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真相作者：陈守中

　　自 序

　　尽管<地平（方）说>，不能解释一系列自然现象，但是人类历史上，曾确确实实有过<地平（方）说>年代。在那年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确信地球是平（方）的，不是圆的。

　　同样，尽管西安事变的起因是"爱国抗日"，与史实不符，且解答不了西安事变研究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但是目前海峡二岸，以及海外学者（几乎）都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爱国抗日".[*注]

　　笔者独排众议，正如当年科学家彻底否定<地平（方）说>，提出全新的<地圆说>那样；彻底否定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爱国抗日"说，提出了能合情合理的解释西安事变研究中，一系列无法解释问题的全新看法。

　　事实早已证实，国难家仇不能使是张学良矢志抗日，这是因为对张学良最具震撼力的国难家仇，并不是发生在西安事变前夕，而是发生在张学良仍在东北时，那时张学良目睹日寇在东北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甚至早在一九二八年，日军就惨杀他的父亲，如此奇耻大辱，尚且未能触动少年盛气的张，使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奋起抗日。张的不抵抗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在中日力量相差悬殊，以当时的中国军队，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当时世界上一流军队——－日军作战，必败无疑。对张学良这类军阀来说，如此睹搏，除了拼光他的全部家档外，他本人甚么好处也捞不到，正如他本人所说，是毫无意义的"瓦碎".因而，既是像杀父之深仇，被赶出家园之巨恨，以及随后的不抵抗之奇耻。这样人间少有的"强烈风爆"袭击下，也丝毫未能动摇他不抵抗的决心，仍然不战於锦州、不战於一二八、不战於热河，"疾风知劲草"，张学良是最坚定的不"瓦碎"（不抵抗）主义者。到一九三六年，张好不容易找到西北这块远离日本人，可从此不再受日寇之气的好地方。并在平凉大兴土木，作久留计，正可重温昔日据地称雄美梦的时候，八年前的的淡淡记忆，怎能触动已步入中年的张学良呢？张真的有一腔热血的话，早就洒在东北，何须等到一九三六年。

　　西安事变乞今仍是一个谜，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有人隐瞒了事实真相，但笔者认为，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方法论的失误。发生在资讯已相当发达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且广为报导的西安事变，并不是资料太少，而是人们用了不严谨的的推理方式，推导出错误的结论。就以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是爱国抗日，所用的推理方法为例，人们竟认为张学良劫持自己祖国的元首与军队统帅的目的与动机，是事实早已证实，根本就不能激发张学良的国难家仇。

　　诚然，国难家仇是拼死反抗的重要原因，但是人世间，既有"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者；也有血海深仇，仍不思图报，而苟安偷生者。因而，深仇大恨，既不是产生抗暴行为的充分原因；也不是必要的原因。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爱国献身者，并不决定於深仇大恨。而主要决定於，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如遗传因子、家庭影响、生长环境、教育等。为了让人们看清西安事变的真相，将与张学良同年代的东北籍真正抗日英雄赵洪文国，与张学良做一比较：赵洪文国虽与日寇没有杀父之深仇，但真的有一腔爱国热血，就在张学良将他家在东北的数千万元资产，以及大量黄金和许多古董，悉数送给日军作军饷，连沈阳兵工厂也悉数给日寇的几乎同时，赵洪文国不仅变卖家产充作抗日经费，还带领全家抗日，为了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赵洪文国家族三十多个成员为国壮烈牺牲；相比张学良，尽管他自称与日寇有着"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但张家巨大的家族成员中，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的十四年抗战中，不但无一人敢於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真刀真枪的拼杀，更不要洒血抗日疆场。相反，张家大公子张学良"一枪未放，空国而逃千里"；张家二公子张学铭，更在"母亲送子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全民抗战中，投日叛国，出任日伪要职，这一无情的事实，清楚的证明：国难家仇，与爱国抗日，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少人无视此一基本事实，把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原因与结果，当成必然的逻辑规律，仅仅凭"国难家仇"，就得出张学良连劫持自己祖国的元首也是爱国抗日，这样既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更完全背离事实的结论。用如此不严谨的推理方式，所推导出的结论，自然顾此失彼，不能自圆其说，致使西安事变成了疑团重重的历史之谜。

　　在西安事变研究中，此类不严谨的推理方式，比比皆是，又如把张学良在九一八时耻国丧地的责任，推在根本就不存在的不抵抗令上，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方法论失误的另一例证。尽管有人散布种种流言，有意杷水搅混，以能蒙混过关，但是人们完全可以绕过这些人为的障碍，根本就不需要根据张学良的自辩，来写中国现代历史，或"改写中国现代史".就以"不抵抗"为例，众所周知："抵抗"与"不抵抗"不是英雄与狗熊的分水岭。如越王勾践，在不适於抵抗的情况下，果断的决定不抵抗，越王勾践不仅不是狗熊，而是能忍他人所不能忍的超级勇士，他的"卧薪尝胆"，也成了著名的成语。相反，"发愤图强"与"苟安偷生"倒是英雄与狗熊的分水岭。这是因为人世间，还没有在国家民族处於万分危急的时刻，把国家民族的灾难置於脑後，仍毫不振作，继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痛失战机，能成为英雄的。因而，只需认真地考查张学良在九一八前後，是"发愤图强"呢？还是"苟安偷生"呢？就可给张在九一八的功过，做出结论，根本就不需浪费时间，追逐所谓不准抵抗的密电。早在一九二八年，日寇就惨杀了张学良的父亲。杀父之深仇，竟未能触动张学良任何一个神经细胞，使张振作，张在他在父丧期间，仍毫无心肝的纵声色，"吃喝嫖赌，无一不来"，且妒忌贤能，惨杀杨宇霆等，致使九一八前夕，再无像杨宇霆那样，曾多次化解危机的良材，应付危急。张学良本拟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回沈阳，张作相与张景惠先後来北平请张学良速回东北，应付一切。可张学良仅仅听说土肥原着手组织暗杀团，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张学良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卫懿公饲养的"鹤将军"外，还没有敌军未动，就已吓得称病躲起来的将军，张学良创下了我国历史之最，是我国历史上，最贪生怕死的将军；最窝囊的耻国丧地的边防大员。这些既不是伪造的"不抵抗令"所能推诿的；也不是"估计错误"之类的托词所能掩饰的。

　　再如不少人仅仅根据张学良"与蒋敷衍，免其猜忌"的言论，就得出：张学良对中央"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情同骨肉"，的结论。其实从<陈布雷关於蒋委员长授意发动文教界声讨张学良罪状致叶楚怆电>："张及其代言者，以九一八後节节退让不抵抗之罪恶诬加於中央，吾人应要求张氏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据；又大扣军饷，私自移用於东北大学等，召收不良分子，制造反中央力量，坐使官兵给养缺乏，更以待遇不公诬中央，欺煽部下。"可看出，南京中央政府和蒋公，早就知道张学良把"比挖祖坟还厉害"，"最使他难堪"的不抵抗失东北，耻国丧地的恶罪，嫁祸於蒋公和中央。就在张学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不能忘者。一、蒋公令良同车，住见汪兆铭於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付司令曾亲来拜访，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二、某日同车，蒋公戒良勿再事荒嬉；三、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属关系，非骨肉者何能至此"的几乎同时，张学良已在密谋反蒋，徐永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日记>："胪初（姓黄）来悉，刘定五与阎锡山先生谈极洽，大意谓，今日一通电，蒋即下野，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时张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务会留张逐蒋。"早在张学良旅欧期间，获悉福建事变爆发後，"张学良决定东归"，并派"陈博生赴闽表示支持"."张学良抵达上海後，为了躲避特务的注意，於深夜在一个外国人家里与胡汉民派来的刘震寰（显丞）密商反蒋计划。"由於张学良积极主动与西南反中央集团密谋反中央，以及在张在他们密谋中所表现出的诚意，使西南反中央集团於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的西南联席会议上，接纳张学良为他们反中央的忠实的盟友，西南政治家们经过他们严格的政治审查，认为张学良对他们忠诚可靠，而接纳为盟友的决定，是对张学良政治态度的最权威的鉴定。清楚的证明了张学良一直都与中央离心离德，并视蒋公为他权力路上的最大障碍，一直都在密谋反蒋，只是表面装出对中央"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情同骨肉".

　　同样大量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证实：张学良及其核心成员，在日军面前的表现，不仅乏善可陈，且劣迹斑斑，不是怯儒如鼠，吓得称病躲入医院；就是投日叛国，可耻的民族败类，如"抗日的激进分子"之首孙铭九，就投日叛国，官至日伪山东省保安司令；劫蒋急先锋白风翔也投日叛国，充任日伪"东亚同盟军"司令，统率八个师的伪军，为日军侵略中国开路，……。如此群类能爱国抗日吗？可直到现在，仍有人认为，此类人劫持国家元首的目的与动机是爱国抗日，既不合逻辑，又为他们的真实计划、来往密电、密谋内容、真实行动所否定。如此结论，怎能向社会、历史、後代交待？西安事变研究工作远没有完成，仍是我们广大历史工作者们的一项艰巨任务。

　　尽管西安事变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後的"合纵"与"联横"，虽苏秦、张仪在世，也会瞠目结舌，惊叹不已，更给西安事变研究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世间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因而包公、福尔摩斯这些人类历史上著名的破案大师，能根据案犯留下的蜘丝马迹，凭他们过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侦破种种奇案。此外，要解开西安事变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先对张学良的人生哲学、道德观念、意志、气质，以及具如此品德的人行事规律，做一翻透彻的研究，是有益的。这样我们可以站在理论高度，像胡适先生当年那样，站在哲学的高度，增强逻辑推理能力；像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所说的那样，站在理论巨人的肩上，开拓新视眼。总之，要侦破西安事变此一历史奇案，解开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需在方法论上，下一翻功夫。

　　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如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西安事变的诱因，是中共的"二个口号"、"一支流亡曲".但若对张学良的行事规律稍加考查，就会发现，连杀父之深仇，尚且未能触动张学良，使他矢志抗日，更何况区区几句口号，九一八，特别是一二八上海抗战，那样高涨的全民救亡运动中，多少抗日爱国文章、口号、歌曲，何曾感动过张学良，"疾风知劲草"，已喊了多时的抗日口号，已唱了多时的救亡歌曲，绝对动摇不了张学良不抗日的意志。况且张学良真的要抗日，随时都可像他自己在西安事变前一天，口上所说的那样，潜回东北打游击，何须发动西安事变。更何况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私下劝告中共："（你们如此在西北地区频频挑动内战，）不仅政治上要受不好影响。而且，（受你们侵犯的西北地方政府，一定会向南京中央政府求救，）必然给蒋介石以增兵陕北进攻红军的藉口。"清楚的表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西北地区广大军民，清楚的知道，是中共在西北挑动内战。内战祸首的反内战口号，更不可能诱使张学良突然"爱国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那么竟究甚么原因，诱使张发动西安事变呢？笔者对公认的，"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杜重远所能影响人的"德性"，以及杜重远的志向、兴趣、爱好、奋斗目标，以及为之奋斗、献身的场所，进行了认真的考查，惊人的发现，这位公认的"西北大联合"设计师，他当年设计"西北大联合""鸿图"的"灵感"，并不是来自爱国抗日，而是来自盛世才的雄图伟业。本来就"天下英雄之见略同"，更何况"杜重远是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张学良即於他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一九三四年），就密谋联苏叛离中央，派李杜担任此工作，先後派赵毅、应德田担任李的助手，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再加上认真的分析、对比盛世才与张学良联苏所用的手段，发现他们如出一辙；特别是认真考查他们如此不择手段，争取苏联援助的目的和动机，惊人的发现他们也完全相同，即用来对付中央而不是抗日。彻底否定了抗日能诱使张学良犯难的说法。因而，西安事变的诱因，绝对不可能是事实早已证实，根本就不可能触动张学良的（已喊多时的）抗日口号和（已唱多时的）救亡歌曲，以及内战祸首的反内战口号，而是盛的崛起，牵动张的心弦，使张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张为了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的支持，以能像盛那样，成为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再加上毛泽东这位对张学良的心理，有透彻研究的革命大师，以其特有的革命的触觉，为张学良量身定做了一整套"统战方案"，毛泽东甚至引诱张学良以外蒙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毛泽东明白的告诉张学良，只要你张学良像外蒙古那样，把中国辽阔的大西北，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那样附佣於苏联。就可在苏联支持下，据西北称雄。

　　笔者还尝试更深层的利用我们早已掌握的档案资料，如刘鼎以事先约好的暗语，给李克农及周恩来写信。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有的已解封，在他们绝密信件中，找不到他们真的要去抗日的蛛丝马迹，完全证实张学良绝对不可能爱国抗日的结论。如：

　　"病是很重的，已经到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会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支节，陷入不浅。"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所关心、所焦虑的，是"已经到了极点"，"超过第三期以上"，已使他"受不了"的"病"，并不是抗日。笔者认真的探究此"病"的来历，以及张学良准备用甚么方法，来病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已超过第三期以上"的"病"，惊人的发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他口上所喊的抗日，而是为了医愈此一使他"受不了"重"病"的方法，即只有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建立属於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据），才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对东北军的影响，从而病医愈他的心病——－根除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达到牢固的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大量事实证实此一根据他们绝密信中所透露的内幕，而推导出来的结论，彻底改写了西安事变史。

　　蒋公以他个人性格，又何尝不想把倭寇（自九一九後，蒋公在他日记中，深恶痛绝的称日本为倭寇，）赶出国门。

　　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日记云：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顷又闻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此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机会，据有我之东三省唉！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速我危亡乎！余所恃者，惟此一片血诚，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粹，死而後已。

　　蒋公二十日日记：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後，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无人格矣！

　　蒋公日记又云：

　　成败利钝，自不能顾，惟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

　　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百年沉疴，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工业生产远远落後於日本，以当时中国的军力，"徒凭一时之奋兴"，单独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军队日军作战，"不惟於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

　　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日记又云：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蒋公二十八日写下：

　　持此复仇之志，奋吞虏之气。……，坚忍刻苦，生聚教训，……。

　　期於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蒋公十月三日记云：

　　徒凭一时之奋兴，不惟於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从蒋公的日记可看出：蒋公的国策是"卧薪尝胆"，像越王勾践那样建设国家，以能像越王勾践那样，把入侵者赶出国门，并像当年越国成为当年霸主那样，使中华成为世界上强国。

　　在蒋公的旗帜下，以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国难如此，何以为家"，胡宗南虽已年过三十五岁，但仍未成家，以军营为家，与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同吃饭，一同娱乐。既使在左倾记者范长江笔下："住破庙，睡门板，放几块砖头就是坐位，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问他，人生究竟为甚么？他笑着避开，却滔滔不绝的谈他的部下。"胡宗南等黄埔精英，以身作则，呜鸡起舞，把满腔爱国热血，凝聚在练兵场上，苦练劲旅，以能报仇雪恨。

　　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中旬，正如毛泽东所说："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毛泽东这段话，清楚的告诉世人，西安事变前，蒋公劝说中共，不要坚持在西北地区挑动内战，并让他们出察绥，以能用和平的方法，结束内战，且想方设法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使中国避战祸，减轻同胞的苦难，并争取宝贵的时间，为抗战做准备。

　　面对强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正确的方针是忍耻负重，发愤图强。远例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救赵氏孤儿中的忍耻负重；以及韩信的胯下之耻等。倘若越王勾践在处於劣势时，图一时之快，而玉碎，何来复国扬威；救赴氏孤儿也一样，倘若当年公孙杵臼、程婴抱着婴儿"大无畏"的勇撞仇敌，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何来报仇雪恨；韩信当年若不忍胯下之耻，与市井无赖纠缠，两败俱伤，将自己降为市井无赖之列，何来後来成为我国历史上名将。近例如列宁面对强敌德国，不得不签订耻国丧地的《布列斯特和约》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固政权所需的时间。今天的中共不也是宁可将本属於中国的江东六十屯，以及黑瞎子岛一部证给俄国，以换取和平建国吗？（中国今天经济优於俄国倘且如此，更何况一九三零年代，那时的中国经济，远远落後於日本呢！）特别那时，是广大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境况，远远恶劣於今天台风吹袭下的重灾民，甚至南亚海啸中的灾民，水、旱、蝗灾，不绝於中华大地，大批同胞饿殍、冻死於道，惨不忍视，作为当时的政治人物，明知战争不仅不能把强敌赶出国门，（中共与张学良也深知这一点。因而，他们内部商讨真实计划时，张学良明确的表示："特别是立即与日军接触，条件也不成熟，靠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相反，只能使已痛苦不堪的同胞雪上加霜，特别是像毛泽东这类政治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准备与入侵者拼杀。相反，毛因当时的"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祈求："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军占领得越多越好".如此心态下的毛泽东，所设计的抗日只能是：千方百方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实观他"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的战略目标。以能让日军缚住中央军，为他夺取最高权力，创造有利的条件，不惜把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更进步推进战火中，为他火中取栗。（日军也只有陆军的北进派，进攻苏联，夺取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西北利亚资源；以及海军的南进派，夺取南洋的丰富资源；并没有想背上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粮食重担，而吞并中国的计划。）他们有意把水搅混，使常识性的问题，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多少罪恶假正义而行，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少罪恶假抗日而行。西安事变就是此类罪恶的代表作。毛泽东巧妙的用"未来的政府首脑"、"军队统帅"以及"每月三百万元俄援"，诱使张学良帮助他取得胜利，使蒋公的战略方针胎死腹中，把中国历史引向完全相反的航道。

　　笔者愤笔写此书的目的，是为那些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候，为了减轻同胞的苦难，忍耻负重，想方设法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使中国免遭战祸的先贤们，他们的良苦用心，仍没有为世人所认识，笔者深为他们感到不平，籍此书为他们辩冤，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安。并将乱世枭雄的罪恶面目，呈显於光天化日之下，以儆後尤。

　　[*注]目前海峡二岸，以及海外学者（几乎）都认为，"张学良与日寇无论在公在私上都有不共戴天之仇，国难家仇，使张学良矢志抗日，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抗日情切'所致。"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对西安事变的影响评价不同，中共认为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对於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也仅仅因西安事变使中共坐大，而共产党又使中国陷於很大的痛苦，因而对西安事变的影响做出不同的评价，後者也没有否定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爱国抗日".

　　正文 第一章

　　西安事变的诱因本章内容摘要：

　　本章回答了以下问题，究竟甚么原因牵动张学良的心弦，诱发张学良爆发 出如此惊人的勇气，发动震惊世界，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杜重远被认为是对张影响最大的人，杜重远也是公认的 "西北大联合" 的设计师。杜重 远当年设计 "西北大联合""鸿图" 的 "灵感" 来自何方？

　　一、 引 言西安事变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後的"合纵" 与"联 横"，虽苏秦、张仪在世。也会瞠目结舌，惊叹不已，更给西安事变研究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少学者虽追索多年，仍未能入其门槛，只有像胡适先生 这样的思想家，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其特有的犀利目光，窥其内幕，做出合乎 逻辑的结论。不少学者认为西安事变的诱因，是中共的 "二 个口号"、"一支 流亡曲。" [注1]张学良本人自辩："共产党之停止内战，高唱入云，实攻我 心。"[注2]果真如此吗？

　　二、 谁在西北地区挑动内战？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当年西北的情况，早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就连被认为 "一介 武夫" 的冯钦哉也提出："恳荒、栽树、设银行、辨平民工厂" 的治西北方 案。[注3] 西北各地方势力，经过多年较量、重整，胜利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使他们深深体会到，要能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只有："稳定人心、二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经济有辨法，一切有辨法。" [注4]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 代，西北不少地方政府，都在励精图治。如山西阎锡山政绩显著，成了全国著名 的模范省。青海、甘西的马步芳，也在致力於本地区的建设，并获得本民族的拥 护，因而具有相当大的战斗力。此时，西北地区本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

　　不幸，自从中共一九三五年进入西北后，频频挑动内战，破坏了西北地区安定 的局面。如中共 "向南要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向东要 占领黄河西岸五县以上。" [注5]挑起与井岳秀、高桂滋等地方势力的内战；"在 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注6]而 发动 "东征" 战役，挑起与阎锡山的内 战；"开僻我们的苏区到甘、宁等省去。"[注7]而进攻 甘、宁等，挑起与五马 的内战。破坏了本来相对安定的西北地区和平的局面，恰巧是中共把内战的战火 烧至西北。

　　中共甚至不以挑动以上内战为满足，还拟定了割据西北，挑动更大内战的计 划："首先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在川西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与 陕宁的红一方面军合力廓清陕、甘、宁、青四省的反共部队……。" [注8]面对中共频频挑动内战，当张学良把他自己摆在国家将领的位置时，自然得 出："我们国家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期，内忧外患，重重逼来，今日唯一的先决 问题，是在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的、统一的政府。有了健全的、统 一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注9] "共产党永远在我们的後方捣 乱，使我们无法集中实力与敌国作战。"[注9]（中共如此频频挑动内战） 因而， "赤匪存在一天，经济的建设、政治的发展，便都无从做起，而外侮的排除，更 不能言及了……想攘外，须从肃清赤匪，造成统一的民族战线做起。"[注9] 甚 至，直到西安事变前不久，即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对英国记者的谈话 （见<申 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张学良与英记者谈话>） 仍认为：中共频频挑动内战，是御外的最大障碍，因而只有赤匪能觉悟自新而投诚……统一工作早日完成。" 以能"一致对外。"[注10]可惜，此时张学良实际上将自己摆在枭雄的位置上，绝大多数时间，从枭雄 的利益考虑问题。中共在西北地区频频挑动内战，对於作为枭雄的张学良以及杨 虎城的影响又如何呢？请看看中共的情报人员以及中共派往东北东、十七路军的 代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杨虎城一方面在前线与红军签定互不侵，以保存实力的协定；一方面又极力避免与中共有任何联系，这是因为共产党曾一再破坏其部 队，并屡屡发动兵变，其部下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组织一次兵变，几乎把他的骑兵 团整个端走了。"[主11]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杨为自保，秘密地与刚刚在 川北建立根据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以巴山为界的协议，没想到（等）红四方 面军（站稳脚跟後），大举进攻陕南，歼灭了十七路军达四个团之众，仅俘虏就四 千人，更让杨不信任共产党的是，一九三五年杨为自保，派共产员张汉民率警备 三旅去与红二十五军接触，试图与红军实现互不侵犯，没想到不仅警备三旅被消 灭，被俘的张汉民也被中共杀害了。"[注11]"孙蔚如军长更是直截了当地对中共 代表说：'（你们如此频频挑动内战）不仅政治上要受不好影响。而且（受你们侵犯 的西北地方政府，一定会向南京中央政府求救，）必然给蒋介石以增兵陕北进攻 红军的藉口。'"[注11]作为枭雄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尤其担心的是蒋介石有增 兵陕北进攻红军的藉口，而调动中央军进入陕西，"犹如一把尖刀插入胸膛。" [注12]统一与割据，水火不容，割据势力是多么惊恐统一，并视中央军为 "插入胸膛的一把尖刀" 呢？请看看对张学良、杨虎城此类军阀心理了解透彻毛泽东的描 述："蒋仍实际控制陕、甘，先生如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况不可 言论。"[11]因而当张学良获悉中央军追击入侵山西的中共而入陕时，张学良心 急如焚的要周建屏（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的代表，被派赴陕北，路经洛川，张特别 约见他并要他）立即向中共中央转达，"第一，蒋介石有命令给直属四师中央军，要求各部立即西渡黄河，张学良要求红军从山西方面加以牵制，防其西渡。第 二，张希望红军给中央军以打击，（难道给中央军以打击，也是"停止内战，一 致抗日"？）不要回陕北，因回陕北恐有六师部队随之西渡，对红军与对张均不 利。" [注14]且张学良随即与中共紧密合作，共同对付中央军："据查蒋、阎入陕六师势在 必行，彭德怀、毛泽东诸同志均认为东北军应速作经干谷驿、交口镇入廷川、清 涧之一切准备。"[注14]甚至 "要求东北军沿黄河西岸地区筑堡。"[注15]以阻击 中央军西渡黄河。"五月二十二日，周恩 来致电王以哲，并转张，说明红军出河南之队，已准备就绪，决取最捷道路南 下。但必须张方驻临潼部队为之准备船於北岸，方能确实无误，渡河迅速可靠，必可争取入豫先机。"[注15] 张迅速的按中共的要求，做好准备，并给中共十 万发子弹。[注16] 让中共挑动更大规模内战，用张提供的子弹更残酷的屠杀 中国人。恰恰是中共与张学良在西 北地区策动更大规模的内战——－"肃清蒋 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中共与张学良的关系，绝对不是他们各自表白的那 种"爱国"、"抗日"的关系。

　　"另一些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官甚至断言：'红军到处都是帮助蒋介石解决杂 牌军队的，在四川、贵州如此，现在又是这样。'"[注11] 面对东北军与十七路 军的责难。中共以为用抗日的口号就能掩饰过去，但是张学良在与李克农 （中 共中央的代表） 谈话中就明确的反驳："特别是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不得到苏联的援助，靠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注11]]（张学良根本就没有与 日军接触的意思，何来的"急切的希望打回东北".）不难看出中共的真实行动，以及他们的 "二个口号"、"一支流亡曲" 等抗日宣传，不管是对於作为国家将领的张学良、杨虎城，还是更多时作为枭雄的张学良、杨虎城等，都没有某些学者认为的那种影响。

　　其实只要对张学良的行事规律稍加考查，就会发现，杀父 之深仇，尚且未能触动张学良，使他矢志抗日，更何况区区几句口号，九一八前 後，特别是一二八上海抗战，那样高涨的全民救亡运动中，多少抗日爱国文章、口号、歌曲，何曾感动过张学良，"疾风知劲草"，因而已喊了多时的抗日口号，已唱了多时的救亡歌曲，绝对动摇不了张学良不抗日的意志，绝对不可能诱使张 学良突然 "爱国抗日"，张真的有一腔热血的话，早就洒在一九二八年日寇惨杀他的父亲时，或九一八，锦州，一二八，热河，何须等到一九三六年。

　　有人引用中共的<八一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不管过 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有任何宿怨，红军不仅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 密携手……。" 来说明中共的诚意及感染力。恕我直言，这类文人写出的完全脱 离当时实际的文字，怎么能感动当时的政客武夫呢？ 当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的苏区主要在四川，人多枪多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红二、六军团也在四川。四 川军阀们连中央军都不让入川，怎能容忍中共窜入他们的地盘建立苏区呢？他们 可以像西南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刘文辉那样，礼送红军出境。（可见礼送 中共出境，或与中共互不侵犯，早在中共的<八一宣言>前，中共西窜途中就有 之，并不需要像<八一宣言>之类的宣传。） 但决不会容忍中共在他们的地盘内建 立苏区。中共的<八一宣言>感动了刘湘等川系将领吗？显然没有。（这是因为刘湘等始终没有让中共在他们的地盘内建立苏区。） 中共出川後，蒋公给中共靠近 外蒙的绥远五个富裕县做据点，以避免中共四处出击，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 难。可中共拒绝了蒋公的建议，要在西北称雄，而西北已有主人，中共要据西北，势必与西北原来主人冲突。鲁大昌、马步芳等西北的将领坚决抵抗中共入侵的的实际行动，充分的证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没有感动他们。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给莫斯科的密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 上要求他们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需须解决一个具体作战问题，因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小的）。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目前红军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需苏联确实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技术问题……。""以一方 面军攻宁夏，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後再夺取之。" 更证明中共的实际行动以及他们的 <八一宣言>，根本就没有感动西北地区广大军民，以致中共必须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来攻取西北地方政府早已控制的寨。

　　中共的真实行动以及抗日宣传，对广大东北军官兵影响又如何呢？

　　就在张学良制造 "军心不稳。" [注17] "东北军再难统率驭驶"[注18]的同时。目睹 中共将内战战火烧至陇东的当地驻军——－何柱国骑兵军，激於义愤，主动要求 驱赶 入侵者。"联共的事，张没敢对何讲，推说红军不好打，要保存东北军实力，不予同意。但何坚决要求出兵，张阻拦不住只好说 '丢一人一枪，惟你是问'，随後即刻将何 的计划密告中共。"[注19] 从以何柱国骑兵军为代表的广大东北军 官兵的身上，既看不到张自辩的那种 "动摇东北军将士" [注17]的痕迹；更看不 到张手下少数 "激进分子"，被权力欲望所激起的 "缔造一个崭新时代" [注20]的激情。

　　大量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清楚的证实：中共只是用地盘——－助张 "肃清蒋系势力" 以能据西北称雄；权力、地位——－封张学良为 "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 与 "军队统帅"；以及金钱——－"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即以外蒙古为师，将大西北像外蒙一样附佣於苏联，以换取俄援。（"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 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 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 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等"权力高帽"、"政治大饼"，以及 金钱等幕後阴谋活动，来煽动张学良与南京中央政府决裂，据西北称雄。本章第三、四、五节中，用更多的事实证实此点，特别是在本书第六章<中共在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详细的探究毛泽东是如何影响张学良的。

　　诚然，东北军在劳山等地惨败，损失了二个师兵力，但若与他们在热河等 地，敌人未见，就已溃不军，兵员锐减的惨相，做一对比，只能得出这样的结 论："中共高唱入云的停止内战" 的口号，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东北军的战斗力，因东北军此时的作战表现，仍远好於他们在热河时。致於东北军为甚么如此不经打，笔者在 <张学良是哪一种文化的民族英雄？>一文中，再深入的探讨，东 北军如此不经打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张学良的建军宗旨、选将、练兵均不是以 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练成一支效忠国家民族的国家军队；而是一支仅仅为 维护张学良个人的权力、地位与享受，效忠张学良本人的极腐朽的军队。 再加 上张学良失去地盘，再也不能为东北军筹集军粮军饷後，张学良唯恐东北军广 大官兵知道是中央的军粮军饷养活他们，而抵制张学良要他们反中央的行为，张 学良私款不离口，以致堕落到了连我国数千年用来激励士兵忠於职守，勇於作战 的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的口号也叫不出口了，这样的军队如何能作战呢？

　　通过从上分析，可清楚的看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广大东北军、十七路 军官兵以及西北地区其他地方军，（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就在 "共产党高唱入云 的停止内战的口号" 声中，坚决抵御中共入侵，坚守岷县五十九天[从一九三六年 八月十日到十月十六日]之久。[注21] 西北另一支地方军，甘西的马步芳军也在 "共产党之停止内战，高唱入云" 的口号声中，抵御中共的 "西征军" 入侵达二个月之久，最後几全歼入侵者。[注21]）目睹中共在本来相对安定的西北地区，频频挑动内战，内战祸首的"反内战" 的口号，对他们的影响，实在有限，更没有诱发西 安事变的功能。既然如此，那么究竟甚么原因，诱发张学良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勇气，发动震惊世界，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呢？

　　三、 盛的崛起牵动张的心弦中华民族是一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张学良有过非常辉煌的日子，世袭 富裕的东北。 中原大战后，坐镇北平，除原有的东北四省外，还拥有华北四省、市。这八省、市的全部财 政收入，由张学良支配，这样光辉灿烂的日子，与失去地盘后，"我张某人混到不值十万块钱了" [注23]的窝囊日子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要过惯雄据一方生活的豪杰，转变成安位司职的部属，不是件容易的 事，要经历一 个非常痛苦的 "震荡期"，恰好张在这个痛苦的 "震荡期" 中，曾在张手下做一个小小付官的盛 世才，只身去新疆发展，由於联苏得法，苏 曾二度出兵帮助盛打败所有的政敌，一跃而成 "新疆王".正如毛泽东所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盛世才单枪匹马，都能成为 "新疆王"，我十几万大 军队的统帅，倘能得到苏联同样的支持，前途多么远大，"震荡期" 中的张，似乎憧憬到昔日的光辉，联苏将是重返雄据一方的天梯，飞回美好昔日的魔毯。

　　此时张学良不仅联苏的热心程度令人侧目！

　　请看中共留下的这段记录："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张学良车派车将中共 赴苏求援的代表 邓发接至洛川，又恐从洛川乘汽车赴西安费时日，再派飞机 将邓接至西安（此时阎锡山尚无飞 机），随即双方纵谈良久，彼此称快。（张不顾疲劳） 当天亲自驾机飞至兰卅，为邓发办好护照後，才接邓去兰州，（还 恐欠周详） 又亲自打电话并写信给盛世才。"[注24]张连父辈老将冯玉祥等一 级上将，在列名序列中，位於他之前，都 "伤痛其心，而忿怒不已。"注25]今却如此礼待按中共的主要将领彭德怀自己估计："仅能与中央军二个团作战。" [注26}这样一支微小力量中的一名中、下级干部邓发，其恭敬诚程度，丝毫也 不逊於古代迷信帝王对待手托仙丹的方士。

　　其心态尤令人惊心！

　　请看看中共的这段记录："张在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发现国民党 上层联苏呼声 高。甚至，蒋也明确向张表示决心联俄，这使张心急如焚，刚从 南京回来，立即接见潘汉年（此时中共派驻张身边的代表），要潘立即通知（中共）中央决心提早发动 '西北大联合'，率先联俄。……。"[注27]这段文字不能不使 我们联想起惊险小说与电影中的情景，闪过在藏宝洞中发现大量宝藏後，同伙 间展开的那种刀光剑影的画面，极不祥的预示著某种惊心动魄的事件将会发生。

　　张学良即於他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1934年），就密谋联苏反蒋，派李杜担 任此工作，先後派赵毅、应德田担任李的助手[注19，29]，沿着盛成功的足迹 前进。不少学者罗列了一大堆张决心联苏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早在张仍雄据 东北时就已存在，张为甚么那时不联苏，现在如此心切的联苏呢？且此时苏已 与伪满州国展开正式外交活动，并把中东铁路交给伪满，以表示从此不再介入 中日冲突。随後苏联与日本相互承认他们各自扶植的傀儡外蒙与伪满了。其实 像马占山、李杜等人早就知道苏联不会为了中国去抗日，这是因为苏联早已不 让他们在苏联与东北边界抗日，引起日人不满，而将他们所带领的退入苏境的 东北义勇军，送至远离抗日前线的新疆，清楚的表明：苏联早已无意卷入中日 纠纷中。往後的事实更证明，像斯太林那样的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者，绝不可能 "无私" 的帮助张学良去抗日，如苏联将美国轰炸日本後，降落在西伯利亚的 美国飞行员，交给日本处死，以及在我国抗日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和美国一再 恳求苏联同意将美国军火运至西伯利亚，再转运至中国的请求，均为苏所拒绝 那样，苏联绝对不会做任何可能引起日本不满的事。

　　中共甚至还要用中国人的鲜血，来保卫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根本就不存在苏联 "帮助张收复东北" 的任何可能。

　　事实上，张学良完全明白苏联绝对不会为了他张学良去抗日，因而张学良 在他们内部商讨真实计划时，并不是寄希望於苏联援助他去抗日，而是希望得 到苏援，以能应付叛离中央，割据西北後，所面临的生存问题。中共中央给莫 斯科的密电："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 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 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 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 也完全断绝。因此，各类步 枪、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 [注27] 请注意该密电二次提到："东北军军脱离南京政府" 清楚的证实张学良 在幕後筹谋的是封建割据，破坏中国统一，他们争取苏联援助的目的，只是为 了应付 "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 （中央政府）" 後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并不是他们 口上所叫的抗日。

　　因而，此时张急于联苏的唯一原因是：地盘是军阀赖以存在的基础，张曾冒 天下大不韪，"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携其私函，秘密访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让他割据华北，苗失望而归，使张学良抱头大哭一场。"[注28]正在张 为地盘伤透脑筋的时候，东北军中坚持抗日的军人退入苏境後，苏联怕他们在边 界抗日而引起日本不满，把他们送至远离 抗日前线的新疆，他们目睹他们的东 北老乡盛世才在苏联扶植下成为 "新疆王" 的全过程，并在他们的原奉系同僚中 走奔相告，此一喜讯更使张学良宛如找到通往美好昔日的仙径，张学良即沿着盛 世才成功的足迹前进，在他获悉此一喜讯之日（1934年），就密谋联苏反蒋，派李杜担任此项工作[注29] 李杜甚至连毛泽东 藏於民间的二个 儿子都找到了，但仍无法与苏联系上。张通过马占山等私下与 苏联系也毫无结果。[注30] 迫使张转过头来，希望从陕北中共处探索联苏之道。

　　此外，盛的崛起，给曾驰骋东北政坛，因失去东北，而失去舞台，又不甘 心寂莫的原奉系各路豪杰中的某些人，一支强烈的兴奋剂，他们公然抱怨："本 来就不该易帜。"[注19]其脱离中央，重新割据之意，跃然纸上。他们四处串联，为张学良密谋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 "小家庭"（割据）。[注31]推波助澜，张学良 晚年无意中透露："东北军是我最大的包袱，西安事变都与此有关。"[32]证实 以上分析，也否定了他自编的："共产党停止内战高唱入云，实攻我心。" [注2]等苍白无力的遁词。张学良晚年还透露："当年杨宇霆想操纵我（所以我把他杀 了）。後来蒋先生也想操纵我，但我是不受操纵的（不甘心做一个被人操纵的部 属，要建立属于自己的 "小家庭"（割据）。[注31]要是我甘心受操纵，安心的在 蒋之下做一名部属，（不把蒋抓 起来。）我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吗？"[注32]从 旁证实笔者的分析，彻底否定了 "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制造 内乱，只要合乎抗日救国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 之类气壮山河的台词。

　　可能有人会问："有没有搞错，盛世才在一九三三年，就在苏联扶植下，成 了新疆 的主宰。而张学良在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大量感人肺腑的拥护中央的言论，说明张学 良对中央 "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 "情同骨肉"，"张学良对蒋介石 几乎忠诚到了 '愚' 的地步".怎么看，也看不出，盛的崛起对张有任何影响，你怎么移花接木，把发生在一九三三年的 事，跳过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与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变硬扯在 一起呢？"诚然，张学良在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甚至，直到西事变前不久，即一 九三六年十月三日，张对英国记者的谈话中。[注10]仍有大量拥护中央政府的词汇，张学良此类言论的真正意图何在？

　　笔者在另一文 <西安变的策划过程> 中，详加探讨，这里仅仅讨论一下，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张学良发表的，被外界认为针对西南反中央势力，且字字锋如戈首，刺正西南政客要害的谈话。 如："德、意之所以复兴，因为他们的民众能够万众一心，拥护领袖。所以，领袖 有力量，能克服复兴途上的障碍。我们国家则不然，一个领袖刚刚表现出领导力 量，便有人妒忌，来拆台，於是内战连年，外患乘之。若是国民不甘心做亡国 奴，非得大彻大悟。"[注28]我想对张学良此类文字的感受，没有谁能比西南的 政治首领，政论家胡汉民先生更深刻，让我们看看当年的反南京中央政府的核心 人物胡汉民先生，是怎样理解张学良此类对中央 "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 "情同 骨肉" 的言论。

　　一九三三年盛世才在苏联扶植下，成了 "新疆王".此时，张学良 正在欧州访问，张请求访苏[注30]向苏示好，但被苏所拒。[注30] 福建事变爆发 "张学良决定东归，他一面派陈博生赴闽表示支持。同时，电派陈言赴港向胡汉民 致意。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胡汉民派刘震寰（显丞）迎接张学良。并向张 密告胡的意图（密谋军事倒蒋），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张学良与胡汉民在港会 晤。八日，张学良抵达上海，十二日，陈言北返邀刘显丞同行，胡汉民委托二人 再次向张学良陈述他的意图，并劝张 '彻底去做' 刘震寰抵达上海後，张学良为 躲避特务的注意，於深夜在一个外国人的家里，约见刘，张称： '已下决心为将 来北方之主动'（张学良为了割据华北，曾有具体行动，令他的亲信苗剑秋，"携其 私函到日本密访政友会领袖床次竹二郎和陆军中的寺内寿一大将等，妄图出卖祖 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张学良割据华北，"苗剑秋大失所望而归，张闻言曾抱头大 哭一场。" ）"目前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 张并称该计划须与两广互为呼 应，嘱刘震寰回港报告，如西南方面主张仍前不变，则东北当密派军事代表来粤 切商。'"[注33]由於张学良积极主动的与西南反中央集团密谋反中央，以及张学 良在他们密谋中所表现出的诚意。使胡汉民等了解到，张学良貌似利剑直刺自己 要害的种种拥蒋言论，只不过是："与蒋敷衍，免其猜忌"[注33]而已，对张学良 的种种疑虑烟消云散。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的西南反中央集团 的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联络张学良的方针。[注33]一九三四年西南政治家们 经过他们严格的政治审查，认为张学良对他们忠诚可靠，而接纳为盟友的决定，是对张学良政治态度的最权威的鉴定。这是因为西南政治家们，既完全掌握我们 善良学者所掌握的，并据此而得出张学良对南京中央政府 "赤胆忠心"；与蒋的 关系"情同骨肉" 的张学良在台前的种种拥蒋言论；又掌握我们善良学者们无法掌 握的，张学良在幕後与他们一起进行的一系列反中央阴谋活动。 尽管胡汉民等所知的，只是张幕後反中央阴谋活动的一部分，如一九三四年张就密谋联苏，派李 杜担任此工作，先後派赵毅、应德田担任李的助手。[注29] （众所周知，外交权 在中央，方面大员，既使大如国务院付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也不可私自与外 国官密谋，否则就是 "里通外国".可张学良竟背着中央，密谋从国外取得军援，如此越轨之举，显属叛中央的异动。） 胡汉民等并不知道，但是胡汉民等仅仅将 他们知道的张学良幕後那部反蒋阴谋活动，与张学良台前全部拥蒋言论做一对 比。就感到後者微不足道，仅仅只是蒙骗蒋而已，因而视张为他们反蒋的忠实可靠的盟友。 此一事实告诉世人：张学良从来都与中央离心离德。 一直都在幕後 进行种种反中央阴谋活动。

　　一九三三年底，张幕後反中央阴谋活动明显升级，可看到盛的崛起，对张的鼓舞作用。特别是此後，张视联苏为他成功的关键，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足以证明盛的崛起对张的诱惑力是多么巨大！此外熟悉内情的人，无意中吐露：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劫蒋献蒋，向中共邀功 "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 [注34] 向苏联邀功 "唯一希 望"，"尤愿知"，"格外 关心"，"乞告" 苏联对他们的 "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34] 是为了 "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注29]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起 倒数多年，当然一定包括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所以将广义的西安事变 （即与 "大老板打一架"，或曰 "反蒋"，叛离中央，"另立局面"） 的诱发期推前。并提出盛的崛起牵动张的心弦，是 （广义的） 西安事变的诱因的观点，既有充分根据，也不存在从时间上看，有不合情理的问题。

　　被认为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杜重远的一生，从旁证实了笔者的分析。 究竟甚么事才能使杜共鸣，并为之奋斗，甚至献身呢？ 是抗日爱国吗？ 七七全面抗战後，发生在杜身 边的 "母亲送子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不能使杜共鸣，抗日的号角，也激荡不了杜。只 有万里外的盛世才据新疆称雄的伟业，才能使杜重远激荡不已，不远关山万里投奔盛，并为 实现其据地称雄的"鸿鹄之志" 而献身，再由杜重远影响张学良，自然也只能是像盛世才之类 的宏图伟业了。

　　四、 "西北大联合" 的诱惑中国的军阀的共同特征是拥兵自重，像剿共这类与全国共同敌人作战的事，他们是不干 的，因受益者首先是南京中央政府，其次是邻近的"土皇帝"，"不为他人做嫁衣裳" 是大大小小 军阀的口头禅。中共的策略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乘机挑拨，蒋借剿共消灭异己。这是 中共在处于劣势时，能与几乎所有地方军，举行类似 "洛川"、"延安" 会谈，以及签定相应协 定的原因。如中共早在一九三四年向西逃窜时，就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刘文辉等，有过类似的互不侵犯的协定，（这说明了中共与拥兵自重的军阀们签定互不侵犯，以能保存军 阀们实力的协定，并不需要中共的<八一宣言> 、"二个口 号"、"一支流亡曲" 等统战宣传，早 在中共的<八一宣言>前就有之。） 中共进入西北後，又与高桂滋早在一九三五年十一 月，就签 定了<抗日讨卖贼协定>.[注36]假若只停留在 "洛川"、"延安" 会谈的表面文字阶段，并没有诱 发西安事变的功能。像高桂滋，甚至阎锡山都与中共有过类似的会谈。 但他们并未因此，而 萌生发动某种形式西安事变的念头，就是证明。同样也证明了，与中共签定以 <抗日讨卖国 贼>为名的互不侵犯，以保存实力的协定。并不需要具有 "国难家仇" 这样的前提，如扬虎城 与日寇没有 "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以及负抵抗之奇耻。" 这样的前提，但他更积极参於 西安事变，且言词更尖锐，行动更激烈，甚至不知抗日为何物的保安附近一个只有二、三百 支枪的 "土围子"，也与中共签以 "抗日讨卖国贼" 为名的互不侵犯，以保存实力的协定。更不 需要像中共学者所说的那种，经过了"进步"、"飞 跃" 等思想升华。事实上，与毛泽东联盟，并毛称为 "进步"、"明灯"、"功臣" 的，从来都是当时最腐朽的人物，如欧州罗 马尼亚的齐奥 塞斯库，非洲的皇帝，南亚与印度尼赫鲁相比，明显反动的军事独裁者，柬埔寨的杀人魔王 波特布依等。

　　因而，过度相信并引用 "洛川"、"延安" 会谈所形成协定的表面文字，显然会被误导 （张学 良在洛 川、延安会谈期间，与中共的代表李克农，周恩来初次接触，张学良为了模底， 某些 侧敲旁击的外交词令，张讲完後，连他自己也忘了，以致在下一次会谈 时，"与原来预计预 想的相反，张学良关於 '抗日联蒋' 一字未提，中共中央要李克农准备用来应付张学良在政治 上发难的种种答词，几乎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张学良当场只是一再表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 他的代表前往苏联。" [注36]但我们善良的学者们，却在张学良此类外交词令中赞牛角尖，把西安事变研究引入谜宫。） 应当承认张学良的 "洛川"、"延安" 会谈，除有着与其他军阀的共性 外，还有其特性。这是因为张急于联苏，且曾尝试自己派人与苏联系，均毫无结果，张乘与中 共接触时，探寻联苏之道。张的动机，很快被毛泽东掌握，毛顺势诱导，立即致电李克农（与 张谈判的中共代表）要他向张暗示："中共有办法，从苏联那里帮助张解决经费与装备问题。" [注37] "红军帮助张，把蒋系势力从辽阔的陕、甘、青、宁四省清除出去。"[注8]并 "与苏联结 成联盟。" [注38]倘若南京政府胆敢进攻，苏联红军将会像在新疆二次出兵帮助盛世才击败所 有对手那样，击败蒋。"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最重要的事"，这个稳固的"西北大联合的 政府首席是张学良；军队统帅也是张学 良。"[注37]且已预先给张加冕："联军总司令部的组 织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早日见面。" [注39]中共的宣传鼓动家们一再向张解释，苏联将会真 心援助 "西北大联合"，经济与军事援助将会沿沿而来，并帮助张在平凉建立军工厂，使张的 政府强大到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时跟我们的还多著哩！" [注40] 本来张就授意他的亲信，起草 了一个类似林彪儿子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那样的武装起义计划。在中共的挡案内称为，<不 小的计划>，[注31]明确他的奋斗目标："与大老板打一架"，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另起 炉灶，建立属於他自己的 "小家庭" （割据）。现在毛与中共的宣传鼓动家们，给张描绘了更动 人的美景。使张更坚定的密谋建立属於他自己的美妙 "小家庭'了，就这样毛泽东很快拉张入伙 了。

　　毛诱张入伙后，立即挟张自重，诱另一张就范，张国焘自持人多枪多，本於一九三五年 十一月五日，另立中央，并下令毛的中央改为西北局，臣服於他。毛诱张学良入伙后，立即 借东北军做资本，电张国 焘："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蒙订立互助条 约。"[注41]"国际三、四次派人找我们，希望我们西北成立大局面。"[注41]张国焘在西北大 联合的诱惑下，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 日，撤销自立的中央，臣服於毛。

　　"西北大联合" 更使张身边的所谓 "激进分子"， 飘飘然然，膨胀到自以为创造历史的程度，他们从不认为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兵谏"， 而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中国十月革命". 中 共中央按斯大林的指示，派中共高级干部秦邦宪劝说他们转调时，就针对性的指出："西安事 变不是'十月革命'，只是军事阴谋。"[注42] 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点，另他们早在拟订他们的<不 小的计划>时，就把他们的义举，选在十一月即俄历十月。到了俄历十月，他们再也按捺不住 了，他们言词冲动， 逼得张不得不下决心，於十一月十二日夜宣布政策。[注43]但张比他们 更现实，在俄援未落实前，张是不愿冒如此巨大风险，发动“中国十月革命”的，因而苦苦 规劝他们目前切勿公开向中央挑战。[注43]可见这批"激进分子" 是多么看重俄历十月，这个 具有标志意义的日子，在张身边的中共代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一 再强调："放弃西北发 动，红军与东北军的公开合作，就失去一切可能性。"[注44] 也从另一面证实：西安事变的起 因，是"西北大联合"，而不是"抗日"、"政见之争".

　　五、 抗日情切的国防政府？ 抑或割据情切的内战政府！

　　"西北大联合" 无疑在西安事变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它不但诱使张学良决心追随中共拼干 下去。更使 张手下的 "激进分子" 们飘飘然然，自我膨胀到 "创造一个崭新的时代" 的程度。[注20]他们在介绍他们的 <不小的计划> 的短短半页纸中，就五次提到十一月。[注45]即俄历 十月，他们要发动 "中国十月革命"，（中共宣怖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伊黎爆动都选 在十一月。）毛泽东还成功的用 "西北大联合"，诱使张国焘取销了人多势众的中共中央，臣服 於毛的陕甘支队的中共中央。在中国近代史中，起作如此重大作用的 "西北大联合" 的性质如 何呢？弄清此问题，不仅对探究西安事件的真相，大有帮助；且对弄清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 题均有帮助。不仅大陆学者认为："筹建'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至外蒙的国际线，北上抗日。" [注46]就连台湾的学者也认为："求其联共联苏，共同抗日之计划，有最后一线实现之可能。" [注47]果真如此吗？让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认真的探究张学良联俄、联共的目的与动机，及 "西北大联合" 的性质。

　　首先，从张学良与中共聚集在一起的思想基础，来看 "西北大联合" 的性质。

　　张学良找中共，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张的动机："一定是想与蒋介石翻脸。" [注48]事实证 明，毛泽东对张学良这类枭雄的心理有透彻的研究，随後张的 "<不小的计划>与 '大老板' （指 蒋公） 打一架，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 （割据）。"[注31] 证实了毛 的判断，即张学良找中共，的的确确 "是想与蒋介石翻脸".（为了证实张学良找中共的目的，的的确确 "是想与蒋介石翻脸"，而不是爱国抗 日，笔者在本章末再引用更多的事例，加以证 实。） 毛顺势诱导，千方百计的鼓动张 "另立局面。"[注6、11]并以 "未来的 '国防政府' 首席，与军队统帅。"[注37、48] 诱使 "张与蒋决裂。"[注6、11]且明白的向张 暗示："中共日後有办 法从苏联那里，'帮助张解决经费、军饷、械弹、装备问题。' [注6、11] '使张放心离蒋。'" [注37、48] 也只有这些才能使张动心，所谓抗日，张学良在与 （中共代表） 李克农的谈话中 就明确的认为：'特别是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孰，不得到苏联援助，靠自己单独抗 日很难成功。" [注11]他们只是用 "抗日爱国话，向内向外活动。"[注31]即用做烟幕，来掩 饰他们的真正目的："另立局 面。"[注6、11]再看看张学良是怎样准备北上抗日的，"在北上抗日的口号下，将东北军主力缩至 （不受日 军威胁的） 甘肃境内。"[注49]甚至连已在华北前线的 "万福麟五十三军，也向阎锡山借道，从 山西调往不受日军威胁的西北。"[注50] 张学良如此布署军队的目的是甚么呢？ "一方面集结部 队，'改造内部'，'坚决肃清东北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注48]指像骑十六团团长董道泉那样 "品学兼优"[注51]深感 "我俸我禄，民脂民膏。" 坚决履行军人职责，不满张用国家军队谋私的 东北军中真正先进分子，从而把 "一角完全拿过来。" [注31]（即牢固的控制住东北军） 另"一方 面与红军靠近，占据战略上巩固的形势。"[注49]从而 "肃清蒋系势力。"[注37、48] 七月二十 四日，"张学良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具体设想，据潘汉年汇报，张学良的这些 设想是：第一，红军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第二，打通苏 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九月间，日本指示德王进攻绥蒙之际，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如 此方能号召时局；（原来张学良所谓的 "援绥抗日"的目的，是为了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 国防政府的建立，他们并未真正准备出绥远与日军作战，只是借抗日号召时局而已。） 第三，打通苏联暂以红军为主，东北军目前暂做隐蔽的配合；第四，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必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 军，） （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另一部（红军） 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 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 接通新疆。第五，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 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 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张学良"不小计划" 中，从统一的祖国大家中 出走， 建立属於他自己的 "小家庭"（割据）的目的。[注6、11]因而张学良成功的发动西安事变 後，向中共报喜电第一句话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35]，他们商量的头等大事是： "要求红军与他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注52]，而不是抗日。

　　令人眼花缭乱的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等口号的真正含义是甚么呢？毛泽东的内部讲 话，为我们做了解答： "在一致抗日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於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 讨蒋的政治旗帜。"[注53] "它只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一种策略手段，目的是在於用停止内战，一 致抗日的口号来便利於实行国内战 争与实行讨蒋。" [注 53] "因为它比抗日与反蒋并提，更能 争取落後人民与蒋系军队，最能取销蒋介石之政治资本。"[注53]不少学者不认真考查中共与张的真实行动，而被他们的 "抗日爱国话" 弄得头昏目弦，成 了毛泽东自夸的争取到的"落後人民"[注53]群。不自觉的成了 "最能取销蒋介石政治资本" [注53] 的义务宣传员，在 "爱国抗日"、"停止内战"、"逼蒋抗日"、"联蒋抗日" 等表面词汇中，钻牛角尖，把西安事变研究引入迷宫。鲜少象胡适先生那样，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而以 张 的真实行动为依据，在国家垂危之秋，把 "关全国安危的领袖拘留了……说这是为了抗日。 这 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成瞎子傻瓜！ 这回西安事变是叛国 祸国，毫无疑问。"[注54] 胡适先生的 高明之处，是他站在哲学的高度，与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张学良找中共的目的："一定是想与蒋 介石翻脸"[注37、48]一样；一眼就看穿中共与张学良的所谓抗日，"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 为没有真心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的最高领袖的。"[注54]中共近来高唱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後的一种策略。"[注54] 这个联合战线 是绝对不可能的。"[注54] 後来八抗战中，中共的表现，证实了胡适先生的这些英明判断的正 确。正如毛泽东的私人秘书李锐先生後来著书所说："毛认为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 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注55]显然毛的中共是不会为了蒋介石的 中国去抗日的。这样心态下的毛泽东所设计的抗日，只能是胡适先生当年所说的： "只是一种 无耻的欺骗。"[注54]他们的抗，只是借日军之手，缚住中央军，让他们能乘机发展。把四万 万五千万善良的同胞，推入痛苦的战火之中，为他们及苏联火中取栗。因而张学良与中共聚 集在一起的思想基础，是共同对付中央，以能割据西北，绝对不是抗日爱国。

　　其次，从他们的枪口对准谁？ 从苏联取得的大炮、飞机准备射向谁？轰炸谁？来看西北大 联合的性质。

　　打通 "国际路线" 是 "西北大联合" 的重要一环，不知有没有人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早在一 九三六年 一月十七日，邓文仪就根据蒋公的指示，向中共提出 "蒋先生知道红军没有 军事装 备和食品，南京政府可提供一批军事装备与食品给红军，红军到内蒙去参加抗日斗争。 因为 南京政府军队主要的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注53] 随后南京政府又提出给中共靠近外蒙的五 个富裕县作据立点。且不要中共改制、改编。这样既让中共有固定的地盘；又可让中共背靠 苏联，从苏联取得武器装备等援助，失去以 "打通国际路线"[注56]为由，而挑动内战的藉口。 可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中旬，以"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 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注57]拒绝了。毛泽东就在拒绝南京中央政府给他们提供和平连通 国际路线的同时，积极调兵遣将，悍然发动了我国西北地区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 －宁夏战役，"打通国际路线". 张学良密切配合，将应宁夏地区地方政府邀请，赶赴 该地区维持和平的中央军，每一行动细节密告中共，并接济中大批军火，让中共用这些军火，更残酷的屠杀中国人。中共拒绝和平，发动内战的本身，固然证明中共及张学良的所谓 "停止 内 战"，"一致抗日" 的虚伪性。更使我们有理由作如下联想：和平连接国际路线，从苏联取得的武器用於何处？

　　发动西北地区规模空前的大内战，"打通国际践路" 後，从苏联取得的武器又用於何处？ 特别是苏共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给中共的密电："一家外国公司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二次将货物（军火）运送 到你们指定的地点。" [注58]这一离奇的信息，使我们更有理由思考这祥一个问题， "打通国际路线"後，从苏联取得的武器 用於何处？

　　众所周知，在一九三零年代斯太林"肃反"高潮时期，苏联及外蒙是极端封闭的国家，被西 方称为 "铁幕"，他们的边界，又是"铁幕"中的"铁幕"，他们绝对不会让外国司机，驾驶这些司 机们自己的汽车，来 回二次自由的通过他们的边界，也不会允许外国公司在他们境内设立基 地。自然这一百五十辆汽车的大车队，不是从远在西欧的外国出发，穿过苏联西部边兴界，进 入苏境，再横跨（几乎）苏联全境，到达苏东边界，再穿过苏蒙边界，进入外蒙，又再穿过外蒙 边界，进入中共 "指定的地点".明眼人一看，就知 "这家外国公司"是谁？这家外国 公司"负 责"、"保证"[注58]将中共所需的军火运送到中共 "指定的地点" 的惊人事实。告诉人民 "西北大 联合" 背後的重大国际阴谋，此家 "外国公司" 就是铁证，笔者另有专文详加探讨。 本节仅讨 论：和平连接国际路线後，从苏联取得的军火用於何处？

　　"打通国际路线" 後，从苏取得的军火又用於何处？

　　可能有人会说，这还用问吗？中共最坚决抗日，张学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抗日情殷，当 然用来抗日。但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此军火绝对不可能用于抗日，绝对不可能用於 "导火日 苏战争。" [注57]若用于抗日的话，何须他们流血牺牲，"打通国际路线". 南京中央政府沿途 供应食品，西北民众更会夹道欢迎，他们早就可和平连通国际路线。

　　究竟合乎逻辑的结论可信呢？

　　还是所谓的 "集国难家仇于一身" "抗日情殷" 说可信呢？

　　请看看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共产国际的密 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 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们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需须解决一个具体作战问题，因为 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 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 很小的）。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目前红军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 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需苏联确实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技术问题……。"[注59] "以一方面军攻宁夏，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後再夺取之。以四方面 军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逐 步向甘、凉、肃前进。沿途坚城不攻，待从外蒙取来之技术 兵种配合攻取之，……。"[注59]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异口同声的告诉世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 [这个可能 是极大的]."[注59]） 即既使是中央军撤离西北後，他们仍要侵占西北地区当地地方 政府管辖的地区，仍 要在西北地区挑动内战，他们不仅从苏联得到的轻武器是用来更残酷的 屠杀自己同胞的，甚至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也是用来轰炸西北地区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坚固 城寨。用先进的飞机、大炮摧毁我国先民 们，千百年血汗所修筑的御外的堡垒、围寨。为外 敌入侵扫清道路，也难怪 "一家外国公司" 还会爽快的 帮他们运送军火。

　　还有甚么比枪口对准谁？大炮射向谁？飞机轰炸谁？更能说明西北大联合的性质呢！ （中 共给共产国际的此一密也电证明了中共的实际行动以及中共的 <八一宣言> 等抗日宣传，根本 不可能感动西北地区广大军民，以致中共必须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来攻取西北地方政府 早已控制的城寨，且张学良是同谋，此一事实彻底否定他们的 "反内战"、"抗日" 等虚伪宣 传。）第三，从中共与张学良对待自己祖国神圣领土与主权的态度，来看 "西北大 联合" 的性 质。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不管是当时，还是在历史上，蒙古族都在我国占有重要位置；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国 家， 外蒙古此时（一九三六年） 仍在中国的版图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苏联千方百计的诱使 外蒙古成为其附佣，如此割 裂中国神圣领土的行为，竟使中共高兴如狂，毛泽东竟用：（"其[指蒋]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卖 国铁证"；）"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 的事！"[注38]（毛泽东首先混淆黑白，把维护 祖国主权的南京中央政府两次抗议蒙苏协定，说成是 "卖国 铁证"，然後） 明白的告诉张学良，只要他张学良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 就可像外蒙那样，得到苏联 大力支持，"我们（苏联 就）可以同你（张学良） 联盟。"[注38] 来策动张学良 "另立局面"，甚至为了 "三百万 元资助" （即 "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 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 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 枪、架桥 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注61]） 及 "立於不败之地。"[注38] 而 "与苏蒙订立互助条约。"[注41] 他们居然要以外蒙古为师， 将我国辽阔的大西北，像外蒙 古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 裂出去，像外蒙古一样，成为苏联的附佣，以实现他们据西北称 雄时的美梦。 对自己祖国的领土与主权 抱如此态度的人，怎么会仅仅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尊 严，而流血牺牲呢？（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相差非 常悬殊的情况下，正如张学良本人在他们 内部商讨真实计划时所说："立即与日接触，条 件也不成熟，靠 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 [注11] 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单独与日开战，必败无疑。此时 立即与日开战，所争的仅仅是为 了国家民族的尊严。）妄图出卖中国大西北的张学良，怎么会仅仅为维 护国家民族的尊 严而 洒血呢？倘若张学良真的有一腔热血的话，早就将此热血洒在东北。更不会妄图出卖中国的 大西北给 苏联，以换取三百万元的资助。[注61]不管是从张学良与中共聚集在一起的思想基础；还是从他们的枪口对准谁？从苏联取得的大炮准备射向谁？从苏联取得的飞机准备轰炸 谁？

　　特别是他们对待祖国领土与主权的态度，都清楚的告诉世人："西北大联合" 绝不是"抗日情切" 的 "国防政府"，而是割据情切的内战政府。

　　此外，杜重远的一生为 "西北大联合" 的性质做了最好的注释。杜重远被认为是 "对张学良 影响最大 的人。"[注62] 张学良多次向杜求计，他们密谋与暗室，甚至唯恐暗室不保密，而把 "汽车开往上海郊外"，在远离人群的 "郊外汽车中密谈（谋）。"[注63] 如此神密的本身就证明他 们密谋的内容，绝对不是抗日。这 是因为正如张学良本人所说，有关抗日的事可以 "理直气 壮" 的在大庭广众之中 "慷慨陈词。" [注64]甚至可 直接向蒋公本人"哭谏"、"屡谏。"[注65]何 须如此鬼鬼祟祟，不为人知。杜重远还是公认的 "西 北大联合" 设计师。提出一整套有关 "西 北大联合" 计划[注63].该计划是不是像他们所表白的那样是为 了抗日呢？

　　可惜张学良後来没有表现机会，由他本人亲自揭示他们当年密谋的西北大联合的内容。但 是杜重远这位 "西北大联合" 设师後来的表演，也足以向世人揭示他当年所设计的"西北大联 合" 的内容。七七全面 抗战後，既使普通老百姓也 "母亲送子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 可 是杜重远却继续执行他们九一八不 抵抗，而失东北的原奉军的 "不抵抗主义"，远远逃离抗日 前线，躲入新疆。他虽然无抵抗凶恶、强悍日 军的勇气。但据地称雄的 "鸿鹄之志" 丝毫 未收 敛，积极协助盛世才叛离中央。并著书 <盛世才与新疆>，吹捧盛，以求高官。 但仍被盛查出 他是日伪间谍，杜也二次供认不讳，而死於盛的牢中。也许杜为盛效 忠，竟死於盛的牢中，似乎有点冤枉。但是杜被日寇赶出家园，国难家仇，竟未能唤醒杜的良知，在七 七全面抗战 後，与全国人民一道勇抗暴日，报仇雪恨。相反，竟在全国人民与强敌做殊死战斗，国家民 族处於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竟毫无心肝的协助盛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拖抗日的後腿。站在中华 民族的立场，杜是民族罪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杜直到七七全面抗战後，仍醉迷於协助盛，叛 离中央的惊人事实，提示世人：当年牵动他的心弦，使他设计出 "西北 大联合" 鸿图的 "灵感"，来自盛时 的崛起，唤醒盛的东北老乡——－原奉系豪杰们据地称雄的 "鸿鹄之志"，绝对不是抗日，这是因为发生 在杜身边的全民救亡不能使杜共鸣，抗日的号角 也激荡不了杜。只有万里外盛世才据地称雄的"伟业" 才 能使杜共鸣，并使杜激荡不已，而不 辞劳苦，万里投奔，并以二十四万分热情，投入盛世才的据地称雄的 "伟业" 中。（连"母亲送 子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 的全民抗日也激荡不了张集团核心分子们，使他们停止制造 中 国内乱，一致对外，更有甚者，张集团中的最重要的骨干，被认为是最激进的 "激进抗日 分 子"——－孙铭九，更在七七全面抗战後，投敌叛国，出任山东省日伪军职。[注66]显然，如 此群类绝 对不可能爱国抗日。其 实早在 "一二八事变" 时，全国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均急 切的希望张学良率 领几十万边防大军挺进 东北，牵制日军，"使其不能 有在上海扩大侵略 之 余裕。" 上海民众捐集巨款，并 派代表携巨 款劝说张统率几十万大军出东北，侧击日冠，以 能减轻日军对上海的压力。 没想到张不仅自己不愿出兵东 北， 牵制日军。相反，张学良仅 仅听说 "由于马占山与张海鹏打仗，使日本驻齐齐哈尔 领事清水八百一 遇害。" 而 惊恐万 分，当着上海民众代表的面，把马占山数落了一顿，讥马为 "滥出锋 头。" 随后又派他 的亲 信苗剑 秋秘密访日，张愿以东北领主的身份承认伪满州国，以取得日人的谅解。 "一二八" 上海抗战那样的悲壮、惨烈的全民救亡，尚且未能触动张学良使他抗日，竟有人认为全民救亡 运动中，已呼喊多时的 "抗日口号" 和已唱了多时的 "救亡曲" 诱使张集团矢志抗日，而发动 西安事变，如 此牵强附会的解释，怎么能解答接踵而来的其它问题呢？）为了证实张学良找中共的目的，的确确是像毛泽东所推测的那样： "一定是想与蒋介石翻 脸"[注48]，而不是他们口上所叫的抗日，笔者再引用一些事例加以证实：例一，早在一九三五年夏天，张学良就接受黎天才的建议，西北地处边垂，易守难攻，适 於 "分治割据"，"可以与蒋介石翻脸"[注8]而开赴西北；例二，张学良於一九三五年，又参与西南策划中的另一次倒蒋密谋中。徐永昌一九三五年 八月三日<日记>："胪初（姓黄）来悉刘定五与阎锡山先生谈极洽，大意谓今日一通电，蒋即下 野，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时张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务会留张逐蒋。"例三， 张学良与中共商讨真实计划是："肃清蒋系势力"[注37，48]，而不是抗日，张学良 在与中共商讨真实计划时，张明确的指出："特别是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注11]]例四，张学良 "抗日情切" 的立即成立 "抗日援绥总指挥部"，但他们的真实军事布署，并 不是奔赴抗 日前线，而是在北上抗日的口号下，将东北军主力缩至 （不受日军威胁的） 甘肃 境 内。"[注49]甚至连已在 华北前线的 "万福麟五十三军，也向阎锡山借道， 从山西调往不受 日军 威胁的西北。"[注50] 以能将 "蒋系 势力" 从西北清除出去。

　　例五，中共中央六月十六日给莫斯科的密电："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 完 全断绝。同 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 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 请注意该密电中二次提到 "东北 军一旦离南京政府。" 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在幕後做的是要叛离中央，他们争取俄援 的目 的并不是他们口中所叫的抗日，而是为了应付 "脱离南京政府" 後所面临的生存问题 .此外，张学良与中共的真实的布署，更证明张学良找中共的目的，的的确确如毛泽东所 推测的那样， "是想与蒋介石翻脸"，绝对不是他们口上所叫的抗日，如：一九三六年一月，"我方（中共自称）助其 （指张学良）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 肃清蒋系势力" [注37，48]；五月， "张（学良）希望红军给中央军以打击"[注14]；六月， 张学良给中共十万发子弹，诱使中共出河南 （可中共不傻，拿到子弹後， 找借口 改变出 河南的承诺）；七月， 张要红军攻河州，诱使马步芳东援，让东北军接防河西走 廊[注52]；九月，张急盼红军重创中央军关、胡师[注52]；十二月十二日， 张希望中共与他们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注52].大量事实证实：张学良找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叛离中央，绝对不是他们口上所说的抗日。 笔者在<西安事变的策划过程>一文中，用更多的事例证实此一点；小结通过以上分析，可清楚的看出，西安事变的诱因，绝对不是 "两个口号"、"一支流亡曲". 而是盛世 才的崛起，唤醒盛的东北老乡张学良等原奉系豪杰们的据地称雄的 "鸿鹄之志。" [注13] 特别是张学良此 後视俄援为他们成功的关键，张即於他获悉盛世才崛之日（一九三四 年），就密谋联苏反蒋，沿着盛成功的 足迹前进，派李杜担任此工作，先後派赵毅、 应德田 担任李的助手。[注29] 再加上东北军进入西北後，为 张学良念念不忘的 "另立局面"，提供了 地盘这一必备的条件， 并在"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军队统帅"[注38]的诱惑下，"特别是有取得 苏联的援助的保证" 壮胆，使张学良将他密谋中的 "另立局面" 付诸行动，而走上 叛离中央 的 不归路。

　　注释：

　　[1]，<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一三页[2]，<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登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九页[3]，<国民党高级领传>，王成斌主编，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集，第三十四页[4]，同注3，第五百三十一页[5]，<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东大图书出版社，第三十二页[6]，同注5，第五十九页[7]，同注5，第三十页[8]，<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一九九三年，第二百七十三九页，P.201[9]，同注2，第二页[10]，同注5，第二百二十九，二百五十六页[11]，同注5，第五十九页，P.92，123，125[12]，<西安事变>，赵棱熹，汉湘文化出版，第二百七十三页[13]，<百年家族---张学良>，李翠莲，立绪文化，2001年， p.18，224[14]，同注5，第九十二，九十四页[15]，同注5，第九十五页[16]，同注5，第九十六页[17]，同注5，第二百七十三页[18]，同注5，第二百七十二页[19]，同注8，第二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六页，第二百八十九[20]，<西安事变珍史>，姚立夫等著，跃升文化事业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P.23--29页[21]， 同注1，第二百六十四页[22]， 同注1，第二百六十八页[23]， 同注5，第八十六页[24]， 同注5，笫九十九[25]， 同注5，第二百七十三[26]， 同注5，第一十五[27]， 同注5，第一百四十九, P.102[28]， <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著，Evergreen Publishing co.，1985，p.200[29]， 同注8，第二百八十九[30]， 同注5，第五十三[31]， 同注5，第八十四到八十七[32]， <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年，p.1155[33]， <蒋氏秘挡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p.327--331[34]， 同注5，p.300[35]， 同注5，p.322[36]， 同注5，p.24，50[37]， 同注5，p.38[38]， 同注5，p.59，67，96[39]， 同注5，p.41[40]， 同注5，p.147[41]， 同注5，p.97[42]， 同注1，p.381[43]， 同注5，p.267[44]， 同注5，p.205[45]， 同注5，p.87页下半页[46]， 同注8，p.279[47]， 同注2，p.135[48]， 同注5，p.39[49]， 同注5，p.145[50]， <西安事变亲历记>， 李金州，传记文学出版，1982年， p.37[51]，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国史馆印[52]， 同注5，p.314--315[53]， 同注5，p.179,188---193nbsp; [54]， 同注1，p.348--349[55]， <卢山会议记实录>，李锐，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p.182[56]， 同注5，p.193[57]， 同注5，p.194[58]， 同注5，p.219[59]， 同住5，p.207--208[60]， 同注5，p.69[61]， 同注5，p.102[62]， <百年家族---张学良>，李翠莲，立绪文化，2001年， p. 224[63]， 同注8，p.215[64]， 同注5，p.152, 102[65]， 同注8，p.301，306[66]， <传记文学>，第482期，P.117---124 _—208 [60]， 同注5，p.69 [61]， 同注5，p.102 [62]， <百年家族——张学良>，李翠莲，立绪文化，2001年， p. 224 [63]， 同注8，p.215 [64]， 同注5，p.152， 102 </P< p>

　　第三章 西安事变的远因本章内容摘要：

　　"吃张家，穿张家，效忠张家。"是张氏父子维系奉军队效忠张氏父子的心防大堤。张学良自己不争气，失去地盘，再也无法为广大东北军筹集粮饷。本章深刻的分析东北军中广大职业军人吃国家粮，拿国家的饷後的心理变化，"养兵千朝，用在一时"的传统道德关念，使东北军中广大的职业军人，自觉的感到，要对得起国家这一份粮饷，朝军队国家化方向前进，此一趋势，使视军队为私人财产的被张学良深感不安，视为瘟疫，"超过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注1].本章还深入探究张准备用甚么方法，来病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的重"病"，惊人的发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并不是抗日，而是要在外国支持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割据），以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对东北军的影响，从而彻底医愈他的心病，即根除东北军内军国家化的趋势，达到牢固的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彻底改写了西安事变史。

　　一、引言事实早已证实，国难家仇，不能触动张学良，使张"把脑袋拴在裤子上"，而愤起抗日。相反，日军枪声末响，就已吓得张学良称病躲进後方医院，统率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竟被二百馀日寇占领沈阳，一百二十八名日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且张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密秘赴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注2]张进入西北後，仍要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注3]将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古那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就会像外蒙那样在苏联支持下，据西北称雄。如此张学良怎么可能为他正在准备出卖中的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以外蒙为师、步盛世才後尘，不惜将大西北像外蒙古与盛世才的新疆那样附佣於苏联，来换取苏联援助。）而"把脑袋拴在裤子上"，悍然劫蒋呢？

　　那么又是甚么原因，使张学良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勇气，悍然发动震惊世界，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呢？

　　二、张学良的梦魇与心病二十世纪二、三年代中国的军阀，与今天非洲落後地区的军阀一样，严重的阻碍社会进步，日益为广大人民不满。"打倒军阀"成了全中国人民共同呼声，统一成了时代趋势。特别是九一八国难，神州大地，沦为日寇的俎上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悬於暴日的屠刀下，倭寇的刺刀对着咽喉的危机感，使全国亿万同胞强烈的憎恶军阀割据，"社会分裂"，而导至外族入侵。日寇并不以强占东北为满足，仍在蚕食华北，甚至污蔑中国不是统一的国家，没有资格加入国联，此事曾是当时中国报界的热点。形成了要求军队国家化，统一御侮的强大舆论。但军阀们不愿放弃其"鸿鹄之志"[注4]，融入统一祖国大家庭中，安心的做一位部属。拿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不受操纵的"[注5]，不甘心做一个被人操纵的部属，要在他自己的割据地区内，做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

　　人们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这些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在中国统一几近完成的一九三六年的处境，以及认真的考查一下他们在如此逆境下的求存之道，并认真的探讨他们的这种求存之道对中国中国社会的击，对中国历史历史发展的影响。

　　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且尝试更深层的利用我们早已掌握的档案资料，如刘鼎以事先约好的暗语，给李克农及周恩来写信。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有的已解封，在他们绝密信件中，找不到他们真的要去抗日的蛛丝马迹，完全证实张学良绝对不可能爱国抗日的结论。如：

　　"病是很重的，已经到（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会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支节，陷入不浅。"[注1]

　　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密信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所关心、所焦虑的是"已经到了极点"，"超过第三期以上"，已使他"受不了"的"病"，并不是抗日，本节笔者重点探究此病的来历，下一节探究张学良准备用甚么方法，来病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已超过第三期以上"的"病".惊人的发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并不是他们口上所叫的抗日；而是为了医愈此一使他"受不了"的重"病".

　　首先探讨一下此"病"的来历：

　　张学良既无显赫的军功与光荣的历史足以服众。相反，张学良"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注3]，是"国人皆曰可杀"的耻国丧地的不抵抗将军。且张学良对日本抱不切实际的幻想，采取绝对不刺激日本人的政策，如"一二八事变"时，全国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均急切的希望张学良率领几十万东北大军挺进东北，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之余裕。"[注6]上海民众捐集巨款，并派代表携巨款劝说张出兵东北，以能减轻日军对上海的压力。没想到张不仅自己不愿出兵东北，牵制日军。相反，张学良仅仅听说"由于马占山与张海鹏打仗，使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注6]而惊恐万分，当着上海民众代表的面，把马占山数落了一顿，讥马为"滥出锋头。"[注6]随后又派他的亲信苗剑秋秘密访日，张愿以东北领主的身份承认伪满州国。[注2]以取得日人的谅解。凡此种种，使广大东北军蒙受耻辱。

　　再加上张学良既不能言教，更不能身教，"他的部属都看不惯他这样堕落下去，就连在他眼中视为忠厚老实的部将，时任五十三军军长的万福麟，也因担心他如此荒唐下去，将必毁了他的前程，要他从颓靡生活中振作起来。"[注2]如此"亡国罪魁，败兵祸首，丑声洋溢，秽德彰闻"[注3]的张学良要统率几十万大军，自然问题多多。"吃张家，穿张家，效忠张家。"是张氏父子维系奉系效忠张家的唯一法宝。诚然，吃主人就应效忠主人的鹰、犬式的动物习性，在民智尚未开伐的年代相当管用。但是张家父子所处的时代，是巳推翻大清王朝的民国时代，承命於天的真龙天子，尚且可推翻，更何况胡匪起家的张家呢，奉系中的先进分子，如齐世因就曾极不屑的反驳："他张作霖一个乡间兽医，他哪来的钱供给学生？给学生钱的是国家，他那种人就是这样的公私不分。在我来说，我要报答国家裁培的厚恩，我应该替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更应对得起国家，不忍让张家父子胡乱祸国。"[注4]随着时代的进步，本来广大东北军官兵就越来越反感张家父子极不合时宜的教义，更何况张学良自己不争气，丢失东北，也失去军阀赖以称雄的基础。张学良再也无法为十几万东北大军筹集粮饷。而要靠中央月二百八十万元军，另还给五十万元临时费，以及张学良本人每月十万元特别费来维持。[注7]

　　很少人注意到以"吃张家，穿张家，效忠张家"为心防大堤的东北军广大军官兵，在吃中央的粮，拿中央的饷後的心理变化。就连张家的两代忠臣万福麟，也认为用中央粮与饷，为张学良养私人军队，"名不正，言不顺"，因而拒绝张要他枪口对内，南下占领中央控制的郑州的命令，更不要说与张无私人关系的一般官兵，广大东北军官兵在领取中央粮饷的那一刻，即感到："我们现在是吃国家的，穿国家的国家军队了，再也不是你张家的走卒了。"即广大东北军官兵在领取中央粮饷的那一刻，就已患上了使张学良感不安的"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

　　是不是张学良仍可用"忠"、"义"来维系东北军呢？幻想"忠"、"义"显灵，以能维护他们美好昔日的人，常常抱怨："世况愈下，古风不再。"但既使在父母亡故，仍能坚持辞官守丧的古代，如赵国名将廉颇时代，廉颇失势之时，昔日依附於他的门客，对他的态度也前後判若两人，更不要说在父亲惨遭日人杀害的丧期内，仍能纵声色的道德"沦丧"的年代，连张作霖的结拜兄弟汤玉麟，早就不买张学良的账了，张学良自己培养的亲信又怎样呢？当张学良的某些措施不合这批"亲信"口味时，这批亲信居然准备将张学良一起干掉。[注25]又如张学良一手提拔的爱将王以哲、刘多荃等，王以哲就将张的部分通共事实密告在洛阳的齐世英，刘多荃也密告中央："东北军并不欢迎张学良回陕。"[注8]向中央所求的，只是把他所率领的一百零五师编为一个军。[注8]张学良并不能从"忠"、"义"那里得到任何帮助。

　　军粮军饷在控制军心方面的巨大作用，还可在其他地方军那里得到印证。如被称为"云南王"的龙云，为了牢固的控制滇军，不仅云南省内的滇军，由云南自己筹集军费，就连云南派赴抗日前线的"四万健儿"，也由云南自己筹集军费，甚至连军械也由云南自己出钱从法国进口，我们知道云南当时经济并不发达，特别是云南是龙云的家天下，公私不分，他有很多办法化公为私，龙云宁愿把本可化公为私的钱，用来建军，即"毁家建军"也严拒中央的军粮军饷。

　　可见广大官兵，吃了中央的粮，拿了中央的饷後，仿如无声的命令，自觉的要求自己在言论行动上，对得起中央，自觉的抵制一切反中央的言行，往军队国家化方面前进，因而龙云等才如此紧张，宁愿"毁家建军"也严拒中央的军粮军饷。

　　已不能为自己私人军队筹集军费的张学良，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有二条路可走。[注9]

　　第一条路是回北平，割据华北，用富裕的华北财政收入，支撑他的东北军，继续维持他的军阀地位；另一条路是完全放弃据地称雄的念头，安心的做一个国家将领，将东北军完全国家化。

　　张学良首先选择第一条路，私自派他的亲信苗剑秋，秘密访日本，妄图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但苗此行未果，使张大哭一场。[注2]剩下的唯一的路是将东北军国家化，但是张不甘心做一位国家的方面大员，要做一个"不受操纵"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权力的欲望使张决定逆时代潮流而行，千方百计的阻挡东北军内广大官兵顺应军队国家化的时代潮流，并多次与中共密谋对策，如：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张已向中共透露："他（指张）部下，确有分化问题。"[注3]四月二十六日，张学良与中共商讨东北军分化的情况，并寻找出路（"活路"），张学良也有一个像林彪儿子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那样的武装起义计划，在中共的档案中称为<不小的计划>，"他（张学良）那个<不小的计划>，又是什么呢？（刘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成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兰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姥姥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著硬干，预备著与大老板打一架也可。"[注3]"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张学良）要干就彻底干！"并且还要在"捧大老板登峰造极"的掩饰下，与"大老板打一架。""期待小家庭"，"结果大且伟矣！"这里所说的"大老板"指蒋公，"他家这庄大房屋"指东北军。"他家这庄大房屋（指东北军）已分化成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指张仍能表面控制的那部分东北军，但也很不稳，因而他要想方设法完全拿过来。）以及东头一条大道（指已顺应军队国家化时代潮流的那部分东北军，显然不是以地理位置来分的，若如此，根本就不存在要把靠他住的那"一角"完全拿过来的问题）等部分。[注3]

　　六月底，张学良急不可待的"迟分手，不如早分手。"[注9]决心拉出他仍能控制的那部分东北军与中共合流。[注9]清楚的表明：张学良此时的燃眉之急，绝对不是抗日，而是如何对付他部下分化的问题。

　　七月二十四日，张学良再次向中共表达了他对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担忧："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力干部前来协助。"[注3]（张学良甚至不惜饮鸩止渴，引进中共，以抵销东北军内此一军队国家化的趋势，可见统一与割据，水火不容，割据者是多么害怕统一，害怕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视之为"瘟疫"、"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惊之似警钟、雷呜、山崩、地裂，使张学良惶惶不可终日，密谋对策[注3]，寻找他们的"活路".[注3].）还可从中共对东北军的分析、评估中，看到东北军广大官兵与张学良离心离德的概况。

　　"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指张学良）无一信任。"[注3]（因技术干部文化，、教育程度较高，愈自觉的走上军队国家化的道路。）"甚至，在东北军的上层，这时也不乏愿意贯彻南京（中央政府）旨意之人。"[注3]

　　"涉及最终走哪条路的重大问题上，他家这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还并不多。"[注3]

　　"关於张学良所最担心的东北军改造问题……。目前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坚决肃清东北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指坚决地走军队国家化道路的职业军人。）"[注3]

　　"他（指张学良）手下没有可以运用的组织系统。"[注3]清楚的表明东北军内部在分化，以及张等对这种分化的担忧。

　　东北军内部的分化，还可在他们的密信中得到应证，刘鼎以事先约好的暗语，给李克农及周恩来写信。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中，多提到"病"以及"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等，与"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无一信任"[注3]相吻合，到了"无一信任"的程度，显然"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以及"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充分的表明：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使张学良坐卧不宁。

　　九一八国难，使全国亿万军民，强烈的要求统一御外，不管心怀"鸿鹄之志"的政客武夫们，打出甚么样冠冕堂煌的旗帜。进步如陈铭枢、李济深等打出了"人民"、"革命"、"生产"的旗帜，声称与"独裁"、"祸国"、"媚日"的南京中央政府，彻底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组织"生产人民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算用尽当时所有时髦的词汇。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李等漂亮动听的口号，甚至连他们自己的部下也骗不过，被他们自己的部下称为"野心家"，"事先未明真相，全为一、二野心家包辨，至铸此错。"[注10]随后十九路军重要将领沈光汉、毛维寿等通电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注10]轰轰烈烈的闽变，由广大的十九路军官兵，驱逐他们的坏头头，即他们所称的"一、二野心家"而结束。[注10]

　　一九三六年轰轰烈烈的西南六一事件，是另一有力的例证，尽管陈济棠等也喊着非常动听的"抗日"口号，但是西南广大军民一开始就认清陈等反中央的实质，而众叛亲离，陈不得不逃至香港而迅速结束这场叛乱。此外，晋军中的重将领徐永昌、商震投奔中央。

　　特别是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广大职业军人对西安事变的第一反映，如中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传>，在冯钦哉这一章中，就有这样的描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晨，冯（接获他的上级劫蒋的消息後的）第一反应，'扣押蒋是背叛党国，背叛领袖，勾结共产党作乱造反。'"[注11]

　　"东北军一百一十四师师参谋长黄德兴，接获于学忠叛乱命令後，即向师长牟中珩表示，'这是乱国之举。'师长牟中珩即表同感，'毁纲乱纪。'"[注11]

　　万福麟拒不执行张学良要他进住郑州的命令。[注9]

　　更不要说黄永安即刻将张学良命令他叛乱的密电，报告给中央。[注12]

　　可见军粮军饷，仿如无声的命令。吃中央粮，拿中央饷的广大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自从拿中央粮饷的那一刻起，就感到自己应对得起中央的这一份粮饷，心底里自觉的抵制不利於中央的言行，这些是张等视军队为个人绝对忠实可靠工具的军阀们极不愿见到的。

　　三、张学良、杨虎城的"活路"——－"小家庭"（割据）外患急於燃眉，国家处於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全国亿万军民强列要求国家统一，以能御外的时代召唤，以胡宗南为代表的中央军艰苦奋斗的模范行为，和感人事迹，使全国热血青年纷纷投效，也使张学良、杨虎城相形见绌，如芒刺在背，用另一种语言来描述："那时杨虎城的部下，对杨的前途失去信心，都想自寻出路'飞上高枝作凤凰。'"[注12]本来"鸟栖良木，人择贤主"是极正常的事，但是张学良、杨虎城这类军阀却认是大逆不道的叛逆行为。张、杨等视此等"人往高处走"，"趋附"中央的"跳糟"行为，为被"被收买"，"一面找黑社会关系设法阻止"[注3]；"一方面找中共组织'表示极迫切与我方联合及求助。'"[注3]（杨虎城也与张学良一样，甚至不惜饮鸩止渴，引进中共与黑社会，以抵销十七路军内此一军队国家化的趋势，可见统一与割据，水火不容，割据者是多么害怕统一，害怕十七路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视之为"瘟疫"、"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惊之似警钟、雷呜、山崩、地裂，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密谋对策[注3]，寻找他们的"活路".[注3].）所有这一切，都是统一祖国大家庭疑聚力造成的。因而，他们唯一的活路，是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在国外势力支持下，建立属於他们自己的"小家庭"（割据）。[注3]以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疑聚力，对他们部队的影响，从而达到牢固的控制他们部队的目的，张这种急於从统一的祖国大庭中出走的心情，既使最褒张的中国大陆官方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张魁堂先生的著作中，都有间接的记述："一天，张（学良）突然用电话把刘鼎请到王曲太师洞，刘见张神色不同往常，感到诧异，张见刘来，先开口说：'我的日子难过，（正如他们用隐语写的极秘密的信中所说："病已超过第三期以上，受不了。"[注29]张的日子怎么能不难过呢？）我想了几天，只有把部队拉出来，能拉多少算多少，我的部队别有用的家伙不少，很难对付，这几天，我翻来覆去地考虑，（张学良真正"翻来覆去地考虑"的并不是他口中所叫的抗日，而是对付他的部下分化问题。）干脆撤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注9]看来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若不早下手为强的话，张学良所说的"能拉出多少算多少"中，只剩下已跑光的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以及远避分州的特务团及抗先队。[注3]而别有用的家伙，则包括引中央军到岐山、武功的沈克师，把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的骑十师，宣怖归顺中央的第五十三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一百零五师、黄永安炮兵旅，以及公开说东北军坏话的何柱国，在潼关大骂的米春霖、谢珂。"[注3]张学良此时燃眉之急是如何牢固的控制他的军队，他认为，只有从统一的祖国的大家庭中出走，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才能防止军队国家化的时代趋势对东北军的冲击。如果再让此趋努发展下去，正如他们用隐语写成的密信中所说："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注1]张学良为了把靠他住的那一边的"一角"，"完全拿过来"而不惜与大老板打一架，并脱离统一祖国的大家庭，另起炉灶，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据），这才是西安事变的远因（内因）。

　　中共中央致苏共密电："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注3]请注意该密电中，二次提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在幕後做的是，"脱离南京政府"，张学良争取俄援的目，并不是抗日，收复东北，而是为了应付"脱离南京政府"後，所面临的生存问题，证实以上分析。

　　这里补充一点，张从未真正准备与日寇交手，他真正准备对付的人，是张心目中"西瓜偎大边"，"趋附"中央的东北军中的"屑小".尽管张对东北军中的这一"趋炎附势""趋附"中央的趋势（即军队国家化趋势），深恶痛绝，惊恐万分。但此一趋势顺从民意，张既不便，也不能，更不敢挑破，既使在他们内部通信中，也要用隐语"病"[注1]来代表，可见张学良对此一趋势，讳莫如深。只能在抗日的烟幕下，极秘密的采取种种措施，阻止此一趋势的蔓延。（即前面引用的他们那一用隐语写成的密信中的"已经产生支节，陷入不浅。"[注29]）竟被某些粗心的学者，因为他们只看到张抗日的烟幕，而没有看到张在此烟幕後的真实行动，就给张做出了"抗日情切"的结论。这批自觉的走上军队国家化道路的官兵们，他们才是东北军中的的先进分子，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反倒被张等冠以"屑小"、"坏旦"、"被收买者"、"别有用的家伙人"、"右派"、"反革命分子"，骑十六团团长董道泉是这一类人中杰出的代表，董团长"品学兼优。"[注13]受到我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深感"我俸我禄，民脂民膏"，军人的天职是保境安民，每月领取国家几百万军费的十几万东北大军竟不能保卫西北民众的安宁，是军人的奇耻大辱，多次主动请缨，驱赶入侵他防区陇东的红军，董将军这一主动为国为民分忧的行为，与张学良以国家军队谋私行为背道而驰，为张所忌，惨遭张杀害。（正如大陆敏锐的学者所说："董道泉之所以被杀，防泄密而灭口的成分固然有，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其丧失了张学良所反复强调的东北军之'立场'；故张之杀董，既是环境所使然，更是心态所使然。此案深刻暴露了张学良与南京及东北军内部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准确地把握这些关系，将是我们展开西安事变深层研究的重要一环。"[注14]张学良所反复强调的东北军之"立场"又是甚么呢？是严拒东北军国家化，并视东北军国家化为使他受不了的"第三期"以上的重"病".）这一群被张等以"右派"等不雅称乎的东北军官兵中，还包括遵循"养兵千朝，用在一时"的传统道德观念的职业军人，对他们来说不是在"鸡首"与"牛後"之间挑选，而是在"鸡尾"与"牛後"之间选择，他们以军为业，因而不在乎隶属於谁，倘若东北军国家化後，减少一层克扣军饷的"宦官。"[注9]他们的军饷，可能由"鸡尾"增至"牛後".

　　更重要的是九一八国难，神州大地，沦为日寇的俎上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悬於暴日的屠刀下，倭寇的刺刀对着咽喉的危机感，使东北军广大官兵们认识到，只有全国统一，才能抵御外族入侵。技术兵种是这类东北军的突出代表，他们有技术，有才能，到哪里都有饭吃，他们甚至认为胡宗南有多好，若能"跳糟"的话，转入胡部，可更好的施展自已的抱负，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居然想"跳糟"！因而他们是典型的"被收买者".所以才有"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指张）无一信任。"[注3]他们也更愈来愈不满张学良在国家民族垂危之秋，仍毫无心肝的密谋"另立局面"叛离中央。他们愈来愈不满张以国家的军队谋私行为，愈来愈"趋附"於中央。"甚至，在东北军的上层，这时也不乏愿意贯彻南京（中央政府）旨意之人。"[注3]"涉及最终走哪条路的重大问题上，他家这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还并不多。"[注3]甚至连军长缪澄流也对张以国家军队谋私的行为不满，而私下对蒋公的卫士说："副司令身旁，近来出现些屑小（教唆他做对不起委员长的事）。"[注8]即东北军中，真正愿意跟随张学良的，只占少数，张学良怎能不心急如焚呢？甚至不惜饮鸩止渴，引进中共，以抵销东北军中此一中央化的趋势。

　　相反，被张等以"左派"、"年青有为"、"少壮派"、"激进的抗日分子"、"狂热的爱国者"等称乎的，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为代表的一群，则是连张的另一亲信王以哲，都认为是"副座豢养的宦官。"[注9]有人认为他们有强烈的抗日情绪。但是七七全面抗战後，他们中竟无一人敢於奔赴前线，与日军拼杀。相反，其"激进的抗日分子"之首孙铭九可耻的投降日伪[注15]，官至日伪山东省保安司令。劫蒋的急先锋，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风翔，这位"已急不可待"，要立即赴老家热河打游击的"抗日激进分子"，也不仅没有像他们口上所说的那样，奔赴抗日疆场，相反，投日叛国，充任日伪"东亚同盟军"司令，率邻八个师的伪军，为日军侵略中国开路。张身边的另一位亲信、"三剑客"之中的智多星、"少壮派"的政治领袖应德田，这位"盛世才式野心家"也"投日叛国，官至日伪河南省教育厅长。"[注15]张身边的"狂热的爱国者"之首苗剑秋，"三剑客"之中的宣传家、鼓动家，疯狂的号召东北军官兵像日本"二、二六"事件那样杀蒋，与中央为敌，并仇视自己的同胞，厌恶自己的家园，却对溅踏自己祖国领土，残杀自己同胞的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视日本为其故乡，在日本这个人口稠密，物价昂贵，寸土寸金的国家内，有他个人的豪居，过着优厚的生活，其经济来源，也没有人能说清楚。其实苗剑秋早在西安事变前，就与日人关系密切，并被张学良派赴日本，进行卖国活动，以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张学良割据华北，苗失望而归，张抱头痛哭一场。[注6]从此例可看出苗剑秋与日人的关系，远非寻常。而真正的抗日英雄，如被日军称为"最难缠的对手"胡宗南军，"要当其他支那军十个军看待的关麟征军"，以及重创日军的第五军、十三军、十八军、七十四军……。这些为中国历史增光添彩的先贤们，这些在南口、在淞沪、在昆仑关……浴血奋战的先烈们，竟要被以应德田、孙铭九等大汉奸为核心的集团，逼着去抗日，天理何在！公道何在！虽然抗日的号角激荡不了他们。但是权力欲望却能使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这一群猛士们血管膨胀，并使他们疯狂到要爆炸的程度，他号召东北军官兵仿照日本"二二六"事件一样杀蒋[注3]，与中央为敌。并亲自怖署惨杀王以哲等，他们心中燃烧的，绝对不是抗日的烈火，而是权力的欲火；血管中沸腾的，也绝对不是抗日的热血，而是乱国的污血。他们是一群寄生在张这个"团体"上，依附张本人的"强干打手。"[注3]倘若东北军国家化後，他们将失去赖以生存的"母体"，而无以为生，更失去攀升的机会。因而，他们对东北军内，顺应军队国家化时代潮流的官兵，恨之入骨，欲置于死地，而後快。（正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後任中共铁道部部长郭维城的文章中所说："东北军内部部少数野心家妄图篡夺领导权，首先要夺电台之权，为此，他们抓了蒋斌，孙铭九疯狂向蒋斌连开数枪，打碎了蒋斌的满口牙齿，更灭绝人性地下令将他活埋"，足见其对自己同胞残忍以及为了个人权位的疯狂。）他们利用张学良"不受操纵"，不愿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做一位安位司职的方面大员，而要做一个"不受操纵"，为所欲为"土皇帝"的"鸿鹄之志。"[注4]妄图成为他们构思中的张氏王国"西北大联合"的开国元勋。张则利用他们的疯狂性，以实现其"鸿鹄之志。"[注4]西安事变是这样一邦人秘密策划的"军事阴谋。"[注9]与"失去家园"、"流落异乡"、"怀念故土"、"魂萦梦系白山黑水"的广大东北军官兵无关。这是因为广大东北军官兵，不但事先不知他们的阴谋活动。相反，抵制他们不利于中央的言行，就以东北军高级领为例，军长王以哲："张当初拥蒋，今又反蒋，是无信义，我绝不赞成。"[注3]军长何柱国："坚决要求出兵（驱赶入侵他防区陇东的红军），联共的事，张没敢与何说，推说红军不好打，不予同意，但何坚决要出兵，张阻难不住，只好说'丢一人一枪，惟你是问。'随後立即把何的行军计划密告中共。"[注9]军长万福麟拒绝张要他进住郑州的命令。[注9]军长缪澄流，就对蒋公的卫士说："副司令身旁，近来出现些屑小（教唆他做对不起委员长的事）。"[注8]军长于学忠："一步怎么辨？"[注12]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宣布劫蒋计划的会议上，就以军长缪澄流的话开头，张摆出要拿缪军长开刀的架势，吓得缪流满面，当场求饶，张当场宣布缪不能离开总部辨公室半步。[注8]张就是如此裹胁东北军高级将领参於劫蒋的。

　　甚至，连张派去劫蒋的士兵，也是被蒙骗参於军事行动的，请看孙铭九自夸，他是如何动员卫兵去劫蒋的："我们的副司令被委员长扣押了，今天我们去救出我们的副司令。"[注8]

　　小结"据地"才能"称雄"，正如毛必须依附在皮上一样，失去了地盘的张学良无以立足（皮之存，毛将焉附）的处境，是局外人很难体会到的。张学良晚年，在情急时，来不及选择词的情况下，用了最能表达他当年情怀的词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注4]来抱怨人们不理解他当年的心情，也无意中透露了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

　　且强敌入侵，使全国亿万军民，强烈要求统一御外的时代召唤，有如春雷，使东北军内军队国家的趋势，有如埋在泥土下的春笋，在迅速成长。外人很难听到的，埋在泥土下，东北军、十七路军军队国家化的春笋，生长时堆动泥土的声音，对张、杨来说，惊似警钟、雷呜、山崩、地裂，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密谋对策[注3]，寻找他们的"活路".[注3]军队是军阀的命根子，张学良（杨虎城）唯一的"活路"是千方百计的控制住他的军队，只有从统一的国家庭中出走，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才能躲避军队国家的时代潮流，对东北军（十七路）的冲击，达到牢固的控制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目的，这才是西安事变的远因（内因）。

　　注释：

　　[注1]，<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P.184[注2]，<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EvergreenPublishingCo.1986年，第156页，P.189，183，167，156，243，193，201，302，第205页[注3]，<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1995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84——87页，第76页，第317页，第84页，P.15，84－87，92，95，102，143，365，89，207，208，305，98，38，286，324－326，348－350，89，29，94－96，101，109，110，142，143，201，273，271，56，145，365，89，207，208，305，98，38，286，324－326，348－350，89，29，94－96，101，109，110，142，143，201，273，271[注4]，<百年家族——张学良>，李翠莲，立绪文化出版，2001年，第18，222页[注5]，<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年，P.1155，209，435，1087，1124，437，543[注6]，<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登基，远流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注7]，<时事新报>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注8]，<张学良研究>，李敖，李敖出版，1988年[注9]，<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出版，1993年，第265——266页，P.136，161，164，149，81，186，385，265，266，270P.136，161，164，149，81，186，85[注10]，<蒋氏秘挡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24，328页[注11]<国民党高级将领传>，王成斌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注12]，<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1982年，第348页，第426页，第286页[注13]，<西安事变料>，朱文原，台北国史馆，1994年[注14]，董道泉事件的多角透视——西安事变纵横考之七，<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Vol.21，No.2，P.73-78，刘东社，摘要：董道泉之所以被杀，防泄密而灭口的成分固然有，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其丧失了张学良所反复强调的东北军之"立场"；故张之杀董，既是环境所使然，更是心态所使然。此案深刻暴露了张学良与中共、南京及东北军内部高级将领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准确地把握这些关系，将是我们展开西安事变深层研究的重要一环。

　　[注15]，<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P11——65，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四章 西安事变的近因（上）本章内容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年代中国的军阀，与今天非洲落後地区的军阀一样，严重的阻碍社会进步，日益为广大人民不满。"打倒军阀"成了全中国人民共同呼声，统一成了时代趋势。一九三五年中国统一取得重大进展，全国统一几近完成。但军阀们不愿放弃其"鸿鹄之志"，融入统一祖国大家庭中，安心的做一位部属。他们视当时南京中央政府推动国家统一的每项措施，为削夺他们权力之举，而深恶痛绝，惊恐万分。以胡宗南为代表的中央军的先进事迹，与模范行为，使张学良、杨虎城等军阀相形见绌，如芒刺在背，广大人民强烈要求以优淘劣，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去职，使大大小小的军阀感同身受，他们感到已途穷路末，不再群起一搏，将永无翻身之日，他们不谋而合，秘密串联，纠合发难，演成一九三六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一系列反中央叛乱。也使张学良误认为："揭旗反蒋，此其时矣"，"大家都反蒋"，"只要我张学良振臂一呼，定会四方响应"，"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而"分崩离析"，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近因。

　　一、引言按照张学良的说法，他发动西安事变，是因为在攘外与安内先後次序上，与蒋公冲突所致。既然如此，让我们认真考查一下，蒋公、张学良和中共三者间，究竟谁更积极安内，且手段更为激烈？

　　二、中共、张学良与蒋公三者间，谁更积极安内，且手段更激烈？

　　自从鸦片战争签定割地赔款，耻国丧权的条约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贤们，一直不忘雪耻，并摸索一条富国强兵，雪耻御侮之路。可中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认为"赤贫是革命的基础"，"中国愈赤贫，愈容易发动革命。"（见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因而他们为了他们的革命早日胜利，不惜在江西、湖南等地，大规模毁灭我国先民们千百年血汗所积累的社会财富。人为的制造赤贫，以扩大他们革命的基础，也直接破坏了国家用来抗日御侮的经济基础。中共进入西北後，又在本来相对安定的西北地区频频挑动内战，如红军"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以前，至少再扩充五千正规军，二千五百游击队；八月以前还要扩充两万两千正规军，和四千游击队。向南要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向东要占领黄河西岸五县以上。"[注1]挑起与井岳秀、高桂滋的内战。"在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注2]而发动"东征"战役，挑起与阎锡山的内战；"开辟我们的苏区到甘、宁等省去"[注3]，而进攻甘肃、宁夏等挑起与五马的内战。破坏山西、宁夏等地方政府励精图治，致力於地方建设，已取得显著成就地区的安定与繁荣。且中共唯一的任务是"取销卖国贼的资本"[注3、4]，破坏当地经济建设，迫使阎锡山等，不得不向南京中央政府求助，中央军千里赴戎机，赶赴这些地区，驱赶并缉拿这群肆意破坏西北地区和平与安定，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元凶，这群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元凶，在他们即将被捕拿归案时，他们倒打一耙，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既然如此，中共为甚么要"东征"进攻全国模范省——－山西呢？

　　是不是陕北贫穷，无法解决供养，而南京中央政府又不供给中共军饷。使中共不得不发动内战，向山西等省掠夺钱粮呢？也不是，因早在此以前，即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蒋公看到中共经长期流窜，武器损失严重，急於想从苏联得到武器，且陕北供养也成问题，蒋公为中共生存计，为全国安定与繁荣计，向中共建议，并给中共靠近外蒙的五个富裕县作据点，且不附带任何条件，如要中共改制、改编等。[注6]这样对中共来说，既可背靠苏联，取得武器等支援，又有活动地盘；对国家民族来说，可解决中共长期以来四处出击，严重破坏人民生计，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可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中旬，以"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注6]拒绝了蒋公既利国利民，又照顾中共需要的建议。这说明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刚好与蒋公相反。蒋公千方百计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使之从此再无力为害我国，让中国人民避免後来八年惨烈抗战，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使中国人民免受战争痛苦。而毛泽东则千方百计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让中国在战争中更加赤贫，让日本军国主义者野蛮的战争破坏与掠夺，来帮助中共"取消'卖国贼'的资本。"[注3、4]使中共早日取得革命利；并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来保卫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此外，中共内部的大清洗，如杀"AB团"、"改组派"、"反革命"等。仅在一九三零年代，中共就在他们内部惨杀数万他们自己人。（被中共大势宣传所谓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也仅杀了百余人。）且比例之高，更难以置信，如西北公学受迫害者，达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六。更不要说中共自已揭发的夏曦、张国焘等人，在中共中央派他们去中共根据地工作，他们为了从原根据领导人手中夺取权力，惨绝人圜的进行血腥的大清洗，杀人之多，比例之大，手段之残忍，只能用难以置信来形容，也难怪中共宣传机构仅仅用"这是民党的恶毒污蔑"几个字轻易的掩饰过去，这是因为人民认为，凡有血性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此等惨绝人圜的事，现在中共内部派系斗揭露出来，人民才相信原来那些是真的，不是国民党恶毒污蔑，不幸的是现在仍有人说中共是主张先攘外後安内的，这些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人，何以面对中共刀下千百万同胞的冤魂。

　　显然，国民党的清共温和得多，如张学良身边的刘鼎、潘文郁……。都是从国民党反省院出来的共产党员；又如蒋公捉到中共要员陈赓，劝降失败後，竟暗示陈逃跑；再如蒋公知道广东地方当局，捉到曾要绑架他，并送他至俄国海参威的原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此次李又根据中共的指旨，策动广东海军爆动，被广东地方政府抓住了。）立即急电广东地方当局，要他们"刀下留人"（可惜蒋公电令未到，李已被广东地方当局处置了。）中共夺取中国大陆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肃整的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共自己的"叛徒"、"变节分子".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共仍在抓"叛徒".

　　甚至连毛泽东的老婆江青，也是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的，可见蒋公对共产党员的处理，远比中共内部大清洗宽厚得多。既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党员，也只是送进反省院，或有切实保证人，连反省院都不需进，三年之内，无犯罪记录，又可完全恢复自由，中共夺取大陆後，他们反倒被他们原主人给镇压了，铁的事实证明：中共比蒋公更积极安内，且手段也激烈得多。

　　"萦迥在张学良脑际的问题顺序（过去）是：

　　第一对杨宇霆；第二对付蒋介石；第三对付日本。"[注7]

　　西安事变前夕是：

　　第一"坚决肃清东北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注8]；第二"肃清蒋系势力"[注9]；第三"幻想日本内部革命爆发。"[注10]

　　第一件事张积极进行，如张学良杀害骑十六团团长董道泉，张友堂等，以及孙铭九杀害王以哲等：

　　第二件事张学良也在积极进行中，如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张向中共透露他的武装起义计划<不小的计划>"与大老板打一架"[注10].此随后张学良在抗日的烟幕下的实际行动，均是为实现他的<不小的计划>服务，目的是"肃清蒋系势力。"[注9]以能据西北称雄。只不过某些粗心的学者，只看到张学良的抗日烟幕，并仅仅根据他们所见的张学良的抗日烟幕，就给张做出了"抗日情切"的结论。他们没有认真的考查张学良在此抗日的烟幕下的实际行动，张学良的真实行动，均为针对中央的乱国之举。如：一九三六年五月份，张学良"要求红军给中央军以打击。"[注11]

　　六月份，张学良给中共十万发子弹，诱使中共将内战战烧至河南。[注12]

　　"为策应两广及华北局面，西北发动决定提早，以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注1]

　　七月份，张学良提出："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另一部（红军）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注13]

　　九月份，张学良急盼中共给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师以打击。[注9]直到十二月十一日，张仍以派白风翔潜回热河老家打游击抗日为名，实为第二天劫蒋做准备。[注16]这一切表明张的抗日，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骗人勾当，张在抗日的烟幕下的真实行动，均为针对中央的内乱之举。致於抗日，除了感人肺腑的抗日号外，无任何实际行动。张真的要抗日的话，只需像张十二月十一日口上所说的那样，将他手下的那些已急不可待的所谓的抗日激进分子们，分批派回他们各自的东北老家打游击即可，须发动西安事变？可惜他们急不可待的抗日，只是烟幕，他们内心，从来都没有准备抗日，七七全面抗战後，白凤翔、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这些貌似抗日的烈火在燃烧，已急不可待的要"早拼一腔热血"的"抗日激进分子"们的抗日愿望实现了。他们中竟无一个敢於奔赴抗日前线，与凶悍的日寇拼杀。也证明了他们"急不可待"的不是抗日，而是夺取权，以能在西北另立局面。[注9]假如张学良真的像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不忍看到内战，同胞自相残杀，消耗国家实力的话，张学良作为西北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应首先制止中共"唯一的任务是扩大红军。"[注4]"创造更大的根据地。"[注2]而在西北地区频频挑动内战，直接破坏西北地局安定与繁荣。张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接济中共大批军火。[注17]让中共用张所提供军火更残酷的屠杀中国人。此外，张学良安内的手段也激烈得多如惨杀董道泉、张友堂、杨宇霆、常荫槐……。张学良劫蒋，并准备对蒋"取最後手段"；惨杀蒋公的侄孙蒋孝先、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中央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四百多人。甚至活埋妇孺，据中共派赴西安，并负责"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工作的徐彬如回忆，"他带领"西救"人员随杨虎城部队抓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并把杨镇业的一家都活埋了。"[注22]扣中央大员，并准备在他们逃离时全部杀害。[注18]以及他的手下的"激进分子"惨杀王以哲等多人。

　　更具讽刺性的是，张以"停止内战"、"抗日"为名，发动西安事变。却在他们成功的发动西安事变後，与中共密谋的头等大事是："要求红军与他们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注19]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南下夺取中央控制的郑州[注1]，命令黄永安攻取中央控制的洛阳[注5]，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控制的兰州。难道首先打击胡宗南，夺取中央控制的郑州、洛阳、兰州也是"停止内战"，"抗日"？铁的事实证明：张学良发动安事变的原因，绝对不是他自辩的"攘外与安内，先后次序之争。"那么究竟甚么原因，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呢？在探究西安事变的近因前，先认真的考查一下，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必要的。

　　第四章 西安事变的近因（下）三、国家统一，与反统一势力的危机感九一八国难，使我国处於空前的危机之中，全国亿万同胞强烈要求国家统一以能御外。在蒋公的旗帜下，汇集了以黄埔、中央军校学员为代表的民族精英，他们顺应历史，成了国家统一的核心。在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中国统一，今天是一件无疑的事实。"[注20]经以陈诚、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到了一九三五年，剿共取得重大胜利，中央开始经营云、贵、川。国家统一几近完成，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及国防建设取得惊人的成就。特别是财政改革，废两改元，以法币代替银元在市场上流通，金融权集中後，将使地方永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中国统一大业，从此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胡宗南作为中央军第一支部队进驻西北，使西北民众耳目一新，西北在杨虎城等军阀蹂躏下，兵匪横行，西北民众谈兵色变。胡军一律在外露营，不许踏入民房一步，并打扫街道，修桥铺路，防疫治病，公平买卖，且劝禁西北地区泛滥多年的鸦片。胡宗南还常常亲荷锸畚土，修筑公路，发展西北交通，兴修水利，筑堤护城，修复古迹，改良社会风气，协助地方行政改革，惩治贪官，收容流浪儿童。胡宗南年过三十五岁，"国难如此，何以为家"，仍未成家，以军营为家，与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同吃饭，一同娱乐，呜鸡起舞，以身作则，把满腔爱国热血，凝聚在练兵场上，苦练劲旅，以能御外；"且尊重人材，如他为了请一位参谋长於达。亲自带一卫士到於达家中"接架"，从火车站乘坐一架铁路上的摇车前往师部，胡请於达坐在车当中，自己与卫士摇车，若火车开来，又与卫士抬摇车下铁轨，於达想参加抬和摇，胡都不答应。"胡宗南既使在左倾记者范长江笔下："住破庙，睡门板，……放几块砖头就是坐位……，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问他，人生究竟为甚么？他笑着避开，却滔滔不绝的谈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注21]"行军时，到营地巡视部队情况，必至深夜才睡，第二天继续行军，胡留在宿营地巡视，厕所有否填平？废物处理妥当？借用物品有否归还？如有损坏，有否照价赔偿？巡视完後，胡则跃马而前，必於第一次小休息时，赶到师部位置。此後行进与士兵步行，绝不骑马。在作战时，不避矢石，常临险境……。"以胡宗南为代表的民族精英们的模范行动，与感人事迹，使热血青年纷纷投效，也使杨虎城等相形见绌，如芒刺在背。用另一种语言来描述："那时杨虎城的部下，对杨的前途失去信心，都想自寻出路飞上高枝作凤凰。"[注20]本来"鸟栖良木，人择贤主"，是极正常的事，但是在杨虎城这类军阀心目中，却是大逆不道的叛逆行为，杨等视此等"西瓜偎大边"，"趋炎附势"，"飞上高枝作凤凰"的"跳糟"行为，为"被收买"，而惊恐万分，"一方面找黑社会关系设法阻止，一方面找中共组织，，'表示极迫切与我方（指中共）联合及求助。"[注22]

　　杨虎城等视胡宗南等进住西北的中央军，为"插入他们胸膛的一把尖刀。"[注23]杨等似乎感到途穷路末，只有赶走像胡宗南这样的中央军，不让像胡宗南那样"一切伟大都是装出来的。"来影响民心、军心，并把西北大门关起来，他才能继续在西北为所欲为，称王称霸。

　　四、强邻千方百计的挑动中国内乱由於连年内战，民穷财尽，国势不振，使中国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与苏俄军国主义二大强邻觊觎侵夺的目标，北邻苏联积极扶植代理人，妄图使中国成为他的附属国。仅在上海的巅覆机构，每月预算达十三万美元。[注24]用以挑动各种内乱。更恶劣的是在边境扶植傀儡，如外蒙，不仅将大片我国国土，从我国版图中割裂出去，且给各类野心家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正如毛泽东所说："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注25]"这是重要的事！"[注25]并以此来引诱张学良，又在新疆扶植东北籍的盛世才，使盛一跃而成为"新疆王"，给曾驰骋东北政坛，因失去东北而失去舞台，又不甘心寂寞的原奉系各路豪杰，一支强烈的兴奋剂，使他们试图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也给中国其他众多心怀"鸿鹄之志"的政客武夫们，树立了一个"活样板".如"陈铭枢就曾直接向莫斯科寻求支持，经共国际批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相继回国，准备在广西重组十九路军。"[注26]重树反旗。苏千方百计挑动中国内乱，扶植代理人，使中国成为他的附佣。直到一九三五年後，由於德、日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才使斯大林开始意识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才能牵制日本，使之再无力威胁苏联，开始考虑改变挑动中国内乱的政策。但是苏联这种政策上的改变，如何向曾受他挑动的各路反中央势力解释呢？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甚至不可能的事。[注27]（假如张学良事先知道，斯大林已放弃挑动中国内乱的政策，苏联并不认为蒋介石是沙皇。他在中共蛊惑下以为代苏联除掉沙皇（即蒋公），就可释苏前嫌。"[注28]从而能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实现其"鸿鹄之志"[注29]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张也不会发动西安事变了，更不会向苏联邀功："唯一希望"，"尤愿知"，"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30]况且，斯大林真正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非常重要，是在西安事变前夕，汪精卫访问欧州，汪试探加入国际防共联盟，这才使斯太林猛醒，倘若酝酿中的汪、日、德国际防共联盟成为事实，将使苏四面受敌，只有蒋公才能拆散酝酿中的汪、日、德国际防共联盟，使苏联摆脱四面受敌的危境。因而，斯太林全力阻止中共除蒋的预谋。甚至不惜以与中共决裂相要挟，来迫使中共务必放弃除蒋预谋。[注31]

　　日本也与苏联一样，千方百计的挑动中国内乱，以达到称霸东亚的目的。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後，中国统一已近完成，"多田宣言"发出了"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服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注20]的惊叹！千方百计的破坏中国统一，如策动宋哲元、商震、韩复榘反对中央财政改革，禁止白银运往上海。送给宋哲元一个炮兵营的军火，策动宋搞冀察自治，脱离中央。还许以财政与军火援助，策动吴佩孚起事（但为吴所拒），日本还插手策动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徐永昌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十日<日记>中就有"两广由日本得到了三千五百万的军用品"的记载。

　　再让我们认真分析研究，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密电：

　　"你们对你们实际上所能得到绐予你们的帮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确，我们巳找到一家外国公司，他同意卖给需要的货物，并把货物送到外蒙边境，但不能超过外蒙古边境一百公里以外……。同时，这家公司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堤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二次将货物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既不能负责担负护送货物到你们部队中去的责任。也不能加入反敌统一战线。否则将等於对某国战争的开始。因此，你们自己应当设法派出先遣部队制服德王及其他军阀的骚挠，并保证汽车队不受空军的袭击。为此，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注32]

　　此一密电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它告诉世人，除了苏联曾策动我国西北地区叛乱外；还有一家"外国公司"，曾准备提供给叛乱分子三百辆卡车的军火，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汽油，将此批军火，来回二次送到叛乱分子"指定的地点。"以方便这批叛乱分子，迅速用上他们的军火，制造更大的叛乱。这家外国公司究竟是谁呢？他们为甚么对中国人民如此不友好呢？又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神奇本能，能出现在如此敏感的地区呢？这一系列的疑问提示世人：这是一份极重要，值得认真研究分析挡案资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家外国公司"是谁？

　　这是因为，外蒙古是一个地理位置非常特殊的地区。众所周知，外蒙夹在苏联与中国之间。要进入外蒙必须经过苏联或中国，苏联领土非常辽阔，从苏联境外，驾使汽车穿过几乎苏联全境进入外蒙，从技木上说是不可能的，再加上自斯太林大规模"肃反"後，已与外世隔绝，西方称之为"铁幕"，他们的边界又是"铁幕"中的"铁幕"，苏联绝不会让一家外国公司的司机，驾驶他们自己的汽车，来回二次穿过他们的边界，让这些外国人窥视他们的内募，更不会让外国公司在他们国内设立基地、仓库。不难看出此一庞大车队，不是从远在西欧的外国出发，横跨几乎苏联全境，从远在西欧的外国出发，跨过苏联西边界进入苏联西部，再远涉东欧、中亚、西北利亚，进入外蒙。也没有任何外国公司的职工，敢冒险进入"肃反"逃亡者口中，阴森可怕的人间地狱，流放人犯的西北利亚，从中国进入外蒙也非易事。伪满州国早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就宣布："对所有不承认他的国家闭关。"从共产国际的电文可知："该一百五十辆卡车的车队，经过德王的"地盘"西行，再经过"其他军阀地盘。"[注32]如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宾、马鸿逵等。而不是由北即从外蒙直接南下宁夏，这样就不需经过东边的德王的地盘了。不难看出此车队由东出发，沿外蒙边界西行，这家外国公司的总部及仓库均在德王的地盘之东，"来回两次将货物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注32]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除日本（或披着伪满州国外衣的日本）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一百五十辆卡车的庞大车队，能出现在该地区；其次，这不是一般的军火交易，而是"等於对某国的战争开始。"[注32]即使像外蒙这样的"同志"加"兄弟"，也"既不能负责担负护送货物到你们部队中去的责任，也不能加入反敌统一战线。否则将等於对某国战争的开始，"不愿过多介入，更不要说其它国家，如此明目张胆的侵入他国国境，干涉他国内政，支援他国叛乱分子军火，而且还是共产党叛乱，像美、英、德等当时与南京中央政府维持较好关系的国家均不愿为之；第三，一百五十辆卡车的大车队，"来回两次将货物送到你们指定地点。"[注32]已无保密可言，即使"这家外国公司"是披着伪满州国外衣的日本，正如苏共密电所说："也会遭到德王及其它他军阀的骚扰。"[注32]以及南京中央政府空军的袭击；若不是日本，更会遭到日本强大空军的狂轰滥炸，人员伤亡一定很大，没有一家普通的军火商人愿冒如此巨大的风险，承受如此大的损失。特别是美、英、法等选举产生政府的国家，人员伤亡对政府的冲击、杀伤力极大，他们绝不会干此等既不利己，又危害他国的事；第四，苏联是军火工业大国，贮存的普通军火很多，根本不需要从国外买进普通军火，且运输方便，苏从外蒙南下宁夏，险途只有深入宁夏的那一段，且苏有庞大的军车队，可一个晚上运输完毕，根本不需"要来回二次运输"；第五，苏是封闭的国家对贸易额很小，且当时苏联很穷，刚渡过由於大办集体农庄而引起的全国大饿荒，外汇贮备有限，且要用於输出革命，如驻上海情报机构每月预算十三万美元，其中给中共一点五万美文元。[注24]没有多余馀的外汇，收买甘愿冒飞机袭击为他卖命运送军火的司机等，苏联若有外汇可支付的话，根本就不需花如此大的周折，可直接通过他驻上海的机构，甚至宋庆龄。[注32]像中共多次请求的那样："提供饯的帮助"，在"国内购买弹药"[注32]；第六，若此外国公司不是日本，且苏此举未征得日本同意，有引发与日本严重冲突的可能，正如苏联将美国轰炸日本後，降落在西伯利亚的美国飞行员，交给日本处死，以及在我国抗日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和美国一再恳求苏联同意将美国军火运至西伯利亚，再转运至中国的请求，均为苏所拒绝那样，苏联绝对不会做任何可能引起与日本冲突的事；此外，上世纪三十年代，汽车工业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当时中国尚不能生产汽车，一百五十辆卡车，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在外蒙古周围，没有一家私人外国公司，甚至国际大财团的分公司有如此庞大的车队。

　　不难看出"这家外国公司"[注32]即日本，或披着伪满州国外衣的日本，日本军国主义与苏俄军国主义都妄图侵占我国国土，他们有时你死我活的争夺；有时配合默契共同瓜分，正如苏俄与希特勒德国共同瓜分波兰那样，根本就没有连贯的逻辑规律可循，苏俄是世界上首批与伪满州国开展正式外交活动的国家，且把中东铁路交给伪满，日本对苏的投李，报之以桃，将在九一八时，缴获张学良沈阳兵工厂的军火，作为回报不是没有可能的，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看到中国的进步，在惊叹"帝国屈伏乎"之馀，不惜以三百辆卡车军火，策动中共和张学良发动"西北大联合"，分裂我国国土，阻挠中国统一，以能实现他们多年蚕食中国的美梦。此家"外国公司"的出现，告诉世人，西安事变是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发生的，人民不能仅仅根据他们漂亮的抗日口号，就给他们做出抗日情切的结论。

　　五、全国反统一势力大串联任何一种旧制度，都维护部分人的特权，伴随的是侵夺了更多人的权益。即既得利益者们的权力、地位与享受是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之上，奴隶主如此，种族歧视者如此，军阀们也如此。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的普及，民权意识的提高，人民日益要求平等，不满自已应有的权益被他人侵夺，造成此的旧制度，日益为广大人民不满，而被时代的潮流所吞没，军阀也一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与今天非洲落後地区的军阀一样，严重的阻碍社会进步，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不满，"打倒军阀"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特别是九一八国难，国家民族处於万分危机的紧急关头，全国亿万军民强烈要求国家统一，以能御外，甚至连军阀内部民族意识较强的人，也对他们的头头，为了个人权力，而破坏国家统一行动，甚不为然，如闽变时十九路军中广大官兵，赶走他们称为"一、二个野心家"[注33]的坏头头，宣怖效忠中央，而迅速结束这场叛乱，就是有力的证明。国家统一已成了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另一方面，像张学良这类心怀"鸿鹄之志"的政客武夫们，又不愿放弃他们作为军阀，所攫取的种种权力，融入统一祖国大家庭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做一位安位司职的国家方面大员。拿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不受操纵的"[注34]，他忍受不了统一祖国大家庭的约束，他要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注10]在属於他自已的"小家庭"内，即在他所割据的地区内，做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他们视国家统一的时代潮流，为洪水猛兽，顽固的阻挠国家统一的前进步伐，并视南京中央政府，在谋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现代化过程中，每一项措施，为削夺他们的权力之举，而恨之入骨。如中央调训军政干部，使军政逐步现代化，胡宗南等中央军的模范行动与感人事迹，使军阀们相形见绌，如芒刺在背，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以优淘劣，贵州王家烈等去职，使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感同身受，似乎已途穷路末，不再群起一搏，将永无翻身之日，他们不谋而合，纠合发难。如杨虎城与他的亲信孔从周的一段话："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他们把中央谋求国家统一，与军队国家化的措施，称为"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务必要掌握好部队，以防万一。东北军的命运，有和我们相同之点，我已与和张汉卿密切联系，我们总要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办法。"[注35]从杨虎城与他的亲信孔从周的这一段谈话，可清楚的看到，他"已与张汉卿密切联系"，只是为了"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以防止当时中央政府为了谋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过程中的"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使他们的部队"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根本就不是他们口中所叫的抗日。即在我国国家统一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九三六年，军阀们唯恐国家统一後，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在抗日的口号下"密切联系"[注35]，"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方法"，来阻挡汇集在蒋公旗帜下，以陈诚、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推动国家统一，与军队军国家化的努力。

　　应特别提一下的是毛泽东在此次桃动各种割据势力，反对国家统一的活动中，起了极坏的作用，毛成功的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手托仙丹的方士。他手托的仙丹名曰："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而苏联扶植盛世才一跃成为"新疆王"，为那些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树立了一个"活样板"，使他们深深的感到苏援是据地称雄的不二法门。对那些唯恐国家统一后，而失去割据时，所享有种种特权者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毛扮演方士角色是如此成功，以致他的中共同类们深感放心，如张闻天就说："老毛懂旧社会旁门左道那一套，让他去干罢。"[注36]毛本人也得意的向他的同类们吹嘘："我是买空卖空。"[注36]利用割据势力，唯恐国家统一後，而失去种种特权的心理，大发国难财。此时，这位毛方士的仙居，香火鼎盛，门庭若市。患恐统一综合症的急病者们，纷纷前往朝拜，乞赐仙丹（"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注37]）张学良为得此仙丹，仅香火钱就献出六十七万元之巨，还有专供方士本人享受的果品——－金龙铁筒香烟三十筒。[注38]希望这位方士飞回仙界，在大仙斯太林那里为他美言，以能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如1936年11月上旬，叶剑英离开西安返回保安之前，张学良让叶带交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和十万元现洋给中共中央，信中询问共产国际现在是否还能同意开创西北独立新局面？清楚的表面张学良如此忠心的进献香火钱的唯一目的，买通中共为他在苏联那边为他张学良讲好话，使苏联能支持他据西北称雄。）请看中共的记录："最突出的就是广西、四川、华北几方面的地方实力派领袖，都积极与中共联络。"[注37]"还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旬，广西方面李宗仁、白崇禧就专门派代表刘仲容、王公度等，分别前往上海、天津地区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王公度已经在六月二十日，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李允生（即冯雪峰）进行了初步接触，该代表保证李、白此次反蒋坚决。粤陈（陈济棠）此次亦不动摇，望各界、各派特别是中共和他们合作，他们非常渴望与中共合作。双方因此商定，在以下几方面，即（一）舆论与宣传；（二）群众团体之策动与配合；（三）军队上之联络；（四）浙赣线、粤汉线。平汉线等路交通工人群众之影响；（五）浙、赣、闽、湘、皖、鄂等省红军游击队等方面一致行动。（这些自称抗日的人们，在他们密室中策划的真实的计划中，竟无一字涉及抗日，如他们为甚么不在日人占领的东北铁路线上，发动工人运动，影响交通。而要在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内的"淅赣线"瘫痪铁路运输呢？难道这也是他们抗日的策略？也告诉世人，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口上大谈抗日，就认为他们真的要抗日，而应认真考查他们的真实行动。）刘仲容随後经中共北方局介绍来到西安，要求与中共中央谈判。"[注37]

　　"这一阶段急着找中共联络的，还有前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策划的，由诸反统一势力，组成的"中华民族革命行动委员会"，以及华北的宋哲元和韩复榘的代表刘子青等。中共中央也陆续派出云广清、张金吾、彭雪枫、张云逸等作为中共正式代表，四出活动，毛泽东并有信致宋哲元与傅作义等。特别突出强调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影响这些地方实力派向自己靠拢。"[注37]张学良与中共密谋策划後，决定"至迟八月应该发动西北国防政府。"[注22]与六月份轰轰烈烈的两广事变不谋而合。此外，"华北宋哲元、韩复榘，四川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也暗中积极串联，密谋响应，其代表都先後来到西安，对张学良展开游说。"[注37]由於各种反中央势力频频串联，使张学良误认为："揭旗反蒋，此其时矣。"[注37]"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而"分崩离析。"[注39]"大家都反蒋。"[注40]只要我张学良振臂一呼"定会四方响应"[注41]，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近因。

　　确如张学良所预料，张扣蒋後，首先保安的中共"欣喜若狂。"[注36]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头子们，有如搬掉压在头上的婆婆一样高兴，正如张学良的幕僚李金洲所说："（大大小小的割据者们）用明码电报应付南京中央政府，私下给张学良密码电报多是支持张的。"[注42]如"愿为前驱"，"誓为後盾"，"一星期内必出兵响应。"[注43]但是在这次西安事变中，大大小小割据者的幕僚均较冷静，甚至连杨虎城最重要的部将孙蔚如，也在西安充满血惺恐怖的险境下，不顾个人安危，向杨虎城提议，发动反政变，"救出蒋，把张学良及东北军将领扣起来。"[注44]就以被某些学认为："因在西安事变中，支持南京中央政府，因而受到蒋公的特别关照、庇护，没有追咎他与日本密谋冀察自治，并在七七事变时，仍妄图与日妥协，而痛失战机"的宋哲元为例，宋哲元本人接获蒋被扣的消息，"表示很高兴，主张立刻把蒋介石杀掉，但是他这个主张不好明说，私派徐维烈以个人名义去西安，力主杀蒋。"[注45]宋此举使他的幕僚深感不安，秦德纯等立即从情"蒋已蒙难，我们山东人从来不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事"；从理"蒋领导全国，造成统一局面，如由张学良来领导，中国必定四分五裂，不堪设想"，来开导宋，宋见诸人均明确反对杀蒋，才不好公开说出他的主张。而私派他的亲信徐维烈赴西安，密传他的本意。[注45]

　　又如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幕僚黄秀陆，西安事变的当天，他在香港，"得知桂系在港所办机关报，业已撰写响应西安事变的社论，即将发排付印，他立予制止，并急电李、白恳切规劝。"[注46]

　　为甚么割据势力的头头，与他们的幕僚们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如此截然不同呢？

　　对割据者本人来说，杀掉蒋後，他们可从此高枕无忧的"自治".但对幕僚们来说，即使除掉蒋，也轮不到他们"坐庄".因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没有被权力的欲望冲昏头脑，均较冷静，并能清醒的分析形势，颇能顾全大局，"恳切规劝"他们"老板"不要火上加油，为园满解决西安事变起了非常良好的作用，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在国家统一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反统一势力的头头们，唯恐国家统一後，失去他们在割据时期，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并永无翻身之日，贵州王家烈的去职，使他们感同身受，他们秘密串联，纠合发难，以求最後一拼。不管他们用的是"北上抗日"也好，"抗日救国"也好，"拥蒋抗日"也好，"请蒋抗日"也好，"逼蒋抗日"也好，或其它冠冕堂皇的口号，其真实原因都是枭雄的心理在作祟。

　　六、小结：

　　国家统一与军阀割据，水火不容，不能同时共存於同一个国家内，像张学良这类军阀，他们不愿放弃其"鸿鹄之志"，融入统一祖国大家庭中。他们视南京中央政府，在谋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过程中的每一项措施，为削夺他们的权力之举，惊恐万分，正如杨虎城与他的亲信孔从周所说："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务必要掌握好部队，以防万一。东北军的命运，有和我们相同之点。我和张汉卿先生已有密切联系，我们总要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西安事变就张学良与杨虎城"密切联系"後，想出的"共同对付蒋介石（推动国家统一，与军队国家化）的方法".

　　注释[1]，<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一九九五年，P.32[2]，同注[1]，P.59[3]，同注[1]，P.30[4]，同注[1]，P.75[5]，同注[1]，P.188——193[6]，同注[1]，P.251[7]，<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著，EvergreenPublishingCo.，1985年，P.78[8]，同注[1]，P.145[9]，同注[1]，P.39[10]，同注[1]，P.84——87[11]，同注[1]，P.92[12]，同注[1]，P.94——97[13]，同注[1]，P.142，143[14]，<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一九九三年，P.271[15]，同注[14]，P.285[16]，同注[14]，P.311[17]，同注[14]，P.184[18]，<西安事变珍史>，姚立夫，跃升文化，一九八八年，P.212[19]，同注[1]，P.300，314，315[20]，<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P.347[21]，<大公报>，范长江，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22]，同注[1]，P.112[23]，<西安事变>，赵棱熹，汉湘文化，一九九五年，P.273[24]，<龙爪>，约翰拜等，时代出版社，一九九九年，P.117[25]，同注[1]，P.89[26]，同注[1]，P.12[27]，同注[1]，P.174——175[28]，同注[14]，P.322[29]，<百年家族——张学良>，李翠莲，立绪文化，二零零一年，P.18[30]，同注[1]，P.322[31]，同注[1]，P.348[32]，同注[1]，P.218——219，236，222[33]，<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二年，P.329——330[34]，<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年，P.1155[35]，<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8年，P.147[36]，同注[20]，P.365，367[37]，同注[1]，P.119[38]，<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澄基，远流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P.28——31[39]，同注[1]，P.100[40]，同注[14]，P.321[41]，同注[14]，P.320[42]，<西安事变亲历记>，李金州，传记文学，一九八八年，P.34[43]，同注[42]，P.35[44]，同注[20]，P.403[45]，同注[23]，P.270[46]，同注[20]，P.339</P< p>

　　第五章 西安事变的策划过程（1）一、 引 言张学良是怎样策划发动西安事变的呢？决策过程如何？这是人们想了解的。曾有人以为，蒋中正当年去西安，是自己主动去督导，非出於张有计划的邀请，因而认为西安事变，"只是一椿突发件，不是一件早经安排的有计划行动"，"不是长期的预谋。" 这仅仅解答了张劫持蒋姓公民这一表面现象，没有解答张学良在内忧外患，国家处於万分危急的时刻，张劫持全国军队统帅後，立即向反中央政府的敌对势力邀功："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1]并要求反中央势力，与他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 [注1] 特别是未能解答，张学良劫持作为国家象征的国家元首後，向外国邀功："唯一希望"，"格外关心"，"乞告" 苏联对他的 "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2]"尤愿知国际意见。"[注3] 以扣押、耻辱自己祖国的元首，取悦於外国人，从而能 "释苏前嫌，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注4]既然是 "多年的愿望"[注4]，当然不是 "东北人鲁莽，捅漏子的性格所引起"，"张氏性格冲动而一夕突发".[注4]

　　二、"另立局面" 由来以久盛世才的崛起与闽变撩拨张的野心，"张学良决定东归，并派陈博生赴闽表示支持。"[注5] 但尽管闽变策划者陈铭枢、李济深等打出了冠冕堂皇的旗帜，用尽"人民"、"革命"、"生产" 等当时所有时髦的词汇，声称与 "独裁"、"祸国"、"媚日" 的南京中央政府，彻底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组织 "生产人民党"、召开 "人民代表大会".但是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李等漂亮动听的口号，甚至连他们自己的部下也骗不过，被他们自己的部下称为 "野心家"："事先未明真相，全为一、二野心家包辨，至铸此错。"[注5]随后十九路军重要将领沈光汉、毛维寿等通电 "拥护中央。"[注5]轰轰烈烈的闽变，由广大的十九路军官兵，驱逐他们的坏头头，即他们称的 "一、二野心家" 而迅速结束。[注5]张学良还未来来及有所表现，闽变就已平熄，张只得暗自"深表同情和惋惜。" [注4]

　　张学良归国的初期，似乎仍然驾轻就孰传统的倒蒋方法，积极与胡汉民等联络，密谋 "军事倒蒋"，致使大陆著名学者杨天石先生，据此得出张学良在旅欧归国之初的一九三四年是积极反蒋的。[注5]而其他学者认为张学良在归国之初的一九三四年，对中央 "赤胆忠心"，与蒋公私人关系方面，更存在着非比寻常的 "骨肉" 之情。[注6]

　　张学良又从盛世才成功的经验中，感到俄援是他实现其 "鸿鹄之志" 的关键。此後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密谋联苏联共上，减少了参於胡汉民的反蒋活动，大陆著名学者杨天石先生，又据此得出与上面所提到的学者们，完全相反的另一结论，杨天石先生认为，张学良已从他旅欧归国初的积极反蒋，转变成 "拥蒋"了。[注5]而其他学者们则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张旅欧归国之初，对中央 "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 "情同骨肉".只是进入西北后，由於中共的统战奏功，首先中共的 "二个口号"，"一支流亡曲"，使东北军广大官兵，士无斗志，而导致劳山惨败，使张学良思想才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注6]

　　以上二派学者，都认为张学良思想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但究竟是从"对中央赤胆忠心" 与蒋的关系 "情同骨肉。" 转变为 "与大老板打架"，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建立他自己的 "小家庭"[注1]呢？还是从积极的与胡汉民等密谋 "军事倒蒋"，转变为 "拥蒋" [注5]呢？他们的意见则刚好相反。

　　笔者认为，张学良思想并没有变化，一直都在 "伺机而动。"[注4]张自知他的 "鸿鹄之志"[注7]，背离民意，因而只能极秘密的进行，或"与蒋敷衍，免其猜忌"，或用"爱国抗日" 话"向内向外活动".大陆著名学者杨天石先生，与其他学者的分岐，是在於後者过度相信张学良的 "与蒋敷衍，免其猜忌" 的言论，而没有注意到张学良在幕後与胡汉民等进行的一系列反中央行动；而前者过度相信张学良的 "抗日爱国" 话，没有注意到张学良在幕後，策划 "与大老板打一架。" 而进行的种种反中央秘密活动。

　　就在张学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不能忘者。一、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於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付司令曾亲来拜访，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二、某日同车，蒋公戒良勿再事荒嬉；三、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属关系，非骨肉者何能至此？"[注7]以及在 "我国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逐演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澈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展效能" [注21]；"我们最高领袖蒋委员长的健康，是应当万分的珍重，我们十分恳切的期盼著蒋委员长能永远为我们国家来奋斗，这个时间是越长越好的"[注6]的同时。张学良就已是西南以胡汉民为首的反中央势力的忠实盟友。又如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张学良就在 "总理与委员长都是不出世的民族领袖，方今国步日艰……更要坚定於领袖的信仰，要服从他的指导" [注6]的同时，又参与西南的另一次反中央密谋，徐永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日记："胪初（黄姓）来，悉刘定五与阎（锡山）先生谈极洽，大意谓今日一通电，蒋即下野，张汉卿巳与西南同意，至时张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务会留张遂蒋。"第五章 西安事变的策划过程（2）四、张学良武装起义计划（不小的计划）张学良有俄援壮胆後，"鸿鹄之志"激荡，在西北建立张氏王国的信心倍增，并制定了"另立局面"的<不小计划>，拉开了西安事变序幕。

　　张学良也有一个像林彪儿子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那样的武装起义计划，在中共的档案中，称为<不小的计划>.只不过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事後立即被详细整理出来，而张学良的武装起义计划——－<不小的计划>，几十年後，才被发掘出来，因而残缺不全。但是对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无异发现了西安事变的"脊椎骨"，可据此复原西安事变的原貌。张学良的武装起义计划——－<不小的计划>，是研究西安事变极重要的参考资料，值得认真分析研究，"他（张学良）那个<不小的计划>，又是什么呢？（刘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东头一条大路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成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兰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姥姥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著硬干，预备著与大老板打一架也可。"[注1]"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张学良）要干就彻底干！"[注1]并且还要在"捧大老板登峰造极"[注1]的掩饰下，与"大老板打一架。"[注1]"期待小家庭"，"结果大且伟矣！"[注1]这里所说的"大老板"指蒋公，"他家这幢大房屋"指东北军。

　　虽然张学良的武装就起义计划——－<不小的计划>，仅仅发掘出这些残缺不全的文字，但是这些极其珍贵的"脊椎骨"碎片，足以复原西安事变这只怪兽的原貌，不难看出：

　　<一>、东北军即"他家这庄大房屋"，已分化为"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另一角（不靠他住的那一边）；以及"（东头一条大路"等部分。

　　这些方位名词，极易使人们认为是按地理位置来划分的。因而有人认为"东头一条大路"是指仍留在潼关以东的那部分东北军，如黄永安的炮兵旅、万福麟的五十三军等。若按此思路，"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则应指张带入潼关以西的东北军。显然这是误解，因为若按此理解，张学良带入潼关以西的东北军，已被张"完全拿过来"了，剩下的问题是想方设法，把仍驻潼关以东的那部分东北军，尽快调入西北，以能就近指挥，防止鞭长不及，而大权旁落。根本就不存在要把（靠他住的这一边）的"一角"，即张已带入潼关以西，就近指挥的这部分东北军，"完全拿过来"的问题。但是张学良<不小的计划>的核心（即"大则"），是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注1]明显与张的<不小的计划>文意不合。此外，若按此理解，也不存在"涉及最终走哪条路的重大问题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还并不很多"[注1]等问题。再联系张学良在其它场合所吐露的有关东北军分化的言论，如：

　　"病是很重的，已经到（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会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支节，陷入不浅。"[注8]

　　以及"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指张学良）无一信任。"[注1]"最大的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统帅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注1]"关於张学良所最担心的东北军改造问题。目前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坚决肃清东北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指坚决地走军队国家化道路的职业军人）。"[注1]"（指张学良）手下没有可以运用的组织系统"[注1]等等，加以归纳，笔者认为"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是指张仍能表面上控制的那部分东北军，但已很不稳，因而张学良要想方设法完全拿过来。这部分东北军中，当然包括张一手提拔的王以哲，并视王为亲信，王又最先联共，既使这样，王仍对张诸多有不满，甚至牢骚满腹，如"副座豢养的这群宦官，就是为了对付像我这样地位的人，我若去说，不是招副座怀疑吗？"[注4]"张当初拥蒋，今又反蒋，是无信义，他（指王以哲）绝不赞成。"[注4]甚至将张的部分通共事实，密告驻洛阳的齐世英，更不说与南京关系较好的何柱国。"甚至，在东北军的上层，这时仍不乏愿意贯彻南京旨意的人。"[注1]所以张学良才如此紧张，不惜与蒋决裂，也要牢固的控制住王以哲、何柱国……。即把"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路"，在张学良的<不小的计划>中，所占的分量不大，即使理解得不甚切题，（如理解为仍留在潼关以东的那部分东北军，）也不大防碍掌握张学良<不小的计划>核心内容。但笔者倾向於它泛指与张学良无特殊关系的职业军人，他们以军为业，并不在意隶属於谁。且对张学良的人品并不敬重，他们并不留恋隶属东北军内，甚至认为胡宗南有多好，若能"跳糟"，转入胡宗南等将领之下，可更好的发挥自己才能，更有作为。技术干部是此类东北军的突出代表，因而才有"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指张学良）无一信任。"[注1]但是技术干部培养不易，张仍需加以利用，即"东头一条大路他也企图着。"[注8]

　　另一角（不靠他住的那一边），则是笔者根据"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推演出来的，用来代替张学良等口中不雅的名称，指张等以需要坚决肃清的"东北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注1]以及"右派"、"屑小"、"别有用心的家伙"、"被收卖者"、"坏旦"等一系列不雅名称，称乎的那部分东北军。他们是一群国家认同感较强的忧国忧民之士，骑十六团团长董道泉，是这一类东北军的杰出代表，董"品学兼优"[注9]，受到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陶冶，深感"我俸我禄，民脂民膏"，保境安民仍军人的天职，每月耗费国家数百万元军费的十几万东北大军开入西北，竟未能维护西北地区人民的安定与和平的生活，是军人的奇耻大辱，多次主动请缨，驱赶入侵他防区的扰事者，张学良阻拦不住，只好勉强同意，但随後，即刻将骑兵的行动计划密告中共[注4]，致使骑六师被装进中共根据张学良告密，而预先布署的口袋内，其中董道泉团长，不仅"品学兼优"[注9]，且作战勇敢，指挥有方，竟能杀出中共根据张的告密，而预先布置的重重包围，突围而出。（中共档案中的正式记录为："何柱国骑兵军骑六师，除十六团团长等少数人走脱外，全部被俘。"[注1]可不少中共学者在他们的"回忆录"、"亲历记"中，硬要无中生有的将董道泉一起"俘虏"了。）可见董道泉将军不仅"品学兼优"，且智勇双全，指挥有方，与他的"全部被俘"[注1]的同僚们相比，宛如鹤立鸡群，是东北军中不可多得的将材。但董将军主动为国为民分忧，刚好与张学良以国家的军队谋私，成黑白对照，为张学良所忌，惨遭张学良杀害，（正如大陆敏锐的学者所说："董道泉之所以被杀，防泄密而灭口的成分固然有，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其丧失了张学良所反复强调的东北军之'立场'；故张之杀董，既是环境所使然，更是心态所使然。此案深刻暴露了张学良与南京及东北军内部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准确地把握这些关系，将是我们展开西安事变深层研究的重要一环。"[注10]）以董将军为代表的这一群东北军官兵，与张学良离心离德，显然他们只能住在远离张学良地方，因而笔者用另一角（不靠张住的那一边），来代替张学良口中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屑小"、"别有用心的家伙"、"坏旦"、"被收卖者"等不雅称呼，来称呼他们，名符其实。如前所述，张学良是政坛上的障眼法高手，在抗日爱国声後，干他们的叛乱勾当，但若我们认真分析对比，完全可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如恰恰是被他们污蔑为"媚日"的中央军，他们要"首先打击的胡宗南"，才是後来八年抗日的中坚。在东北军内部，也恰恰是被他们污蔑，并追杀的何柱国，是後来八年抗日中，东北军中表现最好的军人，假如董道泉将军能活到抗战的话，董将军肯定是东北军中，在抗日中表现最佳的军人。相反，被张学良以"抗日激进分子"、"年轻有为"者、"左派"、"狂热的爱国分子"等雅名称乎的一群，如"抗日激进分子"之首孙铭九就投敌叛国，出任山东省日伪军职，官至日伪山东省保安军司令。其实他们即是在西安事变时，也妄图出卖大西北给苏联，以换取苏联的支持，使他们能成为他们密谋中的"西北大联合"的开国元勋，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罪人。

　　<二>、正如笔者在<西安事变的远因>一文中所述，张学良此时的燃眉之急，是如何牢固控制他的军队，张学良<不小的计划>，完全证实了此一分析，张学良真实计划中，不管是"大则"，还是"小则"，甚至每项具体的措施，均为牢固控制东北军而拟订的，无一项是为抗日服务的。张在他的<不小的计划>中自供，他只是"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注1]（请不要误认为他"尚无杂念"，对蒋"都是感激涕零的"，对中央"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情同骨肉".）他只是"用爱国抗日的话，向内向外活动。"[注1]（请不要把爱国抗日硬强加在他身上。）张学良此时的真实想法如何？他真的想干甚么？他的奋斗目标又是甚么呢？张<不小的计划>做了明确的回答："期待""大且伟"的"小家庭。"[注1]张为甚么如此憎恨统一祖国大家庭，并视"小家庭""大且伟"呢？固然正如张本人所说，他受不了统一祖国大家庭的约束，他要做一个"不受操纵"，为所欲为的"土皇帝"；另一更迫切的现实是，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使他的部下"西瓜偎大边"，而"趋炎附势"，"趋附中央"即军队国家化的趋势，使他再无法牢固的控制其的部下，张希望在国外势力支持下，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据），从而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对他部队的影响，达到牢固的控制他部队的目的。

　　张学良<不小的计划>中的"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严姥姥等相好去。"证实笔者根椐其它资料，在第四章<西安事变的近因>一文中的分析：心怀"鸿鹄之志"的军阀们，视国家统一的时代潮流，为洪水猛兽，顽固的阻挠国家统一的前进步伐；并视南京中央政府，在谋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一项措施，为削夺他们的权力之举，而恨之入骨。如中央调训军政干部，使军政逐步现代化，胡宗南等中央军的模范行动与感人事迹，使军阀们相形见绌，如芒刺在背，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以优淘劣，贵州王家烈等去职，使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感同身受，似乎已途穷路末，不再群起一搏，将永无翻身之日，他们不谋而合，纠合发难。他们在抗日的口号下，'密切联系'，'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方法'，来阻挡汇集在蒋公旗帜下，以陈诚、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推动国家统一，与军队国家化的努力。西安事变就张学良与杨虎城"密切联系"後，想出的"共同对付蒋介石（推动国家统一，与军队国家化）的方法。张学良<不小的计划>中的"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严姥姥等相好去。"即与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秘密串联，纠合发难。以达到："揭旗反蒋，此其时矣"，"大家都反蒋"，"只要我张学良振臂一呼，定会四方响应。""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而"分崩离析"的目的。

　　<三>、张学良真实计划中，不管是"大则"，还是"小则"，甚至每一项措施，均是为阻挠中国早日统一，维护他们的军阀地位服务的。与他口上大谈的抗日爱国完全相反，无一项是为抗日服务的。

　　正如笔者在第一章<西安事变的起因绝非抗日>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不仅铁的事实早就证明，张学良绝对不可能抗日爱国。且不管是根据那一种学说，张学良也绝对不可能成为抗日爱国者。张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密秘赴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张进入西北後，仍要以外蒙古为师，像外蒙古那样与苏联结盟，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苏联支持他割据西北。如此一错再错，亳无悔意，又毫无羞耻之心，毫无社会责感，把个人的利益看得远远高於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如此极端个人主义者，正如俗话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绝对不可能为了他们毫不在乎的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洒血抗日疆场。张学良的真实计划——－<不小的计划>，完全证实了张学良绝对不可能爱国抗日，这一根椐逻辑规律推导出的科学结论。

　　第五章 西安事变的策划过程（3）五、火线入党——“双十二革命”

　　张学良早在他们拟定 《不小的计划》 时，就把他们起事之日，选在十一月。 他们在介绍他们 《不小计划>》的短短半页纸中，就五次提到十一月。[注1]即俄历十月，他们要发动"中国十月革命"，（中共宣布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伊黎爆动都选在十一月。）早在西安事变前半年，张学良就在东北军中成立了以他本人为会长，孙铭九任行动部长，应德田任书记的神密组织——－"抗日同志会"，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材料等大权。该 "抗日同志会"连入会仪式都是在列宁像前宣誓。[注5]）他们尊列宁为宗，视俄历十月为他们最有标志意义的日子。他们居然称该神密组织为"抗日同志会".居讽刺性的是该 "抗日同志会" 的会长是 "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甚至敌人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入後方医院的不抵抗将军；行动部长、书记、核心成员、劫蒋悍将等，均为投日叛国的大汉奸。显然他们只是借抗日之名，行反中央、反国家统一之实。 在抗日的口号掩护下，实现他们 "大且伟"的目标，建立他们自己的 "小家庭"，以能在他自己的 "小家庭" 内称王称霸。因而，应读为反国家统一同志会。

　　他们的 "西北大联合""国防政府"，是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 将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古那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以能像外蒙那样在苏联支持下，据西北称雄，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如此为了个人权位，不惜投靠外国、分裂国家，制造第二个外蒙古，与第二个盛世才的新疆的人，怎能爱国呢？

　　他们的真实计划不但不是抗日，而是挑动大规模内战："首先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在川西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与陕宁的红一方面军合力廓清陕、甘、宁、青四省的反共部队……。" [注4]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另一部（红军）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

　　甚至既使中央军撤出西北後，他们还要在西北挑动大规模内战，正如一九三六年八月 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共产国际的密电：

　　"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们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需须解决一个具体作战问题，因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 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小的）。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目前红军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需苏联确实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技术问题……。"[注1]

　　"以一方面军攻宁夏，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後再夺取之。以四方面军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逐步向甘、凉、肃前进。沿途坚城不攻，待从外蒙取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注1]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异口同声的告诉世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 [这个可能是极大的]."[注1]） 即既使是中央军撤离西北後，他们仍要侵占西北地区当地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他们不仅从苏联得到的轻武器是用来更残酷的屠杀自己同胞的，甚至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也是用来轰炸西北地区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坚固城寨。

　　以及专门拟定行动计划书，提交张学良以"坚定其信心，并促其实现"."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以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更令人心惊的是，他们的"西北大联合""鸿愿" 实现後，他们会干些甚么呢？他们之间如何相处呢？（他们连 "土著统治者" 都不能容忍，以致要从外国取得飞机、大炮夺取之。"一山岂能容二虎？张学良说："希望中共出河南"，（言下之意是把西北让给他张学良，）且从刘鼎给中共中央的密信可知，张 "不愿意远在外面的子孙们抓的疲水的回来省亲。"（即张不希望中共东征山西的红军回陕北，也是希望将西北让给他张学良意示。）中共则说 "助张回平、津。" 而北平、天津这时在宋哲元第二十九路军手中，宋哲元又岂是盏省油的灯，能将他的"领地" 拱手让给张学良，这样张学良 "反攻" 东北之前，就要先从宋哲元手中夺取平、津，以及"中共出河南" 岂不是要诱发一场更惨烈的内战？只怕东北未夺回，中国人自己已经先打了个稀巴烂。（也难怪深知内幕的苏联，是那么深恶痛绝"西北大联合"，唯恐中国被中共与张学良引入更惨烈的内战战火中，而无法与日军作战，也就是说无法把日军牵制在中国战场，这样苏联就不能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了，苏联怎能不恼怒呢？）幸亏关麟征等中央军，不像张学良所带的军队那么无能，（每月消耗十来万军费的关麟征一个师的战力，超过每月消耗几百万军费的张学良全部军队的战力。）挫败了他们的"西北大联合"阴谋，不使在抗日前，中国人就自己打自己打个稀巴烂，而有日後的八年血战，写下中华五千年历史上光辉的一章。

　　张学良如何从他原来的《不小的计划》。[注1] 演变成劫蒋的呢？按张学良的说法，是杨虎城首先提出的："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 '挟天子以令诸侯' 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注50]

　　张学良的这种说法，有许多疑点，在西安事变前，杨虎城被中共认为是"落後分子"[注1]，并没有像张学良那样"爱国（根据他们那二套同语言系统的对规律，应读为反中央）到了狂热程度"，中共为了做杨虎城这个 "落後分子" 的工作，"决定G同志（高崇民）推动杨。……G（高崇民）以语激杨，杨谓西北局面张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似乎杨虎城并不热心，更没有成为西北王的野心，没有成王成霸野心，仅仅只愿 "受他（人）领导" 的杨虎城，当然不会为了他人成为西北王，而主动提出此绝招。更何况连 "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这样平常的话，都要高崇民 "以语激杨"，杨才肯吐出，比此危险得多，甚圣要招杀头之祸的劫蒋，怎么可能轻易出自杨的口呢？

　　至少也不是张学良所说的那种情景下，以那样的语气提出的，这是因为杨虎城鉴於人多枪多的张学良在西北的事实，清楚的知道他不可能"令诸侯"，当然也就不须要 "挟天子" 了，因而"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根本不可能是杨虎城当时处境下所考虑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杨虎城同意了，杨虎城为甚么会同意玩此杀头的游戏呢？

　　由於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下旬，以 "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注1]拒绝南京中央政府为他们供给食品与军械，让他们和平接通 "国际路线" 的建议後，积极调兵遣将，悍然发动了西北地区近代史中，规模最大的内战——－宁夏战役，打通 "国际路线"，受他们侵犯的宁夏地方当局，不得不向中央求救，中央军千里赴戎机，不得不奔赴西北，维护西北地区的和平与安定。中央军入陕，使视陕为自己领地的杨虎城深感不安，请看看杨虎城与他的亲信孔从周的一段谈话："大批中央军开入陕西後，一纸命，甚至几句话，就会把我们 （指十七路军）和东北军调到河南、安徽那些地方，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务必要掌握好部队，以防万一。东北军的命运，有和我们相同之点，张汉卿是可以合作共事的。我和张先生已有密切联系，我们总要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办法。"[注11] 显然劫蒋是杨虎城与张学良 "密切联系" 後，想出的 "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辨法。"[注11]该辨法的目的当然不是杨虎城甚至 "从没有听说过的'逼蒋抗日。'"[注12]而是防止"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 [注11]

　　又是甚么原因，使张学良这位在九一八前夕，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躲进北平协和医院，一直称病不出[注13]的"不抵抗将军"，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勇气，发动震惊世界，改变中 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呢？

　　自从盛世才在苏联扶持下，一跃而成为"新疆王"後，张学良就把 "另立局面" 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苏联为什么会如此大力支持盛世才呢？ 是张学良日夜思考的问题，张仅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就曾先後在南京、上海，多次密会苏联外交官员，想亲自从苏联官员处，试探到苏联为什么会如此大力支持盛世才？焦绩华曾著文<张学良与苏使秘密会晤>，焦一再强调，张只是礼节性的访问。但仍透露张学良在上海急不可待的，一连两天密晤苏联官员，且晤谈中，唯一实质性的内容是： "新疆盛世才曾是我（指张本人） 的部下，请苏大力支援。"[注14] 後来由於政治需要，竟被改写成 "张争取苏联支援他抗日"，或 "苏方向张表示，只有中国团结後，苏方才会支援中国抗日，使张明白到必须停止内战，才能得到苏联的援助。" 坊间汗牛充楝的非学术性著作竞相转抄，以证明张是 "民族功臣".

　　但若致细分析、研究焦绩华的原文，张学良如此急不可待的，一天紧接一天，冒着 "里通外国" 的风险，秘密私晤外国官员，（外交权在中央，方面大员，背着中央，私自与国外势力勾结，怎么说也说不过去。）总不会是为曾弃他而去，背叛他的旧部下盛世才说项，为盛争取苏援吧！ 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张学良侧敲旁击，试图从苏联官员口中，探知苏联为甚么会如此大力支持盛世才。

　　张学良为了能使苏联像支持盛世才那样支持他，不惜沿着盛世才成功的足迹前进。标榜 "进步" 与 "革命"，以能得到苏联的信任，并得到苏联援助，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 枭雄们的时尚。如盛世才为了标榜进步，在书架上摆着<共产党宣言> 等"进步"书籍，供共方人员及苏联官员参观。[注15]张学良在中共人员如周建屏[注4]等人面前，装模做样的研究马列主义著作；盛世才千百方百计的讨好共方人员，对共方的言话 "百依百顺。"[注54] 张学良也千方百计的讨好中共，肉麻的吹拍共方人员，如吹捧周恩来等[注4]；盛世才千方百计的讨好毛泽东，重用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为厅长，张学良不惜重金，将何键追捕中的毛泽东的二个儿子，秘密送往苏联，以讨取毛的欢心；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共，张学良亦然。张要求加入中共，虽因共产国际的反对，使中共实际上放弃吸收张入党。[注1] 请注意 "实际" 二字，即中共表面上，仍接受张入党的要求。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中共将斯太林斩钉截铁的反对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内幕婉转告诉张。"如若不然，张学良未必在交刘鼎带转给周恩来的信中，自作多情地再三称周、刘等人为同志。张不会不知道，在那个年代，中共使用同志的称乎是极严格的，通常只限於党内中共人士。 此後，一直到西安事变，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往来电函中，同志是他们间最长用的称呼。" [注8]这说明中共不但没有将斯太林斩钉截铁反对吸收张学良的内幕告婉转告诉张。相反，中共为了诱使张更积极反蒋，故意给张错误的信息，使张学良误以为只要自己表现更激进一些，就会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一个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人，在共产党的 "教育" 下，为了显示自己的进步，并站在 （共产）党的立场上，以像劫蒋这类的激烈革命行动，来显示自己的进步，似乎是要加入中共的人的共同现象，据中共官方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一 百三十二页记载："据後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 （仅在广西省内） 突击入党的党员中，就有二万人入党後杀人，有九千人是杀人後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一万九千多人。"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人，为了显示自己进步而亲手杀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是一种普遍现象，张学良为了入党，以劫蒋来显示他与 "反革命面目已毕现" 的蒋介石划清界线，并站在革命这一方面，是张学良入党的捷径，最佳的选择。此时在张身边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他们是看不到苏共给中共中央反对吸收张入党密电的，且此类重大机密，毛泽东也不会告诉他们。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还要专门派秦邦宪劝说他们放弃极左主张，说明他们对莫斯科的指示一无所知，当然也包括苏共反对吸收 张入党的密电。他们只会根据他们所知的共产党发展党员的常规方法。要张接受党的考验，在最能表现出对党忠诚的时刻，创造条件，争取入党。火线是最能表现对党忠诚的地方，因而火线入党，是中共颇为时髦的名词。

　　这样的时刻终於来到了，蒋镇坐西安，亲自调集具压倒优势的兵力，准备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颁布全面剿共令，而一举歼灭中共[*注]张学良於十二月十日知此情後，决定挺身而出，捍卫党，表现出自己对党的忠诚，以能取得斯太林的信任，并火线入党，"释苏前嫌"，从而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援。

　　张学良即与杨虎城商定："抢在前头"，抢在蒋公十二日上午颁布第六剿共计划之前，於该日清晨行动，彻底打乱蒋公的计划，为中共解围。张学良劫蒋是为了向莫斯科显示忠诚之举，事前与中共商量，反而有损张的诚意，出其不意地送上一个大礼，更显忠诚，因而张学良劫蒋，事先未与中共商量。

　　他们商定，"由杨虎城负责解除西安城内的中央军、警、宪、特武装，逮捕中央军政大员，控制飞机场，扣留飞机等，张学良负责劫蒋。"注4]蒋公住在华清池中国旅行社内，随身只带了一个警备区队（一个排）的武装。张学良 调动三位师长，和六千人的兵力，来对付蒋公身边的一个排兵力，外线包围由周福成师长指挥；内线由师长刘多荃指挥；由土匪出身的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这样 "善於掏老窝。" 注4] 贯於绑架勒索的山林大盗，负责直接劫蒋。张学良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且对方在明处，张伏在暗处，如此布署，必胜无疑。张学良及其手下的 "激进分子"，和中共派往西安的干部还认为："蒋介石与共产党十年血海深仇"，是苏共心目中的沙皇，斯太林心目中 "最可憎的人"，代斯太林除掉他最痛恨的仇敌蒋介石，肯定会被斯大林视为推翻中国沙皇的中国十月革命，而取得斯太林的信任。苏联红军将会像新疆著名的 "红八团" 帮助盛世才，击败盛的所有政敌那样，帮助他张学良打败胡宗南，各地方势力将会纷纷来附。"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 而 "分崩离析。" [注1] 张学良自认必胜，毛泽东的迷魂汤 "一举手便旋转乾坤。" [注16] 使张学良自以为他缔造了一个"大且伟" 的 "崭新时代。"[注1]他将是这个 "崭新时代" 的开国元勋，从而取蒋代之，达到 "由我张学良来干" [注16]的目的。只有权力梦，才能使张学良这个日本人枪声未响，就已吓得 "称病躲入医院"[注13]的不抵抗将军，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勇气，发动震惊世界，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

　　若不采取行动，听任中共被消灭，中共被消灭後，剩下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部队。正如当时重要将领徐永昌所说："东北军作战力薄弱，而军纪太坏，若久戍而敌不至，失尽民心。" [注17]南京中央政府为了未来的抗日需要，肯定会整训，这正是张、杨深为担惊忧的，正杨虎城对他的亲信孔从周所说："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注52]军队是张学良与杨虎城这类军阀的命根子，他们为了保住他们的命根子，死里求生，以"百倍的仇恨，千倍的疯狂。"悍然劫蒋。这是张、杨决定劫蒋的原因，以及西安事变的决策过程。

　　欧洲有一部电影<疯狂的贵族>，描述欧洲的贵族，为了个人权位，到疯狂程度，相比张学良为了攫取个人权位的疯狂程度，电影<疯狂的贵族>中的欧洲的疯狂贵族，应称绅士，现在拍了不少有关西安事变的电影，要拍一部有内函，能透视张学良灵魂深处，揭示西安事变内幕的电影，应取名《疯狂的军阀》。

　　在西安研究中，有一个极易被人误会的问题，就是随着德、日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斯太林似乎意识到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才能帮助苏联拖住日本，使苏联摆脱两面受敌的危境。开始考虑放弃多年敌视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但是苏联的国家利益，与毛泽东急切的夺取最高权力的强烈愿望脱节，毛当然不会认真执行，其他中共干部，如此时在张学良边的潘汉年，"他前几天，一直在争取张学良下决心实行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突然改口，多有不便，更何况即使潘汉年本人，这时对新方针的具体内容也不甚了解。因此，潘汉年在八月三十日晚与张学良的谈话中，完全不曾谈到要张学良继续与蒋介石保持统一的问题。"[注1]张学良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仍表示："西北之联军可成矣。" [注1] 甚至直到劫蒋成功後，张学良自以为干了一件深得斯太林欢心的大事，而兴致勃勃的向苏共邀功。[注2、3]清楚的表明，张学良直到他邀功时，仍不知道斯太林已放弃敌视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张学良仍满腔熟热忱的幻想用激进的革命行动，取得斯太林的信任和支持。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将斯太林要张学良继续与蒋介石保持统一的指示告诉了张学良。[注1]

　　还可在杨虎城身上得到印证，"近一年来他（指枳杨虎城）所接触的中共党员如王世英、汪锋、王炳南等，他们所讲的都是'反蒋抗日'（即'一心要让蒋崩溃'[注12]），从没有讲过 '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他并未注意到中共政治方针改变。"[注12] 直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後，杨虎城 "宣称他已经了解到，这次西安事变之不成，完全在於当时日本与苏联都在拉南京，苏联已经比日本领先了一步，因此它力主中国应在蒋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援助西安之举，这是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注48]也就是说杨虎城供认：力主中国统一的苏联，当然不会援助他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这样破坏中国统一的内乱之举，间接的承认西安事变只不过是复僻据地称雄之举，彻底否定了他们的 "爱国抗日"，"逼蒋抗日" 之类虚假台词。 还说明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杨虎城根本就不知道，苏联反对他们破坏中国统一的种种阴谋活动，毛泽东惟恐影响张、杨的反蒋积极性，一直没有将苏共要他们改变，"一心要让蒋介石崩溃的 '抗日反蒋' 方针"[注1]告诉张、杨。

　　张学良和杨虎城满以为他们干了深得莫斯科欢心的大事，而兴致勃勃的向莫斯科邀功。[注1]

　　这里再强调一下，西安事变只是张学良、杨虎城等极少数人秘密策划的 "军事阴谋"，与 "失去家园"，"流落异乡"， "怀念故土"，"魂萦梦系白山黑水" 的广大东北军官兵无关。这是因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不但事先不知道他们的阴谋活动。相反，常常抵制张、杨不利於中央的言行，就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为例，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冯钦哉公开反对他们叛乱，宣布效忠中央[注16]；十七路军另一高级将领孙蔚茹提出反政变："把蒋放了，把张学良扣起来。"[注16]东北军的王以哲军长："张当初拥蒋，今又反蒋，是无信义，我绝不赞成。"[注4] 军长何柱国："坚决要求出兵（驱赶入侵他防区陇东的红军），联共的事张没敢与何说，推说红军不好打，不予同意，但何坚决要求出兵，张阻难不住，只好说 '丢一人一枪，惟你是问'，随後立即把何的行军计划密告中共。"[注4]军长万福麟拒绝张要他进住郑州的命令。[注16]军长缪澄流就对蒋公的卫士说："付司令身旁近来出现些屑小（教唆他做对不起委员长的事）。"[注14]军长于学忠："下一步怎么辨？"[注16]……。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宣布劫蒋的的会议上，就以军长缪澄流对蒋公卫士所讲的话开头，张学良厉声叱责缪澄流："你在蒋卫士面前卖甚么乖……。" 摆出要拿缪澄流军长开刀的架势，吓得缪泪流满面，当场求铙。张当场宣布缪不能离开总部办公室半步。[注14]张就是如此裹胁东北军高级将领参予劫蒋的。甚至，连派去劫蒋的士兵，也是被蒙骗参与军事行动的。请看看孙铭九自夸，他是如何动员卫兵去劫蒋的："我们的付司令被委员长扣押了，今天我们去救出我们的付司令。" [注14]

　　注释：

　　[*注]：为了叙述简单，用一举歼灭中共，实际上军事布署，不是一举歼灭中共，而是把红军赶往外蒙边境，毛泽东识破蒋公这一策略："（蒋）让红军出绥蒙边境，诱发日苏战争。"中央军第三号人物，以及当时前线实际指挥陈诚："把红军赶到绥蒙沙漠，看他们还要求甚么条件，让苏联收拾他们。"[1]，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95年，P.300，314， 315，84－87，179，188——193[2]， 同注[1]，P.322[3]， 同注[1]，P.326[4]， <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1993年，P.322，206，76，238[5]，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P.329，330[6]， <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登基，远流出版社，1999年版，P.110——113，156，336，349[7]， <百年家族——张学良>，李翠莲，立绪文化出版，2001年，第18， 222页[8]，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9]，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台北国史馆，1994年[10]，<董道泉事件的多角透视——西安事变纵横考之七>，刘东社，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Vol.21 No.2 P.73-78[11]，<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9年，P. 147[12]，<西安事变>，赵棱熹，汉湘文化出版，1995年，P. 187[13]，<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Evergree Pubishing Co.，1985年，P.78[14]，<张学良研究续集>，李敖，李敖出版社，1988年，P. 41[15]，<国民党高级将领传>，王成斌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二集，P.445，456，465[16]，<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P.117[17]，<徐永昌日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1991年，[18] 《黎天才自传》，黎天才，1949年8月稿，未刊。

　　[19]， <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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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张学良为甚么劫蒋，又为甚么释蒋本章内容摘要：

　　张学良威劫国家元首、三军统帅，震惊世界，“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於中国。”[注1]又转而送蒋，张学良为甚么要如此干呢？说法甚多，令人扑朔迷离。

　　站在哲学的高度来看此问题，就清析得多，连“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也不能激发张学良“把脑袋拴在裤子上”，而愤起抗日。但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竟敢“把脑袋拴在裤子上”，悍然劫蒋，究竟甚么事比“国难家仇”更揪动张学良的心呢？

　　本章小心求证出，西安事变前夕，确有比“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更揪动张学良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的心灵的重大秘密。张学良为甚么冒险劫蒋呢？是因为张追求此；张学良为什么又转而送蒋呢？是张已失去此。且认真的分析张学良从豪情满怀的追求此，到无可奈何的失去此，以致“精神几临崩溃边缘”[注2]的心里历程。

　　一、引言有人认为，“张学良的言论，是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大量引用张学良本人的言论，来解释张为什么劫蒋？又为什么释蒋？但是，就以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为例，就有三个内容完全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关於延安会谈的报告》；第二个版本，《刘鼎的回忆录》；第三个版本，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反省录》

　　是不是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有关他们延安会谈的记述，也是张学良在延安会谈过程中，“思想行为最真实的记录”。而周恩来与刘鼎版本，都是伪造的呢？

　　张学良煞有介事的宣称：“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不是打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注3]气壮山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名，发动西安事变，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成功的发动西安事变後的真实行动，不但不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且“要求红军与他们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注4]，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南下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郑州[注3，7]，命令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阳[注3]，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政府控制的兰州。[注3]还枪杀蒋孝先、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难道蒋孝先、杨镇业、杨国珍等不是中国人吗？更具讽刺性的是，“枪口对外”喊得响彻云霄的张学良，竟要枪毙他的同党杨虎城（宋子文日记），孙铭九等更亲手枪杀他们同党蒋斌，这说明了张集团台前的言论，并不是他思想行为的真实记录。因而，在探究张学良真实的想法前，先探讨一下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的语言奥密是有益的。

　　二，二套语言系统西安事变策划者们，使用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即对外语言系统与对内语言系统。张学良早在旅欧归国之初，如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发表了书面谈话：“德、意之所以复兴。因为他们的民众能够万众一心，拥护领袖。所以，领袖有力量，能克服复兴途上的障碍。我们的国家则不然，一个领袖刚刚表现出领导力量，便有人妒忌，来拆台，於是内战连年，外患乘之，若国民不甘心做亡国奴，非得大彻大悟……。”[注5]就在张学良发表这类被外界认为对中央“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情同骨肉”的言论同时，张已在幕後与胡汉民密谋反中央了。[注6]张学良到西北後，又在“反内战”的口号下，“以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注4]“红军一部出河南，乃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注4]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以派白凤翔潜回热河老家打游击为由，带他去“晋谒蒋介石，实为察看蒋住处的出入门径，为第二天劫蒋做准备。”[注7]均在漂亮的抗日口号下，干叛乱的勾当。

　　特别是他们对祖国领土、主权的态度。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不管是当时，还是在历史上，蒙古族都在我国占有重要位置；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国家，外蒙古此时（一九三六年）仍在中国的版图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苏联千方百计的诱使外蒙古成为其附佣，如此割裂中国神圣领土的行为，竟使中共高兴如狂，毛泽东竟用：“蒋氏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卖国的铁证。”[注4]“三月间的蒙苏协定，就是告诉中国的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与你同盟。”[注4]他们要以外蒙古为师，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并“与苏蒙结盟。”[注8]他们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击去，像外蒙古那样成为苏联的附佣，以换取苏联的支持。如此卖国行为，也能套上“爱国不让他人”的面具。可见他们这二套语言系统奥妙到何种程度。显然，在没有将他们这二套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翻译成可相互对比参照的科学资料前，是无法弄清他们真实想法的，拿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用抗日爱国话向内向外活动”，来掩饰他准备与“大老板打一架（叛离中央）。”[注8]

　　如何才能将他们那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翻译成可相互对比参照的科学资料呢？语言学家在碰到此类难题时，运用“历史语言比较法”，成功的破译远古埃及文等。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将我们搜集到的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用这二套语言系统描述同一件事的全部文件进行对比，从而找出这二套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再用此对应规律，将他们对外宣言中所透露的信息，还原成他们的本意。突破这二套语言系统的障碍後，西安事变的研究将会步上一个崭新的阶段。

　　《西安事件真相》第六章 （2）张学良从劫蒋到释蒋的心理历程三、张学良从劫蒋到释蒋的心理历程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历时十三天半，致细的分析、对比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用他们那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後，可明显的看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及变化的原因和时间。可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归纳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对俄援抱高度期望期；第二个时期，与张学良预期的完全相反，张不但没有盼到莫斯科的嘉奖电，反而听到莫斯科的谴责声，但张幻想真的像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苏联遣责他，只是为了“应付外交”，仍幻想可通过中共，得到苏联大力支援，以能据西北称雄；第三个时期，了解到苏联不会支持他们，没有苏联的支持，张学良无法在贫脊的西立足，据西北称雄梦也彻底破灭了。笔者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将这三个时期分别命名为：

　　第一个时期，“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第二个时期，“西北大联合”；第三个时期，“兵谏”。

　　1、“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

　　时间：从张决定劫蒋到十二月十六日。

　　张的目标：火线入党，并“释苏前嫌”[注7]，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支持，缔造“一个崭新时代”，达到取蒋而代之，“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注10、11、3、13，15，54]

　　张的言论：满口革命，且煽动群众仇视蒋，即“对内宣布蒋的罪行。”[注14]（“对内”指张学良以及中共各种活动分子组织，如“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成员。）使西安地区偏激群众，相信蒋介石是耻国丧地的民族罪人，而“义愤填赝”，达到能公审蒋的程度：“对外宣传八项主张”[注14]，（“对外”指西安一般群众，及全国媒体。）即用抗日爱国的口号、宣言、誓词来掩饰他们要缔造“一个崭新时代”的本意。

　　对蒋处置：“交人民公审。”[注14]

　　张学良以响铛铛的左派、革命者自居，怒斥蒋公“太落伍了。”[注15]甚至“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4]并要求加入共产党。[注4]肉麻的称共产党人为同志。[注16]直到张学良晚年张仍说“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张学良晚年在同张之宇谈话时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注12]早在西安事变前半年，张学良就在东北军中成立了以他本人为会长，孙铭九任行动部长，应德田任书记的神密组织——－“抗日同志会”，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材料等大权。该“抗日同志会”连入会仪式都是在列宁像前宣誓。[注5]）他们尊列宁为宗，视俄历十月为他们最有标志意义的日子，他们早在拟定他们的<不小的计划>时，就把他们起事之日，选在十一月。他们在介绍他们的<不小的计划>的短短半页纸中，就五次提到十一月。[注4]即俄历十月，他们要发动“中国十月革命”，（中共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伊黎爆动都选在十一月。）可见这批激进分子是多么看重俄历十月，这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日子。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按斯太林的指示，派中共高级干部秦邦宪劝说他们转调时，就针对性的指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这只是一种军事阴谋。”[注17]众所周知，中共从来都非常重视保护左派革命积极性的。但此时中共中央竟选用如此严厉的词汇，来泼熄这群激进分子心中的烈火。可见当时在张学良周围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张手下的激进分子们高烧到何种程度。秦邦宪还针对性的指出：“蒋介石不是沙皇。”[注17]从另一方面证实，他们视他们的“双十二革命义举”，为推翻“中国沙皇”的“中国十月革命”。

　　在他们内部，从来不把西安事变称为“兵谏”，而称为“革命。”[注18]可见张学良豪情满怀的发动的西安事变的初衷，绝对不是“兵谏”，而是“革命”。

　　後经陈布雷整理的蒋公西安事变<半月记>中，虽“执礼甚恭”四个字出现多次，但蒋公曾私下透露：“张第一天态度恶劣”，说明至少“第一天”张学良并没有“执礼甚恭”。此时，张学良也仅仅担心"局势如何演变，还未敢定。"[注24]而才预留一手，没有把事做绝，但仍未能完全掩饰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豪情，与内心的期望。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在与蒋公对话过程中，在受到蒋公厉声呵叱，“张气少馁（的情况下仍有）‘余今发动此举，非叛变而为革命，交人民公断，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尔尚如此倔强乎！’”[注10]“十三日晚，张学良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办辨，似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注25]另据陈诚回忆：“十二月十三日张来，见面後说，委座脾气太坏，仍是开口骂人，实际上他太落伍了，什么礼义廉耻，这完全代表右倾分子说话，现在我要领导左翼分子抗日。他既不行，应该让我来干。”[注15]（张学良的这段话清楚的表露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豪情，与内心的期望。）又据孙铭九回忆：“（张学良见蒋後劈头便）说，‘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注16]以及据黎天才回忆：十一日晚张学良电召他即刻赴张处，他赶到张公馆时已是十点多，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决心：“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我现在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注30]从蒋公、陈诚、黎天才以及孙铭九等多人的回忆可清楚的看出，张学良豪情满怀的欲取蒋而代之。（以及“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等等，表明张学良以进步自居，并视他们的“双十二义举”“缔造一个崭新的时代”[注33]的“革命”情怀。）我们知道，凡不合张学良口味的人，如杨宇霆、常荫槐、董道泉……早就被张惨杀了。张身边的激进分子们，是经过张精心挑选的亲信。他们是一群愿说张学良想说，但不便由张亲口说出；愿做张学良想做，但不便由张本人出面去做，能领会张学良意图的人。他们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张学良当时的想法。如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孙铭九已不再符合张已改变的想法时，张立即调谭海率军士队，代替孙铭九的卫士队，负责蒋公的安全就是例证。

　　张学良在他身边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的蛊惑下，以为蒋公与共产党“十年血海深仇”，是苏共眼中的“沙皇”，斯太林心目中的“樊于期”，满以为劫蒋献蒋，以蒋作“投门状”，便可入伙（即加入中共），并“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注7]因而张学良劫蒋後，立即兴致勃勃的向中共邀功“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4]向莫斯科邀功“唯一希望”，“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4]，“尤愿知国际意见”[注19]，他们甚至计划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审蒋，[注20]并为此做好舆论准备。如“张学良十分兴奋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皮包来，‘这次我要说一说了，你们看究竟是谁不抗日，究竟是谁断送了东北。’说着拉开小皮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电报纸，这是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的电报。”[注21]又如“我将九一八事变後，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并将他交付由国人裁判！”会场上随即响起裁判蒋介石的口号，并且在西安形成了普遍的舆论。[注22、23]

　　张学良等的内部布署，也不是像他们对外表白的那样：“暂请介公留在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注26]“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注27]他们於十二月十二日晨（寅），就巳宣布蒋公为“反革命”（“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4]），已将蒋公列为他们的“伟大双十二革命”[注4]的对象，甚么是革命呢？按毛泽东的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即已将蒋公列为他们的“暴烈行动”的打倒推翻者之列。因而绝对不是“决不妄加危害”，“无损”，而是重者连肉体一起消灭，轻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交人民公审”是他们宣布蒋公为“反革命”後的必然处置方法，事实上他们原计划十七日公审蒋。[注20]且他们的所谓“交人民公审”，也不是取决民意，而是设计陷害，含血喷人，伪造蒋公给他下了不准抵抗的命令。妄图把蒋公打成辱国丧地的民族罪人，假西安地区不明真相的偏激群众之手。像某些落後地区的神棍，把从先进地区来该地区宣传科学的防病医病的人，视为存心与他过不去，并使他失去生机的仇敌，而设计陷害，如指为“枇杷鬼”，煽动迷信群众乱棍打死那样，置蒋公於死地，其用心何其毒焉！（据中共派赴西安，并负责“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工作的徐彬如回忆，“他带领‘西救’人员随杨虎城部队抓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并把杨镇业的一家都活埋了。”[注87]连一家妇孺也下得手活埋的狂热的群体，乱棍打死他们心中“反革命面目已毕现”的反革命分子，并不是危言耸听。）他们立即惨杀蒋公的侍从室三组组长，蒋公的侄孙蒋孝先，从另一面证明这点。正如俗话所说：“打狗”尚且要“看主人”，更何况蒋孝先还是蒋公的至亲，如此冲着蒋公而来的“暴烈行动”，表明他们在西安事变初期，对蒋公绝无善意，蒋公亲临其境，感受到“余知叛部之意甚险。”{注28]像蒋公那样性格的人，不可能将他受到的（像打掉牙齿那样的）耻辱示於人，或写入日记中，但是细心的研究者，仍可观察到、感觉到，蒋公写“余知叛部之意甚险”时的恐怖气氛，以及蒋公受到的锥心刺骨的耻辱、伤痛……。如：十三日晚，蒋公曾亲耳听到张学良与他的亲信密谋：“交人民公审”[注25]，蒋公还知道张学良原计划於十七日“交人民公审”他[注20].特别是十二日晨，蒋公遍体鳞伤，在寒冬早晨，仅仅穿着单薄的睡衣，五十余岁的长者，已冻得连素不相识张的卫士也难过得赶快“进衣”[注3]，蒋公後来与夫人谈及此景，也不禁泪下，可自称与蒋公关系“情同骨肉”的张学良见到此景，不但无半点怜悯之心，反而内心十分高兴，正如走访过几十位西安事变参於者的中国大陆学者，所描写的那样：张学良真是心花怒放，虽一夜未眠，但比任行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特别是派人摄下此一“擒龙”的历史性镜头，此一奇耻大辱，锥心刺骨，使蒋公久久不能忘怀，据王铁汉回忆，蒋公曾情不能自控的向他诉说：“你看张学良有多可恶！他还派人照相”。显然，蒋公从张学良派人摄下此一“缚住”寒冬下，穿着睡衣的“苍龙”历史性镜头的动作中，看到了张学良的险恶用心：作为庆祝他们缔造一个“崭新时代”，打倒“旧王朝”的历史资料，也难怪蒋公久久不能忘怀，甚至几十年後，在与他人言谈中，触及到此情、此景时，压抑在心中屈辱，宛如火山爆发，情不能自控，当做他人的面，怒斥张学良“多可恶！”如此可恶的举动，怎么能不使蒋公感受到：“叛部之意甚险”呢？被张学良派往劫蒋的悍将——－东北军骑六师的刘桂五，曾向他的家人吐露真情，刘的女儿根据刘桂五所吐露的张学良亲口布署，後来在中国大陆<中国妇女>杂志著文披露：“张学良曾有除蒋的具体安排。”

　　在军事布署上，更不像张学良自我表白的那样：“不忍见同胞自相残杀”[注29]，他们真实的军事布署是“首先打击胡宗南”[注4]，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南下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郑州[注7]，命令黄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阳[注3]，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政府控制的兰州。[注3]“一边加强和平攻势，一边赶快消灭敌人。”[注18]（即在反内战的烟幕下，消灭他们的敌人"蒋系势力"，这就是他们的反内战。）张学良本人除蒋的目的，是在斯太林面前显示坚定的革命立场。从而取得斯太林的信任，以能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经济、军事援助将会沿沿而来，并帮助张学良在平凉修建兵工厂。[注22]甚至苏联红军也会赶来，像苏联驻新疆的著名"红八团"帮助盛世才击败盛的所有政敌那样，帮助张学良打败胡宗南；全国各地方势力将会纷纷来附；南京中央政府必将"难以招架"，而"分崩离析。"[注32]张学良可取蒋而代之。因而走访过几十位西安事变参於者的中国大陆学者，这样描写张学良当时的心情"我（指张学良）今生今世，今晚最有价值。""（当张学良获悉捉住蒋後）张学良真是心花怒放，虽一夜未眠，但比任行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可见张学良此时在他身边的亲信们面前，流露出多么兴奋的表情，与他身边的激进分子们，缔造一个崭新的时代[注33]的激情交辉相映。张学良自认必胜，以致情不能自禁，当着蒋公的面下战书"余今发动此举"，绝"非叛变而为革命"，"由我来干。"[注10]

　　张学良等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斯太林此时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这是因为西安事变之前仅仅十七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日签署了共同防共协定。且此时汪精卫正在欧州访问，汪精卫曾试探加入德、日共同防共协定。只有蒋公的存在，才能拆散酝酿中的汪、日、德防共国际联盟，使苏联摆脱四面受敌的危境。因而斯太林竭尽全力救蒋出危境，不惜用最严厉的措词，如"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杷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并与他们断绝关系。"[注34]以及多渠道救蒋，如通过宋庆龄转发电报。[注34]发动全苏联的重要报纸及广播电台猛烈评击，官方严厉谴责等。迫使西安方面务必放弃除蒋的预谋，由於斯太林的指示是如此严厉，致使"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惟恐天下不乱，以便乘乱夺权，而"欣喜若狂"[注10]的毛泽东，也不得不从"在我们的观点，把蒋徐除掉，无论对哪方面都有好处。"[注35]"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面犹豫观望不可避免。"（即毛泽东甚至不惜用要各地方势力不再"犹豫观望"，而归附你张学良，你张学良必须先把蒋除掉，来诱使张下决心除蒋。）"[注35]改为"杀了蒋，南京被握於汪精卫手中，更增加中国亡国亡种的可能。"[注17]从赞扬张学良"一举手便旋转乾坤"，"惟马首是瞻。"[注36]改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这只是一种军事阴谋。"[注17]

　　斯太林严厉的谴责，对西安事变策划者们无异晴天霹雳，完全打乱他们原来的布署。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原计划中的极端的措施，如除蒋等。对张学良心理打击也至为巨大"他（指张学良）的脸色从没有这样怕人"，"他背上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注37]，好在张学良毕竟在官场上撕杀多年，因担心"局势如何演变，还未敢定。"[注24]而预留一手，没有把事做绝，否则真不知如何收场。

　　此外，张学良也未能火线入党，更令张愤懑的是他在蒋坐镇西安已调集具压倒优势的兵力，准备十二日上午颁布全面剿共令，而一举歼灭中共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中共於危境。可中共竟将他列於阎锡山之後，阎为全国联军总司令[注38]，而他仅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注38]这使张不但"忿怒"，且放言："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注39]

　　同时，也未能像他们原来想像那样：全国各地方势力纷纷来附，南京中央政府也没有"分崩离析".张学良受到这些挫折後，不得不调整布署。首先，放弃"交人民公审蒋"；也放弃了追求中共此时已给了阎锡山的全国联军总司令[注38]，安心的做中共只给他的西北联军总司令。[注38]（笔者这里分期是指整个西安事变的分期，而非不利的消息传入张耳中，并使张开始考虑改变原来想法的时间，显然此时间要比张学良根据新的情况，开始考虑放弃原的计划的时间要晚一些，这是因为根据新的情况制订新计划，以及布置执行等都需要时间。）2、"西北的联合"时间：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白天张的目标：尽管不利的消息接踵而来，但张既已发动了西安事变，再无选择余地，只有硬撑下去，仍幻想苏联谴责他们，只是中共向他们解释的那样："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注40]退一步说，即使苏联不支持他，总会支持中共，紧紧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镇定，向中央报喜不报忧，以能稳住中共不从铁三角中溜走，仍希望实现以他为中心的"西北大联合。"他为这个大联合的"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并为达到此目的不惜"自杀"或"入山为匪。"张的言论：色厉内荏，以求在心理上压倒对方。但明显的减少像前一阶段那些"对内宣布蒋的罪行。"[注14]煽动西安地区偏激群众仇视蒋，以达到能交人民公审蒋的言论，及革命的词汇。

　　对蒋处置：放弃交人民公审蒋，以蒋头祭他们革命大旗的原意。扣蒋作人质，以换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即"尽撒入陕之兵，西北交张主持。"[注40]其它"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循先生（指蒋公）预定方针前进，御侮大业可速就。"[注40]他们早就知蒋公预定的方针，是可使御侮大业"速就"的良策。所争的只是尽撤驻守西北的中央军，即实现他们早一九三六年初，就已商定好"肃清蒋系势力"的计划，让他们据西北称雄。他们的所谓"反内战"，也只是邪教教义的"反内战"，即只准他杀异教徒，不准异教徒自卫，既使中央军撤出西北，他们仍然要在西北地区杀异教徒。请看看中共央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密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给莫斯科的密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即使蒋承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性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会自动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性是很少的）；这一地带满布著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围寨。需苏联为我们提供飞机和大炮後再夺取之"[注41].即使中央军撤出西北，他们仍要在西北攻城略地，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反内战"，"一致对外。"张学良原来想像盛世才那样直接联苏的，只是因为张虽多方努力仍毫无结果，才转找中共做中介。中共与张学良都妄图摆脱中央，独自发展，在反对中央政府这一点上，他们的目标完全一致，因而他们二者一拍即合，但是由於他们只是利益的结合。在对待具体问题上，他们不可能一致。就以如何处置蒋为例，张学良劫蒋的主要目的是向斯太林邀功，倘若斯太林对张学良说："你必须交人民公审蒋，我才给你援助。"张学良一定会交人民公审蒋，事实上张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莫斯科的嘉奖电，即以蒋头祭他们的革命大旗，而"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注33]反之，"局势如何演变，还末敢定。"[注24]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

　　中共就不同了，除蒋後"何应钦、陈诚、刘峙、顾祝同、蒋鼎文这些嫡系。谁能指挥谁？至於韩复榘、宋哲元、阎锡山、李宗仁、龙云本来就是胡凑合。老蒋一死，必然大地龙、蛇各霸一方，驴踢牛顶，狼撕狗啃，你戳我打，烂摊子就砸了。"这正是毛泽东夺取最高权力的良机。因而，毛泽东极力主张除蒋："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注35]"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犹豫观望不可避免。"[注27]（毛泽东甚至不惜用要各地方势力不再犹豫观望，而纷纷归附你张学良，你张学良就必须除掉蒋，来引诱张下除蒋决心。但是毛泽东已用"特别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骗过张，张此时对毛的意见，似乎有所警觉有所保留）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後，周恩来进一步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应准备对蒋采取最後手段，并下作战决心。"[注30]张学良此时已处骑虎，更深知没有中共与红军的参加，更谈不上苏联援助。[注42]而不得不表面应付一下周恩来，随後花了四天时间，反复向周恩来解释，最後使周改变主张，於二十一日向毛泽东复电："来此四日，对取断然手段，故觉不利，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注43]毛泽东不再敢明言除蒋，似在十九日後，但不能据此就推测十九日後，毛泽东才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因苏联的国家利益，与毛泽东急切夺取最高权力的强烈愿望相违背。毛来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是在三申五令，严厉到非坚决执行不可时，才不得不遵守。

　　张学良知道他此时的处境，更深知东北军的战斗力。只要红军才能帮助他打败胡宗南，惟恐中共也像苏联那样抛弃他。因而向中共报喜不报忧，并装出"坚定"、"充满信心"、"乐观"[注44]的样子。致电毛泽东"此间诸事顺利"，"仅西安城内，就存有现金和钞票一千八百余万……。武器、弹药也有大量储存。"[注45]甚至连守卫西北门户的大将冯钦哉倒向中央，张学良也不敢告诉中共。反倒要十七日才获悉此消息的中共通报给张。[注44]尽管中共渗透很深，能获悉冯钦哉倒向中央的情报。但是中共当时的通讯工具非常落後，从中共情报人员搜获的情报，再通过落後的传送渠道（即使当时中共中央电讯工作都非常不理想。[注46]更何况一般地方情报机构）转至中共中央，再由中共中央通报给张学良，显然远远迟於亲临前线，直接指挥冯钦哉的张学良与杨虎城获悉的时间。况且冯是明反张、杨，甚至把杨派往冯处传达杨背叛中央命令的军法官给处置了，张、杨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知此恶讯。可张学良在与中共商讨军事布署时，竟"漏了"如此重大的情报，显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打埋伏，惟恐中共知道他们内部如此分崩离析，知难而退，溜之大吉，像苏联抛弃他们那样抛弃他们。

　　张学良在中共面前，装出一副极左的面孔。[注47]幻想在中共全力支持下，以蒋公为人质，迫中央军撤离西北，让他据西北称雄。此时，张的所有布署、措施均为实现此目标服务的。但是张内心，不仅没有像他在中共面前装的那么镇定、乐观、坚定。相反，几近恐慌，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注48]张在他认为不需要隐瞒的人面前，流露真情："暗中流泪，手脚发抖，自言自语，语无伦次，深为自己安全担忧。"张也愈来愈为他个人留後路，如被扣於西安的中央大员们的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注49]张再也不敢在蒋公面前提"交人民公审"，"尔尚如此倔强"之类的话。相反，说他准备避开杨虎城，秘密送蒋公回京，一方面讨好蒋公，一方面嫁祸於杨。

　　张学良苦苦支撑到十二月二十三日白天，仍幻想"尽辙入陕之中央军，西北交张主持。"可是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电告张，拒绝公开三位一体，使张据西北称雄之梦也破灭了。

　　3、"兵谏"时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到二十五日下午四时。

　　张的目标：尽量体面的下台。

　　张的言论：千方百计的为自己开脱，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抗日分子，正如他教导中共党员刘澜波那样："理直气壮，慷慨陈词，说明自己是抗日分子，并无罪状。"[注47]

　　对蒋处置：亲自送蒋回洛阳。

　　兵谏只不过是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对外说辞，（他们内部从不把西安事变称为兵谏，而称为革命。[注18、27]甚至，连张学良本人，也曾豪情满怀的当着蒋公的面承认："余今发动此举，非叛变而为革命".）想不到竟成了他们下台的阶梯。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给张回电，仍拒绝他一再苦苦请中共公开三位一体的恳求。[注47]中共如此不卖他的账，不能不使张做更多的联想：中共封他的政府首席，联军总司令权威何在？中共有甚么难言之隐？苏联如此严厉的谴责他，是不是真的像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应付外交"？若无苏联的援助，即使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张学良也无法在贫脊的西北立足。张学良此时真後悔轻信中共的"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致连中共代表周恩来通知一下，都感到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於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送蒋公回洛阳。这场中共以"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及"西北大联合"鼓动起来的西安事变，又以苏援绝望，中共千方百计从西北大联合、三位一体中脱身而落幕。

　　中共中央二十三日晚的电报，使张学良放弃西北大联合，此後张全力为他自己留後路，也只是从此时开始，他才真正关心蒋公的安全，立即於二十四日调离孙铭九及孙所带领的卫士队，改派他的副官谭海率领军士队护卫蒋公的安全。[注47]孙铭九惨杀王以哲等多人的事实证明，张是有知人之明的。

　　"张学良究竟为什么冒险劫蒋，又转而决定送蒋，说法甚多。""由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各种权威的与不权威的，当事的与不当事的，沾边的与不沾边的，都加入到对事变的评头品足当中来了，结果是各种亲历记和回忆录汗牛充栋，越俎代庖，弄得在不少问题上，人们如今距离事情的真相，不是越来越近，倒是越来越远了。""西安事变的主潮，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劫蒋'，到二十五日'送蒋'，首尾不过半个月，其始亦惊天，其终亦动地！当时，'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注1]令人扑朔迷离。关于西安事变，无论是惊诧莫解的当年，还是尘埃落定的今日，争议总是不断。"为甚么会如此呢？正如笔者在第一章<西安事变的诱因>的引言中所说，"西安事变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後的"合纵"与"联横"，虽苏秦、张仪在世。也会瞠目结舌，惊叹不已，更给西安事变研究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少学者虽追索多年，仍未能入其门槛，只有像胡适先生这样的思想家，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其特有的犀利目光，窥其内幕，做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倘若我们像胡适先生那样，站在哲学的高度来看此问题，就会清析得多，连"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也不能激发张学良"把脑袋拴在裤子上"，而愤起抗日；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竟敢"把脑袋拴在裤子上"，劫持自己祖国的元首、三军统帅。究竟在西安事变前夕，有甚么事，比"国难家仇"，更揪动张学良的心呢？

　　当人们找到比"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更揪动张学良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的心灵的重大秘密後，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站在理论的高度，根据事物内在的逻辑规律，从事研究工作，可少走许多弯路。如历史上，曾有不少人，花费不少时间与精力，设计各式各样的非常精巧的"永动机".但是，他们的努力均失败了，这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永动机"根本就不存在。反之，根据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人们可准确的预知某种性能的元素必然存在，事半功倍。

　　事实早已证实，"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不能触动张学良，使他愤起抗日。且张学良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密秘赴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进入西北後，仍要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将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古那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就会像外蒙那样在苏联支持下，据西北称雄，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如此视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为无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绝对不可能仅仅为了爱国，而把"把脑袋拴在裤子上"，悍然劫蒋，因而硬往爱国抗日方向找劫蒋的原因，南辕北辙，不仅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且往错误的方向钻牛角尖，"距离事情的真相，不是越来越近，倒是越来越远了"，只会像设计"永动机"一样，徒劳无功。

　　反之，张学良无意透露："当年杨宇霆想操纵我（所以我把他杀了）。後来蒋先生也想操纵我，但我是不受操纵的，要是我甘心受操纵，安心的在蒋之下做一名部属（不把蒋抓来），我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吗？"[注9]且张学良西安劫蒋与他在沈阳擒杨（宇霆）的手段如出一辙。不难看出，对张学良来说，个人的权位，比国家主权与民族尊重要得多。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丝毫也引不起张学良的兴趣，甚至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只有权位才能使张学良狂飙。因而，往能使张学良狂飙的权位方面找原因，"事半功倍".比"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更揪动张学良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的心灵的重大秘密显然只能是权位，是对俄援的高度期望期，是"释苏前嫌"，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取蒋而代之，"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注10、12、13，15，31，54]至少也可像外蒙、新疆盛世才那样雄地称雄。

　　但苏联严厉的指责，使张学良幻想完全落空，张学良才不得不负荆请罪。

　　尽管出於当时的政治需要，面对强敌日本，为了维护中国表面统一，与民族尊严，掩饰一切内部矛盾，制造一个一致对外的气氛；同时也不愿得理不饶人，以能让各方均能体面下台，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对外宣传，认同了爱国抗日的说法，其实当时中央军的主要领导，知道张学良并不是为了抗日，因而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陈布雷关於蒋委员长授意发动文教界声讨张学良罪状致叶楚怆电>，一针见血的指出张学良谋反由来已久：

　　……；（七），近年坐拥军队，剿匪不力，又大扣军饷，私自移用於东北大学等；召收不良分子，制造反中央力量，坐使官兵给养缺乏；更以待遇不公诬中央，欺煽部下。……。[注49]

　　此电清楚的表明，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早知：张学良"近年"种种"反中央"的不轨行径，（除蒋公外，中央军的第二把手何应钦以及第三把手陈诚都不认为张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抗日[*注]）只是出於外交需要，而采纳了张学良本人的读日记悔悟说，蒋公本人一开始就认为应"戎止"叛乱，这是因为蒋公在张学良身上下的"德化"功夫太多了，蒋公巳不再相信能德化张了。

　　仅仅只是为了不"得理不饶人"，照顾各方面子，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对外宣传，认同了张本人的解释，这种政治上的"调和""折衷"艺术，并不是真实原因，当然不能自圆其说，张学良需要十三日看了蒋公的日记和重要文件，才发现蒋公准备抗日吗？显然不是，张作为副总司令，且曾与蒋睡在同一个单元内，能不知道蒋秘密准备抗日吗？他不但知道蒋公抗日的计划，且因"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等而无良，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巳。"[注53]不抗日，何来"对日方案"？既然张学良已见过蒋的"对日方案"，甚至还知道蒋公"抗日方案"中的人事安排，当然张早知道蒋秘密准备抗日，何须十三日看蒋日记。

　　张学良真的不知道蒋公秘密准备抗日吗？蒋公秘密准备抗日能感动张吗？张真的反对内战，要去抗日吗？张释蒋是迫於形势？还是德服？等一系列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详细探讨。这里仅仅讨论一下，张真的悔悟了吗？看看张十三日後的言行吧！十四日和十四日後，张严厉指责蒋"摧残青年"，"自误误国"，"全国之公敌"……；煽动民众仇恨视蒋，以达到能交人民公审的程度。甚至"入山为匪"，"自杀"也"义无反顾"[注53]，张丝亳也没有悔悟。是不是因此，就像某些学者那样，干脆否定蒋公的日记[注48、53]呢？蒋公的日记，是历史学家公认的严谨可信的珍贵文献，这是因为若将蒋公的日记，随机抽出一百则来检验的话，很难找到几则是人为编造的。张学良就不同了，若将张的言论随机抽出一百则来捡验的话，很难找出几则不是张编造出来的。因而对於像蒋公日记这样严谨的文字，仅凭此就予否认，显然过於草率。况且对张学良这位善於做"秀"的人来说，指天发誓，声沮俱下，或"泪流满面"并不是罕见的事，并不要到"痛不欲生"[注54]的程度。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原因，使张泪流满面呢？如张看了蒋公的日记等後，知道蒋公苦苦支撑这个百年沉疴，风雨飘摇国家的艰难，蒋公又曾待张甚厚，不顾胡汉民等人极力反对，任命张要职，现在他为了显示革命立场坚定，竟要拿蒋的头来祭旗，不免有兔死孤悲之感，像曹操杀陈宫时，那种泪流满面的情景。研究历史宜粗不宜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讯已相当发达，他们的"双十二革命义举"，不要一秒钟就会传到莫斯科，可是直到十四日，张仍未能盼到莫斯科的嘉奖电。本文不准备详细的探讨张学良十四日复杂的心情，仅稍提一下使张流泪的种种原因：此时张一方面，以能囚禁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元首於自己的阶下，并大声呵叱"尔尚如此倔强！"[注10]而"心花怒放"，"比任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另一方面，又以囚禁耻辱自己祖国的元首，卑贱的向外国人邀功："唯一希望"，"格外关心"，"尤愿知"，"乞告"[注2，19]，期待外国主子赞许的目光。可斯太林对张献上的此一"殷勤"，不屑一顾，这不能不使张有失落感。

　　此时张集喜、怒、哀、乐於一身，每种感情都足以使张"泪流满面".尽管张向蒋公所说的原因，不是他流泪的真正原因。不能因为蒋公如实的记下张的说话和他的表情，就否定蒋公的日记。大量事实证明：凡人们认为蒋公日记内容不能完满的解释他们所了解当时情况的时候，往往不是蒋公的日记的真实性出了问题，而是人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当时的真实情况，就以不少人对蒋公的<对张、杨训词>和<西安半月记>提出的种种疑问为例，如有人说：根据某人的文字，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杨虎城出现，使该文字撰写人感觉到场面极度紧张，并据此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有训词。还引经据典得出，<对张、杨训词>是陈布雷事後花了半个月时间，精心编造的结论。

　　但是稍加推敲，就会发现此结论并不合理，且解答不了接踵而来的其它问题，如：

　　首先，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感受，往往是不同的，身经百战的老兵，与从未上过战场的人，对於枪声的感觉，不可能相同；正如第一次进手术室的实习医生，见到病人的伤口、鲜血而感到紧张，并在日记中，记下她的感受，倘若人们仅仅凭此，就得出该手术过程中的主刀，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也同样因见到病者的伤口、鲜血而感到紧张，并据此得出该手术是在慌张的情况进行的结论，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样，仅仅根据某文字撰写人，看到杨虎城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就得出蒋公本人，也因见到杨虎城同样感到场面极度紧张，而慌忙出逃的结论，并不一定符合事实。况且，众所周知，蒋公拒绝了张学良"潜行"的建议，并慎重的表示：宁愿仍被囚於阶下，也要光明正大的走，决不偷偷摸摸的走。正如菲多芬诗曰："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见既是普通老百姓，也都认为自由非常可贵，更不要说平时前呼後拥，发号司令的人，阶下囚对此类人来说，肯定会比一般人更难受，而蒋公为了光明正大的走，宁愿仍囚於阶下，如此把光明正大的走，看得高於自由的人，要"固执"的履行他那训词之类的仪式，是情理中的事，如此信仰的人，怎么会见到他的一个小小部下杨虎城，而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呢？蒋公本人还在西安事变最血腥（枪杀蒋孝先、宪兵团长等）；最恐怖（蒋公遍体鳞伤，在寒冬早晨，仅穿单薄睡衣，五十余岁的长者，已冻得连素不相识张的卫士也难过得赶快"进衣".[注3]可自称"情同骨肉"的张学良见到此景，不但无半点怜悯之心，反而"心花怒放，虽一夜未眠，但比任行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并派人摄下此一蒋公蒙难的耻辱性镜头，且张学良见到蒋公後，"劈头便说：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注54]逼蒋公让位，欲置蒋於死地，取而代之心，昭然若揭）的西安事变初期，还特地召见杨虎城，以试探杨是否参於西安事变{注27}，说明蒋公本人并不会因见到杨而感到场面极度紧张。（更何况西安事变後期，气氛已完全不同，已没有初期那种血腥、恐怖味，蒋公在血腥的恐怖气氛中，尚能充容的招见杨，怎么会在无血腥味，气氛已大为缓和的时候，反倒见到杨，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呢？怎么能将她人的感受强加在蒋公身上呢？）第二、既是後来连看蒋公日记都否定的张学良，也未否定<训词>，杨虎城也只说过类似"我没有听他的说教，所以他讲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记住"之类的话。

　　笔者在此用比较多的篇幅，考证<训词>的存在，并不是"神化"<训词>.恰恰相反，笔者只不过是想说明蒋公曾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试图用<训词>之类的东西，来德服像张学良、杨虎城等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但是此努力失败了，是蒋公痛失大陆的原因之一，澄清中国现在史中一系列重大问题，解答一系无法解答的问题，复原历史的原貌。

　　第三、<对张、杨训词>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的晨报上，即二十六日下午排板（报社收到<对张、杨训词>这篇稿件时间，不会迟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二十六日上半夜印刷，二十六日下半夜将印刷好的报纸推送至各报摊，二十七日清晨再由各报摊贩卖给读者，即所谓晨报——－清晨发行的报纸。怎么可能经过陈布雷半个月精心编造呢？别忘了半个月後，已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了，又怎么会出现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的晨报上。诚然蒋公的<半月记>（不是<对张杨训词>）经陈布雷整理，那又是在甚么样的情况下请陈布雷整理的呢？蒋公当时已五十馀岁了，五十多岁的人，从一高墙跌下，且伤及脊椎骨，脊椎骨受伤的痛，不是一般的痛，而是"放射性"的痛，且严重影响人体活动，在如此情况下写作，显然只能记下一些主要的内容，字迹、文法、选词、连贯性等都不可能考究，在如此情况下，请陈布雷整理，不能与精心编造划上等号。

　　又如有人说，蒋公的西安事变<半月记>中，一会儿说张学良对他"执礼甚恭"，一会儿又说张说"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显然矛盾，因而认为"由我来干"，是蒋介石为了污蔑张学良有个人野心而编造出来的。但经笔者考证，凡蒋公<半月记>中，人们认为不可信之处，均可在对方有关档案资料中找到证据，就以"由我来干"为例，孙铭九当时在场，孙後来追述："张学良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办法！'"[注54]孙铭九是张的亲信，总不会编造出与蒋介石<日记>中同样内容的话来污蔑张学良吧！

　　再如有人对蒋公<半月记>中的"现在不需八条，只需四条"，以及"乘子文在此，商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正色拒之"……。持怀疑态度，笔者在本文下一节中，详细的引用毛泽东二十一日的四条，以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二十四日所提出的："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这一条……。印证蒋公日记中的"四条"，"商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等等，确确实实是记录张学良的原话，绝对不是蒋编造出来的。"正色拒之"也可在对方的资料中，找到证明，绝对不是蒋编造出来的。

　　笔者同意"读蒋日记悔过"是编造[注54]的观点，但竟究是谁编造出的呢？究竟是谁编造出此故事来做下台阶呢？当时谁需要下台阶呢？是张学良呢？还是蒋公呢？蒋公已成阶下囚（已无阶可下），存在的倒是请上厅堂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下台阶".相反，倒是张学良"擒虎容易，放虎难"，需要从"（下）台阶"走下，为被他囚於阶下的蒋公松缚，再请上厅堂。况且张学良刚说过："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要改口成"准备避开杨虎城，秘密送蒋回京"总要有个借口，张学良又不能说出他从"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转变为"避开杨，秘密蒋回京"的真正原因，是苏联不支持他。看蒋公日记倒是张学良最好的转弯语，张学良巧舌如簧，在蒋公面前编造了他看了蒋公日记，来作为他刚说过的"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改口成"避开杨，秘密送蒋回京"这一改口过程中的转弯语；且巧妙的掩饰他发动西安事变，劫蒋献蒋向苏联遨功，以"遂多年联苏愿望"的原意。当时竟究谁需要"下台阶"呢？还可引用杨虎城作为旁证，杨虽然只囚禁"鸡毛蒜皮"的人物（张学良送蒋公回南京後，曾致电杨，要杨放四人，杨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人物，仍扣押在这里有甚么意示，全放算了。）但是杨放这批"鸡毛蒜皮"的人物也不轻松，不仅要设晏赔礼，还要自掴脸请罪，但这群"鸡毛蒜皮"人物仍不领情，连其中最忠厚的老者，一位已闲赋的军界老前辈，也没有原谅张、杨这类後辈，仍颂打油诗："昨日阶下囚，今日坐上客……。"使杨虎城狠狈不堪。可见当时需要"下台阶"的并不是被张、杨所囚禁的人，反倒是张、杨自己。

　　况且，既是张学良後来改口："罗副官（罗启，原为蒋经国副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调派给张学良作副官，与张熟。）我其实没有看蒋的日记"後，又说："我说看了日记，其实是给蒋一个下台阶。我是看了，但是内容使我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那只是给蒋先生面子的下台阶而已。"[注16]张学良的这一段话，清楚的承认他的的确确在蒋公面前说过他看蒋公日记的话，尽管张学良说："我说看了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面子的下台阶而已。"[注16]从整段话可看出：读日记悔过说的"专利权"，显然属於"好心"给蒋公"一个下台阶"的张学良所有；蒋公只是如实的记录张的这段话，因而"读日记悔过"说的"专利权"并不属於蒋公。

　　笔者认为张学良所说的（日记）"内容我使他更生气"，才是张学良的真心话。治与乱，国家统一与军阀割据，水火不容，不能同时共存於同一个国家内。在谋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现代化过程中，每一项措施，被张等割据势力视为削夺他们的权力之举，而恨之入骨。既使南京中央政府为了未来的抗战需要，计划整编军队，在张学良、杨虎城这类割据们看来，也是别有用心，正如杨虎城惊恐万分的对他的亲信孔从周所说："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注50]又如南京中央政府为了未来抗战的需要，提高军队战斗力（後来事实证明，中央军校学员是抗日中坚），加速军队现代化，而调训干部，张学良私下透露，他最怕蒋公的学生，唯恐东北军年轻军官在中央军校这一熔炉中，陶冶成东北军中军队国家化的带头羊，西安事变期间，李兴中（十七路军军官）收到一封匿名信，该匿名信要李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救出委员长，建千古奇功。张、扬立即就联想出，该匿名信是他们部队中，赴中央军校受训者所为，可见张、杨是多么害怕调训干部。甚至，连"中央"二字，也会严重的剌激割据者的神经，如一政治大学毕业生的回忆录所述：他毕业後，在广西报社谋到一份工作，在一次言谈中，他不经意说了几次中央二字，被白祟禧听到了，白怒发冲冠，严斥责他："你别在我们广西中央前中央後，下次你再在我们广西中央前，中央後，我一定枪毙你。"总之，以祖国统一强大为己任的蒋公，在他的日记中所记载的一定是，使中国尽早统一强大的种种策略，对张学良这类顽固坚持军阀割据者们来说，恰恰是使他不能再搞军阀割据的措施，即张学良所说的"恶布置"、"恶缘"，张怎能不更生气呢？又怎能感动他呢？尽管面对外敌，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有意掩饰此，但今天的历史工作者不正视此，就无法解释民国史中一系问题。只有"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那些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在国家统一几近完成的一九三六年处境，以及认真的考查一下他们在如此逆境下的求存之道。返璞归真，原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并不是神乎其神的这个口号，那个口号，并不是"爱国抗日"、"停止内战"、"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而仅仅只是张学良的求存之道。

　　笔者认为蒋公的日记不可能感动张，并使他侮悟，不是因为张学良後来"反口了".（说实话，笔者对张学良的口述，实在不感兴趣，并在另一文中详细考证张学良的口述实在不可信。）而是根据逻辑规律，像张学良那样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秘密访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以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张学良进入西北後，又要以外蒙古为师，"与苏蒙订立同盟"，把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附佣於苏联，对待祖国领土与主权抱如此态度的人，绝对不可能爱国，因而张学良根本就不可能仅仅读了抗日爱国的文章（不管是蒋公的日记，还是其他文章）而感动得悔悟的。且铁的事实，早已证明此一根据严格逻辑规律推导出的结论正确，九一八前後，全国报纸多少爱国抗日文章，何曾感动过张学良？因而"读日记悔悟"说，绝对不能成立。

　　诚然，在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突然大谈抗日爱国，"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呼"的"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居然也有脸皮侈谈抗日爱国，如此怪现象，更值得人们致细考查张学良的真实行动。若我们将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在午台前种种狂热的抗日爱国表演，与他在幕後种种急不可待的反中央的实际行动认真作一对比，可清楚的发现：当张学良口上抗日爱国叫得最响亮的时候，正是张学良心中"鸿鹄之志"激荡，密谋"肃清蒋系势力"，建立一个属於他自己的"小家庭"豪情亢进的时候，将张学良对外宣传中的抗日爱国，以反蒋反中央代之，即他们的真实计划，将他们真实计划中的反蒋反中央（"肃清蒋系势力"）以抗日爱国代之，即他们的对外宣言。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突然狂热爱国，急不可待的要派白风翔潜回东北抗日，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西安事变前夕，五年多时间，张学良从未派过他的亲信抗日，为什么此时会突然如此的急不可待的要去抗日呢？究竟真相如何呢？让我们借助他们使用的那二套完全不的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这一科学的显微镜与望远镜，来窥视张学良的灵魂深处，将张学良急不可待的派白风翔抗日这一对外说词中的抗日二字，以反蒋二字代之，原来张学良内心，此时正急不可待的要白风翔去反蒋。果然，第二天白风翔根据张学良的命令劫蒋，并惨杀蒋的侄孙蒋孝先，再一次证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只是披上狂热的抗日爱国外衣，来摭掩他狂热的反蒋反中央的"军事阴谋".也再一次证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夕的种种台前言论，一定要用他们使用的那二套完全不的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翻译後，才能揭示出他们的本意。抗日口号喊得响彻云霄的"抗日激进分子"、"狂爱的爱国者"孙铭九、应德田、白风翔……。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西安事变前夕，五年多时间从未抗日；在後来的八年抗战中，更投日叛国的事实证明：他们从来都没有准备抗日，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爱国，这是铁的事实；也是根据严格、严密、严谨的逻辑规律，推导出的科学结论。张学良以及其核心成员的真实行动，绝对不可能违背逻辑规律。任何违背逻辑规律的解释均不能自园其说。西安事变前夕，他们只是用狂热的抗日爱国画皮，来掩盖他们狂热的要"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鸿鹄之志"）的舞台化装术。

　　有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张学良在十四日到十八日间，心理微妙变化。但他们用"心理惶惑，犹豫动摇，而因十七日周恩来来西安後，态度又突趋强硬。"来描述张的此种变化，显然未能揭示张的内心世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初期，对西安事变抱有过高的期望，他们甚至准备十七日"交人民公审"蒋[注20]，以便取蒋而代之，达到"由我张学良来干"[注16]的目的。但要能达到此目的，必须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张心急如焚的盼望苏联支持他们的喜讯，真是望眼欲穿。直到十四日仍未能盼到莫斯利的嘉奖电，这不能不使张开始担忧，正如俗话所说"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可以想象张盼不到俄援时的失望心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能不"惶惑"吗？能不"犹豫"吗？

　　张努力控制自己，苦苦思索退路，不得不将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从原来定位为"十月革命"，调整至"西北大联合"，张将目标调低至他自认为有把握的程度後，反倒踏实些。似乎给人的印象"又突趋强硬".又因张知道苏联大概不会支援他了，总会援助中共吧！因而紧紧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镇定，给中共报喜不报忧。以能稳住中共留在三位一体中，更给人"又突趋强硬"的印象。（第一，中共始终不肯公开三位一体；第二，苏联报纸那样严厉的谴责他，中共会不会为了避嫌而与他划清界线呢？不能不使张担心中共也会像苏联那样抛弃他。事实证明，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中共此时实际上已抛弃他们，单独与中央政府在南京秘密谈判了。[注52]）《西安事件真相》第六章 （3）释蒋的条件？ 与承诺？

　　四、释蒋的条件？与承诺？

　　劫蒋者们究竟要求满足他们哪些条件，他们才释蒋呢？这是西安事变研究中，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不仅劫蒋者们事後的回忆录千差万别。即使他们的正式文件、档案资料，也矛盾百出。先让我们认真的研究分析一下他们正式的文件与挡案资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宋美龄、宋子文一行飞抵西安，张学良对宋美龄说："委员长自被禁後，一直怒不可遏，拒不谈问题，望夫人劝劝委员长。"[注56]可见在此之前，蒋本人没有与张等就释蒋的条件，有过任何商讨。因而商讨释蒋条件最早也在二十二日下午四时之後。在此之前，二十一日晚八时，毛泽东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给中共驻西安的周恩来密电，提出中共所希望的条件。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注57]

　　也就是说，这是中共的最高要价，我们知道，任何谈判，参於谈判的各方，均设方想法使对方降低要价，以能取得各方均能接受的价格。即所谓"经过讨价还价，各方均降低自己的要价，最後商讨出各方均能接受的折衷方案。"可是让我们看看<周恩来文选>中的记载[注58]：

　　<一>，与宋子文等谈判情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乙），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

　　（子），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蒋鼎文、……赶走。

　　<二>，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後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以先发表，宋负责释放；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给多少）。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後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後改组国民党；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辨法；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回南京後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後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若将《周思来文选》这一中共官方正式文件，与中共的另一正式官方文件，即上面提到的毛泽东的密电做一比较，可发现<周恩来文选>中，有关谈判的记录漏洞百出，不合情理。正如上文所说，任何谈判，参予谈判各方，均想方设法使对方降低要价，特别是处於劣势的一方，劫蒋一方既受到斯太林严厉谴责，又受到全中国人民一致声讨，在军事更处於劣势，而要求释蒋一方，挟全国拥蒋之气势，以及得到包括苏联在内的全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在军事上更具绝对优势，在如此不对称的谈判中，处於劣势的劫蒋一方，不可能接接升高他们的要价，甚至能远远超出他们的最高要价。

　　《周恩来文选》中的要价，不仅比中共的最高要价，即毛泽东的四条，在数量上多出一倍半；特别是条文的内容，苛刻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更难以置信的是，劫蒋一方，一方面散布何应钦阴谋炸死蒋，又说蒋公要"先将何应钦赶走。"[注58]，如此挑拨中央军领导核心团结的"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也成了释蒋条件？

　　尤令人费解的是，周恩来文中"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中的我字，众所周知，自苏联严厉谴责西安事变，"是暗藏在张学良身边的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内乱"[注59]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保持第三者姿态。"[注60]此後，尽管张学良一再苦苦恳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但是中共权衡利害，始终未同意。既然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自已漂白，宣称自已是与西安事变无关的第三者，在<周恩来文选>中，又出现"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周恩来此时竟忘了，他是与劫蒋无关的第三者，硬跻身於劫蒋者之列，与要求释蒋一方谈判，索取条件。

　　此外，他们自称："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争主张"[注1]的话音未落，就既要钱（商定多少给多少[注58]），又要地盘（中央军撤离潼关以东，西北交张主持。[注58]）劫蒋一方的其它文字记录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於这些文字记录存在如此多的问题，显然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依据。必须另劈途径，来探究释蒋的条件？好在释蒋是西安事变中头等大事。且由於参於劫蒋的各方，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在释蒋问题上分岐最大，争论得最激烈，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最深。也绐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我们可顺此深刻的痕迹找寻释蒋的条件。

　　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在他们时间充裕，还来得及化装的时候，总要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为了抗日。

　　面对强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正确的方针是忍耻负重，发愤图强。远例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救赵氏孤儿中的忍耻负重；以及韩信的胯下之耻等。倘若越王勾践在处於劣势时，图一时之快，而玉碎，何来复国扬威；救赴氏孤儿也一样，倘若当年公孙杵臼、程婴抱着婴儿"大无畏"的勇撞仇敌，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何来报仇雪恨；韩信当年若不忍胯下之耻，与市井无赖纠缠，两败俱伤，将自己降为市井无赖之列，何来後来成为我国历史上名将。近例如列宁面对强敌德国，不得不签订耻国丧地的《布列斯特和约》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固政权所需的时间。今天的中共不也是宁可将本属於中国的江东六十屯，以及黑瞎子岛一部证给俄国，以换取和平建国吗？（中国今天经济优於俄国倘且如此，更何况一九三零年代，那时的中国经济，远远落後於日本呢！）特别那时，是广大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境况，远远恶劣於今天台风吹袭下的重灾民，甚至南亚海啸中的灾民，水、旱、蝗灾，不绝於中华大地，大批同胞饿殍、冻死於道，惨不忍视，作为当时的政治人物，明知战争不仅不能把强敌赶出国门，（中共与张学良也深知这一点。因而，他们内部商讨真实计划时，张学良明确的表示："特别是立即与日军接触，条件也不成熟，靠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相反，只能使已痛苦不堪的同胞雪上加霜，特别是像毛泽东这类政治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准备与入侵者拼杀。

　　相反，毛因当时的"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祈求："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军占领得越多越好".如此心态下的毛泽东，所设计的抗日只能是：千方百方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实观他"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的战略目标。以能让日军缚住中央军，为他夺取最高权力，创造有利的条件，不惜把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更进步推进战火中，为他火中取栗。（日军也只有陆军的北进派，进攻苏联，夺取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西北利亚资源；以及海军的南进派，夺取南洋的丰富资源；并没有想背上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粮食重担，而吞并中国的计划。）他们有意把水搅混，使常识性的问题，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多少罪恶假正义而行，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少罪恶假抗日而行。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他们再没有时间抹上抗日的浓装，由高崇民、杜斌丞、王炳南、应德田等人组成的设计委员会，提出的释蒋条件是：

　　<一>，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由阎锡山做保证人，晋军驻防潼关，洛阳段；<二>，先释放"七君子"，取信於民；<三>，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并公诸报端。[注63]

　　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们，到底比大不上高崇民等文人，甚至连先释放"七君子"这块薄得不能再薄的摭羞布也不要了，他们的条件更干脆：

　　"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注64]

　　这是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也是张学良梦寐以求的，只是直到二十三晚，中共仍拒绝张一再苦苦请中共公开三位一体的恳求，中共如此不卖他的账，不能不使张做更多的联想，中共有甚么难言之隐，苏联那么严厉的谴责他，是不是真的只是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仅仅只是"应付外交"，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如何？假如苏联希望与中国一道对付日本，就会支持中国在蒋领导下，实现统一而形成力量，以能抗衡日本，当然不会援助他们要求中央军撒出潼关这样的分裂国家之举，若无苏联的援助，"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後，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装备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来自际的援助。"[注65]也成了泡影，无此最低量的援助，即使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张学良也无法在贫脊的西北立足。据西北称雄之梦也破灭了，使张连唯一的释蒋条件"中央军撤出潼关"也不坚持了，转而全力为自己留後路，首先制造舆论"根据南京方面情报，亲日派现在有阴谋，因而有必要使委员长速返南京，以镇压大局。[注68]在这方面张学良是高手，当张要公审蒋时，蒋是"断送整个国家於万劫不复之地"的"自误误国"的"反革命".当张放弃交人民公审，并决定亲自送蒋回洛阳时，"自误误国"的"反革命"，突然变成能镇压亲日派阴谋的抗日领袖，张学良口中的蒋公思想转变，实际上是张自己思想转变过程。

　　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期间，有关蒋公的言论归纳如下：

　　1，"交人民公审"[注14]

　　张向中共邀功："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2]

　　张与他的亲信密谋："蒋介石与共产党十年血海深仇"，是共产党眼中的中国沙皇，代共产党除掉"中国的沙皇"，斯太林心目中"最可憎的人".一定会被视为"中国的十月革命"，而取得斯太林的信任，并"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俄援会沿沿而来，甚至苏联红军会像驻新疆的著名"红八团"帮助盛也才击败盛的所有政敌那样，帮助张击败蒋，从而取蒋而代之，并"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将是这个"崭新时代"的开国元勋。

　　"对内宣布蒋的罪行"：伪造蒋公给他下了不准抵抗的命令，裁赃於蒋，使不明真相的偏激群众，相信蒋公是耻国丧地的民族罪人，而义愤填膺，达到能交人民公审蒋的程度，并能"义正词严"的置蒋公於死地。

　　在此为了让读者更好的认清张学良的真面目，就张学良"特制的小皮包内，所珍藏的"蒋给他的所谓"不准抵抗的密电"真伪，补充几句。假若蒋公不是勇挑时代重担的话，完全可像後来西南孙科政府那样，命令张死守沈阳，这样既可博取抗日美名；又可像他的政敌所诋毁的那样，借日军之手，消灭张学良这个异己，何乐不为呢？九一八後，蒋公给张的第一封密电：

　　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监，中（正）刻抵南昌，接扈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时刻电告。

　　中正叩[注67]

　　蒋公作为全军统率，仍以身作则，奔赴统一中国圣战前线，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到达南昌，当时的通讯工具，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蒋公於十九日才从上海方面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蒋公获悉此恶讯後，心急如焚，立即致张学良"限即刻到"特急电，盼张学良"近情时刻电告"，清楚的表明，蒋公此前未知"近情"，并渴望（"时刻电告"）知道"近情"，且仅仅在他拟该电稿时（十九日晚八时左右），才知"日兵昨夜攻沈阳"，可见张学良於十八日夜请示蒋公云云，不是事实。直到十九日才从上海方面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的蒋公，怎么可能在此前的十八日，他尚未知沈阳发生甚么事的情况下，无端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呢？

　　其次，从蒋公九一八後，给张的第一封密电的内容来看。蒋公虽没有像後来的西南孙科政府那样，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明知像张学良这类拥兵自重的军阀，不会"瓦碎"去抗日，却给张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即刻将中国的内幕，即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没有资格加入国联暴露於外，既让友邦见轻；又助长敌国亡我之气焰的不明之举。蒋公深知当时中央政府的政令不出五省，为了维护中国表面统一，充分考虑张学良这类军阀的接受能力。仅仅给张献计献策："辟之"[注67]，帮助张摆脱内外困境，幻想德服像张学良这类军阀。

　　从蒋公给张的密电的措辞来看，看不出蒋公曾给张学良下过命令：命令张不准做这；不准做那（包括不准抵抗）的痕迹。（顺便提一下，鉴於上述原因，蒋公虽没有下达抵抗令，但蒋公曾特别接见九一八时，唯一奔赴营房履行职务，抵抗日军的东北军军官王铁汉，并表阳他："你做得很好。"[注51]说明蒋公内心是支持抵抗，尽管当时中央军只有胡宗南等为数不多的军队，且已陷入平熄南京中央政府心脏地区叛乱的苦战中，再也无法抽不出兵力与日军作战，但并不表明反对东北军与日作战，倘若几十万东北大军，奋起抗击日军，能把小小日本拖在东北，使之无力侵犯南京中央政府当时控制的五省，我想没有一个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会反对的，甚至连汪精卫也亲自北上，游说张抗日，真是求之不能，怎么会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呢？）此外，人们还可从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十九日的行程，来分析蒋公究竟甚么时候知道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十八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奔赴统一祖国的圣战前线。十九日抵达南昌後，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

　　蒋公随即改变原定行程，决定回南京。可明显的看出：蒋公决定不再去江西前线，而回南京的时间，是蒋公知道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的时间。蒋公究竟甚么时候决定不再去江西前线呢，而回南京呢？显然该时间不是蒋公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的十八日，也不是沿江西行途中的十八日晚与十九日晨。倘若沿江西途中的十八日晚与十九日晨，蒋公知道八一九事变，蒋公中途就返南京，不可能抵达南昌了。

　　且南京中央政府有完整的挡案，严肃的军令，更有完整的顺序号、防伪密码，以及极严格的收发程序，不是想伪造就能伪造的，想否认就能否认的。

　　中共学者经多方努力，始终也找不到蒋介石曾给张下达过不准抵抗的命令。这一系列的事实证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期间，用裁赃的方法，硬要把蒋公打成耻国丧地的民族罪人。使西安地区不明真相的偏激群众，"义愤填膺"，再假他们之手，置蒋公於死地，代共产党报"十年血海深仇"，取得他们的好感，以能加入共产党，并"释苏前嫌"，从而得到苏联的援助。还可看出：张学良此时裁赃於蒋公的所谓不准他抵抗的密电，只是张学良用他自己的电报终端机打出的，只有他们所需的文字。而无正确的南京中央政府密电顺序号，以及其它的防伪密码，经不起有关专家鉴定的伪电。（张学良始终不敢把他那"当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珍藏於特制小皮包内的蒋介石给他的不抵抗的命令。"[注21、22、23]拿出来让有关专家鉴定真伪。）张学良连极严肃的军令也能编造，还有甚么其它事不能造呢？张等此时尽其所能，煽动西安地区偏激民众仇恨蒋，使他们义愤埴膺，达到能"公审蒋"的程度，一旦接获莫斯科的嘉奖令，即以蒋头来祭他们的革命大旗，而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注33]

　　"对外宣传八项主张"（对外指西安广大群众及全国媒体）以激烈的抗日言论，如"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张学良将东北"大帅府"中的钱，以及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宁愿送给日本人，也不愿搬入内地，为御外做准备，既已耻国丧地，仍有脸豪逛欧洲，张旅欧八个月，每月耗费四十万元，而当时中央军一个师一月的军费才约十万。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又托外国人将他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巨款，转移至国外，如此耗费国财，仍有脸侈谈有钱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和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张学良的核心成员"激进的抗日分子"孙铭九等均投日叛国，如此群类也能厚着脸皮侈谈抗日，竟有人相信，真是不可思议。）等动听的抗日言论，掩饰他们篡国篡权的阴谋。

　　2、扣蒋做人质张学良原以为劫蒋除蒋向苏邀功，一定会取得苏联信任，可苏联对张献上的此殷勤，不仅不屑一顾，反而严厉谴责。"交人民公审"蒋，对张学良来说，已完全失去意义。张当然不会为了毛泽东去除蒋的，所以此後尽管中共一再要求张除掉蒋。[注29、32、35、37]张反复向中共解释："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注43]如要钱有饯，"与张商定多少给多少"[注60]；要地有地，"他（指蒋公）暗示可将西北及红军问题日後交我（指张）处理。"[注69]

　　张对他的亲信：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潜台词是你们何必要杀蒋呢？留蒋做人质，你们可向南京勒索你们所想得到的一切。

　　张对西安民众：又编造了"自端纳来後，蒋介石的态度有了变化，他从宋美龄托端纳带给他的信末，说南京是'战中有战'[注7]（又书为'戏中有戏'）中，省悟到危害他的不是张、杨，而是何应钦。因此，他开始允许西安方面和他商谈抗日问题。"[注70]"蒋介石这时的态度事实上也已远非此前之强硬。"[注71]用抗日的词汇来掩饰他们要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以能据西北称雄。张编造的这些"原因"与"结果"，根本就不值一驳。首先张说："他（指蒋公）开始允许西安方面和他商谈抗日问题。"[注71]张学良与中共真的要谈抗日问题吗？

　　中共要抗日吗？正如曾当过毛泽东私人秘书的李锐先生後来著文所说，毛洚泽东教育全体中共党员认清："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注61]显然毛泽东的中共，是不会为了蒋介石的中国去抗日的。所以早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蒋公就派邓文仪与中共谈抗日问题，且条件相当优厚，既不要中共改制改编，又给中共军械军饷，让中共出绥远抗日。但被毛泽东以"满纸联合抗日，实际上拒绝我们的条件"拒绝了，毛译东的中共所要的条件是甚么呢？请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共产国际的密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是青海、甘西、宁夏……一带。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它见到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能自动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後攻取（此一地区内的）坚固城寨".毛泽东的中共根本就不关心抗日，他们所热衷的是从青海、宁夏地方政府手中，夺取这些地区。即使中央军撤出西北後，他们还要在西北地区发动内战。直到完全占领该地区。毛泽东关心的是唯一事情是夺权，何来真正抗日问题可谈。

　　张学良真的像他们台上表演的那样，"巳急不可待"，早日"拼此一腔热血"，只须像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谒蒋聆训时所说的那样，将他手下那些，已"急不可待"的"激进的抗日分子"，分批派回他们各自的东北老家打游击即可，何须发动西安事变！

　　更何况张学良在他们内部商量真实计划时："立即与日军接触，条件也不成孰。"此外，张学良本人在日军面前的表现，以及後来八年抗战中，孙铭九等投日叛国的事实都表明，以如此群类为核心的群体，根本就不可能抗日。他们关心的是："尽撤入陕之兵，西北交张主持。"其它一切他们均不关心，因而才有"其它一切……抗战筹备……均循先生（指蒋公）预定方针前进，御侮大业可速就"[注40].这说明他们既不关心抗日，又早知蒋公预定的方针，是可使御侮大业速就的良策，何来的抗日问题可谈呢？

　　其次，张学良编造的："他（指蒋公）省悟到危害他的不是张、杨，而是何应钦，因而态度转变。"更不值一驳，蒋公始终信任何应钦将军，随後的八年抗战中，一直任命何要职，特别是抗战胜利後的南京受降盛典，蒋公委托何应钦将军主持。说明了蒋公深知何将军在敌强我弱的困境下，为了减轻战火给同胞带来的苦难，忍辱负重与敌人周旋，被不明真相的人，污为媚日的冤屈。让何将军主持南京受降盛典所带来的荣誉，弥补他多年所受的冤屈。足见蒋公对何知之之深，根本就不存在怀疑何在西安事变期间危害自己的问题，张学良如此搬弄，更见其伪造品低劣下可信。

　　张学良在蒋公面前，又巧舌如簧的说他看了蒋公的日记，知道蒋公早准备抗日，错怪了蒋。早知此，就不会发动西安事变了，来掩饰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劫蒋除蒋，向苏联邀功，以能取得苏联的信任，"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以能在苏联大力支持下，"缔造一个崭的时代。"[注33]达到"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的目的。

　　是不是蒋公真的像张学良对西安民众所说的："自端纳来後，蒋介石的态度有了变化，他从宋美龄托端纳带给他的信末，说南京是'戏中有戏'中，省悟到危害他的不是张、杨，而是何应钦。因此，他开始允许西安方面和他商谈抗日问题"呢？还为张学良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与到西安的宋美龄的谈话内容所否定，张对夫人说："委员长自被禁後，一直怒不可遏，拒不谈问题。"[注56]张学良的这段话清楚的告诉世人：蒋公从十二日晨被劫持，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四时，都"一直怒不可遏"，且"拒不谈问题"，态度始终如一，并没有变化。张学良此类伪造，不足为奇，张学良的话本来就不可信。

　　3、无条件释蒋[注72、73、74]

　　张学良从有条件释蒋（"尽撤入陕之兵"），转变为无条性件释蒋[注72、73、74]的真正原因，是他一再苦苦哀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可中共直到十二月十三日晚，中共仍拒绝他的恳求，使他对据西北称雄完全失去信心，更省悟到，中共封他的所"西北大联合"的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只不过是给他戴了一顶纸糊的高帽，其实中共并他学良当一回事，他这个政府首席，军队统帅，连一再哀求尊他为统帅的部下（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也做不到。如此被人玩弄，再玩下去，不但捞不到任何好处，且孙蔚如的："放出蒋，把张学良扣起来。"[注75]每分钟都可能成为现实，到那时连命都不保，惊恐到了不能入睡的程度，以致直到送蒋公回洛阳後，才能在洛阳呼呼入睡。[注49]

　　张学良当然不会把他自己思想转变的真正原因告诉他人，张又制造舆论，使他人相信张如此改变是有道理的，如"根据南京方面的情报，亲日派现有阴谋，因此有必要使委员长速返南京，以镇压大局。"[注66]"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著是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後要拥护他做领袖，使他能保持威信和尊严……，不致对我们再存戒心。"[注76]"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会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战，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说时，他的感情十分激动。"[注76]张为甚么会如此激动呢？这是因为每当张学良问中共要苏援时，中共主张"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倒认为张要求有些过左"[注68]；但当张真的准备和平解决时，中共又把他的条件从二十一日的四条[注57]，增至二十五日的十条。[注58]并说"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奠定胜利的基础"[注77]，使张进退失据。此时，张真後悔轻信中共的"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又庆幸没有完全听信中共的，"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而对蒋取断然措施，真不知如何收场。张连通知一下周恩来都感到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送蒋回洛阳。

　　再让我们回顾一下释蒋过程：

　　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宋子文，宋美龄一行飞抵西安。

　　二十三日上午，正式就释蒋问题进行谈判。

　　此时，张仍未放弃据西北称雄，一方面挟中共自重，（张学良一直都宣称他与共产党无关[注55]，可此时张学良一反常态，公然在宋子文面前说周恩来来到西安，妄图以中共为筹码，）以能从南京方面取得有利的条件。如"尽撤入陕之兵，西北交张主持"；另一方面又挟蒋自重，（张学良在中共面前吹嘘："蒋暗示，已将西北与红军问题交给我张学良全权负责"[注69]以增身价，）要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仍希望通过中共这一中间渠道，得到苏联援助。可中共二十三日晚电张，仍拒绝公开三位一体，张据西北称雄梦彻底破灭，张深受刺激，转而全力为自己留後路。杨虎城也受中共拒绝公开三位一体的刺激，附和张。即"张、杨、宋（子文）都急望此事（释蒋）速成。"[注78]每当张向中共要苏援时，中共说张要求"太左"，应和平解决有关问题，但当张真的准备和平解决时，中共又於二十四日晚电示他们："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奠定胜利的基础。"[注77]杨虎诚转而附和中共的意见[注80]，但张对中共如此节外生枝，"不以为然。"{注77]张学良与杨虎城在释蒋问题上，激烈争论。[注77]即张主张无条件释蒋[注72、73、74]，而杨主张有条件释蒋。

　　二十五日晨，张决定单方面无条件护送委员长回京。[注79]"张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後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注79]

　　二十五日上午，张把自己简单的行李交给端纳，要他不要声张。[注72]蒋不肯化装潜行，宋子文於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半，入新城杨虎城宅疏通。宋子文此时访杨，会至诚的劝告杨虎城，张学良已在委员长面前表尽忠心，现一切准备就绪，即刻由他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马上就出发，他人多个势众，要如此蛮干，你也奈何不了他。且国不可一日失重心，现委员长被扣於此，南京乱成一团，全国人民均急切的盼委员长回京了此乱局。你如再不同意，就犯众怒了，何必陷自己於众矢之的危境呢？不如卖个人情，一起送委员长上机吧！我是来给你通风报信的，必须马上回去，你也立即准备一下，即刻去张处送委员长吧！

　　再加上张学良在用其它方法劝杨无效後，不得不至诚的对杨说出他的担忧："现在不走不行了啦！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注80]同病相怜的杨虎城，不能不有此同感。杨虎城手下二员主将，一员冯钦哉，早已通电全国，宣布效忠中央；另一员主将孙蔚如，也早就提出反政变"把蒋放了，把张学良扣起来。"[注75]显然，也不能期望孙为杨卖命与中央为敌，其他如沈玺亭、唐得楹已投向中央，民团也纷纷宣布效忠中央。转赴外地的西北名流，如于右任、张钫进住潼关，调动一大批与西安官兵关系深厚，且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如马青苑、李藩候、王宗山、王亮成、宁武……以及东北名流齐世英带领"东北协会"进驻潼关。[注74]做西安官兵的工作，他们或亲自潜回西安，或派他们的亲信潜回西安，策动西安地区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官兵，反戈一击，效忠中央，并从事营救工作。已在西安的不满杨的人士，也均在磨拳擦撑，伺机而动。如西北原将领张鸿达，就巳联系上他昔日的部下沈玺亭、唐得楹密谋救出蒋，取杨而代之。李兴中也收到匿名信：要他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救出蒋，建千古之奇功。杨渠统也潜回西安，密谋救出蒋。[注75]杨虎城多扣蒋一分钟，就给这些人物多一分钟救出蒋，建千古之奇功的机会。其实杨虎城也已"草木皆兵"，甚至怀疑宋文梅也要起兵造反的程度。[注88]杨虎城同意无条件释蒋，与张学良一样，完全是迫於形势。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张比杨更怕死，更感受到危机四伏，孙蔚如的"把蒋放了，把张扣起来。"[注75]时常在张耳边迥响，张学良原以为劫蒋献蒋，向斯太林邀功，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援助，便可达到取蒋而代之的目的。始料未及的是他劫蒋後，却为不少人创造了劫张献张，救出蒋，向南京邀功，建千古之奇功的机会。反倒将他自己置於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而惊恐万分，到了不能入睡的程度，（[西安的]张学良公馆的外围由手枪营站岗，里边是卫士站岗，公馆共有六十名卫士，都是尉级军官，有八名副官，都是校级军官，副官之上是副官长谭海少将。"[注9]可见张是多么怕死，怕他人像张自已劫蒋一样劫张。）以致送蒋回洛阳後，才能呼呼入睡。[注49]而杨则更担心自己的地盘陕西中央化，更加坚持只有中央军撤出西北後，才能释蒋。但是现在的形势已不允许杨再坚持下去了。宋子文已给他搭好了台阶，他是顺着此台阶体面下台呢？还是甘心做丑角，且陷自己於众矢之的的危境呢？杨是明白人，宋离开後，杨即刻叫他的老婆为他准备衣帽，赶赴张处送蒋，请看看走访几十位西安事变亲历者的大陆作者，描述杨此时的心情："你（指杨的老婆）想不通，我（指杨）更想不道通，东北军已不稳（随时都可能反戈一击，其实岂只东北军不稳，杨的十七路军也同样不稳，沈玺亭、唐得楹、张鸿达等随时都可能持枪指着他，）张学良坚持释蒋，宋子文又哀求不已，我若再不松口，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宋离开新城杨宅後，杨稍整理一下衣帽，即刻赴蒋住处送行，杨到达张宅的时间是下午二时许。即从宋子文於下午一点半，从张学良宅赴杨宅疏通，说服杨同意无条件释蒋，并使杨於二时许赴张宅为蒋送行，总共不到一小时。可见到了二十五日，对於张、杨来说，已危机四伏，他们实在再没有本钱坚持下去了。此时张学良（包括杨虎城）的处境，是局外人很难体会到的，张学良的"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固然在某种程度，反映张的处境，尤值得人们细心领会的是：张学良直到送蒋公至洛阳後，才能（在洛阳）呼呼入睡。[注15]张学良"威劫主帅"，犯下了弥天大罪，正如张学良本人所说："我决定陪蒋先生到南京，那我是早就打定的主意，就是叫南京政府把我整瘪了就是了，我真的是去死呀！我後事都准备好了。自个儿说，要是我的部下这样对待我，我早就把他整瘪了，早就把他枪毙了。"张学良赴洛阳，是入"虎口"，张学良居然到这个"虎口"才能安然入睡，可见张学良当时感到西安比洛阳（这个"虎口"）更可怕，更令他胆战心惊，他可以劫蒋除蒋，向苏联邀功，以能在苏联支持下，实现取蒋而代之的目的。西安地区的其他人士，也可以劫张除张，向南京邀功，达到取张学良而代的目的。孙蔚茹的："把蒋放了，把张学良扣起来。"使张感到他宛如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而惊恐万分，是张无条件释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张学良是擅长做"秀"的，哪些是张的"秀"，哪些是张的真情流露，极不易分，捕捉到张学良真情流露的镜头，对於了解张内心世界很有帮助。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许，杨虎城与张一齐乘车送蒋赴机场。蒋公、张学良、宋美龄及谭海共乘一车，谭海与张学良坐前排，蒋公与夫人坐後排。宋子文、瑞纳与杨虎城乘另一车[注73]，驶往机场。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飞机起飞，飞赴洛阳。约十分钟後闻讯赶到机场的周恩来等，所见的是"机去人杳。"[注80]

　　笔者既不同意那种认为蒋公私下承诺六项条件，以换取恢复他个人自由的贬蒋的观点，（这是因为蒋公不是没有恢复自由的途径，如只需换一套没有委员长特征的衣服[即潜行]，与张学良同乘一辆车，行至张部，即可恢复自由，何必另向杨承诺六条）；也不同意那种认为是蒋公伟大人格感召，使张德服，而释蒋的褒蒋的观点。因为这二种观点，均衍生出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其它问题。（如张学良晚年就说："我说看了日记，其实是给蒋一个下台阶，我是看了。但内容使我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那只是给蒋先生面子的下台阶而已。[注74]）笔者在<张学良释蒋是迫於形势？还是德服？>一文中，详细探讨张释蒋的原因，并对宋子文、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所的作用，做了恰如其份的评价。

　　张学良一方面非常秘密的准备释蒋，另一方面又玩弄他的手下，仍委托设计委员们开会研究出对西安方面最有利的释蒋条件。"二十五日下午三点钟，设计委员会开会研究应该提什么条件才能放蒋走，正在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忽然听见天空响起一阵响声，接着接到张副司令公馆来电话，说蒋介石、宋美龄等巳坐飞机走了，张副司令也陪他们一齐去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好像晴天霹雳，震得大家耳聋目眩；又好像一盆冰水，浇得大家浑身颤抖，会不开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杜斌丞说：'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天地间竟有这种事，'说完向床上一躺，双手抱头，不言不语。申伯纯含着眼泪激动地说：'既然已经走了，就算是吧！'"[注81]另一些委员们，或"捶胸顿足的流泪"，或"呼天嚎地的痛哭"……。这些记录告诉世人：在此以前，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们劫蒋後，直到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这些设计委这些设计委员们所研究出的种种释蒋条件，均未被对方接受，因而他们此时才重新开会，商讨出既对他们有利，又能被对方接受的条件。倘若在此之前，他们的条件巳被对方接受的话，他们此时根本就没有商讨释蒋条件的必要，（也从侧面告诉世人：他们的所有宣传品中的所谓释蒋条件均为一面之辞。）更不会"捶胸顿足的流泪"，"呼天嚎地的痛哭。"而是在举杯庆祝他们的革命胜利，至少也会像于文俊那样，在戏院里一边看戏，一边回味他们革命胜利的馀兴。（于文俊完成枪杀王以哲这一伟大的革命任务後，尽管刘多荃早已扬言要杀回西安为王报仇。但于文俊仍能在戏院里，回味杀王的馀兴，以至要刘在戏院里抓到他。）显然在"忽然听到见天空响起一阵响声"之前，他们的条件均未被对方接受。当然了，他们是不甘心如此释蒋的。他们正在讨论中的释蒋条件，也成了他们的遗恨。因而，亲共的作者们，设计出如下绝妙的情景，让他们的遗恨得以实现。"当时飞机场上，有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批人本是等候欢迎在绥远作战的傅作义将军的，但是蒋介石以为是对付他的。他恐怕群众出来闹事，就急忙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放心，假如以後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重复遍：

　　<一>、明令中央军入关之部队在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辨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全责。"[注81]

　　仅仅只有出现以上情景，他们的遗恨才能实现。以上情景能出现吗？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十分钟後，闻讯赶到机场的周恩来，所见到的是"机去人杳。"[注80]既然"人杳"当然就不存在一、二千学生与群众的队伍，另据张学良秘密派去机场准备飞机的周文章事後说："假若机场上有送客者的话，恐怕只有他一人。"[注15]且张此次送蒋正如他自己所说"小心"[注78]兼绝对保密，连孙铭九这样的亲信，张都不让他知道，更不会允许闲杂人员进入机场，因而机场内有人群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第二，蒋乘第一辆车，而杨乘第二辆车，以当年汽车的噪音，蒋不可能与在另一辆车上的杨做如上交谈；第三，蒋公根本就不可能如此熟练的背出杨虎城等事後编造出来的六项承诺，杨等编造出的以上六条，甚至被中共否定了，中共也公布了他们的所谓六项承诺：

　　<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的军事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它具体的救国辨法。[注82]

　　若将中共所谓的"六项承诺。"[注82]与杨虎城的所谓"六项承诺"[注81]，做一对比，怎么看也看不出是同一批人商讨的结果。因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各自的所谓"六项承诺"，是他们事後根据各自的需要，编造出来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杨虎城的六条，是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後，"张少帅无条件释蒋并亲自陪送的消息传来，比西安事变带来的震撼更大，冲击更强……。

　　闻讯皆惊愕惶恐，感觉受了张学良的欺骗愚弄，有的人蒙头大哭，有的人破口大骂……，群情激愤。"[注72]杨虎城面对此群情激怒的困境，第二天清晨，赶忙找周恩来商量对策，他们商量出编造一份蒋已满足他们的要求的文件，来安抚那些"激愤"的部下。关键时露了馅，尽管周恩来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但巧媳难为无米之炊，"由於此前（指二十六日前）与两宋的谈判并无任何文件与记录，归纳成文字，成了一件颇为复杂的事情。"[注82]根据大陆著名学者杨奎松先生考证：周恩来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归纳"出如下"五条"：

　　（子）仃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

　　（丑）改组南京政府。

　　（寅）联合各党派抗日，仃止剿共。

　　（卯）释放爱国领袖，保障民主。

　　（辰）改变处交方针，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注82]周恩来绞尽脑汁"归纳"的以上"五条"，仍未能满足激愤的"激进分子"们的胃口，以致要根本就没有参与会谈的杨虎城秘书王菊人，将周恩来所"归纳"的"五条"修改成更能满足那些"群情激愤"的"激进分子"们心愿的六条会谈"结果"，希望能籍此来平熄那些因张学良无条件释蒋，所带来的"比西安事变的震撼更大，冲击更强……。闻讯皆惊愕惶恐，感觉受了张学良的欺骗愚弄。"而引起的"群情激愤"，并於二十七日登在西安的《解放日报》上。

　　中共的六条，也因周恩来"归纳"上述"五条"，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以致要根本就没有参与会谈的毛泽东，代周恩来"总结"出另六条会谈"结果"，并於二十八日公布[注82]，以能鼓舞革命士气。

　　从此一同一次会谈，三种不同的会谈结果的的出炉过程，可清楚的看出：第一，尽管周恩来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总结、综合、概刮能力极强，但面对"并无任何文件与记录"[注82]的实际情况，"归纳成文字"时，遇到巨大困难，致使周恩来"归纳"出的上述五条，既不能满足杨虎城的心愿；又不符合毛泽东的要求，反倒要根本就未参与会谈的毛泽东、王菊人，来捉刀代笔，为这位著名的谈判高手周恩来，"总结"出"六条"谈判"结果".

　　有人为他们辩解，说甚么：由於周恩来碰到"与两宋的谈判并无任何文件与记录"的实际情况，"归纳成文字""成了一件颇为复杂的事"，致使周恩来"归纳"出的上述五条，"未能准确概刮二十五谈判的成果。"而杨虎城的六条，与中共的六条更能"准确概刮二十五日谈判的成果。"如此辩解合理吗？从未参加会谈的毛泽东以及杨虎城的秘书城王菊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并无任何文件与记录"[注82]的谈判进程，怎么能"总结出更能准确概刮谈判成果的六条谈判结果"呢？更何况持的观点的人，置周恩来的总结、综合、概刮能力於何处？

　　因而与其说毛泽东以及王菊人"总结出更能准确概刮二十五日谈判成果"的"谈判结果"，不如说是毛泽东以及王菊人更知道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需要，因而能讲出更能符合他们的需要的安抚他们部下的话。即他们的六条，根本就不是蒋的六项承承诺，而是毛、杨根据他们的需要，或为安抚他们部下，或为鼓舞革命士气，而编写出的宣传资料。

　　第二，这就是被不少西安事变研究者奉为"经"、"典"的"蒋的六项承诺"，当那些西安事变研者顺手引用此"经"、"典"时，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引用的"经"、"典"，竟是从未参加会谈的人毛泽东以及杨虎城的秘书城王菊人，或为安抚他们部下，或为鼓舞革命士气，而编写出的宣传资料。

　　第三，此一事实还证实：不仅"蒋的六项承诺"不可信；甚至"与两宋的谈判也无任何文件与记录。"[注82]

　　《周恩来文选》中二十五日与二宋的十条会谈结果，更是周恩来事後编造的，且周恩来将同一次（二十五日）会判，编写出二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即二十六日中午致中共中央电的五条，与《周恩来文选》中的十条。

　　笔者甚至怀疑周是否参与会谈，这是因为自苏联严厉谴责西安事变，"是暗藏在张学良身边的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内乱"[注59]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保持第三者姿态。"[注60]此後，尽管张学良一再苦苦恳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但是中共权衡利害，始终未同意。既然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自已漂白，宣称自已是与西安事变无关的第三者，周恩来不会忘了，他是与劫蒋无关的第三者。既然是第三者，他又以甚么身份参与会谈呢？

　　从蒋公《半月记》中的"现在不需八条，只需四条"，以及"乘子文在此，商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等可看出，蒋公只知"八条"，"四条"以及"一、二事"，从未听说过"六条"这二个字；中共的记录中，也只有二十一日晚上，毛泽东致电给周恩来所提出的"四条"[注57]；东北军方面的正式记录，也只有十二日提出的"八条"，二十三日下午，设计委员会所提的"三条"[注63]；以及二十四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所提的"二条"[注64]即直到张学良亲自送蒋公回洛阳前，三方挡案资料中，所有有关条件的文字，只有"八条"，"四条"，"三条"，"二条"，从没有出现"六条"这二个字，更不要说条文内容。

　　退一步说，倘若有承诺的话，也不会超十二月二十四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所提的二条。[注64]劫蒋一方不可能在处於劣势的情况下，能节节升高他们的要价，从二条增至六条。

　　即既是存在"当时飞机场上，有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批人本是等候欢迎在绥远作战的傅作义将军的，但是蒋介石以为是对付他的。他恐怕群众出来闹事"的情景，蒋也只可能"急忙答应"二十四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所提的二条。

　　请亲共的学者不要"神化"蒋介石，蒋介石是人，不是神，他在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於二天後的二十七日，为安抚他们部下，根据周恩来二十六日中午，归纳的"五条"，所编写出的"六件".

　　中共正式文件中，虽然详细记录了释蒋条件，但是正如中共自己所说，全国形成了"盲目的拥蒋浪潮。"[注37]以及"张学良背上了比九一八更大的黑锅。"[注37]根据常理，背上比九一八更大黑锅，即全国一致声讨下的劫蒋一方，在与挟"全国形成盲目拥蒋浪潮"之气势的要求释蒋一方谈判过程中，不可能节节升高他们的条件，从二十一日晚上八时，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四条。[注57]增至二十五日的十条。[注58]且正如中共自己的记录："二十五日下午，周恩来再度主持有关会议，就此进行讨论，多数意见赞同中共中央的观点，周根据此又去通知张学良，但通知未到，张已亲自送蒋、宋、宋飞往洛阳。"[注77]

　　不难看出中共正式文件中的记录，不是欠缺科学性，就是还未用上，张学良已避开中共秘密送蒋回洛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任何条件均只能认为是他们单方面构思。

　　相反，蒋公的日记中，虽然有关释蒋内容记录简略，但均能在对方资料中得到印证。如"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注83]与二十一日晚上八时，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四条[注57]相符。又如"张又来见，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注84]与二十四日晚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高级将领所提出的"中央军撤出潼关"[注64]相符。"正色拒之"[注84]，也与张的："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了。"[注72]而无条件释蒋[注72、73、74]相符。

　　如前所述，要探究竟释蒋条件，不能寄托在档案资料上，因那些档案资料实在缺乏科学性。必须另劈途径，好在释蒋是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头件大事，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使学者们可顺此深刻的历史痕迹，找寻释蒋条件。如：

　　"这一幕出现得如此仑卒，以致少帅无条件释蒋并亲自陪送的消息传来，比西安事变带来的震撼更大，冲击更强……。闻讯皆惊愕惶恐，感觉受了张学良的欺骗愚弄，在两方还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无端放走蒋介石，因而群情激愤，有的人蒙头大哭，有的人破口大骂……。原来张学良是私做主张释放蒋介石的，除却张学良，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有条件释蒋。"[注72]

　　又如："西安方面恐怕只有张学良一人主张无条件释蒋。"[注73]

　　再如：大陆中共官方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张魁堂先生的著作中，"其实，西安方面只有张学良主张无条件放蒋。"[注72]

　　以及"张学良无条件释蒋决心已定，无可挽回。""如果说张学良无条件释蒋是为了顾全大局还在情理之中，那么张学良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令人大惑不解了。"[注74]

　　"问：看来，'三位一体'尚未‘一体'商定放蒋的保证条件，张学良就独自一人决定放蒋了？

　　答：实际上，可以这么说。"[注54]

　　"捉蒋是我们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学良一人干的，不能由张一人作主，想放就放，不能让张学良无条的释蒋。""除了张学良一人之外，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保证，不能放蒋。"……。

　　以上引自大陆学者，限於他们的处境，他们不得不迎合中共。如"西安方面恐怕只有张学良一人主张无条件释蒋。"[注72、73、74]应改为西安事变策划者中，恐怕只有张一人主张主无条件释蒋。这是因为西安地区的广大民众闻蒋被释，高兴到放鞭炮狂庆，甚至喜泪直流。[注33]显然那些闻讯蒋公被释而放鞭炮狂庆，以及喜泪直流的西安地区民众，是希望早日释蒋的，他们绝对不会索取条件，索取条件的只是绑匪或曰西安事变策划者，绝对不是西安地区广大群众。

　　以上事实，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不顾"群情激愤"，"在两方还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甚至"设计委员会正开会，研究应该提什么条件才能放蒋走，正在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忽然听见天空响起一阵响声"，张学良"私做主张"[注72]"一人作主"[注73]，"无端放走蒋介石"即张学良的的确确是无条件释蒋。[注72、73、74]

　　其实，释蒋过程早已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的的确确是无条件释蒋的，只是人们不能很好的利用这些资料，而热衷於追逐戏剧性热闹情景。如：二十四日晚，杨与张在释蒋问题上激烈的争执，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有明确记述："因蒋离陕问题，良同虎城发争论。"此一事实充分的证明，直到二十四日晚，杨与张在释蒋问题上激烈的争执时，蒋公仍未许诺杨所希望的条件，使杨因所要求的条件未能满足而与张争执，倘若杨所希望的条件已得到满足，杨何须与张在释蒋问题上激烈的争执。

　　二十四日晚，杨与张在释蒋问题上激烈的争执後，至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这段时间，蒋公有无许诺杨所要求的条件呢？再看看以下释蒋过程。

　　二十五日晨，张决定单方面无条件护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注79]以上事实清楚的告诉世人：直到二十五日晨，蒋仍未承诺杨所要求的条件，所以张才会想出潜行"妙计".

　　二十五日上午，张把自己简单的行李交给端纳，要他不要声张。[注72]蒋不肯化装潜行，直到二十五日十二点半过，张通知蒋氏夫妇："飞机已准备，然一切尚未决定。"清楚的告诉世人：直二十五日十二点半过，蒋仍未诺杨所要求的条件，因而"一切尚未决定".

　　最後经张学良至诚的说出他的担心："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同病相怜的杨虎城，不能不有此同感。杨虎城原以为劫蒋，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始料未及的是他劫蒋後，却为不少人创造了劫杨献杨，救出蒋，向南京邀功，建千古之奇功的机会。反倒将他自己置於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在西安的不满杨的人士，均在磨拳擦撑，如西北原将领张鸿达，就巳联系上他昔日的部下沈玺亭、唐得楹密谋救出蒋，取杨而代之。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重要将领李兴中也收到匿名信：要他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救出蒋，建千古之奇功。杨渠统也潜回西安，密谋救出蒋。[注75]杨虎城多扣蒋一分钟，就给这些人物多一分钟救出蒋，建千古之奇功的机会。也给杨自己多一分钟被取他人取而代之的危险。其实杨虎城也已"草木皆兵"，甚至怀疑宋文梅也要起兵造反的程度。[注88]杨虎城与张学良一样，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於最後一刻同意无条件释蒋，即直到二十五日下午二点半，杨虎城同意无条件释蒋时，杨所希望的条件仍未获满足，"爱国抗日"说，无法解释此一释蒋过程。

　　另据宋子文日记，张学良要枪毙杨虎城，说明直到张学良要枪毙杨虎城那一刻，蒋公仍未许诺杨所希望的条件，而杨虎城坚持索取条件，因而张学良才想出了用杀人的方法来解决此矛盾，证实直到张学良要枪毙杨虎城那一刻，仍不存在所谓六条承诺。此後会怎么样呢？张学良甚至宁愿枪毙他的同党杨虎城，也要迁就蒋，如此张学良能为了他要枪毙杨虎城，而得罪他要负荆请罪，亲自送回洛阳的委员长吗？能威逼他要负荆请罪，亲自送回洛阳的委员长，来满足他要枪毙的杨所要求的条件吗？

　　张的的确确是无条件释蒋的，还可从杨虎城以下谈话中得到印证，杨虎城後来在他们内部，有一段内容非常深刻的谈话："这次西安事变之不成，完全在於当时日本与苏联都在拉南京，苏联已经比日本先了一步，因此它力主中国应在蒋的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援助西安之举，这是西安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注82]杨虎城这段内容深刻的谈话，值得认真研究，此谈话至少提示我们应很好的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西安事变不是抗日迟、早之争，而是国家统一与军阀割据之争，力主中国统一的"它"（苏联），当然不会援助他杨虎城与张学良所发动的西安事变，要求割据西北这样的破坏中国统一之举，而导至他们的革命义举不能成功；第二、他们并不是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与蒋谈判上，即他们并不是想通过"兵谏"达到立即"抗日"的目的，而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苏联的援助予否，才是他们"革命义举"成功的关键，间接的承认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并不是"兵谏".而是寄全部希望（即关键）於苏联援助的"革命"，即夺权（按毛泽东的定义，革命问题就是政权问题）；第三、杨虎城承认他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失败了，即他们的各种条件并没有获得对方接受。

　　此外，宋子文随後的仕途，辅证了张学良迫於形势，而不得不无条件释蒋。[注72、73、74]大量事实证明，蒋公对於在他最困难时，出现使他摆脱困境的情景，印象极深，对帮助他摆脱困境的人，也尽力报答。著名的例子如陈赓曾背负蒋公撤出一次战斗，後来陈赓在上海中共特科，杀害大量无辜，可算罪恶累累。陈赓被政府抓住後，蒋公亲自劝降，劝降失败後，竟暗示陈逃跑，即实际上放陈走，显然蒋公此举，是为了报答陈曾背负他撤出那次战斗。像蒋公这样性格的人，倘若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张释蒋是因为宋子文与张讨价还价的结果，宋子文就有大恩於蒋，蒋不会不报答冒着生命危险，救他出危境的大舅子，可是西安事变後，宋子文的仕途一直不顺。[注85]证明蒋公亲临其境，根据他亲自掌握的现场资料判断，张无条件释放他，是迫於形势，而不是宋子文斡旋的结果。

　　其实只要对张学良行事规律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张学良无条件释蒋，是张的意志、气质必然结的果，与张学良的行事规律相符。张学良劫蒋的原因，是误以为如此做，可"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因而张劫蒋後，兴致勃勃的向莫斯科邀功："唯一希望"，"尤愿知"，"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期待外国主子的嘉奖。但是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斯太林此时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不但没有嘉奖张，反而严厉遣责，无苏联的援助，继续坚持与中央为敌，必败无疑，无条件释蒋，是最能保他个人安全的方法。正如张学良在萍乡期间，曾有过"勇敢"的游猎冲动。[注86]在卫兵用冲锋枪护卫的情况下，跃武扬威的"出征".但因张学良极端怕死的先天性心理因素，使张仅仅看到几个野兽蹄印，能当做那么多部下的面，吓得缩头回府。[注86]在九一八前夕，这位只重视眼前的享受，极端贪生怕死，并不具备作为军人，所必须具备的把军人荣看得高於生命的军人必备气质的边防官司令长官，能当着全中国人民的面，在日军枪声未响，仅仅听说土肥原织织暗杀团，就已吓得称病躲入後方医院保命；如此张学良当然也能当着他亲信的面，不管之这些"激进分子"，"群情激愤，破口大骂。私做主张释放蒋介石，（也不理会除他张学良外）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有条件释蒋。"[注72]而"无端放走蒋介石"，[注72]甚至连他本人也躲入洛阳保命。

　　欲以外蒙为师，步盛世才的後尘，以发动中国十月革命，推翻中国沙皇，救中共於危境这样激烈的革命行动，来"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愿望。"从而能像外蒙与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而有持无恐的据西北称雄的张学良，在事与愿违，俄援完全绝望时的处境，是境局外人很难了解的，为了更好的理解张学良在此绝望时的处境与心情，回顾一下张学良在顺境时对东北军的估计是有益的，即使在顺境时，"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指张学良）无一信任。""甚至，在东北军的上层，这时也不乏愿意贯彻南京中央政府旨意之人。""关於张学良所最担心的东北军改造问题，目前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坚决肃清东北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指坚决地走军队国家化道路的职业军人。）""他（指张学良）手下没有可以运用的组织系统。"这样一群在他顺境时，尚且"无一信任"又"没有可以运用的组织系统"的军队，在中央军大军重重包围，"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浮动的逆境，且暗藏"不乏愿意贯彻南京中央政府旨意"的一大批"内奸"已渗透到东北军各部，"甚至，东北军的上层"，只要这些暗藏的"朱序"们，一声"秦兵败了"，张学良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再加上孙蔚如的"把蒋放了，把张扣起来。"时常在张耳边迥响，使张学良惊恐万分："现在不走不行了啦！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以及"暗中流泪，手脚发抖，……，深为自己安全担忧。"直到他离开西安此一危境後，才能（在洛阳）呼呼入睡。如此张学良怎能不无条件释蒋呢？张学良劫蒋，惨杀蒋公的侄孙蒋孝先，并准备对蒋"取最後手段"，但仍受到蒋的优待，以致能活到一百零一岁的高龄。相比彭德怀，仅仅在庐山会议中，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毛泽东整得死去活来，而不得不多次检讨，苦苦向毛泽东求饶，仍未被毛宽恕，最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活活整死。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效忠毛，且张学良又有大恩於毛，救毛於危难之中，但毛仍未能手下留情，张学思惨死於毛的秦城监狱中。假若张学良仍留在大陆的话，他的命运决不会比他的弟弟张学思好。

　　通过以上分析，可清楚的看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绝对不是张学良急不可待的要去抗日，收复东北，也不是政见之争，攘外与安内先後之争。而是张学良要以外蒙为师，步盛世才的後尘，以发动中国十月革命，推翻中国沙皇，救中共於危境这样激烈的革命行动，向苏联邀功："唯一希望"，"格外关心"，"尤愿知"，"乞告"[注2，19]讨取斯太林的欢心，以能"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愿望。"从而能像外蒙与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而有持无恐的据西北称雄。

　　因而苏联态度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关键，左右张学良的决策与蒋公的命运，张学良等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斯太林此时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这是因为西安事变之前仅仅十七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日签署了共同防共协定。且此时汪精卫正在欧州访问，汪精卫曾试探加入德、日共同防共协定。只有蒋公的存在，才能拆散酝酿中的汪、日、德防共国际联盟，使苏联摆脱四面受敌的危境。因而斯太林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竭尽全力救蒋出危境，不惜用最严厉的措词，如"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杷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并与他们断绝关系。"[注34]以及多渠道救蒋，如通过宋庆龄转发电报。[注34]发动全苏联的重要报纸及广播电台猛烈评击，官方严厉谴责等。迫使西安方面务必放弃除蒋的预谋。

　　究竟甚么时候，张学良知道莫斯科并不认为他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伟大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呢？一九三六年代，资讯已相当发达，他们的革命义举，不要一秒钟就会传到莫斯科，我想当时除中共外，最先知道莫斯科真的不支持西安事变的是盛世才，而最先接到斯太林"务必保蒋安全"指示电的是宋庆龄，盛於西安事变当天上午，兴致勃勃的组织他的部下讨论西安事变，并布置他的部下，每人写一篇论述西安事变的文章，当天晚上交卷。可是到了下午，盛态度突变，再也不提西安事变，并通电全国声称他与西安事变无关；宋庆龄也一样，先天对来访的孔祥熙说：她不但支持张学良，甚至她还会做得更激烈些。但随後宋庆龄态度也突变，反倒要劝中共保蒋安全，以（在上海的）杜重远与宋庆龄的关系，相信杜重远也会在第一时间知道莫斯科的态度，再以张学良与盛世才、宋庆龄、杜重远的关系，且上海早已有黎天才布署的张学良电台{注7]，相信张学良也只沉迷於"委员长退休，由我张学良来干"梦到十二月十三日，蒋公後来与他人谈话中，也谈到张学良第一天态度恶劣，甚至"余知叛部之意甚险。"{注28]随後蒋公清楚的观察到张学良态度变化，在给何应钦停战手令中，提到此种变化。（而在前面第三节中，笔者将西安事变分期定在十六日，这是考虑到张学良仍幻想此恶讯不是真的，而反覆查证"唯一希望"，"尤愿知"，"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2，19]以及考虑改变原计划、制订新计划、做他的手下的思想工作并使他的手下相信："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而放弃除蒋预谋等工作，并布置执行新计划等都需要时间。因而整个西安事变的分期，要比不利的消息传入张学良耳中，并使他开始考虑改变原计划要晚一些，或可认为是"滞後效应".）中共当然第一时间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但是毛泽东不会放过乘乱夺权良机，极力拖延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後来中共不得不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而做出的决议中，可明显的看到莫斯科的压力，甚至某些字句也必须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而被迫用上，但中共内心极不愿用。如"西安事变是军事阴谋"，因而有资料显示：中共中央曾指示中共在西安的干部，编造一份西安事变是西安地区广大人民的革命愿望，不是张学良等少数人策划的军事阴谋材料，上报给莫斯科，试图说服莫斯科收回成命，可见中共早就收到莫斯科有"西安事变是军事阴谋"字句的指示电；且中共内心极不愿用上此字句，但迫於压力不得不用的无奈心情。

　　苏联的态度从旁彻底否定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的说法，众所周知，苏联当时的战略方针是千方百计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中共甚至露骨的提出："打倒中国，保卫苏联".倘若张学良劫蒋的目的与动机，真的只是为了逼蒋早日抗日的话，正中苏联的下怀，帮苏联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胜过苏联远东地区的三百万苏联边防大军，苏联只会热情的支持，至少也会暗喜，绝对不可能像苏联在西安事变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由衷的厌恶，并猛烈评击、严厉遣责，莫斯科为甚么会如此盛怒呢？这是因为作做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事事需请示莫斯科，中共中央大量向莫斯科请示的密电，使莫斯科最知内幕，清楚的知道：张学良劫蒋的目的与动机，绝对不是为了逼蒋早日抗日；而是夺权。同时苏联远没有中共与张学良那么乐观，以为除蒋後，各地方势力将会"纷纷来附".苏联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清醒的估计，若让张学良阴谋得呈，中国必然陷於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而无力於日军作战，完全打乱苏联欲把日本战争祸水引向中国，且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以能与日军作战，把日军拖在中国，让苏联能离岸观火，而坐收渔利的战略方针，所以苏联才如此脑怒。且莫斯科从中共的大量密电中清楚的知道，中共已使张学良及其身边"激进分子"们相信："蒋介石与共产党十年血海深仇"，是苏共心目中的"沙皇"，斯太林心目中"最可憎的人"，代斯太林除掉他最痛恨的仇敌蒋介石，肯定会被斯大林视为推翻"中国沙皇"的"中国十月革命"，而得到斯太林的信任，苏联红军将会像驻新疆的著名的"红八团"，帮肋盛打败盛的所有政敌那样，帮助张击败中央军，从而取蒋而代之。达到"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只有权力梦，才能使张这个日本人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入医院"的不抵抗将军，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勇气，发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斯太林深知症结所在，因而对症下药，苏联不仅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苏联决不会支持、援助张学良这样的野心家篡权行为；且苏联驻南京的外交官向南京政府建议：让西安事变策划者清楚的知道苏联的态度，是保蒋安全的最佳方法。事实也确如此，张学良的的确确是在兴致勃勃的向苏联邀功："唯一希望"，"尤愿知"，"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结果不但没有盼到莫斯科的嘉奖，相反受到莫斯科的严斥後，才不得不无条件释蒋并负荆请罪。

　　五、小结第一，张集团核心分子们，不是"一枪未放，空国而逃千里"，就是投敌叛国，他们绝对不可能爱国抗日，他们密谋以外蒙当师、步盛世才的後尘，妄图将大西北像外蒙及当时盛世才的新疆那样，附佣於苏联，以换取苏联像支持外蒙及盛那样支持他们。张满以为劫蒋献蒋就可"释苏前嫌"，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取蒋而代之，"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

　　第二，张学良劫蒋後兴致勃勃的向莫斯科邀功："唯一希望"，"尤愿知"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期待外国主子的嘉奖。但是张不但没有盼到嘉奖，反而受到严厉遣责，再继续扣蒋，对张再无任何意义，相反孙蔚茹的："把蒋放了，把张学良扣起来。"使张感到宛如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而惊恐万分，无条件释蒋，是最能保他个人安全的方法。

　　第三，被不少西安事变研究者奉为"经"、"典"的"蒋的六项承诺"，竟是从未参加会谈的杨虎的秘书城王菊人以及毛泽东，在二十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或为安抚他们部下，或为鼓舞革命士气，而编写出的宣传资料。

　　注释：

　　[*注]：据齐世英回忆，西安事变後何应钦对齐世英说："你要负起造成西安事变的责任。"直到几十年後，齐世英晚年回忆道："没几年以前，蒋先生还提到这件事，说我把张汉卿逼反了，蒋先生居然没有追究我，很是宽大。"蒋公与何应钦都知道，就在张学良"一枪未放，空国而逃千里"时，齐世英发动在东北的国民党各省党部和地方党部，秘密组织抗日义勇军，是著名的抗日派。坚定的抗日派齐世英与"逃跑将军"张学良的矛盾，绝对不可能是因为齐不抗日，使"逃跑将军"张学良怒不可遏而起事，齐世英逼反张学良是因为齐希望东北军能早日国家化，这使视东北军为个人私产的张学良惊恐万分而起事，可能蒋公与何应钦认为：齐世英在推动东北军国家化过程中，某些做法欠妥或偏急，而逼反张，但绝对不可能是因为"逃跑将军"张要抗日，而坚定的抗日派齐世英不准张抗所致。可见当时的中央军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蒋公与何应钦均不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是抗日；中央军的第三把手陈诚更早在西安事变前就认为：张妄图联苏联共在西北搞割据，比西南叛乱更危险。可见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主要领导人心底里，都不认为张发动的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仅仅是为了外交需要，从及不"得理不饶人"，照顾各方面子，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对外宣传，认同了张本人的抗日解释，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调和""折衷"艺术，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今天不少人并不了解蒋公日记内涵，而在蒋公日记表面文字上打转，并不可取。

　　[1]，宋子文语，载《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

　　[2]，<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傅虹霖，时代出版，一九八九年[3]，<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P.311，334[4]，<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P.314，315，322，348，101，143，69，87页下半页，267[5]，<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EvergreePublishingCo.，一九八五年，P.196，233，284，205[6]，<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二年，P.329，330[7]，<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P.311，322[8]，同注4]，P.97，84——87[9]，<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年，P.1155，209，435，[10]，同注[3]，P.385[11]，<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登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P，125[12]，<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P.

　　[13]，同注[3]，P.372[14]，<西安事变>，赵棱熹，汉湘文化事业出版，一九九五年，P.141[15]，<西安事变回忆录>，陈诚，《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19号（1988年）[16]，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P.341，415[17]，同注[3]，P.380，381[18]，同注[4]，P.319，304——308[19]，同注[4]，P.326[20]，<抗战史论>，蒋永敬，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P.256[21]，同注[14]，P.126[22]，同注[7]，P.320，290[23]，同注[]，P.366[24]，<张学良研究续集>，李敖，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P.164[25]，同注[3]，P.405[26]，同注[3]，P.327[27]，同注[3]，P.325，277[28]，同注[3]，P.406[29]，同注[3]，P.276[30]，《黎天才自传》，黎天才，1949年8月稿，未刊。

　　1949年8月稿，未刊。

　　[31]，<西安事变回忆录>，陈诚，《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19号（1988年）[32]，同注[4]，P.100[33]，<西安事变珍史>，姚立夫，跃升文化事业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P.212[34]，同注[4]，P.322——349[35]，同注[4]，P.299[36]，同注[3]，P.370[37]，同注[14]，P.323[38]，同注[4]，P.302，329[39]，同注[4]，P.351[40]，同注[4]，P.393[41]，同注[4]，P.209[42]，同注[4]，P.321[43]，同注[4]，P.335[44]，同注[4]，P.309[45]，同注[4]，P.336[46]，同注[4]，P.328，324[47]，同注[4]，P.362，P.152，P.363[48]，<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傅虹霖，时代出版，一九八九年[49]，<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国史馆，一九九三年[50]，<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9年，[51]，<东北军事史略>，王铁汉，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P.162，142[52]，同注[3]，P.443，527[53]，同注[4]，P.273，318，89，29[54]，《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P.341，415[55]，<百年家族——张字良>，马翠莲，立绪文化出版社，二零零一年，P.6，5[56]，同注[7]，P.330[57]，同注[4]，P.334[58]，同注[3]，P.440，441[59]，同注[3]，P.372[60]，同注[4]，P.303[61]，<卢山会议实录>，李锐，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P.182，183[62]，<传记文学>，V.81，No.1，二零零二年，第四八二期，P.124[63]，同注[14]，P.203[64]，同注[7]，P.335[65]，同注[4]，P.102[66]，同注[3]，P.442[67]，<日军侵华战争>，王辅，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气年[68]，同注[4]，P.335[69]，同注[7]，P.316[70]，同注[7]，P.325[71]，同注[4]，P.308[72]，同注[7]，P.337[73]，同注[14]，P.208[74]，<百年家族——－张学良>，马翠莲，立绪文化出版社，二零零一年，P.252，254，155，6[75]，同注[3]，P.403，446[76]，同注[7]，P.336，333，334[77]，同注[4]，P.369，370，119[78]，同注[4]，P.363[79]，同注[3]，P.444，445，446[80]，同注[7]，P.337，338[81]，同注[14]，P.209，210，211[82]，同注[4]，P.374，375，425[83]，同注[3]，P.427[84]，同注[3]，P.429，430[85]，同注[4]，P.358[86]，<西安事变珍史>，姚立夫等，跃升文化事业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87]，<徐彬如同志回忆西安事变>，《党史研究资料》，一九七九年一月西北工业大学丁雍年访问整理）[88]，<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9年，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1）本章内容摘要西安事变过去七十年了，"但是，有关西安事变的许多情况仍旧是迷雾一团。不少 人希望张学良能够就西安事变说点儿什么。然而，张学良自由後就西安事变所讲到的情况，甚至还不如他几十年前不自由时给蒋介石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讲的多。

　　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一点，就会发觉，张学良最不想讲的，就是涉及到中共的问题。"张学良为甚么要联共呢？

　　特别是张学良既要联共，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又对他与中共的关系如此忌讳如深，他们之间到底有甚么不能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呢？

　　张学良又是怎样和中共建立秘密关系的呢？

　　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究竟扮演甚么样的角色？

　　……？

　　本章解答了这一系列问题。

　　一、引言大量事实证实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就与中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注1] 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究竟扮演了甚么样的角色呢？要弄清此问题，先探讨一下中共是如何进入西北的，中共进入西北後的奋斗目标，战略方针，中共与张学良聚集在一起的思想基础，以及当年政客武夫们口中的 “爱国抗日” 的真正含意是有益的。

　　二、 借 “抗日爱国” 谋私，大有人在的年代人类历史上，多少罪恶假正义而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多少罪恶假抗日而行。 就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半年，西南发生了与西安事变类似的 “六一事件”，也是以抗日为号召。 且西南陈济棠、李宗仁的抗日诚意与勇气，是张学良望尘莫及的。如西南的陈济棠事後捐 出巨款，给南京中央政府用於国防建设，未闻张学良有类似之举；李宗仁敢於奔赴抗日前 线，也是日寇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注2]的张学良远远不及的。即使陈、李的抗日诚意与勇气远在张学良之上。但陈、李轰轰烈烈的 “六一抗日义举”，仍是在日本 人的授意与大力支持下[注3]，制造中国内乱之举。

　　陈济棠与李宗仁均得到日本人的大力支持，徐永昌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十日 《日记》中，就有 "两广由日本，得到了三千五百万的军用品" 的记载。此外，白崇禧曾单独与 日谈判，获日本二船军火。[注3] 陈济棠也单独得日赠村田枪一千支，子弹二十万颗[注3]，陈济棠 还礼聘日本军官百人为顾问，其中三十人访赴空军，引起空军官兵的极大愤概，种下了日後起义飞赴南京的因由。[注3]陈济棠在叛乱前，先派他的哥哥陈维周与日驻 粤领事联络，经日方表示支持後，才揭橥反蒋抗日大纛。[注3]其实早在一九三一年七月，西南就派陈友仁赴日活动，据日本外相原喜重郎，密告南京国民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称：陈友仁表示，将以 “满州利权” 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诱使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

　　权力的欲惑力太大了，就连胡汉民这位当他在中央时，认为蒋公的政策太软弱，责怪蒋公为了和平统一中国，而提出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政策不当。 他认为地方只能服从中央，听命於中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绝对不是合作关系。极力反对蒋公为了促使早日和平统一中国，而开放政权，分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职位给地方人士的政策。但当他离开中央後，又来一个一百 八十度大转弯。横指蒋公 “独裁”、“法西斯”。这样一位 “一贯正确”，“有操守的革命家”，面对日益强大，靠自己本身力量无法於之抗衡的蒋公，不得不求助日本，蒋公恰好是日本鲸吞中国的最大障碍，胡汉民与日本在反蒋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二者一拍即合，日本答应以五千万元经济援助，以及大量军火。

　　[注3]扶助胡汉民当 “总统”，胡汉民则帮助日本打败他鲸吞中国的最大障碍蒋公，打出的旗帜竟是 “抗日爱国”。在权力的欲惑下，胡汉民在日本人的暗助下，制造中国内乱，心中无半点愧意，气壮山河，铿锵有声的 “抗日爱国” 的宣言、誓词，使胡汉民一贯正确的 “革命家” 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人们做萝也未曾想到，胡 汉民等轰轰烈烈的 “抗日爱国”，竟是在日本授意与支持下进行的制造中国内乱之举，胡汉民还没有得及圆总统梦就死了。

　　在强敌入侵，国家民族处於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亿万军民强烈要求国家统一，以能御外的形势下。甚至连日本人也知道，政客武夫们只能用 “抗日爱国”为号召，才能阻挠中国统一。日本人也不在乎这些政客武夫高呼 “抗日”、“爱国”口号。只要能阻挠中国统一，日本都乐见其成，并给予援助，苏联根据他们的情报 机构所收集的情报指出：“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注4]是不是空穴来风呢？笔者另有专文 《高分贝抗日爱国声後的可疑身影！》一文中详加探讨。这里只提一点，蒋公才是日本鲸吞中国的最大障碍，因此日本人最恨蒋公，甚至派飞机专门轰炸蒋公的故居，炸死经国先生的母亲，而对张学良在东北的故居，日本妥为照看。张学良的家人，如张学铭等均得到日本人的优待。正如毛泽东所说：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日本人的爱与恨，从反面告诉世人：谁的实际行动（战略布署、方针、政策……。）有效的阻止日本实现鲸吞中国的图谋，深为日人忌恨，而谁仅仅以抗日为号召，所作所为实为日寇入侵中国铺平道路，使日人暗喜。

　　中共更是妙用 “爱国抗日” 的高手，就以中共的 “北上抗日” 为例，中共把他们被迫退出南方中国的心脏地区，向西逃窜，称为 “北上抗日”。让我们认真的分析一下，中共是怎样 “北上抗日” 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被迫退出江西中央苏区，"最初也只是把目的地，定在靠近 黔东的湘西地区，并没有长驱四川的打算。"[注5]

　　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改变十月份的计划，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为甚么 会有如此改变呢？ 这是因为十一月西渡湘江之战，损失惨重，巳无力去湘西与那里的红 军第二、 六军团会合，而不得不放弃去湘西的的计划，改为在川、黔发展。[注5]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改为向四川西北发展，与川北的红四 方面军会合，建新的根据地。改变一个月前决议的原因是：“中共进至遵义後，因受国民 党四面包围，失去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注5]

　　二月初，因渡江不成，又受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不得不放弃一月中旬遵义会议的 决定，改为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以川、滇、黔边界为发展地区。[注5]

　　三月初，“中共再度被迫放弃川、滇、黔边界为发展地区的计划”，改为 “准备坚持黔 北地区。”[注5]四月，在黔北无法立足，又转至云南东北，“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 [注5]四月底，又被迫撤离滇东北，横渡金沙江，折回四川，决心“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 立苏区根据地。”[注5]五月，很快发现损失惨重的红一方面军独自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很少可能。[注5]遂决 定与由川北根据地西来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合。

　　六月下旬，中共的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後，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主力进入 甘肃南部地区，努力 “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注5] 中共从一九三四年十月退出江 西，决定西征，进入西南地区创造根据地。在湘、贵、滇、川转战八个月，均无法立足，而不得 不於一九三五年六月，改变西征的方针，开始考虑北上甘南。在从之前，中共曾考虑建立根 据地的目标中，有湘西、川黔边、 川西北、川滇黔、黔北、滇东北、川西。既没有半点北上 的影子，更没有丝毫抗日的意愿，中共所干的实际上是在西南地区频频挑动内战。因 而，尽 管西南地区众多的军阀之间矛盾很深，但在中共这个入侵者面前，“兄弟斗於墙，而外御其 侮。”抵御中共这个入个侵者，使中共损兵折将，而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方针。

　　中共六月下旬的决定还没来得及执行，就被意外的情况打断了，这是因为张国焘的红四 方军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会合後，毛泽东看到红四方面军多达八万人。而毛泽东的红一方面 军仅几千人，感到非常不自在。毛泽东为了从张国焘手中夺走红四方面军，运用他贯用的伎 俩，妄图在政治上整垮张国焘，竟把张国焘提出的 “打通国际路线” 这样工作上的意见，（其 实这正是毛所求的，如一九三六年秋，毛发动宁夏战役，“打通国际路线。”）打成 “是一 个危 险的退却方针”[注5]，“客观上正适合於敌人的要求。”[注5]妄图用此政治高帽，置张国焘於 死地。可张国焘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控制红四方面军已久，根基深厚，不是毛泽东一顶 政治大帽，就能压倒，而部属都倒向毛的。相反，张国焘的部属反倒帮张挑毛的错，毛动杀 机在先，唯恐对方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惊恐得乘夜秘密出逃，跟毛出走的只有约 五千人，还有大批伤病员，如此突变，要实现六月下旬 “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没想，已完全没 有可能。” [注5]九月十二日，毛泽东等在俄界开会商讨他们的出路，俄界会议留下的记录，是研究枭雄 心理的有趣的资料。毛泽东妄图从张国焘手中夺走八万红军的阴谋失败後，乘夜出逃，是不 是真的像中共後来所编造的那样，有高明之计呢？ 完全没有，因而俄界会议所制定的方针，竟是不久前张国焘提出的 “打通国际线” 建议的翻版。请看看毛泽东九月十二日所提出的行动 方针：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 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後，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是现在不同了，现 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 系。”[注5]认真分柝研究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中，所提出的行动方针，不难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毛泽东用 “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正如他後来用所谓 “右倾机会主义” 等大帽，打倒刘少奇、彭德怀那样，毛泽东欲置他的同党於死 地，并不是真的他的同党违背共产党教义，而是为了从他的同党手中夺取权力。如 “打通 国际路线”，本来就是毛泽东心中所求。因而毛随後在俄界会议上，就提出了同样的 “打 通国际路线” 的方针。特别是一年後的一九三六年秋，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後，毛泽东与张国焘共同发动了西北地区规模空前的大内战——－宁夏战役，“打通国际路线”，证明了根 本就不存在毛泽东在俄界会议自辩的那种 一、四方面军会合後，不应该打通国国际路线；而 “只有一方面主力，一、三军时，就应该打到苏联边界去” 的问题。更没有违背共产党 教义，可见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用 “正适合敌人要求”，“是一个危险的方针”等政 治大帽，攻击张国焘，纯粹是欲置张国焘於死地，以能从张手中夺走八万红军；第二，毛泽东只是利用别人为他打天下，他本人是不准备为革命牺牲的。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的逃往国外保命；第三，毛泽东宁愿逃往外国做二等公民，也不愿受自己同胞，甚至他的同党张国焘的 掣肘。

　　就在毛泽东等由俄界出发，日夜兼程逃奔苏联边界途中（哈达铺），意外的地从当地报 纸中得知，陕北有块中共根据地，且很快在与陕西中共地方党部联系中，证实了这一消息。 九月十二日，俄界会议的决议“打到苏联边界去”，本来就是为了逃命，现在有一块让毛泽东 藏身的根据地，而 “打到苏联边界去” 还危险万分，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因而毛等於十月 中旬开进陕北苏区後，停下来不走了。[注5]这就是从一九三四年十月，毛泽东离开江西（中共）中央苏区，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到达陕北苏区的全过程。不难看出，中共的所谓北上抗日只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他们真正 想做的是武装割据，为他们在全国夺权做好准备。因而引用中共口中的抗日，需非常慎重。

　　诚然共产国际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提出 “反帝统一战 线” 後，以及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冠冕堂皇的提出：“只要国民党 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有任何宿怨，红军不仅立即停止敌对 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

　　但是，毛泽东的真际行动又如何呢？

　　共产国际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提出 “反帝统一战线”，以及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八一宣言》时，毛泽东还未抵达陕北。此时 西北本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早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就连被认为 “一介武夫” 的冯钦哉也 提出：“恳荒、栽树、设银行、辨平民工厂” 的治西北方案。[注3]西北各地方势力，经过多 年较量、重整。胜利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使他们深深体会到，要能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只有：“稳定人心、二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经济有辨法，一切有辨法。” [注4]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西北不少地方政府，都在励精图治。如山西阎锡山政绩显著，成了全 国著名的模范省。青海、甘西的马步芳，也在致力於本地区的建设，并获得本民族的拥护，因而具有相当大的战斗力。此时，西北地区本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

　　不幸，自从毛泽东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进入陕北後，频频挑动内战，破坏了西北地区相对安定的局面。如中共 “向南要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向东要占领黄 河西岸五县以上。”[注5]挑起与井岳秀、高桂滋等地方势力的内战。

　　同年十二月中共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在 “进一步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的 烟幕下的真实计划，是在山西 “创造大规模的根据地”[注7]，而进攻全国模范省山西，把内 战战火烧至全模范省——－山西。

　　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他们发动新内战，新占领的山西石楼召开会 议，讨论贯彻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精神。请看看毛泽东这位精於谋略的中共决策者，怎样理 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第七次大的精神的。为了 “有效地争取同盟者，必须高举抗日的旗帜。”

　　[注7] 并提出了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注7]的口号。提出该口号的目的是甚么呢？ 仅仅是为 了 “争取同盟者。”[注7] 该口号的实质是甚么呢？毛译泽东做了专门的解释：“并非真的要去河北寻日本开战”[7]，“故东征山西，打通抗日路线。”[注7]实际上是 “创造大规模的根据地。”

　　[注7] “惟一的任务，是取消卖国贼”（谁是‘卖国贼’ 呢？ “其[指蒋]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卖国铁证” 即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南京中央政府）的资本，并扩大红军。[注7]不难看出，中共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仍然 “惟一的任务” 仍然是从当地政府 手中夺取权力。从便 “创 造大规模的根据地。”[注7]只不过更注意包装，把挑动内战，说成是 “打通抗日路线”[注1]，把 反中央说成是反 “卖国贼”（“其[指蒋]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卖国铁证”[注7]，把南京中央政府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说成是卖国的铁证）而已。 张学良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用抗 日爱国话，向内向外活动。” 他们在抗日口号下，进行叛乱。

　　四月，中共在中央军关麟征师打击下，已不能在山西立足，而不得不撤回陕北。但张 学良要求红军给中央军以打击，不要回陕因回陕北六师中央军随之跟进入陕北，对红军与张 均不利。

　　五月十二日，张学良与周恩来通夜开会，策划共同对付中央的行动：

　　甲， 第一件事，“据查蒋阎入陕六饰师势在必行，彭德怀，毛泽东诸同志均认为，东 北军应速作经干谷驿，交口镇入延川、清涧之一切准备，并请将行动日期见告，此间亦拟以 一部兵力，围困宋家川，迟滞敌人渡河。”“中共甚至要求东北军沿黄河西岸筑堡。以阻击 中央军从黄河东岸，追击在山西行窃，被中央军击溃，而西逃的窃匪”。

　　乙， “第二件事，根据中共中央前此之决定，红军之一部将前往陕南并计划转进河南 发展，一面由南牵制北进之蒋军，另一面争取在鄂、豫、皖三省间，取得新的发展条件。为 此，周恩来提出请张学良放行，并支援红军弹药问题，张答应由东北军支援红军七九子弹十 万发，其中六万发送至延安城，另四万发送给将 出陕南之部队。”

　　丙， 第三件事，周恩来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说明红军去陕南，并准备第二步出河南之部队已准备就绪，依前议决取最捷道路南下，经牛武镇及洛川、白水、蒲城附近，直趋临潼下游之交口镇，或新丰镇渡河，出蓝田，但必须东北军方面驻临潼部队代为准备船只 於北岸，方能确实无误，渡河迅速可靠，必可争取入豫先机。"“是双方商定了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行动之西北的计划，计划的中心内容是'以兰州作大 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即以抗日为号召，通过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行动，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成联盟。""首先要进 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在川 西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与陕宁的红一方面 军合力廓清陕、甘、宁、青四省的反共部 队……。”

　　“为策应两广及华北局面，西北发动决定提早，以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

　　七月，张学良提出：

　　第一，红军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第二，打通苏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九月间，日本指示德王进攻绥蒙之际，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如此方能号召时局；（原来张学良所谓的“援绥抗日”的目的，是为了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他们并未真正准备出绥远与日军作战，只是借抗日号召时局而已。）第三，打通苏联暂以红军为主，东北军目前暂做隐蔽的配合；第四，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 文，必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另一部 红军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 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

　　第五，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 我手中的有效策略。

　　八月十日，中共在 “高唱入云的停止内战的口号” 声中，进攻陇东岷县，当地驻 军——－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就在 “共产党高唱入云的停止内战的口号” 声中，坚决抵御中 共入侵，坚守岷县五十九天（从1936年8月10日到10月16日）之久。中共还在 “停止内战” 口号声 中，策划更大规模的内战，请看看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 联名给共产国际的密电：

　　“……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 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们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需须解决一个具体作战问 题，因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 统治者自动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小的）。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目前红军技术条件所不能克 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需苏联确实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技术问 题……。”[注7]

　　“以一方面军攻宁夏，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後再夺取之。 以四方面军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逐步向甘、凉、肃前进。沿途坚城不攻，待从外蒙取来之技术 兵种配合攻取之，……。”[注7]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异口同声的告诉世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 [这个可能是极大的].”[注7]） 即既使是中央军撤离西北後，他们仍要侵占西北地区当地 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仍要在西北地区挑动内战，他们不仅从苏联得到的轻武器是用来更残 酷的屠杀自己同胞的，甚至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也是用来轰炸西北地区地方政府所管辖的 坚固城寨。

　　……。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共产国际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 提出 “反帝统一战线”後，以及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後，中共的实行 动仍是夺权，或者拿毛泽东的话来说，革命的问题就是政权的问题。

　　是不是七七全面抗战後，中共决定抗日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与该世纪初的俄 国极相似。日本不惜重金从西欧购买五万支枪给列宁，让列宁发动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从 西边牵制俄军主力，使之不能增援在远东与日军拼杀的俄军，致使俄军战败，失去库页岛等。列宁说：“日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日军帮助我们缚住俄军，有利於我们的革命事业。” 天下 英雄之见略同，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接见日本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 等代表日本社会党等五个访华团时说：“应感谢日本（侵略中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注8]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曾说：“要是彭不发动 '百团大战'的说话，日军可能占领河南，我们根据地可扩大到河南。”抗战胜利前夕，日军败象已露，全国同胞喜在眉头，可毛译东却万分惋 惜：“日本失败得太快 了，要是晚几年就好了，这样我们可多准备几年，准备得更充分些。” [注8]毛的抗日是让日本缚住蒋的手脚，以能让他大力发展，日寇铁蹄践踏中国的领土越多越 好，他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人民做亡国奴的时间越长越好，他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

　　再看看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吧！ 毛为中共制定了 “一分抗日，二分妥协，七分发展”的方针。“但是抗日要流血牺牲，而发展可立杆见影，壮大山头後，即可立刻迁升，因而 到了下面，就不是这个比例了”。就以中共叫了多年抗战後，出军第一战，平型关战斗为例。 大陆学者几经艰难，终於找到了当年去了战场的六八五团副团长陈正湘原始的作战报告 《平型关之战纪事》。该《纪事》告诉世人：真正出力抗日的只有外号叫 “猛子” 的曾贤生连长，率领他那一连人，袭击了停放在“老君爷庙”西南乾河滩上的日军十馀辆汽车，掳走了汽车上 的军大衣等。当时林彪的一百一十五师，共六团十八营五十四连，真正出力抗日的只占五十 四分之一。这就是中共的 “平型关大捷” 的真相。中共撤出战斗後，即向全国广播，宣称他 们击溃万馀日军，又编造了伏击日军的神话。把袭击停放在乾河滩上十馀辆汽车的曾贤生 连，搬进伏击战中。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作者，都重复中共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的说法。没 有人问一下，能在这样的地段，（傅作义制定的用五支兵力，围歼已於九月二十三日窜至团 城口的四个大队日军计划中，分派给林彪的“攻击目标”，能成为 "攻击目标"，当然该地区 已是日军的聚集之地，即能在日军的营地、日军的岗哨旁）伏击日军吗？又能在这样的时 间，（五支军队同时出击的时间，）伏击到敌人吗？

　　其实中共最初的“捷报”也不是伏击战，而是“与有坦克车的敌万馀人，反复冲锋，将进攻 之敌全部击溃”[注9]的激烈阵地战，“现残敌溃退至小娄村。”[注9] 可见战斗不是发生在狭窄的山谷中，“并缴获……坦克车。”[注9]该“捷报” 由八路军总部上报给南京：军事委员会，军 政部，中央日报。[注9]只是中共的“捷极” 中歼敌人数受到质疑後，中共才将 “将进攻之敌全 部击溃”[注9]的阵地战，改为伏击战，并不厌其烦的反复描述该伏击地，如何如何适於伏击，是敌人的鬼门关，且日军如何如何 "疏忽大意"，让他们有机可乘，以证明他们捷报中歼敌人 数可信， 但是伏击战不是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的，需预先知道敌人经过设伏地（大约）的时间，以能预先设伏。因而成功的伏击战，或 "围点打援"；或对敌人的活 动规律非常孰悉，知敌人 "早出"、"晚归" 必经之路；或接获情报，知敌人已从某地出发，经此地赴某地。可是中共这 些都不具备，刚从陕北开到山西前线，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在行军途中，听到晋绥军与日军 炮战的大炮声，所有有关日军的情报，全靠晋绥军的联络参谋提供，中共所有有关平型关伏 击日军的文章中，都下敢触及关键性的问题：他们怎么知道一九 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晨，日 军经过中共所谓的伏击地，而於 二十四日夜，冒雨在此设伏？ 聪明如林彪，总不致於 “守株待兔” 吧？

　　再看看中共所描述的伏击战：“二百辆大车紧跟在一百辆汽车後面，於九月二十五日晨进 入伏击圈” 又 “下大雨”，两百辆中世纪的畜力大车，在雨中和雨後泞泥的黄土路上， 经过彻 夜艰辛的跋涉，居然仍能紧跟在现代化的汽车之後？ 且如此严谨，在检阅台下也难完成的队 型，是 “疏忽大意”？ 再加上所运的只是九月份尚不急需的军大衣，何不在大白天用十馀辆汽车 多跑几次，轻松的完成同样运输量的任务呢？ 如此文字也能重复至今！

　　近在咫尺的四个大队日军，眼光光的让林彪搬走他们的军大衣，他们为什么不保护他们 的运输兵呢？ 这是因为我另四支抗日健儿，正在围歼他们，他们已处境垂危，再无力支援他 们的运输兵了。徜若林彪真的拿出一份力量抗日，用一点八营的兵力，真正按傅作义的布 署，与其它四支抗日健儿一道，从侧背痛击这股已处境垂危的日军，再用二分兵力吹号呐喊 助威，使敌丧胆，此敌可歼。林彪不但虚晃一枪，即撒离战场，且向全国广播，宣称他们已 将万馀敌人全部击溃，正如拿破仑所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荣誉、军功是军 人冒死 杀敌的动力。现中共宣称他们已将敌全部击溃，即使战死也无荣誉与军功可言，谁还 会冒死杀敌呢？前线不溃乱才怪呢？

　　中共如此行径，使蒋公伤透脑筋，又无法处置，无可奈何的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写道："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此辈不顾信义之徒，不足为虑，吾当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应之。"著名的学者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大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 引用上述 日记，似乎责怪蒋公心襟窄狭，中共在平型关勇歼日寇後，蒋仍无任何对中共推心置腹之信 用。黄教授被认为是尊蒋反共的，事实的真相如此令人吃惊！

　　中共的所做所为， 比最"反共"的文人，往最坏的方面想，所能想家像出的还要离谱；而蒋公当时的处境，比最尊蒋的学者，往最谅解方面想，所能想像出来的还要艰难。

　　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前夕，是蒋公对他的祖国贡献最大的时期，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中 旬，正如毛泽东所说："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 火日苏战争。"[注10]毛泽东这段话，清楚的告诉世人，西安事变前，蒋公看到中共经过长期流窜，武器损失严重，极欲从苏联取得武器，立即顺势诱导，劝说中共并给中共靠近外蒙的绥远五个富裕县做据点，以能用和平的方法，结束内战，且可让中共引发日本与苏联的冲突，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北方，使之从此再无力为害我国，使中国避免战祸，减轻同胞的苦 难，并争取宝贵的时间，为抗战做准备。但中共要用中国人民的鲜血保卫他们的 "共产主义 祖国——－苏联"，拒绝了蒋公的劝导。[注10]这是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的党文化中，"无产阶级无祖国"， 根本就没有以血缘相联的同 胞概念，正如曾任毛泽东私人秘书李锐先生後来著书所说："毛泽东教育全体中共党员，认 清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注11]据当时接近毛泽东的人士透露："毛泽东在延安获悉日军攻入南京这一消息後，与东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高兴如狂，举杯庆祝，并因兴奋与唱酒过度而满脸通红。"[注12]据日 军报导："以中条山为中心盘据於山西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於我军攻击重庆 军时，不 但始终隔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 [注12]中共就是如此紧密配合日军，来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中共曾在西安事变後宣誓效忠的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他们之间还有 "协调机构".中共著名的间谍头目潘汉年，每半月向日 本特务机关提供一次情报，由潘直接交给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特务小泉清一，日本特务机关 每月提供给潘汉年两千元的情报费用，而且第一次付给了一万元。潘汉年还持有日本人给 他的特别通行证， 该证件上面写著："凡日本军、宪、警如对证件持有人有所查询，请先与 日本总领事馆联系。"[注12]在中共与日军共同对付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 "协调机构"中，中共 方面的人员还有袁殊，一九四六年到达中共根据地後，担任中共特务机关华中联络部第一工 委主任，中共建国後，担任大陆政务院情报署付署长， 中共中央军委联络络部副处长等要职。[注12] 邵式军，邵於抗战胜利後，逃往新四军驻地，其巨大财产被国民政府没收；胡均鹤，胡於抗战胜利後，被国民政府判汉奸罪入狱，出狱後就到潘汉年处报到，一九四九年後是中 共华东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注12]吕一峰，抗战胜利後逃往中共根据地，在一九四九年中共 建国後，吕担任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长的要职……。

　　毛泽东的 “抗日”，是继承江湖大盗，盗宝的策略，即先放一把大火烧寺庙，再乘寺庙内 善男信女们集中精力救火之际，乘乱盗取镇寺之宝——－名贵的佛器。毛所放的这把大火，名曰 “抗日”。乘全国人民集中精力抵御日寇之机，，卯足全力发展壮大，为日後夺取高权力做 准备，并把日本这股原本指向苏联的战争祸水，引至中国，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来保卫他们的 "共产主义祖国——－苏联"，用中国人民的鲜血为他们尽国际主义务。不惜把九百六十万平方 公里的中国锦绣山河，四万万五千万善良同胞，提前推进痛苦的战争深渊，为中共和苏联火 中取栗。

　　其实早在当年，胡适先生就站在哲学的高度，一针见血的指："国际主义" 者，怎么 会一下变成"民族主义"者呢？ 祈求"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 好"[注11]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 毛泽东，怎么会遵循 "兄弟斗於墙，而外御其 侮。"这样毫无阶级分析观点反动的封建古训呢？

　　可惜今天不少人，对中共派系斗争中所揭露的大量当年内幕，视而不见。或因有违"厚道" 而不愿触及，以显 "款款儒风".但是历史是一门科学，"恕道" 不能代替历史研究，正如人类学家、法医，只能从死者尸骨复原该死者的原貌，不管该死者所残存的尸骨多么难看，也不能用该死者身旁的陪葬品，如精美象牙雕刻等，来复原该死者原貌一样，若我们仅仅因为真正的历史资料太肮脏，用之有失身份，而弃之。试图从华服或画皮——－宣传资料来复原历史，怎么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像张学良那样 "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甚至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进医院的 "亡国罪魁，败兵祸首"，不是因为他在日军面前的表现，仅仅因为他劫持自 己祖国无首，就成了抗日英雄？！

　　被日军称为 "最难缠的对手" 胡宗南军，"要当其他支那军十个军看待的关麟征军"，以及重创日军的第五军、十三军、十八军、七十四军……。这些为中国历史增光添彩的黄埔精英，这些在南口、在淞沪、在昆仑关……浴血奋战的中央军，竟要被以应德田、孙铭九等投日叛国的汉奸为核心的集团，（以及祈求："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 的党派。）逼着去抗日，天理何在！ 公道何在！

　　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面对强敌，正确的方针是忍耻负重，发愤图强。远例如越王勾践 的 "卧薪尝胆".救赵氏孤儿中的忍耻负重， 以及韩信的胯下之耻等。倘若越王勾践在处於劣 势时，图一时之快，而玉碎，何来复国扬威。救赴氏孤儿也一样，倘若当年公孙杵臼、程婴 抱着婴儿 "大无畏" 的勇撞仇敌，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何来报仇雪恨；韩信当年若不忍 胯下之耻，与市井无赖纠缠，两败俱伤，将自己降於市井无赖之列，何来後来成为我国历史 上名将。近例如列宁面对强敌德国，不得不签订耻国丧地的布列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 固政权所需的时间。耻国丧地的《布列斯特和约》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固政权所需的时间。今天的中共不也是宁可将本属於中国的 "江东六十 屯"，以及黑瞎子岛一部证给俄国，以换取和平建国吗？（中国今天经济优於俄国倘且如此，更何况一九三零年代，那时的中国经济，远远落後於日本呢。）倘若九一八时，蒋公不忍耻负重，苦练七十四军等劲旅，以及中央军校学员，无使敌胆 寒的七十四军等劲旅苦苦支撑，就无後来壮烈的八年抗战。

　　倘若不是中共等把中国提前推入痛苦的战争深渊，再苦练十个七十四军等劲旅，以及十 倍中央军校学员，我国的抗日战争，会壮观辉煌得多，在国际上的声望也会高得多，人民所 受的痛苦也会小得多。

　　这样显浅的道理，中共心里都明白，只不过他们为了夺权的需要，他们不能让中央政府 强大後再夺权，因为那样他们夺取权力的困难程度就会大很多，他们 "恨不得" 日军立即帮 他们击败中央军 （即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是蒋介石的，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 以能让他 们顺利夺权，他们有意把水搅混。这是因为中共经过李立三时期的 "打倒中国"，"武装保卫 苏联"（中共後来粉饰为"左倾盲动主义"）。以及被迫退出南方中国心脏地区等一系列失败教训，使中共了解到，在外患急於燃眉，民族主义极度高涨时，仍赤裸裸夺权（革命）。实在没有市 场，而不得不巧加包装，"在一致抗日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於实行国内战争与 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注13] "它只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在於用停止内战一 致抗日的口号，来便利於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因为它比抗日与反蒋并提，更能争取 落後人民与蒋系军队，最能取消蒋介石的政治资本。"[注13]毛泽东口中的抗日，只能是像 当年胡适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向来抱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下就成为爱国主义者，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 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注4]事实证明胡适先生当年的判断 非常正确。

　　《西安事件真相》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2）三，张学良为甚么要联共呢？

　　按传统的说法，张学良联共的目的与动机是为了抗日，但是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真实计划，以及中共与莫斯之间来往密电，特别是他们的真实行动证实：张学良联共的目的不但不是为了抗日。相反，是为了“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如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给莫斯科的密电：“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请注意该密电中，二次提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的真实意图是，“脱离南京政府”并“另立向面”。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给莫斯科的密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目前红军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需苏联确实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技术问题。以一方面军攻宁夏，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後再夺取之。”清楚的告诉世人：他们准备从苏联取得的飞机、大炮是用於夺取当时西北地区合法的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并不是某些好心人所揣测的“魂萦梦系白山黑水”，“急切的希望打回东北”；此外，张学良在商讨他们真实计划时明确的提出，“特别是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张根本就没有与日军接触的意示，何来的抗日情切！）特别是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气壮山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名，发动西安事变，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成功的发动西安事变後的真实行动，不但不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且"要求红军与他们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南下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郑州，命令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阳，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政府控制的兰州。还枪杀蒋孝先、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更具讽刺性的是，“枪口对外”喊得响彻云霄的张学良，竟要枪毙他的同党杨虎城（宋子文日记），孙铭九等更亲手枪杀他们同党蒋斌，这说明了张集团的真实行动，与他们所讲的不是一回事，因而不能轻信他们的台前的言论。

　　张学良早在他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一九三四年），就密谋联苏反蒋，派李杜担任此工作，先後派赵毅、应德田担任李的助手。[注19]且从一九三四年起，张学良就装装模做样的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黎天才和潘文郁经常给他讲解，吴汝铭（吴雨铭）更是“专办随车讲课”。张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要四十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给自己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里，张也毫无顾忌地要黎天才、潘文郁、吴雨铭（吴汝铭）给他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注19]更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共产党示好。[注29]像张学良这样大军阀，大官僚，且“终身无憾事，唯独好女人”的人，竟要研读马列主义，是多么不合情理，也难怪有人对这一堆资料持怀疑态度。

　　但是，若将这一堆从表明上看，似手极不合情理的资料综合加以考查，可明显的看出其背後，隐藏的玄机：张学良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与张学良密谋联苏之日，[注19]以及张学良装装模做样的研读马列主义著作之日，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共产党示好之日，均为一九三四年。可明明显的看出，盛世才崛起对张学良的鼓舞作用，使张学良沿着盛世才成功的足迹前进，张学良如此做的"良苦"用心，当然不是张学良“进步”到信仰共产主义，要将他交给外国人管理的，存在上海租界外国人银行的巨额存款拿出来“共产”。而是像盛世才那样标榜进步，并唯恐别人不将他张学良如此“进步”、“革命”宣传出去，让斯太林知道，从而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与盛世才努力学习共产主义著作，并在书架上摆着《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供共方人员及苏联官员参观[注30]如出一辙。也难怪大陆敏锐的学者指出：“从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学良在武汉近两年时间，考察他的言行，其思想与一年多後发动‘西安事变’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武汉时期，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时期。”[注27]“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时期”，早至一九三四年，即张学良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

　　可见目前流行的看法：“中共的'二个口号'、'一支流亡曲'使张学良思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及张学良自辩：“共产党之停止内战，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是事实。

　　恰巧张学良与中共在策划大规模内战，如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张学良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具体设想：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另一部（红军）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张学良就是如此幻想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以能实现他据西北称雄的“鸿鹄之志”。这是张联共的重要目的。

　　其次，张学良以联共标榜进步，从而取得莫斯科的信任。并希望通过中共做中介顺利联苏，以能像盛世才据新疆称雄那样，在苏联的支持下，据西北称雄；张学良联共的另一目的，正如本书《西安事变的远因》这一章所说，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被张视之为“瘟疫”、“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惊之似警钟、雷呜、山崩、地裂，使张学良惶惶不可终日，“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力干部前来协助。”张学良不惜饮鸩止渴，引进中共，以抵销东北军内此一军队国家化的趋势；此外，还有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等。

　　这是张学良为甚么对他与中共的关系如此忌讳如深的原因，也是张学良晚年，宁可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也不愿说出他联共的目的是中共的“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及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张为达此目的，甚至像盛世才那样申请加入共产党。

　　是不是真的如张学良晚所说：“我就是共产党”呢？请看看这位自称：“我就是共产党”的张学良在关键时的表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中共仍拒绝公开“三位一体”，使张学良据西北称雄梦破灭後，张再也不需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了，张对中共态度突变，不但不联共了。相反，张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主动向蒋公献上剿共策略：

　　“甲、剿匪：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二、请虎城出洋考察……。……。”[注1，25]

　　从张学良主动向蒋公献上的此剿共策可看出，不仅张学良晚所说“我就是共产党”不是真的，就连“三位一体”，也只是张学良为了利用中共帮他弄到俄援，以及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的临时策略，待张不需要时，主动向蒋公献策：剿共，还要调东北军离开西北，“力求东北军能够远离中共与红军”，[注1]再也不“三位一体”了。充分证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特定的条件下的联共，并不是反内战，而是利用中共“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即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让他张学良能据西北称雄而已。

　　如此机密，张学良怎能不忌讳如深，唯恐外人知晓呢，甚至宁可用：“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用单纯的信仰，来掩饰他联共，甚至申请加入共产党，所要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西安事件真相》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3）四、张学良又是怎样和中共建立秘密统战关系的呢？

　　本来联共就是张学良步盛世才的後尘，密谋中的“另立局面”一个重要步骤，特别是张学良尝试像盛世才那样，直接联苏，虽多方努力，如派李杜担任此项工作，李杜甚至连毛泽东藏於民间的二个儿子都找到了，但仍无法与苏联系上，张通过马占山等私下与苏联系也毫无结果，使张愈来愈感到须找中共做中介，张心急如焚的至少从以下三条管道找中共。

　　第一，希望从上海找到中共，但因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构已迁至陕北，成效不大，仅找到脱党的刘鼎，但张学良最初并不知刘鼎曾脱党，还以为是化名的中共要员，曾猜测过刘可能是王稼祥[注31]，肉麻的吹捧刘；第二，从北京找到中共，找到宋黎……一大批中共党员。另据李锐（曾任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回忆，他的同学熊彪，在北平参加共党活动被捕，忽然释放後被带到西安，张学良的部属试图从熊身上追找到联共之路；第三，从陕北找中共，但是一九三五年的陕北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对东北军展开统战工作，但对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不抱任何幻想。且数度与东北军交手，发现东北军战斗力极弱，红军将领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除了象延安、宜川那样有完整城墙的县城，红军因为装备落後无力攻取外，一般进攻计划制定得相当大胆。甚至敢于放手进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墙残破不堪，守军又只有五个连，照理不能阻挡红军。想不到，红军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数度展开进攻，守军凭借武器优势，硬是把红军挡在了城外。眼看强攻伤亡较大，前线总指挥彭德怀下令围而不攻，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动摇守军军心。这种攻心之策颇见成效，不断有持械来归的东北军士兵。鉴于守军军心已经动摇，彭德怀干脆调来被俘不久，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零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前往甘泉进行现身说法，劝告守军指挥官放弃甘泉，甚至实行火线起义。高福源源刚刚进到甘泉劝降，就通过守军电台得知，王以哲军长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一谈。高福源本来就是王以哲的部下，得到电报后，当即出城征求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愿意进一步见王以哲说明共产党人的联合抗日主张。彭德怀对此虽不无疑问，但仍然表示了赞同的意见。随后，高福源即动身前往洛川了。

　　高福源前往洛川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但依照王以哲谨慎的性格和对张学良的服从，断断不会自作这等主张。王以哲明知高福源肩负中共劝降使命，却仍然坚持要他前来洛川，清楚地显示，张学良是幕後的主使人，这是因为张学良要步盛世才的後尘，必须与共产党拉上关系，张正心急如焚的在找此关系。一月十五日，高福源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与他谈话，而且张学良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商谈。彭德怀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了这一重要情况。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电报后，立即回电赞同。与张学良、王以哲这样高层的国民党军事将领打交道，必须派经验丰富的交际能手，因此，人选问题颇费周折。毛泽东反复考虑，提出了伍修权、叶剑英、肖劲光等人选，但彭德怀都认为不适宜。此时，恰逢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来到甘泉附近的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当即提议“改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去洛川”。由此，引出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一月十六日，李克农随高福源前往洛川。次日，即十七日，王以哲通过电报通知了张学良，同时於当天晚上与李克农见了面，双方进行了初步的交谈。这次谈话没有太多涉及实质性的问题，但气氛相当融洽。

　　第二天，即十八日，张学良打来电报，请王以哲转告李克农，他将于明後日亲到洛川与李克农晤谈。李克农立即通过王以哲的电台，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中共中央。

　　就在这一天晚上，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不过，关于这次会晤的情况，张学良後来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的说法与当时的文字记录多有不合。张说：

　　正当剿共失利，思想动摇之际，“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与後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编造出：他张学良联共是帮南京中央政府收编中共。把他秘密与李克农面谈，说成是：“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

　　张学良这里所说的左文襄公，是晚清陕甘总督左宗棠。所谓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事，是指一八七零年左宗棠重兵围攻甘肃反清回民武装马化龙部於金积堡，不战而降马化龙的故事。当年左宗棠能够收抚马化龙，是左宗棠的湘军英勇善战，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马化龙才会归降。被中共打得无法招架的张学良，怎么能威镇胜利者中共呢？毛泽东一个月前写信给杨虎城时，曾清楚地表示过对这位败军之将的轻视，信称：“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星夜逃还合水，敝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指张学良）略施警告，警告之不听，则其後患不堪设想。”连遭败绩，被动已极，深恐再与中共作战的张学良，能做左宗棠？更为荒谬的是，说什么李克农来洛川表示红军准备取消名称，接受蒋介石领导。李克农只不过是中共的低级官员，他根本就无权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收编红军呢？且连遭中共惨重打击的张学良，正在极力避战，怎么可能反倒收编劲敌呢？

　　那么，李克农与学良究竟谈了些什么呢？二十日晚，李克农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电报，说明他与张学良谈了三个小时，李克农明显地感觉到“张学良较滑头，而王以哲较诚恳。”李克农发此电时，李还不了解张学良的联共与王以哲的联共性质完全不同：王以哲联共单纯得多，仅仅只是为了避战，保存实力；张学良的联共就复杂得多，除避战，保存实力外，张还有联俄联共，据西北称雄这样重大的“战略目标”，此“战略目标”本来就不便直接说出口；更加上张学良与中共初次接触，不明底细，张学良为了摸底的某些侧敲旁击的外交辞令，张讲完後，连他自己也忘了。以致（下一次会谈）“与原来预计预想的相反，张学良关於‘抗日联蒋’一字未提，中共中央要李克农准备用来应付张学良在政治上发难的种种答词，几乎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张学良当场只是一再表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注43]可是不少西安事变研究者，却在连张学良本人早在（不久後的）下一次会谈时，就已忘了的为了摸底的某些侧敲旁击的外交辞令中，钻牛角尖，完全忽略真正使张感兴趣的是：

　　地盘——－助张“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权力、地位——－封张学良为“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以及金钱——－“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即以外蒙古为师，将大西北像外蒙一样附佣於苏联，以换取俄援。（“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西安事件真相》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4）五、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探讨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前，必须对毛泽东权谋、权术，有所了解。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如此毛泽东，怎么能如此迅速的控制中国大陆呢？是不是真的简单到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国民党贪污腐化”所致呢？诚然国民党有贪污腐化现象，但正如中共抗日，国民党不抗日一样，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中共等政敌恶意抹黑，并非事实呢？

　　就以中共等政敌所编造的著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例，台湾选举揭露的事实表明，蒋的後代竟要靠救济为生。且众所周知，蒋家生活相当节俭，连最节俭的生活也维持不了，何来贪污？再看看四大家族中的陈家，陈立夫在美国期间，竟要靠他太太包棕子卖，以及他本人养鸡卖渡日，证明陈家廉洁，没有贪污。此外，从中国大陆逃出的国民党的其他"高干"，他们住在香港的调景岭，过着勤劳节俭的生活，与当今中共高干及其子女，挟公款移民的阔气情景作一对比，黑白分明。正如人民常说的那样，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竟究谁真正贪污，谁被蔑污为贪污，人民经过比较鉴别後，可得到公正的结论。中共所谓的"四大家族"中剩下的孔、宋二家，中共说蒋与宋联婚，是为了得到孔、宋财团的财力支持。又说蒋介石一九三一年年底下野，孙科执政期间，因得不到孔、宋财团的支持，解决不了财政问题，而不得不辞职。到底是孔、宋用自己财团的钱，给蒋政权输血呢？抑或是孔宋贪污呢？中共始终没有说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孔、宋二家早在蒋公执政前，就是大富翁，宋耀如就曾用他自己的家产，资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且孔、宋在国外的财产，也没有外界所传说的那么多，均在合理的围内，孔、宋也愿意公开他们的家产。

　　再将国民党与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的廉洁情况作一具体对比，就以中共的廉洁王牌周恩来与陈诚对一对比，陈个人操守与廉洁，丝毫也不在周之下，但陈没有像周那样惨杀顾顺章在沪九族，连婴儿也不放过的劣迹；政治操守，更远在周之上，陈刚正不阿，敢於打断蒋公的大会报告。而周恩来身为全民总理，却看着几千万同胞活活锇死，仍毫无心肝，帮助毛泽东整彭德怀。中共的官员中，还没有像胡宗南那样廉洁的清官。又以中共廉洁的另一张王牌陈云，与经国先生作一对比，经国先生身为高官，却经常微服出访，深入民间，饿了在街边小店就食，而陈云从不敢在外就食，既使中共要员开会，大会挑选绝对可靠的人准备食物，陈仍不放心，要亲眼看到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先尝试，证明无毒後才敢下喉，他自己的生命是如此高贵，而他人的生命是如此低贱，只不过是他的实验小白鼠，陈云是中共官员中不可多得的楷模，陈云尚且如此，其他中共官员就更不要说了。

　　更令人称奇的是，中共能将任何悖离人类论理道德的事，冠上一个非常动听的名目，而“理直气壮”的兜售，无半点愧意，就以唐山地震为例：中共当时既无抢救此类大灾难所需的机械设备，又无足够的医疗设备，可中共竟毫无心肝的让被压在瓦砾下的成千上万的同胞活活痛死、饿死，也不让国际人道组织把他们从瓦砾下救出，如此枉顾他人生命的冷血行为，中共也能冠冕堂皇的在“民族尊严”的幌子下，理直气壮的兜售，中共是不是真的有他们口中叫喊的那种“宁愿尊严的压在瓦砾下活活痛死，也不用洋货”的“民族尊严”呢？完全没有，因而就在中共拒绝洋人用洋药救活唐山灾民的同时，毛泽东本人及江青生病，用的是进口的最高效的洋药。[注14]甚至毛死後，中共派遣专门人员，赴英国"拜倒在洋人脚下"，学习洋人的塑蜡尸的经验。[注14]中共只是枉顾老百姓的生存权力，视老百姓为工具，在他们眼里，老百姓是不值一分钱的奴隶，老百姓应为维护他们的面子，压在瓦砾下活活痛死、饿死，而他们自己则是不能死的高贵奴隶主。

　　显然，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的蒋政权官员，远比以农村痞子（湖南痞子运动起家的毛泽东）为骨干的毛政权官员廉洁，特别是前者更尊重他人的生存权力，既然如此，毛泽东为甚么能如此迅速的夺取大陆政权呢？这不能不归功於毛泽东的权谋权术。

　　西安事变是毛泽东权谋权术的杰作，正如张闻天所说：“老毛懂旧社会旁门左道那一套，让他去干吧！”[注18]毛泽东成功的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手托仙丹、法力无边的方士，他手中的仙名曰：“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注15].而苏联扶植盛世才一跃成为“新疆王”，为那些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树立了一个“活样板”，使他们深深的感到苏援是据地称雄的不二法门。对那些唯恐国家统一后，而失去割据时，所享有种种特权者，极具欲惑力。此时，这位毛方士的仙居，香火鼎盛，门庭若市。患恐统一综合症的急病者们，纷纷前往朝拜，乞赐仙丹（“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注37]）“最突出的就是广西、四川、华北几方面的地方实力派领袖，都积极与中共联络。”[注37]“这一阶段急着找中共联络的，还有前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策划的，由诸反统一势力组成的‘中华民族革命行动委员会’，以及华北的宋哲元和韩复榘的代表刘子青等。”“中共中央也陆续派出云广清、张金吾、彭雪枫、张云逸等作为中共正式代表，四出活动，毛泽东并有信致宋哲元与傅作义等。特别突出强调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影响这些地方实力派向自己靠拢。”[注37]致使以胡宗南为代表的民族精英，多年艰苦卓绝统一中国的努力，功亏一篑。

　　毛泽东策动张学良、杨虎城等叛乱所用的策略，既不是根据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如共产主义学说中，最基本的阶级分析观点，张学良出身於土匪家族，巧夺豪取，家族财至天文数字，典型的大地主大官僚，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可毛泽东居然枉顾共产主义基本教义，要拉张学良加入共产党，显然完全背离共产党学说，因而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使我们（指共产国际）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指中共）关於一切愿意入党的人……均可接受入党……你们甚至打算接受张学良入党……是错误的……。”[注19]

　　又悖离论理道德，张学良不管在私德：生活糜烂、“吃唱嫖赌，无一不来。”[注2]且毒瘾很大；还是公德，“沈阳变作，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为保存自己，竟不惜三千万同胞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俎上肉。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呼？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张学良等肉其足食呼？”没想到毛泽东竟眷顾张学良这个“亡国罪魁，败兵祸首”，策动张与他们一起背叛中央，甚至连共产国际都看不过眼，要中共“改变既定的一心要让中央政府崩溃的‘抗日反蒋’方针。”[注19]

　　更枉顾国家民族利益，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历史上，蒙古族都在我国占有重要位置；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国家，外蒙古此时（一九三六年）仍在中国的版图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苏联千方百计的诱使外蒙古成为其附佣，如此割裂中国神圣领土的行为，竟使中共高兴如狂，毛泽东甚至不惜用：（“其[指蒋]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卖国铁证”；）“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注19]（毛泽东首先混淆黑白，把维护祖国主权的南京中央政府两次抗议蒙苏协定，说成是“卖国铁证”，然後）明白的告诉张学良，只要他张学良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就可像外蒙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来策动张学良“另立局面”，甚至来引诱张学良以外蒙为师，像外蒙古那样把中国辽阔的大西北，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去，像外蒙那样成为苏联的附佣，就可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你们[指愿效仿外蒙古的人]可以如此做[像外蒙古一样附佣於苏联]，我[指苏联]就可以同你张学良联盟[注19]，在国外势力支持下，）而有持恐的据西北称雄，诱使张学良出卖我国辽阔的大西北给苏联。且如此卖国行为，也在“爱国”的口号兜的。

　　毛泽东以其对张学良、杨虎城此类军阀心理的透彻了解，如同历代乱世惑众的方士一样，为张学良、杨虎城等量身定做一套策动张、杨叛乱方略：

　　毛泽东首先挑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蒋之四十余团兵力仍实际控制陕、甘，先生如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况不可言论。”[注20]

　　然後鼓动枭雄们另立局面：“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敌方（指中共）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敌方（指中共）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先生商洽图存之根本大计。”[注20]

　　再以高官：“未来国防政府首席及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注20]且预先给张加冕，“联军总司令部组织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早日见面”。[注20]并多方鼓励张学良与中央决裂，如“我方（指中共）可助其（指张）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注20]“我方有辨法助其从苏联那里解决经费及装备问题。”[注20]使张放心离蒋，中共中央为了推动张学良揭旗反蒋，还“专门拟定了行动计划书。”[注21]“具体开列给张，坚定其信心并促其全实现。”[注21]张学良在中共的“政府首席”，“联军总司令”以及“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的引诱下，到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程度。

　　标榜进步，以取得斯太林的信任，从而得到苏联援助。似乎是一九三零年代中国心怀“鸿鹄之志”的枭雄们的时尚：

　　请看看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盛世才给共产国际的信：“我和阿波列索夫同志搞的新疆工作，却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的组成部分之一，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受到您的领导，……。我在还没有到新疆之前就已经打算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八十年以来，在中国各种军事和政治的领导人中，绝对没有像我这样无私的人，这是因为我信仰共产主义”。最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盛世才”落款。[注22]

　　“杨虎城也要求中共代表王世英向中共中央说明：”他（指杨虎城）一贯都是革命的。‘“[注20]

　　张学良与盛世才一样，为了标榜进步，以取得斯太林的信任，从而得到苏联援助，也像盛也才一样要求加入中共。[注19]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暴露的事实，帮助我们理解，张学良这个在日寇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的不抵抗将军。为甚么会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勇气，悍然发动震惊世界，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一个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人，人性被扭曲到了，为了显示自己进步，可以斗争自己的亲生父母；可以“将阶级敌人斩草除根”，连婴儿也不放过，甚至将整村的“阶级敌人”，老至白发苍苍者，小至刚出生的婴儿，用铁丝穿手心串在一起，推入河中活活淹死（如道县大屠杀）：“喝阶级敌人的血，吃阶级敌人的心。”（广西吃人肉事件，）斗争自己亲生父母者们，道县大屠杀的刽子手们，广西大规模吃人肉者们，他们均不是天生的嗜血者，他们只是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思想进步”到为了显示自己忠於毛泽东而为之。据中共官方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一百三十二页记载：“据後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仅在广西省）就有二万人是入党後杀人的，有九千人是杀人後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一万九千多人。”似乎为了加入共产党，以杀人！

　　或斗争阶级敌人，来显示自己进步，及忠於共产党，并因此而加入共产党，是一种普遍现象。张学良为了加入共产党，以劫蒋来显示他已与“反革命面目已毕现”的蒋介石划清界线，并站在革命这一方面，是张学良为了加入共产党的捷径，最佳的选择。盛也才以杀害南京中央政府和国民党派往新疆的干部，来显示他的进步，以换取斯大林的信任，从旁证实此点。

　　诚然，斯太林反对吸收张学良加入中共，但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中共将此内情告诉了张学良。相反，却有大量资料证实，中共为了诱使张学良早日揭旗反蒋，故意给张学良以错误的信息，使张学良误以为，只要他再激进一些，就会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并同意他入党。如若不然，张学良未必在托刘鼎带交给周恩来的信中，自作多情地再三称周、刘等人为同志。张不会不知道，在那年代，中共使用同志的称呼是极严格的，只限於党内。此後，一直到西安事变，在中共与张学良的来往电报中，同志是他们相互之间最常用的称呼。同样，虽斯太林指示中共改变“一心要让蒋崩溃的‘抗日反蒋方针’”[注19]，但不仅张学良不知此内情，甚至连中共派往西安的主要干部也不知此内情，以致要到斯太林严厉谴责中共後，中共中央才迟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派秦邦宪赴西安，向中共在西安的主要干部，传达莫斯科的指示，及中共中央根据莫斯科指示而做出的新决定。[注23]可见在此以前，连中共在西安的重要干部对莫斯科的指示都一无所知，更何况张学良。直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後，杨虎城才根据一系列事实，省悟到：“苏联力主中国应在蒋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援助西安之举，这是西安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注24]徜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知道中共接到莫斯科的指示，拒绝吸收他加入中共的话；倘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已知“苏联力主中国应和平统一。”[注24]不会支持他们割据西北，破坏中国统一的话；倘若张等在西安事变前知道莫斯科并不认为蒋介石是沙皇，劫蒋“不是十月革命”[注23]，“只是一种军事阴谋”[注23]，“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注23]的话，他们也不会发动西安事变了，更不会劫蒋後，立即兴致勃勃的向苏联邀功，且心急如焚的盼望莫斯科的嘉奖电：“尢愿知……”，“格外关心……”，“唯一希望”……“乞告”……“国际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1]致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更是弥天大谎，张学良成功的发动西安事变後，他们内部密谋的头件大事就是：“首先打击胡宗南”[注1].难道“首先打击胡宗南”也是停止内战？也是团结抗日？中共发动的宁夏战役，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後，再用这些飞机大炮轰炸宁夏坚固围寨，以及甘、凉、肃三州的坚城[注8]也是反内战？抗日？

　　可将张学良与当时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按时间分述如下：

　　1）、张学良与中共正式接触前诚然张“另立局面”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三三年底一九四年初，张学良在盛世才的崛起与闽变的鼓舞下，就与胡汉民勾结在一起反中央了，但此时人们对张痛失东北记忆犹新，各方面指责张学良之声，仍不绝於耳，使张言行谨慎隐秘，且用大量拥护中央的言论来掩护，以致被外界误以为他对中央政府"赤胆忠心"，与蒋的关心关系"情同骨肉".但是张在幕後，积极参於西南的反蒋活动，并在他们幕後反蒋活动中所表现的诚意与决心，经西南政治家们严格的政治审查，接纳张为他们反蒋的坚定可靠的盟友。[注25]说明张此时的政治态度是反中央的，一九三五年张又卷入西南的另一次反蒋密谋中，徐永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日记：“胪初（姓黄）来悉刘定五与阎（锡山）先生谈极洽，大意谓今日一通电报，蒋即下野，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时张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务会留张逐蒋。”[注26]可见张在未受中共煽动前，祗停留在“逐蒋下野”的水平，并没有要把蒋打成“反革命”，并交“人民公审”的意示。更重要的是，可能是张学良认为就他与胡汉民等反中央，成功可能性很小，因而张不敢轻举妄动，还只停留在密谋酝酿阶段。若无胡汉民留下确凿的证据[注25]，甚至可能完全掩盖张学良的这段反中央的事实。

　　2）、张学良与中共接触後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张找中共的动机：“一定是想与蒋介石翻脸。”[注48]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张学良这类枭雄的心理有透彻的研究，随後张的“<不小的计划>与‘大老板’（指蒋公）打一架，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据）。”[注31]证实了毛的判断，即张学良找中共，的的确确“是想与蒋介石翻脸”。毛顺势诱导，千方百计的鼓动张“另立局面”[注6、11]，并以“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注37、48]，诱使“张与蒋决裂”[注6、11]，且明白的向张暗示：“中共日後有办法从苏联那里，‘帮助张解决经费、军饷、械弹、装备问题’[注6、11]，‘使张放心离蒋’”[注37、48]，甚至“暗示彼方，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毛泽东甚至引诱张学良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注38]明白的告诉张学良，只要他张学良割据西北，并将中国的辽阔的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击去，像外蒙古那样成为苏联的附佣，就能像外蒙那样，得到苏联的支持，而有持无恐的据西北称雄。张有俄援壮胆，反中央“另立局面”信心倍增，“到了狂热的程度”。即中共资料中常出现的，张学良“爱国”到了狂热的程度，或西安事变前半年时间，张学良“爱国”到了狂热的程度".张学良的的确确到了狂热程度，但绝对不是爱国到了狂热程度，欲以外蒙为师，准备出卖大西北以换取外国支持的张学良绝对绝对不可能爱国。（以出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绝对不可能爱国）。真正使张学良激情亢进，而到了狂热程度的是张学良欲在西北建立张氏王国的“鸿鹄之志”。

　　张学良有俄援壮胆後，日益无所顾及，走上叛离中央的不归路，甚至要求加入中共，并要中共“派专人加以训练”，在中共的专门训练下，以及张身边的激进分子的革命激情感染下，使张决定在中共处於最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捍卫党，以劫蒋打破蒋介石的第六次剿共计划，救中共於危境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忠诚，以能“火线入党”，并“释苏前嫌，遂多联苏的愿望。”并能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取蒋而代之的目的。

　　3）、西安事变发生後，中共所起的作用。

　　斯太林从汪精卫在欧州试探加入德、日国际防共联盟的活动中，看到了对苏联极不利的情景，只有蒋公的存在，才能拆散酝酿中的汪、德、日国际防共联盟，使苏联摆脱四面受敌的危境，斯太林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因而竭尽全力保蒋安全，不惜用最严厉的措辞，多管道齐下，务使中共放弃除预谋，但是毛泽东急切的夺取最高权力的强烈愿望，使毛不放过此一乘乱夺权的良机，极力主张除蒋，使中国处於群龙无首，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以便乘乱夺权：“在我们的观点，把蒋徐除掉，无论对哪方面都有好处。”[注27]“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面犹豫观望不可避免。”[注27]（毛泽东甚至不惜用要各地方势力不再“犹豫观望”，而归附你张学良，你张学良必须先把蒋除掉，来诱使张下决心除蒋。）毛泽东不敢再明言除蒋，似在十九日後。此外，中共为了应付斯太林严厉指示，在十九日後，还做出一些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但是这些仅仅为了应付莫斯科的新决议，与毛泽东急切的夺取最高权力相违，毛也没有真心执行。如二十一日晚上八时，中共根据斯太林的指示，做出"中共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注27]但是到了二十四日深夜，毛又鼓动“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奠定胜利的基础。”[注27]阻挠张学良无条件释蒋，好在张学良媚共，并不是真的信服共产党，而仅仅幻想中共在斯太林那里为他美言，以能得到苏联援助，自苏联援助绝望後，张对中共的意见并不当真，以致连通知一下中共，都认为多馀的情况下，背着中共，无条件的亲自护送蒋公回洛阳了。

　　在研究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所起作用问题上，有一个极易被人误会的问题，是中共受到莫斯科严厉指责後，派秦邦宪赴西安，去做（未看过莫斯科严厉指责电的）中共（早已）派住西安干部的工作，这批中共干部，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仍坚持除蒋预谋。

　　以及一九三七年春，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到西安拜访了周恩来，本来早在西安事变之初，苏联严厉谴责西安事变，“是暗藏在张学良身边的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内乱”[注59]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保持第三者姿态。”[注60]此後，尽管张学良一再苦苦恳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但是中共权衡利害，始终未同意。到了次年春，蒋公早已回南京，周恩来更乘借助这位国统区记者之笔，推御中共的责任，巧妙的把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关系描绘成：“共产党原本希望以张学良为媒介，以便与蒋委员长协商，谁知张学良之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弄出‘双十二’这样大乱子来。”接着说，“中共中央得悉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仅在‘最初一秒钟’在感情上产生了‘报复主义’，但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认为张、杨如此作法，殊欠妥当。仅以一种不光明不道德之‘军事阴谋’。”更说他说於十二月十六日（实为十七日）到达西安，并立‘即向张陈（述）释蒋之必要’。“周恩来的这次谈话，通过当时尚与共产党毫无瓜葛的记者范长江，在广大的国统区传播开来，……。”周恩来巧妙地借用范长江之笔掩饰毛泽东以地盘——－助张“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权力、地位——－封张学良为“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以及金钱——－“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即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的蒙苏协定，就是告诉中国的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与你同盟。”[注4]他们要以外蒙古为师，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并“与苏蒙结盟。”[注8]他们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击去，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以换取苏联的援助。（即"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等"权力高帽"、"政治大饼"，以及金钱等幕後阴谋活动，来煽动张学良与南京中央政府决裂，据西北称雄，而发动西安事变。以及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本人到达西安後，周进一步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应准备对蒋采取最後手段，并下作战决心。”[注30]反倒要张学良随後花了四天时间，反复向周恩来解释，最後使周改变主张，於二十一日向毛泽东复电：“来此四日，对取断然手段，故觉不利，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注43]）的事实。

　　再加上中共的政敌“托派分子张慕陶以及徐维烈、张子奇先後到西安，张慕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被开除党籍，勾结日寇汉奸进行活动，张子奇是山西人，日本特务，他与西安李兴中，西北饭店老板张德枢等人相识，他来西安替日本人搞情报，需特别隐蔽，因此很少人知道他。”[注28]张慕陶并不了解释蒋内情，他仅因被中共开除党籍，而怨恨中共，就凭他个人的理解：“共产党主张放蒋，根本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张、杨跟着上了当，这是历史的悲剧。”[注28]人们仅仅凭这些就得出了，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起了良好作用的结论。

　　显然持此观点的人们，没有认真分析对比：苏联、张学良、受莫斯科严厉指责後的中共中央，以及未看过莫斯科严厉指责电报的中共在西安的干部（在此，为了方便述说，笔者暂借原教主义者来称乎他们。）四者间，在释蒋问题上的差别，可分述如下：

　　苏联——－斯太林认为蒋公的存在，可拆散酝酿中的汪、德、日国际防共联盟，使苏联摆脱四面受敌的危境，因而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因西安事变，而引起的一系列冲突，并严厉指示中共，务必放弃除蒋预谋，确保蒋的安全。

　　张学良——－张豪情满怀的发动西安事变，并心急如焚的盼望莫斯科嘉奖电，直到十三日仍未能盼到，使张更增加对“局势如何演变，还未敢定”的疑虑。开始考虑放弃十七日“交人民公审”蒋的计划。随後张听到愈来愈多的莫斯科的谴责声，使张彻底放弃除蒋预谋。此後，尽管中共一再诱使他除蒋，张反复向中共解释“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基础，但张仍幻想苏联谴责他真的像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只是为了应付外交”，仍幻想能通过中共得到苏联支援，而能据西北称雄，直到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中共仍拒绝公开三位一体後，使张对据西北称雄完全失去信心，转而全力为自己留後路，主张无条件释蒋。

　　中共——－在莫斯科的严厉指示下，於十二月十九日後，才不敢明言除蒋，这不仅比张学良要晚好几天才放弃除蒋的预谋，特别是张学良真的意识到“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即张学良真的认为应保蒋安全，既使对他本人都是有利的，）而中共只是为了应付斯大林的指示，不敢明言除蒋。（直到十七日周恩来到西安，周仍使尽浑身解数，游说张学良“对蒋取最後手段，并下作战决心。”[注27]张学良随後花了四天间，反复向周恩来解释：“留此在手，大有文章可做。”）十九日後，中共虽然不敢明言除蒋，但仍未完全放弃一切制造混乱，以便乘乱夺权的机会。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仍鼓吹：“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奠定胜利基础。”[注27]阻挠尽快无条件释蒋。

　　原教主义者——－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仍认为蒋介石是“沙皇”[注23]，坚持除蒋预谋，中共虽派秦邦宪劝说他们放弃除蒋预谋，但他们在释蒋问题上，起不到真正作用，张学良一声不响，甚至连秦邦宪都未通知，无条件的亲自护送蒋公回洛阳了。中共虽然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派员劝说极左分子放弃极左主张，但中共此时的主张，仍比当时的张学良的主张，更远离和平，且极力阻止张学良尽快无条件释蒋。因而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另外附带说明一点，要认清像周恩来这类以多种面孔出现的人物的真面目是多么不易，周恩来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到达西安後，仍使尽浑身解数，游说张学良：“对蒋取最後手段，并下作战决心。”[注27]且既要钱（与张商定多少给多少），又要地。（我们所希望的地区是青海、甘西、宁夏。）竟被某些现场人士，误认为“既不要钱，又不要地”的“甚明大礼”者。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决不是像中共自吹的那样，靠动机纯正，目标高尚的感召力造成的。而是用欺骗的手段，蒙骗张、杨及其部下，为中共火中取栗，欺骗是不能持久的。最後张、杨及其部下，均认清中共的真面目，如最先联共的王以哲：“我们撤军後，也不能靠近红军，要脱离红军，因为今後我们也不能跟着红军他们走。”[注29]中共劝说于学忠与中共靠拢，可是于学忠哭泣着说：“我现在五十多岁了，难道还要我当共产党吗？”[注29]坚决要求东调。[注29]“杨虎城这时回到西安，与顾祝同直接晤谈，只谈十七路军改编问题，一切都不再与中共代表团商量。”[注29]

　　就连著名的“激进分子”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也只是暂借中共的据点避难，风声稍松，他们即从中共的据点云阳出走，与中共分道扬镳。至此，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中的左、中、右三派，均认清中共的真面目，而使中共完全失去影响力。此时中共仍在西北地区挑动内战，中共的西征军仍在打通国际路线，（就在西安事变结束後的一个星期，即一九三七年元旦，中共“西征军”攻陷甘肃高台。）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用於攻取西北地区地方政府管辖的坚固城寨。但由於中共已失去影响力，得不到广大民众支持，打通国际路线的努力失败，才使西北能有短暂的和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