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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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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见罗瞎子光着屁股站在床沿下，两只手一手一只抓着王玉芬的两只脚，王玉芬躺在床上，大部分身体都被罗瞎子挡住了。门板不隔音，门里面的声音听得比看到的还真切。唐冬青听见里面唧唧哝哝的，还有声音很小的说话声。她听见罗瞎子的声音忽然高起来，他在里头喊：“玉芬，玉芬，玉芬，玉芬，玉芬……玉芬啊！”罗瞎子叫得很用力，很气促，唐冬青听得差一点笑出来。她忽然听见妈妈的声音，不耐烦地催罗瞎子快点快点再用点劲，她还说了一句十分下流的话，唐冬青一听脸呼地就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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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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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伊琴课间喜欢坐

　　在课桌上叽叽喳喳说话,

　　唐冬青是她最最忠心的听众。

　　上早读课的时候唐冬青偶尔一回头，看见宣传队的陈老师正从教室的窗口往里看，她的心咚咚咚地跳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和激动。

　　唐冬青想上宣传队，已经想了整整两年了。她对唱歌跳舞的兴趣比读书大多了，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登台表演，涂着红脸蛋，穿着花裙子，一边唱一边跳，吸引着台下许许多多人的眼光，她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美的了。不过这个心愿她从来没对人说过，她知道说出来也没有用，反而落个笑柄。因为宣传队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只有被陈老师挑中的人才能去，所以她一直盼望着陈老师的目光能幸运地落在自己的头上。

　　在唐冬青的眼睛里陈老师是最最可亲的一个老师，每次在学校里遇见陈老师，她都很慌乱，脸会莫名其妙地红起来，等到看不见陈老师的身影之后，她的心里才会回甘一般涌过一阵甜丝丝的感觉。陈老师个子不高，嗓音哑哑的，留着不太讲究的半长头发，耳朵两边一边一个细细的钢丝卡子别着，长相和打扮跟漂亮都沾不上边，但是唐冬青却非同一般地爱戴和崇拜她。因为这位陈老师，她喜欢所有小个子、哑嗓子和头发半长不长的女人。现在陈老师就站在窗外，离她不过两三步远，但她却一眼也不敢朝陈老师看，心里模模糊糊地企盼着有好事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陈老师的身影从窗口移到了门口，走进了教室，和班主任陆老师窃窃私语。三（1）班的读书声凌乱和低落下来，唐冬青却没有跟着停下来，相反她读得更起劲更卖力了，直到教室里只剩她一个人的声音。她一边读书一边悄悄抬眼去瞄陈老师，恰好陈老师也正朝她看过来。不过陈老师并没有选中她，她挑出来三个人，王芳、陈伊琴、李小蕾，都是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细胳膊细腿。唐冬青跟她们长得正相反，她是小小的眼睛大大的嘴，胳膊和腿都是肉乎乎圆滚滚的，身体上下一般粗，同学给她起个外号叫“唐冬瓜”。她看着陈老师把她们三个领出去，鼻子一酸，差一点哇的一声哭出来。

　　下午一节课后是宣传队的排练时间，宣传队员都去排节目，演出任务紧的时候他们下午的课就不上了。唐冬青看着教室里三个空着的位子，就像用舌头舔着自己掉了牙齿的牙床，心里空落落的。她多么希望空着的是自己的位子，而自己正跟着陈老师在排练室里学唱歌和练跳舞。一到下午唐冬青的耳朵就格外地好使，她能听到很远处的音乐声，陈老师“咪—依—依，吗—啊—啊”地领着大家吊嗓子，一声高过一声，听得她心里怅怅的，而近处老师讲的什么她却一句也没听见。

　　陈伊琴很快成了学校宣传队的台柱子。在台下她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姑娘，尖尖的一张狐狸脸，面颊上还星星点点生了不少的雀斑，可是她化了妆一登台，立马变得光彩照人，人见人爱。一大群小姑娘表演唱或者跳群舞，谁都看得出来最显眼的就是她。一晚上陈伊琴要表演好几个节目，经常是一个节目刚下来来不及换好服装又要上下一个节目了，每晚的压轴戏也都少不了她。

　　陈伊琴晚上演出很辛苦，白天上学迟到是常事。早读课上根本就看不见她，常常第一节课上了一大半她才提着书包匆匆跑进来。课间操她也是懒洋洋的，一边伸懒腰一边打哈欠，大家都做下一节了，她上一节拖拖拉拉还没做完呢，陆老师看了也从来不说她。

　　唐冬青最羡慕的人就是陈伊琴了，陈伊琴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吸引着她，让她喜欢得说不出话。陈伊琴耳鬓留着没有洗尽的残妆，唐冬青一下子懂得了什么叫妩媚；陈伊琴演出时说错了台词，唐冬青在下面又急又爱；陈伊琴课间喜欢坐在课桌上叽叽喳陈伊琴课间喜欢坐在课桌上叽叽喳喳说话，唐冬青是她最最忠心的听众。她常常连厕所都顾不得去上，尿憋得肚子快要胀破了。如果陈伊琴用她做点什么事，她会觉得那是最大的看得起她。

　　她前前后后跟着陈伊琴，有人笑话她是陈伊琴的小尾巴，恶一点的说她是跟在陈伊琴后面的一条狗，她听了也不在乎。陈伊琴起先对她确实有点瞧不起，唐冬青越巴结她，她越是想躲开她。后来看看她并没有坏心眼，对自己真的是一心一意，渐渐对她有了好脸色，不想做的作业就交给她。唐冬青即使自己的作业完不成，也会替陈伊琴把作业先做好。陈伊琴演出让唐冬青跟着拿衣服，唐冬青很负责，每晚从头到尾陪着她。

　　连续一段演下来，陈伊琴很疲倦，但唐冬青不疲倦，相反她很兴奋，两只眼睛亮亮的。她眼睛里看的都是陈伊琴，只是陈伊琴，心里幻想自己就是陈伊琴。她还幻想陈老师是自己的妈妈，弹着风琴，微侧着脸，“咪—依—依，吗—啊—啊”地带着自己吊嗓子，手把手地教自己跳舞。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再给她什么她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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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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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巷很久以前

　　曾经是很出名的花街柳巷，

　　有过一度的繁华，

　　不过早已经风华不再了。

　　唐冬青家住在解放路红旗巷，从前这里叫八宝街芝麻巷，改名了多少年，这里的住户开口闭口叫的还是老名字，没有人叫新名字。芝麻巷很久以前曾经是很出名的花街柳巷，有过一度的繁华，不过早已经风华不再了。芝麻巷几拆几建，成了一条狭长的小巷子，弯弯曲曲就像一根肚肠子，两边的房子脸对脸，中间是高低不平的石子路。早晨只要有一家在巷子口生煤炉，一条巷子就烟雾缭绕的，家家户户都是煤烟味。

　　唐冬青的妈妈王玉芬是粮店的售货员，也是全城最胖的女人。她生过五个孩子，浑身上下没有一根女人优美的曲线，有的只是几根没法看的粗线条。只要是从床上起来，终年套着一件卖米卖面的蓝大褂，硕大的胸部看不出双乳的形状，只是晕乎乎的一片。快走两步那堆肉便上下颤动，更是不堪入目。唐冬青看着自己妈妈那副模样，实在是从心底里替她难为情。

　　更让唐冬青难为情的是妈妈上了床的样子，脱掉了那件油渍麻花的蓝大褂，她一身白嘟嘟的肥膘肉，两条大腿就像大象腿一样粗，肚皮有好几叠，一拍嘭嘭嘭地响，跟一条皮口袋一样。她爸看了一脸鄙夷地说：“老囊猪！”她妈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一句：“操你妈×！”不过一点也不生气。

　　唐冬青上面有两个哥哥，老大建华，老二建民，两人和她一样都在向阳小学上学，一个四年级一个五年级，两人都是留级生。她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春燕刚上一年级，弟弟建武才四岁，有时候爷爷带过去，有时候妈妈把他装在自行车后面的篮子里带着去上班。唐冬青的妈妈喜欢男孩子，儿子们闯了祸，她很少打骂他们，还反过来替他们遮掩；而对唐冬青她老是恶狠狠的，什么事情都叫她去做，还处处对她不满意，张口就骂伸手就打，就好像她不是她的亲骨肉。五个孩子当中，其实就唐冬青长得跟妈妈最像，眼睛、鼻子、嘴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有一个差别，她没有妈妈那样胖。有时候唐冬青照着镜子，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唐冬青的爸爸唐大还算喜欢她，至少是跟她妈妈比要喜欢她一些，偶尔高兴了会塞给她一分两分的零花钱。唐大在煤店上班，每天用板车一车车地拉煤，唐冬青的同学说起她爸都说他是拉板车的。唐冬青知道他们看不起拉板车的，但是她却从来没有替爸爸难为情过。爸爸长得高高大大，四方面孔，浓眉大眼，一身结实的肌肉。唐冬青觉得爸爸就像电影演员一样英俊，够得上是一个美男子。美中不足的是他穿得实在太差了。

　　其实一家人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但唐冬青这上头最心疼的还是爸爸。爸爸一回来她就抢着替他洗衣服——他已经穿得很破了，她不能再让他穿得太脏。她一心想让爸爸穿得体面点，走出去像点样子。爸爸脱下的衣服有一股子冲鼻的汗馊味，一洗就是一盆黑浆汤，而且没有一件衣服是真正洗得干净的，几次一洗就洗滋了，黑的、蓝的、白的都变成了灰的，只有灰的还是灰的，不过灰得很乌涂，灰不溜秋的。别人的衣服只要跟着一块儿洗，也全都洗滋了。唐冬青自己也是从上到下没有一件衣服有清清爽爽的颜色。

　　唐大对穿戴很不以为然，也从来没在这上头讲究过，他知道一个送煤的人穿得再好也是白费劲，他清楚像他这样的人别人是不会真看得起的，所以他寄希望在孩子这辈人的身上。他听家里的老人说过腰粗屁股大的女人会生儿子，就毅然娶了腰粗屁股大的王玉芬。

　　王玉芬果然不辜负他的希望，替他生了三个儿子，外带两个丫头片子。只不过建华、建民两个不好好读书，看着就像是混事的坯子。老话说“三岁看大”，唐大不敢对他们两个抱太大希望。倒是小三子还好一点，学习肯用功，剩下就要看小四子小五子的了。唐大巴望着五个孩子当中至少有一个能够出人头地，他想只有这样，老唐家才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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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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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还是一样的上学放学，

　　回家的时候陈伊琴仍然排西路队，

　　唐冬青仍然排东路队。

　　唐冬青越是了解陈伊琴，对她的爱慕越加深。陈伊琴的爸爸妈妈都是淮剧团的，她家住在淮剧团宿舍。淮剧团宿舍在学校的西边，放学陈伊琴排西路队，唐冬青的家在学校东边，放学她排东路队。但是因为陈伊琴排了西路队，她觉得排在东路队里灰溜溜的，让人抬不起头来。一天两次的放学回家提醒着唐冬青她跟陈伊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不过陈伊琴对她还是蛮好的，愿意她处处跟着自己，和她形影不离，从家里带的零食也都很无私很大方地拿给她吃。陈伊琴上学总是带着很多的零食：水果糖、动物饼干、话梅、葵花子、盐金枣，有时候来不及吃早饭，书包里塞着烧饼油条和煮鸡蛋。唐冬青觉得这些东西不要说吃了，能带在身上就够奢侈的了。而陈伊琴拿出来跟她分享的时候态度里有一种根本不当回事的随随便便，就这个随随便便让唐冬青心甘情愿地跟定了她。

　　其实陈伊琴也有不如唐冬青的地方，她的学习成绩就没有唐冬青好。原先她们两个在班里都是中上游水平，唐冬青是通过刻苦努力得来的，陈伊琴凭的是小聪明。因为整天排戏演戏，陈伊琴缺课很多，作业又多半是让唐冬青代做的，所以她的成绩下得很快。期中考试的卷子发下来，唐冬青语文八十九，算术九十一，陈伊琴语文考了六十八，算术只有五十六。陈伊琴只看了一眼就把卷子塞进桌肚里，趴在课桌上呜呜地哭起来。她哭了整整一节自习课，下课的时候不哭了，两个眼睛红红的，半边脸都压肿了，头发乱纷纷地沾在面颊和额头上。唐冬青看着她，又是心疼又是羡慕，真希望自己能替了陈伊琴，更希望自己就是陈伊琴。假如自己真是陈伊琴，宁可数学只得五十六，宁可趴在桌子上哭上一节课。这件事之后唐冬青心里有了一个十分古怪的念头，她希望能有一个让她当众痛哭一场的机会。

　　陈伊琴变得不爱理别人，或者说是别人变得不爱理陈伊琴。因为在宣传队里大红大紫，一般的人都不在她的眼睛里。可惜的是在班里她的成绩却不好，已经滑到了中下等。一个大红大紫的人本来就容易引人嫉妒，陈伊琴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她的短处还那么明显。有几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便说她：“成绩这么差，还自以为了不起！”

　　说这话最起劲的是李小蕾，当初和陈伊琴一起进的宣传队，半年时间过去了，陈伊琴早就当了女主角，李小蕾还是群舞和合唱中面目不清的一个小角色。起先她和陈伊琴的关系也是不错的，不知怎么一转脸就成了水火不容的敌人，两个人碰了面也不讲话。李小蕾喜欢在背后说陈伊琴，对班里的女同学说的是陈伊琴在宣传队里的事，到宣传队说的是陈伊琴在班里的事，自然没有一句是好话。李小蕾一大本事就是能把无中生有的事说得绘声绘色，就好像确有其事。她还擅长挑拨离间，当她的听众只有一位时，她便面带神秘，吐露出许多秘不示人的私房话，无外乎是陈伊琴说你什么什么和陈伊琴对你做了什么什么，弄得陈伊琴很快便众叛亲离了。

　　就剩下一个唐冬青了。唐冬青是陈伊琴的铁杆，没有谁能在她面前说陈伊琴一个“不”字，一说她就翻脸，扭头就走，连李小蕾那样有算计的人也拿她没办法，知道她油盐不进，只好随她去。李小蕾也是起过念头想统战她的，可是唐冬青一见她走近脸就板成了一块铁板，李小蕾只好邀她一起扔沙包。唐冬青扔沙包是一绝，她力气大，出手快，不仅狠而且准。但是和李小蕾她从来不好好扔，每次都扔在自己脚尖前，扔了几把李小蕾说没劲就不跟她玩了。李小蕾还邀她一起跳皮筋、捉迷藏，不过想说的话却始终没机会说出口。

　　陈伊琴还是扬着脸走路，后面跟着唐冬青。但是陈伊琴其实已经很气虚，课间她不再坐在课桌上叽叽喳喳说话，因为没什么人听她说了。在舞台上她依然大红大紫，光彩夺目，在班上她却是少言少语，落落寡合。夜晚和白天，陈伊琴的生活反差极大。唐冬青看在眼里，心里很替她难过。唐冬青还没有学过“寂寞”这个词，却已经替陈伊琴有了这样的感觉。她对待陈伊琴比以前更加小心谨慎，许多话都不随便说了，怕不留神伤着陈伊琴。凡事她绝对地站在陈伊琴一边，与她同仇敌忾。尤其是面对李小蕾她们的指指戳戳，她比陈伊琴还要敏感。常常陈伊琴还没感觉没反应，她早已经为她气炸了肺，连杀掉她们的心都有了。

　　每天还是一样的上学放学，回家的时候陈伊琴仍然排西路队，唐冬青仍然排东路队。不过现在的西路队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彩，陈伊琴一个人斜挎着书包站在队列里，不声不响的。以前她可是话特别多，而且到处有人伸长了脖子叫她。唐冬青看陈伊琴现在这个冷冷清清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相反，东路队却变得热闹起来，原来不怎么说话的几个女同学老是扎在一起说个没完，队伍排得不直不说，中间还常常鼓起一个大鼓包，被管路队的老师说过好几次。这几个爱说的女生当中挑头的就是李小蕾，她叽叽喳喳的劲头一点不亚于以前的陈伊琴。管路队的老师指着李小蕾说：“现在陈伊琴不说了，你倒是说起来了！”不过里面的原委她半点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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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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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冬青远远地望着陈伊琴，陈伊琴不看她，她低着头，或者眼睛看着别的方向。东路队里站着许多陈伊琴的敌人，陈伊琴当然不朝这边看，还要故意把头扭过去。不过东路队里因为有许多陈伊琴的嚣张的敌人，东路队的面貌也改观了，变得生气勃勃的。唐冬青排在队列里面再不觉得灰溜溜和抬不起头来了。

　　陈伊琴和唐冬青真正好起来是在陈伊琴成了孤家寡人之后。以前陈伊琴让唐冬青跟着她是抬举唐冬青，她和唐冬青在一起玩是俯就唐冬青，唐冬青替她做作业、演出的时候替她拿衣服她也都没觉得有什么，唐冬青处处顺着她，她也觉得很自然。现在忽然之间谁也不理她了，如果没有唐冬青，课间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不在时老师留的作业也没人告诉她，晚上自然更不会有人陪着她去演出了。

　　这么一想，唐冬青的可贵就全显出来了。而且唐冬青的好只是对她一个人的，班上这么多人，就从来没见她对另一个人这样过。陈伊琴觉得自己以前不太瞧得起唐冬青是不应该的，以前觉得唐冬青有点贱也是不应该的。一个人只对一个人好这个人是不能算贱的，陈伊琴迅速地改变了对唐冬青的看法。再说了，唐冬青的学习成绩还远比她好得多，不久前还当上了小组长，陈伊琴想想自己看不起她实在没道理。

　　有的人天生就知道怎么样对别人好，陈伊琴就是这样一个每天还是一样的人。她天资极聪慧，没人教她就懂得帮人要帮在点子上。她早看出来唐冬青对文艺表演情有独钟，甚至很痴迷，她想要是能让她进宣传队，她肯定会特别高兴的。可是唐冬青长的样子实在是不适合宣传队，宣传队的小姑娘即使不漂亮也都很清秀，而唐冬青竟连清秀也说不上。不过陈伊琴这回是下了决心要替唐冬青促成这件事，事情越是难办才越显得情义珍贵，她要对唐冬青投桃报李，还要给唐冬青一个惊喜，让唐冬青为她所做的一切而感动。

　　陈伊琴去找陈老师说，陈老师一听就摇头。陈老师说：“我知道那孩子，长得圆滚滚肉乎乎的，小冬瓜一个，连腰身都没有，她来了让我找谁跟她配戏呀？”陈伊琴就不说话了。过了两天她又跟陈老师说，陈老师说：“宣传队里女演员已经太多了，她要是个男孩子还可以来试试。”到了晚上演出的时候，陈伊琴化好了妆穿好了服装等着上场之前，悄悄拉了陈老师又说了一次，她想好了要说来说去把这件事说成。

　　这回陈老师听了，没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只让她先好好演出。陈伊琴悄悄嘱咐唐冬青说陈老师有什么事你上前帮一把。陈老师既是晚会的导演又是舞台监督，服装、道具、灯光有什么问题样样都要来找她，一进剧场忙得头都大了，一晚上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唐冬青慌慌忙忙跑回家，找了一个酱菜瓶子洗干净，又找了一点茶叶来，泡了一杯茶，恭恭敬敬端给她。陈老师匆匆接过去，看了她一眼，又回过头看了她一眼。

　　没过几天陈老师让陈伊琴通知唐冬青下午一节课后去宣传队，这个好消息让两个人欣喜若狂。唐冬青试都没试就直接上节目，这在以前就没有过。唐冬青心里清楚自己能进宣传队全靠的是“关系”，所以她更加下决心要好好表现，绝不辜负陈伊琴和陈老师对她的好意和厚爱。

　　唐冬青参加排练的第一个节目是藏族舞蹈，排节目之前陈老师就向大家描绘了这个节目正式演出时的情景：女演员们穿着宽大的藏族裙子，腰里扎着鲜艳的彩条围裙，手上托着洁白的哈达翩翩起舞。唐冬青听得格外专心，思绪随着陈老师的描述而翱翔，她想像自己涂着红红的脸蛋，描着乌黑的眉毛，穿着漂亮的藏族服装登上舞台，激动得都有点儿头晕了。还有更令她高兴的，就是陈伊琴也参加这个节目，这也说明陈老师真的是很看重她，不是随随便便敷衍她，而且有陈伊琴在一起，她的心里就像有了某种依靠，非常踏实。

　　陈伊琴因为个子略高排在队伍的前列，唐冬青排在队伍的后面。陈伊琴先出场，所以她的一举一动唐冬青在后面能看得一清二楚。每跳一会儿陈伊琴就会从队列里探出脑袋对唐冬青笑一下，唐冬青心里甜甜的，也不时地探出脑袋对陈伊琴笑一下。

　　学了几个动作之后陈老师让休息一下，她站在陈伊琴旁边，笑嘻嘻的，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她这个胖乎乎的样子还真挺可爱的！”说的是唐冬青，陈伊琴听了特别高兴。又学了几个动作，陈老师让大家从头串起来来一遍。一遍下来陈老师微微皱起了眉头，她让再来一遍。又一遍下来，陈老师的眉头皱紧了。陈老师对唐冬青招手说：“你下来，你站到我这儿来看看清楚！”唐冬青听陈老师这么说，倏地出了一身汗。她乖乖地走出队伍，站到陈老师边上，看着别的人跳。陈伊琴看着唐冬青出列，真希望自己有神通能够搭救她。她一边跳一边扭过头去看她，跳着跳着她不再看她了，动作做得格外地流畅和优美——她知道唐冬青在看着她，她想用自己的动作教会她。

　　排练结束的时候陈老师把陈伊琴叫到一边对她说：“她真的是不行，你说怎么办吧？”陈伊琴一听差点哭出来。陈老师有点看不过去，变通了一下说：“要不你教教她，你教得会她，就还让她参加。”陈伊琴点点头，眼睛里的泪花好容易才憋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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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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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陈伊琴也没有办法教会她。唐冬青的学习态度肯定是没问题，每个动作她都学得极认真，可惜的是她不会把这些动作连贯起来。舞蹈动作应该是像水波一样会流动的，唐冬青就是死活流动不起来。无论陈伊琴下多大功夫教她，她也没有办法把那些学会的动作比划成一段八九不离十的舞蹈。她的一招一式都是呆板的，关节都像是锈住了，动起来就像一个木头人。她在这方面简直是太没有天赋了。两个人常常练得汗如雨下。最后连陈伊琴都灰心了，她实在是教不会她。陈伊琴和唐冬青抱头痛哭。

　　唐冬青只好退出了宣传队。好在她心情很平静，哭已经哭过了，所以她没再哭。藏族舞蹈很快公演了，舞台效果和陈老师设想的差不多。每次演这个节目台下掌声都特别多，陈老师就把这个节目定为了压轴戏。后来这个节目还在地区得了奖，陈老师脸上笑成一朵花。

　　本来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开心的大好事，可是陈伊琴却不敢当着唐冬青的面太高兴，相反她却嘟囔着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唐冬青不说话，心里很酸涩。本来这个节目是有她的，这份高兴自然也是有她的，结果却是忙来忙去白忙了一场，结果却是看别人越高兴自己心里越难受。唐冬青最难过的其实还不是宣传队不要她，而是她觉得自己连个谁都不爱理睬的陈伊琴都不如。她越想越伤心，又没一个人可以说句知心话，眼泪只好往自己肚里流。

　　陈伊琴演出唐冬青照样去替她拿衣服，两个人如影随形的，还是好朋友。陈伊琴还在替唐冬青使劲，想把她再弄回宣传队，只是陈老师不答应，说她根本不是这块料。这样的话陈伊琴当然是不会学给唐冬青听的，怕伤了她的心。她尽量把陈老师的拒绝说得很委婉，那些话听上去吞吞吐吐的。陈伊琴对唐冬青小心翼翼的，因为她觉得这件事自己没办好，有点对不住她。

　　唐冬青对宣传队其实早死了心，她在跳舞上面没才分，但她看事情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她一看陈老师的眼神就明白陈老师是怎么看自己的。陈老师对她爱理不理的，对待她介乎于认识与不认识的学生之间，可实际上呢，陈老师怎么可能不认识她？她跟陈老师学过跳舞（尽管没有学出来），她还替陈老师做过七七八八跑腿的小事情，陈老师这么一装假唐冬青心里觉得很委屈，想想自己有一次还费劲巴拉找了一个酱菜瓶子洗干净替她泡了一杯茶，她觉得自己真是挺贱的。如果早知道陈老师是这么一个人，她是绝对不会那么巴结她的。再想想那都是陈伊琴让她做的，都是陈伊琴叫她主动去接近陈老师，如果说自己贱，那也是陈伊琴让自己贱的，想到这里心里不由恨恨的。

　　有一天黄昏时分，唐冬青和几个帮唱的同学正在教室前的小操场上扔沙包，玩得正起劲，陈伊琴化完妆从教室里走出来。陈伊琴也是一时兴起，插进去跟她们一起玩。也不知是一个怎样的念头，唐冬青抓起沙包狠狠地朝陈伊琴的脸上扔过去，霎时陈伊琴捂着眼睛蹲在了地上。唐冬青向来扔沙包是一绝，她力气大，出手快，不仅狠而且准。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这个沙包一砸过去，一起玩的人都吓坏了。她们呼地围了过去，把陈伊琴围在了中间。也不知道陈伊琴哭没哭，反正她脸上的妆全花了。

　　唐冬青站在原地没有动，她看见陈伊琴慢慢地站起来，远远地看着她。天色更暗了，她看不清陈伊琴脸上的表情，只觉得她目光狠狠地盯着自己。而前面一刻天光还亮得多，陈伊琴的眉眼又都是描过的，站在这头确实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她知道自己想赖也赖不掉。她意识到自己闯下祸了，慢吞吞地走过去，对陈伊琴说一声：“我不是有意的。”自己都听出了声音里的勉强和敷衍，陈伊琴盯着她的目光刹那间变得锋利无比。

　　不过陈伊琴并没有说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她捂着脸，进了教室。唐冬青远远地站在教室外面，不敢走近，更不敢进去。教室里的灯光很明亮，教室里的一切她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陈伊琴重新洗过脸，重新匀了底色涂胭脂描眉画眼，都是陈老师亲手操作，连她的洗脸水也是陈老师亲手替她倒的。这一个晚上陈伊琴就像是陈老师的一个宝贝，受到了最细心的呵护，也受到了无上的礼遇。陈老师前前后后跟着她，替她背书包，替她倒开水，替她幕间补妆，还替她拿衣服。

　　一晚上唐冬青倒也一直跟着她，但是她根本就插不上一点手。幕间休息的时候陈老师搂着陈伊琴的肩膀说说笑笑，逗她高兴，陈伊琴一到后台就拿着一块白手绢捂着脸。围着她们的是几个当红的女演员，别说唐冬青了，就是宣传队里一般的人也都识趣，没有往前凑的。到了演出快要结束的时候，唐冬青猛然意识到其实陈老师是在有意防范她。突然间她热血上涌，心里犹如烈油翻滚。她真的太憎恨自己了，觉得自己太可耻太卑鄙太不是人，别人已经识破了自己，自己还不赶紧走开，还往人面前凑，还想讨好人家，真是脸皮太厚，太不知丑了！唐冬青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无地自容，一股绝望的心情让她恨不能马上倒地死过去。

　　就在这时熟悉的音乐声响了起来，唐冬青反应过来藏族舞蹈就要开始了，也就是说演出快要结束了。她望着台口，陈伊琴舞动着衣袖扭动着腰肢出场了，脸上微笑着，一点也没有被沙包砸过的痕迹。陈伊琴从来就是这

样的，她一上舞台就成了另外一个人，跳起舞来更是婀娜多姿，美若天仙。这样一个人，你拿她能有什么办法呢？唐冬青痛苦地想，其实砸她一沙包根本就没多大用，伤不着她一根毫毛的，倒是自己白白地对她下了那样的毒手，弄得心里这么不自在。唐冬青双眼紧盯着翩跹起舞的陈伊琴，她跳得那样好，她的动作自己永远学不会，她的舞姿自己永远练不会，她实在是太优越了，自己永远都没法跟她比。唐冬青的眼泪流下来，她躲在侧幕后面偷偷地不出声地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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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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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冬青砸了陈伊琴一沙包，陈伊琴并没有记她仇，平常经常一起玩的，谁没有个失手的时候？只有唐冬青自己心里清楚这一沙包扔出去她是有意的，根本就不是失手。陈伊琴再没有提过这件事，别人也没有提过这件事，但是唐冬青却一天也没有忘记这件事。有的时候她的心里会突然地有一阵懊悔和愧疚袭上来，有的时候她良心发现，处处都对陈伊琴特别好。陈伊琴不知是没感觉还是故意假装不知道，她对唐冬青还跟以前差不多。

　　唐冬青不知道就在她忍受着内心的煎熬的时候，她和陈伊琴的相处就要结束了。有一天扬剧团来学校招演员，他们千挑万选，最后只选中了陈伊琴。陈老师对他们说：“她是我们最好的苗子。”她又说：“你们真有眼光啊！”

　　全校上下的羡慕可想而知。在当时，中学毕业后绝大多数人都要上山下乡，留城的机会非常少，能进剧团自然是一条极好的出路，更何况对陈伊琴这么一个天生的艺术人才来说，不去剧团去哪儿都可惜了。陈伊琴略做准备就跟着他们去了扬州。临行匆忙，她也没来得及到学校来和唐冬青告别，陈老师是去陈伊琴家里给她送的行。

　　陈老师回来说，原来一直以为陈伊琴家住在淮剧团宿舍，她父母肯定是演员，其实她爸爸是淮剧团的电工，妈妈是淮剧团的会计，两个人和文艺都沾不上一点边。陈老师由衷地说，陈伊琴这孩子生来就是个演员的坯子，她就是为舞台而生的，这样的人才好几年也难得遇到一个啊。

　　陈伊琴走了陈老师很寂寞，有一段时间连排演新节目的兴头都没有了，宣传队活动的次数也减少了。陈伊琴走了唐冬青也很寂寞，不过她的寂寞是在心里的。她常常想起陈伊琴，想起陈伊琴随即就会想起自己狠狠地朝她脸上砸过去的一沙包。她真后悔自己那么做，她觉得自己一生中最对不起的人就是陈伊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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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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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冬青眼里

　　蔡大妈就是苦难的化身，

　　她苦大仇深，

　　受尽了旧社会的折磨和凌辱。

　　陈伊琴走了不久，蔡大妈就来了。

　　蔡大妈跟陈伊琴没有什么关系，她跟向阳小学也没有什么关系。蔡大妈是城郊的一个菜农，年轻时嫁过一个男人，男人不知是走了还是死了，剩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拉扯着一个儿子过日子。儿子又是个不学好的，长大之后成天游手好闲，一件正经事不做，蔡大妈也管不住他。蔡大妈的生计全靠她自己，种菜、卖菜，儿子只会伸手向她要钱花。蔡大妈不过五十来岁年纪，但脸上已经爬满了皱纹，牙齿也掉了半口，黝黑的脸颊瘪进去，显得很老相。只要她出来见人，总是两眼无光，一脸苦相，一看就是一个苦命人。

　　蔡大妈每天都挑了担子进城卖菜。她有一个特点，卖菜之外喜欢和买菜的闲聊。慢慢地人头都熟了，蔡大妈干脆挑起担子走街串巷送菜上门。蔡大妈的菜新鲜，斤两又给得足，大家都乐得买她的，渐渐地她在城里有了许多固定的顾客。蔡大妈的长期客户中有不少是家庭主妇，一边挑菜一边和蔡大妈攀谈。女人们的话题通常无外乎家长里短，但蔡大妈除了家长里短之外还能说点别的。她最喜欢对人诉苦，一开口便是：“我们乡下人苦啊，跟你们城里人没法子比，一大老早就下地了，太阳晒，皮都脱光了，做得没得歇，一辈子啊，想想都要淌眼泪！”蔡大妈尽管说话颠三倒四，没头没脑，但她表达的意思却是清楚的。

　　一般诉苦的话很容易遭人讨厌，但是蔡大妈就有本事把这个话题说得叫人爱听。她最喜欢说的是她自己，自己从小受的苦，嫁了男人受的苦，没有了男人受的苦，年纪大了还是在受苦。她一说起受苦的事情眉眼就皱起来，脸上很凄苦，整个人极富感染力。买她菜的主妇听了都被她打动，个个都很同情她。有时候蔡大妈讲着讲着掉眼泪，她们也跟着眼圈红红的。

　　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一天书没读过，大字不识一个，嘴却极能说，天底下受苦的人那么多，可大家记住的都是她蔡大妈受的苦，也实在是很难得。城里越来越多的人认得了蔡大妈，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蔡大妈的故事，越来越多的人买蔡大妈的菜，蔡大妈应该很高兴了吧，可是她还是苦着一张脸，逢人便苦叽叽地说：“没钱日子难过啊，儿子不成器，我没得办法想，我这个人生下来命就苦，什么苦都吃过，一辈子也苦不出个头！”

　　几句话一说她就又扯到了自己的身世上，从小受的苦，嫁了男人受的苦，没有了男人受的苦，年纪这么大了还是在受苦。她的身世不少人都听过许多遍了，但是她一开口，他们还是忍不住要站下来听。蔡大妈一诉起苦来整个人就沉浸在苦难里，絮絮叨叨滔滔不绝，话头特别密，那些陈年旧事，经她一说都活灵活现的，好像发生在眼前。

　　比如她讲到下雪天出门拾柴火被地主老财家的狗咬了，撩起裤腿让大家看她小腿上一块白亮的伤疤，谁都觉得那块伤疤还在隐隐作痛。而且蔡大妈每次讲她受的苦难都会多多少少加进一点新内容，有的时候一段老故事突然多出了一些新情节，记性好的小孩子听了忍不住要刨根问底，大人们却从来不计较，他们喜欢她添油加醋，喜欢她喋喋不休，一半当故事听，一半也是当热闹看。有一天一个女人半真半假啧啧赞叹道：“老奶奶口才这么好，怎么不去学校里给学生讲讲呀？”不久蔡大妈就果真被向阳小学请去了，给学生们作忆苦思甜报告。

　　唐冬青第一次听蔡大妈作报告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在唐冬青眼里蔡大妈就是苦难的化身，她苦大仇深，受尽了旧社会的折磨和凌辱。每次蔡大妈来忆苦思甜唐冬青都听得格外专心，一条手帕哭得湿淋淋的。蔡大妈诉苦的内容每次都不重样，除了讲自己，她还讲自己活活饿死的爹娘，卖给人贩子的弟弟和妹妹，给地主扛长活累断了腰的小叔叔，被抓了壮丁的舅舅，给人家做童养媳的小姨娘，还有被恶霸强奸的亲嫂子……讲起来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蔡大妈忆苦的时候自己很少流眼泪，她说呀说的，把台下的人都说哭了为止。小操场上横竖成排低垂着头坐着的师生们擦眼泪擤鼻涕，唏嘘一片。

　　学校老师一致评价，蔡大妈是请到学校里来开门办学的人当中讲得最好的一个，也是最感染人的一个。向阳小学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她去，不仅向阳小学，别的学校同样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她去，蔡大妈很快就成了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

　　听了蔡大妈忆苦思甜报告之后，各学校各年级各班还要组织讨论，讨论之外老师们还布置学生写作文，为的是更好地消化吸收，将阶级仇、民族恨转化为上进的动力。三（1）班把这篇作文留作了家庭作业，题目就是《听蔡大妈讲苦难》。从星期六到星期天，唐冬青一直埋头哗哗写。蔡大妈讲过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她写了一页又一页，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内容没有记下来。一边写她一边哭，想想一个人受过那么多的苦，真就像蔡大妈自己说的，她是黄连掉在了苦胆里——苦透了！她替不幸的蔡大妈流下了许多许多的眼泪。

　　星期一去上学时唐冬青两个眼睛还是肿肿的，人也变得沉默寡言。她心里装满了蔡大妈的苦难，没有什么能让她快乐得起来。陆老师看了她交上来的作文，当着全班同学表扬她：“唐冬青同学这篇作文，很下功夫，写得也是不错的。”下课陆老师看到唐冬青，对她说：“写作文要学会抓住重点，用不着什么都写到。”陆老师把唐冬青写的作文发还她，厚厚一沓子，一共十六页，每页四百字。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字还没有认全呢，背后用了多少功夫啊！陆老师真的有点心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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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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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里唐冬青把发下来的作文又重新写了一遍。她记住了陆老师说的“写作文要学会抓住重点”，把那些无关紧要的话统统都去掉了。她把蔡大妈讲过的事情一件件串起来，连忘掉的也都重新回想了起来。她写了一页又一页，数一数，一共二十页，每页四百字。

　　又到星期一，唐冬青把写好的作文交给陆老师。陆老师很惊讶，看完之后很震惊。陆老师又一次当着全班同学表扬了她，陆老师说：“唐冬青同学真的非常肯下功夫，你们都要向她学习。”陆老师亲手把唐冬青的作文一页一页贴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示范，要全班同学好好看看，好好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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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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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唐冬青

　　忽然学起了蔡大妈诉苦。

　　有一天唐冬青忽然学起了蔡大妈诉苦。那天下午大扫除刚结束，唐冬青一屁股坐在一个水泥墩上，皱起眉头，一拍大腿，说起了蔡大妈的辛酸家史。她学得简直太像了，说的内容、情节，用的语言，包括脸上的表情、说话的腔调，甚至一捋头发、一抹鼻涕的动作都和蔡大妈一模一样，把边上看她表演的几个女同学逗得肚子都笑疼了。唐冬青自己却一点也不笑，相反她一脸的苦相和愁容，加上她跟蔡大妈一样是用第一人称我、我、我那么说的，就好像真的是她受过那么多的苦一样。女同学们个个笑岔了气。

　　第一次的效果就这么好，唐冬青很快有了第二次。这一次是在班会后，本来大家是应该到操场上去自由活动的，结果唐冬青一开腔，好多人就不走了。这一次因为人比上一次多得多，大家的反应也很不一样。有的人仍然是笑，有的人听了吓一跳，以为唐冬青疯掉了，也有的人脸上的表情一本正经的，好像真的在听忆苦会。可惜的是唐冬青开讲没多久体育课代表就来催大家去操场上跳绳，弄得教室里的人都很不尽兴。

　　很快都知道了唐冬青有这一手，有时候同学就逗她来一段。唐冬青倒也从来不故意拿一把，有人叫她来她就来，只不过别人叫她来和她自己要来比起来要差得多，完全没有她主动表演时那种惟妙惟肖、入情入理和简直是神来之笔的即兴发挥。她想来的时候就像是被蔡大妈附了体，有时候说出来的比蔡大妈还要精彩，表情也比蔡大妈还要凄苦和绝望，真是比蔡大妈还像蔡大妈。

　　隔个三五天唐冬青就会主动来一次，就像是精神病发作一样。同学们慢慢掌握了她这个规律，不再要求她来了，而是等着她自己来。有一天下午放学前唐冬青正坐在教室里绘声绘色地说着冒雪出门拾柴火被地主家的狗咬得血淋淋那一段，陆老师从后门进来了，她悄悄站在一圈人的后面，听得很认真。

　　早就听说过唐冬青会学蔡大妈，但陆老师怎么也没想到她竟然学得这么像。陆老师平常十分爱好文艺，每个礼拜六都去电影院看电影，她看到蔡大妈就觉得她应该去演电影，没想到自己班里貌不出众的唐冬青居然也是一个颇有表演才华的好演员。她把这个惊喜的发现告诉了自己教研室里的同事，他们都想见见唐冬青。

　　唐冬青被陆老师领进语文教研室，老师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她。在各位老师的眼里，她不仅是三（1）班的一个小学生，更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人。他们忍不住请她来一下，唐冬青扭过头去看陆老师。陆老师说：“最好还是等她自发地表演，那时候才是最精彩的。”可是老师们都等不及，他们说：“随便来一下吧，让我们看一看吧！”陆老师朝她点点头，唐冬青咳嗽一声，清清嗓子，就开始了。

　　蔡大妈每次开讲也是先咳嗽先清嗓子，有几个老师先忍不住笑了起来。不过他们很快就不笑了，唐冬青一开口就把他们带进了忆苦思甜的氛围里。唐冬青只讲了一小段，讲的是爹妈被活活饿死的那一段，听得两个女老师差点落下眼泪来。一个说：“她讲得比蔡大妈还感人。”另一个说：“下次学校再开诉苦大会用不着请蔡大妈了，让她来讲就行了。”

　　说的无心，听的有意。回班级的路上陆老师一只胳膊搭在唐冬青的肩膀上，柔声细语地问她家庭情况。唐冬青说了爸爸是做什么的，妈妈是做什么的，还说了自己的哥哥、妹妹和弟弟。陆老师启发道：“你爷爷、奶奶呢？他们在旧社会是不是也都受过很多的苦？”

　　唐冬青不知道，她从小就没有跟爷爷奶奶生活过，对他们不熟悉也不了解。她只知道奶奶死得早，爷爷跟着大姑二姑在乡下。爷爷总想到城里来跟着儿子过，说过好几次，无奈唐冬青的妈妈不同意。每提一次王玉芬和唐大就要吵一架，有两次夫妻两个还动了手，后来这事也就不提了。

　　王玉芬跟大姑二姑都是面和心不和，嫌她们土气，嫌她们穷，自己从不到乡下去走动。五个孩子除了最小的一个有时候让爷爷带，其他几个也很少回乡下，所以唐冬青和哥哥、妹妹一样几年也不去一次爷爷家。别说爷爷奶奶在旧社会是怎么生活的，就是爷爷现如今是怎么生活的，她也一点不知道。陆老师说：“不知道不要紧，你回家去问问吧，问清楚了记得来告诉我。”

　　唐冬青回家问爸爸，唐大翻着一双模样俊秀的大眼睛，反问女儿说：“怎么想得起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你爷爷奶奶旧社会怎么过的，旧社会还能怎么过？受穷受苦，没得吃没得穿，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唐冬青赶忙从书包里掏出纸和笔，央求爸爸道：“慢点讲慢点讲，让我记下来。”唐大却转过脸去不说了。

　　王玉芬凑过来，嬉皮笑脸对女儿说：“问你们老唐家的事情呀？你问我好啦！旧社会他们真是苦头吃足了，你奶奶被卖到窑子里，你爷爷专门替人拉皮条。”

　　唐大听了立马跳起来，大骂道：“王玉芬，我日你妈妈的！”

　　王玉芬一点不示弱，一只手叉着腰，远远地点着唐大的鼻子说：“你说我哪一句说得不对啦？你娘没有做婊子啊？你敢站出来拍着胸脯说你老子不是个老王八！”

　　唐大气得破口大骂，句句都很脏很难听，把王玉芬家的祖宗上上下下操了个遍，骂完嘭地摔门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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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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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爹妈也问不出个名堂，反惹得他们干了仗，唐冬青心想还不如靠自己呢。她学没上几天，忆苦会倒是听过不少场。蔡大妈说的那些她早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张大爷、刘大爷说的那些她也一样点点滴滴全部记得清清楚楚。她把蔡大妈、张大爷、刘大爷的苦混合混合，就成了自己爷爷奶奶在旧社会受过的苦。

　　唐冬青找到陆老师，她把自己编的故事讲给她听，陆老师听完好半天没说话。唐冬青战战兢兢地问：“老师，我讲得不行吗？”陆老师说：“行是行，就是还不够苦。”

　　陆老师亲自帮唐冬青修改润色，就像批改作文一样，一段段一字字地捋过去，替她删掉一点，又加进一点，再删掉一点，再加进一点，缝缝补补，拼拼凑凑，最后陆老师的创作完完全全替代了唐冬青的创作。

　　唐冬青登台一讲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正式讲的时候她没有讲自己的爷爷和奶奶在旧社会如何如何，而是所有的故事情节都集中到了奶奶的身上。唐冬青讲述的“我奶奶”的故事是一本旧社会妇女的血泪史，她讲到奶奶出生在一条破渔船上，寒冬腊月里，她一落生就冻得差点没了命。她讲穷苦的奶奶怎么样从小吃不饱，穿不暖，长到十岁还没有穿过一双鞋。她还讲奶奶为了还债被迫到地主家里当丫环，受尽了地主和地主婆的打骂和凌辱。后来又被老地主卖到邻村做了童养媳，每天起早贪黑，要做最苦最累的农活和家务活，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最终奶奶不堪折磨，逃了出去，嫁给了同样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贫苦的爷爷。他们辛勤劳作，一年累到头还是还不上地主的租子。苦命的奶奶在一次难产中大出血，撇下两个年幼的女儿和嗷嗷待哺的婴儿死去了。

　　比起蔡大妈讲的自己受的苦，唐冬青讲的奶奶受的苦更集中、更凝炼，因此主题更突出，也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尽管同样是诉苦，蔡大妈讲的都是些原始资料，也就是说都是些未经加工整理的素材，枝枝杈杈，拉拉杂杂，前说后忘，有头没尾。能听得出她说的全都是怎么怎么苦，可也常常听得人一头雾水，实在费劲。而唐冬青讲的中心突出，层次分明，前后呼应，高潮迭起。她讲的内容都是修饰过的，是经过陆老师精心加工润色的，甚至干脆可以说就是文学创作。一个满口村言俚语一个大字不识的没文化的卖菜老太太怎么能拼得过一位热爱文艺的小学语文老师笔下的文学呢？所以唐冬青登上讲台一诉苦，全校师生很快就把从前忆苦思甜会上的大明星蔡大妈给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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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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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冬青一向很崇拜陈老师，

　　陈老师是她的偶像，

　　她认为陈老师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唐冬青先是在校内，后来又到校外，她到处诉苦，风头出尽。从前她一心想上宣传队，为的就是台下观众的眼光齐刷刷地投在她的身上，现在这个小小的理想轻而易举就实现了。她一下子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小名人，名气远远超过了昔日的陈伊琴，也远远超过了今日的蔡大妈。

　　唐冬青算是一炮打响。向阳小学历来人才济济，有学习标兵，有运动健将，有文艺尖子，但是出一个擅长忆苦思甜的学生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学校可喜的教育成果，校方决定把唐冬青树成一个典型。

　　学校里只有一个人看出了唐冬青的美中不足，这个人就是宣传队的陈老师。自从最心爱的弟子陈伊琴被扬剧团招走之后，陈老师便沉寂了下来，做什么事都有点打不起精神。现在宣传队经常是一礼拜也不排练一次，新节目说不上，老节目也越演越疲沓，大家差不多都不关心学校里还有没有这么个宣传队，陈老师自己也承认的确是没心劲了。

　　可是唐冬青再次一出现，陈老师的眼睛不由一亮。要不是名字和长相还都是老样子，陈老师肯定会以为这是另一个人，一个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新人。陈老师怎么也想不到不久前刚被她从宣传队里刷掉的一个人会一转脸出脱得如此有模有样，真是小蝌蚪变田鸡，丑小鸭变天鹅。陈老师很少错看过哪个人，这一次她却生生没把唐冬青这么一个有才情的人看出来。尽管谁也没有说什么，陈老师还是替自己感到很遗憾。为了弥补过失，她决定亲自带一带唐冬青。

　　都知道陈老师是个爱才的人，也都知道经过陈老师的手调教过的人一个个都出落得山清水秀，不同凡俗。这一次陈老师提出来要亲自带唐冬青，学校领导个个都挺高兴。前几年陈老师抓宣传队很有功，文娱节目搞得有声有色，为向阳小学挣了一大把奖，名声在外。忆苦思甜虽说不是演节目，但是与演节目有不少相通的地方，陈老师肯出手相教，唐冬青肯定会更上一层楼。班主任陆老师也很替唐冬青高兴，她领着她，诚心诚意拜在陈老师的门下。

　　唐冬青一向很崇拜陈老师，陈老师是她的偶像，她认为陈老师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唐冬青很快忘了陈老师曾经不怎么看得起她，见到陈老师仍然激动无比。在她的心里陈老师高高在上，偶尔给她个笑脸就能让她快活好几天。如今她有机会整天整天地跟着陈老师，陈老师也是别的事情都不做只忙她一个人，唐冬青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陈老师的教法也是与众不同的。陈老师不让唐冬青试讲，也不要她背任何写在纸上的东西，她只是带着她到处走。上午大家都在上课，校园里静悄悄的，陈老师领着唐冬青出了后门去买菜，下午全校开大会，陈老师领着唐冬青去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还跟第一天差不多，不同的是电影没看，师生两个逛大街去了。买菜、看电影、逛大街都不是唐冬青想要的，她跟在陈老师后面亦步亦趋，心里却是忐忐忑忑的，总觉得做的这些事情不够光明正大，生怕撞到学校里的人。陈老师却很坦然，买菜、看电影、逛大街一样都是自自然然的，看见熟人老远就主动打招呼，还回回不忘记向人家介绍唐冬青，好像她只要带着唐冬青，做什么事情都是正经事。

　　到第三天陈老师对唐冬青说：“有一句话你听说过没有？叫做‘功夫在诗外’，你不要以为坐下来学习才算不浪费时间。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再说一个人有长进也不是非得靠一招一式地学，学来学去有时候反而倒会学死了。你听我一句话，学习其实是最浅层次的事，是一二三的一。长大了你就知道了，有的事情是没必要学的，活到了那个年纪功夫自然而然就成了。有的事情也不靠学，而是要靠悟，悟到了，你就跟那些凡夫俗子不同了。”

　　陈老师的话说得有点玄乎，唐冬青听得似懂非懂，但是陈老师话里高深的意思她还是模模糊糊地领悟了，她也愈加钦佩陈老师。

　　唐冬青每天跟着陈老师，就像陈老师的一个小尾巴。陈老师教六个班的音乐课，一星期十二节课，每天有两节。自从带了唐冬青，陈老师请求校长给她每个班级减掉一节课，一星期只上六节课。就这六节课陈老师还觉得烦，上课前后嘟嘟囔囔要抱怨老半天。唐冬青原先以为只有学生怕上课，没想到老师也一样怕上课。免去了六节课陈老师还是不满意，她又请求校长把宣传队也解散算了。校长认为解散宣传队太可惜，反过来做她工作，让她无论如何维持着。陈老师说自己实在是精力有限，校长便通融地说那就再找两个老师协助她，她抓总就行了，实际上就是让别人顶上，把她腾出来。

　　陈老师变得轻松自在，从来不织毛线的她现在毛线活也上手了。她拿着两根闪闪发亮的不锈钢毛衣针，两只灵巧的手上下翻飞，织的全都是最时髦的花。除了织毛衣，陈老师最喜欢坐在桌子边静静地嗑瓜子。她嗑瓜子的技艺也很高超，好几颗瓜子一起放进嘴，两个嘴角可以同时吐出瓜子皮。除了嗑瓜子，陈老师对所有酸的东西都特别偏爱，常常领着唐冬青满大街去买酸梅、酸杏、酸李子、酸葡萄，唐冬青看一眼就忍不住掉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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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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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陈老师一天天混熟了，唐冬青再不觉得她高高在上了，也没有被她看一眼浑身发热的那种感觉了。她觉得跟陈老师的距离近了，她看清楚了陈老师的脸上有不少细密的皱纹，一笑起来两个眼角有很深的鱼尾纹，她看见陈老师的裤腿开线了，衣襟上还有吃饭不小心沾上的油渍，她还闻到陈老师身上和头发里油烘烘的味道，有一点不清不爽的。陈老师在她的眼里不再光芒灼灼，陈老师就是陈老师。

　　因为处得熟了，陈老师也领唐冬青到她家里去。陈老师住的是教育局的宿舍，她爱人大朱在教育局里做秘书，唐冬青见过他，大高个子，笑模笑样的，一看就是个极好的人。他对陈老师也是特别好，和她说话很和气，也是未言先笑的，客气得就好像他们不是一家人。陈老师一到家，他就把拖鞋拿过来了，陈老师一坐下，他就把热茶端上来了。唐冬青看了羡慕死了，她想哪一天要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也这样，那该多好啊！

　　去过了陈老师的家，唐冬青不再站在陈老师一边了，她觉得陈老师成天游手好闲的，有点不像个女人。在唐冬青的观念中，女人都应该是贤妻良母，在家里不声不响地埋头做事，什么脏活累活都应该是她们做，而且要做得一刻也不歇。女人也应该服侍男人，男人要吃她做好了端给他，男人要穿她洗好了拿给他，而且女人不管做多少事都不能发脾气，一发脾气就什么好都没有了。

　　就因为这一点，唐冬青对自己的妈妈很不满。王玉芬做是做了，但她的一张嘴也是一天到晚不得歇，骂完了这个骂那个，搅得家里鸡犬不宁的。唐冬青觉得妈妈做出来的那点好全被她自己一张嘴给说没了，所以她根本就不算是一个符合她标准的女人。本来唐冬青一直以为陈老师一定很贤惠，没有想到自己竟把她看错了。一个女人让男人给她拿拖鞋端茶倒水的，唐冬青实在有点看不惯。

　　还有一件事也让唐冬青很失望。有一天唐冬青在陈老师家里玩，陈老师出门去买面条淋了雨，回到家里当着她的面就换衣服。陈老师一抬手就把上衣脱掉了，脱掉了上衣的陈老师露出一身肥嘟嘟的肉，两个奶子松松垮垮地下垂着。唐冬青一直认为陈老师的身材是最好的，可是看到了她的上半身，她对她的好印象全没有了。陈老师换好了上衣换裤子，她脱去被雨打湿的外裤和内裤，露出肚皮和屁股。她的肚皮和屁股都是圆圆的，就像两个合在一起的小括弧，前面突出来，后面鼓出去，两条大腿反倒是细细的，下半身就像一只细脚大圆规，实在是一点也不好看。

　　在没看到陈老师的身体之前唐冬青认为她美丽动人，看到了之后她觉得陈老师其实长得跟自己妈妈多少有一点像，只不过陈老师身架子小，也没有妈妈那么胖。唐冬青真是吃惊陈老师穿着衣服和脱掉衣服差别这么大，她喜欢陈老师穿着衣服，不喜欢她脱掉衣服。

　　更大的失望还在后面呢。陈老师习惯了唐冬青跟着她，连上厕所也喜欢带着她一起去。有一天两个人又一起上厕所，蹲下去之后陈老师发现没有带手纸，她打发唐冬青跑一趟办公室替她取草纸。唐冬青取了草纸回来，看见陈老师裤子褪到膝盖上，撅着白花花的大屁股，几只苍蝇正围着她嗡嗡地转。正午的太阳热烘烘，难得打扫的厕所里臭气熏天，陈老师孤零零地蹲在一摊新鲜的粪便上，被晒得一头油汗，既无聊又无奈。唐冬青实在看

不得陈老师这个样子，陈老师蹲在茅厕里等草纸的样子把唐冬青心目中陈老师的印象彻底毁掉了。

　　不过陈老师还是教了唐冬青不少真东西。首先她教会了她松弛。陈老师说，无论到哪里，见到什么人，脸部都别僵硬，眼神要自然，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身体要放松。不过放松不等于松懈，自己的神一定要守住不能散，这就叫形散神不散。陈老师说，松弛其实就是自信，对自己有把握，是大家风度。不能让别人觉得我们什么也没见过，就是真的什么也没见过，也决不能怯场。陈老师还教会了唐冬青沉稳，陈老师的教法很独到，她让唐冬青独自坐着，不去理她，常常一坐一整天。坐稳当了之后陈老师一个接一个向她提问题，可是都不要求她回答，只让她心里想想该怎么回答就行了。

　　一段时间之后，谁问唐冬青什么她都三缄其口，不轻易吐露一个字，不过她的眼神却是活泛的，让人觉得这孩子水深了。剩下的就是台风了，在陈老师看来这最不算什么了，雕虫小技而已，不过是在练好的形体外面披上一件外衣罢了。她随便教了教唐冬青怎么走路，怎么坐，怎么登台亮相，怎么停顿，怎么领着大家喊口号，最后怎么鞠躬退场，就算大功告成了。

　　经过陈老师这么一点拨，唐冬青果真不同凡响。她还像以前一样一身朴素的装束：小花褂，蓝裤子，黑布搭襻鞋，头上梳两条小辫子，但她却没有了从前的土气和小家子气。她往讲台前一站或一坐，仪态端方，眼神清正，台风好得不得了。而且她声音表情都极入戏，刚开口讲一句，台下的声音就静下来，开讲一小会儿，台下已经有人忍不住淌眼泪。第一次试讲就把听众全都镇住了，原来认识唐冬青的人都说她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陆老师领着唐冬青去感谢陈老师。陈老师嗑着瓜子笑嘻嘻地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她讲得好是她自己的本事，其实不用来谢我的。”有几日不见，陈老师又发福了，一张扁平的大胖脸没边没沿地铺开去，就像一张半生不熟的米饭饼。唐冬青真惊讶她怎么会胖得这么快。陈老师看唐冬青却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喜爱，她两眼望着她，目光柔得像月光，就像她当年看着陈伊琴。唐冬青不由浑身一激灵，鸡皮疙瘩从屁股沟里升起来顺着后脊梁一路爬到后颈根。陈老师亲热地拍着她的背，眼睛笑得弯弯的，非常由衷地对她说：“你会越讲越好的，你听我说的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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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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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唐冬青越讲越好了，场场台下泪如雨下，掌声不断，结束的时候经常要谢好几次幕才能走下去。现在唐冬青已经很少在学校里讲了，她被请到剧场里讲，站在陈伊琴她们跳藏族舞蹈的舞台中央，有极明亮的一排大灯照着她，面前还有一个麦克风。她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不少人排队买票就为去亲眼目睹一下一个会忆苦思甜的小神童。

　　唐冬青也的确是不负众望，十几二十场讲下来，依然是好评如潮，还没出现过一次被人起哄的事，就是淮剧团演出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而且十几二十场讲下来，唐冬青完全说得上炉火纯青了。

　　发生在她身上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她迅速成熟并消瘦了，小小年纪，脸上竟有了风霜之色，额头上也早早地生出了抬头纹。好多人都发现她越长越像蔡大妈，尤其是她对着麦克风颤巍巍地一开腔，活脱脱就是一个缩小了的蔡大妈。

　　学校送票请唐冬青的家长去听忆苦会，王玉芬和唐大推来推去，唐大没占到上风，结果只好由他出面去。女儿讲述的他妈受过的那些苦听得他目瞪口呆，也把他感动得涕泪横流。他妈生下他不久就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又被他女儿给讲活了。他对自己的妈妈从来没什么印象，女儿声情并茂的讲述让他好像看到了她。尽管那些事情生编硬造跟他的亲妈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这些故事让这么多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听得眼泪哗啦痛断肚肠，他心里还是蛮得意的。唐大虽说是个粗人，好赖还是知道的。女儿风光，他当老子的脸上也跟着有光，再说这也是他老唐家的荣耀啊，所以不管她在台上胡扯八道些什么，他也不会去拆穿她。

　　当晚唐大和王玉芬躺在被窝里，王玉芬早已经把听忆苦会这码子事忘得一干二净，一躺下身子就沉沉的，呼噜也跟着起来了。唐大用胳膊肘捣醒她，很感慨地说：“你下午没去太亏了，三子讲得呱呱叫，看不出来这个小×丫头还真的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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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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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芬最见不得

　　女儿这副灵魂出窍的样子，

　　才多大点子岁数，

　　就神不守舍啦？

　　唐冬青成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倒苦水，自己的苦却从来不对别人吐露一句。

　　自从见识了陈老师的家庭生活，唐冬青对自己的家庭就很不满。陈老师家里人说话永远是和风细雨，相互之间和和睦睦，你敬我爱；而自己家里人说不上两句话就要吵起来，动不动大嘴巴子就扇到别人脸上了，砸锅摔碗是家常便饭。爸爸和妈妈两个，唐冬青觉得他们哪一个也拿不出手。

　　爸爸的样子长得还不错，高高大大很威风，很像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可他没读过什么书，脾气暴得不得了，经常眼睛一瞪就嚷起来，唐冬青实在没法子从心里尊敬他。妈妈就更别说了，她跟爸爸一样脾气坏，甚至比爸爸脾气还要坏。在她的眼里人就分两种：裆里有鸟的和裆里没鸟的，对有鸟的她就客气得多，所以她开口就骂、伸手就打的第一个人就是唐冬青。挨打挨骂也罢了，唐冬青最看不惯妈妈的是她每天下班都要从粮店里拿一点米或者面回来，其实拿得也不算多，一次也就是两三把。唐冬青亲眼看见妈妈在每条裤衩上都缝了一个小布袋，米和面就藏在那个贴肉的口袋里。这明明就是偷窃行为，谁都知道偷东西是可耻的，唐冬青不懂妈妈怎么就不知道？每次王玉芬把裤衩口袋里的米或者面掏出来放到自己家的米缸或者面罐里，都是一副欢喜得不得了的样子，也让唐冬青非常看不惯。

　　有一天她忍不住把妈妈偷米的事情悄悄地告诉了爸爸，爸爸听了先是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不当回事地说：“粮店的米垛大着呢，拿个一把两把有什么要紧的？”唐冬青听了脸都气红了，她一点没想到爸爸这么没立场。第二天唐冬青放学回到家，刚进门王玉芬就劈头盖脸给了她几巴掌，一边打一边恶狠狠地痛骂她：“你这个胳膊肘朝外拐的小贱货，我屁股里不夹一把带回来，你他妈×吃屁去！”说着当着唐冬青面解开裤腰带，从裤衩口袋里掏出三把米哗啦哗啦丢进米缸里。唐冬青又气又恨，心里暗暗地骂王玉芬不要脸，骂唐大叛徒狗腿子，心想自己怎么偏偏就摊着这么一对爹妈！泪水涌起来蒙住了眼珠子。

　　爸爸妈妈是这样，两个哥哥也好不到哪里去。别人家的哥哥都有哥哥的样子，在家里做家务，在外头护着弟弟妹妹不让他们被别人欺负，有哥哥的小孩个个头抬得高高的。可是建华和建民却很够呛，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架，成天在外头撩猫逗狗，不是打人就是被人打，两兄弟嘴角、眉梢终年挂着彩。

　　除了在外面跟别人打，建华和建民在家里也动手。他们俩的脾气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一个是炮筒子，一个是火盆子，碰到一块儿就不消停。两个人经常为了抢一个饼或者一块肉大打出手，没有一点点的兄弟情分。对下面的弟弟妹妹更是毫不相让，有吃的抢吃的，有玩的抢玩的，没吃的没玩的就把欺负他们当乐子。这么一对活宝，唐大看了只当没看见，懒得去管他们；王玉芬同样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他们五个崽子都是前世里的冤家，还说不是冤家不聚头，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们一锅烩了。

　　有一件事情唐冬青心里恨恨的，却实在说不出口。有一天放学后她在校门口碰到二哥建民，建民贼头贼脑地对她笑，还从兜里摸出一块糖纸都摸脏了的水果糖递给她。建民从来是个最爱占便宜的人，突然这么大方让唐冬青很诧异。可是毕竟他是自己的亲哥哥，他总不会害自己吧？唐冬青就接过了水果糖。建民在她耳朵边嘀咕了几句，让她先别忙回家，跟他一起出去玩玩。建民和建华一样从来是不在外头逛够了不回家，爹妈打都打不怕。相反，唐冬青从来放了学就回家，哪怕回去放了书包再出来。她不想跟建民在外面逛，建民说不动她，就动手拖住她的衣袖，非要她跟他走。

　　两个人拉拉扯扯的，顺着马路就出了城，一直走到一片打谷场。建民把妹妹拉到一排草垛后面，唐冬青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就挣开了他的手往回走。建民追上去拽住她不让她走。唐冬青问他：“你要做什么？”建民吞吞吐吐地要求妹妹脱了裤子给他看一看。唐冬青说：“呸，你真不要脸！”建民厚着脸皮央告妹妹说：“就看一下子，行不行？就看一下子！”唐冬青坚决不让，建民动手扯她裤子，唐冬青两手拼命地护着裤腰，建民也是一副拼命的样子，一把扯断了她的裤腰带，哗的一下把她的裤子拉下了一半，唐冬青赶紧把裤子提上去，哇的一声哭起来。唐冬青一哭把建民吓住了，不过他还是嘴硬地说一句：“看一下子有什么了不起？”丢下妹妹一个人走掉了。走出几步他又折回来，伸出手毫不客气地命令唐冬青说：“把糖还给我！”唐冬青把那颗还没有舍得吃的水果糖扔给他，自己一路哭回家。

　　她怎么想怎么觉得这件事太下作了，她都开不了口对妈妈说。而且她知道说了也白说，妈妈向来偏建民，说不定还会反过来把自己臭骂一顿。

　　在没有接近陈老师之前，唐冬青以为被父母打骂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爸爸妈妈打了她，她从来不会放在心里面，痛过也就忘记了。可是陈老师对自己的儿女朱沁沁就从来不打骂，唐冬青好多次看见陈老师掏出自己镶满珠子的小钱包拿零用钱给朱沁沁，她一边给钱一边还笑呵呵的。她还看见陈老师给朱沁沁梳头发，桃木梳子上沾了刨花水，一下一下梳得很仔细，打的辫子又漂亮又时新。她还看见陈老师抚摸着朱沁沁的小脸蛋，嘻嘻哈哈地跟她玩，母女俩就像嫡亲的姐妹俩。唐冬青真的是羡慕死了，只恨自己没有投胎到陈老师的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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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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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冬青常常想，我要是陈老师的孩子那多好啊，更具体一点她这样想，我要是朱沁沁该多好啊！唐冬青真希望能跟朱沁沁换一下，她成为朱沁沁，让朱沁沁成为她。有时候她又不想和朱沁沁换了，暗暗挑中的是班上的某个同学，或者是邻居家的某个年纪相仿的小姐妹，反正都是一些比自己处境好的人。一想到能和谁换一换，唐冬青心里就很兴奋，一个人会默默地想上好一刻。而且她只要一想这样的事，心里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活，觉得自己就像小鸟在天空中飞。一到这样的时候她的面颊红红的，眼神很虚空。

　　王玉芬最见不得女儿这副灵魂出窍的样子，才多大点子岁数，就神不守舍啦？胸脯还没有凸起来呢，眼神就学得虚飘飘的了，真是天生的一个小婊子！每次一看到女儿眼睛直愣愣地出神，王玉芬就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就要骂，骂了她还不解气，大巴掌就上去了。唐冬青其实早就习惯了，可她每次还是眼泪汪汪的。

　　唐冬青越来越看清楚了自己的不幸，但是她却一点没办法改变自己的不幸。平常她尽量地听爸爸妈妈的话，按着他们的意思去做，可是他们还是看她不入眼。为了能够得到爸爸妈妈的一点好感，她处处委曲求全，情愿把自己吃的穿的让出去，情愿把别人不肯做的家务包下来。即使这样，在爹妈眼里她还是她，她的日子也没有因此变得好过些。

　　有些事情的确是靠努力得不来的，唐冬青一点一点地明白了，不过就是不服气。她总想引起爹妈的重视，结果是他们对她都不肯费心去多看一眼。她在学校里那么红，她的忆苦思甜报告倾倒了校内校外无数人，她的成绩单上操行评定句句是表扬话，门门功课都是优，但这些在她爹妈面前全都狗屁不是，他们一点也不为所动。唐冬青真不知道她爹妈吃什么，什么才能够打动他们的心？唐冬青咬着牙下决心，她一定要她的爸爸妈妈把眼珠子从儿子们的身上转过来，好好地盯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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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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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弯着腰站起来，

　　跟她点点头又坐下了，

　　脸色慌慌的。

　　唐冬青立志要巴结好妈妈，她看透了唐大是个银样镴枪头，表面上他也跟王玉芬当面锣、对面鼓的，实际上他根本斗不过王玉芬。王玉芬气他，他只会跳脚骂娘，摔了门一走了之，王玉芬给他一丁点好脸色，他又马上俯首帖耳跟在她后面做走狗。只要王玉芬想做的事情，就是唐大反对她也照样能做成，相反唐大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到头来他总也扭不过她。在这个家里，王玉芬才是真正的当家人，也是真正说了算的人。唐冬青看得明明白白，心想与其拉拢他们两个人，还不如下功夫踏踏实实先把妈妈弄妥帖。她闷着头想了好久，总算才理出了这么个头绪。

　　功夫不负有心人，唐冬青处处留心找机会，机会果真就送上门来了。

　　有一天下午放学早，她提前回到家，看到家里坐着个人，因为屋里光线暗，她一下子没看出这个人是谁，她进屋却把那人吓一跳。他弯着腰站起来，跟她点点头又坐下了，脸色慌慌的。唐冬青一看他弯腰点头的模样，马上认出他就是八宝街上红心裁缝铺子里的裁缝罗瞎子。

　　罗瞎子并不真的瞎，只不过眼睛近视，看什么都眯虚着眼，还要把脸凑得很近去看。罗瞎子做得一手好针线，裁剪缝纫镶滚刺绣没有他不能的，考究点的女人都要找他做衣服。唐冬青想不出罗瞎子到家里来做什么，平常跟他从来是不走动的。她看他一眼，他也同样看她一眼。也许是为了掩饰尴尬，罗瞎子从桌上的一盒飞马牌香烟里摸摸索索地掏出一枝，含在嘴里点着了，弯曲着食指和中指颤颤地夹下来，弹了弹烟灰，又颤颤地放回到嘴里去。

　　这盒烟还是过年的时候爸爸买的，家里来了贵客才拿出来。她想这个罗瞎子怎么也成贵客啦？唐冬青很不喜欢罗瞎子抽烟的样子，觉得抠缩，不像男人的样子。唐冬青更不喜欢的是罗瞎子一边抽烟一边咳嗽，“咔—咔—咔—啊哈”就从嗓子眼里咳出一口很浓稠的痰，扑地吐在脚边上，恶心得她直想吐。那样的浓痰只有搛了炉膛里烧过的煤渣子在上面踩碎了才能扫干净，扫鸡屎的时候她就这么做。

　　唐冬青刚想走出去，妈妈提着个茶吊子推门进来了，看到女儿她同样也吓一跳。不过王玉芬比罗瞎子沉着得多，她一边给罗瞎子倒茶，一边问女儿：“怎么这么早就下学了？”一边顺手把窗帘拉开了，嘴里解释道：“这西晒真厉害，家里什么东西都是热烘烘的。”她还没有忘记提醒女儿道：“你叫了叔叔吗？”

　　唐冬青很不情愿地叫了罗瞎子一声“叔叔”，罗瞎子又一次弯着腰站起身，含糊地答应着，脸上笑微微的。唐冬青很烦他那副黏黏糊糊的样子，别过脸去不看他。

　　王玉芬拿出了一根皮尺，脸上笑笑地塞到罗瞎子的手心里。罗瞎子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要他做什么。他展开皮尺在王玉芬身上量过来量过去，先量了量臀，又量了量腰，他看一眼唐冬青，又蹲下去量王玉芬的裤管。也不知因为什么王玉芬突然扑哧笑起来，怎么忍也忍不住。她顺手拉了一把罗瞎子，罗瞎子迷迷瞪瞪站起来，有点晕头转向的样子。王玉芬笑得更凶了。好容易收住笑，她像大鸟一样张开两条大粗胳膊，让罗瞎子给她量胸围。量过了胸围王玉芬一把扯过皮尺说：“好了好了，你先坐着喝口水吧！”罗瞎子听话地坐下了。

　　王玉芬转过脸和颜悦色地对唐冬青说：“三子，你替我去买点东西，你到百货公司去买一团白线，再到菜市去买两毛钱青菜，顺路去小店打一瓶酱油，剩下的钱给你到南货店买橄榄吃。”说着递给唐冬青一块钱，唐冬青接过钱二话没说就出门去了。

　　唐冬青一走王玉芬出了一口气，她重新把窗帘拉上了，咯咯笑着对罗瞎子说：“这一大圈够小丫头兜的！”她一屁股坐在罗瞎子怀里大叹一声说：“哎，总算清静了！”好容易收住笑，她像大鸟一样张开两条大粗胳膊，让罗瞎子给她量胸围。两个人抱着咂咂有声地亲，手忙着在对方身上摸，都是心急如焚的。这种事情他们从来都是抓住时机快快地做，连脱带穿顶多不过一顿半顿茶饭的工夫，急起来撒泡尿的空当就解决了，磨磨蹭蹭啰啰嗦嗦弄不好会撞上人，那才叫偷鸡不成蚀把米。王玉芬和罗瞎子这上头有灵犀得很，两个都不是不干脆的人。王玉芬三下五除二拽开了罗瞎子的裤子，一只手就伸了进去。罗瞎子呻吟了一声，也把手插到了王玉芬的裤裆里。一男一女呼哧呼哧喘着气麻花一样扭在了一起，他们一点没想到，一双滴溜溜的眼睛正找门缝往里面看呢。

　　唐冬青走出去没多远就折回了身。她总觉得妈妈和罗瞎子鬼鬼祟祟的，两个人当着她面量尺寸也让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妈妈的那一通狂笑更是古怪，就好像罗瞎子不是在给她量尺寸而是在胳肢她一样。妈妈笑得浑身的肉一颤一颤的，又是当着这样的一个人，让她觉得跌面子。

　　唐冬青非常不喜欢罗瞎子这个人，简直到了厌恶的地步，她看不得他黄白的面色，瞎叽叽的，头发油乎乎地耷拉在脑门子上，她觉得他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就像生下来以后就没有洗过几把澡。她也看不得这么个大虾米一样的人，坐在她家八仙桌边上又是抽烟又是喝茶跟个亲舅舅似的，还伸着个王八头等着她喊叔叔，实在是把她难受死了。其实罗瞎子还真的没有得罪过她，对她一直是笑容可掬的，不过唐冬青根本不领他的情。她对这个人从根子上有点烦，折回来就是想看看妈妈把这么个人请来到底要做什么，她怀疑妈妈会不会把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拿给罗瞎子偷偷去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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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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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转眼的工夫窗帘又拉上了，这会儿太阳被云挡着，也没什么西晒不西晒的了，唐冬青不由起了更大的疑心。她扒着窄窄的窗台往里看，可是那块旧被面改的窗帘拉得严丝合缝的，屋里什么也看不到。她从窗台上下来，前门后门兜了一圈，屏息敛气地把脸紧紧地贴在门板上。门板又脏又旧，唐冬青好容易在上面找到了一条很细的缝，她把头转过去，两只眼睛一上一下往里看。

　　她看见罗瞎子光着屁股站在床沿下，两只手一手一只抓着王玉芬的两只脚，王玉芬躺在床上，大部分身体都被罗瞎子挡住了。门板不隔音，门里面的声音听得比看到的还真切。唐冬青听见里面唧唧哝哝的，还有声音很小的说话声。她听见罗瞎子的声音忽然高起来，他在里头喊：“玉芬，玉芬，玉芬，玉芬，玉芬……玉芬啊！”罗瞎子叫得很用力，很气促，唐冬青听得差一点笑出来。她忽然听见妈妈的声音，不耐烦地催罗瞎子快点快点再用点劲，她还说了一句十分下流的话，唐冬青一听脸呼地就红了。

　　她就像打到门板上反弹回去的球一样迅速地离开了家门口，心里隐约清楚了妈妈和罗瞎子正在屋里面干什么。她真替他们两个人难为情，尤其是一想到罗瞎子，她忍不住要作呕，真不明白妈妈怎么会看得上这么一个人。

　　下晚的巷子里静静的，没什么人。唐冬青真想叫几个人来砸开门，这样就可以把罗瞎子赤条条地拖出去。不过这样一来妈妈的脸面也丢尽了，所以还不能这么做。唐冬青也想到去煤店把爸爸叫回来，看他罗瞎子往哪里跑？可是这么一来妈妈也跟着完蛋了，唐大的那个火暴脾气，还不一拳头把这个家砸烂了？所以这样也不行。唐冬青想来想去，竟然没有一个只惩罚罗瞎子又不伤到妈妈的好办法。她走出几步又走回几步，屋里的声音还能隐隐约约听得到，她既担心被过路的人听了去，又害怕唐大这时候突然回家来，一颗心悬悬的，一步三回头，又不敢不快点去买东西。

　　等唐冬青买了东西回来，天早已经黑透了。家里亮了灯，家门大敞着，人也全都回来了。桌子边上已经没有了罗瞎子，这让她心里好受了几分。王玉芬从厨房里走出来，见了她劈头就骂：“死到哪儿去疯啦？这点子东西要买这么晚啊？”她伸手夺过女儿手里的东西，脸上却没有一丝的怒容，声音里也没有一点的火气，唐冬青看一眼就清楚了。而且她发现就她出去这点工夫，妈妈已经换过衣服了，不再穿着那件上班下班不离身的蓝大褂，而是换了小格子的确良衬衫和灰卡其布长裤，头脸也洗过了，还搽了香喷喷的雪花膏。她还发现一晚上妈妈的情绪都特别好。

　　唐冬青暗中处处留意妈妈，她看破了妈妈的秘密，也掌握了妈妈的秘密。罗瞎子并不天天来，他大约一个星期来一次，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来一次，但这个星期不来，下个星期肯定来。唐冬青在门背后用铅笔刀刻了细道，这一个月里，罗瞎子至少到家里来过三次，两次被唐冬青撞上了，还有一次她回家看到地下有烟头。家里没有人吸烟，地上有烟头一定是有客人来过了。罗瞎子来和别的人来也不一样，每次只要他来过，家里堆得乱糟糟的床铺就理得特别整齐，而且只要罗瞎子来，王玉芬早点迟点都会换衣服，回回都用雪花膏抹得香喷喷的。唐冬青掌握了这些规律，所以她很容易判断罗瞎子来没来过。

　　渐渐地唐冬青也学精了，只要撞到罗瞎子来，就故意在屋里磨磨蹭蹭不离开。不过干坐着也不是个事，她就一会儿替他沏一杯茶，一会儿替他点一支烟，把个罗瞎子侍候得直夸她好，最后总是王玉芬出面把她撵出去。妈妈赶她走，唐冬青就趁机提要求，开口要两分钱买橡皮，有时候干脆狠狠心要四分钱买棒冰。王玉芬嫌她这个时候在面前太碍事，急着要支她走，也不管两分钱还是四分钱，没得心思跟她讨价还价。罗瞎子在王玉芬撩衣襟找零钱的时候已经手疾眼快地把钱塞到唐冬青手里了，母女两个都是乐滋滋的。

　　为了不错过罗瞎子到家里来的机会，唐冬青也是用了一番心思的。前一段因为她忙着接受陈老师培训和出去作忆苦思甜报告，落了不少课，陆老师为了保证她能跟上去，亲自给她开小灶。陆老师只要下午没有课，就把她叫到自己办公室单教她。唐冬青不算笨，陆老师讲一遍就能记住了，所以陆老师一般也就花个十分二十分钟教教她，剩下的就划点书后面的练习给她做。有时候陆老师要求唐冬青做好了作业才下课，有时候自己要开会或者有事情，就早早地给她放学了。

　　唐冬青一放学就跑回家，她要堵住罗瞎子不让他钻空子。学校离家没多远，有时候她甚至会利用课间十分钟跑一趟，侦察一下家里有没有可疑的动静，不过十次倒有九次要扑空。有好几次她气喘吁吁跑回家，家里窗户大开着，里面没有一个人，倒是邻居的一个老太太看见她一头大汗慌慌张张的样子，叫住了她问出了什么事。有一两次她还真的堵到了妈妈和罗瞎子，她听见他们在屋里面唧唧哝哝的，还有床铺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她还听到罗瞎子有气无力地叫：“玉芬，玉芬，玉芬，玉芬，玉芬……我的亲妈妈哎！”她听得实在忍不住，捂着嘴笑出了声。

　　笑过之后心里却气得不得了。她防得这么紧，罗瞎子还是钻进了她家里。她暗暗地骂罗瞎子混账东西，罗瞎子是一泡狗屎，罗瞎子不得好死，骂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不解心头恨。她想推开门进去，可是门从里面闩得紧紧的，她想砸开门，却又横竖下不得手。她一会儿跑到前门，一会儿又绕到后门，没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还是想不出拿这个罗瞎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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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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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容易等到家门呀的一声开了，唐冬青进门看见妈妈正拿着扫帚不慌不忙地扫堂屋，没事人一样，罗瞎子已经不见了踪影。她书包没顾上放就追到后门口，看见一个弯弯的背影刚刚走到巷子口正要拐到大街上。王玉芬跟在她后面骂道：“看什么呢？看魂啊！进家你连人也不叫一声，你长着眼睛没看见我啊？”

　　唐冬青拉着一张脸，不理妈妈，还把书包重重地往八仙桌上一扔，倒吓了王玉芬一大跳。她看女儿一副气嘟嘟的样子，心里马上就猜到了几分。心想也是自己太大意了，只防着唐大，以为这么点屁大的小丫头什么也不懂，没有太避她，说不定哪一处没留意被她看见了，不堵上她嘴生出事情来就麻烦了，不如先把这个小东西收服了。王玉芬心里这么想着，脸上马上笑眯眯的，凑过去对唐冬青说：“替我做点事情好不好？”

　　唐冬青低着头写作业，假装没听见。王玉芬拿出五毛钱，放在她面前说：“去摊子上买点虾酱来，好久没吃了。”唐冬青继续写自己的字，不理她。王玉芬瞟了她一眼说：“顺便再买几块臭豆腐，你不是一直想吃的吗？”

　　这一下唐冬青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她放下铅笔，脸色柔和了许多。她和妈妈一样，最爱吃那些带臭味的东西，闻得臭，吃得香，越臭越开胃。臭虾酱的诱惑她还能够抵御，但是臭豆腐的诱惑实在是让她抵挡不住。她一想到解放路顶头的那家臭豆腐摊就要流口水，旺旺的煤炉子上面一锅滚油，什么时候去都是嗡着一堆人，锅里炸着臭豆腐，边上放一个剪了盖子的罐头盒，里面鲜红的辣椒酱沿着罐头盒边上淋淋漓漓滴下来，看着脏，吃着鲜。唐冬青从碗橱里拿了一只碗，乖乖地就去了。

　　王玉芬扔下扫帚，往脸盆里舀了半盆水，又兑进半热水瓶开水，脱了衣服，上上下下擦洗了一遍。唐冬青端着一碗虾酱、提着一串臭豆腐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洗好换好雪花膏搽得香喷喷了。

　　唐冬青把罗瞎子看成是头号的阶级敌人，她恨死了他，无数次地设想自己站出来面对面地和他做斗争，可实际上呢，罗瞎子还在街那边过得好好的，红心裁缝铺天天开，生意还相当好。他照样还会到她家里来串一串，唐冬青碰见他还得规规矩矩地叫他一声叔叔，他也照样会塞给她几分钱零花钱，唐冬青想想自己真是没骨

气。这样的日子啊，她真是一天也不想再过了。

　　思来想去，唐冬青认为只有一个人能够收拾罗瞎子，能够让罗瞎子从此再不敢跨进她家的门，这个人就是她的爸爸唐大。可是唐大又是那么个炮筒子脾气，一点就炸，唐冬青什么话都不敢跟他说，更不要说提这么一件事。唐冬青其实早就想让爸爸知道了，她实在是忍了太长时间了。她前怕狼后怕虎，现在想清楚光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她苦恼了好一段，终于有了一条好计策。

　　有一天下午，唐冬青上完一节课跑回家，家里门窗紧闭着，她贴在门板上听一听，里面果真有低低的说话声，找到那条细缝看进去，果真妈妈和罗瞎子在里面。她不由心头一喜，马上跑到煤店去找爸爸。

　　煤店也不远，就隔了三条巷子。唐冬青到那里的时候，唐大肩膀上搭条手巾正在看下棋。见女儿着急慌忙跑来找他，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唐冬青给他一张只有座位号没有时间的电影票，唐大抬起眉毛问女儿是什么事。唐冬青说学校请家长去开会，会后有节目。唐大没等她说完就说不去不去，你不看我正上着班呢吗？唐冬青缠着他说，每个家长都要去，学校规定的。唐大说，那你找你妈妈去。唐冬青说她哪肯去呀，脸上一副要哭的模样。边上的人看不过，劝唐大说：你就去一趟吧，不要让小孩子为难了，反正这里也没得什么事。

　　唐大被女儿拉着拽着走出了煤店，唐冬青说：“你看清楚这是剧场的票，我要上学了。”说完一溜烟地就跑掉了。唐冬青到那里的时候，唐大肩膀上搭条手巾正在看下棋。见女儿着急慌忙跑来找他，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唐冬青顺着大街走了一段，就拐进了一条小巷子里，三绕两绕，就绕到了唐大的身后边。唐大当街站了一会儿，他的确是不想去，开会和看节目他一样也没兴趣。不过想想出都出来了，不如过去逛一趟。

　　从煤店到剧场正好要经过家门口，唐冬青心想爸爸一身的煤灰，他怎么也应该先到家里换换衣服洗把脸吧。可是她眼睁睁看着唐大从自己家门前走过去，两只脚提得高高的，走得还挺快。他甚至都没扭过脸朝家门看一眼，就跟走过的不是自己家一样。唐冬青就像一脚踏空下去，一颗心顿时灰灰的，她真拿爸爸没办法。

　　唐大到了剧场，四处空空的，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又看了看手里的电影票，只有几排几座，没标具体时间，当时的内部票都这个样，他弄不清楚是不是小丫头在学校里听错了。唐大走到大门口，问看门的老头儿下午有没有家长会，老头儿午觉起来还没醒透，反应很慢地回答说不知道。唐大又问他有没有演出，他说演出好像是有的，不过要到晚上才演吧。唐大问也问不清楚，在剧场门前踌躇了片刻，转身往回走。

　　离下班还有一大段时间，唐大心想还是回去上班算了。从剧场到煤店，中间还是要经过自己家。唐冬青已经对爸爸彻底失望了，她看着他直奔剧场而去，又不好叫住他，气得回学校了。她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返回来，而且又从自己家门口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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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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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唐大还是没有回家去，他也还是没有扭过脸朝家门看一眼。远远地他看见有个人从芝麻巷子里走出来，拐上八宝街匆匆地走过去了。唐大就在他后面，看得真真的是裁缝罗瞎子。这儿家家户户都熟得很，唐大没见过罗瞎子跟哪家有走动。再说这会儿家家上班都没有人，不知道他过来找谁的。如果离得近，唐大肯定会跟他打声招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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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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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簪着花的宋秋莲喜滋滋、

　　美滋滋的，笑脸甜甜的，

　　整个人就像一颗奶油糖。

　　唐冬青费了那么大的劲儿，结果她爸和罗瞎子还是擦肩而过。不过唐大的眼睛虽说错过了屋子里的那一幕，可是他的耳朵却是一点也没错过。

　　罗瞎子在王玉芬家进进出出没几次，街坊四邻就有人指指戳戳。其实他们也并没有真看见什么，指指戳戳是他们祖祖辈辈养成的生活习惯。还有一点是因为王玉芬平常人缘太差劲，她最喜欢背地里对别人说长道短，而且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当面嘴甜如蜜，背过脸去不管人家有没有得罪过她，哪一个在她嘴里都是臭狗屎，在张嫂面前说李嫂怎样怎样，在李嫂面前又把王嫂说得一钱不值，天长日久周围的人都知道了她这个人，早就在等着看她的笑话了。所以看见罗瞎子颠颠地进了她的门，就知道下面该有好戏看了。

　　王玉芬和罗瞎子都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竟然牵动着那么多人的心，他们还觉得自己做得很自然，既没有走得太频繁，也没有在人面前出双入对过，不过就是一条街上住着闲来没事走动走动。可是他们的邻居却不这么看，他们的眼睛都毒得很，他们只盯男女，不管别的。第一眼就在琢磨这一男一女有没有可能性，有可能性的就不说了；那些头一眼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可能性的人他们同样也不放过，因为在男女这件事情上，表面看上去没有可能性的也一样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这也是他们祖祖辈辈养成的生活经验，屡试不爽的。

　　王玉芬和罗瞎子就不属于那种一眼看上去就会怎么样的，两个人的长相在男人女人当中实在都太勉强了点，但长得不入流的不一定就不风流，街坊们有足够的耐心等着他们慢慢地发展起来。在街坊们看来，王玉芬和罗瞎子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性，粗略些说这两个人还算得上年貌相当，罗瞎子又是孤身一人在城里做裁缝，钱挣得不算少，家眷却没有带在身边。王玉芬长得就像一头老肥猪，见了男人倒是会发嗲劲，骨子里头又是个巴家敛财的，给她点甜头不会不上钩。她和唐大挣钱都不多，家里还养着五只要吃要喝的小猪，能用女人天生的资本捞些外快她不会不乐意。

　　这条街上没有外来户，住的都是些知根知底的人。打王玉芬嫁过来第一天起，他们就看出这不是个省油的灯，早早就预备好了等着看她折腾了。话又说回来，床上的事情除了当事人应该是没有旁人知道的，可偏偏总是闹得满城风雨，也说明了这种事情是用不着亲眼看到的，听一耳朵就足够了。还可以这么说，这种事情真有没有也无所谓，有人传就是真的了。所以这件事情上早有一张网张着呢，王玉芬和罗瞎子早晚都是网中之鱼。只不过他们俩的的确确也做出了苟且的事，算是不负众望。

　　唐大听到隔壁邻居不少的风言风语，不过他都不当一回事，他知道这些人不嚼舌头没得日子过，隔上一段就要编排一个谁。他们一个个都是不读书不看报，编来编去就是自己鼻子尖底下的这点人，一条街上也没有哪个没被别人背后说过闲话的。而且王玉芬又是个人不招她她招人的人，嘴头子又不好，别人不恶心她，她还要去恶心人家，得理不让人，有理没理都要搅三分，这些唐大全都一清二楚，所以有人当着他面夹枪带棒说他老婆，唐大统统当他们是放屁。

　　正儿八经把王玉芬和罗瞎子的事情告诉唐大的是巷子另一头住着的宋秋莲。宋秋莲是唐大的远房表妹，也是一个有名的厉害角色，嫁的丈夫是动力机械厂的一个工人，从前也是街面上没人敢惹的流氓，前两年跟人打群架死了，家里就宋秋莲和一个四岁的儿子。宋秋莲会做豆腐，自己摆个豆腐摊，娘儿两个生活还过得去。原先王玉芬和宋秋莲两个人极要好，姐呀妹呀地称呼着，做了好吃东西也是你一碗我一碗地端过来递过去。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事两个人不好了，见面脸上挂了一层霜。宋秋莲男人死后，王玉芬不许唐大上她的门，嫌她寡妇不吉利。

　　宋秋莲是个聪明人，早看出来表嫂有防她的心。宋秋莲心里冷冷地笑，你不是防我吗？那我就非要做出点事情来，要弄得你不踏实。她有事没事就梳洗一新站在家门口，看见唐大远远地走过就娇模娇样地跟他打招呼，还时不常请他进屋帮着换个电灯泡修个水龙头。唐大因为跟她沾亲带故，又看她一个女人家过日子不容易，自然不会拒绝她。每次唐大进了宋秋莲家，她都给他敬烟递茶，还给他下碗汤面或者煮碗小馄饨，和他说说笑笑，对他待若上宾。唐大在家里一天做到晚，王玉芬对他也没个好脸色，更别提端汤递水侍候他了，所以唐大心里其实非常乐意去宋秋莲家。

　　也是没出多少日子就有人传唐大和宋秋莲，宋秋莲无所谓，却把王玉芬气坏了。王玉芬和唐大狠狠地吵了一架，和宋秋莲彻底翻了脸。不过唐大和宋秋莲都不怕她，两人反比以前更多了些眉来眼去。王玉芬也不能把唐大拴在自己裤腰带上，她看不见的时候唐大照样到远房表妹家里去。

　　一来二去这两个也上了床。上过床之后两个人也就更加无话不说了。宋秋莲说：“哥哥你这样的人品，怎么娶了那么个东西？”唐大叹气道：“都是听了上岁数人的话，不是说腰粗屁股大的女人会生儿子吗？所以就弄了她。”宋秋莲笑起来，乜斜着眼睛望着唐大说：“你就光听说腰粗屁股大的女人会生儿子，你就没有听说过腰粗屁股大的女人还会偷人吗？”唐大一时倒噎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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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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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秋莲半吞半吐地对唐大说了不少王玉芬的事情，有真的，也有假的，还有半真半假的。她告诉唐大王玉芬跟卖肉的有一腿，还告诉唐大王玉芬和收鸡毛鸭毛的也不干净，宋秋莲半嗔半娇地说唐大：“她什么腥的臭的都往家里拖，你也不管管她！”唐大知道她恨王玉芬，就替王玉芬反问她：“你说的这些有什么根据？”宋秋莲没有想到唐大一下子就翻过脸去站到了老婆一边，心里觉得没意思，嘴上支吾道：“我听人家说的。”唐大说：“抓贼抓赃，捉奸捉双。这种事情没有抓到真凭实据谁知道是不是乱讲的？王玉芬嘴坏得罪人，她也是活该招人朝她扣屎盆子。”宋秋莲听了变了脸色道：“你是说我朝你老婆扣屎盆子？”唐大说：“我也没有这么说，不过这种事情我也不听人家说。”

　　唐大态度坚决，从此宋秋莲再没有在他面前说过王玉芬的是非。忽然有一天她悄悄地把他叫过去，神神秘秘地告诉他不止一个人在说王玉芬和罗瞎子关系不正常。这回宋秋莲也学精了，她对唐大说：“他们都这么说，我是一点也不相信。没有捉奸在床，这种事情也是好瞎说的？我跟你说也不是别的意思，我是怕你吃亏，让你多留一份心。”

　　不过这一次唐大一听就相信了，因为前些天他亲眼看到罗瞎子在他家周围活动，如果他走快一步，说不定看到的还更多。

　　唐大想起了唐冬青，那天忽然拿了张电影票一头大汗跑到煤店来找他，他到了剧场却扑了个空，现在看来她不是真的找他去开会，分明是有别的用心的，这小丫头看不出来还真是人小鬼大哩。可这么一件蹊跷事，自己却没当它一回事，下了班回到家也就忘记了，连问都没有再问问她。唐大回过头想想自己实在是太粗枝大叶了，连小孩子都晓得了的事情，自己这么大岁数的人反倒被蒙在鼓里面。

　　唐大很想给这对狗男女一点颜色看看，不过王玉芬和罗瞎子还是要区别对待。对罗瞎子他觉得怎么样整他一下都不过分，杀了他才痛快，但他又不能当真提了菜刀去杀他，那样王玉芬跟罗瞎子有事没事等于都被他坐实了。唐大还没有这么傻，他只能等待机会再动手。

　　对王玉芬他就更加不能由着性子来了，王玉芬首先是自己的老婆，所以再怎么样跟她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要是把这件事嚷嚷出去，王玉芬没脸，自己也跟着没脸。真要是痛打她一顿，打伤了还得自己掏医药费。唐大也想到不跟她过了，从此一刀两断，眼不见为净。他不是一个没血性的人，可是看看家里五个脏猪一样的孩子，他实在英雄气短，没法嘴硬地跟王玉芬提出离婚。再说王玉芬是个少有的泼辣货，一闹起来不管不顾连命都可以不要的，说实在话唐大心里也有几分怵她。既然还不想跟她走到鱼死网破那一步，也就干脆忍到底不去招惹她算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唐大看上去很麻木。唐冬青偷偷地观察爸爸，心情很复杂。其实唐大并不是真麻木，小三子留心他，他还是知道的。他只是没想到这么一个小丫头，才多大点子人，就这样有心计，心里又这样向着自己，倒不敢小瞧她。

　　唐大开始对女儿有了好脸色，每天下班都会问问女儿的功课，有事没事在女儿身边转两圈，高兴了还会摸摸她的小黄毛。爸爸抚摸她头发让唐冬青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这样温情的动作，只有电影里的人才做得出来，没想到爸爸对自己这么好！唐冬青是个知恩图报的人，爸爸对她这样，她心里想好无论遇到什么事情自己一定站在爸爸这一边，就是让她去死，她也不改变。

　　其实也没有什么让她去死的事情，顶多就是家里有点不清静。唐大在家里和王玉芬怄了好几天的气，时不时地跟她闹一场，有时凭空火起，把老婆骂个狗血喷头，不过却都是找的别的碴，他一句也没有提到罗瞎子，更没有提到跟罗瞎子有关的事。但是王玉芬心里也是有警觉的，她天生嗅觉灵得很，一看唐大猪肝一般的脸色，就知道他肯定是知道了点什么了。所以唐大发脾气她倒是很沉得住气，拉着张脸在屋里摔摔打打，却一句话也不去接。唐大一个人骂过几次，倒也没多大意思了。

　　一街的人都在等着看热闹，没想到这一仗终究没有打起来。唐大这么，左邻右舍都很失望，宋秋莲也很失望，连唐冬青都觉得很失望。不过他们多多少少得着些别的安慰，邻居们都认为这件事情还没有完，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有下文了，这倒比一次就闹完了要有意思。唐大给宋秋莲的安慰要实在些，自从她告诉了他王玉芬和罗瞎子的事，他再没有和老婆同过床，到她这里走得就比以前勤得多，功夫也用得深，而且也不像以前那样事情一完就匆匆回家去。除了自己来，唐大有时候还带着唐冬青一起来。这也是历来被王玉芬禁止的一件事，现在她眼睁睁地看着，却不说一句话。宋秋莲其实并不喜欢唐大的孩子，尤其不喜欢长得矮冬瓜一样的唐冬青，不过只要是能让王玉芬不开心的事情她倒是都喜欢，所以看见唐大父女俩一起上门来，她总是乐颠颠的。

　　宋秋莲哄小孩也有一手，只要唐冬青来，她都要翻箱倒柜找些吃的拿给她。宋秋莲自己也是个好吃的人，坛坛罐罐里总藏着一些市面上不常见到的稀罕物，唐冬青一生中吃到的第一块奶油糖、巧克力、华夫饼干、枣泥饼都是宋秋莲给她的。除了这些买来的东西，宋秋莲自己动手做的东西也格外地好吃。她会做酒酿、包粽子，还会蒸糕、做馒头，只要唐冬青去，宋秋莲都会给她弄点她平常连看都看不到的东西吃。她坐一边吃，宋秋莲就在边上看着她，还问她味道好不好。如果是能放糖的，宋秋莲就会拿来糖罐子大勺大勺地往她碗里加糖，大方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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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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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簪着花的宋秋莲喜滋滋、美滋滋的，笑脸甜甜的，整个人就像一颗奶油糖。唐冬青一点也不知道宋秋莲根本就不喜欢她，相反她倒是非常喜欢宋秋莲。宋秋莲长得也说不上漂亮，单眼皮，厚嘴唇，不过她皮肤白净，身条也细溜，说话轻轻柔柔的，倒是有几分妩媚。男人在的时候宋秋莲是很喜欢打扮的，她出客的衣服都不是家前屋后的土裁缝们做的，件件都是到上海、苏州买来的。男人死了之后她衣服穿得素了些，不过脸上却搽起了粉。那个时代家前屋后的女人没有一个打扮的，早晨起来都是清水洗脸，顶多抹一点雪花膏，所以搽了粉的宋秋莲走出走进很显眼，何况她又是个小寡妇，引得那些恨她的人背地里都叫她“粉头”。宋秋莲也知道，不过她无所谓。

　　搽粉之外她的鬓角还常常簪着花，有时是蔷薇，有时是玫瑰，这两种花都是她自己院子里长的，开花的季节招引得蜜蜂、蝴蝶满院子飞。唐冬青非常喜欢看宋秋莲鬓角簪花的样子。簪着花的宋秋莲喜滋滋、美滋滋的，笑脸甜甜的，整个人就像一颗奶油糖。

　　有时候唐冬青在心里忍不住拿妈妈和宋秋莲比，觉得妈妈哪一点也比不上人家宋秋莲。妈妈很抠门，宋秋莲很大方，妈妈凶巴巴的，宋秋莲笑吟吟的，妈妈高声大嗓的，宋秋莲轻声细语的，妈妈又肥又胖，宋秋莲高高瘦瘦的，妈妈对自己又打又骂，宋秋莲总是拿好吃的给自己……唐冬青也想过自己要是宋秋莲的孩子会怎么样，答案是肯定很不错。她想宋秋莲做自己的妈妈至少不会比王玉芬差吧？看见宋秋莲和唐大拍拍打打，唐冬青心里竟然一点也不反感她。

　　有一回从宋秋莲家里出来，唐大问女儿玩得好不好，唐冬青点点头，说：“好。”唐大又问女儿宋阿姨怎么样，唐冬青点点头，说：“好。”唐大乘兴又问女儿宋阿姨和你妈妈哪个好，唐冬青说：“宋阿姨好。”唐大停下脚步，两眼望着她，问她说：“你说的是真心话？”唐冬青点点头，说：“我说的是真心话。”

　　唐大重重地叹口气，他握住了女儿的一只手。唐冬青把爸爸的手攥得紧紧的，爸爸的心思和苦衷她都知道，不过她也一样没办法。从宋秋莲家回自己家不过十来步路，就这十来步路父女两个走得都很沉重。

　　女儿在感情上偏唐大，王玉芬完全看得出。自己肚子里爬出来的五个孩子，她自己也是一样对他们有偏有向的，从来也没有一碗水端平过。王玉芬是挑明了只喜欢男孩子，不喜欢女孩子，她一向认为生着儿子是福气，生着女儿是晦气，自己生了三儿两女，就算是五局三胜吧。对三个儿子王玉芬个个都护在翅膀底下，对两个女儿她很少给她们好脸色看，吃的穿的都把她们排在最末等，有气也撒到她们身上去。

　　王玉芬想得很明白，老话说“养儿防老”，自己有三个儿子呢，真到老得爬不动也不会靠到女儿头上去，所以她不怕得罪那两个小丫头。王玉芬没想到的是唐冬青居然是个这么有城府的孩子，不仅知道看眼色，还知道抓人的短儿，表面上老实稳重，一问三不知，实际上鬼头鬼脑，不知道她心里头一天到晚琢磨些什么呢。这些天她更是明显地倒向她爸爸，对她爱理不理的。王玉芬已经有日子不和唐大说话了，对他那边情况不摸底，她怕唐冬青对她爸爸再说出些什么来。这么一个小人精，她这个当妈的还真不能不防着她一点。

　　防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人变成自己人，王玉芬决心下一些功夫笼络唐冬青。以前王玉芬只给唐冬青一分两分的零花钱，现在她一给就是五分钱。以前唐冬青的事情她很少管，现在她处处对她很关心。她看唐冬青两条辫子毛毛的总是梳不好，早晨起来嘴里衔着一把木梳替她梳辫子。以前她总是支唐冬青做这样做那样，现在都叫她妹妹唐春燕去做。王玉芬在唐冬青面前最大的变化是她不再开口就骂她，脾气比以前好多了。她对唐冬青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对一个大人，而且还是一个她用得着的人。

　　妈妈忽然对她这么好，真让唐冬青有一点受宠若惊，受宠若惊之外，还有一点隐隐的不安。不知为什么她跟妈妈就是亲近不起来，妈妈对她做出一点亲昵的举动就让她浑身不自在，她听妈妈对她说的那些将心比心的话也总好像是话里有话。妈妈越是对她笑哈哈的，她心里越是惴惴的。

　　王玉芬费了一把子的力气，唐冬青在她面前还是那么拘束着，油盐不进的样子，她真有点拿她没办法。不过王玉芬总相信只要肯下本钱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她只是在犹豫值得不值得在这个毛丫头身上下本钱。有一天王玉芬看见唐冬青两片嘴唇吃得油油的，唐大拉着她一只手从宋秋莲家走出来，她的决心一下子就下定了。

　　家里没别人的时候王玉芬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包裹给唐冬青看，里面有一条簇新的红纱巾，还有一条咖啡色裤线笔直的新裤子。王玉芬脸色格外好，带着几分神秘对唐冬青说：“好看吗？他送的。”唐冬青一时竟差一点没有反应上来“他”是谁。王玉芬把纱巾拿起来，叠成一个三角形，轻轻地围在女儿脖子里，还把一面跌得裂了缝的镜子递给她，用一种少有的欣赏口气说：“多好看啊，快照照！”

　　唐冬青长这么大也没用过这么好看的东西，她太喜欢簇新的红纱巾围在脖子里那种硬硬的、凉凉的感觉了，红纱巾的颜色真鲜艳，把她的小脸映得红红的。唐冬青照着镜子，就好像在梦里面。王玉芬笑微微的，她对女儿说：“喜欢就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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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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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冬青吓得赶紧就把纱巾解下来，这么好的东西，她怎么敢要呢？王玉芬故意不当回事地说：“一条纱巾值什么？以后我要传你的东西还多着呢，哪天有空了我叫他把我结婚的呢裤子也改给你穿。”

　　这又是一个惊喜，这么一会儿就两大惊喜，让唐冬青高兴得脚底下有点发飘了。不过她脑子还是清醒的，她没有把漂亮得晃眼的红纱巾接过去自己收起来，而是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还是仔仔细细地叠好了仍旧交到妈妈的手上，让妈妈替她收起来。王玉芬重新把红纱巾收进了她的小包裹，嘴里却是大大方方地对女儿说：“我就替你收着噢，东西是你的。”

　　这条红纱巾就好像是唐冬青放在银行里的一笔存款，她一想到它心里就美美的。再想想妈妈连这么好的东西都舍得给，怎么说对自己还是真的很不错。

　　王玉芬除了自己对唐冬青好，还拉着罗瞎子也对她好。这一阵唐冬青也没有多留意罗瞎子有没有到家里来，她的心思都放到宋秋莲那儿了。倒是王玉芬有时候会拿出一小包水果糖，表情神秘地塞给她，说一句：“他给的。”唐冬青没有选择地赶紧接过去，也没有选择地偷偷吃掉。水果糖的香甜最终还是把她的心给融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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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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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瞎子一边做针线一边讲故事，

　　唐冬青越看他越像个老奶奶。

　　唐冬青曾经多么希望爸爸妈妈的眼睛能看看她，如今他们的眼光倒是都转向了她，她甚至成了他们两个争相拉拢和争夺的目标，可是她却一点也不快乐，相反她夹在爹妈中间，就好像他们一人拉着她一只手，把她朝两个方向拽，弄得她左右为难，横竖都不是。

　　如果单从感情上说，唐冬青是偏向爸爸的，可是现在妈妈忽然也跟她亲热起来，不仅什么东西都肯给她，还跟她说知心话，这就让她很难办。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他们做到不偏不倚，至少对他们没有明显的偏向。他们对孩子向来一碗水端不平，现在她要对爹妈把这碗水端平了。

　　现在唐冬青除了去宋秋莲家玩，也会到罗瞎子的裁缝铺子里转一转。每次她去罗瞎子对她都很客气，马上放下手头的活儿给她倒杯水，有吃的也会拿出来给她吃。罗瞎子常常一边踏着缝纫机一边和她聊闲天，唐冬青发现这个人很能说，不但知道好多现在的事情，还知道好多古时候的事情，肚子里有不少的故事，而且还特别愿意对她讲。礼拜天唐冬青到他那里一坐就是大半天，大半天一晃就过去了。罗瞎子一边做针线一边讲故事，唐冬青越看他越像个老奶奶。

　　唐冬青去裁缝铺子里唐大不管她，因为那儿本来就是个女人扎堆的地方。王玉芬心里更是极愿意女儿去罗瞎子那里玩，有来有往，这样走动起来才不惹眼。所以唐冬青去裁缝铺子里不管呆多久回家都没有人说她。

　　有一天下午唐冬青正在学校里上自习课，有同学喊她说你妈妈来了。她抬头一看，果真妈妈正在窗口笑眯眯探头探脑地朝她招手呢。唐冬青走出去，妈妈低声对她说：“快点拿上书包走，我们看电影去，我已经跟陆老师说过了。”唐冬青听话地拿上书包跟着妈妈出了校门，不过她不明白妈妈怎么会突然想起来叫她去看电影。

　　妈妈一边走一边替她翻好衣领，掸掉裤腿上蹭的灰，对她说：“是他给的票，让我来叫你。”难怪妈妈脸色这么好，说话脸上还挂着笑，也难怪她换了衣服，还特意穿上了他送的裤线笔直的咖啡色的新裤子。妈妈忽然间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红纱巾，叠一个三角，围在了唐冬青的脖子里。唐冬青幸福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她主动拉住了妈妈的手，脚下一路小跑跟着她。

　　罗瞎子早已经等在电影院门口，电影快要开场了，他急得一头的汗，脸上却还是笑嘻嘻的。看见她们娘儿俩急匆匆地来了，他把一包咸瓜子递到唐冬青手里，拉起她的手就往里走。他们三个人刚刚坐定，电影院里的电灯就熄灭了。

　　唐冬青坐在妈妈和罗瞎子中间，脖子里系着一条新纱巾，手里捧着一包咸瓜子，心里快活得不得了。银幕上演的什么她都没心思好好看，一直在想着电影散场后他们三个走在大街上的样子。罗瞎子这天穿了一身煞新的藏青色涤卡中山装，衣服和裤子上都有叠过的印子，肯定也是为了出来看电影专门换的。穿了新衣服的罗瞎子体面得很，连腰都挺直了，一点也看不出他平常那副猥猥琐琐邋邋遢遢的样子。唐冬青心里想，要是罗瞎子、妈妈和自己是一家人，其实也是蛮好的。她坐在忽明忽暗的电影院里，把纸包里的咸瓜子一颗颗地浸泡在唾液里，心里一阵阵地涌起幸福感。

　　可是回到家里却大不一样了，家里的空气很紧张，唐大和王玉芬终日都拉长了脸，为了一点点小事情两个人就会炸一通。夫妻两个就像是一对冤家，开口对骂都是直接咒对方死。两个人一样的声高气粗，火冒三丈，一样的穷凶极恶，歇斯底里。有时候骂还不解气，两个人还动手打。

　　他们动起手来更是不顾死活，手里有什么上什么，见什么扔什么，屋子里常常是杯盏、板凳乱飞，如果没有人过来拉开，两个人至少要相互打得鼻青脸肿才肯罢休。唐冬青看他们这个样子，心里真难过。她想他们这是何苦呢？爸爸和宋秋莲很和睦，妈妈和罗瞎子也很投缘，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跟自己合得来的人一起过。

　　有一天宋秋莲把正在外头踢毽子的唐冬青叫到家里，关好了门，一本正经地问她：“这一段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太好？”唐冬青看看她，没回答。宋秋莲笑一笑，弯下身子附在她耳边说：

“你不说，其实我也知道，你爸爸是不是不跟你妈妈睡觉了？”

　　这一点唐冬青其实也早留心到了。家里一堵半截子墙隔出的两间房，前面客堂间摆了三张床，两个哥哥一张，她一张，两个小的一张，后面一间摆着爸爸妈妈的一张床。不知从什么时候爸爸睡到了弟弟和妹妹的床上，弟弟和妹妹倒是跑进去和妈妈睡。唐冬青和爸爸床对床，常常看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有时半夜里听见他带着哭腔说梦话，声音好凄惨，她会好半天睡不着。

　　宋秋莲问她：“你说你爸爸妈妈会不会离婚啊？”唐冬青也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她看他们又打又骂，替他们想想还真不如分开的好，可是听宋秋莲这么说出来，心中还是很不快。她看宋秋莲一脸的关切，心想我家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马上对她放下了脸。宋秋莲说：“我看他们肯定会离婚的，不信我们走着瞧。”

　　从宋秋莲家里出来，唐冬青更加忧心忡忡。宋秋莲说的这些话，她既不敢告诉爸爸，更不敢告诉妈妈，只好自己放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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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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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唐冬青什么话都没有回家说，还是有人把宋秋莲说的离婚不离婚的话一五一十地传给了王玉芬。王玉芬早就对宋秋莲憋着一肚子火了，她和唐大背地里偷偷摸摸的事情她也不是不知道，只是没腾出工夫收拾她，这一回她打算不饶她。

　　王玉芬挑了一个礼拜天，街坊四邻都休息在家，一大清早她就对着宋秋莲的大门一顿恶骂，骂她做寡妇不安分，还把宋秋莲家的十八代祖宗操了一个遍。宋秋莲正在屋里搂着儿子睡觉，睡梦里听见王玉芬在门外面破口大骂，她套了件衣服，披头散发就冲出了门。

　　两个女人交上了火，相互指着鼻子骂。一个骂另一个是“骚×”、“狐狸精”，另一个骂这一个是“婊子”、“烂货”，一个骂“不要脸的偷人养汉”，一个骂“没人要的贱货倒贴”，一个骂一个“离了男人操一天日子过不得”，一个骂一个“两条大肥腿夹不紧，哪个日都一样”，一个骂一个是“癞皮狗”，一个骂一个是“老母猪”，一个骂“不得好死”，一个骂“早死早干净”。

　　两个人都是面红耳赤，唾沫星子乱飞，就像发了疯一样，骂出来的话让男人听得都脸红，招得几条街上的人都过来看热闹。王玉芬和宋秋莲一刻不歇地骂了一上午，中间骂急了也动过几次手。两个人都抓破了对方的脸，一样是横眉立目，披头散发，脸上带着血道子。她们都从家里拿出了砧板和菜刀，一边骂一边剁，把本地骂架最恶的招都使出来了。她们在窄窄的芝麻巷里推过来搡过去，一会儿在宋秋莲的家门口，一会儿又到了王玉芬的家门口，看热闹的人一直前前后后紧跟着她们。每次动手都是一次小高潮，让围观的人兴奋不已。

　　两个女人吵得天翻地覆，唐大和五个孩子关着门呆在家里，一个也没出去，外头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到了平常做午饭的钟点，外面王玉芬和宋秋莲还在骂，不过声势明显地小多了。两个人互相揭短，也实在没什么新内容了。看热闹的人渐渐地散去了，左邻右舍飘出了饭菜香。唐大对唐冬青说：“你看看去，快吵完了没有？”唐冬青开了门，探出头去看了看，她们两个又交上了手。王玉芬和宋秋莲正在相互动手撕衣服，两个人咬牙切齿说的是同一句话：“我倒要把你扒光了叫人看看是个什么下流坯！”两个人的上衣都破了，露出皮肉来。唐冬青嘭地关上门，反过身在门上狠狠地踢了一脚，两行眼泪流下来。

　　王玉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家里菜没买，饭没烧，一家人都眼睁睁地干坐着。王玉芬正要再次发作，唐大站起身不慌不忙走进厨房里，当着她的面把碗橱里的碗一只只拿出来，高高唐大站起身不慌不忙走进厨房里，当着她的面把碗橱里的碗一只只拿出来，高高地举过头，狠狠地在地上摔碎了。摔完了碗他把做饭的锅也一只只全扔到地上，狠狠地踩扁了。孩子们个个都惊呆了。

　　王玉芬突然号啕大哭，这个英勇激战了一上午的威风凛凛的女人，看着家里满地的碎瓷片和几只变了形的黑乎乎的大铝锅，当着五个孩子的面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她双手掩面，一声高一声低，呜呜咽咽，悲悲切切，一直哭到了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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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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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起来还是好好的,妈妈嘴里衔着

　　木梳替她梳了两条滑溜溜的小辫子,

　　她还提醒妈妈不要忘记今天是她的生日，

　　妈妈满口答应忘不了。

　　王玉芬忽然有一天就出走了，之前一点预兆都没有，她也没有给家里人任何一点暗示。

　　王玉芬离家的日子距她和宋秋莲大吵的那天过去了大约有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的变化相当大。一个多月前还是秋高气爽，树叶子碧绿，到处都是花团锦簇的，眼下天气已经冷下来，花早谢了，树叶子也落光了，连太阳光的金黄色也好像淡了下去，天也短了不少。

　　这一个多月，唐冬青家的日子倒还算是正常，爸爸妈妈还是时常有点小摩擦，但大吵大闹却没有过。唐大打碎了家里所有的碗，踩扁了家里所有的锅，王玉芬气归气，但是日子还要往下过。碗和锅又一只一只地添置了起来。

　　有意思的是唐大和王玉芬分头买回来的那些吃饭的家当还都是原来的模样，乍一看还是从前的货色，好像根本就没换过。唐冬青本来是盼着他们能买一些稍微好看一点的碗和锅的，也算是新换过了，结果他们图省钱，买的都是最便宜的东西。不过便宜归便宜，用还是一样用。唐冬青心里想，只要家里安安生生的，能够过下去，就比什么都要强。

　　很快唐冬青就要过十周岁的生日了，她很早就盼着这一天。她的同学当中有不少人都过过十岁了，一提起过十岁都是喜形于色的样子。远的不说，唐冬青的两个哥哥也都过过十岁，家里还请了亲戚来吃饭，还给他们从上到下做了新衣服。唐冬青也想过十岁，她早早地就分头跟爸爸和妈妈说了，都是趁他们心情极好的时候开的口。唐大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她，说叫你妈妈替你弄吧。王玉芬一听就笑起来了，说小丫头过什么十岁呀。唐冬青不服气，她说我们同学也过的，人家也是女的嘛。王玉芬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想起来？你已经过过十岁了。唐冬青说我没有啊。王玉芬说生日是做虚不做实的，要过十岁你也要在去年过，不相信你去问别人。

　　就像一瓢凉水兜头泼下来，唐冬青心里真是太失望了。好容易迎来了1973年，好容易就要等到这么个盼望已久的日子了，妈妈却告诉她其实那个日子早已经过去了。要是放在以前她肯定会大哭一场的，可是现在她心里空空的，连哭的念头都没有了。

　　不过王玉芬还是答应补偿她，平常过生日有一个煮鸡蛋，这一个生日她答应给她煮两个。唐冬青心里面并没有觉得有多高兴，可这也就算不错了。

　　但是真到她生日这一天，妈妈却离家出走了。

　　王玉芬是吃过午饭才走的，走之前还跟平常一样收拾了桌子洗了碗，把四个孩子打发上学了，最小的一个头一天晚上就送到爷爷那里去了。唐大一向中午下班迟，回到家里人都吃完饭走光了。往常也都是这个样。这天锅里也还一样给他留着饭和菜，不一样的是桌子上多了一张从小孩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几个蚕豆大的字，只有一句话：“我走了，不用找，找到我也不回来。”唐大立刻就锁了门去了红心裁缝铺。

　　裁缝铺子倒是开着门，这有一点出乎唐大的意料。罗瞎子正端坐在缝纫机后面埋着头踏踏踏地轧衣服，唐大走过来他也没看见。唐大愣怔怔地在街对面站了片刻，转身回家了。

　　王玉芬去了哪里、跟谁走的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唐大推断她肯定是跟男人跑掉的，可是罗瞎子人还在，那个男人又是谁呢？到了下午一条街都知道了唐大的老婆跟人走掉了。大家四处替他打听，很快就知道了邮政大楼工地上的一个建筑工人这一天也突然失踪了。他们问唐大认识不认识这么个人，唐大说不认识，他们便替他分析说这很可能就是和王玉芬走掉有密切联系的一件事。

　　左邻右舍提供线索说，看见过王玉芬去邮政大楼的工地上，也有人说，前些日子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来家里找过王玉芬，说来说去，结论就很明确了，王玉芬必是跟着那个建筑工人走了无疑。

　　马上有人提醒唐大说：“你赶快看看家里少了东西没有？”也有人提醒唐大说：“你赶快去看看孩子都在不在，他们别把孩子都给你带走了。”

　　唐大马上进屋翻抽屉，抽屉里的三十一块五毛三分钱一分也没少，他松了一口气。箱子里的东西也还在，王玉芬只拿走了自己的衣服，别的什么也没有动，连米和白糖都没有少。孩子唐大倒是不操心，王玉芬再不好，也是他们的亲妈，她肯带走几个就由她带走几个，她要是把那几个全带走了才好才省心呢。反正有个裆里有小麻雀的小五子在他老子手上，唐大一点也不担心。

　　唐冬青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过生日这一天妈妈离家出走了。早晨起来还是好好的，妈妈嘴里衔着木梳替她梳了两条滑溜溜的小辫子，她还提醒妈妈不要忘记今天是她的生日，妈妈满口答应忘不了。

　　中午回家吃饭，在平常的腌咸菜和萝卜干之外，妈妈果真多做了两样菜，一个韭菜炒虾子，一个红烧茨菰，都是平常桌上不怎么见得到的。哥哥和妹妹一起扑上去，两只碗一会工夫就见了底，唐冬青也没有捞到几筷子。吃过饭，唐冬青心里想想不满意，她对妈妈哼哼：“你答应给我两个煮鸡蛋的，你怎么没有给我煮？”王玉芬被她哼得头昏，敷衍她说：“我答应你的事情什么时候赖过账？家里多少日子都没有鸡蛋了，你两个鸡蛋就算存在我这里好了，等有了我煮给你吃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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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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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冬青说：“你真的说话算话？”

　　妈妈说：“行啦行啦，我保证说话算话。”一边不耐烦地推她走。

　　唐冬青识趣地背了书包上学去。说心里话她还是信得过妈妈的，前年她就有一个鸡蛋存在妈妈那里，妈妈一直承认有这回事。加上今年这两个，她一共有三个鸡蛋存在妈妈那里了。

　　临出门的时候妈妈叫住她，拿出自己结婚时的一条呢裤子，让她放学去裁缝铺里找罗瞎子改一改。唐冬青满心喜欢，这也是妈妈早答应过她的，说明妈妈说过的话还是记得的，也是放在心上的。唐冬青把呢料裤子塞进书包里，一蹦一跳去上学了。

　　放学以后她没有回家，径直去裁缝铺子里找罗瞎子。天还早，不过就是阴得厉害，眼看着就要下雨了。罗瞎子已经上了门板半掩了门，正弯着腰在炉子边上烧晚饭。唐冬青推门进去时他不大不小地吃了一惊，眼睛定定地看了她好一会儿。唐冬青说：“这么早就收摊了？”罗瞎子支支吾吾地应了一声，小心翼翼地问她：“看见你妈妈了吗？”唐冬青说：“我放学还没有回过家。”罗瞎子想，看来她还真的是不知道呢。

　　罗瞎子不想对唐冬青说王玉芬的事，因为他也说不清楚，也怕她听了会哭起来。他让唐冬青坐，问她来找他有什么事，唐冬青笑着说要请他改裤子。罗瞎子说：“今天怕是不行了，今天我倦得很，眼睛也看不清。”唐冬青说：“不着急，哪天你有空再替我改好了。”

　　唐冬青正要走，罗瞎子拉开五斗橱上的玻璃柜，拿出一个油汪汪的纸包递给她。唐冬青接过来，是一个鸡蛋糕。罗瞎子笑吟吟地对她说：“快吃了吧，本来就是留给你的。”

　　唐冬青本想说不要的，但是鸡蛋糕的香气冲到了她的鼻腔里，那种油、甜津津的香味，让她忍不住想尝一尝。唐冬青心想跟罗瞎子是没有必要客气的，便狠狠心对着鸡蛋糕一口咬下去。罗瞎子倒了一杯开水，递到她手里，细心地关照她说：“喝口水，当心不要噎着了。”

　　吃完了鸡蛋糕又喝了水，唐冬青反而觉得肚子里空空的。她很想回家去，又不好意思刚吃完人家东西马上就抬腿走，只好再坐一会儿听罗瞎子唠叨。罗瞎子说：“天冷了，天短了，怎么过哎——”他念念叨叨的，就像是自言自语，而且每个字的音都拖得长长的，唐冬青听了心里说不出地觉得没指望。

　　她站起身，罗瞎子拉住她，要留她一起吃晚饭。罗瞎子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闻到我锅里的肉香了吗？”他把锅盖揭开来，一大团热气呼地冒出来，唐冬青什么也看不见，不过香味却是很足的，闻得让她流口水。热气散去之后，她看见砂锅里正咕嘟咕嘟翻着泡，里面炖着猪肉、洋山芋、胡萝卜，还放了黄豆、干笋和豆腐果，汁都炖白了。罗瞎子又把饭焐子揭开来，让唐冬青看他新焖的一锅油津津的白米饭。他问她说：“怎么样，就在我这里吃晚饭好不好？”

　　唐冬青摇摇头，嘴里却在咽口水。自己家里就是过年也吃不到这样好的菜，真羡慕罗瞎子的日子过得这么好。她完全能想像出自己家里晚饭桌上的饭菜，一锅泡饭，不是大头菜就是萝卜干。和罗瞎子这儿一比较，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她正犹犹豫豫的，罗瞎子已经在她面前放好了筷子和碗，对她说：“只当是你陪我吃晚饭，我领你的情好不好？”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再推辞就不好了。唐冬青半推半就地接了碗，心想在他家吃过了回家妈妈大概也不会骂的，又想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过生日总归可以特殊一点的，就当是在罗瞎子家里吃生日饭吧。

　　吃过晚饭，罗瞎子收了碗，唐冬青看见外面下起了雨。一上来就滴答滴答下得很大，没多大工夫就哗啦哗啦下成了一片。唐冬青急起来，对着正在擦桌子的罗瞎子赌气地说：“你看下这么大了，就怪你，让我怎么走啊？”

　　罗瞎子看一眼窗外，好脾气地说：“下得真不小，你只好坐一刻再走了。”

　　唐冬青心里很着急，可是罗瞎子一团和气的，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她不说话，罗瞎子却找出话来对她说。罗瞎子问她学校里的事情，她回答得很不耐烦。罗瞎子又问她：“想不想听我讲故事？”唐冬青干干脆脆地回答说：“不想。”罗瞎子叫她：“你过来，我替你量量尺寸吧。”

　　这一下唐冬青不好拒绝了，本来她就是为改裤子来的，她不可能不让他量尺寸吧？罗瞎子拿出一卷皮尺，耐耐心心的，替她量了量腰，量了量臀，又量了量裤长和裤管。量立裆的时候罗瞎子手里的皮尺在她两腿之间紧了紧，唐冬青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罗瞎子扶住她的肩，轻声轻气地问她说：“你没事吧？”唐冬青赶紧摇摇头。

　　罗瞎子带着笑温柔地凑近她的脸，贴上去闻了闻说：“小孩子，真香啊！”唐冬青本能地把脸躲开去。她在电影里看见过男人亲女人，不过都是些坏人，好人是从来不这样做的。见她板起了脸，罗瞎子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塞到她手里说：“吃苹果吧！”

　　他拉她坐在床沿上，用一把雪亮的小刀替她削苹果皮。苹果对唐冬青来说也是稀罕物，她长这么大也没有吃过几次苹果，而且她吃苹果都是洗洗连皮吃的，削了皮吃还是头一回。她看罗瞎子两只做针线的手真灵巧，一会儿就把薄薄的一层皮削掉了，又把苹果削成一瓣一瓣的月牙形，她吃一片，他递一片，把一只苹果吃得只剩下了一个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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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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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瞎子问：“好吃吗？”唐冬青点点头。罗瞎子又问：“还要吗？”唐冬青想了想，还是点点头。罗瞎子笑笑说：“今天没有了，明天我再给你买。”

　　唐冬青心里突然地升起了一点感激，感激罗瞎子对她这样好。爸爸尽管喜欢她，也没有对她这样过，妈妈这一阵尽管对她也很不错，不过也没有对她这么好。唐冬青想，自己和罗瞎子非亲非故，他能这样对自己，这个罗瞎子真是一个好人。

　　她正这么想着，罗瞎子的一只手轻轻地搂住了她的一条胳膊，他稍稍用了一点力，就把她拢到了自己的胸口上。罗瞎子用三根指头细细地抚摸她的脸，声音软软地说：“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就像一只大苹果？”他伸出两只热乎乎的巴掌把她的脸捧在手心里，肥肥的两片嘴唇贴在她的嘴唇上。

　　他嘴里的那股味道可真不好闻，唐冬青马上想到了洗过油抹布的石碱水，她甩着头左右躲，结果弄得罗瞎子亲得她一脸的口水。

　　罗瞎子停下来，问她说：“你是不是怕我呀？”唐冬青想了想，摇摇头。罗瞎子又问她：“你是不是很难受？”唐冬青想了想，又摇摇头。罗瞎子好言好语地对她说：“不要怕，没事的，一点都不要怕。”他把她抱抱好，在她耳边说：“你把眼睛闭起来。”他一边说一边继续亲，先还是轻轻的，突然之间就不一样了，他猛地把她的嘴唇吸到自己嘴唇里，又用舌头撬开她的门牙，在她嘴里又舔又咬，疯掉了一般。唐冬青想挣开他，可是他把她抱得紧紧的，唐冬青想喊，嘴却被他堵得严严的。

　　好容易她挣脱开，或者说是罗瞎子放开了她。罗瞎子握住她的一只手对她说：“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又把脸凑上来猛亲她。唐冬青想躲没躲开，被他兜头抱住，差一点喘不过气来。

　　唐冬青好容易才把他的两条胳膊扒开，站起身就要走。罗瞎子一把揽住她的腰，抱住她说：“你不要走，你再陪陪我，天还早，再陪我一会儿好不好？”他的口气带着哀求，还从来没有一个大人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过话，这让她心里很不好受。本来她已经很烦罗瞎子了，亲得她满脸的口水和大蒜味，可是看他这样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又心软了。

　　罗瞎子抱着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仔仔细细地端详她，两个黄黄的眼珠子快要盯到她脸上了。他非常感慨地说：“你知道吗，你长得可真像你妈妈啊！”

　　以前也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可是谁也没有罗瞎子说这话时这么用心。唐冬青是知道罗瞎子跟妈妈的那一层特别的关系的，也正因为有这么一层特别的关系，她觉得和罗瞎子亲近一点也没什么。可是罗瞎子这样亲她让她很害怕，心里也有一层困惑，就是罗瞎子难道真的这么喜欢她？她还没来得及想明白，罗瞎子的手又伸了过来。

　　这一次他的手就像鱼一样绕着她游动，他轻轻地撩起她的衣服，先是摸她的背，又绕过去摸她的胸。唐冬青的胸口平平的，皮肤光滑得像丝绸。罗瞎子摸了一遍又一遍，还把脸和嘴巴贴上去。摸过了上身他的手从裤腰里伸下去摸她的下身，还是由后向前，先摸她两瓣屁股，又绕过去摸她两腿之间的小东西。唐冬青的下身也是光洁的，滑溜溜的就像一只小鸡蛋。罗瞎子越摸越放不下她，忍不住动手去脱她的衣服。

　　脱她的衣服很费了一番劲。小丫头拼了命地反抗，捂着衣扣死活不让他解。罗瞎子好话说尽她也不睬他。罗瞎子从枕头底下的记账本里抽出一张崭新的十块钱，放在她手里对她说：“你让我替你把衣服脱掉这十块钱就给你了。”结果她还是不肯。罗瞎子没办法，又抽出一张崭新的十块钱放在她手里，趁她一犹豫的工夫就把她脱光了。

　　两张十元的新钞票发着蓝莹莹的光，飘着一股好闻的油墨香，唐冬青这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更别说自己能有这么多的钱了。二十块钱能买多少东西啊！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给她的压岁钱只有两毛钱，就是两个哥哥和小五子也顶多一人五毛钱。二十块钱如果让她把每年的压岁钱攒起来，那得攒上一百年！

　　捏着这两张大票子，她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

　　脱光了衣服的唐冬青就像一只褪去了绒毛还没有出毛的小鸡，光溜溜、嫩生生的。罗瞎子眼睛都直了。他脸对脸地问她说：“能让我亲亲吗？”她点点头。他又问她：“肯让我摸摸吗？”她点点头。他又问她：“……”唐冬青没有听明白，问他说：“你说什么呀？”罗瞎子叹口气：“唉，你怎么连这都不懂！”

　　他很快地脱掉了自己的衣服，爱怜地抱起她。他托着她的头靠在被垛上，唐冬青马上就想到了她在门缝里看到过的那一幕，突然惊恐地叫起来。罗瞎子赶紧捂住了她的嘴。罗瞎子附在她耳朵上哄她说：“乖乖的，不要出声，我会让你舒服的，一点都不疼的。”

　　他又抱起她，让她躺躺好，躺平之后唐冬青觉得胃里沉沉的，有一点疼。她从来不胃疼，自己知道是吃多了。伸手摸一摸，小肚子圆鼓鼓地凸起来。罗瞎子也不问问她肚子难受不难受，一下子就压在了她身上。罗瞎子就像不会水的人下水游泳一样，在她身上直扑腾，两只手就像溺水的人那样不顾一切地死死抓住她，一边喘气一边叫她的名字：“冬青，冬青，冬青，冬青，冬青，我的好宝贝啊！”突然他“哎哟”一声，就像真的死了一样，身体沉沉地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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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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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冬青闻到了一股蛋清气，大腿和肚子上也沾上了一股黏糊糊的东西，她看到那些东西是从罗瞎子的那个玩意儿里喷出来的，恶心得差一点就要吐出来。罗瞎子从褥子底下抽出几张揉得烂疲疲的黄草纸递给她，柔声说：“你擦擦。”

　　这件事太让唐冬青难受了，她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她飞快地穿好了衣服，气呼呼地坐在床沿上，眼泪随时都会流出来。罗瞎子看出了她不高兴，他拿过她的杯子，重新倒了一杯热水给她，她不喝，他把饼干盒拿给她，她也不吃，罗瞎子把掉在枕头边上的两张十元钱拿起来，把它们叠在一起，放到了她的口袋里。

　　罗瞎子说：“你别害怕，根本就没进去。”

　　唐冬青对他的话似懂非懂，不过意思她是明白的。

　　罗瞎子又拿出两张揉得烂疲疲的黄草纸，叠了叠塞到她另一边的口袋里，还是轻声轻气地对她说：“擦擦干净，千万别对别人说啊！”

　　唐冬青一路走回家去，外面天早已经黑透了。雨也不下了，街面上汪着不少的水。她迈了两步，鞋袜就全湿透了，冰凉的水浸得她很难受。她心里懊丧极了，身上也不清爽，所有被罗瞎子碰过的地方都像有无数的小虫子在爬，浑身的皮肤就像沾了一层蛋清那样紧绷着，她真想马上洗一把澡，可她知道洗澡其实也不顶用。她心里酸酸的，眼睛也是酸酸的，想哭却又哭不出来。心里想想也实在是没什么理由非要哭。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她看见两个哥哥穿着套鞋吧嗒吧嗒从水里踩过去，穿街过巷追着打，带起一路的泥水，一直溅到她的身上和脸上。妹妹蹲在家门口的黑影里，正在无所事事地东张西望。看见她回来春燕说：“你去哪里了？爸爸找你呢！”

　　唐冬青问妹妹：“爸爸呢？”春燕头也不回地指指屋里面。

　　屋里没有开灯，唐大已经睡下了。他四仰八叉地躺在里屋平常王玉芬睡的大床上，没有盖被子，呼噜打得震天响。床底下扔着一个空了的酒瓶子，满屋子都是他呼出来的酒臭气。

　　春燕悄悄拉一拉姐姐，对她说：“你还不知道吧，妈妈离家出走了，她再也不回来了——”说着就像火车鸣笛一样拉长了声音哭起来。

　　唐大翻了个身，朝她们嘟囔着骂了一句又睡过去了。

　　唐冬青问：“真的？”

　　春燕咧着嘴哭得更凶了。

　　唐冬青却没有哭，她的眼睛干干的，没有一滴泪。“离家出走”四个字就像一道雷劈在她头上，一下把她打翻了。她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走，她也不明白妈妈走为什么也不跟他们说一声。她马上想到自己还有三个鸡蛋存在妈妈那里，她这么一走，三个鸡蛋算是泡汤了。她想妈妈心真狠，扔下他们一个也不要了。她想既然妈妈心这样狠，那还哭她做什么。

　　她问妹妹：“你们都吃过了吗？”

　　妹妹呜呜咽咽地说：“都吃过了。”

　　她又问妹妹：“都洗过了吗？”

　　妹妹摇摇头。

　　街上的茶炉子已经打烊了，好在家里的煤炉还没有熄。唐冬青在炉子上炖了一锅水，站在巷子口扯着嗓子把建华和建民喊回来，对他们说：“快洗洗，早点睡！”她又催妹妹洗了上床去。等他们一个个全睡下了，她用剩下不多一点的热水草草地洗了洗，把煤炉封了，又把前后门都关上插好，自己才去睡。

　　平常这些事都是王玉芬的，唐冬青一边做，一边忍不住要想到她。

　　等躺到被窝里，头沾着软软的旧枕头，她的眼泪忽然哗地流出来。这一天她经历得太多了，所有的事情好像在这一刻全部泛上味来了。本来她有一肚子的难受，现在全都变成了委屈和泪水。她怕被他们听见，不敢哭出声。好几次她都想不哭了，但是眼泪根本就不由她做主。

　　她把枕头都哭湿了。泪眼矇眬之间看见窗外有月亮照进来，月亮既不是圆圆的满月，也不是弯弯的月牙儿，就是平常一抬头就看得见的那种普普通通的样子，不过却很耀眼，就像天上点着一盏很明亮的灯。

　　哭过了唐冬青心头清爽了很多，她想起了罗瞎子给她的二十块钱。她伸手摸一摸，贴肉的裤子口袋，一只里面是崭新的哗啦哗啦响的两张大票子，另一只里面是揉得烂疲疲有好几道折痕的两张黄草纸。她的心慢慢定下来。她觉得今天的这些事情真像是一场梦，不过心里倒微微地觉得有了一些依靠。她硬起心肠想，反正是一样的日子，妈妈在是这么过，妈妈不在也还是这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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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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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似乎左邻右舍都不挂窗帘，从窗外经过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楚里面的生活场景——不过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倒也没有看见过什么不堪入目的场面。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在一起忆旧都说小时候从来没有撞到过父母做爱，真不知道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在那样高透明度的日子里是怎么避开众多子女们的耳目的？那个时候据说绝大多数的新郎新娘直到新婚之夜依然保持着处男处女之身，放到今天真是有点儿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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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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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想起70年代初期的日子，有一股子纯净而透明的劲儿。那时候我的父母都很年轻，刚刚三十出头，放在现在正是泡吧、上网、朋友们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很疯的好时光。他们那会儿可完全不同于如今的时尚青年，他们牢记着为人父母的责任，一日三餐，按时按点，日常开销，量入为出，勤俭谨严地过着每一天，很少有随意放任的时候。

　　那时候中小城市的楼房还不多，有一两处两层楼就算是全城最显赫的建筑了，普通人家住的都是沿街而建住过几代人的老房子，屋脊上长着灰紫色的瓦楞草，台阶和背阴的墙壁爬满了青苔，即使是正午时分屋里的光线也是幽暗的。新一些的是成排成片的平房，基本是公房，一样的开间，一样的大小，房子的模样也是一样的方头正脸。那时候不管是住老房子还是住新房子的人家，只要有人在家，各家各户的房门都是敞开的，街坊四邻一迈腿就进了别家的院里和房里，极少有敲门的习惯，顶多在门口大声咳嗽一声。孩子们更是没拘没束，不仅在自己家各屋乱窜，在邻居家也一样出入自由。

　　一到晴好的天气，一大清早家家户户就把洗好的衣服、床单等等高高地挂到敞阳的地方晾晒。在那些滴答滴答往下滴水的衣物中，袜子、裤衩、胸罩甚至更见不得人的物什都堂而皇之地占据着一席之地，一律用木夹夹在铅丝或临时拉起的晾衣绳上，在风中无所顾忌地飞扬着。即使是不足十岁的小孩子仰望或眺望那些洗净的衣物，也不由要浮想联翩和想入非非，可是那些做了父母的成年人却反而是一派天真，在飘拂的衣裤下面穿行，毫无感觉的样子。

　　那时候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二十几岁的人不分男女差不多个个结婚，偶有不嫁或不娶的，单位同事邻居朋友七姑八姨都会凑上来关心你，一副真心地替你着急，替你操心，替你张罗。他们嘴里说着“只有剩粥剩饭，哪有剩儿剩女”，一边热情洋溢地把不知从什么地方翻拣出来的歪瓜裂枣的剩男剩女一个一个领过来花言巧语连蒙带骗地塞给你，他们绝对有办法让你在半年之内把终身问题解决掉。那时候结婚的多，离婚的少，而且结婚一年左右家前屋后就会有万国旗般一串串的尿片子挂出来。除非是实在生不出来，那也会领养一两个，家里没有孩子大概就像如今家里没有电视和电话一样——即使人家不说什么，自己也会很不自在。

　　那时候的人好像特别在乎别人的眼光，也喜欢照着别人的样子生活，人家有的自己都要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看到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人别无二致心里就十分踏实，而看到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就忍不住要品头论足议论纷纷。反过来你若不想遭人非议，你就要尽量地和他人保持一致。

　　那时候的高人是隐于人堆里的，聪明人都是头缩在脖子里明哲保身左右逢源，“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人处事都留有余地，随时随地准备好了调头转弯，绝不会像如今一些腕儿或者还不是腕儿的一开口便是我是中国最好的什么什么，也不像那些涉世不深无家无业的青皮后生那样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论。那个年代的人满腹心思深藏不露，一眼看上去似乎都没有什么隐私，表面上一片干净。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似乎左邻右舍都不挂窗帘，从窗外经过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楚里面的生活场景——不过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倒也没有看见过什么不堪入目的场面。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在一起忆旧都说小时候从来没有撞到过父母做爱，真不知道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在那样高透明度的日子里是怎么避开众多子女们的耳目的？那个时候据说绝大多数的新郎新娘直到新婚之夜依然保持着处男处女之身，放到今天真是有点儿不可思议。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熟视无睹的那些生活细节简直令人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其实时光仅仅过去了三十来年，三十年发生了多少细微和深刻的变化！三十年前的一切已然成了陈年旧事，犹如一本书页发黄变脆的老皇历，一帧生了锈斑的老照片，一张遗落在抽屉角落里积满了岁月尘土的老唱片，让人触景生情，感怀良多。

　　1971年秋天我从江南的外婆家来到我父母工作的江苏盐城。那年我八周岁，还不懂得公元纪年，不过并不影响我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和判断。盐城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是一个白花花的盐堆得像山那样高的城市，也不像我在外婆家常听邻居说的是个“苦地方”，相反，我觉得盐城不错。

　　早晨五六点钟我妈妈就买回了滚烫的烧饼和油条，我家还订了一瓶半磅的鲜牛奶。那时候物价很低，五毛钱的肉够一家人中午美美地吃一顿，两毛钱的虾子也足够炒韭菜的了。盐城的东西也还算丰富，只要有钱，鸡鸭鱼肉都可以买到。我妈妈的菜篮子里常常装着鱼、河虾、小公鸡、鸭翅膀、排骨、豆腐、青菜、茨菰和蘑菇。秋天的梨也是尽吃的，我妈一买就是满满的一大篮，也就几毛钱，吃得慢还不行，眼看着就一只一只烂光了。

　　冬天农闲了，有生意头脑的农民挑着爆炒米的炉子进城来，巷子口生着火的炉子多起来，嘭的一声巨响，半条街都是爆米香，招得嘴馋的小孩子急匆匆奔回家用茶缸舀上大半缸子米端过去，付一毛钱，炸好了拿回家足足有半面粉口袋。除了大米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也可以炸，比如玉米、黄豆、蚕豆、山芋干和年糕干等等。炸过的山芋干和年糕干是最好吃的，那份香味简直无可比拟。如果能再放上一点猪油和白糖，简直就是腐朽了。据说还有人家把面条和粉丝也拿去炸的，可惜在我家，如果孩子在吃上头如此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话肯定是要招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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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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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弟弟都是大人眼里听话懂事的乖孩子，似乎与生俱来就懂得趋利避害，知道大处着眼，懂得自我克制，清楚必要的时候要牺牲小我利益去换取更大的利益。尤其是在享乐的方面，更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在那个欲望被自觉掩盖起来的年代里，这上面很容易授人以柄，并由此遭到批评和惩罚——连父母对孩子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绝不会为了一口吃的而鲁莽行事。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没有饿到那个份儿上。以当时的条件来看，像我家这样的经济状况，应该算是相当不错的。那些拿工资少孩子又多的人家，就要拮据得多。不少人家一个月能吃上一两回肉就不错，有些人家一天三顿都是稀粥，桌上的菜就是萝卜干和咸菜。那时候街上的馆子很少，像样些的馆子就更少了。

　　那些饭馆不分菜系和风味，都是做些炒菜、米饭、面条、包子等等，而且一律都是国营店。我印象中饭馆喜欢起名叫“大众饭店”，好像一起这样的名字大家就敢进去了。不过那会儿刚经过“文化大革命”，离改革开放还远，中国的有钱人寥寥无几，差不多人人都是“大众”，也差不多人人都没有足够的钱能随随便便下得起馆子。

　　从我家到学校一路上只有一家饭馆，叫做“双龙饭店”，很小的门脸，里面大概放得下四五张方桌。一进门就是大灶，火烧得旺旺的，几口大锅里下着面条和馄饨，热气腾腾的，都是现吃现做。因为用的是高汤，所以面条和馄饨都鲜美异常，远比家里做出来的要好吃得多。在面条和馄饨的大锅边上，有一口平底锅，是专做锅贴的。常常是一个大师傅同时操作，动作娴熟而漂亮，一边忙着下面条下馄饨，一边在平底锅里利索地抹一层薄油，把饺子一圈圈地码进锅里地煎。大锅里兑冷水的时候，平底锅里喷了一层水，盖上盖子焖一小会儿。面条馄饨熟了，平底锅里的锅贴也是金灿灿的了。因为锅贴是纯肉馅的，所以是比面条和馄饨更加“金贵”的美食。趁着滚烫的时候咬下去，会有一股油油的汤汁冒出来，一下子就烫着了舌头，把舌尖烫得麻麻的。锅贴卖得最贵，所以吃到的机会少。

　　不少孩子每天上学放学从饭馆门口经过都看见做锅贴，能闻到平底锅里冒出来的阵阵香气，但从来也没尝过锅贴的味道。也不光是锅贴，许多见过的食品，比如商店柜台里的糖果、糕饼等等，可能都没有尝过，这在当时是非常正常的事。

　　我到盐城的第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记忆中城市的街道和房屋都还算整齐干净。我家住的是素有江苏名校之称的盐城中学的教工宿舍，青砖瓦房，一共三排，二十一户，不管每家的人口多少，房子的户型和面积都一模一样。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池，是各家各户每天的必到之地，也是交流信息传播是非的一个平台。我们的邻居都是盐城中学的教职员工。家家门前都有一片十多平方米的空地，用篱笆围起来，种着蔬菜和花草。有麻雀在房屋之间啁啾着飞来飞去，空气里飘荡着晚饭花馥郁的香气，那些同样喜欢幽暗光线的花朵也在暮色里竞相盛开。打开后门有一条水流还算清澈的小河，河面上飘着青碧的水浮莲，有几只漂亮的大白鹅悠闲地游弋着。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样的居住环境大概算得上是“高尚住宅区”了吧。

　　到车站来接外婆和我的是妈妈和弟弟，一路上我听我妈对她妈说：“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来呢？”口气里好像我们来得不是时候。外婆一下子就没有了笑意，向我妈解释因为我身体不太好，长得瘦，又一天天大起来了，应该送回来了。外婆尽量把话说得在理而且柔和，态度有一点唯唯诺诺。外婆在家里也是一个处处做主的人，看她这样我的心情顿时低落下去，就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一样。不过也仅此而已。因为我从小家里人就对我说“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所以外婆和妈妈又说了些什么我也没有太留意。

　　天快黑的时候妈妈把我叫到里面的房间。她一脸正色地问我想不想爸爸。我从生下来就没怎么和父母一起生活过，也就是寒暑假他们回去时才见上一面，而他们也并不是每年都回去。说实话我对我爸爸印象模糊，不过听妈妈这么问，我还是很乖地点点头。妈妈告诉我爸爸被关起来了，不能回家。她说：“你要是想去看他，就和弟弟到食堂的路上去等他。”我问她：“爸爸怎么啦？”我妈显然很难向一个八岁的孩子解释清楚这里面的原因。她用一句简单的话对我说：“他们说他是‘五一六’。”我又问：“什么叫‘五一六’？”妈妈没有说话，忽然间眼泪就扑簌簌地滚落了下来。

　　我和弟弟一起到食堂的路上去等爸爸。我们一路走一路蹦蹦跳跳，做出天真无邪的样子，其实心里对当时的处境隐隐约约、多多少少还是明白的。小孩就像小动物一样，对身处的环境和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总会本能地有所感知，他们的聪明常常超过成年人对他们的估计。特别是那些大人们遮遮掩掩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孩子们尤其敏感和好奇，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去看一看爸爸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个想念和不想念的问题，我很想去看一看被关起来的爸爸是什么样子。

　　暮色四合的时候爸爸出现了。他夹在一队人中间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和爸爸走在一起的大约有七八个人，也许更多。他们横着走成一排，看上去就像是肩并肩在校园的林阴道上散步。说实话当时我没有马上认出哪一个是爸爸，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我已经很久没和他见过面了。我是从爸爸的眼神里认出他的。他一眼就看见了我，加快了步子朝我这边走来，在我面前他停下来，对我说：“你来啦。”也好像是：“你怎么来啦？”爸爸的表情是平静的，没有太多的惊喜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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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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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几乎一生都是这样，处变不惊，也不喜形于色，许多时候看上去有一点冷。他是家中的独子，备受宠爱。尤其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读书好，有才气，被保送上大学，偏偏又阴差阳错没能进入理想中的院校，养成了孤傲、清高的脾气，多少还有一点怀才不遇的消极和隐遁。人到中年以后才开始有所转变，变得比较入世和随和。他做老师，不少学生都非常惧怕他，在路上远远地看见他就赶紧溜掉，不敢上前跟他打招呼。

　　我妈妈的学生常有到家里来玩的，有时候还成群结帮，我爸爸的学生就很少到家里来。偶尔有一两个上门的，一看就是很有气质很有主见的，不是寻常之人。我小的时候比他的学生还要惧怕他，因为我的惧怕比他们的更加具体和切肤。别看我爸爸文质彬彬一介书生，平常话不多，但他一样会发脾气，发起脾气来一样会打人，而且出手很重。我爸爸打孩子是从来不需要“给个理由先”的，对他和他那一代人来说，用打来管教孩子天经地义，打本身就是教育方式的一种，尤其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孩子更是一件管教与宣泄一举两得的事情。

　　而在那种时代背景之下爸爸心情不好比刮风下雨还要平常。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弟弟从出生起就一直跟着爸爸妈妈，又是男孩，爸爸从不打他。比起我弟弟，我没他听话，也没他柔顺。爸爸打我最生气我跑掉，也绝不允许我那样做。他把打了逃掉叫做“贩桃子”。他这样威胁我：“你贩桃子我砸断你的腿！”爸爸常有这种新颖和神来的表达，即使在生气和发怒的时候也不例外。而且他的许多说法还都有“出典”，有的很精深，有的很民间，常常是雅俗杂陈，让人听过不忘。

　　我第一次听他说“贩桃子”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也从来没敢问过他“贩桃子”作何讲。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总是火透了，气得要爆炸，即使他平息之后，我也不敢上去旧话重提。我自己琢磨，估计桃子，特别是我们家乡盛产的水蜜桃极易腐烂，不便运输和贮存，“贩桃子”大概有拖得时间越久越不好办的意思在里面，或者干脆就是指赔本吃亏的买卖，反正是一句威胁性的话。

　　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并无所谓，只要一听我爸爸用恶狠狠的语气说出来，即使他说的是拉丁语、阿拉伯语或者是塞尔维亚语，我也明白“贩桃子”的后果肯定是凶多吉少。我也确实被他吓住了，宁吃眼前亏，不敢等到他秋后算账。所以他打我从来不跑，做出坚强的样子，死扛到底。不过我承认我的确是被他打怕了，或许本来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内心驯顺的人，结果反而变得叛逆了。

　　在昏暗的暮色中我见到爸爸，但我丝毫也没有觉得这样的见面有什么不寻常，当然更不会想到，随后我和他不到十年的朝夕相处的共同生活中他对我的种种影响，包括让我一次次尝到他巴掌的滋味。我和弟弟站在高大的法桐树底下，在爸爸走近的时候我们齐声对他说：“你放心！”这句话是妈妈教我们说的，她只让我们说这一句话。可是我们开口一说出来显得那么前言不搭后语，孤零零的一句话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悬挂在空气里，让我们一时有点窘迫。好在爸爸听了并不觉得奇怪，他很知情地点点头，脸上也是明了的表情。那显然是一句他听得懂的话，是他与妈妈之间的暗语。我们刚说了这三个字，那些跟爸爸一起走路的人就围过来，不耐烦地催促他快走快走快走。短暂的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家里妈妈问了我和弟弟许多，只要是关于爸爸的一切她都特别感兴趣，问完之后她神情抑郁，让我和弟弟到外面去玩。我直觉她是要一个人躲起来哭一场，心里既害怕又恐慌，也不知道如何宽慰她，很想找到外婆，可是外婆不知去向。弟弟好像也知道妈妈要哭了，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屋子。到了外面他悄悄对我说：“妈妈肯定在哭，她很爱哭。”他还告诉我有一次妈妈去市场买鱼，她花一块钱买了一条鱼，却让小偷偷走了二十块钱，回到家里她一句话没说就哭了起来。等妈妈打开房门的时候我们看见她两个眼睛红红的，不过她已经洗过脸了，脸上的表情很镇定。她在厨房里忙晚饭，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没过几天，我和弟弟看到妈妈当着我们的面哭了一次。

　　那天有一群人到我家来抄家，他们来得很快，就像一阵龙卷风一样，突然就出现在家门口。他们之中有学校的当权派，有工宣队，还有几个很出风头的红卫兵，个个都板着脸，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里面领头的一个是住在我家前面一排房子的邻居，平常见面都要跟我们聊上几句，态度非常亲热。这天他忽然冷若冰霜，比别人似乎还要凶狠一点。这群人走起路来虎虎生威，带着嗖嗖的冷风。

　　妈妈一见到他们肯定是马上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她还是对他们笑脸相迎，说着寒暄的话，尽量地把他们当成是正常的来访。可是她笑得十分局促，脸上的笑容是僵硬的，我在一边都看得出来。我有一种灾祸临头的恐惧。这些人在门口略站了站就涌进了我家，他们好像还算客气，没有动手翻箱倒柜。妈妈赶紧自己过去一只一只地把箱子打开，让他们检查。

　　最后怎么收场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吧。其实那个时候就像书中说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略有点儿嫌疑的东西早就处理干净了，烧的烧，砸的砸，哪里还会等到别人来查？我记得还是在外婆家的时候，有一天一大清早还在睡梦里就听见院子里乒乒乓乓砸东西的声响，起来一看，满院子都是碎瓷片。有几个青花盘子砸成了两半，还对在一起，如果没有中间那道裂纹，看着就像好的一样。我问外婆这是干什么？她说是在“破四旧”。我也见到过妈妈在后门口烧书，那些硬封皮的书还真不太好烧，她用火钳翻动着，股股青烟熏得她眼泪直流。等那群抄家的人一走，妈妈往椅子上一坐，双手捂着脸，眼泪又滚滚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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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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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爸爸的事情妈妈终日忧心忡忡。传来的消息也很不好，据说爸爸态度极坏，不老实交代问题，不肯低头认罪，还和让他交代问题的人争辩，甚至还发脾气。看管他的人都说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反革命”，说他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他被打得很重很惨。有人在半夜里隔着护校河听见他叫喊的声音，知道他又在挨打。可是不管他怎么叫喊，也没人敢过去干涉。

　　第二天中午我姑妈就急急地来了，有人冒着风险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她。姑妈是我爸唯一的姐姐，我爸也是她唯一的弟弟，她听说他挨打，赶紧跑到学校里，急于见到他。姑妈找到了关押我爸爸的房子，但已经空了，人转移走了，不知道他们又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一段我爸爸被他们带着屡屡更换地方，而且封锁消息不让别人知道踪迹。

　　姑妈每天都来我家，和我妈姑嫂两个相对叹气。几天之后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说我爸病了，通知我们去给他送饭。在我妈再三追问之下他们才说出来我爸胃出血，相当厉害。来人特别强调说：让小孩去送，大人不要去。我妈心急如焚，一边猜测着爸爸的病情，一边慌慌地杀了鸡熬了鸡汤，煮了汤面，又准备了糕点饼干，嘱咐我和弟弟快快地送进去。

　　随后有好一段时间我和弟弟每天都去给爸爸送饭。除了送饭我们还帮父母传递纸条。我们就像战争年代的小战士，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把鸡毛信递来递去，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有一天爸爸对我说剩下的饼干他不想吃了，要我把饼干筒拿回家去。从他的眼神里我马上明白饼干筒里肯定不单单是饼干。这时看守的人开口说：“拿过来我看看！”当时我反应极快地把爸爸给我的另外一些东西：书还有换洗的床单等等抢先一步捧到他的面前让他检查。他翻了翻书，又翻了翻床单，不感兴趣地放在一边，用眼睛示意我爸爸把饼干筒给他。

　　我看着爸爸双手捧着饼干筒一步一步缓慢而沉着地向他走过去，当着他的面慢慢悠悠地打开饼干筒盖——我爸保持了他一贯的慢条斯理，我妈戏称他是“慢动作”——饼干筒里除了饼干当然什么也不会有。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张卷成一根小细棍的白色纸条就夹在爸爸的食指和中指之间，他把它像火苗一样拢在手心里，在那人埋头仔细地检查过饼干筒和筒里的饼干之后又从容不迫地和饼干一起放了进去。

　　诸如此类的“历险”不止一次两次，但我总能应对自如，和爸爸配合默契，从未失手。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害怕过。我那时候其实并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儿，但我天生就不怕事儿，也不怵生人，从不畏首畏尾。在我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送饭这件事总被我父母提及和夸奖，他们认为我从小就灵活机智，遇到事情有办法。而我其他的优点和长处都因此被忽略不计。

　　那时候我芳龄八岁，弟弟六岁，除了爸爸被关起来之外，我们有着许多令人喜爱和羡慕之处。我们聪明，洁净，礼貌得体，性格开朗活泼，在学校里都是品学皆优的学生。我们两个走出去，真是人见人爱。左邻右舍也拿我们作为教育自家孩子的榜样。

　　尽管年纪还小，我和弟弟本能地会利用自己的魅力，没过多久我们就跟看守爸爸的那些人混得很熟，还有一些在校园里很活跃很出风头的红卫兵，他们也非常喜欢和我们一起玩，让我们叫他们哥哥姐姐。他们刷大字报、表演节目、搞临时批斗会，时常有一些新花样，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是那时候当之无愧的校园明星。

　　在那个讲出身的年代，他们个个都根正苗红，父母不是工人就是农民，不沾“封、资、修”一点边儿，所以他们连腰板挺得都比别人直。就在我爸爸被打得最厉害，关押地点老是变换的时候，我和弟弟只要出门和“哥哥”、“姐姐”们玩上一会儿，他们就会告诉我们他们所知道的情况，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为我们去打听一些消息。他们对我们就像真正的朋友一样，很友善，很亲切，从来不防范我们，也从来不歧视我们。他们比我们大好几岁，却并不居高临下，相反，和我们越来越好，情同手足。

　　忽然有一天在校园里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各奔东西。根据当时的情形，他们绝大部分都上山下乡了，成了新一代的农民。他们是命运坎坷的一代人，一生之中经历了许多共同的难关。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当中极少的一部分有幸考上大学，从此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而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尽管最终也纷纷离开了农村，重新回到了城市，但因为受教育的欠缺，随着社会转型，他们需要适应和面对的很多。他们普遍都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做着技术含量不高又很辛苦的活儿，其中某些人还可能成了下岗职工。而在他们不计较阶级成分和我们玩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个个出类拔萃，被看作是革命的红色接班人，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和希望。

　　给爸爸送饭这件事还是引来了压力，压力是来自学校的。有一天早读课刚完，班主任老师突然在班上不点名地说有人给反革命的父亲送饭，这就是同情反革命，没有阶级立场，等等等等。她神色严厉，义愤填膺，面孔红红的，一口气说了很多。她讲话的时候并没有一直盯着我，但她锋利的目光一遍遍地从我的脸上扫过，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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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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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所有的话尽管都是对着全班同学说的，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我心里完全清楚其实她每一句都是只针对我一个人的。我的座位很靠前，跟她几乎脸对着脸，能看得见她说话时飞溅的唾沫星子。记得当时我坐得笔直，紧绷着脸，比正常的认真听讲还要加倍认真，心里却像被烈油煎熬一般。在这之前我还从未被老师批评过，有着超强的自尊心。这样的时候该怎样自处我一片茫然，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心理准备。班主任的话就像焦雷一样打在一个要好而脆弱的小学二年级女生的头上，让我濒临崩溃，但最后总算还是不动声色地挺住了。

　　回到家里我就把老师说的那些话学给妈妈听，妈妈气坏了。我父母因为自己身为老师，任何时候他们都习惯性地维护学校和老师，但那一次是例外。妈妈板起脸生气地说：“这个人说话太没水平了！”说一个老师“没水平”在我看来是很厉害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从根儿上把人给灭了”。班主任并不是说过一次就完了，她对我的态度从此也改变了，看我的眼神总是冷冰冰的，偶尔我被同学欺负，她也绝不会站在我这一边，连句公道话也不说。

　　我在她的班里很受压，所有那些只有少部分学生有机会参与的活动再也没有我的份儿。到学期结束，她在我成绩报告单上写的评语相当一般，操行评定只给我“良”。实际上我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在学校里的表现也非常好，得“优”是理所当然的。我把成绩单拿给妈妈看，妈妈很不平，她不屑地把这张报告单扔在一边。尽管如此，那一个学期我还是在同学的举手投票下被评上了“五好学生”，妈妈很欣喜，也很欣慰，把我和弟弟的奖状并排贴在墙上。一直到小学毕业，我家的一面墙上贴了长长的两溜奖状，那是我父母的骄傲和炫耀。

　　不知是谁告诉妈妈向班主任打小报告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小义。小义和我同龄，是个瘦削机灵的女孩，性格活泼，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一笑两个小酒涡，很乖巧讨喜。她的父母和我父母是学校里的同事，不过他们相互并不往来，原因是“文革”当中他们不是一派的。那时候人和人的亲疏远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是哪派的，曾经听说过不是一派的夫妻会反目成仇，对立两派的甚至会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在那个时代思想和政治态度的分歧被极度夸大，远远超越和压倒了亲情和男女之间的吸引，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小义和我家住得很近，是我转学过来认识的不多几个朋友之一，上学放学我们常一起走，也老在一起玩。有了这件事之后我妈叮嘱我少跟她搅在一块儿，我就尽量回避她，不再主动去约她。但每天一早小义就准时准点出现在我家门口，笑眯眯地来等我一起上学。她见了我妈很有礼貌，大大方方地叫一声阿姨，大大方方地坐在我家的小椅子上说说笑笑。她就像一个大人一样，很见过世面的样子，还真让我挺羡慕的。妈妈不当着她面的时候对我说这个丫头挺复杂的，要我当心她，不要把家里的事情随便跟她说。

　　我点头答应，不过心里并不认同我妈说的话。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小义

复杂，总觉得她就像一个天真未凿的小男孩。她理一个男孩头，和她的哥哥弟弟一样穿一身运动衫裤，颜色不是红就是蓝，胳膊和腿两边有两条白道。她的父亲是体育老师，也是学校运动队的教练，大家都知道这些衣服是他发的，有的干脆就是从运动队拿的。不过只要不指到脸上去，小义的爸爸并不在乎。那时候大家都穷得很，能占到小便宜都很开心，对这种脸面上的事情也并不看得那么重。

　　小义极有运动天赋，每年学校开运动会她都是当然的主角，100米、400米、800米、1500米、跨栏或者跳高、跳远都是她的强项。她参加的项目个个都能拿到名次，而且常常是第一名，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打破某项被保持了很久的记录。所以运动会上有小义的身影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小小的高潮，对于我们这些她周围的人来说，看运动会就是看她在比赛中夺冠军拿名次。小义是运动场上的亮点，也是我们的骄傲。

　　尽管我知道她曾经向老师打我的小报告，知道她喜欢说同学的坏话挑拨离间，我妈也不止一次提醒过我别跟她太接近了，我还是热情很高地写了一篇又一篇表扬稿投给广播站，每一篇都是颂扬小义的，称赞她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顽强作风，称赞她夺得的每一项好成绩。广播员用声情并茂的本地普通话反复朗诵着，通过高音喇叭传送出去，体育场上空回荡的都是小义的名字。

　　三年级的时候小义转学走了，她跟着父母举家去了下面一个县城的中学。他们为什么要走具体原因不详，隐约听说她父母在这个学校里不得意，学校领导不赏识他们，当权派不把他们看在眼睛里。我听邻居议论小义的父母都是很“左”的，学校里的事情跟他们沾边不沾边的都积极得很，可是积极了半天还是没有挤到前面去。失意之下他们决定到下面县城的中学，换换环境，大概是另谋发展吧。有人说县城的中学师资缺乏，去那里的机会肯定要比在这里多一些，而且下面的学校规矩也没有这么大，天高皇帝远的，图不了进步至少可以图个轻松自在吧。

　　我记得小义一家是乘一辆大卡车走的，车里装着他们的家具和锅碗瓢盆，大衣柜、五斗橱、木箱子等等都用旧棉胎和旧床单包裹着，外面用稻草绳一圈一圈缠绕起来，以免在颠簸中磕坏。小义和她的两个兄弟一起坐在车斗里，在家具和锅碗瓢盆之间露着小小的脸，眼睛乌溜溜的，人也显得格外地小。小义的脸上挂着微笑，却没有多少要去一个新地方的激动和喜悦。她父母的脸上干脆连笑意都没有，面色疲惫地和街坊四邻告别，好像他们走是一件非常不得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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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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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小义只是远远地相互看着，笑一笑而已。我没有走上去和她告别，那个年龄我非常羞涩，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不好意思的，包括辞别。我不知道那些话该怎么说，我也担心小义会哭。如果她一哭，我就会更加不好意思，也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后来跟小义又见过一面，是几年之后的一次学生运动会上。小义代表她所在的那所学校到地区来参加比赛，那时我和她都已经是中学生了，有十二三岁。我们在体育场门口碰到，她还是短短的头发，穿着运动衣和短裤，一身运动员打扮。四五年没见，小义的个子没怎么长高，所以比我矮了不少，只到我肩膀上面，和我说话要仰着脸看我。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有许多已经像大姑娘一样粉面桃腮，可是小义看上去还像个没有发育的小孩，干干瘦瘦的，皮肤黑黑的，说话嗓子又粗又哑，衣服脏兮兮的，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在我看来她没有小时候漂亮，没有小时候那股冲冲的机灵劲了，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左右逢源。

　　那一次运动会她好像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显然已经不再是大家的兴奋点了。现在想来以她当时的身高条件还想在运动会上占据霸主地位的确是不容易了，也不知她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最终那些努力也都付诸了流水。小义好像就此黯淡下去，以后大的运动会上她再也没有成为璀璨明星的那一刻了。

　　我们邻居也有人见到了她，说她土头土脑，就像一个乡下妹子。他们议论她父母在下面的中学混得并不如意，兄妹三个学习成绩也都不好，总之没有什么好消息。我觉得小义挺可怜的。其实她走了以后我还是时常会想到她，也盼望能再见到她，真见到了，却又无话可说。她告诉了我她住的旅馆，让我去找她玩，我答应了，但并没有去找她。大概我隐约感觉到其实我与她很生了，也没有话说，那种见面会很尴尬。我们在人头攒动的体育场门口分了手，我心里模模糊糊有几分说不出来的感伤。

　　我和那位班主任老师在多年以后也见过一面。有一次我和妈妈上街，看见她正在马路边上不紧不慢地走着。隔着马路我们跟她打招呼，她马上就满脸笑容穿过大街走了过来。那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上的又是名牌大学，所以我妈底气十足。我们站在街边和她说话，无外乎叙些阔别，问问近况如何。彼此都是客气的，语气里也充满了好意。老师明显地老了，也胖了，胸前和后背的线条模糊不清，衣服都包在身上，举手投足不如从前敏捷，眼镜片后面的目光也是涣散和柔和的，脸上一团和气。

　　她和我们谈得十分投契，说的都是些非常亲近非常体己的家常话。我妈照例要感谢她多年前对我的教育之恩，她听了居然非常欢喜的样子，口中客气着，又反过来把我夸奖了一番。看来老师是完全不记得当年的那一节了。想想也是啊，在我之后她带过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她尚能记得我是谁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可她不知道当年她滔滔的一席话就像刀子一样割在我心上，让我觉得眼前的世界一片黑暗。当时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坐在那个教室里，我甚至希望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我没有老师那样健忘，我站在她对面，看着她嘴唇张合说着奉承好听的话，就像注射了麻药一样心里越来越麻木。不过我倒也并不恨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她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她之所以那样做，是由她的认识水准决定的，也是那个时代一个革命群众基本的革命立场。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没想到仅仅几年一过她就变得如此臃肿和懈怠，和大街上挎着菜篮子迈着鸭步的庸俗妇女别无二致，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书卷气，更谈不上师道尊严。而她在批评我的时候，声色俱厉之下是有一股子锐气和威风的。那时的老师年轻气盛，正处盛期。可惜转眼就消逝了，就像过季的草木一样叶落枝败。她真太让我失望了。

　　外婆陪我住了一个多月就回去了，家里就是妈妈和我们姐弟二人。我很快就适应了和妈妈一起生活，帮她做她让我做的一切事情，扫地、洗碗、择菜、拿牛奶、买东西，并且从心里面感到乐意，每一样都做得尽心尽力。血缘的可怕力量发生着强有力的作用，我心甘情愿地就回归了，甚至很少想到之前一起生活了八九年的我的外婆和外公。我的弟弟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讨人喜爱的孩子，他长着苹果一样的脸蛋，安静听话，从来不像别的男孩那样在外头打架闯祸。除了星期六，每天晚饭之后妈妈都要到学校去参加政治学习，我和弟弟就早早地睡下，好让她锁上门放心地走。我们睡在妈妈的大床上，头靠着头，我给弟弟讲故事，然后我们一起进入梦乡。我妈深夜归来看到的是一双酣然入眠的小儿女，乖得叫人心疼。这多让她安慰啊！

　　不知是谁提醒我妈要注意和我培养感情，她便非常认真地把这当成了一件事情。星期五下午我只有一节课，放学后妈妈让我到仅有一墙之隔的县中去找她。我一到她办公室她马上就会放下批改的作业本领着我上街，一般是逛逛全城唯一的百货店，再逛逛食品店。每次毫不例外妈妈都会给我买一些东西吃。吃得最多的是麻团、烧麦、糍饭糕、凉粉、小笼包子、馄饨，天热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棒冰、雪糕和酸梅汤，一次花掉她一两毛或者两三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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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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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请我吃东西一向非常爽快，不用我开口，她就会问我这个你吃不吃，那个你吃不吃，街上凡看得上眼的东西她都会问到。那时候家里很少有零食吃，我也没什么零花钱，见到什么都馋得很。但因为妈妈什么都愿意买给我吃，我反而变得从容而矜持了。我很喜欢看妈妈付钱的样子，她从一只镶着珠子的半圆形钱包里拿出票子，很大方，满不在乎，从来不跟别人讨价还价——实际上花得还是很有数的，绝对不会花到囊空如洗。后来我读武侠书，读到里面侠义之士千金沽酒、宝剑赠友的情景便心中十分喜欢，觉得特别带劲。

　　那时候我手里还没有拿到过什么钱，但我已经形成了对金钱的态度。我想假如我有钱，我是一定要挥金如土的。吃过东西我心里很充实，有一种温暖的满足感，对妈妈也更加信赖和依恋。以前我们之间因为时间和空间造成的距离很快就缩短了，何况我本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外人。

　　我们母子三个人很快就融为一体了，每天的生活平静而规律，有一套适合我们的作息时间。早晨闹钟一响准时起床，晚上到点上床睡觉，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有条不紊，忙而不乱。那一段爸爸那边也相对平静，胃出血已经痊愈，对他的逼供也不像原先那般厉害了，没听说他怎么挨打，也没有其他令人忧虑的消息。相反却有不错的消息传来：快过年了，春节期间对“五一六”将“区别对待”：态度好的可以回家过年，态度一般的不能回家，但家里可以送饭，态度坏的就没有上述待遇了。

　　我们和妈妈一样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一家人可能马上就能团聚了，忧的是爸爸假如被归为“态度坏”的那一部分，他还是不能回来和我们团聚。而且他也是极有可能被归为那一部分的。姑妈也从别处听到了这个消息，她星夜赶到我家里，把她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告诉我妈。姑嫂两个坐在灯下把时局和我爸的问题分析来分析去，一说就是半夜，盼望着他能够平安回到家里。

　　果然爸爸被归为最后一类。眼看许多被关的人都回到了家里，就是不见爸爸回来。妈妈心中十分着急，脸上终日不见笑容。她催我和弟弟出去玩玩，意思是让我们出去听听情况。但是因为放寒假了，校园里空空荡荡的，连一个认识的人都见不到，我们自然也探听不到任何消息。到我们对这件事几乎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爸爸却被放回来了，对我们来说真是喜从天降。爸爸是大年三十的后半夜回家的，妈妈一个人去接的他。临走前她匆匆忙忙地催我和弟弟赶快睡觉，所以爸爸到家的详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第二天一早我和弟弟醒来，爸爸已经在家里了。

　　爸爸只被准许在家里呆三天。那三天正赶上过年，我们一家也的确过得就像真正的过年一样。因为太幸福太快乐了，反而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妈妈一大清早就去买了许多菜回来，她在厨房里剁肉馅做肉圆，家里弥漫着葱和生姜的香味。爸爸也跟着她一起忙。还记得妈妈把一包干净的衣服和毛巾卷在一起叫爸爸领着弟弟去公共浴池洗澡，他们回来时一进门我妈就问我爸：“有虱子吗？”

　　到第三天的傍晚，有两个男人上门来把爸爸带走了。走的时候他穿了一身干净的涤卡中山装，披一件深灰色大氅，应该是里里外外的衣服都很干净。他神色平静恬淡，就像是去上班一样。妈妈也没有哭，肯定是爸爸已经事先做好了工作。他叫我和弟弟乖乖的，此外没有一句多话。遇事镇定，凡事不渲染，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春节过后大约一两个月吧，爸爸就彻底被放回来了，别的“五一六”也都放了，慢慢地也不再提他们是“反革命”了，到后来有一天他们全部平反了——我从报纸上看到，所谓“五一六”本来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在当时大概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知道“平反”是什么意思，在70年代直到80年代以后的好几年，“平反”成了贯穿中国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从普通百姓到中央领导，一个人不是因为这就可能因为那而被平反，即使没轮到自己，家人或者亲朋好友之中也不乏被平反之人。当然“平反”是针对蒙冤而言的，因此欢喜之外也一定都有一番痛苦和苦涩。

　　爸爸尽管放了出来，平反前却还是没有资格重返讲台。他原来一直教高中语文，语文被认为是一门和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课程，因此自然也就成了敏感的课程。校方担心他到了讲台上有可能会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把学生们的思想带坏，所以未雨绸缪，让他靠边歇着。

　　那一阵子爸爸赋闲在家，整天懒洋洋的，没事就在床上歪着，手里捧本书，或者连书也不拿，偶尔高兴了和弟弟一起在厅里青砖地上打打玻璃球。他在关押期间挨了不少的打，身体很不好，时不常地牙疼和胃疼，一疼起来就得躺下，也没法吃东西，每次犹如大病一场。他一趟一趟地跑医院，也试过一些民间的偏方。我记得有人推荐了一个方子，那种草药长在小河塘里，有水生植物纤维很粗的茎，叶子长得像芹菜，但比芹菜要大。据说用这种草药捣碎后敷在牙床上能治牙疼。

　　我对中医中药和民间偏方一贯十分相信，但是爸爸正好相反，还会搬出鲁迅先生的观点加以佐证，嘴里讽刺道：“医者，意也。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要原配的。”爸爸相信西医，不肯试那种草药，妈妈和姑妈则竭力地好言相劝。偏方究竟有没有作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后来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只要从河边走过，就会下意识地寻找和辨识那种草药。爸爸每次发作起来就成了全家黑暗的日子，我们放下一切事情，围在他床边，等待他疼痛减轻和消失。他的样子实在太难受了，我们无计可施。只要他好，我们为他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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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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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爸爸身体好转了一些，每天给全家人做午饭。他在家里向来是一个大少爷式的人物，家务活能不沾手就不沾手，“油瓶子倒了也不扶”，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形容他的。我不知道爸爸不上班的心情和心境，不过放学回到家里饥肠辘辘的马上就能吃到热饭热菜，当然是一件十分惬意和幸福的事情。况且他的烹饪手艺还真的相当不错，炒菜也舍得放油，比妈妈做得好吃。

　　那个时候因为年纪太小，只看得出父母脸上的喜怒哀乐，对他们内心的波澜却茫然无知。所以那时候我对爸爸基本上是“屏闭”状态，我简单的生活经验和幼稚的感知能力都远远不足以认识和理解那种背景之下的父亲，对他的心情也无从体会，我只觉得他脾气古怪，动辄就会发怒，也不像妈妈那样对我亲。

　　说心里话，我对爸爸是有所不满的。首先他不是一个理解孩子的爸爸，他也不是一个宠爱孩子的爸爸，他从来不会想方设法去满足孩子的要求，他也从来不会为孩子两肋插刀，相反，他是一个与童年世界有着相当距离的爸爸。他太自我了，别说是童年世界，就是成人世界他都有几分格格不入。就是他撅着屁股趴在地上跟我弟弟一起打玻璃球的时候，在我看来他也依然是一个有威仪的地地道道的父亲。这样的一个人，你是别指望他会放任孩子的，孩子也不可能在他面前轻狂。可是那时候我并不明白，内心里非常渴望能被爸爸溺爱。我已经离开了他那么久，现在终于又回到了他的身边，我真希望他能像妈妈一样让我依恋，不过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有一件事，一直令我耿耿于怀。有一次我和弟弟去送饭，那天我们临走的时候爸爸忽然非常动情地抱了抱弟弟，对我却不置一顾，让我觉得备受冷落。回到家里妈妈看出我不高兴，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了她。妈妈马上说：“你爸爸怎么这样！”爸爸回来后妈妈曾当着我的面问他，为什么只抱弟弟不抱姐姐？妈妈的意思大概是要为我伸张正义。不料爸爸脸色沉郁地说当时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准备逃跑，逃跑不成就自杀。爸爸说他都做好了准备，白天洗碗的时候已经偷偷地往门轴上泼了水，这样夜里开门就不会发出声响，等看管他的“动力”们睡着了就可以行动。他还把一条床单撕成了布条，偷偷地藏在褥子下，准备在逃跑的时候用来做裤带，因为进去之后裤带之类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如果第一套方案失败，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布条还能派上别的用处。

　　妈妈一听，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她恼怒地责备爸爸说：“你就不想想你是有两个孩子的人啊！”她抹着眼泪说，“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爸爸默然，好长时间没有说话。等妈妈平静下来，他才接着说后来因为连夜转移，搬进了浴室，他的两套计划都没有办法实施了。浴室是个里外两间的房子，外面还有更衣室和售票的门厅，进出有三四道门，墙很高，窗户也很高，而且看守的人数也增加了，估计是他们瞧出了苗头，对他的提防增加了。妈妈叹息着说：“幸亏没有啊！”爸爸说他抱弟弟是他下决心要离开我们了，说不定那就是他见家里人的最后一面了。

　　原来这一抱里面还包含着生离死别！可是爸爸在如此重大的时刻对我却是置之不理，我知道了详情之后只有更加伤心。我记得当时妈妈笑着说：“爸爸赶快补偿她一下吧！”爸爸坐着没动，只是朝我笑笑，表情是推诿的，意思也很明白，他不可能那样做。我清楚已经时过境迁了，心里确实很委屈，不过也不想要这个“补偿”。我和许多那个年龄的女孩一样，格外地清高和自尊，对人情冷暖极度敏感。宁可没有，也不会向别人索要，即便对父母也是一样。补偿是没有必要的，也根本补偿不了，因为为时已晚。

　　不过爸爸回来还是给家里带来了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标准而完美的四口之家，妈、爸、姐姐和弟弟。我们欣喜地发现有许多东西都是为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准备的：八仙桌或者小方桌的四个边，客厅里的四把椅子，四只一模一样的饭碗和盘子，新买回的一把漂亮茶壶配着四个杯子，四个人坐下来还正好是一个牌局。尽管这多少有点牵强附会，但我们还是挺沾沾自喜的。

　　追本溯源，妈妈尤其得意，因为这当中有两个人是她怀胎十月生出来的。她很庆幸自己恰好生了一男一女，不需要为了某个性别再去生第三个。那时候买米买油买布买肥皂买火柴都需要凭票，孩子却是敞开生的。有些人家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一路生下去，舅舅比外甥年纪小的有的是。70年代每家的收入都很有限，工资很低，没有奖金，也挣不到什么外快，孩子一多，家里经济负担重，自然就穷。而且那时候“重男轻女”思想普遍严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女儿是“人家的人”，续香火得靠儿子，有的人家为生儿子一口气生了十几个孩子。还有就是那时候避孕知识不普及，社会对此讳莫如深，很少有宣传，也听不到公开谈论，甚至连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都极少交流。据说在文化较低的人群当中，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采用过任何避孕手段。

　　不过我们左邻右舍多子女的却并不多，大约因为都是“知识分子”吧。当时尽管没有提倡“计划生育”，但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青年男女在生育方面还是懂得节制，也比较接近某种文明的标准的。今天也是一样，生育除了产生孩子同时也产生观念，同样是文化层次高的人群生育观念更加超前，除了“只生一个好”，有人还选择一个也不生。其实生或者不生、多生或者少生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个体生命主动配合人口总量的升降当然是一种积极的行为，而对生育具有明确的主观意愿显然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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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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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十年代一个四口之家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有一种优越的，这种优越感透过时代政治背景的阴影顽强地显露出来。那时候尽管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母他们需要面对种种压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依然生机勃勃。妈妈是个持家能手，当时她和爸爸一个月合起来挣一百块钱，但她能把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包括赡养老人安排得井井有条。

　　她有本事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每天傍晚她下班回来都是我和弟弟兴奋的时刻，她经常会买一些让我们惊奇和开心的新鲜物品回来，有时还会情绪很好地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怎么托人买到的。我们家的餐桌算是丰盛的，荤素搭配，还常能吃到时新的瓜果。每次妈妈回娘家途经上海，都会买回时髦漂亮的布料，给我做衣服和裙子，所以我的衣服总是款式很新，我的裙子备受女孩们羡慕。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有新衣服，一清早出去拜年，走在同样穿得簇新的人群里，踏着满街炸碎的花炮纸，真是喜气洋洋。

　　一到星期六妈妈就会买回四张电影票，我们总是全家一起去看最新上映的影片。那时国产电影看得最多的是战争片，有《地道战》《地雷战》《鸡毛信》《小兵张嘎》《奇袭》《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渡江侦察记》等等，还有就是《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不过最合我们一家人口味的还是诸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丽人行》《早春二月》等文艺片。当时的外国影片绝大部分都是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的，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宁死不屈》《卖花姑娘》《爆炸》等等。

　　到70年代末期，日本影片进来的逐渐多起来，最有名的有《望乡》《生死恋》《追捕》《远山的呼唤》等，都曾风靡一时。我们常去盐城电影院看电影，盐城电影院在市中心，是当时全城唯一一家电影院。胜利剧场和人民剧场也放电影，但总不如这里人气旺。那时候没有电视，男女老少都很喜欢看电影，电影院里几乎场场客满。一到满座，电影院外面的一块红色的霓虹灯的“客满”牌子就会亮起来，从电影院外面经过让人觉得整座电影院都热烘烘的。散场的时候人群黑压压的，好一会儿才走得完。

　　那时候的票价老片子五分，新片子一毛，难得有特别长的上下集的片子会到两毛钱。有人没钱买票或者为了逃票就拿撕过的票根混进去，也有人看到喜欢的电影就躲进厕所逃过清场再进去看一遍。赶上好片子有人看疯了，一轮下来看过的最高记录往往是十几遍或者几十遍，最夸张的还听说过有人一场都没有落。到放下一轮的时候这些人照样还会去看，非常像现在的球迷对球赛的热情。不同的是球赛每一场都是不一样的，而电影每场都一样，真不知他们哪来的那么盎然的兴味！看得遍数多了，有人便忍不住要卖弄起来，电影院里常常听见提前汇报剧情，还没到该笑的时候就有人抢先笑了出来，甚至众口一词地跟着银幕上的演员一起有板有眼地念着台词。所以妈妈宁可票价贵一点也要去看新片，她觉得有人在边上絮絮叨叨地说电影实在不堪其扰。

　　爱干净也是那个时代好家庭的一个重要标志。妈妈是个酷爱清洁的人，总是大盆大盆地洗着衣服和被单，不放过任何一个晴朗的天气。而且她和学校里几位考究的主妇一样喜欢时常挪动家具，让家里每个角落都不落尘土，也不时地改变一下家里的布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时我们放学回到家里，竟以为是走错门了。

　　那个时候的城市还多少保留了一点乡村的痕迹，不少人家家前屋后都有自己开垦出来的大片的菜地，如果放在现在，这些地方似乎都应该是公共绿地。而在当时根本还没有铺草坪这样的概念，这些地方被种上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成了各家各户的自留地。我家门口的空地也被我们充分利用，妈妈种了青菜、韭菜、茼蒿、萝卜、辣椒、茄子、西红柿、黄瓜、南瓜、葱和青蒜，这些植物各有各的样子，尤其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时候，一天和一天都不一样，我常常蹲在地上观看它们，一看就是好半天。

　　我家还种过葫芦和洋生姜，这是别人家很少种的。葫芦是自己长出来的，妈妈分析那颗种子是小鸟衔来的或者是下雨落到我家园子里的。我后来在少儿知识读物上也读到了类似的说法。洋生姜是一个朋友从外地带来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我们不知道拿这东西怎么办，就埋到了地里，由它自生自灭。没想到洋生姜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像竹鞭一样蹿得到处都是。几年以后，我们的邻居家家都有了这种植物。在这些菜蔬之外，我和弟弟还种了月季、蔷薇、芍药、美人蕉、太阳花、晚饭花、凤仙花、鸡冠花、菊花和仙人掌，还有纤弱细小从来只开花不结果的桃树、梨树和苹果树。

　　妈妈在种菜之余非常起劲地帮我和弟弟种花种草，她不管花草的品种，只爱会开花的，所以我们的小园子一年四季大部分时候都是姹紫嫣红开遍。在菜与花之间妈妈也是一视同仁，给菜浇一勺水，也给花浇一勺水，完全不管它们是喜水的还是喜旱的。妈妈对待植物的这种天真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率性不羁与今天追求自我与个性的白领们在精神气质上有一脉相承的东西——随意、即兴、任性，我行我素，甚至明知故犯，反其道而行之。不过妈妈出了小园子就全然不是这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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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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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她头脑清楚，记忆力很强，一是一，二是二，很难糊弄。这大概与她常年为人师表分不开。无论是教课还是做家务，她都一丝不苟，力求完美，所以免不了有些争强好胜。而在人情世故方面她却是简单的，对人好便是热心热肺地真好，没什么拐弯，一辈子都是这样。看人下菜碟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一套她从来也没有学会。

　　中国人传统的家庭结构通常是“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把家务打理得妥妥当当，对爸爸也照顾得尽心尽意。他们两人是大学同学，但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探讨和争论某个学术问题，妈妈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摆在一个主妇的位置上

。在家里她勤快周到，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到了十三四岁却和她合不来，常常顶撞她，三天两头和她发生冲突。妈妈因为自己勤勉，做事毫不马虎，对我要求也非常严格，比如这件事要如何做，那件事要如何做，都有一定之规，被动、拖拉、磨蹭、杂乱和不细致都是她不能容忍的。她脾气又急，事情略微做得不好就要骂我，让我心绪烦躁同时也提心吊胆。

　　那一段大概是我一生中最急躁的时候。随后几乎在一切方面我都走向了母亲的反面，我身上渐渐有了所有她所不喜欢的毛病。我对自己和他人都没有什么要求，不勤快也不喜欢过于勤快的人，不愿意在家务及琐事上过多地花费工夫，不节俭，缺乏计划性和条理性，除非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事情，一般都不去花心思好好盘算，更谈不上精益求精了。总之我喜欢散散漫漫悠悠闲闲地过日子，能忽略不管的事情我统统忽略不管。

　　我和妈妈在个性上几乎没有一点相同之处。而严肃冷漠的爸爸在妈妈面前则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哼着小曲，唱些现编的词儿，内容全是鲜活的家居生活，情绪轻松而快活。妈妈听了总要讥讽和嘲笑他几句，情绪同样轻松而快活。不久前的某一天我听妈妈在说：“相互不喜欢结什么婚？”大约是她看了哪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感言。我略一怔，细想她说这句话的确是有充分的依据的。我原先曾以为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父母这样子的，现在想来像他们这样的婚姻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那么多年我们家里笑声不断，回头想想，真是很好。

　　在我们家父母和儿女有着明显的分水岭，他们是家长，我们是孩子，这是一点也不能乱的。尽管可以说说笑笑，但分寸始终在那里，甚至可以说规矩很严，多年的父子绝对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成了兄弟的。父亲和母亲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惊人地一致，就好像执行着某种严格的法规或者技术标准一样。他们对我们从不溺爱，也不放任，要求我们上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不许我们张扬和出风头。他们反感好表现、事事冲在前头的人，讨厌爱吹牛说大话的人，如果我们那样，是要挨骂的。

　　他们也很少表扬孩子，无论考了第一名还是得了全优，他们都认为是应该的，要讨他们的好还真是件不太容易的事。相反他们对我们的缺点和毛病却从不姑息，对我们管得很严。因此从小我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自信的人，凡事只要做得我父母不说不好就十分庆幸了，心里只有这么一条最低标准，从来也不敢奢望得到他们的夸奖。我自己的体会，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如果不是得天独厚，基本不会有太多出人头地的心。

　　父母把他们自己和孩子区别了开来，同时也把孩子和孩子区别了开来。我和弟弟相差不足两岁，上学他只比我低一个年级，但我们两个在家里的地位和待遇是截然不同的。在苏北，尤其是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是相当严重的。其实中国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越贫穷落后的地方越是突出。

　　我弟弟既是一脉单传的男孩，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况且一直跟着爹妈长大，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占尽。而且他还是一个长得漂亮出众的男孩，市中心照相馆的橱窗里摆着他扎着红领巾的大幅照片，家里的玻璃台板下也压着许多张他从一个圆脸蛋的婴儿长大起来的照片。弟弟学习很好，而且性格温顺，从来不跟父母顶嘴。爸爸妈妈一发火，无论对错弟弟都是一声不响。如果他害怕和委屈，就会默默地滚下一串泪珠。不知是他各样事情真的做得没有毛病，还是父母偏心他，在我印象里弟弟极少犯错误。他是我见过的最乖最讨人喜欢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谁不心疼？谁不喜欢？他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也是我们家的骄傲，爸爸妈妈毫不掩饰对他的偏爱。

　　我记得的事例是爸爸每次给我们分苹果总要切得一半大一半小，切完他让我们挑，如果是弟弟先挑，当然没有话说，如果轮到我先挑，他并不走开，等着看我拿大的一半还是小的一半。如果我识趣，当然也没有话说，可是我明知他有这样的意思，心里就是不服气，也不肯让步。——苹果还在其次，他明显偏袒弟弟的态度和不许我偏离轨道的眼神都在刺激我偏要把手伸向大的那一半。这股子拧劲儿其实是随了他的，不过他却一点也不欣赏，反而很恼怒。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我拿了大的一半之后爸爸肯定会骂我，如果我再顶几句嘴，干脆就招一顿打。

　　记得有一次我一点不拐弯地问爸爸：“为什么要有意切得一半大一半小？”他回答我的话是这样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均主义！”疾言厉色，而且理直气壮，丝毫不容我辩驳。而且这句话在当时的情形下也是绝对不可以辩驳的，因为毛主席曾经这么说过。爸爸言辞犀利，这方面他颇具才华，尤其是经过了政治运动的洗礼，也颇有斗争经验。同时，他也在无意中告诉了我这个世界上的某一条准则，就是一个人想得到“公平”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没有公平的时候要学会适应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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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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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地我总算学乖了，知道了如何面对这样的选择。如果让弟弟先挑，我心甘情愿，因为他是我弟弟，我比他大，大的应当让着小的，就是我没有也要让他有；如果让我先挑，我一定自觉自愿拣小的一半，同样因为他是我弟弟，他比我小，大的应当让着小的，就是我没有也要让他有。这是以不变应万变，不仅是适时适地的自我保护，也是退后一步天地宽，还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我懂得了凡事应该顺势而为，不可强求，运势不够的时候要忍耐，要耐心地等待时机。这是我们中国人博大精深的处世哲学。我想一只苹果（实际上也就是半只苹果）能给一个孩子的也就是这么多了吧。

　　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也不爱争执，觉得这些都很无所谓。我爱我的弟弟，他也实在是非常讨喜，而且我们两个非常要好。我和他共用一个卧室，中饭和晚饭时间一起收听收音机里的小说连播，在一张桌子上写作业，一起去上学，一起出去找小朋友玩，一起养小鸡和小猫，一起做些小坏事，对某些人爱屋及乌，对另一些人同仇敌忾，我们甚至有一些只有我们两个人才懂的小暗语。稍大一点的时候我这样想，我和他是两个因为偶然才成为不同的人，我们完全有可能你成为我、我成为你，我们是按着同一配方制作而成的。

　　在我眼里弟弟聪明而出色，优点很多，没有短处，是神灵捧在手心里的幸运孩子。他精细、精明、精致，极少有失手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挨打的经历，在学校里也从来没有受过老师批评，但我知道他也并不是一个老实呆板的孩子。那时候学校里一会儿是开门办学，一会儿是学生“反潮流”，课堂秩序十分混乱。学生经常在课堂上起哄，让老师讲不下去。遇到这样的事情学生都兴奋异常，弟弟也不例外。有一天他在午饭桌上说起他们班级又闹课了，同学在课堂上高声说话，还和老师对骂，把老师都给气跑了。爸爸妈妈问他：“你呢？”弟弟便发出很响的带拐弯儿的哼叫声“呣—呣—呣—呣—呣”，他紧抿着小嘴，表情端庄。爸爸妈妈和我哈哈大笑。

　　弟弟在人前的样子很文静，话不多，不过跟他极熟的同学却知道他其实挺活泼也挺能说的。每天中午放下饭碗他就去学校了，那个时间教室里人不多，他一边写作业一边跟前后桌的同学嘀嘀咕咕地讲废话，可以一直说到老师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和他坐得很近的一个女生对我说他太让她惊讶了，不仅活跃，而且深藏不露。他甚至连爹妈都骗过了，说给他们听恐怕也不会相信，因为他们认定他是一个不声不响十分听话的乖孩子。

　　关于弟弟的另一面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有趣。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馋的人，对于好多我觉得非常好吃的东西他都没啥特别的兴趣，但他竟然把厨房里准备下锅的生东西偷偷地尝了个遍：生的青菜、生的菠菜、生的茭白、生的土豆、生的鸡血、生的鸭肉还有生鱼、生肉等等。有一天他忽然滔滔地告诉我生菠菜涩嘴，生的猪心有一股甜腥味，生苤蓝吃了胃疼，生鸡血太恶心了……真让我目瞪口呆！我问他怎么会想起吃生东西，他平淡地说了两个字：“尝尝。”

　　其实更令我吃惊的还不是他暗地里偷吃那些生东西，而是他好孩子表象之下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怪念头。在我眼里这才不一般呢，用现在的话说是“很酷”、“很另类”。他实在是太好玩了，我真高兴在自己家里就隐藏着这么一个会不动声色地胡作非为一下的革命好同志。

　　在某些时候我对弟弟的感情更接近父母，我对他很怜爱，而且处处都想着要保护他。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一天中午我们一起去上学，在一条狭长的巷子里我们被一帮街头的小痞子围住了。那时候有一些社会混子和不爱学习的学生纠集在一起，成天游手好闲，偷东西，打群架，撩鸡斗狗，还分出好多帮派，老实本分的人都害怕他们。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些小痞子是哪个帮派的，他们气势汹汹朝我们逼近的样子让我们知道在劫难逃。其实我们并没有招惹他们，也没有得罪他们，但他们就是不放过我们。他们仗着人多，对我们拉拉扯扯、推推搡搡，说一些非常难听非常下流的话。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避开他们，我们左奔右跑，想甩掉他们。但因为弟弟也在里面，所以我不敢跑得太快，怕他一个人落了单，被他们欺负。这帮人很容易就追上了我们，拳头没头没脑地打了过来。他们还把石头砸进水塘里，我们的衣服和书包都溅上了泥水。当时正是中午时分，上班的上班，午睡的午睡，巷子里安静极了，没有一个人经过。我们打不过他们，跑又跑不掉，也找不到人来帮我们，当时的感觉真是绝望。我们被他们打散，我好容易逃到大街上，看到弟弟也逃出来了，真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惊喜。我仔细地审视他，他安然无恙，竟然连身上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当时我真觉得自己是无所谓的，弟弟却是绝对不可以出一点的差错和意外，他是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珠子啊！

　　弟弟小时候体质单弱，常常生病，他总是重复生同一种病：高烧、呕吐，有时还剧烈地咳嗽。他生病时症状来势凶猛，必定要到医院挂水才能好。我记得爸爸在夜里用自行车驮他去医院，我和妈妈一边一个扶着他。一路上我们默默无语，或者说一些盼他早点好起来的话，都是一些短小的感叹句，语气里饱含着焦虑和无奈。深夜的马路上除了我们一家空无一人，街上回响着我们三个人的脚步声，路灯光把我们的影子缩短了再拉长，拉长了再缩短，有一种孤寂无助的感觉。有的夜晚特别冷，弟弟被妈妈用棉袄和大衣像粽子一样层层包裹。他叉开双腿软绵绵地趴在自行车座上，摇摇欲坠的样子。他小声而无力地嘟囔着：“难受，难受，难受！”那一刻我真恨自己不能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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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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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一病姑妈就跑来了，她把脸伏在枕头边上轻声地问他想吃什么，只要我弟弟说得出，她一定办得到。姑妈是一个苗条漂亮的女人，长得很像二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她也有一点明星的派头和脾气，擅交际，花钱不在乎，什么东西都舍得随手送人，有时候也颇任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她的事情都是自己做主。她早早地参加了工作，早早地出嫁了。她嫁的是自己的大表哥，婆婆是她嫡亲的姑妈，是所谓的“亲上加亲”。

　　从前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很多，在当地和我们家族里都有着悠久的传统。《红楼梦》里贾宝玉和薛宝钗也是“亲上加亲”，如果贾宝玉娶的是林黛玉，我姑父与姑妈之间的血缘关系与他们就完全一样。那时候姑父（他也是我的表大伯）是县里的一位干部，官当得好像还不小，姑妈家的物质生活条件远比我们家要好。平常只要有了一点时新的和好吃的东西，姑妈就会拿过来，让我们一同分享。

　　姑妈对孩子很宠爱也很放任，她喜欢我们，我们在她家里可以随便玩，随便说话，不受拘束，还可以见什么吃什么，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她都不说我们。姑父是个好脾气的人，他本来就是我们的亲戚，又很看姑妈的面子，也是从来不说我们。我们有任何心愿——花钱的和不花钱的，姑妈都会想方设法尽量满足。所以我们北京和南京的表哥表姐寒暑假都喜欢到他们的大妈家里，过一段自由快乐的时光。即使在政治气氛比较紧张的时候，姑妈也保持了生活情趣。

　　她喜欢拍照，家里有许多她姿态各异的美人照；她也喜欢把我、弟弟和她自己的女儿打扮起来带到照相馆去拍带背景的照片，我们足不出户，照片洗出来身后就有南京长江大桥和美丽的椰子树；她用炼乳和蔗糖自制饮料，灌在大号的盐水瓶里送到冰库里去冰（那时候电冰箱还远远没有进入家庭），很像现在的冰霜和奶昔；她带我们去店里吃东西，还给我们买一些奢侈的小玩意儿。有一次弟弟委屈地说他还一次没有去过龙冈呢，姑妈说这个容易，第二天就买了车票专程带他去了一趟。龙冈是盐城西边的一个小镇，距盐城市区不到十公里。那时候的龙冈基本上就是农村，我记得只有一个简陋的车站，一两家搭着凉棚的吃食店，还有早饭前就散摊的菜市，此外就是成片的农田了，连一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这样的地方会有什么玩头？反正我父母一听就摇头，但我姑妈一大清早就兴冲冲地领着弟弟去满足心愿了。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乐呵呵的，满脸远游归来的喜悦。谁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在龙冈度过了怎样的一天。

　　姑妈坐在床边望着弟弟，启发他想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们这些孩子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能获得对食物向往的特权，如果平常嘴馋是要遭骂的，会被看作没有规矩。可惜的是人到了生病的时候往往胃口不佳，因此也缺乏对食物的想像力。身体健康的时候有那么多想吃的东西，病了却一样也不觉得好吃。姑妈把她能想到的小孩喜欢吃的东西一样样地说出来：苹果、梨子、蛋糕、水果糖、枣泥饼、云片糕、米饭饼、金刚其、荷包蛋，可是弟弟全都摇头。他想得起来的只有一样，就是“橘子罐头”，而且回回都是这样。姑妈说好，转眼一个贴着彩色标签纸、里面装着黄澄澄的剥了皮的橘瓣的玻璃瓶罐头和小勺子就递到了弟弟的手里。这是一个甜蜜的时刻，因为橘子罐头里的每一片橘子都是甜蜜的，亲情还有特权也是甜蜜的。弟弟美美地吃着，病即刻就好了一半。有时大人们会叫他也给我尝尝，弟弟似乎早有此意，马上把罐头递了过来。因此我也记住了橘子罐头的滋味：酸酸的、甜甜的、凉凉的，汁液饱满的橘瓣细细地接触到舌尖的小味蕾，心里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幸福感。那一刻真是美好极了！我甚至想过等我有了钱，我会买好多好多的橘子罐头吃，每天都吃。

　　弟弟烧退之后就慢慢好转了。他可以起床了，穿着比别人厚的衣服，坐在门厅的藤椅里，在一圈照进屋里来的阳光之中。病好之后的弟弟苍白、羸弱、不太有言笑，但是不消几天他就完全恢复了，健康、红润、精力充沛，让我们彻底忘掉了他生病时凄楚的样子。然后就该等着下一次了——如此这般再重演一遍。他牵动着全家每一个人的心。

　　我的弟弟和我一起长大起来。我们都高、瘦、白皙和文弱，一副好孩子的模样。人家对我们说：“你们一看就是一家的。”这句话我们两个都很爱听，并且引以为荣。我们姐弟俩不仅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而且还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我们都分配到北京工作，在北京成家立业。成年之后我们都变得散淡，我们之间没有通常亲属之间的频繁走动，也没有礼节性的拜访，见面完全是兴之所至。我们的关系更像是朋友，那种年深日久的、不需要时时想起也不会忘记的朋友。忙起来我们一年也不见一次面。而在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幼小的孩子，我曾经不时地非常热切地非常困惑地想：在我来到这个世界快两年的那些日子里，我可爱的弟弟他又在哪里呢？

　　在我的感觉之中，十岁到二十岁也许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漫长的十年，也是最经得起消磨的十年。一个人在这段光阴里就像一株幼苗渐渐地长成一棵枝杆挺拔的大树，甘苦喜乐只有自己最清楚。这样的一段时光，有时候像盛开的花朵一样浓艳，有时候就像风里飞扬的柳絮那样茫然，有时候备受爱护，有时候又被冷落在一旁，有时候很热闹，有时候又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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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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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觉得做一个小孩子是不容易的，成长是不容易的，是一件有甜也有苦的事情，而且常常是苦多甜少，甚至是有苦难言和苦不堪言。我不赞同某些人认为孩子的世界是纯洁无瑕的，孩子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当中，这未免太想当然了，太一厢情愿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忘本之人，或者干脆就是麻木之人。要我说孩子根本就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混杂在成人的世界里，就像小树长在大树底下，就像鱼苗在大河大海里历尽风浪和风险。我认为每一代孩子都很不容易，可能他们有一些相同的别人看得见的快乐，但他们肯定有许多别人看不见、也体会不到的痛苦，而且是各有各的痛苦。

　　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黄帅？她可是我们那时代的英雄和偶像。1973年底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女孩凭着《一个小学生的日记》一夜成名，成为“反潮流”的代表性人物。那时候报纸上刊登着她的日记，广播里播放着她的日记，我们上学也学习她的日记，她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我们这些同龄孩子羡慕不已的对象。

　　在黄帅的带动下，我们猛批“师道尊严”，给老师提意见，贴老师大字报，闹得沸反盈天。黄帅曾一度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而某一天她忽然就如“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成了反面教材，也成为众矢之的。从她的“日记”发表，也就仅仅过了四五年时间，高考恢复了。黄帅自己也不再“反潮流”了，又顺应潮流做了一个用功本分的学生。之后关于她的报道就极少了。1979年她以320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据说在录取不录取她的问题上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胡耀邦同志为她说了话。

　　黄帅曾经在那个年代大出风头，曾是最风光的人物，当年不知有多少孩子对她仰慕不已，不知有多少孩子梦想成为她。但黄帅的坎坷曲折，她所经历的摔打和所受的创痛又有谁去体察和怜惜？她被那个时代诱骗，最终差一点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出名的一个孩子，但却绝对不是最幸运和最幸福的一个孩子。即便在头上戴着炫目的光环的年月里，我想黄帅恐怕也很难说就有多么的幸福。我认为作为一个儿童她失去和付出得太多了，她过早地（或许还是被迫地）交出了自己的童真和作为一个孩子的懵懂幼稚，她也过早地受到了成人社会的熏染和压榨。

　　而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那时候的教养背景总体来说是粗放型的。那个时代频繁的政治运动让我们的父母自顾不暇，他们对我们说到底顶多只是一个大方向上的把握，说严格也很严格，说粗疏也很粗疏。我听说过一位从小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朋友，他家弟兄好几个，晚上他当大官的爹回家顶多就是数一数炕上的脑袋或者炕下的鞋子。有时孩子带了朋友回来，这位父亲从来不会细看躺在炕上的是自家的孩子还是人家的孩子。——多少年后这段往事被当作笑话讲述，的确，我们那代人的父母远不像如今的父母这样事无巨细地对孩子倾注着满腔的心血，所以我们也有着比今天的孩子多得多的玩耍时间和自由成长的空间。

　　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经常是一大群孩子纠集在一起，疯跑打闹，做游戏，发泄过剩的精力。我们玩得最多而且兴味不减的是一个原始简单的游戏——捉迷藏，我们叫“藏猫猫”。大家各找地方躲起来，只留下一个人找，第一个被抓到的成为下一个找人的人。有时候有人会出馊主意，让躲藏的人一起偷偷溜掉，只把找人的那个孩子孤零零地留在那里。有时候是那些要去躲起来的人比较惨，四周缺少遮蔽物，树丛稀疏矮小根本就藏不住人；青青的麦田里有许多飞舞着的虫子，咬一口又肿又痒，起的红包好久下不去；河沿的坡很陡，下过雨之后又湿又滑，一不留神就会失足掉进水里去。尤其是在那些没有月亮的夏夜，四处都是黑黢黢的，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打着小灯笼飘来飘去，男孩子吓唬我们说那是鬼火，燃烧的是死人的骨油，那些坟地里阴魂不散的女鬼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穿着白衣红鞋披头散发出来作怪，要到公鸡打鸣之后才肯回去，听得我们汗毛倒竖，脊背后面凉森森的，忍不住发出一阵阵的惊叫。女孩子们再不敢分散躲藏，战战兢兢地躲在一起，叽叽咕咕地笑，还相互埋怨，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一惊一炸，总是很快就暴露了目标。最高兴的是一起玩的人出点儿小意外，比如谁摔了个嘴啃泥，谁踩到粪坑里了，谁被老爹劈头盖脸吼了回去，等等，然后大家尽兴而归——这个夜晚没有虚度。

　　寒暑假是孩子们特别快乐的日子。那时候学校搞“开门办学”，工农兵走上讲台，还经常停了课到工厂和农村去学工学农，真正读书倒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到假期，我们更是放了野马，能花个三两天把假期作业划拉划拉就算勤奋好学的了，不少人根本连书本都不碰。每天早饭之后我们就结伴出去，父母也不太管我们，他们有一大堆自己的事情要忙，假期里他们要政治学习，还要修订教材、备课，甚至接受批判，一点不比平常日子清闲。我们这些孩子却像放出笼子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从一个空教室窜到另一个空教室，偌大的一个学校成了我们的天下，真有一种天高任鸟飞的感觉。

　　学校到了假期出人意料地跟上学的日子完全不一样，人去楼空，异常清冷，静谧的校园既空洞又幽深，有一种寂寥之感。如果是暑假，操场上的草可以长到半人高，树也长疯了，枝叶又肥又绿，大太阳的中午满地都是浓阴，阴气森森的。每次我只要穿过草深的操场，回到家里就会出一身红疹子。有人对我说这是因为沾染了草里的瘴气，所以我对那些草地深为恐惧。寒假里清静的校园阳光灿烂，天空也似乎比校外更蓝。我们三三两两坐在教学大楼的门廊前，袖着手，暖暖地晒着太阳，一直把自己晒得热乎乎的，昏昏欲睡。疯闹起来的时候四处都是回声，又空寂又热闹。声音停止的时候，一种广大到无边的寂寞涌上来把我们吞没。尤其是天将向晚，四处都是麻雀归巢的叫声，偌大的校园里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会突然无端地害怕起来，逃一般迅速离开刚刚还是流连忘返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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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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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们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学校的巡逻队走过来，一个个戴着红袖箍，盛气凌人的样子。看见我们若是不认得就会板着脸盘问一番，认得的人则笑眯眯的，十分友善。那时候大人之间帮派林立，但孩子不像父母那样泾渭分明，一堆孩子当中什么人的子女都有，巡逻队也懒得费心去甄别，他们也怕无意中得罪了有权有势的人物。

　　有一次我们一群孩子在楼上的一间教室里玩，我被人推搡着撞到窗户上，一块玻璃掉了下去，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摔得粉碎。清脆的声音传得很远，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巡逻队上楼的脚步声。那时候打碎一块玻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尤其是教室里的玻璃，是“公共财物”，损坏是要照价赔偿的。当时我吓坏了，情急之下夺路而逃，从另一侧楼梯跑了下去。那帮人看见了我，他们领头的某老师原来与我父亲是一派的，后来改弦更张，投向了当权的一派。他一看是我马上暴怒地吼叫起来，叫嚷着要我赔五毛钱，速度很快地向我冲了过来。我身上连五分钱都没有，五毛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款子，我到哪儿去找这钱赔给他？我夺路而逃，不顾一切地飞奔而去，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我一口气跑出了学校大门，跑到空旷的体育场，一头钻进女厕所躲了起来，心想他不至于到这里来抓我吧？心仍在咚咚咚地狂跳着。我在外面躲躲藏藏，到了吃饭的钟点也不敢回家。后来肚子实在太饿了，我才冒着风险试试探探地走回家去。

　　还没进门我就看见爸爸脸拉得长长的，正在那儿生气。我想转身跑掉已经来不及了。他照例举起手朝我便打，不过只打了一下，草草了结，而且尽管手举得很高，落下来却不重。后来我发现他生气也不完全是冲我的，我听他用不满的口气对妈妈说：这人就是看人下菜碟子，太不是东西，对当权派的小孩还不知道是怎样一副嘴脸呢！等等。我看到他的怒气明显地转移了目标，心里不由暗暗地高兴。

　　以后只要我听到别人提到某老师我总非常留意，因为我对他又怕又恨。忽然有一天某老师不嚣张了，听说他那一派倒了，他也跟着失势了，后面再没有工宣队和红卫兵跟着了。但是他与我之间仍然有着某种敌对的情绪，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要看见我就对我瞪眼。几年以后他再见到我脸部渐渐柔和了，不再凶神恶煞。又过了几年他遇见我竟然会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还站下来和蔼地和我说话，甚至还会说些诙谐的话和我开开玩笑。他似乎忘掉了我们之间的冲突和不快，也忘掉了他与我父母之间曾经有过的不融洽。

　　等我自己年岁日增，我终于知道了人到了某个岁数的确是非常健忘的，记忆会像被消掉的磁带一样整段整段都是空白，或者可能是错乱的，就像被一只神秘的手剪辑和篡改过，出现的是与当初事情发生时完全不同的另外的版本。比如几个人在一起回忆某件共同经历的事情，极少可能从头至尾每个人说出来的经过和细节完全吻合，毫厘不差。

　　经历的时间越久远越是这样。所以记忆中的过去往往是靠不住的，它就像我飞速逃离现场时耳边呼呼刮过的风那样既真实又虚幻。到头来那块被我撞下楼去摔得粉碎的玻璃也只是坠落在我的记忆深处，无人知晓，也无人记得。不会有人知道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曾为

一块打碎的玻璃好一段惊恐不安，我就像惧怕噩梦一样惧怕要我赔偿玻璃的那个人，他在我心中面目可憎，犹如魔鬼一般，而我偏偏就像撞鬼一样在学校里随处都会与他不期而遇，常常一抬头就会看见他带着狞笑的凶恶的嘴脸。

　　在疯闹玩乐的另一面，那些孤独寂寞的时光也令我记忆犹新。有些时候当我走出家门时外面常常空无一人，平日的玩伴就像躲进树林里的小鸟一样一个也找不到。也有些时候他们就在我面前快乐地戏耍，而我却不知因为什么被他们冷落在圈外。有些时候我和他们兴兴头头地开始，可不一会儿就兴味索然。所以有不少时候我都是自己一个人玩儿，有时是出于无奈，有时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我一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种树，不是植树造林，仅仅是把某处的一株树苗移栽到另一个地方。我自己都不清楚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古怪的爱好。想起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和妻子孟烟鹂谈恋爱的时候在湖里荡舟，振保问烟鹂：你有什么爱好？烟鹂抬起一张无辜的脸看着他，一脸实诚地回答说：查生字。看到这里我不禁笑出了声。张爱玲描写这朵白玫瑰的原文是这样的：“因为程度差，不能不拣一个比较马虎的学校去读书，可是烟鹂是坏学校里的好学生，兢兢业业，和同学不甚来往。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像病院里的白屏风，可同时书本上的东西也给隔开了。烟鹂进学校十年来，勤恳地查生字，背表格，黑板上有字必抄，然而中间总像是隔了一层白的膜。”

　　我在种树的时候和苍白乏味的孟烟鹂小姐一样，虽说是在倾力做着某件事情，但实际上与这件事情又仿佛无甚关系。人与事情之间这样似是而非，我觉得也是挺不可思议的。我种得最多的是柳树，因为柳枝一插就活，不需要有根，取材方便。而且那时我家周围到处都是蜿蜒的小河，长长的河岸全是我自由挥洒的好地方。我常常半天半天消磨在河滩上，双手沾满新鲜的泥土，乐在其中。我一定是太用心了，所以从来也没有“无心插柳柳成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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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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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树之外，我还喜欢捉蜻蜓。当然这是有季节性的。我和弟弟一样练就了一身轻功，在草地上行走轻捷无声，而且下手极快极准，只伸出拇指和食指就捏住了蜻蜓细长的身体。我们把捉住的蜻蜓放在蚊帐里，据说它们会吃掉蚊子。普通的红蜻蜓是最容易捉到的，尤其在闷热欲雨的天气，气压很低，它们成群结队地打着旋儿，有时飞得极低，几乎贴着草地。它们很容易就飞累了，停在树梢或者草尖上歇息，所以小树林和草丛里是捕捉它们的最好地方。

　　对我和弟弟来说，它们太手到擒来，引不起我们多大的兴趣。我们倾心的是那些身躯斑斓的大个儿，我们叫它们“豇豆蜻蜓”，不再笼统地称它们为“蜻蜓”。它们都是运动健将，飞得比那些长相平常的蜻蜓更快更高更远，而且耐力极好，刚刚还在我们身边盘旋，片刻之间就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一种妖红色的水蜻蜓，有的身上还长着青紫、湖绿和暗金色的别致的花纹，它们身体轻盈，就像水上飞机一样贴着水面飞翔，可以落在任意一株纤细的水草或者水面的一片浮萍上。这种蜻蜓极难逮到，需要有绝好的功夫。我们很久地守在河边的草丛里，静声敛气，等待着下手的机会，可是差不多回回都无功而返。倒是在一些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看见妖红色的小蜻蜓成双成对地停在水生植物的茎和叶片上倾情交配，它们弯曲起一节一节的身体，相互缠绕，透明的金泊般的翅膀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这是自然界无意中向我透露的性的秘密，也是自然界无意中向我展示的性教育的实例，可在当时我对此并不十分明白，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我们这一代人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一个压抑人性的大的时代背景，小说、电影、美术、戏剧直到群众性的文娱演出，都少有爱情的内容，性更是讳莫如深。性被看作是龌龊的、淫秽的、低级下流的。

　　那时候公园、餐馆、电影院、大街上看不到情侣手拉手，也看不到热恋的人拥抱接吻，因为那是行为不端和道德败坏，是耍流氓。假如你想受人尊敬，就要一本正经，性上面是绝对不能有任何差错的，至少也要做得首尾干净，不露痕迹。那时候“搞腐化”是一顶臭名昭著的帽子，一个人如果搞了腐化就等于自绝于家庭与社会。“作风不好”四个字可以随时随地断送掉一个人的锦绣前程，这个人立时就会成为组织和他人鄙夷的对象。在当时，人们心照不宣地回避性，假装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居然装得那么像！以前流传下来的作为中国文化瑰宝的那些书籍只要有涉性的内容都或烧或藏，难得一见。当时的社会真有点像一个家境贫寒的人家，家徒四壁，要啥没啥。我们周围的环境就是这样“干净”。

　　我听不少与我年龄相仿的人说起他们最早接触到的较为规范的性知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来源于《农村赤脚医生实用手册》。当初此书的编著者估计不会料到这么一本普及性的医学知识书竟会成为亿万中国人的性启蒙读物——有多少少年和青年怀着羞怯和激动的心情，在夜深人静之时，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逐字逐句地阅读着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传播了最起码的生理常识的文字，浮想联翩，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编著者和出版者实在是功德无量啊！

　　在我们偷偷阅读《农村赤脚医生实用手册》的同时，对性也有了另外一些了解，但基本是道听途说，因此我们的性知识难免漏洞百出，充满谬误。

　　那时候我们根本见不到一本像《金赛性学报告》和《海特性学报告》这样的书，更没有谁能够跟我们透彻而温和地谈论一下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该如何对待它等等。这方面我开窍得比较迟，而且所知甚少，我周围的孩子也跟我差不多。《金赛性学报告》里记载，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性资讯来源于朋友、母亲、书本、男女朋友、性教育、杂志、父亲，依次排列。我最初的性资讯主要来自书本和朋友，此外不记得还有别的途径。即便从别的渠道听到只言片语，也是云里雾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甲说法和乙说法之间往往还相互矛盾，更是越发地令人糊涂了。

　　学校教育对性实际上也是讳莫如深的。记得在我们的小学常识课本里有一幅男女裸体图，不是照片，是一幅线条简单清晰的画像，一男一女正面站着，身体没有肌肉和起伏，性器官也是轻描淡写的。到中学里有了生理卫生课程，我记得那是一门很不受重视的副科，一般安排在下午的第一或者第二节课，师资不会很强，讲的内容特别潦草，上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里面敏感的内容老师都不讲，让我们自己去看，比如男女生殖系统，繁衍等等。而一本书被阅读得最充分的无疑就是这部分内容，那几章的纸边被摸得最脏最黑，和那些干净的白书边形成鲜明的对照。据说开明些的学校这部分内容男女学生是分开上的。不止一个朋友说起过，他们被分成男女两拨到一个小黑屋子里看幻灯片，进去的时候都低着头，出来的时候都红着脸。

　　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五年级的学生们都在操场上自由活动，一个姓董的女生正在跳橡皮筋，她的裤子上赫然印着两块血迹。血迹的颜色非常鲜润，似乎还在扩大，而她却浑然不觉——这是我第一次目睹青春的流血。随后我们好多人跟着她去了厕所，连橡皮筋都不跳了。那是她的第一次，而她是我们当中的第一个。我们拿出零花钱到小卖部给她买来了卫生纸，还护送她回家去。这位女生是个不擅言词的人，人稍有一点木，平常不声不响的，学习也很一般，在班里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可是有了这件事之后许多女同学都和她亲厚起来，下课主动找她玩，和她说许多的悄悄话。月经为这位女生增加了分量，也改变了她与我们的关系。就好像她是一个知道某个秘密的人，而我们只有通过她才能对那个秘密略知一二。我们对她本人也充满了好奇心，并且格外留意她裤子和座位上形迹可疑的痕迹。我们对她既亲近又鄙视，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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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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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经让十二岁的我们觉得羞耻而刺激。我们清楚，不知在哪一天，这件事也会轮到我们，那时候我们不再是小孩，而是女人。在我心里既拒绝又盼望这一天，我不想长大，却又害怕自己最终不能成为真正的女人。我听说有些女人没有月经，她们都是一些有病的或者不正常的人，我还听说过有一类人是“石女”，女性的器官天生就是畸形的。我多么害怕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没有谁能向我们说清楚为什么女人要用每个月定时的流血来昭示正常和健康？我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深感女性生命的委屈和被动，我们的身高、体重和力量都不如男人，各行各业的出色的人物绝大多数是男人，连裁缝、烹调这样的行业中的顶尖人物也仍是以男人居多，这实在让我们抬不起头来。每个月的月经带给我们无尽的麻烦、痛苦和烦恼，而我的一位女友还说，没有月经带来的麻烦、痛苦和烦恼更多。月经在流血之外还常常伴随着疼痛，有时剧烈，有时漫漶，只要是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都被看作是常态。而到分娩，疼痛步步升级，变得剧烈，直到难以忍受，而且也将会流更多的血。我们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疼痛和流血中接受并认同了我们的女性特征。我们苦难深重。而这样的“苦难”伴随的恰恰是我们一生中最好的年华。

　　有人说正是病痛让我们意识到有身体的存在，从而会好好地珍惜它。我小时候常常胃疼，有时候在操场上跑步，忽然胃疼起来，全身上下好像只有那只疼痛的胃。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下午自习课，老师拿了许多小画书给我们看。我清楚地记得发到我的一本是《对虾》，正看得兴味盎然，忽然我眼冒金星，极度难受。我趴在课桌上，眼前的金星变成了一团团的黑云，渐渐地意识模糊了，也听不见四周的声音。我休克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正在班主任陆老师的怀里，她抱着我，焦急地冲向学校大门，送我去最近的县医院。难受的感觉在我醒来的一瞬缓解了很多，我看见老师和学生正在学校门口大扫除，空气里飘着烧树叶子的焦煳味儿，那种气味让我有一种十分空虚的感觉。

　　陆老师一直把我抱到了医院，妈妈也被叫了过来。医生过来会诊，却不知病因，便简单地说个低血糖就把我打发回家了。此后我不时便会休克。有时候是跑完800米，有时候是正在大合唱，有时候是在万人大会的会场上，有时候正在排队，有时候在候车室里等车，不论是动态还是静态，都有可能随时倒下，而且此前没有一点预兆。每次休克都同样是极度难受，眼冒金花，直至完全看不见东西，四周的声音渐渐远去，意识丧失，如同死亡一般。去医院看，那时候检查手段也差，没有CT、核磁共振一类，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的突发性的休克既无法预防也无法治疗。

　　有一天我听长辈们在议论说我这么小年纪就会突然昏倒，也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我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姑奶奶仔细地端详了我，说：这孩子耳朵很大，是个有福的人，不会长不大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身体并没有担心过，实际上我对自己的身体浑浑噩噩，这方面的意识还处于沉睡状态。我的身体就像一座尚未开发的矿山，我根本不知道里面蕴藏着什么，我也不懂得如何开发和利用自己的身体，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我所有一切的载体，我的思想、感受、快乐和痛苦都由这个他人即兴赐予未经本人认可的身体来承当。即使在难受到丧失知觉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死亡。也就是说，对我来说病痛只是病痛，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回过头想想我也觉得挺有趣，在我拿到常识书和生理卫生书时我首先翻阅的不是大脑、躯干、心肝肺、神经、血液等等章节，我一点也不关心这些对生命和身体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器官和物质，相反，我却几乎是出自本能地率先阅读了与性有关的内容。令我更觉有趣的是有无数的孩子做得与我一模一样。

　　不过总有一些孩子是早熟的。和我一起玩的小爱姐姐就属于这类人。她比我大两岁，擅长讲故事，任何时候坐下来就可以开讲，而且总有新故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来不重复。她的故事属于情节惊悚玄乎的那一种，她讲起来绘声绘色，仿佛身临其境，很会制造效果，时常把听众吓得大呼小叫。小爱姐姐说话也是半吞半吐，往往说到精彩之处，便是“且听下回分解”，吊足你的胃口。有时只说半句话，看别人的反应，再往下接另半句，惯会见风使舵。她家姐妹很多，个个都聪明伶俐，只有父亲一个挣钱，母亲是家庭妇女，每天太阳老高时提着菜篮子去买落市的便宜菜。小爱在与众姐妹的残酷竞争中长大，善起来像蜜糖一般甜，恶起来口喷毒汁。她很会投其所好，说的永远是你想听和爱听的话。她与你亲近，也必有她的目的。她习惯于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对谁都有一通临时发挥的“知心话”，在年龄相仿的孩子当中有一种特殊的蛊惑力。

　　我至今记得有一次小爱姐姐要我陪她出门，她并不告诉我要去哪里，有多远。我一遍遍地问她，她说就在前面，不远。她带着我走了长长的路，一直出了城，四处都是田野，越走越荒僻。我问她怎么还不到？她说快了快了，还指给我看前面的房子。我信以为真，又跟着她走下去。一路上她都在口舌不停地给我讲故事，都是些耸人听闻和匪夷所思的事情。她吸引着我的注意力，也竭力地讨好我，让我不好意思撇下她自己调头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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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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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着她一直走到天完全黑透才终于到了她要去的地方，我看见在一座破败幽暗的房子里坐着一个苍老的巫婆一样的老太婆。我不清楚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和小爱姐姐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她们要干什么。这个相貌奇异的老太婆倒是非常像武侠书里描写的与江湖结怨很深遁身深山潜心苦修伺机复仇的武功高强的女大师，不仅精于剑法，有绝世轻功，还擅长使毒，飘飘长袖里笼着在毒汁里浸过的梅花针，而且只有她自己手里握着解药，无疑此人应该是小爱姐姐的师傅。当时我吓得没敢进去，远远地躲在门外。在返回的路上小爱姐姐照样又是一路离奇古怪的故事和传闻，使我在恐惧和恼恨中也没法责怪她哄骗了我，她的那种超乎寻常的殷勤让我实在是开不了口。

　　小爱姐姐就是这样一个人，满嘴谎言却又甜蜜热情，让你对她欲罢不能。她对我讲过好些和性有关的事情，只不过她用的语言比较隐晦，或许她自己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有不少我既没听懂也没记住。她讲的一些故事倒是让我印象深刻。比如她对我说有一个女人夏天的夜里在葡萄架底下睡觉，一条大蛇喜欢上了她，半夜里悄悄爬到她身边，跟她睡在一起。后来女人的肚子一天天大了，到生的那一天，她生下的不是孩子，而是一窝小蛇。

　　尽管她讲述的语气里有一种“不得外传”和“仅供内部参考”的神秘，这个故事引起我的害怕和恶心还是压倒了其中淫秽的成分。她还对我讲过某某某和某某某两个人在房间里脱光了一起洗澡，然后他们上了床，睡在一起，弄得床单上到处是血。这个故事显然是暗指“处女”和“性交”的，只可惜当时我因为年幼无知，缺乏必要的知识，根本无法领会。因为有血，这对于我仍然是一个恐怖故事。

　　故事中的某某某和某某某恰好是我认识的两个人，他们和我在同一所中学上学，比我高两个年级。那个女生十分出众，窈窕，漂亮，有两根无人可比的长长的辫子，在学校里风头十足。我看到她丝毫也没有被谋害过的迹象，还是那么健康、爽朗、活力四射，所以我认为小爱姐姐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在当时我甚至不明白她所说的“睡觉”和我们夜里困了上床“睡觉”压根儿就不是一码事，我当然也就理解不了两个人好好地睡觉怎么会睡出那么多事情来。

　　至于一条蛇和一个女人睡觉对我来说那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一条蛇只会去咬一个人，比如冻僵的蛇咬了救它的农夫；而人一般都怕蛇，女人更是胆小，怎么可能和蛇去睡觉？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嘛！不过这些故事还是向我传递了一种形容不出来的秽亵的感觉，即使我并不真的明白，我也知道它们与性有着暧昧不明的关系，是委婉曲折地指向下半身的。

　　如果说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对我毫无影响显然也不是真话，我承认我曾经深受吸引，对此满怀好奇，总想弄清楚里面精深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可是那扇门却在我面前紧闭着，甚至门前没有标示和道路。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无人可问，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老师、同学都不能随便请教，我们身边顶多只是活跃着小爱姐姐这样似懂非懂、以讹传讹的人。而我对她早已失去了信任，再不想听她那些把我越搅越糊涂的胡言乱语了。

　　那个时候大人们在说到这方面的事情时总是躲躲藏藏闪烁其词，他们的口头禅是“小孩别管这些事情”，对我们采取的是封锁的态度。父母们一旦发现有孩子在一边竖着耳朵旁听，马上便要轰走。不过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空子可钻，有时候他们在客厅里说起这类事情，很难留意到房间里安安静静写作业的孩子隔墙有耳。

　　我曾经听到两个阿姨坐在客厅里谈论某人和某人在水渠的水泥管道里苟合，有人发现了他们，没有声张，悄悄地跑去开闸放水。哗哗的流水冲向这对难解难分的狗男女，令他们猝不及防，狼狈不堪。两个阿姨一起发出分贝极高的银铃般的笑声。还有一次我听见几个邻居（他们也是我们的老师）在一起议论谁谁和谁谁在冬瓜地里睡觉，他们挑了两个大冬瓜当枕头，事毕走人，还留下两个大冬瓜并头躺在地里。

　　随后引发的也是一通狂笑，男男女女前仰后合，笑个不停，完全不顾师道尊严。这让我想起美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里写的塞丝和即将成为她丈夫的黑尔在玉米地里偷情的那一段，他们在大晌午钻进玉米棵里，以为自己很隐蔽。他们猫在玉米秆中间，什么也看不见，别人却都看得见他们头顶上波动的玉米穗。那些跳舞的玉米秆把他们交合的消息泄露给了周围的人，谁也没有错过观看玉米田里的这场好戏。黑尔本想给塞丝保密，不料却弄成了公开展览。

　　在书本中我最早是从话本里比较直接地接触到性的。我在十三四岁就读过《红楼梦》，不过《红楼梦》里的性写得含蓄婉转，我在那个年龄还相当幼稚，根本领会不了里面的曲折和意趣。70年代有许多黄色手抄本流传，这也是那个表面“清洁”的年代的一大社会特色。我很小就听说黄色手抄本里有突出和露骨的性描写，其中最邪乎的一本是《少女之心》。据说此书淫秽之极，谁看了都会中毒，连查抄黄色书籍的执法警察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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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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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们都被反复告诫不能阅读黄色书籍，就好像今天的青少年被告诫远离毒品一样。许多年之后我还真看到了《少女之心》，一读之下实在没觉得有什么。这本书被网上讽为“幼稚而夸张的赤裸描写”，如果拿它跟我们时下的情爱小说相比，色情度和文学性都相当一般，真没什么值得多说的。如果拿它与古代流传下来的《金瓶梅》《肉蒲团》《九尾龟》《姑妄言》等相比，那更是无法相比。

　　回过头去看，那时候实在是太禁锢了，所以这么一本小说才会被如此渲染。当时连保尔和冬妮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搂抱着倒在床上都能让读者激动好半天，《暴风骤雨》当中连接吻都写得晦涩含蓄，弄成一个字谜让读者去猜。而如今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颠鸾倒凤翻云覆雨也未必能引起多大的阅读兴趣，如果写得不够精彩和精湛，或者与内容和主题无甚关联，读者照样不买账。所以真正严肃的作家在性描写上反而是慎重的，下笔一定要看有必要还是没必要。如果此类描写仅仅只是作料，不过就是为了引起一点刺激和兴奋，那就更应该慎之又慎了。要我说还不如不写呢，免得画蛇添足。但是性绝对不是不可以写，把性作为文学禁区毫无道理，也没有必要。如果性与作品的内容环环相扣，写了性作品因此更加丰盈和丰富，突然中断或故意绕开会造成作品的缺憾之感，那就干脆写透写好。我认为文学的态度应该是迎刃而上的，在这个疆域里应该拆除一切樊篱，而不应该自设障碍。

　　我读话本已经是高中学生了，功课很紧，我把本该午休的时间用来读那些奇妙有趣的故事，弄得一到下午上课便昏昏沉沉的只想睡觉。印象特别深的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故事奇巧却并不给人雕琢之感。里面薛婆受了贿赂撺掇蒋兴哥妻子三巧儿和陈大郎相好一段相当生动，薛婆施计接近三巧儿，总上她家串门，还陪她过夜，她老谋深算，巧舌如簧，一步一步引逗得丈夫出门在外的三巧儿春心荡漾。

　　婆子一头吃，口里不住的说罗说皂道：“大娘几岁上嫁的？”三巧儿道：“十七岁。”婆子道：“破得身迟，还不吃亏；我是十三岁上就破了身。”三巧儿道：“嫁得恁般早？”婆子道：“论起嫁，是到十八岁了。不瞒大娘说，因是在间壁人家学针指，被他家小官人调诱，一时间贪他生得俊俏，就应承与他偷了。初时好不疼痛，两三遍后，就晓得快活。大娘你可也是这般么？”

　　这样的文字，实在是诲淫诲盗，风骚无耻，却又灵动率真。它是口语的、民间的，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简陋粗鄙，相反它清爽秀逸，句句都是实情。笔墨也是难得的练达和精准，人物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不在眼前，犹在眼前，俗气之中竟然一派天真。看得出作者有着深湛的功夫，并且把握着极好的火候。

　　话本里还有许多篇目我都极喜欢：《卖油郎独占花魁》《月明和尚度柳翠》《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等等，故事里充满了温柔绮梦和男欢女爱，那些奇遇和艳情就像春日的湖堤一样杨柳滴翠，繁花似锦，却又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令看似平凡的世俗生活可喜可叹，荡气回肠。在我看来，话本中的性就像适量的盐一样让整锅汤都鲜美无比。我看的《全像古今小说》已经是删节过的洁本，但也并没有删得一点不剩。也许是删不胜删，也许是删的人手下留情。很难想像如果把话本里所有的性和情色描写当真都打成“”彻底而尽，我们哪里还会读得如此有滋有味？

　　文学中除了性，爱情应当说对我更富有吸引力。在我还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的时候，有一天我从床底下翻出一捆旧杂志，好像是1957年到1959年间的，杂志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那些纸张发黄的大书令人欣喜地刊登着一些小说，其中就有邓友梅先生的《在悬崖上》。这是我有生以来读到的第一篇爱情小说，里面的情节至今记忆犹新。

　　小说写的是一个婚外恋故事，男主人公在妻子之外又爱上了另一位娇媚的女性，我记得有这样一些细节：在一次出游的时候汽车一拐弯，那个女子无意中靠在男主人公身上，男主人公十分窘促，女子却很坦然，还落落大方地和他谈论起女性美这样的话题；男主人公爱上了这位姑娘，对她说，我要造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里面放满了水，把你像金鱼一样养在里面，我可以欣赏你；男主人公的妻子在家里做果酱，空气里充满着酸溜溜的气味，她怀孕了，可是他还不知道。故事的结尾有点儿凄楚，男主人公在责任和良心的驱动下悔悟了，又回到了妻子的身边，一段在他内心引起巨大波澜的婚外恋情也随之落下帷幕。——但愿我记得的没有太大的出入，三十多年的时间之水流过，沙滩上留下的美丽石子很可能有了另外一种花纹。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让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女孩为之沉醉。

　　我记得当我深陷故事的时候我父母突然走了进来，他们发现我在偷看他们认为根本不是我那个年纪该看的东西，而且还是一些“仅供批判”的“参考资料”，说不定还有“毒草”之嫌，他们马上喝止了我。剩下的部分是我趁他们外出的时候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看完的。我趴在床沿上，耳朵警觉地倾听着外面的脚步声，一有风吹草动，便赶紧把那些杂志塞回到床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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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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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邓友梅我还记住了这样一些名字：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刘绍棠、宗璞、陆文夫、方之、公刘、流沙河等等，他们都是非常有名也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在70年代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名叫《重放的鲜花》，里面收录了这些曾被打成“右派”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其中每一篇小说都曾经遭受过批判。那时优秀的作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有良知的作家都历尽艰辛，他们除了在艺术上苦心孤诣呕心沥血，还需要承受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冲击、排挤、非难甚至是蹂躏，这是他们为文学付出的另一份更为沉重和沉痛的代价。

　　读到了小说中的爱情就像尝到了美味一样，我对文学便情有独钟。但那时候可读的书很少，可供孩子阅读的书就更少了。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和全国人民一起投身到这个运动当中。我们人人都知道“儒家”和“法家”，知道“儒家”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主张“克己复礼”，他们搞“复辟”，开历史的倒车；而“法家”是进步的力量，秦始皇统一六国，商鞅变法，是引导历史前进的。所有这些都是作为批判材料灌输给我们的，没有任何的形象性，连里面的一些故事也都是干巴巴的。在我的记忆之中，批判材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枯燥乏味。而当时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的也是比较值得一读的文学作品就是附在批判材料后面被当作“毒草”的那些文字。

　　就在我四年级的暑

假，我和邻居的几个孩子无所事事地在校园里游荡，有一位图书馆老师看见了我们，她叫我们进去，把我们领到书架前，让我们随便挑书看，还答应我们可以用家长的借书证把书借回家去看。后来熟了，什么证也不需要了，整个一座图书馆都向我们开放。那个夏天，我和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是在书堆里度过的。

　　在图书馆里我认识了女孩小虹，她家就住在我家前面。小虹和我站在同一个书架前挑书，我们拿的好几本书都是相同的。我们相视一笑，非常自然地说起了话。我们从架子上的那些书说起，说到了许多我们都看过的书。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竟有相差无几的阅读经验，还有那么多共同的看法。我们越说越投机，立刻就成了好朋友。

　　随后我们发现了我们之间更多的相同之处。我们同一年出生，在同一所学校上学，读同一个年级，等再开学我们都将是五年级学生。她父母和我父亲是同事，她爸爸也被打成过“五一六”，放出来之后和我爸爸一样脾气很坏，也时常打她。我们都有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经历，所以我们的性格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么多的相同，令我们两个惺惺相惜。到新学期来临，我们每天一起结伴上学，课间还经常相互探望。一年之后我们上了同一所中学，成了同班同学，更加形影不离。

　　我们两个都是班上成绩拔尖的学生，聪明伶俐，表现突出。在我看来小虹比我还要活泼开朗，她很有文艺天才，能歌善舞，还会自编自演。我们常常在学校的汇演上联袂登台，我们的节目总能得奖，为班级赢得荣誉。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是一个非常爱好文艺的人，他会拉手风琴，会唱民间小调，还会把一些老歌改得极富新意，他常在中午和下午放学以后教挑选出来的学生们唱歌跳舞，我和小虹都是他的得意门生，我们看得出他对我们很偏爱。赵老师教我们政治课，那时的政治课不是念念报纸，就是讲讲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说来说去都是“假、大、空”那一套的违心话。赵老师是一个善良而务实的人，他明白一周两次的政治课对我们没什么用，实际上是浪费时间，所以他经常找机会让我和小虹不上他的课。他让我们去办公室写发言稿，排练节目，或者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放我们的假，让我们享受两节课的自由自在的时光。

　　因为有大把大把的闲暇时光，我和小虹总是变着法子想出一些玩的新招。刚上初中不久，有一天我们两个忽发奇想，想合作写一本小说，战争题材，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时期，应该是《鸡毛信》《小兵张嘎》那个路子。我们你一言我一语，非常兴奋地勾画了一个轮廓，但如何落笔却把我们难住了。

　　我们缺乏对那个时代生活最起码的了解，连主人公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饭菜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如何打仗，如何与敌人周旋，以及如何克敌制胜，除非都去抄袭别人。我们除了写过一些不说真话的作文和几篇依样画葫芦的批判稿之外，也没有更多的写作经验。况且我们有不少字还不会写呢，有些词汇倒是在书里见到过，不过也吃不准是什么意思。如果都要一个一个地去查字典，那我们就不是写小说而是学生字了。这可真难死我们了，我们实在拿不出这个耐心来。我和小虹终于发现写一本书对我们还是难度太大了点，我和她就像两只想从这座大山爬到对面那座大山上去的小蚂蚁，中间阻隔重重，道路迢迢，实在是无法一步跨越。这件事的确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玩，于是我们明智地放弃了。

　　不过我们因此而燃起的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并没有很快消退，我和小虹借了更多的小说来读，大都是很厚的大部头。除了很少的一部分文学经典，我们读得最多的是当时的一些新书，内容多半是关于上山下乡的，写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也是当时我们非常向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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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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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下乡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中学毕业以后即将面临的生活前景，在当时看来，这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件事。上山下乡源起于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语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著名的口号。当时最有名的知识青年有邢燕子、金训华，还有高考时交白卷的张铁生。

　　我从一份资料里看到，1975年全国共有236万城镇青年下乡。这一年我小学毕业，为了将来的出路，开始学习画画。当时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能有个“一技之长”，这个“一技之长”可以是画画、唱歌、弹琴、下棋、打球等等，掌握了一技之长有可能避免下放，或者即使到了农村，也可以有机会做点比农业劳动更轻松些的事情。那时候比我们略大几岁的中学毕业生成批成批去了农村，起先还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后来这似乎成了一件极平常极普通的事情，再没有人大肆渲染。

　　根据当时的土政策，每个家庭只能留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其余的都要下放到农村去。有些头脑灵活的人先将大孩子留在城里，到小些的孩子面临下乡时再另做打算。也有人家为把留城的机会留给最疼爱的老小而让前面的孩子先下了乡，没想到后来政策变了，不由后悔不迭。这样的悲喜剧在许许多多家庭上演，骨肉亲情里掺杂着世态炎凉。到1980年5月，胡耀邦同志等明确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同年8月，城镇就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11月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管知青工作，以解决知青的遗留问题。至此，历时25年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落下了帷幕。

　　而在我们读到的那些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小说里，知识青年们的生活被描写得浪漫而富有诗意。从黑龙江到江西到云南，从山西、陕西、内蒙古到新疆，地域十分辽阔宽广，而且都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方。知青们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也完全不同于我们，他们的生活远比我们要艰苦得多也火热得多。在他们的生活里总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随时随地都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些书读多了，我和小虹渐渐无师自通地概括出了这类小说的套路：村支书是好人，出身好，行为正，关键时刻总是站出来保护知识青年，代表了正义的力量；生产队长有点儿小毛病、小缺点，一般都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和家族的利益，或者只重视农活，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属于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的略有缺陷的领导，不过经历了一件件的事情，擦亮了眼睛，最后终于也完全转变了过来；生产队或者大队会计常常是坏人，贪污、投机倒把、陷害他人，有一些还是潜伏特务，家里藏着变天账，时刻想着反攻倒算。他们对社会主义新社会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和知识青年以及所有新生事物都过不去。在知识青年当中，总有一个是最突出的，他或者她根正苗红，吃苦耐劳，事事冲在前头，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是全书的第一号人物，是一个完美或者接近完美的正面典型。这个人不论男女，在知青当中很有号召力，是一个领袖般的人物，也是全书着墨最多的形象。此外还有一两个城里的娇小姐，她们养尊处优，清高脆弱，爱享受，吃不起苦，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落后分子的代表，不过到最后通过大家的帮助和现实生活的磨炼也能克服自身的毛病，和集体融为一体。如果这个落后分子是男青年的话，他很可能会被阶级敌人利用，做出一些偷鸡摸狗损公肥私的事情，当然到最后也一样会幡然悔悟，和大家共同进步。

　　在这样的一份人物总谱之下，故事也是大同小异。最大的不同是这些小说的地域，这是最让我们感兴趣的地方。东北古木参天的崇山峻岭，内蒙古辽阔的大草原，山西悠扬的信天游，陕西的黄土地和冬暖夏凉的窑洞，云南蝴蝶泉边的旖旎风情，新疆天山脚下少数民族的动人歌舞……都令我们遐思无限。因为地域的不同，书里记载的食物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松子、猴头、干酪、酸奶子、奶渣、奶豆腐、酥油茶、马奶酒、马肉干、手抓肉、烤全羊、窝头、饸饹、馍馍、红薯饼、烤鱼、馕，等等，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名词在我和小虹的眼前闪闪发光，勾引得我们两颐生津。到后来因为读得太多而且书里的内容也太雷同了，我们把这本书和那本书读串了，书里的情节混淆了起来，弄不清楚哪些人物经历的是哪些故事，常常会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我们牢牢记住的只是书里那些好吃的东西。

　　我整个中学时代的生活都是和小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熟悉她亮晶晶的棕色瞳仁，天生的微卷的头发，可爱的明媚的笑容，能估算出她考试的分数，甚至知道她下一句会说出什么话，我就像知道自己一样地清楚她。有时候脸对脸看着她，听着她说话，在某些瞬间，我会以为她的脸就是我的脸，她就是我。每一天不管上学还是不上学，我们都会见面，都会在一起，直到夜里才分开。我们在分手的时候总是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虽说即使不约第二天在教室或者其他许多地方也会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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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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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许多我们之间的语言，外人是很难听懂的，而且我们也不想让别人听懂。我们彼此青睐，惺惺相惜，分享一个又一个小秘密，无话不说，真可以用“亲密无间”来形容。我们穿式样相同的衣服，个子一般儿高，长相也越来越相像，就像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两个饼。有些和我们接触不深的老师只知道我们是某某和某某某，却从来分不清我们谁是某某谁是某某某。有的陌生人会在头一眼看到我们的时候以为是孪生姐妹。除了小虹我从来没有和另外一个女孩共度过那样多的时间和交往得那样深入。在我们形影相随的时期，我们就像广告词里说的那样“我的眼里只有你”。

　　我和小虹的友情就像一种幼稚的未成形的爱情，也像爱情一样自私和带着盲目的排他性。其实在我们周围有许多非常不错的女同学，她们聪明、漂亮、温柔，而且对我们十分友好，也愿意我们和她们一起玩。但只要我和小虹在一起，她们都不来接近我们，自觉地给我们让出空间。当我们偶尔分开，她们会主动地来告诉我或小虹另一个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表现得急于找到对方，她们就会和我或她玩到一起，同样是很快乐很忘情。但当我们之中另一个出现，她们就会像黎明时分的星辰一样自动隐退，剩下的还是我和小虹，只有我和她。和我们俩的友情相比，所有的友情似乎都黯然失色。

　　我们如此相似，又如此相投，彼此都觉得惊讶和欣喜。我们的相互影响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没有“自我”，只有一个共同的“我们”。我们自认为有一样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十分一致，我们还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记忆，为此我们沾沾自喜。

　　在上学的日子里，我们最喜欢最盼望的是“学农”。每学期我们有两次“农忙假”，夏季大约在六月份，秋季大约在十月份，时间并不十分确定，每次十天左右。除了寒暑假，对学生来说农忙假是最松闲自在的时光，因为可以不读书不考试。尽管从我们进校门的第一天起学校就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学生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学习，可我们还是希望有机会不学习。农忙假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和好借口。而且在那时候这也算是“开门办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必须确保，不能以教学进程等等原因去挤掉它。还有就是有些老师家在农村，他们也的确需要用这段时间回家去抢收抢种。

　　那时候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提倡的是“又红又专”，这个“红”指的就是思想品质好，热爱劳动，不怕脏、不怕累等等，农忙假自然是一次很好的检验。在我的记忆里农忙假颇讲究“形式感”——开始前都有一个全校范围的动员，师生们还要写“决心书”、开班会、出黑板报，以示对这个活动的重视和热爱。到农忙假正式开始的那一天，一大清早大家比平时更早地到学校集合，每个人斜背着一个书包和一个军用水壶，两条带子在胸前呈×状交叉，书包里都带着一个铝饭盒，里面装着当天的午饭，军用水壶里灌满了凉开水。师生们都穿着破旧的衣裤，有些人的衣裤上甚至还有很大的补丁，这是当时最标准的装束。大家做出一副准备到乡下吃大苦流大汗的姿态，往操场上一站，师生们个个灰不溜秋的，明显地比往日暗淡了不少。

　　实际上贫下中农对我们还是挺照顾的，真正需要体力的重活和苦活，还有需要技艺的农活是不会派给我们做的。我们在农村常做的都是些相对比较轻的农活，比如间苗、除草、捉虫、施肥、摘棉花、割麦子、拾麦穗等等。

　　我和小虹最喜欢摘棉花和拾麦穗，这两样除了是“收获”，还是我们认为的有美感的农活。清早的棉花地里露水很重，很容易就沾湿了鞋袜和裤腿。盛开的棉花洁白清新，有一种朴素和纯真的美。我们腰间扎着围裙，顺着棉垄向前，很快就像怀孕似的腰间鼓鼓的。这个季节田里到处开放着紫红色的苕子花，苕子是用来做肥料的，收过庄稼的田里种一茬苕子，翻地的时候直接翻下去可以养田。坐在田埂上休息的时候，女同学们把苕子花编成一个一个的小花冠，相互送来送去。麦穗在我们眼里也是可爱的，它们色泽金黄，像花穗一般漂亮，在作文里面我们常用“沉甸甸的”、“金子般的”这样的词汇形容它们。它们遗落在收获之后的田野上，很像是走得匆忙的人遗失的随身物品，让你不由自主就想把它们捡起来。老师教育我们它们是农民辛苦的血汗，因此我们总是非常认真地将它们颗粒归仓。

　　间苗我们也很喜欢，嫩生生的小苗因为疏密不当需要拔掉一些，总让我们难以取舍和不忍下手，拔下的苗也让我们心疼不已。但是间苗之后回头望去，整块田里都是经过精心梳理的整齐和疏朗，让人特别舒服。割麦子是比较累人的农活，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而且因为不常用镰刀，有的同学刚下地就把手指给割破了——农忙假之后的记叙文里这是被写得最多的一个题材。

　　捉虫和施肥是我们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都害怕那些身体软乎乎、从胸部到腹部长着两排短腿的虫子，它们爬过的地方有鼻涕一样白亮的黏迹，碰破之后会流出一摊五颜六色的内脏，恶心透了。捉虫一般是不发工具的，同学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有的把虫子包在报纸里，有的包在手绢里，有的直接放在衣兜里。不一会儿那些虫子就会探头探脑地钻出来，爬到手背上，胳膊上，甚至爬到衣服里面。捉虫的时候不时会听到女同学突然爆发的尖叫，有时尖叫声此起彼伏，就像开了锅一样。施肥就更不用说了，两个人抬一个粪桶，把屎尿和沤烂的肥料兑稀了浇到庄稼的根部，四处都是臭烘烘的，一望无际的田野瞬时成了一个无数倍放大的巨大无比的厕所，让人没处躲没处藏的。喜欢恶作剧的男生趁老师一错眼珠的工夫将粪勺高高举起，借着一阵好风把粪水泼得四处飞扬，邻近的同学无不遭殃。随后他们就得到了有力的回击。这样的一场恶战，空气里臭味的浓度迅速增加，田里到处是惊叫声和笑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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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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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乡学农和在学校上学一样，我和小虹依然属于表现好的，总是在老师表扬的名单之上。其实我们并不真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我们也并不真的热爱劳动，只是因为要维持一贯的好学生的形象，因此相当克制，再苦再累，分派给我们的活儿总是完成得非常好，而且心里的真实看法和想法从来不轻易表露。

　　“表现”实在是一件累人不浅的活儿，但我们多少年如一日地表现惯了，这个时候自然也不能例外。学农的每一天都是早出晚归，我们最盼望的还是收工的时候，时常一边干着活，一边一眼一眼地看太阳，盼着它快点落山。有的时候分配的农活少，收工特别早，那一天就格外地愉快。同学会结伴到邻近的村庄去玩，会在田野里绕来绕去故意走很远的路，还会去划停泊在河边的水泥船。到天黑回家的时候，浑身筋疲力尽的，比真正干了一天的活儿还要累得多。

　　干活的时候我们都盼着休息的时间能快点到来，只要老师站在田埂上一说出这两个字或者一吹哨子，马上就会响起一片欢呼声。中午休息是学农的日子里最安逸的时光。我们坐在一起吃完自带的午餐，各自散开休息。一转眼工夫老师和同学都三三两两结伴而去，不知去向。我和小虹常常一中午都坐在小河边的树阴下，听小鸟啼叫，或者看鸭子游泳，说我们俩自己的悄悄话。我们还找到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就是去猪场喂猪。

　　有一天几个小孩带我们去了附近的猪场，猪圈的围墙不高，每个门大约有一米左右的间隔，我们爬到围墙上，像跨栏一样一路跨过去，居高临下地把大大小小的猪视察了一遍。我们拿一切能吃的东西喂它们，猪的胃口好得不可思议，几乎是给什么吃什么。除了热气腾腾的猪食，它们还喜欢吃新鲜的树叶子，只要看见我们手里拿着一把碧绿的柳树条子，它们都纷纷地涌到猪栏前面，你拱我挤，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我们很快和它们混熟了，它们认识我们，只要看到我们一出现，睡着的立马醒过来，打瞌睡的也立马精神了。

　　后来我参观过大型机械化养猪场，但没有见过如此可亲可爱的猪。机械化养猪场里的猪肥胖、懒惰、冷漠，不跟人亲，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它们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就像囚徒一般。而我们喂的那些猪机敏、活跃、热情，它们肯亲近人，对世界充满了热情与信赖。尽管同样是猪，但猪和猪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有的猪仅仅是肉，有的猪才是真正的猪，是大自然中活泼的生灵。我们喂过的那些曾经和我们产生过深厚感情的猪早已经在时光里消失殆尽，无迹可寻。当年猪圈的原址上也早在二十年前就建起了一座师范专科学校，如今已经升格为师范学院，成为当地培养教师的摇篮。

　　在猪之外，我和小虹还喜欢上了蝴蝶、蜜蜂、蚂蚱、金龟子、蚂蚁和一些长相不俗的不知名的昆虫，它们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也吸引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观赏它们，也爱着它们。这些在别人眼里极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虫子和我们一起构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我常常满怀热情问小虹，或者是她满怀热情地问我：“你最喜欢哪一个？”我们把一切可比和不可比的东西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用精微和精准的眼光及感觉将它们分出高下，挑出最美最好的那一个。而且的确我们能够一眼就挑出我们的最爱——非常一致，没有差错。即使偶有小小的分歧，但也能即刻达成共识。这种时时处处的一致带给我们无比的喜悦，也带给我们不可言说的甜蜜感，我们就像一个人一样，沉浸在自己妙不可言的世界里。

　　这时候我们已经十三四岁，但我们的兴趣和感观依然停留在童年世界。因为我们整日地相互面对，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逃避着外部的世界，逃避着成年人的世界。但是青春期还是不可阻挡地临近了。如果那是一个繁花似锦的花园，我们已经闻到了从那里飘出来的撩人香气。

　　在石榴花开放的季节，某个有月亮的夜晚，我和小虹在家附近的一条窄窄的麻石子路上散步。至今我还记得月光把泡桐树叶投在地上的样子。我们踩着摇曳的枝影，心也一样在摇曳。小虹问我：“你最喜欢哪个男生？”我也这样问她：“你最喜欢哪个男生？”这样问过之后我们俩笑个不停。

　　这是我们之间最最大胆而出轨的问题，在此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没有这么相互探问过。那时候我们实在是太好了，声应气求，浓情蜜意，渴望知道对方心里的每一个秘密。而且在那个片刻，我们的注意力一下子从虫子上升到了人，并且准确地投射到了异性身上。我们都要求对方先说，可我们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同时把名字写出来，相互交换看。我们一人拿了一支钢笔，转过身去，在手心里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个男生的名字。——如果说月经初潮标志着女性的身体进入青春期，那么对于我和小虹来说，这一刻可以说是我们在精神和情感上进入了青春期。

　　但是我们依然幼稚和蒙昧，就像一个从暗处一点一点走向明亮之地的人，需要有一个摸索和适应的过程。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并不十分留意异性，我们既不和男孩说话，也不和他们玩，甚至也不谈论他们，他们在我们的视野和心里都像是不存在一样。我和小虹经常说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两个谈论得最多的是“发育”——这里面有太多的秘密和未知吸引着我们，而这些秘密和未知就摆在我们面前，有一天都会自动揭开答案，但我们实在是有点等不及。我们太喜欢“发育”这个话题了，我们对它怀有强烈的超乎寻常的好奇心。在尚未弄清楚全部答案以前，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一样对我们充满了吸引。“发育”这个词对我们具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魔力，我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词像它这样幽暗、暧昧、不洁和淫荡，背后潜藏着许多说也说不清的内容。它让我们浮想联翩，心动难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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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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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们去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家里玩，目睹她给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做饭。她把打好的鸡蛋倒进滚烫的油锅里，“啦”一声，鸡蛋在热油里四处伸展，转眼变得金灿灿的。她又手脚麻利地把切好的韭菜和鸡蛋炒到一起。她用另一口锅焖米饭，还做了一大碗放了海米和紫菜的汤，在里面滴上几滴香喷喷的麻油。我们看着她那一连串非常连贯的动作，闻着饭菜扑鼻的香味，都有点目瞪口呆。她用母亲才有的那种口气吆喝弟妹们上桌吃饭，也像母亲一样阻止他们为争抢吃的打闹。我们惊叹世上竟有这样俗气而热闹的生活，就好像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天上。

　　在我们初中三年级的第二学期，我们整个年级都搬到离学校好几公里外的农场分校去上课。那一学期班级也进行了重新划分。我们接到通知赶到学校，分班名单抄在很大的白纸上，并排贴在红砖墙上。许多同学已经到了，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名单前寻找着自己和同学的名字。那时已经是1978年的春天，一方面还在学工学农，开门办学，一方面高考已经恢复，升学的压力非常突出。

　　盐城中学作为一所升学率历来居高的老牌中学，这个时候自然不甘落后。学校把我们八个班当中功课优秀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上，那就是后来几乎全班升学、百分之八九十以上考上全国重点院校、令许多老师骄傲并时常忆起的颇有名气的中三（9）班。那时即使在全国来说分快慢班都是一种观念超前的尝试，等到报纸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的时候，我们已经从各名牌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了。所幸的是经过这轮分班我和小虹仍在同一个班里，而且是在最好的一个班里。当我们看见名单的时候，我们相视而笑，满心欢喜。此外虚荣心的满足也令我们深感快慰。

　　学校为中三（9）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这个班的一切都是特殊化的，连教室也远离另外的八个班，做操、课外活动等等也不和他们在一起，有点独自为阵。老师起早摸黑地盯在班上，天天给我们开小灶，让我们做各种深奥的习题。考试是家常便饭，发下来的卷子常常就像天书一样，尤其是数理化的考试，有些卷子全班同学都能看得懂的大概只有前面第一第二题，能够整张卷子全部看得懂并且解答得出来的大概也就三两个人，或者干脆一个也没有。

　　本来这个班级的竞争就是白热化的，老师还在试图加压。增加课时，增加习题量，增加考试难度，各种手段一齐使出来，而且各科老师互不相让，都说自己的科目是最重要的。所喜的是这个号称“尖子班”的班上再没有谁是真正遥遥领先的尖子，某个同学可能数学很好，但别人的物理比他更好，英语和语文好的又是另外的人。考试也是一样，这一次是这些人考分名列前茅，到下一次恐怕他们都成垫底的了，连各领风骚三两天都很难做到。以前我们考试从来不下九十五分，现在好了，把这两个数字掉个个儿都不能保证回回做到。接二连三地经历了不及格的考验的，我们都变得无所谓了，脸皮厚得像城墙。改好的考卷发下来，不管是三十几分还是二十几分，卷起来往桌肚里一塞，该出去玩还出去玩。本来老师也许是想先挫败我们，以此激励我们奋起直追，没想到一出手就把我们打趴下了。我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没有谁再把自己当什么了不起的好学生，因此反倒放松了。

　　我和小虹从家里到农场分校走路要四十多分钟，那时城里还没有公共汽车，自行车算是最普遍的代步工具，不过一个家庭一般只有一辆自行车，很难轮到孩子使用。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中午不回家吃饭，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带着午饭，偶尔也在学校食堂吃。我和小虹每天上早自习的时候就把头钻在桌肚里闻饭盒里的香味儿，猜对方带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班主任从后门悄悄进来，就站在我们俩的座位后面，全班的读书声渐渐地小了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们，只有我们两个浑然不觉。课间也是我们不肯放过的时间，不管课上的内容有没有弄懂练习有没有做完，我们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出教室，到前面的豆子地里去拣上一季没收干净的蚕豆，上课时趁老师转过身写黑板的时候抓紧时间在下面赌上几把，战绩好的时候一堂课下来，同桌和前后桌三四个人的蚕豆都归到了一个人的书包里。我们玩这套把戏竟然从没被老师发现过，老师停下讲课用炯炯的目光盯着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吃吃吃地笑得实在是太大声太忘我了。

　　农场分校空阔、宁静，记忆中总是阳光普照。我们摘桑葚儿、挖萝卜、捉蝌蚪，玩一些在城里玩不到的东西，真是开心！中午

吃过午饭，不管有多少作业压在头上，我们都要先玩一会儿，雷打不动。我们喜欢在田里、树林里和小河边疯跑，玩一些即兴的游戏。男生比我们更野，他们脱光了衣服踩着水游到河对面去，偷偷地吸烟，摘农民的瓜果，有时候还和村里的孩子打架。到上课前他们又踩着水游回来，穿上衣服，一本正经地坐在课堂里，啥事没有一样。他们的这些“劣迹”老师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在教室里同样也有精彩的节目。只要有人躺在桌椅上午睡，别的同学就立刻行动起来，捧着草帽（代表花圈），手举扫帚（代表花束），哼唱着哀乐，在座位之间的空当里步履沉重地缓缓绕行。同学轮流模仿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哀悼重要人物逝世的语调，沉痛地朗诵着随口杜撰的悼词，让所有的人——包括“死者”——一次一次地笑得喘不上气儿来。这成了我们的一个传统保留节目，有固定的仪式和程序，夸张而诙谐，让人乐不可支。后来冯小刚等人拍了一部电影《大腕》，和我们当年一样发掘了葬礼的幽默效应，只不过他们以此赚了钱，我们不过是一笑而过。论说起来他们比我们晚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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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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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小虹满心都是玩的念头，不放过任何一次恶作剧。在中三（9）班我们创造了不少新记录：考不及格，相互抄作业，布置的课文没背上，迟到，被老师当着全班批评，等等，但我们并没有灰溜溜的，也没有被同学瞧不起。因为这个班上的人都是凭着学习成绩好才从各班走到一起来的，这些五湖四海的弟兄们都害怕被人看作死读书和读死书的书呆子，而且都是一口气做了好多年的好学生了，偶尔有出轨一点或放纵一把的，便成了悦人悦己的事情。还有一个原因，进入青春期，反叛总能引来别人赞许和欣赏的目光，况且这个班的同学都非常优秀，对人对事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十四五岁正是虚荣的年纪，能引人注目多让我们得意啊！那个学期在学习之外我和小虹没少用心，也没少付出代价，不过那些快乐也真是无可替代。

　　到高一我们离开农场分校又回到了城里，生活又回归到了原来的刻板和枯燥。葱绿的田野，乡间掺和着牲口气味和泥土芬芳的空气，碧蓝的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小鸟，小河塘清浅的水里游弋的鱼虾，竹篱笆上爬着的沾着露水的牵牛花，远远传来的公鸡让人惆怅的啼叫，草丛里鲜红欲滴却吃不得的果子，春天里的万物生长，秋天里的金黄灿烂，统统远离了我们，无影无踪。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老师、课堂、习题、试卷，第二天仍是一样。

　　我和小虹也都收拾起身心，埋头于功课。我们变得十分用功，而且十分在乎分数和排名。我们还是每天一起上学，一起自习，同行同止，形影不离，但我们玩得少了，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说。功课耗掉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也耗掉了我们纯真的快乐和情趣。我们还想像在农场分校时那样亲近，可是却不具备那样的心理空间了。常常一时言语不对便争吵起来，而且都十分生气，互不理睬。有时候还算是事出有因，比如一方没有严格遵守某个约定，也有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眼神躲闪，或者神色可疑，便心存猜忌，两个人可以因此而好几天不说一句话。我们都莫名其妙地变得敏感、猜疑、烦躁而且脆弱，就像两只带刺的动物，动不动就把对方给扎伤了。

　　和解需要时间，或者是一个契机。经常要过三五天到一个星期，当某一天我们在校园的林阴路上不期而遇，突然间忍不住笑了起来，前几天的龃龉和不快一下子便烟消云散了。也有一些时候是我们的同学看我们不说话，就一个劲儿地劝和我们。她们把我们推到一起，直到我们笑了才罢休。还有更不一般的时候是班主任亲自出面，分头找我和小虹谈心，让我们尽快和好。班主任谈过话之后回回都是立竿见影，我们不仅和好如初，还比以前更加亲密。

　　可是我们心无芥蒂地过不了多久又会故态复萌，有时是我，有时是她，又会为了一个极微小的、不值一提的原因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原因转身而去。我们又不说话了，得等着下一次和好。如此周而复始，弄得我们老师头很大。记得班主任为此还专门做了家访，分头找过我和她的父母。老师和爹妈得出的一致结论就是女孩之间相互嫉妒，互不相容。

　　我和小虹听了都不以为然。他们根本就不懂我们，也根本体会不到我们曲折的心思。仅仅归为“相互嫉妒”实在是简单粗糙了，而且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实际上我们从来不嫉妒对方比自己好，每次我们不高兴大都是因为对方的简慢，觉得对方对自己不够好，或者是她对我不如我对她好，以及一些根本说不出来的原因。

　　每次吵架不说话，我们体会到的同样是委屈和受伤。我们都像《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一样的小心眼儿，在无私地对待对方的时候，心里也每时每刻都在衡量着对方是不是也这样无私地对待自己。如果略有不到，便会失衡和计较。这样精微深刻的情感，就像在刀尖上行走，结果弄得我们两个都无所适从。而当我们和好的时候，我和小虹仍然是最好的，没有人能够替代。许多时候，我们把对方当作了自己，甚至更爱对方，更在乎对方。如果我们见不到对方便会像丢了魂一样四处寻找，如果一个病了，另一个更是忧心忡忡。“相互嫉妒”是家长和老师的惯性思维，“互不相容”更是没影的事情，我们仅仅就是因为太亲密无间了。

　　豆蔻年华的我和小虹非常像彼此相爱却缺乏经验的初恋情人，但实际上我和她都还从来没有过爱情的体验。大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们在学校里男女同学就不说话了，课桌上划着三八线，男生和女生的胳膊肘都不可以越线，两大阵营泾渭分明，就连亲兄妹进了学校大门也是各走各的路，对面相逢假装不认识一样。只有很少的情形例外，比如开班委会、排节目、运动会前的集训等等，这些时候男女同学才可以说话而不被别人议论。

　　我不清楚那时候大家为什么那么惧怕被别人议论，时常会听到有人在说“人言可畏”，流言蜚语竟能把人逼上绝路。大概是未雨绸缪吧，连小小年纪的孩子们也防备起来。所以当有机会能够名正言顺地使用这个小范围内而且通常是临时性的特权时，男女同学往往会说得很热闹，很开心，比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在一起时热闹开心得多。彼此也会心存好感，当会散了节目练完了集训结束了等等自然会有一些依依不舍，分别的时候会有淡淡的惆怅，只是不说出来。如果有人大胆地提出大家先别回家，再一起玩会儿，全部会欣然地留下来，一个也不会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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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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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男女同学太生分了，拘束得很，平常也不在一起玩，到这时也想不起有什么新鲜有趣的游戏能把大家聚拢在一起，于是返璞归真，又玩起了从小就玩的人人都能参与不需要任何智力的捉迷藏——这个简单的游戏不知道消磨掉了我们多少时光，实在是太没有新意了，也翻不出任何的花样。然而在这个时候玩起来，感受却完全不一样了，有幼时体会不到的快乐与兴奋。游戏结束各自回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酣畅和甜蜜。到第二天早晨再在教室里见到，前一天还在一起玩得难舍难分的男女同学一个个又是小脸儿板板的，就跟陌生人一样。

　　当时有一部分同学其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远比我们成熟，也远比我们早熟，他们的眼睛亮闪闪，嗅觉特别灵敏，世界在他们的眼里比我们看到的更加绚丽和缤纷，异性对他们来说就像花朵一样美丽和芬芳，他们天生就是蜜蜂和蝴蝶，会受到花朵的吸引和撩拨。在那个年纪，大一岁就似乎大得很多。记得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女生小雪特别喜欢谈论班上谁谁和谁谁好，这很像是如今传播娱乐圈绯闻，有些纯粹是无稽之谈，有些也不完全是捕风捉影，真真假假，是非难辨，说的和听的都特别兴奋，乐此不疲。

　　小雪经常利用课间和上自习课悄悄告诉我许多最新情况和最新发现，真难为她总有新情况和新发现。有时候老师就坐在教室前面看着我们，说话不方便，她就写成纸条传递给我和我的同桌。小雪的情报太让我吃惊了，班上男女同学不说话竟然有人暗中谈恋爱，更让我吃惊的是她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她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暗暗地留心她，终于发现了一个奥秘：小雪几乎编排了班里所有起眼一点的男同学，只有一个人是她从来不说的，那就是我们的美术课代表，一个头发微卷、沉默寡言的男生。

　　他个子高高的，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画一手好画，文静持重，却并不给人沉闷的感觉。偶尔他也会开怀大笑，比谁都爽朗。说老实话，小雪还真是挺有眼光的。可是像她这样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孩，学习成绩一般，又没有任何出众之处，恐怕很难引起那位她心仪的男孩的注意吧，对她倾心恐怕就更谈不上了。我想小雪自己大概也清楚这点，她在一脸兴奋地传播绯闻的同时，自己未必多么的如意。我留意她不说话的时候时常木着一张脸，一副抑郁的样子。下课大家都出去玩了，她也不出去，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呆，只因为美术课代表总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书。小雪倒是不看书，她扭过脸远远地看着他，就像看着橱窗里一件永远买不起的玩具。她的成绩就像下坡一样一路向下，很快就滑到了全班的最后。那个时候尽管我并不真正了解暗恋的滋味，但看小雪那个样子也不能说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始终不知道美术课代表知道不知道小雪对他的感情。透过小雪，我发现这个男生的确有几分可爱，他举手投足没有一丝一毫令人讨厌的地方。以我当时的眼光，一个人没有破绽那就等于是完美的。他是那种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不太关心周围的事情，也很少和同学玩，快打上课铃才会到教室里来，一放学就匆匆走了，很有几分孤傲清高，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挺酷的。不过假如没有小雪，也许我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他。

　　因为小雪，我也开始留意这个人。我发现他尽管不说话，却非常打眼，是那种很有分量让人无法忽略的人物。我不知道只是我这么看，还是大家都这么看。我不能和别人交流，包括小雪。我最喜欢的是他在对待事情的态度和反应上总是那样的聪明得当，他镇定、超脱，从不置身事中，令我羡慕。他身上有一种我不了解的东西，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并打动着我。连我自己也想不到在那样小小的年纪，我竟然会因为一个人的处事态度而倾心于他。说心里话，我觉得每天能在教室里见到他真是愉快。不过我对他也就是默默地看看而已，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他接近，哪怕是跟他说一句话。好像一说话我和他之间就不纯洁了，也破坏了想像之中的美好。随后我转学走了，去县中读了一个学期。再转学回来的时候全年级重新分了班，我和他没有在一个班里。从此我们再没有做过同学，渐渐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

　　倒是有一个男同学我一直记得，迄今还记得他的名字。他是我小学五年级时候的同桌，姓姚。他的名字十分女气，因此备受嘲笑。苏北有把男孩当女孩养的风俗，认为那样“好养”，而且越是娇贵的男孩越如此。经常在街上或者学校里能看见某个男孩梳一根辫子，或者脑袋后面留一绺长长的头发，都是这个意思。那些男孩一般都瘦且弱，恹恹的一张小脸，一副病秧子相，受人欺负只会淌着眼泪跑回家去，连女孩子们都不大愿意和他们玩。

　　小姚的父母不知是否也把他当女孩来养，但他倒并不是弱不禁风，他尽管瘦和黑，但精力充沛，一副很皮实的样子。他一看就是那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衣服和书包都很破旧，很可能是上面孩子传下来的。他挺顽皮的，不过并不到顽劣的地步。有时也免不了要被老师批评，老师说他从来没见他羞愧和不高兴，相反他总是笑嘻嘻的，弄得老师对他也没脾气。为了让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把学习成绩差的同学带动起来，老师安排我和他坐在一起。我想不起来我有没有在学习上帮助过他，但我和他相处得很好，从来就是和和气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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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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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男女生不说话，但我们偶尔会嘀嘀咕咕地说上几句。上课的时候最尴尬的事情是铅笔盒掉到地上，“哗啦”一声巨响，吓全班一个激灵，老师停下讲课，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我记得只要我的铅笔盒一掉下去，小姚马上就会钻到桌子底下替我捡，让我觉得心里十分温暖。还有一件事印象也相当深刻，当时我们都喜欢攒玻璃糖纸，同学之间还彼此交换。一般是把重样的和残破的换出去，也有用几张普通的换一张少见的“精品”。小姚也和我交换糖纸，他的糖纸本来就不多，漂亮的更少。但是他非常主动，把集糖纸的本子拿给我随我挑，还执意要把图案艳丽别致的换给我，而我给他什么他都无所谓。这样的好意让我很不好意思，我也让他挑，他却不肯。我执意要他挑，他盛情难却，小小心心地挑出几张，都是我重复的，或者是最普通、最换不出去的品种。后来他干脆不和我交换了，把他攒的所有糖纸都给了我。

　　我和他在一起坐了大概有一年吧，渐渐地确实是有了一点和别的同学所没有的感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亲情，就好像他是我的一个兄弟。每次老师说他我都挺难过的，老师批评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敲打在我的心上。而看到他作业本上成排的大大的红叉和那些做了一半就扔下的习题，我也真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小学毕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不知道他后来如何？生活怎样？

　　在学校里两个人真看对了眼儿的其实也有，哪个时代这样的事都会发生，没有例外，即使是表面上特别“纯洁”的70年代。但是中学时代的爱情能开花结果的不多，有的因为年少羞怯没有表露，一份稚嫩的感情便自生自灭了；有的尽管表明了心迹，但因为后来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各自遇到了另外的人；只有极少的几对最终结成了夫妻——这实在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曲径分岔，能够走到一起实在是相当不容易。有的尽管走到了一起，其实各自都已经在外面绕过了好大的一个圈。我真不知道那些在初中和高中就开始谈恋爱的人是怎样面对当时的环境和压力的。他们拥抱吗？接吻吗？还有其他更加深入的身体行为吗？关键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之下，他们如何能够做到有了这些行为之后还能坦然处之，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呢？我很好奇，也很佩服这些人。如果他们不是出于鲁莽草率和一时冲动，他们实在都是些相当有勇气和敢作敢为的人。

　　也有出事的时候。在高中听说有一个女生怀孕了，很快大家就知道了那个人是谁。我在课间操时看见过她，她长得高挑漂亮，头发又长又密，就像画上那种妖娆的南方女子。她做广播体操极不认真，人也不站在队列里，完全是一副漫不经心、随心所欲的样子，举手踢腿就像在跳舞一样。我看不出她腹部有什么变化，以为“怀孕”只是一个谣言。可是没过多久她就不来上学了，听说被家里送到乡下去了，从此再没有在学校里见到过她。偶尔有关于她的消息，说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学徒工，一个月挣十几块钱，也不好好上班，是个流里流气的人，成天游手好闲招鸡斗狗的。女同学的爸爸得知她做出这种有辱门风的事情狠狠地打了她，把她撵出了家门。后来听说孩子生下来了，但她还在乡下，因为家里不认她这个女儿了。

　　如此惨痛的代价，让我们听着就觉得害怕。我们就像那些少小出家的和尚，未经繁华富贵，就自觉自愿地过起了一种清静简束的生活。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我们在中学时代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经历过爱情，哪怕只是一个序曲，短暂而怅然；哪怕只是浅尝辄止，甜蜜而苦涩。可是没有，实在遗憾。

　　许多年之后我读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且听风吟》里的一个片段，我觉得如果把里面的《朝日新闻》改成当时我们每个班级都订阅的《中国青年报》，完全可以用来填补记忆中的那段空白。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都17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日报版的《朝日新闻》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我不知道小虹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也为此有过遗憾？这个问题我和她从来没有交流过，尽管我们在中学时代分享过一个又一个的秘密。中学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两个太密了，如影随形。我们没给别人留出机会，也没给自己留出机会。

　　我和小虹中学毕业之后都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我们都在北京做记者。我们时常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遇见，她依然靓丽，活力四射，讨人喜欢。我们在会议和饭桌上比肩而坐，就像两个同行一样谈笑风生。不过我们再没有那些只属于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也不再说那种只有我们自己才心领神会的小暗语。同行和朋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曾经有过那么深的友谊和渊源。

　　成年以后的小虹是别一番的风情。她漂亮，但不再是小时候的那种漂亮；她明媚，也不再是小时候的那种明媚。她把自己身上的某些特质发展了，她还是她，只不过我对她已不再了解和熟悉。我说不出她到底哪里不一样了，但肯定是变了，而且变化也是相当明显的。我再也不会自作多情地认为她和我有什么相同或者相似之处。我们完全不一样，无论在别人还是在我们自己看来，我和她分明是两个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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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窗帘的日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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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虹结了婚又离了婚，后来听说她去了美国，并在那里找到了新的爱人，又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孩子。她在一家报社工作，干的还是老本行。一份挺不错的工作、一个很好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孩子，一个女人该有的她都有了。她曾经回国探亲，好多从前的老同学都见到过她，不过我和她没有遇上过。

　　倒是时常梦到她。梦里的小虹并不是少年时代的模样，也不是她实际年龄的模样，而是二十岁上下，长得和她本人也并不十分相像，比她要瘦削俊俏，总是忙忙碌碌的，有时候似乎是在外面受了挫折回到家里来疗伤，有时候是正要从家里出门远行。这些梦令我忧心忡忡，牵肠挂肚。分别这么多年了，在潜意识里我竟然还这么为她忧虑，还这么放不下她。而且在梦里，我时常分不清楚这个人究竟是我还是她。在小虹的身上，或许我依然混同了相当一部分的自己，在对她的担忧里，或许我也混同了对自己的深深的忧虑。

　　而实际上，自从她离开北京去了美国，我们再没有见过面，而且再没有联系过。

　　70年代从表面看艰苦、贫穷、沉闷、单调，然而却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枯燥和刻板，相反民间生活同样喧嚷而生动，而且还有许多其他时代鲜有或没有的生活项目，比如吃忆苦饭、开万人大会、看露天电影、住防震棚、退休顶替、排队买肉、打鸡血针、喝红茶菌、做甩手操等等。70年代的星空格外明亮，一抬头便能清晰地看见卫星的运行轨迹；70年代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寒冷，夏天比现在的夏天炎热；70年代人们普遍都没什么钱，也不像如今这样物欲膨胀……远去的70年代能够引发感慨的东西真是不少，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忆中的70年代。

　　到70年代末期，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时期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有目共睹的。就如同春天里的万物，皆在萌动之中，蓄势待发，就像一条解冻之中的河流，早已是暗流涌动，春潮澎湃。而更多的，还是悄然的改变和悄然的递进。收录机、蛤蟆镜、电子手表、交谊舞、港台流行歌、披肩发、喇叭裤、连裤袜等等不过是表面现象，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新三件”替代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件”也不过是物质上的更新换代，更深远更有影响的变化是发生在人们——尤其是社会精英们的心灵和观念之中的。中国正一步一步进入到一个开放活跃的全新时期。作为我们父母的人生韶华和我们的豆蔻年华的70年代，画着尽管曲折却是一路上扬的曲线走完了不容忽略的十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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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时光如水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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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像一个十岁的女孩排在路队里，孤独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而学校和家里等待她的是什么呢？绝对不会是一份如意的生活，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懂得她和宠爱她。于是我看到了唐冬青这个人，看到了她的父亲、母亲，她崇敬的陈老师，她的好朋友陈伊琴，逢人诉苦的卖菜的蔡大妈，还有罗瞎子、宋秋莲等等，这些人和她一起组成了她的生活，并在她的生活里留下或轻或重的痕迹，他们伤害她，甚至是以爱的方式伤害她，使她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这是一篇关于成长的小说，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对70年代初期民间生活的琐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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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流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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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秋天我回了一趟盐城，在一排排面目相同的楼房中我已经不能准确地辨认我父母的家。盐城我回得很少，因此对我来说变化是巨大的。记得读过一本书，里面写到一个人乘火车回到家乡，脑子里的火车站还是三十年前的景象。我循着记忆翻了几本书，但是没有找到出处。我到盐城的感觉大致与这个人相似。回去的当天妈妈陪我去了我读书的中学，还特意去看了我们以前的家。中学大体还是原来的模样，至少仍是中学这一点没有改变。里面多了许多新的建筑，而我看过之后就忘记了。

　　现在我闭起眼睛，学校还是从前的样子，教室、操场、图书馆、花园、走廊、池塘、凉亭……还是我上学时的模样，那是我的学校，它顽固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无论现在是否建设得更加美丽和实用。而我们从前的家连房子都拆掉了，那片地方被开发商盖起了一座座的楼房。那条蜿蜒的小河已经填上，上面砌了一道围墙。原来疏阔、通透的住宅区被弄成了一个院子，就像我们大中小城市里无数的家属院一样，拥挤、逼仄、灰头土脸。我实在没兴趣走进去看一看。

　　家后面原来天高云淡空旷无比的体育场也不见了，同样被“开发”成了一座座间距极小的楼房，火柴盒式的建筑，说不定那些鸽子笼里还住着老少三代人。正是晚饭时分，炒菜的油烟从许许多多个厨房里飘出来，在街道上扩散。我想如果没有记忆，这一切世俗、热闹也许还说得上亲切、美好，可是因为我是一个知道“过去”的人，而且正在进行着某种怀旧之旅，我的目光和情绪无疑是挑剔的。在我看来，如果说以前这里是一只新鲜饱满的水果，现在已经被七手八脚制成了果干。或者说以前这里是一块鲜肉，现在是一块硬邦邦的冻肉，让人毫无胃口。有时候人类的活动令人生厌，也不光是我的家乡如此。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将眼前的景物一一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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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流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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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对现实不应该过于苛责，实际上我也正是尽可能地以宽容之心对待一切，虽说常常做得还不够理想。我也知道对于一直生活在那里从来没有离开过的人来说，这些变化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就像一个人一点一点地老去，具体到每一天，每一个小时，这种变化微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而他们是适应的，不像我在乍一看之下觉得那样的触目惊心和难以接受。

　　还好，本质上我还不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况且在长期的生活训练中学会了面对现实。而且，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透视生活表象之下的渴望，这令我似乎拿着一把坚硬的凿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剔除生活表层那层钙化了的物质，直接面对里面柔软鲜嫩的质地。

　　换一种说法，这样的渴望也使我学会了逃避现实的方法，就如同掌握了一门逃生术一样。我不断地在心里构想另一种现实，它不同于现实也不同于梦境，它既是复制又是重建，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否存在过，但我知道如果它没有存在过，那它一定永远不会存在。在我看来，所有的作家都在竭尽全力地描述他心中的那一种现实，当然我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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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流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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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小的时候，总觉得时光过得很慢，生活非常非常平淡。记得上小学那会儿，每天我宁肯绕一点路也要从县中的大操场上经过，因为那里住着一个杂技团，小演员们每天在门口的空地上训练。我看得心醉神迷，常常忘记了时间。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个杂技演员，在灯光明亮的舞台上表演令人惊叹的高难度的节目。这个理想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我才慢慢把它忘掉。在读到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中的《母亲》时，我才对自己幼时的这个理想有了一个明确的理解。《母亲》里的伊丽莎白·威拉德在做姑娘时有好几年一心想当演员。安德森写道：

　　在那些日子里，这又高又黑的姑娘脑子里是乱糟糟的。她心里极不平静，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一种心神不定的欲望，盼望变化，盼望她的生活有某种巨大而明确的变动。使她爱上舞台的便是这种感情。她梦想参加一个戏班子，漫游世界，永远看到新人物，自己也演出一些东西来给一切人民观赏。她有时在夜里想得如痴如狂，但，当她设法和来到温士堡、住在她父亲的旅馆里的戏班中人谈起这件事时，她却什么结果也得不到。他们仿佛不懂她的意思，即使她当真表达出了一些她的热烈向往之情，他们也只是哈哈大笑。“不是那个样子的，”他们说，“就跟这里的事一样无聊和乏味。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我和伊丽莎白一样，非常渴望生活能有某种巨大而明确的变动。不过当时我不会想到其实这种变化正在发生着，而且一直在发生着，从不停止，只不过需要在时间中加以累积，方能达到所谓“巨大的”和“明确的”。现在，我无疑已经看到了这个结果，尽管它并不是我所喜欢的。除此，对舞台的向往大概是因为不甘寂寞和不满现状。舞台就像搭建在生活之河上的码头，突出于河面之上。它是可以名正言顺地用来尽情表现的一方天地。而且舞台上的表演凝炼而光彩，所有的节目都是事先反复排演过，熟练到了不会失手的程度的。有什么比这样的展示更令人把握十足和充满快意？况且展示过后还能收获掌声与荣誉。不过，有意思的是走南闯北的戏班子里的人告诉伊丽莎白“不是那个样子的”，无情地一语道破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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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流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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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孩子她也十分向往舞台，她就是《十周岁》的主人公唐冬青。她渴望到舞台上去表演，好容易得到了机会，可是机会就像一条浑身滑溜溜的鱼一样，到手了又溜走了。忽然有一天她有了一个更好的机会，终于站到了舞台之上，在万众瞩目中成功地展示了自己。可是，这样的展示对她又有多大意义呢？第一并没有对她贫穷和平淡的生活带来多少改观，第二对她未来的生活也没有多少可期望的影响。倒是舞台之外的人生还是那样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一个一个的日子和日子里的磨折与委屈，都是冷暖自知。

　　唐冬青最辉煌的一刻是登台忆苦思甜，更准确地说是登台作忆苦思甜表演，而实际上她自己的苦是从来不对别人说的。——这是我对这个人物最初的也是模糊的感觉和理解。唐冬青这个人物不是来自于一个形象，我也从来没有在生活里接触过类似的原型，她来自于某个思考，也可以说来自于一种语感。我的一位同学离开北京时把一本《空间·记忆·社会转型》留给了我，这本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的，杨念群主编。我写《十周岁》就是从这本书中得到的启发。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的第三编是“历史记忆与中国基层社会”，这一章的作者是方慧容，里面提到了“诉苦”。如今在我生活的都市和交往的朋友中似乎很少听到单纯的“诉苦”，即便有苦，顶多也就是“倾诉”。我想这与我们都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应该是分不开的。而在我童年与少年时代，时常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诉苦”。“诉苦”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生活景象，就好像女人和女人凑在一起免不了要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也好像左邻右舍你端一盘点心过来我端一盘果子过去，是司空见惯的事，却也是不太留意的事。

　　回想起来，大约与当时的居住条件有关，那时候大多是平房，大家有串门的习惯，还有就是当时物质贫乏，生活很差，大家的确有许多的苦。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没有摆脱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性。但是，“诉苦”作为一个概念正正经经地提出来，我还是头一次在书里看到，顿觉头脑一亮。文中提到：“诉苦”口述文本是在访谈中所能收集到的有比较完整的叙事的文本。另外，在“诉苦”的书面文本中，叙事形式和现代意义上的“事件感”有高度吻合，即它们一般都有比较完整的情节、一定程度的明确的时空定位。书中这样定义“诉苦”：

　　“诉苦”的所指可以极为宽泛，也可以极为狭窄。最狭隘意义上的“诉苦”就是最标准的“诉苦”……最宽泛意义上的“诉苦”则基本上就可以按此词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即人们讲他们的苦处，他们往往并不像标准型“诉苦”那样要传导什么历史意义，而只是要说明他们有多么的苦。这种最宽泛意义上的“诉苦”据我们估计在现代农村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妇女的言谈中，并不少见。

　　作者列举了妇女们在“诉苦”时除了诉“事”还包含了许多“苦”的修辞：“属我苦”、“那叫怎么苦啊”、“拉起我那苦，说不尽”。她们说的“事”既包括单一事件，也包括一种状态，两者互涵和交叠，传达出一种强烈的“苦”感。我原来以为“诉苦”不过是一种发自本心的最最朴素的表达，读了此书我发现自己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我在书中找到两处材料，颇觉有趣，摘录如下：

　　那么，“诉苦”为什么要诉“事”呢？首先要指出的是“诉苦”实践，尤其是早期土改中的“诉苦”口述实践，要比我们今天想当然地认为的诉“事”的“诉苦”宽泛得多。如《冀东日报》1947年1月10日《怎样翻心》的文章所推荐的三种“诉苦”的方法：

　　1、说旁人，比自己。

　　2、会场喊口号的作用。

　　3、发挥妇女易动感情，“诉苦”细腻感人的作用。

　　另一段材料仍然与《冀东日报》有关：

　　《白泉家庭道苦会的故事》——摘自1947年9月4日《冀东日报》一段婆媳对话：

　　“你说咱们娘们那时不和气是因为什么？”

　　“妈，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脾气不好。”

　　“咳，不是，是咱穷没吃的，饿的心烦就要生气，不见这时怎么也不吵了。”

　　“对了，就是因为穷的过，妈，你看咱万沟这些穷人家还不一条心。”

　　“是，以后就要出去和他们说，让他们诉苦，把咱穷人家都弄成一条心，一家人一样。”

　　一个“翻心”让“诉苦”变得活生生的，而且内涵丰富。“诉苦”实际上被当作了一种特殊的与人沟通的方式，可以交流和传播信息，包括传播流言蜚语，可以用来重建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重塑和刷新过去。人们通过“诉苦”重新提取和组合事件，让已经发生的其实是无法更改的事情通过言说变得尽可能好接受，同时也对难以消弭和提升的日常性的事情和摩擦给出一个漂亮至少也是说得过去的说法。在我看来，“诉苦”除了具有唤起别人同情心的表面作用之外，还有更加深刻的超越日常和常规的意义：它用过去的一种经过强化了的苦试图去覆盖所有别的苦，同时也试图去消解正在发生的一切的苦。而实际上，生活中那部分未被言说的苦也许才是更大的、真正的苦。

　　唐冬青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诉苦”，比较特殊的是她诉的都是别人的苦。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没有钱，花的都是别人的钱。等于是唐冬青通过“诉苦”，占有了另一个人的生活资源。而她本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在“诉苦”的背后是一幅怎样的生活图景？这是我所关心和饶有兴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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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流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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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周岁》里我想写一写70年代的日常生活。因为受到“文革”那段特殊岁月的影响，70年代的生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贫瘠、苍凉、压抑和无味，因此70年代的日常生活也似乎很少被记述和描绘。但是我相信任何时代的民间生活都是有滋有味和生龙活虎的，即便是烽火连年，也一样是婚丧嫁娶、春种秋收。人类是具有超乎想像的适应性的，也正因为这份顽强的适应性，才使经历了数千载的历史、文化得以流传。

　　在70年代，我也只是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作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会以写作者的眼光去观察，我只是以一个孩子的感受去感知，我所掌握的70年代的生活材料也只是一个孩子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和记忆。而且，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那个时期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已经被遗忘了。有意思的是，因为有遗忘，记忆才被珍视。而对于一篇小说来说，想像或许更为重要。想像可以越过所有的遗忘和记忆，将所有发生和从未发生的事件和场景构建出来，可以穿透内心，捕捉到最精微的生命的光芒。它就像一艘自由而灵巧的船，不仅可以在现在的河面行驶，还可以抵达过去和未来，甚至可以抵达那些从未存在过的时光。

　　《十周岁》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完全来自我的想像。我想像一个十岁的女孩排在路队里，孤独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而学校和家里等待她的是什么呢？绝对不会是一份如意的生活，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懂得她和宠爱她。于是我看到了唐冬青这个人，看到了她的父亲、母亲，她崇敬的陈老师，她的好朋友陈伊琴，逢人诉苦的卖菜的蔡大妈，还有罗瞎子、宋秋莲等等，这些人和她一起组成了她的生活，并在她的生活里留下或轻或重的痕迹，他们伤害她，甚至是以爱的方式伤害她，使她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这是一篇关于成长的小说，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对70年代初期民间生活的琐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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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流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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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3年春季“非典”最厉害的时候，我写了《十周岁》这篇小说。从4月30日开始，到5月16日结束，一共用了17天。我写得相当顺手，每天进展顺利。它像一股水流，向前流去，向着某一个未知的地方流去。有时候一篇小说的产生和它融进的东西似乎远远超出了作者的掌握。事后我也奇怪，那些完全没有影子的事情我写起来怎么那么不费事，有如神助。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好的写作感觉了。我曾经写得很快，6至8天写完一个中篇，不少中篇都是以这样的速度完成的。但后来写得慢了，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而且需要改来改去。有时候就像投资了一个烂尾楼，完工的日子遥遥无期。《十周岁》仿佛是一棵茁壮挺拔的树，它有自己的生命，会自己生长。令我最感满意的是，写作这篇小说没有受到任何事情的干扰，包括“非典”。

　　现在连“非典”也远去了，时间这条伟大的河流又义无反顾地往前流出了一大段。这个世界时时刻刻都在被一遍一遍地刷新着，遗忘和记忆仍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拉锯战，想像也仍然带着一定的速度和冲击力力图穿透万物的表里，到达它所从未到达过的境地。

　　和前面提到的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一样，“我宁可写关于心灵和想像的、生活的书”。《十周岁》这本书正是我的这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