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三篇
求雨
昆明栽秧时节通常是不缺雨的。雨季已经来了，三天两头地下着。停停，下下；下下，
停停。空气是潮湿的，洗的衣服当天干不了。草长得很旺盛。各种菌子都出来了。青头菌、
牛干菌、鸡油菌……稻田里的泥土被雨水浸得透透的，每块田都显得很膏腴，很细腻。积蓄
着的薄薄的水面上停留着云影。人们戴着斗笠，把新拔下的秧苗插进稀软的泥里……但是偶
尔也有那样的年月，雨季来晚了，缺水，栽不下秧。今年就是这样。因为通常不缺雨水，这
里的农民都不预备龙骨水车。他们用一个戽斗，扯动着两边的绳子，从小河里把浑浊的泥浆
一点一点地浇进育苗的秧田里。但是这一点点水，只能保住秧苗不枯死，不能靠它插秧。秧
苗已经长得过长了，再不插就不行了。然而稻田里却是干干的。整得平平的田面，晒得结了
一层薄壳，裂成一道一道细缝。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蓝得要命。天
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呀！
望儿也抬头望天。望儿看看爸爸和妈妈，他看见他们的眼睛是蓝的。望儿的眼睛也是蓝
的。他低头看地，他看见稻田里的泥面上有一道一道螺狮爬过的痕迹。望儿想了一个主意：
求雨。望儿昨天看见邻村的孩子求雨，他就想过：我们也求雨。
他把村里的孩子都叫在一起，找出一套小锣小鼓，就出发了。
一共十几个孩子，大的十来岁，最小的一个才六岁。这是一个枯瘦、褴褛、有些污脏
的，然而却是神圣的队伍。他们头上戴着柳条编成的帽圈，敲着不成节拍的、单调的小锣小
鼓：冬冬当，冬冬当……他们走得很慢。走一段，敲锣的望儿把锣槌一举，他们就唱起来：
小小儿童哭哀哀，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乌风暴雨一起来。
调子是非常简单的，只是按照昆明话把字音拉长了念出来。他们的声音是凄苦的，虔诚
的。这些孩子都没有读过书。他们有人模模糊糊地听说过有个玉皇大帝，还有个龙王，龙王
是管下雨的。但是大部分孩子连玉皇大帝和龙王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天，天是无常的。它
有时对人很好，有时却是无情的，它的心很狠。他们要用他们的声音感动天，让它下雨。
（这地方求雨和别处大不一样，都是利用孩子求雨。所以望儿他们能找出一套小锣小
鼓。大概大人们以为天也会疼惜孩子，会因孩子的哀求而心软。）
他们戴着柳条圈，敲着小锣小鼓，歌唱着，走在昆明的街上。
小小儿童哭哀哀，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乌风暴雨一起来。
过路的行人放慢了脚步，或者干脆停下来，看着这支幼小的、褴褛的队伍。他们的眼睛
也是蓝的。
望儿的村子在白马庙的北边。他们从大西门，一直走过华山西路、金碧路，又从城东的
公路上走回来。
他们走得很累了，他们都还很小。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包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了。
一睡就睡着了。
半夜里，望儿叫一个炸雷惊醒了。接着，他听见屋瓦上噼噼啪啪的声音。过了一会，他
才意识过来：下雨了！他大声喊起来：“爸！妈！下雨啦！”
他爸他妈都已经起来了，他们到外面去看雨去了。他们进屋来了。他们披着蓑衣，戴着
斗笠。斗笠和蓑衣上滴着水。“下雨了！”
“下雨了！”
妈妈把油灯点起来，一屋子都是灯光。灯光映在妈妈的眼睛里。妈妈的眼睛好黑，好
亮。爸爸烧了一杆叶子烟，叶子烟的火光映在爸爸的脸上，也映在他的眼睛里。
第二天，插秧了！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到处都是人。
望儿相信，这雨是他们求下来的。
迷路
我不善于认路。有时到一个朋友家去，或者是朋友自己带了我去，或者是随了别人一同
去，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常常找不着。在城市里好办，手里捏着地址，顶多是多问问人，走
一些冤枉路，最后总还是会找到的。一敲门，朋友第一句话常常是：“啊呀！你怎么才
来！”在乡下可麻烦。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比如说是王庄吧，到城里去办一点事，再回来，
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走的，回来时走进一个样子也有点像王庄的村子，一问，却是李庄！
还得李庄派一个人把我送到王庄。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不善于认路的人，大都是意志薄弱的
人。唉，有什么办法呢！
１９５１年，我参加土改，地点在江西进贤。这是最后一批土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土改。参加的人数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宗教界的信
徒、诗人、画家、作家……相当一部分是统战对像。让这些人参加，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
方面是让这些人参加一次阶级斗争，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改造世界观。
工作队的队部设在夏家庄，我们小组的工作点在王家梁。小组的成员除了我，还有一个
从美国回来不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一个法师。工作队指定，由我负责。王家梁来了一个
小伙子接我们。
进贤是丘陵地带，处处是小山包。土质是红壤土，紫红紫红的。有的山是茶山，种的都
是油茶，在潮湿多雨的冬天开着一朵一朵白花。有的山是柴山，长满了马尾松。当地人都烧
松柴。还有一种树，长得很高大，是梓树。我第一次认识“桑梓之乡”的梓。梓树籽榨成的
油叫梓油，虽是植物油，却是凝结的，颜色雪白，看起来很像猪油。梓油炒菜极香，比茶油
好吃。田里有油菜花，有紫云英。我们随着小伙子走着。这小伙子常常行不由径，抄近从油
茶和马尾松丛中钻过去。但是我还是暗暗地记住了从夏家庄走过来的一条小路。南方的路不
像北方的大车路那样平直而清楚，大都是弯弯曲曲的，有时简直似有若无。我们一路走着，
对这片陌生的土地觉得很新鲜，为我们将要开展的斗争觉得很兴奋，又有点觉得茫茫然，—
—我们都没有搞过土改，有一点像是在做梦。不知不觉的，王家梁就到了。据小伙子说，夏
家庄到王家梁有二十里。
法师法号静溶。参加土改工作团学习政策时还穿着灰色的棉直裰，好容易才说服他换了
一身干部服。大家叫他静溶或静溶同志。他笃信佛法，严守戒律，绝对吃素，但是斗起地主
来却毫不手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把我佛慈悲的教义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的。花腔女高音姓
周，老乡都叫她老周，她当然一点都不老。她身上看不到什么洋气，很能吃苦，只是有点不
切实际的幻想。她总以为土改应该像大歌剧那样充满激情。事实上真正工作起来，却是相当
平淡的。
我们的工作开展得还算顺利。阶级情况摸清楚了，群众不难发动。也不是十分紧张。每
天晚上常常有农民来请我们去喝水。这里的农民有“喝水”的习惯。一把瓦壶，用一根棕绳
把壶梁吊在椽子上，下面烧着稻草，大家围火而坐。水开了，就一碗一碗喝起来。同时嚼着
和辣椒、柚子皮腌在一起的鬼子姜，或者生番薯片。女歌唱家非常爱吃番薯，这使农民都有
点觉得奇怪。喝水的时候，我们除了了解情况，也听听他们说说闲话，说说黄鼠狼、说说果
子狸，也说说老虎。他们说这一带出过一只老虎，王家梁有一个农民叫老虎在脑袋上拍了一
掌，至今头皮上还留着一个虎爪的印子……到了预定该到队部汇报的日子了，当然应该是我
去。我背了挎包，就走了，一个人，准确无误地走到了夏家庄。回来，离开夏家庄时，已经
是黄昏了。不过我很有把握。我记得清清楚楚，从夏家庄一直往北，到了一排长得齐齐的，
像一堵墙似的梓树前面，转弯向右，往西北方向走一截，过了一片长满杂树的较高的山包，
就望见王家梁了。队部同志本来要留我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走，我说不行，我和静溶、老
周说好了的，今天回去。
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青苍苍的暮色，悄悄地却又迅速地掩
盖了下来。不过，好了，前面已经看到那一堵高墙似的一排梓树了。
然而，当我沿梓树向右，走上一个较高的山包，向西北一望，却看不到王家梁。前面一
无所有，只有无尽的山丘。我走错了，不是该向右，是该向左？我回到梓树前面，向左走了
一截，到高处看看：没有村庄。
是我走过了头，应该在前面就转弯了？我从梓树墙前面折了回去，走了好长一段，仍然
没有发现可资记认的东西。我又沿原路走向梓树。
我从梓树出发，向不同方向各走了一截，仍然找不到王家梁。
我对自己说，我迷路了。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除了极远的天际有一点暧昧的余光，什么也辨认不清了。
怎么办呢？
我倒还挺有主意：看来只好等到明天早上再说。我攀上一个山包，选了一棵树（不知道
是什么树），爬了上去，找到一个可以倚靠的枝杈，准备就在这里过夜了。我掏出烟来，抽
了一枝。借着火柴的微光，看了看四周，榛莽丛杂，落叶满山。不到一会，只听见树下面悉
悉悉悉悉……，索索索索索……，不知是什么兽物窜来窜去。听声音，是一些小野兽，可能
是黄鼠狼、果子狸，不是什么凶猛的大家伙。我头一次知道山野的黑夜是很不平静的。这些
小兽物是不会伤害我的。但我开始感觉在这里过夜不是个事情。而且天也越来越冷了。江西
的冬夜虽不似北方一样酷寒，但是早起看宿草上结着的高高的霜花，便知夜间不会很暖和。
不行。我想到呼救了。
我爬下树来，两手拢在嘴边，大声地呼喊：“喂——有人吗——？”
“喂——有人吗——？”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传得很远。
然而没有人答应。
我又喊：
“喂——有人吗——？”
我听见几声狗叫。
我大踏步地，笔直地向狗叫的方向走去。
我不知道脚下走过的是什么样的树丛、山包，我走过一大片农田，田里一撮一撮干得发
脆的稻桩，我跳过一条小河，笔直地，大踏步地走去。我一遇到事，没有一次像这样不慌
张，这样冷静，这样有决断。我看见灯光了！
狗激烈地叫起来。
一盏马灯。马灯照出两个人。一个手里拿着梭镖（我明白，这是值夜的民兵），另一
个，是把我们从夏家庄领到王家梁的小伙子！
“老汪！你！”
这是距王家梁约有五里的另一个小村子，叫顾家梁，小伙子是因事到这里来的。他正好
陪我一同回去。
“走！老汪！”
到了王家梁，几个积极分子正聚在一家喝水。静溶和老周一见我进门，腾地一下子站了
起来。他们的眼睛分明写着两个字：老虎。
卖蚯蚓的人
玉渊潭有很多钓鱼的人。他们坐在水边，瞅着水面上的飘子。难得看到有人钓到一条二
三寸长的鲫瓜子。很多人一坐半天，一无所得。等人、钓鱼、坐牛车，这是世间“三大
慢”。这些人真有耐性。各有一好。这也是一种生活。
在钓鱼的旺季，常常可以碰见一个卖蚯蚓的人。他慢慢地蹬着一辆二六的旧自行车，有
时扶着车慢慢地走着。走一截，扬声吆唤：
“蚯蚓——蚯蚓来——”
“蚯蚓——蚯蚓来——”
有的钓鱼的就从水边走上堤岸，向他买。
“怎么卖。”
“一毛钱三十条。”
来买的掏出一毛钱，他就从一个原来是装油漆的小铁桶里，用手抓出三十来条，放在一
小块旧报纸里，交过去。钓鱼人有时带点解嘲意味，说：“一毛钱，玩一上午！”
有些钓鱼的人只买五分钱。
也有人要求再添几条。
“添几条就添几条，一个这东西！”
蚯蚓这东西，泥里咕叽，原也难一条一条地数得清，用北京话说，“大概其”，就得
了。
这人长得很敦实，五短身材，腹背都很宽厚。这人看起来是不会头疼脑热、感冒伤风
的，而且不会有什么病能轻易地把他一下子打倒。他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旧的，褪了
色，而且带着泥渍，但都还整齐，并不褴褛，而且单夹皮棉，按季换衣。——皮，是说他入
冬以后的早晨有时穿一件出锋毛的山羊皮背心。按照老北京人的习惯，也可能是为了便于骑
车，他总是用带子扎着裤腿。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只看到风、太阳和尘土。只有有时他
剃了头，刮了脸，才看到本来的肤色。新剃的头皮是雪白的，下边是一张红脸。看起来就像
是一件旧铜器在盐酸水里刷洗了一通，刚刚拿出来一样。
因为天天见，面熟了，我们碰到了总要点点头，招呼招呼，寒暄两句。
“吃啦？”
“您溜弯儿！”
有时他在钓鱼人多的岸上把车子停下来，我们就说会子话。他说他自己：“我这人——
爱聊。”
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毛钱三十条，能卖多少！块数来钱，两块，闹好了有时能卖四块钱。”
“不少！”
“凑合吧。”
我问他这蚯蚓是哪里来的，“是挖的？”
旁边有一位钓鱼的行家说：“是贲的。”
这个“贲”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记音。这位行家给我解释，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
化的意思。
“蚯蚓还能‘贲’？”
卖蚯蚓的人说：
“有‘贲’的，我这不是，是挖的。‘贲’的看得出来，身上有小毛，都是一般长。瞧
我的：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是挖的。”我不知道蚯蚓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在哪儿挖的，就在这玉渊潭？”
“不！这儿没有。——不多。丰台。”
他还告诉我丰台附近的一个什么山，山根底下，那儿出蚯蚓，这座山名我没有记住。
“丰台？一趟不得三十里地？”
“我一早起蹬车去一趟，回来卖一上午。下午再去一趟。”“那您一天得骑百十里地的
车？”
“七十四了，不活动活动成吗！”
他都七十四了！真不像。不过他看起来像多少岁，我也说不上来。这人好像是没有岁
数。
“您一直就是卖蚯蚓？”
“不是！我原来在建筑上，——当壮工。退休了。退休金四十几块，不够花的。”
我算了算，连退休金加卖蚯蚓的钱，有百十块钱，断定他一定爱喝两盅。我把手圈成一
个酒杯形，问：“喝两盅？”
“不喝。——烟酒不动！”
那他一个月的钱一个人花不完，大概还会贴补儿女一点。
“我原先也不是卖蚯蚓的。我是挖药材的。后来药材公司不收购，才改了干这个。”
他指给我看：
“这是益母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红苋草，这是地黄，这是稀莶……这玉渊潭到处是
钱！”
他说他能认识北京的七百多种药材。
“您怎么会认药材的？是家传？学的？”
“不是家传。有个街坊，他挖药材，我跟着他，用用心，就学会了。——这北京城，饿
不死人，你只要肯动弹，肯学！你就拿晒槐米来说吧——”
“槐米？”我不知道槐米是什么，真是孤陋寡闻。
“就是没有开开的槐花骨朵，才米粒大。晒一季槐米能闹个百儿八十的。这东西外国
要，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听说是酿酒。不过得会晒。晒好了，碧绿的！晒不好，只好倒进垃
圾堆。——蚯蚓！——蚯蚓来！”
我在玉渊潭散步，经常遇见的还有两位，一位姓乌，一位姓莫。乌先生在大学当讲师，
莫先生是一个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我跟他们见面也点头寒暄。他们常常发一些很有学问的
议论，很深奥，至少好像是很深奥，我听不大懂。他们都是好人，不是造反派，不打人，但
是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有点不着边际。他们好像是为议论而议论，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像
那些钓鱼的人，意不在鱼，而在钓。
乌先生听了我和卖蚯蚓人的闲谈，问我：“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那样有兴趣？”
我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不能有兴趣？”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属于低级价值。”莫先生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
“不能这样说。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就算是填充物，填充物也
是需要的。‘填充’，就说明他的存在的意义。社会结构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否认他也是社
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的需要维持生态平衡，我们这个
社会也需要有生态平衡。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需要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呼啸着前进的，身上带电的人！而这样的人是历史
的遗留物。这样的人生活在现在，和生活在汉代没有什么区别，——他长得就像一个汉
俑。”
我不得不承认，他对这个卖蚯蚓人的形象描绘是很准确且生动的。
乌先生接着说：
“他就像一具石磨。从出土的明器看，汉代的石磨和现在的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已经是
原子时代——”
莫先生抢过话来，说：“原子时代也还容许有汉代的石磨，石磨可以磨豆浆，——你今
天早上就喝了豆浆！”
他们争执不下，转过来问我对卖蚯蚓的人的“价值”、“存在”有什么看法。
我说：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
一样的卖蚯蚓的人。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糊火柴盒
的、捡破烂的、捞鱼虫的、晒槐米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
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吃什么，我知道一点。比如这
个卖蚯蚓的老人，我知道他的胃口很好，吃什么都香。他一嘴牙只有一个活动的。他的牙很
短、微黄，这种牙最结实，北方叫做‘碎米牙’，他说：‘牙好是口里的福。’我知道他今
天早上吃了四个炸油饼。他中午和晚上大概常吃炸酱面，一顿能吃半斤，就着一把小水萝
卜。他大概不爱吃鱼。至于他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或者知道得很少。我是个写小说的
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
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
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
人，骑着车，吆喝着‘蚯蚓——蚯蚓来！’不是一个丑的形象。——当然，我还觉得他是个
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
这时忽然有一个也常在玉渊潭散步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插了进来，他自我介绍：“我是
一个生物学家。——我听了你们的谈话。从生物学的角度，是不应鼓励挖蚯蚓的。蚯蚓对农
业生产是有益的。”我们全都傻了眼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写成尾巴
人事顾问老黄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工厂里本来没有“人事顾问”这种奇怪的职务，只是
因为他曾经做过多年人事工作，肚子里有一部活档案；近二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时
常闹一点腰酸腿疼，血压偏高，就自己要求当了顾问，所顾的也还多半是人事方面的问题，
因此大家叫他人事顾问。这本是个外号，但是听起来倒像是个正式职称似的。有关人事工作
的会议，只要他能来，他是都来的。来了，有时也发言，有时不发言。他的发言有人爱听，
有人不爱听。他看的杂书很多，爱讲故事。在很严肃的会上有时也讲故事。下面就是他讲的
故事之一。
厂里准备把一个姓林的工程师提升为总工程师，领导层意见不一，有赞成的，有反对
的，已经开了多次会，定不下来。赞成的意见不必说了，反对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
条：一、他家庭出身不好，是资本家；二、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有个堂兄还在台
湾；三、反右时有右派言论；四、群众关系不太好，说话有时很尖刻……其中反对最力的是
一个姓董的人事科长，此人爱激动，他又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每次都是满脸通红地说：
“知识分子！哼！知识分子！”翻来复去，只是这一句话。
人事顾问听了几次会，没有表态。党委书记说：“老黄，你也说两句！”老黄慢条斯理
地说：“我讲一个故事吧——“从前，有一个人，叫做艾子。艾子有一回坐船，船停在江
边。半夜里，艾子听见江底下一片哭声。仔细一听，是一群水族在哭。艾子问：‘你们哭什
么？’水族们说：‘龙王有令，水族中凡是有尾巴的都要杀掉，我们都是有尾巴的，所以在
这里哭。’艾子听了，深表同情。艾子看看，有一只蛤蟆也在哭，艾子很奇怪，问这蛤蟆：
‘你哭什么呢？你又没有尾巴！’蛤蟆说：‘我怕龙王要追查起我当蝌蝌时候的事儿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