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玄宫殿洞开之谜

第一章：周恩来的抉择

第二章：穿过历史的迷雾

第三章：少年天子

第四章：追踪玄宫隧道

第五章：大厦崩溃

第六章：皇陵中的爱情

第七章：定陵之主

第八章：金刚墙谜洞

第九章：风流皇帝苦命妃

第十章：玄宫轰然洞开

第十一章：风雨下定陵

第十二章：棺床前的困惑

第十三章：女尸之谜

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 第

十五章：面对沉重的遗产

第十六章：大风起兮云飞扬

第十七章：海瑞与吴晗

第十八章：活着的与死去的

第十九章：在历史的档案里

第二十章：结束语 往事如烟（代跋）

关于定陵的序言

　　明定陵自1590年建成至今已四百余年。

　　四百余载沧桑岁月，使这座宏伟瑰丽的皇帝陵寝如同它那地下玄宫存放的青铜器一样，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绿锈。而陵墓主人那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更像一个谜团久久地困惑着无数学者、先哲至今为此争论不休：一个幼年极端聪颖并颇有大志的皇帝何以在刚刚步入黄金时期就为自己修筑陵墓？一个皇帝对一个女人的爱何以近四十年始终不渝，以至为她引起的“国本之争”，差点断送了大明江山？这个皇帝又何以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使大明帝国江河日下，几乎伴同他一起走进了坟墓？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被打开。陵墓是一座地下宫殿，全部用大块青白石砌成的拱券，有两层楼高、八十多公尺长。在后殿里放着三口一人多高的朱红色棺材，明朝第十三个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都躺在里面。尸体已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三百余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震惊、愕然、猜疑……这条被封锁了两年多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使各国考古界为之哗然，无数惊愕的目光骤然投向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与此同时，某些大国的科研情报部门，立即开动迅速运转的机器，用不同的手段和方式，探测着定陵洞开的隐密和出土文物的价值。

　　其间，最敏感的美联社率先作出反应——

　　这是中国自成立后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它从1956年5月开始动工，至1958年7月结束，为时两年零2个月。一切迹象表明，定陵的发掘是由一批实力雄厚、训练有素的专家完成的。据观察家分析，这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考古发掘，说明红色中国的考古学事业正在走向成熟……

　　定陵已经开放，似乎一切都不再是秘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我们步入古老幽深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复制的朱红色棺椁，仍觉一团团迷雾在心中升腾，冥冥之中似有一种声音在向世间诉说着什么，如泣如诉，如悲如哭。

　　当年出土的那三口用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朱漆棺椁原物安在？那三具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的尸体存放何处？那金光闪闪，囊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技术高峰的几百匹织锦珍品又在哪里？

　　迷雾又一次困惑了人们。

　　国外科学界睁大了眼睛密切注视着定陵发掘报告的诞生，希图从中得到破译的密码，获得难以预料的信息。

　　但，30年过去，中华大地上却没有一篇有关定陵发掘的学术性报告问世。这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望眼欲穿，如火的希望渐渐地变为灰烬。

　　终于，耐不住寂寞的人们开始用不同的形式探测这一“秘密”的起因，信函如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不解、恼怒、甚至出言不逊……一位香港的华人女科学家在信中愤然写道：“定陵发掘近三十年而不出一篇学术报告，如此巨大的时间间隔是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我真担心，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及祖宗留下的基业，会毁于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之手……”

　　巨石飞来，响声如雷，中国考古界却出奇地沉默。他们不能不表示沉默，又怎能不表示沉默？

　　面对异国他邦那一双双真诚、期待的眼睛，即使是一代考古巨匠夏鼐也无法解释和羞于诉说。定陵的发掘连接着久远的过去，交织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在他和他的弟子心中，当年那史诗般的伟大发掘，以及辉煌的荣光，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梦幻。萦绕在脑际的却是一曲棺椁毁弃，骨架被焚，发掘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苍凉挽歌……

　　3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历史给予我们的是定陵发掘见证人衰老病死的噩耗。当年首次倡议发掘并联名上书政务院的吴晗、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张苏以及参加指导发掘工作的郑振铎、夏鼐等文化巨匠俱已作古，即使是当年参加发掘的不到20岁的热血青年，也已青春早逝，华发频添，垂垂老矣。自然法则不可抗拒，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切，又毁灭着一切。

　　面对这种可怕的“死亡周期”，今天的我们不能再度沉默。既然历史已经不可挽回地赋予了定陵洞开的历史事实，我们理应当此重任，以沉重的笔尖作犁铧，去刺破岁月沉积的覆盖层，捡拾远古遗留的碎片，以期修补和复原历史的原貌，使其闪烁自身的光华或暗淡，让死去的感到欣慰，活着的不再遗憾。

　　——这便是我们笔耕的誓愿。

第一章 周恩来的抉择

　　发掘明陵，吴晗决心已下。搬兵请将，上书总理。郑振铎、夏鼐提出异议。双方纷争在所难免。巨人的抉择，揭开了中国考古史新的一页——

　　狱中吴晗的悔恨

　　1969年10月10日。夜，漆黑。风，瘆人。一股肃杀的气氛缠绕着古城北京某监狱。

　　行将归天的吴晗，苦苦挣扎着不肯离去。

　　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他双手紧紧扼住自己的下颚，笨拙的身子在被他的热血浸泡过的干草上急剧地抽搐、颤抖，两条干瘦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灵魂在挣脱躯壳的最后时刻是那样不情愿。或许，这颗痛苦的灵魂在彻底绝望之前，还要回到清华园的绿草地、北京市政府那张明净的办公桌前，到定陵那神秘深邃的地宫中再走一趟，向他们一一告别、辞行。

　　然而，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了。

　　早在1962年，一些“左”派学者就把他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重点抨击对象。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清官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道德继承问题，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学术的讨论范围，而进入一种居心叵测的阴谋斗争，他已经无可逃脱地成了批判的靶子。而风靡全国的“三家村”事件，终于使他走上了十年内乱开刀祭旗的凄壮祭坛。他被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脖子里灌满了晒得滚烫的沙粒，无数条皮带抽打着他那越来越枯黄干瘦的身子，无数双酷似魔爪的手在撕扯他的耳朵、头发，挖戳他的眼睛。头皮被掀揪，鲜血流满了面额……从那时起，他和他几十年鼎力倡导和创造的学术基业，遭到毁灭性的劫难就注定了。

　　现在，他要死了。

　　一豆油灯照着他灰白痛苦的脸。弥留之际，他依稀记起六个月前监狱长送来的消息，在苦难中突然旧病复发的爱妻袁震，已经与世长辞。临死时，面对朋友送来的一锅红豆稀粥，她有气无力地说：“我觉得心里闷得慌，什么都吃不下，只想看一眼老吴……”此刻，他和爱妻一样，也将在巨大的悲愤中死去了。他可以忍受死亡，但他再也无法忍受临死前的孤独。他巴望着十五岁的女儿小彦和十一岁的儿子吴彰突然闯进来和自己亲热地拥抱，做最后的诀别。他企望与自己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邓拓、夏鼐两位良朋益友作一次长谈，甚至他希望那个定陵发掘队队长、自己的学生赵其昌再来到面前，向他汇报定陵的情况。

　　明陵的发掘是他学生时代的宿愿，也是他建国以来鼎力促成文化事业方面的一件大事。自从万历帝后的棺椁被毁之后，他就重新考虑发掘定陵的得失。当那个皇帝和两位皇后的骨架被腾升的烈焰，顷刻化为灰烬的消息传来时，他才清楚地认识到，在10年前那场争论中，郑振铎、夏鼐两位铮友的远见。此时，假如郑振铎、夏鼐出现在眼前，他会爬起来抓住他们的手说：“如果那时我能看到今天，也许不会……”

　　但是，没有人来。

　　流逝的时光不会再一次到来了。今天，属于他的，只有悲愤和无尽的悔恨……

　　上书政务院

　　1935年初夏。北平清华园中的古月堂。

　　即将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历史系学生夏鼐，和他的同窗好友吴晗踏着绿茵茵的草地在亲切交谈，畅述着自己日后的志愿。夏鼐问打算留校任教的吴晗：“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什么古迹？”

　　以研究明史崭露头角从而成为胡适爱徒的吴晗，不加思索地说：“当然挖明十三陵。”

　　两人相视一笑，握手言别。他们谁也没有想到，20年后，这次看似无足轻重的闲聊，竟成为现实，并由此引发起一场纷争。

　　1955年10月4日，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平放着一份刚送来的报告：

　　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

　　政务院：

　　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我们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飞快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我们请求对十三陵中的明朝统治者朱棣的长陵进行发掘。

　　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死后陵墓中都有大量殉葬品。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儿子，他在世时迁都北京，是十三陵的首陵，殉葬品可能多于其他陵墓。通过对长陵的发掘，以活生生的事例与实物，进行历史探索，并可利用这些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陵墓发掘后，就原址建立博物馆，将出土器物整理陈列。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方针，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可进一步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丑恶面目，加强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同时也可增加首都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内容。

　　当否，请批示。

　　郭沫若 沈雁冰 吴 晗

　　邓 拓 范文澜 张 苏

　　1955年10月3日

　　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当他们得知这份报告的发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时，便急忙前来劝阻并希望其收回报告，一场纷争由此开始。

　　“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发掘长陵后，可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同时将出土文物整理后，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郑振铎听罢吴晗的叙述，从椅子上站起身，急不可待地说：“我国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

　　未等郑振铎说完，吴晗接着反驳：“全国已经解放五、六年了，有老一辈的考古专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学生，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夏鼐见二人难分胜负，便及时地出来为郑振铎助一臂之力。他先是不动声色地望望面前的这位同乡加同学，诙谐地讲道：“老吴，眼下全国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今天西北告急，明天东南告急，我们的人全所出动，配合基建还应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动发掘皇陵呢？再说出土的许多古物都要保存和复原，这方面的人手更少。你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老兄！你已经不再是清华园那个吴晗了啊！”

　　……整整一个下午，纷争仍无结果。发掘明陵对于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吴晗来说，既然决心已下，就很难有外来的力量予以改变。

　　郑振铎、夏鼐走后，吴晗怕风云不测，便立即找到郭沫若、邓拓等好友，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加紧了对发掘长陵重大意义的宣传和鼓动。与此同时，郑、夏也间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对长陵发掘的不同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五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已经作出裁决并在报告上签字——

　　同意发掘

　　巨人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要在这一页上书写。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鼎力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为：

　　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

　　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

　　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 范文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张苏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夏鼐

　　文化部文物局局长 郑振铎

　　北京市副市长 王昆仑

　　长陵发掘委员会下设一个考古工作队。工作队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

　　其成员姓名及概况为：

　　赵其昌 队长28岁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

　　白万玉 副队长58岁 小学毕业

　　于树功 队员52岁 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

　　刘精义 队员23岁 南开大学历史系肄业

　　冼自强 队员17岁 初中毕业

　　曹国鉴 队员18岁 初中毕业

　　庞中威 队员19岁 初中毕业

　　李树兴 队员19岁 初中毕业

　　王 杰 队员19岁 初中毕业

　　我们不惜篇幅，列举长陵发掘委员会和考古工作队人员的概况，意在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研究历史并建立陵墓博物馆为主要目的，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的历史史实，留下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以期为政治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其他学科多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供更加开阔的思考空间，为此次发掘的得失作出真实而科学的评价。

　　风雪天寿山

　　既然发掘明陵已成定局，身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并主管业务的夏鼐，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发掘的指导工作。他催促工作队长赵其昌——也是他的学生尽快上路，去明陵调查。

　　1955年最后的一天，赵其昌偕同探工赵同海携带着考古专用的各种工具，走出古城北京，冒雪北上，来到十三陵这座昔日的皇家圣地。

　　寒风呼号，雪花纷飞。起伏的群山和荒芜的陵墓蒙上一层惨白的葬衣，沉睡了几百年的皇家陵园越发显得死寂与凄凉。赵其昌踏着没膝的积雪，越过祾恩殿，爬上长陵宝顶。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大明成祖皇帝这座辉煌、雄伟的宝顶之上，举目四望，群陵棋布，高低错落，黄瓦红墙，掩映在绿松白雪之间，真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俯首南眺，一条长达7公里的中轴线如同一道宽大壮美的银链，从遥远的天际横空而降，直通脚下，巨石雕刻的文臣武将排列两侧，形成一条“神道”，显示着威严而肃穆的皇陵气派。狂风劲吹，积雪翻腾，树枝撼动，嗡嗡之声伴随旋卷飘扬的雪片忽隐忽现，此起彼伏，遮云蔽日，如战鼓擂响，似万马奔腾。凄凄北国旷野，仿佛燕王朱棣正率领千军万马，挥舞金戈铁甲，再度高擎“清君侧”的大旗，开始横扫天下的征程……

　　公元1398年闰5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西宫的御榻上进入弥留之际，他竭力睁大眼睛，望着皇太孙朱允炆，浑浊的眸子里闪现着几分忧郁和惶惑。在他71年的漫长生涯中，朱元璋由一个无家可归的和尚成长为一个拥有八荒四海的皇帝，他经受了无数次刀光剑影的生死考验，而每一次都凭借自己杰出的胆略和才能，钢铁般的意志，正当的或卑劣的手段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由胜利步入辉煌。而步入辉煌的他在权力的顶峰，又做出了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事情。他废除了中书省、丞相制，以六部为最高政务机关，直接对皇帝负责；废除了行省制度，代之以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废除了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大肆屠戮宿将元勋；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后宫和宦官干政的禁令；借鉴汉唐时期的封藩制，将26个儿子封为藩王，又采取措施，限制藩王势力……所有这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证朱家永远处于权力的顶峰而不被摔下。

　　既然这一切都安置完备，那么，在撒手人寰之前，这位颇具文韬武略的皇帝，除了对自己即将离去的不情愿，还要担忧什么呢？他动了下嘴唇，似乎要跟长孙——这位自己权位的继承人交待些什么，但嘴唇抽搐了一阵，却没有说出话来。也许，朱元璋凭借那种在酷烈的政治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敏锐直觉，他预感到有一个人，一个在相貌、性情、秉赋、才干等各个方面都与自己酷肖的人，将在他死后掀起一场巨大的波澜。这个人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

　　或许是出于更加复杂的考虑，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对皇孙朱允炆说出这个可怕的预感， 他只是把身边一个心腹太监叫过来， 有气无力地悄悄叮嘱了几句秘语便闭上了眼睛，一代枭雄——大明江山的开国之君，就这样离开了他亲手创造的煌煌大业，走进了南京郊野、钟山之下那座规模宏大、气度非凡的陵墓——孝陵去了。

　　太祖驾崩的消息传至北平后，一队人马立即驰出古城向京师飞奔，跑在队伍最前边的就是燕王朱棣。朱棣本是朱元璋第四子，封国在北平（今北京），北平为古燕地，故称燕王。此刻，他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到京城，弄清朝廷虚实，掂量一下能否将那个诱人的梦化为现实。由藩王到皇帝，这个梦从洪武十三年他被封北平藩王开始，已在心中埋藏了18年。

　　当朱棣兴冲冲向南疾驰，快要抵达淮安时， 突然碰到新皇帝朱允炆派来的特使。 使者向他宣读了太祖遗诏：“传位于皇太孙朱允炆；诸王各守信地，勿到京师会葬；王所在地，所有文臣武将悉听朝廷节制。”

　　听罢遗诏，朱棣大惊失色。诏书的意图很明确：不让诸王接近京城这个权力中心，以免影响政权的顺利更替。削弱诸王的政治、军事实力，以确保皇权的绝对优势。

　　朱棣强按怒火，率队返回北平……

　　现在的朱棣已今非昔比了。从这个威风凛凛地雄踞于马背上的中年汉子身上，很难找到十八年前那年轻初封的藩王影子。十几载寒来暑往、雨雪秋霜，无数次呐喊冲杀，拼死搏斗，大大地改变了他的形象：在那金光粼粼的坚甲内，一身坚实而富有弹性的肌肉取代了昔日柔弱的肌肤，正随着骏马的颠簸而跃动。原先白皙而细腻的脸庞已刻上了深深的皱纹，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的照映下泛出暗褐色的光泽。细长而微微外凸的眼睛凝视着远方，时而阴沉，时而炽烈，时而迷濛，时而豁朗。高鼻梁、鼻尖微微内勾， 使人联想到苍鹰的利爪。往昔那带着乳臭的唇髭，已变成漆黑而浓密的长髯，正同烈马的雄鬃一道在风中飘拂。

　　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已接近不惑之年。三十八岁，这是一个成就伟大事业的黄金岁月。

　　长期的漠北征战生活，赋予他一个古代优秀军事家所需要的一切素质：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狐狸般狡诈的用兵方略，不惧死亡的勇猛气魄，精湛的武艺以及邀买军心的种种花样。更重要的是朝中现状十分有利，颇受朝野好评的太子朱标早已去世，势力不在自己之下的秦王朱樉、 晋王朱■先后病死， 当年那班富有文韬武略的开国元勋，几乎被他的父亲以各种罪名杀光了。现在声威赫赫的父皇已命归黄泉，新继位的侄儿只有十六岁，围绕在他身边的只是几个貌似胸有城府，多谋善断，实则只是拘法古人的迂腐儒生。所有这一切无疑给朱棣造就了一个夺取皇位的绝好时机。在经过漫长而焦虑的等待之后，潜藏在心底的梦终于不可遏止地激荡起来，催促他不惜生命去完成伟大而惊险的事业。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孙子。皇孙朱允炆已经称帝，建元建文， 而作为皇帝叔叔的朱棣纂夺侄儿的王位，于情理不通，于礼法不容。于是在朱元璋崩驾一年零两个月后，燕王朱棣便以朝中齐泰、黄子澄等奸臣在皇帝面前拨弄是非为借口，毅然打起“清君侧”的大旗，宣布起兵，以靖“国难”。

　　大风起兮，猛士如云。朱棣手执丈八蛇矛亲率大军离开北平， 一路车骑交错、戈矛并举、刀剑迸击、战马鸣嘶。燕军过固安，渡巨马河，趟白水沟，横跨长江天堑……经过4年的征战厮杀，终于攻克了南京城。

　　燕军入城后，朱棣立即派出人马，前往皇宫捉拿建文帝朱允炆。这时，皇宫突然起火，烈焰冲天， 混乱中却找不到建文帝的踪迹。朱棣闻讯，急忙下令紧闭宫门、城门，派人四处搜寻。一连数日，一无所获。把一些没死的太监和宫女找来询问，一位大胆的太监指着一具烧焦的尸体说这便是皇帝，其余内侍也随声附合。于是朱棣命人把这具尸体当作皇帝盛殓起来。至于那是真皇帝、假皇帝抑或是一名太监宫女，却无从证实。因为有的太监说，皇帝死于大火。一个当年服侍朱元璋后又服侍朱建文的太监，在经受了一顿拷打和恐吓后，又说出了皇帝朱建文已经逃走的故事，并把逃走经过说得极为具体详细——

　　当金川门失守的消息传至皇宫后，建文帝长吁短叹，徘徊前庭，打算自尽。这时一个老太监猛然想起了太祖朱元璋的遗嘱，便急忙拿出一个铁皮箱递给皇帝，说是太祖临终前交给他收藏的，太祖特意叮嘱：“遇大难，启之。”建文帝打开铁箱一看，里面有三张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贤”、“应能”三个名字。有三副袈裟，僧靴僧帽，一把剃刀，十锭银子。另外还有太祖朱元璋亲笔朱书一封：“应文从鬼门出逃，余人从御沟出走。”

　　刚巧建文帝身边的两个太监一个叫杨应能，一个叫叶希贤，两人读罢朱书，像是心有所悟，解开了“天机”，便自愿与朱允炆一起落发为僧，按朱书所示，分头逃离京城。

　　关于建文帝的生死，众说纷纭，难辨真伪。有人说他出逃后先到神乐观暂避战乱，之后三人相伴浪迹江湖，行踪遍及云南、四川、贵州、陕西、江苏等地，并在国外度过了后半生……各种传说已无确切文字史料记载，至今仍是明史上的一大悬案。不过，朱棣称帝后，确实派出许多心腹查访过朱允炆的踪迹。 大臣胡■到处巡游就领有这一旨意，后来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就曾肩负这项重大使命，其主要目的就是打探建文帝是否已逃往海外并建立新的政权。

　　明成祖朱棣经过四年的血战，终于用无数尸骨铺成了一条通往皇宫的大道，当年那个辉煌的梦实现了。他在群臣的一片劝进声中在南京称帝后，改年号为永乐。由于他镇守北平多年，深知它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决定迁都北平，并于永乐四年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今天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在此期间及以后陆续建造而成并为后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

　　永乐五年，皇后徐氏死去，因为正在修建北京，所以朱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礼部尚书赵羾及江西术士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他们遍访北京四郊，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挑选的地方。最先是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和“猪”同音，皇帝认为猪家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吞刮，未能同意。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羊和猪本可相安无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的旁边有狼出没危险可怕，也未被采用。再一处是京西的“燕家台”，可那位永乐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驾”是谐音，不吉利，又遭否定。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之余地，亦未能当选。直到永乐七年，才在昌平县黄土山下选中陵地，并由朱棣亲自察看后决定下来。

　　这里确是一块最为理想的风水宝地，燕山余脉自西北高原逶迤而来，曲折环绕，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中间一片平原，广袤宽阔，风景绮丽，泉水顺山而下，沿平原两侧缓缓流过，真可谓山清水秀。更为奇特的是，在平原的东西两侧，有青山两座，成守卫之势，俨然是两位顶天立地的将军。在此处兴建陵墓，不只风景美好，更主要的是这里山势如屏、易守难攻，一旦驻军把守，既可护卫陵寝，又便于保卫京师。朱棣立即降旨，“圈地八十里为陵区禁地”，开始动工修建长陵，并派军守护。

　　朱棣不愧是明代少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陵区的选择和驻军的守卫，再一次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其苦心远见，在他死后不久便可得到证实。无论是北方的俺答、瓦刺大军，还是努尔哈赤的铁骑，都把十三陵视为通向北京的咽喉和畏途，从而费尽心机、不惜余力进行攻打。即是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李闯王，也是从柳沟先入德胜口，再下十三陵，只因居庸关守将投降，才使十三陵变得唇亡齿寒，导致北京陷落。

　　自永乐皇帝圈地筑陵的圣旨传下，黄土山四周百余里便成为禁地，凡在此住居的百姓，十日之内必须迁往外乡。于是，一幅悲惨的帷幕随之拉开。官兵们披挂整齐，手持棍棒，残忍地殴打和驱赶着迟迟不肯离去的百姓。男人推车挑担，女人抱着婴儿，面对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倾刻间变为废墟， 不禁声泪俱下，孩童的啼哭和老人的呼喊，在凄冷的旷野里回荡。其悲苦之状，撼天地、泣鬼神。

　　有一叫李焕的白发老者，面对烈焰升腾的两间茅屋，扑卧在地，抓起一把黄土放在怀里，死死不愿离去。撕裂肺腑的哀嚎和头上溅出的热血，使执棒的官兵都为之动情，泪湿衣襟。最后，李焕老人口吐鲜血，一命呜呼。永乐皇帝得知此情，感其对家园的依恋，特传旨将他葬在天寿山旁侧。至今，这座荒冢还和十三陵一样默默地守在天寿山麓。

　　永乐七年，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黄土山下正式动工，所用军工、民夫四十余万。据《太宗永乐实录》等书记载，当年朱棣生日，在黄土山上饮酒作歌，百官上寿时为讨他欢喜，称此山为天寿山。朱棣听罢大喜，即传旨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长陵的营建，先后用18年时间方完成。朱棣的皇后徐氏，于永乐五年去世后，在南京停尸6年，直到永乐十一年，长陵的地宫建成后，才由南京移来入葬，成为十三陵第一个入葬者。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率大军出征漠北，病死于归途中。这位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活动了23年的一代君王，终于走进了长陵的地下玄宫，寻找他的生前伴侣去了。

　　从成祖朱棣在天寿山下建造长陵起，到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止，除景帝朱祁钰因故别葬外，其他诸帝都在天寿山附近营葬，共十三处，成为明代中后期皇帝陵墓的集中区。陵区周围因山势筑有围墙，长达12公里，围墙设垛口、城关、敌楼，驻军守护。十三陵各陵建筑自成整体，布局、形制与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脉相承。祭殿在前，寝宫在后，门廊、殿堂、明楼、宝城排列得层次分明，严肃整齐，从宫前庄严的神道、石桥、无字碑，直达宝城，一线相贯，地势逐步升高，有曲有直，有高有低，远山近水，连成一个气势宏伟壮丽的建筑整体。十三陵的地上或地下建筑，无疑是封建剥削阶级的产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中国古代人民非凡的智慧与才华的结晶，是一种文明与文化的创造。

　　遗憾的是，这笔财富大都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来自北方的瓦刺大军在十三陵燃起焚烧殿宇的大火之后，这文明便开始了它悲剧性的毁灭。最能象征十三陵各陵建筑艺术与风格的祾恩殿，经过数次战火之后，也只剩长陵的一座孤影自怜了。这座建成于宣德二年的辉煌建筑，历经五百余年沧桑而无恙。祾恩殿以六十根金丝楠木大柱形成构架，其中，中间四根高为14．3米，直径1．17米。这样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即使故宫的太和殿也不能与之匹敌。祾恩殿无论是形体结构、建筑风格，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它的出现同样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富庶与强盛。

　　……风雪早已停歇，夕阳西下，余辉洒在起伏的山峦上，翻起银色的光芒。苍凉的北国之冬，一片肃静。赵其昌、赵同海两人经过对长陵三天的勘察，没有发现可供发掘的线索，倒是给他们以新的启示：这个陵墓规模太大了，能否找一个较小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了经验再掘长陵？

　　三天之后的夜晚，吴晗家中不大宽敞的书房中灯烛明亮，长陵的照片、草图、各种数据资料和几块填土标本摆满了地板。吴晗和夏鼐静静地听着赵其昌的调查汇报：

　　“我们在长陵的宝城、宝顶上上下下来回跑了两天，找不到半点可供考虑的线索。在明楼后的宝城内打了两个探眼。全是填土，没有生土比较，打铲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没有线索，仅靠臆测，会使我们走向失败……”

　　吴晗低着头，拿铅笔轻轻地敲打着桌子。夏鼐用放大镜不停地检查填土标本。书房中悄然无声。一位小姑娘送来一大盘水果，几碟小点心。她走后，屋子里仍然一片寂静。

　　赵其昌又提出一个建议，打破寂寞的氛围：

　　“现在天寒地冻，调查中动土又很困难，能不能给我两个月时间，查查文献。十三陵的皇帝、皇后，无论生前建陵或死后建陵，总不会同时死去，如果不能同时入葬，就有个再次挖开二次入葬问题。类似的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带着一些问题，再着重调查一下，多住些天。”

　　夏鼐一向重视调查，尤其注重结合文献的调查，所以非常同意。他说：“十三陵的建造，前后延续二百多年，无论建筑布局和形制，早、中、晚期总是有些变化的，应该普遍调查，再归纳一下，比较异同，总会提出些问题来，结合丧葬制度，相互参照、印证，可能会有些收获。然后动工，才有把握，我看这样好。”

　　吴晗也表示同意，对赵其昌说：“查文献，好！我这里讲明代的书不少，你随便拿去看，今天就可以带走些。”他指了指书架，“再去调查，你打算住多久？”他转向夏鼐，“作铭（夏鼐字），多长时间合适？”

　　赵其昌伸出两个手指。夏鼐接下来：“两个月可以，一个陵总要几天，两个月不算多。”

　　也许吴晗原以为两个手指是指两周，既然是两个月，也不再说什么了。他端起水果、点心：“来，尝尝，尝尝！”下一个步骤、时间大体有了眉目，紧张的气氛松弛下来，话题又转入闲谈。

　　正吃着水果，也许是赵其昌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顺口冒出一句：“吴副市长，长陵太大了，能不能找个小的，试掘一个？”吴晗一怔，转身问夏鼐：“什么叫试掘，哪个‘试’？”夏鼐笑笑：“辰伯（吴晗字），考试的‘试’！你考试得不及格的‘试’。”吴晗也笑了：“那试掘与发掘又有什么不同？”

　　夏鼐道：“试掘与发掘，其实方法程序上完全一样，完工后整理材料没什么不同，照样印出报告，只是没有很大把握时叫法谦虚一些而已。国外也有这样的先例。”

　　在试掘问题上，二人意见完全一致。至于是否试掘，要等调查后的结果再定，而且还要上报批准。

　　汇报结束，夜已经很深了，吴晗送到大门口，对赵其昌笑了笑说：“这次长陵之行很辛苦吧，天怪冷，住哪儿？”赵其昌如实回答：“十三陵没有客店，我们是在山下一个农民小茶馆里，两个人双腿交插睡在一条宽板凳上，过了两夜。睡得晚，起的早，还不感到怎么冷。”吴晗转脸对夏鼐说：“目前昌平县还不属北京市，属河北省，以后可能要划归北京市，开工后我去看看，打个招呼，对工作方便些。”夏鼐也笑了：“田野工作很辛苦，吃不好睡不好是经常的事，我们考古所也是这样，这不算什么，年轻人都经得住……”

　　春天转眼就要到来 十三陵的积雪开始融化。再次北上十三陵，他们将有什么收获呢？

第二章 穿过历史的迷雾

　　赵其昌率队踏遍十三陵。初次寻访，便遭公安人员盘查。一场误会之后，引出新的线索。监狱犯人的供词，当地百姓的几句闲话，定陵玄宫重见天日在所难免——

痛苦的历程

　　1901年春，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为继承导师李希霍芬的事业，踏上了中国西部异常神秘的土地，要解决悬而未决的罗布泊地理位置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罗布泊的地理位置曾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然而，这个记载在19世纪末却被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推翻，从而引起世界学术界对这个神秘之湖的热烈争论。

　　普尔热瓦尔斯基曾两次去新疆塔里木河下游进行考察后，宣称中国史书上的记载是完全错误的，而他所发现的台特马湖才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

　　他的一家之言使世界地理考古学界为之哗然，欧洲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也撰文大力吹捧。英国的卡莱、达格里、木瓦罗特和爱尔兰的亨利亲王，还有俄国的普热尔佐夫、科兹洛夫等人相继前赴罗布泊考察后，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观点表示认可和称赞。为此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位普通的俄国军官名噪一时，连连加官晋职。

　　正当普尔热瓦尔斯基大走红运、得意忘形之时，斯文·赫定的导师、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却对这个“划时代的发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找到的新湖泊为淡水湖，而罗布泊实为咸水湖，历史上的罗布泊该在塔里木河东流的尽头，并不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勘定的位置。从此，新旧罗布泊的学术大争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将青年时代的斯文·赫定的兴趣引向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也正是导师李希霍芬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使他踏上了通往罗布泊的征途。

　　1900年3月，斯文·赫定胜利地跨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英库勒北行，穿过孔雀河，沿库鲁克干河床，在楼兰遗址的东南一带发现了一块大洼地，他惊喜地探测到此地是一个干涸的湖泊。

　　经过仔细地勘察和鉴定，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二十八年之后得到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历史遗忘了千余年的古楼兰遗迹。第二年，他又来到此地，组织人力对古城遗址进行发掘，事实再次证实了他的论断，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终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终于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也就在此时，一棵近代考古学的幼芽，在东方这块神秘的国土上埋下了。

　　可惜在中国，这以地质学为基础发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学，这刚刚破土而出的稚嫩幼芽，并没有引起东方人的注意和兴趣，他们奉行和沿用的依然是清代顾炎武、阮元、王国维等从宋代沿袭发展而来的以研究古文字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真正知道这棵幼芽的价值并为之培土，从而在中国诞生田野考古这门学科，是在斯文·赫定离开的二十年之后。那时，西方的田野考古学已经盛行，东方的版图自然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试验基地和掠夺目标。从英国的斯坦因于1906年第二次在中国西部地域的古楼兰、阳关、敦煌等城堡和洞窟掠夺大批珍贵文物之后，中国的古代文化便开始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的壁画、石雕像等古代艺术品，被盗凿得伤痕累累、百孔千疮；西安、洛阳的古墓被掘，随葬品被西方人洗劫一空；大批古建筑被毁，许多古遗址和文物古迹被掘得破烂不堪，一片荒凉……

　　残酷的事实使中国人猛醒，不能再沉默了。中华民族有自己丰厚的文化积累，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事业，更应当有一支研究、考察、发掘和保护自己古代文化的队伍。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黄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便兴盛起来，国民党中央地质调查所从1921年开始，陆续派人到各地勘察，发现和发掘了一系列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括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指导发掘的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北京地区周口店的古人类遗址，在1921年由裴文中博士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第一个著名的“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并首次通过研究，确认石器、烧骨和用火后灰烬的存在，从而明确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质，将它纳入了考古学范围。稍后，他和贾兰坡教授主持发掘的山顶洞遗址，又获得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尽管这些遗址的早期发掘是国际合作性质的，但它却是中国考古事业崛起的先声。1935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由中国人首次独立完成。可以说，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从这时开始诞生的。

　　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通过对中原、西北、东北、西南、东南一系列文化遗址的发掘，以翔实的出土资料，否定了法国人约瑟夫·德·歧尼和波提埃等提出的关于中国文明之源来自西方的学说。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终于在全世界的考古学领域内，占据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国本来就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在这块丰厚的黄土地上，辛勤劳动的先民，一代一代，用智慧、血泪，滋润着它，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而这一文明，又随着时光的流逝物化了。遗留在地上的、掩埋在地下的物质文化，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后世子孙足够的理解和重视，更不为外国人所认识。当崛起的新中国的青年一代考古学者和老一辈的考古学家把这些早已物化了的文明捧出来公之于世的时候，外国人一下子惊呆了：看看吧！这不是古董，更不只是文物，也绝不仅是艺术品，是行将复兴的中华民族记录他们从古到今祖祖辈辈建功立业的活生生的文明史，是留给全人类的物质的、精神的巨大财富、遗产，其数量无可比拟，其价值无法估量，其内涵精深、博大，又华光四射！

　　新中国对皇陵的首次发掘，必然使世界再度为东方这个文明之邦肃然起敬。

　　献陵风流事

　　新的一年开始了，对于赵其昌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大学时代，学的是旧石器，新石器，甲骨文金文，商周的青铜器，以及秦砖汉瓦、魏晋碑刻，唐宋诗文等等，一下子转到明朝，真是个新课题新工作，必须从头开始。

　　他在导师夏鼐的指导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实物与史料研究。从所掌握的中国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物表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有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实物出土或遗留下来，并有许多古遗址和古墓葬，尤其是古城遗址和帝王墓葬更是屡见不鲜。

　　西安曾经是11个朝代建都的地方，周围有周、秦、汉、唐时期帝王墓72个，仅唐代就有19个。洛阳为9个朝代建都之地，东汉13个皇帝就有9个帝陵建在洛阳，五代十国时期的7个帝陵也在此处。南京亦有9个朝代建都，而以六朝古都著称于世。六朝为汉唐过渡阶段，时经三百余年，其帝后王侯陵墓共71处，已有31处在南京近郊和丹阳一带发现。北宋的9个皇帝，除徽宗、钦宗被金人所虏囚死漠北外，其余7个均在河南巩县入葬，加上赵匡胤父亲的陵墓，谓之“七帝八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只有元代帝王墓葬，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其缘于蒙古贵族盛行“深葬不坟”，使葬地无处寻找。史书曾载：“其墓无冢，以马践蹂”，即埋葬之后，万马踏平，不留痕迹。其习俗与汉族稍异。至于元太祖成吉思汗陵就另当别论了。

　　赵其昌当前研究的重点，自然是明清两代帝王陵墓的史料。他几乎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找着有关的资料。找来《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国榷》、《日下旧闻考》等经典仔细揣摩，连明清人的笔记、野史，都尽可能一一翻阅。他要弄清众多的帝后、王侯、嫔妃和各种陵墓的建筑形制、布局规格、祭祀礼仪、埋葬制度、随葬器物，以及帝王墓葬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是地下建筑的形制。遗憾的是这最为关键的一环，文献史料却极少记载。要想弄清皇陵真相，就必须做实际的探访和勘察，舍此别无选择。

　　积雪消融，枯草微露，走进巨大的皇家陵园，立感悲怆凄凉。辉煌的明楼、大殿、宝城，俱已失去原有的风采雄姿而变得满身疮痍，残垣断壁、荒草凄迷，一代豪华璀璨的建筑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目睹现状，不禁感慨万千。“昔日皇陵形胜地，垒垒荒冢伴斜阳”。工作队的几位同志来到长陵管理处，开始了调查和访问。他们白天一座一座陵墓仔细查看，晚上走访当地老乡。十三座皇陵，想要找到一点线索，真如大海捞针。

　　经过几天的探访，工作队决定把目标重点放在“献陵”。

　　“献陵”位于长陵西侧一华里的黄泉寺山下，埋葬着朱棣的长子朱高炽。陵园规模较小，距长陵地域最近，入葬时间上前后紧接，从发掘工作考虑，如果试掘，以献陵最为合适。不仅埋葬制度、地下建筑结构，必然有很多可供参考之处，试掘之后还可以直接把设施、人员拉到长陵，工作、食宿解决起来都比较方便。于是对献陵开始了第一步工作：查阅史书，收集资料，实地勘察，寻找线索。

　　明成祖朱棣亲率军队第五次出征漠北，在大军班师途中患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多伦西北），遗命把帝位传给皇太子朱高炽。

　　朱高炽47岁当上了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改元洪熙。可他只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10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死后谥庙号为“仁宗”，葬于“献陵”。

　　把朱高炽称为“仁宗”，这“仁”字用得倒也确切。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像他那样关心百姓疾苦的实在为数不多。洪武28年，他由祖父朱元璋亲自册立为燕世子。定为燕王朱棣的接班人。那时诸王大多数都到藩国去了，有些晚辈却仍留京中。朱元璋把这些孙子留在身边，就是想教育他们将来怎样做藩国的领袖。朱高炽文笔华美，诸王世子中无人与之相比。朱元璋时常让他帮助自己批阅奏章。而朱高炽选批最多的是那些关于百姓生活，特别是各地上报灾情的奏疏，他总是立即让爷爷过目，朱元璋曾不解地问他：

　　“怎么你选的尽是些上报灾情的奏文？”

　　“孙儿觉得民以食为天。现下有的地方闹灾，民不聊生，乃是最急迫的事情，才请皇爷优先处理。”

　　“唔！”朱元璋点点头，又问：“尧在位时闹了几年水灾，汤时七年大旱，百姓又靠什么活下来呢？”

　　“靠的是尧、汤圣人有恤民的政策。”

　　朱元璋听后大喜：“你这孩子虽然生长在深宫，却关心民间疾苦。好！”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出身，懂得民间疾苦，建国以后，实行了一些较开明的政策，经济得到复苏，因之国库也颇为殷实。但朱棣好大喜功，频繁地进行大规模征战，加之建都北京，疏浚运河等浩大工程，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朱高炽登基当天，第一道命令就是追回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远洋船队，召回在交趾采办珍珠的中使和在西域买马的官员；对将为皇宫进行采购、烧铸、供应等一切花钱的勾当，一律停止。可惜这位雄心勃勃、一心强国富民的皇帝，在位短短10个月就因病去世了。

　　献陵和其他各陵都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在祾恩殿和明楼之间有一座小山相隔，把陵墓切割成两块。如今前方大殿已不存在，仅留有山后一片残破的建筑。赵其昌率人在山后的明楼和宝城内外查找线索，仔细辨别、分析当年入葬的隧道口可能留下的痕迹。明朝陵墓制度，一般是宝城内应当用厚实的黄土填满，并筑起高大的宝顶。但献陵的宝顶却掩埋不住宝城内墙，显得极简单和寒酸。赵其昌回想起史料上记载的仁宗朱高炽的遗诏：“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丧制用日易月，皆以二十七日释服，各处总兵镇守备御重臣，悉免赴阙行礼。”儿子朱瞻基遵从父命，献陵的营建，不尚侈华，三个月后就把仁宗埋葬了。看来这段记载确为事实。

　　近半个月的勘察仍无线索，工作队开始分头探访。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附近村里存有祖宗留下的《陵谱》，据说上面记载有陵墓的建筑和入葬经过。这些村庄大多是由当年的守陵宫监发展而来，有秘籍存留也许可能。当赵其昌查访三天，终于从当地一富农家中借来《陵谱》时，却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所谓《陵谱》所记全是臆说传闻，毫无史料价值。

　　30年后，我们采访中有幸读到了《陵谱》中关于献陵的记载：

　　……仁宗朱高炽为太子时，每日在宫中游荡。其时，宫中规矩，凡夜晚宫中妃子门口挂红灯，太子方可进入。挂绿灯，表明内住长辈，不得入内。

　　一夜，朱高炽游宫，见一楼内窗棂上挂着红灯，便喝退侍从，径直入楼。待其宽衣上床后，却见床上竟是姨娘……

　　此事在皇宫里哗然传开，或曰太子对比其年长几岁之姨娘早有此意。当夜，是其事先将姨娘房门绿灯摘下，于窗棂之上换成红灯；或曰姨娘早对太子有情，是其亲摘绿灯，换上红灯……

　　仁宗皇帝驾崩，其子朱瞻基命人将父皇陵墓建于小土山后，使石碑殿堂及明楼宝顶互不能见，意在以小山将父皇仁宗与其姨娘之丑行遮掩。故此小山谓之“遮羞山”……

　　老乡们自然不会知道，据文献记载，这座陵墓的建造形制实则与“风水”有关。皇家园陵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选择“龙脉”，这起伏的山丘就是“龙脉”的象征。献陵建造时，因这小山形如几案，是作为“龙脉”而完好保存下来的，史书上称为“玉案山”，殊不知“风水”反给这位仁宗皇帝蒙上一层不白之冤。

　　走进监狱

　　史书缺乏记载，《陵谱》只能当作饭后谈资，面对一座座巨大的陵园，却找不到一点可供科学方法发掘的线索。时间一天天过去，吴晗、夏鼐不断派人前来询问，工作队员心急如焚。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两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却找上门来。

　　“有老百姓报告说，你们前来十三陵盗墓，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大个子公安人员右手按住挎枪的部位，站在三米以外问道。

　　赵其昌望着两名公安人员严肃、紧张的面孔，从口袋里掏出介绍信，风趣地说：“我们这可是公家的买卖，详细情况已和十三陵管理处的负责人谈过。”

　　大个子警察接过介绍信仔细看看，严肃的面孔立即堆上笑容，右手自然地放下，递支烟给赵其昌，略表谦意地说：“对不起，由于这里的盗墓案件时有发生，我们听说后就来查看一下真假。”

　　这个原本一笑了之的插曲，却给工作队带来新的启示：能不能从被盗的墓葬中发现点线索，或者从盗墓者的口供里判断陵墓玄宫的结构？主意商定，工作队员再度分头行动。

　　终于赵其昌从长陵园村得到一点消息。民国十二年，当地土匪侯现文，领18人对德陵和东井、万贵妃坟进行挖掘，由于人少墓大未能成功。事发后，侯现文被关进监狱，终了一生。到民国三十三年秋，长陵园村的程老六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自称程六爷，占山为王。他重走当年侯现文的老路，在一天深夜，将队伍偷偷拉到万贵妃墓前，开始挖掘。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程老六命人找来六匹马，将金银器物连夜驮到长陵园村进行分赃。当兵的每人分到一两黄金、20颗宝珠，当官的每人分一金罐或相当于一金罐的器物，程老六自然得的最多。

　　盗墓后的第三天，程老六便举行大婚，所用车辆浩浩荡荡，宰杀猪羊无数， 其威风与排场为当地百姓未曾所见。筵席之上，程老六的新娘子头戴从墓中盗出的金顶凤冠，趾高气扬，说话拿腔拿调，走路一扭一扭的，俨然一副京剧戏台上皇后气派。

　　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程老六和国民党警备部队发生冲突直至混战，被乱枪打死在工部厂村的河套里，其妻妾家产俱被国民党警备部队瓜分一空。

　　赵其昌得到线索，立即赶往万贵妃墓地寻踪觅迹。

　　万贵妃是宪宗皇帝朱见深的妃子，四岁就从山东诸城被选入宫，尔后充当宣宗孙皇后的宫女。长成之后，就被那时还是太子的朱见深看中，并有了男女私情。朱见深18岁即位时，万氏已是35岁的半老徐娘，可由于她生来姣艳，而且驻颜有术，又为人机警，因此一直受到朱见深的宠爱。为了她，朱见深竟寻找吴皇后的过错从而将她废掉，想借机封万氏为皇后，因群臣竭力劝谏和朱见深母亲的阻挠而未成功。1466年，万氏因生子而被封为贵妃。

　　成化23年，59岁的贵妃病死。宪宗朱见深万分悲痛，为她辍朝七日，并打破皇妃不得入葬陵区的常规，在苏山脚下为她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坟墓，以慰藉爱妃的在天之灵。

　　然而，现在赵其昌所见到的，却是一片碎砖乱石，地面建筑俱成废墟，只有一个长满荒草古树的大土堆，在这凄凉的山野中形影相吊。

　　他围着废墟转了一圈，又爬上墓顶仔细察看半天，竟未找到当年程老六盗墓的一点痕迹。几十年的风雨，早已使那罪恶见证荡然无存了。

　　赵其昌直起身，用拳头捶打着酸痛的脊背。面对西沉的红日和远处稀疏的明楼、大殿、宝城，一股焦躁的情绪萦绕在心头。他蓦然觉得自己的行动并不聪明，即是找到程老六的盗墓痕迹又有何益？目前的发掘不同于盗墓，盗墓者在宝顶随便打个洞进入墓室，取出金银宝物就是目的；而发掘明陵是要以科学的考古手段，首先找到地宫入口，沿当年棺椁入葬的通道进入地宫，直至找到死者的尸骨……这才是考古工作者应做的一切。

　　就在赵其昌去万贵妃墓寻迹的同时，工作队的于树功拿着介绍信来到昌平县监狱看守所，向负责人说明了自己的任务和意图，他要从这里打开缺口，寻找线索。

　　一个身着囚衣，剃着光头的中年汉子，被两名公安人员带进审讯室。

　　“你盗过哪些墓？”于树功坐在审讯桌前，急切地问道。

　　中年汉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用一种哀求的眼光看看左右人员，结结巴巴地说：“首长，我……我全交待了，我知道坦……坦白从宽，抗……抗拒从严的理儿，我……就盗过一座墓。”

　　“在什么地方盗的？”于树功眼中露出喜悦的光。

　　“德胜门外一座王……王爷坟。”

　　“你是怎么进去的？”

　　“我……我是石匠，那伙盗墓的找我，我……我帮他们撬石头。”中年汉子额上渗出油亮的汗珠。看得出，这是个初进监狱的新手。

　　“你们是怎么找到墓门的？”于树功站起身盯问着这关键的一环。

　　“三个人刨了一会儿，就……就见到了石头。我……我先找到石头缝，连凿带……带撬，大伙没用一个时辰，就……就掀开了墓顶。”中年犯人脸露喜色，似乎又回到了那难忘的夜晚。

　　“里面有多大？”于树功皱皱眉头问。

　　“黑乎乎，看……看不清。”犯人用手比划着，“大概有这间屋子这么大。”

　　于树功听罢，重新坐到椅子上，沉默片刻，示意公安人员将犯人带下。再找来两名犯人询问，同样毫无所获。

　　走出监狱大门，于树功才感到这次寻访纯系徒劳，像十三陵这样硕大的陵墓，怎是几个人可以盗得了的？除非像孙殿英那样的大军阀，架起机枪，用炸药把乾隆和慈禧墓炸开。但如此方法对现在的考古发掘又有多大参考价值？真是被任务急昏头了。要想尽快找到线索，必须改变“战术”。

　　城墙黑洞的启示

　　吉普车沿着崎岖不平的路，向十三陵驶去，车后腾起团团尘雾，车上坐着赵其昌、赵同海和于连增三人。透过迷蒙的玻璃窗，眼望十三陵渐已转绿的原野，赵其昌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

　　小赵憋不住先开口问：“吴副市长和夏所长有什么安排？”

　　“先在定陵找找看。”赵其昌回答。

　　“为什么先在定陵？”小于问。

　　“定陵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

　　“吴副市长怎么说？”小赵追问。

　　“他说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

　　“那我们先从哪里着手呢？”

　　赵其昌没有回答。他根本没有听见小于的问话，此刻他已沉浸在初次调查定陵的情况和有关定陵的史料之中。

　　定陵虽是明代陵墓中建成较晚的一个，至今只有三百多年，但风雨剥蚀、战乱兵燹，使这座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巨大陵园残破不堪。高大宽厚的朱红色外罗城早已荡然无存，陵墙两处倒塌，那辉煌地象征皇帝权力与威严的黄色琉璃瓦大殿，只残存几排柱础石，似乎在向世间诉说着所经历的劫难。

　　据史料记载，定陵曾遭受过三次大火的焚烧，以至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清军入关后，对明陵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并放火焚烧了万历帝的定陵和天启帝的德陵。

　　此前不久，李自成率大军逼近京城，从柳沟入德胜口，因居庸关守将投降，十三陵被起义军攻下。李自成下令焚烧十三陵大殿，捣毁定陵、庆陵、德陵宫墙与宫门，整个十三陵“砖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绝”。

　　顺治四年（1647）以后，清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缓和民族矛盾，安抚明朝遗老，说江山并非得自朱明王朝，而是取自李自成之手，还对明陵进行了一定的保护。设陵户、给赡田、禁樵采，并对崇祯的思陵进行了修葺。乾隆五十年（1785），高宗弘历在明成祖朱棣的“神功圣德碑”碑阴镌刻“哀明陵十三韵”，略示对明代帝王哀悼之意，并对曾经遭到破坏的定陵、德陵进行较大规模的修缮。

　　经工作队考察，所谓乾隆帝对十三陵的修缮，只是利用旧料，拆大改小而已，这在定陵的祾恩门、祾恩殿遗迹中反映最为明显。而天启皇帝的德陵，史料虽记有修缮事宜，但实际并未动工。

　　民国初年，陵区附近一家姓郭名五的接替陵户，负责十三陵的看管和保护。政府除免其租税外，每年尚略有补助。当地一闲汉王某感到护陵的差使有油水可捞，便找到郭五要当陵户，遭到郭五拒绝后，王某恼羞成怒，趁夜深人静，提一桶煤油悄悄来到定陵，把油泼在祾恩大殿上，放火焚烧。顿时，烈焰冲天，映红了整个陵区，方圆四十里可见烟火升腾。

　　三天后，祾恩殿就变成了一堆灰炭。王某嫁祸郭五未成，自己反吃了官司，暴死狱中……

　　赵其昌手提探铲，站在宝城门外，眼望残垣断壁，不禁感慨系之。他蹲下身，卷支旱烟点上，面对东方初升的朝阳，想起了《文物参考资料》月刊中一段令人难忘的记载——

　　1948年岁尾，清华、燕京两所大学已先于北平解放了。一日，解放军某兵团政治部主任来清华作形势报告。有学生问：

　　“大军为什么还不对北平发起攻击？一旦攻打，对保护古都有什么打算？”

　　主任回答：“我们随时都可以打下北平。但是为了保护古都，尽可能减少损失，我们敦促傅作义将军和平谈判。万一非打不可，我党中央已严令部队保护文物古迹。”

　　不几日，设在城外的北平军事接管委员会文物部，特地派人来清华园访问营建系主任、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教授，请他把北平的重要古建筑在地图上一一标出，以备万一和谈不成，在攻打中宁可多流血也不能损毁古都。

　　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京城安然无恙，大军挥师南下和西进前，党中央又派人来找梁思成指点全国文物古建之处，梁思成教授立即组织建筑系教师夜以继日编出一本长达百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供大军沿途参考……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与共产党的革命，时隔三百余年，单从这一点上透视，即可见其天壤之别，而各自隐涵的命运结局，已是注定的了。

　　赵其昌掐灭烟火，来到宝城外侧，铲开一堆杂草和尘土，仔细辨析外罗城城墙的残迹。在十三陵全部陵宫建筑中，惟有嘉靖皇帝的永陵与万历皇帝的定陵建有外罗城，其它陵宫则没有。史料记载：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寻视，他登上阳翠岭，往下一望，见只有明楼、宝城一座，便问督工大臣：“陵寝这算完工了吗？”言下之意自然是不满。大臣见皇上不甚满意，赶忙说：“还有外罗城一座未建。”自此之后，遂日夜赶工加筑外罗城，定陵的建筑全仿永陵，因之也筑有一道庞大的外罗城。

　　外罗城原有朱门三孔，门楼重檐，上覆黄瓦，上面镶琢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龙蛇图像。定陵外罗城约为康熙43年之后渐被毁坏。时至今日，这外罗城墙遗址也埋在黄土之下，只有一道朱红色的内罗城墙，历经沧桑劫难，一直忠心耿耿地守护着它的主人。

　　赵其昌扛起考古探铲，来到宝城墙下，自东向西仔细察看。7米多高的城墙，虽经三百余年风雨剥蚀而变得残破，但仍不失它的壮丽与威严。

　　自古以来，建筑都包含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古罗马巴勒登山丘上的凯旋门，无疑是奥古斯都伟业的象征。尼罗河畔那古老硕大的金字塔，则是法老权势和力量永恒与不朽的辉煌杰作。而欧斯曼大刀阔斧拓出的巴黎宏伟的协和广场和放射形道路，则更是为了炫耀拿破仑帝国的盖世雄风。面对这道古貌尚在，雄风犹存的朱红色城墙，似有一股巨大的震慑力直射而来，它同雄伟的故宫一样，显示着自己坚不可摧的力量和永恒的权威，人类在它面前倾刻变成渺小。

　　赵其昌一步步向前走去，他感到脖子发木，腰酸腿痛，精疲力竭，在身边找块石头坐下，点燃一支烟，阵阵烟雾从喉管喷出，在眼前弥漫开来。顺着飘渺的烟雾，望望远处的山峦和蓝蓝的天空，又把眼睛转向前方不远处的红色高墙。就在这一刹那间，奇迹出现了——在离地面3米多高的城墙上方，几块城砖塌陷下去，露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

　　“这是怎么回事？”赵其昌自问着，揉揉被太阳刺花的眼睛，紧紧盯住黑乎乎的洞口，心脏加剧了跳动。

　　他突然想起前几天一个老乡对自己讲过的话：“长陵西面说不准是哪座陵墓，城墙外面塌了一个大洞。村里百姓遇到土匪绑票、日本鬼子抢烧，就把人捆牢后藏在里面……”眼前的洞穴难道就是老乡所说的那个藏人的地方？假若是真的，此处必有文章可做。正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撒腿向后跑去。

　　“发现了，发现了！”

　　“快来看，快来看！”

　　洪亮的声音沿着宝城回荡，又从宝城传向旷野。

　　两个伙伴闻声跑来。三个人六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洞口。

　　没有梯子，附近又找不到大块石头和木料，怎么办？两个伙伴望着赵其昌激动的面孔，立即蹲下身：“来吧，蹬着我们的肩膀上去看看，这个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赵其昌踩上他们的肩头，三人组成一个“矗”字形，沿城墙慢慢地升长起来。正午的阳光照射在洞口，里面的景物若隐若现，像是一个门券的上端，光照处可辨别出砖砌的痕迹，但一时难以证实门券存在的真伪。三个人轮流看过一遍，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你们在这里守着，我去长陵村打电话请夏鼐老师来看看。”赵其昌嘱咐着同伴，转身向长陵村跑去。

　　夏鼐接到电话，立即驱车赶到定陵，同时还带来了几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

　　在定陵地下宫殿打开30年后，我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读到了一段关于夏鼐氏的记载：

　　夏鼐，字作铭，生于清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考古工作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1935年夏去英国伦敦大学，并获该校埃及考古博士学位。

　　1936年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从·惠勒领导的梅登堡山城遗址的发掘。

　　1937年随英国调查团，在埃及的艾尔曼特和巴勒斯坦的杜韦尔参加发掘，并亲自向彼特里先生请教。他结束了在英国五年的留学生活之后，于1940年底回国。

　　1944年至1945年，他和向达教授负责进行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甘肃地方的考古调查。通过对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早。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纠正了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同时，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

　　夏鼐在发掘明陵的问题上，虽持有异议，但一经决定，便全力以赴投入发掘的指导工作。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当年帝后入葬时，通往地宫的入口。只有沿入口发掘，才能再现三百年前的原貌，从中辨别历史的真伪。

　　发掘队员按原来的方法搭成人梯，让夏鼐站在肩上沿墙慢慢升起。

　　夏鼐从腰中掏出手电筒，认真察看洞中的一切，不时地用探铲叮叮■■地敲打着洞中的砖石……一刻钟之后，回到地面上。

　　队员们纷纷围拢上来，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考古大师，希望尽快找到正确答案，解开百年之谜。

　　夏鼐沉思片刻，转身望着大家：“据我观察，里面的砌砖不像是原来筑成的，有再砌的痕迹，可能是一个门券的上缘。”

　　“宝城砌得这么结实，怎么会有门券藏在里头？”不知是谁问了一句。

　　夏鼐望望大家，似在讲解，又像自言自语：“定陵的历史有三百多年了，可能因为原砌的和后砌的两层砖之间衔接不紧，经过风吹雨打，外面的砌砖，也就是后来砌成的砖墙就塌陷了。”讲到这里，他望望赵其昌，不再言语。

　　赵其昌心中一动，豁然开朗：定陵是皇帝生前营建的，万历十二年（1584）开工，为时六年完成。这一点《明实录》记载得很清楚。可是，陵墓建成，人并没死，怎样办？地宫就必然再埋好。事实上，又过了三十年，即万历48年（1620）王皇后才死，紧接皇帝也死了，才一起入葬，再度挖开入葬，二次砌砖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不过，定陵明楼下面不建通道，棺椁灵柩又从何处进入地宫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赵其昌说着话，又摇摇头，摆摆手。

　　考古所的青年考古同行们也议论纷纷。有的说：“如果真的是券门上缘，那它很可能就是入葬的通道。”一句话又提醒了赵其昌，史料记载，定陵仿永陵建筑，宝城外面，都有一道外罗城墙。现在外罗城墙虽已毁坏，但从遗址来看可以证实这堵城墙的存在。“是不是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是入葬的通道，它正处于外罗城之内，内宫墙之外，帝后的棺椁进入大门之后，绕到宝城外面，再从这里进入地宫？”

　　赵其昌说完，看看夏鼐。大家顿时骚动起来：“夏所长，会不会这样？”

　　夏鼐不露声色地点点头：“说得有道理，我回市里和吴副市长商量一下下步的打算。”说完，驱车同赵其昌向北京奔去。

　　两人一见面，未等夏鼐讲话，吴晗就急不可待地问：“作铭，调查的结果怎样？”

　　“我看是一条极有希望的线索。”

　　“有把握吗？”

　　夏鼐望着老同学焦急的面孔，笑着说：“辰伯！我看你对考古倒真是外行，我们只有挖开后才能下结论哟！”

　　吴晗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在屋内踱了几步，略带埋怨的口气：“你倒是说一句有把握的话呀！”

　　夏鼐沉着地回答：“像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吴晗立即站住，面露喜色：“那就和大家研究一下，上报试掘，开始行动吧。”

第三章 少年天子

　　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登上皇帝宝座。少年天子，幽闭深宫，只能在桎梏中成长，残酷的礼教制度，使少年皇帝心灵变态受挫、性格扭曲的同时，也埋下了大明帝国衰亡的伏笔——

10岁登基

　　皇陵尚未打开，但显而易见，我们无法绕过在这座陵墓地宫中依然酣睡的那位主人。

　　——这是一个让世人倍感陌生的神秘体。

　　1572年5月25日，明朝的第12代君主，刚刚36岁的隆庆皇帝朱载垕自知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急忙召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乾清宫听候遗诏。三人匆忙到来，见皇帝斜倚在御榻之上，面如死灰，气息奄奄，左右静静地站立着皇后、皇贵妃和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幽深清冷的宫殿里，气氛紧张，景象凄惨。此时此刻，这位皇帝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侍立在病塌左边年仅十岁的爱子、未来皇位的继承人——朱翊钧。他感到留给儿子的并不是一个国富民强、安康兴旺的帝国，他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无法预料大臣们将怎样对待这个儿子和朱家江山。他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护佑爱子了。在弥留人世的最后一刻，他伸出由于纵欲过度而变得干瘦并毫无血色的手，转动着满含期待的泪眼，有气无力地向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内阁辅臣嘱托后事：“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穆宗说完，便命身边的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

　　遗嘱分为两道，一道给皇太子，一道给顾命大臣。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

　　“联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遗嘱刚刚读毕，首辅高拱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这“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成何体统？此遗诏，分明是张居正勾结冯保所拟，并非皇上本意，当不足为训。但高拱知道此时不是计较的时候，一切待日后再作计较，想到这里，忙匍伏在地，恸哭不已……

　　第二天凌晨，穆宗驾崩于乾清宫。

　　1572年6月10日，皇太子朱翊钧登基。此时，年方10岁，诏告以明年（1573年）为万历元年，从此开始了长达48年的统治。

　　老皇帝死去，对于大臣们来说可谓又悲又喜，因为随着新皇帝的继位，必然又是一场重新争夺权利的较量，是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小皇帝朱翊钧的理政，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臣僚展开了一场权利争夺战。于是，万历初年三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首先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便是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由于这三个人物对万历一生及他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他们作些介绍。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嘉靖朝进士，后拜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同时进入内阁。穆宗即位后，高拱自以为是先帝旧臣，开始不把他的引荐者、内阁元辅徐阶放在眼里，常与之相抗衡，并迫使徐阶“乞归”。自此之后，他以精明强干自诩，负气用事，傲视同僚，先后又赶走了四位阁臣。至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十一月，内阁辅臣只剩下他、高仪和张居正三人了。

　　张居正，字叔大，湖广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他少年时颖敏绝伦，素有荆州神童之称。5岁开始读书，10岁通晓六经大义。12岁即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授翰林院编修，正当张居正志得意满，要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却又逢奸相严嵩权势熏灼，因而感到怀才不遇而悲观气愤。几年后，他告病回家，种了几亩竹以排遣岁月。6年之后，他根据父亲的愿望再度入京，利用当史官的有利条件，集中精力研究历代盛衰兴亡的原因，留心观察社会现实，因而受到大学士徐阶的赏识和举荐，自此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接着又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不过，这时的张居正虽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和扶大厦之倾斜之志向，但仍不得施展，这个机会还要等到10年之后。

　　另外一个极受瞩目的人物冯保，号双林，真定府深州人。据传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颇有一点儒者风度。由于他的学识涵养在宦官中出类拔萃，官运亨通，嘉靖年间就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不仅是皇帝本人的机要秘书，也是耳目喉舌。此时的冯保，权势虽已显赫，但还想进一步上升，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为此费了不少心机和钱财，以用来打通关节。到了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终于有了空缺，按例应由冯保升补。但当时任内阁首铺的高拱为了报答照应、举荐他的太监，便违例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洪替补，以后陈洪出缺，高拱又推荐司膳监太监孟冲作了补充。冯保见自己应推而未被推，好事难成，不觉心生大恨，自此便与高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冯保虽然没有当上掌印太监，但由于长期担任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权位也十分重要。因此，他和高拱之间经常发生磨擦争斗。到了穆宗驾崩和万历皇帝登基这段时期，双方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无不绞尽脑汁想利用改朝换代的机会将对方置于死地。

　　正在这剑拔弩张之时，高拱最先瞅准了一个机会。

　　就在万历皇帝登基的那天，百官齐集金銮殿朝贺。不知是冯保为穆宗的遗诏得以顺利传示而感到高兴，还是出于其它的考虑，他竟立在御座之侧，怡然自得地看着众臣僚。这种间接地接受百官跪拜的举动，使得举朝哗然，惊愤不已。更出人意料的是，礼毕之后，冯保即奉旨督领东厂事务。这个变更，使高拱顿时感到自己面临的巨大威胁。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号称东厂的专向皇帝一人负责的特务组织，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落入这帮杀人不眨眼的特务的魔掌之中。而冯保在最想收拾的臣僚中，第一个当然是高拱。处于巨大威胁之中的高拱，自然不能坐以待毙，退朝后，他立即发动全体言官（给事中、御史），依仗人多势众，猛烈参劾冯保矫诏等罪行，以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高拱认为，仅此一条，就可以置冯保于死地。

　　但是，素来骄傲自大的高拱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低估了冯保的能量。他万万没有料到冯保在将这些奏章全部扣匿的同时，又跑到张居正跟前求计。张居正的性格恰好与高拱相反，他精于谋略，城府极深，对于高拱的高傲独断，专横跋扈，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作法自然是深恶痛绝，心中早有除掉高拱的打算。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也就未有半点流露，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现在，时机终于到来了。作为英雄，首先要善于抓住时机，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当冯保怀着惊恐而又冷酷的表情前来求计时，张居正深知双方的决战已不可避免，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很难不带血而还。既然争夺和拼杀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势，那么此时的张居正也就顾不得其它了。于是，他顺水推舟，以政治家出色的才能，为冯保献出奇计。他知道，只要此计成功，高拱必败无疑。

　　冯保按照授意，急忙赶到万历的生母李太后、也就是刚加封不久的慈圣皇太后和万历的养母仁圣皇太后宫中，磕头不绝，声泪俱下，添油加醋地将高拱在穆宗驾崩时所说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句，纂改成“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谎称高拱要废掉万历，准备拥立周王做皇帝……万历皇帝的母亲虽是太后，其实只有30多岁，对政治角逐的洞察力自然不够敏锐，况且她早已风闻高拱其人专横跋扈，在朝廷唯我独尊，有时连太后和皇上也不放在眼里。终于，在冯保一番入情入理的表演后太后震怒了，她决心惩治这位声名显赫的首辅大人。而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小皇帝万历也站在了冯保一边。当万历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冯保就日夜伴随着他，提携掖抱，悉心照料，几乎形影不离。因此，小皇帝万历曾亲切地称他为“大伴”或“冯伴伴”，并视为心腹。

　　第二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冯保手执黄纸文书，诸臣下跪听他宣读。这是两宫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皇帝圣旨：告诉你等内阁、五府、六部诸大臣，大行皇帝宾天前一日，召内阁三大臣于御榻前，与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东宫太子年幼，全赖尔等大臣辅导，但大学士高拱，揽政擅权，威福自专，全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使我母子昼夜不安……”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大臣们一个个惊呆了，只有张居正心中有数。至于跪在前列的高拱更是神色大变。他已被褫去官衔职位，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这位声名显赫的内阁首辅原以为这次召集群臣，是采纳他的意见驱除冯保，没想到大祸竟落到了自己的头上，由于圣旨说“即刻起程，不许停留。”他连家也没敢回，在街上雇了一辆牛车又羞又愤地回河南新郑原籍去了。此时，张居正取高拱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但是，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政治角逐却远没有结束。既然高拱还没有死去，随时就有复仇的可能。也许，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尚没有能力致高拱于死地。十年之后，高拱终于射出了复仇的利箭，致使张居正及其全家罹难。

　　高拱被赶走不久，另一名阁臣高仪也病故了。这两个顾命大臣的一走一死，自然使已成为首辅的张居正高兴异常。他推荐了一个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的好好先生、原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作为自己的助手，而实际上的朝政大权则完全控制在张居正的手中——这时距老皇帝去世才刚刚一个月。

　　张居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但此时朝中官员却议论纷纷，除对高拱给予同情外，还对张居正勾结内监极为不满。于是，怨言四起，朝野大哗。面对这种危局，张居正很是不安，他知道，如果不能树威，便不能服众，他在伺机寻找这个树威服众的时机。

　　终于，又一个天赐的时机到来了。

　　万历元年正月的一天，皇帝朱翊钧依照惯例上早朝，当他出了乾清宫，只见一个无须的男子穿着太监的衣服，在朦胧的曙色中躲躲藏藏，行迹可疑。这位男子很快被卫队拿下，经冯保询问，那人自称叫王大臣，原是一名南兵，是从总兵戚继光那里来的。

　　早在明朝的嘉靖、隆庆年间，海上倭寇基本荡平，而北方鞑靼土蛮、董狐狸两个部族却常来骚扰。隆庆元年，已入内阁的张居正把江南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让他总管蓟州、昌平等北方各镇的兵事并节制各镇总兵。一代名将戚继光一上任，看到边兵久缺训练，毫无战斗力，便决定从头开始操练兵马。他从南方训练出来的“戚家军”中抽调一部分将士，作为练兵的骨干和头领遣到军中。这王大臣便是这批南兵中的一员军士。他来到北方后，由于经受不住环境和生活之苦，又加思念江南家乡，便决定跑回南方。当他借着月色溜出军营来到北京城时，忽然想出了一个看看紫禁城的念头。于是，他左拐右穿，终于来到了巍峨壮丽的紫禁城下。这时天近黎明，城门已开，一些穿太监衣服的人进进出出，很是热闹。出于一时的好奇，王大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着胆子偷了一套太监衣服穿在身上，混进宫去想看个究竟。想不到这一进去就再也没能活着出来。

　　王大臣不识路径，东跑西逛，想出宫却找不到道路。正在他心惊胆战，焦急万分的时候，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男孩朝自己走来，他躲藏不及，便被卫队、宫监当场捉住。

　　由于王大臣的供词里牵扯到戚继光，冯保又知道张居正跟戚继光的关系非同一般，便把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张居正闻听先是一惊，在沉默半晌后，终于心生奇计。他对冯保说：“戚继光现握军权，绝对不能把他牵扯上。至于王大臣此人的处理嘛——”张居正附在冯保的耳边悄悄说：“可以借机除掉高氏。”

　　冯保心中自然明白张居正所说的高氏就是被赶走的那个过去的首辅高拱。张居正显然是要借刀杀人，准备对高氏家族斩草除根。

　　冯保心领神会，也自然乐意干这个差事。回去后，立即派一个叫辛儒的太监，给王大臣换上一件蟒裤，带上两把剑柄上饰着宝石的短剑，然后押送到由冯保作为主监人的东厂。

　　王大臣被押到东厂后并未受刑，却由辛儒陪着他饮酒。辛儒对王大臣说：“你惊了圣驾，一定要追究主使你的人。你要不讲，就得被活活打死。”

　　王大臣吓得魂不附体，哀求辛儒出面救他。

　　辛儒故作怜悯地说：“看在你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我就救你一次。这样吧，你只要说是高相国派你来行刺皇上的就没事了。”

　　“高相国是谁？我不认识他。”

　　“你就说是高相国的仆人来找你的就行了，他的仆人叫高旭。你只要这样说，不但自己可以免罪，还要赏你一千两银子，封个官职。”

　　王大臣终于答应了，并在冯保审问时按辛儒教的话重复了一遍。冯保拿到证言，立刻派人去新郑逮捕高拱的仆人高旭。消息传出，举朝大哗，大臣们怎么也不相信高拱会干这种蠢事，并断定是有人暗中搞鬼。于是一齐上表，要求皇帝慎重查处。不久，皇帝下诏让冯保和都御史葛守礼、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此案。

　　高拱的仆人高旭很快被解到京城，朱希孝找了一些校尉来，把高旭杂在当中，要王大臣辨认。王大臣自然认不出来。

　　会审那天，按照规定要先对被指控犯罪者打一顿板子，然后过堂，而当板子打到身上时，一直蒙在鼓里的王大臣大喊道：“不是说好了要给我银子、官职吗，怎么又来打我？”

　　冯保面带不悦，问道：“是谁指使你干的？”

　　“不就是跟你一样打扮的人教我的吗？怎么又反来问我？”

　　“胡说！”冯保勃然大怒，大声喝道：“那你上次怎说是高相国？”

　　“那是那个太监要我说高相国，我怎么认得什么高相国，矮相国？”

　　这时冯保面如紫茄，无言以对。朱希孝趁机问道：“那你这蟒裤、双剑，又是从哪里来的？”

　　“也是那个太监给我的。”王大臣指着冯保说。

　　朱希孝不再追问，吩咐退堂。冯保一见阴谋戳穿，便秘密派人给王大臣饮了哑药。王大臣无法说话，又不通文字，案子无法审下去了，最后刑部只好以王大臣是个傻子，犯了惊驾罪而将他斩首，草草了结了这个案子。

　　高拱一家险些被灭了九族，吓得赶紧关上大门，谁也不再接见。而他的党羽门生，路过中州的时候，怕受牵连，也都绕道避开新郑。至于朝中的大臣们，从这次事件中真正认识了张居正，并在他的威慑下不得不表示臣服了。

　　至此，在万历一朝的初年，朝中形成了两股强大的势力，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张居正和冯保，而张、冯的短暂结合，对日后的政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一个只有10岁的少年天子，自然是无法预料的。

在锁链的捆绑中成长

　　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以后，除了处理日常的军政要务以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辅导他的学生——年轻的皇上。在这件事上，张居正昼思夜想，费尽心力，企图把这位新任皇帝引向他所认为的理想境地。为此，张居正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为万历精选了5位主讲经史、两位主讲书法的老师和一位侍读，所学内容也由他亲自编订。实际上，此时的张居正，已成为教育年幼的皇帝和处理军政要务，身兼内外双重职务的万历一朝最为瞩目的重臣。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接二连三地砍了几位宰相的脑袋，并且严旨后代不复设立，以免大权旁落。但后来的君主并不像他们的先祖那样勤政，到他的儿子朱棣时，随着政务的繁多，便开始让殿阁大学士参预政务，并逐渐行使起宰相之权。开国皇帝朱元璋费尽心机避免发生的事情，到万历初年还是发生了。

　　由于张居正这种实际上的宰相兼太师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决定了他的才能能够得以充分发挥，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改革，另一方面，将自己的意志又强加于对万历的教育中，致使这位越来越不堪重负的少年天子，形成了一种被扭曲的特殊性格。其结局是，张居正在为行将垂死的大明帝国恢复元气的同时，也为它的彻底毁灭种下了难以治愈的毒菌。

　　这时的万历皇帝是一位公认的精明、早熟的君主。他五岁时就能读书识字，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际年龄还不足四岁。也就在差不多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一天，他见父皇在宫中驰马，立即跑上前，说道：“陛下是天下之主，如此驰马急奔，倘马蹶失足，后果作何设想？”

　　穆宗皇帝听罢，立即跳下马来，把他拥在怀中，激动得热泪浸湿了眼眶，深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穆宗当场嘉奖了这位儿子，并在不久后将他立为太子。

　　如今成为皇帝的万历，在张居正的精心辅导下，学业日有进步。到万历二年三月，这位小皇帝将自己书写的“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之法”12个字的条幅，悬挂在文华殿的正中，接着又书写条幅，准备分赐给众官。张居正来文华殿见万历“纵笔如飞，顷刻毕就”，每个字足有一尺见方。12岁的孩子书写这么大的正楷字，这令张居正自然十分欣慰。为此，他特做《缉熙圣学》诗一首，颂扬其事。诗中写道：

　　冲龄已赋圣人资，典学尤勤恐后时。

　　努力寸阴常为惜，谈经终日竟忘疲。

　　闲观翰墨情偏惬，坐对缥缃手自披。

　　二帝三王心法在，文□高揭即著龟。

　　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小皇帝讲读完毕，遂将自己亲自书写的“弼予一人，永保天命”8个大字赐给张居正。这八个大字虽然反映了万历对张的无比信赖之情，但张居正出于政治和治国方针上的考虑，对万历此举进行了劝谏。他说道：“赐臣之大书，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矣。但以臣愚见，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以至唐宋，所称英贤之主，皆以其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著称。不闻其有技艺之巧也。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皆能文章善绘画，然皆无救于乱亡。由此可见，君德之大，不在技艺之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正宜及时讲求治理，留心政务，以古圣帝明主为法。书法一事，不过借以收心而已，即使殚精费神，直通钟王（钟繇、王羲之），亦有何益？”万历听罢，立即答应道：“先生说的是，朕知道了。”自此之后，在万历的功课之中，书法被取消，而只留下经史供这位小皇帝攻读了。

　　万历三年五月二十日，万历命中使捧出他母亲（李太后）所写的御书一帙，叫张居正看，并说自己的母亲不但每天在宫中看史书，还要坚持写字一幅。她不仅自己这样做，还令30岁以下的侍女都要读书写字。张居正听了之后，深以为然，并借此进行开导说：“圣母，母也，犹孜孜勤学如此。今皇上当英雄少年，将来有万几之重，何不锐精学问，讲究治理以副祖宗托付之重乎？伏望皇上仰体圣母爱育之心，及时典学无怠无荒。则睿智益升，聪明愈扩。”

　　万历当即答道：“先生言是也，朕当勉焉。”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万历对张居正说：“朕于宫中默诵所讲书，多能记忆。间亦有遗忘者，温习未尝废也。”张居正听了自然大喜。

　　正当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能按照自己设计的道路奋力前行而感到欣喜时，这位少年天子的幼小心灵因为受到刺痛而渐渐脱轨。书法课的取消以及经史的枯燥和讲读的紧张，使万历皇帝对所学功课日趋厌倦，便开始借故停辍。而张居正却一如既往地严格劝谏，毫不退让放松。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闰八月初三，小皇帝借故暑雨太多太大，口渝令朝讲暂歇。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前来谏阻，并趁势讲了一番古今中外的大道理。在张居正严厉、恳切的劝谏下，万历不得不收回口谕，重新进入功课的忙碌中。

　　早在此前，张居正还仿照唐太宗、明成祖和明仁宗的做法，绘制天下疆域和职官书屏，悬挂在文华殿的后墙上，让万历朝夕观阅。这幅疆域职官书屏画得十分精详，全屏共分九扇，中间三扇绘天下疆域图，左右各三扇分别列文武职官的姓名、贯址、出身、资历等，而每个职官的情况，均用浮贴，如有升迁改调，可以随时更换。如此布局，按张居正的理想应成为“四方道里险易、百司职务繁局，某某官员贤否，莫逃于圣鉴之下。”对如此苦心，万历皇帝并不热情，他在览阅之后，只轻轻说了句：“先生费心，联知道了。”算是对张居正这番苦心孤诣的回报。

　　此时的张居正并未因万历对功课的厌倦而醒悟，也未对这位小皇帝精神上表现出来的痛苦而深究，他依然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一个臣僚对朝廷效忠的责任，来训导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有时表现得十分严厉和刻薄，甚至达到了令成年人都难以忍让的程度。

　　有一次，万历在朗诵《论语》时，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bèi（背）如也”。张居正听罢，当即厉声纠正道：“应当读bó（勃）！”这一声严厉得近似指责的叫喊，使万历极为惊恐和愤慨，尽管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并称张居正为先生，但他又深知自己是当朝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都应该服从他的意志。张居正此时严厉而刻薄的责备，他认为这是对自己不尊不敬，有辱他作为一个皇帝的尊严和少年自负的自尊心。类似这些事情的不断出现，使少年万历在心灵深处渐渐生发起了反抗的欲望，同时也埋下了对张居正本人忌恨的祸端。多少年后，张居正举家获罪，其本人差点被开棺戮尸，与这时种下的恶果是分不开的。

　　张居正当然不会理会这些。他在将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万历的同时，也在企图让这位小皇帝相信这样一个道理：他之所以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人和。要使国家兴旺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就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就必须信任张居正本人。确切地说，张居正才是引导大明帝国在夜航中前行，并有能力渡过急流险滩的不灭的灯塔。

　　事实上，年轻的万历和张居正本人都按这个理想去做了，且确有将暮气沉沉，已是破帆朽木的大明帝国这艘古船，引出漩涡和险滩的迹象。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张居正的油干灯灭，这艘古船重又进入了迷茫的黑夜，并加速向另一个漩祸驶去，直至撞得粉碎。

　　当然，此时这个少年天子精神上的痛苦，不完全来自学业上的压力、枯燥和张居正本人的严厉刻薄。他那只有三十多岁、精力充沛又满怀希望与期待的母亲——李太后，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一个在儿子身上雪上加霜的角色。她一直和年轻的万历皇帝同住在乾清宫，并对这位亲生儿子能否尽心尽职和勤奋学习表现出了特殊的热情和关怀。她利用被称为小皇帝“大伴”的冯保，不断地向自己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由于这个太监兼特务的精明能干，使得她耳目灵通。也由于这个神秘莫测的特务，在不分白天黑夜地监视着她儿子的言行，使得万历皇帝渐生畏惧和厌恶。因为一旦母亲听到对皇帝不利的密报，这位年轻的太后盛怒之下，万历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有时一跪就是几个时辰。这不仅使万历承受了肉体的折磨，更为重要的是让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子感到了极端的难堪和精神的创痛。而这时的皇太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却认为自己做了既合乎祖训又不悖常理的极赋责任感的事。因为她的经历和思维方式无不在告诉自己：这样做是对的，不这样才是不可思议的。

　　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怕自己百年之后子孙不肖，从而出现类似汉、唐那样外戚或母后专权的现象，所以明确规定后妃由良家挑选。李太后原出身贫寒之家，被选入宫后，在裕王府侍候那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她之所以没有像绝大多数宫女那样，在紫禁城中空虚寂寞了此一生，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她与朱载垕在夜深人静时发生了一段情意缠绵、难以忘怀的爱情故事。就在她与他“私通”后的第二年，生下了儿子朱翊钧，并以“母以子贵”的缘故一跃成为皇贵妃。这位30多岁便守寡的女人，深知到达现在的地位是多么不易。她极爱儿子，是他给予了自己今天的荣耀和权势。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儿子进行相当严格的管教。她年复一年地在每逢上朝的那天五更时分，推醒酣睡的儿子，带他去临朝听政。她这样不辞劳苦地培养儿子，当然是希望他成为一代贤君，自己也名垂青史。

　　1578年，年已16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为了广延子嗣，必须先册立皇后，然后再立妃嫔。对万历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当然，他暗自庆幸的不是大婚，而是严慈的母亲将不再陪他住在乾清宫而搬回慈宁宫，他将有可能在日后的生活中成为一个自由的君主，一个独立的人。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大婚后的万历从表面上看似乎和这位年轻貌美的皇后是天生的一对，但万历皇帝的内心却极不喜欢这位总讨母后欢心的女人，并不时地给她冷淡的脸色，这种做法万历保持了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位母仪天下的王皇后愤懑之极，只得拿宫女发泄怨气。史料载，毙在她杖下的宫女就有数十人。王皇后为什么一生从未得宠，史料尚无确切记载，世人也无处捉摸。或许，爱与不爱本身就无明确的因果，它只是存于人类本体的一种飘渺的感觉。但无论如何解释，有一点是明确的，大婚后的万历皇帝认为他已经从母亲严格束缚下摆脱出来，这件事给予他无聊的同时，也给了他打破这单调和空虚的绝好机会。他完全可以获得一种比较有趣的生活。但是，他想错了。

　　就在万历皇帝在这种新生活的海洋里尽情荡漾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有一个名叫孙海的宦官，引导皇帝在皇城别墅“西内”举行了一次极尽欢乐的夜宴。这里湖波荡漾，宝塔高耸，风景秀丽，喇嘛寺旁所蓄养的上千只白鹤点缀其间，使得在礼教之中和太后的严格管教之下长大的皇帝恍如置身蓬莱仙境。新的生活天地已经打开，万历皇帝越发厌倦紫禁城的岁月，向往这旖旎的自然风光。从此，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身穿紧袖衫，腰悬宝刀，在群宦的簇拥下，经常带着酒意在园中横冲直撞。一次宴会上，他醉眼朦胧地叫身边一个小宫女唱他喜爱的新曲，不料这个宫女奏称不会，万历立即龙颜大怒，抽出身上宝刀欲砍。孙海等人急忙上前劝说，万历欲杀不能，便灵机一动说：“不效当年曹孟德割发代首，何显朕无戏言？”其结果是截去了宫女的长发象征斩首。当时一个随从上前劝谏，被万历下令拖出去责打一顿。

　　对万历的行为冯保大为不满，便将此事悄悄地告诉了太后。太后知晓大为吃惊，并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悔恨。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对皇帝的督导教育之责，盛怒之下，她除去簪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这个失德之君而代之以皇弟潞王。多少年后，有史学家认为，假如她真的这样去做，这个帝国的历史或许会重新改写。但历史的长河在掀起了一个波澜之后，瞬间便平静了。万历皇帝跪下恳请母后开恩息怒。他虽然曾因读书被罚长跪，但领略的只是母后那严厉目光的逼视。今天，他第一次看到母亲那悲愤的目光中，含有一种万念俱灰的哀怨神色。或许，惊慌失措的皇帝这时尚不能理解太后深为辜负祖宗愿望和夫君遗托而自责的心情。

　　对万历来说，他从未领教过慈圣太后如此绝情的训斥：

　　“先帝弥留之际，尝内嘱你两母教育，外托张先生等辅导，可谓用心良苦。孰知你如此不肖，到处游荡，将来必玷辱祖宗功名。我顾社稷要紧，难道非要你做皇帝不成？”

　　万历知道自己这次惹祸非同小可，便急求张居正和冯保讲情。经过张居正和冯保的极力劝说，万历皇帝再痛哭流涕地表示悔改，并写了“罪己诏”即今天的“检讨书”之后，太后才答应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

　　这次事件，在使万历胆战心惊的同时，也明显地给张居正敲了一个警钟，他再也不敢马虎大意了。为避免再出麻烦，张居正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起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

　　也正是由于这件事的发生，万历才明白自己仍是一个既不独立，更不自由的人，他冥冥中感到有一条无形的锁链套在自己身上，使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去生活。他能够做的，只有在这条锁链的捆绑下，沿着一条古老得生锈的轨道走下去，尽管前方是一片迷茫的征途。

　　这种严密的监视和精神上的捆绑，并未立即使万历屈服，他在设法予以反抗。以后的岁月，万历要干每一件“出轨”的事，总编造出几条理由以备盘问。与此同时，他的心灵深处已恨上了两个人：告密的冯保和为自己代草“罪己诏”的张居正。因为“罪己诏”中的言辞竟鄙夷到使皇上无地自容的程度。可惜当时的张居正和冯保都没有意识到万历心灵这个变化日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可怕的恶果。

　　一天，万历听课完毕，一时兴起，便开始书大字赐予辅臣，冯保立在一旁，边逢迎边喝采。这时万历心中蓦然涌起一种厌恶的情绪。他怀着极大的仇恨把饱醮浓墨的大笔掷在冯保穿的大红袍上，淋漓尽染。冯保惊恐异常，即使在旁的张居正也手足失措。但万历的报复此刻也仅能到此为止。既然锁链还捆在身上，就势必付出行动上的代价。

皇权与相权的结合

　　无疑，张居正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卓越的政治家和改革者，是明朝最著名的首辅。他以不计毁誉、勇于献身的精神，锐意变革，厘剔宿弊，终于使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取得了“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库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绩。而这业绩的取得，自然是与李太后的支持和万历皇帝的敬畏分不开的。

　　早在隆庆二年，当内阁辅臣徐阶和高拱不和，徐阶告老退位，回到松江华亭之时，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曾不失时机地给皇帝上了《陈六事疏》，提出了需要变革的六件大事：

　　一、省议论。凡事不要无用的虚词，而讲求实际的功效。做一件事，开初要慎审，既行之后便要决断，用一个人，用前要慎察，既用之后便要信任。

　　二、振纲纪。近年来纲纪不肃，错误地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求全谓之“善处”。应该公道地进行刑赏予夺，而不曲循私情。

　　三、重诏令。近来朝廷诏旨，多格废不行，有的竟十余年犹未完成。文件积压，年月既久，失去时效，致使漏网的终于逃脱，而国法不得申张，这样是非怎能明断？赏罚如何得当？因此应敕下各司，办事应严立限期，违者查参。

　　四、较名实。器械必须试用之后才知道利钝，马匹必须乘驾之后才知道驽良。现在用人却不然，官不久住，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因此希望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令吏部认真考课官员，使其名实相符。

　　五、固邦本。眼下风俗侈靡，豪强兼并，赋役不均，官吏们耍弄诡奇花招，吃亏的还是百姓。因此要敕令有司，尽心清理。

　　六、饰武备。精选将领边吏，加强军队训练，举行大阅之礼，严申军纪，注重武备，整饬戎事，国防自会巩固。

　　我们不惜篇幅，列举《陈六事疏》的大意，意在让读者更进一步了解张居正其人。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面对飘摇欲坠的大明帝国，是以怎样的胆识和策略，谋划他的变革事业的。

　　如果说那时的张居正由于朝中的复杂多变，而无力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那么，今天这个时机已经来临了。身处首辅兼皇帝老师双重地位的他，借助李太后和万历的声明，顺利地贯彻了当年他给已故的穆宗皇帝提出的（陈六事疏》，并一步步地实行着他的变革。

　　张居正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顿吏治。他认为当时朝廷奢贿成风，民不聊生，主要原因就是“吏治不清”。于是他规定了严格的考察制度，裁汰贪官污吏，采取“立贤无方，唯才是用”的原则。这一点，从他推举重用戚继光等名将，使多年扰攘不宁的北部边疆和海域得以安定来看，当是很好的例证。

　　万历登基之初，由于土地的兼并，全国应当纳税的田亩数目不准。许多豪强大户掠夺了农民的土地，赋税却仍要失地的农民负担，造成大批的农民逃亡。于是，张居正下令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7，013，976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增加了。以至出现了：“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的效果。

　　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势如破竹，战果辉煌。万历九年，他又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起来，折合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数量交税，实行赋税制度的大改革。同时，在水利、边防等方面也做了极大的革新。

　　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1572到1582年，是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10年。北方的“虏患”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国家的府库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凝聚了张居正无数的心血。这一点，年轻的万历皇帝是心中有数的，他以实际行动感激这位先生用铁的手腕赋予这个帝国的繁荣富强。当张先生偶感腹痛，年轻的皇帝便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就连名位显赫的李太后对张先生也倍加感激，言听计从。这位李太后是一个虔诚的奉神拜佛的女人，有一次曾准备用自己的积蓄修筑涿州娘娘庙，后来听从了张居正的劝告，把这笔钱改用于修建北京城外的桥梁。万历大婚时，张居正因为父丧在内阁“青衣角带”守制丧事。按照明朝祖制，大臣在守制期间，不准参予皇帝的一切吉礼。但李太后却不避忌讳，定要让张居正暂易吉服主持万历的婚礼。这种既违背祖制又不吉利的做法，对于一个在封建社会中笃信佛教的妇人来说，没有对张居正的无比信任，是绝对做不到的。有好几次，李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张居正坚持以为不可，太后也只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

　　从历史的角度看，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和主张出于维护大明王朝统治的目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又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再加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欠缺豁达宽容的风度，自己又无法做到清廉公正。这就不免给反对派留下了把柄。因此，在万历十年他病逝之后，不但所推行的变革全部被推翻，自己死后也闹得身败名裂。这个悲惨结局的导火索，就起于他推行改革的时期，而明显的标志则是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死后的“夺情”事件。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秋天，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照当时盛行的“父母三年之丧”的习俗，张居正应当立即停职，回家按照四书所说去“守孝三年”（又叫做“丁忧”）。不过时间可缩短到27个月。倘军政要务紧急，离他不得，皇上也可以采取“强迫”的办法，将其留在位上。这个做法叫做“夺情”。这种做法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偶一为之。此时的张居正权倾天下，怕一旦离去之后被人谋算。而且由他主持的全国性的改革也已到了关键时刻，他又怕因此而前功尽弃，便萌发了恋栈之心。怀着这样一种目的，他暗示吏部尚书张翰，想让他强留自己在朝。而张翰不但佯作不知，反而上疏请万历皇帝准允张居正“丁忧”回家，幸亏冯保见此，怕张居正回家自己失去屏障，便代为操作。于是，在冯保的鼎力协助下，万历在和皇太后商量后，决定慰留张居正，并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居正在职居丧。这个命令自然正合张居正的心意，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是再三奏请回乡。万历也深知张居正的苦衷，便将一次次奏章又一次次批回，并命令送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真相。

　　尽管如此，朝廷的官员们还是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回乡守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事是张居正故意耍的一个花招，以遮掩众人之口。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感自身责任重大，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贤教诲办事之精神。许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力量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自然就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遵守这些原则，居然把父母之丧看得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翰林院几十名官员联合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张居正私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让他放弃伪装，回乡守丧。但劝说毫无结果。

　　对于张居正的态度，官员们极为愤怒，他们不肯就此罢休，而是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按照当朝的制度，翰林编修奏疏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尤其是面对张居正这个重权在握的政治人物更是如此，且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既然弓已满弦，利箭必须要发出去。尽管有射不着老虎反会被虎伤的可能……

　　果然，上疏之后，万历与太后和冯保秘商，决定对上疏4人给予处罚，以免有人再度效尤。与此同时，皇帝诏谕群臣严厉地指出：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借纲常之说，肆为谬论，欲使朕孤立，得以任意自恣，兹已薄处，如再有党奸怀邪，必罪不有。”其结果是上书的艾穆和沈思孝各挨八十大板，然后发戍边疆充军。在这严厉的高压之下，纷纷扬扬的“夺情”事件便告结束。当然，这个结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收尾，更大的仇恨和较量还在后头。

　　第二年是张居正父亲死去的一周年。这位首辅再向皇帝请假，要回原籍安葬父亲。万历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张居正向皇帝辞行。那天，万历在平台接见他，并安慰他说：“联舍不得让先生走，但又怕先生过份伤感，只好忍心准了先生的请求。虽然如此，但国事至重，先生走了朕实在为难。”

　　此时的张居正很是感动，慌忙跪在地上说：“皇上大婚之后，要注意爱惜身体，免得臣子挂怀。”说完，竟伏地大哭起来。

　　万历见这位首辅一片真情，也不禁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先生虽然走了，但国家大事还要留心。”于是特许张居正在家期间，如有大事，可以密封上奏。又亲赐他一枚银印，上镌“帝赉忠良”四字。

　　张居正于万历六年三月开始回家乡，他从京师出发，经过河南直达江陵。他乘坐的是32个轿夫抬的特制大轿。轿内隔成两间，后一间用来坐卧，前一间可以会客，沿途如有地方大员来见，就请到轿上，边走边谈。他的卫队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将士除腰中佩刀之外，背上还有一支鸟铳，这是明朝总兵戚继光所委派的部属，而鸟铳在当时尚属时髦火器，军队还很少使用。这支卫队的卫士个个衣甲鲜明，精神抖擞。当行抵河南新郑县，张居正突发奇想，要见一下被废乡居的前内阁首辅高拱。两人相见，恍如梦中，高拱穿一件旧衣，须发如银，老态龙钟。再看张居正，虽然鬓边已有霜丝，但意气昂扬，风采过人。两人相比，对照鲜明，各自心中自有不同的感慨。

　　张居正端坐在高府简陋的旧舍里，嘻嘻哈哈，侃侃而谈，显得仍像当年在内阁里一样亲热，毫无陌生隔阂之感。而一向高傲自负的高拱，如今已落到这般地步，见张居正还虚情假意地前来“探望”，其本意分明是来示威，这更增加了他的愤怒。此时的张居正在朝中的权势正炙手可热，自己作为一个失去权势的退休官员，且重疾缠身，显然是无法再跟他抗衡交手了。但高拱早年也是以精于权术闻名于朝的，岂能容忍这种污辱？由此，在张居正走后，他就开始精心策划一项计谋，要置张居正于死地。

　　高拱在张居正走后弥留人世的几个月内，写成了一篇《病榻遗言》的文章。这篇颇见风骨和文采的文章，主要揭露了两件事：一是冯保的不法与专横跋扈，另一件就是当年在宫中发生的“王大臣事件”。文章在揭露两件事的真实面目后，不但为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进行了申辩，还把冯保跟张居正如何勾结，蒙蔽皇上的事实一一揭穿。文章写成后，在如何被皇上和世人知晓的问题上，高拱再次显示了他的精明老到。他既不托人呈给皇上，也不给那些朝臣过目，而是印成一本小册子，任其在社会上流传，这就无疑地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当然，当这本小册子在达到了高拱所预料的效果并在后来终于为满朝文武和皇上知晓时，高拱和张居正已双双逝去了。张居正本人未能食到其果，而他举家却迎来了灭顶之灾。这当然是后话了

　　此时的江陵城正为张居正父亲的葬礼倾城出动。事实上，早在张居正返家之前，地方要员已在张家的府第里用蓝、白两色布匹搭起了高大的席棚，整个张府显得庄严肃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张府原是辽王朱宪■的府第。万历二年，有人告辽王谋反，张居正趁辽王被废的时机，将这座王府弄到自己手中。当然那时的张居正没有想到，他这个举措又为自己埋下了怎样的祸根。出殡那天，本省、府县的主官，邻近州郡的文臣武将以及其它省份的代表纷纷前来参加。出殡行列的最前面，是张居正从京城里带回的戚继光所赠的卫队，卫队后面又是同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纸扎的兵马卫队，共一百骑。由一个百户装束的纸人率领，真假卫队伍浩浩荡荡，十分壮观。在卫队的后面是高高举起的一面面宽大的功名牌，上面分别刻着张居正出山以来的各级官衔。一连串的“举人”、“进士及弟”、“翰林院学士”、“礼部尚书”、“东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少保”、“少傅”、“太傅”等象征着荣光与权势的官衔，让人无不赞叹这位死去的老太爷，造就了一个多么卓绝超群、惊世骇俗的天才儿子，而这个儿子从一介书生到位极人臣的高官显爵，又为这位老太爷以及整个张氏家族的列祖列宗，带来了何等的荣光与欣慰。

　　更令人惊骇的是，在“肃静”、“回避”牌后，那由各方官员致送的密密麻麻的挽幛和挽联，而迎头一幅最为高大的挽幛上，大书“风范长存”四个斗字——这是万历皇帝的御笔，也是张府的最大荣耀。

　　在一座座亭台后面，先是笙箫铙钹，吹吹打打的和尚、尼姑、道士在诵经念咒，接着是身穿诽色袍子的四品以上的文官，身穿青袍的五品至七品的各地要员，以及顶盔带甲、穿着戎装的武官和身穿绿袍的八品以下的各等官吏……

　　多少年后，江陵的遗老遗少还会带着无比的荣光和自豪告诉他们的子孙，自己年轻时曾有幸目睹过多么盛大浩荡的一场殡葬——那是江陵空前绝后的葬礼啊！

　　当年六月，张居正回朝。北京城外，司礼太监何进代表皇帝，偕同百官郊迎。两宫太后也各派大太监李琦宣谕慰劳。可以看出，此时年轻的皇帝和两宫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和敬仰达到了高峰。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来到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太后相见，加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并赠给她各项珍贵的礼品……至此，张居正以及整个张氏家族的荣耀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多少年后，有史学家指出：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当张居正去世之后，这种情谊反而变成一种灾难而落到他们全家的头上了。

第四章 追踪玄宫隧道

　　发掘帷幕在定陵拉开。

　　夜空中突然一声巨响，引起了意想不到的骚动。探沟深处，一块小石碑指出了地宫隧道的方向。玄宫隧道里，终于找到了通往地下宫殿的钥匙——

地宫入口与隧道门

　　在原始社会时期，自从人类的心中产生了灵魂的概念之后，死后的墓葬就被看得越来越重了，但还没有永远祭祀的意图。由于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人们便认为，死者虽然离开了人世，但灵魂尚存，只不过随着躯壳去到另一个世界而已。这些不死的灵魂，还能回到人间降临祸福，因此，人们对死去的祖先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盼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过美好生活，并对家族的后人加以保佑和庇护，这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套隆重复杂的埋葬制度和祭祀崇拜礼仪。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事实与结论不仅从历史文献上可以看出，在中外考古发掘中也可以得到验证。中国几十年考古发掘的墓葬遗址，证实原始社会的母系、父系墓葬都没有发现过封土或标志。只是在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氏族墓葬中，曾经在人骨附近发现有一块小石板，似是这位死者墓内的标记，但却不能作为墓上的标志。在夏、商的大规模墓葬中，也尚未发现过巨大的封土和标志。河南安阳的殷墟，自盘庚迂都于殷之后，作为殷都近三百年之久，而奴隶主殷朝帝王生前虽然穷奢极欲，但他们的王陵到现在在地面上也很难看出迹象，即便是后代有所破坏，也不至于不留一点痕迹，可知这时还处于不封不树的阶段。正如《礼记·檀弓》所载：“古也，墓而不坟。”“凡墓而无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

　　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周礼·春官》上曾载：“以爵为封丘之度。”这也就是说，按照官爵的等级来定坟头封土的大小。春秋战国之后，坟头封土逐渐高大，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墓称为邱。如赵武灵王的赵邱、燕昭王的昭邱即是实例。

　　从考古中得知，在墓顶之上要垒土成坟、植树做标，这与奴隶制度的完善和经常需要向祖先的鬼魂祈祷、祭祀有关。殷人尚鬼，凡事先要祈告。除向天神祷告之外，向祖宗先王祷告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

　　为怀念祖先而在墓前拜奠，也需封土、植树作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他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封土坟头和植树作标的重要性。孔子三岁时，父亲就撒手归天了。孔子长大成人后，要想祭把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地所在。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辗转数月方找到。以重“礼”著称的孔子，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于是便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以便经常前来祭祀悼念。墓土垒坟可能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但人们常以孔子的故事作为封土坟头的起源。

　　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代，布局、建筑形式趋向定式，封土都采取宝城宝顶的形式。两朝三十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为宝城、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之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之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和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不仅突出地显示了陵寝的庄严肃穆，也增强了建筑艺术效果和神秘气氛。

　　明十三陵中的宝城形制，共有四类形体组成：景、裕、茂、泰、康、昭、庆、德八陵，明楼下面既设券洞，券洞后边又设月牙城，月牙城的后壁，即是琉璃屏。长、献二陵明楼下面虽然设有券洞，但其后面没有月牙城，因而看不到琉璃屏。尽管这十陵在形制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宝城不是伪装的话，宝顶之前、明楼之后就是通往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其准确位置当是在琉璃屏之前。

　　除思陵属于特殊情况外，永、定二陵明楼之下，既无券洞，其后更无月牙城和琉璃屏。它的形制明显地告诉研究者，其地宫隧道不在明楼之后而在别处。因为明楼高大沉重，为了牢固起见，所以在明楼底下未设券洞。既然没有券洞相通，后面的月牙城和琉璃屏便无存在的必要，但无论如何变化，定陵地宫的入口一定直冲明楼，只是隧道口要设在别处。而宝城的墙皮脱落之处，作为通向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已成定局。

　　1956年5月18日，一辆大卡车载着行李、床板、桌椅、锅碗瓢盆和炉灶煤炭等生活用品，还有铁锹、镐头、竹筐、扁担、绳子等发掘工具，来到定陵南边一华里的昭陵村，在一个姓陈的社员家里安营扎寨了。随车来的除赵其昌之外，还有一位两鬓布满银丝的老人，这就是在考古研究所专门负责带工发掘、整理修复出土器物工作的白万玉。在此之前，白万玉的姓名虽已列入发掘队之中并任副队长之职，但因忙于日常事务，未能参加陵墓的勘察。在决定试掘定陵之后，赵其昌便找到夏鼐说：“夏先生，你看这样一座大墓，我一个人领导……”言外之意，是想让白万玉尽快入队。夏鼐心领神会，对赵其昌下保证：“白老现在河南下田野，定陵一开工，即刻调回来，前去定陵工作。”

　　今天，这位在年轻时就跟随安特生和斯文·赫定等考古前辈到西域探险的老人终于来了。无论是赵其昌还是其他队员，对新中国进行的第一次皇陵考古发掘充满信心。当天下午，发掘队在定陵的宝城内侧，即与城砖脱陷处相对应的地方，作出了先开一条探沟的计划。在伸向明楼背后的方向，测好位置，钉上木桩，拉上绳子，立上木牌，墨书大字“T1”，表示第一探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天破土动工。

　　这个计划的产生，主要是从保护陵园的安全来考虑，陵园之外是一片荒野，因此才越过城墙在园内开沟。然而，正是出于这个看似重要的考虑，才使埋藏在城墙券门里边的一块对发掘工作具有重要指示意义的小石碣，未被发现，使挖掘工作走了弯路。

　　第二天清晨，赵其昌、白万玉率队来到现场，同时，来了38名民工。民工是从附近村中抽调来的。白万玉向他们简单地说明了发掘定陵的目的和操作规定，并要求在未打开地下宫殿之前，保守秘密。这番话，使本来就对皇陵十分敬畏的农民，心中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以至后来终于出现意想不到的骚动。

　　上午7时正，38名民工和发掘队员到齐，分成3队，昭陵村刘怀珠，裕陵村许崇仪，黄泉寺郝喜文分任队长，3队民工手拿铁锨、镐头列队而立，献陵村32岁的社员王启发自告奋勇担当起民工队大队长，分管三队的挖土、担土、运输、散土等等。赵其昌拿起相机，拍下了动工前的第一张照片。白万玉一声令下：“开始——”王启发一马当先弯腰扬臂，挖下了第一锹土。于是，这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以研究为目的，有组织、主动的用考古学的方法，对皇陵的科学发掘正式动工。这是一个注定要写进新中国考古史的日子——公元1956年5月19日。

　　按照绳子作出的标志，民工们一锹锹地挖下去，再把翻起的土小心地装入筐中运往远处。虽然是第一次动工，但民工们却记住了白万玉老人的嘱咐：“我们不是搞建筑工程，也不是挖水库大坝，不要求速度，而是需要细致的观察和小心地操作……”民工们尽管对考古学一窍不通，更没听说过用科学考古的方法来发掘皇陵，在他们心中只有孙殿英那样的军阀和程老六那样的土匪，夜间盗墓的模糊形象，但面前的景况却让他们感到这项工程与众不同。每装进一筐土，都要经过仔细的检查，而且时常把地面挖开，用小铲一点点地刮、寻找可疑痕迹，干这种活，闻所未闻。

　　赵其昌和白万玉在工地四周密切注视着民工们的操作，几乎每挖出一筐土，白万玉都要仔细观察辨别土质的变化。两个小时之后，探沟已挖了3米多宽、1米多深。宝城内侧1．5米深处露出了一块砌在宝城城墙上不大的石条，这时，有个民工突然大喊一声：“石条上有字！”

　　大家顿时闻声而来，围住石条，赵其昌、白万玉也急忙奔过去。果然，在一块横砌的小石条上，显出模糊不清的字迹。赵其昌找来毛刷，蹲下身，轻轻地刷掉上面覆盖的一层积土，奇迹出现了：石条上露出三个雕刻粗浅的字迹。经过仔细辨认，两人几乎同时喊出：“隧道门！”

　　赵其昌几乎要把脸贴在石条上，他像是对大家也像在自言自语：“没错、没错，是隧道门三个字！”白万玉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随声附和：“对，对，是‘隧道门’！”民工们望着他俩大喊大叫的兴奋神态，弄不清“隧道门”三字的真正含义，但从两张涨红的笑脸中，却预感到这是一个成功的起点。

　　一阵兴奋过后，两位工作队长却又对着石条呆愣起来，心中都在琢磨这个石条的来历和用意。营建帝王陵墓，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必须按照规定的制度施工。而隧道是什么样？地宫大门是什么样？在什么地方应当设置装饰和标志？用考古学方法发掘帝王陵墓，在新中国这是首次，陵墓内到底是什么样，文献上缺乏记载，只能根据出土的实物进行分析和研究。

　　赵其昌仔细地端详着三个刻字，白万玉不声不响地蹲在一旁抽烟。石碑字体刻痕较浅，也不大工整，不像是营建墓葬所特有的定制。那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三个字呢？会不会是当初故意制造的假象，以迷惑盗墓的后人？民间曾流传皇帝墓中有“迷路石”之说，这块刻石是否就是证据？赵其昌想着，似乎觉得这种推断不可能。因为陵墓建成后要派重兵把守，那时的皇帝和大臣，是断然不相信会有人盗墓的，更不可能预见几百年之后，将被当作研究对象来发掘。“迷路石”一说不能成立。

　　那么，这三个粗糙的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回顾史料他们作着这样的推断，自万历十八年（1590）定陵建成，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皇帝死去，前后经过了30年的漫长岁月。地下宫殿建成之后，就必然要用土封存起来，等待皇帝死去入葬时再开启墓道门。但是，皇帝的死期是无法预测的，一旦死去，就需要立即打开，等待皇帝的棺椁入葬。这一工作是由工部主管，如果找不到入口，延误葬期，营陵工匠必遭杀身之祸。经过长年累月的尘封土埋，入口定难寻找，这就要在入口的某个部位作一标记，以备急需。赵其昌想着，转过身看着白万玉，轻轻地说：“我看这石条砌在宝城这不正不中的地方，会不会是当年建陵工匠偷偷留下的？”

　　白万玉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点点头：“我也在想，这石上的字很可能是工部指使人、或者工匠偷偷留下的。因为皇帝死后，入葬的日期要礼部决定，一旦日期定下，而工部打不开地宫，从工部尚书、郎司到工匠都要问罪，所以才在这里留下记号。看来这里是通往地宫的隧道已不成问题了。”

　　英雄所见略同。二人相视，会心地笑了起来。

　　白万玉留在工地，指挥民工继续发掘。赵其昌立即回京，向夏鼐汇报发现“隧道门”的经过和他们的推断。夏鼐静静地听着，最后点点头：“我看这种推想是成立的，看来你们两位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了。”

　　夏鼐和吴晗先后来到工地，详细地看过“隧道门”三个刻字之后，也一致认为这里就是地下玄宫隧道入口。

　　果然未出所料，十几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4．2米的深处，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两墙之间距离8米，如同一条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弯曲伸张。这条隧道的出现，证实了当年皇帝的棺椁从这里入葬的推断。“隧道门”三个字正对着这条隧道的中心部位，后来发掘人员称这条隧道为“砖隧道”。

电光闪过之后

　　进入七月，天空开始不断地下起雨来，发掘工作只得根据天气状况时进时停。

　　自宝城内挖开第一道探沟以后，工作进展极为顺利，民工们将填土砖石，一筐筐运出，一个多月的清理便告完成。在“隧道门”刻石下面，果然露出了一个用大城砖垒起的大门，事实证明了最早被发现的那个塌陷的缺口，就是大门外侧上面的边缘，也是通向地宫隧道的第一座大门。帝后棺椁入葬之后，大门就用城砖巧妙地堵死，磨砖对缝和城墙别无两样。当年的君臣工匠怎么也不会料到，三百多年之后，这精心的伪装终未迷住考古工作者的眼睛而被识破。

　　遗憾的是，门外是荒郊野地，如果挖开这墙门通道将无法保证陵内的安全。发掘人员没有将此门拆通，竟使埋藏在城墙券门之内的那块对发掘具有指路意义的小石碣，从工作队的眼皮底下逃脱了。石碣清清楚楚地刻着：

　　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刚墙前皮

　　这段文字可谓打开地宫的第一把钥匙。它至少告诉人们两个主题。一是从石碣本身所处的位置，往城墙里侧再掘进一丈的距离就是通入地下玄宫的隧道；再就是说明此处至玄宫前面金刚墙前皮的准确距离。这块石碣，直到一年多地宫打开之后，作彻底清理现场和修复陵园时，才从墙中拆出。

　　既然这个天赐的良机没有被及时抓住，发掘人员在以后的探索中陷入困惑与迷途似乎已是无法避免。随之发生的一连串近似荒唐的闹剧，似乎也不是意外之事了。

　　大门之内的砖隧道，尽管明显地伸向明楼之后，但离明楼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为减少出土量和保护园内的古松，考古队决定隔开一段距离，再开第二条探沟。这个决定向夏鼐汇报后，得到了赞同。于是在第一道探沟的延长线上即明楼之后开第二道探沟，将“T2”的木牌立起来。

　　7月6日，第二道探沟开始破土动工。

　　为加速探沟的发掘速度，由人工挑土改为滑车吊土，即在探沟两侧上方支起两个木架，安装上滑轮，把土筐由沟底吊到地面，倒入手推车后运走。按照这样的程序，民工们每天把土一筐筐吊上去，再一车车运走。一个多月过去，没有发现任何新的迹象和线索，甚至连砖隧道的痕迹也丢失了。眼前只是一条六米宽、七米深、二十多米长的深沟。

　　望着面前的景况，发掘人员都在心中打起了小鼓，并渐渐对这个做法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工作热情急剧下降。身为工作队队长的赵其昌，除在探沟边来回勘察外，就是扎在宿舍里翻阅史料。大家再也见不到他那平时大喊大叫谈笑风生的形象了。只有白万玉老人，每天蹲在探沟边和往常一样不声不响地抽着旱烟。似对在此处发掘胸有成竹。然而，在打开地宫之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才道出了他的真情：“眼望大军受挫，如果我这个老将再稳不住脚，必定溃败无疑。其实，我的心里也和大家一样在犯嘀咕……”真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老马识途，在不久之后出现的骚乱中，更加显示了他的谋略与才华。

　　在发掘队陷入困境之时，有几位关心发掘工作的老前辈来到现场，在探沟边转悠一番后，找到赵其昌和白万玉，有一位“专家”指着自己的头顶说：“你们挖的太浅了，才挖到脑瓜皮就想找到地下宫殿，简直是妄想。”赵其昌望着他那悠然自得的样子，没作任何表示。他心里清楚，“专家”越出“专业”半步，就不见得再是“专家”了。他们的话，不过表示一种愿望、心情或关怀罢了。

　　早在寻找地宫隧道入口的时候，记得也有些关心发掘的人曾力主要从明楼前面的石五供处开始下挖，穿过明楼底层，直通宝顶下方。有些是领导、学者、长辈，一片热诚，但考古学自有其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任何没有根据的想象，都是臆测。即使不查资料、文献，也可清楚地看到定陵明楼的建造结构和其他陵墓的不同。这是一座近似封闭的石结构建筑，其自身的重量和坚固程度超过了十三陵中任何一座明楼。据史料记载，建造定陵明楼时，为了达到坚固的目的，在地基中浇铸了铁汁，整个明楼和地下原有的岩石融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正因为如此，定陵在遭到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的大清军和土匪无赖的毁灭性灾难后，唯独这座明楼岿然不动。当时考古队就坚决反对这个意见，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帝后的棺椁决不可能从这里进入地宫，因为在明楼下面修一条隧道，无疑是非常艰巨和困难的工程，再说从这里修隧道实无必要，营建地宫的官员和工匠决不会如此愚蠢……”面对这种种好心的关照，对这些“专家”的谆谆教导，赵其昌只有无可奈何的苦笑，夏鼐则缄口不语。

　　夜漆黑。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进入了梦乡，整个陵区一片沉寂。空寥、幽静的夜色中，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犬吠。

　　烦燥和闷热使赵其昌无法入睡，他躺在炕上，面对黑洞洞的空间，胸口憋得难受，似有一个沉重的物体压在身上。一个多月了，探沟虽然在不断地加宽、加长、加深，但一直没有任何新的线索，他回想起在大学课堂时，老师曾讲解过如何划分土层，辨别土色和土质，又如何确定定位关系等一系列考古手段。在西安、洛阳、郑州的田野考古实习和北京郊区的大型、小型墓葬、遗址发掘，他都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的。然而现在，自己同样是这样做的，也曾仔细地观察过探沟里的土层，并发现了有夯士的痕迹。已经说明这里曾被掘动过，同时也证明探沟的位置没有选错。既然没错，又为何找不到砖隧道的痕迹？难道真的如那些“专家”们所指出的是“挖得太浅”吗？他反复回忆着探沟现场的情况，觉得他们的话仍然不能成立，隧道在这里不会太深。如果这个探沟有什么不足，那是宽度的问题，目前的探沟只有6米宽，而在券门处发现的隧道却是8米宽……赵其昌思索着，窗外传来“吧嗒、吧嗒”的声音，天又下雨了。

　　淅淅沥沥的雨声，使他本来烦燥不安的心更加紧张和焦灼。他穿上衣服，索性来到屋外，面对深远幽秘的苍穹，让雨水点点滴滴地落到自己的身上和脸上。清凉的雨水击打着他的面额，湿润着干燥的沾满泥土的头发，感到分外惬意。沉闷焦灼的心在大自然的洗礼下，重新振作起来，他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长嘘一口气，似乎看到了黑夜中传来一丝亮色。

　　雨越发大起来，天幕中滚过阵阵响雷，闪烁的电光映照着宽大的雨帘，翻卷起片片金鳞。整个旷野被雷雨拥抱，天地融为一体。尘世的一切景物似乎已不复存在。

　　突然，一道刺耳的闪电切开迷蒙的苍穹，随之滚过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大雨倾盆而下，整个宇宙似乎摇晃飘荡起来。赵其昌迅即跑回屋内，对刚被惊醒的队员大声喊着：“糟了，快起来！我们的探沟……”

　　第二天清晨，雷雨过去，天地清新。工作队员和民工们围在探沟旁，望着半沟浑浊的泥水，一筹莫展。这时，远处有人急匆匆地跑来，大声喊着：“快去看，明楼的坐兽给雷劈掉了！”

　　惊讶、迷惑、愕然。大家飞奔到明楼前面，仰头眺望，见明楼前檐右角上的石兽果然被击落摔在地上。

　　触景生情，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民工们一个个神情紧张，面对摔掉脑袋的坐兽，窃窃私语起来：“怕是皇帝显灵了呢？这坐兽是给皇陵守陵的，陵没守好，皇帝一怒把它给劈掉了！”一席话提醒了大伙：“这是不是皇帝对咱们的警告？”

　　“这是皇帝的鬼魂杀鸡给猴看，说不定还有什么事呢！”有人趁机煽风点火。

　　“皇家的陵墓怎好随便盗掘，这差事咱得重新掂量掂量。”科学的考古发掘，一变成“盗掘”，自然要重新掂量一番了。

　　一个年长的民工，扑通跪在明楼前，磕头作揖，痛说自己的“罪过”。

　　不到半日，一个更为可怕的消息又传到工地：看守定陵的谷水中被雷火劈死，张利被劈成重伤，已送到县卫生院抢救……

　　众人大哗。窃窃私语已变成公开的吵嚷、议论甚至诅咒。工作无法进展下去。赵其昌、白万玉也像被抛进迷惑阵，不知如何面对眼前的一切。

　　更加滑稽和热闹的事还在不断涌现。裕陵村一个中年妇女，去草垛拿草时，突然倒地，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家人立即请来一位神婆，对其进行医治。神婆见状，并未惊慌，从腰中取出一根半寸多长的银针，在口中沾些唾液，照准中年妇女的“人中”猛力扎去。银光闪过，中年妇女怪叫一声蹦将起来，然后拨开人群，向大街奔去，边跑边喊：“不是我的错，定陵里来了一伙人，要掘我的老窝，我呆不下去了，哎呀，救救我……”老乡们见状，说这是中了“撞克”（当地一种说法，意同中邪或鬼魂缠身），叫皇帝的鬼魂缠住了。

　　没过两天，工地上来了一个疯老婆子，白发披肩，披发垢面，上身穿一件破烂不堪的桃红色大褂，形同妖怪。她疯疯癫癫地在工地上来回游串，见人就躬身作揖：“求求你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不敢害人了，再不敢了……”大家一见，不禁毛骨悚然，民工们悄悄地说：“这叫狐仙附体了”。赵其昌见被她搅得无法工作，便率四名民工，前来驱赶，老婆子躺在地上，死活不肯离去，怪叫之声令人心寒。大家见软的无效，干脆将她按倒在地，然后抬出陵园，扔入野地里，并派两人把守大门，以阻止她再次向工地“进攻”。

　　紧接着，定陵周围的村庄，也不时传来女人们中“撞克”和“狐仙鬼魂附体”的可怕消息。一时间沸沸扬扬，老乡们议论纷纷，民工们情绪低落。昭陵村一个发掘定陵的民工，找到赵其昌，近乎哀求地说：“赵先生，我老婆在家中邪了，锅碗瓢盆全砸了，你快去帮忙镇镇吧。”

　　赵其昌一听，热血在胸中奔涌，心中腾地升起一股烈火。这些天来发生的一幕幕闹剧，使他越来越感到心烦意乱，他觉得必须站出来真的去镇“邪”。除此，别无选择。想到此处，他把手中的铁锨一扔，冲这位民工说：“好，我去。”

　　那女人仍在家中怪叫着摔砸东西。赵其昌捡起一块砖头拿在手中，扒开围观的人群，来到女人面前大吼一声：“姓赵的来啦！你到底想干什么？！”声音传出，如同炸雷，众人大惊，那女人也立即停下举着瓦罐的双手，望着面前这位铁塔般魁梧的大汉，呆愣着不再动弹。有人上前将罐子夺下，把女人拉进里屋。女人哼哼几声，坐在炕上，不再声张。一场闹剧平息了。

　　白万玉组织民工全力排水，可有的民工借口回家拿排水工具，趁此机会不来了，有的则推说家里有事告假，即是在场的一些人，也懒懒散散无精打采地应付着。这情形显然与这几天发生的事有关。有人曾在民工中散布：“真龙天子不是咱乡下人能惹得起的，连陵里住的鬼魂都受不了啦，要再挖下去，非得像看陵的老头一样被劈死。这几个城里人命根子硬，咱们山里人可别跟着他们瞎闯祸了……”

　　面对骚乱和眼前的景况，工作队再也沉不住气了。刘精义找到白万玉，极为恼怒地说：“白老，去给民工们讲讲，这雷电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鬼魂之说纯属迷信！”

　　白万玉望着刘精义激动的面庞，轻轻摇摇头：“不行。你不了解他们的心理。这些民工祖祖辈辈都住在这片皇陵区内，好多人还是当年护陵人的后代，对皇帝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必须慢慢地来。等闹过这阵之后，我们再做说服工作，自然就会成功。”白万玉笑了笑接着说：“我有办法，看我的吧！”大家望着白老充满自信的面容，心里似乎踏实多了。

“火神爷” 的传说

　　探沟的积水终于一桶桶排完了，下一步怎么办？8月11日，吴晗副市长召集有关人员在北京西郊公园开了个气氛沉闷的会议。赵其昌向各位领导作了汇报，夏鼐和吴晗的意见又发生了分歧。一个主张把所有资料记录、整理好，存封起来，改变计划，发掘献陵；一个坚持不改变原订计划。两人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夏鼐提出改掘献陵，其根据是献陵规模小，明楼下面有自然通道可直达宝城前的地宫入口；而且对献陵详细地勘察过，借鉴两个月来的发掘经验，在献陵找到地宫将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吴晗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既然定陵发现了砖隧道，肯定了入葬时的入口，那就应该按这条线索继续找下去，这比到献陵重新寻找入口要容易得多。各说各有其理，又各不相让。夏鼐了解吴晗的犟脾气，望着他那张坚定的面孔，最后作了让步。会议再次决定，按已有的线索，继续发掘定陵。时光过去多少年之后，与会者回首前尘才真正领悟到夏鼐的苦心，也许那时他就已经预感到，在以后的岁月中发生的种种悲剧了。正是出于一个学者对文明的爱恋和避免更大的悲剧，他才提出如此方案。要不，作为一个国际级考古大师，是不会弃定陵而改掘献陵的。

　　如果说发掘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那么工作队的生活更是让人感到困苦不堪。定陵发掘完成的三十年后，我们采访当年的发掘人员，在他们纷繁复杂的人生旅程中，印象最深的仍是这段生活。

　　陵区的八月，天气闷热，山村里蝇蚊成群，寂寞难耐。白天忙着工地的发掘，晚上几个人挤在一盏煤油灯下，看文献、记笔记、写简报，或者相互打趣、逗乐，以排除心中的烦闷与寂寞。在这段日子里，大家时常看到赵其昌挥动一把大斧“咚咚”地劈着木柴，似乎那郁闷的心情只有通过这高强度的劳动和沿着脊背淌的汗水才得以排遣。要不他就和几个人抬陵院内的大石头，三个人在一头，他独自一头，抬着大石无目的地绕院子转。白万玉老人总爱叼一支烟，找个不显眼的屋角蹲下，独自品尝个中滋味。阵阵白雾从他的口鼻喷出，弥散在整个木板小屋，使人越发感到压抑和沉闷。

　　在他们中，唯独23岁的刘精义生活别具一格。他整天唠唠叨叨地说一些无聊而略带幽默的话：“天又下雨了，真讨厌！”“苍蝇这么多，真哄（混）蛋。”“路这么难走，真讨厌”，这“讨厌”和“哄（混）蛋”构成了他语言的主旋律。或许，从这些无聊而简单的话语中，可以窥视到年轻的刘精义，此时的心境也是怎样的烦闷。

　　30多年后的今天，数以万计的游人，每天在北京乘上汽车，沿着水平如镜的柏油马路，可直达定陵门前的广场。此时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当年发掘定陵时，是怎样的一种景况：没有公路，只有残桥；没有公共汽车，要进一次北京，就得步行十几里到长陵去搭运输公司的卡车。刘精义第一次来定陵，就是背着自己的行李，从北京西直门坐火车到南口下车，一路打听、询问，翻越了两个山口，经由银泉山，一步步走了四十多里，才找到这里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又说出了这样一段轶事。

　　进入六月，山水积满河沟，工作队的于树功从北京回来，走到定陵前面的小石桥时，发现大雨后的山洪把桥面淹没了，水深齐胸，水流湍急，无法通过，他只得在对岸大声呼叫，一个小时后才被工地民工发现。民工们解下抬筐的绳子，扔给于树功，让他绑住身子。这边连拉带拽，终于使他越过洪水，爬上此岸，全身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西郊公园会议之后，夏鼐来到了工地。他和赵其昌在探沟里仔细观察土层、辨认土质后，确定夯土遗迹。这就是说自然土被掘过之后，再度埋到原有位置，尔后夯实。赵其昌说出“宽度不够，才没有发现砖隧道”的看法，并得到夏鼐的赞同。二人决定，加宽探沟。

　　民工的情绪依然低落，干起活来松松散散，工作队望着大家，急得手足无措。

　　在压抑烦闷的气氛中，赵其昌倒是偶尔来点略带诙谐的小插曲。比如一次在饭桌上，他见又是一大盘野菜拌豆腐，便说：“我看这个盘子像古瓷，你们说是哪朝的？”众人不解，他伸出粗大的竹筷子，把菜使劲夹到自己碗里，然后笑道：“这是‘嘉靖’的，‘嘉靖’‘嘉靖’，一‘夹’就‘净’。”刘精义会意，立刻端起大汤碗往自己碗里一倒，然后翻过碗底说：“这个是‘道光’，一‘倒’就‘光’！”管伙食的庞中威送来一大盆熬倭瓜，也接上话：“我光给你们续菜，这个盆准是‘光绪’！”曹国鉴见白万玉端着白瓷碗盛饭去了，低声对冼自强说：“白瓷、白瓷，白老要改名‘白吃’了！”不料被白老听见，分辩道：“我怎么白吃……”一阵捧腹大笑之后，方才各自低头吃起饭来。一大盆倭瓜，一会吃光了。

　　这天夜里，天气闷热，赵其昌检查过大家的工作日志之后，又和大伙聊起了闲话。他说，甲申年三月，李自成大军围了北京，朝野顿时大乱，文武百官四散逃命，崇祯皇帝猛敲景阳钟，百官没一人前来，只有太监王承恩侍奉左右。崇祯慌不择路地出得皇宫，来到街上，见一卦摊，就上前问个凶吉。先生说：“我是梅花测字，你说个字，我凭解字定吉凶。”崇祯顺口说了个“友”字，想看看这时刻有没有人来帮一把。不料先生面带难色，说：“此字犯忌，是‘反’字出头，造反的来了，正应了当前时局。”崇祯立即改口说：“不是那个‘友’，是有无之‘有’。”先生大惊：“此字更是大忌，‘有’字拆开是‘大’字一半，‘明’字一半，这不是大明江山丢了一半吗？”崇祯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悲痛，有气无力地说：“是时辰上酉时之‘酉’。”先生顿时掩面作哭泣状：“哎呀呀不好！此乃不详之兆：‘尊’者无首无脚，预示贵人将有杀身之祸，速避速避！”这时京城九门已被攻破，杀声震天。崇祯在王承恩搀扶下，仓皇登上煤山，回首宫中，迷迷茫茫、乱乱纷纷，长叹一声“大明江山气数已尽”，解下白绫长带，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上吊，自知是亡国之君羞于见到祖先，遂以长发覆面死去了。听到这里，冼自强赶紧问：“后来呢？”“后来嘛，就有许多小说演义编造出来了……”

　　晚上，白万玉提着一瓶老白干烧酒，约来组长王启发、许崇仪和部分民工，来到明楼的石阶上边喝边聊。他看到民工脸上都泛起红晕，便咧开嘴笑笑：“你们听说过月亮碑的故事吗？”

　　“听说过，现在定陵门前那个王八驮着的石碑上，还有一个圆圆的白印呢！”

　　白万玉乘着酒兴，和民工们亲切攀谈起来。他说，在全部明代历史中，万历皇帝的荒淫昏聩是十分典型的。他10岁登极，21岁就兴师动众为自己修造这个定陵。等到定陵建成，他竟一连25年不上朝，成年累月深居后宫，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即使清兵犯境，他也不闻不问。有一天，万历酒足饭饱，怀里还搂着一个年轻宫女寻欢作乐呢，后来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正昏睡间，忽然看见一个红脸、红发、红穿戴的人来到跟前，万历吃了一惊，忙问：“你是何人？”

　　那人说：“实话实说，我是火神爷。你的昏庸无道，我们早有所闻。我奉玉皇大帝之命，要把你那劳民伤财建成的定陵，烧它个一干二净。”

　　万历听罢大怒，他仗着自己是“天子”，便大声喝道：“我们朱家天下，气数正在兴旺，难道真会怕你不成？皇帝陵寝，自有神佑，谅你不敢，恐怕你也没这个能耐！”

　　火神爷说：“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万历气呼呼地说：“要是将来定陵火烧，让我现在就瞎一只眼睛。”话音刚落，火神爷竟哈哈大笑而去。万历吓了一跳，从梦中惊醒。他正想要睁开眼看看周围，左眼睛忽然被哆目糊糊住，不久左眼竟真的瞎了。万历回想梦里情景，神志迷乱，从此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死了。

　　万历“驾崩”后立即入葬，可是他那只右眼始终睁着。等到安葬完毕，有人发现，定陵石碑背面的右上角，现出一个白圆形的东西，每逢月底月初，这个白圆形的东西就发亮，如同一个月亮。“定陵月亮碑”从此被叫开了。

　　这个“月亮”就是万历右眼睛变成的。因为他怕火神爷真的要来烧他的陵，因此只要一有动静，这只“眼睛”就像探照灯一样照住放火人，陵户便能立即将其拿获。

　　有天晚上，一阵风起，从定陵后面的山头上飘来一朵乌云把月亮遮住。就在这一刹那，火神爷立显神威，一下子把定陵烧得个片瓦不存，打那以后，定陵屡建屡烧，屡烧屡建，直到最后定陵改为全部石建筑，才算作罢。可是定陵月亮碑上的那只“万历眼睛”从此也被烧瞎了，再也没亮过，变成现在看见的那个不会发光的白圆圈了……

　　白老讲完，看看大家聚精会神的样子，轻轻一笑：“大家知道吗？火神爷不是说过要毁了万历的陵墓吗？现在看来，是地下宫殿的气数尽了。”

　　白万玉捋了把胡子，长叹一声：“唉，应了玉皇大帝那句话了，定陵地宫‘在劫难逃’呵！”他说得云山雾罩，大伙听得瞠目结舌。

　　第二天上午，民工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大家都在纷纷议论着“月亮碑”的故事。这实际上是白老的一次夤夜点兵啊！赵其昌在钦佩之余，又不禁暗自感叹：“为什么真理往往都要加入迷信色彩才为人们所接受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小石碑风波

　　探沟在不断地加宽，出土量越来越多。

　　9月2日上午，刚刚开工不久，来自庆陵村的民工栾世海，一镐刨下去，传出钝器的撞击声。“嗯，这是碰到了什么东西？”他捉摸着，用镐头轻轻刨开积土，一块石头露出了地面。

　　“快来看，这是块什么东西？”他大声喊叫着，沟底的人立即围过去。白万玉见状，急忙喊道：“轻点，别弄坏了！”

　　大家用铁锨沿石头两侧，轻轻地铲着土。10分钟后，一块小石碑出现在眼前。

　　一个民工突然大喊一声：“上面有字。”王启发立即找来一根竹片，小心地刮着字上沉积的泥土，白万玉拿一把刷子走下探沟，边走边喊：“快去找赵其昌。”

　　一刻钟后，赵其昌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迫不及待地跳下探沟，扒开人群，挤到小石碑前。只见白万玉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擦着碑上的泥土。赵其昌急忙蹲在一边，“怎么回事？”白万玉拿着刷子的手轻轻地颤抖着，激动地说：“这回可蹩着它啦！”赵其昌望着这块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小石碑，仔细地辨认着上面的字迹，当白万玉刚把泥土刷去，他就高声念道：

　　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话音刚落，人群轰然炸开，欢腾之声在这昏暗、潮湿的探沟中嗡嗡作响，势如波浪，声似洪钟。大家扔掉手中的工具，兴奋地围着石碑来回转悠，一道曙光再度照亮大家的心房。

　　欢腾过后，就是一场论战。民工们纷纷争相发表自己的最新见解。

　　“石碑上的丈数，一定是通向地宫的长度。”身为队长的王启发第一个抢先抛出了自己的理论。

　　“那就是打开地宫的钥匙了？”有人附合。

　　“不对，皇帝怎会那么傻，明明白白地写出来，让人去挖他的老窝？”一个粗壮的汉子对此提出异议，并抓住战机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不定是大臣们捣的鬼，埋下这块迷路石，把人弄迷糊。”

　　他的高见似乎唤醒了大家的灵感，马上有人说出了极为恐怖的见解：“这块石碑指的地方就是地宫的暗道，如果按石碑指的方向走下去，肯定走上绝路被暗道机关中的毒箭射死。”

　　赵其昌见民工们越说越玄，越议论越可怕，为防止再度出现上次那样的意外，他和白万玉商量，立即决定给民工放假一天。

　　在定陵的发掘过程中，发掘队始终是伴随着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的，按照内部分工，赵其昌总管整个发掘工程，包括查资料、绘图、记录、照相、制订计划等等；白万玉老人则在工地“蹲坑”，具体指导民工的操作，查阅资料、接待、传递情报由刘精义负责。

　　在浩瀚的明代史料中，对于陵墓的建制，只能找到一般历史概况的记录。如陵墓的营建年代、规模、用工用料、建造花费银两等事宜，至于玄宫的形制、结构，史料绝不记载，这是明代一项极为严格的制度。但它既然存在，留下了痕迹，就必然会从帝后的丧葬制度中，分析、辨别出这块小石碑所起的作用。

　　民工们走后，发掘队人员围在石碑前，仔细地研究起来。大家此时的心情比民工还要激动。近三个月来发生的一幕幕闹剧和一连串故事，又在心头再现。“专家”的指点，吴、夏两位大师的论争，雷电的炸响，疯女人的“撞克”，老妇的出现，民工的骚动，白万玉的“讲演”，这次面对小石碑的出现，使他们终于在这沉寂的荒野，看到了再生的希望。面对玄宫中透出的一丝曙光，怎不令人激动万分！

　　正午阳光洒进探沟，使小石碑闪着亮光，字迹越发清晰可辨。白万玉放下毛刷，神情严肃地望着大家，一字一顿地说：“我看像是和隧道门一样的道理。”

　　刘精义惊讶地望望老人，又看了眼赵其昌：“那么说，又是工匠留下的标记了？！”

　　白万玉没有回答，从兜里掏出纸烟，径自抽起来。赵其昌冲刘精义点点头：“白老说得有道理。皇帝也好，帝后也好，他们都是人，而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皇帝皇后不可能同时死去，既然如此，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先死先葬，还是先死者要等后者死去，再同时入葬？”他一边吸着烟，一边推理似的慢慢讲下去。“从文献记载看，明朝帝后的入葬程序，习惯上是采用前者做法。以长陵为例，徐皇后早于成祖先死，死在南京，等长陵玄宫建好后，才把她从南京移来入陵。尔后成祖皇帝死去，再开地宫，葬入长陵和徐皇后作伴。其他陵墓的主人也都采取这种方式。定陵是万历生前预先营建的，建成后，他并没有死，只好把墓室关闭，再用土封严墓道。等到他死后再重新掘开使用。推理是这样，事实上也非如此不可。这从我们发掘的土质中完全可以得到证实。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作出和隧道门的石条一样的结论，这块小石碑是工匠为了帝后入葬能顺利地打开地宫而偷偷埋下的标记。石碑上的刻字应该是可信的，这不是迷路石，确实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赵其昌说到这里，转身看看白万玉，老人微笑着点点头。

　　第二天，民工们主动做了一个木套，把这块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希望的小石碑罩上，小心地原地保护起来。30年后，这块为定陵的发掘立下奇功的“指路石”，仍安然无恙地躺在定陵博物馆的橱窗内。这是定陵自发掘以来出土的第一件珍贵文物。

　　为庆祝发掘“战绩”，发掘队决定给予老民工每人一条毛巾、新民工每人一条肥皂的奖励。对1956年的中国来说，一条毛巾和一条肥皂无疑已是十分珍贵的奖赏了。

　　夏鼐听到汇报，立即作出了“这确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的结论。但有一个问题尚未弄清：为什么在前段的发掘中，却把砖隧道的线索丢失了呢？尽管后来探沟加宽到9米，仍不见砖隧道的踪迹。

　　经过进一步的发掘，才真相大白。原来第二道探沟，正处在砖隧道的尽头，隧道在小石碑的位置，就已经弯向宝城中心了，而这弯曲的地方，又正是通往地下宫殿的石隧道的开始。砖隧道和石隧道，一个是末端，一个是起点，既不衔接，也不相对。发掘队在此处迷失方向已成必然。在这里，就不能不重新提起，在宝城券门中隐藏的那块上刻“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刚墙前皮”的那块石碣，正是因为当初的一念之差，未能清理宝城券门，才造成后来迷失方向和发生了那么多滑稽而热闹的故事。

　　工作队清楚地记得，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刘精义一次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他望望一直未眠的白老，极为认真地说：“刚才我梦见在探沟下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写满了字，因为有泥，看不清内容。”

　　面对他的梦呓，白万玉只是一笑了之，他宁肯相信这是胡言乱语，而不属真实。想不到半个月后，这个梦境真的成为一种活生生的事实。这是一种灵魂的感应，还是一种信息的沟通与传递？或许，正如西方一位哲学家所说的：“梦境，不是一种幻想，而是未来的预告。”

　　看来，万历皇帝是“在劫难逃”了。

第五章 大厦崩溃

　　张居正溘然长逝，标志着大明帝国最强有力的支柱轰然倒塌。大风起于清萍之末，朝野骤起反张浪潮。高拱的《病榻遗言》，使这位首辅彻底走向了悲剧的终点。而一代将星戚继光的殒落，使帝国大厦彻底崩溃——

悲怆人生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初夏，大明帝国的朝廷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叱咤风云的一代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

　　自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独自担负起辅弼万历皇帝和内阁首辅的双重重任后，就开始了他那辉煌悲壮的人生旅途。他曾苦心孤诣地辅导圣学，主持改革，协调官府关系，一年四季繁忙至极。正如万历三年，张居正本人在给山东巡抚李渐庵写信时谈到自己的景况时所言：“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食，形神俱瘁，心力异竭。”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长此以往，必然心力耗竭，难以承受。

　　果然未出所料，张居正在辅佐万历皇帝整10载的1582年2月，也就是他五十八岁的时候，终于一病不起了。

　　10年之前，张居正就患有痔疮，因无暇医治，最终导致了日后的恶果。他从家乡请来一位名医，做过手术后虽然得到根除，但从此血气亏损，脾胃虚弱，不思饮食，不久便寸步难移，卧床不起了。在这个时刻，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早在两年前，当已是18岁的万历皇帝相继举行了耕猎礼和谒陵礼这两个标志着皇帝本人已经成年并能独立治理朝政时，他便向皇帝以“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为中心议题提出了“乞休”请求。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这篇奏疏中触摸到张居正的真实情感以及深深的忧虑之情：

　　“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佐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这篇奏疏可谓是张居正辅政八年多来真实的心灵写照。完全可以推断的是，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毕竟非同常人，虽然每个人对权位都有不同的向往和贪恋之心，但此时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言行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历史教训有所顾虑。因为此时的张居正由于任重事繁，积劳过虑，形神顿惫，须发变白，血气早衰，已经进入垂垂暮年。在政治的漩涡中，他已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新政的重重阻力，稍有不慎，即产生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急流勇退。于是，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姿态和谋略向皇帝提出了“乞休”请求，并希望皇帝“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

　　遗憾的是，张居正的“乞休”疏没有得到允可，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降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改乞休为请，使联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咛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面对皇帝的挽留，张居正并不罢休。于是，两天后，他再次上疏以示“乞休”。而面对张居正的坚决态度，万历皇帝有些踌躇了，在两难之际，他只得向皇太后请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后挽留张居正的态度比万历还要坚决：“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万历提笔写了一道手谕，把慈圣皇太后的慈谕原原本本地告诉张居正。事情到了此时，张居正除了感激涕零地称颂皇恩浩荡外，还有什么理由再提及“乞休”？

　　当然，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太后，他们不可能站在张居正的角度上去观察判断问题，君臣的差异和不同必然造成相互之间感情的隔膜与各自利益上的无法真正沟通和平等。事实上，无论张居正怎样地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但他毕竟是主子家的一个工具，当这个主子尚需要这个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作为工具自身是无法退出把握着它的那副手掌的。而此时的张居正却产生了一种忧虑，他深知这个工具在蓦然天折之后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和结局。他在给自己的亲家、刑部尚书王之浩的信中，将这种如临深渊的心境明确地表露了出来：“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遄及耳。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载愈重，孱弱之躯终不知所锐驾矣。奈何！奈何！”

　　长期的重负，使张居正身心交瘁，体质日趋衰弱。而无形的恐惧与忧患又加快了他生命的衰竭，直到一病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但这个要求仍然没能得到允许，万历只命他在家中安心调理。因为张居正把持朝政已久，内阁的其他辅臣对重要的朝政大事不敢裁决，故每天还有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奏章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张居正只得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批阅。

　　到了六月初一日，张居正的身体更加虚弱。整个肌体羸疲，仅存皮骨，起卧翻身都需要别人帮扶。万般无奈中，再次上疏“乞休”。

　　当张居正发病时，万历对其病情就表现出特别的关心，除了召名医、赏金银，赐珍食之外，甚至为此落泪而吃不下饭。而这次万历接到这最后一本奏章后，在悲痛一番外，仍下诏慰留。诏旨极为亲切感人：“联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

　　六月十二日，辽东镇夷堡明军在反击前来侵掠的北方少数民族中获得大捷，万历谕令论功。晋张居正为太师，并将其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的儿子升为同知、世袭。而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人事不省，对万历的奖赏再也谈不到上疏谢却了。

　　六月十八日，张居正已处于回光返照的阶段，头脑暂时有些清醒。万历闻知，立即让司礼监太监持手敕前去慰问，同时授意让张居正留下遗嘱。张居正将未来内阁、六部人选都做了最后一次荐举。至六月二十日，终于放下手中的权柄，遗下70余岁的老母，30余岁的伴侣和6个儿子、6个孙子，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

　　张居正的去世令大多数人感到突然，感到遗憾，毕竟他才只有五十八岁。然而苍天悠悠，人生苦短，由不得他再展宏图了。所幸的是，他毕竟在有生之年，基本实现了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抱负。在苍天赋予他那天时、地利、人和的交叉点上，他厘剔官弊，推行改革，终于使已经衰落的由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治国成宪，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并做出了“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同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迹。

　　当然，就在他初步完成了这辉煌基业，并使自己跻身于中国历史的名相之列，因而有可能名传千古之时，也必然地受到当时旧势力的攻击和诽谤。甚至受到身家性命朝不保夕的威胁。对于这些，张居正生前早有感知和思想准备。多少年后，我们从他给河漕按院林之源的信中可以看到。“孤数年以来，所结怨于天下者不少矣！■夫恶党显排阴嗾，何尝一日忘于孤哉！”

　　对于这些攻击和诽谤，虽然他当时表示无所畏惧，“念已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但时间一久，对自己的前途也未免有些担忧。因此，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以后，便屡屡上疏坚退。但由于李太后和万历皇帝本人的坚留，以及由他自己所造成的长期独自当国的政治局面，要想中途隐退是根本办不到的。而越是不能隐退，心中就越发焦虑不安，忧郁不止。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他在给已退休的前首辅徐阶写信时，又进一步谈到了这种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局面。他说：“正膺重任九年于兹，恒恐不得保首领以辱国家。乞不肖之身，归伏陇亩，以明进退之节。自是羁绁愈坚，忧危愈重矣！”

　　果然不出所料，张居正这座灯塔的熄灭，在使这个庞大的帝国迷失方向而迅速滑向深渊的同时，也使这座灯塔照耀引导下的帝国舵手万历皇帝顿感茫然无措，直至最后沉沦于官河宦海的泥沼而无力自拔。其最终结果是，张居正再也不能前来为他解脱，而他也自然就顾不得张居正了。张氏举家的厄运由此得以开始。

举家罹难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月，也就是张居正死后仅三个多月的时间，那些代表旧势力的“■夫恶党”，便开始向张居正反攻倒算了。

　　当张居正生前的反对派，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江西道御史李植，从左右太监口中得知，张居正在病故以后，万历特别厌恶冯保的消息后，便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然后再看万历的态度。为了慎重起见，首先由江东之上疏弹劾冯保的亲信徐爵。结果徐爵很快就被逮入狱论死。这样，万历痛恶冯保的态度得到了证实。于是，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二月壬辰（初八日）再由李植出面，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万历览奏之后，果然大喜说：“吾待此疏久矣！”立降冯保到南京闲住。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张鲸见冯保势危，也乘机在神宗面前攻击冯保，说冯保家资富饶胜过皇上。这一诱惑，马上激起了万历的好奇之心，立即下令逮捕冯保及其侄子冯邦宁等人，并籍其家。结果抄得金银一百余万两，珍珠宝玩无以数计。从此，始尝到了抄家的甜头。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这个历侍三朝，大体上还能保持名节的冯保和他的侄子冯邦宁便瘐死于狱中。

　　这些“■夫恶党”没费多大气力就将冯保参倒，并将张居正临终之前所推荐的潘晟、梁梦龙、王篆等人逐个逼退。这样，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便不侦自知了。于是，他们也照用攻击冯保的办法来对付张居正。即先由吏科给事中陈兴郊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家奴游七（游守礼），结果游七很快被逮入狱。陕西道道御史扬四知，趁机上疏弹劾张居正欺君蔽主，奢僭侈专、招权树党等十四大罪。万历览奏以后，马上谕旨说：“居正不思尽忠报国，顾怙宠行私，殊负恩眷。”但此时还算没有完全忘记张居正的功劳，“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姑不问，以全终始。”并渝令廷臣：各省修职业，对张居正，不必再追论往事。如果廷臣真的能够按照万历的谕旨行事，那么张居正还可能做到“以全终始。”但这些“■夫恶党”，既以得势，对张居正的攻击岂能就此罢休？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大礼寺将游七等人屈招污指张居正的狱辞呈上以后，万历览阅大怒。渝令追夺张居正赠官，儿子除名，游七等人论死，其余人远戌。同年八月，再追夺张居正谥号。到了此时，以前加封于张居正的张太师、张文忠等尊称全部没人再提了，就只剩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张居正而已。这还不算完结，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乙卯（初九日），辽庄王次妃王氏，又进一步上疏鸣冤，说张居正陷害亲王，强占辽府祖业。并造谣说，辽府万计金宝，尽入张居正家中。万历一见“万计金宝”的讼词，好奇嗜利之心顿起，遂产生了没收其家产的欲望。

　　然而，更令万历愤怒的事还在被继续揭露出来。由于张居正回家奔丧时，戚继光曾派了一队鸟铳作为卫士助威。于是，有人便借题发挥告发张居正有谋反之心，而总兵戚继光就是他谋大逆的后盾。为了证实这个推论的确信无疑，告发者还举出两件事作为佐证。一是有一次应天府乡试，试官出的题目是“舜亦以命禹”。也就是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即皇帝应该像舜那样禅位于德才兼备的张居正。这居心险恶的题目，是为张篡位作舆论准备。二是张居正曾在有人奉承他有“人主之风”时，竟含笑不语。张居正的野心，在他回家奔丧时，所带的戚继光的鸟铣手大显威风中亦可看出……

　　正在这刀光剑影、张氏家族性命难保的紧要关头，前首辅高拱的《病榻遗言》传到了万历的手中。这本小册子的传来，尤如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万历皇帝的心，并使他对张太师的回忆，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和怜悯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稳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小人。他忆起了张居正与母亲、冯保合伙，逼他向群臣下“罪己招”的尴尬场面，忆起了张居正当着群臣之面，大声喝斥“当读作勃”而让自己无地自容的痛苦的求学历程……既然如此，就无什么情谊和怜悯可言，籍没家产也是理所当然。于是，万历皇帝立即谕令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锦衣卫指挥贾应魁，赴江陵籍没张居正家产，并查抄其在京寓所。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四月二十一日，籍没张居正家产的谕旨传至荆州。荆州知府和江陵知县为了抢头功，亲自到张府封门，将张宅内的男女老少全部关进空房，不供食水，不许走动。直到五月五日，张诚等人才到达江陵。待打开房门一看，已饿死十余人。张诚等置死人于不顾，马上命令吏卒抄掠财物。经过搜查拷问和挖地撬石之后，共搜出黄金一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五月七日，开始审讯张居正的嫡子张敬修，对其黑巾蒙首，严施酷刑。五月十日，又将全部家人一一隔离，分别拷打审问。审讯当中，慑以非刑，悲惨之状目不忍睹，凄哭之声令人肝肠寸断。张敬修不堪忍受残酷折磨，悬梁自尽。张居正三子张懋修投井未死，绝食不亡，幸保一命。

　　抄家之后，张敬修自缢，张宅饿死十余口的消息传至京都以后，引起满朝大哗。由于内阁重臣申时行、左都御史赵锦的恳求，万历皇帝才允许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对其他财产则全部没收。张居正的弟弟、儿子、孙子俱发戍充边。其本属、亲属、邻里也全被株连治罪。

　　“张居正事件”的突发，使朝野上下顿时变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各色官场人物怀揣各自的目的，相互怀疑和攻击，排挤与陷害，一时出现了“群指为跃冶，合喙以攻之。大臣与小臣水火矣。又有奔走权门，甘心吠尧者，小臣复与小臣水火矣”的混乱局面。

　　在查抄张府的过程中，刑部尚书潘季驯等人曾在奏疏中提及张府饿死多人。对于这一情节，万历皇帝极为不快，下诏命司礼太监张诚查明。作为此次抄家的主管太监，自然不敢如实禀报，便回奏称：“只二人”，回避了饿死多少人这一事实。这时，江西道御史李植以独特的政治敏感与嗅觉，上疏弹劾潘季驯，说潘季驯“无中生有，欺皇上于今日矣。”于是，潘季驯很快被降旨革职为民。而李植以及先前弹劾张居正有功的江东之、羊可立三人，以“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的名义，分别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少卿和尚宝司少卿。这三个以整人发迹的政治暴发户骤然成了万历皇帝心中的红人。而抄家有功的张诚很快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兼管东厂及内官监，取代了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冯保。

　　“张居正事件”既然已经至此，作为万历皇帝自然无法后退，对这一切措施和结果，他必须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如果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无裨益。在抄家四个月之后，万历皇帝正式对张居正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坟地、箝制言官、蔽塞联聪……专政擅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斩棺戮尸，念勤劳有年，姑免尽法。”

　　张居正患病的时候，北京的部、院及大部分省、府，都为他建斋祈祷，保佑他平安。赞扬之声充满朝廷内外，很少有人指责他的缺点。待他病故，万历追论他的罪过以后，又千夫乱指，诽谤、诬陷充满朝廷，几乎没有人为其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当时拒官隐退的大思想家、学者李贽，以高贵的人格精神，勇敢地站出来替张居正奔走呼号，大鸣不平，并称颂他是“宰相之杰”、“胆如天大”。

　　当然，那些“■夫恶党”们以及万历皇帝本人，不会因为李贽的呼号而改变对张居正的看法。与此相反的是，在抽掉张居正这根帝国的政治支柱以后，又在谋划着抽掉另一根军事支柱，直到这座帝国大厦彻底崩溃方才罢休。

将星西殒

　　早在张居正逝世不久，反张派就秘密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他只听从张居正的调遣，别人无法节制，倘不提防，极有可能使其谋反。而作为手握重兵，捍卫京都门户的“戚家军”一旦谋反，后果不堪设想。

　　万历听后，深以为然。为防后患，他当机立断，把驻守华北重镇、京都门户蓟州的总兵戚继光调任广东任总兵。因为一时还抓不到戚继光谋反的把柄，万历及反张派都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方式。戚继光的官职依旧，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捍卫京都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戚继光本人更是明白无误。所以调往广东之后的他，如同一只猛虎被赶进了松软的沙滩，很难再有大显身手的可能了。不过作为一员武将，只是在精神上感到消沉郁闷，并未完全意识到处境的严峻，而当清算张居正达到高潮的第二年，他才猛悟到局势的严重和自己身处的险恶境地。为避杀身之祸，他很快向朝廷呈请了离职的疏文，实指望早日交出兵权，以绝朝廷及反对派的怀疑。可惜的是，迅速发展的时局已不允许他做出如此聪明的选择了。既然他被视为张居正的同党和朝廷的心腹之患，等待他的自然也是一场悲剧。他很快作为张居正的党羽而受到参劾，万历皇帝毫不留情地将其革职，并将他的部下将领胡守仁、朱钰、金科等人或革职或发戌边陲，以此斩草除根。

　　对于戚继光的这个结局，没有人感到奇怪。既然这颗将星是由于张居正的庇护和支持得以冉冉升起，并由此照亮了大明王朝的边陲，那么在张居正营筑的权力大厦崩溃之时，他就理所当然地摔落下来，并从此黯然失色。

　　当然，就在这位“一剑横空星斗寒”的名将戚继光遭到革职之时，也有正直的臣僚表示了内心的不平和同情，尤其对“戚家军”的解体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这曾是一支怎样的钢铁部队，它在抗倭和捍卫京都的风风雨雨中，为飘摇的大明王朝立下了何等的战功而荣得了多么显赫的声名。这样一支帝国最优秀的军事力量，就这样随着戚继光的革职而土崩瓦解了吗？

　　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看到他是怎样建立起这支铁军的。这位自小生长于山东沿海的武举，在移驻浙江并经历了一连串同倭寇的作战之后，终于做出了具有历史性的创建“戚家军”的决策。从戚继光宣布招兵办法、规定月饷数字、拟订分配兵员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职责，到设置队、哨、马的各级组织，以及统一武器规格、颁发旗帜金鼓等一系列措施和方略来看，这位年轻的将军具有极高的军事修养和以身示范的献身精神。而他创立的“鸳鸯阵”、“两才阵”、“三才阵”以及“连坐法”，又使这种军事天才发挥到极至，并赋予这支军队以钢铁的纪律和战无不胜的气概。

　　戚继光生逢其时，使他能够在明朝中晚期没有大的战争中，确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赫赫名将的地位，并为此留下了不朽的声名。对于时势的造就和朝廷以及地方官员的支持，戚继光当年总是感激不已。就在“戚家军”成立不久一次对士兵训话时，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钱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的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们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们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之不易。不用你耕种劳作，养你一生，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们，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死你们！”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很快建立了铁一般的纪律。这一点，从浙江总督胡宗宪检阅新军的场景中可以看出。

　　当戚继光将招募的新军练好并等待支持自己的上级胡宗宪检阅的那天，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胡宗宪坐着蒙着油布的大轿赶到校场。只见偌大的校场中央，一排排盔甲鲜明的将士，笔直地站在瓢泼大雨之中，尤如雕塑般一动不动。而前面正中站着一位银盔银甲的将军，正是年方三十四岁的戚继光。

　　总督胡完宪站在检阅台上开始检阅，只见在戚继光的率领下，队伍一个分队一个分队地从台前走过。雨越下越大，道道水柱从将士们的头盔、战袍上淌下来，但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号声响亮，虽然只有三千人，但校场内却像卷过了千军万马，气贯天地。

　　胡宗宪当然是激动万分，赞叹不已，他为拥有了这位军事天才而庆幸，更为“戚家军”雄壮的军威所折服。待阅兵完毕，他不无感概地对戚继光说：“今戚将军所建新军，颇有虎狼之势，若用之于战，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何愁倭寇之患？”胡宗宪回到衙门后，立即下令将原有的军队退回原地驻守，将“戚家军”作为机动主力迎击倭寇。

　　“戚家军”不负所望，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在倭寇活动最为猖獗的浙江前沿，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并在战斗中显示了无比的威力。致使倭寇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不得不先后撤出浙江，转而攻掠福建。而已扩编到六千余人的“戚家军”，又奉命进入福建前沿，转战千里，连打胜仗，至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戚继光率师再下广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残倭。至此，明代中晚期猖獗了二十年的沿海倭患，基本得以平定。这个颇令人欣慰的结局除部队本身的战斗力外，作为主帅戚继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战略和组织才能，更是决定战斗胜利不可缺少的因素。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戚继光调任蓟州总兵，总管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蓟州为华北重镇，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这里的情况同南方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遇到干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掠夺中原财产。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猛的冲击力量，如同山洪倾泻而下，势不可挡。戚继光的到来，正是为迎击这一股股强悍的敌军而充当帝国屏障的。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士，作为一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早在他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这一点，从他给穆宗的《陈六事疏》中即可看到。如今东南沿海的倭寇已除，而蓟州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所关注的热点。当戚继光下定决心要改进蓟州军队装备的消息传入内阁后，大明一朝最能决定帝国命运的两个人物，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自此拉开了序幕。

　　有了张居正的支持，蓟州军队就按照戚继光的意志开始了新的旅程。戚继光先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初为三千人，以后扩充为二万人，以稳住阵势。为使戚继光的改革顺利进行，张居正设法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处，以免遇事掣肘。在以后的几年中，凡是和戚继光为难的当地文官，也被张居正不露声色地陆续调迁。

　　蓟州军渐为戚继光所控制。训练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朝廷的优厚的财政支持，从而制造、购买了大量的军马、火器及战车。张居正的做法，在给予了戚继光支持的同时，也加剧了其他各镇文武官员的嫉恨和猜测。所以张居正死后，反对他的人提出蓟州驻军是他培植私人武装以作政治资本，攻击戚继光是伏在宫门之外的一头猛兽，也就毫不奇怪了。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三年，就使他的军队再度展起江南“戚家军”的雄风。其军纪之严明，战术之精湛，作战之勇猛，为本朝其他军队所未有。正是慑于他的强大力量，北方的蒙古部族才主动放弃了骚扰中原的政策，并立誓不再进犯。而且约束所有的北方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

　　多少年后，有研究者认为，和戚继光同时代的将领，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他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业绩，关键在于他没有把张居正的支持和自己的才华，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正是鉴于他的辉煌伟业和高贵的人格，在后人眼中他晚年的遭际就更显得悲壮和令人同情。

　　戚继光被革职家居以后，他的结发妻子毫不留情地遗弃了他。他曾统率十万大军，索以慷慨直爽著称，对朋友更是热情相助，肝胆相照。可是在家闲居的日子，却只有很少几个朋友和他来往。在他叱咤风云之时，没有过多的积蓄，以至在革职之后，落得一贫如洗，医药无资。英雄末路，令人扼腕叹息。当他终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为他书写墓志铭的汪道昆写到“口鸡三号，将星殒矣”之时，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的消息，通过东厂特务的秘密通报，被万历皇帝所获悉。此时的万历神情木然，像了却了一件心腹大事一样，轻轻地吁了 口气。而这时的万历皇帝尚不知道，在将星西陨之际，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已经准备出征英国。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不可避免地交锋，因明军缺乏“戚家军”苦心训练的战术和严明的纪律，结果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无敌的铁骑越过山海雄关，踏碎了中原大地，一个以清代明的新时代马上就要到来。

第六章 皇陵中的爱情

　　简易的木板房，包容着一条条年轻的躯体，却包不住一个个桃花春梦。相思穿越历史的长廊，寻回许多滋味。在古老的皇家陵园里，两对恋人做出了不同的抉择——

一根骨针

　　西郊公园会议之后，吴晗和夏鼐先后来到定陵发掘现场，察看了小石碑的形状和位置后，和发掘队一起制订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在第二道探沟的西侧，隔开二米宽的距离，并与第二探沟垂直，对准宝顶的地下中心方位，开掘一条东西走向的探沟。这样可取捷径找到通向地宫的隧道，直达地宫。

　　由于小石碑的出现，民工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松散，而且酷暑渐渐退去，秋风在园中吹拂，大家精神大振，干劲倍增。

　　就在第三道探沟挖到二米深时，有个民工突然发现了一根约5厘米长的细棍。这根比铅笔还细的东西，酷像皇妃头上插戴的玉簪。民工用手擦去上面的泥土和腐质，跑上探沟，高声呼喊：“赵先生，我挖出一支皇后的玉簪，你看看。”

　　赵其昌惊喜地接过来，仔细端详了一会，欲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最后鼓励这个民工一番，就去找白万玉老人。

　　“白老，你看这是什么？”赵其昌递过去：“我看这是根骨针，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白万玉接过放在手中掂了掂，又擦了擦尘土，点点头：“没错，是根骨针，几千年了，怎么在这里出现呢？”

　　按教科书划分，这骨针应属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产物，最短时间也应是三、四千年以前的，为什么会跑到这三百年前的探沟中？它从哪里来？它的出现与陵墓有什么样的联系？

　　正当他们思索着这个谜时，夏鼐驱车而来。赵其昌把骨针递上，诙谐地说，“夏所长，探沟里发现了一支玉簪，你看看。”

　　夏鼐接过，瞅了一眼，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好一支玉簪呵。”他沉思片刻，极其肯定地说：“这根骨针是随着隧道的填土，从远处迁移而来的。这就说明在陵区周围，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要想得到证实。你们不妨找找看。”

　　当地传说，各陵宝城内黄土堆成的宝顶，不是就地取土堆成的，而是来自十几里外。皇帝注重风水、龙脉，陵园内不仅不能取土，也不能用车运土，而是军民工匠排成长队，一筐一筐地从远处传递而来。文献记载，金代建立中都城就是用的这一方法，从百里之外的涿州运土。明代文献也屡有记载，陵园附近严禁破山取土损伤龙脉。看来这传说可能是事实。但龙脉的边缘在哪里？小小的骨针把工作队引向十几里外。

　　在定陵西南十五六里地方，有一片洁净的黄土，中间是大片坑洼，原有积水，现已干涸，洼地足有二万平方米。问了问当地老乡，他们说这里叫“黄土塘”。就在塘边土沿上，又采集到一些与骨针属于同一时代的陶片；再取土样与定陵的填土对比，完全一样，这就可以肯定，定陵的填土取自于此。有来龙就有去脉，沧海变桑田，三千多年前的先民遗址，而今又作了皇陵上的一抔黄土。

　　实际上，这枚小小的骨针还把人引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在陵区大红门东北边的宝山下，发现了一把石斧和一些原始人做饭使用的陶罐碎片、鬲腿等，还不时出现一些时代较晚的瓦片。稍后，赵其昌和白万玉带领考古所和北京大学的老师、同行再到宝山查看时，每个人手里几乎都捡到一些遗物。他的老师，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教授当着大家的面问赵其昌：“对这个遗址，你怎么看？”白万玉凑过来说：“苏先生又要考你呢！这是你野外实习的补考，好好答，争取满分。”赵其昌笑笑，果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这是个先民理想的生活处所。第一，小山北面陡峭，山下是河，下山取水方便；第二，山南平坦，便于农耕，搭个草棚，高坡向阳。至于时代嘛，从遗物看自然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不过从那些布纹瓦片看，可能延续到汉代或再晚些，这里仍有居民在活动。”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可以及格，满分不够”。阎文儒教授又问：“怎么防御野兽啊？”赵其昌说：“北面是大河，自然的围墙，哪来的野兽。”工作队的庞中威立刻接道：“真有野兽，山下有狼窝。前不久泰陵那里一个小伙子还在洞里捉住三只狼崽子，老狼连连嚎叫几夜。要不是先把小狼捉走，肯定连老狼也一网打尽……”苏秉琦笑了：“不是说北面的防御，是说南面。”赵其昌看出老师们是在开玩笑，也转了话题：“南面的村子叫龙母庄，长陵园，是明朝为祭陵种植瓜果上贡的地方，也是程六的老家，当年程六爷盗掘了万娘娘的坟，把凤冠拿回家，他结婚时新娘子还把它戴在头上臭美呢。文献上还说，姚广孝扮作卜卦先生，帮助永乐选陵就是在龙母庄出现的……”

　　夏所长半天不语，只是微笑，最后说：“看来北京的考古图上还要标上一个点，增加个宝山遗址。你们定陵完工后，就转向宝山。”白万玉笑了：“我是赶不上了，赵公可能还有希望吧！”

　　从三千年前的先民，到三百年的皇陵，谁也没有想到，白云苍狗，变化竟这么大。而今，又过了40多年这里却盖起旅游饭店，建起高楼，与古老陵园形成强烈反差，反而不伦不类了。一根骨针引出的两条长线，就这样断头了。

木板房突然塌陷

　　发掘工程在快速进展。为了工作方便，发掘队雇来建筑工人，在陵园内北侧的大墙下，用竹片和木板搭成十几间简易房屋。11月中旬，发掘队员由昭陵村搬入这片古松荒草拥抱的木板房定居。

　　木板房虽然简陋，却也别致。屋内用水泥掺合刨花压成薄板衬里，屋顶用石绵瓦覆盖，在这古老残破的陵园内，分外醒目，增添了不少时代气息。工作队根据人员年龄和各自的工作特点分配房间，每两人一间，剩余的两间作为接待室和仓库。

　　自搬进简易房后，赵其昌和刘精义就开始精心布置他们共有的窝。几支木箱垒起来的“柜橱”上，摆满了琉璃瓦片、瓷兽、石斧，骨针……俨然是一个小型博物馆。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图表和数字，一进门，就能清楚地看到十三座陵墓的布局和建筑形状，以及三道探沟的位置……当这一切完全就绪后，两位小伙子便叫来白万玉老人：“白老，你看这房子咋样？”

　　白万玉一见，立即露出笑：“这是一间很不错的作战指挥室呵。”白万玉说着，不经心地往床上一坐，“噗哧”一声，整个身子陷了下去，头差点撞到后边的墙板上。两个小伙子哈哈大笑。

　　“哎，这里啥名堂？！”白万玉爬起来，掀开褥子。只见床的四条腿是用四根木桩插进土里，四周用木板挡严，中间用酸枣树枝和枯草填满，上面铺上山草，最后用褥子和白布封顶。白老转身指着赵其昌的鼻子：“肯定是你小子出的鬼点子。”

　　“怎么样，白老给你也来一个沙发床？既软又暖，美观大方。”刘精义笑着说。

　　白万玉摇摇头：“我可没这福气，半夜一翻身，酸枣枝扎出来，我这把老骨头也得进万历的地宫了。”两个小伙子再度大笑起来，简朴的木板房内，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10天后的一个晚上，赵其昌和刘精义正躺在“沙发床”上酣睡，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天花板哗啦啦落到两人身上，身子被压进床里。白万玉和几个队员听到响动和两人的叫声，赶忙起身跑过来，点燃蜡烛一看，天花板蠕动着，刘精义还在下面嗷嗷乱叫。白万玉急忙叫人掀开天花板，刘精义一咕碌爬起来，长嘘一声：“哎呀我的妈——”

　　等赵其昌爬起来，和刘精义一起活动了几下身体，见未受伤，大家放下心来。白万玉摸着刘精义冒热汗的额头，调侃地说：“看来这沙发床还真叫你们做着了，要不然，就难见你的妈妈了。”

　　第二天一早，民工们围着刘精义问天花板塌落的原因，刘精义信口说：“不是木板房作的不坚固，就是鬼魂作怪！”一句话把民工们逗笑了。他们说：“还是鬼魂是假，科学是真哟！要不怎么能找到小石碑？有石碑指引还愁找不到万历？”曾几何时，长期困惑他们的“‘鬼魂”换上了科学发掘，这也许是发现小石碑后的又一重大收获。木板房的塌陷，倒成了“鬼魂”与“科学”分界的标志。民工们心中的“鬼魂”被送走得这么快，这是工作队万没料到的。

苦难的岁月

　　严酷的冬天到来了，雪花不停地在陵园飘洒，凛冽的寒风在北国空旷的原野上纵横穿梭。木板房内生起了炉火，探沟内的湿泥被冻成坚硬的土块，大家的衣服都在加厚。

　　寒冷的天气，给发掘工作和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困难。每天清晨，民工们要费很大的劲把沟内的冻土层凿开，凛冽的北风小刀一样扎在脸上，苦痛难耐。由于整天工作在潮湿的泥土中，民工的手脚都开始皴裂，工程进度明显缓慢下来。每到晚上，民工们各自回家，发掘队的六七个人，却在木板房里苦度寒夜。小小的炉火毕竟抵不住强大寒流的侵袭，况且，这炉火给大家带来的温暖也是短暂的，一旦火焰熄灭，旷野的寒风就像报复一样向木板房发起连续的攻击。朔风咆哮，枯树摇撼，鸟兽哀鸣，使这古老神秘的皇家陵园更加阴森、恐怖与苍凉。这是一个生者与死者、阳间与阴间交融的世界，这是一个恍惚飘渺于尘世之外的幽秘的生息空间，是对人类生存本能所具有的是大张力与韧力的检验场。在这里，几乎每个发掘队员都在咬紧牙关，使出浑身解数艰难地对抗着。唯独有一个人例外。面对眼前的一切，仍像平时一样谈笑风生，来去自如。他就是白万玉老人。

　　事实上，目前的十三陵和无垠的西域大漠怎能相提并论。在那更为酷烈的环境中，他以失去两个手指的代价，经受了大自然的考验，展示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在广袤的大漠深处，用双脚踩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

　　1914年，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中国西部，进行矿产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当他行至察哈尔龙关县时，感到人手短缺，决定在当地招收几个青壮年，协助工作。白万玉自幼家境贫寒，在外国人办的教堂里做杂工的父亲，得知消息，便让年仅15岁的儿子前去报名。聪明老练的安特生，面对一个个身材干瘦的穷家子弟，极不放心地进行了一次别具一格的考试。他让参试者每人拿一杆小旗，插到指定的小山顶上。一切准备就绪，安特生喊了一声“开始——”，孩子们撒开双脚，向山顶奔去。白万玉一马当先，第一个将旗插上山尖。安特生满意地点点头，收下了白万玉和另外两名十六、七岁的孩子。

　　自此，白万玉跟随安特生走进西域戈壁大漠，开始了遥远的探险途程。当他们一行穿过拉瓦克沙漠向古楼兰行进时，闯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座座天然的城堡构成了神秘莫测的迷宫。此种地形当地百姓称之为“雅丹”，也就是地理学上的“风蚀土台群”。

　　白万玉随安特生跋涉在这神奇复杂的雅丹地区，看到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层很厚的灰白色盐壳，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有时还会噗哧噗哧地陷脚。骆驼和马匹走在这坚硬如石的盐碱地上，蹄子不时地被磨出血来，从而发生严重的溃疡，无法骑用。安特生不得不下令将骆驼和马匹扔掉，率队在沙漠中用自己的双腿行走。

　　此时已进入10月，旷古幽深的西部大漠，寒风刺骨，沙石飞扬，进入夜晚，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队员们咬紧牙关，跋涉半个多月，终于走出雅丹地带。也就在这时，白万玉的手指被冻坏，最后不得不将两个已无法医治的手指割下，以保全其他手指。

　　近三年的大漠生涯，使白万玉学会了骑射、考察方法、发掘要领和绘画、照相、保护古物等具体的事宜。同时大漠风沙也把他锤炼成一条坚硬的血性汉子。1927年，白万玉再度跟随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去西域考察探险。这时的他已经趋于成熟，并在考察发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从这时起，他作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注定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留下他的名字。

　　正是得益于青少年时代这段非凡的经历和丰富的发掘经验，才使定陵的发掘工作在他的具体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他对定陵发掘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开始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程的进展，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并被大家所认识。

　　在定陵工地开掘的三道探沟中，每一道探沟的两壁都按他的要求，做成70度的斜坡，上下每隔二米作一台阶，每隔五、六米长，再留出一道竖立的墙垛，使二十多米深的探沟形成一个阶梯式结构。这种做法，完全是来自他青年时代的经验形成。

　　那是1934年，他跟随苏秉琦教授在陕西宝鸡附近发掘一个王侯墓。由于坡度太小，加上土坡的台阶之间距离过大，“轰隆”一声，土方塌陷下来，把一个民工埋在沟里。当把人从土中扒出来时，他已经停止呼吸。这一次把中央研究院拨的发掘经费全部赔偿了，发掘工作没有经费无法继续进行。这个教训，非常深刻，老人始终不能忘怀，并且经常念叨。赵其昌曾经问过他最后是怎么结局的，他说：“后来的事嘛！简直令人意想不到！”说着他吸着烟，又翘起大姆指。

　　“你知道苏先生是哪里人？”赵其昌说：“这个我可清楚，苏老师是河北省高阳县，离我们老家不远，家庭是民族资本家，生产的名牌‘双龙珠’棉布，专门抵制外国的‘洋布’，远近闻名。”白老得意地笑起来：“对啦！他们家西安也有纺织厂，是他的兄长秉璋先生经营。宝鸡工地出了事，发掘费没有了，苏先生叫我去西安，我带了一个民工，连夜奔到西安，见了他大哥，送上信函，他看了信当然明白，我又补了句‘二先生叫我来取钱’。大先生非常客气，说：‘明白！你们先吃饭吧！’没等我们吃完饭，五百元现大洋已经包好，分装在两个麻袋里，我们没敢耽搁，背着它又赶回了宝鸡。”白老真的有点激动了，涨红的脸，手捻着纸烟头：“赵公！五百块银元现在合多少钱？当时也能买几百袋白面！你也许说以后再还帐！其实，谁还？还谁呀！这就算舍已奉公，补助了发掘费！我经手我知道，我不说谁知道？这就是考古学家的风格！”白老再次激动起来，翘起姆指又意味深长地晃了两下。

　　那是一座小墓，工程出土量自然不能和定陵相比。正因为如此，白万玉老人才格外慎重，每天都要对土层进行详细检查，做到万无一失。

年夜篝火

　　1957年的元旦节到来了。

　　清晨，工作队员们从屋里出来，惊讶地发现陵园里铺满了一层厚厚的白雪。苍松翠柏，楼阁殿宇，宝城宝顶都穿上了一层素白的银装。太阳悄悄地从东方的虎峪山探出头来，满面羞容地窥视着这个宁静宽广的世界。阳光如丝，穿过茂密的松隙，透射到雪地上，散发出金黄色的光芒，金辉银光映衬着朱红色的宝城，使这座皇家陵园分外旖旎与壮美，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一个童话的世界。

　　这是上帝与大自然的双重馈赠，这是千百年来人类探寻和幻想的梦中乐园！

　　民工们踏着积雪，三三两两地来到陵园，聚集到木板房前。那一张张黧黑憨厚的面庞，荡漾着很少有过的激动与欢笑。工作队决定，元旦放假一天，上午集体会餐，下午自由活动。这样的假日生活，对于常年匍匐在土地上的农民来说，也许是第一次享受。

　　那个曾经在定陵发掘中铲下第一锹土的民工队长王启发，满头冒着热汗，把饮用水从二里多地的九龙池挑进陵园伙房。他穿一件半旧的棉袄，腰扎一根稻草绳，裤管用麻绳系住，显得格外干练和精神。两个水桶一前一后，动中有静，轻松和谐。随着扁担在肩上悠悠起伏，两个用兔子皮制成的棉帽耳也不停地扇动，整个身体的轻松与和谐，恰似一个杂技演员在钢丝绳上表演绝技，逗得民工们和工作队员个个捧腹大笑。

　　正午的阳光照得雪地刺人双眼，每个人的心中都涌荡着一股暖流。伙房前大棚下的一溜长石条上，摆着酒菜，浓郁的香气在这清净的空间弥漫，钻进大家的鼻孔，不喝自有三分醉意和激情。赵其昌举起碗中的白酒，望着一张张粗糙而充满激情的脸，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说道：“各位前辈和兄弟，大家为发掘定陵聚到一起。半年来，起早贪黑泡在泥水中，克服了技术上和生活中的困难……”赵其昌突然声音发哽，不再说话，接着眼里含满了泪水，大家惊讶、不解地望着赵公这个莫名其妙的举动。现场一片寂静。他们怎么能够想到，此时的赵其昌已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之中……

　　每天中午，民工们都是自带饭菜，在陵园就餐。柴锅上架着的蒸笼一打开，便露出一包包用地瓜叶、萝卜缨、豆叶掺和着少许的玉米面、地瓜粉做成的菜团。每当他看到民工们拖着疲乏的身子，满脸泥水地走到笼屉前，抓起菜团狼吞虎咽般的情景，心中便一阵阵痛楚。共和国已经建立七、八年了，作为新中国的主人，仍然要以吃糠咽菜维持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哀。而更让他心酸和不安的正是这样一群破衣烂履的农民，毫无怨言，耿耿忠心地从事新中国第一座皇陵的发掘，尽管他们并不清楚地了解发掘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也正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伏卧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用血肉之躯担起共和国的重负，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尽管他们尚不明白这苦难的渊源和自己付出的代价。但是，面对这行进路上的斑斑血汗，我们的共和国应该知道！

　　白万玉见赵其昌说不出话，便端起碗接着讲下去：“感谢各位兄弟的支持，我们的发掘工作才终于有了眉目。下一步困难将会更大，甚至要有生命危险，还望兄弟们像从前一样咬咬牙挺过去。来，大家干！”

　　众人起身，端碗在胸，相互对望片刻，一昂头，一饮而尽。

　　王启发脸上翻起淡淡的红润，刚才的滑稽荡然无存。他端起第二碗酒，缓缓站起身，面色严肃而激动：“以前我们队里的民工，包括我自己在内，曾受鬼神之说的迷惑，做了些不该做的事，给发掘队的同志带来麻烦，也耽误了工程进度。事情过后，大家都很难过，想和赵队长、白老在一块说和说和，又觉得不好意思。今天，我代表大家说出来，并保证今后的发掘无论出现啥事，我们豁出命，也要完成……”“叭！叭！叭！”赵其昌带头鼓掌．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聚会是如此融洽，如此心心相印，彼此沟通。大家喝下的已不是高梁与酵母混合而成的液体，而是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情感交融的生命的甘泉。

　　夕阳西下，夜幕悄悄降临。民工们回到了自己家中，陵园里又显得肃静孤寂起来。木板房前的雪地上，架起了干柴。工作队员的篝火晚会随着烈焰的升腾而喧闹起来。

　　几个年轻人吵吵嚷嚷你推我让的指着对方出节目。还是白老自告奋勇：“我出个对联，大家来对。谁对上了就给谁一大块烤地瓜”

　　“好主意！”大家一片喊叫着。

　　白万玉先是用手搓了把红红的脸膛，沉思片刻，充满自信地吟念道：

　　“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

　　刘精义眨眨眼睛，把手向空中一举，大声喊道：“我来对——喝酒论碗，你四碗，我五碗！”

　　“轰——”大家一齐笑起来。十七岁的冼自强讥讽道：“刘精义，你就想着喝酒，死后非变成一个酒鬼不可。”

　　赵其昌赶忙站起来说：“这不只是对联，是文字游戏，把‘冻’‘洒’二字拆开，‘东’有两点，‘西’有三点，其实也好对，‘切瓜分片，竖七刀，横八刀’。把‘切’和‘分’也拆一下看！”

　　大家一阵喝彩：“对得好！对得好！”白老不顾大家的喧闹，继续说：“还没完呢，你们听好——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这次没人举手叫喊了，大家都抬头望着夜空，默默地想着下联。白万玉不无得意地摸着下巴的胡子，用挑逗的眼光扫视着大伙。

　　“今岁年尾，明朝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

　　赵其昌一口气对完，站起来围着篝火转了一圈。

　　“好——”大家再度欢呼起来，白万玉望着赵其昌不服气地说：“好小子，没白喝了墨水呵，我再出一个，若再被对上，我就认输了。上联是：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添一岁。”

　　白万玉甩出最后的杀手锏，盛气未消地注视着大家。像一只红脸公鸡，作出格斗的准备。

　　刘精义捅捅赵其昌：“怎么样，就看你的了，你要不行，我就出马。”

　　“你出‘炮’也不行。”队员李树兴实实在在地将了刘精义一军。

　　赵其昌笑笑，用手轻轻拍拍脑门，胸有成竹地说：“看来我是赢定了。大家把耳朵挖一挖，好好听着——家家户户，说说笑笑、欢欢喜喜，同过新年。”

　　“噢——”队员们都跳了起来。队员王杰捅了捅冼自强、曹国鉴，他们捡块石头，偷偷扔进火堆，一股火星腾空而起，扑到大家身上。白老向后一退，“扑通”一声被一块木柴绊倒在雪地上。众人见状，忙止住喧闹，庞中威赶忙上前扶起老人，帮他拍打着身上的雪粒。白老摇摇头，嘴里嘟哝着：“你这孩子，你这孩子……”

　　喧闹过后，篝火渐渐熄灭，天气越发寒冷，队员们不得不回到屋里，围住火炉取暖。大家都感到意犹未尽，余兴未了。于是，刘精义鼓动白老讲故事——“考古杂谈”。

　　白万玉没有推辞，借着酒兴，声情并茂地讲起西域探险的奇特经历。也许他这时才感到，只有这段经历才不会在这帮小伙子面前“失败”。这是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只有他才独有的“传统节目”。

　　“我跟安特生来到罗布泊，这个世界著名的湖泊早已干枯，湖底翻着白花花的盐碱，找不到一滴水，大家有些绝望了。在这之前，我们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英库勒北行，跨过孔雀河，在那里重新备足水后，沿库鲁克干河床来到罗布泊。这时大家的水已用光，每个人都口干舌燥，精疲力尽。忽然，大家发现有一个人远远地躺在沙滩旁，跑过去一看，这人的两只胳膊深深地插在沙土中，整个身体已变成僵硬的木乃伊了。大家不由地吓出一身冷汗，默默地站了许久，才用沙土把他埋掉。那时，我们都在心中暗想，这个木乃伊会不会就是自己不久的归宿呢？”

　　“大过年的，别尽讲些死尸吓唬人，还是讲点好听的吧。”没等白老说完，刘精义他们又叫喊起来。

　　白万玉看了刘精义一眼，默默地点点头，狠劲地吸着烟，随着喷出的浓雾：“今天过节，就依你们了。讲点好听的。”

　　“大约是二十年代，我跟随安特生来到甘肃，在民勤县发掘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不少完整的彩陶罐。正在得意之际，不想突然来了几位彪形大汉，二话没说把我按倒在地，拳打脚踢，狠打一顿，还骂骂咧咧。当地的口音我也听不懂，还是雇佣的发掘工人悄悄地告诉是不能挖祖坟，不仅打，还要送我去见官，入大狱。”

　　“你挖人家祖坟可不就入狱呗？”不知是谁说了句。

　　白老急了：“几千年前的遗址哪里是祖坟！是谁的祖坟？何况根本又没有坟头。黄河上游，要说是祖坟该是中华民族的祖坟！……咱们接着讲，我被五花大绑装在牛车上送往县城，在县城街上一过，一下子震惊了全城，男女老少，满街满巷，争看捉来的‘盗墓贼’，”白老一兴奋，站起来双手比划着什么叫“五花大绑”，躺在牛车上的姿势……。

　　这么一来，曹国鉴乐了，笑着插嘴说：“嘿！白老可风光了！一生中没见过这么大场面吧！”

　　白老接着说：“什么？还风光呢！差一点打死我，就仗着当时年轻。要说场面可真不小，足有上万人！……说来也巧，正巧被人群中的邮政局长看见了，一见是我白蕴山——那是我的字，那时对外我常用这名字，他赶紧出面制止，立刻找到县长，在县大堂前的院子里把我放了……。安特生给我寄发掘经费时，几百元现洋可是大数目，取钱邮局要证明，我找到邮政局，说明情况，认识了邮政局长，晚上没事，还一起打过麻将牌。外国人安特生派我考古的事，县长也知道，人是放了，他也怕惹出麻烦，又由县长出面摆了酒席，为我‘压惊’，表示歉意。”

　　从城里赶到工地来过节的高德本，越听越兴奋，赶紧递给白老一支香烟，笑眯眯地说：“白老！人家曹国鉴没有说错！县长请客还不风光？”白老接过烟，点燃，还没吸便摆摆手说：“德本，打了个半死，我哪里吃得下喝得下呀！再说，你哪知道，县长出面，名义是为我‘压惊’，是我掏钱请人家呀！”

　　大家一听，顿时都大笑起来，情绪越来越高，吵吵嚷嚷，“讲下去！接着讲！……”不知又是谁说了句：“白老！你考古中有花花事吗？”一听“花花事”，白老可真来劲了！“有！有哇！听着！”

　　“那年，在甘肃酒泉附近的一个村庄住下，想不到隔壁邻居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她不但人长得漂亮，心地也好。见我大冬天还穿着薄薄的夹袄，就偷偷缝了棉袄、棉裤送给我。出于感激，我就送她些在野外发掘中捡到的稀奇古怪的小东西，有时还给她一些钱，日子长了，就产生了感情。我们两个经常在一块谈天说地，感情越来越深，最后都觉得难舍难离了。但是，最后还是分手了，因为我还要随安特生西行。分别的那天早晨，天下着毛毛雨，她站在门口依依不舍哭成了泪人儿……”说到这里，白老的眼里溢出浑浊的泪水。他无限深情地叹口气：“唉，一别几十年，也不知现在那个小寡妇咋样了，兴许早已离开人世了。”

　　屋里极静，大家都沉浸在故事之中，似乎随同白万玉一同回到了西去大漠的岁月，咀嚼着难忘的痛苦，回忆着那欢乐的时刻——爱情的回忆，永远是一朵玫瑰色的彩云。即便是痛苦的回忆也觉得有一丝甘甜！

　　赵其昌望着白万玉老人的泪眼，极其深情地向大家建议：“来，咱们也像电影上那样，唱一支歌，为白老那段美好的爱情祝福吧。”

　　“对，唱一支歌。”刘精义抬起泪眼，随声附和。

　　“唱什么歌？”冼自强问。

　　“唱《我的祖国》咋样？”刘精义激动地站起身。

　　“就唱（我的祖国》”，赵其昌说着，也站起身，领头唱道——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

　　姑娘好像花一样，

　　小伙子心胸多宽敞。

　　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

　　歌声由弱变强，越来越大，穿过木板房，在幽深凄凉的皇家陵园回荡。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歌声嘎然而止，大家惊异地望着屋里崭新的电话机，谁也没有去接。这部电话自昨天安好，还没通过一次话。是谁有这么快的信息，得知定陵工地已安装了电话？

　　惊愣片刻，赵其昌上前抓起话筒。

　　一个高亢宏亮的声音传来：“是定陵工地吧？我是吴晗。”

　　“呵，是吴副市长的电话！”赵其昌一把捂住话筒，转身对大家说着。屋里的人都惊奇地围上来。

　　“今天刚听电信局的同志讲，电话安好了，这是个盛事呵！这大过年的你们坚守在工地，够辛苦的！你告诉大家，我向他们问好。告诉白老，祝他身体健康。”

　　“是，我一定转达您的问候。”赵其昌带着轻微的颤音回答。

　　“你那个当中学教师的姑娘怎么样了？”吴晗的话音再次传来。

　　赵其昌紧攥话筒，没有立即回答。他自北大毕业不久，便结识了一个中学教师。姑娘很美，也很有才华，两人甚是谈得来。自从赵其昌来到定陵后，关系逐渐疏远，终于在一个月前，赵其昌收到了姑娘的绝交信，理由是：“你经常从事野外工作，将来对家庭不利。”

　　赵其昌嘴唇蠕动了几下，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抽搐，压低嗓门说道：“吹啦——！”

　　那边沉默了片刻，又传来爽朗的声音：“以后到定陵帮助工作的单位越来越多，我估计肯定有漂亮的姑娘，你可不要错过时机呵！”

　　赵其昌脸上泛起玫瑰色的彩云，没有说话，只是淡淡地一笑。

　　之后，白万玉、刘精义和其他队员分别和吴晗通话，相互问候、祝愿和慰勉。

　　这一夜，小木屋里的炉火一直燃到东方欲晓，雀唱鸡鸣。

匆匆来去的“嘉尔曼”

　　有一次，夏鼐病了，住在昌平小汤山疗养院，赵其昌去看他。闲谈中赵其昌问：“梅里美这家伙是干考古的吗？”夏鼐一愣，接着笑了：“怎么，你在看《嘉尔曼》？那你上了大当了！我早年看过原文版。”赵其昌涨红着脸，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原来，《嘉尔曼》是法国作家梅里美以考古家自居，采用第一人称写的一部爱情小说，男主人公唐·育才是一个强盗。女主人公嘉尔曼是一个吉普赛姑娘，娇美而粗野，冷峻又多情，在赵其昌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自从读了这部作品，他便渴望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有一个嘉尔曼向自己走过来。

　　他在默默地等待着这个机遇。

　　元旦过后，定陵发掘工地又加紧了工作进度。为了尽快打开隧道大门进入地宫，发掘委员会决定把人力运土改为机械化搬运，以传统的考古方法和现代化设施相结合，闯出一条考古发掘的新路子。

　　在材料和设备运来之前，又必须先修道路。发掘委员会和交通部门协商，对定陵前的土路、石桥进行修整和建造，并铺设北京通往昌平县城的柏油马路。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交通部的支持，部长章伯钧大笔一挥“速办”，并指定整个工程由交通部公路总局负责施工。

　　定陵前的漫水桥刚一建成，一车车的机械设备便运往发掘工地。北京市房屋建筑工程公司派出技术人员，来现场安装机械设备，在探沟两侧打下木桩，立起木架后，把柴油机和卷扬机安装停当，再把两道小型铁轨从宝顶伸向探沟旁，由铁斗把探沟内填土提取出来，倒入矿车，再由翻斗矿车把土运出。这个庞大的安装工程，直到三月底才得以完成。

　　四月四日，机械化出土正式开始。当柴油机发出隆隆的轰响，卷扬机载着湿漉漉的黄土送出探沟时，工地上立即沸腾起来。以此种方法进行陵墓发掘，是世界考古史上未曾有过的先例。

　　与此同时，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主任朱欣陶也来到工地，协助发掘队的工作并着手筹建定陵博物馆。队伍在不断壮大，工作量日日加重。在进行定陵发掘的同时，发掘队又买来一台林哈夫牌高级相机，开始系统地拍摄有关十三陵的照片，以备日后博物馆采用。

　　一天，赵其昌正在宝顶一侧检查运出的土质，突然身后传来一声银铃般的声音：“请问您是考古队长赵其昌吗？”

　　赵其昌站起身，顺声望去，话没说出，脸却腾地涨红起来。

　　面前站着一位眉清目秀的姑娘，齐耳的短发，遮掩着白皙而略带红润的脸庞，小巧的鼻子薄薄的红唇恰到好处地镶嵌在面庞上，更显出她的风采与神韵。一件夹克式上衣裹住匀称的身材，朴素中透出大方，文静中显出灵气……赵其昌呆愣着，粗黑的脸上火一般地发烫，心在扑扑地跳动，脉管里的血液在剧烈地流动奔涌……。眼前的姑娘不正是心中向往已久的“嘉尔曼”吗？今天，她正微笑着，神话般地走来了。

　　“你是……”赵其昌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尽量不露声色地问。

　　“我是公路局工程队的技术员，学公路的，负责技术指导。现在我们正在铺修定陵门前的公路，想找你们考古队一块研究一下具体施工方案。”姑娘说完，淡淡地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你看什么时间合适？”

　　赵其昌想想：“晚上吧！我带几个人去找你。”

　　“不用了，还是我找你们吧。”

　　姑娘说完，又如一朵彩云，飘然而去……

　　在考古队，赵其昌不能不算一个怪人，从性格到爱好，有时真叫人难于捉摸。他生就的一副好身体，个子不小，粗黑又健壮，中学时就踢足球，大学里又参加了校篮球队，长跑时一高兴就驮上沙袋围着大操场跑上两圈，汗也不擦又走进图书馆，扎在书本里，聚精会神，一坐就是三个钟头。这种矛盾的性格到定陵又有发展，为了啃完一部厚大的线装书，他能从早到晚足不出户，中午随便抓起一张大饼抹上芝麻酱、辣椒面，随吃随读，通宵达旦，次日一早又去爬山了。他宁肯从山崖上抽几根灌木条来编一个兔子窝，弄几棵小草去戏耍兔子小崽儿，也不去睡上一小觉。他说：“劳动是休息，爬山也是休息。”这一切都被姑娘听说了，看到了，使她迷惑不解。城市的姑娘，自然有她的理想，她只想把公路铺得平平的，修得长长的，给千万人带来方便。但是今天，她已远远不满足于这一点了，她想探索一下这匹野马的本性，有时还试着想制服它，或者骑上它在平坦的公路上奔驰，天涯海角地跑下去；有时甚至梦想参加他们的考古队。

　　一个阴雨天，姑娘突然跑到赵其昌的小木屋，雨衣一甩，把他手中的书本夺过来一扔，就嚷嚷起来：“白老的探险我听腻了，今天休息，你得给我讲讲你！你的流亡生涯，讲不好我不走……”有点撒娇，却又一本正经的。

　　其实，赵其昌的年龄并不大，经历也并不复杂，道路倒是充满了曲折。他出生在河北省号称“药都”的祁州（安国县）乡下，祁州的“药王庙”闻名遐迩，又和元曲大家关汉卿有乡曲之谊。日本鬼子来了，学堂上不了，书念不成，受了点封建诗书家教。他经历过“五一大扫荡”，“三光政策”，见到过“大日本皇军”用刺刀杀人，一片血淋淋，可把他吓坏了，随着药材商人跑到了国统区的洛阳，去寻找在国民党部队当军官的父亲，在那里考入了河北省立流亡中学。第二年日本进攻洛阳，他又随着流亡学校西迁，开始了流亡生活。

　　只要一提到他那流亡学生时代的生活，赵其昌还总是那么一往情深。他把讨吃、要吃有时是抢吃的叫化子式的生活比作诗、比作画，那饥寒劳顿早已忘光了。他认为一生中也许只有这一段生活值得回味，潇洒、惬意，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今天面对这位短发女郎的提问，他像是回到了童年，一派天真，回答问题又严肃得像幼儿园考试。

　　“你到过洛阳吧？日本鬼子一进攻，我们是一溜烟儿逃出这九朝故都的，最初还带着书本，背着行李，最后都扔光了。沿着伊水西行，踏上伏牛山羊肠小径，又穿过‘兰关’天险，步行三个多月才到达古城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没过多久，又沿着左宗棠西征的驿路到达甘肃，穿过天水，在秦安县泰山庙才安定下来，结束流亡生活，补习荒疏将近一年的初中功课。刚逃出洛阳，路过伊川县，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宋代大儒‘二程夫子’的家庙，又在白杨古镇卦摊算了个卦，卜卦先生说我命运不好，一生坎坷，我不信他的胡掐。向我要卦礼，‘卦礼’就是要钱，我没有，把历史课本丢给他了，让他学点历史知识，开开窍。说到坎坷，那山路才真坎坷，不过风景可美极了。美术教师翟先生，沿途不住地写生作画，让国民党大兵给了两耳光，说是特务画地图，同学们围着大兵起哄，大兵急了，要开枪动武，差点闯出大祸。在龙门大石佛前，我真想过出家，可是那里只有石窟造像，飞天、力士、佛祖、菩萨，没有庙，也没有和尚。在甘肃天水，我登过麦积山，不过我们的一位好同学登山失足，滚进了深渊，从此我对这佛教圣地失去了敬意。在秦安县城发现了一块刻石，刻着‘羲皇故里’，这里是先祖伏羲的老家。我高兴极了，原来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发迹！就深深鞠了三躬，仍不尽意，又磕了一个头，算是对华夏祖先赤诚的崇敬。当地还传说（三国演义》中马谡失去的‘街亭’就是当地的‘街泉镇’……”

　　姑娘听得不耐烦，忽然站起来，大声说：“什么故里、古迹，我没去过，不爱听！你太高兴了，我生气！讲你的痛苦，痛苦！你痛苦我才高兴！”

　　赵其昌一怔，半天不语。过了一会，儿，低着头念叨：“痛苦！痛苦是有的！不过不是那个时候，而是后来，直到现在……”

　　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学校是公费，而公费生绝大多数都参加三青团，赵其昌也在其内。他功课在全年级排第一，得过奖学金，当过服务生，刻蜡板，打工糊口，参加过夏令营，当过小头目，上高中还当选过一任学生自治会主席。解放后的历次运动，这些都要交待，再联系到家庭、父亲等等历史问题，处在反革命边沿上，就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了。所以这一段流亡，并不是诗，也不是画，更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而是现实，一次一次说不完的痛苦现实。

　　“课堂上讲不完的旧石器、新石器、陶片瓦片，它距离现实又太远了。有时候我后悔，还不如考个地质系去做一名地质队员，山南海北、大漠沙荒去找矿，找不到金矿银矿石油矿，就登上高山断崖，双眼一闭，身体向前一倾，一了百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赵其昌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激动，有时消沉，谈起话来杂乱无章，有时夹杂几句粗俗的比喻。姑娘紧闭双目，无心再听下去，偶尔眼角滚出几滴泪珠。小木屋一片寂静。外面那恼人的雨，淅淅沥沥，却越下越大起来。

　　三个月后，姑娘不再来木板房了。朱欣陶老人问发生了什么事，赵其昌眼含泪水回答：“我把家庭历史问题都告诉了她……”

　　1957年是个多事之秋，全面彻底地清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号角已在中华大地吹响。这是一个滋生政治激情的时代。对于他们的分手，似乎没有人表示不理解，分手是正常的，不分手才是不可思议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

　　199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到十三陵特区的裕陵村，寻访一个期待许久的爱情故事。

　　三间不大宽敞的屋子里，高保发坐在案桌前，就着一袋花生米，自斟自饮。儿媳妇在外屋做饭，小孙子在一边蹦蹦跳跳地玩耍；儿子干活还没有回家。不太明亮的屋子里弥漫着炊烟，使人感到沉闷和窒息。

　　这是一个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家庭。也许我们心中装着过去的那段美好时光，才对今天的这个家庭生发更多的悲壮和惋惜之情。

　　要不是当初他遇到这个女人，并发生了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或许三十年后不会有那么多人记得住他的音容笑貌，尽管他也曾做出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轰动发掘工地。

　　高保发在众多的民工中，并不特别显山露水，那时他才十八岁，十八岁的人生并未成熟。他像大家一样整日默默无闻地在探沟里劳作。

　　突然有一天，他的名字在民工中传开，起因是为一把铁锹。

　　每天早上一开工，民工们就一窝蜂地拥向工棚争抢轻便而顺手的铁锹，不然就只能拿到既沉重又蹩脚的工具。有天早上，高保发抢到一把锋利的铁锹后，心生一计，收工时不再把工具放回工棚，而是偷偷用土埋起来，第二天再不慌不忙地原地取出。一个月后，秘密被发现了。一个民工等他心安理得地走后，又悄悄扒出来，换一个地方埋好。次日一早，高保发像从前一样来到原地，扒了半天却不见踪影。民工们哄然大笑，他只好红着脸，去工棚捡了把最差劲的铁锹走下探沟。从此，高保发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他竟从八米多高的木架上摔下来，而安然无恙！

　　第二道探沟的发掘工程一开始，发掘队就找来会做木工活的民工许进友，在探沟两侧搭起一个脚手架，当探沟挖下两米深时，便由人站在脚手架上一筐筐向外提土。

　　一天，探沟继续挖入地下7米，高保发站在脚手架上正一筐筐艰难地把泥土从沟里提出。突然，“轰隆”一声，脚手架木板断裂，架子倒塌，高保发向探沟跌去。

　　一切急救措施在此时都是徒劳，只有瞪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望着他下沉的躯体，等待命运的判决，刹那间高保发在大家的心中，伤残或死亡已成定局。因为他的身体上面，跟着落下来的是沉重的木板。然而，奇迹发生了：高保发落地后，一个急滚翻，滚到一堆刚挖起的泥土上，沉重的木板砸在离他头部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吓得大家出了一身冷汗。他爬起来，没事一样扑打扑打身上的泥土，傻乎乎地走出探沟。高保发从此名声大振，也有人预言：“高保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预言，不久便得到了应验。

　　工地从机械化发掘后，原来的民工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发掘队又从附近农村招收了一批民工，其中六名是不足二十岁的姑娘。因为有了女性的存在，工地生活便丰富多采起来。

　　一天上午，大家正坐在松柏下休息，刘精义突然提议要小伙子和姑娘们轮流唱歌，虽然得到一致响应，但没有人愿意出场。最后高保发自告奋勇，站出来唱了一首《达坂城的姑娘》。

　　欢笑过后，临到姑娘出场。她们更是羞涩，捂着脸不肯露面。最后还是白万玉老人撺掇，让十七岁的刘桂香登场。

　　刘桂香身材矮小精干，好说爱动，俊俏的瓜籽脸总是露着微笑，很是惹人喜爱。她只上过小学四年级，便弃学务农，平时大家都叫她“四年级”，只有很少场合、很少的人才亲切地唤她一声小刘桂香。

　　小刘桂香不再推辞，红着脸，甜甜地唱了一段《送情郎》：

　　送情郎送到那大路旁。

　　两眼相望无话讲

　　太阳升起天已亮

　　妹妹心中发了慌

　　伸手抓住郎的武装带

　　泪水如珠溅到情哥哥的身上

　　……

　　事情如此简单，高保发一首《达坂城的姑娘》，刘桂香一曲《送情郎》，竟成为他们感情的纽带和爱情的催化剂。两个年轻人不知不觉地相爱了。

　　小刘桂香身体单薄，每遇重活，高保发总是不声不响地前来帮助。小刘桂香见高保发衣服破烂，便悄悄地给他缝补，并送些绣花鞋垫之类的东西给高保发，以示感激和爱恋。1958年9月21日定陵地宫打开后的当天，他们在陵园的小木屋举行了婚礼。这是定陵发掘两年来唯一的一对终成眷属的有情人。他们当初的恋情及友谊，历经三十余年，仍被同期劳作的人们熟记与怀念。

　　遗憾的是，当我们来到高保发家中，要亲眼目睹一下这位充满浪漫与传奇色彩的女性时，她已因患病无钱医治，离开人世整整二十年了。所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散发着青春气息、永远面带微笑的照片和这个破碎悲凉的爱情故事。

第七章 定陵之主

21岁的青年皇帝，即着手预建自己的陵墓。群臣踏破青山，遍选吉壤；梁子琦争功未成，反遭贬罚之祸。一场场惊险奇特的故事之后，定陵开始了长达6年的建造——

“吉壤”纷争

　　从1582年冬天到1583年春天的几个月，万历皇帝的情绪陷入了紊乱。继张居正之后出任首辅的张四维，洞察主人心理后，经过一番苦思瞑想，终于得到了一条计策，他建议万历修建寿宫，以消除张居正事件引起的不快。万历皇帝欣然同意。

　　事实上，早在1580年3月，不满18岁的万历皇帝第一次到天寿山谒陵时，就开始考虑建造自己的陵寝了，只是当时担心张居正等人劝阻谏争，所以此次谒陵并未公开提出预建自己寿宫的想法。张四维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此时不允，更待何时？于是，在张居正病故仅七个月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布谕旨：“朕于闰二月躬谒天寿山，行春季礼并择寿宫。”

　　许多年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对于刚刚步入21岁青春年华的万历皇帝来说，这一看似奇特的抉择，当然并非是他认为自己死期临近。有研究者认为张居正的去世，使他越来越感到群臣阁僚们并没有把皇帝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机构来看待。万历虽然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如果仔细地回忆万历的人生，就不会遗漏这件事以及万历在这件事情中所表示的思想脉胳及人生感悟。那是1583年春，恰值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要亲自主持殿试。这次策文的题目出人意料地竟多达五百字。他询问那些参加会试的举人，为什么越想励精图治，后果越是大臣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松弛？

　　答案显然是无法靠几个参试的举人能准确地找到的。此时的万历皇帝陷入了更加沉重的精神重压中，他唯一的希望和寄托，就是接受这精神上的活埋。

　　这次预筑寿宫出乎万历意料的是，不但没有遭到廷臣的劝谏和阻止，反而得到了极力迎合：“我皇上欲因春礼预择寿宫，宏度卓识，其与三祖（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作者）同符。臣等不胜钦仰。”

　　对廷臣如此迎合的态度，这是万历皇帝所始料不及的。事实上，直到他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廷臣在他所干的其他事上，横加干涉、屡屡进谏，而对此事却如此宽容和谅解？也许，群臣们认为，此时的皇帝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后代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正值青春年少，但是已为人君而且御宇十年，具有足够的资格当此殊荣了。

　　根据张四维的建议，此项工程参照明世宗在嘉靖十五年选择山陵的惯例，先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及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前去天寿山先行选择“吉壤”二、三处，以便于皇上在谒陵过程中钦定。

　　1583年2月4日，礼部首次派遣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工部派出督水司主事闫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阴阳术士连世昌等人，赴天寿山先行勘踏选择。

　　陈述岭一行来到陵区以后，开始了紧张而认真的勘察，足迹遍及陵区大小山丘、平原河流，经过一番冥思苦索地选择之后，于2月14日返回北京。第二天礼部向皇帝呈奏了他们的选择方案和图示，礼部题：“据祠祭员外郎陈述岭会同工部督水司主事闫邦等先诣天寿山，四顾相视，择得永陵东边一地名谭峪岭，昭陵北边一地名祥 子岭，东井南边一地名勒草洼，俱为吉壤。”

　　万历皇帝览阅之后，急命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张四维、司礼太监张宏及通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同去校勘。

　　徐文璧一行来到陵区，按图示登上谭峪岭，俯首观望，整个陵区尽在眼底。虽是二月早春，草木尚未发芽吐青，但置身山中，却分明感到一股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每到太阳初升的早晨和日落的黄昏，山下的青松翠柏之中便升腾起茫茫白雾，春风荡过，白雾飘缈起伏，在殷红的霞光中闪烁着彩绸般的光泽。青松、霞光、白雾恍如人间仙境，的确是兴建寿宫的好地方。

　　徐文璧一行看过谭峪岭，又先后来到祥子岭和勒草洼勘察。这里虽然和谭峪岭不同，却也有独特的风格和不容忽视的地理特点。就总体而言，和谭峪岭难分上下。

　　二月底，徐文璧、张四维等人回京，向皇帝呈奏：“三处地址确为吉壤。”

　　三处俱吉，自然不能俱用，只能从中选择一处，作为寿宫之地；而这个选择，只能由皇帝自己钦定。于是，万历假借恭谒山陵行春祭礼为名，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进行第二次“谒陵”。

　　圣旨一下，朝廷内外一片忙碌。礼、工、兵各部，按照自己的职责，仔细地做着准备。到闰二月九日，突然狂风大作，黄尘蔽日，群臣无不惊慌失措。内阁首辅张四维认为天时不利，前行无益，并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谨出入”条，谏止皇帝放弃这次“谒陵”。万历选择“吉壤”心切，不顾张四维的阻谏，毅然传旨：“已将成，不敢中止”，决定继续前行。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30名，大汉将军300名，其他武装军校四千余人，浩浩荡荡，向天寿山行进。

　　御驾尚未出动，京城便开始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戒严事宜。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声势浩荡显赫的队伍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室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歇息住宿。在几十里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不能稍有差错。

　　万历发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赴天寿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备用“飞云辇”，不知何故突然起火。侍卫们赶上前扑救，总算保住“飞云辇”，未酿成大灾。这次事故，群臣再度大惊失色，议论纷纷。张四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即劝万历停止前行，但未得同意。

　　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万历此行的目的是很明显，主要是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既然以谒陵为名，那么谒祭在所难免，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此，在出发之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十四、十五两日，万历在拜谒完长、献、景、裕、茂、泰、康、永诸陵之后，还要亲祭长、永、昭三陵后边的主山，后经张四维谏阻，才勉强作罢，只命驸马等人去代行祭礼，以示诚意。

　　十六日，万历率队依次到祥子岭、谭峪岭、勒草洼三处详细察阅后，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十八日，万历回宫，并立即谕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见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万历：“臣等既已寡昧，请允许张邦垣多带些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对于这个奏本，万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声色，当即给予允可。并谕令：“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万历的这一谕旨，不但未给礼、工二部带来方便，反而加深了选择“吉壤”的难度，以至最后矛盾重重，并生出许多阿谀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事件。

激烈的交锋

　　就在礼、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紧锣密鼓地赴天寿山再择“吉壤”之际，有个名叫梁子琦的通政司左参议，感到建立奇功的机会到来。于是向万历陈奏：“臣子琦自幼深晓地理风水，请命臣前去天寿山选择吉壤。”

　　万历览奏后大喜，想不到本朝还有这么多的奇才，急命梁子琦随礼、工二部一同前往核视。梁子琦获悉皇帝对自己的陈奏和才华十分赏识，便在实地踏勘中别出心裁，处处与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及术士连世昌意见相反。礼工二部及钦天监等人从东山口至九龙池逐一察看，终于选中了形龙山、勒草洼前、大峪山、宝山、平岗地、黄山岭等六处“吉壤”；梁子琦个人择得黄山一岭、黄山二岭、团山、珠窝圈、石门沟山、蔡家山、长岭山、景陵左山等八处。三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将本部及钦天监择得的六处和梁子琦个人择得的八处，一并呈给万历皇帝。万历览奏之后，谕令部、工二部再行实际踏勘，从十四处中选择最上吉地三、四处并绘图来看。

　　四月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梁子琦得知自己选择的石门沟山被列为“吉壤”，内心十分欣喜，仿佛看到大明帝国的高官厚禄就在眼前了。

　　令梁子琦遗憾和痛恨的是，首辅申时行的出任，使他失去了这次加官进爵的机会，最终落得贬职闲居的下场。

　　张四维继任首辅不到一年，父亲不幸病逝。张四维无法像张居正一样，再来一次“夺情”，只能离职守制，在此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在居丧将要期满之时又突然患病不起。恰在这时，比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先后病故。命运之神自然地把这位资历最浅的大学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边。

　　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奉迎见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他的过失，作为自己上台的资本。他和张四维的差异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两天后，申时行等人回京。

　　八月二十四日，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呈奏：臣等谨于八月二十一日恭诣天寿山，将择过吉地逐一细加详视，尤恐灵区奥壤伏于幽侧，又将前所献地图自东往西遍行复阅，随据监副张邦垣等呈称，原择吉地三处，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梁子琦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首辅申时行与礼部尚书徐学谟故意与自己作对，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击徐学谟，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大怒，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感到形势严峻，大祸欲临，只得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偏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们的陈奏自然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于是，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梁子琦的陈奏，使徐学谟被罢职的同时，自己也遭到了惩罚。然而，这个惩罚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信号，不久之后，还将有更大的灾难落到他的头上。既然他已触犯了这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就必须付出终生代价。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首辅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之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知道面对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1584年9月13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16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两年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

破土大峪山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营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他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陵院长度为289．2米，宽149米；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1，170．8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而定陵陵院长度为317．5米，宽150．3米；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2，935．9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

　　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对于这个忠恳之谏，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三百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于1935年和解放初期修缮而成；而唯独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斗拱、飞子、檐椽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全是由全白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宝城垛口，明楼地面，都是花斑石。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不远千里，运来应用。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灼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明朝诸陵，在永陵之前都没有外罗城而只设宝城。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察，对陵园建筑不太满意，便问工部尚书：“此陵完工否？”工部尚书领悟皇帝的用心，随机应变道：“尚有外罗城一道未建。”嘉靖走后，工部立即命人在宝城之外又补加一道外罗城。于是这道外罗城便为他的皇孙万历所效仿。定陵的外罗城和永陵一样，略呈椭圆形，城墙高厚而坚固。三百年后，从城墙的遗址仍然可以看到当初的雄姿风采。

　　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到1585年8月初，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

　　“大峪非吉壤。时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亲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借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作出另一种选择：“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此前，少卿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却遇到了以前的劲敌申时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时行，不但前程无望，后果也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冒险进谏，想不到制敌未成反遭敌击。对于这次的失败，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就必须杀个鱼死网破。他们在悄悄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到了。

　　8月27日，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正是扳倒申时行的绝好时机。于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会同钦天监张邦垣立即向皇帝陈奏实情“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石块。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8月29日，二人看毕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这次他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借口去天寿山了，而是直接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初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初八日，万历皇帝草率拜谒完长、永、昭三陵以后，即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兴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砖石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山陵选在大峪山，徐文璧和申时行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更改陵址，意味着他们严重失职，也进一步给李植等人提供把柄，后果可想而知。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在这紧急关头，申时行拿出看家本领，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的词句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为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矣。”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了申时行的申请，并传谕旨：

　　“朕遍览诸山，惟宝山与大峪山相等。但宝山在二祖（明英宗裕陵、明宪宗茂陵）之间，朕不敢僭越，还用大裕山。传与所司，兴工事无辄改。”

　　徐文璧等人一听“无辄改”，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由于申时行力挽狂澜，才使他和他的官僚集团，再次站稳了脚跟。

　　李植等人见皇帝“无辄改”陵址之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皇帝陈请。说“宫后凿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彻石上，实不吉利。”

　　而御史柯挺等人见大势已去，急忙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最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这纷繁的角逐以及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态度，搞得万历心烦意乱十分恼火。即召申时行至行殿问道：

　　“兹事朕自主张，而纷纷者何？”

　　申时行趁机以解释为名，在反对派的背后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选于己，沽名钓誉，以示于后。”

　　万历一气之下，渝令李植调外地任职，柯挺夺俸三个月，张邦垣因对地下有石块大惊小怪，夺俸四个月。

　　为避免群臣再度纷争，万历传渝：

　　“今廷臣争言堪舆。彼秦始皇葬骊山，亦求吉地，未几遭祸。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惑。”

　　从1583年2月4日，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等人开始踏勘，到1585年闰九月初九，万历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历经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陵址最后确定下来。

辉煌的陵园

　　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这座陵园，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辉煌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叹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兴建定陵的建筑物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物料的选验就显得格外严格。

　　定陵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又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路，土质优良丰厚，交通便利，是制砖和运输最为理想的地方。自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粘土，经过千里浪淘淤积到临清以后，已经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比。制砖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将泥土挖出，经过冬季冷冻，春天化开晾晒，然后过滤，长期浆泡、摔打、制坯等多种工序，最后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公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好。为便于检验，每块砖上都打有窑户、作头匠人、年月等标记。查验不合格者，一看标记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此砖色灰稍白，故称“白城砖”。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四月，此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已开始谕令临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造白城砖120万块。

　　除临清外，河北省武清县也曾烧制白城砖。武清县烧制白城砖始于万历二年（1574年）九月，宛大县民王勇上奏说：“今有武清地方，土脉坚胶不异临清。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较临清近两千余里，一改兴作，不但粮船、民船不苦烦劳，抑且为国节省，生财实效。”经工部校议，令武清每年烧造30万块。自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

　　除白城砖以外，还有供殿堂铺地用的铺地方砖。它只产在江南苏州。其烧造工艺，比之白城砖更为复杂。泥土必须久经浆泡、筛箩，犹如河中淘金，故有“金砖”之称。其质地之细腻，砖面之光滑，为世之少有。可惜因工艺失传，今天再也无法烧制了。

　　砖料的运输，多采用囚犯专职从事。这种运输，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永乐七年（1409）六月。连绵的出征漠北，俘虏了大量的瓦刺军人，他们被带到关内之后，大多做搬运之类的苦力。城砖的运输便是一项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来往于大运河中的粮船、商船也义务为工地带运。在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内，无论是专职为皇家运粮的漕船，还是商贾民人的私船，只要通过苏州和临清，都要为皇家带运一定数量的砖料。到达京东通州以后，再由车户走旱路运往天寿山。1584年12月，工部郎中何起鸣，陈请在夏季水涨季节，将砖料直接运往小汤山以南或沙河朝宗桥以东。由此以来，船队运输就将京杭大运河的北端一直伸延到了沙河巩华城下。

　　定陵的兴建，给京杭大运河中的船工商贾带来沉重的负担，从而引起这些人的怨恨与不满。纷纷要求停止无偿运输城砖。一五八七年，也就是定陵动工三年之后，工部陈奏万历皇帝，请求船只减免载砖事宜。万历没有允可，只是作了一些补充规定：

　　“至于带砖一节，寿宫用砖方急，理应照旧，待落成之日，每船量减四十块，以二百块著为定例。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各有白银，其免税带砖及减派船价。”

　　事实上，定陵完工后，这种载砖方式还没有取消，并一直为后来的大清帝国所沿用。

　　定陵之所以构成如此辉煌的整体，与它所采用的巨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天然巨石的存在，才使定陵陵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磅礴非凡的艺术造型。它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不禁使人回归自然的画廊之中，既漂浮于尘世之外，又仿佛进入生命本体的境地。

　　定陵所用巨石，大部分来自房山县大石窟，主要有青石、白石、汉白玉等数种，在几十万块大石中，最重的可达上百吨。如此大的巨石，给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石源来自大石窝，只能采取旱路运输。定陵修建时，巨石全由旱冰船进行人工拽运。其方法是每隔一里之遥，在地下凿一深井，冬天到来时，将水打出，泼在路面冻成冰被，巨石沿冰路滑行，到达天寿山。当时从大石窝往京师运送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一块巨石，就需要民夫二万人，用时二十八天，耗银十一万两。如果运往天寿山，其人力、时间、耗资还需再加一倍。嘉靖十六年（1537年），工部尚书毛伯温，针对旱冰船拽运耗财、费时、费力，又受季节和气温限制的弱点，特地令工匠试制出八轮马车。此车不仅可以用骡马代替人力，节省财力和时间，而且相当安全可靠。到万历年间，工部郎中贺盛瑞又在八轮大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十六轮大车，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但尽管如此，就其开采运输之艰难，仍为世之罕见。

　　由于定陵屡遭焚烧，大殿荡然无存。今天的观光者已无法从中领略木料的珍贵与风采。但从长陵祾恩殿现存的60根楠木柱中，仍可想象定陵初建之时，所用木料该是何等气度。

　　定陵大殿多采用金丝楠木，主要产地在湖广、云贵和四川诸省。此木料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是明代皇家建造宫殿的主要用料。皇宫大殿的主要木料，大多来自这里。楠木的贵重除这些特点外，主要还在于它的稀少和成长的缓慢。在朝廷大量采伐之初，这种树木零星地散见于原始森林，随着采伐量的逐渐增加，能够利用的楠木大都只剩在“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了。定陵所用木料大都在此种地段开采。这些地方不仅难于攀登，而且有毒蛇猛兽、瘴气蚊虫，砍伐极为困难。

　　万历年间的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和御史况上进，就曾对四川人民的采木之苦，有过这样一段详细的陈奏：

　　“采运之夫，历险而渡泸（水），触瘴死者积尸遍野。”“木夫就道，子妇啼哭，畏死贪生如赴汤火。”“风岚烟瘴地区，木夫一触，辄僵沟壑，尸流水塞，积骨成山。其偷生而回者，又皆黄胆臃肿之夫。”“一县计木夫之死，约近千人，合省不下十万。”

　　陵园所需用的楠材大木，共计万余根，最粗的直径可达1．4米以上。要采伐一根大木，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当木夫将楠木砍倒之后，便沿着行进路线先行修路，然后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待水涨季节，将木掀于江河，让其漂流而下。在这漩涡急流、惊涛骇浪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丧生。明嘉靖二十年（1546年）五月，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就曾对大木的运输情况作过如此陈奏：

　　“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自湖广、四川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溯江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运转岁月难计。”

　　从严嵩的陈奏中，足见采伐之难，运输之险，民夫之不易。正如当时民谣谓：伐木者“入山一千，出山五百。”

　　和砖石木料相比，琉璃品的制作和运输最为省力和方便。定陵所需用的琉璃制品，比其他陵墓的数量都多。出于建筑艺术的需要，城墙与殿宇除常用的琉璃瓦、脊兽等以外，陵门、享殿等重要建筑，全部用带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等图案的琉璃砖进行装饰，不仅辉煌壮观，而且比其他陵园又增添了一份瑰丽和华美。

　　这些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师。先把陶料粉碎，经过筛箩、和泥、制坯、烘干、上釉，最后以高温烧制而成。现在北京的琉璃厂，早在元代就是窑址，明永乐十八年以前，又在此处设厂，专为皇家烧造琉璃制品。因此这个厂址名称一直流传至今。

　　定陵虽然按照永陵的规制建造，但它却在总体上超过了永陵。除整个陵园显得比永陵更为壮观深邃外，花斑石的用量及装饰都大大超过永陵。定陵从外城的第一道陵门，至后边宝城城墙垛口，它的神道、墙基、殿台，很多为花斑纹石铺砌。而永陵只在后宝城外沿的垛口处铺砌了少量的花斑纹石。从永陵与定陵两个祾恩殿残存的柱础分析比较，定陵使用的楠木大柱比永陵使用的还要粗大。而就梁椽之坚固，砌石之重厚，做工之精细，装饰之精美，不仅永陵无法比拟，就是在整个明代的陵墓中也无与之匹敌者。

　　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峪山与蟒山两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这一独特的建筑风格及艺术，令后人赞叹不已，倾慕不尽，实为我国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定陵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一百米处，然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定陵陵园前的无字牌，全长三公里，路宽七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可惜今天神路、三孔桥均废，惟桥迹尚存，供人凭吊。

　　无字碑是置于金水桥后，第一道陵门前的巨形石碑，螭首龟趺，通碑无字。明十三陵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龟趺碑，但除神道上成祖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余各碑均不着一字。

　　无字碑的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范文忠公》集中有四句诗，道出了对此碑之谜的心境：

　　片石峰头古并垂，

　　无端玉简使人疑。

　　何书不被山林怒，

　　深窅谁知无字碑。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曾数谒十三陵，在他所著的《昌平山水记》中，也未释破碑上无字的谜团。

　　访问十三陵区的老者，传说嗣皇帝谒陵时，曾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何无字？”大臣回答：“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

　　这种说法显示了大臣的聪明才智，却未能道破真正的“天机”。倒是在清朝人南丰梁份所著的《帝陵图说》中；对无字碑之谜作了初步解释。

　　安徽凤阳县西南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本来，洪武二年二月，朱元璋命立皇陵碑，由翰林院学士危素撰文，但文成后，朱元璋却感到“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故在洪武十一年四月为皇陵新建祭殿之时，亲自动手撰写碑文。朱元璋幼年务农为业，家境十分贫寒，不幸后来又遇上天灾人祸，父母兄长连续遭难丧命。据（太祖洪武实录》载：“岁甲申，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痢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地主刘继德不仅不给他埋葬三个死人的墓地，而且对他百般申斥，欲要驱之出村。幸亏刘继德之兄刘继祖相助，才匆匆将三人埋葬。朱元璋回想开国之艰辛、前辈之劳苦、岁月之苍凉，不禁悲愤交集，激情奔涌，他奋笔疾书，一气完成了长达1105言的碑文：

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辞曰：

　　昔我父皇，隅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顾我，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破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道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为，心惊若狂……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托昌……

　　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现代著名文学家、定陵发掘指导者郑振铎在讲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确是篇皇皇大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夸诞的碑文。它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荡荡的气势。”

　　既然有祖训在先，为何后来的皇帝不撰写碑文？据史料载，原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没有碑亭和碑，到嘉靖时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迷恋酒色、沉浸修道成仙的嘉靖皇帝，却无心思和才华撰写。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事实上，自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费神，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感到江河日下，帝国飘摇，其“功德”已经不能直言了。

　　定陵无字碑初建时置于亭内，亭呈方形，每边长11米。清初被八旗军所毁，但石碑仍然是完好无损。乾隆时重加修葺，但未恢复原亭，仅建矮墙环以四周，四墙正中各置一门以便出入。今天，只有矮墙存在，围绕着一块巨大的石碑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目睹世间沧桑。

　　定陵陵园是由一组建筑群组成，位于大峪山前，座西北略偏东南。

　　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有朱门三道。外罗城墙门，即为定陵的第一道门。重檐黄瓦，雄伟壮阔。墙上镶琢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等图像，登高观之，山明水净，花艳叶翠，龙飞凤舞，马跃麟腾，构成了一幅天然的风情画廊。

　　第二道门，即为祾恩门。祾恩门实则是一座大殿，共由五间组成，清初毁于八旗军之手，乾隆时重修，在原来的基座上缩为三间。民国时期遭到大火焚烧，大殿荡然无存。祾恩门两山接于宫墙，左右各置腋门，至今保存完好。宫墙以西与第二道门之间，构成陵园的第一个院落。

　　进入祾恩门之后，为陵园的第二个院落。院落正中为祾恩殿，即为祭祀陵寝的宫殿，这是陵园前部的中心建筑。祾恩殿原为七间，亦毁于清初。乾隆时期虽加重修，但在原来基座上，缩小为五间，现仅存殿座及石栏板。

　　定陵祾恩殿与永陵祾恩殿大小相同，座前亦有月台，月台两侧各有石阶一道，台前有石阶三道。阶中丹陛雕龙云纹，刀法凌厉，形象逼真，堪称石刻艺术之精品。

　　祾恩殿之后为棂星门，其状如牌楼，故有“牌楼门”之称。门两侧高耸长方形汉白玉柱各一根，柱顶雕石兽，两柱之间为门楼，楼上覆盖黄瓦。每当红日初照，棂星门灿烂辉煌，如空中楼阁，引人遐思。

　　明楼与宝城看似分离，实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明楼建于宝城前的方城之上，方城两侧与宝城城墙相接。方城正中，即为明楼，明楼全部为砖石结构。楼上额枋正中，榜书涂金“定陵”二字。楼四周为平台，内竖石碑一座，碑额刻篆书“大明”，碑身则用楷书雕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七字。皇帝死后，有“庙号”、“谥号”，为嗣皇帝所尊封，“神宗”即庙号，“显”即谥号。碑座上窄下宽，四周雕云龙纹饰。整座明楼在追求艺术效果的同时，也含有宗教色彩。

　　最显赫的宝城，则是陵园的坟冢部分。由城墙围成圆圈形，城墙外侧置垛口，内置矮墙，顶部铺砖为道。如此建造除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外，还有在墙上屯兵，对付外敌入侵的考虑。每隔一定距离，于城墙外侧设石螭首伸于墙外。每逢雨季，城墙上的雨水便可通过螭首之口流出，以保城墙的干燥。城墙外侧底部，再置散水道，将水排入下水沟中，宝城之内用黄土填实，其中心点用黄土加白灰夯实隆起，形成坚固的“宝顶”。宝城之内，满植苍松翠柏，在保持古代礼仪的同时，亦有皇帝及朱家江山万年长存之意。

　　除主体建筑外，尚有服务于陵寝的附属建筑。定陵金水桥以南，为神宫监，是提督太监的衙署。监东为神马房，豢养马匹供陵园使用。金水桥北与神宫监隔神路相对者为祠祭署，专为料理祭祀事宜。祠祭所西南，为宰牲亭，为上供宰杀猪羊所用。外罗城以内两侧，各建朝房数十间，为祭陵官员休息之舍。用于生产供品的果园，置于昌平县西门外御路以南；榛厂则设在密云县深山；负责陵园守卫的卫署，设在昌平城内。

　　就整座陵园而言，那壮阔深邃的整体构图，金碧辉煌的殿宇，规则方正的城墙，秀丽无比的雕梁画栋，别具神韵的艺术轴线，无论是它的宏伟还是精微，都闪烁着华夏人类的聪明和才智，形成中华建筑艺术之精髓和东方文化之魂魄。这是祖国文明创造史上的幸运与骄傲。

　　也正是由于定陵的修建，给华夏民族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并成为天下大乱、家破国亡的导火索。这一点，早在1586年定陵兴建不足三年时，就可从首辅申时行、工科给事中孙世祯等人的陈述中窥其端倪。他们说：数年以来，或见征、带征并督于一年，或本色、折色并征于一时。因而造成平民生息休养之无术。而所受的鞭笞菙楚之苦，却日有所闻。平民之生计，真可谓艰难至极。国费有经，民力有限，人之负担历任百斤者，不能胜任一石。近年以来，赋税渐有所增。如户部草料之加增，工部烧造之加增，金花银内供之加增。反复加增，造成财拙民穷。平民百姓对于正常赋税不能完纳，而额外之加增又怎难负担？近来问刑及盘查官吏，多滥受词讼，罗织罪名。有一词而破数家人者，有一事而累数十人者。甚至立毙杖下，瘐死狱中，无辜之民倍受其害。又说今岁以来水灾异常，到处有流离死亡之徒。山西、陕西、河南，赤地千里，大江南北庐舍漂流。民穷生乱，势所必然。今陕西有四夷流劫之乱，山西有矿徒聚拢之乱，河南有饿民抢麦之乱，直隶有树旗剽掠之乱。有谓“做贼死，不做贼亦死”而号召聚众起来造反者……

　　此种情形，万历不但不会令工程停止，反而谕令文武百官捐助工银：“寿官工程浩大，未有次第，闻嘉靖年间，朝殿等工，抚按官各进有助工赃罚银两，是否可行，令工部议。”

　　工部接旨后，一向驯服的臣僚面对全国百姓饥寒交迫的惨状，不得不抗旨不遵：

　　“查议助工之旨言，各处民穷，诛求已遍，今一旦以助工之诏传之四方，抚按诸臣不得不责之有司，有司未必皆贤，万一奉行未善，借言明旨，公肆科罚，株连波及，逮系急追，累累道路，窃恐大工未必济而且重遗万姓闲也。”

　　万历皇帝见此法不通，接着又实行“开纳事例”，不惜以卖官筹金。凡是肯按标准出钱的人，不论出身、资历、才学如何，都可买到相应职位的官衔。而这些官衔大都被乡绅、土豪、无赖买去，待这些人买到官衔之后，便疯狂地欺压百姓、掠夺国家财富，其结果，造成明未吏治严重不纯，干扰了国家的正常运转。

　　经过万历皇帝的四处搜刮和群臣的东拼西凑，定陵总算于1590年6月全部建成。整个工程总耗银为八百万两，相当于两年国库的全部收入。

　　至于万历皇帝本人，在定陵兴建过程中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生发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宫廷史料中已无从查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在1588年9月24日，定陵地下宫殿建成，万历皇帝率群臣在玄宫中设宴饮酒时，给予有功之臣的奖赏：

　　“朕心嘉悦，诸臣协力效劳，宜加特典：首辅（申）时行岁加禄米五十石，赏银币，荫一子尚宝司司丞；次辅（王）锡爵赏银币，荫一子入监读书；定国公徐文璧加禄米三十石，给予应得诰命。侯李言恭以下各升一级；石星加太子少保；曾同亨升尚书；提督大工如旧，荫一子入监读书；李辅、王一鹗、沈鲤、杨俊民、于慎行、徐显卿、萧大亨俱加级赏赍有差；穆来浦、洪声远升五品京堂；常居敬、何起鸣、王友贤、赵焕、朱赓、王弘海、魏时亮、王敬民、田大年、李载阳分别加赍。内原任尚书何起鸣遇缺推用，荫一子入监读书。”

　　当万历在寿宫中大摆酒宴，为忠实于他的臣僚加官进爵之时，他不会想到也无法想到，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帝国的历史也将重写。

山雨欲来

　　1583年，正当万历皇帝情绪紊乱，亲到天寿山寻找自己的死后乐园时，在中国北部的皑皑雪原上，一个比他大4岁的青年人正率领着女真铁骑，开始吞并周围部落。在不断的扩张征战中，逐渐创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并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这位青年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随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走出林海莽原，夺取明朝而代之，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1588年，也就是定陵寿宫正式开工的第四年。当万历皇帝下令实行“开纳事例”，以国家的名义向私人售卖官职，筹建陵款项之际，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则下令出动拥有一百三十余艘战船的“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对大不列颠帝国实施大规模海上进攻。

　　在此之前，西班牙发动了一系列海上争霸战争，先后占领了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北非的突尼斯、欧兰等大批土地。到1535年，原来仅为弹丸之地的西班牙，竟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大帝国。

　　尽管“无敌舰队”遇到风暴和英军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但到第二年，西班牙重整旗鼓，又出兵攻打法国，继续它的扩张战略。

　　1590年，定陵寿宫建成，万历皇帝大摆酒宴，为臣僚们加官晋爵。此时，日本的新军阀丰臣秀吉已用武力统一了日本六十六州，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并在中国东北部大量屯兵，以见机行事。对丰臣秀吉的野心，万历和他的主要臣僚竟毫无察觉。只有一个名叫徐成楚的兵科给事中给朝廷上过奏章：“日本今舍中国东南不犯，直趋东北，又屯兵筑舍为持久计，所谓舍股体而攻腹心，以其志足畏也。”可惜此时的万历皇帝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于是一年之后，羽毛渐丰的丰臣秀吉便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万历皇帝到天寿山寻找寿宫所在地的1583年，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一世派出商人约翰·纽伯莱率船队前往东方，寻找打开中国门户的航线。这段史实除英国史书的记载外，尚有一封伊利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信，至今仍在大不列颠历史博物馆收藏。原文如下：

　　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利莎白，致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

　　呈上此信之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彼之能作此难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险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既于此无任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一于吾人有益之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亦不能不作此类之尝试。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吾人在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吾人极愿吾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及于吾人及吾邻居时，吾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

　　耶稣诞生后1583年，我王在位

　　第25年，授于格林威治宫。

　　当玛丽亚（1553—1558）在位时，英国政治完全服从于西班牙的利益，玛利亚自己和西班牙国王腓力第二结了婚。玛利亚死后，腓力第二又向伊利莎白求婚，但这位登位不久的女皇毅然拒绝了腓力第二的要求，并开始执行反西班牙的外交政策。这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不比东方的大明帝国更快，新贵族与资产阶级还无力建立一个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因此，统治者便加快发展工商业和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时，殖民扩张的思想也在上层统治者中兴行起来。英国的报刊出现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与地理发现的文章，而如何发现通往中国的新航路，成为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573年，威廉·布雨出版了《论海上霸权》一书，他在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从英国到中国可能通航的五条道路：一、取道好望角，为葡萄牙人所专有的航路；二、取道麦哲伦海峡，为西班牙人所专有的航路；三、西北航路，要通过北美；四、东北航路，通过俄罗斯；五、北极航路，通过北极。

　　在殖民扩张宣传的同时，英国也开始了具体行动。约翰·纽伯莱第三次被派出寻找到中国的航路。在这之前的1576年，著名的探险家马丁·傅洛比雪尔，沿西北航道寻找中国遭到失败；1578年，弗兰西斯·德罗克率领五艘航船渡过麦哲伦海峡，企图驶往中国，但依然没能成功，只得于1580年返回英国。

　　约翰·纽伯莱吸取了上两次航海失败的教训，取道好望角向东方行进。然而，当他到达忽鲁谟斯时，就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航船再度搁浅。

　　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阻止英国打开中国门户的决心，他们除了开始向北美输出殖民统治之外，仍继续寻找经过北美到中国的西北通道。经过几十次失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地号”船队终于在1644年到达中国的澳门。

　　在英国开辟中国航路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南洋探寻时期，虽然没有夺取中国商人在南洋的贸易中的领导权，但是这里的中国商人因为得不到国家支持，而无法击退这些从西方来的戴着商人或探险者面具的强盗，大批的商品被他们掠走，中国控制的南洋贸易领导权也摇摇欲坠。遗憾的是大明帝国一直到灭亡时对这个新出现的欧洲民族还没有丝毫的了解，竟一直将它和荷兰混为一谈。在中国文献中唯一提到英国人的记载是1637年威德雨来到广州的事件。而中国政府竟糊里糊涂地将这次事件记入（明史·荷兰传》中，却不知在这之前英国人已开始在南洋抢掠中国财富了。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地号”船队驶近澳门海岸时，大不列颠本土已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向工业社会大踏步前进。这时的京都已被清军占领，大明帝国不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在八旗军的铁骑下，终于化作灰土。民族兴盛的朝晖已从东方隐去，再也未能重新升起。

第八章 金刚墙谜洞

　　石隧道的尽头，一座巨大的金刚墙突然出现在面前，地下玄宫只有一步之遥。隧道的轰然塌陷，金刚墙再度消失。面对神秘的巨墙，是进、是止，发掘人员陷入了深思——

石隧道的神秘文字

　　实现机械化出土运输，出土量较以前几十倍地增加。在挖开第三道探沟后的一个多月，终于在两侧发现了由大石条垒砌的墙壁痕迹，然后逐渐出现两道完整的大墙。考古队及时作出判断：这是帝后入葬的最后一段甬道，或曰“石隧道”。隧道由“砖砌”变成“石砌”，这是明显的升级，虽然隧道有些弯曲，但是他们没有走弯路，地宫就在前面。长期紧张的神经本可以稍稍松弛，然而打开地宫，进入地宫，文物的清理工作将会更复杂更艰巨，工作队又须作出各色各样的设想分析与推断：如果尸体未腐怎么办？器物半朽不朽怎么修整？有些迹象稍显即逝又如何及时记录拍照？……这不仅是对年轻的考古队的考验，也是对我国考古水平的考验，必须在乱麻中理出几条，每个人必须作具体准备，大会小会、人员、工具、药剂……白天宝顶上卷扬机、矿车轰叫，入夜来木板房内烛光通宵达旦……

　　几个月后，石隧道终于全部显露出来，它由南北两道大墙构成，呈东西走向。东端略向南弯曲，距砖隧道虽近，但并不衔接，也不完全相对。大墙除顶部及两端接近金刚墙部分，使用少量城砖外，其余为花斑石做成。这些花斑石都经过仔细地研磨和加工，光滑平整，色彩绚丽。整个隧道呈斜坡形，自东向西，由浅入深，隧道两壁花斑石，亦由一层递次增多至17层。全长为40米，两墙中距8米。发掘前全部由黄土填满，都经过夯打，夯面有极为细薄的石灰一层，夯土在填满隧道后，即高出墙壁而直达地面。在发掘中，隧道两侧发现了部分木柱残迹，这可能是棺椁入葬时的临时设备。

　　在开始计划使用机械化发掘时，曾引起不少人窃窃私议，即使学术界上层人士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纵观世界以科学考古为内容的发掘古墓或遗址，都是用镐锨、锹等工具完成。从中国殷墟的发掘、山顶洞头盖骨、三角缘神兽镜的出土，到著名的叙利亚巴尔米拉罗马属州遗址、苏联阿尔泰山北侧的巴泽雷克墓群、巴比伦帝国遗址的伟大发掘，都是靠人力工具完成的。而定陵首次打破这一常规，会不会破坏墓道的遗迹？这是一种创造还是对文化的摧残？经过一阵纷纷扬扬的议论，最后还是夏鼐拍板：使用机械，仅仅用于向外运土，毫不损伤遗迹遗物。工业文明已经崛起，我们当然不能墨守成规。既然人类的今天又创造了工业文明，我们就应大胆而科学地利用。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第三道探沟的出土，在毫不损伤墓道遗迹的同时，为加速打开地宫赢得了时间。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起用机械化发掘的一个潜藏在心底的秘密，如同作战一样，他们是想把打开地宫后清理文物这一最为重要环节，抢在一个不冷不热又比较湿润的季节完成，这对保存、保护文物最有利。但是有一点却是他们没有料到的，那就是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如果地宫不能迅速打开，一年之后，就容不得他们这些人在此停留片刻了。无论是他们对此多么留恋甚至痛心疾首，命运注定要将这座地下宫殿交到另一班人的手中。是福是祸，只有凭这后一班人定夺了。

　　石隧道中也很有收获。在40米长、20米深的隧道里，赵其昌、白万玉仔细地察看着巨石的结构和一切可疑的迹象。在离沟底两米多高的花斑石条上，发现了墨书字迹，擦去上面的尘土，字迹清晰可辨。其内容多是记载月、日、姓名、籍贯、官职以及石质的优劣等。他们详细地记着上面的一切记载：

　　四月廿六日管队金虎下口

　　廿六日刘精

　　山东胡西儿

　　中都司金离西四月廿五日

　　五军八营三司二队王宝下

　　四月有七日

　　……

　　墨书的位置和结构极不工整，颇似顺手涂抹而成，有的地方还出现“画押”字样。经分析认为，这些墨迹当是石料的验收人员所书，从墨迹所示官职看，大部分属于军职人员。文献记载：“万历十八年正月癸丑，巡视京科道官洪有复等奏言，寿宫做工班军，人多工少……”可见当时的陵工大都用班军，隧道石上所留墨书字迹，证明了这一点，文献与遗迹吻合。

发现圭字墙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其研究能力是一方面，最值得珍视的是在调查发掘上的丰富经验与对工作的责任感。田野调查发掘有一套系统的、严密的方法论。只有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调查发掘，才能算是真正的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的水平和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这是夏鼐大师的名言，也是他从事考古学事业所遵循的一贯准则。1944年他在甘肃宁定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墓葬时，整天像土拨鼠一样蹲在掘开的墓坑里，用一把小铲子轻轻地拨开墓坑里的填土，细心寻找着陶器碎片，仔细观察土层色泽的细微变化，终于发现和辨认出“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从而纠正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的错误说法。同时打破了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关于中国文明来自美索布达米亚的迦勒底和西方的埃及、巴比伦的错误论断。夏鼐的论文《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志上一发表，顿时轰动了英国和欧洲学术界。阳洼湾出现的第一缕曙光，不仅标志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同样也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新的起点。1950年冬，夏鼐在河南省辉县琉璃阁主持战国时代车马坑的发掘，每天手执小铲，在风雪中操作，终于成功地剔掘出19辆大型木车的遗存。琉璃阁的发掘，第一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高超技术与水平。这种拼搏和求实精神，使夏鼐成就了与斯文·赫定、安特生、格林·丹尼尔、亨利·弗克福特、波提埃、李希霍芬等一代宗师齐名的辉煌伟业。正如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通口隆康在他后来所著的《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中所指出的：

　　夏鼐氏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历20年。其间，虽然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时期，而他之所以保持了中国考古学界顶峰的地位，是由于他高尚的人品以及专心一致力求学问上的精进。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而且对国际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他研究的范围，重点之一是西域考古学。考古工作者要研究西域，仅仅具备中国考古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而必须是通晓西方的学问。例如对于新疆所产丝织品以及中国国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萨珊朝银币的研究。我想，大约除他之外没有人可以胜任的吧。他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中最有威望的人，在国际方面也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少有的考古学家。

　　正是有了拥有如此渊博学识和成熟经验的指导者，使这支年轻的考古队在新中国首次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重大工程中几乎没走什么弯路。不久，赵其昌就在石隧道西部的宝顶下，探到了金刚墙的上部。

　　金刚墙埋在距地面1．3米深处，高出石隧道有1．2米的距离。它们虽然还埋在地下，但从探铲下土质不同的变化已经弄清了它的准确位置与石隧道的相互关系，并作出了图示。这一段无法使用机械化出土，只有靠人工一锨一锹地向外抛运。通过近一年的发掘，民工们懂得了如何按照考古的要求进行发掘和分辨各种可疑迹象，而且发掘技术日益成熟。把金刚墙位置与石隧道的联结关系告诉他们后，他们认为这是未卜先知，都想尽快一睹这道埋藏已久的大墙的风采。于是干劲大增，加班加点，出土量成倍增加。经过一周的发掘，终于穿透土层，到达了金刚墙。

　　金刚墙通高8．8米，厚1．6米，确像是一个魁梧慓悍的金刚大力士把守着地下玄宫的大门。厚厚的墙基由4层石条铺成，石基上方用56层城砖和灰浆砌成。顶部由黄色琉璃瓦做成坚固的飞檐，像是一幅黄金铸就的头盔。斜阳西照，整座墙壁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扑朔迷离，夺人二目。华美的工料和独特的艺术造型，无疑是在向世人显示一种威武和坚不可摧的力量。

　　经过仔细勘查，新的奇迹出现了。金刚墙有一个隐约可见的开口，开口上窄下宽，呈“圭”字形，由墙的顶部延伸下来，原用23层城砖加灰浆砌封，封口不露任何痕迹。但是，由于隧道内填土的长期挤压，致使封砖略向内倾，封口渐渐显露出来。可以断定，这封口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玄宫大门了。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赵其昌激动地大声叫喊起来。民工们也呼啦围上来，观看这神秘的封口，20米深处，顿时回响起嗡嗡的欢腾之音。刘精义望着封口，突然回转身，“噌”地扑到白万玉老人背上，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话音未落，白老“扑腾”一声被压倒在地。刘精义一见，撒腿便跑，白老爬起来坐在地上，哭笑不得：“看你这孩子，这孩子……”探沟里又轰地爆发出一阵笑声。

　　望着金刚墙的封口，赵其昌突然想起在第二道探沟中挖出的那块小石碑所镌刻的文字：“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急忙找来绳尺从小石碑出土的地点进行测量，果如石碑所指，把现在的米数换算成明朝的数量单位，正好是16丈。赵其昌点点头，望着坚固的大墙，轻轻说道：“天助我也！”

　　从1956年5月19日，发掘队在定陵挖下第一锹土，到1957年5月19日找到金刚墙的封口，正好一年。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帝的安排？定陵发掘三十年后，我们在一份简报中查到了工作人员当年发掘的线路图。

　　金刚墙的发现及简报的介绍，立即在文化界引起轰动。大批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学者及政界要人，纷纷赶到定陵一睹金刚墙的雄姿风采。敏感的新闻界立即做出反映，手持采访本，照相机也随之涌来。针对这种情况，长陵发掘委员会作出决定：“除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在定陵现场拍摄外，其他新闻单位的采访一律谢绝。尤其禁止外国人入定陵现场……做好一切保密工作，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由于这个决定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定陵发掘的消息直到1958年9月6日，才由新华社首次向国内公布。

　　受到特别关照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不失时机地快速运来了三辆发电车、摄影机及两大车拍摄设备，并抽调张庆鸿、沈杰、牟森等几位导演、摄影师前来定陵拍摄。这个摄制组从此定居发掘工地，拍完了地下玄宫洞开前后的全部过程。30年后的今天，人们在长陵大殿看到的影片《定陵地下宫殿发掘记》，就是这个摄制组拍摄的实况。

　　5月21日下午，在定陵明楼前的松柏树下，召开了发掘工作一周年庆祝大会，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郑振铎、夏鼐、王昆仑等文化界名流出席了会议。会上，由吴晗给民工颁发了奖品：

　　头奖10名，每人发一双蓝帮解放鞋。

　　中奖20人，每人发一条白毛巾。

　　末奖36人，每人发一条北京牌肥皂。

　　民工们望着手中的奖品，每个人的脸上都泛起淡淡的红晕。一年的艰苦，一年的辛劳，一年的风风雨雨、严寒酷暑、欢笑悲歌……都融进这奖品之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荣誉，一种奖赏，更是一种承认。对于长年伏卧在土地上，背负着共和国一步步艰难前行的中国农民来说，只要祖国母亲承认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参加工作”，那么，他心里也就满足了。

　　然而，要想得到这个承认并非易事。且不说共和国正处在童年时期，即是在它已到不惑之年的九十年代的今天，作为一个农民，无论他在土地上劳作多少岁月，要想在履历表上填写为祖国建设“参加工作”四个字，也必须从他走出土地加入“非农业”这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行列之后开始。

封口消失何处

　　就在金刚墙刚刚出现的同时，发掘队便派出专人做搭棚的工作了。

　　北京市东单区席棚科的技术人员来到定陵发掘现场，研究搭棚的设计方案。接着，11辆满载竹竿、竹席、木料、油毡、麻绳、铁丝的汽车开赴定陵，20名工匠开始了搭棚工程。大棚先用杉篙为架，再以麻绳配合铁丝扎绑，顶部铺一层苇箔，上面覆盖两层竹席，竹席中间夹一层油毡。工匠多是解放前私营棚铺的老师傅，专以搭盖红白喜事用的棚帐为业，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能。很快，一座长60米、跨度直径26米的大型席棚得以完工，席棚的出现，为这古老的定陵陵园注进了强烈的现代气息。远远望去，如同一座巨型桥梁横跨江河深川，气势磅礴，巍峨壮观。有这样一座坚实的大棚作屏障，对保护石隧道和金刚墙，以及地下宫殿的大门，当是万无一失。

　　事实并非如此，8月3日深夜，狂风刮过之后，大雨伴着隆隆的雷声倾盆而下，密集的雨点敲打着木板房砰砰作响。发掘队人员被雷声惊醒，一个个趴在小窗上向外窥视。漆黑的夜幕裹住了一切，只有雷电闪过的刹那间，才见雨帘已把天地连为一体，形成一片混浊的世界。“怕是探沟要出事。”白万玉老人望着夜空的雨柱轻声说。

　　“怕什么，有那么牢靠的席棚，再大的风雨也能抵挡。”刘精义伸出白嫩的手，调皮地拍拍白老肩膀满不在乎地说。

　　“你这孩子，真浑帐……”白万玉刚要对刘精义耍威风，“轰隆”一声巨响，众人立即警觉起来。

　　白老大叫一声：“不好，工地出事了！”根据多年的田野考古经验，他第一个分辨出响声来自工地的土层塌方。

　　几乎每个人都是赤条条地冲向工地。几道手电光在雨帘中闪耀，他们沿工棚两侧自东向西寻找塌方的位置。赵其昌在石隧道尽头停住，他大喊一声：“白老，在这里！”众人闻声而来，只见金刚墙顶部的宝顶上大片土方已经塌陷。正在这时，席棚内传出人的呼喊，由于风雨阻隔，喊声显得细小无力。

　　“坏了，探沟内有人！”眼尖耳聪的刘精义第一个说道。

　　没有人再说话，大家不约而同地沿着探沟的台阶下到隧道底部。这时大家听清了，确实有人在金刚墙下呼喊：“塌方了，你们快来呀……”

　　队员们迅疾跑到金刚墙下，只见是两名公安人员被埋在土中。为保证地下宫殿的安全和防止文物被盗，公安部队15名战士已于5月30日进驻定陵，日夜看守。

　　非常幸运，塌下的土方只把两名战士的腿部埋住，没有伤害其他部位。队员们爬上塌下的土层顶部，将两名战士腿部的泥土扒开，搀扶着走了下来。

　　“伤着了没有？”白万玉老人问着，两战士活动了一下腿部，没有发现大的伤痛。众人的心才稍微放了下来。

　　“你们是怎么下来的？”赵其昌问。

　　“我们两个怕雨天有事，就来这里察看。想不到刚到这里，土层就呼隆一声塌下来，我们也就跟着下来了。”一个战士摸着腿，惊魂未定地回答。

　　“看来你们命够大的，差一点你们就完了。”白老说着，把手电光射向塌下的土层。这时大家才发现，金刚墙已被土层掩没，刚才两个战士差不多是站在金刚墙的上方。如果再向外延伸半米，那就不再是现在的情景了。

　　几只手电光对准大棚察看，终于发现是大棚一角漏雨所致。赵其昌急忙带人拖来油毡和竹席，把漏水的地方盖好。当他们回到木板房时，身上都沾满了泥水，大家相互对望着，不禁大笑起来。

　　第二天清晨，风雨停息，陵园格外清新。赵其昌带人来到塌方的工棚前仔细检查漏水原因，终于从油毡上找到答案。原来工棚所用油毡质地粗糙，有的已出现破裂痕迹，在暴雨的击打和水流的压力下，开始出现一块块裂痕，雨水顺缝而下，终于酿成塌方事故。若干天后，赵其昌才知道是工作队一个后勤人员，在昌平县私下收买了一个厂家的处理品，油毡价格便宜，但质量低劣。正因为他图了便宜，才差点害了两条人命，并使民工又费了十二天时间，才把塌陷的土方清出探沟。

金字塔与中国皇陵

　　埃及人把古代皇帝称为法老。

　　金字塔是古代埃及的一种王陵建筑。相传古埃及人称这种建筑为“穆尔”或“梅尔”，意即升起的地方。今天世界上金字塔的通称“庇拉米得”一词似乎起源于希腊语“庇拉米斯”。这是古希腊一种三角形面包，由于这种王陵建筑同这种面包形状颇相类似，所以古希腊人就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中国人称它为“金字塔”，是由于它的外形很像汉字“金”字的缘故。

　　埃及已发现了八十三座金字塔，绝大多数已经倒塌。而位于开罗西南部的吉萨大金字塔，是埃及第四王朝的胡夫法老下令修建的陵墓群，距今已四千六百多年，被誉为世界奇迹中的奇迹。其中最大的一座高14．7米，周长近一公里，共用230万块巨石，20万奴隶苦役30年建成。前面一座巨石雕凿的狮身人面的斯芬克司巨像，阴沉、威严地直视东方。

　　法老为了自己的陵墓不被盗墓者进入，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的陷井和机关。著名的吉萨大金字塔，为使墓室通道的入口处不被人发现，把入口放在北面大约13．5米高的地方，站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和看到的。如若把那里的石头一推，就能轱辘辘转一圈。即使某个有运气的盗墓者，找到这个入口，也难以进到法老墓室。从入口往地下走去，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实则是条迷径。走廊顶部的一块石头，也能轱辘辘转一圈。如果盗墓者闯过了这条迷径，那么他将碰到更难的第三关，这就是墓石前面的一条落石大走廊。法老的葬礼一完，就把四块巨石扔进去，把整个走廊堵得严严实实，连一丝缝儿都不露。而最后的一道关卡，就是用传统的咒语，来恐吓盗墓者。

　　咒语，在古代埃及是神显灵的一种方式。传说其方法是把被咒者的名字刻在一个土罐上，然后把罐打碎，表示被咒者将遭到灭顶之灾。

　　在埃及金字塔附近发现的一座陵墓，墓室前厅有一块匾额，上面刻着这样的咒语：

　　“死者之灵将会把盗墓者的颈部像一只鹅似地扭断。”

　　陵墓打开后，发现墓中躺着两具尸体。一具是法老木乃伊，另一具是盗墓者。据考古学家分析，这是盗墓者伸出手去拿木乃伊身上的珠宝时，顶上的一块石头突然掉了下来，把他砸死在墓室中。

　　1922年秋天，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哈瓦德·卡塔抵达埃及罗克索，在许多民工帮助下，开始发掘埋在地下的图坦卡芒陵墓。

　　11月4日，卡塔骑着一只小毛驴，来到发掘现场后，只见工地上一片静谧。他感到很惊讶。这时工头匆匆跑来报告：“先生，我们挖到了一个阶梯。”卡塔大喜，开始鼓励民工加紧干下去，如发现宝藏，定有重赏。

　　第二天傍晚，民工们就挖出十二级阶梯。这时，一扇密封着的石门出现了。石门上刻有封印，封印上是一只孤狼和镶嵌九名囚犯的图案。这是帝王谷死者之城的封印，它同时表明这座地下陵墓未被盗过。卡塔意识到这可能成为一次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不久，卡塔的好友英国爵士卡那封从英国赶来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佳摄影师波顿，图画师赫尔和哈赛，象形文字学家威葛第纳，美国考古学家梅西等，都集中到了发掘工地。

　　11月26日，打开了第一扇门，清除了堆在走廊里二米厚的石块和砂砾，再向里挖进七米左右，又发现了一道石门。

　　若干年后，卡塔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以颤抖的双手，我在左上首的角落，挖了一条裂缝。铁杆所及之处，都是一片黑暗和空洞。我们用蜡烛探测一番，看看是否有恶气，然后把洞挖大一点。我把蜡烛插进去，把头探进去看，里面散发着热气，使得烛光摇曳不定。但未过多久，当我们的眼睛对光线适应之后，里面的东西在朦胧中出现了，这是奇怪的动物雕像、还有黄金——每一处都金光闪闪，在这一时刻，我惊讶得哑口无言。”

　　卡塔组织民工，用锤子和撬棍把门打开，里面涌出一股憋了几千年的热气。两个黑色的和真人一样高的塑像，束着一条黄金的腰带，穿着黄色凉鞋，前额上装饰着一条金蛇，面对面地站着。还有金椅子，白石做的透明脸盆，闪光的金床，和许多饰着金银珠宝的衣服……此时，只听见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原来是许多木头做的器具，几千年来放在这个密不透气的墓室里，突然遇到新鲜空气，就迅速膨胀开裂，发出这种古怪吓人的声音。许多珍珠散落在地，用手轻轻一捏，就立刻化成粉末。这是因为时间太长，珍珠早已变质了。

　　他们又在四周墙壁仔细搜索，东摸摸，西敲敲，发现北面的墙壁声音不同，仔细检查，又发现了一个大洞。往里一看，只见里边有一间屋子，好象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椅子、箱子、小壶、人像等许多东西，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大家进入后，只见到处是珍贵的随葬品。有116个箩筐，都是用金和银镶嵌细工装饰着，中间放满了果子、肉类和各种粮食，这些都是给死后的法老用的。41个水瓶过去曾装满葡萄酒，这也是为法老准备的。还有一条用雪花膏做的小船，长高各约7厘米，精致无比，据说这是法老死后游尼罗河的工具。除此之外，还有法老喜欢的武器、铠甲 家具等，都是金光闪闪，珍贵无比。

　　后来，又在站着的两个黑人之间找到了一扇门。这是1923年2月17日。卡塔选了二十名身强力壮的青年开启了这扇门。门打开后，用手电筒往里一照，就有一股刺目的光射了出来。大家走向前去，才弄明白这是用黄金做的箱子，箱面上镶嵌着世界最大的黄金板，高2．75米，长5．2米，宽3米。箱侧面满镶上等深蓝色的陶器和金子装饰品，辉煌灿烂，光彩夺目。

　　“这是棺龛！”卡塔高兴地喊了起来。

　　大家小心翼翼地打开棺龛，里面又出现一个大箱子。这是第二层棺龛，上面也罩着黄金板，比第一层更鲜艳夺目。这样的套箱直到第四层才变成石头棺椁。这些黄金铸成的巨箱，虽然一个比一个小，但却一个比一个精细，上面都有各种精致的花纹图案。这四个黄金巨箱可称得上世界上最古老、最珍贵的艺术品。

　　第五层显露的石头棺椁，长2．75米，宽和高各1．5米，用黄色石英岩做成，光滑如镜，闪耀着美丽的光泽。四个边角镶有美丽的女神浮雕，周围雕满各种鸡、鸟、虫、花、月、日的象形文字。这堪称是世界上最令人炫目夺魂的棺材。

　　在这狭窄的墓室里，要打开这座仅盖板就重达1250公斤的巨石棺材谈何容易？卡塔组织人力，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棺盖挪开了50厘米。

　　大家往里面一看，只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躺在里面，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法老的木乃伊。但经过清理才知道，原来是白色的亚麻布，经过几千年的岁月才变成黑色。卡塔把六层裹布慢慢揭开，里边出现了一具金棺材，棺材盖上雕塑着一个辉煌灿烂的黄金人像，这就是图坦卡芝法老的黄金人。

　　黄金人额头上刻有秃鹫和蛇的符号，象征着不可侵犯的主人的尊严。交叉在胸前的双手，拿着皇家标志的神鞭和笏。眼珠由黑石做成，巧妙地镶进黄金雕刻的洞内，深蓝色玻璃制成的眼眉，和眼珠融为一体，炯炯有神。额头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束花。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岁月，花虽早已干枯，但颜色鲜艳依旧，这实在是一大奇迹。

　　而真正的奇迹还在这黄金人被拿走之后。一层画满荷花的布料，包着一个厚3厘米的纯金制成的棺材，上面刻着奥西里斯神像，镶嵌着宝石和有色玻璃。打开这个棺材，里面是一具黑色的木乃伊，这就是图坦卡芝法老。他安详地睡着。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卡塔等人在现场成立了一个实验研究所，利用现代科技，对每件物品进行照相，并绘制成图，以便作长期研究。

　　正当发掘者兴奋地在第二个大厅工作时，卡塔在前厅中发现了一个用粘土做成的匾额。几天之后，象形文字学家威葛第纳就把这个匾额上的文字翻译了出来：

　　谁触犯法老

　　灾难就降临

　　处于某种心理上的考虑，卡塔、卡那封等学者把这块匾额偷偷地处理了，后来在陵墓的收藏物中，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但是，它的阴影却永远铭刻在读过这则咒语的人们心中，而且由此引起了一系列难以令人置信的灾难。

　　一位妇女参观完墓室从金字塔中间的一条斜道上一步步退出时，忽然大叫起来：“我要出去，快救命！”说完就倒在斜道上，当场死去。不久，一位西班牙妇女也在斜道顶端墓室入口处尖声大叫起来，倒在地上，全身痉挛。众人把她抬出斜道，才渐渐恢复知觉。事后她说：“好象有什么东西突然打了我一样，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开罗报纸登载了这个消息，于是世人纷纷传说：“这是法老显灵了！”

　　随着后来参加陵墓考察、发掘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医学家的相继死去，“法老显灵”的传说又蒙上了一层更为恐怖和神秘的色彩。有科学家认为，图坦卡芝法老墓中放入了一种难以测知的毒菌和一种带有辐射线的稀有元素，这种毒菌和元素侵入人的身体后，重者可当场昏迷死亡，轻者半年之后根据自身的抗菌能力而逐渐出现各种病症，直至最后死亡。

　　古埃及法老的陵墓金字塔，以其难解之谜困惑着人类，并让后人作出了无限的遐想、推测和追寻。

　　有关定陵地下玄宫的传闻，也像西方对金字塔一样，笼罩在极为恐怖和神秘的气氛之中。早在到达金刚墙之前，各种传言就在当地百姓和发掘民工中洪水般泛滥开来。有人预言在金刚墙后面，就有暗道机关，只要挪动一块砖石，就会有毒箭射出，无论身体哪个部位中箭，必死无疑。金刚墙出现后，有人对着封口仔细观察一番之后，见无可疑迹象，便又开始推测，金刚墙后面没有暗道机关，但地宫中可能布下了暗箭和飞刀。只要一打开地宫大门，就会万箭齐发，飞刀同落，休想逃命……各种传说神乎其神，令人不寒而栗。仅凭传说似乎不足为信，在金刚墙发现的十天之后，一个身穿破衣、头戴苇笠的老头，悄悄地出现在工地一角，见有民工过来就打招呼，极为神秘地说道：“我家藏有祖传陵谱，上面清楚地写着这定陵地宫里有一条小河，上面飘着一只小船，要想见到万历皇帝的棺椁，必须踏舟而过。过河后，有一万丈深沟，沟底铺满铁刺，上面铺一道翻板，要想渡船过河，踏板越沟，必须是生辰八字相符者才能成功，不然必得丧命……”

　　民工见这老头颇有点儿仙风道骨的气派，便一个个让他掐算生辰八字。老头也不客气，有求必应，看完之后每人收钱两角。一圈下来，便捞了几块钱。当赵其昌、白万玉等人闻讯而来时，老头早已溜之乎也。

　　民间的传闻、神秘的老者，构成了一个个谜团，在人们心中滚动，蔓延，升腾，恐怖神秘的传闻终于传进文化上层人物耳中，并由此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吴晗、邓拓、郑振铎，先后来到发掘现场并作指示：“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做好妥善准备，以保证人身与文物的绝对安全。”学医出身的郭老，还有具体说法：“古墓有尸毒，你们必须注意。”

　　原本对传闻只当作笑料的发掘人员，面对文化大师们的指示，心中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既然传闻已在人们心中引起如此大的波澜，就不能不认真地分析对待。

　　金字塔内的咒语，与古埃及人对神的崇拜与信仰有关。但在墓室中所发生的种种奇闻，也不全是假的，只是科学未对此作出满意的解释。据日本考察队对埃及胡夫金字塔的电磁探测，证实金字塔至少有一条未打开的秘密通道，通道外侧还埋着一条完整的船。这条通道是为谁设计的？船干什么用？会不会就是人们传说的暗道机关？这一切仍为千古之谜而没有解开。

　　赵其昌曾带着这些疑问同夏鼐仔细商量，并取得一致认识：从西方的金字塔以及其他的大墓来看，有的确实埋有盗墓者的尸体。但这些盗墓者的死因是由于墓中内在的力量冲击，还是外力所加害，尚没有弄清。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些墓葬群中也不少见，有的墓葬一打开，里边有三、四具盗墓者的尸体。但从多数尸体的形状、神态和墓葬的环境可断定，大都是外来力量的侵袭所致。盗墓者摸到棺椁后，从一头爬到尸体之上，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分别套在自己和死尸的脖子上，挺一挺身子，被套住脖子的尸体也就翘起身子，这样，盗墓者就可随意地搜索棺椁中的宝物甚至脱掉死尸的衣服。宝物从开启的洞中递出后，不等下边的人爬出来，外边的盗墓者就用石头或土块把洞口堵死，以便将宝物独占，而里边的盗墓者只有活活地憋死。所以无论是西方或是中国，盗墓者大多是父子或兄弟组成帮伙，而很少由朋友组成。中国的皇帝陵是首次科学发掘，到底里边是什么形状，有没有暗器机关，需要慎重对待，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里边的气体。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变质，可能要放些保护性的药剂，这些药剂和地宫的腐烂气体相混合，很可能变成伤害人类的毒气，为防止发生意外，应再研究些史料，做好开宫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不打无把握之仗……

　　于是，赵其昌一边紧张地作打开地宫准备工作，一边和刘精义研究史料，以便取得绝对的把握。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史记·封禅书》中又引述了轩辕黄帝的死因和入葬情况：“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后来，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后曾说：“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在当时，司马迁对黄帝的离世或说是乘龙上天，或说崩葬桥山，或说是衣冠纪念冢未有定论。黄帝是否真有陵墓存之于世，历史上众说纷纭，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如《路史》对黄帝升仙之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是秦汉时期方士之言，不足为训。《剑经》上说的则是黄帝铸鼎以疾崩葬桥山，意指为铸鼎时生病而死。但后面又说，五百年以后，山崩，墓内空室无尸，只存有黄帝的宝剑和赤靴。

　　其实，这些记载并未能说出黄帝陵的真实情况。根据中国墓葬发展过程推测，那时还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高坟大冢，更不会有陵园祭殿的建筑物。那么，现在陕西、河南、河北、甘肃甚至北京附近，现存的轩辕黄帝陵或纪念性标志，都是后人为纪念这位祖先和心目中的英雄而修建的，里边根本不会有他的尸骨。但司马迁所记，汉武帝北巡朔方回长安时，曾在黄陵县城北面的桥山祭祀过黄帝陵，这一点应是事实。由此也可以断定，桥山黄帝陵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传说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帝王陵墓最早的可靠的记载，当是陕西省骊山的秦始皇陵。据《史记》载：“始皇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秦始皇十三岁即秦王位，不久就在骊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来70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他50岁死时还未竣工，秦二世又修二年，前后共费时近四十年方完成这一浩大工程。

　　《史记》中，对陵的地下宫殿及陈设也有记述：地宫极其深邃而坚固，它不但砌筑“纹石”，堵绝了地下泉流，而且还涂有“丹漆”，起到了防潮作用。墓中建有宫殿及百官位次，放满珠玉珍宝，燃烧着用人鱼膏（一种四脚鱼，似人形，生活在东海中）熬的蜡烛，永久不灭。地宫中设有防备盗墓而自动发射的弩机暗箭，并在棺椁四周灌注水银，如同江河湖海围绕，机械转动，川流不息。上面象形日月天体，下面象形山川地理……作者还告诉后人，“二世葬始皇，令宫内宫女，凡无子女者，具殉葬；凡参修墓室之工匠，具另坑活埋之。”秦始皇入葬两千多年后，发掘人员在陵西南约1400米的姚池头和赵背后村发现有刑徒墓葬。这个占地1020平方米的“衣葬坟场”里，杂乱的骨殖竟然铺了一米多厚。这或许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那些修陵工匠的归宿。

　　秦末战火中，秦始皇陵遭到了极大的浩劫。项羽入关以30万人发掘陵墓，宝器一月未能运完，最后付之一炬，大火一连三个月而不灭。后来，一个牧羊人因羊群跑进项羽部下所挖的始皇陵洞穴，便手执火把进洞搜寻，从而又引起洞内一场大火，地宫内的建筑全被烧毁。五代时军阀温韬以筹饷为名，复又进行大规模盗掘，陵中珠玉宝物被洗劫一空。

　　据《汉书》载，建元二年，也就是汉武帝即位第二年，也开始为自己营建“寿宫”，一直修了53年才竣工，等到武帝死后，陵上栽的树木已长得可以合抱了。陵墓高12丈，深13丈，墓室高1丈7尺，四门埋设暗剑、伏弩等机关，以防被盗，在开始营建的同时，迁各地富豪27万人到陵区居住。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是这时由夏阳搬到这里的。西汉末年，赤眉军占领长安时，曾“破茂陵取物犹不尽”，其实在这之前，陵墓早已被当地匪兵盗掘过了。

　　为省人力物力，同时也防被盗，唐代帝王陵一开始就采用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利用山的丘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选择了长安西北海拔1188米的九■山为坟，凿山建造而成。史料记载，这一葬法是由李世民的结发之妻长孙皇后提出的。她先李世民而死，临终前对李世民说，为了节俭，尚需薄葬，“请因山而葬，勿需起坟”。实际上这是李世民自己的主张，不过借皇后之口提出而已。在他为长孙皇后所撰碑文上就曾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已有。今因九■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

　　我们今天看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和高宗武后合葬的乾陵这两处以山为坟的陵寝，其气势之雄伟，连秦始皇陵的硕大封土也难以与之匹敌。至于防止盗掘，昭陵却未能逃脱，唐亡时军阀温韬率兵挖掘，曾运出金珠宝器无以数计。看来李世民并非真的“薄葬”。唯独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至今没被盗掘，大概与山石坚固、巨石铅水封门有很大关系。

　　唐以后的诸家皇陵，大都有暗箭、弓弩、毒气之说，但多数还是遭到了后人的洗劫。至于盗掘中这些暗箭、弓弩、毒气到底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了多大作用，官方史料并无记载。只有一些野史叙说了盗墓者的详细盗掘经过和暗器的利害，但这些实不足为凭。即使近代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乾隆、慈禧陵墓的详细经过，也是众说不一。何况假设陵墓地宫中果有暗器，也早被孙殿英的炸药包轰毁，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当初万历皇帝修建定陵时，不会不知道历代帝王陵墓大多数被盗的事实，陵墓的具体负责者也一定读过《史记》和《汉书》之类的文献史料，对诸陵中所设暗道机关，自然明白无误。既如此，他们就不可能不在地宫中作些防盗的器械设备。而中国历史走到明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经升起曙光，这一点，从明朝初期的郑和下西洋所率的庞大船队可以得到证实。这时要在地宫中设置防盗器具，秦汉的弓弩利箭被更加科学的先进武器所替代，大概已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定陵的地下宫殿到底有什么样的先进暗器？这个谜团久久地困扰着每一个发掘队员的心。

第九章 风流皇帝苦命妃

　　少年皇帝偶遇翩翩少女，尤如烈火投入干柴；一段风流韵事，使万历抱憾终生。而另一个女人的出现，竟酿成了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再次受到重创——

两个女人

　　1578年，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万历皇后，并择得黄道吉日，由张居正等人主持，于2月19日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礼。

　　对于16岁的万历皇帝来说，这次大婚并不是一件撼动人心的大事。他和这位13岁少女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太后年高，望孙心切，在她心中对孙子的企盼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按照祖制，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理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万历九年（1581年）八月，万历派文书官传达太后意见：“命专选淑女，以备侍御”。太后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即为了增加皇室的后代。因为大婚后，王皇后一直未有生育，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生下了皇长女。当时任首辅的张居正心领神会，启奏说：今皇上仰承宗庙社稷之重，远为身世长久之图，而内职未备，储嗣未蕃，这也是臣等日夜悬切之事。但选用宫女事体太轻，恐怕名门淑女不乐意应选，不如参照嘉靖九年（1530年）选九嫔事例，上请太后恩准。

　　几天后，万历在得到太后同意后，命礼部查照嘉靖九年世宗皇帝选册九嫔事例，先于京城内外出榜晓谕，然后会同巡城御史，专访民间女子，凡年在14岁以上、16岁以下，容仪端淑，礼教素娴，及父母身家无过者，慎加选择，陆续送诸王馆。其北直隶、河南、山东等处，另差司官前去选取。

　　此事终于在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办成。万历在皇极殿宣布册选以下九嫔：李氏为端嫔，郑氏为淑嫔，王氏为安嫔，邵氏为敬嫔，李氏为德嫔，梁氏为和嫔，素氏为荣嫔，张氏为顺嫔，魏氏为慎嫔。

　　王皇后性情端谨，颇有孝心，但却是一位不幸的女性。她享有宫内的一切至高无上的尊荣，但却缺乏一个普通女人可以得到的欢乐。按照传统习惯，她必须侍候皇帝的嫡母仁圣太后，譬如扶持太后穿衣打扮、下轿上床；皇帝另娶妃嫔，她必须率领这些女人拜告祖庙。这种种礼节，她都能按部就班地照办不误，很得仁圣太后的欢心和群臣的称赞，以至死后被谥为“孝端”。万历十年以后，郑贵妃虽然倍受宠幸，但王氏能够忍耐不加计较，所以才保持了她在中宫四十二年之久的最高荣耀地位。

　　明代的宫女大都来自北京和周围省份的平民家庭，像选后妃一样，容貌的美丽与否并不是唯一标准。凡年在十三、四岁或者再小一点的都可列在被选之内，但是他们的父母必须是素有家教、善良有德的人。应选后妃的条件包括：相貌端正，眉目清秀，耳鼻周正，牙齿整齐，鬓发明润，身无疤痕，性资绝美，言动中礼。宫女的标准有别于后妃，各方面标准比后妃略低。她们在经过多次的挑选之后，入选者便被女轿夫抬进宫中，从此再难跨出宫中一步。这些可怜的宫女，唯有在骚人墨客笔下，其容貌、生活才显得美丽而极富浪漫色彩。实际上，皇宫里的宫女几千名都归皇帝私有，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奴婢生活中度过一生，个别“幸运者”也只在无限期待中消磨时光。明末陈忱在《天启宫词》中对宫女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六宫深锁万娇娆，

　　多半韶华怨里消；

　　灯影狮龙娱永夜，

　　君王何暇伴纤腰。

　　宫女们的最后结局也不尽相同。有的可能到中年时被皇帝恩赐给某个宦官，与之结为“夫妻”，即所谓“答应”或“对食”；有的则被送到罪臣之妇干活的浣衣局去洗衣打杂；倘皇帝一时兴致所至，也会把一些人放出宫去，这些大多是皇帝不能“临幸”的前朝老年宫女。留在宫中的，倘若在繁重的劳动、森严的礼节、不时的凌辱中支持不住而得病，也不能得到医治。“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以症取药”。宫嫔尚且如此，官女自不待言。宫女死后的待遇更是悲惨至极。她们要和内监的死葬一样，送到北京西直门外进行火葬，骨灰则被放在枯井中，即所谓“宫人斜”，连一块平民入葬的棺材板都得不到，更无需说家人在灵前凭棺一恸了。

　　既然现实制度无法改变，被投入宫内的女人就要竭尽全力得到皇帝的青睐和亲近。惟此，才有可能使悲惨的命运有所改变，并可能带来一生的荣耀。这一点，在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身上就曾得到鲜活的体现。慈圣太后原为一个普通宫女，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父皇穆宗看中，私幸后生下幼子朱翊钧，才逐渐得宠，而终于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就在朝廷内外大张旗鼓地册选九嫔之时，一个极为罕见的契机竟悄然来到。这天，年已19岁的万历皇帝，本想到慈宁宫拜见母亲，却不想遇到一个婷婷袅袅走来向他请安献茶的宫女王氏。王氏年方十七，端庄秀美，颇有姿色。事情如此简单，慈圣太后恰巧不在宫中，一个体态丰腴、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和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青年皇帝在一起，其结果是不难猜想的。万历欲火顿炽，拉住王氏便私而幸之。此时的万历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时的冲动竟影响了他的一生，并导出一场爱情悲剧。

　　按规矩，万历在私幸之后就该赐一物件予王氏，作为临幸的凭证，何况这一举动被文书房的内宦记入《内起居注》。因为皇帝的子孙是不许有赝品的。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虽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指责他的不轨，但年轻皇帝却感到此事不大光彩。他不顾王氏那哀怨的眼神，穿衣束带后竟自走出慈宁宫。万历觉得一切会随着那片刻欢乐的过去而永远消失，孰想春风一度，王氏却暗结珠胎了。

　　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慈圣太后猜破并盘问出来。这位老太后面对此情此景，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辛酸，对王氏的景况深表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她几年前为儿子立了皇后，又为万历一日而娶九嫔，但有心栽花花不开，这些女人丝毫没有生育的征兆。王氏的怀孕，恰似久旱逢春雨，老太后不能不为之庆幸。一日，万历侍慈圣皇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万历问及此事，他却矢口否认。对万历一向管束严厉的慈圣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万历自己看。事实面前，万历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慈圣太后望着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

　　在慈圣太后力主之下，王氏于1582年6月被册封为恭妃。同年8月，王恭妃不负众望，果然生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万历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

　　皇帝首次有子，在这个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国度里，自然是一件喜事。由此，皇帝下诏全国减税免刑，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域外邦国……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喜剧，而实际上却是一场悲剧，而导致这场以喜剧开始却以悲剧结束的根源，是万历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即在1582年3月刚被册封为淑嫔的郑氏。这位长得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尽管十四岁进宫，两年之后才受到皇帝的殊宠，但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就使这位青年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和这位少女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下了本朝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其结果是导致大明帝国身受重创而最终沉沦。

闭月羞花郑贵妃

　　郑贵妃确有倾城倾国、羞花闭月之貌。这一点在她由淑嫔晋升为德妃的册文中可以看到：“柔嘉玉质、婉嫕兰仪。九御升华，恪守衾裯之度；双环授龙，弥遵图史之规。宜陟祟班，用漳异渥。”

　　多少年后，有研究者认为：郑氏一生，她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可能如此地历久不衰。

　　自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尤其在他晋封了王氏为恭妃并成为父亲之后，慈圣太后不再干预他的生活。经过了养儿育女的人生之关，同大多数青年男子一样，万历皇帝这时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没有时间和兴趣再跟小宦们胡闹，严酷的政治现实迫使他励精图治，挽帝国于危难，扶大厦之将倾。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宝训）抄出副本供自己参考，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学、杂剧、话本等供自己阅读，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而当他读罢极富传奇色彩的小说和富有悲剧意味的杂剧之后，又不免在心中涌起淡淡的哀愁，自己因贵为天子，有时却不比一个黎民百姓更为幸福和自由。他在崇拜那些英雄豪杰的同时更渴望张生与崔莺莺那样的爱情，希祈得到一个自由的乐园。

　　一天夜里，万历住在郑妃宫中，无意间哼了一段《西厢记》的唱词：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我为甚么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去后何迟？”

　　万历刚一唱完，身边的郑妃立即唱出了下段：

　　“四周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这里要首先提及的一点是，许多史料曾流传郑妃生于京郊大兴县一个贫寒之家，当宫庭选妃的消息传来时，全县一片哗然，许多少女们为躲避册选竟连夜出嫁。她父亲郑承宪也匆匆把她许给某孝廉为妾，并火速举行成婚之礼。但在迎娶之时，父女相对，悲恸不已，谁知哭声被过路的太监听到，太监们见郑氏生得十分俊俏，立即禀报主事官，郑氏终于被带进宫墙入选，并以如花似玉之身侍奉万历。但从她的聪明才智和对《西厢记》的了如指掌来看，大概郑氏并非出自一个贫寒之家。作为一个贫寒之家的女儿，要准确无误地背诵出《西厢记》的唱词，几乎不太可能。

　　郑妃唱完，脸颊绯红，两眼含满泪水，果有崔莺莺和张生十里长亭诀别之态。万历皇帝大为震惊，想不到在自己身边竟有这样通达诗文、多情善感的女才子。他激动得上前抓住郑妃的玉手：“爱妃怎晓得这唱词？”

　　“这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谁不晓得？我在家时就读过这些情爱之词。”

　　年轻的万历由惊转喜。多少个岁月的求索挣扎，今日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自此以后，他经常来郑妃宫中，向这位女人倾诉自己的惆怅和政治抱负。郑妃凭着机智和聪敏，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走进了万历的生活中的。既然机会已经到来，就应紧紧抓住，发挥最大的能动性，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万历皇帝虽然贵为天子，权倾四海，但实质上既柔且弱，精神空虚孤独，没有人给予同情和理解。即使他的亲生母亲，也常常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能冲动又会伤感思怀的“人”。

　　基于这种了解，此时的郑妃已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郑妃是那样的天真烂熳、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备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有的《明史》研究者曾认为：多少年后，首辅申时行辞职家居，回忆起在他担任首辅的八年中，曾经看到万历皇帝有过精神焕发、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与行为。尤其是在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后，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之前的几个月，皇帝对首辅申时行提出的治国要求，总是全力以赴地大加支持，并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在形式化的帝国制度中，表面的支持即是实质的参与，它足以策励群臣百姓勤俭笃实，挽帝国于危难。皇帝的这番作为与他和郑贵妃邂逅相爱有无关联，申时行没有提及，但有一点可清楚地看出，在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出生后，随着“国本之争”的开始，就再也见不到皇帝的这种作为了。

　　无论是从申时行的回忆还是明代资料中，都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例。

　　1584年入冬以后，京都出现干旱，尤其是到了春夏之交的季节，干旱越发严重，以致河流干涸、麦禾枯焦。在各个地方官员向天求雨而无结果之后，皇帝决定亲自到天坛向“天父”求援，以向普天之下表示他关心民众苦难的诚意。

　　按照先朝的规定，万历三天前便开始斋戒，并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给上天写一封十分虔诚的求援信，署上“臣朱翊钧”，先一日送到南郊坛庙。

　　5月16日，旭日东升，光华万里。万历皇帝穿戴整齐，由皇极门开始步行，百官则在大明门列队以待。

　　京城百姓多年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庄严而朴素的仪式。皇帝一个人健步走在前边，后边跟随的是首辅申时行和六部大臣等，而文武官员各两千人则列成单行两两相对，浩浩荡荡，和皇帝一起向天坛进发。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身着蓝色布装，只是领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被牛角带所代替。

　　以前“肃静”、“回避”的严规由于皇帝的圣谕而被取消，人们聚集到街旁，为一睹天颜而感到幸运。相貌端正、脸圆须短、身材略胖的年轻天子，以如此虔诚的姿态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着，使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

　　而此时，最激动的恐怕要数皇帝本人。张居正不让他练书法他感到不快，母亲不让他出游嬉玩他感到委屈，而宦官冯保的监督与挟持令他愤怒。今天，他才真正从张居正死后的怅惘和茫然中解脱出来，爱他所爱，恨他所恨，去干一个皇帝应该干的事业了……他感到惬意、骄傲与自豪，同时生发出一种“临泰山而小天下”的博大之情。从前的胡闹与冲动和如此伟大的壮举比起来显得多么可笑和幼稚，昔日的调怅与悲凉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天地如此广阔，世界如此博大，面对这广天阔地，作为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应该干一番辉煌而壮烈的事业！可惜这念头只在这十里之遥的路上产生过，以后他再也不愿创造这种机会去鼓舞自己、激励臣民了。

　　天坛的圜丘是万历的祖父世宗皇帝1530年修建的。万历在这座与天地沟通的建筑物的同心圆最下二层石阶上跪下来，点燃香火，朝天叩头四次。文武百官则列队站在西墙之外，随着赞礼官在昭亨门的传赞，百官也依然跪拜如仪。

　　这一天，万历皇帝的情绪异常高涨。当仪式结束，宦官们把御轿抬到他面前时，他却坚持同百官步行回宫。而这时恰好烈日当空，光焰似火，致使那些第一次受此劳苦的大臣们感到困苦不堪。到大明门后，队伍刚解散，就有一位兵部主事迫不及待地从袖子里抽出折扇，使劲挥动。虽然此时礼仪已经终止，但如此的不能忍耐仍属失仪，值班御史报告上去，其结果是这位倒霉的主事被罚俸半年。

　　申时行侍奉皇帝到皇极门，然后叩头退下。临行时他向万历致以慰问，万历答称：“先生劳苦。”这时候首辅固然既饥且渴，极度疲惫，但相形之下皇爷则更为劳累，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祭拜，尔后还要参见慈圣太后。

　　万历步行祈雨，是迷信的驱使，还是出于维系人心？恐怕连皇帝本人也难以解释清楚。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当一个人处于困境之时，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哪怕它极为渺茫，他也要把它当作精神上的支柱与寄托。皇帝躬亲求雨，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虔诚的态度和奋进精神，最低限度地表示了他对一切尚未绝望。希望源于失望之中。他的挣扎、他的自责，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训示，都可以安慰人心。既然我们的封建王朝一向认为精神力量超过客观实际，那么，这次求雨即是作为皇帝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

　　在万历祈雨不到一个月的6月25日，一场甘霖突降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方才停歇。万历当仁不让地接受了百官朝贺。他由衷地感到骄傲与自豪。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即是他再想做出这样激动人心的事，也身不由己了。

国本之争

　　在中华帝国，一个注定要当皇帝的小孩子生下来后，便不是被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神奉养起来。他一旦登上宝座，便成为权力的象征，神的化身。他拥有一切，主宰一切，而恰恰也是出于同一原因，他又成为整个帝国最不自由和最不幸的人。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以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行为准则和榜样。为此，朱翊钧的母亲常常在他睡眼朦胧时催他去举行早朝，张居正要他读那些枯燥无味的书，群臣也不止一次地用祖宗的规范去劝谏他。麻烦的是他也是一个“劣根”未除的“凡夫俗子”，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因此，当他临朝重复地看着臣下做着早已烂熟的动作，朝他日复一日地跪拜行礼时，当他退朝以后只能冷冰冰地厮混于六宫佳丽之中，看着他早已习惯而且千人一律的期待神情时，他生活上的不自由、精神上的空虚便可以想见了。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面对边疆危机四伏、朝政日益腐败而又无能为力的王朝后代，有什么办法能够寄托他的感情呢？

　　无论当朝和后人对郑贵妃作何评价，但她的聪明机灵、善解人意却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女人，既然已被推上这个凄壮的祭坛，那么这个祭坛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会教她必须倾尽生命的本能与才华，去作殊死一搏，以便尽可能地获取上苍的恩宠，除此别无选择。但是，这个帝国制度却容不得她对命运的把握和抗争。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常洵。由于万历对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郑贵妃对于生下常洵后被万历册封为“皇贵妃”感到毫不意外，她认为以她和皇上的亲密关系，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过分。册封之前，万历要预先公布礼仪以便有关衙门作必要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老臣提出异议：“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郑贵妃仅为皇三子（另一位皇子不知生者为谁，史书无记载）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册封典礼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导致了此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互相对立，而且涉及到整个帝国的安危。

　　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的仪式是极其隆重的。首辅申时行和定国公徐文璧，在身穿龙袍正襟危坐的万历面前，接受了象征权力的“节”，然后在礼官乐师的簇拥下，来到左顺门，两人以庄严郑重的态度把“节”和“册”交给早就恭候在门口的太监，最后再由太监送到郑贵妃手中。在这隆重的册封仪式上，当郑贵妃从太监手中接过上书“朕孜孜图治，每未明而求衣，辄宣劳于视夜，厥有鸡鸣之功”的“册”和金印时，她似乎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玉手微微颤抖着。在人数众多的宫女和妃嫔中，是她以自己的努力和心计争得了皇帝的宠爱，这种爱使她在回想自己的辛劳时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如果这种情爱得以继续保持，儿子当太子以致当皇帝，而她自己成为皇后和皇太后，并不是十分遥远的梦想。

　　作为此时的万历皇帝，对这次册封不免有些心虚，他料定事过之后必定有人要跳出来加以反对。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即上疏，给他正在热血沸腾的心中泼了一瓢冷水。

　　还在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万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常洛五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获殊宠，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他们不愿因这事让步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

　　姜应麟在疏中用的言辞极为尖锐而沉重：“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王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理即不违，情即不废。”

　　姜应麟无非是希望万历能收回成命，名义上说先封王恭妃，而实际则是要万历封皇长子为太子。万历在处理此事时，再次体现了他的性格：懦弱使得他既想保住既得成果，又想叫群臣承认他所作所为是公平合理的。所以他在接到姜应麟的上疏之后，煞有介事地勃然大怒，气冲冲地召集身边的宦官，似发火又似解释般地恨恨说道：“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边说边用手不断地敲击书案。宦官们出于对皇上身体的考虑，不断地叩头求他息怒。万历觉得他的苦心得到了宦官的理解，但还是降下旨意说：郑贵妃之所以特加殊封，只是由于她敬奉勤劳，此事与立皇储毫无关系。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疑朕有私心，应降处极边。

　　臣僚在幕后勾心斗角，但唯其在这件事情上却显得齐心协力。这不只是由于“明臣好诤”的缘故，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认为，太子的设立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姜应麟为立皇储一事受到贬谪，居然无人出来替他鸣冤叫屈，这对于食国家俸禄的大臣们来说是极不光彩的。他们饱读史书，深知礼教，自然知道这件事应当如何来做。

　　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继姜应麟之后再次上疏指责此事，其结果是一并获罪。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万历对此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却极其恼火。四百年后，明史研究学者黄仁宇先生在论述万历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政见时，曾有过独特的见地：作为万历皇帝，他对于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已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的作为越来越“出格”，感到同样困惑：贵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像历朝大臣一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紧的就是那个“好皇帝”是他们辅佐之人。这样，他们获得赏赐时，不管是官阶或者财物，都会随着皇帝的声望而提高欣赏之物的价值。张居正改革社会的试验和培养皇帝的努力，虽然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但大臣中仍不乏继续奋斗者，他们尤其不愿看到万历被一个女人“勾引”而误国误民。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万历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这时候，慈圣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那位被称为“和事佬”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万历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这样，万历皇帝在那些国色天香、销魂荡魄的六宫佳丽与板着面孔吹毛求疵的大臣之间，选择了前者。只有置身其中，他才能感到片刻宁静与欢乐。尤其是在那位体态娇柔、情投意合的郑贵妃面前，他才感到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既然大臣敢放胆抨击万历隐私，那么皇帝身边的宦官也就不再为向外廷传递一些秘闻而感到忐忑不安。随着万历皇帝日常生活放纵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不举行早朝，那些虎视眈眈纠偏的大臣又发起新的一轮“攻击”。

　　礼部尚书洪乃春首先上疏道：前些时候就听到传言，说陛下由于骑马被摔下来伤了额头而托辞“头眩”不举行早期。如果真是如此，以一时的快乐，而忽视了对安全的考虑，为患尚浅。但如果是陛下所说的“头晕目眩”危险可就大了。“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洪乃春这些话语，已经不像是一个大臣在劝谏皇上，倒像是一个长辈在训斥一个不肖子孙。更令万历怒发冲冠的是，洪乃春居然敢把自己不举行早朝一事的原因，归结到贪恋女色上，如此张扬，让他如何为人君父？如不采取断然措施，谁能保证不会有第二个“马嵬坡之变”呢？谁又能禁止人们明目张胆地骂他是贪色误国的李隆基呢？

　　于是，不管阁臣还是御史们如何劝说呼救，都无济于事，洪乃春最终还是被拖到午门外廷杖六十，然后削职为民，以至最后愤郁而死。他是万历皇帝真正独立执政后，第一个因为干涉皇帝“私生活”而遭到廷杖的大臣。如果说以前廷杖大臣是由于张居正、冯保的缘故，那么这以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对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敢于置啄的大臣们最主要的手段了。

　　仍然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为此而冒险的也就大有人在。万历皇帝在这些前仆后继的劝谏者面前，到底还是精疲力尽了。他头脑中自当皇帝始就存在着的那点儿幻想也随之破灭。母亲和张居正赋予了他满腹经纶、道德伦理、为君准则、三纲五常……似乎一切都已具备，但就是没有赋予他坚强的意志和自信，而这一点恰是一个人最应该具备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祖宗们那样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表面看来，他是为了郑妃的缘故，走上了一条在万念俱灰的心理支配下自我毁灭之路，而实际上他的灰心因为他无力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造成的。贪财好色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渺的来世，只是他消极对抗的手段，既然这个帝国机制造就了这样一个皇帝，那么，历史也只能让他沿着这个轨道走下去了。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作出的结论，郑贵妃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这是肯定的。处于这样一种备受皇上宠爱的地位，产生这样的想法不足为奇。既然有希望，聪明过人的郑贵妃就不会放弃任何努力，她所做的一切也就无可指责。但是对于那些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大臣们来说，挫败郑贵妃的“阴谋”，如同阻止一个败坏朝纲、危害千秋帝业的“魔鬼”。在他们看来，郑贵妃要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对本朝的危害，要比八旗大军的铁蹄更为严重。事实上，就在1587年即郑贵妃生下儿子常洵一年之后，辽东巡抚注意到北方一个年轻酋长正在逐步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原始部落。他觉察到此人必成明朝的心腹大患，就派兵攻打，但出师不利，几乎全军覆没。他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其部下一个开原道参政（朝廷派来监视巡抚的命臣），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改剿为抚的主张造成的。辽东巡抚参劾这位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取得朝廷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辽东巡抚。当时的首辅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这位首辅再次运用了他的机智，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万历对双方参劾彼此对销。不必再论谁是谁非。然而这种处理的后果，却给了北方那位酋长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继续大胆放肆地吞并其他部落，继续利用明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自己的千秋大业，他开始创立文字、完善军队制度、研究攻防战略……这位酋长就是努尔哈赤。若干年后，他将成为八旗子弟的首领，死后谥号清太祖。

　　围绕着“国本之争”这件大事，朝廷的臣僚渐渐地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以首辅申时行、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人为首的一派态度暖昧且“依违其间”；而以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为首的一派以“东林书院”为据点，主张坚决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成规，拥立常洛为太子，从而形成明末名震一时的“东林党”。因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他在继申时行之后出任首辅期间，纠集浙江籍京官与东林党作对，因而被称为“浙党”。此外还有“齐党”、“楚党”等多种派别，他们共同联合起来反对东林党。而各党在相互争斗中，又都利用京察的机会排除异己。京察是明政府考察京官（南、北二京）的制度，六年一次，每逢巳、亥年进行。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予以升、降、调或罢官的奖惩。凡在京察中被罢官的，永不起用。所以，各党都想利用这个机会置对方于死地。但是，无论哪方获胜，都对解决明末社会腐败的积弊无丝毫益处。而这些势同水火的党派之争，只能使帝国大厦倾倒得更加迅速。

她在凄苦中死去

　　如果万历像他的祖父嘉靖一样，为“大礼仪”之争廷杖反对他的一百多人，或者像他的伯祖父正德，把一百多名谏阻他南巡的官员都以棍论处。那么，事情也许会省去许多麻烦。然而，万历既无先辈之权威，更无祖宗之气魄，即使偶而发怨对臣僚予以制裁，也无济于事。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万历再次显示出性格上的弱点，从而采取“拖”的办法，既然双方意见不一，那就把册立太子的事推迟。其理由是皇后还年轻，说不定她会生个男孩，那时再立太子也不为晚。但事实上万历自从和郑贵妃相爱，就与皇后不再有男女之欢，这个儿子从何而来？显然皇帝在用这并不高明的办法搪塞群臣。

　　万历一方面绞尽脑汁应付群臣的不断反驳和追询，一方面对王恭妃母子进行残酷的虐待。万历自己五岁开始读书练字，但皇长子朱常洛长到十四岁，还没有给他指派老师，几乎让这位未来的皇帝成了文盲。而王恭妃本人也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

　　转眼常洛已到十九岁，万历既不为之成婚，又不立为太子。大臣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那位王皇后常常生病，显然万历打算一旦王皇后病逝，则由郑贵妃继之；常洵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了。讲官黄辉猜到了这一秘密后，立即秉报给事中王德完，并说：这是国家大事，不测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若万历和郑贵妃遂愿，写在史册上，后人就会笑朝中无忠臣。王德完听完后，遂叫黄辉写了奏章草稿，再由自己修改誊写后送给皇帝。结果是王德完被廷杖一百后除名。尚书李戴等连疏力救，忤旨被责。

　　万历在打了王德完后对群臣愤然说：“诸臣为皇长子耶？为德完耶？如为皇长子，慎无续扰；必欲为德完，则再迟册一岁。”这些自相矛盾又令人哭笑不得的话，使群臣大为惊讶。他们觉得万历似乎真的在期待什么。

　　就在万历和大臣们在立皇储问题上争吵不休、僵侍不下之际，一个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消失了的“幽灵”，在这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这就是万历的生母慈圣太后。

　　处于风烛残年的慈圣，虽在深宫中颐养天年，不问朝政，但对立储一事她却时时关注着这一情势的发展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她再度站到王恭妃和群臣一边，觉得已经到了她应亲自出面干涉的时候了。当万历来到她的深宫请安时，这位老太后面色严肃地问道：“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

　　可能是慈圣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是万历事先没有准备而过于慌张，竟脱口说了一句关键性的错话：“彼都人子也。”

　　明时宫内称宫女为“都人”，万历居然忘记了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尔亦都人子”时，万历才幡然醒悟，惊恐得“伏地不敢起”了。

　　万历的失误，加剧了慈圣太后的决心。无奈之下，万历皇帝只得在1601年10月立常洛为“皇太子”。

　　郑贵妃听到万历要立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作最后一搏。早在几年前，万历皇帝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皇帝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以为日后凭据。既然现在时机已到，她就不能不出示这张王牌以制其敌了。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一纸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常洵”二字也进了衣鱼腹中！迷信的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不顾郑贵妃的泪眼，而把朱常洛封为“太子”，常询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至此，前后争吵达十五年，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而且使得万历皇帝身心憔悴、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但事情远远未有结束。

　　朱常洵没有成为太子，不仅使郑贵妃大为气恼，也使万历皇帝感到内疚与不安。无奈之下，只得以倾国之富重加赏赉进行补偿。而此时的王恭妃正盼望能像慈圣太后一样，过上花团锦簇般的好日子。遗憾的是死神已向她悄悄逼近。这位可怜的女人，替朱家生了儿子，没得到恩典，反而被打入冷宫，即便是常洛被封为太子，她凄惨的处境也丝毫没有改变。她慨叹命运的不公，皇帝的薄情寡恩，又思念儿子。她在愁苦中消磨，在泪水中度日。花开花落，秋去冬来，总盼不到出头之日。正所谓：“泪湿罗中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依熏笼到天明。”

　　王恭妃先是双目失明，渐渐卧床不起以至无翻身之力了。等到朱常洛在万历的允许下去探望母亲时，玉恭妃所住的宫门竟深锁不开。砸开铁锁抉门而入后，常洛看到母亲惨卧榻上，面色憔悴，只剩一口气，不禁悲从中来，跪抱母亲放声大哭，随行太监宫女无不潸然泪下。尽管儿子身为太子，母亲却要在凄苦悲愤中死去。尤其令朱常洛痛心的是，母亲再也无法睁开眼睛看一下儿子了。王恭妃在昏迷中听到儿子的哭声，将枯瘦如柴的胳膊伸出，颤颤巍巍地摸着儿子的头，泣不成声地说道：“我儿长大如此，我死也无恨了。”说完气绝身亡。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王恭妃在不堪虐待的凄苦生活中不幸死去，举朝为之震惊。此时沈一贯已继任首辅，他和大学士叶向高上言万历皇帝：“太子之母病逝，礼应厚葬。”万历对此十分淡然，未予答应；后来在群臣的要求下，才给王恭妃谥号为“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并准许埋葬天寿山“东井”左侧平岗地上。直到王恭妃死后十年，即1620年10月，在万历皇帝和其子常洛都已与她相会于九泉之后，才由她的孙子、继承皇位的朱由校（天启皇帝）把她和生前的丈夫万历皇帝撮合在一起，迁葬定陵寿宫。尽管如此，王恭妃仍然不过是点缀这个凄壮祭坛的贡品而已。

　　不得已的诀别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慈圣皇太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告别她为之费尽心血但仍牵肠挂肚的朱家江山和不争气的儿子，溘然长逝。就在临死之前，她又办了一件足以令群臣热血沸腾、让万历十分尴尬、而叫郑贵妃恨之入骨的大事。

　　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国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询却恃父母之宠，竟在皇宫中十多年不赴封国洛阳。大臣们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为向国家示忠，多次劝谏万历让福王常洵往赴封国。在这件事上，万历再次显示了他并不高明的狡辩才能。

　　他先是以福王府第尚未建成来要挟群臣，致使工部加紧给予修建；待王府建成后，万历又称寒冬腊月，行动多有不便，等来年春天再赴封国；可是到第二年春天，万历却说若要去封国，“福王非四万亩田庄而不应”。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臣僚，见皇上如此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立即群起而攻之。内阁大学士叶向高首先抗疏说，《大明会典》规定亲王禄米为一万石，不能随意增加。帝国田地之数有限，而圣子神孙不断，如此以往，不只百姓无田，连朝廷都会无田。景王、潞王要田四万顷，已被大家认为是败坏了祖制。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希望皇上不可效尤。

　　正当皇帝和群臣争得难解难分，行将就木的“幽灵”出现了，她先是召问郑贵妃：“福王何未赴封国？”

　　极端聪明伶俐的郑贵妃，不像上次万历皇帝在母亲跟前那样慌乱和愚笨，她沉着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

　　慈圣太后毕竟深怀城府，她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国就藩。

　　万历皇帝敌不住太后和大臣们的轮番攻击，在慈圣太后去世一个月后，终于让福王赴洛阳就藩去了。临行那天早晨，天空阴沉，时有零星雪粒落下，北国的冷风从塞外吹来，使人瑟瑟发抖。宫门前，郑贵妃和儿子面面相对，泪如泉涌。万历皇帝在午门前和儿子话别，反复叮咛：“路途遥远，儿当珍重……”当福王进轿起程的刹那间，已是两鬓斑白、长须飘胸的万历皇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抬起龙袖，想遮掩自己发烫的眼睛，但浑浊的泪水还是哗哗地流了下来。

　　回到宫中，万历皇帝即卧龙榻，悲痛欲绝。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自己到底还是辜负了郑贵妃的一片痴情，没能把常洵立为太子。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一切都在失去，权威、父子深情、荣耀……，备受创伤的心中只剩一个郑贵妃了。他读过有关叔祖正德皇帝的《实录》，尽管这位生性刚毅不驯的皇帝一生都在想摆脱群臣对自己生活的干扰，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万历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志一致，就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终于使他明白了做一个“皇帝”的含义。

　　事实上，万历缺乏他叔祖的勇气和主动性。他从小就没有尝到过自由的滋味，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臣下的尊重，既如此，他就只能顾影自怜并一再向臣下屈服。

　　然而，万历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坦荡豁达、宽厚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一旦受到损伤，便设法报复；报复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制裁敢于冒犯他的人，而是整个帝国大业。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一个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对抗，即老子说过的“无为”。这一点，大臣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看到了事情表面从而抱怨皇帝的昏庸，却不能洞察其根本。唯独申时行对此有深切的了解。多少年后，这位在家闲居的首辅，追思大明帝国的路程，他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责自己。他在著作中只是提到了年轻人不知世务和兴衰之道，轻举妄动，以致弄得事情不可收拾，造成了大明帝国这艘飘摇不定的古船再次受到重创，从而彻底走向沉沦。不过，申时行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万历皇帝已经朝着这条轨道滑去，帝国的倾覆是最终无可挽回了。

万历母子与德清和尚

　　万历的生父穆宗朱载垕元配陈氏，北京通州（今通县）人，1567年册为皇后，但身体孱弱，多病无子。万历对待这位非亲生母倒也孝敬如常，即位后上尊号为“仁圣皇太后”，与生母“慈圣皇太后”两后并尊。

　　万历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北京顺天府漷县人。漷县地处北京东南80里，地临通惠河，金代为县，元代为州，明代又降为县，今属通县，又降为村，称漷村镇。李氏家境清贫，父亲是泥瓦匠。为了生计，她幼年被卖到通州陈家作使女，与陈家姑娘相处很好，情同姊妹，陈姑娘即后来的“仁圣皇太后”，正因为有这层交往，以致被朱载垕看中，选为宫嫔。生下了万历，母以子贵，被尊为“慈圣皇太后”，但仍与“仁圣皇太后”友善相处如初。太后出身寒微，对娘家人等管束很严。有一次父亲李伟为军中织造布匹，以次充好，从中渔利，引起军中不满，万历得知，取布检验，果然如此。万历报告皇太后，皇太后十分生气，传谕严办。辅臣张居正为了照顾皇亲，处罚了下属人员，皇太后得知，认为处罚不当，又召李伟父子入宫，叫他们跪在仁德门前，她亲升隆道阁，历数他们的罪行，李伟父子慌恐服罪。慈圣太后一生笃信佛教，宫中人为讨她喜欢，说她是九莲菩萨化身，而她也以菩萨自居，北京长椿寺悬挂着她的九莲菩萨影像，她把佛祖舍利在宫中供奉之后，又送往京南房山云居寺在雷音洞安葬；她在京城内外建筑的佛寺不计其数，京西八里庄经她修建的慈寿寺，规模很大。现在佛寺已经倾塌，但十三级砖塔，至今高耸入云；又广行善事，修桥补路，京南数百里的祁州（今安国）伍仁村的大石桥，也是她建的，石桥与铭刻，现在也完好如初。北方的名山古寺、佛事道场，几乎都得到她的支持与资助。上行下效，使万历一朝，佛教盛极一时。慈圣以太后之尊，动用宫中的“金花银”、“脂粉银”与国库的“帑银”建寺事佛，祈天赐福，以期皇朝永固，自然会通行无阻，朝臣们不敢提出意见，不过，上天尽可以赐福，皇朝也可能永固，而这堂堂皇朝又由谁来继承大业呢？

　　万历十岁登基，十六岁大婚，但是，这位少年天子虽已成婚，却久久不能生下“龙子”，太后久久抱不上“龙孙”，她心急如焚。一个普通百姓人家香火失传，成为一个家庭的大不幸，堂堂的大明皇祚无人继承，这可是天大的事。宫中的九莲菩萨李太后再也不能等待下去，她觉得这个皇储大事只由她一人在宫中日夜祈祷已经远远不够，于是，她不得不号召天下名山大刹的佛门僧众广建道场、大作佛事，共同祈祷，以求佛祖俯允使皇孙早日降临。正在这个关键时期，一位高僧——德清和尚出现了。

　　在明代佛教史上，有四个影响深广的和尚，被誉为四大高僧，即祩宏、真可、智旭和德清，他们也都主要活动在万历朝前后，唯独这位德清和尚，对帝后宫廷，有着扯不断的千丝万缕，也产生了说不完的恩恩怨怨。

　　德清和尚字澄印，别号憨山。1546年生于安徽全椒县，俗姓蔡，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怀孕之初，曾梦见观音菩萨带着小孩来家，因而她一直认为生下来的儿子就是菩萨所送，将来也必有作为。小德清很聪慧，儿时在寺中读书，听到僧人念观音经就能读诵；母亲烧香拜佛，他也跟着叩头，从小就受到佛教影响。母亲对他“督课甚严”，自然是希望他读书作官，步步升迁。在他自撰的《年谱》中有他十岁时和母亲的一段对话。

　　他问母亲：“读书有什么用呢？”

　　母亲说：“做官。”

　　他说：“作官一生辛苦，有什么意思。”

　　母亲也许是无心，也许是有意，又许是和他开个玩笑开开心，说：“像你这样只能出家做个僧人了，佛门弟子行遍天下，随处有供，你哪有这份福气？”

　　德清回答很坚决：“我有此福！”

　　也许他真的与佛祖有缘，十二岁那年，小德清迈入了南京报恩寺。

　　明代的南京是南方佛教中心。佛刹林立，高僧云集，报恩寺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尤其儒学、佛学书籍都很丰富。不过，他虽到寺院，仍是攻读儒术，“学举子业”。以他的聪慧与勤奋，十七岁便能读《四书》，为文赋诗已经出人头地，然而，他并没走科举之路，十九岁时就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了。

　　出家后的德清来往于南京各大寺间，尽谒名僧，聆听经讲。广泛接触佛门各宗派。因慕唐华严宗巨匠澄观的为人，乃取号澄印，后又专意学禅，发奋参究，未得其要，又醉心于净土宗，专事念佛，日夜不断。他有儒学根底，以之入释，几年的时间，他的佛学素养也在一般僧人之上了。26岁以后，竹杖芒鞋，云游南北，出入燕晋，京东盘山，京南五台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北台，他见到憨山奇秀，因又取别号憨山。1573年，他到了京师北京。此年，正是万历即位之时，皇帝下诏大赦天下，朝臣上疏称贺，僧众诵经祝禧，京城里一片热闹，德清在遍游京城诸寺的同时，又终日奔走于豪门贵戚，广泛结交重臣大吏，终于和朝门宫禁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佛门一向是标榜超然世外，与政治无干，京城中朝臣、太监、宫廷的关系盘根错节，极为复杂，而他在京城广泛地结交权贵，涉足于无端的矛盾之中，对一个二十八岁的和尚来说究竟是福呢，还是埋下的一条隐祸？

　　他终于和皇宫里笃信佛祖的慈圣太后有了直接关系。为国祈福，选僧诵经，他被列名参加。从此，和皇室结下不解之缘，而且越来越深。

　　万历即位之后，辅臣张居正对明朝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579年，明令全国清丈土地，寸土不遗，严格执行，寺庙也在清查之列。五台山在北方寺庙中规模最大，占地最多，田粮又向来不登版籍，寺庙失去土地后果当然严重，公文又屡次催办，和尚们恐慌了，吵吵嚷嚷乱作一团，但都拿不出主意，只有德清镇定自若，他走出来说：“诸师第无忧，缓图之”，意思是叫大家先别发愁，他有主意。他究竟有什么好办法？当然是与宫中和权贵们的关系。他宛转上请，多方奔走，疏通关节，结果，五台山的土地竟没有清丈，真的被保护下来了。德清的名声也随之大震。多年来在京中的“奔走”，他开始受益了。第二年，他在五台又主持了“无遮”法会。不久，皇上有旨，祈降皇嗣，慈圣太后派专官来到五台山。德清面对专使，态度很明确。他说：“一切佛事，无非为国祝禧，阴翊皇度。今祈皇储，乃为国之本也，莫大于此者。愿将所营道场事宜，一切归并于求储一事。”他明确地表明，佛事要为政治服务，而且，一切佛事服从为祈皇嗣。他深深地陷入纷繁错综的皇室矛盾斗争之中了。他竭力推动祈皇嗣的一切佛事活动。1582年，京城传来消息，万历真的得了儿子，朱常洛降生了。

　　1583年他又到了山东莱州的牢山（崂山），在山下搭了几间草房住下，太后奖赏祈嗣有功的德清，在五台没有找到他，听说他在牢山居处简陋，“即发三千金”，叫他建庙居住。他觉得茅屋数椽足可安足，同钦差使者商量，用三千两黄金赈济了灾民。使者回报宫廷，太后大为高兴，对他又大加奖励。

　　1586年，朝廷敕颁十五部藏经施于天下名山，特颁一部于牢山，他那里的茅屋无法供奉，进京谢恩时，由宫眷们各出布施，他又请建了一座海印寺。1590年海印寺建成，殿宇堂皇，他有了居处，宣扬佛法，名闻遐迩，僧徒远近来归。1592年，他再度到北京，又到皇室御用的慈寿寺讲解佛教戒律，一时之间，他的佛门生涯达到了高潮。宫闱的支持、庇护，使他逐渐骄横起来，《万历野获编》记：他每到大雄宝殿说法，都要南面正坐，把三尊用大被遮蔽起来，俨然是地方官游寺院的样子；拜会中所用名片之大，也像阁部大老一样。终于，厄运伴随着他的盛气凌人找上门来了。

　　王恭妃生下了朱常洛。皇孙从天而降，皇祚有继了，慈圣太后大为高兴。在皇嗣问题上，德清觉得他是头功，受到太后的破格青睐、庇护，自然也得意洋洋。他究竟是寺庙来的僧人，又哪里知道，万历意中的皇嗣，并不是偶有一幸的王恭妃所生的朱常洛，而是那位恩爱始终的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国本之争”朝廷内外一直激烈地争吵了多少年，在朝臣、太后的双重压力下，最后朱常洛总算勉强立为太子，对万历来说，一百个不情愿，是一口吐不出的窝囊气，他必须候机报复。太后不断地给予德清以恩宠，德清又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取悦于太后，幼年天子摄于慈圣之威还能忍气吞声，皇帝逐渐长大了，而且手下有的是专门探听消息、施展酷刑的鹰犬特务——东厂太监，与德清清算“祈嗣”旧帐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牢山古来为道家圣地之一。德清所建的海印寺，本来是一片废墟，有关产权佛道素有争议。这一次道士们要报复，状告德清侵权占地，官司闹到莱州府，德清有宫闱支持，莱州府又能如何？官司又闹到京城了，道士们与宦官勾结，又闹到朝廷，万历示意严办并追回银两，于是德清被逮捕，锒铛入狱。狱吏严刑逼供，德清承认黄金千两都赈济了灾民，狱吏再施酷刑，棍打火烧，德清用瑜珈功相护，进入了禅定，全无感觉。再动大刑，德清说话了：“太后给的银两要诬我定案不难，叫皇上又怎么对太后交待？皇上可是孝子啊！”他抬出了太后。这些话提醒了审官，又传到万历耳中，再加上一些大臣从中斡旋，遂以私造寺院为名定罪，遣戍雷州。1596年他被押解雷州，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充军生涯。德清自己说“年五十矣。偶因弘法罹难，诏下狱，滨九死”。又说：“僧之从戍者，古今不多见”。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和尚充军的确少有，在明代他成了仅有的一个。1614年太后归天，万历下诏赦免。德清接到诏书，痛哭流涕，面对太后灵牌，又从新穿上袈裟，这时他已六十九岁高龄，年近古稀了。他死于1623年，享年七十八岁，无疾而终。德清到底是高僧，无论戍前戍中和释后，一直在弘扬佛法，兼事著述，完成了很多佛学著作，如《憨山梦游集》等影响后世，其著作《明史·艺文志》有详细记载。

　　实际上，“国本之争”余波涉及的，不只德清一人，也还有高僧真可，即达观和尚。真可生于1543年，比德清大三岁。北京流传的“妖书”《续忧危竑议》影射到郑贵妃、朱常洵，流言说该书作者是真可，弟子们劝他入山隐避，他迟迟不肯离去，万历下令追查，他也被逮捕入狱了。《东厂缉访妖书底簿》里记录着他被东厂太监跟踪与审讯的纪录。他也历尽酷刑，1603年愤死狱中，享年六十一岁。死后还暴尸六日，葬于慈慧寺旁。

　　万历时代，到处设矿监征税。太监奸民官吏相互勾结，率役捕人，奸污妇女，无恶不作。真可之死，其真实原因是真可和尚憎恨太监所为，因而被诬罹难。这位高僧，也留下了很多佛学著作，如（紫柏老人集）等影响后世，《明史·艺文志》也有记录。

　　定陵发掘完毕公开展出之后，观众中曾有佛教人士参观，纷纷议论：发掘队最初要发掘长陵、献陵，辗转反复，最后无意中在定陵却找到了线索，万历的开棺暴尸，是对高僧德清、真可的几许慰藉，还是对万历的一点报复，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因果关系呢？当然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偶有曲折巧合，也是历史瞬间的一刹那而已。观众的几句玩笑话，也算是对封建皇帝的一点讥讽吧！

　　本来，万历一朝就是多事之秋，国家事、宫中事、也涉及佛门事，千头万绪。大臣们为此议论不休，纷纷扬扬、不一而终。几百年过去了，议论总算消沉下来，现在看来，万历陵墓的发掘、展览，又将引起观众们长期的、喋喋不休的议论了。这将是后话。

第十章 玄宫轰然洞开

　　门前，两只活鸡头落血喷，以祭定陵；玄宫甬道，突然传来砖木断裂的响动和微弱的呼喊。在幽深漆黑的墓道里，随着隆隆的金石之声，地下玄宫轰然洞开——

大墙之下话传闻

　　八月的夏夜，闷热难熬。沉寂的定陵园内，由于各种传说和金刚墙券门的出现，而蒙上了一层恐怖、神秘的色彩。晚风掠过，夜幕中的松柏发出嗡嗡的声响，听来那么遥远和古老，似从地宫深处传出的鼓乐，阴森可怖，神秘莫测。

　　灯下，发掘人员仍在分析地宫的情况。随着讨论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那一层层神秘的面纱渐渐揭开——

　　明朝的建立，结束了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帝王的葬制也由元代“其墓无冢，以马践柔，使之如平地。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重新恢复为山陵墓葬形式。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和他的子孙都希望后代永远成为帝国之主，从远古流传的“风水”之说，再次在本朝兴盛起来。明十三陵的修建，其“风水”依据主要来自东晋文人郭璞的《葬书》。“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流水之远离。”该书虽然充满了迷信附会之说，但它的整个理论都建立在自然景观基础之上。其中许多专门术语如“四势”、“来山”、“蝉翼”等，虽为自然景观但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实质上只是地形、地貌的代名词。定陵卜选过程中，御史柯挺曾疏称：“夫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可见定陵以高山为屏障，建于群山之麓，是根据《葬书》四势关系处理的。明儒宋濂在为该书作序注释时曾道：“郭氏（葬书》，真确简严，意非景纯（郭璞字）不能于此，实宜为相地之宗也。世不信地理则已，若信之，舍此将何求之欤！”

　　既然十三陵符合《葬书》“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的条件，那么它的地下玄宫也应地势“高燥”、流水“远离”了。因此，玄宫内储满积水，使棺椁有浸泡之危，这绝非皇帝及群臣的本意。相反，从秦始皇直到清末的入葬习惯，都竭力避免有水浸入墓室。从已发掘的千百座古代墓葬来看，几乎所有的墓室都设置宫床。即用石头做一高台，把棺椁平放台上，以免被水浸泡。如果墓室内真有积水，那也是因为设计或施工不周，日久天长四周土层裂变，水源渗透所致。明孝宗的泰陵就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史料记载，泰陵修完以后，突然发现地宫的“金井”内向外渗水。督工太监和工部群臣都惊慌失措，只好瞒着皇帝不报，并想蒙混过关。不料这事却被人密报皇帝，皇帝惊恐中急命礼部和内阁派人前往察看。这些大臣赶到地宫，却见宫内并无积水渗出。原来一个工匠献计，用小木塞偷偷堵住裂缝，再用三灰土夯实，使水源在短期内无法再渗入宫内……

　　由此可见，传说地宫内有河并有小船游动，只能是无稽之谈。

　　从秦汉至清末，历代帝王莫不把保护和看守祖宗山陵，作为皇家特别重大的事情来办。这是由于中国的巫文化使他们相信祖宗灵魂永不灭绝的缘故，而墓葬的起源，正是灵魂观念产生之后。约在一万八千年前，北京房山周口店母系氏族公社早期的山顶洞人埋葬情况，就已反映了原始宗教和巫文化意识的灵魂观念。死者身上撒布赤铁矿粉粒，随葬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的兽牙等物，还有简单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粗糙的装饰品。这一切，恰是活人日常生活的写照。在陕西宝鸡首岭、西安半坡村、华县元君庙、洛阳王湾等五千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后期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公共墓地鳞次栉比，与原始人的村落布局极为相似。死者的头颅大都朝一个方向，充分反映出氏族制度血缘关系的牢固性，其中，有许多是二次迁葬的公共墓地。在半坡墓地的发掘中，曾发现四个男子合葬、两个女子合葬和母子合葬的墓室。这说明母系氏族公社中，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状，同时也证明埋葬制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预示着一直延续至今的夫妻合葬的新时代的到来。

　　帝王陵墓由于规模宏大，殉葬物品繁多珍贵，必须设置护陵机构，才能防止盗掘和破坏，确保陵墓安全。秦始皇陵已有护陵机构。西汉初年，惠帝把功臣贵戚和各地富豪人家，迁到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并在陵北设置长陵县。后来几代相传，都依次按陵设置县邑，因而在长安附近形成了一个个繁华的新兴城市。当时以高祖的长陵县、惠帝的安陵县、景帝的阳陵县、昭帝的平陵县和武帝的茂陵县最为著名。因而又把这五个陵墓所在的咸阳称为“五陵原”。这些陵邑中的豪富人家和他们的子弟，斗鸡走马、为非作歹，“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唐代诗人杜甫曾以“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的诗句，形容五陵特区的景象。河北遵化的清东陵，除分设陵监以外，还专门修了一座“新城”，作为护陵之用。

　　而明十三陵在成祖朱棣选陵之初，除具有《葬书》所指“四势”，即“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秀丽朝揖而有情，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外，同时还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十三陵不仅设有大量护陵人员，还驻有大批军队，和居庸关成犄角之势，以对付北方异族的侵袭。这一点从陵园宝城及外罗城坚固高大的城墙和墙上的垛口可以得到证实。

　　鉴于众多的护陵人员和庞大的军队驻守陵园，明代的帝王将相、群臣谋僚，是断然不会想到还会有人能掘开陵墓，盗宝取尸的。既然如此，就无需在地下玄宫中设置毒箭、飞刀之类的暗器。即使真有暗器，历经三百余年，它的机关也早该变质失灵了。何况能找到引路的小石碑，这些暗道机关也就同样不难发现。迷信一旦遇到科学的挑战，势必为科学所破而束手投诚。

　　种种传闻逐渐得到排除，倒是有一点不容忽视。由于帝后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死后为防止尸体腐烂，可能要在棺内洒些防腐剂之类的化学药品，这些药品也许有剧毒成分，而尸骨的腐烂也会产生有毒气体，如果发掘人员一经接触或吸入肺部，将对生命造成危害。因此，发掘前必须做好防毒准备。

　　事情已经明了，发掘人员不再顾忌种种传闻和恐怖故事，他们竭尽全力要做的是开宫前的一切准备。30年后，我们在发掘工作队队长赵其昌所存的资料中，找到一张发黄的白纸，上面详细记载了在打开地宫大门之前所购买的各种物品。从这张“清单”上，不难看出中国第一座皇陵的发掘是在什么样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进行的。

　　蜡烛10箱 木箱50个

　　马灯10只 铁勺子10个

　　矿井安全帽60个 木丝100斤

　　防毒面具10副 白丝线2轴

　　胶皮手套5副 双股麻绳2斤

　　工作服5套 铁丝4斤

　　照相暗室1间 二寸木螺丝钉2盒

　　放大机1台 油布10尺

　　福尔马林2磅 绵纸5刀

　　卫生酒精10斤 牛皮纸20张

　　脱脂棉5斤 粉连纸2刀

　　纱布20尺 大绘图板1个

　　卫生球5斤 厚玻璃板3块

　　滑石粉2袋 玻璃胶带15根

　　水玻璃一磅 油泥5斤

玄宫初露

　　发掘工地的出土任务已经结束，大部分民工已回原村，只有王启发、孙献宝、郝喜闻等几位骨干继续留下，协助发掘队员工作。

　　晚上，大家围坐在木板房的马灯旁，商量第二天的拆墙计划和具体步骤，还对地宫内部的结构和情况也做了科学地推理和分析。可是几位民工仍有些坐立不安，他们仍被神秘的传闻所困扰。白万玉看出了他们的心态，提了一瓶老白干，来到民工房里，请大家喝酒。今晚他格外兴奋，饱经沧桑的脸上泛着红光。他坐在人群中间，举杯一饮而尽。王启发沉不住气道：“这地下宫殿的大门怎么个开法？”

　　“你们几个人登梯子到金刚墙门的顶部，我叫动哪块砖，你们就动哪块砖，取下来按位置顺序编号。”白万玉俨然一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气度。

　　几个民工咂咂嘴唇，没有言语，面孔却露出为难之色。

　　白万玉老人看着他们那紧张的神态不由得哈哈大笑：“你们是怕墙后边有暗器吧，”他把每个人的脸都望了一遍，调侃地说：“那谁先拿第一块砖呢？”

　　白万玉的话一出口，大家的心更紧张不安。如果金刚墙背后真有暗道机关，倒霉的自然是最先取砖的人。他们谁也没有敢冒此险的胆量，只好面面相觑，沉默着。

　　白万玉微微笑道：“这样吧，我写几个阄，谁抓到有字的纸条，谁就第一个上去。”

　　别无选择，既然无人主动地提出冒此风险，只有靠碰运气了。每个人心里都不相信这有字的纸条偏偏落到自己手中。同时，每个人又都担心正好落到自己手中。

　　白万玉做好阄，两手合拢，摇晃几下，撒在桌上。几个民工瞪大眼睛望着桌上的纸团，如同面对将要爆响的定时炸弹。四周一片寂静，仿佛听得见血液的奔流和心脏急跳的声响。

　　王启发望望白万玉，老人正手拈短须，眯着双眼，微微含笑地盯着自己。他的头猛地一震，一咬牙，大步向前，抓起了第一个纸团。

　　众人纷纷上前，将纸团一抢而空。

　　纸条一个个展开，有人开始高喊：“我的没字！”

　　“我的没字！”

　　“我的也没字！”

　　……没有人再叫喊，大家把目光一齐集中到王启发身上。刘精义跑过来看看王启发展开的纸条，大声念道：“小心暗箭！”

　　别的民工如释重负，哄堂大笑。王启发却脸色通红，一声不吭。

　　白万玉老人起身走过来，拍拍王启发的肩膀，半玩笑地说道：“你小子明天就准备怎样破暗器吧。”

　　这一夜，王启发几乎没有睡着觉，严峻的形势迫使他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他在反复地思索着明天的行动方案。

　　为了躲过探沟内极不均匀的阳光，他们接受了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的意见，把打开金刚墙的时间，选在晚间。

　　9月19日薄暮，民工们伴着刚刚落下的太阳，来到发掘工地。工作队成员早已披挂整齐，下到探沟，将梯子搭上金刚墙，等待这考古历史上伟大时刻的到来。

　　十来盏汽灯吊在上面，照得人眼花缭乱。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赵其昌爬上梯子，转身看看身后的人群。摄影、拍照、绘图、记录、测量、编号等各项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手执工具，精神抖擞地整齐待命，现场一片将士出征前夕的兴奋与肃静。

　　“等一等！”后边沟里突然传来喊声。大家循声望去，只见王启发挎着一个长方形的篮子，满头大汗地向这边跑来。

　　他拨开众人，将篮子放在金刚墙下，掀起蒙在上面的一块红布，提出两只鸡来。不等大家明白，他便从篮子里摸出一把菜刀，将吱吱乱叫的两只公鸡的脖子按在梯子一侧，举起菜刀。一道寒光闪过，两只鸡头滚落梯下。王启发一挥手，两只无头鸡在探沟里扑楞楞地乱窜，一股鲜红的热血顺着脖梗喷吐而出。大家纷纷躲避，以防鸡血溅到身上。一阵骚乱之后，两只鸡倒在沟底，气绝而亡……这一切如此突然、迅速，整个过程不足一分钟便告结束。

　　“王启发，你这是耍的啥把戏？！”一阵慌乱之后，白万玉老人第一个想起要拿这个憨直农民试问。

　　王启发把刀在梯子上蹭蹭，笑嘻嘻地说：“白老，你不是让我小心暗器吗？我回家问了几个老人，他们都说鸡血避邪，只要杀上两只鸡，什么暗器都能躲过去。我是想避避邪。”

　　“原来是为这个！”众人如梦方醒。白万玉冲他嚷道：“昨晚上只不过是开个玩笑，你却把它当真，你小子真是……”

　　此时此刻：天上地下、生命与死亡、肉体与灵魂、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在发掘人员心中并存，各人有各人的心思，他们都在想些什么……新中国第一座皇陵的发掘，就是在这样的现状中开始的。

　　白万玉见骚动已经平息，面朝赵其昌问：“开始吗？”赵其昌示意再稍等等。

　　终于，夏鼐从城里赶来了，他刚到现场就问赵其昌：“图测好了么？”冼自强、曹国鉴把图递给他，他连连点头：“很好，大比例图，可以。修复工具怎么样？”白万玉指着一旁的大箱子说：“全搬来了，一切齐备。”夏鼐想了想，问：“要不要试试灯光？”赵其昌马上示意电影摄影师沈杰开灯。摄影助理立刻摇通电话，宝城外面三辆发电车轰隆隆转动起来，照得金刚墙如同白昼一样。光线、角度正合适。夏鼐这才示意说：“好吧，开始。”

　　谁也没有注意，赵其昌已蹲在梯子顶端。见夏鼐点头发话，便挥起特制铁铲，对准“圭”字形顶部的第一块城砖砖缝，轻轻地撬起来。王启发噔噔地爬上梯子，一把攥着赵其昌的铁铲：“来，咱俩一起撬。”

　　赵其昌半开玩笑地说：“里头有暗箭，你就在下面给我接砖吧。我光棍一个，‘了无牵挂’。”王启发脸上一红，蹲在赵其昌一侧等待往下递砖。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摄影机唰唰地不停转动，影片开始记录下这令人难忘的时刻。

　　因为砖缝之间没有灰浆粘合，赵其昌毫不费力地将四十八斤重的城砖撬开了一角。他把铁铲挂在梯子侧，两手抓住砖边向外慢慢抽动，王启发和探沟中的人群屏住呼吸静静地等着。赵其昌憋足气力，猛地向外一拉，宽厚的城砖终于全部从墙中抽出。夏鼐在沟底大喊一声：“当心毒气！”

　　话音刚落，只听“扑”地一声闷响，如同匕首刺进皮球，一股黑色的浓雾从洞中喷射而出。紧接着又发出“哧哧”的怪叫，就像夜色中野兽的嘶叫，令人不寒而栗。

　　“快趴下！”白万玉老人喊道。

　　赵其昌抱住城砖，就势趴在梯子上，低下头一动不动。

　　黑色的雾气伴着怪叫声仍喷射不息，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在金刚墙前弥漫开来。雾气由黑变白，渐成缕缕轻烟，由沟底向上飘浮。人群被这股刺人的气味呛得阵阵咳嗽，大家赶紧捂住嘴。

　　赵其昌把砖递给王启发，咳嗽着跳下木梯，眼里流出泪水。夏鼐指着飘渺的雾气说：“这是地宫三百多年积聚的腐烂发霉物质的气体，只要放出来，就可进入地宫了。”

　　雾气渐渐稀少，王启发和刘精义爬上木梯，继续抽动城砖，下面的人一块一块地接过排列在一边。夏鼐在沟底为抽下的城砖编号，同时绘图、拍照、记录都紧张地进行着。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也在选择最佳角度，不停地拍摄实况。

　　砖一层层抽掉，洞越来越大。当抽到15层时，洞口已经两米多高。夏鼐宣布停拆，他爬上木梯，打开手电筒向洞内照去，里面漆黑一团，手电的光芒如同萤火虫在暗夜里流动，仅仅一个小光点，什么景物也照不分明。他把身子探进洞内，侧耳细听，乌黑的墓道一片沉寂，静得令人发紧。他让人递过一块小石头，轻轻扔下去，洞内立即传出清晰的落地声。赵其昌急切地说道：“夏老师，我下去看看吧。”

　　夏鼐走下木梯，抬起手臂，测了下未拆除的砖墙，沉思片刻，点点头叮嘱：“千万要小心。”白万玉拿根绳子跑过来：“为了保险，还是在你腰里拴条绳子吧。”

　　赵其昌戴好防毒面具，衣服袖口全部扎紧，腰系绳索，手拿电筒，登上木梯，来到洞口上。

　　“要是洞中无事，你就打一道直立的手电光上来，如果发生意外，你就拉动绳子，我们想办法救你。”白老再次叮嘱。

　　赵其昌点点头，表示记住了，然后转过身，两手扒住洞口的砖沿，跳了下去。

　　洞外的人只听“哗啦——■”地一声，悬着的心咚地跳到嗓子眼儿。白万玉大声问：“有什么情况？”

　　洞内没有回音，只有唰啦啦的响动传出来。“完了。”白万玉心中想着，转身问夏鼐：“怎么办？”

　　夏鼐皱了皱眉头，沉着地说：“再等等看。”

　　发掘人员纷纷登上木梯，趴在洞口上观看动静。王启发找来几根绳子，急切地对夏鼐说道：“快进去救人吧，再晚赵其昌就没命了。”夏鼐正要发话，只见洞内刷地射出一道电光，橙红色光柱照在洞口上方，不再动弹。

　　“没事了。”洞口处的人们都松了口气欢呼起来，跳到嗓子眼儿的心又落了下来。

　　“继续下。”夏鼐话刚一落地，刘精义、冼自强、曹国鉴、王杰等纷纷把绳子绑在腰部，一个个地跳了下去。

　　“放梯子、放梯子。”白万玉吆喝着，让外边的发掘人员把梯子放进洞内。夏鼐、白万玉也戴好防毒面具，沿梯子下到洞内。

　　“刚才是怎么回事？”白万玉掀开防毒面具问赵其昌。赵其昌用手电向身旁照照，只见洞内靠北墙的地方，散乱地放着几根腐朽的木柱。后经分析，这是玄宫建成后用于甬道券门的临时木栏，入葬后废弃。地宫打开后，这两道木栅栏根据残迹得以复原，每扇高2．1米，宽1．1米，中间有五根木柱，栅栏一端上下有门轴。赵其昌跳下后，恰被栅栏绊倒，所以才发出令洞外人心惊肉跳的响动。

　　几个人打着手电筒在漆黑死寂的洞穴内摸索着前行，不时踩着木板、绳索之类，发出响声。每个人的心脏都加快了跳动，每个人都百倍地警觉和小心，每个人都在盘算可能遇到的意外情况。里边的空间很大，摸不到边缘，看不到尽头，充斥整个空间的只有黑暗和腐烂霉臭的气味。一道道红黄灯光在黑暗中晃动，光柱里漂浮着尘埃和蒙蒙雾气。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时间在他们的心中已变得毫无意义。他们在极度紧张和亢奋中向前走去。三十多年后，我们发现赵其昌曾在当时的一篇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

　　“地宫里面静悄悄、黑糊糊、雾茫茫。太寂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慌、发毛、发懵、发怵，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与凄凉之感渗入骨髓。

　　“黑夜，对于人类来说，就是另一个世界。一白一黑，一个代表白昼、代表阳，一个代表黑夜、代表阴，这是《周易》太极图中那旋转的阴阳鱼所赋予人类的启示。这个阴阳鱼周而复始地旋转着、循环着，阴阳盛衰交替着，无穷无尽。黑，还代表死亡，代表阴间的另一个世界；而白，则代表尘世中的生命，代表人类生活的阳间世界。

　　“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的呼吸。他们静静地着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濛，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象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旷的鼻息热哄哄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

　　“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溶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

　　突然，刘精义和冼自强几乎同时喊道：“地宫大门！”

　　石破天惊，死寂中响起一声炸雷，幽深的墓道里顷刻响起嗡嗡的回声。众人打个寒战，顺着电光的方向望去，只见两扇洁白如玉的巨大石门突兀而现，高高地矗立在面前。雾气缭绕，光亮如豆，看不清巨门的真实面目，大家只好按捺住要跳出胸膛的心，一步步向前移动、移动。

　　“有暗箭，快趴下！”冼自强大喊一声，扑到赵其昌身上，众人闻声也纷纷扑倒在地。

　　嗡嗡的回音渐渐消失，仍无暗箭射来。大家慢慢起身，眼前一片漆黑寂静，连每个人的呼吸都能听到。谁也没有说话。他们拿着电筒四处搜寻，几束光柱晃动着，渐渐集中到中央。只见门上镶有两头怪兽的头颅，头颅下悬吊一个圆环。怪兽二目圆睁，正视前方。两头怪兽身旁，布满了圆形暗器，显然只要怪兽发出信号，这圆形的暗器必然纷纷射出，置人于死地……

　　在六道电光照射下，大家来到门前，终于看清了它的本来面目。原来这是用整块汉白玉做成的两扇石门，历经三百多年仍晶莹如玉，洁白如雪。每扇大门雕刻着纵横九九八十一枚乳状门钉，两门相对处的门面上，雕有口衔着圆环的兽头，称为“铺首”，使石门显得格外庄严和威武。冼自强看到的“暗器”，正是这铺首和乳状门钉。小伙子想象力过于丰富，难怪要首先发出惊恐的叫减声了。

　　赵其昌向前轻轻推了下石门，不见任何响动。夏鼐将手电光沿二厘米宽的门缝照过去，只见有一块石条把大门死死顶住，无论使出多大力气，都无法将门推开。大家伫立门前，心中都在发着同一感慨：“好一座神秘的巨门啊！”

石门钥匙与“自来石”

　　由23层城砖叠垒的“圭”字形封砖，一天之内全被拆除，金刚墙后面的秘密全部暴露出来。这是一间六十多平米的长方形隧道，前面连接着金刚墙，两壁用九层石条叠砌，顶部用灰砖起券，地面同两券一样，也由光滑的石条铺成。由地面至券顶通高7．3米，隧道后部与地宫大门相连。这位于金刚墙内的地宫隧道，实际上是石隧道的最后部分，也是地宫的引导建筑。考古工作者把这部分建筑称为“隧道券”。

　　隧道券的石壁，便是地宫大门的外部；这是一座起券的门洞，全部用平整的石条构成。券门门楼的檐瓦、脊兽、椽头全部用汉白玉雕刻而成。券门下是用大青石雕成的须弥座，上面极其细腻地雕刻着俯仰莲花的纹饰，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和神秘色彩。整个券门除拥有东方建筑的造型艺术之外，还融进了古希腊建筑的艺术风格和神韵，显得古朴典雅、华丽秀美、秘不可测。券门之下，就是两扇辉煌威武的石门。

　　又是一个未眠之夜。

　　发掘人员聚集在木板房，极度兴奋地探讨着地下玄宫内两扇石门的奥秘。门内有石条把两扇大门死死顶住，使外来的冲击力无法破门而入，这是肯定的。那么，这块石条是谁放进去的？放好后人又怎样出来的呢？难道是殉葬的妃嫔宫女，在入葬人员撤出玄宫后，她们在里面搬动石块把门顶住？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根据史料记载，殉葬的妃嫔宫女都是先被杀死之后，才和帝后的棺椁一起入葬。这一点，除奴隶社会外都被发掘所证实。况且，按照明代的葬制，只有皇帝皇后才有资格入陵，即使是名位尊贵的皇贵妃，也必须严格遵守这种制度，而绝对不允许入陵。明代虽有妃嫔宫女殉葬的记载，但也只是把这些女人吊死后，另葬别处。是否地下宫殿还有别的秘密通道，在帝后入葬完毕，让工匠用石头把门堵死，然后再从秘密通道出来？尽管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发现两条通往地宫的甬道，但用工匠堵门的假设，还是被排除了。既然要防止后人开门入宫，那么这条通道被堵死，工匠出来的秘道之门又由何人在里面封墙？假如这条秘道先被后人发现，工匠所做的一切不就是前功尽弃吗？

　　妃嫔宫女和工匠在宫内封门的假设不能成立，就只有一种可能存在，这就是在帝后安葬完毕后，活人全部撤出，把门关闭，里面的石头自动将门堵住封严。那么又是一种什么力量使石头自动把门顶住呢？

　　木板房内烟雾弥漫，议论纷纷。大家提出一个假设，又一个个在科学的分析中予以否定。谜团连着谜团，在大家的心里滚动翻腾，使发掘者心力交瘁。远处传来一声鸡啼，天就要亮了。

　　第二天下午，赵其昌带人再次来到玄宫的石门前，研究开门的方法。夏鼐回京前叮嘱：“时间紧迫，容不得我们稍作拖延，要尽快研究开门的办法。”当时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大师话中的真正含义，长年的发掘工作使他们几乎与世隔绝，很少知晓外面发生的一切。直到地宫发掘完成后，他们才如梦方醒。

　　赵其昌试图在石门四周找到像“指路石”一样的密码，再度落空。大门的81枚乳状门钉，有的虽是后来嵌入雕好的凿槽之内，四周的石墙也严实合缝，但仍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研究工作不得不回到查访文献史料上来。

　　早在地宫未打开前，赵其昌就在北京西郊、东郊发掘过几座明清时代贵族墓。当时有些墓道的石门，是采用石球滚动的方法将门顶住的。即先在石门内侧做成一个斜坡石面，门槛处凿出沟槽，槽的顶部放好石球，用敞开的门挡住。入葬完毕，人走出门外，两门逐渐关闭，石球便沿着地面斜坡滚动，直到石门完全关闭，石球在两门交合处的一个更深的石槽内停住，门也就被堵死了。

　　石球顶门为打开定陵地下玄宫之门提供了启示。从门缝看进去，石门之后可能是用一根石条顶住的。石球虽不同于石条，原理应是大同小异：在两扇门关闭时，将石条倚于门后槽内；人走出后，石条随着石门的关闭慢慢倾斜；待石门完全关闭，石条随着石门的关闭慢慢倾斜；待石门完全关闭，石条也随之滑向两扇门的中央，于是石门得以完全顶死。这个设想极有可能，而且也必须如此，才能顶住石门。

　　原理已经弄清，就要设法挪开石条，开启大门。工作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终于从有关明末崇祯帝入葬的记载中，找到了大门洞开的“钥匙”。

　　1644年3月17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队拿下居庸关，直抵北京城下。当天晚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遥望城外到处都是烛天的火光，沉闷的炮声不断冲入耳鼓，知道大势已去，仰天长叹一声：“只是苦我全城百姓！”急惶惶回到乾清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周皇后见崇祯已丧失斗志，明亡在即，垂泪说道：“妾事皇上一十八年，你一句话也听不进，致有今日。”说完拔刀刎颈而死。

　　16岁的长平公主牵着父亲的衣襟，泪如雨下。崇祯咬咬牙，叹口气说：“你为何偏生于我家！”然后拔出宝剑，左手以袍掩面，右手举剑砍下。随着一声撕心裂腑的惨叫，公主的左臂落到地下。崇祯还想再砍，但手软无力了，只好作罢。崇祯手执三眼火铳，率领几十名太监冲出乾清宫，骑马直奔安定门，想夺城而走。但此时安定门已经封闭，无法开启。外城也被攻破，大顺军队冲杀而来。崇祯皇帝只得下马，看看身边的太监已经跑掉，只有王承恩一人立于马前。君臣二人只好弃马登上煤山（今景山）。崇祯脱下外服，要过王承恩随身携带的笔来，借着火光月色，在白缎衣里上写下了他的最后一份诏书：

　　“朕自登基以来，十有七年，东人三侵内地，逆贼直通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衣冠，被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

　　崇祯皇帝把衣服挂在树上，将冠摘下，散开头发，披在脸上，在老槐树上自缢而亡。

　　4月30日，李自成与清兵交锋兵败，落荒而走。北京为清军所占。昌平县的几个乡绅出于对旧时君主的效忠，主动组织起来拿出钱财发丧。崇祯生前未来得及为自己建陵，只是给他的宠妃田贵妃在陵区的锦屏山下，建造了一座豪华陵墓。乡绅们便将崇祯和周皇后的棺木，运往田贵妃的墓中安葬。史料载：工匠用了四个昼夜，挖开了田贵妃墓，见到了地宫大门。用拐钉钥匙将石门打开后，把田贵妃棺移于石床之右，周皇后棺安放石床之左，崇祯棺木放在正中。田贵妃死于无事之时，棺椁俱备，崇祯皇帝有棺无椁。于是工匠们把田贵妃之椁让给了崇祯。安葬完毕，关闭石门，填上了封土……

　　发掘人员从这段记载中得知当年工匠打开地宫之门，使用的是“拐钉钥匙”。要打开石门，必须先推开顶门石条，但又不能让它完全倾倒摔坏，这就必须使用一种特制的工具。“拐钉”，顾名思义，一定是个带弯的东西……事情进展到这里，赵其昌一拍大腿，大声嚷道：“我明白了！”

　　他找来一根小手指粗的钢筋，把顶端弯成半个口字形，像一个缺了半边的无底勺子。他拿到大家面前：“你们看，这是不是‘拐钉钥匙’？”众人恍然大悟。听来极为神秘的东西，其实并不神秘，一经出现在现实中，却是那么平淡无奇。

　　10月5日上午，发掘队人员进入地宫，准备用自制“钥匙”开启石门。夏鼐因事未来现场，由赵其昌和白万玉指挥行动。

　　地宫的石门虽深埋地下，但它气势之磅礴、形态之巍峨、艺术之精湛，丝毫不比紫禁城的巨大城门逊色。

　　隧道券内依然黑暗潮湿，气味熏人。尽管发掘人员已有一些了解，但面对这幽深的地宫和巨大的石门，心还是扑扑直跳。

　　几支手电筒的光亮穿过浓雾与黑暗，照在两扇石门的开缝处。赵其昌手拿“拐钉钥匙”，将长柄的半个“口”字形钢筋竖起来，慢慢插进门缝。待接触到石条上部后，又将“口”字横过来套住石条的脖颈。一切准备就绪，他屏住呼吸轻轻推动，“钥匙”渐渐向里延伸，石条一点点移动起来，直到完全直立方才停止用力。

　　“石条我拿稳，你们开门吧。”赵其昌两手攥紧“钥匙”一端，对白万玉说。

　　原以为这硕大的石门非有千斤之力不能开启，所以白万玉把人分成两组，列队两扇门前，喊一声：“开！”队员们一齐用力，石门轰然而开。粗大的门轴带动着万斤石门发出“嗡嗡”的轰鸣，金石之声清脆悦耳、动人心魄，伴随着门内腾起的雾气，在深邃幽暗的墓道里隆隆炸响。墙壁的回音穿透迷雾尘埃，在黑暗中回荡缭绕，如狂风摧断枯木、似万马驰过草原，整座地下宫殿仿佛都在颤抖晃动。

　　白万玉命人将石条搬到门外一侧放好，这才跨进门内察看。这时刘精义正晃动着手电在四周观望。当一线电光对准门框上方时，只见无数条亮晶晶的锥形物体悬挂头顶，如同出鞘的宝剑，直冲地面。刘精义见状，大声喊道：“门上有飞刀！”

　　白万玉慌忙问：“在哪儿？”

　　刘精义推开众人，拉着白万玉来到门框一侧，把手电光对准上方，惊恐地说：“你看。”

　　“啊！”白万玉也大吃一惊。门框上端，确有一排形同宝剑的东西悬挂着。雾气缭绕，灯光暗淡，看不清真实面目。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白万玉和赵其昌商定，先撤出墓道，待点燃汽灯后再行察看。

　　一盏汽灯照亮了地宫墓道。这是一间长方形大厅，全部用石条砌成，没有横梁和立柱，完全采用中国建筑所特有的起券形式，整座大殿显得格外宽大辉煌。考古者把这段建筑称为“前殿”。

　　发掘人员站在门框一侧，抬头仰望，只见十几道形同宝剑的物体，原来是一种独特的石头。由于地宫封闭日久，宫中充满水气，门上的青石在水气的浸蚀中碳酸钙逐渐溶解，随着水滴一点点流淌下来，日积月累，终于形成宝剑状的“钟乳石”，漆黑的幽暗之夜里，确像是一排倒悬的飞刀，令人生发种种遐想。

　　又是一场虚惊。

　　门上方，横担着一块长方形青铜，两头凿有圆筒，使粗重的门轴上部巧妙地穿进筒中。经测量，青铜长3．6米，宽0．84米，厚0．3米。早在一年前，赵其昌就在查阅文献时，发现过这样一段史实：

　　庆陵修建时，工部郎中万燝在宫廷内外搜集碎铜，利用废铜炼制铜管扇，节省工料。万燝为人正直，由于他平时不满太监们胡作非为，太监便告发他借机发青铜财。皇帝得知后，立即召入问罪。一阵痛打之后，万燝感到十分委屈，抹泪苦辩，才免于治罪。后来铜管扇制成用于陵中，皇帝和群臣才明白他当初的苦衷。

　　一年多来，赵其昌常常对这个典故所说的铜管扇进行琢磨，总未得到解答。今天看到这券门上部的青铜，才茅塞顿开。如果券门上部没有这种青铜炼制的“铜管扇”，其他东西很难承受这万斤石门的摩擦力。可见那位工部大臣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石门的制作，不仅工整细致，而且十分精巧。门轴一侧厚达0．4米，铺首一侧仅为0．2米，只相当于门轴一半的厚度。门轴一侧粗厚，是因为能承受更多的重量，开门时不易损坏，铺首一面较薄，无形中减轻了石门的重量，也减轻了门轴的负荷，使通高3．3米、宽1．7米的巨大石门开关极为容易。

　　石门内侧，与门外铺首对称的地方，有凸起部分，用以承托石条，石门关闭后，石条上端顶住门内凸起部分，下端嵌入券门地面上一个凹槽内，以使门外无法推开石门。面对这座精致辉煌的巨门，无论是发掘者还是来此参观的游客，无不惊叹古代先民非凡的创造力和出色的艺术才能。

　　这道石门发掘开始到向游人开放，共打开过两次。这是因为拍摄记录影片《地下宫殿》，再度把石门关闭的。在进入地宫之初，为避免发生不测，电影拍摄者未随发掘人员一起进入。地宫大门全部打开后，才补拍这开门的壮丽场景。此时由于神秘、紧张、恐慌与激动之感已全然消失，加之缺乏烟火、道具之类的辅助效果，三十年后人们在长陵大殿的银幕上，再也看不到发掘者在打开石门一刹那间的神态和音容，也无法领略他们当时的复杂心情和听到“飞刀”之后的可笑动作了。对于若干年后的观众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测量、画图、照相……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家来到石条前，详细勘察，只见上面有模模糊糊的墨笔楷书11个小字：“玄宫七座门自来石俱未验。”字迹的出现，不仅使发掘者知道了顶门石条原名“自来石”——聪明的工匠创造了一个多么形象而韵味无穷的名字！同时也得知这幽深的玄宫内，还有六道石门等待他们去打开。

第十一章 风雨下定陵

　　冲突既开，恢复元气已无可能；帝国古船千疮百孔，飘摇不定。努尔哈赤走出白山黑水，对明发难；风雨潇潇，万历的尸骨连同古老的帝国一起走进陵墓——

疯狂的报复

　　“立储之争”，使万历皇帝与群臣的斗争长达十余年之久。万历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群臣不让他立郑贵妃的儿子常洵为太子，他同样以各种理由为借口，也不立王恭妃的儿子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成人典礼，阻止随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但是迫于宫廷内外强大的压力，万历最终还是向群臣屈服了。他答应让常洛出阁就读。

　　万历既然亲口答应皇长子常洛出阁就学，便再无口实可以推托。但是负责此事的太监，深知皇上并不乐意为皇长子办出阁礼，于是开出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账单，总计不下十万两银子。万历抓住这一把柄，传谕内阁，借口皇长子出阁礼所需费用浩大，“出讲少俟二三年，册立一并举行，庶可省费。”显然又是在刁难和要挟。事情又拖了一年，万历在群臣再度施展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初四日，皇长子出阁讲学，但以尚未册立为皇太子，侍卫、仪仗一切仪注，从简从略。尽管如此，皇长子朱常洛总算是向太子的目标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此时他已十三岁了。

　　当然，万历对群臣的屈服，带着万分的不情愿和异常的愤怒，在他的心灵上从此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发痛楚。而“国本之争”所带来的恶果，也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来了。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朱常洛被勉强立为太子，储位始定，其间竟经历了十五年之久的磨难。后人评论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常洛立为太子，常洵已去洛阳封地。爱子远离膝下，宠妃泪洒衣襟，万历怀着难言的悲恸和无比的仇恨，面对他的群臣，也面对他的帝国，他要进行报复。这个报复的方式是独特的。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三十二岁时，就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付臣僚、开脱自己过错甚至罪责的办法。

　　自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二月掀起“国本之争”以来，万历先是以“皇子婴弱”为由，后来又以“群臣聒激”为借口，兼施高压和敷衍之计，久拖不立。后来，当万历知道再没有借口做为理由来拖延时，便绞尽脑汁，终于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一月，捏出一个“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计。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封王，将太子之位暂时空缺下来。所谓“待嫡”，就是待正宫皇后（孝端王皇后）生育嫡嗣之后，再册封为皇太子。如果数年之后皇后还没有生育，再“无嫡立长。”显然，这是万历一番苦心孤诣之后想出的对策，借口“立嫡不立庶。”皇长子常洛是庶出，不宜册立为太子，只好虚位以待。

　　万历自以为聪明的“三王并封”之策，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外廷大臣原本在等候册封之旨，不料等来了“三王并封”，不但大失所望，而且感到有遭受戏弄之辱。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本攸关的大事，怎能如此对待？于是，廷臣们又掀起了较前更为激烈的反对声浪。

　　群臣反对“三王并封”和“待嫡”之说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不下百本。归纳起来，都是围绕以下三点：其一是所谓“待嫡”之说，自祖宗以来，从无此例。其二是“三王并封”缺空太子位，是“有板无本。”其三是责怪万历言而无信。如王如坚等人抓住万历在十四年（1586年）一月，十八年（1590年）一月和十九年（1591年）八月，三次所下的册立谕旨都没有兑现的事实，大肆攻击说：“陛下尚不能自坚，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取信耶？！”朱维京也上疏说：“悖前旨而更新令，人主大信之何谓？天下后世以皇上为何主耶？！”万历览奏之后大怒，王如坚、朱维京皆被谪戍边。上疏的其余人革职为民。

　　万历想出了这个“三王并封”的主意，原是要颇孚众望的王锡爵代他受过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大学士王锡爵省亲归朝，继任内阁首辅。当他得知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等人，为了国本之争都已先后离职的时候，思想沉重，感慨万分。他曾密疏万历皇帝，想以赤诚之心劝说皇帝早下决心，尽快举行册立典礼。一则是国本社稷的需要，二则也是想从此平息天下舆论。他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对万历的“三王并封”的“待嫡”之旨，却大有牴牾。当王锡爵看了皇上的手谕后，大出意料，顿时惶恐不安了。一方面，他感到嫡子尚未出生而要“待嫡”，庶子已经二十岁却又不册立，实在难以奉命；另一方面，申时行、王家屏都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为了不失去皇上信任，只有附合帝意方为上策。一向刚直敢言的王锡爵，这时显得畏首畏尾，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卷入了难以自拔的是非漩涡。

　　万历把责任推给了王锡爵，群臣不知就里，认为“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说，是出自王锡爵之谋，因此王锡爵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围攻。在众门生的再三规劝下，王锡爵幡然悔悟，毅然决定破釜沉舟，迫使皇帝收回“三王并封”的决定。万历经过两天的思索，又在群臣冒死苦诤下，终于宣布收回“三王并封”的成命。“三王并封”之议出笼不过十天，终于寿终正寝。

　　放弃并封王旨以后，王锡爵在九个月中就先后十一次上疏争请册立和预教。其中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十一月十九日的章奏中，特别尖锐地指出了郑贵妃阻挠册立的罪行。这一奏章，把万历搞得既被动又气恼。万历亲笔写了一道手谕，明显为郑贵妃袒护，并替郑贵妃开脱。由此引来的皇帝不快，各种复杂的人事纷争，以及言官们的接连弹劾，终于导致王锡爵的下台。

　　经过群臣的长期苦诤，使郑贵妃夺嫡的阴谋破产，朱常洛既已册立为皇太子，本来事情到此应该偃旗息鼓，转入力鼎图兴的轨道，但事实并非如此。种种迹像表明，那位看上去显然羞愤至极的郑贵妃似乎不会善罢甘休，而且眼下仍然是万历所最宠幸的妃子。既然如此，后果也就难以预料。于是，群臣戚戚，力决再谏。

　　在文渊阁大学士钟亦非的串通下，臣僚们几经磋商，又拟出一篇注定要遭致万历垂骂的疏文，力谏皇上勤政戒色。

　　疏文洋洋几千言，历数前朝女色误国之例，且通篇充斥着挚爱君朝之心，由耄耋老臣郭文章早朝禀呈司礼太监。结果老臣郭文章惨遭廷杖，并从此卧床不起。

　　宫廷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但是，喑哑毕竟不能持久。接下来，臣僚们的担忧又以另一种病态的方式荒唐地流布。

　　传说有太监在郑贵妃的屋子里发现了一尊木刻，形像酷似太子，上面扎满了铁钉之类的东西，玄乎其玄，朝廷上下一片惶恐。因为谁都知道，这种盛行民间的巫术灵验非常，唯恐太子朝不保夕。

　　如此扰攘月余，终于没能引起皇帝的注意，大臣们的惊慌和绝望可想而知。

　　谣言未止，又有太监禀报文渊阁大学士沈鲤施法念咒意欲加害贵妃和皇帝，这一次，龙颜大怒。

　　万历当即令人将沈鲤宣到廷前究问，最后才弄清楚纯属误传。原来，沈鲤为了自律律人，在文渊阁大门旁书写了一块为官十戒的木牌，每日晨晚念诵，以示忠心效国。他没有料到这一多少有些投机和做作的姿态，其效果适得其反，几乎让他掉了头颅。

　　可能万历也难于明白臣僚们何以对皇储问题兴趣不减，以致余波震荡，弥浸民间。那会儿印刷术已经相当发达，一些有关皇储的册子四下流传，其中一份名叫《续忧危竑议》的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神秘气氛。

　　这部署名为郑福成的册子，显然一针见血地戳到了皇帝的痛处，册子中称：皇上立朱常洛为太子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日后必将更立云云。而至于署名，一望而知是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必成皇帝的隐语，万历自然又怒，将《读忧危竑议》作为“妖书”，责成刑部即速查办，不得轻饶。

　　刑部按到谕旨，未敢怠惰，立即着手稽查。但案情纠葛，非朝夕之事。在万历一连撤处了三名刑部大员依然没能水落石出之后，转而交付锦衣卫办理。

　　锦衣卫自然不辨究里，胡乱抓了一个叫皦生光的人，屈打成招，尔后处以极刑，才算了事。

　　这一切事情都使得万历深感疲惫与愁烦，同时也使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逃避历史的指责。他既无力回天又没处可藏，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消极无为。

　　于是，他开始无可奈何地坐在龙椅上以酣然入睡的架势面对现实与臣民。既不强迫大臣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更不对臣僚的奏折表示意见。这种消极无为的后果，不仅导致文官集团更加涣散无聊，更为严重的是直接为大明帝国的毁灭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从表面上看，朝廷中各种法定的礼仪仍是照常进行，但皇帝已经不再上朝理政了。

　　尽管臣僚们的奏章不断向他送来，但他已懒得批阅，甚至连一些高级职位长期空缺，他也不派人替补，并决定以这种方式对付臣僚。

　　当时朝廷内阁有王锡爵、赵志皋和张位三名阁臣，由于各自的原因很难继位。经过奏请又补进沈一贯、陈于陛二人。随后王锡爵去职、赵志皋告病，张位因得罪皇帝而罢职闲居。再之后，陈于陛又因病归天。这样一来，堂堂内阁仅剩沈一贯一人了。偌大的帝国朝廷，每日军政要务须待处理的少说也有数百件之多，繁忙如此，沈一贯一人当然无法胜任。为此，沈一贯频频上疏恳请补进阁臣，却始终不见下文，这一拖就是五年。最后，沈一贯因操劳过度而病倒在寓所，仍未见到补替人员。但紧急公务仍无法推脱，沈一贯只好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操办。内阁府由此再无一人主持政务，只好关上大门，中国皇朝的内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挂上了大锁。

　　沈一贯一共在阁12年，而独掌阁务竟达7年之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12年当中，作为一个帝国首辅，只见过万历皇帝两次面。万历30年（公元1602年）七月，经过沈一贯一再苦请，万历才点用朱赓和沈鲤入阁。阁臣总算有了三人。但好景不长，四年之后，沈一贯和沈鲤同时去职，阁臣又只剩下朱赓一人。朱赓所上有关军民利病的谏言，却“十不下一”，为此，常常遭到御史和科臣们的嫉讽。朱赓上不能劝说皇帝，下不能取信于诸臣，万般无奈，只得在家称病不出，其结果是阁门再次关闭。至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十一月，74岁的朱赓忧愤成疾，耗死任上。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作为帝国阁臣六年，首辅两年，竟没见过皇帝一面。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五月，皇帝谕命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入阁，另因王锡爵有声望，于同年也被再度召回，并冠以首辅职衔。王锡爵虽名为首辅，但尚未赴任，就在家死去，时年77岁。于慎行虽然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但已身患重病，七个月后便死于家中。同时入阁的李廷机赴任不久，即遭到给事中、御史十数人的参劾。迫于形势，只得明哲保身，躲在寓所里坚卧不出，后来索性跑到郊外一座荒庙中居住，并上疏皇帝辞去阁臣职务，三上奏疏才恩准致仕。名义上枚卜了四名阁臣，实际赴任理事的，却只有叶向高一人了。

　　叶向高为了枚卜阁臣，先后上疏一百余本，均不被理睬。此时的中枢机构长期缺员，党势渐丰，国力大渐。叶向高身为阁臣，却大事不敢做主，小事不能措处，欲干不能，欲退不允，孤苦伶仃，只好徒充其位，但是一切罪名，却全得由他承担。“大抵格而不用，惟有不行者，尽罪于臣。”又说，“臣孤身暮年，东撑西持，力竭心枯，泪尽而致以血。”即是这样哀情，也仍然打不动万历皇帝的铁石心肠。为了尽早摆脱困境，以免不测，他连连上疏：“臣自受事以来，未能荐一贤、行一事、挽回一弊政、消弭一衅端。碌碌浮沉贻忧宗社已六年矣！”这样延耗七年之久，直到他称病不出，内阁闭门，才令其致仕。

　　在叶向高去任之前，经过他的苦请，终于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九月令方从哲、吴道南二人入阁。但四年之后吴道南去职，内阁又只剩下方从哲一人独掌，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驾崩为止。

　　这种形同虚设的内阁，使首辅和阁臣均无实权。又因万历不放权与内阁，致使“百事皆奉圣断，分毫不敢欺负”，由于部、府等衙门所上的对本部本府有利的题本屡上不下，上疏催请，又杳无音信，请内阁代催更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衙门便瞒着皇帝和内阁自做主张、擅自办理，即使内阁有所察觉提出意见，甚至劝阻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内阁不能给部府作主，已经失去威信，只好任其肆意行动。这样一来，万历皇帝虽然表面至高无上统揽帝国，但对于部府有利的实际大权，反被各取所需下移滥用。更不可思议的是，皇位继承问题早已解决，而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问题又沸腾起来，反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更加严重。许多臣僚都被卷入，而且舌战之后继之笔战。这时朝廷中的文臣又产生了很多派别，各派之间无数的旧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争论则常常始于微不足道的衅■，致使举朝上下人人自危，人人出击，“闻言而杜门，言已而视事。递出递入如登场之傀儡，凭人提算。”

　　而事实上，这种形同虚设的内阁，皇帝不尽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牛、龙、狗、羊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常进行，地方官和京官的按期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只是由原来的以德才为标准改用抽签的方法选用和决定，决定的因素不是德才，而是一根竹签，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而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这时的帝国的航船已经全凭自身的惯性向前飘摇行进，它的沉没已是或早或晚的事了。

走向沉沦

　　万历皇帝百年之后，人们用八个字为之盖棺论定：“酒色财气，四病俱全。”

　　万历的贪酒，大约起于15岁时。为此，首辅张居正曾专门为他讲过《酒诰篇》，诚恳地告诫他宴饮过多，会荒废政务、损害身体，身为一国之君，应以宗礼为重，尽力戒酒。处于无聊苦闷之中的万历虽然当面称是，但背后却依然放纵不休。虽然后来发生了酗酒杀人的事件，受到李太后的严厉斥责并令其写出“罪己诏”向天下谢罪，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恶习不仅没有改掉，反而愈演愈烈。这一点，从御史冯从吾的奏章中可以找到佐证：“陛下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后来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也就此事多次谏止，但万历却以太监、宫女对上不敬，违犯宫规为自己开脱。

　　万历广选上千淑女，且整日周旋其间。郑贵妃与他的恩爱如漆似胶，却并未独占他的枕席，万历的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便足以说明。在辅臣屡屡催请，他无计可施时，便发出这样的谕旨：“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到春冬季节再传谕旨：“联昨感风寒不时动火，头目眩晕，腿足疲软。”如果说他的“足心疼痛”确因“感受湿毒”而致，那么“头目眩晕”则正是酒色过度、精气亏损的症状。

　　万历十二年（1584年）一月，御史范儁上疏条陈时政十事。其中谈到“人欲宜防”，以禹不喜酒、汤不近色为例，恳请明神宗力以美女、酗酒为戒。万历览后大怒，谕令重杖。恰巧，是夜雷雨大作，朝阳门外水深三尺，他心里惊惧，不得已免去重杖。但仍将范儁革职为民永远不入场起用。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礼部祠祭司主事芦洪春，也上疏规谏万历酒色，其中谈到，陛下自九月十五日以来，连日免朝，前日又下诏说头晕体虚，暂罢朝讲。芦洪春就此感叹说，夫！疾莫甚于虚。陛下人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但不宜有却而有之，这样做，必然要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而又因此惰朝废典，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又说，陛下以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万历览后怒极，命重杖六十、革职为民永废不用。不久，芦洪春便因愤郁而死。万历十年（1582年）冯保失败以后，由太监张鲸掌握东厂，因为横行无忌作恶多端，引起满朝公愤。其中御史何出光，曾劾张鲸犯有八条死罪，并连及其党锦衣卫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万历览奏以后命将邢尚智论死、刘守有除名。而对张鲸却不予究问。为什么对首恶者不问？据说，一则因为当初张鲸奉皇帝密旨劾冯保有功；二则当群臣参劾张鲸以后，张鲸曾出重金贿赂万历。这样，因张鲸“有功”，皇帝气短，所以未加究问。此事泄露，被阁部大臣们获知以后，极为气愤，便密嘱御史马象乾再劾张鲸。因为言辞尖刻、切直，所以引起万历大怒。谕令将有乾下镇抚司狱“打着问”。因为马象乾参疏系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阁臣密嘱所致，所以三人便死力相救，“愿与象乾同受刑拷”。这样，才使马象乾得免。但没过几天，又有给事中李沂再劾张鲸。他索性将张鲸用金宝重贿皇帝的丑闻，也全盘给揭了出来。这一下可触犯了万历的疼处，使他十分难堪，因而异常狂怒地说：“李沂置贪吏不言，而独谓联贪，谤诬君父，罪不可宥！”命将李沂下镇抚司狱，杖责六十，接着又将李沂革职为民永废不用。

　　针对皇帝的“四病”（酒色财气），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连进了大胆、恳切、尖锐的谏言。大意是：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最后又说：“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既然药石不能医治，所以雒于仁特进“四箴”，陈请皇帝自行根治。万历览奏以后，火冒三丈，怒不可遏。渝令重处。但是由于雒于仁所上的谏言既符合实情，又获得文武百官的支持，经过申时行等阁部大臣的奋力论救才未受到重刑，但还是被罢官为民。雒于仁虽然为此而丢官，但他所讲的“四病”，不仅紧紧地缠绕了万历的一生，且因此而加速了大明帝国的灭亡。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一直到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驾崩为止，在这二十八年的时间内，万历不仅不视朝、不祭天、不拜祖，就连大臣们所上的奏章都懒于过目，更谈不到亲自批阅。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大雨成灾，黄河暴涨改道，向南夺淮入海。所过之处，积水丈余。漕河被毁，祖陵（泗州、凤阳）被淹，千里之内尽成汪洋，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又由于漕运不通粮船受阻，使京师、边镇严重缺粮，情况万分火急。为了及时排除灾害，大学士沈一贯详细陈明利害，恳请皇帝先发内帑进行救济，并尽快点用治河大臣，立即进行治理。情况虽然万分紧急，但万历却对所上奏章连看都没看。因为没有皇帝的谕旨，事情又十分重大，没人敢于用“讲旨”的办法去冒险，只得搁而不办。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五月，京郊地区连降大雨，经月不停。致使京师内外商民房屋倒塌数千间，压死民众数百人，长陵陵碑也被雷火击碎。又因四月以来，天气闷热，连日阴霾，天寿山陵区的数万株松树枝叶全被害虫吃光。这在当时，是上天“惩戒”的不祥之兆，本应引起万历皇帝的“惕然惊惧”。但是由于呈报的题本他依然未看，所以毫无反应。为此，部院大臣除继续联名上疏强烈陈请外，又到文华门外集体跪请，想以此引起皇帝的警觉与重视。但万历皇帝根本就没有起床。臣僚们白白在门外跪请了一个上午，中午万历起床以后，服侍太监才将群臣在门外跪请一事禀告给他。由于事先未看奏章，不知道跪请的原由，万历以为是挟君犯上，立时大怒。派司礼监太监传出口谕，斥责说：“各守心供职，勿要挟沽名。”臣僚们不但未受到褒扬，反而落了个“要挟沽名”的罪名，无不垂头丧气，愤然而去。

　　万历初年，张居正曾联系古代帝王的实例，多次教诲万历皇帝要崇尚节俭、戒奢侈。天子富于四海，家国一致，国家财富便是皇帝之财富。首辅的谆谆教诲，着实令这位少年天子感动了一番，并立下“以四海为家；贵五谷贱珠玉、布德修正，团结民心”的宏愿。但自从张居正家中抄出二十万两金银之后，他才顿悟到太仓库的储银虽然堆积如山，但自己既看不到又摸不着，不如将金银储在内库，看着亲切，用着方便。因此便以种种理由，向光禄寺、太仆寺和太仓库索银储入内库私用。以后，又在奸人和太监的迎合诱惑下，以开采银矿、滥事征税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敛财搜刮。其结果是财货上流，万民皆怨，使国家的经济秩序完全陷入土崩瓦解之地。出现了国匮民穷、政纪废弛、人心涣散、最腐朽最危机的败亡局面。正如刑部郎中贺中轼说：“惟民穷财尽之败不可救”，只能“速其天下之乱耳”。

　　朝廷上下，贪污中饱，腐败糜烂，必然要严重地削弱军备。边镇兵卒不仅粮饷不足，其冬衣棉布也屡欠不发，致使大批军卒“衣不盖体、菽不压口、冻馁而戍”。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巡按御史马永清奉命巡视边关。当他到达紫荆关马永堡时，突然感到恶臭扑鼻，令人作呕。他迎着臭气查找，原来是两个老兵正在沟边烤食死尸身上的烂肉，身边的尸体已爬满了苍蝇。马永清虽是久经沙场的边关大员，但见如此凄惨之景，竟禁不住潸然泪下。

　　兵卒衣食无着，只得被迫“卖其弓箭、或质其妻子以救旦夕之命”。有的边镇，下级军官和兵卒为求生存而不顾军法偷卖火药：“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墩军宋满仓伙同数人，趁夜间风雨大作之机，竟将空府炮台上的大铜炮偷出卖给外夷。

　　军卒“衣不盖体，菽不压口”的结果，除了偷卖军器外，还三五成群逃入敌营，“愿奔外夷为乐土”。仅辽东义州所属的几个边堡，一个月内就有2300人出逃。其边备废弛，军心涣散、斗志沦丧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就是戍守京师的三大营也名存实亡。三大营额军为十余万人，工科给事中王元翰披露，这十余万人“其中能战者，不过数百而已”，其他均是老弱病残或市井无赖，根本没有战斗力。

　　政治腐败，边备废弛，军心离散，必然招致外敌入侵。崛起于东北边陲的努尔哈赤，抓住这个千古难逢的契机，乘虚而入。大明帝国的名将如今已丧失了戚继光、谭纶、俞大猷、刘显等呕心沥血所训练的严明军纪和顽强斗志的军队，已然到达如此地步，其结果只能是以清代明，重新开始历史的新纪元。

最后的归宿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就在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并到天寿山寻找自己死后乐园的这一年，位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人、25岁的努尔哈赤便显示了他过人的军事才华。由于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用计杀死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他便凭借祖上遗下的十三副铁甲，和族人一起对明发难。当万历皇帝接到边廷上传来努尔哈赤要求归还祖父、父亲尸体的消息时，他绝没有料到不久的将来，就是这位努尔哈赤会和大明分庭抗礼。他心平气和地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并加龙虎将军衔。万历的册封，使努尔哈赤如虎添翼，他不断吞并周围部落，在征战中创立和完善自己的军事组织；与此同时，他下令开采金银铜矿，置办冶炼，鼓励民间养蚕，发展手工业生产。他已不满足于做明朝的臣民，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人民，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君主那样，凭着不断的进取赢得天下。这样的理想和由此而来的奋发精神，是在故纸堆和脂粉中长大的万历皇帝所不具有的。

　　努尔哈赤出身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一个没落的奴隶主家庭。他的祖先猛哥帖木耳曾被朝廷任命为建州左卫指挥使。由于家道中衰，努尔哈赤年轻时，为生活所迫曾采集松籽和人参到抚顺出售，在与汉人接触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本族所未有的东西。出于好奇和崇尚武功的天性，努尔哈赤从小喜读《三国演义》，但那时他从未想到正是以这些汉人所创造的用兵之计，若干年后，率铁骑征服了大汉子孙的帝国之邦。

　　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到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当万历浑浑噩噩，沉溺于酒色之中，热衷于搜刮珠宝时，努尔哈赤已经在东北的莽莽雪原上建立起了一支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军队。同时，乘明军抗倭援朝、辽东空虚之机，继续扩张势力，并针对帝国狂妄自尊和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骄横，巧妙地实行对明朝表面恭顺，而在暗中称王称汗、积极发展势力的两面政策。经过25年的积极准备，终于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十三日，以发布“七大恨”告天为起点，把进攻的矛头正式指向明朝，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以清代明的序幕。

　　其实，早在十年以前，努尔哈赤的雄心壮志就被有的明朝官员窥破。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御史熊廷弼巡察辽东后，向万历皇帝和兵部发出警报：“辽左危急”！但那时的万历和朝中群臣正卷入“国本之争”的漩涡，谁都没有兴趣和精力去管这些边防之事，终于有了十年后的今天。

　　努尔哈赤亲率二万铁骑，直入要地抚顺，迫使守将李永芳投降，并将救援的张承荫等将领一举击毙。然后，乘胜进兵抚顺东南的鸦鹘关，再克清河，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大军横扫北国朔漠平川，疾速向关内挺进。这时万历才和他的臣僚们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边防的军事危机飞报皇帝，但是万历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又没有整顿军备，自然他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边关了。既然他的权力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那么在这边关危难、大兵压境之际，万历皇帝只能盲目听从大学士方从哲的请命，慌忙之中任命那位在抗倭战争中讳败为胜的杨镐，从而使明军在关键的一仗中丧师失地。

　　万历见明军已无力阻挡努尔哈赤的铁骑，却通过太监找来阴阳术士王老七，施展阴阳之术，以破敌军。王老七一番占卜之后，跪请皇帝说道：“女真人之北关，与其祖坟风水有关。如将房山金人陵寝捣毁，泄其王气，明军可能转为胜矣。”万历皇帝闻听此言，大为惊喜，（努尔哈赤自称“后金”、意为金人之后）于是谕令兵部急速派人赶往房山，捣毁金人陵寝。

　　金朝原是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公元十二世纪初，其部落联盟的首领阿骨打战胜辽，夺得了东北和华北的统治权，当上了皇帝，是为太祖。他死后，原葬于东北海古勒城西的泰陵，其弟太宗之陵原来也在上京。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又把他们二陵及其同葬十陵迁到中都（今北京）。两年之后，房山寿宫建成，便把棺椁运往房山陵地安葬。由此，这里便形成太祖、太宗、十帝和其他后妃王墓等数十处的金代皇家陵区禁地。

　　明军赶往房山金人陵区之后，大肆焚烧盗掘，整个陵区烈焰升腾，烟尘四起。不到两个月，建筑规模和历史艺术价值比明十三陵毫不逊色的房山金陵，毁坏殆尽。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万历皇帝死后，他的孙子天启皇帝朱由校见努尔哈赤不但没能自灭，反而锐气俱增，又听阴阳术士之言，在房山金人陵区修建一座关公庙，以压其胜……而最后的结局是清军入关，多尔衮下令捣毁十三陵，以报房山金陵被毁之仇。其中定陵遭其毁坏最为严重，宝城垛口，明楼地面的花斑石、外罗城等建筑全被焚烧捣毁，辉煌的定陵园林只剩一座明楼。当然，这个报复性的毁灭要在万历死后二十四年才得以应验，这是后话。

　　面对这艘帝国古船，万历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决心沿着他选择的道路径直走下去。病入骨髓的他自知必定先于古船沉没，尽管船上救命的号子喊得翻江倒海，他却再也无力顾及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六日，孝端皇后王氏气绝身亡。按照她生前的地位要葬于定陵地宫。为担心雨水进入玄宫，礼部左侍郎孙如游上疏说：皇后发葬，惯例要出百日，可玄宫隧道不可久泄，眼下正处大雨季节，臣等非常担忧。既然万历皇帝连战事都不再顾及，哪还有心思去理睬葬事，所以王皇后的棺椁一直没有入葬。从此，群臣们不再过问，只管在沉沦中苟且偷生。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终于一病不起。这位“难识君王真面目，二十余载匿深宫”的帝国君主，在将要撒手归天的弥留之际，竟然连太子常洛也不见，更不允许大臣们去问安，他只要既带给他欢乐、又带给他苦恼的郑贵妃陪伴。二人相对，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庆幸，在这郁闷苍凉的人生旅途中，能和这位美丽聪明的爱妃相遇。同时，他又感到无限的内疚和忧虑，他辜负了爱妃和爱子的期望，使她和她的儿子落到今日天各一方、茕茕孑立的可怜境地。他无法知道自己死后，太子常洛会对郑贵妃施以何种残酷的手段。他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的珍贵与紧迫，在这阳气尚存的最后一刻，他强打精神，渝令方从哲等几位重臣前来受顾命。

　　当方从哲等几位大臣赶到乾清宫时，见万历皇帝面如灰土，奄奄一息，急忙跪地痛哭流涕。万历轻微地抬了抬手，示意方从哲上前，两滴浊泪夺眶而出。他颤微微地拉了拉方从哲的手，有气无力地说道：“念郑贵妃待我好，册立为皇后，死后葬入定陵寿宫同朕作伴……”说完，撒手而去。

　　万历死后，长子也即是皇太子朱常洛即位，年号泰昌。多灾多难的朱常洛终于在同年八月初一日继承了帝位，是为光宗。朱常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由于长期忧郁苦闷，清闲无聊，只得把全部精力寄托在酒色上。虽然年龄还不到四十岁，身体的健康状况却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万历驾崩之后，郑贵妃知道自己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一反过去之常态，千方百计地奉迎讨好这位新皇帝，除了赠送大量珍珠异宝以外，又赠送数名绝色美女供他淫乐。结果，由于色欲过度，这个一生绝经苦难的短命皇帝，一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

　　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六日，到九月一日，明帝国先后死去一后二帝，这在中国历朝的宫廷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朱常洛的儿子、十六岁的小皇帝朱由校（年号天启）一登基，就要大办喜事。可此时宫廷内部正争权夺利，勾心斗争，吵闹不休，边关异族不断入侵，内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种情形，万历皇帝的丧事举办得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按惯例，送葬前，杠夫要在北京德胜门外“演杠”十天，按正式送葬的要求，抬着一具木箱，木箱上方中心位置放着满满一碗水，演练到滴水不洒为止。但这一切都无人要求了。九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孝端皇后梓宫同时发引。护丧的是孙如游、黄克缵、李腾芬、王永先等二十四员大臣，并有军夫八千人抬灵。走在最前面的是引幡队，举着花花绿绿的万民旗万民伞；后面紧跟上千人的法架卤薄仪仗队，高举数不清的金瓜钺斧、朝天镫，兵器刀枪如林，幡旗蔽日。跟在棺椁后面的是十路纵队的武器兵弁；最后面是由数百辆车子组成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的车队。整个送葬队伍蜿蜒十几里，所到之处，凡有碍通行的建筑物，无论大小，一律拆除……由于事前未演练抬棺技巧，又因棺椁太重， 路上常有绳索损伤，行走极慢。早上从宫中走出，天黑才到德胜门，只好再增加六百名杠夫。三十一日傍晚，当棺椁运到沙河时遇到风雨，先是北风大作，黄尘升腾弥漫，接着大雨飘落。风雨潇潇，天地苍茫，送葬队伍乱作一团。恰在这时，拖灵龙木（主杠）轰然断裂，万历皇帝的棺椁一角坠地，跟随的重臣闻此不测之事，急喊：“停下献酒……”竞无人理睬，棺椁依然在泥水中拖曳而行。直到十月三日，棺椁才进入寿宫。

　　这位御驾大明帝国四十八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确实是愧对祖先于地下。虽然他死后二十四年明朝才被农民军和大清帝国灭亡，但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承认这样的评判：明朝灭亡原因不在祟祯，而在万历。至少在万历年间，这种沦亡便开始了。正如清帝国在修缮房山金陵时，康熙皇帝在碑文中所作的结论：

　　朕维圣王制祀……所以讫扬曩烈，光表前王。

　　金朝房山二陵，当我师克取辽阳，故明惑形象之说，谓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故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欲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压胜之术。从来国运之兴衰，关乎主德之善否。上天降鉴，惟德是与。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与山陵风水原无关涉。有明末造，政乱国危，天命已去。其时之君臣，昏庸迷谬，罔知改图，不思修德臣民，挽回天意，乃轻信虚诞之言，移咎于异代陵寝，肆行摧毁。迨其后……人心叛离，国祚以倾。既与风水无与，而前此之压胜摧毁，又何救于乱之乎？古之帝王掩骼埋胔，泽及枯骨，而有明君乃毁及前代帝王山陵，其桀谬实足贻讥千古矣……

第十二章 棺床前的困惑

　　石门洞开，棺床金井之上却不见棺椁的踪影。是被人盗掘？还是故设疑冢？一个个谜团再次困惑了发掘人员的心。直到打开玄宫的最后一道大门，百年迷雾才倏然消散——

希望与绝望

　　按照自来石的提示，发掘人员穿过20米长的前殿，又看到一座紧闭的石门。纵横九排八十一枚乳状门钉，在朦胧的光亮里闪闪烁烁，如同暗夜里无尽苍穹中弥布的群星，令人遐思，使人陶醉。九是自然数字中最高的一位，石门上纵横九排乳状门钉，意在象征吉利与权威，这是帝国皇帝“九五之尊”的具体体现。发掘人员用手电筒向门缝内照去，又是一条自来石从里面顶住了大门。在做好严密的保护措施之后，他们拿出“拐钉钥匙”，用开第一道石门的方法，将第二道石门打开。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开这道石门时只稍微一用力，石门嘎然洞开。由于巨石和青铜的摩擦，清脆悦耳的金石之音伴着沉重的嗡嗡声……大家简直惊呆了，汽灯的光亮如同一豆油灯，微弱而细小。大殿似乎没有尽头，深邃幽暗，阴森恐怖。霉烂的气味伴着刺鼻刺眼的迷蒙雾气挡住了视线，发掘人员只好手拉手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

　　奇迹终于出现了。一盏汽灯照亮了三个汉白玉宝座（供案）。宝座并排面东放置，中央一个较大，显然是皇帝的灵座，两边较小，是为皇后之灵位准备的。中央宝座的靠背雕四个龙头，伸向两端。靠背后又雕一条纹龙，作戏珠状。四周俱浮雕云纹，大有腾云驾雾之势。两侧的宝座踏板前放置“五供”，中央为黄琉璃花瓶。五供前有一口巨大的青花龙缸，缸内贮油质，油面有铜制圆瓢子一个，瓢子中有一根灯芯，芯端有烧过的痕迹，这便是史书上所说的“长明灯”——万年灯。根据痕迹判断，长明灯在安葬时是点燃的，当玄宫封闭后，因氧气缺乏，才渐渐熄灭。油质表面一层已经凝固，后经鉴定，长明灯为芝麻香油制成。这口青龙花缸、不但是定陵出土文物中的珍品，同时也是中国青花瓷器中的罕见之作。缸的高度和口径均为0．7米，外部刻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题款，颈和底部有莲瓣纹饰，中部绘有云龙纹，云似飘移流动，龙如初入苍穹，二龙一前一后，腾云驾雾，直冲天宇，一种栩栩如生的动感，使整个器物充满神韵。

　　明代瓷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最负盛名，其中尤以白地蓝花的瓷器为精，世称‘青花瓷”。景德镇是明代烧制瓷器的中心，为供朝廷使用，专门设立了为皇室生产瓷器的“御窑厂”。由朝廷委派专职官员监工督造，并驻有军队看守，设有牢房和刑具，对违反规制的工匠，予以惩治。

　　据文献载，巨型龙缸的制作过程，技术复杂，烧制困难，每窑每年只能烧制三只以下，且成品率极低。为满足宫廷的需要，在御窑厂内专设龙缸窑32座，专门掌握烧造龙缸技术的工匠叫“龙缸匠”，另外还有敲青匠、画匠和各种夫役。倘火候不当就要裂口，青土缺乏同样制不成功。史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陆定新，因父母早丧，家境贫寒，只得到窑上学艺。他性情刚直勇猛，而待人宽厚仁慈。嘉靖皇帝需要龙缸，派太监潘相到御窑厂督造。因龙缸不易烧制，工匠无人敢接掌管窑火的差事。陆定新毅然承担其责。但经多次烧制，没有一个成品。太监潘相大怒，下令重责窑民，然而龙缸依然烧制不出。潘相又下令对工匠窑民进行断粮和殴打。几天之内便有五人相继死去，眼看同伴受此苦役之累，陆定新遂于夜间面对熊熊烈火，奋身跳入窑中。翌日开窑，龙缸竟成。众人无不泪下， 收其遗骸葬于凤凰山下。窑民感其英烈，在窑厂旁建祠一座，以示缅怀和纪念。

　　这段记载不免带有传奇色彩，但明代为烧制龙缸，确有用女子祭窑的事件。龙缸烧成后，工匠往往逃脱不掉被处死的下场。

　　嘉靖年间，对于青花瓷器的烧造，已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地。青花的釉料来自南洋的“苏泥索青”。这是一种十分贵重的原料，用它烧瓷，颜色鲜美，独具神韵，无可与之匹敌。嘉靖四十一年，一督工大臣令工匠烧出12口青花瓷缸后，欲返京领赏。临行前，摆下酒宴，请掌管烧制火候的工匠来饮。席间，这位督工大臣问工匠：“匠师烧制青花瓷器，艺高技绝，劳苦功高。我走后，若朝廷另派他人督工，是否还能烧出更好的瓷器？”工匠不解其意，回答道：“艺无止境。”督工大臣听罢，暗派人在工匠杯中施放毒药，将其毒死。自此，景德镇再也烧不出精美的青花龙缸，万历随葬的青花龙缸，也只好用他祖父嘉靖年间制造的了。这个记载同样具有传奇性质，史学家研究得出结论，自嘉靖以后，南洋的“苏泥索青”渐已绝迹，因此，所烧制的瓷器当然无法与前相比了。

　　发掘人员在发现宝座和长明灯的同时，又在北壁和南壁上，分别发现两道券门。券门不出檐，无任何装饰，里边各有一座石门，青石做成，无铺首和门钉。券门上横以铜管扇，穿以门轴，形式虽同前殿中殿之门，但尺寸却小得多，仅高2．2米，宽0．9米，门内侧同样用自来石顶住。发掘人员用“拐钉钥匙”打开左边石门，沿券道而进，迷茫的雾气中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除中间有一孔穴，里边填满黄土外，四周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白万玉突然喊了声：“完了！”

　　众人大惊，忙凑上来望着老人灰暗的脸问道：“怎么完了？”

　　“棺椁被盗了。”白老解释道：“这里边一定有秘道通向外面。”

　　众人更加紧张起来，挑着汽灯，打着手电，围绕着左殿的四周寻找起来。

　　果然不出白老所料，在左殿的西部找到了一个小型石券洞和石门。石门呈向内开放型，被自来石顶住。如果真的被盗，盗墓者可能就是沿这条密道进入的。“快把自来石搬开。”白万玉喊着，几个小伙子把自来石取出，石门被嘎然拉开。

　　这次没有雾气扑来了，外面是一堵黑压压的大墙。汽灯光下，只见大墙为方砖垒成，中间用灰浆填缝，无半点盗掘的迹象。这时大家才猛然想起，盗掘绝不可能，因为通长近20米的棺床上，没有棺木放置和腐烂的痕迹。并且，从平铺的金砖光亮无损这一点断定，棺椁压根就没在此停放过。

　　汽灯放到棺床上，照亮了中间的“金井”。大家擦着脸上的汗水，默默地往里望着，希图揭开这有床无棺之谜。

　　金井位于方砖铺砌成的棺床之内，是为风水之穴，一抔黄土，无底无盖，借以沟通阴阳之气。棺椁入葬后，必须端端正正地压在金井之上，以接地气。人类来自自然，死后亦应回归自然，皇天后土便是人类生死存亡的栖息之处。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死者的灵魂才能久兴不衰、永世长存……正是源于这种似是非是、似通非通的宗教思想，历代皇陵在寿官初建之时，开工的第 撮土要慎重地保存起来，待地宫建成后，把土郑重地填入金井之中。此种做法，有的研究者认为来自佛教的启示，有人则认为来自伊斯兰教的影响，结论尚需进一步探讨证实，但却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对于土地的依赖和爱恋意识何等根深蒂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都深信不疑——土地是人类永恒的母亲。

　　正是对土地出于这样一种膜拜心理，所以，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展示过这样的画面：萧瑟秋风里，荒野古道上，起义军的马蹄正扬起漫天的黄尘。可以看见，在沙风土雾中，每面大旗上都写着“分田地，均贫富”！揭竿而起的义军为了得到土地，纵横沙场，逐鹿中原，多少将士在凄清冷寂的荒原上留下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天低云暗，似有无数的幽灵不肯离去。腥风血雨，低吟着热恋土地的挽歌……

　　金井、土地、灵魂，三点一线，血肉相连，这融宗教与文化于一体的神秘风俗，格外引起帝王将相的关注。清代的慈禧太后到东陵菩陀峪巡视为她修建的地下玄宫时，曾把手上佩戴的一件极为珍贵的珠串投入金井之内。回宫后又派大臣前往陵地，在金井中放置了数量惊人的珠宝玉器。在清西陵的崇陵地宫中，光绪皇帝棺椁下的金井内，也发现了金质、银质和其他珠宝，并有用黄缎包裹的半斤黄土和光绪帝生前脱落的一枚臼齿。由此可以看出，帝后对金井的迷信与崇拜，演进到清代，已达到了何种程度。他们自信接了地气，即可王气不衰，江山永固。

　　从定陵玄宫左配殿的棺床和布设的金井看，这里应放皇后或妃子的棺椁。那么为何没有放置？是否都放在右配殿？发掘人员分析着，提起汽灯，走出小券门，顺利地将右配殿的石门打开，满怀希望地走进去。就在灯光照亮配殿的刹那间，大家的希望彻底变成失望以至绝望了。和左配殿同样大小的棺床上，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孤伶伶的金井在棺床中央孑然独处。发掘人员在殿中察看，没有一丝被盗掘的痕迹。在西端，同样发现 座石门，将自来石移开，外面也是一堵方砖垒成的大墙，大墙依然如故。

　　“这玄宫会不会是假的，帝后葬在了别处？”刘精义的声音虽是极小，却在大家心中造成了不小的震动。是呵！这个玄宫会不会是假的？历史上帝王的假墓伪冢并不少见。甘肃的伏羲陵、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是真是假？曹操的七十二疑冢至今难辨真伪，还有朱元璋死后从都城十三个城门同时抬出棺材的民间传说；同时，据十三陵区的百姓传言，万历入葬时，有十八口棺材分别葬在陵区的山中……这一切又使大家想起在发掘中遇到的一块“指路石”，难道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把偌大的一座皇帝陵埋下“指路石”，让后人轻而易举地挖掘？如果真是一座空宫，这近两年的辛苦不就付之东流了吗？此时，大家心中已不再恐惧玄宫的毒气和暗箭，重要的是尽快找到帝后的棺椁。所幸的是，按照自来石书写的‘玄宫七座门”提示，还应该有一座门尚未打开，这是大家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定陵发掘的成败在此一举。

　　发掘人员走出右配殿狭窄的券洞，沿宽敞的中殿继续向里探寻。显然，大家的脚步比先前加快了，地面上散落的腐朽木板被踩得嘎嘎响动，微弱的汽灯光尤如暗夜的灯塔，导引着夜航者在迷蒙辽阔的雾海中颠簸前行。

　　最后一道石门出现了。

　　发掘人员犹如发现新大陆一样，在绝望中迎来灿灿曙光，一种生命的骚动和灵魂的激情喷涌开来，在这27米的玄宫深处升腾爆裂。30年后，发掘队长赵其昌回忆那个短暂的瞬间，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几乎是扑到门前的，可到了门前谁也不愿意去打开它。这座石门和最先开启的两座相同，只要移开自来石就可以打开大门，看到里面的景物。我的心怦怦地跳动着，格外紧张。以前的紧张是惧怕黑暗的气氛和不良气体之类的侵蚀，这次的紧张则是担心，担心这最后一线希望变成泡影。我拿起拐钉钥匙向门缝插去，可因为手抖得厉害，试了三次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白老接过去将自来石移开。大门轰鸣着向两边移动，金石之声在乌黑的地宫深处回荡，像是在寂静的夜晚，突然刮起飓风、掀起海浪，令人毛骨悚然。这时没有人再去注意暗箭和有害气体，一双双眼睛瞪得溜圆，屏住呼吸，注视着前方，事实上，这座门内涌出的雾气最大最浓，像是有人在前方扬起一把黄尘，使我们无法睁开眼睛，泪水顺腮流淌。灯光在茫茫雾气里越发暗淡昏黄，而且不住地跳动。强大的气流和嗡嗡的回声提示我们，里面的空间一定很大。”

　　“希望产生于失望之中。当我们顶着烟雾霉气进入大门之后，一个令我们目瞪口呆的奇迹出现了。三个硕大无比的朱红色棺椁静静地排列在棺床之上。”

　　“我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没有人说话，幽深的地宫一片寂静，迷蒙昏暗的灯光里，只有一行行泪水在各自的脸上流淌、流淌……那是一次世间罕见的辉煌而独特的拥抱。”

凄怆的爱情悲剧

　　万历费尽心血，大明帝国耗费巨资的定陵地下玄宫，三百年后重见天日。它的发掘，无疑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研究和评价历史的机会。

　　在万历之前，只有太祖、成祖、世宗是生前预筑陵寝的。万历在刚刚摆脱张居正的“桎梏”以后，感到自己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代之后的人们崇敬。他不再听信群臣的劝阻，一意孤行，倾尽国力，把自己的陵寝规模修建得超过列祖列宗。

　　作为寿宫的享有者，万历知道玄宫里的“床”是为谁铺设的：后殿是自己的，左殿是他并不喜欢却又无可奈何的王皇后的。那么右殿是谁的呢？如果常洵立为太子，毫无疑问，在他闭上眼睛之后，儿子是会为母亲郑贵妃成就这段‘好事”的，但这已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现实。自己的费尽心机与郑贵妃情深意笃，又有谁会考虑得到呢？生不能遂愿，死后埋在一起，连常人都能得到的满足，他作为一个皇帝，也应该得到。一个人，支配和激励他的动力有许多种：金钱、荣誉、权力、女人等等，这些因素有时也会盘根错节，交替或交叉起作用。但对万历这样一个富甲四海、位及人君，精神上却孤苦伶仃的天子来说，只有郑贵妃才是他唯一的支柱。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万历才在生命最后一刻，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可三百年后，定陵玄宫洞开，人们发现所有的棺床上都没有郑贵妃的影子。后殿并列的三口朱红色棺椁，中间是万历皇帝，左边是孝端皇后王氏，右边是孝靖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朱常洛的母亲。这一悲剧性的安排，确乎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是，既然生前就已对臣僚失去威力，那么在他死后，这种威力就更不存在。他的遗诏没能实现，因为大臣们认为大行皇帝——对刚死去皇帝的称呼的遗诏“有悖典礼”。既然皇帝已死，再来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结婚仪式？这一悲剧性的结果，万历皇帝生前是应该料到的。

　　不过，这出悲剧的创造者，不是孝靖皇后之子朱常洛所为，因为他只当了二十九天皇帝便命赴黄泉。倒是朱常洛的儿子、十六岁的朱由校在当上皇帝后，将他的祖母王贵妃追尊为孝靖太后，并从东井平冈地把棺椁迁来，和万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于定陵玄宫，成就了这段“好事”。

　　至于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他多活了10年，由于她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已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这十年，她住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冷宫里，和她的爱子福王天各一方，饱尝母子分离之苦和世态炎凉。1630年5月，郑贵妃在凄苦郁闷中死去，带着无比的绝望与怨恨走进了银泉山下一座孤伶伶的坟墓。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倒真是一个祸患，就藩洛阳后，昏庸无道，鱼肉人民，在郑贵妃死去11年后，为李自成农民军所杀，三百斤重的肉体跟鹿肉掺在一起，做成“福禄酒”，军士一饮为快。

　　走进阴冷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朱漆脱落的巨大棺椁，留给人的印象仍是命运的残酷。假如中间棺椁内的万历皇帝还有知觉，大概是不会瞑目的。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一个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长眠在他身边。他们的恩爱生前未得到认可，死后同样无法如愿，这不能不算作万历皇帝的一出凄婉的爱情悲剧。同时，面对棺椁，也不能不为帝国唏嘘叹息。传统观念的不可超越，一个年轻聪颖的皇帝在政治生涯中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力，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无形的锁链牵引进阴森可怖的洞穴。一位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在这地宫深处，潮湿霉烂的棺木和胶结污腐的油泥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更为可悲和令人遗憾的是，那个曾经为万历皇帝付出过青春和爱情的郑贵妃，一直为后人所唾骂。即使史学家也未必给予这个悲剧性女人公正的评价。“女人乃亡国之祸水”，同样是为郑贵妃所作的结论。在“国本之争”这个主题上，尚有为数众多的历史研究者，其观点依然站在四百年前万历一朝的臣僚一边。似乎郑贵妃天生就该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嫔，而不应有做皇后的非分之想；万历皇帝天生就该和王恭妃恩恩爱爱，不应有真正的爱情……这些有悖常情的论断，无疑有失公允，大多出于一种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驱使，弄得是非渐已分明的历史，再度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锈迹。

　　——这是郑贵妃的悲哀，也是后来者的不幸。

奇特的葬例

　　我国古代的皇家建筑，讲究雄伟高大、富丽堂皇，这一点，北京的故宫表现得最为明显。一踏进这座宫院的大门，旅游者就会感到冥冥中一股强大的震慑力迎面扑来，人类突然变得渺小了。随着一步步登高，这种力量随之加强，如同置身浩瀚无涯的苍宇。面对这璀璨辉煌的艺术之海，仿佛人的精神和意志都会崩溃，不得不匍匐在地，顶礼膜拜，以示臣服。故宫的建筑风格及艺术效果正在于此。而地下建筑，除考虑坚固宽敞、抗挤耐压外，同时具有一种令人超尘脱俗之感。定陵玄宫的南北两壁，均用九层条石叠砌，是为九重法宫。这是一种吉利的象征，一种至高无上占有一切的体现。整个看来，玄宫的宗教和迷信色彩极浓。石制座案缀饰帝后标志的龙风，其下则装饰仰俯莲花瓣，乃是佛家传统，其所隐含来世超生的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希望、一种幻想。有哲学家说：“死是人生所达到的最高峰。是短暂生命交响诗中的华彩乐段。”且不知玄宫的主人们是否有这种体验。

　　定陵地下玄宫，在力学的应用上极为巧妙并具有非凡的创造性。从金刚墙到玄宫后殿，通长为70米，最大的宽度为9．16米，最小的宽度也为6．03米，而且都是下挖土方、上盖黄土的人工造型，不仅工程量大，且顶部负载十分沉重。为增加抗压能力，匠师们凭着日常的经验和非凡的创造力，巧妙地采用了双交券结构的力学原理与美学观念，溶艺术与实用为一炉，完成了这部辉煌的杰作，使定陵玄宫历四百年沧桑而岿然不动。

　　整座玄宫除后殿放置的三口朱漆棺椁和二十六只零乱的木箱外，显眼的当是中殿的汉白玉宝座和一口青龙花缸，其他均为零星的点缀，使硕大的宫殿不免有些空荡和寂寥，由此也就越发让人感到人生的苍凉与凄清，并对生命的本意到底为何物这个永恒主题，再作 次全新的探索。

　　玄宫内很少见到文字的雕刻，只在中殿左侧右门背后，曾发现有八处墨书字迹。经辨认为：

　　王忠下

　　陈洪

　　刘佐下

　　曾万叛

　　良叶下

　　王堂

　　王斌下

　　正学

　　这些字迹是用竹签蘸墨写成的。用竹签蘸墨在做好的石件或木件上做文字标记，这是我国石、木匠人的传统习惯。因此，从墨迹分析，这些人名当是制作石门的匠师。再从人名的排列顺序和隔人便带“下”推断，可能是两人一组，上下分工，其目的在于责任分明以便查验。

　　玄宫地面上铺放的木板为其他陵墓所少有，从前殿、中殿，直到安放棺椁的后殿，整个地面铺满了横向排列的木板条，虽经潮气霉蚀，大部分已经腐烂变质，但仔细观察，仍可看见木条上有车轮轧过的痕迹。毫无疑问，这是运载棺椁的车辆留下的印痕，铺设木条当是为了保护地面的金砖免遭车轮碾坏。左右配殿没有铺设木条，是由于棺椁并未放置于此。

　　一切谜团似乎都已解开，但唯独这帝后的奇特葬例，发掘三十多年后，一直令考古学家争论不休。

　　既然玄宫的左有配殿都有棺床和金井，为何空空荡荡，无人入葬？这棺床到底应该放置何人？是为皇后还是为妃嫔而设？这不仅成为考占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也是许许多多旅游者关注的热点。

　　定陵地下玄宫，由前、中、后、左、右五座石结构的殿堂联结而成。这种形制的建筑方式，只是宫殿的格局，汉唐以来的大型坟墓，考古发掘中也并不少见。可以认为明十三陵各陵的地下玄宫，除崇祯思陵外，在形制上基本与定陵地宫相同。按一般规律推断，每座陵墓的地下 尤其是皇陵，其前、中、后三殿是必不可少的；而左有配殿则是根据传统的建筑形制——对称结构设计而成，主要是出于传统习惯和美学上的考虑。像这样的地下建筑形制，从文献分析，在十三陵中最晚也应从明英宗的裕陵就已形成。

　　成化四年（1469年）六月，英宗皇后钱氏崩。为葬钱氏，宫廷内曾有过一场不小的论争。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一帝一后的葬制后，其下的几代帝后均按此制度执行。第五代皇帝英宗朱祁镇，见皇后钱氏无子，为避免死后发生纠纷，临死前留下遗诏：“皇后钱氏，名位素定。当尽孝养，以终天年”，并要钱氏死后同他合葬。其后宪宗皇帝即位，因他是皇贵妃周氏所生，故又封生母为皇太后，

　　在葬钱氏时，周皇后想，从大明洪武至仁宗，陵内均是一帝一后，如果钱氏葬十英宗的裕陵，自己寿终后就不能与英宗合葬了，因此主张把钱氏另葬别处。

　　消息传出，举朝震惊。群臣以英宗遗诏为据进行抗争，但周皇后仍不改初衷。群臣见上疏无效，就跪在文华殿前哭争。宪宗朱见深见群臣伏地不起，便提出将玄宫分成三殿，这样既能葬钱氏，也能照顾母亲周皇后。事情既然发展到如此程度，周皇后只好答应。但又别出心裁，提出一个条件，要把钱氏入葬的左殿隧道口堵死，只让将来安放自己的右配殿和中殿相通。埋葬钱氏时，朱见深按母亲的要求做了。所以裕陵地宫，左右配殿一通一塞。朱元璋之后的一帝一后的葬制，从此便被打破了。从这段史料分析，地宫的左右配殿是安放皇后的。

　　万历皇帝也曾想打破此制度，1597年皇贵妃李氏崩，他传下口谕：“我念皇贵妃李氏，侍候我好，又生有皇子，应安葬在寿宫右穴。”但被大臣以无妃嫔葬寿宫为例阻拦，没有成功。当时万历皇帝何以置祖制于不顾，传此口谕，其用心尚不清楚。最后结果是把李氏葬在定陵以南的银钱山下，既然地宫左右配殿专为皇后设置，为何定陵玄宫的配殿空荡无人，而两个皇后的棺椁却都放在了后殿？

　　定陵发掘时，考古人员在玄宫后面的宝城内侧，发现了刻有“左道”、“右道”的字样。从字迹的用意分析，应是通往左右配殿中，也就是这两殿的隧道入口。因为没有发掘，只在里面看到石门和门外的金刚墙，其隧道的具体形状尚不清楚。当时推断，这两条隧道应是皇后棺椁的入口。那么，两位皇后的棺椁进入陵园后，应先绕到玄宫之后，沿两条隧道分别进入左右配殿。但帝后入葬时，正处在大雨季节，‘玄宫不可久泄”，整个地宫只挖开前方的一条隧道通往前、中、后三殿，配殿隧道没有打开，这时的皇后棺椁，也只好跟随万历皇帝一起从正门隧道运往玄宫。进到中殿后，由于通向配殿的甬道狭窄，巨大的棺椁无法进入，匆忙中只好将两个皇后的棺椁都运往后殿，跟万历皇帝“同床共寝”了，

　　既然两条甬道不能通行棺椁，那么如此设计又有何益？

　　从皇帝生前筑造豪华的寿宫来看，无非是相信灵魂不灭，人死后灵魂依然像人间一样生活。配殿中设甬道和正殿相接，正是为了帝后的灵魂在宫内相通，彼此恩爱如故。这一点从裕陵地宫配殿的一通一塞，便可窥其一斑。

　　谜团已经解开，但似乎又不尽人意。新的谜团仍缠绕着后来的研究者和挖根问底的观光人，生出一个个疑问。

　　孝端皇后4月病故，其棺椁应已俱备。6月玄宫被打开，直到10月3日，她的棺椁才和万历皇帝一起运进玄宫。玄宫内甬道狭窄，皇后的巨大棺椁不能穿过它进入配殿，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内居然无人想到是不可能的。既然已经想到，为何不又开配殿的隧道，以至破坏帝后葬制呢？更奇怪的是为埋葬孝端后打开玄宫隧道时万历皇帝尚且健在，也就是说，这左右配殿隧道是专为埋葬皇后而设，为何不开左右配殿隧道而非开玄宫前殿？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定陵玄宫内的配殿，是否专为妃嫔设计的？

　　十三陵区，除十三座帝后陵墓外，尚有七处陪葬墓。它们分别是东井、西井和五处妃嫔墓。史料载“盖无隧道而直下，故谓之井尔。”我们不妨回过头看一看这井与葬制的关系。残酷野蛮的殉葬制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奴隶制国家的确立，殉葬制度有所发展。殉葬人的身份由奴隶扩大到近臣近侍，人数也大为增加。这种制度春秋以后即不多见，汉唐以后已不存在。到了明朝，又死灰复燃。从太祖朱元璋始，到代宗朱祁钰，五朝皇帝死后皆以妃嫔宫女殉葬，至英宗遗诏始罢。

　　考古发掘证明，殷商时代贵族奴隶主墓葬，殉葬人大多放墓室中，明代情况尚无发掘资料可证，依传统习惯，亦当葬于陵内。《明会典》载：“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长陵十六妃俱从葬。献陵七妃，三葬金山，余俱从葬。景陵八妃，一葬金山，余俱从葬。裕陵以后妃，无从葬者。”

　　由引文可知，殉葬诸妃凡未葬在陵内者，均指出所葬地点，如孝陵“惟二妃葬陵之东西”，献陵“三葬金山”，景陵“一葬金山”。这一推理如果不误，那么东西二井如果埋葬的是长陵殉葬的十六妃，似应作“长陵十六妃，葬东西二井”，或言“葬陵之东西”，不会说“十六妃俱从葬”。再者，长陵十六妃殉葬如不在陵内，献景二陵从葬诸妃又当葬在何处？既不见于史籍，实地调查又无遗迹可寻。

　　葬于十三陵内的诸妃，多数为皇帝的宠妃，生前备受恩遇，封以皇贵妃、贵妃；有的虽不受宠，但曾生育皇子，地位也非一般。殉葬诸妃中虽有贵妃，但多为一般嫔妃和宫女，丧葬礼仪亦当有别。东西二井规制与其它陪葬墓相同，甚至比万历四妃墓、世宗六妃二太子墓规格还高。宫人殉葬不在陵内，单独建置陵园，视同贵妃，似乎不大可能。

　　按照我国古代“视死如事生”的礼制，皇帝生前深居九重，把皇宫比做天帝居住的紫微宫，其建筑包括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外朝建筑以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中心，象征“前有太乙，后有钩陈”的紫微帝座三辰，两翼则分文华、武英二殿，内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宫分处两翼。事实表明，定陵的陵寝建筑确属皇宫建筑的格局。由此推断，十三陵地宫的整体格局亦应与定陵大致相同。这就否定了宪宗朱见深首创左右配殿的说法，并可得出十三陵各陵均有左右配殿的结论。而按照一帝一后葬制，其左右配殿只能为殉葬妃嫔宫女所用。不如此，一个皇后面对两座配殿，到底居左居右，无法解释。

　　《明书》记载，明初葬制为一帝一后制，故帝陵皇堂只设金井两位。至营造英宗裕陵时，由于其子朱见深不敢违背父皇遗诏，这就面临要在后殿玄堂设置三位的可能。但祖宗制度不能轻易改变，加上臣下等人的坚决反对，所以后殿设双穴。成化四年，钱后崩，宪宗朱见深在既不得罪母亲周皇后，又不违背遗诏的情况下，将钱后葬于玄宫左配殿。有研究者认为，周皇后崩后仍和英宗一起葬于后殿玄堂，而钱后葬于侧室。这本是特殊一例，后来又恢复祖制，帝后棺椁均葬于后殿玄堂之上。

　　为使这一推断得到进一步证实，不妨再回到万历年间。大学士沈一贯在讨论皇后妃李氏能否安葬玄宫右侧室时说：臣等再三商量，玄堂之旁，制设左右侧穴，推其初意，或者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臣等不敢轻议。从定陵的玄宫制度看，沈一贯等臣僚的推测不无道理。帝王生前有皇后、妃嫔，死后，使殉葬的诸妃之灵居于帝后寝居的左右侧室，是符合“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的。贵妃李氏死时，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无嗣，皇长子朱常洛已十五岁，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已十二岁。从当时情形看，无论如何这三个女人的地位要比李氏高。如果按万历口谕，将李氏葬入玄宫右穴，这三个女人如何在玄宫内安置？大臣们的上疏没有提到这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左右配殿是安葬皇后的，万历也不可能提出这个惹事生非的问题；按当时臣僚们的狡诈聪明和多年上疏谏争的经验更不可能不以祖制作挡箭牌，而仅以“推其初意，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作为并不充足的理由进行抗争。

　　事实上，从定陵玄宫后殿棺床上的三位金井来看，似乎一切争论都可迎刃而解。假若不是葬皇后，这三位金井，除中间是万历的以外，另二位为谁而设？除了皇后，谁又有资格和大行皇帝“同床共寝”？

　　至于玄宫左、右配殿空设的原因，是由于英宗已废除殉葬制度，万历怎好违背祖制，重新拿妃嫔宫女殉葬？

　　除了空设，别无选择。定陵左右配殿葬妃而不是葬后，这便是笔者在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后作出的一种新的推论。

　　当然，定陵历史已逾四百年，对种种谜团的破译并非易事。到底孰是孰非，尚需进一步考证。但有一个事实却不容忽视，既然帝后的棺椁已经安葬完毕，为什么满地的木板没有撤走？甚至连抬木箱的绳子、木杠都没有解开，零落地散落在玄堂之内？从种种迹象看来，当时的情形比较慌乱。那么，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定陵玄宫的历史地位

　　就在玄宫打开的当天，长陵发掘委员会的吴晗、邓拓、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夏鼐等先后来到定陵。面对这座幽暗、深邃、辉煌的地下宫殿，这些饱览经书、学贯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匠，无不为之惊叹不已。像这样一座恢宏的大殿，通体没有一根梁柱，历三百余年无丝毫损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定陵玄宫的这种五室布局形式，在我国尚属首见，因此很不易为人们所认识。有建筑研究者认为，定陵地下玄宫是地面庭院式布局的反映，主室和配室就是正殿和配殿，三个前室代表三进院子。其实，在明代，一座正殿、一座配殿，前有二进或三进院落的格局，不过是大臣所用的建筑规制。而定陵玄宫建筑是按照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建筑规划设计的，以象征人君之居的特点十分明显。

　　在明代君臣看来，以奉天殿为主体的外朝建筑群，相当于占代天子临朝布政的明堂。以乾清宫为主体的内廷建筑，则相当于天子的常居——路寝（正寝）。明代皇宫的制度参酌了《礼》书中黄帝合宫，即明堂建筑制度。儒家认为：“天子庙及路寝皆明堂制”。所以，明代皇宫的外朝和内廷又带有古代明堂、路寝建筑缩影，亦即简化了的明堂、路寝建筑格局。

　　当然，定陵玄宫各室的长宽比例，根据陵墓的特点，都作了适当的调整。前、中两室呈纵向长方形，后室则接近皇宫正殿的比例。这对表现大行皇帝在阴间的九重深宫无疑具有十分浓重的渲染作用。这种艺术处理的结果，除美学上更加考究外，前、中两室给人以深远之感，而后室则赋人以宽敞堂皇之整座大殿室，连结而成便具有一种神秘辽阔，撼人心魄的气势。

　　定陵发掘30年后，一位来参观的青年。看罢地下玄宫，站在出口处，恋恋不舍地回首这座足以令他热血沸腾的大殿，长嘘一口气：“大丈夫当如此也！”

　　他的感慨或许是一种对权势的崇拜，同时也含有对这部辉煌杰作的真诚向往。是定陵玄宫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非凡的创造力，撼动了他的心灵。“览长城催人建功立业，观大海使人心胸开阔”。那么，面对这座气势宏伟、幽深博大的地下殿宇，就不能不发出如此之感叹。它的辉煌如此，气度同样如此。

　　汉天子陵墓实行“黄肠题凑”制。其中分位虽迄今不详，但所设四羡门、容大车六马，却与六书“天子之宫相通”及历代帝王宫廷建筑四面辟门相合。

　　明定陵地下玄宫与汉代陵墓相比，虽无四通羡门，但五殿室犹具古代宫室特点。与南唐二陵比较，则形制更为相近。这不仅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汉、唐以来，封建统治者在宫室制度方面力图附会《礼》书中记载的周朝占制，而且进一步证明以定陵为代表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在我国帝陵演变史中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发展前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

　　清代的帝陵玄宫除慕陵外，将明代五室玄宫简化了两侧室，形成以明堂券、穿堂券、金券为主体的三室纵列规制。从南唐钦陵到清昌陵，我们不难看出，以明定陵为代表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确实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不仅在中国帝王陵寝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古代人民留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定陵发掘，从1956年5月19日到1957年9月21日打开玄宫，宣告一段落。但整个发掘工程还没有结束，三口脱漆的朱红棺椁中的主人仍在酣睡，玄堂上26箱稀世之宝尚待清理。当天真的发掘者们正要以全部身心去解开死尸之谜的时候，却蓦然发现玄宫之外的政治风云已经发生突变，以至由不得他们的良好心愿和满腔热情了。新中国的第 座皇陵发掘以严肃的正剧开端，却以凄壮的悲剧结束，已势所难免。无论是定陵发掘的发起人，还是为此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具体发掘者，同三具尸体 道被推上凄怆的祭坛，也只是晨暮间的事情了。

　　由此，中国考古史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第十三章 女尸之谜

　　打开两位皇后的棺椁，历史的迷雾倏然消散；华彩丽服，玉器珍宝，遮掩不住宫廷斗争的残酷无情。木俑的出现，引出一段古代丧葬的悲剧。而那两具腐尸朽骨及其生前的相同命运，则令人悲叹不已——

■字符下的孤魂

　　对于发掘人员来说，这是最辉煌最激动人心的日子。他们以考古的手段和科学的方法，打开了中国第一座皇陵。这是考占界的幸事，也是个人的幸运。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一生能够参与几次像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发掘？尽管他们尚不知这是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的皇陵发掘，却分明体会出这次发掘的份量和地位。可以断言，它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面对三口巨大的棺椁和26箱因木质腐朽而四散零乱的随葬品，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迅速清理殉葬器物和解开三具尸体之谜。

　　由于我国几千年来盛行的“厚葬”制度，历代统治者都把大量的财富随自己一同埋进坟墓之中。除金银财宝之外，尚有大量的日用器物、工艺美术品、文房四宝、图书绘画以及生产工具、科技成果等等。这些殉葬物品除本身固有的价值外，还在于它们都是当时盛行的最值得珍惜和有代表性的杰作。许多衣冠服饰、丝麻织品、铜器、玉器、陶瓷、漆木器、金银器等，都是当时特地制作的，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同时包容了当时的生活习俗和艺术风格与追求。

　　作为历史的物证，出土文物比之世间流传的古董文玩更为可靠。除它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外，埋葬在地下的文物，由于与外界空气阳光隔绝，不受侵蚀，恒温恒湿，虽数百年以至千年仍完好如初，光艳夺日，在质地和色彩上的研究价值又远胜于在世间流传。在诸多殉葬品中，尤以帝王陵墓中的最为丰富贵重，也最具研究价值。因为这些殉葬品都是集中一国一朝，甚至几国几朝的珍贵财富和能工巧匠的智慧才能融造而成的。

　　面对定陵玄宫这座地下文物宝库，发掘人员作着各种猜测和准备。三具尸体保存完好还是早已腐烂？葬式如何？穿什么服装？现在京剧舞台上的服饰是仿照明朝的式样制成的，那么，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穿戴是否和京剧中的帝后相同？

　　带着诸多疑问，发掘人员走向女尸。

　　在三口棺椁中，居右侧的损坏最严重。外层的椁已腐烂、塌陷，棺也出现了诸多裂缝。这是孝靖皇后的梓宫。这位可怜的女人因比万历皇帝早死十年，埋在东井左侧的平冈地，棺椁腐烂较快。加之后来她的孙子朱由校将其棺椁迁出，移放定陵，故损伤尤为严重。

　　最先清理这口棺椁，是夏鼐作出的决定。因为地宫一旦打开，里面的恒温将不存在，外来气流与宫中的空气融合，对尸体及文物有极大的损害。所以夏鼐断然决定一部分人清理孝靖皇后的棺椁，其余人员迅速抢救木箱中渐已腐烂变质的殉葬品。

　　为保证尸体及器物的顺利清理，夏鼐索性搬到工地木板房，和发掘人员同吃同住，以便进行具体指导。万历皇帝生前曾经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修建寿宫， 定也会千方百计地寻求保存遗体的灵丹妙药，估计棺内尸体有可能尚未腐烂。夏鼐指示用木板钉一个能容纳尸体的大木槽，并做好处理尸腊的准备。

　　阴冷、潮湿、漆黑的地宫大殿，只有一台小型发电机供电照明。发掘人员借着昏暗的灯光，围在孝靖皇后的棺椁周围，拍照、绘图、测量、编号……一切工作俱已完备，接着拆除椁板。

　　由于早已塌陷腐烂，不费多大力气，香楠制成的椁板很快就被拆除，一口完好的棺木露了出来。

　　明代史书中，有许多不合历史事实的记载。有的说孝靖皇后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相遇时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另一个故事则说万历皇帝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膊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却已无影无踪，等等。

　　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在当时不仅口耳相传，而且刊诸枣梨，印成书籍。关于王氏和万历相遇时的年龄问题，定陵发掘中得到了澄清。因为孝靖椁板的西面有一墓志，用铁箍箍住。她死后安葬时仅为皇贵妃，无谥册谥宝，仅有墓志；迁葬时已具册宝，但原有的墓志也一起随棺椁迁来，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出生年月。据此推算，她和万历相遇那年刚刚16岁，万历十八岁。志文“以四十年七月十七日卜葬”句中，“四十”、“七”、“十七”五个数字字体与志文并不相同，显然是臣僚作好志文后便刻石，空出日期，入葬时再补刻的。

　　以《明史》和墓志相对证，年月上亦有出入。如墓志上册封恭妃在万历十年六月，《明史》却载四月；死在三十九年，《明史》载四十年。墓志的出土，更正了《明史》的错误之处。

　　打开孝靖皇后的棺木，发掘人员首先看到的是一床平铺的织锦经被，呈鹅黄色，织杂花，锦上有朱红色经文。由于时代久远，经文字迹辨认不清，仅中部残存的“南无阿弥……”还可依稀认出。

　　掀开锦被，不见尸体，却塞满了织锦、金、银、玉等殉葬品。似乎不是盛放尸体的棺木，倒是一个珍宝仓库，各种美妙绝伦的艺术品和价值连城的宝器，构成了一个色彩纷呈的世界。

　　帝后陵墓的殉葬，同它的建造一样，自有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从已有的发掘资料看，在原始社会早期阶段，生产力较为低下，人们对死者的埋葬并不注意，更不可能有什么珍贵物品为死者殉葬。考古发掘证明，殉葬应是产生于有意识的埋葬行为以后，人们在埋葬先人或同伴的遗体时，往往会想到他们生前所用过的和喜爱的东西，把它们和他（她）同时埋起来。其出发点大约有两点：一是作为纪念性的，不一定受宗教迷信观念的驱使；二是灵魂观念引起的，认为人死后到另一个世界，仍像世间一样生活，同样需要生产工具和日用品，以及爱好的玩物，为了使他们在阴间生活得更好，就用殉葬的方式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

　　中国的殉葬制度大约是从原始氏族制度形成的时候开始的。如距今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遗址的下洞里，所埋葬的一个青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已经有了生产工具和装饰品等殉葬物。其中有取火用的隧石，有石器生产工具，和作为装饰品的穿孔兽牙。

　　随着氏族公社制度的发展，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殉葬物品也相应增多起来。在当时的墓葬中，殉葬品一般都有一套二五件用于炊煮、储盛、打水和饮食方面的陶器，少量的生产工具和骨簪、骨珠、玉坠、陶环之类的装饰品，还有一些作为防身武器的工具。这时还没有棺材之类的葬具。

　　从这时期殉葬物品所反映的情形来看，这些东西为数仍有限，都是他们个人日常用的物品，与各氏族成员之间所有的物品不相上下，数量与质量基本相同。由于一些生产工具制作不易，而且还需使用，如磨制的刀斧石器等，所以殉葬较少。我们从这个时期的殉葬中，可以看出原始氏族公社的社会情况。

　　随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发展，生产有了剩余，一些产品被少数人所占有，逐渐形成贫富之间的分化。从殉葬品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分化的过程和情况。生产工具的大量占有和精美装饰品之多，均显示出死者生前占有财富的能力。如南京北阴阳营青莲岗文化墓葬里的殉葬品，百分之七十有生产工具和其他很多贵重物品。有一座墓殉葬石器十二件，实用陶器四件，玉器、玛瑙等装饰品十一件，个别石器工具达二十多件，其中有精美的石斧、石刀。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氏族墓葬中，一般富有的殉葬品有三、四十件，最多的达一百八十多件。其中有精美的彩陶、黑陶、白陶器，磨制精细的石制、骨制生产工具和精美的装饰品，有的墓葬中还发现了透雕刻花的骨梳和象牙筒。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地区的墓葬中殉葬品却极少，甚至全无。殉葬品的多少，反映了贫富的分化，同时说明奴隶社会制度已在萌芽之中。

　　这种殉葬制度自奴隶社会后，越演越烈，直到清朝之后才逐渐减少。

　　在孝靖皇后棺内的织锦经被下，有两套精美鲜艳的服装。上衣是黄缎夹袄，对开襟，织金线连成，袖既宽又长。下衣黄缎裙，所穿夹裤用黄缎做成，裤腰左侧开口，颇具现代意识；腰用黄缎带子裹紧，俨然今天的夹克服装。这是定陵出土的近二百匹成料和服饰中最为辉煌珍贵也是保存最好的两件瑰宝。

　　它的珍贵在于整体用刺绣的工艺制成。衣上精致地绣有100个童子，象征多福多寿多子孙，取其“宜男百子”之意，以示皇室子孙万代永世兴旺。衣服前襟及两袖之上用金线绣出9条姿态各异的蛟龙，并以八宝纹和山石、树林、花卉纹样为背景，巧妙地与百子的各种活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种人和动物及自然三种生命同呼吸共命运的风情画。100个童子神态各异，身着不同服饰，扮演着各种不同的游戏，都栩栩如生，情趣盎然。一共40组画面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儿童乐园。如“打猫图”，一只小猫在花草中追赶蝴蝶，孩子们则追赶着小猫。整个画面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万事万物都在复苏、生长，按照自身的规律生长、发展、繁衍，一种生命的骚动和对本体之外的占有意识，在这幅图画中表现得活灵活现。这短短的一个画面，几乎囊括了自然界一切斗争史和生物的主体意识，它赋予人类一个深邃的内涵与哲理：生命的发展壮大，是在不断竞争中形成的。植物如是、动物如是，人类如是。

　　在“考试图”中，有的假扮教书先生，有的认真书写，有的拿着书本，眼睛盯着外面的大千世界。这幅图既显示出了老师的严肃认真，又表现了考生的紧张心情，同时透视出学生们欲摆脱桎梏，回到大自然中去的美好愿望。各种复杂的心态交相辉映，各种不同的向往、不同的追求、不同的形态，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小小的画图，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将封建社会的“寒窗”生活，一览无余地呈托出来，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浓重的审美情趣。

　　而“沐浴图”更生动活泼，美妙可爱。这是百子图中极为重要的一幅，也最富有生活气息。画面上四个童子正出演一场闹剧：一个裸体小男孩躺在木盆里洗澡，小伙伴手提喷壶为他浇水。洗得正惬意，突然跑来两个孩子，将一根木棍伸进盆下用力上撬，顿时盆水四溢，浴童坐立不稳，急忙招手求饶。

　　这一画面精巧地摄取了生活中的细节，艺术地再现了孩子们顽皮可爱、天真烂漫的性格。在写实的基础上又稍作夸张，使艺术在表现上更有立体感。使观望者情不自禁地置身于他们的嬉闹之中，和他们一起享受童年的欢乐，进行一种生命的再次萌发与升华。

　　有的画面为小儿身着大人服装，扮演各种戏剧角色。在“官员出行图”中，孩子们身穿长袍，头戴乌纱，腰系玉带，骑着竹马；前后臣僚成群，有的打旗，有的执伞，有的奏乐，有的鸣锣开道。整个画面热闹而滑稽，严肃而可笑，把朝廷臣僚的形象和心态含蓄委婉地勾勒出来，让人开怀一乐的同时，也留下某种思考与回味的余地。

　　“跳绳图”、“捕鸟图”、“放爆竹图”、“捉迷藏图”、“摘鲜桃图”等等，每一幅图都捕捉故事中最富有表现力、最富情趣的情节，维妙维肖地表现出来，，儿童的稚气、活泼、纯朴、天真无邪，跃然于锦缎之上。

　　百子衣不仅构图精巧优美，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刺绣技艺娴熟，针法细密，配色得体，再加上金线的大量应用，使整个服装荡漾着艺术的灵光和天然的神韵，它是来源于自然又飘渺于自然之外的更高层次的艺术结晶。

　　刺绣在中国源远流长。据《尚书》记载，四千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有“衣绘而裳绣”的规定。周代亦有“绣绘共职”之说。两汉时期，湖南长沙、河北怀安、新疆民丰、甘肃武威等地都有刺绣工艺品出现。其针法以辫绣为主，间有少量的平绣与接针，绣品图案充满新鲜、活泼、生动而庄重的感觉，表明中国的刺绣工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宋时，刺绣在原有的技艺水平上又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套针、缠针、抢针等平绣针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刺绣的艺术表现力，图案纹样逐渐向清新、自由、写实的方向过渡，逐渐形成完美的艺术风格。

　　明代刺绣继承了唐、宋的优良传统，并有新的创造与发展。百子衣是宫廷绣品，可能是皇后大婚或典礼时的礼服。据《明会典》载：洪武十十六年，定轮班匠，一年一班者，有绣匠一百五十名；三年一班者，有织匠一千四十三名。由此可见，明代宫内有轮班与住坐的绣匠，他们可能是来自各地的刺绣能手，到北京后又吸收了京绣的风格特点，所以宫廷绣品从原料、针法、技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京绣特色。

　　百子衣中孩童们的嬉戏内容和所用道具的形式造型，具有浓重的北方民间风情，但图案中的芭蕉以及童子洗澡等，又以南方景物与习俗为原型，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在针法上，大面积地运用平针、盘绣以及金线、包梗线勾勒轮廓的技法，具有广绣特点；而运用花线的抢针绣，又具有苏绣特点。

　　由于宫廷绣匠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有可能在已有技艺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兼收并蓄，博览群采，从而使百子衣几乎达到了艺术的顶峰。

　　百子衣上除山川树木、草原林海、蛟龙、禽兽等图案外，还点缀着一个个神秘的“■”字，使人在领略大自然诗情画意的同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宗教意味。“■”的来源，大约从唐代开始由印度、波斯、西藏等引入内地。引进者是不是小说《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不得而知；但武则天长寿二年制出此字，并读作“万”，将“■”称为“万字纹”，却有明确记载。

　　“■”字的含义，在《宗教词典》上标着一个古怪的梵文读音，意思是“胸部的吉祥标志”，古时译为“吉禅海云相”，系释迦牟尼三十二相之一。

　　“■”原为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在古印度、波斯、希腊等国有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使用，一般藏学家的著述里都将“■”作为由佛教传入藏地的舶来品，时间在公元七世纪以后。

　　但有研究者却在西藏那曲以西的毫无宗教色彩的日土岩画中，发现了“■”由太阳演变而来的全过程：

　　由此可见，这个神秘的符号可能来源于西藏这块佛教圣地。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不约而同的现象很多，如太阳的象形文字“⊙”就为汉、藏、古埃及等地所共有。这一点，宗教专家常霞青也有相同的看法。他在《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一书中，对“■”符号是这样解释的：

　　“■”这一符号在本教中称为“雍佣”，其来历同“欧摩隆仁”这一本教圣地有关。欧摩隆仁被描绘成占据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具有八瓣莲花状的地形，上面笼罩着带有八个轮柄的轮形太空，有九叠“■”山俯临着这块土地。这似乎是人类在原始思维状态下对宇宙、大地的认识。“■”符号在本教中作为“永生”、“永恒”的标志，显然是人类充满希望的表现……从西藏早期的历史看，“■”并不是佛教引进后的产物。因为“■”这个符号在佛教进入西藏以前已在本教中作为神圣的标志，为西藏广大居民所崇拜。

　　同“■”这个符号相应，“九”这个数字在本教中也具有神秘色彩。在本教的经典和传说中，“九”往往同宇宙天体、天界有关。地从里到外有九层，而天也有九重，这便是日常说的九重天、九重地的本意……

　　从定陵玄宫的九重建制，以及雕刻的莲花瓣等图案来看，同“■”一样，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而“■”之所以发掘人员和后来观光者的注意和重视，其原因是它同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军队的标志为同一物，这一巧合，不能不令人为之惊讶。希特勒为什么选取这个符号作为法西斯的标志？直到现在仍众说纷纭。一个曾当过希特勒女仆的人回忆说：早年希特勒在某处发现了这个印度古老的吉祥符，他按照自己的意志理解了“■”的形象与含义，并选择了这个标志。希图靠上天保佑，称雄世界。可惜他把方向记反了，标志竟成了“■”形状，这或许就是他必然覆亡的隐喻吧。

　　这个说法显然并不科学。从定陵出士的大量织锦品来看，在使用“■”符号时，既有正的，也有反的，可见当时人们并不怎么看重这个符号的方向。万历没有把“■”符号方向记反，却也使二百七十余年的大明帝国走向覆亡。

　　前几年，曾有家报纸刊载了希特勒亲笔所画的 结构四只大皮靴，漫画的标题是——铁蹄踏遍世界。法西斯亵渎了这个神圣的符号。同样，万历皇帝也愧对“■”于地下了。

　　发掘人员掀开百子衣和两床锦被，那位一生历尽苦难女人的尸骨终于出现了。她安详地躺着，头上满插金、玉、宝石、钗簪，面稍向南侧卧；左臂下垂，手放腰部；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头部附近；脊椎骨上部稍弯，下肢伸直；肌肉已经腐烂，只有一个残存的骨架。

　　看来这位悲惨的女人，生前未得到幸福，死后同样未能得到万历的照顾。从她那姿态中，仍让人感到一种不甘于屈辱却又无可奈何的悲怆命运。

　　发掘人员想把她的尸骨搬出来，放进木槽。但一经拿动，整个骨胳却四散开来，只有下肢关节处还有韧带相连。

　　大家只好一块一块向外拿。她的头颅由于肌肉早已腐烂，只有一个扁圆的白中带灰的骷髅尚枕在菱形锦织枕面上。眼眶中二目无珠，像一个无底黑洞，阴森可怖，鼻骨俱已烂掉，只有两个呼吸的孔穴镶嵌在骷髅中央。张开的嘴巴，牙齿外露。似在狰狞中露出一丝淡淡的苦笑，沉寂中发出呼喊像是在诉说自身的不幸与凄凉，又像在感叹人生的苦难与苍桑、滑稽与可笑。她的身下铺满了纸钱与铜钱。这是供她在地下的灵魂生活之用。她生前的肉体没能用金钱没能得到爱情和幸福，不知地下的亡魂，能否得到人世间不能得到的一切？面对这堆纸钱，越发让人感到人生的凄苦与悲哀。但愿这些纸钱铜币能使她的孤苦的亡灵有所慰藉。

蜡炸木俑与殉葬制度

　　在棺床南北两端的八支木箱内，装满了木俑，其中七箱人俑，一箱马俑。因木箱受潮气侵蚀，俱已腐烂霉朽，箱中大部分木俑也已腐烂变质，一触即散，不易拿取。从地面痕迹辨析，地宫内可能几度积水。水的蒸发加速了木俑的坏烂，使之成为现在的状况。

　　为抢救木俑，工作队决定，就在开棺的同时，由白万玉老人对八箱木俑进行清理，并采取保护措施。

　　木俑的数量已无法鉴别，估计当在千件以上，比较完整的仅剩三百余件。仔细辨认，还可看得出是用松木、杨木、柳木雕刻而成。人俑多数为男性，其中少数是留有长须的长者。少数女俑，身材都较矮小，呈宫女形象。但无论老少男女，都衣冠整齐，神采飞扬。马俑则鞍蹬齐备，形态各异。各种木俑稍作艺术排列，便是一幅极为形象的宫廷内府生活画卷。

　　据考古发现和证实，这种以俑殉代替人殉现象的最早出现，当在奴隶社会后期。一些奴隶主感到用大量的奴隶和牛马殉葬未免耗费生产力，损失太大，于是便提出了这一替代的办法。

　　在安阳殷墟的墓葬中，曾发现过用灰青泥质制做的带着桎梏的男女俑，但数量不多，看来这种方法在当时尚未盛行。事实上，直到孔子的时代还用活人、活兽来殉葬。一生呼吁仁善的孔子对人殉固然痛心疾首，对以俑代人殉的方法也不赞成。他曾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孔子怕这些之乎者也的语言仍不足以引起众人的注意，干脆直言不讳地说：“为俑者不仁。”

　　这位孔老夫子未免有些糊涂，真正创造和推行以俑代人制度者，在今天看来仍是一个十足的大仁大智之士，此举不知使多少生命幸免于难。且不说远古的奴隶社会，就是后期的明朝，其妃嫔宫女之惨死，也足以令人潸然泪下。

　　历史进展到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思想及生活习俗亦有很大发展变化。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施行人殉制度，帝王将相自感不甚光彩，为掩盖事实，宫廷文献极少记载，只是从零星的史料中透露出一点信息，让后人窥视其中惨象。

　　明朝用人殉葬和奴隶社会不同的是，不采用战俘或奴隶，而是以妃嫔宫女殉葬。其方法也不再是活埋或砍头再埋，而大多是先吊死，再埋入陵内或别处。明景泰帝时所载“唐氏等妃俱赐红帛自尽”，便是一例。若殉葬的妃嫔人数多，（如为朱元璋殉葬的四十六人）就让她们集体上吊自杀。

　　临刑前还在宫内摆设宴席，请她们盛装打扮之后赴宴。可想而知，再好的盛宴恐怕也难使这些行将结束青春和生命的女人下咽，只听得哭声响彻大殿，哀泣之音弥漫深宫。宴席结束后，她们便被带到指定的殿堂内，分别站在木床之上，将头伸进预先拴好的绳套中，随后太监撤去木床，一个个年轻生命便告别尘世、芳魂远去了。

　　明成祖是一个朝鲜妃子韩氏，在成祖死后被指定殉葬。她明知自己将死，但却无法抗争。当她站立木闲，将要把头伸进帛套的刹那间，却猛地回首呼唤自己的乳母金黑：“娘，吾去！娘，吾去……”其姜惨之状、悲恸之声，连监刑的官史都潸然泪下。太监将其头颅强按进帛套中，抽掉木床，韩氏挣扎了几下，就魂归地府了。金氏是韩氏从朝鲜带来的乳母，后来被放回故国，才把这段详情公之于世，并载入朝鲜文献《李朝实录》中。

　　为掩人耳目，帝王常采用加封和追谥的办法安慰殉葬者的亲人，显示皇恩浩荡。为宣宗皇帝朱瞻基殉葬的宫女何氏、赵氏等十人，就分别追封为妃嫔并加谥号；对死者的父兄，也施以优恤，授给官职，子孙可以世袭，称为“朝天女户”。

　　对未被封谥的宫女，朝廷实录中大都不记载她们的名字和生前的只言片语，致使后来研究者无法得知其本来面目。当然也有例外。《晚吸》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凤阳有一少女名叫郭爱，出身书香门第，天真美丽、聪颖而有文才，十四岁时被选入宫为宣宗嫔人。当她怀着满腹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离开凤阳这块大明帝国的崛起之地，欢笑着来到北京去找她的凤阳同乡时，却没有、也无法预料到，死神正向她走来。进宫风二十天，对紫禁城的一切尚未熟悉，就传来宣宗驾崩的消息，而且她已被指定为这位凤阳老乡的殉葬者。

　　旨意传来，这位豆蔻年华、活泼可爱的少女悲痛欲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满怀悲愤与哀怨，写下了一首绝命诗，托一个要好的太监送出宫外，于是给世间留下了一曲深宫冤魂的千古绝唱：

　　修短有数兮，

　　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

　　死则觉也；

　　失吾亲而归兮，

　　惭余之不孝也；

　　心凄凄而不能已兮，

　　是则可悼也。

　　诗中饱含血泪，哭诉了梦一般的短暂人生，未报父母养育之恩却早归黄泉的遗恨，以及对命运的哀叹，对青春的痛惜，跃然纸上。其真挚哀婉的情感令人肝肠寸断。

　　这首诗是真的出自宫女郭爱之手，还是后人所伪造，尚需考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明朝从殉女性那无声的呐喊和对封建王朝残酷野蛮制度的痛恨与诅咒。这无疑是封建帝国女性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地重复着一幕幕人间悲剧。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自诞生那天起，就带着叹息、流着汗水、淌着血泪。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艰难地一步步离开蛮荒和愚昧，寻找着文明的曙光。这是一种多么沉重痛苦的脚步？这是一条多么漫长和遥远的人间栈道？

　　历史正是从这滴血的号子和沉重的脚步探寻中，泛起了文明的光芒。历史创造了人类，人类改变了历史。

　　中国的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以俑代人殉葬的制度与风俗开始盛兴起来。近年在陕西临潼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实例。在已发掘的三个俑坑中，有人俑、马俑和战车俑等近万件，有的还组成了庞大的作战阵式，其数量之多，气势之雄伟，制作之精美，在中国帝王陵墓史上不仅是空前，而且可能也是绝后的了。所以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汉代俑的尺度虽不如秦始皇陵俑这样雄伟庞大，但种类却丰富得多。除人俑之外，尚有各种骑射俑、舞蹈俑、杂技俑和人类各种生产生活用的陶屋、陶楼、井、灶、仓圈，甚至还有猪、牛、羊、狗、鸡、鸭等家禽俑。

　　从（汉书·百官表》中的“东园匠令丞，主作陵内器物”来看，说明当时制作殉葬俑和器物已成为专门行业。唐朝的三彩俑在造型艺术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女俑多丰腴圆润，形象地表现了国富民强的盛唐审美风尚。许多深目高鼻的“胡俑”，再现了中亚、欧洲等外国人的形象。而载运货物的骆驼俑，则展示了唐代东西交通发达、文化交融的盛况。

　　俑的珍贵和重要，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生活形态和文化风格以及社会风尚和习俗。白居易诗中“双眉画作八字低”的描写，在唐代女俑中得到了证实。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审美观点和唐代的“丰腴圆润”相反，出土的女俑大都清癯俊秀。俑的出土，对研究和证实历史，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自唐以后，又出现了以纸扎焚烧代替俑的方式。神道上则出现了由文武大臣和各种珍兽所组成的石刻仪仗队，而不再入葬，陵内的木俑也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殉葬品。这一点从明十三陵中可以得到证实，而定陵玄宫出土的微型木俑、木马即是这种制度下的表现形式。

　　木俑不同于金银器物，极易变质腐烂，在处理和保存上就需格外费心。从国外对出土木俑的处理情况看，大多采取冷冻的方法，即把木俑放在零下200℃的气温中，将水气脱去，然后放在玻璃箱中保存。

　　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尽管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时代，但面对一堆腐朽霉烂的木俑，白万玉老人却失去了揽月捉鳖的气概，只能老老实实地按二十年代跟斯文·赫定和安特生等西域探险时所学来的土办法进行技术处理。

　　他在地宫内升起火炉，把白腊放在平底铜锅内熔化成液体，然后将木俑一个个放入铜锅，进行“腊炸”。小木人描着黑眉，染着朱唇，神姿活泼地在蜡锅中跳动，如同宫廷中的舞蹈，令人心驰神往，拍案叫绝。但这种欢乐之情不久就被痛惜所代替。用蜡浸泡的木俑，拿出铜锅之后，随着水气的蒸发，逐渐收缩变形，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少男少女，瞬间变成了面目奇丑可憎的老翁老妪。白老的一番热忱张罗付之东流，不管他多么痛心疾首也已无济于事。这座皇陵发掘的悲剧，刚刚拉开帷幕。这些“少男少女”的瞬间变态衰老，只不过是这场大悲剧中的一个小小序曲罢了。在不久的岁月里，将会有重场压轴大戏开演。不过那时已容不得他在台下观望和流泪，他将和他的伙伴一同登上舞台，和三具骷髅对话，将悲剧推上极至。让历史为之哭泣让人类为之震撼和铭记。

孝端王氏

　　万历皇帝梓宫的左侧，放置着他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的棺椁，其大小形状和右侧孝靖皇后的棺椁相同，保存较好。尽管椁的外侧出现裂缝，但无塌陷。从已脱漆的木质看，亦为香楠制成。

　　椁的盖部放置两个形体不同的青花梅瓶，白地青花，周绘龙纹，色彩与质地尤如宫廷中摆置的梅瓶一样光艳夺目。两个梅瓶的底款分别是“大明万历年制”和“大明嘉靖年制”。由此推断，这是孝端皇后生前宫中的陈列品。

　　这种形式的梅瓶，在1951年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代贵妃墓的发掘中也有出土。明朝的妃嫔，除极少数受皇帝的宠爱被埋在十三陵内，多数都埋在此处。梅瓶作为殉葬品，可能是当时宫廷丧葬的习俗。

　　发掘人员撬开木椁，一口木棺露了出来。棺外有椁，意在以椁护棺，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尸体。从国内外出土的帝王陵墓来看，棺椁质料不同，层数也有较大差异。在埃及图塔卡芒法老陵墓的发掘中，就曾发现有石椁和两层黄金制作的棺。而中国晚期朝代的帝王，则大多采用两层木质棺椁的形式。这从定陵和清东陵帝后的墓葬中可得到证实。

　　在孝端棺木的两侧，放置着四块玉料。这种玉料在帝后三人的棺椁外侧已发现27块，到清理结果发现，唯独孝端的梓宫内又增放四块。玉料大小形态不一，大部分都有文字。有的墨笔直接写在玉料上，有的贴着有墨笔字的纸，也有的两者兼备。写在纸条上的文字大都工整清晰，写在玉料上的笔锋粗糙，字体粗大，且不清楚，少数还有编号，都是记录玉料的名称、重量：

　　玉料十三斤

　　菜玉一块重十三斤

　　六十八 玉料十五斤

　　六十八

　　菜玉料一块重十五斤十二两

　　七十二号

　　浆水玉料一块重十

　　浆水玉料一块重十一斤

　　二斤八两

　　浆水玉料一块重二斤八两

　　……

　　根据文字记录，最小的一块一斤十两，最大的一块四十八斤。有一块写明十三斤，发掘人员试称则是十六斤半，不知是当初的失误，还是明代度量衡与今天的差异，或者玉料本身发生了变化。其中一块玉料似有一条锯过的缺口，大概是当初用绳索之类的东西捆勒而成。在另一块玉料上，还特别标明“验收人”三字。

　　中国历代帝王的殉葬品中，大多放有玉料，即所谓的“金井玉葬”。“金井”是为了接地气，保证灵魂长生不灭，“玉葬”则是为了保证尸体不腐烂变质。据（汉书·杨王孙传》称“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

　　玉料殉葬自战国时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在河南洛阳的考古发掘中，曾清理过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发现有些死者的面部有一组像人脸形的石片，身上也有石片，脚下还有两件兽形石片。这些石片上都有穿孔，可能是为了编缀在一起以便覆盖在死者的面部和身上，这就是后来出土的玉衣的雏形。

　　到西汉时期，帝王对玉料护体更深信不疑。他们不再满足于用玉料殉葬，而是把玉片制成衣服，套在尸体之上，一同入葬，以期尸体永世长存。这种观念在东汉时期达到了极至。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窦绾夫妇的金缕玉衣，为此提供了证据，同时也打破了《汉书》记载的：“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的神话。尽管刘胜和窦绾除身穿金缕玉衣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且口有玉含，鼻有玉塞、两眼有玉石掩盖、两耳有玉填，结果，1968年发掘人员清理他们的墓葬时，却见玉衣尚存，而其中的尸骨朽烂得仅剩儿枚残齿和一些骨渣。

　　以玉衣作为葬服， 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到三国后期，魏文帝曹丕认为，此乃“愚俗作为”而下令禁止使用。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也确未发现魏晋以后的玉衣，由此推断，这种习俗可能从魏以后真的被废除了。

　　魏晋以后的帝王陵寝中，虽然也有玉料、玉器出土，但从规模和质量来看，不再考究，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定陵玄宫出土的三十一块玉料中，只有浆水玉、菜玉两种。浆水玉略带浅青色，表面稍有些润泽，菜玉像枯萎的白菜叶，浅黄中伴有浅绿。据《格古要论》的评述，两种均为玉中下品，很可能来自新疆、甘肃等地。

　　但从随葬木箱中清理出的玉制容器来看，却是别具一番风采。这些碗、盆、壶、耳杯、爵等器物，质料细腻润泽，琢工精致，不少器物上都配有金制附件，镶有宝石、珠玉，显得光彩照人。细心的观光者如果注意一下摆在定陵博物馆橱窗里的那只玉碗，就不难窥见这批玉器纯美的质地和精湛的艺术造型，即使站在镶有玻璃的橱窗外，也能在碗的一面透视到另一面。其通体之细薄、造型之优美，光彩之夺目，如果不具备先进的技艺、奇特的构思和熟练的操作能力，是断然达不到如此辉煌灿烂的程度的。

　　把殉葬的玉料和容器进行比较和研究，不难看出明代对玉葬的观念，已不在保护尸体，而仅仅是一种形式了。

　　孝端皇后的棺木很快被撬开，里面露出一床绣有莲花和九龙纹的织锦被及殉葬的衣服，金器，漆盒等物。发掘人员小心翼翼地一件件取出，皇后的尸体出现了。

　　只见她上身穿一件绣龙袄，下着绣龙裙和黄缎裤，静静地躺着。绣龙袄袖筒肥大，通体用黄线缂丝制成，绣有蝙蝠、寿字和令人恐怖的“■”符号。两袖之上，由于织品的宽幅不够，出现了接头的痕迹，但接上的用料寿字倒写，蝙蝠也是头向下，别的衣服也常有字迹倒过来的现象。这显然不是一种失误，而隐含有一种“福倒来”和“寿倒来”的寓意。这是一种建立在方块字加丰富想象力基础上的一种独特文化，大概只有中国人才可能有这种文字游戏和思维方式。四个世纪后，在中国城乡到处出现了姓名倒写的“打倒×××”的木牌，大概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

　　孝端皇后的肌肉已经腐烂，但骨架完好。她头西足东，左臂下垂，手放腰部，右臂直伸；下肢交叠，左脚在上，右脚在下。裤管扎在袜子内，脚腕外用细带勒住，下穿一双软底黄缎鞋；依然像在皇宫一样，端庄文雅，向南侧卧。

　　万历一朝，继张居正死后三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朝廷逐步走向混乱和衰亡，皇帝昏庸，廷臣无道，相互勾心斗角，厮杀得不可开交。这时只有两个人清醒着，一个是首辅申时行，另一个就是孝端皇后王氏。

　　中国历朝的制度，按理应当说是不能听任党争发展的。尤其在万历一朝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经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同舟共济。要是官员们口颂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无疑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早在1587年，万历的棺椁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明白，申时行就曾鹤立鸡群地站在帝国的最高处，作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的结论。在大明帝国江河日下的危急时刻，申时行竭尽全力，以种种方法缝补皇帝与臣僚、臣僚与臣僚之间的裂痕。可惜，这种调和折衷的苦心，在帝国制度强大的惯性面前显得捉襟见肘，最后以失败告终。

　　尽管孝端王氏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万历皇帝的爱，但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以一个中国女性特有的驯服与忍耐力，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她在道德与人性二者的夹缝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于自己生存的形式，并以她的殷勤、守制，给万历的母亲和臣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足以体现她清醒的事例，是对“国本之争”的处理上。在长达数十年道德与政治的旋涡中，她既不倾向臣僚，也不指责万历，只是以她的聪明与机智，站在二者之外，洞若观火，使争斗双方都对她无可奈何。即使后来万历皇帝在争斗失利之后，想对她施以打击，废掉她的皇后地位，但也只是由于她在处理诸多问题上完美无瑕，而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她一生无子，而又得不到皇帝的爱，作为最有权力享受一切的皇后来说，这无疑是个悲剧。但她面对现实把痛苦埋在心里，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悲剧中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并义无反顾地演下去，才没有像王恭妃、郑贵妃以及其他宫女妃嫔那样更加悲惨。或许这也算作是一种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她安详地躺在万历皇帝身边，头枕一个长方形锦制枕头，残存的发绺上插满了镶有宝石的金簪，冷眼观望着世间的一切。她那交叠的双腿，给人的印象依然是超尘脱俗、看破阴阳两个世界的非凡女性。

　　她头上的装饰显然比孝靖皇后的昂贵与华丽，几乎每一根金钗玉簪上，都镶有祖母绿和猫睛石。猫睛石在万历一朝曾是宝石中最珍贵的品种，据说它产于南洋一带，物以稀为贵，堪称无价之宝。史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江南一位少妇，头带一支镶有猫睛石的簪子，虽然猫睛石并不太大，但被一位商人发现后，用极为昂贵的代价仍未到手。于是，狡猾的商人设法结识了她的丈夫，且终日以酒席相待。如此两年，最后商人才透露了他的心愿，猫睛石方到手中。这个故事不免具有野史性质，但由此可见猫睛石的价值之昂贵。

　　在孝端皇后尸骨的下面，铺有一床缀着整整100校金钱的褥子，金钱上铸有“消灾延寿”的字样。褥子两侧，放置了大量的金钱元宝。元宝两面都刻有文字，刻文内填朱。其文字为：

　　上：九成色金十两

　　底：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宛平县铺户徐光禄等买完

　　上：九成色金十两

　　底：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大兴县铺户严洪等买完

　　从元宝的刻字看，都是九成色金十两锭，且均为万历四十六年大兴与宛平二县所进，铺户也只有徐光禄和严洪两家。这就更加证实了史料中关于除“金取于滇”之外，京师的专设铺户也必须为宫廷重价购买的记载。

　　孝端棺中的金银元宝为孝靖所没有，有些史学家认为是万历对孝靖的薄葬造成二者的差异。这个说法难免有些偏颇。因为孝靖葬时仅为皇贵妃，而孝端葬时则为皇后，按照当时的等级制度，自然不会等同。

第十四章 打开皇帝的棺椁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一场风暴席卷而来，发掘人员由此陷进了动荡的旋涡。春色正浓，然而花已落去。在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玄宫里，人们时而忧心忡忡，时而乍惊乍喜——

无可奈何花落去

　　正当发掘人员忙于清理帝后的尸骨及殉葬品的关键时刻，一场反右的政治风暴在席卷广袤的城乡之后，又沿着曲折的山道，刮进定陵这片阴阳交汇的世界。

　　这时的发掘队，已不再受长陵发掘委员会直接领导，而是和定陵博物馆的筹建人员组成了一个新的集体。确切地说，发掘队已由博物馆筹建组接管。发掘人员根据筹建组领导人的指示，立即停止清理工作，走出玄宫，参加已经开始的政治运动。

　　尽管夏鼐几次向长陵发掘委员会反映情况，说明停止工作将会造成怎样的损失及危害，但此时委员会的人员已是自身难保，只有为之叹息和沉默了。

　　对于这场风暴，已在夏鼐的预料之中，但却没有想到竟会在这个时刻到来。也只有在此时，赵其昌才悟出几个月前，夏鼐在发现金刚墙后，留下的那番话的真正含义：“赶快想办法打开地宫大门，不然就来不及了。”

　　现在就已经来不及了。

　　尽管队员们夜以继日地开门、启棺、清理，尽管夏鼐强忍着严重的胃溃疡病痛，用枕头垫在胸前，整日趴在棺椁上劳作，可依然无济于事。随着队员们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尸骨和器物，痛苦而又别无选择地走出地下玄宫，定陵的发掘，就注定要成为新中国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悲剧了。

　　夏鼐必须回考古研究所参加反右运动，就要走了。“夏老师，还有什么要嘱咐的？”赵其昌紧握着老师的双手不忍松开。

　　夏鼐哽咽了几下，深情地说：“学习之余要留心点文物，如发现不祥之兆，赶紧告诉我。”赵其昌点点头，泪珠溅到了紧握的手上。

　　“多保重吧！”夏鼐那像秋叶般枯黄的脸上带着一丝苦笑，枯瘦的手在空中无力地挥动了两下，转身向停放在定陵大门前广场上的汽车走去。冷风鼓荡着他的外衣，显出瘦骨嶙峋却依然直挺的身躯。汽车一启动，赵其昌那紧缩的心仿佛骤然进裂，热血正从那里溢出，他转身大步地走进陵园，一口气爬上宝城，面对苍翠嵯峨的大峪山，重重地呼出了几口浊气。

　　对于发掘人员来说，新的生活开始了。他们不再钻进阴森可怖的地下玄宫，在昏暗的灯光和霉气的污染中，进行艰辛繁重的操作，而是围坐在木板房内，听新来的一位领导人传达反右运动的意义和步骤。

　　8月22日下午，全体人员开会，这位新领导首先批评赵其昌领导的工作队，三个月来竟以各种借口没有参加政治学习，没有召开生活检讨会，没有汇报思想，没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他说：“这还像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机关吗？还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机关干部吗？”大有黑云压顶之势。赵其昌一时间不知所措。

　　这位已有十年党龄的领导者，冷眼瞧了一下赵其昌：“你要带头做自我检查，认真学习文件，紧跟形势，批判右派思想，自觉地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会场一片沉默，鸦雀无声。

　　白万玉坐在赵其昌旁边，赶紧推了推他，悄悄说：“快检讨吧！”赵其昌只好硬着头皮带头检讨，他检查自己政治学习抓得不紧，没有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不料话没说完，又遭到这位领导的严厉批评：“什么政治学习抓得不紧，你根本就没抓！这是你世界观的问题，应该认真地学习文件，深挖思想根源，你甭想蒙混过关，这是严肃的政治运动，否则，后果你自己清楚。”

　　赵其昌忍气吞声，再做检讨。他从自己的出身、历史问题，直到目前的表现，什么个人主义、白专道路、名利思想、成名成家等等，一古脑儿地往自己头上扣。他虽然心里感到委屈，难过，但毕竟还要改造思想，渡过这一关，政治运动嘛！

　　他回想起那些发掘工作最繁忙的日子里，他曾亲自去购买柴油机、发电机和卷扬机，亲自去联系一些工程事宜，还要时常进城汇报发掘情况；白天要到工地看看，晚上在一盏煤油灯下记日记、作记录、写简报、看文献，每天都要熬到深夜，这样日以继夜拼死拼活地干，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把自己学得的考古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为在考古发掘中能够做出一点成绩，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心血吗？这又有什么错误呢？

　　为了下一步发掘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赵其昌强忍一腔怨气，按照新领导的指示，老老实实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划成“右派”，后果真就不堪设想了。他没有任何怨言，没有表示任何不满，更不敢发泄任何牢骚，他仍然一心一意地想着发掘工作，想着如何尽快打开万历的棺椁。

　　白万玉、刘精义和李树兴等工作队员，也认认真真地做了自我检查。木板房被一团沉闷和压抑的空气笼罩着、包裹着，再也听不到冼自强清脆的歌声和曹国鉴悠扬的二胡曲了。开心的玩笑，畅怀的交谈，白老那引人入胜的探险生涯，赵其昌大嗓门述说的历史轶闻，刘精义诙谐滑稽的取闹，都一一消失了。

　　就在社会上反右斗争风起云涌、已成燎原之势，工作队人人自危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历史的报复也随之悄悄地来临了。

　　已经贴在有机玻璃上，并作过简单技术处理的织锦品，经过冷空气的侵蚀，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光彩艳丽的刺绣珍品，也在空气的侵蚀中，发现大面积的黑斑，并开始整体霉烂。深藏在棺椁中的尸体，会怎么样呢？

　　一天，白万玉把赵其昌约到陵园内一个僻静处，悄悄地说：“听仓库保管员嘀咕，里边的东西全变质了。”

　　赵其昌一惊，脑子里嗡嗡地响起来。他一把抓住白老的手，心情激愤，眼里射出怕人的光：“这是真的？”

　　“是保管员偷着和筹建组领导汇报时，我从旁边听到的。”白老解释说。

　　赵其昌捶着脑袋：“完了！”

　　这个信息如同一声炸雷，使他几乎昏了过去，半晌没有作声。白万玉焦急地问：“怎么办？你倒是说话呀！”他这才想起夏鼐临走时的嘱托：“如发现不祥之兆，赶紧告诉我。”

　　目前的情况已经不再是“不祥之兆”，而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惨痛事实了。“赶快告诉夏所长，让他想办法吧！”赵其昌急切地对白万玉说。

　　白万玉当天就赶回城里。消息传到了北京，夏鼐立即来到了定陵。仓库打开了。夏鼐和赵其昌等人走了进去。昏暗的屋子里，一股腐烂发霉的气味扑鼻而来，一块块有机玻璃靠墙排列着，上面粘贴着的织锦品，早已失去了往昔的华姿与丽彩，不管原先是鹅黄、淡青、还是绯红，都变成了乌黑的云朵。夏鼐以为是尘土封盖和灯光昏暗的作用，产生了这奇特的效果。可是，当他把一块玻璃拿到亮处观看时，眼泪却唰地流了下来。

　　温暖的阳光照在玻璃上，织锦品如同一块核桃皮，皱巴巴地缩成一团。他伸出颤巍巍的手抚摸着，织锦品不再柔软华丽，软绵绵的身子变成一块僵硬得刺手的黑铁片，翘起的部位经手一触，便哗啦啦掉到地上。如同腐朽的树皮，在飓风的吹动中飘然离开母体。夏鼐颤抖着放下手中的“织品”，一言不发，在仓库里来回走动。

　　皇陵发掘的前前后后，夏鼐是一位最清醒的参加者。他的清醒不只是对考古知识的精湛研究，而且是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现状的深刻了解，也是很少有人与之相比的。在定陵发掘之初，他就预感到了未来的结局。对于他的高瞻远瞩，不必要等到三具尸骨升腾起冲天大火时再作结论。目前的状况，已经初露端倪了。

　　面对几十匹松树皮似的织锦品，夏鼐带着无尽的悲愤和无可奈何的哀叹，当日返回北京。

　　不久，消息又从北京传回定陵，暂时改变了定陵发掘人员和出土尸骨及器物的命运，使这场悲剧在尚未达到高潮之前，暂时降下帷幕。发掘工作再度以喜剧的形式出现。而恰恰是这段喜剧，才增添了整个悲剧的氛围。八年之后，当它真正达到高潮时，即使是共和国的巨人，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望空兴叹了。

灯光重新闪亮

　　阴森潮湿的地下玄宫，又亮起了昏淡的灯光，清理工作在停止了近半年之后，终于重新开始。对于发掘人员来说，历史既然再次给予他们这个良机，就不能轻易地失去。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迅速打开万历皇帝的棺椁。

　　这个宽、高均为1．8米，通长3．9米的巨大棺椁，依然悠闲自得地稳坐在玄堂中央。历史让这位帝国皇帝的亡魂，在玄堂上多停留了近半年，今天终于气数殆尽，在明亮的水银灯下，被推到了亿万观众面前。

　　朱红色的椁板为松木精制而成，四壁以银锭形■榫压住，再用铁钉钉牢。虽历经三个多世纪，仍不失当初的威严和庄重。盖底板异常厚重，两侧钉入4枚大铜环，想必这是为了梓宫运送及入葬时拖运方便而设。因为有铜环相助，这巨大的棺椁就可从百里之外平安地运到玄宫。椁板之上，放置着木制仪杖幡旗之类的殉葬品，形式排列有序，大有两军对垒、兵戎相见之势。

　　夏鼐大师亲临现场，队员们用铁制的锐器将椁板慢慢撬开拆除，一口楠木制成的梓宫露了出来。只见棺木上方盖有一块黄色丝织铭旗，两端镶有木制龙牌。铭旗中央金书六个醒目的大字：“大行皇帝梓宫”。

　　棺木外被朱漆，从四周无一丝缝隙说明，朱漆是在皇帝的尸体入棺后才涂的。梓宫与椁形制相同，前高后低，前宽后窄。从棺前正视，上部略窄、下部稍宽，中部宽大；两侧呈孤形向外突出，使棺内中部有较大的空间；棺盖则用四个大铁钉牢牢钉住。

　　最后一日梓宫就要开启，幽深的玄宫内悄无声息。发掘人员撬动棺盖，锈蚀的铁钉在缓缓晃动，厚重的棺盖露出了隙缝，锐器沿缝隙向里推进，咯吱，咯吱的声响，如同棺内的主人发出的呻吟。也难为这位万历皇帝，在地下，愧对列祖列宗，来到尘世，又羞于面对世人。所以，唯一的办法是死死地抓住棺盖不放。

　　然而，虚弱的阴魂在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了。阳能克阴，这是两个世界经过千百年的争夺得出的最后结论。在这阴阳双方交手的关键时刻，万历皇帝再度像对待他的帝国一样，索性撒手任凭天命。随着“喀嚓”一声闷响，朱红色的棺盖被高高地撬了起来。四个黑色的铁钉也如同大明帝国的廷臣守将，自顾不暇，弃关而去，只留下他这个光杆皇帝。

　　队员们用手把住棺盖，憋足力气，随着夏鼐大师一声令下，厚重的棺盖倏然而起，然后摇摇晃晃地将棺盖放在了棺床上。

　　大家欢呼着拥向这位大行皇帝的梓宫，只见里面塞满了各种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一床红地绣金的锦缎花被，闪着灿灿荧光，护卫着各色的金银玉器，织锦龙袍。这无疑是一个集大明帝国璀璨物质、文化、艺术的宝库，是一部详尽的明代帝国史书。

　　赵其昌拿起照相机，随着镁光灯的闪烁，拍下了开棺后的第一批资料。冼自强手拿画板，描绘着梓宫与器物的形制。其他队员忙着测量、编号、记录、登记……一切都按照考古手段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夏鼐和赵其昌默默地围绕着棺木仔细查看，俩人的心情相同，都在考虑着如何清理棺中这数以百计的殉葬品。万历的梓宫不同于两位皇后，它完好无损，高达1．5米，即使站在凳子上，也无法进行操作。如何既便于操作，又不损坏棺木和随葬品，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当天晚上，夏鼐把赵其昌找来，谈了自己的设想：“在棺木四周搭起木架，架上再铺木板，这样人可以趴在木板上进行清理。”赵其昌听后犹豫地说：“这样做，好倒是好，可太辛苦了。我们年轻人受得住，您正在病中，怎么支持得了？”然而，俩人考虑再三，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按这个方案试一试。

　　很快，万历梓宫的四周搭起了木架，铺上木板，人趴在木板上，探身棺内进行操作。

　　掀开锦被，里边露出了形态各异、色彩不同的道袍、中衣、龙袍等色彩纷呈的衣料。发掘人员按照放置的顺序，小心地拿出上层的一件道袍。道袍为素黄绫做成，设有纱里，右面开襟，腋下有带巧妙地将开襟绑住；道袍通体肥大，外形同今日道士所穿服装相类似，不同的是背后有错襟，两侧开口以至两腋，这样的造形，穿起来也许更方便些。底襟里面有丝线绣字，字迹清晰：

　　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十八日造

　　长三尺九寸六分

　　绵九两

　　袍的里面放有纸条，文字除和绣字相同的外，另有：

　　本色素绫大袖衬道袍

　　袍身宽二尺一寸

　　袍内填有棉絮，但分布极不均匀。根据制造年月和袍的成色进行分析，这件道袍万历生前并未穿过。事实上，整个明朝的君主都崇尚佛教，而对道教都比较冷淡。朱元璋和朱棣两朝，都有佛门高僧辅佐政事。而当年还是燕王的朱棣，正是靠庆寿寺僧人道衍即姚广孝的帮助才夺得了帝位。万历的生母慈圣太后，生前多次捐献银两修缮佛庙，万历和郑贵妃邂逅之后，也时常双双到佛寺进香，以求佛祖保佑他们百年之好。明代君主对佛教的崇拜，是否与他们的祖先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当过和尚有关，尚无结论，但这方面的因素至少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

　　除去嘉靖皇帝之外明代君主对道教冷漠，但并不排斥，仍然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加以容纳。万历皇帝棺内的道袍或许可作实证。这件道袍的出现，绝非偶然，它同故宫、天坛、紫禁城那辉煌的建筑一样，说明了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帝国在对待文化方面的胸襟和情怀。这与清朝后期渐已形成的小巧精致的建筑及封闭的文化心态形成鲜明的对照。不管郑和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如何，就它的气魄而言，是后来的大清帝国所不能企及的。假如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提前三百年引进中国，明代的君臣也绝不会像慈禧太后惧怕火车一样恐慌不安。可惜，历史的进步从来就不是以时间的流动而前进的。

　　在各类袍服、衣料的下层，深藏着一件稀世珍宝，这就是万历皇帝的缂丝十二团龙十二章衮服龙袍。衮服是皇帝在祭把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册拜、圣节和举行大典时所穿的礼服。是龙袍中最为珍贵的精品。

　　衮服底纹织有“■”、“寿”字、蝙蝠、如意云，象征“万寿洪福”；十二团龙分别缂制在前后身及两袖部位，每一团龙又单独构成一组圆形图案，中心为一条蛟龙，两侧为“八吉祥”纹样。蛟龙之上，再饰流云，龙下饰海水、江崖。“八吉祥”纹是八种图案纹样，即轮、罗、伞、盖、花、罐、鱼、盘长。在十二团龙图案之外，又缂十二章纹样，这就是属于帝王特有的十二章衮服。十二章也是十二种纹样，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纹样各有含义，日、月、星辰，昼夜有光，表示普照天下；山取“镇”土，龙取“变化无方”；华虫是雉鸡，翎毛华美，表示“文采昭著”；宗彝是尊彝之上再做上长尾猴形，古代相传长尾巴猴子孝顺，栖息于树，老猴子在最上面，依次相排，小猴子在最下面，守卫长辈的安全，故宗彝取“孝”义；不忘祖先恩德；藻是有花纹的水草，取其有“文”；火即火焰，取其“明亮”；粉米是粮食，人离不开米面，取义养人；■是斧头的形状，取义“果断”、“权威”；■是两个弓相背，取义“见善背恶”。总之，意在象征皇帝文武兼备，处政英明果断，圣光普照大地，恩泽施于四方。遗憾的是，这位万历皇帝除了理事专断之外，其余诸条却一无所具。面对祖制图案的良苦用心，不知作何感想。

　　关于衮服织法的研究，在没有新的论断问世之前，其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应当说是起源于汉魏。

　　1959年，考古学家在新疆巴楚西南脱库孜来古城遗址中，曾发现过一块用通经断纬技法织成的红地宝相花缂毛残片，按时间推断，和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古楼兰发现的一片具有“通经断纬”技法和希腊风格的毛织人像不相上下，均为汉代中期。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带，发现一套缂丝织成的绦带，经推断为盛唐时期的产物。

　　至宋代，缂丝在中华内陆盛行开来，今天我们还可以从《紫鸾鹊谱》、《紫汤荷花》、《红花树》等著述的封面或卷首中，找到以缂丝为装裱的实物，而关于缂丝在宋代盛行的文字证据，也同样可以找到。庄绰在所著的《鸡肋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定州织刻（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染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作也。”庄绰为宋代人，可见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已为他的同代织匠所用。

　　明代初期，禁用缂丝做服，以示节俭。至宣德年间，随着节俭之风被享乐腐化所代替，缂丝才又重新发展盛行起来。朝廷设内造司，专以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制造衮服（皇帝大典专用服）。由于衮服的制造工艺复杂，造价昂贵，即使最熟练的织匠，每天最多也只能织一寸二分，织完一件衮服，大约需要十年时间。定陵出土万历皇帝的这件十二章福寿如意缂丝衮服，应算是目前我国所见到的唯一的缂丝衮服珍品。到1983年，定陵博物馆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研究复制一件，该所积三十多年的经验，花费了整整五年时间，终于织造完成，填补了明代龙袍织造技术失传三百余年的空白。

　　这件袍料的全名为：“孔雀羽、织金妆花、柿蒂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面料”。为恢复龙袍的本来面目，必须对原物进行“追色分析”和“经纬分析”。具有三十年织锦经验的南京云锦所老艺师王道惠，在色如灰土的龙袍前夜以继日地描摹48天，才完成了龙袍的摹稿，录下精确的数据。一件龙袍重900克，而挑结的花本即重几十公斤，用线121370根，首尾长达50多丈。孔雀羽更要经过精心挑选、劈丝、搓接成线，与彩色丝线盘织成云龙图案，再与真金线交织在一起，别有一种高贵华丽的装饰效果。难怪有关专家认为，这件明代皇帝龙袍的复制品在选料、织纹、色彩、图案和织造技艺都与历史真品相同，堪称“传世稀珍”，终于在1984年第四届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会上获得殊荣——金杯奖。

　　当发掘人员清理到第十一层时，发现一条两边对折的锦被。打开锦被，万历皇帝的尸骨显露出来。一个令大家猜测了两年的谜，终于揭开了。

　　他已不是保存完好的尸腊，而是一具形貌可怖的骷髅。这位“大行皇帝”静静地躺在一床锦被上，骨架头西脚东，毫无血肉的面颊稍向南偏，左臂下垂，手压在腹部，细长的手骨攥着一串念珠，像在祈祷神灵的保佑。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下颏附近，一缕黄褐色胡须挂在唇边。似在悠然自得地捋着胡须，畅谈军国大事，显然是入葬时人为摆设而成。脊柱上部稍有弯曲，左腿伸直，右腿微屈，两脚向外撇开。身穿的龙袍大都腐烂，腰部束一条玉带，头戴“翼善冠”，发髻梳理完好，足登高筒长靴，裤脚装在靴子内。上身打扮像是一位儒士，而下身及长靴又给人一种武士的感觉。如此文武兼备的服饰，在其它陵墓的出土中很少见到。

　　根据两位皇后和万历帝的骨架情形来看，明代帝后的葬式，似乎比较随意，并无特别之处。这位一生享尽荣华富贵，精神却备受磨难的皇帝，在地下生活了三百三十八年之后，终于又返世还阳了。假如他的灵魂真的活着，面对人世沧桑，又该想些什么？

　　他所驾驭的帝国古船业已沉沦，他所钟爱的女人早已化为灰土，就连取其祖宗基业而代之的大清帝国，也已成为昨天的故事。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切，又毁灭着一切。大江滚滚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有哲学家说，人生是尘世间的一种幻觉。生与死同样是生命所达到的最完美的高峰和境界。不知道万历皇帝在阴间的世界里，生活了三百余年后，是否真的得到了这种生命的体验？也许只有经历了这生与死的炼狱之后，他才感到倾尽国力建造这座寿宫，不惜生命去爱一个女人，是多么的滑稽和无聊。尘世间的每一个人，都在刻意幻想一种永恒，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永恒是没有的，任何事物都是时光隧道中短暂的瞬间。生活于世间的人类，如果普遍认识了这一点，或许会免去许多痛苦与麻烦。但要真正领悟这个普通的哲理，又是如此的艰难。正如人要抓着自己的头发倒悬于空中一样，永远无法做到。

　　万历的尸骨被轻轻地拿出棺外。尽管他的头颅尚在，但今天的人们已无法和他对话，至于他生前的身体形状、恩恩怨怨、悲欢离合以及生活习俗，只能间接地加以辨析，以求历史的相对真实了。经北京口腔医学院教授周大成鉴定，对于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口腔和牙齿状况，作出如下结论：

　　万历的口腔疾患较复杂，除患过严重的龋齿和牙周病之外，还有楔状缺损、氟牙症、偏侧咀嚼等症；孝靖后亦有很多龋齿和中等程度的牙周病；只有孝端后的牙齿比较健康。

　　三个头骨所具备的共同特点是，牙齿的磨耗程度非常轻微，有的牙齿几乎看不出磨耗的痕迹。据我国出土的一些材料证明，无论是北京猿人，山顶洞人，新石器时代人以及战国时代人的牙齿颌面磨耗都相当严重，这是与他们的食物粗糙分不开的。而这三个头骨牙齿的颌面磨耗如此轻微，足以说明他们的食物极为精细；也正是过细的食物，造成了他们的龋齿和牙周病。

　　第二个特点是，万历及孝靖后的一些牙齿上都有楔状缺损，这是由于刷牙方法不合理所致。可见当时宫廷里使用牙刷已相当普遍。

　　第三个特点是万历的氟牙症。中国最早的氟牙症化石实物是1978年5月在山西和河北交界处的许家窑村发现的。这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三个人牙化石，上面都有明显的黄褐色小窝及斑点。据了解，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仍然都患有氟牙症。许家窑村人的氟牙症和万历帝的氟牙症极为相似。这在我国古代口腔疾病史上，是一项重要发现，渊源有待进一步查证。

　　经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万历和孝靖皇后残存的头发鉴定，结论如下：

　　万历一束，孝靖一束。

　　万历一束为生前梳理时的脱发，一束为尸体上所留。孝靖亦为尸体所留。

　　万历帝头发血型为AB型。

　　孝靖后头发血型为B型。

　　注：孝端后残存头发，同尸骨一起毁于文革，无从查证。

　　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对万历尸骨的复原得出结论：

　　万历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定，头顶到左脚长1．64米。

璀璨的瑰宝

　　发掘人员揭开万历皇帝尸骨下已腐烂的绵褥，一个新的奇迹出现了。巨大的棺内整齐密集地排列着一层织锦匹料，其色彩之绚丽，质地之华贵，前所未见，更撼人心魄的是，这层织锦品多达69卷。如此规模庞大的殉葬织锦珍品，不只国内前所未见，既使是在世界陵墓的出土中也属罕见。

　　织锦各自成卷，在两端和中间又各用一道丝线捆住，称作“腰封”，中间捆线分开作人字形状。人字形捆线下方，大都贴有方纸，纸上贴有织品的名称、产地、匠作及织造年月，有的在年月上方盖有朱红色印章。由于长期埋藏于地下，纸上的文字大都模糊不清，发掘人员想尽办法，但能辨认出来的仍是少数。

　　上用月白暗苍龙云肩通

　　袖龙栏直身袍暗线……

　　……云地熟绫一疋长

　　五丈五尺四寸龙领全

　　南京供应机房织造

　　上用纱柘黄织金彩妆缠

　　枝连花托捌吉祥壹

　　匹宽贰尺长四丈

　　万历三十八年闫三月

　　万历二十六年

　　……山西……石胜保

　　明代的织锦业，在中华纺织工业史以及工艺美术史上，都曾大放异彩，占有辉煌的篇章，并以其织工精细、色彩艳丽、品种繁多著称于世。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首先表现在纺织业，它几乎把古代纺织技术推向了顶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明代织锦品几乎损毁殆尽，存留至今的实物已是凤毛麟角。博物馆、研究所和收藏家偶有收藏，又多系袍服剪裁下的零星碎品，原装成匹的明代织锦已近绝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明代织锦品研究者只有到佛经封皮上去捡拾渐已霉烂的残片加以探究和考证了。

　　万历棺中织锦品的出现，无疑为研究明代纺织工业史及工艺美术水平，提供了丰富而详尽的宝贵实物资料。

　　定陵出土的织锦品，所以后来被考古工作者称为三千多件出土器物中的首宝，不只因为它有对明代纺织业及工艺美术水平的研究价值，而它的珍贵，同时对于中国古代种桑、养蚕、缫丝、并丝、织绸、纹饰、染色等生产技术的研讨，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这批丝织品几乎集我国汉唐以来历代纹样之大成，织物组织也品类齐全，从平纹、斜纹、缎纹、变化组织、二重组织到纱罗复杂组织，无不俱备。尤其是织物组织配合纹样的变化，使丝织品较汉唐更加华丽精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更为珍贵的是匹料上的文字记录，既是研究古代纺织科学技术的珍贵文献，又是明代纺织工业史的注释。

　　明朝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因北方地广人稀，土地大多荒芜，宫廷所用大量物资，常依赖于江南。从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作为帝后袍服的织成疋料，或是别有用途的宫廷藏品，多数来自江南。江南气候温和湿润，适合种植桑麻，早在明朝初期，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就设有宫廷专用的织染局，朝廷委派专人负责监督，并有严格的上交数额和检查制度。“腰封”上的文字正是为了检查方便所记。随着大明帝国日趋衰落，织染局制造匹数逐年增加，到万历一朝达到了高潮。文献记载，织染局上交岁额总数原为两万匹，而万历初期已达到了十几万匹，超出岁额总数的几倍。

　　明代的苏州，曾是锦缎织造中心，这里聚有大量的织染工匠，每个工匠每日仅能织二、三寸，而对这惊人的上交数额，不得不整日劳作，把丝一条条织成锦缎，又一匹匹送往皇宫，而作为织染匠，却终日不得温饱，其凄苦之状不忍目睹。史料记载：万历二十九年六月，织染匠们终于开始怒吼了，以葛贤为首的两万余人掀起了反抗朝廷和官吏的大规模暴动。文献上记载了这一事实，三百多年前拿起大刀长矛反抗朝廷和官吏的，不正是万历棺内织品上发现的赵绪、倪全、薛孝、邹宽、沈阿狗……这些社会底层的人物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万历皇帝生前是否想过。

　　发掘人员将丝织品一卷卷拿出，梓宫内又出现79锭发散着光芒的金锭。多数是十两一锭，五两或更小的不多。金元宝绝大部分背面都有字迹，记录着征收年月、委官、金户和金匠的姓名。例如：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三十五年分足色金一锭重拾两安宁州同知江鋐金户高如山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四十壹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绍傅金户杜良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三十六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通判张荐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使司计解万历四十四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魏元勋金户吴相金匠沈教

　　从中可以看出，金锭的贡地多在云南。尽管从文献上看，万历时的云南并不盛产黄金，但宫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这片偏远的边陲之地，该省每年要向朝廷纳黄金五千两，成为当时的一项沉重负担。有正直的朝臣看出了征收贡金的危害，上书劝谏：“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之事。”户部主事洪启初在给万历的上疏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滇之害无如贡金一事。”然而万历始终没有理睬他们的奏请，贡金数量依然逐年增加。云南当地政府在无法满足朝廷供应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四川、贵州等地远道购买，有时甚至到京师通过商人高价收购，然后再转交宫廷。

　　交纳贡金虽由地方官吏筹措，但最终还是要转嫁到百姓头上，当地人民不仅要负担贡金的税收，还要经历运送之苦。由云南到北京万里迢迢，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史料中曾记载过一支护送贡金的大队，在渡过云南境内的盘江时，正赶上山洪暴发，五十多人被大水淹没，断送了性命。云南百姓在长期苦役的煎熬中，终于揭竿而起。万历三十四年，一万多人包围了矿监衙门，杀死了万历派驻云南的太监杨荣和二百余名官吏。杨荣的府宅被烧，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当时的政治家魏允贞在评析万历一朝的时政时，曾指出：“金取于滇，不足不止；珠取于海，不罄不止；锦绮取于吴越，不极奇巧不止。”这段记载在揭露时弊的同时，也说明，当时的黄金多取自云南，正像丝织品多取自江南和苏杭一样。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和金锭，和历史记载相互印证，达到了记载和实物的统一。

　　在万历棺内众多的殉葬品中，有两只不太显眼的药罐。罐为金制，镶有长柄，但却没有其它金银玉器那样光泽鲜艳。金罐表面有多处磕碰磨损的痕迹，似经长期使用所致，很可能就是专为万历皇帝煎熬御药的药罐。

　　明代帝皇有病，煎服药物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规定。太医院奉旨要派出四至六名御医，前去宫内诊视；在御榻前，先要膝行跪诊，然后合议处方开药。一种药要用两剂合成一服装在药罐中，罐口贴上“御药谨封”的封条，有太医院太医和内监共同监视熬药。待药煎好后，再分成两份，由御医或内监先试服一剂，证实无不良效果后，才将另一剂进呈皇帝服用。这套严格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皇帝的安全负责。

　　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他以消极的方法怠工后，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精气亏损。早在1584年，儒史范儁就曾上疏谈到“人欲宜防”，并以禹不喜酒、汤不近色为例，恳请万历皇帝以美女、酗酒为戒。这位儒史也许没有考虑到“汤不近色”的真伪，更不会怀疑万历的病因。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在万历头骨的右侧，放置着一个不大的圆形盒子。这个盒子的出现，开始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只当是盛置小型精品的一般殉葬物。当梓宫的器物清理接近尾声时，发掘人员才将盒子打开。一经开启，几乎令人目瞪口呆：小小的盒子内，竟是一顶金光闪烁、富丽堂皇的翼善金冠！

　　这顶翼善冠，通体用极为精细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仅为826克。半圆形的帽山之上，挺立着两个状似兔耳的金丝网片，一颗太阳状的明珠高悬在两耳中间，两条金色的行龙足登帽山，正昂首眺望明珠，大有腾云追日之势。若能戴在头上，则天地人融为一体，给人以主宰苍生、容纳寰宇之感。像这样气魄宏大、造形精美的金冠，还是首次出土，堪称国宝。翼善冠的珍贵，除质地全为金线之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缕织工艺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随着梓宫清理临近尾声，棺床的木箱也一个个打开。在万历棺椁的旁边，发掘人员发现了一箱著有文字的谥册。册为檀香木板做成，原本木色，不髹不染，每册十板，用丝绳缀结而成，外被织锦，内刻谥文。文皆阴文正楷，直行读，自右至左。册的两端木板不刻字，描金云龙纹。谥册的文字，实际是对万历一生功绩的概括和总结，全文次第排列如下：

　　维万历四十八年次庚申九月乙亥朔初

　　显皇帝

　　庙号

　　神宗伏冀

　　……

　　上帝左右俾冲入永赖洪麻觐

　　文考烈光四子孙茂膺繁祉谨言

　　谥册通篇写尽溢美之词，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皇恩浩荡、强民富国的韵味。假如不了解万历一朝的历史真情，仅凭谥册推断，那该是一派多么欣欣向荣、四海升平、辉煌灿烂的景象。可惜，可悲的现实毕竟不是凭几位儒臣的华丽词藻就能掩饰得了的。在这一点上， 万历及其臣僚远没有太祖朱元璋的真爽和聪明。朱元璋在为皇陵立碑时，为避免儒臣对他及帝国的粉饰，而亲自主笔，以真挚的情感、冷峻的笔锋，客观地描绘了自己的生平和创业的艰辛。撇开他那文采飞扬、气魄恢宏的碑文不论，仅凭直面人生和面对现实的勇气，就足以让后人称道。而万历的谥文，除了对他悲怆的人生及业已沦丧的帝国一丝安慰外，于世人又有何裨益呢？

　　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以人类自身的血肉粘合而成的。

第十五章 面对沉重的遗产

　　时代的足音伴着远古的文化走出地下玄宫，登上神武门城楼。现实与历史在这里碰撞出灿烂的火花。面对这沉重的文化遗产，年轻的共和国难以承受它的强大压力，最终只能将其推下宝城——

命运的转折

　　当发掘人员清理到万历梓宫下部时，虽然有搭起的木板相助，但几乎将半个身子探下去，也仍无法再接到器物。这是考古的科学发掘，毕竟不是孙殿英用炸药盗墓，必须认真细致地按照科学的程序操作，稍有疏忽，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时间紧迫，不能迟疑，严酷的政治形式和眼前的处境，使大家焦虑不安。而最感焦虑的则是年轻的冼自强，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器物原始状态的描摹，先按照实物的原貌，把图样画出来，再贴上标签号码，然后才能对器物进行清理。他问夏鼐：“夏所长，怎么办？半个身子都探进去了还是够不到，我总不能蹲在棺材里面操作吧！”的确，棺木中尚有不少殉葬品未得到清理，毫无立足的空隙，而又不能置器物于不顾，任意践踏。

　　纵观海外其他国家的同期考古情况，比这规模小的殉葬品，其处理方法是先用石膏将器物在原地灌注，待凝固后拿到实验室再进行清理，它的好处在于随时可以用仪器测定，进行各种化学试验。这一切，在当时的地下宫殿内，面对偌大的皇帝棺木却无法做到，必须按照现有的条件，老老实实地在原地进行清理。

　　赵其昌跟着夏鼐大师焦急地围着棺木转，耳边又响起了冼自强的话：“我总不能蹲在棺材里操作吧！”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冼自强真还必须蹲在棺材里操作，但是如何蹲法，得想出个办法来。他望着冼自强瘦小的身躯，琢磨着，然后把自己的设计方案告诉了夏鼐。夏鼐点着头：“也只好如此，委屈他了。”

　　赵其昌走到冼自强面前，问道：“我把你吊在棺材里可以吗？”“怎么个吊法？”冼自强未解其意，瞪着眼睛迷茫地问道。赵其昌用手比划着说：“我把一个四方凳子翻过来，四条腿朝上，吊在木架的横梁上，你蹲在凳子里，不就可以绘图了吗？”说完又补了一句：“只是你太辛苦了。”不料冼自强高兴地说：“没关系，只要能画图，什么办法都可以，我不怕！”

　　别无更好的选择，大家只有按这个土办法，做了一个方形的小木箱，箱子四角钉上四条长长的木腿，木腿顶端再横钉两根木杠。为使木箱移动方便，又不损坏棺木，他们将原来的木架拆除，另外沿着棺木两侧再钉一个稍稍高出棺木的长方形木架，把木箱上的两根木杠搭在木架上，就平稳地吊在棺内了。木箱既对器物无法造成挤压，又可以随时前后移动。冼自强蹲在小木箱内，手拿画板继续着他的工作。现代化的发掘和古老的方法交织在一起，谱写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独特韵律。

　　幽深的地宫，阴雾凄凄，虽然已到炎热的夏季，但发掘人员还必须身穿厚厚的绒衣甚至棉衣，才能抵御袭人的寒气。霉烂的腐臭和刺鼻的福尔马林味儿融和在一起，呛进人们的肺管，使大家经常咳嗽不止。

　　还是在清理随葬品中皇帝的冠冕、皮弁等物时，由于串珠的丝绳霉烂，玉珠已经散落，零乱地摊放在梓宫一角，且实物腐朽叠压严重，形制很难辨认。冕、弁关系到礼仪制度，世间没有实物存留，目睹这种情形，夏鼐亲自承担了清理任务。他拖着病体爬上了木架，把一个枕头垫在胸部，趴在木板上，整整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把冕冠和皮弁的形式、结构、尺寸、色泽以及串珠的系结式样、数目，一一记录下来，并绘制了草图，为日后的复制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器物的清理，要求有详尽的记录，稍有疏忽，便会给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困难。赵其昌每天做的文字记录不下千言，都要送交夏鼐过目，深夜，工作队下工后，他还不能休息。夏鼐阅读记录十分认真，提出很多疑问，在记录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夹上几张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纸条，经常是通宵达旦。因为操劳过度，使溃疡病加重，但他一直坚持到清理工作告一段落，才住进了小汤山疗养院。

　　定陵发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以总计用工两万余个、耗资40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368年的地下玄宫重见天日。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计划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经打开，……有关部门将在这里建立一个地下博物馆。

　　这条封锁了将近三年的消息一经公开披露，立即引起世界考古界的震动，海外多家报纸和通讯社争相转播了这条来自古老东方的爆炸性新闻。为搜集到更详尽的资料和情报，某国驻华大使馆派出了一个秘书，夹杂在前来参观的文化界人员之中，混入定陵。尽管发掘消息已经向世界公布，但定陵却严禁外国人入内，这位秘书经公安战士认出，阻止了他的行动。

　　1958年9月，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了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这是一个金风送爽、万里秋光的上午，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吴晗、邓拓、王昆仑、夏鼐等文化巨匠，前来参加剪彩仪式。在光华照人、精美绝伦的金冠、凤冠和千姿百态、造形奇巧的各种织锦、首饰面前，看得出，吴晗的神情格外兴奋和激动。尽管定陵的发掘出现了许多波折，但最终还是按照他的意志和设想完成了。城楼上的这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实则是对他所为之作出努力的最后鉴定。穿行在这璀璨的文化艺术长廊里，吴晗的身心几乎全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在这辉煌的时刻，他绝对想不到死神已悄悄向他走来。而主持布置陈列的赵其昌，在开幕的前一天便已回到定陵工地。他心中隐约感到，在这辉煌的时刻过后，又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呢？

　　赵其昌的预感，在神武门展览之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应验了。他正整理资料，博物馆筹建组负责人朱欣陶来到木板房，轻轻地坐到他的跟前。赵其昌抬起头，见一向和蔼可亲、谈笑风生的老人面色阴沉而严肃，便停下手中的工作，问道：“朱老，有什么事吗？”

　　朱欣陶的嘴角轻轻动了一下，露出了一丝淡淡的苦笑：“其昌，我跟你说件事，你要有所准备，我说出来你不要激动。”

　　“天塌下来有山顶着，你就说吧！”赵其昌满不在乎地表示，心中却“咚咚”地敲起了小鼓。

　　朱欣陶脸上涨起了一阵红晕：“根据文化局的指示，发掘队的人员要下放劳动，你是第一批，到良乡窦店农场。”

　　赵其昌一惊，两眼呆呆地望着面前的朱欣陶，没有说话。对于命运的悲剧性转折，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一旦真的到来，竟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站起身来，在木板房里转了两转，有些激动地问道：“为什么？”

　　朱欣陶伸出手，示意赵其昌坐下，脸越发通红：“这话我也许不该告诉你，既然你提出来，我只好给你透点风，原打算让你明年开春后再下去，可是……”他停顿了一下，把到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改口道：“我也无力挽回局势。”他摊开了双手，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姿式。

　　赵其昌皱紧眉头，一脸怒气：“就我自己？”朱欣陶用安慰的语气说：“白万玉已回考古所了，就你一个人，你只好先走一步了。”赵其昌似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寻找着答案：“我不记得在工作上犯过什么错误……，”朱欣陶望着他那张纯朴又带点傻气的脸，有些憋不住了：“可是有人说你在地宫里放毒气，行使特权，”然后用加重的语气补充道：“再加上你的历史问题。”

　　赵其昌的脑袋轰的一下，自己的历史问题是避不开的，然而毒气呢？他渐渐冷静下来，一屁股坐在床上。他回想起来，还是在清理万历的棺木时，为防止霉菌的侵蚀，他们不时在地宫中喷洒福尔马林药水和酒精混合液，以便进行消毒防腐。当时有个领导领着老婆孩子来参观，正赶上他们喷洒药水，刺鼻的气味弥漫开来，那位领导还能勉强支持，可他的老婆却不停地咳嗽，用手帕擦着溢出的眼泪，两个孩子也叫喊起来。这位领导见状，只得举家迅速离去。那时的赵其昌，怎么也想不到会引出今天的故事。

　　尽管事实清楚，如果真是毒气，他和他的队员们能在毒气中周旋数月之久吗？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冲动之情，一股怒火在心中燃烧起来，他感到委屈，又感到悲愤，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喷洒药水怎么能和“特权”联系在一起？这种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局面，倒可以清楚地表明，到底是谁在行使“特权”！

　　一切都无须再问，什么也不用解释，事已至此，只有面对现实。“什么时候走？”赵其昌问。

　　“上级领导说今天，我看时间来不及，你收拾一下，明天后天都行。”

　　“那发掘报告还写不写了？”赵其昌指着近三年来积累的数百万字的发掘记录。

　　朱欣陶一时没有回答。身为定陵博物馆筹建组领导人，他清楚地知道发掘报告的份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考古发掘，都是按严格的程序进行的。要发掘一座遗址或陵墓，先从实际勘察着手，在掌握了大量的线索和证据后，再进行现场发掘。这个过程要配合照相、测量、绘图和记录进行，不能有半点疏忽和遗漏。待实际发掘工作结束后，就应立即撰写带有科学研究成果的发掘报告，以不同形式公诸于世，为研究者提供进一步探索的科学性原始依据。定陵发掘出土文物的展出，仅仅是发掘工作的一个段落，整个工作的完成，要以发掘报告的问世作为终点。面对这常识性的问题，今天的朱欣陶也无法解答了。

　　赵其昌决定第二天离开定陵到窦店农场去接受改造。他单身一人，无牵无挂，不想告诉城内的老父，但他需要向他的队员们告别。

　　晚上，他正在紧张地收拾行李，刘精义提着一个布包悄悄地走进木板房，声音低沉而又沙哑地问道：“明天真的要走？”

　　“真的。”赵其昌抬起头，四目相对，不用言语。昏暗的灯光下，两人静静地对望着，往事烟云，多少欢乐悲苦、友谊真情，在心中翻滚开来。

　　刘精义原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因突患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而中途辍学。病愈后，年迈的母亲领着唯一的儿子从包头来京寻找工作，在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和赵其昌邂逅相识。此时定陵急需人手，在赵其昌的力荐下，刘精义加入发掘队来到定陵。自此，两个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刘精义是独子，母亲早年孀居，从小养成了一副倔犟的脾气，对待工作却极为认真细致。就在发掘人员面对地宫大门无计可施的时候，正是刘精义日以继夜，埋头苦读，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找到了“拐钉钥匙”的记载，为地宫的打开做出了贡献。

　　在殉葬品清理的后期，由于寒气袭人和每天近二十个小时的蹲地操作，赵其昌的腰部受寒，整日痛疼不止，既无时间又缺乏医疗条件，只好在晚上烧几块砖头，垫上毛巾倒换着进行热敷。当刘精义在德胜门外乘车进城再转车去十三陵时，看到一家药铺门前贴着专治腰痛的中药“坎离砂”的广告，他如获至宝的买了几包，每天晚上临睡前，用醋调和，耐心地给赵其昌敷在腰上。这种神奇的铁砂加醋搅拌，释放出大量热能，经过一段土法治疗，赵其昌的腰病一时痊愈了……

　　似乎一切都在眼前，一切又都成为遥远的过去。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刻，他们要说些什么？

　　依然是相对无语。

　　最后，刘精义敞开布包，拿出一套毛线衣裤：“这是今天下午从长陵公社买来的，送给你御寒。”

　　赵其昌望着，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立即抽出跟随他多年的派克自来水金笔，双手送上。两双大手在静谧寒冷的北国之夜，紧紧地握在一起……。

　　赵其昌就要走了。

　　深秋的朝阳洒进陵园，映照着他黝黑的脸，凄冷的寒风掠过大地，刮起一阵尘土，笼罩着他的身躯和苍翠的树林。崎驱的山路上，他背着铺盖，手提一包发掘记录，向长陵公社的粮站走去，他将从那里搭车进城，再转车去所要去的地方。手中的包袱沉甸甸的，让他心烦，又让他欣慰。和他相伴三年的定陵就要从身边离去了，那雄伟的大殿，那苍老的柏松，那给予他温暖的木板房，那倾注了他鲜血的地下玄宫……这一切，都将随着那一幕幕悲欢离合的往事，成为昔日的梦境了。只有这一包沉甸甸的发掘资料还在身边，这是他从定陵带走的最珍贵的东西。他知道它的珍贵和价值。他记住了朱欣陶老人的话：“去吧！把资料带走吧，只有你才能写出定陵发掘报告。”雄奇的大峪山在他的泪眼中渐渐地模糊起来。历史让这个开皇陵发掘之先河的发掘队长走了。他的命运无疑是一个不幸的转折。然而这个转折导致的结果，却比他自身的不幸要严重的多。在不久之后，将有更加凄壮的故事发生，不过，那已不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灾难了。

第一座皇陵博物馆

　　神武门展览之后，定陵博物馆筹建人员加速了修补、保护、复制殉葬器物的步伐。

　　首先要修补、复制的自然是三具尸骨。正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著名雕塑家格拉西莫夫听到此事，主动找来请求把尸骨带回苏联，做修补和模型复制。在这之前，格氏已为北京博物馆修补和制做了古人类头骨的模型。有关方面怕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漏洞，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

　　三具头骨送往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进行修补。同时，找了两位从事雕塑的老师，做万历帝后的模型。由于万历皇帝在他们心中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模型的制作自然要按照地主的形象进行艺术加工。两个月后，万历帝后的三具人体石膏模型送往定陵。只见万历头戴瓜皮金丝小帽，横眉怒目，鹰勾鼻子下挂着一张血盆大口，摆出一副要吃人的架势。左腿长，右腿短，身体极不平衡地站立着，手握皮鞭，侧身站立。似在追赶，又似在战斗和殴打。这独特的造型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地主，正在对交不起田租的穷人进行残酷的蹂躏。其动作和形象都维肖维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吃人的凶恶本相。两个皇后则穿红着绿，涂脂抹粉，头戴鲜花首饰，妖冶而凶残，一副典型的地主婆形象，真是富于想象、高于生活的革命创作！

　　就在塑造万历帝后的同时，陵园内忙于对出土的织锦匹料进行技术处理和保护。有人建议，丝织匹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托裱，背后衬用韧性大的纸张，以便卷舒；有人建议，浆糊内加入防腐剂，以便长久保存。但是，托裱工作并无专业人员现场指挥或指导。装裱完毕，著名文学家后来又成为专门研究古代服饰的沈从文先生来了。他想看看匹料，作一点研究，将裱品展开，用放大镜一件件仔细观察，迷惑不解地问：“怎么有的装裱成品显露的是织品反面？”

　　“研究织品的结构不是要看反面吗？”一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说。

　　一句话激怒了沈从文，但他还是面带微笑地说：“研究织品结构，要看反面，更要看正面。如果为显示反面结构，留下一厘米、两厘米、最多五厘米也足够了，整匹反面，我看是装裱的错误。”他的直言不讳，特别是说到错误，使站在旁边的负责人显得十分尴尬。

　　沈从文不愿再看下去，走出接待室，对同来的助手说：“囊括了中华纺织技艺精华的明代织锦遗产，如此轻率地对待，还做这样不负责任的解释，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有意欺骗！”

　　有些袍服的处理，也不尽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时间稍久，衣服颜色变深，软化剂蒸发，质料变硬，硬作一块，不能展开。未经反复实验，匆匆上手，效果不佳，只能停止。

　　科学一旦嫁给愚昧，就注定要遭其蹂躏，而不甘沦亡的科学反过来又将予以致命的报复。这一哲理，在这座皇家陵园再次得到验证。

　　定陵丝织品损坏的消息传到北京，郑振铎、夏鼐等大吃一惊。正在焦虑不安、痛心疾首之际，外地传来消息，有的省份正在组织人力，跃跃欲试，要向帝皇陵墓进军。还有的省份也不甘落后，纷纷效仿。汉陵、唐陵、清陵等等，都响起了开掘号子……。面对此种情景，负责全国文物保护、考古发掘的郑振铎、夏鼐心急如焚，立即上书国务院，请求对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予以制止。这份报告很快得到周恩来总理批准，并通令全国，一股邪风终于停止。巨人力挽狂澜，使行将有灭顶之灾的中国文化遗产再度免遭劫难。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定陵的出土文物基本上已修补、复制完毕。损坏的不再有，完好的自然还要公诸于世，以显示其成果。

　　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即将开放。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明十三陵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这座中华大地上首次洞开的地下玄宫。

定陵与杠铃

　　定陵博物馆一经开放，游客蜂拥而至，纷纷踏进这座将近四百年的地下宫殿，要亲眼看一看那壮丽豪华的建筑，一睹帝后的风采，领略一下古代陵寝的气息。

　　遗憾，在这深达27米的地宫深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洞穴。后殿的玄堂上，尽管摆着三口巨大的棺椁，但却不是金丝摘木制作，而是用白灰和水泥的复制品。朱红色的棺椁散发着油漆的气味，像是司空见惯的躺柜，静静地摆在游人面前。远古的气息荡然无存，现代化的意味却充溢着整个玄宫后殿。不少游客都满怀失望地问道：“皇帝皇后的原棺原椁哪里去了？打开地宫的时候不是还在吗？”

　　可是，现在却消失了。

　　颇具戏剧性的是，它的消失和定陵博物馆的成立，竟是在同一天进行的。

　　1959年9月30日晨。曾铲下定陵第一揪土的民工王启发，接到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马上就要开馆了，既然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你带几个人到地宫清扫，把那些棺木抬出来，好迎接领导来检查清洁卫生。”

　　定陵地宫打开后，大部分民工已回村，只有王启发等几位为发掘工作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留在博物馆继续工作。他接到指示，立即召集几个职工，将宫中的棺木抬了出来。

　　“棺木放在那里？”王启发问主任。

　　主任将手习惯性地放在额下，作着沉思状，没有发话。

　　“是不是放在仓库里。要不下雨就淋坏了。”王启发作着提示。

　　“你先回去，待会儿我再告诉你。”主任终于有了良策。

　　王启发正在屋里歇息，办公室主任走了进来。“仓库没有地方，你带几个人把它扔出去。”

　　王启发心中一颤。他想起发掘时白万玉老人经常说的话：“发掘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一块瓦也是无价之宝，千万不能糟踏了。”如今老人走了，这话却在他心中铭记不忘。

　　“这不合适吧？”王启发没有动。

　　“什么不合适，让昨干你就咋干，把棺底的铜环劈下来，听我的没错。快去，别耽误了领导来检查。”主任催促道。

　　王启发不情愿地走了出去。

　　几个职工围住楠木棺，要取四周的铜环，挥镐劈了起来。沉重的镐头落到棺木上，发出咚咚的撞击声。棺木虽经三百多年的腐蚀，但除外层稍有朽痕外，依然完好如初，坚硬如石，不愧为木中之瑰宝。也无怪乎万历皇帝会选中它来做自己的寿棺。

　　当职工们将几个铜环劈下来时，已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王启发望着四个硕大的铜环鸣响着落到地上，心中莫名其妙地掠过一丝哀痛。三年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有多少人为这座皇陵的发掘付出了心血与汗水。这一切为了什么？还不是要找到帝后的棺椁与尸体吗？

　　可今天找到了，棺椁就在眼前，却要把它劈开扔掉。这又是为什么？他只读了两年私塾，但已不是开始发掘时那个迷信神鬼狐仙的人了。他对发掘的意义及出土文物的价值，并不太懂，却觉得白万玉老人说得有道理，人家搞了一辈子发掘，还和外国人合伙干过，是内行呵。这个办公室主任从队伍上刚来了几天，能懂个啥？怎么能按他说的蛮干？想到这里，王启发制止了众人，再度来到了办公室。

　　“主任，那棺木不能再劈了，找个墙角放着吧。”王启发近似哀求地说着。

　　主任正忙于接待前的准备，冲王启发一瞪眼，说出一句令人心寒意冷的话：“你是不是想留下给自己？”

　　“轰”地一声，王启发的脑子如同炸开一般，热血骤然升腾起来，脸热得发烫。他想表示点什么，但又想到此时正是自己命运的转折关头，便强按怒火，退出办公室，回到自己的木板房抽起了闷烟。

　　外面的人见自己的工头已罢工，也放下手中的镐头，提着四个铜环回到了各自的宿舍。

　　主任见大家四散而去，放下手中的工作，嘴里急呼呼地嘟哝着：“我就不信死了驴就不能推磨了，离了你们地球照样转……”向警卫连走去。

　　几十名警卫战士跟着主任来到棺木前。“大家辛苦一下，把这些木头板子给我扔了。”主任似乎又回到了过去作为军官的岁月，极为娴熟地指挥起来。

　　年轻的战士自然不管事情的凶吉，执行命令是他们恪守的天职。何况像这样的卫生清理，对于他们已成家常便饭。

　　战士们在主任的指挥下喊着号子，将沉重的棺木抬起，来到宝城上。随着主任一声威严的口令”扔——”战士们一齐用力，三具巨大的棺椁被掀下墙外，哗啦啦滚入山沟。

　　主任眼望着所有的棺木被扔进城外的山沟，才像了却了一件陈年旧事一样，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一个星期后，定陵棺木被扔的消息传到夏鼐耳中。这位大师全身发抖，脸色煞白，不停地在房里走动。马上打电话让博物馆重新捡回棺木，加以保护。可是，空荡的山谷早已不见了棺木的踪影。

　　31年之后，当我来到颐和园，找到当年的发掘队员李树兴了解这段历史公案时，那位主任竟然戏剧性地和我们相遇了。真是山不转水转，天地太大也太小，在这偶然的背后，实在是蕴藏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必然。

　　当年的主任两鬓雪丝，已经退休了。今天，他正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为党的事业再献余热。尽管我们知道他为扔棺的事，后来受了个警告处分，从而成为他心中最为敏感的政治伤痛，不便提起。但既然有缘相逢，还是顺便问一句好。

　　“听说那棺木是你决定扔的？”有点明知故问。

　　他的脸轻微地抽搐了一下，眼稍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哀与痛楚，声音低沉无力：“就算是吧。”

　　“怎么叫就算是？”

　　“其实在扔之前，我已请示过领导，包括文化局领导。你想我一个办公室主任怎么敢作出那样的决定？”他的声音比先前大了些，显然有些激动，“当事情追查起来时，这些领导就不再承认了，我也就只好自认倒霉吧。”

　　望着他那有些悲怆的面容和真挚的哀叹，我们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如果没有更高层领导的指示，他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是断然不敢这样自做主张的。可惜没有人再出来承担这个责任，历史的罪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还要记在他的身上。想来他也实在是一个让人同情的悲剧人物。

　　采访完毕回到城里，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仍在思索着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无论责任在谁，棺木被扔却是事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一座皇陵博物馆连帝后的棺木都不能容纳，它还能容纳什么？还需要他做什么？烦恼困绕着我们，正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电视机里传出了一阵骚乱的杂音。只见一个光着膀子的彪形大汉，正要举一对大得吓人的杠铃。这是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实况转播，一场精彩项目的角逐。只见这位运动员活动了一下筋骨，抓把白粉在手中搓搓，潇洒地来到杠铃跟前，弯腰弓背，两手死死抓住铁杠，随着气贯丹田、力运双臂的一刹那，杠铃腾空而起，骤然落在他的肩头；电视机里再度爆发起喝彩嘈杂之声。他想借余力再一用劲，以便将杠铃举过头顶。遗憾的是，他已经做不到了。他的腿哆嗦起来，整个身体都在摇动。尽管他二目圆睁，全神贯注，但自身的筋骨承受不住这强大的压力，意志与精神只得向肉体屈服。杠铃终被扔了下来，险些砸了自己的双脚。这个惊验的动作，冥冥中透出一股强大的难以名状的辐射力，使我们顿悟。电视机中的杠铃和我们发掘的定陵，竟有着某种富有哲理的联系。一座定陵，囊括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精髓，无论是它的建筑，还是葬制，都能从中探寻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和发展脉络，几乎每一件殉葬品都镌刻着苦难的历史足迹和人类行进中的气息，标志着华夏文化与政治制度的成熟与衰亡。对于今天的人们，或许这个包裹太沉重了，沉重得如同运动员手中的杠铃。要背负起这个包裹，就必须具有承受重压的心态和身体素质，以及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而那时的共和国，只不过如同一个十岁的少年，骨骼正在成长，肌肉尚未发达，血液仍是鲜嫩的浆汁，虽已漫步行走，却不能健步如飞，十岁少年纵有千里之志，毕竟尚难仓促行进。如果凭一时的兴趣或冲动，其结果必然是步履不稳，像这位运动员对待沉重的杠铃一样，带着无尽的遗憾与痛苦，将包裹扔在脚下。若躲闪不及，伤了自身的腿脚，从此一蹶不振，也未必没有可能。

　　这一令人回味的哲理，倒是在定陵之外的颐和园得到启示。

　　真是有趣的启示。

第十六章 大风起兮云飞扬

　　风暴卷着狂潮漫过十三陵，涌进定陵地下玄宫。火光骤起，三具尸骨和它的发掘者、保护者，顿时成为“专政对象”。随着烈焰的升腾，中国考古史记下了最悲惨的一页——

帷幕悄悄拉开

　　1966年，华夏大地上一场惊天动地的响雷滚滚而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毛泽东穿上已经脱下许久的军装，以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轩昂气度登上天安门城楼，抬起巨臂，向广场上那片稚嫩鲜活的绿色丛林挥手示意时，一场浩劫已悄悄拉开帷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擦去脸上激动的热泪，怀着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和对封建文化的无比仇恨，离开天安门广场，奔向寺庙、园林、古建筑群和文物遗址，以所向披靡、摧枯拉朽之势，实施“横扫一切”的革命行动。

　　风暴卷起漫天尘沙，浩浩荡荡的红卫兵大军，高举战旗，出北京、渡沙河，翻山越岭，如同三百年前李自成的大顺军，沿着历史的荒野古道，一路喊杀着来到尚处于宁静中的定陵皇家陵园。

　　大军既至，立即将陵园封锁起来。这时的定陵博物馆早已停止对外开放，工作人员正在闭馆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忽见绿色大军以乌云盖顶之势闯了进来，个个心惊胆战，不知所措。

　　“把当权派押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女红卫兵领袖，发出了来定陵后的第一道命令。

　　很快，博物馆馆长朱欣陶等人被关进了一间仓库，从此与世隔绝。

　　这些大多来自上海、武汉等地的革命小将，在见惯了江河湖海之后，对这青山古庙，荒冢绿林感到格外新奇。尤其是这座以飞檐异兽的古建筑和苍松劲柏组成的辉煌艺术陵园，更是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前所未见的。那幽深凄冷的地下玄宫，只在人们讲的故事中听到过。今天，命运赋予了他们一个难得的机会，一切梦幻中的景物都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实实在在地展现在面前。既然历史已经敞开胸怀，坦诚而无偿地馈赠，就要义不容辞地抓住它、利用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实现昨天的梦想和今天的誓言。

　　今天，他们是定陵理所当然的主人。

　　红卫兵小将们心怀一种好奇和仇恨的复杂心态，将地面的景物浏览一遍后，兴致昂然地要进地宫，砸烂这几百年封建王朝的老窝。

　　“老东西，快交出钥匙，我们红色小将要进地下宫殿去批斗地主头子！”一个学生穿着的男孩来到仓库，指着朱欣陶老人有些光秃的脑门指示道。

　　朱欣陶心里一惊，光滑的脑门上渗出细细的汗珠。他知道一旦打开地宫，小将们下去的结局会是什么。老人望着眼前稚气未脱的小男孩，没有吱声，脸上露出颇有些不屑一顾的神态。

　　男孩像受了极大的羞辱，心中怒火腾地燃起，他抑起白哲的右手，左腿后撤一步，胳膊抡圆了，猛力向老人的脸颊抽来。“啪”地一声脆响，朱欣陶身子摇晃了几下，布满皱纹的脸上涨起三道红色的印痕。

　　“为什么打人？！”仓库中的人群愤怒了，眼里挂着血丝，欲与男孩拼命一搏。

　　这位小将见几个大汉围将上来，心中不免胆怯。他机智地对后面的同伴们叫嚷着：“不给钥匙，我们也能进去，走！”

　　大队人马随着这位小将呼喊吵嚷着来到地宫门口。一幢黑色的铁门横在眼前，如持枪挥棒的战士，便红卫兵无法前行。

　　“找东西把锁砸开。”一位女红卫兵首领发着命令。

　　一块块砖头石块被捡起，又一块块带着仇恨与愤怒向铁门射来。地宫门前人流涌动，砖石乱飞，喊声一片，势同三百年前李闯王率领大军攻克北京；石块撞击铁门的金石之声，恰似咚咚战鼓为三军将士呐喊助威。经过一阵暴风骤雨般的袭击之后，宫门仍未砸开。这时，有几个壮汉不知从哪个角落抬来一根巨大的松木桩，大声叫喊着：“闪开，快闪开，看我们的！”众人见运来新式武器，大喜过望，又围上几十人，抱住粗大的木桩，一齐向宫门撞去。

　　“咚——”一声巨响，整座陵园似乎都在颤抖，地宫券门刷刷地落下灰尘土块，乌黑的铁门嗡嗡作响，平整的门面凹陷下一个深坑。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女首领在这种力量的交锋中，显然难以展示自己的才能，便站在一个凸处，不失时机地进行鼓动。在让她的军队增强信念的同时，也再次预告了她的存在和不可动摇的政治地位。

　　果然，这次撞击的力量比先前迅猛沉重，随着“咚、咚”几声地动山摇的巨响，铁门招架不住，只好敞开自己的心扉，任人宰割了。眼看胜利在望，红卫兵们抱住木桩，攒足力气，喊着号子，拼命向前撞去。就在木桩接触铁门的刹那间，“哗”地一声，门钩脱落，轰然洞开，木桩斜插着钻进地宫隧道，大批人流倒在地上。

　　“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地宫门前一片欢腾。欢腾过后，又是一阵犹疑和恐惧，面对这座黑暗阴森的地宫，没有人敢下去，大家只好互相张望着。

　　“派人向他们要手电，抓一个来带路。”那位刚才背诵语录的女首领，再一次显示了她的指挥才能，向不知所措的人群献计。

　　手电筒要来了。同时有四个大汉架着老职工王启发的胳膊，簇拥着来到地宫门前。

　　“老头子，你带我们下去，看看这个地主阶级头子，是什么样的反动面目。我们要坚决把他批倒批臭！”女首领说着，一挥手，王启发被人推着走进地宫，后面的人流竟争先恐后的向玄宫底层涌去。

　　一只手电筒发着微弱的光亮，在王启发身边晃动。人流悄无声息，神秘幽深的地宫，使红卫兵心中高度紧张甚至畏惧。过惯了城市车水马龙的生活，对这里自然感到格外陌生。这是一个超越他们想象而飘渺于尘世之外的天地。人流似无声的浪涛，漫过前殿、中殿，直到后殿的玄堂。

　　一切都暴露出来了。站在大殿的尽头，他们开始感到失望，原想这座地下宫殿，肯定会像梦中那样刺激人，妖怪、小鬼、骷髅、死尸……惊心动魄，胆战心惊，可这里除三口复制的躺柜状的棺椁和二十几个箱子外，梦中的一切俱不存在。希望一旦变成失望，接着而来的就是报复。

　　人群几乎将地宫塞满，普遍感到无聊之后，便想起要对这里的文化进行“革命”了。文化在哪里？地宫之内的景物哪些算“文化”？这命应当怎样“革”？一连串的问题，几个首领也糊涂起来。这个黑乎乎的洞穴就是文化？这几口朱漆棺椁也算文化？但有一点他们心中却是清楚的，这座地下宫殿是旧东西，这里头的主人就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反动头子。只有砸烂一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不管哪些是文化，砸就是革命，就是胜利了。不知是谁从地宫外找来了几把破笤帚，插进中殿宝座前的“万年灯”里，将缸中的油料沾在笤帚上（定陵玄宫器物清理之后，青花大瓷缸和缸中的油料仍放在地宫未动），然后，燃起了大火。

　　玄宫不再凄冷阴暗，十几支火把将宫内照得如同白昼。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复仇的欲望急剧地升腾、暴涨。先是有人跳到宝座上当起了“皇帝”和“皇后”，接着有人将宝座连同上面的“皇帝”和“皇后”一起掀翻。打闹的人群因一时找不到锤子，只好用脚去踢、踹汉白玉雕成的宝座。

　　就在中殿的汉白玉宝座被掀翻踢打的同时，后殿里也开始了行动。巨大的棺椁无法掀动，有人开始把殉葬的木箱子搬起来，在玄堂上摔打。随着“噗噗”的声响，一个个用白灰复制的木箱瞬间变成了土块。

　　王启发望着眼前的一切，先是震惊，接着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你们不要这样，破坏了文物，你们要受到惩罚的呵！”他扑倒在木箱上，双手张开，眼中布满血丝。他仗着自己出身贫农，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横劲，做出要与这伙人拼命的架势。

　　他的反常表现，同样使面前的红卫兵小将们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个干巴老头还有如此的气魄，敢在强大的红卫兵面前耍威风。只听人群一声喊：“给我们把他拖下来！”话音刚落，几个强壮的汉子将王启发拖了下来，按倒在地。王启发还想挣扎爬起，只觉头发被人抓住，头皮热辣辣地刺痛，身子向玄宫墙壁撞去。随着“咚”一声，一股鲜血溅了出来，喷洒在洁白光滑的墙石上，他的身子随着血的涌动，慢慢地瘫软了。

　　“革命”仍在进行。有人把箱子一个个地抬起来，压在万历皇帝的棺椁上，让这位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永世不得翻身。为了达到“再踏上一只脚”的革命效果，一位首领不顾箱子的摇动，奋身爬上去，站在顶端，两手插腰，在熊熊的火焰中，以巨人的气派演讲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经过一天的“横扫”和“砸烂”，红卫兵开始感到疲惫和乏味，他们离开了定陵，一路高喊着革命口号，打着红旗，向昌平县涌去。

　　大军远去，定陵工作人员才稍稍松了口气。几位当权者心中如一块石头落地，暗自庆幸这场风暴迅疾过去。正当他们渴望雨过天晴不会再有意外时，不料，一场更加凄厉肆虐的风暴却又渐成气候。

“战斗队”的勇士们

　　狂风顿起。正处在惊诧、观望、捉摸不定的境况下的定陵博物馆部分工作人员，随着红卫兵的到来而有所领悟并行动起来。他们对这场革命风暴不再感到困惑与迷惘，而是觉得有一条新的道路铺展在面前，这条道路如同雨后的彩虹，辉煌绮丽，使命重大，只要踏上双脚，人生的意义则其味无穷。

　　几乎每一个人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面对这个“四海翻腾”的伟大时代，他们以满腔的热情和澎湃的激情，汇入时代的洪流之中。于是，定陵博物馆朱欣陶等当权者被打翻在地，新的“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分成了“真理战斗队”、“红旗战斗队”、“七尺枪战斗队”等若干派别。在他们尚未发展到自相残杀之前，共同的“革命”目标和专政对象，则是定陵的文物和原先的当权者。由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

　　“革命”有条不紊地进行。各战斗队一致通过：先将朱欣陶等走资派、黑帮押起来，关进仓库，日夜轮班看守，防止他跑出来破坏“革命行动”。同时组织一切力量，尽可能地摧毁定陵园内的建筑物和代表封建主义的一切。

　　决议一经通过，各派人员纷纷响应。几十人争先恐后地拥到陵园前的漫水桥下，要以这里为革命的起点，依次向前推进，直至地宫深处。

　　20岁的女讲解员W，已失去姑娘的羞涩与娇娜，她站在桥头，双手插腰，以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和气度，向她的部下宣布：“革命现在开始！”

　　“轰”的一声，早已跃跃欲试的战斗队成员，向自己选准的目标扑去。一座不大的石桥，被几十人团团围住，挥揪抡锤，手扒脚踩，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路数毁坏开来。人群争吵着，抢夺着，如同一堆黑色的蚂蚁啃抢一个奶油蛋糕，不大的石桥瞬间变成了废墟，七零八落的石块，如同一堆白骨横躺在荒山野地里。

　　众人见小桥已无肉可食，便按照原方案采取第二步行动——推倒陵前的无字碑。

　　一根绳子套在二丈多高的巨大石碑上，20岁的女主任W一声喊，众队员运足气力拼命拉拽。

　　“一、二、三！”

　　“一、二、三！”

　　不管这位W怎样呼喊，尽管所有的人都拿出了吃奶的劲头，但无字碑仍纹丝不动，巍然屹立在蓝天白云之下。只有它身下的龟趺瞪着吓人的眼睛，龇牙咧嘴，似在痛苦的忍耐中，伺机复仇。

　　绳索仍在一松一紧地拽动，革命的口号依然在陵园前一声高过一声地随风震荡。尽管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冒出了油亮的汗珠，尽管每个人的手心都勒起了血红的印痕，麻木之后的疼痛开始刺激每一根神经。但，没有人提出停止，更没有人撒手不干。队员们依旧面颊绯红，二目挂着血丝，真诚而不惜一切气力地弯腰弓背，在号子声中死命地拉动。在他们心中，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革命的成败，就看这块无字碑是站着还是倒下。倒下便是成功，站着就意味失败。在这“民族危机”的严峻时刻，作为革命的先锋队员，自然不能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私自逃离这如火如荼的最为壮怀激烈的阵地前沿。他们有责任义不容辞地要把这块巨碑拉倒，以迎接文化革命胜利的曙光。

　　在这关键时刻，只听“咔嚓”一声，绳索断为两截，人群纷纷倒地，压在一起，滚成一团。

　　望着两截断绳和顶天立地的石碑，战斗队的成员开始泄气了。有人在小声嘀咕：“当年努尔哈赤和李自成的大军，都没有拉倒它，何况我们……”这层薄薄的窗户纸一经点破，里边硕大的世界就变得分明起来。也只有面对这个世界，才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悲。眼前这几十个队员，无论是和努尔哈赤的几十万铁骑，还是和李闯王的近百万大军相比，的确是相差太远了。尽管自己有满腔的革命热血和高涨的革命意志，依然无济于事。蚍蜉撼树，谈何容易？巨人的诗句不是戏言。再一意孤行，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这次“革命”失败了，再接再厉争取下一次的成功吧。作为总指挥的W当机立断，决定放弃无字碑，集中火力攻打明楼。

　　显然，这个抉择再一次犯了没有借鉴历史经验的错误。当年清军入关，兵践十三陵，定陵园内烈焰升起，几乎一切建筑都焚烧殆尽，唯独这座明楼安然无恙，因为它的每一根筋骨都是由坚硬的石料构成。纵然是气吞万里的清军，对这座明楼也无可奈何，赤手空拳的他们，同样也只能望楼兴叹。

　　坚硬的明楼无法捣毁，总要想办法给予有力的打击，以显示革命造反派的气魄和不畏困难的精神吧？这时，队伍中有一个自称“小诸葛”的人，望着手足无措的W，微微一笑，上前：“我看把楼上刻着‘定陵’两个字的竖匾刷上油漆比捣毁它还要革命。”

　　小诸葛的建议，立即得到了W姑娘的赞成和众人的拥护。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痛恨自己，为什么这样的高招是小诸葛首先想出，而不是自己？故宫前天安门城楼上不是已经挂上了毛主席像了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启示：中国的历史，是红旗如海的天安门城楼上，由那只频频摇动的巨手开始书写的。既然像天安门那样不破坏它，就给它改变一下面貌。W吩咐众人立即找梯子、油漆、刷子……一切很快完成。

　　W在人群中扫视了一下，用征询的口气问道：“谁上去刷？”

　　众人望望这由七架梯子接起来的如同通往天国的桥梁，都把头往脖颈里缩，不再吭声。

　　W见众人畏缩不前，像受到了羞辱，一股无名之火在胸中燃烧，暴怒地喊道：“到底有没有人敢去完成这项革命的重任？”说完，她的目光落到了一个21岁的小个子身上。

　　小个子青年出身将门，中学毕业后继承父志，投笔从戎，来到部队穿起了宽大的军装，接受血与火的最神圣的考验。三年后，来到了定陵博物馆。血气方刚的他，在军队三年，未能得到像父辈那样荣立赫赫战功的机会。今天，机遇分明来了。无论是这通往天国的桥梁，还是W姑娘火辣辣的目光，都在无声地昭示他挺身而出。梯高楼耸，大军纷纷退缩。谁敢横刀立马？唯有自己才能当此重任。小个子想到此处，举起了拳头，冲W大声喊道：“我上去！”

　　W满意地笑笑，威严而庄重地把油漆交给了他，像是将军对士兵，小声叮嘱：“小心点。”

　　“嗯”小个子心领神会，一股力量涌向全身。他手提半桶油漆，向“天梯”奔去。只见他短而粗壮的脚，踏着横梁一步步向上攀登。所有的人都瞪大眼睛，仰头观望，随着梯子开始抖动，忐忑不安的心也悬了起来。

　　小个子已爬到了二十几米的高度了。这时梯子开始大幅度晃动起来，他的身体也随着飘摇不定，如同细长的树枝挂着的枯叶，在微风的吹拂中悠悠晃晃大有摇摇欲坠之势。小个子开始动摇了，后悔当初不该逞能，走上这条稍一失足就要丢掉生命的险途。但事已至此，退却是不可能的，只有豁出性命走上去。他想起在部队练习爬木梯时学过的本领，再次显示了他自己的机智与勇敢，面对剧烈抖动的木梯，不顾头晕目眩，毅然做出了令脚下所有人为之瞠目结舌的动作：他弓腰曲背，沿着横梁噔噔地跑了起来，只有这样，梯子的重心才能下移，他才有可能不在抖动中跌落下去。

　　他成功了，两腿站在四十多米的高空中。

　　小个子不敢回看下面的景物，他知道只要一回头，就有因晕眩栽倒的可能。下面的人说些什么，是助威还是加油，是喝彩还是担心，他不再去管。他要做的是必须用漆迅速涂掉眼前这两米高的刻着“定陵”两字的巨匾。他稳住身子，蘸上油漆，在高高的巨匾上涂抹起来……

　　经过将近半小时的艰苦奋战，他成功了。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回到地面时，又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在匾上贴一张毛主席像，让红太阳的光辉永远照亮这个牛鬼蛇神出没无常的阴暗角落呢？

　　W欣然同意了这个革命建议，立即命人找来领袖像和浆糊桶，并将这个光荣使命又一次托付给他。

　　“天梯”又抖动起来，小个子大踏步向上攀去。摇晃动荡产生的恐惧已经消失，代之而生的是一种赴汤蹈火的无畏与庄严。然而遗憾的是，刚刚上到十多米，他便一脚踩空，连同掀翻的浆糊桶，啼哩哗啦地跌落下来……

向帝后尸骨进军

　　尽管小个子被众人接住，但还是受了伤，不得不送医院包扎。

　　出师未捷，先伤大将，这对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来说，实在是一个不祥的预兆。W连夜召集几位队长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经过一夜的讨论密谋，终于产生了新的计划：先下地宫砸碎棺椁。

　　各战斗队立即采取行动。队员们手执铁锤、铁锨、铁镐、铁钩……一切具有打击和破坏力的铁器，均被搜集来用于“革命行动”。当W率大队人马闯入地宫时，想不到情况发生了变化，保卫干部孙志忠、职工李树兴、王启发等十余人，已抢先进入地宫后殿，手拿木棍，杀气腾腾地站在棺椁两侧，注视着后来的人群。

　　双方的冲突早在W率领战斗队拆桥时就开始了，只是未步入到这种程度。被对方指责为“保皇派”的孙志忠、李亚娟、李树兴、王启发等，一开始就站在了“革委会”的对立面，以大字报的形式与造反派展开论战。尽管定陵园内已快成为白纸铺天盖地的世界，但这依然不能阻止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眼看大势已去，孙志忠等人不再论战，而是采取文武并举的方针，要和造反派决一雌雄。

　　形势异常严峻，武斗迫在眉睫。

　　火把照得地宫忽暗忽明，双方瞪大眼睛，屏住呼吸，听候战斗的命令。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W挺身上前，厉声问道：“你们为什么阻止我们的革命行动，保护地主阶级的财产？”

　　孙志忠把手中的棍子在W面前晃了几下，以同样的口气和威风反驳：“这不是地主的财产，这是文物。是党派我们来保护的，谁要是敢动一下，我们就砸扁他的脑袋。”

　　“万历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头子，他的棺材怎么不是地主阶级的财产？”W后退一步，右手攥住孙志忠的棍子，继续争辩。

　　“万历的棺材早就扔掉了，这是我领人用三百袋洋灰重新做的，万历连见都没见过，怎么说是地主的财产？”王启发将棍子在棺椁上略略地敲了两下。

　　W眨了一下眼皮，没再说话。形势陷入僵局。

　　“咱还是回去商量一下吧。”红旗战斗队队长在W耳边小声提示。

　　W重重地哼了一声，一咬牙，冲孙志忠愤愤地说道：“你等着，我们早晚要跟你算清这笔帐。”转过身，率人马走出地宫。

　　一连18个昼夜，“造反派”与“保皇派”在棺椁问题上争论不休，相持不下。W窥视进攻的良机，孙志忠则严阵以待，时刻准备血战玄宫。

　　正在这时，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传入定陵。在离定陵不远的黑山寨大队，红卫兵将村中的地主分子王占保全家揪出批斗，由于王占保不老实交待罪行，他和他的儿子惨死在一顿乱棍之下。为了斩草除根，造反派头目又带人将其九岁的孙子从野地里抓回，活活将其撕成两半……

　　黑山寨的消息，给W一个新的启示。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昂，连夜草就一张大字报贴了出来。内容如下：

　　我们该怎么办

　　东风劲吹，红旗招展。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我们定陵博物馆的红色革命委员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蓬勃发展、势如燎原。在革命的艰苦岁月中，我们同阶级敌人斗，同保皇派斗，同当权派斗，同天斗，同地斗，我们在斗争中成长，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得到了锻炼。

　　尽管我们革命委员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要求还相差十万八千里。现在，最大的地主阶级头子就隐藏在仓库的木箱中，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一定要把他抓出来，交给人民群众审判。黑山寨大队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决不能甘心落后，让地主阶级头子逍遥法外。我们一定要把他批倒批臭，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定陵博物馆的工人阶级，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打倒当权派！

　　打倒保皇派！

　　打到地主阶级的头子万历！

　　这张似通非通的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在定陵园内掀起了巨大波澜。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居然还有一个地主阶级的头子隐藏着。大字报的提示，使他们恍然大悟，暗自佩服这位W主任的高瞻远瞩和超人智慧。如果没有她的及时提醒，这位地主阶级的最大头子就可能长期隐藏下去，他的滔天罪行就不可能被劳动人民所认识，果真如此，后果不堪设想。好险！

　　造反派不再进入地宫砸棺椁，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把万历这个地主头子抬出来，进行审判。在W的带领下，造反派疯狂地向仓库冲去。

　　“快交出仓库钥匙，我们要抓万历！”W对仓库保管员李亚娟下命令。

　　“没有领导的签字，我不能开库，这是规定。”李亚娟冷冷地说。

　　“什么领导，我就是这里的领导，快给打开！”W一反姑娘应有的温柔，恶狠狠地对李亚娟耍起威风。

　　保卫干部孙志忠等人闻讯赶来了。W不再退让，她决定以流血来达到革命的目的，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成功。这决心早就在她写那张大字报的时候就下定了。

　　“给我堵住！”W命令身边的“真理战斗队”队长。

　　于是，几十条汉子疾速冲出，和孙志忠等人交起手来。一刻钟后，孙志忠等人寡不敌众，被推到一边，造反派恶狠狠地说：“你们要再保护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就把你们和当权派一样关起来。”

　　“现在你给不给钥匙？”W斜视着李亚娟，以胜利者的姿态作最后通谍。

　　“没有领导的签字，我不能给。你身为革委会主任，这点道理应该知道。”李亚娟依旧冷言相对。

　　W咬咬牙，低沉地说了声：“好吧。”转身便走。

　　仓库的大门打开，W拿着一个纸条和一支钢笔，递到博物馆办公室上任不久的刘主任跟前：“签个字吧。”

　　办公室主任接过纸条，只见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字：

　　我们要抓万历进行审判

　　“这个字我不能签。”刘主任可怜巴巴地望着W，想得到一点同情。

　　“啪！”一个耳光扇到脸上，头发被一只大手揪住，办公室主任瘦弱的身体向墙壁飞去。随着扑地一声响动，身子慢慢倒了下去，鼻孔里窜出一股红色的血浆。

　　“签不签？”“红旗战斗队”队长揪着刘主任的头发，又咚咚地朝墙壁碰了两下。

　　“我签。”刘主任闭着双目，接过钢笔，身子倚在墙上，手指颤抖着在纸条上划上了“同意”两个字，然后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W拿着纸条在李亚娟眼前晃动了一下：“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亚娟接过纸条看罢，眼前一片模糊。她不再说话，慢吞吞地掏出钥匙，打开铁锁，领造反派来到几个木箱前，说：“全在这里。”

　　箱子被一个个打开，只见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骨完整地躺在里面。这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人员，经过一年的努力，才把三具零散的尸骨用铁丝穿制成一个完善的整体。“文革”前，三具尸骨一直放在该研究所保存，“文革”爆发后，该所领导人怕有闪失，决定物归原主，以图安全，想不到劫难还是来临了。

　　1966年8月24日，这是中华考古史上最为悲怆的祭日。据定陵博物馆职工师峰后来回忆，这一天从早到晚，始终未见到太阳。

　　三具尸骨摆到定陵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由W组织人员进行批斗。除尸骨外，还有一箱帝后的画像、照片等资料性的“罪证”，和尸骨一同被抬了出来。帝后的三幅画像是清理地宫时，发掘队员曹国鉴精描细绘画成的。仅画像上的金粉就用了二两之多。

　　W为了显示这次声势浩大不同寻常的批斗大会，特意作了一番精心安排。她派人到长陵管理处、长陵供销社、林场、粮站、学校等单位联系，要求他们派人前来声援。与此同时，有人建议批斗结束后，将帝后尸骨砸碎焚烧，以示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和气魄，W当机立断，拍手赞成。下午2点15分，定陵园内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除邀请的几个单位人员外，还有附近农村的农民、红卫兵、学生，人们纷纷前来，要亲眼看看这壮丽辉煌的场面。

　　三具尸骨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万历皇帝的尸骨在中，两个皇后分居两侧。周围堆放着帝后画像和照片资料等实物罪证。一切准备就绪，W开始带头高喊革命口号：

　　“打倒当权派！”

　　“打倒保皇派！”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

　　“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口号刚一结束，W冲人群大喊一声：“革命现在开始！”

　　话音刚落，十几个大汉便把怀中抱得太久的石块，猛力向尸骨投去。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动，三具尸骨被击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

　　人群开始涌动，惊讶、困惑、麻木、赞叹、欢喜……各种目光一齐向W射来。W心中一热，立即吩咐身边的人员：“点火烧了他们！”

　　一声令下，烈焰腾起，广场一片火海。木柴伴着尸骨，在烈焰中“叭叭”炸响，似在呻吟，又像在反抗。浓黑的烟雾扭成一股股烟柱，交错着，拥抱着，不情愿地向天空飘去。烟灰四散飘落，纷纷扬扬，空气中散发着刺人肺腑的气味。

　　不知是尘世上狂热的冲动和盲目的激情感动了上帝，还是万历帝后的灵魂作祟，正在升腾、浓烟喷射之时，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大雨倾盆而下。观光的人群四散奔逃，烈火无声无息地熄灭，燃烧的尸骨在涌动的水流中浮荡漂摇，和翻起的泥土溶为一体，重新回到了广袤的大自然之中。

为时太晚的反思

　　在万历帝后的尸骨被焚二十三年之后，我们来到了十三陵特区，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寻访在那动荡岁月中留下的残迹。

　　在陵园的机器房里，我们见到了当时亲手用朱漆喷刷明楼巨匾并参与焚烧尸骨的小个子青年S。S已不年轻，显然比当年成熟多了，昔日的狂热在他的身上已很难见到。当我们想证实他的出身时，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过来。这是“八一”小学的记念册。S说：“八一小学是聂荣臻元帅创办的，因此又叫聂荣臻小学。当时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全是名门之后。”打开扉页，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和学生们的合影照。一所小学校能得到如此众多的巨人的关照，实属罕见。翻到1956年的毕业合影，S指着右上方的一个矮矮胖胖的、逗人喜欢的孩子说：“这就是我。左边是×××，右边是×××……”他一个个地说着名字，以及他们的父母，似乎为那天真烂漫、辉煌壮丽的少年时代而陶醉，而自豪。这种自豪一定长久地注入他的心中，并有可能成为他生活中的支柱。要不，他是不会把这个纪念册带到机器房来的。

　　当我们拐弯抹角地将话题扯到焚烧尸骨一事时，本想他会不高兴或者对这段事实及自己的行为加以掩饰，可他的坦诚令我们吃惊。他对那段往事毫不遮掩和否认，对自己当时的行为直言不讳，还对一些细节作了补充和解释。他说：

　　“‘文化大革命’害了一代人，同时也损害了一大批文化遗产。你们问的两件事都是真的，我上明楼用漆刷匾，那天风很大，梯子绑得又不牢靠，真像天梯一样，走到顶点就能感觉到湿乎乎的云雾从耳边擦过。那时候可真有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劲头。要是现在啊，给我多少钱也不敢干。你想想，如果摔死不就白死了。现在我腿上和头上的伤疤，不但没人管，自己也不好意思讲，像小偷去偷东西伤了身体一样。那时候也真叫傻，人家匾上那定陵两个字碍着我什么事？可我当时却认为是反动标语，非要上去遮盖、用漆涂掉不可。这是何苦呢？但还是一本正经地去干了。

　　“前些日子文化局又来人调查焚烧尸骨的事，让当事人签名。我签了。自己做的事就要承认，我不像有些人，砸的时候风头出的比谁都狂，可一旦追究下来，又像个老鼠一样缩进洞里不敢露头。好汉做事好汉当嘛。况且这是在文革的大气候中干的，像这样的浩劫，几乎全国每个文化遗址、博物馆、园林都有。尽管现在公安部门把定陵焚烧尸骨、第二毛纺厂武斗、黑山寨劈孩子，列入昌平县文革三大要案，可到现在一个人也没处理，法不责众嘛。这是中国的古话。退一步说，真要是进监狱，大家一起去。承认的要去，不承认的也要去，共产党的官司从来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何必躲躲闪闪？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把我们这些人抓进监狱也不觉过分。尸骨毁得太可惜了，这不是我们吃饭的碗和筷子，砸了断了还可买同样的。可这尸骨又哪去买？即是买来也不是万历帝后而是别人的了。你们要把这场悲剧写出来，告诉后人，不要再折腾了，再折腾下去中国的文化就完蛋了……”

　　S不愧是名门之后。说这段历史时，仍不失大家风度。他的神态、动作和口惹悬河的滔滔解说，似乎让人感到是在做一次学术演讲，或者是胜利后的总结报告，抑或是在叙述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事。他的身上，我们领悟到了太极拳的奥妙。太极拳为中国所独创，太极拳刚柔相济的精华，就是中国人的处世哲理。

　　与小个子S相反，当我们在昌平县城见到当年那位“文革”女主任W时，她满脸忧郁，两鬓过早地染上了雪丝。她在农村长大，从小饱尝贫寒之苦，至今仍不富裕，两间不大的屋子，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外，找不到更值钱的东西。也许愚昧和无知使她过早地走向衰老。

　　当我们把话题扯到“文革”那段岁月时，她对自己一生最为显赫的时代，并不感到自豪和骄傲。她的脸尽管也抹上了淡淡的红晕，但看得出是因羞涩和痛悔所致。她没有提及自己当年如何指挥的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只是说自那场“革命”之后，几乎天天都做恶梦，梦见万历帝和两个皇后，拿着大刀要杀她。每次梦醒之后，都发现枕头被冷汗浸湿一片。这个梦缠绕了她20多年，以至使她青春早逝，并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她的身体越来越消弱，常常感到步履艰难，气力不支。她说也许这是报应，后悔当初不该那样无知和狂妄。

　　临别的时候，她疲乏的眼里流出了热泪。她真诚地把我们送出好远好远。望着她瘦削的身体和满脸的倦容，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创造了震惊中外考古界巨大的悲剧的导演和主角。人真是个难以捉摸的怪物。

　　当我们把S和W此时的心情告诉当年的“保皇派”领袖孙志忠时，这位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汉子愤愤地说道：“现在他们后悔了，当年要不是他们的愚昧和野蛮，何以连祖宗的尸骨都没能保住？”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可惜，无论是S还是W，都悔悟得太晚了。

第十七章 海瑞与吴晗

　　历史的海瑞，现实的吴晗，阴差阳错，三百年后纠缠在一起。不同的时代，相似的际遇，死者为活者打开了心灵的闸门。一出《海瑞罢官》，成为“文化革命”的导火索——

消失的偶像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也就是万历皇帝的定陵修建到第三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他的住所与世长辞。

　　这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对于他的事非功过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了三百多年。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再度掀起了浪潮，并由此引发出一场人类文化的大劫难。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人，嘉靖年间举人。海瑞中了举人以后，因无力再读书，便出仕做官。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官，一次提学御史来学校视察，别人都下跪迎接，只有海瑞不下跪，站在中间像个笔架，后来得了一个“笔架博士”的绰号。

　　他在福建儒学任期四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严州淳安县知县的时候，已经是四十五岁了。淳安县山多地少，地方穷苦。地主大多有三四百亩的田产，却没有分毫的捐税，而农民收不到多少粮食，却得交百十亩的税差。于是富的愈富，穷的更穷。

　　面对这种情形，海瑞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改革了许多弊政。几年后，他总结经验，并把这些措施编成一部书，叫做《淳安政事》。

　　海瑞在淳安县做了两件事，使这个七品官的名声开始为人所知。一件是挡了都御史鄢懋卿的大驾；一件是拿办总督胡宗宪的公子。

　　鄢懋卿是当朝宰相严嵩的党羽，以都御史奉命巡查盐政，南北各省的食盐征收专卖，都归他节制，以期更有效地增加朝廷的收入，从而增加抵抗倭寇的财力。不想这位钦差大臣却带着小妾，坐着五彩舆乘到处贪污勒索，使得地方官员疲于供应。而鄢懋卿本人却大言不惭地先发出通令，称自己“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以便为自己的奢靡遮掩并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海瑞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当鄢懋卿的节使尚未到达淳安时，他本人已经接到了一个禀帖，开头就恭恭敬敬地写着：“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瑞谨禀。”接着就把通令的原文节录于后，并说淳安地方小，容不下鄢老爷的大驾。但是听到你以前所到的地方，铺张供应，每次酒席费银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银缎奉献，甚至连溺器也是银制的。最后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不能拒绝地方官这样的阿谀奉承，将来势必无法做到秉公办事，完成皇上委托的重任。鄢懋卿接到禀帖后，没敢再进淳安，而是绕道而去了。

　　胡宗宪是浙江总督，也是严嵩的亲信，虽在浙江任职，但一家老少却住在原籍安徽。一次，他的儿子从浙江杭州带着父亲给的三千两银子回安徽老家。淳安县是三省的交通要道，也是胡公子落脚由水路转乘车马的必经之地。

　　胡公子率领一伙人住进淳安驿站，想不到驿卒送来的饮菜竟是豆腐煮青菜。胡公子勃然大怒，立即吩咐随行人员把驿卒和驿丞捆绑起来，悬吊在梁上痛打。驿站的人慌了手脚，赶紧把消息告诉海瑞，海瑞不慌不忙地说：“我自有办法。”立即带领衙役赶来。海瑞明知故问：“你是什么人？”

　　公子说：“我乃浙江总督胡大人的长公子，你淳安县有眼无珠，竟用这种粗饭来招待我？”

　　“胡说！”海瑞大怒，“胡大人何等清正廉明，他的公子肯定也必斯文有礼，知道规矩，岂像你这样的胡作非为之辈，看来你必是一个冒充胡大人公子的匪徒。给我拿下！”

　　胡公子束手就擒，其余随行人员也一同被捆了起来。海瑞命人搜查了胡公子的行李，发现三千两银子后，没收入库。随后给总督胡宗宪写了一份禀帖，说明在淳安县捉到了一伙冒充大人公子的匪徒，现已派人将其中二名押往省城，请大人辨认虚实，亲自处理，以免坏了大人清廉的名声。

　　胡宗宪见到儿子和海瑞的禀帖后，明知海瑞是在捉弄自己，却有苦难言，还不得不将错就错，并夸奖海瑞治盗有方。海瑞从此声名大振。因为当朝敢于捉弄总督大人的知县除海瑞再无他人。

　　当然，总督大人是不会白白咽下这口窝囊气的。因为得罪了胡宗宪和鄢懋卿，虽然海瑞治理淳安的政绩很好，但还是被排挤调职。不久，海瑞便在胡宗宪等人的参劾下，由知县降为湖广兴国州判官。尽管海瑞受到了降职处罚，但他不畏权势、刚直不阿的性格却始终不变。在任判官期间，他亲自审理过许多当地知名的大案、要案和疑案。他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了一个“海青天”的雅号。

　　在兴国一年半的时间内，他办了许多好事，清丈了田亩，减少了冗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其中最快人心的事是惩处恶少张豹、张魁。张鏊作过兵部尚书，在南昌养老享福。而他的两个侄子张豹、张魁，却依仗叔父的权势，作威作福，无恶不作。一次到兴国买木材，以势欺人，鱼肉百姓。百姓到县衙诉苦告状，海瑞派人传讯张豹、张魁。这两个恶少不但不听，还突然跑到县衙大吵大闹。海瑞大怒，拿下二人送到府里，知府不但判他们无罪，居然把这两个恶少放回了家。海瑞气极，写信向上司力争。张鏊虽然设法四处求情，又出面写信求海瑞高抬贵手，但海瑞不理，终于把这两个横行欺市的家伙判了罪，大快了人心。

　　1562年，历任首辅二十年的大学士严嵩被嘉靖皇帝罢官免职。而严嵩所扶植的私党也相继倒台。其中包括胡宗宪和鄢懋卿。由于海瑞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敢于和他们抗衡，为此他的声望再度大增。这就使他在权势更替的时期分外引人瞩目，并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偶像。三年之后，由新任吏部人选司郎中陆光祖推荐，海瑞做了户部主事，由江西调到北京。但不久发生的一件震惊朝野的奇事，却使他差点丢了性命。

　　在严嵩罢职三年后的1565年8月，嘉靖皇帝突然在几案上和被子里发现了一粒金丹和一只桃子，急忙询问是谁所为，然而左右侍卫没人承认。长期祈祷神灵、寻觅道家秘方以求长生不死的嘉靖，见无人承认，便鬼迷心窍，认为是上天的恩赐，当场服下，并洋洋自得地到太极殿去拜谢天地，随后又到太庙告知祖先。这件事，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有人祝贺，也有人不满，暗中讥笑。这种天赐仙桃的把戏，不过是皇帝身边的内侍所为，无非是想博得皇帝的欢喜。因为嘉靖时常为寻不到仙药和秘方而无故地痛打内侍，使得他们为此胆战心寒，不得不想点办法对付。果然，嘉靖上当了。

　　对于皇帝的这种愚昧行为，海瑞当然明察。于是，他经过一番考虑，决定置死上疏，来揭穿这场闹剧。他在奏疏中说，日前严嵩罢相，严世蕃受到极刑，算是大快人心。但严嵩罢相之后，同严嵩为相之前的情况相差无几，当今政治并不清明，比之汉文帝差之甚远。他说，天下不满陛下已久矣。古代君王有过，靠臣子匡正，今陛下修斋建醮，群臣相来进香。陛下得仙桃、天药，群臣纷纷称贺。陛下之事错，群臣顺从陛下亦为错矣。而满朝群臣没有一人肯来向陛下说出“真情”，实为诌谀之人，并为欺君之罪！而陛下最大的过错莫过于斋醮炼药以求长生。陛下受长生之术于陶仲文，并称为师。然陶仲文已死矣，他自不能长生，陛下又怎独求长生？仙桃天药，尤其怪妄。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得之，是自跑来还是天有手送至？实为陛下左右奸人欺骗所为，而陛下以为真，实为大错矣……今愚民们传言，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嘉靖的寓意则是“民穷财尽，家家皆净！”疏文的结尾说：“今群臣为保禄位而谄谀，百姓则惧怕责罚而闭言，臣实乃不胜愤恨，冒死上疏，以表区区微忱，敬希陛下垂听。

　　海瑞的疏文洋洋洒洒数百言，深刻尖锐，咄咄逼人，实乃古今罕见。连三百年后中国的一位新生巨人毛泽东都大加称赞。但当时的嘉靖读罢，却暴跳如雷，将疏文扔在地上，颤抖着身子喊道：“快把海瑞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有太监在一旁回答：“这个海瑞根本无逃跑之意，听说他连棺材都做好了，还安排了后事。同时把他的老仆人也打发回家，免得受到牵连。”

　　嘉靖一听，愤怒中不免吃了一惊。他又拾起疏文看了一遍，觉得海瑞说得似乎有些道理，但那尖刻的笔锋和语言让他感到极为刺眼。嘉靖迟疑很久，和首辅徐阶商量，徐阶替海瑞说了一些好话。嘉靖思前想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处理海瑞的办法，只好把疏文留中不发。

　　1566年2月底，嘉靖皇帝终于一病不起。他感到胸腹坠闷，肠胃疼痛，再也不敢吞服金丹，而不得不请太医院的医生来诊治。病中的皇帝想起海瑞的疏文，还气愤难平，下令锦衣卫把他逮捕，押到东厂禁锢。海瑞在监狱一住就是十个月。

　　一天，狱中忽然设酒相待。海瑞以为自己死期已至，这是生前最后一餐，便对狱卒说：“这一天终于到了。”说完，神色不变，同往常一样地吃喝起来。提牢主事走到海瑞跟前，悄悄告诉他：“皇帝业已升天，并留有遗诏。”说着把从宫中抄来的皇帝遗诏递给海瑞。只见上面写道：

　　朕奉宗庙四十五年，享国长久，累朝无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至奸人诳惑。自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现在监者即释复原职。特此遗谕！

　　海瑞看完遗诏，双膝跪下，伏地大哭，伤心得呕吐不止，最后倒地昏迷不省了。

　　六十岁的嘉靖皇帝终于命归西天，葬入十三陵中的永陵。他的儿子朱载垕继位，是为隆庆皇帝。

　　隆庆帝按照先皇的遗诏，一一作了处理，海瑞也回到了户部。至于海瑞的官职问题，却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内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再三思量，决定把他调出户部，加升为尚宝司丞，即管理皇帝大印的尚宝司的主官，官为正五品。由于他的一贯廉洁、忠心和刚正不阿的性格，上任不久就遭到一些同僚的反对。在这种情形下，吏部又将他调至大理寺担任寺丞。而海瑞的意见往往跟上司相左，很快又受到臣僚的仇视，在万般无奈中，吏部决定干脆让他闲置起来，但官职却是堂而皇之的南京通政司通政使，官阶也由五品升为正三品。

　　之所以说他被闲置起来，是因为此时留守南京的官员大多无事可干，无职可尽。通政司的职责，也只是把南方各省的奏章看后，再封好转往北京的通政司，由北京通政司转交皇帝。海瑞自然而然地被架空了。可怜这位三品朝廷命官，落了个英雄无用武之地。

　　海瑞当然不会安于现状，愤然向皇帝陈请：自己才疏学浅，连这个只管转送文件而无行政责任的差使都没做好，打算辞职为民。

　　这种“陈请”的方式果然奏效。当年夏天，即隆庆三年（1569年）他就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节巡抚衙门设在苏州。这南直隶共辖十府，其地明显地分为富贵与贫贱两大类，贫富悬殊，难以治理，许多朝廷大员都曾在此地栽过跟头。而任命他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和吏部，也正是利用这只难缠的“刺猥”，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命。

　　但对决策人的用心，海瑞没有察觉，即使察觉，也不会回头。海瑞最恨贪污，一上任便发出布告，严禁贪污，打击豪强，属下的地方官有贪污行为的，吓得胆战心惊，罪恶较大的自动提出辞职。有的大户本来用朱红油漆大门，听说海瑞巡抚来了，吓得把显眼的朱红大门改漆成黑色。管织造的太监，一向坐八抬大轿，这时也吓得改乘二人小轿了。

　　大地主们知道海瑞一贯主张限田，人人自危，坐卧不安。海瑞在江南作巡抚的短短八个月中，主要作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除弊”，一件是“兴利”。

　　除弊，主要是打击豪强和大地主，要他们把非法侵占的农田退出一部分还给农民。这件事海瑞做得非常坚决，就连曾在嘉靖面前替他说好话、救过他一命而罢官在家的首辅徐阶也不放过。徐阶只好退出一部分。海瑞很不满意，写信给徐阶，要他退出大半，徐阶虽然怀恨在心，也只好照办。还有徐阶的弟弟徐陟，作过侍郎，在乡里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海瑞同样没有给徐阶留面子，逮捕了徐陟依法制裁。

　　兴利，是兴修水利。江苏的吴淞江，沿江的田亩全靠这条江水灌溉。但年久失修，河道淤积，一有暴雨，便成小灾，淹没田地，水利变成水害，海瑞亲自进行调查，决定治理。正月动工，结合赈济饥民，用工代赈；他亲自坐小船往来江上，监视工程的进行，不久就完工了，人民大得利益。

　　海瑞的这一切做法却被在朝的官僚，在野的乡官大族痛恨至极。他们找出种种借口，先后向皇帝告状，说海瑞偏激过火，包庇坏人，打击乡绅，只图自己的好名声，而破坏朝廷的政策。一时海瑞成为大官僚、大地主的公敌。果然，海瑞上任八个月后便被迫退职，回到天涯海角的琼州老家闲住。这样的结局对于海瑞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

　　海瑞在忧郁的精神状态中孤零零地耕耘祖传的四十亩土地。退隐在荒凉瘴疠之地，如果有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庭，也许多少还能排遣一些寂寞和空虚，然而海瑞在这方面却没能得到任何慰藉。他曾三次结婚，又有两个小妾，他的三位夫人先后为他生过三个儿子，但都不幸天折。他的两个妻子都在性格乖僻的母亲的吵闹中，先后离他而去，刚娶的小妾也在太夫人的威逼下不明不白地死去。他已没有任何亲人可以倾吐愤懑，只是把心中的积愤与痛苦连同他从政以来的文件信函加以整理印发，聊补生活的缺憾。

　　1585年，已退职15载的海瑞被万历皇帝重新起用，任命他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后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这时的海瑞已是72岁的高龄了。

　　海瑞风尘仆仆地从海南来到南京，一路上的劳顿还没恢复，便立即给皇帝上了一篇疏文，大意说：“陛下励精图治，而吏治却很不理想，原因就是对贪官的刑罚太轻。诸臣找不到这个原因，反而说只要侍官们以‘礼’，他们自会廉直，这其实是文过饰非。这样的‘待士以礼’，老百姓又怎么办？太祖洪武三十年明订刑律，凡贪污枉法八十贯的，便处绞刑。贪污再多的，依太祖的规定是剥下皮来装上稻草，公开示众。现在也应该这么做。”

　　海瑞此议一出，舆论鼎沸，反对的居多数，认为这不符合本朝提倡的“仁政”。但也受到青年学子和下级官员的拥护，结果不但在朝廷上，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大辩论。那时海瑞已改任南京都御史。他的一个部下，提学御史房寰竟破例参劾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说他到任后“无一善状”，只知道“诈伪荒诞，夸耀自己，贬低别人。”又玩弄造谣诽谤的故伎，无中生有地捏造说他“以圣人自许，奚落孔孟，蔑视天子。”这种抓住片言只语便想绳人以罪的手法博得一些人的喝采，但也遭到一些人的愤怒驳斥。

　　两京的官员为这件事纷纷扰扰争吵不休。万历便叫吏部考虑个妥善办法。吏部的官员们商讨之后，提出处理意见，认为海瑞那剥皮实草的主张过于偏执，“不协于公论”，建议不任命他以重要实职，但仍保留他都御史的正二品的官阶待遇。万历同意了这个意见，批示说：

　　“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指责朕躬，过于迂戆。朕并不怪罪而加以优容。不过海瑞虽然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这份诏令由给事中六科衙门抄发公布，由各地的《邸报》传遍天下，海瑞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连皇帝都说他“迂戆”，说他“任事非所长”，而他的“照旧供职”，也仅仅起个“镇雅俗、励颓风”的作用，他这个堂堂的二品大员，还有什么理由再干下去？海瑞愤而上疏辞请，一连上了七次辞呈，但每次的御批都是照例的四个字：“所请不准”。这样，海瑞整日在欲干不能，欲罢不休的处境中艰难度日。

　　万历十五年（1587年），74岁的海瑞，终于在极度的忧郁愤懑中走完了他的人生途程，在南京都察院的住所里逝世。

　　办理丧事的南京佥都御史王用汲，见这位骨瘦如柴、白发似雪的青天海大人躺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身边堆积着陈旧的粗布被褥和衣衫，不禁潸然泪下。海瑞惟一的积蓄只有十两纹银，还不够买一口棺材。王用汲在悲痛之余回到南京都察院，发动同乡捐款，才没有使海瑞暴尸荒野。

　　海瑞死后的情景催人泪下，恸彻肝肠。百姓万分悲痛，哀伤不已。街市停止营业，穿戴白色衣冠的送丧行列，夹着江岸悼祭哀哭的悲声，惊天动地，连成一片，百里不绝，无不显示了江南父老乡亲，对这位曾为他们造福的前南直隶巡抚的哀掉之情。

　　海瑞从政20多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又被人遗弃。正当万历皇帝和臣僚们集中精力和财力修筑定陵寿宫时，传来海瑞的死讯。他的谢世，无疑使万历皇帝本人和京都负责人事的官员又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再也用不着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清官去操心，为这位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再做安排了。而为数不少的臣僚，却为自己面前少了一位对手而庆幸。

死尸复活

　　就在海瑞谢世三百年后的1959年4月，他的死尸复活，并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位海大人的出现，引起的社会震动要比他当年的骂嘉靖皇帝强烈得多。由此发生的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大概也是这位封建时代的正直官吏所无法预料的。

　　自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不少干部怕招惹是非，开始对自己的言行细加斟酌了。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更使一些干部缄口无言，对许多问题报喜不报忧。毛泽东察觉了这个问题，并在1959年4月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对这种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一次，毛泽东正津津有味地看家乡的湘剧《生死牌》，戏到结尾时出现了海瑞。毛泽东主席精神为之一振，一个奇特的念头在心中滋生。戏散后，他把《明史·海瑞传》找来翻阅，那个念头也在心中渐渐地酝酿成熟了。

　　第二天，他向一位分管宣传的领导人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他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狱的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本人还是忠心耿耿的……”毛泽东讲完，指示这位领导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涉及到明史，就不能不想到作为专家的吴晗。这位领导把毛主席的指示给吴晗讲过之后，鼓励他来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施展才华很快写成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刊登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毛泽东讲的那段海瑞的故事，也是明史《海瑞传》中的内容，中心思想突出一个“敢”字。之后，吴晗以极大的热情和驾轻就熟的技巧，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其宗旨和主要内容，仍然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着重宣传海瑞敢说话、敢说真话的精神。

　　翻阅当年的报刊，我们不难发现，吴晗在所写的关于海瑞的一系列文章中，最重要的当是《论海瑞》一篇。此文写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发表于庐山会议之后。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绩，对海瑞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海瑞的历史地位”小标题下，作者谈了他研究海瑞的目的和意图：

　　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坏人坏事；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贪污，反对奢侈浪费，反对乡愿；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不向困难低头，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言行一致，里外如一的实践精神。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学习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发扬，虽然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

　　这样，封建时代的海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显然，吴晗这一系列文章，已远不是清华园时期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了。他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意图去描写历史、再现历史，使腐朽的历史人物又有了新的含义。据研究者透露，庐山会议之后，吴晗把这篇文章送给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一位领导同志看时，这位领导把毛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对吴晗讲了出来，因此，出于政治和形势的需要，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吴晗画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这段文字和全文毫不相干，而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加上去的一段话。其用意及所指已很明显。

　　1959年9月，北京京剧团演员马连良约吴晗把海瑞的事迹改编成戏。尽管吴晗并不熟悉戏剧，但由于朋友的期望和海瑞精神的鼓舞及形势的需要，他还是答应下来，硬着头皮在京剧界知名人士的帮助下，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京剧《海瑞》的剧本。为慎重起见，吴晗在征求了文化、戏剧界负责人及朋友的意见后，才于1960年底开始彩排并改名为《海瑞罢官》。

　　这时的吴晗和马连良没有想到，《海瑞罢官》一剧公演之后，得到的反应是“毛主席很高兴”。并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可见这出戏的确是成功的。而对《海瑞罢官》喝彩最强烈的文艺界则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居然能写出京剧剧本来，它打破了“史”和“戏”的界限，提供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廖沫沙在《史和戏——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一文中说：“我认为你写（海瑞罢官》，总算开始打破‘史’和‘戏’这两家的门户，从姓史的一家踏进姓戏的一家去了。这就很难得，是个创造性的工作。”

　　《海瑞罢官》和其他剧本不同的是，由一位历史工作者而不是戏剧工作者写成的。这种史学家和戏剧家的协作，理所当然地在文化界，学术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海瑞罢官》在写海瑞同恶势力斗争中，表现出刚直不阿的精神，不但伸张了历史正气，而且对现实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直到今天来看，这个剧本从创作意图到题材都是积极的，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文艺观点，按说不应有所异议。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早已在暗中磨刀霍霍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将围绕着海瑞这具复活的僵尸开始。

吹皱一池清水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和往常一样来到寓所西屋的书桌旁，翻阅当天的报纸和有关历史资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放在他书桌上那堆当天的报纸里，会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信号。

　　吴晗刚坐下，妻子袁震就从正房走过来。她脸色惨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就悄声走开了。吴晗顺手打开报纸，原来刊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大有蛮不讲理的势头。本想不去理会，但出于一种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认真地看了一遍。当他读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时，不禁大吃一惊。“《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这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他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地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

　　10天之后，当吴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单行本时，心情越发沉重起来。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竟然发行单行本，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吴晗不会想到，江青为了炮制姚文元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1964年的下半年，江青又亲自出面，要北京一个作者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遭到拒绝后，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档张春桥着手组织人马。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制出来，并由张春桥亲自修改。这样，他们“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来往于京沪路上，保密了七、八个月之久”。江青特别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来看”。

　　迫于当时的形势，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被迫转载此文时，在按语中特别强调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第二天，《人民日报》也被迫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指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并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分别由彭真和周恩来定稿，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为保护吴晗的良苦用心。

　　1966年2月7日，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提纲强调了学术问题应通过“百家争鸣”，辨明是非。对当时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明确认为是学术讨论的性质。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但林彪、江青却置之不理。从3月份起，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批判对象的范围扩大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并用工农兵的名义，要揪“三家村”的后台。

　　1966年3月，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显然，市委领导是想保护吴晗，让他换一个环境。当吴晗来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大东流村时，对“三家村”的声讨已经遍及全国。吴晗下乡时化名李明光，群众并不知道他就是要批斗的吴晗。村里开会批判吴晗、“三家村”时都请他去参加，整天广播喇叭都在喊“打倒吴晗”。有一天公社批斗一个流氓小偷，揭发批判时，有人居然说这个流氓小偷是受吴晗的影响和腐蚀的。此时的吴晗心如刀绞，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会成为令人痛心的众矢之的。

　　自5月8日开始，京沪两地各大报刊纷纷发表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八天之后的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斗争目标从吴晗扩展到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教育、新闻、出版等各界的知识分子。此时，吴晗已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逐步失去人身自由，被揪到各处批斗，经受更加严峻残酷的迫害。

走向人生终点

　　1966年5月，吴晗被正式揪出来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刀祭旗了。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受揪斗，饱尝难以忍受的痛苦与屈辱。当时八岁的儿子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

　　在批斗之初，吴晗全家住在北长街原来的住处，但后来被扫地出门。红卫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街道，并且随时把他们夫妇揪出来侮辱。酷暑烈日下，吴晗被拖到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砾上，遭受残酷的毒打。每次爬起来之后，都是膝盖皮肤划破，鲜血染红双腿和土地。而这时的吴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处，擦去身上的血迹，便拿起毛泽东主席签名送他的著作来看。但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委屈，不知道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报应。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人民解放军举行浩大的入城仪式时，吴晗随同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一起参加了这一隆重仪式。几天之后，他和钱俊瑞等人受党中央之托，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由于地下党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清华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都留在了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曾经对一起搞民主运动的地下党人说过：“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是可以把胡适留下来的。”实际上，早在解放前夕，吴晗在上海和北平都亲自试图争取在学术上曾给过自己很大影响的胡适留下来，但都没有成功。1946年，吴晗亲自到北大去见胡适，结果是话不投机，恩师与高徒只谈了两句就僵持起来。后来胡适对别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而吴晗却认为胡适走错了路。

　　1949年11月，吴晗应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途中听到了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他曾多次设想新中国成立后，仍旧从事明史研究工作，从来没有从政做官的打算和准备。当他听到广播后，曾打电报给总理，申明自己的想法。回国后，周总理亲自找他谈了一整夜，才使他接受了这一工作，并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早在1949年1月14日，吴晗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加入共产党。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只是在复信中谈到“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请恩来同志面告。”此后的几年中，吴晗又多次真诚而恳切地向市委提出入党要求，但一直没有批准。1954年，吴晗在给彭真的一封长信中，表达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心情：

　　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

　　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出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

　　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

　　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的。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1957年初春，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吴晗谈话，通知他中央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晗以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党组织的忠诚，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心愿。唯此，他的遭遇也就显得更加悲壮。

　　吴晗经受了长期野蛮的毒打和折磨后，终于躺倒了。在这残酷的困境中，他思绪万千，想到他的学生时代，想到周恩来的教导，想到毛泽东主席的英明。他觉得当前发生的一切，都和毛主席以前的教导不相符。那么毛主席为什么不出来制止这些过火的行动呢？这个问号像一个谜团，久久困惑着他的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解开。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在此之前，他和夏鼐在党校的一个角落里相遇。四目相对，两位文化大师热泪盈眶。当他们谈到定陵的发掘一事时，吴晗以极度的悲伤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朝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在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惜这方面的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拿来化验一下好证实真伪，然而一把火，就什么也别想了。”

　　夏鼐表情复杂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作铭，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论争，你和老郑是对的。你比我看得更远……”吴晗说着，泪珠又落了下来。

　　就在吴晗入狱的第二个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

　　吴晗和妻子袁震几十年同甘共苦，很为熟知他们的人所称道。袁震长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家庭生活比较安定，袁震的身体也慢慢的好了起来。这时，夫妻俩都想有个孩子。他们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后，建议他们从孤儿院领个孩子抚养。吴晗接受了康大姐的建议，从孤儿院借来几张孩子的照片，并看中了小彦。这个小姑娘长得很机灵，很讨人喜欢。吴晗亲自到孤儿院把她抱回来。不久，又从孤儿院抱回一个男孩，取名吴彰。从此他们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欢乐。

　　在全国一片声讨“三家村”的喧嚣声中，这个温暖的家庭被破坏了。吴彰在《幸存者的回忆》中写道：“深夜里的猛烈砸门声常常把人吓醒，我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里贴满了‘该死’、‘砸烂’的大标语。外国友人送给爸爸的礼品当作‘四旧’被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就连爸爸珍存着的姐姐从三岁起画的图画，都在斥骂声里付之一炬……”

　　进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惨的事向这个家庭不断袭来。3月17日，袁震被允许从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同院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来了一碗红豆稀粥。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的“最后的晚餐”。备受折磨，身体已垮的袁震，当天夜里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小彦和吴彰立即把母亲送到北京某医院，但由于她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右派，医院把她视作敌人，没有进行抢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难的袁震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与世长辞了。直到小彦去太平间为她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她死不瞑目。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死后，吴晗和孩子的命运将会怎样。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叫小彦和吴彰去看他们的爸爸。姐弟俩异常兴奋。他们将近一年未见爸爸的面了，以为这次是造反派大发善心，让他们探监。但当他们出门时，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来接的汽车竟是医院的牌子。姐弟俩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来人对他们冷冷地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

　　晴空一声霹雳。小彦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双手抱住来人的腿追问：“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

　　来人回答：“昨晚他提出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哭声更高，小彦昏倒在地。在场的医生抱起她，眼里流出同情的泪水。

　　这时，车后走过一个人，对姐弟俩大声训斥道：“你爸爸是个坏人，如果不和他划清界线，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饶不了你们！”

　　汽车远去，吴晗的尸体被带走，只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留在了姐弟俩手中。从此，一双痛悲欲绝的少年相依为命，苦度人生。1975年，小彦被捕入狱。被抓走那天，刚动过阑尾炎手术，身上还有医生当日开具的证明。她脚带镣铐，阑尾疼痛就给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灵，门牙被打掉了，额头上打开了口子……农历八月十五之夜，小彦在牢房里想起了全家一起度过的最后那个中秋节，此时彼时，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种滋味交杂缠绕，她毅然用死向当权者们提出了抗议，但未能如愿，刚把她抢救过来，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到来之前的黑暗中，22岁的小彦死在了狱中。就在这位可怜的姑娘死去半个月后，“四人帮”走下了政治舞台，中国历史开始重新改写。

　　吴晗以真挚的热忱，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让海瑞这具政治僵尸再度复活，结果反使自己和两位亲人相继丧命。富有戏剧性的是，海瑞和吴晗，尽管相隔三个多世纪，但无论人生遭遇、政治主张、道德观念，还是个人生活，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像海瑞生前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而三百年后的吴晗，同样也把它当作生活信条一样。只是吴晗似乎远不如海瑞幸运，至少那位“海青天”的人生结局，还没至于悲惨到如此程度。

第十八章 活着的与死去的

　　一盏油灯，在荒野古墓中跳动着希望之光，发掘报告的书写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当赵其昌在风浪中浮出水面时，山水依旧，人事已非，昔日喧闹的情感世界，顿成一片死亡之海一一

古墓里亮起一豆灯光

　　赵其昌来到了窦店农场，开始了他的劳动改造生活。农场位于北京西南郊，四周有起伏的群山丘陵环绕，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加上风沙不断，人烟稀少。

　　赵其昌从定陵来时，地里的庄稼即将收割完毕。无垠的土地漂荡着白茫茫的荒草，凄冷的风，卷着沙土，尖叫着，不住地滚动，向几十间破烂不堪的房屋涌来，天地一片昏黄。

　　第二天，他就在农场的一个小组长的监督下，开始挖沟筑堤，这是农场整个冬天的劳动任务。此时的赵其昌心中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已不是令人钦佩的北大毕业生，也不再是踌躇满志的定陵考古队队长，他是作为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来接受劳动改造的。年轻气盛、力大勇猛的他，当年“步测秦川八百里”，对于劳动并不感到棘手和惧怕。定陵近三年的发掘生活，已使他习惯了体力劳动，况且，从小生活在农村，已经饱尝了田野劳动的苦辣辛酸，这小小的农活又算得了什么？再大的劳动强度，也压不垮这位血气方刚的汉子。

　　但是，精神上的苦闷却使他难以承受。失去了心爱的工作，听不到同伴熟悉的声音，看不见黄色的琉璃瓦和翠绿的松柏，在这陌生的世界里，一股难以名状的窒息与痛苦包围着他，一双双警惕而鄙视的目光，无时不在刺伤着他流血的心房，使他越发感到孤独与悲哀。好在还有一样东西，在这凄清迷茫的世界里散发着一丝微弱的光芒，昭示着前方的漫漫途程。

　　他时刻惦念着从定陵带来的一包发掘资料，这是他在苦难的岁月中生存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

　　他在思索着如何利用这些原始资料，把定陵发掘报告尽快写出来，以了却吴晗、夏鼐和发掘队员以及自己的心愿。显然，报告在宿舍是写不成的，必须采取秘密行动。

　　夜深人静，赵其昌躺在土坑上，眼望漆黑的屋顶，聆听窗外寒风的呼啸，思绪翻腾。半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他想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掩护，躲在坑头上偷偷书写，可资料太多太杂，行动极不方便，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想躲进仓库，可仓库里放着器物和粮食，更不可能。尤其是仓库保管员那双鄙视警觉的眼睛，老盯着自己，愤怒之中又有些惊慌，假如有一天仓库被盗，第一个被怀疑的肯定不是别人。在这片荒原里，他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领地。他有些绝望了。

　　天气越发寒冷，土屋被冻得一块块暴裂开来。修堤劳动仍未停止。不过，工地上很少见到农场领导与职工，迎风劳作的是和赵其昌同样的几个被改造分子。

　　“赵其昌，你回场里向保管员要两把镐来，这块土太他妈的硬了。”小组长望着冻土层，骂骂咧咧地发着牢骚。

　　赵其昌听到命令，恭恭敬敬地向这位监工的小组长点点头，撒开双腿，向场部走去。

　　在离场部大院好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闪光的东西吸引着他改变了方向。这是一条不太宽的山沟，沟的一侧长满枯草，枯草环绕着一座破旧的古墓，半截断碑躺在一边，被阳光照射着发出折光。赵其昌来到古墓跟前。

　　古墓不大，从形制上看它的主人可能出生的一个中等之家。墓穴全为长砖起券，暴露的一头显然是前几年挖沟筑堤时撬开的。赵其昌扒开枯草，俯身往穴内窥视，里面空空荡荡，棺木尸骨早已腐烂，形成一堆土灰。赵其昌见状，心中一动，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座古墓不正是定陵发掘报告写作的理想之地吗？

　　他一路小跑来到场部，除要来两把镐外，又拿了一把铁锨。他没有直奔三里路外的工地，而是偷偷拐到古墓前蹲下，见四下无人，便像一个盗墓的老手，扒开枯草，“蹭”地钻进墓穴，把铁锨悄悄地拽进来。这座司空见惯的古墓，显然无法和定陵的地下玄宫相比，既不幽深也不黑暗，温暖的阳光照着墓口，里边的景物也见得分明。只是墓穴太小，他的身子不能完全站起来，铁锨也不能自如地挥动，只有弯腰弓背，进行着清理工作……

　　赵其昌爬出墓穴，把打扫出来的棺木、尸骨埋入沟里，见无痕迹留下，才长嘘一口气，抹去额头上沁出的汗水，向工地走去。

　　晚上，他刚参加完场部组织的学习、讨论会，就小偷一样溜到仓库旁边，扛起白天选好的一块木板，借着夜幕的掩护，听听四周没有异常动静，便大着胆子将木板扔出墙外，随之身子一跃，翻过矮墙跳入荒野。

　　他挟起木板，在寒风的伴奏声中，向古墓奔去。有了木板，自然要有支撑的东西。他从周围捡来了几块方砖，借着月光将木板支在墓穴的一侧，制成一张特殊的书案。

　　第二天，他又从垃圾堆里捡来一个墨水瓶，灌满煤油，制成了一盏油灯，万事俱备。当黑夜再度来临时，他用捡来的一块麻袋片，包着发掘资料潜入墓穴。他把资料放在书案上，用麻袋片挡住墓口，点亮油灯，开始了写作。

　　从此，在这旷野的墓穴深处，一个后来担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考古学家，开始了他极富传奇色彩又难为后人置信的苦难历程。

　　报告的写作很棘手，除了一堆现场记录的原始资料，没有别的史书、文献可供参考。而这样的学术报告没有史料可查，没有助手协作，只是凭一堆原始资料，即使再伟大的天才一个人也是难以完成的。此时的赵其昌心中清楚，要写的报告仅是一个雏型。即使如此，自己今天的行动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白天劳动，夜晚写作。几天过去了，写作进展顺利，这一秘密行动没有被人察觉。赵其昌暗自庆幸。一开始每晚零点以前，不论是正处于亢奋的创作冲动之中，还是痛苦地思索因史料不足而带来的难题，一到这个时刻，必须装作去厕所，再提心吊胆地回到宿舍睡觉。十几天后，他见众人特别是监督的小组长没有反应，而同屋的“右派”老头，整天胃痛肝痛，已自顾不暇，便胆子越来越大，有时到黎明才回宿舍。黄昏连着黑夜，黑夜连着黎明，赵其昌在昂奋与痛苦中迎来了元旦。

　　晚上，在他参加场部的“1959年庆祝新年晚会”上，再一次痛斥了自己的“反动思想”，并表示了“在新的一年里坚决改正错误，认真接受改造”的决心之后，又悄悄潜入墓穴。

　　一豆灯光在狭窄阴冷的古墓里燃起，赵其昌端坐案前，望着跳动的昏黄灯光，思绪如潮水翻腾暴涨开来。他想起了两年前那个元旦的晚上，想起了那铺满皑皑白雪的皇家陵园，想起了白万玉老人那绝妙的对联和悲凉的爱情故事，想起了刘精义、冼自强、曹国鉴几个孩子般的调皮与欢笑，甚至想起了那个曾给予自已欢乐与痛苦的“嘉尔曼”。一切都在眼前，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他无心再写下去了，压抑与茫然使他放弃了报告的写作，开始沿着翻腾的思绪追忆过去的岁月，思考走过的人生旅途，咀嚼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甘苦。墓穴极静，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灯光不住地颤动，似在为他的遭遇哭泣。墓穴外呼啸的寒风渐渐消失，枯草中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赵其昌起身爬出墓口，见地上铺了一层洁白的银毡，天空下起了大雪。

　　他昂起头，冰凉的雪花簌簌地飘落到脸上，他感到一丝惬意，心中的哀愁与怨艾在雪花的亲吻中渐渐隐去，一种精神与意志交融的力量在奔流的血液中涌动升腾。赵其昌重新钻进墓穴，点燃了一堆准备好的木柴，将一只粗大的茶缸放在支起的方砖上，煮起节日的佳肴。他要在这阴冷凄苦的墓穴里，过一个别开生面的新年。

　　在那艰难的年月里，用搪瓷茶缸煮饭菜已不是第一次。伙房里每顿分发的窝头，对于力大如牛的赵其昌来说，远不能满足生命消耗的需要，每当夜深人静伏案疾书时，不争气的肚子总是咕咕地叫个不停，令他神志不安，无力继续写作。赵其昌终于有了办法，白天劳动时，设法捡些地瓜头、萝卜根、白菜叶，洗净后放进茶缸，晚上带到墓穴点火烧煮，用以充饥。这一创造性的行动，同他的墓内写作一样，尚未暴露。并渐渐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晚上，菜缸里的菜肴和往日有所不同，除了洗得发白的瓜菜外，还有一只羊蹄几片羊肉和一块鼠肉。羊肉是上午弄来的，为庆祝元旦，场部伙房宰了一只绵羊，特为晚餐食用。当然，这令人垂涎三尺的佳肴只有场里干部和职工才有权享受，改造分子是没有这份口福的。这种做法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没有一个干部提出异议，更没有一个被改造分子胆敢当众报怨或背后议论。这里是劳动改造农场，不是大鸣大放的会场。历史就是这样毫不留情。

　　赵其昌明知吃肉无望，便心生一计，利用自己的气力过人的条件，主动帮助伙房师傅宰羊。一刀下去，鲜血喷涌，羊皮被慢慢剥落之后，他不露声色地讨来了晒羊皮的任务，托着羊皮找个僻静角落，掏出折叠刀，快速刮下皮上残肉，顺手又割一只羊蹄，才恋恋不舍地把羊皮撑到墙上晾晒。

　　火越烧越旺，茶缸里的水沸腾起来，墓穴里散发出扑鼻的肉香和淡淡的膻味。赵其昌嗅嗅鼻子，将溢出的口水咽下，把茶缸端到木板上。缸盖揭开，蒸腾的热气中，羊肉和鼠肉起伏翻滚，似在欢乐地舞蹈。

　　老鼠是昨天夜里抓到的。当他伏案疾书时，隐约感到脚边有东西蠕动，低头一看，一只硕大的老鼠在肆无忌惮地啃咬他的鞋帮。这使他大为光火，不由放下手中的笔。灰鼠像感应到了什么，停止咀嚼，抬起闪烁的豆眼直视着他。

　　“杀死这只害人精！”顿时一种无名怒火占据了他，以致被这种怒火烧得浑身战栗。他抬脚猛地踩去，老鼠转身逃走，在墓穴里四处躲藏。他抓起地上一块砖头，不顾一切地砸去，老鼠被打倒了。他提起尾巴想扔到墓外，但沉甸甸的老鼠，使他忽然想起《诗经》中“硕鼠”一诗：“硕鼠硕鼠，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好啊！人类把你养得肥肥的，却一点也不感谢人类。今天，我非扒了你的皮，煮了你的肉，尝尝你到底是什么滋味！于是，一块肥肥的老鼠肉，成了赵其昌的杯中羹。

　　他喝着别具风味的羊肉鼠肉瓜菜根叶的三鲜汤，满头大汗地望着熊熊的火苗，蒸腾的热气，还有案头完成的一摞底稿，一股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惬意和快感流遍全身。

　　他点燃一支烟，想活动活动筋骨。他爬出洞外，面前一片茫茫的银色世界，那样的洁白，那样的晶莹。寒风夹着雪片吹打在脸上，顿觉凉爽轻松，仿佛肩上的千斤重担一下子卸掉了。当他刚要对着这沉寂空旷的雪野吐出久久压在心头的郁气时，远处传来了几声犬吠。他不由得全身一震，一股怒火涌到心头。他知道这叫声出自农场副场长的那条忠实走狗，真是狗仗人势，每次见到主人对他横眉竖目，它就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狂吠几声。此刻，他感到这每一声狗叫，都变成了“打倒赵其昌”的吼声。

　　他爬进墓穴，火已熄灭，灯火在昏暗中摇曳着。他感到疲倦感到瘫软，趴在木板上昏昏地睡着了。

　　一缕晨曦透进墓中，他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带着叹息爬出墓穴时，积雪已覆盖了原野，天地一片纯白，只有山边还残留着一点枯黄的痕迹。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冰雪世界啊，然而，这是一种凄冷的美。远处传来几声隐约的鸡鸣，新的一年到来了。

令人失望的“定时炸弹”

　　1959年元月3日，对赵其昌来说，无疑是一个风雪加霜的日子，使他心中残存的一线希望之火彻底熄灭。他也由此开始了更为悲壮的人生历程。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两天两夜，积雪几乎没过脚背。3日晨，雪过天晴，皑皑的原野上，洒满点点金辉。这是一个打猎出游的好天气。

　　副场长扛上猎枪，带着几个平日追随他的部下和那条忠实的猎犬，洋洋自得地踏上荒原雪野，寻找野兔的踪迹。副场长原是军人出身，打猎出游是他的嗜好，其迷恋程度仅次于他平常下棋、打扑克。

　　几个人出了场部院门向旷野走去，在离古墓100米处，进入了深沟。按照经验，野兔这时经常躲藏在沟中的干草里。

　　脚步在积雪中跋涉，猎狗嗅着地面，突然急速地向古墓奔去。副场长发现沟沿上有脚印，便加快了速度。猎狗在前面奔着，终于在古墓前停下，向着墓穴狂吠。

　　队伍聚集在古墓前。“像是有人来过。”一个部下抢先提示副场长，“过去看看”。副场长警觉地命令着。

　　有人来到墓口处，朝着积雪覆盖的枯草猛烈踢去，“扑”的一声，用麻袋片遮掩的门帘陷进墓穴，露出一个洞口，众人立即围了上来。墓口一经捅开，里面的景物暴露无遗：木板、油灯、书箱……一一展现在游猎者面前。

　　“可能是要饭的叫化子在这里住过。”有人提醒副场长。又是一阵疯狂的犬吠。副场长望了望爱犬，摇摇头，弯下腰，以军人特有的敏锐观察片刻，冲身边的部下低声说道：“进去看看。”两个人带着狗爬了进去，随后，副场长也钻进墓穴……

　　接下去的一幕是可想而知的。赵其昌被两个大汉扭住胳膊，押到场部办公室。领导端坐桌前，面带怒容，惊奇地望着赵其昌，似是第一次相识。赵其昌懵懵憧憧地在屋里扫视了一眼，猛地发现墓穴里那个鼓囊囊的包袱放在椅子上，他的头，“嗡”的一声，心中暗自叫着：“完了！”

　　别无选择，赵其昌只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下午，按照场部的命令，全场人员都集中到几百米外的古墓前开批斗大会。批判大会对于场里的每一个干部、职工甚至孩子，都不感到新鲜，无休止的学习、批斗，使许多人越来越感到厌烦。而这次却例外，围着一座古墓开批斗会是他们未曾见过的，何况有关赵其昌的秘闻已经通过不同的途径传播开来。人们都怀着极为惊奇的心情，要亲眼目睹一下这个神秘人物的真实面目。

　　人们在雪地里议论纷纷，急切地等待着赵其昌的出现。狭小的古墓如同刚刚打开的定陵地下玄宫，吸引众人争相观望。一伙人刚爬出去，另一伙人又急不可待地钻进去，有些不耐烦的人开始起哄，做各种恶作剧，人群骚动起来。

　　赵其昌终于出现了。两个彪形大汉反扭着他的胳膊，使他整个身子呈九十度弯曲，如同一辆平板车在雪地里推进。众人狂叫着拥过来，把他团团围住。赵其昌身后重重地挨了一脚，猛一晃动，“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棉帽从头上掉下来，一头蓬乱的黑发在寒风中遮住了眼睛，活脱脱一名囚犯。

　　“真看不出，平时不声不响的，还干出这种事来。”一个中年妇女在小声嘀咕。

　　“人心难测呵。”一位老者故作深沉地随声附和。

　　“这种事又不是偷盗、抢劫，碍他们什么事，非要整人？”一个身穿军上衣的青年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人群正在骚动之时，场部领导一字儿排列着向古墓走来。场长身穿军大衣，脚蹬黄色翻毛牛皮鞋，来到人群中间，威风凛凛地左右环视一眼，找个高处站上去，大声宣布：“现场批斗会现在开始，把阶级敌人赵其昌押上来！”

　　两个大汉把赵其昌拖到场长面前。场长清清嗓子，望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头，精神抖擞，像是得胜归来的将军，声音洪亮地开口了：

　　“看来我不说，大家也已经知道了。今天上午，副场长带领几个民兵，按照场部预先研究的方案，顺藤摸瓜，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在这座古墓里挖出了一颗定时炸弹和变天帐。”场长说到这里，戛然刹住。静心聆听的人群几乎同时“啊”了一声，谁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挖出一颗定时炸弹，看来故事的真象远比他们了解得要精彩得多。这一双双期待的目光急切地注视着场长殷红的面颊，希图尽快看看定时炸弹和变天帐的模样。

　　场长见时机已到，一挥手，让副场长把包袱打开，大声宣布：“赵其昌就是定时炸弹，这包东西就是变天帐……”

　　“嗨——”不等场长说完，人群如同泄了气的皮球，骚动起来。有的人上前捡起几本资料看看，又愤怒地扔下。显然，这愤怒是冲场长来的。

　　“明明是个大活人，怎么说成是定时炸弹，是不是场领导的眼睛有毛病……”几个青年人在人群中游说，开始争取更多人的反击。

　　场长不再顾及大家的情绪，按照他的思维逻辑继续讲下去。

　　“不错，赵其昌是个大活人，也正是他活着，才成为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他想什么时候跳出来炸毁共产党的江山，就什么时候出来。大家说这不是定时炸弹又是什么。”他弯腰捡起几本定陵发掘资料，在空中抖动着：“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东西，这上面全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铁证。什么金锭50，银锭102，织锦161匹……赵其昌是典型的剥削阶级代言人，这些数字就是他准备反攻倒算的变天帐。他时刻想推翻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天下，这份变天帐充分地说明了他的狼子野心……”

　　场长讲完，由副场长叙述挖定时炸弹和变天帐的经过。副场长以他那出色的编故事的才能，使这偶然而平淡无奇的发现，变成了一个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侦探故事，栩栩如生的刻画，活灵活现的描绘，使他瞬间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众人无不为之瞠目。半年之后，曾有人以此为素材写了篇小说，题目叫《古墓捉鬼记》。

　　为表示同阶级敌人斗争的彻底性，场长命人将古墓捣毁，把赵其昌押进一间仓库看管起来，“变天帐”准备送交上级请功领赏……

　　也许是巧合，几天之后北京有信函到来，要赵其昌立刻回京，编写定陵发掘简报的下半部分，完成后仍回农场。信中特别注明，此次回京，不是编制定陵发掘的大报告，而是“简要报告”。赵其昌暂时离开了农场。

　　《定陵发掘简要报告》的上半部分，是他下放农场前夕，用了几个夜晚草成的，刊于1958年《考古通讯》第七期。而此次编写的“简要报告”，于1959年《考古》第七期刊出，都是第七期，又是一个巧合，时间却整整隔了一年，而且未署作者姓名，这在考古学史上实属少见。

　　半个月后“简报”写完，赵其昌返回农场，继续劳动改造。在以后十年的岁月里，他还要经受严酷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是注定了的。他辗转多处，颠沛流离，关牛棚，挨批斗，挖防空壕，烧砖、盖房等等，差不多经历了那个时代大多数有追求、有建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遭遇过的全部痛苦。

无尽的哀思

　　1969年底，赵其昌完成了他的改造课程，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

　　当他放下行李，来到吴晗家，想找恩师倾诉离愁别苦时，只见屋舍依旧，却已换了房主，吴晗、袁震均已谢世归天。赵其昌不禁泪如雨下。他怎么也想不到，刚刚六十岁的吴晗竟匆匆离去。他清楚地记得，吴晗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等定陵发掘工作完成了，咱俩合作，写一本定陵研究的书，解决几个历史疑案。比如说万历抽鸦片的问题，关于传说他是瘸子的问题，以及明代的葬制、器物、帝后服制等问题……”想不到这一切都成为一个破碎的梦。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力主发掘明陵，但是一直没能、而且再也不能以定陵的发掘资料，写一篇研究文章了。他的惨死已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至少是中国史学界的悲哀，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赵其昌来到夏鼐的家，想向这位老师畅述自己今后的打算。可夏鼐大师住进牛棚不久就下放了。他又想起了郑振铎，这位当年曾经反对、但一经总理批示，遂立即担负起发掘指挥工作的文化巨匠，在筹备神武门定陵出土文物展览时，他们见过最后一面。展览会后不久，他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途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成为定陵发掘主持者中第一个作古之人。赵其昌心中不胜酸楚，他带着极大的哀痛，步履沉重地摸到西直门内老虎庙9号。这是白万玉老人的家。自从老人离开定陵回北京后，就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不知如今是什么情况。赵其昌想立刻见到这位对待年轻人像慈父一般的长者。

　　然而，当他来到老人的房前时，却见一把大锁将门牢牢地锁住，铁锁已生出锈斑，说明很久未开启过，他心中一震，呆呆地望着面前的一切。他已经明白，这又是一幕悲剧的预告。果然，邻居告诉他：“白万玉的老伴去世后，搬到广渠门他妹妹家去了……”

　　赵其昌到广渠门一带四处询间，没有找到老人的下落。他不甘心，向熟人打听，不久又去寻找。当他敲开房门时，只见一个镶着黑边的镜框挂在墙上。镜框中白老神采奕奕，正向他微笑。老人的妹妹说：“我哥哥自从老伴去世后，就有些神志不清，说话总是颠三倒四，几天前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了。”

　　赵其昌不知自己是怎样走出门来的。从前每次去看望老人，老人总是把自己送出门外，他走出好远回头望时，还见老人在望着自己微笑。这次心里就像有一块铅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没能最后见到老人一面，他追悔莫及。他恨自己没有及时找到老人，更没有预料到老人会这样匆匆离开这个世界……

　　赵其昌含着眼泪，回忆起自己与白老将近三年朝夕相处的日子。在定陵发掘中，不论严寒酷暑，老人总是兢兢业业地坚持在探沟旁边，使发掘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他付出了全部的光热，但却清贫得没有一床多余的棉被。临来定陵前，他向考古所申请领取一条棉被，当时考古所的同志们还感慨地对他说：“你看白老多么可怜，每次外出田野工作，都要申请被子。”

　　赵其昌不止一次去过老人家，每次见到的都是绳床陋室，四壁空空。这样一位曾经跋涉大漠，闯荡戈壁，历尽艰苦，穿行在灿烂的历史文化长廊中，为中华考古事业奉献一生的人，最后竟没有遗物留下，甚至没有留下一篇文章。他像春蚕吐丝，像蜡烛燃烧，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又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华夏神州不就因为有着无数这样默默无闻的子孙，忍辱负重，自强不息，才得以繁衍兴盛吗？他们创造了历史，书写着历史，他们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赵其昌怀着沉重的心情，再度走进这座皇家陵园，眼望明楼翠柏，黄瓦红墙，不由悲从中来，禁不住潸然泪下。十五年前，他是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考古专业的大学生，来到这里追寻青春之梦的。这座陵园，是他事业的起点，爱情的萌芽地，是他走进社会认识人生的第一本教科书。在这里，得到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关心与友谊，得到了爱情的欢乐与幸福，懂得了一个人投身于社会之中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饱尝过人生的艰辛，失恋的痛苦，命运的折磨。他为它而歌、而哭，洒下悲喜交融的泪水。

　　故地重返，一切都不再是往昔的面貌。零乱的园林，遍地砖瓦石块，涂满黑字的白纸，在墙上、树上、朱漆的圆柱和洁白的石碑上飘摇抖动，翠绿的陵园变成一个白色的世界。陵园不再神秘，不再令人留恋，它已变成了一个恐怖的政治决斗场。

　　赵其昌没有见到朱欣陶，这位老人被当作特务，押上了专设的审判台，“造反派”一顿拳脚棍棒，将他的肋骨打断、昏倒台上，幸亏精通医务的女儿冒死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定陵博物馆已不是当初的情况。当年的发掘队员刘精义走了，于树功走了，冼自强、曹国鉴、王杰、庞中威也都回考古所了。只有王启发、孙献宝等几个民工是赵其昌所熟悉的，故友相见，自是一番感慨。当他问起往日一同发掘定陵的民工时，才知道他们中一些人已经病故。尤其令赵其昌悲痛和怀念的是摄影师刘德安的上吊自杀。

　　他无法忘怀刘德安与自己生活的那一段时光。这位平凡的摄影师，在定陵的地下玄宫里，面对黑暗凄冷，刺人肺腑的腐烂霉气，没有退缩过，畏惧过，对工作的极端热忱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使他克服了重重困难，顽强地挺了过来。然而十年浩劫，发生在朗朗乾坤之中的非人折磨，却使他拥抱了死神。

　　明楼依旧在，只是朱颜改，梦中陵园的辉煌壮丽，俱往矣！赵其昌从定陵空手而归。他没有拿到资料，也没有人愿意把资料交给他。他怀着无尽的怅惘和悲凉，回到北京，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关于《定陵发掘报告》的成书与出版并获得两项大奖，则又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第十九章 在历史的档案里

　　往事如同玫瑰色的彩云。定陵历史的档案里，记录着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百思不解的故事与轶闻：由于岁月的锈蚀，越发变得奥秘莫测、扑朔迷离、令人神往——

毛泽东没有去定陵

　　1958年春，十三陵水库工地繁忙异常。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先后来到这一历史性的并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工程参加劳动。

　　几辆黑色牌轿车离开水库工地，在明媚的春光中向陵区驶去。在这之前，定陵工作人员已接到电话：“毛主席要参观定陵地下宫殿，请做好接待准备。”

　　轿车穿过神道，先在长陵前停下。毛泽东、周恩来和几位高级首长走下轿车，向长陵大殿缓缓走去。

　　高大雄伟的祾恩殿，在丽日的照耀下发出灿烂的金辉，飞檐上的螭兽在翠绿的松柏和渐已泛青的花草衬托中，越发显得神奇与鲜活。毛泽东深吸了一口春天的气息，顿时精神振奋起来。他踏着坚硬而凹凸不平的方砖通道，大步向前。

　　“十三陵是个好地方，这朱棣也真是有些眼力。”毛泽东像是对身边的周恩来，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踏上石阶，走进祾恩殿。

　　毛泽东的目光先是在粗大的楠木柱上浏览一番，轻轻地点着下额。好像是在心中默数那些粗大的楠木柱的数目。然后抬起头，默默地仰望着殿顶。当他迈出大殿门槛时，转身对身后的工作人员说道：“好气派的大殿……一个死人建这么座大殿，有何益处？实在是劳民伤财。”

　　“毕竟是封建阶级的生活观嘛！”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题。

　　毛泽东不再言语，随陪同人员登上长陵宝顶。他微微喘了几口气，把衣扣解开，掏出一支烟含在口中，点上火，狠劲吸了一口，喷出烟雾。毛泽东习惯地左手卡腰，右手夹住香烟，站在宝顶，面对自西而东的河水，静静地望着。

　　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东渡黄河，建立晋察冀边区，开辟了包括昌平平绥路以西地区在内的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而以昌平十三陵和后七村为落脚点，创建了平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平西通往冀东的交通要道，使平西、平北、冀东三处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了对日军侵略华北的基地北平、天津的战略包围。日军投降后，国共两党在这里以河为界，河北为解放区，河南为国统区。经过近一年的对峙和争夺，国民党被迫撤退，共产党走出十三陵，开始了对敌人的追剿。这段历史，此时的毛泽东一定不会忘记。

　　“有人说明朝在军事上的失利，在于对北京的守御分兵太散。恩来，你看呢？”毛主席转身问总理。

　　周恩来望着翻卷的河水和起伏的山峦，沉思片刻说：“十三陵、居庸关和北京城，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

　　“顾炎武的话被你拿来，确实恰如其分啊！”毛泽东说着望望周恩来的脸，两个巨人会心地笑笑，走下宝顶，迈出陵园大门。

　　就在毛泽东上车的一刹那，好像遗失了什么，他抓住车门，回身深深地望了一眼苍松翠柏中的皇家陵园，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怅惘。这稍纵即逝的神情，被总理及时捕捉并作出了反应。

　　“主席，还去定陵吗？”

　　“他日再去吧。”毛泽东说着转身进入轿车，向十三陵水库驶去。

　　毛泽东突然改变参观定陵地下宫殿的计划，使陪同人员大为不解。于是，在当时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中，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从未踏进地下宫殿之门。

陵园里来了“胡伯伯”

　　1958年夏末，一辆轿车驶入定陵园内，车里走下一位下颁留有长须的老人。只见他上身穿一件略显肥大的粗布白褂，脚穿一双胶皮“抗战鞋”，瘦削的脸面露出睿智。随同的黄文欢外长向迎来的夏鼐、朱欣陶等人介绍：“这就是我们越南抗战的领袖胡志明主席。”

　　胡志明微笑着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用流利的广东话客气地说道：“今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工作人员请胡志明进木板房接待室，可他似乎没有在意，眼睛在草地瞟了一下说：“屋里闷，还是先在这儿坐一会吧。”径自坐在松树下的大石上面，众人也只好坐下来陪他说话。

　　“这陵园真美，在越南见不到。”当他爬上高高的明楼时，胡志明望着面前的景物赞叹地说。

　　夏鼐答道：“越南的陵园也有它独到的特点，中国也同样见不到。”赵其昌抢拍了一组镜头，胡志明摆摆手说：“请不要拍照吧。”说罢系着鞋带，微微笑起来。赵其昌赶忙收起了照像机。

　　一刻钟后，胡志明起身跟工作人员参观了部分展品，然后走下地宫。

　　接待室里，胡志明脸上仍然显露着喜悦与兴奋，他微微地摇摇头：“这么豪华的地下宫殿和器物，真是难以想象。这次可是没有白来啊！”

　　朱欣陶拿出一张白纸铺展在胡志明面前：“胡主席，您是第一位来这里参观的外国领导人，请您在上面留句话作个纪念吧。”说着将毛笔递过来。

　　胡志明拿着毛笔，望望身边的黄文欢说：“这次来中国，外界没有报道，题字的事还是下一次再说吧。”说着，在纸的右下侧写了“胡志明”三个字，放下了笔。

　　后来，据《参考消息》披露，胡志明确是秘密来华，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会谈。会谈的内容新闻界未作公开报道，外人也无从知道。若干年后，有关人士透露，胡志明主席的这次来访，主要是商谈中国援越的具体事宜。

周恩来对死人不感兴趣

　　1965年9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到定陵。随行还有陈毅、吴晗等中央和北京市政府要人。

　　一下车，周总理便吩咐随行的服务人员到售票口买票。门票买好后，总理问：“这票多少钱一张？”

　　服务人员回答：“三毛。”

　　周恩来皱了一下眉头，转问身边的吴晗：“是不是贵了点？”

　　吴晗微微一笑：“不贵，总理你可知道，这里复制一顶风冠就要几千块哪！三毛钱一张要几年才能收回来呢。”

　　周总理点点头，不再作声，陪同阿尤布汗走进展览厅。吴晗指着一顶凤冠对总理说：“这是请通县花丝镶嵌厂的老艺人复制的，怎么样？”

　　总理望着凤冠端详了一会儿，说道：“还是蛮好的。阿尤布汗总统，你看呢？”周恩来把脸转向客人。

　　翻译转达总统的话：“很好，真是太美了。”

　　走出展厅，总理陪客人向地宫走去。来到明楼前，众人驻足观望。雄伟壮观的明楼在阳光的照射中，分外神奇秀丽，飞檐上的螭兽禽鸟，在蓝天白云的烘托下，跃跃欲飞。阿尤布汗兴奋地涨红了脸。正在这时，有个负责文化和定陵博物馆的人，来到周恩来面前，满脸堆笑地说：“总理，您看是不是在这明楼上挂一幅红军长征的图画？”

　　总理“嗯”了一声，惊奇地看了一眼面前的人，面带不易察觉的愠怒，对陪同人员说道：“我参加过长征，我不会画，你们谁会画？”

　　献策者红着脸躲到众人身后，不再吭气了。

　　从地宫出来，阿尤布汗总统摇摇头，伸出拇指。翻译将他的话译过来：“这地下宫殿太伟大了，如此辉煌的建筑和气势，真了不起。”

　　总理脸上流露出兴奋之情：“这里有十三座帝王陵墓，每一座都是这个样子。”

　　吴晗及时地接过总理的话：“长陵比这定陵规模还要大，要是发掘，一定更为壮观，研究价值也大于定陵。”

　　定陵发掘后，由于全国兴起了挖掘帝王陵墓的热潮，在郑振铎、夏鼐的建议下，国务院下发了“停止对一切皇帝陵墓发掘”的文件，因而定陵发掘的名义是“试掘”，但吴晗、郭沫若等文化名人却一直想发掘长陵，实现当年的宿愿。此刻他见机会难得，便接着刚才的话问总理：“我们是否再发掘长陵？”

　　“需要多少钱？”

　　“大约要40万。”吴晗有些激动。朱欣陶用手捅捅吴晗，小声说：“不够，40万不够。”

　　总理没有说话，向停放在不远处的轿车走去。

　　吴晗着急地问：“总理，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

　　周恩来沉思片刻说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也正因为这句话，明成祖朱棣才在他的陵寝里安睡至今。中国文化瑰宝又免遭一次劫难。巨人的抉择，是成祖皇帝亡魂的幸运，也是整个华夏民族的幸运。

宋庆龄、陈毅谈文化

　　1958年，莫斯科世界和平大会闭幕后，郭沫若、宋庆龄同机回国，在闲谈中郭沫若说：“定陵地下宫殿打开了，你不去看看？”

　　“怎么？地下还有宫殿？”宋庆龄问。

　　郭沫若把定陵发掘的前前后后告诉了她，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

　　回到北京不久，在发掘委员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陪同下，宋庆龄来到定陵。

　　她缓缓地走下临时木梯，进入地下宫殿。全不顾腐霉气味、寒冷潮湿，一处一处、一殿一殿，看得特别仔细。她用双手抚摸着石墙石门，赞不绝口地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太伟大了！”

　　这时，她的大衣一角不慎沾染了石墙上一点水渍，随行的摄影记者侯波女士随手拿出手帕，想为她擦拭一下。

　　“不必擦了！在这文化殿堂里，我能沾染一点水泽，也算是幸运吧！”她微笑着，觉得到处是珍宝。

　　走出地宫，她兴致不减，又坐在木板房内看出土文物，听赵其昌讲述定陵历史、发掘过程和文物出土情况，还不时地提出一些文物的研究、考证问题。她问得很多，听得很仔细，赵其昌随口说：“万历皇帝建造了陵墓，他死了，把‘文化’留给了我们。”她不同意，微笑着摇摇头说：

　　“不！文化不仅仅属于我们，它高于民族，属于人类。”

　　临行前，她顺手拿出一枚世界和平大会的纪念章，别在赵其昌胸前，亲切地握着赵其昌的手：“你们很辛苦，为发掘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谢谢你们。”赵其昌挺直腰肢，深深地鞠了躬，说：“谢谢副主席的鼓励。”作为最高的奖赏，他把这枚金光熠熠的纪念章视为珍宝，珍藏至今。

　　十三陵水库建设高潮中，陈毅副总理带着外交部的官员，在水库紧张劳动之后也来到定陵。看完了出土文物、地下宫殿，和同事们围坐在柏树下的石条上休息。

　　夫人张茜递过一杯热茶，他一饮而尽，敞开衣襟，拖着浓厚的四川乡音对着大家高谈阔论起来。

　　“今天真高兴！我们看到了祖国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了它，祖国文化才更丰富。这里埋葬的已经不是皇帝老倌儿，而是文化！”他又喝了一杯热茶，站起身来，用敞开的衣襟扇着风，有些激动了。

　　“前几年，陕西要在丰镐遗址建砖窑、烧砖，被制止了。丰京镐京是周代文化的发祥地，文化遗址要烧砖，把祖宗文化烧光了，这怎么行？我们到哪里找祖先去？”

　　稍停一会，他又面对赵其昌说：“发掘定陵，这事我知道，我管文化，签过意见，我同意。你们这个工作队还不错，我看你们年龄都不大，科学发掘，时间不长，收获不小。再加把劲，抓紧研究、出书，搞陈列，让国内外宾客都来看，看看我们祖国灿烂的文化。”赵其昌汇报说：“出土文物正在整理、修复，研究、出书、陈列都要搞。建陈列室，经费稍嫌不足。”

　　陈毅沉思片刻，说：“宣扬祖国文化是大好事，我大力支持，赞成。外宾参观嘛！我看外交部可以补助些经费。”外交部的官员们表示同意。

　　“这样吧，今天说定，立字为证，拿笔来。”说完他接过一支笔，大笔一挥，写道：

为定陵建馆开放参观，外交部补助六万元。

陈毅

　　事后不久，外交部果然拨款六万元，补助建馆。

两个摄影师

　　地宫内清理文物，是发掘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极为艰巨、复杂。

　　考古程序要求，一件器物出土，既要详细地记录它本身的位置与上下层次和周围的关系，又要制图、拍照，以取得最重要的现场资料，作为研究工作最可靠的依据。

　　可以想象，那些殉葬品并不都保存完整。如果是一件已腐或半腐的战枪、甲胄等等，有关它的质地、尺寸、形式、装饰物等等，如果不能在现场弄清楚、记录明确，而是留下一笔糊涂帐，也就失去了发掘的意义。这不仅是工作队的失职，也可以说是对文化的亵渎或犯罪。正因如此，这一发掘与清理器物工作本身就是研究。它不仅要求广博的学识，更要求技术的配合，在目前，则更需要时间。

　　工作队把清理的工作时间定为每日至少十二小时。实际上，整日在黑暗的玄宫里不见天日，灯光如豆，分不清黑夜白天，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

　　正忙得不可开交，又插入拍摄电影，一大群人来来往往，真是忙中添乱。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庆鸿、摄影师沈杰带来了一支近20人的队伍，设备、器材，男男女女四卡车。特制的摄影机座搬入地宫，厂内仅有的三部发电车无法进入陵园，不得不安排在宝城外面的荒郊野外，而把成捆成捆的电线通入地宫，需要发电时，摇动电话呼叫。

　　年青的摄影师沈杰，性情爽朗，带着一股青春气息，和赵其昌一见如故。

　　“老赵，你等着看，我要用光的效果让中外人士看看皇陵！”

　　赵其昌毫不示弱，拍拍他的肩膀：“好哇！老兄，我等着呢。有一点不合格，我可敢砸了你的摄影机！”

　　为了不影响清理工作，摄影师和导演商议，把摄影时间全部放在夜晚进行。这一来可难住了赵其昌。他不得不把时间再次调整，12小时之外再加4个小时拍电影。午夜时分，全体队员再下地宫，把一天来的清理工作再作“重复表演”。这样，影片拍摄的仍旧是现场实况，但又不完全是实况。为了时间，也只能如此。

　　至于赵其昌本人，清理工作全部经手，一刻不离，夜间电影拍完，他还要整理一天的记录，核对图片，同导演一起编写解说词，安排明天的工作。天刚亮，沈杰又来拉他起床，不是爬陵后的大峪山，就是去陵园广场前踢足球。

　　电影拍摄很不顺利。深埋在地下的石头建筑内，潮湿的水气混杂着腐朽的霉味，再加上福尔马林与酒精的混合气体，本来就刺人鼻眼，十来盏炽热的摄影灯的烘烤，使地宫成了雾的世界，严重影响着影片的质量。只好拍拍停停，停停再拍，一盘胶片拍完，连夜送回厂里洗印车间看效果，效果不佳，必须重新拍摄。

　　制片厂的三辆发电车全部拉到定陵，厂里停产，厂长派人来要发电车。结果只得两头兼顾，白日里两部发电车回厂应急，夜晚再赶回定陵，车辆人员，日日夜夜，来往于北京与定陵之间，一连四个多月，影片终于完成。

　　放映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地下宫殿》，不仅在国内放映引起了轰动，国外放映时，在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中，也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就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另一位摄影师也在默默地工作着。他就是工作队专门请来的刘德安，一位年近50的中年人。他不声不响，整日在地宫内奔忙，清理一件拍一件，清理一层拍一层。一层层一件件，日夜不断。

　　正常情况下，拍照并不困难。但是在地下宫殿这一特殊环境下，拍一张质量较好的照片，也确非易事。地宫潮湿，照相机进入地宫，镜箱镜头就沾满潮气露珠，必须先吹风、烘烤，使水汽散尽才能使用。发电机电力不足，灯光微弱，拍完一层，必须显示效果，否则，下一层清理工作不能进行。这就逼得刘德安将地宫殿内当作临时暗房，拍完一张便立即冲洗。一年多的时间，几千张照片就是这样完成的。

　　最困难的是拍摄地宫内部全景。赵其昌要求，必须将前殿到后殿、石门楼、墙壁、三口棺椁作为一个整体拍摄下来，既要显示殿堂的雄伟壮观，又要具有深邃的立体感，同时还不能出现电线、灯架的痕迹。刘德安整整用了一周的时间，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验，调整角度、位置与灯光，终于拍下了殿内的全貌。神秘的殿堂，光洁的石门和墙壁，巨大的棺椁，都在照片上清晰地显示出来，达到了现实与艺术交融的完美境界。若干年后，这张珍贵的照片被选作发掘报告的封面，显示当时玄宫洞开时的独特风采。

　　1959年前后，正当纪录片《地下宫殿》轰动中外时，沈杰随同我国女子登山队拍纪录片，在海拔7200米的冰山上遇到暴风雪，他抱着机器坚持拍摄，不幸身负重伤，被截去全部脚趾。三十多年，他参加拍摄了一百几十部纪录片，获得六个国内奖，九个国际奖。他的业余爱好是喂养鸽子。现在除去在电影摄影师学会负责之外，他还是信鸽协会的主要成员之一。

　　刘德安是北京昌平沙河人，从小爱好摄影，在北京一座照相馆学徒，后来自己开了一间照相馆。公私合营后，在长陵经营照相业务。地宫打开，急需建暗室，把他请了来。“文革”中，有人说他是“资本家”，万历皇帝的“孝子贤孙”，一阵苦斗，他挺不住，撇下爱妻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悬梁自尽了。

　　他的死，使赵其昌深感不安。当初要不是他的邀请，也许能躲过这场灾难。他总感到有责任，又不知道责任何在。他曾经几次去沙河，想找他的亲人，但没有下落。他又翻阅照片资料，想捡取几张放大，作为纪念并送给他的亲人，但是，在他拍摄的那么多照片中，竟没有一张是拍摄刘德安本人的。

江青深夜闯定陵

　　1971年8月27日深夜，定陵博物馆值班人员突然接到电话，说：“江青同志要去定陵参观，现已动身起程，请做好接待准备。”

　　值班人员放下电话，急忙叫醒熟睡中的新任馆长刘军汇报情况。尽管这位年轻的馆长对江青深夜来访大为不解，但还是不敢怠慢，指示工作人员快速作好一切准备。

　　凌晨3点，两辆轿车和一辆卡车驶进定陵园内。灯光中，江青面容疲倦地走出轿车，朝寂静的夜空张开双臂打个呵欠，才跟随工作人员走进接待室。

　　“天气太闷，睡不着呵，到你们这个世外桃源休息一会儿。”江青自我介绍来定陵的意图。

　　一个随行人员把刘军悄悄叫到室外说：“江青同志想在这里过夜，赶快准备房间让她休息。”

　　“接待室的被褥都不太干净，这……”刘军为难地解释。

　　“不要紧，这一切东西我们都带来了，你只管找个好一点的房间就行。”来人说着催促刘军：“快去准备吧，要不江青同志又要发火了。”

　　夜色中，几个人正从卡车上七手八脚地搬床、抱被褥和蚊帐、竹竿，看来确实一切俱备。

　　床和蚊帐很快安装停当，只有一个沙发似的木制器物不知如何摆放。刘军问来人：“这个放在哪里合适？”

　　“噢——”来人笑笑，“这是个简易厕所，先随便找个地方放着，江青同志用时，拿出来用布在周围搭个棚子就可以了。”说完，打开一个木箱，指着里面淡绿色的布：“这些就是。”

　　在场的工作人员望着眼前的简易厕所，都忍不住偷偷笑起来。参观定陵带厕所，他们未曾见过，今天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第二天上午，江青脸上倦容已经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种雄视一切的高傲。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她先步入展厅，浏览了一遍出土器物，脸上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态。她指着万历皇帝使用的药罐，轻微地晃了一下头，极为厌恶地说道：“什么破烂货也往这陵墓里放，这个死皇帝也真是不值钱。”众人不作声，只是陪着苦笑。

　　江青来到凤冠跟前，顿时精神大振。她弯下腰，右手扶住眼镜框，头几乎贴到玻璃上，静静地观望一阵后，抬起头，对众人说：“这个吗，还不错。能拿出来戴一下吗？”

　　“能，能……”刘军点头答应，让讲解员抽开玻璃拿了出来。

　　“嗬，真漂亮。不过这上面的点缀是不是也多了一点。”江青捧着凤冠，面颊泛起几缕红润，看上去有些激动。她轻轻地把凤冠戴到头上，两腮越发红起来。“好看吗？”她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身边的一个陪同人员。

　　“好看，太好看了。”陪同人员异口同声地恭维着，仿佛此时的江青果真已成了当代女皇。

　　“太沉了，戴一天准得叫它压死。看来这皇后也是不容易当的。”江青叹息着把凤冠摘下，交给工作人员，向泥塑“收租院”陈列室走去。

　　万历皇帝和刘文彩、周扒皮等一组泥像展现在面前，一个个奇丑无比，拿着秤杆、算盘，正收租子。江青先是怔愣了一下，经讲解员一番介绍，才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江青看完泥塑，走出展厅，神采飞扬地对刘军说：“你们办了一件好事，让更多的人受到阶级教育，我看这个经验应该推广，如果每个旅游区都能像定陵一样办个收租院，阶级教育的效果会更好……”江青边走边滔滔不绝地讲着，随行的一个人员在小本子上认真地作着记录。

　　当她在一位女服务员的搀扶下，慢慢走下地宫台阶，进入幽深阴暗的大殿时，脸上立即罩起灰白色的色调，她不再说话，面容严肃起来。随着回荡的脚步声。她来到后殿的棺床跟前。

　　三口朱红色棺椁静静地立于玄堂之上，在灰暗的电灯照耀下泛着淡淡的青光。阴冷的寒风沿着地宫隧道钻进来，浸入肌骨。江青打了个冷战，在棺椁前轻轻踱了几步，然后站在地上一动不动。等讲解员说完，大家转过脸来，蓦然发现江青表情痴呆，神色沮丧。不禁感到诧异。一个随行人员悄悄来到她面前，轻声问道：“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江青点点头，摘下眼镜，掏出手帕在镜片上擦了两下，朝三口棺材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向外走去。

　　来到地宫外面的小道上，江青仍满脸阴沉。她指着道边的木槿花，严厉地说：“怎么栽些这么贱的花，大寒碜人了。要换成牡丹，马上派人去办！”陪同人员连连点头称是。

　　在接待室里，江青仰坐在沙发上，望着面前的茶水，就像带着怨恨似地对随行的两个女服务员说：“把我的花生米拿来，给大家分一分。”

　　两个服务员来到她的临时卧室，将一袋子花生米提过来，挨个分发起来。快到江青跟前时，服务员的后腿撞到茶几上，茶水溅了出来。

　　江青抬起头，两个镜片闪着明晃晃的光，脸比刚才更灰白。“你们两个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看看……”她抬手指着茶杯，大声指责呵斥。

　　接待室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工作人员大多低着头，不再看面前这位气派非凡、喜怒无常的第一夫人。

　　“你们公社社员一个劳动日合多少钱？”江青望着博物馆馆长刘军，打破了沉默。

　　“我不知道。”刘军红着脸，眼睛躲过江青夺人的目光。

　　“什么你都不知道！”江青再次动怒，手在沙发上咚咚地敲了两下。这时，一个随行的高级干部插话说：“这里归北京市管理，不参与当地的分红。”

　　江青把头扭向一边，不再追问。

　　午饭后，江青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入睡，突然屋顶上麻雀叽叽喳喳地叫唤起来。她翻身坐起，怒气冲冲地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快去把这些该死的东西给我轰走。真是一群废物，连个觉都不让睡安稳……”

　　博物馆长接到任务，亲率十几个人在房前屋后轰起麻雀来。可那小东西似乎故意作对，在房顶上跳来跳去，不肯离开，叫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杂。刘军抹了把额头的热汗，急中生智，跑到警卫部队找来十余名战士，竖起梯子，轮流站到梯子上，用杆子吓唬、轰赶。江青见屋外再无响动，这才渐入梦乡。

　　晚上9点，江青一行拔寨起程，三辆汽车消失在夜色中。

　　一个星期后，林彪的座机在温都尔汗爆炸身亡。江青夜闯定陵的行动，也就越发让人难以捉摸。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另有原因，大概只有她本人才能解释了。

金锭失窃案

　　1977年9月25日夜，阴霾的天空终于释放出蕴蓄已久的沉重，狂风夹着暴雨终于呼啸着扑进陵园。古松摇撼，砖瓦震响，沉寂的皇家陵园在风雨的吹打中不停地颤动呻吟。

　　借着迷蒙的夜色，一个黑影穿过雨雾，来到一号展厅的房后蹲了下来。密集的雨点敲打着玻璃窗，发出咚咚的声响。黑影见四面无人，贴着墙皮慢慢直起身，掏出身带的螺丝刀，在后窗玻璃和木框交接处，快速划动起来。不一会儿，哗啦一声，玻璃脱框而落。黑影伸出手，将窗内的插销拔出，启开窗户，然后抓住竖立的钢筋，猛力向外拉动，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黑影纵身跳入展厅……

　　第二天，风雨停息，天空晴朗。当讲解员进入展厅开始接待游客时，突然发现窗子敞开，展厅内器物被盗，17个金锭不翼而飞。

　　案发后，公安部门立即进行侦破，可是三个月没有结果。

　　四个月后，有消息传进定陵，盗窃金锭的罪犯在山西落网。

　　原来，风雨之夜潜入展厅盗窃金锭的，曾是定陵的一个临时警卫人员，当他得知自己要回山西农村老家时，便萌生了盗窃金锭的欲念。经过仔细勘察，他选中了一号展厅的后窗为突破口，并借着风雨的掩护，实施了自己的计划。

　　他以自己的聪明与机智，躲过了公安人员的盘问与搜查，将17个金锭顺利带回老家。为怕事败露，三个月内没有声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那颗悬着的心渐渐平稳下来，便急不可待地将17个金锭拿到县城集市上销售。结果终于败露，他被押到了公安局接受审问。

　　盗窃者没有想到，这金锭原是用锡铸成的赝品，只是在表面涂了一层金粉而已。一场虚幻的黄金梦，使它实实在在地蹲了几年牢房。

夜擒盗宝贼

　　1995年2月22日深夜，残淡的月光被一片黑云渐渐吞掉。十三陵区出奇地寂静。定陵陵区内更显得阴森、恐怖。突然，一条黑影在陵墙外的杂草枯叶中闪现开来，他匍匐着慢慢向前移动。这时，骤然而起的西北风夹杂着零星的雪花呼啸而来，干裂的枯树枝发出咔嚓、咔嚓怕人的声响——月黑风高，整个陵区像一个无形的幽灵在抖动。

　　那个伏在杂草枯叶中的黑影，摸到了墙下一棵古树攀了上去。他在一个树叉上坐定，迅速从背上的背包里掏出一根背包带，系在树叉上，然后手拽背包绳，一个猿猴荡秋千的动作，飞离树叉落到了高大深邃的陵园围墙之上。他忍着刺骨的寒风和恐怖的气息，在围墙之上足足趴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他认为可以采取行动时，才慢慢沿围墙向珍宝展厅爬去……

　　又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黑影终于潜行到与定陵珍宝展厅平行的墙檐，他沿墙攀上一棵古松，又在树枝上拴紧一根背包带，然后拽着背包带滑到陵园内。他蹲在树下静听了一会儿，见除了风雪树木瓦砾吹动碰撞之声，并未有人的声音出现，便强按住砰砰跳动的心，悄悄来到展厅门口。当他看到铁门紧闭，并知无从下手后，又迅速爬上了一棵松树，用刚才的方法将绳子拴在树枝上，尔后借着北风轻轻荡到展厅房顶上。他伸出快要冻僵的手，开始一片片地揭掀房顶上的瓦，他想借此开个天窗，然后凭窗而下，潜入展厅。当这个天窗就要打开，定陵展厅珍宝将遭劫难之时，一阵强劲的北风骤然吹来，劲风和雪粒重重地抽打在他的脸上、身上，黑影觉得两眼发黑，头昏脑涨，身不由己地怦然倒了下去。与此同时，几片被揭开的瓦片也随风飘起，重重地摔在房顶和地下，发出一连串啪、啪的声响。更为奇特的是，守护陵园的武警战士夜巡也刚好至此。

　　这一连串奇特的巧合，完成了一个不再奇特的故事。武警战士听到响声立即端枪注视，子弹哗哗推入枪膛，随之一束强烈的电光射上房顶，黑影被电光和枪口包围。

　　从昏蹶中醒来的黑影，看到眼前的境况，出于本能的指使，想起身逃跑。只听一位武警战士大喊一声：“别动，动就打死你！”而另一名武警战士此时已拉响了报警器，数十名护陵武警官兵和保安人员迅速赶来并包围了展厅。黑影自知自己已是插翅难逃，又不愿做枪下之鬼，便缩作一团，面无血色地爬下屋顶束手就擒。

　　在昌平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黑影用颤抖的声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

　　此人名叫梁沼华，系北京市怀柔县农民。前几年，初中毕业的梁沼华，先是在县里干了几年临时工，他嫌活累挣钱少，便辞职在家门口支了个煎饼摊。这个时候的他倒也能干，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两年下来竟积攒了一笔钱。有了钱，他的胃口也随之增大，又在县城雁栖湖风景区租了一片工艺品的摊位，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经营。为了广开渠道，扩大财源，他不断地出外打听信息，学习同行们的经验。当他来到十三陵时，不知为什么，他被定陵展厅玻璃橱内的金银器具和皇室用品所吸引，并如痴如醉，久久舍不得离去。当时，他的心底涌出了一股可怕的邪念或者叫做自私情结，他在想，要是这些东西归自己所有，那么此生的吃穿住行便可随心所欲了——这个念头在他心中闪电一样地划过之后，便很快消失了。最后他还是清清白白地离开了定陵展厅，尽管恋恋不舍。

　　1992年初，梁沼华在怀柔县城北租了两亩地，借款投资10万多元，建起了一座300平方米营业面积的饭馆，由自己和妻子经营。同时，他还在后院养猪、养鸡、种菜，想以多种经营、全面出击的方式在三年内赚回本钱。如果上苍有眼，肯助他一臂之力，那么他命运的结局或许是另一种模样。但是，上帝没有格外对他惠顾，他的饭馆由于地势偏僻，顾客稀少，加之管理无方，3年下来，不仅没有赚到大钱，连偿还借款都没指望。眼看到了还款的日期，梁沼华开始坐立不安。半个月后，上门讨债的人接踵而至。梁沼华先是采用推拖、搪塞等中国商人惯用的招数加以应付，可时间一长，没有人再能耐住性子等待这个善良的欺骗了。眼看年关已近，债主们便搭帮结伙以优势兵力开赴他家静坐等待，任凭梁沼华再怎么施展招数，这帮人是王八吃秤砣——铁（贴）了心地等下去，不见到钱就不挪窝。无奈中的梁沼华最后只得用饭馆做抵押，并指天戳地地诅咒发誓，债主们才答应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并宣布撤兵。撤兵前梁沼华签了还帐日期不超过2月底的合同。

　　大年三十晚上，街坊四邻张灯结彩，热闹异常，他却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他一根一根地抽着烟，闷头想着这欠款的事，绞尽脑汁思量着一个个应付方案。黎明时分，他感到又困又乏，便斜卧在床上迷糊起来。忽然，他的脑海蓦地掠过在定陵时的情景。要是能把展厅里的珍宝盗出来，何愁债不能还，日子过不好。他这样想着，心中不觉激动起来，热血在脉管加快了流速，脸也变得有些发烫。他站起身，重又点燃一支烟，在屋里来回踱步。他在渴望那个辉煌前景的同时，也有些担惊害怕，万一此事败露，后果将是不堪设想。手铐、监狱、枪口……想到这些，他又有些害怕起来，他觉得脊梁骨一阵比一阵凉……当他抽完最后一支烟，并将烟蒂踩灭的瞬间，还是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命运的抉择——干！

　　于是，他开始抛弃一切烦恼，白天黑夜地精心制定盗窃方案，从翻墙入院、靠近展厅、上房挖洞、悬绳入室，逃离现场等，每个环节都仔细算出所需的时间。为防意外，他还对行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进行了假设和化险为夷的应付措施。与此同时，他还准备了钳子、改锥、玻璃刀、剔骨刀、手电筒、面具、塑料仿真手枪及攀登用的背包带等作案工具。当这一切都准备妥当，梁沼华便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踏上了去往定陵之路。

　　2月22日上午，他登上了348次由怀北开往北京的火车，到昌平站下车后，又换乘汽车来到定陵。他买了一张门票直奔展厅，先是观察室外地形地物，再进入展厅。对橱内的金冠、金爵、金盆、金元宝等仔细观察所在位置，并选择了取宝的最佳进入点……当一切胸有成竹后，他走出展室，来到定陵北墙外，观察好地形，找了个僻静之处歇息起来。当深夜来临时，他按预先设想的计划开始行动起来。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栽了，等待他的恰恰就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一切。

帝后棺椁与七条人命

　　1990年秋，当我们来到定陵打捞历史的碎片时，听到了一个恐怖而又令人不解的消息：当年扔掉的棺椁被当地农民捡去，并有七人为它丧了命。

　　1959年，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楠木棺椁，在定陵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挥下，扔进宝城外面的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大家见到这块表面剥蚀、整体却完好如新的棺木，如获至宝。有一对年迈的夫妇，特地用这珍贵的楠木请人打做棺材，以备后事。事情竟如此巧合，第一具棺木制成后，老伴蹬腿归天；第二具刚刚完工，老头子也一命呜呼，前后不到半个月。

　　老夫妻的突然去世，使知道底细的人大为震惊，这个故事也就越传越神秘。然而，五个月后，一个更加神秘恐怖的故事又发生了。

　　在捡棺木的公社社员中，裕陵村农民××收获最大。棺木扔下宝城时，他正和老婆在陵墙外的山坡上劳动。他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好木料，于是立即行动，和老婆一起将宽大厚实的金丝楠木板一块块连拖带拉弄到自己地里。其他人在他的启示下，这才开始了行动。

　　××把木板拉到家中，立即找人做成了两个躺柜，端端正正地摆在堂屋里。村人有的羡慕他发了一笔横财，有的则不无忌妒地警告说：“皇帝的东西不是随便可以用的，要是没那福份，消受不起，还会搭上性命……”

　　这些话，××没放在心上，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悲剧真的发生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和老婆带着满身泥水收工回家时，突然发现四个孩子不见了。他老婆的心“怦怦”直跳，冥冥中一种不祥的预感似乎在催促着她，顾不上做饭，便急忙院内院外四处寻找呼喊。当夫妻俩转了一圈重新回到屋里时，蓦然发现躺柜边放着四双小鞋。俩人只觉头部“嗡”的一声炸响，迅速打开柜盖，只见4个孩子相互挤压着，早已气绝身亡。孩子们的手指根部渗出了血渍，柜壁布满了抓过的痕迹。

　　警车鸣叫着开进裕陵村，闪光灯在躺柜前“啪啪”闪烁。当地公安人员将4个孩子（3男1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女孩仅5岁）的死因作了详细分析后，得出“系缺氧憋死”的结论。

　　我们来到裕陵村××家中，见一位身材高的汉子站在院子中间，满头花白的头发遮掩着一张黑土似的脸，浓密的胡须像丛生的野草，呆滞的目光怔怔地望着我们，竟看不出表情上的变化。

　　当年那四个孩子死后，夫妻俩在短短的几年中又生了4个（这次是3女1男）。令人悲叹和困惑的是，他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不久，未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在一个静谧的深夜，趴在躺柜上神秘的死去。据说是因为用煤烧地坑，引起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我们走进屋里，一种恐怖、凄凉的情绪迷雾一样在心中升腾翻滚。潮湿阴暗的堂屋中，两个朱漆躺柜静静地依墙而卧，俨然两副棺椁，令人毛骨惊然。××的妹妹见哥哥无力解释孩子的死因，便主动上前掀开柜盖给我们讲述30年前那悲惨的一幕。她说：“在柜盖和柜壁之间有一个铁挂钩，柜盖盖严后可以锁上，孩子们一定是钻进躺柜里打闹时，不料盖子自动落下，挂钩正好挂住。这样，任凭里边怎样叫喊挣扎，也只有死路一条。”

　　面对两个棺椁状的躺柜和近乎痴呆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念头涌上我们的心头：会不会因为这两个躺柜再生不测？当我们问××为什么不将躺柜扔掉，以免看着它伤心时，他似乎没有听懂我们的问话，木然地望着，没有回答。他的妹妹说：“好多人都劝他扔掉，说这柜子里附了鬼魂。我就不同意这点，这些迷信的说法不可信。我看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没有这个躺柜，5个孩子也不一定能保住……”

　　转了一圈又回到命上。不知她所说的“命”算不算迷信。

第二十章 结束语

　　阴霾散开，华夏初晴，《定陵发掘报告》历尽劫难而复生。面对定陵——一个浓缩的帝国，第一部打开的大明帝国的百科全书，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但愿我们冲出“怪圈”，构筑起民族文化的大厦，让五千年文明吉国再展雄风——

复生的希望

　　1989年8月21日，《北京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明定陵考古历30年而完成

　　——一批发掘报告已开始陆续出版

　　30年前明定陵的发掘曾震动中外，今天，随着延迟了30年的明定陵发掘报告出版问世，十三陵将再次引起中外文化界的注目。目前，编制定陵发掘报告的工作已完毕，经文物出版社的努力，已有一部辑有136帧皇陵墓葬出土文物精品彩照的《定陵掇英》大型图册先行出版，其中还收有近40幅当年发掘现场的墓葬照片；内容包括近50万文字、380余幅墨线图的发掘学术报告《定陵》即将排印，于近期内出版……报告内容包括十三陵概况，定陵的营建、结构、形制，出土遗物的记录考证，以及几份有关的考古鉴定专题报告附录等。专家认为，定陵综合发掘学术报告的出版，将为我国的明史研究和考古专题研究提供极其丰富的基础材料。

　　遗憾！这一切，对为此付出心血乃至生命的夏鼐大师来说，无疑是来得太迟了，他永远无法见到了。

　　作为亲自指导定陵发掘的夏鼐大师，深知报告的撰写对于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一座陵墓或一处遗址，只将里面的器物或原貌呈现出来，不作任何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未能从中清晰地窥视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风貌，那么，这考古发掘又有何益？

　　但是，当时正在干校劳动改造的夏鼐，纵有鸿鹄之志，也由不得他了。改造与学习是他的首要任务，尽管他对此越来越感到厌倦与困惑，痛苦甚至绝望，但依然别无选择地承受。

　　“林彪事件”之后，夏鼐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主持中国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1972年8月，越南考古学代表团访问中国，夏鼐负责接待。席间，越南代表问夏鼐：

　　“明定陵是贵国成立后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您是发掘的具体指导人。我国的胡志明主席曾去参观过这一伟大的发掘奇迹，不知现在发掘报告是否已出版？我们想带回去拜读。”

　　面对异国的同行的关心与要求，夏鼐的脸微微泛起一层红晕，以歉疚的，心情说道：“我们目前正在搞文化革命，发掘人员和指导者都忙于这项工作，定陵发掘报告还一时无暇顾及，等他日出版，一定请你们指教。”

　　越南代表微笑着点点头，表示理解，并对夏鼐亲切的话语和友好的态度感到满意。此时，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定陵发掘人员和指导者们的悲惨遭遇，更不会理解夏鼐心中的凄苦与面临的境况是何其艰难。

　　在这之后，夏鼐不断收到国内外考古专家和考古爱好者的来信，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情况。他先是认真地一一解释，随着信函的增多和询问者语言的尖刻，他感到解释已是徒劳，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写出发掘报告才是首要的。从此他对一切询问都只能表示沉默。

　　1976年12月6日，山西一位中学教师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夏鼐的办公室。这位教师是考古爱好者，同时对《明史》有一定的研究。自定陵发掘的消息公布后，他就关注着报告的诞生，希望能从中得到教益。“文革”中他被打成“漏网右派”，送进农场劳动改造，但对考古的嗜好和《明史》的研究从未放弃。今天，他专程来到北京，向夏鼐大师请教《明史》中的疑难问题，并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情况。

　　相同的命运，相同的志向，夏鼐望着面前这位教师真诚的举动和渴求的眼神，沉寂的心潮再度翻滚开来。他感到自己不能沉默了。前方已经燃起希望之光，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必然要唤醒一个科学的春天。送走了中学教师，他开始酝酿发掘报告的撰写计划。

　　1977年10月，以夏鼐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伊朗，并参加伊朗考古学中心召开的伊朗考古学年会。会上，夏鼐作了关于《中国考古成果》的报告，当介绍到定陵发掘的情况时，与会代表开始提问：“夏鼐先生，定陵发掘报告是否已经在国内出版？”

　　“尚未出版。”夏鼐最担心的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他只好硬着头皮照实回答。

　　“像这样伟大的发掘，20年不出学术报告，是否是你们的考古习惯？”问话变得刻薄起来。

　　“中国考古的习惯和世界各国几乎是一样的，定陵发掘报告之所以推迟出版日期，是由于我们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缘故，这应算作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夏鼐毫不犹豫地回答。

　　“中国‘文化大革命’我们只是从报刊电台上了解到点滴情况，请夏先生讲一下这革命的具体内容好吗？”

　　夏鼐心中一震。是啊，这“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把知识分子赶进牛棚？是把共和国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折磨致死？是将万历帝后的尸骨砸碎焚烧？……这一切，他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夏鼐以他的睿智机敏和超人的应变能力说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欢迎诸位到中国访问和了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定陵发掘报告不久就将出版问世，到时请诸位朋友们指教。”

　　夏鼐结束伊朗的访问回国后，第二天晚上便匆匆来到赵其昌家里。这时的赵其昌已回到北京市文物局开始了正常工作。师生相见，百感交集，话题自然扯到激动过他们心灵的定陵和定陵遭到的劫难。当夏鼐谈起要集中力量撰写发掘报告时，赵其昌已热泪盈眶。他从箱子里抱出一叠信函，一并递给夏鼐：“这些年，我收到了近百封询问报告情况的信件，大多数都没有答复。我感到这是我们的耻辱，我没脸向他们解释……”

　　夏鼐望着赵其昌激动的脸颊，按捺住心中奔涌的热流，笑了笑说：“我们雪耻的日子已经到来了，准备一下吧，争取把这个报告写出一流的水平。”

　　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考古学规划会议在古城西安召开。夏鼐以考古学会理事长及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在会上宣布定陵发掘报告的编撰工程已列为国家“六五”社科重点项目，并立即组织人力开展工作。

　　会后，已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岩，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赶赴定陵博物馆，开始了这项长达五年的艰辛繁杂的浩大工程。

迟到的报告

　　当赵其昌、王岩来到定陵，同定陵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王秀玲找到文物仓库保管员李亚娟，李亚娟拿出当年被称作“变天帐”的发掘原始资料时，不禁大为震惊。几百份资料，数千幅照片特别是那几大册现场记录，历20年苍桑竟完好无损，这不能不算作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李亚娟原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1958年定陵出土器物在神武门展览时，被临时招聘为解说员，以后便来到定陵博物馆负责仓库管理工作。在大多数人失去理智的“文革”狂潮中，李亚娟始终以清醒的头脑，不惜代价以尽职责。当万历帝后的尸骨在无奈中被迫交出时，随着升腾的火焰和飘缈的尘灰，她曾流下过痛苦的泪水。也就在那时，她下定决心，要以生命作代价，保住仓库中的一切器物。“造反派”火烧尸骨后，曾多次威逼她交出万历帝后的服饰、金冠。她被打得口鼻流血，几次昏倒在仓库门前，但她却以难以想象的意志与精神，使这些稀世珍宝免遭劫难。尽管她家里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患先天痴呆症，需要照料。但在1966至1968年形势最严峻的三年中，她几乎和家中断绝了来往，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定陵博物馆，日夜守护仓库，使造反派无可奈何。随着形势的好转，她又开始对仓库中的器物进行整理，并采取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数千幅照片底版，正是在她不断的晾晒和保护下，才完好如初没有出现发黄变质现象。

　　李亚娟只是一个具有初中文化的女性，对于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则是出于职责的考虑，未必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层认识。直到1985年她患肺癌去世时，仍是一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通观她的人生经历，的确是极为平凡的，就像江河湖海中的一滴水珠，没有腾起过壮阔的波澜，也没有留下洪大的声响。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事实上，也正是像她这样的“小人物”，在共和国艰难的进程中，胼手胝足，用热血和赤诚默默地书写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面对一堆原始发掘材料，赵其昌、王岩和王秀玲日夜兼程地整理编写，从十三陵概况、定陵的规模形制，一直到各类出土珍品的形态及来源、背景，不少器物还要进行修复。三人一边守着资料实物测量、绘图，一边来往于定陵与北京之间查阅文献，同时请专家对器物进行鉴定、化验分析，并考虑复制。

　　皇陵出土的器物中，品类繁多，这明代物质文化的精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研究课题，即便初步整理，也涉及多种学科与专门知识的配合。特别是那些半腐的织锦，人间近乎绝迹，技艺早已失传，如果不能分析、解剖、追踪，从缫丝、染色、织造成型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流程研究起，就很难看清它的本来面目，当然也就谈不上继承，更谈不上“古为今用”发扬光大了。

　　苏州，这座美丽的城市，在明代是织锦的中心之一。苏州织品研究所有一位工程师吴平，这位年近不惑的单身女士告别了多年来相依为命的七旬老父，来到定陵，一坐就是三年。她夜以继日，在空荡荡的库房中面对那既不易展开又不能触动的明代织锦遗物，绘制出几百张织锦、服饰图片，写下了几百页分析资料。直到任务完成，她才离开。最后的研究工作由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的刘柏茂、罗瑞林等专家扶病完成，撰写出“专题报告”。

　　苏州刺绣研究所所长顾文霞女士，为复制缂丝衮服组成专门班子。挑选最好的技艺能手，三上定陵。面对出土实物分析研究，然后回所用三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稀世珍品的衮服复制品。该所的孙佩兰女士也完成了衮服织造的技术报告。

　　在明代，南京也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之一，定陵出土的织锦匹料、袍服，有的“腰封”已经注明为南京织造。南京云锦研究所所长汪印然接受复制“织金孔雀羽装花纱龙袍”的邀请后，拖着文革中挨打落下的腰伤病体，带领着技师和高级研究员面对出土实物进行分析，特制了明代习用的提花木楼机，绘制出长长的专用花本，并追踪早已失传的明代染色技术。为了寻找锤打金箔的绝技，几度寻访，终于在南京郊区找到了明代打箔金工的后裔，当即在该处建立了打箔作坊，恢复了用金箔缠裹蚕丝的绝技。为了用金丝结合孔雀羽毛在透明显花的纱地上织成永不变色、金翠交辉的龙纹，十三陵特区文物科长魏玉清跑遍了全国的禽鸟养殖场和动物园，才汇集到一团，也仅仅是一团孔雀羽。

　　地宫中的长明灯灯油，在地下储存三百多年，这样的实物在国内是仅见的。对此进行化验分析，取得数据，对我们今天的油料储存无疑是可资借鉴的。找到粮食部谷物油脂化学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樊铁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他时间太紧，正准备资料出国讲学，而他只好连夜分析化验，写出“专题”报告，次日清晨就出国远行去了。

　　帝、后的牙齿需要鉴定，但是头骨牙齿毁于“文革”，怎么办？赵其昌想起了北京市口腔医院的周大成教授，他是口腔医学史专家，写过不少关于古人牙齿的论文。地宫打开之后，他到过定陵，能否从他那儿找到一点资料？谁知见面他就哈哈大笑说：“好哇！早已写好了，拿去吧！”二十多年前的资料他还保存着，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可算专题报告最为顺利的一项。而首饰、木质品等项的鉴定，在北京花丝镶嵌厂的柳淑兰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的刘鹏的热情协助下，也很快顺利完成。

　　骨骼毁了，无法鉴定。头发中微量元素含量的鉴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虎侯自愿承担。并请来北京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高富愿，作头发的血型鉴定。幸而保存下了万历和孝靖的两束发髻，孝端的则毁于“文革”。

　　为宝石、玉石的鉴定，赵其昌和王岩来到地质部80岁高龄的老专家杨杰家中，请他帮忙。对于宝石、玉石的鉴定，杨杰教授堪称国内最著名的权威。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十三年，专攻宝石玉石，回国后又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968年满城汉墓出土稀世珍宝“金缕玉衣”就是由他鉴定的。当他们说明来意后，老教授感慨地说：“我等了你们20年，今天终于来了！”可惜来晚了，尽管老教授支撑着病体，断断续续地进行鉴定、分析、化验，但未及全部完成，他又谢世了。未竟的事业，不得不再请地质博物馆的中年研究员赵松龄等专家继续完成。

　　老专家的去世，不能不说是件憾事。但是，更大的遗憾则是三具尸骨的消失。

　　对于尸骨，郭沫若早就有过建议：要多方面化验。在清理万历皇帝尸骨时，郭老又对赵其昌说：“外国人有古代病理学研究，一是研究死亡原因，那是法医学上的问题。我们也希望知道万历的死因。他一生多病，有人说他是个瘸子，有史料记载他吸过鸦片，但是到底是什么病使他的身体变形，却成了不解之谜。将来可用多种手段测试，凡能做到的都要详细地分析研究。这样可以使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病致他于死命，并可知道什么病在什么时候就有了。比如梅毒，在明代末期才有记载。美洲的印第安人无此病，是欧洲人到美洲后才有的，过去此病在中国叫广东癌，万历有没有？我们都要追踪一下，积累一些确切的资料……”

　　可是当他们要找尸骨进行测试和研究时，已经晚矣。赵其昌、王岩和王秀玲满怀悲愤与悔恨，在定陵前广场和陵园外的土地上搜寻了整整一个上午，连一片骨渣也未发现，只有那个悲壮的故事还残留在人们心中。

　　1985年3月，定陵发掘报告的撰写工作进入尾声。夏鼐大师听取了赵其昌、王岩的汇报后，兴奋地说道：“考古所的工作，我可以少管、不管，定陵发掘报告的事我要管到底。困难我帮你们解决，争取尽快完成。”

　　1985年6月15日上午，夏鼐像往常一样正在办公室忙碌。突然急剧地咳嗽起来，一股热流从胸中升起，沿食道喷涌出来。一低头，两口鲜血溅到地上，他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使他的胃、肝和心脏受到极大的损害，疾病越来越多地缠绕着他的身心，消耗着他的生命。夏鼐预感到今天的征兆不同寻常，便放下手中正在批阅的一份文件，缓缓地来到院内，想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活动一下筋骨，以便继续坚持工作，待稍有空闲时，再去医院诊治。

　　夏鼐大师在院子里踱了几步，又猛然立住脚，转身向办公室走去。他要通了定陵博物馆的电话，让赵其昌立即将发掘报告的初稿送来。

　　报告当天下午便送到夏鼐手中。他捧着厚厚的书稿，仰起苍白憔悴的脸，微笑着对赵其昌说：“看到它，我就放心了，走后对老同学也有个交待。”

　　此时的赵其昌自然不明白大师话中的全部含义。当他醒悟时已经晚了，任他怎样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

　　1985年6月19日，一位工作人员到夏鼐的办公室请示工作，却发现大师趴在办公桌上，永远地睡着了。桌上放着定陵发掘报告的初稿，稿纸上留下了用红笔圈划的密密麻麻的字迹。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定陵博物馆原馆长、八十八岁高龄的朱欣陶，也在广州某医院与世长辞。昌平县委和十三陵特区党委在定陵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遵照老人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十三陵这片他从青年时代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就开始奉献自己青春和热血的土地上。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95年10月中旬，我们又来到十三陵特区进行最后一次采访。此时正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柿子红得诱人，山坡上树叶在秋霜的亲吻中变得红艳艳的，恰似少女羞涩的脸颊。置身于群山树影的怀抱，面对大自然的旖旎风情，恍惚进入一种博大宽广的大千境界。染色的树林覆盖了黄褐色的土地，升腾飘渺的雾气，掩映着雄伟的红墙和金红色的琉璃殿宇，在激荡澎湃的雾海中若隐若现，时有时无。登上高大宽坦的宝城陵墙，顿感心胸豁然开朗，时间和空间在这里凝固，忘却了自己的存在如同步入世间仙境。美哉秋色，壮哉山陵！此情此景令人悠然升发出百般思绪，千种情怀。浩浩乎天地，茫茫乎苍生，匆匆岁月，逝者如斯。

　　十三陵，真是一处世间难得的好地方，不愧为皇家圣土。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叠刻着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印痕。每一座殿宇，每一座陵园，都是一部历史的画册，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帝王将相的悲欢离合，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都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这是一个浓缩的帝国，大明帝国近三百年历史风情的总记录。

　　穿越在这琉璃飞檐、苍松翠柏组成的历史画廊里，我们的心情又分外沉重。一个曾经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改天换地的帝国，终于走向了衰亡；散落在这一隅之地，令人不禁心怀怆然。除长、定、昭三陵尚存之外，其余诸陵当年辉煌的殿宇、磅礴的明楼、宏伟的朱墙，已是残破不堪，满身疮痍，容貌全非。历史长河奔腾不息，飘荡跳跃的浪花总会消失。一切事物来自自然，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重新回归自然。这是永恒的真理。

　　黄昏隐去，夜幕降临。我们穿行在陵区的乡村采访。陵区一片寂静，漆黑的夜幕覆盖了壮丽的殿宇和苍郁的松林。秋风吹过，树叶飘零，在无垠的夜色中发出刷刷啦啦的声响。这响声使我们想起皇宫的鼓乐，万历无力的哀叹，郑贵妃痛苦的呻吟，张居正革新的诉说和愤怒的呐喊。

　　风越来越大，浓雾在山坳中升腾飘浮，前方一片迷蒙。在苍茫的山间小路上，如同走进远古的岁月，整个身心都和历史风云融为一体。作为个体的人，已成为那段史诗中的一个符号。我们早已忘却了自己的现实使命，似乎成为明帝国的一个士兵……李自成的马蹄声越来越清晰，努尔哈赤大军盔甲刀枪的碰撞声越发分明可辨。明帝国灭亡在即，历史从此开始改写。一种莫明奇妙的悲哀充溢着我们的胸臆，使我们感到透不过气来。

　　深夜，我们在定陵博物馆投宿。尽管楼下现代化的电视正播放流行歌曲，但我们的心仍在历史的长廊里徘徊。有人说，居庸关为蒙古高原通往北京的咽喉，天寿山则为北京北部的重要屏障。居庸关、天寿山与北京一存俱存，一亡俱亡，所以有人认为明帝国在军事上失利于北京守御分兵太散，从而失去了防御重点。因为天津要守，以保漕运、海运；通州要守，这是北京最重要的屯粮之地；涿州要守，这是北京南行的门户；西山要守，这是北方通往北京的咽喉；天寿山要守，这是北京的北部屏障，又是祖陵所在地；加之京师九门要守，皇宫要守，处处分兵，其结果为合兵来犯者击破，故遭败北。

　　实际上，明帝国的灭亡，不在军事上的失利，而在政治制度的衰落和颓丧。居庸关、十三陵与北京也非一亡俱亡。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大军从紫荆关进入天寿山，焚长、献二陵。虽抵北京城下，但北京未克。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俺答汗大军自古北口进入，犯十三陵，北京依然固守……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其君臣百姓的行动全凭一种简单粗浅和僵死的传统观念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统一性和原则性时，无论是皇帝励精图治还是庸庸碌碌；首辅独裁还是八面玲珑；高级将领富于创造还是苟且偷安；文官集团清正廉洁还是徇私舞弊；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不分善恶，难辨是非，个人无所建树，国家更谈不上兴旺发达。“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明帝国的灭亡乃势在必然。

　　经过一夜痛苦的沉思，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在旭日东升中随着昂奋的人流走进定陵地下玄宫。这是明帝国向后人敞开的第一本《百科全书》。阴森、神秘、恐怖、苍凉、辉煌、热烈、悲壮……各种情绪召唤着我们去寻究这个已经消失了的帝国之谜，去一睹帝国主人昔日的风采英姿。可惜的是他却早已香消玉殒，无法见到了。不甘心的游客用指甲在朱漆的棺椁上用力抠挖，致使棺椁露出一个个白色的深窝，不知道是出于好奇，还是发泄心中的愤懑，或是两者具在其中。

　　对发掘这座皇陵的得失，现在做出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但它留下的诸多事实，又不能不令我们静心反思。历史中确有属于未来的东西。

　　2100年前，阿房宫和秦始皇陵相继升起冲天烈焰；20个世纪后，明定陵园内又燃起了大火。悲剧总是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断地上演，中国的文明几经兴衰沉浮，变得残缺不全，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当定陵园内烈火升腾、万历帝后的尸骨化为灰烬时，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拿破仑皇帝的一根头发在西方竟以五百万法郎的价值拍卖。我们最早地拥有了火药，却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而备受洋枪炮舰的袭击。我们拥有灿烂的敦煌瑰宝，却眼看着外国人一车车运走。直至今天，尚有人不惜一切代价，将祖国珍宝偷运出境，以牟取暴利。在世界的每一家博物馆里，几乎都有中国的文物，而我们却很少有外国文物的收藏与展出。破坏与出卖，几乎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怪圈，困惑着我们的身心。不知何时才能冲破这个怪圈，重新认识和保护我们的文明，并以热情与责任构筑起民族文化的大厦，使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再展昔日的盖世雄风。

　　凯罗·纪伯伦说过：“当你们中间有人跌倒的时候，他是为后面的人跌倒的，是一块绊脚石的警告。”这极富哲理的箴言，对于定陵的发掘和今天的我们，都是一个深刻的启示。

　　失去的，永不再有。

　　现存的，应该珍视。

　　让我们肩负起中华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同我们的祖国一同走向二十一世纪新的征程。

　　1990．10—12．29一稿于北京魏公村

　　1995．10二稿于圆明园画家村

　　1996．12三稿于北京花园村

往事如烟（代跋）

赵其昌

　　往事如烟！

　　定陵发掘，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着文稿，那些悠悠往事一齐踊来，千头万绪。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事已经记忆不清，有些事也确实有意无意地不再去想它；那些终生难忘的，再度浮现时却又乱糟糟如一团麻絮，真不知从何说起。

　　文稿中写了万历皇帝、皇后、妃嫔、文臣武将，也写了明朝历史、考古学史、考古工程，还涉及一系列历史事件、人物，方方面面，影影踪踪，就像是乱麻中又洒上一杯胶水，使我越发择不出个头绪来。掩卷之后，我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苦苦思索。

　　“啊，原来我是在读一部报告文学！”我倏然顿悟。

　　考古总要去考证历史，多年的考古生涯，使我的脑筋禁锢了，思想僵化了。文学史学，虽然同源，却不同流，文稿是文学，又何必非像考古那样，桩桩件件、点点滴滴去作详尽的考证呢？一部《红楼梦》，本来是文学，又是历史，对曹雪芹来说，不过是顽石一“梦”，如果非去考证大观园处所，宴会的座次，真宝玉假宝玉，岂不真的陷入“繁琐哲学”，这样的考证又有何益？更何况文稿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这只是定陵发掘的一个侧面记录。定陵发掘已经过去很多年，地下宫殿经年开放，它本身也在阐述着历史，现在又添了个文学，有文有史，源流俱在，还有什么可讲？如果非讲它的是非得失，那就请广大的读者去评说吧。想到这里，我的思想也豁然开朗了。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用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古代人有意无意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很多，古城古堡、洞穴废墟、居住村落、建筑遗址等等是一类，而更多的则是墓葬。人总是要死的，古今皆然。按照一般习惯，人死去要埋葬，一代一代的死去，又一代一代的埋葬，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坟丘。社会向前进，各个时代的埋葬形式也随之发展演变，葬制、习俗、随葬器物也就千差万别。如果把它们一个个完整地挖出来，按照时代、地区加以排列比较，先民们所走过的脚步，也就成了看得见摸得到的形象逼真的历史。不管故去的先民承认不承认，也不论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石器、青铜、金银、碑刻、陶瓷等等，抑或坛坛罐罐，一抹丹青、半爪鸿泥，甚至一堆遗弃的废物垃圾，但是，其中却无不积淀着他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包涵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再加上多种部落、民族、地区相互交往、学习渗透、取长补短所构成的物质文化——现实人们常叫它文物，莫不正是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源呢？如果说考古是在“寻根”，寻人类的根、民族的根，寻我们文明之根、文化之根，那些书写考古的文学之作又是什么？时下社会上有“寻根文学”一说，要说它是真正的“寻根文学”，该是名实相符吧。

　　考古、历史工作者的历史寻根，常以文物展出或论文、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普及不免受到影响。而文学工作者用生花之笔去寻根，以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表现，影响所及，使人们对先辈的历史文明作更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其作用也许要远远超过前者。我们的民族之根很深，根深必叶茂；文史同源，文明之源很远，源远流长。祝愿老树新枝，让文明之花开得更艳。

　　定陵是帝王陵墓，封建帝王以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营建陵墓，埋葬自己，其规模之宏大可以想见。就建筑讲，地上的、地下的构成一个整体，它包括了对生与死的认识，对周围环境——所谓“风水”的理解、运用，同时涉及选址、布局、设计、测量、施工等诸多实际问题；就出土器物讲，又联系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等。一个地下宫殿，不只是皇帝生前生活的再现，实际上应该视为明代社会的一个缩影。皇帝生前可以建陵埋葬，但现在的陵墓已经不再为他所有，而是祖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把它完整地揭示出来，对出土器物进行修复整理、妥善保存并展示出来，再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阐述，无疑对祖国文化是一大贡献。定陵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四十多年以后，如果回顾这一历程，值得反思的地方的确不少，有些也不能说不是教训。

　　考古发掘，是要把埋没在地下的遗迹遗物揭露出来，在揭露过程中，遗迹遗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发掘都是对遗迹遗物的破坏，古今中外皆如此。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在于采取最妥当最严密的方法，使这种损坏降低到最低程度，从这一原则出发来检验定陵发掘，年青的工作队经受住了考验。按照考古常规，发掘工作完毕，只是完成了全部工程的一半，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出土器物进行整理，然后写出全面的发掘报告，这才是全部工程的最后结束。但定陵的发掘却不是这样，发掘工作完成后，工作队解散了，各自回到原单位或下放劳动。工作队解散，定陵博物馆建立，开放参观，但是并没有继续工作队未完的工作。20多年之后，再到定陵整理器物、编写报告时，有些器物已经面目全非了。损坏没有发生在发掘之初，而是发生在发掘之后，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痛心遗憾之余，而损失已无法弥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运动的冲击、人为的破坏，也许主要还与认识或当时当地当权者责任有关。一个文化工作者，如果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识甚至起码的热爱，损失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30多年以后，夏鼐所长说了句不无遗憾的话：“如果现在挖，后果会好些，再推迟30年也许更好。”至此，我才理解他与郑振铎当初一再反对发掘的含义和后来上书国务院请求制止再挖皇陵的良苦用心。

　　定陵发掘完成后，地下宫殿开放，陈列一些出土器物，并不能满足多方面研究工作的需要，因而全面地系统地详细地反映陵墓发掘与出土文物的“报告”就显得特别重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外学术界对它的盼望、催促与责难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遗憾的是，报告问世，已经30多年过去了。对人类历史来说，30年不算个大数字，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之中又能有几个30年？发掘工作于1958年完成，再回定陵整理器物、编写报告已是1979年底，而1991年新年前夕我才看到发掘报告的样书。我久久地望着几十万文字、几百幅图像、拓片、照片、厚厚的八开版两大册，心潮起伏，又勾起许多往事。

　　编写的曲折过程不必再提，而发掘委员们关心发掘报告的一些零星琐事，却难以忘怀，怎么也排遣不开。

　　郑振铎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主管全国图书馆、博物馆与文物考古事业，又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时夏鼐为副所长），关心定陵发掘是必然的。有一次他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他解决，我说，有一部明代抄本（万历起居注》，现藏天津图书馆善本部，它是《明实录·万历实录》的底本，保存定陵材料当然比现行《明实录》更多，但属特藏善本，不外借，我们很需要但看不到。他当即答应“这事我来办”。五天之后，他专程派人借来，送到定陵，还附了一张纸条：“确是明抄，海内孤本，十分宝贵，保存好，速看速还。郑”。几十大本，几百万字，我连夜阅读、摘记，又立即组织人重抄一部，原书送还。重抄本数十册现存定陵。

　　发掘工作刚完，在故宫神武门举办了“定陵出土文物展览”。布展期中，《人民日报》约他写稿介绍，他来到现场，一见我开口便说：”发掘工作完成了，要立即着手写发掘报告，要快，不能拖。”又说他藏有明代帝后服饰图片数十张（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收藏家），十分宝贵，有彩色，比《三才图会》的要准确，写报告可作参考，次日他便把图片交夏所长转给我。展览开幕后，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出（1958年8月31日，题为《朱翊钧的地下宫殿》），定陵发掘的消息一经公布，轰动中外。我下放时，在农村新闻广播中听到他出访阿富汗、阿联等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若干年后回定陵写发掘报告，他的图片真的成为复原帝后服饰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事毕送还，主人却归道山了。他去世后，全部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入特藏部，馆方为他的赠书编印了厚厚一部（西谛书目》（郑字西谛），那些图片久借不归，未能列入书目，我有责任，至今引为憾事。然而略感慰藉的是，利用定陵资料写出文章的，在发掘委员中他是惟一的一位。

　　发掘委员会的委员中，郭沫若最关心发掘，经常到现场看看，有时还带几本明人笔记要我阅读，坐下来谈考古、谈明史，一坐就是半天。郭老早年学医，打开地宫之前，他一再嘱咐，人死放久了，有一种“尸毒”，千万要小心。帝后的尸骨，将来要作多方面检验，提供病理或医药方面研究，请专家写专题，附在发掘报告上。他关心工作队的健康、安全，尽可能做了些防护设备，没有出现事故也没有染上“尸毒”，但是，尸骨却被烧毁了，连一点骨渣也没有找到。

　　地宫打开之后，他来得更多了。一天下午他突然来要看一下皇后的“谥册”——死后晋封的册文。他坐在木板房内用放大镜仔细阅读，夫人于立群却张罗着为我介绍女友。郭老听觉不敏，拍拍助听器仍听不清我们的谈话，站起来大声问：“你们在谈什么？”于立群附耳大声说：“皇后问题。”我在纸上写了“对象”二字，朝他眼前一展，他笑了：“噢，对象！我看你的对象就是发掘报告，这比结婚重要啊，你结婚时立群可以参加，不过，我可希望你在结婚之前就把报告拿给我看！”说罢哈哈大笑。今天，发掘报告终于出版，他却溘然而逝。我往哪里去送呢？

　　邓拓对定陵发掘十分关心，也经常来工地现场。他说：“我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万历一朝是关键。”他翻阅我平时摘录的有关明代史料的卡片，并希望我借给他，我答应了。临上车他又嘱咐我：“开棺要告诉我，我要看，出土器物我要一件一件仔细看，发掘报告我更要看。”并一再说明，写报告时，史料卡片一定送还。“文革”之中，他被抄家，卡片不知去向，多少年的心血丢失了，我并不介意，而现在，发掘报告出版了，作为发掘委员，他却无缘过目了，我深感不安。

　　“文革”后期，在灯市口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长——我的业师。他说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要筹备一个全国文物展。随后问我情况，我如实以对：“我还没有解放，正在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他说：“很好嘛！还在挖土，没离开老本行呀。”问我定陵情况，我摆摆手说：“这一行不干了！我现在练就了一把好手艺，设计、画图、起券垒墙，样样能干，以后改做瓦匠了！”他笑着说：“按古希腊的谚语，你能盖房子，再种些树，我看还是个好公民嘛。”看得出他是有意在安慰我。

　　夏所长有个习惯，平时同他谈话，他总是随走随说，在办公室里，也是我坐着说，他来回走动，边听边说。这一次却一反常态，我们在马路边相对站立，足足二十分钟，没说上几句话。我把他提着的一捆蔬菜放在自行车筐内，并肩而行，一直走到干面胡同他的宿舍，路上我们竟没说一句话。事后，他把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信函递给我，有国内的，更多是国外的，厚厚一叠。有询问，也有讥讽、挖苦，甚至口出不逊，令人难以忍受。我也把收到的询问信送他看。他不再走动，静静地坐着，一语不发。我已经理解，为了这未完成的皇陵工程，他所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没想到一部发掘报告的分量，竟是这般沉重！

　　王岩和我把整理定陵发掘报告的工作计划、编写提纲拟好之后，送夏所长过目，顺便讲了个意见：定陵出土器物中丝织品最多，多年没作整理，保存又不好，这一次想仔细整理，留下个详细记录，绘出细致图样，使今后的研究工作不再去触动原物，以减少损坏。他很同意。请他估计个时间，以便掌握进度。他沉思很久说：“定陵挖了两年，那是日夜赶工的，照那样干法，几千件东西整理起来，也许比两年要长些，你们看两年半行不行？”临行时，他又补充说：“所内的技术力量你们随时用，下田野的可以调回来。我只希望能快点完成。”实际情况比我们共同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夜以继日，足足干了五年才完稿，送他过目时，时间超出了一倍。我们很感不安，而他却平静地说：“我了解，实物腐朽严重，不容易整理，你们尽力了。”稿子交到他手不久，谁又想到，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身兼国外六国院士的一代考古巨匠，却与世长辞了。

　　定陵发掘之初，他并不赞成，确定发掘之后，他却是具体指导者，无论是初期的发掘工作还是最后的发掘报告，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在和他的遗体告别之后，归途中我默默地想：与其他发掘委员相比，也许他还算幸运的，虽然没有看到发掘报告最后成书，总算看到了完稿，自始全终，在发掘委员中他是仅有的一位。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管文教事业，我的原单位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为他直接领导（后属文化局）。他又是历史学家，明陵发掘的发起人之一、发掘委员，对发掘当然关心备至。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讯》要公布“定陵发掘简要报告”，责任编辑徐元邦坐等索稿，我连夜赶写“简报”上半部，打电话报告吴晗，问他是否过目。回答很干脆：“简报稿子我不看，我只望你抓紧时间早日完成正式报告，我要看正式发掘报告。”我低声答应。他哪里知道，我第二天就要离开定陵，下放劳动，我不愿告诉他。此一去何时回京，能否回来，不能预料，正式报告的事我却冒然答应下来，真是糊涂之至，心中十分不安。

　　吴晗逝世10年之后，即1979年，“三家村”冤案平反。1984年是吴晗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生前他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学会事前筹备开纪念大会、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他原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建“晗亭”届时揭幕（邓小平题字），学会理事分工，我承担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吴晗纪念展览”。布展期间，我从定陵取来几张照片，放大展出。开幕前夕，吴晗的胞妹吴浦月来了，面对照片，问我当时情况，我极力按捺住激动的情感，尽量把话题扯开：大约在1957年前后，吴晗要出访埃及，特地来到定陵，问我要不要带回一点关于发掘金字塔的资料。我告诉他这类资料图书馆可以找到，从定陵出土器物看，急需一些国外对出土文物的修复、保存等书籍。此后不久，他陪同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夫妇到定陵参观，顺便将厚厚一本修复文物的英文书交给我。我试译了其中的重要章节供参考，挺费力，没译完就放下了。说到这里，我把吴晗与陈家康夫妇的合照指给吴浦月，她一直默然不语。我又讲述了一些多年来吴晗关心北京文物考古的事例，她仍然默默不语，后来我讲他关心定陵发掘报告以及多次指点我读书记笔记的情况。讲述之间，也许无意中流露了我的深切怀念之情，万万没有料到，她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紧紧抱住我嚎啕大哭起来，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事隔不久，《吴晗传》作者之一王宏志来找我，说要补充一点吴晗与北京文物和定陵发掘的史实。当时发掘报告正在编写，尚未完稿，一提定陵这块心病，我又哽咽起来，谈话无法进行。我们是先后同学，也许他不会怪我失态。没过多久，侯仁之教授介绍美国人马紫梅女士来访，她也要写一本英文本《吴晗传》。事先约好时间，我有了一点心理准备，谈了一些吴晗关心北京文物事业的例子，她满意地走了。然而就在送走马女士之后时间不长，吴浦月也带着无限悲伤和遗恨，寻找她的胞兄去了。我满怀悲痛之情参加了她的葬礼。

　　定陵发掘报告久久不能问世，师友们偶尔问及原因，我也讲述一些情况，做点解释，自然也流露一点情绪。有的同行知道一点内情，冲着我说几句歇后语发牢骚：你不就是拉磨的驴吗，报告写不写关你屁事，咸吃罗卜淡操心。他的意思很清楚，安排不安排整理发掘报告，有领导在，你，小干部，是“小驴拉磨”，听吆喝的。有的师长劝我：既如此，你可以考虑写一篇“备忘录”，在《考古》杂志上刊出，至少可以取得国内外同行的谅解。发掘期间，工作记录之外，我也零星地记了些日记，以备查考。但“文革”中大都丢失了，时间、地点、人物记不大清，“备忘录”不好着笔，一直没有写。现在好了，发掘报告出版，一代皇陵工程终于最后结束，我如释重负，再也不用“备忘录”了。

　　行文至此，本可结束了，但猛地想起，热心的读者也许关心多少年前那支工作队的去向，所以应该再唠叨几句。

　　白万玉，据他讲，“卢沟桥事变”后曾在他的老家张家口尤关县干过一阵游击队，跟日本人狠打过几仗。除去这段时间，他一生都在干考古，大家尊称他“白老”。定陵发掘没有星期天，两年多他也就在探沟和地宫中度过。他田野经验丰富，尤其长于修复器物，可惜工作队结束过早，没有发挥他的专长。回到考古所，不久退休，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又请他去讲过器物修复课，也带过同学的野外学习。他无子嗣，记得螟蛉子在电车公司工作，我去找过，却无结果。对于中国早期的考古调查，河南、陕西、甘肃以及解放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内蒙、新疆之行，他都有过详细的讲述，我也作过详细笔录，如能整理出来，对他应是个纪念。

　　于树功本是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秘书，工作队初建，他担负了一切行政事务，安排就绪后，又回到文物组。他是中共天津三位建党人之一于树德的弟弟（另二位是李锡九、江著元），青年时代与先烈李大钊有交往，送莫斯科学习，与乌兰夫、伍修权等同届。日本占领东北，回哈尔滨做情报工作，被告密入狱，判死刑，又改无期。几年之后，他竟说服了留学日本的青年狱医赵公民（解放后任吉林省卫生厅厅长，死于“文革”），结伴出逃，成为日本监狱内重犯逃脱仅有的一例。曾入煤窑，隐姓埋名做矿工。后回到北京，蹬三轮车为生，解放前接通关系。能说半句俄语，他却偏偏要做文物工作。“文革”中，为越狱一事又受冲击。晚年躺在病床上，我去看他，去一次哭一次，害得我不敢久待。只有一次，我们忆起当年有人曾以掘陵破坏“风水”为由，扬言要干掉我，他特地送我一把苏制匕首防身的事，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遗憾的是他去世时我在定陵写报告，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刘精义这位当年的文弱书生，今天已是文质彬彬的学者，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致力于北京史研究，写了几篇颇有见地的论文。他说并未放弃十三陵，正在作“明陵札记”，几十万言，不久即可成书。一提到健康，他总是说陵园中那日日夜夜的泥水生活锻炼了他，至今保持着熬夜的习惯。

　　李树兴是开工不久才到定陵的，清理工作中搞登记、保管，工作队解散留在定陵，“文革”中焚毁尸骨，他是目击者，听他讲过一些别人不愿说的细节。现在颐和园管文物，偶去游园还谈谈往事。

　　曹国鉴、冼自强、王杰仍在考古所工作，曹练得一手瘦金书、写意画，成了书画家；冼在实验室搞C14，整日足不出户；王杰却天天出差去发掘现场画图。

　　“文革”中我正本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有人告诉我一位公安人员在等我，带着盒子枪。一听说枪，吓了一身冷汗。满身泥污跑出防空洞，看到他远远地向我敬礼，走近一看，是庞中威。看到我这一身装束，泥泥水水，他感叹不已。他说回考古所不久，下放河北省某县，当了一名干警，干得挺不错。多年不见，凭了他的精明强干，也许当上局长了。还有一位时桂山，回考古所后去了青岛博物馆，虽未见过面，但有信函，刊物上也见到他的文章。清理工作最紧张时，人手不足，我去请考古所的同学好友支援，刘观民、黄展岳他们是自己背了行李去到定陵的，现在是所里的研究员，各自领导着一摊子。

　　如果前后联系起来，二十年后编写报告者自然也属工作队成员。

　　王岩这位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文革”中去保定满城发掘那知名中外的“金缕玉衣”，发掘报告刚一完成便转到定陵。整理器物等细致繁琐而艰巨的工作是他和王秀玲完成的，几年的时间，把他累坏了，明显地看出两鬓增添了几缕白发，刚一结束，又远去洛阳了。人在洛阳，心系定陵，仍要关心那本报告稿，排图、修改、校样，一稿一稿与责任编辑楼宇栋折腾了七次，京洛路上他往返至少七趟。五年编写，两年复核校订，一本报告耗去他七年时间。现在他是考古所洛阳队队长，又在那里挖汉唐城址，消息传来，很有收获。

　　王秀玲是“文革”期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十三陵生人，研究乡土，当然最合适，现在担任讲课任务，培养解说员。

　　魏玉清是十三陵特区文物科长，编写报告期间承担着繁重的后勤行政事务，做得井井有条。又潜心于业务，写书还担任着十三陵的全部陈列工作。

　　吴平，是从苏州特邀来的，六十年代初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的高材生，在定陵一住近三年，丝织品匹料、龙袍、靴帽等全部图案纹饰是她一人完成。在大案子上把破损的碎片拼凑起来，初稿画完，誊成清稿，一稿一稿、一张一张，足足几百张，一个放大镜磨得模模糊糊。有一次她举着放大镜却斜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呀，你呀！把我的青春磨完了！”回苏州不久，又离别相依为命的老父远渡重洋去美国进修。不久前接到来信，询问发掘报告的事，我真想回信不提“报告”二字，只写个“祝你青春永驻”，也回敬她一个玩笑。

　　定陵开放之后，观众人山人海，天天如此。有一次我陪外宾去参观，走出陵园大门，在广场上看到一位农民装束的白发老者，站在一块石头上高声讲解，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侧耳听听，定陵的历史、发掘和意义、过程，讲得清楚明白，真实而生动，语气中还带着几分得意。定陵的人我几乎都熟悉，但不认得他，哪里来的一位义务解说员？仔细一看，原来是三十多年前参加发掘的一位民工，模样还记得，但忘了姓名。我不愿打扰他，悄悄地走开了。三十多年前疑神疑鬼的山民，今天高高地站在广场上对着众多的观众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又是什么使他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前后判若两人？噢！我突然明白，是文化，文化显示力量了。

　　直接与定陵发掘有关的人讲完，该轮到我自己上场了。我嘛，四十多年前的毛头小伙子，已经退休，齿摇摇、发苍苍，垂垂老矣。田野跑不动，只能关在斗室中爬格子。定陵发掘之初，吴晗要求我搜集明代北京的历史资料，“文革”前作过一部分送他过目，他被抄家，资料散失了。“文革”后重新再作，日夜不息，二百万言已经脱稿。吴晗是我的领导、师长，生前交给我两件事，定陵发掘他没有看到最后完成，也没能利用发掘报告写出一篇文章，过早地逝去了。今天，发掘报告已经出版，还获得两个奖项，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个夏鼐考古学基金会的考古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明实录北京史料》业已完成，得此消息，九泉有知，当可瞑目了。老师，安息吧！

　　写到这里，我感到很累，很疲乏。站起身来，直直腰、挺挺胸，推开窗子想换换空气，扭开收音机听听香港回归的消息，不想却传来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明天 晴

　　温度 零上2度至零下9度

　　风力二三级

　　北部山区有小雨雪

　　噢！明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年青的考古队又该出发了，一点小雨雪挡不住他们的去路。

　　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太多了，埋藏得很深，需要他们去苦苦地寻、深深地挖。我依稀看到他们的身影又在凄冷的荒野上一步一步地探索、寻觅，一铲一铲地发掘。他们肩上的担子够重的。祝他们成功。

　　一九九六年冬，于北京西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