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海上旧梦(1)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 金锁记 》
半个世纪后的中秋后的夜晚，走在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看到朵云轩的招牌，不禁想起张爱玲的句子，今晚月圆如旧，游人如织，朵云轩与邻近的时装店相比，是有些冷落了，步行街上游览的观光车，取代了老式的有轨电车，自然的电车的丁当声是早已听不到了。张爱玲的上海毕竟是过去了。
早在十三年前为拍摄《 作家身影 》纪录片，就曾穿梭在上海的弄堂里，名作家穆木天认为北京的“胡同”、广东的“里”和上海的“弄堂”，各自有着不同的情趣，他这么形容：“弄堂”是四四方方的一座城，里面是一排的房子。二层楼的、三层楼的，还有四层楼的单间或双间的房子，构成了好多好多的小胡同子。可是，那座小城的围墙，同封建的城垣不一样，而是一些朝着马路开门的市房……弄堂房子中间那些密集的房间，是有一些美丽的名称的：前楼、后楼、阁楼、亭子间……亭子间倒不像个亭子，而像一个水门汀的套椁。阁楼只是棚板上的一块空间，更是徒有虚名了。亭子间是盖在厨房【 上海人称为“灶披间” 】上面的一间面积一百尺左右的房间，与前后楼有一条短之的通道隔开，倒是“独门独房”的，也是全屋房租最便宜的。弄堂里的人家十之九都是习惯在后门出入的。后门进去就是厨房，那是主妇经常活动的地方……弄堂的房子即是一排一排的，每排相隔之间的通道也叫“弄堂”，一般弄堂不会很宽，住在房子里任何房间的人，从窗口望出去，必须仰头到四十五度角才能看见天空。第二天一觉醒来，首先听到的是整个弄堂里不调和的合奏乐。其中之一是上海弄堂特有的竹刷子洗马桶的声音。上海那时虽有东方巴黎之称，但绝大多数的弄堂房子还没有水厕的设备。晚上各家把马桶排列在家门口，大清早有粪车来掏去，主妇们就把空桶洗刷干净，竹条制成的刷子，碰着木桶，处处可闻，形成弄堂里的特有声响。另一种交响乐是馄饨担子、油炸豆腐、酒酿和儿童玩具等各种叫卖声，使弄堂变为特有的小天地。然后是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佣在弄堂口，后门口，互相交换和传播听来的新闻。到了夏夜，弄堂里更是摆满了小凳，摇着鹅毛扇纳凉的人……
穿越了多少的弄堂，我们来到了静安路【 现名南京西路 】和赫德路【 现名常德路 】口，看到一幢坐西朝东的七层西式公寓——常德公寓，它原名Edingburgh House，虽已苍老斑驳，但仍然鹤立鸡群地屹立于路边，惯看秋月春风。它是张爱玲和她的姑姑住得最久的公寓【 一九三九年她们住在五十一室，同年夏天她远赴香港大学深造，一九四二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她辍学返沪，又与姑姑搬入六十五室，直到一九四八年才迁出 】，张爱玲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在这里写成，包括小说集《 传奇 》及散文集《 流言 》等等。张爱玲对这公寓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们看她那篇幽默风趣的《 公寓生活记趣 》即可得知一二。张爱玲说她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噔噔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对这事后来成为张爱玲姑丈的李开第说：“我常去那里看她们，一次，我在公寓门口遇到爱玲，我说，怎么啦，爱玲说，姑姑叫我给伊买臭豆腐。那个时候，张爱玲已经蛮红了。”
张爱玲的海上旧梦(2)
一九○七年上海就有电车了，第一条有轨电车的起点站就在常德公寓的静安寺路上，因此张爱玲说，我们的公寓近电车厂邻。她在阳台上看“电车回家”—— 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的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袒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她在这里完成的小说《 封锁 》：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而也由于这一篇短篇小说《 封锁 》，让当时远在南京的胡兰成从藤椅上不觉地把身体坐直了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一遍，除了赞好之外，仍于心不足。他写信给小说的主编苏青，问这张爱玲是谁？之后他从南京到了上海，他到了常德公寓来，但正如苏青先前告诉他的，果然张爱玲并不见他，于是他从门洞里递进一张字条。又隔了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胡兰成。胡兰成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的美丽园【 现延安西路三七九弄28号 】，离她那里不远。
秋天的午后我们来到美丽园，弄堂里散发出一种大户人家的氛围。三层楼的砖木结构，独门独户独院，显示当年的主人是颇有来头的。玲珑有致的阳台、八角形的大窗子，院中的玉兰树如今已高过楼顶，它们应该是见证了这对恋人的欢笑话语的。胡兰成住在二楼，如今房间格局早已改过了，不变的是那木制的楼梯，仍有它们细碎的履痕。
胡兰成当时竟想和她斗，他向她批评当时流行作品，又说她的文章好在哪里，也问了她每月写稿的收入。虽然那些显得有些失礼，但珍惜之意还是在关心她的身体与生活。张爱玲亦喜滋滋地只管听他说，在客厅里她一坐就是五个小时，也一般的糊涂可笑。离开时，胡兰成送她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着，胡兰成说：“你的身材这样高，怎么可以？”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
美丽园的日子，终究是美丽的、两情相悦的，在浓密的花木底下，自有一份缠绵与依恋氤氲在心头。胡兰成在《 今生今世 》里写道：“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走走，爱玲穿一件桃红单旗袍，我说好看，她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还有我爱看她穿那双绣花鞋子，是她在静安寺庙会上买的，鞋头连鞋帮绣有双凤，穿在脚上，线条非常柔和。她知我喜欢，我每次从南京回来，在房里她总要穿这双鞋。”
之后胡兰成来到常德公寓看张爱玲，胡兰成登门入室，这样说：“她房里竟是华贵倒使我不安，那陈设的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断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四十年代另一位“海派”男作家李君维也到过张爱玲的客厅，他说：“我有幸与张的好友炎樱大学同学。一时心血来潮，就请炎樱作介前往访张。某日我与现在的翻译家董乐山一起如约登上这座公寓大楼，在她家的小客厅做客。这也是一间雅致脱俗的小客厅。张爱玲设茶招待，亏得炎樱出口风趣，冲淡了初次见面的陌生、窘迫感。张爱玲那天穿一件民初时流行的大圆角缎袄，就像《 秋海棠 》剧中罗湘绮所穿的，就是下面没有系百褶裙。”
张爱玲的海上旧梦(3)
胡兰成与张爱玲曾在这里的阳台上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晖未尽，胡兰成说：“时局不好，来日大难。”而张爱玲也曾感慨地写下如下的心境，她说：“她【 苏青 】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然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起许多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了，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 我看苏青 》一九四五年四月《 天地 》第十九期 】。
抗战胜利前夕，胡兰成预感有朝一日，大限来时夫妻各自飞的日子来临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地回到上海，在常德公寓张爱玲的住处住了一晚。那是爱玲到温州千里寻夫，并伤心而别的八个月后。当时他们的感情早已是千疮百孔、难以为继的时候了。当晚他们分房而睡。第二天天还未亮时，胡兰成来到爱玲的房中，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吻她，她从被窝里伸手抱住他，忽然泪流满面，只叫了一声“兰成”，不是缠绵悱恻，而是清坚决绝。在那残冬寒夜，她与他黯然相别，他也许想不到，这竟会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别了。女作家淳子不无感慨地说：“沦陷的上海，有的革命，有的醉生梦死，充满了世纪末的荒凉和疯狂。也许是没有了明天，便不肯放过今天了。张爱玲与胡兰成无可救药地爱上，像《 倾城之恋 》的一双男女，千百人的死，千百人的痛苦，只为了成全她和他。”
一九四八年张爱玲和她姑姑从常德公寓迁出后，曾搬到华懋公寓小住，也就是现在位于茂名南路和长乐路交叉口的锦江饭店的北楼。在华懋公寓的街角有座兰心剧院，它从一九三三年后专映外国影片，一九四○年上演过于伶的《 好公寓 》、曹禺的《 日出 》等话剧。张爱玲的话剧《 倾城之恋 》就是在这里排演的。而这四幕八场的大型话剧，后来在新光大剧院隆重首演，立即引起轰动，在此后的三个月中连演了八十场，几乎场场爆满。张爱玲从一位名小说家一下子又成为公众注目的“新闻人物”，当时应该是她最光彩夺目、辉煌耀眼的一刻。
华懋公寓之后，他们又搬到南京西路梅龙镇旁的重华新村小住。研究学者陈子善教授说在重华新村的窗口，张爱玲和她姑姑还看着解放军进城的。
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张爱玲搬到南京西路附近，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 现名长江公寓 】的三○一室。在这里张爱玲重拾旧笔，写下后来喧腾一时的《 十八春 》【 也就是后来依此改写的《 半生缘 》】，只是当时只能用笔名“梁京”发表。当然最后的一部中篇小说《 小艾 》也是在这里完成的。上海解放初期，主管文艺的夏衍，极为看重张爱玲的才华，他也很想安排她到自己兼任所长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然而因为有些人认为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涉嫌“文化汉奸”的背景，而持否定态度。夏衍一时未能如愿。而张爱玲当时虽然出席了上海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龚之方奉夏衍之命所办的《 亦报 》上，发表了长篇小说《 十八春 》和中篇小说《 小艾 》，但张爱玲还是深感无处容身，于是在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她以恢复在香港大学的学业为由，永远地离开了上海，离开曾经让她魂牵梦萦的地方。弟弟张子静在她离去之前，曾经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张爱玲默然良久，不做回答。张子静后来回忆说：“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漠漠，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地方是神秘而且秘密的，她只能以漠然良久作为回答……”
张爱玲的海上旧梦(4)
而到一九五二年八月间，张子静从浦东过江来到卡尔登公寓找张爱玲，姑姑开了门，一见到他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是的，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也没有回来过。几番风雨海上花，张爱玲这一走，真的是再也没有回头了！她挥别她心系的上海，挥别她的亲人，更挥别了她的爱情，让它此情可待，让它一切惘然。
一篇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色·戒》(1)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一日，张爱玲的小说《 色?戒 》在《 中国时报 》的人间副刊发表了，后来张爱玲在一九八八年皇冠出版的《 续集 》的《 自序 》中说，《 色?戒 》是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的。而在一九八三年皇冠出版社结集张爱玲的《 色?戒 》《 浮花浪蕊 》《 相见欢 》《 多少恨 》《 殷宝滟送花楼会 》《 五四遗事 》和电影剧本《 情场如战场 》合为《 惘然记 》一书出版，张爱玲在序中谈到《 色?戒 》《 相见欢 》和《 浮花浪蕊 》时，说：“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 惘然记 》。”因此我们得知《 色?戒 》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 当时张爱玲从上海来到香港 】，到一九七八年发表【 当时张爱玲人在美国 】，其间历经二十五个寒暑。
《 色?戒 》发表后的将近半年，也就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张系国以“域外人”的笔名在《 中国时报 》“人间副刊”发表《 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 色?戒 〉 》一文，其中最后一段，张系国这么说：“我同意不用世俗道德的标准来批判文学作品。作家可以采取非道德超然态度写作，但分析到最后，作家还是会有各自的道德立场。不是所有不道德的题材都值得写，作家在取舍之间仍应有其原则。西方文学批评有一桩影响是不太好的。文学批评家【 尤其今日欧美的文学批评家 】常特别重视还没有被人写过的题材，认为写人所不敢写的题材就是‘突破’。但不是所有的不道德的题材都可以写或应该写。作家如果故意标新立异，特意发掘不道德的题材，也许反而会毁了自己。至少我认为，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写的。因为过去的生活背景，张爱玲女士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尤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勿引人误会，以免成为盛名之瑕。”张系国在文中虽然没有明指张爱玲为汉奸同路人，但他认为这种歌颂汉奸的文学是不值得写的。
说“汉奸”太沉重，于是从来不喜打笔仗的张爱玲，面对如此严厉的指控时，在一个多月后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同样在《 中国时报 》 “人间副刊”发表《 羊毛出在羊身上——谈〈 色?戒 〉 》一文，予以强烈反驳。张爱玲对自己的作品作出辩护的，除了一九四四年五月迅雨【 傅雷 】在《 万象 》杂志发表《 论张爱玲的小说 》一文【 五月一日出刊 】，而引来张爱玲立即在《 新东方 》杂志同年五月号【 案：五月十五日出刊 】中写《 自己的文章 》作出响应外，这是第二次。张系国的文章，就“政治立场”而言，显得深文周纳，有上纲上线之嫌，因此逼得张爱玲再也忍不住跳出作响应，因为“汉奸”之说，是她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我们知道张爱玲虽然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两年内，红极一时，在抗战胜利后，虽然没有被南京政府正式定为“文化汉奸”的罪名，但社会舆论却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的文学活动甚至于私生活，都成为公众谩骂的焦点。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她本来就不多话，关在家里自我沉潜，于她而言并非难以忍受。不过与胡兰成婚姻的不确定，可能是她那段时期最深沉的煎熬。”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胡、张两人初相见，而后很快就成为恋人。半年后，也就是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胡兰成向第三任妻子英娣提出离婚，随后与张爱玲私下成婚。由于胡、张的婚姻关系，导致后来人们把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也加之于张爱玲的身上。
一篇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色·戒》(2)
学者陈子善在《 一九四五至四九年间的张爱玲——文坛盛名招致“女汉奸”恶名 》一文中，就指出：“……可以想见，给张爱玲安上‘女汉奸’的罪名，泰半是因了胡兰成的缘故。《 女汉奸丑史 》和《 女汉奸脸谱 》中关于张爱玲的章节，连标题都如出一辙，前者为《 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 》，后者为《 “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 》。两文均言词尖刻轻佻，属于人身攻击，无稽谩骂。”【 陈子善《 1945至49年间的张爱玲——文坛盛名招致“女汉奸”恶名 》，香港《 明报月刊 》，2006年12月 】
除了这种未署名的小册子的恶意攻讦外，那时上海的大刊小报，类似的“揭发批判”更是不少。陈子善先生在同文又指出，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上海《 海派 》周刊就发表一篇署名“爱读”的《 张爱玲做吉普女郎 》的耸动报道：“……前些时日，有人看见张爱玲浓妆艳抹，坐在吉普车上。也有人看见她挽住一个美国军官，在大光明看电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实，像她那么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个美国军官做朋友有什么稀奇呢？”
另外还有一本署名“司马文侦”的《 文化汉奸罪恶史 》，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在作者的《 几句闲话 》后，先有《 三年来上海文化界怪现状 》《 “和平文化”的“大本营” 》、《 沐猴而冠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等综述，接着就是对于“文化汉奸们”的“个别的叙述”，张爱玲在书中被两次“点名”，一是在揭发《 伪政论家胡兰成 》时被提到，另一次则是被单列一章——《 “红帮裁缝”张爱玲：“贵族血液”也加检验 》。司马文侦在书中指责“文化界的汉奸，正是文坛妖怪，这些妖怪把文坛闹得乌烟瘴气，有着三头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艳的女鬼”。他主张对这些所谓“文奸”【 包括张爱玲在内 】采取“有所处置”的行动。
对于将张爱玲与胡兰成绑在一起的做法，晚近的学者张泉在《 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 》一文中，就指出：“胡兰成是胡兰成，张爱玲是张爱玲，不能因两人曾有感情纠葛而在政治身份的界定上实行封建制的株连原则。”
《 文化汉奸罪恶史 》将张爱玲和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另外十六个作家列为“文化汉奸”，书中列数张爱玲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指责她在《 杂志 》《 天地 》《 古今 》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 新中国报 》主办的“纳凉会”等等。
我们知道张爱玲在走红的两年间，作品主要发表于《 新中国报 》系统的《 杂志 》月刊、《 新中国报 》副刊“学艺”，苏青主编的《 天地 》月刊、柯灵主编的《 万象 》杂志、周瘦鹃主编的《 紫罗兰 》月刊、周黎庵主编的《 古今 》半月刊、周班公主编的《 小天地 》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上海的《 新东方 》月刊及由胡兰成创办的《 苦竹 》月刊等九大刊物中。其中除了《 紫罗兰 》及《 万象 》外，几乎都是与日伪有染的文学期刊，其中《 新东方 》是由曾任汪伪政治局局长的苏成德负责的，张爱玲投稿该刊可说是胡兰成牵的线，而《 苦竹 》更是由胡兰成所创办的。因此若从这点指责她投稿于汉奸主办的刊物上，显然是成立的。
一篇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色·戒》(3)
当时曾经提拔过张爱玲，而刊登她的作品《 心经 》《 琉璃瓦 》《 连环套 》的作家柯灵在《 遥寄张爱玲 》文中，就说过：“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于文学而在于为自己撑场面。”而张爱玲的另一友人龚之方更说：“张爱玲非但是写小说的好手，而且是一名快手，作品连续诞生，刊登在各种报刊上，其时上海报刊的背景十分复杂，有的是接受国民党什么派的津贴办的，甚至有的与汪伪有干系的，张爱玲没有政治头脑，因此对发表园地也不去考虑是否合适。”柯灵又说：“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
我们知道当时的张爱玲正是创作勃发的时候，她又主张“出名要早”，于是有“趁热打铁”之说。而当时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刊物外，已别无发表园地了。她要使自己的作品在短时间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不得不有所依附，因此她对于这些指责，并没有任何的反驳。虽是投稿于所谓汉奸主办的刊物上，但她的笔端却没有写过半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张爱玲的心态，或许从她的好友苏青可得知一二，苏青对这些指责，有她的辩驳，她说：“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恰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无愧怍。”后来苏青更在长篇小说《 续结婚十年 》的扉页题词上写着：“衣沾何足惜，但使愿无违。”更有强力辩解的意味。
面对此问题，晚近的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看法，无疑是较中肯的，他说：“当然我们倾心赞赏大义凛然、抗战不屈的那些作家如李健吾、夏丏尊等，但是对于那些缺乏反抗勇气的人，笔者不忍概以汉奸指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毕竟是少数仁人豪杰的事情，不能用来衡量普通人。”【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年 】
《 文化汉奸罪恶史 》除了上述的指责外，更严重的是指责张爱玲出席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如果说某些风言风语张爱玲还能保持沉默的话，对于指责她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借以证实她的“文化汉奸”的身份时，她就不得不开口，加以辩驳了。一九四六年底她借《 传奇增订本 》的发行，写了《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为自己作了辩白，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刊登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 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 】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一篇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色·戒》(4)
我们知道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策划召开了三次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用意是想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实施干预和渗透，企图将中国文学拖入“大东亚战争”里。其中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南京召开。据学者王向远的资料【 王向远《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 》，《 新文学史料 》2000年第3期 】，日本派出的代表有：长与善郎、土屋久泰、高田真治、丰岛与志雄、北条秀司、火野苇平、芳贺檀、户川贞雄、阿部知二、高见顺、奥野信太郎、百田宗治、土屋文明等十四名。中方参加人数则高达四十六名，其中“满洲国”代表有古丁、爵青、田鲁、疑迟、石军、小松，还有加入了“满洲国”的日本人山田清三郎、竹内政一，共八名；华北代表有钱稻孙、柳龙光、赵荫棠、杨丙辰、山丁、王介人、辛嘉、梅娘、雷妍、萧艾、林榕、侯少君等，共二十一名，周作人因高血压而不能出席。华中代表有陶晶孙、柳雨生、张若谷等二十五名，其中有不少并非“文学者”，而是汪伪政权中的官僚政客。列席会议的还有当时在南京的日本美术史家土方定一、诗人池田克己、作家武田泰纯和佐藤俊子，以及在中国开设书店的内山完造等人。张爱玲实未参加，因此她不甘心被抹黑，特发表此声明，为自己辩护。其实在当时许多日伪的高官如宇垣一成大将及汪伪的熊剑东，都想借胡兰成的引荐而得识名噪一时的张爱玲，但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因此张爱玲无心和汉奸周旋，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有这些惨痛的教训，张爱玲对于“汉奸”的指责是极为敏感的。她实在不愿再重蹈覆辙，因为她的文章而连带有人对她的人身的指控，或许这也是她这篇《 色?戒 》写了二十多年的原因，她或许不愿她的敏感题材在敏感时刻再成为敏感的话题，于是她一改再改，一拖再拖，让时间冲淡敏感的氛围，终于在二十多年后才发表。但没想到还是引来了话题，于是她为文加以辩白，文章的开头，她说：“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似乎刻意避开故事来源的问题。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她在《 续集 》的《 自序 》里，她对于当年与张系国的论战，更说：“……《 羊毛出在羊身上 》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被逼写出来的。不少读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他作品人物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曹雪芹的《 红楼梦 》如果不是自传，就是他传，或是合传，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最近又有人说，《 色?戒 》的女主角确有其人，证明我必有所据，而他说的这篇报道是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记得王尔德说过，‘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我很高兴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的短篇小说终于在人生上有了着落。”
在后来张爱玲这段文字里，她一直要避开《 色?戒 》故事情节是否“有本”的问题，她甚至以《 红楼梦 》为例，要人们将它当小说读。更以“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来辩驳，并说她这小说是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的，而当年的事件报道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这“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报道，当指金雄白【 朱子家 】的《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一书。金雄白，字烯民，江苏青浦【 今上海 】人，一八九四年生。他原是跑政治新闻的名记者，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是《 京报 》的采访主任。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他留在孤岛租界执律师业。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周佛海劝说下加入汪伪政权，一九四○年因帮周佛海办《 平报 》而成上海沦陷区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媒体巨头。历任南京政府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 中报 》社副社长，南京兴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司法当局以汉奸罪名起诉，判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一九五○年移居香港，穷困潦倒，以卖文为生。一九五七年以朱子家笔名，为香港《 春秋 》杂志撰写《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以连载方式刊出，一九五九年结集出书【 罗久蓉《 历史叙事与文学再现：从一个女间谍之死看近代中国的性别与国族论述 》，《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第11期，2003年12月】。张爱玲在此强调她是在一九五三年构思此小说的，在时间点远在金雄白撰写《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之前，因此金书非其所本。但在张爱玲改写的二十多年间，是否看过该书，我们不得而知，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张爱玲曾一度到香港写电影剧本。
一篇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色·戒》(5)
说到金雄白倒有一事，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新中国报社”曾在上海咸阳路二号开了“纳凉会”的座谈会。当时参加者除了李香兰、张爱玲之外，还有日人松元大尉、中华电影副社长川喜多长政和炎樱、金雄白、陈彬龢等人。金雄白在会中曾问了张爱玲对小报的意见，张爱玲说她从小就是小报的读者，也在小报上写过文章，但不知为什么登了出来看看很不顺眼，所以还是想保持忠实读者就好。可见，金、张两人当年虽有交往，但并不投机。后来张爱玲对金雄白选择遗忘，而金雄白对张爱玲也语多讥讽。
但张爱玲这故事到底有没有“所本”呢？张爱玲一来说是“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这岂不是说此故事有出处吗？后来又说包括《 色?戒 》在内的三篇小说的素材，“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这不更证明《 色?戒 》等是有“所本”的吗？
加之张爱玲在一九七一年接受水晶先生的访问时，曾称“《 传奇 》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而张子静在张爱玲去世后所写的《 我的姊姊张爱玲 》书中，更明确地指出，《 金锁记 》的故事、人物脱胎于太外祖父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而《 花凋 》则是写张爱玲舅舅黄定柱的三女儿，也就是她三表姊黄家漪的故事。学者冯祖贻则指出，《 创世纪 》是以张爱玲的六姑奶奶，也就是祖母李菊耦的妹妹【 任家 】的故事为底本的，另外《 茉莉香片 》则活脱脱是上海张爱玲的家，主人公聂传庆就是张子静【 当然也有张爱玲的投影 】。张爱玲似乎并不忌讳道出小说的来历。
学者余斌认为：“张爱玲不是天马行空型的作家，其写作常需有所依凭，她的个人经验其实很有限，唯如此，她总是最大限度地充分加以利用，这里的经验有些是亲历，有些得自亲朋，有些得自书面材料，要在具有某种直接性，与己可产生某种关联……《 色?戒 》故事与她的关系看似远得多，但故事发生于她最活跃的那一时空，背景、气氛她自能有一种奇异的感知，间接里也就存着某种直接。对她这种孜孜于传达‘事实的金石声’的作家，这样的故事如没有原型，才是怪事。在此原型之重要，在于她可借此生动地延伸想象，曲尽其妙地达到生活的逼真性。”【 余斌《 〈 色?戒 〉考 》，《 万象 》杂志，2005年9月】
《 色?戒 》的“本事”，被指向一九三九年底郑苹如刺杀丁默村事件，当年在上海沦陷区是“遐迩喧腾”的大事，但那时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念书，有可能根本未曾听闻。那她的材料，得之何处呢？香港学者兼影评家陈辉扬在其《 梦影录 》一书中，就提出：“我一直认为《 色?戒 》的材料来自胡兰成，因为易先生和王佳芝的故事，是根据郑苹如谋刺丁默村一案而写成的。其中种种细节，只有深知汪精卫政府内情的人才能为张爱玲细说始末。”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平常百姓”是无法得知“敌伪特务斗争内幕”的，但因后来她与胡兰成的关系不是夫妻而胜似夫妻，两人相处的日子里，以胡兰成的话说常是“连朝语不息”，当然这其中，绝不可能只是谈文论艺，像郑苹如“刺丁案”，这种爆炸性且具有香艳性话题，胡兰成自会向张爱玲说起，加之他曾是“魔窟七十六号”的座上宾，与李士群多有交往，更是位“内幕”的知情者，以胡兰成名士的个性，断无不卖弄此话题者。
一篇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色·戒》(6)
而张爱玲之拒绝承认这材料得之于胡兰成者，乃由于后来胡兰成对她感情的背叛，深深伤害到张爱玲，从此“胡兰成”三个字，似乎在张爱玲的记忆中清除。所谓“最是伤心终无言”，胡兰成对张爱玲的伤害，正如曼桢在《 半生缘 》中的感受——“不管别人对她怎么坏，就连她自己的姊姊，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世钧这样的使她伤心”。在当时张爱玲的心境恐怕是“不管别人对她怎么坏，就连她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胡兰成这样的使她伤心”。因此即使最亲近的友朋如宋淇者，都避谈胡兰成的事，在张爱玲面前，胡兰成是谈话的禁区。也因此张爱玲没提及材料得之于胡兰成，实不愿再触及情伤。另外若因提及胡兰成将会再度招致“汉奸”污名的攻讦，更是她深深引以为戒的。
而对于张爱玲强调的要将它“当小说读”，学者余斌有一番解读，他说：“《 传奇 》中人物均为普通人，张身边的人知道底细，固然对辨出‘真身’怀有浓厚兴趣，一般读者难于索隐其间的对应关系，即便能够对号入座，这索隐趣味也只是读小说的余兴，小说固还是小说。《 色?戒 》则不同，事关重大事件，对应关系太过明显，读者更容易买椟还珠，还原的兴趣超过其他，而一经还原，又以为作者底牌，尽在于此，终是将小说作了野史对待……《 色?戒 》与‘本事’之间的关系显然复杂得多，说面目全非也许夸张，至少就人物论，是面虽未革而已然洗心。抱负如此，用力如此，张爱玲当然希望读者专注小说本身，拒绝读者将《 色?戒 》‘还原’为野史、黑幕【 真正用心的作家谁不希望读者以自己所期待的方式对待自家作品 】，倘若由还原的冲动引出政治化的索引或对她个人隐情的究诘【 比如由易先生联想到胡兰成 】，则她更不能容忍。拒绝还原的办法有多种，彻底斩断小说与本事间的联系也许最干脆，是故张爱玲推得一干二净。”【 余斌《 〈色?戒〉考 》，《 万象 》杂志，2005年9月 】
由于题材的特殊，由于自身身份的敏感，由于曾被攻讦打压的过往，由于要重新解构原本是特工暗杀事件为男女情欲的“张爱玲式的戏码”，张爱玲大费周章地“改写”这个故事，一遍又一遍，“一点都不觉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七十六号”的两大魔头--丁默村与李士群(1)
“七十六号”的两大魔头——丁默村与李士群
提到“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就不能不知丁默村与李士群这两大魔头。丁默村，原名丁勒生，一九○三年生于湖南常德。其父略通文墨，以缝纫为生，兼装裱字画，家道小康。丁默村幼时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未能考入中学。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年轻气盛的丁默村只身前往十里洋场的上海闯荡。他积极参加青年学生运动，不久便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 即上海团小组 】取得了联系，并由施存统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春，丁默村被派往常德省立二师组建团组织，由丁默村自任组长。同年六月，团员发展到三十五人，小组扩大成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后来丁默村并担任团的书记。一九二三年四月，“执委会”再次改选，丁默村却失去书记一职，他在愤愤不平之下，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出走到上海，并在这一年叛离共产党而加入了国民党。
在上海丁默村先与叶开鑫创办了江南学院，并担任副院长。一九二六年丁默村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中统”前身 】办事员。一九三二年丁默村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小组长，在上海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就在此时他认识了李士群。
李士群，一九○五年生于浙江遂昌。幼年丧父，和妹妹靠母亲种田为生，李士群在高中读了一年多，不忍心母亲如此辛劳，听说上海遍地黄金，乃瞒着母亲借了二十元盘缠来到了上海，准备挣了钱给母亲享福。但最后却是饿倒在叶府门口。主人叶梦泽把他安排在书房里，负责往来的信件与整理书籍。叶家的掌上明珠叶吉卿，长李士群一岁，正读高三，却看上他。一九二三年叶吉卿高中毕业，考进大夏大学中文系。第二年李士群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就读，一般人说李士群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不确的，他压根儿也没拿过画笔。这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于一九○○年，地点在上海虹桥路，原先的学生都是日本派来的，为的是培养侵华的“中国通”。一九一九年成立中华学生部，开始招收中国学生。他们的目的是诱使中国青年迷日、亲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在这期间他因同宿舍方本人的引介而加入了共产党，并在一九二六年春转学到上海大学社会系。同年秋天与叶吉卿结婚。一九二七年四月抵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不久又转到位于西伯利亚小城的苏联特种警察学校，并在此时结识了同样来自中国的苏成德，以后数十年两人沆瀣一气，从共产党员到“中统”特务，再到汪伪特工，都纠合在一起，这是后话。
一九二九年春李士群回国后，共产党派他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在上海从事搜集情报的活动。但不久他却为公共租界工部巡捕房逮捕，为了怕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妻子叶吉卿找到恒丰钱庄的韩杰，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由季云卿通过巡捕房里的熟人，将他保释出来。后来他便向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从此李士群与青帮拉上关系。一九三○年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以上海为重，活动非常活跃，共产党组织屡遭破坏。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软硬兼施下，纷纷“自首”叛变。一九三二年，李士群又被“调查科”逮捕，他眼见地下斗争处境艰难，再加上自己贪生怕死及老婆不断地施压，就向国民党“自首”了。
“七十六号”的两大魔头--丁默村与李士群(2)
起初他被委派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他又奉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之命，与丁默村、唐惠民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 今凤阳路 】同春坊“新光书局”编辑《 社会新闻 》。该报纸是张四开报，三天一张，它专门无中生有地诬蔑诋毁共产党及进步人士。当年曾多次诬蔑诋毁鲁迅，相关资料收在鲁迅《 伪自由书?后记 》中。
李士群对于自己在“调查科”充当小角色，很是不甘心，于是他千方百计地与中共地下党联系上，谎称他的投敌是深入虎穴，并非叛变革命。地下党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于是给他一项除奸任务，要他干掉丁默村，因为丁默村叛党后，出卖组织和同志，恶贯满盈。但李士群却把此事密告丁默村，于是两人精心策划了一个“调包计”——杀时任“调查科”上海区区长的马绍武，以代替丁默村。
一九三三年秋的一个晚上，丁默村约马绍武、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等人，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 高等妓院 】打牌吃花酒。折腾至半夜，马绍武喝得醉眼蒙眬，在丁默村的陪同下，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这时，早已等候在外面的李士群便暗暗尾随上前，在马绍武肩上轻轻一拍，便有人向马绍武开枪，马绍武应声倒地，当场毙命，丁默村则佯作惊吓，拔腿飞奔而去。事情发生后，南京“调查科”电令上海区限期破案。不久，丁默村、李士群作为此一案件的重大嫌疑犯，一起被捕。丁默村因有“CC派”的高级干部、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的力保，很快就被释放了；而李士群因没有靠山，被押解到南京道署街“调查科”总部，饱尝了皮鞭、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等酷刑，险些送命。后经他老婆叶吉卿“赔了夫人又折财”的营救下，走通了“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门路，总算被释放，但仍然规定不得擅离南京。不久，李士群被指派为“调查科”编译股编译员、南京区侦查员。一九三三年底开始，他又担任“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从此，他郁郁不得志，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一九三四年“调查科”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同年蒋介石为了统一特务组织，在军事委员会内设“调查统计局”，丁默村当上了第三处【 邮电检查处 】处长，与戴笠【 军警处处长 】、徐恩曾【 党务处处长 】齐名。抗战前，丁默村一直在蒋介石手下任职，抗战开始后他曾在汉口奉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而由于戴笠对他的嫉妒，向蒋介石控告他贪污招待费，使他遭到追查。
抗战爆发后，不久，南京沦陷，李士群跑到汉口，眼见国军节节败退，他有了改换门庭的念头。正如他事后常常对部属所说的：“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一九三八年夏秋之交，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他职，“中统”改派李士群继任。李士群在领到特务费用后，就吞没了这笔款子，避开“中统”在广州一带布置的耳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海防，逃往香港。
而在同时“调查统计局”第一、三处遭撤销，丁默村失去职务，仅在军事委员会挂了少将参议的空名，他闷闷不乐，托词到昆明“养病”。
“七十六号”的两大魔头--丁默村与李士群(3)
逃到香港的李士群在日本女特务的陪同下，拜见了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觉得李士群在香港人生地疏，难以发挥作用，便把他介绍给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清水董三手下从事情报活动。李士群在清水的直接指使下，以上海住所大西路【 今延安西路 】六十七号为据点，开始为日本驻沪使馆搜集情报。
有了安全的住所，李士群开始利用金钱拉人入伙。“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宣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上海特别党部刘公坦等人一一被拉下水。李士群又通过章正范，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汪曼云是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的“学生”，在“军统”、“中统”特务中属于“兜得转”的人物。李士群认为搭上汪曼云，对自己的安全与活动十分有利。他曾对汪曼云说：“我投奔日本人，是因为过去“中统”对我手段太辣，要借此报复一下，出出气；同时，也因太穷，想在日本人那里骗上二十万元，然后滑脚溜走，并不想长干，希望老兄能了解我的苦衷，如有对我不谅解的人，请代为解释，能照应的地方，望多多照应。”汪曼云则认为租界已成为“孤岛”，万一自己有个闪失，有李士群这条通向日本的路子，不失是一条退路，因此也乐于与李士群来往。之后，李士群用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一份名为《 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 》材料做引子，又通过汪曼云讨好杜月笙并挂上了钩。从此，李士群大胆在上海滩广罗地痞流氓，充作他从事特务活动的基本队伍。
不久，清水董三试图让李士群把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来配合汪伪的“和平运动”。李士群知道凭自己的声望、地位，是难以拉起一支有力的队伍的。搞特工行动，必须有一批富有特工经验的骨干。于是，他想到了老上司丁默村，他在清水董三的面前，极力吹捧丁默村在“中统”的地位、才能及其声望是如何了得，表示愿意让他坐第一把交椅，而自己副之。在取得日本方面的同意后，李士群便派丁默村的湖南同乡，“中统”特务翦建午专程到昆明相邀，并许丁默村做前台“经理”。处于失意中的丁默村，李士群的邀约正中下怀，欣然应允，遂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回到上海。
一九三九年二月初，在东体育会路七号“重光堂”的客厅里，在清水董三的引荐下，丁默村、李士群在这里拜会了日本“反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会见时，丁默村大谈如何消除蓝衣社的恐怖威胁，如何建立一支庞大的特工队伍，并请求给予援助。土肥原对丁默村的计划极感兴趣。第二天，派其助手晴气庆胤来到丁默村的住所，进一步了解情况。一见面丁默村就拿出了一份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所列范围包括：一、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其下属十个党部和各学校、各团体、各工会中的特别党部；二、青年抗日会、妇女抗日会、人民阵线等；三、指挥上海周围游击队的机关——江南游击总司令部；四、国民党的主要特工组织蓝衣社、CC团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并对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力量及经费来源等作了详细说明。这些机密情报资料，是当时日本方面根本无法搜集到的，因此晴气庆胤如获至宝，惊喜万分。丁默村乘机又拿出了一份由李士群、叶吉卿编写的《 上海特工计划 》。这份计划以获取日本经费、武器为前提，详细写明了这个特工组织的方针、工作要领、组织机构、工作据点的设置、行动队的组成、经费的使用、兵器的保管和修理、反谍报的方法以及内部纪律维护等等。当天晚上晴气庆胤根据土肥原的命令，直飞东京，向大本营请示。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对此极为重视。
“七十六号”的两大魔头--丁默村与李士群(4)
当时影佐祯昭正在策划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运动”，这个运动将以上海为中心。于是稳定上海的局势，镇压人民的抗日风潮，制止国民党特务的恐怖行动，便成为他整个计划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因此影佐祯昭极力主张将此作为“汪工作”的一部分来考虑。由于影佐祯昭的大力吹嘘，丁、李的计划在日本大本营内获得好评。三天后，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给晴气庆胤下达了《 援助丁默村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 》，具体的要求有：一、制止在租界进行的反日活动，但注意不要和工部局发生摩擦；二、不得逮捕和日本有关系的中国人；三、与汪兆铭【 汪精卫 】和平运动合流；四、三月份以后，每月给予经费三十万日元，并给予彼等手枪五百支、子弹五万发及五百公斤炸药。从此上海特工部正式成立，由丁默村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直属日本大本营领导。地址设在上海大西路六十七号。同年八月，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成立，这个组织又划归“梅机关”指挥。
丁默村的特工组织建立后，立即招兵买马。一些臭味相投的党棍、恶霸、地痞流氓、失意政客、军人，纷至沓来。丁默村尽管地位较高，又具有特工才能，然因工作环境和条件所限，要想成为大气候，还是不易。而在当时，汪精卫发表的“艳电”已明显表露出投日的决心，因此经汪曼云的建议，丁默村决定与汪精卫合流，如此一来马上水涨船高。但是丁默村当年在陈立夫、陈果夫CC派编辑《 社会新闻 》时，曾对以汪精卫为头子的“改组派”破口大骂过，双方历史成见很深，因此与汪精卫联系，对丁默村、李士群而言可说是一道难题。正巧汪曼云要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丁默村就托他途经香港时把一千元交给周佛海。几天后汪曼云在香港亲自将丁默村的信交给了周佛海，并详细介绍了丁默村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周佛海听了非常吃惊，便说：“默村既有信来，我可以见他一面。”就这样几经周折，丁、汪联系渠道终于沟通了。而此时汪精卫正在用人之际，经周佛海出面说合，又见这批人是按日本方面的意见前来投靠的，也就同意接纳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日本方面授意丁默村、李士群前去拜见，并正式商谈彼此合作的条件。丁、李两人提出的条件是：汪精卫需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十月以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如果新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等几个席位。条件之苛，使汪精卫不知所措。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最后答应说：“很高兴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大佐会谈，不会不如意。但是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兼任也是有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因此，可以从内政部中把警察行政分离开来，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好了。”接着汪精卫又圆滑地许诺：“八月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双方满意拍板成交，丁、李二人还向汪精卫表示了“愿用性命打赌，定不辜负期望”的誓言。由此，汪精卫的警卫工作，由李士群、丁默村全权负责保卫。随着特工组织人数的增加，大西路六十七号已不敷使用，于是丁默村等人把总部搬进了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从此“七十六号”便作为“汪伪特工总部”的代名词，出现在上海。
“七十六号”的两大魔头--丁默村与李士群(5)
丁默村自拉起特工队伍开始，就在上海展开了破坏抗战、残害人民的反革命勾当。为了压制上海的抗日舆论，迫害抗日爱国志士，他接二连三地制造了许多血案，阴险毒辣，手段残忍。他们疯狂镇压、严格控制有抗战舆论的报刊的发行，规定发行前先要接受日伪检查，发现有“问题”即令停刊。但是上海租界仍有《 译报 》《 导报 》和《 文汇报 》等报刊，借外国人名义发行，宣传抗战，揭露敌伪阴谋。丁默村、李士群便指使暴徒用恐吓信、下通缉令、列黑名单、丢炸弹，或者重金收买、绑架暗杀报人等手段，对几家报刊进行破坏和打击，迫使停刊，并公开威胁说：“如果发现有反汪拥共反和平之记载，无论是否中央社之稿件，均认为台端为共党之爪牙，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绝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当时《 大美晚报 》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光，不怕威胁恐吓，公开在报上以决死的精神谴责“七十六号”汉奸的嘴脸，结果被暗杀了。《 大美晚报 》为此刊登致汪精卫的公开信，对朱惺光的遇害表示义愤，结果“七十六号”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该报的总经理、总编、记者、编辑等先后都杀掉。
烟、赌、毒更是特务们重要的生财之道，“七十六号”指令吴四宝负责，将所有赌台纳入“七十六号”的势力范围。吴四宝规定，所有赌台需到他那里登记，每月缴纳“孝敬费”，并派小特务到各赌台充当保镖，监督营业状况。结果赌台养肥了丁默村、李士群以及吴四宝等大小特务。据统计，当时受其毒害者多达五十多万人，倾家荡产的在四千多户以上。总之，丁、李等汪伪特工，除了为汪伪“和平运动”、“国府还都”等充当打手外，还越出政治斗争的轨道，举凡绑架勒索、栽赃陷害、贿赂舞弊，以至于烟、赌、毒，只要有利可图，无所不为，搞得人心惶惶，上海百姓闻之色变，咬牙切齿地痛恨。
一山难容二虎--丁、李的反目成仇(1)
丁默村与李士群的结合，完全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一俟利害发生冲突，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相互斗争的局面。当初李士群找丁默村来做前台“经理”时，无非是想利用丁默村过去在“中统”特务圈里的地位和声望，然而自从与汪精卫集团合流后，没想到原本该归自己做的大官，全给丁默村揽去，李士群有点悔不当初，但一时又不能翻过脸来，把丁默村赶走。而丁默村原本就是个阴险毒辣、心地狭窄、野心更大的人，他自认已经搭上汪精卫这条“大船”，再也不甘心做李士群的傀儡，他处处以老大自居，想“鹊巢鸠占”，独揽特工大权，这可让李士群咽不下这口“鸟气”。
在汪伪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成立时，丁默村就提出在委员会内设八处，把特工权力集中到委员会，由周佛海领虚衔，而由他自己掌权。这个计划后来被李士群识破，他紧抓不放，结果特务委员会之下仅设了个总务处，权力仍握在特工总部手中，丁默村的计划并未实现。特工总部成立后，丁默村又极力扩张自己的人马，当时许多头面人物，都是通过丁默村所主持的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的关系进来的，他们心目中只有丁默村，而没有李士群。而且很多人在当年的地位就远高过李士群，他们根本看不起这个当年的小特务。这一切，使得李士群对丁默村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外，“七十六号”成为汪伪集团的正式特工机关后，经费不再由李士群从日本特务机关领取，而是由汪伪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拨给，经济大权旁落到丁默村手中，他不时对李士群掣肘，使得李士群既眼红又痛恨，两人的心结日益加深。
丁、李斗争的第一回合是关于唐惠民事件。唐惠民是“七十六号”中，仅次于丁默村与李士群的第三号人物。唐惠民在丁、李之间，与丁默村感情较为深厚，而且他原在“中统”地位也比李士群高，因此在两人的争斗中，唐惠民自然地倾向丁默村。汪伪国民党“六大”后，丁默村身兼“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主任、伪中央社会部部长、伪中央肃清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要职，权倾一时。他安排唐惠民和李士群同任“七十六号”的副主任，其目的在借唐惠民来牵制李士群，免得李士群与自己平起平坐。李士群当然知道此中利害，心虽不满，却隐忍不发。当“七十六号”要成立“南京区”时，李士群便以强调其重要性，要将唐惠民调走，让丁默村在上海孤立无援；而丁默村认为让唐惠民先把“南京区”抓到手里，届时李士群根本插不上手；唐惠民则乐得天高皇帝远，占山为王。只不过他却胆大包天，竟秘密接上“中统”特务的老关系，想两面获利。他不仅利用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的电台，与重庆的“中统”总部交换情报，甚至还在南京为“中统”招兵买马，办起特务训练班，替“中统”培养特务骨干。唐惠民的一举一动，完全为李士群所侦知，李士群为彻底砍掉这丁默村的左右手，当他搜集好唐惠民的所有背叛的证据之后，便向丁默村摊牌，他要“杀鸡儆猴”。
于是在“七十六号”的保密室里，李士群抖着一沓机密情报，对着丁默村说：“惠民如此胡来，处座您看，我们怎么向汪先生和日本人交代？”丁默村完全处于劣势，他沉默片刻后讷讷地说：“既然证据都在李兄手里，还有什么可说？就公事公办吧！”“处座有所不知，公事公办，对处座面子过不去，因此才请商量一个万全之策。”李士群这时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丁默村只得一切依李士群的建议，先把唐惠民骗回上海再说，于是以丁默村的名义，发出密电：“绝密。惠民兄见电立即来沪。默。”唐惠民见丁默村找他，不疑有他，立即到了上海。“七十六号”的特工在北站“迎接”他，将他带往北四川路的新亚酒店软禁起来。
一山难容二虎--丁、李的反目成仇(2)
当唐惠民被软禁之后，李士群就再也不买丁默村的账了。他在会议上严肃地说：“惠民虽是处座的至交，也和士群共事多年，但目前此事非同小可，大家都会惹来杀身之祸！唯今之计，只好如实报告影佐和晴气，将惠民判处死刑，立即枪决！”丁默村知道这是李士群的杀手锏，是冲着他来的，但他在此时又不能公开保唐。后来还是汪曼云出来打圆场：“要说惠民的作为，枪毙也不过分。无奈大家都是生死之交，出山兄弟，就请士群兄不要做绝了，至少给处座留点回旋的余地。我看是不是这样：将惠民在“七十六号”削职软禁，永不录用，留他一条性命，也不枉共事一场。至于汪先生和日本人处，就更不能说了，家丑不能外扬呀！”李士群原本就没有要杀唐惠民的意思，于是他见好就收，他爽朗地说：“曼云兄不愧大才，说得对极！就照您讲的办，处座您看如何？”丁默村感到仿佛给人狠狠掴了一记耳光，他回答道：“我不便发言，我没有意见。”于是唐惠民在关押几个月之后，便投向李士群的怀抱了。丁默村经此事件后，锐气顿时大减，相对的李士群的势力却大大提升了。
丁、李争斗的第二回合，是关于张小通事件。张小通原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党皇帝”吴开先手下的一员大将，曾担任过上海特别市党部“中统”室主任。与丁默村义结金兰，有八拜之交。一九三九年夏，张小通与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原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科主任黄香谷暗中接洽投靠汪精卫，不料被刚刚到达上海的吴开先发现而制止。但李士群等人认为，张小通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内专搞特工的人物，非得拉进“七十六号”不可，他们根据黄香谷提供的线索，逮捕了张小通，由苏成德、马啸天进行审讯，要他参加“七十六号”，并交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组织名单。张小通的昔日老友和同事汪曼云、蔡洪田闻讯，急忙拿着丁默村的条子来看望张小通，并请李士群手下留情。李士群原本打算放张小通一马的，却没想到丁默村派人来救援、求情，反被激怒了。他心想张小通既是党棍又是“中统”特务，放了他，势必跟着丁默村跑，不是让丁默村如虎添翼吗？但又没有借口杀他，于是派人将张小通秘密押往南京。一方面叫汪曼云告诉丁默村说：“一切放心。处座的人，就是我的人。张小通正在南京好好休养呢。”一方面要苏成德执行死刑密令：灌以放满砒霜的毒酒，再将尸体砍成数段，放入坛中，倒入硝镪水，以毁尸灭迹。事成之后，苏成德给上海来了个急电：“张小通越狱潜逃，现正严缉中。”丁默村又再一次栽在李士群的手中。
丁、李交锋最精彩的是郑苹如暗杀丁默村事件。“中统”用美人计要杀丁默村；而李士群将计就计跟踪破案，使得丁部长颜面尽失、丑态百出，终至退出汪伪特工的舞台。这也是张爱玲小说《 色?戒 》的“本事”，我们将在专章讨论。
丁、李争斗的第四回合，是关于争夺警政部长的席位。一九四○年初汪伪“还都”的前夕，围绕着警政部长的席位，丁、李的冲突发展到最高峰。根据一九三九年五月丁、李与汪精卫的约定，汪伪的“警政部长”一职，由“七十六号”头目担任。汪精卫原先内定丁默村担任部长，李士群担任政务次长。丁默村得意洋洋，以为自己既是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又兼汪伪行政院警政部长，集民运、特务、警察三位于一体，可以完全压倒李士群了。但李士群并不甘示弱，他先挤掉了丁默村的特工总部主任一职，接着又公开反对丁默村兼任伪警政部长，要求由他自己担任此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一九四○年二月中旬，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丁、李之争“烦恼异常”。他哀叹：“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一周来为人事问题，尝尽人生未有之痛苦，前途茫茫，更不知如何收拾！”可见双方争夺之激烈了。
一山难容二虎--丁、李的反目成仇(3)
李士群在这场争夺战之中，巧妙地利用汪伪政权内部实力派周佛海与丁默村之间的矛盾，向周表示效忠，一度成为周佛海左右的红人，除了得到周佛海的支持外，主要还由于李士群与日本人的关系远比丁默村来得深，他得到了“梅机关”的实力人物晴气庆胤的全力支持。一九三九年底，在晴气的引线安排下，李士群曾偕同亲信夏仲明，到日本东京活动，取得日本参谋本部对他全力支持的保证。因此在“还都”南京的前夕，李士群提着枪跑到“梅机关”，气呼呼地对晴气说：“老子不干了。‘还都’我吃了老丁的大亏！什么好处也没捞到，还要我给他当次长，我不干。你们去‘还都’吧，我不‘还’了。”晴气怕李士群乱来，小心地问：“那为什么不干呢？”李士群越发生气地说：“我干的这一行，人人厌恶，不仅重庆反对我，和平地区的老百姓反对我，我们政府里的人也反对我，乃至你们日本人同样也会反对我。因为我这个工作是恶性的，任何人不会同情我，我今后在政治上将始终受人排挤，没有前途，我何必再干呢？”日本人担心李士群耍出花样，东京参谋本部出面，向李士群保证全力支持。汪伪内部也普遍担心，李士群闹到最后将“敲破狗食盘，大家吃不成”。于是决定由周佛海兼任警政部长，李士群任次长。这其实是在暗中帮助李士群，因为不久之后，周佛海就辞去警政部长的兼职，而李士群则被扶正了。从此之后，丁默村也完全被架空，完全被排挤出特工总部。“七十六号”成了李士群的天下。
一九四一年五月，汪伪清乡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由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执掌实际权力。李士群利用“清乡”的机会，使特工势力获得了大发展，势力范围由上海、南京，推向整个汪伪政权管辖区，并把它的触角伸向汪伪政权基层的各个角落。但也由于李士群“权高震主”，在日本侵略者面前逐渐失宠，而又与周佛海之间矛盾激化，使得周佛海想除之而后快。一九四三年夏天，重庆军统局给予重庆政府保持秘密联系的周佛海下达了“除奸令”，要他想方法杀掉李士群。
根据军统局的“除奸令”，周佛海一伙拟定了杀害李士群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利用日本侵略者和李士群之间的矛盾杀掉他；“中策”是利用李士群与其他汉奸的内讧除掉他；“下策”是由“军统”特务去执行狙击。经过反复比较利弊，军统局决定采用“上策”，借日本侵略者之手除掉李士群。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晚，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刚村借口调解李士群与熊剑东的矛盾，约他们两人同到外白渡桥百老汇大楼【 今上海大厦 】谈话。席间李士群误吃了他们早先已下毒的牛肉饼，第三天下午五时，终于毒发毙命，死时才三十八岁。
而丁默村在被迫退出“七十六号”后，在周佛海与李士群冲突日益尖锐时，在周佛海的拉拢下，他表示要跟定周佛海；但就在这同一时刻，他又偷偷向“公馆派”靠拢，将从周佛海处获悉的一些秘密，包括毒毙李士群的情况，向汪精卫告密，取得汪精卫的信任。所以汪精卫死后，他便自然得到陈公博的信任，被委以重任。一九四五年一月，他兼任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五月又调任伪浙江省省长、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驻杭绥靖公署主任、浙江省保安司令等职。在抗战后期，丁默村转而投靠“军统”，与戴笠建立了联系；在任伪浙江省省长期间，又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信使往返不绝。他通过戴笠和顾祝同，向国民党政府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因此日本一投降，他立即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浙江军事专员。
一山难容二虎--丁、李的反目成仇(4)
据金雄白在《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书中的记载：
因为默村与戴笠之间，过去有着同僚共事之谊，当时亦早已暗通声气，所以在胜利前不久，竟得由“交通部长”而出任“浙江省长”，为佛海布置策应大反攻的一个前哨环节……而胜利来临，戴笠飞沪以后，丁与其数度接洽，戴笠极尽其抚慰之能事，默村以为有此奥援，或可茍全性命。故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周佛海专机送渝时，默村受戴之邀，欣然随机同往，也一起做着重庆的土桥特客。也许戴笠之死，对他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以后又解送南京，受首都高等法院审判，初审判处死刑，覆判仍加核准。本来那时的法官要表示出他们的大义凛然，以苛刻为能事，判刑之前，庭上的呼叱讥讽，司空见惯，而首都高院中，以推事金世鼎尤为凶辣，狱囚为其恭上徽号曰“金剥皮”。如默村的曾为汪政权特工首领，又何能逃其必死的命运？他在老虎桥狱中被判处死刑以后，一直就沮丧、焦虑，悬悬于朝夕的被拖出执行。在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五日的正午，终于到了他毙命的日期。那天法警去提他时，他已知道了是执行的时候到了，面色立刻惨白得了无一丝血色，两腿也瘫软得已不能行走。由两个法警左右夹持着他的双臂，挟着他提出狱门，迨行至二门时已经神志模糊，知觉尽失。所以他在法庭上无遗言，也无遗书，就匆匆送赴刑场枪决。
金雄白对此情景，曾感慨地说：“平时以杀人为业者，至一旦被人所杀时，反而惊惶失措，丑态百出。上海既有‘黄道会’的常玉清，而南京又有特工领袖丁默村。”
一个不寻常的女人--郑苹如(1)
当年《 良友 》画报的主编之一马国亮先生在二○○二年出版的回忆录《 良友忆旧—— 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 》一书中的《 不寻常的封面女郎 》一节中，这样写着：
有侵略，就有反侵略，有汉奸，就有反汉奸。刊登“卢沟桥事变”的一百三十期的《 良友 》，其封面也与过去各期封面一样，是一位小姐的半身像。但这位小姐不是一位平凡的女性。正因为这样，她不让我们在该期的目录上，写出她的全名，只写了“郑女士”三字。直到好几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她是一个轰轰烈烈，献身抗敌的爱国烈士。她的全名是郑苹如。那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以武力蚕食我国的同时，也在掠夺到的地方树立伪政权，施行以华治华的狡狯伎俩。为挫败敌人的阴谋，为使为虎作伥的败类丧胆，郑苹如就是我方执行这一任务的工作人员之一。她原是我国法院的一个法官的女儿，家住上海旧称法租界的万宜坊。当时她打入一个汉奸集团，准备执行上级的计划，为国除奸。不料事机不密，被日军拘捕，终以身殉，为国牺牲。我们刊登这封面时并不知情。只在全面抗战军兴以后才略有所闻。已故中国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和郑苹如的父亲是素识，曾亲口谈过此事。在以后的年月中，《 良友 》也没机会表扬这位壮烈殉难的中华儿女。事隔五十年的今天，我认为仍应该把她的英勇行为告诉我们过去的读者，并表示我们对她的敬意。
郑苹如，浙江兰溪人，一九一八年生。父亲郑钺，又名英伯，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加入了同盟会，可说是国民党的元老。他在东京时结识了日本名门闺秀的木村花子，花子对中国革命颇为同情，两人结婚后花子随着丈夫回到中国，改名为郑华君。他们先后育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第二个女儿，从小聪明过人，善解人意，又跟着母亲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她有一个哥哥叫南阳，是学医的，一个妹妹模样儿生得和她差不多，也爱好修饰，举止浪漫，有人便把她俩叫做郑家的一对姊妹花。而郑钺在回国后，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还担任过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他与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弟，“中统”特务陈宝骅关系甚密，交往频繁。因之不仅郑钺做了陈宝骅工作上的帮手，郑南阳与郑苹如兄妹，也做了陈宝骅的朋友。由于陈宝骅的关系，郑苹如成了“中统”的女情报员。
抗战发生后，郑苹如毅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后，因她自身的优越条件【 社会关系和良好的日语能力 】，她担任了抗日的地下工作，加入“中统”，这时她只有十九岁。花样年华，风姿绰约的她，是上海滩有名的美人，当时全中国最为畅销、最有影响力的画报——《 良友 》画报，在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百三十期就以她为封面女郎。她的名媛身份可能是间谍工作的一种掩护。
据说她是一位极为优秀的情报员，她凭借母亲的关系，周旋于日寇的高级官佐中，她曾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继而又通过早水的介绍，结识了近卫文麿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麿，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金井武夫等人，她探听到汪精卫“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可惜政府起先并未重视，直到汪精卫逃出重庆投敌后，方知郑苹如早已掌握此情报。学者罗久蓉亦提到，一九三八年一月淞沪战争爆发后近卫文隆来到中国，任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不知如何认识了郑苹如，二人经常在赛马场与静安寺路一带夜总会流连忘返。某日清晨，宿舍管理人员突然发现近卫文隆彻夜未归，疑恐遭人绑架。沪西日本宪兵队闻讯后，十分紧张，四处寻找，最后发现他前晚与郑苹如夜宿友人家中。不久之后，近卫文隆即因此被父亲召回东京。
一个不寻常的女人--郑苹如(2)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丁默村从昆明逃往上海日占区，组建了汪伪政权的特务机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自任主任，与国民党的“军统”对抗。因为丁默村是国民党特务出身，对“中统”与“军统”的内部机构及活动规律一清二楚，因此在特工战中，“中统”与“军统”常常遭到致命的打击。重庆的国民党当局命令其特务机关抓紧时间，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丁默村。
郑苹如在民光中学读书时，丁默村曾当过这个中学的校长，因此有师生之谊。丁默村对自己的学生、貌若天仙的郑苹如十分信任。这个老色鬼以为郑苹如是贪图他现在的权势，愈发得意，在她身上花钱如流水，事事依从，形影难分。他哪知道这个貌似涉世不深、恃宠成骄、贪图金钱的妙龄少女正把自己引向“中统”特务的枪口。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默村去沪西一个朋友处赴宴，打电话约了郑苹如。“中统”特务立即做好了中途截杀丁默村的计划。郑苹如这天特意打扮得花枝招展、浓香袭人，更引得丁默村神魂颠倒。当郑苹如在宴后提出去买大衣的要求后，丁默村立即用自己的小轿车带上郑苹如直奔西伯利亚皮货店。丁默村这天连一个警卫都没带，只有一个司机还候在车内。“中统”的便衣特务一见目标出现，立即向皮货店靠拢。丁默村并非笨蛋，他时时都在提防会有人暗算自己，因为自己欠下的血债太多。突然他从店内的玻璃镜内观察到有几个可疑的人正向自己靠近，立即知道陷入伏击圈了。老奸巨猾的丁默村放开怀中的郑苹如，让她自己挑衣服，自己叼上一根香烟，借掏火之机掏出一大把钞票，撒得满地都是，对她说：“你自己捡吧。”说完，丁默村猛拉开店门冲了出去。郑苹如惊了一下，随即收住要跨出去的脚：预伏的“中统”局人员要开枪了。“中统”的特务未料到丁默村会一个人冲出来，待辨认确实后立即开枪射击，丁默村已经钻进自己的那辆防弹汽车里去了。司机一见丁默村冲来，知道事情有变，立即发动了引擎，待丁默村一进来就加大油门如箭出弦般地飞奔而去。
“中统”的美人计未能杀死丁默村，却把郑苹如给暴露了。尽管郑苹如在电话里称丁是因为从事“和平运动”而遭重庆政府的暗算，自己邀其买皮衣给了别人可乘之机，而事情与她确实无关。丁默村虽然已明知郑苹如是“中统”特务，可这个老色鬼仍舍不得让他的政敌李士群去杀郑苹如，只怨自己没有小心防范，因此当郑苹如打电话来要钱花时，他马上又派人给送去了几百。郑苹如收到钱后以为丁默村确实没有怀疑，以为自己的色相已经迷住了丁，决定深入“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去进一步对丁默村下手。
郑苹如为了安全起见，找到了熟悉的日本宪兵分队长一同去“七十六号”。她以为有沪西宪兵队的这个“小太上皇”同行，“七十六号”即使怀疑也不便于抓她。其实郑苹如错了，丁默村和郑苹如的电话全被李士群监听了。当李士群得知郑苹如在日本宪兵分队长的陪同下来看丁默村，立即请驻“七十六号”的日本宪兵头头涩谷准尉叫出那个沪西的宪兵分队长，告知以实情，接着特务们逮捕了郑苹如。丁默村原不想杀郑苹如，他只想杀杀郑的气焰后收为己有——丁默村确实太迷恋这少女的色相了。在审讯的过程中，郑苹如也声称自己不是“重庆的人”，“丁默村与我相好后，又别有所恋，我实不甘心，就用钱请人来打他”。言语之中把一个政治暗杀说成是男女之间的争风吃醋。而一批与这件案子无关系的女人，如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以及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等却一致主张非杀郑苹如不可。一九四○年二月，李士群瞒着丁默村，下令杀害了郑苹如，秘密处决于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连中三枪，时年二十三岁。
一个不寻常的女人--郑苹如(3)
郑苹如被枪决后，据说重庆中统局为她开了一个追悼会，也就算了。直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审讯汉奸，她的家人向法院鸣冤控诉，“刺丁案”再度流传开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郑苹如之母郑华君为丁默村杀害郑苹如致函首都高等法院云：
为凭借敌势残害忠良、诉请严予处刑以彰国法事。窃氏先夫郑钺，清末留学东瀛，加入同盟，追随国父及于右任院长，奔走革命有年。辛亥、癸丑两役，先夫皆躬与其事。民国二十四年授命上海高二分院首席检察官，七七事变猝发，先夫悲愤万状，沪淞沦陷即杜门谢客，而敌伪深知其为人望，欲借以为号召，对之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先夫大义凛然，矢志靡他，亟以雪耻救国谆谆教导子女。子曰海澄，投笔从戎，效力空军，与敌周旋之后竟尔成仁，完成其报国素志，女曰苹如，由上海法政学院毕业，爱国之志胜于须眉，二十六年承嵇希宗介绍，加入中央调查统计局工作，以获取敌伪情报及破坏工作为天职。丁逆默村、李逆士群均在沪西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组织伪特工总部，丁逆担任主任伪职，专以捕戮我方爱国同志、献媚日敌为事。熊剑东曾为丁逆逮捕，熊妻与苹如共同设法营救。苹如前肄业民光中学，时丁逆适长是校，苹如借此关系，故得对丁逆虚与委蛇，冀从中获取便利。由是探悉前高二分院郁华庭长、前一特地院钱鸿业庭长之被暗杀，皆由丁逆为厉之阶，盖欲破坏我方在沪整个法院也。该逆向苹如曰：汝父任高二分院首席检察官，亟宜参加和运，若不识时务，勿谓七十六号无人，行将夺取汝父生命云云。苹如闻之愤不可遏，当诉由先夫以情密陈司法院在案。苹如于二十八年奉中统局密令，饬将丁逆置诸重典，遂与嵇希宗及郑杉等暗中会商，决议由苹如以购办皮大衣为由，诱令丁逆同往静安寺路戈登路口西伯利亚皮货店，并于附近伏戎以待。苹如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后五时许将丁逆诱到该处，某同志即开枪向之射击，惜乎手术欠精，未能命中，当被遁逸。丁逆由是痛恨苹如，欲得而甘心焉。卒于是月二十六日将苹如捕去，更有丁逆之妻及其他某某两巨奸之妻亦参与逆谋，极力主张应致苹如死命，苹如遂及于难……
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位杭州的张振华读者致函《 大同报 》提供一些数据，他说，杀害郑苹如女士是在民国二十八年冬，其时丁默村任苏浙皖肃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正主任委员是周佛海 】，兼特工总部部长【 伪维新政府亦有番号，类同之苏浙皖绥靖委员会，部长为任援道 】。肃委会下分四路，番号是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第一路司令王天木，第二路司令何行健【 在好莱坞舞厅被刺 】，第三路司令田会林，第四路司令林之江。郑女士乃林之江由沪西舞厅绑回，出动汽车四辆，特务人员二十余人，均备有德国自来得手枪。绑回后并不动刑，审问数次，最后由丁默村亲自审问。据说丁逆与郑女士尚有师生之谊，此次系郑女士指挥地下工作同志数人，行刺丁逆未成被捕。在沪西忆定盘路三十七号软禁一月左右，林之江色性天成，竟思污辱郑女士未成【 林之江亦欲郑女反抗中央 】。郑女士之死全系丁逆主动，张振华信中云：
当时己身行动不自由皆系谎言。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周佛海不过挂个空衔而已，生死权皆操于丁默村之手。后因郑女士不肯妥协，丁默村命令林之江执行郑女士之死刑。刑场在徐家汇过火车站之荒野地方，其时林之江之卫士不忍下手，命中要害后，由林之江亲自射击三发，一中胸部，二中头部，方始毙命。死时穿着金红色之羊毛内衣，外披马皮大衣，胸前挂有金链及一鸡心金质之照片，大衣及金链等物归林之江取去，提出三百元作为公积金。此一代可敬可佩之郑女士，被丁默村一纸命令而致香殒玉消。今审奸工作尚未完成，特提出一点数据，作为参考。文字之拙劣，在所不计，聊代郑女士一伸奇冤，并加丁默村之罪也。
一个不寻常的女人--郑苹如(4)
丁默村本人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的补充答辩书以郑苹如为日人所杀为自己辩护：
关于郑苹如女士被害一节，以被告所知乃敌寇所为。缘郑母系日人，郑在日生长，日语极佳，日友极多，日籍密友亦不少。郑于民国二十四五年即为敌寇做情报工作，常奔走于上海虹口日人区域，敌方亦视郑女士为半个日本人。二十八年冬，其日友有数人以共产党嫌疑被敌寇逮捕，涉及郑女士，旋又发觉郑女士有暗通中央之嫌。敌寇以郑女士为日方情报员，竟与我中央及共产党同时有关，痛恨异常，故压迫郑母将郑女交出，架往虹口禁闭。郑之密友，日人花水等均被敌方拘押严办。以上情形，被告于事后由敌寇方面陆续闻知，且当时敌寇气焰高涨，郑母既为日人，郑本人又与敌方关系深切，被告有何力量敢捋虎须？倘非敌寇下手，郑女士何致被捕？倘系被告所害，郑母当时必对敌寇控诉，安能迟至今日？况被告当时方被李士群劫持，何能加害他人？故郑女士之被害显系敌寇下其毒手，被告绝对无关……
这是丁默村在面临谋杀爱国志士的严重指控时，为自己脱罪之词。
不过丁默村不能否认他和郑苹如的特殊关系。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的审判笔录中，有一段涉及郑苹如被害事。审判长朗读李士群妻叶吉卿与吴四宝妻畲爱珍【 此人后来在日本嫁给胡兰成 】的口供【 两人都说未参与处死郑苹如 】，然后问丁默村：“你有何话说？”丁答：“吴妻畲爱珍及李士群老婆都说没有，而且郑苹如为人道德很坏，被告不愿说。”问：“女孩子为国家做特工当然是要牺牲自己贞操的，你陪她买大衣是事实吧！”答：“我没有陪她。”法官的冷峻，丁默村的倒打一耙，都是上好的小说材料。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最高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丁默村死刑。判决书中详列丁之罪状，包括“主使戕害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及前江苏高二法院庭长郁华与参加中统局工作之郑苹如”。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被枪毙了。
而郑苹如的父亲郑钺因不愿以出任伪职而保释女儿，一病不起，于一九四一年初抱恨而终。郑苹如的另一位哥哥郑海澄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对日空战中牺牲。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郑华君女士，日本投降后迁台，由其三女公子静芝奉养，甚尽孝道。一九六六年以八十高龄病逝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