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正说历朝十大冤案》作者：如果石絮

　　九死未悔者的悲歌：伍子胥案 伍子胥案 一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朝国都由镐京（今陕西长安县境）迁到雒邑（今河南洛阳），自此，历史上的“东周”正式开始。

　　周平王东迁之后，周朝控制的土地逐渐缩减，各诸侯国势力上升，也不再向周朝朝觐、纳贡，呈现出尾大不掉的局面，周王室威信扫地。尤其是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军征讨郑国失利后，周王室更是没落颓废。各诸侯国抓住时机，着力改革，发展生产，同时又相互攻伐，先后出现了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晋文公春秋五霸。其中，齐、晋、秦等中原诸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以己为尊，称地处偏远的楚、吴、越等国为蛮夷烟瘴之地。但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三个蛮夷小国浓墨重彩地上演了一幕幕精采绝伦的兴亡大戏，演绎出令人荡气回肠的恩怨情仇和生死悲歌。

　　让我们沿着主人公伍子胥的足迹从头说起。

　　伍子胥(前559～前484)，名员，字子胥，楚国监利（今湖北监利）人。其祖父伍举、父亲伍奢都以敢于犯颜直谏受到重用，子孙也因此在楚国有很高的地位和名气。

　　楚国原是地处南疆的一个小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攻伐，逐渐消灭了周围的一些小国，势力大增。但与中原诸侯国相比，楚国国力还相差甚远。尤其是楚成王三十九年（前633年），楚国与以晋国为首的宋、齐、秦等国联军在城濮（今河南范县临濮）之战中一败涂地，更是受到了沉重打击。

　　后来，公元前613年，楚庄王芈侣即位，不思上进，沉湎酒色，连续三年不问朝政，莺歌燕舞，日夜淫乐。为阻止群臣进谏，他还下令，大臣“有敢谏者，死无赦”。楚国朝政更加废弛，田地荒芜，饥民遍野，又连遭诸侯进攻，整个楚国风声鹤唳，城门昼闭。

　　此时，担任右司马的伍举忍无可忍，不顾禁令，冲进宫内向正在饮酒作乐的庄王进谏：“臣有一事向大王请教：有一只羽毛五彩斑斓的大鸟，飞到楚国庭院内，已经三年，却不飞也不鸣，此何鸟也？”庄王心知伍举影射自己三年无所作为，回答说：“此鸟不飞，飞则冲天；此鸟不鸣，鸣则惊人！”伍举又说：“此鸟不飞不鸣，必为擒者所获，岂得冲天而惊人乎？”庄王顿悟，废弃酒色，任用贤臣良将，勤于国政。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终于打败晋国，问鼎中原。此时楚国势力西起秦境，南达洞庭，横跨江淮，威震华夏，霸业达到顶峰。楚庄王也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591年，庄王死。

　　五十年后的公元前541年，继位的楚灵王喜好声色犬马，驱使百姓用七年时间修建了一座华丽雄伟的高台，并请大臣登台远眺，群臣均赞不绝口。年迈的伍举却当面劝谏说：“臣闻一国之君当以安定百姓、征服敌国为上，从没听说以建筑雕刻高台为美。今大王耗时七年，费银无数，造作此台，诸侯不齿。臣不知美在何处。”灵王赧然，自此再未到此台游乐。伍举及家族因此被目为忠臣一门，颇受尊宠。

　　公元前529年，楚灵王在众叛亲离中自杀，他的弟弟熊弃疾继承王位，是为楚平王。说起楚平王的即位，还有一段令人感喟的故事。

　　楚康王共五个儿子：长子郏敖、次子子围、三子子平、四子子晰、五子弃疾。康王死后，其长子郏敖即位。郏敖做了四年君王，子围杀之而自立，这就是灵王。灵王十二年（前529年），康王的三子、四子、五子趁灵王领兵攻打徐都，发动政变。大臣们按年龄尊三子子平为王，子晰为令尹，弃疾为司马。因当时领兵出征的灵王不知下落，郢都人心慌慌，熊弃疾决定借机除掉三哥、四哥，谋夺王位。五月的一天深夜，他派人四处扬言，说是灵王率兵杀回，要惩处谋反者。子平、子晰以为已是穷途末路，先后自杀。次日，熊弃疾即王位，是为楚平王。

　　楚平王并非庸碌之辈。即位之初，他封赏功臣，结交诸侯，安定民心，休养生息。他还让蔡人和陈人都回到自己的国家。先时，楚灵王消灭了蔡国，将之作为本国的一个县，并把蔡国的许、胡、沈、道、房、申的公族迁到楚国的腹地，由熊弃疾到蔡县为公侯。楚平王即位后，令蔡国公族各回故地。同时，楚平王还密切注视着臣僚，对骄横跋扈的权臣和才高望重的贤臣，都必欲除之而后快。

　　九死未悔者的悲歌：伍子胥案 伍子胥案 一

　　平王原来在蔡地做公侯时，娶郧阳封人的女儿为妻，生下了儿子建，即位后就把建立为太子，并让伍举的儿子伍奢为太子太傅，费无忌（一作极）为太子少傅，教授太子知识。费无忌品行邪恶，诡计多端，心胸狭窄，手段毒辣。他曾设计将朝吴驱逐出蔡国。当初，朝吴辅佐平王一起在蔡国共事，功勋卓著，深得平王信任。平王即位后，派朝吴到蔡国并授以重任。费无忌嫉恨朝吴受宠，阴谋害之。他秘告平王，说朝吴在蔡国勾结蔡人，志在谋叛，日后必背楚自立。平王本人就是靠阴谋诡计起家，连杀二王才得到王位，对臣下素有疑心，就听信费无忌谗言，将朝吴驱逐出蔡国。此时，费无忌为太子少傅，位低于伍奢，心怀不满，又兼平时与太子建关系冷淡，就设法离间太子、伍奢和平王的关系。

　　正巧机会来了。楚平王二年（前527年），太子建15岁，已经到了婚配的年龄。平王认为秦为强国，有意与秦联姻，以改善两国关系，就委托费无忌入秦说亲。当时秦哀公在位，思及秦晋虽世代婚姻，但今晋国已衰，而楚国正盛，就答应将自己的妹妹孟嬴许配给太子建。费无忌奉上聘礼，与秦使者一同将孟嬴带回楚国准备完婚。谁料，他见到孟嬴姿色绝美，动起歪念，素知平王好色荒淫，又见秦国随从的媵妾中有一位长得模样俊美，就密见这个媵妾，告诉她将把其嫁给太子，嘱托她务必隐瞒真相，否则将祸及己身。随后，他提前返回楚都，面见平王，告知秦女有绝世姿色，让平王自娶孟嬴。平王假意推辞一番，说父娶子媳，有悖人伦。费无忌又献策说，将随嫁的媵妾当作秦女嫁给太子，神鬼不知，天衣无缝。平王大喜，直称费无忌忠心可鉴。

　　平王娶孟嬴后，怕太子建知道秦女之事，就严禁太子入宫。费无忌更担心太子知道真相，便伺机向平王进谗，请将太子迁出国都。他向平王说：“晋国所以能称霸是因其地处中原，而楚国地处偏远难于相争，像城父（在今安徽亳县东南）这样的北方大城，靠近中原，让太子出镇，可以通于中原，进而得到天下。”平王欣然同意，派太子建出守城父。伍奢知道此系费无忌谗言，打算进谏。费无忌又向平王密告，也将伍奢派往城父。

　　时过半年，费无忌又乘间进谗，说太子与伍奢对大王不满，暗中交往齐、晋，有谋叛之心，并已经开始修城练兵。平王此时已经与孟嬴生下儿子轸，也有废太子之意，就听从费无忌之言，派人将伍奢召来讯问。伍奢性情刚直，反问平王怎能以谗贼小臣之言而疏远骨肉之亲。平王大怒，将伍奢囚禁入狱，并派负责兵库的司马奋扬前往城父刺杀太子。司马奋扬素知平王昏庸，太子蒙冤，竟然密告太子实情，纵其逃亡。

　　费无忌平素嫉恨伍奢，决定借此机会斩草除根，密告平王说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也追随父亲谋反，可以将他们抓来一并审讯。平王让伍奢写书召其子前来，以赎救自己，伍奢心知此系费无忌阴谋，正色道：“臣长子伍尚为人温厚信义，闻父召必来探视，次子伍员刚毅不阿，胸怀大志，绝难前来。”迫于平王及费无忌的压力，他只好写书劝伍尚、伍员前来。

　　平王不信伍奢所言，派人到棠邑（在今江苏六合北）找到伍尚、伍员，告知他们其父被系于狱，平王以其忠贞，特谕你等速入见其父，以赎其罪。伍尚对其弟伍员（即伍子胥）说：“父亲被系三年，备遭凌辱，我们昼夜感念，忧恨不已，今有此良机，你我作为儿子，自当前往赎救父亲。”伍员沉思良久，说：“平王宠信费无忌，召我们前去，绝非是想释放父亲，而是要斩草除根，以除后患。我们不去，费无忌忌惮你我，尚不敢杀害父亲，不然不仅你我俱死，也将促父死。你我不如暂且逃亡，寻机复仇，否则徒死无益。”伍尚听弟所言有理，却仍难改初衷，说：“昆仲所言虽是，但父亲身陷囹圄，正盼为儿前去赎救，我等如苟且偷生，为世人所笑，终老于世，不过碌碌。我意已决，如能得返，是天佑我族，如被弃市，也是所愿。你才略非凡，文治邦国武定天下，能相报父兄血仇。”伍子胥见伍尚意气激昂，遂与之哭泣诀别。伍尚随使同往都城。平王随之派人杀死伍奢、伍尚父子，并在全国内搜捕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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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子胥与伍尚诀别后，知道平王必来追杀，乃归家语其妻贾氏，请其自寻出路。贾氏无言以对，自缢身死。伍子胥葬过妻子，携剑往宋国逃亡。逃至半途，楚王追兵已到，伍子胥张弓搭箭，对准追兵，义正辞严地喝令他们后退，并让他们回去告诉楚王，自己必来复仇。守兵驻足不敢再追。

　　伍子胥得知太子建携儿子胜逃往宋国，便也逃奔宋国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伍子胥逃亡途中，忽遇到一队人马，一看竟然是故友申包胥。两人相见，格外激动，伍子胥向申包胥哭诉平王听信奸臣费无忌、杀害父兄的经过，说得义愤填膺、肝胆欲裂，发誓要借兵伐楚，生啖楚王之肉，车裂无忌之尸，报此血仇。申包胥秉性刚直，见挚友伍子胥遭受如此血海深仇，深感同情，但对于臣子因私仇仇视、报复君主，却表示反对。伍子胥愤恨难抑，咬牙切齿地说自己已经和楚国恩断义绝，自今不再与之有君臣之义。申包胥沉吟片刻，决然道：“吾若教你报复楚国，是为不忠；若教你不报私仇，则为不孝；作为友朋，吾只能勉励你好自为之。但你应牢记：子能覆楚，吾必存楚，子能破楚，吾必全楚！”两个老友随即辞别，此后竟然各为其主，成为敌对双方。

　　伍子胥逃到宋国，见到了太子建和其子胜。当时，宋国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内乱，华亥、向宁、华定争夺王位，一同谋叛，宋元公派人至楚借兵。伍子胥闻说，担心楚兵发现自己，就与太子建及其子胜向西逃至郑国。郑定公当国，素闻伍子胥文武才略，为三代忠臣之后，同时又与楚国结仇，很是高兴，殷勤接待了他们。太子建和伍子胥向郑国借兵伐楚，郑定公以郑国兵微将寡为由，让他们向晋国求救。太子建到了晋国，与晋顷公商议。孰料晋顷公极力说服太子，请他做内应共同消灭郑国，并许以重酬。太子建不知轻重，回来与伍子胥商议，伍子胥极力反对。太子建为晋国允诺鬼迷心窍，终不听劝。不巧事情为人所知，郑定公自然大怒，密捕太子建斩之。伍子胥与太子的儿子胜侥幸逃脱。

　　伍子胥前思后想，最后决定逃往楚国的宿仇吴国。而要逃到吴国，必须经过楚国。他们一路上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沿途所过楚国各城，到处贴有楚王捉拿自己的画像。到了吴、楚交界的昭关（今安徽含山县北），见关隘高耸入云，楚兵防备森严，门口同样贴有画像，只得暂住旅舍。在旅舍中，他苦思冥想，不知道如何得以过关，既无退路，又想报仇，心急如焚，据说一夜之间他的头发竟然全部变成了白色。民间也从此有了“伍子胥过昭关——须发皆白”的俗语。这样，须发皆白的伍子胥与画像中的伍子胥差异甚大，守卫兵士没有看出，就让他通过关口。不过在史书上却没有这样的记载，只说他“独身步走，几不得脱”。关于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传闻也只能聊备一说了。

　　过了昭关，两人来到鄂渚江边，见波涛汹涌，无船可渡，而身后追兵迫近。伍子胥叹道：“天不佑我！”正在此时，一个渔夫驾小船恰好赶到，将伍子胥、芈胜捎带过江。伍子胥感激不尽，问其姓名，渔夫只答称其“渔丈人”即可。伍子胥过意不去，将所佩宝剑相赠。渔夫说：“楚王下令，能捉到伍子胥者赏粟百万，封上大夫爵。我不图谋此赏，怎会贪一柄铁剑之利？”伍子胥感动万分，谆告渔夫切莫泄漏踪迹，与渔夫辞别上岸，走出数步回头看时，渔夫已经沉舟自尽了。

　　数日后，伍子胥、芈胜来到吴国境内。到了溧阳，饥馁难忍，实在不能支撑，就向一个正在濑水边浣纱的女子讨饭。女子将所带饭食相赠。伍子胥吃过饭，嘱告女子万勿泄密。女子说：“贱妾服侍寡母，三十未嫁，从未与男子交谈，今日馈饭，已经丧失贞节，难以为人。”遂自沉于水。伍子胥哀伤不已，继续东行，终于到了吴国国都梅里（今江苏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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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位处今江苏南部，南接越国，西邻强楚，北与齐、晋相望。史书载，吴国是后稷之苗裔，太伯、仲雍、季历统治时，国力逐渐强盛。但在中原诸国眼里，吴国地处僻远，境内水系纵横，与中原陆地环境不同，是蛮夷之地。吴国第十九代国君寿梦为拓展本国势力，开始交接中原诸国，向中原学习，并借助本国的地理优势，大兴渔盐之利。

　　吴国与毗邻的楚国的关系却极为紧张，世代为仇。先时，楚国逃亡的大夫巫臣到吴国教习吴兵射御之术，引导吴兵伐楚。两国自此结仇。之后，相互攻伐，互有胜负，而梁子越结越深，再也无法解开。相比起来，楚国毕竟基础雄厚，疆域广阔，又得楚庄王整顿治理，国力比吴国强出许多。在伍子胥到来之前，吴国在交战中还明显处于劣势。

　　吴王寿梦在位25年病卒，有子四人：诸樊、余祭、余眜、季札。四子中以季札最为聪明，文韬武略，又爱戴百姓，颇有贤名，寿梦有意让季札继位。季札却不愿意做王，以立长不立幼为由推辞。寿梦无奈，只好将王位传给长子诸樊，并立下规矩：兄终弟立，依次轮到季札。他死后，四个儿子都严格遵循这一命令。诸樊死，传位给二弟余祭，余祭死，传位三弟余眜。余眜即位四年后卒，应传位季札。未想季札却仍旧推辞，又逃到山林中躲避。于是，余眜的儿子州于继承父位，是为吴王僚。而诸樊的儿子姬光却耿耿于怀，认为既然叔叔季札不肯继位，就应从祖父长子的后代中择贤而立，吴王僚不顾他人意愿，篡取王位，就是窃国，人人得而诛之。姬光一直在寻机复仇，但终因力量单薄，只能暂时隐忍不发，待机而动。

　　伍子胥到了吴国，举目无亲，又担心被楚人认出追杀，就将芈胜藏于郊外，自己则披发装疯，跣足涂面，沿街乞讨。吴人见其怪异，莫不惊诧，一个相士见他相貌非凡，向吴王僚引荐。吴王僚与伍子胥交谈，很是叹服，拜为大夫。伍子胥得到吴国国君的认可，认为复仇时机已到，就向吴王僚哭诉楚王谋害父兄之状，说得咬牙切齿，双目喷火。吴国素与楚国结怨，吴王僚答应为伍子胥复仇。姬光当时是吴国大将，素闻伍子胥才华，也欲拉拢伍子胥为己所用，就寻机离间伍子胥和吴王僚的关系。

　　吴国的边邑卑梁（今安徽天长县西北）和楚国的边邑钟离的（今安徽凤台县东北）百姓都以养蚕为生。吴王僚九年（前518年），两国的两个女子因争采桑叶发生争吵，继而引发两县械斗。楚平王大怒，派兵攻打吴国。吴王僚派姬光率兵伐楚，一举攻占楚国钟离、居巢（今安徽六安县北）两城。伍子胥复仇心切，极力劝说吴王僚继续进兵，攻占楚国国都，消灭强楚。姬光得知，暗中对吴王僚说伍子胥是为报父兄之仇，才劝吴伐楚，并非为吴着想，还说一国之兵不能为匹夫之仇而起，胜则伍子胥欣喜，败则吴国耻辱。吴王僚听他言之有理，遂止兵。伍子胥闻知，方知姬光与吴王僚貌合神离，就辞去大夫职位。姬光又乘机向吴王僚进言，说伍子胥心怀怨恨，决不能用。吴王僚信以为真，疏远了伍子胥，给他田地耕作，再也不见他。

　　姬光见吴王僚舍弃伍子胥，暗中与之接纳，向伍子胥谈起自己想除去吴王僚而自立为王，并谦恭地向伍子胥问计。伍子胥见姬光颇具雄才大略，远在吴王僚之上，一旦他得到帝位，自己复仇有望，经过再三权衡，决定背弃吴王僚，与姬光联手。

　　两人经过商讨，决定刺杀吴王僚。但吴王僚平时戒备森严，想刺杀他极为不易。伍子胥百般焦虑，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专诸。

　　专诸（？~前515），吴国堂邑（今六合北）人。伍子胥逃难经过堂邑，见到一群人正围着一个人打斗，被围者气势豪迈，毫无胆怯之色，左冲右突，其他人难以招架。双方正打得难解难分时，一个女子出来叫那个被围者的名字，那人即刻住手退出。伍子胥感到奇怪，一问方知他叫专诸，那女子是其母亲（一说妻子）。伍子胥问他为何屈从于一个弱女子，专诸道：“夫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伍子胥见其有侠肝义胆，与之结为好友。此时，见姬光为难，就向其推荐了专诸。此后，伍子胥本人依然和芈胜到郊外耕种，静观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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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光见过专诸，为其雄侠所感，善待专诸母亲，每月送去布帛粮肉。专诸深感姬光和伍子胥知遇之恩，急切思报。许久，姬光方告知其欲谋杀吴王僚、自立为王之意，而自己正为如何刺杀吴王僚愁苦。专诸见姬光为此愁苦，便请求担当此任。姬光说，吴王僚戒备森严，难以靠近。专诸思索良久，询问吴王僚所好何物。姬光说，吴王僚喜欢美味，尤其喜欢鱼炙。专诸得知，遂往太湖学习烹制鱼炙。三个月后，他学成归来，拜见姬光。姬光大喜，寻找时机，准备行动，但因吴王僚防备森严而没有得手。

　　吴王僚十二年(前515年)，楚平王病卒。伍子胥得知消息，捶胸顿足，失声痛哭，痛恨自己行动迟缓，父兄之仇尚未得报而平王已死。良久，才对他人说：“楚平王卒，吾仇难报，但楚国仍在，吾何忧也？”

　　次年（前514年）春，吴国乘楚国办理国丧，起兵伐楚。吴王僚使公子盖余、烛庸带兵攻战。伍子胥见国内再无其他大将，认为诛杀吴王僚时机已到，急忙嘱咐姬光行事。是年四月，姬光埋伏兵士于室内，具酒请吴王僚赴宴，专门告诉吴王僚有善于烹饪鱼炙的庖丁献艺。吴王僚一贯嘴馋，一听有鱼炙可吃，当即心动，但又有所担心，生怕有什么闪失，入告其母。其母感觉有异，嘱咐吴王僚一定加要倍小心。吴王僚穿盔戴甲，带领卫兵，前去姬光住所赴宴。每个庖丁呈进馔食，都要经过严格搜身，而后跪行入内。等专诸进献鱼炙时，姬光借口离去。专诸将匕首藏于烹好的鱼腹内，跪行到吴王僚跟前，抽出匕首猛刺吴王僚胸口，直透胸背。吴王僚当即毙命。周围卫兵惊慌失措，刀剑齐下，登时将专诸剁成肉泥。姬光埋伏的士兵从外杀入，一阵血战，斩除吴王僚兵士。姬光摄取大位，是为阖闾。他随之厚葬专诸，封其子专毅为上卿，并将伍子胥从郊外召入，拜为行人，专门为其出谋献策。而派去征伐楚国的公子盖余、烛庸闻讯，率兵归降楚国。

　　吴王阖闾一心想壮大本国势力，扩张疆土，称霸中原。他一上台就表现出非凡的魄力，以伍子胥作为自己的军师兼谋士。伍子胥见时机成熟，重新回到宫中，辅佐阖闾，并提出了“立城廓、设守备、实仓廪、治兵革”的强国方略，如此则“内有可守，外可应敌”。阖闾激赏不已，一一施行，并让伍子胥负责修建城池，又委托国人干将、莫邪夫妇为自己铸造宝剑，还选人训练兵马。伍子胥一心复仇，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吴国的城池、兵备、粮粟等很快得到加强。

　　吴王僚被刺后，其公子庆忌闻讯逃到艾城（今江西九江），伺机复仇。庆忌身材魁伟，力大无比，有万夫不当之勇。阖闾闻知，忧心忡忡，问计于伍子胥。伍子胥向他推荐了要离。

　　要离是吴国人，伍子胥曾见他冲撞豪士椒丘，知其胆略超人。椒丘勇猛神武，据说他曾入水与水神搏斗三天三夜，被海神弄瞎了一只眼睛，人们认为他很是勇敢。椒丘本人也以此为荣，四处夸耀。要离却很鄙视他的这种做法，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说他被弄瞎眼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椒丘羞愤不已，晚上潜入要离家中行刺，却见要离的家门根本没有上锁，要离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他刚要下手，要离却突然睁开眼，指斥椒丘有“三不肖”：一是当众被羞，不敢作答；二是偷入他人宅户，有袭人之心；三是用剑逼人，非君子所为。椒丘自愧不如，撞墙自杀。

　　阖闾闻知大喜，令伍子胥召来要离，一见要离身材矮小，弱不胜衣，容貌猥琐，大失所望。伍子胥却极力向其推荐。要离见阖闾犹豫，也毛遂自荐，说自己务要刺杀庆忌方回。阖闾这才释怀。

　　要离深知庆忌力大无比，又防卫森严，只能设法靠近行刺。为取得庆忌信任，就与伍子胥、阖闾商议，上演了一场苦肉计。阖闾以要离违反王令为由，令人砍去要离右臂，系之狱中，并收治其妻子。伍子胥暗中将要离放出，吴王大怒，说要离私自逃出，要拿其妻子是问，将其妻子、儿女全部斩首示众。要离逃到庆忌所在的卫国，哭诉自己为阖闾所害，并以自己的右臂给他看，取得庆忌信任。不久，要离劝说庆忌修兵伐吴。庆忌信以为真，果真训练士兵，修建战船，三个月后起兵伐吴。此时，庆忌对要离已是须臾不离，两人同乘一条战船，行到河中，要离趁庆忌不备，以长矛刺入庆忌心窝。庆忌身躯庞大，一时不死，抓起要离双脚，头朝下置入水中，反复三次。左右兵士急忙上前，准备诛杀要离，庆忌阻止道：“勿杀要离，此乃勇士。”言毕身死。要离对兵士说：“吾杀妻子以忠于国君，非仁；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为君王自己却家破人亡，非智。”乃自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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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即阖闾元年（前514年），楚国的大夫伯嚭自楚国逃到吴国，拜见了伍子胥，请求伍子胥向吴王推荐自己。原来，楚平王病死后，太子轸继位，是为楚昭王，封囊瓦为令尹，伯嚭父亲卻宛为左尹，费无忌以恩重同执国政。费无忌嫉妒卻宛功劳超过自己，设计陷害，迫使卻宛自尽。而此前，卻宛的父亲、也就是伯嚭的祖父伯州犁也为楚王所杀。伯嚭家破人亡，孤苦伶仃，四处逃难，得知伍子胥在吴国为官，就逃到吴国求助。

　　伍子胥见其可怜，将他推荐给阖闾。阖闾征求伍子胥对此人的看法，伍子胥答道：“吾与伯嚭同疾相怜，同忧相救，仇恨相同，志愿也必相同，能助吴称霸。”阖闾大喜，遂封伯嚭为大夫。吴国大臣被离私下里却对伍子胥说：“吾观伯嚭为人，鹰视虎步，不可亲近，若重用之，必为所累。”伍子胥不以为然。自此，伍子胥与伯嚭共同为吴国出谋划策，加上阖闾的励精图治，吴国国力日益强盛，仓库充盈，兵力威武，逐渐有了向外扩张的资本。

　　九死未悔者的悲歌：伍子胥案 伍子胥案 三

　　吴、楚两国世代为仇，因楚国强盛，双方交战多以吴国败终。吴王阖闾三年，即周敬王八年（前512年），阖闾见本国国力日盛，渐起伐楚之心，便与伍子胥商议。伍子胥见阖闾喟叹沉吟，知其心惧楚兵强壮，又向阖闾推荐了一位将才——孙武。

　　孙武（前535～？），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出生于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他精通韬略兵法，著有《孙子兵法》。后来到吴国，结识了伍子胥。此时他正隐居于罗浮山。阖闾忙派人召来，与之谈论兵法，孙武一一解答，讲得出神入化，阖闾听得目瞪口呆，击节赞赏。但他对孙子兵法的实际应用却有些怀疑。孙武见此，让阖闾召来180名妃嫔宫女，分成两队，进行操练。刚开始，宫女先是忸忸怩怩，继而嬉笑言谈，毫无军纪。孙武击鼓三遍，依然如此，怒而斩杀两名队长，宫女吓得脸色苍白，浑身筛糠，登时进退听令，变得整齐划一。阖闾虽心疼两位妃嫔，但见孙子果真用兵如神，欣然封其为上将，由其将兵伐楚。

　　当年吴王僚的公子盖余、烛庸得知吴王僚被杀，逃奔楚国，被封到舒州(今安徽舒城)。这年，伍子胥奏报阖闾，说必先除内患，方可外征。阖闾同意，遂令孙武将兵攻破舒城，杀死盖余、烛庸。阖闾有意继续进兵攻入楚国国都，孙武以吴国尚不富足，难以支撑大战劝阻，阖闾遂班师回国。

　　楚昭王见楚国遭此败绩，又知伍子胥、伯嚭所以在吴国效力，皆是因为费无忌所激，因而诛杀了费无忌。

　　阖闾四年（前511年），吴国的一柄湛卢剑不知怎么到了楚昭王手里。而民间传说该宝剑很有灵性，会自动离开无道君王而跑到有道君王那里，现在它离开了暴虐的君主阖闾，归顺了贤君楚昭王。阖闾闻说大怒，发誓要夺回宝剑，当即派伍子胥、孙武、伯嚭率兵进攻楚国，同时派人从越国借兵。越王允常平素与楚国交好，不肯帮助阖闾，拒不借兵给吴国。

　　伍子胥得知楚国任用大将子期，心生一计，决定用反间计击败楚军。子期是楚国著名的大将，颇有军事才能。囊瓦，字子常，是楚国令尹子囊的孙子，不仅毫无军略，而且贪婪成性，《左传》说他“贿而信谗”。伍子胥让人放出话说，吴国只怕囊瓦，不怕子期。楚昭王果真用囊瓦换下了子期。吴军趁机进攻，囊瓦不战即溃，吴军顷刻攻占六、潜两座城邑。楚兵大败。阖闾要乘胜追击，伍子胥力劝不可，说此时吴国攻伐强大的楚国还力不从心，时机未到。孙武也以吴军后兵未到劝阻，阖闾方答应撤军。

　　次年（前510年），吴王阖闾以越国拒绝从吴伐楚，南征越国。越国弱小，吴国没费多大气力就打败了越国。

　　阖闾九年（前506年），吴楚双方又在豫章（今属江西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豫章位于大别山以东的江淮之间，是吴国进入楚国的必经之道，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伍子胥、孙武在战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说服了许多依附楚国的小国，最后在豫章与囊瓦带领的楚兵决战，大败楚军，并再次攻占了楚国的战略要地居巢，打开了通往楚国的西大门。此战之后，吴、楚两国都进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战期，双方都等待时机，准备做最后一搏，一举击溃对方。

　　正在吴国大力发展生产、训练兵士、巩固边防、积极备战时，一贯狂妄自大的楚国却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恃强凌弱，醉生梦死。唐、蔡两国都是依附于楚国的小国。唐国位于吴、楚之间，仅有几座城池，蔡国虽曾名列春秋十二诸侯之一，此时却已严重衰落。当时，唐国国君为唐成候，他有两匹名为“肃爽”的千里马；蔡国国君为蔡昭候，他有两个精美的佩玉和两件罕见的裘衣。两人为了表现本国对楚王的忠心，各自献上一件自己最心爱的宝贝。楚国令尹囊瓦生性贪婪阴毒，垂涎三尺，也向两个国君索要。两个国君死活不给，囊瓦恼羞成怒，将他们扣留在楚国三年。唐成侯的臣子为赎救国君，偷偷地将宝马献给囊瓦，唐成侯才被放回。蔡国见此，也只好效尤，将宝物献出，救出国君。蔡昭侯受此大辱，发誓要报此血仇。他先向当时的中原霸主晋定公求助，愿意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请求晋国出兵伐楚。一贯自大的晋定公见有人来求，很是受用，号令各诸侯国都要出兵伐楚。未想，晋国大蒋荀寅也是一个囊瓦式的贪婪之徒，在大军即将出发时，以出兵是以救蔡为由，借机向蔡昭侯索要宝物。蔡昭侯愤恨不已，决定放弃晋国，转向楚国的宿仇吴国求助。

　　九死未悔者的悲歌：伍子胥案 伍子胥案 三

　　此时，吴国经过近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殷实，具有了攻打楚国的能力。但楚国毕竟是传统强国，疆域辽阔，曾称霸中原，国力雄厚，吴国想打败楚国也非易事。伍子胥见阖闾伐楚决心日坚，仔细分析了吴、楚两国情势，提出联合唐、蔡共同伐楚。这样，吴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取代了晋国，承担了保卫弱国、惩恶扬善的重任，赢得了各诸侯国道义上的支持。

　　是年冬，阖闾以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伯嚭为副将，弟弟夫概为先锋，联合唐、蔡两国，倾举国之兵，约六万人，号称十万，浩浩荡荡，出师伐楚。

　　即便如此，吴国军队在数量上还是远不如楚国的20万大军。有利的一面是，吴军在孙武的训练下，纪律严明、军容严整，又久经沙场，战斗力强。吴兵善于水战，水军装备精良。伍子胥与孙武详尽分析了双方形势，决定速战速决，避开硬仗，不强攻城池而选择楚军力量较为薄弱的柏举（今湖北汉川北，一说湖北麻城）作战。

　　吴、唐、蔡三国军队战船林立，浩浩荡荡，沿淮水往西进发。孙武见逆水行军，速度迟缓，决定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吴军就此日夜兼程，一路接连攻破楚国三个关隘，直接进逼到汉水东岸，逼近郢都。楚军此时方得到情报，急忙派令尹囊瓦统帅大军在汉水西岸部署，与吴军隔水相望。

　　吴军深入楚国腹地，利在速战速决，不能与楚军相持过久，否则不但粮草不济，更有被楚军从背后偷袭的危险，而且吴军放弃自己长于水战的优势而改成陆战，也犯了兵家大忌。楚军则恰好相反，很想和吴军打持久战，使吴兵精疲力竭，进而一举击溃甚至逼迫吴国不战自溃。这个策略，一开始也得到了楚国不少将领的支持，即将付诸实施。可惜的是，楚军统帅囊瓦毫无主见，又听信了大夫史皇的劝说，指挥楚军渡水与吴军展开决战，打算速战速决。吴军势头正猛，等楚军渡过汉水，佯败后撤，囊瓦步步紧逼，终于被吸引到了吴兵预设的决战地——柏举。

　　是年十月，两军在柏举摆开阵势。楚军背河而阵，进退两难，军心已动。囊瓦又缺乏临阵决断的才识。十一月初九日晨，夫概向阖闾请求先由他带5000兵冲击。阖闾此时却有些犹豫，不相信小小的吴国能击败庞大的楚国，就没有同意夫概的请求。夫概自己率五千兵士向囊瓦大营发起攻势，貌似强大的楚军一触即溃，士兵四散奔逃。孙武等人见此，指挥吴军主力发起进攻，大败楚军。史皇等人战死疆场，囊瓦逃到郑国。

　　柏举之战使楚军主力丧失殆尽，吴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步步紧逼，五战五胜，很快挺进到楚国郢都城下。楚兵节节败退，楚昭王惊慌失措，与妹妹和几个大臣逃出郢都，到临近的随国避难去了。十一月二十八日，吴军攻陷郢都。

　　阖闾进入郢都后，径直来到昭王寝宫，令兵士大肆烧杀抢掠，以报吴楚世代深仇。伍子胥本来对楚国君臣恨之入骨，十多年的怨仇无处发泄，此时攻入郢都，更是情绪激昂。尽管杀害自己父兄的楚平王已死，伍子胥仍不能释然。他为发泄心中的怨恨，让士兵押着楚国大臣找到楚平王的墓穴，派兵士挖开，搬出楚平王已经腐烂的尸骨，左脚踏住尸体的腹部，右手挖出平王的眼睛，而后用九节铜鞭抽打尸体，边打边骂：“汝为奸佞谗言迷惑，忠奸不辨，杀我父兄，岂不悔哉？”整整抽打了三百鞭方才住手，平王尸体被打得骨断肉烂，最后，伍子胥将尸体头颅砍下，砸烂棺木，把骨骸抛到野外。

　　即便这样，伍子胥的仇恨依然没有消尽。为侮辱楚国臣民，他又说服阖闾下令，吴军官兵可以按照级别占有楚国君臣的妻妾。阖闾霸占了楚昭王的夫人、妃嫔，伍子胥、孙武、伯嚭也分别按照自己的职位占有了囊瓦、司马成等楚国官员的妻子。在伍子胥复仇情绪的影响下，吴军士兵纷纷窜入郢都百姓家中，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繁华郢都一片腥风血雨。百姓对吴人痛恨切齿。

　　九死未悔者的悲歌：伍子胥案 伍子胥案 三

　　楚国大臣申包胥逃亡到山野中，得知伍子胥在郢都大肆报复仇杀，祖国饱受凌辱，悲愤难抑。他派人送信给伍子胥说：当年你是楚王的大臣，现在竟然对楚王枭首戮尸，你这仇报得也太过分了。他还劝伍子胥尽快带领吴军撤出楚国，不然我将践行当年承诺，将你们赶出楚国。伍子胥看了书信，回信说：“忠孝两难全，但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于道也。”意思是，自己已经年老，报仇的日子不多了，我仇深似海，不能再等，只能不惜倒行逆施了。这就是成语“倒行逆施”的来历。

　　申包胥见伍子胥如此决绝，知道难以劝服，如不采取行动，伍子胥会把楚国踏成齑粉。他决定向他国借兵救国。他考虑到楚、秦两国素来交好，还曾结为姻亲，况且楚昭王就是秦女孟嬴所生，便决定向秦国求助。他一路向西北而行，翻山越岭，手足溃烂，经历数月，最终到达秦国，拜见秦哀公，请求他出兵救楚。秦哀公与大臣商议，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表现得很漠然，假仁假义地安慰申包胥一番，让他先去馆舍休息。申包胥不肯离去，说救兵如救火，岂容耽搁。秦哀公又推脱说，秦国兵微将寡，地处边陲，自保不暇，难以发兵相救。申包胥见此，心知秦国不愿相救，就站在大庭当中，昼夜号哭，一刻也不停息，一连哭了七天七夜，不吃不喝。秦哀公听闻大惊，对群臣说：“楚国有如此忠臣，还被吴国所灭，秦国没有这样的忠臣，必然难逃厄运。”遂赋《无衣》诗：“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与子同仇。”表达出秦、楚两国同仇敌忾的决心。申包胥见此，又晓以利害，说吴灭楚国，必然伐秦，唇亡齿寒。秦哀公最后答应发兵助楚攻吴。

　　就在秦兵集结之时，在郢都寻欢作乐的吴军突然得到消息，越国国君允常为报吴国破檇里（今浙江嘉兴南）之仇，趁吴军主力部队攻伐楚国，派军队进攻吴国。不过幸好此次偷袭的规模不大，一是越国自身国力虚弱，兵力不足，二是担心吴国返回驰援，只是抢占了吴国南边的一些土地，劫掠了一些财物和人口。但消息传到远在郢都的阖闾那里，还是很让他紧张了一阵子。是为阖闾十年(前505年)。

　　正在阖闾与伍子胥商议是否退兵时，这年六月，申包胥与秦国派遣的四万大军浩浩荡荡来救楚国。吴国先锋夫概大意轻敌，一战败北。吴军忙派大军前往支援。秦、吴两军僵持，谁也不敢先发制人。秦军改变策略，分出一半兵力消灭了唐国，打算切断吴军退路。

　　谁料祸不单行，此时又从吴国传来国内发生动乱的消息。吴王的弟弟夫概被秦军击败后，潜逃回吴国，乘国内无人，自立为王，欲顶替兄长之位。阖闾大怒，率部分兵力连夜返回国内，消除叛乱。夫概逃亡到了楚国。

　　伍子胥、孙武、伯嚭等人还在楚国与秦军对峙。双方互有胜负，吴军被阖闾带走一部分人马，势力减弱，又遭到郢都官兵百姓的一致反抗，陷入了四处挨打的局面。不久，秦军又用火攻大败吴军。孙武见局面难以支撑，权衡利弊，有意撤军，与伍子胥商量。伍子胥心满意足地说：“自霸王以来，尚未有臣子能报仇像我这样痛快淋漓者，撤军也是应当的。”十一月，孙吴军放弃郢都，撤出楚国。

　　楚昭王得知吴军退出，又重新返回楚国。当年他趁乱带着几个亲从逃出郢都，历尽艰辛，先是遭到强盗抢劫，后又逃到郧国，再逃到随国，受尽屈辱，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现在才又重做国君。

　　伍子胥、孙武率兵撤回，因击败夙仇强楚，举国振奋，列队欢迎。军队从姑苏阊门（今苏州古城西门）入城。阖闾特意将此门改称破楚门，以记此次破楚之功。阖闾论功行赏，以孙武功勋最著，封其为上将军。孙武辞而不受，请求还乡。吴王极力挽留，又派伍子胥前去说服。孙武对伍子胥说：“功成不退，将有后患。”伍子胥不以为然，孙武自己飘然离去。最后，吴王拜伍子胥为相国，伯嚭为太宰，两人共同参与国政，同起并坐，成为阖闾的左膀右臂。

　　九死未悔者的悲歌：伍子胥案 伍子胥案 三

　　阖闾伐楚归来，志得意满，认为吴国能击败强楚，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忽一日，他想起自己的继位者还未确定，万一自己不豫，当有人继续吴国的霸主事业。他打算从几个公子中选择一个继承王位，但具体选择哪一个还在犹豫。他的儿子夫差已经26岁，听说此事，知道伍子胥很受阖闾宠信，就去央求伍子胥帮其进言。伍子胥也期望有一位贤能之君接位，平素对夫差印象还不错，就趁阖闾向他询问谁堪承继大位时，极力推荐夫差。阖闾却认为夫差勇猛有余，仁厚不足，犹豫不决。伍子胥又极力说服，说夫差“信以爱人”，堪承大任。阖闾乃确立夫差为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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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国的远祖是大禹的子孙。大禹的六世孙中有个少康，其子无余最先被封于会稽的越地。其后代就在当地繁衍生息，逐渐征服了四周的原住居民，成为一个小国。但当时因为地处偏僻，越国和吴国一样都被中原诸国视为“断发文身”的蛮夷之地，根本不值一提。越国比吴国还要落后，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吴国的附庸国存在。吴、楚反目后，楚国为孤立吴国，拉拢扶持越国牵制吴国，越国的国力开始得到增强。到越王允常即位时，越国更是国力大增，在楚国的支持怂恿下，越国数次侵犯吴国，尽管没有给吴国造成多大伤害，但两国之间的怨恨却与日俱增。尤其是这次吴国攻伐楚国期间，越国在关键时候突然侵袭，更让吴国恨之切齿。到了阖闾十九年（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死，其子勾践继位。

　　吴王阖闾此时已经年迈，见机会难得，决定乘越国国丧期间伐越复仇。伍子胥极力劝阻，阖闾根本不听，留下伍子胥辅助夫差监国，亲自与伯嚭等带三万精兵南征。越王勾践见来者不善，亲率部队抵御，两军在檇里下寨对垒。

　　与吴国相比，越国明显处于劣势，勾践几次冲击，均遭败绩。勾践与大臣文种、范蠡商议，决定别辟蹊径。他选出三百名死囚，晓以大义，让他们分成三列，光着上身，把剑架到脖子上，列队走到吴军阵前，齐声说：“越国得罪上国，臣等愿以死代王谢罪！”言毕，第一列拔剑自刎仆地，第二列又走上前重复一遍，而后拔剑自刎，第三列又跟着走上前。吴军倍感惊奇，争着拥到前面观看，队伍出现骚乱。越军趁机冲杀，吴军慌作一团，无心抵抗，一片大乱。阖闾在乱兵中也被射中右足脚趾，幸而被人救出。吴军大败而归。

　　阖闾撤兵返回国内，因伤重奄奄一息，临终前叫来儿子夫差，嘱咐：“勿忘越！”，让他铭记伐越复仇。夫差肃然回答：“不敢忘！”

　　阖闾死后，夫差继位，他励精图治，重用先王遗臣，任伍子胥为相国，伯嚭为太宰，还让人提醒他牢记父王遗诏，时刻想着要报越国杀父之仇，操练兵马，打造兵器，准备伐越。

　　越王勾践自上次大败吴国，信心大增，又见吴国新君夫差新立，不谙朝政，认为时机难得，不听范蠡规谏，决定兴兵伐吴。夫差得知越兵来伐，也不示弱，以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尽发国内兵士迎战。两军在夫椒(今江苏吴江市西南)展开激战，越军大败，吴军乘胜追击，一只追到越国腹地。勾践剩余的五千兵马被围困在会稽山头（今浙江绍兴），打算与吴军决一死战。与范蠡商议，范蠡极力反对，说若拼死抵抗，越国必亡，不如暂且投降，求得生路，再积蓄力量，重兴越国。勾践沉思良久，决定投降以求缓冲。

　　于是，勾践派大夫文种为使，袒身来到夫差跟前，跪地请求吴国接受越国投降，并说越王勾践甘愿做大王的奴仆，妻子甘愿做大王的侍妾，越国的财物子女吴国可尽而有之。夫差见文种态度谦卑，有意答应纳降。伍子胥上前阻止，说吴越世代为仇，先王就是为其所害，今有灭越良机，倘受其降，是违反天意，必为所累，后悔莫及。夫差闻此，沉吟良久，不置可否地将文种打发回去了。

　　勾践见文种空手而归，以为求降失败，束手无策，准备拼死抵御。范蠡进谏说，吴国反对议和的是伍子胥，而太宰伯嚭贪财好色，嫉贤妒能，与伍子胥不和。夫差喜欢伯嚭，而冷落疏远伍子胥，只要结纳伯嚭，事即可定。勾践遂又派文种给伯嚭送去许多宝物和美女，并晓之以理，说如果吴国接受越国投降，越国的女子、宝物尽为吴国所有，如果吴国拒不纳降，越国君臣将背水一战，杀掉所有子民，砸烂宝器，吴国即便获胜，也无所得。两者相较，孰优孰劣？伯嚭答应向夫差劝谏。

　　次日，伯嚭对夫差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规劝，请他接受越国投降。伍子胥依然力谏不可，说吴越势不两立，先王大仇，不灭越何以遵守先王遗嘱？伯嚭针锋相对，说要谈吴国之仇，楚国远甚越国，何不灭楚？并称伍子胥是为求声名而置国君于不顾。夫差见两人相持不下，最后沉思良久，同意接受越国投降，但要让勾践及妻子到吴国作奴仆。伍子胥见事不可挽回，悲叹道：“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后，吴国将变成泽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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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双方约定，勾践回国安排好国内事宜来吴国服刑。君臣经过商量，因文种擅长发展生产、管理百姓，范蠡长于临机应变，交接外事，决定由范蠡陪同勾践到越国为奴。其他大臣也都根据各自特长作了安排。临行这天，勾践与送行大臣慷慨悲歌，立下誓言，共担国耻，戮力同心，重振越国。

　　公元前492年五月，勾践与妻子、范蠡来到吴国。夫差把他们安排到一个石室内居住，让勾践铡草喂马，其妻拾柴做饭，范蠡打扫庭除。夫差凡有出行，必让勾践为其在前牵马引路，引得吴人尽来观看。勾践夫妇和范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恭顺服帖，毫无怨言。三人在石室内居住劳动了三个月，夫差派人暗中监视他们，见他们依然如初来之时，不仅没有怨恨，也没有悲苦之形，而是安心劳作。夫差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复仇大志，甚是得意，原来的狐疑之心也逐渐放宽。伯嚭又不时在侧说越王胸无大志，安心作奴，夫差更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

　　伍子胥却不为勾践的表面顺服所迷惑，时时提醒夫差，让其除掉勾践以绝后患。夫差此时志得意满，发起仁心，以“杀诛降服之人，必见咎于天”为由推辞。伍子胥则说，成就霸业的人杀掉敌国的君主不会遭受天谴，而是为子孙免去祸患。伯嚭则举例说，当年宋襄公与楚国作战，认为涉水作战对楚军不公平，特意让楚军渡过泓水方才开战，受到后人尊重，大王能赦免勾践也必能留名后世。

　　此后的三年里，勾践不时派人给伯嚭送礼，请伯嚭劝说夫差释放勾践。一天，夫差见到勾践、范蠡虽受制于人，处于危难之中，依然保持着君臣的礼节，很受触动。伯嚭乘机进谏，说勾践可怜可叹，劝夫差赦免越王归国。夫差有所动心。伍子胥得知，大吃一惊，急忙入内进谏，说：“昔夏桀囚禁了叛臣商汤而未诛，商纣王囚禁了叛臣周文王而未杀，结果夏桀被商汤流放，商纣被文王杀死。倘今囚禁越王而不诛，必然重蹈夏、商覆辙。”伯嚭反驳说：“纣、桀都是有名的暴君，怎能将之与大王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夫差又有些犹豫，将赦免勾践之事搁置下来。

　　勾践得知事情又陷入僵局，心急如焚，与范蠡商议如何行动。范蠡又派人给伯嚭送去大量礼物，打探消息。伯嚭无意中透露出夫差生病在床，已逾三月。范蠡估计夫差病情即将好转，遂向勾践献计，让他去探视夫差，以获得好感。伯嚭将勾践带到夫差卧榻旁边，正好夫差大便刚完，勾践就请求夫差让他品尝其粪便，以探查病情。夫差很是诧异，勾践不由分说，仔细查看了粪便颜色，又拿了一些放在口里品尝，说大王病即将痊愈。夫差问其如何得知？勾践回答说：“臣曾学于医师，夫粪者，谷味也。顺时气生，逆时气死。大王之粪味苦且酸，正是顺时之气。所以知之。”夫差大为感动，连称“仁哉勾践，仁哉勾践”。

　　不久，夫差果真病愈，大为高兴，感叹勾践对自己的忠心，在文台设宴款待勾践君臣，吴国群臣也全被邀请赴宴。此次宴席上，夫差让勾践换去囚服，穿上整齐的衣冠，安排他坐在贵宾所坐的位置，其他大臣都围坐两边，以显示对勾践的尊重。伍子胥见夫差如此尊戴囚徒勾践，忿恚不已，坚决不入座席，拂袖而去。伯嚭乘机说：“今日入席者全为仁义之君，不仁者逃。相国（即伍子胥）系刚勇之人，大概是自觉惭愧，无脸入席吧。”夫差点头称是。席间，勾践、范蠡频频举杯，祝贺夫差病愈。夫差大喜，尽醉而归。

　　伍子胥所以离席，是气愤不已，又考虑到不能在席间当面指责夫差。次日一早，他迫不及待地奔入宫内进谏，说昨日勾践的表现大王看得清清楚楚，臣听说有狼子野心者必用美辞掩饰，大王喜闻阿谀奉承之词，而丢弃了先王遗嘱，不思后代之患，就如纵毛炉炭之上，希望不焦，置卵千钧之下，希望保全，定然不能，还望大王能迷途知返。

　　夫差为勾践的表演迷惑，又为伯嚭的谗言蛊惑，见伍子胥又来絮叨，不耐烦地指责伍子胥说：“寡人罹病三月，没有听到你的一言相慰，是你不慈；没有进献一口我喜好吃的东西，是你不仁；作为臣子，不仁不慈，怎能忠信？勾践兵败，还能亲自作奴侍奉寡人，是其义；寡人有疾，亲尝寡人溲溺，是其慈；尽取国中之宝呈献吴国，不思故土，是其忠信。若寡人听信于你，诛杀勾践，固然让你大感快意，寡人遭你愚弄。”

　　九死未悔者的悲歌：伍子胥案 伍子胥案 四

　　伍子胥见夫差如此忠奸不辨，急火攻心，力争道：“大王何其反也。老虎俯身是为了捕获猎物，鱼因为贪饵才被钓上，雉因为迷惑彩绸才被网住。大王以勾践归吴为奴为义，以尝溲溺为慈，以献宝物为仁，也是鱼、雉之类。今勾践入臣于吴，是其阴谋太深，故意作出服贴的样子，欺惑大王，尝大王溲溺是俘获大王仁心。勾践故意将吴国夸得强大富足，是让大王解除戒心，骄傲自大，放松警惕。臣不敢独自逃命辜负前王的宠信，一旦社稷成为废墟，宗庙陵夷，后悔晚矣。”夫差无动于衷，冷冷地对伍子胥说：“相国勿复再言，寡人意已决。”伍子胥知不可挽，号啕大哭而退。过了几日，夫差设宴赦免勾践，并亲自送到城门外。吴国大臣都来送行，只有伍子胥未到。是为夫差五年（前491年）。

　　勾践回到越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与妻子“食不加肉，衣不重采”，鼓励百姓从事农桑，奖励生育，轻徭薄赋，同时重用文种、范蠡等贤臣。经过努力，越国原来衰落的经济开始得到发展，国力日益恢复，百姓生活得到改善。勾践还接受范蠡的建议，不时向吴国进贡宝物，以麻痹吴国对越国的警觉之心。

　　夫差此时已不再如初即位时勤政，而沉湎酒色，纵情享乐。他想建造姑苏台，需要很多又粗又长的名贵木种。勾践得知，号令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终于得到一些良木，送给夫差。夫差大喜，褒奖勾践。伍子胥又入宫进谏，说当初桀因建灵台，纣因建鹿台，穷竭民力，卒致亡国。勾践献木，实欲害吴。夫差此时已经对伍子胥的聒噪反感厌恶，只是因其是先王老臣不能发作，对于他的劝谏根本不听，依旧耗费巨大民力物力，造起了姑苏台，弄得民怨沸腾。

　　越王勾践又遍索全国有姿色的女子，准备献给吴王。夫差七年（前489年），经历半年多的时间终于选得两位绝色佳人：一个是西施，另一个是郑旦。勾践把她们带入皇宫，教习歌舞，学成后献给夫差。夫差见西施、郑旦姿色超人，又善歌舞，果真天生尤物，自然大喜过望，一一笑纳。伍子胥见勾践心术不正，犯颜强谏说：“臣闻夏亡以妹喜，殷亡于妲己，周亡于褒姒，美女乃亡国之物，此越王害吴毒计，万勿可受。”夫差根本不听，说勾践得此尤物自己不用，而进献寡人，正见其忠。伯嚭趁机添油加醋诋毁伍子胥，说相国动辄将大王比于亡国之君，是何居心？不过一二妇人，何至于夸张其辞？伍子胥恨恨离去。此后，夫差左拥右抱，日夜莺歌燕舞于姑苏台上，不问政事。

　　九死未悔者的悲歌：伍子胥案 伍子胥案 五

　　夫差六年（前490年），北方中原大国齐国的国君齐景公病死，幼弱的宴孺子继位。齐国贵族为争权夺利，斗争激烈，国内局势动荡。次年（前489年），楚国国君楚昭王病死，世子章嗣位。其时，齐、楚、晋等国昔日霸气已消，衰落不振，只有吴国势力最大，中原诸侯也畏之三分。

　　夫差逐渐骄奢自大起来，称霸中原的雄心被激发起来，厉兵秣马准备兴师北上，讨伐齐国。伍子胥闻知，不顾夫差对自己的厌恶，恳切进谏：“当初吴败越而不受，是天予不受，如今越国励精图治，革除弊政，国力日盛，为日后伐吴备战。吴国却不以越为敌，而以遥远的齐国为敌，何其悖也。齐国远隔千里，且有楚、鲁相隔，即便获胜也不能居住。齐之于吴，可有可无，而越之于吴，乃心腹之患。如果伐齐，越国必从背后袭击，悔之莫及。”

　　夫差鬼迷心窍，根本不听，发动百姓修建了一条人工大运河——邗沟，连通长江、淮水，以解决北征的粮食和兵士运输问题。这条大运河修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动用数十万百姓，终于在夫差十年(前486年)完成。这条运河接通了沂水、济水，吴国军队可以直接、迅速地用战船将兵士运往北方。

　　在越国，勾践君臣依然保持着对吴国一贯的恭顺姿态。勾践听从范蠡、文种的建议，致书夫差，极力鼓动吴国伐齐，想借此耗费吴国国力。伍子胥明知越国奸计，劝谏夫差又不听，只有连连哀叹。

　　夫差见运河挖好，派兵北上伐齐。齐人闻讯，举国震惊。当时齐国内战激烈，相国陈乞为稳定民心，向吴国求降。吴军不发一箭而大获全胜，夫差下令班师回国，更是洋洋自得。不久，齐国又生内乱，齐简公进攻鲁国，鲁国求救于吴国。夫差再次出兵伐齐，并在艾陵（今山东莱芜县东）大败齐军。

　　夫差趾高气扬地召来伍子胥，向其夸耀自己的功绩，说：“相国辅佐先王开辟吴国基业，攻入楚都，功劳非凡。如今你的见解已经陈旧不堪，你还不思进取，只能保守故业。你说我讨伐齐国将使吴国陷入绝境，背后受越国袭扰，今天我们轻而易举地败齐而归，这是上天赐福吴国，现在我把战况向您通报一下。”话语中充满讽刺揶揄。伍子胥见夫差自以为是，已经越滑越深，几乎不可救药。作为奠基吴国霸业的老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强盛起来的国家就此败落。怀着对先王的敬重之心，伍子胥又不厌其烦地向夫差进谏，他说：“作为老臣，我戎马倥偬，善于决断，中原诸侯国对我均尊敬有加，你却抛弃老臣，信任奸臣，此为亡国之阶。如果你此次伐齐失利，尚可觉悟，获胜则更加忘形，必定亡国。”

　　夫差当时正为击败中原大国兴奋不已，对伍子胥的话嗤之以鼻，对他倚老卖老的作为更是反感。他自己从一出生就被罩在先王阖闾的巨大功勋里，阖闾打败了楚国，自己打败了齐国，终于可以与先王相提并论，而伍子胥的劝谏却总是令他扫兴。他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伍子胥会对弹丸之地的越国如此切齿痛恨。

　　伍子胥对于越国这个毗邻的小国始终保持着十足的警惕，他以自己的直觉和经历预感到勾践这个表面上温顺的家伙骨子里热血沸腾。越国不除，吴国就不可能安枕。这样，夫差和伍子胥的隔阂日益扩大，夫差对伍子胥的不满日渐加重。

　　越王勾践在夫差得胜而归后，及时献上贺礼祝贺。在夫差挖筑邗沟和伐齐的几年里，随着越国国力的逐渐恢复增强，勾践越来越躁动不安，屡次与大臣商量要出兵伐吴，报仇雪耻。但每次都被范蠡、文种以各种理由劝阻下去。大臣文种向勾践提出了九条复兴越国的建议：一是敬重上天，二是不惜重礼行贿，三是高价收购吴国粮草，四是以女色丧其意志，五是送其巧匠奇材，让其大兴土木，六是培养阿谀谄媚奸臣，七是离间其忠臣，让其自相残杀，八是治理本国，使国富民强，九是训练士兵，锻造兵器。勾践对这九条建议很是佩服，笃信不疑，迅速付诸实施，果然屡试不爽。此外，越国还鼓动吴国伐齐，甚至愿意出钱出力助战，既能表现出对吴国的服帖支持，又让吴国穷兵黩武，消耗财力，而且让吴国看不出破绽。此时，夫差得胜而归，越王及时拜贺，更让夫差悠悠然飘飘然。

　　九死未悔者的悲歌：伍子胥案 伍子胥案 五

　　夫差十一年（前485年），勾践见夫差不问政事，与文种又商议出一个削弱吴国国力的计策。因当年越国粮食欠收，勾践派文种求见伯嚭，请求吴国借粮给越国，并允诺明年必按时归还。夫差听信伯嚭之言，打算贷粮。伍子胥得知，急忙赶到宫内，请夫差切勿贷粮给越国，说越国并非真的欠粮，实是欲使盗空我国粮库。夫差则说，越国既已称臣，必不会怀诈。伯嚭旁敲侧击，说让越国按时还粮即可。夫差遂贷粮万石给越国。次年，越国粮食丰收，勾践命人选大粒的粮食蒸煮后还给吴国。夫差见越国按时还粮，所还粮食个个粒大饱满，认为勾践守信，很是高兴，让百姓以粮食作为种子播种，结果自然颗粒无收，吴国百姓饱受饥荒之苦。而夫差却还认为这是吴国百姓播种不当所致，丝毫没有怀疑是越国捣鬼。

　　此时，越国毛羽渐丰，开始招兵买马，四处征选善长兵法、兵器者，教习兵士，同时大造兵器战船。勾践被赦归国时，曾向吴国允诺，世代为臣，永不拥兵，现在开始食言。伍子胥大惊失色，跑到夫差那里痛哭失声，劝夫差速速伐越。伯嚭又为越国辩护，称“守国，非兵莫守，无可怀疑”。但夫差也知道万一越国兵强马壮，势必威胁吴国，不能再无所动心，也有意兴兵伐越。

　　勾践见吴国即将动兵来伐，又故伎重演，仍派文种去求和，同时用大量财宝贿赂伯嚭及其他大臣。在伯嚭等人的劝说下，夫差再一次接受了越国求和。伍子胥捶胸顿足，声泪俱下地哭谏夫差：“吴越两国，非吴并越，即越吞吴。两国地理相近，可以互相居住，而齐国的土地对于吴国，就像是石头地，毫无作用。现在大王舍近求远，真是愚昧之至！”口气强硬，措辞激烈。夫差恼羞成怒，更厌恶伍子胥，逐渐萌生了杀意。

　　伯嚭知道夫差有意杀伍子胥，喜出望外，寻找时机准备置伍子胥于死地。夫差十二年（前484年）春，夫差准备再伐齐国。越王勾践见此时吴国百姓饥馁，国力空虚，夫差君臣不仅不自知，还依然穷兵黩武，与范蠡商议后，决定派三千兵士助吴伐齐。夫差见此，更增伐齐信心。伍子胥又来劝谏，说：“越国是吴心腹之患，而齐则是疮疥小恙，大王兴师十万，征伐千里之外的疮疥而不顾心腹之患，臣恐齐未胜而越祸已至。”夫差大怒，斥之曰：“老贼竟出不祥之言，扰乱军心。”更增诛伍子胥之意。伯嚭奏曰：“伍子胥乃前朝老臣，罪不至死，不如派其出使齐国，一为伐齐下战书，二可观其动向，是否与齐勾结。”夫差同意，遂派伍子胥出使齐国。

　　伍子胥见夫差不可理喻，自己在吴国的处境不妙，有可能像父兄在楚国一样被灭门诛族，与其全家俱死，不如把儿子送出吴国，为伍家留存一系血脉。他趁出使齐国的机会，将儿子伍封托付给自己的老友、齐国的贵族鲍氏，改姓为王孙。这就是后来齐国的王孙氏。

　　伍子胥归吴后，夫差已经整顿好兵马，自为中军，伯嚭为副帅，兴师十万伐齐。伍子胥知道劝谏无用，称病居家不出，拒绝从军。

　　夫差此次征伐齐国，再获大胜。齐简公谢罪求和，并送来宝物以为和好之礼。夫差大悦，返回国内，即日升殿，群臣纷纷前来祝贺。伍子胥也来到大殿，却不发一言。夫差责怪他说：“相国劝谏寡人不可伐齐，今得胜而归，相国独无功劳，亦觉羞乎？”伍子胥漠然道：“天欲亡国，必先让其遭逢小胜，而后降以大忧。臣恐吴国大忧将至。”夫差大怒，骂道：“老耄糊涂，言之不祥。”再不理睬伍子胥。

　　数日后，越王勾践也来祝贺，给吴国带来不少贺礼。夫差大喜，当着群臣的面说要增加越国的领地。伍子胥涕泣劝道，大王听从佞臣谗言，不辨曲直，如今自掘坟墓，宗社倾颓的日子不远了。夫差见伍子胥当着越国君臣和吴国大臣的面指斥自己昏庸无道，勃然大怒，再也不顾伍子胥脸面，痛骂道：“老臣多诈，为吴妖孽，竟欲专权擅威，独倾吾国，寡人以前王之故，不忍加诛。今退自计，勿沮吴谋。”伍子胥悲怆哀号，呼天抢地：“臣以忠信，得为先王宠信，心忧吴国之亡，才不顾自身犯颜直谏。昔夏桀杀龙逢，商纣杀比干，今大王诛臣，也与纣、桀相并。臣请自辞，大王自便。”说毕，痛哭而去。

　　九死未悔者的悲歌：伍子胥案 伍子胥案 五

　　伯嚭见时机已到，待夫差退殿后，向夫差透漏出伍子胥使齐时，将其子托付给齐国大臣鲍氏，早蓄叛吴逃亡之意。夫差一听，怒不可遏，即着人将一柄属镂剑送给伍子胥。

　　伍子胥回到家中，老友劝其逃亡，伍子胥说：“吾自楚奔吴，已为吴臣，得遇先王，备受恩宠，背亡岂人臣所为？”不听劝告。此时，见夫差使臣带属镂剑前来，当即明白，光着脚走到庭院当中，仰天长叹，悲愤道：“昔先王不愿立汝，我以死争之，让你承继王位。如今竟忘我之功，反赐吾死。吾死，后世必以我为忠，并之与比干、龙逢。”又对家人和使者说：“吾死之后，汝等抉出吾目，悬于东门，吾要亲睹越军入吴。在吾坟上种植梓木，等长成后作棺材。”遂拔剑自刎。

　　使者将伍子胥临终所嘱告诉夫差，夫差气愤难抑，命人将伍子胥头颅割下，放在盘头城楼上，又让人将其尸体装到一个叫鸱夷的皮革袋里扔到钱塘江中，恶狠狠地说：“日月炙晒你骨，鱼鳖生食你肉，你的骨肉化为灰烬，还能看何物，还能知何事？”伍子胥的尸体被抛入江中后，江水顿时汹涌起来，激荡岸边。百姓感戴伍子胥行为，私下捞出尸体，埋到吴山之上，并在山上立祠祭奠，后人就把这座山称为胥山。伍子胥死的这天是农历八月十八日，每到这天钱塘江潮就尤为壮观。人们常常在这天观看钱塘江潮。观看钱塘江潮此后也成为人们祭奠伍子胥的一种方式。

　　夫差杀了伍子胥后，进伯嚭为相国，更加不问政事，耽于酒色，朝政日益腐坏。在伯嚭的鼓动怂恿下，夫差愈发自负，决定象齐桓公那样，召集诸侯会盟，成为公认的霸主。

　　公元前482年暮春，夫差带兵数万，约同晋、鲁等国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而正在此时，越王勾践见时机成熟，趁机带兵伐吴。吴国太子友率领老弱残兵抵御。越国士兵同仇敌忾，势不可挡，吴太子友战死，吴军大败。

　　夫差在黄池盟会上得知越军攻吴消息，登时惊慌失措，但为取得霸主地位，生怕被人看出国内动荡，强作镇定，当机立断，封锁消息，整顿军马，迫使诸侯承认他为新任霸主。之后，他迅速撤兵回救吴国，但因师老兵疲，越军以逸待劳，两军一交战，吴军大败。夫差只好派伯嚭前去求和，勾践自思尚不能吞吴，也同意讲和，带兵退出吴国。

　　四年后，周敬王四十二年(前478年)，勾践见夫差依然荒于酒色，不理朝政，又兼吴国连年灾荒，国力衰颓，再次伐吴。夫差率兵防御。两军在距吴国国都五十里外的笠泽（今江苏吴江一带）展开激战。越军声东击西，吴军又大败。夫差派王孙骆袒身膝行，至越请和，往返七次，均不得请。

　　公元前475年冬，勾践决定发动最后一击，彻底消灭吴国。越军一连数战都取得胜利，步步紧逼，围住姑苏城（今苏州），在城外建起城墙，又称越城。围困了将近三年，至公元前473年，城中粮尽，夫差冒险突围，逃到姑苏山上。勾践紧追不放，包围了姑苏山。夫差东躲西藏，再次派人请和，并表示宁愿作越王的奴仆，服侍越王。勾践念及昔日曾被夫差赦免，有意答应，范蠡、文种等大臣极力劝阻。夫差仰天叹息道：“吾悔不用伍子胥之言，杀忠臣伍子胥，至此下场，无面目见子胥于地下。吾死，必用绫罗掩蒙吾面，以使活人难见我，我亦见不到死人！”说完拔剑自刎。勾践遂入姑苏城，捉住伯嚭杀之，不久又北渡江淮，与诸侯会于舒州（今安徽舒城），诸侯尊越王勾践为霸主。夫差的霸主地位如昙花一现，瞬即而逝。

　　吞并了吴国，越国的疆域大为拓展，已到达今山东境内，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之一。过了七八年，周元王七年(前469年)，勾践病死。又过了几十年，到了公元前403年，晋国分裂成韩、赵、魏三国，是为历史上的“三家分晋”，这标志着春秋时期的正式结束，战国时代真正到来。越王勾践也就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

　　九死未悔者的悲歌：伍子胥案 伍子胥案 五

　　对于伍子胥，民间给予他无尽的哀思。他的足迹遍及的地方都成为后人缅怀的遗迹，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诸多民俗，还有之后的诗词、戏剧、小说等各类体裁的作品，都足以说明伍子胥的作为和行动为后人认可。他坚毅不屈、专心致志、百折不挠的复仇精神，他为吴国鞠躬尽瘁，犯颜直谏，忠心耿耿的牺牲精神，为国家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都令世人震撼。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悲剧，一场冤狱。正直无私、自视与天地齐重的伍子胥毕竟被执拗、愚昧的夫差赐死。狡兔死、良弓藏的训诫，伍子胥并非不知。在其晚年，家仇得报，辅佐阖闾争霸，名位兼得，却为吴国的安危不愿苟且，宁肯与夫差冲突，甚至不惜性命。这才是忠臣。

　　司马迁在评论伍子胥时，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夸赞的是伍子胥的复仇精神。所以如此，是因为两人身世有很多雷同，忍辱负重的司马迁与之有戚戚之感。但把伍子胥归结到追求留名后世上却稍嫌不足，起码不够全面。司马迁只说了伍子胥的前半生和一个侧面。他的前半生不能容忍君王的残暴，为父兄之仇远去敌国，终报大仇，一手缔造了吴国的霸业。在传统的读书人眼里，伍子胥是过于扬厉，不遵圣人恕道，而其后半生则恪守忠义之念，虽死不悔，这大概也是传统忠义的观念太重了。对伍子胥来说，背楚不是对忠义的背叛，恰恰是楚平王的暴举已经彻底将忠义的砝码打翻，而要背吴则无疑是艰难得多的抉择。作为三朝老臣，要背弃先王恩义、国家重托那是太难了，明知前路渺茫却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伍子胥的悲剧正是个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无力扭转的外部环境之间强烈冲突的产物。他的死，完成了个人的信念，也使伍子胥这一名字升华为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文化符号。

　　只是伍子胥站在中国历史的前列，似乎开了中国忠臣冤案的头，比之他以前仅只片言只语的关龙逢、比干等，伍子胥无疑是血肉丰满、有大量可靠信史记录的“这一个”。他不是冤死人物的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正如唐代罗隐所感喟的一般：

　　市箫声咽迹崎岖，雪耻酬恩此丈夫。

　　霸主两亡时亦异，不知魂魄更无归。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一

　　“巫”原指古代一种以歌舞祭神的迷信职业者，如巫、觋等，也指画符念咒的巫术。“蛊”则有两种含义，一指在器皿中放置喂养毒虫，使之相互吞食，最后剩下不死的也就是毒性最强的，称之为蛊；二指用蛊害人，使人受到蛊惑，迷失心性，进而丧命。“巫蛊”也称厌胜之术，是一种诅咒害人的巫术。古书上记载的一般做法是，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为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姓名或生辰八字，或者取被施术者的衣物、身上的一点毛发乃至指甲，或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或用线捆住木偶双手，巫师画符念咒，被施术者就会产生感应反应，心智模糊昏迷，直至发狂失性，完全受巫师控制，直至不明不白地死去。

　　据说，这种巫蛊术起源于胡人的萨满之术。萨满，是女真语，指巫师、巫术。战国中后期，由于民族的迁移与混合，巫术之风逐渐浸染中原，先是在民间流行，以后逐渐传入上层社会直至宫廷内禁，受到追捧青睐。巫蛊术从此在中国大行其道，不绝如缕。一代女皇武则天借巫蛊而夺权，清乾隆皇帝精通武略，也迷信巫蛊，曾在朝廷上闭目吟诵咒语，幻想咒死远在万里之外的起义军首领。《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红楼梦通灵遇双真》中写到赵姨娘买通马道婆暗里算计凤姐和宝玉，就用了这种巫蛊术。马道婆用的是纸人，写上凤姐和宝玉的生辰八字，然后在家中念咒作法，结果凤姐和宝玉两人发起癫狂症，大吵大嚷，寻刀弄枪，最后不省人事，口内胡言乱语。这足可见巫蛊术之一斑。也正因其神秘和恐怖，自其出现后，就再也没有消失，一直笼罩在中国社会上空，直至今天还时隐时现。

　　汉朝迷信之风尤盛。汉初就允许各地巫师如梁巫、晋巫、秦巫、荆巫等汇集长安，中叶又增加了越巫和胡巫。汉儒也多信巫术，如大儒董仲舒的著作中就夹杂了许多巫术。汉武帝本人一生笃信方士，倾心神仙，乞求不老仙丹，几次欲泛舟越海寻仙，遍求各地高人。一时间，都城长安汇聚了各式巫觋，并受到上流阶层和百姓的追捧，宫廷中失宠落寞的女子对此也趋之若鹜。整个长安地下被埋入了不少木偶，一片阴森恐怖、神秘压抑的气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手制造了巫蛊冤案。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曾经备受尊宠的陈皇后被废，就是因为巫蛊。只不过这仅是巫蛊案的一个小小的引子，因为这个伏笔过于漫长，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

　　陈皇后是汉武帝的第一个皇后，名叫陈阿娇，其母亲是文帝窦皇后的长女、景帝的姐姐，也就是武帝的姑姑，叫嫖。陈皇后就是由其母亲做主，在武帝4岁时许配给武帝的。其中的一段“金屋藏娇”典故，至今还为世人津津乐道。

　　武帝在父亲景帝的14个儿子中排行第十，他原名刘彘，因聪颖灵透，7岁时父亲景帝为其改名为刘彻。传说他的母亲王氏“梦日入怀”而怀孕。这给刘彻罩上了一层神秘高贵的光环，不过并不能让他凭这一点就当上太子。按照当时惯例，太子应择长而立，根本轮不到刘彻。而从刘彻的家族背景来看，刘彻当上太子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刘彻的母亲叫王娡，是一个平民家的女儿。王娡的父亲叫王仲，母名臧儿，系汉初燕王臧荼的孙女，原住扶风郡槐里（今陕西兴平县），他们有一子两女：儿子叫王信，长女名王娡，次女名王姁。王仲去世后，臧儿带两个女儿改嫁给长陵（今陕西咸阳）田氏，又生两男即田蚡、田胜。长女王娡也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平民金王孙，生一女名金俗。一次，臧儿为女儿算命，算命先生告知她，其两个女儿日后将大富大贵。臧儿疑惑不解：女婿金王孙只是个平民百姓，怎么可能富贵？她思来想去，决定让长女王娡和丈夫分开。但金王孙坚决不肯，臧儿就偷偷地把王娡送进了太子宫中，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景帝刘启。王娡进宫后得到宠幸，生下三女一男：三女为平阳公主、南宫公主、隆虑公主，男即为刘彘。臧儿的次女王姁不久也入了太子宫，受到景帝的宠幸，生四子。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一

　　这样的家庭背景，刘彻被立为太子几乎是幻想。而在各皇子和其母家族为争夺太子位闹得不可开交时，景帝的姐姐、也就是刘彻的姑姑长公主嫖对刘彻被立太子起了决定性作用。

　　因为景帝的正宫薄皇后没有生子，太子就只有在各妃嫔所生的诸子中择长而立。当时景帝的长子是栗夫人所生的刘荣，已经册立为太子，被称为栗太子。刘彘被封为胶东王。长公主嫖与景帝是文帝窦皇后所生的同父母姐弟，关系很好。长公主就想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许配给栗太子刘荣，本以为亲事一提就成，未想却遭到栗夫人的一口回绝。长公主很是没面子，对栗夫人也开始怨恨。

　　不久后的一天，王娡带刘彘到长公主处闲聊。长公主把刘彘抱在膝上逗他玩，问他：“你想要媳妇不？”刘彻回答说“想”。长公主嫖指着宫内站着的百余名宫女让刘彘挑选，刘彘均不满意。长公主嫖又指着自己的女儿问：“阿娇好不？”刘彘大笑说：“好！若得阿娇做妻子，我要建一个金屋子让她住。”长公主嫖大喜，认为刘彘聪明懂事，和阿娇有缘分，就与王娡商量让两人结为夫妻，王娡慨然应允。长公主嫖又向景帝谈起此事，景帝一向喜欢刘彘聪颖，也表示同意。从此，长公主嫖经常在景帝前称赞刘彘，而诬陷中伤栗夫人和栗太子。景帝更坚信了刘彘是其母“梦日入怀”所生的传闻，对栗太子的才能产生了怀疑。

　　有一次，景帝提出让栗夫人在他死后照顾其他妃嫔所生的皇子，栗夫人不仅不答应，还出言不逊，骂景帝是“老狗”。景帝大怒，便有了更换太子之意。王娡见时机已到，趁景帝怒气未消，唆使大臣进言景帝：“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宜为皇后。”景帝正反感栗夫人母子，被王娡这一火上浇油，更是忿恨，当即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立王娡为皇后，刘彻为太子。景帝于三年后（前141年）驾崩，太子刘彻继位，时年16岁，娶陈阿娇为妻，立为皇后。

　　但这位被武帝“金屋藏娇”的陈阿娇皇后一生并不幸福，因为她不能生育。武帝生性贪色，以此为借口而疏远冷落她。陈皇后终日以泪洗面，为求生子，求仙拜佛，寻医问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大婚不到两年，汉武帝就看上了另一个妖娆女子卫子夫。

　　卫子夫原籍平阳（今山西临汾），与其母均是袭封平阳侯曹寿府中的歌妓，服侍曹寿的夫人，也就是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地位低下。恰逢一次武帝从霸上祭扫回来，顺路来到姐姐家中。平阳公主将自己家中的侍女装扮好供武帝选择，武帝都无动于衷。饮酒时，歌女进来助兴，武帝一眼看中了卫子夫。武帝起身更衣时，卫子夫便前去服侍，在轩车中为帝所幸。武帝回来后，十分高兴，赐平阳公主千金。平阳公主就将卫子夫送给了武帝。卫子夫年轻漂亮，又深谙歌舞，以此备受恩宠。

　　卫子夫的母亲卫媪（媪是对老年妇女的称呼）也是平阳公主家的歌妓。卫媪共有三女三子，三个女儿是卫君孺、卫少儿、卫子夫，三个儿子是卫长君、卫步广、卫青。卫子夫一入宫，其家族立刻受到优待。卫青也因为姐姐得宠的缘故，被调到皇宫里做吏役。

　　卫子夫的受宠自然激起了陈阿娇皇后及其母亲长公主嫖的嫉妒，毕竟武帝能获得帝位有她们的功劳。长公主嫖怕卫子夫影响女儿的地位，但又不敢动卫子夫，一口恶气就撒在了其弟弟卫青的头上，指使人找个借口，将卫青投入监狱，准备立刻处死。卫青在建章宫当差时刚刚结交的一个名叫公孙敖的朋友，与卫青关系很好，当时只是郎骑的小官，却宁愿不惜生命，为朋友而得罪皇帝的姑姑和皇后。他领着几个弟兄，冲破牢门，闯进囚室，救出了卫青。此后，公孙敖的救命之恩卫青一直没有忘，几次上战场都提携他立功。

　　可惜，卫子夫刚入宫时还很受宠爱，仅一年之后，由于陈皇后嫉妒，又兼武帝喜新厌旧，卫子夫也很快失宠，难以见到武帝。正好武帝见后宫妃嫔宫女过多，要遣散一批，卫子夫求见武帝，哭着请放她出宫。武帝见她娇弱，又生怜惜之情，便将之留在宫中，重言旧欢，同时将其兄卫长君、其弟卫青召入宫中为侍中。不久，卫子夫就为武帝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卫长公主，二女儿诸邑公主，三女儿阳石公主。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一

　　此时，陈皇后见卫子夫日益受宠，自己日渐失势，备受冷落，便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她央求母亲说情，仗着母亲的势力大闹宫廷，拦住武帝质问。武帝对其更为厌恶，避而远之。陈皇后一时无计可施，饱尝后宫苦守孤灯的寂寥生活，终日以泪洗面。忽一日，她偶然听说巫蛊之术的威力，决定铤而走险，不惜代价使皇上回心转意；就将女巫楚服召来，请其作法谋害卫子夫，自己重获宠爱。楚服当即作法设蛊，用桐木刻出卫子夫像，埋入宫廷，念咒画符。陈皇后满心欢喜。谁知几个月过去，并无效验。武帝得知陈皇后在宫中用巫蛊术谋害卫子夫，勃然大怒，命御史张汤严查涉案人员。

　　张汤得到皇帝御旨，当然不遗余力，按照朝廷禁止“媚道”和“巫蛊者处死”的律令，将楚服枭首。楚服徒众、宫女、太监等牵连者300余人一并处死。武帝颁旨说：“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收了陈皇后的册封，夺了玺绶，将其终身禁锢在长门宫。几年后，陈皇后在郁悒中离开了人世。

　　连武帝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只是巫蛊之祸的一个漫长的引子，到另一场真正的巫蛊案发时，相信任何人都会为之不寒而栗。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二

　　元朔元年（前128年），卫子夫生了一个男孩，这是武帝的长子。武帝欣喜万分，为其起名刘据，册封卫子夫为皇后，授予玺绶。这一年，武帝29岁。到刘据7岁时，武帝举行盛大典礼，立刘据为太子。

　　母以子贵。卫氏家族因此大受宠幸。卫青被升为太中大夫，不久又拜为车骑将军，出击匈奴。此后数年，卫青先后七次出击匈奴，驰骋大漠南北，均获全胜，收复河南地，置朔方郡，被封为长平侯、大将军、大司马，位在丞相之上。卫青的三个儿子无论年纪大小都被封侯：卫不疑封阴安侯、卫登封发干侯、卫伉还在襁褓中就被封为宜春侯。

　　更让卫氏家族增光添彩的是卫子夫及卫青的姐姐卫少儿与霍仲孺私通所生的霍去病。霍仲孺原是平阳侯曹襄府中的一个小吏，与平阳侯的侍女卫少儿私通，生下了霍去病。不过，霍去病刚开始时并不知道自己是私生子，后来立下不世功勋后才将自己的生父迎接回来。

　　不管怎样，霍去病因为是皇后姐姐的儿子，18岁就被选为侍中，出入宫廷，后以善骑射，跟随舅舅、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以作战勇猛，封骠骑将军。元狩元年（前122年），他仅20岁就被擢升为大将军、大司马，与卫青并列。卫青、霍去病两人征战漠北，抗击匈奴，使大汉王朝声威远震，基本解除了匈奴数百年来对中原的威胁。

　　刘据20岁弱冠时，武帝特意为他在东宫建了一座博望苑，供太子居住、读书，让他增长见识，接交宾客，希望太子博学而有声望，树立太子的威信，将来好继承皇位。

　　但是，太子刘据的处世风格与武帝迥然不同。《资治通鉴》载：“上（武帝）用法严，多用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刻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就是说，武帝严刑峻法，多任用酷吏，造成了不少冤案。而太子刘据仁慈宽厚，平反了不少冤案，这自然引起了酷吏们的不悦。所以，主张宽厚的大臣们多支持太子，而酷吏们则诋毁他。而且，由于酷吏多结党，所以，对太子进行诋毁的言论就多于赞美的言论。太子的母亲卫皇后一贯小小谨慎，安分守己，担心太子处理事情过于宽松引起武帝和朝臣不满，让太子处理事情要顺从武帝的意图。武帝得知后，明确表示太子所为符合律法，甚至还批评了皇后。

　　在此期间，随着卫皇后年岁的增长，容色日衰，武帝又移情别恋，先后宠幸了几位夫人，生了几个皇子：一是王夫人所生的刘闳，于元狩六年（前117年）被封为齐王；一是李姬，生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还有一个出身音乐世家的中山国人李夫人所生的刘髆。李夫人有李广利和李延年两个兄长。李延年通音律，善歌舞，所作歌词有“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武帝听到，很是向往，派人查访歌词所写为谁。有人跟他说是李延年的妹妹。武帝遂将李夫人纳入宫中，由此得幸，生刘髆，天汉四年（前97年）封昌邑王。李广利封为海西侯，李延年升为协律都尉。

　　武帝最为宠幸的则是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原姓赵，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太始元年（前96年）武帝巡狩到此，听说此地有一女子，生来双手握拳，无人能掰开，召来察看。武帝亲自去掰，一抚即开，因此得幸，被称为“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又称“钩弋夫人”。次年（前95年）生下刘弗陵，是年武帝已经62岁。据说刘弗陵是钩弋夫人怀孕14个月才生出来的，武帝十分高兴，对臣下说：“当年尧帝就是其母怀孕14个月才出生的啊！”下诏将钩弋宫门改称“尧母门”，还不时向群臣夸示：“这个儿子像我！这个儿子像我！”

　　武帝这一态度，以及他与太子在施政方略上的明显差异和矛盾，加之其对钩弋夫人宠幸备至，立即让那些善于投机钻营的臣僚嗅到了某种气息，实际上起到了鼓励臣下反太子、反皇后的作用。特别是在卫青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去世后，一些臣下竟想构陷太子，而一些宦官也放肆地在皇帝与太子、皇后之间编造谎言。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二

　　当时，武帝已经年迈，深藏于甘泉宫不出，除了与钩弋夫人、刘弗陵见面外，已经很少和太子、卫皇后见面。太子有事也只能通过黄门转奏，而卫皇后一年当中与武帝见面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只能在未央宫中清寂度日。正是武帝与皇后、太子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关系越来越冷淡，让那些时刻伺机而动的奸佞更增添了扳倒太子的信心。只是卫皇后虽然一直清冷度日，独守孤灯，仍小心本分、谨小慎微，从没有让人抓住把柄，武帝对她也很是尊重。

　　正在此时，一位奸佞终于应时而生了。他就是江充。

　　江充原名江齐，字次倩，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人。因其能歌善舞的妹妹嫁给赵敬肃王刘彭祖的太子刘丹，受到赵王的宠爱，成为赵王的门客。后来刘丹以江齐泄漏自己的私情，与之反目，四处追捕江齐。江齐潜逃，刘丹将江齐的父兄全部处斩，江齐逃得一命，改名江充，来到长安。他上书武帝告发赵太子刘丹与同母姐姐以及赵王宫内的妃子乱伦，还勾结各郡的豪强奸滑之徒四处劫掠，地方官员不敢拘禁。武帝素闻赵敬肃王为人阴险，常常深夜带兵缉捕“匪盗”，弄得民怨沸腾。得到江充举报，即刻派兵逮系刘丹下狱，经廷尉审理，依法当处死罪。赵王刘彭祖仗着是武帝的兄长，就上书说：“江充不过是个搬弄是非的小人，为人苟且，经常行奸造谣，激怒圣上，想借皇帝的威严公报私仇。”并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去攻打匈奴立功来赎救儿子。武帝早就对各诸侯王的飞扬跋扈不满，打算削弱诸侯势力，于是，未准赵王所请，虽免去了刘丹死罪，但废去了其赵国太子的身份。

　　武帝认为江充不畏强权，精神可嘉，就在犬台召见了江充，见他身材魁梧、容貌威武，很是欣赏，对左右说：“果然燕赵多奇士！”询问江充一些政事，江充应对得体，武帝甚为满意。江充自愿出使匈奴。武帝问他怎样应对？江充答曰：“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不可预图。”也就是说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不能生搬硬套。武帝认为他很老实，就让他出使匈奴。一年后，太始二年（前95年），也就是皇子刘弗陵出生的这一年，江充载誉回来，武帝任他为水衡都尉，不久又拜为直指绣衣使者。

　　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代表皇帝和朝廷缉捕活跃在京城的匪盗，同时监察王公贵戚的违制行为。当时很多贵戚宠臣和皇室成员多僭越使用仪仗车马。武帝认为江充忠直，允许他全权处理。江充不循私情，将所有违制的人员全部举报给武帝，没收他们的车马，并将本人押解到城北军，随军出击匈奴。贵戚宠臣惶恐万分，在江充面前叩头请罪，表示愿意纳钱赎罪。江充让他们按照爵位和官职高低交纳赎金，不久就收了数千万钱。

　　一次，武帝的姑姑、原陈皇后之母长公主嫖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上行驶，江充拦住查问。长公主回答说有太后的诏命，江充说：“那也只能公主一人可以行走，其他车骑没收入官。”并报告武帝。武帝认为他“奉法不阿”。又一次，太子刘据派家臣去甘泉宫向生病的武帝问安，家臣为尽快到达，赶马车在驰道上疾奔，被江充发现。江充当即把太子家臣连同车马一起押到官府。太子得知急忙派人赶去求情，恳求江充不要将事情泄漏出去：“我并非爱惜这些车马，实在是怕父皇知道后会责怪我对家臣缺少管教。”江充却毫不动情，径直禀报武帝。武帝大为赞赏：“为臣子就应该如此！”江充告倒了太子，并得到武帝的支持，一时震动京师，这无疑给了其他不满太子的人无形的激励。

　　苏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宫中的宦官，官为黄门，也即内侍。宦官靠皇帝的好恶提拔贬斥，对今后谁继承皇位更是关心，争立拥戴之功。他与现任太子刘据的关系不好，刘据曾因一件小事责打苏文，还差点将他赶出皇宫。苏文含恨在心，时刻寻找时机报复太子。

　　一次，太子去未央宫拜谒母后，母子许久未见，互相问候，太子在宫中多呆了一会。苏文见机，急忙跑到武帝跟前说太子在未央宫调戏宫女。武帝不动声色，选了200名女子送到太子宫中，太子很是诧异，最后探知是苏文诬告，很是愤恨，又将苏文痛打一顿。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二

　　苏文对太子更恨之入骨，又见武帝也不追查真相，更加肆无忌惮，唆使小黄门常融、王弼专门窥探太子行踪，一旦发现蛛丝马迹，就添油加醋地奏报武帝。卫皇后得知，气得发抖，让太子去父皇那里解释清楚，请求惩治奸佞之徒。太子性情淳厚，宁愿息事宁人，说：“我没有什么过错，何必畏惧这类小人。父皇明达过人，怎么会被这些人蒙蔽？母后不必忧虑。”

　　苏文一伙见诬告太子一举成功，更时时伺机而动。有一次，武帝偶感小恙，派小黄门常融去召太子前来问安。常融却先找到苏文，两人商讨半天，才去召唤太子。常融回到宫中对武帝说：“太子听说皇帝身体有恙，马上面呈喜色。”武帝漠然不语。等太子到来，武帝仔细观察太子神情，见太子虽然谈话时强装笑颜，却掩饰不住眼角刚哭过的泪痕和忧伤。武帝颇感欣慰，召来常融质问，方知是其编造谎言离间父子，登时大怒，将常融斩首。

　　卫皇后得知常融被诛，心中稍稍平坦，但她深知自己一贯安分守己还招来祸患，日后就更加谨慎小心，谦和待人。江充等人只得暂且忍耐等待。正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三

　　征和元年（前92年），武帝已是65岁高龄，步入了老迈之年，多年追求长生不老，四处求仙问药，使其多疑猜忌的性格更加严重。皇太子刘据这年也已经37岁，并刚刚为儿子刘进与涿郡女子王翁媭举行了大婚。刘进是太子与侧室史良娣所生的爱子，被称为史皇孙。武帝对长孙的诞生没有任何兴趣，依然不去未央宫看望卫皇后，与太子的交流也日益减少。

　　这年冬天一个暖洋洋的日子，武帝在上林苑建章宫内闭目养神。恍惚中，一个男子手持长剑快步窜入华龙门内，武帝大呼救驾，喝令左右搜捕刺客。宫中护卫马上在建章宫内细细搜索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守门的侍卫也说没有见到带剑男子入内。武帝惊魂难安，将守门侍卫斩首示众，又派驻守在京郊的部队搜查上林苑，也是一无所获。武帝依然不罢甘休，下令关闭城门，挨家挨户搜查，前后共搜查了11天，闹得长安城内鸡犬不宁。最终虽没有发现刺客，却有另外的重大收获。《汉书·武帝纪》记载说：“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起。”短短几句透出一片阴森森的气息。

　　这次搜查，从宫中一些妃嫔宫女居室、长安百姓家中搜出不少巫蛊所用器具。经过审讯，查出这些宫女妃嫔因为失宠怀恨在心，勾结巫婆用巫蛊术作法，诅咒皇上或其他宫女。武帝当即大怒，认为带剑刺客是有人行蛊作法谋害自己，下令将牵涉到巫蛊的妃嫔、宫女、巫婆处死，用巫蛊术的百姓也投入牢狱，严刑拷掠以示惩戒。

　　正在长安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有人告发当朝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用巫蛊术诅咒皇上！

　　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仪渠（今甘肃宁县）人，出身武将，武帝为太子时，他是舍人。他娶卫皇后的姐姐卫君孺为妻，与武帝有连襟之亲，受到重用，曾与卫青出征匈奴，以战功封侯。武帝继位，被升为太仆。他是太子卫氏政治集团的重要人物。太初二年（前103年）正月，原丞相石庆死，武帝拟升公孙贺为丞相。由于当时武帝用法峻严，先前几任丞相如李蔡、庄青翟、赵周三人接连坐事处死，石庆虽以处事谨慎得终老天年，也数次被谴。为此，公孙贺初拜丞相，极力推辞，不受印绶，叩头涕泣说：“臣本边鄙之人，以鞍马骑射而为官，材实不能胜任丞相。”武帝与群臣见其如此剖心直白，也被感动得落泪。武帝让左右搀扶他，公孙贺仍不肯起身。武帝见此，起身离去，公孙贺才不得不接受丞相职位。左右问之，他回答说：“主上贤明，臣不足于担此任，恐负重责，一旦失误，家族就会很危险。”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在父亲拜为丞相后，升为太仆，父子两人并居公卿位，煊赫一时。

　　公孙贺任丞相从太初二年（前103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共12年时间，是武帝一朝为相时间最长者。公孙敬声放恣妄为，自以为是皇后姐姐的儿子，骄奢淫逸，目无国法，瞒着父亲擅自挪用1900万钱军款，被人揭发。武帝大怒，将之下入诏狱。公孙贺如五雷轰顶，为救儿子性命，奏请武帝准许他带兵搜捕京师侠盗朱安世，以此赎救儿子。

　　朱安世是阳陵（今陕西高陵县）人。当时民间有不少专事打抱不平、劫富济贫的侠士，他们侵扰达官贵族，劫掠钱财，周济百姓，使达官富户寝不安枕。朱安世就是其中为害甚重的一个。武帝曾多次下诏缉捕，但都收效甚微。公孙贺主动请缨，武帝诏准。公孙贺一面饬令属下四处查访，一面发出告示，称只要朱安世自首即可免去死罪。朱安世信以为真，前来自首，公孙贺趁机将其捆绑关入死牢。

　　谁曾想到，这个朱安世并非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杰。他在狱中得知公孙贺捉拿自己是要赎救犯死罪的儿子，冷笑道：“丞相自己这下将祸及全族了。”当天，他就向狱卒要来笔墨，上书揭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并指使人在长安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上掩埋木偶，唆使巫婆祷告诅咒皇上。武帝看到上书，联想到日前的刺客事件和种种不祥征兆，当即下诏将公孙贺一家逮入诏狱，命廷尉严审此案。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三

　　结果，公孙贺父子都判死罪，诛灭九族。只是还没等到执行死刑，公孙贺就于次年正月死在诏狱。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和大将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也被以私通外廷的罪名处以死刑。处死两位公主时，卫皇后哭求武帝免杀亲生女儿，武帝无动于衷。涉案人员越牵扯越多，很多与公孙贺父子过从甚密的大臣以及后宫的妃嫔宫女等牵涉在内，也被处死。

　　两位公主的被诛，无疑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既然皇帝的两个亲生女儿都可被处死，还有什么不可舍弃的呢？

　　这使得江充得到了施展阴谋的机会。他肯定从公孙贺这件事情中得出了结论——如果太子、皇后搞巫蛊，也是可以被武帝舍弃的。

　　公孙贺案发后，武帝任刘屈氂为丞相。刘屈氂是皇室宗亲，武帝哥哥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也就是武帝的侄子，封澎侯，食邑二千二百户。

　　公孙贺的巫蛊案发生在征和二年（前91年）的春天。征和二年，注定成为大汉王朝家族最为惨痛的一年。这一年，武帝已经66岁，太子也已38岁。这一年，惟一喜庆的事情是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的出生，这是武帝的第一个曾孙，被称为皇曾孙。但武帝此时对曾孙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和关爱，只是给了例行的赏赐，就连让太子入宫奏报皇曾孙的程序也免去了。武帝此时被欠佳的身体和精神弄得焦头烂额，同时妖娆的钩弋夫人和四岁的刘弗陵完全牵制了他的心。

　　经过一场大案，这年夏天，武帝的身体又添了病症，更觉得心神不宁，精力倦怠。为更好地养病，他从建章宫搬到甘泉宫居住。一天，武帝午睡时在睡梦中忽然看到很多木偶个个手持棍棒刀剑，奔入宫中，将自己团团包围，拿起棍棒就打，打得武帝浑身疼痛难忍，想逃又逃不开。木偶越聚越多，武帝大叫一声，醒了过来，浑身虚汗，心跳急促，方知是一场恶梦，头脑更是昏沉。正在回味时，宠臣江充进来问安，武帝向他述说梦境，江充进言道：“公孙贺虽被诛除，但巫蛊并未清除尽净，想来依然有人谋害圣上。”武帝认为江充所言极是，就让江充专职搜查处理巫蛊。

　　江充得旨，急忙召集人马，在首都长安各地部署，准备弄个天翻地覆。他改变了前次派士兵搜查的办法，选择了几个据说从西域来的很有道行的胡人巫师，宣称这些胡巫能看见鬼魅和地下埋藏的木偶。他带领这些胡巫在长安城内四处巡查，故意把酒洒在地上，事先在地下埋入木偶，让胡巫故弄玄虚地作法念咒，说某人在这里祭酒拜神，用巫蛊诅咒皇上。从祠堂到寺庙，从店铺到民宅，后来又到官吏居所，一旦挖出木偶或者发现酒污痕迹，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朝廷官吏，一律抓入牢狱拷问。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被抓入牢狱。江充指使部下使用各种酷刑，烧铁钳灼，许多人不堪忍受，只得含冤屈服，随意诬攀他人，结果越攀越多。江充正希望如此以显示功劳，对所有牵连到的人员全判以“大逆无道”的罪名处斩，一时间长安城内人人自危。各地官吏也上行下效，以查获犯案人员数量作为平步青云的政绩，争先恐后罗织冤狱。几个月下来，城内和三辅地区被牵连进去处斩的有数万人。全国其他地方也开始搜查巫蛊，同样用酷刑峻法处死了不少涉案者，整个长安乃至全国一片乌烟瘴气，直如人间地狱。

　　武帝此时一直精神恍惚。终日昏昏欲睡，对江充的行动不闻不问，见江充稍一稽查就将如此之多的案犯绳之以法，更坚信巫蛊已经密布长安。江充在民间兴风作浪，只是为了炫耀权势，见到百姓无论有无冤屈均不敢辩白，不少含冤屈死，心理得到极大满足。随着事态的发展，江充见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武帝随时可能驾崩，自己与太子之间的仇隙极深，武帝一死，必为太子所诛，自己一直在寻找给太子致命一击的时机，现在奉旨勘查巫蛊，正是打击太子的绝佳机会。就这样，江充开始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四

　　江充将胡巫檀何向武帝推荐，吹嘘此人能望云看气，哪里地下埋有巫蛊，一看其上空云气便知。武帝让檀何作法察看，檀何装神弄鬼一番，说：“后宫中有邪气，如不尽快驱除，龙体难安啊！”昔日雄才大略的武帝此时已经头脑昏昏，对檀何所言笃信不疑，随即下诏让江充率胡巫、士兵前去后宫搜查，同时责令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搜查。昔日高深莫测、戒备森严的宫闱禁地顷刻陷入空前灾难。

　　江充先从失宠的夫人、妃嫔寝宫开始查起，范围逐步扩大。每到一处都掘地三尺，每一个角落都让人挖开寻找木偶，连皇帝的御座也不能幸免。七月九日，江充兵分两路，自己持诏令闯入太子住的博望苑，同时派黄门苏文去卫皇后住的未央宫搜查。太子自信没有罪状，毫不在乎。江充搜查得特别仔细，命士兵刨开地面认真翻检，将宫中挖得一片狼籍；苏文在未央宫也是如此，连卫皇后的凤床也被搬开。果然，江充真的在博望苑和卫皇后宫中共挖得木偶六枚，每个木偶都是武帝模样，并用铁针刺心。在太子的博望苑里还发现了许多布帛，上面写满了恶毒诅咒皇上的咒语。其实，这是江充一伙早就做好手脚栽赃太子和卫皇后的。

　　江充擎着木偶向随从宣布：“太子宫里掘出木偶最多，还有写咒语的帛书，本官一定如实奏报皇上，严惩凶手。”太子惊惧非常，就问自己的师傅少傅石德怎么办。石德害怕自己作为太子的师傅会与太子被一同处死，就说：“先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和年幼的卫伉都死于巫蛊，现在江充蓄意伪造罪证陷害太子，皇上不了解其险恶用心，见到这些证据，也无法辨明真假。现在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逮治江充，再揭露其罪行！而且，如今都说皇上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太子去问安也被挡在门外，皇上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奸臣江充当道，一手遮天，太子如不从速行动，必定重蹈秦王扶苏的覆辙啊！”太子迟疑不决：“江充是奉父皇诏令来的，我们怎能擅自捕系？不如我去向皇上说明情况，还有可能使皇上知道我们无罪。”谁知太子带人刚走到门口，就被江充派的负责监护的士兵拦住，禁止出门。太子只得回到宫中，坐立不安，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最后把心一横：“我好歹也是太子，江充奸佞凭空诬陷我，将我逼到无路可走，难道现在我只能坐以待毙？”决定听从石德的意见，起兵自卫。

　　次日，太子让卫士假扮成武帝派的使者，带了武士，前去江充行所假传圣旨，准备捉拿江充等人。江充毫无防备，见武帝有诏令来，也没有仔细辨别。只有按道侯韩说起了疑心，怀疑使者的身份，硬是不肯受诏，并试图逃走，当即被武士砍死。御史章赣和黄门苏文见势不妙，夺路而逃。江充和胡巫则被活捉，带到太子跟前。太子指着江充大骂：“你这个赵国奴才，当初把赵王父子害了不算，如今又要来离间我们父子吗？”说完将江充拉出去斩首，把檀何等胡巫捆在树上活活烧死。

　　处死仇人，太子马上派舍人无且连夜赶到未央宫，通过宫中的长御倚华向母后告变，说杀了父皇钦命的大臣。卫皇后坚定支持儿子，并让儿子调用皇宫内厩中的所有车马运输兵士，又打开御林军的武库散发兵器，把守卫长乐宫的卫兵全部调拨归儿子统辖。同时，向附近百姓发出布告说：如今皇上病重，困在甘泉宫，不知道是否尚在，奸臣江充已经伏诛，请百姓支持太子平定叛军。即发兵攻入丞相府。丞相刘屈氂此时听说太子带兵攻入，慌忙逃出城外，连丞相印绶也弄丢了。

　　黄门苏文和御史章赣逃回甘泉宫，向武帝告发太子谋反，已经杀了江充。武帝将信将疑：一定是因为被江充逼迫，太子无可辩解，恐惧害怕，一怒之下才起兵反抗，要派人把太子叫来问个仔细。他派贴身内侍进城召太子来见。侍臣担心被太子诛杀，就跑到外面兜了一圈，回来报告武帝说：“太子谋反属实，不肯前来，且要将我斩首以儆效尤，臣好不容易才得以逃回。”武帝登时大怒，催促内侍发诏给丞相刘屈氂，命他即刻发兵征讨太子，拘捕太子及皇后，如太子不服拘系，就地斩杀。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四

　　此时，丞相刘屈氂已经从刚开始的慌乱中稳定下来，派丞相府的长史前来禀报情况。武帝问：“丞相有何举动？”长史答：“丞相因事牵皇室内部，正努力封锁消息，未敢轻举妄动。”武帝怒道：“现在人言藉藉，无人不晓，情况危急，哪里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怕杀了皇子大逆不道，难道他不知道周公也曾把管叔、蔡叔诛杀了么？”当即赐刘屈氂玺书，交长史带回，同时转告丞相：“尽全力捕杀谋反者，朕自有赏赐。一定要用牛车结阵，不要短兵相接，多用弓矢毙敌。同时要坚闭城门，不要让造反的人逃脱。”为了更好地指挥平叛，武帝从甘泉宫搬到建章宫居住。

　　丞相刘屈氂刚开始时闻变出逃，丢了印绶，此时接到武帝玺书，让他征召三辅临近各县的将士和各地两千石以下的官员讨伐太子。太子在宫中见丞相刘屈氂调兵遣将，军队调动集结的报告不时传来，自己仅凭宫中护卫抵抗，兵力悬殊，形势紧急，要么束手待毙，要么铤而走险。太子最终选择了后者，他决定与父亲和那些奸佞小人作一次抵抗。

　　当时，长安城内的大部分军队仍由丞相掌控，太子的兵很少。他可能调动掌握的军队主要有三支：驻扎在长水、宣曲的两支胡人部队和驻扎在城北的护北军。太子派门客如侯持赤色节杖前去长水校尉、宣曲营地调拨骑兵。孰料还是晚了一步。武帝知道太子可能盗用皇帝节杖调派军队，就急令在原来赤色的节杖上加上黄色的旌缨以示区别，并派亲侍四出火速传达给驻扎守军。等太子派的如侯持原来的赤节来到的时候，武帝派的侍郎马通已经到达。马通就和胡兵将如侯斩首，将这两支部队调拨去支援丞相。

　　太子此时还不知情，亲自持节来找北军的护军使者任安，恳求任安发北军去助战，消灭蒙蔽皇上的奸佞。任安的士兵将太子很有礼貌地拦在城外，任安亲自出城接见，太子拿出赤节让其出兵。任安内心矛盾重重，思索良久，最终还是跪拜接受了符节。等返回军营，他却闭门不出，拒不发兵。

　　太子没有调动一支正规部队，只得把关押在城内的囚徒全部放出，发给他们兵器，由少傅石德和门客张光统率，鼓动他们共击奸贼，必定按功封赏。不过，这些乌合之众在丞相率领的正规军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了。

　　长安城内一片混乱。当时大部分人不清楚事件的真相。有人说太子谋反，有人说武帝暴亡，奸臣夺位，太子自卫，一时不知道支持哪一派，只得四处逃散。太子见囚徒兵寡不敌众，危在旦夕，只得将长安城内的平民百姓驱赶数万出来，充当士卒，做拼死抵抗的准备。

　　太子的军队和丞相的军队进行了五天五夜的恶战，繁华的长安城每一条街巷都成了杀戮战场，喊杀声惊天动地，成片的百姓倒下，尸体层层叠叠，鲜血汇成了小溪，汩汩流淌，真正达到了流血漂橹的地步。五天五夜的血战后，太子的兵卒毕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在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几乎全军覆没。丞相的军队逐渐控制了长安的局势。

　　太子见大势已去，只得趁夜带领两个儿子和几个亲兵准备从城南的覆盎门逃跑。此时守卫覆盎门的司直田仁，早已按照武帝诏令紧闭城门，重兵把守。太子来到城下，见城头上士兵林立，慨叹“今朝休矣！”司直田仁有恻隐之心，就打开城门，放太子一行出城。太子感激地盯着田仁，田仁脸色冷峻，一言不发，目送太子出城。丞相刘屈氂领兵追到，得知田仁擅自放走太子，准备将其就地正法。随军的御史大夫暴胜之阻拦说：“司直身为朝廷的二千石大员，理应先行奏请，怎能擅自处斩呢？”丞相无言以对，只得暂将田仁投入牢狱。武帝得知后大发雷霆，派内侍质问暴胜之：“司直擅放逆子，丞相杀他是执行律令，你为何袒护他？”暴胜之惶恐不安，自尽身亡。田仁则被腰斩。

　　对接受太子符节的任安，尽管其没有发兵帮助太子，武帝认为他首鼠两端，坐观父子相斗，是怀有二心，两面讨好，就将任安腰斩了。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四

　　武帝处罚了一些人，对那些立下大功的人也不吝赏赐：封斩杀如侯的马通为重合侯，抓获少傅石德的景建为德侯，捕捉张光的大鸿胪商丘成为秺侯。太子的门客、内侍被捉住全部处死，跟随太子发兵的护卫以谋反罪族诛，那些被逼从军的囚徒、百姓则发配敦煌戍边。

　　随后，武帝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持诏书来到卫皇后居住的未央宫，收回了皇后的玺绶和册封，逼迫卫皇后自尽。卫皇后在与武帝相处48年、做了37年的皇后后，以三尺白绫自缢身亡，香消玉殒。黄门苏文将其胡乱埋在城南的桐柏亭。武帝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又派人将太子刘据的夫人、妃嫔、太子的儿子史皇孙刘进及其妻子处死，史皇孙的女儿虽已出嫁，也被处死。太子留在长安的家眷，惟一剩下的就是年仅一岁的皇曾孙刘病已，他也被投入郡邸狱中。

　　太子带着两个儿子逃出长安后，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湖县（今河南灵宝县西），藏于泉鸠里的一户农家避难，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主人家里很穷，以编织草鞋为生，却依然尽力照顾好太子父子数人。太子想起有一位故交在湖县，他思索良久，决定派内侍去寻求帮助。没想到走漏风声，八月初八日深夜，地方官派兵包围了农夫的小院。太子见无路可逃，悲愤交加，只得悬梁自尽。两个皇孙则被乱刀砍死。农夫一家也全被杀死。这场战役中，山阳县衙役张富昌和新安县令李寿立了头功，被武帝分别封为邪侯和题侯。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五

　　在武帝刚刚害死卫皇后时，大臣们知道武帝正在暴怒时刻，都惶惧不安，无人敢于谏言。只有上党郡壶关县的三老郑茂，他负责掌管本县的百姓教化，最先给武帝上书。

　　郑茂替太子申冤说，江充“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私心。”郑茂上书时，太子刘据还在逃亡之中。武帝读了郑茂的上书后，很受触动。《资治通鉴》记载说，“天子感悟，然尚未显言赦之也。”就是说，武帝虽然感到后悔，但也没有明确说要赦免太子。但《汉武故事》记载：“壶关三老上书，上感悟，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都尉，持节巡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杀。”也就是说，武帝见到郑茂的上书后，就命郑茂为宣慈都尉，持节杖巡查三辅地区，要赦免太子。太子想现身，但又怀疑消息不属实。又由于地方官吏搜捕太急，太子上吊自杀。

　　但不论哪种记载正确，武帝对太子被害有了后悔之意应该是事实。这就为巫蛊之祸的继续蔓延埋下了伏笔。

　　武帝的其他几个儿子见太子已死，太子位空缺，都想方设法谋求太子位。其余几个皇子中，齐王刘闳早死，还有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兄弟，昌邑王刘髆和年幼的刘弗陵四个皇子。燕王刘旦年纪最长，也颇有才略。他认为如果按年龄次序自己应当被立为太子，遂派遣使者去长安给武帝上书，请求让自己入长安护卫。武帝见奏，知道他想进入长安，顺其自然地被立为太子，不觉大怒，将来使斩首。同时又查出刘旦有窝藏罪，削夺了刘旦封地燕郡的良乡、安次、文安三个县治。

　　诸大臣见武帝对刘旦和其弟刘胥十分厌恶，自然知晓这实际上排除了将他们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太子人选只能在昌邑王刘髆和刘弗陵两人中选择。

　　征和三年（前90年）三月，武帝派二师将军李广利率7万大军出征匈奴。李广利就是李延年和李夫人的哥哥，其女儿嫁给了丞相刘屈氂的儿子，李广利和刘屈氂就成为儿女亲家。李广利准备妥当，亲家翁刘屈氂前来送行，到渭桥饯别时，李广利说：“愿君侯早请主上立昌邑王为太子，如其得嗣帝位，君侯可以长保富贵，更有何忧？”刘屈氂表示同意。

　　昌邑王是李广利的妹妹、武帝曾经一度宠爱的李夫人之子刘髆。李广利看太子刘据、齐王刘闳既死，刘旦、刘胥又失去了争夺太子位的资格，只剩下昌邑王刘髆和刘弗陵。李广利自然想把自己的外甥立为太子。他作为当时最高的军事将领，又与当今丞相是儿女亲家，两人掌握大汉的军政大权，只要两人稍微用力，里应外合，就很有可能达到目的。然而这在汉朝制度上，却是侵犯神圣皇权的罪不可赎的行为，尤其是在当时宫廷动乱刚刚平息的时刻，觊觎谋夺皇位无疑是大逆不道的。

　　不久，掌管皇宫内部事务的令长郭穰告发丞相刘屈氂的夫人在丞相的数次责备下，指使巫师祭祀社神，祭祀时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武帝；并与二师将军李广利祭祀时共同祝告神灵，祝愿昌邑王为帝。

　　武帝刚刚处置了刘旦谋立太子事，身心俱疲，又见此事，更是大怒，当即将刘屈氂夫妇逮系下狱。经官府案验查证属实，被判处大逆不道罪。武帝将刘屈氂装入拉运食物的厨车，游街示众。六月，丞相刘屈氂被腰斩于东市，其妻也在华阳街斩首。二师将军李广利的妻儿也被逮系下狱，只因李广利尚带兵征战大漠，武帝怕他闻讯谋反，没有将其家属处死。

　　李广利领兵7万，兵发五原，此时正在塞北与匈奴骑兵杀得难解难分，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胜利。胡兵奔走逃散，不敢抵抗。突然有心腹从长安赶来向他报告了长安动乱的情状，李广利这才知道妻儿及全族被系诏狱，当下大惊失色，忧惧万分。李广利思来想去，本想杀退匈奴立功来赎救妻儿家人，但现在孤军深入，经历了几次大仗，损伤惨重。在部下的撺掇下，他一怒之下，率军投降匈奴。武帝得知李广利投降匈奴，当即将其妻儿及族人全部处斩。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五

　　单于敬重李广利才略，待如上宾，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李广利在匈奴过了一年乘龙快婿的逍遥生活，很是惬意。匈奴大将卫律见李广利地位超过自己，很是嫉妒，开始筹划谋害李广利。当时正值单于的母亲生病卧床不起，单于请胡巫祈祷，卫律密嘱胡巫陷害李广利。胡巫装模作样的作弄了一番，说：“去世父王的阴灵发怒，你从前出兵前总是祷告，要把李广利抓来作为祭品，现在李广利却受到无上的恩宠，为何如此敌我不分？现今母后之病即因于此。”单于一向尊信巫师，信以为真，将李广利捆缚准备处死，李广利临刑前破口大骂：“我死后定做厉鬼，剿灭匈奴。”随即被处死。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到征和三年（前90年）九月，武帝查明江充所判巫蛊案大多查无实据，才知道太子死得确实冤枉。此时，高寝郎田千秋上奏说：“儿子擅自调拨父亲的军队，其罪不过鞭笞，天子的儿子被迫杀人自卫，何至于承担这么重的罪过？臣昨夜梦见一个白发老翁，是他教臣这么上奏的。”高寝郎负责管理高祖皇帝的寝陵，其上奏被认为是高祖皇帝托的梦。

　　武帝正思为太子平冤，却苦于找不到台阶，顺水推舟，认为田千秋所奏有理，忠心可鉴，立即升田千秋为大鸿胪；同时下令将江充诛灭九族，把苏文烧死在横桥上，参加湖县剿捕行动的官吏张富昌、李寿被灭族。为表达对儿子的哀思和追悔之情，武帝在长安修建了一座思子宫，在湖县修建了归来望思台，时时追悼太子和皇后的无辜冤死。

　　征和三年（前90年），国内发生了蝗灾，武帝不顾天灾人祸，依旧在征和四年（前89年）正月巡幸到东莱郡，准备泛舟出海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人，因见恶浪排空才作罢。这年二月，雍县降下了两块陨石，大臣纷纷上奏说老天示警，武帝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就顺路来到泰山封禅，并向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致使天下愁苦，悔之无及。自今以后，凡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一概罢去。”大鸿胪田中秋趁机进谏说：“方士、巫师言神仙可以找到，但却并无效验，徒费官钱，请皆罢遣。”武帝表示同意，下令将所有方士、巫师全部遣送原籍，并嘉奖田千秋，拜为丞相，封富民侯。

　　正在武帝准备施行“偃武修文、与民生息”政策的时候，搜粟都尉桑弘羊联合御史大夫商丘成上奏请在西域轮台东派兵驻守，屯田扎营，以久占此地，威慑控制西域诸国，休兵弃甲。武帝借此时机，下诏追悔往昔征伐扰民之害，并说：“自左丞相与二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痛士大夫常在心。”这篇诏书是因轮台屯田之事引起，这篇诏书被史家称为“轮台诏”，武帝这一行动也被称为“轮台悔过”。武帝也真正采取了行动，施行休养生息，使汉朝动荡的局面得到控制，转危为安，重新强盛起来。为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从中也可见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不过，武帝虽然下了轮台诏，对自己一生的征伐、改制等过激之处进行了反思，却仍然对巫蛊案穷治不休，毫不悔过，并以胡巫余孽犹存，驳回了丞相宽刑省狱的请求。也正因此，本来已经尘埃落定的巫蛊案又沉渣泛起，新的屠戮又开始了。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六

　　后元元年（前88年），武帝已经70岁，成为中国历史上寿命和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不过他的七十寿辰却是在恐惧惊魂中度过的。

　　刘屈氂、李广利、江充、苏文、张富昌、李寿等在征讨太子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宠臣们先后被武帝处死，种种迹象表明，武帝已经开始报复征讨太子的武将大臣，尽管他依然没有为太子平反。这让许多为求平步青云而在太子之乱中争先恐后的臣子惶恐不已，担心下一个目标就会轮到自己。

　　这年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自杀身亡。一时间朝野哗然，议论纷纷。商丘成原来不过是大鸿胪，因在平定太子之乱时擒住了太子手下的大将张光，被武帝升为御史大夫，封秺侯。现在他见武帝开始清除有功之臣，终日惴惴不安，趁在文帝陵庙祭祀，借醉酒诅骂皇室。武帝自然暴怒，认为商丘臣对皇室很不尊敬，逼迫其自杀。

　　风烛残年的武帝本以为可以稍稍平定一下，不料仅仅十天后，一场更让他心惊胆战的事件发生了：马何罗、马通兄弟在宫中行刺皇上！

　　马何罗、马通兄弟两人，同为武帝宠信的大臣。马何罗官为侍中仆射，与江充关系密切。太子之乱时，马何罗的弟弟马通果断斩杀了太子派去调兵的如侯，立下大功，被封为重合侯。此时，两人见各有功大臣一个个倒下，担心自己不免于难，坐立不安，最后决定先发制人。两人经过详细商讨，决定由马何罗在宫中行刺武帝、事成后马通发兵攻入行宫，一举歼灭皇宫的御林军和扈从卫队，另择新君即位。两人之所以敢于采取如此拙劣的办法进行如此冒险的行动，是因为马何罗的官职是侍中仆射，就是宫中侍卫的首领，有很多机会接触武帝。可以说，两人如此策划，直接刺杀年迈昏眊的武帝，既可以立竿见影，而且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可惜事情坏在一个匈奴人金日磾手里。

　　金日磾，字翁叔，原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原名叫日磾。元狩二年（前121年），休屠王与浑邪王相约一同投降汉朝，后来休屠王反悔，被浑邪王杀害。儿子日磾与母亲、弟弟都被当作俘虏没收为汉朝的奴仆，日磾被安排喂养皇宫的马匹，这年他才14岁。几年后的一天，武帝带着许多妃嫔、宫女游玩时，来到马厩赏马。日磾与十来个马夫牵马从武帝等人面前走过，供武帝逐一察看。其他马夫从没机会看到宫女，得此良机，自然都偷偷窥看，唯独日磾目不斜视，低头走过。武帝颇为好奇，又见他容貌端正，身材魁梧，问他家世，方知是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对他很有好感，就赐姓为“金”，封为马监，随后又升为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却并不得意忘形，日常仍是低调谨慎，不卑不亢。武帝对他很是器重，让日磾作了内侍，随从自己出入。金日磾的母亲阏氏病死，武帝让人画出图像，题上“休屠王阏氏”，金日磾感激万分。武帝尤其喜欢金日磾的两个聪明活泼的儿子，经常与两个孩子嬉戏，金日磾则对儿子十分严厉。其长子长大后，自恃有武帝袒护，举止放纵轻佻，一次竟然在宫中调戏宫女，不料正好被金日磾看见。金日磾令人将儿子捆缚，亲手杀死儿子。武帝闻知大怒，叫来金日磾，大加训斥。金日磾顿首谢罪，说逆子胆大包天，肆意妄为，若不除去，日后必连累全家。武帝只好感慨作罢，更加敬重金日磾。金日磾在武帝左右数十年，谨小慎微，从没敢盯着武帝看。武帝赐给他的宫女，他也从不亲近，怕亵渎圣上。武帝想纳他的女儿入宫，金日磾也婉言谢绝，担心将来女儿入宫后，会给别人以口实，认为自己凭外戚势力为害。武帝没有生气，而对金日磾更加敬佩。

　　这次马何罗、马通欲行刺皇上，计划确定后，时时寻找机会，不想金日磾每每在武帝身边，无从下手。金日磾也渐渐察觉出马何罗的异常神色和举动，就暗中窥探对方动静，更加悉心护卫武帝。就在商丘成自杀后没几天，马何罗的机会来了。

　　这天，武帝临幸林光宫，金日磾因病，虽然依然随从，不能像往日陪着马何罗一起服侍武帝，马何罗心中窃喜，认为天赐良机。当晚，他溜出宫告知弟弟马通做好发兵准备，随后又溜回宫中。第二天清晨，武帝尚在睡梦中。金日磾病体未愈，迷迷糊糊起来如厕，忽见马何罗蹑手蹑脚潜入，问他有何事禀报。马何罗心虚，惊慌失措，匕首从身上掉了出来，金日磾立刻大叫“马何罗谋反”，上前扭住马何罗，两人扭打在一起。武帝惊醒，大叫卫士救驾。士兵准备用箭射击，武帝怕伤了金日磾，阻住士兵，让两人继续扭打。一会儿，金日磾将马何罗摔倒在地，士兵上前捆缚。武帝当即讯问，马何罗供出实情，武帝派兵将尚在等候消息的马通捉拿。等待马氏兄弟的自然是腰斩极刑。

　　权力场下的浩劫：巫蛊案 巫蛊案 六

　　不久，在太子之乱中抓获少傅石德而被封为德侯的景建及其他“功臣”也被诛杀。

　　这次巫蛊案被牵连入狱的人员也不在少数。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武帝临终之前，居住在长杨宫和五柞宫，望气的方士说长安城中有天子气。武帝就下令派人统录各狱中的案犯，无论罪行轻重，全部处死。当时负责治巫蛊案狱的是丙吉，武帝的曾孙、太子刘据年仅四岁的孙子刘病已也在狱中，丙吉让人妥善喂养。当内谒者令郭穰晚上到狱中处置犯人时，丙吉不让其入内，一直守到天亮，说：“百姓没有罪都不能处死，何况皇曾孙呢？”郭穰只好回去禀奏武帝，武帝有所醒悟，下令停止处死犯人，大赦天下。长安狱中数万囚徒也因此得以保全性命。而丙吉所救的这个皇曾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巫蛊案在此后还有零星牵涉，但随着这月武帝的驾崩，巫蛊案也就基本结束了。

　　武帝死后，年幼的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昭帝死后，刘病已被从民间召来，入继大统，改名刘询，是为宣帝。宣帝知道自己身世不幸，想为自己的祖父刘据平反，召来群臣商议：“先皇太子葬在湖县，没有封号，也不能享受每年的祭祀，应当为先皇太子议定谥号，建立陵园。”他原想给祖父起一个好的谥号，却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刘病已既然继承了昭帝刘弗陵的皇位，就等于过继给昭帝一系，接续了昭帝的香火，不能再祭祀自己的父母。最后确定，给先皇太子刘据定谥号为“戾”，此后刘据就被称为“戾太子”，将其陵园设在湖县，守陵人三百户，被称为“戾园”。

　　巫蛊案绵延数十年，终于随着武帝的驾崩而宣告结束。当然，武帝身后因巫蛊引起的屠杀不绝如缕，但那些案件较之这次巫蛊案无论在范围、时间、层次、影响上都难以同日而语。皇后、太子、丞相、将军、御史、侯爵、妃嫔、宫女、囚徒、狱卒、巫师等等无不牵涉在内，受害最大的仍然亘古不变是百姓。最高统治者也并没有从中获得胜利的愉悦感。表面上，巫蛊案是朱安世、江充等始作其俑、兴风作浪，最终导致冤狱累累，“天下咸被其祸”，其实追踪罪魁祸首，全在武帝一人。正是他的刚愎、猜忌、狐疑、阴险、固执、自私，那些后宫争宠之争、皇储废立之争、党派政见之争才得以发酵、酝酿、爆发，最终不可收拾。太子皇后死了，忠臣良将死了，奸邪佞臣死了，方士巫师死了，平民百姓自然也死了，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冤案。或许在正统史学家看来，这只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争斗，没有冤屈，但具体到无辜罹难的涉案人尤其是无辜百姓，其覆盆之冤是惊天动地的。幸而武帝对这场惨祸的危害有所察觉，他毕竟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年迈昏眊中还能意识到自己的错失，作出深刻反省，颁布“轮台诏”，定下“禁苛暴、止擅赋”和“富民”的政策，从而避免了秦亡的覆辙，为西汉的中兴奠定了基础。这是武帝之所以为世人钦佩的重要原因。

　　巫蛊案结束了，留给后人无尽的喟叹、嗟呀，这场没有胜利者的惨案似乎应该有人负责，那么谁该负责呢？似乎所有人都很无辜，所有人都在挣扎，就是没有人负责，只留给后人无尽的沉思。正如宋代诗人陈普的一首诗所言：

　　几多爱子出萧关，

　　山积胡沙骨未还。

　　正好望思台上泪，

　　随风北去洒阴山。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一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据说他7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啊。”其家原籍河南考城（今河南民权县），曾祖时迁居钱塘，祖父曾做过工部主事和兵部主事，父亲“隐德不仕”。于谦自幼聪颖好学，机智灵动，志向高远，善于应对，坊间留下不少他机智联对的趣闻。于谦对古人行事节操尤为看重，他仰慕岳飞、文天祥，作过不少歌咏岳飞的诗词，如在《岳忠武王祠》中，悲叹岳飞“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他家中悬挂有文天祥的画像，还写了赞词：“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再向南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悠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体现出他对为国家抛洒热血的民族英雄的敬仰之情。

　　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14岁，考中本县秀才，此后在杭州吴山三茅观读书。他学习非常刻苦，“濡首下帷，足不绕户”；读书之余，与同窗学友一起游览杭州美好景致。17岁时，他观看石灰窖深受触动，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抒怀之作《石灰吟》。以后又写了《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铁石虽然变成了煤炭，但它依然造福于百姓。于谦以此自比，表示自己至死也要为国家出力，为百姓的饱暖死而后已。

　　永乐十八年（1420年），于谦参加乡试中了第六名举人，次年赴京参加会试得中进士，时年23岁，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

　　两年多后（1423年），于谦又奉命到广东考察官军功过，并负责安抚湖广一带的瑶民。因为当时官军横征暴敛，经常邀功滥杀瑶民，瑶民苦不堪言，时常聚合暴动。于谦到任后，为了解实情，不顾生命危险，爬山涉水，深入险地，微服私访，对一些军官的行贿拉拢无动于衷，秉公上奏，兵将和瑶民皆称其严明公正。考察完毕，于谦回到京师，奏明湖、广、贵等地将卒贪功妄杀，请朝廷改变对瑶民的残暴政策，缓和了朝廷和瑶民的对立紧张形势。于谦也因此以“廉干”称闻于朝。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在亲征鞑靼的途中病死。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驾崩。宣宗朱瞻基继位，听闻于谦事迹，任命其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于谦口才伶俐敏捷，应对如流，声音绕梁，条理清晰，剖析入微，宣宗很是赏识。不久，汉王朱高熙发动叛乱，宣宗特召于谦扈驾，随帝亲征。

　　朱高熙是宣宗的叔父，永乐帝的次子。他善骑射，有膂力。父亲朱棣靖难起兵，高熙曾随军作战，勇猛直前，很受朱棣喜爱。朱棣称帝后，朱高熙又随征漠北，战功累累。而其兄高炽性情温和，仁厚儒雅。朱棣有意将高熙立为太子。但按照历代皇位继承“立嫡立长”的传统，朱棣最终没有说服群臣，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而封高熙为汉王，敕于云南建国。高熙不肯就国，向母后哭诉，改封山东乐安。其后，朱高炽继位一年即崩，其长子朱瞻基继位。高熙招募死士，私造兵器，暗约将士共为谋逆，企图重演一幕靖难，夺取侄子的皇位。消息传到北京，宣宗果断亲征，由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杨荣、御史于谦等扈驾。朱高熙野心勃勃，原打算从乐安直攻济南府，但得知皇帝亲征，一下子惊慌失措，豪气顿失，只知缩守乐安，听天由命。宣宗迅即包围城池，放炮震吓。朱高熙魂飞魄散，乱了手脚，未经一战就出城投降。在朱高熙出城投降，跪拜军前的时候，宣宗特命于谦当众口数朱高熙的罪状，于谦声如洪钟，滔滔不绝。朱高熙伏地战栗，顿首称：“臣罪该万死万死。”宣宗大悦，回京后颁给赏赐，特别优待于谦。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一

　　次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在任决断冤狱，革除弊政，惩治贪官，廉明公正，政绩显著。

　　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特简拔于谦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两省。巡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职权极高，在都指挥史、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此前，朝廷还未设此职，以于谦才能出众，特授大权。当时，于谦年方33岁。此后一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19年间，他一直任巡抚职务，并做出了突出的政绩，百姓交口称赞。

　　在任上，于谦遍访两省州县，治理黄河水患，发动百姓增筑黄河大堤，在堤岸两旁种树以固堤坝。同时每五里设立监哨站，派专人巡守。经此修筑，水患得以舒解，黄河十数年没有决口。于谦还令当地百姓在大路两旁广植树木，开凿水井，以排泄黄河水势，又可以供行人饮水和歇凉。

　　于谦在两省推行轻税养民政策，上疏请将赋税减半，并开官仓济民，“以每岁三月，令州府县报缺食下户，随分支给。先菽秫，次黍麦，次稻粱。俟秋成偿官，而免其老疾及贫不能偿者”。如果该州县长官任期届满，“而预备粮储未完者，不得离任”。遇上荒年，他发动地方富户赈济灾民，分捐粮数目免除徭役、建坊赠匾、给予冠带等，同时还派人到湖广等地收购米粮，贮存官仓，以备荒年之需。

　　正统十年（1445年），山东、陕西等地又遭遇灾荒，20万灾民逃难进入河南、山西，抢夺杀人之事经常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于谦一方面奏请将官仓存粮降价出卖，一方面将流民编成里甲，新立乡都，或者编入当地乡籍，前后共编入十余万户。同时，又分给流民耕地、耕牛、粮种，使流民得以安居生产。这一举措，有效安置了流民，社会重新安定。于谦还减少商贾的税费，请罢除了徐州、济宁、南京等地的船料征钞，由60贯减为20贯，又减为15贯，深受商贾欢迎。

　　在任期间，于谦奔波于开封、太原之间，常常是冬春在开封、夏秋在太原，不辞劳苦，深得百姓拥戴，史书上说甚至连盗贼都敬服他的威望。此外，于谦还善于断决冤狱，百姓有冤屈可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于谦亲自审理，公正决断，因此有人称颂其为“于龙图”、“于青天”。

　　于谦的政绩得到了朝廷和百姓的一致认可。他的谏议和奏疏切合百姓利益和实际，得到了当时的内阁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的赞赏。于谦做巡抚19年，清廉贫苦，人称其“食不重味、衣不重裘、乡庐数椽仅蔽风雨，薄田数亩，才供饘粥”。他脾性刚直，不馈赠权要，更不结党营私，太监王振在正统七年后逐渐肆意妄为，招权纳贿，势焰嚣张。朝廷百官纷纷向他行贿送礼，京外官员进京也多带金银礼物送呈。于谦却故作不知，每次入京奏事也不去拜见。有人劝他即便不进献金银财宝，也应该带些地方上的土特产进献，以让王振对他有好感以便于提拔。于谦揶揄讽刺道：“带有清风。”并专门作诗一首：“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说短长。”就此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

　　正统十年，于谦爱妻董氏病逝，于谦时年48岁，此后既不再娶也不置妾，只忙于公务，常常夜不归宿，在生活上，简朴持家，十分清贫。

　　于谦的清廉刚直，为民不辞辛苦，得到百姓的拥戴，威望甚高。但又因其屡屡上奏，不顾权贵利益，引起王振党羽的痛恨。正统十一年，于谦到京师奏事，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的职务。此前，有一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顶撞过王振。通政使李锡便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长期未得到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别人代替自己，把于谦投入监狱判了死刑。于谦被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于谦放了出来，但降职为大理寺少卿。消息传开，山西、河南百姓数万人进京喊冤，请求释放于谦，两地的皇室藩王也请求让于谦继任两省巡抚。迫于压力，朝廷不得不释放于谦回原任。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一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谦父亲病死于杭州，于谦即回乡丁忧，不久母亲又病死，复丁母忧。尚未服阙，朝廷即召其赴任。次年，于谦被调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二

　　王振是有明一朝第一个专权祸国的宦官。他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原是县学里的教谕，因见做县里教官没有前途，就自宫后入宫，因为识字被安排教习太子读书。太子朱祁镇此时尚幼，对老师既敬又怕，称王振为“先生”，及至做了皇帝后仍称王振为“先生”而不敢称名。王振此时也极尽心思，恩威并用，更让年幼的皇帝对其很是信任依赖，形影不离。

　　明初，开国君主朱元璋对宦官之害感触极深。为防止宦官预政，他规定宦官不许读书、不许带兵，又在宫门内铸造了三尺长的铁牌，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其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其宦官给他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宦官因此逐渐受到重视，可以读书识字，开始参与军政大事。其后，朝廷又派出宦官出使、监军，更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授权宦官搜捕违逆官吏，为他们预政乱权埋下了伏笔。因地位上升，宦官从此时开始被称为“太监”。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宫廷宦官分为24衙门，职掌皇宫各项事务，其中以司礼监最为重要。司礼监掌管皇宫里的一切礼仪、衣食以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最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大臣奏章，代皇帝批答公文，又称“批红”。批答奏章一般由皇帝口述，司礼监秉笔记录，然后交给内阁诏发。王振入主司礼监后，肆意歪曲篡改旨意，使皇权旁落，皇帝被架空。宦官们羽翼渐丰，宦官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

　　英宗即位时尚年幼，大权由太皇太后张氏掌握。张氏重用四朝元老“三杨”辅政，王振还不敢太过放肆。

　　但随着“三杨”或去世或隐退以及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的去世，王振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先是派人拔掉了那块树了数十年的铁牌，继而开始玩弄权术，广受贿赂，徇私舞弊，打压正直官吏，树党结朋，权倾朝野。年幼的英宗却对这个幼年的“严师”极为依赖，几乎片刻不离。正统六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明制，宦官不能参加这种宴会。英宗挂念王振，觉得茫然若失，宴会中间派人前去探视。王振怒气正盛，叫嚣：“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把自己比作辅佐周成王的周公。使臣赶紧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觉得亏待了老师，急忙下令开东华门迎王振入宴。王振气昂昂地步入大厅，文武百官望风跪拜。王振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王振公开树党，去除异己。讨好王振者迅即高升，违抗者则罹惨祸。工部尚书王卺不能屈意王振，被劾致仕；翰林院侍讲刘球颇有威望，上疏请削内臣权力，被逮害死狱中；监察御史李俨弹劾王振见皇帝不跪，被谪戍铁岭；大理寺少卿薛瑄与王振同里，因骂自己家里的宦官被王振听到，王振以他责骂同类，将其免职归乡；祭酒李时勉也以不迎合王振被劾，戴枷示众。对于自己的亲信，王振极力提拔。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指挥佥事，其他宗亲也得以提升。很多朝臣阿谀奉承，蝇聚周围。工部郎中王佑天生没有胡须，王振问他：“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摇尾乞怜，媚态十足。不久，王佑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其他官员见此，也纷纷剔去胡须，以此邀宠。

　　此外，王振还贪财喜功。他带头破坏边防屯田制度，指使太监、亲王、将官侵占士卒和百姓的屯田为私田，并随意役使士兵。王振本人在家乡蔚县囤积了4000余亩田地。士兵没有屯田，却仍要缴纳粮税，多服徭役，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国家北部边防力量日益削弱。同时，王振还鼓动对广西瑶族用兵，三征麓川，劳师伤财，国家难以安定。又兼英宗对其宠爱有加，百依百顺，王振肆无忌惮，势力日益膨胀。

　　与明朝的政治黑暗、国力日衰相反，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在此时强大起来。瓦剌是北元部众的一支。元顺帝被朱元璋的北伐军驱逐出中原和大都，退到内蒙古达尔泊一带，史称北元。他们企图恢复元朝统治，和明朝争斗不断，但势力有限，且逐渐消弱。建文四年（1402年），鞑靼部酋长鬼力赤篡位，称鞑靼可汗，北元灭亡。此后，蒙古各部纷争更加激烈。其西北的瓦剌部在首领猛可帖木儿的带领下攻击鬼力赤，一举毙之，与明朝、鞑靼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成祖朱棣数次率军亲征鞑靼，取得了几次胜利，鞑靼日渐没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返回途中驾崩。瓦剌部在首领脱懽的带领下乘机击败鞑靼，统一蒙古部落，势力大增。脱懽迫于内部压力，暂立鞑靼部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实权却由自己掌握。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位，操控瓦剌和鞑靼两部落大权，势力东起松花江流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南逼明边境线长城。明朝北方形成了“两虏合一，势益强盛”的局面。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二

　　瓦剌和明朝边境原有马市交易。作为游牧民族，瓦剌的农业、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和手工用品匮乏，仅靠马市交易不能满足需求。永乐年间，瓦剌又开始了朝贡，向明朝进贡驼马兽皮之物。明朝为体现天恩浩荡，往往按贡使人头和所供货物予以赏赐。瓦剌见有利可图，就逐渐增多使团人数，甚至虚报人数以多领赏赐。按原制，瓦剌每年到北京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到正统时已动辄上千人，不仅沿途州府要供应食物，且多有不法分子抢夺滋事。明朝苦不堪言。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遣贡使2000人到京贡马，却诈称3000人。王振非常生气，叫礼部按照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同时又以瓦剌所贡为驽马为由，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将瓦剌使团驱逐出境。

　　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朝失信，于是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入寇。明军常年边防松弛，仓猝应战，自然连遭败绩，不几日就失掉了几座城池，边报紧急。王振为请功弄权，耀武扬威，力劝英宗亲征：“我朝以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悉亲经战阵，皇上春秋鼎盛，年方力强，何不上法祖宗？”明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宣宗朱瞻基都曾御驾亲征，并取得了辉煌胜利。英宗年轻好奇，即召集群臣动议。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尚书王直、侍郎于谦等百官力谏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受王振怂恿，一心效仿曾祖朱棣五次亲征鞑靼的壮举，对群臣疏奏一概不听。最后，命御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代理国事，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权，两天内调动精兵50万，备好衣物粮草，御驾亲征。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扈驾随征。七月十六日，50万大军浩浩荡荡誓师出征。王振掌握全部大权，跟随英宗左右。大军十九日过居庸关，二十三日抵达宣府(今山西宣化）。

　　因出兵仓促，筹备不足，队伍绵延数十里，未到大同粮草已见匮乏，前锋屡战屡败。又加连日阴雨，将士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死尸盈路。诸随军大臣屡言驻扎或者退兵，俱遭驳斥。王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听不进边将的谏言。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甚至被罚跪在草丛中，直至日暮才准许起来。

　　此时，瓦剌军已经攻入长城，左参将都督石亨、总兵官朱冕等率军抵抗，全军溃败，朱冕阵亡，仅石亨一人逃回北京。王振孤注一掷，仍一味往北进发。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抵达大同，前线败报纷至沓来，人心惶惶。王振此时方露怯意，与另一位太监郭敬秘商退兵。初三日，下令班师。王振祖籍蔚州，想让皇帝退兵时御驾临幸其第，以向乡族炫耀，就命令大军取道紫荆关撤军，向蔚州开拔。走了40余里后，王振忽然担心众多士兵经过家乡时会踏坏其庄稼，就紧急命令大军调转方向，改道宣府。

　　也先得知英宗退兵，率军火速追击。明军先西后东，迂回反复，耽搁了不少时间，很快被也先军追上。明军前锋迎战，军心动荡，数将战死，只能且战且退。十三日，英宗退到土木堡，距明军重镇怀来城仅20里，因等候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暂停行进，夜间驻扎堡上。兵部尚书邝野屡奏进驻怀来，派人断后，王振勃然大怒，喝斥：“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邝野慷慨激昂答曰：“为国为民，死何惧哉？”王振气急败坏，将邝野轰出门外。大军遂驻扎土木堡，瓦剌军迅即包围整个土木堡。

　　十四日清晨，瓦剌军四面合围，准备困死明军。土木堡地势较高，明军掘地二丈仍不见水，军士饥渴难耐，人心惶惶。堡南15里外有河，已被瓦剌军占据。朱祁镇心知不能坐以待毙，派使讲和，也先假意答应，佯装后退，王振不知是计，下令军士将营帐移到河边。士兵争先恐后，乱作一团，也先乘机挥师猛攻，明军弃甲曳兵，四处逃窜，霎时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乱军之中，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等五十余位高官战死。英宗见突围无望，扈驾诸臣死逃殆尽，索性盘膝面向东南而坐，静待敌兵。瓦剌军冲到跟前，见此人神态服饰不同于他人，送交瓦剌军指挥赛利王。赛利王也疑惑不能断，经也先辨认，方知是明朝皇帝。此前，护卫将军樊忠在乱军中见王振抱头鼠窜，大喝：“我为天下诛此奸贼！”用铁锤一锤击死王振，奋力杀敌十余人，英勇殉身。此一战，明军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二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三

　　英宗被俘的消息是被逃回的伤兵残卒逐渐带到北京的。开始时很多人根本不信，后来见伤兵越来越多，才确信英宗已经被俘。京师大震。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嚎啕大哭。皇太后和留守的郕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营救英宗心切，密令取出宫中大量金银珠宝，用八匹马车拉着，由太监送到居庸关的瓦剌营中。

　　也先留下赎金，却不放英宗。当时，瓦剌内部对如何处置英宗也产生了争论，有的人主张将英宗就地斩首以泄大恨，有的主张俘虏明朝一国之君，奇货可居，可以向明朝要挟。也先则主张趁明朝国内无主，大举进兵，一举击溃明朝。他说服诸将，将英宗押到其弟伯颜帖木儿营中看押，自己准备率军进攻明朝首都北京。

　　在北京，人们忧心的不仅仅是英宗的安全问题，有识之士更担忧北京乃至大明王朝的存亡。历史上，皇帝亲征被围的也不是没有，如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雁门山整整一月，但这两次都不至于对国家存亡造成太大威胁，一是其军队的精锐尚在，二是其首都长安距前线上千里，敌人难以瞬息攻到。然而此次英宗被俘却非同以往，其一，英宗所率50万大军是明朝军队的全部精锐，京师只留有老兵残将，没有什么战斗力；其二，明朝的首都北京距长城仅一步之遥，敌军奔袭一夜即可兵临城下。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想抵制蒙古兵的进攻，北京存亡关系国家存亡。北京一旦不保，明朝将轰然倒塌，即便不亡国，也至少失去一半江山。

　　此时，从土木堡逃回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极力渲染瓦剌军的强悍凶残。京师此时老弱病残士兵不足10万，兵器盔甲也严重缺乏。恐惧气息笼罩整个北京，不少大户开始将家产南迁。京城一片混乱。

　　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年仅3岁，根本不可能预政。十八日朝议时，翰林院侍讲徐珵进言道：“吾夜观天象，天命南移。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何以抵挡？愚意不若南迁。”此言一出，群臣大哗。兵部右侍郎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倡议南迁者当斩！京师乃天下之根本，一动大事去矣。北宋南渡，可为殷鉴！请速召勤王兵，誓死固守。”这一提议立刻得到不少大臣的赞赏，以于谦为首，商辂、王竑、彭时、吴宁等主战派占了上风。朱祁钰、皇太后诏告天下，由郕王朱祁钰监国，立朱祁镇长子见深为太子，令于谦负责京师战守兵事。

　　于谦随即着手备战，奏请将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府运粮军全部调入京师。因当时官仓在通州，一旦为敌军侵夺，后果不堪设想，群臣多提议焚毁。于谦命文武京官预支9个月的俸粮，军士预支半年饷粮，均从通州领取，又征民夫带车从通州运粮进京，运粮超过20石纳入京仓者赏官给银。这些布置使北京民心逐渐安定。

　　于谦又奏请清除王振余党，明正其罪，以雪民愤，表明朝廷的立场和态度。二十一日，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群臣纷纷弹劾王振恃权作威，倾危宗社，罪应灭族。王振私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叱责群臣：“王振已死，说他甚么？”一语激怒群臣，给事中王竑上前抓住马顺，怒道：“汝私媚王振，倚势作威，今尚敢来多嘴？”群臣怒不可遏，一拥而上，登时将马顺打死在廷堂之上。群臣又向郕王索要宦官王贵、王长随，朱祁钰命人将二人从宫中轰出，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二人当场毙命。不一会儿，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子王山捆来，众人争相唾骂，朝班大乱。朱祁钰见状要起身离开，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要郕王宣谕：“马顺等罪当死，其他众人不论。”诸臣方才逐渐安定。于谦这才发现自己的朝服袍袖在混乱中被撕成了碎条。吏部尚书王直拉着于谦的手叹道：“朝廷幸赖有公，若如我辈，虽多何益？”随后，郕王下令将王山凌迟处死，抄王振的家，将王振家族无论老幼，尽行斩首。从其家中抄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座，珊瑚树六七十株，其他珍玩不计其数。王振阉党被扫除殆尽。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三

　　随后，于谦又任命将领：封杨洪为昌平伯，与罗亨信、朱谦等镇守宣府；荐举陈镒安抚京畿内外军民，罗通守居庸关，曹泰守紫荆关。因石亨先前战败逃回，被贬官下狱，于谦知其晓畅军略，很有军事才能，令其总领京营兵。与此同时，于谦又加紧锻造兵器，押运粮草，充实军储。

　　土木之变后，也先挟持英宗在边疆各城池勒索要挟。二十一日，瓦剌军到大同城下，让人拿英宗驾牌请守城士兵迎驾。大同总兵官刘安和参将郭登信以为真，出城朝拜英宗。瓦剌军趁机掠城，明军大败。也先又矫英宗诏，命大同守军送库银2万两方才退军。刘安搜罗仓库，取出银两，送到也先营中。也先纠缠三天方挟英宗退出塞外。于谦闻报，严叱刘安，下令各边镇“自今瓦剌奉驾至，不得轻出”，同时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这一策略粉碎了也先利用英宗讹诈的阴谋，坚定了边将抗战的信心，使明由被动转为主动。

　　为断绝也先的念头，二十九日，以于谦为首的抗战派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以定民心。郕王再三推辞，于谦大声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郕王于九月初六日登极，是为明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九月初，也先以愿进其妹与英宗结亲为由，表示要与明朝和好。于谦通谕各边镇：“也先诡诈百端，今尚在关外扎营，假以结亲为由，遣使来京，觇我虚实……假以送驾为名，得开门迎接，我欲出兵拒抗，彼则指驾为辞。”严令兵士不得擅自开城迎驾。

　　随后，于谦着力整顿京畿内外及边塞军务，派郭登佩征西前将军印镇守大同。郭登率兵民悉心备战，誓与众将同死，大同边防得以加强。于谦又招募民壮，以国家存亡大义激励兵将，将士兵民同仇敌忾，士气高涨。

　　十月初一日，也先挟持英宗，绕过大同重镇，大举入寇，旋即攻破紫荆关，直逼京师。明代宗大惊，诏告各地宗室诸王入京勤王，命于谦提督各路兵马，守备京师。于谦调动诸将分领官军22万人，列阵于京师九门：武清伯石亨守德胜门、都督陶瑾守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都指挥李瑞守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宣武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阜成门。此时，诸将对如何拒敌意见不一，成山侯王通主张在京外挖筑深壕，总兵官石亨主张全军退守城内，坚壁清野。于谦力主出城迎敌：“寇势张甚，奈何示弱。”劝服诸位将官，在城外布军，封闭诸门，以示决不后退，同时激励三军，严申军令。

　　十一日，瓦剌军在西直门外列阵，将英宗置于德胜门。也先原以为明军精锐已去大半，此时见明军严阵以待，毫无荒乱景象，深感吃惊，只好先借口讲和，言欲送还英宗，请明廷派人迎驾，以探虚实。于谦知其虚诈，只派礼部侍郎王复、鸿胪寺卿赵荣出城见英宗。也先借口二人职卑，指名要于谦、石亨等大臣来谈判。明代宗未允许。

　　十三日，两军在德胜门展开激战。于谦派石亨设下埋伏，让小队士兵诱敌。也先派弟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率兵万余，冲杀过来。于谦即令伏兵放火炮火铳，敌军死伤惨重，孛罗和平章卯那孩也中炮身亡。石亨出安定门截杀，瓦剌兵溃逃。也先亲率精兵暗袭西直门，都督孙镗仓促应战，力战数个时辰，渐感不支，开始后退。城上守将杨善呐喊助威，开炮轰敌。正相持时，石亨率兵赶到，三面夹攻。也先败退，又遭明将王竑伏击，仓皇退至城外数里安营。明军大胜。这是明军保卫北京的第一次会战胜利。

　　十四日，瓦剌又进逼彰仪门。于谦亲自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京师百姓纷纷加入战斗，从房顶投掷砖石。瓦剌军逡巡不敢进，明军乘机追击，瓦剌又败退数里。也先原想借英宗身价逼迫明军投降，却屡战屡败，士气大跌，成功无望，不得不于十五日夜间拥着英宗西退。于谦得知，派兵追赶，三战三捷，毙敌万余。也先恼羞成怒，沿路抢劫，还焚烧了明朝寝陵。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三

　　十一月初八日，瓦剌退出塞外，北京宣布解严。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也先夺取北京的企图，稳定了北京的形势，挽救了明王朝。于谦运筹帷幄，镇定自若，在京师守备空虚的情况下迅速集结军队，激励士气，身先士卒，起了决定全局的作用。

　　代宗论功行赏，以于谦、石亨功劳最卓，封石亨为武清侯，加于谦太子少保，总督军务，仍掌兵部尚书事。于谦极力推辞，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敢邀功赏哉？”最后才不得不接受。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于谦又提出“今日之计，可以养锐，不可浪战”，积极布置，未有丝毫懈怠。为加强京师的边防，他抽调辽东、宣府军马，将名将杨洪、罗通等调入京师，大同总兵郭登也被命率部入援。同时加强边关塞口的防御，派顾兴祖、刘安等修筑要隘，左都督朱谦镇守宣府，佥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关。

　　土木之变时，英宗的心腹太监喜宁投降了也先。他授计也先，从宁夏进兵，绕过北京，直趋山东、临清，夺取南京，将英宗安置此地作为傀儡，可以长江为界分割中国，与北京的景帝抗衡。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也先进攻宁夏边塞。边关诸将奋勇抵抗，斩敌数千，取得了土木之变后明军在塞外的第一次胜利。其后，明军又接连挫败也先的几次进攻，瓦剌士气大跌。是年五六月间，也先又犯大同、雁门关，均遭惨败。明军士气大震，边防日益巩固。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四

　　随着明军取得的胜利，也先速战速决、轻取北京的想法破灭。而明朝采取拉拢脱脱不花、阿拉知院的策略孤立也先，更重要的是，明朝已另立皇帝，英宗成为空壳。也先一时进退两难，杀之怕激怒明朝报仇，放回去又心有不甘，一时无计可施。思虑再三，认为与其杀之不如送还明朝，既得到金银财宝，又可与明朝结好，恢复马市贸易，更可以落下好名声。于是再三遣使致意，请北京派使迎驾。

　　一些主战派大臣认为此是也先故伎，不可相信，极力反对议和。于谦力排众议，认为也先屡败，其议和态度可信，劝景帝遣使迎驾。景帝却犹豫不决，陷入两难：若迎回英宗，自己必然交还皇位，若不迎回，则必遭非议，就召集群臣商议。于谦和吏部尚书王直首先陈言，请即遣使，其他诸臣也多随声附和。景帝颇感难堪，怒曰：“朕非贪此位，乃卿等强欲立朕，今复出尔反尔，殊为不解。”群臣瞠目结舌，无以言对。于谦上言：“也先屡败，其意可信。陛下与太上皇兄弟至亲，上皇在外，理应奉迎，万一敌人怀诈，是彼曲我直，我得声罪致讨。今大位已定，何人敢有他议？”景帝闻此，方答应遣使。

　　于是，景帝先派吏部右侍郎李实带随员出使瓦剌，窥探虚实，并不言及迎驾事。于谦得知也先真心送还英宗，奏明景帝，派右都御史杨善、工部侍郎赵荣于七月二十七日出使瓦剌。也先接见杨善，却故意刁难。幸而杨善机智灵慧，巧妙对答，才维护了明朝国威。也先询问敕书中为何没有奉迎太上皇的言词，杨善答是为尊太师，成就你主动送还的美名，否则带有强制意味。也先又问，为何不多带金银来赎，杨善答是让你名垂千古，不然后人会以为你图财而非仁义君子。也先又问太上皇回去是否就皇位，杨善答：“天意已定，不便再移。”也先又问中国古代尧舜禅让，是否为真？杨善答：尧让位于舜，今上皇让位于弟，古今一辙。也先钦叹良久，哑口无言，只好备车驾送英宗返京。

　　消息传到北京，礼部议定的迎驾仪式很是隆重，景帝以恐遭敌诡计为由删繁就简，只派一辆车马迎接太上皇由居庸关进入，在安定门换乘法驾，从安定门行至东安门。此时，千户龚遂荣上疏，说现在迎驾应当效法唐肃宗故事，奉迎应隆厚，景帝应再三避位，上皇坚持逊让方合古法。景帝勃然大怒，系之于狱。几天后，上皇至京城，百官于东安门外跪迎，景帝在门内下辇接驾，英宗下轿答礼。两人辞让帝位再三，随后英宗被送到南宫安顿。

　　南宫即崇质宫，位于重华宫东南，是软禁失意妃嫔和皇族的专用所，极少有人光顾。景帝又派边塞大将王骥镇守，以防英宗勾结外界或逃出。不久，景帝去除监国称号，堂而皇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北京保卫战后，景帝对于谦很是倚仗宠信，授予大权，可以单独进入皇帝寝宫奏事，于谦的地位权势，无人可以比肩。于谦对于皇宫内部的争斗无能为力，只能屡屡上疏，强调“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加紧国防和京城的防卫，修缮城池，募民屯田，严肃军纪，惩治了一些贪将。他又发动民众，疏通了漕船运粮草的运河要道，精心改进武器，操练阵法，使军队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他还改革京营军队，创立了团营。

　　明成祖时，京军被编为三大营：即五军营，由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编成，有步兵和骑兵；三千营，负责扈从皇帝出入，为骑兵；神机营，使用火铳火炮等新式武器。这三大营各有总兵官，名义上都由五军都督府统辖，但实际上五军都督府只负责文书军籍，不管战时调派，号令难以统一。又因各营兵种不同，训练各异，遇到调遣，士兵不习新号令，兵将不相认识，互相扯皮。因此尽管有40万京营军，作战能力却很低，也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战的惨败。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开始改革营制，设立团营。他在三大营中选拔骑勇骠悍者15万人，分为十团营，每团营15000人，每营设置都督1人，叫做“坐营都督”。每一坐营都督下，设都指挥3人，各统领5000人。每一指挥下，设领队官5人，各领军士100人，每一领队下设管队2人，各领军士50人。以上十团营设一总兵官，由石亨担任。没有入选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作“老家”。此十团营集中在安定门外校场团操，演习阵法。各管队和领队官均熟悉部下每个士兵的姓名、年龄、相貌等。遇有战事，由原来的各营军官统率，号令划一。这一变革克服了原来三大营的缺点，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明史》评论说：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四

　　这时，瓦剌内部开始出现内讧。也先性情残暴专横，兵力最多，脱脱不花虽名为可汗，却无实权，阿拉知院兵较少，也没有权力。三人先前联合攻明时尚能团结对敌，现在也先占去大部分所掠财物，引起脱脱不花和阿拉知院的不满、猜忌，进而相互攻伐。脱脱不花的一个妻子是也先的姐姐，也先欲立其姐之子为太子，脱脱不花不从。也先借口脱脱不花私通明朝，率兵攻打，脱脱不花战败逃往兀良哈部，投靠沙不丹。未想，沙不丹畏惧也先，杀死脱脱不花，向也先请赏。也先趁机称霸诸部，扩大领地。景泰五年（1454年），也先自立为可汗，遣使赴明进贡，明优礼答之，赐其“瓦剌可汗”号。也先日益骄纵，虐待他部，兀良哈等部不堪忍受相继反叛。次年，阿拉知院率众攻也先，也先仓惶出逃，被乱军杀死。其后，瓦剌内部纷争不已，势力日趋衰弱。

　　英宗朱祁镇返回北京后，被禁锢在南宫中，景帝派靖远伯王骥守卫，严禁英宗和外界接触交往。英宗在南宫过着孤寂落寞的生活。

　　景帝坐拥帝位既久，思索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以长期霸占帝位。但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大臣们看来，景帝这种篡夺其兄皇位的做法很是自私卑鄙。不少大臣对此极为不满。如今景帝想将皇位长期据为己有，如何获得大臣的支持就成为他首先要解决的难题。景帝曾经以故意记错太子的生日向一个太监试探，这个太监故作不知，让景帝更意识到更换太子的困难。他叫来心腹太监兴安密谋此事，兴安也感到十分为难，却又不敢公然反对，只得苦思冥想，与景帝思虑谋划，最终决定采取收买拉拢的方法，钳制大臣口舌。

　　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景帝加赠都御史杨善、王文太子太保，不久又加赠陈循、高谷太子太傅，江渊、王一宁、萧镃太子少师，商辂、于谦大学士衔。四月，又赠内阁大臣陈循、高谷银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金各五十两、银百两。吃人嘴软，诸大臣或升官或得贿，就不好再开口反对易储。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迎刃而解。因为尽管没有大臣反对，却也没有大臣第一个提出更换太子，景帝本人自然不好提议，事情就僵在那里。

　　正在景帝束手无策时，忽然收到一道署名“黄■”的奏折，奏折中极言应尽快易立太子，“永固国本”，以“一中外之心，绝觊觎之望”，如此则“天下幸甚！臣民幸甚！”景帝阅奏，自然欣喜万分，叹道：“万里之外，竟有此忠臣！”

　　黄■何许人也？

　　黄■原是广西州官，因平匪有功，擢为都指挥使，守备浔州。他的哥哥黄■为思明州（今广西宁明县）知府，因年迈打算让其子黄钧继承职位。黄■觊觎知府职位，就率数名兵士深夜潜入思明州城，杀死黄■父子，将尸首埋入后院，连夜返回，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次日他佯装不知，一面为其兄发丧，一面发榜缉拿凶手。谁知黄■的仆人福童夜晚窥知真相，禀告官府，朝廷大怒，将黄■父子逮系狱中。黄■为减轻罪责，派心腹到北京拉关系，无意得知皇帝正为易储一事焦头烂额，就迎合帝意，上疏请更换太子。

　　景帝览奏大喜，秘宣黄■无罪，当即释放。同时，召集群臣，将黄■的奏折传阅商议，并让大臣署名画押。群臣面面相觑，默不做声。兵部尚书于谦立即奏言此举万万不可。良久，都给事中李侃也反对易储。又等片刻，太监兴安厉声道：“此事不能不行，如以为未可，请勿署名，何必首鼠两端？”群臣嗫嚅再三，只得依次签名，唯有尚书王直、于谦和御史左鼎等人坚决不签。御史陈循将笔濡湿塞到于谦手里，于谦等人才不得不署名。

　　景帝遂下诏，名正言顺地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废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大赦天下。加封各官官衔，尚书王直、武清侯石亨为太子太师，于谦为太子太傅，都御史王翱为太子太保，兼支两份俸禄。群臣默然领受，唯有于谦一再推辞。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四

　　孰料朱见济福浅命薄，被立为太子仅一年多，于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因病一命呜呼。景帝悲恸万分，将之葬于西山，谥曰怀献。而景帝又仅此一子，皇储万不能空缺，一些官员上疏请“再建皇储”。御史钟同、礼部郎中章纶以东宫既殁，并无弟兄，不如仍立沂王，以定人心。景帝大怒，不管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宫门已锁，仍命将二人投入诏狱。不久，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又上奏，请皇上朝谒太上皇，礼待上皇诸子，被景帝饬杖八十，谪为定羌驿丞。景帝余怒未消，又旧案重提，将钟同、章纶扯出施行杖刑，可怜钟同被当廷杖毙，章纶死而复苏。一时群臣闭口。此前于谦曾密请景帝赦免钟同、章纶，景帝“怫然不悦”。

　　刑部给事中徐正，看到诸大臣上言奏复立沂王为太子者均遭杖谪贬戍，就打算效法黄■，迎合帝意，上疏请将沂王赶出南宫，徙置封地，以断绝大臣的复立念头。景帝此时已被易储事件弄得身心俱疲，烦躁暴怒，看到徐正的奏折，并不给予褒奖，反而严加叱责，将徐正谪戍千里外充军。自此，群臣均缄默不言太子事。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五

　　景泰八年（1457年）元旦，景帝接受朝臣拜年贺礼毕，忽觉身体欠安，难以支撑，不能视朝，接连几日卧床休养，也不见效。百官唯恐景帝一病不起，私下里群议后事。正月十四日，群臣联名请立太子。景帝传谕说，朕只是偶有寒疾，将于十七日临朝，所请不允。

　　按照惯例，正月十五日元宵节，皇帝当进行郊祀。景帝于十二日召武清侯石亨到病榻前，嘱咐其代行祭祀事。石亨因此看出了景帝病势沉重。

　　十六日，于谦与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知道景帝已经不治，危在旦夕，又与诸大臣商量立太子事，准备再次上疏，商议未定，当晚就发生了“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的发动者是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张軏、许彬等。石亨见景帝病势沉重，将不久于人世，就与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谋议，他们认为与其复立太子，不如请太上皇复位，自己能得到更多的功赏。他们又和太常卿许彬商议，许彬以为此举为不世之功，并请石亨等去和左佥都御史徐有贞商议。石亨等连夜赶往徐有贞家，徐有贞闻之大喜，并观测天象，对石亨等人说：“天数已定，事在今晚。”决定当晚行动。徐有贞说：“必须让太上皇知道。”张軏说：“已经暗地里通报了。”徐有贞又令太监曹吉祥入宫通报太后。

　　当晚，徐有贞以边境有敌情为借口，谎称为防万一，派张軏等率部进入大内。石亨掌管宫门钥匙，夜里四鼓时刻，打开长安门将张軏等放了进来。入宫后，“复闭以遏外兵”，徐有贞锁好城门，将钥匙丢入水塘。皇宫内御林军不知何故，见有武清侯石亨和张軏率领，也不过问。徐有贞等带领兵士直奔南宫，到了南宫门口，因门打不开，“毁墙以入”。见到英宗，石亨、徐有贞等立即拜伏，请英宗登大位，并大呼抬轿进来。因事出突然，士兵们紧张得抬不起轿来，徐有贞率众人合力抬轿以行。一边走，英宗一边问诸人姓名。至东华门，卫兵不开门，英宗高呼：“朕太上皇帝也！”卫兵们呼啦闪开。进入奉天殿，英宗就座，徐有贞三呼万岁。

　　时间已是十七日破晓，百官已经在朝房等候景帝早朝，忽闻殿中呼噪，正感到惊异，徐有贞跑来高呼：“太上皇帝复位了！”并催促众臣入贺。百官惊愕入谒，英宗宣谕复位，众人才定下神来。时为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中午。

　　徐有贞等人拥英宗复辟时，景帝躺卧病榻，似睡未睡，被钟鼓声、呼叫声惊醒，惊问内侍：“殿内嘈杂，莫非于谦？”内侍答不知。不久，太监来报南宫复辟。景帝呆了片刻，连道：“好，好。”面里而卧，再不言语。

　　此时，奉天殿上，英宗正行即位典礼，诏告天下：“土木之役，乘舆被遮，建立皇储，并定监国，不意监国挟私，遽攘神器，易皇储，立己子，皇天不佑，嗣子先亡，殃及己身，遂致沉疾。朕受臣民爱戴，再行践祚，咨尔臣工，各协心力”云云。宣诏毕，群臣三呼万岁。英宗命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系，同时被逮的还有大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永等。当时于谦、王文都在朝班当中，锦衣卫随即拿下，带上枷锁，押入牢中。

　　二十一日，改景泰八年（1547年）为天顺元年；二十二日，杀于谦、王文等。二月一日，废景帝仍为郕王，迁居西内，十多天后，景帝朱祁钰死于西宫，时年30岁。

　　这场宫廷政变，史称“夺门之变”，亦称“南宫复辟”。

　　英宗之所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于谦等人逮系入狱，一方面固然因为于谦是景帝最为倚重和信用的大臣，英宗复位，必然首先剪除景帝的势力，而于谦就是首当其冲被剪除的对象；另一方面，尽管于谦采取的各项策略迫使也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是一件大功，但毕竟英宗返回后，实际上是被景帝囚禁了起来，于谦作为景帝的重臣，英宗对他不可能没有嫉恨。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五

　　但是，于谦的被杀，则主要是“夺门之变”的策划者们推动的结果。

　　于谦主持北京保卫战胜利后，深得景帝信赖倚重，对于谦疏奏“一言即止”，无不采纳。在官员的任用上，景帝也一定悄悄地询问于谦的意见。于谦总是实事求是地回答，从不隐瞒自己，也不躲避嫌疑怨恨。因此，不称职的大臣都怨恨他，而那些未像于谦一样得到景帝信用的大臣都嫉妒他。在也先军刚刚退去时，都御史罗通就弹劾过于谦登记的功劳簿不实。还有御史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言词弹劾过他，全靠景帝力排众议，加以任用，于谦才得以实行自己的计划。

　　而且，于谦性格刚强，遇到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他看不起那些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

　　夺门之变的功臣徐有贞，就是在“土木之变”后提议迁都的徐珵，受到于谦的斥责，很长时间得不到景帝的提拔，直到改名为徐有贞之后，才得到表现的机会和提升，他对于谦一直怀恨在心。

　　石亨在瓦剌进犯时兵败逃回京师，被逮入死牢。北京保卫战时，于谦深知其晓畅军略，善于带兵，就向监国的郕王保荐石亨，让他戴罪立功。石亨感恩戴德，奋勇杀敌，立下大功，被升为武清侯。石亨觉得自己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心中有些过意不去，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没想到却遭到于谦的当面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本一番好意，却遭此批评，又愧又恨。同时，石亨掌京营兵，但因为惧怕于谦而不敢放肆，他也不喜欢于谦。

　　都督张軏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太监曹吉祥等一向都恨于谦。

　　于谦、王文等人被逮系后，徐有贞、石亨等诬陷于谦、王文等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并且和太监王诚、张永、舒良、王勤等策划迎立襄王朱瞻墡的儿子。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判处于谦、王文等死刑。王文怒气冲天，竭力抗辩：“迎立外藩，须有金牌符信，可去内府、兵部二处查验，何得无故冤人？”徐有贞道：“事尚未成，自无实迹，但心已可诛，应当定罪。”也就是说他们意欲迎立外藩，也应该定罪。王文斥骂道：“犯罪必需证据，天下有逆揣人心、不分虚实，遂可陷人于死地么？”徐有贞哑口无言。于谦笑着对王文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虽辩何益？”

　　奏疏上呈后，英宗有些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位这件事就出师无名。”英宗终于拿定了主意。

　　几日后，徐有贞以“意欲迎立外藩”将于谦、王文一案结案，判处两人斩刑。王文闭目长叹：“今日以‘意欲’二字诬陷我等，实不甘心！”于谦笑着劝慰他说：“‘意欲’与‘莫须有’同一矣，辩亦死，不辩亦死，天下自有公论。”

　　英宗下诏：于谦、王文、范广、杨俊等斩首，家属戍边，家产归公；商辂等罢黜归里，大同总兵郭登屡拒朕于城外，欺君之罪不可不究，以功勋卓显谪戍甘州（今甘肃张掖）。

　　圣旨下达后，石亨、徐有贞等立即率锦衣卫抄籍于谦家。来到于谦府前一看，却见于谦府第陈旧低矮，室内摆设简陋，家无余资，又没有奴仆婢女，惊讶万分。只有一间正屋，门上用双锁紧锁，石亨、徐有贞以为于谦的金银珠宝一定藏于其中，命人砸开房门，登时目瞪口呆，里面存放的均是皇上所赐宝剑、冠带、印信等物，封存完好。见到此，不少兵将为之垂泪。

　　随之，徐有贞等人马不停蹄，谪戍于谦家人。于谦全家仅有六口：长子于冕夫妇、义子于康夫妇和女婿朱骥夫妇。京城百姓闻之心酸。六人被发配龙门卫（今河北赤城县龙关镇），即日起程，不得耽搁。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五

　　天顺元年即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英宗复辟的第六天，也是于谦被逮的第六天，北京阴霾重重，于谦等八人的囚车驰向西市。京城百姓前呼后拥，哭声震天，为于谦等人喊冤。

　　临刑前，于谦扫视围观百姓，大声说：“当年百万大兵俱在我掌握之中，此时不谋危社稷，如今一老羸秀才，尚肯谋危社稷乎？南宋文天祥昔日于此处就义殉国，于谦今日死此地，愿已足矣。皇天后土，昭昭我心！”说罢，热泪纵横，作绝命诗云：

　　成之与败久相依，岂肯容人辨是非。

　　奸党只知谗得计，忠臣却视死如归。

　　先天预定皆由数，突地加来尽是机。

　　忍过一时三刻苦，芳名包管古今稀。

　　吟毕，引颈就戮，时年60岁。为威吓百姓，石亨命令暴尸七天，不得祭奠收尸。

　　京城百姓闻于谦冤死，老幼皆泣，合门私祭，《明史》载“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甚至还流传了一副民谣来怀念被冤死的于谦和范广：

　　京都老米贵，哪里得饭广（范广）？

　　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于谦）？

　　边关军士闻知，莫不涕泣，举营祭奠。居庸关内外树上尽挂白带，以示哀悼。山西、河南、浙江百姓闻知噩耗，哀恸号哭，多在家中社灵祭奠。但慑于朝廷淫威，京城百姓无人敢去刑场祭奠，更无人敢去收尸。

　　太监曹吉祥手下有个指挥使朵儿，不顾禁令，带着酒物去刑场哭奠。曹吉祥得知后，将他痛打一番。第二天，朵儿又哭着去祭奠，又被痛打一番，皮开肉绽，第三天仍爬到刑场哭祭于谦，守尸一夜，于当晚逃出京都，奔往塞外。京城百姓为朵儿感动，纷云：“我等皆是于少保存留性命者，反不如一朵儿也？”一起带酒物前往刑场祭奠，号哭之声，响彻天地。石亨差人禁止不住，祭奠者日夜不断，络绎而来。

　　都督同知陈逵平素仰慕于谦德操为人，在于谦被斩第四天晚上三更时分，贿买哨卒，将于谦尸骸收殓，偷运出城，葬于西直门外。

　　次年，被谪戍龙门卫的于康、朱骥得知父亲已被斩首，尸体被收殓，一心潜回安葬父亲。看守士兵得知，感慨于谦节操，故意放行二人。他们暗潜回北京，找到陈逵，将于谦尸首挖出，包装结实，昼夜兼程，回到家乡钱塘杭州，遵照于谦遗言，将其葬于杭州三台山。

　　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蛊惑下，英宗对于谦、王文等打算迎立襄王朱瞻墡为皇帝的审判结果笃信不疑，对襄王也满怀戒备。不久，英宗翻检出襄王所上的两个奏疏。原来襄王就封长沙，很有威望和声誉。英宗被俘虏后，当时掌权的孙太后有意迎立襄王为帝，并已经下令取出金符。但襄王却上书太后，请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令郕王监国。英宗回到北京后，襄王又上书景帝，让他多去探望被囚禁南宫的哥哥，对英宗儿子也要多加关心。英宗见到襄王所上二书，才知冤枉了襄王，乃召见襄王，与之促膝而谈。此后，英宗很后悔杀了于谦等人。

　　英宗复辟后，立即大肆封赏夺门功臣。徐有贞爵封武功伯，以兵部尚书兼大学士入阁预机务。石亨进爵为忠国公，太监曹吉祥被赐予锦衣卫世职。其他在政变中有功的官员，也分别被封为侯、伯或加官晋俸。投机者在宫廷政变这场政治豪赌中，成了最大的赢家。

　　这些政治投机分子当政伊始，马上就露出了丑恶的嘴脸。其中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依仗夺门迎复之功，最为骄横跋扈。

　　英宗因徐有贞有才，对其十分宠信。石亨、曹吉祥十分怨恨，日夜图谋打击徐有贞。此二人使用离间计，使英宗疏远了徐有贞，后又唆使言官弹劾他“图擅威权，排斥勋旧”，致使徐有贞被逮入狱，贬为民，发配边疆。徐有贞被免后，石亨、曹吉祥更加招权纳贿，肆行无忌，不断被人告发。石亨后来也被逮入狱，于天顺四年（1460年）病死于狱中。石亨完蛋后，曹吉祥惶惶不可终日，认为自己与石亨同功，石亨既败，自己绝不能独全；于是，渐蓄异谋，结死党，阴谋废掉英宗，于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事败，被凌迟处死。

　　皇权争斗的牺牲品：于谦案 于谦案 五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二十六日，英宗驾崩，太子朱见深继位，改年号成化，大赦天下。于冕、于康等也获释归钱塘老家，上疏为其父申冤平反。不少大臣上奏于谦确系冤死。成化帝遂降旨旌表于谦功勋：“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我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权奸之所害。在昔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故复卿子官，遣人谕祭。呜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顺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后，允惬乎人心。用昭百世之名，式慰九泉之意。灵爽如存，尚其鉴之。”遂为于谦昭雪，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将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成化帝御笔题词。成化二年（1466年），皇上又钦派大臣赴钱塘三台山祭奠于谦，刻碑铭文。

　　成化帝崩后，孝宗朱祐樘继位，降旨为于谦赠谥诰祠额，谥于谦“肃愍”，额曰“旌功祠”，并为于谦雕塑铜像，每年春秋两次祭祀。嘉靖年间，又将于谦侑享于功臣庙，与开国功臣刘基等并祭。万历年间，以“肃愍”谥号不能彰显于谦忠贞功德，改谥号为“忠肃”，子孙世袭。

　　于谦冤案到此得以完结。此后的明朝皇帝和清朝皇帝都对于谦墓祠有所修缮，使于谦的功绩更为世人晓知，得到世人的尊重爱戴。

　　于谦以令人仰止的功德气节，惨遭屠戮，于谦的功绩和精神却永驻人间，万代景仰。当时及其后的不少文人为其作诗赋咏。万历年间，钱塘人孙高亮为于谦事迹感动，作纪实小说《于少保萃忠传》四十回，开了当代人为当代人写小说的先例。

　　于谦墓在杭州三台山，宋代冤死的著名大将岳飞之墓在杭州栖霞岭，南北遥对。不少人的诗作或联对将于谦与岳飞并列。如杨鹤的对联：

　　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功臣，白马江边，怒卷千堆雪浪；

　　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心伤两地风波。

　　明末浙江鄞县人张煌言，号苍水，力主抗清复明，曾与郑成功联合，率兵攻清。他对于谦十分敬仰，曾作“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联。他被捕后，也期望死后能被埋葬于西湖边：

　　梦里相逢西子湖，

　　谁知梦醒却模糊。

　　高坟武穆连忠肃，

　　添得新祠一座无？

　　张煌言就义后，后人就将其葬在杭州南屏山南麓，并建“张苍水祠”，与岳飞、于谦号称“西湖三杰”。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一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三岁时全家迁居广西梧州府藤县（今广西梧州市）。他“少年慷慨，负胆略，好谈兵”，23岁时参加在广西桂林举行的丙午科乡试，得中举人，此后，虽接连四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没考中。他性情爽直，并不为落榜沉沦，每次赶考都沿途游历，遍览祖国名山大川。他又喜欢结交友人，常常与老年的军校或退役的兵士谈论兵法战阵及边塞作战形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才得中己未科进士。

　　就在袁崇焕金榜题名的这一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震惊的大事：明朝兵部侍郎、辽东经略杨镐率领的12万大军被崛起于东北的后金军击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正是这一战，改变了袁崇焕的命运。

　　此前，原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女真人努尔哈赤经过30年的征战杀伐，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势力逐渐强大。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位称汗，定国号为“大金”，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被尊为聪睿汗，又称天命汗。两年后，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进兵抚顺，并一举夺取了抚顺城。从此开始，天朝大国明朝与后金开始了正面的军事冲突，令明朝大臣们谈之色变的“辽事”开始蔓延，直到让所有的汉人如坐针毡，食不甘味。

　　抚顺的陷落使明廷“举朝震骇”，明廷决定“犁庭扫穴”，一举消灭努尔哈赤，荡平后金。兵部侍郎、辽东经略杨镐统率12万大军，号称47万，浩浩荡荡，兵分四路，直取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兵仅6万，却将杨镐大军击溃，士兵死近5万人，而后金仅死伤3000余人。明朝大国军政废弛疲沓，由此一览无余。明神宗万历帝在位48年，已经有二三十年不上朝临政，躲在宫中不出，万事不问，不管多紧急的事情只是装聋作哑，一味往自己的仓库里敛钱。万历帝二十多年的怠政，导致政事日非，军纪荡然，士无斗志，国力虚弱，局面困难至极。二十多年不露面的明神宗万历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终于一命呜呼，其儿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贪色误服药物而死，在位时间虽短，却留下了著名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明末党争留下了话题，使明朝政事更一发不可收拾。光宗死后，儿子朱由校继位，改年号天启。

　　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又攻占了开原、铁岭。此时，明廷派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的身份统领辽东的军政事务。熊廷弼到任后，采取“坚守渐逼”之策，整肃军纪、练兵造械，积极布防，逐渐稳定了局面。但朝中大臣弹劾其只知防守，无力收复失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被罢，由治水有方的袁应泰继任。

　　次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袁应泰虽具政治才能，但“兵事非所长”，7万守军全军覆没，后金军攻陷沈阳，接着攻占附近的辽阳。袁应泰自缢而死。后金军乘胜连陷定远、鞍山等70余城，势如破竹，明军则闻兵色变，一溃千里，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更毋庸谈进攻和收复失地了。努尔哈赤接连得胜，把都城由赫图阿拉迁到了辽阳。

　　明廷只得重新启用赋闲在家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试图挽住颓势。熊廷弼主张以守为攻，多方协作，固守辽西，待时机成熟再收复辽、沈。但其下属、时任辽东巡抚王化贞自命不凡，另有主张。王化贞在明廷中有靠山，首辅叶向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都支持他，他往往不经熊廷弼而直接与朝廷联系。而且，王化贞当时拥兵12万，而熊廷弼部下只有5000人，经略之职只是个空壳。两人意见不一，不但不能相互配合，反而互相指责，经常发生争执。而且，明廷中多支持王化贞者。努尔哈赤知道“经抚不合”，便趁机挥军渡过辽河，向广宁进攻，王化贞的12万大军大败而归。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又攻占周围的40余座城镇。王化贞一败涂地，狼奔豕突，尽弃关外之地逃命。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一

　　至此，明朝与后金之间的三场大战役：杨镐的12万大军，袁应泰的7万大军，王化贞的12万大军都以溃败告终。而且，这三次大战都是后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他的小战更是数不胜数。后金军已经让明军畏之如虎，几乎到了不战即可屈人之师的程度。

　　熊廷弼、王化贞因败被下狱治罪。当时，明熹宗天启帝继位后，贪于玩乐，政权由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握，朝廷内部党争日益激烈。以清高自许的东林党和阉党之间势如水火，针锋相对。经过数年的明争暗斗，阉党逐渐占据上风，不少清流正士被迫害致死。因熊廷弼与东林党人过往甚密，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弃市，时年57岁。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先后三次任辽东经略，善于用兵，极有将才，使辽东局势大有起色，是明末不可多得的文武兼备的人才，却因党争被冤杀，传首九边。所谓传首九边，就是把罪犯的首级传递到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甘肃等九个边镇，震慑边疆士卒，以儆效尤。熊廷弼的被杀成为当时影响甚大的一个冤案，对明军士气打击甚大。

　　熊廷弼、王化贞被逮后，朝廷任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统领辽东、天津、蓟镇、登莱等处军务。王在晋（1564~1643），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历任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兵部侍郎，天启初任兵部尚书。此时，代替熊廷弼为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当时，山海关外之地，大部分由蒙古族的喀喇沁诸部所控。喀喇沁部与满洲女真族经常为争抢财物发生争斗，结怨甚深。王在晋就打算利用喀喇沁守关外，以缓冲后金的冲击，上奏请朝廷发粮食布匹接济拉拢喀喇沁部。

　　正在此时，袁崇焕站出来，表示了坚决不同的意见。他表示，蒙古族与女真族同为游牧民族，惯以狩猎掠财为生，不能相信，同时他坚定地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举座震惊。

　　袁崇焕中进士后，赴福建邵武县任知县。在任上，他关心百姓，平反冤狱，深得百姓拥戴。他时刻关注辽东军事进展情况，常常邀从辽东退下的老兵闲谈。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到北京朝觐，即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在京期间，他得到更多关于辽东战事的消息，忧心如焚，在与群臣闲谈时，发表了一些中肯见解，引起了御史侯恂的重视，并得到他考进士时的主考官韩爌的推荐，被破格升任兵部职方主事。

　　明朝官制，兵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武选（武官人世）、职方（军政军令）、车驾（马匹警备）、武库（后勤兵器）四司。职方司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袁崇焕由一个七品知县仅一年就升为六品的职方主事，的确是破格提拔。

　　当时，朝廷在辽事上节节败退，大臣议论纷纷。山海关作为“天下第一关”，是保卫京师的第一要塞。如何守住山海关就成为最先要考虑的问题。廷臣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莫衷一是。袁崇焕就孤身一人骑马到山海关内外考察。兵部发现新任的职方主事不见了，家属也不知情，正四处寻找时，袁崇焕风尘仆仆回到兵部，说出了那句令所有大臣目瞪口呆的话，并提出了他的治兵守边方略。朝廷越级提升他为佥事，指挥关外的部队，拨国库银20万给他招募军队。袁崇焕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当时，关外已经全部被喀喇沁各部族所占领，袁崇焕只得驻守关内。不久，各部族归附，王在晋就命袁崇焕移住中前所，并管理前屯卫的事务，接着又命令他到前屯安置失业的辽人。袁崇焕当晚就带两个随从连夜穿过虎豹出没的丛林，四更时到达前屯卫，兵民无不骇然惊服，送他一个“铁胆”的外号。王在晋对袁崇焕十分倚重，提拔他为宁前兵备佥事。但袁崇焕却看不起王在晋，认为他没有远大的谋略，不完全服从王在晋的命令。到王在晋提出在关外不远的八里铺修筑重城时，袁崇焕认为这种做法不策略，应该在宁远筑城。两人意见相左，争论十分激烈。袁崇焕见难以说服王在晋，就越级向首辅叶向高报告。这在官场里实在是大忌。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一

　　叶向高难以决定，委派兵部尚书孙承宗行边考察。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是该科的榜眼，才华横溢又晓畅军事，被破格提拔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能入阁是由东林党领袖、御史左光斗推荐的，但他又能在东林党和阉党之间保持相对中立，被视为东林党的温和派。是年六月，孙承宗抵达山海关考察后，认为袁崇焕所见极是，与王在晋辩驳，王在晋始终坚持己见。孙承宗只好暂返北京，面奏天启帝弹劾王在晋“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天启帝免去王在晋的职务，由孙承宗为督师，统领辽东军事。

　　孙承宗到任后，进行了一系列力度很大的人事变动，重用袁崇焕，着力修筑宁远城。

　　宁远位于山海关外200里，在锦州和山海关之间，扼辽西走廊咽喉。明前中期，关外的军事重地为广宁，广宁、辽阳失陷后，宁远就处于前线位置，背后即是山海关，战略位置大为凸显。孙承宗、袁崇焕派游击祖大寿兴工营筑，到天启四年完工，整座城池“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成为一座固若金汤的关外重镇。远近难民纷纷涌入，人口大增，使宁远城成为远近闻名的乐土。同时，袁崇焕又在周围先后筑城数十座，练兵十余万，造甲百万，屯田五千顷。明朝的东北国防线向北推移了200多里。袁崇焕也因功劳被提拔为兵备副使。孙承宗对他极为赏识，委任甚专。天启四年（1624年），袁父病故。按传统，儿子应丁忧即守丧三年，袁崇焕屡次上奏回家守制，但朝廷以边关正急，命他素服办公。这种应该守丧而被迫放弃的情形，称为“夺情”。

　　袁崇焕在孙承宗的支持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从天启二年到天启五年，短短三四年时间，使局势大为改观。随后他又派兵屯驻锦州、松山等要地，把边境又往北推进了200余里。后金见明军稳扎稳打，无机可乘，兼忙于整顿内部，四年间很少侵犯。

　　而此时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日益炽热。熊廷弼被弃市，杨涟、高攀龙、左光斗等东林人士被扫除殆尽。孙承宗也遭到弹劾，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辞职。魏忠贤趁机派其党羽、兵部尚书高第出任经略。

　　高第，字登之，滦州（今属山西）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不但毫无方略，且胆小如鼠，以谄媚阉党得任兵部尚书，得知被任命为经略，吓得直哭。他认为关外肯定守不住，主张“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下令放弃关外所有城池，全线撤退到关内。袁崇焕见多年心血要毁于一旦，极力驳斥，说兵法有进有退，一退则锦州、宁远动摇，山海关就毫无保障，直接置于前锋，而且主动退守是示弱于敌，不战自溃。高第不顾这些，强令关外诸城守兵撤退。袁崇焕性格倔犟，抗命道：“宁前道当与宁（远）、前（屯卫）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高第也拿他无法，只得尽撤其他城镇守兵，只留宁远、前屯卫两城。一时间，米粟辎重被弃者数十万计，难民哭声震天，死者塞道。袁崇焕见此，便请求回家守制，未获批准。没过多久，朝廷提拔他为按察使。

　　这样，广阔的关外仅余两座孤城屹立。但谁也没想到，袁崇焕竟靠这两座孤城顶住了气势汹汹的后金军。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二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辽北地区天寒地冻，努尔哈赤见高第庸懦无能，便统兵13万，号称20万，西渡辽河，直扑宁远。二十三日，后金军抵达宁远城下。

　　当时，宁远守军不足两万，双方实力悬殊。消息传来，经略高第惊慌失措，吓得屁滚尿流，封闭关门，龟缩不动，绝不救援。京师大臣也知道宁远凶多吉少，兵部尚书王永光连连嗟叹。袁崇焕却慷慨激昂，写下血书：“区区宁远，中国存亡系之，失此不守，数年后吾族皆左衽矣。”激励将士誓死守城，同时将城外居民撤入城内，坚壁清野，又设重金悬赏奖励勇士，初步稳定了军心民心。

　　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派人劝降，被袁崇焕骂回，遂开始攻城。后金军善于骑射野战，来势凶猛。袁崇焕待敌兵迫近，下令发射刚刚引进的西洋巨炮，又用石头火木向敌军猛砸。后金兵死伤甚重，努尔哈赤也被炮火余力击伤。后金兵连攻三日，袁崇焕率军民死守，战斗异常惨烈。战火中袁崇焕肩臂受伤，鲜血染红了战袍。将士劝他下城，他撕下战袍裹住伤口，继续指挥。此时正值严冬，袁崇焕的胳膊与血染的战袍被冻粘在一起。将士们见主帅誓死抗敌，争死效命，血战三天三夜，杀得金兵尸横遍野。努尔哈赤见力攻不下，最终不得不下令退兵。袁崇焕守卫宁远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胜利。这就是有名的“宁远大捷”。

　　努尔哈赤自25岁起兵以来，至今四十余年，大小数百战，战无不克，攻无不胜，而且多是以少胜多，令明军闻风丧胆。如今，攻打一个孤城宁远竟毫无办法，而且损失惨重，愤恚不已，退兵途中劫掠了明军的一个粮草重地觉华岛，将守岛的几千名兵将屠杀殆尽，又焚烧了十万石粮草，以泄败兵之恨。尽管如此，努尔哈赤依然郁郁寡欢，又兼患上了痈疽病症，是年八月还没回到沈阳就一命呜呼了，时年68岁。宁远之战是努尔哈赤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大败仗。后来，清朝人在修《明史》谈到此次战役时说：“我大清兵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袁崇焕指挥的宁远大捷，打破了后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关外筑城防守策略的正确性得到验证，极大振奋了明末低迷的官心、军心、民心。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振奋，论定功次。高第因坐守不援被免职，由王之臣代替高第出任辽东经略，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

　　当时，魏忠贤势焰日炽，把握朝政，不少大臣趋炎附势，蝇营狗苟，阉党大盛。魏忠贤派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纪用镇守山海关。袁崇焕极力反对却毫无作用。

　　王之臣经略辽东后，袁崇焕又与他在人事安排和职权划分上产生了意见冲突。朝廷为调和两者关系，只得将辽东防务划分为二：关内由王之臣负责，关外由袁崇焕负责。这种简单的做法不仅没有调和好两人的关系，反而事与愿违，双方对此都不甚满意：袁崇焕认为这是对他的不信任和猜忌，而王之臣职任辽东经略，有权节制关内外兵事，现在却只负责关内，权力小了一半。一时间，廷内不少大臣认为袁崇焕居功自傲，不服节制，弹劾的奏折和言论日渐增多。袁崇焕性情耿直，即上疏申辩：“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弹劾攻击，是因为功劳太显。尽管他说的不无道理，但此时上疏申辩在外人看来很有些自视甚高甚至要挟的意思。天启七年（1627年），朝廷怕两人失和对备战不利，将王之臣召回京师，由袁崇焕一人节制关内外军事。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此时，满洲正处于内困外乏的忧患时期，他们作为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又急剧扩军，不仅导致百姓生活难以满足，军需补给也很困难。皇太极的皇位来之不易，还很不稳固，要笼络、震慑其他贝勒，巩固自己的位子。基于这许多方面的考虑，皇太极需要一定的喘息时机，既无力也不想在此时与庞大的明朝大动干戈。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二

　　在明朝，北部边境线被高第撤退后，仅余宁远、前屯卫两城。袁崇焕深知，与善于骑射的女真族作战必须训练一支野战军，而练兵、屯田、造械、修筑锦州宁远防线等等都需时日，也渴盼后金这一时期不发动攻势。双方都需要一段的休战时间，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和谈的念头。

　　得知努尔哈赤死讯后，袁崇焕立即奏报朝廷。并经请准，派遣人员，前往沈阳进行吊丧，兼贺新汗皇太极继位；同时打探后金内部的虚实。这是明朝官员自辽事以来第一次到后金进行政治活动，皇太极也显得颇为友好，殷勤接待并派使回谢，献上人参、貂皮等礼物，并附上了文书。袁崇焕见来书封面题写“大明”、“大金”字样并列，认为后金桀骜自大，有损大明国朝尊严，没有拆封就直接让来使带回，也没有复信。

　　当时，满洲还没有吞明的野心和胆量，女真人口不到80万，土地也就10万平方公里，而明朝人口近1亿，国土350多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几个附属国。两国实力悬殊。双方的议和各有自己的目的：皇太极是要明朝承认自己现有的疆域，能和明朝自由贸易，发展经济，壮大实力；袁崇焕则是想借议和重整力量，一举荡平满洲，收复全部辽东失地，重现大明帝国的辉煌。

　　正在双方积极准备谈判的时候，皇太极竟出其不意地出兵朝鲜，并攻击据守皮岛的明朝守将毛文龙。朝鲜作为明朝的附属国，一直向明朝进贡并听从明朝调遣，明朝负责保护其不受日本侵略。辽事以来，朝鲜在后方给后金军极大牵制，使其不敢大肆攻明。后金对朝鲜觊觎已久，使之屈服不仅可以得到其丰富的物产，更可以解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此时袁崇焕正忙着修建锦州城池，构筑锦州、宁远防线，得报急派兵增援。而援兵未到，朝鲜已经抵挡不住，投降了后金。

　　袁崇焕开始议和的时候，明廷并不知道。及至奏报上呈，皇帝下圣旨准许了议和，但后来又认为这种做法不策略，接连下旨禁止。袁崇焕要借议和收复故土，更加极力坚持议和。此时，就有科道官说朝鲜和毛文龙被攻打，是议和所致。

　　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出兵南下，直抵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把锦州四面包围了起来。守卫锦州的是山海关总兵官赵率教和太监纪用，势单力薄，就用求和作缓兵之计等待援兵。袁崇焕派祖大寿带4000精锐骑兵从宁远出发，准备从敌后袭击，不料却被截回。双方议和未成，后金兵大举攻打锦州，赵率教带兵死守，从五月十一日到六月四日，血战30余场，毫不退缩。皇太极见攻锦州不胜，就于二十八日分大部兵力去攻宁远。袁崇焕兵力较上次已大为增长，此次不仅仅是防守炮轰，也出城与后金兵野战厮杀。原来曾与袁崇焕有过节的大将满桂也奋力拼杀，身中数箭不下火线。战斗异常残酷，金兵伤亡惨重，城下尸积如山，不得已放弃宁远，又转攻锦州。锦州将士奋力抵抗，后金军见仍不能克胜，只得于六月五日撤退，只毁了大、小凌河两座城。这是明军对后金军的第二次血战胜利，史称“宁锦大捷”。

　　从宁远大捷到宁锦大捷，其间一年半的时间，袁崇焕将他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方略运用到营建辽东防线上。他总结上次宁远大捷的经验，根据敌我军队的特点，提出了“凭坚城以用大炮”的战术原则，认为敌兵善于野战，我军则拙于野战，只能凭借坚固的城池打击敌兵；又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的策略，认为防守是第一位的，野战、款和等等都可以用，但不能为主；从长远看，他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和“守关外以御关内”的方略，从而接连获得两次大捷，给入侵的后金以沉重打击。一时海内惊叹。

　　但明廷内部尖锐激烈的派系争斗并未让袁崇焕尝到胜利的喜悦。袁崇焕虽然不是东林党，也不与东林党过从太密，但其座师韩爌、保荐他的御史侯恂、前辽东经略熊廷弼等等都与他关系极好，而此数人与东林党关系不一般。因此，袁崇焕也被目为东林一派。阉党交章弹劾，说袁崇焕不救援锦州是“暮气”，袁崇焕便请求辞官。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二

　　事实上，袁崇焕在锦州被困时，因考虑宁远位置重要，关系整个辽东局势和国家安危，上疏请求派其他兵力驰援锦州，天启帝表示同意。袁崇焕又请让他本人带兵35000人救援，却遭到兵部的阻止：“援锦之役，责成三帅，宁抚只宜在镇，居中调度，战守兼筹，不必身在行间。”袁崇焕只得调派满桂、祖大寿等人前去驰援。

　　耿直倔犟的袁崇焕不愿争辩，请求辞官，七月，天启帝准许他辞官归家，而用王之臣代任督师兼辽东巡抚，驻于宁远。

　　朝廷官员因宁锦大捷增秩赐荫者有几百人，魏忠贤的从孙魏鹏翼还在襁褓中，也被封为安平伯。而袁崇焕只增加一级俸禄。尚书霍维华为袁崇焕抱不平，上疏要求把荫职让给袁崇焕，魏忠贤也未准许。梁启超读到此，在他的《袁督师传》中慨叹道：“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三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23岁的天启帝朱由校病死，因无子由其17岁的弟弟朱由检嗣位，年号崇祯。崇祯帝即位伊始，就展现出了不同于天启帝的强硬姿态。他在东林余党的支持协助下，将阉党一举击溃，魏忠贤被赐死，其党羽被称为“逆党”，或杀头或革职。被阉党排挤罢免的大臣又得起用，冤死的大臣得到平反。人心大快，朝政为之一变。崇祯帝也被臣民看作是“中兴之君”。是年十一月，崇祯帝重新起用袁崇焕，任为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添注左侍郎事。

　　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再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指挥蓟、辽的部队，兼负责登州、莱州、天津军务。按明制，军官需由文臣担任，主要是担心武官掌握兵权威胁皇位。带兵的文臣衔级最高为督师，一般必须以大学士兼任，宰相或首辅出外带兵才称督师。袁崇焕不是大学士，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此时距他做知县时仅六年时间，提拔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只是他的兵部尚书衔，是督师所加的加兵部尚书衔，并非真正的兵部尚书。

　　七月，袁崇焕从广西家中赶到京师，崇祯帝在宫城平台召见袁崇焕及亲信大臣。崇祯帝慰劳一番后，问袁崇焕：满洲起兵已经十余年，我国失土丧师，生灵涂炭，朕把你从万里之外召来，你有何方略平辽？袁崇焕见新皇帝礼贤下士，态度谦和地咨询于他，一时很是激动，脱口而出：“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崇祯帝大喜，当着群臣的面许诺，只要能“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群臣也随声附和，称袁崇焕赤胆报国，是“真奇男子”。

　　崇祯此时稍感疲倦，要休息片刻。给事中许誉卿趁机私下里问袁崇焕用什么计策可以五年复辽？袁崇焕一怔，答道：“圣心焦劳，聊以相慰也。”意思说，考虑到皇帝为辽事日夜焦虑，我是宽慰皇上的。许誉卿一听，立即责怪道：“皇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袁崇焕一听，才发觉自己失言，有些不自然。等皇帝出来继续谈话时，袁崇焕就改变口气说：“陛下把辽事委托于我，我怎敢说难？但五年内，必须事事应手，户部转解军饷，工部供应武器，吏部安排人事，兵部调兵遣将，都应随处配合，才能收到成效。”崇祯帝当即命令在场的户部尚书王家桢、工部尚书张维枢、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在粮饷、兵器、用人、兵将方面全力配合袁督师，不得懈怠迟误。

　　袁崇焕又提出自己的担心：“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这话当着群臣的面说给皇帝听，规劝皇帝不要听信谗言，更强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想让皇帝当面表态，很有些刺耳。崇祯不觉站起来表态说：“卿勿疑虑，朕自主持。”

　　群臣见皇帝力挺袁崇焕，齐声请皇帝赐袁崇焕尚方宝剑以便宜行事。当时持有尚方宝剑的有王之臣、满桂和毛文龙三大将帅。皇帝当即应允，宣旨收回王之臣和满桂的尚方宝剑，用来赐给袁崇焕，准许他相度机宜、自行处事。在崇祯看来，只要能收复辽土，所有条件均可答应，辽东一平，大明中兴也就指日可待。

　　袁崇焕几乎承担了崇祯帝的全部期望，自己也感到担子沉重。临赴关前，他又向皇帝上疏陈述自己治辽的方略和顾虑。方略仍是他以前所提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和“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同时他又指出平辽不能急功近利，要稳扎稳打，务求实效，“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这是他总结和后金之间的战役而得出的持久作战的方略。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朝廷在边疆用人方面的顾虑：一是要“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皇帝和大臣不能根据片言只语指摘边将，二是兵不厌诈，前线情况虚虚实实，瞬息万变，“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敌人可能用反间计，散播谣言，挑拨离间，也请皇帝和大臣注意。崇祯接到奏章，优旨褒答，赐袁崇焕蟒袍、玉带和银币，表示对他的充分信任。袁崇焕上疏推辞了蟒袍、玉带。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三

　　同月，四川、湖广到宁远戍守的士兵因缺了四个月的饷而哗变，其余十三营也起来响应，把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等捆缚起来作为人质，逼迫明廷发饷。

　　明代征兵采取招募制，明初的卫所制度和兵源征募法已经名存实亡。到明末时只有生活无计的人才去当兵，不仅素质无法保证，而且多数人是冲着军饷而来，靠军饷养活自己和家人。发军饷是户部即中央财政的职责，但明末中央财政匮乏，虽然年年加征用于平辽的“辽饷”，但许多被冒挪截用，集中到了皇帝和贪官污吏的私家仓库中。此时欠饷已逾四个月，士兵哗变也是可以预料到的。兵备副使郭广到后，亲自保护毕自肃，并收集了抚赏和自己朋友的两万两白银发给士兵，士兵们仍然不满足，郭广又向商人和百姓借贷，凑足了5万两白银，哗变的士兵才散去。毕自肃上疏承担了罪责，走到中卫所，自缢而死。

　　八月初，袁崇焕赶到山海关，听到士兵哗变的消息后，即赶到宁远和郭广密商，宽宥了鼓动兵变的首领，准许他们立功赎罪，只惩罚了几名哗变的从犯，同时斩了明知兵变而不及时上报的中军，将兵变平息下来。

　　但朝廷的军饷依然没有发下。袁崇焕上疏朝廷请饷。崇祯一听要发内帑之银作军饷，很是不悦，又不好明确拒绝，召集群臣商讨。吏部侍郎周延儒奏说：“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地军卒动辄鼓噪，其中必有缘故。”

　　周延儒(1593～1644)，字玉绳，号挹斋，宜兴（今江苏常州）人。他自幼聪慧，很有才华，20多岁时连中会元、状元。崇祯三年(1630年)为首辅，年仅36岁。为官机智敏慧，善于察颜观色，曾深得崇祯帝器重与信任。崇祯六年（1633年）他被政敌温体仁排挤罢相，后又重新入相，最后以兵败被逼自缢。

　　罗雀掘鼠是唐代张巡的典故。安史之乱时，大将张巡被安禄山围困在睢阳，苦守月旬，军中绝粮，兵士只得张网捕雀、掘穴捉鼠来充饥，仍坚守不屈。周延儒此时提出这一典故，暗示袁崇焕有以兵变要挟的企图。崇祯帝颔首会意，但也不好发作。

　　此时，锦州和蓟州的兵士再次哗变，袁崇焕又上奏催促发饷，直接提出“军欲鼓噪，请发内帑”。崇祯见袁崇焕接连上疏，颇为不满，当着群臣的面怒道：“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他认为，将帅如果能对待兵士如父子、家人一样，不说没有军饷，士兵即便饿死也不会吵闹。

　　但不管怎样，军饷还得解决，中央财政空虚，皇帝不肯发内帑之银，最后还是周延儒献策：“饷莫若粟，山海粟不缺也，缺银耳。何故哗？安知非骄弁拘煽，以胁崇焕邪？”意思是，以粟充银两发兵饷，崇祯也发了些内帑之银，以示对袁崇焕的倚重。兵变得以平息。

　　袁崇焕罢官家居时，皇太极逐渐稳定局势。他见最棘手的对手已去，趁机降服蒙古诸部，并弃称汗，堂而皇之称皇帝。袁崇焕回任后，因为兵变，军队有待重整，无力开战，打算重新借和谈以为缓兵之计。他致书皇太极说明此意。袁崇焕提出和谈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

　　皇太极对袁崇焕的复出很警惕，当时的形势对满洲并不利，如果错过这一议和时机，袁崇焕挥师北上，自己很可能难以阻挡。皇太极也打算利用和谈强化自身，巩固辽沈，富国强兵，时机一到，就可“破竹长驱”。因此，他对袁崇焕的提议积极回应，显示出极大的诚意，表示甘愿称汗，自居为明朝藩邦。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发出八封议和书信，其中给袁崇焕的六封，给明朝诸大臣的两封。他提出的议和条件一是划定两国国界，二是明朝给后金铸造金国汗印，三是讲定修和之礼数目。袁崇焕回书说，和议之事“非一言可尽”，必须上奏朝廷方可。

　　但崇祯帝当时正年轻气盛，着眼中兴，对满清坚持不承认政策，不认同其地位，不与之交易，认为满洲是藩属，与之议和有损国威，一定要灭之恢复疆土。明朝与女真的此次议和也告失败，丧失了最后一次调整自己的良机。此后直至明朝覆亡，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三

　　在与皇太极和谈的同时，袁崇焕着手整饬辽东的防务，加紧训练军队，并上疏请不再设辽东巡抚，同时把宁远、锦州合为一镇，由祖大寿驻守锦州，何可刚驻守宁远，赵率教守关门，袁崇焕自己则镇守宁远总揽全局。

　　崇祯二年（1629年）闰四月，朝廷以春秋两防的功绩加袁崇焕太子少保头衔，从一品，比兵部尚书还高一级，同时赐蟒衣、银币，荫锦衣千户。袁崇焕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致力于辽东军务，不久，他又做了一件令朝野震惊的大事，那就是用手中的尚方宝剑斩杀了另一个持有尚方宝剑的将领——毛文龙。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四

　　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祖籍在山西太平，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司。他原先不事产业，经常赌博，渐成无赖之徒，因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被推荐为都司，到辽东去投总兵李成梁，随军出援朝鲜，负责制造火药兵械，得到嘉奖。辽东失陷后，他带百余人以朝鲜为根据地，打打游击，不时侵扰后金军后背。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毛文龙带领200余人偷袭了后金的镇江城（今辽宁丹东九连城），取得胜利，成为当时少有的胜仗，从此声名大噪，被封为东江总兵，加左都督，赐尚方剑，挂将军印，设军镇于皮岛。

　　皮岛又称椴岛、椵岛，位于鸭绿江口之南，距朝鲜本土仅一水之隔，地理位置显要。辽阳、沈阳失陷后，河东辽民多逃岛中。毛文龙在那里建房、练兵、征税，还与过往客商开展贸易，使之成为一块基地。朝廷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叫东江镇，以毛文龙为总兵，划拨粮饷。因当时袁崇焕还没有名气，毛文龙成为惟一能与后金军相持的人物，很受朝廷器重，甚至有人说：国家只要有两个毛文龙，就可以恢复辽地，擒努尔哈赤。

　　毛文龙以东江为基地，常常发动小股士兵，袭扰后金军营。尽管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却像只跳蚤搅扰得满军不得安宁，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孰料，毛文龙占据皮岛后，因后金没有水军，安全感大增，过起了海外天子的日子，不再出兵骚扰后金，而且做起生意，征收商船通行税，又派人去后金辖区挖人参。同时他还保持与北京的联系，不时上疏，夸大自己的功劳和艰苦，邀功请赏，向朝廷索要粮饷。有一次，他竟把斩杀六人说成斩杀六万，甚至杀百姓以充后金兵数。他还向附近的朝鲜索要钱粮，理由是帮其阻击金兵，要出保护费。朝鲜作为附属国，只得依从。这样，毛文龙在皮岛没有起到应有的军事作用，钱却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他也没忘记拉拢朝中诸臣，送给魏忠贤及其党羽大量贿赂，许多大臣都为他撑腰说话。御史麦之龙弹劾毛文龙擅权专用，也被魏忠贤处死。据说，后来的历史学家在“满文秘档”中还发现了他与后金往来的密信，毛文龙在密信中与皇太极议降，说“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在另一封密信中又称“尔率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当然这已是后来知晓的事了。

　　毛文龙逐渐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崇祯刚刚即位，毛文龙即上疏，措辞激烈，说自己“七年苦楚，百事勤劳，有不平者事五”，即衣服不足、待遇不一、赏罚各异、抹煞战功、传言不断等，以辞职相威胁，请朝廷给予满足。崇祯不明真相，便下诏宽慰：“文龙远戍孤悬，备尝艰苦，屡建捷效，心迹自明。东顾方殷，岂得乞身求代，还宜益奋义勇，多方牵制，以纾朕怀。”更让毛文龙肆无忌惮。

　　袁崇焕与毛文龙之间的芥蒂早在袁崇焕指挥宁远之战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后金军攻打宁远，毛文龙却两次拥兵不救，到后金兵攻打毛文龙时，袁崇焕也有意无意慢半拍去救援，使毛文龙丢掉了铁山大营。此次袁崇焕重新督师，赴辽前与大学士钱龙锡商谈方略时就表示：整治辽东“当自东江始，文龙用则用之，不用则斩之，易易耳”。

　　袁崇焕到任后不久，就拿毛文龙开刀。他于崇祯二年四月上《策画东江事宜疏》，请求兵部改变运往东江粮食的航道，直接从山海关起运到觉华岛，再船运至东江，而不再经停登州、莱州，以接受蓟辽督师衙门的节制和核查。这一招自然断绝了毛文龙的财路，使皮岛成为一个死岛。毛文龙立刻上疏抗辩，说这等于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更耍起无赖要挟说：袁督师是上司，我驳斥其疏不合礼法，还是听任皇上或撤或留，若撤，我当即上缴将军印，等候把我逮入京师治罪，也算成全我一生名节，以免耽误边疆大事，总比受这窝囊罪强。这一席话倚老卖老，更让袁崇焕对其恨之入骨。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四

　　对待毛文龙，廷臣中分成截然对立的两派：支持者都是被他贿买的官员，鼓吹其功劳和价值；反对者认为他飞扬跋扈，作威作福，无益抗金。此时，袁崇焕写信给钱龙锡，说有斩毛文龙意，钱龙锡回信嘱托“务须慎重”。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离开宁远，乘船到达皮岛附近的双岛，以检阅军队的名义邀请毛文龙前来。袁崇焕充分考虑了形势：毛文龙已对他产生疑忌，邀其到宁远，其必起疑推脱，自己到皮岛也是深入虎穴，毕竟那是毛文龙的地盘，而双岛位处两者之间，两人都可以接受。六月初一日，毛文龙率领将士赶到双岛，以下属身份谒见，呈上礼帖。两人各怀机心地谈话，从初一谈到初三，袁崇焕试图说服毛文龙接受对其辖地的改造，同意船只改道，把皮岛并入宁远管辖，毛文龙当然不答应。此计不行，袁崇焕又试图说服毛文龙同意在皮岛设立文官监军，接受朝廷派来的饷监等，也遭到拒绝。

　　初四日，毛文龙为表示友好，请袁崇焕到皮岛视察。两人在皮岛又商谈一日，袁崇焕以“杭州西湖尽有乐地”，暗示要毛文龙辞职归里。毛文龙答：“久有此心，但灭了东奴，朝鲜又弱，可袭而有之。”袁崇焕的办法用尽，再无良策，一改几日的紧张气氛，以督师身份犒赏东江官兵，官每人三至五两银，兵每人数钱，又将带来的10万两饷银交卸东江。同时，又和毛文龙划定职权，旅顺以东由毛指挥，以西由袁指挥。毛文龙得到大批赏银，对新划的职权范围很是满意，就放松了警惕。

　　初五日，袁崇焕请毛文龙观赏将士射箭比赛。观赏毕，袁崇焕说，我明早即辞别，你一人担当海外守御重任，请受我一拜。说着下跪。毛文龙赶紧回拜。袁崇焕邀毛文龙登山叙别，把其将士挡在山下，只许一些将官跟随，询问那些将官的名字，多数姓毛。毛文龙解释说：“他们都是我的义孙。”袁崇焕说，你们在海外辛苦，为国效力，每月却只有五斗米的粮饷，令人痛心，请受我一拜。众将赶紧还礼。边走边拜，不觉走进大帐，袁崇焕突然变色，责问毛文龙违反朝命，虚报军功之事，毛文龙抗辩反驳。袁崇焕喝令随从摘下毛的冠带，捆绑起来，说：“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谈了三日，望你回头是岸，你狼子野心，一片欺诳，目中无本部院犹可，方今圣天子英武无纵，国法岂能相容？你有应斩十二罪。”接着就历数其罪：

　　一是不接受朝廷文臣监核，专制一方，兵马钱粮，也不受经抚管辖，专恣不羁；二是谎报军功，欺诳圣上，没有征战，却杀百姓、降兵充数以报首功；三是不守臣道，刚愎自傲，无人臣礼，宣称取南京易如反掌；四是侵占兵粮军饷，每年饷银十万，只发给士兵每月三五斗米；五是擅自与外国贸易，私开马市；六是官兵姓毛者数千，树立爪牙，玷污朝廷；七是劫掠过往客商船只，与盗贼无异；八是抢良家妇女，部下效尤，好色诲淫；九是草菅人命，强令百姓到后金辖地挖掘人参，不肯去的就不给粮食，听任饿死；十是以金银贿赂朝中官员，给魏忠贤建立生祠；十一是铁山一役，全军覆没，却谎报有功；十二是设立东江镇八年，没有收复寸土，观望养敌。

　　毛文龙吓得魂不附体，只叩头求生。袁崇焕问毛的部将毛文龙是否当斩，诸人点头如捣蒜，连连称是。有人低声说毛文龙数年辛劳，袁崇焕大怒道：“文龙一布衣耳，官极品，满门封荫，足酬劳，何悖逆如是？”说毕，跪下面向京师叩首：“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也以诛文龙者诛臣。”随即取下尚方剑，令水营都司赵不忮、何麟图监斩，令旗牌官张国柄持尚方剑，将毛文龙斩于帐前。

　　随后，袁崇焕安抚皮岛官兵，说今日只斩毛文龙，官兵照旧供职，恢复原姓，为国报效，又改编军队，整合队伍，分赏将士，稳定了毛的旧部反抗，防止了骚乱和哗变。第二天，袁崇焕又命将毛文龙尸体装棺安葬，还亲自到灵柩前祭奠，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安抚各岛军民停当，于初九日返回宁远。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四

　　回到宁远，袁崇焕即奏报朝廷，朝中大臣无不惊愕骇然。崇祯帝也很是震惊，但想毛文龙已死，目前辽东事又倚仗袁崇焕，只得下旨嘉奖褒扬，同时公布毛文龙的罪状，说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云云。

　　即便如此，时人对于此事依然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从当时情形看，袁崇焕此举确实有些冒失。他所提出的十二条罪状中并非每条都是死罪，如给魏忠贤建生祠，当时全国各地都是如此，袁崇焕本人也曾申请建立，只是因故没有建成。而且，毛文龙也是皇帝钦命的边塞大将，同样被授尚方剑和将军印，袁崇焕虽有尚方剑但也不能随意处置封疆大吏。同时毛文龙的罪行并非特别紧急，也非反叛作乱，只不过是狂放不羁和冒功请赏，用不着先斩后奏，本可以先奏明朝廷，听从朝廷的旨意再处置。袁崇焕自作主张，武断行事，有些没有把朝廷和皇帝放在眼里。这样的事对多疑的崇祯帝来说只有一次就可以认定袁崇焕的脾性了。在崇祯帝看来，此时的袁崇焕远比毛文龙更为跋扈不羁，他自恃辽东依赖于他，擅杀大将，严重侵犯皇帝的权力，这样的人不能不提防。一旦袁崇焕让皇帝感到了坐立不安，他的危机也就来了。

　　从客观上来看，毛文龙驻守的东江镇，是在朝鲜投降后金的崇祯初年，惟一能从敌人腹背起到牵制左右的重镇。毛文龙一死，无人有能力统辖节制东江镇，袁崇焕也无暇顾及，使昔日兵镇如同散沙，再无任何作用。而且毛文龙的部下对袁崇焕杀主一直耿耿于怀，愤恚不满，逐渐叛逃。最有名的就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他们后来为清军立下赫赫战功，被清廷封王。清初的四大降王，除了吴三桂外，就是毛文龙的这三个旧部。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五

　　毛文龙死后三个月，皇太极突然倾全国之力绕开宁远、山海关防线，由蒙古境内开拔，兵分三路，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突袭长城防线。其后，金兵攻城略地，势不可挡，顷刻兵临遵化（今属河北），直逼北京。消息迅速传来，京师戒严，人心惶惶，不少人开始南逃。

　　皇太极所以选择此时突袭，一是明廷坚决不肯议和，却又无力改变现状，相持下去对自己来说很不利；二是本年后金遭受严重饥荒，饿殍遍地；三是地处腹背的朝鲜、毛文龙已不再构成威胁，没有了后顾之忧；四是蒙古部落新归顺后金，可作先导和前锋。此数种因素使皇太极选择了先发制人。当然，皇太极并非没有顾虑，后金统治者内部对此次行动分歧很大，争论持续了数日。以举国之力攻击庞大的明朝，劳师袭远，粮草不济，兵力必然削弱，更重要的是万一袁崇焕乘虚攻入都城沈阳，后果不堪设想。但经过数日争辩，皇太极还是决定冒险出征。

　　袁崇焕十月二十八日得报，当时身在宁远，立即传令分兵两路，一路由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带骑兵4000西上堵截，驰救遵化，另一路由祖大寿、何可纲马不停蹄，增援北京，自己则镇后策划。

　　十一月初四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巡抚王元稚依城固守，顽强抵抗。赵率教援兵星夜兼驰，抵达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胆小如鼠，不容入城，赵率教率部直奔遵化，途中遭遇后金贝勒阿济格所部，力战身亡，全军覆没。初五日，遵化城陷，王元稚自缢。

　　遵化陷落，朝廷一片混乱。崇祯惊慌失措，大力提拔一切可用之人。他将原兵部尚书王洽革职下狱，召还赋闲在家的孙承宗任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负责保卫京师。

　　初十日，袁崇焕率祖大寿、何可刚一路援军飞抵蓟州，沿途所经各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军退路。崇祯帝得知袁崇焕驰兵入卫，下旨褒奖，主动发内帑犒赏将士，令袁崇焕统率各路军马。袁崇焕令祖大寿作先锋，自己居中调停，赴援京师。

　　此时，京城人心惶惶，谣言恣肆。有流言蜚语说袁崇焕私通后金，因和议不成，引导金兵攻入北京，以胁迫朝廷同意和议，制定盟约。崇祯帝从战争刚开始虽有些狐疑，对这些流言也有所耳闻。说袁崇焕私通后金，也并非空穴来风：他擅杀毛文龙，目的是为后金除去心腹大患；他与后金和谈，名义上是缓兵之计，但更可能是暗中议降；后金绕道蒙古入侵，也有人说是袁崇焕给他们出的主意，否则袁身为督师，如何不能预知敌军这么大的行动？但在非常时期，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只能静观事变。崇祯传信袁崇焕应驻守蓟州，不可轻举妄动，随意调拨军队。当然，信的口气很是委婉。

　　不料，皇太极攻陷遵化后，并没有象袁崇焕预计的那样强攻蓟州，而是象征性地打了一仗就迅速向西挺进，进逼京师，连陷玉田、香河、顺义等县，推进到通州北20里处扎营，分兵向居庸关、天津、密云推进，形势更加严峻。

　　袁崇焕弄清了后金兵的意图，不顾崇祯的旨意，立即率兵火速救援京师，于十五日赶到通州附近的河西务。副总兵周文郁提醒他暂时驻扎，不要再往前开进，视情再作决定。但袁崇焕心急如焚，不予理睬，翌日率9000兵马抄小路抵广渠门外。同时，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援军也赶到德胜门外驻扎。此外，孙承宗在通州驻屯，北京城内的兵士由新任兵部尚书李邦华、右侍郎刘之纶统率。

　　当时天气已是仲冬，士兵露宿京城郊外，冻馁交加，袁崇焕严肃军纪，不准士兵进入民家。有一个士兵实在难忍饥寒，去附近民家拿了一块饼，就被袁崇焕枭首示众。

　　二十日，后金军兵临北京城下，在城关之东扎营兵分三路，开始攻城。北京保卫战正式拉开序幕。有名的几次战役主要在德胜门、广渠门、左安门和永定门进行。

　　德胜门有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把守。崇祯帝召见满桂并赐其玉带，封东平侯。二十日，皇太极亲率贝勒代善、济尔哈朗、岳托等攻打德胜门。双方厮杀激烈，侯部不久即溃，满桂率军独战，城上明军发炮支援，却打中满桂军，死伤惨重。满桂受伤兵败，进入德胜门瓮城暂驻。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五

　　与此同时，皇太极派贝勒莽古尔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率数万骑兵直扑广渠门。袁崇焕、祖大寿率9000骑兵迎战。后金兵分六路，气势磅礴，袁崇焕率将士奋力鏖战，从上午打到下午，激战8小时，转战十余里。袁崇焕横刀立马，冲锋陷阵，身上中箭无数，“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仍奋不顾身。后金兵最后失利撤退。袁军乘胜追击，取得了广渠门大捷。皇太极闻讯叹息：“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崇祯帝见击溃敌军，一再催促袁军出战。作为京师护卫统率，袁崇焕深知此时敌我形势，自己从千里之外赶来，以劳敌逸，已犯大忌，此时又经一战兵困马乏，不宜追杀，就以等待大部援军为由推脱。崇祯帝自然不满，疑云更重。

　　遭此一击，皇太极气焰稍敛，暂缓进攻。二十二日，他提出议和，崇祯没有回应。二十三日，崇祯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等将帅，鼓励他们为国效死，并给予赏赐。袁崇焕以士兵饥寒疲怠请进城稍事休整，崇祯帝面露难色，默不做声。两天后，袁崇焕以满桂兵可以驻扎外城休整为由再次提出带兵入城，并请辅臣入援，崇祯仍然拒绝。

　　此时，崇祯对袁崇焕的疑心已经很重，城中流传的袁崇焕勾结后金、逼订和议的谣言越来越逼真：袁崇焕把大军放在蓟州，敌军却只用200人，声东击西，双方交战如同儿戏；朝廷命袁不要过蓟州，他却置之不顾，一直移师到京城下，现在更得寸进尺要入城；倘入城后，与满兵内外夹击，明朝必然顷刻颠覆。这些都让群臣和百姓生疑，而生性善疑的崇祯更是疑窦丛生。

　　二十七日，皇太极见进攻广渠门失利，转攻左安门，袁崇焕、祖大寿急奔赴守，经过一天厮杀，后金兵败退到京郊的南海子。城外的战事暂时进入胶着状态，皇太极在蛮攻的同时，也用起心计分析当时的形势。这时，投降后金的汉人范文程献出了反间计。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岳。他是宋朝宰相范仲淹的第17代孙。明初自江西谪沈阳，遂为沈阳人，居抚顺。1618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陷抚顺城，范文程和他的哥哥范文寀主动前往投奔。其后，辅佐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四朝，为清初文臣之首。范文程病逝时，康熙帝亲笔题写了“元辅高风”四个大字，以表彰他辅佐大清的卓越功勋。此次悍然进攻北京，皇太极就是听从了他的意见。此时范文程见皇太极无计可施，想出了一个计策，窃窃私语说：“昔汉王用陈平之计，间楚君臣，使项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独不可踵其故，智乎？”皇太极一听大喜，败退途中派人俘虏了两名太监。

　　两位被捉的太监一名杨春，一名王成德，职任马房提督。皇太极将他们关押起来，说要杀了他们，同时让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巴克等五人监守。二十九日，高、鲍等人来到羁押两名太监的处所，乘他们似睡未睡之机，大声“耳语”，一唱一和，说“袁督师既与皇太极密约，大事定成”、“袁督师既许献城，则此辈皆吾臣子，不必杀也”云云。翌日，他们故意疏忽，放走两名太监。两个太监仓惶逃到京城，密奏崇祯所闻，崇祯点头会意。一出皇太极版的蒋干盗书上演得天衣无缝。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六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以议饷为名再次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进宫。君臣寒暄几句，崇祯忽然脸色阴沉地质问袁崇焕：缘何杀毛文龙？缘何逗留观战，贻误战机？袁崇焕毫无准备，懵然伫立一会，立即跪下叩头，请皇上慎重明察。崇祯帝见他下跪，认为是心虚默认，下令侍卫将其捆绑逮捕，囚进诏狱。阁臣成基命见此，极力劝解：“兵临城下，非他时比！”敌兵压城而逮捕总帅是兵家大忌，自古罕闻。可崇祯对此无动于衷，说袁崇焕谋叛，只罪其一人，与众将卒没有干系，并宣布由满桂代统袁崇焕各路兵马，祖大寿、马世龙分统辽东军队。

　　同来的祖大寿惊骇万分。盛怒之下，不辞而别，统率辽东军往辽东开拔。祖大寿与赵率教是袁崇焕手下的两员大将，也是袁崇焕的密友，袁崇焕还救过祖大寿的命。现在袁帅无辜被逮，不只祖大寿绝难接受，袁部兵将也痛哭失声，表示愿撤回辽东。祖大寿遂不顾京师安危，走了一步险棋。辽东军训练有素，又常经战争磨砺，都是精锐部队。这一撤不仅带走了守卫京师的主力，引起其他援军的骚动，更兼祖大寿怒不可遏，极可能叛降后金。崇祯见事出意外，急忙一面颁旨公布袁崇焕罪行，褒扬祖大寿的功勋，一面请出昔日辽东经略孙承宗去和祖大寿说情，劝他息怒回返。祖大寿对孙承宗派去的人概不接见。

　　崇祯一时无计可施，阁臣成基命献策，请袁崇焕致书祖大寿，以袁、祖之间的私情说服祖大寿。崇祯忙派内阁全体大学士和九卿到狱中央请。袁崇焕开始坚决拒绝，后兵部职方郎中余大成劝其应“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方才含泪写信。

　　此时祖大寿已经带兵退回山海关外，遇到从宁远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他们得悉主帅被逮，也掉头回返。驿使飞驰赶来，递上袁信，祖大寿读罢，痛哭失声，全军皆恸。祖大寿八十岁的老母亲力劝祖大寿返回勤王立功以赎救袁帅。祖大寿遂下令回师入关，并向皇上请罪。崇祯自然赦免，并予赏赐。

　　皇太极得知袁崇焕下狱，欣喜万分，挥师南下固安、卢沟桥等地，乘胜逼近永定门。总兵满桂、副将孙祖寿带兵防御，自知不敌，想固守待机。崇祯严令出师迎敌，满桂只得出城布阵。血战一夜，满桂、孙祖寿等30余大将皆战死，明军大败。后金军欲乘胜攻陷京师，皇太极认为明代“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取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就致书崇祯，重申议和的愿望。崇祯此时仍自视为“中兴之君”，誓不议和，断然拒绝。但袁崇焕被系，满桂既死，士无统帅，孙承宗、祖大寿分统东西两路，连接不上，难以形成攻势，崇祯也只能徒叹奈何。

　　次年三月初，皇太极在关中转战半年，开始有计划地撤退。他从冷口出长城经蒙古而后回沈阳。撤退时，又令部下对所经城镇抢劫屠杀，造成几座空城。五月初，后金军全部撤回长城以北，北京保卫战结束。此时，如何处置袁崇焕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崇祯即位之初惩办魏忠贤阉党的案子是由阁臣钱龙锡办理的。当时御史高捷、史塟也名列阉党，其后以贿赂得免。后来，高捷、史塟得到吏部尚书王永光的推荐，遭到钱龙锡的阻挠。三人怀恨在心，得知袁崇焕与钱龙锡关系密切，就想借袁崇焕打击钱龙锡。在袁崇焕下狱的第五天，高捷和史塟就攻击钱龙锡，说其与袁崇焕相互勾结，杀死毛文龙，引敌入侵，是幕后人物，最后钱龙锡也被判死罪。

　　其后，另一阉党余孽周延儒任吏部尚书后，阉党势力大增。当时，具有东林色彩的除袁崇焕的座师韩爌外，还有钱龙锡、成基命、孙承宗和李标等。而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集中在袁崇焕身上。不久，温体仁取代周延儒成为内阁首辅。他与毛文龙是同乡，对袁崇焕极为痛恨。因温体仁行事不端，常常受到大臣攻击，他就向崇祯标榜自己是“孤臣”，不依附任何党派。对党争深恶痛绝的崇祯认为温体仁是中立派，对其言听计从。温体仁先后五次上疏，请求崇祯杀袁崇焕，以排挤韩爌和孙承宗等。他更联合阉党余孽，试图借袁崇焕案发动一个“新逆案”，把东林余党一网打尽，就罗织了袁崇焕的不少罪名，如假领军饷、恃功谋叛、自立为王、勾结后金、和谈通敌等等。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六

　　兵部尚书梁廷栋曾与袁崇焕共事辽东，两人因性格不和，发生了一些矛盾。梁廷栋一直怀恨在心，此时他上疏请立斩袁崇焕，认为袁崇焕一死，“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

　　而当时的京城百姓承平日久，受到此次惊吓，听信了袁崇焕勾结敌军的谣言，对袁崇焕恨之入骨，请求将卖国贼千刀万剐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这些都令崇祯逐渐坚定了诛杀袁崇焕的决心。当然，袁崇焕的屡次触犯龙威让崇祯帝如坐针毡，这才是崇祯下定决心除去袁崇焕的根本原因。平素最恨党派争斗的崇祯发现了阉党的阴谋和两党之争，一时大怒，下令限五天之内了结袁案。

　　袁崇焕蒙冤下狱时，不少大臣都为之呼冤。崇祯在平台下令逮捕袁崇焕时，70岁的礼部尚书成基命也在场，当即跪下叩头请皇上慎重，无奈崇祯坚持己见。孙承宗、祖大寿、王来光等等都上疏鸣冤。袁崇焕的一个部将何之璧带全家40余口申请，愿以全家入狱顶替袁崇焕。兵部职方郎中余大成上《剖肝录》极力为袁崇焕辩白。而平民百姓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昧平生，只因对其钦佩便拜其为师。此时，他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崇焕辩冤，其中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予谓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他申请与袁帅同死，并说：“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帝成全了他，将他投入狱中，最后杀害。

　　主持袁崇焕案会审的，正是与袁有嫌隙的梁廷栋。他正好公报私仇，拟将袁崇焕夷三族，即要将犯人家族、母亲家族、配偶家族满门抄斩。兵部郎中余大成一直为袁喊冤，此时去威吓上司说：“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形成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您的尚书位子也要当心啊。”梁廷栋果真害怕，不敢独断，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家属充军。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帝在平台召见大臣，宣布对袁崇焕的处置意见：“以袁崇焕托付不效，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东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郊，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其家属本当依律正法，姑赦不论，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福建，财产尽没入官。”

　　当天，由刑部侍郎涂国鼎任监斩官，将袁崇焕押往西市执行磔刑。他的罪名是“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京城百姓对袁崇焕这个私通夷狄、引敌入京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恨得咬牙切齿，欲啖肉饮血而后快。刑场上人山人海，呼声震天，百姓齐声咒骂袁崇焕“奸贼”、“叛徒”。刽子手刚割下鲜血淋漓的肉就被蜂拥而上的群众抢去，或者以一文钱一块的价格买去，到手后就塞进嘴里大嚼特嚼，咽进肚里。刽子手剖开袁崇焕的胸膛，取出肠胃，发疯的群众互相撕扯，抢得一段就生吞下去。时人张岱在他的著作中描绘袁崇焕被杀的情形：“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则写到：袁崇焕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真是惨不忍睹。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六

　　袁崇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倾注全部心血保卫的百姓在解恨地啖食自己的肉体，热泪横流。肉体的惨痛可以忍受，心中的惨痛却让他难以忍受。相传袁崇焕在临刑前还口占了一首诗：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岁的袁崇焕被执行死刑后，朝廷搜查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其70多岁的老母、弟弟、妻子、4岁的女儿流放到2000里之外的福建。

　　袁崇焕的皮肉被削得一干二净，也被百姓吞食殆尽，只剩下骸骨弃在地上，也被人用砖头砸碎。他的头颅被挂在城头的旗杆上，准备像熊廷弼的脑袋一样传首九边。他的一个姓佘的部下冒着诛灭九族的危险晚上取下其头颅，埋葬于广渠门内。这位姓佘的义士此后辞官守墓，并嘱咐子孙世代为袁督师守墓，不许读书做官。370多年来，袁崇焕墓屡毁屡建，佘家后代一直守墓。现在的守墓人是佘义士的第17代孙、60多岁的老人佘幼芝女士。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守墓不为别的，只为‘忠义’两字。”

　　袁崇焕死后，国事日非，边事日坏。明廷再也找不出一个象袁崇焕一样的将才，更重要的是，这使得将士对腐败的朝廷寒心，开始有整个部队投降后金的事情发生。他死后的第二年，投降的明朝士兵给满兵带去了红夷大炮，从此明军失去了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各路勤王兵军心大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竟沦为流寇，加速了明廷的覆亡。此后，不可一世的崇祯帝再也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平稳日子，十四年后终于吊死煤山。因此，历史学家以“自毁长城”来评价崇祯帝的这一行为。《明史》云：“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对于明朝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此后再难以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为艰难，正如时人所说：“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而更令人唏嘘的是，袁崇焕的冤案也直到150余年后方得以大白天下。当时虽有个别人为其鸣冤，但更多的人却相信即便袁崇焕确有功勋，但其通敌谋叛也证据确凿。明末不少文人如张岱、董其昌等都相信此点，并对袁崇焕痛加斥骂。到了南明，已经没有人再为袁崇焕呼冤，无论是高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都认为袁崇焕是与秦桧一般的奸细叛徒。小说家还编造了袁崇焕通敌的故事梓行。著名历史学家孟森说：“(袁崇焕)遂以便宜诛毛文龙。于是崇焕一身，在明诋为罪大恶极之人，而清太宗反间之计得行。阉党余孽，媒孽其间，思宗愚而自用，诸臣意气用事，崇焕至以磔死。定罪时本兵之疏如此，犹日一时君臣之愦愦也。乃至北都既覆，崇焕功罪一日不明。”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一个不顾大厦将倾依旧敢于任事、不避不惧的豪杰，一个以“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自视、将自己的全部身心交给祖国的志士竟然遭到他所效忠的朝廷的如此对待，而且从崇祯一直到南明，始终没有人为他鸣冤叫屈，令人辛酸落泪。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直到乾隆初年，清朝人张廷玉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袁崇焕传》才初次透露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几十年后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皇帝阅读到此传，深受感触，特下旨：“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出仕否？著传谕尚安，详细查明，遇便覆奏。”自此，人们才开始知晓袁崇焕之冤，千古奇冤真正大白天下。此时已经距袁崇焕死155年。

　　关于袁崇焕的死因，著名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说：“崇祯帝将后金的设间，都人的怨怼，朝士的愤懑，中贵的环诉，阉孽的诬谤，自身的愧赧，都聚焦到辽督师袁崇焕的身上，杀袁崇焕以‘慰’庙社，磔袁崇焕以‘谢’天下。袁崇焕成为京师受辱的替罪羊，明末党争的牺牲品。”确是一针见血。

　　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案 袁崇焕案 六

　　较之岳飞、于谦等民族英雄的冤死，袁崇焕的冤案更见沉重。岳飞死后，南宋依旧存活了100多年，其被申冤也只用了20多年；于谦则死于功成之后，对明朝的国祚没有太大影响，而且只几年就被平反。但袁崇焕之死却直接导致存续了270多年的明王朝覆亡，其覆盆之冤也一直过了155年才得重见天日，可谓中国最大的冤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说：“天下古今冤狱虽多，语其关系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师若者也。”对于袁崇焕，我们只能用他自己的诗作去解读他、审视他：

　　五载离家别路愁，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扑朔迷离 亘古未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一

　　余杭位于浙江天目山东麓，杭（州）、嘉（兴）、湖（州）平原西缘。自秦王政25年（公元前222年）设余杭县以来，至隋朝开皇9年（589年），余杭一直是杭州郡治所在地。次年，杭州郡治才正式迁往钱塘，余杭成为县治，一直到2001年撤县划区，成为省城杭州的一个区。

　　余杭自古就是浙西重镇，风景秀丽，小桥流水，物产丰饶，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清朝同治年间的余杭县城，经历了康乾盛世，商品经济相当成熟，已然是商铺林立，车水马龙了。本案的主人公杨乃武就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出生于余杭县城一个乡绅之家。杨乃武的父亲是杨朴堂，过世较早。杨家原在余杭镇居住，因清军与太平天国军的战斗毁了房屋，寄居在余杭城内澄清巷一姚姓人家的房子里。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曾有一兄长，名乃文，三岁时夭折，所以人们称杨乃武为“杨二先生”。杨乃武还有一个姐姐，叫杨淑英，已出嫁给叶梦堂，不幸丈夫因病早故，家内无人，因自小与杨乃武姐弟感情深厚，就常到杨乃武家居住。杨乃武先后结过三次婚，先为吴氏，早故；次为詹姓女儿，称大杨詹氏，于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日死于难产；后又娶大杨詹氏的胞妹，称小杨詹氏，于同年十一月初三日过门。杨乃武有一子一女，子名杨卿伯，女名杨浚。杨乃武是秀才，平常以授徒为业。

　　本案的另一个主人公小白菜，原名毕秀姑，乳名阿生，咸丰六年（1856年）出生于余杭县仓前镇毕家堂村，其父毕承祥早逝。毕秀姑8岁时，母亲毕王氏嫁给在县衙当粮差的喻敬天为妻，人称“喻王氏”。“小白菜”这一称呼不见于当时的史籍资料，时人的笔记、《申报》的报道中也未采用此称。据考，这一称呼当是案情大白之后，文艺家在文艺作品中的创造，不少作品都以毕秀姑喜欢穿绿色小褂，系白色围裙，人又清秀灵动，就称之为“小白菜”，又因其嫁给做豆腐的葛品连，又称“豆腐西施”。本文为体现该案原貌，按史料所载称“葛毕氏”或“毕秀姑”。

　　毕秀姑的丈夫葛品连，乳名葛小大，仓前镇葛家村人。父亲葛奉来，早年病亡，母亲姓喻，与毕秀姑的继父喻敬天是远家族弟。因遇太平军战乱，年幼的葛品连被太平军掳走，葛喻氏无依无靠，由胞兄主婚，于同治二年（1863年）改嫁给余杭县务农的沈体仁为妻，人称“沈喻氏”。次年，葛品连逃回，继父沈体仁把他推荐到县城一家豆腐店里帮工。

　　喻敬天与沈体仁两家比邻而居，到毕秀姑11岁时，葛品连母亲沈喻氏与毕秀姑母亲喻王氏商量，打算聘毕秀姑给葛品连为妻。因两人的父亲都是继父，对他们的终身大事不管不问，就由两人母亲做主，毕母见葛品连为人老实，就表示同意，只等两人年纪稍长后完婚。

　　同治十年（1871年），毕秀姑16岁，出落得水灵清秀，肌肤白净。这一点在官方奏折和《申报》报道中都予以认同。《申报》甚至说毕秀姑“美而艳”、“受诸极刑，而色终未衰”，沈喻氏在供词中也屡次说其“生的美”，可见毕秀姑相貌确实漂亮。在当时，女子及笄即15岁时就可以行婚。喻敬天原先不管不问，现在却想趁机多要些彩礼，又说结婚必须要有新房。葛品连无钱满足这些要求，一时无计可施。幸而葛品连有个义母冯许氏，家资殷实，就前去说合，愿意拿出140元洋钱为义子操办婚事，80元作为彩礼送给岳父喻敬天，余下的60元用于置办结婚酒宴。喻敬天喜不自禁，当即表示同意，并表示可以让葛品连夫妇先住在自己家，待满月后再另行租房。于是，两家请住在附近的秀才杨乃武给择定了结婚日期，定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初四日举办仪式。

　　较葛品连结婚早上三四个月，即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杨乃武在澄清巷口新建了三间两层楼房，并请葛品连的继父沈体仁监工。葛品连与毕秀姑结婚后，沈体仁得知杨乃武的房子除了自家居住外，还有一间余屋，就与妻子沈喻氏一起同杨乃武商量，以每月八百文的价格租一间给儿子儿媳居住，并于四月二十四日搬入。此后，杨乃武与葛品连夫妇同住一个楼房内。

　　扑朔迷离 亘古未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一

　　葛品连在豆腐店当伙计，因做豆腐需要晚上磨浆，第二天一早发卖，且店铺离家路途较远，就不得不起早贪黑，为了节省往返时间，晚上他就经常宿在店中。毕秀姑活泼外向，只身在家，闲着无事，就常到杨家串门，杨乃武性格爽朗，倒也素无避忌，相处融洽，如同一家人似的。后来，毕秀姑有时就在杨家与杨乃武同桌吃饭。在杨乃武的影响下，毕秀姑还对读书诵经产生了兴趣，就请杨乃武教她，杨乃武也不推辞，常常手把手地教她识字背诗，秉烛夜读，笑语盈窗。

　　此时，杨乃武的第二任妻子大杨詹氏还在，葛毕氏与杨乃武往来频繁还未引人注意，而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初八日，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后，葛毕氏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疑与杨乃武同吃共读。

　　这样过了三四个月，葛品连有时回家甚晚，发现妻子仍然在杨家，不由起了疑心，怀疑妻子与杨乃武有奸情。他为探明情况，一连好几个晚上，从店里跑回家，躲在门外屋檐下暗中偷听。可除了听到二人读书诵经外，并没有调情轻薄之事，更没有抓获奸情。但葛品连心胸狭隘，心中疑云难以消散，就向母亲沈喻氏陈说所见。沈喻氏与丈夫沈体仁住在外面，偶尔去杨乃武家看望儿子儿媳，也曾见儿媳与杨乃武同桌吃饭，早已有疑心，今天听到儿子如此一说更是疑云重重。妇道人家一贯口没遮拦，沈喻氏竟添油加醋，在邻居间大肆渲染。一时间邻居们指指点点，流言四起，街谈巷议，都是杨乃武与葛毕氏的桃色消息。

　　大杨詹氏去世三个月后，十一月初三日，在岳母的同意下，杨乃武与大杨詹氏的胞妹詹彩凤结了婚，是为小杨詹氏。

　　此时，葛品连与葛毕氏之间的吵闹也开始增多。葛品连经常借故打骂妻子，但又无钱另租房子，只得依然住在杨乃武家。如此磕磕碰碰，到第二年六月，杨乃武以行情见涨提出要把房租提高到每月1000文，葛品连听从母亲的劝告，决定趁此机会迁居以避嫌疑。这年闰六月，葛品连夫妇向杨乃武说明，不再租住其房屋，搬到位于太平巷附近的岳父喻敬天的表弟王心培家隔壁居住。

　　王心培也早已风闻杨乃武与葛毕氏之间的风言风语，自葛品连搬来隔壁居住后，就留心观察，看杨、毕之间到底有无传闻的风流韵事。可观察数日，并没见杨乃武过来幽会葛毕氏，也没有见到葛毕氏出去。

　　但葛品连的疑虑并未因此消解，依旧对葛毕氏耿耿于怀，认为毕秀姑对自己不忠，常借故打骂。这年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嫌葛毕氏腌菜晚了时日，又将妻子痛打一顿。葛毕氏忍无可忍，寻死觅活，剪掉自己几缕头发，发誓要出家做尼姑。闹腾了许久，直到双方父母赶来调解，房东王心培也赶来劝解，才算平息风波，夫妻两人重归于好。而在街坊邻居看来，这实是葛品连借腌菜出妻子与杨乃武同吃诵经甚至通奸的恶气。

　　同年八月，杨乃武赴杭州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是余杭县惟一一名中举的才子。按照惯例，中举者必须在张榜后的两三个月内办理确认和报到手续，否则将视为弃权处理。杨乃武的岳父詹耀昌病故后，虽然早已落葬，却还未曾除灵。因为詹家的两个儿子都已病故，没有子嗣，詹家就商量把其兄的儿子詹善政过继给他为嗣。早就定好十月初三日除灵，初五日举行詹善政过继礼。于是，十月初二日，杨乃武就到杭州办理中举事宜，初三办理完毕，就从杭州直接赶往南乡岳母家中。当时同去祭奠的有詹耀昌的干兄弟、监生吴玉琨，还有沈兆行、孙殿宽等人，杨乃武初三下午赶到祭奠，晚上住在岳母家。初五日举行詹善政过继礼，诸人都在过继书中画押作证。一切手续办完后，杨乃武于初六日返回家中。

　　十月初七日这天，葛品连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全身疲乏无力，忽冷忽热，像犯了疟疾，两腿像灌了铅，走路沉重。葛毕氏知道丈夫本来就患有流火症，劝他找人替工，回家休养。葛品连认为无甚大碍，执意不肯，支撑病体勉强上工。这样硬捱了两天，病情日趋加重。初九日早晨，葛品连实在支撑不住，只好请假回家，途中屡次呕吐。其继父沈体仁正在路边大桥店内吃早茶，见葛品连浑身哆嗦，走路艰难，心知他流火病复发，就没有叫住他，让他回家早些休息。葛品连路过一家点心店时，还买了一个粉团作早点，但刚吃了几口，走到学宫化字炉前就呕吐出来。好不容易磨蹭到家门口，王心培妻子见他两手抱肩，瑟瑟发抖，问候了几句，就喊葛毕氏出来扶丈夫上楼歇息。

　　扑朔迷离 亘古未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一

　　葛毕氏将丈夫扶到楼上，帮他脱衣躺下，盖上两床被子，见丈夫依然呕吐，大叫发冷。询问他病情，他说自己连日来体弱气虚，大概是流火病复发，嘱咐妻子拿1000文钱托岳父喻敬天代购东洋参、桂圆煮汤以补元气。喻敬天派人买回东洋参和桂圆，葛毕氏煎成汤药让丈夫服下，并请王心培的妻子叫来母亲喻王氏帮助照料。喻王氏来了半日，见女婿依旧卧床发抖，时欲呕吐，既无好转也没恶化，安慰开导一番，就回去了。

　　傍晚时分，葛毕氏听到丈夫喉中痰响，急忙上前照料，却见丈夫口吐白沫，已经不能说话，葛毕氏高声叫喊，王心培夫妇闻声赶来，派人叫来双方母亲沈喻氏及喻王氏。二人匆匆赶到，见葛品连两手在胸口乱抓，目光直视，急忙请大夫前来。大夫来到，望闻问切后，诊断为痧症，用土办法灌万年青汁、萝卜籽汤也未见效。王心培还跑出城外，把正在履行公务的喻敬天叫回家中，又另请医生延治，也无效果，葛品连捱到十日下午申时，气绝身亡。

　　葛氏家人悲痛欲绝，哭声震天。哭过之后，家人商量发丧出殡事宜。沈喻氏给儿子擦洗身子，换上干净衣服，准备停灵两日后入殓埋葬。当时尸体并无任何异常，所有人都认为是痧症致死，没有怀疑。

　　当时时令虽已是十月深秋天气，可南方天气闷热潮湿，屋内又通风不畅，加上死者身体肥胖，到了第二天即十一日晚上，尸体就开始发变，口鼻中有少量淡血水流出。死者义母冯许氏见后，认为尸体怪异，死得蹊跷，提出疑问。沈喻氏平时就对儿媳举止轻浮不满，认为因她不守妇道曾闹得满城风雨，见冯许氏提出，也不觉起了疑问。她又仔细查看了儿子尸体，见脸部发青，口鼻流血，面目狰狞，回想起儿子死前双手乱抓，口吐白沫，也觉得甚是奇怪，疑窦顿生，认为儿子是中毒死亡，就当场再三盘问起儿媳葛毕氏。可无论她怎样盘问，葛毕氏一口断定丈夫是因病致死，绝无其他缘故。沈喻氏见问不出眉目，自己的疑惑难以消除，便与家人商量告官，由官府勘验儿子是否中毒而死，如果的确不是中毒而死就入殓出殡，如果确系中毒死亡，就追究凶手，为儿申冤报仇。当下，说做就做，家人请来地保王林前来察看尸身，王林也认为是中毒模样，同意告官。当晚便请人写好呈词。次日一早，在王林的陪伴下，沈喻氏向余杭县衙递交了请求验尸的呈词。

　　扑朔迷离 亘古未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二

　　余杭知县刘锡彤（1806～1877），字翰臣，天津盐山人氏，道光十七年顺天乡试举人，先任山东邹平代理知县，后任浙江丽水知县，同治初又任余杭县知县，加知州衔。此时，他已经年近七十，先前在余杭任过两年知县，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担任余杭知县。他于十月十二日一大早接到诉状，见一向平静的余杭竟然出了命案，即刻准备，叫来仵作沈祥和门丁沈彩泉及一班衙役前往葛家勘验，探访案情。

　　一伙人收拾完毕，正待出发，余杭秀才陈竹山来到县衙给刘锡彤看病。刘锡彤年迈多病，就聘请陈竹山定期前来给他检视身体。两人关系密切，常来常往，已经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望闻问切之余，刘锡彤向陈竹山谈起正要前去勘验的一起谋杀案，断明葛毕氏之夫是否确为中毒而死。陈竹山就把他在街头巷尾听到的关于杨乃武与葛毕氏的风流传闻告诉了刘知县，并说其后葛品连为避嫌疑搬家，夫妻失和，一次夫妻吵架，葛毕氏哭闹着要剪发做尼姑等等，还说现在葛品连年青暴死，邻居都认为是杨乃武与葛毕氏合谋毒死。

　　陈竹山和刘锡彤聊到近中午时分才分别。陈竹山离开后，刘锡彤即带领仵作沈祥、门丁沈彩泉及衙役前去勘验。正午时分，一行人来到葛家，此时尸体腐烂加剧，肚腹膨胀，上身变青，腹部有几个水泡，一按即破。仵作沈祥勘验发现：尸身仰面，淡青色，尚未僵硬，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入眼耳，腹部有大泡十余个，用银针刺探咽喉，银针呈青黑色，擦之不去。在报告结论时，按照以往经验，沈祥却犯了难：这个症状与《洗冤录》所载服砒霜而死的特征“牙根青黑、七窍流血、嘴唇翻裂、遍身小泡”的情形不同，但与服砒霜死者“用银针刺喉，银针变暗擦之不去”的特征却又一致。

　　《洗冤录》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法医、宋代提刑官宋慈的经验著作，宋慈一生断案如神，尤其擅长验尸，能从尸体中找出疑案的蛛丝马迹，所著《洗冤录》已成为此后历代仵作断案的根据和标准，具有不可置疑的可信度和准确性。

　　沈祥想起自己曾勘验的一个名叫陈观发的死者尸体，尸体特征与此相似，陈观发是自服生烟土致死。沈祥思虑再三，就上报结论说，死者可能是服生烟土中毒而死。门丁沈彩泉在县衙时，也听到陈竹山的议论，先入为主，认为烟毒都是自己吞服，与被人毒死不同，葛品连肯定是砒霜毒死。沈祥不服气，与沈彩泉争执起来，试毒的银针本来应用皂角水多次擦洗的程序也被忘得一干二净。两人争执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含糊地向陈锡彤报告称死者系“服毒身亡”。

　　刘锡彤一听“服毒”，立刻想起陈竹山的话，认为葛品连肯定是被人毒死。当即询问告状的沈喻氏，葛品连死前情况，死前吃了什么东西，谁做饭喂服。沈喻氏把大致情形诉说一遍，特别说明死时只有其儿媳在身边服侍。刘知县当即叫来葛毕氏质问，逼她说出实情。葛毕氏极力否认，并对天发誓。刘锡彤见在葛家问不出头绪，就让衙役把葛毕氏带回县衙严审。

　　刘锡彤胸有成竹地将葛毕氏带回县衙，认为很快就能破案，查出凶手。他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下午立即升堂审问。刘锡彤因有成见在先，先问葛毕氏丈夫因何中毒身亡，威逼葛毕氏说出毒死丈夫实情。葛毕氏连呼冤枉，坚称自己毫不知情。用了一下午时间，审问依然毫无进展。

　　刘锡彤见问不出头绪，就直奔主题，打算突破葛毕氏的心理防线，逼问其是否认识杨乃武，与其什么关系。葛毕氏仍表示毫不知情，刘锡彤忍无可忍，认为她目无王法，诡辩抵赖，下令用刑。开始先用拶刑，见葛毕氏虽疼得冷汗直冒，却咬紧牙关极口否认，审讯没有效果，又用开水浇淋其背，用烧红铁丝刺穿乳头。葛毕氏疼痛难忍，撕声裂肺，几次昏死。刘锡彤从下午一直审到半夜，葛毕氏最终难耐酷刑，便招认了与杨乃武因日久生奸，进而谋害亲夫葛品连的“实情”。其大致供状如下：

　　扑朔迷离 亘古未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二

　　杨乃武第二任妻子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后，多次调戏自己。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二十八日傍晚，丈夫去了店里，杨乃武又来调戏自己，自己素念杨乃武风流儒雅，把持不住，同意其要求。此后，两人一有时机，遇便行奸，不计次数。次年，搬离杨家后，两人仍有来往，被丈夫察觉。八月二十四日，丈夫以自己腌制咸菜迟误生气殴打，自己剪落头发哭闹。杨乃武寻机过来劝慰，说要娶自己为妻，自己以有夫拒绝，杨就劝自己毒死丈夫，并说过门后与原妻地位身份一样，不分妻妾、大小，自己也就应承下来。十月初五日傍晚，杨乃武交给一包砒末，嘱咐自己方便时下手。十月初九日上午，丈夫因流火疾返家，要我买东洋参何桂圆煎汤服用，自己就将砒霜倒入汤中，毒死丈夫。

　　葛毕氏做完口供，已是半夜三更。刘锡彤得到供词，一刻也不耽搁，派一王姓书办带领民壮阮德指路，前往澄清巷抓捕杨乃武。杨乃武此时早已入睡，阮德带书办敲开家门，不由分说，将杨乃武捆绑结实，带到县衙。

　　杨乃武脾性刚硬，半夜三更平白无故被强行带到县衙，火气十足。刘锡彤连夜鞫问，杨乃武不但极口否认与葛毕氏因奸谋毒之事，还埋怨、顶撞刘知县，态度粗暴，使得刘锡彤大为光火。但因杨乃武是新科举人，系天子门生，按照清朝规定，对有功名的人不得施加刑罚。刘锡彤一时也拿杨乃武毫无办法，束手无策，无法取得口供，只得暂时宣布退堂，将杨乃武押入大牢。

　　次日一早，刘锡彤便呈报杭州知府，因杨乃武涉嫌通奸谋毒，请求革去其举人身份。按清制，革去举人身份需由巡抚上报朝廷具题。杭州知府陈鲁见事关重大，即刻呈报浙江巡抚，由浙江巡抚报告朝廷。吏部接受具题后，研究是否批准革去杨乃武举人身份。

　　在批文尚未到达之前，杨乃武家人从各种渠道探听消息，得知杨乃武是被葛毕氏诬攀，且在供词中有十月初五日杨乃武亲自交给她砒霜云云。家人就托人赶到杨乃武岳母家，求十月初五日在场的本家亲友为杨乃武作证，证明他初五日在南乡为岳父除灵，举办立继仪式，初六日才回余杭城内，以击破葛毕氏供认的初五日交砒霜的谎言。在岳母家人的努力下，那天参与除灵的监生吴玉琨、过继的詹善政、杨乃武的堂兄增生杨恭治及孙兆行、冯殿贵等人即向余杭知县递交了公禀，联合证明杨乃武初五日在南乡做客，不可能当面交给葛毕氏砒霜。

　　刘锡彤看到递交上来的公禀呈词，就安排杨乃武与葛毕氏当面对质。葛毕氏惧怕受刑，咬定原供属实。杨乃武拒不承认，还破口大骂，怒斥葛毕氏信口雌黄。刘锡彤见此，认为杨乃武家人是做假证以开脱杨乃武的罪责，对呈递的公禀不再予以理会。

　　由于朝廷革除杨乃武举人身份的批复还没有下来，不能对杨动刑，虽然杨乃武没有招供，但葛毕氏已将案情供认清晰，按照清律，可以认为案件初审结束。于是，十月二十日，刘锡彤将杨乃武、葛毕氏及相关案卷解至杭州。此时，自沈喻氏报案以来仅九日时间，办案可谓神速，且时限、程序上均符合清律。不过，刘锡彤认为杨乃武亲朋吴玉琨等递交的杨乃武十月初五日不在余杭的证词是伪证，不值得上报，就擅自扣压，没有连同其他卷宗上交杭州知府。而且，为了让上司看到自己办案有力、能力超群，得到上司的赏识提拔，也为了不让上司驳回案子，他在初审报告中谎称试毒的银针已用皂角水擦洗，结果“青黑不去”，与《洗冤录》所载服砒中毒情形一致等等。

　　随着刘锡彤把案件上交杭州知府陈鲁，该案初审宣告结束，正式进入二审程序。

　　杭州知府陈鲁，是军功出身，对文人有些偏见，认为他们终日皓首穷经，无所事事，穷酸风流，只顾聒噪惹事，毫无用处。他见到卷宗，翻阅一遍，认同仵作“中毒而死”的报告，采信了刘锡彤的审问经过，对卷宗陈述的案件经过信以为真，不再细致追查。因主要案犯杨乃武尚未招供，当天下午，陈鲁即亲自督审。此时，朝廷革除杨乃武举人身份的批复已到，杨乃武仍坚不招认，陈鲁就开始动用大刑，诸如杖刑、夹棍、踏杠、跪天平架等毒刑严加逼供。天平架，是将犯人的头发和两手大拇指吊起，高悬空中，像天平一样，犯人全身重量都系于头顶和两指，拇指疼痛难忍，甚至导致头皮脱落。杨乃武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数次死而复苏，最后忍无可忍，孤注一掷，宁愿被斩首也不愿受此皮肉之苦，便含屈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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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案犯已经招供，余下的就是追查证据——砒霜的来源。陈鲁询问杨乃武，杨乃武无从作答，追问急了，想起十月初去杭州路经仓前镇时，曾见到一家标着“钱记爱仁堂”的药铺，便随口供认：十月初三日假称毒老鼠，买了钱宝生药铺内红砒四十文交给葛毕氏。陈鲁见毒品来源已经查明，认为案情已经大白，立即命刘锡彤去仓前镇缉捕“钱记爱仁堂”药铺的老板“钱宝生”，获取罪证。

　　按清制，证人证词是定案的核心要件，会影响最后的结案。刘锡彤完全知道此点，立即着手准备传证人“钱宝生”到案作证，但又担心“钱宝生”不愿前来，或者来了也不予配合。因为清代证人必须与犯人一样被关入牢房，随时准备上堂作证，尤其是卖毒药给人还应承担刑事责任。刘锡彤就事先让其幕僚、仓前镇人章浚即章抡香以同乡的名义写信给“钱宝生”，叮嘱他尽管前来作证，不必害怕。“钱宝生”来到县衙后，刘锡彤并未把他直接交给陈鲁，而是带入自己的花厅里密谈。“钱宝生”说自己虽是“钱记爱仁堂”药铺的老板，但名字不叫“钱宝生”，而叫“钱坦”，也叫“钱鹿鸣”，药店里也从没有进过砒霜，更不认识杨乃武。刘锡彤以为钱坦怕作证人，就反复给他保证，说只要能作证，本县决不追究其卖砒霜的罪责，不会把他送到杭州府作证。但钱坦依然犹豫不决，拒绝作证，刘锡彤一时也无计可施。

　　钱坦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钱垲，得知兄长被传到县衙，以为哥哥吃了官司，急忙四处联系，设法为其开脱。他知道秀才陈竹山与刘知县关系密切，就拜托陈竹山为钱坦说项。陈竹山一贯好事，就与钱垲一起来到县衙，刚巧刘锡彤正在衙门内堂苦口婆心地劝导钱坦，不便闯入，就坐在外间等候。这时，门丁沈彩泉进来，陈竹山就向他要了杨乃武的供词翻看。

　　不一会，钱坦退出，陈竹山上前询问他经过，钱坦将刘知县强令他供认卖砒霜给杨乃武的经过详述一番。陈竹山本来就对街巷传闻信以为真，又看到杨乃武的供词，更坚信谋毒情事，就将杨乃武供词中有关细节告诉钱坦，说杨乃武假称买砒是为毒鼠，卖主不知道他意欲害人，不会受罚，即便卖砒有罪，也不过枷杖而已，如果拒不作证，杨乃武已经招供，一旦被查实，就是包庇杀人嫌犯，将与之同罪，被处死刑。钱坦被陈竹山一顿开导敲打，惊出一身虚汗，便照杨乃武的口供供认，承认自己就是“钱宝生”，十月初三日曾卖砒霜与杨乃武，并在证词上具结画押。

　　刘锡彤得到钱坦具结，又怕钱坦反悔，亲笔写下“此案与钱坦无干”的保证，让钱坦放心回家，并即刻将具结呈递杭州知府陈鲁。

　　在刘锡彤取证期间，杭州知府陈鲁也没闲着。他恐葛毕氏误供，对其严刑拷打。葛毕氏又信口乱供，供认八月二十四日与丈夫争吵，哭闹，实因杨乃武来自己屋内调笑，被丈夫撞见，丈夫迁怒、殴打自己。陈鲁又讯问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等证人。沈喻氏在告状时原本没有说出谁毒死儿子，现在见葛毕氏供出杨乃武，虽将信将疑，但为替儿子报仇，明知与事实有很大出入，也胡编乱造，说儿子猝死后，自己盘问葛毕氏，葛毕氏说出了与杨乃武通奸谋毒的实情，与其原递证词迥异，前后矛盾，也照样画押具结。王心培、沈体仁等人不知底细，一看法堂威严，都想尽早脱离干系，都随沈喻氏乱供一气。

　　陈鲁得到刘锡彤递交的“钱宝生”的供词，又加上杨乃武和葛毕氏主犯的供认，认为此案葛毕氏与杨乃武通奸谋毒本夫，淫恶蔑伦，铁证如山，应按律问罪。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杭州知府陈鲁作出判决，以因奸同谋杀死亲夫罪判处葛毕氏凌迟处死，以起意杀死他人亲夫罪判杨乃武斩立决，并准备上报按察司核准。

　　作为官僚，陈鲁也关心自己的考成，对人命案也不敢太过草率，被上司挑出毛病。他见证人所供葛品连死时症状“口鼻流血”与尸检记录的“七窍流血”不符，就责令刘锡彤奏明情况。刘锡彤并不重新勘验以明真相，而是将证人供词中的“口鼻流血”一律改为“七窍流血”，以消除案中破绽。卷宗呈交陈鲁后，陈鲁又审核一遍，才将案件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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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杨毕案的二审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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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期间，杨乃武家人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杨乃武。妻子小杨詹氏日夜痛哭，双目尽肿，而恰恰又是刚刚分娩，行动不便，只能干着急。唯有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即叶杨氏四处托人打听县、府审讯情况，跑到仓前镇询问钱坦母亲和爱仁堂伙计，都说没有卖过砒霜。叶杨氏知道弟弟确系蒙冤，即准备上省告状，拼死挽救弟弟性命。可按照清制，女子不能越级呈递状词，家人商定后，就让过继给杨乃武岳母的詹善政作报告，到省里向臬司、藩司、抚台衙门投状告冤。

　　清朝审级制度分成四级，即县级、府级、按察司、巡抚或总督。死刑案件应由低到高，逐级审理，最终由巡抚或总督上报朝廷备案。知府陈鲁的二审必须确定案情及罪刑才能上报，由按察司进行三审。按察司的最高长官称按察使，也称臬司、臬台，是职掌全省的专职审判机构，有审核各府上报案件的权力。此时，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是蒯贺荪，出身举人，不像陈鲁那样蔑视读书人，知道一旦中举，将可能考中进士，入仕做官，前途无量。接到杭州知府呈交的案卷后，蒯贺荪觉得因奸谋毒与举人的身份不相称，很有些疑问。他审阅了杭州府的结案报告，调阅了全部卷宗，并组织了两次审问。杨乃武、葛毕氏均已心灰意冷，照前供述。蒯贺荪见案犯所供无异，叫来初审的刘锡彤和二审的陈鲁询问审判经过，并追问审讯是否有可疑之处。刘锡彤和陈鲁二人信誓旦旦地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就召案犯、证人画押通过，将案件上报浙江巡抚。三审就此草草结束，按察使蒯贺荪根本没有起到审核把关的作用。

　　按清制，死刑案件由按察使审核后，尚需报该省巡抚或总督审问。当时闽浙一个总督，衙门设在福州，杭州城内没有总督，只有巡抚，所以本案就由浙江巡抚负责四审。

　　浙江巡抚杨昌浚在当地很有政声，深受百姓拥戴。收到案件后，为把案子办得扎实，他认真阅读卷宗，亲自审讯案犯、证人，但杨、毕二人早已屈打成招，料想难以翻案，便依样画供。杨昌浚见此，并不草率结案，而决定别辟蹊径，委派候补知县郑锡滜微服到余杭私访，探听民间议论，看是否与案犯所供相符，必定能水落石出。

　　郑锡滜到余杭后，人生地不熟，打算依靠知县刘锡彤，暗访案犯和证人家属。刘锡彤见上面来人，自然要好好表现，设宴款待。觥筹交错中，郑锡滜告诉刘锡彤此行目的。刘锡彤立即嘱咐陈竹山给钱坦施加压力，警告钱坦按原供交待。如此，郑锡滜几天的微服私访，所得的只是一些专为他准备的假情报，却自认为暗访很有效果，回到杭州向巡抚杨昌浚禀报该案确实“无冤无滥”，并汇报了暗访过程。杨昌浚对暗访结果深信不疑，对郑锡滜的办事能力大加赞赏，并加以提拔，去掉了其“候补”，推荐他到外地做了知县。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二十日，杨昌浚根据审问和暗访结果，完成了结案报告，认为该案证据确凿，维持原判，上报朝廷。四审审结。

　　杨昌浚审结后，准备把该案上报朝廷。按清制，所有的死刑案件最后一审通过后都必须由巡抚或总督上报朝廷，由朝廷批准后执行。

　　杨乃武与葛毕氏一案，从一开始就得到人们的关注。同治十一年创刊的《申报》从该案发生的第二个月起就开始跟踪报道，本省民众及在京的浙江官员知晓在本乡文人中竟发生此类事情，无不惊愕，开始关注此事。

　　杨乃武从家人口中得知浙江巡抚即将把该案递交给朝廷审核，心知如果错过此次机会，将永无翻身之机，就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申诉状，陈述了自己实因葛毕氏诬陷而被拘捕，审判官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的事实。在供诉状中，杨乃武列出案件审判存在的八条疑问，例如为何不让自己与钱宝生当面对质；倘自己与葛毕氏通奸，当不会令葛毕氏迁居等等。同时，为了让朝廷相信自己确实是被诬攀，可以更好地翻案，杨乃武捏造了不少攻击葛毕氏的文字，又增添了两个无中生有的情节：一是葛毕氏与余杭县衙役及里书何春芳有私情，曾被葛品连发觉并殴打；二是余杭县令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及其好友民壮阮德在葛品连死后，曾向杨乃武勒索讹诈，被杨乃武拒绝后，串通其父恃权蓄意谋害。杨乃武委托家人将此呈诉材料向各衙门申诉，但都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和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扑朔迷离 亘古未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三

　　杨乃武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营救杨乃武的行动。姐姐杨淑英即叶杨氏一直在为弟弟奔波劳碌，不怕抛头露面；妻子詹彩凤即小杨詹氏虽然刚分娩不久，也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去杭州各衙门哭诉冤情。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叶杨氏带着杨乃武在狱中写的申诉材料，叫上杨乃武岳母家的长工王廷南、王阿木，从上海乘轮船，历经二十余天赶到北京。他们先去拜访了一位在京的同乡官僚，经他指点，知道应该向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都察院是清朝设置的中央监察机关，负责参预和监督司法审判工作，有权对全国上下大小官吏的一切违法犯罪活动纠察弹劾，对重大刑事案件也有权会同刑部、大理寺共同审理。

　　在递交申诉材料时，却意外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清廷规定女子不能至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叶杨氏就和王廷南、王阿木商量，确定由王廷南进都察院递交材料。当时，已经将递交人情况报告给都察院，正准备递交，走到都察院门前，王廷南心里发怵，突然变卦，借口说自己目力不济，要王阿木代替自己递交。王阿木只得声称自己就是王廷南，递交了申诉材料。

　　都察院接受呈词后，以叶杨氏、王廷南、王阿木等人越级上告，违反律制，派人将其押送回乡，责令以后不准再告，同时，下文给浙江巡抚，要求复审此案，务必查出漏洞和可疑之处。浙江巡抚杨昌浚接到都察院命令，认为既为无可置疑的铁案，很是不屑，就将该案交给原审结案的杭州知府陈鲁审查。

　　陈鲁虽认定此案已经案情大白，铁证如山，但上级命令又不敢违抗，就又另外传讯了地保王林、房东王心培等证人。几个证人见犯人早已供认，也胡乱供认以免沾惹是非。陈鲁见与原审无异，仍旧按照原审判决再次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随之上报都察院。都察院见案情无任何疑问，可以结案。五审也草草收场。

　　其间，杨乃武家人三番五次去仓前镇爱仁堂药铺找“钱宝生”，软硬兼施，央求“钱宝生”证明杨乃武没有在彼处买砒。钱坦怕受知县刘锡彤的打压，死活不答应杨氏家人，后来被缠得无法，就只有外出躲避。杨乃武家人还找到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央求她撤回申诉，救杨乃武一命，并答应以金银田地相报。沈喻氏为子报仇心切，也不答应。同年六七月间，杨乃武的妻子还到浙江巡抚、按察司衙门上告，均无结果。

　　一件小小的刑事案件，竟然惊动了中央最高监察机构，经《申报》广泛报道，杨毕一案已经引起全国各地的关注。尤其是浙江和北京两地，更是朝野上下，无人不晓，对该案进展情况高度关注，甚至惊动了当时红极一时的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在浙江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开办钱庄，设举洋务，后又在杭州开设胡庆余堂药店，资金达3000多万，田地一万亩，捐了个江西候补道的功名，成为煊赫一方的官商。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杨乃武案发生时，胡雪岩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他的一个幕友吴以同与杨乃武同为癸酉科乡试举人，深知杨乃武为人正派，此次获罪必有冤情，就把杨乃武姐姐叶杨氏上京告状并准备冒死二次进京上告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大为触动，深表同情，委托吴以同把叶杨氏引荐过来，答应资助他们全家进京上告的路费和在京的所有生活用度。

　　得到了胡雪岩的资助，叶杨氏准备第二次进京告御状。此时，恰好有个浙江籍的京官、翰林院编修夏同善丁忧服阙回京，胡雪岩为其饯行，请吴以同作陪。席间，胡雪岩、吴以同向夏同善陈述了杨乃武冤案经过，并央其在京设法帮助。夏同善深为家乡有此冤案震惊，表示将极尽其所能帮助，并留下了其在北京的住址。

　　这年七月，杨乃武妻子詹彩凤随带其娘家的帮工姚士法进京上告。两人走了两个多月方才赶到北京，按照地址找到了夏同善。在夏同善的指点下，詹杨氏向步军统领衙门递交了杨乃武的申诉材料。这一申诉材料被《申报》以《浙江余杭杨氏二次叩阍原呈底稿》为题刊登出来，使杨乃武的申诉理由广为传播，几乎人人皆知。同时也给步军统领衙门带来很大压力，不能再应付差使，只得将材料上奏皇太后和皇上。不久，谕旨下来，将案件交浙江巡抚与臬司即按察使共同审理，复查此案，务须查出实情，以成信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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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巡抚杨昌浚得到圣旨，不敢再如上次一样交杭州知府陈鲁审讯。他绞尽脑汁，试图另辟蹊径，想到由局外人审判此案可能会更为中立客观，不会先入为主，就委托刚刚到任的浙江湖州知府锡光以及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等几个下属共同审理。在交接案件时，杨昌浚还对他们谆谆教诲，强调应秉公执法，不枉不滥。几个下属在上司面前自然点头哈腰，唯唯称是。

　　几个下属也不糊涂，深知承审此案万万不能审得与上司结果不同，不然纯粹是与上司过不去，自讨苦吃。在审讯时，他们就没有敢动刑罚。杨乃武见此次审讯是朝廷圣旨下令，又没有动刑，知道所写申诉材料起了作用，就推翻了原来所有的有罪供认，重新说明自己与此案毫无瓜葛。葛毕氏也趁机全部翻供，否认自己毒死丈夫。湖州知府锡光一看情况不妙，这样下去会无法收拾，审了一次就找了个借口退出审问团。其后的几次审讯中，主要由绍兴知府龚嘉俊主审，两位知县作辅。审来审去，杨毕二位主犯就是不供有罪，毫无头绪，既无法维持原来判决，又难以推翻原先审判。正在三位审问官无台阶可下时，恰好同治皇帝驾崩，又适逢浙江省三年一次的大考，案件审讯不得不暂停。其后迁延日久，三位审问官主动递交辞呈，请求另择大员审理。六审就这样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同治皇帝死后，光绪皇帝于次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继位。按照惯例，新皇帝登基继位，为显示天子之仁爱宽厚，都要大赦天下。但杨毕一案因审而未结，案情重大，悖逆人伦，罪大恶极，不在特赦之列。

　　杨乃武与葛毕氏在六审中双双翻供的消息经《申报》报道后立刻传遍各地。案件扑朔迷离，久久拖延，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猜测。四月二十四日，刑部给事中王书瑞忍无可忍，首先发难，向皇帝递呈奏折，弹劾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人“复审案件，意存瞻徇”，故意迁延时日，谋图不轨，企图等杨、毕等犯证关死狱中，即可草率结案，维持初审判决，以利考成。王书瑞愤慨之余，请求皇上及两宫太后另派京都大员查办此案，务释众疑。奏折一出，应者云集，矛头直指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上书辩解，说自己绝非有意迁延，实在是因恰逢封篆，又遇上国恤，兼有本省科考，又说杨、毕虽然屡次翻供，但药店“钱宝生”供词始终如一，并供出杨乃武家属常到其店中滋闹，逼胁他翻供以救人命，案情变幻反复，正在研求实情等等。但光绪帝迫于舆论和大臣压力，钦定浙江学政胡瑞澜全权接审此案，并严命杨昌浚将杨、毕及涉案重要证人仔细看管，如果万一在狱中瘐毙，将予严惩。

　　清代各省、府、县均设有学政。学政负责当地科举考试、遴选人才等，通常由饱学之士担任。浙江学政胡瑞澜就是一位公认的学富五车的人物，在当地也颇有些名望。朝廷圣旨钦点他负责审办杨、毕一案时，胡瑞澜正忙于当年浙江省的考选，杨昌浚把未审结的案件卷宗、案犯及要证等转交给他时，他正忙得焦头烂额，急得一塌糊涂，直到他忙完考选事宜后，才开始着手阅览卷宗，正式审理此案。

　　胡瑞澜（？～1882），字筱泉，武昌县人，道光进士，历任山西学政、左副都御史、礼部、兵部侍郎。毋庸置疑，作为学政，职掌全省的科考、人才遴选大事，胡瑞澜学识深厚，堪称饱学之士，十分称职，但对于审判案件尤其是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则有些力不从心，何况以前从未接管审理过案件。他自己也担心办不好这一万众瞩目的疑案，圣上又没有选派其他官员同审，只好奏明皇上，请求允准自己从下属中选出几个官员共同审理，以表明自己没有暗箱操作，保证案情公开，秉公执法。观察了半月，他最终选定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四人参与审讯。这四人均非原审官员，没必要回护偏袒任何一方。

　　尽管如此，因才力所限，胡瑞澜依然没有抓住案件的关键核心所在。他没有从案件的源头抓起，而是针对杨乃武的申诉材料展开调查，经过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劳作，果然发现了申诉材料中的大量捏造诬陷之处。如杨乃武在申诉中说葛品连之所以搬出另寻租处，是因杨乃武告知葛品连葛毕氏有不轨行为，致葛毕氏遭到丈夫殴打，从而对杨乃武怀恨在心，诬告杨与其通奸谋毒；又如，杨乃武说知县之子刘子翰及民壮阮德向其敲诈勒索钱财不成，遂诬陷杨与葛毕氏偷奸；再如他称葛毕氏与何春芳有奸情，以借此证明葛毕氏与自己原先就有仇隙，葛毕氏有诬陷自己的动机，借以洗脱自己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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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瑞澜针对这些事件进行了不辞劳苦的调查，结果查明杨乃武申诉材料里所列的这些事实根本就不存在。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并不叫刘子翰，而叫刘海升，已经于同治十二年四月回到天津本籍老家，案发时并不在余杭。胡瑞澜还查明，杨乃武家人的不少做法令人起疑。如他们去葛品连母亲沈喻氏家中跪求沈喻氏撤回呈诉，去仓前镇强迫“钱宝生”取回原供具结。连王阿木冒名王廷南到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也被胡瑞澜查了出来。胡瑞澜就此认为杨乃武做贼心虚，企图掩盖事实，销证灭迹。

　　从这里入手，胡瑞澜对杨、毕连夜进行熬审，并施用酷刑。杨乃武、葛毕氏支撑不住，只得照原供诬服。光绪元年（1875年）十月初三日，胡瑞澜七审结案，上奏皇帝和皇太后，此案无有冤滥，拟按原审判罚定罪。葛毕氏以因奸同谋杀夫罪，拟凌迟处死，杨乃武以奸夫起意杀死亲夫罪，拟斩立决，又以作假呈词京控，罪加一等；钱宝生拟以私卖砒霜致成人命罪，拟杖八十；王阿木以强令钱宝生递交悔呈，又为叶杨氏作保京控，与王廷南、姚士法等拟杖八十；杨恭治、吴玉琨等为杨乃武具呈作证，递具公禀，因不知杨乃武因奸谋命情事，与并未通奸之何春芳，并未诈赃之阮德，均不予追究罪责。

　　写结案报告时，因案件经多人审理，案犯、证人所供各不尽同，甚至前后矛盾。胡瑞澜在奏折中陈述案件大概时，费了一番心思，极力将案中矛盾之处雕饰圆滑周密。如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有人说该日杨乃武在葛毕氏房内调戏，被葛品连撞见，杨逃避，葛品连向葛毕氏盘问出实情，殴打妻子，邻居前来劝解，葛品连借口说是因嫌妻子腌菜迟误吵闹；另一说是葛品连因腌菜迟误殴打妻子，葛毕氏自剪其发欲出家为尼，杨乃武听闻后前往探问，走到葛家门口见房内人多，没有进去就返身而回。两种说法差别较大，胡瑞澜经过思索，将之整理为“该日虽为腌菜迟延争闹，实为与杨奸情引起”。又如沈喻氏怀疑儿子死因盘问儿媳一节，其说法也前后矛盾：先是说儿媳拒不招认谋毒情节，后又说从儿媳口中盘出与杨勾结谋毒情形，前后说法不一。胡瑞澜在上奏中则称：“葛毕氏初则言语支吾，继称杨乃武交给流火药。”如此等等，使整个结案报告看起来天衣无缝，足为定谳。

　　同时，胡瑞澜为了显示自己确实没有徇私舞弊，想起了给皇帝和太后上奏《招册》的方式。他把案犯杨乃武、葛毕氏的供词和沈喻氏、王林、钱宝生等证词都详尽地记录下来，随同其审理结案报告一同上奏。按清制，清朝巡抚、总督办理的死刑案件，不需要把人犯供述和证人证词上报朝廷，只需呈报审结报告即可。胡瑞澜之所以上报《招册》，无非是因该案轰动朝野，影响太大，而各方倾向又反复不一，这一公开供词和证词可以告知天下，该案审理过程没有舞弊徇私之处。

　　该案七审就此以杨乃武葛毕氏诬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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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想，胡瑞澜审结报告和《招册》一呈递，《申报》即予以报道，朝野议论纷纷，舆论大哗。户部给事中边宝泉率先鸣起不平，十月十八日即上奏说胡瑞澜与浙江巡抚杨昌浚“素日相好”，办理此案“外示严厉，中存偏袒”，并没有秉公执法，在关键情节上不加详究，模糊视听。又说本案中杨乃武是否冤抑撇开不说，近年来各省办结的案件，上京控告后发回原省查办，能够平反的百不得一，相沿成习，个中原因则在于案件由督办审定，复查的官吏都是下属，而官吏的升迁降贬都由上司决定，在办案中自然秉承上司意志。胡瑞澜是杨昌浚的下级，其考成由杨昌浚说了算，自然不敢得罪杨。况且，胡瑞澜本是职掌学政的文臣，从没办理过刑案，必然抓不住要害，绝难平反。现在该案依然存在诸多可疑之处，难以据此定谳，舆论汹汹，请求皇上和太后审慎研究，并将该案交给刑部从头审理。

　　边宝泉的奏折一出，得到许多官员、百姓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皇上和慈禧太后的恩准。上谕说，外省审理过的案件再递交到刑部重新审理，向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而且如果外省的案件都纷纷提交到刑部审理，刑部作为职掌全国刑狱的部门，根本忙不过来，何况从杭州押解证犯到京，让证犯劳累疲惫，不属仁爱之道云云。其实，皇帝之所以不愿意转交刑部审查，是因地方封疆大吏审定的要案，既已经七审七决，都无疑问，如果轻易更张，势必引起地方不服气，甚至导致朝廷不稳，为了两个平民百姓的小命导致地方中央不合，完全划不来。不过慑于朝野的舆论压力，尽管皇上不同意由刑部审理，但却同意将此案案卷交刑部详细审研，看是否有可推敲之处，一一标出，交胡瑞澜进一步查究明晰，予以答复。

　　刑部接旨后，经过仔细审查案卷，发现了一些疑点：一是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有无进入葛品连家，有无被葛品连撞破奸情一事。卷宗中前后上报材料说法不同。巡抚杨昌浚的报告说杨乃武进入葛家调戏葛毕氏，被葛撞见，毒打葛毕氏，而胡瑞澜的上奏则说当日确系因葛毕氏腌菜迟误而被丈夫责打，并未提到杨乃武进入葛家并调戏葛毕氏一事；二是关于杨乃武购买砒霜的时间问题，先说是初三日，后又说是初二日；三是钱宝生是卖砒要证，却仅在县审时传讯过一次，其后各次审讯均未提鞫，更未让杨乃武与之当面对质；四是杨乃武所供刘子翰与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海升是否同一人，为何未就此提审刘锡彤亲供等等。

　　此时，杨乃武葛毕氏一案已成为全国瞩目的大案。尽管案件疑窦丛生，但依旧维持着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的原判。其所历经县、府、臬司、省等七审七决，每次审讯都引起社会喧动，《申报》报道极大吸引了上至台阁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的关注，更使该案成为街谈巷议的最核心话题。固然有许多人相信历经七审，杨毕一案当无冤抑，可以定为铁案，但更有不少人从一开始发现其中的疑点，想方设法地为杨乃武鸣不平。

　　浙江当地和京师的浙江籍京官非常关心家乡这一轰动全国的大案审理进展情况。在胡雪岩的委托下，丁忧服阙返京的夏同善发动联络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说家乡出此大事，对浙江官员荣誉有很大影响，既然身在京师，就应当为家乡做点实事。在他的积极努力下，至十二月初，十八名刑部、户部等的浙江京官联名向都察院递交呈词。这十八位浙江京官是：内阁中书汪树屏、罗学成、翰林院编修许景澄、户部主事潘自疆、吏部主事陈其璋、户部主事张桢、何维杰、周福昌、吴昌祺、徐世昌、徐树观、刑部员外郎郑训承、刑部主事濮子潼、员外郎汪树堂、主事戚人铣、工部员外郎吴文谔、邵友濂、主事梁有常。他们联名的呈词由28岁的浙江余杭人李福泉作报告呈递上去。

　　在呈词中，他们罗列了历次审讯中的疑窦之处，又增加了他们从家乡听闻到的消息，认为刑部虽提出了不少疑点，但仍交胡瑞澜审查报告，胡瑞澜自然会维护其前审结论，并借此机会，绞尽脑汁为案中漏洞弥缝，使之更为周密详致，到时将很难从胡呈报的材料中找到破绽，杨乃武只能冤沉海底。同时，他们在呈词中还针对谕旨中“向无此政体”，提出先皇已有提交刑部审理他省案件的先例，如道光年间刑部就审理过山西省递交的阎思虎失出案件，同治年间刑部也审理过浙江省递交的韩溥华所控犯书孙锦侵冒公款案件，以此请求皇上和太后将此疑难案件交刑部审理，以使该案确无冤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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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份呈词为杨毕一案的平反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浙江学政胡瑞澜按照圣谕，针对刑部提出的几点疑问，对杨乃武等人又进行一次提讯，此次审问杨乃武葛毕氏认为已经没有翻案可能，仍照前供述，审讯没有任何突破。

　　随后，胡瑞澜就上奏，一一解答刑部提出的疑问：一是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是否进入葛家与葛毕氏调戏，胡奏称葛品连早知杨毕奸情，实借八月二十四日腌菜迟误出气，杨当日并未来葛家；二是杨乃武买砒时间是初二还是初三日，胡奏称实际是杨乃武初二日由杭州开始乘船返回余杭，杭州到仓前镇水路四十里，傍晚到钱宝生药铺买砒，船至大东关过夜，初三清晨到家；三是“刘子翰”之名是杨乃武捏造，刘锡彤子名确系刘海升，等等，对这些疑问都作了细致弥缝，使整个案件看起来无懈可击。

　　胡瑞澜在奏折最后说，这种通奸谋毒的案件，事情极为机密，外人不能亲见，只能以当事本人供词为凭，杨乃武的奸谋是葛毕氏在余杭县初审时供出，并不是他人教唆欺诱。而杨乃武为脱罪，运用其狡猾伎俩，散播谣言，导致人们认为他确有冤抑，自己虽然秉公断案，也难免贻人口实。案情重大，人言纷纷，杨乃武的刁横又比先审时更甚，请皇上、太后另选大臣审理此案。最后，胡瑞澜奏请皇上，因余杭知县刘锡彤涉嫌徇私舞弊，请求召递军机处。

　　胡瑞澜第二次结案报告传出，质疑之声此起彼伏。

　　都察院接到浙籍十八名京官的联名呈控，感到事态重大，立即向皇上、太后奏明。皇上、太后刚刚做出“向无此政体”的谕旨，又来了奏请，虽不情愿，但迫于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再加上浙江十八名京官为了浙江读书人的脸面而联名具呈，此时刑部侍郎袁保恒与翁同龢等也看到胡瑞澜奏疏中矛盾重重，上疏称有必要对该疑案提京详细研鞫：在这众多方面的环请下，慈禧太后不得不降旨，同意杨乃武与葛毕氏一案交刑部亲自审核，秉公论断，彻底根究。

　　当时的舆论对杨乃武极为有利，而葛毕氏则明显处于劣势。许多人包括《申报》及朝廷中的多数官员都认为杨乃武是被葛毕氏诬攀的，对杨乃武深表同情，而对葛毕氏大加挞伐，认为葛毕氏本来就是臭名昭著的荡妇，《申报》报道中也说她“本为土娼”，与葛品连并非明媒正娶，谋害葛品连是葛毕氏一人所为，因与杨乃武素有仇隙，故诬攀之乘机报复。民间甚至有传言，之所以要职掌遴选人才的学政胡瑞澜审理此案，原准备是为举人杨乃武平反的，而对葛毕氏凌迟处死的判决仍将被维持。而审理结果却是杨乃武的罪罚并未丝毫减轻，这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

　　刑部奉谕旨，接下这件已经七审七决的疑案。刑部头品顶戴尚书皂保感到众目睽睽之下责任重大，不敢丝毫拖延马虎，立即组织人马，调阅该案从一审到七审的全部卷宗，细细推敲，详加考究。同时，行文通知浙江巡抚杨昌浚，务必将该案有关人犯、证人分批递解北京刑部，沿途所经县域务必给予配合，严加看守，增派兵丁，以防串供。杨昌浚虽心怀不满，但又不敢公然违抗旨令，只得遵办。

　　正在此时，即光绪二年正月十六日，本案最重要的证人、钱记爱仁堂药铺的老板钱坦即“钱宝生”忽然在狱中暴毙身亡。当时，钱坦关押在杭州浙江巡抚杨昌浚的监狱里。因为按清制，案件证人也必须关入牢中以便随时提审时作证，如果要出去，必须请人担保。胡瑞澜在上奏中说是“在监病故”，而据有的衙役说是自缢身亡，也有同狱犯人说是被刘锡彤、陈鲁买通狱卒弄死藉以灭口。而《申报》报道说，钱宝生经胡瑞澜审讯后，交差役押解回县，回到家中，骤然腹痛，随即病逝。

　　事件真实性已经无从考究，但钱坦直接关系杨乃武是否有买砒实情，此时关键证人的暴毙，不仅给审查带来极大影响，而且外界会滋生出诸多议论，更给刑部带来巨大压力。而此前一个月，经手此案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负责三审的按察司按察使蒯贺荪的因病去世，给此案带来的舆论压力足可证明。蒯贺荪的儿子病故后，蒯即郁郁寡欢，不思饮食，形容逐渐枯槁，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二日病亡。他作为杨乃武案三审的主持者，遽然病逝，坊间议论纷纷，也给刑部的查办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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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部递解该案人犯、证人进京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是葛毕氏一人出发，兵丁衙役戒备森严，弓上弦刀出鞘，守护囚车，并安排了两个伴婆随同前往，照顾葛毕氏生活；第二批是一干证人，包括沈喻氏、沈体仁、王心培、何春芳等数十人；杨乃武一人被安排在第三批。因当时交通不变，押解犯人按规定又不能走水路，三批涉案人员采取递解方式，每到一处，该地衙门必须提供食宿及安保，并调出数名衙役替换原来兵丁。因系奉旨进京，朝廷特派了一位候补知县亲自看押寸步不离。一路长途跋涉，要走两个月左右方能到京，可谓千辛万苦。故有的证人尤其是女证人实在不愿进京作证，但又毫无办法。

　　人犯、证人尚未到京，刑部调阅卷宗后发现不少疑点：其一，谋妇杀夫，事虽机密，但很难一点不漏痕迹，为何葛家邻居王心培从未见到杨乃武到葛家？其二，为什么沈喻氏最初向余杭县衙递交的诉状中，没有提到杨乃武？其三，为何未安排钱宝生与杨乃武对质？其四，葛品连如果系中毒身亡，其母当时就该看出迹象，为何直到第二天才递状控诉？如此等等，都需要调查清楚。

　　提取证人刚到京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本来头绪繁杂的案件更添困难。

　　第二批被解送的证人一行于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二十七日抵京，按照惯例，刑部人员要对证人搜身检查。搜查时，衙役们从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身上搜出一张纸条，写有“刑部司员文起暨浙江粮道如山宅内居住之刘殿臣，余杭县署内姜位隆恳托”字样。讯问沈喻氏，说是远亲姜位隆所写，让她来京投靠于文起及刘殿臣。经查，刑部司员中只有一个候补主事文超，并没有纸条上的“文起”其人。尽管纸张内容未涉及案件，但因案情重大，刑部奉旨亲鞫，不敢忽视每一个细节，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通缉寻拿刘殿臣、姜位隆，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终于查明，姜位隆是余杭县署家人，与沈喻氏熟识，见其解京辛苦，无依无靠，就写了一张纸条，嘱咐她到京后找文超和刘殿臣帮忙资助生活用度和盘缠路费，一时粗心把“文超”写成了“文起”。刑部即刻派员将刘殿臣、姜位隆拘系到京，听候发落。此事虽系虚惊一场，也可看出刑部对该案的重视程度。

　　所有涉案人员全部抵京后，刑部进行了一次大审。杨乃武见案件转交刑部审办，知道有申冤时机，就推翻前供，据实供认，称自己十月初五日在南乡岳母家参加立继仪式，初六日午后才返回，根本没有通奸谋毒之事。其堂弟杨恭治、监生吴玉琨、民人詹善政在余杭县衙呈有公禀，现在药店钱宝生虽死，还有药铺伙计杨小桥和钱坦之母钱姚氏可以作证。葛毕氏也交待出实情，说明葛品连去世前后情况，并说验尸时，仵作并未指明是服何毒毙命。沈喻氏也交待出实情，说当时盘问葛毕氏，见她坚不承认，就到县衙控告，请求查验是否被毒身亡。又提讯王心培、王林、杨詹氏、叶杨氏等证人，都供出实情。刑部就据此上奏，请求再派员到浙江将涉案证人杨恭治、吴玉琨、詹善政、杨小桥、钱姚氏、喻敬天、喻王氏及仵作沈祥等人押解到京。

　　因监生吴玉琨已经于本年五月初一日病逝，就由其妻吴张氏及邻居亲戚作出证明画押，加盖余杭县衙印结，带到刑部。钱坦母亲钱姚氏患有癫痫病，不时发作，请求不赴京作证，葛毕氏的母亲喻王氏因有年幼女儿不便入京，也请求不赴京。浙江巡抚杨昌浚为此向刑部请示，说“案系因奸谋命，事属隐秘，本非外人所知，应取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云云，请求免提钱姚氏与喻王氏进京，只写出证词画押即可。刑部对其提议断然拒绝，说该案是皇上、太后钦批，不敢稍有疏漏。杨昌浚不得不令新任浙江按察使兴奎与新任杭州知府龚嘉俊，清点证人，由候补知县刘维福带领衙役伴婆，分批将证人递解到京。未想，杨昌浚这一为民着想的举动也成为他后来获罪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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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人抵京后，刑部照例对其一一检查，却发现所押的詹善政竟然是冒名顶替者，就火速严饬浙江巡抚杨昌浚调查上报。经查，原系詹善政不愿进京，由杨乃武岳母詹张氏安排，让詹善政外出躲避，出钱由家里帮工王顺发冒名顶替进京，并教王顺发到京后如何作证。刑部还查明，爱仁堂药铺伙计杨小桥来之前得到杨乃武家属送的银洋600元，杨家有贿买证人的嫌疑。查明原因后，浙江巡抚立刻上报刑部，并把逃匿的詹善政押解进京。

　　所有案犯、证人均到齐后，刑部进行严密谨慎的审查讯问，对卷宗进行严格审核，查找前后供述不一处，重点究查。经过几次庭讯，各人犯、证人都交待出了自己所知实情，又调查出余杭生员陈湖即陈竹山与案件关系重大，即刻饬浙江巡抚递解到京。审讯中，仵作沈祥供认，验尸时见有口鼻流血，脸色青黑，腹部有大液泡十余个，与《洗冤录》所载“服砒身死，牙根青黑，七窍流血，嘴唇翻裂，遍身发小泡”情形不符，用银针刺探喉部，也呈青黑色，就认为是服生烟土毒致死。但门丁沈彩泉坚持是服砒毒致死，县令未令擦洗银针，勘验不准。刑部又讯问当时在场街邻，都说见沈祥与沈彩泉争执，未擦洗银针。检查余杭县衙上报案卷，只报服毒身死，没有指明何毒，又查杭州知府上报案卷，均写“七窍流血”。讯问药店伙计杨小桥及钱宝生母亲钱姚氏，确认该店没有卖过砒霜。由此种种证言，刑部确知，葛品连因何身死，难以确认。

　　在事实真相逐步明朗的情况下，刑部尚书皂保上奏请将余杭知县刘锡彤及门丁沈彩泉递解到京，同时请求将葛品连的尸棺也押解到京，准备重新勘验。

　　为确保勘验的准确真实，刑部要求各沿途州县必须严密配合，派出兵丁押送，并给尸棺贴上封条，以防尸棺被调包。同时，命进京的证人滞留在京，以便由亲属确认所验是否葛品连的尸体，并抽调北京最有名望的仵作参与勘验。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九日，以刑部尚书皂保为首的刑部官员，偕同五城兵马指挥等地方官，在朝阳门外神会路海会寺前，对千里迢迢从余杭押运抵京的葛品连尸棺，进行当众开验。前来围观者人山人海，包括两个要犯、全部证人、余杭知县刘锡彤、原仵作沈祥、门丁沈彩泉等都排在前排。

　　打开棺材，尸体皮肉已经腐化殆尽，只剩骨殖。刑部选调的老练仵作荀义、连顺，由上至下仔细详验，发现死者卤门骨并无红晕浮出，胸部龟子骨、牙齿、牙龈、手指、足趾骨尖及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并无砒霜中毒骨殖应呈青黑色的迹象，尸骨经过蒸煮也没见异常，与《洗冤录》所载正常病死符合。最后得出权威结论：葛品连确系因病而亡，并非中砒毒而死。刑部官员又当众询问刘锡彤、仵作沈祥当时勘验情况。两人均承认当时勘验存在不符合规定的勘验程序，辨验未真，误将口鼻出血、身上青黑起泡认作服砒毒致死。至此，案情已经基本清晰。

　　刑部尚书皂保又令案犯证人环跪一圈，当面对质。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敢再胡编乱造。全案的来龙去脉，始末经过，至此全部水落石出。历时三年，经过七审七次误判的疑案，屡经曲折，柳暗花明，至此终于大白于天下。时为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余下的就是根据情况给各人犯、证人量刑。尽管没有了杀人犯，但审判期间的一些诬告、作弊、诬攀、假证等等都应该给予惩罚，尤其是各承审官员是否存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故入人罪的行为，更要详细查究，以惩戒后人，服信民众。

　　正在朝廷开始审查各承审官员责任时，在中央官员中却开始了一场争论。按清制，如果承审官员确实借案件索贿枉法、舞弊作奸、草菅人命，则将视情节轻重被判入狱甚至处死，而如果仅系疏心大意、自以为是或才疏学浅而导致冤案发生，则处罚要轻得多，顶多是撤职流放之类。县令刘锡彤的罪责比较明显，他先入为主，自以为是，致生冤抑，罪不可赎。刑部在该案刚刚审明后，即上奏皇上，请革去刘锡彤知县之职。而对于杨昌浚、胡瑞澜这样的一品大员，是否要进行查办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竟由此扯出了朝中政治派系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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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中官员按其立场分成了鲜明的两派。一派以大学士翁同龢、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张家骧为首，曾经上奏请求刑部复审此狱的边宝泉也属于此派。因他们都是浙江、江苏人，附和者也以江浙人为多，被称为江浙派，又以他们多系文臣谏官，常上疏论辩是非，又称朝议派。他们主张对承审官员严惩不贷。另一派则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成员以湖南、湖北为多的两湖派，因该派多是封疆大吏，掌握一方大权，也称实力派。

　　四川总督丁宝桢曾设计杀死过慈禧太后宠爱的太监安德海，在朝中威信甚高。他从一开始就关注此案，到刑部审问水落石出时，他跑到刑部大发雷霆，当面指责刑部尚书桑春荣老耄糊涂，说人埋入土中三年，毒气早已消失，毒消则骨白，认为刑部审验不足为凭。桑春荣见他气势汹汹，怕引起朝廷政治不安，就敷衍答应其慎重研究，并与头品顶戴尚书皂保商量后，先压下参革各承审大员的疏奏，以待变故。

　　江浙派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御史王昕语气尖锐地呈递奏折，弹劾杨昌浚、胡瑞澜等承审官员，“罗织无故，锻炼成狱”，尤其是杨昌浚公然斥言刑部奉旨行提人证是“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欺罔蔑视朝廷，瞻徇刚愎，应即以革职重办。

　　两派之间的争斗此消彼长，朝廷两派都不敢太过得罪，直至拖延两个多月后，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刑部的疏奏才最终递交上去。这篇疏奏中，皂保将杨乃武、葛毕氏一案真实经过及历次审讯过程如实详细报告，没有丝毫编造，案件方大白天下。但因牵涉到对承审官员的判罚，这篇疏奏的陈述语气和字里行间时见轻描淡写之语，以开脱承审官员罪责。如称杨乃武与葛毕氏“刑伤均已平复，确无损伤筋骨等事”，又称“历次审办不实，皆由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先后承审各员尚非故勘故入，原验官、仵作亦无有心捏报情事”等等。最终以“沈喻氏怀疑请验，刘锡彤误验中毒，葛毕氏受刑屈招，杨乃武被刑伪供，钱坦被逼伪证，杭州府草率定案，浙江省依报照结，胡瑞澜回护属官”总括案件真相。

　　刑部就此作出给各犯的判罚报告，拟处：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年逾七十不准收赎；生员陈竹山已在监狱病死，不论；仵作沈祥杖八十，徒二年；门丁沈彩泉杖一百，流放二千里；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滜均革职；按察使蒯贺荪已病故，不论；训导章浚即章抡香革职；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王心培杖八十；钱宝生业已病故，不论；姜位隆、刘殿臣笞四十。对于浙江巡抚杨昌浚、学政胡瑞澜因属一品官员，其判刑“恭候钦定”，同一天，朝廷下旨，将二人即行革职。

　　对于本案的两个主要人物杨乃武与葛毕氏，葛毕氏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诵经读诗，不守妇道，致招物议，杖八十；杨乃武与葛毕氏虽无通奸，但同食教经，不知避嫌，且诬陷何春芳等人，以脱己罪，杖一百，被革举人身份不予恢复。

　　至此，全案审结。

　　杨乃武出狱后，时年41岁，回到余杭老家。家产荡然，生活窘迫，靠友人协助，以养蚕种桑为生，凄苦度日，心灰意冷，很少与外人交往，于民国三年（1914年）病故，终年74岁，葬于余杭镇西北舟枕乡安山村附近。

　　葛毕氏出狱后，时年22岁，因丈夫已死，亲友无靠，衣食无着，万念俱灰，到余杭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因庵里香客寥落，以养鸡鸭为生，在青灯古佛、晨钟暮鼓中了却残生。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圆寂，终年75岁。墓龛建于余杭东门文昌阁，60年代墓塔被毁，1985年代按原形重建于安乐山东麓。墓碑上刻“传临济正宗第四十三世准提堂上圆寂先师慧定之墓”。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按伤亡人数来看并不起眼，但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曲折复杂的案件之一，所引起的关注和社会效应也堪称历史之最。通过此案，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清末民间生存画卷，清代司法程序。更宝贵的是，我们从此案中看到的导致冤案形成的原因，不少司法人员在品质上无可非议，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也不以权谋私，绝非有意制造冤案，但却以粗心大意、先入为主，刚愎怙终造成了不少失误，其后为了掩盖这些失误，往往不惜更大的错误来弥缝周圆，最终难以收拾。从此出发，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鉴戒意义颇为深远，甚至有专家把此案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申报，它应该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清末秀才董季麟的诗表明了人们对这一冤案的普遍态度：

　　扑朔迷离 亘古未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五

　　顶礼空皇了此身，哓哓悔作不平鸣。

　　奇冤几许终昭雪，积恨全消免覆盆。

　　泾渭从来原有别，是非谁谓竟无凭。

　　老尼自此真离脱，白水汤汤永结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