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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养 心前言
近年来，有关曾国藩的图书的出版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点。大到全集、全书，小到传记、逸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社会上也掀起了“曾国藩热”，由学界，而军界，而政界，而商界，彼此呼应，波澜壮阔；上至政坛领袖、各级干部，下至普通读者、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或读之，或研之，或习之，或用之，竞相求证，蔚为大观。
曾国藩生活的晚清社会，旧秩序行将崩溃，而社会前进的方向茫无头绪。国内，太平天国义旗一举，应者云集，烽火燃遍十余省，清王朝顿失半壁江山。国外，列强环伺，极尽威迫讹诈之能事，处处侵夺中国主权和领土。可谓内忧外患，百弊丛生。而曾国藩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崛起于湘楚之间，纵横捭阖，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不仅如此，他的崛起还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虽然后人对他有“毁之则为元凶，誉之则为圣贤”的评价，但他毕竟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
曾国藩是位官僚，所处的却是吏治败坏并极端腐朽的从政环境。他一无家学、二无根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反复磨砺，历尽宦海风波，获得彻底的成功。虽诟病不绝，却荣宠不衰，虽备受诋毁，然善始善终。其行其言，于无意间构造出一部炉火纯青的官场绝学，把中国人为官从政的智慧与谋略阐释得淋漓尽致。
晚清还是一个信仰崩溃、道德失范的时代，在极其复杂的人生环境中，曾国藩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
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大人物，他给后人留下了用之不竭的人生及社会经验。毛泽东曾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处处效法。
独树一帜的曾氏之学，是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智慧的凝结，是他在几十年宦海沉浮中总结出的官场实用宝典，是他从身体力行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的一套独到理论。尤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人际关系也愈来愈多样化、复杂化。这样，绝不故作清高，力避空谈、清谈而注重实际的曾氏绝学，更是暗合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与心理渴望，使其深入人心，历久弥盛。
此次编辑出版的这套彩图版《曾国藩全书》系列由《曾国藩传》、《挺经》、《曾国藩家训》、《冰鉴》组成。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曾国藩的学问人品、智谋权变、文治武功。
曾国藩在立德立功的同时，还为世立言，在几十年的宦海沉浮，戎马倥偬之余，他治学不倦，《家书》传世。同时，他还营造出一个令世人艳羡的家庭，在他的谆谆教诲之下，几位弟弟均有所成，湘军与太平军开战以后，他们先后应征入伍、披坚执锐、驰骋沙场，成就功名于一时。儿孙辈更是英雄辈出，其子纪泽，继志砺学，出为使臣，折冲尊俎于国际间，为中国收复伊犁、夺回主权，从而英名留世……
《曾国藩家训》摘其家书中的精品，运用他修身齐家的具体事例，解读他继承先人遗训、结合自身体会，教导兄弟子侄成人成才的高妙策略，从而传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家教传统，并使之有益于现代家庭。
另外，本书还精选了三百余幅图片，其中有曾国藩本人及亲友的肖像、手稿、生活用品；有许多与曾国藩本人有关的历史画卷和遗址旧迹；还有反映曾国藩所处时代社会背景的众多图片。力求通过图文的结合及丰富多彩的图片，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彩色画廊，让读者回归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更形象深刻地理解曾国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第一部分：养 心日课四条——慎独主敬 求仁习劳（1）
◆原文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廉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 ，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能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管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不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钦。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敬惕，以补昔岁之衍，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第一部分：养 心日课四条——慎独主敬 求仁习劳（2）
●解读
第一条，慎独则心安。自我修养，没有比养心更难的。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如果真能做到喜欢善如同喜好美色，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那么《大学》中所说的自慊，《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惧，都能够切实地做到。曾子所说的问心无愧，天下都去得，孟子所说的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所谓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都是这些内容。所以，能够慎独，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内疚，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人若没有一件内心感到羞愧的事，心里就会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第二条是主敬则身体强健。“敬”这个字，是孔子、孟子用来教育人的，春秋时的士大夫，也常常说到它。到二程与朱子的千言万语，都离不开“敬”这个主旨。内心静定纯一，没有杂念，外表则整齐严肃，这就是敬的功夫。出门如同是去见重要的客人，役使老百姓如同是参加隆重的祭祀活动，这就是敬的气象。内心修养以安天下百姓，诚笃恭敬则天下太平，这就是敬的效验。程子说如果上上下下都恭敬，那么，天地自安本位，万物自己化育，风调雨顺，各种祥瑞都会出现，人的聪明睿智，也都由此而产生。以此敬事上天，使天子感到满意，所以说敬则一切美事都会齐备。我认为“敬”对人们最切近的功效，尤其在于能使人身体健康。人若庄敬，身体就越来越强，人若贪图安逸，身体则越来越差。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即使已是年迈多病，但一遇到庙会祭祀等重大活动，或者是在战场上碰到危急时刻，也会觉得精神为之一振，仅这点就足以证明“敬”能够使人身体强壮。如果人能在无论人少或人多、无论事情大小的情况下，都能一一恭敬地做，不敢松懈怠慢，那么，身体必然强健，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
第三条，如果追求仁，人们就会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的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了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百姓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饥饿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粗略知道了其中的大义，就有启蒙还不知大义之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会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儒家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想要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本就很富裕，并不需要去向别人借；已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贵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如果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回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没有超过张载的《西铭》的，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人，否则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那么使天下的人都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任劳任怨，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第四条，习惯于勤劳，则神都会钦佩。人之常情，没有不好逸恶劳的，不论贵贱、智愚、老少，都贪图安逸，害怕劳苦，这是古今都相同的。人一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饭，与他一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称，那么旁人就会认可，鬼神就会赞同，认为他是自食其力了。至于种田的农民，织布的妇女，一年到头勤勉辛劳，不过获得几石粟，几尺布；而富贵人家，终年安逸享乐，一件事都不做，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豢养很多奴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鬼神都不会赞同，这能够长久吗？古代的圣明君主，贤德宰相，比如商汤通宵达旦地工作，周文王无暇吃饭，周公废寝忘食，坐待天亮，都时时以勤劳激励自己。《无逸》这个篇章，推论到人若勤劳，便会长寿，人若贪图安逸，便会夭亡，这是屡试不爽的。为自己着想，则必须习练技艺，磨炼筋骨，遇到困惑，不断地学习，不断勉励自己身体力行，居安思危。这样，才会增加智慧，增长才干。为天下着想，则必须自己忍受饥饿劳苦，只要有一人没有收获，就应当视作是自己的罪过。大禹治水，历尽辛劳，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为天下人谋福利；都是自己非常节俭，拯救百姓却不辞困苦。荀子偏爱大禹、墨子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勤劳的缘故。
自从军兴以来，往往见到有一技之长，能忍受艰难困苦的人，都能被人任用，得到当时人的称赞。而那些没有才能，也无一技之长，又不习惯勤劳的人，都被当时人所唾弃，最后冻饿而死。因此，勤劳的人便会长寿，安逸的人就会夭折；勤劳，便有才能，就能为人所用，安逸，则无才能，就会被人抛弃。勤劳，便能普济众生，连神都会钦佩仰慕；安逸，则无任何价值，神鬼都不会保佑他。所以，君子若要成为人们和神都能信赖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习惯于勤劳。
我到老年后，身体多病，眼病也越来越厉害，这种状况已很难改变。你和诸位侄子中，身体强壮的很少。古代的君子自我修养，治理家业，一定要身心强健，然后才能使家业振兴；一定要做到人人悦服鬼神钦敬，然后才会有各种运气到来。现在写这四条日课，一方面是我年老时用来自我激励，以弥补以往的不足的，同时也是要勉励两个儿子，每天晚上都按这四条去做，到每个月终时则用这四条来考核。同时把此寄给诸位侄子，希望他们能有成就。
第一部分：养 心守静——神明如日之升 身体如鼎之镇
◆原文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之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神明像太阳升起一样，身体则如同鼎立地不动。这两句话是应当遵循的。只有心到静极时，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身体寂然不动，毕竟还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意只是闭藏到了极点，才招引出来一点生气，如同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坚贞不移，这就是“无”，等春雷一响，这就是“启”，坚实的谷类，原给作始播的种子，不能为种子的谷，不能说是坚实的谷。这其中没有满腔的生意，就好比万物的生长都赖于我心，还不可以说到了至静的境界。但是，静极生阳，因为一点生物的仁心，每一气息静极，仁心不息，这就是天地间的诚吗？颜子三个月不违仁，也可以说是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获得真正快乐的人了。
◆原文
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求静，想要与禅门的入定不同，必须用心体验这细密而又未可觉察的意旨。所谓的一阳初动，万物由此生长，才可以说静极，可以说喜怒哀乐还未生发，寂然不动之体。不然的话，一味求静，心如死灰，自认为是静，实际上生理的机能都几乎丧失了，何况这样做并不能静。如果有外在的干扰，心不就又不安定了吗？我深入地体察这一个道理，认为阴先于阳。但倘若不是亲身的体验，始终只能是浮光掠影地说说罢了。
◆原文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虽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由静之动，有神主之；由动之静，有鬼司之。终始往来，一敬贯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从因为戒惧而约束自己，以至在至静的境界中，虽然没有什么偏颇，内心之操守不失，则达到了“中”的境界，天地由此立位，此种绵绵不息的样子，就是由动而到静。从“慎独”而精进，以致在待人接物方面极少差错，没有不合适、不正确的地方，则达到了“和”的境界，万物由此化育，这种肃穆之象，是由静到动。从静到动，有神在那儿主持；从动到静，有鬼在那儿司察，动静之间的这种循环往复，靠“敬”来加以贯穿。
◆原文
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方好；默坐思，此心须常有满腔生意。杂念憧憧，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静坐而思，心灵坦荡，气血和顺，必须达到“天地位，万物育”的境地，才算效验。默坐而思，心灵中一定要常常充满生意。杂念丛生，靠什么东西来把它们全部排除？一定要勤加努力！
第一部分：养 心进德修业——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原文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只有增进德行和研修学业这两件事靠得住。进德，就是恪守孝悌仁义；修业，就是写诗词文章、写字。这两件事可以由自己作主，进步一尺，这个一尺就是我的，进步一寸，这个一寸也是我的。今天进了一分德就像积贮了一升谷一样，明天修了一份业又像富裕了一文钱一样。德和业一起增加，家中的财产也就越来越多。至于功名富贵，这都是命里注定的，自己一点都不能作主。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五箴——立志居敬 谨言有恒
◆原文
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兴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齐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齐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鹜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是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惑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序
年少时不求自立，任光阴流逝。古人在我现在的年纪已经学有所成了，而我却仍是碌碌无为，太让人伤感了！从现在开始，牵涉的人事越来越多，德行一天天减少，渐趋下流，这是可预知的。疾病能增长人的智慧，安逸能让人丧亡。我只是中等天赋，却事业顺利，因此想下苦功使自己振奋向上，这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创作此《五箴》。
立志箴
那彪柄千古的先哲，他们也是普通人。我虽然藐小，但也是父母所生，给予我聪明福禄，这已是太丰厚了。不顾天道，惯于安逸，这会招来凶灾。积聚的悔恨已有上千，该是终止的时候了。已经逝去的岁月已无法挽回，那就从今天开始吧。承担道义，并用语言加以发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决遵循。
居敬箴
天地定位后，万物化育。鼎足而配，称为天地人三才，并最终诞生了你的生命。你内心不端庄，残生害性。哪个人可以对他傲慢？哪件事可以随意放松处置？处事放松的人会一事无成，对人傲慢的人别人也会对你傲慢，他人即使不加拒绝，也会助长你的骄气。人们最终会看不起你，这就是昭昭天罚。
主静箴
住在日观，听见天鸡鸣叫。万籁俱寂，只闻观中的钟声。身后是毒蛇，身前是猛虎，但只要神定心泰，谁敢欺侮我？难道不是它们避人？好比面对三军，我的思虑专一，不会因为他们的纷扰而动摇。半辈子心意驰突，还未曾自己作过主，现在已经老了，难道能让心情纷乱地度过一生？
谨言箴
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最终只能给自身带来灾祸。闲言碎语，也会搅乱你的心神，理解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不理解。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让智者笑话，让愚者惊骇。那惊骇的人弄清原委以后，会说你欺骗。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即使你很直率也会怀疑你。最终忧患愧悔丛集，便铭记下来一定要改正。铭记以后仍然蹈其覆辙，可叹你已经老了。
有恒箴
自从我识字有各种经历，至今已有二十八年，却没有增添什么知识，以前所赞同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加以鄙弃。既抛弃了以前的东西，新增加的东西又得而又抛。自己没有恒常的德性，常为外物所左右。一粒一粒的黍积聚起来，时间长了就能装满一斗。希望天君司命能告诉我其中的道理。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1）
◆原文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敬——身心整齐严肃，时刻都心怀惧意。没有事情时，身心安泰，应对事情时，要心神专一。心在身体之内，要像太阳刚升起时一样清明。
二、静坐——每天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抽出时间静坐四刻，体验反复往来的仁心，心神正直，身体要像鼎一般固实。
三、早起——天一亮就起，醒来后不要贪恋被窝。
四、读书不二——一本书还没有看完，就不去看别的书，不要东翻西阅，去追求一些表面的知识。
五、读史——丙申年，买来三史阅读。父亲说你借钱买书，我会尽力替你归还。你如能把这些书圈点一遍，就是没有辜负我。从此以后每天圈点十页，若间断了，就是不孝。
六、谨言——对此每时每刻都要留心，这是首要之功夫。
七、养气——气存丹田。内心坦荡，没有不可告人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接到父亲的手谕，要我“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刻刻好比在养病一般”。
九、日知所亡——每天读书，都要把心得记录下来，并探求其中的深意。
十、月无忘所能——每个月写作几首诗文，以检验自己获得了多少道理，积养的正气是否旺盛，但如果沉溺于这些东西，也最容易让人丧失斗志。
※详解
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义之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这种重视不仅反映在将其作为普遍的社会规范，即使在一家之内，也是把它看得十分重要的，这类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如羊祜在《诫子书》中教育儿子如何处世待人。他先从自身说起，告诉儿子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但在乡里还无“清异”之名，启发儿子应更加修养品德，训诫儿子说话要老实守信用，对人要宽厚恭敬，不传无根据的话，不要听信诽谤和赞誉的话，要谦逊谨慎，三思而后行，切忌言行无信，招来祸灾、辱没祖宗：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岁，便诲以《诗》、《书》，然尚无乡人之称，无清异之名。今之职位，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远矣！汝等复不如吾。咨度弘伟，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异独达，察汝等将无分也。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后动，若言行无信，身受大谤，自人刑论，岂复惜汝？耻之祖考思乃父言，纂父教，各讽诵之。”
《女训》是东汉的蔡邕教女子注意思想品德修养的短文。他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普通心理现象，反复强调做人修养品德、净化心灵比美化容貌更重要。要求女儿整发修面、美化自身时，莫忘修养心性，崇尚节操：
“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
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润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2）
《诫子书》是诸葛亮为告诫儿子要成为有高风亮节、真才实学、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写的一篇短文。文中将德育和智育看成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提出：不修养品德，就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远大的志向，就不能勤奋治学；不勤奋学习，就没有出色才干。反之，追求安乐，涣散意志，随着年华的流逝，没有什么才能，碌碌无为悔恨也来不及了：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非守穷庐，将复何及！”
司马光则在《家范》中认为，做长辈的都想造福于子孙后代，但真正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却很少。因为这些人只知道给子孙留下财物，而不知道用道义训诫子孙，用礼法治理家庭。其结果是助长了子孙的许多不良行为，甚至产生斗讼、盼父母早死等弊端。相反，圣人给子孙留下的遗产是德和礼，贤人给子孙留下的遗产是廉与俭。作者列举了舜积德为帝、享国百世，孙叔敖不贪累世不失家业，以及萧何克俭、杨震公廉、周本好施、张文节清俭等事例，忠告人们，遗德于子孙后代远比遗财于后代更为有益：
“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何以言之？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麦盈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自于数十年中勤身苦体以聚之，而子孙于时岁之间奢靡游荡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虐之也。始则欺绐攘窃，以充其欲；不足，则立券举债于人，俟其死而偿之。观其意，惟患其考之寿也。甚者至于有疾不疗，阴行鸩毒，亦有之矣。然而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顷尝有士大夫，其先亦国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啬，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纳，锁而封之，昼则佩钥于身，夜则置钥于枕下。病甚，困绝不知人，子孙窃其钥，开藏室，发箧笥，取其财。其人后苏，即扪枕下，求钥不得，愤怒遂卒。其子孙不哭，相丐争匿其财，逐致斗讼。其处女亦蒙首执牒，自讦于府庭，以争嫁资，为乡党笑。盖由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夫生生之资，固人所不能无，然勿求多余，多余希不为累矣。使其子孙果贤耶，岂蔬粝布褐不能自营，至死于道路乎？若其不贤耶，虽积金满堂，奚益哉？多藏以遗子孙，吾见其愚之甚也。然而贤圣皆不顾子孙之匮乏邪？曰，何为其然也？昔者圣人遗子孙以德以礼，贤人遗子孙以廉以俭。舜自侧微积德至于为帝，子孙保之，享国百世而不绝。周自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积德累功，至于武王而有天下。其诗曰：治厥孙谋，以燕翼子。言丰德泽，明礼法，以遗后世而安固之也。故能子孙承统八百余年，其支庶犹为天下之显，诸侯棋布于海内。其为利岂不大哉！”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知书明礼，经常帮助太宗皇帝处理国事。
长孙皇后喜好读书，颇有见地，言行举动，特别留意将公益摆在首要位置。一次，太宗罢朝回宫，对魏征屡屡犯颜直谏非常恼怒，愤恨地说：“必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明原委，马上更换朝服，神态恭敬地站立庭上。太宗大惑不解，惊问缘故，皇后说：“君主圣明方会有骨鲠之臣，岂敢不施贺礼。”太宗恍然大悟，遂转怒为喜。长孙皇后地位显赫，但从不假公济私，多次阻止太宗用其亲属担任要职。长孙皇后自己生活俭朴，并常以之来教育晚辈，她曾对太子说：“为太子，患有无德操功名，岂患家中缺少用具!”长孙皇后对普通佣人也关怀备至。有时，太宗无理谴责宫人，皇后便站出来为他们伸冤，使宫内刑无枉滥。皇后依凭高尚的品德赢得大家一致爱戴。皇后为照顾太宗安心朝政，操劳过度，身染重病，但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国事，叮嘱太宗去奢任贤，勿宠外戚，简办丧事。
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过去与李世民是布衣之交，是开国元勋之一，李世民便把最机要的事委托给他，让他自由出入宫禁，并任命他为宰相。长孙皇后听说后坚决不同意，每遇机会便向唐太宗奏道：“我已成为皇后，尊贵到了极点，实在不愿意兄弟子侄占据朝廷。汉代吕氏、霍氏乱政的历史，应当引为深刻的教训，真诚希望圣明的唐朝不要用我的兄长长孙无忌作为宰相。”但太宗皇帝没有接受她的意见，终于任用长孙无忌做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长孙皇后又私下让兄长无忌一再去请求辞官，太宗没办法只好应允，改任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长孙皇后知道后，这才高兴地同意了。待长孙皇后去世后，唐太宗非常伤心，认为自己从此“失一良佐”，对长孙皇后表示了深深的怀念。
尉迟恭是唐朝的大将，他辅助李世民打下江山，战功卓著。有一天，唐太宗对尉迟恭说：“我把女儿嫁给你，你愿意吗？”尉迟恭则说：“我的妻子虽然才不著，貌不美，但我们是夫妻，有夫妻之情。我记得古人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富贵而不弃妻，这才是一种美好的品德。我很羡慕这样做的人。我希望您收回成命，不要这样考虑了。”唐太宗听后，认为他说得对，便停止了要收尉迟恭为婿的想法。
类似这种把道德品质看得高于一切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数不胜数，在此略举几则，读者即可窥其一斑。
从曾国藩关于道德品德修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喜欢把修养的要求、目标、做法具体化，罗列成条。他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更好地便于实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从事道德修养的心路历程。从各种记述来看，曾国藩并非从小就是个好孩子，长大以后在德行上也并不出众，但是他刻苦好学，闻过则改，终于成就了品德。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3）
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的人口耳相传，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9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痛，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暗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解恨。12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摆脱与邻居小孩的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6里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曾国藩生成一对三角眼，似闭非闭，个性内向，有什么事，常在心里打圈圈，因此，人们又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闭眼蛇”。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已满19岁的曾国藩，与10岁的弟弟国潢去衡阳唐氏家塾，跟汪觉庵学习。国潢伶俐，有问必答，甚得塾师欢心，常被夸奖，而曾国藩沉默不好言，塾师对他的诗文只用“也好”二字敷衍。一天，曾国藩背书不流畅，塾师训斥他说：“你这个生成的蠢货，一副戳牛屁股的相！你将来要是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谁知，这句气恼时的话，曾国藩始终记在心中。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他在京城参加会试，高中进士，还乡拜谢老师汪觉庵时，特地带了把伞，进门便放在汪家的神龛侧。后来告辞，起身便走，刚到槽门口，突然对送行的汪觉庵说：“我忘了带伞。”汪觉庵连忙双手拦住说：“曾大人在此稍候，等我去取来便是。”汪觉庵取了伞再来时，曾国藩不冷不热地说：“谢谢汪师，今天给我背伞了!”汪觉庵猛想起往年的话，半晌哭笑不得，只有长揖而已。
可见，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也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但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于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体运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曾国藩年轻时，有一天到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箩，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部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到家后，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以此误人吗？
第二天，冯树堂来访，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无止。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然而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几乎成了自己的恶习啊！曾国藩的长处就是他能反省自己。
曾国藩不仅注重自我反省，而且特别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朋友，直率啊！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忌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取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同年二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往，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言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温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曾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德行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但是，有了在道德修养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动，并不意味着曾国藩立刻就成了圣人，恰恰相反，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曾国藩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第四名。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他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自己“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
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另外，曾国藩认为，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道德修养毕竟是十分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仍能保持高洁的操守、圆融的处事手腕，才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真境界。这个问题，在曾国藩投笔从戎，亲自领导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反映得极为明显。
1857年，曾国藩在军事上受挫、心灰意冷时，父亲死去的噩耗又传到了，曾国藩便立刻率曾国华、曾国荃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国藩弃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示人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宫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4）
好朋友罗汝怀也写信给曾国藩，指责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公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并丧制而夺之，必事势之万无可已。故其事不及于位卑任轻之人。今以九重绮畀，四海属望，而下同乡闾之匹士，固守经曲之常轨，一再曰：‘两次夺情，从去所无’，岂足以为解手”。最令他难堪的是“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自知心亏理缺，无法辩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曾国藩从宦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惟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他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他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二月初三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薄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以摅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5）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同时又曾结有很深的仇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对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的褒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政。”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钧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曾广、曾广铨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在此之后，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如蒋介石对曾国藩视若神明，在他主持黄埔军校期间，在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的基础上，“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成《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认为“它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把他安置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曾国藩家书》。可见蒋介石奉曾国藩为祖师，服膺极深。
语言学家俞樾在《曾涤生相侯六十寿序》等文中极力推崇曾国藩，但他的弟子章太炎则一反老师之所为，在《检论》中极力贬斥曾国藩，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更明确地说曾国藩是“不明春秋大义”的“汉不肖子孙”。自《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刊出后，曾国藩更声名扫地。文章认为，“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的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以破坏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
曾国藩的事功、文学，虽已成为过去，其功过是非，难免会智仁各见。但是，他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以品德上的进步惕厉自己，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无疑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
第二部分：学 问为学之道——吾人为学 最要虚心（1）
◆原文
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于。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能之童生，而令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骘，斯可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之道，不可轻率地去评价或讥笑古人。只有在堂上的人才能评判堂下之人的曲直是非，只有孔子才能评判百世。只有学问远远超过了古人，才可以讥评古人，排列古人的高下位置。现在讲理学的人，动不动就喜欢贬评汉唐时的儒家，并排列其高下次序。讲汉学的人，又喜欢贬评宋儒的高下。这都是狂妄而又不自量力的陋习。就好比文理未通的童生，让他去阅读衡量乡试的考卷，他所确定的高下次序，怎么会恰当呢？善于学习的人应该对古人的书籍，逐一虚心诵读，而不去妄加评论，这样做才是恰当的。
◆原文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朱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以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丛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丛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
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会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从事学问，最要虚心，曾经见到朋友中有资质很好的人，往往悖才傲物，动辄就说别人不如自己。见到乡墨，就骂乡墨不通；见到会墨，就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官；还未入学的人，就骂学院。然而平心而论，他自己所作的诗文，也没有什么超过人家的地方；不光没有超过人家的地方，而且还有无法让人看的地方。只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短处，所以就光看到别人的不足。既骂了考官，又骂与他一同考试而先中的人。傲气长后，就不会有什么进步，所以就一生潦倒而已。
我平生于科名之事上极为顺利，只是小考时考了七次才中。然而每次不中，未曾说过一句怨言，只是为自己在考场上写的诗文太差惭愧而已。至今想起来，仍有如芒刺在背的感觉。当时我不敢口出怨言，这件事你们问父亲、叔父、朱尧阶就可以知道。因为考场之中，只有因为文章太差而侥幸得中的人，绝对没有文章写得好而被埋没的，这是理所当然。三房十四叔并不是读书不勤，只是因为太傲气，自满自足，所以没有能中。
京城中也有很多自满的人，有见识的人知道了，也就对此发一声冷笑而已。又有那些自认为是名士的人，鄙视科举，如同粪土一般，有的喜欢作古诗，有的喜欢讲考据，有的喜欢谈理学，气焰嚣张，自认为压倒了一切，而在有见识的人看来，他们所做的事，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也只值得发一声冷笑而已。所以我们这些人读书用功，要努力除掉傲气，戒掉自满，不要被人冷笑，然后才会有进步。
第二部分：学 问为学之道——吾人为学 最要虚心（2）
◆原文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天下所有的东西只要花力气去磨制，都能改变它的本质，而成为别的精彩的东西，更何况人追求学问呢？只要每天接受新的道理，花百倍的功夫，又担心什么不能变化自己的气质，超凡入圣呢！
◆原文
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彻，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们处理问题不够恰当，是因为没有把道理搞清楚。如果对事情的大小、内外都一清二楚，就自然会有好的处理办法。我所以对事情的大小内外不能遍知，是因为我不喜欢问、不善于问的缘故。
※详解
从事学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习惯，这个习惯，不仅存在于士大夫之家、耕读之家，即使贵为天子，也无法不去遵行。刘邦在临终前谕告太子的文书中，表达了他对太子学识浅薄极为不安，告诫太子要立志治学，处理朝政要自己亲自动手，不要使人代劳，要尊敬老一辈开国元勋：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为事也。今定汝为嗣。
“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逐知耳。以致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个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
“吾得疾逐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儿，皆自足立，哀此。”
第二部分：学 问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 缺一不可（1）
◆原文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会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音。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字者也；读书，则深沟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的方法，看、读、写、作这四个字，每天都缺一不可。看的，就是像你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和《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读的，就是像四书、诗、书、易经、左传等经典，昭明文选，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的诗，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文章，不是高声朗诵，就无法体会其中雄伟的气概；不反复吟咏，无法掌握它意味深远的音韵。用有钱人家积贮米来作比喻：看书，就是在外贸易，可获三倍之利；读书，就是在家慎守家财，轻易不去花费。用战争来比喻：看书，就是攻城略地，开拓疆土；读书，就是深挖沟、高筑垒，得地以后能守护。看书与子夏的“日知所无”相近，读书则与“无忘所能”相近，两者不可偏废。
◆原文
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咏，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已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读书有难懂的地方，不要希望一下子就把它弄懂；有一个字记不下来，也不要苦苦强求地把它记下来。只要从容从事，今天看几篇，明天看几篇，时间一久，自然就有好处。但对于已经看过的地方，要作上记录，略批几个字，否则时间一久就会忘了自己已经看过。
◆原文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之道，早上知道了真理，到晚上就是死了也无遗憾，要做到这点，十分不容易。闻道，必须是真的理解了，而且非常信奉，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心中已经没有把握，又怎么能闻道呢？
◆原文
学问之事，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以每日增长新知而不忘记为关键；文章，以多读书多懂道理为关键。
读书的志向，一定要困而勉之，奋发向上。
◆原文
读书穷理，不辨得极虚之心，则失自窒矣。
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直。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乌啄之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求理，不让自己的心地保持虚空，首先就是自我堵塞了。
不能守一定之理，是因为练习得不够熟练，志向没有确立，而其实是因为所获取的知识不真实。如果知道了真，就会知道不守一定之理的害处，就如吃乌啄杀人一样，这样就一定能守一定之理了。不能守一定之理，就会既无从选择，又无从把守，那么，即使把心念都放在四书五经上，也只能称得上是游思杂念，这是因为没有掌握能把心统摄起来的东西。
◆原文
窃经心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第二部分：学 问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 缺一不可（2）
●解读
我认为一定要专注于一经，不可泛泛而读。读经以研讨义理为根本，考据只是枝节。读经需要掌握一个“耐”字诀，一句话没有看懂，就不看下一句；今天没有读懂，就明天再读；今年不精通，就明年再读，这就是所谓的“耐”。读史的方法最好的就是设身处地，每读到一处，就好比自己正与当时的人在对答应酬。不一定要把每个人都记下来，只要记住一个人，就好比与这个人相接触；不一定每件事都要记下来，只要记住一件事，就好比自己亲身经历这件事一样。读经以明理，读史以知事，除了这两者，此外没有什么可学的。
◆原文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则自己不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则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心得就自满自足，像河伯观海，井蛙观天，这都是没有见识的人；有恒心则没有成不了的事情。这三件缺一不可。各位弟弟现在对于有见识不可速求，至于有志向，有恒心，则希望你们能勉力而行。
※详解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读书历来极为重视，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读书，不读书的人就是愚笨、贱鄙的。
曾国藩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虽是军事，但他的爱好读书也是为时人传诵的。从曾国藩一生读书的经历来看，他在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读的是“子曰诗云”，习的是帖括制艺，眼界不广，学识不宽。会试报罢，暂留京师，开始涉猎诗、古文，尤好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孜孜细读，将近一年。这才使他的学识逐渐开拓。道光十八年入翰苑后，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5门，手抄笔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间时日，因而学识大进。可以说，京宦12年，是曾国藩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坚实的奠基期。
12年中，曾国藩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所订“日课”十二条中，也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
曾国藩的晚年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是曾国藩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当时，他患病已多年。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右足麻木，中医称为“肝风”。病愈后，他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忽然间，颤抖的手指着旁边的戈什哈，似欲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
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却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于是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
这位16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62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但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确实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曾国藩一生好学，同时也总结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习方法，对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青年毛泽东的书信中看出来。
1915年６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曾这样谈到治学方法：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是曾国藩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而在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中，这一类的至理名言是很多很多的。
第二部分：学 问作文——修辞以立诚 忌巧言雕饰（1）
◆原文
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苦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作文写诗，有真情实感，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时候。但必须要在平时积累了丰富的道理，这样才能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说出来的话，也才能充分表达心中的真切感情。在写文章时没有因为雕琢字句而苦恼，文章写成后也没有阻隔不清的感觉，这都是平时读书积理多而带来的效验。如果平时考虑得不深入，那么即使有真情想要倾吐，可是道理却无法表达清楚，从而不得不临时去探寻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可获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至于作文时沉溺于雕字饰句，就会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更为拙劣，至于修辞立诚的宗旨，则早已荡然无存了。以后当遇到真情表露的时候，一定要看胸中的义理怎么样，只有能随意获取这些义理才行。否则的话，要靠临时去采办，那还不如不作文，因为这时作出来的文章一定是用巧伪的手段来取悦于人。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明德行、造福于民、达到至善，这都是我份内应做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能作诗，卖弄自己的博学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奴，怎么能算得上是深明大义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替圣贤立言，也就必然懂得圣贤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业业地处理事情了。如果认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份外的事，那么，即使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身养性、治理国家的道理，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放猪奴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夏、商、周三代全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辅相们代代相继，社会和睦安宁，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而对学问的追求，扩展到普通的乡村。因此，当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在汉阳游玩的女子，都天性贞静，擅长吟咏，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德行完善工于作文，就用不着再说了。到了春秋时期，王道的恩泽衰竭了，大道也将要废弛，文章也渐渐变异了。所以当孔子看到了被捕获的麒麟，就哀叹说：“我追求的大道要完了！”对匡人说：“古代的礼乐制度将要丧失了！”于是发愤修订六经，昭示帝王的法则，流传千代而不可更改，其用心良苦，事业盛大啊！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四散分布，不断传授发展。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士，有的人理解其旨意并撰文著书，他们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是醇厚还是驳杂，完全根据他们反映大道的多少而确定各自的等级：把握大道最多的人，他的文章特别醇厚，孟轲便是这样的人；把握大道次多的人，他的文章就比较醇厚；把握大道少的人，他的文章就驳杂；最少的人，他的文章就最驳杂。从荀况、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以下，他们的高低等次，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来。
第二部分：学 问作文——修辞以立诚 忌巧言雕饰（2）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文章写作之道，气象光明宏伟是最难能可贵的。如同多日淫雨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上高山之巅眺望平旷的原野；如同登上大江边耸立的高楼，独自在明窗净几旁坐着极目远望；如同英雄侠士，身穿狐裘白衣，没有丝毫污浊猥琐之态。这三个事例都是光明宏伟的气象，文章中之所以能够具此境界，基本上得于天赋，与人的后天学习修养没有太大的关系。除孟轲、韩愈外，只有贾谊、陆贽、苏轼达到这一气象相对最多。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明宏伟的气象，虽说用词意旨不很渊深高雅，但其中事理明达，好比与懂道理的人在谈话一样，形式内容都很透彻，确实是不能轻易达到的。
※详解
古人的文章，显示大才超俗之气，体式文采，艺术特色，和今天相距确实很远；只是收集编次，粗疏质朴，还不算细致。现今世上文章音律和谐靡丽，章句匹偶对称，避讳精密详细，比以往的文章超过许多。应该以古代的体式为主，现在的文辞为次，并且必须两者共存，不能偏废其中之一。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纯学累积功力，不妨精晓熟练；拙文研摩思索，毕竟粗劣拙陋。只要成为学士，自然能够做人处世。肯定缺乏天赋才能，就不要勉强执笔写作。我看到世上的人，最没有才气情思，却自称清美华丽，将丑陋拙劣流传散布，也已经很多了。江南称作“痴符”。近来在并州，士族中有一人，好写可笑的诗赋，戏言嘲弄邢邵、魏收诸公，众人和他一起嘲弄，虚情假意地称赞评说，他因此杀牛滤酒，引以为豪。他的妻子是个有高明见识的妇人，哭泣着劝他。这个人叹息说：“才华不被妻子所容纳，更何况行路之人！”他到死也不醒悟。了解、知道自己叫做“明”，这确实很难。
学习写文章，先要和亲友们商议。得到他们的评议裁断，然后脱稿；千万不要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被旁人取笑。自古以来执笔撰写文章的人，怎么可以说得完。然而说到宏丽、精华，不过几十篇罢了。只要不让文章失去剪裁结构，文章的意味可以欣赏，就可以称为有才之士；要求改变风俗、压倒当世，确实要等到黄河澄清了！
文章来源于《五经》；诏命策檄，出自《书经》；序述论议，出自《易经》；歌咏赋颂，出自《诗经》；祭祀哀诔，出自《礼经》；书奏箴铭，出自《春秋经》。朝廷的典章制度，军旅的誓诰言辞，传布显扬仁义，显示阐明功德，治理人民，建设国家，施行运用有多种用途。至于陶冶性情，从容地用婉言隐语加以劝谏，渗入到内心，也是一件乐事。亲自实践后仍有剩余精力，就可以学习这些。然而，自古以来的文人，大多陷溺到轻浮之中：屈原显露才能，宣扬自己，明显暴露国君的过错；宋玉身态容貌妖艳，被艺人所赏识；东方曼倩诙谐而不雅观；司马长卿获得财物而没有节操；王褒的过失显露在《僮约》中；扬雄的德行败坏在《剧秦美新》中；李陵投降夷虏而受辱；刘歆变动无常于王莽之时；傅毅结党依附有权势的豪门；班固窃取他父亲写的史书；赵元叔刚强过分；冯敬通浮华不实，被权势排挤压服；马季长谄媚权贵而受到嘲讽；蔡伯喈被认为是董卓同类而死在狱中；吴质毁谤、违逆乡人；曹植违逆傲慢而犯法律；杜笃求借东西而没有满足的时候；路粹心胸狭窄非常厉害；陈琳实在是粗疏；繁钦生性就没有法式；刘桢倔强而被罚作苦工；王粲率直急躁而被人嫌弃；孔融、祢衡，放纵傲慢而导致死亡；杨修、丁，因煽动而得获死亡；阮籍不讲礼仪败坏习俗；嵇康气势压人而以被杀告终；傅玄愤怒争执而被罢官；孙楚骄傲自大，触犯上司；陆机造反作乱，身处险境；潘岳侵吞财物得获危难；颜延年恃气不逊而被排挤罢免；谢灵运空放粗疏，违犯法纪；王元长被杀是自找的；谢玄晖轻侮傲慢自寻死路。凡是这类人，都是才能特别出众的，不能全都记载下来，大体如此。至于帝王，也有的不能幸免。自从有天子以来，其中有才华的，只有汉武帝、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都被世人非议，不是有美德的君王。在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辈中，有盛名而免除过错祸患的，时常听到，但是其中损毁、败坏名誉的人占多数。每次想到这些，推究他们的积思，文章的本体，揭示感想，启发引导性情，让人居功自夸，因而忽略了保持节操，果敢进取。现在世上的文士，这种祸患更加厉害，一件事做得惬意得当，一句话说得清新奇巧，就神魂直达九霄，志向跨越千载，自己吟唱自己欣赏，觉察不到还有旁人。再外加砂砾的伤害比矛戟惨重，讽刺招来的祸患比风沙来得更快，应该周密防范、深思，来保证大吉大利。
第二部分：学 问求学三耻——无穷受用 来自有始有终
◆原文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涂，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
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异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抄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弥吾之缺憾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生平有三件耻事：对于各种学问，都略有了解了，只是对天文、算学，一无所知，即连恒星五纬都不认识，这是一耻；每做一件事，从事一项活动，常常有始无终，这是二耻；小时候写字，不能临摹一家的书法，因为常常变更而一无所成、迟钝而不实用，近年在军中，因为写字太迟钝，常常搁置，这是三耻。希望你能雪此三耻。
家里有关天文方面的书，有十七史中的天文志，以及五礼通考中的关于观象授时的内容。每天晚上认得恒星二、三座，用不了几个月，在这方面就会与以前不同。凡是做一件事，不管这件事大小难易，都应该有始有终。写字时要先求圆匀，再求快捷。如果一天能写楷书一万，或最少七八千字，写得越多就会越熟练，手腕也会不觉得费力。将来凭此去学习，就可以手抄书；凭它去从政，案几上就不会有遗留的文牍。这些无穷的受用都是来自写字圆匀且快捷。这三件事足可弥补我的缺憾了。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孝——独孝友则立获吉庆（1）
◆原文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残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孝和友爱是家庭的祥瑞，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在其他事情上未必全部能应验，只有在只要孝悌友爱就立即获得吉庆，不孝悌友爱就立即招来灾祸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我早年长期在京城任官，常常荒废修养之道，后来从事军务，得到各位弟弟的帮助很多，而自己对各位弟弟却无丝毫帮助。我的兄弟姊妹的家庭，所以都能有田有宅，大概都是九弟的功劳。我身体残疾之后，你们对待两位叔叔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叔母像对待母亲一样，把堂兄弟看成是自己的手足之亲，凡事都很节俭，只有对待各位叔叔的家庭，则处处都很大方。对待堂兄弟应该以德业相劝戒，纠正他们的过失，希望他们有所成就，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要亲近爱惜他们，希望他们富贵。常常替他们祈祷吉祥之事，这样人神都会钦服。
◆原文
凡子之孝父母，必作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族赖之，远近服之，然后父母愈爱之，此孝之大者也。若作人毫不讲究，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所鄙弃，则贻父母以羞辱，纵使常奉甘旨，常亲定省，亦不得谓之孝矣。敬神者之烧香酬愿，亦犹事亲者之甘旨定省，实无大益。若作人不苟，办事不错，百姓赖之，远近服之，则神必鉴之佑之！胜于烧香酬愿多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子女孝顺父母，一定是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戚们都依赖他，远近之人都佩服他，父母也因此更爱他，这就是大孝。如果做人没有档次，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之人都鄙弃他，从而给父母带来了羞辱，这样的人即使常常用美食供奉父母，并常常探视父母，也称不上是孝。敬神的人在那儿烧香罚愿，也与子女常常以美食供奉父母一样，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如果做人一丝不苟，办事有规矩，百姓信赖他，远近的人佩服他，那么神一定会保佑他。这样做比烧香罚愿强多了。
◆原文
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瑞，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对各位弟弟所期望的，不是你们能否考上科举，而是第一希望你们孝悌，第二希望你们写的文章能够传颂后世。各位弟弟如果真的能够自立，应当追求大而远的目标，而不应该一味盯着学业进步。
◆原文
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孝——独孝友则立获吉庆（2）
●解读
世上凡是官宦家庭，往往最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其子孙开始时骄奢淫佚，继而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能延续一两代都是很少见的。巨商富贾的家庭，能保持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族，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悌友爱的家族，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我现在依赖祖宗积德，少年时就得志，唯恐我一人就把福气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子女，希望成为耕田读书、孝悌友爱的家族，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如果不能识透这层道理，即使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取得显赫的官位，终究算不上先辈的贤德孝顺的后代，算不上是我家的功臣。如果能识透这层道理，我将异常钦佩。澄弟常常因为我升官，便说我是孝子贤孙，却不知道这并非贤德孝顺。如果以升官为贤德孝顺，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位列臣子之首，显赫一时，难道可以说他们是孝子贤孙吗？我深知自己学浅才疏，偶得高位，但时刻关注的问题却是现在我虽在仕途宦海之中，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希望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自己可以淡泊名利，妻子儿女可以在家劳动，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
※详解
孝为百行之首，所以曾国藩的家训中，绝对不会少了这一条，他称孝为“家庭之祥瑞”，这确实是不错的，在一个子女不孝的家庭中，是不可能和睦吉祥的。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孝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春秋时，陈留有位少年叫孙元觉，从小孝顺父母，聪睿机智，尊敬长辈。可是他父亲却极不孝顺，恨不得孙元觉的爷爷早点过世。
一天，父亲忽然把病弱的祖父装在筐里，要把他扔进深山。元觉跪着请求，父亲不理，推车进山。他将老人扔在地上，转身要走，元觉却拾起筐说：“我要带回家，到你老了，也要用它送你到这里。”
父亲大惊：“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元觉说：“父亲怎样教育儿子，儿子就怎样做。”父亲悔悟了，忙把老人接回家，从此十分孝敬他。
汉文帝时，齐国太仓令（管理粮食仓库的职官）淳于意清政廉明，为人称道。他生有5女，常以无儿为憾。文帝十三年，淳于意因有失职守被处重刑。淳于意在被押解长安前抱怨：只生女儿不生儿子，在遇到大事时实在没有什么好处！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对其父遭遇不满。于是随父来到长安，给文帝上了一书：“我的父亲淳于意作为齐地太仓令，齐地人民都说他办事公允、廉洁。现在因为犯事而被处重刑，我以为人死不能复生，重刑之下即使侥幸活下来也不能再过平常生活，虽然想要改过自新但也没路可走。所以我愿意为父赎罪，身入官府，作为奴婢，使得父亲能有悔过自新的机会。”书达文帝，文帝为其精神所感动，下诏免去刑罚，并下令免去全国肉体之刑。
晋代的李密幼年丧父，母亲何氏改嫁，是祖母刘氏将他抚养成人的。李密对祖母十分孝敬，祖母有病时，他都昼夜守护，亲尝汤药，并利用照顾祖母的空闲时间，刻苦读书。
李密曾在蜀汉做过小官，蜀亡后，因其才能出众被晋武帝任命为太子洗马。他上书晋武帝说：“我自幼是孤儿，是祖母刘氏将我抚养成人的。现在她年老多病，经常卧床不起，离不开我的照顾。可您却叫我做官，我实在是左右为难。好在本朝提倡以孝治天下，对老人十分优待，现在我的祖母已经96岁了，可以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如果我去做官就无人为她送终。我今年才44岁，报效国家的时间还长，但孝敬祖母的时间却不多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晋武帝看了他的上书后，很受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李密一直等到为祖母送终以后，才外出作官。
作为朝廷官员，常常会碰到忠孝不能两全的尴尬局面，针对这一情况，该如何处置呢？曾国藩是主张孝大于忠的，如他坚决反对墨从戎，即守孝期间参与军事生活。如咸丰元年，当他在京城听说江忠源墨从戎时，他曾振振有词，力加阻止。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举人。道光二十七年曾在家乡办团练，镇压瑶民起义。接着，历任浙江省秀水、丽水知县。大学士赛尚阿至广西围歼太平军之前，在左景桥上书言事，其中有一条提及江忠源善带兵，疏调他至军前效力。曾国藩闻此事，欲行阻止，而赛公已经出发了”。此时江忠源正在家守制，得谕旨，即与其弟江忠浚募乡勇五百人，奔赴在广西的副都统乌兰泰帐下。曾国藩立即写信给正在粤中为大军筹粮饷的友人严正基说：“岷樵读礼山中，谊为乡里御寇，然墨从戎，则非所宜。弟比有书，告其不必远出。君子爱人以德，似应如此。阁下以为然焉否也？”他以“爱人以德”的姿态，动员友人来劝阻江忠源。他还直接给江忠源写信说：“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苫块之余，不宜轻往。期关大节，计之宜豫。”不久，再次写信给江忠源说：“吾子在忧戚之中，宜托疾以辞，庶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又说：“顷闻吾弟被命即行，虽军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语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他还为江忠源出主意说：“所可幸者，闻尚在乌公幕府，未尝署一官，领一职，犹为无害于义。将来功成之后，凡有保奏议叙，一概辞去，且预将此意禀明乌公转达赛公，再三恳告；如不保叙，则仍效力行间，终始其事；如不允从，则托疾归去。”“若略得奖叙，则似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在曾国藩看来，最好不要墨从戎，去了也只效力不当官，只有这样，才叫忠孝两全。他再次警告说：“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也。”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孝——独孝友则立获吉庆（3）
到咸丰二年十月，曾国藩在家守制，犹写信给友人刘蓉说：“岷樵去年墨从戎，国藩曾以书责之，谓其大节已亏。”
但是，曾国藩自己不久即碰上尴尬局面，一是母死，朝廷又命他出来办团练；二是在办团练期间父死。面对这种忠孝无法两全的局面，他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姿态：出来为朝廷做事，但不受官职。但是曾国藩的本意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咸丰四年八月十九日，湘军会师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一个恭谢天恩折，说自己丁忧在籍，墨从戎，“常负疚于神明”，不敢仰邀议叙，仍荷温纶宠锡，惭悚交增。“嗣后湖南一军或者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接受。”
在曾国藩上谢恩折后仅4天，即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湘军登上了武昌城头，太平军守城将领黄再兴、石凤魁于先天夜里已带领精壮仓惶逃往武昌下游的田家镇去了。此时，杨霈的军队尚在汉阳以北，但他抢先向朝廷报捷。咸丰帝看了他的奏报，批道：“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塔齐布陆路官兵，此时谅已与曾国藩水陆合为一军，着俟杨霈抵省后，商榷挑选精兵，水陆进剿。朕日盼捷音之至也。”咸丰帝对当时情况不明，指令也模糊不清。待湘军攻占武昌十二天后，即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咸丰帝才看到曾国藩的《官军水陆大捷，武昌、汉阳两城同日克复折》，他兴奋之极，批道：“览奏欣慰。”并立即嘉奖攻克武昌、汉阳有功人员，其中“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在这以前，朝廷任命团练大员为巡抚，已有先例，这就是诏授楚勇头目江忠源为安徽巡抚。九月十二日（11月２日）咸丰帝又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将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
但是，在九月初五日的廷寄中，咸丰帝却埋下了一个伏笔：“曾国藩虽系署任巡抚，而剿贼之事重于地方。”聪明绝顶的曾国藩接到署湖北巡抚的任命后，立即于九月十三日（10月３日）上折，陈述了一通署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私心万难自安”的道理，说自己将率后帮水师即日启行，转瞬出鄂入皖，“鄂垣善后事宜，既不能一为兼顾”，因此恳请另“简派贤员接任湖北巡抚，以重疆寄”。他在同一天给诸弟的信中说：“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又说：“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其名震一时，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他一点也不掩盖自己的“好名”，然而他却想到，一旦成名，将得罪于名教，受讥于乡党，见嫉于友僚，因而深痛“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忠孝两全，真是难啊。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和——和气蒸蒸而家必兴（1）
◆原文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家庭和睦自然就会带来福气。如果一家之中，对哥哥说的话做弟弟的无不听从，对弟弟的请求哥哥无不答应，如此和气蒸腾而家庭仍不兴旺的，还没有见过；与此相反而家庭不衰败的，也还没有过。
※详解
曾国藩强调家庭和睦的重要，是有其极深刻的原因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他们兄弟4个都从了军，而且九弟曾国荃还为破天京立了头功，试想，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里，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吗？
有一个倡导家庭和睦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单箭易断、众箭难折”：公元424年11月，吐谷浑威王阿柴临终前把自己的20个儿子叫到床前，让他们每人拿出一支箭来。阿柴从20支箭中拿出一支来，让弟弟慕利延把箭折断。慕利延很轻易地就把箭折断了。阿柴又把其余十九支箭让他一齐折断，慕利延费了很大力气也没有把箭折断。阿柴对儿子们说：“你们都看到了吧，一支箭很容易折断，很多支箭则不易折断。这说明你们只有团结起来，力量才会强大，所以你们应同心协力，保国安家。”说罢气绝身亡。
要获得家庭和睦，首先是家庭成员必须宽宏大量。
隋朝时，有个叫牛弘的人，学识很渊博。他的弟弟牛弼却时常酗酒闹事。一次牛弼喝多了酒，酒后将牛弘驾车用的牛给射死了。
牛弘外出回家后，他的妻子向他诉说道：“叔叔喝醉了酒耍酒疯，将牛射死了。”牛弘听了，什么也没问，只是说将牛肉做成肉脯算了。他妻子做完肉脯之后又提杀牛一事，牛弘却说：“剩下的做汤。”过一会儿他妻子又唠叨杀牛的事。这时牛弘才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脸色像平时一样温和，甚至连头也没抬，继续看他的书。
妻子见丈夫这样大度，感到很惭愧，从此以后再也不提杀牛的事了。因此，牛家上下一团和气，再也听不到闲言碎语，牛弼也因此收敛了许多。
宽宏大量，不仅能使家庭和睦，还能使许多看似严重至极的事轻易化解。
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之子郭暧为妻。郭暧时常与公主口角，公主也不甘示弱。郭暧说：“你仗着父亲是天子，我还不爱当那个天子呢。”公主听了大怒，赶紧乘车回宫告诉代宗去了。
唐代宗听后，责备升平公主说：“此中道理，非你所知。他真的如此说，他想当天子，天下难道是你李家私有的吗？”就安慰公主一番，叫她回去。
郭子仪听说了，把郭暧绑起来，带他上殿去请罪。代宗见状，说道：“民间有句谚语说：‘不痴不聋，不当老公公。’儿女闺房里的事情，不值得一听。”
郭子仪带回郭暧，打了他几十大板，公主哭哭啼啼替郭暧求情。从此二人和好，备加恩爱。
家庭和睦，首先必须是夫妻和睦，因为夫妻关系是各种家庭关系的主体，又是家庭的支柱。从历史上看，夫妻和睦，不仅能使家庭稳定，而且能激发夫妻的创造力，甚至还能由此创立一番大业。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别号易安居士。其父是当时著名学者李格非，其母王氏亦甚有才情，所以李清照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的词作感情真挚，语言雅隽，善于使用白描手法，为文俏奇，情调低回缠绵，有许多传世之作。
李清照是在1102年同赵明诚结婚的。赵明诚发现，自己的妻子是个见识不凡、精通诗书、才气过人的女子；李清照也了解到，赵明诚对官势利禄十分淡漠，醉心于历代文化、古迹的研究，特别长于金石碑帖。共同的爱好和清高的志趣，大大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使他们成为一对为祖国文化事业而奋斗的夫妇。
这对夫妇的生活很拮据。为了得到文物书籍，他们常常把钱花光了，就典当自己的衣服，务必把所发现的书籍、文物买回家中。他们废寝忘食，相对而坐，把买来的东西反复欣赏、琢磨。后来，赵明诚当了知府，家境稍稍好转起来，但收购文物是耗资无边的，因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贫困、清苦。有一天，夫妇俩在街上遇到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出售，卖主要价20万。他们历来对徐熙的作品爱不释手，便将画取到家中，再筹措现款。但是，他们绞尽脑汁，也没法凑到20万钱。那幅《牡丹图》在家里放了两天，只好怅然归还了卖主。他们对于文物古籍，对于文化事业爱得那么深，兴趣和爱好以及观点多么一致呀！
共同的爱好使李清照夫妇生活和谐，充满高尚的情趣。李清照博闻强记，能够面对千万卷图书，回答出某人某事在某书、某卷甚至某页上。赵明诚常常故意考他，以茶为赌，谁胜谁先喝一杯茶，丈夫总是输给她。正因为对事业的倾心热爱和夫妇之间的密切合作，他们“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这样，精心收藏、考证，日积月累，夫妇拥有大批金石珍品和几万卷图书。到北宋灭亡的时候，已有书15车，藏书占了十几个房间。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和——和气蒸蒸而家必兴（2）
赵明诚专心于金石，在诗词方面李清照高出一筹。夫妇之间互相敬重，很有情趣。相传赵明诚起初想同妻子比一下文才高低。李清照写给赵明诚一首咏菊花的词［醉花阴］。赵明诚埋头三天不出门，写了50首［醉花阴］，和李清照写的放到一起，让精通诗词的内行人、好朋友赵德夫欣赏，品评。赵德夫反复对比，认为李清照写的那首最好，并指出妙在哪里。正是由于赵明诚的支持、敬重与协助，李清照才能够在诗词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写下了大量婉约、曲折、新颖的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女词人。
然而，李清照夫妇的生活和事业，因金兵入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127年，战火使北宋灭亡，李清照夫妇逃往江南，辗转流亡，背乡离井。他们大半生搜集的金石书画等艺术珍品大半毁于战火或丢失，这对他们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奋力保护文物珍品。
1127年 ,赵明诚在赴任途中病死。李清照埋葬了自己的丈夫，按着丈夫的遗嘱保护着宝贵的文物图书。她辗转几千里，历尽艰难险阻，但仍然保存着部分珍贵文物。最后编成《金石录》，并写了后序，以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
而朱元璋能最后称帝，与自己夫妻和睦也有极大的关系。
朱元璋幼年家境贫寒，从小给地主看牛放羊，还做过和尚。后来他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在战争中锻炼成一位卓越的农民军领袖。经过十几年艰苦奋战，终于推翻了腐朽的元朝统治，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在朱元璋的统一事业中，马皇后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登基大典进行完毕后，回到宫中，对马皇后说：“非后德齐一，安有今日，岂敢以富贵忘贫贱哉！”朱元璋这话说得并不过分。在他叱咤风云的一生中，马皇后一直和他“忧勤相济”，“备极艰难，赞成大业”。朱元璋的全部事业中都渗透着马皇后的心血。
马皇后生于1332年，比朱元璋小４岁，安徽宿州人。祖上曾是当地有名的富户，“以资豪里中”，到了父亲马公，“善施而贫”，家业日衰，马公后因杀人避仇出逃，临行时把爱女马氏托付给生死之交郭子兴。马氏的母亲郑媪早在她出世不久即已去世，后来马公也客死外地，郭子兴夫妇悉心抚养她，收其为义女。马氏虽然长得不十分漂亮，却也端庄温柔，加上她“善承人意而知书，精女红”，精明干练，举止从容，深得郭子兴夫妇的钟爱。
元末顺帝执政以来，政治愈加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又遇上黄河决口，水患严重，人民生活极为痛苦，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江淮流域终于爆发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次年郭子兴率兵于濠州起兵响应。不久，朱元璋加入了郭的队伍。起初他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因其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很受郭子兴的赏识，马氏对他也很爱慕，于是子兴和夫人张氏作主，把义女嫁给了朱元璋。之后，朱元璋职位不断提升，军中都对他另眼相看，称他为朱公子。“元璋”这个官名还是在这时正式起下的，这段姻缘成为朱元璋日后发展的一个契机。
不过，郭子兴性情暴躁，气量狭窄，在别人的挑唆下，也多次猜忌贬斥朱元璋。有一次甚至把他监禁起来，不准进食。马氏得知后，亲自到厨房，“值蒸馍熟，后乘热窃其一，怀之薄乳旁，乳为之糜”。别的将领出战，总要掠获些财物向郭子兴献礼。朱元璋带兵秋毫不犯，即使缴获一些战利品，也尽数分给部下。马氏怕义父不察实情，耿耿于怀，就拿出自己平素的积蓄献给义母，求她向义父调停说情。就这样，朱元璋在这支队伍中的地位逐渐得以巩固。
有一段时期遭大灾，军中粮缺，马氏总是不吃饱。她还亲自掌管丈夫的文札。朱元璋的军状文书，还有他随手写下的札记、备忘录，都由她整理保管得“籍簿井井”，“仓促取视，后即于本中出而进，未尝脱误”。平日随丈夫在军中，常提一些很好的建议。
马皇后认为“定天下在得人心，人心者天下之本也”。她曾多次提醒朱元璋：“用兵焉能不杀人，但不嗜杀人，则杀亦罕也。”战争紧张时，马夫人“亲率妾媵完缉衣鞋，助给将士，夜分不寐”。
朱元璋做皇帝后，经常回忆起早年艰难岁月的经历，把马皇后“比之芜蒌豆粥，滹沱麦饭，每对群臣述后贤同于唐长孙皇后”。史家称明代“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这和马皇后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诸将击败残元势力，俘献宋元以来的传国玉玺，举朝庆贺。马皇后却说：“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宝欤。”元璋会心地说：“朕知后谓得贤为宝耳。”马后拜谢道：“诚如陛下言，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得贤人共理天下。”
针对朱元璋经常法外用刑，随意治罪，马皇后提出：“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一次朱元璋发脾气责备宫女，皇后也假意发怒，命令把宫女交付有关机构论罪，并解释：“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中矣。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
马皇后一共生了5个儿子，她对孩子管教很严。一次王子的教师李希颜因小孩顽皮不听话，用笔管戳伤了他的额角。小王子哭着到父亲处告状，朱元璋大怒，正要发作，马皇后急忙从旁劝解：“几有使制锦而恶其翦者，夫曲谨，妇寺之爱也，而以责师傅可乎？”朱元璋觉得有理，便没有惩办教师，反而提升他做左春坊右赞善。马皇后最小的儿子朱棣，放荡不羁，长大后封到开封做周王。马皇后派江贵妃随往，临行“赐以己所御纰衣一，杖一，曰：‘王有过，则披衣杖之，即违，驰以闻。’”朱棣听了这话，就职后果然不敢胡作非为。
马皇后对朱元璋在生活上十分体贴关心，直到做了皇后，还亲自操劳主管丈夫的膳食。她虽贵为“国母”，却依然保持过去那种俭朴生活。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八月，马皇后病死，终年51岁。病重时，她自知难好，怕连累医生，不肯服药。临终嘱咐朱元璋：“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
朱元璋非常敬重信赖马皇后，对她提出的建议常能认真听取接纳。他曾赞扬马皇后的见解是至理名言，嘱咐女史官记下，让子孙世代遵守。马皇后以她特殊的身份，卓越的见识和杰出的才能，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悉心补救朱元璋在政事上的弊病和过失，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发挥重要作用，作出有益的贡献。
朱元璋始终对马皇后充满深情，念念不忘。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与马皇后合葬在南京孝陵。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严 —— 不严之流弊不可胜言（1）
◆原文
治家贵严，严父常多教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故易曰“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治家以严为贵，严父对子女的教育就多，不严的话子女就会一天比一天骄佚懒惰，其流弊数不胜数。所以易说：“威如吉”。想要既严又威，一定要以庄敬为根本，不苟言笑，所以说“威如之吉”，这是反身而诚的意思。
※详解
“治家贵严”，这是曾国藩的切身体会和一生奉行的准则，这从他一生对子女兄弟的教育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来，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家贵严早已成了一条不容怀疑的准则。
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之所以能够成名，往往得益于严格而健康的家教。
孟子名珂，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先世是鲁国公族，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他将孔子的“仁”发展成为“仁政”，宣传“仁者无敌”的思想，被后人称为“亚圣”。
少年时期的孟子贪玩不好学习，他经常跑到一个离家不远的墓地玩耍，学着挖坑埋死人，有时连饭都忘记吃。对此，孟母心里非常焦急，苦苦思索如何为孟子挑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免得他四处乱跑。想来想去，她决定把家搬到街市附近去住。但是没想到，繁华的街市和来往这里的商人，也很分散孟子的注意力。出于好奇，孟子甚至常跟随商人学着在街上叫卖，把读书学习的事完全抛在脑后。
不久，孟母得知了这种情况，并从中得到启发：原来小孩子都有一个特性，接近什么就学什么。她觉得此地也不是教育儿子的好环境，于是又产生了第二次搬家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孟母把家迁到了一所学堂旁边。此后孟子果然体会出母亲二次搬家的良苦用心，开始进学堂用心读书。
孟母不仅懂得客观环境对培养学习兴趣和钻研精神的重要，也懂得只有经过千锤百炼、不断努力和反复教育才能造就刻苦好学、坚持不懈的精神。因此，孟母除了注意选择良好的客观环境，进行必要的督促外，还注意启发孟子主观上的自觉性，使他明白要努力学习的道理。
孟子上了学堂，虽然比从前用功，但仍然经常贪玩好耍，并不十分努力专心对待学业，孟母仍很担忧。一天，孟母正在堂前织布，又见孟子早早就从学堂跑回家，就马上放下手中的活，问孟子是何原因。孟子是因不愿读书，背着老师逃学的，但看见母亲严肃的样子，就撒谎说：“我是和平时一样放学回来的呀！”孟母听了很痛心。她沉思片刻，拿起剪刀把织布机上的纱线统统剪断，而且不再说什么，只坐在一边流泪。孟子见状，心里非常紧张、害怕，小心地走上前，问母亲是什么原因使她这样难过。这时，孟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你好好读书，增长知识，使你成才，像你现在这样经常中途废学，不求上进，这不就等于用剪刀剪断纱线，使我织不成布一样吗？”孟子听了母亲的教诲，感动得痛哭流涕，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
从此，孟子懂得了学习必须持之以恒的道理，并且经过他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学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称为“亚圣”。
宋金对峙时，金营中流传一句话叫“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之所以难撼，也是得益于岳飞采取的严格的家教。
岳飞共有5个儿子。岳飞不仅治军严谨，令出必行，训练出一支使金兵闻风丧胆的岳家军，而且严于律子，对儿子从小要求就十分严格。
岳飞自身素朴，只穿寻常百姓穿的麻布，不穿丝绸，他也不愿让家人沾染奢侈的习气，要求孩子们穿粗布衣服，吃素面蔬菜，不准饮酒。他常告诫几个儿子，要他们知道稼穑的艰难，并要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以便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
岳云是岳飞的长子，12岁就被岳飞带到军队进行严格训练。岳飞把岳云编到部将张宪的队伍中，当一名小军士，让他接受严酷战争环境中的锻炼。
岳飞的母亲姚氏曾在他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4个字，勉励岳飞要一心报效国家。岳云从父亲那里接受精忠报国的教育，加上随军征战，见到百姓受金兵蹂躏的悲惨生活，更激发他要杀敌报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雄心壮志。他同大人们一样，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岳飞也从不给予他特殊照顾，相反，岳飞对岳云的要求比对一般士兵的要求更为严格。
在一次训练中，岳云违章操练。骑马下坡，本应放慢速度，他却疾驰下坡，由于坡陡路滑，连人带马翻进沟里。岳飞见了怒气冲冲训斥道：“若是同敌人作战，你这样岂不坏了大事！”说完，不顾众将的劝阻，坚持军法从事，打了岳云100军棍。此举使全军上下皆受震动，将士们训练更加刻苦认真了。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严 —— 不严之流弊不可胜言（2）
岳云在岳飞的严格要求下，武艺精进，16岁便成为一位臂力过人、骁勇善战的小将。他双手各持一杆几十斤重的铁锥枪，冲锋陷阵，威震敌胆。
岳飞认为，作为将领，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要求别人，作武将的，只有身先士卒，才能率领三军前进。在遇到苦战时，他总是要岳云冲锋在前，给大家作榜样。
1134年，岳家军举行第一次北伐，16岁的岳云参加了攻打隋州的战斗。他勇冠三军，手持两杆铁锥枪，第一个冲上城头，立了头功。岳飞因岳云上一年被高宗授以正九品保义郎时，还未立下战功，所以，他把岳云的战功如实上报。随后，在攻打邓州时，岳云又第一个登上城楼，立了头功，这次岳飞却没上报。事隔一年，朝廷查明此事，才将岳云升迁为武翼郎。但从此以后，岳飞怕岳云年少居功自傲，凡岳云立下的军功一律不予上报。
1140年，金兵统帅兀术以优势兵力围困岳家军驻地河南郾城。面对强敌，岳飞令岳云先率骑兵冲击破阵，他严令岳云：“不胜，先斩汝。”岳云以少击多，奋勇杀敌，出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直杀得金兵尸横遍野。
郾城之战刚结束，岳飞又令岳云火速去颖昌（今许昌）增援部将王贵。岳云连续作战，率800铁骑长途奔袭，冲入数万敌兵之中，负伤100多处，人、马都被鲜血染红了。这次战斗，岳云斩了兀术的大女婿，又立大功。以后岳云在父亲严格要求下，征战南北，打了无数胜仗，直至他们父子被高宗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四、五种遗规
——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
◆原文
五种遗规，四弟须日日循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余荫，我得忝列卿贰，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后辈子女无法则，则骄奢淫佚，立见消败，虽贵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别家无好榜样者，亦须自立门户，自立规条，况我家祖父现样，岂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堕落之乎，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后辈骄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劝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种遗规”。四弟信此三语，便是爱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语，便是弁髦老兄。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六弟近来气性极和平，今年以来，未曾动气，自是我家近气象。惟兄弟俱懒，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亦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二人俱劝，则气象更兴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五种遗规，四弟一定要天天遵循，句句学习。我期望四弟的，也就是这些。家里承蒙祖父的厚德和余荫，使我官居高位，假如兄弟妯娌不和睦，子孙后代没有规矩，那么人人骄奢淫佚，很快就会衰败，即使贵为宰相，又有什么用呢？我家里的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都极严，是极好的榜样，我们跟着他们学，是很容易的事。别的家庭没有好的榜样，尚且要自立门户，自订条规，何况我家有祖父这样现成的榜样，怎么能不遵而行之，而竟忍心加以抛弃呢？现在我不在家，一切都希望四弟作主。兄弟之间不和睦，这是四弟的过错。子孙辈骄横恣肆，不守规矩，是四弟的过错。我有三件事奉劝四弟，一叫“勤”，二叫“早起”，三叫“看五种遗规”。四弟相信这三句话，便是爱我、敬我；如果不相信这三句话，就是看不起我。将来我家的兴衰与否，全部取决于四弟一人。近来六弟的气性极为平和，今年以来，未曾动过气，这是我家近来的好气象。只是兄弟们都很懒惰，我是因为有别的事而懒，六弟则是没有别的事也懒，这是我不很满意的地方。如果两个人都能改正，那么气象就会更加兴旺了。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五种遗规——我辈踵而行之 极易为力（1）
◆原文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头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进周旋，贺喜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弟以为然否？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与沅弟讨论治家之道，一切都以星冈公所定的办法为准，大约有八字诀。头四个字，即上年所说的书、蔬、鱼、猪；另有四个字称早、扫、考、宝。早就是早起，扫就是扫屋，考就是祭祀祖先，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说考也就包括妣；宝，就是亲族和乡里之人，经常互相来往，贺喜吊丧，询问疾病，同济急难。星冈公曾经说：“人待人是无价之宝。”星冈公生前对于这些事都极为认真，所以我把它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这句话虽然近于谐谑，但我想把它写在屏上，以祝贺你们夫妇的寿辰，使后世的子孙知道我们兄弟的家教，也知道我们兄弟的风趣。你认为对吗？
◆原文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吾自嘉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见王考星冈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行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个字，是我们家历代的家训。我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见到星冈公天天守常，不改这种规矩。他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情，也是你亲自一一见到的。我们对这些规矩守住一分，家道就可以多保住几年。希望你领着纪泽和各位侄子切实遵行它。
◆原文
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定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必，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蛮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过去我的祖父星冈公，最讲究治家的规矩：第一要早起，第二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第三要虔诚祭祀，第四对亲族邻居要善待，凡是亲戚邻居来我家，都是恭敬接待，有急难一定会周济，有争讼一定帮助排解，有喜事必表示庆贺，有疾病一定去慰问，有丧事必去吊唁。除了这四件事之外，对于读书种菜等事情，尤其时刻留意。所以我近来写家信，常常提到“书蔬鱼猪”这四者，因为这是祖父传下来的规矩。你现在一心读书，没有空暇，这八件事即使自己不能一一亲自料理，但对此都要存心。请朱运四先生对此细心料理，这八件事缺一不可。
至于虔诚祭祖这件事，一定要你母亲随时留意，凡是最好的器皿，要留作祭祀用；凡是最好的饮食，要留作祭祀用。普通人家不讲究祭祀，这样的家庭即使兴旺，也无法长久，所以非常重要。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五种遗规——我辈踵而行之 极易为力（2）
※详解
提到家训，曾国藩言必称星冈公。星冈公是曾国藩的祖父，原名兴，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他继承祖业，占有100多亩水田和多处山林、屋宇。家中“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报平安”。正因为如此，他青年时放荡游冶，酒食征逐。直到父亲死后，已过而立之年的曾星冈，挑起了一家重担，才收心治产业。他曾有一段很坦率的自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听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他是一个既管有山林田产，又雇有佣工，自己只参加辅助劳动的财主。他的儿子曾竹亭则以读书、教书终其身。这样的家庭当然已算不了“农家”，他们的子孙当然也就算不了“农家子弟”了。
曾星冈还常常插手地方事务，武断乡曲，“声如洪钟，见者惮慑”。他自述道：“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催，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从这篇明显地带有美化痕迹的《大界墓表》看，从曾星冈的儿子曾竹亭后来担任湘乡全县团练总头目，“僻在穷乡，志在军国”的情况看，曾星冈、曾竹亭两代都是地方上的绅士。
曾国藩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冈、父亲曾竹亭的影响很深。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即使对妻子王氏也是如此。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对儿子曾竹亭尤其严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儿子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躇徐进，愉色如初”。曾星冈是这个封建家庭中威严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他对子孙们的严格与严厉，在另一方面却有助于子孙的成长。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然而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是起了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曾国藩对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三不信
◆原文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碓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侄于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颇能谨遵祖训父训，而不能不信药。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继志之一端也。以后当渐渐戒止。并函诫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绍述家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的祖父星冈公在世时，不信医药，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其远见卓识，坚决的意志，丝毫不加动摇，这确实是子孙所应当遵守的。近年来家中的兄弟子侄对于这三不信，都有相反的看法。我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较能遵守祖父和父亲的训诫，只是不能不信医药。从八年秋天起，我常常服鹿茸丸，这是我不能继承遗志的一个方面。以后应当慢慢戒除，并去函告诚各位弟弟，戒除信僧人巫师、地仙等方面的事，以承续我家传统。
※详解
从曾国藩关于“三不信”的论述来看，曾国藩有时确实迂得可以。不信医药在现在看来是愚味落后的表现。曾国藩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信医药，却又想努力把它戒掉，未免荒唐。至于僧人地仙之事，属个人信仰方面的事，也不一定非要绝之而后快。如《颜氏家训》中甚至竭力宣传佛教可信：
“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不复于此，少能赞述；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尔。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这段话是说：
佛教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事，是可信而且有应验的，因此，我家世代都要一心向佛，对其不要轻佻怠慢。佛教的精妙之处，已完全体现在佛经中了，在此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但我担心你们尚未牢记在心，便再简略地重复一下，以作为对你们的劝告和教导。推究四尘五荫、剖析有形之物；六舟三驾，运载众生各种戒行归空，各样法门入善。辩才智慧，难道只有七经、诸子百家广博吗？很明显是尧、舜、周公、孔子所不能比的。内、外两教，原是一体，逐渐积久而成为不同的教派，深浅也不相同。佛典初始的禁要，设有五种禁戒；儒家经典的仁、义、礼、智、信，都和它们相符合。仁是不杀的禁戒，义是不盗的禁戒，礼是不邪的禁戒，智是不酒的禁戒，信是不妄的禁戒。至于像田猎军旅、宴享刑罚，顺随民众的本性，不能仓促废除，据此制定出它的节限，使它不超过限度。归依周公、孔子而背离释宗，是多么迷误啊。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
◆原文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铭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篇，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教育子弟，不离开八本、三致祥。“八本”指的是：读古书以训诂为本，写诗作文以声调为本，抚养长辈以得他们的欢心为本，养生以减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胡说为本，治家以不晚起为本，做官以不贪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至祥”指的是：孝导致祥瑞，勤带来吉祥，恕带来祥和。我的父亲竹亭公在教育别人时，专门注重一个“孝”字。他少壮时敬长辈，晚年时爱长辈，都是出于至诚，所以我编纂墓志铭时只说这一件事。我的祖父星冈公在教人时，则有八字、三不信。“八字”是“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是僧巫、地仙、医药，都不相信。
身处这个乱世中，银钱越少，越可以免去灾祸；花费越省，越可以养福。你们兄弟奉养母亲，除了劳、俭这两个字外，没有更好的安身办法，我每当遇到军事极危险时，常常把这两个字叮嘱一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遗训。你可以告诉你的各位叔叔和你母亲，请他们不要忘记。
◆原文
凡事皆有至浅至深之道，不可须臾离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古人格言仅多，要之每事有第一义，必不可不竭力为之者。得之如探骊得珠，失之如舍本根图枝叶。古人格言虽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择而己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所有事情都有至深至浅的道理，片刻都不能离开，因此想命名所居之堂为八本堂，其条目为：读书以训话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晚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古人的格言很多，关键是每件事都有其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能不竭力去做的。得到了它就好比探骊得珠，失去了它则好比舍弃根本而贪图枝叶。古人的格言虽然很多，也在于我们谨慎地加以选择。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骨肉之情（1）
◆原文
惟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圆墙，望好音如万金之获，闻谣言如风声鹤唳；又加以堂上之悬思，重以严寒之逼人，其不能出怨言以相挂者，情之至也！然为兄者，观此二字，则虽典谅其情，亦不能不责之，非责其情，责其字句，不检点耳，何芥蒂之有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只有骨肉之情越是真挚，对他的期望也越是殷切，期望越殷切，要求也就越严厉。我现在度日如年，在家居住好比生活在围墙之中，盼望佳音如同等待获得万金一样，听到谣言即感到风声鹤唳。再加上思念家人，严寒逼人，无法口出怨言，这是真情之至。然而我作为兄长，看到这两个字，虽然觉得情有可原，也不能不加以指责，不是指责其中包含的情意，而是指责语言不够检点，又有什么芥蒂呢？
◆原文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至于兄弟之间，我也只是爱德，不喜欢相互姑息。用勤俭相教，用习劳守朴相劝勉，这是兄弟之间以德相爱；丰衣美食，随心所欲，这是兄弟之间以姑息相爱姑息。姑息，会使兄弟们四体不勤，充满骄气，将来做出丧德败行之事，这是我领着兄弟们干不孝的事，我不敢这么做。
※详解
兄弟之间的道德伦常称为悌，它是仅次于孝的一种家庭伦常，因此，历代家训对这个问题都极为重视，如《颜氏家训》对这个问题有这样的论述：
自有人类以来，便有了夫妇，有了夫妇，便有了父子，有了父子，便有了兄弟：一家亲人的关系，就只有这三种。由此开始，上下左右，各种亲戚，一直到九族，都是从这三种亲人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在人类的各种关系中，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感情不能不深厚。
兄弟，是同一父母所生，血缘关系极为密切，在幼年时期，父母左拉右扯，兄弟前偎后依，同一个桌上吃饭，同一件衣服传递着穿，读书使用同一本书，游玩同去一个地方，即使是无理昏聩之人，也不能不相互友爱。但等到成年以后，分别娶了妻，生了子，即使再忠诚厚道之人，对兄弟之间的感情也不能不有所衰减。因为妯娌关系和兄弟关系比较起来，毕竟要疏远淡漠多了，现在让彼此疏远淡漠的妯娌来制约深厚的兄弟感情，就像用圆盖去覆盖一个方底的物体一样，必然难以完全吻合。只有那种友爱之情特别深厚牢固，不为妻子所动的人，才不会受到影响。
妯娌，是家庭各种矛盾的挑起者。与其让骨肉同胞居于其间反目为仇，还不如让他们异地居住的好，因这样起码还可以时时互相怀念。况且，兄弟之间若发展到形同路人，那么处于是非之地，很少不产生隔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处理家族事务却怀着个人私情，肩负家族重任却不讲兄弟情义；如果人们能够经常反省自己体谅别人，视兄弟子女为自己的子女，便不会产生这种忧患了。
司马光在《家范》中则专设《兄》、《弟》两篇来具体讨论兄弟关系。在《兄》篇里，司马光用陈平等人的事例，说明兄对弟要不藏怒、不宿怨、应该友爱；在《弟》篇中，用郑均等人的事例，说明弟事兄要敬爱，甚至要代兄受过：
“凡为人兄不友其弟者，必曰‘弟不恭于我’。自古为弟而不恭者孰若象？万章问于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熟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赋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
“后魏正平太守陆凯兄，坐咸阳王禧谋反事，被收，卒于狱。凯痛兄之死，哭无时节，目几失明，诉冤不已，备尽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复官爵。凯大喜，置酒集诸亲曰：‘吾所以数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顾门户计尔。逝者不追，今愿毕矣。’遂以其年卒。
“唐英公李，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燃火煮粥，火焚其须鬓。姊曰：‘仆射妾多矣，何为自苦如是？’曰：‘岂为无人耶？顾今姊年老，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复可得乎？’若此，可谓能爱矣！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骨肉之情（2）
“夫兄弟至亲，一体而分，同气异息。诗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言兄弟同休戚，不可与他人议之也。若己之兄弟且不能爱，何况他人？己不爱人，人谁爱己？人皆莫之爱，而患难不至者，未之有也。《诗》云：毋独斯畏。此之谓也。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断其左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虺一身两口，争食相，遂相杀也。争利而相害，何异于虺乎？”
而曾国藩重视骨肉之情，则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九弟曾国荃的照应上。
金陵攻破后的一个月中，朝廷又是追问天京财产的下落，又是追问李秀成的下落，使曾氏兄弟心惊肉跳。“归功于己”而趾高气扬的曾国荃此时患有“湿毒”，左肩下乳上生一毒，又肝旺气虚，“病在水不能生木”，“非药物所能为力”，加上连日遭此政治上的重大打击，更是郁郁不自得。常生无名之火，勃然恼怒。他虽为得胜之臣，实似丧家之犬。曾国藩在金陵见到曾国荃的此种情状，心痛似绞，七月廿八日回到安庆后，于廿九日，八月初二日、初五日、初六日、初九日、十四日、十六日、十九日接连写信给曾国荃，一方面反复表示自己的“实深廑系”，一方面对老九进行多方的劝慰和关照，极力吹捧说：“弟所成就者，业已卓然不朽。”他甚至不惜屈己以谀弟，说：“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得一爵耳。弟则本身既挣一爵，以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顷已详告妻、子知之，将来必遍告家人宗族知之。”又说：“天下之道，无感不应，无诎不伸。以吾心之且怜且敬，知外间亦必千里应之，亦必怜弟敬弟，万口同声。”与此同时，又对老九稍加规劝：“弟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亦日进，言亦日醇，比如筑室，弟之立功已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乎无主乎？”但曾国藩所说的这些言辞，曾国荃似乎都听不进去。曾国藩也就按捺不住，骂道：“弟若不知自爱，懊怒不已，剥丧元气，则真太愚矣！”
同治三年八月廿日为曾国荃41岁生日。曾国藩从八月廿五日至九月初三日在安庆特地写了13首寿诗，并把它写成手卷，赠送曾国荃。他写信给曾国荃，说他写这些诗，“一则以纪泽寿文不甚惬意。一则以近来接各贺信，皆称吾弟为古今仅见”。他坦率地说：“若非弟之九年苦战，吾何能享此大名？故略陈众人所颂者，以为祝寿也。”又说：他写这13首七绝，是欲“使儿曹歌以侑觞。盖欲使后世知沅甫立功之苦，兴家之不易，常思敬慎以守之”。故全诗极力为曾国荃评功摆好，说他“一剑须臾龙变化，准能终古老泥蟠”，称颂他于咸丰八年十五日攻占吉安，是“书生初试大功时”；称颂他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攻占安庆，“上感三光下百神”；称颂他攻占金陵，是“昆阳一捷天下悦”、“正赋周宣六月篇”。此时，曾国荃肝气尚旺，抑郁未平，所以思虑深沉的曾国藩，在第一首中劈头便说：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九年中使国荃疲于奔命的“艰难”，固然在于与太平军的刀来枪往，更在于对付统治阶级内部的“漫天箕口”。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告诉老九说：“近来外侮纷至迭乘，余日夜战兢恐惧，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金陵之战既已得手，曾国藩暂时渡过了这些“艰难”与“大祸”，而这竟使曾国藩称为“更生”！回首往事，简直令人再度战战兢兢。然而曾氏兄弟当前仍然“左列钟铭右谤书”，誉和毁同时并生，不得不令人相信：“人间随处有乘除。”最后，曾国藩终归道出了自己写这些寿诗以劝谕老九的本意：“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指衣归钓五湖春”，让曾国荃懂得功成身退的“长生诀”。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1）
◆原文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大夫之家有的很快衰败，往往还不如乡里耕读人家家运持久。造成衰败的原因，大约不出这样几个方面。家庭衰败的原因有四：彻底废弃礼仪之家衰败，兄弟相互欺诈之家衰败，妇女淫荡秽乱之家衰败，子弟骄傲轻慢别人之家衰败。一个人衰败的原因也有四方面：骄傲自满、欺凌别人的人衰败；昏暗懒惰、轻信下人的人衰败；贪婪刻薄的人衰败；反复无常、不讲信义的人衰败。从来没有见过没有这些弊病而无故败家覆身的事情。
※详解
在另一处，曾国藩这样论述“居家四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 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
其意思与上文差不多，只是具体内容略有出入：妇女淫乱改成了妇女奢淫，兄弟欺诈改成了兄弟不和，子弟傲慢改成了子弟骄怠，礼义全废改成了侮师慢客。
从上述曾国藩关于居家之道的论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家教是极为重视的，而至于儿孙，经过他的教诲引导，亦大多琢玉成器。儿子纪泽，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1881年在与沙皇俄国的交涉中，收回了新疆特克斯流域大片领土；另一个儿子纪鸿，淡于功名，精研数学，有代数著作数种。家风所及，孙辈和曾孙辈也颇多学者名士，学有所成。曾国藩的家教，历来被世人重视，因为，即使时过境迁，他的许多言论和方法仍大可借鉴。
在此，我们把他的儿子曾纪泽的故事具体述说出来，人们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家教是如何获得成功的。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春，纪泽随母回荷叶，先后于黄金堂、大夫第课读，业师为邓寅皆。这期间，曾国藩家信甚多，以督儿女发奋读书，所言甚细。纪泽年幼患过病，记性不太好，但悟性较强，曾国藩要求塾师“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诵也”。曾国藩更重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他告诫纪泽：“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规定纪泽由新宅黄金堂到老宅白玉堂，“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练习筋骸”。曾国藩还教育纪泽等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规定儿辈“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
曾纪泽严遵庭训，循父所示，在家课读经史，苦攻诗文，练字习画，在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的乡试中，原湘乡县中三名，即曾纪泽、傅泽鸿、黄麓溪。曾国藩获悉大喜，写信致弟：“湖南乡试榜发，吾邑得中者三人。傅泽鸿不知即邓师之徒否？黄南坡之世兄、麓溪之世兄皆中。麓溪年甫四十，而子18岁已登科，可谓早矣！”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九月十六日，曾纪泽在黄金堂续娶刘氏。刘系曾国藩好友刘蓉之女，生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正月初九日，由彭玉麟（雪琴）、唐义渠为媒，于上年七月初九定庚。曾国藩对儿女的婚事，历来要求甚严。前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三月二十一日，曾纪泽与贺氏成婚时，他即规定：“招赘之日，七日即回湘乡，尚不为久。诸事总须节省，新妇入门之日，请客亦不宜多。”并手书诸弟：“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
曾国藩常示儿治家之法。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闰三月初四《谕纪泽》：“昔吾祖星冈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曾国藩的家训对儿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四年（公元1885年）秋，曾纪泽为修葺富厚堂，奉其父命回到老家。据其长孙女曾宝苏回忆：“我们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据说是惠敏公根据《议书》功臣表中关于《烈侯记》有‘富厚如之’一语，故以‘富厚’为堂名。”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九月，富厚堂建成，纪泽偕母亲及弟妹住进新屋。新屋前大门后还有三重大门，曾纪泽将中门进中厅取名“八本堂”，亲自把曾国藩所谕“八本”用隶书写在正墙上，以迪后人。是年，湘乡倡修县志，各界人士荐举曾纪泽纂修。曾国藩知道这一事情后，立即修书告诫纪泽：“尔学未成就，文甚迟钝，自不宜承认，然亦不可全辞。一则通县公事，吾家为物望所归，不得不竭力赞助；二则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几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尔篆韵钞毕，宜从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而尔为协修。”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2）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曾纪泽扶灵回籍安葬于善化（今长沙）平塘。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冬，他离开长沙复入京。翌年被袭封一等毅勇侯爵。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六月，奉旨赏戴花翎，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赴任前，西太后召见他于养心殿东间。西太后说：“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曾纪泽答：“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称报仇雪耻。”西太后说：“这些人明白这道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点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都要任劳任怨。”曾纪泽说：“臣从前读到‘事君能致其县’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臣父之所为，更无办法。”西太后问：“你现在在总理衙门居住？”曾纪泽答：“总理衙门事务势不能不秘密，臣等从前未敢与闻。现因奉旨出使，须将英国、法国前后案件查考一番。其全案虽在郭嵩焘处，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国人交接应酬，若言谈之际全然不知原委，未免不便。”西太后满意地说：“你办事倒很细心。”
是年的九月初四，曾纪泽携眷离京，转沪起程赴法，出任常驻英、法大臣。在出使任内，他刻苦攻读英语、法语，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各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他还将使馆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的购置，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使馆落成，他还亲书一联悬挂大门两侧：
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父俭以养廉之训；
参羊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
上联警策自己，要不忘其先父“俭以养廉”的家训，能在西方的花花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下联则阐明其外交宗旨，要尊孔子所说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和《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教言。这种谦虚谨慎和为政清廉的作风，深为外国人所敬重。
在曾纪泽出使任内，巴西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通过驻英公使与曾纪泽联系，谋求与中国建交、通商，并招募华工垦荒。曾纪泽审时度势，积极建议清廷予以同意。惟对招募华工一事，因美洲各国虐待“苦力”，他请予拒绝。可见中巴建交，曾纪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正月，曾纪泽被补授大理寺少卿，除任驻英、法大臣以外，还兼任驻俄大臣，赴俄谈判收复伊犁地区问题。曾纪泽赴俄之前，崇厚已在赴俄谈判中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朝野哗然。曾纪泽这次出使，举国瞩目。六月，他行抵俄京，前后谈判达10个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稽者51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经他的据理力争，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与崇厚原订条约比较，虽然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被沙俄强行割去，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均已收回，并取消了俄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的条款，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规定。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曾纪泽极力抗议法政府的无端挑衅。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他与法人争辩，始终不屈不挠，并疏筹“备御六策”。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三月，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旋晋兵部右侍郎，仍为驻英俄大臣，与英国议定《洋烟税厘并征条约》。几经周折，终于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的权利。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六月，曾纪泽携家眷离英返国，帮办海军事务。不久，迁兵部左侍郎，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其间，他关心外交诸事，随时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还改进了驻外公使与国内联系的电报通讯办法。他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与郭嵩焘齐名，时人称“郭曾”。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闰二月廿三日，曾纪泽卒于京师户部任内，年五十一岁，谥惠敏。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江南制造总局为其编印遗著。后辑为《曾惠敏公遗集》行世。其名作《中国先睡后醒论》，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指出外来的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其文鼓舞人心，足能壮民族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