、梁焘已前死，朝廷独未知也。

　　三月，诏吕升卿等差充广南西路察访指挥更不施行。

五月辛亥，诏：『刘挚、梁焘据文及甫、尚洙等所供语言，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验，明正典刑。挚、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仍各令于元指定处居住[17]。』先是，蔡京言：『臣昨奉诏究问文及甫书事，寻具进呈，乞赐施行。至今未奉朝旨。伏缘刘挚与其党罪，有司马昭之心，为同时之人所发，而陛下以天地之度贷其万死，恩至厚矣。而臣拳拳犹有请者，欲正其典刑，以及其子孙，以信于天下。伏望早降指挥。』诏以京言付三省。于是三省同进呈，而有是命。

校勘记

[1]其弟□硕招权 原本『招』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二补。按：□硕，《长编》原无墨丁，直作『其弟硕』，今仍其旧。

[2]沮止 原本『止』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二补。

[3]壬子 原本作『戊申』，据《长编》卷四二二改。

[4]溪流 原本作『流□』，〈长编》卷四二五改补。

[5]自『贴黄』至『惑乱众听』凡八十二字原本仅作八个墨丁，兹据《长编》卷四二七补足文意。

[6]确诗 原本『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七补。

[7]开端 原本作『端端』，据《长编》卷四二七改。

[8]伴送 原本作『件送』，据《长编》卷四二七改。

[9]要在 原本『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七补。

[10]后福 原本作『福□』，据《长编》卷四二七改补。

[11]随手杂录 原本脱『随』字，据《长编》卷四二七补。

[12]卿等 原本『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七补。

[13]窃语 原本『窃』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八补。

[14]癸亥 原本作『辛酉』，据《长编》卷四九一改。

[15]两等 原本作『西等』，据《长编》卷四九一改。

[16]丁丑 原本『丑』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九三补。

[17]指定 原本『指』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九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八

哲宗皇帝

差役

元丰八年八月丙子，户部言：『见准朝旨，修完诸路役书。其诸色役人多寡，合行添减，并支酬雇直，重轻未均，并据逐路相度到事理修人。所有免役额钱逐处支用外，自来约宽剩，各不过二分，系是准备，非泛阁入增添役人雇直等使用。今来申到帐状，立定支用窠名，其所留宽剩内，有及三四分已上去处，合行裁减，立定分数。今相度，欲乞将诸路敷出役钱元额于役书内立定合用钱数外，所留宽剩不得过二分，余行减放；其自来不及二分处，即依旧。所贵稍宽民力。』从之。

　　九月戊戌，户部言：『见修诸路役书，将敷出役书内立定各合用钱数外，所留宽剩不得过二分，余行减放。缘两浙、淮南东路役法先已修定颁行，其见今合用数外，如有宽剩役钱二分已上去处，亦合减放。欲乞申明，行下逐路，委当职官亲按所供役书帐状，将经久合用钱上量留，宽剩役钱不过二分。见合依今降朝旨减放钱数，即以乡村、坊郭所出钱均定合减之类体量人户。今来出钱轻重，从下等减放，仍先具合减放钱数申本部点检，即不候造簿，先并听指挥减放施行。两浙、淮南东路准此。』从之。

　　十月己巳，知吉州福安县上官公頴奏：『臣先于六月初四日献书，言政令法度施之未得其宜，行之未至于备者，其目有六。内一件为免役。取民之制未究，臣切怪着壮户长。法之始行也，皆出于雇；及其既久也，耆壮之役则归于保甲之正长，户长之役则归于催税甲头。往日所募之钱，系承帖人及刑法司人吏许用，而其余一切封桩，若以为耆壮长仍可以废罢，即所用之钱，自当与百姓均减元旧额。今则钱不为之减，又使保正长为耆壮之事，催税甲头任户长之责，是何异使民出钱免役，而又使之执役也?臣闻朝廷去岁下四方修完书役，今独未降。臣顾陛下因未降也，诏有司以耆户长封桩钱一切与民间均减元额，又使宽剩之数，其少者仍旧，其多者不过三分，以备编户之逃移、水旱之升降。然则朝廷取民，皆有艺极，利泽之施，莫此为厚。伏望特赐详酌施行，苏息元元，使免困乏。』诏：『府界诸路耆户长、壮丁之役并募充。耆长许第三等，户长第四等以上应募，等第给钱。其旧以保正代耆老、催税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并罢。如元充保正、户长、保丁，愿不妨本保应募者，听府界诸路合支雇钱，权与役钱，宽剩内支给。其余逐路所桩耆户、壮丁钱数，拨入役钱内一处支用，通宽剩并不得过二分，有剩即行均减。』

　　十二月辛巳，户部言：『乞申明下府界诸路提刑司，应州县旧系坊正，后来改输甲头，并依今降朝旨雇募坊正。其旧以甲头代坊正并罢。』从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刘挚言：『神宗以仁圣之虑达因革之数，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轸，大解而更张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谓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盖复有之矣。其事则非一，而其大者，则役法是也。于役法之弊，相为首尾牵连，当更者则坊场吏禄是也。始者以徭役不得其平，农民劳费，故有是命。有司议所以均施之，而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划祖宗差役旧敕为官自雇人之法，率户赋钱以充雇直，曰直役。又免役自上户至于下五等，从来无预差役之家一概敛之，盖于赋税科调百索买纳。求取之外，又生重敛，岁岁输纳，无有穷期。州县上户常少，中户常多。自法行以来，簿籍不改，务欲敷配钱数，故所在临时肆意升补，下户人中，中户人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户多而下等户少，富县大乡，上户所纳役钱[1]，岁有至数百缗者，又有至千缗者。每岁输纳无已，至贫竭而后有裁减之期。旧来乡县差役，循环相代，上者大役至速，亦十余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则动须三二年乃复一差。虽有劳费，比今日岁被重敛之害，孰为多少也?臣窃见徭役。昔者有至破产，而民惮为之者，惟衙前一役尔。今天下坊场官司收入自行出卖，岁得缗钱无虑数百万，以为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计一岁之人，为一岁之出，盖优有余裕，则衙前一重役，无所事于农民矣。农民既免此一重役外，唯有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丁壮之类。此役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于旧制，徭役轻矣。治于人者食人，古今之通议，则安用给钱为哉?』其末曰：『役钱罢，则提举常平司亦可罢去，以见存职事付之转运司足矣。天下既减罢监司数十人，则州县稍得从容上下者，事非小补也。虽然，此大法也。顾臣之言，盖其略耳。至于法之纤悉，或参差牴牾，宜有画一之论。欲乞于两制臣僚选差明于治体、深于民事者三两员置局讲议，裁立条格，而三省执政官典领之，以待圣断施行。』

　　监察御史王岩叟言：『臣伏以免役之法行之已久，深见其弊，当有以变而通之。臣谨以昨所治定州安喜一邑之弊陈于前，惟陛下采择，幸甚。安喜户一万三千有余，而第四等之家乃逾五千，每家之产，仅能直二十四缗而止。既已敷纳役钱，岁岁无穷，其出于至贫可见。当役法未行时，第四等才一千六百余户。由役钱额大，上户不能敷足，乃自第五等升三千四百余户人第四，复自第四等升七百余户人第三。自旧制以来，等第之法，三年而一升降，须其家业进而后升之，民乃无怨。今天下户之薄产未尝有所增，而直升其等，俾输役钱。以区区之一邑，而岁敛一万四千七百余缗，则敛法大重而民力不能胜。民力不胜，而望民情之不怨，其可得乎?按岁支募钱之外，拨以为保甲、封桩者，常三千八百余贯，实无其役而封桩之，是何名也?夫强人情之所难者，终非可久之道，使其当役而免之犹可也。而大半下户，自终身不当与于役，今乃令岁岁输缗钱，谓之免役，窃以谓本不当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缗以为常赋耳。推安喜一邑，可见河北一路；推河北一路，可见天下。臣愚伏乞罢免役法，如嘉祐敕，独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共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弊矣。其余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赔，悉用熙宁新法之禁，则虽不助，犹可为今所谓助者。不过助役者之家岁用而已，无厚敛也。诚能如此，人情莫不欢欣交通以安业，而郡县无事于督责矣，天下之美政也。此实今日之先务。如允臣所奏，乞选用一二练达世务、洞知民情之人典领置局，详议施行，庶可以尽久远之利。』癸卯，户部言：『准敕，府界诸路耆长、壮丁之役并募充，等第给雇钱。其旧以保正代耆长、催税甲长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并罢。看详所募耆户长，若用钱数雇募，即虑所支数少，应募不行。兼壮丁旧既系第四等已下，旧不出役钱，只输充，更不支雇钱，亦虑难以出钱雇募。兼虑诸路提举司所司州县，为见今降朝旨并创行雇募，却于人户上更敷役。欲乞应府界诸路自来有轮差及雇募役人去处，并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损事件，亦依役法增损条册施行。』

二月乙丑。先是，司马光言：『陛下近诏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钱之害者，足以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也。以臣愚见，为今之计，莫若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亲自揭五等丁产簿定差，仍令户部检会熙宁元年见行差役条贯，雕印颁下。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愿充役者，即令人役；不愿充役者，任便选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钱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别雇。若将带却官物，勒正身赔填。如此，则诸色公人尽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过，宫中百事?无不修举。其见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数内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勗者差役之时，有因重难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设作助役法。然自后条贯优假，衙前诸公库设厨酒库、茶酒司，并差将校勾当。诸上京纲运，召得替官员，或差使臣、殿侍、军将管押。其杂色及畸零之物，差将校或节级管押。衙前苦无差遣，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科民间陪备，亦少于勗日，不致有破家产者。若犹以为衙前户力难以独任，即乞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并令随贫富、分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放免，其余产业，并约此力准。所有助役钱，令逐州桩管，据所有多少数目，约本州衙前重难分数，每分合给几钱?遇衙前合当重难差遣，即行支给，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处各有不同，欲乞于今来敕内更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誊下，诸州县委逐县官看详。若今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即仰限敕到五内日，具利害擘画申转运司，仰转运司类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书至一季内，具利害擘画奏闻朝廷。候奏到，委执政官再加看详，各随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敕施行，务要所在役法曲尽其宜二是日士一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奏。初议役法，蔡确言：『此大事，当与枢密院共之。』故三省、枢密院同进呈。

按：光集自注，以正月二十二日上此札子。寻得旨依奏。旧录于二月六日载之，盖二月六日方得旨依奏耳。光二十一日谒告，次日即论此，岂非光所云『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故如是汲汲乎?又按：闰二月一日章惇驳议，却称光此札子系二月三日，与光自注不同。盖二月三日降出此札子耳。二月三日降出此札子，四日，三省与枢密院同进呈，五日聚厅商议，六日进呈得旨，惇乃徐上殿议也。今先载光札子，不著月日。于二月六日云『得旨依奏』，庶免抵牾。新录于旧，大率所因者多，亦缘史官弗暇深考耳。

　　乙亥，左司谏苏辙言：『伏见门下侍郎司马光乞罢免役钱，复行差役法，奉圣旨依奏施行。臣窃谓近岁所行新法，利害较然，其间免役所系尤重，非至仁至圣至明至断，谁能行此?然臣有余虑，盖朝廷自行免役至今近二十年，官私久已习惯。今初行差役，不免有龃龉不齐。中外用事臣僚，多因新法进用，既见朝廷革去宿弊，心不自安，必于差役之私，民间小有不便，指以为言，眩惑圣聪，败乱仁政。兼臣窃观司马光前件札子条陈差役事件大纲，已得允当，然其间不免疏略及小有差误，执政大臣岂有不知?若公心共济，即合据光所请推行大意，修完小节，然后行下。今但备录札子，前坐光姓名，后坐圣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异同之论，以摇动大议。臣愿陛下但观祖宗以来差役法行民间有何患害，近岁既行免役，民间之弊，耳目厌闻，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矣。伏乞将臣此奏留中不出，特赐省览。大法既正，纵有小害，随事更张，年岁之间，法度自备。』又言：『臣窃详差役利害条目不一，全在有司节次修完。近则半年，远亦不过一年，必有成法。至于乡户不可不差，役钱不可不罢，此两事可以一言而决，缘所在役钱宽剩，二一年必未至阙用。从今放免，理在不疑。前来司马光文字，虽有役钱一切并罢之文，又却委自州县、监司看详，有无妨碍。臣窃虑诸路为见有此指挥，未敢便行放罢，依旧催理，则凶岁疲民无所从出，或致生事。欲乞时降手诏，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时权宜指挥，施行岁久，民间难得见钱，已诏有司依旧差役，所有役钱，除坊郭单丁女户、官户、寺观依旧外，其余限诏到日并与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见欠役钱具数闻奏，未得催理，听候指挥。』

　　丙子，司马光言：『近以抱病家居，贪陈所见，窃以即日为小民患者，无若免役钱。欲乞悉行废罢，复祖宗差役旧法。识虑愚短，诚不意朝廷尽从其说，非陛下明断，不能如是。然臣闻令出惟行不惟反，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习熟，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复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又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惟恐役钱之罢。若见朝廷于今曰所下敕微有变动，必更相告曰：「朝廷之敕果尚未定，宜且观望。」必竞言役钱不可罢。朝廷万一听之，则良法复坏矣。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有小小利害未备，俟诸路转运司奏到，徐为改更，亦未为晚。当此之际，则愿朝廷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丁亥。先是，知枢密院章惇言：『近奉旨与三省同进呈司马光乞罢免役行差役事札子，已于初六日同进呈。获旨讫，臣以此事不属枢密院，又自去秋以来直至今春，司马光止与三省商议，枢密院本不预闻，兼札子止降付三省，御封亦止付三省，未委三省初四日进呈，因何乞与枢密院同进呈?况役事利害，所系至大。臣素不预议论，何由考完札子?所言利害本末，臣实不知。当时同三省进呈，虽已奉旨依奏，臣于帘前已曾具此因依陈述[2]。后来户部缴连到敕文，臣晚夕反覆看详，方见其间甚多疏略。大抵光所论事亦多过当，唯是称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纳钱。又钱非民间所铸，皆出于官，上农之家所多有者，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柘而已。谷贱已自复农，官中更以免役等钱督之，则谷愈贱。然朝廷自议行免役之时，本为差役受弊，大则破家，小则毁身，所以议改新法，但为当时所遣使者不能体先帝爱民之志，成就法意之良。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理当审详。况逐路州县之间利害不同，并须随宜擘画。如臣愚见，谓不若先具此意申敕转运、提举官司、诸州县，各令尽心讲究，预具利害，擘画次第，以俟朝廷遣使，就逐处措置，此命既已先下，人人莫不用心，然后朝廷选公正强明晓练政事官四员充使，逐官各更选辟晓练政事官两员随行管勾，且令分使京东、西两路，每路两员，使者四员随行管勾，与转运或提举官亲诣逐州，体问民间利害，是何等人户愿出役钱?是何等人户不愿出役?是何等色役可差?是何等色役可雇?是何等人户虽不愿出役钱，而可以使之出役钱?是何重难优轻可减?缘人户贫富、役次多寡与重难优轻窠名，州州县县不同，理须随宜措置。既见得利害子细，然后条具措置事节，逐旋闻奏，降敕施行。如此，不过半年之间，可以了此两路。然后更遣此已经措置官员分往四路，逐员各更令辟一员未经措置晓达政事官同行，不过半年之间，又可措置四路。然后依前分遣，遍往诸路。如此，则远不过一二年之间，天下役法措置悉已周遍。法既曲尽，其宜生民永蒙惠泽，上则成先帝之美志，下则兴无穷之大利。与今日草草变革，一切苟欲速行之弊，其为利害，相远万万。伏望圣慈特留神虑，详加省览。』惇又尝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

御史中丞刘挚言：『臣睹今月七日敕节文[3]，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诸色役人，依熙宁元年以前旧制，委州县定差者。命既下，中外人情鼓舞欢喜，天下幸甚！臣窃闻令下之后，奸邪之人论说纷纷，造作浮言，意欲摇动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然乎?今来改免役为差役，乃是大体已正，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体气未和，当徐徐调养之而已。臣恐上下观望之人，指小小未圆事件张皇鼓扇。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坚持此意，力行无疑，勿为异论所动。候臣僚及诸路论列到未尽未便事理，乞付三省类聚参详。法内如有合先次施行者，即乞随事先赐处分。』挚又言：『敕内指挥委逐县若依今来指挥别无所妨碍，即便依此施行。若施行未得，即限五日具利害申州，州类聚，限一月申转运司，本司限敕到一季内奏闻。臣窃惟事经变革，其首尾牵连相牴牾者，必不能无也。而限以五日，恐仓卒以应期会，却致苟简，不免后日申请纷纷。臣欲乞诸县与展限一月。役法未行以前，诸县诸色役人，其有冗占过多之数，及熙宁后来既复募人之法，给以役钱，故行裁减，至于今日，并已是合用人数。臣欲乞除弓手一役，合依熙宁以前旧法人额外，其余役人，令州县定差，只依役法后来裁定之数。若或委有不足，即具因依合如何增添申请。』左司谏苏辙言：『臣伏见二月七日三省、枢密院札子节文[4]，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臣看详上件指挥，大纲已得允当，其间节目颇有疏略差误，未见一一具言，全在有司节次修完。自罢差役，至今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习惯，兼差役之法关涉众事，根牙盘错，行之徐缓，乃得详审。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臣切见州县役钱，所在例有积年余剩钱，有足支数年，欲乞朝廷指挥，将见在役钱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却于今年之内催促诸处审议差役，令的确可行，更无弊害，然后于今冬迤逦差拨，起自来年役使乡户，一则差役条贯即得审详，既行之后，无复人言；二则将已纳役钱一年雇役，民力舒缓，进退皆便。』又言：『新法已来，减定役人，皆是的确数目。行之十余年，并无阙事，则旧法人数决为冗长。天下兵知近降指挥，明使州县相度，无有妨碍。至于揭簿定差，亦无日限。今来开封府官吏不相度申请，于数日之间，一依旧法人数差拨了绝，如坛子之类，近年以剩员充者，一例差拨役人监勒。开、祥两县迅若兵火，显是故欲扰民，以害成法。乞下所司取问开封府官吏，如有上件妨碍，更不相度申请。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赐行遣，以戒天下挟邪坏法之人。』始，司马光奏乞复行差役旧法。既得旨依奏，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开封、祥符两县如旧役人数，差一千余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故苏辙首以此为言。

此据邵伯温《见闻录》并绍圣五年十二月己未董敦逸章。伯温谓蔡京诣政事堂白司马光，误也。或至东府耳。

　　尚书左丞吕公著札子：『勘会司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未完备处。若博采众论，更加公心，申明行下，向去必成良法。今章惇所上文字，虽其言亦有可取，然大率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命令大体。早来都堂三省、枢密院会议，章惇、安焘大段不过商量。况役法元不属枢密院，若如此议论不一，必是难得平允。伏望宸衷详酌，或选差近臣三数人专切详定闻奏。』遂具韩维、李常、范纯仁、孙觉、孙永、吕大防、王觌姓名，乞自禁中指挥，选差三人降出。又言：『自来故事，朝廷有大议论，亦多选差两制或两省定夺。近刘挚、王岩叟、苏辙数有论奏，恐涉嫌疑，惟宸衷裁择。』诏：『门下侍郎司马光近建明役法，大意已善，缘关涉事众，尚虑其间未得尽备，及继有执政论奏，臣僚上言役法利害。若不精加考究，何以成万世良法?宜差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吏部尚书吕大防、工部尚书孙永、给事中兼侍读范纯仁专切详定以闻，仍将逐项文字抄录，付韩维等。』司马光言：『臣伏见御批指挥，以臣近建明差役之法，尚虑其间未得尽备，差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切详定闻奏。臣窃以免役法之病民，自曏日臣寮、民庶上封事及近日刘挚等奏陈，言之甚详，非独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罢免役钱，依旧差役。诏下之日，中外欢呼。今陛下令韩维等再行详定考究利害，完补漏略，成就良法，固无所妨，但敕下已逾半月，州县差役约已及半，方行遣纷纭，臣愚窃恐闻此指挥，谓朝廷前日之敕改更未定，或敛钱，或差役，尚未可知。官吏惶惑，不知所从，众庶失望，怨嗟益甚，必有本因新法得进之臣乘此间隙，争言免役钱不可罢，因聚敛获功之吏，称旧条未改，督责免役钱愈急，是出民汤火，濯清泉，复入汤火也。伏望朝廷特赐申敕州县，言今来止为其间条目未备，令维等详定所有差役，仰州县依前敕一面施行。候定到事节，续降下次，庶免致于差役中半纷纭之际，令出反汗，人情大摇，实天下幸甚!』初，范纯仁自庆州召入。纯仁与司马光素亲厚，闻光议复行差役法，纯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盖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况法度乃有司之事[5]，所谓宰相，当为天子搜求贤才，旁列庶位，则法度虽有不便于民者，亦无所患。苟不得人，则虽付以良法，失先后施行之次，亦足以力民病矣。』乃言于光，欲且议缓行。先行于一州，候见其利害可否，渐而推之一路，庶民不骚扰而法可久行。』光弗听。纯仁叹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复折简遗之曰：『蒙示奏稿，益见公之存心。然此法但缓行而熟议则不扰，急行而疏略，则扰民。今公宁欲扰民，而且将疏略之法使缪吏遽行，其扰民又在公意料之外。公既知纯仁不欲速，而示之以益坚之意，盖欲使知其罪而默耳。默默何难?人人皆能。不止能默，亦可赞公，使公喜而自容于门下，何用犯公怒而喋喋也?若果如此，则是纯仁不若少年合介甫求早富贵也，何用白首强颜，于此媚公求合哉?惟其如此，所以误公一顾而提携至此。惟公少加采察。』光亦弗听也。始议复差役，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司马光曰：『熙宁初，百禄为咸平县。役法之行，罢开封衙前数百人，而民甚悦。其后有司求羡余，务刻薄，为法之害。今第减出泉之数以宽民可也。』光不从。及议州县吏因差役受贿，从重法加等配流，百禄押刑房，固执不可，且谓：『乡民被徭役，今日执事而受赇，明日罢役，复以财遗人，既以重法绳之，将见面黔衣赭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几为民害。』遂已之。

　　闰二月辛卯，诏：『已差官详定役法，令诸路且依二月初六日指挥定差，仍令州县及转运、提举司各递与限两月，体访役法民间的确利害。县具可施行事申州，州为看详保明，申转运、提举司，转运、提举司看详保明闻奏。仍令逐州县出榜，许旧来系纳免役钱，今来合差役人户，各具利害，实封自陈。』刘挚言：『诏令旧纳钱者、今被差者皆具论列，缘四海百姓向来无不纳钱，则是竭天下之人，使之实封议法，则求言无乃太广乎?实封之状，州县必须疲于递送，具达于朝廷者，计须山积，则考阅何时可遍?而所谓差役之法，何年可见其成也?伏望速赐契勘，如已颁行，即乞于敕内删去「仍令逐州县出榜」以下四十一字更不施行。』王岩叟言：『前敕：为已见民间免役利害，故复差法。而今敕方云：限两月访利害。朝廷岂不知昨来四方应诏上书之人以千万计，皆是斥言免役不便，足为信矣，何须更烦体访，故作逗遛?』寻有诏：『今议论未见成法，若许诸色人申陈，恐徒为烦扰，候有成法，录下诸路立限，许实封申陈，逐旋看详更改。』苏辙言：『臣近奏，乞取问开封府官吏，明知熙宁以前旧法役人数目颇有冗长，并不依近降指挥相度申请，便尽数差拨。及朝旨本无限日，辄敢差人监勒，于数日内蹙迫了当，故意扰民，以坏成法。乞赐行遣，以戒天下挟邪坏法之人。至今未蒙施行。谨按：权知开封府蔡京职在近侍，身为民官，若不知旧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是不忠。京新进小生，学行无闻，徒以王安石姻戚，蔡确族从，因缘幸会，以至于此。今者方欲推行差役旧法，王畿之政，为天下表仪，而使怀私之人，窃据首善之地，四方瞻望，何所取法?乞赐指挥，先罢京开封府，仍敕大理寺疾速结绝前件公事。所贵官吏不至观望首鼠，以长奸私。』戊戌，诏：『已差吏部尚书吕大防等专切详定役法，内有合经由三省文字与免会及不依常制，日限催促施行。』又诏：『今差役议论，未见成法。若许诸色人申陈，恐徒为烦扰。候有成法，录下诸路立限，许实封申陈，逐旋看详更改。其闰月二日朝旨勿行。』从刘挚等言也。

　　癸卯，详定役法所言：『司马光奏请天下免役钱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令佐揭簿定差。续准朝旨，诸路且依二月六日指挥定差。今看详熙宁元年以前，役人衙前，最为重役，有乡户、押录、投明三色人充役，除押录系年满拨充，投名人系招募外，惟乡户一色，方系定差人数，亦有酒场支酬长名、衙前人数，已定去处，不曾更差乡户、衙前。其州县典吏、书手之类，自来亦多有投募去处。虑今来承受上项朝旨，却一例定差，又缘额管人数自募役法行，诸处减数不少，祗应已得办集。若依今降指挥，似熙宁以前人数定差，虑民间虚有烦扰。欲乞先次行下诸路，除衙前一役先用坊场河渡钱，依见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许揭募定差，其余役人除召募外，并依二月六日指挥定差。若有妨碍，即递限两体访役法的确利害申州、转运司保明闻奏，仍令逐州军一面先申本所，其差衙前有妨碍或别有利害，亦仰依闰二月八日指挥施行。其见役人如未有人替，仍许支雇钱，候有人替，方得住支。』从之。寻又乞改『雇募』字作『招募』字，恐诸路疑惑复行雇法也。王岩叟言：『臣访诸郡县官员，自来雇募到承符、散从、弓手、力役之类在逐厅，今例合差乡户抵替，逐官有以乡户正身自充，须令雇召。其被雇之人邀勒乡户，剩要工钱者，臣乞指挥下详定役法所立法，约束官员不得抑勒雇人。其情愿雇人者，皆不得过元募役钱之数。』苏辙言：『近奏罢免役钱，行差役事。大纲已得允当，其间小节疏略差误，其事有五：其一，衙前更差乡户；其二，坊郭人户不出役钱；其三，诸色役人依旧人数定差，未为允当；其四，散从弓手、力役人并免接送；其五，州县胥吏支雇。』诏送看详役法所。甲辰，左司谏苏辙言：『臣窃见知枢密院章惇，始与三省同议司马光论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实封闻奏。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用心如此，而陛下寘之枢臣，窃惑矣!尚赖陛下明圣，觉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行巧智，以害国事。』丁未，诏给事中兼侍讲傅尧俞详定役法。

三月己未，详定役法所言：『乞下诸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今年夏料纳钱住罢，更不走催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

此据《荣州旧按》增入。陈瓘录：『刘安世语曰：温公与范尧夫道合志同，但尧夫欲行七色钱，稍复免役。温公方病，自力而出，帘外取对，言：小人欲以乏财动朝廷，稍复免役之法，不知为谁?尧夫失色却立，卒不敢出言。后来尧夫之去，盖因安世章疏且及前事也。』

　　癸酉，详定役法所言：『坊场、河渡钱元用支酬衙前重难。量添酒等钱、准备坊场陪费，如此之类，名件不一。除依条合支外，并桩顿，以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从之。详定役法所云：『诸路见行出卖坊场、河渡等，并应合支酬招募衙前使用钱物，未有所归隶。』诏令提点刑狱司之。

　　四月癸巳，中书舍人苏轼详定役法。

　　五月壬申，详定役法所言：『元丰令：场务钱每年于诸路移那一百贯赴内藏库寄帐封桩。请自今留以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缘役事等费。』从之。癸巳，详定役法所言：『臣僚上言，应坊场，乞罢实封投状之法，立中数为额，』诏韩维等相度以闻。『欲乞以前界买名钱，委本州看详。若累有增无减，即取累界中最高一界为额。前后拖欠数多，累限无人陈状，难有人承买，比最高价亏及五分已上者，县相度减定申州，与转运司次第保明申省。仍立界满卖抵当约束，余并依旧。』从之。己亥，苏轼言：『乞应坊场、河渡免役量添酒等钱，并用支酬衙前召募纲运官吏、接送雇人，及应缘衙前役人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于别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户部，于别路移用。有余去处，不得为见有余钱额外，支破其不足去处，亦不得为见不足，将合召募人却行差拨。』从之。

　　六月庚子，苏轼言：『逐处色役，各随本处，土俗事宜，轻重不同。借如盗贼多处，以弓手、耆长为重；税赋难催处，以户长为重；土人不闲书算处，以曹司马为重，难以定限等第，一概立法。若衙前招募得足，即须将以次重役，于第一等户内差拨，诸处色役，委本路监司与逐处官吏相度，同立定本处色役轻重高下次第，以最重役从上差拨。』从之。甲寅，司马光言：『臣先曾上言，乞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请，无何，续有雇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挥，人始疑惑。既而屡有更张，号令不一，又转运使各以己见，欲合本路共为一法，不令州县各从其宜，致州县惶惑，不知所从。或已差役人却放，或已放雇人却收，或依旧用役钱雇人，或不用钱招人充役人，朝夕不定，上下纷纭，与二月六日敕意相违。今欲申明元初起请内声说不明不尽事件，谨具画一如右。一、臣起请虽云「依熙宁元年旧法人数定差」，若旧法有于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碍，合申乞改更。人数或太多，或太少，惟本县知得的确。合消数日，令酌中立额申乞，依数定差，朝廷难为遥度。一、臣起请虽云「若所差人不愿充役，任便选雇有行止人自代，雇钱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之人邀勒被差人广求雇直，官亦当裁定，不得过自来宫中雇钱之数。其州县官员，即不得指所雇之人，令被差之人雇觅。一、臣起请虽云「见雇人俟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若所雇之人自有田产，情愿充役者，亦自可依旧存留。又曹司系新差之人，多不谙晓书算。行遣及案下文字未曾交割，合留所雇之人给与雇钱，令与新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内交割了毕，方放逐便。一、臣起请云：「今日衙前陪备少于向日，不至破家。若犹以才力难任，即乞于官户、僧道、单丁、女户有产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并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放免。」臣意以为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二者相须，此外有余者，始令出助役钱，非谓止收百石，即令助役也。若嫌太少，及所收掠课利难知实数，即乞应系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钱，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坊场、河渡等钱，自可支酬衙前重难，分数得足，则官户等更不消出助役钱。一、从来诸州招募役人充长，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乡户衙前。此是旧法，今来别无更改，惟是旧日将坊场、河渡折酬长名衙前重难，令自出卖。今来官中出卖坊场、河渡，收钱依分数折酬长名衙前重难，只此与旧法有异。若乡户愿投充长名，亦听。一、臣起请委逐县看详，具利害擘画申州，本州类聚，择其可取者擘画申转运司，转运司类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擘画奏闻朝廷。伏缘知逐处民间利害子细，转运司不如州，州不如县。窃虑逐县别有擘画，得事理切当，而本州及转运司抑遏删去，不以上闻，致敕下之日，依旧妨碍，施行未得。欲乞更降指挥下州县，如有似此擘画切当，被在上删去者，许逐县直申转运司，本州直申奏，所贵下情无壅，曲尽事宜。仍乞降指挥下详定役法所，只得以诸路州县申到利害，详其可否，立为定法，其不当职之人为高奇之论，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将一路、一州、一县利害作通行条贯。一、详定役法所奏请行下指挥，若有妨碍难行之事，亦乞如臣起请，委逐路州县看详，具利害擘画申上，随宜修改。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遍颁下诸州县。除此外，并依二月六日所降敕命施行。』从之。

　　七月丁巳，中书舍人苏轼言：『臣先曾奏论衙前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执政不以为然，臣遂奏乞罢免臣详定役法。奉圣旨不许，经今月余，前所论奏，并不施行，而臣愚蠢，终执所见。吏部尚书孙永奏驳臣所请，盖是臣愚暗无状，上与执政不同，下与本局异议。如臣乖异，必害成法，乞早赐指挥，罢免所有臣固违圣旨之罪，亦乞施行。』又以状申中书省曰：『轼近奏乞罢详定役法，已奏，圣旨依奏。窃见孙给事奏驳前件圣旨[6]，乞取孙尚书及轼所议付台谏、给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后罢其不可者，须至申乞指挥轼前后所论役法事。轼已自知疏缪，决难施行，所有是否[7]，更无可定夺，只乞依前降指挥行下。轼自今日以后，更不敢赴详定所签书公事，伏乞早赐施行。』从之。轼意以为差役法弊当改，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出为入，无多取民钱，则不足以害民。尝白司马光，光不然之。轼曰：『昔韩魏公刺陕州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不悦而罢。

　　九月丙辰，司马光卒。

　　十月庚寅，三省奏：『臣僚上言朝廷立差役之法，许私自雇人。州县行之，已有次序。近朝旨：弓手一役，却令正身祗侯。恐公私未便。』诏：『应弓手止身不愿充役者，许雇募充弓手。得力之人，仍不得过元募法雇钱之数，令府界提点司、逐路转运司相度施行。』

　　十一月癸未，文彦博言：『窃闻天下诸路差、雇役法，朝廷虽已降指挥，而至今未定，颇闻烦扰。臣检会始司马光阅天下臣庶奏章，多言役钱雇役，其法不便，遂却复差役之法。然司马光所言甚详，而节目苛烦，恐州县不一一通晓。又朝廷置局详定，议论不一，必难通行。臣以谓差役之法本州县常事，其来已久，皆素无定法。及其末流，不容无弊，随时迁改。臣曾累具札子，奏乞令州县刺史、令佐从民利便，依例各议定其法，县申州，州申转运司看详，定夺奏闻。如得允当，即降下施行。至今其法未定，盖滋狡吏侵扰。若如臣前奏，且各付逐路郡县定夺利害，各从其便，庶几下民早得息肩。取进旨。』诏令详定役法所限两月一结，如限满有未了事，并送户部施行。其合销要吏人，令本部于旧局人内迁留。

　　十二月己酉，诏旧出免役钱三百缗以上人户，并依单丁等户例输纳，与免色役。详定役法所言也。侍御史王岩叟言：『臣伏睹新降役法内一项，诸出等高强户旧纳免役钱三百贯以上者，依单丁等户法输助役钱。臣博采众议，皆以谓不见其利，而见其害，非可久之法，以宁天下之心，不使有疑，于国家幸甚。』

　　三年二月，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言：『臣闻差役之法，天下以为未便，独台谏官数人者主其议，以为不可改。磨厉四顾，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发耳。近闻疏远小臣张行者力言其弊，而谏官韩川深诋之，至欲重加编窜。此等亦无他意，方司马光在时，则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没，则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诚尽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无我，亦岂有所主哉?使光无恙至今，见其法稍弊，则更之久矣。臣每见吕公著、安焘、吕大防、范纯仁皆言差役不便，但为已行之令，不欲轻变，兼恐台谏纷争，卒难调和。愿陛下问吕公著等，令指挥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人雇役，中等人户岁出役钱几何?今者差役，岁费钱几何?及几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长补短，约见其数。以此计算，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贪吏狡胥，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须至专雇惯习人，尤为患苦，其费不赀。民穷无告，监司、守令观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则何致伤阴阳之和至于如此?今来所言，若万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圣意行下，庶几上答天戒，下全小民。臣不胜恐慄待罪之至!』张行者，遂宁人，述之从孙也。行言：『神宗议纳役钱，盖尝谓之助役矣。为若止于助，则未能尽免，将使后世役亦差，钱亦差，于是更为免役，其虑深矣。今乃废免而复差，上违先帝燕翼之谋，下拂元元安业之愿，岂曰述事乎?』又言：『差役下户一年所费，有用数年役钱，有用数十年役钱者。其等渐降，其害愈深，殆非圣人裒多益寡、天道张弛之义。』又言：『臣恐议者以为朝廷有心于改法，无心于便民。昨日改之为天下之民，今日复之为天下之民，无容心于其间可也。』章疏十上，诏监司取戒厉以闻，行乃止。己亥，诏衙前差乡户处，速募诏乡户衙前役满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钱。如愿投募者听，仍免本户身役；不愿募者，速召人替。

校勘记

[1]上户 原本『上』上衍一『上』字，据《长编》卷三六四删。

[2]曾具 原本作『会具』，据《长编》卷三六七改。

[3]节文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补。

[4]节文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补。

[5]有司之事 原本『有司』下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删。

[6]孙给事 原本『事』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7]所有 原本『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九

哲宗皇帝

保甲

　　元丰八年四月乙酉，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两丁之家，见教人小弱或久病，及除当教人外，家止有病丁，并第四等以下田不及二十亩者，听自陈。提举司审验，与放免。』诏可。

五月丙午，诏府界三路巡尉、弓兵并依保甲未行以前复置。

此据吕大防《政目》元年二月二日所书增入，乃八年五月十四日指挥也。六月丙寅，罢府界三路保甲不许投军及充弓箭手指挥。

　　丙戌，枢密院言：『访闻日近府界三路团教保甲，多因正、长搔扰，巡教官指挥苛虐，致小人凶暴，凌抵犯法，逐处提举官多务姑息，不喜州县公行，致官吏畏避，不敢举发，监司观望，不为按劾，含养奸凶，深为未便。欲令府界三路安抚、监司、提举保甲司及州县常切觉察按劾施行[1]。如违，重行黜责。』从之。

　　七月戊戌，诏：『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以后并罢团教，仍依义勇旧法，每岁农隙，赴县教阅一月。其差官置场、修军器、教阅法及番次按赏费用，令枢密、三省同立法。』甲辰，门下侍郎司马光言：『先帝以边寇骄傲，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疆之志，故置保甲，令开封府界及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皆五日一教阅，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仍各置提举官权，任比监司。既而有司各务张皇，以希功赏。其提举官专护本局，不顾它司，事干保甲，州县皆不得关预，管内百姓，不得处治。其巡检、指使、保甲、保长竞力搔扰，蚕食无厌，稍不如意，擅行捶挞。其保丁习于游惰，不复务农，或自为劫掠，或侵陵乡里。先帝浸知其弊，申敕州县，令保甲应有违犯，并巡教官、指使违法事件，并许州县觉察施行。及陛下践祚听政，首令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并依元降年限收买，其剩过数目，并充次年之数。又令开封府界、三路团教已及半年，经朝廷按阅者，每月并教两日；未经按阅者，并教三日。又令见教人身材弱小，或久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营作第四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并许州县保明，提举司审验放免。又令一县不得过二分，皆圣泽矜宽民力。于保甲劳费，虽十減五六，然保马向去点择，买养补填，尚犹如旧。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长，名目犹在。于所辖保甲，恐不免须有凌逼侵渔[2]。其四时教阅，虽減日数，未免妨农。臣愚以为保甲若使之逐捕盗贼，则近已有指挥；巡检、县尉及弓手、兵级人数，并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人数优置；其保甲更不令管捕盗贼，若使攻讨四裔，则献亩白徒，教阅虽熟，未尝见敌，使之战斗，必望风奔溃。登极诏书敕边吏不得侵扰外界，务要安静疆埸。然则此保甲的实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农民不堪劳苦。伏乞断自圣心，尽罢诸路保甲，保正、长使归农，依旧置绎长、壮丁巡捕盗贼，户长催督赋税。其所养保马，拣择勾收，太仆寺量给价钱，分配两骐骥院、坊监、诸军，召提举官还朝，其勾当公事、巡检、指使并送吏部与合人差遣。如此，则开封府界、三路之民，孰不欢呼鼓舞，荷戴圣德?若以保甲中武艺已成之人可惜使之归农，即乞令逐县以户马数，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缘边弓箭手法，许荫奉户田二顷，与免二税，或轻者与免若干石斗税，及户下诸般科役；本户田不足，听荫亲戚田，务在优假，使人劝募，然后召募本县乡户有勇力武艺者投充弓手，计即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艺者，必多愿应募。若一人阙额，二人以上争投者，即委本县令佐拣试，武艺高强者充，则见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艺衰退，许他人指名比较，若胜于旧者，即令充替。如此，则不须教阅，武艺自然精熟。一县之中，其勇壮者既充弓手，其羸弱者虽使之为盗，亦无能为恶。仍委本州及提点刑狱常切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重加刑典。若无人投名，乞更议优法。若尚召募不足，即且于乡村户上依旧雇人，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若弓手数多，即令分番更互，在县祗应，一年一替，其余各分地分巡捕盗贼。』疏奏，蔡确等执奏不行。诏保甲依枢密院今月六日指挥，保马别议直法。庚戌，枢密院言：『府界、三路团教保甲，虽不当赴教日，往往于市井村野，以习学事艺为名，聚集饮博，不治生业。』诏：『提举保甲司关报辖下，不赴教日，令务农作，遇闲暇，许于本家阅习事艺。违者重坐之。』范纯仁奏：『臣伏睹提举保甲司牒，准枢密院札子指挥，钤束保甲子弟，不令聚集饮博，即令闲暇，于本家阅习事艺。窃缘保甲子弟蒙指挥，并教两日或三日，比之自来日数全少，然未免往来聚集，有妨农务。盖子弟惯人镇市，渐喜游惰，托以修葺弓弩箭器，或期约同保私阅为名，不肯专意生业，官私及父兄终难觉察。臣今欲乞应三路教阅保甲，计一岁合教日数，并就农闲之月，其余月分，并归农业，则官私与父兄易为勾管。』甲寅，遣官分按逐路团教保甲：河北东路左指挥使李侁；京西路左藏库使刘惟简；陕西路引进使、康州刺史、枢密副都承旨曹诵，文思院、高州刺史窦士昌；京东路东上閤门副使王舜封、供备库副使冯景；永兴军路光州团练使高公绘、邵州刺史张节爱。寻遣左藏库副使麦文炳代冯景。

　　八月癸未，诏：『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一日，依义勇法冬教，每月赴县教阅。五都保以上并分四番，自十月起教，至正月罢。零保即先从多教，周而复始，仍降画一处分。府界、三路已罢团教，其提举钱粮官司并罢，拨与教阅兼领，皆自来年正月一日施行。』

　　十月丁亥，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仍自来年正月一日施行。』

　　十一月丙午，枢密院勘会已降指挥，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只冬教三月，合行监教，有无差官云云。诏：『应申奏及行移保甲文字，称「某路提点刑狱兼提举保甲司」。逐县监教官并罢，只委令佐监教十都保正。上县分于冬教前，自京差指使一名，往彼同监教。提举保甲司各置勾当公事并指使一员工监察御史王岩叟言：「臣窃观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发爱人之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愤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执指使，逐巡检，攻提举司干当官，大狱相继，今犹未已。虽民之愚，顾岂忘父母妻子之爱，而喜为犯上之恶以取祸哉?盖激之至于此极尔。臣愚以谓一月之间教三日，不若一岁之中并教一月。农事既毕，无它用心，人自安于讲武而无憾，遂可罢提举司[3]，废巡教官，一以隶州县，而俾逐路安抚司总之。每俟冬教，则安抚司选冬教官分诣诸邑，与令佐同教于城下。一邑分两番，当一月起教，则与正、长论阶级，罢教则正、长不相谁何，而百姓获优游治生，无终年逃遁之苦，无侵渔苛虐之患，无侵陵犯上之恶矣。』又言：『提举三路保甲钱粮司名列监司[4]，实无职事。伏乞废置，以省冗官。』既罢提举钱粮司（罢钱粮提举即此月二十六日也）。岩叟又言：『窃见新降保甲法，尚存提举教阅一司，及改逐县巡教官，乃知朝廷未察所以为保甲之患者，大本犹在。伏望陛下深家人情，废置提举保甲一司及监教官，但令州县及安抚司主之，百姓安心为生，以乐圣政，不胜幸甚!』又言：『近降画一保甲指挥，依旧逐岁遣按阅者。窃敢为朝廷论其害：臣每见使者所向，其骑从之盛，风采之峻，供亿之烦，承迎之厚，郡县为之骚然，故所至人情甚以为苦。又其所按保丁，虽各得银绢三五匹两，而不知备按阅饮食、衣服之费，自已不轻。既得之，而为众人耗蠢，又亦不少，所存以归，能有几许?臣曾体问，云：「若国家但令冬教，使不失农时，则家无横费，自可有余。天恩深厚，非一按阅赐赉之比矣。」窃考其情，盖不以得一时之赏为足，而以安终岁之业为乐也。况所谓赐赉者，只是出于保丁人家所纳役钱数内耳，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割其肉而啖食，孰若不取不割之为两得也?臣愚伏望圣慈因冬教以为恩，下令罢逐年按阅之烦，省役钱封桩之扰，一以安静，养其力而舒其心，斯民幸甚！』

　　十二月丙寅，王岩叟言：『臣伏睹陛下即位之初，首发德音，下明诏，免保丁第四、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使勿教。其得免者戴陛下厚恩，如获更生。后复下令，变保甲月教之法为冬教，人人始得安其业，又大惠也。然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有冻馁之忧。今若隆冬冽寒使去其家，与温饱者同教于城下，盈月而后已，岂其所堪?伏望圣慈哀怜，约祖宗义勇等第之制，特诏有司，免三路第四、第五保丁冬教，以宽贫民，但籍姓名，备缓急出力以从事可也。臣又按：祖宗义勇之法，止行三路。比者保甲之事，乃并王畿。臣以为畿内保甲，宜悉罢之便。』于是诏府界三一路保甲第五等两丁之家免冬教。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诏商、虢州保甲依旧更不冬教。辛亥，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罢团教，其教阅器械，令赴官送纳，仍立府界、三路私有禁兵告获赏格。』从之。

　　二月庚申，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罢团教，应保甲赴教日，止用民间衣装，不得勒令别造。』从之。

　　闰二月辛卯，诏：『府界、三路提举保甲司指挥州县，如有见送纳军器，若不是非理损坏不堪，或事件不全，止据见在受纳，不得须令修整陪填，仍晓示，若有隐藏换易元给官弓弩者，限一月首纳，待与原罪。限满不首，即与私有禁兵器法告赏。』己亥，御史中丞刘挚言：『伏睹近制，保甲罢团教，朝廷所以惠绥疲氓，恩施甚厚。民得去其所若，就其所安，远近承风，莫不鼓舞。然愚以为宜有法以敛制之。盖保甲之技艺强弱高下，州县皆有等籍。今按取优等之人，召其情愿刺以为本州禁军，若旧系长等名色，则此类军中之阶级，随其等差对换补之。自余中、下艺等，亦召愿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为弓手、手力、耆户长之役。所贵在军者，既团隶部督，束之有法，又使得伸其素习之能。其在役者，既不失服职于公家，比之召雇浮浪，乃得熟事，乡民必赖其力为多。』壬子，诏河北东、西路、永兴、秦凤等路提点刑狱兼提举保甲司，并依提刑司例，各为一司。

　　七月甲子，右司谏苏辙言：『臣窃见仁宗朝，河北、河东初置义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渐及陕西，皆以地接北方，有守御之备，每岁冬教一月，民虽以为劳，而边防之计有不得已。及熙宁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习。二圣临御，知其不便，率皆罢去，民得归秉耒耜，盗贼因此衰息，歌舞圣德，无有穷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边之故，民习为常，不辞愬。至于京畿诸县，累圣以来，为辇毂所在，素加优厚。今乃与三路边郡为此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圣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宽恤，特与蠲免。』

　　八月丁酉，诏陕西路保甲冬教，并自十一月一日，至次年正月终罢。

十一月庚辰，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保甲之法虽已更次，犹有二弊，未便于民。其一为罢去二十亩已下免役指挥，却令五等户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缘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而教与不教，则有幸不幸。今田百亩，家有二丁，则免教，是谓之幸；田有十亩，家有三丁，则谓之不幸。此贫富力役大为不均。况今之教阅，官中不给钱米，一月之食皆自办。夫有田二十亩之家，中年所收，不过二十石，赋税、伏腊之外，又令其赡一丁，则亦难给。盖昔日推行之始，不暇讲求利害，惟务其多。今虽将五等下户精专阅习，万一或有调发，虽破竭家产，所得几何?裹粮而行，岂不重困?臣愚欲乞于三等以上，或等第虽低而家业及一百贯、有三丁者，方得差充。』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从吕陶请也。

保马监牧附

　　元丰八年三月，资政殿学士韩维奏：『农民以稼穑为生，使之出钱市马，已非其愿，又守护灌饲，素昧其方，万一死损，复使偿买，昔时一马直钱三二十千者，今贵至百千矣。农民如此，未有已时，愁叹之声，闻于道路。又闻京西保马颇为群盗掠取，换易乘骑，如其外厩。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缓也（详见《变新法》。此一节合在此年六月下，误置此）。』

四月辛未，诏：『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户马近已支价钱拨买。配填河东、鄜延、环庆路阙马军分。自今府界并京东等路养马指挥并罢。』又：『京东、京西路保甲养马法元定年限极宽，民间易以应办。而有司不务循守，妄有陈请，期限急迫，遂至搔扰。先帝已尝降手诏诘责约束，至今犹不能奉行。其两路保马，宜令并依原降年限收买，其剩买过数目。并充以次年分之数目。』又诏提举京东路保马兼保甲杨景宗、提举京西路保甲兼保马张修令乘传赴京，于三省禀议改废。其后诏京东、京西路保马等级分配诸军，余数发太仆寺。其格不应支配，即还民户变易，纳所给价钱。

旧录云：先帝以国马不足，追效邱乘之制，寓马于民，量物产给价，立岁限，使民市马养之，得自乘习，缓急则集以为用，仍命弛其徭役，法甚善。司马光言其非便，遂罢。新录辨曰：宣仁参祖宗之制，推明神宗之心，保佑哲宗皇帝，以至元祐之治。其公议在天下甚明。而吏官类出私意，取一时群臣之议，与神宗皇帝较其得失，岂可以示后世?自「先帝以国马」至「非使遂罢」六十字并删去。按：此时司马光犹未上疏论民户养马，不知旧录何以云然?其后则先固谓不可也。

五月庚子，朝奉大夫、提举京东路保马兼保甲霍翔知密州，同管京西路保甲吕公雅知濠州。

六月云云。（见上。）

　　七月甲辰，门下侍郎司马光言：『陛下践祚听政，首令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并依元降年限收买。其剩过数目，并充次年之数云云。皆圣泽矜宽民力。于保甲劳费，虽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马向去点择、买养补填，沿犹如旧云云，臣愚伏乞断自圣心，尽罢诸路保甲，保正、长使归农，其所养保马，拣择勾收，太仆寺量给价钱，分配两骐骥院、坊监及诸军，召提举官还朝。其勾当公事、巡检、指使，并送吏部与合人差遣[5]。如此，则开封府界、三路之民，孰不欢呼鼓舞，荷戴圣德?』疏奏，蔡确等执奏不行。诏保马别议立法。

　　八月癸未，诏府界新置牧马监兼提举经度制置牧马司并罢，应合分拨措置事件，令兵部条画以闻。

　　九月戊午，诏京东、西路保马数未足者，更不收买，据见管数，令逐户依旧主养[6]，别听朝旨。

　　元祐元年闰二月辛卯，三省言：『霍翔、吕公雅提举保马[7]，不循诏旨，至減朝廷元立年限之半。』诏霍翔差管勾江州太平观，吕公雅差监舒州盐洒税务。

　　四月己丑，右司谏王岩叟言：『访闻京东保马事尚有余弊，宜在讲陈，可因而变之，以成国家之利。其一：牧监昔废之初，识者皆曰：「十年之后，天下当乏马。」然不待十年，而天下之马已不可多得，此非国家之利也。臣乞尽收退还民间马三万余匹，复置监如故，然不必置监牧使，止委转运使领之，可治办矣。其二：废监以来，牧地之在民者处处为害，盖始者愚民利于一时请地之易，不虑后日纳租之难，投状之初，争立高额，而不知州县又估高价折纳见钱，遂致力皆不胜，岁岁拖欠。转运使不论水旱，与群牧司认定此钱，督责之严，过于他事，以至佃地百姓被禁锢、受鞭挞者，五日无之。今若因复置监牧，牧地入官，则百姓戴陛下之恩，如释重负，脱沉疴矣。其京西事体既同，并乞赐施行。』

　　七月癸未，太仆寺言：『沙苑监先隶河南监牧司，昨因废监，拨归群牧司，寻因置群牧行司，拨入行司管系。其行司后改为提举监牧司，今已降朝旨，拨入右厢提点司，即买马监牧司更不管系。其提举陕西等路买马监牧司名，合除去「监牧」二字。』从之。

　　九月壬戌，太仆寺奏：『乞应于本寺事，并依群牧司法，仍只隶尚书省，或依旧隶枢密院，并乞内外马事，并隶本寺施行。』诏内外马事并隶太仆寺，直达尚书省，更不经由驾部。丙寅，诏中书省：『今后太仆卿、丞、簿并选差，应外监事，令本寺依旧群牧司法施行。』庚辰，右司谏王觌言：『臣窃见今年九月九日朝旨节文内马事并隶太仆寺，直达尚书省，更不经由驾部。车营、致远务、鞍辔库、驼坊、皮剥所、养象所并专隶驾部。臣窃谓此独可以败坏官制，而未见为利之实也。朝廷以马政久废，而推行牧养之法，固太仆、驾部之职矣。若使太仆仍旧隶驾部，而共修执事，于牧养之法，未见其害也。使车营、致远等务不隶太仆，而领于省曹，于牧养之法，未见其利也。利害未分，而徒使本末失叙，官制复隳，臣不知其可也。且场务恶隶寺监，恶隶省曹，乃官吏不恤法度之常情，顾朝廷处之何如耳。伏望圣慈宣谕执政大臣，无以牧马一事而轻害官制，追还九月九日朝旨，别降指挥施行。』

绍圣三年七月癸巳，权知邢州张赴等言：『据知任县韩均等申请，乞应有牧地县分，许等第人户投状指挥请牧马草地，或以佃牧地，须上色一项给付人户，自使耕佃而蠲其租，令养官马一匹，各于所属，籍其毛色、尽寸、齿岁给付，每岁分番就县，令佐点集。若马有死失，许即时申县，自备印给，非点集日，许私自乘骑，不许出州界若干里。如元佃地人系等第户愿养马者，只令将文契批凿，除其租数。若请不尽并不愿请者，依条召人租佃。伏望详酌施行。』枢密院言：『熙宁七年，先废罢郓州东平、郑州原武两监，及并卫州、淇水两监为一监。至八年四月，中书、枢密院奏河南、北十二监，每在费用钱约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八贯。其所出马数，止用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贯可买，兼所得监马堪配军匹数不多，若都无此，未为阙用，两监牧但存虚名，而枉费不少。见管九监马三万余匹。时诏沙苑监令属群牧司，余八监并监牧司并废罢，后尽以牧地募民种佃并牧马，余地所收岁租百余万，至今未尝有失限之数，悉无前日异议者所陈之患。至十年二月，群牧司奏国马缺用，曾裁损支使窠名。是时陕西路买马，止以一万五千为年额，至元丰中，又曾于畿内赋人户养马。及于京东、西路行保马之法，又于开封府界雾泽陂置牧马所，专差枢密都承旨张诚一等提举经度制置，俟就绪，推广诸路施行。而事初讲求有所未尽，及奉行之人或不称职，故人言以为未便。元祐初，并不考究熙宁以来讲议本末利害之详，研求所以增损措置之术，惟务尽罢元丰所行之法，一切复置旧监，遽将民间已请佃上地，栽重到桑枣果园，及庄井屋宇，毁伐废坏不少。兼兴复监牧、增置官吏，所费不赀，殊未见其效。盖自复监以来，前复累有臣僚论列公私之害，若因循元祐仓猝更张之法，即岁月愈久，为弊愈深。自来议者欲于民间养马，然所陈亦多不同，或欲以牧地召人租赁，官给草料，令百姓蓄养；或责以蕃息；或欲令逐月赴官阅视决责；或欲分配等第人户，以此终不可行。今据知邢州张赴所称，体究得民间愿得牧地牧马，但与蠲其租课，仍不责以蕃息，俾养马人户无追呼劳扰之患，并不愿养马之家不得抑勒。如此施行，必无未便之理。今相度，欲具为条画榜示，令太仆寺雕印施行。应有监牧地分，州县于要便处晓示人户，愿请佃牧地、免纳租课、为官养马者，听实封，于本县投状。逐县置历收接，月终具若干实封状送州，州县并不得开拆，具数申送太仆卿寺开拆，申枢密院看详，取旨施行。』从之。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臣伏睹近降朝旨，给牧地，召人户情愿养马事。条约虽已详备，然元初只缘知邢州张赴同任县、尧山县知县等所请指挥，其余路并依此施行。臣窃虑诸路若有不便，必为民害。欲望朝廷明降指挥，令诸路若有利害不同，许令申稟州县。若抑令人户作情愿投状养马者，令监司按劾施行。法行之后，永久无弊。』

校勘记

[1]觉察按劾 原本作『觉按察劾』，据《长编》卷三五七乙正。

[2]须有 原本『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九补。

[3]提举司 原本作『提□二司』，据《长编》卷三六一补改。

[4]钱粮 原本作『前粮』，据《长编》卷三六一改。

[5]差遣 原本作『美遣』，据《长编》卷三五八改。

[6]主养 原本『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九补。

[7]提举 原本『举』字作墨了，据《长编》卷三六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一十

哲宗皇帝

常平仓

　　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司马光札子：『堪会熙宁之初，执政以旧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丰岁则农夫粜谷，十不得四五之价；凶年则屠牛卖肉，伐桑卖薪，以输钱于官。钱货愈重，谷直愈轻。朝廷深知其弊，故罢提举官，令将累年蓄积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施行，今岁诸路，除有水災州军外，其余丰熟州处多。今欲特降指挥，下诸路提点刑狱司：乘有此籴本之时，委丰熟州县等官员体察在市斛斗实价，添钱数广行收籴。如阙少仓敖之处，以常平仓钱添盖。仍令少籴麦豆，多籴谷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湿之地，有斗斛难以久贮者，即委提点刑狱相度逐州县合销数目抛降收籴，才候将来市物货价比元籴价稍增，即行出粜，不得令积压损坏。仍令州县各勒行人，将十年以来在市斛斗价例比较，立定贵贱，酌中价例，然后将逐名价分为三等，自几钱为中等价钱，几钱以上为上等价钱，几钱以下为下等价钱，令逐处临时斟酌加減，务在合宜。既约定三等价，仰自今后州县每遇丰岁，斛斗价钱至下等之时，即比时价，相度添钱开场收籴；凶年斛斗价贵至上等之时，即比时价，相度減钱开场出粜。若在市见价只在中等之内，即不籴粜，更不由取本州及上司指挥，免有稽滞失时之患。仍委提点刑狱、常平提举觉察。若州县斛斗价及下等而不收籴，价及上等而不出粜，及收贮不如法，变转不以时，致有损坏，并监官不逐日入场，致壅滞籴粜人户，并取勘施行。若州县长吏及监官能用心及时籴粜，至得替时，酌中价钱与斛斗通行比折，与初到任时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许批书上历子，候到吏部日，与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许指射家便差遣一次[1]，所贵官吏各各用心。州县皆有储蓄，虽遇荐饥，民无菜色，又得官中所积之钱稍稍散在民间，可使物货流通。其河北州县，有籴司斗斛见多，缘遣州县、转运司见籴军粮处，更不籴常平仓斛斗。若今来指挥内有未尽未便事件，委提点刑狱司逐旋擘画，申奏施行。』从之。其后王岩叟言：『臣伏睹昨降朝旨，文虽详而未通，四方来者更言其未便。臣按：常平旧法，但遇年丰物贱，即于市价上添钱收籴，如年歉物贵，即相度在世实值价例，特減钱出粜，此所以为常平。今既限以价钱，至下等方许收籴，贵至上等，始得出粜，乃是必待丰歉十分而后行，法稍不及等，即官司拘文，束手坐视，而不敢粜籴。臣恐久之，天下救灾之备寡，而伤农之患深，失常平本意远矣。臣乞依旧法』不分立三等，仍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挥外，余约新降朝旨，别行修定颁降。』户部尚书李常建言：『伏见今常平、坊场、免役积乘钱共五十余万贯，散在天下州县。贯朽不用，利不及物。窃缘泉货流通，乃有所济，平民作业，常苦币重。方夏蚕毕工，秋稼初敛，丝帛、米粟充满B市，而坐贾富家巧以贱价取之，曾不足以酬其终岁之勤，而未免寒饥之患，良可愍也。臣愚欲乞命有司议，于天下州县各置平籴一司，以选人领之，县欲只令主簿兼管，仿古常平粜籴之法，于夏蚕秋稼之时，就其直加数分而敛之。及其价腾也，裁数分而出之，但无亏元价，靡有贏息，无事酬赏，惟以利农桑之民为务，庶乎泉货流通，四民蒙福，三代之仁泽也。』

　　十一月辛巳，臣僚上言：『朝廷罢俵青苗钱，令诸路提刑司委丰熟州县广行收籴，意欲常有储蓄。而户部乃请令转运司更不收籴年计，止将常平斛斗兑籴，失朝廷养民之意。欲乞诸路转运司合籴年计，并先次令常平籴买。若转运司不预备本钱，过时转籴，与常平仓有妨者，委提刑司觉察以闻。』从之。

　　四年七月丙申，右司谏刘安世言：『臣等窃谓自罢青苗钱，后来天下州县皆有积镪。朝廷虽更立常平之制，条目甚详，而上下因循，未常留意。既无统属以纠其乖谬，又无赏罚以为之劝沮。加之转运司苟纾目前之急，多端借贷，日朘月削，殊无偿足之期，非有惩革，将不胜弊。伏望圣慈特赐睿旨，取今日以前应于常平敕令严责近限，专委户部删为一书，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指挥，将天下见在常平钱，乘今秋丰稔之时，令五路籴粟一色，其余路分，并相度逐处可以久留斛斗，广行收籴，仍以本司钱修盖合用仓廪，将一路所有钱衮同应付。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县，各随户口之多寡，以制籴之大数。每遇凶歉，依法出粜。籴粜之法，常比市价增減。如此，则官本常存，而物价不能翔涌。或遇旱干水溢之灾，则民有所济，不致流散。朝廷之惠泽，可继而无乏绝之患。相因日久，渐至九年之蓄。太平之策，莫大于此。惟陛下推至诚侧怛之意，明诏执政协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参酌修定，将来颁降之后，或有犯违，州县委监司，监司令户部、御史台觉察奏劾，庶使二圣恤民之仁，不为徒善之政。传之万世，天下幸甚!』诏户部指挥诸路提刑司下丰熟州县，依条量添钱广行收籴，仍觉察违慢。

　　六年七月辛巳，御史中丞赵君锡言：『伏睹元祐编敕文，诸常平钱斛，州县遇价贱[2]，量添钱籴；价贵，量減钱粜，仍申知提刑司。又条诸州县长吏及监籴官任内，如能用心及时收籴，据用过钱本等第酬奖。臣窃谓元祐初年，惩散敛常平钱斛之弊，专用籴粜为常平法。然自更制之后，州县官吏，多熟视诏条，恬不奉行，故自二圣临御，虽恤民深切，蠲除赋敛，尤多以理论之当渐疏息。然比岁以来，物力凋弊，甚于熙宁、元丰之间，至人心复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岂非诸路钱货在官者，大抵无虑数千万贯，钱常壅滞不发?旧法虽未尽善，逐年犹有钱货千百贯流布民间。籴粜之法，虽善而不行，则民间钱货无从而得，所以艰难困匮，反甚于前，无足怪也。欲望圣慈指挥尚书户部下诸路提刑，令州县先次计置仓敖，今后每遇物斛收成日广行收籴，逐年终，具本并支出粜到色额、数目、价例，高下画一，申尚书户部点检类聚闻奏，仍关牒御史台照会。内有丰熟州县，当职官不能用心收籴，致谷贱伤农，并阙食之际无以备出粜济助人户者，并从本台纠奏，严赐黜责施行。仍乞下有司改修元条赏格，务令优厚，及添桩斗奏黜责一节，所贵劝沮两立，上下尽心。如此，则泉货流通，民力纾缓，仓廪充实，公私皆获利济，可以副圣政敦厚生生富而后教之意[3]。取进止。』

绍圣元年正月辛丑，户部言：『淮东提刑司奏，乞于本路户部封桩并续收到坊场钱内，拨赐五十万贯充常平钱，应副乘时收籴斛斗。欲依所乞，拨三十万缗充常平籴本支用。除助役钱外，于所乞坊场钱内拨赐。』从之。

青苗

　　元丰八年八月己巳，诏给散青苗钱不许抑勒，仍不立定额。

　　元佑元年闰二月丙申（初八日），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详见监司门）。

　　三月乙亥，诏于常平钱内支赐钱三十万与京西转运司。左正言朱光庭言：『臣尝计天下青苗钱，除昨来支俵外，见在钱数尚多。欲乞将一州见在数衮同斟酌诸县户口多寡，并用收籴可存留斛斗，凡遇丰年，则添价以籴；遇岁小饥，则減价以粜；大饥则以贷之，候丰岁输，更不出息。』诏：『户部指挥府界、诸路提点刑狱司相度合收籴准备数目，须彼处有转运司支遣斛斗，可以兑换，及出粜得行，不至积留损败，保明奏闻。』

四月癸丑，三省言：『提举官累年积贮钱物，委提点刑狱司主之，依旧常平仓法。其常平仓，春秋敛散，及岁成收籴，岁饥出粜，以陈易新，与省谷交兑[4]，及年谷饥馑赈代。主司并合依法推行降代。常平钱谷，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并纳者，止出息一分。』从之。

刘挚七月二十一日奏云：『四月二十八日，中书省依旧常平法为青苗法。』恐即二十六日，误以为八也。按：四月己丑，韩缜已罢右相，吕公著以右相兼侍中，实在五月丁巳朔。此时申书省止张璪一人为侍郎，岂璪常别有申明乎?又据四年五月刘安世劾范纯仁，则复散青苗乃纯仁建议。此但云三省，不及密院，不知何故。又元年八月四日，司马光乞约束抑配札于载四月二十六日敕文，并当考详。

　　乙卯，左司谏王岩叟言：『伏睹闰二月八日圣旨，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常平仓法：谷贱则增价以籴，谷贵则減价以粜，实所以惠百姓也。搢绅之议，谓是朝廷复此旧法，遂罢出息二分之法矣。今见四月二十六日敕旨，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之法，中外之人，莫不复疑朝廷以利为事，而惜为陛下谋者，失弛张之宜也。伏以青苗之法，公卿、士大夫之论其弊者，固已厌闻于朝。前日之言，臣不复道。请以臣自得于耆老之语，为陛下言。皆曰：「国家之意主于收息，以助用耶?主于惠养百姓耶?主于收息以助用，则无可言者；主于惠养百姓，则某等较量行法已来十六年于今，但见百姓终岁皇皇，翻倒债负，不见一家有增益者。一岁之间，常不免秋则贱粜而纳，春则贵籴而食。日陷于困穷，而不自知。」伏望陛下深察四海已然之弊，远思百姓无穷之困，继在不疑，明诏有司罢青苗法，天下幸甚!』

　　五月乙酉，监察御史上官均言：『今之议者，必以为往时之散青苗出于抑配，故有前日之弊；今则募民之愿取者然后与之，而有司又不以多散为功，在民必以为便。臣以为不然。今天下民，十室之中，赀用匮乏者十之六七。诱之以青苗之利，无知之民不暇远计，必利一时之得，纷然趋赴。虽曰不强抑配，然而散敛追呼、督促之烦，道途往来之费，轻用妄费、贱售谷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故臣愿行闰二月八日诏书，罢去青苗，复常平昔年平籴之法，兹万世之通利也。』

　　六月辛亥，御史中丞刘挚言：『准今年二月八日圣旨，内一项提举官累年积蓄，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主管，依旧常平法。臣伏详常乎财用既归提刑司，又言依旧法，则自是合熙宁以前提举司所行常平粜籴之法，事理分明。续准四月二十八日敕命，因中书省检会，遂将前项制旨内，依旧常平法指以为青苗散敛取息之法申明行下。命令反覆，天下失望。寻闻臣寮累有论奏其事利害，臣不复言。今来复睹吕惠卿责降制词，有「首建青苗」之语。夫以建议者为罪，则是朝廷知青苗之不可为也。苟知其不可为，又坐首议之罪矣，而独安然行之，此臣之所以未谕。苟以为此法诚有利于天下，则何故明于制诏，坐以为蠢国害民之罪哉?伏望深究利害，特降睿旨：常平钱并依闰月八日敕旨。仍申明敕内应常平法，谓熙宁以前常平粜之法，以幸天下，以信号令。』

　　八月己丑，司马光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青苗钱曰：『先朝初散青苗，本为利民，故当时指挥，立取人户情愿，不得抑配。自后因提举官速要近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或举县勾集，或排门抄摺。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亲，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较。访闻人情安便，昨于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结常平仓钱斛，限二月或正月，只为人户欲借者及时得用；又令半留仓库，半出给者，只为所给不得辄过此数；又令取人户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虑恐州县不晓朝旨本意，将谓朝廷复欲多散青苗钱谷，广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责严急，一如向日置提举官时。今欲续降指挥，令诸路提点刑狱司告示州县，并须候人户自执状纳保，赴县乞请常平钱谷之时，方得勘会，依条支给，不得依前勾集抄札，强行抑配，仍仰提点刑狱常切觉察，如有官吏似此遣法搔扰者，即时取勘施行。若提点刑狱不切觉察，委转运、安抚司觉察闻奏。』从之。录黄过中书，舍人苏轼奏曰：『臣伏见免役之法已尽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独因旧，稍加损益，欲行鄡臂徐徐、月攘一鸡之道。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害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犹在也。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受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法，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溺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臣谓四月二十六日指挥，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之法初无小异。而今月二日指挥，犹许人户情愿，未免于设法罔民，便一时非理之私，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挥：青苗钱斛后更不给散，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已下人户[5]，并与放免，庶使农民自此息肩，亦免后世有所讥议。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尽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词，流传四方，所损不细。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庚寅，御史中丞刘挚言[6]：『臣近以吕惠卿谪降告词有「建青苗」之语，而青苗之法未罢，曾具论列。不蒙采纳，理有未安，义难苟止。盖天下之理，惟有是非而已。陛下谓青苗之政是耶?苟以其法为是也，则首议者无可责；苟以其议为非也，则此法不当行，二者甚易晓也。今一事而两之，其用之于责人则以力非，其用之于取息则以为名，实不应深累国体。臣恐四方得以窥朝廷，而罪人岂得无词乎?伏望圣慈，载加究察，速令检会，依今年二月敕命，用嘉祐常平法申明施行，以一政令，使民苏息，被罪者慑伏。』左司谏王岩叟、右司谏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觌言：『臣等屡有封事，乞罢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二圣临御[7]，尽革众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删立旧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晓圣意。窃闻近日左右臣察有以国用不足，欲将青苗补其阙乏者。圣心未察，是以为之迟迟。臣等虽愚，以为自古为国，止于食租、衣税，纵有不足，不过补以茶、酒、盐税之政，未闻复用青苗，放债取利，与民争锥刀之末，以富国强兵者。窃谓臣下每有献言，宜一切折以公议。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断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笃乎!陛下必欲决此深疑，即当尽出台谏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议得失，不当隐忍不辨是非，而用其言也。如众议必以罢之为是，即乞早赐裁断，以慰民心；必以罢之为非，亦乞显行黜谪，以惩臣等狂妄。』

　　辛卯，司马光札子：『昨于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挥，令于正月、二月支散常平仓钱谷。窃虑州县多不晓朝廷之意，将以却欲广取青苗钱、多收利息严行督责，一一如未罢提举官时。勘会青苗钱利民甚少，害民极多，臣民上言，前后非一。今欲指挥遍下诸路提点刑狱司，自今后，其常平钱谷，只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粜籴，其青苗钱更不支俵。所有旧欠二分之息尽皆除放，只令提点刑狱契勘逐州县元支本钱，随见欠多少，分作料次，随税送纳。』诏从之。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青苗钱。四月二十六日指挥，盖出纯仁意。时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皆不纳。光寻具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者。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于帘前，曰：『近日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王岩叟等所称大臣，实指纯仁也。

　　绍圣二年七月己亥，户部尚书蔡京言：『窃见熙宁中，先皇帝以天下之本在农，故稽参先王、《春秋》补助之意，行散敛之法，薄取其息，以为放阁欠免之备，故兼并得不专辟阖之科，而农得尽力南亩，不为兼并所困，实大惠也。行法之初，论者不一，赖先帝神武英明，断之不疑，以克就绪。数年之后，取者云集，纳者幅至，天下仓库盈衍丰羡，而财不可胜用。自元祐废罢以来，兼并得纵，农渐失业，向之所积，支用殆尽，以至于今，未之复也。今欲乞下有司，检会熙宁、元丰青苗条约，参取增损，适今之宜，立为定制，以幸天下。』淮南转运副使庄公岳言：『自元祐罢提举官，钱谷为他司侵借，徒有应在，所存无几。欲乞追还向所侵借，令当职官依限给散，以济阙乏，随夏税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弊，谷贱则增价籴以助农，谷贵则減钱粜以与民，虽有水旱，人不损瘠。』奉议郎郑仅言：『青苗之法，其利济甚溥，然而行法之吏不能尽良，故其间有贪多务得之扰，转新换旧之弊，此吏之罪，非法之过也。窃谓青苗、义仓最为便民，愿诏有司以次施行之。』朝奉郎郭时亮言：『愿复青苗法，不课郡县定额，听民自便，而戒抑配沮遏之弊；复诸路县邑抵当法，付令佐主行，而戒苛碎邀阻之弊，令常乎司与郡县访求民间沟洫之利，以备水旱。』承议郎许几言：『比者明诏有司条具免役旧法，颁之天下，又命择提举官推而行之，甚大惠也。然常平义仓、抵当、农田水利、坊场、河渡复行之令，未尽诏也。欲乞尽付提举官，次序而复之。』奉议郎周纯言：『今复置常平官，而诏告乃止于免役法，恐名未正也。元丰称常平等者，谓常平、免役、坊场、农田水利、保甲、义仓、抵当也。愿诏大臣斟酌增损，如免役之法，则常平官名实正矣。』右承议郎董方言：『青苗之法，乞岁收一分之息，给散本钱，不限多寡，各从人愿，仍勿推赏。其出息至寡，则可以抑兼并之家。赏既不可行，则可以绝邀功之吏。』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

市易务抵当附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中书省言：『今年正月九日赦书，内外人户见欠市易钱物，并仰所属勘会元赊请本息等钱，并已纳见欠数目条具闻奏。其息钱当议減放。在京至今未见有司依赦以闻。』诏监察御史刘拯、兵部员外郎杜常、太府少卿宋彭年赴御史台置局，点磨所欠息钱，大姓户放七分，小姓户全放外，合纳数目关所属[8]，依条催纳。仍晓谕人户，并具无欺弊闻奏，限一月。

　　八月己巳，户部状：『勘当诸路自去年推行市易抵当，至今一年月余，逐旋申明条画颁行。访闻诸路商贾，少愿市卖物货人官，本处官吏或不晓法意，未免拘拦障固。本部虽屡行约束，尚恐未能止绝，岁课未集，已有侵扰之患，兼勘会镇寨市易抵当，已准敕旨，更不兴置。今相度，除诸路州军抵当收息至薄，以济民间缓急。可存留外，其州县市易及余处抵当，一切皆可省罢。』从之，仍诏抵当如敢抑勒，依纳常平钱物法（抵当元不罢，但罢市易而已）。

　　十二月戊申，兵部员外郎叶祖洽奏：『市易之逋，一旦官中以法督促，近虽有宽期会、減分数之惠，然民力已弊，必无从出。愿敕有司检察，如委无可纳，特议蠲放。』诏大姓户见欠市易三分息钱，并特与除放。其人户本钱，仰所属，依详前后指挥催纳。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朝散大夫、光禄卿吕嘉问知淮阳军，以监察御史孙升言市易之法初行，嘉问失限甚多，故有是命。

　　闰二月甲辰，诏户部应诸路人户见欠市易钱，并特与除放。己酉，诏：『市易务见计置下，准备外国人使收买之物，约五万余贯，今止据见在数目供卖，候结绝，罢行计置。今行人依旧例供应。所有元丰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西驿买卖祗应，令市易官认出卖朝旨更不施行。』丙辰，诏：『应内外见监理市易官钱，在京委太府寺，开封府界令提点司，诸路令转运，各限一月取索逐户元请官本点勘，特许以纳过息罚钱充折。如已纳及官本，即便与放免。并坊场净利，亦依此，许以纳过罚钱折填净利。已上通折外，尚欠官本钱并净利，而家业荡尽及无抵保，或正身并保人孤贫者，权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积欠免役钱，与減放一半，余分限三年，随夏税带纳。所有今月四日勘会欠负指挥更不施行。』

七月壬午，右司谏苏辙言：『臣顷曾上言，乞将市易欠数人户通计所纳息钱数，如已纳及所请官本数目，即与除放。蒙圣恩依此施行，德泽旁霈，所及甚广。然臣访闻京师欠钱贫乏之家，从初多作诡名，请新还旧，以此无缘通计息罚，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户。臣近日再行体问，据通直郎、监在京市易务宋肇为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贯以下人户一例除放[9]，则所放人户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务一宗节目及利害文字请臣论奏。臣详究其说，窃以市易本钱，前后诸处拨到共一千二百二十六万余贯，中间拨还内藏库等处，共计五百三十万贯，朝廷支使过，共计三百八十四万余贯，即今诸场务见在，共计三百五十三万余贯。将此三项已支、见在计算，已是还足本钱，则今来人户所欠，皆出于利息。若将见欠二百贯以下人户除放，所放钱数不多。伏乞圣慈较其利害，断自圣意，特与除放。或因将来明堂赦书行下，或更溥行诸路，则细民荷戴恩德，沦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胜计。然臣窃见太府寺今岁终较课，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其官员等第保明闻奏[10]。自来市易官因此酬奖、转官及请赏钱，所得无数。今来既见市易已支、见在之数仅能还足本钱，则以本理息，皆是欺罔。从前官吏转官请赏，皆当追夺官爵，及所赏钱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后缘市易转官、请赏之人依理施行，内有吕嘉问，系创行市易，害民最深，虽已经责降，尚窃有民社，未允公议。更乞重行窜谪，以谢天下。所有宋肇札子三道，臣辙备录进呈如左。』

明堂赦书：应內外欠市易钱人户，见欠二百贯以下，并特与除放。盖从辙所请也。二年四月丁未，李常奏议，更许之。

　　癸未，户部言乞罢市易所，置卖盐场。从之。

　　二年四月戊申[11]，户部尚书李常言：『臣愚夙夜思今日人情犹郁，穷弱尚困，唯有市易一事。臣质之簿书，考见详实。自蒙恩赉除放二百贯文以来，消減亦不少矣。昔称三万户者，今存四十余保矣。昔称百余万缗者，今才一十九万余贯矣。蠲除者既见不少，理索者独为不幸。蒙蠲除者宽绎自如，方理索者禁锢困苦，此穷困之情有所未舒，而臣愚窃虑和气因以未浃也。臣待罪户部，典领邦计，凡一钱之金、一尺之帛，莫不为朝廷爱惜。今不顾万死，冀以蠲放为事者，诚以上累圣政，下挠至和。伏望圣慈决之不疑，出于独断，兼先帝详除已久，社祭在近，若于此时特下诏令，尤为宜当，而比诸崇异方之教[12]，以祈福祥，相万万也。』

　　五月乙卯，诏：『一应官员市易增羡酬奖，惟身亡、致仕及得減一年以下磨勘人并免，其余转官陞任減年磨勘循资者，并各追夺一半，循一资，升一任，以磨勘年数比減之。选人俟改官后展其循资。已改官并減年磨勘不成一资者，并以磨勘年限对展。内吕嘉问追三官，展四年磨勘；吴安持追两官；贾昌衡追一官。』

三年二月己亥，诏罢变卖市易司元丰库物。从三省请也。

校勘记

[1]射家 原本『射』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四补。

[2]价贱 原本作『价钱』，据《长编》卷四六二改。

[3]厚生 原本『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六二补。

[4]省谷 原本作『者谷』，据《长编》卷三七六改。

[5]第四等 原本『等』字作『第』，据《长编》卷三八四改。

[6]御史中丞 原本『御史』下衍一『下』字，据《长编》卷三八四删。

[7]伏以 原本『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四补。

[8]数目 原本作『数臣』，据《长编》卷三五四改。

[9]若截自欠二百贯以下人户一例除放原本『自欠』作『日久』，据《长编》卷三八三改。

『放』字，原本脱，句义不足，据《长编》补。

[10]其官员 原本作『具官员』，据《长编》卷三八三改。

[11]戊申 原本作『丁未』，据《长编》卷三九九改。

[12]比诸 原本『比』字上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九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一

哲宗皇帝

回河上

　　元丰八年八月己巳，镇江军节度使、知河南府韩绛加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绛陛见，面谕河北水灾，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赐告。时河决小吴未复，议者欲为支川，傍北都注故道，魏人惴恐。绛五上疏，乞复澶渊故道。朝廷为之寝河役。

　　九月丁丑，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

　　元祐元年四月己丑，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向者知澶州王令图辄有论奏，欲于迎阳埽开浚旧河，使水东注，及乞于孙村地分金堤置约，使河流复归故道。河北转运司并不计审利害，继有论奏，欲朝廷先委王令图相度，自迎阳埽已下，许令一面经画，才候止日，放水入旧河，仍于大吴北岸修进锯牙，擗约水势，归复故道。朝廷差李常、冯宗道相视[1]，未至本处，而转运使范子奇、李南公自知欺诞不可掩匿，乃于正月十八日论奏，又牒李常，称迎阳、孙村两处回河委是不便。及常等相度，俱称不可，已罢其役。按：河流回复，自古及今，最为中国之大事。今缘令一言，遽欲兴复，开旧塞新，及朝廷遣使按视[2]，具见其实[3]，则方露底里，以为难成。同异两端，情涉侮玩。愿付有司勘治子奇、南公之罪，以戒欺谩。』诏范子奇、李南公各罚铜十斤，展二年磨勘。吏部侍郎李常、勾当御药院冯宗道言：『准朝旨相度黄河利害。臣等所至，历览其堤防，全未高广，物料亦未有备。缘堤防之设，全系水官；物料之审，责在本道。今经涉岁月，尚尔未集，以是知水官未得其人。欲乞添置使者。』诏添置外都水使者、勾当各一员。

　　十一月丙子，相度河北水事张问言：『臣至滑州决口地分，相视得迎阳埽至大、小吴埽水势低下，旧河淤淀。若复旧道，功力难办。请于南岳大名埽地分开直河，并签分引水势，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从之。

二年二月己丑，王令图、张问奏乞分河水入孙村口，已蒙依奏。寻准旨未行，令乞依前奏开修。从之。

《政目》八日事当考详。问前奏在去年十一月二日，又十二月六日，令图、问再视按。二年二月八日，诏从王令图、张问奏，开修孙村河。〈实录》并不书，此据吕大防〈政目》。然既从二人所请，令图寻卒于三月十七日，其次日，即命王孝先代之。孝先亦同欲开修孙村河者也。四月十三日，又命顾临代范子奇为转运使，以河议未决，一十六日，乃诏转运使、副与水官共议开修的确利害。据此，则二月八日虽降开修指挥，寻却寝罢，故今复令有司别议[4]。

　　十月丁亥，河北都转运使顾临等奏：『乞将应缘讲议河事行遣，并依元降朝旨，以「讲议河事所」为名，候议定合开修去处奏闻，及依故事，朝廷差官覆实，委得允当，许令兴工，复为「都大提举修河司。」』

　　三年二月己丑，知大名府冯京言：『准敕开修減水河，在本府护城横堤之南。请下有司预行固护。』诏令都大提举修河司照会。初，元丰八年十一月，朝廷用王令图议，将复大河故道，诏李常视之。常言不可，役已兴，旋罢。时元祐元年正月也。其月，又诏张问同令图相度。问请开孙村水口河以分減水势，朝廷既从之，寻亦中辍。二年三月，令图死，王孝先代领都水，亦欲开孙村口減水河如令图议。知枢密院安焘两奏疏言：『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以前，人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限强寇，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每决而西，则河尾益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敌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今欲便于治河，而缓于设险，非至计也。』太师文彦博议与焘合，中书舍人吕大防从而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议，同列莫能夺。中书舍人苏辙见右仆射吕公著，乘间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公著惊曰：『君何言欤！』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唯唯曰：『当与公筹之。』然竟莫能夺也。回河之役遂兴。丁未，曾肇言：『昨奉使契丹还，过河北，窃闻朝廷命王孝先开孙村口減水河，欲为回河之计，调发河北及邻路人夫应副工役。询之道路，皆云：「见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系黄河退背地分，恐难成功。当河北累年灾伤之后，未宜有此兴作。」伏望圣慈更下水官及河北路监司公共讲求，使议论早定，不至枉费民力，更招后悔。』

　　十月戊戌，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庚子，三省、枢密院延和殿奏事，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左仆射吕大防、知枢密院安焘、中书侍郎刘挚、退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5]、右仆射范纯仁、尚书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留身，存前奏曰：『适诸臣敷奏河事，臣预闻议论，乞更少采。愚见孙村口回河利害，论者不一。近召谢卿材、张景先以与王孝先及俞瑾商量。卿材状称河势北流顺快，乞不行闭塞。孝先等状称惟孙村口可以取水，还复故道，须治故道[6]，旧堤乞更展一年。如将来不测，大河泛涨，冲过直堤，淤淀故道，或河道变移[7]，别无取水去处，乞免修河官吏责罚。且孝先等系建议官，其说却如此，是亦未能保必可以成功。只开減水河浚故道[8]，治旧堤，计用兵夫数万、物料数千万，尚未塞，将来闭塞河门所费用五号若果能回复大河为永远之利，虽更劳费财力，亦不足计较。今据其说，乃是侥幸万一成功，未有的确利害。将来若回河不成，是虚弃数千万物料，困数路民力，岂得不虑?又诸臣言设险事，此固为远虑，然须因地势回复大河，方可为险。如孙村口回河不得，亦须别行相度。边寇若御得其道，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岂是设险之效?苟御失其道，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当时岂无黄河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须且详究利害。惟是民力，不可不惜!』又奏：『昔河决天台埽，是时章献太后垂帘，两遣近臣按视，预积物料，数年然后兴役。今何惜遣一二近臣按视，候见的实利害，然后兴役，亦未为晚。臣非为异论，实以忧责所系，不敢不尽愚欵，愿陛下慎重此事。』太皇太后曰：『且更熟商议。』于是收回戊戌诏书（此据《范纯仁家传》增入）。

十一月甲辰朔，三省、枢密院言：『检会都水使者王孝先，于西岸上自北京内黄第三埽先起截河堤一道，与旧河孙村口相属，仍相度于樊河第三河靠水作缕河小堤，闸断河门；于大名府南第四铺下至孙村口北，仿往时作汴河规模，开修減水河一道，分杀水势，东移入河。寻召到李先及俞瑾等，令陈述利害。据李先等称，除孙村口外，更无近界河可以回河入海去处。其孙村口欲作二年开修，今冬先备旧堤梢草一千万束，来春下手，先开減水河分減水势，所用兵夫已前由定数，至元祐五年，方议开塞北流，回改全河入东流故道。已令孝先等供结罪保明状讫。看详除预备旧堤物料便可施行外，所有元祐五年塞北流回河入东流故道，并来年开減水河，虑别有未尽利害，欲差官躬亲相度，具经久利害，诣实奏闻。』诏差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躬亲往彼相度，并具的确，遵利害画图，连衔保明闻奏。如孙村口不可开河，即别下近界河路逐一处，亦具保明闻奏。

九月五日，苏轼云：『孝先欲于北京南开孙村河，欲夺河身，以复故道。』然则孝先建议，必在九月五日前奏。

　　文彦博、吕大防、安焘三人者实主回河议，范纯仁独以为不然。主议者谓纯仁曰：『某累官河北，河上利害，晓之熟矣。公足迹未尝及河北，安知其利害?』纯仁曰：『利害则非纯仁所知，至于水性趋下，则不待到河北而知也。』纯仁不敢坚以回河为不然，但以：『边事未宁，百姓尚困，国家府库财物有限，主上初即位，垂帘之际，兴此大役，安得不审慎乎?』乃议再遣百禄、君锡按视。范纯仁又言：『水官不候相度可否，便计买先修旧河埽梢草一千万束，用钱近四十万贯，此是将寻常价例约度。今来立限，要二月中有备，则必诸州争买，价例更高，不惟所用钱物浩大，官吏逃责，恐不免劳扰。既称开減水河，只要试探水势，已计梢草若千万束，内若干旧有，若干今买，即来春所用兵夫，须与梢草相称，方能了当。其开減水河，本只欲试探水势，已费财用如此，将回复大河、塞决口，都未曾及，此正臣前所谓用过财力既多，欲罢不能之端也。兼议者始谓今年丰熟，梢草易为收买。以臣愚见，惟是草一色岁丰易得外，其梢既不近山，多是人家园林，凶年方肯斫卖，丰年却恐难得。况大河既未全复，物料自当減数。设欲预备，亦须渐次计置。』户部侍郎苏辙言：『近闻回河之议已寝不行。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然尚闻议者固执开河分水之策，虽权罢大役，而兴修小役，竟末肯休。如此，则河北来年之忧，亦与今年何异?今者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若复缄默，谁敢言者?惟断自圣心，尽罢其议，则天下不胜幸甚!』闰十二月，范百禄、赵君锡既受诏同行视东、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见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知河决不可回，即条画以闻。

　　四年正月乙未，范百禄、赵君锡既面奏河不可回，乞罢修河司。旬余不报，于是上疏奏曰：『窃谓本朝河决必塞，已塞复决，未尝复行于故道也。今河行大岯之西，至于大陆，分注木门，由阎官道会独流口，入界河，东归于海。合禹之迹，前人欲为而不可得者也。元丰以前，未有回河之论。八年以后，乃有若王孝先、俞瑾辈敢妄议回河。孝先身为水官，无容不知有此。臣既按视，究见利害，而大臣廷议，踰月未决，臣窃惑之。又况元丰四年，小吴河决。未两月，而神宗皇帝神畿睿断，不下堂而见万里之外，顺天地卑高之性，知百川脉络之理，明诏中外，藏之有司。其大略曰：「故道已是淤高，理不可复。自今更不开塞。」于是远近心服，人无异论。今孝先等乃敢横议，违戾先帝明诏之意。欲望睿慈亟罢修河司，以省大费。正孝先之罪，以明典刑。则天下幸甚!』己亥，诏罢回河及修減水河。

　　四月壬子，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侍中赵君锡条画以闻。

七月丙申，都水监言：『黄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口，后来泛滥，未著河漕。朝廷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盖新河堤防与故道金堤殊绝，若以为北流无患，则前年河决南宫下埽，去年决上埽，今年决宗城下埽，岂是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赴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赴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危或决，皆在东岸，显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无以为经久之计。昨来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臣前之急，而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策。今本监勾当公事李伟状：相视得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功毕，更拨沙堤第二口減泄大河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在国家为无穷之利。必欲经久，遂作一一股，仍须增添役夫，乃为长利。然未下监司、州郡、外使者、北外丞看，即今所修，较之利害，孰为轻重?』诏令河北路安抚司、监司、外使者、北外丞司，限十日具析保明以闻。

八月十日，苏辙言李伟张皇申报。八月十八日，置修河司。

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臣去岁领户部外曹，以财赋不足，而开河之议不决，河北费用不赀，曾三上章论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孙村以东故道高仰，势决难行。是时大臣之议，多谓故道可开，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禄、赵君锡亲行相度。百禄等既还，皆谓故道不可开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不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趋下，可以一言而决，故百禄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权要，效其诚说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议，皆以为当。臣窃闻见今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而见今申报涨水出崖田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夫工，开河道，进锯牙，欲纳之使东。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使东行，实同儿戏。臣愿陛下急下有司，且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其故道堤坏决之处，略加修完，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纳等事，一切不得兴功，仍不许奏辟官吏、调发夫役。候河势稍定，然后议之。不过一月后，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而羣小妄说，不攻自破矣。』己酉，河北路转运使、都水使者谢卿材为河东路转运使，权河东路转运使、直龙图阁范子奇为集贤殿修撰、河北路都转运使，兼外都水使者。时复议回河，故徙卿材。然子奇寻亦复以直龙图阁归故宫。乙丑，都水监勾当公事李伟言：『已开拨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具到乘势开塞大河北流等利害。』又言：『直堤第三铺水势顺快，故道渐亦为备。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力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仍以都提举修河司为名，差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外都水使者范子奇同提举，以伟为专切管勾应办回河等事。

七月二十八日，初用都水议，令诸司保明回河云。诏以回复大河，都提单修河司调夫十万人。

九月乙未，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元丰四年，河决小吴，神宗皇帝下诏，更不修闭决口[10]。宣谕辅臣曰：「以道治水，无违其性。」朝廷疑惑[11]，故先遣李常、冯宗道，后又遣臣叔百禄、赵君锡按视，皆言无可塞之理，即用北流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八九。李伟希合执政，无所忌惮，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谋于众，即依得伟奏，置都提举修河司。既开直堤第四铺口，而第七铺危急，自八月八日救护，至二十八日，用梢草百万，调急夫七千人，官吏自夜达旦，扫緷愈危，随即垫去，终未能守，而直堤自溃决。令【杰按：令，今之误】才开第一铺，河势变移，人意已不能测。将来闭塞北流，何止万倍于此?臣窃见去年初遣二使之时，大臣方且力争，或曰可塞，或曰不可塞者已罢免，所以庙堂无异议之人。及二使还奏，大臣议论犹不能一，独陛下圣意主张，遂罢修河司，中外无不以为至当。今才历三时，复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为不可，陛下又以为不可，以执政耻其前言之失，必遂欲遂非，妄举大役，轻动大众，河本无事而人强扰之。伏望陛下明谕大臣，博采群言，息意回河，勿轻动众，无以有限之财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测之巨壑；勿狥一言之失而必不成之功，罢提举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河决溢，随宜救护。臣自闻复置修河司指挥，即欲建言。臣叔百禄尝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踌躇，至于阅月。今中外汹汹，皆言不便。臣有言责，若避嫌缄默，坐观国事有误，臣之罪大矣!』亦不报。

祖禹新传云：『朝廷卒从其议。』按：此时初不从，卒从之耳。或附十月四日祖禹未迁给事前。

　　十一月己丑，中书侍郎傅尧俞言：『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奉圣旨，令臣与宰臣等更商量河事，密具奏闻。臣与文彦博、吕大防以下商量。臣以才薄位轻，不能回夺。兼缘都堂议论，婉顺次第，必不可改移。今方大吴已役五万余夫，兵士不在其数。将来诸路调发人夫数十万，殚国财，竭民力，以就非急不可成之役，兼虑春中，或遇雨雪寒冻，不唯怨嗟溃散，枉费物料钱粮，亦恐伤害人命，其数不少，此陛下所深知，臣不复具论列。今主议者云：「欲回河以缓北流之患。」而未尝于北流略为堤备。若将来河势不可东流，不幸又加大水，则北流之害，岂可御哉?欲望圣慈或因寒雪，或因他事，批出指挥，直罢修河司，浚孙村口，准备分減涨水，因便检讨北流紧急堤岸，疾速修完，不管疏虞。候三五年，更看河势，然后别议，则两边俱无所失，上下安乐，可以全河北百姓，变祸为福，其利无穷。在陛下神断，一言而已。』

　　十二月癸丑，三省、枢密院言：『昨令都提举修河司从长择一顺快处回河，差夫八万、私雇二万充引水正河工役外，北外都水丞司检讨到大河北流人夫二十万四千三百一十八人，故道人夫七万四千五十六人，两项共计二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四人。今都水监丞李君贶等检计裁減水河，其差夫八万人，于数内減作四万人充修河工役，于李君贶等裁定差夫内，共減作一十万人，令修河司通那分擘役使，余依元降指挥。』

　　五年二月己亥，诏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修減水河。庚子，诏三省、枢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阔远，宜权罢修黄河。以御史中丞梁焘、谏议大夫朱光庭言东北久旱，河役动众，恐妨农事，故降是诏。焘奏：『臣访闻东西旱气阔远，窃虑河事大役，人情劳怨。调众妨农时，其招灾害之由，疑亦因此。望圣慈详酌，权令住修河，候秋熟日取旨。』光庭奏曰：『昨议修闭大河北流，天下之人皆谓北流就下，而未可强使之东，俟一二岁，观其水势所向，果有太过之势，因而导之，岂不易哉?朝廷审以为是，遂权罢闭北流。而水官元主议者殊不决所欲，盖所欲本在于侥幸朝廷美官。若一切罢去，则遂无事矣，故犹为減水河之策，意在我之前议未为过失，而又得依旧广占官吏，事权在手，以从私意。今修河一事，只因用李伟一小人，且減水河开与不开，殊无利害，若只留堤口，涨水大则势须自过，何须更役人开浚哉?臣愚欲望朝廷罢李伟小人职事，悉減修河司官，放罢见役开減水河兵夫，只委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并州县官吏，将见修护急切埽岸合役人夫一面循理施行。如此，则兴事不妄，人情妥安，上天之应，必降膏泽。』初，范纯仁既罢相知颍昌府，闻朝廷复议修河，上疏曰：『臣前此在政府，见欲回复大河者。』又曰：『河势方东，恐变改不定，时不可失。臣以前车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尝屡有奏陈。蒙陛下专遣范百禄、赵君锡相度，归陈回河之害甚明。寻蒙宸断，宣谕大臣，令速罢修河。三两月来，却闻孙村有溢岸水自然东行。议者以为可因水势，以成大利，朝廷遂舍向来范百禄、赵君锡议，而复兴回河之役。臣观今举动次第，是用时不可失之说，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难成及三五年间必有溢决为虑，只且以河水东流之后，增添两岸堤防铺分，大段数多；逐年防守之费，所加数倍，则财用之耗蠢与生民之劳扰，无有已时。更望圣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预约回河之后逐年两岸埽铺防捍工费，比之今日，所增几何，及逐年钱物于甚处出办，则利害灼然可见。』疏奏，主河议者不悦，遂寝而不行。后十余日，太皇太后宣谕曰：『前日范纯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体难从，已凿收矣[12]。』太皇太后曰：『纯仁之言有理，宜从其请。』遂又罢河役。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许输钱免夫，县令上下，皆以为便，纯仁独忧，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岁差夫一下费万钱，今已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往回奔走与执役之劳，岂不便乎?』纯仁曰：『每岁差夫虽曰万钱，然携以随身者不过三千文，得一丁就食于官，是民间未尝有所费也。今免夫所出七千，尽归于官矣。民又俨然坐食于家，盖力者身之所出，钱者非民所有。今取其所无，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亲执役者以为便，穷民有力而无钱者，非所便也。又况差夫必计其的确合用之数，纵使所差倍其所役，民不甚劳苦。今若出钱以免夫，虽三分之夫工，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钱，其弊无由致察。又从来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钱无远不届，若遇掊克之吏，则为民之害，无甚于此。』

　　三月丁卯，都水使者吴安持言：『大河新水向生，请鸠工预治所急。』戊辰，侍御史孙升言[13]：『臣伏见李伟、吴安持自去岁兴回河之议，二人相与诬罔朝廷，而安持诡谲多奸，既已诳惑大臣，不肯同任其责，万一侥幸其成，则欲享其利；败事，则将来归之建议者。遂令李伟于去年八月独奏陈大河要切利害。』又云：『窃观今日两岸增进马头、锯牙，其沙河直堤水口自已通快，显有全回之势，惟与都水使者吴安持晓夕讲究，见得上件利害灼然[14]，安持遣官暂赴尚书省禀议：「伏望圣慈早赐宸断，即乞复置修河司，其官属诸般事件，并依昨来已降例施行，所贵司存既正，凡百悉有条理，可以乘时建立大事。」李伟、吴安持协比为此奸言，朝廷遂以为信，并依所奏施行。今日考其奏请之言，无一验者，而枉费财用、民力已不可胜数，远近为之骚然。上赖宗庙社稷之灵，圣聪睿断之果，昭察奸言，一切放罢。不然，患害有不可言者。吴安持、李伟利口轻儇，欺罔奏陈，传播中外，奸言显露，罪恶难掩。伏乞早赐指挥罢斥，以协天下公议。仍乞罢修河司，候有定议，别听指挥。』

　　九月丁亥，宣德郎孙迥知北外都水丞[15]、提举北流，右宣德郎李伟权发遣北外都水丞、提举东流，同共提举北京黄河北外，仍那移两河人兵物料。

　　是月九日，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伏见大河北流，经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之溢，孙村地形低下，涨水东出，因此张问等辈欺罔朝廷，为回河之议，自是北京生灵怀鱼鳖之忧，日夜为迁徙之计。监司、守臣及敕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难矣。其去岁八月，宣德郎李伟辄敢献言，欲闭塞北流，回复大河，力排众议。万一私觊功赏，朝廷为之置修河司，调发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买梢茭，百费并举，河北、京东西路公私为之骚动。万口一词，知其无成。上赖陛下圣明，照知利害，然犹未能尽罢其役，始令开減水河，次因旱灾，令权罢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罢，李伟仍提举东流故道。复因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敕命，寻奉四月五日圣旨，李伟差遣，候过涨水检举取旨。今涨水已退，而伟终不罢。据今月三日圣旨，止是依吴安持等所请，候霜降水落，从北外丞司相度，将梁村口至孙村河身内妨碍处取豁河槽，候冰冻消释，地形顺便，随宜开导，务令深阔，酾为二渠。臣详观安持等说，盖犹挟奸意观望朝廷，欲徐为兴动大役之计，以固权利。以臣观之，修河司若不罢，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伏乞指挥大臣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前欵，流窜李伟，以正国法。』

　　十月癸巳，罢都提举修河司。苏辙又言：『臣近奏乞罢修河司，并责降李伟。寻准九月二十六日圣旨，李伟权发遣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又准十月二日圣旨，罢都提举修河司。臣以为修河司虽罢，而李伟不去，与不行臣言无异。谨按：李伟屡以奸言动摇朝廷，兴起大役。于去年八月中，独衔奏称大河见今已为二股分行。虽然，当于第四铺地分更行开广河槽，只得兵夫二万，于九月兴功，至十月寒冻时毕功，因而引导河势，岂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凡伟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伏乞检会前奏，速赐流窜。』侍御史孙升言：『谨按：宣德郎李伟狂妄怀邪，欺罔误国。既独奏二股回河之议，有乘时建立大事之言，内挟文彦博之势权，外假吴安持之游说，大臣为之摇动，朝廷于是听从。力役既兴，公私被害。近日都大修河司既罢，则李伟欺罔之罪益明。今来朝廷不独不行李伟之罚，而又授李伟以外监丞之命，如此，则是无功受赏，有罪不罚。伏望圣慈详察李伟欺罔之罪，早赐罢黜，以厌伏中外之心。』

　　六年正月丙戌[16]，御史中丞苏辙言：『谨按：自来河决，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后乃决。然则大吴之决，已缘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于北，理必不可。且见今北流深处，水行地中，实得水性，舍此不用，而欲引故道，使水行空中，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议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虽变回河之名力分水河之议，据都水奏请，本谓回河与減水事体不同。所有已修造马头三百余步，乞从收河司随宜措置。马头既在大河之中，横拦水势，泛溢之时，理须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虽许其所请，然本司收买马头物料，至今不绝。又与本路监司奏随宜开导口地一带河槽，务令深阔，并修葺紧急堤岸，酾为二渠。臣观其指意，虽为減水，其实暗作回河之计。欲乞圣慈特选骨鲠臣僚及左右亲信往河北计会，逐处安抚、转运、提刑、州县及北外监丞官同共踏行，详具图录，开述利害，保明闻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罢分水指挥，废东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马头锯牙，依上件所陈施行。今年春天，仍并拨付北流开河筑堤役使，所贵河朔及邻路兵民早获休息，国家财赋不至枉费，有农足之渐，则天下幸甚!』

　　三月。始，苏辙为御史中丞，论回河三事。其一、乞存东岸清农口；其二、乞存西岸投摊水；其三、乞除西岸激水锯牙。朝廷下河北监司相度，惟以锯牙为不可去。辙既执政，于殿庐中谓大防曰：『锯牙终当如何?』大防曰：『无锯牙则水不东。水若不东，北流必有害。』辙曰：『分水虽善，其如北京百万生灵每岁夏秋常有决溺之忧何?且分水东入故道，见今故道虽中间通流，两边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

刘挚曰：『今岁岁开浚，正为此矣。』辙曰：『淤却一丈，开得三尺，何益?若淤涨水过后，尽力修完北流堤防，令能胜任涨水，彻去锯牙，免北京危急之患，此实利也。』挚曰：『河朔监司皆不如此司，为之奈何?』辙曰：『外官观望故尔。何以言之?张璪虽言锯牙当存，而乞大修北京签横堤，所费不赀，则准备锯牙激水之患耳。』大防曰：『河事至大，难以臆断。』辙曰：『彼此皆目见，则须以公议言之也。』及至上前，大防、挚皆言以分水为便。辙具奏。上语太皇太后曰：『右丞只要更商量耳。』辙曰：『朝廷若欲慎重，乞候涨水过，见得故道，转更尤高，即并力修完北堤，然后彻去锯牙。如此，犹且稍便。』既至都堂，大防、挚令批圣旨，并依都水监所定。辙谓堂吏：『适已奏知，乞候涨水过，别行相度。』挚大不悦。大防知不直，意稍缓。明日，改批『不得添展』而已。

此据《龙川别志》及《颍滨遗老传》附三月末。

七年十月辛酉，诏：『大河东流，都水使者吴安持赐三品服，北外都水监丞李伟令任满日，令再任。』

《玉牒》云：辛酉，河复故道。

　　八年正月乙巳，中书侍郎范百禄言：『窃闻水官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准敕罢回河后，逐年并功，修进梁村锯牙，并大河两马头。经今四周年有余，用过功力浩瀚，兼三处并行，若如水官之意，既进埽绎，又狭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及预乞朝廷候北流浅小，作软堰闭断。详此五事，显见必欲回河，特以分水为名，托云恐东流生淤险，行巧计耳。方且鼓倡言路，以非为是，致台官章疏前后十余，中外传听，不能无惑，深恐不便。伏望二圣明诏三省速议，果决拆去河上锯牙、两马头，开放河门，任令大河自浚趋下，免致壅遏障塞，淤坏北流，积为大害。若北流通决，将来每遇水涨，自然分向东流。既是分水之利，两河并行，久远安便。』百禄又言：『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降敕罢回河，今来臣僚回河之意终不肯已。然而大河亦然不可回，吴安持等方日生巧计，壅遏北流，前后多端，致大河渐有填淤之害，寝坏禹迹之旧，岂不深可惜哉?』先是，进呈御史李之纯、董敦逸、黄庆基乞回河东流、杨畏乞差官相视，及都水监吴安持乞于北流作土堰、定河流，以免填淤事。时吕大防在告，苏颂等皆言商量未定。苏辙面奏：『安持所言，决不可从。』而范百禄再上此奏。

二月己未，门下侍郎苏辙奏：『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公事[17]。窃见三省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都水监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旨。切缘臣从来都堂聚议，尝以为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伏望圣慈特赐详察，降臣此议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俟臣参假商量取旨。』至是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之间，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动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绎。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绎，约令北流人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埽绎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太皇太后以为然。时吕大防不入，故未及以文字进也。

据《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并《栾城》所载札子日月，井二月十二日，而《实录》系之三月十二，恐误也。今从《集》及《志》、《传》。

辛未，三省进苏辙所议河事。吕大防曰：『今来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苏颂前乞遣官按实是非，明示赏罚，此言极当。乞依施行。安持小人，要动摇朝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不可信用。』大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小人有可用之地也。』

《实录》系之三月二十四日，今从《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移入二月二十四日。

校勘记

[1]朝廷 原本脱「廷」字，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2]按视 原本『视』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3]具见其实 原本『具见其』三字为一墨丁，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4]别议 原本『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五补。

[5]退太师 原本『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6]须治故道 原本作『须快乞不』，语甚淆乱，兹据《长编》卷四一五改。

[7]或河道变移 原本无『或河道』三字，义未足，兹据《长编》卷四五一补。

[8]只开 原本『只』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9]费用 原本『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10]修闭 原本作『终闭』，据《长编》卷四三三改。

[11]朝廷疑惑 原本作『□议惑』，据《长编》卷四三三改补。

[12]凿收 原本『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八补。《长编》原注云：『「凿收」二字，疑误。』

[13]侍御史 原本『御史』下衍『大夫』二字，据《长编》卷四三九删。

[14]利害 原本脱『利』字，据《长编》卷四三九补。

[15]北外 原本『北』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八补。

[16]丙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五四补。

[17]式假 原本『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二

哲宗皇帝

回河下

　　绍圣元年正月丁亥，左司谏虞策言：『今岁大河水入德清军城，一城生聚，被害者众，盖是水司失于豫备。若选臣僚与熟于河事之人子细行视，必可以见得将来水势所向紧慢，于逐处州县镇城预作堤防，免公私仓卒受患。』诏令都水监丞郑佑等，并本路安抚司及转运司、提刑司相度闻奏。先是，都水使者吴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三省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相度施行。时苏辙以祈谷宿斋，不与也。吕大防为山陵使，行有日矣。辙见大防于待漏，语及河事。大防直视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辙曰：『诚然，公亦宜慎之!』范纯仁旧不直东流议。辙告纯仁曰：『当与微仲议定，乃令西去。』纯仁曰：『命已下，奈何?』辙曰：『事有理，谁敢不从?』即议于皇仪门外，而再降指挥，使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议可，即一面施行；有异议，疾速闻奏。纯仁始意与大防比，至是乃相信服。戊子，三省言：『权河北路转运副使赵偁言：恩、冀旧河既已淤淀，内黄、宗城不可复塞，而阚村一带，乃大河所行之道。欲乞才候冰消，即开阚村等三河门，使伏槽之水就不顺直，却行开浚澶渊故道，准备分播涨水。』是时水衡锐意回河，论奏以千百数，诏率下转运司议。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为鮮，偁独居中持议，不少假借，每沮却之，因复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工费搔动，半于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盖其理也。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开浚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臣谓当完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弃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八年二月，本官议以北流浅小，可为软堰权闭，涨则决之。偁上议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能去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例，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全盛之势，以治东流、北流可矣。』于是诏罢软堰。五月。水官又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偁争不能得。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干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幅员数百里，纵横散漫，漂庐舍，败冢墓，遗民之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号之声，数里不绝。是年冬，水官又请因河狭浅，权堰断，使水势入孙村口。明年，偁又上言：『壅水为患者验甚明，臣尝进愚议，正谓引也。今有司又欲迁德清，并浚清丰诸口归纳故道。臣渭河过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而无患。世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间，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势可见，奈何又欲派分之邪?河自横垄、六塔、商胡小具，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也。先帝睿断，灼见河势，且鉴屡闭屡失之患，因顺其性，使之北行，此万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效也。臣请开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如此，则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偁即数建河议，水官方未能屈，或遗以甘言说偁曰：『回河，上意也。公毋固执，恐自贻祸。』傅曰：『人臣当官而行，惟职是视，安敢妄测主意，以负国也?』水官又请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回河东流，于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传相视，且会逐司定议。偁议以为：『回河，大利害也。八年之间，役费不赀，已试久矣，要当果决。今又欲权堰缕断为首取之议，不敢同也。张包一带，即阚村旧河，中间空缺，距西堤七八十里。就使回河悉为缕断，安能御大河之冲哉?且东流阔处无二百步，益以涨水，何可胜纳?去岁尝开鸡爪十五余丈，未几生淤，形势可见。一月东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闭上壅，横溃之患，何可胜言哉?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备涨水，因其顺决。水流既通，则河将自成矣。』是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而众相论难，累日不决。乃诏周视东北流，较形势，审利害，会逐司诘之曰：『将浚鸡爪，以决东河于北流，可乎?』漕、宪曰：『可，第无益耳。』又曰：『将不塞张包，以存北流于东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张包存则东流败矣。』于是时诏使者曰[1]：『审耳。则水之趋北，势也，奈何逆之?』由是从倡议，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既施行矣，会中格[2]，复罢。偁太息谓其子曰：『河无事，妄扰之耳。议者每以侵害塘泺上惑朝廷，曾不知北流断则塘泺遂淤矣。北流尚存，则恩、冀、沧、景悉为河南地。以河为限，此大利也。元祐之末，浮梁几危。绍圣之初，竟漂败之，西警广武，南抵澶渊。吾谓不上壅则下溃，既已信矣。不三数岁，恐河无安定之理，谁当复为上言之乎?』又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言：『大河东流，的确利害。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下流已湮，而上流横溃，力害益大。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害。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塞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吴安持、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从长相度，具图保明闻奏。既有未便，亦各具利害来上。辛丑，三省言：『大河累年利害未决，近又权都水使者吴安持与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及河北转运副使赵偁议论各不同，虽已令安持、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监司从长相度，虑更有异议，奏请往复二诏差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驿放朝辞[3]，限三日往北京，取索都水监及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所陈黄河利害文字同议。如议论归一，即依前降指挥施行；如有异议，即仰吕希纯、井亮采定夺，具图状保明闻奏。先是，范纯仁面奏：『许将双行梁村、内黄口，事理稍便。』吴安持亦以为然。即诏安持一面施行。苏辙曰：『大河之势，东高西下。去年北京留守蒲宗孟以都城口危，乞于西岸增筑马头二百步，约水向东。朝廷指挥水官与安抚、提刑司保明，如委得北流、东流、上流别无疏虞，然后施行，逐司遂乞減马头一百步。然是秋涨水，为马头所激，转射东岸，漂荡德清军第一埽，为害最大。及涨水稍落，不能东行，却倒射西岸。恐须令逐司共议，乃得其实。』上曰：『此事不小，当合众人议之。』然已降指挥，越二日，三省奏事罢，上特宣谕曰：『黄河利害，非小事也。宜遣两制以上官二人按行相度。』范纯仁等皆曰：『河上夫役将起，方议遣官，恐稽留役事。』苏辙曰：『臣去年尝乞遣官按行，是时太皇太后以为水官只在河上，犹不能保河之东西。今骤遣人，亦难决。』上曰：『此事非细事，但使议论得实，虽迟一年，亦何损?』于是专遣希纯、亮采往视。

　　二月己酉，都水使者吴安持、都水监郑佑言：『勘会堰梁村缕断张包，闸内黄决口。疏口地，开鸡爪河凡五事。乞据疏内相度同议。已得归一者，便听一面施行。今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相度逐件事理，可以先次兴工，即一面施行。』丁巳，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言：『看详都水监所奏，乞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闸内黄决口于窦家港。上下多疏口地，及开鸡爪河等五事。除梁村水口，据大名府路安抚、河北路都转运司、提刑司、都水监官、北外丞司状并称合行堰断，同议已得归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兴工。已牒逐司，一依前降朝旨，一面施行讫。』己未，吕希纯、井亮采归自河上。极以北流为便。方施行，而签书枢密院刘奉世援旧例，乞与河议。奉世，文彦博、吴充门下士也，常以北流为非。丙寅，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吴安持所画河图及利害。范纯仁曰：『昨专遣吕希纯、井亮采躬亲行河，决定利害，宜用其言，不可复从水官之说。』上曰：『希纯等行河，不及一月而还，止到大名，未尝至恩、冀，恐有所不尽也。』韩忠彦等曰：『吕希纯等所上河议，亦未可施行。』又以监察御史郭知章奏，乞专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当专付之水官，失职则责之可也。』希纯、亮采之议寻格。

　　三月壬申，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奏：『本所寻亲到北京元城县孙村口及馆陶县堤埽相视一带水势，次到梁村张包口及内黄县蒲潘口相北流水势。考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广行询访利害，大抵北流势顺下，故河道常欲趋北，前后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见今水流分路颇多。今来逐司议论不同者四事，惟张包河门等最为要切。安抚司、都水监之意，欲于缕断处，仍起堤三十里，以防夺动大河；转运之意，欲存留以为北流。下河所陈利害。本所契勘：东流自梁村西下，至孙村水口一十六里有余，见今伏槽，水势约八九分，已来行流，然河身皆自人力所开，大段窄狭，其阚村埽乃元祐三年所置，本欲横截大河，使之东去。自阚村埽至内黄下埽，空缺者七十余里，张包河乃在其间，虽即今水势浅小，然去北之势，极为顺便。但自决大吴口，后来累年之间，北流堤防全不修葺，即自难以便依转运、提刑司所请。张包等河门不行，缕断流，待涨水之出，仍乞闸内黄决口，凿开九里堤，使水势无壅。其东行亦依安抚司、都水监所请，疏口地、开鸡爪河，以助东流之水势。保明委是诣实。』是日癸酉，诏都水使者王宗望疾速前去提举照管措置，务要于向下州军别无疏虞，候将来涨水，见得河势行流次第，令都水监具的确利害，保明闻奏。

　　四月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言：『躬亲相视得东流水势已及八九分，张包河一支，即日減落，水势甚微。上件河门若不断闭，窃虑向去涨水不测，牵夺大河水势向西，冲刷河门，愈更深阔。已牒大名府，都大与本地分都大修闭，限十日毕工去讫。』

　　六月丙申，都水使者王宗望等言：『措置回河，自阚村以下至内黄下埽，缕堤七十里，所用薪刍为数不少，除将年计物料那融分擘外，其上件七十里[4]，见为七节修治，每节各管一十里。今约度每节添置梢草四十万束，乘此秋成计置，每束约用钱三十五文，计九万八千贯。合取朝旨应副，及乞差官措置。』并从之。

　　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诏都水使者王宗望亟往广武埽提举救护。丁巳，上谕执政，命吴安持与王宗望同力督作（广武埽，详见《导洛》）。

　　八月壬午，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前去都大提举开修新河等功役，及令南外丞李伟、勾当洛口王维同管开修。

　　九月己未，三省、枢密院同李仲、王宗望欲开迎阳港河、闭燕家河门、引水入澶州故道。章惇曰：『欲委吴安持相度。』曾布曰：『河防兴役不一，劳人伤财，不可不慎。若非灼然有利，此役未可遽兴。』上亦以为不足开，安焘亦以为然。惇曰：『曾布在河北，颇知河事。』又曰：『河遂以东，而下流壅遏，未成河道。兼堤防未完，须疏治下流及增固堤防，不尔，恐未免上流衡决之患。』布曰：『既如此，不若且于下流用功。故道恐未易修。吴安持好兴作，其言未必可用。安持前后于河防枉用功力，不必□，以至縻费提刑司封桩钱万数。盖缘当时议论不一，而安持辈务欲约大河归东流，致德清军横流垫溺，公私财力困弊。』遂指图中燕家河门，乃是初决者小吴□□□。惇曰：『元丰中，任河势顺流，未尝用工，却无事。』焘曰：『容臣开陈。』因言：『大河北流，过钓台下流深阔处入界河。若更变移近北，即流入北地河，在敌境，则自可为桥梁度河，中国更无限隔之处。所以文彦博辈议欲回东流，但不敢漏此意。』布曰：『古今有欲引河注之北地者，如河不变移，趋北则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也。』韩忠彦曰：『但责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

十月己巳，工部言：『都水使者王宗望等状：自阚村已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塞闭了当，全河悉已东还故道，更无北流之水。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拨。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准备枝梧，庶免噎凌之患[5]。』从之。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十年纷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诏以来，凡经九月，上禀成算，遂断北流，以除河患。望下臣等奏付史官，以纪绍圣临御以来圣明独断，致此成绩。』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额官等功力、等第以闻。

此十月十三日工部云云。十一月十五日，当并王宗望事迹：绍圣元年为都水使者，朔部目河决，而东北流之议兴。宗望有请于朝，遂塞张包、樊郡等河，自阚村已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创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又设为经画，自阚村南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视，补筑新堤防，及淤浅河道增修，低级疏修疏浚，虽盛夏涨潦，更无壅决之患。二年，上嘉其劳，进阶三等，授中散大夫，除直龙图阁、河北都转运使。未数月，擢工部侍郎，进阶三等。在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十一月己酉，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准朝旨相度开浚澶州故道，分減涨水。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顷年曾乞开修。』其时以东、西地形高仰，未可兴功，欲乞且行疏导燕家河，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功料。诏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先具利害以闻。癸丑，三省、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吴安持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犹有三分北流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6]，决坏民田。近据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堤七十余里，已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决。今既闭断北流，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归故道下，惟旧堤多有损缺怯薄处[7]，势有可虞。至于阚村而下所缉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涨水。兼京城上流多处埽岸[8]，虑有壅滞冲决之患。』诏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疾速前去计会。北外监丞司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以来，逐一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今如何增修疏浚，将来盛夏，不致壅滞冲决。候过涨水无虞，即据昨来所闭北流之功等第推赏，仍先具结绝事状以闻。如向去因措置不当，致有冲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乙卯，左司谏张商英言：『臣伏见今年已闭塞黄河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官，则是河水已归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防将来冲决之患而已。近闻使者王宗望、外监丞李伟却乞开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吴安持乞候涨水土則去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来东流底平，则才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今来河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用功九年，费财动众。吴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年涨水并今来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涨水，乃是狡兔三穴，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及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枝持?访闻先朝时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民各有河议[9]。望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一处反复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免见年年遇涨水，则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则乞候涨水。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极陈：『近岁调夫，多至于率钱，民力重困。既切责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须索。今京东、河北皆饥歉流亡，河役不可责办民力。』安焘曰：『河已东流，不可复易。』布曰：『河既已东，无已议者[10]，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但因其势而顺导之则可矣。东流固未可保其无患，不可不责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复故道，则当使如小吴未决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岁有水患也。』众皆曰：『旧亦有决溢。』布曰：『先帝在位几十年，河决者三四，未尝岁为患也。』枢密院再对，布复陈：『安焘屡言东流不可更议，臣等本无此意，但未敢保其无患，须责水官以不可败事也。兼夫役不可尽责民力，须朝廷应副尔。』既对，韩忠彦谓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开尝以回河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诚不晓事，未至于此。使大河已东，必欲徙之北流，以便于开之论，此言果可伸乎?』复数日，布又言：『吴安持论河事既被督责，计穷辞屈，真情尽露。兼所言先留北堤四十里泄水，以为先有此论。韩忠彦具知其说。当时安持以谓河须东流，须闭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纯仁、苏辙主北流之论，故且为此说以诱之，无其肯听。今乃执此言以逃责，更为期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尽闭北流为非，当时何不言?』布曰：『安持为工部侍郎，乃其职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尽闭?陛下固已察见其奸言矣。』上欣纳。退至都堂，安持等来禀河事，因反复久之。布谓章惇曰：『何惜二十万未应副?将来若败事，秋毫无所假借。』安持又言：『酾二渠为便。』布曰：『若然，则是北流是?东流是?』安持曰：『须以渐闭。』布曰：『然则几何年可了?』安焘云：『只为昨降文字以东流为非，故如此纷纷。』布曰：『本不以东流为非，亦不敢以北流为是，但不敢保东流无患尔。主东流者乃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国事但欲取之当尔[11]，东、北何择焉?』翌日，同呈安持札子。布曰：『计穷辞屈，奸言尽露。』安焘曰：『安持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韩忠彦所闻，乃是欺罔反复。』安焘曰：『布改定札子，以东流为非。』布曰：『臣尝以谓用偏见主东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顶河事，于此持心实平直，于东、北流无所主，但欲处国事当尔。』焘曰：『谁不平直?』上曰：『执偏见诚不可！』反覆久之，布又言：『札子乃章惇所草，臣尝改定，云新缕七十里堤，未委可与不可捍御将来涨水，及虑上流有壅滞冲决之患，缘公私之忧不细，不可不预为经画。此语恐亦合道。至于众论所疑，无不削□。』惇曰：『昨日已谕水官，人夫、物料极力应副。若将来败事，水官亦无所假贷。』上曰：『当如此。』甲子，左司谏张商英言：『伏闻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近诣三省、枢密院禀议河事，在都堂喧悖，略无仪矩。始以母老为辞，又以须得二十万夫、千万刍梢乃可往，厉声云：「水官岂可不为自全之计！」按：安持主张河事八年，今日开口为自全之计，即前后欺罔，不攻自破。缘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门人，吴安持是王安石女壻，又是安持男女姻家，致安持恃此亲戚恩旧，敢肆侮慢，使庙堂之体陵夷。如此，何以耸天下之具瞻，为首僚之表式哉?安持首鼠两端，必图再用。欲乞下有司薄责：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后费用若干?人兵、钱粮、梢草兴得是何功利?从初主意，为是东流?为是北流?若主东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闭塞?下流堤埽不曾修筑?若主北流，因何年进马头，水人孙村口?若以孙村口分減水势，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浅淀，却于窦家港等处行水?明正案牍，具列情状。检会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责降施行，仍自今年开塞北流以后，专责王宗望、郑佑，候过涨水取旨当罢。况此一事，上系朝廷休戚至大，下系生灵利病不小，大臣岂敢以亲党之故，置私意于其间?所有臣自供职后来论列章疏，亦乞检会，再赐采择。』

商英此章，据布《日录》，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亥。今附本日。

　　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枢密院，与三省同进呈。郑雍白上：『曾布尝诘责安持反复奸言，故安持对水官惧后命，不敢不为自全之计，亦无喧悖状。』上曰：『安持果安石婿?』韩宗彦曰：『蔡卞友婿。』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庇人，变乱是非，以误国事!』上曰：『此无可行者。』遂罢。

　　二年十月甲申，三省、枢密院言：『绍圣元年，命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增修疏浚，可使将来盛夏，不至壅滞冲决为患。即据向所闭北流之功，当言等第推恩。如向去措置不当，致有冲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诏：『以大河东流，軔请大夫、都水使者王宗望为右中散大夫，朝奉大夫、工部侍郎吴安持为朝请大夫，候过来年涨水，东流无虞，更加旌赏。若致决溢，仍旧滋长河患，当议施行。』

　　四年十二月乙未，诏朝议大夫郑佑、承议郎李仲各迁一官，仍減三年磨勘。内郑佑依四年法比折。朝请郎黄恩转一官，并赏治水功也。又诏減三年磨勘，仍依四年法比折。又诏郭知章、李伟、王孝先各遷一官，中散大夫王令图赠左中散大夫，赏首建言主回河功也。

元符二年六月己亥，河决内黄口，东流断绝。

此据元符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工部状追书[12]。绍圣史官专主北流之议，至东流断绝，乃不正言其日月，盖奸臣意别有主[13]，于记述则未详细耳。

　　七月丁巳，诏水部员外郎曾孝广诣河北路相度措置河事。孝广尝为南外都水丞，迁都水监丞，不主东流之议。及是河决内黄，故使孝广按行，因得申其素志。

八月甲戌，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将河事付转运司，责州县共力救护北河堤岸。寻又诏东流各着埽分照管勾当。戊子，监察御史石豫言：『窃闻阚村水涨，其势不至湍悍。若加救护，可无决溢之患。而有司坐视不救，意谓上流决溢则下流減杀。盖河口易以闭塞，侥幸逃责，以到今日，全河北流，滄浸人户田苗，成此大患。望根究诣实，重行朝典，以戒欺罔。』诏王祖道体究以闻。

旧录于此下云：河顺下北流，先帝已降诏旨，而豫以为欺，则误矣。新录辨云：大河流溢非细，微可隐之事。既按视之，必得其实。若果如豫言浸民田庐，则黜责以戒欺罔宜矣。今不论事之虚实，而即以豫言为误，盖私意也。今删去十九字。

　　九月庚子，左司谏王祖道言：『请先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令工部检详东流建议及董役之人，以名闻奏。

十二月乙巳，水部员外郎曾孝广言：『大河见行滑州、通利军之间苏村埽。今年两经危急。请自苏村埽危急处，候来年水发之时，乘势开埽导河，使之北行，以顺其性，下合内黄县西行河道，永久为便。』从之。

导洛广武埽附

元丰八年五月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可隶都水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完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之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得以核实。事既就，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二十九字，并删去。

　　元祐二年冬，始闭汴口。

　　据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增入。元祐四年冬未，梁焘奏议当考。

　　四年十二月甲子，御史中丞梁焘言：『臣愚尝求世务之急，得导洛通汴之实。始闻其说则可喜，及考其事则可惧。窃以广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尝往来其间，夏秋涨溢，每抵山下。旧来洛水至北流人于河，后欲导洛，以趋汴梁，乃乘河未涨，就嫩滩之上，峻起东、西堤，辟大河于北，壤其地以引洛水，中间缺为斗门，名通舟楫，其实导河，以助洛水之浅涸也。洛水本清，而今则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而汴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余波也。增广武三埽之备，竭京西所有，不足以为支费。转运司每干于朝廷，势不能不为之应副。窃计自缘清汴之费，其失无虑数百万计，从来上下习为期罔之奸。朝廷惑于安流之说，税屋之利，恬然不以为虑，而殊不知新涉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势一薄则澜漫溃散，将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师[14]，其患岂胜言邪?此其大可惧者是耳。以数百万日增之费，养异时京师万一之患而已矣。夫岁倾重费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冲以除其害哉?为今之计，宜复为汴口依旧引大河一支，启闭以时，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食民之赐，诚为得策。汴口复成，则免广武溢注，以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大河水势，以鮮河北决溢之灾；便东南漕运，以蠲重载留滞之弊。时节启闭，以除蹙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舶，以供京师之饶，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准拆去两岸舍屋，尽废僦钱，为害者一而甚小，所谓损小费以去大害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尔。至于考究本末，措置纤悉，在朝廷择通习前后之臣者付之，无牵浮议，责其成功。伏望圣慈面诏大臣，商择而施行之。事系国体，愿留宸念。』

　　绍圣元年十月辛丑[15]，广武埽危急。诏都水使者王宗望亟往广武埽提举救护。壬寅，上谓辅臣曰：『广武埽危急，阁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已遣中使往视之。』辅臣出图及状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滩，欲水势趋南岸。今时止已止，河必減落。然已下水官与洛口官同行按视，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令河顺直，则无患矣。』都水监丞冯忱之言[16]：『广武埽危急，水势刷塌堤岸。欲乞筑澜水签堤一道。』诏令冯忱之、李伟、郭茂恂相度，从长措置。戊申，诏差入内高品黄汝贤往广武等埽传宣抚问，救护大河堤埽。官吏、役兵给赐银合茶药、缗钱有差[17]。庚戌，权京西转运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涨，已开涟口开放水，有灵蛇见，土人以为河流将平之验。』诏令差官到祭，寻京西转运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渐顺，别无黄水透入洛河，于清汴可保无虞。』癸丑，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乘传往广武埽及洛口措置救护。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广武埽已刷塌地步阔远，塌透大堤须修卷埽岸，役兵数少，特乞在京壮役广固共三千人，并下京东都大司，于缘汴装卸入内，除府界、泗州外，告差刷南京界以下装卸一千人，并吏部差有心力使臣取押。内广固壮役，差云贝装卸东京、淮南各一员，依例支破递马驿券，兼程前来。其人兵限使臣到，并一日内起发，及令本处支借附带合用锹杵等赴役。』御批：『除广固指挥不差外，余可并依所奏，日下便与处分。』丁巳，上谕执政：『闻河埽久不修，故几坏者数处，鱼池、原武、阳武皆已遣水官乘传疾置护役。昨日报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广武埽坏，大河与洛水合而为一，则清汴不通矣。京都漕运殊可忧。宜亟命吴安持与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坏，过此亦须藉置为久计。安持强干可倚，其促安持往营度之。』皆对曰：『但雨止，则可无虞。臣等谨奉命，退当召安持至政事堂，以圣意谕之。』壬戌，吴安持言：『广武第一埽危急，即自决口与清汴绝近，缘河、洛之南去广武山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洛口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诏吴安持等再行相度，如果利便，即计的确工料，结罪保明已闻。

　　八月丙子，以权户部侍郎吴安持为权工部侍郎。安持等言：『广武埽危急，刷埽堤身二千余步，与清汴绝近，接洛河之南。去广武南五六百步或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见今洛口，约不满十余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各称利便外，其南筑大堤，功力浩大。乞下合属官司，别相度保明。』从之。辛巳，都水监言：『河势紧急，缘阳武埽逼近京城，请速那官，同共提举固护。』诏差开封府推官赵越疾速前去救护。王午，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前去都大提举开修新河等工役，及令南外丞李伟、勾当洛口王维同管开修。

　　九月乙丑，曾布再对，陈：『河防不可轻动，枉费财用。如吴安持见开洛河，外议未以为当。用夫四十五万，若洛水小，引水傍山无益。若泛涨，自当就下，径入黄河，岂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颔之。

　　十月己巳，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洛口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已毕工放水。乞除提举官员外，自余官吏，相度节次存減。』

　　十二月甲午，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财用，皆自东南漕运，以充岁计。今年上供物数，十无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闭口，臣责到提举汴河堤岸杨炎壮，称自元丰二年导洛通汴，至兀祐元年，八年之间，不曾闭口，如遇冬寒，差兵行冻，并不失事。乞依元丰条例。』从之。

二年正月戊戌，宣政使宋用臣言：『昨自元丰二年四月内导洛通汴，六月成功放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凌结，即督责沿河官吏打拨通流，并无壅遏。自元祐二年，每遇冬深，便行闭塞，使河流涸竭。殊不究当日导通之意。欲乞于正月内择日开拨，放水归河，永不闭塞，四时流通。如遇凌结，止可将西五斗门減放，节限水势，如惠民河行流，则自无壅遏之患，于国家有万世源源不绝之庆。』从之。

校勘记

[1]使者 原本无『者』字，据《长编拾补》卷九补。

[2]中格 原本『中』字作两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中』字。

[3]乘驿 原本作『弃驿』，据《长编拾补》卷九改。

[4]上件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5]噎凌 原本『凌』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6]将陵埽 原本『陵』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7]怯薄 原本『怯』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8]多处 原本作『言处』，《长编拾补》卷十一仅做『处』，兹据文意补『多』字。

[9]贾种民 原本脱『民』字，据文意补。

[10]无已 原本『已』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11]取之 原本『之』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12]此据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五○一补。又『追』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五○一补。

[13]奸臣 原本作『□目』，据《长编》卷五○一改补。

[14]直冒 原本『冒』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15]绍圣 原本无此二字，据文意补。按：元祐后为绍圣，故此元年当为绍圣元年。以其无

　　年号，故《长编拾补》未予辑录。《长编拾补》卷一○有『绍圣元年七月癸卯，都水丞冯忱之言云云。』本节下文又有都水监丞冯忱之，可以为证。

[16]都水监丞 原本『都水』下衍一『使』字，据《宋史·职官志》删。按：宋代水官除都水使者外，其属官均不带『使』字。

[17]给赐 原本『给』字作墨丁，据文意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三

哲宗皇帝

立后废后附

　　元祐五年六月辛丑，太皇太后宣谕宰臣吕大防等曰：『皇帝春秋渐长，将来纳后仪式，曾令入内内侍省检寻天圣二年纳郭皇后、景祐元年纳光献皇后行礼之次第，各为年深，并无据□[1]，兼其时只是降制进册，不曾御殿，礼甚简略。有司故事，必有存者，可以讲寻。』大防等乞退而讨论。

　　六年七月乙丑，宰臣吕大防等言纳后仪注。太后太后曰：『取其便近事，不必拘泥古昔。』大防等曰：『长秋久未建立，中外极不遑安。外间谓在京臣僚之家，皆蒙取索家状，惟高、向二族独未取索，众议深以为郁。』太皇太后曰：『采择近百余家，犹未有契合者。高家不闻有人，向家亦曾取索，尚未供到。然此非小事，固难轻议。』大防等曰：『太皇太后深自损抑。圣德高远，固非臣等所能拟议。然为国家计，则自当付之公议。况自古选后，多出勋戚之门，汉之阴、邓是也。而当时亦不以为嫌。』太皇太后曰：『若是神宗皇帝时，则无不可。今若自诏外家，诚亦非使。』

　　八月己丑，三省进呈《纳后六礼议制》。太皇太后曰：『近向家供到，未有相当者。高家诸女，少得合相法者，或有疾病，未应采择。』又云：『选后当以贤德为先，不在姿质。固知如此，然人家子女养于闺阁，贤与不贤，人安得悉知?选择之际，惟见门阀与人物耳。此事亦系其人之福，力可胜也。』

　　七年三月庚戌，礼部言：『据太常寺修撰到《纳后仪注》，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成、告期、发册、奉迎。尚宫导皇后诣福宁殿之大次以俟，至日晡后，皇后车入宣德门，礼直官、通事舍人前引，侍中跪奏中严，内侍转奏，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福宁殿，宫人侍卫如常仪。尚宫引皇后出，次诣殿庭之东，西面立。尚仪跪奏外办，请皇帝降坐，礼迎，尚宫前引，诣庭中之西南，东面揖皇后以入。皇帝导皇后升自西阶，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食具，皇帝揖皇后皆坐。尚食以馔进，皇帝及皇后皆食三饭。尚食以酒进，皇帝、皇后俱受爵饮。尚食以馔从，再饮如初，三饮用卺如再饮。尚仪跪奏礼毕，皇帝、皇后俱兴。尚宫请皇帝御常服，尚寝请皇后释礼服入幄。次日，以礼朝见太皇太后、皇太后，参皇太妃如宫中仪。』诏依。

　　四月。初，三省、枢密院进呈太史局勘婚文字，吕大防曰：『虽云勘婚，先须门阀，于门阀中勘乃可。』王岩叟曰：『不取于勋德之家，无以服人心。』久之乃定[2]。二月乙卯，太皇太后始宣谕云：『近选得九家十女，惟孟家最可，但长三岁，然年颜殊未及。』王岩叟曰：『不知是正出否?』应曰：『王广渊女嫁孟在生此女。』大防等因言：『只恐为勘婚，又难成就。』太皇太后曰：『今台官郑雍、杨畏、谏官虞策、姚靦总有文字，乞不用阴阳之说，亦欲与公等评薄，更不勘验，如何?』皆极赞美。后两日，遂进呈纳后不当勘婚并孟家审察选召札子。枢密院再对，太皇太后问忠彦等：『亦闻孟家子细否?』对曰：『孟在善人小官，门户静，别无事。』又宣谕曰：『不欲选于贵戚家，政恐其骄，骄即难教。』忠彦曰：『如孟在等人家，自然不骄，亦须易教。不在富贵中生，则必谨畏。』太皇太后曰：『然。』及是月甲寅，太皇太后宣谕：『孟家女人内，能执妇礼。可降制，立为皇后。』大防奏曰：『俟择日。』应曰：『今日明日皆好，只就明日降制。』王岩叟曰：『太皇太后宜降一手书付学士院，庶于事体为顺。』从之。又诏及后家故事，大防曰：『汉时赐予厚。』应曰：『汉时远，且说唐时。』大防曰：『唐时不见。』又问本朝，大防曰：『有之，但都无文学，必是出于内库。若不赐予，必作债。』退聚都堂，召范百禄、梁焘，谕以今日降手书及于制中要见奉母命之意。又今国史院检《孟元传》送学士院，乃拟手书草稿进入。戊午，手书曰：『吾近以皇帝年长，中宫未建，历选诸臣之家，参求贤德，故马军都虞候、赠太尉孟元孙女，阀阅之后，以礼自持，天姿端靖，雅合法相。宜立为皇后。付学士院降制施行。典礼并依已降指挥』】己未，内出制书，立故马军都虞候、眉州防御使、赠太尉孟元孙女为皇后、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己卯，王岩叟取历代皇后事迹可以为法者，编成一书[3]，名曰《中宫懿范》上之。戊戌，上御文德殿发册，及命使奉迎皇后。己亥，百官表贺于东上閤门。

绍圣三年九月甲寅，上批：『皇后孟氏纵欲失德，密搆奇邪，上则不足以懿范内令，下则不足以章明妇顺。朕躬禀皇太后、皇太妃圣旨，恭奉玉音，可废居道馆，仍赐四字仙师号并法名，仰三省、枢密院同定。』丙辰，御延和殿，见宰臣执政官，诏曰：『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阴挟媚道，迨从究治，验佐甚明，狱辞具孚，覆案无爽。朕夙夜恻怛，寝食靡宁，难以私恩，而屈大义。躬禀两宫慈训，恭被玉音，失德若斯，将来何以母仪万邦，上承宗庙?可上皇后宝册，废居瑶华宫，赐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赐紫，法名冲真。其居处供帐、服用、廪给之类，务从优厚，称朕所以始终待遇之意。』初，后朝谒景灵宫讫事，就坐之，嫔御皆立侍，刘婕妤独背立帘下。后阁中人陈迎儿喝曰：『绰开！』婕妤背立如故。迎儿退归，有不平语，繇此阁中皆忿。冬至日，会朝隆祐宫，俟见于他所。后所御坐朱髹金饰。宫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刘婕妤在他坐，意象颇怩，其从行者为易坐，制与后等，众皆侧目。有不能平者，故传喝曰：『皇太后出!』后云所坐，婕妤亦起立，寻各复所，或已彻婕妤坐顿于地。婕妤怼，不复朝，泣而去，且诉于上。时内御郝随用事，谓婕妤曰：『毋以此戚戚，愿早为大家生子，此坐终当为婕妤有耳。』会福庆公主病，后有姊釐颇知医，常已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廷，投公主药弗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宫。以示后，后变色问曰：『此何从来?』釐对以实。后曰：『六姊宁不知中禁严密，与外舍异耶?』戒令存之。俟上至，言所以然。已而上过视公主疾，后持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耳。』后即取符爇于前，宫禁相传厌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革，忽有纸钱在旁。后顾视，颇恶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持来，益有疑心。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及尼法端与供奉官王坚以左道为后祷祠，事闻，诏入内押班梁从政、勾当御药院苏珪即皇城司鞠之，坚坐以家所藏雷公式示法端，又以所得南方枫木同法端即光教院造式，作后祷祠，有『所厌者伏、所求者得』等语，式成，恐门户几察，以生枣覆之而入；法端坐与坚同造式，又尝令坚求闾巷间所谓驴驹媚、蛇雾、叩头虫者，欲以进后，令佩往上寝殿，燕氏坐上过后阀作欢喜字，烧符取灰，将置茶中以进。会上不欲茶而止。又用和水以洒御路，冀上数来；又令坚绘刘婕妤像，以大钉钉其心，又欲取五月中瘵死宫人烧尸灰置刘寝，几其以此疾患死，又取七家针各一，烧符置刘阁中，皆以厌况，卒无验。狱成，侍御史董敦逸录问，遂诏废后，降后父庆州防御使、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在为荣州刺史、添差邓州总管。王坚、法端、燕氏皆处斩，凡所连逮，以等第定罪，经由失察官贬秩、赎金有差。先是，上谕辅臣曰：『始因陈迎儿者造为语言，激怒中宫。』众皆曰：『然。』上曰：『已杖脊逐之矣。』诏狱初起，禁中被逮几三十人，箠楚甚峻，皆宦官、宫妾柔弱之人。暨录问，罪人过庭下者气息仅属，或肢体己毁折，至有无舌，无一人能声对。敦逸秉笔，疑未下，郝随从旁以言胁之。敦逸畏祸，不能刚决，乃以奏牍上。盖宰相章惇迎合于外，而随挤排于内，莫有敢异议者。既降案付三省、枢密院约法，惇会执政李清臣、曾布、许将、蔡卞及刑部官徐铎等议，或谓：『雷公式未成，以造作不如法，及茶未进，恐不可处极典。』曾布曰：『驴媚、蛇雾是未成否?』众皆矍然。布仍谕法官：『但当守法。』法官遂执议坚等三人皆处死。是日，上谕辅臣曰：『朕待后有礼，不意其所为如此。朕日夜怵惕，至为之废寝食。今日之事，诚出于不得已。』上言及此，恻怛见于颜色。臣惇、臣清臣、臣布、臣将、臣卞奏曰：『废后，大事也。臣等见案辞如此，不敢复有开陈。陛下为社稷宗庙大计，诚出于不得已。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其后上颇有悔悟意，尝曰：『章惇坏我名节。』故元符末皇太后复后位号者，推上遗意而行之也。

《新录辨诬》曰：绍圣中，章惇为相，挟奸固宠，交结嬖倖，动摇中宫，故昭慈圣献后之废，天下冤之。其案词所坐事，有至猥亵闾巷不为者。当时宦侍治狱于掖庭，宫妾辈被掠诬服，旧录遂据而书之，岂不虚损懿德哉?公采摭事迹[4]，削旧文，以辨诬谤，皆有所从，谨条画之附于后，庶后来有可考，亦足少慰在天之灵矣。自『上批』至『称朕所以待遇之意』已上，并旧《实录》文，全载二诏。自『初，后朝谒景灵宫』至『繇此閤中皆忿』已上，系曾布《日录》所载，今删润修入，以见事因。自『冬至日』至『终当为婕好有尔』已下，系修撰官臣某绍兴八年秋八月七日陛对，面闻今上皇帝。圣谕及昭慈圣献皇后诬谤甚悉。如易坐上借之事[5]，皆昭慈亲言之。圣谕又曰：『绍圣中宫之废，外则章惇，內则郝随，二人之罪甚大，非哲宗本意也。命辅臣载于时政记矣。』今亦参考添修于后。自『会福庆公，王病』至『厌魅之端作矣』已上，并系孟忠厚所称亲闻于昭慈圣献皇后之事，本馆见修《宣仁圣烈皇后传》始末，用高世则所供事实。绍圣中宫厌魅之冤，其端止坐于后姊六夫人持符以治福庆之疾耳。今据实修润。自『方公主病革』至『益有疑心』已上，系修撰官臣某陛对，所闻圣谕，分据实修入。自『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至『贬秩赎金有差』已上，用旧《实录》所载燕氏等罪。按及参合曾布《日录》所载按词书之。旧录所载，多上诬昭慈、王坚、燕氏等厌魅事。凡涉刘婕妤者，皆删去不书，此可见当时史官用意奸邪，欲罔天下后世，使不知事所从起也。今除去诬谤昭慈太甚之语，止云某人坐某事，以见按词中所通事迹。其后有『捶楚甚峻』之诬，则从政、珪等锻炼诬罔之罪明矣。自『先是，上谕辅臣』至『杖脊逐之』已上，用曾布《日录》修入，以卒前所载陈迎儿事。自『诏狱初起禁中』至『无敢有异议者』已上，系曾布《日录》所载。布记掖廷秘狱甚详，其言逮系几千人，与今自所劾皆宦官、宫女柔弱之人[6]，皆其本语。又载孔元宿端王宫[7]，夜闻棰楚声甚峻，则是可为从政锻炼之证明甚。至录问时，罪人无舌事，士大夫素皆相传，孟忠厚自说亦同。元符末，黄策上书，其言与所传正相符合，今并採用其语。如曰『宰辅迎合于外，郝随挤排于內』，盖与今上皇帝宣谕史臣之意合，其可信明矣。自『既降按付三省、枢密院约法』至『坚等三人皆处死』已上，并曾布《日录》所载。法官初欲从轻，因布言，故三人卒处死。后元符初欲复后位号，章惇数以此语持布就重，法官不敢违，布乃曰：『如此，当时何以不言议罪论法?莫须是宰相否?』然则废后之举，惇罪固大，布亦预焉。布自述其过于《日录》中，故表而出之。自『是日，上谕辅臣』至『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已上，并从旧录所载上语及宰执等语。自『其后董敦逸奏』至『上乃然之』已上，并系曾布《日录》所载。敦逸录问于前，而论奏于后，言固不足赎过矣。上初欲逐敦逸甚锐，宰相以理开陈，遂止。蔡卞激怒之辞至切，弗听也。虽古明君听言之美，何以加此?后元符末复后位号，太后谓辅臣曰：『先帝末年，颇有悔意。』由此观之，使当时辅弼、侍从、台谏皆得贤臣，引义交争，则上意之回必矣，惜乎群公皆为将迎之说，及事已，但能交口言：『惟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耳。』其罪可胜诛也哉?自『后上颇有悔悟意』至『推上遗志而行之也』已上，用黄策元符中所上书修入，策坐此书，为蔡京所恶，入邪党[8]，上尤甚惜[9]，羁置还郡。其载哲廟语章惇『坏我名节』，当时耳目所安，事必非妄，又可见人主悔悟之实，故采而书之。

　　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险邪媚道，迨从究验，证佐甚明，而陛下能断大义，不牵私恩，奉承两宫慈训，废皇后孟氏为华阳教主，降诏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恐，咸谓后无可废之罪，而陛下废之，或相与为之咨嗟弹指，良可骇也。盖以所治之狱不经有司，虽闻追验证佐，而事迹秘密。朝廷之臣，犹不预闻，士庶惶惑，固无足怪。臣窃谓自古推鞫狱讼，皆付外廷，未有宫禁自治、高下付阉宦之手。陛下但见案牍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虚实?万一冤滥，为天下后世讥笑。臣欲乞陛下亲选在廷侍从或台谏官公正无所阿附之人专制院，别行推勘，庶得实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虽废之，人无怨言。今事不经有司，狱成宦官，此天下人心不能无疑也。伏望圣慈特降睿旨施行，不胜幸甚!』

　　十月壬戌，侍御史董敦逸上疏，论瑶华不当废，其略曰：『瑶华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之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之也。』且言：『尝录问狱事，恐得罪天下后世。』不报。丁丑，侍御史董敦逸又奏疏论瑶华不当废。上批付三省。堂史白章惇等，欲与枢密院同上。翌日既对，上怒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与章惇、许将皆言：『愿陛下且函容。』且言：『此事只宜静，不可令闹。敦逸罢黜，则从官、言官必有议论，恐更纷纷。』上曰：『不过是同类！』蔡卞见上怒，且意坚，遂言：『须贬黜，乃可别白是非。敦逸录问了却许多时，方有议论。』惇曰：『敦逸文字中亦云十月六日曾有章疏。』布曰：『陛下亲揽政事，方欲开广言路，以来忠言谠论。兼祖宗以来，言事官虽狂妄，多不肯加罪。陛下以天地之度函容四海，何必与敦逸较曲直?亦何必于此须别白是非?』上曰：『言事官贬责不少。』惇曰：『言外廷事不当，故可贬。』上曰：『常安民亦贬与知军。』布曰：『且乞函容。臣非敢违戾，但恐上累圣德。』卞又曰：『敦逸云恐得罪天下后世。他既得罪，则陛下当如何?』布曰：『臣等固不敢以敦逸之言为当，固知其无理趣，但冀圣意且函容耳。』惇曰：『臣观其文词，殊无伦理，皆不可晓。』又云：『乞详酌施行，不知令朝廷如何施行?若便罢黜，诚恐众论纷纷，却聒噪朝廷。』许将亦再三陈述，言：『愿陛下且函容，不尔，成小子之名矣。』布曰：『此事施行已久，幸无议论。今乃以敦逸一言，致众人纷纷，极未便。』布又言：『欲因孟在贬，略以狱辞告中外，使人知中宫失德之状。』惇、将亦助布，言以为当然。卞曰：『且与一知州。』布曰：『知州与知军何异?』因怒目视卞云：『若贬敦逸，而众人更有议论，何以处之?』卞无以对，徐曰：『众人莫与敦逸不同，却可恕。』布曰：『此论不当，不可。』上又曰：『须知军。』清臣遂言：『领圣旨。』布厉声诘清臣，且曰：『臣未敢奉诏！』清臣曰：『且与罚金。』布曰：『此尤无义理。若罚金，更不若罢黜。』惇亦以为然。上怒曰：『三省与一知军。』布少退，惇徐曰：『且乞函容。』将亦言：『恐未可行。』布见二人皆不变，遂复助之。上意稍解，曰：『且休。然必不已，待再有文字行遣。』布与惇皆称善。

　　元符二年八月戊寅，贤妃刘氏生皇子。

　　九月丁未，诏立贤妃刘氏为皇后。

　　闰九月乙未，皇子薨。

配飨

　　元祐元年四月己亥[10]，礼部言：『太常寺状：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配飨功臣，并于山陵前下两制定议当寺。谨按：唐配飨功臣，如肃宗以苗晋卿、裴冕，宪宗以裴度、高崇文、李愬，皆多历岁年，方诏配飨。及国家配飨功臣，太祖皇帝以赵普、曹彬，太宗皇帝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载，并咸平二年制下。所有将来神宗皇帝神主祔庙，所议功臣配飨，今参详故事在前，缘仁宗皇帝配飨功臣，系于山陵前下两制定议，英宗皇帝配飨功臣，系在山陵后降朝旨，以大司徒韩琦、太师曾公亮配飨。今来神宗皇帝神主祔庙，配飨功臣，合自六曹尚书以下至待制以上，及太常、秘书省长贰同议。』从之。

　　五月辛丑，礼部言：『祖宗神御，并合塑配飨功臣侍立。太祖神御前塑赵普、曹彬，太宗神御前塑薛居正、石熙载、潘美，真宗神御前塑李沆、王旦、李继隆，仁宗神御前塑王曾、曹玮、吕夷简。神宗神御前，侍臣乞先行议定本庙配享功臣修塑。如未议定，请依例权塑侍臣一员。』从之。戊申，吏部尚书孙永等议：『按《尚书》「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恭惟神宗皇帝以上圣之资，恢累圣之业，尊礼故老，共图大治。伏见司徒、赠太尉、谥文忠富弼秉心直谅，操术闳远，历事三世，计安宗社。熙宁初访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进退以道，爱君之志，虽没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庙庭，实为宜称。』诏从之。初议或欲以吴充，太常少卿鲜于侁曰：『勋德第一，惟富弼尔。本朝旧制，虽用二人，宜如唐朝止用郭子仪故事，只以弼一人配享。』议遂定。

　　三年十二月甲午，江宁府右司理参军、郓州州学教授周穜罢归，用右正言刘安世、翰林学士苏轼言也。安世言：『臣伏见周穜上书，乞以故相王安石配飨于神宗皇帝庙庭，中外喧传，颇骇群听。臣闻天圣中，钱惟演尝请以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并享真宗庙室，以希帝意。是时御史中丞范讽劾惟演擅议，遂落平章事，罢归本镇。臣窃谓惟演位兼将相，言之未为太过，而责之如此之重者，乃所以严宗庙也。今穜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使安石功德茂著，实从配飨，在穜之分，犹不当言，而况辅政累年，曾无善政，残民蠹国，流弊至今，安可侑食清庙，传之万世?如穜狂僭，岂宜轻贷?伏望陛下以《春秋》之法诛其始意，重行窜殛，以明好恶。』轼言：『臣先任中书舍人日，敕举学官。臣曾举江宁府右司理参军周穜，蒙朝廷差充郓州州学教授。近者窃见穜上疏言朝廷当以故相王安石配飨神宗皇帝。谨按汉律：擅议宗庙者弃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庙，重朝廷，防微杜渐，盖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来，推择元勋重望、始终全德之臣，以配食列圣。盖自天子所不敢专，必命都省集议，其人非天下公议所属，不在此选。奏议既上，诏云「恭依」，册告宗庙，然后敢行。其严如此，岂有既行之后，复使疏远小臣即出私意，以议所配?若置而不问，则宗庙不严，而朝廷轻矣。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久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今以散青苗等法而废退安石党人吕惠卿、李定之徒，至于学校贡举，亦已罢，斥佛老、禁止《字说》，大义已定。行之数年，而先帝配飨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为至当，穜复何人，敢建此议?意欲以此尝试朝廷，渐进非说，阴唱群小，此孔子所谓行险徼幸、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备侍从，谬于知人，比引此人，以汙学校，若又隐而不言，则罔上党奸，其罪愈大。谨自劾以待罪。伏望圣慈特敕有司，议臣妄举之罪，早赐责降，以儆有位。』

　　六年二月辛丑，诏以富弼预配飨功臣，其遗表恩泽，特许奏异姓一名，余人无得引例。弼子绍庭请奏甥，故有是诏。

　　绍圣元年四月甲寅，诏故观文殿学士、集禧观使、守司空、荆国公、赠太傅王安石配飨神宗皇帝庙庭（余见《尊王安石》）。

二年二月丙寅，诏罢富弼配飨神宗庙庭。初，元祐定弼配享，天下以为宜。至是，谓弼得罪先帝，罢之。翌日，曾布对，上即问布：『已罢富弼配飨，何如?』布曰：『臣自元祐中闻之，固已讶其不当。弼最不为先帝所悦，乃以配食，事亡如事存，义所未安。先帝经营政事，以王安石为相，君臣相得之际，近世之所未有。舍安石而用弼，岂先帝之心哉?但元祐之人偏执己见，不恤义理之所为耳。』

校勘记

[1]据□《长编》卷四四三只作『据』，无墨丁字。兹仍其旧。

[2]久之乃定 原本作『久之□□』；《长编》卷四七二仅作『久之』，下接『二月乙卯』。兹据文意补『乃定』二字。

[3]一书 原本『一』字作墨丁，据《长编》四七一补。

[4]事迹 原本作『事□业』，据《长编拾补》卷十三改补。

[5]易坐 原本『易』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6]今自 原本『自』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7]端王宫 原本『宫』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8]入邪党 原本此三字均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9]上尤甚惜 原本此四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10]己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七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四（阙)

哲宗皇帝

修实录（阙）

修国史（阙）

修玉牒（阙）

定新历（阙）

浑天仪象（阙）

玉玺（阙）

改元(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五（阙）

哲宗皇帝

获鬼章（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六（阙)

哲宗皇帝

取弃湟鄯州（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七（阙）

徽宗皇帝

受位（阙）

御制（阙）

御笔（阙）

圣德（阙）

政迹（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八（阙）

徽宗皇帝

复孟后（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九（阙）

徽宗皇帝

用元祐旧臣（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

徽宗皇帝

逐惇卞党人复用附见

　　绍圣元年四月壬戌，资政殿学士、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左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制词，翰林学士曾布所草也。上谕布以惇有定策功，不比他人，故特除左仆射。时惇方降官，布因言：『惇尝为正议大夫，而此时未分左右。今转一官，即止迁右，似未安。』上令迁左。

　　闰四月乙未，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入见，遂就职，提举修《神宗实录》、国史。

　　五月，左正言上官均为工部员外郎。章惇方欲擅权，恶均异论，故罢均言职。后六日，乃以均权发遣京东西路刑狱。己未，礼部侍郎杨畏为史部侍郎。吕大防既超迁畏礼部侍郎，畏知大防当去，章惇复用。时惇居苏州，有张扩者，惇妻之侄。惇方丧妻，扩往吊，畏先托扩致意云。畏度事势轻重，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挚、梁焘辈，又欲并逐大防及辙，而二人觉知，遽罢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元丰，首为公辟路者。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独请间，猥自陈述，语多斥大防。有直省官闻之，叹曰：『杨侍郎前日谄事吕相公，亦如今日见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又迁畏吏部。

　　六月戊子，翰林学士兼侍讲、同修国史蔡卞充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十月己巳，三省同进呈吕惠卿除目。曾布因言：『惇秉政以来，所引皆闒冗小人。如近除刘定右史，愈不合人望。小人在朝者多，实累圣政。』又言：『惇专恣弄权，日甚一日，若以恩旧欲保全之，则不若制之于初。若后更强悍，浸淫害政，其可已乎?如近除彭汝砺召命，坚持不下。陛下以天下公论召汝砺，而沮格不行。吕升卿于罪谪中致仕，而惇不禀旨，召令再任。王钦臣谢表语侵御史，而惇欲削职降官。周秩讥切朝廷，而惇多方欲曲庇其罪。陛下欲不与惠卿复职，而终须复；不欲林希经筵，而终须除。以是上下畏之，故同列不敢违，言路不敢论，以其言终有效尔。威福操柄，予夺废置，不在陛下，而常在大臣，此岂朝廷之所可容?先帝礼貌王安石，言听计从，犹对上未尝敢尔。此诚不可长也。惇罪状以此不一，独臣与韩忠彦尝稍开陈，它人有敢言其非者否?臣每以越职犯分为嫌，不敢喋喋，然陛下置臣等于此，将安所用?侍从官犹以论思献纳力职事，况置身近辅，有所闻见，其敢不自竭乎?』上曰：『此固当开陈也。』丁亥，初，曾布与韩忠彦同奏，以被旨举从官，因言：『在朝之士用心邪正，陛下岂可不知?如蔡卞资性柔邪，乃章惇门人尔：林希亦是。』忠彦云：『范镗、朱服，亦其党也。』上曰：『刘拯何如?』布曰：『乃卞之门人也。』忠彦曰：『张商英亦是。』

　　二年三月丁酉，试中书舍人林希权礼部尚书。监察御史常安民言：『希盖章惇之党，为惇谋客。惇之肆横强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静。』章屡上，不报。由是惇与其党日夜毁短安民于上前（详见《常安民罢察院》）。

　　十一月乙未，门下侍郎安焘为观文殿学士、知河南府。焘旧与惇相好，及同省执政，惇意焘必助己，而焘浸多驳议，惇惮且恶之，所以排陷焘者无所不至。上祠明堂，斋于太庙，焘为仪仗使。后宫有绝驰道穿仗而过者，焘即具弹奏。已而常安民谏刘美人侍祠语尤讦，上大怒，欲逐之。焘言：『安民以言为职，虽过当，愿少宽假。』惇因是白上曰：『焘与安民素相表里，今安民狂妄如此，而焘力为救解，其意可见也。』安民既责，焘不自安，又与惇争陈厚狱，厚亦坐责。焘遂求去位。上从之。

　　三年正月庚子，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韩忠彦除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

　　六月辛未。先是，校书郎周穜以章惇、蔡卞荐，得召对。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穜奸险贪佞，不可进用。于是上问曾布曰：『陈次升攻周穜如何?』布曰：『次升所言颇有理。穜附丽惇、卞，众所共知。』上曰：『惇言不负先帝，惟穜一人而已。兼言正直有节操。』布曰：『公议则不然。必不得已进穜，则须与陈瓘并进。然惇等必不肯进瓘，则不若两罢为佳。』上欣纳。

　　七月壬辰，翰林学士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权吏部尚书林希为翰林学士。

　　八月甲子，校书郎周穜为著作佐郎，太学博士陈瓘为校书郎。

　　九月庚寅，曾布白遣鄜延两将应副吕惠卿，因言：『蔡卞最阴巧，章惇轻率，以相媚悦，故多为其所误。凡惇所主张人物，多出于卞。至议论之际，惇毅然如自己出，而卞噤不启口，此亦陛下所见也。』上笑曰：『多为其所使。』布曰：『外议皆云「蔡卞心、章惇口」。如此，实于圣政有害。政府虚位甚多，愿早择人，以助正论。』壬寅，起居郎蹇序辰、起居舍人叶涛为中书舍人，同修国史。

　　四年正月庚戌，中书侍郎李清臣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府，以田嗣宗指斥不逊之语也。

　　四月甲午，校书郎陈瓘通判沧州。初，太学博士林洎用蔡卞之意，倡言于太学曰：『神考知王荆公不尽，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骇其言，于是瓘谒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大怒，召洎而骂之。章、蔡由是不咸。

　　五月辛未，蔡卞胁章惇，使从吴居厚所请（详见哲庙《逐元祐党人》）。

　　九月丁卯，宰臣章惇等以星变上表待罪，诏答不允。表三上，乃已。

　　十月壬寅，御批：『权吏部尚书兼侍郎邢恕为御史中丞。』章惇实启。上曰：『恕尝谓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复诛绝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迁改。』蔡卞乞用安惇，上不许。时惇与卞已不咸，恕即上疏论朋党，略曰：『伏惟人主深察《洪范》淫朋之言，使威福予夺，足为臣下之利害者，皆自己出，则人人砥节向公，惟知事君而已，岂复肯附执政大臣为朋党哉?执政大臣虽植朋党，岂可得哉?』恕先与曾布同修军马敕，尝以事至西府。布谓恕曰：『已除中司，中外责望甚重。』恕但戒布以和。布曰：『辅弼固当和，公职事要须为朝廷分别是非邪正，可否?』因言章惇、蔡卞颇睽。恕曰：『亦知之，然不若且静。』布曰：『如彼不静何?』林希曰[1]：『但推明正论，以消邪党，最为得耳。』恕唯唯而已。戊申，权吏部侍郎安惇为右谏议大夫。

　　十一月戊午，吏部侍郎叶祖洽权吏部尚书，新权吏部侍郎范镗试中书舍人，中书舍人蹇序辰权礼部尚书。

　　元符元年正月戊午，右谏议大夫安惇权国子祭酒。癸酉，宣德郎邹余为监察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