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1)[图]

作者：

穿西装的姚明还是很帅和很酷

　　我叫姚明，人们都这样称呼我。在美国，我姓名的叫法是明姚，因为姚才是我的姓。我爸爸叫姚志源———但妈妈不姓姚。妈妈叫方凤娣。在美国，妻随夫姓。中国很久以前就是如此，如今中国妇女婚后都保留自己的姓名，因为政府提倡男女平等。

　　有关于姓名的变化，只是中国今天诸多变化中的一个。有些方面，中国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但我认为，两个国家永远不会变得完全一样。这就意味着，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与过去经历截然不同的、全新的世界，另一个是我熟知的、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变化的世界。

　　中国正经历着巨大变革，但要了解这些变化并非易事，也许是因为在回国期间我没有处处留意。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自己深信不会改变的事物，比如饮食习惯和朋友。我难以觉察外界所有的变化，我内心的感觉总是一样的。如果你阅读本书，我想是因为想对我有更多了解。但我希望你了解的不止是我个人的事。从中国到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很少有人尝试过我正着手做的事情———同时成为美国和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从来没有人在大众的密切关注下做这些。一个原因是以前条件不允许。这也许是所有变化中最显著的。也许这也是很重要的一课———假以时日，凡事皆有可能。

　　我不知道本书是否能让你了解我及我生活的全部，但我会尽力而为。我不喜欢跳过几步，就让我从头开始吧，先告诉你我名字的中文写法: 姚明 英语中，有时名字有另外的意思，比如说姓“Rice”（米）、“Bell”（钟、铃）或者名“Summer”（夏天）、“Jack”（起重机、千斤顶等等）。我的名———“明”，字面的的意思是“光亮”。“明”字由两个字组成，左边的“日”意指太阳，右边的“月”意指月亮。日月在一起意思是所有时间，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光亮。

　　我的姓———“姚”单独用没有任何意义。就像Jones（琼斯），它只是一个姓。但是组成姚字的两个字单独看都有实在的意思。左边的“女”意指女人，右边的“兆”意指许许多多———是比10亿还要大的数字。两个字合在一起指众多的女人。这要比威尔特·张伯伦的女友还要多吧?（已故NBA巨星张伯伦号称有两万多女友———译者注） 如果了解我，你会明白我是在开玩笑。首先，我喜欢开玩笑。其次，17岁以来，我只对一个女孩着迷过。我跟别人这么说，他们不相信。也许像我这样的人，在NBA球员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我说的是大实话。

　　英文和中文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中文字声调不同则意思也不同。比如说“shui”，可以是水、睡或者谁，就看你的声调。

　　名字也是这样。我的名字如果声调不对的话，就变成了“要命”———致命或者“要你性命”的意思。很多美国人念起来就像“要命”。“要命”还有一种意思是难以置信。“要命”和“姚明”在中文里写起来完全不同。

　　你是知道我本来是拒绝写书的。有许多原因，一是我这人不喜欢公开谈论自己的事情，这是我的天性;另外我一直觉得只有英雄才写书，或者别人为他们写书立传。了解美国人和中国人对英雄的不同概念很重要。在美国，电影和书中的英雄总是大难不死，他们身临险境，却常常死里逃生。在中国，最伟大的英雄是那些为国捐躯的勇士。当然也有例外———中国第一个宇航员，他成败与否，都会成为英雄。我不是英雄，也不觉得我做的事情会使我成为一个大英雄，我只是在做自己的份内事。

　　再者，我觉得自己要活的年头还很长，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话。在中国，一个篮球运动员，不管他如何出色，都不会像在美国一样被人看成一个大人物。我喜欢读历史书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历史上许多人承受的压力比我可能面临的要大得多。中国历史上，农民无数次地起义，但真正掌权的却屈指可数。农民领袖胜利了就能登基称帝，但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失败的代价十分惨重。他的家族会永远背负恶名，且被株连九族。古代的法律就是这样!。

　　千万别误解我———我并没有把到NBA打球看成一件开天辟地的革命大事，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像农民起义军领袖那样的风云人物。我很自豪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很自豪我在中国学会了打篮球。我从没想过要更改国籍，当我的NBA生涯结束后，我会回中国生活。为了来NBA打球我经历了很多，但如果你让我在NBA和在中国国家队打球选择其一，我的选择一定是中国国家队。我爱读关于勇于变革的人的书，原因是跟他们相比，我所面对的显得不那么困难。我不必担忧如果我失败了，什么事情会落在我家庭头上。尽管史书和自传叙述的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读一读别人在巨大压力下是如何决策的，还是能够帮助自己作决策的，并且能让我暂时不去想面临的挑战。我也明白，进入NBA打球不等于说我不会遭受失败。中国同胞对我的期望不仅仅是能在NBA打球，我对自己的期望也远不止如此。

　　一开始，我认为写出我的经历未必能帮助别人。许多同胞初来美国，试图在一个新的文化中生活，但我作为选秀状元有许多他们所没有的优势。我的经历如此不同，是否对他人有借鉴意义呢?但转念一想，我这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从年代那么久远的人物身上，我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呢? 我还想，如果我写了一本书，国内同胞会怎么看呢?在中国，夸耀自己是件很恶劣的事，国人对这样的人嗤之以鼻。大家的鄙夷虽不会表露出来，但却禁不住会这样看。有几个中国运动员出过书，但都是在运动生涯结束的时候才动笔，而非在运动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中出自传的，大都是已离休的政府要人。或者，在他们辞世以后，由别人为他们立传。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也许会例外。我不觉得自己可以作为一个例外，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明星，现在还不是，也许有一天会是吧。我还没打算退休，也许这本书出版后我会被迫退休。我又在讲笑话了，我希望仅仅是笑话而已。

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2)

　　最终让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原因，是我终于认识到，与其让别人杜撰我的故事，不如由我自己来讲述。我想让你们知道，并不是人人都帮助过我。有些人想帮我仅仅因为他们想得到某种好处，当他们不能得到想要的，就会百般阻挠我。我并不清楚所有的情形———有些事我也不想知道———那些故事将由帮助过我的人来讲述。我说是“那些”故事，而不是“我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写本书也无妨。这并不只是关于我个人的故事，某种角度看，这是关于中国的故事。是关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讲一个来自中国的篮球手得以成为NBA状元秀

故事的同时，这也是让世界了解我的国家和人民的一个机会。中国人强调集体的荣誉，整个国家的荣誉。我希望人们从我在NBA的拼搏中看到这一点。我也希望祖国的人民看到:一个人能够心中装着祖国，同时又能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个人风采。

　　我写这本书，还因为别人在写关于我的书。有一阵子，在国内每六周就有一本关于我的新书出版。这些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刚开始我劝自己说:“好吧，没关系，反正我不能阻止他们。”然而我看了一本，它把我写成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人，好像我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好像我是毛泽东。事实呢?我失败过许许多多次。从这本书中你将了解更多的是我的失败，而不是成功。人人都喜欢谈论成功，媒体对我也多有溢美之词，有些是言过其实。我想:从失败的教训中获取的经验更为宝贵。

　　我不担心在NBA第一年就遭遇失败，我只想试一试。我全力以赴避免失败，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努力过了。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可以打NBA。第一年结束后的夏天，我对失败有顾虑了，因为目标变了。我的新人年还可以，虽然还不是特别好，但足够让自己向更高的目标冲击。我常首发上场，打了全明星赛，如果碰到不如这些的情形就如同失败。我不知道美国球迷怎么想，但在中国，当你得了30分，球迷就想让你得40分。当你拿了40分，他们就要50分。我在NBA的第一个赛季刚结束，中国报纸就已经开始谈论我需要多少年拿总冠军，多少年成为最有价值球员。所以我会想到失败。这些目标太大了，如果我不能实现，人们就会把我当成失败者。我可以跟你说，别人怎么想对我不重要，那不是心里话。我有机会来NBA打球因为有许多人的帮助，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如果我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可能就容易得多，但我做不到。

　　对于失败的看法，我跟许多人不同。如果成功的可能性不高的话，我的许多同胞或许根本不会去尝试。而我，无论成败，我觉得我都要从过程中去学很多东西。中国有一句两千年前的格言，“胜者王侯败者寇。”很多人把它当成人生信条。这说明中国人很在乎结果。还有一句名言:“历史由胜者书写。”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取胜，没人会记得你。这是中国和美国的另一大区别。在美国，迈克尔·乔丹和查尔斯·巴克利都是英雄。巴克利从未赢得年终总冠军，但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他只是在电视屏幕上露面，凭这点，我尊敬他。

　　巴克利言论很多，我想他也说了不少言不由衷的话;他只想让众人议论，“你又听到查尔斯·巴克利说什么了吗?”总之，这就是美国，只要你努力过了，即使不成功也能够出名。中国历史漫长，比美国长得多。在中国，只有胜者或未捷身先死的人才能扬名，败者会被人遗忘。

　　另外，在国内，你没赢的话，没人会记得是出于什么原因，常常只记得你没赢，然后把你忘记。听起来很新鲜，但这是事实。当球队赢的时候，人们说教练和球队了不起。若由于伤病或者超级明星缺阵输掉，没有人记得那回事。对于个人也是如此。中国国家队的队员闻名全国，能到那个位置已经很了不起。但是我记得我在上海东方青年队的时候，一队有16名队员，只有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刘炜和我入选大鲨鱼队，后来入选国家队。我们俩举国闻名了，但其他队员却鲜为人知。那14个人当中，或许有些也同样优秀但却受伤或者病倒;或者教练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更多地给他们上场机会;或者其他问题没让他们最好发挥。譬如，国家队有个候补队员，原来在国家青年队是首发上场的队员。有一次，青年队出国打锦标赛，有人却忘了给他办新的护照，结果未能成行。也许没有这次意外的话，他的运动生涯会截然不同。但没有人会记得这些事情。这似乎无关紧要。那些未能成功的人，已经成为往事，被人遗忘。对他们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想到这些我真的害怕，非常害怕。也许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幸运的话，就总是能避免受伤。受伤了，你就完了。你不赢，就会被人遗忘。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压力。第一年我不在乎做最佳新人，或者进全明星队，或者得了多少分，抢了多少篮板。我想得最佳新人奖来证明火箭队选我是做对了，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继续打下去。我有一些伤，有时很累，特别是整个暑假在中国国家队打球后。但我是唯一一个火箭队那个赛季打满全部82场比赛的球员。所以我现在觉得没有什么新东西能难倒我，因为我已经领略了打满赛季每一场比赛的感受。我知道不休息地比赛，挺住、打好、再挺住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挺过来了，至少在这个方面，大获全胜。中国有句俗话，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想我的开端不错。

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3)

　　但我认为，只看重结果是不对的。我相信过程很重要。我没能获得最佳新人奖，但我尽了最大努力。让我再来一次我可以打得更好，没赢我也没有气馁。第一年我做的比想象中能做到的要多。我预测自己可以平均得10分，抢6个篮板。结果我平均得13.5分，8.2个篮板。

　　我没想到打满所有82场比赛，我甚至以为自己整个赛季都不会上场，因为我到训练营较晚。

　　我当然也没想到首发那么多场（72场）比赛。

　　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我代表中国，尽管我已不再是100%的中国人，或者应该说我不是100%的普通中国人。我父母和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美国，有时我父亲对我说（当然是用中文）:“自行车钥匙在那边。哦，错了，我是说汽车钥匙。”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想，我是不会说错的。现在中国的汽车几乎要和自行车一样多了。但我父亲一辈或更老一辈的人出门，他们只会想到自行车。

　　我家并不穷，但直到全家到美国来生活，开始我的新人年的时候，我父母才有了第一辆车。上海像纽约———拥有一辆车要花很多钱。打出租车还便宜些。休斯顿就不同了，我自己有辆车，父母也有一辆。也许我在中国也会弄一辆。在中国，豪华车无论购买还是维修都很昂贵。大众是中国最普遍的车，因为大众是在中国生产的。购买进口车，如奔驰、宝马，要付100%的税。NBA的赛季那么长，还要到中国国家队打球，在上海开车的时间一年中只有一个月。现在就在上海购车，不太划算。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间少，所以通过跟我谈话、观察我的生活，美国人只能了解到中国人生活的50%或60%。你要去中国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即使同在中国，我的生活和普通中国百姓的生活也是不一样的。北京、上海的生活水平高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生活水平，但这两个大城市只占中国很小一部分。中国其他城市的生活水平普遍要低一些。大多数的人还生活在农村，过着农民的生活。政府向农民普及城里的生活方式，教育人们要勇于革新，开创新局面。大多数人仍然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但中国大地上正确确实实地发生着变化，北京、上海以及中国南方一些地方变化尤其大。

　　中国有许多人害怕变化，生活在城市里、眼光更开阔的人必须向他们展示:这种害怕是毫无道理的。一辈子的生活都一成不变，则很难接受新事物，特别是中国的巨大变革并不总能保证让各方面得到改善。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但不时出现变故，历史车轮倒退。

　　有时中国向前发展时，却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这是很大的损失。读读中国历史，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如果你想看中国过去的样子，可得赶紧———中国每天都在变化。你虽然还能看到长城、紫禁城及其它名胜，但光是看看古城砖、古建筑，你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一个地方的人民最能够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怎样的。而且，中国的人民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也许在某些方面，我的想法从来都不像普通的中国人。我在上海长大，那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你不懂中文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在美国也住了一阵了，它也改变了我。不过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当然，人们也是这样看我的。有些人把我看成中国的全部，那是一种巨大的责任，开始时我很害怕犯错误或者做错事。现在我学会放松一些了，如果事事小心谨慎，那就丧失了生活的真正乐趣。

　　我认为，勤奋的工作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能达到我追寻的目标。我也发现（主要是通过上网），许多中国青年人也有同样的观点。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这种观念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像古人那样学习孔孟之道。孔子是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479年的一位学者和导师，他教授适当地行为、尊重人，遵循日常生活的规则。学习当然是好事，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可以教人一些东西。孔子长期以来受人尊敬不无道理，但有时对他的尊敬过头了。只学习一个学派的思想———无论是儒、道、释，会束缚人的想象力。如果人人都同样的方式思考，新思想从何而来? 孔子的信条之一是统治者及其谋臣代表最高的德行。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你可以看到对于今天的人们，这是不切实际的。另外有个信条是:父母在，不远游。当然这对今天也不适用了。

　　我发现有些很久以前的教诲还是有用的。我研究更多的一个人物是诸葛亮，他是生活在公元181年至234年的一位军师。他的故事记录在一本120章的小说《三国演义》中。他生活的时代天下三分。其中蜀吴两国非常弱，但在诸葛亮的运筹下蜀吴联合，多次击败最强的魏国的入侵。诸葛亮死后，蜀吴两国就被轻易击垮了。

　　他的学说与孔子不同，因为他告诉你的不是在某种情况下该做什么，他告诉你的是用于解决问题的信条。诸葛亮的理论主旨是运用一切可以支配的资源:你所有的士兵、军官和将军，找到一种方法让他们百分之百地发挥。

　　我不知下面这句话是谁的首创，但这也是我的信条之一:狮子率领羊群可以击败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要决定什么时候该当狮子，什么时候该当羊。你不可能总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不同的时候你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4)

　　这种思维方式在我来到NBA后对我很有帮助。我必须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身体上，我处于劣势。诸葛亮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体格并不粗壮，他率领的军队也并不强大，但却能运用头脑击败更强大的敌人。

　　我当然很高，但不是很壮。别人很容易把我从篮下推开，我推别人却没那么容易。我现在长得壮了些，但在NBA有的是比我壮的人。

　　运用脑力以弥补体力的不足———这个观点在中国古来有之。中国有句格言: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刀剑才能削铁如泥又不易折断。我必须找到自己在NBA的强项，尽全力发挥。我不必担心我在他人眼中如何，别人怎样打球，或者我以前的NBA中锋做了什么。我得抛开所有这些，提醒自己，即使对手有许多强项，我们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球投进篮里。我们队是怎样做到的，我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不要紧。我得承认，并不是所有的NBA队员都那么看问题。许多球员从小到大都认为，他们必须尽自己全力让自己的球队取胜。而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跟队友协作，达成自己的目标。

　　有一本武侠小说帮了我:金庸的《笑傲江湖》。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把这本书当作自己的人生指南，但我喜欢书中英雄的处世方式。他行事非常有原则，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他不是不敬言笑，他常开玩笑，很放松，即便是在临死的时候。我知道这只是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在中国广为人知。如果我能够企望和追求一件事，那就是当我身处困境时，也能像书中英雄那样放松。

　　我从这套书学到的第二点是他的功夫———我不是说自己想练武功，只是对背后的哲学感兴趣。正如所有门派的打斗，你准备进攻和防守前可以有许多不同站位。如果我想击你的脸部，开始时会握紧拳头，在你面前高高举起。但如果我什么动作都不做，你就猜不出我要打击的部位了。因而你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反应，因为无法揣摩出我的意图。我就这样打篮球，出击的时候我不先出手，我要让你猜我将会做什么。对手如何反应会向我透露一些关于他的信息，他一定会显示他的强项，然后我就能据此设法回应。你得用自己感觉舒服的方式打球，或者用你比对手感觉舒服的方式打球。

　　如今，对于中国人来说，决定学什么、过怎样的人生，比过去容易多了。我并非孔子学说的专家，我没有好好研究过他所有的教义。所以关于孔子对中国及其教育的影响程度，我没有发言权。我能告诉你的是，过去中国的人们深入地学习孔子。我没有学，也不是唯一没这样做的人。如果它能运用到我身上，我会多学一些并且善加利用。

　　这种观念的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在将来，上海市场就不会凭销售以假乱真的劳力士手表或者路易威登包出名了，你会看到中国原创的手表或箱包。你必须知道旧的习俗已经延续数千年，也许要再过数千年才会完全改变。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一个例证就是:手表虽是西方的发明，如今许多中国人都使用手表。

　　对于改变沿袭了数千年、甚至沿用数十年的信条和观念，许多中国人畏首畏尾。我想原因大概是:如果规则或思想是古人传下来的，行不通则可归咎于古人;如果你擅加改动，出了错的话，就得归咎于自己。这又转回到对失败的恐惧上。似乎许多中国人还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信条。没有什么方法能永远行得通，人不可能每次都一下搞定。有时你必须遭受失败，有时你必须作出改变———人生就是如此。

　　我一直相信，假如我成功，将会是个巨大的成功，假如我失败，也将会是一败涂地。试图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很有意思，就像去自己从未到过的地方探险，每件事都那么新鲜、令人激动，不管怎样都能学到很多。不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什么职业，实现一个目标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就好比要上楼得一步一步来。如果你知道目标在何方但还很遥远时，就不要老是回头张望。只要看着脚下，走你的路。然后终于有一天你抬起头，伸出手，发现目标已近在咫尺。我不害怕说出自己认为能够做到的事。这是我的个性，不过与传统的谦卑观念不相吻合。我可以谦卑而虚心，我只是不喜欢中国人谦卑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说。在上海东方队时，我会说:“我们一定要打季后赛”或者“我们一定要赢这场比赛”，“我们一定会夺取总冠军”。当然不是每次都这样说，只是坚信自己会赢时才说。但不管怎样，说这样的话不像国人的风格。中国球队和球员在对阵前总是互相恭维，他们打球力争获胜，但又总是给自己一个不能取胜的理由。我在中国打球的时候，已经开始说:“我们要打败这支球队”，“我们会赢得锦标赛”。许多人很不高兴，但我就是这样。赢的时候，应该说是求胜的欲望助了我一臂之力，输了的话，我觉得是它打倒了我。把豪言壮语喊出来总是比闷在心里，更能让我全力以赴。

　　在国内我就是那样，现在更是如此。我没办法———我在这，就得适应新的生活，我得不断变化。

　　方凤娣姚明母亲:这就是姚明和我的区别。我从不预言自己会怎样表现。想要获得冠军，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只是尽力而为。1976年中国队第一次赢得亚洲冠军，我是国家队的队长，我当然很高兴，但当时报纸说获胜全归功于我，我觉得很尴尬，因为任何人在我的位置上都会做得同样好。精神状态上，我所做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姚明更有明星风采，更自信，他在NBA如此放得开让我很吃惊。他的这一面以前从没显露。他敢拚抢，作技术犯规，对着人灌篮。我从不担心他会变坏，我看他在队里，从不表现特殊，从不期望特殊对待。我太为他骄傲了，他总是做到自己计划做的事。

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5)

　　我没看过妈妈打球，但我在上海东方队时的教练跟我妈同一时期在国家队打球。他告诉我妈妈打球很努力，像只猛虎。

　　我爸爸作为篮球手有一点软，所以他没打到国家队，大鲨鱼的教练是这样告诉我的。但他说爸爸投篮很好。有些人投篮软，爸爸投篮像火箭一样，唰唰唰，没有弧线，但能进球，我看过。东方大鲨鱼队只有八年历史，但之前上海有一支职业队，没有名字，就叫上海队，

我爸爸就在那里打球。有许多球员像他一样，退役了，但仍然喜欢打球。每个星期三老球员跟东方青年队比赛，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我有了很多机会跟爸爸对阵。我那时候就比他块头大，爸爸总是从外线投篮，他不想在内线跟我接触。那时我不能对着他灌篮，我太瘦了。

　　另外，对着爸爸灌篮感觉总有些不好。

　　第一次跟爸爸对打，感觉跟我第一次与大鲨鱼奥尼尔对打时一样。我那时还不是东方青年队的，我只是个学生，大约10岁，1米80，爸爸2米08。所以我说像跟奥尼尔对抗一样。我推开他吗?我不行。我越过他投篮呢?也不行。第一次和爸爸打球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跟妈妈对打过，那时我长大了一些，也许15岁吧，是在东方青年队一场比赛之前。

　　我想要热身，所以跟妈妈一对一。妈妈只有1米88，她的钩射投篮没办法用在我身上，我每次都能阻挡住。只是好玩，但我赢了她，她差我太远了。父母是我最好的教练，尽管他们不跟我一起练球，我们总在一起谈论篮球———在我的每次比赛后，甚至我在NBA的第一年也是如此。他们跟我一起打球的次数扳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

　　我曾说过我只想打篮球，我不想做代表国家的一张脸。你记得电影《蜘蛛侠》吗?片中，叔叔死之前说道:“更大权力，更多责任。”我相信这一点。我赚很多的钱，就有责任打好球，改进自己。很多人看我打球，我就有责任接受媒体采访。除此以外，每个球员都要力所能及地在场外帮助他人。他无法帮助每个人———这一点他也得明白———但他应该尽其所能。

　　我明白，我无法取悦每一个人。但问题是，我还是想努力这么做。我了解中国的历史，知道我的成功对中国同胞来说意味着什么。很难相信，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国外获得成功的人却如此少。在我看来，能代表中国到国外打球是我莫大的荣耀，我非常感激同胞们给予我的支持。初到NBA时，我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答谢球迷对我的帮助。

　　由于这个原因，每次出门，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人们将我团团围住要签名合影，我感到很为难。人们要签名合影，对我是种荣耀，但同时，我也想有自己的生活，也想实现他们对我的期望。但要满足每一个球迷签名合影要求的话，我会连打一场比赛的时间精力都没有了。我不得不学会怎样说“不”，“太过分了”。全中国都对我有所期待，有时我觉得承受不了这样的重负。到现在为止我还能承受得住，但在NBA的第一年里，有时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我受不了而崩溃。现在，只是偶尔这么想。如果我是美国人，打篮球就只为自己、为家庭或为朋友。失败了，担心的只是亲人朋友。但在国内，若失败的话，似乎会关系到每个中国人。也许这是我凭空想像。但有时我就是感觉我承载着千百万中国人的期望，我的失败就是他们的失败。然而，现在我开始不那么想了。压力是把剑，你可以将它指向外边，或对准自己。对于压力，你可以看成是肩上的重担，把你压垮，也可以看成是背后的一只手，推动你前进。你得让压力服务于你，而非有损于你。

　　如果我想回忆以前的生活，只要回到上海我和父母同住的公寓。那是为个子高的人特别设计的公寓———高大的家具，很高的淋浴头、门把手、柜子台面，甚至很高的马桶。朋友来访，说像回到孩提时代。我的朋友章明基坐在我家的椅子上，脚离地面还差一大截。起居室里有一个奖品陈列柜，有一张我和父母的照片。夕阳时分我们在一家餐馆照的，在那庆祝我16岁生日。我站在椅子中间，向前倾，笑着。照片里没有别人。照片里的我看起来和现在很不一样，笑得很开心。我现在还会笑，但已不是那张脸。操心和疲劳让我的脸挂上了皱纹。我可以告诉你原因:从1997年到2000年，我从未休过假，除了打篮球，我从未离开过上海。

　　有一天我会休假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要很久以后。我这样想:我是职业运动员，就要做职业选手的工作。有时我很疲惫，但也必须为球迷保持微笑。那就是电视广告和广告牌的好处，它们做我不能做的。有时我很累，写在脸上，但广告牌24小时都在笑。有一个记者问我，你的照片到处都是，你感觉如何。我说，现实中的我永远不会比照片里的姚明好看，那个姚明可以去拍电影。

　　面对任何事都能保持微笑，是一种天赋。我想，魔术师约翰逊就具有这种天赋。我一个朋友有一张他跟魔术师约翰逊在全明星赛上的合影，魔术师看上去跟其它照片中我见到的他都是一个样子:脸上挂着完美的微笑。只要拍一张他的照片，谁想要跟他的合影就将自己的照片跟他的贴在一起就行了，效果和实际拍摄的没有两样。我觉得科比也有一点像那样。

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6)

　　我没有这种天赋。我累的时候掩藏不住，无论场上还是场下。这是另一个我不能拍电影的原因，虽然已有人发出邀请。我演不好戏，也无法找到替身。NBA第一年结束后，我在上海家中过了20天。只有这20天却像在天堂一样，我长了20磅。再有20天就好了（但不要再长20磅）。好时光总是飞逝而过，上海是我的家，但我们在那里的公寓现在几乎像酒店一样。从来都呆不长，难以找到回家的感觉。

　　回头看，我在NBA的第一年的生活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很长很长，看不到路的尽头，甚至不知向前行驶多久才能休息。当你无法看到头，路会显得更长，会觉得更累。有时我觉得需要停下加油，但路标却指示:前行500英里。所幸的是，我现在只是偶尔有此感觉。

　　李元伟（中国篮球联合会秘书长）:既要在休斯顿火箭队打球，又要每年回国参加中国国家队的比赛———两方面对姚明提出的要求，显然是个大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不会对NBA及其82场的日程表、季前赛、总决赛发表什么评论。我只能对中国篮球协会做的事作出解释。在我看来，姚明有责任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代表国家队参加重大的国际锦标赛，二是帮助促进篮球运动、提升国家队及中国篮球运动的水平。除了这两个要求，我们还需找到办法，让姚明得到调整和休息，以延长他的运动生命、保护他的健康。当前的状况很成问题。他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太疲惫了。这就是我们需要坐下来认真思考的问题，让他在履行NBA和国家队义务的同时，能够受到很好的保护，得到很好的休息。

　　照顾好个人的利益，不仅是CBA的政策，更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最近的一次党代会上曾经强调过这点。以前可没有这种提法。总书记说，这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

　　许多人认为，姚明最终要在NBA和CBA中作出选择。但我认为，他可以两边兼顾。而且，他已经做得很好。他没有两者选其一的原因，是他知道两边兼顾的好处。没有13亿中国人民的支持，姚明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影响力。人们对他的关注体现了他在社会的价值。我想姚明清楚这一点。那就是说，姚明肩负着大多数球员所没有的、至少不会年年都有的多重责任。

　　我相信对姚明会有一个妥善的安排，让他得到所需的休息。他的运动生涯不会因为两边的义务而缩短。

　　姚明如此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个头高、技术好。还因为他做了很多正确的选择。他的选择使他备受13亿中国同胞的喜爱。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有影响力，那么成功。

　　网络是我放松的地方。我在电脑上花很多时间，打游戏、浏览BBS、发信息。我会跟别人海聊，聊生活、聊篮球。在一个网站上，我用自己的真名作网络名，但我想很多人都不相信那是我。这也不错，因为我可以用另一个身份跟别人交流。我还使用另一个网络名———那个名字来自于我喜爱的一个电脑游戏。我希望人们，特别是我的同胞们从这本书中了解到:不管做什么事，过程很重要;为达到目标，走完全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没有马上实现目标，在过程中总能学到东西。我刚开始打球时，没人预到我能打入NBA。我自己连想都没想过。但是，看看我现在。重要的不是对失败作好心理准备，而是不畏惧失败。

第二章 童年只想上大学(1)[图]

英语背不出，妈妈很着急……

　　打职业篮球，中国的孩子并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梦想。我也不是从小就梦想成为篮球运动员。小时候我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名人，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或者将军都可以。我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美国孩子长大后能打职业篮球的很少。中国孩子，这种机会就更小了，中国孩子多，而全国却只有14支甲A职业篮球队（级别再低一些的就很难称为职业球队了）。中国球员的薪酬要比NBA球员低得多，要想发财是异想天开。NBA发展联盟（NBDL）球员的年收入3万美金，中国的顶级球员年收入也并不比他们高。中国球员像所有职业运动员一样，退役时遍体鳞伤;而他们还得另谋一份工作。你最擅长的只是弹跳、投篮，你能找到一份什么更好的差事吗?正因为如此，我父母以前从不想让我成为职业球员。尽管我爸爸曾经打了9年职业篮球，我妈妈曾效力于国家女子篮球队。我爸妈不想让我再走他们的路，想让我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肯定会长得非常高，他们这样想:身高超过2米10，找常规的工作会很困难，所以，把书读好就更重要了。

　　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用X光照他们的手，测量骨头以预测未来的身高。我10岁的时候1米65，X光照过后说我会长到2米21。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几年后我大一些就开始想自己这么高会有多么麻烦，比如说找不到女朋友。我还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长得更高，因为孩子一般都比父母高。

　　我对于自己的身高我从来不舒服，在这一点上父母帮且了我。在学校里妈妈和我走在一起，当我没站直的时候，妈妈会拍我的背，对我说:“挺直你的背。”当然，有些孩子拿我寻开心，但这并没有让我烦恼，反正每个人都有被取笑的时候。

　　至于衣服倒不是问题，我可以穿爸爸的旧衣服或者买大人装。等到我比爸爸高的时候，耐克公司已经跟我签了约提供衣服给我。我不需要太多衣服，反正大多数时候我穿T恤衫和运动衣。

　　长得太高的唯一代价是乘巴士。在中国超过一定身高就要买票。1米20以下的儿童免费乘车。我不记得自己有免费乘车的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已经1米47了。

　　我的个子比同龄人高一头。在区体校时，篮球出身的校领导认为我是好苗子，并向主管中国篮球的领导推荐，以争取经费。她们竭力说服我妈妈，并陪着我去面见领导。那时，我12岁左右。我不知道却那里干什么，他们让我转身，向前走，再走回来，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测试。然后他们聊着篮球的事。

　　这位领导对于成名已久的王治郅所具有的出色篮球天赋极为欣赏，向我们详尽描述。对我却并不看好。最终，这位领导还是一次性拨了一万元人民币给我们区体校，校领导则在这一年每月给我一百元人民币的营养补贴。过了几年，我已加入了东方大鲨鱼队，初步成名，父母将这段往事告诉我。

　　妈妈并不介意我不能成为优秀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听到我很难成为一个好的篮球手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失望。若我想成为职业篮球手，他们不会反对，但他们希望我另有所长。妈妈最大的愿望是让我念大学。在中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十二、三岁就得开始训练，每周去学校3次，每次三四个小时。在美国，你可以今年做这样明年做那样，或上着大学边惦记着做职业球员。而在中国，你必须二者选一，一旦决定自己所走的路，就很难改变。妈妈认为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总之能过上好日子。我的父母打篮球都不是因为他们喜爱篮球，是领导安排的。

　　妈妈跟我讲过文革时期打篮球的事，至今我都觉得难以置信。那时候最受尊重的三类人是工农兵，全国的口号是向工农兵学习。体育运动被认为无足轻重，但毛泽东喜欢篮球，因为篮球需要刻苦和集体协作。那时篮球的水平不怎么样，因为外国的教练和训练都不被准许。毛主席当然不愿意美帝国主义跑来教打球，以免中国人的心灵受到毒害。

　　心中装着这样的口号，运动员去工厂劳动，或者去建筑工地背砖头。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工厂工人、农民和建筑工人会指导他们。运动员上午劳动，下午训练，但并不能保证有训练场地。文革期间比赛也很少，只是很多训练。打球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党员、好公民，打败另一支球队不是目的。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打篮球、唱歌、做记者、当兵，你做的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

　　最难以置信的是，领队会邀请工人、农民和士兵来观看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们要问工农兵的意见，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更多的投篮?改进运球?还是加强防守?工农兵对篮球懂得不多，他们通常告诉运动员们要更刻苦地训练，永不放弃。

　　听上去很滑稽，但我觉得不应该嘲笑那时候的人。他们懂的不多，只知道做别人让他们做的事。虽然工人们不懂篮球，但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既然被叫去看球，就要尽力帮忙。

　　也许他们的建议很奇怪，但他们很努力地在帮忙。我觉得历史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20岁开始打篮球。我是工人，在工厂锤接电机部件。文革时那会算不错的工作了，因为工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其次是农民，第三类是士兵，然后才是科学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算是商人了，我并不这么看。不管怎样，年代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好，我很为姚明骄傲。那时政府官员见我个头高，就建议我打篮球，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就这样我去了上海篮球队。

球打了只有两年，我的左膝就出现问题，被迫让右腿承受更多压力，六年后右腿也受了伤。29岁时我退役了，他们给我在上海港安排了一份工作，检查要停泊的船只。这样，我不用抡锤子了，而是盖盖批准章。我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为姚明的新人年来到美国。现在一年中一半时间在休斯顿，一半在上海，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可是一份有权力的工作，没有批准，船只不能靠岸，而你要是不想让它靠岸的话，总能够找到理由。

　　我得到那份工作很幸运。中国许多运动员退役后得从底层开始做起。他们通常没有任何技能，比其他早开始做一样工作的同龄人，落后太多了。任何体育项目都不能让你赚足够的钱，使你退役后无须工作。我们不希望姚明像那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想让他进体校。

　　我9岁的时候，上了我所在区的少年体校第一次玩真的篮球。我4岁或5岁的时候，爸爸给过我一只玩具篮球，但我觉得不很带劲，我更喜欢其他玩具。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过哈莱姆亲善篮球队（HarlemGlobetrotters）。很好看，但我不是因为他们才想打篮球的。

　　在中国，9岁的孩子可以去区里的两种学校———普通小学或者少年体校。入选少体校不需要展示某项体育专长，只要你父母高或壮，或者测试说你会长得高大或强壮，少体校就会邀你加入。我父母都很高，而且打到很高水平，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少体校邀请的。刚开始父母不希望我去，不过最终还是允许我去了，希望我在学校的体育系统打球，然后念大学，而不是加入职业联赛。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如果你在少体校打过篮球的话，上大学的机会更大，高考时可以加分。我听说美国高中也是这样，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搞体育对大学录取也没什么帮助。除非你是个特别好的运动员，那样的话就比好成绩管用得多。所以父母让我上初级少体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上大学有帮助。区少体校为9到12岁孩子办的，与普通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市少体校招收全市这个年龄段、领导确信能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孩子。市少体校设施、教练、训练场地都更好。我本可以去的，但爸妈不想让我去。

　　刘炜（上海大鲨鱼队、国家队队员，姚明最要好的朋友）:我和姚明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学的篮球场上，我们是对手。我们都没上市体校，因为我们的父母都不希望我们成为职业运动员。那时我比姚明球打得好。他已经很高，差不多两米了，但打球并不很好。他的水平直到去了东方青年队才真正提高了。好笑的是，因为我和姚明一起长大，我一直不觉得他特别高。他从未一下蹿很高，只是从小就比其他孩子高，然后一直稳步地长。

　　我们成为朋友后常一起打电子游戏。我玩打斗或战斗游戏绝了，而他老是赢射击游戏。

　　我们没太多钱，每个礼拜带着攒下的钱去游戏厅。那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是“街霸”。

　　我13岁半的时候知道自己有机会当职业篮球手。那时大鲨鱼队邀请我试一下他们的青年队。当时他们还不叫大鲨鱼，而只是上海篮球队，一支乙级队。在我加入大鲨鱼的前两年，他们在乙级联赛中拿了第二。前两名升级，后两名降级，这样上海队升入甲级，成为了大鲨鱼队，因为甲级队必须有别名。你知道那年乙级联赛的冠军现在已被降到了丙级。他们的资金用光了，好的球员都离开了。

　　球员可以加入CBA任何一支球队，但大多数人选择离家近的球队。很长一段时间里，八一火箭队占据优势，因为他们作为军队球队可以在全国物色球员。球员要做的就是同意入伍，进了八一队既不用为钱操心，也无须去打仗，待遇很不错。我12岁的时候，八一火箭队写信给我妈，问我知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打球。我本可以进八一队的，但妈妈还是不想让我去。

　　她仍希望我留在家，念上海的大学。

　　八一火箭队招收球员方面的优势，是他们赢得最初的五次CBA锦标赛的重要原因。但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至少是因为有了上海大鲨鱼队，八一火箭队不再独占这种优势。90年代中期，当甲级队伍日渐壮大时，上海队与其它地方队一样，只有本地球员。现在大鲨鱼声名在外，上海又是个现代化大城市，球队很有吸引力。加入东方青年队的球员，如果最后不够好打不上职业篮球，队里会让他念一所好的高中或是大学。大鲨鱼有这样的本事，不是每个球队都办得到的。所以现在许多家庭都希望儿子去大鲨鱼队。

　　对我父母而言，让我加入东方青年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青年队的教练是我父母的朋友，他竭力劝说他们让我打球，并保证说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不想入大鲨鱼或者不够好的话，他会帮忙把我弄进一所好大学。凡事我喜欢一步步来，不要跳过步骤，所以我对没上大学这件事还是蛮失落的。其实我是上海一所大学的荣誉学生，尽管一天课都没上过。我还是希望进大学，也许我退役后去吧，去学国际商务关系，或者类似的专业。

　　当我被邀请加入东方青年队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这些。达到那个水平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那也是进国家队的唯一途径。我还不敢奢望去NBA打球，但一直梦想进国家队。一个原因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名人是李宁，1984年奥运会体操比赛上，他赢得六枚奖牌———三金二银一铜。在我孩提时代，真正的荣誉是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比如说赢得奥运会奖牌，或者成为伟大的军事领袖。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在与别国的体育竞技上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中国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有人在国外取得成功，就是巨大的成就。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到国外比赛，甚至是没有机会走出亚洲去比赛。加入青年队后，上学时间就很少了。前6个月，我们每天训练10个小时，一天4堂训练课———6:00—7:30，8:30—11:30，2:30—5:30，6:30—8:30。6个月后教练说:“好吧，现在开始一天只要练4小时。”其实那还是很多的，但10个小时都练过了，这就不算什么了，我们好高兴。

刘炜（国家队队员）:我试着不去想早期青年队的日子。我只记得我们不停地跑，不停地练。连续6个月，我的头发都没有干过。不过姚明和我两个人来自同一区，打到最高水平，不是偶然的事情。我们俩互相依靠和促进，那种帮助是很大的，别的球手就没有那样的幸运。

　　姚明去了NBA之后，我在大鲨鱼，有一次连输5场，他打来电话，让我冷静下来，告诉我

该怎么做。此后我们5连胜。爸妈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球手，尽管那不是他们的初衷。我在青年队的时候，打球很软。我不去三秒区，只想从外围投空篮，作后仰式跳投。不过那是不行的，我是中锋，如果我不走内线，其他人不能找到投空篮的机会。

　　我记得15岁时，有一次跟父母一起看大鲨鱼打球。那时我还在青年队，而大鲨鱼也还是乙级队，那场的对手是北京鸭，中锋叫单涛，几年后巴特尔加入北京鸭后两人并称“双塔”

　　。那是在圣安东尼奥的“双塔”大卫·罗宾逊和蒂姆·邓肯成名之前，休斯顿火箭双塔哈基姆·奥拉朱旺和拉尔夫·桑普森成名之后。看来我们需要些新的绰号给队中的双中锋。回到单涛，他比巴特尔略高，有一个3秒区内篮筐两侧靠近底线处的动作，用他的肘。他会转身举起球，伸出肘部，防守队员不得不退开，不然胸部或者脸就会被单涛的肘部击到。单涛因此赢得更多的空间来做跳跃钩射投篮，不被阻挡。我妈拉着我的手说:“看到没有，知道自己‘软’吧?”

　　我说:“是，我看见了。”

　　“以后试着那样做。”她说。当妈妈说你“软”时，你自然会听。这以后我开始逼近罚球圈。

　　爸爸也教了我很重要一招，所以我不会长时间持球，也不喜欢别人在罚球圈里那样做。

　　爸爸说拿球时如果没有机会投篮，传球后就要快速移动，因为防守者会盯着球看一会儿，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在那两秒种左右的时间，你可以移动到更有利的位置。这是一小点，但非常重要。我一直那样做，现在还那样。

　　从每个教练那里我都至少学到一点。我爸有个队友王至光，只有1米93，但他带个子很高的队员，是个很棒的教练。他教了我许多中锋的技术，可惜他教得太早，我大些后才领会他所告诉我的。他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一点的人:防守的时候，对进攻对方的估计，要和拿球时判断他们的防守一样。他还教我防守和进攻一样可以做假动作。更重要的是，不管在球场哪一头，都要让对方担心你对他们做的动作，而不是考虑他们想对你做的动作。

　　我在大鲨鱼的第一年常常坐板凳，没有人喜欢做替补，但王至光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说，有时候比赛开始时坐板凳有好处，因为你可以趁机观察对方的进攻队员。你可以看他们喜欢怎样打，发现他们那些打法是好是坏，看出他们的弱点。这样，当你上场的时候，他们对你一无所知，而你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了。

　　方凤娣（姚明母亲）:姚明他们赢了2003年亚洲锦标赛冠军，获得2004年奥运会资格时，姚明被问到对锦标赛冠军的感受。他说，他帮助许多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的队员实现了梦想。他还提到前任国家队教练王非，一年前王非因为中国队在亚运会输给了韩国而蒙羞。姚明说，王非教的很多东西，他年少的时候不能领会，但来到NBA后发现这些很管用，他很感激王非在此前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我听了很感动，我很骄傲姚明常想着他人，有团队精神，很敏感。他一直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从不忘记帮助过他的人。

　　有人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许多被宠坏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我们叫他们“小皇帝”。我们不是说儿子不是我们的宝贝，但我们觉得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正直的、受到良好教育、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这非常重要。姚明今天的样子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他的个性，我和他父亲的成长道路和经历。我们家非常平等。我们像别的父母一样深爱自己的孩子，但很难说我们做了些什么，因为姚明一直就是一个那样可爱的孩子。他的个性，从小到大，从没有做什么事情而让我们狠狠地责骂他。

　　事实上，有人认为姚明太乖了。举个例子，幼儿园的家长会上，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姚明太憨厚，太天真。她说，“你得教他生存的本事。”因为他的个子，姚明一直有某种大哥哥心态。班级出游乘巴士，他会让座。在学校擦窗户，他会主动要求去做。也许因为他一直比别人高大，他相信他应该多做些事。他乐于助人，似乎因为高，就有这样的义务。

　　老师担心别人占他便宜。我对老师说，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带大姚明，我们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

　　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惟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非常值得称赞。

　　我真的没机会宠坏姚明———我理解的宠坏是指严重的品格缺陷。姚明从没有那些问题，他不泡酒吧，不会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么或者欺负别人。妈妈说我小时候多么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愿意说。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戏机房，很快就迷上了电子游戏。但没有钱。所以我偷了妈妈的钱，她两年里都没发现。一开始我只拿1块钱，1块钱可以打3次。后来我拿1块5，再是2块，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后一次拿了100块。这下妈妈发现了，那以后爸妈开始每月给我零花钱。我猜想是他们认为我爱打游戏不算什么过错。总的来说，我的父母没有中国大部分父母那么严厉。

中国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学后学这学那———音乐、绘画、跳舞。孩子们没有选择的自由，父母说了算。我妈从不命令我做此类的事，她让我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坏事，或者用错误的方式做事。但对于学校日常的功课，他们态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课的话，爸爸会打我。妈妈也逼我在家里阅读和学习学校未教的东西。要照她的话做其实也不难，因为我对历史和地理本来就有兴趣。我渴望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体校打球，父母从不对我说:“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军”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对父母说:“我得了好分数。我考试考了95分。”而父母则问:“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或者“你们班第一名是谁?”如果孩子说谁谁谁分数更高，父母就说:“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我父母从不这么说。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们才说了我。然后我还挨了一顿打。

　　所以我到现在跟父母住在一起都不为难。我跟他们在一起时很放松，不必担心他们说我做错了这事那事，应该这样或那样打球。当我回家关上门时，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会得到安宁。

　　在中国，父母说，“你要这样做。”在美国，似乎父母给孩子许多选择，让他们自己作决定。我们来美国前我父母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并不存心学美国父母，他们本身就是那样的。从我的切身经历，我可以说我父母选择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在我成长的时候，有许多时间不是在父母身边度过的。进入上海青年队后，我开始与队友们住在训练营里，周六晚回家，周日晚返回队里。从13岁一直到17岁都是这样。17岁时我去了北京国家青年队训练营，那以后每三四个月才回家一次。

　　我是1980年出生的，那时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已经结束。但当时人们仍能感到文革给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毛主席曾说:“人多力量大。”或许也应该想到是:人多，消耗的粮食也多。

　　我很小的时候，每件东西都是定量供给的。政府发粮票购买食物。粮票不同于美国的食物券，因为还是要付钱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粮食。你得有粮票，同时在有粮食剩余的时候才能买到。如果票用完了，就算有钱也没办法。什么东西都要票———食物、布、收音机。不过我记得我家一直都有电视。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困难时期我在上海长大。1978年，我父亲在单位的抽奖中彩，买了一台电视。政府把每种物品按照一定数量分配到每个单位。单位的领导会举行一次抽奖，来决定谁能购买哪样东西。抽到奖后，我父亲要连夜在商店门口排队，因为不能保证每个有票的人都能买到电视。结果，买到的是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我父母会把电视摆在外边，以便让更多的人观看。有时有200多人聚在一起观看这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

　　1985年后就再没有定量制度了，但有些人还是收集那些票，当收藏品。现在有些票很值钱。在国内有票证交易的场所。我小时候收集过一阵，但放弃了，没耐心。当你看票上的图片和文字时，你能想像出中国当时的情形和人们的思想历程。曾经到处都能见到毛主席的画像，到处都能听到他的赞歌。对于很多中国人，他像一个神。至今还有很多人怀念着他。

　　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妈妈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过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奥运会的前一年。爷爷奶奶住得不远，每个周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我跟他们聊天，看电视。大多数时间我看他们和邻居打麻将。

　　7岁时我生了场病，我的肾有问题得吃药。但他们给错了药，我病得更厉害了。药物产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聋了。我开始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电话响。爸爸拿起电话，是妈妈打来的，他把话筒给我，让我跟她说话。那时我总是把听筒放在左耳的，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说话。

　　我就这样发现自己左耳听不见了，之前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只是我同别人坐下谈话时，我让他们坐在我的右侧。打比赛时，教练或队友说什么的时候，我总是转过头听他们说话。也许我真正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Eh?”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意思都是一样的。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们带姚明到医院，看有没有办法恢复他的听力。医生给了我们一丝希望。医生说耳管堵住了，等他大一点可以清除。他们说问题不大。姚明大一点时，我们定期带他去医院作治疗。他们向他的耳朵充压缩空气，说尽量让耳道变宽。但每次测听力都只有60%。并没有好转，医生希望慢慢会改善。但当姚明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不能改变了。

　　我12岁开始学英文。那时中美关系良好，学英文很合情理。许多美国人到中国访问，而很多中国人开始移居美国。妈妈说为了我的将来，我必须学英文和电脑。人们学英语好进入商界，或者去美国读书。妈妈觉得我可以将英文用于商界。那时她没想着篮球，也没想到我会去美国。

　　第一个单词，不算“eh?”的话是“cake”。小时候我每天都喝很多水，所以妈妈教我说“Iwant somewater”。我不知道哪个词是水，每个词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4个词一起说我就有水喝了。加入大鲨鱼之后，我真正开始学英文了，我们有许多美国球员，有机会用英文。98年夏天我在美国呆了2个月，英文没有太大提交，但学会了说“篮球英语”———pick and roll，pick and pop，the paint，bounce-pass，back-cut等等。

　　我仍然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家觉得美国不是个好地方，我是听着“打倒美帝国主义”

　　长大的。别人跟我说，美国是个不好的地方，特别是因为朝鲜战争。也许有些美国人不认为中国是朝鲜战争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派的是志愿军而不是常规军。但朝鲜跟中国很近，中国领导人说他们那样做是为了保卫祖国。除了我们是好人，美国人是坏人，我们帮了朝鲜人之外，我对朝鲜战争知之甚少。美国人也觉得自己是好人，中国人是坏人，他们帮了

朝鲜人。我小时候看了许多电影，战争片都把美国人拍得很坏。美国士兵总是逃跑，或者像胆小鬼。我不知那些演员是不是美国人，或者长得像美国人而已，因为他们都化了很多妆，看上去样子很怪。孩子看电影什么都以为是真的。

　　有一个电影《英雄儿女》据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故事讲的是一名中国志愿军战士王成，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夕的一个阵地上，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战友们都牺牲了。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他用报话机指示炮兵说:“向我开炮!”然后他拿了爆破筒，冲进一群美国兵中。炮兵于是利用他为目标开火，他牺牲了。中国的英雄是这样的。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觉得自己是英雄了吧。教科书里也有许多关于美国不好的东西，但当我十三、四岁时，那些东西就越来越少了。我的思想变化和这些变化有些关系。

　　也就是那时，中国开始转播NBA了。我们可以看到看台上的美国人，他们的外表和举动一点都不像以前被描绘的那样。从前有人告诉我们，美国人都很贫困，缺吃少穿。但电视中他们看上去很快乐，面带微笑。你可以慢慢地感觉到，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糟糕。所以那是个开端。我开始意识到不同国家的人民可以存在差异，不能说谁的方式是正确的，谁的方式是错误的。

第三章 初访美国(1)[图]

已经习惯了被记者包围

　　第一次有人跟我谈起去美国的事是在1996年，我16岁的时候，不过是说去读大学，而不是打NBA。那时我在东方青年队为期1年的训练营中。我13岁半正式进入青年队，但青年队比赛很少，每年都像是在一个漫长的训练营里。我想尽快打入东方大鲨鱼队，这样就可以得到一双很好的篮球鞋。我没有自己尺寸的鞋穿，那时也没有签约的鞋商，所以章明基从美国给我寄鞋来。章明基在上海的家离我家只有15分钟的路，但我两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就搬去了美国威斯康星州，我们没见过面。他当时在美国上学。有位我俩都认识的人，请他帮我在美国找适合我穿的鞋，带回中国来。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我，“你想来美国打球吗?也许可以在大学打。”我真的不想去，我只想在CBA打球，进国家队———那是我当时的梦想，另外跟王治郅做队友。但我妈妈的一个朋友认为去美国对我更好，因为那时上海队还是乙级队，篮球水平并不高，“好吧，去见见他吧。”我妈说，“没关系，跟他随便聊聊好了。”

　　我们就去了章明基家。他妈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章明基就在那读书。那天我第一次上网，章明基让我看威斯康星大学的体育馆，当时看上去真大。“见到你之前，我认为你有30%的机会去美国打球，”章明基说，“现在我看到你，觉得你有50%的机会。”但我还是不想去，我想打CBA。当时国内的球员中，没人有比这更大的梦想吧。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姚明的妈妈最关心的是姚明的教育。所以我跟她讲NCAA（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是如何运作的。我主要是想帮自己母校的篮球队，我当然给他们看威斯康星大学的网站，我觉得激起了他们一些兴趣。那时候，包括姚明自己，没有人指望他打NBA。

　　我知道姚明是通过我的太太Angie，那以前我没听说过他。我们不是表亲，Angie和姚明才是。她跟姚明妈妈是远房亲戚。话又说回来，只要你愿意的话，谁都可以称为表亲，是不是?事实上，我跟姚明互称表兄弟另有原因。那天我们见面，是因为几个月前，我偶然从姚明的一个表亲那里听到，姚明需要球鞋，所以我提出帮他在美国找，带回来给他。鞋子很难找，也许赛季中会好找一些，但也难说。我几乎找遍了麦迪逊市所有鞋店，又找了密尔沃基和芝加哥的一些鞋店。最后，找到一个在威斯康星很偏僻的地方找到一家鞋店的朋友，他同意去耐克的圣路易斯仓库找一双给我。是上一年的款式，但我想姚明肯定不会在意。

　　姚明和他妈到我爸妈在上海的家来取鞋。那是1996年，他骑自行车来的。我知道他已经超过2米10了，因为我有一个童年的记忆———是关于姚明爸爸的队友，我父母的一个朋友。我们的老房子是30年代造的，那个人约2米06，他进来的时候，门框就在他头上，但他还不需要低头让一下。姚明进来的时候得低头避让。我问他关于篮球的目标，很明显他没怎么想过NBA。他有点害羞，更担心的是如何在上海队生存下去。他妈妈更担心教育问题，不希望他最后成为一个不成功的运动员，处境艰难。中国的学校体系某种意义上让运动员错过许多。姚明妈妈问我许多关于大学的问题，我想，我也为大学做些宣传。瞧，我在帮威斯康星大学队招兵买马，如果他有NBA的梦想，我就会试着打消。我说，你看，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有这么多球队，欧洲有这么多球队，每年他们都有资格参加选秀，可只有60人入选，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人可以坚持3年以上。所以你的机会不大。你应该听妈妈的，优先考虑教育。如果你能打NBA，最好，如果打不上，还有后路。

　　那时，中国球员没人想到去NBA打球。我们当时最好的职业球员是胡卫东，但他不可能进NBA。他是CBA的大前锋。他的膝盖受了伤。如果膝盖没受伤，他能打小前锋或得分后卫，这样他的水平够得上进NBA。他不高大，但很强壮，巴特尔也动不了他。中国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强壮。中国的南方就好比美国的西海岸，北方就好比美国的东海岸。胡卫东来自南方很远的地方，他是一个例外。

　　斯蒂夫·弗朗西斯:（休斯顿火箭队后卫）:我认识的在中国打球的球员从不谈论姚明。

　　他们经常谈到胡卫东。所以有一次找到姚明，我第一件事就是问他，“胡这人怎么样?他们告诉我，他像迈克尔·乔丹。”“他很棒。”姚明说。

　　我问，“你是指什么意思?”我本来想问的是胡卫东过去怎么样，他以为我问的是胡卫东当时的水平。

　　“现在他年龄大一些了，可能不如过去，但几年前他是很棒的。”

　　就像我说的，姚明很注重细节。以后你问他什么可得小心———他会咬文嚼字，跟你说上一大通。

　　特里·罗德斯（耐克前任中国市场主管）:96年夏天，耐克中国公司从广州搬到了上海，所以我看准了姚明。我们与CBA签了赞助协议，为所有甲级队提供球鞋和运动服。那年秋天姚明所在的上海大鲨鱼队从乙级晋升到甲级，我们感到很兴奋。这样我们有了一支在自己大本营的球队。

　　我不仅和姚明会了面，还跟他对打过。我们公司有一支由员工的中坚力量组成的球队，每周都在当地的体育馆练球。为正式开始耐克与大鲨鱼的合作，我们邀请他们打一场比赛。大鲨鱼队员上场，我们觉得他们很一般嘛———大多数只有6英尺4（1米93）左右，少数几个有6英尺8（2米03）。最后出场的是姚明，当时他已有7英尺3（2米21），体重230磅。我们开玩笑说，他的胳膊和腿细得像筷子。他在做伸展热身时，我们又私下小声说，他可能又是像一座大山一样，光有高度，没有技术。

然后姚明上场了，一次次跳投拦截。他不停移动后撤，不停地断球。我们队里没有专业选手，我们被耍得晕头转向。那时，我们断定，看到了中国篮球的未来。要清楚，那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只产生了一名在NCAA（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甲级队的球员———马健，他在犹他州大学打了两个赛季（92’和93’）。

　　姚明穿一双18号的鞋，是从女子国家队中锋郑海霞那里弄来的。于是当天我就着手解决

鞋的问题，我不能等到第二天去办公室让耐克中国区总经理追问我:把那双阿迪达斯从姚明脚上永远地脱掉，要花多长时间?耐克在比弗顿的篮球鞋工厂快递了几双为阿龙佐特制的球鞋，我猜他们肯定不相信我们这里会有球员穿这些鞋能跟阿龙佐的一样合脚。

　　1997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耐克的巴黎训练营。蒂姆·哈达威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美国球员，他后来成为NBA的明星。他看上去和我们其他人都一样———两只手、两条腿，一个脑袋，只是，他好快，尤其是运球的时候，他的步伐和手都很快。他会挑战每个人和他一对一，直到他累得打不动为止。我不记得他是不是营地最好的球员了，因为那时我不知道篮球打成什么样才算好。营地有85个球员，我的编号是第85，你自己想那意味着什么吧。那时候我不担心蒂姆·哈达威有多好，因为我想的是在CBA打球，反正以后不会再碰到蒂姆·哈达威那样的人。

　　姚志源（姚明父亲）:巴黎之行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只去了6天，但学了很多。

　　不是关于篮球的，而是关于自己，以及自己在篮球世界的位置。他发现，中国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球员，而且他们打到了那样高的水平。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和世界上最好的年轻球员相比位置怎样。他想，“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去了巴黎，他知道了什么是可能的，踏出国门前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在巴黎发现了篮球的境界，去美国的时候，他做得更多的就是改进自己以达到在巴黎看到的水准。

　　巴黎之行后的那个冬天，我崴断了左脚。那时我在东方青年队的最后一个赛季就要结束了，我跳起来抢篮板，但踩在别人的脚上，那一次我还扭伤了踝骨。我想，要不是受伤的话，那个赛季结束前我就会进大鲨鱼队了。

　　下一赛季我终于加入了大鲨鱼，平均得10分，8.3个篮板。我没能拿到新人奖，就像在NBA的第一年一样，是因为那时CBA还没有新人奖，而现在有了。他们还把CBA全明星赛从赛季后移到赛季中，CBA跟NBA的有些方面越来越像了。

　　第二年，我伤了同一只脚，在12月的季前赛中。我正要移动，有人踩了我的左脚。直到赛季末我才打球，打最后的12场比赛。休斯顿火箭队第一次对我的脚作X光时，他们看到我的左脚断过2次，担心我有严重问题不能打球。他们的队医飞来北京，对我进行检查。

　　医生说没问题。但我可以说，第二次受伤之后，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弹跳了。并不是说以前我跳得更高，我13岁第一次试着灌篮，那时我1米88。我不是差一点点，而是差一大截。

　　在中国灌篮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不必担心。两年后我再试，还是办不到。15岁的一天，大概是上一次试过灌篮之后的大约6个月，青年队的一次训练后，我走过球场，准备把球收好，忽然我决定再试一下，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成功了!那时我只有2米03。中国人总是说:“不要多想，放手去干———这样你就会变得强大。”第二天我再试，没有成功。

　　那个赛季后，在国家青年队打球，我第一次在比赛中灌篮。我在篮下摔倒，对手快速进攻，但是单手跳投没中，球传到我这里，无人防守。我记得我跳起来，真的很高，我的头就在篮框边。

　　第二次灌篮，是在大鲨鱼队作为新人的第二场比赛。我们在剩下1分钟的时候还落后10分，但最后获胜了。我得了7分，包括被判犯规罚下的第一次灌篮。后卫突破，将球给我，尽管有人在撞我，我还是将球灌入。

　　虽然我不能再跳，一场比赛开始时我不跳着出场会觉得失落。我几乎总是场上最高的球员，看个头小得多的球员跳入场中觉得很奇怪。我有时间慢慢去适应———即使在加入火箭队之前，我也有不跳着出场的时候。王治郅和我都在国家队的时候，他会跳入场，因为他比我跳得高得多。我在火箭队的新人年，我们的大前锋埃迪·格里芬跳入场中。埃迪格排队准备跳的时候，斯蒂夫会把我推到中间，让我也做。这对我意味着许多，说明他对我有信心。

　　他的做法几乎像部电影，等到最后一秒钟推我出场。非常有戏剧性。

　　我第一次想到自己可以跻身NBA是在1998年，那时我18岁，在美国打了两个月球回到国内。我从未想到我能打得那么好。知道为什么吗?那以前，我在中国打球的对手都比我大得多，在青年队时对手大我两三岁，在17岁进入大鲨鱼队时对手大我五六岁。这让我打得很费力，因为他们长得比我壮，球龄比我长。在美国，我终于跟自己同龄的人打球了，感觉很不一样。

　　美国之行是从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开始的。而后，刘炜和我前往达拉斯加入了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的一支叫HighFive的球队。这支球队在全美四处巡回，参加锦标赛。在巡回比赛时，球队可以从任何地方挑选球员到他们队里。现在不同了，球队只能从其所在城市100英里范围内挑选球员。我在达拉斯第一次见到泰约·约翰逊，他现在是奥克兰突击者队的边锋，我们从那时起就一直是朋友。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队友）我搭乘红眼航班来到达拉斯。到了酒店，报上我的名字，前台的小姐说，“噢，你跟那个大个子的中国帅哥住一起。”我的心咯噔了一下，“什么，我参加了外国交换学生的球队?”我走到客房，敲门没人回应，我就用钥匙开门。这时，姚明给我开了门，他穿着内衣，是白色紧身的。在门口我只能看见他的下巴。他和刘炜已经睡下了。他让我进门后，就回到了床上。他们为我铺好了一张小床。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小声说，“有个7英尺6的家伙在我房间，他是中国人!”我妈说，“哦，中国人可真能长个

儿啊。”第二天练习的时候，在球场上我发现———这家伙还真是厉害。

　　在那两个月里，我到处打球———达拉斯之后去了佛罗里达的斯泰森大学;印第安那波里斯的耐克营;奥兰多、圣地亚哥、菲尼克斯、奥古斯塔、佐治亚的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夏季联赛或锦标赛，圣塔巴巴拉的迈克尔·乔丹营。大多数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要去哪里。在斯泰森我每天和乔治敦的中锋李·斯克拉格斯一起训练，他现在在NBDL（美国篮球发展联盟）打球，是NBA的次级联赛。我们的教练是塔兹·洛克，在做了多年大学教练后，他那时刚开始给开拓者队做球探。

　　在圣地亚哥，我为High Five队打最后一次球。我们住在美国国际大学，就在HighFive夏令营所在的高大建筑物隔壁。隔着高速公路的对面是个军事基地，每天早上从大学走到High Five体育馆的路上，我们都看到战斗机起降。在圣地亚哥我第一次和泰森·钱德勒打球。他只有15岁，人们已经说他能打NBA。他对着我灌篮，球打得非常好，但我防守很好，跳投也已经很不错。我比他大3岁，从那以后我就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够打入NBA。”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队友）我们以一分之差输掉了比赛。我想，是姚明击败了泰森。在比赛快结束时，姚明把泰森的几次投篮扔回了半场。姚明也截住了他的跳投。我可以看出他的运动素质多棒。我知道他还需要长得再结实些，他所有欠缺的就是这点。

　　泰森·钱德勒（芝加哥公牛队的前锋和中锋）: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想，“这人真了不得。”此前，我总是场上最高的，但他还要高我一截，这个大家伙接球很轻，你可以放心把球传给他。此前，我没和外国球员同场打过球。这个大个子，不懂英语，又是不远万里从中国而来，和他同场打球，对我来说是种疯狂的体验，对他来说，也一定是这样的。

　　整场比赛，姚明毫不留情地一次次拦下泰约的跳投。然后我上场，对着他灌篮，向他尖叫。噢，天哪———我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但后面他拦下球后就会击掌，示意把球传给他。他挡住了每一个对手的进攻，将投篮截住。对手们毫无办法。

　　那两个月我学到的另一件事，就是你得尽量投篮:“自己找投篮机会。”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一点，我没有选择，没人传球。那不是个好的球队，我们有好球员，但大家不协作。队里只有一个人很好，名叫泰约·约翰逊。听说他现在6英尺6（1米98），260磅，我觉得他那时候的体型就很接近于那样。我们在大学的房间就在游泳池旁，我们可以在水里泡很长时间。

　　我这样很惬意，因为在国内，当他们知道我有望成为一名好篮球手时，就不让我游泳了，说太危险。如果他们看到泰约在游泳池里用身体将我撞来撞去，更会担心得要命。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队友）:我在队里打前锋，一场比赛我有10次助攻，8次我传给姚明。但他最喜欢的是控制球，等待时机，因为这是他跟少年球员一起上场的一次宝贵的机会。

　　我们无法交流，但很要好。从那时我们成了朋友。几年没见到他了，但我大约半年给他打个电话，请一个翻译，和他开三边会议。我被招入突击者队的当天，他从中国打来电话祝贺。他在全明星队的第二场比赛我见到他时，他把球衣送给了我。在我看来，我们是一生的朋友。

　　在圣地亚哥之后，我去了乔丹训练营，但我们还是每晚打球。我在上海家中的奖杯陈列柜中有两张我同乔丹的合影。一张是他同营地每个球员及工作人员的集体照，另一张中，我正往场外走，他拍了拍我的背，我在笑，但看上去很瘦。一个原因是整整2个月我只有200美元可用，刘炜大概带了150块。前两周，我们什么都不用付钱，大鲨鱼的总经理李耀民照顾我们。但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之后，他回国了，把他的钱都带走了。我们两个中国小孩没有钱，完全自己管自己，继续在奥古斯塔、乔治亚、奥兰多等地打球。

　　因此，在两个星期里，我和刘炜只能吃99美分一个的双层干酪汉堡包，刘炜每天吃一个，我吃两个，以及旅馆里每天供应的免费早餐，我们每天都要很早跑去吃。

　　另一位教练从中国过来看我们的时候，对我说:“你看上去皮包骨头。”“当然了。”我说。

　　刘炜（国家队队员）:其实，姚明每天吃2只干酪汉堡包，我只吃1个。我受伤了不能打球，所以我们决定，让他多吃一点。

　　我猜李耀民不知道在美国球员自己付饭钱，也许他以为像中国一样，每个酒店都有免费自助餐给球员，或者球队会包揽所有费用。我希望他是那样想的。我们的钱用完后，HighFive的教练里尔·尼克斯借给我们每人100元。里尔只有5英尺6（1米68），那时我不会英文，就叫他“小教练”。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得还给他100元。

到圣塔巴巴拉的乔丹营后，我去波特兰跟耐克签合同，并休息一下，他们让刘炜和我一起去。我们去击球练习场打棒球，10次挥杆我只打着1次。他们还带我们去威拉米特河玩水上摩托，我很喜欢，但很惊险———也许是我做过的最惊险的事情。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队友）:姚明让我也一起飞到了波特兰，去跟他一块玩。耐克那时就很看重他。他玩起水上摩托来毫无惧色，在我看来是这样———当我紧追其后时，他

加大油门，来个急拐弯，一下把我甩得远远的。他这样做得到了极大的乐趣。

　　刘炜（国家队队员）:我们去棒球练习场，他打了十几杆，1杆都没打着，差得远。水上摩托最好玩的乐子，就是当姚明从自己的摩托上摔下爬不回去的时候。最后他抓住我的摩托后部，我把他拖回码头。

　　特里·罗德斯（耐克前任中国市场主管）:一年后，耐克与姚明签了份四年的合约，每年付给他35，000美元，加上奖金，每年有50，000美元。他们已与王治郅签了份类似的每年50，000美元的合约。由于姚明在上海大鲨鱼队的年薪是20，000美元，耐克中国区的员工就开玩笑说，姚明在耐克做全职、在球队做兼职，因为耐克付给他的报酬是球队付的两倍。

　　终于回到上海，许多记者等在机场的出口。出去两个月，我没理过一次发，头发很长。

　　虽然我在圣地亚哥和波特兰吃得不错，但还是很瘦。长头发加上皮包骨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时，我想，“这真是我吗?”

　　被水上摩托拖在后面，是我落后刘炜的仅有几次之一。说到篮球，我通常领先一步。入选上海青年队我比他早几个月，进大鲨鱼我们时间差不多，但我一去就首发上场，而他坐了一阵板凳（我总是首发但打不了太久）。只有进国家青年队他比我早一年，因为青年队已经有了王治郅打中锋。王治郅升入国家队后，我才进了青年队。我在青年队打了一年就升入国家队。我进入国家队三年后，他才入选，因为国家队已有了很多后卫。

　　在哪个队打球或者是否在一起打球，对我俩来说都没关系，我们一直是朋友。我看美国片《兄弟连》的时候，就想到跟刘炜一起一级级晋升的历程。许多人一起开始，但一个走了，又一个，再一个，最后，只有少数人留下。留下的越少，就越特别。

　　我激励他，帮他升到我这一级球队。我会给他看我的球衣。他先进国家青年队的时候也是这样激励我的，对我刺激很大，因为那是我们中的一个第一次穿上印有“中国”字样的球衣。

　　“看到了吧?”他说，一边给我展示国家青年队的球衣，“感觉好极了。”

　　1998年秋天，也就是在美国一起度过的那个之后的夏天两个月，我们一块在国家青年队打球，但这之间，我跟国家队一起训练，他们出发去打亚运会的最后一天，把我裁掉了。

　　在那以前刘炜和我一起打球已经很久了，我们常一起谈论篮球。1997年我们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两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默契。在和是炜一起打球的岁月里，我们总共只吵过一次架。那是在97-98赛季，我们输掉了一场跟江苏龙队的比赛。我跟他说他，本来该怎么怎么打，他也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错误。争吵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很快就重归于好，这件事最终还增进了我们的友谊。国家青年队的教练是马连保，他先是执教一支军队球队，后又执教八一火箭队。他是个很好的人，做起事来我行我素。其中一件事就是，在训练营里他不让我和刘炜一起上场。

　　那时我还不是中国最好的中锋，只是CBA第二年的球员。国家青年队的球员水平都不相上下，你不知道哪5个球员会首发。队里有三四个控球后卫，而我是唯一真正的中锋，你会觉得我肯定会在首发阵容中，在国家青年队中只有我和刘炜打过CBA。

　　马连保教练知道我跟刘炜是好朋友，两人之间有一种默契，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把我们分开。作为中国的球员，永远不会问教练这样的问题。我的猜测呢?他想保证对队里的控制。

　　也许他并不是觉得受到威胁，但他是军官，控制对他的重要性超过一切。如果两个球员是朋友，也许他觉得我们会获得某种超出他控制的力量。我想，他这么做并不是想故意损害球队，而是他相信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也许他觉得刘炜和我会把太多传球给对方，对对方的信任超过其他队友。但从来没有人这样说我们，你要是看我们打球，也不会看到那样的证据。

　　当正式比赛开始，我们俩都首发上场。我们拿到了亚洲青年男子篮球锦标赛冠军，所以说，教练的那种做法并没什么影响的。就像我说的，我喜欢那个教练，只是不赞成他的这种想法，我总是忘不了这一幕。

　　马连保教练曾教给我的一课，我会永远记住。“你的篮球智力高于你的篮球能力，”他说道，“篮球智力高，你能发现投篮或传球的机会。即使你的能力不够，不能够传好这个球、投好这个篮，你仍然可以努力去改进。但如果你有这种能力，没这种智力的话，你也不能传好球、投好篮。这样，你的能力就等于零。”我一直很努力地打球，因为我感到有责任竭尽全力做到最好，这样今后就能在国家队里为中国赢得荣誉。直到学会如何传球，如何与队友全力配合后，我才真正享受到了篮球的乐趣。

这种变化，并不是通过别人示范或告诉我才取得的。只因为大鲨鱼队开始派不同的队员与我上场，我必须利用好他们。

　　我刚进大鲨鱼队打比赛时，对方总是走马灯地的更换中锋，这样他们就总有精力充沛的队员来防守我。参加2000年奥运会的前一个赛季，大鲨鱼招了两名很棒的美国球员。一名是投篮防守麦克尔·琼斯，他速度不快，但在17英尺距离投篮很准，在无人防守时投篮从未失

误。另一名是大前锋蒙特利尔·道宾斯，他擅长篮板球，身体强壮，但投篮很糟，罚球和跳投都进不了，只在3英尺或者更近的地方能进。他只有2米02左右，但CBA水平与NBA是有差距的。那时中国球员里真正强壮的不多。只有巴特尔和王治郅很强壮。当我们对抗北京鸭队时，道宾斯防守巴特尔，把他挡出罚球圈———他就有那么强壮。防守上，道宾斯也很善于闪避。

　　我在罚球弧的周围，道宾斯在底线，这样的组合是很好。当道宾斯站好点，我就传球给他，他那么强壮，能逼近篮筐。我将对方的中锋引出，把球传给离篮下只有2英尺的道宾斯，这样对手就很难把我拖得筋疲力尽了。

　　这样的配合听起来很简单，但对我却是新东西。从前，我只会试图自己得分。2000年奥运会之后，队里来了两个更好的美国球员替代琼斯和道宾斯。他们是乔治·阿克尔斯，他1991年在第二轮中被迈阿密热浪选中;还有达蒙·斯特林格，他曾在俄亥俄和克里夫兰打球。达蒙大学毕业不过一两年，非常非常快，打球像厄尔·伯金斯———控球后卫的身材，但其实是打得分后卫。达蒙身材不像伯金斯那样小，但很快，而且能投篮。（第一次跟伯金斯打球时，看到他只有1米65，我还以为是哪个球迷冲下看台抢我的球呢）。控球后卫比得分后卫高出5英寸的球队并不太多，但那个赛季我们队就是———达蒙是得分后卫，刘炜是控球后卫。

　　加入大鲨鱼时，阿克尔斯年龄已大，我记得是34岁。他投篮不太好，但可以抢篮板，阻挡对方投篮，用钩射投篮得分。那年我们还有一个三分球命中率53%的球员，名叫单卫国，“卫国”———保卫国家，但他的防御却不好，一点也不行。每次他防御的时候，我都要准备好上前帮他截住对手。

　　CBA只允许每个球队用2名外援，他们通常是球队最好的球员，但与中国球员的差距也不是很大。在我打球的这些年里，大鲨鱼队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援，包括美国球员。美国球员到中国来打球的一个原因是，在美国或欧洲打，他们水平不够。尽管如此，最早和我同场打球的那几个球员仍要表现得好像他们是最棒的。他们想当明星，或自认为应该是明星。

　　在打法上出现争执，他们会说，“你们都错了，我才是对的。”我们第一个外援来自立陶宛，第二个来自俄罗斯，第三个来自美国。我不想说出这位美国外援的名字，他是个后卫，加入我们球队之前在香港联赛打球。他投篮很准，但就是不传球。他与俄罗斯球员同时在队里。李教练叫那个美国球员带球，然后外传给队友投篮，但他从不肯这么干，他总是试图自己得分。那年，媒体许多记者常来采访我，他会凑上前来跟他们谈论我或代我说话。他在我们队呆得时间不长。

　　在CBA的头两年，我不是很强，所以我们队至少用一个大个子的外国中锋在篮下帮我。他们协助防守，我就在三秒区内篮筐两侧靠近底线处进攻，等着拿球得分。即使这样，我还得很卖力地打，弄得非常疲劳。但到了1999-2000赛季，我变得足够强，球队可以引进美国突破手和投球手，因为我能够在罚球区两侧活动了。看上去我防守的任务更重了，其实不然。对方好的中锋不多，防守还更容易了，因为我不必在整个比赛中，都在篮框两侧守住位置。若我没有得分，我不必担心———我知道我队友能。

　　2000-2001赛季我真正开始享受篮球。如果对手没能及时对我实施双人盯防，我就很容易得分。如果他们双人盯防我，我知道只要把球传给队友，他们就能得分。那个赛季以前，我们还只是CBA一支较好的队而已，并没有机会赢得冠军。但那年我们成为除八一火箭队之外最好的球队，八一也只比我们好那么一点点。我觉得放松多了，只需要集中对付一支队就能实现夺冠目标。王非（前任国家队教练）:第一次看姚明打球是他在CBA第一年。他已经超过7英尺（2米13）了，但很瘦。很突出的一点是姚明对篮球的激情，打球很卖力。虽然他很瘦，技巧也不够，对篮球的理解也有限，但他的态度使他同中国许多年轻球员不同。他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不是失去控制或让其他队员尴尬的那种，而是在队友打出好球时会告诉他们。这一点对美国人来说可能没什么特别，但在中国就不同寻常了。我一直想让球员那样，但很难找到那样的中国球手。

　　那不是他们的本性，这是一个文化背景问题。中国球员非常内向，几乎是被动的。我希望其他中国球员像姚明这样。这是他的个性，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他试图做出来的，他本来就那样。

　　1998年我挑他进国家队，巴特尔和王治郅已经在国家队了。姚明很崇拜他们，像对偶像和大哥哥那样。从技术和身体条件上，那时姚明跟他们俩人还无法相提并论。我带他时间很短。姚明成为优秀球员的过程是渐进的，不是说一夜之间阳光忽然照耀到他头上。在1998年，他还只是一张白纸，尤其不会篮下技术，步伐也不好。但他每年都在提高。

我仍希望去大学受教育，但我认为在CBA打球比在NCAA（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更能为NBA作准备。第一次见到火箭的总经理卡洛尔·道森的时候，我问他:“如果我在NCAA打过球，会比现在好多少?”他说我作为球员不会更好，只是在球场外会更自在，因为我会更适应美国的生活。

　　如果我打过NCAA，我会更加呆板、更加容易被人猜透，因为大学里的中锋只打内线，并

在篮下活动。也许我就不会有15英尺的跳投，面对篮框不会传球。在CBA我学会了所有东西，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必须阻挡对手投篮，然后得分，再后来，当大家开始双人盯防我的时候，我学会了怎样利用队友。为了使大鲨鱼赢得冠军，我得发展所有的技能。

　　现在我知道CBA水平低于NCAA。我也清楚CBA前几轮的季后赛没什么挑战性，而且开始的一年，CBA冠军赛阶段也只有2场球。若两队各赢1次，2场得分总分多的队获得冠军。第二年三场取胜，第四年则是五场胜。我打的决赛都是五场取胜的。

　　为赢得冠军，无论是什么联赛，压力都是一样的。如果我在美国大学打篮球，我会在威斯康星球队，不知道会不会每年都有打总决赛的机会。在CBA，我们连续3年和八一火箭队打锦标赛阶段。这种经历非常宝贵。我在火箭队的队友斯蒂夫·弗朗西斯两次打到低年级大学联赛锦标赛阶段，还带领马里兰打到NCAA的1.4决赛。但他从来没在冠军总决赛中上场或投篮，也没打过职业联赛的季后赛。在大学队里没有打总决赛的经验并不是斯蒂夫的错，我若在他的位置可能也同样没有机会。有许多东西是中国篮球所不具备、不能提供的，但它给予了我那些可能无法在其它地方得到的宝贵经验。

第四章 选秀前的测试(1)

　　2001年我决定不参加NBA选秀，但感觉有些失落。那年王治郅去了NBA，成了第一个进NBA的中国球员，他是在1999年选秀中以第36名被达拉斯小牛队选中的。那是我想去NBA的真正原因:因为王治郅是凭他在2000-2001赛季最后几场的表现，最终得以加入小牛队的。但我想，“一切并未结束。我仍然有机会。我只有21岁，明年还可以去。”

　　那年夏天，我随国家队到达拉斯训练，备战亚洲锦标赛。我记得一个美国记者问我:“为

什么今年你不来美国呢?你可能被第一轮选中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整个夏天我都在问自己。但那时，我相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所以我开玩笑说，“那又怎么样?是不是这意味着明年我会在第二轮被选中?”

　　我相信我也可以像王治郅那样，在无人赞同的情况下参加2001年选秀，但我不想以那样的方式去NBA或离开中国。我还觉得在第一轮选秀中排名前列很重要，我的目标是排名第一。

　　那时我必须自己作决定，我不知道哪个队会选中我，排几号，得第一的希望看来不是很大。

　　在选秀的几周甚至几个月前，大多数球员都有球队告诉他们，“你参加选秀的话，我们会选你。”要不是考虑到这样一些问题:谁来当我的代理、CBA和大鲨鱼会不会放我（当时谁都没表示同意），本来我是可以去的。我会像王治郅那样，在第二轮被选中。

　　我也相信，再等一年也不会失掉入选的机会。记得章明基对我和妈妈说:“在美国，大家已经听说你了。”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我，他心里也没数，但他说如果我不参加下次选秀，大鲨鱼将意味着难以应付无数球迷的诘问。所以我们决定利用那一年时间跟球队和CBA谈，让大家取得一致意见:我去NBA的时候到了。王非（国家队前主教练）:我相信姚明去NBA的那一年时机是对的，无论从身体、技术还是心理上他已经成熟。我知道他2001年没能去很沮丧，但他从2001到2002年有长足进步，看他那个CBA赛季的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到他比上赛季进步很大。不能说他没有长进，浪费了一年。

　　我本来也是可以和王治郅一样参加1999年选秀的。大鲨鱼球队一位重要官员———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我们称他X先生吧———鼓动我参加1999年的选秀。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那是X先生一个人的意愿，而不是大鲨鱼的老板———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意愿。

　　说实话，那时我也不想去。我的梦想是加入国家队，跟王治郅一起打球，拿亚锦赛冠军，在CBA打球，如果可能的话，在那儿也拿一个冠军。

　　但X先生说，常青公司（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体育经纪公司）花了很多钱在机票、酒店食宿上，派了一个人飞来上海跟我签合同。所以我们就在上海的金茂大厦会了面。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场的有常青公司的人X先生、我父母和我。他们谈了很多关于钱的事情，经理给我看了一份合同。现在我知道一份普通的NBA合同有很多页纸，NBA规定经纪人不能拿超过4%的佣金。常青经纪公司给我的合同只有一页半纸。合同中说，常青公司将从我收入中拿走33%———包括NBA合同收入、广告及所有其他收入。当时我无法了解到，这不是一份正常的合同。

　　我们谈了4个小时。一回到家，X先生的电话就来了，问我觉得合同怎么样。我说我不想签。他说:“这对你可是个好机会。你会在选秀第一轮被挑中的!”三天里，他们几乎每个小时给我打电话。我关了手机他就打到家里来。你们要知道，我那时才19岁，又是队里的重要领导要我签约。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那时不想跟常青公司签约，也不想去NBA，但我也不想损害自己在中国的前途，我不知道X先生会做出些什么。我那时有这种感觉，上海大鲨鱼队可以控制住我，我像是他们手中可以出售的物品。因为是X先生说话，我以为大鲨鱼队的意思也是这样。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只是X先生个人的意愿。

　　常青公司和X先生一直让我去该公司的经纪人下榻的酒店，“我们谈谈吧。”他们说，我就跟父母一块去了。他们留住我直到凌晨3点，我一直坐在那儿听他们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要么签约，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走。如果不签约，我不知道我的篮球生涯会怎样。于是我就签了。当我们离开酒店的时候，我妈说，“我觉得我们刚把自己卖了。”后来发现NBA可以中止这份合同，我马上就这么做了。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在99年姚明被迫签约的第二天，耐克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我，他们非常沮丧、愤怒、烦躁。“让我先看一下合同，”我说。我看了合同，告诉他们让NBA球员联盟参与此事，因为姚明有自己的权利。球员工会的主席比利·亨特看了合同说，这太荒谬了———姚明不必上缴那么多钱，有相关的条例和规定，等等。然后他们让我征询法律意见，我找了两个律师看这份合同，他们都认为合同无论从球员工会角度，还是作为法律文件本身都是无效的。那是一份个人服务合约，姚明有权终止它，于是姚明这样做了。

　　整个事件实在太荒谬了，有两点。一是如何代表姚明跟大鲨鱼谈条件，同时又代表大鲨鱼谈赔偿金?太说不通了，可常青公司就是试图把两件事混在一起。第二，我一直很清楚，经纪人制度，是与运动员建立一种关系，而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让你代表他们。

　　这里牵涉的不是产品，而是人。

　　98年姚明在圣地亚哥和泰森·钱德勒打球后，我第一次听说他。1999年冬季在上海我见到姚明，我去看他打球，还跟他一起打了一会。对他很感兴趣。我们真的做好了准备让姚明参加2001年选秀，但出了常青公司的事情。尽管姚明撤回了合同，他们还是宣称与他还另有一份合同。这样，把大家都吓跑了，大鲨鱼又不放他———那是姚明的低潮，一切都准备好

了，他兴致勃勃地准备去美国，但又惹上常青合同这样的麻烦，让他未能成行。

　　我还记得常青公司合约的内容。说他们会带姚明去美国，保证给他提供食宿、汽车、英文课、驾驶证、公寓和手提电脑，而他们提取33%的收入。我后来发现他们连NBA经纪人资格都没有。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2000-2001年的冬季，姚明家让我给他物色经纪人。当时我觉得迈克尔·乔丹的经纪人戴维·福尔克是最好的人选。我还不认识达菲，不知道姚明和他父母认识他。所以我建议他们从福尔克开始，我安排了一次电话会议，由我逐字翻译。进行得还不错，只是他们觉得福尔克太公事公办了。我私下觉得福尔克的言词还是不错的，但他讲话很快。如果你不懂英文，而喜欢福尔克的某些方面的话，他听上去很自信。如果你对他有不好的感觉，他听上去就很粗鲁。他不像达菲那样讲话总是很柔和。我开玩笑说，达菲讲话就像我家死了人他试图安慰我一样。他非常能让人平静，非常温和真诚，达菲就是那样的。

　　福尔克逼我作决定，我就去逼姚明父母。那时他们才说，“我们觉得达菲更合适。”我说，“到底谁是达菲?”我其实生气了。姚明的父母说他们不想影响我物色的工作，所以没把达菲的事跟我说。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和达菲一见面，两人就很投缘，所以也就万事大吉了。

　　那时在中国体育经纪人还是新事物。有些足球运动员可能有经纪人，但篮球界还没有———没有足够的钱，没有CBA选秀，球队拥有一切权利。我去NBA的事情确定后，政府出台了新规定———中国球员必须有一个中国经纪人，即使是他出国打球。另外，经纪人必须考试取得执照。

　　在常青公司找我的三、四个月前我就已经认识比尔·达菲了。更早的时候，我从别人那里听说过他，所以我感觉，在他开始帮我之前，我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X先生说他会帮我找一个经纪人，一周后，我就见到了常青公司的那个人。跟常青公司谈，总是关于如果去选秀我可以赚多少钱，他们可以赚多少，大鲨鱼可以赚多少，只是谈钱。而跟达菲谈，他总是告诉我NBA是什么样的，我需要做些什么，比如力量训练，更好地抢篮板球，所以我相信他。这些年来，我们长谈过许多个晚上，我对他很有好感。我现在也了解经纪人的工作之一是为你的钱操心，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提取佣金，但我不想我的经纪人只关心钱。不管发生什么，达菲帮助我实现梦想，我永远把他当朋友。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我父亲1965到1966年被派驻台湾，我在那里上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我的妹妹是父母收养的，一半黑人、一半台湾血统。所以我的个性形成时期是在亚洲度过的。我热爱亚洲的文化、美食，一切的一切。那么早就经过东方思维、思想和哲学的熏陶，回到美国后我很喜欢看电视剧里的“功夫”（KongFu）。里面的主人公在任何情况下总有办法，我很喜欢。他很冷静沉着，我学会了那种举止。老实说，我是受他的影响，才形成人们对我的这种印象。我欣赏东方的观念:答案在于平衡。所以处理中国的事情我还是比较自如的，但我是不是参与姚明的事情我开始并没有打保票。由于时差，我从半夜到凌晨4点都在电话上，而且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我听到又一个障碍，又一个挫折，开始想这一切是不是值得呢?然后我跟姚明谈话，他问:“嗨，比尔，家里人都怎么样?”我当时就想，“我不能放弃这个孩子。我得抓好这件事。”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2002年赛季末，也就是4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遇到障碍，我决定做两件事情———一是说我是姚明的表哥，二是为他在美国安排一次测试。说我们是亲戚的原因是为了对付大鲨鱼和CBA反对我代表姚明进行协商。中国人还是尊重家庭观念的，俱乐部可以说他们比美国商学院的学生更在乎姚明的利益，但对家庭成员又能说什么呢? 所以，我自称是姚明的表哥。我们上网看聊天室和留言板上的内容，以了解公众的情绪，发现公众很赞成姚明的亲戚代表他。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这个善意的小谎言也许根本不需要，但有了常青公司事件的先例，我们可不敢肯定。大鲨鱼很明显有优势，可以通过几个媒体把他们的意见公之于众，所以我们觉得要竭尽全力来与之抗衡。

　　不管发生什么，我找不到理由继续在CBA打一个赛季了。如果我留在国内，我可能还会打国家队，但不打CBA了。我在CBA做了我能做到的一切，常规赛季平均得分30，最后对八一队的决赛中我21投全中，我是篮板王、得分王和盖帽王，连续两年常规赛和一年季后赛最有价值球员。

　　虽然个人纪录、奖杯不是我最看重的，我还是赢得了各种奖项。我的最高单场纪录是48分，CBA的纪录是70分，是北方来的一个球员孙军创造的。他的绰号是“虎王”。他很慢，弹跳不行，但非常聪明。他投篮很难看，像排球运动员，越过头顶用两只拇指，但总是投中。

2000年奥运会时他还在国家队，现在仍在CBA打球，但不再参加国际比赛了。

　　不管怎样，他得70分的那天，我也得了42分。那场比赛之后，我想，“也许我是今天的得分王。”听到孙军的得分，我惊叹，“什么?!70分?”但那天我至少篮板球最多，32个。我并不是说我不关心个人表现，只是这不是我最在意的。回过头来看，我在那天是可以打破虎王纪录的。得48分的那场比赛，我上半时就得了36分，他们的中锋不能阻止我，就让我得分

，然后用快速突破来把比分扳平。上半场我们只领先6分，54-48，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对的。

　　然而我开始更多传球，我们快速回防，赢得了比赛。CBA个人纪录不是很重要，我已经知道自己是联赛中最好的球员，我不需要更多的得分和篮板球来证明这一点。听上去似乎我太自大了，但你得了解CBA的总体水平是不太高的。所以即使自认是最好的球员，也并不代表我有什么特别。王治郅还在CBA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说;也许我心里面曾经比较过我俩，但这种事不敢肯定。

　　CBA的2000-2001赛季所有的事情对于我都有了改变。我学会了怎样领导球队。我开始告诉队友该站在什么点，怎样传球给我。赛季的第一场，我们迎战八一火箭队。感觉像在和国家队打———他们7个球员在国家队，包括王治郅。我们输了，但事情已经有了变化。我们的比分前所未有地接近，我们有了与八一队抗衡的信心。我发现，比赛中真正的乐趣是找到方法利用好我的队友，让我的技术与他们取得平衡。

　　到了NBA我开始更意识到统计数字和个人成绩，因为它是判断我做得如何的一个方式。我在NBA不是顶尖选手，而是中游，也许是中等偏上。数字告诉我跟一流球手的差距，而且数字到处可以看到，比分牌上，更衣室的黑板上，赛前球探报告中。还有教练范甘迪，他会告诉我距离我的上一次进攻性篮板过去了几分几秒，他不需要看纸上纪录就能说出来，他知道那些别人都不知道的数据。

　　CBA的教练就很不同。CBA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甚至不记录个人数据，他们认为这们做对团队精神不好，也许他们是对的。即使现在，许多球场还是不出示个人数据，而只有得分、比赛时间和实际时间。有时时钟占据着记分牌的一大半。

　　2000-2001CBA赛季的尾声，我告诉每个人，我们会赢得来年的冠军，听起来像说大话，但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那时很多球迷也这么认为。不同的是，我把心里想的说了出来。

　　上海东方队的球迷那么想，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我在。球迷们目睹了我一年年的进步，在距离2001总决赛（最后我们以1比3负于八一火箭队）越来越近时，该是夺冠的时候了。中国的篮球不像美国那样，有那么强的竞争，有那么多队不相上下。把我放到任何一个CBA最差的队，立马就能打入四强。很长时间，八一火箭队与其它各队的差距是20分。上海东方队的水平逐步提高，与八一火箭队的差距也缩小到了20分。广东华南虎队赢得了2004全国男篮甲A的冠军，所以现在顶尖的球队已增加到了3支，但当时只有2支。我那时知道王治郅会在达拉斯，不会在八一队出赛，但那不是让我觉得会赢的原因。我更希望的理想状况是，在王治郅在场的情况下赢得冠军。

　　章明基说，不管赢不赢全国男篮甲A冠军我都能去NBA。但如果我们输了，对我打击会很大。我在中国打的所有比赛，和在国家队打的所有比赛，都跟与湖人队打比赛的感觉一样———必胜。赢比赛就像买了汽车，被人家拿走了，而最后要回来一样。没有吃惊，没有兴奋，只是松了一口气。

　　锦标阶段1比1平的时候，我冒了更大风险。第二场比赛后，我说:“八一火箭老了，不是我们的对手。”我在电视上说的，只是想给队友增加信心。我知道很多人会想，八一有更好的球员。他们是老了，但不是老到赢不了比赛。我想，他们会怀恨在心，会因此报复，对我犯规。我们的教练很害怕，说:“你不该那么说。”

　　但我的策略奏效了，我们赢得了冠军，我说:“八一火箭并不老，他们教了上海东方队很多东西。我很抱歉我说的话，我只是想让自己的队友相信我们能打败他们。”

　　白李（上海东方俱乐部总经理）:我不会把赢得冠军当成是让姚明离开的条件，我想大家都希望姚明赢得CBA2002年的冠军。你要知道，上海从未赢得冠军，东方队很接近目标了，连续两年打进决赛，有了那些经验，队伍终于准备好迈出最后一步。前两次东方队都输给了有王治郅的八一火箭队，现在王治郅去了NBA，我们觉得姚明对东方队、对上海和上海球迷都有责任，利用这个机会赢得比赛。如果他连试都没试，就太令大家失望了。很难说如果大鲨鱼没有赢会发生什么，但我认为，如果姚明2002年没做到，意味着队里还有其他问题阻碍成功。如果姚明已经努力了三次都失败了，那么他作为球员的发展会成为首要考虑。在那种情况下，我认为东方队会开始寻找另一名超级巨星，寻找另一条路来建立队伍，因为现有的不足以让他们获得冠军。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不知什么原因，冠军颁奖结束后，东方队立即宣布同意姚明去NBA———这让CBA很恼火，因为东方队宣布之前没有事先告知他们。CBA这个组织还很年轻，与各球队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另外我猜，这有点像美国国家足球联盟（NFL）中突击者队和戴维斯之间，或是棒球界中扬基队和乔治·斯坦因伯莱纳之间的较量。

我让姚明来NBA测试，与其说是向美国篮球界展示他的实力，还不如说是为他出国作好铺垫。我知道，进行个人训练是每个认真对待选秀的球员都会去做的事，这也是我们要传递出去的信息———姚明对选秀是很认真的。另外，我想通过这个，向外界显示姚明可以出国参加特别是与NBA有关的赛事，对那些怀疑姚明是否能走得成的人施加影响。但我最重要的目的是大大提高姚明的知名度和公众对他的兴趣。能在NBA赛场上看到姚明，大家会很兴奋，这又会对那些试图阻止他出去的人施加压力。

　　有些人建议我们不要去测试，因为姚明的弱点可能会暴露出来，而影响他在选秀中的位置。但我感觉到，在与东方队的转会协商中会碰到麻烦，而且我肯定CBA会试图挽回东方队在这件事情上对它权威造成的损害。CBA还是有可能不让他走，因为大鲨鱼还没办应有的手续。

　　我们必须集中所有的火力。不出所料，东方队宣布后不久，CBA就颁布了一条规定，球员要通过中国经纪人协商转会事宜。我想在姚明即将去美国之际，颁布这样一条规定绝不是偶然吧。东方队四月中旬获得冠军，CBA通知所有经纪人五月初在北京考试。那12人是中国现在仅有的正式篮球经纪人。

　　陆浩（姚明中方经纪人）:中国经纪人考试在北京一所地方大学的教室举行。16个人来考试，全部通过。我们报名的时候被告知考试范围。考试约2小时，主要是关于篮球的问题———什么是2-3区，什么是挡拆战术，什么是罚球线。我打过职业篮球，做过教练，还在厦门大学教篮球，所以考试对我特别容易。我自己出了一份模拟卷子来练习，结果和考试题目几乎完全一样。但16个人中只有12个成为注册经纪人，因为要付10万元人民币的押金。目的是当你坑害客户，或其他方面搞砸时，可以没收押金。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正式选秀前对球员进行测试，是NBA各球队的普遍做法。球队通常会找来几个球员对他们进行测试和训练，进行全身的体检，看看他们的个人素质和竞争力。我们起先计划在选定的几支球队安排几次不公开的测试，后来证明后勤工作很困难，从东方队获得冠军到姚明回国家队履行义务的这段时间很短。我们已计划好在西部的金州武士队和东部的纽约尼克斯队各进行一场测试。媒体听说这件事后大加炒作，影响迅速超过我们的预期。我们不敢肯定自己的财力能否应付安全、保险、设施等等。我们只好向NBA求助，他们开出的条件是让我们把姚明的测试向所有球队公开。我们在芝加哥Loyola大学签了合同，那个地方在NBA看来是处于中间地带，我们就在那里举行了测试。这时距离NBA选秀抽签还有一周，抽签中将会决定第一批13名的排序。

　　我不能公开参与芝加哥的测试，害怕得罪大鲨鱼和CBA，所以我在幕后和章明基一起工作。能让姚明过来测试，已经跨出很大一步。这一步是章明基完成的。最后，我们又作出让步，让NBA参与进来。测试前，我们倾向的球队有西雅图、波特兰、芝加哥、纽约和金州。西雅图来仔细看过姚明，他们的城市有很多亚洲观众。波特兰不成，他们球队的组成和对姚明兴趣不太令人失望。金州很感兴趣，但他们对姚明了解不多。如果他们拿到优先选择权，不会选姚明。老实说，我觉得就算再让他们做第二、第三个人选，也不会选姚明，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看过他。很奇怪，因为姚明来的时侯，没有哪个球队对他的宣传推广超过勇士队。

　　我不能露面，所以没去测试，也没看录像。从第二天媒体的报道看得出人们没对他倾倒，因为NBA和媒体的大多数人喜欢指出球员的不足而不是强项。姚明打中距离多，打球不很张扬，人们就说:“他篮下不行”或者“他个子7尺5能投篮，那又怎样呢?我们有些6尺9的家伙也能投篮。”选秀前我给那些球队打电话，他们说:“姚明太喜欢中距离了。”我都听腻了，只有一个球员是完美的，就是迈克尔·乔丹。其他人都有弱点，但还是能成为好球员。

　　我看了姚明在悉尼奥运会的表现就知道他行。对于那些有能力打入NBA的外国队球员，我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知道立陶宛、意大利、西班牙那些大个儿的能力。姚明在对立陶宛队的比赛中拿了27分，15个篮板，我就知道他准行。比尔·沃顿跟我一起看的比赛。开始前我就对比尔吹风，“你等着瞧好了，”我说。姚明做篮板后第一次传球，运球传给切入队员，内线得分，转身跳投，比尔倾倒了。以后姚明怎么做的对我来说都没关系，因为我看过他在顶级比赛中的表现，知道他的实力。

　　最重要的是，芝加哥测试引起了对姚明广泛的关注。我们不知道选秀会发生什么，我们甚至未得到他转会的正式批准，但姚明最终到了美国，形成了轰动效应。各家报纸都在报道他，甚至上了《体育中心报》（SportsCenter）。就算球队对他没有太深刻印象，也都知道这次他是真的来了。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造成声势，说姚明已做好准备打NBA，那么无论再设置多少障碍，中国的球迷就会把他进军NBA当成一个国家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目标。

　　对姚明来说困难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时间做任何准备。大鲨鱼获得冠军后，他要做许多推不掉的事情———政府组织的酒会、庆祝、游行等其他庆祝活动。那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获得篮球冠军，上海东方队的所有者是一个媒体集团，所以他们要争取最大的媒体曝光，姚明要做电视专访等等，弄得身心疲惫———开始是赢得冠军的挑战，后来又要应付赛后的一切，累得够呛。但又不能对任何人说:“他不能做这些，他要准备美国的测试。”

赢得冠军后，我10天都没碰球，没时间，人人都想见你，拍照、吃饭、举办晚会。全队都得分头去做这些事，我去美国的航班被迫推迟了2天。就是说没能早到2天，调整13小时的时差。我星期一早上离开上海，当天晚上到了芝加哥。从洛杉矶去芝加哥的第一班航班还取消了，我很晚才到O Hare机场，大约9点钟。

　　星期三我测试给所有人看，但之前已经答应跟纽约尼克斯和芝加哥公牛另外测试，并一

块吃饭。姚之队和东方队让我为那两个队做点什么，因为他们对我的兴趣超过其他球队。在我考虑到NBA打球前，他们就多次来中国看我打球。我那时自己不做任何决定，只按照章明基给我制定的计划行事，但我很高兴给予尼克斯队和公牛队特殊的待遇，因为他们让我感到荣幸。

　　星期一晚上，由于时差，也由于终于看到自己接近NBA的梦想而兴奋，我整晚都睡不着。

　　我用手机给女朋友和其他在中国的朋友打电话，因为是中国的白天。最后终于想睡觉的时候，已经该准备尼克斯的测试了。为了清醒过来，我喝了4罐百事可乐。我还要求在测试前做一个小时投篮练习。

　　离开酒店去测试时，第一次见到比尔·沃顿，他穿着一件很滑稽的T恤———绿色、红色、黄色———而且打领带，但衬衫没领子。他给了我一件那样的T恤。科林也拿到一件，我想，“他干什么呢?”我们只聊了一两分钟。他对我一直很好，很帮我，但从那天开始，我觉得他有点疯狂。那是我的第一印象，至今没有改变。

　　我得说第一次单独测试进行得很不错。只是投篮，我的命中率是80%，15到17尺处一次都没错过。我们在一个很大的体育馆，有许多篮球场。后来我才知道那地方是慕迪圣经学院，那里又是NBA选秀前训练营的所在地，球员在那里可以与他们想见的教练和篮球经理见面。没有其他球员在，所以我没人对抗或一起打，只是投篮，在场上跑来跑去。

　　那时我只能说很少一点英文，但我记得所有那些在美国夏令营中学来的篮球词汇———pickandroll，pickandpop，wing，elbow，lowpost，duck-in。尼克斯的助理教练是安迪·格里尔和史蒂夫·克里福德，他们被请来与杰夫·范甘迪共事，范甘迪不做教练的一段时间，他们留下给唐·切尼干。范甘迪去了火箭队后，他们离开纽约，加入范甘迪的队———那时我也在队里。测试后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我需要一个翻译，因为他们主要谈正事。因为这样，尼克斯的教练唐·切尼说他以为我不会英文。

　　第一次训练，因为兴奋，效果总是比较好。到第二次，很久不训练的后果就显示出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第二次在所有队前的大测试发挥就不过如此。我想我只发挥了60-70%的实力。另外一点我没告诉过任何人，在大测试时打得一般的另一原因是:我认识他们带来的跟我对抗的中锋———克里斯·特福森。2000年，我跟他打过球。我还在国家队，我们在波特兰训练了几天，那时他还在俄勒冈大学队，在一次练习中我们对打过。

　　章明基告诉我克里斯·特福森会和我一起参加2002年选秀。我想，“如果和他对阵，我打得太好，也许没人会选他的。”我不想这样，于是在可以灌篮时我只是投篮而已。

　　我知道许多在场的球队经理认为我不够狠，觉得我应该干掉他的。但我想，“算了吧，这只不过是测试而已。”我知道测试对我很重要，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是不要受伤。快船队的一个队员昆廷·理查德森当时在看台上，他说本以为会看到一场常规的NBA选秀前测试，球员竭力干掉对方。我对NBA选秀前的测试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我觉得我的测试有些不同———其他测试时，除了队里的教练和经理没有别人。而这一次，整个体育馆满满的。所有媒体记者从二楼的室内跑道往下看，而所有的教练和经理都在看台上看。有一队中国官员，每次我跑过他们面前时都鼓掌。我从不觉得测试时必须展示出我最高的水平，看看我在东方队和国家队的打球不就行了吗?这样的测试像买汽车，当你在杂志或者电视广告上看到一辆车，你想:“那辆车看上去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真的那么漂亮、那么快吗?”去车行亲眼看过之前你不会知道，去过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想买。你试驾一下，不用开到车的速度极限，就能试出速度快时的感觉。我就是那辆车，测试就是一次试驾。

　　金姆·伯胡尼（NBA国际篮球运营部副主席）:测试前，我和姚明一块在他住的酒店里。他穿什么球服成了问题———中国国家队队服、耐克服还是其它。我们决定让他穿上为测试特制的一种普通的NBA运动衫，一早用快递送到酒店。我得知道他穿XXX号还是XXXX号。我们两种尺码都准备好了，我打电话叫他过来试穿。（他喜欢XXX号的。）他问我测试在哪里举行，我看得出他还想问我点别的什么，但那时来了一大伙人加入到我们当中。我感觉他有些紧张。

　　然后我们大伙儿一块吃了早餐，这样P.J.卡尔西蒙（测试他的教练）和其他有关的人就知道了测试将会叫我做些什么。最后，我们驱车前往测试，姚明通过章明基提了许多问题，关于NBA、球员工会以及它如何运作。我们在Loyola大学举行测试，快到那儿时，他问我NBA有多少人会在那。我说，五、六十吧，有些人你是见过的，尽量不要紧张。他问我是否有媒体在。我说，有，可能会有超过百家媒体到场，ESPN电视台还将现场直播测试。我从他脸上看出，他在努力准备。学生们听说了这场测试，四处涌来，好像有几千。我为他感到担心———从中国远道而来，刚下飞机，全国的各家报纸争相报道，整个NBA篮球界的人都在体育馆等着他。能像他那样应付自如，的确需要胆量。测试之后，我打心底里感到，他将成功。

　　P.J.卡尔西蒙（前NBA主教练，现任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助理教练，在芝加哥为姚明测试的教练）:测试前我只在录像中见过姚明。让人发出惊叹的不是他的某个动作，而是整场的表现。他能运球、跑、投篮、传球。他高达7英尺6，重达300磅。测试后，我听到人们说他这不行那不行，我想，“你们在看什么?”我禁不住大笑。这些是我认识的NBA的人。如果你看上十分钟，你就会意识到他将成为NBA的一支力量。测试后，坐在汽车里，我接受了一家电台的电话采访。他们问我的看法，我说，“他将进入全明星队。”电台主持人说，“真的吗?”

我说的不是通过球迷的投票进入或者第一年就能进入。我只是认为他能到达那一步。

　　媒体对测试的炒作以及姚明如何应付，都着实让我吃惊。大学生们涌入体育馆，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姚明看起来镇定自若。他的性情让人喜爱。

　　刚上场时，我很紧张，但篮球帮助我放松。一旦我触到球，投篮、运球，我就忘记了观众的存在。知道了自己在如此陌生又压力巨大的场合能做到这样，真是一件好事。当然，过去我也参加过大赛，但却从未让那么多人盯着我一个人看。测试后没有开新闻发布会，但章明基帮我写了这个声明: 自从多年前在电视中第一次看过NBA的一场比赛后，进入NBA打球就一直是我的梦想。今天，梦想几乎触手可及，我满心的喜悦难以言述。

　　对过去几天难忘的经历，我万分感激。首先我想感谢NBA在伟大的城市芝加哥举行这场活动。你们对此次活动一流的组织，显示了我最景仰的专业水准。所有对我显示出兴趣的NBA球队，我对他们都致以真诚的感谢。希望今天的表现没有让他们失望。

　　同时我还要感谢媒体的朋友。像猫鼠游戏一样捕捉新闻是很劳累的，你们的足智多谋和敬业精神值得我们球员学习。新闻业是我非常尊敬的行业。给我一些时间热身吧。我期望着将来的一天请你们每个人共进晚餐，但是如果报道让我难堪的话你们可得自己埋单。

　　最后，对世界各地的篮球球迷们，我心存最深的感激之情。你们给了我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我发誓，要通过尊重比赛、竭尽全力挑战自我，来回报你们的信任。祝各位快乐! 姚明之后在我的酒店，我与公牛队前总经理杰里·克劳斯共进晚餐，他住在同一酒店的顶层套房。他在芝加哥有房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住酒店。人们说他很神秘，从不让别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克劳斯叫了中国外卖，白色的小盒子装着送到酒店的。我知道休斯顿抽签得到首选权之前，你知道我想去哪里吗?是芝加哥，也许因为章明基住在那儿，我觉得生活会容易一些吧。

　　但我跟公牛的经理克劳斯谈过后害怕了。克劳斯想帮我，他说，赛季后如果累了，就跟他说一声。如果太累不想在国家队打了，他会去做好安排。他会跟中国篮协说，让我休息。

　　听他这么一说，我吓坏了。我想继续为国家队打，不想CBA因我而有麻烦。那以后我就不想去芝加哥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看第一轮的季后赛，马刺对超音速。我们做假设已被选上，对此制定了计划。比尔·达菲———第一次见面时我叫他“Beer”（啤酒）———请了裁缝给我量尺寸，做一件选秀晚上穿的西装。我的裤子54英寸长，裁缝说他做的最长的裤子是给迪肯贝·托姆博的，50.5英寸。

　　第二天早上，我去公牛队训练场Berto中心。他们量了我的脊背，测试了我的力量和移动速度。我真的很累了，所以还没测完他们就停止了。他们说如果他们拿到首选权一定选我，看来他们对我很满意。

　　约翰·海逊格（芝加哥大学商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姚之队队员）:我在芝加哥的测试场第一次见到姚明和章明基。章明基给我的同事、经济计量学和统计学的副教授麦克·帕哲恩打电话，问他的期中考试能否换个时间。“那你的理由是什么?”麦克问道。

　　“我在帮29位NBA的经理举行测试，”章明基说。

　　“我想这是个很好的理由。”麦克说。然后，章明基问麦克是否愿意前往观看。“当然。我能带人去吗?”“没问题，”章明基说。

　　我就这样被邀请了。我是篮球的超级球迷。在圣地亚哥长大时，我就是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球迷，我选择到麻省理工学院来读研究生，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观看凯尔特人的比赛。

　　在测试场上我碰到了学校会计学的教授罗曼·维尔。“你怎么会在这?”我问道。我猜是麦克带他来的，结果发现是章明基直接邀请的。

　　第二天，我接到帕哲恩的电话。“想不想跟姚明一块儿吃饭?”他问。当然不用问了!姚明和公牛队测试完之后，我们在他的酒店一个包间里吃饭。他们是经过厨房把姚明偷偷带进来的。他会说一点英语。我从来没跟他这样为躲开人群要从厨房溜进来的大名人吃过饭。

　　章明基想跟我们几个———麦克、罗曼和我———谈谈姚明在中国碰到的事。他叫我们帮忙想想让姚明到NBA来的策略。他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姚明为走出国门做的努力。他问，如果我们要把姚明弄出来，我们会怎么做?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对中国的政策一无所知。

在讨论中，我问章明基，“你有没有考虑过怎样运作好他的选秀。”“你是指什么?”章明基问。

　　“你看，科比最后到了洛杉矶，不是偶然的。斯蒂夫·弗朗西斯没去温哥华而到了休斯顿，也事出有因。你可以做一些工作，来影响姚明最后录到哪个队。”“NBA的球队水平不一，”我又加了一句，“如果是我的话，我宁愿留在中国国家队，而不愿到洛杉矶快船队去。

　　”来自芝加哥的快船队后卫昆廷·理查森也前来测试。测试后他对记者说了姚明些不太好听的话———这事一块吃饭时我还不知道。他说，如果姚明到了快船队里，在开始的几次练习中他们会对着他的脑袋灌篮。章明基第二天早上把报纸里这一段读给姚明。姚明的反应是，“NBA的球员就是这么对待队友的吗?”

　　“如果你到快船队就会是这样，”我说。

　　罗曼和棒球员工会第一、二号人物吉恩·奥扎是好朋友。章明基和吉恩一块吃饭时问他，“若你是我的话会怎么做?”他说会请位经纪人操办选秀。这样的回答又给我加了分。

　　奥扎然后详细跟他说了职业经纪人如何对选秀有帮助，而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帮上忙。但随后章明基打电话给我说，“你能不能在选秀中帮帮我?”“你明白奥扎说的话吧，”我说，“你能肯定这样做是明智的吗?”

　　章明基说，“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发生了常青公司这样的事后，再请经纪人是行不通的。姚明自己和东方队都会觉得不舒服。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所能做到的事甚少，有你的参与就好多了。”

　　“好吧，”我说，“我来做。”我花了十天时间列出了问姚明的所有问题。例如，你想有什么样的教练?你喜欢哪种进攻打法?生活在大城市或小城市你是否在意?在媒体面前，你能应付得如何?让队友成为朋友对你有多重要?马上首发上场对你有多重要?能否赢NBA总冠军你是否在意?我不了解他，我们只见过一次，当时他筋疲力尽。我要通过这些问题，给他找一个最合适的球队。我拿到他的答案，或者说是我能了解到他的一些想法，然后与我了解的各球队的信息相对照。我很粗略地把球队排序，只用正、负和零简单打分。通常，身为球迷的我不太注意抽签，这一次，我却十分地关注。抽签的结果，休斯顿、芝加哥和金州拿到前三位优选权。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情况对我有些麻烦，我将同时代表选秀榜前4个中的3个，包括姚明和杜克的杰伊·威廉斯，谁会成为状元秀并无明确的共识。取决于谁在抽签中拿到第一选秀权，抽签将在姚明芝加哥测试后大约两周举行。我这么说吧:如果芝加哥拿到第一选秀权，我会很麻烦，因为芝加哥倾向签姚明，而杰伊一心想去芝加哥。经纪人的作用之一，是让客户选秀排位尽量高，去一个他喜欢而且合适的球队。我觉得抽签结果出来后，我可以为姚明和杰伊同时办到这些。但许多人把问题过早地提给双方。“如果一支球队拿到第一选秀权，而姚明和杰伊都可用的话，达菲怎样代表他们两个人呢?”“让我们先等等，看抽签的结果。”我说，“也许那时有理由让我不要代表他们两个人，但我们不要过早考虑这个问题。

　　”

　　姚明的芝加哥测试结束后，我和章明基坐下来谈，主动提出我不要公开代表姚明，直到了解事情的发展动向。我知道这样会让他跟中国方面打交道容易些，他们也不必再担心在姚明和杰伊两人中，我对杰伊的事更卖力。

　　没人想到休斯顿会拿到第一选秀权，但拿到后，也不会有什么冲突。我知道他们想要一个大个子，而不是得分控球后卫，因为他们已经有斯蒂夫·弗朗西斯了。杰伊也不想去休斯顿，芝加哥是他的首选，而芝加哥又拿到了第二选秀权，所以这个结果再好不过了。

　　当约翰·海逊格问我那些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参加选秀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没想过要什么样的队友、什么样的教练。在中国，这两样都是球员无权选择的。

　　我想的只是，别让金州队拿到了第一选秀权，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得分后卫，而我不想被他们选去。

　　我当时想，如果我成为NBA的第一个在国外出生、学习蓝球的选秀状元，将具有历史意义。不管发生什么事，至少我拥有这种荣誉。所以我非常想成为状元秀。宋涛是入选NBA的第一位中国球员，他是1987年在第三轮中被亚特兰大老鹰队选中的，但他膝盖受伤，没有经过试训。马健是参加NBA球队试训的第一位中国球员，他参加了洛杉矶快船队的训练营。王治郅是被NBA球队选中并与球队签约的第一位中国球员。2001-2002赛季，巴特尔在丹佛掘金队首发上场，成了在NBA赛季首发上场的第一位中国球员。所以在NBA，成为状元秀似乎是我成为第一的最后机会。

第五章 一波三折的谈判(1)

　　与章明基和几位教授会面商谈的第二天，我就飞回中国，这时我已经知道，或者说已经确信自己能去NBA了。上次有关方面阻止我去，NBA并没有过于关注此事，我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时机是否合适。但现在NBA的每个球队都见过我了，即使没有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像，也没人说我不能成为NBA中的一员。虽然测试时，我没有100%发挥，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我有可能成为NBA的状元秀。由于东方队已同意让我走，剩下的就取决于中国篮协了。大家都赞同我走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会固执己见呢?我想不会的。

　　你也许会认为中国篮协高兴看到中国的球员打入NBA，为国争光。但篮协跟下面的球队却不这么想。球队不希望他们的球员成为明星或者超级巨星。如果球员知名度太高，早先的中国篮协会觉得难以控制。我从芝加哥测试回到中国，东方电视台想做一个关于这次旅行的电视专题，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篮协不同意。我想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人人看到我的表现和NBA对我的浓厚兴趣，再提出放我走的交换条件时，就不能如愿以偿。

　　然而，从芝加哥回国后把我与媒隔绝，也让他们出了岔子。很多记者想找到我，但我换了电话号码。有两个人还是弄到我的新号码。篮协说如果我接受记者采访的话，得让他们知道。所以我就对记者说，“我什么都不能说，中国篮协说你们得去跟他们谈。”我本来就不想回答关于美国之行的许多问题，但篮协的做法使这件事变成他们的错，而不是我的，又被媒体批评了。

　　我认为李元伟接任中国篮协主席后，这种事就再也不会发生。如果当时他在任的话，他会同意东方电视台做这个专题，召开新闻发布会。但不幸的是，我到NBA之后他才接任。他人很好，会把中国篮协搞得更好的，但他要施行改革还尚需时日。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2001年姚明不能去选秀，非常失望，那之后我马上开始跟东方队协商姚明去NBA的事。当我2002年五月末，抽签后的约一周回中国时，X先生开始竭力把我排除在谈判之外。我不知道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他作为中国过来的团队中的一员，我们本该在测试后开会的，但他食言了。听说他到加州去见了另外一些经纪人，一个原因可能是其他经纪人向他许诺了比我答应的更多的姚明收入分成，问题是那些经纪人从没跟姚明谈过。也许他认为，只要破坏了我的声誉，姚明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一个对他更妥协的经纪人。X先生开始在公开场合攻击我。他那时的任务是赢得选择姚明经纪人的权利。他的想法是:“我们怎么能信任章明基来保护我们的利益呢?”显然我的回答将是:“我的责任不是保护你的利益。”但他们不是那样想的。对国外的人，尤其是美国人，这一点很清楚，但如果你了解中国体育的发展模式，对他们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体育体制是以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模式为基础发展的，那时集体利益大大高于个人利益。那种体制下，国家用有限的资源重点培养少数几个精英运动员。70年代末，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现在个人有了选择的自由。姚明的境况说明了在体育界，这种自由比其它领域的自由来得慢。比方说，如果姚明在上海电视机厂工作，一家美国公司给他一份工作，他第二天就能走人。

　　在姚明之前，出名的运动员和旧的苏联模式之间的冲突已经发生。90年代中国一位排名世界第一的羽毛球手，因为羽毛球协会要对他做广告进行控制，他拒绝了而选择退役。他那时只有23岁，却再也没打过球。还有其他冲突的例子，只是从来没像姚明这样引人注目、广为人知。

　　X先生不断向媒体灌输，说我不具备经纪人资格。我非常小心，不作回应，否则事情会更糟。这完全是商业上的事，没必要针对个人。当一个记者问我对受到的攻击怎么看，我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事情会解决的”我说。

　　过了一阵，攻击我最厉害的记者开始起了疑心。他从未跟我谈过，我也没兴趣跟他谈。

　　我认为他是X先生阵营的，反对我们的一切。他几乎每天写一篇文章，每篇都引述X先生从不同角度对我的攻击。有一天，这个记者找到我，“这事好像不大对头，”他对我说，“X先生说你是恶毒贪婪的中间人，你为什么不反驳呢?”我就告诉他为什么球员自己选择而非被人指定经纪人很重要，经纪人所起的作用。记住，中国以前还没有体育经纪人，所以这个概念对所有人都是新的，俱乐部觉得这种新的组织的威胁，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谈过后，记者就开始问我各种问题。由于编辑控制，他没可能为我说话，但他的文章笔调开始缓和。

　　X先生把常青公司合同抬出来反击，说姚明已经承诺了别的公司，所以我的干预是发疯。

　　他犯了个错误，因为我手上有常青公司的合同复印件。

　　合同约定常青公司取得姚明全部收入的1.3。一个大问题是合同的签约方只有常青公司和姚明，没有其他人。现在我知道了，X先生原来打算东方队拿1.3，姚明拿剩下的1.3，但这都是口头上说的。这些细节都没有对外公布，X先生只是竭力宣扬，常青公司和姚明之间有合约。

于是我找到东方俱乐部的总经理白李，对他施加压力。“你们绝对不可能分文不要就放姚明走，”我说，“合约上没有你的签字，你们又没有同姚明签合同。那么你们怎么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利益呢?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不能见人的约定不能公开呢?若没有，人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们把俱乐部最值钱的资产拱手送人了。”我一直觉得白李是个好人，我确信他不完全知道协商进行的情况和常青公司合同的内容，他最关心的是电视台的经营。

　　他说:“不可能。俱乐部签了名的，X先生告诉我说有俱乐部的签名。”“我有复印件，”我说，“你自己看。”

　　他变了脸色，沉默了大约5分钟。他盯着合同看了很长时间，最后含糊地说，“我会让X先生离开谈判。”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后面的经过也不是一帆风顺，但那是最重要的一步。

　　后面不管发生什么，我代表姚明谈判的事情确定下来了。白李（东方俱乐部总经理）:直到章明基给我看合同，我才知道常青公司合同协商的细节。中间人拿1.3的收入在中国生意中并不稀奇，很明显，那份合同有问题。我还觉得为我们协商的人比较短视，只考虑眼前利益，而没看到对东方队和中国篮协更大的好处。我三月份跟章明基在纽约见过，初步讨论姚明去NBA，我们得做些什么。CBA季后赛还没开始，我已经通过我生意中的熟人找了几个纽约和洛杉矶的律师，谈姚明转会的事。很明显，他们不懂NBA，也不明白姚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们完全从生意角度看待这件事，我觉得那很糟糕。我开始相信，我们得找一个姚明信任的人，一个懂得他需要的人。但那个人同时还要懂NBA，以及东方队和CBA的需要。和章明基谈得越多，我越相信那个人应该是章明基。

　　姚明芝加哥的测试结束后，我遇到一个上海市长的代表，她很明白地说，市长和政府都认为，姚明去NBA的时间到了，中国篮球对他而言，舞台已经不够大。陈良宇那时是上海市长，现在是市委书记。他认为上海要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不能只进不出，要让上海人也走出去，被世界了解。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队员）:测试后章明基明白，他必须在NBA选秀前回到中国解决放行姚明的事。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他也需要有人在美国这边照管姚明的事。出人意料地，在NBA选秀抽签前，他问我是否能在他离开时帮助他准备NBA选秀的事宜，并全程负责跟NBA各球队打交道。我同意了，章明基就通知了NBA各球队。我们着手准备，抽签进行了，休斯顿火箭拿到了首选权。这时事情开始有些混乱。误传误报铺天盖地。火箭队得到了错误的消息。

　　火箭的总经理卡洛尔·道森打电话给我，开场说，“我知道姚明不想来休斯顿，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们真的很感兴趣，希望你和章明基能来谈谈。”他说。

　　无数的媒体报道说，姚明想去纽约、芝加哥、金州。根据我和姚明的谈话，我知道他的倾向已有了变化，这些报道已不再准确了。我告诉道森（人人都称他为CD）我们很高兴前往与他会面。

　　我们4点就起床，早上6点的飞机离开芝加哥，上午10点我们已坐在了火箭队训练的西部网球俱乐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与道森、球队总裁乔治·波斯特洛斯和老板雷斯·亚历山大会谈。

　　我和章明基发现，当天的芝加哥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在这时间刊登，想必也并非偶然吧）说，东方队很生火箭的气，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跟当地冒充代表姚明的人谈，如果火箭那样对待姚明的话，姚明还是去芝加哥比较好。亚历山大就挥着那张报纸问我们，“你们对此怎么解释，我该不该跟你们谈呢?”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矮胖的中国人自称代表姚明，火箭队根本无从了解真伪。我没有注册为NBA经纪人，章明基说如果姚明有一个注册的NBA经纪人会让他在国内很麻烦，但NBA跟我说不注册就不能跟球队见面。最后章明基说不必担心了，中国人还会把我当教授看，所以我就注册了，但那是在跟火箭的第一次见面之后。这里要说火箭的好话，他们决定相信我们，跟我们谈。他们说他们的球探观察姚明已经几年了，他们肯定想要姚明。

　　“我们是最适合姚明的球队。”火箭队的主教练鲁迪·汤姆加诺维奇说。但对此我不太肯定。火箭队有我们喜欢的，也有我们不喜欢的。我问鲁迪是否能对我们不喜欢的地方作些改变。同时心里对自己说，“我以为自己是谁，可以对一个NBA的教练、两次赢得NBA锦标的人说这样的话?”

　　鲁迪没回答我的问题，他只给了我一个答案，但跟我的问题无关。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所以我问了第三遍，我想他现在知道我不得到答案是不会罢休的。

　　一天结束时，火箭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道森开车送我们去机场。“伙计们，”道森说，“我得告诉你们，我从没有跟经纪人这么会谈过。”我们不知如何理解他的话，所以就当是好话吧。

　　迈克尔·戈德堡（休斯顿火箭队法律总顾问）:我接到许多电话，也许那些人得到内部消息，他们告诉我如果章明基和约翰做姚明经纪人的话，东方队永远不会放人。电话来自美国不同的经纪人，还有我认识的与东方队有关系的在休斯顿的中国人。我决定，如果姚明想要章明基和约翰参与的话，我就听他们的。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一直以为比尔·达菲会是姚明的经纪人，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切都很混乱。东海岸有个常青公司，一直打电话给我，说:“你要是听他们的，就别想得到姚明。没有我们你绝不可能把姚明弄出中国。”他们说跟姚明有一份合同，要跟姚之队（那时可能还不叫姚之队）打官司。通常这类障碍，在球队考虑挑哪个球员之前很久就会全部解决好，很明显，关于姚明的事将有一场战争。但章明基和约翰来休斯顿与我见过之后，我就确定他们是可靠的人。我们谈话的时候，章明基跟姚明通过

电话，让人相信他们关系不一般。不久后，姚明给我发了一封信，声称章明基代表他。我猜是姚明的签字，我的意思是，我以前没看过姚明的字，所以是不是真的其实无法判断，许多事要靠直觉。特别是这件事，需要把一切搞定时才知道。两周后我们飞去上海见东方队。他们带我们出去观光了两三天，就只是见面打招呼。他们说姚明去NBA时候到了，休斯顿是合适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得到姚明，他们要我们帮忙找其他球员，那些打不上NBA，但愿意来中国打球的球员。我们就给他们寄了第一个替代姚明的人的录像，亚利桑那州的大个丹·麦克科林托克。我还寄去了其他球员的录像———大约10盘，但我不知道东方队跟这些球员怎么样了。他们一直发传真给我们，说他们要过来，要录像带。姚明的新人年结束后，传真不再来了。

　　我觉得白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体育部的头，是个很好的人，但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点被捉弄的人。我们在上海期间一直通过翻译谈话，我以为他们都不会英语，但有一次我讲了一个笑话，还没来得及翻译，白李就大笑不停，我知道被耍了。他们说到一个讲话滔滔不绝的人，我说，“在得克萨斯，我们说这样的人被留声机的针头打过疫苗。”白李听懂了笑话，翻译前就开始笑。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美国人做生意总是“快快办完好走人”。在中国，只有先建立关系才会开始做生意。到达后，我花了时间跟X先生坐在酒店的大厅里，聊聊天。跟中国篮协的委员一起就没有这样的时间了，这种区别值得注意。这位委员走进来，坐在长长的会议桌边，沉默不语，他在等我先开口，情形相当尴尬。我知道姚明就在附近和国家队练球，我问是否能让我们观看，这位委员说，“我们得看会议进行得怎么样。”

　　身份等级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能单单以火箭队律师的身份前往。所以在出发前，我们注意了宣传，说我是以首席执行官身份去的。我拿到了休斯顿市长的推荐信，因为他刚访问过上海，在中国市长地位是很高的。我得到了前总统老布什的推荐信，他是以前的驻华大使，他在信的末尾加了句手写的话，“尊敬的先生，在此向您致敬。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难忘的一幕是，为突出我的身份，鲁迪和道森不得不扮作随从跟在我后面，拿着礼品袋，会上只有在我同意的情况下才发言。我们登上返回的航班时，鲁迪说，“害我给你提袋子，我一定要报复。”

　　会谈后我们才观看到国家队的训练。我跟姚明握手合影，这张照片在不久后变得极其有价值。姚明有一点与众不同———整个训练中，他没有看我们一眼。他专心训练，没让我们成为他的干扰。其他一些队员则朝我们这边看，但姚明没有。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一生中做得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在使用优选权得到姚明时从未动摇过。我们抽签拿到优选权后开始接到电话，有人问我们愿不愿意以此交换，或者选别的球员，我说，“不，我们要选姚明。”

　　我们去中国时，发现他们注意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中国篮协主席特别强调，他们知道我们一开始就想要姚明。如果我们略有含糊，我相信姚明得在中国再等一年。克里夫兰可能有机会在2003年抽签中，选姚明或者勒布朗。

　　还有一个因素是鲁迪在中国很有名。我们走在街头，人们认出他，真是难以置信。中国转播我们的比赛，而且2000年奥运会上鲁迪是美国国家队的教练，跟中国队打过。熟悉的脸很有帮助，信任感马上就建立起来了。

　　虽然我很自信最终要去NBA了，但无法集中精力做好走的准备，国内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要想着NBA，同时还要分心准备世锦赛。我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就在选秀之后，是我的一次大展示的机会。我想集中注意力在比赛，而不是我个人的表现上。我知道，所有人都会很仔细地看我，看火箭首选我是不是个错误。我每晚（即使不是每晚，也是许多个晚上）都对自己说，好吧，不要太为个人的目标兴奋过头了，想想球队吧。我想的更多的仍然是能为国家队做什么。

　　在某一点上，就好像在上海东方队第一年的训练一样———不清楚为什么练习，我只知道是为了将来在美国打的一场球，或许在NBA，或许只是在世锦赛上。我不知道两个设想是否都能实现，或只能实现一个。有句俗语，在中国在美国都一样，“无知是福。”在东方青年队的第一年，我离开家住在外边。我很高兴获得自由。我感觉像在天堂，因为此前我一直住在家里。我可以整年地训练，因为我知道年底有比赛，为了这些我才训练的。目前也是一样。我准备着去冒险，去做从未做过的事，我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得让自己相信，如果我能走的话，他们会放我的。我们常说，“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

我之所以很幸运，还有另一个原因。那时我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进NBA;另一个是对我的女朋友叶莉要有更多了解，她只在几个月前才答应和我约会。我不能说两个目标孰轻孰重，它们对我同等重要。我每天都跟章明基谈中国篮协方面的事，但我不担心，因为行程拖延，我在离开前就有更多时间跟女朋友在一起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要再等一年的话，我就有多一年跟她相处，这样彼此就更加熟悉了。有两个目标而不是一个目标，情形大不一样。

　　如果我一心想的只是进NBA，当我发现有什么新情况影响我的出行，就会更加焦虑。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和约翰跟火箭队谈完之后，又有两个障碍浮出水面。一是王治郅，第一个被允许去NBA打球的中国球员。他刚结束在达拉斯小牛的新人年，那时在谈留在美国准备世锦赛，而不是回国和国家队一起训练。那时，王治郅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球员，他违背中国篮协的意愿是个不小的事。中国篮协需要他回国家队比赛，不能容忍哪个球员跟他们谈条件、违抗他们的命令。况且当初放他出去的时候有不成文的规定，中国篮协要求他回来时必须回。当然姚明和王治郅是不同类型的人，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篮协为什么不愿再放走一个顶级球员去打NBA。

　　第二个障碍是给单人项目运动员写的规定。说运动员转会到国外，要将收入的50%上交体育协会和其它的国家级体育组织，其余的才能跟教练、俱乐部分成。中国篮协拿出那条规定当谈判的筹码。他们没说指望姚明付那么多，但这是很有力的一个谈判工具。

　　我不是第一次在中国谈生意了。大学时，我帮我爸爸在上海组建过一家合资企业。对我爸爸来说不是很大的生意，他让我参与只是让我长些经验罢了。公司倒闭了，你知道我干得怎么样了。但我得到很重要一个教训。我本质上不是个很强硬的人，但有时必须超越自己的个性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就像下象棋一样。人们的反应都是有原因的，你必须从他们角度，换位思考，你就知道他们是不是虚张声势了。

　　后来我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做软件科技，在中国有许多业务，最后卖了那家公司。我不是新手。我也不是那种人:10岁离开中国，20多岁回来，试图将一名中国运动员带到国外。我父母80年代初移民美国，我妈妈是个医生和医学研究员，爸爸是工程师，他有自己的公司，生产发电机，我妈妈到美国的第一天就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我很自豪，比大多数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了解中国要多。我能用中文交流，说得很流利，写得也很清楚。每个暑假都回中国，我有些很小就到美国的中国朋友，完全丧失了中文能力，现在像老外一样。有些人还经历了身份危机，自己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呢? 我了解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我知道游戏规则。所以，我从不怀疑姚明能否出来，我认为只是时间问题。一旦东方队对球迷公布姚明可以走，再把话收回就会使很多人愤怒。东方队的球迷们都盼着看到姚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球技。中国文化有一点没有改变———作了承诺，就必须努力兑现，否则就会大跌脸面。

　　我最担心的是，王治郅不回国家队的决定产生的影响。一个国家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制定政策。我想，最坏的结果是姚明推迟一年去NBA。整体上看，再错失一年很严重，但我相信不会更长了。我还觉得自己知道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表态允许姚明出国，再反悔就难了。如果中国篮协拿王治郅作例子来辩护，那是因为他们单方面做不了主。中国篮协上面是体育总局，体育总局的上面是中国政府。每个政府组织都要依照一定的指导方针来执行中央的政策。所以，很难想象像中国在其它领域越来越开放自由，却单单要在姚明的事上实行关门闭户的政策。中国篮协如果说由于王治郅的原因不放姚明，我想公众不会接受这个理由。

　　姚明已经保证他会回国为国家队效力，他自己确实想这样做。他同意回国打四项比赛———亚锦赛、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有书面保证的。还有一项商定，就是国家队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回国，灰色区域（模糊不清的）是在国家队的训练量。2003年亚锦赛前，他们招回姚明20周，所有人都说时间太长了。对中国体育官员而言，重要的就是维护纪律和控制局面，随着改革的深入，运动员们必定会要求更多的权利。问题是，官员们将如何应对呢?姚明若没有准时到集训队报到会受到惩罚吗?我看会。许多事情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谁掌握着权力。

　　如果中国篮协不相信我回国家队打球的承诺，并不是只因为王治郅。在他之前，有几个其它项目的国家队队员，到了美国或欧洲，就离队了。没有电话、没有信件、没有消息，反正就是没回来。但这样的运动员最多只有5个，没有一个是篮球手。其中有一个女网球手，我记不住她的名字了。网球在中国不太热，知道她的人不太多。有人这样离开后，他们的名字会被封杀，你在纪录册里和其它地方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好像他们没有存在过。谈论这些队员不会给自己惹上麻烦，但没人谈论他们———不为什么。他们走了，又有人替代他们的位置。

　　我承诺回来，不知道中国篮协会不会相信我。但我感觉他们不相信，这并不让我吃惊

很久以来情况都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到NBA之前，我一直只有公务护照，没有私人护照。公务护照只对特定的旅行、在特定的时期有效。持公务护照不能像持私人护照那样随意出行。虽然我很难说出两者的区别，但有一本私人护照感觉就是不一样。我知道有这本护照，我能做原来不能做的事，但我不会去做。我知道自己的权力，但我不会想去使用。目前这样做没有意义。

　　最大的可能是:在2002年取得个人护照前出国，他们总是命令我怎样怎样做，现在他们与我协商怎么怎么做。当然他们叫我做的事，我通常都是愿意合作的，并没有什么事我不愿做或觉得我不该做。但是他们改变语气，协商而不是命令，我的感觉会舒服得多。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我的下一步是准备各种可能的情况，意味着跟选秀权排在前四位的队谈———休斯顿、芝加哥、金州和孟菲斯。从休斯顿回到芝加哥，我和杰瑞·克劳斯，还有公牛老板杰瑞·蓝斯多夫吃晚饭。他们希望有办法留住泰森·钱德勒和埃迪·柯里，他们两个刚结束新人年直接从高中选来的大个儿，还有姚明。我又给勇士的总经理加利·圣·吉恩打电话，他对姚明不太感兴趣，我知道他们对姚明没怎么考察，还听说他们想要一个控球后卫，那就是杰伊·威廉了。

　　我得承认，回到办公室听秘书说，“杰瑞·威斯特打过电话。”让我觉得很高兴。毕竟是照片用在NBA标志上的人，一个传奇的球员和球队经理。我很幸运，我近距离接触崇拜的明星没有一个是怪物，但威斯特确实和道森不同，道森很好打交道，很实在。跟威斯特做事就像用秒表计时，他还有别的事做，要去别的地方。威斯特说他们对姚明感兴趣。威斯特组建球队的能力很强，所以孟菲斯队也是可能的选择。我害怕的是休斯顿把自己的优选权跟快船或者尼克斯交换，但我又想快船不会那么鲁莽，而我也没发现尼克斯有道森想要的球员。我们的砝码是在NBA的球队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怎样能把姚明从中国带出来，甚至火箭队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有一支他不感兴趣的球队采取行动要得到他，他们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无须撒谎，我们有信息方面的优势，有足够的能力按自己的需要鼓励或者打击球队的积极性。

　　2002年5月末，章明基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中国。我当初答应帮章明基时并没打算去中国谈判，但我想，“能够参与这样的事，是经常都有的机会吗?”就同意了。最后我在中国呆到NBA选秀结束后。这段经历有欢喜、有沮丧，最后，给我以真正的成就感。令人沮丧的是，第一次会议的前夜，东方队打电话给章明基，说如果我，一个老外，参加会议，他们就拒绝谈判。谈判队伍最后是章明基、姚明妈妈、一个律师和陆浩（根据中国篮协规定我们聘用的中国经纪人）。章明基找出各种借口离开会议室，用手机给在酒店的我打电话。我在中国的第一周，东方队就当我不存在。

　　但那一周也并不乏味，火箭派的特使几天前到了。他们特地来向中国官员当面表示对姚明的兴趣。我第一次到中国，经过疯狂的飞行到达酒店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戈德堡。

　　“我们遇到问题，”他说，“你现在快下来。”

　　我去了他的房间，就在大堂往里走的位置，他告诉我他们的矫型医生刚看过姚明脚X光片。“他的脚全坏了，”戈德堡说，“他永远都没法打NBA。我们不能选他。”

　　公牛的医生测试前在Berto中心检查过姚明，报告交给NBA，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拿到。

　　他们告诉我姚明的脚踝骨曾受压断裂，但已经愈合，其他没什么问题。“提交给NBA的报告说他没问题，”我说。

　　“我们看过报告，”戈德堡说，“但我们的整型医生对X光的判断非常不同。你送他去香港检查脚，那是我们选他的唯一可能。”

　　中国方面不会同意姚明去香港，我和章明基也不想让姚明再反复去检查。讨论后，我们同意在北京检查。我们一边跟医院联系，让姚明悄悄溜进医院检查，让火箭去北京，一边找到公牛的医生，告诉他休斯顿医生的话。

　　“我看过的NBA球员的脚多着呢，”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个NBA中心看看他们的X光片，很多人的脚你看了都会说，‘这个家伙会有问题’或者‘我不知道会怎样’。我看过比姚明更糟糕的脚，他们都有很长的NBA职业生涯。”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NBA的体检确实还不完善。他们拍了X光片，看到一个疾患点，没有去刨根问底搞清楚。我们的医生看了X光片，“嘿，你这是在冒险。”于是我们就乘飞机去找一位国内顶尖的整形外科医生。

　　此前我飞到了韩国办另一件事，之后再回到中国。但碰到了问题———我上次是用单次入境签证进入中国的，现在我身处韩国，又是星期六，美国领事馆不办公，而我必须星期天早上到北京。我只好硬着头皮买了张票。我出示护照，他们发现签证无效。最后我说服他们让我走，但得与航班签个保证:如果到中国，出入境管理处把我遣送回来的话，我必须支付返回的全额机票。

　　到了北京，通过海关检查时，他们看了我的护照说，“你必须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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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波三折的谈判(6)

　　我说，“我是休斯顿火箭队的，来带姚明去NBA。”然后我向他们出示了观看姚明在国家队训练时与他的合影。这其实是那张照片的复印件。一下子，很多官员聚过来看照片。他们说了很多，我一句也听不懂。最后他们说，“好吧，我们给你一个新的签证。

　　”我跟到办公室，他们给我拍了照后就让我入境了。我也得给他们100美元。我的看法是，世界各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有时关键不在你知道什么，关键在于跟谁认识。

　　我们用辆小车接姚明去医院，他得挤着进去，但却没有一句怨言。检查进行了几个小时。检查结果一切都好。在等结果的时候，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跟妻子和孩子通话。我转过来对姚明说，“你是否不介意和我儿子说两句?”我不想强迫，而且我知道他对自己的英语很敏感。但他说，“好啊。”他跟我儿子聊了十到十五分钟。那时候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不去考虑什么篮球、媒体、国际影响等等———他首先是一个好孩子。

　　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是:我与东方队的最后一份合同2002年12月31号到期。如果没有球队选我，按照NBA的规则，我是一个自由的人，能做任何事，能够选择在任何球队打球。但我想，这样做对东方队不公平。我想感谢他们让我成长为好篮球手，我想让他们为此得到回报。

　　与东方队的合同并不是让我留在中国的唯一合同。在美国，你可以坐等3个月过去，合同期满，然后离开，想和谁签约都行。中国事情不是那样的。球队对球员有控制权，除非球队领导决定不再要这名球员———这时他若能找到球队就可以自由签约。

　　我和东方队签了约，跟上海体委还另有一份合约，约定在全运会上为上海队打球。全运会4年一次，打了一次，再另签一份合同打下次。我的跟上海体委的第一份合同是1997年签的，第二份是2001夏季签的，关于打2005年全运会。合同只是约定打全运会，不涉及中间的年份，但还是控制我那些年里是否离开中国。如果他们说我可以离开，那么我就可以去别的地方打球，只要第4年回来就行。但如果他们说某方面有问题，我不能离开，那我就得整整4年呆在国内，即使3年没比赛可打。东方队和上海体委是一体的，如果东方队不让我走，我跟他们有没有合约都没关系。上海体委可以用他们的合同帮东方队，把我留在国内。

　　总而言之，必须他们表态说不再需要我，我才能到其它球队。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假如我代表东方队谈判，我会让谈判躲开公众的视线。第一次去跟东方队谈判的路上，我跟我们的律师打赌。我说东方队的律师说的第一件事，会是让我们的谈判秘密进行，整个过程必须保密。结果打赌我赢了。

　　“我们会很负责地进行，”我跟东方队说，“但我们不能承诺保密。”我没说出来的话是，“公众的支持是我们的基础，把我们与公众隔开，就像在赤手空拳的打斗中断了我们的右臂。”我告诉他们的只是我们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不，”他们的律师说，“你们一定要保密。”

　　我们在约翰不参加谈判的问题上已经让步了，不能再在这一点上让步。最后他们态度缓和了下来。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最终证明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虽然约翰不在场，他的作用都很重要。谈判最终的问题是给东方队的赔偿———姚明转会到底要付给他们多少钱、付多少年。最后的协议非常复杂。我们把姚明受伤的潜在影响、未来的利率、通货膨胀等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约翰和我把这当作商学院的资金估算项目来对待。开始，我提出不同的提议，关于我们能够接受和不能接受的，约翰做了一张表，等式中任何一个数字变化，表格都会反应整体合约的价值。比如说，改动第一年的一个数字，下面12年的这一数据都随之改变。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折扣率，就得到新的结果。依据是姚明在NBA打球的年限，我们用它来协商不同的特别付款。每天我都带着手提电脑去谈判。但除此之外，跟一般谈判没什么不同。我觉得最后姚明拿到的结果还比较合理。我们双方签了保密协定，所以我不能透露细节。

　　当谈到协议的最后一点时，对方开始拖时间。我们知道必须跟东方队达成协议，中国篮协才会跟我们谈，而且火箭给了我们一个期限，就是选秀3天前拿到姚明的放行令，不然他们就要将选择权和别的队交换了。

　　“就是这样了，我们钻进了死胡同，没时间了，”我说。“也许你们的目的就是让事情拖着。但这个礼拜六我们会在上海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要么宣布达成了协议，要么告诉公众为什么没达成协议。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们会公开我们提出的建议，和你们的要求。选择权在你们手上。”

　　我觉得东方队是利用我们时间的紧迫，让我们在最后一点上让步。当初不答应保密，这时显得很关键。如果当初答应了，我们再威胁开记者招待会，他们就可以说我们撒了谎，或者谈判无诚意。下这样的最后通牒还真不容易。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开记者招待会是个好主意，我们聚在姚明家的公寓里商量决定。姚明还在北京，跟国家队一起训练。姚明的妈妈方凤娣不希望我们得罪球队，律师也这样想。讨论很激烈。他们明白，如果这件事不成功，我会失去很多。我计划有朝一日回上海定居，我在这边有许多生意。如果这件事搞砸了，或者我做得太过火，全上海人都会知道。但姚明的妈妈和律师最后同意跟俱乐部说记者招待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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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波三折的谈判(7)

　　不出所料，俱乐部被此事搅得非常慌乱。我们不想让东方队尴尬，只想以此获得取胜的砝码。事情又白热化了。结果会议中断了3小时。那天是星期四，记者招待会定在星期六。上海体委通知我们，作为个人我们不能开记者招待会。我就告诉他们，我会租一个酒店，叫一个别的什么名字。星期六我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协议达成了。

　　对于发生过的事情我大部分是知道的，每天我都跟章明基通电话。有些天似乎我们又回

到了起点。坏消息来了，如“他们停止跟我们谈了”，“有人要照顾孩子，今天来不了”，或者其他事情。但章明基跟我说:“不要担心。不要一听到什么消息就想‘也许今年去不成NBA了’，那样很不好。我告诉你，今年去NBA已是十拿九稳了。他们无法阻止你。”我相信他的话。

　　我听到从章明基那里传来的消息，或者说，任何影响我去NBA的消息，我认为也是对中国的不利消息。如果美国记者知道发生的事情而这样报道———“他们要很多钱”或者“姚明必须回国打很多比赛，要不然就会被国家队除名”，中国篮球界就会很难堪。在我看来，中国在其它方面都日渐开放，这样的报道会有负面影响。

　　我觉得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也反映了中国篮球界的很多问题。每当奇怪的事情发生，官员们就会说，“中国情况特殊。”似乎NBA和欧洲的合同是一回事，而中国合同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说，“中国很特殊，我们得按自己的方式处理。”比如说一定要用中国的经纪人。其他哪个国家会说职业运动员一定要用自己国家的经纪人呢?我不介意用中国的经纪人，那不是个大问题，我只是解释自己为什么说，他们有许多特殊规则。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记者招待会之前，我一直在为我们的成果兴奋。“东方队的人呢?”我问。

　　“他们不来，”章明基说，“他们不作评论。”“但至少有书面协议吧?”

　　“没有。但明天的会议你被邀请了。”“太好了。”

　　记者招待会后，我们与东方队会面解决几个细节问题，让东方队给中国篮协发传真，告知他们说与姚明的合同已经解除。东方队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给我们看赢得CBA锦标赛总冠军的照片。我看了看我们的律师，他面色很不好，说要走开一会，等他回来时，章明基说，“我们得送他去医院。”

　　我想，“这些恶棍!他们下了毒!”其实，他是犯了肠胃的毛病，东方队没有责任。又一天过去了，我们还没拿到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关于传真也是各种借口，传真机坏了，签字的人去开会了等等。

　　我的计划是来一周，但事情一直拖延着。我还负责着投资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芝加哥大学商学研究生院的校园建设项目，半夜里要为此事参加电话会议。一个建筑公司的人看到报纸上说约翰·海逊格在协商姚明的合同，“太巧了，我也认识一个叫约翰·海逊格的人。

　　”下次电话会议，他问我:“等等，你在哪呢?”

　　“在中国，”我说。

　　“你就是那个约翰·海逊格?”

　　传真终于发出去了，我确信东方队站到了我们这边。我对中国篮协的担心远不如对东方队的担心。我根本不知道后面有什么事发生。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与中国篮协的谈判分几个阶段，但关键一点，是有关姚明是不是能当选状元秀。中国篮协的目标有两点:一是确保姚明当上状元秀，或者如果他没当上，不能归咎于中国篮协的责任。二是不作任何承诺，以免自己在跟火箭或是姚之队的最后协商中被束缚手脚。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们前去与东方队会面，看见他们的办公室在一座火箭形状的建筑物内，我认为那是吉兆。我们在上海停留几天，跟大家见面而已，然后就去北京，见了中国篮协的秘书长信兰诚。北京的见面比上海公事公办。姚明在国家队训练。我们问能不能去看，跟他谈话。整个北京之行最大的惊奇，是姚明向我们走过来，用完美的英语问我们，“我没像大多数NBA球员那样打过4年大学篮球，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会落后很多呢?”我们没进行太多谈判，只是告诉他们我们想要姚明。没有人作任何承诺，但跟我们谈的每个人都觉得他去NBA的时间到了。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中国篮协觉得姚明什么时候去、怎样去NBA应由他们来决定。NBA在世界篮球界的影响，让中国篮协担心它会主导条款的制定。我个人认为，担心不无道理。NBA的一支球队以35万美元为上限，要买断一名外国球员的合同，这样即专横又不切实际。这会迫使外国球队把进NBA的转会费用转嫁到球员身上。比如，在职业足球界，球队可以通过向另一支球队支付转会费，以得到其合同期未满的球员。欧洲职业球队的转会费常常达到几千万英镑（或美元），这些钱无需球员支付。中国体育界的官员熟知这样的范例，因此认为35万美元的上限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戈德堡和道森过来并没有成就任何事，只是使他们了解让姚明出去多么困难。中国篮协会答应戈德堡开会，而后又取消。或者让他等很久，忽然又说，“好吧，来我们办公室。”

　　戈德堡在故宫游览，他们说，“两小时之内过来。”其实就是为了让NBA看谁在管事。戈德堡一直跟我说，“作为有理智的人，他们的表现太不合逻辑了。”如果孤立看中国篮协和NBA打的交道，他说的是对的。但中国篮协不只是在谈判送一个球员去NBA，他们也不完全是自己的行为。理解他们行为的唯一办法，是看中国篮协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他们面临的外部压力是什么。对内他们给自己施加了什么压力，而姚明的事跟这些的关联又是什么。这样你就明白他们的应对很合逻辑，因为他们还要向其他许多人有个交代。这不仅仅是允许一个球员去NBA的问题。问题是中国篮协要证明他们能处理这么大的事。

　　我总是相信好人最终会占上风。我不是说俱乐部或中国篮协是坏人。但从历史角度，姚明显然是英雄角色，没有中国取得的进步，他不可能担任这种角色。我觉得他走到了通向NBA遥远征程的最后一步，他已经赢得了所有重要的战役，得到了所有可能的支持，做了所有正确的选择，所以如果有人最后一分钟说，“打住”，那么我会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非常失望。另外，中国方面如果这会儿阻止他，会显得与官方自我展示的形象背道而驰，官方说中国正变得更加开放、更加融入地球村、更加尊重个人。如果不允许最好的运动员释放他的潜

力，那会说明什么呢? 我一直试图安慰姚明，对他说，“你没有超越你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在争论你是否该进NBA———我们是在处理进NBA的一些细节问题”。中国历史上曾有几个那样的阶段，如19世纪的改良运动，朝廷内部的革新派试图改革，让中国走进现代纪元，但他们的主张超越了他们所处的年代。如果他们运气好，只是被流放，更可能的结局是被砍头。“姚明，你跟着时代在走。”我说，我相信时代对他有利，他生逢其时———不至于掉脑袋。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跟中国篮协的谈判，一切又像从零开始。他们不想跟我和章明基谈，只跟陆浩谈。有整整一个星期，他们说无法跟我们谈，因为在处理王治郅的事情。不用说，这令人沮丧、精神紧张，因为只有在中国篮协向FIBA（国际篮球联合会，国际篮球的管理机构）签署放行令后，姚明才能自由地与NBA签约。火箭队当然也会理所当然地小心行事，不会用首选权去挑一位不能签约球员。所以他们告诉章明基和我，如果选秀前三天，中国篮协还未向FIBA提交放行令，他们就会将首选权与别人交换了。我们明白，这样做等于表明事情出了岔子，又会使其它球队也不愿选姚明。在这种情况下，天知道姚明会在选秀中落到哪个队。中国篮协终于将注意力转向我们，但我很紧张，因为他们只是说“后天争取跟你们见面”之类的话。最后中国篮协有人告诉陆浩和姚明妈妈，准备好通知国际篮球联合会，告知姚明被放行了。那是选秀前4天，也是火箭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太好了，事成了。但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又听说中国篮协未准备好签放行令。我们从云端一下跌落，问，“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的解释是，在看了FIBA的放行表格时，他们发现了措辞上的问题。表格里的意思是，姚明没有义务在中国打职业球赛。但中国篮协非要说表格里表明，姚明没有义务打中国的任何球赛，但事实上他有义务———为国家队、东方队和中国篮协打球。他们说不能签，因为签了就意味着姚明再也不需要回中国打球了。

　　第二天，我们担心得不得了。没有时间了，他们不肯签字，而且不肯签的原因很荒谬。

　　那时，我经历的挫败和失望已经很多了，再多一点我也不会被打垮。我想，谈判在最后时刻进进退退，是因为虽然中国篮协很多人想帮我，但不是人人都支持。少数人没有考虑怎样对我有利、对中国篮球有利，他们只想显示手中掌握着权力，作出对自己有好处的决定。

　　他们这么做是错误的，会损害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对中国篮协说，“好吧，算了，我们不走了。”但那些滥用权力的人也不会让事情到这一步。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无论他们作出怎样的解释，公众都不会接受。

　　最后，篮协只拿到了我收入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我觉得他们不配得到什么。这事让我更加觉得，最后的拖延是为了显示他们手中的权力。在利益方面，中国篮协相对于东方队得到的少些，在形象方面，由于临时出台的两个规定，中国篮协得到的全是负面报道，记者们责怪他们拖时间。

　　许多球员上体校，而后进青年队，再到省市一级的队，然后进入国家队。也许很多运动员并没有这样一帆风顺，而我绝不是唯一的一个。我的路和其他人一样，但我总觉得，有些事不一样，总有事情进入我的生活，改变着我，让我更快地踏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一路上，刘炜一直陪伴我左右，而王治郅在我前面，让我有追赶的目标。较早的时候，我就得到去巴黎的机会，看到篮球在国外的情形。尔后我去了美国，让自己明白我还行，需要继续进步。

　　当我几乎和王治郅一样好的时候，我打了第一次奥运会，见到许多比他还好的球员。当他去了美国之后，我赢得了一个锦标赛冠军。

　　人有一个目标，就会尽全力跑向那个目标。如果没有，他会慢一些。看别的球员，可以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拥有我所有的，王治郅就没有。总是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推动我攀登更高的水准。我不知道把它称作什么———巧合、运气，它总是在那儿等我。我想是命运，与其它因素一道，造就了我今天的成绩。中国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也有出国的，也有艰难地为自己做决定的，但没有人经历我走的路。在我和王治郅之前，中国那些闻名世界的运动员从事的都是中国体育的强项———跳水、体操、羽毛球、乒乓球。但篮球不是这样，篮球是西方的运动，我们从不擅长。所以对中国来说，有一个篮球明星意义重大，因为这说明，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跟西方竞争。中国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信念了。在我之前，有些杰出的中国运动员出国，在国外获得成功，但国内的人对此并不高兴。何智丽是乒乓球世界冠军，由于对国家队对待自己的方式感到不满，移居日本，入了日本籍。她成为巨星，打败了一个中国选手，获得了亚运会冠军。但许多人还是恨她，说她是叛徒。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几天，我重复火箭选姚明的条件，中国篮协保证放行的条件。选秀前两天，戈德堡还在说，“照目前情况，我们不能选姚明。”那可是选秀的前两天! 白天我跟中国篮协解释火箭队的立场，晚上帮火箭理解中国篮协的言论。我帮戈德堡起草他发给中国篮协的信。我也给中国篮协提建议，怎样告诉火箭队姚明能去NBA，让对方安心。他们无法承担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姚明当不了状元秀的责任，但作为政府机构，他们也不能对一个外国机构说“好”。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起草一份声明，让火

箭放心地选姚明，同时，又保护他们在进一步谈判中的利益。休斯顿也有两个需要———保证如果他们选姚明的话，他能打这个赛季;同时不能让步太多，以免赛季中姚明被召回国。

　　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我去见前国务卿、我的法律合伙人詹姆斯·贝克，这一切就开始了。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国总统、首相的照片，给人深刻的印象。“你已经看过报纸了，”我说，“我现在要和中国人谈判了，给我些建议吧。”

　　“他们很强硬，”他说，他给了我些一般性的建议。然后说，“读读我这本书。”那是一本《外交政治学》。詹姆斯对此事的参与也仅止于此。老布什更只是写了封推荐信而已。

　　我把与这些领导人的关系总是放在幕后，虽然我某些时候会考虑利用一下，但我从不需要把这些全抖出来。

　　离选秀只有几天时间了，我们明白，与东方队和中国篮协的谈判都无法如期结束。不知道姚明能不能被放行，我们能不能首选他。因此，选秀的前一天，我们送了一份声明请中国篮协签署，以取得国际篮联的批准。其中一句是这么说的:“在此确认:姚明没有受到任何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球员合同的制约，无须在上海东方队及中国篮协其它球队打球。”

　　我得到这样的回复:“收到你们要求签署FIBA放行令的信件后，我们立刻把你们的信转给了上海东方队并请他们尽快回复。我们得老实地告诉你们，东方队仍然与姚明有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合同。NBA选秀将近，我们仍然希望姚明能被火箭队选中。我们此前关于姚明的讨论是有效的、建设性的并富有诚意的。”

　　我又发了一封信给主席说，“得不到放行令，别指望姚明成为选秀状元。”我很快得到白李的回信:如果休斯顿火箭队首选姚明的话，我会跟陈主席商量，就不需要谈判新的条款了。选秀当天凌晨两点，我接到了陈主席的传真。马上我就给章明基打了电话。“上面说什么?”章明基问。“不知道，上面是中文。”

　　我让章明基翻译，同时又让香港的一个朋友帮忙。他们分别看了后，都说这基本上是重复了白李的信，我们知道事情再不会出现其它枝节了。上面有我需要的那一句话吗?没有。足足三页纸里，找不到那一句话。但这已经足够了。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双方差距终于弥合了，但一方得先做出信任姿态，我觉得归功于火箭，归功于戈德堡。他用中国方式考虑问题，而没有坚持用美国方式理解事情。当然，事情的发展证明他的冒险是正确的。

　　最后，一半要归功于宏观大环境，中国政府的改革使之成为可能。市场化、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所有这些使姚明能成为NBA明星。由于中国足球的失败、对体育宗教般的追崇、体育对民族自尊心的意义，在民众中产生了一些情绪。姚明就像悬崖边的一块石头，只要稍微推一下就行了，无需费多少力气。轻轻弹一下，它就轰轰隆隆滚下山去了。

　　大家都从上海飞去北京，他们把姚明和父母置于TNT电视台的镜头前，在选秀的过程中对他进行实况转播。我决定不去，回家睡觉了。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我去了北京。选秀过程中我们在CNN的一间非常小的演播室，没有屏幕，我们听到的只是查尔斯·巴克利大谈火箭队选姚明是多么愚蠢。姚明听到这一切，戴着一顶小了6号的火箭队帽子。我们回到国家队训练中心的巴士上，我问姚明感觉怎样。他没回答。他转过来问我，“查尔斯·巴克利是哪里人?凤凰城?”

　　“他在那儿打球，但实际上来自阿拉巴马。”“嗯。”他所说的就只有这些。

　　许多人问我，“休斯顿火箭让你做状元秀，你感觉怎样呢?兴奋吗?”有时我说是，只是因为这么说显得得体。其实我并不兴奋。首先，我已经知道自己会做状元秀，或者，至少知道可能性很大。其次，这事我已经等得太久，真正到来时已经不是惊喜了，我只是松了口气。

第六章 终于踏进NBA(1)

　　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的折腾———能否进NBA，什么时候前往，等我终于要踏上去休斯顿的行程时候，我却受伤了。出发前往美国的前一周，在亚运会上对抗韩国的决赛中，我在篮下靠近底线做动作的时候，踩到别人的脚上，左足弓受伤。我所有的伤都是这样———没什么大动作，只是踏错了一步。不仅脚痛，还有心痛———那场比赛我们输了。但更不幸的是我们的教练王非———输了比赛，还丢了工作。

　　我到了休斯顿向队友们展示我的球技，但我无法打常规比赛。并不是哪里折断或者扭伤，有脚伤时，跑、跳，做其他动作都会感觉到疼。我习惯用右手，所以重心在左脚上，拉开做右手上篮，跳跃钩射，等等。好象鞋中有块石头，只要我一做动作就能感觉到。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队员）:尽管整个夏天我们都在为此努力，但直到十月份，姚明才到了休斯顿，我们还是没从中国篮协拿到他的放行令，就是说他还不能跟火箭签合同，也就没有保险。对奥兰多的季前赛上，姚明被介绍给观众。中场休息时去了医院，做一次体检。

　　整个上半场，戈德堡都在跟我说，姚明终于来了，如果现在开始训练多么好。“他不能训练，他还没有合同。”我说，那晚真的很不愉快，本应该是很开心的。

　　火箭知道了我的脚伤，但我不知道姚之队是否知道，没关系，我等了这么久才穿上火箭的球衣，即使是训练球衣，我不想再等了。

　　训练的上半节，电视摄像机和记者都来了，但15分钟后他们必须离开。他们只看到我做伸展和热身，也没发现我的脚伤。训练结束媒体回来时，鲁迪和球员们对于我的球技说了许多赞美之词，但其实我只训练了大约3.4的时间，脚就又开始疼了。我在二队，所以没有立马就跟斯蒂夫和卡蒂诺·莫布里打。第一次一起训练的人的名字，我已不记得了，因为他两天后就被解约了。训练后，他们为有季票的球迷办了一个聚会，是午餐聚会和高尔夫。斯蒂夫·弗朗西斯开着他的通用悍马（Hummer）把我从训练场带去高尔夫球场。我从未打过高尔夫，没时间。路上我和斯蒂夫第一次交谈。“你有女朋友吗?”他问。我说，“有啊。”

　　“当心了，”他说，“她们都想要你的钱。”欢迎来到NBA，我想，我刚学到了第一课。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我看得出第一次训练他很害怕，不想让那么多摄像机对着他。不知道怎样过来跟大家说话。大家基本上都围成一个圈，而他却离得远一点做伸展。他试着融入队中，但看得出他不是很自在。所以，我就过去，说，“来吧，加入我们的圆圈。”也许他们在中国的做法不同，但看得出他不知道怎么做，他有点僵在那里。我们伸展完后，鲁迪和史密斯教练马上走向他，跟他说我们的进攻是怎样的。他们没通过科林，直接跟他说英语。你知道有些人，跟你说不是你母语的时候，会特意大声或慢一点。鲁迪不是那样的，他跟姚明说话，就像跟其他人讲话一样。姚明学东西很快，但我不知道第一天听他明白了多少。

　　我开车从Westside训练场带他去Royal Oak，为季票球迷举办聚会和高尔夫的地方。我跟他说的第一件事，是当他对我说他有女朋友的时候。我说，当心。他说，“不，不，不，她也是中国国家队的。”我想，“哦，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本以为，他刚在美国认识了什么女孩，已经开始惹麻烦了。

　　我知道他不去夜总会也不跟我们出去玩，但球队没人大惊小怪。我们都明白那是他的文化。没人逼他，“嘿，姚明，跟我们出去。”我们都明白他是那样长大的，没有必要让他接触他从来没有经历的生活方式。他不需要这个，反正我们做的事，10件有9件是坏事。

　　啊，对一个女孩忠心耿耿，他说得很清楚了。唯一很特别的是，当他说起她的时候，眼睛发光，脸孔发红。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女朋友没什么不好的。很多年轻人这样很好。我?我老了，我就算了。

　　后来我告诉斯蒂夫我女朋友给我的红绳结，就是我左手腕上，戴久了现在已经松了，我就常常撸到胳膊上。大家常常问起。“在中国，”我告诉斯蒂夫，“一个绳结代表一个女朋友。如果是你的话，我想需要10个吧。”

　　他觉得很好笑，跟斯蒂夫相处得好对我很重要，我觉得他是球队老大，我想跟他好好相处———跟他处好了，和其他人也就不会有问题。我真的不想有球队以外的人弄出什么事来。媒体将焦点对准我，让我特别担心。我很害怕队友因此对我另眼相待。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关于姚明的到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去机场接他参加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几百人，或许有几千人在机场迎接他。我们并没有宣布，我想是人们出于对他的好奇吧。他拍照签名就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直到我们不得不去记者招待会，人们都疯狂了。我多安排了10个警察去维持安全，我该多找25个人去的，但我真的不知道会有那么多人。最后我们不得不拖他走，因为媒体都等在我们的旧体育馆———康柏中心。记者采访结束前，有人问，“你能用英语跟休斯顿人说些什么吗?”

　　姚明看了看他的翻译科林，想了大约1秒钟，“很抱歉，我只有一个人，不能满足所有在机场要我签名、想跟我合影的人，”他说。“如果下次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一定做到。”

他一下子就征服了休斯顿。我开始接到甚至不是篮球迷的人的电话，说，“因为这个年轻人，我会做火箭的球迷。”

　　我知道自己很幸运来到火箭，他们是适合我的球队。我妈妈一开始就很喜欢道森，告诉他，他就像我的祖父。妈妈说。道森却说，这样显得他老了，在美国，那不是恭维话。妈妈说，不要紧，在中国是。

　　我喜欢到火箭队，另一个原因是斯蒂夫是个好领袖。有些球员对一个新人得到那么多关注，有些不满，尤其是当那个新人还在学习怎样在NBA打球。但他帮助我，当他说，也许他是斯蒂夫“特权者”（英文特权者Franchise同其名字中Francis拼写相近），而我是“明王朝”，听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感觉很爽。他说我们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我身高7英尺5英寸，是中国人，这让我听了也很高兴。我现在知道了，不是每支NBA球队都能这样。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我从姚明身上认识到了两点，我认为是中国人的性格:注重细节、慷慨大方。姚明一家初到休斯顿时，他们给队里每个人都送了礼物。大多数人得到的是筷子。我不知道筷子好和坏的差别，但他们送的不是快餐店里的那种木筷。他们是精心挑选购买的。我把这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心意。

　　我也马上意识到，他多么渴望得到提高。我们让他进入季前赛的第二天，他就跃跃欲试了。开始举重训练的时候，他要加大强度，让自己变得更强壮，这对于一个大个子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我不是说所有的大个子都懒惰。他身上有那种我们对后卫所期望的充沛精力。

　　我还马上和波斯简·纳齐巴成了朋友，他来自斯洛文尼亚，外号叫“Boki”，跟我一样也是新人。也许不是所有的球员都这么想，但我觉得和我一起来到联赛的球员都是兄弟。所以在全明星周末的新人赛上，我想坐在西区联队的板凳上，尽管我不能打，因为我参加全明星比赛。我就想和兄弟们坐在一起。Boki像所有的欧洲球员，传球快，不做太多一对一运球，投篮好。我认识他是在我的第二场季前赛，主场对费城。76人队做区域防守，那时，火箭不知道怎样对抗联防，因为那是NBA准许这种打法的第一年。但国际球员都知道，因为那是我们一直经历的。所以我去罚球线拿球，面对篮筐，把防守带到我身边，Boki就有机会投3分空档。我传出球，Boki投中了。后来，我对他说，“国际球员都知道如何对区域联防投篮。”

　　三周后，我的脚好了些，疼痛停止后，打球好多了。那就是我对肖恩·布雷德利和达拉斯小牛打比赛的时候。一开始我打得不好，脚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是新人，又从中国来，感觉不自如。第二年我感觉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年每场比赛前，我都很紧张，睡不着。

　　热身时拼命跑。助理教练们会跟我说，“放松些，我们要打48分钟，你得保存体力。”但我不知如何控制，我是那么紧张，每件事只想做得快点。然后我投入比赛，只过了五分钟我就累得喘不过气来了。我的第一场常规赛事，我真的是好紧张。因为地点在印第安那波里斯，我就更紧张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印第安那波里斯体育馆非常大，我在那儿打过世锦赛，但看世锦赛的人不多。我在火箭队打第一场比赛，再次来到了这里，情形却完全不同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媒体，那么多噪音。更衣室和通向大厅的通道很窄，一切都那么近。我走进那么巨大的体育馆，空间非常宽敞。打世锦赛的时候不成问题，因为人不多。但这次我和球队跑进球场时，偌大空间里响彻着观众的喊叫。天!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第一场比赛发生了什么。第一节我没上场，第二节上了。有一个争球，我们拿到了，但又丢了，只好迅速回防。对方把球给他们的中锋，他跟我形成一对一，我犯规了，非常愚蠢。后来状态也没好转，没清醒过来。我只打了11分钟，唯一的投篮也没中。觉得像开车，美国的车都是自动挡的，对吧?有时开车，如果没换挡，太慢或太快，车就会忽然停下来。那就是在印第安那时的我，我找不到排挡。事后我告诉记者，事情都有个开始，那就是我在NBA的开始，但我也害怕那就是我的完结。我想火箭也许第二天就把我送回中国。约翰·海逊格（姚之队队员）:我想，“可怜的孩子。”他在奥克兰为中国国家队打球时，打得那么好，我觉得他是超人。但是印第安那的比赛后，我知道他一定很苦恼。

　　那天早些时候，我太太烤了一盒巧克力条饼干给姚明，“我不想带着。”他说，“给我妈妈吧。等一下，我拿一个。”

　　没有得分，两个篮板，两次失误。在几百万中国和全世界的观众面前。也许是他慌了，他也没显示出来。当我在更衣室见到他时，他抬头看到我，笑了。他说，“如果我吃了两块饼干，我就会打得好一点。”

　　方凤娣（姚明母亲）:姚明去NBA我不是太支持，我自己也打过篮球，知道姚明的强项和弱项。他不是很壮，体力上天赋不好。他投篮好，球感好，他是用脑子打球的。我觉得在NBA打球这些是不够的，所以我对他能否在NBA成功，没有把握。我觉得在速度、力量和跳跃能力上，他和大多数NBA球员比都处于劣势。但孩子有他的梦想，父母不能阻拦，要给他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做好了失望的准备，第一场比赛的结果证实了我的担心，但那并不令我震惊。我想，那是一个需要体力的比赛，他会散架的，所有的骨头都会被碾碎。

王非（国家男篮前主教练）:姚明像离开水的鱼，他很努力了。步行者做了一个挡拆战术，准备用屏障去投篮，姚明不只挑战后卫，还试着阻挡投篮。现在他聪明多了。火箭教练对他说，“不要跳了，手举起来。”

　　我不担心，因为我了解他。他看过许多NBA比赛，但从未打过。但他很能适应，会很快适应不同情况。

　　许多球员都说要不择手段对付我———本·华莱士说会用身体挑战我，大鲨鱼奥尼尔说要用肘对付我，但我不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在中国受伤的机会更大，NBA是非常职业化的。在中国，有些候补球员上场就为了犯规，他们会击打你的脸、身体，等你跳起来，把脚放在下面，等你踩在上面，所以CBA比赛中我不大跳的。有些人现在还这样做，但情况已经好些了。我记得5年前有支球队，球员全是警察。有点像八一队，只不过这支队球员是警察。球队所有球员都用脚、肘、膝伤人。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大个儿，用他的膝盖顶我的膝盖侧面。我知道NBA也有个几个人这样做，但没有CBA多。那个警察球队没有了，解散了。没有他们中国的球场安全多了。

　　我没有太多时间回顾步行者的比赛，因为两晚后我们在丹佛比赛。我第一次得分，只希望不是最后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得分前，掘金的新人奈尼·希拉里奥对我做了个很有力的阻挡，真的很有力。我带球上篮，打到挡板上，他把球一挡，球飞到我们队的场外板凳上。我生气了，更想得分。但我想，难道每次我投篮前，都得有一个阻挡到板凳的球吗?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印第安那姚明第一场臭球后，我们第一次谈篮球，那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的谈话。我说，“不要担心，你行的。”两晚后我们在丹佛比赛，是我的臭球。大概是我那个赛季最糟的比赛，我就像他一样。他说，“别担心，想想我在印第安那吧。”

　　第二晚我们在主场打多伦多，我以为哈基姆·奥拉朱旺会为猛龙打球，但赛季开始前他就退役了。后来我有机会遇见他，见到时的感觉跟与他对打时的感觉是不同的。那晚，我作了一个动作，让所有人都想起哈基姆·奥拉朱旺和他的“梦幻摇摆“（DreamShake）。我在左边底线区拿球，就是哈基姆最喜欢的位置，转到底线，很轻松地上篮得分。他们把这个动作叫做“上海摇摆”（Shanghai Shake）。感觉很好，但那只是一个动作，一场比赛中的一个动作。

　　主场比赛最好的地方，是打波特兰开拓者，对手是他们的中锋阿维达斯·萨博尼斯，来自立陶宛的球员。我想跟萨博尼斯打球的愿望超过任何人，超过跟乔丹和哈基姆。两人都是伟大的中锋，乔丹是篮球之神，哈基姆则代表伟大的中锋。只是萨博尼斯是个伟大的球员，他来自国外，像我一样身材高大，他向全世界展现篮球的艺术。他来NBA时年龄已大，带着伤，但还是什么都能做———投篮、传球、运球、篮板、阻攻。我十几岁还没想过NBA时，就用他的名字“萨博尼斯”作我的网名。

　　对我来说，与波特兰的比赛中，最妙的是得到一个机会跟他说话。他没有首发上场，当然，我也没有，但我比他先上场。比赛暂停罚球时，戴尔·戴维斯，开拓者的首发中锋，走去替补席。我站在那儿等，忽然，光线变了，萨博尼斯就有那么高大，他走到我旁边，我不看就知道他在那儿，因为球场忽然暗下来。我们等罚球时，萨博尼斯问我是否知道瓦蒂斯·朱杰拉斯。“瓦蒂斯吗，我知道的，”我说。他是立陶宛的，在上海大鲨鱼只打过一年球，那是我在CBA的新人年。

　　“他是我的好朋友，”萨博尼斯说。

　　“真的吗?”我说，“我们叫他Y，他是个好人。”

　　那晚我打了15分钟，得了7分。比赛前，鲁迪对我说，“不要让萨博尼斯拿球。他传球很好，人强壮，手很管用。阻挡他，不让他去靠近底线的篮筐两侧。”他像个大象，我像个小个子，我们差不多高，但他更大、更宽、更强壮。

　　鲁迪说得对。我不能只是站在萨博尼斯的后面让他拿球。他太高大了。一旦拿到球，他无论想做什么———运球、投篮、传球———你都无法阻止他。在进攻时，我也不能背对着他。我必须面对着他，利用我的速度，因为他的膝盖有伤跑不快。

　　我看过萨博尼斯在欧洲打球的录像，是他陈旧性跟腱断裂之前，我都无法相信。如果他没有受伤，一定是NBA最好的中锋，超过哈基姆，超过大鲨鱼奥尼尔。也许他没有奥尼尔强壮，但块头相同，而且他可以从外线投篮传球，他在球场上什么都能做，可以打控球后卫或者中锋。你看到我在篮下过顶传球吗?我跟他学的。

　　巴特尔也试过那个传球，在国家队训练营。我防守他，把他推出去，所以他不能在底线篮筐处拿球。然后，当一个球员切入底线时，我退后，截到传球。我知道他会掷球，CBA赛季中他为北京鸭打球时这样做过一次。所以我预感到，他又要用这种打法了。

　　我跟萨博尼斯打过那次球后的第二年，他从NBA退役了，进了立陶宛的一支球队，好跟家人多点时间在一起。我为能在他NBA生涯结束前跟他打球而感到高兴和荣耀。

　　正如我说，与萨博尼斯交手，是最初几场主场比赛最好的方面。而最糟糕的方面，是听到那首为我写的歌。曲调是采用斗牛士歌曲“Ole，Ole，Ole”，只不过他们把“Ole”换成了我的名字。整个赛季的每场比赛，他们都放那首歌，有时还在收音机里放。这也许是件非常好的事，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人为他写歌，但我讨厌那首歌。歌里也有其它的词，但我满耳听到的只有我的名字，可能有50次。你知道在那种情形下听你的名字有什么感觉吗?像妈妈叫你做事一样，只是比这还糟。就算我妈也没有一口气把我的名字连喊那么多次。有时，周围都很安静的时候，我会听到脑袋里会嗡嗡嗡地响，“姚明，姚明姚明姚明”。我简直要疯了。我的第二个赛季他们还在放那首歌，但只是开头部分了，还是把我的名字叫上三四次。我想，够了。

我们在主场几乎两周，所以整首歌我听了许多次。他们现在还在中国放，在那儿叫“跟姚明共进早餐”，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离开休斯顿，我高兴的唯一理由就是不用听那首歌了。赛季的第二次旅行我们先去了凤凰城，再去洛杉矶。在凤凰城，人们因为另一个动作知道了我，只是这一次那个动作不是我做的。格伦·莱斯（前休斯顿火箭队球员）:姚明一定不喜欢我这样说，但第一个赛季我最喜欢的姚明时刻，是那次在凤凰城，赛季的第七场比赛。

　　太阳队的斯蒂芬·马布里狠狠地绊了他一下，结果他摔倒了。马布里径直从他身边过去，我想体育馆的每个人都笑了。我们笑了他一个礼拜，姚明很不错，因为他不发脾气。如果你被绊摔跤，从容面对，球队每个人都会对你另眼相看的。那以后他不再是中国来的傻大个，而是我们的好姚明。

　　每个人都因为这个原因记得凤凰城的那场比赛，但我并不为此烦恼。斯蒂芬是个很好的球员，他们从罚球区顶部做了一个挡拆战术，我就离开杰克·查卡利迪斯以阻止斯蒂芬。我们在罚球区的中间，我试图退后，但重心已经在脚后跟了，就摔了一大跤。我想，难道比印第安那那第一场比赛还糟吗? 那之后我们第一次跟湖人队过手，虽然我知道大鲨鱼奥尼尔受了伤不能上场，还是感觉很大的压力。因为查尔斯·巴克利前一天晚上在电视上说，整个赛季我都不可能拿19分。他与另一个体育评论员肯尼·史密斯打赌说，如果我得19分的话，他就吻史密斯的屁股。在我看来，巴克利坚信我做不到。对此我并不在意，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看，我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得19分，那会儿，我甚至不敢肯定我是不是有一天能够做到。但我把这事当玩笑，我在国内学会了一个本事，就是不要太把事当回事。

　　“好吧，”当记者问我关于巴克利的话，我说，“我就只得18分好了，免得他太难看。

　　”

　　如果巴克利看到我们跟湖人比赛前一周火箭队的训练，也许他就不会打那个赌了。我开始觉得强大起来，打球更强悍，灌篮许多次。我有一次说我不喜欢灌篮，因为我们中国同胞会觉得那样不礼貌。那只是玩笑，但人人都当真了。相信我，在中国，许多人常试着对我灌篮，只是我不大做，我不觉得那是个好习惯。很多时候，我灌篮前还没起跳就被罚犯规，或者球被拦截未进。在CBA，没人能阻挡我的跳投或者钩射投，那不是比灌篮更明智吗? NBA训练二周后，我就频繁在训练中灌篮。你知道为什么?我更自信了。NBA比CBA比赛节奏快得多，球员更高大、更粗壮，跳得更高。在CBA，不是很多球员能阻挡我上篮或者跳跃钩射，而在NBA，许多球员能在篮筐上打，所以我发现还是灌篮好。我得变，只是变化需要时间。

　　我并没有存心让巴克利在我下一场比赛就立马收回他的话，但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的脚好多了，觉得自己更强大，而没有大鲨鱼奥尼尔，湖人没人能防守我。我得了20分，9投9中，加两个罚球全中。我们赢了，巴克利打赌后的第二天就输了。（巴克利没有亲肯尼·史密斯的屁股，在全美国电视观众面前，他亲了史密斯借来的一头驴。英文ass可以指屁股，也可指驴。巴克利后来还打过其它的赌，但再也不打有关我的赌了。）在中国我们说，“人要是不走运，喝凉水都塞牙。”我从未去过拉斯维加斯，但听说巴克利常去。他在那儿也那么不走运吗? 我来到NBA后对巴克利的感觉变了一点。以前我是很尊重他的，而现在只是喜欢而已。多数人很爱他，一些人不喜欢他，但没人真的恨他。他很搞笑，玩世不恭的样子，让人难以恨他。我不知道他说的话多少是真的，多少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我想大概各占一半吧。

　　我尊敬他，因为在上一份与火箭的合同中，他做了卡尔·马龙在湖人做的事。他签约加入只是为了得一次总冠军戒指。他是超级巨星，但拿的薪水比应得的少，为了总冠军戒指做了牺牲，为荣誉牺牲。如果让我请世界上的三个人吃饭，我会第一个请巴克利，第二个请萨博尼斯，第三个请我的女朋友。但如果我女朋友问起来的话，拜托，就说我提到的第一个是她。

　　湖人比赛的两晚后，在主场对克里夫兰的比赛中，我第一次单手抢到篮板，那是一个我终于能够自如发挥的标志，篮球又充满乐趣了。CBA打球时，我常单手抢篮板，我的手足够大，能很轻松地拿球。但前八场比赛，我都格外小心拿球，用双手，不翻转，一次比赛只求得一次分，我希望的就那么多。

　　当然，对达拉斯的比赛中，第一次跟肖恩·布雷德利对抗时我做的远比这些多。每个人都很感兴趣，因为我们是联赛中最高的两个球员。比赛前巴克利又说了我的坏话，说跟我相比，肖恩·布雷德利就像比尔·拉塞尔，而我还没准备好打NBA。中国人都知道比尔·拉塞尔在凯尔特人多次赢得总冠军，所以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我来NBA之前，常听到人们把我跟布雷德利，还有前步行者的中锋里克·史密斯相比。我一直觉得我可以比他们更好，或者说我想做到更好。我对里克·史密斯了解不多，但觉得我知道该怎样对抗肖恩·布雷德利———跟他保持接触。给他空间，他就每次拦截你的投篮，而贴近他，如果你有我的身高，你就可以钩射或后仰跳投，而不用担心他的拦截。

莫里斯·泰勒（火箭队队员）:姚明第一个赛季，有两个时刻是我的最爱，对达拉斯的第一次比赛就是其中之一。首先，就想看两个如此之高的人对打会怎样，而且不知道姚明会打得如何。他打湖人时得了20分，但那时大鲨鱼奥尼尔不在场上。我们坐在板凳上，看到姚明和肖恩·布雷德利对阵，好像在他眼里布雷德利只有6尺2一样。那时，我们就明白姚明会不同凡响的。

　　比赛一结束，我们就赶去达拉斯机场飞回休斯顿。从巴士下来上飞机时，斯蒂夫把他装着西装的包给我，“哎，新人，拿着包，”他说，“你得了30分，但还是新人。”斯蒂夫到哪儿都带着这只包，但从没叫人帮他拿过。“好吧，”我说，“我来拿，没问题。”杰伊·纳莫克，我们的设备经理，看我把包拿下车，说，“好，是新人的活。”

　　我把包从巴士拿到飞机上，很短的路。一上飞机，斯蒂夫就拿回去，“谢谢，新人，”

　　他说。

　　那是整个赛季他唯一命令我做的事，我知道是个玩笑，但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在国内也是一样的———老球员可以让年轻球员做任何事，比如买吃的，或者其他。我从不那样，但我不能阻止别人那么做，而我自己永远不会那样做的。我会让新人帮忙，但那是不同的。我说过，要跟队友平等。我是说跟所有的队友平等。

　　球队要求新人做事，那就不同了。因为那不是一个人做，而是所有新人一起为球队做事。每次客场比赛，我得去设备经理的房间，取球员酒店住房单，运送他们的训练装备。就是说，如果巴士9:30离开去做投篮练习，我就得8:30起床。那是唯一我要做的事情。我很幸运，因为我们有4个新人———Boki、我、霍金斯和马多克斯，所以一个人只要拿两、三包训练装备。

　　下一场比赛是在休斯顿，对乔丹所在的奇才队。自从18岁在他的训练营打球后，我再没见过他。我记得，如果能从球场五个不同地方投篮命中的话，就可以得到一双乔丹签名的球鞋。我那么紧张，几乎不会走路。要求投篮的地方其实很容易，但我第三投没中。乔丹的神奇之处在于，每次他投篮，你可以从他的身体动作看出，他在等待球进篮，太神了。

　　中国的记者们现在说，如果我2001年被允许参加选秀，也许就是状元秀，而不是夸梅·布朗。那样的话，他们说，也许乔丹会打到季后赛，可能现在还在打球。这不是我能想像出的事———那件事没有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很多事都会连带着发生改变。对于所有的事，你都可以放马后炮，如果过去的事情有所不同，那么现在和将来就会有所改变。

　　这次我看到乔丹已经不紧张了，我第一次首发，得了18分，11投7中，我们赢了。我不喜欢的是，他们用我开乔丹的玩笑。火箭的吉祥人物穿着我的11号球衣跑上场，挥着火箭的白色旗帜。这时，一个老人穿着乔丹的23号奇才球衣登场，弯腰，拖着脚走，显得非常年迈。

　　众人大笑，我觉得对乔丹如此不尊重，太不应该了。这样的事，我不会掺和进去。

　　我们在西雅图时，我第一次过感恩节，吃火鸡腿。球队在酒店一起吃，那以后我就一直讨厌火鸡。腿太大了，我拼命咬，像咬木头一样。我不懂为什么美国人吃那么多火鸡。不要惩罚自己嘛，享受你们的假日，别碰火鸡了。我喜欢鸡翅和牛排。

　　下一场比赛在萨克拉门托输给国王队，我却不能怪罪火鸡。如果除火箭队外还有一支我想加入的球队，那就是国王队了。如果你能够在个人天才的基础上营造球队的默契和协作，那就是非常强大的组合。我在第一年就是那样认识国王队的，他们打球很成熟，我们队有时很默契，有时一点都不。那场比赛就是不好的一次，输了19分。

　　下一场对马刺队的比赛与他们的双塔蒂姆·邓肯、大卫·罗宾逊对攻。那是我赛季最好的比赛之一，27分，18个篮板。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有两个大个儿，不像其他队双人盯防盯得我那么紧，所以我的机会很多。我跟他们打过表演赛，也很有帮助。每次我有机会从错误中学习，就做得更好。

　　12月的时候，我听说加入NBA球队不等于你会一直待在那支球队，那时火箭把肯尼·托马斯交换给了76人。我的感觉吗?吓坏了。很多人跟我说，“你怕什么呢?他们永远不会交换你的。”这就好比:你去医院看到一个死人，虽然你不会死，但看到了死是什么样的，你就很害怕。

　　我从没见过队友被交换，在CBA他们不那么做。如果我留在中国，就一定在大鲨鱼一直打下去。明星球员从不更换球队。二流球员会更换球队，但不是被交换，只是跟一个新球队签合同。我也有队友去其他球队，但从不会在赛季中离开。肯尼·托马斯之前，人们把他柜子里的东西都拿走，他进来跟大家说再见。几个小时后，詹姆斯·波西进来跟大家见面。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对此习以为常。

　　和步行者的第二次比赛就在那晚，伊萨·托马斯是步行者的教练。我记得他以前是个矮小的球员，人们叫他笑面杀手，他永远在笑。第一次跟他们比赛之前，他跟我握手，说:“祝你本赛季好运。每次跟我们打球时，打糟点。”他说的时候还在笑。

　　这次对步行者我打得并不糟，是我最好的三场比赛之一，29分，10个篮板，6次拦截。我们轻松获胜，95:83。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此不同。也许我把第一场该得的分数都留到第二场了。也许这事就像NBA给孩子们的启示:“学习让你成功。”我看了录像，思考对方的球路和他们的中锋杰梅因·奥尼尔喜欢的打法。我研究他的动作、防守，是否喜欢起跳或者保持接触。我不常独自看录像，但看球队给我的所有录像。每次比赛前，更衣室里总在放对手上一场比赛的录像。

一周后我过了第一个圣诞节，有两天假，好极了。来休斯顿之前，我对圣诞节以及美国人如何庆祝知道一些，但我们家从来不过。我给所有打过球的中锋、所有来看我选秀前芝加哥测试的球队经理，还有迈克尔·乔丹发了圣诞卡，给所有为火箭工作的人发了圣诞卡。鲁迪、道森和迈克尔·戈德堡对我能来休斯顿非常关键，我送了他们从中国带来的真丝衬衣作为礼物。

　　下一次旅行是去洛杉矶，对阵快船队和王治郅，国内所有人都看这场比赛。我打得不好，4投只得4分，7个篮板，上场28分钟。不仅仅是因为王治郅比谁都更了解我和我打球的方式，他也没上场太久，而且比我打得还糟———11分钟，没有得分和篮板。我的麻烦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对方重点防守我———一直双人盯防，让一个人在我前面，使我不能拿球。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中锋迈克尔·奥洛沃坎迪。我在5分钟内连续两次用同样的动作晃开他，但他很粗野地对抗我。我不喜欢他一直用一只手在我身后，也不喜欢每次我防守时他都袭击我。如果你让我挑选我最不喜欢和我打球的两个人，第一个是大鲨鱼奥尼尔，而第二个就是奥洛沃坎迪了。

　　洛杉矶的比赛后，另一个漫长旅途开始了，前16场比赛，10场都是客场。这使我非常疲劳，倒不是训练造成的，而是赛季开始时的长途飞行。我一开始就很疲劳，却总是不能停下来用足够的时间恢复。

　　如果是在国内，我会有一周的春节休假。那是中国最重大的假期，每年时间都不一样，因为是阴历，但总是在一月或二月。我在NBA的第一年，春节是2月1日。在中国，人们做很多好吃的，给孩子发红包。每个孩子一年就等这一天，我也是，但现在不了。我现在有钱了，所以发红包给别人，而不是收红包。大年夜，大家都来到户外，喊“新年快乐!”然后放鞭炮。春节的每一天意义都不同，比方说初四是灶王爷神的生日，他看得到家里发生的一切，那天自己即使不吃，也要准备很多吃的，给灶王爷上供。初六是财神爷的生日，那天大家也要放鞭炮。

　　科林·派恩（姚明的翻译）:春节那天训练结束后，球队给了姚明一个惊喜，庆祝中国新年。我去中国城，买回装饰物，和球队的健身教练兼篮球运作副总裁基思·琼斯一起装饰了更衣室。我尽可能多买些人物的肖像装饰画，尽管不懂每个人物的意义。每个象征，每个人物都有特殊的意思。我买的一幅装饰画竟然是用于婚礼的。我还买了一盒中国音乐磁带，结果是广东话的，而大多数中国人是讲普通话的，所以无人能懂，但听起来像新年的音乐。我们找了一些红信封，每个球员都在一个信封里装了2美元给姚明。有个人———不是球员，我忘了是谁———搞错了给了他一个白信封。那太糟了，在中国死了人才用白色的。

　　更衣室的聚会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太可爱了，除了那个白信封。

　　十天后，我第一次技术犯规，是在亚特兰大，我被罚了500美元。我失去了控制，西奥·拉特利夫整场比赛都让我显得很糟，我觉得对他什么动作都做不出，就想在他头上灌篮只要一次。他拦截了我的投篮，在整个球场占我上风，对我灌篮。我无法反击，就只想灌一次篮。我的整场比赛都很糟，前7次投篮都不中，包括没人碰的灌篮，和拉特利夫拦截的一个钩射。4次罚球3次都不中，没有助攻。

　　然后，终于做了那个灌篮。

　　在第三节剩大约一秒钟的时候，我双手对拉特利夫灌篮。我大声叫喊，挥舞拳头，发泄所有的沮丧。我的队友喜欢我的灌篮和庆祝动作，当裁判给我技术犯规时，他们更开心了。莫齐在替补席上，对我挥毛巾。第三节结束，我回替补席，连鲁迪都跟我击掌庆祝。卡蒂诺·莫布里说，“你现在象真正的NBA球员了，能做任何事!可以灌篮、得分、阻攻、犯规满离场、传球，甚至技术犯规!”每次比赛前，我却对自己说，不要那样，但进入比赛我就忘了。我常跟拿技术犯规的球员开玩笑，像跟埃迪·格里芬说，“你刚损失了500块!”500块对我还是很大的数目。凯文·卡托会对我说，“嘿，你得拿个技术犯规，因为我不能再拿了。再拿一个，我就要停赛了。”所以我就拿了一个。

　　马布里（前休斯顿火箭队前锋）:我们大家都很吃惊。一直跟他说灌篮后要兴奋点，但我们都跟他说了好一阵儿了，终于发生了，全队都兴奋得不行。我告诉他，我随时可以拿技术犯规。真的很奇怪，姚明如此不同，背景如此独特，但不管你来自哪里，都能跟他产生共鸣。

　　尽管我只得9分，6个篮板，输了跟老鹰队的比赛，我仍把它算在我的三场最好比赛中。

　　那三场是:对圣安东尼奥的第一场;对步行者的第二场，这次对老鹰的第二场。原因是我从比赛中学到东西，再加上那个技术犯规。当比赛粗野时，你也得粗野。如果对方粗野，你可以打得更粗野。

　　李元伟（篮管中心主任）:我并不担心姚明在NBA打球，会形成对中国人来说太具有进攻性的个性。人们能够区分他场外的品行和场上的个性。在某些方面，他的场上个性需要改进。我仍认为他还有潜力，进攻性还能更强些。这点，当然与中国文化有所冲突。俗话说，枪打出头鸟。但毛泽东说过，“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进攻性变得强一些，对姚明有好处，对其他中国球员也是值得效仿的好榜样。在中国联赛中，教练也让球员更具进攻性些、主导全场，但从前他们不是这么教的———以前球员被指导的打法恰恰相反———所以现在进攻性的球员也不多。

我关心的一点是，在发展进攻性的同时，姚明不能失掉了强项，因为那是他制胜的手段。不要为了灌篮和威胁对手而牺牲了投篮的球感和传球。我认为不需要变得更顾及自身。毕竟，这是一种团队比赛，个人的得分数据永远不会比球队输赢重要。助攻和投篮一样重要，这点是不应改变的。他只需更准确地判断什么时候一对一，什么时候传球。

　　我来到NBA就做好准备对手挑战我，知道人人都想对我灌篮。每次有人对我灌篮，或是晃

开我，就像马布里做的，我就想反击。也许不要双倍反击，但至少要扯平。也许没人记得了，但马布里绊倒我后，斯蒂夫传给我一个好球，我在另一头灌篮了。我想的只有这个———要扯平。有些人诋毁我，但我只把精力放在球赛上，只想对他们灌篮、得分、阻挡他们的投篮。我做了以后什么都不会说，我只看球手对我做了什么，然后我予以回击。我只想让他们知道，如果对我做了什么，他们一定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我第一次跟大鲨鱼奥尼尔对抗的前一周，我们跟丹佛掘金比赛，我只打了11分钟，在抢篮板时膝盖撞到奈尼，他抢到球，对我灌篮。我就对他犯规了。我本可以继续打的，体能教练基思·琼斯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需要坐一下，要冰块或者热敷膝盖，处理一下。他给了我冰块，去跟鲁迪谈，他们不让我继续打了。我只得了6分，6个篮板，还是比赛的第一节，想继续打。我有机会打一场好比赛。大鲨鱼奥尼尔就要返回赛场了，我需要一场漂亮的比赛。

第七章 种族主义和大鲨鱼奥尼尔(1)[图]

姚氏标准后仰投篮

　　我知道“nigger（黑鬼）”的意思，我也知道这是个不好的单词。我刚加入火箭队的时候，我的队友认为他们听到我和翻译科林一直都在用这个词。中文有个单词的发音和它很像，但是意思却完全不一样。这个单词的普通话发音其实像“NAY-guh（那个）”，中文的意思是“那”或“那个”。科林甚至有次提醒我:“不要说这个单词。”但是这是我的习惯，就如同人们说英文时，因为边说边想而发出的“呃-呃-呃”一样。每个人如果听到科林或我在说这个单词的时候，都会停下来，尤其是如果我们说了不止一次的时候。他们并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他们只是以为听懂了这个单词。有一次我正在打球，凯托听到了我和科林的谈话，他问科林，“你刚才是不是对姚说……”“不，不是的!”科林回答。

　　“那很好，”凯托回应道。“不过，如果你们黄种人这样说的话，还不算太坏，但如果是白人这样说，我会和他干一架。”

　　在加入火箭队以前，我感觉每个黑人球员看上去都一样。可能美国人也是这样看中国人的，认为我们都长得差不多。在CBA我只跟为数不多的黑人外援打过球，到美国参加夏令营那次，我真正说过话常在一起的黑人球员只有泰森·钱德勒。同长得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交流是很重要的。这样，你就可以发现，同种肤色的人们也并非一样的。也许，你会发现他们与你的差异不是那么大。我到巴黎参加耐克夏令营时，有个队友对我非常友好:我英语只会说一点点，但他几乎每天都跟我说话。在那儿最后一天，我对他说，“有一天也许你可以到中国来找我。”他说:“中国?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呢!”可能有人会对他的这种错觉感到恼怒，但我没有。他只是不知情。但误解就是这样，产生于没有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人们之间。

　　在美国，对于种族和肤色的关注远比在中国要多得多。可能部分原因是我们中国人大都来自相同种族，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被这个问题困扰。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拥有不同的长相和肤色，我们还和其中一些打过仗。但是如果你聪明的话，就该知道不管在哪个国家以及属于哪种肤色，都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我不会因为你和我是否相像而讨厌你或喜欢你。有时那些和你最相像的人也许是伤害你最深的人，我们的同胞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在NBA的第一年里我被问到很多有关这个问题。通常美国亚裔记者提出这些问题的频率，要高于美国白人和黑人记者。这并不让人意外，但是我能够通过他们提问的方式感觉到他们希望我怎样回答，他们希望我的回答和他们想的一样。但那不是我的做法。

　　这都是因为在芝加哥的测试不久之后，有人问大鲨鱼奥尼尔对和我跟球一事怎么看。在选秀前的一次采访中，他说会用肘撞我的脸。在选秀之后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怪模怪样地模仿中国口音。他说，“告诉姚明，Ching-chong-yang-wah-ah-soh。”

　　听说，世锦赛的前几个星期，在中国队和美国队打表演赛之前，美国国家队队员也被问到了很多有关我的话题。我知道多到让他们都感到厌烦。我能够理解，因为他们都是很优秀的NBA球员，正在准备争夺世锦赛冠军，而所有的问题却是关于对我这个他们不甚了解、从未打过NBA的中国球员的看法。国家队队员说他们也会对我非常粗野。有些人的理解是他们会用卑鄙的手段对我，但我认为不是这样。我当时还不够强壮，一些对手总能把我推开，用手挡住我。我想，最先这样做的是加拿大国家队的一个中锋理查德·安德森，他身高只有6英尺6英寸，体重只有260磅。我们和加拿大队打表演赛，他对我采取了粗野战术，效果比所有人想像的都好。

　　或许他们都想这样对我动粗，是对我的报复，因为他们总是被人逼着谈论我。如果美国球员试图威胁我，他们办不到———一个原因是奥克兰的球迷们。他们让我感觉是在主场作战。有些人将我的名字写在他们的胸前，还有许多中英文的标语写着赞美我的话。所有这些让我感觉很爽。

　　在比赛中，美国队的本·华莱士跳起来试图阻挡我的投篮，结果落在我身上。他摔在地板上，摔得比我重。

　　至于奥尼尔，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不是比别人的难听。也许他说的更糟一些，因为奥尼尔总是什么都喜欢比别人高出一筹———身材更高大、说话更大声、体格更强壮、更喜欢吓唬、更喜欢逗乐。选秀之后，到一月我跟奥尼尔打球之前的六个月，没有人对他的话作出评论。我想，他两次说那样的话，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试图引人注意，或者试图逗乐。奥尼尔就是这样。

　　我并不在意这个问题，但是很多在美国的亚洲人不喜欢他用奇怪的发音模仿中文。他们认为他是种族歧视。当我说我相信他只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不能开这样的玩笑。”我只能说，如果你在中国开这样的玩笑，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美国，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因此他们会这样考虑种族问题，并且对此谈论很多。

　　另外，其实真正对奥尼尔不满意的是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可能美国人看不出美籍华人和在中国国内出生的华人是有什么差别。在跟湖人队比赛后的一个采访中，一位亚裔记者用中文问我，是否在意奥尼尔的说法，我不能确定他来自哪儿，但是根据他的问题，我猜想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我说我希望奥尼尔是在开玩笑，如果是开玩笑，那就只是个玩笑。

我努力想说明不管我们外貌如何或来自哪个国家，大家都是在一起的。因此，记者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用中文告诉科林，“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科林翻译成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

　　我听懂了他说的话，我告诉他说，“不，不要说世界，世界太大，说‘地球’，地球更小。

　　”

　　据我所知，种族歧视在中国不是个问题。首先，像我前面提到的，基本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来自同一个种族。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但是都是很小的民族。绝大部分人都是汉人，占中国总人口的93%。（我和王治郅都是汉族，巴特尔是蒙古族。）少数民族占的比例很小。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大概在一两万左右，和中国十几亿的人口相比，实在是个小数目，而且很多少数民族都居住在边远西部地区。我们在学校知道，很久以前种族歧视确实存在，但是在1949年全中国解放后就结束了。政府会给予少数民族优待，比如政府拨款资助、可以生一个以上的孩子，并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占的席位比例超过其人口比重。

　　对西藏的情况，美国人比中国人谈得多。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藏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中国领导人同意西藏独立，我打赌多数中国人都会把他看作千古罪人。对中国人来说，让西藏分离出去，就好比将魁北克从加拿大分离出去。

　　所有了解历史的中国官员都不会让西藏独立。在清朝末期，当时的封建官员割让了很多土地给俄罗斯，现在这些地方仍在俄罗斯手中。在割地条约上签字的封建官员至今仍被人唾骂。关于那段历史时期的很多事情，我并不完全了解，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个习惯的做法，那就是军阀会通过割地使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再将土地夺回来，可能他们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没有读到或听到过对此的解释。我只知道他们永远被看作罪人。

　　我认为基因是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运动员的一个因素，我也认为在中国只有少数人的身体条件适合打篮球。我们有13亿人口，你能找到足够的人来组成一支优秀的队伍并且配备优秀的教练，但是我不相信会有很多国人会突然一下能够跳得很高、手臂变得很长、手掌变得很大或者能移动得很快。这些都不是能学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我相信这不会改变。

　　在某些方面，国内同胞和美国出生的华人之间的问题比中国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问题更大。中国人把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叫作ABC，或者叫香蕉人，外面是黄的，可是里面却是白的。白的意思是指美国人，尽管他们知道美国人有很多不同肤色。当我和ABC交谈的时候，他们的中文总是夹杂着英文。我想，他们不清楚自己是谁或更想成为什么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有时候认为，他们为我来到NBA欢呼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更因为他们希望我能超过那些美国球员。好像是因为其他美国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希望我教训那些美国球员。这样可以让他们感觉很好，就好像某种报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当ABC们希望我对奥尼尔说过的话进行反击时，我觉得很为难。虽然我对奥尼尔的言行不高兴，但更不高兴的是被人期望我不要去喜欢奥尼尔。我知道ABC们觉得很失望，但我是中国人，不是ABC。

　　我只是觉得中国人们无须对这种笑话这么敏感。不要因为我们有相同的肤色，就要求我一同憎恨某个人。我不喜欢被强迫做一些事情，他们却想逼我说奥尼尔做错了，因为他们这么认为。我操心的是我自己的事情，篮球是第一位的。我会在球场上尽我所能。如果有人在球场上打败了我，我不会在赛后抱怨，或者说他们的坏话。如果我赢了，也是一样，我不会吹嘘自己有多棒，也不会肆意贬低对手。球员或球队之间的竞争，应该是争当更好的球队或球员，而不是对谁的评论和观点争论不休。因此，我认为大家不该对奥尼尔在场外说的话那么在意。那不应该是我想打败奥尼尔的原因，而有些人却想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

　　同时，我觉得人们需要了解，对哪些事情应该认真，而对哪些事情不必在意。我现在对自己说的话非常小心。有时候，你会过于关注别人是否小瞧了你自己，或者太过在意对你的议论。那等于是无中生有，平地起风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奥尼尔是因为他瞧不起我才说那番话的吗?我想不是这样。可能观众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开怀大笑。每个人都会犯错，如果你只是在找错误，你总会找到很多。

　　可能我会改变，可能我会变得更美国化，可能有一天我会对类似奥尼尔做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我能告诉大家的是，还没有人因为我是中国人而说我的坏话，并不是因为我半边耳聋没听见。

　　我在NBA的第一年中有段时间，那儿的人努力做出一些似乎有中国味道的言行。在几场比赛中，他们会举行舞龙或武术表演，或者分发他们认为具有中国风味的礼品。当他们在迈阿密发幸运饼干的时候，我就告诉那些球员幸运饼干不是来源于中国。NBA还让我在一个宣传片中打太极拳，事实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太极拳。

　　凡事都是这样的，分外在和内在两面。每个人都会研究外在的，但并不了解内在的。中国的舞者从外表来看他们只是娱乐，但是他们的每个表演都包含着一层内在意义，可能表达对神灵的感谢，或者庆祝结婚或者是祭祀亡灵，你能从心灵上感受这些舞蹈。我在美国看到的舞蹈表演完全没有这些涵义，他们只是外表看上去像是中国的。

这就是我对奥尼尔说过的话的感觉，听起来有点像中文，但是没有任何意义。对我没有任何触动。而且，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奥尼尔的言谈不太中听，举止不雅。但是从内在的方面想，我不认为他是出于恶意。

　　当然，亚洲人之间互相的感觉也不全是好的。有些中国人由于日本在侵略中国时的所作所为，不喜欢日本人。很多中国人不喜欢我在丰田中心球馆（Toyota Center）这个以日本汽

车公司命名的场地上打球。人们甚至在发现我开日本车后说我的坏话。顺便告诉你，我试过很多不同的汽车和SUV，有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我买的第一辆车是丰田SUV，车里面是最宽敞、最舒适的。出于这个原因我才买的。

　　我第一次见到奥尼尔是在洛杉矶，我们跟湖人队打完比赛之后。他因为脚动手术而没有参加比赛，但是我们在赛后交谈了约一分钟。就是我让查尔斯·巴克利丢颜面的那场比赛，因为他打赌我整个赛季单场比赛都拿不到19分。但是我知道如果奥尼尔参加比赛的话结果会不一样。

　　“很高兴见到你，你的脚怎么样了?”我对奥尼尔说，心里在想，“我希望你总是受伤，这样我就不用和你对抗了。”“你打得很好，”他说。

　　“谢谢你，”我回答。这就是我们的谈话，很愉快也很简短。在我送给他的圣诞卡上，我写道，“感谢你的鼓励。你是我的唯一景仰的人———我的目标是:和奥尼尔一样棒!”我把卡片发到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他的继父连夜开车来看他跟我的第一场比赛，将卡片带在身上。他在我们比赛前的热身时段来到球场，我们投篮时，他直接过来问是不是我寄的这张卡片。我用英文和中文签了名字，但是我猜他还是不相信。章明基告诉我送圣诞卡在美国是一件非常温馨的事情，因此我这样做了。当奥尼尔的父亲发现那张卡真的是我送出的时候，他说会把这张卡片用相框框起来。如果我收到奥尼尔的卡片，可能我也会这样做。

　　在我们和湖人队第一次交战前，湖人队教练菲尔·杰克逊告诉记者我邀请了奥尼尔去我家吃饭。我想他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我并没有生奥尼尔的气或者我不认为他是个种族歧视者。杰克逊可能认为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会对奥尼尔有帮助。策略也许是对的，却不完全属实。

　　杰克逊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一个军事家，名字叫司马懿。他跟诸葛亮是同一时代，只是他没有诸葛亮那么杰出、那么有智慧。他无法打败诸葛亮，直到诸葛亮年迈。在中国，很多人不喜欢司马懿，他们都偏爱诸葛亮。司马懿阻止了诸葛亮，因此很多人很讨厌他。杰克逊让我想起了司马懿，倒不是说他们俩有多相像，而是尽管他赢得了那么多的总冠军，可是人们还是不喜欢他。而且他对比赛的指挥不是进攻型的，看上去好像他在那里等待所有的人，然后突然一跃到顶峰。他不会攻击你，他等你先出招再反击。司马懿就是这样，他知道自己打不过诸葛亮，于是他就关上城门等待。不管诸葛亮做什么，他都不会回应。诸葛亮年老病倒后，司马懿就开始反攻。当他扫清了诸葛亮这个障碍后，就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了。

　　只是他说的不是事实。奥尼尔和我从来没有谈过这个，倒是一个为奥尼尔工作的人打电话给“姚之队”中的一个人，说奥尼尔希望在比赛前和我共进晚餐。我想，他在试图表明自己所说的话没有任何恶意。当记者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很愿意和奥尼尔共进晚餐，而且他可以来我家，我妈妈会为他准备饭菜。对奥尼尔和我来说，任何时候去餐馆吃饭都十分困难，尤其是在第一场大赛之前。而且我可能让他吃一些非常中国的东西，比如说蛇。但是我并没有这样说:“奥尼尔，来我家吃饭吧。”这与发生的事实有出入。

　　在经历了这么多谈论后，我们始终没有一起进餐。一个奥尼尔手下的人打电话说，奥尼尔有个女儿和她的母亲一起住在休斯顿，他希望去看女儿。他没有说不来，只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计划好。“好，没问题，”我说。如果奥尼尔想一起吃饭，我很愿意。如果我们没有一起吃饭，也不要紧。

　　在比赛前我们的最后一次训练中，鲁迪和我讨论如何对抗奥尼尔。他站在罚球区的中间，说:“如果你让他进到这里，他会扣你的篮。”知道这点很好，但如果告诉我如何阻挡他进入罚球圈的话，那会更好。现在我知道奥尼尔是阻挡不住的，只可能尽力让他减缓速度。

　　训练完后，大概有100多位记者等着我们。我没有数，但是记者的数目太多，以至于科林要站在离我10英尺外的一个梯子上为我翻译，这样每个人都能听见我说了什么。有些人认为我并不需要科林，我的英语程度已经能够马上听懂所有的问题，我只是利用科林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考虑答案。这不是事实，我可能听懂大概20%的问题，最后我听懂的会多一点，因为有些问题我已经听过。可能人们认为我需要多余的时间来想出幽默的答案，但是这点是从我爸爸那学来的。问他一个问题，尤其是严肃的问题，他总会先讲个笑话。关于奥尼尔和他的肘的问题，我想我爸爸的答案会和我一样，我说我希望他的肘够肥，这样我就不会觉得太疼。

　　在面对了那么多记者后，我想放松一下，于是在我们走到停车场时，我对科林说，“给我钥匙。”第一次到美国我就学过车。在新人年之前的那个夏天，我随国家队到了丹佛市为备战世锦赛训练时，我又学过一段。加入火箭队几个月后，我又开始练车，想拿到驾驶证。

起先，我会在晚上开车在我家附近兜圈，街面很宽，没有停泊和来往的车辆。随后我开始在火箭队训练基地的停车场兜圈。我们要等“姚之队”的比尔·桑德斯，和他一起去同中国联通公司的人商谈拍广告的事情。在等他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开车兜圈，一个人的感觉真好，尽管只有几分钟。霍金斯正准备回家，但是他按下窗户，说，“我要报告警察，一个身高7尺10的男人在外到处游荡。”

　　有几个记者站在停车场看着我。当我经过他们的时候，我双手放开方向盘，朝着他们大笑。然后我停了车，一位来自北京的报社女记者，从车窗外往里看看我，用普通话说，“你不会开车，你只是在转圈。”“噢?是吗?”我回答，“上来，我让你看看。”

　　我不确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她上了车，关上门，我倒车。我并没有倒得很快，而且倒车我也试过很多次。但是这一次我倒得过了，撞上了停在我车后的另一辆SUV。我甚至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在继续倒，直到听见科林大叫要我停下来。

　　他让我把车开回到停车位，然后下车。我的车左挡泥板被撞凹了。那辆车的左挡泥板也被撞凹了，科林跑进去查看是谁的车被撞了，并且保证我们会补偿损失。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当时没有驾照也没有保险，而且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如果你在中国撞车，而且没有驾照或保险，你就闯大祸了，除非你很富有能用钱让自己摆脱麻烦。可是我兴奋的感觉甚至超过了担心，因为我从来没有撞过车，从来没有，这可是新鲜事!科林也很担心，因为，首先科林他就是这样的人;第二，他担心姚之队会因为这件事情找他的麻烦。所以我马上打电话给章明基说明发生的事情不是科林的错，然后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尔·桑德斯到了，他看到撞坏的车，笑着说，“欢迎来到美国!”我们一起上了我的车，科林提出他来开车，我当然没什么意见。你们看看到赛季的这个时候我有多疲劳:刚经历了那么兴奋的事，一上高速公路我就毫不费力地睡着了。在比赛前一周，有报道说我在全明星选举的票数超过了奥尼尔，这确实给我添加了很多压力。首先，我知道奥尼尔是联盟中最好的中锋。第二，这又给了他一个理由生气，让他跟我对阵时更加粗野。尽管有这些事情，我还是不知道随着比赛的接近，谁更紧张，是我还是我周围的人。我爸爸很紧张，比尔·达菲很紧张，而我的妈妈更是非常紧张。我能感觉到火箭队上下都非常紧张。我也很害怕，因为这两周以来我的表现不是很好。六天前我们跟掘金队进行了比赛，与他们的大前锋奈尼对阵时，我的左膝盖扭伤了。奈尼和我一样是新人，他块头很大，也很强壮，但也只有奥尼尔的一半，而且掘金队也不如湖人队。我妈妈很担心我，她不希望我在跟奥尼尔对决的时候受更多的伤。我爸爸不担心哪个队伍能够赢得比赛，他也只是担心我。

　　比尔·达菲给了我一盘弗拉迪·迪瓦茨的DVD来帮助我，弗拉迪在圣诞节的一场比赛中很成功地压制了奥尼尔，国王队赢得了比赛。达菲认为如果我看了这个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或许不那么紧张了，因为知道了奥尼尔是能够被打倒的。但是我不想看。我知道弗拉迪的想法。

　　他来自前南斯拉夫，风格像欧洲中锋。我跟在CBA中许多像他这样打法的人交过手。他做很多假动作，同样的动作从不做第二次，让你感到出其不意。我喜欢跟弗拉迪对抗，我和他打的时候总能打得很好。因为在国内很多人打篮球的方式和他一样，我已经习惯了。别误会，我不是说他打得很差，他可要比国内的那些球员个子大，技术也更强。我只是觉得对我来说，跟这样的人打球感觉很舒服。奥尼尔这样的人无论在中国或是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跟他打球不会感觉舒服。我妈妈有个特点:对任何事总是一抓到底。因此在比赛前的那天晚上，我在家里的工作室打游戏，我妈妈拿着达菲送来的DVD走了进来。“你想看这个吗?”

　　她问。

　　“放在桌上吧，”我说，“我会看的。”但是在打完游戏之后，我很累，马上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妈妈问我，“你看了吗?”我说，“没有，我忘记了。”

　　她说，“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不看?”

　　“我现在要去热身。我会在中午吃完饭后看的。”在我回家吃完饭后，她说，“你现在想看吗?”

　　“现在先别急，我要睡个午觉，”我说，“我会在醒来后再看。”在我醒来后，她说，“你必须看。”

　　于是我把DVD放进去，看了大概5分钟，一直在快进。然后我说:“好了，我准备好了，走吧。”

　　你知道我不想看这个的另外一个原因吗?因为我想让自己感觉平静。我认为这最重要。我告诉自己，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场比赛只不过48分钟。他可以挤垮我，他可以打倒我，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只是在那48分钟内。我要做的就是尽我所能来阻止他，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把他推开。但是比赛结束，他得了31分，我知道了他有多强大。所以，在我们的下一场比赛中他得了更多分。我知道了自己还不够壮，还不能推开他。

　　莫里斯·泰勒（火箭队队员）:第一场对奥尼尔的比赛开始阶段简直难以置信。姚明截住了奥尼尔，我们一个队员从后面盖了他的帽，然后姚明得了分。奥尼尔试图挽回，但这次姚明又盖了他的帽，又得了分。随后他盖了一次，然后又一次。我们都没有想到。尽管只持续了几分钟，但是却让你看到了将来。自从哈基姆在巅峰期以来，还没有人这样对过奥尼尔。奥尼尔不断地卷土重来并且最终主宰了比赛。但是姚明从不退让，他从不向我们寻求帮助。他在比赛最开始的几分钟给奥尼尔的，奥尼尔都在后面的40分钟内奉还给他，他咬牙接受了。我觉得他这一点跟比赛的精彩开头一样都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当然，教练会说，“不用担心，你的队友会帮你。”但是有时候你得告诉自己，没人能帮你。就像在第一场比赛，我没有得分，抢了两个篮板球还有两个失误，我告诉我自己，“没人能帮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在比赛开始之前，奥尼尔向我走来，在我耳边说了几句话。他告诉人们他一直在学怎么用中文说“对不起”。最开始他学的是用广东话，听起来像“Toy in-chee”。我不会说广东话。肯定有人告诉了他这一点，他就开始学用普通话说，听起来像“Dwee bu-chee”。但是在比赛前他没有对我说这个。

　　他说:“我爱你，我们是朋友。”很温馨，我都想提醒他:你刚刚才结婚呢。但是我没这么说，因为我不确定他是否能领会我的玩笑。我说，“谢谢。”

　　刚开始的时候我打得很好，但是仅仅只有几分钟。然后我很快就觉得疲倦，如果我以前不知道的话，现在我知道了，奥尼尔是独一无二的。我知道我唯一的得分方式是快速奔跑并且在球场另一边击败他，在他准备好之前来到篮下。但是把他拦在篮外都是十分困难的。奥尼尔靠向你的时候，努力使自己不跌倒已经是非常累的活。可我只能在一小段时间做到对抗他，然后跑到球场另一端，我在选择是得分还是阻止他的时候，我选择了阻止他。

　　我比奥尼尔要高，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块头要大，也许因为他的体重要重很多。在奥尼尔的手中，篮球就像乒乓球一样。调察报告说他只有325磅，大概比我重30磅。但是在和他对抗后，我知道他的重量绝对超过这个数字。在我第一次休息的时候，我来到板凳区，我告诉朱阿奎因·霍金斯和波斯简（绰号Boki），“他有350磅。”

　　“那没问题，继续保持攻击力，”霍金斯说，“让他防守你。”我想他们可能没听清我，“他有350磅。”我又说了一遍。

　　与湖人队的比赛中，我仍旧试图投篮，但次数不多。当我开始连最擅长的跳投都不准的时候，人们认为我太累了。我的腿力量已经不够，无法将球投入篮筐，我的投篮一直击中篮圈前沿。我马上就感到很累，但是我命中率降低的最大原因，是我在比赛开始时就将投篮这只手的食指弄伤了。我为了抢一个篮板球，食指撞到了玻璃上。在那之后，我就没办法投篮了。那个手指没有力量。我在受伤之后的第一个跳投是三不沾，连篮筐都没碰到。我努力使劲地投，但是球都很难碰到篮圈。如果你仔细看比赛的话，你会发现我开始更多的用左手投篮。

　　在比赛的前一天我们练习了一个战术，这个战术我们过去并不常用，鲁迪教练为奥拉朱旺使用过很多次，它适用于能够从15到18英尺外跳投的中锋。奥尼尔不喜欢离篮筐那么远，因此我们想这样可以让我更方便地投篮。但是我们只运用了一次这个战术，因为我没有经常跳投，而斯蒂夫做了所有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谈论我和奥尼尔，但是真正决定比赛的是斯蒂夫和科比之间的竞争，而斯蒂夫赢了。我得了10分，抢了10个篮板，6个盖帽。其中有6分和3个盖帽都是在开场的前三分钟，8分是在第一节得的。奥尼尔得了31分，抢了16个篮板。我在开始的时候打败了他，但是一场比赛有48分钟，加上加时赛有52分钟，他在比赛的其它时间表现比我好。我只在加时赛的最后几分钟才得分，当奥尼尔去阻挡斯蒂夫的时候，他将球给了我让我扣篮。感觉上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得分了。我们赢了，108对104。我做的刚刚够让人们在比赛后不会对我批评。斯蒂夫得了44分，但是人们对他的关注和谈论太少。我直到比赛结束后才知道他打得有多棒。我知道他投了很多篮，但是我没想到会超过30分。我忙于对抗奥尼尔。

　　比赛后在更衣室，鲁迪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比赛。我为你们感到高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高呼，“1-2-3，火箭队!”我坐在板凳上，看着所有的人去淋浴室，我看着训练员将汗衫拿走。我就坐着，努力调整我的呼吸。

　　你看过一部叫《黑鹰坠落》的电影吗?影片最后，士兵们跑得太累了，他们看到了大门，回头看到很多人在背后追赶他们，他们穿过大门坐了下来，不能动了。他们到处张望，想移动一下，但是他们动不了。我就是这个感觉。

　　姚之队比赛过后来看我，我告诉他们奥尼尔是个“肉墙”。他们在比赛后一起去吃饭，我没有去。我回了家，玩了会儿游戏，就上床睡觉。记得上一次我感觉这么累，还是我第一次参加八一队跟上海大鲨鱼队比赛的时候，我们输了40分，整整40分。我记得那一天是1997年12月11日。

　　通常在比赛后我喜欢谈论关于比赛的事情，我想想发生的事情和怎么做可能会使结果不一样，就觉得非常有趣。谈话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可在第一次跟奥尼尔对抗后，我没办法呼吸，我不想思考任何事情。当我躺在床上后，我却不能停止思考。比赛太让人兴奋了。而且我也知道了奥尼尔有多么强大。我一直在回想着比赛，游戏都不能让我疲倦下来。

　　第二天火箭队休息。但是我没有，我要参加一个采访，每周六上午我要为休斯顿普通话广播电台做访问。然后我还要为一个杂志封面拍照，还要替中国联通拍广告。我到现在还难以相信拍摄30秒钟的广告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我们两点开始，计划十点拍完。拍摄的间隙，我看完了一部关于秦始皇的电影《荆轲刺秦王》。

　　他们给了我很多种不同的食物:鸡翅、烤肋骨、三明治、水、软饮料、甜甜圈、饼干和土豆条。这些都很好，因为我整个赛季都无法保持体重，对付奥尼尔我掉了不少肉。除了妈妈做的东西外，我喜欢吃的东西不多，因此我吃了很多鸡翅。在加州有些地方的中国食物和我以前吃的比较相似，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在这儿很难做出味道跟在家乡一样的中餐，就算对我妈妈来说也一样。如果酱油或牛肉或猪肉或鸡肉的味道上有一点点区别，味道就会改变。

在中国，人们会做一些这里的人永远都不能吃的东西，比如老鼠、鸟和蛇。有些人认为，四条腿的，除了桌椅，其它都能吃。他们基本上能吃所有他们能抓住的能走能飞的动物，猫、老鼠、蝎子，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他们可能都会吃。当然，和所有事物一样，这些陋习也都在变化。今天，在中国的各个地方，你都能见到比萨饼。11点钟，拍摄还未结束。又熬到了午夜。在凌晨1点之前我们终于结束了，为拍一个30秒广告共花了九个半小时。这是我从不愿意拍电影的一个原因，如果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肯定说明我对此不是很擅长。

　　那个夏天，我给中国联通又拍了一个广告。我把一个小孩举起来投篮。孩子很沉，第一次举起的时候，他的鼻子碰在篮圈上，然后他就哭开了。导演叫他小胖子，他不是因为这哭的。在小孩停止哭啼之前，我们毫无办法。耽误了一些时间。

　　一个月后，我们又和湖人队比试了一场，但是奥尼尔的脚趾受伤，他没有参加比赛。我是在上了队车前往斯台普斯球馆时听说的。我的感觉是舒了一口气。我得了24分，抢了14个篮板。但是我们在两个加时中输了比赛，而且我被罚下了。那场比赛我记得两件事:马克·麦德森让我第六次犯规离开了比赛，科比·布赖恩特对着我做了他这个赛季最好的灌篮。或者说最坏的，如果你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之间没有碰撞。他沿着左边线上篮，我跳起来封盖他的灌篮，我们的身体没有接触，这是很不寻常的。我的手指碰到了球，只碰到了一点点。

　　这是一个非常干净漂亮的灌篮，就在我的面前发生。

　　在比赛结束后，一个ABC记者问我对这个灌篮的感受，他提问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我知道提问是他的工作，但让别人对着你那样灌篮是件很羞辱的事情，那时我对麦德森还一肚子恼火。我希望我永远不要装出兴高彩烈的样子问别人这种问题，也不希望球员这样回答。在中国，从来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当然在国内也没人对着我这样灌篮。

　　我们在洛杉矶第二次碰到湖人队时，从观众席上传来对我的嘘声超过了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有个家伙甚至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文系，学习用中文大吼“姚明，回家!”还有“姚明，投不中!”据说他坐在底线附近，大概离球场30尺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对于他能够为了对自己没什么好处的事情，而花了那么大的精力表示遗憾。

　　我不会计较这些。如果他们看到我很高兴的话，那我的感觉会更不好，因为这表示他们一点都不担心我会打败他们的球队。我在美国的第一场比赛中，与美国国家队在奥克兰举行的表演赛，也有人对着我喊。我听到很多小孩子叫道，“姚明，回家!”不过他们用英文说的，不是中文。

　　“你们买票来看我比赛，”我对他们说，“如果我回家了，你们看什么?”

　　我再次跟奥尼尔交锋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下旬了，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同第一次相比，我们赢的场次比输的场次多了7场，火箭队每个人都认为我们能够进季后赛。如果我们赢了，我们赢的场次就多了8场。但那是我们整个赛季最好的纪录了。

　　在三月早期，我们是30比30。到了三月下旬，我们的教练鲁迪生病了，因为膀胱癌住院。我们看着打入季后赛的机会在溜走。尽管我觉得自己还是一样努力，球队还是以我为中心，但我很难再保持高命中率。这一次，我们93比96输给了湖人队，而我投了13次篮只得了6分，加上10个篮板。奥尼尔得了39分，其中18分是在第四节，加上5个篮板。格伦·莱斯最后一秒钟的投篮未进，要不然可以打平。但是湖人队看起来就是一个准备进入季后赛的球队，而我们看起来是准备回家的球队。

　　再次面对奥尼尔，我感觉比第一次更累。只要看看他，就知道该做的还很多。第一次我不知道他有多强。有时候，你不知道反倒更好。第二次我们交锋，我知道了。我这样想，对抗奥尼尔使其它场次的比赛显得简单。这就好比吃甜品一样，先吃点你不喜欢的食物，那么甜品感觉会更好吃。

第八章 就是疲惫就是累(1)[图]

与队友谈笑风生

　　全明星赛首发阵容的投票，几乎是在比赛开始前的两个星期结束的。我不由得有些担心。投票是在我逐渐打得好起来的时候开始的，但我想:“如果我被选上，到全明星赛比赛期间又打不好了该怎么办?”我感到除了国内球迷对我的那些梦想期盼之外，现在美国的每个人也希望我能打出某种水平来。被选上是一种荣誉，它代表着有许多球迷非常喜欢我。但也意味着在球场上不能犯错误的压力也更大了。初到NBA时，并不是所有人对我都寄予厚望。至少我不认为他们是这样的。我在NBA的第一年里，当然没有人谈到我会成为一个全明星。既然现在大家都说我是投票选出的全明星队员，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我打得名不符实，就会让他们失望。

　　有一阵子，我的担心好像变成了现实。和大鲨鱼奥尼尔比赛对我打击很大，而被湖人打败也影响了火箭队的信心。接下来的两星期，我打得真是糟糕透了。我们接连输了四场比赛。而我也打了几乎是整个赛季最糟糕的连续两场比赛，一场是对达拉斯小牛队，另一场是主场对底特律的比赛。这两场比赛打得如此之糟让我很意外。我首次和达拉斯小牛队交锋时打得不错，这让我希望能在再次比赛时表现出色。现在回想起来，我自以为比赛会很容易，没有足够卖力地打。还有，小牛队中锋里夫·拉弗伦茨第一次比赛受伤了。而第二场他上场并打得非常好，而我却几乎是让自己停了下来。那是第一次鲁迪没有让我上场很久，只打了22分钟，而我当时还没有犯规问题。我下场时得了6分，5个篮板，5个失误，最后我们输了，比分是107-86。

　　那场比赛已经够臭了，可三个晚上后，对本·华莱士的活塞队的比赛更糟，23分钟我只得了4分和6个篮板。有时候统计数字并不显示你打得有多臭。这些统计很糟糕，但我的表现更臭。原因就是华莱士，他曾两次获得NBA年度防守球员的称号。

　　在奥克兰的表演赛，以及后来的世界锦标赛中，我代表中国队对抗他时，都打得挺好，但那时的本·华莱士表现完全不同。我的意思是说当我看到他随美国国家队一起比赛时，状态完全不一样。并不只是因为球衣。他的一切都让我吃惊———他的脸、身体、头发、盖帽等等。他在活塞队比在世界锦标赛中强悍得多，把我吓得都忘了该怎么打篮球了。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对湖人队的比赛结束后，我看到姚明被疲惫困扰着。

　　他开始觉得累了，一直很疲劳。情况如此糟糕，连我都替他觉得累。我觉得是他在场外做的那些事情让他如此消耗体力的。我跟我们的媒体关系总监内尔森·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先缓一缓?”但是不行，那时我们的上座率不好，而他们要为火箭队考虑，引起所有那些媒体关注能够带来门票收入。对湖人的比赛一周后，姚的状态就一路下滑。

　　在为全明星赛而安排的联赛休赛期前，许多人试着帮助我，鲁迪就是其中一个。在他的时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火箭队让他的45号球衣退了休。他跟我说，每一个努力打82场比赛的人都会疲劳，特别是新人。他告诉我他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想那些让他觉得安宁的地方。所以我就想着童年的上海，想以前认识的人，想我的生命中没有出现大鲨鱼奥尼尔的美好时光。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有效，反正那以后我开始打得好些了，因此一定有益无害。至少我投篮更好了。在5场比赛中，我的命中率最少有50%或者更多。那时也是我们的球队的不成熟开始暴露的时候。我们打了赛季中最好的两场比赛，主场打败了明尼苏达和沙加缅度。然而我们输了另3场比赛，先是在主场输给达拉斯，然后是客场输给明尼苏达和克里夫兰。斯蒂夫和我在对克里夫兰的比赛中，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全明星，直到比赛接近尾声。

　　当时我们落后一分，有机会在最后几秒赢得比赛，当斯蒂夫试图传球给我时，骑士队抢走了球。不过我倒是没时间去想这些，因为接下来就是我的第一个全明星赛周末。被球迷选为全明星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因此，使球迷在比赛和周末中得到乐趣也是我们的工作。全明星赛周末可能意味着聚会、音乐和娱乐。但对球员来说却不同，那意味着照顾朋友和家庭，面谈、会议、社交和练习。对球迷而言这些全是娱乐，对我们则是一点娱乐加上许多的工作。假如你是一名球员并想去参加聚会，那意味着你不能睡觉了。而我真的需要休息。

　　我遇到了许多名人，但是对我来说周末最好的消遣是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或是打游戏机，很安静。我希望周末最好能休息，然而第一年就当了全明星，意味着今后每一年我都得努力成为全明星。

　　周末并不都与篮球有关，还有许多商务活动。实际上我从周四在奥兰多拍佳得乐的广告时就开始操心商业上的事了。就是说我必须在星期四深夜赶到亚特兰大，第二天一早就起来参加一个商人谈论互联网商务的科技峰会。我喜欢一切有关技术的新东西———手机、电脑，但是我也很爱睡觉。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那些商界人士注意到我，但他们立即继续谈他们的生意。

　　我不大在乎自己穿什么，看一下我的衣橱就知道了。我大概有9到10条日常的裤子，其中有一条棕色灯心绒的裤子，是我穿得最多的。上面被我弄了一个洞，我很沮丧，但依然会穿它。运动服、篮球鞋或休闲鞋、T恤衫和短裤，是我的风格。但服装是全明星周末的重要内容。姚之队相信我至少会在新人挑战赛上打球———这是新人和第二年球员之间的比赛，所以姚之队想法找到我能穿的衣服。可是哪件都不合适。在赛季初，亚特兰大的一家叫佛来门的鞋店给我寄来了三大盒鞋，他们有大尺码的鞋。许多NBA球员都在那里买鞋。但是由于我的足弓很高，他们寄来的鞋尺寸都不对。姚之队让洛杉矶的一个公司给我定制了几件西装，但我妈不喜欢，因此我们全退了回去，只留下一套深灰色的。然后他们请休斯顿的一个鞋商从巴西定制了一双鞋来配那套西装，不料却卡在洛杉矶海关取不出来。我打算穿那套西装去峰会试一下效果，但我只有穿在国内买的道克·马丁牌鞋，跟灰西装不配。不过倒跟从中国带来的灯心绒西装挺配的，于是我就穿了它。那套西装对我来说就像老朋友。流行时装对我不重要，但我知道它对姚之队的商业利益很重要。

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每个人都穿着讲究，那我也应该如此。我不认为因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身高特殊就该特殊。

　　走进峰会时我意外地遇到了NBA主席大卫·斯特恩。我在选秀时他没能到场。这是自2000年奥运会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因为我在找洗手间，他跟我打招呼时我没有跟他多聊。他也没有太多时间，我没见过有谁像他那样，每天做那么多事的。他真是无处不在。

　　大卫·斯特恩（NBA联盟主席）:我们真没多少时间可以交谈，无论是在奥林匹克还是亚特兰大的全明星赛上。我们后来在第一个赛季中，在纽约共进午餐，我发现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姚是个很好的伙伴。甚至在亚特兰大我已经感觉到，他很喜爱这里并希望能尽最大努力打好球。既然他开始说英语，我们便开始了解他那有趣的幽默感以及作为一个如此出名的年轻人所具有的非常好的见解。拥有国际球员对我们的球迷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该球员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现在有一种启蒙行动正在进行中。比如金州勇士队的萨如那斯·马修里奥帮助我们理解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区别。我们也了解到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谈不拢，南斯拉夫国家队解散了等等。真实的历史课一直持续着，有什么可以比有人从全世界人口最多、但我们又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度来到我们这里更具有历史性呢?于是你们便有了这位微笑的温和的运动员，因为有一支球队在选秀中将他作为首选，他被明确地定义为世界级球员。他就在这里，他个头巨大，会投篮，也很有天分。这很能引起球迷的兴趣。

　　峰会后我赶去全明星的媒体专场。整个赛季记者们都追着我，我第一次跟大鲨鱼奥尼尔过招时，有许多记者在场。但这一次，记者比我看到的任何时候都多。科林很幸运，他不用面对他们。现在回忆起来，在全明星周末，科林休息的时间比我多。为了节约时间，他们请了一个联合国的翻译来跟我工作。斯蒂夫坐在我旁边的桌子，但是记者太多，我看不见他。他们告诉我，仅从中国就来了30个记者。大多数的问题，那个赛季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是由于我在同一个新翻译合作，我必须回答所有的问题，他才知道说什么。

　　而跟科林一起工作时，我就只需要看他一眼或者只是说，“你知道答案”，他就会替我回答。当一个记者问我，在全明星周末最期待的是什么，我说，“离开这个房间”，我说的时候面带笑容。

　　周六全明星训练开始前，NBA让我参加一个为当地学校的孩子安排的“阅读与提高”的活动。我很高兴去参加，但是我猜孩子们朗读英文比我好得多。LLCoolJ和其他的几个饶舌歌星也在那儿，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听饶舌歌，对我来说太吵了，而且听上去不像音乐，我也听不懂歌词。我喜欢听亚洲女歌星的歌，因为我明白歌词，她们的声音也让我很平静。我这样说希望我的女朋友不会找我麻烦。

　　离开朗读活动我去参加全明星的练习。其实，“练习”可能不是个合适的词。我们说说笑笑，投了一些篮。大鲨鱼奥尼尔和我比鞋的尺码，他的比我大3英寸。我没亲眼看见，但是后来听说大鲨鱼奥尼尔在去更衣室的路上遇到我的父母，他非常友好，跟他们一起拍照，拥抱我爸妈，还吻了我妈。在中国，陌生人初次见面是不会亲吻的，也许到了这个地步，大鲨鱼奥尼尔对我们来说已经不算陌生人了吧。

　　我去科技峰会时，我妈去了佛来门鞋店，给我挑了双18号的黑色皮鞋配我的新西装。我真的很喜欢那双鞋。新人年结束后的一个夏天，我把它忘在北京了，为此我还郁闷过。

　　因为打周日的比赛而不必去打新人挑战赛了，我提出要坐在西部地区新人的席位上。我想和球队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作为同一年的新人，我们就像朋友或兄弟。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情愿穿上运动衣而不是西装，但全明星的周末不能那么做。没关系，一年一次的话我是可以做到。我希望每年能这样做一次。否则，你就不会看到我穿得很正式了。

　　穿运动衣去体育馆也许会更舒服，因为我们的轮胎爆了。亚特兰大的交通非常糟糕，比休斯顿还糟。因此司机想试着开到人行道上，以便让我们及时到达。结果轮胎就出了问题，撞到了马路牙子上。姚之队不想让我走出车外，但我想走走。我不想做一些跟常人不同的事情。你的车爆了胎，一定会下车走一下，不是吗?我当然也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那时有许多车和人，大家疯狂地鸣喇叭，纷纷离开自己的车索要我的签名。反正交通那么拥挤，车也丢不了。一个安全人员为我们拦下了一辆开往体育馆的巴士。当我上车时，人们跟我击掌，欢呼:“姚明!姚明!”这很有趣。乘巴士对我来说好像是回到了上海。

　　也许我没有打新人挑战赛是件好事。整个比赛都没有人慢下来。没有人跑之字型，全是直线，上上下下，投篮前没有太多传递。

　　尽管我没有比赛，半场时我还是走进球员休息室，教练科顿·菲茨西蒙斯正在谈论我。

　　“你们都没有压力，”他说，然后指着我:“那个家伙有压力。他明天压力很大。你们接着打球吧，玩得开心点。”

　　我想说:“谢谢你提醒我，教练。”但是我没有。

　NBA中外国球员很多，你可以了解关于其它地方的许多事。比赛结束后我再到休息室，那里总有许多吃的，尽管我没有打球，还是很饿。我等到其他打球的球员都拿了吃的，然后自己也去拿一些。我拿了一块炸鸡，不是很好吃，我就想去扔掉它。快船队的球员马科·贾里奇是从南斯拉夫来的，看到我拿着鸡块走向垃圾桶。南斯拉夫战争很多，生活很苦，食物不多，我是知道的，马科提醒了我。

　　“不，不。”他说:“在南斯拉夫，你必须全吃掉。”“好。”我说:“是我不对。”

　　星期五媒体采访时，斯蒂夫开玩笑说要帮我赢得最有价值球员奖，我则开玩笑说我们只传球给对方。我们是在开玩笑，至少我是在开玩笑。全明星比赛不适合我的球路。我试着让蒂姆·邓肯或凯文·加内特从开球的地方跳到中心，但他们让我这样做。我想拿个篮板，独自运球穿过球场，投一个三分篮，但我不能在我的首场全明星赛上为了自己那样做。

　　斯蒂夫的确帮了我的第一次投篮，跟我做了一个空中接力，这样当比赛进行65秒钟时，我就灌篮了。只是我不知道那将是我比赛中唯一的投篮。我本可以投更多次的，但我没有尽力去投。我觉得比赛是为了让球迷看到不可思议的事，尽管有时我也能那么做，但那都不是刻意去做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阿德曼教练还是确保至少在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里，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让我跟大鲨鱼奥尼尔、蒂姆·邓肯、德克·诺维茨基和斯蒂夫一起打球。场上同时有四名身高7尺以上的球员比赛。想像一下跟一个由蒂姆·邓肯作小前锋，诺维茨基作得分后卫的球队一起打球!我跟斯蒂夫说其实他是我们的中锋，我所见过的最小的中锋。

　　我打了17分钟，首发球员中上场时间最短的一个，但没关系。我知道大鲨鱼奥尼尔应该打更长时间，而且我很高兴看他们打球。我可以坐在一个前排座位，看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篮球手打球，而且在大家向迈克尔·乔丹道别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于一个一年前还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来NBA打球的人来说，成为这许多事情中的一部分，已经是一份莫大的荣誉了。

　　我还对联赛中一些出色球员有了更深的了解。斯蒂夫在这上面帮了我。中场休息时我们去了更衣室，他让我模仿鲁迪说出对每个人的印象。于是我看了一下统计单，指着失误栏，说“他妈的……!”然后揉烂了纸，扔到地上，穿过房间，好像很恼火的样子。每个人都笑了，我感觉很好。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觉得我属于这里，是否是个真正的全明星，但是他们的笑声告诉我，我被接受了。我的真正考验是在比赛后。第二天早上，斯蒂夫和我及时飞去休斯顿赶上训练。我很高兴成为全明星周末的一员，也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但我得说我比周末开始前累多了。

　　我在中国的第一次全明星比赛也跟这差不多。美国的全明星比赛是在东部和西部间进行。在中国，我们通常是南北对决。那年主办城市沈阳的民众希望很特别，他们组织中国和外国的全明星比赛。你猜在中国篮球协会中有多少球员是来自欧洲或是中国以外的?每个队最多两名，而且不是每个队都有外国球员的。因此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外国球员来组队比赛。这看上去像是中国国家队和一支来访球队进行的一场练习赛。我们应该赢这场比赛，但结果我们却输了。中场休息时，我们还领先10分呢。终场前五秒钟时，我们领先2分，但外国全明星在中场投中了个3分球。球迷将他们的塑料水瓶全扔到球场地板上，球场看上去像一个游泳池。我们队中的老队员们对我不太满意，因为我在上场的五分钟内打得很努力。我不是想让他们看上去在偷懒，这只是我的第一场全明星比赛。尽管有人对你说放松点打，你会那么打吗?我不这么想。这有点像我在NBA的第一年，有好好打的压力。我猜那些外国全明星一定也这么想。我打得并不是很好，罚球得2分，2个篮板，一个抢断，就像我的第一次NBA全明星赛。

　　为全明星安排的联赛休战期间，球队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继续打一场好球接一场臭球，而且在没人期待我们表现好的时候打得挺好，在该赢的时候又输了。我想任何在我们身上投注的人都一定赔了好多钱。例如，全明星周末后的前两场球，我们周二在主场的加时赛中输给了犹他爵士队。然后第二晚飞到犹他州，又在对方的主场打败了同一支球队，领先了30分。两晚后，我们在主场输给了迈阿密热浪，差12分。热队对我来说是最难对付的一支球队，他们像一群狼。

　　下一场比赛，我们在第二个加时段输给了湖人，大鲨鱼奥尼尔并没有上场，这样火箭就不再有季后赛的席位了。这让人难以接受，仅仅在一个月前，我们还打败了有大鲨鱼奥尼尔上场的湖人，很肯定会打入季后赛。现在我们得努力打好余下的赛事，每一个礼拜过去，我显得更累。

　　我说“显得更累”，是因为在有些比赛中我真的并不觉得累。记者们问我关于撞到“新人墙”的问题，那才是我觉得累的时候，我必须回答那个问题。有几次我觉得非常非常累，但是我想“撞墙”的意思是指我停下来，不能再前进了。我会说我撞到征途中很高的障碍，而每次撞得慢下来。看到比赛的录像，或者看到我的投篮许多次与篮筐擦边而过，即使自己的身体不累，心也显得很累。我一直在想，只有在姚之队不再让我做更多的电视广告或者大型采访时，我才有办法休息提高，可惜这从未发生。

我不再告诉你赛季后期的每一场比赛了;那样做可能会让你腻歪得反胃，因为火箭起起伏伏太厉害了。我要说尽管我觉得自己有机会赢得年度新人奖，我明白为什么是斯塔德·迈尔赢。我从没有看到一个年轻人有那样的身体。他跑动的样子让我想起星球大战中的R2D2，或者《终结者》中的阿诺德·施瓦辛格，他就像个机器，但又不是个机器。首先他总是微笑。

　　甚至在他发怒的时候，看上去也像在微笑。有一次我碰到他的肚子，他装得好像我弄伤了他。“啊呀，”他叫。“算了吧，伙计。”我说:“你比我壮得多!”

　　在NBA个人的天赋是一切的基础，这一点跟在国内不同，那里一切从团队协作开始。我很难说一种方式好于另一种，或者我喜欢这一种超过另一种，它们只是不同而已。我很高兴在两个联赛打过球。我觉得如果能围绕着个人的天赋建立团队的默契和合作，那将是非常强大的组合。我认为国王队就是那样的，它是支成熟的球队。而火箭的年轻则体现在比赛中。在火箭，默契有时候好，有时候一点都不好。我们本应该打到季后赛的，但很明显我们存在着某些问题。

　　到了年底，一些评论家说火箭应该更多地传球给我。有时我在显示自己能力，以及在球队内发挥作用方面是有问题的，但我从不想让自己的表现大于球队的发挥。我是这样想的:只要是球队需要的，那就是我要做的。我感到最快乐的比赛可能跟你想的不同，并不总是那些我得分最高或是篮板最多的比赛。当然，那些我个人表现良好的比赛会令我非常高兴，但它们只是让我个人高兴。而让你的队友高兴总是更有意义的。三场对国王的比赛，我们在主场赢了两场，最后一场，球队配合默契，我们感受到作为一个集体的快乐，那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种享受。从技术的角度，如果我打得好而我们又赢了球，下一个球队会作调整，他们的调整可以抵消我的优势。而如果球队集体打得好的话，那就是谁都不能被化解的优势。

　　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第一次对尼克斯的比赛中，我可以感受到成为一个全明星后的新压力，以及我在队里的角色变化。如果我可以选择住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那一定是纽约，因为它让我想起上海的许多地方。高楼大厦，许多有趣的值得去的地方，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个非常繁忙的都市。甚至连麦迪逊广场都让我想起大鲨鱼的体育馆，因为它们都老了。跟上海一样，纽约的东西还特别贵。

　　不管怎样，对尼克斯我得了24分和6个篮板，每个人都在谈我打得多么好。但是在比赛的尾声，我两次失球，我想那正是我们以102:95输球的原因。队友传球给我，不只是要得到我的帮助，更期望我赢得比赛。有些事情我想做，有些事情我想让他们做，但我没做到。这就是另一个我为什么不抱怨拿球不够多的原因。有时我确实拿球了，但是没有做到正常发挥。

　　从年初到年末，其实我倒没看出球队在使用我时有什么不同，我只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用了我，用了多少。我并没有更多地拿球，因为我是新人。如果我拿球很多，我做的会影响其他每个人如何打球。我理解要让每个人跟一个新人去竞争很难。如果我在前半赛季得到更多的球，我不认为后半赛季会更好，因为到那时我的自信心会受到很大打击。我越打越糟。我们老是失败。而且一个很大的烦恼是，队员们好像不是真的相互信任。

　　在岁末，斯蒂夫只要一得分，他就会一直投篮。如果他失误了，我们就会给下一个投。

　　如果这个人投进了两个球，我们就一直喂他球。如果他失误了我们就会给下一个或者再下一个。

　　在全明星的联赛休战期后，我取得一些小小的个人胜利。第二次跟本·华莱士的活塞队过招，我打得好多了。第一次比赛，我用了很多转身后仰式跳投，我打得很软，而他很强悍。第二次比赛，我知道他喜欢跳着盖帽，因此我就做许多投篮的假动作，引诱他对我犯规。

　　有一次我和他一对一，对他灌了篮。我开玩笑说，这次我的表现如此不同，是因为在比赛的前一晚，我拿着他的照片放在床边，整晚被吓死，因此来到比赛就不再害怕了。我能说什么呢?我喜欢开玩笑。

　　下半赛季的另一个进展是我们的最佳射手格兰·莱斯的归队。格兰的左肩受了伤而不能参加赛季的大多数比赛。有一个外围投球手真的非常重要，因为那样的话，防守不会挤压到我这里。联赛中没有人想给格兰空档，无论他离篮筐有多远。我们连胜5场，在这5场比赛中，格兰拿了27个三分球中的14个，这绝不是巧合。

　　但正当我们觉得我们开始找回了赛季早期的胜利感觉时，鲁迪生病了，一切又变了。我们是在打败了跟我们争夺进入季后赛第八名的太阳队时获悉的。这说明如果我们双方在赛季结束时积分相同，我们将因为在双方交手中得胜次数多过对方，而进入季后赛。

　　鲁迪在更衣室祝贺我们，并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感到非常骄傲。然后他说他患了膀胱癌，要缺席几场比赛。这就是说他的第一助理莱瑞·史密斯将执掌球队直到鲁迪痊愈。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当鲁迪告诉我们时，每个人都在坐着休息。我们刚赢得了一个大比赛，我们在更衣室，兴奋异常。他就坐在那儿，说“打得漂亮”。我从没看见他在我们离开更衣室前解下领带。这一次，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的领带被挂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了他的癌症。他说了以后，大家相互看着，想“这意味着什么”?他说他会离开几天。

因此我猜大家都在想，并不是我们不拿史密斯教练当回事，只是如果主教练几天不在的话，我们会乱来的。你知道的，就是出去玩，随便投几个篮，不是比赛。但是他说的几天结果变成了几周，后来又变成了几个月，我们再也没有恢复到鲁迪离开时候的状态。我并没有在赛季后期对姚明失去信心，因为我知道作为新人是怎么回事。老实说，赛季后期他打得不是太糟。教练的变化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看看统计数字就知道了。我、姚明和卡蒂诺的数字变化都非常巨大。对三个主要球员，一切都下滑了。并不是说从鲁迪到史密斯教练，我们

做了很多战略上的变化，我也并不是将没有打到季后赛怪罪到史密斯教练身上，只是从那时开始，我们的三个最重要的球员的动力停止了，这绝对伤害到了球队。

　　得癌症的消息从任何教练嘴里说出来，听到都会很难受，然而从鲁迪那里听到就特别地难受。许多人认为他作为教练心肠软，但我可以告诉你，他跟我所有其他的教练一样大喊大叫。鲁迪的特点是他对你说话，就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样，而不是像一个教练对球员。我记得他和CD在选秀前来看我在北京的训练。那是我们初次见面。CD非常轻地说:“你好，姚明。”而鲁迪用非常大、非常快乐的声音说:“嘿，你好吗，姚?”好像我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仅仅知道他会一段时间不和我们在一起，会没事，那样的话心里就不会太难受。但是当我们听说有人得了癌症，想到的是那个人，以及他能够活多久。从赛季的那时起，我们再也不是百分之百地只想着比赛。如果你是火箭队员，想着一场NBA比赛的时候，就忍不住怀念起鲁迪。

　　那是情绪上的一面。技术方面的是，我和球队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开始适应一个新教练。一般当助理教练接手时，他们并不改变任何事情，就好像主教练在观看一样，让球员做一切。他们不说太多，使用球队最好的球手或领袖，会比主教练对他们的使用多。史密斯教练不是那样的，他没有改变我们的打法，但改变了对我们的使用。犯一个错误你就下场。现在回忆起来，他让我有点想起王非执教国家队的时候。

　　我能够看出史密斯教练做助理教练时就很严格，这一点在他成为主教练后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赛季尾声接手一个试图打到季后赛的球队，而且不知道主教练什么时候回来，是个巨大的挑战。并不是每个球员都信任他。鲁迪在的时候，每个球员都像一个机器的一部分，鲁迪告诉这架机器该做什么。然后鲁迪走了，就没有人告诉这架机器它该做什么。或者每个人对于需要做什么都有自己的主张，因此机器不再倾听。每个人都想打到季后赛，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条不同的路。当鲁迪离开球队的时候，我们是35胜30负，失去了他则变成了8胜9负。

　　在赛季初，我创下了一项NBA记录，6场比赛中35投31中，那是88.5%的命中率。那时我在联赛的投篮命中率指标上领先，命中率超过60%。而在赛季尾，我完全没有做到那样，尤其是在史密斯教练接手后。最后的70投，我中了28个，或者说40%的命中率。

　　鲁迪告诉我们他将离开一阵儿后，我们有5场客场比赛。我们输了其中4场。我想我们都希望旅行回来时，鲁迪在等我们。但我们没看到他，不知道他的感觉是怎样。接着我们又打湖人队，在主场，这一次他们有大鲨鱼奥尼尔。我还记得第一次和他过招时的感觉，我不想找借口，反正他那场比赛中对我随心所欲，得了39分。我的篮板比他多，10个对他的5个，但是13投我10次不中，只得了6分。湖人以96-93获胜，而且奥尼尔几乎每次拿球就灌篮。这一次他慢下来，逼我退后直到篮下。上一次，他试图打快，从远一些地方投篮，这使我打得更有效。最糟的是，当奥尼尔灌篮时，我对他犯规了，他得到一个罚球，没中，但得到篮板，灌篮成功。

　　在某种意义上，湖人队的里克·福克斯对我的伤害其实比奥尼尔大。是这样，有次我投篮未中，试图拿篮板，结果下颚撞到他的脑袋。记得我告诉过你我一只耳朵听不见吗?那一下以后我一段时间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努力不让这干扰我，但是每次跑向篮框，又多了一件要想的事情。

　　我不能将一切怪罪到鲁迪生病这件事上，赛季结束之前，我的投篮已经每况愈下了。只有一个原因:我累了。马刺赢得总冠军总共打了多少场球，110或更多，算上常规赛和季后赛。如果你算上亚运会、NBA常规赛、亚锦赛及中国国家队的表演赛，我在几乎同样的时间内打了107场比赛。我不是说，我不想打所有这些比赛，尽管国家队的9场表演赛多了一点，但我觉得我感觉那么累，是有充分理由的。并不因为我是中国人，或者我的训练不足，或是方法不正确。任何人打了那么多场比赛都会很累的。

　　高度疲劳意味着我不能在篮框附近占据好的位置，因为那样做需要力气和能量。另一个非常需要记住的原因是，当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对每一投都非常小心，保证那是一个高命中率的投篮。而到了赛季末，球队要求我更多投篮，我这样做了，但那意味着不能等待一个高命中率的投篮机会。

　　4月1号，鲁迪告诉每个人他要无限期地离开。一周后我们打了赛季最臭的一场进攻篮球，主场输给波特兰，81-66。整个赛季如果有一场球使我只想马上搭飞机回上海，那么就是这场球了。66分是火箭历史上破记录的单场最低得分。我们防守很好，就是不能得分。我13投11不中，整个球队的命中率是29.5%，没人能投中篮筐。那不是我最糟的场次之一，只因为我拿了12个篮板，但是最后几分钟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以前我从未有过那样的感觉。埃迪·格里芬，我们第二年的强力前锋，因为超速以及携带大麻在比赛前两晚被捕了。许多人认为那是我们跟开拓者打比赛如此糟的原因，但我不相信。也许这件事影响了埃迪，但球队其他人并没有在想这个。对鲁迪病情的担心，使其它的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输给波特兰的原因就是因为投篮失准。

第二晚我们也没有好多少，命中率31.5%，在盐湖城94-73输给了犹他爵士。那两场战败后我们仍然有一线希望打进季后赛，但是我想许多球员已经认为没希望了，因为要打进季后赛，除非太阳输掉他们所有的比赛，而我们得连赢4场。当太阳打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一切都结束了。火箭不会进季后赛了，意味着我自由了，可以回家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想，我真的很想打季后赛，并以为我们会打进的，但现在我知道可以早些回家，感觉也不错。

　　我们赢了最后的三场比赛，我在赛季结束前又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轻易地赢了西雅图队，但我没有很卖力地打。我上场22分钟只得了3个篮板得了10分。比赛结束后凯特冲我发火了。“赛季还没完呢，”他说:“你不能停止比赛。”没有人喜欢被大声呵斥，但他这么说很好。后来在巴士上，我走过去对他说:“凯特，你是对的，谢谢!”

　　对孟菲斯那场比赛我只打了21分钟，但得到了两倍的篮板，6个，3个盖帽，13分，这是我赛季中第27次两双。由于卡蒂诺，我打得很卖力，并得到许多球，这要感谢斯蒂夫。赛季即将结束让人有些失望，但最后一场比赛给我前途一片光明的希望。

　　无论是在跟奥尼尔对抗，还是在上一场对波特兰的比赛后，我却很疲劳，但都无法跟在丹佛打完最后一场比赛，在休斯顿走下飞机时的疲劳感觉相提并论。在那之前，我心里总有下一场比赛或者下一次训练。我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并总感觉有一点紧张，那样给了我能量。而现在，没有比赛了，没有理由紧张或是集中注意力了。

　　“好吧，”我对自己说:“我已经见识了，这是尽头。”我最后终于到达了高速公路的末端。你知道我很喜欢开车的，对吧?我总是想开车。但当我们走到车那里，我对科林说:“你开回家吧。我想小睡一会儿。”只有一两分钟我就睡着了。直到年底时我才知道，有些队友不觉得火箭应该让我成为状元秀的。他们认为，球队应该用优先权去交换一个能够马上帮助他们的老球员。如果不是在网上的留言板上读到，我不知道有人那样想。这是因为没有人让我那样觉得，或者在更衣室里谈起过。看到以后我也没有感到烦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队友是在赛季后，而不是赛季前那样说，我会感觉坏得多。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要姚明。”我说的是，“我还没看过那个孩子打球。”因此我们不知道他怎样。于是，他们就飞快地放录像带给我看，让我看了一盘集锦。但是任何人在集锦中都会显得很好。我可以给任何人做一盘带子，让他看上去像是可以得到状元秀的样子。快船的昆廷·里查逊去芝加哥的测试，说他们整天都在灌姚明的篮，我觉得那只是不成熟的表现。老实说，是我不了解。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一个肖恩·布拉德里水准的录像带?或是一个站在那里不动的乔治·穆雷山式的球手?还是一个虽然不是奥尼尔，但至少能够移动的球员?在我看到录像带之前，已经听说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我不肯定。显然鲁迪和CD从第一天起就下了决心。我建议我们用优选权交换一个其他的球员。我心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只是想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那时我们需要有经验的球员。

　　在权衡利弊并考虑了参加选拔的所有球员之后，我赞成选姚明。马里兰的克里斯·韦尔考克斯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来到休斯顿测试。我看了一些来测试的家伙，对自己说:“他们都不成。”我知道韦尔考克斯不会是状元秀，尽管他是我的哥们儿。我无法告诉你从哪一天开始我开始赞成选姚明的，那是在选秀之前。

　　因为我有获得年度新人奖的机会，NBA不希望我马上回中国去。一开始我想留下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女朋友叶莉应该在五月的第一周随中国国家女篮来美国，跟休斯顿的WNBA彗星队打比赛。可是由于SARS旅行被取消了，我就想马上回家。

　　因为SARS的缘故，姚之队也不想让我马上走，可那正是我想回去的原因之一，告诉人们不应该害怕。

　　我不知道是否NBA照顾了我一次，但年度新人是第一个公布的奖项，就在常规赛结束后的一周。第二天我就回家了。

　　回国之前我并不担心会得SARS，我说不出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不想有什么事情阻止我回家，也许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我习惯性地觉得自己可以克服任何身体上的问题。我回到上海后，事情才变得更真实些。我可以告诉你，尽管大家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处于危险中，但是生活继续着。也许他们在家里呆得多了，每30分钟洗一次手，但是生活还在继续。你尽量想办法去避免就是了。如果你还是得了，你就是不走运。喂，中国有多少人得了SARS?三千?中国有多少人口?13亿。那是多少比例啊?零点零零零。

　　SARS也给了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关爱、帮助他人的机会，这不是因为他们拿到钱或有人命令他们去做，而是因为人的善良本性。

　　有时我们需要可怕的大事件来让我们记住重要的信念: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帮助关爱社会。如果你关爱社会，我相信，会有一天社会也会照顾你的。当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体育频道总监，白李请我主持一个关于SARS的电视真播募捐节目，我很乐意帮忙。这是中国的第一次搞类似的电视节目。在中国长期以来，大家都相信不需要电视募捐或者类似的东西，因为政府会负责一切的。我是主持人，但我并没有比其他人做得更多。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NBA的许多人帮了忙。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老板雷斯·亚历山大、大鲨鱼奥尼尔，魔术师约翰逊及斯蒂夫·纳什的录像内容，都出现在三小时的电视马拉松中。魔术师乔丹和老虎伍兹捐了签名物品，供拍卖来筹集资金。斯蒂夫·弗朗西斯捐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显示出他有一颗多么伟大的心，我和他一起打球时就已经了解了这一点。

我在NBA赚了钱，觉得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别人。我们不能总是等到像SARS这样的灾难发生了才行动。甚至连帮助修建一所医院这样的想法也只是事后诸葛亮。捐钱搞研究、支持教育或者建学校才是有预见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人们的头脑是你能帮助的第一站。我在为这些项目捐钱之前，会看一下计划和时间表。我要知道我是在帮忙而不只是花钱。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国内同胞做这些事情。我想看到，我在NBA为自己和联盟赚的钱，都能回到家乡。

　　中国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我想它比美国更需要我的关爱。

　　你们知道我没有得到NBA年度新人奖。太阳队的阿马尔·斯多达摩胜出。我是想赢的，以证明火箭队选我做状元秀是正确的，但我想不用得这个奖我也已经做到了。NBA年度新人奖是媒体评出的，也许我没有得到它的原因是我说了太多坏话，或者开了记者太多的玩笑。联赛教练的全新人球队投票中，我跟阿马尔得票一样多。而联赛球队经理为体育新闻的投票中，我还比阿马尔多得一票。我给联赛经理和教练留下了好印象，那才是最有意义的。另外，我也没有获得CBA的年度新人奖，而我最终获得了锦标。如果我可以用新人奖换取NBA总冠军，我很高兴作这个交换。

　　飞回上海的前一天，姚之队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去钓鱼。那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我住在比尔·达菲在旧金山湾区的房子附近，他们预约了深海钓鱼。结果没去成，因为下雨，风也太大。我改去了游戏机房，姚之队作了安排，我可以在他们开门前几个小时去。

　　章明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第二天去钓鱼了。

　　“我们乘的船看上去像《完美的风暴》中的那条，”章明基笑着说。

　　“别那么说!”我对他说。在经历了所有在NBA第一年发生的这一切后，如果我们在风雨中出行，一场完美的风暴也许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终结。

第九章 文化冲突(1)

　　如果你去过中国，就知道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像计划的那样进行。有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计划。如果你是中国人，学习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保持冷静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说，我还是非常中国化的，因为在我的NBA第一年，许多事情的发生并不在预料中。

　　1.第一印象 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我们在姚飞来纽约参加选秀欢迎式

前做不了什么事，他们安排从中国通过卫星传来他在摄像机前的画面。我们看到姚和父母坐在沙发上，这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家里。第二天早上我飞到纽约出差，一着陆我电话就响了。

　　那是媒体关系主任内尔森·路。他说，出点了乱子。休斯顿时报上刊登了中国传来的一张照片，在姚明身后有一张中文传单，清晰地写着:“打倒美帝国主义!”休斯顿会看中文的民众因为姚明屋子里有这个而发狂。我急忙打了些电话才了解到这是在CNN的演播室里拍的，他们用四、五十年代的旧传单作装饰。姚明恰好坐在了其中之一的前面。我们很快发出消息澄清事实，但那一晚真的是一场骚乱。

　　2.行李丢失，队服遭窃 第一件有麻烦的事情，发生在我随中国国家队来美国参加世界锦标赛时。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想拍我穿火箭队服的照片，在NBA赛季开始之前，用在杂志的封面上。火箭送来了我的球衣，我们在丹佛训练时拍了照片。我得在那儿拍照，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回美国，甚至是否能在赛季开始前回来。那时就开始出事了。首先，我的行李在从丹佛到印地安那波里斯的路途中丢失了。拿回它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火箭的球衣在里面。但是锦标赛的第二天早上训练结束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房间被打扫过了，而我的球衣失踪了。我记得我把它放在房间桌上的。我并没有想太多，因为如果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只需要打个电话，球衣供应商就会再给你一件。许多公司都在中国生产鞋子和衣服，以及其它东西，你需要更换什么东西时，不必担心。我现在知道在美国不是那样的。火箭让我付钱，而且非常贵。

　　这么说吧，不管谁拿了那件球衣，都是一件收藏品，因为只有两件球衣，我的姓和名都在上面，那就是其中的一件。在我们的第一场季前赛上，我穿了一件，然后NBA让我们换掉。

　　NBA不允许姓和名都在球衣上，所以我得换只有姚字的球衣。

　　体育画报还是把我放在了封面。我溜出房间，穿了中国队的队服拍了照片。体育画报随后用他们的电脑把它变成休斯顿火箭队的队服。科技真是伟大!3.没有信用，不能购物 我回中国参加亚运会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我妈先来了休斯顿找房子。她找到的第一个房子，卖房子的人并不真的拥有产权。由于我是在十月份来美国之后和火箭队签约的，手头没有钱买房子。而且因为我是中国人，在美国没有财务记录，美国银行一点钱都不想借给我。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我们都准备好了，要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切，结果在开始试图得到一笔贷款前，我们发现姚明妈妈喜欢的那第一套房子是被银行没收后拍卖的。他妈妈找到了另一套房子，但是我们得找另一个办法来买下它，因为姚明没有基本的个人金融条件，根本不可能得到贷款。他没有银行帐号、没有社会安全号、没有身份证，什么都没有。

　　就连他的移民身份都没有最后确认。他唯一能证明的是自己在上海的地址，而那是不足以在休斯顿买房的。那时候，姚明仅有的钱来自我们做的一笔纸牌卡合约，那时姚明还没有来美国。我们跟纸牌卡公司说，他有可能会来美国。最后我帮他买下了房子，现在我们已将房子过户到他的名下，但是在整个第一赛季，姚明的房子都在我的名下。尽管我清楚，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会在申请贷款方面遇到麻烦。

　　4.工作时喝酒 我知道在元旦前夜美国人会通常因为狂饮而惹出麻烦，但我碰到的事情不同。也许并不是那么反常。新年前夜，我们在休斯顿打败了雄鹿队，我径直去机场，飞去洛杉矶拍我的第一个电视广告。姚之队有一个规则，保证我不会在球场之外弄得太累，就是只有当我连续有两天休息时，才让我接拍广告。要拍广告的话，我还是得坐飞机旅行，还是会让我很累，但是这个规则很有帮助。我们凌晨2点到了洛杉矶，也许更晚一些。飞机上没有食物，只有软饮料。我只睡了4个小时，这时姚之队的某人叫我起来吃早餐。

　　一辆豪华房车送我们到摄影棚。姚之队让我吃很多维他命，以保持我的体力，但是我有时会忘记。比尔·桑德斯问我，早上有没有吃维他命。我说没有。房车中有一个玻璃容器，看上去里面是水。于是我就拿出我的维他命，让科林递给我一个杯子。“好的，”他说，给我倒了一大杯。

　　我很累，因此就一口全喝下去了，直接下肚，连口气都没喘。我愣一下，“水怎么是这个味道?休斯顿和洛杉矶的水不一样吗?”然后我的脸发热，我咳嗽起来。“科林，”我咳嗽着说:“那不是水!”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他喝的是纯的杜松子酒，全吞下去了。然后他脸变红，呼吸不畅。我想，这个家伙，马上要去拍一个大广告，而他刚吞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杯杜松子酒!那是早上6点过一点，我们离摄影棚只有10分钟的路程。他得化妆，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估计有一个小时让他恢复正常。但是我想，“如果他整天都红着脸，我们就死定了。”

我记得每次我喝多了的时候，也许有5次或6次吧。这之前的上一次喝醉，是我们赢了CBA冠军之后。那以前的一次是1998年，那时大鲨鱼队中有一个俄罗斯球员，他喜欢喝伏尔加。

　　有一天他过生日，整个球队都跟他一起喝伏尔加，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伏尔加。现在，感谢好莱坞和科林，我可以把杜松子酒加到我的清单上了。

　　我立刻觉得不对劲，5分钟后我的脸变红了，然后我们就到了摄影棚。“你想睡觉吗?”

　　有人问我。“我想是的，”我说。“科林可以代替我拍广告，因为都是他的错。”

　　但结果一切都很顺利。几个小时后我们才开拍。这是为苹果电脑拍的广告，有我和迷你我，很多人看到我，但没有人问我是否醉了。也许那证明我比自己想像中演得更好。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队员）:我们已经拒绝了许多以他的高度为题材的广告。我们想表现出姚明的一些吸引人的品质。因此，当比尔·桑德斯告诉我苹果有些想法时，我说，“好的，只要他们不让姚明和一个小矮人配对就行。”桑德斯顿了一下，然后说，“嗯，其实...”当我们看了剧本后，我们弄明白了创意的理由。广告是为了他们最大和最小的笔记本电脑，而且广告片中姚明是坐着的。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取乐的话，他们就会让姚明站着的。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广告使姚明显得个头小一些，并更有亲和力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对VISA卡的电视广告也持怀疑态度，里面有“哟，姚!”

　　他走进曼哈顿的一家纪念品商店买一只自由女神模型，他问是否可以用支票来付帐。柜台小姐指指一个布告说:“不收支票，”并用正宗的纽约腔说:“唷。”姚明指指自己说:“不，是姚。”然后他们来回反复说着“唷”和“姚”。这是个弄不好会被误解的情形，因为我们不想让姚明看上去显得滑稽或无知。我觉得广告还是拍得成功的。“唷，姚”已经变成一句流行语。有那么多球迷真诚地用“唷，姚”来向他打招呼真是令人惊讶。

　　5.蓝色的山羊皮鞋 2003年NBA全明星赛是我的第一次参赛，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过很多次。因此我知道许多球员会穿颜色鲜艳的球鞋，或者新款式的鞋。

　　但那不是我在亚特兰大第一次全明星比赛上，穿浅蓝色的耐克鞋的原因。那双鞋是一个大错误。开始的时候，我本想穿一双白色的球鞋，上面印一个很小的中国国旗。但是当我跟一个中国篮球官员确认国旗的主意时，他说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说他得确认一下保证万无一失。结果他发现有问题，其他的CBA官员认为国旗印在我的鞋上有失恭敬，我就放弃了那个主意。

　　我想，好吧，我就穿白色的鞋好了，上面加一点浅蓝色的边。我喜欢那个颜色，而且在我的新人年，火箭的球衣上也有一点点那种浅蓝色。我想看上去会不错。那时我并没有想穿一双整个都是浅蓝的鞋，然而我在亚特兰大打开我的耐克鞋盒时，看到的却是这么一双鞋。

　　科林·派恩（姚明翻译）:我发誓他说的是浅蓝色鞋，带一点白色的边。我还可以发誓我给他看了设计师画的图样，耐克公司寄给我，让我给姚明看。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给他看了耐克寄来的样品照片。比赛后有人问，他穿着北卡罗来纳的全蓝鞋，是不是为了对乔丹表示敬意，因为那是乔丹最后的一次全明星赛。乔丹以前是焦油跟州人，焦油跟是北卡的别名。这个想法听起来很不错，因此我们将错就错，说就是那么回事。我们本想穿旧的耐克款，以此乔丹表示敬意，但是找不到适合姚明的尺寸。现在我们可以说实话了。不管怎样，你不会再看到那双鞋了。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没有人跟他明说，我说了。我看到那双鞋，我说:“见鬼，怎么回事?”姚明说颜色应该反一反的等等。我说:“我希望这是你离开耐克的原因。

　　”那双鞋在电视上看起来简直不堪入目。

　　现在我跟科林开玩笑说，一定是锐步收买了他，让他不给我看鞋的照片。我只知道自己穿了一双很难看的鞋，你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不过我也要帮科林说句公道话，其实照片看上去并不那么糟。我本可以穿一双其它的鞋，但是没有一双合适的，又不是可以随便走进一家店，买一双18码的鞋。如果你是个全明星，特意穿一双很疯狂的鞋，就像杰梅因·奥尼尔那样，穿一双明亮的黄色的鞋，或者像克里斯·韦伯前年做的那样，穿一双银色版的达达鞋，那是另外一回事。热身的时候，我听说摄像机会对准我的鞋，他们还会放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歌，“蓝色的山羊皮鞋”，但是我没听到。有时一只耳朵听不见还真是好事。也许打比赛时间不长我应该很开心，如果长的话，关于我的鞋的问题一定更多。也许那是我打得时间不长的原因，那双鞋会让人们不去看比赛的。

　　6.开车 我并不是从小开着车长大的，甚至都没想过要开车。此外，很难找到一辆车能让我这么高的人觉得舒服。想像一下以60英里的时速开一辆卡丁车，或是一辆玩具车的感觉，你就会明白我大多数开车时的感觉。

　　来美国之前，我在国内开过一次车，但是我不能算是会开车的。即使我在国内开过车，我也不知道当我开始在美国开车时，那个经历是否有用。如果你去中国，观察一下交通，你可能会觉得那儿没有规则，人们只是在疯狂地开车。很多人逆向行驶或者闯红灯。规则是有的，但是跟美国非常不同，而且没有足够的警察来执勤。如果两辆车开向同样的方向，你右手边的车决定在你前面左转，当你撞到它时，就是你的错，即使你没办法及时停车，也是你的错。

波斯简·纳持巴（火箭队队员）:我在DMV（机动车管理部）的办公室拿到执照的那一天，姚明也拿到了他的执照。我在欧洲拿了驾驶执照很多年了，因此通过考试没问题。但是我知道对姚明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天，他比在比赛前还紧张。当他通过了考试，他高兴得不得了，像个小孩。我觉得他比我们打败湖人的那个晚上还高兴。你要知道，他是个靠不住的司机。我还是不敢肯定，他是否知道所有标志的意思，或者一个红灯是什么意思。有一次他跟在我后面，从体育馆去飞机场。通常只需要15分钟的，可这一次我们开了30分钟，路上根

本没有车，因为我不想让他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他开得好慢好慢，但这样可能对大家都好。

　　有时科林来体育馆时直哆嗦，我就问:“是不是姚开的车?”科林就会点点头，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镇定下来。

　　1998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开过一次车。那时我们在圣地亚哥，我在酒店的院子里开一辆小面包车。真正开始学车是深夜在休斯顿住处附近。我租了一辆车，好像是一辆很大的水星牌房车。

　　我学开车的时候，科林跟我说了校车的事情。在中国我们也有校车，但我不记得其它车遇到校车时应该避让的。

　　但是科林跟我说，在这里如果我看见校车的话，是不能超车的。如果校车停了，我必须等在它后面15英尺外。当我参加驾驶考试时，我记得他跟我说了类似的事情，但我不肯定他确切是怎么说的。反正我考试的时候，看到一个停车标志，我就停下来。考官让我在附近的街区开。我们接近弯角时，他会说:“左转，右转。”考试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来了一辆校车，它开得越来越慢，就像一场恶梦。我忘了我是否应该超过他，于是我说:“好吧，不管他做什么，我就跟着他好了。”因此不管校车怎么做，我就跟着。我不记得确切的规则是什么了，我通过了考试，但是校车的事让我很紧张。

　　平行泊车是最难的，很难确定离安全锥的距离。就算现在，我有时都还要拜托科林帮我泊车。第一次泊车考试时，我碰了一个锥，第二次通过了。笔试部分很简单，他们让我朋友作翻译。去之前我不肯定自己是否能通过考试，但我想试一下。最坏的事情无非是我得再考一次。我做好了准备要再考一次的。不需要补考时，波奇说我比打败湖人的时候还开心。我这么回答:打败湖人要团队合作，但是拿到驾驶执照则完全要靠自己。

　　当球队四月份去新泽西、密尔沃基和费城，打三场客场比赛时，科林去了纽约，而没有跟球队的飞机回家。那是我第一次自己从机场开车回去。我在飞机上，意识到科林开车时我从未注意他是怎么开的，因此我都不认识回家的路。我只认识一小段，但不是全部。穆奇住在我那条街上，因此我问他:“你能带我上高速公路吗?那样就够了，其它路我自己走。”

　　“好吧。”他说:“跟着我就行了。”吉姆·波兰，助理教练之一，跟我说:“姚，要当心了。不要一直跟着他，他也许不回家的。”他的意思是，穆奇可能会去看一个女朋友，或者去夜总会。

　　穆奇·诺里斯（前火箭队队员）:有一天他试着钻进我的车，他进来了，但是他的膝盖顶着他的下颚，他往前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大腿，完全没办法开车。我同意让他跟在我后面回家，但每次停车，我都开到另一条车道上，好让他有更多的空间来停车。我想着他倒车时撞到的那辆卡车，不想心存侥幸。

　　我不必担心跟在穆奇后面会很久，我们一上高速公路，他就飞驰而去，这个王八蛋!他开的是两门的奔驰跑车，那时他的车比我的好。跑车对我的SUV，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没问题。我知道怎样让自己的车开起来感觉就像开其它车一样。我把音乐开到最大，摇下窗户。

　　那时是凌晨两点钟，在中国即使我有车也没什么机会这样做。当我夏天回国时，我三周都没有训练，长胖了，对我来说是胖了，体重达到315磅。整年中，所有的人都跟我说让我增加体重，现在他们却让我减肥。于是我决定在去北京国家队报到前，先去大鲨鱼的训练营。我需要习惯再开始打球。现在国内每个人都认识我了，我不能骑自行车或乘巴士，因此我借了我的中国经纪人陆昊的车去训练。那是一辆小型车，我几乎坐不进去。我没有中国的驾驶执照或是保险，很害怕撞到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因此每秒钟我都在踩刹车，根本就不踩油门。

　　警察拦住了我一次，认出了我，便让我走了。

　　7.和女人约会 如果你是个NBA里的年轻人，你通常会有一辆跑车并有许多想和你约会的女孩。这跟你长得如何无关。对某些在中国的球员来说也是一样，但我不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作为新人，我没有跑车，并且只有过一个女孩想和我说话。我当时在西雅图的酒店大堂。我不认为她是我的球迷。她想让我信仰基督教。她很可爱。我出于好意，没有拒绝。我没有和她说话，那是因为她可爱。在2001年，中国也有一个女孩想和我交朋友。那是在王治郅去美国之前，也是大家知道我要去NBA之前。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搞到了我的手机号码，我于是把号码变了。

　　也许我没跟更多的女孩来往的原因是我不去夜总会或酒吧。当我外出时，我总是在车窗很暗的车里，没人知道是我。

我觉得大概百分之六十的NBA的球员每周会外出两到三次。整个赛季我外出过两次，一次是去休斯顿中国城的一个迪斯科舞厅。那天我拿到驾驶执照，因此我终于可以开自己的车了。我不是独自去的，跟科林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的。我听说那是个好去处，但那天是星期天，人不多。

　　第二次外出是在洛杉矶，王治郅带我去吃韩国菜。就是那样，没有去夜总会，也没有去

迪斯科。在休斯顿，我没有更多出去，是因为我和妈妈爸爸一起住。而且打客场比赛后，我觉得累。其他球员也跟妈妈住吗?我想不会很多的。告诉大卫·斯特恩他不必教新人如何适应，只要告诉他们，把妈妈带来一起住就行了。

　　在美国和我父母一起住有利有弊。好处是家像一个家，尽管是在一个不同的国家。我们的房子很安静，没有太多人知道我们住在哪里。如果外界有什么事情伤害到我，比如有人叫“姚明臭，”当我回到家，关上门，一切就都被关在了门外。我父母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不允许任何外界问题进家门。

　　但我知道对他们而言，住在美国很不容易。他们一辈子都住在中国，朋友们在那儿，那儿有他们喜欢的工作。我有时开玩笑说，美国政府给我这一个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就业机会，但是迫使两个中国人———我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来到美国对我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我以前已经来过好多次了，但去年是我父母第一次来美国，他们俩都是。他们曾去过欧洲参加过几次比赛，但只呆了一两个礼拜。生活在这里，让这里成为我们的家，他们得学习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我在休斯顿时，我不担心他们。我长途旅行到西海岸或是东海岸，而他们得独自留在家中时，我就担心他们。他们只出去买吃的，其它时间他们呆在家里，无所事事。这点我不大高兴，但他们不懂英语，因此单独出去很困难。

　　他们只会说:“多少钱?”“多少磅?”“加油。”“早上好。”“再见。”在得克萨斯，如果你只会那么几句话，出门是走不了多远的。

　　我23岁了还和父母一起住，这也是一个学习的经历。我有个朋友说过，有时你得恭维父母。在家里，是他们抚养你成人的，当然你要尊敬他们，如果他们有话说，就听他们说。但是当你走出去到了外面的世界，有时你必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即使有悖父母的意愿。也许你做得不对，但是至少你经历了尝试的过程，如果你错了，你可以调整。但是，你可以既按自己的想法做事，同时也尊重父母的。不管怎样，你都得尊敬他们。

　　好的方面是，现在我可以看到自己从父母那儿得到的真传。我妈妈是个认真的人，有时我觉得她不懂怎样开玩笑。有时我跟她开玩笑，发现她以为我是认真的。我爸爸比较放松一些。从妈妈那儿，我继承了想要完全了解一个情形的欲望，一点也不能含糊不清。而从我爸爸那儿我遗传了他的幽默感，特别是当我真的不能把事情弄明白的时候。他的哲学是，退一步，给自己时间调整，然后再去试。你最终得弄清谜底，但是中途休整一下没什么不对。

　　我一直跟父母谈很多关于篮球的事，基本上，每场比赛后都谈。我们谈比赛是怎么打的，而不是谈某些球员或者打法。谈论球员犯的错误或者他们该如何改变，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帮助。我们谈整个比赛，我们是否需要更快，或者慢下来，是否需要加强进攻或防守。因为在我的大多数比赛中我父母都在场，或是看实况传播，他们对情况看得很清楚。于是他们跟我说其它队的防守，当其它队对我进行双人盯防时，人是从哪里来的，还有我可以从哪里做快速突破上篮。

　　很明显，在我的第一年，关于篮球，我父母的观点跟火箭的有许多冲突。中国篮球是不同的。团队协作始终是第一位的。你不能先考虑你的投篮，也不能投没有把握的篮，特别是当你有时间找到队友的时候。同时你也不能让你对手下不来台。我总是听教练是怎么说的，因为在比赛中每个人都必须以同样的心思来打球。如果我按照父母想的打球，而其他人都是另一种打法，这对我没什么好处。我为中国国家队打球时也是一样，如果我按照NBA的球路打，对球队其他人不好，对我也不好。

　　尽管这样，我得说在NBA的第一年，我感受到的压力，比在大鲨鱼时要赢得冠军的压力大。除非我们赢得冠军，我不敢肯定大鲨鱼会不会放我走。我不是说，锦标赛的重要性要次一些。但是我一直觉得赢得冠军是我能做到的。我在CBA打球很舒服，知道自己是最好的球员。

　　如果在CBA有一个球员的金字塔，我甚至不在最上面一层，我是在金字塔上面的空气里。我知道自己能够控制比赛。其他大鲨鱼的队友都知道怎样发挥我，我也知道怎样协调他们。

　　当我来到NBA，一切都是新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一个赛季。我不知道我的队友会怎么做。我不知道其它球队会如何防守我。因为我错过了几乎全部的训练营，我什么都不知道。

　　8.特大号的礼遇 我还得适应NBA的所有旅行。在中国国家队，我去过许多国家打球。但是在大多数地方，我们都是去打一个赛事的，那就意味着你在同一座城市、在同一个酒店的同一个房间呆上一周。如果呆那么长时间的话，酒店会为我这样一个高大的人准备一个房间。在NBA，我们住过很多很好的酒店，而他们也把最好的房间给NBA的球员，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床或者门对于像我这样的个头是足够大的。我们几乎从不在一个酒店超过一晚，因此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不会特意费心为我准备一个舒服的房间。

不过还是有人会这么做的。大多数酒店会在一个正常大床的尾部加上一条长椅，好让我的脚有地方搁。

　　但也有些酒店会做得过火。在纽约结束比赛后，我们很晚才到达华盛顿DC的一家酒店，大约是凌晨2点。当我走进房间时，我看到两张床，竖着拼在一起。莫·泰勒正要进他的房间，看了一眼我的房间，大叫:“哦，上帝啊，大家快来看!”这样全队都来我的房间看我的两

张床。床如此之大，我们矮小的后卫穆奇可以睡一头，我睡另一头，我们都不会发现对方的。

　　9.文身 有些NBA球员文身，有些人的文身还有中国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并不知道那些字真正的含义。或者告诉他们那些字意思的人根本不懂中文。中文里的一个字有时有自己的意思，有时需要和其它字组合才有意义。爱伦·艾佛生脖子上的文身是“忠”字。我记得，那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褒义的。穆奇前臂上的文身没有任何含义。掘金队的马库斯·坎比手臂上有些中国字，可以指许多不同的东西。因为通常你是不会把这些字放在一起的。他的文身可以是指“鼓励”，或者“力量”，或者“勉强”。

　　为肯扬·马丁画文身的人一定不是网队的球迷，他的中国字意思是:“不积极”或者“不果断”。任何看过肯扬打球的人都知道他不是那样的。

　　我在火箭的新人年，特伦斯·莫里斯是我们的前锋，他是我记得的唯一有中文文身的球员。意思是“我是个坏人”。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想说的，或者他知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没问过他。

　　我没有任何文身，没有耳环，或者任何其它东西。不过，在NBA打了一个赛季后我有了些伤疤。肖恩·坎普留了一个在我的背上，黄蜂的贾马尔·马格洛瓦留了一个在我的左臂内侧。我认为伤疤是一个男人的荣誉徽章。

　　但是伤疤不是你自己想要搞上去的，是自然发生的。在中国，身体发肤，授之父母，因此你不能改变它或者伤害它。几个世纪前，甚至连头发都不能剪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许久以前中国男人背后留辫子的原因。我不会走那么远。现在中国也有年轻人文身了，但我不会。说到这些方面，我是个很传统的老人。

　　10.中医和西医 中西方关于医药的概念也很不同。比如，中国人不相信使用冰。当我们2003年在哈尔滨打亚洲锦标赛时，所有的比赛都在一个带有速度滑冰场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进行。但那个滑冰场可能是你在哈尔滨惟一能找到冰的地方，至少夏天是如此。锦标赛早期，我从巴士上走下来时，扭伤了踝骨。当姚之队来看我的时候，发现我的踝部肿得那么大，就问我有没有敷冰块。我说没有，我在接受针灸治疗。即使我想用冰，也得等到回酒店，问客房服务要。

　　中国人相信平衡是健康之道。有些食物是热性（阳）的，其它是冷性（阴）的，另外一些是中性的。冰，不管你信不信，被认为是热性的，或者是阳性的，所以你就懂了，人们为什么会认为它不能被放在已经发炎的身上，比如我的踝。阴阳怎样区别分类，有时是食物的温度，跟你是否煎炒它们都毫无关系。而是看当你食用它们的时候，它们在你的身体里面发生的是什么反应。鱼和海鲜是阴的，也就是冷的，而肉和酒———除了啤酒之外，是阳的，也就是热的。啤酒是阴的。大多数香料都是热的、或阳的，但是酱油和盐是冷的。大多数水果都是冷的，但是樱桃、枣子、芒果和柑橘是热的。许多蔬菜也都是冷的，但是，细香葱、韭菜和绿洋葱是热的。米是中性或阴的，取决于你怎样做熟它们。还有19种食物可以是阴、阳或是中性的。普通的大豆是阴的，新鲜的豆腐是中性的，干豆腐是阳的。

　　有一次在中国国家队训练开始前，我吃了个苹果。整个训练过程中，我觉得肚子里涨满了气想往外跑。苹果是阳性的，或者热性的。我可能是糊涂了，认为热性的食物可以用来热身。（这是我关于阴阳的笑话。） 我对中西医药都知道一点，我相信使用有效的东西。夏天回到国内后，我得了高血压，我吃了中药就好了。我吃的药由草药制成，味道有点像香草。现在我没有高血压了，因此我相信它是奏效的。说到体育医药，我的确相信西医多一些，但是关键是得找个好医生。医学，或者方法，只是工具罢了。医生需要正确地诊断出问题在哪里。

　　11.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者 这是我关于一切事情的哲学: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是最重要的。我不相信有一种适用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只要你对你的生活方式满意，没有觉得你有什么东西被人拿走，你的生活应该算是可以的。我还是能感受到成长过程中的思考和生活方式，跟现在的生活之间的差距。中国有句俗话:入乡随俗。当你有钱时，你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者，这是某些人的想法。好吧，我就是个资本主义者，但我还是觉得我口袋里的钱，我能看见用才是我拥有的。这也肯定是我所需要的。我看不见的钱，银行里的钱或支票上的数字只是给我一种成就感。我想大多数有钱人也是如此。没有一个挣百万元的人会说，他真的需要这么多钱来生活。这不是财富的意义。财富是用来衡量你在工作中价值的一种方法。如果我和火箭队的下一个合同金额比我现在挣得更多，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来说价值更大了。

我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蓝领工人。我得到的一切是我辛苦努力换来的。如果在今天的中国，我是最出名的资本主义者，我并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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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我和王治郅(1)[图]

亚锦赛金牌，我和大郅

　　很多人认为王治郅事件差点让我去不了NBA，我并不这么想。他们觉得王治郅在达拉斯小牛队一年后拒绝回国参加国家队训练的决定，让CBA对是否该让我去NBA谨慎起来。我知道CBA会有所担心，但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们都会对是否让我去NBA一事很慎重的。

　　不管王治郅的决定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从来没有认为他损害了我的事业。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没有王治郅的话，我的事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因为从我开始打球的那一天起，目标就是成为像他一样优秀的球员。我要感谢我的国家给了我打球的机会并教会了我打球，但我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很大的原因是机缘巧合。在我需要的时候，一件件事情的发生帮助了我，或者促成了我向更高目标前进。人如果有目标的话，他就会想办法尽快达到目标;如果没有目标，他就会松懈下来。从开始的时候，王治郅，就是我的目标。我总是在追赶他，而且我知道要想赶上他，就得加快脚步。

　　一开始我的梦想并不是要比他更好，只要能和他一样优秀并能够成为他的队友就已经很满足。在参加2000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和他的水平已经比较接近。但是当我跟其他国家的最优秀球员比赛的时候，我发现天外有天。这就是我所说的机缘，对我来说时间刚好，正需要一个新目标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实际情况是，在中国人心中，我永远不会真正超过王治郅，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能跑、能跳、能投、能盖帽以及能参与快攻的全能中锋。他比我更早成为中国的明星，而且是第一位在NBA打球的中国球员。我不是说他是第一的意思，那是一个历史时刻。但即使这么重要，在我们国家里，其意义还是没有成为中国第一位全能中锋那么重大。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大个子。在王治郅以前的那些中国中锋的特点是个大、动作慢、不能运球也不能跳。他们只能站在罚球区里，仅此而已。

　　在我的国家，任何第一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有个成语叫“先入为主”。这就是王治郅。我是第二位能做所有这些事情的中锋，但我只能算所有跟在他后面的人群中的一个。在这方面，没人能超过他。王治郅成名也比我早三年，那时候甚至没人知道我是谁。在我出现之前，他已经是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伟大球员，要改变某些人心中的这个顺序很难。

　　巴特尔也一样。他也在我和王治郅前面创造了一些“第一”纪录，但是在中国有很多关于这些“第一”是否重要的辩论。他是第一个在NBA首发的中国中锋，那是在2001到2002年他代表丹佛掘金队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赢得总冠军戒指的中国中锋，那是2002到2003年他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效力的时候。但是他还是更像中国的老式中锋。在中国还有很多关于巴特尔在这些成就上到底有多少功劳的争论。他有了总冠军戒指，但是在马刺队常规赛的82场比赛中他只出场了45分钟，季后赛一分钟都没上场。不过你仍然可以说他贡献了一份力量，因为他整个赛季都在队伍里。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人家有个冠军戒指，而没有做很多贡献就瞧不起人家。这听起来像是嫉妒。对我来说，我并不想那样赢得冠军戒指，我会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的冠军戒指。”我第一次看到王治郅是在1995年，当时我去看八一火箭队，也就是解放军队在上海跟大鲨鱼队的比赛。我不敢相信那么大的个子动作能那么快，他是个中锋，当时比我高，但是跑起来像小前锋。我当时在大鲨鱼的青年队。比赛后，我们在走廊擦肩而过，但是我们没有停下谈话，我们只是互相看了对方一眼。两年后，我们第一次打了招呼。准确地说，是我说了“你好”

　　。我们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体育馆打第八届全运会。这种赛事和CBA不同，外国球员可以参加CBA。它也和国家队之间的竞赛不一样，那当然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全运会严格要求中国球员代表他们的城市、省份或者行业来参与比赛。比如，有的球队的队员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而是共同为铁路局、邮局或公安局工作的。队员可以自己决定是要代表地方球队还是行业队参赛。参加的队伍很多，比赛每天从下午的早些时候一直打到晚上。但是第八届锦标赛的比赛体育馆太小了，以至于球队都要在外面的停车场热身。这种赛事经常在夏天举行，所以情况更糟。

　　我当然代表上海队。我们正在准备和王治郅的解放军队比赛。我的一个朋友以前在鲨鱼队打球，但在全运会上为解放军队效力。我们做伸展练习的时候，他走过来说:“手下留情，不要把我们打得太凶。”然后我的朋友向王治郅谈到我:“小心这个姚明。”王治郅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笑了笑，然后慢慢跑向另一个方向。

　　我知道我的朋友只是在开玩笑，那时候我还不是很强。而且在4个月前我第一次伤了脚。

　　我能盖帽，但仅此而已。他们很轻松地打败了我们，而且赢得了冠军。我们最后排名第七。

　　但是在比赛中确实让他难看了。我盖了他的帽，本来想笑，但是想到他就在后面，我忍住了。第二次盖了他帽后，我努力掩饰自己的感觉，但是没办法忍住不笑。

　　在第九届全运会上，我们打进了决赛，输给了王治郅和解放军队，最后得了第二名。

　　我们第一次真正交谈是在7个月后，在CBA全明星赛上，那次是在中国北部城市沈阳举行。当然，是我想和他交谈，他回应了。耐克为那次全明星赛安排了一些特别活动，给一些幸运球迷奖励:免费来沈阳观看比赛，然后跟与耐克签约的王治郅以及即将与耐克签约的我共进午餐。

王治郅还是不跟我说话，但是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于是我说:“喂，王治郅，听说你喜欢打电子游戏。”我就是想说点什么，关于什么都行。“不。”他说:“我不打游戏。”

　　“噢，”我说:“可能他们说的是别人。”就这些。整整一个小时，房间里就我们俩再加上三、四个球迷。

　　我不会怪王治郅不跟我说话，因为许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他天生很内向，喜欢有自己的小圈子，这样他更加不与人交往了。他也比较固执。我知道打招呼似乎很容易，但中国小孩就是这么沉默寡言地成长的。我和前火箭队员，现在电视台为球队工作的凯文·墨菲去过休斯顿的一所学校，见过那里的许多美国小孩。不论凯文·墨菲问什么，“球筐有多高啊”

　　或者“罚球线有多远”，所有的孩子会一起叫出答案来。

　　假如你问一群中国孩子这些问题，就只有少数孩子会开口。他们知道答案，但不想第一个回答。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内向。我也会什么都不说，哪怕我知道答案。我上学时的成绩并不名列前茅。我的自信心也不太强。现在我在想自己还有多少地方需要改进的。我成绩不太好也许是因为我早一年上学。在中国大多数孩子是七岁上学的，而我六岁就开始了。我上学早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长得高。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只要你满了七岁，在接下来的九月份就可以开始上学，7月和8月是暑假。我的生日是9月12日，因此如果我要等到满7岁才开始上学，我得再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而且刚上学我就满八岁了。父母和我都不希望为了那12天等这么久。

　　关于这个我要给你讲个好玩的故事。他们会在你入学时给你做个测试，非常短、非常简单的测试，他们会问你一些问题，你才7岁，所以问题不会很难。我记得在做测试的时候，他们问我的一个问题，“你生日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说。

　　“你不知道你的生日?”“不知道。”我说。

　　“那好，你什么时候出生的?”

　　“噢，”我说:“1980年9月12号。”

　　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出生的，但是我不懂什么叫生日。听着觉得很奇怪吧。喂，不要对我要求太高，我才6岁呢。要是我是七岁，也许我会知道得多些。在中国没人知道小牛队会在1999年选秀时选中王治郅。这个消息公布的时候，非常令人吃惊。我想王治郅早知道了，但是正如他的性格，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在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国家队在一个非常差劲的训练营集训。你无法想像那个训练营有多么差劲。那个时候国家队里只有几名队员留在那儿，我们的教练是亚锦赛的同一个教练。队伍里有很多老队员，是个很棒的球队。CBA官员担心我们在北京的体育馆训练太热，想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他们挑中了中国北方的九龙湖。他们说:“那是个好地方，还有个湖。”我们刚到那儿的时候，看起来还不错。但除了训练没有其它事情可干，很难和训练基地以外的人交谈，这个地方你的手机信号强弱显示最多只有一个格，我经常盯着手机到处走，直到那个格出现。然后我就像那个广告中一样，说:“喂?你现在听得见吗?”

　　我们去那儿的原因是以为那个地方很凉快，但是事实上，接连十天的高温，超过了华氏100度，比北京还热。因为那儿常年都是非常地安静和凉爽，冬天太冷，没人会来这个地方，所以房间里和体育馆里都没有空调。热得我都想在游泳池里睡觉。

　　我们就是在那儿得知王治郅被小牛队选中的。当时在中国甚至没人知道NBA选秀是什么时候。我一点不夸张。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新闻:“达拉斯小牛队的第36位选秀，挑选了NBA历史上第一位亚洲球员，中国的王治郅。”然后王治郅马上关了手机。接着，其他球员的手机都响了。记者们打电话询问王治郅在哪里，因为他自己关机了。“王治郅在吗?我能和他说话吗?他怎么说?”所有的人都疯了。

　　在那个时候，国家队的教练不想要什么明星球员，或者他不想让任何人自以为是超级明星。因此在宣布王治郅被选中的消息后，无论王治郅在练习中投篮还是做其它事情，教练都会说，“打得很差!”或者“你为什么这样做?”

　　这样我就开始有机会了。在选秀前，我经常坐板凳，没打什么比赛。但是在选秀后，教练开始给我更多机会打球，向王治郅显示有人在他的背后追赶。教练没这么说过，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用意。

　　我不在乎教练为什么让我打，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打很多比赛。如果王治郅没有被选中的话，我可能会在巴特尔的前面，但是决不可能比王治郅打得多。有时候一些比赛，教练甚至把我放在首发阵容中，我知道如果王治郅没有被选中，连这也不会发生。

　　我得承认，第一次听说王治郅被选中时我很嫉妒。就好像刘炜进了国家青年队后向我展示他的运动衫，“这多好呀，”他说，而我只是想把那运动衫撕成两半。我觉得有这样的感觉没什么不对，重要的是你怎么行动。如果你因为别人拥有你想要的东西而恨那个人，那你就错了。如果你因为别人拥有你想要的东西而对那个人不好或者生气，那你也错了。重要的是你如何利用自己的嫉妒心理，你应该把它当成你更勤奋工作，并且努力得到那个人拥有的一切的动力。总有方法能够在实现愿望的同时又不伤害别人。我不在乎王治郅是否去了NBA并且成为了大明星。在某种意义上，我还希望他能成功，因为这样对我和全中国都好。

范斌，中国国家队的控球后卫，教了我很多对抗王治郅的方法。范斌看起来不像一个优秀篮球球员，而更像个摔跤选手。他的手臂和腿都不长，身高只有6英尺，梳着小寸头，打球的时候还戴着护目镜。他是个非常非常聪明的球员。他的两个膝盖都受过很严重的伤，所以他不能再跳了。他仍然在国家队，是我们在2003年亚锦赛上打败韩国队的关键人物。韩国队采用很熟练的全场紧逼战术，刘炜在上半场就犯了四次规，下半场就被罚下场。我们试了另外一个控球后卫，他丢了三四次球后教练就换上了范斌。他也有几次失误，但是他将球带过

中场的次数足够我们赢得比赛。他甚至投中了一个三分球，他可一向不擅长投三分。

　　我刚进入国家队的时候还很年轻，只有18岁。我入队第二年，范斌是我的室友。我发现控球后卫了解球场上的任何事情。可能这就是我总有一个控球后卫作室友的原因，先是范斌现在是刘炜。

　　范斌教我如何站位、如何守住那个位置以及在面对防守时，抓球或投球中如何保护球。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要尽可能地找机会跟巴特尔以及王治郅对抗。那时候我还不是很强，所以不想跟他们对抗。但是范斌告诉我:“第一次面对他们，他们会把你教训得很惨;第二次，也会教训你，但是他们可能要花更多的功夫;第三次，说不定你可以给他们点儿教训。但是你一定要去做，每次都尽力跟他们对抗，这样情况会一次次变好。”

　　王治郅不需要经历这个过程。他的成长一直都是充满着成功，从未失败过。他14岁时就入选了国家青年队，16岁进入国家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快实现了这些目标。他在解放军队效力时连续赢得了5次冠军。他们对每个队都赢20分。

　　我则完全相反，我是从失败中滚打出来的。我没有天赋，需要努力学习每件事情。我现在还是这样，你也看过我在NBA的第一场比赛。所以，我想我在中国打败他一次两次后，可能对他和他的NBA生涯有影响。我不认为他习惯失败并把输给我当真，他也许认为这是个偶然。

　　不管怎样，他总是在顶峰。但是我却是从最底层开始，一点点爬到跟他一样的高度。我们去NBA后，都得从最底层开始。但对我来说是又一次从最底层做起，对他来说可能是第一次。我想这可能对我有所帮助，我对从底层做起这个过程更加熟悉。

　　我们的外号听起来不一样，其实意思差不多。我的外号“小巨人”，通常是给大个子的称号。“小”是指年龄，不是指个头，用“年青的巨人”会更确切些。这是CBA的老队员给我起的绰号，因为我17岁就开始为鲨鱼队效力。就算我满了40岁，他们还是会叫我这个外号。

　　他们叫王治郅“小长腿”。这几乎跟“小巨人”是一个意思。

　　NBA球迷不认为我跟王治郅之间有什么竞争，但是在中国关于我们俩谁更好有很多议论。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都只有一个皇帝。如果有两个，他们就会斗争，两人之间永远不会有和平。一山不容二虎，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球迷不喜欢他而他的球迷也不喜欢我。王治郅和我可不这么想。但是其他人这样想，并且一直都在议论。我们之间是有竞争，我们也喜欢挑战对方，但仅仅是在球场上。李元伟（篮管中心主任）:如果说有什么重要的文化差异需要了解的话，那就是美国是一个尊重个人努力和荣誉的社会。而在中国及其它东方文化中，我们重视国家利益，不仅仅是你个人，还有你周围人的利益。这是为什么完成国家队的任务对姚明来说那么重要，这基本上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中国人眼中，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最大收益。成为NBA明星当然很好，而且对中国也很有益，但是姚明帮助国家队获得更高荣誉时，自己得到的也更多。你看看王治郅，他曾经比姚明更受人尊敬，因为所做的一切，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在美国社会，如果一个球员拒绝为国家队效力，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波澜，至少有人说这没什么问题。但是在中国，这是个大问题。

　　你得记住中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因此政府以及纳税人在培养球员身上的花费相比美国显得更加意义重大。姚明成为一名球员，不仅仅靠自己的努力以及父母的养育，还有政府支持的因素———培训以及给他机会跟国际对手比赛。姚明和王治郅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学到一个文化上的教训，这是一个人努力平衡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上的教训。他得理顺这种关系。王治郅的最大问题是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在离开前他保证会为国家队效力。他没有回来，伤害了很多球迷的感情。在中国的体育事业掺杂了很多民族自豪感。全民在支持国家发挥它的潜力。国家投入了很多钱财来培养运动员，就是为了让这些政府赞助的运动员能够为国争光。不管这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都是中国运动员必须面对的。

　　王非（国家队前主教练）:我认为姚明和王治郅的区别不是身体上的，而在于他们的态度以及对比赛的努力程度。姚明是我教过的运动员中最勤奋的一位。有场CBA比赛，姚明和王治郅对抗。我当时在八一火箭队，是王治郅的教练，那是2000年赛季的第一场比赛。我从美国学习篮球回来已经一年了，我们改变了很多八一火箭队的东西。我们第一场比赛输给了鲨鱼队，王治郅和姚明的得分是0比11。姚明做了所有的事情，他投3分球、2分球，从篮下、中场跳投。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会拚命去抢无人持球。有个无人持球，姚明追着抢，可是王治郅连腰都懒得弯一下。这是很典型的。如果球在地上，身高7英尺6的姚明会去弯腰捡球，而王治郅会站在那儿看着。如果姚明能够这么做，每个中国球员都应该能这样做。另一点让我很失望的是球员一般都不愿意刻苦训练。姚明是个例外，他可能不一定同意或者理解我所说的每件事情，但是他都会尽力去做。

我真不知道王治郅现在在NBA球场上还能做什么。他现在没有很多机会打球，而在替补席上，他看起来更像旁观者而不是球员。当姚明和巴特尔坐在板凳上，如果他们的队友打了好球来到板凳前时，他们会鼓掌，并且站起来和队友击掌庆贺。而王治郅像个局外人，他正在逐渐失去自己的斗志。如果是那样，一切都完了。

　　我花很多时间在网上看球迷对我的看法。我想知道人们的想法，哪怕是不好的评价，或

是给我更多压力也没关系。网络是个不同的世界，在现实世界里，可能有些人想说我坏话，但如果他们认识我就不会说出来。人们会在网上把对你的真实想法说出来，没人知道谁在写或者说什么，因此这个人可以说出他想说的任何事情。有时候我觉得网络才是真实所在。我会去留言板，人们在那儿设个主题畅所欲言。他们会写“姚明很坏”或者“姚明是个笨蛋”

　　。我没意见，这就是生活。

　　我讨厌的是喜欢我的球迷说王治郅的坏话，而喜欢王治郅的球迷说我的坏话。王治郅喜欢玩，不仅仅是篮球。他也喜欢去酒吧。我不同，但是这不表示王治郅就不聪明了。他实际上非常地聪明，可能太聪明了。他也比我更中国化一些。记得我告诉过你，我喜欢说出自己想做的事情，王治郅不是这样的。他会先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在那之前，他不告诉任何人他的目标。

　　但是不管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NBA球员，这表示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来自同一地方不同的两个人在做相同的事情。很多人恨他，因为他离开了中国不愿意回来。他的球迷不喜欢我，因为他们认为王治郅更优秀。可能他们喜欢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喜欢他不惧怕惹怒中国的官员;或者因为他决定不回国而责怪他的经纪人以及身边的人，而不是王治郅。但是如果你想说一些关于我的好话，你不用贬低他。

　　王非（国家队前主教练）:王治郅的决定对国家队的表现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我相信有王治郅的话我们能够打进世锦赛的前八名。另一个更重要的影响是王治郅的行为使我们和美国很多篮球方面的交流都关闭了。在姚明的NBA第一年结束后的夏天，我曾被邀请到皮特纽厄尔的训练营工作，但是因为王治郅不回来，CBA不允许任何人出国，尤其是去美国。

　　很悲哀的是王治郅很容易得到满足。在中国，他非常优秀，已经是个明星了。王治郅一直都是中国的优秀球员。在八一火箭队，他的队伍每年都能够赢得冠军。很多时候，我想王治郅可能过于在意媒体宣传和报纸报道，他能够跟很多不同的球员竞争，但是跟姚明对抗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不是最好。如果开场打得好，他会在那场比赛一直表现很好;但是如果开局没打好，在其余的比赛时间他就完全成了废物。这只在跟姚明比赛的时候发生。他不能把跟姚明对抗看成另外一场比赛，他总想证明一些东西。在2000年奥运会后，他们在一场比赛中相遇，赛前围绕这场比赛有很多宣传，关于谁是中国最好的中锋。在比赛开始的时候，鲨鱼队采取了挡拆战术，王治郅却没有跑过去帮助切断掩护后卫，而是守着姚明。我吼他让他去帮忙。下一次他们采用这个战术，王治郅还是没有动。我又吼了他。第三次，没任何变化。

　　我知道这不是偶然，所以让他下了场，并且下半场也没有让他上场。鲨鱼队赢了我们三分，姚明在最后一分钟罚进了非常关键的两个球。

　　那种第一总是最好的想法也许是传统中国式思维，它也可以成为你不能进步的原因。

　　CBA还是希望王治郅回来，而他也想为国家队效力，但是他们之间有一层纸。他们知道对方的位置，也能够很容易看到对方，但是没人愿意捅破那层纸。我也希望他能够回到国家队，因为这样我的担子会轻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不仅仅取决于他。

　　CBA对我还有些控制，但是很少。如果我想的话，也可以和王治郅一样。但是我不想那样做，为国家队效力我感觉很好。我喜欢在奥运会上打球。我不想做任何可能剥夺这个机会的事情。对我来说，被邀请去国家队测试已经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了。

　　我作为新人第一次参加CBA全明星赛的时候，听说国家队可能会要我。在比赛前，一个记者告诉我:“今年国家队希望你参加集训。”当时我还不相信，那时队伍中有很多处于高峰期的球员，年龄都在30岁以下。我想，“他们不会选我，我太年轻了，才17岁。”当然，在比赛开始前集训的最后一天，他们把我刷下了。但是当我拿到上面印有“中国”字样的练习衫时，我感觉特棒。

　　我想没有什么荣誉比为国征战以及可以赢得奥运会或世锦赛的奖牌更让人觉得骄傲了。

　　这会是个很难的决定，幸运的是我不需要做这样的决定，但如果我只能从火箭队和国家队中选择一个，我一定会选择国家队。这是我小时候留下的想法，那就是没有什么成就比赢得金牌来得更大了。也可能这点是从我妈妈那儿学到的，她曾经是国家女子篮球队的队长。在中国，人们常说如果父母做了什么事情，孩子们应该追随下去。

　　我想王治郅迄今在NBA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一直都想成为一个全面的球员。我一直都将精力集中在做中锋该做的事情上———盖帽、抢篮板以及在罚球区内得分。因为我觉得作为中锋自己的作用更大。王治郅喜欢投三分球以及面向篮板上篮。他的防守也有问题。自从2000年奥运会以来，我看得出他的防守很吃力。我还能在打防守的同时进攻。但是他的防守已经跟他刚进入国家队时的状态不同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王治郅和巴特尔来到NBA的时候，他们的情形和我不同。王治郅是达拉斯小牛队在1999年选秀中第二轮选中的，而且他等了两年才离开中国。巴特尔是作为自由人加入丹佛掘金队的。两支队伍都已经有大牌球星了，因此他们需要努力适应球队。现在他们又加入了不同的球队，要再度确定自己能为球队起什么作用。火箭队非常需要我，让我成为了他们的第一选择，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让我成功。他们在队里为我准备了位置，并且打造整个球队使我更好。如果你看看球队从我的第一年到第二年做出的变化，你就会发现这点

。

　　王治郅和我从来不是朋友，但是我会一直喜欢并且尊敬他，因为他想在NBA打球。他有梦想而且他很努力地去实现这个梦想。大部分中国运动员没有机会在NBA打球，这没什么，但是有些队员根本没有以此为目标，或者即使有了目标，但当他们发现不能达到目标后，就没有再定新目标。这就很糟糕。美国不是有句话吗:人要有雄心壮志。

第十一章 我和叶莉(1)

　　我平生只跟一个女孩谈过恋爱，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决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方面的专家。我来NBA当然是意味着接受一种教育。我记得一家中国报纸在采访我和穆奇·诺里斯的时候，问到我们是否有孩子。他们先问穆奇，但是我替他回答了，“当然没有，”我说:“他还没有结婚呢。”“事实上，”穆奇微笑地看着我说:“我有两个孩子。”

　　当时听到他的回答我很吃惊。我还从来不认识谁没有结婚就当爸爸的。很久以来，如果

你在中国未婚生子，你不会告诉别人。现在可能有所不同，年轻人不再把这当作坏事并且也不怕告诉别人。但在中国每个家庭仍然只允许有一个小孩。当然，如果你住在上海和北京，而且你和你的老婆都是独生子女，你可以要两个孩子。不过我很肯定你在中国不可能找到有两个孩子的单身爸爸。上海没有穆奇们。

　　我想我会要5个孩子，五年里一年一个。再想想，不行，那样太累了。

　　同样，超过一个女朋友也太累了。但我不觉得那些NBA球员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好。这个国家与中国不同，这里有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不想那样生活，但别人怎样生活是由不得我来评判的。

　　据我所知，大多数人约会的过程，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好像没什么两样，你向一个女孩子要她的电话号码，或者在酒吧请她喝一杯，或者请她吃饭。在美国也是这样吧，不是吗?但是对中国国家队队员来说，就不一样啦，就像NBA球员，他们是中国的明星，女孩子都在等着他们，他们不需要提出邀请。并没有很多女孩子约我出去，因为我一直都让大家知道我有女朋友。对一些NBA球员来说，他们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够再找个更好的，或者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但是我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左腕上戴了一个红绳结。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关于这个结的故事，除了说它是我女朋友叶莉送给我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谈论到叶莉，因为我想保留我的一点私生活，也不想透露她的隐私。但是我怕拒绝谈论红绳结和我们的恋爱关系，会引起更多不必要的猜测和兴趣。所以现在我想说一些我们的事情，希望这样能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我17岁。她在女子国家队里训练。但那个时候，我没有跟她说话，也不想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前就约她出去。但是只要可能的话，我会向报社的摄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

　　我也可以有别的女朋友，但是我只要这一个。在1999年我终于进入了国家队后，我约叶莉出去玩。她说不行。

　　这并没有让我放弃。中国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总不能就说:“好吧。”我向来不会很快得到自己想要的。我想，“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我知道怎么做。我可以等。”

　　一年以来她都说不行，非常迅速，就像这样:“跟我出去好吗?”“不。”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在接下来的6个月，她还是说“不”，但是没那么快了。

　　“好，”我对自己说:“有点改变了，我现在有机会了!我会继续等待。”

　　在那一年半我想了很多事情。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这是件好事。我不会老约她出去，因为一天内你只愿意听到那么几次拒绝的声音。我没有每天打电话给她，但是有时候我会给她的手机发短信，问候她怎么样啦，或者问声好，或者讲个笑话。

　　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感觉到她就是我的那一半。在中国，我们认为如果你相信“她就是那一个”，没人说你错，因为只有你最清楚。你可能在撒谎，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为什么一年后事情有所改变，一切都是从悉尼奥运会开始的。顺便说一下，大卫·斯特恩应该让美国队员住在奥运村。来自那么多不同国家的运动员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那真是太有趣了。NBA球员没有住在奥运村，就错过了一些乐趣。悉尼奥运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拿了很多队徽同每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交换。我大概搜集了大约200个不同国家不同运动的队徽。

　　我挑了其中50个最好的送给了叶莉，作为她19岁的生日礼物。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会对我的态度软下来。在那之后，她会在拒绝我之前至少考虑一下要不要和我出去。我把其余的150个保存下来，以防万一她没有感动，我还可以再试。但是这些玩意儿真的很好，当我累的时候，我看着它们就回想起那些有趣的奥运会经历，能够使我不再那么疲劳。我期待着下一届奥运会，因为我们两个都会参加，然后可以一起搜集队徽。

　　在一次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为上海所有的球队（包括男子、女子足球队和篮球队）举办的晚宴后，叶莉终于答应和我约会了。大概有60人参加了那次晚宴，叶莉是上海市女子篮球队成员，我当然代表着上海鲨鱼队。晚宴是在上海最高建筑———金茂大厦的顶层举行的，那是一个旋转餐厅，餐厅四周都是窗户，你能一览上海的全景。我向参加晚宴的所有人保证，我们会赢得下一个赛季的总冠军。吃完饭后，我和叶莉聊了会儿天，然后去了酒吧。

　　那是个很甜蜜的夜晚。

　　在我的最后一个CBA赛季开始的时候，她送给了我这个红绳结。那一天是2月14日，情人节。

这个结在新的时候颜色是深红深红的。她也有一个，两个都是她自己做的。她的看上去新一点，因为我打的比赛比她多。比赛越多意味着汗水和冲洗也越多。我的戴在左手，她的戴在右手。这是一个中国的习俗，我们说男左女右。因此所有的饰品，男人都会戴在左手或左手臂上，而女人则戴在右手或右手臂上。

　　幸运的是还没有其他球员的手或者手指刮到我的红绳结上，尽管它已经很松了。让我再

想想，只有一次，在比赛中有人的手指碰了它一下，我不记得是谁了，只是感觉有什么东西碰了它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把它往手臂上拉。有人说如果这个结断了的话不吉利，我不相信这些。总有一天它会断掉，因为我可以看到它在慢慢地变旧。如果真的断了，我们可以换一对新的。但是我们会挑个特别的时间一起去换。

　　我打的比赛比她多，因为在几年前她的膝盖受伤了，需要动手术。姚之队安排她飞到洛杉矶，由一位非常有名的运动医学丁博士为她动了手术。我不需要过问，姚之队就帮她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点不错，我从来不用怀疑叶莉是否是为了我的名气或者钱才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十几岁时就相识，尽管当时她对我的请求老是说“不”。

　　红绳结不是人们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唯一方式。我的手机屏幕就是一张叶莉的照片。波斯简看到后说:“这孩子真坏。”我知道他其实是在夸奖我。

　　在我NBA的第一年结束后，叶莉还送了我一个挂在手机上的小熊，小熊里面有磁铁。她也有一个那样的熊，里面也有块磁铁。把两只熊放在一起它们就粘在一起。我不是很想让人们看到这个，因为一个大男人跟一个玩具熊在一起感觉怪怪的。因此在打手机的时候，我会把小熊藏在电话和手掌之间。在回到美国前，我还是把小熊取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波斯简和其他队友会为这个杀了我。

　　人们不知道我选择11号球衣，也是因为叶莉。我在鲨鱼队穿15号，国家队穿13号。有些数字有特别的意义，每个中国人都知道。15的特别意义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穿这个号码的球衣是因为那是我爸爸在上海队时的号码。13在中文里代表着“傻”，但是奥运会里中锋多半都是穿这个号码。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9是皇帝的数字，8和6是很好的数字;4不好，代表着“死”。中国联通在给姚之队和我的手机确定号码时，他们确定号码里有很多的8和9。很多记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在火箭队穿11号，因为我在鲨鱼队一直都穿15号，而且在我来之前也没有人用这个号码。章明基告诉别人我选这个号码是因为风水，两条线向上指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可事实是我觉得这个号码看起来最像两个Y，就是姚和叶的Y。你很容易发现哪辆车是我的，因为车背后有车牌号和两个Y，而且车里的地毯上也绣了两个Y。我以前总说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叶莉在中国女篮和上海女篮都是11号。她只有6英尺9高，但她却打中锋，还喜欢说她在三秒区内比我移动得好。有些时候我想还是不跟她争为妙。从我在NBA第一年的经历来看，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女孩子都想成为NBA球员的女朋友。她们会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跟球员见面。

　　我在亚特兰大参加全明星赛的时候，那儿有些酒吧，女孩子们会付钱给保安把她们介绍给球员们。我的火箭队队友凯文·卡托就来自亚特兰大。

　　“小心点，小伙子，”他告诉我:“你最好小心。在亚特兰大有很多酒吧，而且你现在是全明星了。”

　　全明星赛除了关于篮球，就是关于女人。我记得在比赛结束后一个记者问我:“这个周末你找到女孩子没有?”我说:“没有，我在中国有女朋友。”他听了很失望。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我不去得到所有作为一个NBA球员可以得到的东西是犯了个错误。我喜欢看女孩子，但是叶莉一个对我来说足够了。比尔·沃顿也曾和我谈论过女孩子。沃顿是个很有趣的人。我们交谈过很多次，每次科林总会说:“我不知道怎么为他翻译，我不能确定他说了些什么。”一次，他问我是否在美国找过一些女孩子，比如说舞女。他是在开玩笑，但是当时章明基和约翰·海逊格都站在旁边，因此我不管说英文还是中文都有人听得懂我的意思。于是我用英文告诉他:“是的，我找过，但是她们都说想要的是你。”

　　我说过，我有机会在2001年选秀的时候去NBA。但是还记得我也说过我相信结果已经在那儿了，你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去达到目标。我发现现在我可能在朝着更大的目标前进，不仅仅是在NBA打球，这个更大的目标还包括叶莉。生活不只是篮球。在2001年选秀的时候，我们才在一起两到三个月。既然我为了约她出来等了那么久，我当然不准备轻易放弃。尤其是发现我们相处得很好后。能和叶莉多相处一年真是一种天赐礼物。我在休斯顿的第一年，能够和她通过电话交谈关于中国以及她球队发生的事情，这样生活对我来说容易多了。所以一切进展得都非常顺利。

第十二章 成名的代价(1)

　　在NBA的第一年结束后我回到中国，我忘记了带电脑游戏机。章明基和我一起回来，我一直跟他说要去电脑商店，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我告诉他在被火箭队选中后我去过那个电脑店，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直跟他说这事，直到他相信不会有事。也许他是被我缠得有点烦了。

　　他是对的，这确实是个馊主意。仅仅几分钟，那个小店就挤满了想要签名或者照像的人

。章明基打电话叫来6个保安帮我离开那个地方。

　　我应该预见到在我老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在NBA的第一个赛季，火箭队在加州的一个快餐店停留时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大概是在赛季结束前的一个月，我们从奥克兰赶去沙加缅都。路途不长所以球队就坐巴士去，整个车程约有两小时。许多球队都这么干，走了一段路后，大家在路边的汉堡店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全下车还是派个人去买吃的，但我们觉得大家一块儿进去买东西应该没问题。火箭队在全国有点小名气，但它毕竟跟洛杉矶的湖人队全体出现在麦当劳不同。餐馆里的人都开始欢呼:“姚明!姚明!”周围的人群纷纷要求签名。甚至连餐馆工作人员也停下工作来要签名。我不想让其他队友觉得难堪，便回巴士去了，科林替我买了个双层奶酪汉堡。在中国，我在机场的时候，只要我坐下就没事，别人不会注意到我。但当我站起来后，就没人会看不到我。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去商店或者饭店。

　　我喜欢美国的一点是，当我告诉球迷，“等等，让我吃完后再签名吧”，他们会尊重我。但是在中国，有时球迷就不饶我。不过在美国，我也得为火箭队做很多事情。我喜欢打球，不论是练习还是比赛。但是确实不喜欢其它的事情。在运动衫、球以及海报上签字、拍推广照片等等，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中国，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商业化运作，所以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在中美两个国家，我在公众场合都很小心。因为我的身高，我常显得很突出，特别是在没有太多高个子的中国。但我总想能融入平民中，成为人群中一个小男孩小青年或者只是个马路上的普通行人，去看场电影、购物或买电子游戏。早在人们知道我是篮球运动员之前，我还有这些自由。我总希望出名，但我只看到了成名带给我的东西，而从没想到它也带走了很多。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告诉你我是怎样改变的，或者说人们的注意力如何改变了我。在1997年我随国家青年队访问台湾。我是队里最高的球员，所以当我们到达后，所有的镜头都随时随地地对准我。但我的脚受了伤，当时正在等待它的痊愈，没有上场。第一场比赛后，所有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都看见我坐冷板凳，镜头就再也不对准我了。我必须老实说: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公众的关注。当然现在我对少些关注不以为然。这就好比其他事情，假如你每天吃牛排，就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牛排，过一阵子你也会腻味。

　　我记得我第一次签名是在1995年，当时是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队比赛。那时我觉得没有人会认识我。我打得并不差，但那时我不会投篮或进攻，只是在每场球都能盖大约12个帽。有个二十一、二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些，要我在他的记事本上签名。我很惊讶，完整地写下了我的中文名字，很仔细。我真是太兴奋了，有人想要我的签名!我回家后告诉妈妈:“我第一次为别人签了名!”然后向她展示我怎么签的。她说:“你是这样签的?”我说:“是的，就是这样。”她问:“你打算一直都这样签吗?”因此她告诉我该怎么快速签名。但是后来两年中，没人找我要签名，一直到我成为职业球员。

　　在NBA第一个赛季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跟国家队在一起。我们两周内打了9场比赛，都是为亚锦赛作准备的表演赛。国家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球迷想见我，没有事行安排保安。我们在机场行走或者从大巴下来去酒店的时候，甚至在球场上准备比赛的时候，各地的球迷都会上来要求签名和合影。中国球迷一直在背后支持我，所以我一直觉得很亏欠他们，可是签名以及在任何时候都有镜头对着你，这些让人感到太累了。可能每个球迷都觉得自己是唯一要求这样的人，或者他们认为签名和照相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要说，你也来试试，每天、每天、几百次。如果我去机场，那儿工作的航班人员或者保安会找我要签名，有些甚至让我签在他们的服装上;如果我住在酒店里，那儿上班的人会来到我的房间找我要签名;如果我在大巴上，车停下来付高速公路费，那些守卫会上车找我要签名和照片。奇怪的是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喜欢有隐私的人，对所有这些关注我并不完全适应。我们另外一次困境，发生在亚洲杯之前的旅途中，中国队对自己如此出名还缺乏准备。

　　他们对酒店和赛场周围出现的人群没有做准备。在我们表演赛最后一场比赛后，我们返回酒店。大堂里挤满了人，球员几乎进不了电梯。我尽了最大努力签名，但在如此拥挤的时候，难免会漏掉一些人。有两个人为了要我的照片和签名，跟着我出了电梯一直走到我的房间。我不知道怎么办。天太晚了，早过了午夜，而我和刘炜合住在一个房间。我知道有时候我不得不放弃我的隐私，但我从不喜欢别人为了我也失去他们的隐私。一个球队领导看见球迷走进我房间就想跟他们说话，但他们不理他。我很倔，便犯了个错误，跟他们说我不会和他们合影。20分钟后他们又返回来按我的门铃，再次要求合影和签名。我只好来到走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一开始就应该明白他们是下定决心的。刘炜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确定他不会太生我的气。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甚至从一个历史角度来说，姚明在NBA的出现引发了很多民族的自豪和情感。在我的有生之年中，甚至在这一代，或者下一代，或者下下代，中国的运动员总是会有一些负担。从18世纪早期到现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落后、相对贫弱的国家。对姚明的关注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中国回到往日辉煌的表现。在越来越个人化的中国社会中，他是一个很好的个人成功范例。有些人在他们30岁的时候，做了自己父母从未做过的事情，离开内地落后地区去沿海城市寻找机会和社会价值，努力工作，冒着风险并且通过付出得到回报。

对这些人来说姚明是个英雄，因为在他们17岁的时候没有人会对他们说:“我们会让你成为休斯顿火箭队的首发中锋。”他是通过自己的选择以及与困难做斗争而成功的。

　　大概十年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一个人自己找工作，他们会接受分配。你唯一能够自己做出决定的是你的专业，你得在录取前就决定而且不能更改。毕业后，政府会分配你到他们想要你去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基本上是终身的。但是90年代以来，中国学生有了选择权，他们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寻找自己的位置。

　　方凤娣（姚明母亲）:我和姚明的父亲在做球员的时候就很出名，所以对发生在姚明身上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我们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唯一吃惊的是在美国发生得这么快。

　　姚志源（姚明父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以前如果大家提到姚明，会说他是姚志源和方凤娣的儿子。而现在如果提到我们，大家就会说那是姚明的父母。当然，姚明名气可能跟迈克尔·乔丹一样大，但这不表示他是和乔丹是一样优秀的球员。我认为姚明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他是个中国人，而且美国人知道有上十亿的中国人在后面支持着他。而且他也是中国的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不同。我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不比中国人对美国的多。他们不知道中国的现代文化，因此姚明对这儿每个人都是个意外。做姚明的父母最不利的地方，就是买什么都不能砍价，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付得起全价。中国和美国的媒体很不一样。在NBA，媒体会在赛后问我很具体的问题，比如，“在今晚的比赛中，为什么你们的球队不抢更多的篮板?”提问都和比赛有点关系。在中国，记者会问“你对今晚的比赛怎么看”?他们给你一个大问题，然后让你说出问题在哪里。中国的记者的采访还永远停不下来。在NBA，比赛后我们留在更衣室，体育记者问我们问题，采访也到此为止。但是在中国，记者就会跟到你的家或者酒店。

　　在我的第一个NBA的赛季结束时，我的英语提高到了能辨别某些提问的程度。也许是因为他们用的词我听得懂，也许是因为这些问题我以前听过好多次了。当我开始为火箭队打球时，如果有记者提问，我会理解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但到赛季后期我还是使用翻译，因为我知道我在对媒体谈话时，一切都需要非常小心准确。

　　我并非向来如此。在我17岁的时候，代表上海队参加全运会。我们最后得了第7名。那是第一次有人开始注意到我这个球员，也是我第一次跟记者打交道。他们在赛后问我问题，但是他们在引用我的回答时歪曲了我的原意。他们问我想成为多优秀的运动员，问我是否想超过王治郅。但是报道中听起来好像我不尊敬王治郅和其他国家队队员，好像我觉得我已经超过他们了。在读过那场比赛的报道后，人们对我有了新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学会小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在开始不用翻译和记者谈话之前，能真正学好英语。我也希望我的英语能更棒，这样我讲脏话也会更顺口些。一个韩国球员在2003年亚锦赛决赛的时候要投三分球，正对着他们的板凳区，我盖了他的帽，然后用英文大吼:“滚开!”我明白这不是什么好话，反正我也不能肯定韩国球员是否听得懂。像每个中国球员一样，我受的教育是不要在球场上讲脏话，不要在球场上发脾气，除了打球什么都不要做。在中国，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脏话，我们甚至不能诅咒。现在我想想这是不可能的，我确实喜欢在球场上讲话。在2003年亚洲锦标赛前，我在跟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老虎队进行的一场表演赛上，我跟老虎队的中锋马克·布拉德克老是讲话。

　　我们一直相互挑战，谈论着谁得到的前场篮板球最多，谁的跳投最多，等等。我的女朋友看了亚锦赛第一场比赛的电视转播。我们对叙利亚队时，我第一球没投中，我骂了句英语脏话。她告诉我说全中国都听到了，因为在篮板下面有一个麦克风。我希望能说，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我做不到。

　　不论我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现在起我都会在场上讲话。我也不会停止跟记者交谈。不回答记者的提问显得很不礼貌，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仅仅来自记者，还来自我的球迷。无论如何，我都有义务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告诉他们我比赛时的感受。

第十四章 雅典奥运会:我是头狼(1)

　　奥运会就像一座圣殿，吸引着全世界的运动员，当然也有我。84年许海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的时候，我才四岁……

　　88年汉城奥运会，我记住了高敏，她好像在国际比赛当中没输过。她是“跳水女皇”，有她在，别人只能争老二……

　　92年巴塞罗那，我记住了伏明霞，她得奥运金牌的时候才14岁。那一年我12岁，和人家没法比……

　　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我挺激动，投票的那天夜里我在家看电视等待结果。但是最后实在坚持不住，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妈告诉我，“我们输了”。我之后好几天都没精打采的。

　　2001年，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我已经进国家队了，7月13日那天，我们正在集训备战亚锦赛，北京赢了，我们全队激动万分。我想，北京2008，我还赶得上。大郅作为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去了莫斯科，但在雅典，很多人和我打招呼，说在莫斯科见过我，还和我握过手。我从未到过莫斯科，我想他们指的是大郅，就和他们讲，“对不起，你们认错人了，你们在莫斯科见过的人叫王治郅，也是中国著名的篮球运动员。”

　　2002年，我参加NBA选秀的当口，正赶上北京申奥成功一周年。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我:“2008年，你正好28岁，最好的时候，会不会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我的回答脱口而出:“到那时候，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精彩的我，而是一个精彩的北京，一个精彩的奥运会。”直到现在，这都是我最满意的一次答记者问。

　　今年，雅典奥运火炬到了北京，我参加了火炬接力，而且是最后一棒，从颐和园湖心岛跑过十七孔桥，心里激动自不必说。当我从田亮手里接过火炬，转身举过头顶，再一看，好家伙，四周全是几百年的古树，还是小心点儿，千万别点着了，火烧圆明园的是谁?英法联军，那火烧颐和园的就是……不敢想了。等跑到桥上，心里就踏实了，后来看录像，在桥上跑步的那段镜头简直太漂亮了，不知道电视台的同志们是怎么拍出来的。

　　我是在立陶宛集训期间得知自己将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式旗手的，所以此后的几天一直盼望开幕式早日到来。开幕式之前，大家提醒我别走太快，一进场我就提醒自己，“别太快，别太快”，到后来，我发现自己想走快也走不快，因为前面有其他代表团，还有引导员。我也曾盘算着如何摆Pose（姿势），但心里想的更多的是主教练哈里斯经常对我们队员说的一句话———“别失误”!中国男篮夺得奥运会入场券不成问题，所以，我注定有很多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我已经参加了两次奥运会，悉尼和雅典，2008北京奥运会我肯定参加，至于以后，就看情况了，能参加几届就几届。

　　我认为，奥运会最热闹的场面是代表团出发。几百人的代表团都穿着笔挺的礼服，大家一起等待登机，彼此打招呼，一起聊天、合影，仿佛是一个大家庭。我去悉尼之前赶上了一次，我记得当时我拿着摄像机，拍下了许多有意思的镜头。雅典我们男篮提前出发了，没赶上。不知道下一届出发怎么安排，但肯定没有一起等飞机的场面了。

　　在奥运会期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换纪念章。纪念章有好多种，有国家徽章、项目徽章、城市徽章还有赞助商和新闻单位的。在悉尼的时候，我没有准备，可能因为我个子高，好多人和我照相，照完像就送我一个纪念章，后来，我把其中一样的拿出来和别人交换，17天下来，换了70多个，小有成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在悉尼没进前八，最后几天就没比赛了，有时间干这些事。去雅典之前，我买了不少纪念章，中国奥委会的，准备重操旧业，但是我们这次进了前八，一直比赛到最后，没时间，只换了50多个。

　　96年亚特兰大，我16岁。我们全家半夜爬起来看中国男篮和阿根廷的比赛，中国队赢了，进入八强。比赛结束之后，男篮的队员、教练激动的拥抱、向观众致意，我真是羡慕。当时，我并不清楚中国男篮在世界上的定位，比起奥运会上的十几块金牌，并没有特别在乎这个第八名。但我爸妈告诉我他们很了不起，这个奥运第八是历史性的突破。后来，我进了国家队，和世界强队一交了手，才意识到96年那批队员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如今，这批队员的名字我还能背出来:后卫李晓勇、吴庆龙、李楠，前锋郑武、孙军、胡卫东，大前锋刘玉栋、巩晓斌、吴乃群，中锋是大郅、巴特儿和单涛，主教练是宫鲁明。

我认为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中国男篮是历史上最强的，后卫有李晓勇压阵，外线有老胡、郑武、李楠这样的神投，内线大郅能攻，巴特儿能扛，我能防。可惜打法国我们输了，真是遗憾。现在想来，一个原因是我们赛前对对手不太了解，只是看过一场录像，法国对南斯拉夫，看完之后，我觉得我们和法国有的打。果然，比赛一开始我们打的特顺，我们内线完全压制了对方，上半场我就砍了10分，其他队员外线三分也有，快攻也有，一下子就领先了不少。但是后来，我们防守出了问题，遗憾的输了比赛。当时，我们防守没有组织，完

全靠个人的移动、跟防，对方外线一配合，我们就防不住了。现在，我们接受了国际先进的篮球理念，防守有了组织，掐死对方外线的一个点不成问题，可是时光无法倒流。

　　在悉尼，我还是个年轻队员，没压力，上场拼命发挥就行，打好了赚了，打不好正常的。球队没进前八，我到没有多少挫折感。奥运会最后几天，没有比赛了，在奥运村玩儿了一阵，看演出、打桌球、换纪念章，还有购物。国家队出国比赛有外汇补贴，每天50美金，奥运会十几天，加上之前我们打“钻石杯”的奖金，我兜里一下子有了3，000美元，长这么大头一回有这么多钱让我自由支配，还是外币，当时觉得生活真是美。

　　雅典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悉尼，因为我出名了。出名之后光想自己就不行了，就得想如何带领国家队打好，取得好成绩。我认为我们这支国家队有潜力，在两三年之后，我们自然而然会成熟，可以随时爆发出像打塞黑那样的水平和稳定的状态。可现在，我们需要一种刺激来激发出自身的潜能，我要想办法刺激自己，也要刺激队友。

　　我想了一些办法刺激自己，从雅典回来，有朋友问我话怎么说得那么绝，不为自己留条后路?我当时只是想打球和打仗一个道理，置于死地而后生。我相信自己的潜力。何况，我和我们国家队也有这个资本，自信是一方面，实力是另一方面。

　　我也要想个办法刺激队友，这个法子只能用一次，多了就没用了，否则对队友不好，对自己也不好。输了西班牙之后，我选择了爆发，其实也是情绪到了那个份上，我别无选择。

　　事后有朋友说我选择的方式不好。说道方式，我的一个朋友说我脑子里要有两个频道，在NBA就播到美国频道，在国家队，就播到中国频道。但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哪还顾的上选择频道。我喊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就是想激励队友“永不放弃”。刘炜（国家队队员）我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钻石杯”（奥运会之前的热身赛）上，我们的状态很好，内线、外线都有球。所以大家的心气都很高，也想拿块牌什么的。但是和西班牙一交手，我们发现自己一点儿都不在状态，输得挺惨。

　　比赛之后，姚明说了些话，主要的意思是大家不要放弃，要把训练做好，只要把训练的东西打出来，比赛至少输的不会很难看。后来，大家做到了。

　　打新西兰，我们拼了。有人说我一个人战胜了新西兰，我不同意。进攻大家把球传给我，我得分多一点，但是别忘了防守可是5个人的事，我们只让新西兰得了62分。否则，我一个人得再多得分也没用。打完比赛，我走出体育馆，深深得呼了口气，真舒服呀。后来，我们没有放弃，打塞黑，我们掐死了对方得外线神投，终于赢了，进了前八。

　　刘炜（国家队队员）和新西兰的比赛是上午第一场，9点多开始。我们在世锦赛上打安哥拉也是这个时间，我们7点起床，结果输了，后来知道对方比我们早起了一个小时。这次我们吸取教训，所有队员5点就起来了。比赛打到下半场，我发现新西兰那个胖子（新西兰队队员佩罗·卡梅伦，世锦赛最佳前锋，本场比赛一分未得）还没睡醒呢。

　　我和姚明住一个房间。打塞黑那天晚上，姚明说看今天训练的情况，明天一定赢塞黑。

当时我也觉得有机会，但是希望不大，毕竟人家是世界冠军。比赛开始，大家放开了，上半场一打完，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赢。

　　雅典奥运会，我们还是第八。如何再前进一步，我需要好好想想。我现在出名了，成了球队的领袖，但球队的领袖光得分不行，一个人多得分并不能保证球队赢球。在NBA球队的领袖，比如火箭队的弗朗西斯，他时刻在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说话就没人敢说话，他用自

己的激情和意志力去激励队友，打击对手。NBA允许球队的领袖犯错误，但他必须承担责任。

　　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我需要找个好办法。但无论如何，通过雅典奥运会，我们明白了一点:篮球就是竞争，打世界强队，没有游刃有余的取胜方法，只有拼尽全力、连滚带爬的争取胜利。

　　在雅典，我本来想去看女篮的比赛，但条件所限没去成。闭幕式上，和叶莉在一起，我感到了一种久违的轻松。当耳边想起熟悉的乐曲“茉莉花”，我知道，这是来自祖国的声音。听了一个多月的西方摇滚，在那个时刻倍感亲切。这时，有人问我:“姚明，雅典的17天觉得快吗?”我说，“17天，从悉尼到雅典，这四年我都觉得太快了。”

　　四年，太快了。2008，北京，就在眼前。

第十五章 特奥会：平等、包容和理想(1)

　　我在NBA风光，但我的父母却辞了自己的工作，离开了他们熟悉的上海，专门到美国来照顾我，因此，我应该尽可能的照顾他们。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谁也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同时社会上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我应当帮助他们，我也做了些实在事情，比如资助有困难的人，但不想让别人知道，就像小说里的侠客。

　　2003年4月，我从美国回到上海，正赶上非典，人人都憋在家里，街上没什么人，我顿时

觉得整个生活都改变了。当时我想独自去医院看望还在坚持工作的医生、护士，但马上背告知这是不可能的，可总得为他们做点什么。后来，姚之队和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策划了一个直播节目，我参加了。这个节目很成功，许多明星参与了活动，许多普通人通过手机短信捐了款，最后总共筹集了500多万。

　　我知道自己已经是很多人，特别是小孩子的偶像。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偶像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好的，比如抗非典，还是不太好的，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所以，我决定自己不但要做好事，还要让别人知道，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才能办成大事，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于是我对章明基说，自己希望作一项公益事业的代言人。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们与十几个有意向与姚明合作的国际慈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且邀请这些机构的代表到波特兰开会，分别进行现场介绍。最后，排除了一些有管理问题、道德问题风险的机构，将其余的机构介绍提供给姚明，供他选择。最终，姚明选择了代言特殊奥林匹克运动。

　　当时，我选择代言特奥运动的原因是我特别喜欢特奥运动员的誓词:“让我去获胜，如果我不能获胜，让我勇敢的去尝试”。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有时候，人们往往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去尝试，但这应当改变，因为即使失败了，只要正视失败，就有成功的机会。特奥会的理想是希望所有人消除差异，平等的参与社会生活，我知道实现这个美好的理想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永远不能实现，但是，我希望利用我的影响力，使得这个过程能够快一些。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其实，姚之队（姚明经纪人代理小组）内部有人认为姚明代言特奥会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他们担心姚明很高，代言特奥会使人形成“傻大个”的印象;同时特奥运动毕竟是个冷门，姚明所面临的挑战会大一些。而姚明却不以为然，他的自信心很强，他说他不在乎，而且冷门更需要他的参与。后来的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因为下一届特奥会2007年在上海举行，所以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些推广活动，接触了一些特奥运动员，还参观了他们的辅读学校。我记得学校的黑板报上写着:老师的责任———保护好每个学生;学生的责任———学会保护好自己。确实，智障人士是社会上最需要关怀和爱护的人群之一，而特奥会的目的正是将这些智障人士带回我们的社会来。

　　代言特奥之前，我对特奥运动员的了解仅仅是一条电视新闻，大概的意思是参加400米跑的运动员认为不公平，因为起跑线有前有后。我没觉得可笑，只是觉得他们很单纯。在辅读学校，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参加了“小小特奥会”，小朋友们对于运动的专注程度令我钦佩。

　　只是当时的秩序有些乱，影响了小朋友们享受运动的快乐，因为我所到之处总是人头攒动。

　　后来，我在搜狐的聊天室说了句不太好听的话，“我在辅读学校搞活动的时候发现，感觉智障儿童比我们正常的人更守纪律。”不对吗?在那些小朋友单纯的眼里，那些乱挤乱撞的人才是脑子有毛病。

　　中国有6千万的智障人士，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开好特奥会是一方面，传播特奥的理想，帮助弱势群体，为他们创造平等的生活环境，更重要。 姚明在成为全球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代言人之后发表的公开信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和所有关注我的人们: 大家好。借此机会向所有关注我、关心我的朋友们问好，因为你们的支持对我很重要，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第十五章 特奥会：平等、包容和理想(2)

　　今天，我正式成为特殊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形象代言人。对此，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同时我也感到我有义务同所有已经或者即将投身于这项伟大的事业的人们一道，将特奥理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得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获得平等的参与机会。

　　作为运动员，“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理想一直激励着我前行。半年之前，我得知特奥运动希望我为他们作全球形象代言，当时，我希望留一些时间考虑，没有马上答应

。但后来，我看到上一届特奥会上，一位特奥运动员庄严地宣誓，他说:“让我去获胜，如果我不能获胜，让我勇敢地去尝试。”他的誓言深深打动了我，因为这样的誓言同样伟大，同样值得钦佩。再后来，我领会到了特奥运动的真谛:我们这些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人们，需要平等的机会。特奥运动的理想就是要克服来自地域、国家、政见、性别、年龄、种族与宗教的界限，消除人们之间的差异，接受对方，包容对方，改变世界。这种思想远远超出了竞技体育的范畴，是更高的理想。最后，我欣然接受邀请，代言特奥运动，因为我认为大家都应该支持正确的事情。

　　2007年，我的家乡上海将承办第一次在亚洲举办的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我非常高兴。到那时，国际化、高效率的上海和广大关心特奥运动的中国人会将特奥运动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奥理想将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身为上海的一员，为此贡献力量，我责无旁贷。

　　我盼望2007年的到来，到那时，运动场上的团结精神将为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消除差异，追求平等，人类共同的理想将再一次得到弘扬，在我们分享胜利的那一刻，特奥会将把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当我回首现实，我发现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尽如人意。特奥运动的理想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更多的人努力才能实现，也许时间很长。不过我相信，只要众志成城，我们将不断成长，为了我们的社会和共同居住的地球的美好未来，所有崇尚平等，热爱和平的人们，请加入我们的行列。谢谢大家。

　　姚明 2004年6月11日 特奥运动和特奥理想 In aworldwhere differences are emphasised，there is a growingmovement of acˉceptance and inclusionthat celebrates accomplishmentsbothlarge and small.Thismoveˉment isSpecialOlympics，whichprovides sportstrainingand athletic competitionopporˉtunities for individuals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It has been transforming lives since itwas founded byEuniceKennedyShriver in1968. Today，Special Olympics benefits1.4million athletes in150countriesaround the world.InChina alone，there are nearly300，000across everyprovince.These athletes enjoynotonlythephysicalfitness，butalsorecognitionfortheiraccomplishments andtalˉent.By2005，500，000ofthese athleteswill be training and competing inChina thouˉsandsof other participants will be involved with the movement as coaches，volunteers and supporters. People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make up theworld’s largest disability populaˉtion，regardless of race，religion，culture or social class.Theirpositive spirit，determiˉnationto succeed and innate human decencymake thempowerful ambassadors forthose that societyregularlyundervalues. In2007，theSpecialOlympicsWorldSummerGameswill cometomyhometownof Shanghai，China.Thisworld-class sporting eventwill unite10，000athletes from150countriesto compete in20different Olympic-type sports.These World Games will transformChina，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by allowing the human spirit to shine through.Special Olympics changes the lives of everyonewho is involved andhas the power to expel long-standingmisunderstandings and create newopportunities to embrace the giftsofpeoplewith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Iencourage everyone inChina，andthroughˉout theworld，to jointheSpecialOlympicsmovement.ByparticipatinginSpecialOlymˉpics，whether as an athlete，volunteer，family member，sponsor，spectator，coach or educator，youwill be part of a platformto change theworld. （在一个极为关注差异的世界里，人们对无论是巨大或小小的成功都越来越表现出包容与接纳。这就是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它为那些智障人士提供了体育训练及参与运动竞技的机会。1968年，由尤尼斯-肯尼迪-史莱佛创立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今天，来自世界上150个国家的一百四十万名运动员受益于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仅仅在中国就有近三十万名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不仅得到了体能上的锻炼，而且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运动天赋也得到人们的认同。到2005年，中国将会有近五十万名这样的运动员进行训练与比赛，同时还有几千名教练员，志愿者及支持者。

　　不分种族、宗教、文化及社会地位，智障人士构成了世界上最大比例的残疾人群。他们

乐观的精神，取得成功的决心和高尚的人格使他们在这个低估他们能力的社会里成为最具说服力的大使。

　　2007年，特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将在我的家乡，上海召开。这个世界级的体育盛会将迎来来自全球150个国家共一万名运动员进行20个类似奥运会项目的比赛。这些国际赛事将会给中国及世界各国带来变化，让人类的精神熠熠闪光。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改变了所有参与者的生活，它消除了固有的误解，创造了崭新的机会让人们来拥抱智障人士这一人类特殊的礼物。我想号召所有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参与特殊奥林匹克事业。通过参加特殊奥林匹克运动，无论是作为一名运动员，志愿者，家庭成员，赞助商，观众，教练员还是教育工作者，你都能够成为改变整个世界的一份子。）

第十六章 我有太多太多的梦(1)

　　我有个梦想，就是在我不打球的时候想在夏威夷有个家。我从来没有到过夏威夷，但我喜欢这个地名的发音。我的家会是两层楼，所有的家具都是北欧风格。我喜欢那种式样和颜色。它让我感到平静和舒适。这个房子会有个游泳池。这将是一个我可以常常感受宁静的地方。除了在我的梦里，我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我有过这样的感觉，彻底的宁静。

　　我的梦想是去中国的南海度假。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去过那儿，非常优美，但是那时

候我没有钱，但有充足的时间。现在我有钱，却没有时间，这就是生活。我已经实现的一个梦想是，在我之后那一年NBA的选秀状元，勒布朗·詹姆斯，能找到合适自己的球队，然后成为大明星。我对第一年所受到的太多关注感到有点疲倦。好像勒布朗很喜欢这种关注，我希望他能够一直喜欢下去。在我能去南海或者夏威夷之前，我的梦想是能在同一个地方住上六个月，并过上一阵子不变的生活。我现在每天都有点不同。在NBA，尽管在你的主场比赛，你还得很早醒来去练习投篮。然后你回家午睡一下，接着你要在傍晚去运动场比赛。如果你没有比赛呆在家里，你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去练习。如果你在路上，我们的旅行非常频繁，你永远都吃不准一天将会是怎样过的。我希望我能有几个月，在每天的八、九点钟醒来去比赛，然后回家做些我想做的事情。但我不能在NBA这么做。我在中国也不能再这么做了，除了每年有几个星期，那时候我就什么也不干，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休息机会。

　　但我不喜欢重复的日子持续得太久。我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也能够成为探险旅行家。我会访问不同的国家，认识不同的人。我不会把这当成工作，但就是想这么做。我已经上了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国家地理终极探索”，他们雇人来参加，而我是一个故事的主题，不是里面的旅行家。电视主持人丽莎·林来到中国，向人们展示这个国家是如何变化的，并跟我在节目上进行讨论。如果我能够通过探险旅行来赚钱，固然很好。但是这不重要，我的首要目的是想看看世界。

　　我的梦想是去蹦极。在NBA第一年结束后的那个夏天，本来打算蹦极的。国家队在秦皇岛集训，那个地方在中国北部的海边。因为当时我们原来的培训中心北京有SARS疫情，所以我们改去了那儿。有一天休息，我们去了海边，那儿有个蹦极塔。

　　管理人员问我:“你体重多少?”“大概300磅。”我说。

　　“你不能在这儿蹦极。”他们说:“体重大于230磅的人都不可以。”

　　既然我不能蹦极，我就照了一些照片，然后乘坐了快艇。当时的水太冷，不能游泳。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在上海销售汽车。这样我就能拥有很多不同的汽车，而且可以了解每辆车的性能。我把车当成大玩具，也是好玩的工具。我知道NBA有些球员有很多很多车，甚至收藏车。现在我还没有钱买那么多车。如果我有钱了我会这么做吗?不会，因为我不想开收藏车。我感兴趣的不是那些古董车，我喜欢非常新潮的车。配有所有先进技术的车。这样我可以学到许多新事物，而在我卖车时，就可以免费学习。也许在中国从未拥有过车是我如此挂念车的原因。当我去印第安那玻利斯参加世界杯赛时，有一天球队去购物。每个人都去看衣服皮鞋之类的。我却去了家奔驰车经销店。当时我口袋里的钱不超过20美金。在我第一个NBA赛季后的夏天，我在国家队训练时划伤了眼睛，他们只好剃光了我的眉毛，我看着伤疤想到:“嘿，这好像奔驰的标志啊。”假如我真成为一个汽车销售员，我会告诉我的客户这些都是二手车，因为我才是第一个开过它们的人。

　　我没有拥有一支篮球队的梦想。拥有一支球队不仅仅牵涉到商业以及运动，还有太多的政治，太多的黑暗面。这些我实在是不喜欢。

　　我的梦想是美国人能够真正认识中国和中国人。在我NBA第一年回来后，上海市任命我为城市形象代言人。当然，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或上海不是我的首要任务，却是我乐意做的。

我的梦想是中国能够找到在低年龄发现运动员的新方法。通过在年轻时候测量运动员的骨骼来发现人才，然后只招收那些以后会长高的孩子，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只有好前锋和好中锋却没有很多好后卫的原因。有天分的运动员因此就错过和失去了机会。

　　我的梦想是中国人能够了解篮球。现在他们不在乎你怎么打球，只在乎输赢。如果你赢了，他们说你打得好;如果球员们为了对抗或者为了追球奔跑而摔倒，他们会笑而不是欢呼;

或者如果一个个头小的后卫防守大个球员，他们会嘲笑他而不是佩服他的勇气。不是所有得分的投篮都是好球，也不是所有没投中的球都是坏球，但观众不理解这点。我认为这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比赛。中国观众应该多看看全场48分钟的比赛，而不仅仅是最后几秒。

　　我的梦想是中国篮球能够树立自己的风格。如果你观察韩国人的打球方式，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在运球后投三分球，即使是他们的大个子，而且使用全场紧逼战术。你会发现这不是从NBA或者任何其它地方学来的。韩国发挥了适合自己球员的风格，中国也应该做相同的事情。

　　我的梦想是中国球员不再寻找借口了。我在CBA时候，很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很多球员会说:“上海大鲨鱼队会赢是因为有姚明，如果姚明走了，他们什么都不是。”我觉得他们应该面对我属于大鲨鱼队这个事实。你不能说“如果”姚明不在，事实是我在。查尔斯·巴克利可以说“如果”乔丹离开了，我就能赢得总冠军。没有“如果”，是你错过了自己的机会。八一队在我们赢得冠军前连续赢了5个冠军，每场比赛他们都会赢对手至少20分。我第一年参加CBA时，他们赢了上海大鲨鱼队40分，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CBA的甲A联赛。第二年他们赢了我们20分，第三年他们一次赢了我们15分，但是另一次输给了我们。去年我们赢得了冠军，跟他们打了5场，我们赢了3场。这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整个上海大鲨鱼队共同努力进步，直到我们打败八一火箭队的那一天，以前还没有哪支队伍做到过。

　　我的梦想是中国的运动员能被当作个人来对待。运动固然是为了国家，我不反对这一点。但是运动员也应该被允许从中受益。他应该能够自己决定去哪里打球以及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球员。如果一个球员想穿和队伍中其他球员不一样的鞋，他应该可以这样做。即使耐克赞助了国家队，我在2003年亚洲锦标赛上穿的还是锐步鞋。巴特尔与队伍里另外一名球员跟阿迪达斯有合同，但是他们在国家队的时候还是得穿耐克鞋。我希望成为第一个不这样做的队员，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后面的队员们。如果我不这样做，他们会一直对所有队员说:“姚明没有穿自己的鞋，为什么你们认为自己可以?”如果我不这样做，制鞋公司就不愿去跟球员签约，他们只想跟球队签约。但是如果我成功的话，也许他们不仅仅会花钱在明星球员身上，也会想让候补球员穿上他们的鞋子。我不需要这些钱，但我身后的其他球员也许需要。

　　我在中国将可口可乐告上法庭也是出于同样原因。他们签了一个合同付钱给中国队，但他们在产品的包装上使用了我的照片。可我已经和百事公司签了合同。这对中国的运动员来说是件新鲜事，但我明白不管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都会为我后面的球员开启或关闭大门。

　　我只要求可口可乐赔偿一块钱，大约相当于12美分，因为我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上了法庭，这样某条法律就会被通过，也许可以用来阻止可口可乐，或者其他公司再这么干。

　　我的梦想是在2004年奥运会或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为中国队举国旗。你知道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是谁举着中国国旗吗?王治郅。我的梦想是王治郅能回到国家队，帮助我们赢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枚金牌。这可能是我所有梦想里最大的一个。

　　我的梦想是赢得一次NBA总决赛冠军，这可能和赢得2008年奥运金牌的梦想一样大。我不知道我离哪个梦更近一点。如果我在NBA再打10年或10年以上的球，那我的事业会是很成功。

有许多球员曾经做到过。但作为一个中国职业球员，我的意义会更大。也许如果我赢得了一个总冠军或最有价值运动员的头衔，NBA球队会因此更愿意签下或者选中中国球员。我在中国看到一些我认为不错的年轻人。他们打得很积极认真，只是缺乏良好的教练和竞争。这些梦对一个来到NBA后就没什么时间做白日梦的人来说，好像太多了点。但我现在是在两个国家用两种语言做梦。也许在思考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这点上，我已经很美国化了，尽管我已经拥有的生活还不错。我的梦想是鲁迪，我的第一个NBA教练能够保持健康，活得长寿，而

且能再得到一个主教练的工作，如果那是他想要的话。我的第一个赛季结束后的几个月后，鲁迪和CD以及火箭队的老板，莱斯·亚历山大见面，决定他需要集中精力养病。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让鲁迪接受观察并聘请了杰夫·范甘迪。医生说癌症已经消失了，但我想鲁迪从经验中认识到生活中还有比篮球更重要的东西。我也相信这点，我因此也总把他当我的朋友，即使他去别的球队当教练也一样。

　　在美国，人们会说“你不能又想留着蛋糕又想吃掉它”，我们中国人也有相同的，我们说: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也许是不能。但我要去尝试:不管我在哪里都能鱼与熊掌兼得。

后记 只能变得更棒(1)

　　在2002年的夏天，休斯顿的火箭队得到了姚明，7英尺5英寸高，296磅重，他成为NBA有史以来体重第二的选秀状元。在2003年，他们帮助他取得了一些成就。

　　首先他们聘请了教练杰夫·范甘迪，他立即将火箭队自由的、防守型进攻转换成围绕姚明建立起来的精确型进攻打法。曾在范甘迪的纽约尼克斯队效力的名人堂中锋帕特里克·尤因加入了教练队伍，专门指导姚明。经改进后的进攻战略结合了范甘迪的另外一个标志，稳

健的防守促使火箭队成为西部联赛季后赛的第七号种子队，填补了连续五年的季后赛空缺。

　　也许和运气有关，在季后赛的第一轮比赛中，火箭队就遭遇了第二号种子队洛杉矶湖人队和可怕的大鲨鱼奥尼尔。“除了非得如此，我永远不会要求面对大鲨鱼，”姚明说:“但和NBA中最强大的中锋较量的机会不会很多，所以我知道跟他在季后赛中交锋，只会对我的将来有益。”

　　在季后赛中跟奥尼尔交锋，也与在常规赛季中不同，因为在常规赛季中，他会为了好玩而比赛，比如尝试当组织后卫或者投一个不同花样的篮。而在季后赛中，他只打他的风格，每次都试图用最简单的方法得分。

　　姚明在第一场比赛的后期上了痛苦的一课，当时奥尼尔从他手里抢去了科比·布莱恩特投出的一个三不沾球后，在24秒记秒器剩下的一秒钟，也是整场比赛剩下的不到20秒前，扣篮成功。结果这成了决定性的一场比赛，湖人以72比71取胜。雪上加霜的是:姚明在比赛中对奥尼尔犯规了，他达到了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犯规，迫使他只能在板凳上观看火箭队毫无效果的最后控球。“在季后赛中你对你的失误不能有任何借口，一个失误就能致你于死地。”姚明说。火箭队在这个第一场毁灭性的失败后作出了调整，但收效甚微。“我们在一场比赛中做的事情，湖人队在下一场比赛中已经有了答案。所以杰夫就加入了些新东西，”姚明说。

　　但是湖人队对此也找到了答案。最后，火箭队在被淘汰出局之前还是赢了场比赛。以值得尊敬的15分和7.4个篮板的平均成绩结束了比赛，姚明称季后赛为“一场灵与肉的考验”。一旦赛季结果的痛楚减轻后，姚明就从火箭队的整体提高上得到了些安慰。“我的第二年有了更多的整体配合，”姚明说。“我们的防守很顽强，快攻也好多了。在我的第一年我们的快攻就是一个人单干。他不管是否有队友跟他在一起，或者有两个人跑到底线。如果这发生在第二年，第一个人会跑到底线并跑到另外一边去。我们在第一年中什么都没有做到。我们在第二年并不是什么都做得很好了，但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打得更多。在我的第二年，我们失败时知道为什么会失败。而在第一年，我们不太明白是怎么胜利或失败的。”

　　姚明的成绩在新的体系里戏剧性地提高了。在他的第一个赛季，他22次没有拿到两双，并在21场比赛中拿了少于6次的篮板球。第二年，他只有6次比赛得分少于10分，并且都不是发生在连续的两场比赛中。他在2003到2004年的篮板总数下滑到6个以下的比赛只有10场，在连续性比赛中只有一场。他不仅提高了他的最低标准，而且也改进了他的最高纪录，在2004年2月22日对亚特兰大鹰队的比赛中，他得了个人生涯中的最高分41分，外加16个篮板球。而在2003年11月11日对迈阿密热浪队时，取得了个人最多的盖帽数7次。

　　尤因帮助他制定标准。“有时候他会说:‘朋友，如果我面对这家伙打球，我能得25分和15个篮板。’所以我的目标就不同了。现在让我相信自己能打好篮球变得容易多了，在任何一个晚上我都能成为第一。第一年里，六场比赛，我也许会打好一场，其他的马马虎虎。那场我满意的比赛，也好像是我走运或者像中了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打好那场比赛，或者是否我还能在下场比赛中打得一样好。现在，六场比赛中我能打好四到五场。但我首先知道的是，每个晚上我都要非常非常努力地打。”

在他的第二个赛季，姚明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每个晚上非常非常努力地打”。适当的重量训练带来显著的不同。从前像消防水龙管似的手臂变得发达突起了。作为一个新人，他一度会因为疲劳而几乎无能为力，并需要在板凳上长时间休息来恢复体力。在他的第二个赛季，他还会觉得吃力，但不需要离开球场就能恢复。

　　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作为新人，姚明在与对方碰撞时会躲开，并千方百计地想投篮。

　　“第二个赛季第一次在犹他州比赛后，”姚明说:“有人问爵士队的中锋、格雷·奥斯特塔，跟奥尼尔打和跟我打有什么不同。奥斯特塔说，奥尼尔喜欢穿过你，而姚明则喜欢绕过你。

　　现在我知道不能老是绕过去了。有时候，甚至是大多数时候，我必须穿过其他球员。”姚明自信心增强，在2004年洛杉矶的全明星周末赛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他的第一年，在亚特兰大，他看上去忐忑不安，好像觉得不属于那里似的。第二年他却在比赛的开始就大摇大摆地随意投入了两个三分球，一副他在新人时期不曾有的轻松样子。

　　“就在第二场全明星赛之前，我跟大鲨鱼奥尼尔和马刺的邓肯打，”他说:“我打败了奥尼尔并跟马刺打得不错。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全明星赛上觉得很放松。我感到我应该上场。”

　　啊，是的，大鲨鱼。姚明在新人期只跟他交手过两次，而在属于姚明的头场比赛开始的几分钟内，大鲨鱼主宰了这两场比赛。甚至在奥尼尔缺阵两场比赛的情况下，湖人赢了4场中的2场。湖人和火箭在姚明的第二年赛季中仍然是平分秋色，姚明还是不能靠自己防住奥尼尔。但奥尼尔也不能一对一地防守姚明，尤其是在休斯顿以102比87取胜的那场比赛，姚明在得分上以29比24，篮板上以11比9超过奥尼尔。“我第一年后的夏天，我回家后想着再次跟奥尼尔交手，”姚明说:“当我在上海大鲨鱼队时，我的教练告诉我怎么对付李楠，八一队的一个优秀远射手。但无论我们怎么打，都无法阻止他。我便不再费心怎么阻止李楠得分，而是以自己的快速得分来抵消他的得分。这也是我在第一年里对付奥尼尔的方法。我无法阻止他，所以我就试着快速跑动到另一端自己得分，直到我觉得累了才停。

　　“我不认为这在我的第二年还会管用，因为湖人队增加了加利·佩顿和卡尔·马龙。但在我们的第一场比赛时，马龙受了伤，所以我就集中精力做同样的事，这很成功。我和奥尼尔都得了18分。我们队的其他球员打得比他们队的其他球员好，所以我们赢了。比赛的后期，我觉得很累，我们正在做一个快速突破。我走到他们的篮下的时候想到:‘我太累了，快跟不上了。’然后我看到了身后的奥尼尔也在走。我想:‘这是我的机会啊!’于是就开始跑动。这样我就灌成了一次篮。也许这就是答案:不管怎样，如果你看到奥尼尔在你身后，就跑!“

　　姚明对NBA的非个人的事务方面也有了适应。当获悉火箭队交换了肯尼·托马斯的新人年时，他很惊讶，因为在中国的球队之间是不交换球员的，甚至在赛季中期也不会改变球员名单。在他的第二个赛季，休斯顿交换了穆奇·诺里斯，他是一个很受队友和球迷欢迎的球员，并且是一直努力帮助一个害羞的中国新手融入球队的人。姚明受到了伤害，但这还没有完。同样，姚明从第一个赛季开始，就担心自己可能会被交换，但是2003到2004年的不同是，不论他在哪里比赛，他都有信心达到标准。

　　“穆奇被交换的阴影很快过去了，尽管和肯尼相比我跟他更接近，”姚明说:“第二年我已经做好准备，哪天醒来就有某个队友离去，一个新队友加入。你能做的就是努力打球让你的教练信任你。此外，被交换总比被开除要好得多。”球场外的生活对姚明来说也变得容易应付。凭着一张驾照、一辆定制的宝马745i轿车以及对休斯顿高速公路和中餐馆的熟悉，姚明将它的生活圈子扩展到家和球场之外。“在作为新人时，训练之后我会马上回家，”他说:“现在我会打电话告诉我父母说:‘不用等我吃中饭了。’我会去某个地方吃饭休息。我现在有自己最喜爱的地方了，在那儿我可以来一杯绿豆冰沙之类的东西。”最后一步将是掌握英语。在没有一个人会说中文的情况下，他也能放心地出去吃晚饭了。但他依然希望自己的英语能更流利些，使他可以同队友彻底地交流。在交换诺里斯之后，火箭队在纽约和尼克斯队交锋时，第一次得面对他们昔日的队友，这使他痛苦地意识到了语言的障碍。

“穆奇打得真的很棒，”姚明说:“那场比赛后，我只想对他说，你好，祝你好运和保重。我和斯蒂夫·佛朗西斯和库蒂诺·莫布里都去了。他们三个人在一起交谈，好像我不在场似的。那种感觉很不好。好像我不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分子。但我想假如有一天我能说好英语，这种情况就再也不会发生了。”

　　此外要坚持说好两种语言也是个问题。“当我在新人年后回国为中国国家队打球时，”

　　姚明说:“我刚打了82场比赛，会说:‘Switch（替换）’和‘Baseline（底线）。’我的中国队友奇怪地看着我。”

　　这些变化保证会持续下去。2003到2004年的赛季后，火箭队开始探索交换球员的可能性，包括佛朗西斯和莫布里。姚明还在适应球员可以在任何时候被交换这个观念，他说:“我现在甚至无法想像比赛时没有了斯蒂夫和凯特。”对于每个事件的发生，姚明都发誓不会停滞不前并要发挥他的最大潜力。在他头两个NBA赛季后，不难想像姚明会在中国国家队和休斯顿火箭队同时焕发星光，因为他们都在朝具有冠军水平的比赛努力。然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姚明是否达到了那种成功的境界，都不会改变他的一个愿望:寻找他的昔日队友并说:“你好，祝你好运和保重。”无论这是用哪种语言讲的。

　　———里克·布切

第五章 一波三折的谈判(1)

　　与章明基和几位教授会面商谈的第二天，我就飞回中国，这时我已经知道，或者说已经确信自己能去NBA了。上次有关方面阻止我去，NBA并没有过于关注此事，我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时机是否合适。但现在NBA的每个球队都见过我了，即使没有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像，也没人说我不能成为NBA中的一员。虽然测试时，我没有100%发挥，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我有可能成为NBA的状元秀。由于东方队已同意让我走，剩下的就取决于中国篮协了。大家都赞同我走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会固执己见呢?我想不会的。

　　你也许会认为中国篮协高兴看到中国的球员打入NBA，为国争光。但篮协跟下面的球队却不这么想。球队不希望他们的球员成为明星或者超级巨星。如果球员知名度太高，早先的中国篮协会觉得难以控制。我从芝加哥测试回到中国，东方电视台想做一个关于这次旅行的电视专题，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篮协不同意。我想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人人看到我的表现和NBA对我的浓厚兴趣，再提出放我走的交换条件时，就不能如愿以偿。

　　然而，从芝加哥回国后把我与媒隔绝，也让他们出了岔子。很多记者想找到我，但我换了电话号码。有两个人还是弄到我的新号码。篮协说如果我接受记者采访的话，得让他们知道。所以我就对记者说，“我什么都不能说，中国篮协说你们得去跟他们谈。”我本来就不想回答关于美国之行的许多问题，但篮协的做法使这件事变成他们的错，而不是我的，又被媒体批评了。

　　我认为李元伟接任中国篮协主席后，这种事就再也不会发生。如果当时他在任的话，他会同意东方电视台做这个专题，召开新闻发布会。但不幸的是，我到NBA之后他才接任。他人很好，会把中国篮协搞得更好的，但他要施行改革还尚需时日。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2001年姚明不能去选秀，非常失望，那之后我马上开始跟东方队协商姚明去NBA的事。当我2002年五月末，抽签后的约一周回中国时，X先生开始竭力把我排除在谈判之外。我不知道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他作为中国过来的团队中的一员，我们本该在测试后开会的，但他食言了。听说他到加州去见了另外一些经纪人，一个原因可能是其他经纪人向他许诺了比我答应的更多的姚明收入分成，问题是那些经纪人从没跟姚明谈过。也许他认为，只要破坏了我的声誉，姚明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一个对他更妥协的经纪人。X先生开始在公开场合攻击我。他那时的任务是赢得选择姚明经纪人的权利。他的想法是:“我们怎么能信任章明基来保护我们的利益呢?”显然我的回答将是:“我的责任不是保护你的利益。”但他们不是那样想的。对国外的人，尤其是美国人，这一点很清楚，但如果你了解中国体育的发展模式，对他们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体育体制是以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模式为基础发展的，那时集体利益大大高于个人利益。那种体制下，国家用有限的资源重点培养少数几个精英运动员。70年代末，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现在个人有了选择的自由。姚明的境况说明了在体育界，这种自由比其它领域的自由来得慢。比方说，如果姚明在上海电视机厂工作，一家美国公司给他一份工作，他第二天就能走人。

　　在姚明之前，出名的运动员和旧的苏联模式之间的冲突已经发生。90年代中国一位排名世界第一的羽毛球手，因为羽毛球协会要对他做广告进行控制，他拒绝了而选择退役。他那时只有23岁，却再也没打过球。还有其他冲突的例子，只是从来没像姚明这样引人注目、广为人知。

　　X先生不断向媒体灌输，说我不具备经纪人资格。我非常小心，不作回应，否则事情会更糟。这完全是商业上的事，没必要针对个人。当一个记者问我对受到的攻击怎么看，我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事情会解决的”我说。

　　过了一阵，攻击我最厉害的记者开始起了疑心。他从未跟我谈过，我也没兴趣跟他谈。

　　我认为他是X先生阵营的，反对我们的一切。他几乎每天写一篇文章，每篇都引述X先生从不同角度对我的攻击。有一天，这个记者找到我，“这事好像不大对头，”他对我说，“X先生说你是恶毒贪婪的中间人，你为什么不反驳呢?”我就告诉他为什么球员自己选择而非被人指定经纪人很重要，经纪人所起的作用。记住，中国以前还没有体育经纪人，所以这个概念对所有人都是新的，俱乐部觉得这种新的组织的威胁，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谈过后，记者就开始问我各种问题。由于编辑控制，他没可能为我说话，但他的文章笔调开始缓和。

　　X先生把常青公司合同抬出来反击，说姚明已经承诺了别的公司，所以我的干预是发疯。

　　他犯了个错误，因为我手上有常青公司的合同复印件。

　　合同约定常青公司取得姚明全部收入的1.3。一个大问题是合同的签约方只有常青公司和姚明，没有其他人。现在我知道了，X先生原来打算东方队拿1.3，姚明拿剩下的1.3，但这都是口头上说的。这些细节都没有对外公布，X先生只是竭力宣扬，常青公司和姚明之间有合约。

于是我找到东方俱乐部的总经理白李，对他施加压力。“你们绝对不可能分文不要就放姚明走，”我说，“合约上没有你的签字，你们又没有同姚明签合同。那么你们怎么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利益呢?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不能见人的约定不能公开呢?若没有，人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们把俱乐部最值钱的资产拱手送人了。”我一直觉得白李是个好人，我确信他不完全知道协商进行的情况和常青公司合同的内容，他最关心的是电视台的经营。

　　他说:“不可能。俱乐部签了名的，X先生告诉我说有俱乐部的签名。”“我有复印件，”我说，“你自己看。”

　　他变了脸色，沉默了大约5分钟。他盯着合同看了很长时间，最后含糊地说，“我会让X先生离开谈判。”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后面的经过也不是一帆风顺，但那是最重要的一步。

　　后面不管发生什么，我代表姚明谈判的事情确定下来了。白李（东方俱乐部总经理）:直到章明基给我看合同，我才知道常青公司合同协商的细节。中间人拿1.3的收入在中国生意中并不稀奇，很明显，那份合同有问题。我还觉得为我们协商的人比较短视，只考虑眼前利益，而没看到对东方队和中国篮协更大的好处。我三月份跟章明基在纽约见过，初步讨论姚明去NBA，我们得做些什么。CBA季后赛还没开始，我已经通过我生意中的熟人找了几个纽约和洛杉矶的律师，谈姚明转会的事。很明显，他们不懂NBA，也不明白姚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们完全从生意角度看待这件事，我觉得那很糟糕。我开始相信，我们得找一个姚明信任的人，一个懂得他需要的人。但那个人同时还要懂NBA，以及东方队和CBA的需要。和章明基谈得越多，我越相信那个人应该是章明基。

　　姚明芝加哥的测试结束后，我遇到一个上海市长的代表，她很明白地说，市长和政府都认为，姚明去NBA的时间到了，中国篮球对他而言，舞台已经不够大。陈良宇那时是上海市长，现在是市委书记。他认为上海要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不能只进不出，要让上海人也走出去，被世界了解。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队员）:测试后章明基明白，他必须在NBA选秀前回到中国解决放行姚明的事。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他也需要有人在美国这边照管姚明的事。出人意料地，在NBA选秀抽签前，他问我是否能在他离开时帮助他准备NBA选秀的事宜，并全程负责跟NBA各球队打交道。我同意了，章明基就通知了NBA各球队。我们着手准备，抽签进行了，休斯顿火箭拿到了首选权。这时事情开始有些混乱。误传误报铺天盖地。火箭队得到了错误的消息。

　　火箭的总经理卡洛尔·道森打电话给我，开场说，“我知道姚明不想来休斯顿，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们真的很感兴趣，希望你和章明基能来谈谈。”他说。

　　无数的媒体报道说，姚明想去纽约、芝加哥、金州。根据我和姚明的谈话，我知道他的倾向已有了变化，这些报道已不再准确了。我告诉道森（人人都称他为CD）我们很高兴前往与他会面。

　　我们4点就起床，早上6点的飞机离开芝加哥，上午10点我们已坐在了火箭队训练的西部网球俱乐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与道森、球队总裁乔治·波斯特洛斯和老板雷斯·亚历山大会谈。

　　我和章明基发现，当天的芝加哥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在这时间刊登，想必也并非偶然吧）说，东方队很生火箭的气，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跟当地冒充代表姚明的人谈，如果火箭那样对待姚明的话，姚明还是去芝加哥比较好。亚历山大就挥着那张报纸问我们，“你们对此怎么解释，我该不该跟你们谈呢?”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矮胖的中国人自称代表姚明，火箭队根本无从了解真伪。我没有注册为NBA经纪人，章明基说如果姚明有一个注册的NBA经纪人会让他在国内很麻烦，但NBA跟我说不注册就不能跟球队见面。最后章明基说不必担心了，中国人还会把我当教授看，所以我就注册了，但那是在跟火箭的第一次见面之后。这里要说火箭的好话，他们决定相信我们，跟我们谈。他们说他们的球探观察姚明已经几年了，他们肯定想要姚明。

　　“我们是最适合姚明的球队。”火箭队的主教练鲁迪·汤姆加诺维奇说。但对此我不太肯定。火箭队有我们喜欢的，也有我们不喜欢的。我问鲁迪是否能对我们不喜欢的地方作些改变。同时心里对自己说，“我以为自己是谁，可以对一个NBA的教练、两次赢得NBA锦标的人说这样的话?”

　　鲁迪没回答我的问题，他只给了我一个答案，但跟我的问题无关。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所以我问了第三遍，我想他现在知道我不得到答案是不会罢休的。

　　一天结束时，火箭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道森开车送我们去机场。“伙计们，”道森说，“我得告诉你们，我从没有跟经纪人这么会谈过。”我们不知如何理解他的话，所以就当是好话吧。

　　迈克尔·戈德堡（休斯顿火箭队法律总顾问）:我接到许多电话，也许那些人得到内部消息，他们告诉我如果章明基和约翰做姚明经纪人的话，东方队永远不会放人。电话来自美国不同的经纪人，还有我认识的与东方队有关系的在休斯顿的中国人。我决定，如果姚明想要章明基和约翰参与的话，我就听他们的。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一直以为比尔·达菲会是姚明的经纪人，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切都很混乱。东海岸有个常青公司，一直打电话给我，说:“你要是听他们的，就别想得到姚明。没有我们你绝不可能把姚明弄出中国。”他们说跟姚明有一份合同，要跟姚之队（那时可能还不叫姚之队）打官司。通常这类障碍，在球队考虑挑哪个球员之前很久就会全部解决好，很明显，关于姚明的事将有一场战争。但章明基和约翰来休斯顿与我见过之后，我就确定他们是可靠的人。我们谈话的时候，章明基跟姚明通过

电话，让人相信他们关系不一般。不久后，姚明给我发了一封信，声称章明基代表他。我猜是姚明的签字，我的意思是，我以前没看过姚明的字，所以是不是真的其实无法判断，许多事要靠直觉。特别是这件事，需要把一切搞定时才知道。两周后我们飞去上海见东方队。他们带我们出去观光了两三天，就只是见面打招呼。他们说姚明去NBA时候到了，休斯顿是合适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得到姚明，他们要我们帮忙找其他球员，那些打不上NBA，但愿意来中国打球的球员。我们就给他们寄了第一个替代姚明的人的录像，亚利桑那州的大个丹·麦克科林托克。我还寄去了其他球员的录像———大约10盘，但我不知道东方队跟这些球员怎么样了。他们一直发传真给我们，说他们要过来，要录像带。姚明的新人年结束后，传真不再来了。

　　我觉得白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体育部的头，是个很好的人，但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点被捉弄的人。我们在上海期间一直通过翻译谈话，我以为他们都不会英语，但有一次我讲了一个笑话，还没来得及翻译，白李就大笑不停，我知道被耍了。他们说到一个讲话滔滔不绝的人，我说，“在得克萨斯，我们说这样的人被留声机的针头打过疫苗。”白李听懂了笑话，翻译前就开始笑。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美国人做生意总是“快快办完好走人”。在中国，只有先建立关系才会开始做生意。到达后，我花了时间跟X先生坐在酒店的大厅里，聊聊天。跟中国篮协的委员一起就没有这样的时间了，这种区别值得注意。这位委员走进来，坐在长长的会议桌边，沉默不语，他在等我先开口，情形相当尴尬。我知道姚明就在附近和国家队练球，我问是否能让我们观看，这位委员说，“我们得看会议进行得怎么样。”

　　身份等级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能单单以火箭队律师的身份前往。所以在出发前，我们注意了宣传，说我是以首席执行官身份去的。我拿到了休斯顿市长的推荐信，因为他刚访问过上海，在中国市长地位是很高的。我得到了前总统老布什的推荐信，他是以前的驻华大使，他在信的末尾加了句手写的话，“尊敬的先生，在此向您致敬。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难忘的一幕是，为突出我的身份，鲁迪和道森不得不扮作随从跟在我后面，拿着礼品袋，会上只有在我同意的情况下才发言。我们登上返回的航班时，鲁迪说，“害我给你提袋子，我一定要报复。”

　　会谈后我们才观看到国家队的训练。我跟姚明握手合影，这张照片在不久后变得极其有价值。姚明有一点与众不同———整个训练中，他没有看我们一眼。他专心训练，没让我们成为他的干扰。其他一些队员则朝我们这边看，但姚明没有。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一生中做得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在使用优选权得到姚明时从未动摇过。我们抽签拿到优选权后开始接到电话，有人问我们愿不愿意以此交换，或者选别的球员，我说，“不，我们要选姚明。”

　　我们去中国时，发现他们注意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中国篮协主席特别强调，他们知道我们一开始就想要姚明。如果我们略有含糊，我相信姚明得在中国再等一年。克里夫兰可能有机会在2003年抽签中，选姚明或者勒布朗。

　　还有一个因素是鲁迪在中国很有名。我们走在街头，人们认出他，真是难以置信。中国转播我们的比赛，而且2000年奥运会上鲁迪是美国国家队的教练，跟中国队打过。熟悉的脸很有帮助，信任感马上就建立起来了。

　　虽然我很自信最终要去NBA了，但无法集中精力做好走的准备，国内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要想着NBA，同时还要分心准备世锦赛。我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就在选秀之后，是我的一次大展示的机会。我想集中注意力在比赛，而不是我个人的表现上。我知道，所有人都会很仔细地看我，看火箭首选我是不是个错误。我每晚（即使不是每晚，也是许多个晚上）都对自己说，好吧，不要太为个人的目标兴奋过头了，想想球队吧。我想的更多的仍然是能为国家队做什么。

　　在某一点上，就好像在上海东方队第一年的训练一样———不清楚为什么练习，我只知道是为了将来在美国打的一场球，或许在NBA，或许只是在世锦赛上。我不知道两个设想是否都能实现，或只能实现一个。有句俗语，在中国在美国都一样，“无知是福。”在东方青年队的第一年，我离开家住在外边。我很高兴获得自由。我感觉像在天堂，因为此前我一直住在家里。我可以整年地训练，因为我知道年底有比赛，为了这些我才训练的。目前也是一样。我准备着去冒险，去做从未做过的事，我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得让自己相信，如果我能走的话，他们会放我的。我们常说，“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

我之所以很幸运，还有另一个原因。那时我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进NBA;另一个是对我的女朋友叶莉要有更多了解，她只在几个月前才答应和我约会。我不能说两个目标孰轻孰重，它们对我同等重要。我每天都跟章明基谈中国篮协方面的事，但我不担心，因为行程拖延，我在离开前就有更多时间跟女朋友在一起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要再等一年的话，我就有多一年跟她相处，这样彼此就更加熟悉了。有两个目标而不是一个目标，情形大不一样。

　　如果我一心想的只是进NBA，当我发现有什么新情况影响我的出行，就会更加焦虑。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和约翰跟火箭队谈完之后，又有两个障碍浮出水面。一是王治郅，第一个被允许去NBA打球的中国球员。他刚结束在达拉斯小牛的新人年，那时在谈留在美国准备世锦赛，而不是回国和国家队一起训练。那时，王治郅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球员，他违背中国篮协的意愿是个不小的事。中国篮协需要他回国家队比赛，不能容忍哪个球员跟他们谈条件、违抗他们的命令。况且当初放他出去的时候有不成文的规定，中国篮协要求他回来时必须回。当然姚明和王治郅是不同类型的人，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篮协为什么不愿再放走一个顶级球员去打NBA。

　　第二个障碍是给单人项目运动员写的规定。说运动员转会到国外，要将收入的50%上交体育协会和其它的国家级体育组织，其余的才能跟教练、俱乐部分成。中国篮协拿出那条规定当谈判的筹码。他们没说指望姚明付那么多，但这是很有力的一个谈判工具。

　　我不是第一次在中国谈生意了。大学时，我帮我爸爸在上海组建过一家合资企业。对我爸爸来说不是很大的生意，他让我参与只是让我长些经验罢了。公司倒闭了，你知道我干得怎么样了。但我得到很重要一个教训。我本质上不是个很强硬的人，但有时必须超越自己的个性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就像下象棋一样。人们的反应都是有原因的，你必须从他们角度，换位思考，你就知道他们是不是虚张声势了。

　　后来我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做软件科技，在中国有许多业务，最后卖了那家公司。我不是新手。我也不是那种人:10岁离开中国，20多岁回来，试图将一名中国运动员带到国外。我父母80年代初移民美国，我妈妈是个医生和医学研究员，爸爸是工程师，他有自己的公司，生产发电机，我妈妈到美国的第一天就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我很自豪，比大多数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了解中国要多。我能用中文交流，说得很流利，写得也很清楚。每个暑假都回中国，我有些很小就到美国的中国朋友，完全丧失了中文能力，现在像老外一样。有些人还经历了身份危机，自己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呢? 我了解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我知道游戏规则。所以，我从不怀疑姚明能否出来，我认为只是时间问题。一旦东方队对球迷公布姚明可以走，再把话收回就会使很多人愤怒。东方队的球迷们都盼着看到姚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球技。中国文化有一点没有改变———作了承诺，就必须努力兑现，否则就会大跌脸面。

　　我最担心的是，王治郅不回国家队的决定产生的影响。一个国家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制定政策。我想，最坏的结果是姚明推迟一年去NBA。整体上看，再错失一年很严重，但我相信不会更长了。我还觉得自己知道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表态允许姚明出国，再反悔就难了。如果中国篮协拿王治郅作例子来辩护，那是因为他们单方面做不了主。中国篮协上面是体育总局，体育总局的上面是中国政府。每个政府组织都要依照一定的指导方针来执行中央的政策。所以，很难想象像中国在其它领域越来越开放自由，却单单要在姚明的事上实行关门闭户的政策。中国篮协如果说由于王治郅的原因不放姚明，我想公众不会接受这个理由。

　　姚明已经保证他会回国为国家队效力，他自己确实想这样做。他同意回国打四项比赛———亚锦赛、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有书面保证的。还有一项商定，就是国家队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回国，灰色区域（模糊不清的）是在国家队的训练量。2003年亚锦赛前，他们招回姚明20周，所有人都说时间太长了。对中国体育官员而言，重要的就是维护纪律和控制局面，随着改革的深入，运动员们必定会要求更多的权利。问题是，官员们将如何应对呢?姚明若没有准时到集训队报到会受到惩罚吗?我看会。许多事情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谁掌握着权力。

　　如果中国篮协不相信我回国家队打球的承诺，并不是只因为王治郅。在他之前，有几个其它项目的国家队队员，到了美国或欧洲，就离队了。没有电话、没有信件、没有消息，反正就是没回来。但这样的运动员最多只有5个，没有一个是篮球手。其中有一个女网球手，我记不住她的名字了。网球在中国不太热，知道她的人不太多。有人这样离开后，他们的名字会被封杀，你在纪录册里和其它地方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好像他们没有存在过。谈论这些队员不会给自己惹上麻烦，但没人谈论他们———不为什么。他们走了，又有人替代他们的位置。

　　我承诺回来，不知道中国篮协会不会相信我。但我感觉他们不相信，这并不让我吃惊

很久以来情况都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到NBA之前，我一直只有公务护照，没有私人护照。公务护照只对特定的旅行、在特定的时期有效。持公务护照不能像持私人护照那样随意出行。虽然我很难说出两者的区别，但有一本私人护照感觉就是不一样。我知道有这本护照，我能做原来不能做的事，但我不会去做。我知道自己的权力，但我不会想去使用。目前这样做没有意义。

　　最大的可能是:在2002年取得个人护照前出国，他们总是命令我怎样怎样做，现在他们与我协商怎么怎么做。当然他们叫我做的事，我通常都是愿意合作的，并没有什么事我不愿做或觉得我不该做。但是他们改变语气，协商而不是命令，我的感觉会舒服得多。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我的下一步是准备各种可能的情况，意味着跟选秀权排在前四位的队谈———休斯顿、芝加哥、金州和孟菲斯。从休斯顿回到芝加哥，我和杰瑞·克劳斯，还有公牛老板杰瑞·蓝斯多夫吃晚饭。他们希望有办法留住泰森·钱德勒和埃迪·柯里，他们两个刚结束新人年直接从高中选来的大个儿，还有姚明。我又给勇士的总经理加利·圣·吉恩打电话，他对姚明不太感兴趣，我知道他们对姚明没怎么考察，还听说他们想要一个控球后卫，那就是杰伊·威廉了。

　　我得承认，回到办公室听秘书说，“杰瑞·威斯特打过电话。”让我觉得很高兴。毕竟是照片用在NBA标志上的人，一个传奇的球员和球队经理。我很幸运，我近距离接触崇拜的明星没有一个是怪物，但威斯特确实和道森不同，道森很好打交道，很实在。跟威斯特做事就像用秒表计时，他还有别的事做，要去别的地方。威斯特说他们对姚明感兴趣。威斯特组建球队的能力很强，所以孟菲斯队也是可能的选择。我害怕的是休斯顿把自己的优选权跟快船或者尼克斯交换，但我又想快船不会那么鲁莽，而我也没发现尼克斯有道森想要的球员。我们的砝码是在NBA的球队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怎样能把姚明从中国带出来，甚至火箭队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有一支他不感兴趣的球队采取行动要得到他，他们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无须撒谎，我们有信息方面的优势，有足够的能力按自己的需要鼓励或者打击球队的积极性。

　　2002年5月末，章明基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中国。我当初答应帮章明基时并没打算去中国谈判，但我想，“能够参与这样的事，是经常都有的机会吗?”就同意了。最后我在中国呆到NBA选秀结束后。这段经历有欢喜、有沮丧，最后，给我以真正的成就感。令人沮丧的是，第一次会议的前夜，东方队打电话给章明基，说如果我，一个老外，参加会议，他们就拒绝谈判。谈判队伍最后是章明基、姚明妈妈、一个律师和陆浩（根据中国篮协规定我们聘用的中国经纪人）。章明基找出各种借口离开会议室，用手机给在酒店的我打电话。我在中国的第一周，东方队就当我不存在。

　　但那一周也并不乏味，火箭派的特使几天前到了。他们特地来向中国官员当面表示对姚明的兴趣。我第一次到中国，经过疯狂的飞行到达酒店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戈德堡。

　　“我们遇到问题，”他说，“你现在快下来。”

　　我去了他的房间，就在大堂往里走的位置，他告诉我他们的矫型医生刚看过姚明脚X光片。“他的脚全坏了，”戈德堡说，“他永远都没法打NBA。我们不能选他。”

　　公牛的医生测试前在Berto中心检查过姚明，报告交给NBA，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拿到。

　　他们告诉我姚明的脚踝骨曾受压断裂，但已经愈合，其他没什么问题。“提交给NBA的报告说他没问题，”我说。

　　“我们看过报告，”戈德堡说，“但我们的整型医生对X光的判断非常不同。你送他去香港检查脚，那是我们选他的唯一可能。”

　　中国方面不会同意姚明去香港，我和章明基也不想让姚明再反复去检查。讨论后，我们同意在北京检查。我们一边跟医院联系，让姚明悄悄溜进医院检查，让火箭去北京，一边找到公牛的医生，告诉他休斯顿医生的话。

　　“我看过的NBA球员的脚多着呢，”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个NBA中心看看他们的X光片，很多人的脚你看了都会说，‘这个家伙会有问题’或者‘我不知道会怎样’。我看过比姚明更糟糕的脚，他们都有很长的NBA职业生涯。”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NBA的体检确实还不完善。他们拍了X光片，看到一个疾患点，没有去刨根问底搞清楚。我们的医生看了X光片，“嘿，你这是在冒险。”于是我们就乘飞机去找一位国内顶尖的整形外科医生。

　　此前我飞到了韩国办另一件事，之后再回到中国。但碰到了问题———我上次是用单次入境签证进入中国的，现在我身处韩国，又是星期六，美国领事馆不办公，而我必须星期天早上到北京。我只好硬着头皮买了张票。我出示护照，他们发现签证无效。最后我说服他们让我走，但得与航班签个保证:如果到中国，出入境管理处把我遣送回来的话，我必须支付返回的全额机票。

　　到了北京，通过海关检查时，他们看了我的护照说，“你必须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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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波三折的谈判(6)

　　我说，“我是休斯顿火箭队的，来带姚明去NBA。”然后我向他们出示了观看姚明在国家队训练时与他的合影。这其实是那张照片的复印件。一下子，很多官员聚过来看照片。他们说了很多，我一句也听不懂。最后他们说，“好吧，我们给你一个新的签证。

　　”我跟到办公室，他们给我拍了照后就让我入境了。我也得给他们100美元。我的看法是，世界各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有时关键不在你知道什么，关键在于跟谁认识。

　　我们用辆小车接姚明去医院，他得挤着进去，但却没有一句怨言。检查进行了几个小时。检查结果一切都好。在等结果的时候，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跟妻子和孩子通话。我转过来对姚明说，“你是否不介意和我儿子说两句?”我不想强迫，而且我知道他对自己的英语很敏感。但他说，“好啊。”他跟我儿子聊了十到十五分钟。那时候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不去考虑什么篮球、媒体、国际影响等等———他首先是一个好孩子。

　　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是:我与东方队的最后一份合同2002年12月31号到期。如果没有球队选我，按照NBA的规则，我是一个自由的人，能做任何事，能够选择在任何球队打球。但我想，这样做对东方队不公平。我想感谢他们让我成长为好篮球手，我想让他们为此得到回报。

　　与东方队的合同并不是让我留在中国的唯一合同。在美国，你可以坐等3个月过去，合同期满，然后离开，想和谁签约都行。中国事情不是那样的。球队对球员有控制权，除非球队领导决定不再要这名球员———这时他若能找到球队就可以自由签约。

　　我和东方队签了约，跟上海体委还另有一份合约，约定在全运会上为上海队打球。全运会4年一次，打了一次，再另签一份合同打下次。我的跟上海体委的第一份合同是1997年签的，第二份是2001夏季签的，关于打2005年全运会。合同只是约定打全运会，不涉及中间的年份，但还是控制我那些年里是否离开中国。如果他们说我可以离开，那么我就可以去别的地方打球，只要第4年回来就行。但如果他们说某方面有问题，我不能离开，那我就得整整4年呆在国内，即使3年没比赛可打。东方队和上海体委是一体的，如果东方队不让我走，我跟他们有没有合约都没关系。上海体委可以用他们的合同帮东方队，把我留在国内。

　　总而言之，必须他们表态说不再需要我，我才能到其它球队。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假如我代表东方队谈判，我会让谈判躲开公众的视线。第一次去跟东方队谈判的路上，我跟我们的律师打赌。我说东方队的律师说的第一件事，会是让我们的谈判秘密进行，整个过程必须保密。结果打赌我赢了。

　　“我们会很负责地进行，”我跟东方队说，“但我们不能承诺保密。”我没说出来的话是，“公众的支持是我们的基础，把我们与公众隔开，就像在赤手空拳的打斗中断了我们的右臂。”我告诉他们的只是我们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不，”他们的律师说，“你们一定要保密。”

　　我们在约翰不参加谈判的问题上已经让步了，不能再在这一点上让步。最后他们态度缓和了下来。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最终证明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虽然约翰不在场，他的作用都很重要。谈判最终的问题是给东方队的赔偿———姚明转会到底要付给他们多少钱、付多少年。最后的协议非常复杂。我们把姚明受伤的潜在影响、未来的利率、通货膨胀等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约翰和我把这当作商学院的资金估算项目来对待。开始，我提出不同的提议，关于我们能够接受和不能接受的，约翰做了一张表，等式中任何一个数字变化，表格都会反应整体合约的价值。比如说，改动第一年的一个数字，下面12年的这一数据都随之改变。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折扣率，就得到新的结果。依据是姚明在NBA打球的年限，我们用它来协商不同的特别付款。每天我都带着手提电脑去谈判。但除此之外，跟一般谈判没什么不同。我觉得最后姚明拿到的结果还比较合理。我们双方签了保密协定，所以我不能透露细节。

　　当谈到协议的最后一点时，对方开始拖时间。我们知道必须跟东方队达成协议，中国篮协才会跟我们谈，而且火箭给了我们一个期限，就是选秀3天前拿到姚明的放行令，不然他们就要将选择权和别的队交换了。

　　“就是这样了，我们钻进了死胡同，没时间了，”我说。“也许你们的目的就是让事情拖着。但这个礼拜六我们会在上海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要么宣布达成了协议，要么告诉公众为什么没达成协议。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们会公开我们提出的建议，和你们的要求。选择权在你们手上。”

　　我觉得东方队是利用我们时间的紧迫，让我们在最后一点上让步。当初不答应保密，这时显得很关键。如果当初答应了，我们再威胁开记者招待会，他们就可以说我们撒了谎，或者谈判无诚意。下这样的最后通牒还真不容易。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开记者招待会是个好主意，我们聚在姚明家的公寓里商量决定。姚明还在北京，跟国家队一起训练。姚明的妈妈方凤娣不希望我们得罪球队，律师也这样想。讨论很激烈。他们明白，如果这件事不成功，我会失去很多。我计划有朝一日回上海定居，我在这边有许多生意。如果这件事搞砸了，或者我做得太过火，全上海人都会知道。但姚明的妈妈和律师最后同意跟俱乐部说记者招待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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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波三折的谈判(7)

　　不出所料，俱乐部被此事搅得非常慌乱。我们不想让东方队尴尬，只想以此获得取胜的砝码。事情又白热化了。结果会议中断了3小时。那天是星期四，记者招待会定在星期六。上海体委通知我们，作为个人我们不能开记者招待会。我就告诉他们，我会租一个酒店，叫一个别的什么名字。星期六我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协议达成了。

　　对于发生过的事情我大部分是知道的，每天我都跟章明基通电话。有些天似乎我们又回

到了起点。坏消息来了，如“他们停止跟我们谈了”，“有人要照顾孩子，今天来不了”，或者其他事情。但章明基跟我说:“不要担心。不要一听到什么消息就想‘也许今年去不成NBA了’，那样很不好。我告诉你，今年去NBA已是十拿九稳了。他们无法阻止你。”我相信他的话。

　　我听到从章明基那里传来的消息，或者说，任何影响我去NBA的消息，我认为也是对中国的不利消息。如果美国记者知道发生的事情而这样报道———“他们要很多钱”或者“姚明必须回国打很多比赛，要不然就会被国家队除名”，中国篮球界就会很难堪。在我看来，中国在其它方面都日渐开放，这样的报道会有负面影响。

　　我觉得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也反映了中国篮球界的很多问题。每当奇怪的事情发生，官员们就会说，“中国情况特殊。”似乎NBA和欧洲的合同是一回事，而中国合同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说，“中国很特殊，我们得按自己的方式处理。”比如说一定要用中国的经纪人。其他哪个国家会说职业运动员一定要用自己国家的经纪人呢?我不介意用中国的经纪人，那不是个大问题，我只是解释自己为什么说，他们有许多特殊规则。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记者招待会之前，我一直在为我们的成果兴奋。“东方队的人呢?”我问。

　　“他们不来，”章明基说，“他们不作评论。”“但至少有书面协议吧?”

　　“没有。但明天的会议你被邀请了。”“太好了。”

　　记者招待会后，我们与东方队会面解决几个细节问题，让东方队给中国篮协发传真，告知他们说与姚明的合同已经解除。东方队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给我们看赢得CBA锦标赛总冠军的照片。我看了看我们的律师，他面色很不好，说要走开一会，等他回来时，章明基说，“我们得送他去医院。”

　　我想，“这些恶棍!他们下了毒!”其实，他是犯了肠胃的毛病，东方队没有责任。又一天过去了，我们还没拿到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关于传真也是各种借口，传真机坏了，签字的人去开会了等等。

　　我的计划是来一周，但事情一直拖延着。我还负责着投资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芝加哥大学商学研究生院的校园建设项目，半夜里要为此事参加电话会议。一个建筑公司的人看到报纸上说约翰·海逊格在协商姚明的合同，“太巧了，我也认识一个叫约翰·海逊格的人。

　　”下次电话会议，他问我:“等等，你在哪呢?”

　　“在中国，”我说。

　　“你就是那个约翰·海逊格?”

　　传真终于发出去了，我确信东方队站到了我们这边。我对中国篮协的担心远不如对东方队的担心。我根本不知道后面有什么事发生。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与中国篮协的谈判分几个阶段，但关键一点，是有关姚明是不是能当选状元秀。中国篮协的目标有两点:一是确保姚明当上状元秀，或者如果他没当上，不能归咎于中国篮协的责任。二是不作任何承诺，以免自己在跟火箭或是姚之队的最后协商中被束缚手脚。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们前去与东方队会面，看见他们的办公室在一座火箭形状的建筑物内，我认为那是吉兆。我们在上海停留几天，跟大家见面而已，然后就去北京，见了中国篮协的秘书长信兰诚。北京的见面比上海公事公办。姚明在国家队训练。我们问能不能去看，跟他谈话。整个北京之行最大的惊奇，是姚明向我们走过来，用完美的英语问我们，“我没像大多数NBA球员那样打过4年大学篮球，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会落后很多呢?”我们没进行太多谈判，只是告诉他们我们想要姚明。没有人作任何承诺，但跟我们谈的每个人都觉得他去NBA的时间到了。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中国篮协觉得姚明什么时候去、怎样去NBA应由他们来决定。NBA在世界篮球界的影响，让中国篮协担心它会主导条款的制定。我个人认为，担心不无道理。NBA的一支球队以35万美元为上限，要买断一名外国球员的合同，这样即专横又不切实际。这会迫使外国球队把进NBA的转会费用转嫁到球员身上。比如，在职业足球界，球队可以通过向另一支球队支付转会费，以得到其合同期未满的球员。欧洲职业球队的转会费常常达到几千万英镑（或美元），这些钱无需球员支付。中国体育界的官员熟知这样的范例，因此认为35万美元的上限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戈德堡和道森过来并没有成就任何事，只是使他们了解让姚明出去多么困难。中国篮协会答应戈德堡开会，而后又取消。或者让他等很久，忽然又说，“好吧，来我们办公室。”

　　戈德堡在故宫游览，他们说，“两小时之内过来。”其实就是为了让NBA看谁在管事。戈德堡一直跟我说，“作为有理智的人，他们的表现太不合逻辑了。”如果孤立看中国篮协和NBA打的交道，他说的是对的。但中国篮协不只是在谈判送一个球员去NBA，他们也不完全是自己的行为。理解他们行为的唯一办法，是看中国篮协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他们面临的外部压力是什么。对内他们给自己施加了什么压力，而姚明的事跟这些的关联又是什么。这样你就明白他们的应对很合逻辑，因为他们还要向其他许多人有个交代。这不仅仅是允许一个球员去NBA的问题。问题是中国篮协要证明他们能处理这么大的事。

　　我总是相信好人最终会占上风。我不是说俱乐部或中国篮协是坏人。但从历史角度，姚明显然是英雄角色，没有中国取得的进步，他不可能担任这种角色。我觉得他走到了通向NBA遥远征程的最后一步，他已经赢得了所有重要的战役，得到了所有可能的支持，做了所有正确的选择，所以如果有人最后一分钟说，“打住”，那么我会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非常失望。另外，中国方面如果这会儿阻止他，会显得与官方自我展示的形象背道而驰，官方说中国正变得更加开放、更加融入地球村、更加尊重个人。如果不允许最好的运动员释放他的潜

力，那会说明什么呢? 我一直试图安慰姚明，对他说，“你没有超越你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在争论你是否该进NBA———我们是在处理进NBA的一些细节问题”。中国历史上曾有几个那样的阶段，如19世纪的改良运动，朝廷内部的革新派试图改革，让中国走进现代纪元，但他们的主张超越了他们所处的年代。如果他们运气好，只是被流放，更可能的结局是被砍头。“姚明，你跟着时代在走。”我说，我相信时代对他有利，他生逢其时———不至于掉脑袋。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跟中国篮协的谈判，一切又像从零开始。他们不想跟我和章明基谈，只跟陆浩谈。有整整一个星期，他们说无法跟我们谈，因为在处理王治郅的事情。不用说，这令人沮丧、精神紧张，因为只有在中国篮协向FIBA（国际篮球联合会，国际篮球的管理机构）签署放行令后，姚明才能自由地与NBA签约。火箭队当然也会理所当然地小心行事，不会用首选权去挑一位不能签约球员。所以他们告诉章明基和我，如果选秀前三天，中国篮协还未向FIBA提交放行令，他们就会将首选权与别人交换了。我们明白，这样做等于表明事情出了岔子，又会使其它球队也不愿选姚明。在这种情况下，天知道姚明会在选秀中落到哪个队。中国篮协终于将注意力转向我们，但我很紧张，因为他们只是说“后天争取跟你们见面”之类的话。最后中国篮协有人告诉陆浩和姚明妈妈，准备好通知国际篮球联合会，告知姚明被放行了。那是选秀前4天，也是火箭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太好了，事成了。但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又听说中国篮协未准备好签放行令。我们从云端一下跌落，问，“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的解释是，在看了FIBA的放行表格时，他们发现了措辞上的问题。表格里的意思是，姚明没有义务在中国打职业球赛。但中国篮协非要说表格里表明，姚明没有义务打中国的任何球赛，但事实上他有义务———为国家队、东方队和中国篮协打球。他们说不能签，因为签了就意味着姚明再也不需要回中国打球了。

　　第二天，我们担心得不得了。没有时间了，他们不肯签字，而且不肯签的原因很荒谬。

　　那时，我经历的挫败和失望已经很多了，再多一点我也不会被打垮。我想，谈判在最后时刻进进退退，是因为虽然中国篮协很多人想帮我，但不是人人都支持。少数人没有考虑怎样对我有利、对中国篮球有利，他们只想显示手中掌握着权力，作出对自己有好处的决定。

　　他们这么做是错误的，会损害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对中国篮协说，“好吧，算了，我们不走了。”但那些滥用权力的人也不会让事情到这一步。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无论他们作出怎样的解释，公众都不会接受。

　　最后，篮协只拿到了我收入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我觉得他们不配得到什么。这事让我更加觉得，最后的拖延是为了显示他们手中的权力。在利益方面，中国篮协相对于东方队得到的少些，在形象方面，由于临时出台的两个规定，中国篮协得到的全是负面报道，记者们责怪他们拖时间。

　　许多球员上体校，而后进青年队，再到省市一级的队，然后进入国家队。也许很多运动员并没有这样一帆风顺，而我绝不是唯一的一个。我的路和其他人一样，但我总觉得，有些事不一样，总有事情进入我的生活，改变着我，让我更快地踏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一路上，刘炜一直陪伴我左右，而王治郅在我前面，让我有追赶的目标。较早的时候，我就得到去巴黎的机会，看到篮球在国外的情形。尔后我去了美国，让自己明白我还行，需要继续进步。

　　当我几乎和王治郅一样好的时候，我打了第一次奥运会，见到许多比他还好的球员。当他去了美国之后，我赢得了一个锦标赛冠军。

　　人有一个目标，就会尽全力跑向那个目标。如果没有，他会慢一些。看别的球员，可以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拥有我所有的，王治郅就没有。总是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推动我攀登更高的水准。我不知道把它称作什么———巧合、运气，它总是在那儿等我。我想是命运，与其它因素一道，造就了我今天的成绩。中国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也有出国的，也有艰难地为自己做决定的，但没有人经历我走的路。在我和王治郅之前，中国那些闻名世界的运动员从事的都是中国体育的强项———跳水、体操、羽毛球、乒乓球。但篮球不是这样，篮球是西方的运动，我们从不擅长。所以对中国来说，有一个篮球明星意义重大，因为这说明，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跟西方竞争。中国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信念了。在我之前，有些杰出的中国运动员出国，在国外获得成功，但国内的人对此并不高兴。何智丽是乒乓球世界冠军，由于对国家队对待自己的方式感到不满，移居日本，入了日本籍。她成为巨星，打败了一个中国选手，获得了亚运会冠军。但许多人还是恨她，说她是叛徒。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几天，我重复火箭选姚明的条件，中国篮协保证放行的条件。选秀前两天，戈德堡还在说，“照目前情况，我们不能选姚明。”那可是选秀的前两天! 白天我跟中国篮协解释火箭队的立场，晚上帮火箭理解中国篮协的言论。我帮戈德堡起草他发给中国篮协的信。我也给中国篮协提建议，怎样告诉火箭队姚明能去NBA，让对方安心。他们无法承担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姚明当不了状元秀的责任，但作为政府机构，他们也不能对一个外国机构说“好”。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起草一份声明，让火

箭放心地选姚明，同时，又保护他们在进一步谈判中的利益。休斯顿也有两个需要———保证如果他们选姚明的话，他能打这个赛季;同时不能让步太多，以免赛季中姚明被召回国。

　　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我去见前国务卿、我的法律合伙人詹姆斯·贝克，这一切就开始了。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国总统、首相的照片，给人深刻的印象。“你已经看过报纸了，”我说，“我现在要和中国人谈判了，给我些建议吧。”

　　“他们很强硬，”他说，他给了我些一般性的建议。然后说，“读读我这本书。”那是一本《外交政治学》。詹姆斯对此事的参与也仅止于此。老布什更只是写了封推荐信而已。

　　我把与这些领导人的关系总是放在幕后，虽然我某些时候会考虑利用一下，但我从不需要把这些全抖出来。

　　离选秀只有几天时间了，我们明白，与东方队和中国篮协的谈判都无法如期结束。不知道姚明能不能被放行，我们能不能首选他。因此，选秀的前一天，我们送了一份声明请中国篮协签署，以取得国际篮联的批准。其中一句是这么说的:“在此确认:姚明没有受到任何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球员合同的制约，无须在上海东方队及中国篮协其它球队打球。”

　　我得到这样的回复:“收到你们要求签署FIBA放行令的信件后，我们立刻把你们的信转给了上海东方队并请他们尽快回复。我们得老实地告诉你们，东方队仍然与姚明有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合同。NBA选秀将近，我们仍然希望姚明能被火箭队选中。我们此前关于姚明的讨论是有效的、建设性的并富有诚意的。”

　　我又发了一封信给主席说，“得不到放行令，别指望姚明成为选秀状元。”我很快得到白李的回信:如果休斯顿火箭队首选姚明的话，我会跟陈主席商量，就不需要谈判新的条款了。选秀当天凌晨两点，我接到了陈主席的传真。马上我就给章明基打了电话。“上面说什么?”章明基问。“不知道，上面是中文。”

　　我让章明基翻译，同时又让香港的一个朋友帮忙。他们分别看了后，都说这基本上是重复了白李的信，我们知道事情再不会出现其它枝节了。上面有我需要的那一句话吗?没有。足足三页纸里，找不到那一句话。但这已经足够了。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双方差距终于弥合了，但一方得先做出信任姿态，我觉得归功于火箭，归功于戈德堡。他用中国方式考虑问题，而没有坚持用美国方式理解事情。当然，事情的发展证明他的冒险是正确的。

　　最后，一半要归功于宏观大环境，中国政府的改革使之成为可能。市场化、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所有这些使姚明能成为NBA明星。由于中国足球的失败、对体育宗教般的追崇、体育对民族自尊心的意义，在民众中产生了一些情绪。姚明就像悬崖边的一块石头，只要稍微推一下就行了，无需费多少力气。轻轻弹一下，它就轰轰隆隆滚下山去了。

　　大家都从上海飞去北京，他们把姚明和父母置于TNT电视台的镜头前，在选秀的过程中对他进行实况转播。我决定不去，回家睡觉了。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我去了北京。选秀过程中我们在CNN的一间非常小的演播室，没有屏幕，我们听到的只是查尔斯·巴克利大谈火箭队选姚明是多么愚蠢。姚明听到这一切，戴着一顶小了6号的火箭队帽子。我们回到国家队训练中心的巴士上，我问姚明感觉怎样。他没回答。他转过来问我，“查尔斯·巴克利是哪里人?凤凰城?”

　　“他在那儿打球，但实际上来自阿拉巴马。”“嗯。”他所说的就只有这些。

　　许多人问我，“休斯顿火箭让你做状元秀，你感觉怎样呢?兴奋吗?”有时我说是，只是因为这么说显得得体。其实我并不兴奋。首先，我已经知道自己会做状元秀，或者，至少知道可能性很大。其次，这事我已经等得太久，真正到来时已经不是惊喜了，我只是松了口气。

第六章 终于踏进NBA(1)

　　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的折腾———能否进NBA，什么时候前往，等我终于要踏上去休斯顿的行程时候，我却受伤了。出发前往美国的前一周，在亚运会上对抗韩国的决赛中，我在篮下靠近底线做动作的时候，踩到别人的脚上，左足弓受伤。我所有的伤都是这样———没什么大动作，只是踏错了一步。不仅脚痛，还有心痛———那场比赛我们输了。但更不幸的是我们的教练王非———输了比赛，还丢了工作。

　　我到了休斯顿向队友们展示我的球技，但我无法打常规比赛。并不是哪里折断或者扭伤，有脚伤时，跑、跳，做其他动作都会感觉到疼。我习惯用右手，所以重心在左脚上，拉开做右手上篮，跳跃钩射，等等。好象鞋中有块石头，只要我一做动作就能感觉到。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队员）:尽管整个夏天我们都在为此努力，但直到十月份，姚明才到了休斯顿，我们还是没从中国篮协拿到他的放行令，就是说他还不能跟火箭签合同，也就没有保险。对奥兰多的季前赛上，姚明被介绍给观众。中场休息时去了医院，做一次体检。

　　整个上半场，戈德堡都在跟我说，姚明终于来了，如果现在开始训练多么好。“他不能训练，他还没有合同。”我说，那晚真的很不愉快，本应该是很开心的。

　　火箭知道了我的脚伤，但我不知道姚之队是否知道，没关系，我等了这么久才穿上火箭的球衣，即使是训练球衣，我不想再等了。

　　训练的上半节，电视摄像机和记者都来了，但15分钟后他们必须离开。他们只看到我做伸展和热身，也没发现我的脚伤。训练结束媒体回来时，鲁迪和球员们对于我的球技说了许多赞美之词，但其实我只训练了大约3.4的时间，脚就又开始疼了。我在二队，所以没有立马就跟斯蒂夫和卡蒂诺·莫布里打。第一次一起训练的人的名字，我已不记得了，因为他两天后就被解约了。训练后，他们为有季票的球迷办了一个聚会，是午餐聚会和高尔夫。斯蒂夫·弗朗西斯开着他的通用悍马（Hummer）把我从训练场带去高尔夫球场。我从未打过高尔夫，没时间。路上我和斯蒂夫第一次交谈。“你有女朋友吗?”他问。我说，“有啊。”

　　“当心了，”他说，“她们都想要你的钱。”欢迎来到NBA，我想，我刚学到了第一课。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我看得出第一次训练他很害怕，不想让那么多摄像机对着他。不知道怎样过来跟大家说话。大家基本上都围成一个圈，而他却离得远一点做伸展。他试着融入队中，但看得出他不是很自在。所以，我就过去，说，“来吧，加入我们的圆圈。”也许他们在中国的做法不同，但看得出他不知道怎么做，他有点僵在那里。我们伸展完后，鲁迪和史密斯教练马上走向他，跟他说我们的进攻是怎样的。他们没通过科林，直接跟他说英语。你知道有些人，跟你说不是你母语的时候，会特意大声或慢一点。鲁迪不是那样的，他跟姚明说话，就像跟其他人讲话一样。姚明学东西很快，但我不知道第一天听他明白了多少。

　　我开车从Westside训练场带他去Royal Oak，为季票球迷举办聚会和高尔夫的地方。我跟他说的第一件事，是当他对我说他有女朋友的时候。我说，当心。他说，“不，不，不，她也是中国国家队的。”我想，“哦，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本以为，他刚在美国认识了什么女孩，已经开始惹麻烦了。

　　我知道他不去夜总会也不跟我们出去玩，但球队没人大惊小怪。我们都明白那是他的文化。没人逼他，“嘿，姚明，跟我们出去。”我们都明白他是那样长大的，没有必要让他接触他从来没有经历的生活方式。他不需要这个，反正我们做的事，10件有9件是坏事。

　　啊，对一个女孩忠心耿耿，他说得很清楚了。唯一很特别的是，当他说起她的时候，眼睛发光，脸孔发红。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女朋友没什么不好的。很多年轻人这样很好。我?我老了，我就算了。

　　后来我告诉斯蒂夫我女朋友给我的红绳结，就是我左手腕上，戴久了现在已经松了，我就常常撸到胳膊上。大家常常问起。“在中国，”我告诉斯蒂夫，“一个绳结代表一个女朋友。如果是你的话，我想需要10个吧。”

　　他觉得很好笑，跟斯蒂夫相处得好对我很重要，我觉得他是球队老大，我想跟他好好相处———跟他处好了，和其他人也就不会有问题。我真的不想有球队以外的人弄出什么事来。媒体将焦点对准我，让我特别担心。我很害怕队友因此对我另眼相待。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关于姚明的到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去机场接他参加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几百人，或许有几千人在机场迎接他。我们并没有宣布，我想是人们出于对他的好奇吧。他拍照签名就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直到我们不得不去记者招待会，人们都疯狂了。我多安排了10个警察去维持安全，我该多找25个人去的，但我真的不知道会有那么多人。最后我们不得不拖他走，因为媒体都等在我们的旧体育馆———康柏中心。记者采访结束前，有人问，“你能用英语跟休斯顿人说些什么吗?”

　　姚明看了看他的翻译科林，想了大约1秒钟，“很抱歉，我只有一个人，不能满足所有在机场要我签名、想跟我合影的人，”他说。“如果下次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一定做到。”

他一下子就征服了休斯顿。我开始接到甚至不是篮球迷的人的电话，说，“因为这个年轻人，我会做火箭的球迷。”

　　我知道自己很幸运来到火箭，他们是适合我的球队。我妈妈一开始就很喜欢道森，告诉他，他就像我的祖父。妈妈说。道森却说，这样显得他老了，在美国，那不是恭维话。妈妈说，不要紧，在中国是。

　　我喜欢到火箭队，另一个原因是斯蒂夫是个好领袖。有些球员对一个新人得到那么多关注，有些不满，尤其是当那个新人还在学习怎样在NBA打球。但他帮助我，当他说，也许他是斯蒂夫“特权者”（英文特权者Franchise同其名字中Francis拼写相近），而我是“明王朝”，听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感觉很爽。他说我们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我身高7英尺5英寸，是中国人，这让我听了也很高兴。我现在知道了，不是每支NBA球队都能这样。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我从姚明身上认识到了两点，我认为是中国人的性格:注重细节、慷慨大方。姚明一家初到休斯顿时，他们给队里每个人都送了礼物。大多数人得到的是筷子。我不知道筷子好和坏的差别，但他们送的不是快餐店里的那种木筷。他们是精心挑选购买的。我把这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心意。

　　我也马上意识到，他多么渴望得到提高。我们让他进入季前赛的第二天，他就跃跃欲试了。开始举重训练的时候，他要加大强度，让自己变得更强壮，这对于一个大个子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我不是说所有的大个子都懒惰。他身上有那种我们对后卫所期望的充沛精力。

　　我还马上和波斯简·纳齐巴成了朋友，他来自斯洛文尼亚，外号叫“Boki”，跟我一样也是新人。也许不是所有的球员都这么想，但我觉得和我一起来到联赛的球员都是兄弟。所以在全明星周末的新人赛上，我想坐在西区联队的板凳上，尽管我不能打，因为我参加全明星比赛。我就想和兄弟们坐在一起。Boki像所有的欧洲球员，传球快，不做太多一对一运球，投篮好。我认识他是在我的第二场季前赛，主场对费城。76人队做区域防守，那时，火箭不知道怎样对抗联防，因为那是NBA准许这种打法的第一年。但国际球员都知道，因为那是我们一直经历的。所以我去罚球线拿球，面对篮筐，把防守带到我身边，Boki就有机会投3分空档。我传出球，Boki投中了。后来，我对他说，“国际球员都知道如何对区域联防投篮。”

　　三周后，我的脚好了些，疼痛停止后，打球好多了。那就是我对肖恩·布雷德利和达拉斯小牛打比赛的时候。一开始我打得不好，脚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是新人，又从中国来，感觉不自如。第二年我感觉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年每场比赛前，我都很紧张，睡不着。

　　热身时拼命跑。助理教练们会跟我说，“放松些，我们要打48分钟，你得保存体力。”但我不知如何控制，我是那么紧张，每件事只想做得快点。然后我投入比赛，只过了五分钟我就累得喘不过气来了。我的第一场常规赛事，我真的是好紧张。因为地点在印第安那波里斯，我就更紧张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印第安那波里斯体育馆非常大，我在那儿打过世锦赛，但看世锦赛的人不多。我在火箭队打第一场比赛，再次来到了这里，情形却完全不同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媒体，那么多噪音。更衣室和通向大厅的通道很窄，一切都那么近。我走进那么巨大的体育馆，空间非常宽敞。打世锦赛的时候不成问题，因为人不多。但这次我和球队跑进球场时，偌大空间里响彻着观众的喊叫。天!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第一场比赛发生了什么。第一节我没上场，第二节上了。有一个争球，我们拿到了，但又丢了，只好迅速回防。对方把球给他们的中锋，他跟我形成一对一，我犯规了，非常愚蠢。后来状态也没好转，没清醒过来。我只打了11分钟，唯一的投篮也没中。觉得像开车，美国的车都是自动挡的，对吧?有时开车，如果没换挡，太慢或太快，车就会忽然停下来。那就是在印第安那时的我，我找不到排挡。事后我告诉记者，事情都有个开始，那就是我在NBA的开始，但我也害怕那就是我的完结。我想火箭也许第二天就把我送回中国。约翰·海逊格（姚之队队员）:我想，“可怜的孩子。”他在奥克兰为中国国家队打球时，打得那么好，我觉得他是超人。但是印第安那的比赛后，我知道他一定很苦恼。

　　那天早些时候，我太太烤了一盒巧克力条饼干给姚明，“我不想带着。”他说，“给我妈妈吧。等一下，我拿一个。”

　　没有得分，两个篮板，两次失误。在几百万中国和全世界的观众面前。也许是他慌了，他也没显示出来。当我在更衣室见到他时，他抬头看到我，笑了。他说，“如果我吃了两块饼干，我就会打得好一点。”

　　方凤娣（姚明母亲）:姚明去NBA我不是太支持，我自己也打过篮球，知道姚明的强项和弱项。他不是很壮，体力上天赋不好。他投篮好，球感好，他是用脑子打球的。我觉得在NBA打球这些是不够的，所以我对他能否在NBA成功，没有把握。我觉得在速度、力量和跳跃能力上，他和大多数NBA球员比都处于劣势。但孩子有他的梦想，父母不能阻拦，要给他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做好了失望的准备，第一场比赛的结果证实了我的担心，但那并不令我震惊。我想，那是一个需要体力的比赛，他会散架的，所有的骨头都会被碾碎。

王非（国家男篮前主教练）:姚明像离开水的鱼，他很努力了。步行者做了一个挡拆战术，准备用屏障去投篮，姚明不只挑战后卫，还试着阻挡投篮。现在他聪明多了。火箭教练对他说，“不要跳了，手举起来。”

　　我不担心，因为我了解他。他看过许多NBA比赛，但从未打过。但他很能适应，会很快适应不同情况。

　　许多球员都说要不择手段对付我———本·华莱士说会用身体挑战我，大鲨鱼奥尼尔说要用肘对付我，但我不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在中国受伤的机会更大，NBA是非常职业化的。在中国，有些候补球员上场就为了犯规，他们会击打你的脸、身体，等你跳起来，把脚放在下面，等你踩在上面，所以CBA比赛中我不大跳的。有些人现在还这样做，但情况已经好些了。我记得5年前有支球队，球员全是警察。有点像八一队，只不过这支队球员是警察。球队所有球员都用脚、肘、膝伤人。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大个儿，用他的膝盖顶我的膝盖侧面。我知道NBA也有个几个人这样做，但没有CBA多。那个警察球队没有了，解散了。没有他们中国的球场安全多了。

　　我没有太多时间回顾步行者的比赛，因为两晚后我们在丹佛比赛。我第一次得分，只希望不是最后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得分前，掘金的新人奈尼·希拉里奥对我做了个很有力的阻挡，真的很有力。我带球上篮，打到挡板上，他把球一挡，球飞到我们队的场外板凳上。我生气了，更想得分。但我想，难道每次我投篮前，都得有一个阻挡到板凳的球吗?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印第安那姚明第一场臭球后，我们第一次谈篮球，那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的谈话。我说，“不要担心，你行的。”两晚后我们在丹佛比赛，是我的臭球。大概是我那个赛季最糟的比赛，我就像他一样。他说，“别担心，想想我在印第安那吧。”

　　第二晚我们在主场打多伦多，我以为哈基姆·奥拉朱旺会为猛龙打球，但赛季开始前他就退役了。后来我有机会遇见他，见到时的感觉跟与他对打时的感觉是不同的。那晚，我作了一个动作，让所有人都想起哈基姆·奥拉朱旺和他的“梦幻摇摆“（DreamShake）。我在左边底线区拿球，就是哈基姆最喜欢的位置，转到底线，很轻松地上篮得分。他们把这个动作叫做“上海摇摆”（Shanghai Shake）。感觉很好，但那只是一个动作，一场比赛中的一个动作。

　　主场比赛最好的地方，是打波特兰开拓者，对手是他们的中锋阿维达斯·萨博尼斯，来自立陶宛的球员。我想跟萨博尼斯打球的愿望超过任何人，超过跟乔丹和哈基姆。两人都是伟大的中锋，乔丹是篮球之神，哈基姆则代表伟大的中锋。只是萨博尼斯是个伟大的球员，他来自国外，像我一样身材高大，他向全世界展现篮球的艺术。他来NBA时年龄已大，带着伤，但还是什么都能做———投篮、传球、运球、篮板、阻攻。我十几岁还没想过NBA时，就用他的名字“萨博尼斯”作我的网名。

　　对我来说，与波特兰的比赛中，最妙的是得到一个机会跟他说话。他没有首发上场，当然，我也没有，但我比他先上场。比赛暂停罚球时，戴尔·戴维斯，开拓者的首发中锋，走去替补席。我站在那儿等，忽然，光线变了，萨博尼斯就有那么高大，他走到我旁边，我不看就知道他在那儿，因为球场忽然暗下来。我们等罚球时，萨博尼斯问我是否知道瓦蒂斯·朱杰拉斯。“瓦蒂斯吗，我知道的，”我说。他是立陶宛的，在上海大鲨鱼只打过一年球，那是我在CBA的新人年。

　　“他是我的好朋友，”萨博尼斯说。

　　“真的吗?”我说，“我们叫他Y，他是个好人。”

　　那晚我打了15分钟，得了7分。比赛前，鲁迪对我说，“不要让萨博尼斯拿球。他传球很好，人强壮，手很管用。阻挡他，不让他去靠近底线的篮筐两侧。”他像个大象，我像个小个子，我们差不多高，但他更大、更宽、更强壮。

　　鲁迪说得对。我不能只是站在萨博尼斯的后面让他拿球。他太高大了。一旦拿到球，他无论想做什么———运球、投篮、传球———你都无法阻止他。在进攻时，我也不能背对着他。我必须面对着他，利用我的速度，因为他的膝盖有伤跑不快。

　　我看过萨博尼斯在欧洲打球的录像，是他陈旧性跟腱断裂之前，我都无法相信。如果他没有受伤，一定是NBA最好的中锋，超过哈基姆，超过大鲨鱼奥尼尔。也许他没有奥尼尔强壮，但块头相同，而且他可以从外线投篮传球，他在球场上什么都能做，可以打控球后卫或者中锋。你看到我在篮下过顶传球吗?我跟他学的。

　　巴特尔也试过那个传球，在国家队训练营。我防守他，把他推出去，所以他不能在底线篮筐处拿球。然后，当一个球员切入底线时，我退后，截到传球。我知道他会掷球，CBA赛季中他为北京鸭打球时这样做过一次。所以我预感到，他又要用这种打法了。

　　我跟萨博尼斯打过那次球后的第二年，他从NBA退役了，进了立陶宛的一支球队，好跟家人多点时间在一起。我为能在他NBA生涯结束前跟他打球而感到高兴和荣耀。

　　正如我说，与萨博尼斯交手，是最初几场主场比赛最好的方面。而最糟糕的方面，是听到那首为我写的歌。曲调是采用斗牛士歌曲“Ole，Ole，Ole”，只不过他们把“Ole”换成了我的名字。整个赛季的每场比赛，他们都放那首歌，有时还在收音机里放。这也许是件非常好的事，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人为他写歌，但我讨厌那首歌。歌里也有其它的词，但我满耳听到的只有我的名字，可能有50次。你知道在那种情形下听你的名字有什么感觉吗?像妈妈叫你做事一样，只是比这还糟。就算我妈也没有一口气把我的名字连喊那么多次。有时，周围都很安静的时候，我会听到脑袋里会嗡嗡嗡地响，“姚明，姚明姚明姚明”。我简直要疯了。我的第二个赛季他们还在放那首歌，但只是开头部分了，还是把我的名字叫上三四次。我想，够了。

我们在主场几乎两周，所以整首歌我听了许多次。他们现在还在中国放，在那儿叫“跟姚明共进早餐”，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离开休斯顿，我高兴的唯一理由就是不用听那首歌了。赛季的第二次旅行我们先去了凤凰城，再去洛杉矶。在凤凰城，人们因为另一个动作知道了我，只是这一次那个动作不是我做的。格伦·莱斯（前休斯顿火箭队球员）:姚明一定不喜欢我这样说，但第一个赛季我最喜欢的姚明时刻，是那次在凤凰城，赛季的第七场比赛。

　　太阳队的斯蒂芬·马布里狠狠地绊了他一下，结果他摔倒了。马布里径直从他身边过去，我想体育馆的每个人都笑了。我们笑了他一个礼拜，姚明很不错，因为他不发脾气。如果你被绊摔跤，从容面对，球队每个人都会对你另眼相看的。那以后他不再是中国来的傻大个，而是我们的好姚明。

　　每个人都因为这个原因记得凤凰城的那场比赛，但我并不为此烦恼。斯蒂芬是个很好的球员，他们从罚球区顶部做了一个挡拆战术，我就离开杰克·查卡利迪斯以阻止斯蒂芬。我们在罚球区的中间，我试图退后，但重心已经在脚后跟了，就摔了一大跤。我想，难道比印第安那那第一场比赛还糟吗? 那之后我们第一次跟湖人队过手，虽然我知道大鲨鱼奥尼尔受了伤不能上场，还是感觉很大的压力。因为查尔斯·巴克利前一天晚上在电视上说，整个赛季我都不可能拿19分。他与另一个体育评论员肯尼·史密斯打赌说，如果我得19分的话，他就吻史密斯的屁股。在我看来，巴克利坚信我做不到。对此我并不在意，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看，我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得19分，那会儿，我甚至不敢肯定我是不是有一天能够做到。但我把这事当玩笑，我在国内学会了一个本事，就是不要太把事当回事。

　　“好吧，”当记者问我关于巴克利的话，我说，“我就只得18分好了，免得他太难看。

　　”

　　如果巴克利看到我们跟湖人比赛前一周火箭队的训练，也许他就不会打那个赌了。我开始觉得强大起来，打球更强悍，灌篮许多次。我有一次说我不喜欢灌篮，因为我们中国同胞会觉得那样不礼貌。那只是玩笑，但人人都当真了。相信我，在中国，许多人常试着对我灌篮，只是我不大做，我不觉得那是个好习惯。很多时候，我灌篮前还没起跳就被罚犯规，或者球被拦截未进。在CBA，没人能阻挡我的跳投或者钩射投，那不是比灌篮更明智吗? NBA训练二周后，我就频繁在训练中灌篮。你知道为什么?我更自信了。NBA比CBA比赛节奏快得多，球员更高大、更粗壮，跳得更高。在CBA，不是很多球员能阻挡我上篮或者跳跃钩射，而在NBA，许多球员能在篮筐上打，所以我发现还是灌篮好。我得变，只是变化需要时间。

　　我并没有存心让巴克利在我下一场比赛就立马收回他的话，但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的脚好多了，觉得自己更强大，而没有大鲨鱼奥尼尔，湖人没人能防守我。我得了20分，9投9中，加两个罚球全中。我们赢了，巴克利打赌后的第二天就输了。（巴克利没有亲肯尼·史密斯的屁股，在全美国电视观众面前，他亲了史密斯借来的一头驴。英文ass可以指屁股，也可指驴。巴克利后来还打过其它的赌，但再也不打有关我的赌了。）在中国我们说，“人要是不走运，喝凉水都塞牙。”我从未去过拉斯维加斯，但听说巴克利常去。他在那儿也那么不走运吗? 我来到NBA后对巴克利的感觉变了一点。以前我是很尊重他的，而现在只是喜欢而已。多数人很爱他，一些人不喜欢他，但没人真的恨他。他很搞笑，玩世不恭的样子，让人难以恨他。我不知道他说的话多少是真的，多少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我想大概各占一半吧。

　　我尊敬他，因为在上一份与火箭的合同中，他做了卡尔·马龙在湖人做的事。他签约加入只是为了得一次总冠军戒指。他是超级巨星，但拿的薪水比应得的少，为了总冠军戒指做了牺牲，为荣誉牺牲。如果让我请世界上的三个人吃饭，我会第一个请巴克利，第二个请萨博尼斯，第三个请我的女朋友。但如果我女朋友问起来的话，拜托，就说我提到的第一个是她。

　　湖人比赛的两晚后，在主场对克里夫兰的比赛中，我第一次单手抢到篮板，那是一个我终于能够自如发挥的标志，篮球又充满乐趣了。CBA打球时，我常单手抢篮板，我的手足够大，能很轻松地拿球。但前八场比赛，我都格外小心拿球，用双手，不翻转，一次比赛只求得一次分，我希望的就那么多。

　　当然，对达拉斯的比赛中，第一次跟肖恩·布雷德利对抗时我做的远比这些多。每个人都很感兴趣，因为我们是联赛中最高的两个球员。比赛前巴克利又说了我的坏话，说跟我相比，肖恩·布雷德利就像比尔·拉塞尔，而我还没准备好打NBA。中国人都知道比尔·拉塞尔在凯尔特人多次赢得总冠军，所以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我来NBA之前，常听到人们把我跟布雷德利，还有前步行者的中锋里克·史密斯相比。我一直觉得我可以比他们更好，或者说我想做到更好。我对里克·史密斯了解不多，但觉得我知道该怎样对抗肖恩·布雷德利———跟他保持接触。给他空间，他就每次拦截你的投篮，而贴近他，如果你有我的身高，你就可以钩射或后仰跳投，而不用担心他的拦截。

莫里斯·泰勒（火箭队队员）:姚明第一个赛季，有两个时刻是我的最爱，对达拉斯的第一次比赛就是其中之一。首先，就想看两个如此之高的人对打会怎样，而且不知道姚明会打得如何。他打湖人时得了20分，但那时大鲨鱼奥尼尔不在场上。我们坐在板凳上，看到姚明和肖恩·布雷德利对阵，好像在他眼里布雷德利只有6尺2一样。那时，我们就明白姚明会不同凡响的。

　　比赛一结束，我们就赶去达拉斯机场飞回休斯顿。从巴士下来上飞机时，斯蒂夫把他装着西装的包给我，“哎，新人，拿着包，”他说，“你得了30分，但还是新人。”斯蒂夫到哪儿都带着这只包，但从没叫人帮他拿过。“好吧，”我说，“我来拿，没问题。”杰伊·纳莫克，我们的设备经理，看我把包拿下车，说，“好，是新人的活。”

　　我把包从巴士拿到飞机上，很短的路。一上飞机，斯蒂夫就拿回去，“谢谢，新人，”

　　他说。

　　那是整个赛季他唯一命令我做的事，我知道是个玩笑，但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在国内也是一样的———老球员可以让年轻球员做任何事，比如买吃的，或者其他。我从不那样，但我不能阻止别人那么做，而我自己永远不会那样做的。我会让新人帮忙，但那是不同的。我说过，要跟队友平等。我是说跟所有的队友平等。

　　球队要求新人做事，那就不同了。因为那不是一个人做，而是所有新人一起为球队做事。每次客场比赛，我得去设备经理的房间，取球员酒店住房单，运送他们的训练装备。就是说，如果巴士9:30离开去做投篮练习，我就得8:30起床。那是唯一我要做的事情。我很幸运，因为我们有4个新人———Boki、我、霍金斯和马多克斯，所以一个人只要拿两、三包训练装备。

　　下一场比赛是在休斯顿，对乔丹所在的奇才队。自从18岁在他的训练营打球后，我再没见过他。我记得，如果能从球场五个不同地方投篮命中的话，就可以得到一双乔丹签名的球鞋。我那么紧张，几乎不会走路。要求投篮的地方其实很容易，但我第三投没中。乔丹的神奇之处在于，每次他投篮，你可以从他的身体动作看出，他在等待球进篮，太神了。

　　中国的记者们现在说，如果我2001年被允许参加选秀，也许就是状元秀，而不是夸梅·布朗。那样的话，他们说，也许乔丹会打到季后赛，可能现在还在打球。这不是我能想像出的事———那件事没有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很多事都会连带着发生改变。对于所有的事，你都可以放马后炮，如果过去的事情有所不同，那么现在和将来就会有所改变。

　　这次我看到乔丹已经不紧张了，我第一次首发，得了18分，11投7中，我们赢了。我不喜欢的是，他们用我开乔丹的玩笑。火箭的吉祥人物穿着我的11号球衣跑上场，挥着火箭的白色旗帜。这时，一个老人穿着乔丹的23号奇才球衣登场，弯腰，拖着脚走，显得非常年迈。

　　众人大笑，我觉得对乔丹如此不尊重，太不应该了。这样的事，我不会掺和进去。

　　我们在西雅图时，我第一次过感恩节，吃火鸡腿。球队在酒店一起吃，那以后我就一直讨厌火鸡。腿太大了，我拼命咬，像咬木头一样。我不懂为什么美国人吃那么多火鸡。不要惩罚自己嘛，享受你们的假日，别碰火鸡了。我喜欢鸡翅和牛排。

　　下一场比赛在萨克拉门托输给国王队，我却不能怪罪火鸡。如果除火箭队外还有一支我想加入的球队，那就是国王队了。如果你能够在个人天才的基础上营造球队的默契和协作，那就是非常强大的组合。我在第一年就是那样认识国王队的，他们打球很成熟，我们队有时很默契，有时一点都不。那场比赛就是不好的一次，输了19分。

　　下一场对马刺队的比赛与他们的双塔蒂姆·邓肯、大卫·罗宾逊对攻。那是我赛季最好的比赛之一，27分，18个篮板。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有两个大个儿，不像其他队双人盯防盯得我那么紧，所以我的机会很多。我跟他们打过表演赛，也很有帮助。每次我有机会从错误中学习，就做得更好。

　　12月的时候，我听说加入NBA球队不等于你会一直待在那支球队，那时火箭把肯尼·托马斯交换给了76人。我的感觉吗?吓坏了。很多人跟我说，“你怕什么呢?他们永远不会交换你的。”这就好比:你去医院看到一个死人，虽然你不会死，但看到了死是什么样的，你就很害怕。

　　我从没见过队友被交换，在CBA他们不那么做。如果我留在中国，就一定在大鲨鱼一直打下去。明星球员从不更换球队。二流球员会更换球队，但不是被交换，只是跟一个新球队签合同。我也有队友去其他球队，但从不会在赛季中离开。肯尼·托马斯之前，人们把他柜子里的东西都拿走，他进来跟大家说再见。几个小时后，詹姆斯·波西进来跟大家见面。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对此习以为常。

　　和步行者的第二次比赛就在那晚，伊萨·托马斯是步行者的教练。我记得他以前是个矮小的球员，人们叫他笑面杀手，他永远在笑。第一次跟他们比赛之前，他跟我握手，说:“祝你本赛季好运。每次跟我们打球时，打糟点。”他说的时候还在笑。

　　这次对步行者我打得并不糟，是我最好的三场比赛之一，29分，10个篮板，6次拦截。我们轻松获胜，95:83。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此不同。也许我把第一场该得的分数都留到第二场了。也许这事就像NBA给孩子们的启示:“学习让你成功。”我看了录像，思考对方的球路和他们的中锋杰梅因·奥尼尔喜欢的打法。我研究他的动作、防守，是否喜欢起跳或者保持接触。我不常独自看录像，但看球队给我的所有录像。每次比赛前，更衣室里总在放对手上一场比赛的录像。

一周后我过了第一个圣诞节，有两天假，好极了。来休斯顿之前，我对圣诞节以及美国人如何庆祝知道一些，但我们家从来不过。我给所有打过球的中锋、所有来看我选秀前芝加哥测试的球队经理，还有迈克尔·乔丹发了圣诞卡，给所有为火箭工作的人发了圣诞卡。鲁迪、道森和迈克尔·戈德堡对我能来休斯顿非常关键，我送了他们从中国带来的真丝衬衣作为礼物。

　　下一次旅行是去洛杉矶，对阵快船队和王治郅，国内所有人都看这场比赛。我打得不好，4投只得4分，7个篮板，上场28分钟。不仅仅是因为王治郅比谁都更了解我和我打球的方式，他也没上场太久，而且比我打得还糟———11分钟，没有得分和篮板。我的麻烦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对方重点防守我———一直双人盯防，让一个人在我前面，使我不能拿球。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中锋迈克尔·奥洛沃坎迪。我在5分钟内连续两次用同样的动作晃开他，但他很粗野地对抗我。我不喜欢他一直用一只手在我身后，也不喜欢每次我防守时他都袭击我。如果你让我挑选我最不喜欢和我打球的两个人，第一个是大鲨鱼奥尼尔，而第二个就是奥洛沃坎迪了。

　　洛杉矶的比赛后，另一个漫长旅途开始了，前16场比赛，10场都是客场。这使我非常疲劳，倒不是训练造成的，而是赛季开始时的长途飞行。我一开始就很疲劳，却总是不能停下来用足够的时间恢复。

　　如果是在国内，我会有一周的春节休假。那是中国最重大的假期，每年时间都不一样，因为是阴历，但总是在一月或二月。我在NBA的第一年，春节是2月1日。在中国，人们做很多好吃的，给孩子发红包。每个孩子一年就等这一天，我也是，但现在不了。我现在有钱了，所以发红包给别人，而不是收红包。大年夜，大家都来到户外，喊“新年快乐!”然后放鞭炮。春节的每一天意义都不同，比方说初四是灶王爷神的生日，他看得到家里发生的一切，那天自己即使不吃，也要准备很多吃的，给灶王爷上供。初六是财神爷的生日，那天大家也要放鞭炮。

　　科林·派恩（姚明的翻译）:春节那天训练结束后，球队给了姚明一个惊喜，庆祝中国新年。我去中国城，买回装饰物，和球队的健身教练兼篮球运作副总裁基思·琼斯一起装饰了更衣室。我尽可能多买些人物的肖像装饰画，尽管不懂每个人物的意义。每个象征，每个人物都有特殊的意思。我买的一幅装饰画竟然是用于婚礼的。我还买了一盒中国音乐磁带，结果是广东话的，而大多数中国人是讲普通话的，所以无人能懂，但听起来像新年的音乐。我们找了一些红信封，每个球员都在一个信封里装了2美元给姚明。有个人———不是球员，我忘了是谁———搞错了给了他一个白信封。那太糟了，在中国死了人才用白色的。

　　更衣室的聚会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太可爱了，除了那个白信封。

　　十天后，我第一次技术犯规，是在亚特兰大，我被罚了500美元。我失去了控制，西奥·拉特利夫整场比赛都让我显得很糟，我觉得对他什么动作都做不出，就想在他头上灌篮只要一次。他拦截了我的投篮，在整个球场占我上风，对我灌篮。我无法反击，就只想灌一次篮。我的整场比赛都很糟，前7次投篮都不中，包括没人碰的灌篮，和拉特利夫拦截的一个钩射。4次罚球3次都不中，没有助攻。

　　然后，终于做了那个灌篮。

　　在第三节剩大约一秒钟的时候，我双手对拉特利夫灌篮。我大声叫喊，挥舞拳头，发泄所有的沮丧。我的队友喜欢我的灌篮和庆祝动作，当裁判给我技术犯规时，他们更开心了。莫齐在替补席上，对我挥毛巾。第三节结束，我回替补席，连鲁迪都跟我击掌庆祝。卡蒂诺·莫布里说，“你现在象真正的NBA球员了，能做任何事!可以灌篮、得分、阻攻、犯规满离场、传球，甚至技术犯规!”每次比赛前，我却对自己说，不要那样，但进入比赛我就忘了。我常跟拿技术犯规的球员开玩笑，像跟埃迪·格里芬说，“你刚损失了500块!”500块对我还是很大的数目。凯文·卡托会对我说，“嘿，你得拿个技术犯规，因为我不能再拿了。再拿一个，我就要停赛了。”所以我就拿了一个。

　　马布里（前休斯顿火箭队前锋）:我们大家都很吃惊。一直跟他说灌篮后要兴奋点，但我们都跟他说了好一阵儿了，终于发生了，全队都兴奋得不行。我告诉他，我随时可以拿技术犯规。真的很奇怪，姚明如此不同，背景如此独特，但不管你来自哪里，都能跟他产生共鸣。

　　尽管我只得9分，6个篮板，输了跟老鹰队的比赛，我仍把它算在我的三场最好比赛中。

　　那三场是:对圣安东尼奥的第一场;对步行者的第二场，这次对老鹰的第二场。原因是我从比赛中学到东西，再加上那个技术犯规。当比赛粗野时，你也得粗野。如果对方粗野，你可以打得更粗野。

　　李元伟（篮管中心主任）:我并不担心姚明在NBA打球，会形成对中国人来说太具有进攻性的个性。人们能够区分他场外的品行和场上的个性。在某些方面，他的场上个性需要改进。我仍认为他还有潜力，进攻性还能更强些。这点，当然与中国文化有所冲突。俗话说，枪打出头鸟。但毛泽东说过，“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进攻性变得强一些，对姚明有好处，对其他中国球员也是值得效仿的好榜样。在中国联赛中，教练也让球员更具进攻性些、主导全场，但从前他们不是这么教的———以前球员被指导的打法恰恰相反———所以现在进攻性的球员也不多。

我关心的一点是，在发展进攻性的同时，姚明不能失掉了强项，因为那是他制胜的手段。不要为了灌篮和威胁对手而牺牲了投篮的球感和传球。我认为不需要变得更顾及自身。毕竟，这是一种团队比赛，个人的得分数据永远不会比球队输赢重要。助攻和投篮一样重要，这点是不应改变的。他只需更准确地判断什么时候一对一，什么时候传球。

　　我来到NBA就做好准备对手挑战我，知道人人都想对我灌篮。每次有人对我灌篮，或是晃

开我，就像马布里做的，我就想反击。也许不要双倍反击，但至少要扯平。也许没人记得了，但马布里绊倒我后，斯蒂夫传给我一个好球，我在另一头灌篮了。我想的只有这个———要扯平。有些人诋毁我，但我只把精力放在球赛上，只想对他们灌篮、得分、阻挡他们的投篮。我做了以后什么都不会说，我只看球手对我做了什么，然后我予以回击。我只想让他们知道，如果对我做了什么，他们一定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我第一次跟大鲨鱼奥尼尔对抗的前一周，我们跟丹佛掘金比赛，我只打了11分钟，在抢篮板时膝盖撞到奈尼，他抢到球，对我灌篮。我就对他犯规了。我本可以继续打的，体能教练基思·琼斯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需要坐一下，要冰块或者热敷膝盖，处理一下。他给了我冰块，去跟鲁迪谈，他们不让我继续打了。我只得了6分，6个篮板，还是比赛的第一节，想继续打。我有机会打一场好比赛。大鲨鱼奥尼尔就要返回赛场了，我需要一场漂亮的比赛。

第七章 种族主义和大鲨鱼奥尼尔(1)[图]

姚氏标准后仰投篮

　　我知道“nigger（黑鬼）”的意思，我也知道这是个不好的单词。我刚加入火箭队的时候，我的队友认为他们听到我和翻译科林一直都在用这个词。中文有个单词的发音和它很像，但是意思却完全不一样。这个单词的普通话发音其实像“NAY-guh（那个）”，中文的意思是“那”或“那个”。科林甚至有次提醒我:“不要说这个单词。”但是这是我的习惯，就如同人们说英文时，因为边说边想而发出的“呃-呃-呃”一样。每个人如果听到科林或我在说这个单词的时候，都会停下来，尤其是如果我们说了不止一次的时候。他们并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他们只是以为听懂了这个单词。有一次我正在打球，凯托听到了我和科林的谈话，他问科林，“你刚才是不是对姚说……”“不，不是的!”科林回答。

　　“那很好，”凯托回应道。“不过，如果你们黄种人这样说的话，还不算太坏，但如果是白人这样说，我会和他干一架。”

　　在加入火箭队以前，我感觉每个黑人球员看上去都一样。可能美国人也是这样看中国人的，认为我们都长得差不多。在CBA我只跟为数不多的黑人外援打过球，到美国参加夏令营那次，我真正说过话常在一起的黑人球员只有泰森·钱德勒。同长得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交流是很重要的。这样，你就可以发现，同种肤色的人们也并非一样的。也许，你会发现他们与你的差异不是那么大。我到巴黎参加耐克夏令营时，有个队友对我非常友好:我英语只会说一点点，但他几乎每天都跟我说话。在那儿最后一天，我对他说，“有一天也许你可以到中国来找我。”他说:“中国?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呢!”可能有人会对他的这种错觉感到恼怒，但我没有。他只是不知情。但误解就是这样，产生于没有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人们之间。

　　在美国，对于种族和肤色的关注远比在中国要多得多。可能部分原因是我们中国人大都来自相同种族，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被这个问题困扰。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拥有不同的长相和肤色，我们还和其中一些打过仗。但是如果你聪明的话，就该知道不管在哪个国家以及属于哪种肤色，都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我不会因为你和我是否相像而讨厌你或喜欢你。有时那些和你最相像的人也许是伤害你最深的人，我们的同胞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在NBA的第一年里我被问到很多有关这个问题。通常美国亚裔记者提出这些问题的频率，要高于美国白人和黑人记者。这并不让人意外，但是我能够通过他们提问的方式感觉到他们希望我怎样回答，他们希望我的回答和他们想的一样。但那不是我的做法。

　　这都是因为在芝加哥的测试不久之后，有人问大鲨鱼奥尼尔对和我跟球一事怎么看。在选秀前的一次采访中，他说会用肘撞我的脸。在选秀之后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怪模怪样地模仿中国口音。他说，“告诉姚明，Ching-chong-yang-wah-ah-soh。”

　　听说，世锦赛的前几个星期，在中国队和美国队打表演赛之前，美国国家队队员也被问到了很多有关我的话题。我知道多到让他们都感到厌烦。我能够理解，因为他们都是很优秀的NBA球员，正在准备争夺世锦赛冠军，而所有的问题却是关于对我这个他们不甚了解、从未打过NBA的中国球员的看法。国家队队员说他们也会对我非常粗野。有些人的理解是他们会用卑鄙的手段对我，但我认为不是这样。我当时还不够强壮，一些对手总能把我推开，用手挡住我。我想，最先这样做的是加拿大国家队的一个中锋理查德·安德森，他身高只有6英尺6英寸，体重只有260磅。我们和加拿大队打表演赛，他对我采取了粗野战术，效果比所有人想像的都好。

　　或许他们都想这样对我动粗，是对我的报复，因为他们总是被人逼着谈论我。如果美国球员试图威胁我，他们办不到———一个原因是奥克兰的球迷们。他们让我感觉是在主场作战。有些人将我的名字写在他们的胸前，还有许多中英文的标语写着赞美我的话。所有这些让我感觉很爽。

　　在比赛中，美国队的本·华莱士跳起来试图阻挡我的投篮，结果落在我身上。他摔在地板上，摔得比我重。

　　至于奥尼尔，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不是比别人的难听。也许他说的更糟一些，因为奥尼尔总是什么都喜欢比别人高出一筹———身材更高大、说话更大声、体格更强壮、更喜欢吓唬、更喜欢逗乐。选秀之后，到一月我跟奥尼尔打球之前的六个月，没有人对他的话作出评论。我想，他两次说那样的话，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试图引人注意，或者试图逗乐。奥尼尔就是这样。

　　我并不在意这个问题，但是很多在美国的亚洲人不喜欢他用奇怪的发音模仿中文。他们认为他是种族歧视。当我说我相信他只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不能开这样的玩笑。”我只能说，如果你在中国开这样的玩笑，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美国，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因此他们会这样考虑种族问题，并且对此谈论很多。

　　另外，其实真正对奥尼尔不满意的是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可能美国人看不出美籍华人和在中国国内出生的华人是有什么差别。在跟湖人队比赛后的一个采访中，一位亚裔记者用中文问我，是否在意奥尼尔的说法，我不能确定他来自哪儿，但是根据他的问题，我猜想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我说我希望奥尼尔是在开玩笑，如果是开玩笑，那就只是个玩笑。

我努力想说明不管我们外貌如何或来自哪个国家，大家都是在一起的。因此，记者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用中文告诉科林，“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科林翻译成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

　　我听懂了他说的话，我告诉他说，“不，不要说世界，世界太大，说‘地球’，地球更小。

　　”

　　据我所知，种族歧视在中国不是个问题。首先，像我前面提到的，基本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来自同一个种族。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但是都是很小的民族。绝大部分人都是汉人，占中国总人口的93%。（我和王治郅都是汉族，巴特尔是蒙古族。）少数民族占的比例很小。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大概在一两万左右，和中国十几亿的人口相比，实在是个小数目，而且很多少数民族都居住在边远西部地区。我们在学校知道，很久以前种族歧视确实存在，但是在1949年全中国解放后就结束了。政府会给予少数民族优待，比如政府拨款资助、可以生一个以上的孩子，并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占的席位比例超过其人口比重。

　　对西藏的情况，美国人比中国人谈得多。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藏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中国领导人同意西藏独立，我打赌多数中国人都会把他看作千古罪人。对中国人来说，让西藏分离出去，就好比将魁北克从加拿大分离出去。

　　所有了解历史的中国官员都不会让西藏独立。在清朝末期，当时的封建官员割让了很多土地给俄罗斯，现在这些地方仍在俄罗斯手中。在割地条约上签字的封建官员至今仍被人唾骂。关于那段历史时期的很多事情，我并不完全了解，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个习惯的做法，那就是军阀会通过割地使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再将土地夺回来，可能他们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没有读到或听到过对此的解释。我只知道他们永远被看作罪人。

　　我认为基因是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运动员的一个因素，我也认为在中国只有少数人的身体条件适合打篮球。我们有13亿人口，你能找到足够的人来组成一支优秀的队伍并且配备优秀的教练，但是我不相信会有很多国人会突然一下能够跳得很高、手臂变得很长、手掌变得很大或者能移动得很快。这些都不是能学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我相信这不会改变。

　　在某些方面，国内同胞和美国出生的华人之间的问题比中国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问题更大。中国人把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叫作ABC，或者叫香蕉人，外面是黄的，可是里面却是白的。白的意思是指美国人，尽管他们知道美国人有很多不同肤色。当我和ABC交谈的时候，他们的中文总是夹杂着英文。我想，他们不清楚自己是谁或更想成为什么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有时候认为，他们为我来到NBA欢呼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更因为他们希望我能超过那些美国球员。好像是因为其他美国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希望我教训那些美国球员。这样可以让他们感觉很好，就好像某种报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当ABC们希望我对奥尼尔说过的话进行反击时，我觉得很为难。虽然我对奥尼尔的言行不高兴，但更不高兴的是被人期望我不要去喜欢奥尼尔。我知道ABC们觉得很失望，但我是中国人，不是ABC。

　　我只是觉得中国人们无须对这种笑话这么敏感。不要因为我们有相同的肤色，就要求我一同憎恨某个人。我不喜欢被强迫做一些事情，他们却想逼我说奥尼尔做错了，因为他们这么认为。我操心的是我自己的事情，篮球是第一位的。我会在球场上尽我所能。如果有人在球场上打败了我，我不会在赛后抱怨，或者说他们的坏话。如果我赢了，也是一样，我不会吹嘘自己有多棒，也不会肆意贬低对手。球员或球队之间的竞争，应该是争当更好的球队或球员，而不是对谁的评论和观点争论不休。因此，我认为大家不该对奥尼尔在场外说的话那么在意。那不应该是我想打败奥尼尔的原因，而有些人却想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

　　同时，我觉得人们需要了解，对哪些事情应该认真，而对哪些事情不必在意。我现在对自己说的话非常小心。有时候，你会过于关注别人是否小瞧了你自己，或者太过在意对你的议论。那等于是无中生有，平地起风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奥尼尔是因为他瞧不起我才说那番话的吗?我想不是这样。可能观众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开怀大笑。每个人都会犯错，如果你只是在找错误，你总会找到很多。

　　可能我会改变，可能我会变得更美国化，可能有一天我会对类似奥尼尔做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我能告诉大家的是，还没有人因为我是中国人而说我的坏话，并不是因为我半边耳聋没听见。

　　我在NBA的第一年中有段时间，那儿的人努力做出一些似乎有中国味道的言行。在几场比赛中，他们会举行舞龙或武术表演，或者分发他们认为具有中国风味的礼品。当他们在迈阿密发幸运饼干的时候，我就告诉那些球员幸运饼干不是来源于中国。NBA还让我在一个宣传片中打太极拳，事实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太极拳。

　　凡事都是这样的，分外在和内在两面。每个人都会研究外在的，但并不了解内在的。中国的舞者从外表来看他们只是娱乐，但是他们的每个表演都包含着一层内在意义，可能表达对神灵的感谢，或者庆祝结婚或者是祭祀亡灵，你能从心灵上感受这些舞蹈。我在美国看到的舞蹈表演完全没有这些涵义，他们只是外表看上去像是中国的。

这就是我对奥尼尔说过的话的感觉，听起来有点像中文，但是没有任何意义。对我没有任何触动。而且，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奥尼尔的言谈不太中听，举止不雅。但是从内在的方面想，我不认为他是出于恶意。

　　当然，亚洲人之间互相的感觉也不全是好的。有些中国人由于日本在侵略中国时的所作所为，不喜欢日本人。很多中国人不喜欢我在丰田中心球馆（Toyota Center）这个以日本汽

车公司命名的场地上打球。人们甚至在发现我开日本车后说我的坏话。顺便告诉你，我试过很多不同的汽车和SUV，有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我买的第一辆车是丰田SUV，车里面是最宽敞、最舒适的。出于这个原因我才买的。

　　我第一次见到奥尼尔是在洛杉矶，我们跟湖人队打完比赛之后。他因为脚动手术而没有参加比赛，但是我们在赛后交谈了约一分钟。就是我让查尔斯·巴克利丢颜面的那场比赛，因为他打赌我整个赛季单场比赛都拿不到19分。但是我知道如果奥尼尔参加比赛的话结果会不一样。

　　“很高兴见到你，你的脚怎么样了?”我对奥尼尔说，心里在想，“我希望你总是受伤，这样我就不用和你对抗了。”“你打得很好，”他说。

　　“谢谢你，”我回答。这就是我们的谈话，很愉快也很简短。在我送给他的圣诞卡上，我写道，“感谢你的鼓励。你是我的唯一景仰的人———我的目标是:和奥尼尔一样棒!”我把卡片发到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他的继父连夜开车来看他跟我的第一场比赛，将卡片带在身上。他在我们比赛前的热身时段来到球场，我们投篮时，他直接过来问是不是我寄的这张卡片。我用英文和中文签了名字，但是我猜他还是不相信。章明基告诉我送圣诞卡在美国是一件非常温馨的事情，因此我这样做了。当奥尼尔的父亲发现那张卡真的是我送出的时候，他说会把这张卡片用相框框起来。如果我收到奥尼尔的卡片，可能我也会这样做。

　　在我们和湖人队第一次交战前，湖人队教练菲尔·杰克逊告诉记者我邀请了奥尼尔去我家吃饭。我想他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我并没有生奥尼尔的气或者我不认为他是个种族歧视者。杰克逊可能认为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会对奥尼尔有帮助。策略也许是对的，却不完全属实。

　　杰克逊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一个军事家，名字叫司马懿。他跟诸葛亮是同一时代，只是他没有诸葛亮那么杰出、那么有智慧。他无法打败诸葛亮，直到诸葛亮年迈。在中国，很多人不喜欢司马懿，他们都偏爱诸葛亮。司马懿阻止了诸葛亮，因此很多人很讨厌他。杰克逊让我想起了司马懿，倒不是说他们俩有多相像，而是尽管他赢得了那么多的总冠军，可是人们还是不喜欢他。而且他对比赛的指挥不是进攻型的，看上去好像他在那里等待所有的人，然后突然一跃到顶峰。他不会攻击你，他等你先出招再反击。司马懿就是这样，他知道自己打不过诸葛亮，于是他就关上城门等待。不管诸葛亮做什么，他都不会回应。诸葛亮年老病倒后，司马懿就开始反攻。当他扫清了诸葛亮这个障碍后，就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了。

　　只是他说的不是事实。奥尼尔和我从来没有谈过这个，倒是一个为奥尼尔工作的人打电话给“姚之队”中的一个人，说奥尼尔希望在比赛前和我共进晚餐。我想，他在试图表明自己所说的话没有任何恶意。当记者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很愿意和奥尼尔共进晚餐，而且他可以来我家，我妈妈会为他准备饭菜。对奥尼尔和我来说，任何时候去餐馆吃饭都十分困难，尤其是在第一场大赛之前。而且我可能让他吃一些非常中国的东西，比如说蛇。但是我并没有这样说:“奥尼尔，来我家吃饭吧。”这与发生的事实有出入。

　　在经历了这么多谈论后，我们始终没有一起进餐。一个奥尼尔手下的人打电话说，奥尼尔有个女儿和她的母亲一起住在休斯顿，他希望去看女儿。他没有说不来，只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计划好。“好，没问题，”我说。如果奥尼尔想一起吃饭，我很愿意。如果我们没有一起吃饭，也不要紧。

　　在比赛前我们的最后一次训练中，鲁迪和我讨论如何对抗奥尼尔。他站在罚球区的中间，说:“如果你让他进到这里，他会扣你的篮。”知道这点很好，但如果告诉我如何阻挡他进入罚球圈的话，那会更好。现在我知道奥尼尔是阻挡不住的，只可能尽力让他减缓速度。

　　训练完后，大概有100多位记者等着我们。我没有数，但是记者的数目太多，以至于科林要站在离我10英尺外的一个梯子上为我翻译，这样每个人都能听见我说了什么。有些人认为我并不需要科林，我的英语程度已经能够马上听懂所有的问题，我只是利用科林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考虑答案。这不是事实，我可能听懂大概20%的问题，最后我听懂的会多一点，因为有些问题我已经听过。可能人们认为我需要多余的时间来想出幽默的答案，但是这点是从我爸爸那学来的。问他一个问题，尤其是严肃的问题，他总会先讲个笑话。关于奥尼尔和他的肘的问题，我想我爸爸的答案会和我一样，我说我希望他的肘够肥，这样我就不会觉得太疼。

　　在面对了那么多记者后，我想放松一下，于是在我们走到停车场时，我对科林说，“给我钥匙。”第一次到美国我就学过车。在新人年之前的那个夏天，我随国家队到了丹佛市为备战世锦赛训练时，我又学过一段。加入火箭队几个月后，我又开始练车，想拿到驾驶证。

起先，我会在晚上开车在我家附近兜圈，街面很宽，没有停泊和来往的车辆。随后我开始在火箭队训练基地的停车场兜圈。我们要等“姚之队”的比尔·桑德斯，和他一起去同中国联通公司的人商谈拍广告的事情。在等他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开车兜圈，一个人的感觉真好，尽管只有几分钟。霍金斯正准备回家，但是他按下窗户，说，“我要报告警察，一个身高7尺10的男人在外到处游荡。”

　　有几个记者站在停车场看着我。当我经过他们的时候，我双手放开方向盘，朝着他们大笑。然后我停了车，一位来自北京的报社女记者，从车窗外往里看看我，用普通话说，“你不会开车，你只是在转圈。”“噢?是吗?”我回答，“上来，我让你看看。”

　　我不确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她上了车，关上门，我倒车。我并没有倒得很快，而且倒车我也试过很多次。但是这一次我倒得过了，撞上了停在我车后的另一辆SUV。我甚至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在继续倒，直到听见科林大叫要我停下来。

　　他让我把车开回到停车位，然后下车。我的车左挡泥板被撞凹了。那辆车的左挡泥板也被撞凹了，科林跑进去查看是谁的车被撞了，并且保证我们会补偿损失。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当时没有驾照也没有保险，而且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如果你在中国撞车，而且没有驾照或保险，你就闯大祸了，除非你很富有能用钱让自己摆脱麻烦。可是我兴奋的感觉甚至超过了担心，因为我从来没有撞过车，从来没有，这可是新鲜事!科林也很担心，因为，首先科林他就是这样的人;第二，他担心姚之队会因为这件事情找他的麻烦。所以我马上打电话给章明基说明发生的事情不是科林的错，然后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尔·桑德斯到了，他看到撞坏的车，笑着说，“欢迎来到美国!”我们一起上了我的车，科林提出他来开车，我当然没什么意见。你们看看到赛季的这个时候我有多疲劳:刚经历了那么兴奋的事，一上高速公路我就毫不费力地睡着了。在比赛前一周，有报道说我在全明星选举的票数超过了奥尼尔，这确实给我添加了很多压力。首先，我知道奥尼尔是联盟中最好的中锋。第二，这又给了他一个理由生气，让他跟我对阵时更加粗野。尽管有这些事情，我还是不知道随着比赛的接近，谁更紧张，是我还是我周围的人。我爸爸很紧张，比尔·达菲很紧张，而我的妈妈更是非常紧张。我能感觉到火箭队上下都非常紧张。我也很害怕，因为这两周以来我的表现不是很好。六天前我们跟掘金队进行了比赛，与他们的大前锋奈尼对阵时，我的左膝盖扭伤了。奈尼和我一样是新人，他块头很大，也很强壮，但也只有奥尼尔的一半，而且掘金队也不如湖人队。我妈妈很担心我，她不希望我在跟奥尼尔对决的时候受更多的伤。我爸爸不担心哪个队伍能够赢得比赛，他也只是担心我。

　　比尔·达菲给了我一盘弗拉迪·迪瓦茨的DVD来帮助我，弗拉迪在圣诞节的一场比赛中很成功地压制了奥尼尔，国王队赢得了比赛。达菲认为如果我看了这个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或许不那么紧张了，因为知道了奥尼尔是能够被打倒的。但是我不想看。我知道弗拉迪的想法。

　　他来自前南斯拉夫，风格像欧洲中锋。我跟在CBA中许多像他这样打法的人交过手。他做很多假动作，同样的动作从不做第二次，让你感到出其不意。我喜欢跟弗拉迪对抗，我和他打的时候总能打得很好。因为在国内很多人打篮球的方式和他一样，我已经习惯了。别误会，我不是说他打得很差，他可要比国内的那些球员个子大，技术也更强。我只是觉得对我来说，跟这样的人打球感觉很舒服。奥尼尔这样的人无论在中国或是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跟他打球不会感觉舒服。我妈妈有个特点:对任何事总是一抓到底。因此在比赛前的那天晚上，我在家里的工作室打游戏，我妈妈拿着达菲送来的DVD走了进来。“你想看这个吗?”

　　她问。

　　“放在桌上吧，”我说，“我会看的。”但是在打完游戏之后，我很累，马上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妈妈问我，“你看了吗?”我说，“没有，我忘记了。”

　　她说，“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不看?”

　　“我现在要去热身。我会在中午吃完饭后看的。”在我回家吃完饭后，她说，“你现在想看吗?”

　　“现在先别急，我要睡个午觉，”我说，“我会在醒来后再看。”在我醒来后，她说，“你必须看。”

　　于是我把DVD放进去，看了大概5分钟，一直在快进。然后我说:“好了，我准备好了，走吧。”

　　你知道我不想看这个的另外一个原因吗?因为我想让自己感觉平静。我认为这最重要。我告诉自己，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场比赛只不过48分钟。他可以挤垮我，他可以打倒我，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只是在那48分钟内。我要做的就是尽我所能来阻止他，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把他推开。但是比赛结束，他得了31分，我知道了他有多强大。所以，在我们的下一场比赛中他得了更多分。我知道了自己还不够壮，还不能推开他。

　　莫里斯·泰勒（火箭队队员）:第一场对奥尼尔的比赛开始阶段简直难以置信。姚明截住了奥尼尔，我们一个队员从后面盖了他的帽，然后姚明得了分。奥尼尔试图挽回，但这次姚明又盖了他的帽，又得了分。随后他盖了一次，然后又一次。我们都没有想到。尽管只持续了几分钟，但是却让你看到了将来。自从哈基姆在巅峰期以来，还没有人这样对过奥尼尔。奥尼尔不断地卷土重来并且最终主宰了比赛。但是姚明从不退让，他从不向我们寻求帮助。他在比赛最开始的几分钟给奥尼尔的，奥尼尔都在后面的40分钟内奉还给他，他咬牙接受了。我觉得他这一点跟比赛的精彩开头一样都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当然，教练会说，“不用担心，你的队友会帮你。”但是有时候你得告诉自己，没人能帮你。就像在第一场比赛，我没有得分，抢了两个篮板球还有两个失误，我告诉我自己，“没人能帮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在比赛开始之前，奥尼尔向我走来，在我耳边说了几句话。他告诉人们他一直在学怎么用中文说“对不起”。最开始他学的是用广东话，听起来像“Toy in-chee”。我不会说广东话。肯定有人告诉了他这一点，他就开始学用普通话说，听起来像“Dwee bu-chee”。但是在比赛前他没有对我说这个。

　　他说:“我爱你，我们是朋友。”很温馨，我都想提醒他:你刚刚才结婚呢。但是我没这么说，因为我不确定他是否能领会我的玩笑。我说，“谢谢。”

　　刚开始的时候我打得很好，但是仅仅只有几分钟。然后我很快就觉得疲倦，如果我以前不知道的话，现在我知道了，奥尼尔是独一无二的。我知道我唯一的得分方式是快速奔跑并且在球场另一边击败他，在他准备好之前来到篮下。但是把他拦在篮外都是十分困难的。奥尼尔靠向你的时候，努力使自己不跌倒已经是非常累的活。可我只能在一小段时间做到对抗他，然后跑到球场另一端，我在选择是得分还是阻止他的时候，我选择了阻止他。

　　我比奥尼尔要高，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块头要大，也许因为他的体重要重很多。在奥尼尔的手中，篮球就像乒乓球一样。调察报告说他只有325磅，大概比我重30磅。但是在和他对抗后，我知道他的重量绝对超过这个数字。在我第一次休息的时候，我来到板凳区，我告诉朱阿奎因·霍金斯和波斯简（绰号Boki），“他有350磅。”

　　“那没问题，继续保持攻击力，”霍金斯说，“让他防守你。”我想他们可能没听清我，“他有350磅。”我又说了一遍。

　　与湖人队的比赛中，我仍旧试图投篮，但次数不多。当我开始连最擅长的跳投都不准的时候，人们认为我太累了。我的腿力量已经不够，无法将球投入篮筐，我的投篮一直击中篮圈前沿。我马上就感到很累，但是我命中率降低的最大原因，是我在比赛开始时就将投篮这只手的食指弄伤了。我为了抢一个篮板球，食指撞到了玻璃上。在那之后，我就没办法投篮了。那个手指没有力量。我在受伤之后的第一个跳投是三不沾，连篮筐都没碰到。我努力使劲地投，但是球都很难碰到篮圈。如果你仔细看比赛的话，你会发现我开始更多的用左手投篮。

　　在比赛的前一天我们练习了一个战术，这个战术我们过去并不常用，鲁迪教练为奥拉朱旺使用过很多次，它适用于能够从15到18英尺外跳投的中锋。奥尼尔不喜欢离篮筐那么远，因此我们想这样可以让我更方便地投篮。但是我们只运用了一次这个战术，因为我没有经常跳投，而斯蒂夫做了所有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谈论我和奥尼尔，但是真正决定比赛的是斯蒂夫和科比之间的竞争，而斯蒂夫赢了。我得了10分，抢了10个篮板，6个盖帽。其中有6分和3个盖帽都是在开场的前三分钟，8分是在第一节得的。奥尼尔得了31分，抢了16个篮板。我在开始的时候打败了他，但是一场比赛有48分钟，加上加时赛有52分钟，他在比赛的其它时间表现比我好。我只在加时赛的最后几分钟才得分，当奥尼尔去阻挡斯蒂夫的时候，他将球给了我让我扣篮。感觉上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得分了。我们赢了，108对104。我做的刚刚够让人们在比赛后不会对我批评。斯蒂夫得了44分，但是人们对他的关注和谈论太少。我直到比赛结束后才知道他打得有多棒。我知道他投了很多篮，但是我没想到会超过30分。我忙于对抗奥尼尔。

　　比赛后在更衣室，鲁迪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比赛。我为你们感到高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高呼，“1-2-3，火箭队!”我坐在板凳上，看着所有的人去淋浴室，我看着训练员将汗衫拿走。我就坐着，努力调整我的呼吸。

　　你看过一部叫《黑鹰坠落》的电影吗?影片最后，士兵们跑得太累了，他们看到了大门，回头看到很多人在背后追赶他们，他们穿过大门坐了下来，不能动了。他们到处张望，想移动一下，但是他们动不了。我就是这个感觉。

　　姚之队比赛过后来看我，我告诉他们奥尼尔是个“肉墙”。他们在比赛后一起去吃饭，我没有去。我回了家，玩了会儿游戏，就上床睡觉。记得上一次我感觉这么累，还是我第一次参加八一队跟上海大鲨鱼队比赛的时候，我们输了40分，整整40分。我记得那一天是1997年12月11日。

　　通常在比赛后我喜欢谈论关于比赛的事情，我想想发生的事情和怎么做可能会使结果不一样，就觉得非常有趣。谈话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可在第一次跟奥尼尔对抗后，我没办法呼吸，我不想思考任何事情。当我躺在床上后，我却不能停止思考。比赛太让人兴奋了。而且我也知道了奥尼尔有多么强大。我一直在回想着比赛，游戏都不能让我疲倦下来。

　　第二天火箭队休息。但是我没有，我要参加一个采访，每周六上午我要为休斯顿普通话广播电台做访问。然后我还要为一个杂志封面拍照，还要替中国联通拍广告。我到现在还难以相信拍摄30秒钟的广告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我们两点开始，计划十点拍完。拍摄的间隙，我看完了一部关于秦始皇的电影《荆轲刺秦王》。

　　他们给了我很多种不同的食物:鸡翅、烤肋骨、三明治、水、软饮料、甜甜圈、饼干和土豆条。这些都很好，因为我整个赛季都无法保持体重，对付奥尼尔我掉了不少肉。除了妈妈做的东西外，我喜欢吃的东西不多，因此我吃了很多鸡翅。在加州有些地方的中国食物和我以前吃的比较相似，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在这儿很难做出味道跟在家乡一样的中餐，就算对我妈妈来说也一样。如果酱油或牛肉或猪肉或鸡肉的味道上有一点点区别，味道就会改变。

在中国，人们会做一些这里的人永远都不能吃的东西，比如老鼠、鸟和蛇。有些人认为，四条腿的，除了桌椅，其它都能吃。他们基本上能吃所有他们能抓住的能走能飞的动物，猫、老鼠、蝎子，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他们可能都会吃。当然，和所有事物一样，这些陋习也都在变化。今天，在中国的各个地方，你都能见到比萨饼。11点钟，拍摄还未结束。又熬到了午夜。在凌晨1点之前我们终于结束了，为拍一个30秒广告共花了九个半小时。这是我从不愿意拍电影的一个原因，如果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肯定说明我对此不是很擅长。

　　那个夏天，我给中国联通又拍了一个广告。我把一个小孩举起来投篮。孩子很沉，第一次举起的时候，他的鼻子碰在篮圈上，然后他就哭开了。导演叫他小胖子，他不是因为这哭的。在小孩停止哭啼之前，我们毫无办法。耽误了一些时间。

　　一个月后，我们又和湖人队比试了一场，但是奥尼尔的脚趾受伤，他没有参加比赛。我是在上了队车前往斯台普斯球馆时听说的。我的感觉是舒了一口气。我得了24分，抢了14个篮板。但是我们在两个加时中输了比赛，而且我被罚下了。那场比赛我记得两件事:马克·麦德森让我第六次犯规离开了比赛，科比·布赖恩特对着我做了他这个赛季最好的灌篮。或者说最坏的，如果你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之间没有碰撞。他沿着左边线上篮，我跳起来封盖他的灌篮，我们的身体没有接触，这是很不寻常的。我的手指碰到了球，只碰到了一点点。

　　这是一个非常干净漂亮的灌篮，就在我的面前发生。

　　在比赛结束后，一个ABC记者问我对这个灌篮的感受，他提问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我知道提问是他的工作，但让别人对着你那样灌篮是件很羞辱的事情，那时我对麦德森还一肚子恼火。我希望我永远不要装出兴高彩烈的样子问别人这种问题，也不希望球员这样回答。在中国，从来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当然在国内也没人对着我这样灌篮。

　　我们在洛杉矶第二次碰到湖人队时，从观众席上传来对我的嘘声超过了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有个家伙甚至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文系，学习用中文大吼“姚明，回家!”还有“姚明，投不中!”据说他坐在底线附近，大概离球场30尺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对于他能够为了对自己没什么好处的事情，而花了那么大的精力表示遗憾。

　　我不会计较这些。如果他们看到我很高兴的话，那我的感觉会更不好，因为这表示他们一点都不担心我会打败他们的球队。我在美国的第一场比赛中，与美国国家队在奥克兰举行的表演赛，也有人对着我喊。我听到很多小孩子叫道，“姚明，回家!”不过他们用英文说的，不是中文。

　　“你们买票来看我比赛，”我对他们说，“如果我回家了，你们看什么?”

　　我再次跟奥尼尔交锋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下旬了，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同第一次相比，我们赢的场次比输的场次多了7场，火箭队每个人都认为我们能够进季后赛。如果我们赢了，我们赢的场次就多了8场。但那是我们整个赛季最好的纪录了。

　　在三月早期，我们是30比30。到了三月下旬，我们的教练鲁迪生病了，因为膀胱癌住院。我们看着打入季后赛的机会在溜走。尽管我觉得自己还是一样努力，球队还是以我为中心，但我很难再保持高命中率。这一次，我们93比96输给了湖人队，而我投了13次篮只得了6分，加上10个篮板。奥尼尔得了39分，其中18分是在第四节，加上5个篮板。格伦·莱斯最后一秒钟的投篮未进，要不然可以打平。但是湖人队看起来就是一个准备进入季后赛的球队，而我们看起来是准备回家的球队。

　　再次面对奥尼尔，我感觉比第一次更累。只要看看他，就知道该做的还很多。第一次我不知道他有多强。有时候，你不知道反倒更好。第二次我们交锋，我知道了。我这样想，对抗奥尼尔使其它场次的比赛显得简单。这就好比吃甜品一样，先吃点你不喜欢的食物，那么甜品感觉会更好吃。

第八章 就是疲惫就是累(1)[图]

与队友谈笑风生

　　全明星赛首发阵容的投票，几乎是在比赛开始前的两个星期结束的。我不由得有些担心。投票是在我逐渐打得好起来的时候开始的，但我想:“如果我被选上，到全明星赛比赛期间又打不好了该怎么办?”我感到除了国内球迷对我的那些梦想期盼之外，现在美国的每个人也希望我能打出某种水平来。被选上是一种荣誉，它代表着有许多球迷非常喜欢我。但也意味着在球场上不能犯错误的压力也更大了。初到NBA时，并不是所有人对我都寄予厚望。至少我不认为他们是这样的。我在NBA的第一年里，当然没有人谈到我会成为一个全明星。既然现在大家都说我是投票选出的全明星队员，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我打得名不符实，就会让他们失望。

　　有一阵子，我的担心好像变成了现实。和大鲨鱼奥尼尔比赛对我打击很大，而被湖人打败也影响了火箭队的信心。接下来的两星期，我打得真是糟糕透了。我们接连输了四场比赛。而我也打了几乎是整个赛季最糟糕的连续两场比赛，一场是对达拉斯小牛队，另一场是主场对底特律的比赛。这两场比赛打得如此之糟让我很意外。我首次和达拉斯小牛队交锋时打得不错，这让我希望能在再次比赛时表现出色。现在回想起来，我自以为比赛会很容易，没有足够卖力地打。还有，小牛队中锋里夫·拉弗伦茨第一次比赛受伤了。而第二场他上场并打得非常好，而我却几乎是让自己停了下来。那是第一次鲁迪没有让我上场很久，只打了22分钟，而我当时还没有犯规问题。我下场时得了6分，5个篮板，5个失误，最后我们输了，比分是107-86。

　　那场比赛已经够臭了，可三个晚上后，对本·华莱士的活塞队的比赛更糟，23分钟我只得了4分和6个篮板。有时候统计数字并不显示你打得有多臭。这些统计很糟糕，但我的表现更臭。原因就是华莱士，他曾两次获得NBA年度防守球员的称号。

　　在奥克兰的表演赛，以及后来的世界锦标赛中，我代表中国队对抗他时，都打得挺好，但那时的本·华莱士表现完全不同。我的意思是说当我看到他随美国国家队一起比赛时，状态完全不一样。并不只是因为球衣。他的一切都让我吃惊———他的脸、身体、头发、盖帽等等。他在活塞队比在世界锦标赛中强悍得多，把我吓得都忘了该怎么打篮球了。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对湖人队的比赛结束后，我看到姚明被疲惫困扰着。

　　他开始觉得累了，一直很疲劳。情况如此糟糕，连我都替他觉得累。我觉得是他在场外做的那些事情让他如此消耗体力的。我跟我们的媒体关系总监内尔森·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先缓一缓?”但是不行，那时我们的上座率不好，而他们要为火箭队考虑，引起所有那些媒体关注能够带来门票收入。对湖人的比赛一周后，姚的状态就一路下滑。

　　在为全明星赛而安排的联赛休赛期前，许多人试着帮助我，鲁迪就是其中一个。在他的时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火箭队让他的45号球衣退了休。他跟我说，每一个努力打82场比赛的人都会疲劳，特别是新人。他告诉我他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想那些让他觉得安宁的地方。所以我就想着童年的上海，想以前认识的人，想我的生命中没有出现大鲨鱼奥尼尔的美好时光。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有效，反正那以后我开始打得好些了，因此一定有益无害。至少我投篮更好了。在5场比赛中，我的命中率最少有50%或者更多。那时也是我们的球队的不成熟开始暴露的时候。我们打了赛季中最好的两场比赛，主场打败了明尼苏达和沙加缅度。然而我们输了另3场比赛，先是在主场输给达拉斯，然后是客场输给明尼苏达和克里夫兰。斯蒂夫和我在对克里夫兰的比赛中，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全明星，直到比赛接近尾声。

　　当时我们落后一分，有机会在最后几秒赢得比赛，当斯蒂夫试图传球给我时，骑士队抢走了球。不过我倒是没时间去想这些，因为接下来就是我的第一个全明星赛周末。被球迷选为全明星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因此，使球迷在比赛和周末中得到乐趣也是我们的工作。全明星赛周末可能意味着聚会、音乐和娱乐。但对球员来说却不同，那意味着照顾朋友和家庭，面谈、会议、社交和练习。对球迷而言这些全是娱乐，对我们则是一点娱乐加上许多的工作。假如你是一名球员并想去参加聚会，那意味着你不能睡觉了。而我真的需要休息。

　　我遇到了许多名人，但是对我来说周末最好的消遣是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或是打游戏机，很安静。我希望周末最好能休息，然而第一年就当了全明星，意味着今后每一年我都得努力成为全明星。

　　周末并不都与篮球有关，还有许多商务活动。实际上我从周四在奥兰多拍佳得乐的广告时就开始操心商业上的事了。就是说我必须在星期四深夜赶到亚特兰大，第二天一早就起来参加一个商人谈论互联网商务的科技峰会。我喜欢一切有关技术的新东西———手机、电脑，但是我也很爱睡觉。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那些商界人士注意到我，但他们立即继续谈他们的生意。

　　我不大在乎自己穿什么，看一下我的衣橱就知道了。我大概有9到10条日常的裤子，其中有一条棕色灯心绒的裤子，是我穿得最多的。上面被我弄了一个洞，我很沮丧，但依然会穿它。运动服、篮球鞋或休闲鞋、T恤衫和短裤，是我的风格。但服装是全明星周末的重要内容。姚之队相信我至少会在新人挑战赛上打球———这是新人和第二年球员之间的比赛，所以姚之队想法找到我能穿的衣服。可是哪件都不合适。在赛季初，亚特兰大的一家叫佛来门的鞋店给我寄来了三大盒鞋，他们有大尺码的鞋。许多NBA球员都在那里买鞋。但是由于我的足弓很高，他们寄来的鞋尺寸都不对。姚之队让洛杉矶的一个公司给我定制了几件西装，但我妈不喜欢，因此我们全退了回去，只留下一套深灰色的。然后他们请休斯顿的一个鞋商从巴西定制了一双鞋来配那套西装，不料却卡在洛杉矶海关取不出来。我打算穿那套西装去峰会试一下效果，但我只有穿在国内买的道克·马丁牌鞋，跟灰西装不配。不过倒跟从中国带来的灯心绒西装挺配的，于是我就穿了它。那套西装对我来说就像老朋友。流行时装对我不重要，但我知道它对姚之队的商业利益很重要。

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每个人都穿着讲究，那我也应该如此。我不认为因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身高特殊就该特殊。

　　走进峰会时我意外地遇到了NBA主席大卫·斯特恩。我在选秀时他没能到场。这是自2000年奥运会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因为我在找洗手间，他跟我打招呼时我没有跟他多聊。他也没有太多时间，我没见过有谁像他那样，每天做那么多事的。他真是无处不在。

　　大卫·斯特恩（NBA联盟主席）:我们真没多少时间可以交谈，无论是在奥林匹克还是亚特兰大的全明星赛上。我们后来在第一个赛季中，在纽约共进午餐，我发现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姚是个很好的伙伴。甚至在亚特兰大我已经感觉到，他很喜爱这里并希望能尽最大努力打好球。既然他开始说英语，我们便开始了解他那有趣的幽默感以及作为一个如此出名的年轻人所具有的非常好的见解。拥有国际球员对我们的球迷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该球员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现在有一种启蒙行动正在进行中。比如金州勇士队的萨如那斯·马修里奥帮助我们理解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区别。我们也了解到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谈不拢，南斯拉夫国家队解散了等等。真实的历史课一直持续着，有什么可以比有人从全世界人口最多、但我们又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度来到我们这里更具有历史性呢?于是你们便有了这位微笑的温和的运动员，因为有一支球队在选秀中将他作为首选，他被明确地定义为世界级球员。他就在这里，他个头巨大，会投篮，也很有天分。这很能引起球迷的兴趣。

　　峰会后我赶去全明星的媒体专场。整个赛季记者们都追着我，我第一次跟大鲨鱼奥尼尔过招时，有许多记者在场。但这一次，记者比我看到的任何时候都多。科林很幸运，他不用面对他们。现在回忆起来，在全明星周末，科林休息的时间比我多。为了节约时间，他们请了一个联合国的翻译来跟我工作。斯蒂夫坐在我旁边的桌子，但是记者太多，我看不见他。他们告诉我，仅从中国就来了30个记者。大多数的问题，那个赛季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是由于我在同一个新翻译合作，我必须回答所有的问题，他才知道说什么。

　　而跟科林一起工作时，我就只需要看他一眼或者只是说，“你知道答案”，他就会替我回答。当一个记者问我，在全明星周末最期待的是什么，我说，“离开这个房间”，我说的时候面带笑容。

　　周六全明星训练开始前，NBA让我参加一个为当地学校的孩子安排的“阅读与提高”的活动。我很高兴去参加，但是我猜孩子们朗读英文比我好得多。LLCoolJ和其他的几个饶舌歌星也在那儿，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听饶舌歌，对我来说太吵了，而且听上去不像音乐，我也听不懂歌词。我喜欢听亚洲女歌星的歌，因为我明白歌词，她们的声音也让我很平静。我这样说希望我的女朋友不会找我麻烦。

　　离开朗读活动我去参加全明星的练习。其实，“练习”可能不是个合适的词。我们说说笑笑，投了一些篮。大鲨鱼奥尼尔和我比鞋的尺码，他的比我大3英寸。我没亲眼看见，但是后来听说大鲨鱼奥尼尔在去更衣室的路上遇到我的父母，他非常友好，跟他们一起拍照，拥抱我爸妈，还吻了我妈。在中国，陌生人初次见面是不会亲吻的，也许到了这个地步，大鲨鱼奥尼尔对我们来说已经不算陌生人了吧。

　　我去科技峰会时，我妈去了佛来门鞋店，给我挑了双18号的黑色皮鞋配我的新西装。我真的很喜欢那双鞋。新人年结束后的一个夏天，我把它忘在北京了，为此我还郁闷过。

　　因为打周日的比赛而不必去打新人挑战赛了，我提出要坐在西部地区新人的席位上。我想和球队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作为同一年的新人，我们就像朋友或兄弟。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情愿穿上运动衣而不是西装，但全明星的周末不能那么做。没关系，一年一次的话我是可以做到。我希望每年能这样做一次。否则，你就不会看到我穿得很正式了。

　　穿运动衣去体育馆也许会更舒服，因为我们的轮胎爆了。亚特兰大的交通非常糟糕，比休斯顿还糟。因此司机想试着开到人行道上，以便让我们及时到达。结果轮胎就出了问题，撞到了马路牙子上。姚之队不想让我走出车外，但我想走走。我不想做一些跟常人不同的事情。你的车爆了胎，一定会下车走一下，不是吗?我当然也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那时有许多车和人，大家疯狂地鸣喇叭，纷纷离开自己的车索要我的签名。反正交通那么拥挤，车也丢不了。一个安全人员为我们拦下了一辆开往体育馆的巴士。当我上车时，人们跟我击掌，欢呼:“姚明!姚明!”这很有趣。乘巴士对我来说好像是回到了上海。

　　也许我没有打新人挑战赛是件好事。整个比赛都没有人慢下来。没有人跑之字型，全是直线，上上下下，投篮前没有太多传递。

　　尽管我没有比赛，半场时我还是走进球员休息室，教练科顿·菲茨西蒙斯正在谈论我。

　　“你们都没有压力，”他说，然后指着我:“那个家伙有压力。他明天压力很大。你们接着打球吧，玩得开心点。”

　　我想说:“谢谢你提醒我，教练。”但是我没有。

　NBA中外国球员很多，你可以了解关于其它地方的许多事。比赛结束后我再到休息室，那里总有许多吃的，尽管我没有打球，还是很饿。我等到其他打球的球员都拿了吃的，然后自己也去拿一些。我拿了一块炸鸡，不是很好吃，我就想去扔掉它。快船队的球员马科·贾里奇是从南斯拉夫来的，看到我拿着鸡块走向垃圾桶。南斯拉夫战争很多，生活很苦，食物不多，我是知道的，马科提醒了我。

　　“不，不。”他说:“在南斯拉夫，你必须全吃掉。”“好。”我说:“是我不对。”

　　星期五媒体采访时，斯蒂夫开玩笑说要帮我赢得最有价值球员奖，我则开玩笑说我们只传球给对方。我们是在开玩笑，至少我是在开玩笑。全明星比赛不适合我的球路。我试着让蒂姆·邓肯或凯文·加内特从开球的地方跳到中心，但他们让我这样做。我想拿个篮板，独自运球穿过球场，投一个三分篮，但我不能在我的首场全明星赛上为了自己那样做。

　　斯蒂夫的确帮了我的第一次投篮，跟我做了一个空中接力，这样当比赛进行65秒钟时，我就灌篮了。只是我不知道那将是我比赛中唯一的投篮。我本可以投更多次的，但我没有尽力去投。我觉得比赛是为了让球迷看到不可思议的事，尽管有时我也能那么做，但那都不是刻意去做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阿德曼教练还是确保至少在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里，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让我跟大鲨鱼奥尼尔、蒂姆·邓肯、德克·诺维茨基和斯蒂夫一起打球。场上同时有四名身高7尺以上的球员比赛。想像一下跟一个由蒂姆·邓肯作小前锋，诺维茨基作得分后卫的球队一起打球!我跟斯蒂夫说其实他是我们的中锋，我所见过的最小的中锋。

　　我打了17分钟，首发球员中上场时间最短的一个，但没关系。我知道大鲨鱼奥尼尔应该打更长时间，而且我很高兴看他们打球。我可以坐在一个前排座位，看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篮球手打球，而且在大家向迈克尔·乔丹道别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于一个一年前还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来NBA打球的人来说，成为这许多事情中的一部分，已经是一份莫大的荣誉了。

　　我还对联赛中一些出色球员有了更深的了解。斯蒂夫在这上面帮了我。中场休息时我们去了更衣室，他让我模仿鲁迪说出对每个人的印象。于是我看了一下统计单，指着失误栏，说“他妈的……!”然后揉烂了纸，扔到地上，穿过房间，好像很恼火的样子。每个人都笑了，我感觉很好。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觉得我属于这里，是否是个真正的全明星，但是他们的笑声告诉我，我被接受了。我的真正考验是在比赛后。第二天早上，斯蒂夫和我及时飞去休斯顿赶上训练。我很高兴成为全明星周末的一员，也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但我得说我比周末开始前累多了。

　　我在中国的第一次全明星比赛也跟这差不多。美国的全明星比赛是在东部和西部间进行。在中国，我们通常是南北对决。那年主办城市沈阳的民众希望很特别，他们组织中国和外国的全明星比赛。你猜在中国篮球协会中有多少球员是来自欧洲或是中国以外的?每个队最多两名，而且不是每个队都有外国球员的。因此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外国球员来组队比赛。这看上去像是中国国家队和一支来访球队进行的一场练习赛。我们应该赢这场比赛，但结果我们却输了。中场休息时，我们还领先10分呢。终场前五秒钟时，我们领先2分，但外国全明星在中场投中了个3分球。球迷将他们的塑料水瓶全扔到球场地板上，球场看上去像一个游泳池。我们队中的老队员们对我不太满意，因为我在上场的五分钟内打得很努力。我不是想让他们看上去在偷懒，这只是我的第一场全明星比赛。尽管有人对你说放松点打，你会那么打吗?我不这么想。这有点像我在NBA的第一年，有好好打的压力。我猜那些外国全明星一定也这么想。我打得并不是很好，罚球得2分，2个篮板，一个抢断，就像我的第一次NBA全明星赛。

　　为全明星安排的联赛休战期间，球队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继续打一场好球接一场臭球，而且在没人期待我们表现好的时候打得挺好，在该赢的时候又输了。我想任何在我们身上投注的人都一定赔了好多钱。例如，全明星周末后的前两场球，我们周二在主场的加时赛中输给了犹他爵士队。然后第二晚飞到犹他州，又在对方的主场打败了同一支球队，领先了30分。两晚后，我们在主场输给了迈阿密热浪，差12分。热队对我来说是最难对付的一支球队，他们像一群狼。

　　下一场比赛，我们在第二个加时段输给了湖人，大鲨鱼奥尼尔并没有上场，这样火箭就不再有季后赛的席位了。这让人难以接受，仅仅在一个月前，我们还打败了有大鲨鱼奥尼尔上场的湖人，很肯定会打入季后赛。现在我们得努力打好余下的赛事，每一个礼拜过去，我显得更累。

　　我说“显得更累”，是因为在有些比赛中我真的并不觉得累。记者们问我关于撞到“新人墙”的问题，那才是我觉得累的时候，我必须回答那个问题。有几次我觉得非常非常累，但是我想“撞墙”的意思是指我停下来，不能再前进了。我会说我撞到征途中很高的障碍，而每次撞得慢下来。看到比赛的录像，或者看到我的投篮许多次与篮筐擦边而过，即使自己的身体不累，心也显得很累。我一直在想，只有在姚之队不再让我做更多的电视广告或者大型采访时，我才有办法休息提高，可惜这从未发生。

我不再告诉你赛季后期的每一场比赛了;那样做可能会让你腻歪得反胃，因为火箭起起伏伏太厉害了。我要说尽管我觉得自己有机会赢得年度新人奖，我明白为什么是斯塔德·迈尔赢。我从没有看到一个年轻人有那样的身体。他跑动的样子让我想起星球大战中的R2D2，或者《终结者》中的阿诺德·施瓦辛格，他就像个机器，但又不是个机器。首先他总是微笑。

　　甚至在他发怒的时候，看上去也像在微笑。有一次我碰到他的肚子，他装得好像我弄伤了他。“啊呀，”他叫。“算了吧，伙计。”我说:“你比我壮得多!”

　　在NBA个人的天赋是一切的基础，这一点跟在国内不同，那里一切从团队协作开始。我很难说一种方式好于另一种，或者我喜欢这一种超过另一种，它们只是不同而已。我很高兴在两个联赛打过球。我觉得如果能围绕着个人的天赋建立团队的默契和合作，那将是非常强大的组合。我认为国王队就是那样的，它是支成熟的球队。而火箭的年轻则体现在比赛中。在火箭，默契有时候好，有时候一点都不好。我们本应该打到季后赛的，但很明显我们存在着某些问题。

　　到了年底，一些评论家说火箭应该更多地传球给我。有时我在显示自己能力，以及在球队内发挥作用方面是有问题的，但我从不想让自己的表现大于球队的发挥。我是这样想的:只要是球队需要的，那就是我要做的。我感到最快乐的比赛可能跟你想的不同，并不总是那些我得分最高或是篮板最多的比赛。当然，那些我个人表现良好的比赛会令我非常高兴，但它们只是让我个人高兴。而让你的队友高兴总是更有意义的。三场对国王的比赛，我们在主场赢了两场，最后一场，球队配合默契，我们感受到作为一个集体的快乐，那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种享受。从技术的角度，如果我打得好而我们又赢了球，下一个球队会作调整，他们的调整可以抵消我的优势。而如果球队集体打得好的话，那就是谁都不能被化解的优势。

　　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第一次对尼克斯的比赛中，我可以感受到成为一个全明星后的新压力，以及我在队里的角色变化。如果我可以选择住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那一定是纽约，因为它让我想起上海的许多地方。高楼大厦，许多有趣的值得去的地方，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个非常繁忙的都市。甚至连麦迪逊广场都让我想起大鲨鱼的体育馆，因为它们都老了。跟上海一样，纽约的东西还特别贵。

　　不管怎样，对尼克斯我得了24分和6个篮板，每个人都在谈我打得多么好。但是在比赛的尾声，我两次失球，我想那正是我们以102:95输球的原因。队友传球给我，不只是要得到我的帮助，更期望我赢得比赛。有些事情我想做，有些事情我想让他们做，但我没做到。这就是另一个我为什么不抱怨拿球不够多的原因。有时我确实拿球了，但是没有做到正常发挥。

　　从年初到年末，其实我倒没看出球队在使用我时有什么不同，我只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用了我，用了多少。我并没有更多地拿球，因为我是新人。如果我拿球很多，我做的会影响其他每个人如何打球。我理解要让每个人跟一个新人去竞争很难。如果我在前半赛季得到更多的球，我不认为后半赛季会更好，因为到那时我的自信心会受到很大打击。我越打越糟。我们老是失败。而且一个很大的烦恼是，队员们好像不是真的相互信任。

　　在岁末，斯蒂夫只要一得分，他就会一直投篮。如果他失误了，我们就会给下一个投。

　　如果这个人投进了两个球，我们就一直喂他球。如果他失误了我们就会给下一个或者再下一个。

　　在全明星的联赛休战期后，我取得一些小小的个人胜利。第二次跟本·华莱士的活塞队过招，我打得好多了。第一次比赛，我用了很多转身后仰式跳投，我打得很软，而他很强悍。第二次比赛，我知道他喜欢跳着盖帽，因此我就做许多投篮的假动作，引诱他对我犯规。

　　有一次我和他一对一，对他灌了篮。我开玩笑说，这次我的表现如此不同，是因为在比赛的前一晚，我拿着他的照片放在床边，整晚被吓死，因此来到比赛就不再害怕了。我能说什么呢?我喜欢开玩笑。

　　下半赛季的另一个进展是我们的最佳射手格兰·莱斯的归队。格兰的左肩受了伤而不能参加赛季的大多数比赛。有一个外围投球手真的非常重要，因为那样的话，防守不会挤压到我这里。联赛中没有人想给格兰空档，无论他离篮筐有多远。我们连胜5场，在这5场比赛中，格兰拿了27个三分球中的14个，这绝不是巧合。

　　但正当我们觉得我们开始找回了赛季早期的胜利感觉时，鲁迪生病了，一切又变了。我们是在打败了跟我们争夺进入季后赛第八名的太阳队时获悉的。这说明如果我们双方在赛季结束时积分相同，我们将因为在双方交手中得胜次数多过对方，而进入季后赛。

　　鲁迪在更衣室祝贺我们，并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感到非常骄傲。然后他说他患了膀胱癌，要缺席几场比赛。这就是说他的第一助理莱瑞·史密斯将执掌球队直到鲁迪痊愈。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当鲁迪告诉我们时，每个人都在坐着休息。我们刚赢得了一个大比赛，我们在更衣室，兴奋异常。他就坐在那儿，说“打得漂亮”。我从没看见他在我们离开更衣室前解下领带。这一次，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的领带被挂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了他的癌症。他说了以后，大家相互看着，想“这意味着什么”?他说他会离开几天。

因此我猜大家都在想，并不是我们不拿史密斯教练当回事，只是如果主教练几天不在的话，我们会乱来的。你知道的，就是出去玩，随便投几个篮，不是比赛。但是他说的几天结果变成了几周，后来又变成了几个月，我们再也没有恢复到鲁迪离开时候的状态。我并没有在赛季后期对姚明失去信心，因为我知道作为新人是怎么回事。老实说，赛季后期他打得不是太糟。教练的变化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看看统计数字就知道了。我、姚明和卡蒂诺的数字变化都非常巨大。对三个主要球员，一切都下滑了。并不是说从鲁迪到史密斯教练，我们

做了很多战略上的变化，我也并不是将没有打到季后赛怪罪到史密斯教练身上，只是从那时开始，我们的三个最重要的球员的动力停止了，这绝对伤害到了球队。

　　得癌症的消息从任何教练嘴里说出来，听到都会很难受，然而从鲁迪那里听到就特别地难受。许多人认为他作为教练心肠软，但我可以告诉你，他跟我所有其他的教练一样大喊大叫。鲁迪的特点是他对你说话，就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样，而不是像一个教练对球员。我记得他和CD在选秀前来看我在北京的训练。那是我们初次见面。CD非常轻地说:“你好，姚明。”而鲁迪用非常大、非常快乐的声音说:“嘿，你好吗，姚?”好像我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仅仅知道他会一段时间不和我们在一起，会没事，那样的话心里就不会太难受。但是当我们听说有人得了癌症，想到的是那个人，以及他能够活多久。从赛季的那时起，我们再也不是百分之百地只想着比赛。如果你是火箭队员，想着一场NBA比赛的时候，就忍不住怀念起鲁迪。

　　那是情绪上的一面。技术方面的是，我和球队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开始适应一个新教练。一般当助理教练接手时，他们并不改变任何事情，就好像主教练在观看一样，让球员做一切。他们不说太多，使用球队最好的球手或领袖，会比主教练对他们的使用多。史密斯教练不是那样的，他没有改变我们的打法，但改变了对我们的使用。犯一个错误你就下场。现在回忆起来，他让我有点想起王非执教国家队的时候。

　　我能够看出史密斯教练做助理教练时就很严格，这一点在他成为主教练后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赛季尾声接手一个试图打到季后赛的球队，而且不知道主教练什么时候回来，是个巨大的挑战。并不是每个球员都信任他。鲁迪在的时候，每个球员都像一个机器的一部分，鲁迪告诉这架机器该做什么。然后鲁迪走了，就没有人告诉这架机器它该做什么。或者每个人对于需要做什么都有自己的主张，因此机器不再倾听。每个人都想打到季后赛，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条不同的路。当鲁迪离开球队的时候，我们是35胜30负，失去了他则变成了8胜9负。

　　在赛季初，我创下了一项NBA记录，6场比赛中35投31中，那是88.5%的命中率。那时我在联赛的投篮命中率指标上领先，命中率超过60%。而在赛季尾，我完全没有做到那样，尤其是在史密斯教练接手后。最后的70投，我中了28个，或者说40%的命中率。

　　鲁迪告诉我们他将离开一阵儿后，我们有5场客场比赛。我们输了其中4场。我想我们都希望旅行回来时，鲁迪在等我们。但我们没看到他，不知道他的感觉是怎样。接着我们又打湖人队，在主场，这一次他们有大鲨鱼奥尼尔。我还记得第一次和他过招时的感觉，我不想找借口，反正他那场比赛中对我随心所欲，得了39分。我的篮板比他多，10个对他的5个，但是13投我10次不中，只得了6分。湖人以96-93获胜，而且奥尼尔几乎每次拿球就灌篮。这一次他慢下来，逼我退后直到篮下。上一次，他试图打快，从远一些地方投篮，这使我打得更有效。最糟的是，当奥尼尔灌篮时，我对他犯规了，他得到一个罚球，没中，但得到篮板，灌篮成功。

　　在某种意义上，湖人队的里克·福克斯对我的伤害其实比奥尼尔大。是这样，有次我投篮未中，试图拿篮板，结果下颚撞到他的脑袋。记得我告诉过你我一只耳朵听不见吗?那一下以后我一段时间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努力不让这干扰我，但是每次跑向篮框，又多了一件要想的事情。

　　我不能将一切怪罪到鲁迪生病这件事上，赛季结束之前，我的投篮已经每况愈下了。只有一个原因:我累了。马刺赢得总冠军总共打了多少场球，110或更多，算上常规赛和季后赛。如果你算上亚运会、NBA常规赛、亚锦赛及中国国家队的表演赛，我在几乎同样的时间内打了107场比赛。我不是说，我不想打所有这些比赛，尽管国家队的9场表演赛多了一点，但我觉得我感觉那么累，是有充分理由的。并不因为我是中国人，或者我的训练不足，或是方法不正确。任何人打了那么多场比赛都会很累的。

　　高度疲劳意味着我不能在篮框附近占据好的位置，因为那样做需要力气和能量。另一个非常需要记住的原因是，当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对每一投都非常小心，保证那是一个高命中率的投篮。而到了赛季末，球队要求我更多投篮，我这样做了，但那意味着不能等待一个高命中率的投篮机会。

　　4月1号，鲁迪告诉每个人他要无限期地离开。一周后我们打了赛季最臭的一场进攻篮球，主场输给波特兰，81-66。整个赛季如果有一场球使我只想马上搭飞机回上海，那么就是这场球了。66分是火箭历史上破记录的单场最低得分。我们防守很好，就是不能得分。我13投11不中，整个球队的命中率是29.5%，没人能投中篮筐。那不是我最糟的场次之一，只因为我拿了12个篮板，但是最后几分钟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以前我从未有过那样的感觉。埃迪·格里芬，我们第二年的强力前锋，因为超速以及携带大麻在比赛前两晚被捕了。许多人认为那是我们跟开拓者打比赛如此糟的原因，但我不相信。也许这件事影响了埃迪，但球队其他人并没有在想这个。对鲁迪病情的担心，使其它的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输给波特兰的原因就是因为投篮失准。

第二晚我们也没有好多少，命中率31.5%，在盐湖城94-73输给了犹他爵士。那两场战败后我们仍然有一线希望打进季后赛，但是我想许多球员已经认为没希望了，因为要打进季后赛，除非太阳输掉他们所有的比赛，而我们得连赢4场。当太阳打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一切都结束了。火箭不会进季后赛了，意味着我自由了，可以回家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想，我真的很想打季后赛，并以为我们会打进的，但现在我知道可以早些回家，感觉也不错。

　　我们赢了最后的三场比赛，我在赛季结束前又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轻易地赢了西雅图队，但我没有很卖力地打。我上场22分钟只得了3个篮板得了10分。比赛结束后凯特冲我发火了。“赛季还没完呢，”他说:“你不能停止比赛。”没有人喜欢被大声呵斥，但他这么说很好。后来在巴士上，我走过去对他说:“凯特，你是对的，谢谢!”

　　对孟菲斯那场比赛我只打了21分钟，但得到了两倍的篮板，6个，3个盖帽，13分，这是我赛季中第27次两双。由于卡蒂诺，我打得很卖力，并得到许多球，这要感谢斯蒂夫。赛季即将结束让人有些失望，但最后一场比赛给我前途一片光明的希望。

　　无论是在跟奥尼尔对抗，还是在上一场对波特兰的比赛后，我却很疲劳，但都无法跟在丹佛打完最后一场比赛，在休斯顿走下飞机时的疲劳感觉相提并论。在那之前，我心里总有下一场比赛或者下一次训练。我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并总感觉有一点紧张，那样给了我能量。而现在，没有比赛了，没有理由紧张或是集中注意力了。

　　“好吧，”我对自己说:“我已经见识了，这是尽头。”我最后终于到达了高速公路的末端。你知道我很喜欢开车的，对吧?我总是想开车。但当我们走到车那里，我对科林说:“你开回家吧。我想小睡一会儿。”只有一两分钟我就睡着了。直到年底时我才知道，有些队友不觉得火箭应该让我成为状元秀的。他们认为，球队应该用优先权去交换一个能够马上帮助他们的老球员。如果不是在网上的留言板上读到，我不知道有人那样想。这是因为没有人让我那样觉得，或者在更衣室里谈起过。看到以后我也没有感到烦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队友是在赛季后，而不是赛季前那样说，我会感觉坏得多。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要姚明。”我说的是，“我还没看过那个孩子打球。”因此我们不知道他怎样。于是，他们就飞快地放录像带给我看，让我看了一盘集锦。但是任何人在集锦中都会显得很好。我可以给任何人做一盘带子，让他看上去像是可以得到状元秀的样子。快船的昆廷·里查逊去芝加哥的测试，说他们整天都在灌姚明的篮，我觉得那只是不成熟的表现。老实说，是我不了解。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一个肖恩·布拉德里水准的录像带?或是一个站在那里不动的乔治·穆雷山式的球手?还是一个虽然不是奥尼尔，但至少能够移动的球员?在我看到录像带之前，已经听说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我不肯定。显然鲁迪和CD从第一天起就下了决心。我建议我们用优选权交换一个其他的球员。我心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只是想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那时我们需要有经验的球员。

　　在权衡利弊并考虑了参加选拔的所有球员之后，我赞成选姚明。马里兰的克里斯·韦尔考克斯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来到休斯顿测试。我看了一些来测试的家伙，对自己说:“他们都不成。”我知道韦尔考克斯不会是状元秀，尽管他是我的哥们儿。我无法告诉你从哪一天开始我开始赞成选姚明的，那是在选秀之前。

　　因为我有获得年度新人奖的机会，NBA不希望我马上回中国去。一开始我想留下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女朋友叶莉应该在五月的第一周随中国国家女篮来美国，跟休斯顿的WNBA彗星队打比赛。可是由于SARS旅行被取消了，我就想马上回家。

　　因为SARS的缘故，姚之队也不想让我马上走，可那正是我想回去的原因之一，告诉人们不应该害怕。

　　我不知道是否NBA照顾了我一次，但年度新人是第一个公布的奖项，就在常规赛结束后的一周。第二天我就回家了。

　　回国之前我并不担心会得SARS，我说不出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不想有什么事情阻止我回家，也许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我习惯性地觉得自己可以克服任何身体上的问题。我回到上海后，事情才变得更真实些。我可以告诉你，尽管大家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处于危险中，但是生活继续着。也许他们在家里呆得多了，每30分钟洗一次手，但是生活还在继续。你尽量想办法去避免就是了。如果你还是得了，你就是不走运。喂，中国有多少人得了SARS?三千?中国有多少人口?13亿。那是多少比例啊?零点零零零。

　　SARS也给了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关爱、帮助他人的机会，这不是因为他们拿到钱或有人命令他们去做，而是因为人的善良本性。

　　有时我们需要可怕的大事件来让我们记住重要的信念: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帮助关爱社会。如果你关爱社会，我相信，会有一天社会也会照顾你的。当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体育频道总监，白李请我主持一个关于SARS的电视真播募捐节目，我很乐意帮忙。这是中国的第一次搞类似的电视节目。在中国长期以来，大家都相信不需要电视募捐或者类似的东西，因为政府会负责一切的。我是主持人，但我并没有比其他人做得更多。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NBA的许多人帮了忙。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老板雷斯·亚历山大、大鲨鱼奥尼尔，魔术师约翰逊及斯蒂夫·纳什的录像内容，都出现在三小时的电视马拉松中。魔术师乔丹和老虎伍兹捐了签名物品，供拍卖来筹集资金。斯蒂夫·弗朗西斯捐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显示出他有一颗多么伟大的心，我和他一起打球时就已经了解了这一点。

我在NBA赚了钱，觉得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别人。我们不能总是等到像SARS这样的灾难发生了才行动。甚至连帮助修建一所医院这样的想法也只是事后诸葛亮。捐钱搞研究、支持教育或者建学校才是有预见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人们的头脑是你能帮助的第一站。我在为这些项目捐钱之前，会看一下计划和时间表。我要知道我是在帮忙而不只是花钱。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国内同胞做这些事情。我想看到，我在NBA为自己和联盟赚的钱，都能回到家乡。

　　中国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我想它比美国更需要我的关爱。

　　你们知道我没有得到NBA年度新人奖。太阳队的阿马尔·斯多达摩胜出。我是想赢的，以证明火箭队选我做状元秀是正确的，但我想不用得这个奖我也已经做到了。NBA年度新人奖是媒体评出的，也许我没有得到它的原因是我说了太多坏话，或者开了记者太多的玩笑。联赛教练的全新人球队投票中，我跟阿马尔得票一样多。而联赛球队经理为体育新闻的投票中，我还比阿马尔多得一票。我给联赛经理和教练留下了好印象，那才是最有意义的。另外，我也没有获得CBA的年度新人奖，而我最终获得了锦标。如果我可以用新人奖换取NBA总冠军，我很高兴作这个交换。

　　飞回上海的前一天，姚之队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去钓鱼。那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我住在比尔·达菲在旧金山湾区的房子附近，他们预约了深海钓鱼。结果没去成，因为下雨，风也太大。我改去了游戏机房，姚之队作了安排，我可以在他们开门前几个小时去。

　　章明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第二天去钓鱼了。

　　“我们乘的船看上去像《完美的风暴》中的那条，”章明基笑着说。

　　“别那么说!”我对他说。在经历了所有在NBA第一年发生的这一切后，如果我们在风雨中出行，一场完美的风暴也许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终结。

第九章 文化冲突(1)

　　如果你去过中国，就知道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像计划的那样进行。有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计划。如果你是中国人，学习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保持冷静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说，我还是非常中国化的，因为在我的NBA第一年，许多事情的发生并不在预料中。

　　1.第一印象 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我们在姚飞来纽约参加选秀欢迎式

前做不了什么事，他们安排从中国通过卫星传来他在摄像机前的画面。我们看到姚和父母坐在沙发上，这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家里。第二天早上我飞到纽约出差，一着陆我电话就响了。

　　那是媒体关系主任内尔森·路。他说，出点了乱子。休斯顿时报上刊登了中国传来的一张照片，在姚明身后有一张中文传单，清晰地写着:“打倒美帝国主义!”休斯顿会看中文的民众因为姚明屋子里有这个而发狂。我急忙打了些电话才了解到这是在CNN的演播室里拍的，他们用四、五十年代的旧传单作装饰。姚明恰好坐在了其中之一的前面。我们很快发出消息澄清事实，但那一晚真的是一场骚乱。

　　2.行李丢失，队服遭窃 第一件有麻烦的事情，发生在我随中国国家队来美国参加世界锦标赛时。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想拍我穿火箭队服的照片，在NBA赛季开始之前，用在杂志的封面上。火箭送来了我的球衣，我们在丹佛训练时拍了照片。我得在那儿拍照，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回美国，甚至是否能在赛季开始前回来。那时就开始出事了。首先，我的行李在从丹佛到印地安那波里斯的路途中丢失了。拿回它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火箭的球衣在里面。但是锦标赛的第二天早上训练结束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房间被打扫过了，而我的球衣失踪了。我记得我把它放在房间桌上的。我并没有想太多，因为如果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只需要打个电话，球衣供应商就会再给你一件。许多公司都在中国生产鞋子和衣服，以及其它东西，你需要更换什么东西时，不必担心。我现在知道在美国不是那样的。火箭让我付钱，而且非常贵。

　　这么说吧，不管谁拿了那件球衣，都是一件收藏品，因为只有两件球衣，我的姓和名都在上面，那就是其中的一件。在我们的第一场季前赛上，我穿了一件，然后NBA让我们换掉。

　　NBA不允许姓和名都在球衣上，所以我得换只有姚字的球衣。

　　体育画报还是把我放在了封面。我溜出房间，穿了中国队的队服拍了照片。体育画报随后用他们的电脑把它变成休斯顿火箭队的队服。科技真是伟大!3.没有信用，不能购物 我回中国参加亚运会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我妈先来了休斯顿找房子。她找到的第一个房子，卖房子的人并不真的拥有产权。由于我是在十月份来美国之后和火箭队签约的，手头没有钱买房子。而且因为我是中国人，在美国没有财务记录，美国银行一点钱都不想借给我。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我们都准备好了，要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切，结果在开始试图得到一笔贷款前，我们发现姚明妈妈喜欢的那第一套房子是被银行没收后拍卖的。他妈妈找到了另一套房子，但是我们得找另一个办法来买下它，因为姚明没有基本的个人金融条件，根本不可能得到贷款。他没有银行帐号、没有社会安全号、没有身份证，什么都没有。

　　就连他的移民身份都没有最后确认。他唯一能证明的是自己在上海的地址，而那是不足以在休斯顿买房的。那时候，姚明仅有的钱来自我们做的一笔纸牌卡合约，那时姚明还没有来美国。我们跟纸牌卡公司说，他有可能会来美国。最后我帮他买下了房子，现在我们已将房子过户到他的名下，但是在整个第一赛季，姚明的房子都在我的名下。尽管我清楚，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会在申请贷款方面遇到麻烦。

　　4.工作时喝酒 我知道在元旦前夜美国人会通常因为狂饮而惹出麻烦，但我碰到的事情不同。也许并不是那么反常。新年前夜，我们在休斯顿打败了雄鹿队，我径直去机场，飞去洛杉矶拍我的第一个电视广告。姚之队有一个规则，保证我不会在球场之外弄得太累，就是只有当我连续有两天休息时，才让我接拍广告。要拍广告的话，我还是得坐飞机旅行，还是会让我很累，但是这个规则很有帮助。我们凌晨2点到了洛杉矶，也许更晚一些。飞机上没有食物，只有软饮料。我只睡了4个小时，这时姚之队的某人叫我起来吃早餐。

　　一辆豪华房车送我们到摄影棚。姚之队让我吃很多维他命，以保持我的体力，但是我有时会忘记。比尔·桑德斯问我，早上有没有吃维他命。我说没有。房车中有一个玻璃容器，看上去里面是水。于是我就拿出我的维他命，让科林递给我一个杯子。“好的，”他说，给我倒了一大杯。

　　我很累，因此就一口全喝下去了，直接下肚，连口气都没喘。我愣一下，“水怎么是这个味道?休斯顿和洛杉矶的水不一样吗?”然后我的脸发热，我咳嗽起来。“科林，”我咳嗽着说:“那不是水!”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他喝的是纯的杜松子酒，全吞下去了。然后他脸变红，呼吸不畅。我想，这个家伙，马上要去拍一个大广告，而他刚吞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杯杜松子酒!那是早上6点过一点，我们离摄影棚只有10分钟的路程。他得化妆，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估计有一个小时让他恢复正常。但是我想，“如果他整天都红着脸，我们就死定了。”

我记得每次我喝多了的时候，也许有5次或6次吧。这之前的上一次喝醉，是我们赢了CBA冠军之后。那以前的一次是1998年，那时大鲨鱼队中有一个俄罗斯球员，他喜欢喝伏尔加。

　　有一天他过生日，整个球队都跟他一起喝伏尔加，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伏尔加。现在，感谢好莱坞和科林，我可以把杜松子酒加到我的清单上了。

　　我立刻觉得不对劲，5分钟后我的脸变红了，然后我们就到了摄影棚。“你想睡觉吗?”

　　有人问我。“我想是的，”我说。“科林可以代替我拍广告，因为都是他的错。”

　　但结果一切都很顺利。几个小时后我们才开拍。这是为苹果电脑拍的广告，有我和迷你我，很多人看到我，但没有人问我是否醉了。也许那证明我比自己想像中演得更好。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队员）:我们已经拒绝了许多以他的高度为题材的广告。我们想表现出姚明的一些吸引人的品质。因此，当比尔·桑德斯告诉我苹果有些想法时，我说，“好的，只要他们不让姚明和一个小矮人配对就行。”桑德斯顿了一下，然后说，“嗯，其实...”当我们看了剧本后，我们弄明白了创意的理由。广告是为了他们最大和最小的笔记本电脑，而且广告片中姚明是坐着的。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取乐的话，他们就会让姚明站着的。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广告使姚明显得个头小一些，并更有亲和力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对VISA卡的电视广告也持怀疑态度，里面有“哟，姚!”

　　他走进曼哈顿的一家纪念品商店买一只自由女神模型，他问是否可以用支票来付帐。柜台小姐指指一个布告说:“不收支票，”并用正宗的纽约腔说:“唷。”姚明指指自己说:“不，是姚。”然后他们来回反复说着“唷”和“姚”。这是个弄不好会被误解的情形，因为我们不想让姚明看上去显得滑稽或无知。我觉得广告还是拍得成功的。“唷，姚”已经变成一句流行语。有那么多球迷真诚地用“唷，姚”来向他打招呼真是令人惊讶。

　　5.蓝色的山羊皮鞋 2003年NBA全明星赛是我的第一次参赛，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过很多次。因此我知道许多球员会穿颜色鲜艳的球鞋，或者新款式的鞋。

　　但那不是我在亚特兰大第一次全明星比赛上，穿浅蓝色的耐克鞋的原因。那双鞋是一个大错误。开始的时候，我本想穿一双白色的球鞋，上面印一个很小的中国国旗。但是当我跟一个中国篮球官员确认国旗的主意时，他说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说他得确认一下保证万无一失。结果他发现有问题，其他的CBA官员认为国旗印在我的鞋上有失恭敬，我就放弃了那个主意。

　　我想，好吧，我就穿白色的鞋好了，上面加一点浅蓝色的边。我喜欢那个颜色，而且在我的新人年，火箭的球衣上也有一点点那种浅蓝色。我想看上去会不错。那时我并没有想穿一双整个都是浅蓝的鞋，然而我在亚特兰大打开我的耐克鞋盒时，看到的却是这么一双鞋。

　　科林·派恩（姚明翻译）:我发誓他说的是浅蓝色鞋，带一点白色的边。我还可以发誓我给他看了设计师画的图样，耐克公司寄给我，让我给姚明看。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给他看了耐克寄来的样品照片。比赛后有人问，他穿着北卡罗来纳的全蓝鞋，是不是为了对乔丹表示敬意，因为那是乔丹最后的一次全明星赛。乔丹以前是焦油跟州人，焦油跟是北卡的别名。这个想法听起来很不错，因此我们将错就错，说就是那么回事。我们本想穿旧的耐克款，以此乔丹表示敬意，但是找不到适合姚明的尺寸。现在我们可以说实话了。不管怎样，你不会再看到那双鞋了。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没有人跟他明说，我说了。我看到那双鞋，我说:“见鬼，怎么回事?”姚明说颜色应该反一反的等等。我说:“我希望这是你离开耐克的原因。

　　”那双鞋在电视上看起来简直不堪入目。

　　现在我跟科林开玩笑说，一定是锐步收买了他，让他不给我看鞋的照片。我只知道自己穿了一双很难看的鞋，你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不过我也要帮科林说句公道话，其实照片看上去并不那么糟。我本可以穿一双其它的鞋，但是没有一双合适的，又不是可以随便走进一家店，买一双18码的鞋。如果你是个全明星，特意穿一双很疯狂的鞋，就像杰梅因·奥尼尔那样，穿一双明亮的黄色的鞋，或者像克里斯·韦伯前年做的那样，穿一双银色版的达达鞋，那是另外一回事。热身的时候，我听说摄像机会对准我的鞋，他们还会放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歌，“蓝色的山羊皮鞋”，但是我没听到。有时一只耳朵听不见还真是好事。也许打比赛时间不长我应该很开心，如果长的话，关于我的鞋的问题一定更多。也许那是我打得时间不长的原因，那双鞋会让人们不去看比赛的。

　　6.开车 我并不是从小开着车长大的，甚至都没想过要开车。此外，很难找到一辆车能让我这么高的人觉得舒服。想像一下以60英里的时速开一辆卡丁车，或是一辆玩具车的感觉，你就会明白我大多数开车时的感觉。

　　来美国之前，我在国内开过一次车，但是我不能算是会开车的。即使我在国内开过车，我也不知道当我开始在美国开车时，那个经历是否有用。如果你去中国，观察一下交通，你可能会觉得那儿没有规则，人们只是在疯狂地开车。很多人逆向行驶或者闯红灯。规则是有的，但是跟美国非常不同，而且没有足够的警察来执勤。如果两辆车开向同样的方向，你右手边的车决定在你前面左转，当你撞到它时，就是你的错，即使你没办法及时停车，也是你的错。

波斯简·纳持巴（火箭队队员）:我在DMV（机动车管理部）的办公室拿到执照的那一天，姚明也拿到了他的执照。我在欧洲拿了驾驶执照很多年了，因此通过考试没问题。但是我知道对姚明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天，他比在比赛前还紧张。当他通过了考试，他高兴得不得了，像个小孩。我觉得他比我们打败湖人的那个晚上还高兴。你要知道，他是个靠不住的司机。我还是不敢肯定，他是否知道所有标志的意思，或者一个红灯是什么意思。有一次他跟在我后面，从体育馆去飞机场。通常只需要15分钟的，可这一次我们开了30分钟，路上根

本没有车，因为我不想让他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他开得好慢好慢，但这样可能对大家都好。

　　有时科林来体育馆时直哆嗦，我就问:“是不是姚开的车?”科林就会点点头，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镇定下来。

　　1998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开过一次车。那时我们在圣地亚哥，我在酒店的院子里开一辆小面包车。真正开始学车是深夜在休斯顿住处附近。我租了一辆车，好像是一辆很大的水星牌房车。

　　我学开车的时候，科林跟我说了校车的事情。在中国我们也有校车，但我不记得其它车遇到校车时应该避让的。

　　但是科林跟我说，在这里如果我看见校车的话，是不能超车的。如果校车停了，我必须等在它后面15英尺外。当我参加驾驶考试时，我记得他跟我说了类似的事情，但我不肯定他确切是怎么说的。反正我考试的时候，看到一个停车标志，我就停下来。考官让我在附近的街区开。我们接近弯角时，他会说:“左转，右转。”考试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来了一辆校车，它开得越来越慢，就像一场恶梦。我忘了我是否应该超过他，于是我说:“好吧，不管他做什么，我就跟着他好了。”因此不管校车怎么做，我就跟着。我不记得确切的规则是什么了，我通过了考试，但是校车的事让我很紧张。

　　平行泊车是最难的，很难确定离安全锥的距离。就算现在，我有时都还要拜托科林帮我泊车。第一次泊车考试时，我碰了一个锥，第二次通过了。笔试部分很简单，他们让我朋友作翻译。去之前我不肯定自己是否能通过考试，但我想试一下。最坏的事情无非是我得再考一次。我做好了准备要再考一次的。不需要补考时，波奇说我比打败湖人的时候还开心。我这么回答:打败湖人要团队合作，但是拿到驾驶执照则完全要靠自己。

　　当球队四月份去新泽西、密尔沃基和费城，打三场客场比赛时，科林去了纽约，而没有跟球队的飞机回家。那是我第一次自己从机场开车回去。我在飞机上，意识到科林开车时我从未注意他是怎么开的，因此我都不认识回家的路。我只认识一小段，但不是全部。穆奇住在我那条街上，因此我问他:“你能带我上高速公路吗?那样就够了，其它路我自己走。”

　　“好吧。”他说:“跟着我就行了。”吉姆·波兰，助理教练之一，跟我说:“姚，要当心了。不要一直跟着他，他也许不回家的。”他的意思是，穆奇可能会去看一个女朋友，或者去夜总会。

　　穆奇·诺里斯（前火箭队队员）:有一天他试着钻进我的车，他进来了，但是他的膝盖顶着他的下颚，他往前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大腿，完全没办法开车。我同意让他跟在我后面回家，但每次停车，我都开到另一条车道上，好让他有更多的空间来停车。我想着他倒车时撞到的那辆卡车，不想心存侥幸。

　　我不必担心跟在穆奇后面会很久，我们一上高速公路，他就飞驰而去，这个王八蛋!他开的是两门的奔驰跑车，那时他的车比我的好。跑车对我的SUV，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没问题。我知道怎样让自己的车开起来感觉就像开其它车一样。我把音乐开到最大，摇下窗户。

　　那时是凌晨两点钟，在中国即使我有车也没什么机会这样做。当我夏天回国时，我三周都没有训练，长胖了，对我来说是胖了，体重达到315磅。整年中，所有的人都跟我说让我增加体重，现在他们却让我减肥。于是我决定在去北京国家队报到前，先去大鲨鱼的训练营。我需要习惯再开始打球。现在国内每个人都认识我了，我不能骑自行车或乘巴士，因此我借了我的中国经纪人陆昊的车去训练。那是一辆小型车，我几乎坐不进去。我没有中国的驾驶执照或是保险，很害怕撞到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因此每秒钟我都在踩刹车，根本就不踩油门。

　　警察拦住了我一次，认出了我，便让我走了。

　　7.和女人约会 如果你是个NBA里的年轻人，你通常会有一辆跑车并有许多想和你约会的女孩。这跟你长得如何无关。对某些在中国的球员来说也是一样，但我不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作为新人，我没有跑车，并且只有过一个女孩想和我说话。我当时在西雅图的酒店大堂。我不认为她是我的球迷。她想让我信仰基督教。她很可爱。我出于好意，没有拒绝。我没有和她说话，那是因为她可爱。在2001年，中国也有一个女孩想和我交朋友。那是在王治郅去美国之前，也是大家知道我要去NBA之前。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搞到了我的手机号码，我于是把号码变了。

　　也许我没跟更多的女孩来往的原因是我不去夜总会或酒吧。当我外出时，我总是在车窗很暗的车里，没人知道是我。

我觉得大概百分之六十的NBA的球员每周会外出两到三次。整个赛季我外出过两次，一次是去休斯顿中国城的一个迪斯科舞厅。那天我拿到驾驶执照，因此我终于可以开自己的车了。我不是独自去的，跟科林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的。我听说那是个好去处，但那天是星期天，人不多。

　　第二次外出是在洛杉矶，王治郅带我去吃韩国菜。就是那样，没有去夜总会，也没有去

迪斯科。在休斯顿，我没有更多出去，是因为我和妈妈爸爸一起住。而且打客场比赛后，我觉得累。其他球员也跟妈妈住吗?我想不会很多的。告诉大卫·斯特恩他不必教新人如何适应，只要告诉他们，把妈妈带来一起住就行了。

　　在美国和我父母一起住有利有弊。好处是家像一个家，尽管是在一个不同的国家。我们的房子很安静，没有太多人知道我们住在哪里。如果外界有什么事情伤害到我，比如有人叫“姚明臭，”当我回到家，关上门，一切就都被关在了门外。我父母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不允许任何外界问题进家门。

　　但我知道对他们而言，住在美国很不容易。他们一辈子都住在中国，朋友们在那儿，那儿有他们喜欢的工作。我有时开玩笑说，美国政府给我这一个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就业机会，但是迫使两个中国人———我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来到美国对我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我以前已经来过好多次了，但去年是我父母第一次来美国，他们俩都是。他们曾去过欧洲参加过几次比赛，但只呆了一两个礼拜。生活在这里，让这里成为我们的家，他们得学习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我在休斯顿时，我不担心他们。我长途旅行到西海岸或是东海岸，而他们得独自留在家中时，我就担心他们。他们只出去买吃的，其它时间他们呆在家里，无所事事。这点我不大高兴，但他们不懂英语，因此单独出去很困难。

　　他们只会说:“多少钱?”“多少磅?”“加油。”“早上好。”“再见。”在得克萨斯，如果你只会那么几句话，出门是走不了多远的。

　　我23岁了还和父母一起住，这也是一个学习的经历。我有个朋友说过，有时你得恭维父母。在家里，是他们抚养你成人的，当然你要尊敬他们，如果他们有话说，就听他们说。但是当你走出去到了外面的世界，有时你必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即使有悖父母的意愿。也许你做得不对，但是至少你经历了尝试的过程，如果你错了，你可以调整。但是，你可以既按自己的想法做事，同时也尊重父母的。不管怎样，你都得尊敬他们。

　　好的方面是，现在我可以看到自己从父母那儿得到的真传。我妈妈是个认真的人，有时我觉得她不懂怎样开玩笑。有时我跟她开玩笑，发现她以为我是认真的。我爸爸比较放松一些。从妈妈那儿，我继承了想要完全了解一个情形的欲望，一点也不能含糊不清。而从我爸爸那儿我遗传了他的幽默感，特别是当我真的不能把事情弄明白的时候。他的哲学是，退一步，给自己时间调整，然后再去试。你最终得弄清谜底，但是中途休整一下没什么不对。

　　我一直跟父母谈很多关于篮球的事，基本上，每场比赛后都谈。我们谈比赛是怎么打的，而不是谈某些球员或者打法。谈论球员犯的错误或者他们该如何改变，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帮助。我们谈整个比赛，我们是否需要更快，或者慢下来，是否需要加强进攻或防守。因为在我的大多数比赛中我父母都在场，或是看实况传播，他们对情况看得很清楚。于是他们跟我说其它队的防守，当其它队对我进行双人盯防时，人是从哪里来的，还有我可以从哪里做快速突破上篮。

　　很明显，在我的第一年，关于篮球，我父母的观点跟火箭的有许多冲突。中国篮球是不同的。团队协作始终是第一位的。你不能先考虑你的投篮，也不能投没有把握的篮，特别是当你有时间找到队友的时候。同时你也不能让你对手下不来台。我总是听教练是怎么说的，因为在比赛中每个人都必须以同样的心思来打球。如果我按照父母想的打球，而其他人都是另一种打法，这对我没什么好处。我为中国国家队打球时也是一样，如果我按照NBA的球路打，对球队其他人不好，对我也不好。

　　尽管这样，我得说在NBA的第一年，我感受到的压力，比在大鲨鱼时要赢得冠军的压力大。除非我们赢得冠军，我不敢肯定大鲨鱼会不会放我走。我不是说，锦标赛的重要性要次一些。但是我一直觉得赢得冠军是我能做到的。我在CBA打球很舒服，知道自己是最好的球员。

　　如果在CBA有一个球员的金字塔，我甚至不在最上面一层，我是在金字塔上面的空气里。我知道自己能够控制比赛。其他大鲨鱼的队友都知道怎样发挥我，我也知道怎样协调他们。

　　当我来到NBA，一切都是新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一个赛季。我不知道我的队友会怎么做。我不知道其它球队会如何防守我。因为我错过了几乎全部的训练营，我什么都不知道。

　　8.特大号的礼遇 我还得适应NBA的所有旅行。在中国国家队，我去过许多国家打球。但是在大多数地方，我们都是去打一个赛事的，那就意味着你在同一座城市、在同一个酒店的同一个房间呆上一周。如果呆那么长时间的话，酒店会为我这样一个高大的人准备一个房间。在NBA，我们住过很多很好的酒店，而他们也把最好的房间给NBA的球员，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床或者门对于像我这样的个头是足够大的。我们几乎从不在一个酒店超过一晚，因此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不会特意费心为我准备一个舒服的房间。

不过还是有人会这么做的。大多数酒店会在一个正常大床的尾部加上一条长椅，好让我的脚有地方搁。

　　但也有些酒店会做得过火。在纽约结束比赛后，我们很晚才到达华盛顿DC的一家酒店，大约是凌晨2点。当我走进房间时，我看到两张床，竖着拼在一起。莫·泰勒正要进他的房间，看了一眼我的房间，大叫:“哦，上帝啊，大家快来看!”这样全队都来我的房间看我的两

张床。床如此之大，我们矮小的后卫穆奇可以睡一头，我睡另一头，我们都不会发现对方的。

　　9.文身 有些NBA球员文身，有些人的文身还有中国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并不知道那些字真正的含义。或者告诉他们那些字意思的人根本不懂中文。中文里的一个字有时有自己的意思，有时需要和其它字组合才有意义。爱伦·艾佛生脖子上的文身是“忠”字。我记得，那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褒义的。穆奇前臂上的文身没有任何含义。掘金队的马库斯·坎比手臂上有些中国字，可以指许多不同的东西。因为通常你是不会把这些字放在一起的。他的文身可以是指“鼓励”，或者“力量”，或者“勉强”。

　　为肯扬·马丁画文身的人一定不是网队的球迷，他的中国字意思是:“不积极”或者“不果断”。任何看过肯扬打球的人都知道他不是那样的。

　　我在火箭的新人年，特伦斯·莫里斯是我们的前锋，他是我记得的唯一有中文文身的球员。意思是“我是个坏人”。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想说的，或者他知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没问过他。

　　我没有任何文身，没有耳环，或者任何其它东西。不过，在NBA打了一个赛季后我有了些伤疤。肖恩·坎普留了一个在我的背上，黄蜂的贾马尔·马格洛瓦留了一个在我的左臂内侧。我认为伤疤是一个男人的荣誉徽章。

　　但是伤疤不是你自己想要搞上去的，是自然发生的。在中国，身体发肤，授之父母，因此你不能改变它或者伤害它。几个世纪前，甚至连头发都不能剪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许久以前中国男人背后留辫子的原因。我不会走那么远。现在中国也有年轻人文身了，但我不会。说到这些方面，我是个很传统的老人。

　　10.中医和西医 中西方关于医药的概念也很不同。比如，中国人不相信使用冰。当我们2003年在哈尔滨打亚洲锦标赛时，所有的比赛都在一个带有速度滑冰场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进行。但那个滑冰场可能是你在哈尔滨惟一能找到冰的地方，至少夏天是如此。锦标赛早期，我从巴士上走下来时，扭伤了踝骨。当姚之队来看我的时候，发现我的踝部肿得那么大，就问我有没有敷冰块。我说没有，我在接受针灸治疗。即使我想用冰，也得等到回酒店，问客房服务要。

　　中国人相信平衡是健康之道。有些食物是热性（阳）的，其它是冷性（阴）的，另外一些是中性的。冰，不管你信不信，被认为是热性的，或者是阳性的，所以你就懂了，人们为什么会认为它不能被放在已经发炎的身上，比如我的踝。阴阳怎样区别分类，有时是食物的温度，跟你是否煎炒它们都毫无关系。而是看当你食用它们的时候，它们在你的身体里面发生的是什么反应。鱼和海鲜是阴的，也就是冷的，而肉和酒———除了啤酒之外，是阳的，也就是热的。啤酒是阴的。大多数香料都是热的、或阳的，但是酱油和盐是冷的。大多数水果都是冷的，但是樱桃、枣子、芒果和柑橘是热的。许多蔬菜也都是冷的，但是，细香葱、韭菜和绿洋葱是热的。米是中性或阴的，取决于你怎样做熟它们。还有19种食物可以是阴、阳或是中性的。普通的大豆是阴的，新鲜的豆腐是中性的，干豆腐是阳的。

　　有一次在中国国家队训练开始前，我吃了个苹果。整个训练过程中，我觉得肚子里涨满了气想往外跑。苹果是阳性的，或者热性的。我可能是糊涂了，认为热性的食物可以用来热身。（这是我关于阴阳的笑话。） 我对中西医药都知道一点，我相信使用有效的东西。夏天回到国内后，我得了高血压，我吃了中药就好了。我吃的药由草药制成，味道有点像香草。现在我没有高血压了，因此我相信它是奏效的。说到体育医药，我的确相信西医多一些，但是关键是得找个好医生。医学，或者方法，只是工具罢了。医生需要正确地诊断出问题在哪里。

　　11.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者 这是我关于一切事情的哲学: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是最重要的。我不相信有一种适用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只要你对你的生活方式满意，没有觉得你有什么东西被人拿走，你的生活应该算是可以的。我还是能感受到成长过程中的思考和生活方式，跟现在的生活之间的差距。中国有句俗话:入乡随俗。当你有钱时，你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者，这是某些人的想法。好吧，我就是个资本主义者，但我还是觉得我口袋里的钱，我能看见用才是我拥有的。这也肯定是我所需要的。我看不见的钱，银行里的钱或支票上的数字只是给我一种成就感。我想大多数有钱人也是如此。没有一个挣百万元的人会说，他真的需要这么多钱来生活。这不是财富的意义。财富是用来衡量你在工作中价值的一种方法。如果我和火箭队的下一个合同金额比我现在挣得更多，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来说价值更大了。

我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蓝领工人。我得到的一切是我辛苦努力换来的。如果在今天的中国，我是最出名的资本主义者，我并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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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我和王治郅(1)[图]

亚锦赛金牌，我和大郅

　　很多人认为王治郅事件差点让我去不了NBA，我并不这么想。他们觉得王治郅在达拉斯小牛队一年后拒绝回国参加国家队训练的决定，让CBA对是否该让我去NBA谨慎起来。我知道CBA会有所担心，但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们都会对是否让我去NBA一事很慎重的。

　　不管王治郅的决定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从来没有认为他损害了我的事业。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没有王治郅的话，我的事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因为从我开始打球的那一天起，目标就是成为像他一样优秀的球员。我要感谢我的国家给了我打球的机会并教会了我打球，但我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很大的原因是机缘巧合。在我需要的时候，一件件事情的发生帮助了我，或者促成了我向更高目标前进。人如果有目标的话，他就会想办法尽快达到目标;如果没有目标，他就会松懈下来。从开始的时候，王治郅，就是我的目标。我总是在追赶他，而且我知道要想赶上他，就得加快脚步。

　　一开始我的梦想并不是要比他更好，只要能和他一样优秀并能够成为他的队友就已经很满足。在参加2000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和他的水平已经比较接近。但是当我跟其他国家的最优秀球员比赛的时候，我发现天外有天。这就是我所说的机缘，对我来说时间刚好，正需要一个新目标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实际情况是，在中国人心中，我永远不会真正超过王治郅，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能跑、能跳、能投、能盖帽以及能参与快攻的全能中锋。他比我更早成为中国的明星，而且是第一位在NBA打球的中国球员。我不是说他是第一的意思，那是一个历史时刻。但即使这么重要，在我们国家里，其意义还是没有成为中国第一位全能中锋那么重大。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大个子。在王治郅以前的那些中国中锋的特点是个大、动作慢、不能运球也不能跳。他们只能站在罚球区里，仅此而已。

　　在我的国家，任何第一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有个成语叫“先入为主”。这就是王治郅。我是第二位能做所有这些事情的中锋，但我只能算所有跟在他后面的人群中的一个。在这方面，没人能超过他。王治郅成名也比我早三年，那时候甚至没人知道我是谁。在我出现之前，他已经是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伟大球员，要改变某些人心中的这个顺序很难。

　　巴特尔也一样。他也在我和王治郅前面创造了一些“第一”纪录，但是在中国有很多关于这些“第一”是否重要的辩论。他是第一个在NBA首发的中国中锋，那是在2001到2002年他代表丹佛掘金队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赢得总冠军戒指的中国中锋，那是2002到2003年他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效力的时候。但是他还是更像中国的老式中锋。在中国还有很多关于巴特尔在这些成就上到底有多少功劳的争论。他有了总冠军戒指，但是在马刺队常规赛的82场比赛中他只出场了45分钟，季后赛一分钟都没上场。不过你仍然可以说他贡献了一份力量，因为他整个赛季都在队伍里。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人家有个冠军戒指，而没有做很多贡献就瞧不起人家。这听起来像是嫉妒。对我来说，我并不想那样赢得冠军戒指，我会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的冠军戒指。”我第一次看到王治郅是在1995年，当时我去看八一火箭队，也就是解放军队在上海跟大鲨鱼队的比赛。我不敢相信那么大的个子动作能那么快，他是个中锋，当时比我高，但是跑起来像小前锋。我当时在大鲨鱼的青年队。比赛后，我们在走廊擦肩而过，但是我们没有停下谈话，我们只是互相看了对方一眼。两年后，我们第一次打了招呼。准确地说，是我说了“你好”

　　。我们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体育馆打第八届全运会。这种赛事和CBA不同，外国球员可以参加CBA。它也和国家队之间的竞赛不一样，那当然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全运会严格要求中国球员代表他们的城市、省份或者行业来参与比赛。比如，有的球队的队员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而是共同为铁路局、邮局或公安局工作的。队员可以自己决定是要代表地方球队还是行业队参赛。参加的队伍很多，比赛每天从下午的早些时候一直打到晚上。但是第八届锦标赛的比赛体育馆太小了，以至于球队都要在外面的停车场热身。这种赛事经常在夏天举行，所以情况更糟。

　　我当然代表上海队。我们正在准备和王治郅的解放军队比赛。我的一个朋友以前在鲨鱼队打球，但在全运会上为解放军队效力。我们做伸展练习的时候，他走过来说:“手下留情，不要把我们打得太凶。”然后我的朋友向王治郅谈到我:“小心这个姚明。”王治郅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笑了笑，然后慢慢跑向另一个方向。

　　我知道我的朋友只是在开玩笑，那时候我还不是很强。而且在4个月前我第一次伤了脚。

　　我能盖帽，但仅此而已。他们很轻松地打败了我们，而且赢得了冠军。我们最后排名第七。

　　但是在比赛中确实让他难看了。我盖了他的帽，本来想笑，但是想到他就在后面，我忍住了。第二次盖了他帽后，我努力掩饰自己的感觉，但是没办法忍住不笑。

　　在第九届全运会上，我们打进了决赛，输给了王治郅和解放军队，最后得了第二名。

　　我们第一次真正交谈是在7个月后，在CBA全明星赛上，那次是在中国北部城市沈阳举行。当然，是我想和他交谈，他回应了。耐克为那次全明星赛安排了一些特别活动，给一些幸运球迷奖励:免费来沈阳观看比赛，然后跟与耐克签约的王治郅以及即将与耐克签约的我共进午餐。

王治郅还是不跟我说话，但是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于是我说:“喂，王治郅，听说你喜欢打电子游戏。”我就是想说点什么，关于什么都行。“不。”他说:“我不打游戏。”

　　“噢，”我说:“可能他们说的是别人。”就这些。整整一个小时，房间里就我们俩再加上三、四个球迷。

　　我不会怪王治郅不跟我说话，因为许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他天生很内向，喜欢有自己的小圈子，这样他更加不与人交往了。他也比较固执。我知道打招呼似乎很容易，但中国小孩就是这么沉默寡言地成长的。我和前火箭队员，现在电视台为球队工作的凯文·墨菲去过休斯顿的一所学校，见过那里的许多美国小孩。不论凯文·墨菲问什么，“球筐有多高啊”

　　或者“罚球线有多远”，所有的孩子会一起叫出答案来。

　　假如你问一群中国孩子这些问题，就只有少数孩子会开口。他们知道答案，但不想第一个回答。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内向。我也会什么都不说，哪怕我知道答案。我上学时的成绩并不名列前茅。我的自信心也不太强。现在我在想自己还有多少地方需要改进的。我成绩不太好也许是因为我早一年上学。在中国大多数孩子是七岁上学的，而我六岁就开始了。我上学早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长得高。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只要你满了七岁，在接下来的九月份就可以开始上学，7月和8月是暑假。我的生日是9月12日，因此如果我要等到满7岁才开始上学，我得再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而且刚上学我就满八岁了。父母和我都不希望为了那12天等这么久。

　　关于这个我要给你讲个好玩的故事。他们会在你入学时给你做个测试，非常短、非常简单的测试，他们会问你一些问题，你才7岁，所以问题不会很难。我记得在做测试的时候，他们问我的一个问题，“你生日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说。

　　“你不知道你的生日?”“不知道。”我说。

　　“那好，你什么时候出生的?”

　　“噢，”我说:“1980年9月12号。”

　　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出生的，但是我不懂什么叫生日。听着觉得很奇怪吧。喂，不要对我要求太高，我才6岁呢。要是我是七岁，也许我会知道得多些。在中国没人知道小牛队会在1999年选秀时选中王治郅。这个消息公布的时候，非常令人吃惊。我想王治郅早知道了，但是正如他的性格，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在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国家队在一个非常差劲的训练营集训。你无法想像那个训练营有多么差劲。那个时候国家队里只有几名队员留在那儿，我们的教练是亚锦赛的同一个教练。队伍里有很多老队员，是个很棒的球队。CBA官员担心我们在北京的体育馆训练太热，想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他们挑中了中国北方的九龙湖。他们说:“那是个好地方，还有个湖。”我们刚到那儿的时候，看起来还不错。但除了训练没有其它事情可干，很难和训练基地以外的人交谈，这个地方你的手机信号强弱显示最多只有一个格，我经常盯着手机到处走，直到那个格出现。然后我就像那个广告中一样，说:“喂?你现在听得见吗?”

　　我们去那儿的原因是以为那个地方很凉快，但是事实上，接连十天的高温，超过了华氏100度，比北京还热。因为那儿常年都是非常地安静和凉爽，冬天太冷，没人会来这个地方，所以房间里和体育馆里都没有空调。热得我都想在游泳池里睡觉。

　　我们就是在那儿得知王治郅被小牛队选中的。当时在中国甚至没人知道NBA选秀是什么时候。我一点不夸张。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新闻:“达拉斯小牛队的第36位选秀，挑选了NBA历史上第一位亚洲球员，中国的王治郅。”然后王治郅马上关了手机。接着，其他球员的手机都响了。记者们打电话询问王治郅在哪里，因为他自己关机了。“王治郅在吗?我能和他说话吗?他怎么说?”所有的人都疯了。

　　在那个时候，国家队的教练不想要什么明星球员，或者他不想让任何人自以为是超级明星。因此在宣布王治郅被选中的消息后，无论王治郅在练习中投篮还是做其它事情，教练都会说，“打得很差!”或者“你为什么这样做?”

　　这样我就开始有机会了。在选秀前，我经常坐板凳，没打什么比赛。但是在选秀后，教练开始给我更多机会打球，向王治郅显示有人在他的背后追赶。教练没这么说过，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用意。

　　我不在乎教练为什么让我打，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打很多比赛。如果王治郅没有被选中的话，我可能会在巴特尔的前面，但是决不可能比王治郅打得多。有时候一些比赛，教练甚至把我放在首发阵容中，我知道如果王治郅没有被选中，连这也不会发生。

　　我得承认，第一次听说王治郅被选中时我很嫉妒。就好像刘炜进了国家青年队后向我展示他的运动衫，“这多好呀，”他说，而我只是想把那运动衫撕成两半。我觉得有这样的感觉没什么不对，重要的是你怎么行动。如果你因为别人拥有你想要的东西而恨那个人，那你就错了。如果你因为别人拥有你想要的东西而对那个人不好或者生气，那你也错了。重要的是你如何利用自己的嫉妒心理，你应该把它当成你更勤奋工作，并且努力得到那个人拥有的一切的动力。总有方法能够在实现愿望的同时又不伤害别人。我不在乎王治郅是否去了NBA并且成为了大明星。在某种意义上，我还希望他能成功，因为这样对我和全中国都好。

范斌，中国国家队的控球后卫，教了我很多对抗王治郅的方法。范斌看起来不像一个优秀篮球球员，而更像个摔跤选手。他的手臂和腿都不长，身高只有6英尺，梳着小寸头，打球的时候还戴着护目镜。他是个非常非常聪明的球员。他的两个膝盖都受过很严重的伤，所以他不能再跳了。他仍然在国家队，是我们在2003年亚锦赛上打败韩国队的关键人物。韩国队采用很熟练的全场紧逼战术，刘炜在上半场就犯了四次规，下半场就被罚下场。我们试了另外一个控球后卫，他丢了三四次球后教练就换上了范斌。他也有几次失误，但是他将球带过

中场的次数足够我们赢得比赛。他甚至投中了一个三分球，他可一向不擅长投三分。

　　我刚进入国家队的时候还很年轻，只有18岁。我入队第二年，范斌是我的室友。我发现控球后卫了解球场上的任何事情。可能这就是我总有一个控球后卫作室友的原因，先是范斌现在是刘炜。

　　范斌教我如何站位、如何守住那个位置以及在面对防守时，抓球或投球中如何保护球。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要尽可能地找机会跟巴特尔以及王治郅对抗。那时候我还不是很强，所以不想跟他们对抗。但是范斌告诉我:“第一次面对他们，他们会把你教训得很惨;第二次，也会教训你，但是他们可能要花更多的功夫;第三次，说不定你可以给他们点儿教训。但是你一定要去做，每次都尽力跟他们对抗，这样情况会一次次变好。”

　　王治郅不需要经历这个过程。他的成长一直都是充满着成功，从未失败过。他14岁时就入选了国家青年队，16岁进入国家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快实现了这些目标。他在解放军队效力时连续赢得了5次冠军。他们对每个队都赢20分。

　　我则完全相反，我是从失败中滚打出来的。我没有天赋，需要努力学习每件事情。我现在还是这样，你也看过我在NBA的第一场比赛。所以，我想我在中国打败他一次两次后，可能对他和他的NBA生涯有影响。我不认为他习惯失败并把输给我当真，他也许认为这是个偶然。

　　不管怎样，他总是在顶峰。但是我却是从最底层开始，一点点爬到跟他一样的高度。我们去NBA后，都得从最底层开始。但对我来说是又一次从最底层做起，对他来说可能是第一次。我想这可能对我有所帮助，我对从底层做起这个过程更加熟悉。

　　我们的外号听起来不一样，其实意思差不多。我的外号“小巨人”，通常是给大个子的称号。“小”是指年龄，不是指个头，用“年青的巨人”会更确切些。这是CBA的老队员给我起的绰号，因为我17岁就开始为鲨鱼队效力。就算我满了40岁，他们还是会叫我这个外号。

　　他们叫王治郅“小长腿”。这几乎跟“小巨人”是一个意思。

　　NBA球迷不认为我跟王治郅之间有什么竞争，但是在中国关于我们俩谁更好有很多议论。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都只有一个皇帝。如果有两个，他们就会斗争，两人之间永远不会有和平。一山不容二虎，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球迷不喜欢他而他的球迷也不喜欢我。王治郅和我可不这么想。但是其他人这样想，并且一直都在议论。我们之间是有竞争，我们也喜欢挑战对方，但仅仅是在球场上。李元伟（篮管中心主任）:如果说有什么重要的文化差异需要了解的话，那就是美国是一个尊重个人努力和荣誉的社会。而在中国及其它东方文化中，我们重视国家利益，不仅仅是你个人，还有你周围人的利益。这是为什么完成国家队的任务对姚明来说那么重要，这基本上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中国人眼中，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最大收益。成为NBA明星当然很好，而且对中国也很有益，但是姚明帮助国家队获得更高荣誉时，自己得到的也更多。你看看王治郅，他曾经比姚明更受人尊敬，因为所做的一切，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在美国社会，如果一个球员拒绝为国家队效力，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波澜，至少有人说这没什么问题。但是在中国，这是个大问题。

　　你得记住中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因此政府以及纳税人在培养球员身上的花费相比美国显得更加意义重大。姚明成为一名球员，不仅仅靠自己的努力以及父母的养育，还有政府支持的因素———培训以及给他机会跟国际对手比赛。姚明和王治郅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学到一个文化上的教训，这是一个人努力平衡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上的教训。他得理顺这种关系。王治郅的最大问题是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在离开前他保证会为国家队效力。他没有回来，伤害了很多球迷的感情。在中国的体育事业掺杂了很多民族自豪感。全民在支持国家发挥它的潜力。国家投入了很多钱财来培养运动员，就是为了让这些政府赞助的运动员能够为国争光。不管这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都是中国运动员必须面对的。

　　王非（国家队前主教练）:我认为姚明和王治郅的区别不是身体上的，而在于他们的态度以及对比赛的努力程度。姚明是我教过的运动员中最勤奋的一位。有场CBA比赛，姚明和王治郅对抗。我当时在八一火箭队，是王治郅的教练，那是2000年赛季的第一场比赛。我从美国学习篮球回来已经一年了，我们改变了很多八一火箭队的东西。我们第一场比赛输给了鲨鱼队，王治郅和姚明的得分是0比11。姚明做了所有的事情，他投3分球、2分球，从篮下、中场跳投。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会拚命去抢无人持球。有个无人持球，姚明追着抢，可是王治郅连腰都懒得弯一下。这是很典型的。如果球在地上，身高7英尺6的姚明会去弯腰捡球，而王治郅会站在那儿看着。如果姚明能够这么做，每个中国球员都应该能这样做。另一点让我很失望的是球员一般都不愿意刻苦训练。姚明是个例外，他可能不一定同意或者理解我所说的每件事情，但是他都会尽力去做。

我真不知道王治郅现在在NBA球场上还能做什么。他现在没有很多机会打球，而在替补席上，他看起来更像旁观者而不是球员。当姚明和巴特尔坐在板凳上，如果他们的队友打了好球来到板凳前时，他们会鼓掌，并且站起来和队友击掌庆贺。而王治郅像个局外人，他正在逐渐失去自己的斗志。如果是那样，一切都完了。

　　我花很多时间在网上看球迷对我的看法。我想知道人们的想法，哪怕是不好的评价，或

是给我更多压力也没关系。网络是个不同的世界，在现实世界里，可能有些人想说我坏话，但如果他们认识我就不会说出来。人们会在网上把对你的真实想法说出来，没人知道谁在写或者说什么，因此这个人可以说出他想说的任何事情。有时候我觉得网络才是真实所在。我会去留言板，人们在那儿设个主题畅所欲言。他们会写“姚明很坏”或者“姚明是个笨蛋”

　　。我没意见，这就是生活。

　　我讨厌的是喜欢我的球迷说王治郅的坏话，而喜欢王治郅的球迷说我的坏话。王治郅喜欢玩，不仅仅是篮球。他也喜欢去酒吧。我不同，但是这不表示王治郅就不聪明了。他实际上非常地聪明，可能太聪明了。他也比我更中国化一些。记得我告诉过你，我喜欢说出自己想做的事情，王治郅不是这样的。他会先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在那之前，他不告诉任何人他的目标。

　　但是不管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NBA球员，这表示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来自同一地方不同的两个人在做相同的事情。很多人恨他，因为他离开了中国不愿意回来。他的球迷不喜欢我，因为他们认为王治郅更优秀。可能他们喜欢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喜欢他不惧怕惹怒中国的官员;或者因为他决定不回国而责怪他的经纪人以及身边的人，而不是王治郅。但是如果你想说一些关于我的好话，你不用贬低他。

　　王非（国家队前主教练）:王治郅的决定对国家队的表现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我相信有王治郅的话我们能够打进世锦赛的前八名。另一个更重要的影响是王治郅的行为使我们和美国很多篮球方面的交流都关闭了。在姚明的NBA第一年结束后的夏天，我曾被邀请到皮特纽厄尔的训练营工作，但是因为王治郅不回来，CBA不允许任何人出国，尤其是去美国。

　　很悲哀的是王治郅很容易得到满足。在中国，他非常优秀，已经是个明星了。王治郅一直都是中国的优秀球员。在八一火箭队，他的队伍每年都能够赢得冠军。很多时候，我想王治郅可能过于在意媒体宣传和报纸报道，他能够跟很多不同的球员竞争，但是跟姚明对抗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不是最好。如果开场打得好，他会在那场比赛一直表现很好;但是如果开局没打好，在其余的比赛时间他就完全成了废物。这只在跟姚明比赛的时候发生。他不能把跟姚明对抗看成另外一场比赛，他总想证明一些东西。在2000年奥运会后，他们在一场比赛中相遇，赛前围绕这场比赛有很多宣传，关于谁是中国最好的中锋。在比赛开始的时候，鲨鱼队采取了挡拆战术，王治郅却没有跑过去帮助切断掩护后卫，而是守着姚明。我吼他让他去帮忙。下一次他们采用这个战术，王治郅还是没有动。我又吼了他。第三次，没任何变化。

　　我知道这不是偶然，所以让他下了场，并且下半场也没有让他上场。鲨鱼队赢了我们三分，姚明在最后一分钟罚进了非常关键的两个球。

　　那种第一总是最好的想法也许是传统中国式思维，它也可以成为你不能进步的原因。

　　CBA还是希望王治郅回来，而他也想为国家队效力，但是他们之间有一层纸。他们知道对方的位置，也能够很容易看到对方，但是没人愿意捅破那层纸。我也希望他能够回到国家队，因为这样我的担子会轻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不仅仅取决于他。

　　CBA对我还有些控制，但是很少。如果我想的话，也可以和王治郅一样。但是我不想那样做，为国家队效力我感觉很好。我喜欢在奥运会上打球。我不想做任何可能剥夺这个机会的事情。对我来说，被邀请去国家队测试已经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了。

　　我作为新人第一次参加CBA全明星赛的时候，听说国家队可能会要我。在比赛前，一个记者告诉我:“今年国家队希望你参加集训。”当时我还不相信，那时队伍中有很多处于高峰期的球员，年龄都在30岁以下。我想，“他们不会选我，我太年轻了，才17岁。”当然，在比赛开始前集训的最后一天，他们把我刷下了。但是当我拿到上面印有“中国”字样的练习衫时，我感觉特棒。

　　我想没有什么荣誉比为国征战以及可以赢得奥运会或世锦赛的奖牌更让人觉得骄傲了。

　　这会是个很难的决定，幸运的是我不需要做这样的决定，但如果我只能从火箭队和国家队中选择一个，我一定会选择国家队。这是我小时候留下的想法，那就是没有什么成就比赢得金牌来得更大了。也可能这点是从我妈妈那儿学到的，她曾经是国家女子篮球队的队长。在中国，人们常说如果父母做了什么事情，孩子们应该追随下去。

　　我想王治郅迄今在NBA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一直都想成为一个全面的球员。我一直都将精力集中在做中锋该做的事情上———盖帽、抢篮板以及在罚球区内得分。因为我觉得作为中锋自己的作用更大。王治郅喜欢投三分球以及面向篮板上篮。他的防守也有问题。自从2000年奥运会以来，我看得出他的防守很吃力。我还能在打防守的同时进攻。但是他的防守已经跟他刚进入国家队时的状态不同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王治郅和巴特尔来到NBA的时候，他们的情形和我不同。王治郅是达拉斯小牛队在1999年选秀中第二轮选中的，而且他等了两年才离开中国。巴特尔是作为自由人加入丹佛掘金队的。两支队伍都已经有大牌球星了，因此他们需要努力适应球队。现在他们又加入了不同的球队，要再度确定自己能为球队起什么作用。火箭队非常需要我，让我成为了他们的第一选择，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让我成功。他们在队里为我准备了位置，并且打造整个球队使我更好。如果你看看球队从我的第一年到第二年做出的变化，你就会发现这点

。

　　王治郅和我从来不是朋友，但是我会一直喜欢并且尊敬他，因为他想在NBA打球。他有梦想而且他很努力地去实现这个梦想。大部分中国运动员没有机会在NBA打球，这没什么，但是有些队员根本没有以此为目标，或者即使有了目标，但当他们发现不能达到目标后，就没有再定新目标。这就很糟糕。美国不是有句话吗:人要有雄心壮志。

第十一章 我和叶莉(1)

　　我平生只跟一个女孩谈过恋爱，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决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方面的专家。我来NBA当然是意味着接受一种教育。我记得一家中国报纸在采访我和穆奇·诺里斯的时候，问到我们是否有孩子。他们先问穆奇，但是我替他回答了，“当然没有，”我说:“他还没有结婚呢。”“事实上，”穆奇微笑地看着我说:“我有两个孩子。”

　　当时听到他的回答我很吃惊。我还从来不认识谁没有结婚就当爸爸的。很久以来，如果

你在中国未婚生子，你不会告诉别人。现在可能有所不同，年轻人不再把这当作坏事并且也不怕告诉别人。但在中国每个家庭仍然只允许有一个小孩。当然，如果你住在上海和北京，而且你和你的老婆都是独生子女，你可以要两个孩子。不过我很肯定你在中国不可能找到有两个孩子的单身爸爸。上海没有穆奇们。

　　我想我会要5个孩子，五年里一年一个。再想想，不行，那样太累了。

　　同样，超过一个女朋友也太累了。但我不觉得那些NBA球员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好。这个国家与中国不同，这里有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不想那样生活，但别人怎样生活是由不得我来评判的。

　　据我所知，大多数人约会的过程，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好像没什么两样，你向一个女孩子要她的电话号码，或者在酒吧请她喝一杯，或者请她吃饭。在美国也是这样吧，不是吗?但是对中国国家队队员来说，就不一样啦，就像NBA球员，他们是中国的明星，女孩子都在等着他们，他们不需要提出邀请。并没有很多女孩子约我出去，因为我一直都让大家知道我有女朋友。对一些NBA球员来说，他们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够再找个更好的，或者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但是我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左腕上戴了一个红绳结。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关于这个结的故事，除了说它是我女朋友叶莉送给我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谈论到叶莉，因为我想保留我的一点私生活，也不想透露她的隐私。但是我怕拒绝谈论红绳结和我们的恋爱关系，会引起更多不必要的猜测和兴趣。所以现在我想说一些我们的事情，希望这样能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我17岁。她在女子国家队里训练。但那个时候，我没有跟她说话，也不想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前就约她出去。但是只要可能的话，我会向报社的摄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

　　我也可以有别的女朋友，但是我只要这一个。在1999年我终于进入了国家队后，我约叶莉出去玩。她说不行。

　　这并没有让我放弃。中国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总不能就说:“好吧。”我向来不会很快得到自己想要的。我想，“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我知道怎么做。我可以等。”

　　一年以来她都说不行，非常迅速，就像这样:“跟我出去好吗?”“不。”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在接下来的6个月，她还是说“不”，但是没那么快了。

　　“好，”我对自己说:“有点改变了，我现在有机会了!我会继续等待。”

　　在那一年半我想了很多事情。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这是件好事。我不会老约她出去，因为一天内你只愿意听到那么几次拒绝的声音。我没有每天打电话给她，但是有时候我会给她的手机发短信，问候她怎么样啦，或者问声好，或者讲个笑话。

　　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感觉到她就是我的那一半。在中国，我们认为如果你相信“她就是那一个”，没人说你错，因为只有你最清楚。你可能在撒谎，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为什么一年后事情有所改变，一切都是从悉尼奥运会开始的。顺便说一下，大卫·斯特恩应该让美国队员住在奥运村。来自那么多不同国家的运动员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那真是太有趣了。NBA球员没有住在奥运村，就错过了一些乐趣。悉尼奥运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拿了很多队徽同每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交换。我大概搜集了大约200个不同国家不同运动的队徽。

　　我挑了其中50个最好的送给了叶莉，作为她19岁的生日礼物。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会对我的态度软下来。在那之后，她会在拒绝我之前至少考虑一下要不要和我出去。我把其余的150个保存下来，以防万一她没有感动，我还可以再试。但是这些玩意儿真的很好，当我累的时候，我看着它们就回想起那些有趣的奥运会经历，能够使我不再那么疲劳。我期待着下一届奥运会，因为我们两个都会参加，然后可以一起搜集队徽。

　　在一次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为上海所有的球队（包括男子、女子足球队和篮球队）举办的晚宴后，叶莉终于答应和我约会了。大概有60人参加了那次晚宴，叶莉是上海市女子篮球队成员，我当然代表着上海鲨鱼队。晚宴是在上海最高建筑———金茂大厦的顶层举行的，那是一个旋转餐厅，餐厅四周都是窗户，你能一览上海的全景。我向参加晚宴的所有人保证，我们会赢得下一个赛季的总冠军。吃完饭后，我和叶莉聊了会儿天，然后去了酒吧。

　　那是个很甜蜜的夜晚。

　　在我的最后一个CBA赛季开始的时候，她送给了我这个红绳结。那一天是2月14日，情人节。

这个结在新的时候颜色是深红深红的。她也有一个，两个都是她自己做的。她的看上去新一点，因为我打的比赛比她多。比赛越多意味着汗水和冲洗也越多。我的戴在左手，她的戴在右手。这是一个中国的习俗，我们说男左女右。因此所有的饰品，男人都会戴在左手或左手臂上，而女人则戴在右手或右手臂上。

　　幸运的是还没有其他球员的手或者手指刮到我的红绳结上，尽管它已经很松了。让我再

想想，只有一次，在比赛中有人的手指碰了它一下，我不记得是谁了，只是感觉有什么东西碰了它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把它往手臂上拉。有人说如果这个结断了的话不吉利，我不相信这些。总有一天它会断掉，因为我可以看到它在慢慢地变旧。如果真的断了，我们可以换一对新的。但是我们会挑个特别的时间一起去换。

　　我打的比赛比她多，因为在几年前她的膝盖受伤了，需要动手术。姚之队安排她飞到洛杉矶，由一位非常有名的运动医学丁博士为她动了手术。我不需要过问，姚之队就帮她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点不错，我从来不用怀疑叶莉是否是为了我的名气或者钱才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十几岁时就相识，尽管当时她对我的请求老是说“不”。

　　红绳结不是人们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唯一方式。我的手机屏幕就是一张叶莉的照片。波斯简看到后说:“这孩子真坏。”我知道他其实是在夸奖我。

　　在我NBA的第一年结束后，叶莉还送了我一个挂在手机上的小熊，小熊里面有磁铁。她也有一个那样的熊，里面也有块磁铁。把两只熊放在一起它们就粘在一起。我不是很想让人们看到这个，因为一个大男人跟一个玩具熊在一起感觉怪怪的。因此在打手机的时候，我会把小熊藏在电话和手掌之间。在回到美国前，我还是把小熊取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波斯简和其他队友会为这个杀了我。

　　人们不知道我选择11号球衣，也是因为叶莉。我在鲨鱼队穿15号，国家队穿13号。有些数字有特别的意义，每个中国人都知道。15的特别意义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穿这个号码的球衣是因为那是我爸爸在上海队时的号码。13在中文里代表着“傻”，但是奥运会里中锋多半都是穿这个号码。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9是皇帝的数字，8和6是很好的数字;4不好，代表着“死”。中国联通在给姚之队和我的手机确定号码时，他们确定号码里有很多的8和9。很多记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在火箭队穿11号，因为我在鲨鱼队一直都穿15号，而且在我来之前也没有人用这个号码。章明基告诉别人我选这个号码是因为风水，两条线向上指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可事实是我觉得这个号码看起来最像两个Y，就是姚和叶的Y。你很容易发现哪辆车是我的，因为车背后有车牌号和两个Y，而且车里的地毯上也绣了两个Y。我以前总说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叶莉在中国女篮和上海女篮都是11号。她只有6英尺9高，但她却打中锋，还喜欢说她在三秒区内比我移动得好。有些时候我想还是不跟她争为妙。从我在NBA第一年的经历来看，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女孩子都想成为NBA球员的女朋友。她们会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跟球员见面。

　　我在亚特兰大参加全明星赛的时候，那儿有些酒吧，女孩子们会付钱给保安把她们介绍给球员们。我的火箭队队友凯文·卡托就来自亚特兰大。

　　“小心点，小伙子，”他告诉我:“你最好小心。在亚特兰大有很多酒吧，而且你现在是全明星了。”

　　全明星赛除了关于篮球，就是关于女人。我记得在比赛结束后一个记者问我:“这个周末你找到女孩子没有?”我说:“没有，我在中国有女朋友。”他听了很失望。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我不去得到所有作为一个NBA球员可以得到的东西是犯了个错误。我喜欢看女孩子，但是叶莉一个对我来说足够了。比尔·沃顿也曾和我谈论过女孩子。沃顿是个很有趣的人。我们交谈过很多次，每次科林总会说:“我不知道怎么为他翻译，我不能确定他说了些什么。”一次，他问我是否在美国找过一些女孩子，比如说舞女。他是在开玩笑，但是当时章明基和约翰·海逊格都站在旁边，因此我不管说英文还是中文都有人听得懂我的意思。于是我用英文告诉他:“是的，我找过，但是她们都说想要的是你。”

　　我说过，我有机会在2001年选秀的时候去NBA。但是还记得我也说过我相信结果已经在那儿了，你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去达到目标。我发现现在我可能在朝着更大的目标前进，不仅仅是在NBA打球，这个更大的目标还包括叶莉。生活不只是篮球。在2001年选秀的时候，我们才在一起两到三个月。既然我为了约她出来等了那么久，我当然不准备轻易放弃。尤其是发现我们相处得很好后。能和叶莉多相处一年真是一种天赐礼物。我在休斯顿的第一年，能够和她通过电话交谈关于中国以及她球队发生的事情，这样生活对我来说容易多了。所以一切进展得都非常顺利。

第十二章 成名的代价(1)

　　在NBA的第一年结束后我回到中国，我忘记了带电脑游戏机。章明基和我一起回来，我一直跟他说要去电脑商店，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我告诉他在被火箭队选中后我去过那个电脑店，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直跟他说这事，直到他相信不会有事。也许他是被我缠得有点烦了。

　　他是对的，这确实是个馊主意。仅仅几分钟，那个小店就挤满了想要签名或者照像的人

。章明基打电话叫来6个保安帮我离开那个地方。

　　我应该预见到在我老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在NBA的第一个赛季，火箭队在加州的一个快餐店停留时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大概是在赛季结束前的一个月，我们从奥克兰赶去沙加缅都。路途不长所以球队就坐巴士去，整个车程约有两小时。许多球队都这么干，走了一段路后，大家在路边的汉堡店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全下车还是派个人去买吃的，但我们觉得大家一块儿进去买东西应该没问题。火箭队在全国有点小名气，但它毕竟跟洛杉矶的湖人队全体出现在麦当劳不同。餐馆里的人都开始欢呼:“姚明!姚明!”周围的人群纷纷要求签名。甚至连餐馆工作人员也停下工作来要签名。我不想让其他队友觉得难堪，便回巴士去了，科林替我买了个双层奶酪汉堡。在中国，我在机场的时候，只要我坐下就没事，别人不会注意到我。但当我站起来后，就没人会看不到我。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去商店或者饭店。

　　我喜欢美国的一点是，当我告诉球迷，“等等，让我吃完后再签名吧”，他们会尊重我。但是在中国，有时球迷就不饶我。不过在美国，我也得为火箭队做很多事情。我喜欢打球，不论是练习还是比赛。但是确实不喜欢其它的事情。在运动衫、球以及海报上签字、拍推广照片等等，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中国，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商业化运作，所以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在中美两个国家，我在公众场合都很小心。因为我的身高，我常显得很突出，特别是在没有太多高个子的中国。但我总想能融入平民中，成为人群中一个小男孩小青年或者只是个马路上的普通行人，去看场电影、购物或买电子游戏。早在人们知道我是篮球运动员之前，我还有这些自由。我总希望出名，但我只看到了成名带给我的东西，而从没想到它也带走了很多。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告诉你我是怎样改变的，或者说人们的注意力如何改变了我。在1997年我随国家青年队访问台湾。我是队里最高的球员，所以当我们到达后，所有的镜头都随时随地地对准我。但我的脚受了伤，当时正在等待它的痊愈，没有上场。第一场比赛后，所有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都看见我坐冷板凳，镜头就再也不对准我了。我必须老实说: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公众的关注。当然现在我对少些关注不以为然。这就好比其他事情，假如你每天吃牛排，就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牛排，过一阵子你也会腻味。

　　我记得我第一次签名是在1995年，当时是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队比赛。那时我觉得没有人会认识我。我打得并不差，但那时我不会投篮或进攻，只是在每场球都能盖大约12个帽。有个二十一、二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些，要我在他的记事本上签名。我很惊讶，完整地写下了我的中文名字，很仔细。我真是太兴奋了，有人想要我的签名!我回家后告诉妈妈:“我第一次为别人签了名!”然后向她展示我怎么签的。她说:“你是这样签的?”我说:“是的，就是这样。”她问:“你打算一直都这样签吗?”因此她告诉我该怎么快速签名。但是后来两年中，没人找我要签名，一直到我成为职业球员。

　　在NBA第一个赛季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跟国家队在一起。我们两周内打了9场比赛，都是为亚锦赛作准备的表演赛。国家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球迷想见我，没有事行安排保安。我们在机场行走或者从大巴下来去酒店的时候，甚至在球场上准备比赛的时候，各地的球迷都会上来要求签名和合影。中国球迷一直在背后支持我，所以我一直觉得很亏欠他们，可是签名以及在任何时候都有镜头对着你，这些让人感到太累了。可能每个球迷都觉得自己是唯一要求这样的人，或者他们认为签名和照相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要说，你也来试试，每天、每天、几百次。如果我去机场，那儿工作的航班人员或者保安会找我要签名，有些甚至让我签在他们的服装上;如果我住在酒店里，那儿上班的人会来到我的房间找我要签名;如果我在大巴上，车停下来付高速公路费，那些守卫会上车找我要签名和照片。奇怪的是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喜欢有隐私的人，对所有这些关注我并不完全适应。我们另外一次困境，发生在亚洲杯之前的旅途中，中国队对自己如此出名还缺乏准备。

　　他们对酒店和赛场周围出现的人群没有做准备。在我们表演赛最后一场比赛后，我们返回酒店。大堂里挤满了人，球员几乎进不了电梯。我尽了最大努力签名，但在如此拥挤的时候，难免会漏掉一些人。有两个人为了要我的照片和签名，跟着我出了电梯一直走到我的房间。我不知道怎么办。天太晚了，早过了午夜，而我和刘炜合住在一个房间。我知道有时候我不得不放弃我的隐私，但我从不喜欢别人为了我也失去他们的隐私。一个球队领导看见球迷走进我房间就想跟他们说话，但他们不理他。我很倔，便犯了个错误，跟他们说我不会和他们合影。20分钟后他们又返回来按我的门铃，再次要求合影和签名。我只好来到走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一开始就应该明白他们是下定决心的。刘炜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确定他不会太生我的气。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甚至从一个历史角度来说，姚明在NBA的出现引发了很多民族的自豪和情感。在我的有生之年中，甚至在这一代，或者下一代，或者下下代，中国的运动员总是会有一些负担。从18世纪早期到现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落后、相对贫弱的国家。对姚明的关注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中国回到往日辉煌的表现。在越来越个人化的中国社会中，他是一个很好的个人成功范例。有些人在他们30岁的时候，做了自己父母从未做过的事情，离开内地落后地区去沿海城市寻找机会和社会价值，努力工作，冒着风险并且通过付出得到回报。

对这些人来说姚明是个英雄，因为在他们17岁的时候没有人会对他们说:“我们会让你成为休斯顿火箭队的首发中锋。”他是通过自己的选择以及与困难做斗争而成功的。

　　大概十年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一个人自己找工作，他们会接受分配。你唯一能够自己做出决定的是你的专业，你得在录取前就决定而且不能更改。毕业后，政府会分配你到他们想要你去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基本上是终身的。但是90年代以来，中国学生有了选择权，他们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寻找自己的位置。

　　方凤娣（姚明母亲）:我和姚明的父亲在做球员的时候就很出名，所以对发生在姚明身上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我们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唯一吃惊的是在美国发生得这么快。

　　姚志源（姚明父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以前如果大家提到姚明，会说他是姚志源和方凤娣的儿子。而现在如果提到我们，大家就会说那是姚明的父母。当然，姚明名气可能跟迈克尔·乔丹一样大，但这不表示他是和乔丹是一样优秀的球员。我认为姚明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他是个中国人，而且美国人知道有上十亿的中国人在后面支持着他。而且他也是中国的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不同。我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不比中国人对美国的多。他们不知道中国的现代文化，因此姚明对这儿每个人都是个意外。做姚明的父母最不利的地方，就是买什么都不能砍价，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付得起全价。中国和美国的媒体很不一样。在NBA，媒体会在赛后问我很具体的问题，比如，“在今晚的比赛中，为什么你们的球队不抢更多的篮板?”提问都和比赛有点关系。在中国，记者会问“你对今晚的比赛怎么看”?他们给你一个大问题，然后让你说出问题在哪里。中国的记者的采访还永远停不下来。在NBA，比赛后我们留在更衣室，体育记者问我们问题，采访也到此为止。但是在中国，记者就会跟到你的家或者酒店。

　　在我的第一个NBA的赛季结束时，我的英语提高到了能辨别某些提问的程度。也许是因为他们用的词我听得懂，也许是因为这些问题我以前听过好多次了。当我开始为火箭队打球时，如果有记者提问，我会理解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但到赛季后期我还是使用翻译，因为我知道我在对媒体谈话时，一切都需要非常小心准确。

　　我并非向来如此。在我17岁的时候，代表上海队参加全运会。我们最后得了第7名。那是第一次有人开始注意到我这个球员，也是我第一次跟记者打交道。他们在赛后问我问题，但是他们在引用我的回答时歪曲了我的原意。他们问我想成为多优秀的运动员，问我是否想超过王治郅。但是报道中听起来好像我不尊敬王治郅和其他国家队队员，好像我觉得我已经超过他们了。在读过那场比赛的报道后，人们对我有了新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学会小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在开始不用翻译和记者谈话之前，能真正学好英语。我也希望我的英语能更棒，这样我讲脏话也会更顺口些。一个韩国球员在2003年亚锦赛决赛的时候要投三分球，正对着他们的板凳区，我盖了他的帽，然后用英文大吼:“滚开!”我明白这不是什么好话，反正我也不能肯定韩国球员是否听得懂。像每个中国球员一样，我受的教育是不要在球场上讲脏话，不要在球场上发脾气，除了打球什么都不要做。在中国，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脏话，我们甚至不能诅咒。现在我想想这是不可能的，我确实喜欢在球场上讲话。在2003年亚洲锦标赛前，我在跟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老虎队进行的一场表演赛上，我跟老虎队的中锋马克·布拉德克老是讲话。

　　我们一直相互挑战，谈论着谁得到的前场篮板球最多，谁的跳投最多，等等。我的女朋友看了亚锦赛第一场比赛的电视转播。我们对叙利亚队时，我第一球没投中，我骂了句英语脏话。她告诉我说全中国都听到了，因为在篮板下面有一个麦克风。我希望能说，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我做不到。

　　不论我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现在起我都会在场上讲话。我也不会停止跟记者交谈。不回答记者的提问显得很不礼貌，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仅仅来自记者，还来自我的球迷。无论如何，我都有义务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告诉他们我比赛时的感受。

第十三章 我看中国篮球(1)

　　从我1994年加入上海东方青年队到现在，中国的职业篮球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和刘炜刚开始打球的时候，条件不是很好，尤其是球鞋的质量非常差。你可能不会相信:世界上最好的篮球鞋中的一部分是中国制造的。但是我们穿的是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质量与耐克、锐步生产的球鞋相比差得多。这些鞋的底非常薄，穿起来很不舒适。看起来就像那种又旧又白的帆布鞋，但是质量却没有帆布鞋那么好。我们没有练习专用的汗衫、短裤或者短袜。你只能穿自己能找到的随便什么运动服装。在体育场里，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所有

的队员整周都在一起训练、一起生活，我们六个男生睡在一个房间里。篮板都是木制的，篮球上也没有外皮。现在他们除了有球圈、好篮球、耐克鞋，所有的青年队球员还配有护肘、护膝和护腕。过去的日子听上去很可怕是吗?我现在只能这么想。当时我觉得有机会为东方青年队打球很幸运，因为这意味着我有机会能去中国青年队打球，我有朝一日还会有机会进国家队。经历困难时期会对你有帮助。那段时间我梦想着加入大鲨鱼队一队就为了能有双好鞋。不光是我，王治郅、刘炜和其他在青年队的所有球员都是这样。我不是说今天的球员因为日子好过多了，却比我们缺乏上进心。如果我那时拥有现在的球员所拥有的一切，也许我的目标也会有所不同，可能我会马上想去NBA，而不是在第一次去了美国之后才有这个想法。不管怎样，在进入大鲨鱼一队我得到了一双很好的鞋。我妈妈为我拿到的，她打了电话给当时国家队的副教练陈德春。我加入大鲨鱼青年队时他是主教练，也是我父母的朋友。他有两双尺寸为18的阿迪达斯球鞋，是专门给中国女篮中锋郑海霞的。郑海霞有6英尺8寸高，曾在WNBA为洛杉矶火花队效力过两年。

　　现在困难的是为火箭队打球后，再回到中国为国家队打球，然后再回到火箭队。两个地方条件太不一样了。为火箭队准备比赛就涉及到很多人:教练、训练员、助理教练、肌力和体能教练、设备主管、设备副主管、传媒关系主管、队医、保安主管。中国人认为美国人一向如此。他们会说，在朝鲜战争时每一个在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后面，都有两到三个人提供服务。因此10000名士兵，就有30000人提供医药、食物、原料和弹药服务。而中国如果有10000名士兵，那么可能只有5000人在提供支援。

　　篮球界的现状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要自己洗自己的队服，自己带着自己的鞋并且自己绑脚踝。我们有12名队员、一个主教练、一个副教练、一个队医和一个球队经理。总共就这四个人。他们管了所有的事情:比赛、酒店、旅行、安全和传媒。

　　我们乘坐普通飞机，自己排队拿登机牌，再将行李放到X光机上，通过金属探测器，坐的也是经济舱座位。你知道在一些飞机上的中间位置有连在一起的六个座位吗?国家队2001年去达拉斯训练的时候，我、巴特尔和王治郅，三个身高等于或高于6英尺7的大个儿，就一起挤在飞机上这样的一排6个位子上，从北京到洛杉矶，再从洛杉矶到达拉斯。我们就像那样坐了16个小时!现在他们允许我和巴特尔跟教练一起坐在头等舱里，这样就有地方放我们的长腿了。也许他们应该告诉王治郅这一点，说不定他就会回国家队了。

　　在火箭队，我们有自己的飞机，我们不用通过安全关卡或者自己买机票，每个座位都是头等舱位。有很多的食物供你享用，你不需要系安全带，还可以一直使用自己的电脑。唯一困难的是区分哪个位置，是哪个球员喜欢坐的地方。每个球员都有自己喜欢的位置，你不要坐错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旅行也可以这么的舒适。在NBA第一年结束后回到中国跟国家队旅行的时候，我最想念的就是火箭队的飞机。

　　NBA球员就不需要考虑这些，甚至连美国国家队的球员也是住豪华酒店，坐包机旅行。我必须相信，一个能为美国国家队效力的好球员，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人照顾。如果你从小生长在一个很糟糕的街区，没有钱，在你进入了一个好的环境并且有了一份高薪工作后，你可能需要时间来适应。但是当你习惯了所有的变化之后，就很容易了。想想做了富人，并且一段时间居住在良好的环境，再去过贫穷的日子，再恢复富有，这样一来一回，每年如此。

我知道我现在听上去像个真正的资本主义者了。

　　美国的设施确实比中国要好得多。但是中国缺少什么我不想抱怨太多。在国家队打球一直并且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我感觉并不是每个人都想着荣誉。在我NBA第一年结束后的那个夏天，国家队在全国打了9场表演赛，那些比赛对我们毫无帮助，只是为了挣钱。

　　王非（国家男篮前主教练）:姚明在第一年所经历的那些困难是完全正常的。我相信姚明在将来的路上还会碰到很多困难:NBA的粗野打法、攻击性、如何融入队伍、怎样成为领导者等。我无法指出哪个是最大的挑战，但是我认为什么事情都挡不住他。他会继续进步并且最终克服所有的障碍。

　　同时我相信平衡好在火箭队和国家队的时间对姚明也很重要。国家队只需要姚明一个月的训练时间。CBA需要从过去王治郅和姚明的事情上学点教训，然后做好安排，这样姚明就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技能。假如让我决定，如果夏天姚明在美国多待一些时间对他最有利，那么他就应该这么做。

　　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他已经取得的成绩。我从未想像到从中国的篮球体系中会出现像他这样的人才。尽管我很早就见过他，也无法预料他会成为今天的样子。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篮球比赛中一直处于体力上的弱势。我们的实力在后卫。现在情况扭转了。姚明是主要原因。他属于那种能保持快速进步的运动员。在2000年奥运会之前，巴特尔和王治郅两个都可以把姚明一口一口地吃掉。但当我们到达悉尼时，他俩对付起他来都觉得很吃力。我们不能因为培养出了姚明而满足，或者因为他是出自我们的制度，而觉得我们的制度非常好了。

　　姚明成功的一大原因是他的个人因素。假如我们想培养出更多具备他那样才能的选手，我们必须继续改进和发展整个中国的篮球水平。

　　李元伟（篮管中心主任）:我只想强调一点，中国正在快速变化中。在美国，个人导致变化。在中国，国家导致变化，个人服从。所以，我可以对事情应该如何发展或是非曲直有自己的主意，但我无法自己去落实。我所做的一切必须符合国家的大环境。我可以用某种方式思考问题，但我也必须代表CBA和中国国家体委。

　　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市场化，透明度也越来越高。这是我看到的趋势，你可以通过推断来预料我们会如何处理下一个从中国去NBA的球员。我们将不会沿用过去的看法，认为国家最重要，或者CBA最重要，或者其它的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它将会是一个平衡的看法，会考虑到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CBA的利益。我刚刚成为职业球员的时候，大鲨鱼队给我500元人民币一个月的工资，每赢一次比赛得5000元奖金。换算成美元，就是每个月70美金，赢一场得700美金。第二年，他们给我2，500元人民币一个月，5，000元赢一场的奖金。在最后一年，他们付给我每月5，500元人民币，赢一场6，000元的奖金。随后我们赢得了总冠军，他们另外给了我400，000元人民币的奖金，这大概有15，000美金。

　　你可以看到，赢比赛的压力很大。如果不赢得比赛的话，就赚不到那么多钱。我在上海鲨鱼队的第一年，我们只赢了13场比赛。实际情况比听起来要好，因为CBA常规赛季总共只有24场比赛。因此我们比实际的状况要好。那13场胜利给我带来了65，000元。我们只打了一场季后赛，而且输掉了，但是他们另外给了我70，000元，因为总的来说我们那个赛季打得比任何人预料的要好。球队刚从乙级队升级，战胜CBA中最好的队伍是一种新的挑战。

　　接下来的那一年我只打了12场比赛，但是我们还是进入了CBA总决赛。在赛季开始前我在一次练习赛中又一次伤了脚。这是我在赛季开始前的练习赛中受的第二次伤。我只参加了最后几场比赛。

　　在2000年奥运会后，我们赢了常规赛的18场比赛。前年的常规赛季我们赢了23场比赛、9场季后赛，并且最后进了总决赛。我们整个赛季中只输了2场比赛，都是输给了解放军队。

不管你赢了多少比赛，你可以肯定职业球员在中国挣得跟他们在美国不一样多。

　　我知道很多球迷认为NBA球员挣了太多的钱，但是我不认为他们的薪水跟比赛输赢挂钩就能让比赛更精彩。在中国那样做是一回事，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我们都是平等的，大家要一起工作。但是在美国，这对球队的默契不利。球员当然应该更努力地比赛，但是不意味着比赛会更好看。球员会很小心地打球，失误次数减少，但是压力会很大。任何失球都会

使球员失去投球的信心，没人想看那样的比赛。

　　篮球运动员的工资不会马上改变，但关于体育的其它事情会变。我在2003年跟夏天，跟CBA的新主任李元伟进行了交谈。他是新上任的主任，所以希望跟球员以及教练进行交谈，看看我们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我觉得这样很好。我建议他两件事情:我们应该为记者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应该让所有国家队队员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你上过国家队的网站吗?上面只有关于几个球员的报道，首发上场的五名或头六名。但是国家队有12名队员，那是来自比美国人口多四倍的中国的12名球员，这很像是NBA的全明星队。就算他们是新手或者候补球员，他们在国家队，这就表示他们非常优秀。他们应该成为明星。不管他排名多少，如果进国家队能够使他们更好，那么，全国的年轻球员都会更努力地训练和打球，争取加入国家队。只要每个人打球和训练都更加认真，中国篮球的明天就会更美好。

　　我们也要改变组织国家队的方法。现在我们只选择那些能够得分的球员。如果你在CBA能够得很多分，那你被选中的机会就很大，他们不看别的方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能抢篮板球的队员、传球手以及好的后卫。现在，国家队中的每个成员都是CBA各支队伍的最佳得分手。

　　我曾经开过这样的玩笑，我喜欢说:“国家队的球员只知道拿球，不知道传球。”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CBA职业联赛办得更好。就好像一个金字塔，CBA是基础，国家队是顶峰，一个良好的基础造就一个优秀的顶峰。但是所有人必须了解这需要时间。国家队常年一起训练，CBA赛季只有4个月，常规赛季只有22场比赛，季后赛大概最多10场比赛。因此有些队伍一年算上一场季后赛，一共只打了23场比赛。球员只打了这么少的比赛是不可能进步的。让赛季延长的原因之一就是旅行。在中国西部有一个职业球队，乌鲁木齐飞虎队。他们需要飞行6小时到达下一个最近的CBA联赛城市。而其它队伍如果要去乌鲁木齐打球，也需要飞6个小时。记住，CBA球队没有自己的专属飞机。他们甚至无法负担乘坐头等舱。身高6英尺7或者块头更大的男人要坐在经济舱位上长达6个小时。而且从乌鲁木齐市飞出飞进的航班也很少。我当然希望将赛季延长到30场比赛，或者35场，但是前提是先让CBA队伍的旅行变得更容易舒适，要不然打更多的比赛会很困难。

　　许多人对美国的大学篮球特别热情。它和中国的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协会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CUBA中只有一个球员进了CBA。CUBA非常非常热门，所有的球员在大学里都是英雄。

　　但是他们也是些决定读书而不是从事职业篮球运动的学生。他们的侧重点不同。他们离开大学后，没人再听说他们。至少不再听说他们是篮球运动员了。

　　CUBA，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很奇特的决赛制度。它从前是由两个队赛两场决出一对进入决赛。如果一队赢了一场输掉第二场，不论第二场的比分如何，就还会有五分钟加时赛。赢得加时赛的球队得到冠军。他们开始就这么做。现在他们改了，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改善。

　　现在有点像足球，用罚球代替加时赛。每个球员投一次篮。投中最多的球队胜出。大鲨鱼奥尼尔要是能来的话，他能确保两个比赛都会赢。

　　有时候我怀疑用中国式的思维模式去思考打篮球是否正确。在个人方面，中国人深思熟虑的教育对我是有帮助的。我不相信花很长时间做决定是明智的，当然这对于我来到NBA被训练成凡事都仔细检查很有帮助。问题是中国人常常是太过于小心了。比如，对打篮球，就不是件明智的事情。你需要往前冲，往前冲，再往前冲。你需要敢于冒险并且反应敏捷，几乎是不加思索地行动。对中国人来说这很习惯。美国人好像反应和做决定起来要快捷简单得多，这种态度尤其适合打篮球。

很多人看中国的球员，总是说他们动作太慢或者个头太小，或者不够强壮来组成世界级的球队，中国队要想在国际比赛上赢得奖牌也是不可能的。可能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能够比现在更强大，只要我们找到更好的教练。全中国大概有4或5人有资格做国家队教练。我没有说有资格做好教练，而只是说那些人拥有足够的知识来带领国家队。因为要成为好教练，你还得学会选择球员，你还要了解比赛。在整个中国只有5位!我认为这是他们为什么聘请戴尔·哈里斯，小牛队的助理教练做参加2004年奥运会球队总教练的原因。这件事发生时我有点

吃惊，我想他们会在2008年奥运会前，来会请欧洲或美国教练，但不会这么快。但戴尔·哈里斯将面临杰夫·范甘迪在2003-2004赛季接手火箭队时面临的同样问题。他将用一整套全新的打球方法去教只会以一种方法打球的球队。我只是担心他们会给他多少时间。如果他不能马上赢得比赛，我想他们将会在使用外援方面再次变得犹豫不决。

　　教练是我退休后最有可能有兴趣做的事情，尽管谈这个还为时过早。我也许会回国在CBA或者中国国家队里工作，不过我想先做些别的什么事情。我就是想改变一下生活，过一阵子不同的生活。

　　另外，我在NBA的经验并不表示我就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国家队教练。你知道为什么吗?有时候我认为美国式的篮球并不是最适合中国球员的打球方法。美国球员更快、更强壮，跳得也更高。中国球员可以跑得很快，有的也能跳得很高，但是有个很大的区别，他们不知道怎么应付身体的碰撞。如果他们受到阻挡，就不能跳那么高了。如果你让一个人靠着他们，他们就不能移动得那么快了。在他们投球的时候，如果发生碰撞，他们的投球也不准了。

　　我认为世界上很多的球员都是这样。但是在其它的国家，比如南斯拉夫、立陶宛、西班牙、意大利，甚至韩国都学会了如何组建一个优秀的团队，即使这些队员不喜欢身体碰撞，还是能够打败美国。

　　问题是很多中国人不愿寻求帮助。有人认为如果他从别人那儿学来一些东西，那就意味着那个人比他们要厉害，而他们不希望感觉低人一等。聘请戴尔·哈里斯意味着他们开始有所变化。我希望所有的中国球员能够从在亚运会上输给韩国队，或者在2003年亚洲锦标赛上差点输给韩国队中吸取教训。韩国队一点也不像欧洲或者NBA球队，他们的打法不像任何队伍，他们有自己的风格。我们在中国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第一步是改进CBA的工作。让赛场更多地向媒体开放，这样他们就更愿意来观看CBA比赛并采访球队。给各地俱乐部的青年队更多的关注，让他们有更多的比赛和训练机会。球员们不需要更多的钱，但是需要鞋和篮球。给国家队更多的钱，还要让联赛球员知道钱的数目，这样他们就会在自己的球队更努力，以便期望进入国家队。

　　李元伟（篮管会主任）:NBA和CBA的定位和任务都很不相同。并不是所有NBA的东西都适合中国篮球的发展环境。如果我们想向NBA学习，应该仅仅是关于如何组织、推广赛事以及如何组织球队等。但是，NBA是一个试图将全球资源整合到全球娱乐业中去的联盟。CBA则是在中国努力推广篮球，不仅仅是职业的，而且包括各方面:青年、老年和少儿项目，男子和女子。

　　很多人混淆的一点是，CBA在一方面是指中国篮球联盟，但是人们也把CBA看作是我们的顶级男子职业联盟。在中国，他们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CBA的主要功能被分为5类:第一是选择、培训和管理国家队;第二是提高中国整体篮球竞争水平。这包括CBA的最高级别甲A，然后是甲B，乙级和青年队以及少年队项目。我们不会为了让最高水平的篮球赛更像NBA而放弃所有其它项目;第三是基层推广。为业余篮球选手或其它非职业的篮球爱好者举办不同类型的联赛和活动;第四，管理组织网络，这样各个层次的篮球工作都能一同开展起来;第五提高商业运作。CBA甲级联赛的第一个分部就是它的旗舰店，它有能力销售篮球商业宣传品。这方面需要在所有其他级别上都得到发展。

因此CBA的功能更像中国篮球的联盟，而不仅仅是男子职业联赛。然而这样说，并不表示我们想让CBA联赛变得更独立。只是它需要在中国的整个篮球框架以及宏观体育娱乐行业内成长。但它的成长不能以舍弃这些为代价。如果它的商业方面发展成为NBA那样的一个实体，那我们就会让它更商业化。但是目前它还没到那一步，而且达到那个阶段也不是我们考虑的首要因素。李元伟在2003年成为CBA的新主管，我想他至少会任职4年。我相信他会给中国篮球带来很多好的东西，但是他需要时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王非，前国家队教练，去

美国学习过NBA球队的打法，然后他试图把学到的东西教给中国国家队。但是他只有两年的时间来改变国家队的打法，当时世界上有太多的强队，所以这点时间是不够的。他必须超速度进行。他想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全速攻防转换，这倒也不奇怪，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看达拉斯的比赛以及听唐·尼尔森的讲解。

　　在训练中，他会说:“你，去那儿，你，去那儿。”像这样，非常快。如果你犯了一次错，他会说:“你，出局。”下一名队员上来，但是这名队员不可能百分之百准备好。如果他也犯了错，而且他很有可能没准备好，因为他还没有活动开，王非会说:“你，出局。”然后换上刚刚换下的那名队员。

　　那时候，国家队的每个球员都是中国的超级明星，你不能这样和他们说话。这对新手来说更不好，在听到他说:“你，出局，快快，下一个!”或者类似这样的话时，他们会感觉非常紧张。

　　我认为王非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他在国家队留了很多老队员，很多是他打球时的队友。举例来说，他和范斌一起打过球，范斌就是那个教会了我如何在罚球区打球，以及不要惧怕王治郅的那个控球后卫。王非的错误是:他对待跟他一起打过球的队员的态度与别人有所不同。

　　他们比年轻球员要打得好，所以在球场上对待老球员态度有点不同还可以理解。但是在球场下，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王非会跟老球员坐在一起开玩笑，而所有的年轻球员都坐在房间另一边的一张桌子上。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这样做是把球队分成了两派。

　　王非也试图改变八一火箭队的打法。那时候解放军队球员的年龄都偏大，30岁或30岁以上，他们按照自己的打法打了很多年。想要改变他们也需要很长时间。在王非刚注入他新观念的那个赛季，上海鲨鱼队第一次与八一队交手时赢了5分，因为当时八一队还在学习新的打法。但是在赛季结束的时候，他们仍旧赢得了冠军，因为那时他们已经感觉适应多了。而且CBA的竞争没有国家队面临的那么激烈，所以新观念也容易更快地实施。但是我想这至少证明了新观念还是能对中国篮球球员奏效的。

　　王非（国家队前主教练）:我相信中国篮球需要从外部世界学很多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是轻松顺利的。路上会有很多颠簸，但是你必须经历那些挫折来提高。这点我仍然深信不疑。

　　当我从美国学习一年回国后，我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训练方法，和我的许多进攻和防守战略。

　　比如在防守中，中国的哲学总是迫使对方退到中场。但看了NBA比赛后，我明白了为什么把球逼到底线更好，因为这样传球的机会更有限。

　　我对由攻转守和快速进攻对球队进行了显著的改变。在中国跑动从来没有太多的细节。

　　这只是跑步练习，无目的地奔跑，而不是有目的地跑动。对从没有见过这些的选手来说，尤其是那些进国家队的优秀选手来说，这有点令人震惊。我遇到很多阻力。我试图改变许多旧习惯。重要的是球员需要学习如何以某种方法来做事情，而不是被动地去做这做那，你只能通过交流和观看其他人比赛来体会这些。我尝试确保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都有目的性。中国国家篮球队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也不会认为今天它已经这样了。令我引以为荣的是，假如当球被逼到底线，而姚明从来没有面对过防守队员的话，我想他今天就可能是NBA中一个效率很低选手。

改变国家队的打法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队员们都来自不同的队伍，各个队伍都有自己的打法。另外一个问题是国家队的12名队员，是从16位参加训练营的队员中选出的。与这16个人相比，其他队员水平落差非常大。这些队员就不会太努力地训练和打球，因为没有好的球员能够替代他们。

　　CBA和国家队可以从NBA学习如何训练。我对在火箭队的第一次训练感到十分惊讶，安排

得非常紧凑。我们从投篮运球到训练战术中间没有时间间隔，每个人都百分之百地集中精神在打球上。在中国训练的时候，候补球员知道自己不会上场太多，所以不太努力。他们也知道在常规训练后，教练会为他们安排另一场训练，因此在第一次训练中他们从来就不太认真。

　　在国内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进行力量训练。我第一次伤了脚的时候，因为不能打球所以只能进行力量练习。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在火箭队，有一个教练叫安东尼·法尔松，他专门负责力量练习。不管是在鲨鱼队还是国家队，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体能教练。在火箭队，力量训练非常快。你从腿部压力训练到下一台设备，再下一台，中间没有停顿或者只有30秒到1分钟的休息时间。今天你做腿部练习，明天就做背部或者手臂练习，因此每天你身体的一部分都在进行力量训练。在中国，我们会花一早上进行力量训练。你做完了一套，然后休息大概5分钟，没人叫你去下一台设备。教练在那儿，但是他不可能跟进一切，要看的运动员太多了。很多队员很懒，他们会坐在那儿交谈。我们会在力量房呆上3个小时。不算休息的话，我想45分钟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在NBA有休息日，只是那不能算是真正的休息日。如果我没有比赛或训练，我还是要去做力量练习。我早上十点离开家，十二点半回来。你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休息日。但在范甘迪的球队，我们有很多休息日。每过四、五天我们就有一天休息，或者是他所说的休息日。你可以从范甘迪的头发和眼睛里看出，他并不是真正相信，休息日意味着可以什么事都不做。

　　在国内，这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他们告诉我可以休息一天，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在中国你也可以知道休息日是哪天，每个周日。那是唯一的一天休息。每周比赛三天，其他日子训练，周日休息。所以周六晚上，你可以和女朋友或其他朋友吃晚饭，然后睡到周日中午，接着吃中饭，再出去购物。对我来说，就是呆在自己房间玩电子游戏或跟女朋友在一起。

　　现在我可以说出这些中国篮球需要改进的事情，但这不会改变我为国家队打球的感觉，这是一种荣誉。我不在乎同时为国家队和火箭队效力有多么困难，唯一困扰我的是，并不是每个人在为国家队打球的时候，都想到了荣誉。我们在中国都非常出名，很多人愿意看我们比赛，很多城市愿意花钱请我们去打比赛，很多球迷愿意花钱看我们比赛。现在有些人考虑更多的是赚钱，而不是考虑什么是对国家队最好的。2003年的夏季就是个例子:在亚锦赛前国家队去了全国很多地方，共打了9场表演赛。我们与一支由一些在NBA呆过几天的球员组成的美国球队，和一支来自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老虎队比赛。我们赢了9场，但是通过这些比赛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他们和我们将在亚锦赛碰到的对手打法完全不同，而且我们练习的是不会在比赛中使用的战术。

　　整个巡演赛中我们使用的都是1-3-1阵型，但是在亚洲锦标赛上并没有采用这个。我很高兴我们没用，因为这个阵型我们打得很糟糕。在这个阵型中，巴特尔必须打边锋，这对他来说太累了。你不应该将一个体重310磅的人当防守小前锋使用。他会因为在防守的时候跑来跑去太疲倦而没有力量在内线进攻得分，而内线是我们真正需要他的地方。我告诉教练:“巴特尔太累了，你可以在第一节的最后一分钟将他换下来，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这一分钟再加上暂停的两分钟来休息。”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想法，NBA就是这样对待奥尼尔和其他一些重要球员的。这是表演赛，为什么不试试呢?“不，”他说:“最后一分钟很重要。”

休息在中国篮球界好像是个贬义词。可我觉得休息没什么不好。特别当我们进行了长时间不很有效的训练后，休息显得尤其重要。2000年奥运会之前的两星期，我们的队医说整个球队很累了，需要休息。我们已经训练了六个月，比赛30场来做准备。教练说:“飞往澳大利亚要12个小时，他们可以在那时候休息呀。”

　　我们在2003年的亚洲杯上没有使用替补队员。当时我们的教练蒋兴权相信，除非你被罚

下场或还有一次犯规机会，否则你就得呆在场上。这几乎在跟韩国的决赛中毁了我们，因为他让刘炜在上半场得了四次犯规。刘炜是我们的首发组织后卫，而且是我队唯一能够突破对方紧逼防守的球员。他在上半场尾声因四次犯规坐在板凳上。下半场开始又上场，在第三节早些时候又被罚犯规下场。

　　我们赢得亚洲冠军，最让我开心的，除了知道我们获得了进军2004年奥运会资格以外，也许是焦健参加了击败韩国队的比赛。他就是我以前提到过的那个———因为没有有效护照而不能随国家青年队出国比赛的那个球员。他是首发阵容之一，但在最后一天，他们把他刷下了。他是刘炜与我的好朋友。有人告诉我他长得像昆丁·瓦伦天奴。当时我不知道谁是昆丁·瓦伦天奴，但只要他很帅，长了个大鼻子，那就是焦健。

　　他也几乎没打成亚洲杯赛。在训练营的最后一天他们还需要作出决定，是让焦健去还是让另一个21岁的前锋莫科去。焦健年龄大得多，效力于北京队。他防守很努力，也能抢篮板球，球队从不需要担心他的得分能力。他能得分，但不足以打败你。他只是个跳投手，而且他的投篮姿势很难看。他投篮的那只手的第一个指头被切掉了，他投篮非常快，好像他拿不住球一样，但他的投篮不错的。有时侯比赛结束了，记者会说:“嘿，焦健今晚打得不错。他得了几分，8分吗?”然后他们会看着得分表说:“什么?他得了22分?”他就是那么个人。你在场上找不到他，但在比赛结束时你会发觉他得了好多分和篮板球。总教练想要莫科，但李元伟经理希望焦健能去，他最后成功了。现在在这两人中挑选已不是很重要了。这是球队的最后一个位置，而不管怎样这个球员的上场机会不多。

　　焦健还是在和韩国队争夺冠军的比赛中上场了，他抢了个非常关键的篮板球，并在被犯规上篮得分，因此得到了额外的罚球。在赛后的颁奖仪式上，我把我的最有价值球员奖杯给了他并说:“这是为了那个上篮和罚球!”

　　那次巡演中很多场比赛的场地地面很不好，有些球场连空调都没有，因此我们出了很多汗。在条件差的地面上出汗很容易造成伤害。在一次比赛前的早上两小时训练中，我扭伤了腿肚，但是CBA不可能让我缺席比赛。我不想这么说，因为希望我和队友得到一样的待遇。但是我知道很多人花钱是来看我比赛，而不仅仅是球队。尽管选择休息更明智，但可能的话，我还是想比赛，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北方城市。对那里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看我比赛的机会。

　　1-3-1阵型对我们的教练蒋兴权来说，就好像是你起居室里一个非常贵重的椅子，你不能扔掉它，得向所有的人展示它，但是你从来不坐。他喜欢这个阵型，我知道其中的原因。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去看他指挥国家队打韩国队。这是中国队第一次面对1-3-1阵型，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打。我们赢了比赛，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外线投手，吴庆龙，在最后三四分钟时共拿下了20分。他投了很多三分球，很远的三分球，很远，比如是离三分线5英尺外的三分球。在4分钟内他投进了6个，所有的球迷都疯狂了，他们在喊叫。那个时候，我一边吃着冰激淋一边看比赛，这是我第一次到现场看国家队打球。那就是我们的教练爱上1-3-1阵型的时候。因为尽管韩国队输了，他们用这个阵型领先了我们36分钟。

　　我加入国家队的第一年，我们开了一个会，教练谈到了这场比赛，谈到中国队是如何拼命打球并在最后一分钟赢得了比赛。他特别指出那场球赛中上过场的球员，让我们看一看，所以叫他们站起来。我不记得了，大概有4个人站起来，我也站了起来，教练脸上的表情很诧异，问我:“你也在那儿?”“是的，”我说:“我是观众席上的球迷。”

我觉得中国的球员要想成为更好的球手得学会篮球英语。在英文中，你说“elbow（肘部）”，那么每个人都知道是在罚球区顶部的角落附近处。但是用中文的话，要花很多词语来描述这个点。或者比如说，“罚球区（thepaint）”，在中国，是叫“三秒区域”。如果我在中国说“去罚球区”，没人理解我说的意思。

　　我们练习了很多挡拆战术，但是也有点不同。在中国，挡拆战术就是将球带给中锋然后

上篮，后卫基本上不投球，尤其是远距离跳投。在美国，后卫首先利用中锋作为跳投的掩护;第二个选择是后卫拼命来到篮下然后得分;第三个选择是让中锋做另外一个掩护然后再试一次;可能第四个选择是将球传给中锋让他去上篮，但前提是没有人防备他。在NBA几乎不可能没有人防备你。在NBA挡拆战术还有很多叫法。如果火箭队有人说“拿”，或者“拖”、“前面”，这些都是不同的挡拆战术打法。这些名字告诉你应该去球场哪个地方，站哪个位置，而且第一选择是什么。在中国，我们在不同的位置采取这个战术，但是我们没有特定的名字。用中文告诉队友应该去的地方花的时间太长，我们可能每次都会违反24秒内必须投篮的时限规定。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的知识。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打，如同我了解为什么在NBA会比其他地方都会更多采用一对一盯人一样。这是因为许多球员的能力水平很高。有时候这可能是你的最佳机会，因为NBA的球队防守都很棒。在我和美国球员对抗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能够运球这么快，或者投球距离那么远。

　　对我来说，在NBA和在中国打球的最大差别之一是，NBA球员从来不表现出他们害怕。我在CBA盖了那么多次帽，使有些球员不再试着在我面前投篮。在1999到2000年赛季，我连续地在三场比赛中得了“三双”。大部分“三双”是指得分、篮板和助攻。但我的是指得分、篮板和盖帽（“三双”就是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两位数成绩）。此后我只得过一次“三双”，那是在我CBA剩余生涯的下个赛季。几乎每个CBA球员都不再在跟我对抗时投篮了。我想在NBA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人人都想在我头上灌篮，没人害怕。如果我盖了他们一次、两次，他们会继续试。我喜欢这样。尽管这意味着我要做更多的努力，但是打球就是应该这样。

第十四章 雅典奥运会:我是头狼(1)

　　奥运会就像一座圣殿，吸引着全世界的运动员，当然也有我。84年许海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的时候，我才四岁……

　　88年汉城奥运会，我记住了高敏，她好像在国际比赛当中没输过。她是“跳水女皇”，有她在，别人只能争老二……

　　92年巴塞罗那，我记住了伏明霞，她得奥运金牌的时候才14岁。那一年我12岁，和人家没法比……

　　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我挺激动，投票的那天夜里我在家看电视等待结果。但是最后实在坚持不住，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妈告诉我，“我们输了”。我之后好几天都没精打采的。

　　2001年，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我已经进国家队了，7月13日那天，我们正在集训备战亚锦赛，北京赢了，我们全队激动万分。我想，北京2008，我还赶得上。大郅作为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去了莫斯科，但在雅典，很多人和我打招呼，说在莫斯科见过我，还和我握过手。我从未到过莫斯科，我想他们指的是大郅，就和他们讲，“对不起，你们认错人了，你们在莫斯科见过的人叫王治郅，也是中国著名的篮球运动员。”

　　2002年，我参加NBA选秀的当口，正赶上北京申奥成功一周年。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我:“2008年，你正好28岁，最好的时候，会不会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我的回答脱口而出:“到那时候，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精彩的我，而是一个精彩的北京，一个精彩的奥运会。”直到现在，这都是我最满意的一次答记者问。

　　今年，雅典奥运火炬到了北京，我参加了火炬接力，而且是最后一棒，从颐和园湖心岛跑过十七孔桥，心里激动自不必说。当我从田亮手里接过火炬，转身举过头顶，再一看，好家伙，四周全是几百年的古树，还是小心点儿，千万别点着了，火烧圆明园的是谁?英法联军，那火烧颐和园的就是……不敢想了。等跑到桥上，心里就踏实了，后来看录像，在桥上跑步的那段镜头简直太漂亮了，不知道电视台的同志们是怎么拍出来的。

　　我是在立陶宛集训期间得知自己将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式旗手的，所以此后的几天一直盼望开幕式早日到来。开幕式之前，大家提醒我别走太快，一进场我就提醒自己，“别太快，别太快”，到后来，我发现自己想走快也走不快，因为前面有其他代表团，还有引导员。我也曾盘算着如何摆Pose（姿势），但心里想的更多的是主教练哈里斯经常对我们队员说的一句话———“别失误”!中国男篮夺得奥运会入场券不成问题，所以，我注定有很多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我已经参加了两次奥运会，悉尼和雅典，2008北京奥运会我肯定参加，至于以后，就看情况了，能参加几届就几届。

　　我认为，奥运会最热闹的场面是代表团出发。几百人的代表团都穿着笔挺的礼服，大家一起等待登机，彼此打招呼，一起聊天、合影，仿佛是一个大家庭。我去悉尼之前赶上了一次，我记得当时我拿着摄像机，拍下了许多有意思的镜头。雅典我们男篮提前出发了，没赶上。不知道下一届出发怎么安排，但肯定没有一起等飞机的场面了。

　　在奥运会期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换纪念章。纪念章有好多种，有国家徽章、项目徽章、城市徽章还有赞助商和新闻单位的。在悉尼的时候，我没有准备，可能因为我个子高，好多人和我照相，照完像就送我一个纪念章，后来，我把其中一样的拿出来和别人交换，17天下来，换了70多个，小有成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在悉尼没进前八，最后几天就没比赛了，有时间干这些事。去雅典之前，我买了不少纪念章，中国奥委会的，准备重操旧业，但是我们这次进了前八，一直比赛到最后，没时间，只换了50多个。

　　96年亚特兰大，我16岁。我们全家半夜爬起来看中国男篮和阿根廷的比赛，中国队赢了，进入八强。比赛结束之后，男篮的队员、教练激动的拥抱、向观众致意，我真是羡慕。当时，我并不清楚中国男篮在世界上的定位，比起奥运会上的十几块金牌，并没有特别在乎这个第八名。但我爸妈告诉我他们很了不起，这个奥运第八是历史性的突破。后来，我进了国家队，和世界强队一交了手，才意识到96年那批队员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如今，这批队员的名字我还能背出来:后卫李晓勇、吴庆龙、李楠，前锋郑武、孙军、胡卫东，大前锋刘玉栋、巩晓斌、吴乃群，中锋是大郅、巴特儿和单涛，主教练是宫鲁明。

我认为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中国男篮是历史上最强的，后卫有李晓勇压阵，外线有老胡、郑武、李楠这样的神投，内线大郅能攻，巴特儿能扛，我能防。可惜打法国我们输了，真是遗憾。现在想来，一个原因是我们赛前对对手不太了解，只是看过一场录像，法国对南斯拉夫，看完之后，我觉得我们和法国有的打。果然，比赛一开始我们打的特顺，我们内线完全压制了对方，上半场我就砍了10分，其他队员外线三分也有，快攻也有，一下子就领先了不少。但是后来，我们防守出了问题，遗憾的输了比赛。当时，我们防守没有组织，完

全靠个人的移动、跟防，对方外线一配合，我们就防不住了。现在，我们接受了国际先进的篮球理念，防守有了组织，掐死对方外线的一个点不成问题，可是时光无法倒流。

　　在悉尼，我还是个年轻队员，没压力，上场拼命发挥就行，打好了赚了，打不好正常的。球队没进前八，我到没有多少挫折感。奥运会最后几天，没有比赛了，在奥运村玩儿了一阵，看演出、打桌球、换纪念章，还有购物。国家队出国比赛有外汇补贴，每天50美金，奥运会十几天，加上之前我们打“钻石杯”的奖金，我兜里一下子有了3，000美元，长这么大头一回有这么多钱让我自由支配，还是外币，当时觉得生活真是美。

　　雅典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悉尼，因为我出名了。出名之后光想自己就不行了，就得想如何带领国家队打好，取得好成绩。我认为我们这支国家队有潜力，在两三年之后，我们自然而然会成熟，可以随时爆发出像打塞黑那样的水平和稳定的状态。可现在，我们需要一种刺激来激发出自身的潜能，我要想办法刺激自己，也要刺激队友。

　　我想了一些办法刺激自己，从雅典回来，有朋友问我话怎么说得那么绝，不为自己留条后路?我当时只是想打球和打仗一个道理，置于死地而后生。我相信自己的潜力。何况，我和我们国家队也有这个资本，自信是一方面，实力是另一方面。

　　我也要想个办法刺激队友，这个法子只能用一次，多了就没用了，否则对队友不好，对自己也不好。输了西班牙之后，我选择了爆发，其实也是情绪到了那个份上，我别无选择。

　　事后有朋友说我选择的方式不好。说道方式，我的一个朋友说我脑子里要有两个频道，在NBA就播到美国频道，在国家队，就播到中国频道。但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哪还顾的上选择频道。我喊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就是想激励队友“永不放弃”。刘炜（国家队队员）我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钻石杯”（奥运会之前的热身赛）上，我们的状态很好，内线、外线都有球。所以大家的心气都很高，也想拿块牌什么的。但是和西班牙一交手，我们发现自己一点儿都不在状态，输得挺惨。

　　比赛之后，姚明说了些话，主要的意思是大家不要放弃，要把训练做好，只要把训练的东西打出来，比赛至少输的不会很难看。后来，大家做到了。

　　打新西兰，我们拼了。有人说我一个人战胜了新西兰，我不同意。进攻大家把球传给我，我得分多一点，但是别忘了防守可是5个人的事，我们只让新西兰得了62分。否则，我一个人得再多得分也没用。打完比赛，我走出体育馆，深深得呼了口气，真舒服呀。后来，我们没有放弃，打塞黑，我们掐死了对方得外线神投，终于赢了，进了前八。

　　刘炜（国家队队员）和新西兰的比赛是上午第一场，9点多开始。我们在世锦赛上打安哥拉也是这个时间，我们7点起床，结果输了，后来知道对方比我们早起了一个小时。这次我们吸取教训，所有队员5点就起来了。比赛打到下半场，我发现新西兰那个胖子（新西兰队队员佩罗·卡梅伦，世锦赛最佳前锋，本场比赛一分未得）还没睡醒呢。

　　我和姚明住一个房间。打塞黑那天晚上，姚明说看今天训练的情况，明天一定赢塞黑。

当时我也觉得有机会，但是希望不大，毕竟人家是世界冠军。比赛开始，大家放开了，上半场一打完，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赢。

　　雅典奥运会，我们还是第八。如何再前进一步，我需要好好想想。我现在出名了，成了球队的领袖，但球队的领袖光得分不行，一个人多得分并不能保证球队赢球。在NBA球队的领袖，比如火箭队的弗朗西斯，他时刻在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说话就没人敢说话，他用自

己的激情和意志力去激励队友，打击对手。NBA允许球队的领袖犯错误，但他必须承担责任。

　　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我需要找个好办法。但无论如何，通过雅典奥运会，我们明白了一点:篮球就是竞争，打世界强队，没有游刃有余的取胜方法，只有拼尽全力、连滚带爬的争取胜利。

　　在雅典，我本来想去看女篮的比赛，但条件所限没去成。闭幕式上，和叶莉在一起，我感到了一种久违的轻松。当耳边想起熟悉的乐曲“茉莉花”，我知道，这是来自祖国的声音。听了一个多月的西方摇滚，在那个时刻倍感亲切。这时，有人问我:“姚明，雅典的17天觉得快吗?”我说，“17天，从悉尼到雅典，这四年我都觉得太快了。”

　　四年，太快了。2008，北京，就在眼前。

第十五章 特奥会：平等、包容和理想(1)

　　我在NBA风光，但我的父母却辞了自己的工作，离开了他们熟悉的上海，专门到美国来照顾我，因此，我应该尽可能的照顾他们。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谁也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同时社会上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我应当帮助他们，我也做了些实在事情，比如资助有困难的人，但不想让别人知道，就像小说里的侠客。

　　2003年4月，我从美国回到上海，正赶上非典，人人都憋在家里，街上没什么人，我顿时

觉得整个生活都改变了。当时我想独自去医院看望还在坚持工作的医生、护士，但马上背告知这是不可能的，可总得为他们做点什么。后来，姚之队和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策划了一个直播节目，我参加了。这个节目很成功，许多明星参与了活动，许多普通人通过手机短信捐了款，最后总共筹集了500多万。

　　我知道自己已经是很多人，特别是小孩子的偶像。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偶像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好的，比如抗非典，还是不太好的，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所以，我决定自己不但要做好事，还要让别人知道，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才能办成大事，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于是我对章明基说，自己希望作一项公益事业的代言人。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们与十几个有意向与姚明合作的国际慈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且邀请这些机构的代表到波特兰开会，分别进行现场介绍。最后，排除了一些有管理问题、道德问题风险的机构，将其余的机构介绍提供给姚明，供他选择。最终，姚明选择了代言特殊奥林匹克运动。

　　当时，我选择代言特奥运动的原因是我特别喜欢特奥运动员的誓词:“让我去获胜，如果我不能获胜，让我勇敢的去尝试”。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有时候，人们往往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去尝试，但这应当改变，因为即使失败了，只要正视失败，就有成功的机会。特奥会的理想是希望所有人消除差异，平等的参与社会生活，我知道实现这个美好的理想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永远不能实现，但是，我希望利用我的影响力，使得这个过程能够快一些。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其实，姚之队（姚明经纪人代理小组）内部有人认为姚明代言特奥会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他们担心姚明很高，代言特奥会使人形成“傻大个”的印象;同时特奥运动毕竟是个冷门，姚明所面临的挑战会大一些。而姚明却不以为然，他的自信心很强，他说他不在乎，而且冷门更需要他的参与。后来的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因为下一届特奥会2007年在上海举行，所以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些推广活动，接触了一些特奥运动员，还参观了他们的辅读学校。我记得学校的黑板报上写着:老师的责任———保护好每个学生;学生的责任———学会保护好自己。确实，智障人士是社会上最需要关怀和爱护的人群之一，而特奥会的目的正是将这些智障人士带回我们的社会来。

　　代言特奥之前，我对特奥运动员的了解仅仅是一条电视新闻，大概的意思是参加400米跑的运动员认为不公平，因为起跑线有前有后。我没觉得可笑，只是觉得他们很单纯。在辅读学校，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参加了“小小特奥会”，小朋友们对于运动的专注程度令我钦佩。

　　只是当时的秩序有些乱，影响了小朋友们享受运动的快乐，因为我所到之处总是人头攒动。

　　后来，我在搜狐的聊天室说了句不太好听的话，“我在辅读学校搞活动的时候发现，感觉智障儿童比我们正常的人更守纪律。”不对吗?在那些小朋友单纯的眼里，那些乱挤乱撞的人才是脑子有毛病。

　　中国有6千万的智障人士，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开好特奥会是一方面，传播特奥的理想，帮助弱势群体，为他们创造平等的生活环境，更重要。 姚明在成为全球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代言人之后发表的公开信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和所有关注我的人们: 大家好。借此机会向所有关注我、关心我的朋友们问好，因为你们的支持对我很重要，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第十五章 特奥会：平等、包容和理想(2)

　　今天，我正式成为特殊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形象代言人。对此，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同时我也感到我有义务同所有已经或者即将投身于这项伟大的事业的人们一道，将特奥理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得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获得平等的参与机会。

　　作为运动员，“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理想一直激励着我前行。半年之前，我得知特奥运动希望我为他们作全球形象代言，当时，我希望留一些时间考虑，没有马上答应

。但后来，我看到上一届特奥会上，一位特奥运动员庄严地宣誓，他说:“让我去获胜，如果我不能获胜，让我勇敢地去尝试。”他的誓言深深打动了我，因为这样的誓言同样伟大，同样值得钦佩。再后来，我领会到了特奥运动的真谛:我们这些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人们，需要平等的机会。特奥运动的理想就是要克服来自地域、国家、政见、性别、年龄、种族与宗教的界限，消除人们之间的差异，接受对方，包容对方，改变世界。这种思想远远超出了竞技体育的范畴，是更高的理想。最后，我欣然接受邀请，代言特奥运动，因为我认为大家都应该支持正确的事情。

　　2007年，我的家乡上海将承办第一次在亚洲举办的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我非常高兴。到那时，国际化、高效率的上海和广大关心特奥运动的中国人会将特奥运动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奥理想将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身为上海的一员，为此贡献力量，我责无旁贷。

　　我盼望2007年的到来，到那时，运动场上的团结精神将为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消除差异，追求平等，人类共同的理想将再一次得到弘扬，在我们分享胜利的那一刻，特奥会将把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当我回首现实，我发现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尽如人意。特奥运动的理想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更多的人努力才能实现，也许时间很长。不过我相信，只要众志成城，我们将不断成长，为了我们的社会和共同居住的地球的美好未来，所有崇尚平等，热爱和平的人们，请加入我们的行列。谢谢大家。

　　姚明 2004年6月11日 特奥运动和特奥理想 In aworldwhere differences are emphasised，there is a growingmovement of acˉceptance and inclusionthat celebrates accomplishmentsbothlarge and small.Thismoveˉment isSpecialOlympics，whichprovides sportstrainingand athletic competitionopporˉtunities for individuals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It has been transforming lives since itwas founded byEuniceKennedyShriver in1968. Today，Special Olympics benefits1.4million athletes in150countriesaround the world.InChina alone，there are nearly300，000across everyprovince.These athletes enjoynotonlythephysicalfitness，butalsorecognitionfortheiraccomplishments andtalˉent.By2005，500，000ofthese athleteswill be training and competing inChina thouˉsandsof other participants will be involved with the movement as coaches，volunteers and supporters. People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make up theworld’s largest disability populaˉtion，regardless of race，religion，culture or social class.Theirpositive spirit，determiˉnationto succeed and innate human decencymake thempowerful ambassadors forthose that societyregularlyundervalues. In2007，theSpecialOlympicsWorldSummerGameswill cometomyhometownof Shanghai，China.Thisworld-class sporting eventwill unite10，000athletes from150countriesto compete in20different Olympic-type sports.These World Games will transformChina，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by allowing the human spirit to shine through.Special Olympics changes the lives of everyonewho is involved andhas the power to expel long-standingmisunderstandings and create newopportunities to embrace the giftsofpeoplewith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Iencourage everyone inChina，andthroughˉout theworld，to jointheSpecialOlympicsmovement.ByparticipatinginSpecialOlymˉpics，whether as an athlete，volunteer，family member，sponsor，spectator，coach or educator，youwill be part of a platformto change theworld. （在一个极为关注差异的世界里，人们对无论是巨大或小小的成功都越来越表现出包容与接纳。这就是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它为那些智障人士提供了体育训练及参与运动竞技的机会。1968年，由尤尼斯-肯尼迪-史莱佛创立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今天，来自世界上150个国家的一百四十万名运动员受益于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仅仅在中国就有近三十万名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不仅得到了体能上的锻炼，而且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运动天赋也得到人们的认同。到2005年，中国将会有近五十万名这样的运动员进行训练与比赛，同时还有几千名教练员，志愿者及支持者。

　　不分种族、宗教、文化及社会地位，智障人士构成了世界上最大比例的残疾人群。他们

乐观的精神，取得成功的决心和高尚的人格使他们在这个低估他们能力的社会里成为最具说服力的大使。

　　2007年，特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将在我的家乡，上海召开。这个世界级的体育盛会将迎来来自全球150个国家共一万名运动员进行20个类似奥运会项目的比赛。这些国际赛事将会给中国及世界各国带来变化，让人类的精神熠熠闪光。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改变了所有参与者的生活，它消除了固有的误解，创造了崭新的机会让人们来拥抱智障人士这一人类特殊的礼物。我想号召所有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参与特殊奥林匹克事业。通过参加特殊奥林匹克运动，无论是作为一名运动员，志愿者，家庭成员，赞助商，观众，教练员还是教育工作者，你都能够成为改变整个世界的一份子。）

第十六章 我有太多太多的梦(1)

　　我有个梦想，就是在我不打球的时候想在夏威夷有个家。我从来没有到过夏威夷，但我喜欢这个地名的发音。我的家会是两层楼，所有的家具都是北欧风格。我喜欢那种式样和颜色。它让我感到平静和舒适。这个房子会有个游泳池。这将是一个我可以常常感受宁静的地方。除了在我的梦里，我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我有过这样的感觉，彻底的宁静。

　　我的梦想是去中国的南海度假。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去过那儿，非常优美，但是那时

候我没有钱，但有充足的时间。现在我有钱，却没有时间，这就是生活。我已经实现的一个梦想是，在我之后那一年NBA的选秀状元，勒布朗·詹姆斯，能找到合适自己的球队，然后成为大明星。我对第一年所受到的太多关注感到有点疲倦。好像勒布朗很喜欢这种关注，我希望他能够一直喜欢下去。在我能去南海或者夏威夷之前，我的梦想是能在同一个地方住上六个月，并过上一阵子不变的生活。我现在每天都有点不同。在NBA，尽管在你的主场比赛，你还得很早醒来去练习投篮。然后你回家午睡一下，接着你要在傍晚去运动场比赛。如果你没有比赛呆在家里，你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去练习。如果你在路上，我们的旅行非常频繁，你永远都吃不准一天将会是怎样过的。我希望我能有几个月，在每天的八、九点钟醒来去比赛，然后回家做些我想做的事情。但我不能在NBA这么做。我在中国也不能再这么做了，除了每年有几个星期，那时候我就什么也不干，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休息机会。

　　但我不喜欢重复的日子持续得太久。我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也能够成为探险旅行家。我会访问不同的国家，认识不同的人。我不会把这当成工作，但就是想这么做。我已经上了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国家地理终极探索”，他们雇人来参加，而我是一个故事的主题，不是里面的旅行家。电视主持人丽莎·林来到中国，向人们展示这个国家是如何变化的，并跟我在节目上进行讨论。如果我能够通过探险旅行来赚钱，固然很好。但是这不重要，我的首要目的是想看看世界。

　　我的梦想是去蹦极。在NBA第一年结束后的那个夏天，本来打算蹦极的。国家队在秦皇岛集训，那个地方在中国北部的海边。因为当时我们原来的培训中心北京有SARS疫情，所以我们改去了那儿。有一天休息，我们去了海边，那儿有个蹦极塔。

　　管理人员问我:“你体重多少?”“大概300磅。”我说。

　　“你不能在这儿蹦极。”他们说:“体重大于230磅的人都不可以。”

　　既然我不能蹦极，我就照了一些照片，然后乘坐了快艇。当时的水太冷，不能游泳。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在上海销售汽车。这样我就能拥有很多不同的汽车，而且可以了解每辆车的性能。我把车当成大玩具，也是好玩的工具。我知道NBA有些球员有很多很多车，甚至收藏车。现在我还没有钱买那么多车。如果我有钱了我会这么做吗?不会，因为我不想开收藏车。我感兴趣的不是那些古董车，我喜欢非常新潮的车。配有所有先进技术的车。这样我可以学到许多新事物，而在我卖车时，就可以免费学习。也许在中国从未拥有过车是我如此挂念车的原因。当我去印第安那玻利斯参加世界杯赛时，有一天球队去购物。每个人都去看衣服皮鞋之类的。我却去了家奔驰车经销店。当时我口袋里的钱不超过20美金。在我第一个NBA赛季后的夏天，我在国家队训练时划伤了眼睛，他们只好剃光了我的眉毛，我看着伤疤想到:“嘿，这好像奔驰的标志啊。”假如我真成为一个汽车销售员，我会告诉我的客户这些都是二手车，因为我才是第一个开过它们的人。

　　我没有拥有一支篮球队的梦想。拥有一支球队不仅仅牵涉到商业以及运动，还有太多的政治，太多的黑暗面。这些我实在是不喜欢。

　　我的梦想是美国人能够真正认识中国和中国人。在我NBA第一年回来后，上海市任命我为城市形象代言人。当然，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或上海不是我的首要任务，却是我乐意做的。

我的梦想是中国能够找到在低年龄发现运动员的新方法。通过在年轻时候测量运动员的骨骼来发现人才，然后只招收那些以后会长高的孩子，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只有好前锋和好中锋却没有很多好后卫的原因。有天分的运动员因此就错过和失去了机会。

　　我的梦想是中国人能够了解篮球。现在他们不在乎你怎么打球，只在乎输赢。如果你赢了，他们说你打得好;如果球员们为了对抗或者为了追球奔跑而摔倒，他们会笑而不是欢呼;

或者如果一个个头小的后卫防守大个球员，他们会嘲笑他而不是佩服他的勇气。不是所有得分的投篮都是好球，也不是所有没投中的球都是坏球，但观众不理解这点。我认为这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比赛。中国观众应该多看看全场48分钟的比赛，而不仅仅是最后几秒。

　　我的梦想是中国篮球能够树立自己的风格。如果你观察韩国人的打球方式，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在运球后投三分球，即使是他们的大个子，而且使用全场紧逼战术。你会发现这不是从NBA或者任何其它地方学来的。韩国发挥了适合自己球员的风格，中国也应该做相同的事情。

　　我的梦想是中国球员不再寻找借口了。我在CBA时候，很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很多球员会说:“上海大鲨鱼队会赢是因为有姚明，如果姚明走了，他们什么都不是。”我觉得他们应该面对我属于大鲨鱼队这个事实。你不能说“如果”姚明不在，事实是我在。查尔斯·巴克利可以说“如果”乔丹离开了，我就能赢得总冠军。没有“如果”，是你错过了自己的机会。八一队在我们赢得冠军前连续赢了5个冠军，每场比赛他们都会赢对手至少20分。我第一年参加CBA时，他们赢了上海大鲨鱼队40分，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CBA的甲A联赛。第二年他们赢了我们20分，第三年他们一次赢了我们15分，但是另一次输给了我们。去年我们赢得了冠军，跟他们打了5场，我们赢了3场。这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整个上海大鲨鱼队共同努力进步，直到我们打败八一火箭队的那一天，以前还没有哪支队伍做到过。

　　我的梦想是中国的运动员能被当作个人来对待。运动固然是为了国家，我不反对这一点。但是运动员也应该被允许从中受益。他应该能够自己决定去哪里打球以及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球员。如果一个球员想穿和队伍中其他球员不一样的鞋，他应该可以这样做。即使耐克赞助了国家队，我在2003年亚洲锦标赛上穿的还是锐步鞋。巴特尔与队伍里另外一名球员跟阿迪达斯有合同，但是他们在国家队的时候还是得穿耐克鞋。我希望成为第一个不这样做的队员，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后面的队员们。如果我不这样做，他们会一直对所有队员说:“姚明没有穿自己的鞋，为什么你们认为自己可以?”如果我不这样做，制鞋公司就不愿去跟球员签约，他们只想跟球队签约。但是如果我成功的话，也许他们不仅仅会花钱在明星球员身上，也会想让候补球员穿上他们的鞋子。我不需要这些钱，但我身后的其他球员也许需要。

　　我在中国将可口可乐告上法庭也是出于同样原因。他们签了一个合同付钱给中国队，但他们在产品的包装上使用了我的照片。可我已经和百事公司签了合同。这对中国的运动员来说是件新鲜事，但我明白不管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都会为我后面的球员开启或关闭大门。

　　我只要求可口可乐赔偿一块钱，大约相当于12美分，因为我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上了法庭，这样某条法律就会被通过，也许可以用来阻止可口可乐，或者其他公司再这么干。

　　我的梦想是在2004年奥运会或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为中国队举国旗。你知道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是谁举着中国国旗吗?王治郅。我的梦想是王治郅能回到国家队，帮助我们赢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枚金牌。这可能是我所有梦想里最大的一个。

　　我的梦想是赢得一次NBA总决赛冠军，这可能和赢得2008年奥运金牌的梦想一样大。我不知道我离哪个梦更近一点。如果我在NBA再打10年或10年以上的球，那我的事业会是很成功。

有许多球员曾经做到过。但作为一个中国职业球员，我的意义会更大。也许如果我赢得了一个总冠军或最有价值运动员的头衔，NBA球队会因此更愿意签下或者选中中国球员。我在中国看到一些我认为不错的年轻人。他们打得很积极认真，只是缺乏良好的教练和竞争。这些梦对一个来到NBA后就没什么时间做白日梦的人来说，好像太多了点。但我现在是在两个国家用两种语言做梦。也许在思考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这点上，我已经很美国化了，尽管我已经拥有的生活还不错。我的梦想是鲁迪，我的第一个NBA教练能够保持健康，活得长寿，而

且能再得到一个主教练的工作，如果那是他想要的话。我的第一个赛季结束后的几个月后，鲁迪和CD以及火箭队的老板，莱斯·亚历山大见面，决定他需要集中精力养病。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让鲁迪接受观察并聘请了杰夫·范甘迪。医生说癌症已经消失了，但我想鲁迪从经验中认识到生活中还有比篮球更重要的东西。我也相信这点，我因此也总把他当我的朋友，即使他去别的球队当教练也一样。

　　在美国，人们会说“你不能又想留着蛋糕又想吃掉它”，我们中国人也有相同的，我们说: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也许是不能。但我要去尝试:不管我在哪里都能鱼与熊掌兼得。

后记 只能变得更棒(1)

　　在2002年的夏天，休斯顿的火箭队得到了姚明，7英尺5英寸高，296磅重，他成为NBA有史以来体重第二的选秀状元。在2003年，他们帮助他取得了一些成就。

　　首先他们聘请了教练杰夫·范甘迪，他立即将火箭队自由的、防守型进攻转换成围绕姚明建立起来的精确型进攻打法。曾在范甘迪的纽约尼克斯队效力的名人堂中锋帕特里克·尤因加入了教练队伍，专门指导姚明。经改进后的进攻战略结合了范甘迪的另外一个标志，稳

健的防守促使火箭队成为西部联赛季后赛的第七号种子队，填补了连续五年的季后赛空缺。

　　也许和运气有关，在季后赛的第一轮比赛中，火箭队就遭遇了第二号种子队洛杉矶湖人队和可怕的大鲨鱼奥尼尔。“除了非得如此，我永远不会要求面对大鲨鱼，”姚明说:“但和NBA中最强大的中锋较量的机会不会很多，所以我知道跟他在季后赛中交锋，只会对我的将来有益。”

　　在季后赛中跟奥尼尔交锋，也与在常规赛季中不同，因为在常规赛季中，他会为了好玩而比赛，比如尝试当组织后卫或者投一个不同花样的篮。而在季后赛中，他只打他的风格，每次都试图用最简单的方法得分。

　　姚明在第一场比赛的后期上了痛苦的一课，当时奥尼尔从他手里抢去了科比·布莱恩特投出的一个三不沾球后，在24秒记秒器剩下的一秒钟，也是整场比赛剩下的不到20秒前，扣篮成功。结果这成了决定性的一场比赛，湖人以72比71取胜。雪上加霜的是:姚明在比赛中对奥尼尔犯规了，他达到了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犯规，迫使他只能在板凳上观看火箭队毫无效果的最后控球。“在季后赛中你对你的失误不能有任何借口，一个失误就能致你于死地。”姚明说。火箭队在这个第一场毁灭性的失败后作出了调整，但收效甚微。“我们在一场比赛中做的事情，湖人队在下一场比赛中已经有了答案。所以杰夫就加入了些新东西，”姚明说。

　　但是湖人队对此也找到了答案。最后，火箭队在被淘汰出局之前还是赢了场比赛。以值得尊敬的15分和7.4个篮板的平均成绩结束了比赛，姚明称季后赛为“一场灵与肉的考验”。一旦赛季结果的痛楚减轻后，姚明就从火箭队的整体提高上得到了些安慰。“我的第二年有了更多的整体配合，”姚明说。“我们的防守很顽强，快攻也好多了。在我的第一年我们的快攻就是一个人单干。他不管是否有队友跟他在一起，或者有两个人跑到底线。如果这发生在第二年，第一个人会跑到底线并跑到另外一边去。我们在第一年中什么都没有做到。我们在第二年并不是什么都做得很好了，但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打得更多。在我的第二年，我们失败时知道为什么会失败。而在第一年，我们不太明白是怎么胜利或失败的。”

　　姚明的成绩在新的体系里戏剧性地提高了。在他的第一个赛季，他22次没有拿到两双，并在21场比赛中拿了少于6次的篮板球。第二年，他只有6次比赛得分少于10分，并且都不是发生在连续的两场比赛中。他在2003到2004年的篮板总数下滑到6个以下的比赛只有10场，在连续性比赛中只有一场。他不仅提高了他的最低标准，而且也改进了他的最高纪录，在2004年2月22日对亚特兰大鹰队的比赛中，他得了个人生涯中的最高分41分，外加16个篮板球。而在2003年11月11日对迈阿密热浪队时，取得了个人最多的盖帽数7次。

　　尤因帮助他制定标准。“有时候他会说:‘朋友，如果我面对这家伙打球，我能得25分和15个篮板。’所以我的目标就不同了。现在让我相信自己能打好篮球变得容易多了，在任何一个晚上我都能成为第一。第一年里，六场比赛，我也许会打好一场，其他的马马虎虎。那场我满意的比赛，也好像是我走运或者像中了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打好那场比赛，或者是否我还能在下场比赛中打得一样好。现在，六场比赛中我能打好四到五场。但我首先知道的是，每个晚上我都要非常非常努力地打。”

在他的第二个赛季，姚明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每个晚上非常非常努力地打”。适当的重量训练带来显著的不同。从前像消防水龙管似的手臂变得发达突起了。作为一个新人，他一度会因为疲劳而几乎无能为力，并需要在板凳上长时间休息来恢复体力。在他的第二个赛季，他还会觉得吃力，但不需要离开球场就能恢复。

　　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作为新人，姚明在与对方碰撞时会躲开，并千方百计地想投篮。

　　“第二个赛季第一次在犹他州比赛后，”姚明说:“有人问爵士队的中锋、格雷·奥斯特塔，跟奥尼尔打和跟我打有什么不同。奥斯特塔说，奥尼尔喜欢穿过你，而姚明则喜欢绕过你。

　　现在我知道不能老是绕过去了。有时候，甚至是大多数时候，我必须穿过其他球员。”姚明自信心增强，在2004年洛杉矶的全明星周末赛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他的第一年，在亚特兰大，他看上去忐忑不安，好像觉得不属于那里似的。第二年他却在比赛的开始就大摇大摆地随意投入了两个三分球，一副他在新人时期不曾有的轻松样子。

　　“就在第二场全明星赛之前，我跟大鲨鱼奥尼尔和马刺的邓肯打，”他说:“我打败了奥尼尔并跟马刺打得不错。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全明星赛上觉得很放松。我感到我应该上场。”

　　啊，是的，大鲨鱼。姚明在新人期只跟他交手过两次，而在属于姚明的头场比赛开始的几分钟内，大鲨鱼主宰了这两场比赛。甚至在奥尼尔缺阵两场比赛的情况下，湖人赢了4场中的2场。湖人和火箭在姚明的第二年赛季中仍然是平分秋色，姚明还是不能靠自己防住奥尼尔。但奥尼尔也不能一对一地防守姚明，尤其是在休斯顿以102比87取胜的那场比赛，姚明在得分上以29比24，篮板上以11比9超过奥尼尔。“我第一年后的夏天，我回家后想着再次跟奥尼尔交手，”姚明说:“当我在上海大鲨鱼队时，我的教练告诉我怎么对付李楠，八一队的一个优秀远射手。但无论我们怎么打，都无法阻止他。我便不再费心怎么阻止李楠得分，而是以自己的快速得分来抵消他的得分。这也是我在第一年里对付奥尼尔的方法。我无法阻止他，所以我就试着快速跑动到另一端自己得分，直到我觉得累了才停。

　　“我不认为这在我的第二年还会管用，因为湖人队增加了加利·佩顿和卡尔·马龙。但在我们的第一场比赛时，马龙受了伤，所以我就集中精力做同样的事，这很成功。我和奥尼尔都得了18分。我们队的其他球员打得比他们队的其他球员好，所以我们赢了。比赛的后期，我觉得很累，我们正在做一个快速突破。我走到他们的篮下的时候想到:‘我太累了，快跟不上了。’然后我看到了身后的奥尼尔也在走。我想:‘这是我的机会啊!’于是就开始跑动。这样我就灌成了一次篮。也许这就是答案:不管怎样，如果你看到奥尼尔在你身后，就跑!“

　　姚明对NBA的非个人的事务方面也有了适应。当获悉火箭队交换了肯尼·托马斯的新人年时，他很惊讶，因为在中国的球队之间是不交换球员的，甚至在赛季中期也不会改变球员名单。在他的第二个赛季，休斯顿交换了穆奇·诺里斯，他是一个很受队友和球迷欢迎的球员，并且是一直努力帮助一个害羞的中国新手融入球队的人。姚明受到了伤害，但这还没有完。同样，姚明从第一个赛季开始，就担心自己可能会被交换，但是2003到2004年的不同是，不论他在哪里比赛，他都有信心达到标准。

　　“穆奇被交换的阴影很快过去了，尽管和肯尼相比我跟他更接近，”姚明说:“第二年我已经做好准备，哪天醒来就有某个队友离去，一个新队友加入。你能做的就是努力打球让你的教练信任你。此外，被交换总比被开除要好得多。”球场外的生活对姚明来说也变得容易应付。凭着一张驾照、一辆定制的宝马745i轿车以及对休斯顿高速公路和中餐馆的熟悉，姚明将它的生活圈子扩展到家和球场之外。“在作为新人时，训练之后我会马上回家，”他说:“现在我会打电话告诉我父母说:‘不用等我吃中饭了。’我会去某个地方吃饭休息。我现在有自己最喜爱的地方了，在那儿我可以来一杯绿豆冰沙之类的东西。”最后一步将是掌握英语。在没有一个人会说中文的情况下，他也能放心地出去吃晚饭了。但他依然希望自己的英语能更流利些，使他可以同队友彻底地交流。在交换诺里斯之后，火箭队在纽约和尼克斯队交锋时，第一次得面对他们昔日的队友，这使他痛苦地意识到了语言的障碍。

“穆奇打得真的很棒，”姚明说:“那场比赛后，我只想对他说，你好，祝你好运和保重。我和斯蒂夫·佛朗西斯和库蒂诺·莫布里都去了。他们三个人在一起交谈，好像我不在场似的。那种感觉很不好。好像我不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分子。但我想假如有一天我能说好英语，这种情况就再也不会发生了。”

　　此外要坚持说好两种语言也是个问题。“当我在新人年后回国为中国国家队打球时，”

　　姚明说:“我刚打了82场比赛，会说:‘Switch（替换）’和‘Baseline（底线）。’我的中国队友奇怪地看着我。”

　　这些变化保证会持续下去。2003到2004年的赛季后，火箭队开始探索交换球员的可能性，包括佛朗西斯和莫布里。姚明还在适应球员可以在任何时候被交换这个观念，他说:“我现在甚至无法想像比赛时没有了斯蒂夫和凯特。”对于每个事件的发生，姚明都发誓不会停滞不前并要发挥他的最大潜力。在他头两个NBA赛季后，不难想像姚明会在中国国家队和休斯顿火箭队同时焕发星光，因为他们都在朝具有冠军水平的比赛努力。然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姚明是否达到了那种成功的境界，都不会改变他的一个愿望:寻找他的昔日队友并说:“你好，祝你好运和保重。”无论这是用哪种语言讲的。

　　———里克·布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