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收在本书中的都是我的小文章，大抵是文史小品之类。一部分发表过，

一部分是新写的，一部分则是旧稿新改，重新写过的。

那是很久以前了。《光明日报》文艺版有一个栏目，名叫“说文谈史”。

有关编辑约我连续为这个栏目写点什么，我欣然从命，于是，就写开了。后

来， 《团结报》约我主持一个专栏，我也欣然从命了。

我之所以“欣然”，那是我对小文章有一点偏爱。它虽然“小”，不起

眼，但是，麻雀虽小，无妨飞天。它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可考证；大

文章能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它也能完成。而且，由于它“小”，因此，庄言

之可，谐言之可，亦庄亦谐言之亦可。作者有挥洒自如，信笔写来之乐；读

者无阅读八股套腔，头昏脑胀之苦。这是两利两便的事，何乐而不为哉！

“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小文章要小中见大，其实并不易写。一

篇好的文史小品，除了要有思想，有知识，有资料，有掌故之外，而且还要

有文采、有情致，甚至于还要有意境。谋篇布局，俱见匠心；造语遣词，才

情毕现。以为它小，就觉得它好写，其实是一种误解。苏州有个网师园，地

不过数亩，然而，亭台楼阁，假山小池，布置得曲曲折折，玲珑有致。我相

信，它的设计者是费过心思的。

小文会速朽吗？不一定。相反，千古以来传诵的名文倒常常是小文。以

人们熟悉的《古文观止》为例，其中何尝有“大文”、“长文”！

话说回来，我虽然偏爱小文，但是，这些年来，我的岗位规定了我只能

以主要精力去写“大文”、“长文”，以至“大书”、“长书”，小文写得

并不多，而且，由于才力不逮，读书不多，这些小文也写得并不满意。所以，

当这本书有机会奉献到读者面前时，我是既高兴，又惭愧的。

我年轻时喜欢文学，在大学里读的是“文学专门化”，没想到经历诸多

坎坷之后，却弄起了历史，横生斜长起来，所以，这本集子就命名为《横生

斜长集》了。

作者

1998年2月16日于北京东厂胡同1号，电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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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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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圣明”与杨继盛之死

韩愈这个人，很有点道学家的气味。例如，他写过一首诗，题为《拘幽

操》，是以周文王的口气写的。诗云：“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

闻声。朝不见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

诛兮，天王圣明。”史载，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时，曾鼓琴作歌，以

解忧愁，韩愈的这首诗就是揣想当时情景所拟作的歌词。按说，纣是昏君，

文王是大圣人，纣囚禁了文王，当然是冤狱无疑。文王总该有点牢骚吧？然

而没有，仍然念念不忘“天王圣明”，自认“臣罪当诛”，完全符合道学家

的伦理准则：“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所以，无怪乎北宋的程颐、南

宋的朱熹都大夸韩愈这首诗写得好，说是：“通文王意中事，前后之人，道

不到此。”

我想起了明朝的杨继盛，也就是杨椒山。今天的读者对此人可能感到陌

生，但在明朝中叶，那是鼎鼎大名的。话说那时正值嘉靖皇帝当朝，权相严

嵩当国，杨继盛在上皇帝书中，弹劾严嵩有十大罪、五大奸，要求皇帝除此

“内贼”，重则按律论处，轻则勒令退休。但是，严嵩圣眷正隆，皇帝看了

奏章之后，不但不去触动严嵩一根汗毛，反而将杨继盛投到狱里，下令“杖

之百”。明代的廷杖是一种对官吏的酷刑。轻则残废，重则送命，很可怕的。

执行之前，一位同情者给杨继盛送来一块蟒蛇胆，要他和酒服下。杨继盛却

说：“本人自己有胆，要蛇胆何用！”打完之后，杨继盛真是应了旧小说中

的两句话：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直到半夜，才苏醒过来。杨继盛大概有点

治疗杖刑的知识，懂得必须将腐血放出来。但是狱中既无医生，也没有刀子，

杨继盛便打碎茶盅，将碎片扎入体内放血。一直扎了五六十个窟窿，流出了

十数碗血，神智才清楚了。过了一些时候，左腿溃肿，杨继盛又亲自操刀，

将腐肉一一割去。狱卒在旁看得心惊胆颤，感叹说：“当年关公刮骨疗毒，

还要靠别人，不能像老爷这样自割！”确实，杨继盛很勇敢。我想今天的读

者大概也会为之感叹的。

但是，杨继盛其人的思想却并不值得感叹。他在狱中有一首 《苦阴雨》

诗道：“扪胸问心心转迷，仰面呼天天不语。混宇宙兮不分，霭烟雾兮氤氲。

西风起兮天霁，挂远树兮夕曛。聚还散兮暮云平，晦复明兮日初晴，何时回

怒兮天王圣明？”这位杨继盛无疑是读过韩愈的《拘幽操》的，所以他记得

“天王圣明”这一名句。尽管杨继盛挨了刻骨铭心的一百杖，然而，还是希

望嘉靖皇帝有朝一日，回怒作喜，将他释放出狱。不幸的是，嘉靖皇帝并不

“圣明”，下诏将他“弃市”。临刑之前，杨继盛又写了两首诗：“浩气还

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度高千

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古人作诗，主张“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可见有点怨气是不妨事的。

然而，杨继盛的诗却一丁点儿怨气也没有，还在表示，要在死后报答“圣明”

的“天王”，这自然是可以使封建统治者放心，并且高兴的。所以嘉靖皇帝

虽然杀了杨继盛，继位的隆庆皇帝则下令嘉奖，封他为中顺大夫、太常寺少

卿，并且给了一个谥号：忠愍。到了清朝，顺治皇帝不仅专门写了一篇《表

忠录论》，表彰杨继盛可以“与龙逢、比干先后合辙”，而且坦率地承认，

他喜欢杨继盛临刑前的两首诗，“不胜三叹”。

韩愈的思想到近代才受到了挑战，柳亚子早年诗云：“臣罪当诛缘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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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误尽读书人。”这是在明确地批判韩愈的《拘幽操》了。其实，韩愈所

“误”的何止是杨继盛一类的“读书人”。旧时奴才每逢主子发怒时总有一

句口头禅，叫做“小的该死”，这不正是“臣罪当诛”的普及版吗？所以尽

管我知道，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但是，感情上总有点儿

不大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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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焉能抗敌

鸦片战争时期有几则故事，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谈。

其一为杨芳大摆马桶阵。那是1841年春，道光皇帝派杨芳为参赞大臣，

随靖逆将军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国侵略军。说起这位杨芳，原是清朝嘉庆、

道光年间的一位名将，在镇压川、楚白莲教及河南天理教起义中，屡立战功，

官也从把总一直升到提督，成为省一级的高级将领。当他初到广东之际，人

们耳闻他过去的事迹，“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不想在他进入

广州之后，却突发奇论，说是：我在实地，夷在海上，风波摇荡，然而夷炮

却能经常打中我，我炮却不能打中夷，肯定夷人有邪术。于是传令保甲大量

收集妇女使用的马桶，载在木筏上，派一副将率领，自己带兵埋伏在岸上。

约定当侵略军来犯时，一声炮响，所有木筏一字排开，马桶口一齐指向敌人，

他自己则从旁抄出夹击。令下之后，保甲当然照办，副将也遵命布阵。其结

果当然可想而知。

其二为宋国经驱遣面具兵出战。侵略军打到浙江了，杭、嘉、湖地区的

行政长官、道台宋国经想以奇兵制胜。他想到了宋朝名将狄青披发、戴铜面

具作战的前例，便派人向市上购买纸糊面具数百个，召募了342个乡勇，装

成鬼怪，在衙门内昼夜演习。操练纯熟之后，再派都司一人、千总一人率领

这支“特种部队”出战。那天是个大白天，三百四十多个乡勇，人人带着假

面具，“跳舞而前”。其结果，当然也可想而知。

其三为奕经据签语决定反攻时间。奕经是道光皇帝的侄子，位居吏部尚

书。1841年10月，道光皇帝任命他为扬威将军，带兵驰赴浙江，反攻英军。

途经杭州时，在关帝庙求得一签，签语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

平安”之句。奕经大喜，决定以“虎”制敌。按旧时说法，寅属虎，于是奕

经便选择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作为反攻之期。这样便把时间定

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1842年3月10日）夜四更，共四虎。为了

增加一“虎”，奕经又特命生年属虎的安义总兵段永福统率西路兵马。根据

这样的原则确定的反攻，其结果当然更可想而知。

上述三事，第一事见于梁廷柟《夷氛闻记》与佚名的《夷匪犯境闻见录》，

第二事、第三事见于贝青乔的 《咄咄吟》，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之作，所述

自当可信。特别是《咄咄吟》，它的作者原是苏州的一介书生，激于爱国义

愤自动投到奕经麾下，“始命入宁波城侦探夷情，继命监造火器，寻又带领

乡勇派赴前敌，终命帮办文案”，“内外机密，十能言之七八”，因此，他

的著述就更加可靠。

鸦片战争中，堂堂的“天朝上国”居然败在“蕞尔岛夷”的手下，人们

读了这三段故事，也许可以恍然于其原因了。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重道轻器，把人伦、义理看得高于一切，视科学

为雕虫小技，再加上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上上下下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

的昏庸和愚昧。龚自珍曾经慨叹，当时不仅没有才相、才史、才将、才士、

才民、才工、才商，甚至连才偷、才盗也没有。杨芳、宋国经、奕经的事例

虽是个别的，但又是有代表性的。其他人的知识水平并不见得比他们高明多

少。官僚如此，百姓们又何尝相反。以后来的义和团为例，相信一道灵符下

肚便可以刀枪不入，其实和杨芳的马桶阵之类并无多大差距。

愚昧不能抗敌，自然也不能兴邦裕民。中国要奋飞，就必须于铲除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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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根基的同时，铲除滋生于这一土壤上的形形色色的愚昧。“五四”时期的

先驱者于呼喊民主之外，又呼喊科学；今之国家领导人既提倡决策的民主化，

又提倡科学化，都实在是对症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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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太阳”

偶翻史书，发现太平天国竟也有一位“太阳”，那就是洪秀全。

据说，那是在1837年，洪秀全应试失败，正是十分落魄的时候，忽然造

梦上天，见到“天父上主皇上帝”，蒙赐金玺、金剑，封为“太平天子”，

醒来时，“太阳照身”，于是，吟诗一首：

乌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

身照金乌灭尽消，天将天兵都辅佐。

这里，洪秀全还只是“身照金乌”，金乌者，太阳也。但不久，洪秀全就逐

渐与“太阳”合二而一了。他的《真日诗》云：

五百年临真日忠，那般爝火敢争光？

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寰鬼蜮藏。

东北西南群献曝，蛮夷戎狄尽倾阳。

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盟耀万方。

战国时，孟老夫子有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法，此诗则称“五百年临

真日出”，这个“真日”，普照大千，光焰万丈，它温暖“东北西南”，倾

倒“蛮夷戎狄”。“真日”指谁，诗中没有明言，但洪秀全以之自喻是无疑

的。果然，这一层意思很快就点明了。他另有一诗云：

爷立永约现天虹，天虹弯弯似把弓。

弯弯一点是洪日，朕是日头故姓洪。

这里，洪秀全干脆自称：“朕是日头”，把自己等同于太阳了。

太平天国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虽夫妇不得自由同宿，违者处以极刑。

当然，领袖们是不在此限的。洪秀全的《多妻诏》规定：东王、西王十一妻，

南王、豫王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至于他自己有多少老婆，

恐怕最精明的历史家也考证不清，据《洪大泉自述》，洪秀全“有三十六个

女人”。据幼天王自述，“他有八十八个母后”。这么多后妃集中在一起，

管理教育自然是个大问题。于是洪秀全又以“天父”的名义作诗晓谕：

一心对日是娘娘，心不对日罪难当。

果然心正邪难入，万载千秋配天王。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晓照本心是娘娘，不照本心罪难当。

不照本心就是鬼，速照本心对太阳。

草木接日得菲芳，臣下接日得荣光。

智者踊跃接为福，因何草不接太阳？

这里的“太阳”都是洪秀全自称。诗中，洪秀全要求他的后妃们“一心对日”，

不搞“鬼计”。此类《天父诗》共五百首，其中四百多首都是对后妃的“诗

教”。它们细致地规定了服侍天王的各种要求，以致娘娘们的姿势、声调、

眼神、头颈、口形、动作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如：

悠然定叠莫慌忙，细气娇声配太阳。

月亮不同星宿伴，各炼长久做娘娘。

这是在告诫“娘娘”们行动文雅，谈吐柔媚了。蒙昧社会里不会有近代文明。

洪秀全自称“太阳”，以之作为号召群众，推翻清政府的手段，对此，不应

过多地非议，但用以管理他的“娘娘”，则实在蒙昧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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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时代，并不只是洪秀全自称“太阳”，别人也是这么称呼他

的。某次，杨秀清审问叛徒，其词为“皇上帝有无所不知之能，又知得日头

能照得普天下，今天父皇上帝在此，尔主天王日头又在此。”可见，在杨秀

清的嘴里，天王和“日头”已经紧密相连而不可分。

古书上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又说：“圣王在上，则日光明而

五色备。”还说：“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像。”可见，在我们民族的古

老文献中，太阳从来是和“王”、“君”一类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出

现于封建社会，自无足怪。洪秀全虽然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但他是小生

产者的代表。小生产者总是皇权主义者，他自称“太阳”，也无足怪。然而，

在号称“史无前例”的年代，“红太阳”，“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一类

呼声响彻神州大地，这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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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田亩制度》与“割尾巴”

不知怎的，近来读《天朝田亩制度》，常常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

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

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

饱暖也。”这是我们的史学著作竞相引用的名言，一向被认为是农民革命的

伟大理想。这诚然是不错的。对于缺少土地、啼饥号寒的广大被剥削、被压

迫的农民来说，无异是向他们展示了一个诱人的美丽的天堂，会激励他们去

推翻现存的只给他们带来贫穷和痛苦的社会。但是，未来社会果真是那么诱

人吗？《天朝田亩制度》接着写道：“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

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

这就是说，每家都束缚在土地上，除种地外，还要植桑、养蚕、缝衣，

可以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家家只养母，

不养公，如何交配、繁殖？不能交配、繁殖，如何能生生不已地养下去？第

二，如果有一家想多养几只鸡、几头猪怎么办？对于第一个问题，《天朝田

亩制度》没有回答，笔者无从揣想；那第二个问题倒是好解决的。 《天朝田

亩制度》接着说：“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

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这里说得很清楚，每家只能留足自己的使用部分，其超额部分，则要无偿“平

调”，“归国库”了。自然，你要是多养了一只鸡、一头猪，也是要“归国

库”的。这就是为什么会使笔者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的原因。虽属比

拟不伦，但总不是匪夷所思吧？

史书上说，太平天国地区，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太平军所到之处，地

主不是被杀，就是逃亡，无地、少地的农民也就有了土地，自然积极生产。

然而史书上又说：《天朝田亩制度》似乎从未实行过，因为它根本行不通。

先不论它那烦琐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即以规定每家“五母鸡，二母彘”而论，

也不足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不足以造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动

不动就“余则归国库”，谁还肯多干呢？

太平天国以“处处平匀”相标榜，它之所以规定“余则归国库”，看来

也是为了保证“处处平匀”，不致于造成贫富分化的“不匀”现象。但是，

“处处平匀”从来都只是一种幻想，即使在太平天国也没有严格实行过。就

拿吃肉来说吧，太平天国规定：天王每日给肉十斤 （天哪！我不知道洪秀全

的肚子如何吃得下），依次递减，至总制（相当于知府），每日半斤，总制

以下则不给肉。至于鱼，有材料说，只有诸王才可食用。所以，凡是平均主

义盛行的地方，总是伴生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同时也伴生着普遍的贫穷和匮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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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妙语妙事”

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流亡海外时期的文献，觉

得很有些“妙语妙事”，可以介绍给读者。

俗话说：“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历史上有一流人，形成了某种立场、

观点之后，就很难改变。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的全部希望寄

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变法失败后，仍然纹丝不变，把扶助光绪皇帝复位作为

头等重要的政纲。为此，他们大造舆论，把光绪皇帝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几千

年才一见的“天纵之资”。所谓“天纵之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天才

了。

在康、梁看来，光绪不做皇帝，中国就要亡国，光绪一做皇帝，中国就

要成为头等强国。光绪皇帝的才能可谓大矣哉！神矣哉！要问什么是个人迷

信的话，此即一例。

1899年 月，康有为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全称7 “保救大清皇帝会”。

8月4日，适逢光绪皇帝生日，康有为率领侨胞在中华会馆庆祝。那场面，

据描写是：“烛设辉煌，箫鼓铿锵，冠裳璀璨，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一

群人或长袍，或短衣，一律“拳跪起伏，九叩首”。康有为因为感情冲动，

竟至于嚎啕起来。当然，那时有不少加拿大人在旁看热闹，康有为以为他们

也很感动，居然记载说：“西人左右视，皆以为未之见云。”

这以后，保皇会逐渐发展到中美、南美、檀香山等一百四十余个城市，

会员据说有数百万之多。该会逐渐形成了一套仪式和规条。其内容据记载是：

“会所奉万岁圣牌，会众悬皇上圣像，圣寿则张灯结彩而恭祝，旬日则召众

议事而齐来。会所之室，尊奉万寿之牌，会员之衣，人悬圣主之像。”一处

说是“万岁圣牌”，一处说是“万寿之牌”，两相比勘，推想起来，不外是

一块牌子，写上“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或“恭祝今上大清皇帝

万寿无疆”之类的语句。至于“人悬圣主之像”，笔者因对徽章史素无研究，

不知道保皇会员胸前所挂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铜质乎？铁质乎？圆形乎？

星形乎？三角形乎？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光绪皇帝的

“御容”是怎样制作上去的？这些问题，均不得而知。国内文物部门倘有收

藏，那是亟愿一观的。

至于会议程序，檀香山保皇会有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先生（指梁启超——笔者）率同志一齐起立，恭祝皇帝万寿，齐声喝

彩三声，声震全市；次祝康先生到处平安，又喝彩如前。”不仅要祝“皇帝

万寿”，而且要祝康先生“平安”，还要“齐声喝彩三声”。笔者读了这段

记载，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场面，不禁哑然失笑。历史是何等相

似呀！当年，“四人帮”之流以扫四旧、立四新相号召，口口声声指责别人

为“保皇派”，然而，他们所立的“新”呢，不过是康、梁保皇会的余唾而

已。

历史有着巨大的堕性。霉腐的封建陈渣有时会包裹着华丽的装潢，仿佛

是什么代表时代趋向的新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读点历史，长长见识，还是

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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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游美国而梦俄罗斯

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这一

逛不打紧，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

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

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

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时，却大大失望了。

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 19世纪与

20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美国的“平民政治”、“地

方自治”，见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也见到了纽约的贫民窟，

见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还见到了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

于是，他得出了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

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 1899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从美

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著作——《国家论》。

这两位洋人，都攻击共和制度，梁启超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决定与共

和制告别。他在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

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熟意

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

何乐哉！

梁启超的文章一向以“笔锋常带感情”著称，写着写着，他不禁哭将起来：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

沱。吾见吾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

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

梁启超大概哭得很伤心，所以一连写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写了一句“吾

与汝长别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觉得有人可能会问，那末中

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以“君主立宪”为追求对象，于是，他接着写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

罗斯者也。

原来，他与共和、民主告别之后，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主

义的俄罗斯。1906年，他干脆大谈“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

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

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

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年4月，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人，读了梁启超上述

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章后，写了三首诗寄给他，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时，正余情爱最浓时。

—— 《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题诗三章即以寄赠》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旭 （天梅）。

《楚辞》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高旭的这首诗，

前两句明确表示，“共和”是自己的“新相知”，心虽沉醉，却是理智的清

醒选择；后两句以调侃的语气讽刺梁启超：你涕泪滂沱地和“共和”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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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却正在与“共和”热恋，情爱浓烈。高旭原来是《新民丛报》热心的作

者和读者，这以后就明确地和保皇派分手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分手是

正确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像梁启超这样“游美国而梦俄罗斯”，因不满于西

方文化、西方民主而转回东方文化和专制主义的颇不乏人。他们不了解，当

时的西方民主主义文化远胜于东方的专制主义文化。历史的任务应该是吸收

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切优良部分，超越它，克服它的局限和弊端，而不是

笼统地拒绝它，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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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自贬 《革命军》

邹容的 《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杰出的政论著作。它以热烈

奔放的语言讴歌革命，呼唤“中华共和国”，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王

朝的专制统治，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反动统治者畏惧之极，

革命党人则视为最好的革命教科书。1903年12月，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

中称赞此书：“感动皆〔甚〕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第二年，他在美国

旧金山一次就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年，他又致函同

盟会新加坡分会负责人张永福，要他照河内所印版式从速翻印分派，认为“必

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据统计，该书在辛亥时期共翻印二十余次，

总印数在一百万册以上，大概是那个时期书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了。

然而，在《革命军》出版之后，邹容本人对它的评价并不很高。那时，

他正因此书被囚，在上海的法庭上，他和清政府聘请的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

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 《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

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

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今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

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 《均平赋》耳。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显然

出于对清政府斗争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

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反映了邹容的思想又登上了一个新高度。

20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部分敏感的中国

革命党人看到了这一现象，不愿中国重蹈覆辙，开始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

当时，报刊上出现了一批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滩上也出现了几种介绍

社会主义的译本，例如《近代社会主义》、《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评

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

的介绍往往使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平均”或“均平”。孙中山在《复某

友人函》中就曾宣布：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他批评欧美

“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的现象，认为“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

而设”，“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跻于平均”。邹容所

说的“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和孙中山所表达的

思想完全一致，它表现了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对新的救国、救世道路的探求，

较之 《革命军》所单纯鼓吹的独立、自由、平等、共和等理想，自然又前进

了一步。

值得指出的是，邹容声称“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是在1903年12

月4日，而孙中山的《复某友人函》则作于同年12月17日，比较起来，邹

容还要早几天。遗憾的是，邹容很快就瘐死狱中，没有能将它写出来，否则，

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又会出现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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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取缔规则与杨度避难

1905年12月8日，日本宇都宫市千手町一家名为手冢屋的旅舍接待了

一位中国客人，他自称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人，名王礼钧，30岁。这位客人

除每天买几种东京出版的报纸仔细阅读外，足不出户。不久，受到日本调查

人员的注意，经盘问，这位客人不得不承认他的真实姓名是杨度。就是后来

劝袁世凯当皇帝，而后又奇迹般地成了共产党员的杨度。

杨度于1902年离开故乡湘潭，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同

年归国。次年参加清政府经济特科考试，被录取为第一等第二名。不久，再

度赴日，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4年当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会副干事

长，随后又升为干事长，成了鼎鼎大名的留日学生领袖。他为什么要改名换

姓，躲到东京以外的一家旅馆里去呢？

原来，留日学生至1905年已增至8000人，革命倾向日趋强烈。为了讨

好清政府，日本政府力谋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束。这年4月，文部省就曾

训令各有关学校校长，声称清国人在本邦留学者愈来愈多，其中可能有人议

论本国政治，举动不当，担任教养清国留学生之职者必须深刻注意此点，使

彼等不失学生本分。9月，日本报纸盛传文部省将公布《清、韩学生取缔规

则》。“取缔”，日语，意为管束。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杨度

为此曾多次代表留学生会见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声明“决不与韩人同等，

受此特别之法”。10月初，日本文部省声明，取缔规则一事，纯系讹传。但

不料11月2日，文部省突然颁布《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对中国留学生提出了种种限制。例如，第一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接受清国

人入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介绍书；第四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在许可清

国学生转学、退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的承认书；第九条规定，各公私立

学校对清国人的寄宿舍及属于学校监督的旅馆，要进行管束；第十条规定，

各公私立学校对清国人曾在他校以性行不良之故被命退学者，不得复令入

学，等等。这样，留学生就不能自由入学、转学、退学，不能自由选择宿舍，

而学校则可任意以“性行不良”为名，斥退中国学生，剥夺其留学权利。《规

程》颁布后，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随之掀起。

11月27日，留日学生决议上书杨枢，详细罗列理由，要求取消《规程》

中的第九、第十两条。《公禀》指出：这两条“范围极广，界限未明，将来

施行之际，吾国学生必有因此而受不利益之影响者”。领衔的是杨度和副干

事长范源濂，联署的有庶务干事张继，学务干事蒋方震，书记干事林长民、

刘思复，调查干事吴永珊 （玉章）、邓家彦，各省分会干事长康宝忠、张耀

曾、章士钊等。12月初，学生情绪更为激烈。路矿速成学堂学生提议，《规

程》有辱国体，应全部取消，建议于3日在留学生会馆开代表会，与杨度同

至公使馆请愿，至期，杨度不到。次日，弘文学院学生倡议罢课。随之，激

进学生如秋瑾、宋教仁等，进而要求全体罢学归国，不再在日本求学受辱。

杨度只主张取消 《规程》的第九、第十两条，不赞成全部取消，更不赞成罢

课、归国等行为。6日，在留学生会馆集会时，杨度声称：《规程》并非束

缚特别苛酷的条例，其中颇有合理部分，进行这种胡闹式的反抗运动恐不妥

当。杨度的发言遭到与会学生的强烈反对，指责他是“日本政府的间谍”，

学生们高呼：揍他！揍他！幸赖留学生总会学务干事周家彦等人劝说，杨度

才得以幸免。但这次会议仍推举杨度为代表，命他会见杨枢，迫令杨枢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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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省交涉，废除《规程》。 7日，杨度曾和各省分会代表15人同至公

使馆。事后即被裹胁。当时报纸记载说：“杨稍主持重，急激派疾之益甚，

以威力强迫之，使加入□□会，摔之以行，闻凡一日夜不得食、不得息云。

未几避去，至今不知所之。”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已经改名换姓，躲到外地

去了。

在调查人员的盘问下，杨度写过一份笔答，今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仆实性 〔姓〕名杨度，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此次学生纷扰，欲将文部省规则全部取消，

仆最为反对。诸学生恨仆反对，有持刀枪，有 〈欲〉杀仆并杀杨公使者。杨公使与仆皆不能挽救，

且同盟休校之事及全体归国之事，皆仆所反对。今避众人之凶恶，故暂避于此。

从这份材料不难看出，当时的“急激”派已经“急激”到了何种程度，它扭

曲地反映出留日学生中正在燃烧的斗争烈火和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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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

《致一个中国人的信》

晚年的托尔斯泰特别关心中国，反对中国“西化”。

1906年，辜鸿铭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寄给托尔斯泰两本他自己用英文

写的书，一本题为《尊王篇》，一本题为《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

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当年9至10月间，托尔斯泰写了复信，题为《致一个

中国人的信》。该信先后发表在德文《新自由报》、法文《欧罗巴邮报》、

日文《大阪每日新闻》上。信中，托尔斯泰谴责了侵略中国，“躬为兽行”

的西方列强，表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之情，同时也对中国今后的道路发

表了意见。他说：“支那近岁中，浮躁之伦，以新党自标，以为改革支那，

不外仿行西法。有言建代议政体者，有言兴陆海军者，有言振西法之商工业

者。众议纷嚣，如蜩如螗。此非惟浅拙之谈也，抑亦至愚之解。以予所知于

支那者论之，此制实与支那民族大相驰背。今举法制、军制、工业诸大端，

惟西人之是效，不过使支那农业生活丧失于一旦耳。”托尔斯泰指出：西方

的所谓“代议政体”，不过是使一切权力由“少数强权”（君主、贵族）移

于“多数强权”（议员）之手。中国人民“断不宜取法西人”，应该“保守

农业生活，信从儒、释、道三教，则祸患自消”。

托尔斯泰此信在欧洲发表时，似乎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而当1907年初在

日本发表时，却立刻引起中国革命党人的注意。宋教仁认为此信所言“支那

人不可学欧洲人之武装及代议政治”等，“亦有至理”。另一个革命党人张

继则准备把它翻译出来，登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宋教仁赞成张

继的这一想法，并自任翻译。他说干就干，第二天就译出了第一节，“大抵

痛诋欧洲人之残忍、鄙利、暴戾，而谓支那人有沉静、忍耐之德”云云。但

是后来，《民报》只发表了托尔斯泰的肖像，题为《俄国之新圣杜尔斯兑》；

直到1907年11月，它才发表在由何震出面而实际上由刘师培主持的《天义

报》上。一共发表了两次，第一次是节译；到了1908年春，又发表了全译的

一部分；与此同时，则出版了单行本。有的学者认为，该信1911年在上海《东

方》杂志上刊出时，它才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不确切的。

《天义报》是一份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它的编者当时正认为，中国“西

化”将威胁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只有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

才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因此，对托尔斯泰的信极为重视，每次发表时

都加了按语。第一次的按语说：“此书之意，在于使中国人民不复仿行西法，

其言最为沉切。至其要归，则在中国实行无政府。”第二次的按语说：“俄

托尔斯德《致中国人书》，其大旨在于使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无政府主义，不

可效泰西代议政体，较之巴枯宁之昌破坏，苦鲁巴金 （指克鲁泡特金——笔

者）之言共产，虽有殊异，然其重农数端，则固中国人民所当遵守者也。”

托尔斯泰晚年，俄国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农村正在经受资本的残

酷洗劫，农民面临破产和丧失土地的危险。与巨大的财政资本、大规模的工

商业出现的同时，贫困、饥饿、野蛮、卖淫以及梅毒等“原始积累时代”的

一切灾难也就随之降临。托尔斯泰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以“最深沉

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断的揭露”，自然，他也不愿意

中国走上同样的道路。《致一个中国人的信》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写作的。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还给日本《报知新闻》写过一封信。在该信中，托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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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批评当时的日本，“凡百事业，悉以欧人为模范”。他认为，即使中国像

日本一样，全盘“输入欧人之制度”，也不可能驱逐那些入侵中国的“欧人”，

其结果只能使中国人民“所处之地位，亦渐次而趋于困难”。他不了解，中

国人只有走现代化的求富求强之道，才能摆脱贫穷，避免落后挨打。他也不

了解，对于西方文明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可以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取

那善果，避那恶果” （孙中山语）。

托尔斯泰既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

他的观点充满着矛盾，既是深刻的，又是保守和反动的。就其无情地批判资

本主义剥削，揭露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一面来说，是深刻的；就其企图

永恒保持东方农业社会和儒、释、道等“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鼓吹“勿

以暴力抗恶”来说，是保守和反动的。这两方面，在他的《致一个中国人的

信》里，都有所表现。 《民报》之所以没有刊出这封信，其原因大概就在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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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为何要砸

拿破仑与华盛顿的头

读者也许以为本文是在讲一则关公战秦琼式的故事。拿破仑，法国人；

华盛顿，美国人。他们与章太炎之间国籍不同，生活年代也差得很多，可谓

风马牛不相及。章太炎咋会要砸他们的头呢？

谓予不信，有文为证。

那是在1907年，章太炎正在日本东京编《民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做《官制索隐》，本来是研究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的，然而，作者的笔锋突

然一转，写道：“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

则敲其头矣！”请看，这里写得明明白白，足证笔者没有瞎编。中国旧俗一

向以扰人丘墓为极大的不道，然而，章太炎却不管这一套，他要到拿破仑与

华盛顿的坟墓里去“敲”，也就是砸，而且是用“金椎”，金者，铁也，分

量不会很轻。看来，章太炎对这两位历史人物很有点愤懑之气呢！

几年之前，章太炎可不是这样儿。那是在1903年，他正和康有为辩论中

国革命问题，把拿破仑与华盛顿二人简直捧上了天，称之为“魁梧绝特之彦”，

称之为“二圣”，甚至誉之为“极点”。康有为认为，中国一时产生不出华

盛顿这样的人物来，因此不能革命。章太炎同意这一看法的前半部，但他表

示：“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

华盛顿、拿破仑者耶！”显然，在章太炎那时的眼中，拿破仑、华盛顿这样

的洋圣人，要比尧、舜这样的国产圣人高明。

真是世事茫茫，浮云苍狗。几年之间，拿破仑、华盛顿的身价就大起大

落，从九天跌入了九渊。这种变化并不止发生在章太炎身上，柳亚子 1907

年有诗云：“华、拿竖子何须说？”把华盛顿、拿破仑称为“竖子”，也是

很不敬的。

鸦片战争中，中国人被西方打败，于是转而学西方。开始学船坚炮利与

声、光、化、电，后来学民权与立宪，再后来学民主与革命。到了1903年，

民主与革命的调子高唱入云，拿破仑、华盛顿这两位资产阶级革命的鼻祖也

就成了“极点”。其后是大批人出洋，章太炎本人也于1905年到了正在学习

西方的日本。一看，不对了，所谓民主，不过是富人的民主，而且充斥着各

式各样的怪事和丑闻。于是，失望、愤懑之情油然而生，拿破仑与华盛顿的

身价也就随之暴跌。在《官制索隐》中，章太炎激烈地指责西方的选举制度，

认为所谓“代议士”（议员），大都耗资巨万，靠钻营入选，与中国的“行

贿得官”并无两样。他说：民主立宪，世人都以美、法两国为榜样，但现在

法国的政治，全靠贿赂，美国人也要通过行贿才能致身显贵，实在“猥贱”

得很。其所以幻想手持“金椎”，以拿破仑、华盛顿的头作为挞伐对象者，

盖为此也。章太炎这个人爱冲动，又不懂得历史主义，其幼稚、偏激之处，

读者谅之！

那末中国怎么办？

章太炎想来想去，觉得西方民主的脓疮是议会，于是惨淡经营，洋洋洒

洒地写了一篇《代议然否论》，主张“代议”必不可行，议员决不可选，同

时提出了一个从多方面“恢廓民权，限制元首”的方案。例如，提高法官的

权力，不论是总统，还是百官，有了过失，或者溺职受贿，法官都可以“征

之”、“逮之”、“治之”；倘若法官执法不公，老百姓可以要求“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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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一批法学家来共同处治法官，等等。然而，不知道是章太炎觉得这个方

案未必可行，还是因为对中国历史过于有感情了，他有时又觉得，中国的封

建专制制度也并不坏，开元、贞观年间，中国不也治理得很好吗？于是，他

又表示：“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甚至说：“今之专制，直刑罚

不中为害，它犹少病。”这就又转而肯定封建专制主义了。

章太炎的矛盾反映了近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困惑。他们失望于西方民

主模式，而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能向后看。然而，向后看又是没有出路的。

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专制走向民主，而不是从民主复归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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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实为平刚

1907年10月25日，在东京的中国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之间，有过一次武

斗。其经过是：政闻社在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梁启超在保镖的护持下登台

演说：“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正在此际，革命党

人一声喊打，400多人蜂拥而上，吓得梁启超从楼梯上掉到地下。关于参加

这次武斗的革命党人，据章太炎的《政闻社大会破坏状》一文记载，有张继、

金刚、陶成章等。其中，金刚表现最为突出。当张继跃上讲台时，有一个政

闻社员抓起茶几迎拒，“金刚自后搤其肩”，持茶几的好汉无法动弹，张继

得以上台，欢声雷动。

这位金刚是谁呢？遍查留学生名录，不得其人。前阅汪东所撰《张继墓

志铭》中云：“（保皇党）大会徒众于锦辉馆，示欲与同盟抗。公厕其中。

其魁梁启超方登台，公奋起大呼，跃而上，贵筑平刚从之，击启超堕台下。”

（《国史馆馆刊》一卷二号）据此，可知金刚实为平刚。

平刚，字少璜，贵州贵筑人。时任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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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乞求

日本驱逐孙中山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以日本为基地，建立组织，宣传并策划革命，清政

府如坐针毡，曾多次乞求日本当局驱逐孙中山。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一

份清政府外务部致驻日使馆的电报，全文如下：

外务部来电

（十一月廿四日到）

前年孙汶在日本倡言革命，经本部密嘱杨使，商伊藤公爵协助，由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现

闻该逆确抵东京，已有三日。值此国家大故，深恐造言生事，复滋煽惑，希即查探踪迹，转商

外部，仍前设法驱逐，以保公安，而敦睦谊。 （二十三日）

电文中提到“值此国家大故”，知此电发于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之后，

时在1908年12月16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906年，孙中山与章炳麟等在日本制订《革命方略》，发布《军政府宣

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11个文件。12月，同盟会员蔡绍南、魏宗

铨等发动萍浏醴起义。1907年2月，庆亲王奕䜣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

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同时，外务部也密电驻日公使杨枢，要他直接和伊藤

博文商量。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两面政策，既不愿拒绝清政府，也不愿得罪

孙中山，于是，采纳了内田良平的建议，要求孙中山自动离境，并资助了一

笔款子。1907年3月4日，孙中山离日，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河内。日本

政府即通告清政府，已经“驱逐”云云。本电开头一段所言，即指这一段历

史。

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去后，革命党人觉得是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纷纷

摩拳擦掌，跃跃欲动。而清政府则恐慌异常，颇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概。

本电即是在这一情况下打给驻日公使胡惟德的。电文要求胡惟德“查探”孙

中山的“踪迹”，和日本外务省商量，“仍前设法驱逐”。胡惟德接电后，

当然遵命惟谨，于是此电便留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里。

过了一些日子，清政府外务部又打电报给驻日使馆。全文为：

外务部来电

顷密探得孙汶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又闻其约梁启超同赴大阪等情。尊处有

无所闻？希即切商日政府协助查禁，并照前议，如果有在大阪运动踪迹，务令出境。电复。外

务部。 （二十日）

在不长的时间内，清政府连续两次发电，乞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离境，可

见其所得“恐孙症”之深。可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孙中山正在南洋活动，

并准备远行欧洲，为起义筹措经费，连到日本的打算都没有。所谓“确抵东

京，已有三日”，“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云云，纯属子虚。

而且，所谓“约梁启超同赴大阪”云云，也完全不可能。孙中山在1903年就

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事理相反，背道而驰”，怎么会和梁启超携手合作呢？

上述“密报”，大概是它的饭桶密探们为了邀功而编造的。清政府竟根据这

种“密报”指令其公使和日本政府交涉，其昏庸糊涂程度令人可笑而又可叹。

不过，也应该指出的是，清政府的这种交涉并非徒劳。1910年6月，孙

中山自檀香山赴日本，准备召集同盟会骨干议事。事前曾托东京方面的朋友

向日本政府打通关节，但在横滨上岸时，却仍然被“水上警长”发现，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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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境。孙中山不得不化名潜赴东京，并于同月25日匆匆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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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举报章太炎

1908年冬，黄兴接到了刘师培的一封举报信，揭发鼎鼎大名的革命家章

太炎“背叛本党”，其主要内容是：章太炎“无心革命”，想到印度去做和

尚，缺少路费，便致函张之洞，请求资助。信稿夹在书里，为刘师培所见，

章太炎便不再隐瞒，对刘说：“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

亦当今急务。”当时，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綍昌是张之洞的女婿，与刘师培

的妻子何震有亲戚关系。章太炎要求何震通过卞綍昌将函件转交张之洞，索

款三万元，二万作为自己赴印的旅费，一万作为刘师培印书的费用，但何震

赴长崎时，卞綍昌已经离任返国。其后，何震回到上海，章太炎又致函何震，

要她与卞綍昌及著名居士杨仁山商量，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章太炎怕何震

一人办事不牢靠，又令刘师培回国办理。刘、何二人认为此事不易成功，写

信告诉章太炎说：“三万元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过按月支款。”章太

炎不死心，一再作函催促，同时在《民报》上刊登告白，宣称“脑病忽作，

不能用心”，辞去《民报》总编辑人职务，并将该报寄给刘师培，要求经由

卞、杨转示官场。信中，刘师培并附寄章太炎写给他们夫妇的六封信的照片，

声言“观此数函，则太炎背叛本党之迹，显然可睹矣”。

根据有关史料和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刘师培的这封举报信大体属实。1907

年，同盟会东京总部发生严重分裂之后，章太炎确曾一度想去印度做和尚；

为此，他也确曾企图通过刘、何向张之洞和端方谋款。只是，刘师培没有将

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和盘托出，而且隐瞒了他写这封信时的真实身份和目的

而已。

大凡激烈得出奇的人堕落起来也常常出奇。刘师培、何震都曾是东京中

国革命党人中风头十足的人物。1907年春夏，他们忽而宣传孙中山接受日本

政府“贿赂”，要求打倒孙中山，改选同盟会总理，忽而觉得孙中山号召的

民主革命不够彻底，提倡“无政府革命”。但是，也就是在这年冬天，何震

回国和端方拉上了关系；紧接着刘师培也跟着回国，向端方自首。他们给端

方的见面礼之一，就是提供了章太炎与孙中山不和、想去印度做和尚的情报。

在 《上端方书》中，刘师培说：

余杭章炳麟少治经学，尤深于《春秋左传》……彼居东京岁余，抑郁不得志、初拟变易《民

报》宗旨，以消弭种族革命 （彼所作文词均言佛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嗣对

党时有谤言，故彼即作檄斥孙文，并置身同盟会之外，近且辞《民报》编辑矣。即偶有讲演，

亦系党人迫彼使为，非其志也。今拟往印度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惟经费拮据，未克骤行。

倘明公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党

中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之后，决不至于有负明公。

端方见到此信后，当然很高兴。能够将章太炎从革命队伍中拉出来，岂不是

为清王朝立了一大功！不过，此事终于没有办成。其一是章太炎不同意由领

事“按月支给”的办法，要求先付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他在复

刘师培信中说：“领事按月支款之说，万难允从。一、若按年分摊，则一岁

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必不敷用；二、若摊年过久，章甫 （指端方——笔

者）去江宁后，事即中寝。三、领事为政府所派，非两江私派，若果迁延抵

赖，亦无如何。”其二是端方不愿意放章太炎到印度去，而要求他在福建鼓

山或浙江普陀出家，以便控制。这一点当然不能为章太炎所接受。

交易没有成功，刘师培夫归于1908年春又回到东京。章太炎不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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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端方自首的秘密，仍然友好相处，三人同住在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

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这

场争吵的原因和经过目前还不能很了然。只知道章太炎在 《日华新报》上撰

文揭露了刘氏夫妇，刘氏夫妇则将章太炎的“劣迹及往来书信”汇编成册，

准备公布。其后，刘师培夫妇曾聘请日人漆田增男为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

官司，为人劝阻后便跑到章太炎寓所，将章痛打了一顿。

1908年11月，刘、何二人再次回到上海，旋即出卖了同盟会员张恭。

其间，章太炎曾致书同盟会总部，揭露刘已堕落为“侦探”，而刘师培则反

唇相讥，写信大骂章太炎。为了在革命党中制造猜疑和纠纷，并向当时主持

同盟会东京总部的黄兴等人写了上述举报信。

黄兴接信后，与汤增璧、林文等人开会研究，认为章太炎“心神狂乱，

宗旨不定”，决议以后秘密事情“不与商榷”，但同时认为章太炎向端方谋

款，属于“私德”，其性质为“误入歧途”，决定严守秘密，不予宣布，希

望章太炎能有“反省”回头的一日。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之间属于对抗性矛盾，章太炎因

同盟会内部矛盾而向清政府的封疆大吏谋款，想去印度做和尚，此举当然是

错误的，但是也还不能视为“叛党”，黄兴的判断和处理大体上是正确的，

有水平的。由于他的理智和冷静，这件事被压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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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举报

章太炎引起的风波

前文谈到，刘师培举报章太炎“背叛本党”，由于黄兴的理智和冷静，

这件事被压下来了。但是，不到一年，此事就在同盟会内部引起一场轩然大

波。

1909年9月，同盟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陶成章联络李燮和等人起草

了一份《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

“败坏全体名誉”等罪行3种12项，要求同盟会总部开会讨论，罢免孙中山

的总理职务。当时，孙中山正派汪精卫到东京复刊《民报》，没有让章太炎

与闻其事，章太炎一怒之下，散发了名为《伪〈民报〉检举状》的传单，不

仅攻击复刊的《民报》为“伪”，而且大肆攻击孙中山经济上贪污、政治上

卖国。 《检举状》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

扰乱耳。”这下子，乱子就闹大了。

《检举状》的作者是在革命党中素负重望的章太炎，它攻击的对象孙中

山则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的旗帜，因此，《检举状》的发布对革命党人的威

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1月6日，保皇党在新加坡的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

全文刊登了《检举状》，改题为《请看章炳麟宣布孙汶罪状书》，编者以无

限轻蔑的口吻表示：“记者之意，不过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

开始时，黄兴仍然比较冷静，他在《民报》第26号上刊登了一份告白，

说明章太炎“好听谗言”，“不计是非”，“不问情伪”，没有采取其他动

作。但是，被《检举状》所激怒，东京的部分党人已经平静不下来了，他们

决定公布刘师培的举报信。1909年11月，举报信以《刘光汉致黄某手简》

为题在神户《日华新报》刊出，该报不仅加了“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之铁证”

的大字标题，而且加了按语，按语说：

革命党章炳麟到东以来，主持 《民报》，颇为该党所欢迎。本报亦以其国学大家，殊器重

之，是以章氏来函，无不为之宣布。初谓章炳麟倡言道德者，必不作欺人语也。顷得革命党刘

光汉 （现在北洋总督衙门充当幕友）致该党黄某一函，披阅一过，令人发指。章氏日言道德，

而其个人之道德则如是！呜呼！章氏休矣！己不正而欲正人，一何可笑之甚耶！说者谓章刊“伪

《民报》”传单，为图归国地步。本社已得章炳麟背叛该党之亲笔函六纸，当付手民，刊成铜

版，刊登报端，以告东京学界，毋再以章先生为道德家。

这份按语不仅指责章太炎“叛党”，而且全面否定章太炎的品格，暗示章太

炎将离日返国，投顺清政府，问题被说得比刘师培的“举报”还要严重。这

一时期，黄兴也致函章太炎，责以“晚节不终”，提高了批判调子。

11月下旬，同盟会机关报香港《中国日报》以“东京访函”名义发表《章

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一文，进一步宣称：“章近致书直督幕中刘光汉，

重申前约，愿和好如初。目前刘已派委员到东京，与章交涉革党事，谓端午

帅令其解散革党，事成许以重利，现章已允尽力担任云。”按此文的说法，

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就不只是为了取得做和尚的路费，而是发展为因重利而

出卖革命了。同日，该报又发表《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一文，宣

布章太炎已接受端方委任，担任“常驻东京之侦探员”。该文指责章太炎为

“满洲鹰犬”，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这样，章

太炎的问题又进一步升级了。

除了和端方的关系外，章太炎和清朝贵族良弼、铁良的关系也被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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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益报》发表的“粤中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责章太炎“内资竖子良

弼，以夤缘于铁良”，虽然没有透露具体情节，但问题也是够吓人的。

章太炎发表《伪（民报）检举状》时，孙中山正在英国。11月，他到达

美国，得知有关情况，曾要求吴稚晖在巴黎《新世纪》杂志上下一“公评”。

12月，他得悉《检举状》已在保皇党的报纸上发表。更为恼火，致函吴稚晖

说：“如此则太炎欲破坏党势之心已不留余地，想不日美洲各保党报必有照

登，不可不有以抵之。”为了抵销章太炎《检举状》的不良影响，孙中山要

求吴稚晖将刘师培“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照片”寄给他。其后，这些照

片就经孙中山之手发表在《美洲少年报》上。1910年1月22日，吴稚晖在

《新世纪》上选登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五函，声称“章炳麟之得

金出卖革命，固有数可稽而有凭可证者”。至此，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

就从日本、香港、南洋传到了美洲和欧洲，成为革命党人中的重要新闻。这

大概是当初刘师培写“举报信”时所始料未及的。

如前述，章太炎为当和尚而向端方谋款，确是事实，但是，所谓担任“常

驻东京之侦探员”、“得金出卖革命”云云，均属无稽之谈。它可以喧腾一

时，但终究不能取信于人。经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它就逐渐沉寂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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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举报

章太炎引起的风波的余波

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在1909年末至1910年初喧腾了一阵子，其

后就沉寂了。不想到了民国初年，旧事重提，再度喧腾起来。

首先重提此事的是夏重民。当时，革命党人内部发生建都之争。孙中山、

黄兴等人为了将袁世凯从老巢中调出来，主张建都南京，而章太炎则主张迁

就袁世凯的意见，建都北京。1912年2月29日，夏重民以重公为笔名，在

上海 《天铎报》发表文章，题为《咄咄侦探，亦有谈国事之资格乎》，该文

说：“奈之何倡都北京、斥都南京者，乃一平日有学无行以十万金充端方侦

探之某社长乎？呜呼！以端方侦探而竟学人谈国事。鹦鹉能言，不离飞鸟；

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记者多见其不自量也。”这里所说的“某社长”，当

然是指曾经担任过《民报》社长的章太炎。同日，夏重民并在该报发表致旅

津商人崔文藻书，内称：“章某运动当端方侦探亲笔迹，弟等前已拍诸照片，

至今尚存敝处。如公等不信，请来沪一看，方知余言之不谬。”

紧接着，《中华民报》于3月5日发表文章，题为《民国之文妖》，指

责章太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假手于卞綍昌、刘光汉辈，以通款曲于张之洞、

端方，同受虏廷之馈遗”，自此，“冷高人之齿，而寒志士之心。”

继《天铎报》、《中华民报》之后，戴季陶也在《民权报》上著文，由

指责章太炎而发展为大揭章太炎的“老底”，并与《民声日报》、《神州日

报》展开笔战，从而形成了又一次反章热潮。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对同盟会持反对态度，而对袁世凯印象却相当不坏。

1912年3月，他组建了与同盟会相抗衡的统一党，4月下旬到达北京，昏头

昏脑地发表了若干攻击孙中山、黄兴的言论，并为袁世凯出了一些主意。5

月2日，戴季陶发表文章，指责章太炎“甘心为袁世凯作走狗”。3日，拥

护章太炎的上海《民声日报》发表文章反驳戴季陶，赞扬章太炎“尽忠民党”，

“为民国魁垒耆硕之儒”。4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刊出《章炳麟之丑

史》一文，该文引录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四函，作为章“以万金

出卖革命”的罪证”。5日，《民声日报》再次发表文章反驳戴季陶。该文

说明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等人的关系是：

初，日人有汉字统一会之设，而张之洞亦赞成之。章氏曾为一文，揭诸 《民报》，盛致讥

评张氏之意。张氏于文学极自熹，闻章氏非之，思所以自能者，令其婿卞某托刘申叔代达殷勤，

谓每年愿致千金，而章氏多所要索，卞某不敢应，以语端方。端方固惎章甚，以为可以术致章

氏归国后除之。章氏知其狙诈，则愈为谰言相弄。端知章终不可利诱，其事遂寝。该文认为，

《民权报》所发表的章氏四函“并无卖党之证”，“谓章氏以术取清吏之财

则诚有之。夫以术取清吏之财者，革命党中宁止一章氏，要之非穷凶极恶，

罪在不赦者也”。当时，章门弟子黄侃任《民声日报》主笔，此文可能即出

于黄侃之手。

为章太炎辩解的还有《神州日报》。5月6日，该报发表《正告同业》

一文，批评戴季陶和《民权报》。该文说：

章炳麟者，实革命之先觉，文学之泰斗也。今某报亦痛骂之，并揭其往昔之隐事，其事之

有无，姑不置辩，而某报犷悍之言，实不免有伤忠厚。

该文并称：“昔之主张革命者，惟一之目的是在革命，小德出入，尽人难免。

戴季陶不理会《民声日报》和《神州日报》的解释与反批评，于6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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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连续发表《非民声之〈民声报〉》及《正告〈神州报〉》两文答辩。他仍

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宣称：“本报攻击章者，在昔则以图财之故而通清吏，

作奸细，弃革命党，攻击孙中山；在今则主张专制，逢迎袁世凯，诋毁孙、

黄，排斥同盟会，何能谓为小德？”

正当双方激烈笔战的时候，袁世凯任命章太炎为国史院长，主修民国史，

于是，又引起了同盟会广东支部的愤慨。该部发表通电说：“章炳麟前乞充

满奴端方侦探，泄漏民党秘密，笔据确凿，尚存本处。今闻拟委国史院长，

如此重大事件，付诸佥壬之手，势必颠倒是非，摇撼万世，誓不承认。”

大概是这一类的文章、电报多了，而且都言之凿凿，因此，连章太炎自

己的统一党员也怀疑起来，浙江统一党支部就曾致电章太炎询问，6月6日，

绍兴《越铎日报》刊出了章太炎的复电，电称：

同盟南北诸报语举端方事件，以为攻仆之词，其不值一哂，请为诸君通其原委。仆自抵东

办报，亲戚故旧，音问俱绝。后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又与安南、

朝鲜诸学生立亚洲和亲会，闻印度革命党才高志坚，欲裹粮以从之，得所观法。于时假贷俱绝，

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日之旧游，后在东京关于文学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

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嘱长崎领事卞某带归，卞即张之婿也。卞回国之后，不敢请通，私

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货，反嘱卞来告。其言十万金、五万金者，皆凭虚饵人之语。仆亦欲达初

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

此电承认了为去印度做和尚而向张之洞、端方谋款的事实，也说明了终于不

成的原因：“端方遂欲致之鼓山（福建）、普陀等处，仆遂决意不受。”至

于所谓“侦探”云云，章太炎愤愤地指出：这是“诬人之言”。

章太炎的这封复电，除了在和刘师培的关系上有所隐讳外，关键之点大

体说清楚了，但是，由于《越铎日报》是小地方的报纸，人们普遍没有注意

到这封电报。

1912年9月28日，北京《民主报》上又出现了一篇题为《讨民贼章太

炎》的文章，指责章太炎有七条罪状：其一是“充端方侦探，至卖友邀功，

亲笔手札，千金赏酬，久已揭载报章，摄之影片，真凭实据，人所共知”；

其二是“因刘申叔与圣母何震，受端方之运动，每月得其干修二百两”。当

月12日，黄兴、陈其美入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参加，但章太炎

不仅不参加，而且发表《却与黄、陈同宴书》，攻击黄兴、陈其美为“匪目”，

因此，《民主报》便反唇相讥了。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行，确有若干不妥之处，加以批评是可以的，

但是动辄揭“老底”，扣以一顶“端方侦探”的帽子，也未必妥当。如果说，

在章太炎散发 《伪〈民报〉检举状》的时候，把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想得严

重一点，还情有可原；但是，在经历了三四年之后，仍然危言耸听，靠一顶

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帽子”来搞臭章太炎，那就真的“有伤忠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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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排满革命”到“联满革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有个响亮的口号，叫“排满革命”，由于满洲贵族集

团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顽固地拒绝改革，因

此，这一口号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颇有“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之概。

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却出现了“联满革命”的主张，其代表作是同盟

会会员刘揆一的 《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这是个迄今尚未有人论

及，但却值得大书特书的文件。

刘揆一 （1878—1950），字霖生，湖南湘潭人。1903年留学日本。1904

年在长沙与黄兴等共同发起组织华兴会，1907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执行

部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1911年3月，因反对俄国侵略伊犁、英国侵占

片马，东京留学生带头掀起反帝救亡运动。在此期间，刘揆一以传单形式散

发了这一文件，原件现存日本外务省档案馆。

该文一开始就说明主旨：“吾人欲挽救今日中国瓜分之局，非改革今日

之君主立宪未获奏功，欲改革今日之立宪，非融和汉、满、蒙、回、藏之民

党，亦有缺憾。”接着，该文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危急形势，认为中国只有实

行共和，才能挽救危亡，与列强并立于世界。该文说：

浸假吾人而能倾倒政府，建立共和国家，则新中国之民气，实足震慑全球，而彼时之德、

美诸国，必可与之联盟，英、法、俄、日之野心，亦必因而退步。

但是，为什么革命党人长期奋斗而不见效果呢？该文认为，其原因之一就在

于“满汉民党种族之见存，未能举国一致”。该文说：

使汉人、满人而各知爱国家、爱种族也，则是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

皆不足以救危亡，即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且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

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

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

刘揆一不是阶级论者，他不懂得阶级分析。但他能将一般“满人”和“满洲

皇族”区分开来，认为汉满两族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满洲皇族”的卖国

政策不仅违背了“汉人”的利益，而且也违背了“满人”的利益，“满人”

应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这不能不是一个相当深刻而正确的

见解。

刘揆一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面前，不仅满汉之间，其他

各族之间也应该团结一致，他说：

满、蒙失，则东北各省不易保全；回、藏失，则西北各省亦难搘捂，是吾人欲保守汉人土

地，尤当以保守满、蒙、回、藏之土地为先务。

他建议，中国各族人民之间广泛展开交流，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个包含各民族

的革命政党——“汉、满、蒙、回、藏民党会”，共同进行革命。文章说：

为今之计，刻不容缓，先择蒙、回、藏人之有知识者，与吾汉人及满人通其气谊，通其学

业，然后多殖汉人、满人于蒙、回、藏地，以改良其政俗；多移蒙、回、藏人于腹地，以联络

其声援，庶内可倾倒政府，而建设共和国家，外可巩固边疆，而抵抗东西强敌，此予提倡汉满

蒙回藏民党会之大意也。

文章完全没有早期革命党人那种狭隘的种族主义情绪。主张“联满”、“联

蒙”、“联回”、“联藏”，把中国各族人民都看成是推倒清朝政府的革命

力量，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进步，也是这一文献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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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政府

指望的中日“互助”

人有遗传病，有时，政府之间也有遗传病。前文谈过，清政府得了“恐

孙症”，多次要求日本当局驱逐孙中山；不幸，袁世凯政府也患上了此症。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一份《节略》，中云：

本国此次内乱，实由孙文、黄兴、胡汉民等煽惑主使，以致使本国民商损失产业甚巨，即

各国商民在长江流域者亦颇受影响，本国人民莫不痛心切齿于该乱党等。现闻孙文、黄兴、胡

汉民等已赴贵国境内留寓。距本国一苇可航，难保不借为根据，再图倡乱。在贵国笃念邦交，

自当有防范之法。但本国人民必多忧虑猜疑，恐生误会，应请贵大臣转达贵政府，以东亚和平

为念，务筹正当切实办法，以弭祸乱，而息猜疑，固不徒本国人民之幸也。

从内容上看，这是袁世凯政府的外交部递交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时间当在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日本之后。由于是外交公文，

所以话说得很婉转，也很花了一点脑筋。你看，它不仅指控孙文等对“本国

民商”的“危害”，而且特别指出，“即各国商民在长江流域者亦颇受影响”，

企图以此打动日本当局。至于应该怎么办，《节略》没有明说，只是希望“务

筹切实办法”，结尾特别意味深长地点明：“固不徒本国人民之幸也”，那

意思是清楚的：“处理”了孙中山等人，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有好处。

无奈，日本政府这时仍持两面政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孙中山仍然居

留日本，并于1914年6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策划反袁斗争。袁世

凯政府坐不住了，于当年9月9日由驻日公使陆宗舆面交日本外务省一份照

会，提出三项条件：

（一）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重要乱党，如孙、黄、陈、李及曾有令指捕之人之寄居日本者，

一概正式宣布放逐，永远不准居留日本境内，其正式退出日本者，不准再行登岸，未在日本者

一概拒绝来日。

（二）日本政府对于乱党之徒众，如有在日本作反对中国之行为，经中国政府之请求，即

应按律惩办；其有犯刑事证据，经中国请求引渡者，日本应即引渡。

（三）不在日本之乱党，如与日本人有秘密合谋举动，日政府应严密取缔，并按律惩治。

日本人如有庇护或援助在日本或日本外之乱党，日政府均应实行禁止。其迁居日本租界及租界

地之乱党，经中国请求引渡，日本政府即应交出。

这份照会不仅要求日本政府“放逐”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人，

而且要求“引渡”；不仅要求“惩办”中国之“乱党”，而且要求禁止日本

友好人士援助中国革命，口气实在大得很，硬得很。

袁世凯政府一向搞的是奴才外交，是什么原因使它腰板突然硬起来了

呢？原来，这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驻华公使日置益面见袁政府外交总长

孙宝琦，无理要求按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将山东省黄河以南划为日本对德

“作战区域”，并撤退胶济铁路中国驻军。同月30日，袁世凯政府通知陆宗

舆转告日本政府：“胶济路潍县以东至青岛一带，日人可任便布置”。于是，

日军第十八师团二千余人便于10月2日在山东黄县登陆。这样，袁世凯政府

便觉得“有助”于日本政府了，要求“放逐”、“引渡”孙中山等人的照会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提出的。

照会最后说：

以上三项内酌量实行，则于中政府此次助日，亦可表示日政府真诚互助之意。

这真是妙不可言的画龙点睛之笔。中国让出自己的一大片领土来任日军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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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厮杀，而日本政府则“逮捕”并“引渡”孙中山等“乱党”——这就是袁

世凯政府所指望的中日“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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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伪造

的孙中山“卖国协约”

袁世凯想当皇帝前后，曾经散布过几种宣传品，大肆攻击和诬蔑以孙中

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以笔者所知，有《孙文小史》、《黄兴小史》、《乱

党之真相》等几种。最近见到一种《中华革命党总理孙文与日本民党首领犬

养毅所结协约概略》，颇有点意思。

原件为毛边纸油印本，计20条。妙文难得，抄录部分条文如下：

一、中日两国，既属同洲、同文、同种，彼此自当互相提携，维持东亚和平。

二、中华革命党成功时，应与日本民党创制五权宪法，组织中日联邦。

三、中日联邦成立时，应尊日本国王为联邦皇帝。四、中日联邦成立时，中华应改民主为

君主，尊孙文氏 〈为〉中华国王。

五、中日联邦成立时，中日两国民党之劳绩卓著者，应由联邦皇帝叙爵赏勋。

六、中日两国与他国开战时，中华海陆军须受日本

政府之管辖，平时则否。

七、中华政府与他国有交涉时，须受日本外务省之指导。

八、中日联邦成立时，两国平时内政，彼此不得干涉。

以上8条，规定了两国的政体和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接着4条，规定“日

本民党”援助“中华民党”的义务，如：“凡中华民党，在日本者，日本民

党应请其政府格外优待”；“凡中华民党在中华有危险时，日本民党应请其

政府饬驻中领事妥为保护”；“中华民党当起事前后，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

接济军火及军费”；“中华民党当危急时，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助以兵力”

等等。其次6条，为“中华民党”应允给予日本的利权：

十三、中华民党成功时，应以满蒙一切特权让与日本。

十四、中华民党成功时，应割福建与日本。

十五、中华各行政机关，应聘日人若干名为顾问。

十六、中华路矿诸政，应许日人以投资之优先权。

十七、中华海陆军，应聘日人若干名为教员。

十八、中华各学校，应聘日人若干名为教员，并加日语科……

最后两条，规定中华民党不能成功时，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位置中华民党

的重要人物，并说明协约发生效力的时间及修改的有关问题，不录。

笔者不想为孙中山作全面辩护。在还没有认识到必须“以俄为师”之前，

为寻找支援力量，孙中山确实对日本政府存在过幻想。但是，这份《协约》

却是地地道道的假货。

作伪者很费了一点心思。他知道孙中山和犬养毅关系密切，也读过孙中

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的《誓约》，因此懂得使用“创制五权宪法”一类的词

语。但是，作伪的痕迹仍然很明显，例证之一就是“组织中日联邦”。在中

国近代史上，康有为确实有过类似想法，但孙中山则从未有过。例证之二是

“中华应改民主为君主，尊孙文氏〈为〉中华国王”的条文。孙中山是坚定

的民主主义者，他怎么会想自己当“国王”呢！例证之三是所谓“应尊日本

国王为联邦皇帝”，日本只有“天皇”，没有“国王”，作伪者竟连这一点

常识都忽略了。

袁世凯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伪件呢？大概是：自己想当皇帝，便说孙

中山想当国王，自己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便说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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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这样就彼此彼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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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对日 《秘密意见书》

在日本山口县文书馆所藏档案中，有一通段祺瑞致田中义一的函札，是

研究皖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重要资料。函称：

慨自庚申政纲失统，人怀异志，军权旁落，兵日加多，国困民穷，而曹、吴不悟，是以有

甲子戡乱之师。当时国人望予出扶危局，恳切推勉，至再至三，义不获已，始就临时执政。自

维国家多事之秋，民心厌乱之日，首宜安内以御外，节用以理财。是以从政之初，即召集善后

会议，用以解决一切善后事宜，同时即由该会议产出 《国民会议条例》。现正从事筹备，冀以

容纳多数政见，而收和平统一之效。其于临时期内建设者，有临时参政院、军事整理委员会、

财政整理委员会，而于裁兵、理财诸大端，皆国内老成优秀之士，无日不殚精竭虑，期底于成，

此亦予年来所抱安定内政之政策也。

贵国与我国唇齿相依，利害密切，允宜时时互相借助，以保极东和平。然亦宜亟谋两国经

济上之发展，速使商民得以及时恢复于灾惫之余，此为两国并立共存之机所不容缓者，想阁下

虑之熟矣。兹乘吉田总领事荣归之便，藉布区区，以慰远念，尚希时惠德音，以匡不逮。

末署“段祺瑞拜手，五月二十八日”。信中说：“从政之初，即召集善后会

议，用以解决一切善后事宜……现正从事筹备，冀以容纳多数政见，而收和

平统一之效。”据此，知此函作于1925年。

庚申，指1920年。当年5月，吴佩孚由湖南前线率兵北撤，同时联合奉

系军阀张作霖，向皖系挑战。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大败，段祺瑞通电

下台。“政纲失统”，指此。甲子，指1924年。当年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

国民军回师北京，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11月，冯玉祥、张作霖达成妥协，

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1925年2月，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

开以军阀、官僚为主要成分的“善后会议”。3月至4月，先后通过《军事

整理委员会条例》、《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国民代表会议条例》

等议案。4月21日，善后会议结束。本函即作于此后。

段祺瑞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由来已久。从 1916年起，他就曾派曹汝

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款额就

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1924年上台后，又再谋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

致田中义一函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写作的。信末附有 《秘密意见书》，它是段

祺瑞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物证。 《意见书》共分三部分，其中重要的是

第一、第三两部分。第一部分为 《执政府对外之政纲》，共四条：

一、保持国家人格，尊重国信；

二、维持国际平等国交；

三、联合日本，以确立东亚永久之安宁，预防世界未来之战乱；

四、泯除国民对日之误解及偏见。

当时，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

权。段祺瑞上台后，即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权益。

本函再次表示“尊重国信”，奴颜婢膝之态宛然可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

期推行侵华政策，中国人民昂扬着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是正当的、爱

国的，然而段祺瑞却称之为“国民对日之误解及偏见”，表示要加以“泯除”，

这实际上是在向田中保证，他的政府要大力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

《意见书》第三部分为《执政府对日本之希望》，共五条：

一、对于上项内外政策之实施，希望贵国朝野之谅解，并予以实际上之充分援助，以期达

到东亚永久安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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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国提携，应自泯除国民误解入手，希望贵国对于以前之中日悬案，放弃目前小利，

出以公正宽大之牺牲的态度，挽回中国国民之同情，而谋两国国家永久远大之共同利益。

三、对于西原借款，依上列尊重国信之精神，于中央政府巩固时，谋正当之整理，希望贵

国当局及舆论方面，暂持傍观态度，免招各方之误解。

四、希望临时垫款五千万元，以充收束军事及建设新政府之用，并继续周旋善后大借款四

万万元，以充整理内外各债及全国统一善后之用。

五、希望投资共营煤铁等矿业。

段祺瑞上台后，政权并不巩固。这五条，反映了他急于取得日本帝国主义政

治和经济支持的迫切心情，也反映了他对自身地位不稳的忧虑。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华政策往往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性。段祺瑞

要求日本政府“放弃目前小利，出以公正宽大之牺牲的态度”，正是要求田

中义一对这种侵华政策加以粉饰，使之带有欺骗性，从而“挽回中国国民之

同情”，维护中日两国反动统治者的“永久远大之共同利益”。由于西原借

款旨在独占中国主权，支持段祺瑞扩大内战，早已声名狼藉，但段祺瑞仍然

表示，“于中央政府巩固时，谋正当之整理”，不仅如此，段祺瑞并力谋通

过田中，获得四万万五千万元的新借款，其数量之大，令人惊愕。不过，大

概正因为数量大，皖系又已成了风前之烛，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贸然投入这样

大的赌注。此函去，不见下文，大概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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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出宫、胡适抗议及其论辩

溥仪出宫本来是1912年制订的清室优待条件规定的。此项条件共八款。

其第一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变。中华民国以待各国君

主之礼相待。”其第二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百万两，俟改铸

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其第三款规定：“大清皇

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当时不

少革命党人就对这一优待条件表示不满，认为“存废帝之名，辱我民国；糜

四兆之款，吸我利源”，它“貌袭文明，实伏乱源”，要求修改或推翻。孙

中山虽同情这一主张，但因客观条件限制，无力改变。民国初年，清室曾经

有过按优待条件搬往颐和园的准备，但因感到袁世凯无相逼之意，也就在紫

禁城里住下来了。此后，经过张勋复辟，社会上不断有人呼吁废除溥仪尊号，

令其出宫，但历届北洋政府均意在优容，这就使得溥仪在“黄圈圈”里继续

做他的小皇帝。这种情况，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才得以改

变。当年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通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其主要内容

为：“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

室家用50万元”；“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宫禁，自由选择住居，但

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次日，溥仪被迫出宫。有关情节，电视剧《末代

皇帝》有很多生动的表现。

废除溥仪尊号，令其出宫一事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章太炎致电

黄郛等人，誉为“第一功”。他认为，溥仪身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妄行

复辟，制造内乱，本应受刑事处分，现在饶他一命，令其出宫，“仍似过宽，

而要不失为优待”。孙中山也致电冯玉祥，认为“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

自固”。即使是溥仪本人，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也不得不在对记者谈话时表

示：“余极愿为一自由之人，长此困守深宫，胥为礼法束缚，余甚难堪。此

次出宫，为余夙愿，今始克偿，故并无其他不便之感。”但是，出人意料的

是，被认为是“新文化领袖”和“新思想代表”的胡适却提出了抗议。11月

5日，胡适致函外交总长王正廷，内称：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

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皇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

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

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正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

事。

函中所言“欺人之弱”，意指溥仪为弱者；所谓“乘人之丧”，则指半个月

前瑾太妃去世。胡适发出此信后，还亲赴醇亲王府向溥仪表示慰问，声称“这

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胡适的抗议信部分发表于11月9日的《晨报》。除了溥仪的英文老师庄

士敦致函胡适表示赞许外，进步人士纷纷指责。周作人致函胡适，认为在民

国放着一个复过辟而保存着皇帝尊号的人，在中国的外国报纸又时常明说暗

说的鼓吹复辟，十分危险。他说：

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

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

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12日，胡适复函周作人，回忆他1922年和溥仪的第一次相见，认为溥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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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就诚心诚意要求“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并称庄士敦也“没有

什么复辟谬论”，因此，完全可以从容办理，多保存一点“绅士的行为”。

信末，胡适表示，倘要讨论“什么是极正当”，那就非25万字不可，自己不

愿继续讨论下去。

继周作人之后，李书华、李宗侗也致函胡适，对他的言论表示“非常骇

异”。信中说：

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该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

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所以我们对于清帝废除帝号，迁出皇宫，是根本上绝对赞同的。这

是辛亥革命应该做完的事，而现在才做完，已经迟了十三年了。

针对胡适所谓优待清室乃是一种“国际信义”和“条约关系”的说法，信中

提出：“这是民国对于清废帝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当然不能相提并

论。”针对胡适所谓“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的说法，信中指

出：“对于溥仪先生的帝号，当能不能承认是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修改优待

条件的举动，当然与强者对弱者强夺完全不同。至于 ‘乘人之丧’的理由，

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号的问题，是民国国体的问题，焉能与一妃之丧

拉在一齐？”

对二李的批评，胡适复函称：“你们两位既屡以民国为前提，我要请你

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他满腹牢骚地说：

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王党而不害其为民国。

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也并不赞成复辟的活动。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我说我良心

上的话，我也不反对别人驳我。但十几日来，只见漫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

陋空气而已。

他表示：

你们既说我是“根本错误”，我也不愿申辩。我只要指出，在一个民国里，我偶然说两句

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

太迟了。

胡适的这封信明显地离开了原来论辩的主题，因此二李于12月5日再次致函

胡适，说明：“我们的信，不过是与你辩论是非，并没有一点干涉你自由说

话权利的意思。你的信中，屡次提到言论自由，似乎已到题外。”二李并指

出，“英国不废王室”确是事实，但英国只能算作君主立宪国，而不能称为

民国；法国虽“容忍王党”，但却没有保存王号，路易十六还被送上了断头

台。信末，二李套用胡适的话说：

我们知道你是个“并不主张王室存在，也不赞成复辟活动”的人，但是这种人，国内仍然

不少，异日他们如果对于中华民国弄出他种是非的时候，还要以你“偶然说的两句话”为借口，

那个时候，“你懊悔就太迟了”！

对此信，胡适未再作复，真的“不愿申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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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国民党建设的

四项提案

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

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他即以充沛的热情参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殚

精竭虑，希图加强国民党的战斗力量。根据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录，1924年

1月31日，毛泽东曾和孙中山、廖仲恺、林祖涵（伯渠）、谭平山、瞿秋白、

李大钊等人一起出席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在讨论中央委员

分配各地问题时，毛泽东被分配到上海执行部。2月1日至6日，中央执行

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毛泽东都参加了。2月9日的第四次会议，

毛泽东虽未参加，但会上讨论的十项提案中，有四项是他提出的。本次会议

由孙中山主持，参加者有邹鲁、谢持、居正、彭素民、邓泽如、李宗黄、柏

文蔚、林祖涵、谭平山等十七人。

毛泽东向会议提出的第一项提案是“重要市县党部及区党部宜有经费补

助案”，理由如下：

经费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部），市县党部、区党部非补助经

费，必无办法，必难发展。因党员所纳月捐，至多只能供给区分部之用费（区分部委员会生活

费及活动费），不能提供区党部，更不能提供市党部、县党部，而市、县党部及区党部为本党

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了力量。惟普通补助需费太

多，补助穷僻、不重要地方党部实亦没有意义，宜择有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群众运动实

际工作之市、县、区党部补助经费，此等党部之须补助经费，较之省党部之补助经费更为重要

（省党部若不兼所在地市党部，则专用巨额经费，殊无充足理由）。

在本提案中，毛泽东认为，市、县党部及区党部是国民党“指挥党员行动最

扼要的机关”，经费应补助于“有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群众运动实际

工作”的地方，可以看出他对加强党员作用和群众工作的重视。经讨论，会

议决定将此案交预算委员会审查。

毛泽东的第二项提案是：“本年内各省省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

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地之特别区党部案”。经讨论，会议认为：“应

照章程组织，此案不能成立。”

毛泽东的第三项提案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地执行部实际组织时，

应注意事实上之需要案”，理由如下：

中央及京、沪、哈、汉四执行部组织干事以上职员共有六十余人。大会后半年内断不须设

置职员如此之多。因为： （一）地方党务方在开始，中央及执行部事务必不甚多；（二）宜以

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三）此刻决找不到如此多的有用之人，

滥竽充数则全失本意。因此，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事实上需要

一部才开一部，需要一人才用一人。

从本案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重视基层工作，提倡务实，主张以精干人才组织

有效率的工作班子。经讨论，会议决定将本案“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参考”。

毛泽东的第四项提案是：“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立定一计

画案”，理由如下：

地方组织不宜务广，宜择重要地方若干处，立定一计画，集中人力、财力，于此一年内专

心致志于此等地方，办出个头绪来，到第二次大会方有实际效果可看。本年内应该专力的地方

应把列成两等（原记录如此——笔者）：第一等最重要而现时有发展之可能者，如上海、北京、

广州、汉口、哈尔滨……等，至多八九处，宜用十分之七的力量 （人力、财力）去做；第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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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要而现在有机会着手者，如太原、安庆、杭州、南昌……等，至多十一二处，用十分之三

的力量去办。此外各地如无可为机会，在本年内均可不注意，以免分散精力，得不到好结果。

毛泽东抓工作，打仗，一向强调抓重点，反对平均使用力量。本案主张在建

立国民党地方组织时“宜择重要地方若干处”，“集中人力、财力”，专心

致志地去做，正是这一思想的最初表现。经讨论，会议决定将本案“交中央

执行委员会参考”。

从以上四项提案可以看出，毛泽东为建设国民党倾注了怎样的热情。它

是研究中国国民党党史和国共合作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早期毛泽东的重

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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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何以隐匿、出走

——中山舰事件探幽之一

中山舰事件之后，作为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汪精卫先是悄

然隐匿，继而秘密出走，经香港转赴法国，其原因，颇有值得考究之处。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当天，曾经给朱培德写过一封信，说了一些对

汪精卫不满的话，朱培德将这封信交给汪精卫看了。其后，汪精卫即表示准

备出国，蒋介石则表示挽留。3月30日，汪精卫致函蒋介石，说了几点理由，

其一是蒋介石讨厌自己，不愿与己共事，因而他自愿出国；其二是中山舰事

件证明，蒋介石已经受人离间，他出国可以使离间之言失效；其三是想借此

学点外国语。汪精卫声称，自从孙中山去世之后，他就想继续学习外国文，

现在出国，正可完此“平生未了之愿”。他并打了一个比喻，说自己就像一

盏油快耗干了的路灯，亟需马上加油。云云。

汪精卫给蒋介石写信的第二天，陈璧君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为汪精

卫的准备出国提出了一项新理由，即可以使蒋介石“反省一切”。函称：汪

精卫的病，固然在于肝、心、甜尿等症，但是，精神上的痛苦要比身体上的

痛苦更剧烈，“思之思之，不得已乃出于一行，固以疗病，亦足令兄反省一

切，过去、现在，并勉力于未来也。”信中，陈璧君并对蒋介石提了一条看

似平淡而实则语气严厉的意见：

兄平日好阅曾国藩《家训》，此书不但不能福兄，只有诱兄日即于伪，掩其天赋之良好、

真纯之精神耳。

函末，陈璧君并对蒋介石说：见到此函时，您是发怒扔到厕所里，还是作为

座右铭，“均所不计”，云云。

历史当事人对他们自己行为的解释，有时相当准确，有时则不可轻信。

政治斗争的本质是力与力的较量。汪精卫、陈璧君的信，用来说明他们在政

治斗争失败以后的牢骚、怨愤、无可奈何以及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复杂关系

则可，用以解释汪精卫的悄然去国则不可。

那末，什么是汪精卫隐匿、出走的真实原因呢？对此史家们各有解说。

前些年，我曾根据苏联驻华使馆代理武官拉宾事后向莫斯科提出的报告及当

事人回忆，提出过一种看法：汪精卫原本主张联合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

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组成“反蒋联盟”，以武力

打倒蒋介石。但苏联方面不仅不支持这一主张，反而撤去原先最积极支持汪

精卫的顾问季山嘉 （即古比雪夫）等，使汪精卫失去靠山，不能与蒋介石抗

衡，因此，汪内心不满，负气出走。云云。此说见于拙文《中山舰事件之后》，

发表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后来收入拙著《寻求历史的谜底》。

文章发表了，书也出版了，总觉得心里还是不踏实，希望找到更多、更

充分的证据。果然，有一年，读1927年4月21日武汉出版的《革命生活》，

其中有施存统在武昌中央政治学校的演讲稿 《反蒋运动》，中云：

去年三月二十日的事，汪精卫同志本欲免蒋介石的职，用谭延闿、朱培德同志的军队去打

倒他。那时因为民众莫明其中真相，汪同志恐因此弄巧成拙，反惹起党内纠纷，民众怀疑，故

此举未实现。而汪同志没有办法，以致托疾辞职。

施存统曾在上海和陈独秀一起发起组织共产党，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26

年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教官，1927年在武昌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官，兼入伍生总

队政治部主任，他是有可能了解有关情况的。不过，他所述汪准备用军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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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以及“没有办法，以致托疾辞职”等均属事实，而担心“弄巧成拙”，未

能付之实施等情则并不全面。之所以说不全面，是因为施完全没有提到起关

键作用的苏联人的态度，但这是不难理解的。当时，武汉国民政府还和苏联

保持合作关系，不少苏联顾问还在为武汉政府工作，因此，中山舰事件时苏

联人不肯支持汪精卫倒蒋的事实自然还不宜透露。但是，尽管如此，见到这

条材料我还是很高兴，因为他为拙文增加了一条证据。人无信不立，文无征

不信，有关重要史实的证据是多多益善的。

最近，我见到了李玉贞教授编译的《从俄罗斯密档看中山舰事件》，其

中谈到汪精卫对于苏联方面决定向蒋介石让步感到意外，“委屈”，认为自

己“丢人现眼”，“为季山嘉的被召回而不快”，没有告诉苏联人就“蜷缩

起来”，等等，都证明了拙文原来的分析。这样，关于中山舰事件后，汪精

卫隐匿、出走的原因似乎可以定论了。

附带应当提到的是，俄国密档说：“如果我们当初更加温和地事先让汪

精卫思想上有所准备，再向蒋介石做出让步，那样就能阻止汪精卫。”根据

中俄两方的资料，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当天，季山嘉就派拉兹贡（鄂利金）见

蒋，态度还比较强硬。但仅隔一天，时在广州的苏联访华使团团长布勃诺夫

等人就决定向蒋介石让步，并于22日派人通知了蒋介石。此前，没有和汪精

卫商量过，也没有容许国民党中央讨论研究。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开会，讨论中山舰事件，汪精卫等面对的是苏联人已经决定让步的现实。在

这一情况下，汪精卫生苏联人的气，于是，当场以生病为理由要求“暂时休

假”，进而不告而“匿”，又进而不告而别都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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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格的被捕

——中山舰事件探幽之二

在中山舰事件中，欧阳格曾经风云一时，但是，很快就被蒋介石抓了起

来。

欧阳格，江西宜黄人。1895年生。毕业于吴淞海军军官学校。时任海军

军官学校副校长。他是原海军局长欧阳琳的堂弟，广州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

会的骨干。为人工于计谋，有“小诸葛”之称。他设法吓走其堂兄欧阳琳，

企图谋取海军局长和中山舰舰长的职务，但汪精卫不同意，任命李之龙代理

海军局长，同时兼任参谋厅长、中山舰舰长等职。3月14日，中山舰副舰长

章臣桐向李之龙报告，担心欧阳格抢船。因此，李之龙于报告汪精卫后，任

命章臣桐为中山舰代理舰长，并由第二师派兵驻守。18日，中山舰因修理需

要，升小火试验汽笛。欧阳格曾致函李之龙询问原因，李之龙查明后据实作

复。3月20日黎明，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李之龙在家中被捕，第一个

审讯李之龙的就是欧阳格。随后，欧阳格即被蒋介石委任为舰队司令，掌握

了中山舰等舰艇的控制权。

欧阳格升任舰队司令后，审讯李之龙一事交由第一军军法处处长马文车

办理。审讯中，李之龙提出：当日传达调舰命令的是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

任欧阳钟 （欧阳格之侄），此事系欧阳格与欧阳钟同谋陷害，要求拿办二人

讯究。23日，马文车将李之龙的供词转呈蒋介石，同时转达了李之龙拿办二

人的要求。31日，欧阳钟被捕。4月1日，蒋介石自虎门乘中山舰回黄埔。

在船上时，蒋介石曾询问原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18日中山舰开往黄埔过

程中是否有人上下，章都回答没有。蒋凝思不语，于是章即将当日调舰及往

返省城经过作了汇报。当时情况，章臣桐后来回忆说：“此时，欧阳格在旁，

惶恐异常，屡用足踢我，暗中示意我不要多言。”次日，陈立夫奉蒋介石之

命，送了一封信给欧阳格，要他到蒋公馆。在欧阳格到来之后，即被蒋下令

逮捕。

欧阳格曾在蒋介石手下做事，“极能贯彻命令”，在中山舰事件中，又

立了大功。蒋介石为什么要逮捕欧阳格呢？陈立夫想了几天，想不出理由。

不仅陈立夫想不出理由，史家们对此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中山舰事

件大谜中的一个小谜。

窃以为，蒋介石日记仍然是揭开这一谜团的钥匙。

在逮捕欧阳格的当日，蒋介石日记云：“静江、子文兄来谈，适值欧阳

舰队司令被扣留，以其联合右派，不利于党也。”

我在拙文《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中曾指出：1926年春，蒋介石与苏联

顾问团和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剧发展，右派企图利用矛盾，挑拨广州国民政

府的内部关系，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分子与在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里应外

合，制造谣言，分化离间。其间，王柏龄、欧阳格、伍朝枢等起了重要作用，

中山舰事件正是他们活动的结果。蒋介石日记所称欧阳格“联合右派”，云

云，正可为拙文注脚。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迅速分化为左右两派。蒋介石当时以“中派”自

居，一方面不满意左派的亲苏、亲共，但是，也反对右派。有关情况，他这

一时期的日记多有记载，行动上也有某些表现。例如，4月3日，第二师师

长刘峙见蒋，接着，古应芬、伍朝枢又见蒋，向蒋有所建议。三人均属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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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右派徒思利用机会，联结帝国主义以陷党国，甚可叹

也。”4月5日，广州右派准备召开市党部会议，举行游行示威，蒋介石曾

应宋子文之请，致函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制止。再如，当时在上海的西山

会议派分子曾致电张静江、谭延闿等，要求到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蒋介石认为此举是“利用此机会以捣乱”。在西山会议派决定在上

海召开所谓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又通电反对，声称“誓为总理信徒，

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

行动，或障碍我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因此，他

一旦发现欧阳格“联合右派”的行为后便加以逮捕，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审讯李之龙、欧阳格等人的过程中，蒋介石虽然逐渐了解

到中山舰事件调动的真相，但因为欧阳格等人的行为符合蒋介石的政治需

要，蒋不愿泄露此中秘密，因此，对欧阳格的逮捕实际上是一种“保护性拘

留”。据陈孚木回忆：欧阳格最初被软禁在黄埔军校内，北伐开始后被蒋介

石带着随营出发，直到“四·一二”政变后才被释放。

“四.一二”政变后，欧阳格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为上海工人运动

特派员和党务人员养成所主任。他曾将中山舰事件经过写成文稿，向蒋介石

表功，受到蒋的申斥，文稿被扣下。1928年12月，欧阳格从蒋介石手中拿

了10万大洋，奉命“放洋”，到英国进修海军。1937年任江阴区江防司令，

因贪污罪被蒋介石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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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龙的“变节”、“脱党”问题

——中山舰事件探幽之三

中山舰事件中，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被作为首犯逮捕，其

罪名是“有变乱政局，谋害中正之举动”。但其后不久，蒋介石就将李之龙

释放了。

李之龙被捕后的表现如何？他是怎样被释放的呢？1960年8月，聂荣臻

在一封信中曾称，李之龙“被捕后变节”。但是， 1964年10月20日，吴

玉章在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件中则称：“李在被捕后叛变的事，据我所知，

不是事实。”这以后，有关部门开始了对李之龙被捕后表现的调查。1981年

12月，聂荣臻在给杨献珍的信件中否定了以前的说法。次年3月25日，罗

明书面证明云：

李之龙被蒋介石抓住后，并没有写声明退党，也没有投降蒋介石。在党内没有听说这些事，

如果有投降叛变，退党声明的话，我们在党内应该是知道的。

与此同时，当年黄埔第一期学员李奇中、原广东区委组织部秘书饶卫华、早

期广东工人运动领导人谭天度等人也都纷纷出具证明材料，说明“李之龙没

有叛变行为，也没有发表声明叛党的事情”。同年4月6日，聂荣臻复广州

市委组织部函云：

我一九六○年八月关于李之龙同志在中山舰事件中被捕后变节的信，记不清是在什么背景

下写的。经查证资料，没有李之龙同志变节的记载，也不记得他有变节行为。所以一九六○年

的信撤消。

至此，问题算是得到解决了。然而，有关“变节”、“脱党”之说难道完全

是没有缘由吗？

查1926年5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刊有一则《李之龙启事》，全文

云：

兹为避开纠纷，便利工作起见，特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一切与之龙有关系的社会团

体，以单纯的中国国民党员资格，受吾师蒋介石先生之指导，以谋三民主义之实现，耿耿此心，

尤盼共产党同志予以原谅。

看来，所谓“变节”、“脱党”云云，都来自这一启事。

根据现存李之龙供词和当时审讯人马文车给蒋介石的报告，李之龙被捕

后，除了说明情况，声明冤屈外，确实没有任何“变节”言词；后来到武汉

后，又发表长文，谴责蒋介石；1927年11月，更因在广州发动海军起义，

被捕牺牲。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李之龙的革命品格。他的一生，虽有缺点、

错误，但衡以大节，仍应是为中国革命献身的英烈之一。

怎样看待李之龙的启事呢？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一时还不想和共产党完全决裂。蒋介石当时的主

张是：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国民党领导，参加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必须退

出共产党，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李之龙的启事正是在这一需要下制造出

来的，也正适应了这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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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非常可骇”的建议

恽代英逝世后，柳亚子作诗五首哀悼，其一云：

百粤重逢日，轩然起大波。我谋嗟不用，君意定如何？矢日盟犹在，回天事已讹。苍茫挥

手别，生死两蹉跎。

诗下自注云：“余在广州，曾建议为非常可骇之事，君不能用。”1926年4

月，柳亚子在上海第一次认识恽代英。5月，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

全会，与恽代英重逢。本诗回忆的即是这次重逢的情景。从诗和注可以看出，

当时柳亚子曾向恽代英提出了一项“非常可骇”的建议，而恽代英不能采纳，

柳亚子失望地离开了广州。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柳亚子1950年12月16日在民革中央的讲话，事情是这样的：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候，距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还不到两个

月。为了夺取和控制党权，蒋介石便以“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

系”为名，提出“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在高级党部中任

职提出了种种限制。柳亚子是个政治上很敏感的人，他迅速识破了蒋介石的

意图。为了维护国共合作，他和国民党左派朱季恂、共产党员侯绍裘二人一

起找到蒋介石，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柳亚子质问蒋介石：“你到底

是总理的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切实地执行三

大政策。”蒋介石答道：“政策和主义不同。主义亘古不变，政策不妨变通

一下。”柳亚子驳斥道：“你不懂得政策和政略的分别。政略是可以随时变

换的，政策就不应该轻易放弃。就以政略而论，必须环境变化才有变通的必

要。总理生前，为了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所以定下了伟大的三

大政策。现在帝国主义鸱张犹昔，北洋军阀虎负如前，而买办资产阶级，以

广州而论，就曾挑起了商团之变。这些事实，难道你身负党国重任，还能瞠

目不睹吗？”柳亚子的这一席话把蒋介石说得面红耳赤，默不作声。说完，

柳亚子等便拂袖而去。

和蒋介石交锋之后，柳亚子断定蒋定石一定要做陈炯明第二，闹出更大

的乱子来，必须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他和朱季恂、侯绍裘等四出活动，都不

得要领。最后，柳亚子找到了正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向他

建议，用张良对付秦始皇的办法，找一个刺客去结果了蒋介石。恽代英不同

意，说：“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要留着他打仗呢！”柳亚子一听就急了，

争辩说：“北伐为的是什么？不是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吗？倘然让这种

总理的叛徒去统一中国，结果一定比北洋军阀还要糟糕。在杨希闵、刘震寰

割据的时代，总理说过，他们戴了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是非常痛心

的事情。照我的意见，与其让蒋介石戴着中国国民党的帽子，来做出卖民族

的勾当，还不如让北洋军阀打进来，连广州都不要。因为后者还不过是军事

上的损失，随时可以卷土重来。而前者呢？把中国国民党的金字招牌，丢到

粪坑里去，将来就是有人把它捞出来，三熏而三沐之，恐怕臭气熏蒸，还是

叫人家不容易忍受吧！所以，照我的主张，就非立刻出重赏，求勇夫，把蒋

介石打死了再讲。不然，将来的后果，我就不忍说了。”恽代英不相信事情

有那样严重，开玩笑地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作过激党，认为洪水猛兽。

你老哥的看法，却比我们共产党还要深刻到几十倍。那末，应该在过激党上

面，再加一个过字，称你老哥为 ‘过过激党’吧！”谈到这里，柳亚子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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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拉住恽代英的手严肃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好同志，玩笑是玩笑，正经

是正经，你今天不赞成杀蒋介石，怕蒋介石将来会杀你呢！”说着说着，便

掉下泪来。这时，恽代英也感动了，安慰柳亚子说：“我们再好好考虑一下

吧。”

柳亚子和恽代英谈话之后十多天，接到老母病重的电报，不得不离开广

州。行前，他去黄花岗祭扫廖仲恺墓，有诗云：

乱草斜阳哭墓门，从知人世有烦冤。风云已尽年时气，涕泪难干袖底痕。何止成名嗤阮籍，

最怜作贼是王敦，匹夫横议谁能谅？地下应招未死魂。

王敦，东晋初大臣，曾起兵进攻建康 （今南京），“图谋夺取司马氏政权，

这里借指蒋介石。“匹夫横议”，仍指“非常可骇”的建议。柳亚子慨叹失

去了廖仲恺这样一个优秀的同志，无人能够理解他的思想。

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个人恐怖行为，收买刺客去暗杀蒋介石，这样的事是

不会干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领导人当时确实对蒋介石图谋清党

反共缺乏足够的警惕。恽代英所说：“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要留着他打仗

呢！”这两句话反映出共产党某些领导人的麻痹情绪。柳亚子提醒恽代英：

“怕将来蒋介石会杀你呢！”果然，1930年，恽代英在上海被捕，次年4月

29日牺牲于南京狱中。柳亚子不幸而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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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假令枪毙孙元良

孙元良是国民党的著名将领，一生很打过几次硬仗。但是，他年轻的时

候，却曾因畏敌逃跑，差点儿被蒋介石下令枪毙掉。

那是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首攻江西南昌之后。当时，孙元良正在王柏

龄的第一军第一师任第一团团长，临时随全师归第六军军长程潜指挥。9月

中旬，程潜探悉南昌城防空虚，命第六军十九师星夜兼程前进，突入城内，

同时命第一军第一师代师长王俊率部夺取南昌城郊的牛行车站，控制南浔

路。城是进去了，但牛行车站却始终没有拿下来。除第一师第三团薛岳部在

当地苦战外，王俊本人却率领大队人马糊里糊涂地去攻击南昌北边的乐化车

站。等到醒悟过来，企图回攻牛行时，为时已晚。江西军阀邓如琢和孙传芳

的援赣军迅速由南北两面合围，以优势的兵力、火力反扑。王俊、孙元良和

敌军甫一接触，即向南昌西面的奉新地区撤退。程潜感到孤城难守，下令放

弃南昌。结果，第六军和第一军一师都受到惨重损失。程潜剃须化装，靠了

江西老俵的领路，才得以摆脱敌人。王柏龄和一军党代表缪斌则下落不明。

事后，孙元良团被程潜派驻奉新，向东警戒，掩护主力部队集结，但孙元良

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西撤。这样，矛盾就爆发了。

10月1日，蒋介石得悉南昌败讯。次日，又接到加伦将军报告，孙元良

不守奉新，退至罗坊，并得悉王柏龄、缪斌逃避不归。第一师是蒋介石的嫡

系部队，表现如此不济，这使蒋介石大为恼怒。3日，蒋介石匆匆赶赴奉新，

召集一师官兵训话，痛斥代师长王俊指挥无方，并下令枪毙孙元良。他说：

“这次打仗，第一团孙团长没有命令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拿来枪毙。

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

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一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

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还能不枪毙他吗？”4日，又召集第

六军官兵和一师孙元良团全体将士训话，重申必须枪毙孙元良。两次训话，

第一次一小时，第二次两小时，每次都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听者莫不怦然

心动。第六军十七师有一个下级军官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追悼孙元良的文章，

反映出蒋介石的训话和执行军纪所引起的震撼。文称：

孙元良同志原是我第一师的一个团长，他现在已受连坐法枪决了，我以同志的资格追悼他

几句话。我们革命军人是不怕敌人的，不怕死的，虽千军万马的围中还要杀条血路冲出去。你

这样的死，真是为你可惜。我们要晓得，敌人是怕革命的，他哪敢向我深入呢？查当日来奉新

的敌人不上两百，所有枪支不过数十支，以为他作一个很猛烈的进攻，被他骗掉了你的性命，

我实在替你可怜。但是，你这一死，一面表示了我革命军的连坐法精神，一面促起好多同志的

奋发，总算说是死也值得。可我回过头来敬告我最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的总司令说的，我不怕

敌，敌必怕我；我们怕敌，敌必杀我。我们大家要紧记在心。

这位军官很天真，他以为孙元良真地被枪毙了，所以才写了这段文字，表示

痛惜，也用以激励同志。他哪里想到，孙元良并没有死，在执行枪决之前，

孙元良得到蒋先云的通知，逃了。蒋先云当时是蒋介石的秘书，此举显然出

于蒋介石的授意。孙元良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曾在蒋介石的身边任警卫团长，

可以说是亲信之一。他怎么会舍得杀掉这样一个人呢！

孙元良逃命之后，跑到武汉，求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邓

演达不见；跑到日本，蒋介石却亲笔写信介绍他进日本陆军大学，并汇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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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三千元。这也说明，当初蒋介石下令枪毙孙元良是假的，是做给大家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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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中蒋介石

负伤身死的风传

北伐时期，蒋介石打过一次败仗。那是在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

二次进攻南昌之际。

南昌易守难攻，加上守城的军阀部队在城外纵火焚烧民房，使得国民革

命军失去了进攻的屏障。10月12日，攻城失利。同日，蒋介石到达南昌，

亲赴北门阵地，与鲁涤平、白崇禧计议之后，决定当夜爬城硬攻。不料正在

进行准备之际，守城部队却从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突袭攻城的北伐军。时

值黑夜，不辨虚实，一时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抓住白崇禧的手问：“怎么

办？怎么办？”幸而白崇禧已在赣江上游搭了两座浮桥，于是便下令全军撤

退。混乱中，团长文志文等阵亡，部队及装备都受到很大损失。事后，孙传

芳、吴佩孚等便竞相宣传蒋介石负伤身死，很是高兴了一阵子。

最早宣布这一消息的是孙传芳在九江的联军总部参谋处。该处于 10月

15日通电云：

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

罗廷、加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同日，在孙传芳左右参赞军事的蒋方

震致电上海丁文江声称，14日晚，“清扫战场之结果，知加伦、蒋中正均亲

在战场。蒋在赣江东岸，有受伤之说。”蒋方震到底是个军事家，比较持重，

所以只宣布蒋介石“受伤”，而且不很肯定。孙传芳可就按捺不住了，他于

17日通电云：

顷据南昌某铜元局附近某外国教士面称：本月12日午刻，南昌战事极烈，蒋介石携俄人

加伦亲到铜元局附近指挥，并亲见其手戮学生四名。因前方微形动摇，遂乘马巡视战线。适联

军炮弹飞来，正中马腹，蒋中正遂因而坠地，被破片中其左腋，流血甚多。

这份电报很具体，有时间，有地点，而且是“外国教士面称”，大概是确凿

无疑的了。但美中不足的是，蒋介石的受伤部位始终搞不清楚。本电说是“左

腋”，而18日孙传芳的电报则又改称“肩及腿部均受重伤”。虽然北洋将领

已经从这件事上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伫看楼兰将灭，痛饮黄龙”，但蒋介

石没有死，总觉有点扫兴，于是孙传芳于24日再次通电：

顷据香港坐探电称：蒋逆因伤身死，俄贼加伦同时受伤，日前粤政府曾派员慰问蒋逆，并

迎汪回粤主持，蛛丝马迹，事非无因。

这回不仅有“香港坐探”作证，而且孙传芳还对广东国民政府的政情作了分

析，终于得出了“事非无因”的结论。谁说孙传芳只是个大老粗，他蛮会动

脑子呢！

在孙传芳通电的同一天，吴佩孚也电称：

顷接香港电报局刘局长祃（22日）电称：皓（19日）电谨悉。粤港盛传蒋逆因伤身死，

虽未证实，但粤政府无故派员前往慰问，受伤之说，必非虚传等语，除饬前方上下游各军三方

夹击，乘机歼敌外，特达。

看起来，吴佩孚还是比孙传芳老练，也比他会做文章，“虽未证实”、“必

非虚传”云云，真是可进可退，滴水不漏，而结尾的“三方夹击，乘机歼敌”

等语，尤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笔墨。

此后，孙、吴们继续宣传蒋介石已经死去。10月31日，联军总部电称：

接长沙美国医院电报，蒋介石因腿部受伤肉烂，死于长沙病院。11月2日，

吴佩孚也发出类似电报，并且指明死亡日期是10月29日。但不久，这“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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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又“不确”了，据说：蒋介石系足部与腕部负伤，大约足部须截去云云。

众所周知，上述种种，均属谣言。不过，读者也许会问，对于这种未经

确证的风传，孙传芳、吴佩孚为什么会鼓吹得那样认真、迅速、起劲呢？原

因很简单，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下，孙、吴们已经气息奄奄，不得不靠这一

类的风传作强心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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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国民党中央

各省区联席会议

北伐出师后，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1926年10月，为了解决这一新形

势下出现的各种问题，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毛泽东作

为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毛泽东参与了两项议案的提出。其一 《商民运动提案》，提案人

陈其瑗、简琴石，连署人孙科、毛泽东、邓泽如、褚民谊、曾宪浩。该提案

包括设置商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商民协会、解决工商纠纷等5项子案。比较

重要的是第四项子案：“打倒资本家之口号，工商界之误解者甚多，此后做

工人运动工作者应向工人详细解释，以免防碍商民运动。”理由如下：

我们应打倒者是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者之走狗的资本家，中小商人同是被压迫阶级，应受

本党保护，而普通工人以为凡商人皆是资本家，皆应打倒，一般中小商人亦以资本家自待，工

商感情于是日恶，纠纷于是日多，因以商人不肯加入本党革命，与工人联合战线更不可能。本

案将中小商人明确地和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之走狗的资本家”区分开来，

视之为“被压迫阶级”，可以成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一部分，与工人

共同战斗，这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建议，在当时有很重要的意义。

1924年11月，国民党将中央实业部改为商民部，商民运动由此发端。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商民

运动的理论根据和方针、政策，商民运动逐渐展开。截至联席会议召开前，

广东各地已成立商民协会200多个。但是，在此期间，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

劳资纠纷日益增加，部分工人中出现了“左”的苗头，所谓“打倒资本家”

的口号正是这一倾向的集中表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保证工人运动、商民

运动的健康发展，陈其瑗、毛泽东等联合提出了上述提案。遗憾的是，它没

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工人运动中的“左”的倾向继续发展，直到国民革命军

攻克武汉后，遂成为一严重倾向。

其二为 《关于民团问题的决议草案》。提案人甘乃光、李毓尧，附议人

毛泽东、周以栗、刘季良、于树德等30余人。该案称：

旧有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等组织在事实上多属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之武力。此等武力常

为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派所利用，破坏农民运动，摇动本党及国民政府之基础，于党及政府

之前途，危险实甚。

因此，甘乃光、毛泽东等建议大会就此作出9项决议，其主要者为：1.民团

团防局或保卫团之团长须由乡民大会选举，禁止劣绅包办；2.团丁须以本乡

有职业之农民充当；3.由党部派人施行政治训练；4.除与土匪临阵交战外，

无对任何人自由杀戮之权；5.不得受理民刑诉讼；6.不得巧立名目抽收各种

费用；7.已有农民自卫军之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8.凡摧

残农民之团防局或保卫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农民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它

日益引起土豪劣绅的仇视。各地土豪劣绅利用手中掌握的民团或保卫团，残

杀农民，摧残农民协会领袖，仅1926年，广东高要、广宁、德庆、中山、花

县等地，就曾发生此类惨案多起。在8月末的花县惨案中，当地民团首领勾

结土匪杀害农民数十人，焚毁农村数十处，甚至捣毁国民党县党部，进攻国

民政府军队。甘乃光、毛泽东等人的提案正是为解决此类问题而发。

国民党二大以后，左右两派斗争加剧。1926年5月，蒋介石在二届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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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提出了多种限制。

此后，中共中央决定，“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在国民党一届一

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一人就提出4项提案，而在此次联席会议上，毛泽东仅

以连署人或附议人身分出现，其原因在此。

联席会议同样充满着尖锐激烈的斗争或论辩。会议开到最后一天时，丁

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绝对不等于全国代表大会，其地位仅与中央委员会

扩大会议相同，因此，它无权变更或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

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即是无效的”。丁惟汾的发言受到了张

曙时、江浩、范予遂、李毓尧、陈其瑗等人的反对，但朱季恂、徐谦则部分

同意丁惟汾的意见。徐谦说：“本会修正之政纲将来还是要报告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如有不合，还可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在此情况下，毛

泽东发言说：

联席会议的性质于开会时谭主席（指谭延闿——笔者）已说得很清楚，今天丁同志忽然提

出疑问，真是怪事！刚才徐谦同志、朱季恂同志说，联席会议决议还是要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追认，那末我们联席会议的决议究竟有无效力却是一个重大问题。本席以为，联席会议的权

能大过中央与否是一个法律问题，联席会议既由中央召集，如有错误，中央自应受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之处分。外国报纸说，我们这联席会议是一个非常会议，来应付非常之事。说联席会

议没有地位，何以中央召集这个会议？今天来修正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实

际上的权能已经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所有联席会议的决议我看是完全有效，而且是不能再

有人来加以修正的。

联席会议是一次左派占优势的会议，它通过了不少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决

议。毛泽东的发言旨在维护这些决议，用意是好的，但以为联席会议的权能

可以“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而且是不能再有人来加以修正”，自然

难以使人接受。当天会议的主席是吴玉章，他综合双方意见说：

联席会议的决议，现在既以丁同志提出之地位与权能问题，发生了有无效力的问题，自应

有一解决的方法，本席主张，以“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实行，只有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方

有修正之权”等文字，用决议的方式来保障本会议的决议案，众意以为如何？

吴玉章的意见既维护了会议的决议，又完全符合组织原则，因此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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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的迁都之争

与宋子文

迁都之争是北伐时期国民党左派和蒋介石矛盾公开化的重要标志。国民

党左派坚持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则主张暂驻南昌，双方尖锐对立，最终蒋介

石同意迁都武汉，争执以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一段落。蒋介石不是一个轻

易改变己见的人，他之所以同意迁都武汉，有其不得已的多方面的原因。其

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宋子文站在国民党左派方面，以财政压力迫使蒋介石

就范。关于此，迄今史学界尚未有人论及，有阐微发幽之必要。

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本来是蒋介石的要求。1926年9月9日，

武昌尚未攻克，蒋介石就致电留守广州的张静江与谭延闿，内称：“武昌克

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

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18日再电张、谭，声称：“中

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

恐不能操之中央。”蒋介石和唐生智当时正在闹矛盾，对唐生智掌握湖北不

放心，因此企图以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同年10月中旬，国民党在广

州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讨论蒋介石的要求。会议认为，当时的主要

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一致决定，

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会后，蒋介石继续提出，即使国民政府不迁，也要将

中央党部搬到湖北来。11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接受蒋介石的全部要求。当

月16日，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偕司法部长徐谦、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

孙科、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与先期到达武汉的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

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等人举行谈话会，决定接受鲍罗廷建议，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之前，由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和

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以徐谦为主席。

至此，迁都工作似乎一切顺利。但是当第二批出发的张静江、谭延闿等

人到达南昌，即将赴鄂之际，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1927年1月3日，蒋介

石召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顺利起

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

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上决

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等13人为分会委员。这样，就

在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当时，正值武汉各

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对英交涉处于紧张阶段，武汉的左派们认为：“因

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

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就在当天，陈友仁、

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认为“苟非有军事之急变，

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这样，迁都之争就发生了。

宋子文是1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的参加者。会上，他从

便于“筹款”的财政角度力主迁都武汉。不料会议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就通过

了蒋介石的意见。会下，他对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

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后来，当迁都之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固执己见

的时候，宋子文果真“不给钱”了。当时，蒋介石手下掌握着几十万军队，

每月约需费用1300万元，没有钱，闹饷、哗变，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蒋

介石无奈，只好派他的理财干将徐桴赴武汉催领。1月29日，徐桴到达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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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密电蒋介石云：

桴因在浔待船，至今早始抵汉，当见宋部长，商以后领款办法。不料宋部长谓，现已辞职，

不能负责。桴谓：军费前经说定，每月现洋一千万，库券三百万，辞职如何，非桴所知，在未

准以前，须照此发款。如有错误，军心立涣，大局可危。彼又谓无论如何不能负责，只可收入

若干，发给若干，不能照前定负责。经过再三面恳，彼又谓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

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

本电具体地汇报了和宋子文的交涉过程，其中“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

等话，显然是宋子文有意说给蒋介石听的。“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

云云，更是暗示蒋介石，要解决军费问题，必须迁都武汉。

2月3日，徐桴第二次会见宋子文，宋子文仍然不肯发款。当日，徐桴

再次密电蒋介石，电称：

宋部长不发款显系赌气，故意刁难。然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

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

所谓“赌气”，即系赌迁都之争的气。看来，这封电报触动了蒋介石。当时，

蒋介石还没有其他财源，军费不能不要，因此，不得不和武汉左派妥协。同

日，蒋介石有一电致徐桴。4日，宋子文启程赴赣。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

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9日，

宋子文致电武汉左派，告以谭延闿等人三数日内即可莅鄂。将这些事件联系

起来考察，不难断定，在解决迁都之争的过程中，宋子文这位财政部长是起

了重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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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汪蒋上海会谈辨析

1927年4月初，汪精卫自欧洲回到上海。当时，蒋介石正在积极策划清

党反共，汪精卫和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吴稚晖、李

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人之间，有过两次会谈，一次在4月3日，一次在

4月5日。在此前后，彼此间还有过多次接触。关于这些会谈和接触中汪精

卫的态度，史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汪蒋之间相互勾结，目标一

致，已经达成了反共协议，只是在进行时间上有分歧；另一种意见认为，汪

蒋之间并未达成共同反共协议，汪的离沪赴汉，就意味着他仍然企图凭借国

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蒋抗衡。两种看法截然相反。那末，历史的

真相到底如何呢？

由于会谈没有留下记录，双方在事后的追述又不尽相同；即使是汪精卫

本人，由于政治立场变幻，不同时期内的说法也存在着差异。凡此种种，都

增加了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的困难。但是，我以为，如果审慎地鉴别并使

用有关材料，历史的真相还是可以揭示的。在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当为汪

精卫的 《致李石曾书》。此函写于4月6日，距4月5日的会谈仅隔一天，

李石曾又是会谈的参加者，应该说，汪精卫绝无在此函中说假话的可能。该

函说：

5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决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

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然舍去也。

吴先生，指吴稚晖，“吴先生之意见”，实指蒋介石的“分共”与“驱逐鲍

罗廷”等主张。这里，汪精卫明确地表示，他“决不能赞同”。信中，汪精

卫并将他连日来在会谈中的意见概括为两点：“第一，民国十三年来改组之

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第二，如以党为不必要则已，如以党为

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对于国民党改组的

“精神与方策”，汪精卫明确地解释为联俄与容共。他说：“改组之政策，

是总理所手定，弟以为不可轻言更改。如必欲更改，除全国代表大会外，谁

能有此权力？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外，谁能有此权力？”

因此，他建议，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与《致李石曾书》同时，汪精卫还有一封《致蒋介石书》，也写于4月

6日。该函全文至今尚未公布，但吴稚晖曾引用过两段。其一：“改组之精

神及其方策，实总理苦心孤诣所独创，而吾弟实左右之，铭不过追随之一人。”

汪精卫后来解释他写这一段话的用意是企图感动蒋介石：“苟对于总理犹有

丝毫纪念，或能悔而中止。”这应是事实。其二，“以铭之愚，一线生机，

惟在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于南京。”此点与 《致李石曾书》相同。此外，汪精

卫还有一封《致张静江书》，说明“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期得多数同志之同

意”，“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

通过对以上三函的分析，不难看出，汪蒋上海会谈期间，汪精卫仍然以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及其联俄、容共政策的继承人和党纪捍卫者的面目出现，

并未同意蒋介石的“分共”和“驱逐鲍罗廷”的主张。此点亦可从吴稚晖说：

“汪先生去国一年，他只知道还是那么一个共产党！他疾病坎坷，久在欧西，

三十天内经过了木司科，接晤了一群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个月的俄国火

车、俄国轮船伴送了回来。又一向有深刻的总理联俄容共历史，影在脑中，

如何能在上海听了几个老朽朋友的一席话，就马上突然变换了一个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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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应该承认，吴稚晖的这些分析是符合情理的。

但是，也有相反的证据。4月4日，李济深、甘乃光、陈孚木曾致电广

州当局，通报4月3日会谈情况，提到汪精卫主张，在中央全会未开会之前，

可以采取“暂时应急之法”三条：1.共同负责通告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

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

动，听候开会解决；2.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其命令如有妨碍党国

前途者，于开会之前不必执行；3.各省党部、各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

破坏者，在汪主席所拟召集之会未能解决以前，应由各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

制裁。（见《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9日）这三条，证以《邵元冲日

记》，当是事实，根据邵氏所记，汪精卫声称：

（一）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

秀，使其制止；

（二）武汉此时如有关于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

（三）各地共产党及工人纠察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云云。

邵元冲的这一部分日记为事后追记，所以连开会日期都误记为4月4日了。

但是，他是会谈的参加者，基本事实是不会错的。

汪精卫既主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同时又

提出“暂时应急之法”，是否不可理解呢？并不。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分

析，第一，汪精卫一回到上海，就处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包围中，他们

在汪面前说了许多共产党的“坏话”，制造了不少诸如“共产党破坏国民党”、

“亟谋破毁租界”一类的谣言。第二，汪当时虽是著名的左派，但他对共产

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并不满意。他曾对吴稚晖说：“共产党实以本党

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

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

责。”这就是汪精卫在上海会谈中持矛盾态度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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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逼勒中国银行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为了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对付退守

长江北岸的军阀孙传芳，急需大量军费，因此，于4月底决定发行国库券3000

万元，以江海关所收二·五附加税作抵，要求上海各银行先行垫借。其中，

有一段逼勒中国银行的经过，颇为曲折生动。

中国银行是旧中国的四大银行之一，总行设于北京，上海等地设有分行，

以资金雄厚著称。蒋介石搜罗军费，自然首先注目于该行。4月30日，蒋介

石的御用机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要求中国及交通两行先行垫款100万，

于当日运往南京，并派代表坐索。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宋汉章只答应垫借

30万，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钱新之言语冲突。这使蒋介石的表亲、派到上海的

财政专员俞飞鹏大为恼火。5月1日，俞致电蒋介石云：“查中行从前借与

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数百万，现当我军饷糈万急之际，如此刁难，居心殊

不可问，恳请总座定严厉对付之法。”3日，再电蒋介石，提出步骤三项，

准备置中国银行于死地：1.由蒋介石出面电令宋汉章预购国库券1000万元；

2.如不履行，即通缉宋汉章；3.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

银行。对此，蒋介石当然言听计从，当日即致电宋汉章，限两天内预购国库

券1000万元，转解南京。电报威胁说：“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

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电

报并称，已派张静江、俞飞鹏二人到沪提解。张静江认为一时还不具备没收

中国银行的条件，因此出面转圜，要求中国银行垫借400万。

当时，中国银行的决策人是在上海的副总裁张嘉璈。这是个长袖善舞、

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很快得知蒋介石将对中国银行下毒手，决定接受张静江

的要求。5月5日，张嘉璈访问张静江，表示“兹事总须解决”，“但四百

万之数恐难如期”。张静江则称：“因对于武汉、长江拟一鼓扑灭，同时对

于江北亦须解决，故亟须此数。”当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会议，决定

要中国银行先行筹垫200万，余200万，15日以前交清。张嘉璈无奈，只好

先交付200万，余款要求延期，由南京、浙江分行共同垫借。蒋介石仍不满

意，力谋进一步逼榨。19日，以“该行毫无诚意”为理由，命令中国银行于

两天内缴足400万元，如仅补缴200万，不予收受。这样，中国银行的垫款

总数就增加到了600万。20日，蒋介石再电俞飞鹏，认为“此等商人毫无信

义可言，何必客气”，命令中国银行补足1000万元，限5月23日以前缴清。

这种不断增长的粗暴逼榨连俞飞鹏也感到为难。21日，俞致函江苏兼上海财

政委员会主任陈光甫，表示“深恐枝节横生，愈难收拾”，要求他“立定具

体办法”，于本日5时以前复知，必须转报蒋介石。陈光甫不敢怠慢，即约

集财政委员顾馨一、秦润卿二人共同对宋汉章施加压力，宋担心蒋介石会提

出更加难以应付的要求，不得不表示，愿意“合作到底”，除前缴200万外，

再垫缴200万，其余600万，声称将代为劝销国库券，短期内如数缴清，宋

并恳求说：“中行目下已极疲惫”，以后对于垫款等事，请蒋介石“鉴原”。

陈光甫对宋汉章的态度表示满意，于24日致电蒋介石报告。

至此，中国银行已经为蒋介石垫付了400万元军费。这个数字本不算很

小，但仍然难以填平蒋介石的欲壑。因为武汉国民政府在4月份以命令提用

了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几百万现金，蒋介石便于5月25日致电陈光甫、俞飞

鹏、张静江等人，指责中国银行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电称：“至今汉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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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概不通用，而且尚能支持者，全赖中国行币；而我政府竭蹶如是，乃反吝

惜至斯。虽其心可谅，如照法律而言，而谓其阻碍革命，有意附逆亦可，请

诸公从严交涉，万勿以私忘公。限本月内收足一千万元，千祈勿徇私情为祷。”

蒋介石惯于使用政治帽子压人，“阻碍革命，有意附逆”八个字完全可以作

为没收中国银行的理由。在此情况下，张嘉璈不得不央请钱新之、黄郛等人

出面调停，张表示：“若能有一彻底合作办法，虽多垫若干未为不可。”黄

郛当即亲赴前线，劝蒋介石“不可逼中行太甚”。30日，张嘉璈又致函张群，

请他在蒋介石面前疏通。与此同时，陈光甫也致函蒋介石，劝他不要“操之

过急”。函称：“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

前途影响极大。”又称：“处置中行于其本身上所受之损失固大，惟于社会

金融及政府前途上影响尤巨。”随后，他又致电蒋介石，要求辞职。

蒋介石是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才得以发动“四·一二”政变的，

今后，他也仍将依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陈光甫的话不能不考

虑。6月7日，蒋介石复函陈光甫，对他的辞职表示挽留，关于中国银行事，

则声称：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但蒋介石要钱心切，只作了一个小小的让

步：期限可以延长，数字不能减少，目前先交200万元，7月10日、8月10

日左右，分别再交200万元。张静江并称，这是“最后办法”。6月9日，

张嘉璈通知俞飞鹏等人，决定接受张静江的“最后办法”。10日，中国银行

按“办法”支付200万元，作为第一期垫款。当日，张嘉璈在日记中痛苦地

写道：“轰轰烈烈，闹得全行天翻地覆，各方左右为难。实则库券总是要销，

军需总是要付，以堂堂当局，何必与中行闹意气耶？原因由于军人不明财政，

而处处干涉，政治前途悲观在此。”“四·一二”政变前，江浙金融资产阶

级出于对共产党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恐惧，因此，慷慨解囊，支持蒋介石，

他们当然想不到，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局面。

中国银行接受了“最后办法”，总计已垫款600万元，余下的400万元

蒋介石只要坐等就可以了。然而并不。7月4日，蒋介石因上海特别市政府

成立之机到沪，要求提前支用余款。张嘉璈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也只得照付。

至此，历时两个月的逼榨中国银行事件才算是告一段落。

张嘉璈在这一年6月14日丧父，7月7日，蒋介石以吊唁为名来到张嘉

璈宅，“略谈数十分钟”，算是表示了一点“殷勤”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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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再逼中国银行

1927年，蒋介石逼勒中国银行，获得了一笔巨款。1928年，故伎重演，

再次发生逼勒中国银行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每月收入不足300万元，而支出却需1100万至

1600万元左右，因此，不得不靠发行国库券过日子。1927年5月，发行第一

次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7月，发行盐余国库券6000万元。10月，发

行第二次二五附税国库券2400万元。1928年1月，宋子文继孙科之后出任

财政部长。上任前一天，在上海张嘉璈宅宴请陈其采、李铭、贝祖诒等银行

家，计议发行第三次二五附税国库券1600万元。11日，有关条例出笼。但

是，推销工作并不理想。为此，财政部劝募委员会硬性规定：1.国民政府各

机关及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所属职员，一律以薪俸一个月应募；2.营业

行号、店铺及工厂所有职员，均以薪水一个月应募，由各行号、店铺、工厂

代为缴纳。这些规定使推销工作略有起色，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此，

蒋介石仍然将主要希望寄托在江浙金融资产阶级身上。

2月25日，蒋介石致电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等团体，声称“中正受命

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大宗饷源全在推行二五库券”，“无论如何为难，希

务办到，以应急需”。在此前后，蒋介石又两次致电张嘉璈，要他偕中国、

交通两行行长前往南京，商量推销国库券一事。张嘉璈知道此事的难度，不

愿轻易介入，便复电蒋介石，要求派财政部次长张寿镛到沪接洽，并要蒋“电

示意见”。区区一个银行家居然如此抗命，蒋介石生气了。28日，蒋致电在

上海的宋子文，以无限上纲的办法痛斥张嘉璈拒不到宁即是“阻挠北伐”，

其中并有“平日把持金融”等语，限张一星期内承销1000万元。宋子文接电

后，以“私人”资格邀张谈话，透露电报内容。张嘉璈意识到蒋介石故态复

萌，又把去年的老办法拿出来了，但他这次却出奇地强硬，回答宋子文说：

此等电文，余无法承受。若转与余，只好复电决裂。试问：国民军自粤而湘而赣而浙而宁，

中行帮助逾千万；去年第一次库券；中行允八九百万；第二次库券，中行允六百余万；龙潭之

役，孙军过江时，中行帮助几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几何？去年过年，中行又借几何？此谓

把持何？北伐失败之罪，系于何人？非严重诘问不可。否则如此无信无义之人，何能当我辈首

领！我辈牺牲为行，一生穷困，至于今日，所望事业有成，国家有裨，若并此二者而绝望，则

既无兴趣，随时可抛弃地位。

宋子文见张言词激烈，动了肝火，便劝张商量办法，对蒋电可暂不答复。张

称：办法只有从增加关税，巩固国库券信用两方面着想。29日，张嘉璈接到

蒋介石限于星期六以前征募库券 1000万元的电报，认为军人“不知金融艰

难”，宋子文又不敢“直言规劝”，长此以往，不可收拾，便决定以“感触

太深，精神不济”为理由宣布“暂时休息”。次日，即隐居不出。

张嘉璈这位财神爷一撂挑子，宋子文便慌了手脚，他要当时的中国银行

上海分行行长贝祖诒找到张嘉璈，表示“无论如何必须见面”，张嘉璈则称：

无法见面，实因感触太深。一则现在朋友均是买卖性质，有利则合，无利则分；二则以首

领而不知财政之艰难，不知金融之重要，动以威权相逼，此后财政金融有何希望；三则在余四

面应付，百孔千疮，在人以为把持，精神上十分苦痛，不愿再事周旋矣。

为了催逼上海银行家认购国库券，蒋介石于3月4日亲自到沪召开会议。

蒋称：张嘉璈“阻挠北伐”，“勾通桂系、奉派”，又称：“中行库中尚有

数千万，何以不能帮助政府？张静江甚至提出“不如接管中行”。陈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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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郛等为张嘉璈解说，但蒋声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

会议商定增发国库券1400万，下午又决定增发纸烟捐库券1400万。当场通

令中国银行月垫五六百万，或中国、交通两银行合垫700万。参加会议的贝

祖诒坚持不允，成为僵局。

张嘉璈此次态度虽然强硬，但终究不能对蒋介石的要求置之不理。3月6

日，张嘉璈召集中国银行在沪董、监事讨论应付方针，一致认为：“一旦决

裂，金融风潮即起，如在可能范围内，仍以避免决裂为上”。会后，张嘉璈

与宋汉章等人商量，决定垫款600万，分三个月交清。9日，蒋介石致函张

嘉璈，表示“融洽谅解”，第二次逼勒中国银行事件仍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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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共”会议上的

于右任与彭泽民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

决定和共产党“分家”，孙中山亲自决定的“容共”政策彻底破坏，轰轰烈

烈的国民革命也由此结束。关于这次会议，曾有一份油印记录保存下来。台

湾的蒋永敬教授在 《北伐时期政治史料》一书中公布了大部分，有小部分，

例如于右任与彭泽民的发言被略去了。这被略去的部分，在笔者看来，却相

当重要。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岌岌可危。为了挽救中国革

命，共产国际曾经打了一个电报给在中国工作的鲍罗廷与罗易，其内容为：

实行土地革命，从下面夺取土地；吸收更多的新的农工领袖参加国民党中央

委员会；改变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动员两万左右共产党员以及湖南、湖北的

革命工农，组成可靠的新军队；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

庭，惩办反动军官等。电报到达中国后，鲍罗廷认为它“荒唐可笑”，给莫

斯科回电说：“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刻照办。”罗易认为电报来得太迟

了，但仍想进行最后的努力。他邀汪精卫谈话，对汪说：“这里有一份斯大

林拍给鲍罗廷和我的电报”，“鲍罗廷不愿给你看这份电报，它是莫斯科的

一项秘密决议，相反，我却认为让你知道它的内容是最明智的，因为我深信

你会赞成这份电报的。”随即，罗易将俄文原稿和中文译本交给汪精卫，汪

精卫即蓄意以此作为和共产党分家的口实，并于7月15日召开“分共”会议。

当日会议的参加者为汪精卫、孙科、程潜、于右任、王法勤、陈公博、

谢晋、经亨颐、詹大悲、潘云超、朱霁青、宋子文、何香凝、彭泽民、顾孟

余、谭延闿、邓懋修，共17人，由谭延闿任主席。会议首由汪精卫报告，他

借共产国际的指示大作文章，危言耸听地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

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

党的问题。”他提出：“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对此，

何香凝、谢晋等人沉默不语，孙科、顾孟余等人则附和汪精卫的发言。顾孟

余并称：“一个党的成立，有三个要素，主义、政策同组织，这三个要素如

果有一个不存在，党即灭亡。”又说：“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三个要素，

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我们承认共产党有革命势力，但不能任他们破坏

本党存在的三个要素。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在此情况

下，于右任、彭泽民先后发言。于右任说：

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来的意见，本席很赞成。但当日为什么要容共呢？因为总理看见

国民党的党员太不努力，差不多山穷水尽已无路，所以才有这一着。所谓标语有来源，固是不

错，但我们检查自己的工作，何曾有一点成绩可观！一方面共产党的同志违背了当时的原意，

当然是要加以制裁，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努力，才配当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现在张作霖、

张宗昌、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都有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我们再不能随随便便的混了。要

晓得共产党不能亡我们，我们自己不努力，那才是真正的亡了。

处于当时的条件下，于右任的这一段话有顺着汪精卫的意思说的成分，但明

显地不同意顾孟余的观点。它正确地说明了孙中山当日“容共”的历史环境，

说明共产党并不是危害国民党的力量，使国民党灭亡的因素在于“自己不努

力”；当时有各种牌号的三民主义，对此应该有所鉴别。这些看法都是有见

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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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民的发言较于右任更为明确。他说：

刚才听到汪主席报告第三国际的来电，多数人认为不该如此。但是，第三国际领袖在中国

者为数不多，犹有鲁易其人 （即罗易——笔者），宁受该党处分而效忠吾党，即本党中共产分

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更不乏人，如果不分良歹，一概拒绝，未免有些失当。此层似宜考虑。

况且汪同志刚说尚要本党派员赴俄，切实商量联合办法，可见本党与苏俄合作未能一时断绝。

对于制裁共产分子，似宜留些余地，不可过火。

彭泽民的这段话也有顺着汪精卫的意思说的成分，但其主旨则在于肯定“容

共”政策，说明“共产分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不乏其人，不应该拒之于国

民党之外。这自然是在继续维护国共合作，和汪精卫等唱的是反调。

人生在世，随波逐流易，独立不迁难。在一片“分共”喧嚷中，于、彭

二人敢于发表上述见解，并非易事。史家们在叙述1927年国共两党的离合史

时，这一笔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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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冷对新王朝

1926年11月，为了适应北伐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在广州的国民政府

决定迁都武汉。1927年2月，迁都完成，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同年4

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18日，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两个政

权互相对立。前者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和共产党人合作，后者则反共清党。双

方都力图把自己说成是孙中山事业的真正继承者。然而，使得蒋介石们烦恼

的是，宋庆龄却站在武汉国民政府方面。4月21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

陈友仁以及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40人联名发表通电，指责蒋

介石自立中央，号召民众及武装同志挽救革命，“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

败类，民众之蟊贼”。宋庆龄的这种鲜明态度自然对新建立的蒋记王朝大为

不利。于是，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把宋庆龄拉到南京国民政府这方面来。

首先出场的是杨虎、陈群、潘宜之。5月1日，三人联名致电宋庆龄，

声称：

武汉为贼窃据，夫人以未亡人之身，有何顾虑？应请拼死脱离贼巢，速赴南京，拥护本党，

继续总理遗志，完成国民革命，不然将何面目见先生于地下？痛哭陈词，敬希垂纳。

杨、陈、潘三人本是“四·一二”政变中的武斗能手。杨，时任特务处长；

陈，时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时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秘

书主任。他们的拿手好戏是打、砸、抢、抓、杀。大概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心

切，这回居然搞起文斗来了。这封电报不仅打给了宋庆龄，同时，还打给了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以及各军、各级党部、

各团体、各报馆。不料，蒋介石却不满意他们的这种做法，立即致电杨、陈

等申斥。6月，杨、陈回电蒋介石，诚惶诚恐地表示：“此后谨遵钧命，不

再发表。”

蒋介石申斥杨、陈等人，并非是他不希望宋庆龄站到自己方面来，而是

因为他觉得，这种大肆张扬、粗暴无礼的电报攻势太愚蠢，会激怒宋庆龄，

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他自以为有更聪明的办法，这就是请孔祥熙出面斡旋。

5月21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云：

现又连去电函，请孙夫人速来，并拟再派委员，设法劝驾，希勿念。

孔祥熙要蒋介石“勿念”，正说明了蒋介石的惶急不安。孔祥熙表示，要“再

派委员”前去“劝驾”，但蒋介石还觉得规格不够高，他要孔祥熙亲自出马。

于是，孔祥熙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件秘密前往武汉游说。然而，这一切都不

能丝毫动摇宋庆龄维护孙中山事业和政策的决心。武汉国民政府曾盛赞宋庆

龄“赞助总理革命事业，于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秉正嫉邪，遂为

反动派所深忌，其始则用种种反间计，欲使孙夫人离开武汉，孙夫人烛知其

隐，屹不为动。”7月上旬，蒋介石再致宋庆龄一函，中云：

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与子文、庸之兄（即孔祥熙——笔者）即日回沪，所

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

这封信同样遭到了宋庆龄的严正拒绝。

但是，这一时期，宋庆龄也不能再在武汉住下去了。7月14日，汪精卫

悍然举行“分共”会议。为此，宋庆龄不得不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她在 《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中说：“本党若干执行

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

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同月中旬，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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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离开汉口，前往上海。当她到达上海之后，蒋介石又派何应钦前去游说，

企图引诱宋庆龄到南京来。26日，何应钦致蒋介石电云：

职本日申刻抵沪，即经谒孙夫人，经二小时之交涉，始晤见。职将总座慰问及欢迎其到宁

之意陈述，其略表谢意。职询以武汉情形，渠均以不知对。其言词中多偏袒武汉，如言我方残

杀同志及不俺（？）分散革命力量，并派兵安庆之类。因其先后成见及破坏本党之阴谋及事实，

渠亦不变其论调。职此行可谓毫无结果，准明晨回宁，谨闻。

由于译报或抄写上的原因，本电有严重脱误。但仍然可以看出，何应钦碰了

一鼻子灰：开始是宋庆龄不见，左磨右泡了两小时，才见到了。何应钦想打

听武汉国民政府的情况，宋庆龄答以“不知”；何应钦大发谬论，诬蔑共产

党“破坏本党”，但宋庆龄仍然“不变其论调”，并且指责蒋介石“残杀同

志”。最后，何应钦只能悻悻而去，“此行可谓毫无结果”。

在何应钦去后4天，宋庆龄会见了合众社记者，明确宣布：

近日谣传余将在宁政府活动，全属无稽之谈。余此次所以必须来沪者，因余家宅在沪。此

后余之行止，将如余前在汉口所发之宣言，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

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

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

8月下旬，宋庆龄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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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要求开除叶剑英

近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发现蒋介石要求开除叶剑英国民

党党籍的一份呈文摘要，内容如下：

前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率师驻次吉安，勾结共产分子，阴 〈谋〉叛党，竟于五月

十三日鼓动该师教导队学生及师部监护队，勾结当地农民自卫军，将该师忠实部队逼令缴械，

并将忠实官佐逮捕监禁。该师长叶剑英及跨党分子张克等倒行逆施，谋叛党国，除通令各军一

体严缉惩办外，拟请准将该逆等一体开除党籍。

此呈写于 1927年，反映出叶剑英在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年代里的抉择和表

现。

叶剑英很早就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斗争。他于1920年从云南陆军讲武堂

毕业，随即投入“援闽粤军”，任炮兵连连长。1921年4月，在广州见到了

新近当选为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曾经联络讲武堂毕业生二十余人，向孙中

山请缨北伐，被分配到第一师军士教导营任教官。在陈炯明兵变时，叶剑英

和江防舰队司令陈策一起护卫孙中山登舰避难，守卫达五十余天。10月，孙

中山组织东路讨贼军，叶剑英任第八旅参谋长。1924年，以粤军第二师代表

身分，参与筹办黄埔军校，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1925年，任粤军二师参

谋长，参加东征。

1926年，广东国民党政府兴师北伐，叶剑英任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

谋长，第一军是蒋介石亲自掌握的部队，叶剑英以其出色的指挥才能受到蒋

介石的赏识。江西之战胜利后，俘虏了大批孙传芳的士兵，其中有六七千人

集中在吉安，编为新编第二师。1927年初，叶剑英被委任为该师代理师长。

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都发生剧烈分化，出

现了南京、武汉两个对立的政权。新编第二师的许多军官拥护蒋介石的南京

政权，同时勾结广东钱大钧和驻赣州的新编第一师，蠢蠢欲动。在这人鬼殊

途、鱼龙分衍的关键时刻，叶剑英毅然于5月初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表示“至

诚拥护中央”，随即决定离开吉安，奔向武汉。

在叶剑英离开之前，二师的左派军官以为师长祝贺生日的名义，摆酒集

会，秘密商讨武装起义。5月13日夜，左派军官们以敏捷的动作逮捕反动军

官，发动起义，并向武汉中央报捷，电文称：“本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职

等）于本月十三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

中央，打倒蒋介石。”20日，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右派军官乘机反扑，向群

众开枪，当场击毙兵民十余人。 21日，隶属武汉国民政府的江西朱培德的

第三军将二师全部包围缴械，俘获了全部右派军官。

叶剑英的革命立场与吉安起义使蒋介石大为恼怒，于是便起草了上述呈

文，要求开除叶剑英等人的党籍，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

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随即将蒋介石的呈文

转给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经8月5日第一一二次会议讨论，决定咨

请南京国民政府通缉。与叶剑英同案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被通缉的还有张

克、邹泰安、杜若、魏燮元、王彬、刘世璋、陈世光、丘维汉、楼胜利、吴

洁等，都是吉安起义的发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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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指责“第二期清党”

“四·一二”政变前后，蒋介石等人在各地逮捕并残杀了一批共产党人。

但是，自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政策以后，大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积极为

国民革命工作，在各级组织中发挥着骨干和中坚的作用，其力量，其影响，

都是巨大的，无法一举铲除。这种情况，自然使刚刚建立的南京国民党当局

难以安枕，因此，他们力谋进一步肃清共产党人。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组

织中央清党委员会。17日，该会成立，委员为邓泽如、吴倚沧、曾养甫、萧

佛成、段锡朋、冷欣、郑异等七人，以邓泽如为主席委员。其后，南京、上

海、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浙江各地陆续建立清党委员会，海外华侨和

军队中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

根据南京国民党当局公布的有关文件，清党委员会的任务为：“肃清党

内共产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但

实际上，所清者全为“共产分子”。这一次，胡汉民说得很老实。他说：“我

们这次的清党，是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留在

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消灭中国共产党。”由于它有别于“四·一

二”前后各地发生的政变，因此，蒋介石称之为“第二期清党”。他说：第

一期清党为“紧急处分”，目的在于“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

第二期清党为“根本整理”，其范围“遍及一般跨党分子”。蒋介石认为，

后者较前者更加困难，是“本党真正生死关头”，必须以至大至久的恒心与

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

南京国民党当局规定：第二期清党自1927年6月1日起，至同年8月

31日止。在此期间，停止发展国民党员；所有国民党党员经过三个月的审查

再发党证；各党部于接到清党文告之日起，限令所属党员须每半月将其工作

向所属区分部报告，然后逐级呈报当地清党委员会；无故一月不报告工作者，

取消党员资格。但是，这些大都是具文，各地清党委员会的真正兴趣和主要

工作均为逮捕并审判共产党人，所谓“第二期清党”，仍然是暴力清党。

“四·一二”政变后，陈群、杨虎二人在上海滥捕、滥杀，使得某些坚

决反共的人也表示不满。5月8日，张静江致电蒋介石，要求严令陈、杨二

人“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6月1日，白崇禧也致电蒋介石，批评自

清党运动以来，上海一隅“机关复杂，事权不清，处处干涉行政，任意逮捕

杀人”，以及“贿赂枉法，假公济私”等事。他沉痛地说：“举凡军阀、官

僚、贪官污吏所为之事，若辈竟蒙蔽上官，效而为之。如此革命，宁不与人

口实，民众痛苦，何以解放？”然而，这些意见和批评都未能动摇蒋介石对

陈、杨二人的信任。6月中旬，杨虎亲自率队破获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逮捕

新任省委书记陈延年。21日，蒋介石应宁波商会之请，派陈、杨赴宁波清党，

二人一抵甬，即处决了王鲲等六名共产党人。当时，曾有人向陈群询问处刑

标准，陈答：入共产党满六个月者杀，国民党员跨党者杀。由于国民党当局

实行滥捕、滥杀，大量无辜者受到牵累。6月15日南京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庭，

受审者十一人。其中三人“实无共产证据可寻”，宣告无罪；五人“均系无

知愚民”，交保释放；另三人“系过路受累，无证可指”，即予开释。由此

不难想见当年捕人的轻率。

清党的结果是，国民党失去了大量的精英，新旧官僚，政客、投机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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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乘机聚结，国民党的腐朽现象日益严重。8月22日，白崇禧在军事委员

会纪念周上发表公开讲话，再一次严厉地指责“第二次清党”。他说：

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

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上海是舆论的中心，故民众

对本党已渐失信仰，这是非常痛心的。

9月1日，规定结束清党的日子已届，上海市清党委员会发表宣言支持

白崇禧的讲话，宣言称：

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得到民众之欢迎，箪食壶浆，惟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

岁四月，克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

耶！

白崇禧和上海清党委员会道出了一个使他们难堪的事实——经过清党，

国民党已失去人民的信仰。这是需要有勇气的。但是，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不

能了解和清除发生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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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济南惨案

1928年4月，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军进入山东。日军借口保护侨民，于

4月下旬开抵济南，占领商埠。5月3日，日军突然袭击北伐军，肆意屠杀我

国军民和外交人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在这一事件中，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残暴、狠毒、灭绝人性得到了充分

的暴露。其罪行特征，和以后的南京大屠杀等事件虽有范围大小、严重程度

之分，但并无二致。以下仅根据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一书（中国文史出

版社1987年版）所载部分当时人回忆，列举日军罪行数项：

第一，惨杀非战斗军人。5月1日，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十三团第一营营

长率连长及徒手士兵数人，行经济南日报社附近，被日军无故抓去，当场全

用刺刀刺死。据贺耀组回忆：凡是日军所至之处，我军官兵无论是在马路上

行走的，在商店购买东西的，在澡堂洗澡的，在理发店理发的，以及负了伤

本能行动的，几乎都遭杀害。江家池某医院，收容北伐军伤兵病号200余人，

连同四位医生，全被按屋逐一刺死，每人至少被刺10刀。护士被强奸。5月

5日，日军将北伐军一名士兵倒挂在树上，用皮鞭打后，用大针刺穿手心、

脚心，再用刀一块一块将肉割下。

第二，滥杀无辜人民。5月3日，下午，日军冲进普利门，“不分青红

皂白，见人就杀，他们双手挥动战刀，往人的头顶上直劈，将人劈作两半，

脑浆、鲜血、五脏六腑淋漓满地；或从人的头顶上斜劈，使大半个头颅带着

一条臂膀，身首异处；或从人腰中横砍，将人截为两段，又不能即死，凄厉

地尖叫，真是惨绝人寰。他们端着快枪，上着刺刀，追着人刺，刺穿胸部，

刺穿腹部，尸体倒地，肠脏流溢。小孩子被刺刀挑起，甩到空中，摔在商店

瓦屋上，摔在马路旁，摔得脑浆迸裂。被枪弹射杀幸得囫囵尸体的是少数。

两旁商店没有一家幸免。有的商店伙友被杀，有的商店伙友被活埋。”“大

街无人可杀，日兵又到小巷杀住户。”

5月10日，在大赵庄，日军用大铁丝将当地居民许士杰等三人的胳膊穿

通，连在一起，汇同顺记木厂工人等20余人，押到北胶济路一处空地，一个

一个地兜胸一刀戳穿。被戳中要害的，一刀就死了，还有未戮死的，一总推

在一个大臭水坑里活埋。凄厉惨叫之声，远近可闻。同日，赵家庄一妇人在

草棚中给小孩喂奶，小孩啼哭，被日军发现，先将小孩刺死，后割去母亲乳

房，再捅阴户刺死。

5月13日，商埠七大马路有18个过路行人，因南方口音，穿皮鞋，向

后梳头发，被日军逮捕，每人用刺刀捅遍，揪住长发，连头皮带头发一起削

下来。当时在济南，凡有下列情形者均有可能作为证据用刺刀刺死：推平顶

头与学生头者，女子剪发者，穿草鞋者，有皮带者，有灰色衣服者，有南方

人名片者，见日军害怕者，有中央钞票者，受检查时开门迟缓者，有自卫之

枪械者，带开国纪念币者，家中有关于军用品者，穿皮鞋者，南方口音者，

带相机者，镶金牙者，学生模样的青年，家藏党旗国旗，有国民党书籍者。

据有人估计，仅5月3日一天，中国军民被杀者即达4000余人。

第三，虐待俘虏。苏友三回忆：对被俘的蒋军，日本人用罐头盒子，每

人灌一盒子煤油，不喝就遭到毒打。对被俘的老百姓则用铁丝拴住双手，任

意侮辱。遇孕妇，则用皮靴向下腹乱踢以取乐。

第四，强奸妇女。5月2日，小学教员黄咏兰路过商埠公园，为两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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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兵所追，躲到一家茶坊，被搜出后连续被三个日本兵强奸，后被挖掉双眼，

割掉两个奶子。茶坊女主人也被砍掉双手。10日，在大赵庄，几十个日本兵

及日本浪人，将一个卖煎饼的刘小俊的妻子轮奸致死。纬三路一李姓官宦人

家，被四名日军闯入，迫家主外出，强迫四个女学生做饭陪酒，奸宿两夜，

经女父送每名日兵200元，才免于继续受蹂躏。某日商面粉厂以放赈为名，

命少妇、少女先入，然后将门关闭，全行强奸。

类似的强奸、轮奸事件，每日百余起。日军甚至“当街逮着中国妇女就

地强奸”。

第五，肆意纵火。5月9日，日军在西城根各街纵火。“西城根一条街，

全被敌人一火而焚。”“全部建筑尽成焦土”。

第六，抢劫钱物。6月12日，搜检教会办的齐鲁大学，贵重物品，全被

掠去。进出城门的人，身上携带的钞票、银钱，均被搜去。东关聚盛合商号，

华丰石印局等商家的钱财，均被“暗摸”而去。

第七，残杀中国外交人员。5月3日晚，日军以搜寻武器为名进入山东

交涉署，将负责对日交涉的交涉员蔡公时等18人捆缚，剥光衣服，割掉蔡公

时的耳鼻，然后一一枪杀。

据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一书编者调查，济南惨案中军民死伤总数

11000余人。财产损失24008万余元。直到1929年4月，日军才撤退回国。

济南惨案仅是日军侵华暴行中的很小一部分。在整个侵华过程中，用罄

竹难书来形容日军暴行是毫不过分的。

国家不强，人民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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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抗议“反革命”罪名

——因北京大学复校引起的争论

《胡适日记》中保存着一封给吴稚晖的信，抗议加给他的“反革命”罪

名。信云：

昨日会议席上，先生曾明对我说：“你就是反革命”。我不愿置辩，因为我并不很懂得“反

革命”三字是什么样的罪名。我是一个糊涂人，到今天还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

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今天从南京回来，就去寻前几个月公布

的《反革命治罪条例》，想做一点临时抱佛脚的工夫；不料寻来寻去，这件法令总避不见面。

我没有法子，只好来求先生；倘万一先生有空闲时间，务请先生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我犯的

是《治罪条例》第几条，使我好早点准备，免得懵懵懂懂地把吃饭家伙送掉了无法找回来。这

是性命交关的事，故敢麻烦先生，千万请先生原谅。

此信作于1928年6月16日。此前一天，胡适在南京参加大学院委员会会议，

和吴稚晖发生冲突，被吴指斥为“反革命”。次日，胡适因有此信。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7月，军政府教育部决定

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的国立九所高等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

6月，安国军垮台，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进占京津，北大师生旋即展开复校

运动。但是，易培基、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却提出，将北京大学改名为中华

大学，以蔡元培兼校长，蔡未就任前，由李石曾代。那时，南京国民政府的

教育、学术最高主管机构是大学院。15日，蔡元培召集大学院委员会讨论此

事。

会上，蔡元培表示，不愿兼中华大学校长，请会中决定推李石曾为校长。

胡适起立反对说：1.北京大学之名不宜废掉；2.石曾先生的派别观念太深，

不很适宜，最好仍请蔡先生自兼。胡适的发言立即遭到张静江的侄子、中央

大学校长张乃燕的反对，他站起来说：

蔡先生的兼收并蓄，故有敷衍的结果。李先生派别观念深，故必不敷衍，故李石曾最适宜。

接着，吴稚晖也站起来，用满口无锡话说了半小时，大意是：“北大之

名宜废，李石曾是 ‘天与之，人归之’。”他详细叙述了1925年的派系斗争

史。那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因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婆婆”式的封建管

理，发生“驱羊运动”，反对杨荫榆当校长。杨借故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

学生自治会干部六人，受到强烈反对，形成“女师大风潮”。这一风潮迅速

发展为社会性的群众运动。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分为两派，一部分人支持

女师大学生，组成北京大学评议会，反对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摧残女师

大，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另一部分教授，如陈西滢、胡适、王世杰、高

一涵等则向评议会提出抗议，反对卷入政潮与学潮。吴稚晖在叙述了这一段

历史后说：

石曾先生向来是很能容人的，但近几年来的举动，我也不满意。度量是比较的，譬如有一

百个人才，蔡先生能容七十个，石曾先生大概只能容四十个。胡适之先生大概也不能容七十个。

根据现在北京的情形，除了石曾先生之外，有谁能去做中华大学校长？

听了吴稚晖的长篇唠叨，胡适也站起来说：

我绝不想回北大去，故我自己绝不成问题。吴先生说，蔡先生能容七十人，石曾先生能容

四十人。我自己至多能容四十五人罢了。但我不想做北大校长，故绝无问题；但石曾做北大校

长，却有问题，故我提议，仍维持国府原案，蔡先生仍为校长，由石曾先生代理或可救济一点。

吴稚晖反对胡适的意见，继续发表长篇议论，批评胡适不应“用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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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牵制李先生”。他说：同李石曾合作，这是上上；不合作，那是中中；同

他捣乱，这是下下。又说：好比一把破茶壶，李石曾先生要拿这把茶壶，就

让他拿去吧。我们只希望他不要耍阔少爷脾气，抢去摔了就完事。只希望他

好好地用。末尾，吴稚晖强调说：最可怕的是蜀洛相争。

当日会议中，吴稚晖已经几次谈到蜀洛相争，胡适忍不住了：

“蜀洛相争是没有的事。”

“没有！怎样没有？他们不曾通缉易寅村先生、李石曾先生和我们吗？”

吴稚晖跳起来了。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等下令枪杀到执政府门前请愿

的群众，接着又下令通缉“群众领袖”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易

培基（寅村）等在北京工作的国共两党领导人和进步文化人，共50人。吴稚

晖所说“通缉”，指此。

“没有的事！我们几个熟人之中，人格上总信得过，不是他们干的事。”

陈西滢等人反对学生投入学潮和政潮，三·一八惨案后发表过一些批评“群

众领袖”的言论，但是，胡适认为他们不会向北洋政府提出逮捕建议。

“你就是反革命！高一涵在《京报》上明明说三·一八的惨案是我们干

的。我留下《京报》为证。”吴稚晖再次跳了起来。

“我那年八个月不在北京，不知道你们打的笔墨官司。但……”胡适于

1925年夏末去武汉，然后到上海，直到1926年5月才回到北京，因此他想

辩解。

“东吉祥胡同这班人简直有什么面孔到国民政府底下来做事！不过我们

不计较他们罢了。”反对女师大风潮，支持章士钊的北大教授当时大都住在

东吉祥胡同，吴稚晖始终对他们有余恨。

“大家的意见既然一致主张石曾先生。我也只希望他的亲戚朋友规劝

他，不要把这把破茶壶摔了。我说的是一种忠告，不是什么捣乱。”在李石

曾是否适合当中华大学校长问题上，胡适让步了，但是，他不能同意吴稚晖

的所谓“捣乱”的说法，特别加以声明。

会开完了，吴稚晖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电报来，丢到胡适面前，说：

“人家人都派定了，还有什么说头呢？”

“吴先生，你若早点给我们看这两个电报，我们就可以不开口了。”胡

适打开一看，原来都是李石曾打给张静江、易培基的，报告中华大学校长事，

四星期后始可就职，兹派人先行接受，云云。

一切早就决定了，拿到会上讨论，意在走个过场，造成民主空气，然而

胡适不知内情，白白地吵嚷了一番。他觉得很懊恼，当了“笨人”。

吴稚晖辱骂胡适是“反革命”。第二天，胡适想了又想，气不能平，写

了本文开头的那封抗议信，然而他想了又想，终于没有发出。

北大复校的事，折腾了很久，一直到1929年8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才

决定恢复“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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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时代的“天天读”

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对“天天读”都会记忆犹新。那时，神州大

地，不论是在办公室、车间、商店，抑或是军营、教室、田野，只要是有人

群的地方，天天早晨，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人人手棒“红宝书”，或朗朗

诵读，或默默研习，时间或长或短，读完之后，才各做各事。由于天天如此，

雷打不动，成为仪式，所以称为“天天读”。

“天天读”虽然诞生于“史无前例”的年代，被认为是项伟大的创造，

其实，它并非“史无前例”，那例证，就是国民党时代已经有了。

不信吗？请查1929年10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会的第44次会议记录。那次会上，通过了一项《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

义条例》，规定神州大地的各级教职员，不论是否国民党员，都必须研究“党

义”。所谓“党义”，其内容为《孙文学说》、《三民主义》、《建国大纲》、

《五权宪法》、《民权初步》、《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实业计划》等，

都是那时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国父”也者，国家的父亲，

是个包含无限神圣、无限伟大、无限崇高、无限光辉等诸种意义的头衔。

该条例规定：“研究程序分四期”，每期研究期间以一学期为限，平均

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你看，

四个程序，四个学期，每日平均至少须有半小时，不是“天天读”是什么？

只不过该条例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各级教职员”，没有“文革”时代那种全

国、全民的规模，而且，是否真正雷厉风行、雷打不动地实行过，也很难说。

比较起来，国民党的“天天读”真是差多了！

国民党那时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呢？原来当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以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

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等著作，作为训政时期

“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决议称：“吾党同志之努力，一以总理全部之

遗教为准则”，“总理遗教，不特已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

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此后，国民

党当局就不断采取措施，将孙中山偶像化，将孙中山的思想和学说教条化。

于是，就出现了那个时期的“凡是”派，“认先总理的一切主张及计划，是

天经地义，先总理传下来的一言一字，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敢讨论总理学

说的是大逆不道；敢批评总理主张的，罪不容诛”。胡适因为写了几篇文章，

对孙中山的某些思想有所批评，结果受到浩浩荡荡的“围剿”。国民党人纷

纷指责胡适“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

要求惩处胡适，有的人甚至要求将胡适“逮捕解京”。上述所谓《各级学校

教职员研究党义条例》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出笼的。

孙中山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产物，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在民主革命

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其中无疑有肤浅的部分，有不成熟的部

分，有谬误的部分，有只适合于某一特定形势的部分，有尚须补充、修正、

发展的部分，将孙中山的思想视之为“先天的宪法”、“最高之根本法”，

每天恭读，句句照办，不容辨正，不容批评，不容变更，其结果，必将使人

们思想僵化，堵塞了真理发展的道路。

《各级学校教职员党义条例》公布后，胡适的朋友们立即跳出来反对。

他们提出，孙中山自己就说过，他的 《实业计划》“不过是一个外行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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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限制的资料想出来的一个粗简的大纲或政策。经过科学的研究及详细的

调查，修正及改良是不可避免的”，并不自认为都是真理。他们尖锐地质问

国民党：“所谓先总理的学说及主张，不许讨论，不许批评，在《中山全书》

上有什么根据？”自然，他们不赞成“天天读”。那个时代，南京国民政府

初建，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法西斯统治制度，所以，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的“狗

头”居然没有被砸烂，也没有被踩上千万只脚。

伟人是应该受到崇敬的，但是，不能偶像化；伟人的思想是要学习、研

究的，但是，不能教条化。“天天读”之类，随着“文革”结束而结束，历

史在恢复它的常态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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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拒绝以

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

蒋介石1931年12月16日日记云：

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

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

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

吾怀也。

这一则日记涉及当时的一项重大事件。

本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之际，苏俄和共产国际曾向中国派出过许多顾

问，参与中国革命，加伦将军、鲍罗廷、罗易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1927年，

国共两党关系破裂，苏俄顾问回国。其后，苏俄即通过其在华使馆和各地的

领事馆继续予中共以支持。1927年12月，因苏俄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在幕

后指挥中共在广州暴动，国民党军冲进领事馆，将其捕杀。南京国民政府随

即宣布断绝与苏联的关系。此后，共产国际陆续召回了它在中国的代表。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向斯大林提出，要求

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出其代表。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

远东局，借此帮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

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Abramor），其手下工作人

员有牛兰（Hilaire Naulen）夫妇等。牛兰，原名雅科·然德尼科，又名保

罗·鲁埃格（Paul Ruegg），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

3月奉调来华，在阿布拉莫夫手下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

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

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内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9

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

牛兰夫妇被捕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抓到了一个大人物。他的职务被说成

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不仅指挥中共南方局，而且指挥中共长江局及北

方局，就连印度、菲律宾、马来亚、朝鲜、安南、日本等地的共产党，也均

在其管辖之下。每年活动经费有50亿元之巨云。上引蒋介石日记所称“苏俄

共产党东方部长”，即指牛兰。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共同

制订了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此后，

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妇做了许多工作。

宋庆龄于1931年7月因母丧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没过几

天，即接到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德国劳动妇女领袖蔡特金以及著名版画家

珂勒惠支等多人来电，要求宋庆龄设法营救牛兰夫妇。蔡特金在电报中说：

“因为您是伟大的孙逸仙教授理想的真实的承继者，我希望你会热心努力的

救援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局的工作人员。”蒋介石日记表明，宋庆龄曾于

当年12月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以遣返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

条件。

蒋经国为毛氏所生，蒋纬国为戴季陶与日女重松金子所生，寄养于蒋处。

在这两个孩子中，蒋纬国由于活泼天真，更多地赢得蒋介石的疼爱，但是，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亲骨肉，因此，蒋介石对他的希望最大，教育也抓得最紧。

不妨摘录蒋介石日记及其部分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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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7日：“下午，与枕琴先生定经儿课表。”

1920年3月4日：“下午，定经儿课表。”

1920年4月2日：“写示经儿函。”

1920年8月30日：“经儿在江天轮次谒省，其言语举止，颇为明亮着

重，心甚爱焉。”

1920年11月30日：“下午，谈起教育经儿事，母言陈腐，此儿恐为所

害，言之心痛。”

1922年3月3日：“经儿已考入万竹小学四年级，颇为喜慰。”当日，

致函蒋经国，要他每日印写楷书一二百字，并用心学习英文。

1922年9月13日，寄函蒋经国，要他勤奋读书、习字，熟读《论语》、

《孟子》等“四书”以及《左传》、《庄子》、《离骚》等书。函称：“目

今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

渐长进了。”

1923年2月24日：“经儿去沪就学。”

1923年8月10日：“复谕经儿。近日经儿学业颇有进步，可慰。”

1923年11月27日：“致经儿长幅书。”函称：“凡是所学的东西，总

要能够应用才好。如其单是牢记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

了。”

1924年5月1日，寄函蒋经国，询问其“曾看曾文正家训否”。

1924年5月30日，寄函蒋经国。函称：“曾文正公言办事、读书、写

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时，眼、心、口、手、

耳皆要齐来，专心一志，方能做好。”

1925年8月13日：“经儿今日与汪婴侄等去沪，北上就学。

1925年10月1日：“复谕经儿，准其赴俄留学。”

蒋经国于赴苏后，进入莫斯科孙中山大学留学，时年16岁。次年，他曾

写信报告学习情况，蒋介石很高兴，6月13日日记云：“接经儿禀，文理甚

有进步，递与静江兄阅之。”1928年，蒋经国进入列宁格勒苏联红军军政大

学学习，1930年毕业。1931年，因与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对立，被送至

莫斯科郊外的石可夫农场劳动。次年，又被送到西伯利亚。至此，蒋经国离

开中国已经五六年了。

尽管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经国曾痛骂蒋介石，宣布与其断绝

父子关系，但是，蒋介石还是怀念这个儿子的。

1931年1月25日日记云：“余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卒至不

顺于亲，不慈于子，迄今悔已难追。”

同年11月28日日记云：“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

心甚不安。”

又，12月3日日记云：“近日思母綦切，念儿亦甚。中正死后，实无颜

以见双亲也。”

又，12月14日日记云：“晚间，以心甚悲伤，明日又是阴历十一月初

七先妣诞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念，不孝罪大。国乱身孤，

痛楚而已。”

又，12月15日日记云：“余心剧度凄酸，以手造之国家，辛劳八年，

死伤部下三十余万，犹亲生扶长之子欲使一旦放弃不能相见。经国赴俄不归，

民国犹在孩提。今日又为先母六十八岁诞辰。呜呼！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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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作无地，未知以后如何为人以报答亲恩与党国

也。”

又，12月27日日记云：“尝思传世在德行与勋业，而不在子孙。前代

史传中圣贤豪杰、忠臣烈士每多无后，而其精神事迹，卓绝千秋，余为先人

而独念及此，其志鄙甚。经国如未为俄寇所害，在余虽不能生见其面，迨余

死后，终必有归乡之一日。如此，则余愿早死，以安先人之魂魄。”

又，12月31日日记云：“心绪纷乱，自忖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

孝，对子不能尽慈，枉在人世间，忝余所生，能不心伤乎！

这一段，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倒霉的时期之一。由于软禁胡汉民，汪

精卫、孙科等在广州造反，另立国民政府；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轻易

地占领了东三省。因此，蒋介石不得不引咎辞职。正像他在日记中所述，心

情极度悲凉。他不仅痛惜失去了民国的元首宝座，也想起了留俄不归的儿子。

古语云：“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蒋介石是儒学伦理的遵奉者，他担心

拒绝宋庆龄的建议，会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使自己陷于“无后”境地。

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坚决拒绝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显示了他坚决反

共和性格中的倔强一面。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显然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

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

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

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

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宋庆龄交换的建议，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

来，也相信能够回来。1934年2月13日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

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7月7日，和宋

美龄谈到自己死后的家事，立下遗嘱说：“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

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

母也。”8月15日日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

也。”可见，蒋介石虽然作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并不相

信苏联会这么做。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蒋介石一面指令颜

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企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

取让蒋经国回归。1934年9月2日日记云：“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

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

之效渐见。”同月9日，蒋介石与宋美龄游览江西石钟山，想起当年苏轼携

带儿子苏迈同游的情景，不禁感叹经国、纬国的不能随游。同年12月，蒋介

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

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

自以为有进步也。”1937年3月，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缓解与和好，蒋经

国终于携妻儿返国。

蒋经国回来了，牛兰夫妇却仍然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月2日，

牛兰以绝食相抗。11日，宋庆龄偕同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陈瑛意到江宁地方

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妇，劝他们进食。同日。与蔡元培、杨杏佛、斯诺等

组织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其英文宣言称：“我侪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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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各国之著作家、医学家、法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及政治家，凡

关心牛兰案者，共同联络，为人道正义及不可侵犯之政治自由权，而请求应

准牛兰夫妇之请求，将案移沪，或将其全部释放。此种请求须立时应允。今

日为牛兰夫妇在南京绝食之第十日，世界最高思想所系之二人之生命，国民

政府视之如儿戏；牛兰夫妇果因绝食而死，任何歉意，任何理解，皆不能涤

此污点。我侪欣然与世界营救总会合作，以达成功。”12日，宋庆龄亲自找

汪精卫和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罗文干交涉。17日，由宋庆龄、蔡元培具保，

国民党司法当局允许牛兰夫妇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牛兰夫妇同意停止绝

食。8月19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不久改判无期徒刑。1933

年4月5日，宋庆龄与杨杏佛、沈钧儒等到江苏第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

询问在狱中生活情形。12月，牛兰夫妇再次绝食，30日，宋庆龄致电汪精卫、

居正、罗文干等，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次年1月12日，因坚持绝食的牛

兰夫妇已濒临死亡边缘，宋庆龄再次致电汪精卫等，重申前项要求。电称：

“君等若始终不欲牛兰夫妇复食，不应允渠等之要求，则全世界革命舆论、

自由主义舆论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仅

与希特勒式之野蛮残酷差可比拟。”电发，没有任何反应。同年3月，鲁迅

在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感叹说：“牛兰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

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直到1937

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牛兰夫妇才得以乘乱越狱。

可见，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莫斯科方面通过宋庆龄提出的以蒋经国作为

交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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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时期的“桐工作”

日本侵华时期，曾多次对蒋介石集团进行诱降活动，其中一项被称为“桐

工作”。

1939年1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命铃木卓尔中佐驻扎香港，

策划建立一条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线。当时，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担任西

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常驻香港，12月中旬，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

斡旋，要求与宋子良见面，宋以“无权对日进行交涉”为理由拒绝。但是到

了下旬，宋子良却又主动要求会面。12月27日，铃木与自称是宋子良的人

会见，宋传达了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其主要内容为：“日本若尊

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

面提出撤兵的保证”；“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1940年1月22日，两人第二次会见，宋强调：“与其说是通过其兄宋子文，

毋宁说是通过其胞姐宋美龄经常获得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他表示，将于两

三周后赴重庆，如有须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愿转告。2月3日，第三次会

见。其后，宋返回重庆向蒋介石及宋美龄汇报。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

9日，宋返回香港，通知铃木：重庆政府决定派出代表或蒋介石最亲信的人

物。14日，铃木、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在派遣

正式代表之前，首先在香港召开圆桌会议。宋子良并称，宋美龄预定来港从

侧面给予协助。

3月5日，宋美龄到港。7日至10日，圆桌会议在香港东肥洋行二楼举

行。日方出席者为铃木、今井及臼井茂树；中国方面出席者为宋子良，重庆

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原驻德参事、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

章友三，候补代表、侍从室副主任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陈超霖在发言中

传达了蒋介石的三点指示： （一）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

本方面的和平条件；（三）会谈要在绝密中进行。日本方面则说明了所谓“善

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要求重庆政府承认“满洲

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防共协定，允许日军在华北驻兵。讨论中，

重庆方面曾提出八条“和平意见”，其第一条为：“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

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行商议之。”其第二条为：“关于中国放弃

抗日容共政策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其第三条为：“关

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

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3月24日，重庆方面通知铃木：关于承认“满洲国”

问题，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形成对立，很难作出决定。

5月中旬，宋美龄再次来港。同时，应宋子良要求，双方于13日起再次

举行预备会议，地点改为九龙半岛旅馆的243号房间。章友三提出：承认“满

洲国”问题与部分日军驻兵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议。其间，宋

子良并邀约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划着小艇会谈。宋子良称：“蒋委员长内心

希望和平确属事实”，“对共产党，如果秘密会谈一旦达成协议，当然要进

行讨伐。而且，讨伐计划业已制订，如可能的话，希望在7月以前就实行”。

由于日方无人认识宋子良，在会谈中，铃木曾从门锁洞孔偷拍了宋的照

片，交由今井武夫带回南京，给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审议。结果，周说像，

陈说不像，无法确定。

九龙半岛旅馆会谈后，宋、章一度返回重庆。6月4日，双方在澳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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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举行预备会议，争论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

章友三表示：“满洲国”在目前形势下“绝对难以承认”；“防共驻兵问题”

只能达到“默契”的程度。他并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本

令汪出国或退隐。对此，日方表示，“蒋汪同为中国人，无不能合作的理由”。

6月6日，双方一致同意，由中国派遣军总谋谋长坂垣征四郎与蒋介石、汪

精卫三人进行会谈。7月22日，双方于香港交换备忘录，决定于8月上旬在

长沙由坂垣与蒋介石商谈停战问题。

但是，也就在同一天，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1938年1月，近卫曾经发

表过“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随着近卫的第二次登台，重庆政府的

态度却突然强硬起来。7月31日，重庆方面要求日方以某种方式撤销“不以

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同时要求废除日、汪之间的条约，在长沙会谈时

不要触及蒋汪合作问题。8月22日，近卫致函蒋介石，表示深信坂、蒋会见

“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同时，坂垣也亲笔写信，表示对蒋汪合

作问题“应有提出善意的建议的机会”。9月17日，宋子良自重庆回香港，

传达重庆首脑会议决定，由于“满洲国”问题及日军部分驻兵问题双方不能

取得一致意见，“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他并称：“人们议论纷纷，

中国的抗战力量还很强，今天没有必要谋求屈服性的和平。”9月19日，西

尾寿造接受坂垣意见，暂时结束“桐工作”。10月，参谋本部新任参谋总长

杉山元命令，在中国派遣军中所进行的停战和平谈判事宜一概停止。外相松

冈洋右等决定，今后由日本政府直接对重庆政府谈判。

11月16日，蒋介石向日人头山满、萱野长知致意称：

宋子良以运输事务抵香港之日，宫崎、今井代表坂垣将军，约其晤谈，并提交子良以中日

二国之和平条件，子良据以为报。当即电质子良，以何资格见坂垣之代表，及根据何种机关之

命令，以接受坂垣将军之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讵知子良接电，惧而避之美国。旋以该条件甚

为苛细，想坂垣将军畅晓军事，明察世局，必不提出中日二国不能相安之苛细条件，该条件或

系一二军人之私见，遂不予子良以深究。

蒋介石的这段话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即日方所提条件过于“苛细”，他不能

接受。其他则都是假话。所谓“宋子良”云云，其实是戴笠领导下的蓝衣社

特务曾广，这一点，今井武夫直到1945年才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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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毒死了章亚若？

章亚若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情妇，为了避人耳目，1942年自赣州躲到

桂林，为蒋经国生过一对双胞胎，但不久就因病住院，猝然死亡。关于她的

死因，有三种说法，一是急病而死，一是自杀，一是死于中毒。其中，以中

毒说占优势，但到底是怎样死的，凶手是谁，一直没有定论。最近，这一问

题有了重要突破。

1989年5月，原蒋经国的机要秘书漆高儒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我

所知道的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故事》，其后又在该刊1990年4月号发表《章

亚若死因大白》。二文透露：章亚若生产之后，蒋经国的另一个秘书黄中美

到漆处表示：“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该在桂林隐藏的，不可对外，

如今参加很多社交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样，将妨碍经国兄的前途，

委员长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我为专员的前途着想，只有把她干掉。”

并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重于一条女人的生命。”不久，章亚若就突然

死在桂林。漆高儒称：“到底黄中美秘书如何置章亚若于死地，我是不知道

的。”漆猜想：黄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事后报告了蒋经国，蒋对黄

很不满意，此后黄即下落不明，没有再来过专员公署。云云。

漆高儒之外，《联合报》记者周玉蔻在《谁杀了章亚若？》一书中提出：

1942年5月、6月间，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到桂林，与

徐君虎商量，想借一辆车子，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因徐

君虎反对未成。其后，章亚若参加邱昌渭家的一次家宴，午夜返家后，腹痛

不适，第二天早上进医院治疗，就此一去不返。周书也称：章亚若是被毒死

的，凶手是黄中美，云云。周书还说，黄已被第六战区陈诚的参谋张振国枪

决。

漆高儒、周玉蔻二人都认为黄中美是毒死章亚若的凶手。黄中美何许人？

资料表明，他原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参加过特务组织

格别乌，回到中国后在哈尔滨被捕，后参加军统，成为某情报首领下的四大

金刚之一。1939年，蒋经国接任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黄任公署主任秘书。

同年冬，蒋经国在公署下建立特务处，黄中美兼任处长。此外，黄中美还有

一个秘密身分，他是奉蒋介石之命到江西保护蒋经国的。当时，接受这一任

命在赣南保护蒋经国的达30人以上。

周玉蔻的书出来后，遭到当年蒋经国部属李以劻的质疑，认为张振国当

时的职务属于第六战区，江西属于第九战区，管不到赣南，陈诚出面令张振

国枪决黄中美，与一般情理不合。但是，199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一号却

刊出了《张振国将军的战时回忆》一文，文中，张振国声明，陈诚虽是第六

战区司令长官，但还奉命指挥第四、第九战区。本人虽是第六战区情报主管，

但水涨船高，实际成了第四、第六、第九三个战区情报组织的最高主持人。

文中，张振国明白无误地表示：“黄中美确是我拘捕的。”文称：

凶案发生后，我报告辞公（指陈诚——本文笔者），他特别重视，命我彻查。随率干员数

名赶到桂林，除襄办丧事外，追查结果，发现赣南专署有一挂名的秘书名黄中美者，是戴笠派

往担任保防工作的，为了蒋经国的前途及蒋府的清誉，竟敢胆大妄为，自作主张，用毒针害死

的。

又称：

我将黄中美拘捕后，带往恩施，经严加拷问，最好的证据是毒针，这是戴笠一帮专门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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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以铁证如山，无法狡赖，我将黄中美以杀人犯录供后移转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冯庸 （前

东北冯庸大学校长）处理。黄中美案足见戴笠当年在大陆上的无法无天。如河南灭门案、东南

日报冤狱案，都是这些坏分子干的，此事乃我与戴笠结仇原因。

文中，张振国解释了他为何在60年之后才披露这一秘密的原因。张称，原因

之一是蒋经国生前绝口不谈，此案有人问及，他常王顾左右而言他，足见他

心中痛苦，我不便公布此事。原因之二是，他本人自大陆来台后，即侨居泰

国、加拿大、美国等地，对台湾情形不清楚。“我们情报人员最大的守则，

就是绝对守密，除了少数老友外，我不会对外宣扬。”张文并称，关于凶犯

黄中美，他曾两次报告蒋经国，蒋经国称：“怪不得我到处找不到他。”

张文还公布了他1989年圣诞写给章亚若之子章孝严的一封信，内称：

近阅报载 《蒋经国与章亚若》一文，内容真实，但令我不堪回首，百感交集。此乃我国近

代史上一大悲剧。我堪称此一受人瞩目秘辛的见证人。

接着，张振国向章孝严讲述了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相识以及他拘捕拷问黄中美

的经过。声称：“黄怕你妈会影响你爸的政治前途，竟敢胆大妄为自作主张，

用毒针把你妈害死的。”

张振国原系蒋介石南昌行营侍从参谋，后任第六、第九战区长官部办公

室主任，与蒋经国过从甚密，他在1989年给章孝严写信，应无作伪、说谎的

可能。至此，章亚若猝死之谜算是解开了。

然而，人们要问，章亚若被毒之谜完全解开了吗？

章亚若是蒋经国的情妇，蒋介石两个嫡亲孙子的母亲。要毒死她，黄中

美有这样的胆量吗？戴笠或其他地位相当的人有这样的胆量吗？显然，黄中

美背后有人，戴笠背后有人。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关系属于婚外恋，在当时的中国，是见不得人的，但

偏偏章亚若一心一意要“正名”，当“蒋太太”，这就麻烦了。

据专门采访过蒋、章恋情的老记者王康说：章亚若“生了双胞胎之后，

她的心情，产生了重大变化，渐渐认为翅膀硬了，不愿做 ‘黑市夫人’，想

为儿子的未来，找一个名份。”（《章亚若神秘死亡之谜》，台湾《中国时

报》，1990年2月8日、9日）这种情况，当然为蒋家所不容。

又据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张令澳回忆，蒋介石对蒋经国和章亚若的

婚外恋，一开始就不赞成。1940年蒋经国到重庆述职时，蒋介石曾批评他生

活上“不检点”，“有玷你的声誉”（《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台北

版第392页）。后来，章亚若为他生了两个孙子，蒋介石有点高兴了，亲自

决定以“孝”字排名，但是，蒋介石同时决定“千万不能张扬”（《张振国

致章孝严函》， 《传记文学》1997年第1号）。自然，章亚若想“张扬”，

想“正名”就大违蒋介石的意愿了。蒋经国是蒋介石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将

要降“大任”于他。出了这种事，不仅有损蒋经国的“清誉”。而且也有损

于“蒋府”的“清誉”，更有损于蒋介石的“培养”计划，所以，章亚若的

死乃是迟早的事。

还有，应该特别提出的是：黄中美被抓起来了，判决“刑处”了，然而，

黄中美并没有死。

黄在一段时期下落不明之后，被蒋经国任命为四省盐务督运处主任秘

书，1945年蒋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时，黄中美出任吉林省盐务局长。1946

年，在上海任中国盐业公司科长。1948年蒋经国从上海撤退，曾要黄中美随

同赴台，为黄拒绝。1951年，黄在大陆被捕，1975年被赦，回到上海，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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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去世，年82岁。

黄中美毒死了章亚若？除了蒋家，当年谁能免去黄中美一死呢？如果黄

中美的举动不是出自某一方面的命令，而是擅自行事，蒋经国能原谅他吗？

还是张令澳说得好：“赣州是个小地方，一点小新闻就能不胫而走，更何况

有关蒋经国的桃色新闻。所以蒋章婚外艳史，最终还是被蒋经国之俄籍夫人

所悉。她当然心存妒意，于是通过一定渠道向公公蒋介石告了状。蒋听到消

息后，惟恐影响儿子的声誉和今后的前途，决定对该事情作 ‘断然处置’。

虽然这 ‘断然处置’究竟指的是什么，也许将永远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团，

然而，章亚若生子半年后即 ‘暴病而亡’却实在使人感到突然。”（《我在

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第357页。）前文已述，蒋介石在蒋经国身边布置

了30多名“保护”者，黄中美更负有特殊使命，蒋经国的绯闻本无须方良夫

人汇报，关于此点，张令澳所述未必可靠，但是，他所述蒋介石“断然处置”

的指令却是值得重视的。

其实，蒋经国也未必完全不知情。据章亚若当年的结拜姐妹桂辉（昌德）

回忆，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后“久久一言不发。细读遗书，双手背后，

蹀躞于室中。悲戚凝噎，欲语又止，忽仰天长叹，状殊痛楚。” （《镜报》

1985年4月号）这种状况，正说明了蒋经国有难言之隐。

对于黄中美之毒死章亚若，漆高儒也曾分析说：蒋经国的心情是“一则

以喜，一则以怒”，其喜的原因是：“与章的情史，是要绝对守密的，既然

外面风传很多，确实对我的前途不利，中美既然为我经国着想，情有可原，

而且不愧为共患难的朋友。”这说明，章亚若被毒符合蒋家的需要。

有些人，总想开脱蒋家的关系，例如：桂辉就说：“老先生庆获麟孙，

喜出望外，此系华夏炎黄血统，岂有杀媳妇之理。虎虽毒不食其子，诿过于

老先生，让他背黑锅，未免冤哉枉也。”（香港《镜报》1985年4月号）其

实，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有些事，天真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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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亚若死因新证

关于章亚若之死，张令澳所著《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一书中曾称：

蒋介石听到蒋经国与章亚若婚外恋的有关消息后，“惟恐影响儿子的声誉和

今后的前途，决定对该事作 ‘断然处置’。”我在《到底是谁毒死了章亚若》

一文中曾以此为据，并根据种种现象及情理推断，章亚若之死和蒋介石有关。

文成之后，有的朋友仍认为证据不足，近阅海外出版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其中有陆铿与某军统特务的谈话，可为拙文的论断提供新的证据。照录如下：

从中国历史看，宫廷斗争一直是残酷的，而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再以章孝严、章孝慈

的母亲章亚若之死来说，也同样是在一种“赐死”心态下的谋杀。

一九五○年，军统元老、人称阿公，曾任军统局香港站站长、负责策划陈济棠属下空军投

奔蒋介石，为蒋立了大功的邢森洲先生，在昆明监狱跟我谈天，他因为出任两广监察使时经于

右老介绍和我认识，彼此了解，故谈话无所顾忌。

有一天，谈起章亚若，他说是军统接获密报，章亚若在桂林住院生子时，对外有所招摇，

故意透露她和蒋经国的关系，因此，戴笠经过请示，奉命将她去掉，乃予以毒害致死。我问邢

森洲，请示什么人呢？

阿公责备我说：“你是做记者的，怎样问出这样的问题。除了蒋委员长，谁敢接受戴笠的

请示？”

陆铿并称，他现在已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章孝严。《回忆与忏悔录》接着写道：

一九九○年，章孝严与崔蓉芝在旧金山凯悦酒店谈江南案和解事，我陪蓉芝前往，自始至

终未发一言。临别时，孝严礼貌地表示，今天未闻陆先生的高见。我说：“对你们兄弟，我倒

有一个建议——不要搞什么认祖归宗。因为据军统元老邢森洲先生告诉我，你们两位的母亲就

是蒋老先生下令毒害而死的。”

我想，读了陆铿的上述回忆之后，章亚若的死因应该可以真相大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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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要求参加苏联共产党

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仓皇出逃，于1945年8月在沈阳被苏军逮捕，解

往苏联赤塔。这时，他最怕的是落到中国人手里，以为那样必死无疑。他想：

如果落到外国人手里，可能还有一线生望。苏联和英美是盟邦，不妨先在苏

联住下来，然后设法迁往英美作寓公。

主意既定，溥仪便为此努力。据他本人回忆，在苏联五年期间，口头不

算，曾三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永远居留。溥仪的这些上书，他本人没有存

稿，因而不见于其口述历史 《我的前半生》，但是，却被俄罗斯史学家找到

了。有关情况，莫斯科1992年10月出版的《珍闻》杂志作过报道，1997年

12月，台湾《传记文学》发表了该报道的中文译本。据该文可知，1945年

12月末，溥仪上书斯大林云：

我十分满意，承蒙贵国政府之垂顾和不杀之恩，悉心照料，赖以存活于苏联境内，安然无

恙，为此让我再次深表谢意。

不揣冒昧，斗胆提出，请求贵国政府允许我永远留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境

内，这将是我完善自己科学认识的最好机会。我真心愿意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同时，也要学

习其他的科学……。

由于该文从俄文译出，因此，并非溥仪原文。

关押期间，溥仪曾组织“皇室马列学习小组”，成员除他本人外，还有

他的两个侄儿和弟弟溥杰。每天早晚各学习一次，每次一个小时。早晨学《联

共党史》，晚上学 《真理之声》。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我的前半生》得到

部分印证。该书云：“为了我们学习，收容所当局发给了我们一些中文书籍，

并且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

《联共党史》。”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溥仪不仅申请留居苏联，学马列，而且竟要求参加

苏联共产党。据当时给溥仪当翻译的格奥尔基·佩尔米亚科夫回忆：“他当

然被拒绝了。”不过，溥仪并不明白他何以被拒绝。

“共产党中连一个皇帝都没有吗？”他向苏联内务部官员提问。

“没有。”苏联内务部官员回答。

“真遗憾。我头一个加入就好了。”

为了达到留居苏联的目的，表现其进步，溥仪真可谓“使尽浑身解数”

了。

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性格都极为丰富多彩，它所衍生的各种情节、细节、

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常常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独特性；既有规律可寻，

而又出人意表。就求生、讨好、力图减轻罪责等方面来说，溥仪的行为反映

出某一类人共同的性格，但是，身为战犯而企图加入苏联共产党，这又只能

是久居深宫，不知世事的溥仪的独特行为。谁也不会想到这位皇帝竟是这样：

既聪明，又愚笨；既可笑，又可气。

从这里，是否能悟到将历史人物写“活”的某些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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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末日审判记

中华民族富于爱国精神，日寇侵华期间，广大军民英勇抗战，创造了无

数顶天立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是，也有少数败类，觍颜事敌，为虎

作伥，堕落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伸张国法，惩处奸邪，进

行了长达年余的对汉奸的审判。

天网恢恢

南京伪政权的头号汉奸汪精卫早在1944年11月即病毙日本。1945年8

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即仓促召集会议，宣布

解散，至此，南京伪政权彻底倒台。汉奸们自知末日将到，惶惶不可终日。

伪考试院院长陈群当即服毒自杀。陈公博在观望形势，自感不妙后于8月25

日携带妻子及伪国民政府秘书长周隆庠、伪安徽省长林柏生等7人逃往日

本。其他汉奸或设法改变身分，或奔走权门，或销声匿影，企图逃脱或减免

罪责。

抗战后期，周佛海等少数汉奸发现形势不妙，便见风使舵，千方百计地

和重庆国民政府接上关系。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分化和利用敌人，曾经应允

他们戴罪图功。抗战胜利时，由于这一胜利来得很突然，国民政府远在四川，

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则深入敌后，因此，国民政府一度采取权宜

之计，委任并责令周佛海等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但是，在国民政府的

势力到达长江下游地区，京沪一带已顺利在握时，国民政府便展开行动，以

各种方式缉拿汉奸，归案法办。古语云：“天网恢恢。”往日仗势为非，不

可一世的汉奸们大部分成了瑟缩待罪的囚徒。

1946年，对汉奸的审判陆续在各地展开。4月3日，伪新民会副会长缪

斌率先受审，8日，被判死刑，5月21日执行，成为第一个受审并伏法的汉

奸。接着，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等一一被推上审判台。

陈公博明正典刑

陈公博原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40年追随汪精卫投敌，曾任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1940年5

月，1943年3月两次作为伪国民政府特使访问日本。1944年11月，汪精卫

病死后，陈公博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为继承汪精卫的头号汉奸。

1946年3月18日，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提出起诉，罪状共10条：1.

缔结密约，辱国丧权；2.搜索物资，供给敌人；3.发行伪币，扰乱金融；4.

认贼作父，宣言参战；5.抽集壮丁，为敌服役；6.公卖鸦片，毒化人民；7.

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8.托词清乡，残害志士；9.官吏贪污，政以贿成；

10.收编伪军，祸国殃民。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

陈公博被捕后，即书写《八年来的回忆》，为汪伪政权辩护，声称“南

京政府五年半中，可以说无日不与日本斗争。”接到起诉书后，又精心起草

《答辩书》，声称他本人“对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企图减轻罪责。4

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布：“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

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并予没收。”宣判后，

陈妻李励庄不服，以陈公博在1940年就与军统局取得联系为理由，声称“被

告虽降身忍辱于伪组织，而其秘密效忠中央之事实不可淹没”，申请复判。5

月16日，最高法院驳斥了李励庄的要求，核准原判。6月3日，陈公博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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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周佛海幸免一死

周佛海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38年12月随同汪精卫叛逃。历任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财政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行政院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上海市长等职。

1946年10月，首都高等法院以“与汪兆铭勾结敌寇、秘密媾和，共同

组织伪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扰乱金融，供给敌人金钱物资”等罪名提

出起诉，其律师章士钊等则提出，周曾向中央投诚自首，并曾接受戴笠命令，

设计铲除敌伪特工头子李士群等，要求减刑，周本人也声称：“被告参加所

谓和平运动，行为容或错误，但是动机确是在救国家”。同年11月7日，首

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判决书称：“（被告）在国家危急之秋，脱离

抗战阵营，私通敌寇”，“只图逞个人政治之野心，不顾国家民族之存亡”，

“纵树微功，难掩巨过”。判决后，章士钊等及周妻杨淑慧申请复判。1947

年1月20日，最高法院宣布坚持原判。

同月25日，陈果夫、陈立夫致函蒋介石，认为周在抗战胜利前一年能依

照第三战区的预定计划，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署军事，使得“胜利后江浙两省

不致尽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不无微功”，希望免其一死。

同年3月，蒋介石致函司法行政部，证实1945年6月，曾命戴笠转告周佛海：

“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

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3月27日，国民政

府明令减刑，改判周佛海无期徒刑。1948年2月，周死于狱中。

褚民谊依法枪决

褚民谊是汪精卫的连襟。1932年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褚民谊任秘书

长。

1939年，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全大会，褚民谊被推为中央监察

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任伪中央党部秘书长。汪精卫组织伪国民政府后，褚民

谊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其间，一度出任伪政权驻日大使。1945年7

月，调任伪广东省省长兼广州绥靖主任、保安司令。

被捕后，褚民谊也写过一份题为 《参加和运自述》的自白书，诡称之所

以叛国投敌，目的在保全国家，保障沦陷区人民，动机“单纯简洁，殊不自

以为有罪”。1946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在起诉书中指责褚民谊“首奉汪逆

之命”，与伪维新政府、伪临时政府商洽改组伪国民政府，是除汪精卫以外

的“叛国元凶”。同时指责褚在任伪外交部长期间与日寇订立《中日基本条

约》、《中日同盟条约》，发表《中日满宣言》等罪行。褚民谊拒不认罪，

反称：“蒋先生是主张抗战救国，汪先生是主张和平救国，彼此主张不同，

而救国则一。”同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布对褚民谊处以极刑。5月，褚

妻陈舜贞声称：褚“深入虎穴”，目的在援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沦陷区人

民，要求复审。29日，最高法院驳回陈舜贞的请求。8月23日褚被枪决。

陈璧君终身监禁

陈璧君是汪精卫的老婆。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8年12月随汪

精卫自重庆出逃。后任汪伪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

员、广东政治指导员。江苏高等法院在起诉书中指责其有操纵粤政，断绝抗

战物资来源、与汪同恶共济，主持华南特工情报，用人行政，一切仰敌鼻息

等四条罪状。起诉书称：“终汪逆之身，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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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

审判中，陈璧君傲慢骄横，声称汪精卫主和“目的亦在救国”。同时，

矢口否认主持华南伪特工一节。判决时，法院驳斥了她的“和平救国”的谬

论，但也因证据不足，撤消了对她主持华南特工的指控。4月22日，陈璧君

被判无期徒刑。

判决后，陈璧君表示不服，但她表示绝不上诉，因为上诉结果不会两样。

其女汪文恂聘请律师申请复判，被驳回。此后，陈璧君即被长期监禁，1959

年6月，死于上海监狱医院。

王揖唐装病闹庭

王揖唐原是段祺瑞的心腹死党。1937年12月，王克敏在日本帝国主义

扶植下，在北平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揖唐任常务委员、内政部总

长等职。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揖唐任考试院长。1940年6月，王揖

唐继王克敏之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3年，王因汉奸集团的内部

矛盾，被迫辞职，仅保留汪伪国民政府委员一项头衔。

1945年12月，戴笠在北京借宴客为名，逮捕华北地区汉奸时，王揖唐

正在医院里养病，但不久即逮捕归案。审判时，王假装病重，要人用帆布床

抬他上法庭。他一言不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法院当局不得不宣布，如不

开口答讯，将视同缺席审判，依法制裁。这使他不得不改变策略。当时，审

判长何承焯曾在他的手下当过法官训练所教务主任，于是他便当庭声称，何

不配审他，对何说：“你赶快给我回避，让政府另换法官审讯，我王某自会

语语吐实，有的是话要说。”第二天，王揖唐又在报上刊登启事称：“如谓

揖唐系大汉奸，则该审判长为揖唐统治下之小汉奸。今以小汉奸而审大汉奸，

天下后世其谓今日为如何世耶！”

在闹庭的同时，王揖唐又聘请律师出庭辩护，并向南京国民政府检举何

承焯。后来，河北高等法院另行派人审理，判处王揖唐死刑。王不服，两次

上诉。1948年9月，南京最高法院复议，维持原判。同月10日，王揖唐在

北平第一监狱被处死。

梁鸿志伏法上海

梁鸿志原是安福系政客，在日本华中派遣军的卵翼下，于1938年3月

28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任行政院院长。汪伪南京政权成

立后，梁任监察院长。汪死后，改任立法院长。

抗战胜利后，梁鸿志四处避匿，均感不是安全之计，被迫投案。他在自

白书中承认“对于国家立场，未经兼顾，此自是个人之昏愦糊涂，不能辞免

罪责者也”，但是，他旋即又起草辩诉书，对自己的罪行一一作了解释。1946

年6月，上海高等法院公开审理梁案。梁鸿志除聘请多名律师为自己辩护外，

又多方收集有利于己的证据，企图幸免。25日，上海高等法院判处梁鸿志死

刑。梁及其家属不服，向南京最高法院上诉。10月24日，最高法院核准原

判。执行时，梁在遗嘱中声称：“此乃佛语所谓前生罪孽。”他并对检察官

说：“我是懂法律的，执行时间未免太快！”

周作人铁窗十年

周作人原系鲁迅之弟，五四以后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作家。自1939年起，

历任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督办、

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职，是著名的文化汉奸。

1946年6月，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作人提出起诉，指控他担任伪职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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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

教科书，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启发其亲日思想等罪状。

周作人则声称他参加伪组织的动机是“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前后六年，

无日不与敌方兴亚院及伪新民会在争持磨擦之中”，要求宣告无罪。庭审时，

法官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同时责问他为何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

委等伪职。据 《申报》报导：周作人“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

东拉西扯”，最后，“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由于周作人是著名的文化

人，因此，不少人为他请求轻减。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作人有

期徒刑14年。判决后，周作人认为量刑过重，上书自辩称：“虽任伪职，并

无罪行。”1947年12月，最高法院复判称：“申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

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因此改判有期

徒刑10年。

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除上述诸人外，被处死刑的重要汉奸还有：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宣

传部长林柏生、内政部长梅思平、陆军部长叶蓬、特工总部主任丁默村、冀

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间谍金璧辉（川

岛芳子）等。被判无期徒刑的重要汉奸有：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司法院

长温宗尧、中央党部秘书长罗君强、最高法院院长张韬、华北政务委员会财

务总署督办汪时璟等。被判有期徒刑的有：伪司法行政部次长汪曼云、考试

院长江亢虎、教育部长兼外交部长李圣五等。

总计，至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共起诉汉奸30185人，其中判处死刑

者369人，判处无期徒刑者979人，有期徒刑者13570人。至1947年底，起

诉人数增至30828人，科刑人数增至15391人。此外，由于中共统治区也同

时进行了大量的惩奸活动，因此，实际受到审判和惩处的汉奸将大大超过此

数。

中华民族最重气节。自古以来即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说。那些

横眉怒对外敌，虽粉身碎骨不改丹心的民族英雄们长期受到人们的敬仰，而

屈身事仇，卖国求荣的败类们则永远被人民唾骂。日寇侵华期间，投敌的汉

奸们虽情况各异，原因有别，有些人，早年还有过颇为光荣的革命历史，但

是，他们昧于民族大义，在关系个人出处的大关节上失脚，结果，“立身一

败，万事瓦裂”。汪精卫、王克敏等虽然幸免刑责，但是，难逃历史的斧钺。

他们和其他汉奸一起，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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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冰回忆后的一点思考

读了刘冰同志的回忆文章 （载《百年潮》1997年第5、第6期）之后，

感慨良多。迟群在清华大学作威作福，丑态百出，刘冰等向毛泽东上书反映

问题，这本是党员的权利，公民的权利。然而上书何其艰难！后果又何其严

重！

为了这封信，刘冰等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是在北京卫戍区的招待所

里定稿的。信写好之后，如何将信送给毛泽东，却成了大难题。寄吧，怕毛

泽东见不到，更怕落到“四人帮”及其爪牙手里。于是只能找关系，走门路。

第一封信是通过卫戍部队送到邓小平的家门口，请邓转呈毛泽东的。但第二

封信，此路就不通了。无法之中只能找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最后是通

过胡乔木转呈邓小平，再转呈毛泽东的。不想，他们捅了个大娄子。刘冰等

受到残酷的批斗不说，转信的邓小平也因此遭殃，再一次下台，差一点儿“永

世不得翻身”。

此类因上书而招来横祸的事，似乎还不是个别的。回想建国初期，胡风

上书中央，对文艺工作提了些意见，结果不仅挨了批，而且问题的性质迅速

升级，搞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其后是下狱、判刑，蒙冤受难多年。彭

德怀因为看到了一些“大跃进”的问题，上书说了点实话，结果也是挨批，

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个莫须有的“军事俱乐部”的头子，结局也

是很悲惨的。其他更多的事例，就不想也不便再举了。

如果一个公民、一个党员连上书、转信的权利都没有，那么，民主何在？

宪法和党章中那些有关发扬民主的煌煌条规，岂不成了具文！

有幸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问题已经日渐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

视。十五大前夕，江泽民同志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在长期的革命和建

设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共识，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深刻表述的：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华社北京1997

年8月28日电）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且明确

宣布：“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善

哉斯言！美哉斯言！社会主义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自然应该拥

有管理国家、参政议政的充分权利，党和政府也应该为人民管理国家、参政

议政铺设多条渠道，并切实保证这些渠道的畅通。这是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

制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当年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一句石破天惊的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学习

了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论述以后，我想，是不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理

解：没有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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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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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最佩服的诗人

一

前代诗人，李白没有几个佩服的，但是他却经常称道当过宣城太守的南

齐诗人谢脁。其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云：

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眼中稀”，是说眼中没有几个人。谢玄晖，就是谢脁。“澄江静如练”

是谢脁的一句诗，这句诗，使得李白对他一忆、再忆，长忆不已。

还是在月下，李白泛舟独酌，又想起了谢脁，作诗云：“独酌板桥浦，

古人谁可征？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脁》）

还有一次，李白在宣城谢脁楼宴别一位朋友，谈起汉魏以来的诗坛，一

时兴起，作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

欲上青天揽明月。”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这里的小谢，指的也

是谢脁。

谢脁楼，又称谢公楼、北楼、叠嶂楼，宣城名胜。李白一登、再登不已，

他的集子中还有一首 《秋登宣城谢脁北楼》，诗云：“江城如画里，山晚望

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

临风怀谢公。”

此外，李白还到过谢脁在宣城的住所，面对荒庭衰草，废井苍苔，写过

一首《谢公宅》，同样表现出对谢脁的崇敬之情。

在李白的集子中，怀念谢脁，赞美谢脁的诗还有：“三山怀谢脁，水澹

望长安”（《三山望金陵寄殷淑》，“我吟谢脁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

（《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由于李白对谢脁的一再推崇，所以清人王渔洋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

（《论诗绝句》）。

谢脁诗确有其出色之处。

二

谢脁最善于写景。如

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 《游东田》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读了这样的诗，你能不被江南春色所吸引吗？

又如：

轻云霁广甸，微风散清漪。连连绝雁举，眇眇清烟移。

—— 《奉和随王殿下之十一》

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暧暧江村见，离离海树出。

—— 《高斋视事》

读了这样的诗，你能不被秋之神、冬之韵所感染吗？

谢脁笔下的自然是多姿多彩的。“云生满池榭，中月悬高城。”“露湿

寒塘草，月映清淮流。”这里的境界是幽静、娴雅的。“四面寒飚举，千里

白云来。”“红尘朝夜合，黄沙万里昏。”这里的境界是雄伟、豪壮的。“花

丛乱数蝶，风帘入双燕。”“香风蕊上发，好鸟叶间鸣。”这里的境界是纤

细、柔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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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方东树云：“元（玄）晖诗如花之初放，月之初盈，骀荡之情，圆

满之辉，令人魂醉。”信然。

三

谢脁善于“出景”，或曰善于构图。平常的自然，经过谢脁的剪裁、排

列，就成了一幅绝妙画图。如：“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远山本是常

见景，然而诗人让你从窗中望出，就像为它镶上了镜框。“云端楚山见，林

表吴岫微。”楚山、吴岫都是美丽的，然而，却隐藏在飘渺的云团和疏密有

间的树杪中，使人有分外妖娆之感。

后代的诗人都向谢脁学习过“出景”法。孟浩然诗云：“枕席琴书满，

褰帷远岫连。”李白诗云：“开窗碧嶂满，拂镜沧江流。”王维诗云：“林

疏远村出，野旷寒山静。”从这些地方，你不是可以感到谢脁的影响吗？

白居易诗云：“谢玄晖没吟声寝，郡阁寥寥笔砚间。无复新诗题壁上，

虚教远岫列窗间。” （《宣城崔大夫以近诗见示，吟讽之下，喜成长句寄题

郡斋》），可见，谢脁的“窗中列远岫”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

钟嵘在 《诗品》中批评谢脁，说他“微伤细密”。其实，这正是谢脁的

优点。惟其细密，始能刻画入神，引人入胜。陆时雍说：“若情事关生，形

神相配，虽秋毫毕具，愈见精奇。”

还是让我们再来读谢脁诗吧！

“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这里，诗人将太阳照在江面上的晶莹闪

烁的景象以及绿意可掬、欣欣向荣的野草表现得那样逼真、生动，恰是不可

移易一字。其他如：“池北树如浮，竹外山犹影。”“新萍时合水，弱草末

胜风”等，处处可以见到谢脁体物之精，状物之细。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

“美是生活。”“凡是独自表现生活或使人忆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正

因为谢脁对于自然能刻画入神，表现它的千姿百态，因而就能启发我们的想

像，使我们“忆起生活”，沉浸到一个丰富、美丽、多彩的大自然中去。

五

在谢脁的许多诗里，写景和写人是统一的，写景是为了写人，特别是人

的感情。如：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急。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玉阶怨》）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竭。 （《王孙游》）前首写秋夜，

后首写春日。它们都将主人公安置于一个特征鲜明的典型环境中，从而加强

和烘托主人公思想感情的发展。在这里，诗人的天才就在于给出了“对于某

种场合是最鲜明和最有效的东西” （歌德）。

佳期期未归，望望下鸣机。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 （《同王主簿有所思》）

这里，诗人并没有着力写主人公怎样惆怅、焦急，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月

出行人稀”的图画，而一缕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也就通过这幅图画展现了

出来。它的妙处就在于言不及情，而情自在于其中，具有使你反复玩味、兴

致无穷的艺术魅力。又如：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前人对它的评价简直高极了。王夫之说：“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

六

李白之前，萧衍曾说“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李白同时，杜甫也

很佩服谢脁。他在《寄岑嘉州》诗中说：“谢脁每篇堪讽诵。”李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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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的李商隐也说：“谢脁真堪忆。” （《怀求古翁》）又说：“正是澄江

如练处，元 （玄）晖应喜见诗人。”（《和韦潘前辈七月十二日夜泊池州城

下先寄上李使君》）可见，佩服谢脁的不止李白一人，但是，最佩服、最倾

倒于谢脁的仍然是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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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维 《终南山》诗中的“隔水”二字

夜，读《王维集》，至《终南山》诗末二句，不禁掩卷沉思起来。

为便于说明问题，抄录全诗如下：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

处宿，隔水问樵夫。

“隔水”，妙在何处？改成“路边问樵夫”，何如？思忖之下，觉得“隔水”

二字实不可移易，改成“路边”，就点金成铁了。

主人公一路置身在雄伟的终南山中，欣赏那似分还合的白云，似有若无

的青霭，阴晴变化的峰壑，兴致正浓，不觉已近天黑，要找个有人家的地方

住宿了。然而，四顾茫茫，万山重重，杳无人烟，主人公不禁有点着急了。

忽然，水那边，有一个樵夫挑着柴晃晃悠悠地走过来了。主人公高兴了，忙

扯起喉咙，大声喊道：“喂——樵子！哪里有可以借住的人家？喂——”声

音在山谷中回响着，嗡嗡的。山水哗哗，樵夫听不清，便歇下担子，侧着耳，

聚精会神地听着，仍然无用，便也扯起了嗓子，大声喊道：“什么——大声

点——”声音也在山谷中回响着，嗡嗡的。如此几番，最后主人公才得到了

满意的回答。

如果读者大体上同意我们对本诗意境的体会的话，那么，可以看出，“隔

水”虽仅两字，却蕴含了如此丰富的生活内容，勾起了我们这么多的遐想，

有这么多东西容我们去体会，去挖掘。而“路边问樵夫”呢？因为是在路边，

距离近，又无山水的哗哗声，只须一问一答，寥寥数语，问题便可解决，主

人公和樵夫便可各走各路，有何意趣！

一个有容量，一个无容量；一个意境深远，一个意境浅露。

作诗的目的不在于叙述或交代某些生活事件、过程，而在于创造出凝练、

含蓄的意境，通过有限的形象表现出无限的不尽之意，所谓“情融于内而深

且长，景耀乎外而远且大” （《麓堂诗话》）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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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句唐诗的启示

江南园林常常题有“曲径通幽”四字，它源于唐人常建诗《题破山寺后

禅院》，原诗云：

①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

此都寂，但余钟磐音。

据说，宋朝的欧阳修特别欣赏“曲径”一联，想模仿它而久不可得。

常建的这两句诗写得确实好。吟诵之余，不由悟得了创作上的一条道理。

树木丛生，花开似锦，如此美景，自当尽兴饱览为快。但这美景又被安

排在园林深处，造园者绝不让你三步两步就走到它的跟前，也不让你一张目

就尽收眼底，而是先隐隐约约地让你先窥见一点端倪，激起你探幽寻胜的强

烈愿望，然后再引导你走上一条曲曲折折的途径，最后才豁然开朗，佳木名

花，一气展现。

创作何尝不如此？意境贵深不贵浅，情节贵曲不贵直。优秀的作品决不

一下子把什么都和盘托出，决不让读者一览无余，看到上文就猜到下文，而

是丰富多彩，曲折多姿。当你自以为山穷水尽时，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又是一个新的天地在招引你了。明人李梦阳有诗云：“浩浩长江水，黄州若

个边？岸回山一转，船到堞楼前。”其所述意境差近。

“曲径通幽”，该也算得是一条艺术规范吧！

① 曲径，一作竹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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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以后又一人

——一说李商隐

提起李商隐，人们大体都知道，他是晚唐的一位著名诗人；很少人知道，

他还是一位具有强烈反传统思想的异端思想家，堪称王充以后又一人。

李商隐有一篇《上崔华州书》，中云：

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诵经书，七年弄笔砚。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

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所谓周公、孔子者所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

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

意分出其下哉！

中国人过去有两大弊病，一是好尊崇古代，一是好制造偶像。人们爱将夏、

商、周说成是好得不能再好的黄金时代，周公、孔子说成伟大得不能再伟大

的超级圣人，于是，一切以古为法，以周公、孔子之言为准，似乎只有这两

位才有发现和掌握真理 （道）的资格，他们的话，句句都是“道”的体现，

人们只要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就可以了。然而，李商隐偏不信这个邪，说是：

“道”并非周公、孔子“所独能”，我李商隐和周公、孔子同样是人，也都

能发现和掌握“道”（俱身之耳）。因此，治国、平天下（行道）不必区分

今古，写文章不必从经书、史书中找依据，也不必顾及当代忌讳。你看，李

商隐的口气有多大，多么狂妄！幸亏唐代没有“四人帮”一类人物，否则，

必定打翻在地，定成什么“反周、孔分子”不可。

李商隐的上述思想是不是偶然的呢：不是。他还有一篇《容州经略史元

结文集后序》，内称：

论者徒曰次山不师孔氏为非。呜呼！孔氏于仁义道德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途中

耳！次山之书曰：三皇用真而耻圣，五帝用圣而耻明，三五用明而耻察。嗟嗟此书，可以无书。

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列耶！

次山，就是元结，中唐时代的一位文学家。大概当时有人批评元结“不师孔

子”，这当然是个极为严重的批评，严重得可以丢官、抄家，身毁名裂的，

然而李商隐却不以为然，一句“孔氏于仁义道德外有何物”，表露出对孔子

的几分不敬；又一句“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途中”，就将孔子摆到了一个正

常的系列中。真理的发展是一条既漫长又宽阔的历史大道，在这条路上，前

有逝者，后有来人，谁也不能垄断真理，谁也不能终结真理，不会几百年、

几千年才出一个。“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列耶！”在李商隐看来，

三皇五帝各有其治国、平天下之道，各不相师，各因所宜，自然，孔子的那

一套也不必师守不变。

自汉代儒学定于一尊后，孔子的地位就日渐升高，于是，有王充出而挑

战。中唐以后，韩愈作《原道》，把周公、孔子作为尧、舜以后代代相传的

“道统”重要环节，孔子的地位再次升高，于是有李商隐出而挑战。

明乎此，就会明白《旧唐书》为什么批评李商隐“恃才诡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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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情语爱迷离

——二说李商隐

龚自珍《天仙子》词云：

古来情语爱迷离，恼杀王昌十五词，楚天云雨至今疑。铺玉版，捧红丝，删尽刘郎本事诗。

屈原的弟子宋玉写过一篇《高唐赋》，叙述楚襄王游高唐，梦中与巫山神女

相遇，神女自称：“旦为行云，暮为行雨。”后来李商隐作诗云：“非关宋

玉有微词，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龚自珍

词中的“楚天云雨至今疑”即从李商隐诗脱化而来。

龚自珍本人写过不少爱情诗，自然，他也读过不少古代的爱情诗。“古

来情语爱迷离”，这一句话实在道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许多文人爱情诗词的

共同特点。它们往往是“不肯吐一平直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

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这种情况，尤以李商隐最为突出。

何以然？前人好以恋爱对象的神秘来解释。这当然有其道理。恋爱，属

于私生活，谁愿意说得明明白白！但是，也还有别的原因。

和民间文学比较起来，中国古代文人的爱情作品相当不发达。这一主题，

在许多情况下被封建统治者和封建礼教窒息了。陶渊明的 《闲情赋》虽然自

称目的在于“抑流荡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但萧统还是认为“白璧微瑕，

惟在 《闲情》一赋”。元稹写过不少“古今艳体”诗，但他在给白居易写信

时却要特别声明，目的在于进行思想教育。据他说，“又有以干教化者。近

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

首。”由此想到，今天的女士们可真幸福，她们在描眉画目，涂口红，着时

装时不用担心挨批判了。

唐代的礼教不像宋以后那样严酷，但对李商隐也不是没有影响。他的有

些诗，明明写爱情，却偏要盖上政治的纱幕。例如，他写过一篇《西溪》：

怅望西溪水，潺湲奈尔何！不惊春物少，只觉夕阳多。色染妖娆柳，光含窈窕罗。人间从

到海，天上莫为河。凤女弹瑶瑟，龙孙撼玉珂。京华他夜梦，好好寄云波。

据考证，此前，李商隐死了妻子，本诗是悼亡兼怀念远在京都的儿女之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首诗，被传到他的上司节度使柳仲郢那里去了，幸而他的

上司相当开明，不但不以为件，反而和了一首。于是，李商隐上书致谢，但

是他对写作本诗的解释却是：“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阳，聊裁短什。

盖以徘徊胜境，顾慕良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就是不肯

承认这是一首抒发个人感情的作品。

情发于中，不能不写，但是，又不愿也不能写得显豁明白，于是，就只

有让它“迷离”了。“迷离”的办法之一就是“无题”，不标题目，别人自

然抓不住头脑。有些诗，只以首二字为题，事实上也就等于无题。“迷离”

的办法之二是托之于花鸟虫禽和神话人物，如萧史、桃叶、王昌、阮肇、刘

阮妻、萼绿华、杜兰香、洛神、巫山神女、卓文君、牵牛、织女，等等。迷

离的办法之三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反正不让你看明白。

李商隐的《无题》写的大都是一种艰难的、磨折重重的、无望的、但却

又是一种真挚强烈、生死不渝的爱情。从诗中可知，相爱的男女主人公聚散

离多，很难见面：

“未容言语还分散，少得团圆足怨嗟。”（《昨日》）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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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

不仅如此，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还可能是受压迫、受摧残的：

“狂飙不惜萝荫薄，清露偏知桂叶浓。”（《深宫》）

为此，主人公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

然而，越是痛苦，越是相爱：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

这是一种铭心刻骨的相思，一种至死不改的爱情。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将爱

情悲剧写得如此强烈，如此缠绵动人的，只有一个李商隐。

诗如其人，李商隐对妻子的感情相当诚挚。

还是前述那位柳仲郢，大概是怜惜李商隐丧妻后生活孤寂，要送一位名

叫张懿仙的歌伎给他，但李商隐不愿接受，上书谢绝说：

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宿契。自安衰蒲，微得端倪。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

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伏惟赐寝前言，使国人尽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

在唐代，家里有几个歌伎，本是很普通的事。韩愈、白居易，谁不是这样？

但是，李商隐不要。自妻子去世后，他思念旧情，忽忽不乐，于是，就一意

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这时，他40

岁还不到。可见，他对妻子很忠诚，忠诚得有点“迂”。李商隐出身贫寒，

位不过“掌书记”（秘书），他的上司兼岳父王茂元则官为节度使，是方面

大员。“结爱曾伤晚，端忧复至今”（《摇落》），可能他和妻子之间婚前

有过艰难的相爱经历，有些《无题》诗或许就是他们之间感情生活的记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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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旗玉帐真忧国

——三说李商隐

李商隐的《无题》诸诗写得太好、太有名了，所以他留给世人的印象大

抵是个风流才子和写爱情诗的能手，其实，他还有另一面，这就是，他还是

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清人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之一云：

锦瑟分明是悼亡，后人枉自费平章。牙旗玉帐真忧国，莫向无题觅瓣香。

姚莹的这首诗有两个缺点，一是论定李商隐的 《锦瑟》是悼亡之作，过

于武断，其实，它也可能是一首追忆生平的自叙诗。另一缺点是否定李商隐

的《无题》诗，显得道学气重了点。不过，姚莹的这首诗的第三句：“牙旗

玉帐真忧国”，以之论李商隐，却是很正确的。

李商隐《重有感》首二句云：“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全诗写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当时，宦官仇士良专权，皇帝被挟制，

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人合谋，以石榴树上有甘露为名，引诱仇等前

往观看，准备乘机加以诛杀，但不料事机不密，反为所害。仇士良因之大杀

朝官，株连至于千人。李商隐此诗，表达了对宦官专权的愤恨，期待在外手

握兵权的将军们能够兴兵除害。 《重有感》之前，李商隐还写了《有感》二

首，也是为“甘露之变”而发。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李商隐一而再、

再而三地作诗议政，说明诗人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强烈。

姚莹之外，林则徐也有诗论李商隐道：

江湖天地两沦虚，党事勾连有谤书。偶被乘鸾秦赘误，讵因罗雀翟门疏。郎君东阁骄行马，

后辈西昆学祭鱼。毕竟浣花真髓在，论诗休道八叉如。

—— 《河内悼玉溪生》

李商隐是有安邦定国之志的人，其《安定城楼》诗云：“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表明他曾经想先做一番事业，回转天地，然后归隐江湖。

林则徐此诗，首论李商隐的用世 （天地）和退隐（江湖）之志双双落空，其

原因在于他不幸做了王茂元的女婿，牵连到晚唐的牛、李党争中，因此成了

牺牲品。继论李商隐的诗虽然后来发展为滥用典故的西昆派，但是，李诗得

到杜甫的“真髓”，不是温庭筠一流所可以相比的。

把李商隐说成杜甫的继承人，有没有道理呢？有。除了上述为姚莹所肯

定的《有感》、《重有感》之外，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灞岸》、

《寿安公主出降》等诗或抨击藩镇割据，或哀叹民生凋敝，都恰有与杜甫诗

相通之处。他的大量政治讽刺诗在风格上虽与杜诗有异，但在关心国事民瘼

这一层次上又并无二致。

在近代中国，认为李商隐继承了杜甫的并不只是林则徐一人。有位姜白

贞，写了一部《玉溪生诗解》，姚燮为它作过一篇序，中云：“夫义山之遇，

贾生也，而其心则杜老也。”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也曾说过：

“二樊忠爱有遗篇（樊川、樊南）”，以“忠爱”二字评李商隐和杜牧，也

是意在和杜甫相联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势凋敝，杜甫、李商隐的诗都曾流行过。有一阵

子，杜甫的《诸将》成为众多诗人模拟的榜样。又有一阵子，李商隐的《有

感》、《重有感》成了众多诗人模拟的对象。翻开清人鲁一同、顾复初、陈

玉树等人的诗集，都可见拟李之作，有的干脆标明：《甲午冬日拟李义山重

有感》，那是甲午战争，中国人被日本人大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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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的 《清明》诗

旧时儿童读物《千家诗》中有一首标明杜牧的《清明》诗，传诵很广。

诗云：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此诗不见于杜牧本集，是否杜作，暂且不论，这里只讨论对该诗的几种修改。

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此作宛然入画，但气格不高。或易之

曰：‘酒家何处是？江上杏花村。’此有盛唐调。予拟之曰：‘日斜人策马，

酒肆杏花西。’不用问答，情景自现。”

谢榛这个人好改人诗，但往往改得并不高明，此亦一例。

细雨霏霏，微风拂拂，正是雨酥风腻，桃红柳绿的清明时节，主人公沐

雨栉风，一路行来，不觉魂断魄消，酒兴勃发。他向一个骑在牛背上的缓缓

行来的牧童问道：“小哥，借问酒家在何处？”牧童用手指着遥遥处一个隐

隐约约被杏花掩映着的村落回答：“那里就是。”

这就是《清明》诗所创造出来的意境。这个“遥”字用得实在好。曾经

有人问我，改成“牧童手指杏花村”如何？我答之曰：“不好！有‘遥’字，

境界全出；无 ‘遥’字，境界索然！”

诗必须创造感性形象，除了给人以色彩感、数字感、声音感、动作感之

外，也还必须给人以空间感。无“遥”，则杏花村近在眼前，可以一目了然，

意境是迫狭的；有“遥”，则诗中的天地顿时宽阔起来，我们的视线也仿佛

随着牧童的手指而射向远方。我们都会想到，主人公要一解酒渴，就还得穿

花过柳，在风雨中赶上几里路吧！不仅如此，有“遥”，则杏花村景就是隐

隐约约、看不真切的；惟其看不真切，就更感到无限丰富，不知其中隐藏着

几许美景，几许春光，就更加挑逗起主人公兼程赶路的无限情致。 （陆时雍

《诗境总论》）云：“吞吐深浅，欲露还藏，便觉此中无限。”说的正是这

个道理。

古代画家是很懂得这个“遥”字的意义的，所以他们作画讲究“孤城置

之天边，墟市依于山脚”，“孤峰远设，野水遥拖”（李盛《山水诀》）。

一幅画，总要有近景，有远景，在“不厌其详”地铺设了正面的“溪山林木”

后，还讲究“旁边平远峤岭，重叠勾连，飘渺而去，不厌其远，所以极人目

之旷望也。” （郭熙《林泉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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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变天”诗

朱熹是哲学家，不过，他很喜欢写诗。他的诗，也有写得很不坏的。这

些，先不谈，想谈的是给他带来麻烦，差一点惹下大祸的诗。

福建崇安是朱熹的第二故乡，该地的武夷山是有名的风景区。1183年（南

宋淳熙十年），朱熹在那里修了一座别墅，称为武夷精舍，是收徒讲学的地

方。第二年 （淳熙十一年），朱熹在精舍闲居时，曾和朋友们乘着小船，游

山玩水，颇得其乐，高兴之余，写了十首《棹歌》。棹歌者，船歌也。这十

首歌是：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

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

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

道人不复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

桑田海水令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

四曲东西两石岸，岩花垂露碧毵毵。

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

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六曲苍屏逸碧湾，茅茨终日掩柴关。

客来依棹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

七曲移船上碧滩，隐屏仙掌更回看。

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

八曲风烟势欲开，鼓楼岩下几萦回。

莫言此处无佳景，自是游人上不来。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

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武夷山有四十九峰、八十七岩、九曲溪、桃源洞、流香洞、卧龙潭、虎啸岩

等名胜。本诗当是歌咏九曲溪之作。第一首总写，第二首以下分写各曲。十

首诗除了略有沧海桑田之叹外，主要写自然景色，可以说毫无政治内容。朱

熹意想不到的是，十年之后，这首诗却成了他梦想“变天”的证据。

在对道学的态度上，南宋王朝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1194年 （绍熙五

年），支持道学的宰相赵汝愚被免去相位，赶出朝廷，发遣边地，最后病死

衡州。在此同时，受到赵汝愚支持的朱熹也受到激烈攻击。御史沈继祖上疏，

指责朱熹有“不孝其亲”、“不敬其君”、“不忠于国”、“欺侮朝廷”、

“哭吊汝愚”、“有害风教”等六大罪。其中作为重要证据的就是《武夷棹

歌》中的一句诗。他说：当赵汝愚病死衡州，朝野交庆的时候，朱熹却以“死

党”身份，带着百余名门徒在野外号哭，并且在诗中写道：“除是人间别有

天”。

在古代，“天”是皇帝的象征。“除是人间别有天”，不是梦想“变天”

是什么？所以沈继祖厉词问道：“人间岂别有一天耶？其言意岂止怨望而

已！”按照他的这种逻辑定罪，将朱熹充军、监禁、以至杀头都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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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读者已经知道的，此诗写于十年前，是一首风景诗。“别有天”

者，别有洞天，别有境界，别有天地之意，是写自然界的景色变换的，和赵

汝愚案根本无关。

为了证明朱熹有“变天”的企图，沈继祖又写道：

剽窃张载、程颐之书，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评题，收招四

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

沙敬简之堂，潜行匿迹，如鬼如蜮，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又从而誉之、荐之，根株

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而用之于私室，飞书走疏，所至响应。

朱熹及其门徒们饮食简单，“餐粗食淡”，这是事实，但是沈继祖却和“吃

菜事魔之妖术”联系起来，问题可就严重了。宋代民间有摩尼教，尊奉汉代

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为教祖，那是被认为“吃菜事魔”的，后来发展为有名

的方腊起义。沈继祖那么写，朱熹岂不成了方腊第二了吗？

沈继祖说朱熹“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也

是事实。但是，一次是和陆九渊见面，一次是和张栻见面，所讨论的都是道

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学术问题，并未议论时政，然

而，在沈继祖的笔下，那是“黑帮”和“黑帮”之间的“黑会”。“潜行匿

迹，如鬼如蜮”，不是“黑帮”、“黑会”是什么！

沈继祖深文周纳，目的是在政治上将朱熹打倒，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沈继祖觉得还不够，于是在疏文中继续提出朱熹的其他罪名，如：收

取高额学费，巧计夺朋友之财、接受贿赂等，其中有一条虽不算大问题，但

却使朱熹浑身臭烘烘的罪名是：诱引尼姑二人做小老婆，出去做官时公然随

身带着，云云。

笔者不拟在这里讨论宋代道学和反道学斗争的是非曲直，本文只想指

出，对政敌的这种斗争方式是不可取的。

“文革”中有“批倒批臭”一语，意思是不仅要在政治上将人打倒，而

且要在思想、道德、生活等方面将人批臭，于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武

断事实、牵强附会、任意解释、罗织入罪等手段一一使出，无所不用其极。

一般人以为“批倒批臭”是“文革”的“新事物”，史无前例，其实，这倒

是敝国的国粹，古已有之的。其例证之一就是上述朱老夫子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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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民呼吁的袁中郎诗

袁中郎，就是袁宏道，小品文写得刮刮叫，人们往往不知道，他的诗也

写得不错，颇有现实内容，对了解明代社会相当有裨益。例如其《猛虎行》：

甲虫蠹太平，搜利及丘空。校卒附中官，钻簇如蜂拥。抚按不敢问，州县被呵斥。捶掠及

平人，千里早沙赤。

明代社会，商品经济有了飞跃发展，但是，皇族地主集团的贪欲也随之俱增，

对财富的要求日渐膨胀。凤阳巡抚李三才在给神宗皇帝朱翊钧的上书时曾

说：“陛下每有征求，必曰内府匮乏……其实不然，陛下所谓匮乏者，黄金

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 （《通鉴明纪》卷40）为了满足腐朽糜烂生活的

需要，皇族地主集团对全国人民，包括商民在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掠夺。

本来，明朝政府已有完整的征收机关。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神宗皇帝

又派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对新兴工商业者进行公开的抢劫。

《猛虎行》一诗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些势如“猛虎”的矿监、税使们，

依仗皇室给予的特权，无恶不作，随意诬指富户私开矿藏，随便说别人房屋

田产下有矿，以便要挟索贿，结果，搞得各地民穷财尽，工商萧条。诗末，

袁中郎沉痛地写道：“三河及两浙，在在竭膏髓。”这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

写照。

1602年 （万历三十年），袁中郎又有《竹枝词》道：

雪里山茶取次红，白头商妇哭春风。

自从貂虎横行后，十室金钱九室空。

贾客相逢倍惘然，楩楠杞梓下西川。

青天处处横珰虎，鬻女陪男偿税钱。

貂虎、珰虎，以及下文的中珰，指的都是宦官。这两首《竹枝词》反映出“贾

客”们在皇族地主集团盘剥下彻底破产的状况。如果连他们都十室九空，卖

儿卖女，则其他社会阶层的状况可想而知。

中国是个农业国家，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一向主张“敦本抑工商”，所以，

在文学作品中，商人大抵是被批判的对象。例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名

诗《琵琶行》中，就指责“商人重利轻别离”。然而到了明代，这种情况有

了改变。在袁中郎的上述《竹枝词》中，商人就不是批判对象，而是同情对

象了。这是明代社会的新现象，也是明代文学的新现象。

袁中郎同情商民，反对明朝政府对工商业者的苛重剥削。他在 《青县赠

潘茂硕》诗中说：“一城不数武，容得几科条！”又在《初夏同江进士坐孙

内史池台感赋》诗中写道：“邸报传来闷，民膏到处难。东南供费极，不忍

更凋残！”当时，新兴工商业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凋残如此，经济何能繁

荣！

东南萧条，长江流域也同样不振。袁中郎又有《沙市观竞渡感赋》诗道：

渚宫自昔称繁盛，二十一万肩相摩。西酉中珰横几载，男不西成女废梭。琵琶卖去了官税，

健儿半负播州戈。笙歌沸天尘卷地，光华盛校十年多。耳闻商禁渐弛缓，努力官长蠲烦苛。太

平难值时难得，千金莫惜买酒醝。

渚宫，当即沙市，江汉平原的物资集散地。从袁诗可知，明代中叶当地已经

有21万人口，可见其工商业之繁盛。然而，皇室地主集团派遣的宦官们一来，

折腾几年之后，结果是男废耕，女废织，连为商人们卖唱的琵琶女都失业了。

袁中郎希望统治者放松“商禁”，删除各种“烦苛”条例，让商业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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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大体与西方处于同一水平，然而，西方不久

就发展起来了，迅速建立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却始终处

于萌芽阶段。为什么？我想，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高度集权的明朝皇族地主集

团对新兴工商业的压制和盘剥。读了袁中郎的有关诗篇后，也许对解决这一

中国历史之谜不无帮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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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效祖的 《挂枝儿》

说到艺术的露与藏

明代散曲家刘效祖有一首《挂枝儿》：

新竹儿依朱栏清风可爱，香几儿靠北窗雅称幽斋，千叶榴，并蒂莲，如相比赛。槐荫下，

清风净，垂杨外，月影筛。忽听得几个娇滴滴的声音也，笑着把茉莉花采。

这首散曲，并不能算是上品，但却可以借用来说明抒情诗美学中的一个重要

问题。

散曲中，作家首先着力描写的是环境：新竹、朱栏、槐荫、垂杨、清风、

月影，构成了一幅十分优美的图画。这里，作家的笔墨是可以称之为铺陈唯

恐不尽的，但是，一写到人，笔墨却突然吝惜起来了。作家没有肯让我们看

看这群活泼、美丽的少女的容态和她们采花时的欢乐情景，而只让我们听到

了她们“娇滴滴”的声音，从笑声中知道她们在“把茉莉花采”。

这里，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国古典艺术理论中的露与藏问题。艺术，要露，

也要藏。不露，则不能造成鲜明、生动的形象，不能语语如在目前，不能使

诗成为“无形画”；但又不能过露，过露则无余蕴，因此，艺术又要藏，藏

了，才能含蓄蕴藉，构成“画外意”。聪明的诗人和画家总是善于动员读者、

欣赏者来积极进行思维活动，挑逗他们的想像力，使他们浮想联翩，不能自

已。他们绝不把什么都无保留地献给读者，绝不培养读者成为思想上的懒汉。

刘效祖的这首 《挂枝儿》何尝不然。你看，作家在描写少女们的活动环

境时花了如许笔墨，这是露，露得很充分；但在写人时，却只轻轻地点了一

笔，旋即收住，藏起来了。这时，作者的艺术创造完成了，但读者的思维活

动却被激发起来了。他们从“几个娇滴滴的声音”里，完全可以想像少女们

的美丽容态和欢乐情景，读者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补充它、丰富它。

绘画，使用的是色彩、纸张；雕塑，使用的是石头、木块；文学，使用

的是语言。任何材料都是有限的，但读者的思维能力却是无限的。古人说：

“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

映断其派则远矣。”（郭熙《林泉高致》）任何画幅都是有限的，要在一张

纸上表现山的高，山总不能显得很高，但是，如果在山腰上画上一抹云霞，

山就显得高了，这是读者的想像力在起作用。同样，如果刘效祖只是企图从

正面来描写少女们的容态，而不是动员读者的想像力，那么，不管他驾驭语

言的能力如何高，描写得如何细致，恐怕其效果也不会很好。古人提倡“意

到笔不到”，又提倡“以缺代全”，“以虚运实”，良有以也。

古人作诗论画，讲究虚实相生，藏露相辅。作画，要“山腰云塞，石壁

泉塞，楼台树塞”（王维《山水论》），要“道路时隐时显，桥梁或有或无”

（李成《山水诀》）。论诗，要“意有余而约以言之”，要“神余言外”，

“有弦外音。味外味”。总之，要有藏也有露，有虚也有实。惟其有藏，有

虚，所以作品才有不尽之意，欣赏者才有不尽之思。我国古典园林的杰作颐

和园，要用一个小岛将昆明湖“藏”起一半来，决不让游人一览无余，其道

理也在于此。

唐志契《绘事微言》云：“若笔笔写到，便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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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与儒学

——旁门说 《水浒》之一

浔阳楼上，宋江题壁词云：“自幼曾攻经史”，这是符合实际的。《水

浒》中，宋江的许多言论都可以在儒家著作中找到出处。这里列举三例，以

为证明。

“隐恶扬善”

《水浒》第三十三回写花荣诉说清风寨知寨刘高及其“婆娘”的劣迹时，

宋江劝道：“贤弟差矣！自古道：‘冤仇可解不可结’。他和你是同僚官，

虽有些过失，你可隐恶而扬善。贤弟休如此浅见。”

按《论语·子路》篇载：有一个叫叶公的人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

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亲自去告发。孔子说：我们家乡正直

的人和你讲的不一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直的品德就在这里。其

后，孔伋在《中庸》中明确地提出“隐恶扬善”论。又其后，西汉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中说：“礼，子为父隐恶。”（第二十五）班固在《白虎通》

中说：“人臣之义，当掩恶扬美。”（卷2下）可见，宋江的“隐恶扬善”

论得自儒学的真传。

尊卑“有序”

《水浒》第九十回，燕青在秋林渡射下了十数只鸿雁，惹得宋江大发了

一通议论。宋江说：鸿雁是“仁义之禽”，具备“仁、义、礼、智、信”等

五种道德，在飞行时，“尊者在前，卑者在后，次序而飞”，云云。

宋江借鸿雁说教也是有来源的。董仲舒说：雁的性格，“有类于长者”，

“长者”在百姓之上，因此，必然懂得“先后”之道和“行列”之治。（《春

秋繁露》第七十二）唐朝的孔颖达说：“物生自然有尊卑”，例如，鸿雁的

“飞行有列”就是天生的，可见，“尊卑自然而有”，“天地初分之后，即

应有君臣治国”。 （《礼记正义序》）上述宋江对燕青的说教，明显地来自

董、孔的著作。

“理合如此”

征辽后，梁山将士回军东京城下，蔡京奏过天子，传旨教省院出榜禁约：

“凡一应出征官员将军头目”，“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如违，

定拟军令拟罪施行”。这道榜文激起了梁山将士的愤怒，“众将得知，亦皆

焦躁，尽有反心”。于是，阮氏三兄弟与李俊、张横等水军头领，约请了吴

用，计议“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再次起义。

事情为宋江得知，宋江除表示“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外，又召集大小

头领训话，声称：“俺是郓城小吏出身，又犯大罪，托赖你众兄弟扶持，尊

我为头，今日得为臣子。自古道，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虽然朝廷

出榜禁治，理合如此。”

这“理合如此”四字，见于《朱子语类》。

据 《礼记·檀弓》记载：晋献公听信谗言，要杀儿子申生，申生拒绝了

他的兄弟重耳劝他出逃的建议，遵从父意，自缢而死。朱熹在评论此事时说：

“人有妄，天则无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值得听受之。”（《朱

子语类》卷98）在朱熹看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

晋献公要杀他的儿子申生，申生虽然无辜，也应该遵命自杀，这是“天”意，

“理合如此”。类似的话朱熹还说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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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程朱理学的主要哲学范畴。据程颐、朱熹们说：在物质世界产

生之前，这个“理”就产生了。它支配着、主宰着天地万物，也支配着、主

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君臣，有父子，为子必孝，为臣必忠。它们都是

“天然合当如此底道理”。

很明显，程颐、朱熹们的“理”是一种为封建制度、封建伦理规范辩护

的哲学，它论证的是地主阶级统治有理、压迫有理。

宋江的思想和程颐、朱熹的思想有其相似之处，所以，他把晁盖等智取

生辰纲，上梁山，杀官军的行动称为“上逆天理”，又把李逵“杀去东京，

夺了鸟位”的豪言斥为“不省得道理”；相反，宋王朝禁约梁山将士的措施，

则被说成“理合如此”。

通过以上三例，可以看出， 《水浒》作者在塑造宋江时受有传统儒学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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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之死与忠义之道

——旁门说 《水浒》之二

在 《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打方腊后，被封节度使，是个喜剧式的结

尾。在 《水浒》中，宋江打方腊后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

管，但不久，就被蔡京、童贯、高俅等贼臣陷害，吃了放进慢药的“御酒”，

中毒身死，是个悲剧的结尾。

两种结尾孰优孰劣呢？

“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水浒》写宋江之死，一方面

是为了将所谓“忠”与“奸”的矛盾贯串全书，一方面则是为了按照儒学伦

理规范，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典型。

宋代的理学家朱熹说过：“困厄有轻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

检点自己念虑动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沟壑，丧躯

陨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个是处。如此则方寸之间，全是天理，虽遇大困

厄，有致命遂志而已。”（《朱子学归》卷14）又说：“学者须于此处见得

定，临利害时，便将自家斩锉，也须壁立万仞。” （同上）朱熹这里讲的都

是道德修养问题，他要求人们能够经受各种大“困厄”的考验，即使碰到“将

自家斩锉”、“丧躯陨命”的情况，也要站稳脚跟，毫不动摇，恪守儒学道

德规范。

《水浒》写宋江之死完全符合朱熹的这一要求。

你看，宋江自饮“御酒”之后，已知中了“贼臣”们的奸计，于是，他

“检点自己思虑动作”，叹道：“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

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很有点儿朱熹所说的“仰不愧，俯不怍”的意思。

不仅如此，他还处处替朝廷着想，怕自己死后李逵“再去啸聚山林”，便连

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也与他慢药服了，从而消除了宋王朝的一个隐患。

宋江虽然无辜被害，死在旦夕，而对宋王朝仍然忠心耿耿，自称：“我

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

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是宋江死前的自白，够得上朱熹所说的“方寸

之间，全是天理”的标准了。

宋江是《水浒》作者全力歌颂的英雄人物。清末的燕南尚生在《新评水

浒传》中说：“试思操纵予夺之权，耐庵之秃笔操之者也。使非第一流人物，

何故安之于大统领之地位乎？”这是看出了《水浒》作者的用心的。在宋江

身上，作者几乎堆砌了人间的一切“美德”，什么“及时雨”、“呼保义”、

“孝义黑三郎”啦，什么“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啦，什么“仁、义、

礼、智、信皆备”啦，等等。其中，《水浒》作者突出宣扬的是“忠义”，

它是宋江思想的灵魂。 《水浒》写宋江之死，正是为了在死这一大关节上更

充分地表现宋江的“忠义”之道，在完成宋江形象上涂抹上最后一道油彩。

在表现宋江之死上， 《水浒》作者是颇费苦心的。李逵，这是个一贯主

张“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革命派，又是个听说宋江抢了民女就拿起双斧

“径奔宋江”的烈汉子，但是，却被宋江的“忠义”所感动，表示“死了也

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吴用，是早期梁山事业的奠基者，晁盖的主要助手，

不愿意投降，但受宋江之死的感动，居然和花荣双双自缢于宋江墓前。宋江

死后，被“玉帝”封为“梁山泊都土地”，被宋徽宗封为“忠烈义济灵应侯”，

四时享祭，祈风得风，祈雨得雨……在作者笔下，宋江真是死得感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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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远。

“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鬼神”，这是《忠经》中的一段话。

《水浒》作者的上述安排，正体现了《忠经》的这一思想。

旧史有所谓《忠义列传》，是表彰那些在生死问题上能经得住考验的“忠

臣义士”们的。据旧时史官们说，“非死之难，处死之难”，意思是：死并

不难，正确地对待死、处理死是难的，所以要表彰表彰，好给人们作榜样。

《晋书》是首创《忠义列传》的一部史书，它表彰了不少“杀身以成仁”的

人。此后，这一体例就被沿袭了下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北宋时，宋祁、欧

阳修等修《新唐书》，将《忠义列传》的地位抬到各分类列传的首位。元朝

在修宋、辽、金三史时，丞相脱脱特别集合“儒臣”讨论，议决“凡前代忠

义之士，咸得直书而无讳焉”，也就是说，那些当年的敌人都可以表彰，于

是，《宋史》的《忠义列传》就被浩浩荡荡地塞进了一百七八十人之多。明

初，朱元璋在做了皇帝后不久，也匆匆忙忙地下令表彰前代的“忠臣义士”。

历代的统治者为什么要这样热心地提倡“忠义”呢？修《新唐书》的宋

祁讲得很清楚。他说：“忠义者，真天下之大闲（闲，就是法度的意思）欤！”

又说：“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砺生民，而窒不轨也。”原来，宋祁们

要用“忠义”之道来磨炼人们甘心为皇帝卖命送死，又要用它来防止冲决冲

击封建制度的“不轨”行为。

《水浒》写宋江，正是按《忠义列传》的要求写的，所以《水浒》又叫

《忠义水浒传》。

然而，上述云云，只是事情的一面。还应该说明的是，《水浒》作者和

旧史官们又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他对造反的梁山好汉们有强烈的同情，

因此才能那样饱蘸感情的笔墨，绘声绘影地写出了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将他

们处理为英雄，处理为正面人物，而不是“乱臣贼子”，这是旧史官们所永

远无法达到的高度。

旧式的农民起义领袖被招安后，或是成为皇帝的奴才，得以苟全，或是

仍被猜忌，不得善终。《水浒》通过写宋江之死，将一百单八将的命运写得

凄凄惨惨，这就忠实地表现了一支农民起义部队从发展壮大到走向失败的历

史全程，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谓“招安”的欺骗性，在客观上否定了宋江

的妥协投降行为，读者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受招安之路不可走，那是绝

路一条。这是现实主义的力量，也就是文艺学中通常所谓“形象大于思想”

吧！

还是将 《水浒》结局处理为悲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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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为何成了

“断尾巴蜻蜓”

——旁门说 《水浒》之三

《水浒》较早的本子是百回本，它包括了梁山泊聚义、受招安、征辽、

打方腊等内容。明代万历年间。有人加进了打田虎、王庆的故事，成为百二

十回本。到了明朝末年，金圣叹自称得着《水浒》的古本，认为招安以前是

施耐庵所写，招安以后都是罗贯中所续。于是，把七十回以后一刀砍去，改

原来第一回为楔子，增写了最后一回，这就成了“断尾巴蜻蜓”——七十回

本。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

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

金圣叹的“当世之忧”

金批七十回本《水浒》出现于1641年，正是明王朝行将覆灭的前夜。这

一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部队攻克洛阳。三年后，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国

号大顺，改元永昌。不久，率师东征，于3月19日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的

统治。

金圣叹对《水浒》的批释中，有不少是针对明末政治现实而发的评论。

例如第十五回，杨志对梁中书说：“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

的。”金圣叹在此批道“借事说出千古官兵，可恼可笑。”这里，显然流露

出金圣叹对明朝官兵镇压农民起义不力的不满。又如第五十一回，金圣叹批

道：“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可限之几肉，填不可

限之溪壑，而欲民之不叛，国之不亡，胡可得也。”金圣叹这里所说的“今

也”，同样指的是明王朝。当时，统治者纵容贪官污吏，肆意掠夺、榨取，

连金圣叹都感到“民之不叛”、“国之不亡”是不可能的了。再如第六十九

回，金圣叹批道：“然而世无伯乐，贤愚同死，其尤驳者，乃虽走险，至于

势溃事裂，国家实受其祸。”“走险”，指的是投入农民起义军：“势溃事

裂”，正是明王朝覆灭前夕的真实写照。

可见，《水浒》虽然成书于明初，但金批《水浒》却产生于明末的政治

土壤。

在 《水浒序二》中，金圣叹写道：“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金圣

叹的砍《水浒》乃是出于他的“当世之忧”。

对农民起义，金圣叹主“剿”

对付农民起义军，统治者历来有“剿”、“抚”两手，交互使用。所谓

“剿”，即武力镇压：所谓“抚”，就是“招安”。二者的目的完全相同，

只是由于形势不同，认识不同，统治者中会形成不同的策略重点，甚至会形

成“剿”、“抚”两派的策略分歧。

金圣叹属于主“剿”派。他一再表示，农民起义军为“王道所必诛”。

他说：“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也。”在他看来，只

有“剿”，只有“大正其罪”，才能“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辅王化”。

所以，他坚决反对招安。其理由：第一，他认为农民起义军受招安根本不可

信。他说：“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又说：“夫招安，则强盗之变计

也。”第二，他认为招安有损王朝威严，破坏国家法制。在《宋史目》中，

他批评主张招安宋江的宋朝官僚侯蒙“一语有八失”，如“温语求息，失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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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之尊”，“轻与议赦，坏国家之法”等等。金圣叹认为，强盗不办罪就不

能治天下。在《梁山泊英雄惊恶梦》这一回中，他借嵇叔夜之口骂道：“万

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搜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

今日却来摇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后日再以何法去治

天下！”不仅如此，金圣叹又直接出面批释，誉之为“不朽之论”。第三，

也是最主要的，金圣叹认为，对农民起义军实行招安，就起不到警戒作用，

不能防止农民革命的再起。在他看来，招安的结果，农民军“进有自赎之荣，

退有免死之乐”，“有罪者可赦，无罪者生心”，造反的便会越来越多。他

说：“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乌知不将有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

者乎？”基于以上考虑，金圣叹就坚决而强烈地反对招安了。

在 《水浒》中，宋王朝后期对梁山泊起义军采取的是招安政策，这正是

金圣叹所反对的。于是，他砍去了宋江等受招安等内容，另外编一个卢俊义

的“恶梦”，预示凡参加农民起义军的都要一一明正典刑：“将宋江、卢俊

义等一百零八个好汉在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金圣叹并在这段文字后面批

道：“真正吉祥文字”。

明王朝招安政策一再失败的结果

任何人的思想总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总要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金

圣叹之所以砍《水浒》，原因在于明朝政府实行招安政策的一再失败。

1630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曾发给农民起义军以“免死牒”，企图招

安当时正遍布关中的王嘉胤等起义军。王嘉胤等拒绝受“抚”，进一步壮大

革命力量。 1631年，起义军发展为36营，拥有20余万之众的浩大队伍。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以主“抚”失策的罪名逮捕杨鹤下狱。

1634年，农民起义军高迎祥部误入车箱峡绝地，向总督河南、陕西等五

省军务的兵部侍郎陈奇瑜要求“招安”，当农民起义军走出栈道时，一齐杀

死了明朝政府的“安抚官”，继续坚持战斗。于是，明朝政府逮捕陈奇瑜，

充军边地。

1638年，总理南京、河南等地军务的熊文灿向农民起义军赠送鱼肉，张

贴招安文榜，一次又一次地派使者去农民起义军中“招抚”，但最终还是失

败了。熊文灿因此被明朝政府逮捕，并于1640年被杀。

“大败公事，为世僇笑。”这是金圣叹对宋朝的主“抚”派侯蒙的评语，

也是对明朝主抚派的嘲笑。金批《水浒》出现的时候，正是明朝政府砍下熊

文灿脑袋后的四个月。当时，明朝政府的策略重点已由“抚”转为“剿”，

再次组织对农民起义军的大围攻。金圣叹砍《水浒》正适应了明朝政府策略

重点的这一转变，也可以说，是这一转变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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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断议

一

人们爱为《西游记》找主题，然而，麻烦很多。早些年，有学者说，孙

悟空大闹天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无数次农民起义的艺术反映。此说被誉为是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颇流行了一阵子。然而，人们很快发现，此说如成

立，孙悟空就被摆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他当弼马温岂不是接受招安，

成了农民革命的叛徒？后来的扫平各种妖怪，岂不是为地主阶级当打手了？

于是，又一种新的说法出现了——反映人类为追求理想而勇猛直前、克

服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这种说法避免了让孙悟空当叛徒的命运，然而，书

中何必有大闹天宫的情节？

对 《西游记》的主题还有种种说法，但衡以小说实际，往往扞格难通。

敝意以为，《西游记》没有全书统一的主题。

二

《西游记》不是文人的个人创作，也不是某个时期的作品。它孕育于说

书人和戏曲艺人，无数民间作者参加创作，经历了漫长的流传、衍变、丰富

的过程。这是理解《西游记》的钥匙。

《西游记》的发端原来是一则宗教故事，其基本情节骨架是：玄奘（唐

僧）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去印度 （西天）取经。这一基本情节骨架的基本意义

是表现出宗教徒的虔诚、苦行和一心向佛的坚贞与毅力。玄奘的两个弟子写

过一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它在叙述玄奘途中所遇到的沙河、雪

山、热海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记载，如“逢诸恶鬼”、“夜则妖魑

举火”等。后来的说书人和戏曲艺人在此基础上加以想像、推衍，情节越来

越丰富，出现了孙悟空，出现了大闹天宫，出现了降妖伏魔，但是，始终没

有改变上述基本情节骨架，因而它的基本意义也就被或明或隐地保存着。这

种情况，即使到了吴承恩手里，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大闹天宫不过是佛法无边的铺垫：孙悟空本领再大，不是终被我佛如来

压到五行山下了吗？

真佛不易见，真经不易求。唐僧所遇到的种种劫难，孙悟空的降妖伏魔，

不过是为了表现宗教徒向佛、取经的虔诚和坚贞而已。

就宗教故事而言，《西游记》的情节首尾一贯，并无矛盾。

三

《西游记》故事的基本骨架虽是宗教故事。但是，在长期的衍变过程中，

无数说书人为它敷施了血肉，投进了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投进了自己的美学

趣味和价值取向。因此，它再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故事了。

你说它是宗教故事吧，它偏要在有的地方嘲笑佛祖。你说他歌颂宗教徒

的虔诚吧，它偏要让孙悟空成为第一主角，让唐僧退居次要地位。

于是，大闹天宫的故事被突出起来了。

降妖伏魔的故事被渲染起来了。

孙悟空的神通和智慧被强调起来了，越来越惹人喜爱了。

猪八戒、沙和尚的形象创造出来了。

这样，它的宗教气味就越来越淡，而神话的色彩就越来越浓了。

这一切，都是说书人敷施在原取经故事骨架上面的血肉，它们的基本意

义自然和宗教故事大不相同，甚或相反。应该承认，真正使这个宗教故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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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起来、生动起来，充满神话色彩的是无数的民间艺人，特别是说书人。

四

天上的神都是人塑造的，有着现实的影子、人间的影子。

《西游记》写神魔世界，自然，也有现实的影子、人间的影子，鲁迅所

谓“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又所谓“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是

也。然而，它只是一种片断的、曲折的影子，一种折光，不能胶柱鼓瑟，不

能一一对号。

《西游记》虽然被改造为神话小说，但是又保留着宗教故事的基本骨架。

它的骨架和血肉之间有矛盾，它的基本意义也就具有双重性。

吴承恩只是《西游记》的整理者，不是创作者。现存《永乐大典》13139

卷“送”字韵部分有一段“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文字，引书标题已是《西游

记》。保存下来的这一段约一千二百余字，主要情节、文字和今本《西游记》

基本一样，只是没有韵文，文言色彩略重，记叙也不及今本详细。它说明《西

游记》在元代已经基本成型。

吴承恩不是曹雪芹，没有曹雪芹的艺术自觉。从吴承恩到曹雪芹，还隔

着一百三十多年。吴承恩更不是当代作家，不会有当代作家的艺术自觉，我

们用现代人的艺术自觉去要求《西游记》，检验《西游记》，没有不出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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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维屏 《新雷》诗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

按照通常的说法，诗和哲学的关系是疏远的。但是，本诗却和一个古老

的哲学问题紧密相连。

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上。它变化万千而又整齐不紊。不是

吗？凛冽的寒冬之后，必然继之以明媚的春色；火热的盛夏刚过，丰硕的金

秋又接踵而来。岁岁如此，从无例外，仿佛有一种不声不响的力量在主宰着。

这种力量，古人称之为“天”，或称之为“造物”。孔子说过：“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是，天像人间的帝王一样具

有喜怒哀乐，可以口吐纶音，发令行政，孔子认为天不讲话，自然是一种进

步。

本诗的作者从孔子的名言落笔，但是，却并不是为了回答哲学问题。

诗人为严冬所苦。冰封雪盖，万物潜藏。萧条的大地使人寂寞，呼啸的

朔风使人瑟缩。然而诗人懂得四时迁代的规律，从寒尽之处觉察到了春之萌

动。他满怀喜悦地告诉人们：造物是多情的，眼前虽然冷落单调，但是，花

团锦簇的美妙世界已经安排就绪，只须一声震人心弦的新雷，它就会光彩焕

发，突然闪现在你的面前。

一首好诗，常常是鲜明和含蓄的统一。景与境力求鲜明，情与意力求含

蓄。既使人神与物游，浮想联翩，又使人探之弥深，引之弥长。本诗正如此。

春天是色彩斑斓的。诗人写春天，只用了“千红万紫”四字，立刻就让

你感到了春的艳丽、妖娆、多姿多彩和广袤无边。

春之雷与夏之雷不同。春雷清脆宏亮，夏雷粗豪猛烈。诗人写春雷，只

用了一个“新”字，准确地传达了春雷的气质和神韵。

色彩、声音都是构成形象的要素。本诗通过对二者有特征的表现，创造

了鲜明的形象，使人有如在目前，如在耳际的感觉。它不是绘画，却唤起了

人们的视觉印象；它不是声响，却唤起了人们的听觉印象。

数量也是构成形象的要素。中国古诗历来重视数量的表现。“欸乃一声

山水绿”，“竹外桃花三两枝”，“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都是

表现数量极为成功的典型。本诗在这一点上也很有特色。它以“千”状红，

以“万”状紫，以“一”状雷声，不仅加强了形象的明晰度，而且也通过数

字大小两极的对照，突出了新雷的神奇力量。

诗言志。创造形象并不是目的，在形象之内、之外，诗人总要传达给读

者一些什么，也总要留一些什么让读者去体察、思考、补充。它可能是一种

思想，也可能是一种情绪，甚至只是一种气氛。由于它是借助于特定形象来

传达的，因此具有确定性。由于它存在于形象之内、之外，读者的体察、玩

味又常常带着个人的特点，因此又具有不确定性。在这一点上，古来一些优

秀的、脍炙人口的名句大都如此。例如“沉舟侧畔千帆过”，“山雨欲来风

满楼”等。它们的意境并不能由读者任意构想，然而千百年来的吟咏者又都

可以用自己的理解去丰富它。本诗主旨在于写迎春的喜悦和期待，这是很显

然的。然而，我们如果把“千红万紫”理解为一种光明、美好的局面，把“新

雷”理解为一种使万物昭苏、震奋的力量，那末，这首诗的内蕴岂不是更丰

富、更深刻了吗？

郭沫若有一首题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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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飞雪迓春回，岭上梅花映日开。一自高丘传号角，千红万紫进军来。

这首诗明显地受了张维屏的影响，可看作是对《新雷》意境的一种新开掘。

诗并不排斥知识、学问、思想、哲理以至历史，然而诗歌艺术的主要特

征毕竟在于意境。唐宋以后，中国诗歌发展中滋生着一种以议论为诗或以书

卷为诗的风气。诗人们獭祭典故，大掉书袋，把诗作为展览学问、知识的手

段，或者把诗写成有韵的政论。这些做法，忽视了诗的特征，因而也就难以

写出感人的作品。本诗作者生活在一个以书卷、学问为诗的时代，然而却能

不囿于风气。《新雷》一诗虽然也掉了书袋，但不露痕迹。全诗的艺术力量

主要建筑在鲜明而有深度的意境与新颖、独特的构思之中，这是难能可贵的。

本诗语言浅近、凝炼，富于表现力。“安排着”一词，是地道的口语。

在张维屏 （1780—1859）以前的文人诗中还很难见到。作者以之入诗，显示

了一种勇气与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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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毕竟有是非

——读林则徐诗有感

50年代，参加选注近代诗。众多诗人中，林则徐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几

十年过去了，当年选注的诗大部分还能成诵。我以为，他的诗，值得读，特

别值得回环诵读。

试举数例：

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林则徐被任命为云南乡试正考官，途经贵州

时，有《即目》诗云：

万笏尖中路渐成，远看如削近还平。不知身与诸天接，却讶云从下界生。飞瀑正拖千嶂雨，

斜阳先放一峰晴。眼前直觉群山小，罗列儿孙未得名。

此诗写雨后山景相当出色。贵州多山，首以“万笏”比喻高耸的群山。

次写山路，远看如刀削，而近看尚平坦，恰是山行的真实体验。“不知”二

句，写身与天接，云自下生，衬托出诗人置身之高。“飞瀑”二句，是全诗

的诗眼。很多人可能都熟知唐人王维的名句：“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但是，本诗所写，一点也不比王维逊色。上联写雨中飞瀑的壮观，下联写一

峰先晴的美景。一个“拖”字，一个“放”字，都很传神，很生动。末二句

从杜甫《望岳》诗“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列如儿孙”脱化而来，虽有欠

新颖，不过，纵观全诗，仍不失为写景佳作。

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与邓廷桢、关天培同驻虎门，筹备海防。

时当夏历中秋，邓廷桢邀请林、关在沙角炮台赏月。林则徐有诗纪事。全诗

出之以七古体。诗人以轻快、流畅的节奏叙述舟行迅速，水师威武之后，转

笔写到高台行酒，海上月生。诗云：

莫疑秋暑酷于夏，晚凉会有风飕飗。少焉云敛金波流，夜潮汹涌抛珠球。涵空一白十万顷，

净洗素练悬沧州。三山倒影入海底，玉宇隐现开琼楼。乘槎我欲凌女牛，举杯邀月与月酬。

前人写月的作品多矣，大多以皎洁、幽静取胜；本诗写月在海上跳动，画面

阔大，气魄雄伟，另是一番景象。接着，林则徐写与邓、关二人共登山巅：

试陟峰颠看霄汉，银河泻露洗我头，森森寒芒动星斗，光射龙穴龙为愁。蛮烟一扫海如镜，

清气长此留炎州。

林则徐写本诗时，正处于与英国鸦片贩子决战前夕，诗中流露出对胜利的充

分信心。诗人期望，能就此扫荡烟雾，使神州长留清气。“大宣皇威震四裔，

彼伏其罪吾乃柔。”只要鸦片贩子们“伏罪”，林则徐就准备与之和平相处。

林则徐不了解的是，清王朝其时已经如日之将夕，灯之将枯，无威可宣了。

在现存林则徐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

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本诗末二句原有自注，大意是：宋朝的真宗皇帝听说隐者杨朴诗写得好，召

见时问他：“此来有人作诗送卿否？”杨朴答道：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

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皇

帝大笑，放杨朴还山。后来苏东坡被皇帝下令逮捕入狱，妻子送出门时，哭

了。苏东坡说：“你就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写首诗送我吗？”苏妻不禁失

笑，苏东坡于是出门上路。

1841年6月，清政府以“办理殊未妥善”为名革去林则徐的官衔，从重

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途中，适逢黄河闹灾，又奉命到河南治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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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告竣，清政府仍命林则徐往伊犁“赎罪”。 1842年8月11日，林则徐在

西安与妻子、家人告别，他想起了坎坷颠簸的禁烟经历，也想起了北宋时杨

朴和苏东坡的故事，因作此诗抒怀。

当时，林则徐虽然心情郁闷、痛苦，充满牢骚，但仍然故作宽慰之词，

流露出诗人性格中豁达、幽默的一面。中国古代提倡写诗要“怨而不怒”，

“哀而不伤”，这首诗正体现了这一风格。不过，使这首诗传诵不衰的并不

在此，而是其“苟利”两句。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因从事改革受到国人诽

谤，子产不以为意，曾表示：“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林则徐的这

两句诗从子产的话脱化而来，但不仅脱化得自然、巧妙，而且有创造，有发

展，是活用历史故事和古人语言的成功例子。它集中表现了林则徐尽心为公，

不计个人利害的崇高品质。这种品质，同时又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优秀道德理念。它会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的利益献

身，林则徐的这首诗也将会流传千古，成为不朽名篇。

去新疆途中，林则徐在兰州逗留了几天，受到甘肃布政使程玉樵的殷勤

招待。9月8日，程在衙署后园——若己有园设宴款待林则徐，并作诗相赠，

林则徐作诗奉和。诗云：

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闻道狼贪近渐戢，须防蚕食念犹纷。白头合对天山雪，

赤手谁麾岭海云？多谢新诗赠珠玉，难禁伤别杜司勋。

欢宴中，程玉樵对林在广东的功绩大为推崇，林则徐则表示惭愧。当时，南

京条约已经签订，故诗中有“闻道狼贪今渐戢”之语，但林则徐认为，外敌

“蚕食”之心有增无减，必须严防，显示出高度的清醒。“白头”、“赤手”

二句，寄意远大，感慨良深，表现出林则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而

又无可如何的悲凉。诗是要讲比、兴的，不能太直、太露，诗中的“岭海云”

之喻，既形象，又贴切，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天地。

出塞之后，林则徐的悲凉之感愈深，其《塞外杂咏》之一云：

砂砾当途太不平，劳薪顽铁日交争。车箱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

劳薪，比喻车轮；顽铁，比喻车轴。本诗写在砂砾中行车，车箱中的人颠簸

不已，如同箕中之粟一般。它虽系写实，而对当权者的不满以及无法掌握自

身命运的牢骚尽在不言之中。

林则徐的塞外之行是不幸的，能给他安慰的只有瑰丽的风光。其《塞外

杂咏》又云：

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诗中，林则徐将天山拟人化，在想像中与山灵对话，感叹于彼此的“白发”

都难以消溶。但是，一个“笑”字，却在苍凉的气氛中输入了欢愉气息，使

人于苦涩中得到诙谐的熨帖。

邓廷桢是林则徐禁烟的战友，同被遣戍伊犁。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清廷先行释放邓廷桢回籍，林则徐喜而赠诗道：

得脱穹庐似脱围，一鞭先著喜公归。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漫道识途仍骥伏，

都从遵渚羡鸿飞。天山古雪成秋水，替浣劳臣短后衣。

邓廷桢虽然被释放回家，但是鸦片战争功罪未定，邓廷桢并未起用。因此，

林诗仍充满感慨。“白头”二句，既表现了对邓的深厚情谊，又对历史将如

何定案表现了深沉的疑虑。

令人欣慰的是：青史毕竟有是非，受到不公待遇的人大都会在历史的长

河中得到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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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偏留文字缘

在日本东京都琦玉县野火止平林寺书库中，保存着大量中日文人笔谈遗

稿。

1877年，清朝政府任命何如璋为出使日本大臣，张斯桂为副使，黄遵宪

为参赞。一行人抵达日本后，受到了日本友人的热烈欢迎，源辉声、石川英、

龟谷省轩、青山延寿等一批文人经常来访。由于语言不通，而日本友人大都

能写一手流利的汉字，因此，双方便作笔谈。每次谈话完毕，源辉声便将笔

谈纸片装裱成册。其中，有关黄遵宪部分已由日本和新加坡的研究者整理成

书，并由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这就是《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

遗稿》。

《遗稿》记载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交往的情况，反映了源辉声等热爱中

国文化的感情，是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证物，也是研究黄遵宪的重要资料。

据日本友人记述，黄遵宪到日本后，在紧张的使馆工作之暇，曾精心研

读 《红楼梦》，一边读，一边“加圈子”，1878年7月，他以《红楼梦》一

部赠给日本友人。9月，他又向石川英等热情介绍这部文学巨著。他说：“《红

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论其文章，宜与《左传》、《国

语》、 《史记》、《汉书》并妙。”此后，源辉声读了《红楼梦》，准备通

过该书学习中国语言，黄遵宪又盛赞《红楼梦》的语言成就，他说：“编《红

楼梦》者乃北京旗人，于一切描头画脚零碎之语，无不通晓，则其音韵腔口，

较官话书尤妙。”

日本友人也向黄遵宪介绍了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认为其作意与

《红楼梦》“能相似”。黄遵宪则遗憾地表示：“恨不通日本语，未能读之！”

他赞美日本的戏剧艺术道：“贵国演戏，尽态极妍，无微不至，仆亟喜观之。”

当时，不少日本作者用汉语写诗。龟谷省轩向黄遵宪谈到日本汉诗作者

中“近来纤靡成风”，表示要联络同志，“矫之以宋、唐”，希望得到黄遵

宪的帮助，“一振颓风，以扶大雅”。对此，黄遵宪表示：“何敢当此。愿

得随诸君子之后，力着一鞭耳。”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作家的“性”和“习”

的作用，认为诗风纤靡的主要原因在于“习”，即作家的取法和学习状况。

他建议日本友人们多读一点杜甫、韩愈等大家们的作品，“广其识”，“壮

其气”，“观其如何耳”。笔谈中，黄遵宪特别提到了诗歌风格的多样化问

题。他说：“诗之为道，至博且大；若土地焉，如名山大川，自足壮人；则

一丘一壑，亦有姿态，不可废也。”现实是丰富多彩的，人们的美学趣味是

多方面的，自然，诗也不能拘于一种风格，一个腔调。

此外，黄遵宪还和日本友人探讨到了生活和艺术等方面的问题。九世纪

初，日本高僧空海曾随遣唐使访问中国，归去后，书法艺术大进。石川英在

谈到此事时，表示希望能像空海一样游历中国，“得观天台、雁宕、西湖、

嘉陵”，从而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他说：“妄以想像写江南风景，其实心

不安。若一游，写其真，亦必胜前时乎？”黄遵宪立即充分肯定了石川英的

这一看法，他说：“空海云云，稍似英雄欺人语，然核其理，则太史公所谓

游名山大川以壮其气也。此理自不可诬。”黄遵宪反对单纯追求技巧。他认

为，对于一个作家说来，“胸襟气识”第一。他说：“文章之佳，由于胸襟

气识，寻章摘句，于字句＜间＞求生活，是为无用人耳。”

在日本期间，黄遵宪的诗歌创作非常活跃。写作中，他虚心地向日本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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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请正。据《遗稿》记述，黄遵宪曾以诗稿一卷赠给作家龟谷省轩，“索其

序，并乞其细阅详校，有错引典籍与事不当者告知，待改”，又曾请源辉声

“改润”。

黄遵宪的诗文得到了日本友人的热爱。1878年，源辉声曾要求黄遵宪将

来日前后的诗文稿交给他编辑。次年，记述日本历史、风物的《日本杂事诗》

出版，为了留作永恒的纪念，源辉声征得黄遵宪的同意，将《日本杂事诗》

的初稿埋藏于墨江畔的家园中，刻石树碑，题曰：“《日本杂事诗》最初稿

冢”。源辉声去世后，埋葬于琦玉县平林寺，其子也随之将诗冢迁移到了该

处。

除《日本杂事诗》外，使日期间，黄遵宪也已开始了《日本国志》的草

创工作。从 《遗稿》中可以看出，为了写这部书，黄遵宪曾向石川英、龟谷

省轩、冈鹿门等进行过调查，日本友人都积极赞助，石川英还承担了代译日

文《国史略》等资料的任务。因此，《日本国志》不仅是黄遵宪的个人劳动

成果，其中，也凝结着日本友人的心血。

《遗稿》中，还有若干片断，反映了黄遵宪对孔丘、孟轲、宋儒、西方

科学和平等、自由学说的看法，是研究黄遵宪思想的有价值的材料。

黄遵宪诗云：“海外偏留文字缘。”据日本学者报道，平林寺书库及其

他地方发现的此类笔谈遗稿共八种，约七十余册，其中有关于这个时代中日

两国政治、风俗、学问、文艺等多方面的谈论。我们希望日本学者们继续爬

梳抉剔，加强对这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使之在新时期中日友好和文学交流

中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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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 《狱中题壁》诗

有的诗，读者可能并不十分理解它，但却非常喜爱。谭嗣同的《狱中题

壁》就是这样。全诗为：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本诗写于一百年前，是诗人的绝命诗。它虽只是一首七言绝句，但意象阔大，

磅礴有力，充斥着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谭嗣同的人格美和诗歌的悲壮

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谭嗣同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激进派。年轻时漫游南北，养成了慷慨任

侠的性格。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爱国热情

更加激昂，改革中国的愿望也愈加迫切。他在所著《仁学》一书中，激烈地

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号召“冲决网罗”。1898年在湖南参预创办

南学会，推行新政。同年秋入京，任军机处章京，参预变法活动。西太后发

动政变时，谭嗣同拒绝出走避难，曾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

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

月25日被捕入狱，写下了上述诗歌，28日，从容就义。

“望门投止思张俭。”张俭，东汉人，任山阳东部督邮，因弹劾为非作

歹、残害百姓的宦官侯览，受到社会敬重。后被迫逃亡，看到有人家的地方

就去投宿，人们冒着破家灭族的危险接待他。本句写对流亡在外的康有为、

梁启超的思念，期望他们像当年的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接待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杜根，东汉人。安帝初年任郎中。当时邓太后临

朝执政，重用外戚，杜根上书太后，要求归政皇帝，太后大怒，命人把他装

在袋子里，在殿上扑杀。执法者因钦仰他的为人，命施刑人不用重力，杜根

当时死去，但随后苏醒。邓太后命人检查，杜根装死三天，隐身逃亡，在外

当酒保。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人或诛或逐，杜根复出为侍御史。本句

写对同时被捕的维新党人的期待，希望他们中有人能像杜根一样，虽受酷刑

而仍能忍死生存，在备历困厄后终得胜利。西太后发动政变时，与谭嗣同先

后被捕的尚有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人。

以上两句用典。由于中国古典诗歌高度精炼，要求在最小的篇幅里包含

最丰富的内容，因此，诗人就不得不借助于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来表达当时

的事件和感情。这样，就可以引起熟悉有关历史的读者的丰富的联想，从而

增加诗歌的思想内涵，扩大其表现力量。以本诗前两句为例，它写的是东汉

后期的两个著名历史人物，表述的却是19世纪末年中国维新党人的斗争和处

境。其中既有对战友命运的系念，也有对战友坚持斗争的期待。

“我自横刀向天笑。”这是全诗写得最明朗的一句，也是艺术精华所在。

如果没有这一句。全诗将黯然失色。

诗人被囚在狱中，但豪情不减，他把自己想像为横刀跃马的威武斗士。

“天”是尊严的、神圣的，主宰一切的，但诗人却以一“笑”相对。这一“笑”，

典型地表达了谭嗣同藐视威权、藐视艰难、藐视命运、藐视生死的英雄主义

精神，一个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站立起来了。

“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全诗最难解的一句，也是解说最纷纭的一句。

梁启超在 《饮冰室诗话》中提出：“两昆仑”，一指康有为，一指侠客大刀

王五。梁称：谭嗣同少年时曾向王五学剑。光绪被软禁后，王五曾准备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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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瀛台夺门营救。但是，此说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康有为与王五不能

构成“去”与“留”的对照，而且，康、王不是一个社会层次的人物，谭嗣

同也不会将二人并列。

敝意以为：去，指出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留，指留京被捕的维新

党人。西太后发动政变时，谭嗣同决意留京，作中国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

他力劝梁启超出走时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

主。”“肝胆两昆仑”，意谓不论出走或留京的维新党人，都肝胆磊落，如

昆仑般高大、巍峨；言外之意是，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希望。

此解似可贯通全诗，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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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好》不是邹容的作品

奴才好！

奴才好！

勿管内政与外交，

大家鼓里且睡觉。

古人有句常言道：

臣当忠，子当孝，

大家切勿胡乱闹。

……

这是邹容《革命军》中引用过的一首诗（诗长，不具录）。多年以来，一直

被认为是邹容的作品。1974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邹容》一书说：

“他又以辛辣的笔触，写了一首《奴才歌》，讽刺不许革命的奴隶哲学。”

197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一书说：“邹

容还写了一首乐府《奴才好》”，“怀着悲愤的心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孔

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痛斥孔孟之道就是奴才之道，它不仅维护了封建主义

的统治，而且维护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歌词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尊孔与崇洋之

间的关系，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激发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意识”。云云。

这首诗果真是邹容写的吗？在《革命军》中，邹容说：“近人有古乐府

一首，名《奴才好》。”这里，说得很清楚，它的作者是一位“近人”，而

不是邹容自己。

这位“近人”是谁呢？查《奴才好》发表于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第

86期，署名“因明子”。“因明子”是蒋智由（观云）的笔名，因此，《奴

才好》是蒋智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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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与“松陵女子潘小璜”

打开1904年出版的杂志《女子世界》第4期，人们可以发现传记栏内有

一篇《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写的是唐末两个精娴武技的侠女故事，

作者为“松陵女子潘小璜”。文中，潘小璜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游侠阶层，

声言：“吾二千年前之中国，侠国也；吾二千年前中国之民，侠民也。侠者，

圣之亚也，儒之反也，王公卿相之敌也。重然诺，轻生死，挥金结客，履汤

蹈火，慨然以身许知己，而一往不返，一瞑不视，卒至演出轰霆掣电、惊天

动地之大活剧，皆侠之效也。”

紧接着，《女子世界》第7期上又发表了同一作者的《中国民族主义女

军人梁红玉传》；后来还有一篇《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歌颂明末时

一位抗清的无名女子。在《女子世界》上，还有这位女作家署名的两首诗，

题为 《哭陶亚魂》。看来，这位女作家不仅会写传记，而且会写诗；不仅极

为熟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具有强烈的近代革命意识。她到底是谁

呢？

《女子世界》第10期上，有一篇《女雄谈屑》，叙述明末妇女抗清事迹，

其中谈到一位名叫杨娥的云南女子时，作者写道：“顷嘱吾友潘小璜女士为

女杰作传，鼓吹芳烈。”作者署名亚卢，亚卢是柳亚子的笔名。这样看来，

潘小璜是柳亚子的朋友。然而再一查考，上述署名潘小璜的 《哭陶亚魂》诗

竟收在柳亚子自编的《磨剑室诗集》内，陶亚魂，名赓熊，与柳亚子同为吴

江黎里镇人。1903年时，曾与柳亚子一起组织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其后，

又一起进入著名的上海爱国学社读书，并一起资助邹容出版《革命军》。1904

年病故，柳亚子写诗哭悼他是很自然的。然而，最初发表时为什么署名“潘

小璜”，并且冠以“松陵女子”的头衔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潘小璜者，

并无其人，不过是柳亚子故弄的玄虚而已。这一解释还可以从柳亚子的自编

文目——《磨剑室文目》得到证实。在该目内，上述署名潘小璜的几篇传记

均赫然收录，雄辩地说明它们都是柳亚子的作品。此外， 《女雄谈屑》谈到

的云南女子杨娥的传记，后来也确实写了，并且发表了，但署名并不是“潘

小璜”，而是柳亚子自己。

柳亚子自称：“从小袒护女性”，“有些像《红楼梦》上的贾宝玉”。

及长，更加关心妇女问题。 《女子世界》创刊后，他曾以安如、亚卢、松陵

女子潘小璜等为笔名在该刊发表过不少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已经不是一般

地提倡女子教育和女权，而是号召女子参加革命，标志着当时的妇女运动已

经大大超出于戊戌维新时的水平。

柳亚子化名女性为女子杂志写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不仅说

明柳亚子的天真和热忱，而且也说明了当时女作者的缺乏，参加妇女运动的

妇女的缺乏，以致男士们不得不“鱼目混珠”，冒名顶替，借以扫除寂寞，

壮大声势。《女子世界》虽名为女子的“世界”，其实作者仍以男士占多数。

有些冠以女士头衔的作品，恐怕也还是柳亚子一类男士的手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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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致徐锡麟函》是伪作

最近读到书目文献出版社新出版的《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徐锡麟、

秋瑾、陈伯平、马宗汉），其中收有《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一封，为各本孙

中山集所无。《年谱》编者盛赞此信的史料价值，认为这是孙中山和徐锡麟

“在革命活动中有直接联系的唯一明证”，把他“一向探索的症结解决了”。

乍一看，这封信确实很重要。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徐锡麟和孙

中山有矛盾，始终不肯加入同盟会。安庆起义失败，他被捕后在供词中曾说：

“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然而，此信中孙中山却说：“前

读大札，聆悉种切。阁下热心公益，怀雪前耻，抱推翻伪廷，驱逐胡虏之宗

旨，坚忍不移，可敬可羡。”可见二人函札往来，感情融洽。又说：“（阁

下）辗转设施，得安庆武备学堂之领袖，全体学生感阁下平日鼓舞演说，亦

令持报复宗旨。一旦事起，均受指麾云云。”可见徐锡麟在安庆的活动情况

是向孙中山作过汇报的。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也都知道，孙中山在很长一段

时期内，一直将起义重点放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忽视长江流域，然而，

信中孙中山却说：“弟以为安徽一省实为南省之堂奥，而武昌为门户，若阁

下乘机起事，武昌响应，一举而得门户堂奥，则移兵九江、浦口等处，以窥

金陵，则长江一带可断而有也。”可见孙中山并未忽视长江流域。

但是，稍加分析，此信实在是一篇伪作。作伪的痕迹很明显：

其一，信末署名为“弟汶手肃”，孙中山名文，从来不写作“汶”。作

“汶”，在“文”字旁加上“三点水”，完全是清朝统治者的“恩典”。大

概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吧，清朝统治者好在“乱党”的名字上加偏旁，以示

贬抑。例如，在北京正阳门炸五大臣的吴越，清朝统治者在“越”字旁加了

个“木”，成了吴樾。孙文呢，则加上“三点水”，以示其“海盗”身份。

这种情况，大量见于清朝统治者的官方文书中，也偶见于保皇党攻击孙中山

的宣传品中，孙中山自己是绝对不会自署为“汶”的。

其二，信中提到一位“宋卿”：“一面密遣心腹，与宋卿约定；一面先

歼恩抚 （指安徽巡抚恩铭——笔者），城中必乱；君率全体学生先占抚署，

发号施令，安慰军民，宋卿君谅亦由汉阳接济军械以为后劲。”“宋卿”者

谁？鼎鼎大名的黎元洪也，宋卿是他的字。当徐锡麟在安庆准备起义的时候，

这位“宋卿君”正在武昌当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忠心耿耿地为“大清”训

练新军。如果此信属实，那末，岂不是他早就暗通革命党，后来武昌起义时，

他怎么会手刃革命士兵，坚决拒绝出任都督，不吃不喝不开口，从而赢得了

“泥菩萨”的雅号呢！

其三，信中，孙中山要徐锡麟“严为之备，弗稍遗漏，是为切要”，但

是，这封信却将起义计划、关系人员等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孙中山是

个有经验的革命者，何以疏忽至此！

很明显，所谓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乃是辛亥革命之后好事之徒的伪作，其

目的在于掩盖徐锡麟和孙中山的矛盾，好让徐锡麟的形象更完美些，所谓“为

贤者讳”也。编者不察，误以为真，实在是上了作伪者的当。

徐锡麟和孙中山有矛盾，对孙中山不满，这一点早已为徐锡麟的供词所

明白宣示，亦已为陶成章的《浙案纪略》和章炳麟的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所肯定。但是， 《年谱》编者却认为徐锡麟的供词是一种“权变的饰词”，

目的在于“转移和分散”清政府对孙中山的注意。编者并批评陶成章、章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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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二人“误解”供词，“缺乏深刻思索”，“忽略”了徐锡麟的“命意”。

这是把真实可靠的历史结论推翻，“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最早发表于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期，

附于吴健吾等所作《徐锡麟事迹》后，多年来无人注意。去年浙江有的史学

工作者去安徽作过调查，得知此函由曾在安徽都督府工作过的吴健吾提供，

据说是从清朝安徽巡抚衙门档案里发现的。调查者查阅了有关档案，得不到

佐证。调查者怀疑此函的真实性，但又认为，“即使是伪作也不等于凭空捏

造。既然来自安徽巡抚衙门的档案，作伪者必然是清朝官吏，所据当来自清

朝官府密探的情报。这些情报虽大多是捕风捉影，不甚可信，但多少仍反映

了当时的情势。宋卿何许人，无从查考。”（见《浙江学刊》1981年第4期》）

其实，所谓来自清朝安徽巡抚衙门档案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其证据就在“宋

卿”二字上。武昌起义前，任何清吏都不会于伪造此类函件时，把他们的二

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牵连在内。

1982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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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酝酿过程

据柳亚子《南社纪略》一书，南社的酝酿是在1907年冬，上海酒楼的一

次宴会上，参加者为刘师培、何震、杨笃生、邓实、黄节、陈去病、高旭、

朱少屏、沈砺、张家珍及柳亚子，共11人。当时相约结社，并曾拍过一张照。

这次活动被视为起点。陈去病在《高、柳两君子传》中说：“至丁未冬，复

与予结南社于海上，而天下豪俊咸欣然心喜，以为可藉文酒联盟，好图再举

矣。”但是，它的准确时间，却一直不为人们所知，有待考察。

1908年3月17日，上海《神州日报》刊登过高旭的两首诗，题为《丁

未十二月九日国光雅集写真题两绝句》，诗云：

伤心幾复风流尽，忽忽于兹二百年。记取岁寒松柏操，后贤岂必逊前贤！

余子文章成画饼，习斋学派断堪师。荒江岁暮犹相见，衰柳残阳又一时。

幾复，指明末东南地区的文学团体幾社和复社，它的领导人后来大都参加了

抗清义军或有关活动。高旭诗中，不仅表示要继承幾复传统，而且要后来居

上，超越前贤。高旭表示，在写作上，要师法经世致用的颜元（习斋）学派。

这首诗表明了雅集的日期——丁未十二月初九，即1908年1月12日，它是

不是柳亚子等酒楼小饮，相约结社的日期呢？

1909年夏，高旭有《重观海上写真成两章》云：

今贤那识古贤心，幾复风流何处寻？富贵于侬本无分，聊将皓月证初襟。

残阳疏柳黯魂销，吟到河山惨不骄。毕竟经生成底用，可怜亡国产文妖。

将这两首诗和上两首诗对照，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前者为

幾复风流的中断伤心，后者则感叹于幾复风流的难以承续；前者对超越“前

贤”具有信心，后者则感叹“今贤”不易企及“古贤”；前者以“衰柳残阳”

点明雅集时间，后者则写因“残阳疏柳”而黯然魂销。这种联系说明了，所

谓“海上写真”与“国光雅集写真”是同一张照片，只不过高旭在“重观”

时，由于人事变迁，心情已经大不一样了。1909年夏，刘师培公开叛降清朝

政府，成为两江总督端方的随员，高旭的《重观海上写真成两章》即系为此

而发。诗中所谓“经生”、“文妖”，均指刘师培，刘师培的叛变使革命知

识界极为震动。与高旭同时，柳亚子也有两诗志慨：

风流坛坫成陈迹，盟誓河山葆令名。凤泊鸾飘吾辈事，未须憔悴诉生平。

杨子美新成绝学，士龙入洛正华年。千秋谁信舒章李，幾社中间著此贤。

诗中述及杨雄投靠王莽，陆机入晋为官，以及李雯降清，都是暗指刘师培。

1912年，高旭在《愿无尽庐诗话》中引录了自己的《重观海上写真成两章》

后，即介绍了柳亚子上述二诗，称为“同心之言”。查《南社纪略》，这两

首柳诗的题目为《重题南社写真》。因此，可以肯定所谓《南社写真》、《海

上写真》、《国光雅集写真》都指的是1908年1月12日酒楼宴集，相约结

社时所拍的照片。由于刘师培是那次活动的参加者，所以在他叛变之后，高

旭、柳亚子在“重观”照片时，才有那么多的感慨。此外，还有一个证据。

1909年9月11日，柳亚子自上海回吴江时，舟中有《怀人诗》十四首，其

一云：

搏虎屠龙梦已芜，几回相见只长吁。销魂疏柳残阳句，南社犹存第一图 （聘斋）。

本诗也作于刘师培叛变之后，聘斋，指张家珍，他同为1908年1月12日相

约结社时的参加者。诗中，柳亚子提到的“销魂疏柳残阳句”，即指上引高

旭诗：“衰柳残阳又一时”与“残阳疏柳黯魂销”。由此也可证明，所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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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第一图”，即是高旭所说的“国光雅集写真”，也即“海上写真”。这样，

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了。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11人在上海酒楼宴集，相

约结社的时间是在1908年1月12日，柳亚子所说1907年冬是阴阳历推算时

的大概估计，并不精确。酒楼宴集时可能有过“国光社”一类的提议，所以

高旭称之为“国光雅集”，后来南社的名称一经确定，国光社的名称也就弃

而不用了。

但是，问题还不能就此结束，如果我们进一步查考，就会发现， 1908

年1月12日的11人集会之前，还有一次 5人集会。当年1月7日，《神州

日报》刊有佩忍的《无畏、天梅、亚卢、嘐公翩然萍集，喜成此什》云：

星晨昨夜聚，豪俊四方来。别久忘忧患，欢多罄酒杯。文章余老健，生死半凄哀（谓冯沼

清）。待续云间事，词林各骋才。

佩忍，即陈去病。无畏、天梅、亚卢、嘐公，分别为刘师培、高旭、柳亚子、

沈砺。当时，陈去病正在上海编辑 《国粹学报》。从诗中可知，他们在“久

别”之后，从“四方”聚集到陈去病这里，在一个欢乐的晚上，酒酣之余，

陈去病提议组织文学团体——“待续云间事，词林各骋才”，明末的幾社成

立于云间 （今上海松江县），“待续云间事”，即指成立文学团体。刘师培

没有对陈去病的建议明确表态，他在《步佩忍韵》一诗中云：

老木清霜黄歇浦，故人应讶我重来。海天归棹人千里，江国消愁酒一杯。尽有文章志离合，

似闻欢笑杂悲哀。四方豪杰今寥落，越水吴山汩霸才。

刘师培这时新自日本归国，故有“海天归棹人千里”之句。同时他正暗中准

备向端方自首，所以不愿多谈政治，只表示希望以文章记述“离合”之感。

积极支持陈去病的是高旭，他在 《次佩忍、无畏韵》中说：

到头时事何堪说，地老天荒我始来。幾复风流三百首，竹林豪饮一千杯。尽教黄种遭奇

劫，端为苍生赋大哀。尚有汨罗须蹈去，江山如此不宜才。

高旭这里不仅提到了幾社、复社，而且还提到了晋初的竹林七贤。他主张“端

为苍生赋大哀”，步武明末夏完淳的《大哀赋》，为拯救民族的危难而写作。

柳亚子的和诗为 《海上即事次巢南、慧云韵》：

天涯旧是伤心地，裙屐丛中我再来。把臂恍疑人隔世，浇愁端赖酒盈杯。琵琶天宝龟年怨，

词赋江南庾信哀。莫管存亡家国事，酒龙诗虎尽多才。

诗中，提到了安史乱后流落江南，以琵琶诉怨的李龟年，提到了沉沦北国，

写作《哀江南赋》的庾信，显然，在文学主张上，柳亚子是高旭的同道。

从上述陈去病等人的唱和之作看，这次5人聚会才是南社的起点，陈去

病等人和 《神州日报》的主编杨笃生关系密切，他们的作品往往在一两天之

内就能刊出，因此，诗作发表时间和5人聚会时间不会相距很远，其时当在

1908年1月初。正是先有了这5人聚会，才发展为几天后的11人聚会，成

立南社的打算也就愈来愈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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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社和南社

林辰同志《鲁迅与南社》一文（载1961年9月26日《光明日报》），

论证鲁迅参加的是越社，不是南社；越社成立于南社前，是南社的兄弟社团，

而不是它的分社；鲁迅与南社无关。后来李诗同志《越社和鲁迅》一文（载 1962

年1月11日《光明日报》）据南社成员陈去病、姚光的两篇文章修正了林辰

同志的意见，指出：越社成立于南社后，是在南社影响之下成立的。但他仍

然分割它们之间的关系，认为越社只是处在南社的“卫星组织”的地位，并

无总社、分社的关系。对此，我愿进一步提出两条材料来加以考辨。

一为南社发起人高旭在1911年所写的一首诗，题为《闻广南社将继越南

社出世为南社应声，喜而赋此》，见其所著《天梅遗集》卷六。越社的称呼

既可以是越南社，其身份自是十分明确的。另一材料为越社的组织章程，载

于鲁迅手自编辑的越社机关刊物《越社丛刊》第一集。中云：“本社由南社

分设于越，故以越名。”又云：“本社书记应将社友姓名、住址及一切社务

情形于每年夏季、冬季报告南社书记员。”又同集登载的 《南社条例》中也

规定：“社友有于所在地组织支社者，须于成立以前报告本社，由本社认可。”

“支社书记员须将社友姓名、住址及一切社务情形每半年于雅集前一日报告

本社。”此外，这一集的开头还登有陈去病的《越社叙》，肯定越社是“吾

南社”的一部分；末尾又登有高旭的《南社启》，诗文部分则有柳亚子及南

社主要成员雷昭性 （铁崖）等人的作品。此刊今存苏州博物馆柳亚子纪念室

内。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越社确为南社的分社。

其次，是越社的成立时间和鲁迅参加该社的时间问题。据上引高旭诗题，

越社成立于广南社前。高诗云：“刮地风吹热血凉，铜琶铁板恨茫茫。五羊

城畔妖云黑，夜半鸡豚礼国殇。”可知广南社当成立于1911年3月广州起义

期间。又据姚光的《淮南社序》：“大江以南，首倡南社……而后如越、如

辽、如粤，闻风响应。”可知广南社成立前，越社成立后，中间还成立过一

个辽社，因而，越社的成立至少是 1910年冬天的事。李诗同志推断成立于

1911年3月到6月间是错误的。至于鲁迅参加越社的时间，则是在辛亥革命

之后，不必如林辰、李诗同志推断得那么早，周建人在 《绍兴光复前鲁迅的

一小段事情》一文（《人民文学》1961年7、8期合刊）中曾指出过。此外，

我估计，南社发起人陈去病在这段时期内也和鲁迅有过接触。《越社丛刊》

出版于1912年2月，这以前，陈去病正担任着绍兴《越铎日报》的主笔（据

金世德《陈去病先生年表》，原载苏州《明报》，范烟桥先生藏稿）。《越

铎日报》是越社的机关报，报社社址则是越社的联络处；而鲁迅又正是该报

的发起人。他们之间有交往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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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越社新考

关于越社以及鲁迅和它的关系，前些年很有些争论。笔者陆续读到一些

史料，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其一是越社成立的时间。陈去病的 《越社叙》在《南社》第四集和《越

社丛刊》第一集中发表时，都没有注明写作年月。但是，它最初在北京《帝

国日报》发表时，除题为《越社成立叙》外，文末并署明“辛亥仲春中浣一

①

日吴江陈去病书”，据此，该文的写作时间可以明确地定为1911年3月11

日。又，鲁迅致许寿裳书，告以“近日拟立一社”，时在同年4月12日，陈

②

去病介绍宋琳参加南社的时间是4月17日。综合这些材料，越社成立的时

间当为1911年4月或5月。

其二为越社和南社的关系。 《帝国日报》在《越社成立叙》之后，附有

《越社简章》，其第一条为：“本社由南社分设于越，故以越名”。文字和

《越社第二次修改章程》完全一样。这就告诉我们，越社一开始就明确地自

认为南社的分社，而并非后来修订章程的结果。

其三为鲁迅和越社的关系。1912年3月，《越铎日报》内部发生争执时，

宋琳曾投书上海《民声日报》，中云：

前琳以神州光复，特邀集社友周豫才、张越民、王文灏诸君，在绍兴以越社名义组织《越

铎日报》，以为文明之鼓吹。

这里，宋琳在周豫才的名字上，特别冠以“社友”二字，说明鲁迅曾明确地

加入过越社，而并非如某些人所回忆，“又参加，又不参加”。宋琳写这封

信的时候，距离越社成立不到一年，不会发生记忆上的差错。

其四为 《越社丛刊》的影响。1912年2月20日，上海《民声日报》曾

发表柳亚子的评论云：

越社为会稽宋紫佩君发起，与南社相犄角，振《风》、《骚》于绝响，追幾、复之芳踪，

甚盛事也。顷复裒集社友著述，汇为 《越社丛刊》，承以第一集见惠，杚雅扬风，芳馨悱恻，

足以发扬大汉之天声矣。自建虏兴狱，文献坠地，民国初建，弦诵未遑，得此空谷足音，何快

如之耶？

《越社丛刊》是鲁迅手自编辑的，柳亚子的这篇文章也许可以看作是对鲁迅

文学活动的最早评论吧？

附一：

越社成立叙

陈去病

风云惨淡之际，脱无人焉，挽狂澜之既倒，作砥柱于中流，则必天倾地圮，人事翻覆，一

夺乎大中至正之道，而日即于邪，将三纲沦而万物，天下事其尚可为乎？惟夫君子禀百折不

回之志，婴至艰极钜之任，毅然决然而无所恐怖，于是经历险阻，备诸困阨，而泰乎如履坦夷

之途，斯其所由回劫运而贻衽席也。孰谓天定胜人而人定不可以胜天哉？盖亦视乎人而已矣。

挽近以来，中国之变，亦既亟矣。上无道术以速其亡，下亦无所补救以视其亡，而天下因

益加危。一二君子忧之，思有所藉手以为之援，乃终弗获。遁而之于旷荡之野，莽苍之乡，徒

以放浪自娱，狂歌痛哭，以遣厥生，而于是大江之南，迄乎南海，有南之社挺焉。其为社也，

上不系于皇之朝，下不托乎民之野，茫茫葱葱，若凭虚御风，而属乎帝之乡。其社之人也，抑

① 《帝国日报》， 1911 年5 月26 日。

② 《南社入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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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颓乎散乎以自放乎山泽之间，而与古为之徒。故世莫之或闻，

闻亦以为怪，而弗与之俱。然且植之，且拓之，且响应之，至于声大而洪，而铮，而扇厥风，

以激荡于浙江之潮，而腾啸乎其东，则翘翘然正吾三千君子欢笑忭舞于会稽之峰，斯越社之雄

也，亦我南社之所托以为功者也。

然则越社之成，余又乌可不文以为之庆乎！庸敢陈其鄙陋，为越社勖，且以祈吾南社将由

越而闽而粤，以迄乎南海之南，北海之北，则天下事倘有济乎，抑又南社之庆也。是为叙。辛

亥仲春中浣一日吴江陈去病书。

（《帝国日报》，1911年 5月 26日）

附二：

越社简章

一、本社由南社分设于越，故以越名。

二、本社以益智辅仁，兼敦友睦任■之风为主义。

三、品学优长，得社友之介绍者，即可入社。

四、入社者须由本社发给入社书，依式填送。

五、入社者应纳入社金一元，纳后即由本社发给收据。

六、社中设总干事一，总理一切事宜；副干事二，掌一切庶务；总编辑一，总理杂志事宜；

副编辑二，协理杂志事宜；书记一，掌信件及记事；会计一，掌一切经费。

七、本社岁刊杂志两期 （另订简章），社友均可投稿，由编辑员选集付梓。

八、杂志出版后分赠各社友，刊费由社友按月酌捐，每人一角以为常。如愿慨助多金，本

社尤为欢迎，并将姓氏爵里随时谨登杂志。九、本社遇春秋佳日，即邀同社友择湖山胜地雅集

二次。如有特别事故须临时集议者，其地址及日期亦由书记预告。

十、职员每岁一易，雅集时投票公选，有连任者听。

附则：本章如有未尽完备之处，当雅集时公同修正。

本社通讯处暂设绍城大路坤记参局

（《帝国日报》，191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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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与放社

很多人都知道辛亥革命时期有个文学团体叫南社，知道放社的恐怕就不

多了。

1912年9月8日、9日，上海《太平洋报》连载《放社简约》，编者介

绍说：“叶圣陶、顾颉刚、胡石予诸君在吴门组织放社。”据此可知，叶圣

陶是放社的主要组织者，《简约》是研究他早期文学活动的重要资料。

《简约》共十九条，分“总约”、“入社约”、“金钱约”、“月刊约”

四大部分。

“总约”四条。说明社址设于苏州观前洙泗巷梓义公所内，通讯处设于

濂溪坊四二号叶圣陶宅；社内设编辑室、书报室、艺事室、音乐室、敲棋室、

游晏室六部。

“入社约”两条。说明入社须得本社社友二人介绍；须付入社金一元，

填入社书一纸。

“金钱约”四条。说明本社社友不纳月费；临时发生事项，社友有捐垫

费用之义务；“有愿纳本社储蓄金者，尤佩公谊”。

“月刊约”七条，说明月刊定名为《放社丛刊》，每册约十万字，其内

容分放社消息、文艺集、文艺专集、美术集、技术集、文艺话、美术话、说

部、剧部、妇女世界、文美纪事、文美批评、法言、译著、笔记、游记、稗

乘、通讯、编辑谈、附录等二十一类；非社友著作以“外集”的形式刊出，

分文艺外集、美术外集、技术外集、杂著、读者俱乐部五类；所有稿件一律

寄叶圣陶宅；《丛刊》发售股票一种，每股两元，营业赢余后分给红利。

从《简约》可以看出，放社是个文学团体，但又兼具文艺俱乐部的性质。

它在介绍社友、交纳入社金、填写入社书、出版“丛刊”等方面都受到南社

的影响，但又有明显不同。其最重要之点在于《南社丛刻》仅发表中国传统

的诗、古文、词，而《放社丛刊》则内容广泛，除“文艺”外，还包括美术、

科学、小说，戏剧、译著等，比之前者，要新鲜、活泼得多。辛亥革命前后，

文化界弥漫着浓厚的复古主义思潮，《放社简约》表明了叶圣陶等人反其道

而行之，力图巩固和发展戊戌维新以来新的文化启蒙运动的成果。

①

放社成立于1910年 ，成员除叶圣陶、顾颉刚外，还有王伯祥、吴宾若

等，当时都是苏州公立第一中学 （草桥中学）的学生。《太平洋报》提到的

胡石予，名蕴，字介生，南社社员，是该校的国文教师。他可能是后来才参

加放社的。放社的取名，由白居易的五首《放言》诗而来，意在放言高歌，

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政治见解。叶圣陶因为诗做得好，被推为盟主。

最初，放社的活动限于校内，在社会上未发生影响。1912年8月，苏州

人李二我创办《大声报》，邀请叶圣陶主持文艺栏。叶圣陶接受聘请后，得

到顾颉刚、王伯祥等人的积极支持，但稿件刊出后，却已面目全非，叶圣陶

决定辞职。顾颉刚提出：“我等为《大声报》搜罗了丰富的材料，弃置可惜，

①

何不办一个《放社丛刊》？”他说干就干，第二天就起草了与叶圣陶联名的

宣言书。叶圣陶等人赞同顾颉刚的建议。当时的苏州工党党员袁彬之并提出：

① 商金林《叶圣陶年谱》将放社的成立系于1908 年，恐误，此据顾颉刚1912 年8 月17 日所云：“犹记庚

戌之岁，与伯祥辈结放社于草桥精舍乎？”见 《叶圣陶日记》，《新文学史料》1983 年第4 期，194 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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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社为极高尚之人所结，均应有极高尚之作为”。他主张立一社址，使社

友可以在其中“较论文艺，从事美术”，“或则丝竹群陈，风琴间奏，或则

言笑晏晏，投壶敲棋，至于弄球弹子，阅报读书等事，亦皆为社中之所应有”。

②这大概就是《简约》中规定社内除设编辑室外，并设书报、艺事、音乐等室

的由来。

根据 《叶圣陶日记》，《放社简约》是叶圣陶、顾颉刚、冯应千三人议

定的，时在1912年8月22日。八天后《简约》和放社宣言一起印讫。现在

《简约》已于《太平洋报》发现，不知《宣言》尚存人世否？此外，《放社

丛刊》是否出版过，该社后来的情况如何，均不得而知，很希望此文能引起

叶老及有关人士回忆，为研究近代文学史者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

② 《叶圣陶日记》，1912 年8 月17 日、22 日，《新文学史料》，1983 年第4 期，194—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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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范与 《红楼梦》研究

提起陈范，人们往往会想起他在清末接办 《苏报》的功绩，但我认为，

他还是民国初年用民主思想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这一点也不应被忽视。

陈范，原名彝范，字梦坡，晚年改名蜕，号蜕盦，江苏阳湖（今常州）

人， 1899年中举，曾任江西铅山知县。后去职，到上海接办《苏报》，延

聘章士钊为主笔，因为发表了 《驳康有为书》，直斥光绪皇帝为“小丑”，

又因为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引出了《苏报》案。陈范逃亡日本，会见孙

中山。后归国被捕，在狱中关了一年多。1910年在长沙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

社。武昌起义后，参加湘桂援鄂联军。1912年到上海任《太平洋报》编辑。

不久，到北京创办《民主报》。1913年初病逝。

陈范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著作有《列〈石头记〉于子部说》、《梦雨

楼 〈石头记〉总评》、《忆梦楼〈石头记〉泛论》等，其中谈到贾宝玉时，

曾盛赞他的思想品德，认为“可以为共和国民，可以为共和国务员，可以为

共和议员，可以为共和大总统”，由此可以推知，他的这些著作当写作或发

表于“共和肇建”的1912年。

据陈范说，贾宝玉的言论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批判色彩，“举数千年政治、

风俗之弊，悉抉无遗”。他曾列举许多例子，认为贾宝玉“论文臣死谏、武

将死战一节，骂尽无爱国心之一家奴隶；论甄宝玉一节，骂尽无真道德之同

流合污；论禄蠹则恨人心龌龊也；论八股则恨邪说充塞也；论雨村请见则恨

交际浮伪也；于秦钟则曰： ‘恨我生于公侯之家，不得早与为友’，恨社会

不平等也；于贾环则曰： ‘一般兄弟，何必要怕我’，恨家庭不平也；于宝

琴则曰： ‘原该多疼女孩儿些’，恨男女不平等也；接回迎春之论，恨夫妇

不平也；与袭人论红衣女子事，恨奴主不平也；闻潇湘鬼哭，则曰： ‘父母

作主，你休恨我’，叹婚姻不自由；贾政督做时艺，则曰：‘我又不敢驳回’，

恨言论不自由。至其处处推重女子，亲近女子，则更本意全揭，见得生今之

世，保存大德，庶几在此，故曰：‘怎么一嫁男人，就变的比男人更可杀’；

又曰： ‘我生不幸，琼闺绣阁之中，亦染此风’。真有遗世独立之概。”贾

宝玉是曹雪芹着力塑造的正面人物，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有许多背逆封建传统

的民主主义因素。如果我们对照《红楼梦》，检核一下陈范的上述分析，那

就会发现，它是道出了贾宝玉思想性格的若干特征的。当然，贾宝玉“可以

为共和国民”以至“可以为共和大总统”是一个荒谬的命题，但这个荒谬命

题中包含着合理因素，这就是贾宝玉不属于贾政所代表的阶级，而是一个属

于未来的新人，他的思想行为和辛亥时期的民主思潮有其相通之处。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从有《红楼梦》之日起，

就有了《红楼梦》研究，也就同时有了对贾宝玉这一艺术典型的分析和评论。

有人认为这一典型的特征是“痴”，有人赞誉贾宝玉是“圣之情者也”，还

有人认为这一典型好似“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武陵源百姓”。这些看

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实在是肤浅得很。戊戌维新运动以后，才逐渐有

人从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角度分析贾宝玉这一典型的内涵，陈范即是其中突出

的一个。

关于《红楼梦》，陈范也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例如他说：“《石

头记》一书，虽为子书，然其涵义，乃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论家之

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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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思想内容上对《红楼梦》的高度肯定。又如他认为，曹雪芹是“古今

殆无可比”的“大文学家”，《左传》、《国语》、《庄子》、《列子》、

《史记》、《汉书》等著作，虽然有某些片断可以和《红楼梦》相比，但就

气魄的宏大说来，“一百二十回数十万言作一篇，岂么麽余子所能梦到”！

这是从艺术成就上对《红楼梦》的高度肯定。两方面的肯定都有其偏激之处，

但同样具有合理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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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婉贞》的真相

与史学家的困惑

徐珂的《清稗类抄》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说

的是英法联军入侵，火烧圆明园时，有一位女英雄冯婉贞英勇杀敌的故事，

梗概如下：

距圆明园十里处，有一谢庄，居民均为猎户。其中山东人冯三保精于技

击，其女婉贞，年方十九，也身手不凡。一日中午，英兵百余人来犯，冯三

保率众潜伏于寨墙后，待敌军接近时，猎户们众枪齐发，敌兵纷纷倒下。正

当众人兴高采烈之际，冯婉贞却忧虑地说：“小敌退，大敌将到。如果敌人

携炮来攻，咱村就将变成齑粉了！”冯三保瞿然醒悟，忙问有什么办法。于

是冯婉贞讲了一通道理：“西人长于火器，短于技击。火器的长处在攻远，

技击的长处在巷战。咱村是十里平原，与敌人比火器，如何能胜？不如操刀

持盾，以我所长，攻敌所短，与敌人进行近身的搏斗。”于是，婉贞即将全

村会武术的年轻人召集起来，一律黑衣白刃，埋伏在村边的森林里。不久，

果然有敌兵五六百人抬着大炮来攻，冯婉贞率众奋起，持刀猛劈。英兵仓皇

失措，以枪上刺刀迎击。自然，洋鬼子的刺杀比不上中国的武术。冯婉贞刀

锋所至之处，敌人非死即伤，纷纷退却。冯婉贞大喊道：“快追！快追！不

要让鬼子开枪开炮！”于是，谢庄的年轻好汉们死死缠住敌人，在交互错杂

中展开白刃战。直杀到天暮日落，敌兵死了百余人，弃炮而逃，谢庄得以保

全。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让中国人感到特别窝囊和憋气的战争。1860年10月

初，英法联军由北京东郊绕至北郊，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文物珠宝，劫夺

一空。18日，英军又出动大批士兵，焚烧圆明园，致使这一中国古典园林的

杰作付之一炬。当时，咸丰皇帝是逃到热河去了，似乎也没有清兵奋起抗争，

杀敌复仇的记载。然而，就在圆明园的近侧，却有一位小女子，率领一批热

血男儿狠狠地惩罚了侵略者。虽然只是小胜，但总可以让一切有爱国心的炎

黄子孙略舒一口气。因此，这篇文章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并被选入中学语

文课本，冯婉贞的知名度也就大为提高了。

前些年，北京的几位历史学家对冯婉贞发生兴趣，想查清这位女英雄的

身世和事迹，于是，组织起调查队，从文献和实地两方面进行调查。自然，

这是极为应该的。为了宏扬爱国主义传统，人们对这位女英雄的了解多多益

善。然而，万事就怕认真，一调查，问题就来了。不仅找不到冯婉贞其人的

记载，而且，圆明园附近也没有谢庄其地， 《清稗类抄》所云，完全是子虚

乌有。

史学的生命是真实，《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的记载既然完全失实，对

于历史科学来说，自然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有次讨论一部书稿的选材时，

有些史学家就主张将该文删去。

我很早就读过关于冯婉贞的这一篇文章，很遗憾，虽然身居北京多年，

却从不曾想到过去调查。听了有关史学家的介绍后，除了敬佩其科学精神外，

我就想，这也许是一篇小说。作为史学，该文没有任何价值；作为文学，其

价值就不低了。

研究工作中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你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要查

找一项资料，却怎样也找不到；有时候，它却不请自来，跃入你的眼帘。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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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我在查阅1915年3月19

日的《申报》时，突然发现，它有一个专门栏目，名为“爱国丛谈”，

其中一篇就正是 《冯婉贞》。它的作者是陆士谔，徐珂只是将它收入了自己

所编的书。“类抄”者，正说明了徐珂是编者，而不是作者。

陆士谔是何许人呢？再查。原来此人名守先，江苏青浦人。自幼习医。

后在上海以出租小说为生。久而久之，自己便也写起小说来。由短篇而中篇，

由中篇而长篇，先后出版了《三剑客》、《白侠》、《黑侠》、《红侠》、

《八大剑侠》、《北派剑侠全书》、《南派剑侠全书》、《新三国侠义传》、

《新梁山英雄传》等大量武侠小说。他有时也写清代历史或宫闱小说，如《顺

治太后外纪》、《清朝开国演义》、《清史演义》等。他大概做梦也不曾想

到，他的那末多长篇小说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一篇小小的《冯婉贞》

却在新中国受到重视。

《冯婉贞》在《申报》发表时，篇幅稍长。徐珂收入《清稗类抄》时不

仅改了题目，而且对描写人物和作战气氛的部分细节作了删节。末尾作者有

一段议论：

救亡之道，舍武力又有奚策！谢庄一区区小村落，婉贞一纤弱女子，投袂奋起，而抗欧洲

两大雄师，竟得无恙。矧什百于谢庄，什百于婉贞者，呜呼可以兴矣！

这是对《冯婉贞》一文主题的最好说明。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日本帝国

主义者正压迫袁世凯接受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全国人民的爱国

热潮汹涌澎湃。作者塑造冯婉贞这样一位女英雄，也是有寓意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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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爱斯不难读”说起

多年前，编过一份资料，收入柳亚子的《与杨杏佛论文学书》。该文原

刊于1917年4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其中有一段话：

彼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之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中

国文学含有一种美的性质，纵他日世界大同，通行（爱斯不难读），中文中语，尽在淘汰之列，

而文学犹必占美术中一科，与希腊、罗马古文相颉颃，何必改头换面，为非驴非马之恶剧耶！

文中所说的彼，指胡适。“五四”前夜，柳亚子对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

有意见，对他的白话诗更不佩服，认为中国文学有着永恒的美学价值，不必

搞什么“非驴非马”的“革命”。全段意思清楚明白，只是“爱斯不难读”

（前后括弧为原文所有）云云，不知何解，似乎也没有什么书可以查考，斟

酌再三，不敢不懂装懂，只好加了个注释：“此处疑有脱误。”多年过去了，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总觉得有负于读者，于心不安。

前两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柳亚子选集》一书，恰巧也收了这篇《与

杨杏佛论文学书》。编者将“通行”二字断归上句，将（爱斯不难读）断归

下句，然而，我仍然读不懂，这个“爱斯不难读”到底是啥玩艺儿呢？

前些日子，读清末的 《时报》，偶然从夹缝中看到一份上海世界语学社

的招生通告，中云：“世界新语即爱司泼兰多，亦名国际语。”

天哪，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爱斯不难读”

者，不就是“爱司泼兰多”吗？“爱司泼兰多”不就是世界语Espranto的音

译吗？

世界语是一种人造的国际辅助语，种类很多，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爱

斯不难读”。1887年由波兰人柴门霍甫创造，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当时在

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以及上海、广州等地，都有一些人提倡和推

广世界语。“五四”时期，钱玄同更主张废汉字、汉语，代之以世界语。柳

亚子的文章是极而言之，意思是说，即使他年“世界大同”，通行世界语，

中文中语都淘汰了，中国文学也将如希腊、罗马古文一样，永葆艺术魅力。

至于“爱斯不难读”前后的括弧，想是柳亚子不熟悉新式标点符号，误当引

号用了。多年积疑，一旦冰释，不无欣欣。然而，欣欣之余，又有些想法。

“爱斯不难读”译得很巧妙，不仅发音近似，易于记忆，而且鼓励人们

学习，译者显然费过一番心思。然而，谁会想到它是外来语？

其实，不仅这种“中国化”的外来名词认明正身难，即使是严格音译的

外来名词，认明正身也很难。1915年，梅光迪赴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胡适写

过一首诗送他，中云：“但祝天生几牛敦，还求千百客儿文，辅以无数爱迪

孙”，“自言但愿作文士，举世何妨学倍根，我独远慕萧士比，岂敢与俗殊

酸硷”，“居东时时游康可，为我一吊爱谋生，更吊霍桑与索虏，此三子者

皆峥嵘。应有烟士披里纯，为君奚囊增琼英”。其中，牛敦、客儿文、爱迪

孙、倍根、萧士比、爱谋生、霍桑、索虏是人名，康可是地名，烟士披里纯

是抽象名词，读者试一一认明正身看！幸亏胡适加注了原文，不然，可就费

事了。

由此想到，整理近代典籍，出版学术著作，凡涉及中外关系者，似均应

附译名对照表或加注原文。是不是应该有一部外来语词典，将中国自翻译印

度佛经以来的各种译名，一一收罗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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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横行”与钱玄同

现在汉字以“横行”为主了。

余生也早，躬逢汉字“直行”的一统时代。书报，一律从上往下排。读

书时，脑袋须一上一下地移动。遇到其中夹有西洋文字，便须把书侧转过来

看。写字作文时，先从上到下一个字一个字写，然后一行一行从右向左移。

如果墨汁未干，那手腕上便会沾满斑斑墨迹。此情此景，而今的年轻朋友也

许不大能够体会。

诚然，除整理古籍、书法艺术和报纸调剂版面外，汉字应该“横行”。

那末，谁是汉字“横行”的提倡者呢？手头有一份钱玄同的书信手迹，

文曰：

独秀、半农、适之、尹默、孟和诸兄均鉴：上月独秀兄提出《新青年》从六卷起改用横行

的话，我极端赞成。今见群益来信说：“这么一改，印刷工资的加多几及一倍。”照此看来，

大约改用横行的办法，一时或未能实行。我个人的意思，总希望慢慢的可以达到改横行的目的。

此信写于1918年11月26日。当时，钱玄同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成员，收

信的几个人也都是。不知为什么，此信未在 《新青年》上刊载，似乎也没有

在其他地方发表过。从信中看，陈独秀提倡“横行”而钱玄同“极端赞成”，

似乎陈早于钱。然而，且慢。

1917年5月15日，钱玄同致陈独秀函云：

我固绝对主张汉字须改用左行横移，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

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

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故无论汉字、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

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移而出，则无一不便。

同年，大概是7月吧，钱玄同再次致函陈独秀，要求《新青年》从四卷一号

起，改用横式。他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

行除旧布新，所有认做 ‘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

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这样，提倡“横行”的还是钱早于陈。

汉字由“直行”改“横行”，看来是小事，却也还需要一点勇气。因为

我们的老祖宗，从用刀在乌龟壳上刻字时便“直行”，此后相沿不改，成为

定规。清末时，西方文字传入，因为与我们的“祖宗旧法”不合，所以被轻

蔑地称为“蟹行”文字，意思是像螃蟹一样横着爬。当时的《国粹学报》有

一段名文曰：“蟹行文字，横扫神州，此果黄民之福哉？”中国人读了几本

西洋书，便被视为黄帝子孙的灾难；如果汉字也“蟹行”起来，那还了得！

所以，单以提倡“蟹行”这一点来说，钱玄同也配授以勇士称号。

不过，话说回来，提倡归提倡，《新青年》却一直未能“横行”。其原

因，既由于经费困难，也由于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所以虽有陈望道的激烈的

批评和呼吁：“诸子既以革新为帜，我狠愿诸子加力放胆前去，不稍顾忌，

勿使 ‘后人而复哀后人’才好。”但是，钱玄同还是表示：“因印刷方面发

生许多困难的交涉，一时尚改不成。”这个“一时”也就长了，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国家明文规定，汉字以“横行”为主，钱玄同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在我们这个“五千余年古国古”的泱泱大国里，要想搞一项改革也真难！

古语云：闻鼓鼙而思将帅。因作此文，戏拟一语曰：忆“横行”而望勇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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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自揭老底

“五四”时期的钱玄同，确实是位勇士。他写过不少犀利的文章。其中

有一篇《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所谓学问，所谓道德，

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十分之

八是教忠教孝之书；所谓史，不过是“大民贼”的家谱或“小民贼”杀人放

火的账簿；要使中国不亡，使中国民族成为“二十世纪文明的民族”，必须

以“废孔学”作为“根本之解决”。这些话，在今天看来，难免显得偏激，

但当时，在推倒偶像，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方面，又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然而，谁想到，钱玄同还曾是个复古迷呢！

那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热衷于复古。当时有句流行的口号，

叫做“光复旧物”。有的人考证出，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是在夏、商、周三

代。据说：有一种“通天屋”，比现代的摩天楼还好；有一种“深衣”，穿

起来满惬意；有一种 《鹿鸣》之曲，听起来可以感到“皇汉”民族的尊严；

还有一种“干舞”，跳起来可以不失“陶唐氏之遗风”。受此影响，钱玄同

也觉得：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应该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

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

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而同是汉族

的，则愈古愈好。钱玄同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武昌起义之后，“辫发

胡装”自然可以免去，但西装革履也非所愿。怎么办呢？他想起了“深衣”。

古书上记载，这是诸侯、大夫和士平时在家闲居时所穿的一种服装，上衣和

下裳相连，大概是一种男式连衣裙吧？古代没有摄影术，也没有裁剪大全一

类的书籍，具体式样早已失传。好在钱玄同曾经从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考

证是拿手好戏。于是，从1911年12月中旬起，他便参考《礼记》、司马光

的《书仪》、题为朱熹所著的《家礼》以及黄宗羲、任大椿、宋绵初、张惠

言、黄以周诸家的论述，做了一部书，叫做《深衣冠服说》，并且照所说的

做了一身。1912年3月，钱玄同到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当科员，便穿上这一身

自制的套服：头戴“玄冠”，身穿“深衣”，腰系“大带”，上办公所去，

其结果是赢得大家笑了一场。

上述故事，见于钱玄同的一篇回忆文章《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态度底变

迁》。文中，钱玄同还坦率地承认，更早的时候，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

崇拜清朝“皇上”；为此，撕毁过谭嗣同的《仁学》；指责过具有革命思想

的朋友：“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钱玄同写这

篇回忆文章是在1924年末。那时新文化运动早已“铙歌奏凯”，钱玄同也早

已成了名人了。

世事多艰。人难免要做错事，走错道，贵在能不断总结，弃旧图新。钱

玄同复了一阵子古，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大受刺激”，“知道凡事总

应前进，决无后退之理”，于是进而“疑古”，这就好；又进而在成为名人

之后，仍能自揭老底，以自己做错的事、走错的路昭示来者，这就更好。生

活、事业都需要这种精神。

有些人，总想塑造自己一贯正确的圣哲形象。讳言错误，讳言失败，明

明有错，却硬不认错，甚或饰非为是，又甚或打击别人，以非作是。这种人，

在钱玄同精神面前，是否感到汗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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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不当新顽固

刚写下题目，一位朋友就提出：“世上只有老顽固，何来新顽固？”看

来，先得交代来历了。

大概是1924年吧，吕志伊写信给柳亚子，反对新诗。同年6月，柳亚子

复信吕志伊，为新诗辩护，谆谆告诫：“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

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考吕志伊其人，字天民，云南思茅人。

1905年参加同盟会，致力于反清斗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司法

部长，是位鼎鼎大名的革命派。他与柳亚子同隶于当时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彼此相交甚厚，因此，柳亚子才有上述告诫。“新顽固”指的是曾经走在时

代前面而后又落伍、守旧的那种人。

其实，柳亚子也险些当了“新顽固”呢！那是在1917年。胡适正在兴致

勃勃地提倡以白话写诗，有一首题为 《朋友》的诗说：“两个黄蝴蝶，双双

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柳亚子对此类诗看不惯，写信给杨杏佛，批评胡适所作的白

话诗，“真是笑话”。他认为，文学革命只能是内容的革命，“所革当在理

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白话诗断不可作。对于柳亚子的这

一观点，胡适讥之为“不成理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首

《清庙》诗，据说是周公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有一首《生民》，据说是周公

祭祀第一代祖宗后稷之作，都以四言为主，自然古色古香，佶屈聱牙。胡适

以此为例，责问柳亚子，既然你主张“形式宜旧”，那末，南社诸君为什么

不以此为楷模，而要写作唐宋时代才发展起来的“近体诗”和更“近体”的

词呢？

柳亚子终于渐渐想通了，转变为白话诗的热烈拥护者。在给吕志伊的信

中，他说：“文学是善于变化的东西，由四言而变为五、七言，由五、七言

的古体变而为律诗，变而为词，再变而为曲，那末现在的由有韵诗变为无韵

诗，也是自然变化的原则。”又说：“时下的新诗，也许有浅薄无聊的作品，

总不能归罪于新诗的本身呀！”你看，柳亚子很懂得区分新事物及与新事物

同时出现的弊端呢！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人们常常满足于按老套子生活。因此做改革派难，

一辈子做改革派尤难。在近代史上，往日的改革派成为后来的“新顽固”者

大不乏人。就拿康有为来说吧！戊戌变法期间，一百零三天之内，促使光绪

皇帝连发改革诏谕一百余件，真可谓领导时代新潮流。然而，曾几何时，却

堕落为保皇派，什么改革都反对，连民国废跪拜也抗议，说是不跪不拜，留

此膝盖何用。真是发昏得可以！柳亚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辈子不当“新顽

固”，永远随时代潮流而动，前进不止。

据说，商汤曾在自己的浴盘 （洗脸盆）上铸文，辞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这段铭文出于商汤还是出于秦、汉时期儒家的伪托，尚待考

证。不过，我认为，这种“日新”不已的思想却应该视之为我们民族文化的

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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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胡适、陈寅恪墨迹

1931年9月19日，胡适应陈寅恪之请，为之题唐景崧先生遗墨：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9月23日，陈寅恪复函胡适，对他的题诗表示感谢，函云：

适之先生讲席：昨归自清华，读赐题唐公墨迹诗，感谢感谢！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

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现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专此敬叩著安！

弟寅恪上

九月二十三

上述诗与函墨迹，均见于胡适日记。

唐景崧 （1841—1903），字维卿，广西灌阳县人。同治四年（1865年）

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中法战争时慷慨请缨，出关援

越抗法，因功被清政府升二品秩，加赏花翎。光绪十三年 （1887年），任福

建台湾道员，后升台湾省巡抚。

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订立《马

关条约》，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纷起反对，爱国士绅丘逢甲等

决定自主抗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大总统”，以蓝地黄虎

为旗，建元“永清”，以示永远臣属清朝之义。唐景崧在致清廷电中表示：

“台湾士民，义不臣倭；虽为岛国，永戴圣清。”又发表文告称：“仍恭奉

①

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6月2日，清政府派出李经芳与

日本签署“台湾交接文据”，日军向台湾发动进攻，唐景崧命文武官员限期

内渡，自身逃回厦门。日军旋即占领台湾。

唐景崧内渡后闲居桂林。光绪二十八年冬病逝。著有《请缨日记》、《寄

闲吟馆诗存》等。

1928年，陈寅恪与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1931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教

授，陈寅恪则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二人同为中央研究院理

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成员，学术上时相切磋。当年5月，

胡适请陈寅恪为其所藏《降魔变文》卷子作跋，陈寅恪因亦有请胡适为唐景

崧遗墨题词之举。

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蓄谋侵占我国东北。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

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诬称系中国军队所为，借此突然

袭击中国东北军驻地和沈阳城，史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南京国民政府

①

奉行对日妥协政策，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结果，

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日军于19日晨占领沈阳等二十座城市，不久，东三省

全部沦陷。

胡适于19日晨得悉有关消息，午刻见到《晨报》号外，确证此事，并知

② ③

“中国军队不曾抵抗”。他忧愤填膺，“什么事也不能做”，于是翻读唐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45 页。

① 《西安事变资料》第1 辑，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 页。

② 《胡适日记》，1931 年9 月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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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崧遗墨，见到其中有“一枝无用笔，投去又收回”之句，感慨万端，因此

挥笔题写了上述律诗。

当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 （指丁文江——笔者）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

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胡适的这页日记可以作为他的诗的注脚。

陈寅恪同样对东北事变感到巨大震惊。他有一友人刘宏度自沈阳来北

平，二人偕游北海天王堂，陈寅恪赋诗云：

曼殊佛土已成尘，犹觅须弥劫后春（天王堂前有石牌坊，镌须弥春三字）。辽海鹤归浑似

梦，玉滦龙去总伤神（耶律铸《双滨醉隐集》有“龙飞东海玉滦春”之句）。空文自古无长策，

大患吾今有此身。欲著辨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

—— 《辛未九一八事变后刘宏度自沈阳来北平，既相见后偕游北海天王堂》

晋朝的陆机，曾经写过一篇《辨亡论》，探讨东吴兴亡之由；陈寅恪也想写

一篇，但最终只能“搁笔”。全诗抚时感事，苍凉凄切，和他复胡适函中表

现出来的思想感情一脉相通。

③ 《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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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撰写的一篇白话碑文

旧时的碑文讲究古朴典雅，大都用文言文写作。1934年，胡适应傅作义

将军之邀，为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写了一篇碑文，用白话，并且分段，加标点，

开创了碑文写作的新风气。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山海关。3月，占领热河，中国军队展开

了英勇的长城抗战。4月末，傅作义所部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奉令开

到北平附近，在怀柔西北山地构筑阵地。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密云，进逼

通县，北平危急。22日夜，黄郛奉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指示，与日

方谈判停战。23日晨4时，黄郛接受日方条件。也就在同时，日本侵略者决

定给予傅军以“彻底打击”，出动主力第八师团向傅部发动进攻。此时友邻

部队早已撤退，傅军身处危境，但仍然英勇抵抗，“人人具必死之心，有全

连被敌炮和飞机集中炸死五分之四，而阵地屹然未动的：有袒臂跳出战壕，

肉搏杀敌的；有携带十几个手掷弹，伏在外壕里，一人独力杀敌人几十的”。

总计此役五十九军官兵共战死367人。当时草草掩埋。9月，怀柔日军撤退，

傅作义派人置办棺木，到作战地带，寻得遗骸203具，全数运回归绥 （今呼

和浩特），公葬于城北大青山南麓，建立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并且辟为公园，

“以唤起爱国观念，继续奋斗，收复河山”。

有墓，不可无碑。1934年3月，傅作义致函胡适，请他撰写碑文，胡适

慨然应允。5月，碑文写成，除叙述傅部英勇抗敌事迹外，胡适还用白话写

了四句铭文：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傅作义对碑文很满意，但胡适在其中直书：“五月二十一、二两日，北平以

北的中央军队都奉命退到故都附近集中。二十二日夜，中央政府电令北平政

务整理委员长黄郛开始与敌方商议停战。”傅作义担心会刺激有关方面和人

士，托人委婉要求胡适删除“明书黄郛姓名并友军退却之句”。胡适得知后，

仅删去“中央政府电令”等字，仍然保留了黄郛的名字和“友军”撤退的事

实。

碑文定稿，书写的任务落到了钱玄同身上，7月，钱玄同冒着酷热写好

碑文。8月，胡适将钱书碑文交《学文》月刊影印发表时特意写了《后记》，

中云：“碑版文字用白话，这未必是第一次：但白话的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

符号写刻，恐怕这是第一次。”

又过了两个月，公墓举行揭幕典礼。由于公墓安葬的是抗日战死英雄，

碑文的作者、书写者都是名家，因此成为一时盛事。

但是，死难的烈士们并没有风光多久。1935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加紧

侵略华北地区，并且蛮横地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

动。同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睦邻敦交令》，规定“对于友邦，务敦睦谊，

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随后，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

打电报给傅作义，要求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志，尤其是阵亡将士公墓。傅不得

已，将塔上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改成“长城”二字，胡

适所撰碑文则被蒙上一层沙石，另刻“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各地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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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一一迁毁。7月初，胡适到绥远旅

行，由傅作义陪同，去大青山视察公墓状况，发现已经面目全非，胡适非常

生气，当日在日记中写了一段话：“我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

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 ‘埋葬’了。”

同日，胡适还写了一首诗：“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青山

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尽管当时阴霾密布，但胡适相当乐观，并且准备重写碑文。然而，抗战

胜利了，胡适没有再到绥远，似乎也没有重写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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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的美学追求

——读柳亚子诗 《为人题词集》

1937年，柳亚子在为人题词集时，写过一首诗：

慷慨悲歌又此时，词场青兕是吾师。

裁红量碧都无取，要铸屠鲸■虎词。

这首诗，表现了柳亚子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道出了他的美学追求，也概括

了他自身诗词创作的特点。

青兕，指南宋词人辛弃疾，因为他勇武有力，曾被人认为前身是一头青

兕，故云。柳亚子对辛弃疾的倾慕由来已久。还在1909年11月，他与陈去

病等人组织文学团体南社时，就曾在苏州成立会上说过：“南宋的词家除了

李清照是女子外，论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儿，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

段，何足道哉！”柳亚子的这段话惹恼了崇拜梦窗词的庞树柏与蔡守，彼此

激烈争辩。朱少屏支持柳亚子的观点，成立会后，柳亚子写了一首诗赠给朱

少屏，诗云：

南宋词人谁健者？瓣香同拜幼安来。文场跋扈嗟侬独，风气沦亡要汝开。紫色蛙声都闰位，

铜琶铁板此真才。别裁伪体吾曹事，下酒何辞醉百杯！

—— 《酒酣，梁任为余言，南宋词人以稼轩为第一，余子不足道也。余甚佩之。当世词流

议论多与余见相左，因成此示梁任》

诗中，柳亚子重申了对辛弃疾及其作品的倾慕，并与朱少屏相约，共同

以辛词为楷模，开创一代风气。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议和，柳亚

子当时在上海《天铎报》工作，曾以青兕为笔名，写过不少激烈的反对议和

的文字。他在答复论敌时公开声称：“青兕，即某也；和议，某始终不赞成。”

柳亚子之所以如此倾慕辛弃疾，一方面由于他是爱国词人，在“南共北，正

分裂”的年代，他的词抒写了中国人民统一河山、收复失地的强烈感情，同

时也因为，他的词，上承苏轼，以铁板铜琶的宏大鞺鞈之声，将词的境界开

拓到了空前的地步。

生活美是多样的，人们对美的追求也是多样的。高山大海，屠鲸刺虎，

显示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壮美；鸟语莺歌，花红草绿，显示出一种怡人神志的

优美。两种美都可以是艺术表现的对象。但是，在反对压迫、争取解放的火

热斗争中，在两军相对、生死相搏的战场上，显然更需要壮美。柳亚子为人

题词集时，卢沟桥的炮声刚刚响过不久，北平、天津，已经相继沦陷，日本

帝国主义妄想三个月内征服中国，正在疯狂进攻上海。在这一时刻，柳亚子

大力赞扬辛弃疾，表示无取于吟花咏草、“裁红量碧”之作，主张“慷慨悲

歌”，写作“屠鲸虎”的壮词，正是为了鼓励作家们投入神圣的抗日战争，

以自己的作品唤起并鼓舞中国人民奋起杀敌，保卫国家，保卫民族。

从年轻时起，柳亚子就极为重视作品的思想性，反对卑微狭小的自我表

现，也反对批风抹月的流连光景之词。他说过：“至于旧体诗，我认为是我

的政治宣传品，也是我的武器。”说诗是他的“政治宣传品”，有谦虚的成

分在内，因为他的诗情丰意盛，豪放激烈，在艺术上是相当考究的；说诗是

他的“武器”，则确是事实。柳亚子一生大约写过五千余首诗词，就内容看，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朝政府，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统治，无不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步伐一致，称之为“屠鲸■虎”

的战刀，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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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有战士的情怀，也有战士的美学追求。柳亚子一生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奋斗，是一位坚毅刚强、忠贞不二的战士。“要铸屠鲸■虎词”，

着重表现力量的美、勇敢的美、奋斗的美、献身的美，这正是一个战士的美

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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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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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挤加纳于

清风，责三矢于牛入”

1910年12月，鲁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期间，曾经给许寿裳写过一封

信，中云：“学生之哄，不无可原。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

①

亦复如此。”对于这一段话，旧注云：“加纳指弘文学院创办人加纳治五郎。

清风亭，地名。三矢大约系弘文学院教职员，牛入即弘文学院所在地东京牛

②

入区。”这一注释大体是对的，但是，并没有说清楚。何谓“挤”？何谓“责”？

“三矢”者何人？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事情指的是鲁迅早年参加过的一次学生运动。

1902年4月，鲁迅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当时，学院在教学内容、

办学目的和管理规则上都存在不少问题。

创办人加纳治五郎是个尊孔派，1903年1月10日，加纳曾召集在弘文

的广东、浙江、江苏等省“速成师范班”的卒业生，对他们大讲其“孔子之

道”。加纳说：

振兴中国教育，以进入20世纪之文明，固不必待求之孔子之道之外，而别取所谓道德者

以为教育，然其活用之方法，则必深明中国旧学而又能参合泰西伦理道德学说者，乃能分别其

条理而审定其规律。①

在他看来，中国要发展教育，不能求之于“孔子之道”之外，而且，还要“深

②

明中国旧学”。这次会议，“在校诸生皆列席”，因此，鲁迅是参加了的。

加纳如此，学院当然弥漫着一片尊孔气氛了。鲁迅回忆说：“这是有一

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

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

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

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③

在办学目的、管理规则上，学校则一味希求“赚钱”。今天办一个“速

成师范科”，明天办一个“警务科”、“速成警务科”，过些时候，又办什

么“六月速成师范科”、“八月速成师范科”、“年半、三年速成师范科”、

“本科”、“速成本科”等等，什么牌子便于招徕中国留学生就挂什么。

学生们多次要求改革教学内容，“与之商改课程”，每次，加纳都点头

④

表示同意，但是，“从未有改革之一日。”

1903年3月26日，学监大久保、教务干事三矢重松、会计关顺一郎等

忽然召集学生部长等十余人，出示规定 12条。学生们“初以为改良之课程

也”，一看，却是什么中国留学生“不论临时告假归国，或暑假归国，每月

①

必须交纳金六元半”之类的规定，“无一关于学课，不过为赚钱计耳”。

学生们要求修改规定，教务干事三矢却蛮横地说：“校长已有定见，诸

① 197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书信集》（上）第7 页。

② 1958 年版《鲁迅全集》第9 卷385 页。

①

② 《记加纳校长演说》，《游学译编》第3 期。

③ 《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④ 《记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全班生与院长交涉事》，《浙江潮》第3 期。

① 《记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全班生与院长交涉事》，《浙江潮》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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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力争如是，诚不可解。无已，其退校如之何？我决不强留也！”三矢的话

激起了学生代表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留学生的“污辱”，指责三

矢说：“子无复言！学生之至退校，事非得已。子敢借题迫胁，余将姑尝试

之！”于是召开学生“特别会”讨论，一致议决退校。

3月29日，在弘文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计年半速成师范科8人，三年速

成师范科13人，浙江师范科12人，本科5人，速成本科14人等同时出校。

学生出校后，加纳表示要“改良课程”，希望学生复校。中国留学生召

②

集了“同窗会”，据记载，“全体会员皆到会”，会上，学生们提出了“撤

去荒谬之教务干事及会计”、“各科课程皆须更订，以图改良”等7项要求。

③经过反复斗争，加纳应允在学生回院式上宣布撤去教务干事三矢的职务，但

他要求学生同时在会上公开承认“措置冒昧之失”。对此，中国留学生表示：

“无失之可谢。”并提出：“无端受辱，实于国际名誉有关”④

4月16日，全体中国留学生回院，举行了回院式。会上，加纳要学生代

表先“演说”，实际上是要求中国留学生承认错误，“学生默然”；清王朝

的留日学生总监督也催促学生代表“演说”，“学生又默然”。没有办法，

①

加纳只好站起来讲话，承认了职员“不善之过”。

此后，加纳不得不对教学作了某些改革，“故今之弘文，学课较前为胜”

②

一场要求改革教学和不合理的管理规则的斗争以中国留学生的胜利而结

束。

斗争期间，鲁迅曾将“弘文散学”的情况写信告诉过周作人；斗争胜利

③

后，鲁迅又曾写信告诉他：“弘文事已了，学生均返院矣。”

“学生之哄，不无可原。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亦复如

此。”可以看出，鲁迅是积极参预了这一斗争的。

②

③ 《弘文学院学生退校善后始末记》，《江苏》第1 期。

① 《记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全班生与院长交涉事》，《浙江潮》第3 期。

② 《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书》，《浙江潮》第7 期。

③ 《旧日记中的鲁迅》，见《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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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之魂》和

中国近代拒俄运动

《斯巴达之魂》是鲁迅青年时代的作品，写的是古希腊人英勇抗击入侵

者的故事。其中可能既有鲁迅翻译的成分，也有他改写、创作的成分。

鲁迅为什么要译作这样一篇小说呢？当我们把它放到 20世纪初叶的历

史背景中去加以考察时，就会发现，它是近代中国拒俄运动的产物。鲁迅写

它，是为了借斯巴达人不惜以生命保卫祖国的英勇事迹，激励中国青年奋起

抗击老沙皇对中国的侵略。

小说译作于1903年，发表于同年6月东京中国留学生出版的《浙江潮》

第5期和11月出版的第9期上，署名“自树”，后来被收入《集外集》。

1900年，沙俄帝国主义一面参加八国联军侵入我华北地区，一面又派遣

军队占领了我整个东北三省。“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

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中

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215页）沙皇尼古拉二世狂妄地准备成立

①

所谓“黄俄罗斯”。1903年3月，沙俄政府不仅拒不履行按期分批撤兵的

协定，而且进一步向清朝政府提出侵略东北的蛮横要求。于是，一场中国人

民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在各地兴起。

1903年4月27日，上海各界人士一千多人首先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于29日，在东京也召开了全体大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

队。会上，群情激昂，纷纷签名入队。他们向清朝政府发电报，写信，要求

立即开赴前线，与沙俄侵略军作战。信中说：“亡国之惨，痛于杀身；奴隶

之辱，酷于斧钺。生为无国之民，不如死为疆场之鬼。苟得亲握寸铁，■刃

②

于俄人之腹，虽摩顶放踵，犹有余甘” 。与此同时，留日中国女学生也组织

赤十字社，准备随义勇队出征，担任看护。

5月2日，留日中国学生第二次集会，将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11日，

再次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军国民，就是武装国民。它要求每个会员有“保

全国土，扶植民力”的责任。军国民教育会揭露了沙俄帝国主义的强盗面目，

③

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驻兵东三省，包藏祸心，志在吞并”，决心

④

“以拒俄为天下倡”。

在这同时，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在4月30日举行了抗争集会。上海

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同样组织起义勇队，积极进行军事训练。稍后，湖

北、安徽、直隶、江西、浙江、广东等地也掀起了拒俄运动。

《斯巴达之魂》正译作于拒俄运动高潮时期。当时，鲁迅正在日本东京

弘文学院学习。他决心一辈子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誓言“我以我血

①

荐轩辕”。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积极参加了东京中国留学生的各项爱国活动。

拒俄义勇队在写给清朝政府的信件中，曾慷慨陈词：“昔波斯王泽耳士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69 页。

② 《拒俄事件》，《浙江潮》第4 期。

③

④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 期。

① 《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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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即黎河尼佗的另一音译——作者）亲

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

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

士，何以吾数百万方里之帝国而无之乎？！”

此信发表于《浙江潮》第4期。紧接着，第5期上，就发表了鲁迅的《斯

巴达之魂》。可以看出，它进一步发挥了拒俄义勇队信件的上述思想，以壮

烈感人的艺术形象再现了信件所歌颂的斯巴达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两者间的

内在联系是很紧密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为 《斯巴达之魂》所写的前言：“西历纪元前四

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

军数千，扼温泉门 （德尔摩比勒）。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

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

有生气也。”这一段话与上面引述的拒俄义勇队信件的相应段落不仅内容、

精神一致，而且，“死战”、“全军歼焉”等词句也完全一样。为了彼此照

应，鲁迅还特别在“温泉门”三字下加注了“德尔摩比勒”。这些，都证实

了鲁迅是在拒俄义勇队信件的启发下译作《斯巴达之魂》的。

鲁迅的前言与拒俄义勇队的信件也有不同，这就是它增写了获得全胜的

浦累皆战斗，小说也突出描写了这次战斗。这就更有积极意义，更有鼓舞力

量。

从当时的情况看，《斯巴达之魂》于6月15日刊出，距拒俄义勇队、学

生军、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不过三四十天，译作时间当然更近；拒俄义勇队、

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都先后号召中国青年从军出战。很显然，鲁迅在前言

中鼓励青年“掷笔而起”，就是激励他们要像斯巴达人那样英勇地保卫自己

的祖国，反击老沙皇的侵略。

关于这篇小说的译作，许寿裳曾经回忆说：“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

①

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

可见，鲁迅是怀着强烈的革命激情迅速写稿的。

此外，1934年，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提到《斯巴达之魂》时曾说：

“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尚武精神”，这正是军国民教育会

的宗旨。在军国民教育会的公约里，头一条就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

主义。”②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斯巴达之魂》是中国近代拒俄运动在文学方面

的一个重要反映，它充分表现了鲁迅反对沙俄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精

神。

① 《亡友鲁迅印象记》。

② 《江苏》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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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题小像》新探

《自题小像》是鲁迅青年时代的一篇重要诗作，其中有句云：“寄意寒

星荃不察”。对这一句，过去的解释是：“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此说一出，大家沿用，有的更进一步发挥

说：“借指祖国人民。作者认为，他的爱国热情还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察识。”

（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诗歌散文选》。）

实际上，此说是不妥的。按：“寄意寒星”出自《楚辞·九辩》：“愿

寄言夫流星兮”，王逸注云：“欲托忠策于贤良也。”“荃不察”出自《离

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王逸注云：“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

服芬香，故以香草为喻。” 《九辩》，宋玉讽谏楚怀王而作；《离骚》，屈

原被楚怀王放逐后自写其牢骚而作。“荃”，指的就是楚怀王。可见，“荃

不察”云云，完全是埋怨和责备君主之词，为什么到了鲁迅诗里，却可以借

指“同胞”或“人民”呢？有什么根据吗？

“不胜寂寞”，是一种自我感觉；“荃不察”，是彼我关系。怎么能用

前者去诠释后者呢？“作者认为，他的爱国热情还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察

识。”这样，鲁迅岂不是在那里埋怨群众，孤芳自赏？而且，鲁迅当时到底

发生什么事了？他怎样“寄意”，又怎样不被“人们所察识”，从而决心血

荐轩辕了？这些，恐怕都是“同胞”、“人民”说者所无法回答的。

要正确地理解这首诗，首先必须正确地考订它的写作年代。

鲁迅自己说：“二十一岁时作。”过去，不少同志认为鲁迅计算年龄，

“向来依照中国习惯”，定此诗为1901年2月到1902年2月之间的作品。

但是，这时鲁迅还在南京，浙江绍兴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何来“风雨如磐

暗故园”之感呢？近来，有人引证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鲁

迅自题二十岁的事实，说明鲁迅所说的“二十一岁”乃是实足年龄，定此诗

为1903年作。（王若海、文景迅：《鲁迅〈自题小像〉作年新考》，《中山

大学学报》，1976年第5期。）我同意这一看法，并进一步提出两项证据：

一是1903年4月17日出版的《浙江潮》第3期所刊《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

名》，中云：“周树人（豫才），二十一岁。”二是同年出版的《日本留学

中国学生题名录》（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其中，鲁迅的年龄仍然

明确地记载为二十一岁。可见，鲁迅计算年龄并不全依“中国习惯”。他所

说的二十一岁，乃实足年龄，诗当作于1903年。

诗的年代确定了，“荃不察”等便易于理解了。

1900年，沙俄帝国主义武装抢占我国东北。1903年4月，沙俄拒不按规

定撤出金州、牛庄等处的军队，反而派兵前往安东，重新占领营口，并进一

步提出七项侵略新要求，我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拙文曾经指

出，鲁迅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之后，

他译作了小说《斯巴达之魂》，以激励中国青年奋起反击沙俄帝国主义侵略。

《自题小像》正是此后的又一篇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

大敌当前，人们曾经希望清朝政府改变政策，抵御沙俄。拒俄义勇队给

当时掌握军权的北洋大臣袁世凯发出函电，指出“俄祸日迫，分割在即”（《军

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要求开赴前线，与敌死战。在改

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后，又推举两名特派员归国，面陈一切。然而，清王朝却

恐惶万状。特派员尚未出发，清朝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就分别致电袁世凯、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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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焘和端方等官僚，声称：“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

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各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

命史》上编）特派员刚到上海，清朝政府军机处又接得上海来电：“近来，

爱国党欲假拒俄之说，拟将北上，恐有不轨事宜。” （《苏报案纪事》）特

派员到了天津，袁世凯拒不见面。

6月5日，上海《苏报》揭载了以光绪皇帝口气发出的《严拿留学生密

谕》。清朝政府大骂拒俄义勇队“有碍邦交”，要蔡钧等“时侦动静”，要

各地方督抚查拿“行纵诡秘”“有革命本心”的归国留学生，“就地正法”。

《密谕》激起了海内外爱国人士的巨大愤怒，反清革命随之高涨起来了。

《苏报》介绍了邹容的《革命军》，发表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

系》等文，号召“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为祖国请命，掷头颅，暴肝

脑，“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

7月初，特派员回到东京。5日，军国民教育会开欢迎大会于锦辉馆，特

派员汇报了归国之行，秦毓鎏等十余人提出《意见书》，建议将原订宗旨中

“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以反对“满洲政府”为目标。（《东

京军国民教育会》，《革命逸史》初集）。

毛泽东说过：“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

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小撮满族贵

族投靠沙俄帝国主义，镇压拒俄运动，背叛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当然要

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

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对黄帝的宣传便空前突出起来了。6月25日，《江

苏》第3期发表《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题诗云：“帝作五兵，挥斥百

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式兹。我疆我里，誓死复之。”

同日出版的第4期则发表了陈去病的《革命其可免乎》一文，赞美黄帝说：

“惟吾祖之雄伟兮，挥神斧而荡四隅。”文章高呼：“吾黄胤兮革命其可免

乎？”稍后，上海出版了“黄帝子孙之多数人”撰述、“黄帝子孙之一个人”

编辑的《黄帝魂》。此外，当时报刊上，“辕孙”、“轩裔”、“黄孙”之

类的笔名几乎比比皆是。

显然，《自题小像》正写作于这一时期。首句自述对祖国的强烈爱情，

次句写沙俄帝国主义霸占我国东北，拒不撤兵的危急形势，三句隐喻清王朝

不理睬拒俄义勇队和广大爱国人士的抗敌愿望，密令镇压，末句反映鲁迅推

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决心。

许寿裳说：“一九○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

的。”（《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寿裳这里说的二十三岁，乃是虚岁。）许

寿裳是拒俄义勇队成员，曾被编入乙区队二分队。鲁迅赠他这首诗是很自然

的。不过，由于鲁迅始终没有向他解释过这首诗，所以许寿裳也不能完全理

解正确。这是并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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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略论》的写作

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护矿斗争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的写作活动就是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连

①

的。《斯巴达之魂》以外 ，《中国地质略论》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中国地质略论》是一篇科学作品，发表于1903年10月10日东京中国

留学生出版的《浙江潮》第10期，署名索子，后来被收入《集外集拾遗》。

《略论》表现了青年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一开始，鲁迅就热烈讴

歌了“广漠美丽最可爱”的祖国，指出了当时帝国主义“蔓我四周，伸手如

箕，垂涎成雨”，妄图吞掉中国这块肥肉的危急形势，揭露了沙俄等帝国主

义“探险家”在我国土地上乱窜的狼子野心，然后，对中国地质状况和煤藏

分布作了概述。

鲁迅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作这篇作品的呢？

《略论》说：“今者俄复索我金州、复州、海龙、盖平诸矿地矣。初有

清商某以自行采掘请，奉天将军诺之，既而闻其阴市于俄也，欲毁其约，俄

人剧怒，大肆要求。呜呼！此垂亡之国，翼翼爱护之犹恐不至，独奈何引盗

入室，助之折桷挠栋，以速大厦之倾哉！”这段话是我们考察《略论》写作

背景的一个重要线索。

查1903年10月1日日本大阪出版的《朝日新闻》上发表过这样一条消

息：“9月30日天津特电：奉天将军以金州厅、复州、盖平、海龙厅等矿山

许清商出资开采，该清商联络俄国人，自俄国人出资，其权利尽落俄国人之

手，故奉天将军近令禁止，俄国领事盛气诘问，奉天将军乃电请外务部，乞

①

与俄国公使开议，以保护矿山权云 。”

显然，鲁迅写作《略论》是与这一史实直接相关的。

自从沙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我国东北以来，它就一直没有放松过对我

国丰富矿产资源的掠夺，除强行索取、霸占外，通过中国买办骗取开采权也

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例如沈阳的所谓“义胜鑫矿务总公司”就是如此。从表

面上看，它是由中国商人梁显诚等“集得南省殷实富商股本银20万两”后申

②

请开办的，只不过是又吸收了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的股本银15万两 ，

在他们所出具的“切结”中，也保证：

凡华人股票，只准售与在股华人，不得售与外人，亦不得售与在股俄人。俄人股票系华俄

道胜银行入股，亦不得售与外人，惟在股华人可以承买。其所有华股，均系真正华人所入股本，

①

并无洋人伙射冒名等弊 。

②

而事实上，梁显诚等不过是在华俄道胜银行“支取薪水”的中国买办，这类

“矿务公司”完全为沙俄帝国主义掌握。鲁迅写作《中国地质略论》正是为

了提醒我国人民警惕沙俄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谴责梁显诚一流买办的卖国

勾当。

① 详拙作 《〈斯巴达之魂〉和中国近代拒俄运动》。

① 译文见上海 《国民日日报》，1903 年10 月5 日；《中外日报》，1903 年10 月6 日。又1903 年10 月12

日日本《万朝报》亦曾刊载此项消息。

②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军机处交出增祺等抄折》，《华洋开办矿务案抄档》（抄件）。

① 《华洋合办矿务，请旨饬部立案以昭慎重折》，同上注。

②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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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又说：“今复见于吾浙矣。以吾所闻，浙绅某者，窃某商之故

智，而实为外人伥，约将定矣。设我浙人若政府，起而沮尼之，度其结果，

亦若俄之于金州诸地耳。” 《略论》的这一段话包含着另一历史事件，是促

使鲁迅写作《略论》的另一重要原因。

1896年，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侵略机构福公司成立。1897年，刘鹗

（即《老残游记》的作者）被聘为华人经理。经由刘鹗的中介，帝国主义先

后掠夺了我国山西、河南等地的矿产开采权。在此之外，自1898年起，刘鹗

又与浙江官僚买办候选道高尔伊勾结，向帝国主义借款500万两，成立所谓

③

“宝昌公司”，企图为帝国主义攫取浙江矿产。1903年，这项卖国活动被

揭露，这就激起了我国、特别是浙江人民的巨大愤怒。

8月20日，《浙江潮》第6期发表《刘铁云欲卖浙江全省路矿乎》的时

评，指责刘鹗之流将国家矿产“暴于外人之膝下而跪献之”。

9月11日，《浙江潮》第7期发表《卖浙江全省路矿者非刘铁云一人也，

别有人也》一文，点出和刘鹗勾结在一起的还有“吾浙江之官”。

10月3日，在日本东京和横滨的全体浙江人士于东京上野联合召开了特

别同乡会，议决两事：一、致书国内，请浙江绅士责问高尔伊，令其废约；

二、揭告日报，声讨高尔伊盗卖矿产之罪，表示留东同人坚决不认之意。会

后，《浙江潮》第8期发表了《致高尔伊书》、《浙江人听者！卖我浙江矿

产者听者》等文，指出高尔伊“举亿万年无穷之宝藏以为献媚外人之贽见金，

图博他日一高等奴隶之位置，真是狗彘不食之徒”。文章号召浙江人民奋起

抗争，“断不能任断送吾侪祖宗坟墓、宗族聚居之一幅锦绣江山于高鼻红须

儿之手”。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浙江人士也发表了《为杭绅高尔伊盗卖四府矿产事

敬告全浙绅民启》，表示抗议。

鲁迅曾经参加了在东京上野召开的浙江特别同乡会，《中国地质略论》

就是在会后写作并发表的，文中所指“浙绅某”就是和刘鹗勾结在一起的高

尔伊。

值得指出的是： 《略论》的发表距大阪《朝日新闻》刊登揭露沙俄掠夺

我国东北矿产的消息只有9天，距浙江特别同乡会的召开只有7天，和《斯

巴达之魂》一样，鲁迅也是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迅速完稿的。

在 《略论》结尾，鲁迅说：“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悢悢以思，奋袂而起

者矣。”《略论》发表后，东京中国留学生和上海、杭州等地掀起了规模更

大的护矿斗争热潮。

10月10日，陈叔通、孙翼中等浙江人士在西湖会议，对高尔伊进行了

①

面对面的斗争 。

10月12日、16日，上海《中外日报》发表《纪浙江矿务》、《论高尔

伊擅售浙矿事》等文，谴责高尔伊的卖国行为。

10月19月，上海《国民日日报》发表《恐怖时代》一文，严正声明：

“誓不容贼人擅卖我祖宗一片土。”

斗争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 1905年，东京中国留学生还在召集会

③ 《外务部收候选道高尔伊禀（附合办章程）》，《矿务档》，1977 页。

① 《国民日日报》，1903 年10 月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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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议，“筹议对付方法”。1906年，鲁迅则进一步与人合编《中国矿产志》

一书。在《征求资料广告》中，鲁迅等指出，近年来，护矿运动急遽发展，

“争条约，废合同，集资本，立公司”，“以求保存此命脉”，这是大好事。

为了进一步保护祖国矿产资源，“为吾国民后日开拓之助”，鲁迅等要求开

展广泛的调查工作：

惟望披阅是书者，念吾国宝藏之将亡，怜仆等才力之不逮……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矿产所在

③

者，或以报告，或以函牍，惠示仆等 。

鲁迅等特别提出，要着重调查，有无“外人垂涎”，以期引起国人注意，“不

④

致家藏货宝，为外人所攘夺” 。

护矿运动是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质略论》

的写作情况表明，青年鲁迅是这一运动中的一员积极的战士。

继护矿运动之后，护路运动也在全国各地掀起，它们共同促进了辛亥革

命高潮的到来。

② 《警种日报》，1905 年3 月16 日。

③ 《中国矿产志》三版封底。

④ 马良：《〈中国矿产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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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期的几篇作品和

《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

1907年《天义报》11、12卷合刊上有篇文章，题为《论俄国革命与虚无

主义之别》，署名“独应”，内容是根据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分析屠

格涅夫 《父与子》一书中的巴札洛夫形象，说明俄国革命源于“苛政未熄，

天灾流行，民困莫苏，丧乱遂亟”；文章并指出虚无主义和恐怖手段有别，

虚无党人不是“唯以喋血为快”的暴徒。文章说：“虚无党人一语，正译当

作虚无论者。始见于都介洛夫名著《父子》中，后遂通行，论者用为自号，

而政府则以统指畔人。欧亚之士，习闻讹言，亦遂信俄国扰乱悉虚无党所为，

致混虚无主义于恐怖手段，此大误也；是无异以哲学问题混入政治，如斯多

噶宗派之与共和主义，相去不知凡几矣。恐怖手段之作，每与时势相缘，应

时而生，已复寂灭，后或重现，亦不可知。盖纯为政界一时之现象，非如虚

无主义根于哲理，趋势所及，远被来纪也。”文章还分析了虚无主义产生的

社会根源：“俄国历世以来，家庭专制极重，盖以久用奴制，积习甚深，莫

可挽救，有虚无主义起，将冲决而悉破之。”

据周遐寿的 《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所述，在日本留学时，鲁迅

曾嘱他将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节译出来，送给刘申叔，登在《天义报》

上；又据《知堂回想录》，周遐寿为《天义报》写稿时所用笔名为“独应”，

因此，本文应为周遐寿作。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跋：

且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枝，去伪振敝，其效至溥。近来吾

国人心虚伪凉薄极矣，自非进以灵明诚厚，乌能有济！而诸君子独喜妄言，至斥求诚之士子为

蠢物，中国流行军歌又有詈“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者。国人若犹可为，不应有此现象。

这里，有些观点和语言与鲁迅次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等文很相近。

如：《跋》谈到“求诚”，而鲁迅则表示：“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

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坟·摩罗诗力

说》）

又如《跋》批评“人心虚伪凉薄”，而鲁迅则说：“近世人生，每托平

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

（《坟·文化偏至论》）

再如《跋》批评中国流行军歌中的“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一语，而

鲁迅则说：“今试履中国之大衢，当有见军人蹀躞而过市者，张口作军歌，

痛斥印度波兰之奴性”。（《坟·摩罗诗力说》）后来，鲁迅进一步说：“其

时中国才征新军，在路上时常遇着几个军士，一面走，一面唱道： ‘印度波

兰马牛奴隶性……’我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了许多汗。”

（《随感录》）

这种情况之所以形成，当然是由于此文是鲁迅“嘱”周遐寿“节译”的，

周遐寿听取过鲁迅的意见，甚至，鲁迅动笔修改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天义报》上还发表过“独应”的其他几篇文章，它们和鲁迅的同期作

品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例一，在 《妇女选举权》一文的按语中，“独应”说：“顾比者女子为

学，仍以物质为宗，冤哉！” （留学生亦多营营于铁道工艺，嗟夫！是攘攘

者，皆杀吾族精神之虫害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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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在《读书杂拾》（二）中，“独应”说：“中国比来，人多言学，

顾竞趋实质，凡有事物，非是以和用厚生、效可立待者，咸弃斥而不为，而

尤薄文艺，以为文章者乞食之学，而美术利细，弗轨矿若也。虽然，明达之

士于物质之足蚀精神亦既有知者，而或乃仍斥文章为小道，此故亦惑也。”

例三，在同文中，“独应”说：“实之为害，每至保其躯体而失其心灵，

虽欲及今药之，第吾观中国，比走孳孳于实业商工者众，窃深为寒心也。”

显然，上述三例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主张的“掊物质而张灵明”

的观点是一致的。

“独应”还有一篇文章，系有感于留日中国学生纷纷翻译“监狱学”一

类的书籍而发，中云：

顾吾适市，乃见有书累累，标志狱务，皆留学生之所为，抑又何耶？国人远适求学，不有

大愿，流连荒亡，及于殂落，斯亦已耳，何监狱之足道！

这不正是鲁迅的观点吗？《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曾愤激地批判某些留日

中国学生不去“介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有益的“新文化”，却热衷于翻

译所谓“守囹圄之术”！

在 《中国人之爱国》一文中，“独应”评介俄国诗人莱蒙托夫时说：

俄有勒孟埵夫，生为诗人，挚于爱国，顾其有情，在于草原浩荡，时见野花，农家朴素，

颇近太古，非如一般志士之为，盲从野爱，以血剑之数，为祖国光荣，如所谓 ‘兽性之爱国者’

也。

这同样是鲁迅的观点和语言。《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说：“来尔孟多夫亦

甚爱国，顾绝异普式庚，不以武力若何，形其伟大。凡所眷爱，乃在乡村大

野，及村人之生活”。又介绍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观点说：“惟武力之恃

而狼籍人之自由，虽云爱国，顾为兽爱。”在《破恶声论》中，鲁迅也表达

过同样的思想，他激烈地批判那种依靠“甲兵剑戟”侵略他人，“喋喋为宗

国晖光”的所谓“爱国者”，斥之为“兽性爱国者”。

此外，“独应”对裴彖飞（裴多菲）的介绍和鲁迅也很相似。

1907年，鲁迅正和周遐寿一起读书，研究文艺，筹办《新生》杂志，因

而，在“独应”的文章中反映出鲁迅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并不奇怪。此外，鲁

迅早年的著作有时用周遐寿的名义发表，因此上述文章中是否有部分出自鲁

迅手笔，亦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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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与维新”的来历

鲁迅的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有一段话：“革命终于起来

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

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 ‘文明’得可以；

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关于“咸

与维新”，新版《鲁迅全集》注释道：“语见《尚书·胤征》：‘歼厥渠魁，

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

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与反动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

投机的现象。”既找出了语源，也解释了鲁迅的用意，都是不错的。然而，

又觉得没有完全抓到痒处。鲁迅明明写着：“革命党也一派新气”，“说是

‘咸与维新’了”。到底是哪位或哪些“革命党”说的呢？不把这位或这些

“革命党”找出来，就不能认为注释已经功德圆满了。

说来还真有来历。

1912年1月，孙中山刚当上临时大总统不久，章太炎曾经给孙中山写过

一封信，目的是调和同盟会、光复会两个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正事谈完了，

章太炎忽然根据传闻给孙中山提了一条意见：“兼闻同盟会人（指在广东者）

有仇杀保皇党事。彼党以康、梁为魁帅，弃明趋暗，众所周知；然附和入会

者，尚不能解保皇名义，赤子陷阱，亦谓无罪于人。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

荡，虽旧染污俗，亦当普与自新。若以名号相争，而令挟私复怨者，得借是

以为名，无损于虏，徒令粤东糜烂，此亦执事所当谨饬者也。”

保皇党，亦称保皇会、保救大清皇帝会，1899年成立，康有为任会长，

梁启超任副会长，以保救光绪皇帝复辟为宗旨，既反对西太后，也反对孙中

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章太炎提这条意见的目的是，提醒“同盟会人”注意政

策，对旧日的政敌不能一概打击，而要区别首从；有些“附和入会者”什么

都不懂，就像儿童掉进了陷阱里一样，是无罪的。写到这里，章太炎大概觉

得需要加强理论力量，于是便将《尚书》原文略加改动，补充了一句，“虽

旧染污俗，亦当普与自新”。（附带提一笔，这篇《胤征》其实是后人的伪

作。）

孙中山和章太炎有段时期关系很不好，但孙中山襟怀博大，从善如流，

收到章太炎来信后，立即给广东都督陈炯明和各省都督打了一封电报，中云：

近闻各省时有仇杀保皇党人事。彼党以康、梁为魁首，弃明趋暗，众所周知。然皆受康、

梁三数人之蛊惑，故附和入会者，尚不能解保皇党名义，犹之赤子陷阱，自有推堕之人，受人

欺者自在可矜之列。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荡，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法令所加，只问其现在

有无违犯，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至于挟私复怨，藉是为名，擅行仇杀者，本法之所不

恕，亟宜申明禁令，庶几海隅苍生，咸得安堵。

孙电基本上是章函有关部分的复述，但也有若干不同。其一是将“普与自新”

按《尚书》原文改回为“咸与维新”。这样，“咸与维新”一语就在革命党

人中流布起来了。鲁迅所说：“革命党也一派新气”，“说是‘咸与维新’

了”，其源盖本于此。

鲁迅的文章博大精深，有些地方，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拈来，实际上包

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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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致胡适佚札

胡适有在日记中保存友朋信札的习惯，这封鲁迅致胡适的佚札就是我在

访问美国期间阅读胡适未刊日记 （缩微胶卷）时发现的。该札从未在任何地

方发表过。

全文为：

适之先生：

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

《小说史略》竟承通读一遍（颇有误字，拟于下卷附表订正），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

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

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末印成之。

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曾于同寮齐君家借翻一过，据云于保定书坊得之，似清翻明本，有

图，而于评语似多所刊落，印亦尚佳，恐不易再得。齐君买得时，云价只四元。此书之田虎、

王庆诸事，实不好，窃意百回本当稍胜耳。

百十五日本《水浒传》上半，实亦有再印之价值，亚东局只印下半，殊可惜。至于陈忱后

书，其实倒是可印可不印。我于小说史印成后，又于《明诗综》见忱名，注云：“忱，字遐心，

乌程人。”止此而已，诗亦止一首，其事迹莫考可知。《四库书目》小说类存目有《读史随笔》

六卷，提要云：“陈忱撰，忱字遐心，秀水人。……”即查《嘉兴府志秀水文苑传》，果有陈

忱，然字用亶，顺治时副榜，又尝学诗于朱竹垞，则与雁宕山樵非一人可知。 《四库提要》殊

误。

我以为可重印者尚有数书，一是《三侠五义》，须用原本，而以俞曲园所改首回作附。一

是董说《西游补》，但不能雅俗共赏。一是《海上花列传》，惜内用苏白，北人不解，但其书

则如实描写，凡述妓家情形者，无一能及他。

闻先生已看定西山某处为养息之地，不知现在何处？我现搬在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明

年春天还要搬。

作《红楼梦索隐》之王沈二人，先生知其名（非字）否？

迅上

十二月二十八日夜

本函作于1923年。当年12月28日鲁迅日记云：“得胡适之笺。”12

月29日日记云：“寄胡适之信。”这里所说的“寄胡适之信”当即本函。

鲁迅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小说史，同时，胡适也正以《水浒》

的考证为开端，展开对中国小说历史演进的研究。1922年，双方开始以通信

形式讨论《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问题。1923年12月，鲁迅刊

行《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中国小说自来无史，鲁迅的这部书乃是开山之作，

因此，他用力甚勤，出版后立即分赠胡适、钱玄同等人，征求意见，本函乃

是对胡适所提意见的答复。

从函中可以看出，胡适、钱玄同都认为《中国小说史略》“论断太少”，

鲁迅完全同意这一批评，并由此自我解剖：“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

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文艺科学和文艺作品不同。文艺作品需

要艺术家灌注强烈的激情，文艺科学则需要冷静、缜密的分析，力避作者个

人的主观爱憎，但是，又不可以只罗列材料，而不作必要的论断。鲁迅在写

作《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中，逐渐解决了这一难题。

《水浒传》版本众多。自金圣叹腰斩该书之后，坊间流行七十回本。1920

年7月，胡适写作《水浒传考证》一文时，只见到几种七十回本，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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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 《水浒》原本应为百回本。自此，引起了人们对《水浒》版本的注意，

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等陆续出现。鲁迅此函，向胡适介绍了他

所见到的一种百二十回本的情况，并认为“此书之田虎、王庆诸事，实不好”，

说明此时，鲁迅对《水浒》及其版本问题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函中所云“同

寮齐君”，应为齐宗颐（寿山），他是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时的同事。

当时，上海亚东书局正根据胡适的意见，准备出版《水浒续集》两种，

其一为 《征四寇》，即百十五回本《水浒传》的第六十五回以后。胡适认为

这一部分“除了它的史料价值之外，却也有他自身的文学价值”。其二为陈

忱的《水浒后传》，胡适认为它是17世纪的一部好小说，其中有的段落，“真

当得哀艳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鲁迅赞成重

印百十五回本《水浒》的下半部，但认为上半部同样有重印的价值。至于陈

忱的 《水浒后传》，鲁迅则认为“可印可不印”。鲁迅特别指出：清初有两

个陈忱。一个是乌程（今湖州市）人，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是《水浒后传》

的作者；另一个是秀水人，字用亶，与《水浒后传》无关。《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将二人误合为一是错误的。差不多与鲁迅同时，胡适也得出了相同的

看法。

12月28日函中，鲁迅还建议胡适重印《三侠五义》、《西游补》、《海

上花列传》等三部小说，并谈了对它们的看法。后来，胡适重印了《三侠五

义》和《海上花列传》，并分别写了序言。《三侠五义》根据鲁迅意见，用

的是“原本”。

1990年7月29日草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之布莱克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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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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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是性”说

与朱熹对它的批判

一

禅宗有所谓“作用是性”说。据《菩提达磨传》记载，南天竺国王毁慢

佛教，达磨派波罗提前往救正，国王与波罗提之间有下列这样一场问答：

王：“何者是佛”？

波罗提：“见性是佛。”

王：“师见性否？”

波罗提：“我见佛性。”

王：“性在何处？”

波罗提：“性在作用。”

王：“是何作用，我今不见。”

波罗提：“今现作用，王自不见。”

王：“于我有否？”

波罗提：“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若当

用时，几处出现？”

波罗提：“若出现时，当其有八。”

王：“其八出现，当为我说！”

于是，波罗提即说一偈：“在胎为身，处世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

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

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①

据说，南天竺国王闻偈之后，心即开悟，自此咨询佛法，朝夕忘倦。

《菩提达磨传》的上述记载反映出禅宗对“佛性”的看法，这就是，“佛

性”并不在佛身上，而在人的肉体上，人胎、人身、人的感觉（视觉、听觉、

嗅觉）、人的言语及手足动作等都是“佛性”的表现，即所谓“作用”。

其他禅宗僧侣也表述过类似的看法。例如马祖道一就认为：

起心动念，弹指謦咳扬眉，因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第二主宰。如面作多般

饮食，一一皆面，佛性亦尔。这里，除了弹指、咳嗽、扬眉等动作表情外，人

的思维活动“起心动念”也被看作“佛性”的表现。他又说：

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不出法性三昧，长在佛性三昧中，着衣吃饭，言谈抵对，六根运

用，一切施为，尽是法性。③

“佛性”之“面”所作的“饮食”真是多种多样，这里，又从思维活动推进

到“着衣吃饭”——人的生活欲望领域里了。

另一个禅宗僧侣临济义玄也说：

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

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这一段话基本上是《菩提达磨传》有关记载的重复，

并无多少新意，不过，它用“心法”一词代替“佛性”，更加接近于心学体

系。

① 《景德传灯录》卷3。

② 《圆觉经大疏钞》。

③ 《古尊宿语录》卷2。

① 《古尊宿语录》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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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个曾经问道于石头和尚与马祖的居士庞蕴，他有两句偈语

②

很有名：“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将人的一些简单的生活动作也看作

是“佛性”的作用。

“作用是性”说是禅宗的理论基点。其主要特点是利用人体、人的感觉、

本能、思维、动作论证“佛性”的存在。禅宗的其他思想都和这一观点密切

相关，或由之衍化派生。因此，要研究禅宗，必须研究“作用是性”说。

二

在宋代的儒、禅合流中，出现了心学。心学取之于禅的首先是“作用是

性”说。

③

程颢说：“切脉最可体仁。”又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

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④

程颢的这一思想为其弟子谢良佐所继承。谢说：“心者何也？仁是已。

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识痛痒，谓之不仁。”

①

程颢与谢良佐的这几段话的共同特点都在于将人的生理本能 （脉搏跳动

与知痛知痒）和“仁”这一儒学伦理观念联系起来，视之为同一体，显然是

禅宗“作用是性”说的改制。关于这一点，谢良佐说得很坦率。他说：“儒

②

之仁，佛之觉。”又说：“性，本体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见于作

用者心也。自孟子没，天下学者向外驰求，不识自家宝藏，被他佛氏窥见一

③

斑半点。”谢良佐所说的性，指的是仁、义、礼、智等伦理观念，谓之体。

在他看来，人的视觉、听觉、动作等都是这个“体”的作用。这段话，抄袭

禅宗的痕迹非常明显。不过，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他又抬出了孟子，

仿佛孟子是“作用是性”说的首创者一样。

在引进“作用是性”说方面，杨时也是个积极分子。他说：“故寒而衣，

④

饥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视听，手足之举履，无非道也。”这一

段话脱胎于禅宗的痕迹也很明显。他又说：“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备，其言甚

近而妙义在焉，如庞居士云：‘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此自得者之言，

最为适理。若孟子之言则无适不然，如许大尧舜之道，只于行止疾徐之间教

⑤

人做了。”孟子的伦理观和禅宗的“作用是性”说有重大的不同，但他认为

人的日常生活，例如“徐行后长”之类就包含了“尧舜之道”，这一点又和

禅宗有相似之处，因此，也被杨时抬出来，视为儒、禅相通的证据。

尽管程颢等人引进了“作用是性”说，但是，北宋时期，心学体系还处

在萌芽、发育阶段，只有到了南宋，陆九渊明确提出“心即理”这一具有普

遍性的命题后，心学体系才臻于成熟阶段。

①

陆九渊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心，指人的

② 《五灯会元》卷3，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186 页。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3。

① 《上蔡语录》卷上。

② 同上书卷中。

③ 《上蔡语录》卷上。

④ 《杨龟山先生集》卷20，《答胡康侯》（一）。

⑤ 《杨龟山先生集》卷11，《语录》。

① 《陆九渊集》卷11，《与李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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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思维；理，指人的伦理观念，将人的感觉、思维和人的伦理观念等同

起来，禅宗“作用是性”说的儒学版就彻底完成了。

陆九渊的哲学具有简单、武断的特色，他没有对“心即理”的命题作必

要的说明，这一任务是王阳明完成的。他说：

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

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

四肢，便会动，都只是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

来，人之所以具有仁、义、礼、智等伦理观念，是心的作用；人之所以能视、

能听、能言、能动，也是心的作用。王阳明不愧是心学体系的集大成者，上

述观点不仅吸收了“作用是性”说，而且也容纳了程颢诸人的有关思想。

至于作为王学支流的泰州学派诸人，例如王艮、王襞、罗汝芳、杨起元、

周汝登等，也都无例外地以“作用是性”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点。例如，有

人问周汝登：“佛氏有神通，吾儒独无神通，何也？”周答道：“目含万象，

耳含万声，鼻含万臭，舌含万味，现前俱是神通，此人人所同者，何谓无神

①

通？”杨起元也表示：“明德不离自身，自身不离目视、耳听、手持、足行，

②

此是天生来真正明德。”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了“作用是性”说对心学的

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因此，可以认为“作用是性”说不仅是心学的理论源头，而且也是它滋

生蔓衍的基点。要研究心学，也必须研究“作用是性”说。

三

对于禅宗的“作用是性”说，朱熹不遗余力地进行过批判。他说：

佛氏元不曾识得这理一节，便认知觉、运动做性。如视、听、言、貌，圣人则视有视之理，

听有听之理，言有言之理，动有动之理，思有思之理。

释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胫坐也得，叠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将见

喜所不当喜，怒所不当怒，为所不当为。他只是直冲去，更不理会理。吾儒必要理会坐之理当

如尸，立之理当如斋，如头容便要直。所以释氏无理。朱熹认为，知觉、运动只是人

的本能和行为，但本能和行为并不就是性，当然也并不就是理。例如坐，这

是一种行为，但儒家却讲求“坐之理”，要求坐得像古时代表死者受祭的活

人——“尸”一样，而不能“交胫坐”、“叠足坐”、“邪坐”，这里，朱

熹严格区别了两个范畴——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规范。前者和人的感觉、思

维、本能一起，朱熹统称为“心”，后者朱熹则称之为“性”，也称为“理”

或“礼”。由此形成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心性之辨”。

朱熹认为，如果承认“作用是性”，心性不分，行为和行为规范不分，

那就和告子的“生之谓性”没有二致了。他说：

作用是性，在目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足运奔，即告子“生之谓性”

之谓也。且如手执捉，若执刀胡乱杀人，亦可为性乎？战国时，告子主张“食、色，

性也”，把人的生理本能视为人性，受到孟子的强烈反对，认为必将“率天

下之人而祸仁义”；朱熹将“作用是性”说与“生之谓性”说并列，充分反

② 《王文成公全书》卷1。

① 《东越证学录》卷1。

② 《证学编》。

①

② 《朱子语类》卷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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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他对这一命题的忧思与敌意。

因此，尽管朱熹在构筑他的理学体系时，也吸受了不少禅宗的内容，但

是，他却竭力反对引进“作用是性”说。

有人征询对谢良佐“以觉为仁”的看法。朱熹说：“觉者是要觉得个道

理，须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这便是仁。若但知得个痛痒，则凡

③

人皆觉得，岂是仁者耶？”确实，知得痛痒，只是表示触觉正常，并不就是

儒学的人性楷模——“仁者”。

有人征询对杨时“饥食渴饮，手持足行便是道”的看法，朱熹说：“桀、

纣亦会手持足履，目视耳听，如何便唤做道。若便以为道，是认欲为理也。”

①据朱熹说：如果“认欲为理”，那危害可就大了，其结果将是“只认目之于

色，耳之于声，鼻之于嗅，四肢之于安佚为性，却不认仁之于父子，义之于

②

君臣，礼之于宾主，智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是性”。 原来，朱熹和孟子

的担心是一致的，害怕人欲的流行会冲决“仁义”的堤防。

除“认欲为理”外，朱熹认为“作用是性”说的另一个弊端是对道德修

养的废弃。他说：

若便以日用之间，举止动作便是道，则无所适而非道，无时而非道，然则君子何用恐惧戒

谨，何用更学道为？

确实，如果承认人们日常的“举止动作”都是“道”，完全符合伦理规范，

当然就无须进行任何修养了。

正确和谬误常常纠结在一起。朱熹区别本能和人性，行为和行为规范，

欲与理等范畴，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都是正确的，但他区别这一切只是为

了维护儒学伦理观念，这就错了，而且是从根本上错了。

四

朱熹对“作用是性”说的批判完全符合禅宗的发展史。既然“佛性”只

是目视、耳听、鼻嗅、手持、足行一类的本能与动作，那末，岂不是人人皆

有佛性，人人皆佛，无须任何修行吗？

禅宗正是如此。它认为“即心是佛”，反对修行、诵经、讲经等宗教行

为，主张不修行即是修行，不追求成佛即是成佛。唐代的一个官僚王常侍向

临济义玄提问道：“这一堂僧还看经吗？”

答云：“不看经。”

“还学禅吗？”

“不学禅。”

“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作个什么？”

①

“总教伊成佛作祖去。”禅宗僧侣大师慧海向马祖问道的情况也与此类

似。马祖问慧海：

“来此拟须何事？”

答云：“来求佛法。”

“我这里一物也无，求甚么佛法？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么？”

慧海问：“阿那个是慧海宝藏？”

③ 《朱子语类》卷101。

①

② 《朱子语类》卷62。

① 《古尊宿语录》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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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

①

在禅宗的某些僧侣看来，“无佛可求，无道可成，无法可得”；“求着

② ③

即转远，不求还在目前”。如果追求成佛的话，那就成了“野狐精魅”。

他们甚至危言耸听地告诫人们：“求佛求法，即是造地狱业”；“你若求佛，

④

即被佛魔摄；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缚”。那末，怎样才能成佛呢？这就是“无

事”，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平平常常、自自然然地生活。临济义玄说：“佛法

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⑤

作为宗教，必然有一定的教义、教规、仪式，对教徒也有这样那样的修

行要求。这一切都否定了，佛被说成是除进食、穿衣、排解大小便之外别无

特色的普通人，这也就在事实上否定了宗教。从这个意义上，禅宗对佛教有

一定的破坏作用。

其次，如果“佛性”只是作为肉体的人身以及人的本能、感觉、思维、

动作，以至穿衣吃饭，岂不是意味着满足人身的需要、本能的需要乃是合理、

神圣的吗？

禅宗也正是如此，它并不提倡禁欲主义，并不排斥世俗生活。北宋时的

⑥

禅宗僧侣慧南公然声称：“避色逃声，何名作者！”主张“放之自然”。

另一著名禅宗僧侣宗杲主张“不坏世间相，而谈实相”，标榜“富贵丛中参

得禅”，“茶里饭里，净处秽处，妻儿聚头处，与宾客相酬酢处，办公家职

①

事处，了私门婚嫁处”，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举觉底时节”。有一位

官僚写信告诉他，从寺院回城之后，“着衣吃饭，抱子弄孙，色色仍旧。既

无拘滞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习旧障，亦稍轻微。”宗杲复函说：“三

②

复斯语，欢喜跃跃，此乃学佛之验也。”这位禅僧本人也很风流，居然让女

信徒住在自己的方丈内，并要首座和尚前去会见，会见之前，说好以“佛法

③

相见”，结果，这位女信徒居然“寸丝不挂，仰卧于床”。还有的禅宗僧侣

则主张，即使进出“四五百条花柳巷”，“二三千处管弦楼”，也“事事无

碍，如意自在”。④

禅宗发展到这种地步，当然意味着对佛教教义的彻底背逆。

五

朱熹对“作用见性”说的批判也完全符合心学的发展史。

据南宋人曾祖道称：陆九渊曾对他说“目能视，耳能听，鼻能知香臭，

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运动，如何更要甚存诚持敬，硬要将一物去治一

① 《景德传灯录》卷6。

②

③

④

⑤ 《古尊宿语录》卷4。

⑥ 《联灯会要》卷13。

①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1。

②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5。

③ 《五家正宗赞》卷3。

④ 《古尊宿语录》卷42；《续古尊宿语录》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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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物，须要如此做甚？咏归舞雩，自是吾子家风。”这一段话以人的本能论证

人的道德完美自足，不需要做“存诚持敬”一类修养工夫，和禅宗反对宗教

修行是一致的。

陆九渊的上述观点不见于他留存下来的语录或其他著作，可能是他后来

有感于自己理论的偏颇，因而删弃了。但是，这种现象，到了晚明时期，又

重新出现。泰州学派的罗汝芳认为人自头至足，一毫一发，都是“灵体贯彻”，

因此，只要有一个肉体的形躯便是圣人，他说：“只完全一个形躯，便浑然

①

是个圣人。”他提倡“不学”、“不虑”，说是“以不学为学，乃是大学；

②

以不虑为虑，乃是虑而能得也”。他的学生周汝登和杨起元都主张只要平平

常常过日子，就是道。周汝登说：“士有士之事，农有农之事，工商有工商

之事，入有孝之事，出有弟之事，饥有吃饭之事，寒有着衣之事，如是而已

③

矣。能安于是者，无弗玄，无弗妙也。”杨起元则更进一步表示，一个人，

只要天亮了起床，起床后洗脸，洗脸后梳头，梳头后穿衣戴帽，以后或作事，

或见客，该说时说，该动时动，该吃饭时吃饭，天黑了就睡觉，第二天照样

④

如此，也就是达到了“道”的要求，不必去从事“会语”讲学一类的活动。

上述主张，对于主张读圣贤书，讲求“戒慎恐惧”等修养工夫的理学来

说，自然具有破坏作用。

在“认欲为理”方面，心学也表现出和禅宗类似的情况。

本来，作为道学，不论是理学或心学，都将“人欲”视为道德伦理的大

敌，提倡不同形式的禁欲或克欲主义，但在发展过程中，心学却逐渐出现了

理欲不分的情况。曾经有人对王阳明表示：“声色货利，恐良知亦不能无。”

王阳明对此表示同意。他虽然声称对于初学者来说，必须将声色货利“扫除

荡涤”，但又接着说：“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弊，则声色货利之交，

①

无非天则流行矣。”这就对“欲”作了某种程度的肯定。及至李贽，则认为

②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这一思想，既肯定

人的基本生活欲望是理，又将全部儒学道德规范排除出“理”之外，是极为

勇敢的言论。泰州学派还有个赵贞吉，在讲学时居然公开宣称：“与老婆好

③

合”便是良知。这里的良知已经没有一丝道学气，而完全等同于人欲了。

晚明时期，出现了一股“尊情反性”、“认欲为理”的思潮，士大夫的

生活崇尚狂放和纵欲，文艺作品中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对两性生活的描写。这

种情况，不能认为和心学中的这种“认欲为理”的倾向没有关系；近代中国

维新运动时期，改良派重铸“心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封建、反理学的

自然人性论，也不能认为和这种“认欲为理”的倾向没有关系。

一种理论体系或一个理论命题的发展趋势除了取决于社会历史条件外，

还取决于它自身所具有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有时和提出者的意志一

⑤ 《朱子语类》卷116。

① 《近溪子集》第2 册。

② 同上书第5 册。

③ 《东越证学录》卷11。

④ 《证学编》。

① 《传习录》下。

② 《续焚书》卷 1，《答邓石阳》。

③ 《赵大洲先生集》，参见《耿天台先生全书》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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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时则相背逆。“作用是性”说提出者的本意当然是为了维护佛教，而

其结果则适得其反。这种背逆的情况后来在“心学”发展中又惊人相似地重

演，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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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贞的保守思想

陶匠韩贞和樵夫朱恕，都是明代泰州学派中的比较著名的人物。许多思

想史著作都乐于提到他们，以证明这一学派的人民性和它的异端色彩。但是，

关于他们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却很少有人谈到。最近，我从韩氏后人手中

得阅 《韩先生遗集》，觉得有些问题很可以提出来谈谈。

韩贞，别号乐吾，江苏兴化县韩家窑人。正德四年 （1509年）生，万历

十三年（1585年）卒。他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王艮子王襞的

门人。《韩先生遗集》是韩贞死后由其门弟子编辑而成的。集中仅存诗，无

文，说是诗，不过是有韵的语录而已，是研究韩贞思想的重要材料。此外，

集内尚有后人编订的 《乐吾韩先生遗事》，辑录韩贞生平事迹颇详，也很有

价值。本书有万历二十六年 （1598年）刻本，我所见到的是1922年兴化明

善子的翻印本。

从集中可以看出，韩贞的思想基本上不曾超出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学

说的范畴。

韩贞认为物质世界是虚幻的：“有意观空空亦物，无心应物物还空。”

（《勉朱平夫》）在物质世界之上，有一个支配物质的本体，这就是“心”。

万事万物都可以包融在这个“心”内，他说：“万有深融方寸内。”（《闲

居》）它是那样地神通广大，居然可以“包罗天地大，贯彻古今深。”（《勉

松泉陆孝卿》）不仅如此，这个“心”还是知识、智慧、道德、伦理等的本

源，它是先天地自满自足的，不依赖于客观世界，也不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

他说：

道即是心心即道。 （《勉刘守恒》）

万理俱在人心。 （《示沙子贤良知》）

虚灵半点不容添，性体空空万善全 （《与魏东岗》）。

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原不少些子，何须向外寻。 （《自在吟》）

既然这个“心”是如此多能，里边一应各物俱全，因而，自然就不必“外

寻”，不用去认识客观世界了。在韩贞那里，人的认识变成了对这个本“心”

的认识，人的道德修养也就只是对这个本“心”的复归了。

怎样去认识这个本“心”呢？韩贞认为既不在于谙习儒、释、道三家经

典，也不在于传经讲道。他说：“此般至理人人有，莫向三家纸上寻。”（《答

问三教》）又说：“千圣难传心里诀，六经未了性中玄。”（《答友二道》）

圣贤和圣贤的经籍都不是最靠得住的，最靠得住的还是你自己的心。这里，

本来是一个思想解放的缺口，很可以由此引申出一些异端言论来的。可惜，

在韩贞这里，这只是一个假设的命题，目的是借此论证他的主观唯心主义，

提高“心”的地位和作用而已。他并不曾讲过什么超出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

话来。韩贞认为，认识和发现这个本“心”的唯一办法就是“直指先天”，

是“悟”，它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述的。他说：“直指先天一脉真，此真

真处口难陈。若言默会终成垢，才说思通也落尘。”（《答友二首》）又说：

“迷时万里源头塞，悟后千年道脉开。”（《简李中秘敏斋先生》）经过“悟”，

就可以消灭物我对立、内外对立，即主观和客观的对立，使得物我交融，主

观的我吞并了客观的物，达到他所说的“物物性空无内外”（《寄王云衢》）、

“心忘物我先天合”（《出游》）的境界。据说“悟”了之后，就可以不受

外物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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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养得天君定，劈面风来也不寒 （《勉盛子忠》）。而且，安邦定国

的大计也就在其中了：“悟得胸中无一物，澄清天下岂多方。”（《新秋与

刘子华夜坐》）

这个“心”是否人人都有呢？韩贞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固知野老

能成圣，谁道江鱼不化龙！自是不修修便得，愚夫尧舜本来同。”愚夫和尧

舜的本心是一样的，经过修行，一样可以成贤成圣。这一思想看来具有人民

性，但是实际上，它不过是禅宗“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思想的翻版，王阳明

等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们不应估价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看这种思想将

把“愚夫”们引导到哪里去，“成圣”的内容和途径是什么。韩贞说：

七情不动天君泰，一念才萌意马狂。 （《寄江爱吾》）

理从欲尽源头觅，身向心萌念处修。 （《赠孙迎栖》）

有私非入道，无欲始凝神。 （《示董子儒》）

这里，韩贞提倡灭“情”、灭“欲”、灭“私”，要人们摒弃客观世界，灭

绝一切思维活动，放弃一切生活愿望和欲念，使内心形成一种空无所有的寂

灭状态，这是一种僧侣主义、禁欲主义的理论。它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

而不利于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

与此相适应，在社会思想上，韩贞便大力提倡清净无为、与世无争，提

倡“淡泊”、“寂静”、顺应“自然”，反对人们的任何改变现实的努力。

他说：

且饮三杯欢喜酒，不争一个皱眉钱。尧功舜业浮

云过，底事人生不自然 （《樵歌五首》）！

世路多歧未许游，得休休处且休休 （《与东村》）。

他要人民安分守己，尊敬长上，孝悌为先，不要胡思乱想，安安分分地被统

治、被剥削。他曾作过一些格言诗，如《孝亲》、《敬长》、《安分》、《戒

非》等，略抄一点：

士农工贾各勤劳，自有荣华自富饶。

勿漫起贪登垄断，羡鱼还恐失担樵。 （《安分》）

凡百非为不可为，为非何日不招非。 （《戒非》）

《韩先生遗集》中还有这样一条记载：隆庆三年，兴化大水，人民生活困苦

异常，阶级矛盾顿形紧张，“人心汹汹思乱”，县令请出了韩贞，韩贞便驾

了小船，带着门人环游各村，作诗劝喻。诗云：“养生活计细思量，切勿粗

心错主张。鱼不忍饥钩上死，鸟因贪食网中亡。安贫颜子声名远，饿死夷齐

姓字香。去食去兵留信在，男儿到此立纲常。”据说，“民为之感动”，“故

虽卖妻鬻子，而邑中无萑苻之警”云。

封建统治阶级是很善于利用韩贞的。当时兴化县学教谕就曾提出要把韩

贞请到城中，馆于净室，让各“约正”都到他那里去听讲，使得“本县之所

愿化百姓者，而此老能化之”。

综上所述，韩贞的思想和活动究竟对哪一个阶级有利呢？他在哪些地方

表现了泰州学派的人民性和战斗性呢？

韩贞的出身确是陶匠，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但是，陶匠出身的思想家，

并不一定反映陶匠或劳动者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的思想毕竟是一个时代的

统治思想，韩贞的思想还是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的。

泰州学派是一个复杂的学派，其中的一些人确实是假王阳明学派，但是

也有很多人并未和王学划清界限，甚至还是王学的奴仆；泰州学派的确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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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民中有过广泛的传播，很多人出身贫苦，但是，并不都具有进步意义。

我觉得需要充分掌握材料，具体分析，不宜笼统地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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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张继

谁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答曰张继。

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1903年前后，马君武、马叙伦、

杨笃生、蔡元培、金天羽等人均曾撰文对之作过介绍，但是，服膺最早，身

体力行、组织团体、宣扬倡导的积极分子，却不能不首推张继。

张继，字溥泉，河北沧县人。年轻时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1899年赴日

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京善邻书院和早稻田大学。他愤慨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立志排满，曾组织青年会，创办 《国民报》，是留日学生中最早出现的革命

分子之一。1903年，因与邹容等强剪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被逐回国。

回国后，积极参预《苏报》、《国民日日报》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以

自然生为笔名翻译并出版了意大利人马拉叠斯达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书

前有“燕客”一序，中云：

吾愿杀尽满洲人，以张复仇大义，而养成复仇之壮烈国民；

吾愿杀尽亚洲特产之君主，以洗亚人之羞辱，为亚人增光；

吾愿杀尽政府官吏，以去一切特权之毒根；

吾愿杀尽财产家、资本家，使一国之经济均归平等，无贫富之差；

吾愿杀尽结婚者，以自由恋爱为万事公共之基础；

吾愿杀尽孔、孟教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之迹。

通篇不作任何具体分析，不讲任何斗争策略，笼统地鼓吹一个“杀”字，典

型地反映出无政府主义者狂热、极端、偏激的特点。这个所谓“燕客”，其

实就是张继自己。1940年，张继回忆这本小册子时曾说，他当时的思想是“四

万万人要杀去一万万”云云。

1907年初，张继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山川均、堺利彦、大杉

荣等过从密切。幸德秋水等组织社会主义金曜 （星期五）演讲会，因此，张

继也和刘师培等共同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8月31日，该会在东京清风亭召

开第一次会议，张继在会上声明：该会的目的在于“诠明无政府主义”。此

后，张继多次在该会演说，成为留日中国学生中宣扬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骨干。

在此期间，他又从日文转译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罗列的《总同盟罢工》一书。

该书反对武装起义，也反对社会斗争，认为总同盟罢工是反抗资本主义的“第

一流革命方法”，“容易叫最大多数人来加盟，收最大的功效”。章太炎一

度非常欣赏这种斗争方式，曾经为该书写过一篇序言，天真地设想：只要全

体劳动者发动起来，罢工七日，那末，不仅统治者的粮饷勤务无从筹措，而

且连军队也无法发挥作用。“虽有利器，且缩不前”了。

1908年初，日本政府开始镇压社会党人和无政府党人。1月17日，幸德

秋水等举行第20次演讲会，被日本警察围捕。张继是演讲会的参加者，一度

被日警抓住，但随即被群众抢救出来。此后，他不得不逃亡欧洲。

在欧洲，张继继续考察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和活动，并和东京的刘

师培等人保持密切联系。他在一封信中提出：“无论行何种革命（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均当以劳民为基础”，要求仿照法国的办法，在中国各省设立

劳民协会。他并要求中国革命党人日后“循一堂堂正正之路混入会党之中，

脱卸长衣，或入工场，或为农人，或往服兵”，从而为中国革命奠定基础。4

月23日，他在伦敦东区（贫民窟）访问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洛克侣。洛氏表

示：“现今世界欲行无政府主义革命，其有趣之地方：一为欧洲，一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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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中国，我甚愿往中国研究。”张继则向洛氏介绍了中国会党的情况。同

月，张回到法国，除与吴稚晖等人往来，参与编辑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

纪》外，又特意跑到“鹰山共产村”去过，该村位于法国西部沙列威尔附近

的森林中，有农田百亩，母牛一头，两层楼房一栋，为一伙信仰“无政府共

产主义”的人所创办，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目的，成员有犹太

人、西班牙人、俄人、波兰人、法人、华人等十余名。张继每天穿着西方“劳

民之衣”，在田间耕种，还经常跟着一个俄国人推车到邻村卖菜，大声吹喇

叭，招徕顾客。多年以后，张继对这一段生活仍念念不忘，他回忆时说：“在

山中三月之久，未耗费袜子。每晨牛叫与红日并升于森林之中，其自然之美，

至今尚悬于脑际。”

还在1903年，张继就有严重的民族自卑感，认为中国人与外国人比较起

来，“其人也已非人，人皆嫌其秽臭”。在“共产村”期间，张继给章太炎

写过一封信，中称：“已作世外人，从此种麦种菜，不与外人交接。”又称：

“张继原是屁也不值的东西，不过比中国狗×的四万万人高多了。”信中，

张继并预言：“中国人种不久将灭。”章太炎见信后，极为反感，复信讥刺

说：“做世外人很好，莫若做法国人才好！”

张继后来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据他说，其原因在于：“想来想去，这虽

不是落伍，这总是空想的，是佛教所谓极乐世界，是耶稣教所谓天堂，是不

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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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平均奇想

在中国平均主义思想史上，我以为应该特别提到刘师培。

一提刘师培，熟悉近代史的人就会想起他劝袁世凯当皇帝的行为。其实，

刘师培曾经“革命”过，那时，他是“响当当的左派”。他认为，“中国的

事情，没有一桩不该破坏的”，专门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做“激烈派第一

人”。那意思自然是说，宇宙之大，唯我最“左”，唯我最革了。

最初，刘师培在上海、安徽等地提倡“种族革命”，受到清政府注意。

1907年流亡日本，接触到当时的“新思潮”，于是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个实

现“共产”的社会方案。据刘师培说，在那个社会里，不仅土地、生产资科

公有，而且一切产品和财富也都公有。这个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完全平等”。

这种平等不仅表现于没有任何统治者或管理者，而且表现于消费、生活的各

方面。例如，刘师培提出，“人人衣食居处均一律”，要求大家穿一样的服

装，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既然中国的传统服装是宽松的“深衣”，

那你就别想穿洋服；既然食堂供应窝窝头，那你就别想吃白面馍馍。 （附带

说明，刘师培是近代公共食堂的提倡者，他要求在每乡建立“会食之地”。）

至于“居处”，刘师培更明确提出：“所筑之室，其长短广狭均一律。人各

一室。”要求每人有一间房子，这使至今居处还很局促的笔者很神往，但是，

蓝天白云之下，所有的房子都一个模样，彼此之间，既不宽一寸，也不高一

分，那又是一幅多么令人难以入目的画面！

刘师培的“共产”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均力”。他认为：人人作工，人

人劳动，固然是平等了，但是，同一作工，苦乐难易，大不相同。譬如造钉

制针，活儿很轻松，而筑路盖房，干起来就很吃力，两者之间还是不平等。

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平均苦乐难易的理论——人类均力说。按照这种理论，

他将人分为三个年龄段：一、二十岁以前，在老幼栖息所受教育。二、二十

一岁至三十六岁，从事农业劳动，兼做其他工作。即二十一岁筑路，二十二

岁开矿伐木，二十三岁至二十六岁筑室，二十七岁至三十岁制造铁器、陶器

及杂物，三十一岁至三十六岁纺织及制衣。三、三十六岁以后，免除农业劳

动，从事各种工作。即三十七岁至四十岁烹饪，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运输货

物，四十六岁至五十岁当工技师及医师，五十岁以后入栖息所任养育幼童及

教育事。刘师培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这一铁定程序轮换。你想当运输工人吗？

先干十六年农业活儿，再当四年厨师，在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才行。你

想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吗？那就要等到五十开外，遍历农、工各种行业之后。

也许你不想当医生，但轮换表中有此一项，非当不可。至于科学家、作家、

艺术家、新闻家，轮换表中没有，你也别胡想。刘师培把他的这种设计称为

“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是“权利相等，义务相均”的最高美

满境界。

不能认为刘师培的“均力”说完全荒唐。从有分工以来，人类就渴望打

破分工的束缚。欧文、傅立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曾设想过，在未来社

会里，劳动者可以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志趣经常地自由地调

换工种，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但是，社会主义大师们所设想的是生

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人的全面解放，而刘师培所设想的则是自然经济基础上

人的全面束缚，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大破坏和大倒退。

刘师培提出了“均力”说，其实并不准备实行，所以他很快就归附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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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府，后来又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倒是“史无前例”的十年间，将工人调到大学和研究机关去“掺沙子”，

将知识分子赶下干校去“学工”、“学农”，很有那么一点实行“均力”说

的意味。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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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水灾共产主义”

我在一篇小文中说过，在中国平均主义思想史上，应该有刘师培的位置；

本文想说，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史上，也应该为刘师培写几笔。这是

因为，他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的鼓吹者之一，并且曾经设想过一

种“贫穷共产主义”的典型“水灾共产主义”。

刘师培是个经历复杂的人物，因此，人生的色差很大。可以说：既曾“大

红”，也曾“大黑”。关于他的“黑”，本文暂且不表。这里先说他的“红”。

那还是清朝末年，刘师培正在上海做革命党。某日，他顾盼自雄，起了个笔

名叫“激烈派第一人”，那意思是说，他是当时天下革命性最强、最彻底的

人。当然，这在清朝政府统治下是无法安身的，于是，刘师培跑到日本。正

巧日本的社会党发生分裂，一派激烈，一派温和。自然，作为“激烈派第一

人”的刘师培便成了日本社会党“激烈派”的朋友，变得更加“激烈”起来。

那时，孙中山正在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刘师培认为其革命性太

差，不能从根本上拯救百姓。于是，他便邀约了几个人，组织“社会主义讲

习会”，作演讲，搞翻译，办报刊，提倡俄国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

主义”。这样，刘师培就成了东京中国革命党人中“红”极一时的“共产”

迷。

那时，刘师培写了许多鼓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文章。其中有一

篇写于1908年，题为《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引证大量古书，说明中国古

代早就实行过“共产”制。例证之一是《礼记·祭法》篇中“黄帝明民共财”

一语，刘师培认为：“共财”即“共产”。其二是东汉班固等人所编《白虎

通》书中的一段话：“古者所以有宗者，所以长和睦也，通其有无，以财理

族。”刘师培以此证明：“古代一族之财，为一族所共有”，可以称为“宗

族共产制”。其三是 《汉书·食货志》对古代井田制的描绘：“井方一里，

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力役生产，可得而平。”刘师培赞美这一制度，“同

力合作，计亩均受，于均财之中寓共财之义”，是所谓“乡里共产制”。

因此，刘师培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和欧美不同，中国实行共产远较欧美

容易，其方法是：

于一乡一邑之中，将田主所有之田，官吏所有之产（如仓库），富商所管之财（每乡富民

均有蓄藏，又典当各业多为富民所开设），均取共有，以为共产之滥觞。若各境之民互相效法，

则此制可立即施行。

这就是说，只要改变生产资料 （土地）的所有关系、财富的所有关系和分配

关系，“均取共有”，就“立即”实现共产主义了。至于生产力，那可以在

建立了共产制之后再发展。他说：

此制既行，复改良物质，图生产力之发达，使民生日用之物质悉供全社会人民之使用，则

争侵不起，而共产制度亦可永远保存。

刘师培毕竟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在1907年，他就在他主持的

刊物上译介过《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因此，他懂得生产力这一概念，

但是，他以为那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可以先实行“共产”制，然

后再“图生产力之发达”。他完全不懂得，生产关系一定要和生产力相适应，

生产关系超前了，其结果将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以至摧毁生产力。

刘师培甚至认为，闹起水灾来，就可以在中国立即建立“共产主义”。

1908年，广东大水，他便写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论水灾即系共产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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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现象》，一篇题为 《论水灾为实行共产之机会》。刘师培称：水灾一来，

田地也没了，房产也没了，金银珠宝也没了，大家只能一起相率逃难，其结

果必然是，到处被逐，叩头哀求而难得一饱。于是，他号召饥民起来“革命”。

文章说：

这种做饥民的，既然到这个地步，一定是要起来革命了，但革命的方法，一定是要依共产

无政府的方法的。到一处杀一处的官，并把那钱粮仓库取出来，大家使用，这就是反抗政府了。

遇着有钱的人家，或是开当典、开大店，窃藏粮食不肯出卖的，都把他抢空，大家用着度命，

这就是反抗财主了。

至此，文章进一步点拨说：

我现在奉告饥民的话，就是教他杀官、抢富户。这两件事做到尽头，就可以做成共产无政

府了。

你看，何等便捷！何等快当！中国古代有所谓立地成佛法，说的是一个人只

要念头一变，就可以立即进入佛家的最高境界；到了刘师培这里，又找到了

立地建成“共产主义”的窍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喜欢追求的“速成”法，

盖亦古已有之。

据刘师培叙述，这种“水灾共产主义”的境界是：“大家一起盖茅蓬”，

“要饭也要大家一起要”，“得了银钱，也要大家一起用。得了粮食，也要

大家一起煮，一起吃。”可见，是一种“贫穷共产主义”。建成这种“共产

主义”快则快矣，当然谁也不想领教。它对人们有什么吸引力呢？我想不会

有。

刘师培的“水灾共产主义”提出于本世纪初，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视作一

种笑谈。但是，它在思想史上留下的教训却是深刻的。在近代中国，无视生

产力的发展状况，以为在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只要变革生产关

系和分配关系，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想法，并不是个别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人们吃了不少苦头之后才认识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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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不应管得太多

——辛亥前后社会主义论战中提出的一个问题

早在20世纪初年，社会主义思潮即传入中国。当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

一部分会员向往社会主义，主张将中国建成“社会国家”。但是，梁启超等

人则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为此双方展开过激烈争辩。它是近代中

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这一论战中，梁启超等人有许多错误观点，但是，也有若干相当警辟

的思想，例如 1906年，他在《杂答某报》一文中说：

既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

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

梁启超所说的情况，使我们想起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想起了改革开放前

的中国社会主义，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那时，不是想把什么都管起来吗？

衣惟列宁装、毛式中山装；食惟食堂，粮油菜肉，或统购统销，或凭票供应；

住惟福利分房；至于职业，国家统一分配，哪有人才市场、自主择业可言！

梁启超反对国家管得过多，他说：“此等政府，果适于存在否乎？足以

任此之人才有之乎？有之，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能之，而可

以持久而无弊乎？”

梁启超毕竟有他的高明之处，他想得很深入。国家管得过多，必然管不

好，也管不了。以食为例，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是管起来了，但是，只能

啃窝头，吃红薯，最后，窝头、红薯也管不起了，只好供应稀粥——可以照

见人影的“稀粥”；又后来，连“稀粥”也供应不起，只好什么也不供应。

以住为例，国家实行福利分房，结果，无房户、缺房户越来越多。

按照旧的社会主义概念，国家不仅全面管生产，而且要全面管分配。对

此，金天羽于1912年在《社会主义之商榷》一文中责问说：

然而所谓分配之者，顾谁为分配乎？非小己之享特权者乎？国家之权干涉将无限域而至于

筐箧，试问专制君主曾有是乎？

上引梁启超文提出，国家管得太多、太死，就会发生“滥用职权，专制以为

民病”的情况，而金天羽则进一步提出，如果国家的权力没有“限域”，那

末，这种“专制”就可能超越封建君主制。

梁启超、金天羽反对社会主义，自无足取，但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

不应管得太多，否则，将易于滋生专制主义，却又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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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

孙中山的伟大思想遗产

孙中山一生留下了许多伟大的思想遗产，“振兴中华”是其中之一，“天

下为公”也是其中之一。

孙中山一生曾多次题写过“天下为公”。根据现在可以见到的资料，第

一次是在1912年7月，为上海《天铎报》题词。以后，题写的次数逐渐增多。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21年5月1日为《新青年》劳动号，1923年1月，为

蒋介石。1993年11月，笔者访问韩国，发现孙中山还曾为朝鲜人创办的《东

亚日报》题写过这几个字。

孙中山在其著作和演讲中，也曾多次引用过“天下为公”。他认为人类

进化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天下为公”，变现在的“痛苦世界”为“极乐的

天堂”。他相信，近代文明进步的速度一天比一天加快，“以此递推，太平

世界当在不远”。 （《建国方略》）

如所周知，“天下为公”是《礼记·礼运》篇中的一句话，它表达了秦

汉之际人们的一种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社会的主要特征为：1.贤能政治 （选

贤与能）；2.诚实与和睦的人际关系（讲信修睦）。3.博爱（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4.安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

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5.财富公有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

己）。6.奉献精神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7.和平与稳定 （是故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礼运》篇把这一理想社

会定名为“大同”。

孙中山在设计他的理想社会时显然受过《礼运》篇的影响，但是，他在

利用“天下为公”这一思想资料时，又注进了崭新的内容。

一、它表达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1924年，在《民权主义》演讲中，

孙中山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同年，在广州农民联欢会上又说：

“帝国时代只有一个人做皇帝，到民国时代这四万万人都是皇帝，这就叫做

以民为主，这就是实行民权。这些事实，中国几千年来虽然没有见过，但是

老早就有了这种理想。譬如孔子说 ‘天下为公。’又有人说：‘天下者，是

天下人之天下也。’就是这种道理。”孙中山早期接受过儒家的“民本”思

想。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提出：“国以民为本”。1912年1月，在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孙中山又声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但是，

孙中山的民本思想又和儒家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儒家思想里，国家的主

人是皇帝。民只是国家的基础；而在孙中山思想里，民既是国家的基础，更

是国家的主人。孙中山反对大权独揽于一人或少数人，多次说明：中华民国

是人民之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四万万人民就是当今的皇帝，国中的百官，

上而总统，下而巡差，都是人民的“公仆”；“总统”、“总长”一类人和

“赶汽车的车夫”、“看门的巡捕”、“弄饭的厨子”、“诊病的医生”等

人的身分并无不同。 （《民权主义》）他说：“民国如公司，国民如股东，

官吏如公司之办事者，故总统、官吏皆国民之公仆也。” （《在广东旅桂同

乡会欢迎会的演说》）这样，历史就真正颠倒了过来，原来最尊贵、最威严

的统治者成了低下的仆人，头上的神圣光环一下子被剥夺精光。《礼运》篇

曾经把建筑在家族血缘关系上的“正君臣”、“笃父子”的“天下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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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看作是“小康”。孙中山对此断然持否定态度。他说：“民国是和帝国

不同的：帝国是由皇帝一个人专制，民国是由全国的人民作主；帝国是家天

下，民国是公天下。” （《在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的演说》）孙中山尖锐

地批判封建主义政治制度，认为其弊病是“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

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 （《民权主

义》），同时，孙中山也激烈地批判欧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认为其弊病是

大资本家掌握实权，老百姓并无真正的参政机会。因此，他反对学步欧美的

后尘，主张建立驾乎欧美之上的“全民政治”（《民权主义》）。所谓“全

民政治”，据孙中山解释，就是“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同上）。孙中山

一生的伟大努力之一是想建立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二、它表达了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孙中山追求一种以“养民”为

目的，“人人发财”，人人富裕，家给人足的公平社会。（《党义战胜与党

员奋斗》）1923年，在与犬养毅书中，孙中山说：“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

子之所谓大同也。”接着，孙中山全文引用了《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以下一整段话，说明俄国的“苏维埃主义”不过如此，用不着害

怕。孙中山对俄国“苏维埃主义”并不十分了解，把“苏维埃主义”等同于

《礼运》篇中的“大同”社会并不正确。这段话的价值在于它表达了孙中山

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孙中山在欧美作过长期考察，不赞成在中国照欧美模式

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主张在中国建立民生主义社会。他说：“民生主义和

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以养民

为目的。”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义语。孙

中山一生的伟大努力之二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安乐国”。（《在山西同

盟会欢迎会的演说》）

三、它表达了孙中山的国际关系理想。孙中山拥护国际和平，反对国与

国之间的战争。早在 1913年，孙中山就表示：“（现在）国与国之间，不

能无争。道德家必愿世界大同，永无战争之一日。我辈亦须存此心理，感受

此学说。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

最伟大之思想。”（《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主张人类互助，

国际互助。在《建国方略》中，他说：“夫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

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者也。”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与

人，国与国之间就充满着矛盾和争斗，其尖锐化的结果就是战争。消灭战争，

实现人类互助，这是一个美好而伟大的理想。

四、它表达了孙中山的崇高道德理想。孙中山反对损人利己、自私自利，

提倡利人，提倡“公共心”。据孙中山分析：“重于利己”的人，常常不惜

害人，专用自己的聪明才力去夺取别人的利益，从而产生“专制阶级”和“政

治上之不平等”；而“重于利人”的人，则专用自己的聪明才力去“谋他人

的幸福”，虽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孙中山赞美后一种人，他说：“夫

物质文明之标的，非私人之利益，乃公共之利益。”（《实业计划》）又说：

“吾人今日由旧国家变为新国家，当铲除旧思想，发达新思想。新思想者何？

即公共心。”因此，他主张“为人民谋幸福”、“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在

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认为“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

的。”（《民权主义》）

五、它表达了孙中山的用人标准。他说：“人各有短长，但当绳之以大

公，感之以至诚。”（《就陈炯明叛变事件致海外同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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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既和《礼运》篇有关系，但又并不相

同。孙中山利用了《礼运》篇的传统思想资料，而根据时代特点和时代需要

赋予了它以新内容。它已经大大丰富并发展了。

人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因此，不能没有个人利益 （即所谓私），但

是，人类社会又是以群体的形式向前发展的，离开了群体，离开了社会，个

人并不能单独发展，因此，又必须有集体利益 （即所谓公）。个人利益和集

体利益，私与公，是矛盾的统一体。只考虑个人利益，一切从私出发，结果

是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成为社会各种罪恶的思想根源。同样，将某个小集

团，某个政治、经济派别，某个阶级的私利乔装打扮，说成是公，要求人们

牺牲自己合理的个人利益，这种“公”，是狭隘的，虚伪的，也是社会各种

罪恶的思想根源之一。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既和以个人为中心的“利

己主义”人生观相对立，也和以“公”字面目出现的以小集团为中心的利己

主义相对立。它以人民利益和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为基础，因而是“大公”，

真正的“公”。循此以进，世界必将日臻美好，每个人的合理利益也必将得

到满足和尊重。

联合国曾将《礼记》的有关段落镌刻在总部大厦的墙上。现在，美国波

士顿的唐人街仍将“天下为公”作为匾额。可见，经过孙中山的阐释和宣传，

“天下为公”这一命题已广为世界人民所知，成为世界思想宝库的重要内容

之一。它在人类生活和世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一天天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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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孙中山奋斗的伟大目标

统一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基础。孙中山一生为中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

因此，实现国家统一是他一生奋斗的伟大目标之一。

孙中山年轻时，帝国主义列强正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攫取权益。

为了维护祖国统一，避免“瓜分豆剖”局面的出现，孙中山毅然创立兴中会，

号召国人奋起救国，振兴中华。他大声疾呼道：“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

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孙中山的呐喊迅速得到广泛的

响应。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它标志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为中国

历史的发展昭示出一幅诱人的前景。孙中山于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热情地

发表宣言，提出“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

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等五大目标。为了早日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

孙中山敝屣尊荣，毅然让位于袁世凯。他天真地设想，从此可以进入“民国

统一，永无僭乱”的太平世界，然而，现实很快碾碎了他的美好理想，辛亥

革命后不久即出现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孙中山不得不重整旗鼓，再

次踏上为中国统一而奋战的征途。

孙中山认为：中国历史虽然有分有合，但分是暂时的，总趋势则是日渐

走向统一。他说：“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势，然

为时不久，合而为一。”孙中山看出了中国历史的兴衰治乱和国家分合之间

的密切关系，认为统一使中国历史出现盛世，而分裂则必然造成社会动乱。

因此，他把恢复国家统一视为“头等大事”和“根本要图”，是关系“中国

存亡”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他说：“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可言，财

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可以自由发舒。”孙中山充

分认识到，以中国的土地、人民、物产等条件，一旦统一，将会形成对国家

建设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他说：“若能合为一气，一致进行，排除障碍，

统一中国，将来定可为世界一等强国。”

孙中山坚决反对分裂国家或有可能导致分裂国家的种种主张。民国时

期，有些人鼓吹在中国实行“联省”制或“联邦”制，对此，孙中山持强烈

批判态度。他在 《民权主义》演讲中说：“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该把

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

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他，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

又在《孙逸仙宣言》中称：“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

国分裂成为许多小的国家，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他们之间的相互关

系。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

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

坏的力量，而联邦制则必将破坏这种意识。”他愤怒地斥责说：“提倡分裂

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

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孙中

山认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要实现国家统一，既不能一切集权于中央，又

不能完全分权于地方，必须斟酌于两者之间，采取适当的制度。他认为，有

些权力，必须掌握在中央手里，例如外交：有些权力，则不妨分之于地方。

1921年制订的中国同盟会总章提出：“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1921

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又发布宣言称：“集权专制为自满

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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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

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接受孙中山的思想，决定在中央与各省之间采取均权制，“凡事务有

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孙中山

企图通过这种“均权”制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国家统一

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

孙中山认识到，民国时期的分裂状态和列强侵华政策有关。1924年9月

18日，他在《北伐宣言》中指出：“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

受自帝国主义。”11月，他又明确指出：“革命以来迭次发生乱事，均因各

国援助一派武人，逞其野心所致。故非排除扰乱中国之外国势力，中国之统

一和平乃不可能。”随后，他在日本门司发表谈话，明确提出，要废除十三

国对华不平等条约。

要实现国家统一，有和平和武力两种办法。在一部分时间内，孙中山主

张用武力削平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孙中山于1922、1924年两次派兵北

伐，都是为着这一目的，但是，孙中山认识到，武力的办法会给国家与人民

带来巨大的破坏，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又力主用和平的办法统一中国。

1923年1月，孙中山向全国发布《和平统一宣言》，中云：“谋国之道，苟

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1924年11月，他在

上海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劈头第一句就是：“兄弟向来是主张和平统一

的人。”

孙中山所考虑的“和平统一办法”大致有三种。一是宣传，一是“文治

感化”，一是谈判。孙中山非常重视宣传的作用。1922年8月，他在上海宴

请报界人士，要求他们以舆论推动统一事业。他说：“欲得真正统一，尚须

大家奋斗。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诸君能提倡公理，分别是非，

同赴一的，则统一必可成功。”

所谓“文治感化”就是建设好广东，以之作为榜样，号召全国。1917年

夏，孙中山为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此，孙中山

即有意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1920年11月，他发表演说称：“我们现在是

要把广东一省，切切实实的建设起来，拿来做一个模范，使各省有志改革的

人有一个见习的地方；守旧固执的人，也因此生出改革的兴味。这个实际建

设就是极大的文化宣传。中国的统一，只有靠这一个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出现和平潮流。自1919年2月起，南方军

政府曾和北洋政府举行多次和平谈判，均未成功。1920年6月，孙中山在上

海发表宣言，建议继续召开和平会议。此后，他多次发表宣言及谈话，表示

愿与北方停战言和，并愿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实力派代表人

物“会商”。1922年8月，他在致苏俄代表越飞函中又称：“我当时准备，

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合作。”1923年9月，香港人何东倡

议召开南北各方领袖平等联席会议，讨论和平统一问题。孙中山立即复电表

示赞同。

孙中山是一个充分尊重人民意志的政治家。他深刻地了解人民渴望国家

统一的愿望。1921年4月，他发表谈话称：“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

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

完整的国家。因而，我们正在尽力完成赋予我们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

他要求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都能尊重人民意志，实现和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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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首都革命”，推翻直系军阀曹锟等人的

统治。孙中山认为，这是中国迈上统一之途的重大时机，也是中国前途的一

线生机，立即扶病应邀北上，准备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会谈。他

并接受中共在1923年6月提出的建议，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讨论中国的统

一与建设问题。《北上宣言》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

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

达到。”因此，他呼吁全国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来参加国民会议，万众一心，

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不幸的是，由于北洋军阀的阻挠和反对，孙中山设想

的国民会议并没有开成，他自己也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不仅为中国的统一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而且留下了丰富的关

于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一份遗产，一切炎黄子孙都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和继

承，努力维护和促进国家的统一，早日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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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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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研究基金会发起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它在历史长河中奔腾

不息，生生不已，至今仍葆有强大的活力。

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绚丽多姿，致广大而极精微，是人类文化中具有鲜

明特色和个性色彩的光辉瑰宝。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它熔铸、陶冶了一代又一

代中华人的思想、道德、心理情操和行为方式，并且还将继续熔铸、陶冶一

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中华文化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来充实和发展自己，同时又

深深地影响了其他民族和国家，为东方文明、欧洲文明以至全人类文明作出

了巨大的、卓越的贡献。

无可讳言，中华文化也有它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面。近代以来，

为了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进行了艰巨的探索。今

天，这一探索仍在继续，需要我们继续付出辛勤的劳动。

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新繁荣，我们需要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中

华文化的历史，同时也需要广泛地研究人类文化发展中一切有用的经验。为

此，我们一致同意，发起成立中华文化研究基金会，以民间集资的形式，长

期、稳定地资助、奖励和推动对中华文化的研究。

文化和经济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翼。文化的发展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力量

为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又依赖于文化的光照。我们认为，成立文化研究基金

会是利我民族，利我国家，利我子孙后代的一件大好事。我们诚挚地欢迎和

希望一切热爱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人士群策群力，共襄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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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短文力争写短

新闻、文学等方面的短文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在史学领域内，短文还

寥寥。不少作者，总觉得万字以上的文章才有分量。

其实，文章的长短和学术价值并不成正比。一篇文章，如果拖沓、臃肿、

新意不多，或全无新意，虽长而学术价值并不高；相反，如果要言不烦，精

光毕露，虽短而学术价值并不低。

中国古代的史论都不长。贾谊的《过秦论》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

上、中、下三篇加起来不过二千二百余字。苏洵的《六国论》分析齐、楚、

韩、魏等国的外交失策，为宋王朝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殷鉴，全文五百四十余

字。王安石的 《读孟尝君传》是一篇翻案文章，它一反陈说，对一向以“得

士”著称的孟尝君提出了新看法，全文仅九十字。钱大昕的《答问》第十诠

释 《元史》中“投下”二字，旁征博引，勾勒了契丹、蒙古时期一种特殊的

社会组织形态，全文五百余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有名的

史论集，其中的章篇大都在一二千字以至三四千字之间。

当然，时代前进了，史学发展了，文章写得长一点是必要的。人们不应

该笼统地反对长文。有些刊物，规定稿件不得超过万字，这不一定妥当。还

是应该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当长则长，当短则短。现在的问题在于：是不

是所有的文章都要写得那样长？史学家们于写作长而充实的文章之外，是不

是应该予短文以更多的重视。

我觉得，要提倡短文，首先要提倡几种精神：

为读者着想。人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需要读的东西又太多。把文章

写短，使读者在较少的时间内得到较大的收益，不仅功德无量，而且，其乐

为何如！

唯陈言之务去。一篇文章，总要为读者提供新东西，对历史研究有推进，

否则，宁可不写。有了可以奉献给读者的新东西了，还要力求简洁明快地将

它表现出来。别人讲过的话不说或少说，习见的材料少引或不引，人们熟知

的历史过程尽量从略，决不将自己的一两点心得淹没在大量的陈言或浮言之

中。

摒弃八股。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写论文，而论文又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和

套路，似乎不那么写就不像个样子，结果，并非必要的话说了不少，写者为

难，读者受苦。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不拘一格，可以写短的决不拖长，能

以札记、随笔说清楚的决不写成论文，那末，该能节省多少笔墨！

写短文并不易。一篇有分量的短文，往往需要作者有深湛的学识和才力。

既熟知问题的肯綮，又能一击而中，刀不虚奏。愿名家们多写一点优秀的短

文，以为示范；也愿史学刊物多发表一点优秀的短文，借此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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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名词轰炸”而想起“诗界革命”

近来，有些文艺理论文章读不大懂了。只见一个个新名词奔突而来，使

人头晕目眩，如入五里雾中。我曾经在大学里念过五年中文系，然而，现在

有些文艺理论文章却读不大懂了。前些日子，一位毕业后一直从事文学研究

的老同学来看我，他也说看不懂，并说，这种状况，有人称之为“名词轰炸”。

噢！原来有此感者并非一人。

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每当变革时代，随着新事物、新思潮、新文化

的引进或出现，都会相应地引起语言、首先是词汇的变化。戊戌维新前后如

此，五四运动前后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也如此。粉碎“四人帮”

以来，学者们跳出牢笼，得以纵览古今，环视宇内，广泛吸收人类一切优秀

文化成果，因此，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内出现较多的新名词，这是正常

现象。细察时下的此类文章，确有不少见解新颖、益人智慧的高超之作，但

是，毋庸讳言，也有若干文章，完全靠大量新名词装点门面，故作高深。人

们在鼓起勇气，硬着头皮，冲破这些新名词的层层关卡后，反复寻绎，就会

发现，作者的思想用我们已有的概念、范畴来表述完全足够，并不一定要借

助于那一个又一个新名词的。

这使我想起了清末的“诗界革命”。大约是在1896年至1897年期间，

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相约创作一种“新诗”，其特点是大量使用新

词汇。例如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

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诗中“卖人子”一典取自《新约·路加福音》，喀私德和巴力门都是英语译

音。前者指印度封建社会中把人分为几种等级的种性制度；后者指英国议会。

法田、性海、庵摩罗果均为佛家语。谭嗣同通过这首诗批判封建等级制，表

达对西方议会制的向往，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但艺术效果并不见佳。我初

读此诗时的感觉大体和今天读某些文艺理论文章类似。

谭嗣同牺牲得太早，没有对自己的创作道路进行过总结。几年以后，梁

启超说话了。他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

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

他认为，当年“诗界革命”倡导者的毛病在于“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因此，主张“第一要新意境”。我觉得，梁启超的这些话对今天某些热中于

“名词轰炸”的作者似有可资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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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发展的忧思

近年来，诗歌刊物、诗集似乎出得不少，写诗的人也不少，不能说没有

成绩，但名家、名作似乎不多。人们回答不出，当今中国的大诗人是谁，使

得洛阳纸贵的畅销诗集是什么，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名篇有哪些。新诗越

来越没有人看，也看不懂。很多诗，特别是有些所谓“现代诗”，充满着怪

诞的、破碎的、意义不明的形象，反复揣摩，根本不知所云。不少人，宁可

写旧诗；有些很有成就的新诗人，也回过头去写旧诗。我们的诗歌到底出了

什么问题？

我以为，毛病在于三脱离：即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传统。

“诗言志。”在一切文学样式中，诗也许是最富于个人特点的。但是，

诗所抒发的诗人个人的喜怒哀乐，总应该是人民的喜怒哀乐。如果诗歌脱离

现实，那么，它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然引不起人们的共鸣。抒

情诗中的“我”，既是诗人个人，又不只是诗人个人。它所抒发的情感，既

是诗人个人的，又不只是诗人个人的。诗人所表达的，应该是“人人心中所

欲言而又不能言者”。我们的作者们似乎忘了这句话的前半句：“人人心中

所欲言”，即诗人所抒发的，必须是人们在现实中有所感，普遍想抒发的，

只是因为他“不能言”，抒不出，抒不好，一旦诗人替他抒发了，而且是以

诗人独特的方式抒发了，自然，会触发人们心灵的火花，引起普遍的灵魂震

颤。这样的诗，就是好诗、妙诗，就会广为传诵，不胫而走。记得俄国诗人

涅克拉索夫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因为只歌唱自己而显得伟大。”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近年来，我们的诗人们似乎只注意了抒个人之情，而没有想

到此情一定要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上，一定要和人民息息相通，要有一定

的普遍性。

一切文学都是为群众的，或曰为读者的，诗也不能例外。因此，就不能

不考虑读者的审美要求。或许有人说：“你这是老教条，我写作不为别人，

只为自己。”好！那末请问：您为什么要发表，要出版？可见，你还是希望

有人读，有人欣赏的。既然希望有人读，有人欣赏，就应该眼睛中有群众，

有读者，让他们能懂，能理解，能感悟。前些年，有所谓朦胧诗，风行了好

一阵子。有些诗论家大喊其好，出来说：诗歌美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朦胧。于

是，你也“朦胧”，我也“朦胧”。据说，“朦胧”已经成了当今诗坛无可

争辩的主流。其实，朦胧只是诗歌风格的一种，不能以“朦胧”压倒一切，

代替一切。而且，朦胧不等于晦涩。由朦胧而晦涩，这就走上了魔道。从中

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经验看，大部分好诗都是明朗和含蓄、朴素和深厚的统一，

即它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人们易于理解、一读就能明白的，同时，又是含蓄无

穷、耐人寻味的。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虽然讲究所谓“弦外音、味外味”和所

谓“探之愈深，引之弥永”，但是，首先必须以明朗为基础。如果离开了明

朗，也就失去了诗歌所要求的形象的直观性，那么，这种诗也就成了谜语。

李商隐，是被某些诗论家视为古代的朦胧诗人的。其实，使他不朽的大抵也

还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类作品，并不专以朦胧取胜。

假使他专写 《锦瑟》，会不会在中国诗史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恐怕是个问

题。中国古代还有个吴文英，是南宋时的写词高手，他主张“用字不可太露”，

追求笔墨幽邃，情思深曲，要算是正宗“朦胧”派了，然而，当时就有人批

评他，“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涩处，人不可晓”；更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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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楼台，眩人耳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这些，都是值得今之“朦胧”

派引以为鉴的。近年来，在所谓朦胧诗之外，又出现了大量冠以“现代派”

头衔的怪诞诗，更加不知所云。我的一位诗论家朋友向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上海的一位年轻诗人请他为自己的诗集作序，他读不懂，于是，诗人为他一

首首讲解，他似乎懂了。但是，过了几天，又不懂了。这样的诗，人们怎么

会爱读，又怎么会流传呢！最近，有一位年轻诗人说：“诗是中国的强项，

但近些年在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些诗让人听不懂、看不懂，不

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样的创作也无法向历史交代。”（见

1997年4月15日《北京青年报》）我以为，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反思。

中国古典诗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传统，中国新诗的发展必须吸收这一传

统，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所乐于吟诵的作品。什

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艺术传统呢，我以为至少有四点：

1.和音乐的密切结合。自 《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古体诗、近

体诗 （律诗、绝句）以至宋人长短句、元人的散曲，无一不是在音乐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也无一不能入乐歌唱。它们的广泛流传，也常常要借助于音

乐的翅膀。人们熟悉的“阳关三叠”和“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故事，都

说明了这一点。五四新诗打破了旧诗的格律，这是必要的，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其负面作用是丢掉了中国诗歌和音乐密切结合的优良传统，不少作品

过于自由化、口语化，缺少格律，不能歌唱，或不便于入乐、谱曲。其间，

少数人曾呼吁并企图建立新格律诗，但并不成功。近年来，一面是诗歌语言

自由化，以至散文化的倾向更为严重，诗人们愈加不注意于对格律、节奏的

追求；一面是歌词写作的庸俗化和非文学化，许多歌词充满陈腔滥调，甚至

文理不通。我以为，诗和音乐的再结合应该是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之一。

2.以创造意境作为最高的美学追求。中国诗歌讲究情景交融，诗中有画，

说的是诗歌要有意境，鲜明、具体，在仿佛历历可见、可感的形象中蕴含丰

富、动人的感情，并留给读者广阔的想像和回味的天地。白话诗，特别是近

年来的新诗在这点上忽略了。许多诗淡而无味。或有意无境，或有境无意，

有的既无境，又无意，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3.高度精炼的文学语言。一切文学样式都要求精炼，中国古典诗歌在这

一方面的要求尤为严格。一首五绝不过20个字，一首七绝不过28个字。其

他五古、七古字数也都不多。但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在这样短小

的篇幅里，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白话诗、特别是近年来的新诗把这个

优良的传统也丢掉了。

4.善于从民族、民间诗歌中吸取营养。中国的各种诗歌形式几乎都是在

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少优秀诗人也都善于向民歌学习，一面改造、

提高民歌，一面充实并丰富自己的艺术素养。例如：屈原、李白、刘禹锡、

黄遵宪等都是如此。近年来，我们的新诗作者似乎忘记了这点。有些人是从

读翻译诗起步的，有些人刻意模仿外国现代派诗人，做的诗也几乎是外国现

代派诗歌的翻版。应该说，这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国是个诗歌大国、古国。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是发展得最充分也最

辉煌的艺术门类。恐怕没有任何国家的诗歌史能够和我们相比。我们应该无

负于辉煌的过去，努力创造出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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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贯通寓文于史

——读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陈漱渝同志以研究鲁迅驰名，最近破门而出，进入现代史研究领域，出

版了一本《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它文史贯通，寓文于史，很有特色。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主要成员有宋庆龄、蔡元培、

杨杏佛、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林语堂、伊罗生及史沫特莱等人。它在反

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方面，进行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杨杏佛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同盟》一书叙述

了这一团体的历史和主要人物的生平，再现了它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所演

的有声有色的场面，既是一本研究专著，又是一本生动的历史读物。

研究近、现代史，有它的方便之处，也有其困难之点。方便处是，文献

资料留存得较多，有些当事人也还健在。但是，它的困难之点却也就在这里。

这是因为，材料虽多，却大都未经整理，而且不易见到；其次，当事人健在，

作者又必须在查阅文献之外，调查这些“活材料”。年代久了，各人的记忆

难免模糊讹误，作者又须下一番考核工夫。只有将文献资料和调查、访问结

合起来，才可能准确、全面地理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揭示文献资料所无

法反映的内幕，展现真相。陈漱渝同志写作《同盟》一书不过花费了四个月

的业余时间，而收集资料却达六年之久：不仅“穷搜”一切可以找到的文献，

而且，以各种方式向当事人、知情人宋庆龄、陈翰笙、丁玲、楼适夷等人作

了调查。因此，本书对同盟历史的叙述既清晰、翔实、完整，而且又钩沉发

隐，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史实。例如，1933年，当陈赓被囚禁于上

海狱中时，宋庆龄曾为中共秘密地转交过一张纸条。这一情节，是宋庆龄本

人提供的。又如牛兰夫妇案，是当时轰动中外的新闻，但是，这一对在中国

土地上被捕的异国夫妇的真实身份，却很少为人所知。陈漱渝同志通过外文

局专家魏璐诗向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同志作了调查，函询了远在德国的王安

娜女士，又得到了安全部有关同志的帮助，终于弄清楚了他们的政治面目和

在华使命，有助于人们了解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中国的活动。其他如蔡元培为

保释邓演达，曾派陈翰笙向一度暗中赞助邓演达主张的陈诚递交过保释信。

这一情节，显然也是通过调查访问获悉的。它不仅对研究蔡元培，而且对研

究陈诚都具有一定意义。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形成的。写历史，当然离不开写人。但是，若干年来，

我们的某些历史著作却很少写人，有时写了，也往往只告诉读者，人物做了

什么，而不告诉读者，人物是怎样做的。这样的著作自然干巴巴，缺乏可读

性。陈漱渝同志的《同盟》一书注意写人，力图在可能条件下写出人物的性

格、气质和精神面貌来。例如，作者在叙述营救陈赓等人时有这样一段：

同年五月，轻易不出门的宋庆龄突然出现在辣斐坊七号（现复兴中路复兴坊七号）何香凝

寓所的客厅中。这种一向少有的举动使何香凝有些慌张。宋庆龄却表现得十分平静。她一面跟

何香凝寒暄，一面向廖承志眨了眨眼。何香凝意识到了，便托词拿糖果，回到了寝室。这时，

宋庆龄面色凝重地对廖承志说：“我今天不能待久。”又补充说：“我今天是代表最高方面来

的，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廖

承志飞快地把叛徒姓名写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宋庆龄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半截烟丝挑

出来，把纸条卷成卷，塞进这根香烟里，接着，泰然自若地走出了何香凝公寓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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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叙述是根据廖承志的一篇回忆改写的。它既富于表现力，又富于戏剧性，

把宋庆龄沉稳、机智的性格写得栩栩如生。我想，如果将它改编为戏剧小品，

肯定可以为演员提供丰富的创造天地。

《同盟》一书除宋庆龄外，对邓演达、杨杏佛、鲁迅、胡适等也都写出

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作者形容邓演达，“像一匹在革命征途上勇负重担

而不幸中途倒毙的驴子”；杨杏佛，如同以膏血换取光明的“燃烧的蜡烛”，

都是很精当的比喻。作者写肖伯纳访华，和鲁迅等人聚餐，一面学着用筷子

吃饭，一面幽默地说笑，虽然只有寥寥几行文字，但这位戏剧大师的性格却

已经跃然纸上。

历史不同于文学，它绝对排斥虚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也排斥形象、

情节和细节。一个历史家不能写不曾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能用想像去

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但是，他完全可以在叙述历史过程时，保留历史本身

所具有的多姿多彩的面貌，保留有助于表现人物性格的情节或细节。在这一

方面，《同盟》一书作了有益的探索。《营救被绑架的作家丁玲、潘梓年》

一节，作者首先从《申报》的一则消息——昆山路发现惨死的男尸写起，同

时叙述同一天，著名的女作家、左联党团书记丁玲失踪，上海市长吴铁城和

上海公安局矢口否认绑架，一时间，形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无头案。然后，

接着叙述丁玲被捕，特务潜伏在她的寓所张网以待，等候抓人：“下午四点

左右，一个身着灰色哔叽长衫，戴着眼镜的高个子男人大步跨入室内，他就

是左翼作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在历史家的笔下，应修人的

衣着、眼镜、身材、步伐等纯属细节，可以省略，然而，本书却保留了。最

后，作者才说明，应修人和特务格斗，夺窗而走，从三楼跳下，壮烈牺牲。

《申报》报道的“无名男尸”即是应修人的遗体。这段叙述，有悬念，有人

物，有细节，因而，很能抓住读者，但是，一切又都是历史——真实而无任

何虚构、想像的历史。

很久以来，就有所谓文笔和史笔之争。一种说法是，文笔属于艺术，史

笔属于科学，二者间界限分明，不能混淆。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它们为

什么不可以贯通渗透、相辅相成呢？我看是可以的，只要不以文害史就是了。

《同盟》一书的另一特点是史论结合。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有丰

富的史料，而且要有深刻的思想和见解，即所谓史识。本书所涉及的“民权”

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理论问题，它要求作者进行必要的议论和分析，而又不能

离开历史，写成一般的政治读物。本书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它在叙述同

盟活动的同时，回顾了民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孙中山、宋

庆龄、蔡元培等人的民权思想，批判了胡适的“人权观”，总结了同盟的历

史经验，不少地方，都闪耀着思想和理论的光彩，可以给予读者以智慧的启

迪。如果要寻求不足的话，它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权问题缺乏论述，令

人略感遗憾。但这也许不是本书的任务，我的意见大概近于苛求了。

陈漱渝同志正在写作《宋庆龄传》一书，期望它在文史贯通、寓文于史

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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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杂志发刊词

自鸦片战争以迄今日，时光流逝了一百五十余年，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文明史中去考察，不过是短短的一段。然而，这一段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多

彩。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在此期间发生的变化，至深至大，没有任何一个历

史时期可以与之相比。

中国历史有过辉煌的往昔，但是，一百五十多年前，却已经疲弱不振。

在和来自万里之外、所知甚少的敌人交手之后，中国人发现了自己的落伍，

于是，奋起图强，开始了振兴中华，建立现代文用社会的伟大努力。自此，

潮起潮落，一浪又一浪，一代又一代，无数志士仁人弄潮搏浪，前赴后继，

奋斗不已。本刊的创办，旨在记述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灾难与奋斗，黑暗与光

明，失败与成功，用以纪念以往，激励现在，为民族和国家的振兴，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史学的主要职能是记事。本刊提倡记事史学，发展回忆录，口述史、人

物传、本末体等史学体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

记叙一百多年来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本刊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本刊

的追求是：“信史、实学、新知、美文”。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倘有虚饰，

即非本相；再加抑扬，更离科学。因此，本刊将真实视为最高准则。同时，

本刊也将力图再现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希望向读者奉献既新

颖真实而又斐然可读的作品。中国古代的史学杰作大都情节盎然，人物及其

语言高度性格化，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继承的优良传统。当然，这一境界很不

容易达到，但是，我们“心向往之”。

生活是多样化的，历史作品的体裁也应该多样化。长篇宏议，固为繁荣

史学所必须，而札记、随笔、短论，亦为史学园地所不可少。因此，本刊体

裁不拘，风格不限，提倡量体裁衣，因材作文，能写短决不拉长，能轻松决

不故作严肃，希望既力避八股陈腔，而又不媚俗取宠，保持高雅的风格，示

人以清新活泼的面孔。

我们的老祖宗喜欢把历史比作镜子，说明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历史的

重要作用。但是，历史的作用又不止是镜子。人人都生活在历史中，也都参

与历史的创造。了解历史，不仅有益于兴邦、兴业，而且也有益于立身处世，

提高作为现代文明人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因此，我们希望，历史能从史

学家的书斋中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倘若本刊能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真实

性与生动性，使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发表的作品既对专家有研究之助，又对

一般读者有增长知识、智慧和道德、文化修养之效，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作诗要使“老妪”都能明白，我们的史学作品能否做到

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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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就不应虚构

近来，有一类书卖得很红火，就是所谓“纪实作品”。此类书，有的称

为“纪实文学”，有的简称“纪实”或“实录”，有的虽不标名号，但却以

各种方式暗示或明白地告诉读者，写的是真人真事，属于“纪实体”之列。

其内容，则以写中国近、现代史以至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

为主。有些题材，历史家还来不及涉足，但“纪实”作者们反应迅速，动作

敏捷，抛出了一本又一本著作。其题材之广泛，反映内幕之深入，发行面之

广，数量之大，都足以令人吃惊。

“纪实”热，反映出老百姓想了解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这是一种

正常的愿望，正当的愿望。

“纪实”热，反映出我们的史学著作和新闻报道还不能满足老百姓的要

求。前者常常太枯燥，后者常常太简略，套话、空话太多。于是，“纪实作

品”或所谓“纪实文学”就应运而生了。

“纪实”好不好，当然好。它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不纪实，新闻

和历史从何而来！然而，既然称为“纪实”，就不应虚构：不应编造历史或

现实中没有的事件、情节，不应杜撰历史或现实中不曾有过的人物关系，不

应无中生有地添加人物对话，进行心态和场景描写。如果资料不够，想像来

凑，用虚构来填补历史或现实的空白，那怎么能称为“纪实”呢？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真实而不虚构的作品固然有，但虚构、半虚构、

部分虚构，真真假假，三分真七分假，或者七分真三分假的“纪实”作品也

不少。这类作品，大多标榜“史料翔实、丰富”，内容绝对真实，甚至比历

史学家的著作还要真实，有的还声称拥有独家掌握或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

写作上又比较生动。如此这般，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掏钱去买！

这样，问题就大了。一般老百姓工作繁忙，又限于条件，如何有可能去

分辨真假？历史学家虽然条件较好，但是，当一种又一种“纪实”作品铺天

盖地卷来时，又如何能辨得过来！况且，许多“纪实”作品的作者又常常以

亲历者、知情人、访问者自居，你又怎样去一一核实？当代人搞不清，查不

明的问题，后人又如何搞得清，查得明？

于是，其结果就必然是：真假难分，误导读者；谬种流传，危害历史。

试看下列例子：

有一篇题为《邓小平七十年代的一次南巡》的作品，叙述1976年“文革”

期间，邓小平曾南下广州，受到许世友保护，并在菜市场与群众见面。

还有一部题为《邓小平在1976》的书，叙述毛泽东去世后，政治局常委

会上突报邓小平失踪，原来由于守门哨兵一时大意，邓小平散步时步出大门，

坐车去见了叶剑英，并就危险时局闭门议事。

以上二例，最近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发表公开信说：“均系原作者之杜撰”，

“根本没有这件事”。“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

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叶剑英”。 （见《作家文摘》，1997年6月20日）

邓榕在公开信中还提出，有一部题为 《邓小平的历程》的书，其中有一

章《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描写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卓琳因担心邓

小平步彭德怀的后尘，劝邓小平讲话不要太直。对此，邓榕从中共的保密规

定和卓琳的为人两方面否定了上述说法。邓榕称：卓琳与邓小平不仅是夫妻

关系，更是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典范。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包括面对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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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冲击，卓琳对邓小平的支持始终不渝，绝不会劝其妥协。上述文章中所

编撰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符合人物的本质。

以上云云，如果不是邓榕出面辨证，有谁会发现它们出于杜撰？流传下

去，后人据以写入正史，岂不让正史失真！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不少。

有一部自称“首次披露”了中国出兵朝鲜“内幕”的书。在记述周恩来

赴苏与斯大林等人会谈时，虚构了斯大林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斯大林

与周恩来之间的大量对话。其实，当时维辛斯基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至于会谈地点，则在黑海附近的斯大林休养所，根本不在克里姆林宫。

有一部题为《中印战争实录》的书，以大量篇幅描写毛泽东在香山双清

别墅主持军事会议，并且编造了许多毛泽东和陈毅的对话。其实，毛泽东只

在进入北平之初在双清别墅住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何尝有过作者

所描述的“西山军事会议”！

有一篇声称“根据贺子珍生前口述”写成的作品，绘形绘声地描写了贺

子珍上庐山与毛泽东相见的诸多情节，如：在门外听到毛与彭德怀争吵，相

见后与毛长时间对话，月下观景吟诗，康生告密，江青赶来大闹等，但是，

经调查，除了贺子珍上庐山与毛有过1个多小时的会见外，其他情节均属子

虚乌有。 （以上三例，参见徐焰著《“内幕”大曝光》，团结出版社1994

年版。）

还有：

有一篇写邓演达的作品，说邓在1927年春曾计划在庐山发动兵变，反对

蒋介石。

有一部写郭沫若和他的日本妻子安娜的作品，虚构了郭沫若的许多情诗

和情书，蒙住了不少专业研究者，以为是郭沫若资料的重大发现！

有一部写吴宓的作品，作者自称是吴38年的老朋友，但吴的三位女儿却

联合发表声明：他们的父亲从来没有这样一位老朋友；书中《吴宓求见邓小

平》一节“内容失实，全无其事”。（见《文摘报》，1997年6月12日）

如此等等，情况不一。有的作品整体可信，虚构不实之处只是白璧微瑕；

有的则是通篇胡编，信口开河。笔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罗列许多例子，相信

读者已经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难道我们的广大读者愿意读这种号称“纪实”但却掺水、掺假的作品吗？

难道我们的历史家能引用这种掺水、掺假的“纪实”作品吗？

难道我们的出版家应该出版这种掺水、掺假的“纪实”作品吗？

“修词立其诚。”真实是新闻和历史的生命，也是一切“纪实体”作品

的最高原则。严肃的“纪实”作品绝不能允许任何成分的虚构在内。不应该

牺牲真实性去换取生动性，更不应该为了发行数字去杜撰、编造。万里同志

说过：“失去了真实性，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一些真假难

辨的东西，制造了历史的混乱，后果严重，后患无穷。这不是小说，不能虚

构、编造。朴素的客观事实，最具有说服力。所以，我主张写人物传记，写

回忆录，必须忠于事实，不能浮夸，更不能杜撰。”（见《百年潮》第五期）

万里同志的这一段话，我以为适合于所有纪实作品。

这里，笔者要奉劝那些掌握了重要历史资料，特别是掌握了重要口述资

料的作者，不要轻率地采取掺水、掺假的写法，这将会毁掉其真实部分。人

们一旦发现其书有假，谁还会相信它是“信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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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笔者也要奉劝一切回忆录、口述录、访问记、人物传的作者，不

要轻率地采取掺水、掺假的写法，否则，你将无法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

录。

“纪实作品”出现大量掺水、掺假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分析起来，大致

有两类。第一类是理论上陷入误区：以为我写的是“纪实文学”，它是文学

的一种类型，自然可以虚构；或者是为了增加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以为

只要事件的大经大络真实，局部和细节的虚构无伤大雅。第二类是为了沽名

钓誉，或为了增加商业价值，虽明知不应造假，但却有意作伪。情况不一样，

对待的方法自然也不应该一样。但是，首先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澄清。

时人常说：文史不分家。但实际上，历史是科学，文学是艺术，属于不

同的行当。历史要求纪实，叙事求真、求信，载入史册的必须是生活中真正

发生过的。历史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还原历史本相，没有充分、可靠的文献或

考古的根据，没有严肃、细致的社会调查或访问，历史家不能下笔叙述任何

一个细节。文学则不然，它以生活为素材，但是，却不必拘泥于生活。它所

写的，可能是生活中实有的，也可能是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甚至是生活中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在生活的基础上，为了塑造艺术典型，作家可以神游万

仞，思接古今，虚构、想像、移植、集中，十八般武艺，一般一般都可以拿

出来。因此，史与文，“纪实体”与“非纪实体”，两者各有其质的规定性，

也各有其社会功能，不能混淆。混淆了就驴不是驴，马不是马了。

当然，作家、艺术家们完全可以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题材进行创作，例

如古之《三国演义》、三国戏，今之《少年天子》、《曾国藩》、《戊戌喋

血录》、 《辛亥风云录》以及谢晋编导的《鸦片战争》之类，但那称为历史

小说、历史电影，并不称为“纪实文学”或“纪实电影”。

当然，作家、艺术家（包括历史家）也可在写真人真事的同时，力图使

之有文采，有形象，做到既真实，又生动。此类写法，古人称为“踵事增华”，

今人称为“调动艺术手段”，但是，不论是古人的所谓“踵事增华”，或今

人所谓的“调动艺术手段”，都不意味着写“纪实作品”可以虚构。人们都

知道，有一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体裁——报告文学，那也是不允许虚构

的。

纪实之与虚构，如水火之不相容，如冰炭之不能共处。纪实，就不应虚

构；一有虚构，就不应称为“纪实”。一切严肃的作者不应在“纪实”或“纪

实文学”的盾牌之后任意编造、想像，制造混淆驴马的作品。

让我们都来保卫“纪实作品”的纯洁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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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追求真实

与生动相结合的境界

——读胡绳等人的几篇文章

历史著作要真实。不真实的历史自古以来即为人们所鄙视，被称为伪史、

秽史。

历史著作也要生动。不生动的历史不能吸引读者，读来易于困倦，甚至

生厌。古人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者是。

既真实，又生动；既是历史著作，又是美文。这一境界很难达到。因此，

我们也就和这类作品久违了。最近，笔者读到几篇文章。突然眼睛一亮，这

不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真实与生动相结合的“美文”吗？

胡绳的《忆韩练成将军》记一次不寻常的旅行。1948年，作者自香港出

发，中经大连渡海到山东时，同船五人，四位是文人，只有一位是武人。这

位武人名叫“老张”，中等个儿，黝黑的皮肤，陕西口音，穿着一套解放军

的冬装，外披一件羊皮军大衣。胡绳先写这位武人晕船程度一点也不比几位

文人低。次从他一上岸就积极找村长、村支书，或者找妇联主任谈话，估计

他是山东解放区派到外面去办事的干部。到济南了，“老张”说：“在北方，

济南的澡堂要算最好的，它天一亮就开张，所以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洗澡睡

觉。”果然，胡绳在澡堂里睡了几个月来不曾有过的好觉。这使胡绳有点奇

怪，这位解放区出去的干部怎么这样熟悉济南和北方澡堂子的情况呢！此后

在济南逗留的几天内，胡绳全凭“老张”领路。他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从大

街进入小巷，甚至进入很深的院子。一天，在一条深巷中，“老张”领胡绳

在一家座中空空的小酒铺中坐下来，面对巷子对面的高墙张望，悄悄对胡绳

说：“我前年就住在这里面。”这使胡绳愕然了。“前年，前年这座城市还

在国民党统治下呢！”

至此，我想所有的读者都会和笔者一样，产生了一个悬念：这位神秘的

“老张”是什么人？这以后，胡绳才一步步揭开，原来“老张”并不是什么

老张，而是当过济南卫戍司令的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他在莱芜战

役中和解放军秘密配合，因而导致蒋军全部被歼，战役结束后又自动回到南

京，在蒋介石身边发挥“特殊的作用”。这次是因为受到怀疑，跑到解放区

来了。文章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逐渐展现出“老

张”的庐山真面目。

生活中的人物大都有鲜明的个性，因而，历史著作也必须捕捉并表现人

物的性格。资中筠的《忆海伦·斯诺》写30年代访问过延安等地的著名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文革期间重访中国。她年轻时美丽出众，晚年时

仍然身材高大，腰杆笔挺，给人以硕人颀颀之感。她一到中国，不顾当时的

环境，就向奉命接待她的作者宣布：她是要涂口红的。当年在延安也如此。

这一细节先声夺人，一下子就将海伦的性格凸现了出来。接着，作者向我们

叙述，她虽是中国方面邀请的贵宾，但坚持来回机票自付，理由之一是：自

付旅费可以对中国保持独立，说话也硬一点。外面对中国传说很多，她要自

己亲自看，独立思考。再接着，作者向我们介绍了海伦没遮拦地议论江青，

在韶山留宿时，宁愿睡为毛泽东准备的硬板床，也不去睡江青的软床等细节。

这样，海伦的率真诚实的性格就逐渐丰满、鲜明起来。

李慎之的笔下的胡乔木也很有特色。在《记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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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李慎之写胡乔木请钱钟书为自己改诗，对所改之处不甚满意，但又

不好意思不接受，幸有李慎之出面办“外交”，重加斟酌，结果，皆大欢喜。

文章通过这一典型事件将胡乔木的心理刻划得很细致。此外，该文写胡乔木

一个人躺在草地上，自称“我有能源危机，要接点地气”，看似闲笔，而对

全面表现胡乔木的性格，显然大有裨益。人物性格是丰富、复杂的，不应作

简单化、粗线条的处理。

人物性格常常表现在人物语言风格上。因此，写历史人物的性格，除了

“记行”外，还必须用心“记言”。

毛泽东的语言风格是多姿多彩的。或说古道今，博大精深；或议论纵横，

天马行空；或幽默诙谐，谈笑风生。尤为突出的是文语、土语、俚语、俗语、

方言等各种语言成分，一到了他口中，无不运用自如，浑然一体。例如，熊

向晖的《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记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后，毛泽东接见外

交部有关人员时写道：

到了中南海主席住处，已是晚上9点多。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指指在美国出生

的唐闻生说：“小唐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作者所记的虽然只是毛泽东和唐闻生的几句玩笑话，但却既表现了毛当时的

兴奋心情，也显示出毛和工作人员之间的一种亲密、融洽关系，是有助于刻

划人物性格的必要之笔。

接着，作者记述了毛泽东的大段谈话：先是自嘲“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

还有那末多的“迷信”，接着，回忆1950年“花果山时代”伍修权去联合国

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情景，指示此次去联合国，“要算帐”，要点美国

和日本的名。谈着谈着，毛泽东的思想忽然像不羁之马似的奔驰起来。从做

文章要像西晋“三军总司令”杜预所说的那样“势如破竹”，谈到三国时的

曹、刘战事，由此叉到谭鑫培、谭富英演出的京剧《定军山》，又突然转辔

回到曹营，赞扬曹操的思想：“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至此，

毛泽东才回到本题，指示说：

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

就是“将”，不要胜利冲昏头脑。

这是一段典型的毛泽东的谈话，古往今来，绝无第二人。

李锐《“大跃进”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二次上书》一文记毛泽东1958年上

海会议中的一次谈话也很精彩。毛说：

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名曰秘书，从三委、二部找，一部一人，人由我自己找，找那些有一

点马列主义的，脑筋灵活一点的人，借此同你们唱对台戏。然后再逐步增加，找几个部的。前

面乌龟爬上路，后面乌龟照路爬。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你们反对得了呀？

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个人算是好人，

有点头脑，就是胆小。给我的信先给李富春看，怕你的顶头上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

是插野鸡毛的。

这里的语言也典型地体现出毛泽东的风格，既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又生动、

风趣，高度口语化。“前面乌龟爬上路”，“插野鸡毛的”云云，将民间俗

语运用得极为圆熟、自然，不禁令人叫绝。事实上，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这

样运用。几十年之后读了，仍然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

有两种生动。一种是历史学的生动。它依赖于历史自身所具有的生动成

分，例如人物的性格、行为及其方式、音容笑貌、语言、对话、环境、细节

等。历史家只是选取并忠实地记述一切。它不能背离、损害历史的真实，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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