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

作者：力平

一、“欲重整山河，复兴祖国”

二、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

三、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

四、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

五、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六、

十年谈判

七、全国解放战争的副帅

八、开始建设新中国

九、意气风发的十年

十、走向世界

十一、反冒进

十二、从“大跃进”到调整

十三、原子弹爆炸

十四、振兴中华提出四化

十五、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十六、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在法国巴黎，有一座名叫《他们缔造了二十世纪》的墙。这是一幅面积达880平方米的

巨型壁画，上面绘有20世纪世界上已故的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其中有两个中

国人：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身穿西服，神采飞扬，炯炯有神的双眼凝望着世界的东方，

显现出他对于祖国发展的无限期待。

一、“欲重整山河，复兴祖国”

周恩来，字翔宇，别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

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淮安。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

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

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

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词的挽联前默默哀

悼。后来，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

天培的气节。

周恩来的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儒目染。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

父。过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

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

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他的乳母蒋氏，使他

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

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

衣物进当铺典押。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

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

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忆甲辰年兮神

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

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

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

成为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

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

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

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

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他在

文章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

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

烟蚕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

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

吾甚望国人上勿负是期也。”他同情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

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

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

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

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

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

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

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惶、苦闷之中，在给人写

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

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

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

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

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

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他在

诗句中所说：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

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

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

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

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东

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

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

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

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

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

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据当时的《检厅日录》记载：

1920年5月14日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5月28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今

天

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

这说明，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

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经过周恩来等在狱中斗争和狱外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反动政府终于把被拘的学

生全部释放了。

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凝练，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

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

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周恩来后来谈到自己的共

产主义信仰时，说道：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

候开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

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

于吾民族间者。”

二、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

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

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

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

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

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调敝，满目疮痍，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

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

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

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

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

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

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

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

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

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

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

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

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

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

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

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

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

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

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

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

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

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

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

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

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

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

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

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

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

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

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

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

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歧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

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

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歧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

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

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

战线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

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

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

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歧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

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

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并共产主义不信”，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

级的‘阶级革命’”。他和王京歧合作，一个对外，一个理内，关系处埋得非常好。后来周

恩来被调回国，王京歧深感“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

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是很重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门办了侧重于理论的

杂志《少年》。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结合在欧洲的斗争

实践，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

放。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行卖办，滥官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他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

而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主力”。

他主张中国革命要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

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

能走到第二步？”

他在进行工人工作中，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

系，作了系统论述。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工会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

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就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主要

作用“是在建设”。工会与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

社会革命的向导”。工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

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于世界形势，周恩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

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他卓有远见地预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

日”，在日美之战起来后，谋中国独立的战士“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

潮”。

旅欧这段时间，对于周恩来来说，除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以后从事中国革命的领导工

作打下多方面的基础外，同时在组织上也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为中国革命准备

了众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聂荣臻、李

维汉、刘伯坚、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张伯简、林蔚、郭隆真、熊雄、孙炳

文、穆青、欧阳钦、袁子贞、马志远、李大章、邢西萍等，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是旅欧党团

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人。

三、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

周恩来早年立志救国，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天津时和同学们发起成立

敬业乐群会，当时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他发起组织国防演说会，请人讲“军

舰——炮台——陆路”，引导青年学习军事知识。旅欧时期，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

设立了军事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其他地方党组织都没有的。他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

提出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1922年，他发

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判胡适所谓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认为“都是些不落

实际的废话”，在中国，“以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

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他说：“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

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他明确指出：“真正革命非要

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

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

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

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无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

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闲淡，形同虚

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到职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指导、编篆、秘书三

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

课程，主要是讲授中国怎样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的农工商备界怎样受封建军阀的压

迫以及解脱的途径及办法。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

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他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

“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

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

沦、主义、政策”。周恩来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经常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同学员们促膝谈

心。学员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军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两个教导团，每团约1000多人，编制

采三三制。每连有9名军官，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这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部队，在统一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役中，成为革命军中一支劲旅。这时，周恩来把平时的政治教育转

变为战时政治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创立一套新型的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

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

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也

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来解决了建立革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建军的宗旨与任务，他指出：

孙中山设军校是要建立“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革命军队

的任务，“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关于军队和党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是党的军

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队“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关于政治思

想工作，他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

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

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

施的目的。”对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队必须同人民紧密团结，革命军“是

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

周恩来还筹建了一支特种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

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后来，这支队伍扩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

的先锋。

1925年，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是政治部的领导人。他规定了“不拉夫，

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东征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

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革命军所

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服东江，

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在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军事指挥、后方勤务和

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

第一次东征中，他参加了进攻淡水之役。淡水是一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城池，陈炯

明部约4000人守城。蒋介石、周恩来等听叶剑英汇报了敌情和作成方案，详细商计了攻城

计划。2月13日发起攻击，周恩来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斗，协同粤军第二师占

领了淡水。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参与指挥了攻打惠州城的战役。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命

令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惠州攻克，取得了这次东征

的决定性胜利。接着，他又与何应钦率第一师攻占海丰，同陈炯明部近万人决战于华阳、河

婆一带，全歼敌中路主力。陈炯明残部退入福建，东征军入闽追歼，周恩来留在汕头主持后

方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他受命行政主要职务。他帮助地方建立政党、政权和工会、农会

等组织，扩大了军队的群众基础。

在两次东征之间，广州发生了著名的沙基惨案。6月23日，为了声援“五卅”后上海

工人的斗争，香港口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10万人游行示威，

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50余人，重伤170亲人。

周恩来参加了群众游行队伍，3个人一排行进，机关枪扫射过来，他两边的人都中弹身亡，

他得以幸免。这是他回国后领导群众斗争遇到的第一次险情。他总是勇于站在斗争的第一

线。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次年

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

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决定成

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

担任了总指挥。

北洋军阀驻在上海的，是毕庶澄部，约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共5000人左右，兵力不

强，军心不稳。这对于举行起义是有利的。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委负责人，对于

这次起义是积极的，对组织起义也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是他认为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

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不主张组织和训练工人的武装队伍。周恩来不同，他认为敌人部

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他重视

“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周

恩来根据特别军委的讨论，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

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搜集情报，并且加强敌军工作，核心是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

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成为武装起义的主力。他们组织了纠察队2300人，赤卫队

800多人，特别队数百人。周恩来亲自到各训练地点作政治报告成进行军事训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的3月21日发动了，整个行动，由特委会议指挥，

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捐挥。周恩来分工在南市指挥，后来

又到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

定，听取报告，指示行动。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

火车站。起义取得了胜利，完全是靠有织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

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工人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等率北伐军进入了上海市，却准备着对起义的工人阶级下毒

手。4月11日夜到12日凌晨，他们用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13日，开始了疯狂的

屠杀和搜捕。昔日的盟友彻底地露出了反动面目，是一个狠毒凶残的刽子手。大批共产党员

和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周恩来起草了电报，与赵世炎、

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致中共中央，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报中分析了

军事力量对比，认为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但这一建

议未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所采纳。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

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

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

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

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进行了对军队的

组织、联络，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

部，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时，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

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的武装叛变虽已击退，长沙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

变”，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

发动武装起义。6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湖南18县有8000枝枪，可

以派人去集中起来，攻取反动力量弱的城池，计划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省委下设军

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许多反动军队强则扰之，

弱则缴其械。会议同意了这一布置。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说：湖南省委决

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划为10个区，派10名懂军事的干部去，作好准备，根据政治局决

定进行暴动。但这些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没有实现，陈独秀在7月5日的中央常

委会上甚至说：军事工作应该收缩。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进行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周恩来讲过这个过程，南昌起义的提出

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

上没有。”而周恩来当时正是军委领导人。这时间是在7月中旬。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

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指定贺昌、颜昌颐、聂荣臻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任

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同志们了解这个意图，作为起义的准备。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

命令。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到九江，27日到南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已

经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

书记，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

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

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从

此，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

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

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同日，经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宣言》也发布了。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

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

命之罪人”。宣言提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

南昌起义的军事计划，是加伦制定的。当时说是苏联运来一船军人，起义军到汕头一带

海口就可取得，因此，军事计划就定在起义军南下广东取得海港，得到苏联军火接济上。8

月1日晚，周恩来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尾

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的由赣东经寻邬直

取东江的行军路线。2日，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作了整编，决定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

名义，下辖三个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

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南下。

周恩来于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发愤为公，当年

就已经如此。29岁的周恩来率领着几万人的起义军，由南昌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每

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

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

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

的要求尤其严格。”

12日，起义部队到达宜黄，周恩来同赶到部队来的陈毅谈话，任命他为第十一军第二

十五师的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

8月26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

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渍，进占瑞金。在这里，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地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

会、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合适。他

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

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农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30日，周恩来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起义军击溃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九个

团，占领会昌。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议上，决定由福建长汀（汀州）、上杭进入广

东东江地区。9月5日．周恩来率起义军到长汀。他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

计划。会上，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是：国民党军在潮汕兵力空虚，无险可守，潮汕可以不战

而得，因此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会使国民党

军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的可能，应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

宁、五华取惠州，而以小部兵力，至多两个团趋潮汕。但是，会上多数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

问都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敌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

取惠州，以便得到共产国际接济。后来，就按多数意见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是遭致后来

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19日，占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在

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周恩

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23日进潮州，24日驻汕头。

在潮汕，起义军因为筹办军饷，延宕到26日才向揭阳集中，而这时，敌人重兵乘起义

军进潮汕之机，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700

人，这时二十五师约3000人留在三河坝，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人留守潮汕，只有6000

亲人的兵力进攻敌人。面对三倍于已的放军，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终因连续苦战，疲惫不

堪，未能获胜，而另一路敌军已绕道后背，进占潮州。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

前敌委员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10月3日，他和贺龙、叶挺等到达

普宁县的流沙。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决

定武装人员去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自己随部队行动；其余领导人分别转往香港或上

海。

这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连日发高侥，病势沉重。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

聂荣臻的扶持下，乘小船到了香港治病。起义军余部，在颜昌颐、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

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与国民

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然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赣、粤边，到湘南发动

了年关起义，扩大衣军队伍达万人，最后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起义军南下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

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四、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

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

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一起，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

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向忠发主要因为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

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但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六大”后，新的中共中央

的工作计划，是由周恩来起草提出的。在这以后的大约两年多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

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当然，除了向忠发外，中共中央常委还有其他同志和后来增补的李

立三。说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从他在六大后的中央内所起的实际作用看，

是明显的。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解决了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若干个关键问题。

（一）1928年，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

在党的建设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

必须整顿和重新建设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大批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牺牲在昨日朋友、

今日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势转变关头消极动摇，甚至叛变投敌。因此，中国

共产党不但要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而且必须从思想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斗争意志。另

一方面，斗争的实际使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城市转向农村，革命的武装割据已

经开始，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涌入了革命队伍。到1928年11月，党员成分中已有

75%是农民。对于他们，组织上吸收入党了，同时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

发展和影响，存在着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1928年11月11

日，周恩来写出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他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指

出：“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党“要加强无产阶

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纽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大批农民进入红

军和革命队伍，加上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使得他在11月25日指出：

“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

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两个巨人，一个在

白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所见相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

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共产国际领导担心中国党在农村离开工人阶级太远时，周恩来得以回答

说：党在农村，经长期斗争锻炼和正确领导，也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着重从思想上重新建设共产党，同时也要在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共产党。从汪精卫叛变革

命后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中共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

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也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

上级机关尢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来提出，领导同志应当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

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党员

要重在质量的选择，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建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要避免空架子

机关的毛病。

（二）周恩来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见个重要组织中的问题，首先是中共顺直省委问

题。

顺直指的是北京（顺天府）和河北（直隶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省委。在

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省委内部出现了混乱。这问题不很快解决，不但北方

工作不能发展，而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所以，“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

个最严重的问题”。“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去顺直巡视，但是未能用教育的

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与成见，结果反而造成顺直党组织的分裂，

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后，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将顺直问题移交给了新的中

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

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

仍充满了国共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

主化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与刘

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井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陈谭秋到中共中央汇报后，

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返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传达后，刘少奇、韩连

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

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

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

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去巡视。

12月11日，周恩来到天津。他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

方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地做工作。在这基础

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见；并在党刊《出路》上发表文章，针对认为

“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指出：旧基础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须立

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

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主新的斗争”。文章还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

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顺

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这次会议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

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作了报告。会议按中央决定恢

复了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挽救了顺直的中共组织。

（三）解决江苏省委问题。

正当周恩来在北方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忠

发、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了一个乱子。他们作出决定，要由中央来兼中共

江苏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后，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里得知这个消

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政治局重新讨论。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开会，周思来在会上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1．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中央对全

国的政治领导；2．这并不是中央进行群众工作的好方法；3．这样会妨碍中央本身的工作；

4．会使处在白区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他主张加强江苏工作而不是代替中

共江苏省委。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共中央1月

3日的决定，已经引起了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召集上海各区的党委书记开会，进行宣

传反对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兼江

苏省委的意见。同时，他也反对中共江苏省委的上述举动。他说：中国党已经有了“六大”

的正确路线，现在欠缺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领导。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

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同中央讨论问题，而从个人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对中央，这是一条死

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全党的一个机会，也是改造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江

苏问题既然发生了，中央当然不要害怕，而要坚决斗争，用积极的意见来号召全党和江苏同

志。从1月16日到24日，周恩来和向忠发、项英连日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中共江

苏省委会议，来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终于使省委在19日的会上，作出决议，承认

自己的错误。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江苏省委已经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决定只对省

委进行改组。2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并指出

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

讨论，但应当在符合组织原则的范围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江苏省委的问题顺利解决

了。

经过中共“六大”后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削弱涣散的

状态，达到重新巩固与一致，党的工作、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

争的力量，都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建立和发展。

（四）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重要原则

问题，朱德、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选举了前委会，陈毅为书记。会

后，毛泽东离开了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

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在陈毅未到之前，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

信》（8月21日），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8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

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毛之间争论的洋细汇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

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对红四军工作的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早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27日他为中共中央

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琼崖的工作可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他在

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于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从政策上、人力上、物力上给予了尽可能作

到的支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出了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等很多

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到各地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

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井代表中共中央宣布

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精神，代

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经周恩来审定，

由陈毅带回根据地。信中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

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并对红军与群

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评

了朱德、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和前委注意纠正，要前委恢复朱、毛在群众中的信

仰，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

陈毅回去后，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四军前委决定

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为大会起草

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就是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

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周恩来主

持的中央军委，要各地红军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浙、

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且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的

162县有游击活动。全国党员发展到10万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

到100多个，并向革命根据地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

（五）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0年3月，周恩来离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

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6月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

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搞盲目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汉暴

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且要求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出：南

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然

后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各地发生的盲动，使得这两年健全、发展起来的中共组织

和革命工人队伍遭受很大的损失，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是反对盲目暴动的。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

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转到总的革命进

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一个过渡时期”。他针对

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倾，指出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

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认为李立三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

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谱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

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周恩来、翟秋白参加了讨论。共产国际于1930年7月作

出决定，要周恩来、瞿秋自回中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8月19日，周恩来先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说服教育、工作上稳步纠正的办法，对

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态度一起讨论和改正。他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

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产国际的意

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

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恢复被李立三

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这样，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

主要错误，就开始纠正。然后，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扩

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批评了

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的

中共中央，对于停止执行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

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

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纠正了错误，端正了方

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两年多时间中，在严峻的白区秘密工作条件下，周恩来正确地解决了上面这些关键性的

问题。他不愧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从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到

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革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五、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

了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

共产国际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

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三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

部长名义上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党。

周恩来回国，走的路线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乘坐从柏林去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回国，

在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细心谨慎的周恩来，利用火车停留的时间，同马基亚尔取得联系，

再一次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回答说，没有了，按照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办的，周恩来、瞿秋白等贯

彻得很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臼、周恩来、李立

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白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

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

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

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说是“在中国革命最重

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

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臼遭到了责难，正确变

成了错误。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

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

紊乱，在臼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

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

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

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派

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后来看

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就不再

辩解，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

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

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

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周恩来、

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

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但为了党的统一，使大家认识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

念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困难时期，现在要加紧将它恢

复与健全，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

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

的”。他尽量保护干部，维持党的元气。

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着就向各根据地派出“钦差大臣”，中

央向外派出一个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共中央内部，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

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

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

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

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

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

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

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

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

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

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

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

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

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

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

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

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

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

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途择一个城市攻打。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表示反

对，但多数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

况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而且对

他言听计从。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

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

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

需要。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

1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4

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

中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

“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

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

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

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他们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21日起，

他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赞成中央局要周恩

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

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

发展苏区、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敌人决战的条件。这一争论，发展到历史上有名的宁

都会议。

10月上句，召开宁都会议。会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成员打着临时中央指

示的招牌，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在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

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周恩来等

都受到了批评。集中受到批评的是毛泽东。他们还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

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

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

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

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

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

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

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

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

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

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

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

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

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

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红军采取集中

兵方，击敌中路的方针，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敌1万

亲人，胜利地打破了“围剿”。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

辉范例。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人中央苏区。从此，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

作。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

到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剿”初期，周恩来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

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触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诵、蔡廷锴、李济

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围剿”军入闽对付他们。12月13日，周恩来

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调红军主力入闽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李德等不同意红军配合十九路

军作战。却将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

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周恩来、朱德失去了军

事指挥权。红军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指挥。周恩来曾经说自己到后方后，“李德成了总司

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

三人团，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

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是丧

失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到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只剩

下约3万多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利于蒋介石的堵截，红军损失不小。蒋介石要在湘

江东岸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在红军原定计划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几万兵力，布

下了一个口袋，而这时博古、李德却仍命令红军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

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就有通

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有毛泽东、张闻天、王

稼祥、周恩来、李德等参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但会后博

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

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

不去湘西。这次会议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博古、

李德所犯错误的否定，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的第一步。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

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

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同

意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

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

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

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

水。在渡乌江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接着，

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

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在长证过程中，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了遵义会议，另一件显中共中央和

张国焘的北上和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

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时，南面是蒋系薛岳部队紧追；东面

是众多的四川地方部队，派系庞杂，但与红军为敌是一致的；北面是胡宗南部队驻守松潘等

地阻拦，但兵力尚未集结，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红军会合后，兵力10多万，下一

步向何处，是关键问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

“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到

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并指出向南不可能，敌人已占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也不可能，

敌人已在东面集结130个团兵力；向西条件更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共中央所有领导

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会后，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8月上

旬开始，周恩来积劳成疾。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报告仍

坚持北上方针，红军主力要北出洮河流域，取得甘陕广大地区。这以后，张国焘发展到企图

危害中央的地步，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到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得知陕北

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有革命根据地存在，决定率红军落脚陕北。

实践证明，北上是正确的。红一、三军到达陕北，和当地红军会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

征。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这10个月中，红军扩大了130％，缴获枪支7000多

枝，筹得抗日经费40多万元，攻下县城7座，扩大苏区90余万公里。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

大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南抵陕西耀县，西南至泾川、长武，西抵甘肃庆

阳，西北达靖边，东达黄河，北过长城与蒙古族取得联系，陕南游击队也十分活跃。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研究常委分工问题。张

闻天主张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组织局不管军事。这次，是毛泽东挽留周恩

来仍作军事工作。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可以当副的。周恩来说，自己

是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但军事领导应以毛泽东为主。毛泽东又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

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

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亲密合

作。

六、十年谈判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

委员会书记。这时起，国共双方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谈判和接触，周恩来也指导了这项工

作。后来，国民党同共产党发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驻国民党统治区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工作。这样，从1936年到1946年，同国民党代表协商谈判，

就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国外称他是一个伟大的谈判家。

1946年4月，周恩来在一个茶会上说过：“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

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

么艰难啊！”

从他的内心说，在炮火连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他是深愿到前方抗日的。这从他在悼念

左权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写道，“遥望大河以北．请缨有愿；困处茎门之内，杀

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衷”。他是多么希望

亲上前线，挥师杀敌呀！

但是，党和革命事业需要他在后方，而且是在国民党地区，去从事艰难的前所未有的谈

判工作。他服从组织的分派，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新的战线上取得了辉

煌的成绩。

十年谈判生涯，可以从1936年4月9日晚同张学良的会谈说起。

4月9日下午，张学良在王以哲、刘鼎等陪同下从洛川飞抵肤施（延安）。他们来到天

主教堂，在暮色苍茫中等候着。马蹄声里，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会谈进行了一晚上，周

恩来的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发言和周到恰切、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张学良感到解决了

很多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

恩来感到欣慰。谈的结果，张学良完全同意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

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这事。对于蒋介石，张学良认为蒋现在是在歧路上，有可

能争取其抗战。要他本人目前反蒋还做不到，但是蒋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会离开蒋介石。

周恩来表示，关于朕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

究。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

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

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为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

晚，毛泽东、周恩来电复张学良，表示“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等18人启程，17日到达西安，傍晚就同张学良

会谈。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了解具体情况以便作出决断。会谈中，周恩来表

示的态度是：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障。

双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谈判条件。6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

战，不在救蒋，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在也转取调和以求恢复自由。接到周恩来

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

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发表通电，提出和平

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事变中，蒋介石的诺言

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

抗日战争发动了。”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一到杭州，二上庐山，同蒋介石直

接谈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

国民党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领导过中共中央长江

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

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做了大量的工作。

周恩来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于蒋介

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中共的态度、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

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

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

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

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

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

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

蒋介石在抗成初期有过假手日军消灭开往前线的八路军的打算，但未能实现。1938

年，他主要想从组织上溶化共产党，想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但也没有得

逞。在1938年以前，总的说蒋介石抗战还比较努力，周恩来往往耐心地就国共合作问题解

释中共方面的态度，注重于推动蒋走向进步。1939年以后，蒋介石的重心转向了反共。从

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反共倾向总的说是逐渐增加的。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

全会开始到1942年以前，他采取了军事上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策略。1940年策划把八路

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期间，周恩来对蒋介石仍在抗战这一点，还是鼓励的，但同时

批评蒋介石国民党“溶共”、“剿共”等行为是在破坏抗战。1941年国民党采取军事“剿

共”行动，发动皖南事变，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著名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

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已经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历史见证。但是在这一年的反共转

入低潮后，周恩来立即努力争取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后来就恢复了对话。1942年和1943

年，蒋介石看到从军事上采取反共高潮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国际国内一片反对，因而改

用政治解决的策略。他两次提出要对共产党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甚至提出想同毛泽东直接会

晤。周恩来分析了这一情况，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对共产党是在组织溶化和军

事削弱或消灭不曾得手之后，才改取政治解决办法的，他的所谓政治解决，“是要我们屈

服”，“是我们听命于他的领导，即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决非民主的合

作和乎等的协商”。“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是如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后来，周恩来又指

出：国内外各种复杂条件的相互影响，迫使国民党决定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代替军事解决，

就是说用控制共产党来代替削弱、消灭共产党，“这种代替并非完全取消”，我们要采取相

应的对策。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

介石任何一种类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

反共的方针．周恩来认为需要“我们保持十分的警惕”。他机动谨慎地处理各种问题，取得

很大成效。

在这场复杂、艰巨的斗争中，周恩来重视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人。这时，他已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

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国民党

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内有矛盾的各派力量，都是他争取的对象。在重庆期间，他是沈钧儒、

张申府、章伯钩等家中的常客，常同他们以及邹韬奋、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等阐述国内

外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在政治局势恶化时，他每晚到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

会见知识界朋友。他经常接触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给了党外各

界人士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过：“周恩来了不起，真了不起。”中共

的一位朋友曾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1941

年3月19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了，它包括了青年党、国

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名中国农工民主

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等。10月10日，这个组织

公开一宣布成立，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

军”。1944年9月，它改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到重庆，向国

民党和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

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民主同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之后，黄炎培、杨卫玉、

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马叙伦、王绍鉴等筹组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于

1945年12月成立。许德珩、诸辅成等筹组的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成立。他们都受到周

恩来的支持和影响，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政见略同，行动一致。所以，这十年中，已经形成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一政治体制的雏形。

另一方面，周恩来把“与各地方军队联系”列为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一。对地方实力派和

国民党内嫡系如张治中等也作了大量工作，团结他们坚决抗战。这也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争

取他们起义或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同许多国家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些援华组织成员广泛地建立联

系，同他们交朋友。他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往来，会见过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威尔基、拉铁摩尔，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经常

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同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过从甚

多；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咸、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并且接待了许多

外国记者。通过这许多活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为中共同国外的接触

打开了局面，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世界。周恩来给了他们深刻的、良好的印象。费正清写道：

“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

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谢伟思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

人。”“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

很多外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息来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正直和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前途。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回到延安。接着就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

习。在整风会上，他对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认真严肃的检查，

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回顾自己的本质是忠厚的、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

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并检查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会上，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过火

的批评和指责。他曾对自己作了过分的检讨。1945年4月至6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发言中说到自己在党的三个历史时

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在中共七届一中

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了胜利。双方的力量，在战争中都得到了发展。

“七七”事变时，国民党方面共有陆军现役兵170多万人，海军有73艘舰艇共6万

吨，各种飞机300多架。到抗战结束，已有正规军200万人，非正规军100多万人，后方军

事机关和部队100多万人，共有军事力量400多万人，拥有广大的地域，接收了日本侵华部

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部队，

抗战中在敌后战场，同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

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枝（挺）、各种炮1800余门，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

公里、人口1．2亿余，解放区分布于19个省区。在残酷的械争中，军队得到锻炼和发展，

到抗战结束时发展到120余万人。

据美国白皮书所说，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比较，“在作战部队及枪械上，拥有五对一的

优势。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的重武器、运输工具和无可抗拒的空军”。而且，“在对日战争

胜利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实行一个装备适应中国政府需要的空军计划，和三十九师的陆

军的计划。”国民党好战派凭借其优势兵力和装备，坚持内战的方针，后来使自己在政治上

丧尽人心，在军事上一败涂地。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人民希望和平。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

前时局”的宣言，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

了！”决定今后“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试图经过和平

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判

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算形成了一个《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

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曾家岩校园举行签字仪式。

12日，这个《纪要》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这是一个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国民党表面上

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不得不承认要以和平、民主、团结、统

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

然而，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内颁发了

“剿匪”密令，令其将领遵照他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

成任务”。后来，又经多方努力，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了停战命令。政治

协商会议也在这一天开幕。周愿来在政协会议开幕会上吁吁：“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

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

议的。”政协会议开到1月31日闭幕，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周恩来在闭幕会上

说：虽然这些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面互让互谅

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

但是，3月1日开始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推翻了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力

争和平。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周恩来又进行了维护政协决议的努力和斗争。到6月

11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还致函马叙伦等，说“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

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19日，他还会见司徒雪

替（7月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并请司徒雷登转告马歇尔：中共愿意和平，愿意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为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双方的关系。马歇尔说，杜

鲁门的指示是：“万一我无法从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

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

这是美方的基本立场。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和平已经无望，

但谈判仍未停止。7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目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还会

继续一个时期。在这段时期，周恩来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一方面安排此后中共在国民党

统治区南方的秘密工作，布置人员的坚持、疏散和隐蔽；另一方面，谈判仍继续进行着。周

恩来心中已经明确，今后将是大打的时期了。主要要靠打得好，消灭蒋介石的力量来解决问

题，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仍对和平抱有幻想，因而这一阶段工作的

“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到全部不参加‘国大’．如

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

9月间，蒋介石手令北平行辕及第十一、第十二战区部署对晋察冀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

口进攻。10月9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攻张家口就是宣布决心放弃谈判走向全

面破裂。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国民党政府片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

会”。11月11日，周恩来向马歇尔、孙科指出，“国大”一开便是表明政治的分裂。15

日，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开幕。16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

国民党“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

的道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没有参加这个所谓“国大”。

11月19日，周思来率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结束了十年谈判生涯。

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会议肯定了周恩来在外边谈判的成就，认

为和平虽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谈判整个说来是成功的，证明了

同国民党蒋介石妥协的不可能，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党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敌人是孤

立的。今盾要看前线，要赢得战争的胜利。

这次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要孤立蒋介石，进而做到打倒蒋介石。

七、全国解放战争的副帅

《斯诺眼中的中国》这本书中写道：“1949年的历史充分证实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战

略是正确的。……在北京的故宫前面，他站立在毛泽东和朱德身旁，千百万张笑脸朝着新朝

代建筑师——人民共和国三巨头之一的周恩来欢呼。”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回延安的前三天，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

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

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

到底。”第二天，他在给郭沫若、于立群的信中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

年，必可分晓”。

他回到延安后，12月17日给在上海的宋庆龄的信中，就从力量消长预测了胜负前途。

他说：“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

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的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蒋介石统治区，爱国

的民主运动的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

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光明胜

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31日，他又给郭沫若写信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

者的途程中进展，……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历史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这些战略性的预测是十分准确的。1947年12月，毛泽东宣

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7年又兼代总参谋长，协助

毛译东擘划和指挥了这场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相

去万里，历时4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毛泽东在1950年2月27日曾经回

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

的解放战争。”

1947年6月30日夜，人民解放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20年来

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计，是周恩来提出来的。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经势不可免，和平已经没有希望。这个月中旬，

周恩来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18日，他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

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这一战略的最初提出。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下来

就是作好准备和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了。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

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然存在着幻想，周恩来必须彻底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

目。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和谈已经破裂，而第三方面人士

仍然害怕破裂；国民党提出要很快召开“国大”，中共则要争取第二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

参加“国大”以孤立蒋介石。在这样的形势下，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

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出来，主要仍

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从1947年3月19日起，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撤离

延安转战陕北，同时指挥全国各战场的战争。4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告刘伯承、邓小

平，你们应在黄河东西两段同时准备充分的船只及其他必要事项，以便随时可以从东面或西

面采取渡河行动。5月3日，中共中央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刘邓、陈粟两

军任务是协力击破位于长江北、黄河南的蒋军顾祝同系统，刘邓军10万立即开始休整，6

月1日后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

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州、汉口，或打汴梁、徐州，或打伏牛

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陈粟军受刘邓指挥。6月30日晚，刘邓大军

四个纵队约13万人强渡黄河南下，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转战陕北中，西北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蟠龙战役胜利的五天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

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的电报，内容是：“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

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

1947年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

7月至1947年6月）的战绩。他指出：一年中，歼敌112万，国民党军从建制、人员、武

器来说都损失了大约1/3。1947年3月至6月，敌人的攻势已成弩末，除山东、陕北两处

外，我方都转入了反攻。预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最上也将超过敌

人，今后的发展必须求之于外线作战。这年8月，在他亲自领导下写出了战争第一年的总

结，为制定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9月28日，他在陕北葭县（今佳县）神泉堡作

报告，阐明战争第二年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

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

现。”至于打倒蒋介石，“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

1948年6、7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歼敌

9万多人。7月1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一辉煌胜

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吃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中国人民

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这预告了战争在新的年度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1948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总参谋部写出了战争第二年的总结，作为决定战争第

三年战略方针的依据。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作战的

“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如果战

争的第三四年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方的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那么

胜利可能来得更快，我们应当有此准备”。

这一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解放济南、歼敌10万的胜利。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贺电中指出：这一胜利“证明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他认为，济南战役是三大战

役的开端，决战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对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很多电报，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

挥、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都有过详细的指示。1948年10月2日，周恩来就蒋介石从华北

调兵增援锦州后，林彪对集中兵力攻锦州的方针发生动摇，并要华北杨（得志）、罗（瑞

卿）、耿（飙）兵团支援东北一事，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电。电文中指出，

“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

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15日，锦州解放，歼灭敌人10多万。17日，周恩来

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

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部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指明了

锦州战役必将发展成为解放全东北的大战。

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北解放的大局已定。在此情况下，2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

中央致东北同电并告林彪、罗荣桓等，要他们加紧修通中长路陶赖昭至四平段，以便解放沈

阳后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推进。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

蒋介石和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9日，周恩来起

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同志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

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

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三兵团西开协同第一兵团攻太原后北返，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执行围

攻归绥计划，以防傅部西退，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共同夺取平、津。这月上旬，中共中央军

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规模，并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在我

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

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

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

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

南下，直捣长江下游。”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12月末的计划，提前进

关。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29日，平津战役开始。

12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

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

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长期以来，周恩来从事着同一些国民党将领的秘密联系工作。1945年12月，他为中共

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的电报中，要他们做好争取原西北军将领的工作。在

战邹发的关键时刻，这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6年6月16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冯

治安的副总司令张克侠已被国民党方面注意，现要将其妻子子女先送到解放区，请告徐冰洽

办。17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转陈毅说，吴化文愿意找出路，请陈毅联系。后来，济南战役

中，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约2万人阵前起义，促使战役提前12天结束，人

民解放军减少了二三千人的伤亡。淮海战役开始，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中共地下

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多人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

有利的条件，这也是使得淮海战役扩大规模的因素。

在指挥解放战争中，周恩来日夜繁忙，席不暇暖。他参与各战备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

决策，对许多战役都曾以电报作出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22

份。1948年，为了使部队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他为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统一解

放军全军组织和番号的规定》。1949年6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发

布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式样。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1946年12月16日，被任命兼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领导了国

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有广大工人、农民、教员、

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参加，展开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迅猛异常、一浪高过一浪的斗争。

“从解放区自卫爱国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和胜利中，取消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的独裁统治”。

第二条战线的基础，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长期工作中打下的。1945

年的“一二·一”运动推动了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个以学生运

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1946年6月，周恩来批准中共南京局

上海工委书记华岗的建议，决定组织上海各界代表到南京为和平而请愿。代表们6月23日

在下关车站遭到大批特务围攻和殴打，暴露了蒋介石不要和平的原形。从“一二·一”到

“六·二三”的和平民主运动，为形成第二条战线，迎接更大规模的斗争作了准备。

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后，1949年1月，调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系统，

以便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分

析了蒋管区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支持蒋介石打

内战的事实，激起了中国人民去年年底的反美抗暴斗争，美蒋反动派更加陷于孤立。会议通

过了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中国政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反帝反封建

斗争的新的高潮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

利而斗争。

1947年，学生运动高潮迭起。5月5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要求国民党统

治区的党组织“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蒋管区城市工

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

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5月20日，蒋管区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次运动

的浪潮席卷了全国20多省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市民运动、农民抗租抗

税斗争等汇合一体，持续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路线”，“蒋介

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5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又指出：在学生运

动中望坚持党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

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

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国民党的中央社当时有一个显然是缩小了的统计：从1946年12月到1948年6月，共

发生“学潮”109次，506天。它说，“学潮”和中共的“一切号召和要求完全是密切呼

应，若合符节”，“公然在政府后方开辟所谓第二战场”。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周恩来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区别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

的合法主义，也避免了发生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左”倾错误。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

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这个指示中说：“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

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

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它分析说，

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是不可能的。因

此，采取或者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

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指示提出应当“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的方针。”凡是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大批撤退到解放区，

如上海撤出约2000人，北平撤出约1000人，南京撤出约几百人，这部分人在解放后大部分

回到了城市，成为人民政权各条战线的工作干部。留在城市内不撤走的，开展反搬迁、反破

坏的斗争，千方百计护厂、护校、护店和保护一切公共设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或毁

灭城市的企图，里应外合，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整地解放和接管城市，为国家和人民保存了元

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提出：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

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他们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

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筹进，完成大业。

这以后，周恩来就一面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一面用很大部分的精力

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政权。

从1948年秋天开始，几百个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

港、海外到达解放区。为了使他们平安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11月

初，他受已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委托，开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

领。1949年2月27日，那时他还在西柏坡住，就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

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

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

领（草案）》等，批示把它们印成一册，名叫《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供大家协商

讨论。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任主席，致

开幕词。第二天，他在会上作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

并说明，我们的共同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

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上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周恩来被推选为常委

会副主任，并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为了起草好《共同纲领》，6月

下旬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一个星期左右，亲自写出全文，以后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

改，才形成草案送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8月26日至2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会上他提出：在社会

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有备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固定的

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9月17

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

在会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

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第二天，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报告说：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独立、民

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

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局解放军和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他说，我们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

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

我们的经济政策要“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我们的

文化政策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我们的外交政策为“保障本国独

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我们的国家

要“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9月27日、29日，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棠。30日，

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在全体委员会

上当选为副主席）。下午6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大

会主席团致词后，毛泽东宣读了他所撰写的碑文。这一碑文后来由周恩来手书，永远地镌刻

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

的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从此，开始了他26年国家总理的辛勤劳苦的历程。

八、开始建设新中国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曾经在他的诗篇中写道：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已经付出一生的大半年华。现在，政权在手了。他在

党和政府特别是政府工作中，又将经历多少艰难曲折，在祖国土地上滴下多少心血！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上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他在政协会上报告共同纲领的特点时，作了说明：“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行使国家政权。”

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的成立。会上，他作了《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

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

他说明了政务院和它下属的四个大委员会和30个行政部门，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采取

科学分工的机构，希望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一起来做好工

作。

周恩来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统一的政府，这个政府精干、廉洁、高效率和生气勃

勃，齐心一致地进行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两项大的任务是：巩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恢复被战争破坏

了的经济，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周恩来开始了他繁忙紧张的总理生涯。“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全国刚解放，政府工作百

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他“日夜操

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

周恩来的精力大部分集中到政府工作方面去了，同时，他仍旧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开始

时还兼任着军委总参谋长。

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大陆上和沿海岛屿上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军队100

多万，有待肃清。国内存在着几百万武装的政治土匪。救灾任务很重，1949年全国各地

旱、冻、虫、风、雹、水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严重，被淹耕地约1亿亩，灾民约有

4000万。官僚资本必须没收，到1949年底，共没收2858个官僚资本企业，占我国工业固

定资产的80％。生产因战争而下降，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钢生产量为15．8

万吨，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90多万吨下降83％。同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年份相比，

工业总产值减少了50％左右，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交通运输需要恢复，全国2

万多公里铁路，1949年要恢复80％，1950年要恢复余下的20％，而且还要有发展。军队有

470万人，军费支出的压力很大。失业人员4000万。国民党部队、政府留下的人员有几百

万，要养起来；全国公教人员共有900万人，需要生活。社会秩序需要稳定。土地改革要花

很大的力气来继续完成。财政经济混乱，物价不断上涨，……真是问题成堆，问题成山，千

疮百孔，都有待政府来加以解决。

周恩来说：“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们决不能随随便

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

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

周恩来提出了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方针。1949年12月，他向参加全国农业会议、

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讲：国家现在负担很大，不抓生产不行。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

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

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

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

我们的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

独立自主。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

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传统，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

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

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在中央的统一领

导下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周恩来强调：

“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帝国主义在笑话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打仗还可以，但是建立政权、做经济工作是不行

的，何况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们在等待新中国的失败。

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当时政府在经济上

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国家在12年战争中产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原来统治

的地区，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物价上涨了成百万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

国物价这年从4月起发生了多次大幅度上涨之后，1O月份又猛烈上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后，11月，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井采取停止贷款和按期收回贷款，开征

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价格上

涨时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的打击，平抑了物价。1950年3

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府放手抛售库存物资，把延

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消灭了。

到第二年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

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使全世界观感

一新。物价突然稳定，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这被称为是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恢复和修建铁路也取得明显的成就。1950年初，大陆的铁路网基本恢复，从抗战之初

起中断了交通十多年的华北和华南的铁路连接起来了，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1952年7月1

日。新建的成（都）渝（重庆）路通车了。1952年9月，新建的天（水）兰（州）路全线

通幸了。

1950年4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

有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单位的领导人参加。会上，周恩来提出了进

一步的设想。他说：国家要促进生产发展，“必须有重点，有先后”。（一）应该着重农业

生产；（二）工业方面“应看力于对国计民生有益并可救急的”轻工业；（三）商业方面

“必须掌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商业，如粮、布、煤等”。在周恩来的思想上，中国要向社会

主义发展，这一点是肯定的、明确的。他的想法是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健

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在1950年6月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

还说过：“这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可躐等而进。”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中苏会

谈正式开始。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月14日，他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

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周恩来在

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充分肯定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

周恩来既主持政务院的工作，还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到1949年底，除西藏外，全

国大陆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

薛岳所部3万余人。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队。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参谋会议上讲

话，就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指出整编的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

化条件下发展。6月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在组织

实施军队精简整编的同时，周恩来主持和参与领导了海、空军和其他特种兵的建设。1949

年11月空军正式组建。1950年4月组建了海军。同年8月到1951年3月，炮兵、装甲

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工作，他都亲自过问，有时还参与具

体组织实施。短短几年间，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

队，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边防、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我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内战。27日，美国

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它们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

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

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

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7月7日和10

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两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他指

出：朝鲜战争将会是持久的、长期化的战争，要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准备出兵。7月13

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

抽调兵力25.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中旬完成集结，开始整训。

与此同时，周恩来领导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斗争。8月间，他多次致电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和秘书长，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抗议美国的侵略罪行。周恩来还曾

经通过印度向与我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几次提出强烈警告。但是，美帝国主义对此都

不理不睬。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很快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吞并全朝鲜。9月

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再次提出警告，

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

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不能

置之不理”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帝国主义后悔莫及的践语。

美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中国的严正态度视为恫吓，加快了向中朝边境进犯

的军事行动，企图将战火烧向中国来。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周恩来

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救援朝鲜的主张。10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志愿军

入朝作战问题时说，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检查我们的准

备工作。战争开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主席组织领导这次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

编组、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

运筹帷幄。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源源供给，他亲自过问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码头等交通

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

输线。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

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把棉衣面轧上绗线。当了解到志愿军战斗紧张吃不上

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供应前线。他还亲自到北京的一些

机关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抗美援朝有一段时间，形势相当紧张，美军很可能从朝鲜半岛中

部登陆，截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路。周恩来既要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又要组织国内各方面

支援和后勤供应运输，不少时日，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轮

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为了“坚持长期作

战，以达到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组织第一、第二、第三批志愿

军，轮番作战，使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保持高度的机动性与持久性。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

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井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6月30日，

美国方面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

这个谈判，中国方面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他派李克衣、乔冠华等去参加谈判工作，

一切问题都向他随时汇报。从谈判的议程、方针、策略，直到谈判的地点和中立区的范围，

周恩来都作了缜密的考虑。他起草了大量电报发往谈判前方，指导中方谈判代表工作。仅

1951年8月23日停战谈判中断到10月25日在板门店复会，这期间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给

中方代表团的指示电就达50多件。从10月25日到1958年10月8日，谈判的第二阶段，

周恩来起草的和经他修改的指导中方代表团工作的电报就各有80多件。后来，停战协定终

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新中国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起，对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

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较量，取得了胜利，打破了“山姆大叔”不可战胜的

神话，保卫了朝鲜和我国的安全。

在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国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三

反”“五反”、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1951年1月16日，周

恩来指出当年度财政总概算的实施方针，就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建设的紧急需要，又要保证物

价继续稳定，使前方的胜利和后方的稳定结合起来。后来，他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为“既要保

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的重点建设”。把

“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1952年的要求。毛泽东概括成为“边打、边稳、

边建”的方针后，周恩来指出：关键在“稳”。1950年市场物价稳定，为国家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历

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比

1949年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为134．9万吨，

粮食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产量为2607万担。这一年，国家财政收人为183．7亿元，支

出为176亿元。职工平均工资比之19４９年增长60一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30%以上。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

国家手里，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消灭

了；平息了匪患，消灭武装匪徒240多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修复和新建铁路通

车线路2．4万多公里，公路12．7万公里。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

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

工农联盟，为进一步建设创造了条件。

九、意气风发的十年

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从建国到

1956年，周恩来意气风发，才华四溢，为共和国工作的各个方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

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

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

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50年的时候，我国就聘请了苏联计划统计专家来帮助进行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

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

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项

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

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

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

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去苏联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的“一五”建设计划问

题。20日，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

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等方面，给中国帮助，他指定莫洛托夫、

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周恩来等商谈。9月3日，

斯大林约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继续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和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他说，中

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们印象很好。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由于中方原来提

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表示愿

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建设。

斯大林的谈话，为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具体援建项

目，由李富春领导，继续同苏方面谈。这次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在此

以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后来，援助项目扩大为156项。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

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这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43次会议上作报告

说：“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

五年建设计划就要在1953年开始了。”1953年2月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经

济建设。他说，现在，我国除台湾外已经统一，官僚资本的企业已经彻底改造成为社会主义

的国营企业，在工业和批发商业方面国营经济已占优势和领导地位，全国银行已由国家统一

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在国家领导扶助下已开始改造，全国工农业生产不仅全部

恢复，而且一般已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国家财政收入已经

平衡，全国物价已经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为我国进行长

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他说：当前我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建设。1953

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要动员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

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央的同志几乎都参加了，具体则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负

责。计划的本子都是周恩来亲自审查的。他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工作非常细致，

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核查过，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一下。当发现差错时，他总是耐

心地严肃地给工作人员指出来，和蔼地要他们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计划是制订得非常周密

详细的，周恩来对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要求都非常严谨。

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

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设，建立制

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设，建立和改造扩

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建设。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注意重点，用重点

带动全盘。为了重点保证能源工业、原村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些基本工业的建

设，对这四个方面工业部门的投资，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的75％左右。

为了改变原有的工业地区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耍，在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重点进行了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包括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炭工业，沈

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吉林的电力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包头钢铁联合企

业为中心的华北新的工业基地；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中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上

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并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业大业迁住内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

报告》。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针时，他说：“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

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

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

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集中

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个方针下，我国的工业建设取

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921个，到1957年底，

全部建成投入生产的有595个。这些项目，是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包括飞机、汽车、发电

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和无线电等新的工业部

门。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

础，并为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

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

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在1951、1952年就提出各地进行建设工作要注意四个条件：物

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他认为：我国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

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委稳步前进。

国民经济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他从建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

业，并指出，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的增产，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

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要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改革。及时地教育农

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

“一五”时期，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

地位。”他阐述说：“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

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囱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

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强调说：“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

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

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

福。”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根本的任务这一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则。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宣告，“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

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他指导经济建设，始终遵循了和实践着

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

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

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问题。他

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

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

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

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

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他认为，“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

周恩来强调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他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

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

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

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

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

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

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

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

保持必要的物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

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

说，财政收入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要

考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

要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

正确而深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

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

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

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

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

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

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

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

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

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

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

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

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

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

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

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

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

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

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

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

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

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

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

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

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

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

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

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

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

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

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

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

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

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

“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

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

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

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

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

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

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

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

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

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

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

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

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

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

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

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

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

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

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

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

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

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

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

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

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今天在新中

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愿意同我

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这七年中，周恩来不仅重视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统一战线，而且重视社会改造。他在

1953年9月说过，“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

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个论

断，打破了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一种观点，似乎社会主义仅

仅是经济建设问题。后来，1959年他又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

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周恩来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人类的三大社会生活领域，即包括

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专政要继

续，民主要扩大。他还说：“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提出过

“改革”的问题，并且认为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

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

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只强调

民主那一面，也会有副作用，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带来极端民主化。所以必须把两

者结合起来，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

一意志”。在党内，他认为也要注意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实行集体领导。

周恩来原来设想，各方面应有体制的改革，要有准备，有试办，然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

时期正式推行。但后来“大跃进”的开展，使这一部署没有能实现。

十、走向世界

早在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就接待过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等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代表中

国共产党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广泛接触了外国使节、记者、学者、政界人士、国际友

人和各种援华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对外交涉和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先与赫尔利后与马歇尔

进行的复杂而尖锐的交涉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而后

的对外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国的外交，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同毛泽东主席一起，坚持独立自

主的外交政策，破除了旧中国100多年来的屈辱外交。

“一五”期间，周恩来在外交上发挥了非凡的才干，富有创造性，富有朝气，富有特

色。他坚持原则，从没有丝毫的摇摆，却又实事求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讲究策略的灵活

性，有理、有利、有节，生动活泼。他为新中国的外交开创了一代新风，提出了经得起历史

考验的方针，成为出类拔萃的共产党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基本立场的同时，把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争取尽可能长时

间的和平，作为自己在国际范围内的首要目标。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

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胜利，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扩大战火遭到了遏止。1963年

的时候，周恩来判断：世界大战推迟了。他还认为，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

的。他感到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

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能避免。

他在外交工作的一切方面力争取和平而努力。

1954年2月，苏联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议中国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当时，朝鲜战争的炮火虽然已经停止，但是远东的

紧张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下来。美国没有放弃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向威胁中国的

部署，继续坚持它反对新中国的立场；而它的盟国却越来越有所顾虑，所以，英国和法国都

倾向于同意苏联的提议。结果，美国被迫改变原来的反对态度，提议得到了通过。新中国与

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

4月1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就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等有夫问题，同苏联领导人

赫鲁晓大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举行会议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国政府正

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

代表。晚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

这期间，周恩来嘱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态度的话：“我们

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

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我们对

任何武装侵略，决不会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临出发前，周

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

律，不得违反。

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的灯光常常从天黑亮到天

明。睡觉起来，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日内瓦是世界有名

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中国代表团里，

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瑞士的报纸

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日内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6月15日结束；第二阶段从6月

16日开始，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大会于7月21日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

讨论，历时51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之前的两星期，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美国代表团要使会

议破裂。美国代表团采用说服和压制的手段，使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

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20年后出版的书中说：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和建议

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美国“完全是阻止达成和平解决”。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多方

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

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

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

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

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

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

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

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

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

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

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

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

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

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

会议期间，印度总埋尼赫鲁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毛泽东表示总理可以到印度走一趟，

做做印度的工作。于是在休会期间的6月24日，周恩来冒着酷暑，访问了印度，以后还访

问了缅甸，争取他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中国的立场。这两次访问中，发表了现在已经举

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

地方和印度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

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

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

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一次，他在访问印度和缅甸后分别发表的中印会谈联

合声明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都写上了这些原则，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面对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

和平共处的思想。但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列宁没有提出和平共处的具体内容和完整

条件。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列宁这一思想的重要发展。五条是互相联系、互为作

用的一个整体。和平共处是目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是维护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平等互利是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周恩来说过的，只有

“有了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这坚持和平、平等、正义的国际关系的五条，同以富压

贫、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及具侵略扩张政策是针锋相对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证明：集团政治行不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也行不通，

唯一能够行得通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和平共处，世界才能稳定。35年后的1989

年，邓小平思考说“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现在的国

际政治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考虑，“是否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集团政治、霸权

主义和其他组织形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首先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尼赫鲁和

周恩来提出来的”。“这是最明确、最明智的，是政治关系的最高概括，不但在政治关系，

经济关系也某种程度地体现在这五项原则之中。解决南北问题也应该依照五项原则。这样才

真正是可以天下太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越来越显现它的持久的广泛的生命力。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

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

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

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

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

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

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

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

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

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

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

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

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

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

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

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

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

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

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

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

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

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

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

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

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

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

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

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

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

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

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

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

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

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

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

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1954年10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谈到

亚非会议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

平努力的。1955年4月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和

《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

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

创造条件。”5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6日，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提

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

夫、黄镇为代表。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召

开。周恩来这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到广州

后。他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因中间应约

要去仰光同缅匈、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而改变了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

香港起飞，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枫翼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该机在

飞越北婆罗洲涝越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

人全部遇难。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没有遭到毒手。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

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以大无畏的精神，仍然赴会。14日，他到达仰光。15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

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六国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

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同。17日，到

达万隆。18日，亚非会议开幕。

周恩来成了会场内外的风云人物。正像当时有的记者报道的：“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

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发出

了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警戒，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

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

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蒋介石还

派出了暗杀团组织，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等。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暗杀组织成员中有

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阴谋

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

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问，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唆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同中国建交的只有7个，同美

国有援助关系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

怀有恐惧甚至敌意。美国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会议一开

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会议气氛相当紧

张。

4月19日，会议第二大的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鉴于以上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

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

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他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他

发言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

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

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

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

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

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

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地位问题。……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

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

不到解决。”

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

“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谈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

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并说，“中国俗话说‘百

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

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

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

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

他讲毕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

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的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

策，回击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个发言，引导会议绕

过暗礁，拨正方向，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求同存异”这个1954年周恩来曾提出的同

英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方针，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4月22日，周恩来又在亚非会议上作简短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

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23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了要以“实力政

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

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

讲话是权威的。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

长会议上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恩来说：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

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

影响很大，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并导致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

会谈得以举行。24日，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

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儿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睡眠。开了7天的会，总共

才睡了十几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

吃。但是，会议毕竟取得了成功。经过各国代表的反复磋商，特别是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基

础上同意把五项原则的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

“和平相处”，这样，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照顾了有些国家避

嫌不愿直接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实际上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会议期间，周恩来打破资产阶级外交规格，同与会各国的代表，不管小国还是大国，已

经建交还是尚未建交，都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结了很多朋友，增进了各国对中

国的了解，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广大

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

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中国的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

的严正立场，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

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

献。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

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闸述了这

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

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

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来出国访问亚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

平”。同时，他十分重视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不少国家同中国还没有

建交，但是友好团体和民间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十一、反冒进

周恩来的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他的关于建设的理想和

作法，是有条不紊的，稳步前进的。他曾说过：“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

躁。”“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

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

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

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

防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对于这个中心点，周恩来也是谨慎从事的。他特别说明：“我们说

‘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他的这种稳步发展的建设思想，不只是在工业建设方

面，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教育，他说过：“我们的摊子不要铺得很大，一定要

有重点，要稳步前进。”对于农业，他也说过：“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

这是符合周恩来的性格和作风的。周恩来是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周详的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经济建设上发生过两次冒进倾向。第一次是1953年。这

一年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财

政预算中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编制预算时由于没有结合国家的

信贷计划，没有考虑到财政方面的季度差额和周转资金，而把上年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并且

作为当年的投资安排，结果造成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由于财政盘子定的

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

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

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

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在全国财经会

议上作结论时，也说：今后应该注意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

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预备力量。

这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

的措施。会后，全国贯彻会议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点建设中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

针。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6年初，在上年夏天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

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

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

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

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还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

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

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

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

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

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

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

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

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

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

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

“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

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

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

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

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村、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

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

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已经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

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进一步反对冒进，

“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

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

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

冒进。

当时，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

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

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

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

进上。5月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

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这个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

1956年的国家预算，井指导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明

确提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

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

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

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

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4月间，他亲自作调查，发现了不平衡的现象。这时，陈云提

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他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因而在中央明显地发生

了分歧看法。4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周

恩来是不赞成的，申述了理由。5月2日，周恩来曾经到毛泽东那里谈过一次，但不久毛泽

东就离开北京外出了。

上述报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

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

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

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

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决定。这期间，周恩来在

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

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要有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为了使反冒进引起全党全民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

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用了1/4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

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10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

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1957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

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1957年的国民

经济计划。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

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

冒了，财政赤字有20到30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资82亿元，1956年

140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

的用了。1957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在制订1957年基

本建设投资计划时，建委提的是120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150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

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120亿还多了。1957年1月，周恩来出

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

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此作了决定。

周恩来反对急躁冒进是很坚决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的，但是

仍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他一再讲，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

的时候，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由于1956年反对了冒进，1957

年的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国国民经济就可

能持久地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发展。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纠正冒进的正确方针，说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

性。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

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

谓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

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

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

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13日，他赶到南

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

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来？！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

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毛泽东接

连不断地声色俱厉地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立不安。周恩来明

白问题的严重性，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

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气氛。他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

负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2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

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提出反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

不能反冒进。3月8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

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说：冒进

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25

日，周恩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听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

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番话，意味着要周恩来

在将要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行检讨。

这种批评，从1957年11月的南宁会议，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到1958

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直继续着。并且把问题混淆为政治路线问题。最后，大家都赞成毛泽

东了，没有争论了。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比较少了，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经

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周恩来的内心非常苦闷。成都会议期间，他对秘书讲，回到北京后，要起草一个他准备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后来回到北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周恩来说，这个稿子

主要是做“检讨”，囚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已经同毛泽东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是

思想跟不上毛泽东。这个“检讨”，周恩来说一旬，秘书记一句，他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五

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反映了当时周恩来内心的矛盾，他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在

这个情况下，秘书向他建议说自己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等他安静地构思好以后再来记录。

这时已是深夜12点了。凌晨之时许，邓颖超找到秘书说：怎么周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

呆？她同秘书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记录稿。在同秘书谈话时，

周恩来流下了眼泪。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白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

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秘书看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增添

了。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

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

讨。这个8000余字的检讨发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

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而在他被认为是错误的，不能贯彻

自己的正确主张的时候，他就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了。1958年6月9日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是决定周恩来去就问题的。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出

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

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

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

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批反冒进的“错误”，批掉了一个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

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

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

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

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

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

余地，多么好啊！”

十二、从“大跃进”到调整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

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

审阅批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

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让论《乘凤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

布“反冒进解决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

告，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迅速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

这时的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他必须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

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的错误。

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经过这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他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

位，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

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

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

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

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就在他做检讨的1958年1月下旬，他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

年预算草稿的报告（草稿）》时，在文中“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

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的“15年内‘之后，增加了“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九个

字；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

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改为“并且争取提前”。这些，在当时“大跃进”的气侯下，不

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积极拥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距

离的。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

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

线，提出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

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形势非常乐观，估计1958

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一90％，据此提出“农业战线

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

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耕地面积，实行园田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

“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

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

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

虚作假。因为当时有外宾在场，他没有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

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1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出，要合理密

植，并提醒乡党总支部书记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

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

并且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河南在大刮共产凤时，周恩来到河南去

视察工作，批评过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1958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620万吨，这是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上通过的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及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中规定的。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至850万

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就是要从1957年的535万吨．达

到1958年的1070万吨。于是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

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

吨的高产“卫星”。周恩米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

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

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

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看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

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

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

恩来为了减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导，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秘书建议把大学里化工

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周恩来采纳了，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

帮助分析化验。但是，当时几千万人上山炼铁，这点大学生是无补于事的。到了冬天，中共

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

食，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即下山。

大办钢铁，使国家直接损失几百亿元，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大跃进”初始阶段的

几个“大办”中，还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制止这

些

“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水。1958年7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的副

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关怀地询问了淮

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

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已设备和钢村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

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这一段话，说明了周恩来是清醒地看到“大办”中的问

题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

财政下放的体制下，各地互相攀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

业。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

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

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凤、“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

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

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

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的根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部门

都要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

昌召开，周恩来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

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

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

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958年这一年，经验有两点，一是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

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第二天，他又召集陆定

一、康生、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复衍、陈克寒、林默涵、徐

运北、荣高棠、吴冷西、姚臻等，就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

进行商议。周恩来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他还说：我

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2月24日，周

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

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

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解学恭

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

化”了，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

但不能浪费粮食。

1959年从年初到7月庐山会议前，周恩来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纠正工作。他认为：1958

年全民办企业，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把材料占用了，大企业反而感到

不够了。他同中共石家庄地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研究生产时说：去年由于对农业估产高了，

在估高的基础上生产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现在要落实，抓工业产量，抓农业生

产、商品性生产和市场。“搞生产必须注意算帐”，“要搞综合平衡”。从省委起，都要把

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工业，他作了分析：由于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厂不得不时开时停，停

工待料；有些建设工程，安了柱子没有房顶，建成了房子没有机器设备，或者有了主要设备

没有次要设备，不能及时投入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设摊子摊得多了，

工厂、企业的增加超过了原材料增长速度。他说：有些农村原材料过去是供应城市的，现在

他们也搞基建，办工厂，一个公社办一点，一个县就是不少的点，他们自己把原材料用了，

就没有城市原有企业可用的原材料了。技术落后的企业有原材料，技术先进的企业反而没有

了。

在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在中共中

央的会上也说。如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时，周恩来就批评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了客观规律”，

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1959年7月2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综合平衡问题，群

众路线问题，体制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

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等），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

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

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

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9000万人上山，

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7月10日到12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

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则政上

的货币平衡、国家物资分配平衡和商品平衡，并提出了（一）国家要算帐；（二）银行贷款

要归口，专款专用；（三）对限额以下和以上的基建项目都要分别采取措施，堵口；（四）

对停办项目的人员要导流，给以出路；（五）增产，活跃市场；（六）节约。

7月18日、21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

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

为1958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15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耍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

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了。他提出：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杠？基建到底铺多大摊

子？要大家考虑。7月23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提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

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

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

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

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迸”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16

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

心情，在7月20日左右的一个跳舞晚会上，询问周思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

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

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

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

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

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

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

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的路子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

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1960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

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7000万人搞钢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

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

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

“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

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

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

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

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

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

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

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

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

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出地抓了粮食问题。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那时候，全国粮食

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

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

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

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

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

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

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

意并作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

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

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

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

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

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

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

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

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食情况

开始好转，是在1964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亿斤左右，城市供

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实是操碎了心。几

年工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眼看这种“跃进”已经不能再

维持下去了。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

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

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

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

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

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

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

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当前

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

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1962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

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

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

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

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

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

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

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毅然

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

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1960年10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

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间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

正“五凤”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

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

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

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

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

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

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1963年

冬讨论1964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

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1965年。到196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工

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

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十三、原子弹爆炸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

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夜之间中国跨进了核大国行列，全世界刮目

相看。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却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其中包括了周恩来的心血和精力。

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这件事，周恩来很早就已放在心上了。早在1949年春季，解

放中国的炮声还在祖国南方大地上隆隆作响，要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想趁

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他提了这个想法，

又有些后悔，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很困难，要拿出外汇实非易事。但

是周恩来批准了。这件事使得中国的科学家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新兴科学的发

展大有希望。新中国建立后，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中国科学院

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

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作了基础准备。

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

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

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

掌握原子能。

就在这一月，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

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

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

小平、彭真、薄一波等都参加了。会上，李四光、钱三强等汇报后，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

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

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

别强调说：对人力培养要大力加强。这次会议对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有重大历史意

义。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

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

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

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956年4月，周恩来

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

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

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

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

‘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1956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在制定这一规

划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

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

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划；另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

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基础科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

更有直接影响，应以此为重点，也就是按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

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表示：科学

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于是，

大家按照这个方针，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起草成分科规划。周恩来认为，这许

多不同学科中，总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什么是重点，大家在讨论中又出现重

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

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的方针，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

上，以此来带动传统工业伎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以缩小与先进

国家的差距。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恩来决定。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

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应当选定航天技术（当时叫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

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选定了57项重要任

务。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

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

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

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

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

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

业。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

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1962年经过认真检查，

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

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

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63年，周恩来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

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要不要

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

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

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

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

弹、导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副总

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

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

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

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

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

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

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

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那一天，周恩来派张爱萍为现场总指挥，全权负责

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和贺龙、聂朵臻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指挥口令和

倒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在核试验场手持话简向周恩来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试验取

得了成功，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

支持。周恩来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问二机部部长刘杰

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

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

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

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

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

恩来主持第十次专门委员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

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

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

“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

专门委员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

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

针，我国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只进行了33次核试验，而美、

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

定的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我

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

的氢弹水平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了。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把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转

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对

于原子弹，他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

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年

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

射场打到降落地。聂荣臻亲自指挥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也是他

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专门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确定了战

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

“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次专门委员会议上，周恩来

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

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到1967年9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

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也是在这期间，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研制攻击型潜挺。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

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

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家咨询，

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

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

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

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后来，1970年7月，核

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

行的安全问题，井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这年11月的一次专门

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1974年三四月间，他带病最后一次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审查并肯定了上海的核电站建设

方案。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也没有

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和周恩来的亲切关

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十四、振兴中华提出四化

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我国的经济状况一天天好转

了。

周恩来是多么希望经济建设能够稳步地、持续地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呀！在这个

时期，他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周恩来正式向全国提出“四化”号召，是在1964年12月20日到1065年1月4日召开

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在这次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

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

务已经基本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说：“今后发展国民经济

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

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再早一些，1963年1月底，他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过：“我们要实现

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

义强国。”

周恩来最早讲“四化”是在1954年。这年9月2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

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

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从1954年起，在以后的20多年中，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周恩来先后讲过

七次，内容越来越完整。“四化”终于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

50年代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周恩来一面认真地领导大家学习苏联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面强调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他不断

发现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照抄，指出不能说苏联怎么样，我们就必须怎么样，我们要结合自

己的具体情况分析研究，要有创造和发展。他当时提出四个现代化，就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

主义的道路跳出已有模式的开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新认

识，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革命胜利了，怎样进行建设？苏联的经验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在国

民经济全部产值中达到70％。斯大林1933年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作总结，就是说工业产

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70％，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了。我国在

革命战争年代，考虑过我国未来是要实现工业化的。毛泽东在1945年曾经提出：“中国工

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

近代化而斗争。”建国前夕，毛泽东又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

工业化的问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共

同纲领》中，也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那时，

在这个草案里，提到的基本任务还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经过三年恢复和一年建设的实践，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同志显然已在考虑“现代化”的

要求了。周恩来1953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提到了“国防现代化”。这年12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

纲中，也提到了“现代化”，并且讲了“工业化”同“现代化”的关系：“实现国家的工业

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

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这说明当时的看法是，“现代化”是由“工业化”

而来的，要由实现“工业化”而促进“现代化”。

在上面这些思想认识的基础上，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根据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积

累的经验，根据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实践的体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的目标。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国家，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振奋人心激励斗志的奋斗目标。当时

提出这样的目标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原来的“工业化”的标准显然不能起到长期奋斗目标

的作用。“工业化”的标准，如果按照苏联的百分比要求，即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占

70％，我国达到这个要求所需的时间并不用很久。根据一些材料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我

国现代工业产值只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1953年的统计，我国使用机器的工

业的产值1949年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1952年是28％左右。1956年7月，周恩

来在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时讲到：我们要实现工业化，至少必须争取使工业在整

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60％到70％。这里所说的这个百分比大体相当于苏联宣布由农

业国变成工业国时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我国，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

元，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占56．7％。195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649亿元，其中

工业总产值1083亿元，占65．6％。195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98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

值1483亿元，占74．9％。所以，如果按照60％到70％的要求来说，1958年已经达到了；

如果按照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的百分比要求说，1959年也已经达到了。

但是，周恩来多次对周围工作人员明确说过，他不赞成过早地宣布实现了工业化。1956

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

这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

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工业化的解释有了创造性的提法。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

点，后来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

六二年）的建议》中。《建议》要求“保证我国有可能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

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引述了“八大”的方针：“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

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建

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容充

实和进一步发展了。

什么叫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曾经解释过。他说：“这样的工

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

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乎不断提高的需

要。”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

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

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

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

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

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

这是周恩来在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对工业化标准的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在

相当长时期内奋斗的目标认识的深化，进而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当然，现代化的要求更为长

远，更有号召力，更激奋人心；而现代化的目标一经提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周恩来的认识

也继续发展着。

195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现在我们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有所不同，主要

是现在不再把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专门作为一项内容。这是因为周恩来后来作了更改；同时，

这几个现代化的提法，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接受。1957年8月13日到20

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

1958年计划、预算以及国务院的体制等问题。他在会上讲到工业的时候，说工业是“包括

交通运输在内”的。他指出，“交通运输是要先行的，但要全面安排”。因此，交通运输业

的现代化就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不再单独列出了。这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中提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

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也提了

“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也写上了要为这三个现代化而奋斗。1959年底到

1960年初，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讲到建设社

会主义，他说，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

代化。也就是耍重新提出1953、1954年周恩来提过的国防现代化。但是，这个主张当时还

没有经过中共中央讨论而成为统一的认识。这从1960年朱德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看出来。这

年9月，朱德接见和宴请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致词中还是说“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

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直

到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才恢复了1954年周恩来的

“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

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边，把文化和科学联在一起提现代化，是并不很恰当的。周恩来主张“反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他说：

“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对

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他认为更恰当的提法是科学技术

的现代化。1956年1月，他就曾经说过：“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科

学方面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

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后来，他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它对

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影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

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1963年1月他在上海各界人士春节座谈

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他在讲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说，我们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

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要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

术的现代化”。

这个思想，周恩来也是早就有了的。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的会议上，他说过“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关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周恩来的认识后来也是有发展的。他进一步指出不

能孤立地提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同时还应当提出建立国民经济体系问

题，要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口众

多的大国，在建立工业体系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

程，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现代化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从国

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出发，全面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

的同时，还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

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这次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两步走的设想，当然

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考虑和同意的。“四化”的内涵已经是现在所说的内容；而两步走的

设想，表明了周恩来的思想又进了一步。第一步可以说是对工业化的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第

二步则对“四化”提出了时限的要求。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四个现代化目标之后，本来打算从1966年起，在建

设上用“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开始迈进。但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

十年后，1974年冬，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原来的身边工作人员参加了起草工作，提议在报告中把

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重点来写，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邓小平采纳了这个建议。报告写出后，送周恩来阅

后得到了同意。1975年1月18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以顽强的意志，战

胜了沉重的癌痛，以激昂有力的全国人民熟悉的声音，作了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这一报告使全场振奋，长时间地掌声雷动。他再次给中国人民鼓起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指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随后，邓小平指出：

“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十五、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

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

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批判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海瑞罢宫》这一文章。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张等约定

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不叫周恩来青。”《评<海瑞罢官>》一

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转载时加的编者

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他是按照学术问题来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这个

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是

“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

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

震危险，大地还在颤动，他就赶到灾区。接着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

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

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

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

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

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

事承担了责任，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

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

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

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卫兵“造

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意图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

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

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做起来是十分艰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

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而且显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

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

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这时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红卫

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

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呢？他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

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

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

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

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

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

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他谆谆告诉红卫兵：“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

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

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

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到处

“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

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其中规定：各单位凡已开展

“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

子；“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

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

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

要进入”；等。这两个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

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

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同日．又报毛

泽东后发出中共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谋部、总政治

部的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

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将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

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

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同月，毛泽东提出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也提出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

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

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则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

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

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

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

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

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革命

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

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

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

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

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

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

命和生产、业务问题”。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中共上海市

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

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的张春桥，同王洪文达成协议。

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

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

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

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

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

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

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

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下旬，

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

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

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

行、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出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

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由

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

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

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周

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

16日碰头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

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

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

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

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

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诽

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时，继续指

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

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

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

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

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

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恩来和中央

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

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

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

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报

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

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

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

紧组织和操纵着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

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

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

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

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

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

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

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

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

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

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

盗？”“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

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

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

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

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张要说

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

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

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

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

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

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

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

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

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

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击

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

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

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陪斗。有一次，他在连续工作18小时后又因遭到一

伙人长时间围攻，而心脏病发作。对贺龙的保护，周恩来也是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

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尤

的材料。12月，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常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国务院新六所。月底，江青

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亲自攻击贺龙。接着，贺龙家被抄。周恩来把贺龙移住到中南

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周恩来对贺龙说：现在中南海也不安全，

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来。他把贺龙移住到西山某处。对外，

他不断嘱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

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但后来林彪、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

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摔死，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他派人专程

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

派”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二条指示：（一）由成都

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

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

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

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成本禹眉飞色舞地在“文革”碰头会上通报这个消

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

议室，亲自去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

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帅，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时

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

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

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

织要冲击老帅们住地。周恩来专仍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

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

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

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三位老帅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帅从

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

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

荣鑫把人找回。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

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

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去了广州。12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

薄一波，中共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彭德怀的三条，乘火

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

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时，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给

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

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

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关怀他

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到5日开五

天。到8月4日，决定延长，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

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

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

“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

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

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

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

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

组织要开会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

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

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

12月，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

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

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

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

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

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

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

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1．5万余人在中南海西

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

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

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

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

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

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

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周恩来还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建。他在当时环境下做

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是写不胜写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

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

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工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

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

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

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

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

都深深记得在那惊涛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

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叫保护某

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

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送

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这些人的下落，追得

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他们批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毛泽东

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祟碧

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

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

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

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

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攫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

“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

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

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

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

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

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

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

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

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

序的暂时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

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班子瘫痪

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

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

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

《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

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

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

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

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

们的国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布他们

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

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

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

个防止“文革”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

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

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

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

“中央文革”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6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

说工交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

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

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前半期调整国民经

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恶性

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级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

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

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

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

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

英、余秋里、肖华、构成武、谷牧等讨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

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

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

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

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从12月初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互

不相让。12月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

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

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

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

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

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

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针对林彪、汪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

说：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毛主席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

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9年7月，二机部汇报

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这

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冶金部、一枫

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故问题，对检验制度的

取消提出了批评。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

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月，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

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1969年起，工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

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

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

“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

例”，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

调，1970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这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

计划纲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坏，

也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如他

196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

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

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

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些话表明了他当时的沉重心情和

辛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

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

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他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

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苦又强韧的战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

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后来谈到周恩来时所说：“在‘文化

大革命’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

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

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周恩来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

下来了，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终于没有崩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

条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

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1967年2月3日，他

感到异常不舒服．经医生会诊，发现有了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密。这年夏天，他的健

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

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撤销，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

的具体工作都得由70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

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

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等正是求文不得。正如国外有的作者所说的：“只要他在

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

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

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

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阴谋

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69

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后，他们间的矛盾增大，到

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他图谋提前“接

班”，从而发生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的突然袭击，打乱会议的原定议程，

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他不

顾自己有心脏病，极度操劳，甚至有一回因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这次会后，他按照毛

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逐渐展

开。1971年3月初，林彪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蛾’，他

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他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林立果等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

变计划。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

林彪及其一伙。林彪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时“要把周恩来干

掉”。由于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林彪他们的谋杀计划没有得

逞。9月12日前后，周恩来连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审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政府工作报告》稿。13日晚10时半左右，他得到报告，北戴河林彪住地出现异常情况而

且当地有飞机，周恩来下令追查飞机的行动。午夜12时半，得知林彪乘飞机强行起飞。周

恩来立即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1时50分，空军调

度室报告：林彪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周恩来放下电话简，生气地

说：“叛徒。”他立即乘车在中南海报告毛泽东。随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劝毛泽东到

人民大会堂暂住，并指挥了拦截林彪死党周字驰等劫持的直升飞机的战斗。3时左右，周恩

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

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后来，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

机毁人亡。周恩来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随员亲到现场察看，处理善后。

这次事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事件。他

的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十六、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忙于对国内外大事的操劳处理，经党顾不上吃饭，顾不

上休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有一次，一位烈士子女来探望他，恳求他保重身体。在傍晚

的院子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同志，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这是周恩来决意面向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献身的忠诚誓言。这八个字贯穿了他的一

生。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

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

作。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周恩来、叶

剑英、李先念等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周恩来等有了一定的条件，来设法尽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努力消除“文化大

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恶果了。他们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错案，解放

大批干部，逐步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并着手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当时提的是：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他又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9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

存在的极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文”，指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

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到1971年3月，在国

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存在的问题着重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

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体，为所欲为”。他说：“自由主义

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这年上半年，他已

经在一些会议上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了。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特

别是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效果。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

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他强调指出批判极左的重

要性，并且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

向，在会上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

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3

年，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

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

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

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说：“国民经济要按

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在周恩来的指导

下，从1971年底到1973年，国务院召开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

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

队伍，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

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在城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1973年2

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

（即经济工作十条）。这个文件拿到这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

市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成。

当时，周恩来指出了经济工作中有“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要着重加以解决。1972

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售

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

会犯错误。但是，这个问题在1972年还没有切实得到解决。这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

人，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1973

年3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

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

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

醒，这是个寒暑表嘛！”还说：“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

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他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

则，批评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平均

主义倾向。

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

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年比上年增加19％。第二，加强

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

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

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11月24日，国

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食生产、整顿

粮食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中共中央在12月10日批转了这两个报

告，要各地执行。

经过1972，1973年的努力，“突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反对极左的同时，周恩来在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发

展对外经济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1972年2月5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

理乱得很，要整顿。这是首次提出整顿的主张。据此，全国计划会议起草了文件，提出企业

要恢复和健全同位责任制等七项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等七项指标。对这个文件，经

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建议由国务院提请中共中央批转下发。但由于张春桥作梗，没有能

发下去。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1971

年12月16日，他对援外飞机的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批示，和叶剑英一起抓军用飞机质量问

题。他提到高度来指出：质量问题是路线问题。1972年1月，鉴于汽车生产质量下降，他

请余秋里抓这个问题。4、5月间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

质量问题。这些，都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强质量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整顿。10至

11月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

议，解决林彪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所造成的经济工作混乱状况，明确提出政治工

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

农村方面，也注意纠正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

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

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

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

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以

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他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

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

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1972年7月1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

时，对于杨振宁提出的我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不久，他对北京

大学校长周培源说：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

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9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

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

了。10月，他针对当时正常升学制度已被“文革”破坏的情况提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

“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教育

提出的富有胆识的主张，是后来恢复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他还在恢复出版事业，加强

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多次批评姚

文元分管的新华社的工作，提议把新华社的原负责人、老干部朱穆之从干校调回来，参与领

导，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对外经济方面，周恩来努力为改善和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创造条件。1973

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

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

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

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等，总额43亿美元（后来实际对外签约成交

39．6亿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

运的局面。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这段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

“左”倾错误，因此，国民经济逐步回升。1973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

超额完成了计划，成为第一个五年讨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财政情况也是好的。

在外交方面，我国也打开了新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

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

公报。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用了很大力气来对大量的被打击迫害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

誉和安排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发表了《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

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

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9月30日前后，周恩来几次约谈两报一刊（即《人民

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国庆社论的内容，强调要继续落实干部政策、知识

分子政策。这期间，他建议在毛泽东处召开一次会议，谈中共“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并

提议朱德、董必武、许世友等参加。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间，周恩来分别参加中央

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和天津、上海、江苏等小组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要抓好生产，落实干

部政策，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

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他同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谈了解

放干部和安排工作问题，之后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

会议连续讨论，解放干部。他在延安参观“七大”会址时，提出应陈列朱德、董必武、任弼

时、陈毅、贺龙的照片；当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有

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这几年中，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种纪念日

举行活动，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或者，他提出

名单建议一批同志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使不少同志从而获得解

放。一些冤案如贺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相继平反。限于客观情

况一时还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来的推动和后来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

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释放。

国外有些人是这样评论的：“由于周，林死后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暂时填补。长期的接班

斗争，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才避免让‘四人帮’接了班。由于周的经验和在中央的连

续领导，那些被侮辱的干部和高级文职人员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比较容易地恢

复工作。”

这里着重说一下周恩来关心邓小平的安全和努力使他重新出来工作。1969年邓小平下

放到江西时，周恩来亲自给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打电话，要当地加以照

顾。正如邓小平在那里劳动的工厂的负责人罗明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

恩来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

会时，对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

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制造舆论。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

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

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

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

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

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

们考虑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了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谈话精神

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

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

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

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

分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原来甚为健康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紧张、繁忙而急剧衰

弱，除得了心脏病而且屡次发作外，1972年5月，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

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定为膀胱癌。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

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

劳，不可大意。但周恩来万机待理，不可能真正地得到休息。因治疗一再延宕，到1973年

1月5日，大量便血。3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说明了

便血的情况，向政治局请假两星期，并提议在自己去玉泉山检查身体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

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10日，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

况，毛泽东批：同意。3月10日到24日，周恩来到玉泉山进行检查治疗。10日晚，做了第

一次手术。4月9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5月20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

全体会，在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绝大

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12月1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

话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接着，周恩来忙于八大

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

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

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并于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

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

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

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安排。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惧。他们不断地进行阻

挠。1972年8月，周恩来针对江青一伙大搞“空头政治”，造成不敢抓业务、不重视业务

的严重情况，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这个指示传达后，江青一伙就追查来

源，并阻挠它的贯彻执行。9月底，周恩来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社论起草人根

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姚文元勾掉。10月14日，《人民日

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

章。张春桥、姚文元称这版文章是“毒草”，在上海组织批判。这年秋，在周恩来提议下，

召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上认为周培源为贯彻周恩来关于

加强基础理论的讲话而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当时发表是必

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这个会议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说什么

“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他们声言要追周培源

的后台。周恩来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在会议纪要中不能把科技战线写成是“黑线专

政”。11月底，周恩来审阅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设想这次

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

恩来阅后批“拟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阅。张春桥阅后称：当前的

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认为“应批林彪卖

国贼的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他表示：极左思潮

少批一点吧。在谈到批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

计，叛党叛国。”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提出了整顿企业

的措施。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报到中央后，也因张春桥的阻挠而没有通过。1973年

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的经济工作《十条》，由于张春桥的破坏，也不

能下达。江青一伙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但尽管如此，

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尽力纠正“文革”“左”倾的错误。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江青、张

春桥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说：“一匹复一匹，

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

难。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具体斗争是不断的。如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中日友协

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谈到影片《李双双》时，当场点名要那个江青安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

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批判这部影片，并明确指出这部影片总的倾向是好的。8月6日，江

青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

间，不必马上公布。21日，在召集万里等开会时，听说了卫生战线劳动模范时传祥因被江

青点名而受到迫害，周恩来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指

示叫为时传祥平反。这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

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她遭到了毛泽东的斥责。

1974年初，周恩来癌症显著发展，病情加重。1月20日后，连续作治疗。24日，江青

一伙背着毛泽东召开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

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这两次大会，经过江青一伙策划，迟群、谢静宜等作了煽动性讲话，把

矛头直指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

毛泽东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一·二五”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说他们

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接着，江青又制造了“蜗牛事件”，以美国康宁公司赠送

我国四机部代表团成员玻璃蜗牛的工艺品为借口，说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

行”，从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周恩来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

事实真相和该国风俗习惯。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常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

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的讲话不印

发，不下传，已下发的要收回。

江青一伙对于周恩来等前一时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了不断的反扑。他们

针对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科组一份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查的文件，说这是“对

教育革命的反动”，宣扬交“白卷英雄”张铁生。这年底，他们又利用经过编者精心删改的

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的日记摘编，批所谓“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

破坏。他们还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追查周恩来看过和肯定的电影《海

霞》是谁推荐的，说这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他们指责电影《创业》是“给什么人树碑立

传”。毛泽东看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他们才把已经排好的批判文章拆

了版。他们组织了一些写作班子写文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

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邓小平任

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并去作报告，江青吵着不同意，直到毛泽东写信说：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一时期，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捣乱，

已经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严重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

4月底以厉，周恩来病情日益增重。6月1日，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此后就住在305

医院里了。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说“写老的

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对“现在的儒应写文章”。不久她在天津又说，“批现代的

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甚至给一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用我们这个

周去克他那个周”。她们极力攻击周恩来等，妄图为自己组阁创造条件。这年10月14

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

平。10月17日，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

向周恩来。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

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同意。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

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

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

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交通部派两个干部去任政委、政治干事。“四人帮”的党羽要他

们来批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他们拒绝。“四人

帮”的亲信就在上海整了诬告材料，江青一伙借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扬言要揪后

台。“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遭到邓小平的批驳。第二天，他们就背着周恩来

和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

议的昧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邓小平、

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听了后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周恩来在医

院里得知这事后，同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风庆轮”事件经过。

然后，他通过接近毛泽东的同志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这事情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

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

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

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上旬，周恩来在医院里分三批约中央政治

局成员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

1974年底，周恩来不顾病情的发展，为了主持开好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仍然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争取要把他们的亲信安

排在文化、教育、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约李先念等交换意见，感到教育部关系

重大，确定以周荣鑫掌管为宜。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身，还远行千里，飞赴长沙，

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这一次，还同毛泽东单独谈了话，提到怀疑江青、张春

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事情，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邓小平

“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补他为中央副主席，还对周恩来说，

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这次，周恩来回到北京下飞

机前，坚持叫秘书搀着到驾驶舱看望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

飞机。这时，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肠部。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

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4日，周恩来致信毛

泽东，提出把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否定

了“四人帮”提名的迟群。8日到10日，他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

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

谋受到沉重打击。13日至17日．弟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

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种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会

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

理。1月下旬，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

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小平把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

讲”。2月1日，他主持了由总理、副总理13人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

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同日，召开国务院各部、委

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说：“将来这样的

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他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副总理的分工情况，说“邓小平：

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

这封信。

1975年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

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

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周恩来的上述安排，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

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影射攻击周恩来等。同

日，姚文元写文章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成员谈

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

动员反总理。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人们（笔名梁效）谈话说：“党

的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随后，“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

表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所谓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布置反经验主义，要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后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接见外

宾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毛泽东表示

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在姚文元送来的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

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

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

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了江青、

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及在1973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第十一次路线斗

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搞“四人帮”宗派等问题。江青被迫作了检

讨。

这年8月，毛泽东同一个北京大学教师谈对《水浒》的看法，说，“宋江投降，搞修正

主义”。“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江青就借此大做文章，召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

开会，说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

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她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离开主题大讲

评《水浒》，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要求大会

印发她的讲话稿，并在全国放她的录音。毛泽东得知后严厉地批评她“放屁，文不对题”，

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

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

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向国外介绍了邓小平。10月以

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24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

在手推车上，向围绕在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

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周恩来从1972年得了癌症后，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建立

了丰功伟绩的七旬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这时候

也向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说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使他不能够也不考虑休息疗养。他在

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绝症更加不分昼夜地工

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不顾病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

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势更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1日到6月1日住进医院期

间，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

30个小时。6月1日，他携带一大堆文件，告别他的办公室，住进医院。实际上，他只不过

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

40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但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他仍坚持工作。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

的一些老领导同志会面谈话，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

们（指‘四人帮’）手里……”。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

谈话，接见外宾，召开会议。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挣扎着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

他也去参加了；董必武去世，他因病重不能参加追悼会，但仍亲自看了悼词。……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接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

章。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

邓颖超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

了热情和期望。”这是十分真实而切当的写照。

周恩来在病床上，仍关心着解放干部。他同纪登奎、吴德等谈这个问题，并责成把宋任

穷等九人的案件赶快了结。他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

1975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活动的人名单是张春桥拟定的，周恩来很不放心。他发现很多

人不在名单中，赶紧找杨德中等去商谈，集中三四十辆小卧车，派人拿着请帖到这些人家中

请，来不及参加白天的游园会，就参加焰火晚会，第二天名字见报，实际上又解放了一批

人。他要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特赦。不久，他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讨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后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特赦的决定。他还

说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应予释放。

当然，他十分关心同“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攻击他，他要秘书找

出提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送阅；“四人帮”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他嘱医务人员

把《鲁迅主集》中《评金圣叹》这一篇和各种版本的《水浒》找来送阅。他还要秘书把新、

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

周恩来关心看祖国的统一。1975年12月20日，他在病床上约罗青长部长谈对台工作

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找部门领

导人谈话。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

“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

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

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

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殒落，人

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

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