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重负，行者传承（序）

　　卢敦基

　　当我们还是十岁左右的小学生时，被告知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不变的阶级。而其中，乡间的我们那时还没怎么见过的工人阶级，在台阶的最上层，农民为第二，农民中又以贫农仅次于雇农排列第二。南方山村中的孩子，大多属贫农出身，因此见了少数中农以上成分家庭的孩子不禁趾高气扬。一天早自修，大家自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终于有同学问出了那个大家平素常常想到的问题：

　　“老师，那我们属于什么阶级？”

　　一个让我们目瞪口呆的答案被抛了过来：“你们是学生，学生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

　　我们贫农出身的孩子，竟然会变成千人骂万人踩的“资产阶级”？尽管“小”！那一瞬间，我们都愤怒了。终于，一个最勇敢的同学挺身而出：“如果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你便是大资产阶级！”

　　二十多年后，当我站在平壤仰视标志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手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思想塔时，脑海中莫名其妙地浮现出了这件事。

　　Ⅱ

　　上古时期的中国，除了现实的政治权力控制者外，还有一种人可以与其分庭抗礼，那就是“巫”。巫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拥有知识，同时拥有与上天神秘沟通的能力。我们可以说那个社会是分权的。而一个分权的社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民主的特征。现在我们读《尚书》、《左传》、《国语》甚至《战国策》，其民本思想触目皆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称为“古代奴隶民主制残余”。可是经过历史的淘洗，尤其是战国之后，中国从此不为上天再留可与现实统治者平等抗衡之地位，一个实用理性的社会被构建出来。现实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根本利益，宗教被放逐出日常以外。

　　这种转轨，于中华民族日后的发展，是福是祸，难以断言。但是知识分子肯定是多挑上了一副重担。原来人类的生活，永远包括理想和现实两大部分。人类的知识，本也分成为理想和为现实两大类型：后者提供现实生活的有效知识，如农业、气象、医学、军事、社会组织等等；前者则包括何谓幸福、何谓真理等价值判断。在许多地方，这两者的责任可由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分担，但在中国，由于后者被放逐，便注定只能由同一类人来承载。

　　问题只在于，这副重担是知识分子注定难以挑起的。为什么？人挑重担，必须得有一副好身板，知识分子承受历史重任，也需要有可凭恃的依靠。他们衣食充裕，以闲暇时间研究世界，本该提供科学知识以及理想信仰。而在现实世界中维护信仰，宗教界人士有上帝可以依靠，西方古代“法”所以是“自然法”，那都是背靠上帝的意思。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活于一统皇权以内，其私人财产甚至生命又从来未被尊重更不设保障，一举一动须仰承现实统治者的鼻息，又有何力量抵抗专制君主雷霆之怒？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可谓举世无伦。他们只凭着一腔正气和一团信念，与巨大的现实政治权力周旋抗衡。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是天生不满现实社会的正常运作，他们只是觉得现实社会的运作需要符合一个正义的理想。偏离这个理想太远了，他们就要抗议，要呼吁，要行动。至于那个正义的理想在何处，现实社会中并无踪迹，那只存活于他们的心中。

　　Ⅲ

　　作为掌握现实权力的统治者们，如用较为长远的眼光看，对知识分子也能容忍甚至一用。因为他们也知道，较合于天道的统治必然更为久长。问题只在于，政治永远只能依附于肮脏的泥土，如果脱离了泥土，自然要成为空中楼阁，因此理想不得不让步于现实。而来自人心的种种罪恶诸如贪婪、怯懦、妄为、邪欲等等，随时都在驱使运作政治的人们。他们有时仅仅为了心中的一丝满足，也不惮对抗一下自以为是的天道。而对这种胆大妄为，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惩罚，除非正好发生日食、地震什么的天象示警。在这样的背景下，无神论的鼓吹有时反是助纣为虐：如果免除了神秘的报应，那些现实权力的掌握者们更又有何忌惮？缥缈的天与道混为一体，正是知识分子可怜的凭借。自汉至清，中国社会便在这样一个强弱判然的模式中运作。一方面，是现实权力的掌握者们；另一方面，是匍匐于这个权力之下的亿万小民。而读书人借助于知识、道德与信仰跻身于权力阶层，其中的少数坚强者一边参与治理，一边遵循理想，以天和道与统治者周旋。

　　但是，惟有宋代，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自元代始，历代统治者开始打压知识分子，尽管明太祖重用刘伯温，清朝开国也重用范文程等人，但那都是无奈之举。一到大权独揽、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便露出本来面目，以政治权力向理想开战，甚至不惜贬斥经典《孟子》，皇帝同时兼做圣人，将理想和理论阐释权收归自己手中，宣布文人为“名教罪人”（钱名世），据说还让读书人专收破铜烂铁（杭世骏）。除非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知识分子可以凭一己之才一展身手；一俟海晏河清，知识分子竟然还不如放马南山之军旅，战战兢兢如月明星稀时之南飞乌鹊，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也如风中饿鸦，甚至衣食不得暇给。为何历史越是发展，中国的读书人境遇越是悲惨？这是我青年时期对单线式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幼稚疑问。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难题依然盘踞于我胸中，萦怀难去。知识分子竟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有正当的存活理由。那么，如果没有工人阶级，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放诸四裔、投畀豺虎、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Ⅳ

　　当然，知识分子有他自身的特别弱点。直截地说，他们并不适宜操控现实权力。不能因为读书人对治国良策有研究，对万世太平有憧憬，就把政治权力交到他们手中。宋代士大夫的权力不小，但未必干下多少好事，就是最好的历史教训。当然，这也不是说一个社会就应该将他们置之度外，相反，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中，最受尊敬的应该正是这些思想者，因为他们是社会之导师。“真正称得起民主社会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些武人和政治领袖，而是像杰斐逊、霍尔姆斯、杜威、惠特曼等等导师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给予人民以见解、方法和知识的人。”（悉尼·胡克语）。至于政治家，只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人民之所以要尊崇政治家，最强有力的理由往往是他们不受权力的诱惑，而是顺从人民的意愿，即使他们知道人民是错误的。

　　这又回到了中国的老问题：知识分子凭什么抵御现实的政治威权？

　　无论如何，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无所凭恃的情形下，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历史重担。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司马迁、王安石、黄宗羲，可以列出一长串思之让人神颤骨惊的名字，他们的努力当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们的身体和诸多皇帝重臣同样灰飞烟灭，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垂范千古！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书，在我看来，大抵写的就是这么一些故事，这么一种精神！

　　更确切地说，这部书，作者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用苍凉和带有深情的笔法，勾勒出了一幅三千年中国历史的厚重大写意画卷，主题其实并不能用简单一两句话限定下来。然而细读一遍后，给我最突出的感觉却是看似驳杂的内容中，作者真正力图表达的，或者说着力的重点，应该正是上文中我提到的这种精神：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薪火传承，永不消沉的对现实社会的责任感。面对强权，他们始终不屈不挠地努力，呼吁、抗议、行动，试图将社会朝着理想中正义、和谐、温情、大同的方向引导——纵然了无凭恃，纵然无人理睬，纵然无济于事，纵然焦头烂额、纵然刀锯加身！

　　Ⅴ

　　这种悲壮而宝贵的精神，庶几可以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来概括吧。

　　作者郑骁锋先生，是我的同乡。家乡永康，近年经济发展迅猛，排进了全国百强县前五十位。但由于曾经穷困多年，文化土壤自显稀薄，文化成果与经济远远不能匹配。近来忽见郑君文字，流畅老到，颇有思想，惊喜于近年文化之进展。因此愿为其文作序，并热忱推荐给广大读者。

　　2006.12.31

　　引子

　　人间道——引子

　　到了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所有人大概都是要呼天抢地的。

　　绝望的眼，茫然地仰望着那高高、冷冷的天，目光无力而悲怆。

　　那不可及的高天之上，可有一双巨眼，俯瞰着这茫茫大地？可有一只大手，时刻准备着抚摩在滚滚红尘中浮沉的芸芸众生？

　　直到一百多年前，德国人尼采才喊出那句震撼整个西方世界的口号：“上帝死了！”而在我们古老的国度，早在先秦，哲人们便可能已经隐隐约约猜测到，神灵也许早已在这人世间消逝。在韩非看来，起码到了禹的时候，上古的神力便已残存不多，所以治水于他，其实是件艰苦的差事。十几年过去，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禹是这么一种形象：扛着大锹，憔悴而疲惫，小腿上的毛都被磨得精光。由此韩非感叹，当这样的天子简直连奴隶都不如——这哪里是后世传说中那个骑着神龙指挥鬼神，威风八面的神禹呢？

　　或者，上古神话本身暗示了神灵的虚幻：盘古、女娲、伏羲、神农、后羿，神力一个个下降不说，任是哪位，任你能开天劈地、能炼石补天、能弯弓射日，都逃脱不了那注定的宿命——死亡。到了神农时，传说夺了命的仅仅是几株野草。

　　孔子终生不谈神怪。子路来问鬼神之事，他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睿智的先哲其实已经发现，茫茫天地间，偶尔来到的渺小的我们，并没有什么神灵会指引该往哪里去；而我们的痛苦悲哀，也没有什么神灵能来聆听——

　　我们的辉煌，我们的倾诉，我们的忏悔，我们的呐喊，我们悲愤欲绝的仰天长啸，最多只能在苍莽的大地上形成一丝丝轻烟，同时无声无息地消散于无边的沉寂和虚空。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一千多年前，醉眼矇眬的李白举杯在手，仰望青天明月，不禁感慨，提笔写下了这几句诗。也许，一刹那间，他也触摸到了那种茫然和虚空。

　　沧海桑田，李白手里的酒杯早已成了劫灰，月下起舞的诗仙，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写在纸上的符号，留在这人间。

　　只有那不老的风，依然一圈圈贴着我们这个孤独的星球盘旋。随手抓过一缕，在指间缠绕，细细端详，你，可曾掠过汉武的宫墙，可曾拂过秦皇的仪仗，可曾扬过西子的霓裳？

　　风声烈烈。

　　松手放风归去。月色下轻拍栏杆，寒气触手。仰头，发丝轻扬。杯中酒已残，邀月之人已逝，不知此月是否已醒伊人的酒。月圆非喜，月缺非悲，千年月自圆缺。如一轮巨眼，眨瞬间，熙熙攘攘的人间亦不过是那片枯黄飞舞的落叶。

　　月悄移，影渐转，风渐冷。

　　世上没有救世主！失去了神灵的人间、注定要一代代依次烟消云散的人间，却注定要一代代走下去——

　　只靠人类自己。

　　人间道，千万条，何去何从？像那首歌唱的：“妖与魔，都说自己好。”

　　面对纷纭的歧路，那年杨朱痛哭流涕；几百年后，阮籍出游，行到山穷水尽之处，不再有路，一时间悲从中来，也不禁捶胸顿足放声嚎啕。

　　那声嘶力竭的哭声直到如今，依旧不时响起在后人的耳边，在车水马龙之间，在灯红酒绿之际。

　　人间道，千万条，总有一条是正道。

　　只是，正道究竟是哪一条？

　　碰壁多了，不免有人怀疑：这世间，果真有那么一条正道吗？

　　当年庄子绝望了，他得出的结论是不用苦苦寻找，人的一生不过如白驹过隙，大伙各自在混沌中随波浮沉，漂到哪里便是哪里算了——这人生是无所谓圆满残缺的，不能强求。他冷冷地说了一个黑色的寓言：“江湖干涸了，鱼儿被抛在陆地上，它们用口沫互相湿润——这样如何能及得上大家在江湖中互相忘却呢？”

　　失去上帝后的尼采，想做一个普照人间、光热无穷的太阳，但他最终发了疯。一天见到有人鞭打一匹瘦弱的老马，他突然冲了上去，抱住马头大哭起来。

　　但是，总有人不曾绝望，而是在这苦难的人间挺起胸膛，挽起袖子。他们明知面对残酷的永恒，任何一个人与在显微镜下蠕动的细菌相比，本质上并不存在什么很大的区别，但还是低下头来，一步一个脚印地为自己、为后人开创着道路——尽管一阵风吹过，就可能将他们曾经的痕迹抹得干干净净。他们只知道，正因为没有神灵，所以每一个勇者，更要对这人间、对众生负责——

　 带领大家好好走过属于自己的那一段旅途。

　　如此勇者，才是大英雄，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神灵，就是上帝！

　　歧途间，他们登高远望；绝境里，他们披荆斩棘；激流中，他们摸着石头一步步过河。

　　他们坚信，再干涸的大地，即使是沙漠，经过奋斗，也会涌成浩浩荡荡的大海。湿气尽了，还有口沫，口沫竭了，还有热血！

　　他们坚信，只要搀扶着走下去，终有一日，这人间，会成为天堂般的“大同世界”。

　　大道上，走得累了，坐下来歇歇脚，回头看看来路。

　　摇着蒲扇，坦着衣襟，江边的槐树下，调皮的孩子听着老人讲古。

　　孩子们叽叽喳喳，吵着嚷着，为武将的排名争执不下，纠缠着要老人裁判。

　　老人笑眯眯地一言不发，听着孩子们比较兵刃的轻重。

　　江水缓缓流。

　　突然，似乎有种凉意从远古袭来，他不禁缩了缩脖子，在这暑夜。

　　抬头，一轮圆月冷冷地挂着。

　　正是：

　　人世几回伤往事，

　　依旧月涌大江流。

　　绝笔——疲惫的圣人

　　有时简直对这些龌龊的贵族掌握权力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但动作太激烈了是会血流漂橹的啊！可他总有个预感，一些新的力量正在某个角落里暗暗摩拳擦掌。但他明白自己的才能不过是像女娲，至多能把破了的天试着补补，像盘古那样去开天辟地，他是从来不敢想象的。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癸未。

　　傍晚，鲁国曲阜。

　　孔丘驻着根半人高的枣木杖，慢慢踱到了门外的小山坡顶。

　　初夏的风带着些许麦花香掀舞着大袖，稀疏得难以簪牢的鬓丝轻轻拂着脸。

　　鲁地平坦，山虽不高，却能俯瞰大半个都城。这时，被棋盘般农田围绕的都城正弥漫着袅袅的炊烟。

　　子贡远远跟在后面。孔丘不让他靠近——他想自己静一静。昨晚他又做了那个梦，而且从未有过的清晰：他梦见了自己正被人庄严地祭奠着。

　　“时间真的到了吗？”他苦笑着，刚才那段路其实已经使他气喘吁吁了。他想起了那张当年教学生射箭时用的弓，那张让健壮的子路从此心服口服的强弓。

　　而世道仍是一团糟呢。

　　虽然从那年晋楚弭兵会盟后各国间的战争是少了些，可谁都明白，这不是他们正在积蓄着力量准备下一轮角逐就是自顾不暇啊——不是就在前年吗，齐国田氏终于迈出了那一步，弑了君主，轻轻松松掌握了太公的基业。还有，近些年来吴国的气焰是越来越嚣张了，似乎忘了勾践那双恶狼般绿荧荧的眸子始终狠狠地盯着自己的后背，十几年来没有一刻游离。

　　孔丘微微皱起眉，看着满天火烧云污血一般的笼在都城上空。他好像听到了各国紧闭着的城门后传来越来越刺耳的锻击磨砺声。

　　他最近常想起老子。还是做着管仓库的委吏时吧，他千里迢迢去谒见了这位睿智的周室书籍管理员。

　　他永远忘不了，那个瘪嘴的干枯老人眯着眼，在满地竹简间散着发箕踞坐着，有气无力地对这位谦恭有礼的后生说的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天地是强求不来的，你只有顺着大道浮沉俯仰。”他咳嗽着，“什么仁义道德，统统是徒能蛊惑人心的东西。你什么都不要去做，做了愈加搅乱天地——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万事不可为啊。让你我，让世间众生，都在这混混沌沌无情无义的大道中了此一生吧。”

　　说完老子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再不说话。

　　可年轻的孔丘就是不甘心啊，他总觉得自己的肩膀应该为这个苦难的人间分担点什么。在这征战连年、生灵涂炭的时代，面对呻吟于水深火热中的芸芸众生，难道就只有如此闭上眼睛视而不见，堵住耳朵听而不闻，欺骗自己活在一个恍恍惚惚的所谓大道中吗？

　　他苦苦思索着。

　　终于，有一个夜晚，他觉得有道闪电撕碎了无边的黑暗。

　　那年，他记得自己好像四十岁。

　　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并不要求人人都能毫无私心地兼爱众生、视人如己——这样的要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能是虚伪和做作；而只是让每个人都从自己力所能及的做起，从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做起，把“仁爱”一级级向外扩散，向外影响。如在水中推起一道涟漪，慢慢荡漾开来，直至充满整个水面；又像那旷野上的清风，柔柔地掠过，把杂乱的野草梳理得整整齐齐。只要人人都学着培养自己的仁心，都试着做起“孝”、“悌”这些身边事，那么充斥人间的暴戾之气便会慢慢从源头消解，很快，整个天下就能成为仁爱的世界。

　　他并不知道，差不多就在这同时，万里之外的雪山那边，也有个哲人，坐在菩提树下不饮不食憔悴地思考，发愿要解脱一切生灵的痛苦。最后他的办法却是带领众生走向冷冰冰的涅槃。

　　而孔丘只认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仁”慢慢生根发芽壮大，终有一日能创造出一个大同世界。

　　他不厌其烦地对学生一遍遍解释着这个“仁”，每次说法却并不相同。但他知道学生们是能领会他的苦心的：林林总总，一言贯之，“仁”，不过只是使世人真正成为一个“人”的修养方法啊。

　　可直到今天，这几十年的奔波，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鲁国，他的“仁”又能实现多少呢？或者说，这天地间，到底成就了几个真正的“人”呢？

　　他想起了鲁侯那麻木而冷酷的脸。那是两年前，因为齐田常弑君，他斋戒沐浴后郑重地朝见鲁侯，要求出兵讨个公道而被客气地拒绝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有些惶恐，仰起了头看着天。晚霞更是艳了,醉酒似的酡红。

　　五十岁后，他越来越想知道冥冥之中，到底有没有个天数了——系那部《易经》的熟牛皮，至少被他翻断了三次。其实他的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的，不多去考虑智力能力所不及的未知天地。他记起了当年回答子路的话：“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他想起了子路，这个去年在卫国之乱中从从容容结缨而死的刚强豪爽的汉子，心里一阵抽搐。还有颜回，那个在陋巷里过着箪食瓢饮的苦日子，憔悴而好学的年轻人，更是在前一年就死了……

　　难道，这些就是行“仁”的结局吗？

　　他回过头来，看着远处垂手肃立的子贡。

　　说实话，他对子贡不是很满意，尽管他也觉得子贡在所有弟子中好像是本事最大的一个，在众国间混得八面逢源。他称赞过子贡经商的才能，但不知怎的，他看到子贡衣履光鲜的样子总有种说不出的不安。也许这使他想到了颜回惨白瘦削的脸吧——他以为弟子里颜回才是道德最完善的——更大的可能是他担心子贡在经商过程中迷失了心中的仁爱。

　　不是连阳虎都说过一句话，叫“为富不仁”吗？他虽然相信人人心中都有一份美好的仁性，但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无论是谁，都还是得小心翼翼地滋养培育这份宝贵的天性的。靠琢磨别人心思去货殖，越是“臆则屡中”，就越是失去了真诚。

　　为了能培育发扬众生心里的这份仁性，他还花了很大的精力，整理损益了古代传下来的那些礼乐。他认为，强学仁义是不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用礼乐去引导节制人性，才是能使所有人都接受的快快乐乐的学习感化方法，否则只能是虚伪做作。

　　他用的是禹的那种“疏”的办法。

　　但他想不到，千百年后，那些浅陋的人们——自称为他忠实信徒的人们——却竭力用一条条外来的绳索，紧紧地捆扎自己以及别人的心：他们认为完美的道德就是应该这样扎出来的。

　　他们忘了，孔丘希望的是从内到外慢慢地自然地疏导和协调：道德应该是一步步渐进修炼开出的健康花朵；而他们却生硬地用教条的“仁义”概念拧成了无数条绳索，想把每颗心都血淋淋地硬缠成他们梦想的形状——就像后来流行的小脚。他们效法的是鲧的硬堵，是把他的教化当做了“息壤”。性急的人们甚至想灭绝所有的欲望——他们把欲望当成了仁义的天敌。孔丘其实从未轻视过人类的欲望，他要的只是协调。就像他一贯主张的，在滔滔浊流中，找一个平衡点，他把这个平衡点称为“中庸”，稳定自己，沉着地迎接一个个扑面而来的恶浪。

　　也许怪不得那些人，孔丘站得太高了，这个小小的山坡简直就是后人无法逾越的绝顶。

　　“哇——哇——”空中响起了一片鸟噪，一群归巢的乌鸦扑腾着飞过。

　　孔丘的腿有些麻了，有一种虚脱般的疲惫。他很怀念早年风尘仆仆奔走于天下时充沛的精力。尽管得到的只是失望和碰壁，可那时他总是觉得自己还不算太老，应该还有机会，所以无论什么艰苦的情况下都能安之若素。

　　想起了那次在陈国被围困，饿了好几天，有几个学生都站不直了，而自己却安然调息匀气，弹那曲让人三月不识肉味的《韶》。子路简直绝望了，气冲冲地责问：“难道要做所谓的君子就老得受穷吗？”怎么回答的啊？哦，是俏皮地刺了这个有些鲁莽的学生一下：“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要是小人，一遇困境就无所不为了。”

　　涩涩一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对那些脑满肠肥的君主权贵们彻底失望的呢？是季桓子色迷迷地接受了齐国的女乐那次吗？是卫灵公听着自己讲解大义却心不在焉地望着空中飞过的大雁那回吗？记不清了。

　　有时简直对这些龌龊的贵族掌握权力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但动作太激烈了是会血流漂橹的啊！可他总有个预感，一些新的力量正在某个角落里暗暗摩拳擦掌。但他明白自己的才能不过是像女娲，至多能把破了的天试着补补；像盘古那样去开天辟地，他是从来不敢想象的。

　　他的补天事业，就是像把脱缰闯入麦田的马车再勒回大路上那样，用他的“仁”和“礼”把这个已经极度混乱的人世间引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来，使各人回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像当年周公时一样。从而使人人能在太平的环境下安居乐业。他认为这就是大济苍生。

　　但他慢慢发现这个目标离自己一天天的远去，这一生恐怕是不能成就了。有次还忍不住在子路面前发了回牢骚，说要泛舟海外，再也不理这乱糟糟不可救药的天下了。后来才自嘲地说是知了天命——从那以后他的精力越来越向教育和整理文献上倾斜了。

　　而现在，他只剩下了一个目标：薪火相传。他相信总有一天，世人会接受他的思想，天地将在他的思想下变得合理、温情、高尚。

　　但他近来好像有了些怀疑：真有那么一天吗？扶杖的手有些微微的颤抖。

　　他努力不再去想，叫子贡走到身边，轻轻地说：“赐，你把我那些文献整理一下。”顿了一顿，又说：“收起来吧。”

　　子贡看着孔丘深陷的眼窝，苦涩地点点头：“是。等夫子身体好些了，再请夫子继续修校。”

　　“再不用了，你藏起来吧。”孔丘虚弱地说。

　　“那《春秋》好像还没完成吧，这两年的事都没记录呢……”

　　孔丘似乎没听见，垂下头低低吟唱着那几句昨夜萦回在梦里的歌：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确实在两年前，他就停止了《春秋》的修撰。自从见到那头叔孙氏狩猎所获的怪兽后，他再也无法静下心来——他固执地认为那就是传说中的麒麟，而且总觉得自己也是一头出现在乱世而将无声无息地死去的不合时宜的异兽。

　　“孔丘，就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吗？”

　　“累累如丧家之犬的那位吗？”

　　“他为什么要过得那么忙忙碌碌呢？”

　　……

　　突然，各种声音不知从哪里又冒了出来，乱七八糟响成一片。他好像看到了那一张张胖的瘦的老的少的气宇轩昂的猥琐庸俗的脸绕着自己盘旋嬉笑。

　　真的不可为吗？

　　他好像又看到了老子紧闭的眼。

　　一种刻骨的孤独感又袭击了他。他抬起头来，晚风把云朵吹到了天边，红黄灰黑各种颜色层层叠加，挤成诡异变幻的长长一溜。大半个天空在夕阳的照耀下成为澄净半透明的鲜红色。脚下，炊烟已经散去，现出被镀上金黄色的十万人家鱼鳞般的瓦。似乎有声音传来，悠长而亲切，应该是母亲在呼唤牧童回家。

　　这个下午终于校完了最后的一篇《诗》，他长长吁了口气。

　　孔丘忽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他觉得这一生过得很充实很安心，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全力。他觉得人间仍然充满了希望。

　　一阵风吹来，他有点冷，不禁缩了缩身子。

　　“夫子，天色不早了，回去吧。”子贡不知怎地鼻子有些发酸。

　　“是啊，不早了，也该回去了。”孔丘喃喃道。

　　他转过身来，负手将木杖别在背后。

　　子贡上前想扶，孔丘摇摇头，努力挺起胸，独自曳着杖向夕阳慢慢走去。

　　他记起了那年曾皙为他描述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暮春，差不多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吧，想着，孔丘不觉微笑了。

　　子贡看着夕阳为孔丘原本高大，现在却有些佝偻的身躯，在大地上投下了无比雄伟的影子，脑海里浮现出了“圣人”这两个巨大的字。“圣……人”，是啊，他再神圣，也是个人，一个普普通通亲亲切切的老人。他只是为后人树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榜样。

　　他没留下一个虚幻的天堂，只是为后人指了一个努力的方向——他从未想过做那高高在上的神。

　　而现在，他真的老了。

　　子贡看着孔丘满头白发在夕阳里闪着光飞舞着，热泪夺眶而出。

　　孔丘慢慢走着，走着，影子越来越长，一直伸长，伸长……

　　七日后，孔丘逝世。

　　奈何——项羽的最后一战

　　远处，终于传来了一阵马蹄声，越来越近，铺天盖地，雷鸣般。一群野鸭“嘎”地一声从岸边的枯草丛里惊起，扑腾着向对岸飞去。翅膀扇下了项羽戟尖上的雪，芒光一闪。

　　乌江原本平缓的流水顿时沸腾了。

　　彤云重得像要坠了下来，虽是清晨，却如黄昏般的晦暗。项羽转过身来，背对着呜咽的江水，听着亭长那艘小船“吱呀吱呀”的欸乃声慢慢远去。

　　船上，被亭长粗笨的儿子拼命拽住缰绳的乌骓暴躁地嘶叫着。

　　他突然觉得很轻松。严冬的朔风迎面扫来，居然像是烫的——他感到全身的血液在脉管里如野马般的乱冲乱撞。

　　项羽使劲握住了腰间的佩剑，指尖传来一阵阵的刺痛。那是昨夜埋葬虞姬时扒土挖伤的——他拒绝部下帮忙，也不肯用刀剑匕首，甚至不肯包扎，任凭鲜血从指甲缝间渗出，一滴一滴落在地上，直至慢慢凝固。

　　他好像又看到，虞姬在自己怀中慢慢阖上了眼，一颗晶莹的泪珠从那幽怨的眼角缓缓流下，滴入他颤抖着的掌心，冷得刺骨。

　　“大王意气尽，臣妾何聊生……”项羽喃喃念着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堂堂西楚霸王，真的败给那些卑鄙的东西了吗？”

　　是啊，那些是什么人啊。

　　屠狗的、卖布的、勾大嫂的、管牢房的、帮别人哭丧的、当水贼的、耍嘴皮的、还有那个游手好闲钻裤裆的……这些人，也只有那个好色粗鲁的刘邦，那个可以不要老婆孩子，不怕别人煮了他老爷子的无赖，才能收用。

　　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后悔当年失去韩信。

　　可如今，就是这些自己平时从不会正眼瞧一下的猥猥琐琐的阿猫阿狗，把他，这个楚国世胄，名将后代逼到了这乌江边上。面前，还有二十六骑。尽管人人遍体伤痕，血染征袍，可仍然个个在鞍上把腰挺得如手中长矛一般的笔直。一字排开，依旧渊渟岳峙，还是那股能让任何一位名帅宿将都做噩梦的雄壮气势。这种军队，怎么就输给了那些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呢？

　　起兵至今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从未败北。这面“西楚霸王”的大纛，在天下纵横驰骋，令多少诸侯闻风丧胆。老天，一定是老天！一定老天嫉妒了，老天害怕了，老天与刘邦串通了来灭我！没有老天帮忙，他刘邦能有这个能力吗？不是就在刚才吗，那道掀翻水泄不通重重包围的黑色闪电，在十万汉军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不正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与当年破釜沉舟巨鹿大战时相比，并未有丝毫的减弱吗？

　　可怜这些汉将，居然连自己的一声叱咤都经不住，屁滚尿流辟易数里，直到现在被冲散的队伍还未集结好呢。他好像又感觉到了，乌骓的腹肌在夹紧的双腿间如铅块般撞击时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

　　由此想起了在荥阳，那个射杀我方几员大将的所谓神射手楼烦，被自己瞋目一喝吓得缩入壁垒，宁愿被刘邦斩首也再不敢出来的熊样。

　　项羽摩娑着沉沉的铁戟，看着依旧迎风飘扬的“项”字青色大旗，微微笑了。

　　好，就让老天与刘家军队一起来吧！

　　猛然，项羽仰起头来，向着几乎压到鼻尖的满天乌云一阵狂笑。

　　飙风突起，江边干枯的芦荻纷披散乱，尽皆低伏在地。

　　项羽重瞳的虎目缓缓地依次扫过每一位战士。每位战士都更加用力挺起了胸，有几人草草包扎的伤口顿时裂开，热血汩汩涌出。但没一人皱眉头，二十六双坚定而崇敬的目光聚焦在项羽身上。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他们的大王挥手一指，他们都将如汹涌的潮水、激怒的雄狮那样，咆哮着猛扑过去。无论他们还剩下几个，也无论对手是谁——即使前方是座森森的刀山，他们也能凭血肉之躯把它踏成齑粉。他们深信，天底下，只有他们的大王是真正的英雄。而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每双手的指节都捏得发白，全身骨节格格作响。

　　“下马！”沉默片刻，项羽下令。他望了望天，沉声一字一句道：“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来场大战！让那些懦弱的汉兵崽子和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我们可怕的力量！”海啸似的呼应声里，骑士们山崩一般地跃下马来。

　　背转身，能站的直立，不能站的跽坐，满开了强弓劲弩，用缺口断尖而又依然寒光刺眼的长锋短刃指着来路。每双眼睛都射出了野兽的绿光，甚至还能听到牙齿磨砺的吱吱声。

　　项羽感到越来越燥热。一把扯下了早已被鲜血溅湿而又被冻得硬邦邦的大氅。还是热，他抛开头盔，解开了领口系胸甲的带子。一丝寒风钻入，他觉得一阵爽快。他继续慢慢解着甲扣，又想起了虞姬，这可是昨夜她为自己一个一个用同心结系上去的啊。项羽心里一阵抽搐。

　　可是，还要这副铠甲做什么呢？从今后，再也不用防什么明刀暗箭了，他将用最原始最轻蔑的态度进行他的最后一战。他想看看，到底是谁，能把冷冰冰的刀刃送入自己身体。如果真有那样的人，他不愿用这身金光闪闪的甲片阻碍了他的勇气——能伤了西楚霸王的，必定也是盖世的英雄。但是，他至今以为即使这样的人已经出世，也绝不可能出现在汉营。他认为只有直直接接坦坦荡荡的才是英雄，就像他这样。阴谋诡计钩心斗角只是刘邦那伙懦夫流氓的伎俩。他想起了祖父，项燕，同样铁骨铮铮的好汉，抗秦战败后自刎的楚国大将，喉头顿时一热，有股腥味涌了上来，他使劲咽了下去。

　　项羽在十二月的乌江边袒开了衣襟。

　　穿过战士，他一步步走到最前头，重重地一顿，把长戟深深钉入结着薄冰的红土中，大地仿佛微微一晃。右手握着戟杆，左手按着剑把，微叉开腿稳稳站着，项羽闭上了眼睛，披散的发丝在空中飞扬。

　　三十年的风云擦着他的身躯，刀割一般呼啸而过。

　　难道是自己错了吗？不该坑杀那些投降了的秦卒？不该分封那些朝秦暮楚背信弃义的诸侯？不该气走精明冷静的亚父？……不该一时心软，在鸿门宴上轻放了刘邦？

　　哦，不，不是心软。不杀他，其实只是从来没把他看做是个够级别的对手，这种无耻耍赖的小人天下多的是，即使杀了他，也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也还会有赵邦李邦……他至今还认为真正堪做自己对手的只有嬴政，那个削平天下吞并六国的始皇帝。

　　少年时，他不止一次想象着，如果能早生几十年，函谷关门会不会在他麾下西向而开？但在他的年代，与他交战的那些大秦君臣简直是一群窝囊得不堪一击的草包。是的，项羽一直在潜意识里把嬴政当做他唯一的敌人，所以他的一切几乎全与始皇反着干，狠狠蹂躏着大秦的江山。看着弱不禁风的六国后裔重新衣冠着在自己脚下感激涕零膝行膜拜时，他确实有种把不可一世的始皇帝踩在靴底的豪迈。刘邦，不过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刁民罢了，他实在不屑于像亚父那样把他看成可怕的敌手。

　　可现在……

　　项羽眉头紧锁，痛苦地思索着。

　　不！绝不是刘邦有本事，是上天帮他！这人间，已经变得是懦夫们的乐园,无赖们的战场。罢了，罢了，这没有虞姬和秦始皇的世界，不如归去！

　　昨夜他在感到了彻骨的孤独同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虚弱。看来，这已经不再是英雄的时代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不知过了多久，项羽感到胸膛一阵冰凉，睁开眼。雪终于下了。

　　项羽温柔地看着晶莹的雪花一片片盘旋飞舞着从天而降，落在自己赤裸的肩头胸口。他仿佛又看到了虞姬挥着轻纱翩翩地舞蹈。

　　好，虞，就请你最后一次看我斩将搴旗！看我再与这老天斗上一场！

　　握戟的虎口慢慢渗出血来。

　　大雪吸音，天地一片静谧。只有昨夜那首歌，似乎还在这茫茫的原野上飘荡着，像是虞在空中低低吟唱：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可奈何？奈若何？

　　奈何——奈何——

　　好，就让老天与刘三一伙联手来吧！

　　项羽又闭上了眼睛。

　　雪下得愈发大了，不多时，盖满了大地。项羽和他的战士，面无表情纹丝不动，披了满身的雪，连枪矛都变成了粉柱，像是秦始皇铸的金人。

　　远处，终于传来了一阵马蹄声，越来越近，铺天盖地，雷鸣般。一群野鸭“嘎”地一声从岸边的枯草丛里惊起，扑腾着向对岸飞去。翅膀扇下了项羽戟尖上的雪，芒光一闪。

　　乌江原本平缓的流水顿时沸腾了。

　　天人——未央宫里的玩笑

　　董仲舒，这个迂腐得可爱的董仲舒，竟想拿着那副锃亮的劳什子，踮着脚尖往朕头上跃跃欲试了。谴告？万不能让他开了这个先例，不然发展下去那群狂妄的儒生真会自认为是天意的传达者，理直气壮地对政务指手画脚啧啧不休的。

　　“此论妄言灾异，歪曲天意，荒谬绝伦……”

　　太阳已经西仄，但那两排蟠螭九枝灯尚未点上，有些昏暗的未央宫承明殿更显得空旷。丞相长史吕步舒的声音，仍如一个时辰之前一样的慷慨激昂。

　　年轻的大汉皇帝，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汉武帝的刘彻，斜倚着雕龙漆案，一只手抚着短短的髭须，闭着眼，似笑非笑。

　　阶下，中大夫主父偃持笏肃立，竭力绷紧脸，表现出恭恭敬敬的样子。只是没人能看到，他的两手大拇指愉快地在笏板之后交叠着绕圈。

　　“简直是胡言乱语，丧心病狂！”

　　终于，吕步舒用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语完成了他的宏篇巨论。

　　他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觉得自己的声音似乎被一双看不见的手一个字一个字给收了起来，装入一只口袋捂得严严实实的。

　　大殿上静得可怕，好像一个人也没有。

　　他偷偷抬起头来，看到了被他驳斥得万般不堪的那编竹简，正摊在面前的矮几上，像一堆烂泥，在暮色里灰蒙蒙的。

　　博士公孙弘站在主父对面，微微躬着腰。看着伏在地上的吕步舒，满是皱纹的脸上流露出无限的怜悯，但好像又有些掩饰不住的快意。

　　帏帐后面，隐约能听到有小宦官掩着嘴吃吃地笑，但随即又被沉默吞噬了。

　　刘彻仍然似笑非笑地闭着眼。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忽地睁开眼来，脸色猛然一沉。

　　吕步舒顿时渗出一身的冷汗。

　　除了吕步舒，大殿上的人都知道，那堆“荒谬绝伦”的竹简出自董仲舒的手——而董仲舒，正是吕步舒敬若神明的恩师！

　　昨天主父大夫在董夫子那里做了一回贼。

　　元光五年，董仲舒因为辅佐的易王刘非触怒了武帝而受到牵连，被降为中大夫，闲居都城长安。仕途通达与否，他并不在意，这时有了比较宽裕的时间，正好理理思路，以对朝政提出些建议。

　　他又想起了几年前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便殿的火灾。当时董仲舒便根据他的天人学说，认为那是上天的示警，就像从前孔子时鲁国大火的意思一样。他认为，高庙居辽东，在外，象征地方诸侯；高陵在关中，在内，象征朝中大臣；而现在汉家“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这干诸侯权贵太过跋扈了，所以上天降灾命令皇帝进行一番芟除整顿。但皇上却一直没能明白其中的玄妙，几年下来，这种现象愈发严重。想到这他觉得不能再拖了，他有责任将这番天意传达给汉帝，以接受谴告顺天行事。于是他开始了撰写奏文《灾异之记》。

　　奏文尚未完成，那个鬼鬼祟祟的主父偃又探头探脑地来拜访了。恰好有点事他得出去一会，只好留主父一人在家等候了。

　　襟怀坦荡的董仲舒没有想到这正是主父求之不得的。他一出门，主父就像母猪拱圈那样在书案上翻寻起来。

　　“火灾好比是上天这样对陛下说：‘把地方诸侯中野心勃勃不守正道的找出来，狠狠心杀了，就像我烧辽东高庙那样；再把朝廷中身居高位却居心不正的也找出来，狠狠心杀了，就像我烧高园殿那样’”。啊，这不摆明了想哄骗主上拿我们开刀吗？主父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正派不是自己的禀性，董仲舒说的“身居高位却居心不正”的大臣，没准包括他在内。恼火之余，他灵机一动，卷起那捆尚未编好的竹简塞入袖中，不辞而别，连夜行文密奏。

　　不知是主父的提议还是刘彻自己的念头，他决定让董仲舒的徒弟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评价一下老师的这篇大作。

　　于是，一出小小的闹剧在承明殿上开场了。

　　堂堂《春秋》权威，一代儒学宗师，竟敢发布这种连自己得意门生都觉得“荒谬绝伦”的言说，真个是妖言惑众！还想妄解天意——一个小小的中大夫撺掇英明的今上诛杀大臣，

　　该当何罪？

　　汉家待大臣从来就不是心慈手软的。即使你功高盖世，一点小小的纰漏就可以使你万劫不复。跟随高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当年封了一百四十三个侯，到了武帝太初年间，诛的诛，亡的亡，只剩下了岌岌可危的四个。尤其是在酷吏张汤的罗织下，连“腹诽”都成了堂皇的正法，那个一言未发的大农颜异，不是就死在这个荒唐罪过上吗？——尽管这是后话，但严酷是武帝一贯的作风。

　　看来，董仲舒此次是在劫难逃了。

　　于是，预料中的“下仲舒吏，当死”。

　　退朝时，公孙弘和主父偃相视一笑。

　　然而，没几天，刘彻下了一道诏书，赦免了董仲舒，并官复原职。

　　刘彻的伟略，不是那个“生不能五鼎食，则死受五鼎烹”，目光只盯着五个铜鼎的主父偃能理解的，他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英主。

　　汉家天下传到刘彻手里，各个阶层都从满目疮痍中慢慢恢复了元气。他敏锐地注意到脚下又有些力量在蠢蠢欲动，渐渐难以控制了。

　　尤其是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尽管前些年平了一回，但现在又有些不安生了。像淮南王，悄悄积聚力量觊觎大位的同时，招徕了一群乱七八糟的士人，搞出什么《淮南子》蛊惑人心为自己造势，这已不再是放任无为的黄老之术能驾驭的了。

　　思想繁杂人心无主，对统治实在是很不利的。董仲舒当年对策时提出的《春秋》大一统理论真正是太及时了。他宣扬思想上的统一：“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受命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子民统一于大臣，大臣统一于皇帝。

　　当然，刘彻没忘，董仲舒这套理论还有关键的一句：“天子受命于天！”但他认为，天子，正是天在人间的代表，统一于皇帝就等于统一于天。

　　天，只有一个。当然，天子也绝对只能有一个。

　　这种理论如果灌输下去，谁，还敢与天，与天之子作对？从此江山不就万世稳如泰山了吗？从此何怕分崩离析诸侯割据？

　　刘彻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执行天意的权威有丝毫怀疑。

　　他需要的只是让董仲舒打造一副庄严精致的枷锁，一层层把他的臣民给锢在其中，老老实实锢在自己脚下。而从未想过自己也伸长了脖子，钻入那个金字塔顶最高的圈中——皇帝在天人理论中，绝不能像董仲舒设想的那样：归到受天指挥的“人”的一类。

　　董仲舒，这个迂腐得可爱的董仲舒，竟想拿着那副锃亮的劳什子，踮着脚尖往朕头上跃跃欲试了。谴告？万不能让他开了这个先例，不然发展下去那群狂妄的儒生真会自认为是天意的传达者，理直气壮地对政务指手画脚啧啧不休的。

　　什么上天警告，那不过是行事的借口和装点门面的文字游戏。但这样的借口，只能是他刘彻自己的借口，绝不能是任何一个臣民挑战君主的依据！

　　于是，刘彻和厚道的董仲舒师徒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一开始就没打算杀了董仲舒。因为他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董仲舒的错，只是这一次对天意的谬误传达，而不是说高高的天上从来没有天意，更不是说天意不用听从。只是，要听从的不是自大的儒生的歪解曲释，而只能是天的化身、天之子——至高无上的皇帝——所受命所理解的天意！

　　刘彻不仅不杀董仲舒，还要听他的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要把他捧得高高的，把这位为他刘家万代江山设计了一整套治理方案的前朝博士，送上“儒学宗师”的宝座。

　　董仲舒毕竟是个明白人，从此，终身再“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

　　不敢言灾异，并不代表承认自己错了。

　　董仲舒并没有删去已经完成的《春秋繁露》中的灾异天命。他坚信终极的裁判权还是在那高高的天上，而不是在人间皇帝的手中。那个永远无法看清的诡秘而神圣的所在，每时每刻都有一双威严的巨眼俯视着大地，俯视着大地上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依据着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则公正地做出奖励或是惩罚。

　　山崩地裂、洪水酷旱、狂风大火，这些可怕的灾害，就是老天严厉的手段。他整理天人理论的出发点之一，就是想通过高高在上的天对帝王无限制的权力进行一点约束，使君主的统治不至于太暴戾荒唐。

　　为了证实这种至尊的力量，董仲舒花了很多精力，用玄妙而诡异的阴阳、五行，甚至人体的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一一在莫测的高天上寻找着对应。事实上，这种想象中的神秘力量，对后世也的确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异常天象、不幸灾祸时照例连篇累牍的“罪己诏”（尽管往往是倒霉的丞相们因负着“调鼎阴阳”的责任而背下了黑锅）、挖空心思证明龙位正统的“谶纬祥瑞”，都是君主们或多或少敬畏天命的表现，更不说在“天命”的幌子下发生了多少血淋淋的明争暗斗厮杀阴谋。

　　流传到民间更是发扬光大，两千年后，鲁迅的保姆长妈妈就说过长毛对付大炮的妙法：“（叫老妈子）脱下裤子，一排一排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放就炸了”，这就是神秘的天人关系的具体应用。其实这种法子董仲舒自己也用过，把男人藏起来，让女人在旷野大叫狂舞以求雨，说这样就可以“闭阳纵阴”。

　　据《汉书》说，这种做法董仲舒“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董仲舒认为这种惩罚所依据的那个亘古不变的法则，应该就是孔子阐述的大道：孔子就是上天的代言人，而儒学几乎就是天理的同义词。

　　看起来他好像成功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成为了国策。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却是亡在了这位儒学宗师手里。

　　就像任何男人被宫中所用之前，都得先成为太监一样，再伟大的思想一旦被君主们采用，也都先得把它阉割了。何况儒家那些原始的、活泼泼而却有些分散杂乱的思想，从睿智的孔子手中流出后，原本就已经在各个大师的手里净了身。一代代宗师整理、汰埋、修剪，按各自理解构筑着一套套精致的体系，慢慢使原来简易的思想失去了质朴的本貌，慢慢披上了神秘的轻纱。

　　董仲舒自己更是狠狠地对落在他手里的儒术进行后人缠小脚似的缠裹，他要用三纲五常把大汉的臣民捆扎得牢牢固固的；再加入他从墨家阴阳家那里取来的自己认为合于儒术的部分——从“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终于有了他的“天人感应”。

　　有古籍说仓颉造出字来那夜，有人听到了鬼哭。那么，不知汉武帝颁布“独尊儒术”诏书的那个夜晚，孔子坟头有没有异响？两千多年后，龚自珍有诗云：“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无论思想也好，人也罢，处在下位努力向上攀登时，他的活力总是最大的。但等到占据高位，心满意足了，有能力压抑对手时，他的发展也就到了极限，接下来就该是下坡了。这就是孙武说的“攻守之势异也”。

　　当儒学被提升到能与天感应、类似宗教的状态时，它的根其实被已经拔离了地面，成了死的学问。没出息的后人只能在董仲舒和汉武帝划的圈子里使劲钻牛角尖，对经书典籍中一个字注上几万言是常有的事——就像小脚发展到后来，讲究什么“瘦、小、尖、弯、香、软、正”的名堂。

　　董仲舒当时就应该感到了沮丧：他一定能觉察出朝廷治理天下时用的儒术，与他尊崇的儒术并不太一样。最好的例子就是公孙弘。这个同样研究《春秋》的老对手，在当年的对策中，就已经显露出了危险的苗头：居然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控御臣下的“术”！这岂不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邪说吗？然而这个董仲舒鄙夷之极的狡猾的所谓儒生，居然凭着这套说法平步青云，对策时被天子擢为第一，并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深得皇上欢心，前途一片光明。更可怕的是，时下朝廷里，那些酷刻残忍的文法吏事，也学着公孙弘，全挂上了儒家仁义礼智的外饰。

　　董仲舒愤愤不平，这分明走的是“霸道”的路子嘛——真正的儒家应该行的是宽厚正大的“王道”的。

　　确实，一百来年后，大学者刘向就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王道大行”的时代。

　　即使是被儒生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周文武的黄金时代，也还是在儒家典籍上留下了“血流漂杵”的痕迹，太公更是传开了用兵如神的威名。“天下大同”的王道，从来只存在一代代儒生们美好的幻想之中。无论是谁，把王道抬得再高，霸道，才是每一位雄主选择的真正道路。

　　雄主，是不会被任何一种别人的思想所束缚的。

　　刘彻正是雄主里的雄主。

　　董仲舒自以为是天地间之至言的天人三策，不过只是摆在刘彻面前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对策中的一份而已。

　　刘彻既然选择了天人三策作为他的经国大纲，就一定得牢牢把政策的主动权捏在手里。在他看来，高倡天人关系的儒家，其实也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不过是统治思想的权术罢了——不过刘彻承认，这比焚书坑儒实在是高明多了。

　　当刘彻看到连高徒都不能领会这一代大儒所阐述的天人灾异那一刻，心里一定在暗暗发笑。但这一定是他预料中的：

　　自以为是、党同伐异的儒生们，对来路不明的理论，向来是如临大敌，不驳个体无完肤绝不罢休的。

　　两千多年以后，那场荒唐而狂热的浩劫里，董仲舒作为一个巨大的形而上学“封建毒草”，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祠抄了，像砸了……

　　其实回想我国悠久的历史，他其实是有大功的：毕竟无论什么时代，人心稳定才是发展的基础。董仲舒抬出老天作为大一统后盾的儒家理论，在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客观上起了整理稳固各阶层思想的作用，真正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思想界，或者应该说是第一次成为思想界能压制其他所有理论的唯一主流，将那些喋喋不休乱七八糟，蕴涵着离心倾向的危险言说镇得从此再也抬头不得。再夸张点说，正是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广泛传播，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分分合合却始终能走回统一的路上。

　　在这个意义上，他几乎可以与混同天下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也该看到，仅仅只有稳定，是不能长久迅速地发展的，经过几千年层层加铸的三纲五常，像枷锁一样，一日一日压得这个源远流长的古国弯腰驼背透不过气来。

　　但这能怪董仲舒吗？就像婴儿学走路用的学步车，开始确实是能有效规范孩子的姿势，加快他们学走路的速度的；但不管孩子长到多大也不取下，甚至长了胡子还套着学步车，那只能是使孩子畸形残废。这能责怪发明学步车的人吗？

　　倒是后世的统治者们，对这套行之有效的精神枷锁死死抓住爱不释手，打磨上油保养维护的正是他们。

　　匈奴已远遁，诸侯已尽削，百姓都听话，花白了头发的刘彻志得意满地在柏梁台上独坐。

　　台侧危耸的铜柱上，同样铜铸的仙人高举着承接露水的金盘。

　　他捧起了去世多年的董仲舒留下的《春秋繁露》，想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提到天上是否真有神仙。

　　刘彻现在实在很想知道那神秘的苍天之上到底有些什么。

　　改制——王莽的“大同”梦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地皇四年秋，新朝都城长安。

　　皇宫内殿。伏在几上的王莽大叫一声，又从噩梦里惊醒，全身都是冷汗。

　　他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睡个安稳觉了，实在倦了也只是伏几小寐片刻。也吃不下东西，每天最多只是就着鳆鱼喝点酒。

　　空荡荡的殿里一个人也没有。王莽似乎想喊一声，随即又无力地倚在了几上。深陷的眼窝里，死鱼一样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翻倒在面前的酒爵。

　　这年六月，王莽那以“长一丈、大十围”的巨无霸开路，无数“猛兽虎豹犀象以助威武”的百万（实为四十三万）之师，“前歌后舞”地前去镇压各地起义。原以为这支“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的大军，应该是“所过当灭”，但在昆阳竟然被八九千绿林军打得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只挣出数千残兵丧魂落魄地逃回洛阳。

　　绿林军趁势麾军大进，兵锋直指长安。

　　消息传来,关中大乱。

　　王莽很清楚自己的手掌还能控制多大的地盘，臣下也很清楚——就连倚为肱股的国师刘歆也绝望了，居然想劫王莽去向更始政权投降。

　　尽管所有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永远兴旺，可君临万世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于是也就有一些倒霉的帝王必须面对末路。

　　穷途的帝王们，表现得也是千姿百态。有与前来弑主的臣下讨价还价，从郡王直降至做个普通老百姓而不得的秦二世；有搂着嫔妃躲到枯井里的陈后主；有对镜自叹“这么一颗好头颅，不知来砍的是谁”的隋炀帝；有痛惜儿女生在帝王家的崇祯……

　　可除了如晋惠帝之流，因诧异饥民“何不食肉糜”而贻笑千古，明显弱智的宝贝外，好像还没有谁像王莽那么荒唐、那么异想天开的——

　　王莽在绝境中上演的那出闹剧还是一如既往地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终于，他召集所有的儒生术士，挑了个吉利的日子。

　　那个狂沙大作的清晨，长安南门的吊桥吱吱地放下了。烟尘滚滚，金光闪闪的仪仗慢慢导了出来。

　　昔日趾高气扬的羽林郎们今天怎么看也有些沮丧。

　　王莽坐的还是那辆臣民们私下称为“灵车”的,六匹马拉的金瑵羽葆九重华盖登仙车，只是护驾的三百黄巾力士今天“登仙”的吆喝声，实在有些涩哑勉强。

　　文武百官朝服盛装，依次默默步行，跟在车后排成长长一串。褴褛的长安百姓战战兢兢地伏在大路两侧，不时悄悄抬一下头，暗暗琢磨着神圣得可笑的主上领着群臣又想搞什么新花样。

　　南郊。几千儒生同声吟诵冗长而沉闷的祷文之后，也不知谁一声令下，所有人齐声大哭。顿时，旷野上哀声震天。

　　这就是《周礼》及《春秋》都提到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

　　王莽哭得尤其伤心，时而捶胸顿足，时而伏地叩头，时而仰天大呼：“苍天苍天，既然授命于莽，为什么不殄灭众贼啊？如果我的受命是个错误，那就用雷霆轰诛了我吧，苍天啊！苍天！”他悲恸得几乎窒息过去。

　　秋风中，六十八岁的王莽哭得像个无助的孤儿。尘土、鼻涕和眼泪把崭新的衮袍糟得一塌糊涂。

　　他实在是觉得委屈极了。

　　王莽是历史上集昏君暴主和奸臣贼子为一体的代表人物，实在臭得可以，足够与桀、纣那几个老牌标靶称兄道弟。

　　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个资格，两千年来都是因为他的谋篡——家天下时代，来自身边的威胁确实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应该防备的，理应神人共诛。

　　但王莽的惨败，并不能说主要是因为谋篡：搞那种禅让把戏的，他不是第一个，儒生们津津乐道的尧舜禹政权交替中是否存在阴谋诡计，抱怀疑态度的人代代都有；他也不是最后一个，后代究竟有多少人导演过这种闹剧，一时很难统计，但其中包括了唐宋开国之君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甚至可以说，他的代汉过程可以算是成功禅让的典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也没有流多少血，简直是民心所向顺理成章。

　　如果动辄几万、几十万人上书请愿歌功颂德，被后人怀疑是王莽自己炮制的话，那么即使是对王莽意见很大，在《汉书》中只给了他“传”的待遇，而且放在最后一篇以示贬斥的班固，也不得不在书中写到：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

　　你如果认为在西汉末年那腐败堕落的环境里，作为当权外戚的王莽，篡位前那些礼贤下士廉洁自律是伪装，简朴得让公卿们把堂堂大司马夫人错当成仆妇是矫饰，责令儿子为擅杀个把奴婢而自杀是不择手段的残忍的话，那么王莽为了篡位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整整三十一年，他过的就是这种所谓“虚伪”的生活！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正是登基后全力以赴的改制，把王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从诏书上，我似乎能看到，对权贵愤慨之极的王莽，俯视着在水深火热里呻吟转侧的贫民时怜悯而冷峻的神情。

　　当然，中国向来是官样文章最多、技巧最妙的国家，往往越是写得声泪俱下越是不关痛痒。然而王莽这道诏书应该是可以表达他的真实心情的。

　　因为一坐稳身子，王莽便迫不及待地向苦海众生伸出了手：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五均六管”，对工商业进行统筹统治，平衡物价，实行盐、酒、铁器官卖，把铸钱收归国营，限制豪商大贾敲骨吸髓；

　　……

　　一条条森严的诏令，分明能使后人体会到，王莽想扫尽天下不平的坚定决心。

　　近年来在西方，很多学者对王莽充满了好奇。他们惊异地发现，在那个连耶稣都刚开始传教的“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们甚至恭维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家。（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确实，读着这些改制的诏令，有时我真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这些诏令真的是两千年前出台的吗？这简直就是上世纪革命家们宣传的施政纲领啊！恍惚里总有个荒谬的想法，王莽，会不会是像前些日子流行过的那种小说写的，我们身边的人穿越时空回到遥远过去的呢？

　　但事实就是事实，每个稍通历史的人都知道，王莽在那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哭天大典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失败的命运。

　　他的改制彻底失败了，而且败得比他自己想象的还快，还惨。

　　改制——社会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分配权利的过程。

　　社会主义者可以不承认“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无法抹煞每个个体的能力差异。最初的起跑线定得再整齐再公平，不用多久，赛场上的人们就不得不拉开距离。跑在前面的能抢先得到给养，获得给养的跑得越快。于是，跑得越久，距离一定拉得越大。

　　每个王朝顺利传承了几代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有力者都会慢慢发展纠结起来，像一株株树，先是各自渐渐长大，粗壮，树冠一圈圈扩大，树根在底下暗暗蜿蜒伸展……再后来就是树荫渐渐靠拢，渐渐联结，树根彼此交缠，彼此串连，如虬蛇一般见缝就钻，牢牢攫持着大地。在上，占尽阳光；在下，吸竭水分。敲此树而彼树震动，摘树叶则树根暴耸。

　　即使只是删枝疏叶的改革，也是权术和力量的殊死较量，它的艰难性使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家都头破血流身败名裂。而那时，改革家毕生为之争取权利的可怜人们，往往要么冰冷麻木地看着改革的失败，要么疯狂地扑了上来撕扯着失败者的血肉——所有人都把他们痛苦的根源推到改革家头上了。确实，失败的改革，所有的恶果绝对都是得由最底层的黎民承担了去；有力者有的是转嫁损失的手段，他们甚至能利用改革再狠狠捞上一把。

　　春秋时，郑国子产改革。第一年，百姓编歌诅咒他：“没收我的衣，编量我的田，谁去杀子产，我愿跟他干！”子产不理会，还是强制推行。到了第三年，百姓又编了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栽培；子产死了，谁能继位？”能臣如子产如果在三年间不能让百姓收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一定也落个人人恨不能食肉寝皮遗臭万年的下场。

　　相比王莽后来狂热的惊人举措，区区郑国的改革只能说不过是小打小闹。

　　几千年来，英雄豪杰明君贤臣数不胜数，可有几人真正大刀阔斧改革成功呢？王莽有这个能力吗？

　　王莽从没担忧这么多，他很有自信。

　　他坚信他的理想很快就能在这副从西汉王朝手里接过的烂摊子上实现。

　　他满怀热忱地在雪片般飞舞的诏书上构筑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他的御殿几乎天天灯火通宵。

　　他真的把儒家美妙的描述、迂阔的设想当成了真理，真以为自己是再世周公了。他不是靠儒家那套修身治国的教诲一步步走上了人间顶点吗？儒家理论的效益，不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了吗？

　　往前再走一步，把典籍中神圣的规划套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不是很快就能天下大同了吗？

　　不是各地纷纷报来，祥瑞频频现世——这不是老天对我的赞许吗？

　　臣民们，再忍耐一会，很快就是天堂般的“大同世界”了。

　　他计划中的改制是应该像他的谋位一样顺利、容易的。

　　他的方案甚至没有规定稍为具体的细节，他认为自己的做法一定能得到万民的衷心拥戴，所以几条圣旨就已经足够有效了，甚至几个字就行了——

　　就像把匈奴改名为“降奴”，就应该可以使匈奴降服那样。

　　他以为只要自己制订好了合乎儒典古礼的政策，臣民们就会感激涕零，就会积极细致地去自行兑现。

　　就像班固讥讽他时说的：“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

　　全不知每一条令下，只有执行的官员们才会暗自欣喜：从此又有一条阔大空洞的政令可供肆意歪曲，从而又增加了一条生财争位之路。

　　什么王田、五均、六管，统统不过是可以翻来覆去把弄的绳索利刃罢了。

　　更致命的是，王莽引以自豪的儒学功底看来还是实在太浅薄了些。那些对照着古书殚智竭虑制定出来的政策，怎么总是觉得不太顺手、不太适用呢？他不得不一次次修正，一次次调整，一次次退让，一次次废除自己的政策。

　　有时王莽也觉得古书不太顶用，说得实在太不明白了：怎么圣人连我新朝的币制到底该怎么算，铜钱到底该什么样都不说个明白呢？只好自己摸索着变来变去了。到了后来，连上古的龟甲贝壳都上了阵。至于百姓们在朝令夕改满天飞的政策下的混乱痛苦，一时也顾不上了。

　　是啊，哪里还顾得上百姓呢？连大臣都搞不明白朝廷变来变去的政令到底想说些什么。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官名现在该叫什么、籍贯该称何郡何县都弄不清楚了——

　　还好有人想出了个办法：每次下文，在莫名其妙的新官职新称号后面，通通用小字注明原称。

　　疮痍满目的天下，原有的伤口丝毫未愈，又遭受了王莽热情的狠狠蹂躏。

　　他最后也没有理解，自己视为圭臬的儒学，如果说真有什么作用，也不过在于守成，而决不是改革。

　　再说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改革，他觉得自己的改制，不过是为了恢复《周礼》中说的上古太平盛世罢了。

　　他的改制不仅使贫者仍旧“无以自存”，连原先的富者也“不得自保”了。他的新王朝，实在还不如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君守得长些。

　　王莽也就成了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兼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为一人的奇怪的悲剧人物。

　　终于，各地都报来说出现了“盗贼”、“亡命”。王莽开始还抱着幻想，遣使安抚。使者回来复命，说各处盗贼一次次散了又聚，是因为法令实在太繁琐苛刻，庶民不知所措；做牛做马一年苦干，到头还不够交贡税的；关起门忍饥捱饿过日子，又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从天而降——不是有法令，奸民私铸铜钱，邻里也得连坐吗？加之那些奸吏变着法子用政律搜刮钱财——如此，不反待何？

　　这本是实情，可王莽到了此时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还不肯相信就是自己逼着善良的百姓造反，他闻言勃然大怒，立时撤了使者的职。于是之后的使者复命时，只好说那些都是自作孽不可活的刁民，只管派军镇压便是，咱新朝国运昌盛，区区毛贼支撑不了多久。王莽这才大悦，一声令下，聪明的使者便升了职。

　　可王莽还有能力扑灭这遍布整个新王朝的大火吗？

　　王莽毕竟是王莽，他有自己的一套妙法。他见盗贼越来越多，便令太史推算了三万六千年的历纪，准备六年改一次元，颁告天下新朝起码有这么久的国运。还下书自称他将会如当年轩辕黄帝一样成仙升天——他打算用这种鬼话诳耀百姓，以求销解各地起义者。

　　我猜想当年班固修《汉书》，写到此节时也许会感到哭笑不得。他顺手记了一句：“众皆笑之”。

　　新朝不新了，旧得很快。

　　就在哭天后，还不到两个月，绿林军攻入了长安。

　　大臣们跑了一大半。

　　宫门外，浓烟滚滚，金鼓喧天。

　　“活捉王莽！”

　　“别让他跑了！”

　　“吃王莽的肉去啊！”

　　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擂木一下又一下狠狠地撞击着宫门，灰尘簌簌而下；利箭飞蝗一般四处呼啸着；御林军丢盔卸甲，有不少还一边捂着伤口，一边贪婪地盯着王莽，眼睛射出绿色的光；宫女嫔妃们哭叫奔走；地下死尸纵横，血流成河。

　　大殿里，连仅有的几根白发都掉了个精光的王莽重新盛装了，身穿绀色龙袍，齐齐整整地系好了传国玉玺，手执着那把据说是舜帝用过的匕首颤巍巍地端坐着。并根据天文郎的测算，不断调整着那个从不离身的威斗斗柄方向——这宝贝是他模拟天上北斗七星、专门铸来压制各地叛乱的，嘴里喃喃自语：

　　“上天给了我德行，汉兵能拿我怎么样呢？”

　　一时间，他又把自己当成说过类似话的先师孔子了，铁青憔悴的脸上似乎也有了些血色。

　　只是他已经很多天没怎么吃东西了，声音微弱得很。

　　分合——中国人的统一情结

　　讲桌上，满脸麻子的老先生一捋长衫端端正正坐了下来。他用白多黑少的眼睛环扫了四周，傲然开了口：

　　“今天，我讲《三国志演义》。话说：天下合久必分——”

　　建安十三年冬，曹操数十万大军终于在长江北岸做好了决战前的准备。

　　真的是南边物候暖些，都十一月了还感受不到北方那种刺骨的寒气。这夜正是十五，天气晴朗，平风静浪。曹操毕竟是个诗人，豪兴大发，号令三军置酒设乐于大船之上。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曹操端坐船头，见江山如画，舳舻万里，雄师列阵，枪戟如林，心中欢喜，喝令取大觥来。满持一觥，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每节歌罢，三军伏地山呼作和。圆月下，曹操大氅迎风飘扬，仰天呵呵狂笑，惊起阵阵水鸟在被烛火映得通红的夜空里鸣叫乱舞。

　　望着对岸的江南，曹操矇眬的醉眼里猛然杀气逼人。他尽了觥中酒，用力抛向对岸，吟出了最后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他的思绪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完整天下了。

　　“天下归心——天下归心——”这个夜晚，大江南北久久地回荡着曹操雄浑的声音。

　　十九年后，蜀汉建兴五年。曹操、刘备都已逝世多年。

　　成都丞相府。死气沉沉的夜幕被更夫枯冷的柝声一下下撕扯着。

　　诸葛亮在灯下挥毫疾笔：“……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

　　夜已深，一灯如豆。诸葛亮觉得眼睛有些酸涩昏花，岁月不饶人啊，不知不觉已经四十七岁了。他一阵眩晕，放下了笔，苦笑着闭上眼，揉着太阳穴。

　　良久，他继续伏案写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他这是在给年轻的刘禅写北伐曹魏的《出师表》。几十年来他从没有忘记，当年先主在简陋的草庐里听自己指点江山时激动得泪花闪烁的眼。那时自己才二十七岁呢。他觉得自己的血液又沸腾了起来，像是又年轻了。

　　诸葛亮仰起头，那忧郁却又兴奋的目光似乎穿透重重乌云，越过重重蜀道，投在了那片苍茫的河洛大地。

　　吴神凤元年。曹魏已经换了好几个皇帝，蜀汉诸葛亮在五丈原怀恨弃世也有十八年了。

　　七十一岁的吴大帝孙权猝然中了风，口角歪斜，说不出话来。

　　看着跪在身边哭成一团的后妃皇子，他记起了很多年前哥哥孙策临终前的遗言：“要说决战厮杀争夺天下，你不如我，可举贤任能以保江东，我不如你。”

　　想到这他拼命挣起身来，看着才十岁的太子。孙亮哭得死去活来，稚气的小脸上满是鼻涕。孙权很想替东吴的未来叹口气，他仿佛看到了建业的城门在一片降幡中向北方打开。

　　但他再也出不了声，沉沉地倒了下去。一滴冰冷混浊的老泪缓缓滑落。

　　无论魏、蜀，还是吴，没有一个是满足于割据一方的。

　　他们从来就没认为，三分将会是天下的定势——他们看来，裂土分疆不过是积蓄力量准备下一场角逐的暂时格局。

　　每个人心目中的天下，都是那完完全全、势力直至四极八荒的华夏大地。

　　这也不仅是三国时人们的认识，自秦始皇混同六国后，朝朝代代，都是理所当然的观念。

　　与六百来年后吞并西欧大陆的查理曼帝国相比，更广袤的面积，更多样的地势，中华大地存在更多分裂的理由：黄河、长江、蜀山，一道道天险，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国界。

　　公元843年，仅一纸凡尔登条约，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就轻轻松松瓜分了远远不及秦汉王朝辽阔的查理曼帝国，从而奠定了当今法、德、意三国的地基——此后再没有真正恢复过当年的疆域。

　　历史上一个个更大的帝国更是走马灯似的在地球上咆哮而过，身后却只留下残阳里不可收拾的满地废墟供后人唏嘘凭吊。废墟上长出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如雨后蘑菇般一茬茬壮大衰老灭亡，一茬茬如水母般变幻着自己的身躯。

　　只有中国，历经几千年风雨坎坷之后，直至今日，依然以秦汉时的雄姿屹立在太平洋西岸。

　　很多人都在思考着中国几千年来为什么能避开那分崩离析的宿命，像它之前的、同时的、之后的各个大帝国那样。

　　尽管可以从自然环境上找原因：大面积的河患，此起彼伏的灾荒，逼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得不团结起来整体统筹，以对付不能局部解决的天灾。

　　可总应该还有些别的什么。

　　读到了三国，这个国人最熟悉，连乡间老妪都能说个子丑寅卯的时代。

　　三国历史知识的普及，当然是因为罗贯中脍炙人口的演义流通的结果。关羽、赵云、吕布、许褚、曹操、孔明、周瑜……一个个英雄、一条条好汉、一位位智者，都好像触手可及，活生生地站在身边。三国最吸引人的就是能让人热血澎湃，而热血澎湃的原因正是英雄们扬刀跃马的豪迈。

　　可很多人没接下去想，三国所有豪杰的努力，都是为了同一个结局。

　　青龙偃月刀、方天画戟、丈八蛇矛、青虹剑、孔明弩……寒光闪闪的锋刃，金铁交鸣，其实全指着同一个方向。赤兔、的卢、绝影、惊帆、紫骍……一匹匹骏马奋鬣长嘶蹄声震天，都在同一条烟尘滚滚的大路上驰骋，这路上也同样走着慢吞吞吱吱咯咯的木牛流马。连环计、苦肉计、空城计、反间计……每条计策谋算的都是同一个结果。

　　黑脸、白脸、红脸、黄脸、花脸……每张脸上都写着两个同样的大字：统一。

　　正是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渴望天下统一的情结，牢牢地把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抟在一起，不可分离。

　　因为这种情结早已深深刻入我们内心深处，永不磨灭。

　　这种情结的源头，正是我们伟大的文化。

　　中国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时时刻刻考虑的是全局、整体、完满。

　　几乎每派哲人都力图说明有一个终极的最高本质在涵盖包容着天地万物，他们认为天地万物原本就是一个浑然整体。像“道”、“阴阳”、“太极”、“无极”这些东方特有的词汇所要解释的就是这个概念。

　　最直接的干脆说：“一”。

　　这个“一”在世界上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儒家说道可以“一以贯之”；道家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法家说“一法令，圣人执一”。基于这个观念，中国人开口闭口总爱提“天下”，终极目标也是“平天下”，包括的范围是：“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中庸》）——只要人力所通的地方，都在“天下”范围之内。只要是“天下”，就得一统。普天之下车同轨、书同文、人同君就是一统的具体措施，也是奋斗的目标。

　　这种思想随着人类的成长，使上古的无数个氏族慢慢走向融合：“古有万国”（《荀子·富国》），“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史记》），到战国时，已经只剩下十来个国家了。

　　正是这套理论与秦皇汉武的雄心铁腕结合起来，在开疆拓土过程中，恰到好处地把强权与文化所能影响的极限，和我国地理条件所能允许的发展极限重合起来，从而铸成了这一个“天下”。

　　只要我们满足于“四海一家”，只要我们想象的尽头还不能超越海洋，我们的国土就是个内闭的大陆，尽管每个人都无比自豪地夸耀着中华是多么多么的广大。过去的千万年里，沙漠、高山、海洋、热带丛林、极北荒寒，其实暗暗地划了个圈子，把在黄土地上繁衍起来的黄皮肤人圈在了里面。

　　人的能力总是慢慢壮大的。当秦始皇的车队拖着长长尘烟，开始他对天下的巡视时，当汉武帝麾师跨越长城反攻匈奴时，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对于生存空间的探索已经接近了他们在后来两千年间能达到的极限。

　　正当触摸到这个冷兵器时代人力的最大极限时，英明的汉武帝在林林总总的奏折对策中，选择了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作为国策（或者，是这套理论再不能被压抑而选择了汉武），在他所控制的所有土地上重重敲下了“天命”的印戳，让万民把对完美圆满的渴望和敬畏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这个天下上——

　　从此，“天下”这个概念从文化上落实到了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天下”也就有了比较固定的疆域。就好像一朵花在它开得最灿烂时被折了下来，用定型剂给凝固了，永远保持着最美丽的模样。

　　大一统的文化正是起了定型剂的作用。

　　中国比其他帝国幸运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么一种牢固的定型剂，并且它的凝固性在帝国的身躯舒展到几乎最大时开始发挥了作用。

　　国人好以鹿喻天下，称争夺天下为逐鹿中原。那么，当这头鹿长到了自然所允许它能长到的最大限度后出现在猎人眼前时，所有人就再不能满足于那鹿的一条腿、一个头，或是一段躯干，从此他们要的就是这只完完整整欢蹦乱跳的全鹿。

　　这个“天下”，从此成了绝对不可分割的圣土。

　　这种观念世代传承，人们变得不会去也不敢去思考，把天下打碎了各自过日子会不会活得舒坦一点。不要说割地卖国要受世人激烈的口诛笔伐遗臭万年，就连实在活不下去，卖几块祖田，都被视为不孝子孙败家子，一辈子抬不起头。

　　每个稍有作为的政权，不管它能控制的地盘是多么小得可怜，总是咬牙切齿磨刀霍霍，死死盯着那个永恒的“天下”。

　　即使有人胸无大志，想安安逸逸守着一方水土过与世无争的小日子，野心勃勃的英雄也早就把他的小天地看成了捕杀的猎物。

　　尽管理论上，仁爱而迂腐的儒家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只要修好内政，“德政大行”，四方蛮夷自然会心悦诚服地仿效直至加入你的国家，不用流血厮杀就可以达到真正的“天下太平”。这就是中国最富有和平统一特色的“王政”思想。“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经》），这里的“四海”、“天下”又成了虚拟的可以无限扩张的文化概念。在过去的几千年，这套理论一直高高地悬在空中，受万人景仰的同时也受尽了讥讽。也许在以后地球村建设过程中它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千百年来我们聪明的君主们却在心里暗暗地发笑，他们心里明白，天下是靠打打杀杀，在血与火中得来的，也一样得靠血与火去守护。

　　一代代中国人正是在血与火中传承着祖上留下来的“天下”。

　　中国的文化在为防止“天下”的崩析而精心设计了守护方案后，也严严地关紧了大门。“天下”之外的神秘国度，只出现在传奇野史中激动一下有闲人的幻想；蛮荒小国的万里来贡不过成了国力强盛的祥瑞——文化势力未能充分渗透的“天下”之外，实在是成了可有可无、激发不了野心的鸡肋。

　　于是世世代代的英雄，都在大门后、秦皇汉武搭建的戏台上展开了争夺主角的殊死搏杀。两千多年来，谁也不会想去打开大门，也从不想看看大门外面是不是已经变得平坦能走路了——当然，更不会有谁去拆了戏台隔成一间间的宿舍。

　　直至大门被来自“天下”之外的气势汹汹的不速之客狠狠地撞开。

　　三国，正是在这个戏台上上演的剧目中最热闹最好看的一出：它有那么多势均力敌的对手，有那么多钩心斗角的诡计，有那么多层出不穷的变故，有那么长一段时间可以让人们体会走向统一的刺激和艰辛——

　　有那么一个不像五胡十六国那么杂无头绪，又不像楚汉争霸那么直捷明了的，乱得恰好，乱得有头绪，乱得存在多种可能性，乱得有缓冲，能供后人在想象中谋划着自己的统一之路的三分天下。

　　“三”，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数字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两千多年前的那天，睿智的老子扳着枯瘦的手指懒散地数着，到了三，他停了下来，长长吁了口气，够了：“三生万物”。这个简简单单的数字，完全可以包括了天下万物。几千年的勇武、刚烈、虚伪、狡诈、智慧、阴谋……痛痛快快地在三国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三只巨足，稳稳地撑起了我们这个厚重的大地。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

　　茶馆里，伙计肩搭手巾，手拎热气腾腾的大铜壶，一叠声吆喝着，满头大汗地在挤得满满的八仙桌间来回招呼。

　　桌边坐满了各式各样的茶客，聊天的，吃瓜子的，逗鸟的，赌蟋蟀的，独自闭着眼摇头晃脑用手指敲着膝盖打拍子哼戏的……闹得像炉上开着的水。

　　“啪——”一声醒木响。立时像同时剪断了所有人的声带，静得肃穆。有人含了瓜子也忘了咬下去，支在牙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到了一处:

　　讲桌上，满脸麻子的老先生一捋长衫端端正正坐了下来。他用白多黑少的眼睛环扫了四周，傲然开了口：

　　“今天，我讲《三国志演义》。话说：天下合久必分——”

　　讲到这里，他清了清嗓子，麻子红得发亮。

　　喧闹的茶馆顿时好像弥漫了一层厚厚的烟云，隐隐传来人叫马鸣金铁铿锵……

　　杯里的茶水微微汹涌起来，像是起了波涛。

　　又是重重一记醒木：

　　“分久必合！”

　　汉化

　　汉化——孝文帝的抉择与代价

　　当北魏朝野用丰盛的羊肉酪浆，在羯鼓琵琶迅疾的节奏里满足地庆祝一统北土半分天下的煌煌伟绩时，元宏独坐深宫，微微皱着眉头，轻轻咂了一口手中那杯南方士人大夫简直不可一日缺少的，叫“茶”的苦涩的液体。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一月，孝文帝拓跋宏暂停南伐，回到都城洛阳。

　　仪仗行过闹市，鼓乐喧天。百姓们停下了手头的活计跪在路边恭迎着他们的君主。

　　回师途中，拓跋宏曾得了一场大病，现在仍然很是虚弱，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在御辇中透过薄纱微笑着巡视他的子民。突然，他的眉头慢慢皱起，脸色越来越沉。等到入了宫，他的脸已经像块冰冷的青石。

　　“传任城王！”还没坐定，他立即下令。

　　“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以来，都城的旧俗可有些改变？”他狠狠盯着伏在地上的任城王——这个出征前被他任命为都城全权留守，稳重精干的宗室领袖。

　　“圣上教化日新。”任城王见问，心中惶恐，小心翼翼地低声答道。

　　“是吗？”拓跋宏冷笑一声，额头的青筋隐隐暴起，咬着牙挤出一句话：

　　“刚才回城，朕看街上很多妇人穿着夹领小袖的鲜卑服——这就是你指的日新吗？”

　　暴风雨终于发作了，拓跋宏毫不留情地把留守众臣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他吩咐史官：“把今天这事给朕记了下来，让后人永远记住！”

　　文武百官一声也不敢吭，只是脱了帽子拼命叩头。他们完全理解主上的雷霆震怒：主上说的改变旧俗，其实就是汉化——固执的主上向来把彻底的汉化当成一生最重要的事业，谁敢阻拦，就得遭到最无情的惩罚。他的亲生儿子，前太子恂，不就是在三年前因违抗父亲的汉化政策送了命吗？可怜他才十五岁呢。

　　看到自己离开没几天，百姓们就又穿回三令五申禁止的胡服，作为以教化为首要任务的留守官员，只挨一顿骂应该是谢天谢地了。

　　不仅仅是禁穿被称为“胡服”的鲜卑衣，还要禁说鲜卑话，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用了不知多少代的姓氏也改成了汉姓——孝文帝带头把自己的姓“拓跋”改成了“元”。这远远不够，他还命令臣民读汉书，学礼仪，背儒典，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居然把无上神圣的祭祀仪式也改头换面，用了汉族那套，筑圆丘祭天，掘方池祭地，弃本族天神不顾而祭起什么昊天上帝来。

　　孝文帝是极为坚毅的，他完全不理会有多少人的反对；他更是强大的，按着自己的规划，几乎是独自一人，一步步把鲜卑这个来自遥远北方、茫茫草原，桀骜不驯的民族引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轨道上来。

　　当时很少有人能理解拓跋宏——哦，应该尊重他，按他的意愿称“元宏”——连后人也感叹：“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黄仁宇语）。

　　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元宏选择的是一条先进的路——他的眼光实在是看得比死死不肯换下胡服的那些臣下远得多了。

　　说我国地大物博绝没有一点夸张。如果想长久地统治这片广袤的大地，必须得有一套划分等级、维持秩序的思想。这是每个王朝行使政权的理论基础，否则只凭强权，再无敌的军队也无法阻止天下的分崩离析——

　　强大的匈奴用武力征服西域那么多年，可西域从来没有因此形成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

　　无力创造更合理、更先进的理论时，用固有的、较为先进的思想体系作为政策的基础，是异族面对新天地无奈而明智的选择——这也就是元宏汉化的本质。儒家思想，当仁不让地以其广阔博大而又牢固完整的体系远远凌驾于百家学说之上，自汉武帝后就已经是每一位雄主的首选。从那以后，外来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几乎也就成了儒家化的代名词。入乡随俗努力儒化的辽、金、清等王朝较为长久、较为成功的统治，和顽固抵制汉化的元朝短命政权，就是汉化效果正反两面的例子。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间的斗争，结果必然是游牧民族被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农耕民族所同化，这是前人反复证明了的。

　　当北魏朝野用丰盛的羊肉酪浆，在羯鼓琵琶迅疾的节奏里满足地庆祝一统北土半分天下的煌煌伟绩时，元宏独坐深宫，微微皱着眉头，轻轻咂了一口手中那杯南方士人大夫简直不可一日缺少的、叫“茶”的苦涩的液体，同时恭恭敬敬地翻开了南方人奉若神明的儒典经书。他有些生涩地在一行行方块字间游走，如饥似渴地寻找着下一步的启示。

　　元宏的目光，已经越过了滚滚长江，投射到了烟雨苍茫的南方大地。

　　他怕他的王朝像匈奴、以及其他那些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那样，只是像一阵狂风刮过辽阔的北方，扬起满天黄沙后便烟消云散。

　　他日夜企盼着能有一天，“魏”字大纛能飘扬在日月照耀下的每一寸土地上。

　　他力排众议的汉化，正是为了那一天做着准备。

　　可是，元宏以三十三岁壮年病逝后，仅历二世，三十来年，北魏就在内外交困中悲惨地解体了。宗室几乎被杀戮殆尽，族人沦为他人之奴……

　　汉化不久的北魏无可奈何地在历史上圈下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是腐败吗？

　　的确，北魏王朝一日日走向穷奢极欲。有人连马槽也要用纯银的；帐篷早就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他们的园宅“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洛阳伽蓝记》），使见多识广的南朝豪贵看了都瞠目结舌；王室代表，河间王元琛，有一大遗憾：恨不能与当年晋朝首富石崇比比谁更阔气。

　　像任何一个王朝一样，腐败当然是北魏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元宏的汉化在其中有没有责任呢？

　　且不说汉化在北魏不肖王孙的堕落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家的享受可真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曾经淳朴的北方游牧民族呢。事实上，每个强行闯入汉家天地的民族，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惶恐和自惭形秽。直到如今，中国的饮食文化还是世界第一，中国餐馆更是遍布了地球的每个角落。

　　元宏视为纶音圣语的儒家理论，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仁”是儒家的核心。和平博爱的大同世界是儒家最终的理想。他们世世代代有个美好的梦：用君子善良的德行感化所有的人，就像一阵风轻轻吹过，把杂乱的野草梳得整整齐齐，如此不用打打杀杀就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把自己国家治好了，四方自然就会翕然归化（“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

　　尽管必要时也不得不吊民伐罪，但儒家毕竟最反感战争。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事上的学问，孔子一口咬定实在没学过军旅之事。于是宾主不欢，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

　　儒家各位大师穷一生之力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致中和，就是希望能使苍生、使天下，达到一个和谐平稳的美好境界。

　　然而和谐的取得常常不是强化弱的一面，而是削弱强的那方。

　　“过犹不及”、“中庸”、“质胜文则野”、“好勇疾贫，乱也”、“胜残去杀”……儒家先贤们不厌其烦地在各个场合，一次次教训着、提醒着平衡和克制的必要，一次次警告着失去约束的力量肆意放任将会是多么危险——而且这种力量越是强大就越是可怕。

　　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国粹中医上有微妙的反映：对于过剩的精力或者过强的身体机能，他们都视之为病症，用了一个不祥的字来形容：“亢”。要想健康，一定得想法子，用“镇”、“平”、“滋”等手段，使之降至正常，归于协调。

　　这套理论虽然看起来十分迂阔，但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不管你曾经是多么野蛮的民族，只要开始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理论基础，无论真心也好，借用也好，天长日久，渐渐就会不知不觉受其影响。

　　仁义和中庸的儒家思想就像一张柔软而坚韧的砂纸，轻轻地、温柔地、慢慢地，磨钝了你的尖刺，磨平了你的锋刃，磨滑了你的毛糙。

　　也许哪天早上起来，出现在镜子里的已不再是那位筋肉暴起满面虬髯、一身腥膻的粗豪大汉，而是一位峨冠博带大袖飘飘、低眉顺眼文质彬彬的白净书生。

　　放马南山铸剑为犁，一代代和平的梦里，一位位武士卸下了铁甲。当年弯弓射雕的豪迈，变成了酒席间的游戏：“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看啊，他们即使是争斗也是那么的温文尔雅。

　　孔子肯定没想到，如此发展下去，两千多年后，以身处礼仪之邦而沾沾自喜的君子们会为辞上座、后进门之类琐碎的所谓礼节展开一场场滑稽的争斗。但尽管如此迂腐可笑，荒唐背后蕴藏的谦让，却也的确让人看到了实现终极和平的“大同世界”的可能。我崇敬创建了这套思想的孔子等大师，他们确实是圣人——他们指的方向，正是人类不懈追求的和平之路。

　　他们代表着文明，代表着希望。

　　尽管他们的目标高高挂在天上。

　　就在这浓浓的儒学氛围里，北魏王朝从马背上翻身下来，如沉醉于熏风那样，从心底慢慢褪去野性，慢慢消磨桀骜，慢慢滋生温柔。

　　一双双弯弓握剑的毛茸茸大手渐渐低垂，皲裂而宽大的手掌渐渐脱去老茧，渐渐白嫩光滑，小指不知不觉挑起……昔日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北魏军团，翱翔在北方的无敌雄鹰，就这么在儒学的熏陶下变得温和慵懒，骨软筋柔。

　　当然不可避免的，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变得软弱！

　　而背后，正像开疆拓土时的北魏那么矫健的柔然、突厥，血红的瞳子死死地盯牢了这片变得温情脉脉的大地。他们才不念叨什么仁义道德呢，只是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磨砺着刀箭，在大漠、在草原无日无夜地操练着武功。刚饮过马血的嘴角对着北魏巍峨的宫阙流露出讥讽而残酷的冷笑。

　　甚至轮不到他们发难：即使是北魏内部，那些在汉化中遭受冷遇，见到方块字就咬牙切齿的武将早就不耐烦了，日日夜夜地在阴森森的密室里用鲜卑语重新召唤着野性。

　　就算是同样的健壮，同样的敏捷，同样的训练有素，交战双方中如果有谁对人生、对文化、对命运有了感悟，并常常为此深思，那他必定会败给全部精力集中于武器和目标的对手——

　　他的动作将会因为他的思想而迟缓沉重，他的锋刃也会为此而游离钝软。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儒学可以说是四海一家时创建太平盛世的纲领，是削平天下后王朝长治久安的维系。

　　但在兵连祸结的乱世，在惨烈的厮杀争夺中，却简直无异于一剂药效强大的麻醉剂。

　　元宏最大的错误就是他看得太远了：他在天下未定，最需武力的时候用汉家的儒学削弱了自己原本强壮的身体——他的汉化实在是太早了、太急了一些。

　　就像一只急剧生长的龙虾，再需要换壳，也先得战胜身边的敌人，扫清四周之后。否则为了那个更舒展更宽裕、可以进一步壮大的新壳，而早早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蜕下旧壳，露出毫无抵抗能力的诱人嫩肉，结果必定是成为仍旧披着坚硬老壳的对手的一顿美餐。

　　何况元宏的族人也太不理解他们主上的良苦用心了，他们实在无法跟上元宏的思路和步伐。因此这个危险的换壳过程不得不进行得分外的漫长、艰苦，成果也不得不更加的丑陋，乃至畸形。

　　但总得有人走这第一步，做这第一个牺牲。

　　元宏之后，汉化，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加入的民族越来越多，等到基本上把整个战场的斗士都引向了璀璨的华夏文明，等到大家的野性一起慢慢弱化、慢慢消失，儒学的作用这才渐渐凸显……

　　乱世最需要的首先是武力，这道理其实很早就有人明白。

　　战国时赵武灵王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他走的正好是和元宏相反的路：也是顶着举国反对的压力，他命令臣民脱下象征华夏文明的上衣下裳，换上小袖短衣，扎紧腰带，下了战车，拿上弓箭踩着皮靴跨上骏马，用当时被所有人认为落后可笑的胡服训练出一支强悍的骑兵。成果是小小赵国的战斗力从此在众国中数一数二。如果不是后来君王昏庸，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以至长平惨败元气大伤，秦国的统一进程还得大大拖延。

　　孝文帝、赵武灵王，这两个谥号真正是贴切极了：一文一武，两个字轻轻涵盖了两位雄君的一生的探求。

　　在西方，对于文明与武力在统治中作用的孰轻孰重，也是一代代哲人苦苦思索的一大命题。

　　早在古希腊，斯巴达和雅典就进行了多年的实践尝试。

　　斯巴达走的是偏武的路子，孩子七岁就得进入军营，光头赤脚，布衣草席，严格军事训练，定期鞭抽棒打以练耐受力，直到60岁。他们十分排斥文艺，只要求人们能读会写，讨厌夸夸其谈。而雅典却盛行文学哲学，人人言辞华丽，谈吐侃侃，出了大量的诗人、哲学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当他们的轨道不可避免地碰撞时，文输给了武：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几十年，最终在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投降落下了帏幕。

　　但偏文或是偏武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有人说他们是两败俱伤：

　　也是仅仅过了几十年，一支迅速崛起的军队，马其顿，征服了整个希腊。

　　造化总是无情的，它总在蛮荒源源不断地创造着一批批新的可怕力量。

　　那些新力量的代表们，所有的智慧都在血与火中，直接、干脆。他们用兽皮包裹着如铜块般撞击的肌肉，腰间系着战败者滴血的人头，从荒寒苍凉的远方呐喊着咆哮着，挥舞着冰冷锋利的大刀，向经过无数代先行者含辛茹苦建设起来的文明世界驰骋而来。

　　也许，他们在征服了先进却柔弱的文明后也将被这文明同化，但血迹未干，更远的远方，一支鸣镝嘶叫着破空而来，又响起了惊心动魄的马蹄声……

　　文明就像一朵朵娇嫩而又鲜艳的小花，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艰难而顽强地开放着，吸引着一拨又一拨剽悍的武士争夺，同时也不知不觉吸引着他们下马……

　　往事越千年。

　　当世界发展到计算机时代，也许，像有些人说的，已经看到了真正的全球和平希望。还有人说，现代即使是战争，也不过是几个高级头脑坐在电脑边，手指间的较量。似乎近身搏杀、刀光剑影即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似乎从此我们可以不顾忌来自背后，来自落后的威胁，可以像孝文帝那样，在先进的文明中追寻着和平、稳定、富足之路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的那场把整个星球蹂躏得遍体鳞伤的浩劫提醒我们，相对于经过数百万年才由猿进化到人的历程，有些人野蛮、贪婪、残忍的本性，在有记载的几千年历史间，进化的痕迹简直是微乎其微的。何况短短六七十年，历史长河中更只是弹指一挥间。

　　科学的发达，也许能使肉体上的强悍变得缺少意义，但内心嗜血的本性仍旧日夜折磨着他们看起来也已经是衣冠楚楚的身躯。

　　每到月圆，无论身处何时何处，只要是狼，便抑止不了声嘶力竭地仰天嗥叫。

　　文明仍旧时时受到威胁。

　　在努力营造美好高尚的未来时，我们决不能忘了来自黑暗的邪恶势力：它们永远在蠢蠢欲动，窥伺着文明世界的可乘之机。

　　所以我们，被几千年儒学浸泡得礼让温驯的、用圆滑的太极代表尚武精神的我们，更不能在文明中酥软沉醉。

　　精神上的软弱比身体上的软弱更可怕。

　　“9·11”之后，周华健为这幕当代人间惨剧作了一首歌，《忘忧草》，开头就是：“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

　　为了消灭残忍，我们不能忘记残忍；为了抵抗野蛮，我们得温习野蛮。

　　在正义的心里，我们得留一块苍茫的牧场，以放养骁腾的战马；得留一座熊熊的熔炉，来铸造雪亮的刀枪。

　　向和平前进的征途上，努力扩大文明圈的过程中，我们得经常回头巡视文明的光芒所照耀不到的黑暗角落——

　　以守护文明。

　　菩提本无树——一个文盲的绝妙顿悟

　　如果以树来比喻知识，当芸芸众生祖孙相继父子相承围着树培土、施肥、修枝、攀爬，恭恭敬敬地举起片片树叶对着阳光，喃喃自语琢磨叶脉叶柄石细胞维管束时，慧能运大神通。

　　一时佛在灵山说法。九天十地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鬼神皆来集会。说到精妙处，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众中有大梵天王生大欢喜，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世尊恭献一支金波罗花。佛陀拈花在手，未发一言，高高举起展示大众。大众尽皆不解，唯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

　　佛陀微微点头，用无上神通，向千万世界朗声宣告：“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于摩诃迦叶。”

　　一切会众俱皆合掌颂礼，三千大千世界顿时奏起庄严梵音。

　　金波罗花分身无数，片片香瓣纷纷扬扬，飘洒三界。

　　一片花瓣在流水中打着旋悠悠漂远。

　　长江，正是暮春时节。

　　轻轻溅起些小水花——一杆嫩绿的芦苇被抛入了江中。没等江水涌走，一只皲裂胼胝的赤脚踩了上来。芦苇微微一沉——流水似乎稍稍停滞了一下——又稳稳地浮起。几只蜻蜓围着叶尖，紧贴江面嬉戏。虬髯的达摩站在苇杆之上，远眺的凹目闪着光。一袭旧衲在江风中鼓起，大袖飘飘。许久，他深吸口气，一运力苇杆便如箭般向北岸破浪而去。

　　蜻蜓受了惊，四下飞散。

　　据说这是北魏太和十年。

　　达摩，正是将源自灵山法会的禅宗传入我国的初祖。

　　“啪！”又一根木柴被劈成两爿。

　　大唐龙朔元年的一个午后，蕲州黄梅东禅寺的碓房外，慧能像往常一样劈着柴。一只蜻蜓在他渗着汗珠的额头边上下飞舞，以至他不得不经常挥手驱赶。这时，五祖禅堂前传来一阵喧哗：

　　“衣钵定是神秀承了。”

　　“上座此偈实在彻底。”

　　“毕竟是多年修行啊。”

　　……

　　慧能放下斧头，站起来舒舒筋骨，拍拍身上的木屑尘土，施施然走了过去。禅堂前的廊下早围了一群人，不光有本寺僧众，还聚了一些前来礼佛的俗客。他们在墙上神秀写的一首偈前啧啧称赞。有位士人模样的正高声诵读：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暗暗摇摇头，上前拉了拉那位士人的袖子，用他那有些难懂的岭南土白对他说：“居士，我也有一偈，请帮忙写上。”

　　“你自己不会写吗？”这位士人，江州别驾张日用，回过头乜着眼打量着灰头土脸的慧能。

　　“慧能不识字。”慧能两手随随便便垂在身前，裤管高高挽起。

　　“不识字也来作偈？这事倒也希有。”

　　“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慧能还是缓缓地用他的土白说着。

　　别驾不由一惊，再看他时，这个瘦小干枯，樵夫模样的年轻沙弥浑身好像发出了金色的光芒。

　　张日用生生把几句讥笑的话吞下了肚：“好，你说我写！”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就凭这么小小一偈，这位入门只有八个月的粗使僧人便成了禅宗六祖。从此禅宗“一花开五叶”，在华夏大地成为了最兴盛的佛学宗派。更有人说，慧能才是“中华禅”的真正始祖。

　　对于禅宗，我只是个一知半解的门外俗汉，不敢多加评论。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位胜了多年苦修、精通佛典的上座大弟子神秀的传奇人物，到死也是不识一个大字的文盲。

　　能于存活的本能之外，对生存的空间、身外的万物有思索欲望，并有思索能力，是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长的原因。成为百科全书似的全知全能人物，不仅仅只是伏尔泰、狄德罗那些人的梦想。古今中外，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试图能理解，能说明，能掌握我们这个世界。于是人类的代表，一位位杰出的智者前仆后继地跋涉在探求知识的苦旅之上。

　　灿烂的文明，就在一代代人艰苦的求知过程中诞生、成长、壮大……

　　然而，当我们的科学发展到可以破解DNA、探索火星，能够上天、登月、撞击行星时，我们不得不发现，自己似乎越来越惶恐，越来越无知了。

　　以医学为例，当耗了十几年几十年的精力，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权威时，回头看来，却发现自己所掌握的可能仅仅是人体中小小的一部分。越是深入，可能会觉得越是浅薄：骨科可能听不懂脑科的演讲，内科可能读不了神经科的论文。有个笑话说某外科专家对右腿骨折束手无策，对别人的质疑他底气十足地回答：“我学的是左腿！”说这不过是调侃吧，可很多西医把中医药方看成天书却是常见的事实——即便是多年的中医，面对药厨上密密麻麻的药斗，也很有可能没办法把自己方中所用的药材一味味拣出来。

　　更不用说医学之外了。隔行如隔山，这山越是攀登越是高大。

　　学科越分越细，研究越来越深，导致的结果是每个个体在几何倍数增长的知识前失去了自信，迷茫了方向，觉得未知的黑暗越是广大，越是神秘莫测。

　　像慧能手中的木柴，劈得越细，离木材的本相也越远。而木柴还在一斧斧劈下去：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永远歇不下来。木屑散了一地，难以收拾。

　　对于这个后果，几千前的儒家就有了担忧，他们是务实而聪明的，在一片混沌里为自己，也为后人划了个圈子：“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大学》）。“至善”所限的圈子之外，都属于“怪力乱神”，不该去思考。什么是“至善”呢，他们认为，能维持这个世界和谐有序，人民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就是终极目标。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然而，人的求知欲是永远不能满足的，而且这根本就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就算圈子之外使劲压抑着不去触碰吧，那圈子内的天地就足够每一个人皓首穷经毕生钻研了。仅仅对于五经中的注释，用几万言说明原文里一个字是常有的事。接下来又该是用几十万几百万字来注释这些释文了……

　　就算能真正领会了先贤的真义吧，到那时，揽镜自照，才惊觉白发萧萧，死神已经在身前不远的地方磨着镰刀讥讽地对你微笑。余秋雨曾说，他在书房里对着顶天立地的先人著作有种被强压窒息的感觉。古人也说，追求学问是“非人磨墨墨磨人”。短短一生，又经得起几下研磨？层层堆积的知识，分明是无数先人用飞扬的青春、鲜活的生命换来的血迹斑斑的陈年旧账，一个人白驹过隙般的一生，通读尚且不可能，突破、创新更是得需要多大的伟力神通啊。

　　更有哲人恐惧地发现：茫茫天地，偶尔来到的渺小的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神灵会指引该往哪里去；发现了整个世界的重担从上帝的十字架上卸下，毫无情面地压到了自己小小的肩上；一生的拼搏，注定要在百来年中彻底地烟消云散；能力越大，就会发现我们的存在和掌握的知识是越发的可笑和微不足道；而我们的痛苦悲哀，也再没有什么神灵来聆听化解分担——

　　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忏悔，我们的倾诉，我们的呐喊，我们悲愤欲绝的仰天长啸，最多只能在冷冰冰的大地上形成一缕轻风，同时无声无息地消散于无边的沉寂和虚空。

　　当黄土轻轻掩上我们冰冷苍白的脸庞时，仅有的功绩往往只是用留下的文字在知识之塔上加了一块砖，而下一代又将在亘古不变的起点上重新开始：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前人的知识经验他们无法直接继承，不得不从头再来一遍艰苦的旅程——我们的一生，往往只是把后人的求知之路延长一段罢了。

　　庄周，这位智者中的智者，穷一生之力，留下了两句无可奈何的哀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尽有限、渺渺之生，探求无穷无尽之知识，结果必是疲惫不堪。

　　然而人类总是要前进的，要前进总得要不停地学习新的知识。

　　只是尘世中凡人的心在探索中不免迷惘，在歧途间不免因失去方向而陷入深深的痛苦。

　　把拯救人心视为己任的宗教当然当仁不让地接过了这永远不能解决的难题。

　　在神秀们埋头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找度世良方时，慧能提着铁斧登上了历史舞台。

　　如果以树来比喻知识，当芸芸众生祖孙相继父子相承围着树培土、施肥、修枝、攀爬，恭恭敬敬地举起片片树叶对着阳光，喃喃自语琢磨叶脉叶柄石细胞维管束时，慧能运大神通，一斧砍倒了这棵在世人心中盘踞了不知多少年的枝繁叶茂的大树。

　　河伯见了大海望洋兴叹，海神却明白在天地间自己不过是大山里的一块小石头一株小草。而这天地之于太虚，更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万马之一毫。我们的这个世界，三皇五帝的至治、秦皇汉武的伟业、惨烈残酷的世界大战、英雄豪杰的雄心、才子佳人的缠绵，在浩瀚的宇宙间，只是一个小小尘埃中的水泡，而且是无穷尽的尘埃中的尘埃，细分下去，简直只是个空空。那么有这个世界没这个世界，有这一生没这一生，有这个人没这个人——

　　有这棵树没这棵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想开了，一切只是约等于零，倒不如从根斫倒，多透些阳光雨露，多受些明月清风，潇潇洒洒无挂无碍，在青山绿水间摇摇摆摆逍遥一世岂不快活？

　　大海里多一滴少一滴水，何关盈虚？所以识字不识字，更又有何区别？

　　识了字，可能反而更走不出文字设下的障碍，举不起手中的利斧。

　　我不能评论慧能彻悟的是不是真理，只知道文字确实很难表达出真正的感悟——即使只是试图用文字向盲人描述颜色，向聋子解释声音就已经是极其可笑的徒劳。

　　这也许是禅僧们最大的体会。德山宣鉴禅师开悟后，将自己耗了半生精力撰写的《青龙疏钞》高高堆于法堂之前，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他说：

　　“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

　　真理面前，文字就是这么苍白无用。而真正的妙理，却只可心会，无法言语。

　　释迦牟尼在灵山上拈花示众，就是这无奈的传道。

　　《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为阿傩、伽叶传与无字经书而大动干戈。其实是他们师徒不开悟的缘故，无字经书才是真正的无上智慧。释迦对此有解释，“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所以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崇拜知识、信仰文字的多是庸人俗子：满口经典的定是半瓶醋，暴发户的书房多是金碧辉煌，不识字的老农民总是爱惜字纸。而一些真正通了的才子，却故意满口痞话，唯恐沾上方巾气——当然，更多的腐儒不在此例，他们沾沾自喜的满腹经纶不过只是与蠹虫争食。

　　无字真经，只有那些有慧根的人才能参透，而他们往往都是在文字中打滚半生后机缘巧合才能由此彻悟。如慧能那般直截了当，径直一把破尽文字知识障碍直指本心，神秀的确应该心服口服五体投地。

　　把沉甸甸的三藏经书结结实实打包，万里迢迢驮回，一字一句译出，这是普通大众、凡根钝器的宗教。

　　抛尽一切文字，一切解说，以心传心，才是无上妙道。

　　但恕我妄语，禅宗所谓的彻悟其实是绝望：对知识，对现实，对追求的绝望，绝望得越透骨，就是体贴得越彻底。水尽粮绝在沙漠中央，最聪明的人干脆躺了下来。一切反正不可为，一切反正都是虚幻，什么西方极乐，什么无尽涅槃，统统都是空的，连空也是空的。电光石火般的几十年，如江涵雁影，雁去影消，一切随缘沉浮，任造化轮转，潮起潮落，我只无心，我只不起念头，一回首，涅槃就在今世，西天就在脚下，佛祖正是自身。

　　但最彻底的绝望，有时又变成了割断越缩越紧绳索的利刃，变成了卷尽混浊空气的清风。

　　绝望，往往会变成希望。

　　甩开旧知识的束缚，扔尽瓶瓶罐罐，袒开衣襟，一身轻松，万物在眼前飘摇，无不生意盎然，妙趣横生。用春花秋月代替青灯古佛，目光随柳絮袅袅娜娜，思绪逐粉蝶起舞翩翩，触手皆是天机，迎面都为妙理。青青翠竹，悉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像梁武帝那样用黄金权势虔诚苦修塑造的西方圣土轰然倒塌，从此不分贵贱，不分智愚，人人皆可成佛。

　　此岸即是彼岸，刹那即是永恒。

　　苦旅中，不回顾，不前瞻，只是参悟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正是这种简单快捷的方法，解放了无数在知识文字堆砌的象牙塔里苦度春秋的人——绝不仅仅是释子，许多在儒典里装钻得头晕脑胀牙摇发疏的士人，也纷纷长啸，破塔而出。与禅宗盛行天下相呼应，几乎是禅宗翻版的心学大放异彩。越来越多的人援禅入儒，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儒禅道相通，一时间，大地上妙思泉涌生机勃勃。

　　幽涧里的游鱼，白云间的闲鹭，酒酣时的踉跄，梦醒后的朗吟，无不饱含着浓浓的禅趣。

　　尽管也成全了很多借着禅的名义偷懒或是放纵的所谓“狂禅”、“野狐禅”。

　　多年后，宋时，有位禅子一日豁然通彻，自号黄龙死心悟新禅师，呵呵大笑，提笔题诗两句：

　　“六祖当年不丈夫，倩人书壁自糊涂。”

　　有几人能懂这糊涂呢？

　　梦回唐朝——从大运河到马嵬坡

　　隋末遍地的狼烟里，一个伟大的帝国正在混乱的大地深处孕育、成长、壮大，使劲地挣扎，谁也无法压抑住这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甚至上帝也不能——它在黑暗里一脚又一脚狠狠地踹着坚硬的时空之壁，石屑簌簌而下，地面开始龟裂，山林开始颤抖，海水开始沸腾。

　　李世民，就是历史选择的让这个帝国破土而出的那位巨匠。

　　历史的车轮碾过了一百多年，在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又被拦腰截成两段。

　　有年春节晚会上，一首歌引起了无数海外游子的极大共鸣。穿插着悠悠二胡的现代音乐伴奏下，鲜红的爆竹、灯笼、对联在屏幕上交叠幻现，唐装的歌手深情而激昂地载歌载舞：

　　“明月的相思，千里共婵娟，不知不觉靠近了家的呼唤……”

　　谁也无法统计，那一刻，在几乎点亮了整个地球的璀璨烟花里，有多少同胞的热泪滚滚而流。

　　那首歌叫《唐人街》。

　　唐人街，是世界每个地方——无论是大陆、海岛还是沙漠，都会、小镇还是乡野——炎黄子孙聚居地的共名。而唐人，谁都知道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代名词。

　　唐朝，中华民族最灿烂的一刻，被历史定格在那个恢弘的年代，无论王朝交替时代变幻，永远是所有中国人心中最骄傲的辉煌。

　　当我久久凝视着那仅用了简简单单三种颜色，便发散出一派豪迈宏放、气宇轩昂的陶马时；当我一次次沉醉在唐诗雄浑浪漫的意境里心潮澎湃时；当我在一幅幅重彩艳丽的仕女图前目眩神摇时：我似乎触摸到了大唐从容有力的脉搏，但好像又什么也无法抓住。

　　只是觉得滚烫的历史在手心呼啸烙过。

　　谁，能真切准确的描述一番，那世世代代不知有多少人向往陶醉的“盛唐气象”呢？

　　而我自己，每次看到“大唐”两个字，就会有置身大漠，孤烟在身边直上云霄，一轮红日迎面冉冉升起的感觉。

　　红日下，大风烈烈，黄河一泻千里；岸上，千万匹膘肥骨壮的骏马扬起遮天的烟尘，追逐着咆哮的河水，向着大海的方向奋鬣奔驰……

　　“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

　　《贞观政要》里唐太宗的这几句话，好像让我看到了这位杰出的雄主盘膝坐在御辇之上，面对着前来朝拜的万国衣冠得意地抚着乌黑油亮的髭须：

　　“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诚然，李世民是个雄才大略的帝王，这谁也不会否认。但把当时的历史稍稍仔细阅读一次后，就能发现，隋末遍地的狼烟里，一个伟大的帝国正在混乱的大地深处孕育、成长、壮大，使劲地挣扎，谁也无法压抑住这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甚至上帝也不能——

　　它在黑暗里一脚又一脚狠狠地踹着坚硬的时空之壁，石屑簌簌而下，地面开始龟裂，山林开始颤抖，海水开始沸腾……

　　李世民，就是历史选择的让这个帝国破土而出的那位巨匠。

　　在这之前几百年间，中国大地上连接不断的令人窒息的昏暗岁月，在几十代人民的悲惨流离绝望呼叫中，历史默默地为这个壮丽帝国的诞生铺好了温床。

　　那兵火连天，不堪回首的几百年，那“失落的三个多世纪”（黄仁宇语），北方大地上朝生夕灭、大大小小几十个政权走马灯般来来去去，各式各样的服饰语言一次次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又一次次灰飞烟灭。

　　不变的只有那永远令人胆战心惊的铁蹄和寒光闪闪的锋刃。

　　让我们为在血与火中罹难的不幸冤魂祈祷吧。然而，正是在一幕幕人间惨剧中，昔日趾高气扬的一个个门阀贵族轰然倒地，一个个延续了千百年、高高在上的神圣堡垒被铁蹄踏得粉碎，被刀刃削得展平。

　　所有的人几乎都落在了相同的平面上。

　　在一马平川的大地上放手构筑理想中的圣殿，是每个建设者都梦寐以求的。

　　连年战乱，大量的死亡和流离，使大片大片的田园荒芜，但同时也为未来的统治者提供了一块块稍加整治便可产生财富的安民至宝。事实上，北魏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从485年以《均田令》的颁布为标志的均田政策，也为我们的大唐经济奠定了扎实的地基。这个有效的尝试，把从汉末以来，令每个有心于治的君王权臣头痛不已的难题——如何真正减小贫富分化——从幻想中实现到了尘世。

　　更令人振奋的是，北方大地上难闻的腥膻之气正一日日地在河朔的大风中消逝。胡夷外族的腐化衰败与他们追求文明的汉化同化过程一起进行，神圣的华夏文明、孔孟之道一日日地在疮痍满目的废墟中复兴。

　　终于，作为大唐开路先锋的隋王朝在中华大地上短暂的华仪尊严和安居乐业，又一次刺激了炎黄子孙麻木已久的心。又一次暗示所有人：胡运已经在我们的国度上告一段落，我们有能力重建我们自己的太平盛世。

　　还要感谢一个人，那位浪漫奢侈而又气派奇大的隋炀帝杨广。

　　正是他那胆大包天的奇思妙想，用挖掘自己坟墓的同一把巨铲为我们留下了那条神迹般的大运河。这条贯通了长江黄河的水道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帝国的生命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富庶南方的资源，滋润补养着恢复中的黄土高原。并且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很多年后有位诗人在喧闹的运河旁，面对着众帆鱼贯舳舻千里，还不禁为隋炀帝深深地叹息：“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几百年来，满天铅块般沉重的乌云压着大地撞击翻滚，无月无星的寒夜里，所有的生灵都在颤抖中企盼着黎明，企盼着那轮红日。

　　终于，乌云深处雷声大作。天地开始不停地震颤。良久，似乎万物的呼吸一屏，一轮血淋淋的红日纵身跃出。稍做顾盼，血与火化成的万道金光喷薄而出。

　　李世民和他那一群同样出色的文臣武将扬刀跃马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了遍地烽烟后，历史把建设一个恢弘的新大帝国的使命交到了这群年轻人手上。他们以无比开放的胸怀和强有力的大手，把这轮红日高高托上了天空。

　　不过说来也简单，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过是延续和完善前代一些合理的政策罢了。比如北魏的均田、府兵，隋的三省六部、科举等。

　　但这正是他们伟大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地吹去了历史厚厚的尘埃，参透重重迷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挑选出了最适用的部分。他们带领帝国真正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大浪。

　　且不说科举在进一步削平世族、平等机会中的作用，也不说府兵制在军事上的成功，只看看三省六部制背后蕴藏的巨大意义吧：中书省设计政策、起草诏敕；门下省复核审议；尚书省总领六部负责执行；加上御史台专管监察弹劾，简直是当代立法、司法、行政分立互制的雏形。相对于汉时的三公九卿，进步何其巨大。

　　仅仅从九卿的功能来历上，我们就可以体会那庄严的名称，掩盖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过是皇家的私奴罢了。太常管皇家祭祖；光禄勋是皇家的门房；卫尉是皇宫的护卫部队；大鸿胪其实原是司仪宾相；宗正管皇族事务……

　　而大唐政府组织，堂堂正正是为天下人治理天下的庄严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各司其职光明正大。更值得一提的是门下的封驳竟可以限制皇权，即使是皇帝有令不当，门下区区从五品的给事中也有权驳回，要求重拟。皇帝未经中书门下而直接发出的命令，当时是被认为非法的，下层机关可以不承认。

　　武则天时有个官儿，刘袆之，曾经这样批评皇上：“不经凤阁鸾台（当时的中书门下之名），何名为敕?”中宗有次想不经两省直接任命官职，竟然心怯，不敢照常式封发，也不敢用朱笔，弄了个不伦不类的“斜封墨敕”。

　　中国的政体，由此从“家天下”向“天下人的天下”迈出了大大的一步。

　　于是，当地球上很多地方还深深沉溺在无边的愚昧黑暗里甚至还茹毛饮血时，东方这轮红日的耀眼光芒笼罩了大半个亚洲。

　　马嵬坡，从字面上猜想应该是一座险峻得连马都望而生畏的山坡吧。可据说只是一片平缓的小小坡地。我没去过那里，但在印象里，那里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巍峨大山，山巅积着皑皑白雪。

　　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历史之路在此被拦腰截成两段。

　　那个让人冷入骨髓的盛夏，几乎是一夜间全白了头的明皇李隆基，老泪纵横地看着绝望得无声冷笑的杨玉环慢慢远去，在悲愤狂暴的士兵们的鼓噪声里肝肠寸断地开始了一场耻辱的逃亡。

　　他不知道，这小小一步，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之后开始的长长的下坡之途上踩下了第一个凄惨的脚印。

　　不想用那些老套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政治经济理论解释这一切，我只想再一次体味盛世之树的枝头结出的那苦涩的果实：直言拒敕的刘袆之，为了那几句铿锵的话送了命；中宗的墨敕，最终还是让那些不合格的人当上了想要当的官。

　　真正的大权，从来没有下放，一道道雷霆闪电，永不休止地从紧闭的九重深宫内盘旋而出，凌厉地俯瞰着匍匐在地的芸芸众生。

　　再开明、再豁达的大唐，依旧是个人治的王朝。三权分立的雏形其实只是个幻象，与真正的民主政权其实还存在着如猿猴与人一样的区别，民主政权还在轮回转盘边一次次痛苦地伐毛洗髓脱胎换骨，漫长地等待着出世。

　　既是人治，那么作为神经中枢的君主对于这个帝国的治乱与否起了关键的作用，亿万子民的身家命运，全部押在了那张金碧辉煌的龙座之上。

　　甚至等不到命运的再一次赌博，再为苍生选一位君主，当年果敢英明的政治家军事家就已经变成了一位多愁善感的艺术家音乐家，一位在情网中不可自拔的老人。帝国的各个零件，各个环节，像原本紧紧衔接、灵敏运转的发条，从金銮殿开始，由中心开始，如涟漪一般，一层层向外松懈，一层层生锈……甚至，连经济的命脉：赖以征收税赋的臣民户籍都已经多年失修，再也搞不清了数目。

　　于是，大厦轰然倒塌。

　　倒得如此之快，李家自身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太自信，太开放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没什么不能做的。父皇的才人，为什么不可以当皇后?自己的媳妇，为什么不可以当贵妃？甚至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当皇帝？在古来最忌讳的性别问题上，他们尚且如此开放，更何况其他？

　　于是，无论什么宗教，老牌的道也好，释也好，甚至景教、拜火教，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长安春风得意乃至加官进爵。

　　无论什么种族的人，高丽也好，契丹也好，回纥也好，吐蕃也好，只要有能力，谁都可以统领大唐的军队。

　　正是这种自信大度，为创造灿烂的大唐气象提供了无限的活力。

　　然而，把儒道释三家几乎一视同仁的大唐好像忘了，人治的基础，有限的法律之外，只能是传统的以儒家务实忠君为主体的仁义道德。但如今，从上到下，自由的信仰，放纵的浪漫，使得那些未经多少传统文明熏陶的野性未驯的阴谋家蠢蠢欲动了：他们悄悄把唐王朝交给他们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军队调转了方向，对准了夜夜笙歌灯火通明的长安……尤其是安禄山那类番将……

　　积极放手锻炼的结果是有了健壮的四肢，然而现在，拳头暗暗捏紧，向虚弱的脑袋狠狠砸来……

　　还是马嵬坡。在这个小小的坡地上，大唐，哦，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整个古代社会，告别了盛年，长出了白发。从此，在漫长的下坡路上慢慢踱向前方。

　　后来的君主们，越是聪明就越是想避免当年的悲剧，再不敢轻易四处开疆，为了保证龙位的稳固，甚至做出集天下精兵于京畿，抱头挨打的荒唐之势。

　　从马嵬坡开始，中华民族从攻势转为了守势，由外向转为了内省。

　　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把主要精力从四夷八荒收回，放到了子民的思想上，他们从儒典里绞尽脑汁翻出一条条泰山般沉重的教义，狠狠地把所有不安分的思绪捆严绑死，气也不容喘一口。所有有碍统治，或是有嫌疑防碍统治的思想，统统都是异端，都是大逆不道。

　　后来做为“国粹”的小脚起源有多个说法，有人说，始于唐末五代，我相信。

　　也许不能太责怪他们，实在是他们走得太快了，在一片迷茫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仅就政体来说，大唐已经做到了专制社会能达到的极点。而人类的另一些精英，要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才会在地球的另一边苏醒，才会发出那一声声振聋发聩的民主呐喊。

　　我们寂寞的祖先，只有孤零零地在从马嵬坡开始的那条长坡上彳亍，缓缓前行。既然前面找不到令人惊喜的前所未有的路，那就扎紧自己的绑腿，裹好自己的大衣，走慢些也无所谓，只是不要跌倒……

　　斜阳将这个孤独的迟暮巨人那佝偻的背影拖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长得那么脆弱，长得那么稀薄，长得又是那么沉重。

　　也许是路途实在太漫长了，也许是风景实在太老套单调了，疲惫中，我们的国家慢慢在征途上进入了梦乡，竟然没听到来自西方那为了自由民主而战的炮响。直至蛛网凌乱锈迹斑驳的大门被坚船利炮狠狠地撞开。

　　又是血与火，又是哀叫，又是屈辱，又是混乱……

　　又是无边的黑暗……

　　长乐老——最坦然的“贰臣”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一直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一长串连通五代的官名？——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

　　中国历史上，对尚识廉耻的士人，最大的侮辱是什么呢？

　　乱臣奸臣？一般角色好像还修不到这个地步，等有了这样的实力时，这几个字就很可能得嘀嘀咕咕吞到那些敢怒不敢言的人肚子里去了。贪官赃官？遍地皆是，说不定骂别人的同时也就骂了自己。庸官？尸位素餐？不学无术？有本事你也来尸位一回？咱家才学不好，独你就是太白转世子建重生？

　　“贰臣”！

　　这两个字出来，立时不知有多少人涔涔汗下，湿透了楚楚的衣冠。

　　改朝换代大是大非之前，太平时代无论多么令人切齿的恶行丑态：狠毒贪婪也好、刁钻阴险也好、无能虚伪也好，统统成了滔天浊浪里微不足道的烂草浮沫。

　　作为臣子，忠贞不二，是我们这个以忠孝治国的古老国家最后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几千年来，作为立身纲领的三纲，第一纲赫然便是“君为臣纲”！好女不事二夫，大难临头，大臣岂能背弃君主？

　　失节女子尚得承受千夫所指，你个朝秦暮楚的反复小人如何有颜活在世上？

　　于是不知有多少人，在暗夜里咬着被角低声抽泣，为了当时一步已不可挽回的失足痛不欲生，狠狠地扇着自己憔悴的老脸。

　　泪眼矇眬里，身边的金碧辉煌锦衣玉食都成了最刻骨最残酷的讽刺。

　　“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字里行间的得意和欣慰，几乎能使后人看到，作者微笑着别袖于身后，傲然地俯视着天下苍生。而这几句话，却是出于历史上一个可能是最大的贰臣，末年对自己一生总结性的自叙中。

　　哦，准确地应该说，是“四臣”。他就是“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奉事八姓、十帝，五代时中原几乎所有王朝的首辅重臣：冯道。

　　自叙里，冯道为自己取了一个号：“长乐老。”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欧阳修）

　　“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司马光）

　　“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胡三省）

　　“（冯）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盗）跖矣。”（王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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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后人对这位长乐老的评价。

　　好像能闻到文字背后的火药味，甚至听到了从一个个鼻孔里发出的或响或轻的“嗤”声。

　　他们的愤慨可以理解，然而，如果历史能够换个时空，让他们处于冯道的位置上，这些慷慨激昂的忠臣义士，又会如何表现呢？

　　最大的可能，是多了一批远走高飞的逸民，多了一批牢骚满腹的隐士，情况如果急了，应该也会出现一个两个如几百年后方孝儒那样的铁骨烈士。

　　来自他们所处时代对道德越来越严格的约束，他们是会为了气节，为了身后铮铮的英名，牺牲其他所有一切的。然而，沧海横流的时代，这种逸民隐士或者忠臣烈士，除了在历史上留下贞烈不屈的遗迹以激励后人，替后人的朝代在思想的稳固性方面添一块砖，加一根血淋淋光闪闪的梁，对于当时水深火热中的黎民，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我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一长串连通五代的官名？——

　　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

　　后周显德元年初夏，公元954年，七十三岁的冯道终于走完了他那连自己也不敢想象后人将如何评价的一生（他在自叙里，也留下了一句无奈而不祥的哀叹：“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走入了那块神秘的墓碑背后。

　　也许是修史人对冯道的厌恶，正史没有留下多少冯道死时朝野的反应，不过是例行的辍朝、封赠、追谥。但还是留下了一些无法掩饰的痕迹：据说他出殡那天，纸钱撒得让路旁的树都成了白色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更是不得不记下了这么一笔：“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

　　纸钱没说定是百姓自发撒的，但对于一个如后人所讥，是个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贰臣，是谁也不会想到拿他的寿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那岂不是大大亵渎了至圣先师吗？如此敢与孔圣类比的，后世好像只有魏忠贤，而冯道却是出了名的谦恭宽容，全无那种毒辣狂妄的手段。

　　对于鄙夷冯道的人来说，有场对话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双方是冯道和辽主耶律德光。辽主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答道：“这个时代，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只有大皇帝您救得”。听啊，多么的奴颜婢膝，多么的恶心肉麻！按后世那些直臣君子的做法，这个时候应该是昂首挺胸须眉倒立，给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胡夷好好上一堂圣人如何胜残去杀兼济天下的中华大义之课——堂堂一国宰辅，岂能如此卑微丢脸？

　　多年后，同样处于是非旋涡中心的王安石，却以实干家的胸襟，深深敬佩冯道这一席话的良苦用心，简直是“诸佛菩萨行”。说这是“屈身以安人”，为了安定天下百姓，一身之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了。

　　欧阳修毕竟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他还是在《新五代史》上记下了这么一笔：“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这次谈话，只是冯道一生中，尽自己所能，以安定乱世百姓的无数次努力中的一件。

　　史书还记下了他的其他一些即使是放入《良臣传》《循吏传》也毫不愧色的事迹：

　　小心而又巧妙地进谏暴躁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有机会便为这位行伍出身不识文字的皇帝宣讲儒家经书，希望他能收敛性子，兢兢业业体贴下民；

　　以自责为手段劝刘知远改正错误的律条以救护百姓；

　　在满朝文武对出使残暴无信的契丹心惊胆战时坦然领命，甚至领命后直接启程而不曾回宅咐嘱家事；

　　将契丹人掠夺而来的汉人子女赎身送还；

　　奖掖孤寒学子，大力提倡文教；

　　连天战火里，花大力气刻印《九经》，竭力保存文化；

　　每逢荒年就用自己的俸禄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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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荡的人世间，冯道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使在他所能影响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的百姓们，尽可能活得好一些。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起码后唐明宗时，史书上记载着“粗为小康”。

　　把目光稍微离开一下冯道，让我们看看那短短八十多年里，一茬一茬地在大唐帝国的废墟上来来往往的枭雄们吧。

　　有意思的是，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得到这个残缺的政权，也无论他们姓什么、属于什么族，只要他们的屁股下了战马，在坐上那把血迹斑斑的龙椅的同时，首先几乎都要做同一件事：

　　恭迎或者征召冯道。

　　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后汉隐帝刘承祐猜忌大将郭威并想杀了他，结果激起兵变。郭威率军进攻开封，刘承祐为乱兵所杀，皇位空出来了。羽翼已丰的郭威一心以为后汉大臣将拥自己为帝，可是见了冯道之后，居然发觉他一点表示也没有。他试探着向冯道行了礼，冯道竟然大咧咧地受了，郭威由此意识到夺位时机未到，只得暂且推别人为帝了。

　　冯道拥戴与否，差不多成了政权是否合法的象征。

　　仔细想来，这个现象其实合情合理。

　　政权，原本就得由皇帝和大臣共同组成。在皇位如野菇般朝生夕灭缺少可靠性的时候，反而是较为固定的大臣们，对这个纷纭杂乱的天下能起多一些的震慑稳定作用。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臣，只要不在兴替的杀戮中卷得太深，大臣们就如同滔滔洪流中的舢板，继续漂流，继续载人——

　　而皇帝只是舵手：舵手可以常换，舢板要重打一艘却是麻烦。

　　冯道，这时就是小小舢板不可或缺的沉重的铁锚。

　　也许在那个时代，登基时，面对脚底万民，玉玺、龙案、兵马、冯道，四者俱全，新主刚放下刀枪戈矛的手才会觉得好像又抓住了什么，才会有沉甸甸的稳定感安全感，觉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坐稳了。只有老臣顺服听命了，在子民们看来你才像是真正继承了那副烂摊子，才会绝了对前朝的念想——连多年的老伙计都不是继续干上活了吗？

　　而齐崭崭一色新人新衣的朝廷怎么看都像是草寇的山寨或是暴发户的店堂。

　　后来明成祖和方孝儒之间，以千百条人命了结的冲突，悲剧背后，也应该存在着同样的原因吧。

　　再看看当时的百姓吧。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短短两句俗语，道出了多少痛苦辛酸。走马灯般来去的帝王将相，早就使得他们流血的心结痂麻木了，谁有闲心管金銮殿上坐着的是哪一个呢，他们只想在兵与火的间隙喘口气，稍微舒舒蜷缩已久的腰。什么狗屁道德、狗屁气节，谁能让我们多活一天谁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冯道清廉、简朴、正直、聪明、仁慈、大度、博学……

　　就算你们说他圆滑、懦弱、没廉耻、有奶便是娘，可我们就是需要这样没廉耻没气节的不倒翁长乐老。

　　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君子，除了死死抱着自己的名节，为苍生做了什么？

　　退一万步讲，即使冯道是个卑鄙狠毒贪婪的赃官，养了这么几十年，也已经用民脂民膏磨钝了爪牙填饱了中囊，如果每朝兴起就新来一个瘦骨嶙峋双眼冒绿光的饿鬼，从头开始喂养，那岂不是雪上加霜，再剥一层皮吗？

　　老百姓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新锅费油。”

　　锅是谁也离不了的，家家已经穷得丁当响，经不起折腾，还是用老锅的好。

　　冯道能诗。绝不是风流才子风花雪月的格调，简简单单，从从容容，随手写来：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豺虎丛中也立身。”

　　这联诗，不知道当时他可敢吟诵于大庭广众，否则谁都可以听出，这个整天和颜悦色唯唯诺诺的老头，其实在心里，对于高高倨坐于九重玉墀之上那一位位轮流发威的君主，看出的是这样的一副本相：

　　豺虎，一丛丛的豺狼虎豹！

　　如果人人为了名节拂袖而去，难道满目疮痍的天下就任由这等尖牙利爪肆无忌惮地蹂躏残毒吗？

　　他一生要做的，就是从这些豺狼虎豹的血盆大口里尽可能多的救人。

　　苦海滔滔，何取何舍：白衣胜雪保持一生名节，抑或伏身泥淖不顾肮脏救几人算几人？

　　冯道似乎早就看透了名节的实质：我所做的，还不是与诸位口口声声的廉耻道德一样，最终都是为了大济苍生吗？

　　为什么要被个虚名束缚呢？

　　有个著名的笑话似乎能说明冯道对名讳的看法。一日，冯道让门客讲《道德经》。但读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有了麻烦。由于避讳，直接说出“道”字便是对冯道不敬，门客于是自作聪明，读做：“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不禁大笑，当即摆手制止，让他照原文放声读去便是。

　　名，对于彻悟者，是个什么东西呢？

　　坦然做去，“但教方寸无诸恶”，何处不长乐？

　　纸钱撒满了大路，风吹过，纷纷飞舞，舞白了绿树……

　　回溯千年吧，让我幻想一个场景，但我相信这很可能曾经真的发生过：

　　夜沉沉，除了有气无力的几声更柝，万籁俱寂。

　　冯道的相府如同城里其他人家一样，灭了灯火，大门紧闭。冯道已经熟睡了。

　　突然，皇宫方向响起了惊心动魄的呼噪，起了火，熊熊地照亮了半个天空。京城的每个角落，都传来金铁交击声和凄厉的惨叫哭喊。

　　一支支响镝呼啸着在大街上飞驰。

　　惊慌失措的下人衣冠不整地在冯道门外大声喊叫：“相爷，不好了，又有一支军队在攻打皇宫了，看情形是守不住了……”

　　“哦？”被惊醒的冯道翻了个身，呢哝了一声，“真的吗？”

　　没等下人回答，他就接着吩咐了：“那么你们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摆好香案……把我那件最好的朝服准备好。下去吧。”

　　又翻了个身，掖了掖被角，冯道面朝床里，重新睡着了。

　　只是不知道，那夜的梦里，他会不会记起年轻时那次强谏暴戾的刘守光，劝阻其攻打邻镇，而下狱差点送命，从此完成了一生性格转变过程的经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梦到那为了天下苍生而一次次奔走于桀、汤之间的伊尹；更不知道，他在梦里会不会一次次地自责：

　　“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

　　谁能怪他呢？大君，英明仁慈的大君，能结束这悲惨的乱世的大君，你在哪里呢？

　　我只知道，这位“四臣”，决不会像后世那些贰臣那样咬着被角抽泣。

　　拣尽寒枝——苏轼的“平生功业”

　　抚着船舷，他突然记起了父亲为他取的名：“轼”。

　　轼，不就是车上扶手的横木吗？有了扶手当然更稳当，但没有扶手，难道就会摔下车来吗？

　　没有轼，难道这车就走不动了吗？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的一个秋日。汴京最有名的篆工，安民老汉又提起了他那把已封多年的刻刀。这次的任务是刻一块蔡京蔡太师草拟、今上亲自审定，并且亲书的名录石碑。碑的名称很有些吓人：《元祐奸党碑》，听说天下所有的府县衙门前都要立一块永世留存——安民老汉这块则将安置在皇宫端礼门右侧。

　　那个老内侍正眯着眼倚坐在一边，似睡非睡的监着工。

　　“要说这世道变得也真快，”安民捋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才几年的功夫，新的来旧的去，旧的来新的去，翻了几遭快数不着了。也不知现在到底该算新呢还是算旧。”

　　“轻声呢——”内侍微微睁开眼，四下掠了一遍：“这是你我打听的吗？”

　　匠人干笑几声，又埋头干上了。过了一会，实在忍不住，又停下来问内侍：“小民可怎么也想不通，文太师、司马温公怎么成大奸臣了——”

　　内侍哼了一声。

　　安民连忙转过话头：“皇上的字就是漂亮！”

　　又是一阵沉默。

　　“啊！”突然一声惊呼，“苏轼！苏学士怎么又……”

　　这回内侍睁大了眼：“幸亏他死得早几年，不然……”

　　他冷笑几声：“圣上已经下令要焚了他所有的文集，毁了全部印版，天底下，只要他题过的碑、碣、榜、额，通通都得砸了。”

　　好像想起了什么，内侍来了劲头：“也奇怪了，每次无论谁上台，不管新的旧的，倒霉的怎么总是这个姓苏的呢？”可能想想有些滑稽，他也干笑了几声，接着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八成是他家祖坟冲了哪方神圣了吧。”

　　安民再不开口，一凿一凿憋着劲刻着。他要使出这辈子所有的本事，把这个名字刻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字——甚至御笔——都遒劲都潇洒。

　　同时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就是杀头，也不在这块碑的刻工位置上像从前每一次那样，留下自己的名字。

　　冰冷的石屑簌簌落地。

　　那批石碑早已不知去向。

　　而直到今天，无论是大陆、香港、台湾，还是美国、日本，所有的中文教材上，都能在显眼的位置找出一篇又一篇苏轼的诗文。谁也无法统计，每天到底有多少张形状肤色各异、口音不同的嘴，吟哦着、朗诵着，陶醉在苏轼营造的艺术世界中。

　　甚至当年徽宗如此严厉的禁苏令，也无法抑制人们对苏轼诗文的喜爱，反而大大提高了苏轼诗文的身价：连官家搜来焚毁的悬赏高的都有八十万钱一篇（约相当于人民币十万元），那黑市的价格还了得？听说有个徐州太守，卖境内苏轼一块碑的拓片发了大财呢。太学生间，不是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吗？

　　同为艺术家的徽宗和蔡京如此大伤风雅的做法，是不是也因为妒忌呢？

　　如果能知道这些，作者苏轼会是什么感觉？欣慰?满足？骄傲？还是……

　　这许多文人墨客梦寐以求的辉煌，是苏轼一生终极的目标吗？

　　“问汝平生功业？”

　　宋元符三年（1100年），六十五岁的苏东坡，终于从海南贬所获赦北归。

　　立在船头，脚下波涛汹涌，身边大帆猎猎。倚着船栏，老人长长舒了口气，他仿佛预感到了什么，是啊，该对这一生做个总结了：他低声吟出了以上诗句。

　　良久良久，他没有说话。

　　这一生，似乎都在风尘仆仆地奔走：外任、贬斥，好不容易进了京，又是外任、贬斥。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熬着吧，时间到了，量移吧，近了八寸倒随着又远了一尺。一把年纪了，干脆来个破天荒：快六十岁时居然做了本朝第一个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的朝官——甚至还过了海，那个蛮荒之地简直不能算是大宋本土了。由此想起很多年前另一个从手心里溜走的天下第一：进士会试时，被欧阳修误认为是门生曾巩而避嫌改判的第二，不觉涩涩一笑。

　　那年自己多么年轻啊。

　　家乡碧琉璃色的岷江，酣畅地翻滚着嬉戏着，泛着啤酒般的白沫，拥着那艘载着父亲和自己兄弟俩的小船，从乐山脚下出发，驶入滔滔长江，一路顺流直下。父子三人昂首挺胸负手立于船头，也是现在这个姿势，只是那时连父亲的腰杆都挺得比自己现在直。三双精光闪闪的眸子贪婪地观赏着沿途的秀色，遇到古迹名胜，三人还上岸登临，指点江山评论古人，兴致来了父子对酌，高歌联句，连白发苍苍的老舟子都感叹道：“这哪像是去赶考啊，纯是游山玩水来了！”

　　老舟子怎么会知道，区区会试，哪里放在咱父子心里？咱要的是从此把满腹的锦绣，铺展在这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用无尽的经纶大济苦难中的苍生，还他个花团锦簇的太平世界！

　　果真世人识货，在京师父子仨一炮打响。那时可真风光啊，无论是达官贵人歌女舞伎，甚至贩夫走卒，谁不想亲眼看看蜀中三苏的庐山真面目呢?连文坛泰斗欧阳修见了自己的文章都在大庭广众之下击节叫好，连声大呼：“老夫当避此人一头地了！”浑不顾身边无数嫉妒得发红的眼睛。

　　更令人欣喜的是，圣上，英明的圣上也知道了他的领土上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从宫中传出来的消息：仁宗皇帝读了苏轼兄弟的策论回到后宫时，在皇后面前竟然欣喜若狂：“爱卿啊，祝贺我吧！我今天终于为我们的儿子选好了两个宰相呢！”

　　欢欣鼓舞的苏轼高高卷起袖子，蘸着淋漓的浓墨，用他那枝如椽巨笔在大宋都城——世界的心脏——天下目光聚焦的中心挥洒着舞动着……

　　舞出一篇篇策论，课百官、厉法禁、安万民、教战守……笔锋所到之处，如大江怒涛，夹震地风雷扑天而来，似乎遍地堆积千年的枯木死灰，都将在这雄浑的大浪中被卷入汪洋大海。王朝老迈陈旧的政体在昏昏沉睡中被这股澎湃的热流冲得激灵了一下，而苏轼看来，大宋下一步就将在自己的帮助下挣扎着站了起来，使中华大地重新焕发出久违的活力，让不可一世的大辽大夏，统统在脚下顶礼膜拜！

　　苏轼觉得自己站在了天地间最高的山峰之颠，世间的一切铺展在眼前，如庸人下的棋局：笨拙而简单，等着他轻轻地去矫正；随手再下几子，化成一盘令后世所有高手的后背都渗出冷汗的绝妙好局。

　　他觉得一轮红日将在自己年轻有力的手里冉冉升起。

　　红日还未升起，仍旧是黑夜。大众还在睡梦里，有人起来了。也是满腔热血，也是年富力强，他要硬扯起普天下还在睡梦里的苍生，向理想中美好富强的盛世赶路——他实在不能忍受堂堂大宋王朝如此软孱，如此积弱。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黑暗里，无数危险的鬼魅正贪婪地对着大宋的花花世界流着涎水磨着牙。

　　他就是王安石。

　　不知是大宋的幸运还是不幸，年轻的皇帝与王安石一见投缘，君臣摩拳擦掌，天天商议到深夜。一条条改革措施雪片般地飞翔在大宋的城镇乡村上空。

　　苏轼其实对王安石的学问文章是十分尊重的，就算没有欧阳恩师对王安石的评价：“（安石）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也应该惺惺相惜吧。可聪睿敏感如苏轼，一眼就看出了王安石事业中的绝大危机：不管你的方案有多么好，可你看看，给你执行新法的尽是些什么人啊？钻营、酷烈、奸诈、猥琐、逢迎，靠这些人，你能做出什么事来呢？

　　天下，还不是将被搞得更乱？

　　王安石微微一笑，置之不理。事业总得人做吧，凭皇上和我安石，还管不了他们那些东西？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更不足恤！

　　苏轼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眼不见心不烦，干脆自请外任。于是念叨着“好一个拗相公”开始了他一生的奔波。

　　从杭州一直到湖州，苏轼在外任中一直严密关切着朝中的每一个变化。

　　事情像他预料中的那样，新法更大程度上是贪官污吏们敛钱升职的工具，天下真的是一团糟。然而他并不为自己的预见感到高兴，常整日愁眉紧锁。酒后，诗文里，一次次地提到了新法的可笑，一次次嘲讽着新党的荒谬，并随着形势的恶化越来越辛辣。他努力想用自己警策的诗文谏章挽回些什么，为天下苍生。

　　直到他的文章溯水而上流入京师，刺痛了正当春风得意的新党——

　　“学士，你看，大陆！”年轻的船工指着前方。

　　苏轼从回忆里抬起头来。远远的远远的，那一溜线一样的大陆，果真回来了吗？海风中，一只白鸥绕着桅杆尖声叫着，有些凄厉。苏轼看着船工整理着粗大的铁锚，锒锒作响的链子使他一阵心惊，背上那多年的鞭痕似乎又隐隐作痛。他痉挛着闭上了眼，太阳穴突突地抽搐。

　　他似乎回到了那个黑暗潮湿的牢里。

　　直到行尸走肉似的被架着出狱，遣到黄州安置，做个挂名的小官实际的囚徒几个月后，他才从那场不堪回首的噩梦里醒来。

　　他记得，那是个月圆之夜。他像往常一样失眠了，披衣踱至院中。庭下月光如积水空明，水中水草交横——那些竹柏的影子。仰头望着明月，不知几时，猛然大彻大悟，他这才真正理解了自己前几年在密州写的那首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古往今来，这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有什么是能够完满的呢？

　　你居然想凭一己之力救天下于水火之中，想给天下一个圆满，那岂不是狂妄之极？

　　就连孔圣人、佛释迦，看着这个苦难的世界也只能哀叹不如“浮桴于海”，或是一切推之因果后就低眉顺眼再不发一言。

　　要说，整顿乾坤，这大事业本也需要人做，可你有什么呢？一枝笔？几首诗？你能驾驭得了那些如狼似虎的大小官吏吗？你能在污秽腥臭的官场上安然恬卧钩心斗角吗？你能于一个个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圈套间兵来将挡运筹帷幄吗？

　　最最简单的，你的口袋里，有几副可以随时一抹脸就替换的面具？

　　就算你能看到富丽堂皇的大殿之下白蚁正围噬着柱石，能看到高高堆起的粮仓深处潮湿的温度正酝酿着冲天大火，你又能怎么样呢？

　　你单枪匹马赤手空拳，能铲得尽天下所有的蚁穴，灭得了天下所有的暗火？

　　各人的路，只能各人自己走，大宋的路，也只能大宋人民一起拖着磕磕绊绊走。残缺，原本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再说，再美好的世界，不也还是个无常吗？

　　那一夜，后背涔涔汗出的是苏轼自己。他甚至感谢那些费劲脑汁锻炼文字把他送入乌台大狱的敌人或是曾经的朋友：是他们当头棒喝，惊醒了懵懂狂妄的梦中人。后来，他在回想起当年的壮志时感慨地写道：

　　当年“诵古说今考据是非，妄论利害谗说得失，真乃制科人习气，只如候虫时鸟，不足损益，自鸣自已”，到现在“既老，涉事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

　　从那以后，他终于明白了，文人就是文人，政客也就是政客。政客最需要的不是多敏锐的目光，多远大的抱负，而是能在污泥里匍匐着战斗，能在豺狼群里呲牙咆哮——而这正是远离尘埃永远站在洁白云头的文人们最不屑的龌龊行为，是文人最致命的死穴。简直没有一个真正的文人能做个成功的政客，也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政客能做个真正的文人。

　　从此他深深理解了前辈们那一句句无比沉重的话：“穷且后工”、“不平则鸣”、“文章憎命达”，也重新定位了心目中那一座座辉煌的丰碑：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他们，都是失败的政客，都只能是文人！

　　真正伟大的文人，不过是上天给了他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错位梦想，让他在一次次追逐一次次失败中蘸着血泪鸣唱，就像笼中向往蓝天的鸟。

　　文坛最高层，都是万般无奈才做了文人的痛苦心灵们，最后的慰藉所吗？高处寒风刺骨，何如万丈软红炊烟袅袅人歌人哭？

　　文人总是劳碌忧郁地把目光投向缥缈的远方，而政客只聚精会神盯着脚下。所以落入陷阱摔下悬崖的大都是文人。

　　他开始为王安石担心了——当然，此时的安石也已经黯然辞相闲居。因为他看清了文人间、君子间的政见之争，只不过是为削尖了脑袋钻营的小人们提供了机遇的温床——

　　他自己，不就是曾成为别人往上爬的梯子而被卖到大狱里吗?

　　如果说乌台诗案，于苏轼是个禅子开悟的历程，那么彻悟后的苏轼这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文人生涯。

　　既然看透了世界的实质是“一场大梦”，人生也不过至多是“三万六千日”，这么些个“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真的“着甚干忙”？心安处，天南海北何处不是吾乡？他的文人生涯过得实在是潇洒极了。

　　参禅采药，开荒种地，胸中无拘无束，笔下更是摇曳多姿。当年准备用来大济苍生的经天纬地之才掉转方向劈头打来，倾泄到这纸上还真是不得了：汪汪洋洋鱼龙夭矫——“苏海”，真是个最最恰当的形容。大海里，再多的痛苦都可以稀释得一派肆意，一派从容，一派浩荡。

　　后世腐儒哓哓不休争论着苏诗苏词，竭力想挑些刺，硬着头皮说他不守规矩，万事自出心裁——格律能束住东坡吗？连大宋一朝的笔墨纸砚几乎都容不下呢。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些夫子自道的文字，说的不仅仅是诗词文赋。

　　流吧，流到哪里算哪里：流到书案，书家五体投地；流到画室，画家目瞪口呆；流到梵宫禅院，故弄玄虚的禅僧大德哑口无言；流到树皮草根，经年的医家对着苏轼随手写下的药方若有所失；更是浩浩荡荡出入三教，八面逢源……

　　甚至流到一块三层肥猪肉上，也能流出一碗香喷喷的“东坡肉”，直到如今依然热气氤氲。

　　苏轼不可遏制的大才，终于流成了一段后人无法想象，更无法企及的神话。

　　而神话的主人，却在经受着一次次的流放。

　　流放旅程里，苏轼欣欣然观赏着一处处天地间的景色奇观；实在没有特别的风光，他就随便拉个赶路人，缠着他说几段轶事笑话，一起喝几碗薄酒。

　　微醺里，斜倚着一块光滑些的石头，他得意地微笑着：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是啊，站在最高处看来，天底下哪有不好人呢？

　　不过都是匆忙的过客，不过都是身不由己的傀儡，不过都是悲剧的主角。“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纠缠其间，这只是你自己站得不够高啊。

　　无边的苦难里，何不快快活活过完余生呢？

　　真的快活吗？

　　为什么你一再嘲笑自己一肚皮都是不合时宜呢？为什么一次次别人提及朝中事务时总微微摇头呢？为什么常常还是忍不住，用你那特有的幽默讽刺远在中原的大人先生们一下呢？

　　你是以为和从前放肆的评论相比，这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玩笑吗？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眼光越来越犀利了，你的话越来越接近他们不敢道破的真相了吗？你真以为自己是个局外人吗——

　　你难道不知道往往局外人普普通通的一句话，越是能使得对弈双方都恼羞成怒吗？

　　难道你不知道朝里那些走马灯般来去的新旧大人们越来越心黑手辣了吗？你不发觉自己已经越贬越远了吗？你不知道你写的“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会令多少人恨得牙痒痒的吗？

　　你都已经贬到天涯海角了啊，下一步还能贬到哪里呢？

　　当然，你一定知道，否则你怎么会连酒都不敢多喝了呢？——众人眼里颓然于酒席歌舞中的你，真的醉了吗？矇眬的，似醉非醉的眼里，看到了什么呢？

　　现在你坚持的，尽管不再是当年自视为宰辅之器时当仁不让的责任，但做了文人，是不是也决不能没有文人的独立和尊严呢？

　　你真的甘心只做个优秀的文人吗？险恶环境里，你努力地修水利，兴教化，教蚕桑，是不是你对苦海众生能做到的最大最实在的援助？

　　你乞求的到底是清醒还是糊涂？

　　午夜梦回，你会为了自己那世人羡慕不已的智慧自豪吗？

　　为什么你心爱的儿子满月，你会写这么一首诗呢：“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难道这仅仅是刺那些王公大人们一下吗？

　　你知道的，希望儿子普普通通，不要像自己这样太聪明的历史上有阮籍；你不会知道的，八百多年后，另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也不愿意孩子继承自己的事业，那就是看来风格与你完全不同的鲁迅。

　　是啊，聪明真不是项幸福的禀赋啊。用个我们时代的比喻：如果世界在普通人眼里是座美轮美奂的豪宅，而你却从华灯精饰里看到了电线凌乱的三合板，从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板下看到了钢筋水泥，甚至是蛇穴鼠窝，你的痛苦可想而知。

　　最痛苦的是，当人们为从你手里流出去的一张张纸如痴如醉如喜如狂时，你总会想到：文章不过是用来记明白事的，书法不过是用来写清楚字的。

　　如此而已。

　　抚着船舷，他突然记起了父亲为他取的名：“轼”。

　　轼，不就是车上扶手的横木吗？有了扶手当然更稳当，但没有扶手，难道就会摔下车来吗？

　　没有轼，难道这车就走不动了吗？

　　终于，苏轼的脚站在了大陆上。

　　回过身来，他面对着大海。

　　“问汝平生功业？”还是那句话。

　　又是良久良久，他低声接上了后一句：

　　“黄州、惠州、儋州”。

　　海水碧蓝，海天一色，细沙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没有惊涛拍岸，没有千堆雪，海浪缓缓。苏轼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那首词中的两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现在，海在面前，舟在身边，带着腥味的海风阵阵，长须共大袖一同飘扬。

　　苏轼由这两句词想起了那个夜晚，立在海边不觉痴了。

　　那时还在黄州。

　　当这首《临江仙》与小人关于苏轼已经“挂冠服江边，挐舟长啸而去”的密告一起送到郡守徐君猷卧室时，可怜徐太守吓了个半死：走脱监犯的罪名可不小，何况监犯是天下闻名的苏轼。徐太守连夜率人气急败坏地打着火把赶到苏轼容身的破草房，披头散发，边走边系腰带边怨自己，怨自己不该太过相信苏某人，不该为他的文才所倾倒。

　　草房未到，已远远传来如雷的鼾声。

　　太守这才甩了一把汗。他轻轻推开没有锁的门，在脱尽了漆的一张靠墙三足破桌上，看到了另一首词，墨迹还未干透：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在里屋睡得正香。

　　仰天长啸——郾城大捷之后的岳飞

　　他知道，大宋的拳头已经不再流血，已经在苦难里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而现在，这只拳头已经集中了所有的复仇力量，肌肉拼命收缩，微微痉挛，就等着最后一击，狠狠砸向腥膻的北方。此刻，他就站在这个以长江黄河为血脉，以嵩岳太行为指节的巨大拳头的最前端。

　　岳飞双眼炯炯，穿过帐门直射北方。

　　公元1140年，即南宋绍兴十年，或者大金天眷三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大宋旧都汴京，昔日金銮殿现在的金军指挥中心，金军最高统帅，太保都元帅兀朮正瞑目坐在虎皮交椅上喘息着。

　　他刚刚喝得七成醉，亲自鞭打了几个将佐。

　　帐下谁也不敢出声，远远地屏息侍立。

　　部将邪也孛堇也是一脸苦涩，但又不得不上前，战战兢兢躬在兀朮耳边吞吞吐吐地小声说道：“统制王镇统领崔庆等已经降了，韩常那五万人也不妙……”

　　兀朮猛地睁开眼，邪也孛堇不禁打了个寒战。但他还得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听说元帅乌陵思谋已经无法制下，只是号令‘勿轻动，岳家军到了投降就是’，更有人说禁卫龙虎大王以下都已经密受岳飞指挥……”

　　所有人都以为兀朮将雷霆震怒，一场暴风雨马上来临。不料兀朮只是无力地仰天长叹一声：“自我起兵北方以来，十几年间从未有如今日这样的惨败！”

　　他没再去责骂众人，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自燕以南，其实金国号令已经失效——即使是他自己，这几日再打再杀，也征不到一个兵。天下人都等着那个时刻的到来。他现在终于真正领会到了悄悄流传于营间的那句哀叹中蕴藏着多少的无奈和恐惧：“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他甚至不敢想象换他自己做了乌陵思谋能怎么办。

　　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希望，那就是前几日好不容易偷过岳军防线，给秦桧的那封密信。信上他还是用一贯的口气恐吓着：“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现在他自己也觉得那些话简直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无力，多么的荒唐，多么的色厉内荏。

　　兀朮颓然瘫于椅上。

　　那封密信已经从蜡丸里取了出来，皱巴巴地展在一张雕龙大案上，旁边还有一封奏折，是奏报临颍大捷的：

　　“臣岳飞状奏：今月十八日，到临颍县东北，逢金贼马军约五千骑。分遣统制徐庆、李山、寇成、傅选等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贼战斗，其贼败走，追赶十五余里。杀死贼兵横尸满野，夺到器甲等无数，获得马一百余匹，委是大获胜捷……”

　　这是宋都临安府皇城垂拱殿。殿内灯火通明，除了一个小内侍远远守在门侧听候外，只有两个人。便服幞头斜倚在龙床上的当然是宋高宗赵构，右相秦桧朝服整齐，在一张硬背木椅上挺直腰板毕恭毕敬。

　　两人一言不发，目光都盯着龙案上的两张纸，长久地沉默。

　　赵构心里，刚看到岳飞奏折时的兴奋劲已经慢慢消去，其实，他很是留恋当时那种一股热气从脚底升起弥漫全身的感觉。那时甚至能听到身体吱吱咯咯在拔节，似乎顿时高大了不少。你们也有今天啊，当时他好像差点笑出声来，得知金国撕毁和约大举南下后的几个月间，如泰山般悬在头顶的重压终于在刹那间土崩瓦解。

　　晚膳时，他多吃了一碗粳米饭。

　　饭后越想越兴奋，后来实在等不及明日早朝了，命人连夜传来秦桧：朕不仅要一雪十几年的奇耻大辱，更要趁此机会，犁庭扫穴，完成列祖列宗都无法实现的大愿，重夺燕云诸州，使堂堂大宋重为天下四方之主！

　　匆匆赶来的秦桧拜舞祝贺后，一时没再说话。赐了坐后他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蜡丸。赵构知道是什么，喝退了所有人。秦桧当着赵构的面打开了蜡丸。看完后，两人就久久无言地对坐着，在两张纸的两边。

　　“皇上，”终于，秦桧打破了沉寂，“您认为我们真的可以打败金国了吗？”

　　只是初秋，赵构生生打了一个寒噤。

　　说心里话，他有时实在怀疑岳飞韩世忠等人频传的捷报有没有夸大其词。当年大哥登基之初，他是亲眼见了战事起时那些最精锐的大宋军队的：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大兵，好不容易一个个爬上了马背，双手却死死抱着马鞍或是搂着马脖子哆哆嗦嗦不敢松手。做人质时，他也亲眼见过大金那些可怕的军队，坦着毛茸茸的胸脯，随便披件生牛皮铠甲，腰间系着滴血的人头，在咆哮暴烈的骏马上吆喝着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弯刀……当年不是有十二万步兵和一万骑兵守着黄河渡口吗？可怜金军不用动刀枪，只擂了一通鼓，十几万大军便连夜逃了个干干净净。

　　他不敢再想下去，这只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啊。

　　区区十几年，咱大宋真能练出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吗？

　　不过要说岳飞韩世忠刘锜那些人确实是难得的大将之才，你看，不是连不可一世的兀朮都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吗？顺昌郾城接连几役，连大金号称天下无敌的铁浮屠拐子马都几乎全军覆没了。想到这，赵构的眸子似乎又发了光。

　　秦桧应该看出了赵构的想法，也不多说什么，只是轻轻提醒了赵构一句话：“皇上还记得淮西之变，还有杜充、郭药师吗？”

　　赵构如何能忘呢？

　　就在三年前的淮西兵变，四万多人，相当于全国十分之一的军队集体投敌，急得自己是整整三天三夜睡不着：那支军队，不也是屡屡大胜的精兵吗？还有那个姓杜的，朕对他可真是天恩隆厚，没几年就从一个小官提到相位，几乎把全副家当都交给他抗金，结果也不是一降了事吗？郭药师就更不用提了，叛完辽国接着叛宋。秦桧没提到的还有，自己登基第二年，最信任的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刘正彦居然也想逼自己退位——这些反复无常的武人哪。

　　军队强了也不一定有用啊，如果倒戈一击反倒更是可怕。

　　“岳飞，可是个忠臣啊。”也不知说给谁听，赵构喃喃道。他想起了当年在岳飞奏折上的批示：“有臣如此，顾复何忧？”

　　“太祖皇帝龙兴之前也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呢。”秦桧轻声道。

　　赵构猛然记起了太祖皇帝在军队设置上的那番良苦用心。天下方略定，便轻轻用几杯酒，一席话，收尽了元勋们的兵权。用只有调兵权没有统兵权的枢密院，和只有统兵权没有调兵权的三衙负责军队日常管理，临到出兵还得皇帝自己临时选将任命。如此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牢牢把兵权捏在皇帝自己手里。并且把天下精兵集于京师，宁愿抱头挨打，为的什么？

　　还不是怕武人造反？

　　汉末以来，尤其是安禄山之后，有哪个皇帝不怕，什么时候龙床底下突然冒出个昔日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大将来轰自己下台呢？那么多的朝代兴替，那么多的教训，还不能让赵家子孙铭记在心吗？自己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用规规矩矩的郭子仪来教训来提醒那些武将吗？有次对他们还狠狠地说了句让人心寒的话呢：“犯吾法者，唯有剑耳！”——太祖轻轻夺了别人天下，可不能再让任何人同样这么轻轻把天下夺了去。

　　再说，天下，自己的天下来得真的容易吗？

　　十几年间，被金军追着屁股，颠沛流离。扬州、临安、江宁、明州、温州、越州、平江，像鸭子般一圈圈被赶着逃命。他记起了最惨的那次，逃到温州台州一带，在茫茫大海上整整四个月东躲西藏，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苦不堪言。有回甚至饿了好久，才在一座破旧的寺庙里找到五块粗粮炊饼，赵构一口气便吞了三个半，把旁边臣僚馋得一个个眼都绿了。直到两年前，终于才在几位大将苦心经营下勉强稳住了局面，定都临安。古往今来，可有几个皇帝逃得如此狼狈？

　　当然，更悲惨的还有父亲。他老人家已经在五年前结束了痛苦的晚年。想到这他记起了岳飞在另一封奏折里提到的：“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他猛然站了起来，觉得全身的血液似乎又开始隐隐作沸了。

　　他注视着秦桧，秦桧垂着头不作声。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长叹一声，重重地坐了回去。

　　大哥，还有大哥！可怜的大哥！大哥还在可怕的五国城苦苦煎熬！

　　赵构很清楚迎回大哥意味着什么。尽管大哥早就千方百计托人来说只要给他一间房子住就心满意足了，可天下人会怎么看？更可怕的是金国还有个最后的招数，重扶大哥登位来抵抗自己——这虽然只是秦桧探听来的消息，可如果真这么着，岂不尴尬？

　　自己不过是父皇的第九个儿子，属于小宗，正常情况无论如何是轮不到当皇帝的。能坐上龙椅不过是因为自己国难时游走在外，是一条漏网之鱼罢了，而且必须是唯一的一条小鱼。

　　都说这些年这个憋屈的鸟皇帝当得窝囊，可这不是安定下来了吗？赵构打量着新造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不远处就是当年苏学士喻为西子的西湖，他觉得很满意，甚至已经习惯江南温润潮湿的空气了：于他，颠簸半生，能有今天这么半个天下已经是意外之福了。说实话，直到正式在都城坐上龙床的那天，还好像在梦里——之前可真是连梦也从没做过呢。而这梦，现在就像宫外盈盈的湖水，触手可及，已经即将实现在眼前，而且很可能将在有生之年不会再破灭。

　　“议和——”那几个蝇头小楷似乎在密信上蛊魅而狡黠地向他眨着眼。

　　“徽宗皇帝时，汴京米价约是每石四五百钱，而如今临安米价已升至每石二千余钱。暂且不提民间困苦，如此算来，我大宋军总数约有四十万，即使不开战，每年养军开支便需两千五百万贯，而去年岁入不过四千五百万贯。”秦桧冷静地低着头，“议和，每年至多五十万两匹银绢。”

　　赵构已经很清楚当前的形势了：再战，前局可能不一定如岳飞奏折里那么顺利；即使胜了，收复失地，金国狗急跳墙树起大哥夺自己的位，也不好办；最可怕的，还是赵家代代遗传的心病，什么时候哪位功勋齐天的大将一翻脸，矛头齐齐对准自己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他从岳飞一叠报捷的奏折中拣起一份细细地看着：“……人心愿归朝廷，金兵累败，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兴之机……”

　　奏折最后恳请朝廷速发援军，一鼓作气，毕全功于一役：“速赐指挥，令诸路之兵火速并进！”

　　这是岳飞的手书，字体开张雄劲，笔笔如刀枪箭戟。

　　“正中兴之机，正中兴之机——”他沉吟着，许久，终于一拍龙案：“此正议和之机！”

　　“皇上圣明！”秦桧立时起身，匍匐在地，“借此良机，弭兵休战，放马南山，与民休息。实乃两国百姓、天下苍生之福！”顿了顿，他微笑着又说：“皇上您也应该好好享享福了，这些年过得也太委屈了，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啊。”

　　“平身。”赵构突然觉得一身轻松，脑筋飞快地转动起来：接下去就该想法子削尽诸将的兵权，如太祖皇帝一般收归己手，从此安享太平。

　　可惜哪，这太平来得太晚了些。当年那个双臂各能平举百斤走数百步的王子，在多年的逃亡生涯里早已经被金军吓坏了身子骨，别的不说，如今连满宫佳丽也觉得无力消受——别说消受了，连子息都没有一个。由此他又想到了那个岳飞。憨头憨脑的，几次三番劝我早立太子，明摆了要我过继宗室的孩子不算，手握重兵的武将怎么连皇位继承问题是臣子的大忌讳都不知道？是不避嫌疑的效忠，还是有别的企图？看来这人也得防一手。前几天听秦桧说，他曾在下属面前吹牛，说什么自己和太祖皇帝一样也是三十来岁就做了节度使，这还了得？就算这些是无心之过吧，可那回不过是调整一下部署，没有按原计划给他大军北伐，他便一叠章闹辞职撂挑子，顾自跑上庐山，这不是要挟朕又是什么呢？

　　罢了罢了，多年战功，回来收了兵权养他老算了。如果真的打得很好，兀朮那里，不见得再能坚持要我们杀了他，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赵构很清楚岳飞抗金的战果一旦化作和议的筹码会有多大的分量。

　　他甚至能感觉到，多年来原本向着大金国一边倒的气运天平，在中原大地上已经慢慢恢复平衡，摇摇摆摆似乎就要稳定了下来。

　　只是，如果岳飞抗旨不回呢？

　　想到这里，赵构出了一身汗，他连忙把这个担忧向秦桧说了。

　　秦桧倒是一点不愁，缓缓道：“先令张俊、杨沂中、刘锜等各路援军退兵，岳飞孤军必留不住。”

　　赵构长长舒了口气。他再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拿起案上两张纸，再看了一回，终于凑到灯上点着了，投入一边的银盘里。

　　秦桧也是暗暗舒了口气。

　　其实从看到岳飞奏折的那刻起，他的后背就一直在冒汗。他绝不能让岳飞成为抗金复土的大英雄，否则自己的相位即使不会随着自己多年坚持的“南自南北自北”的议和政策一起垮台，起码也会权威大失。

　　但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把握改变这个局面，因为他实在是太懂赵构的心思了。

　　有时夜半醒来，他也会为自己的作为感到害怕，不是怕岳飞他们，而是怕后世的悠悠众口。他使劲为自己找到了即使自己不干涉，岳飞也不会成功的原因：那些将领们实在自己太不争气了，妒贤忌能争权夺位——淮西之变不就是将领间的争斗激起的吗？心里话，他实在佩服岳飞，连兀朮都闻风丧胆的人他秦桧能不佩服吗？可同样是坚持抗金的那位张浚，在皇上打算把全国大部分军队交给岳飞北伐的时候还不是横插一杠搅黄了事吗？说得冠冕堂皇，怕岳飞尾大不掉，底子里还不是因为那个主帅不是他张某人而是岳飞，还不是想利用亲信分了岳飞的兵？同属四大将的张俊，不是一直对年轻的岳飞——他自己曾经的部下不服气，明里暗里想法子拆他的台吗？岳飞也真正可恶，老把他岳某人当作天下第一忠臣直杆子到底软硬不吃。好不容易挤掉左相赵鼎那年，他看了自己的奏折后居然大肆宣扬：“君臣大伦，根于天性，秦桧作为大臣，怎么忍心当面欺骗主上呢？”

　　等着吧，韩世忠、岳飞，本相一个个收拾。

　　秦桧悄悄在心里编织着一张冷冰冰的大网，一步步张开在大宋半壁江山上空，盘旋在每个不附于己的人头上。

　　他心里运动，表面却是不露声色，崇拜而又怜悯地看着只是中年便已经有些佝偻了的皇帝。

　　火光映红了赵构的脸，他又想起了父亲和大哥，不禁有些心酸。

　　只是火焰跳动，看不清赵构眼里到底有没有泪花。

　　与此同时，离汴京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宋军帅营里，岳飞虎目晶莹。

　　心情沉重地祭完日前在小商河激战中奋勇捐躯的大将杨再兴和其他阵亡将士后，岳飞令军厨椎了几头牛，犒赏三军。除防守巡逻之外的所有部将，俱集于岳飞帅营，每人面前都有满满一海碗烈酒。

　　岳飞双手举碗在手，环顾众将，想说些什么却一时无语。

　　众将也是满脸凝重而又掩饰不住满心的兴奋。

　　良久良久，营里只听到牛油大烛毕噗毕噗地爆着。

　　终于，岳飞看着手里的酒，沉声缓缓道：“诸君应知，我岳某酒量甚豪，可自从当年圣上叫我少喝酒后，这么些年滴酒不沾。但今日，我要与诸君共饮此碗！”

　　“诸君已知，郾城、临颍、颍昌役后，金人锐气已丧，准备尽弃辎重，疾走渡河；两河豪杰敛兵固堡，以待王师，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豪杰向风归靡，士卒一心用命，此诚千古一时之机！诸君与我岳某多年苦心，三军将士浴血奋战，终于得见今日！”说到后来，岳飞的声音似乎有些哽咽。他强制住激动的心绪，顿了顿，几乎是吼似的大喝一声：

　　“来，干！”

　　众人也是热血沸腾，无论酒量大小，俱皆一仰脖将烧刀子倒入喉中。烈火在所有人心里熊熊燃烧着，每张脸上泪流满面。人人眼前出现了一场场不堪回首的画面：

　　火镝嘶叫着四处疾射，纷乱的铁蹄下，尸横遍野屋舍凌乱儿啼母叫，骑士在马上狰狞狂笑，烟火里口角好像淌着鲜血……

　　皇宫大门沉沉而开，圣上父子袒露上身，青衣小帽一步步赤脚拜向倨傲的马鞍前……

　　雪花纷飞，刺骨的寒风呼啸着，一队勉强用破芦席遮顶的驴车载着圣上父子和皇后嫔妃，艰难地辗过泥泞的小路，破衣烂衫的宗室皇族百官工匠瑟瑟地在皮鞭的挥舞下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倒地就有无情的马蹄重重踏下……

　　……

　　每个人都把牙齿咬出了血，全身骨节格格作响。

　　岳飞把空酒碗用力捏在手里，他已经再也无法抑制热泪，任它滚滚而下。半晌，他抹去脸上的泪，大声说道：“此机不再来，愿我诸君努力，彻底打败金虏，肃清河朔，迎还二圣，收拾山河——直捣黄龙府，届时，再与诸君痛饮!”

　　“啪”一声，酒碗在岳飞手里被捏成碎片，锋利的渣口割破了他的手，鲜血汩汩流下。岳飞没有理会，紧紧地握成拳头。

　　他知道，大宋的拳头已经不再流血，已经在苦难里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而现在，这只拳头已经集中了所有的复仇力量，肌肉拼命收缩，微微痉挛，就等着最后一击，狠狠砸向腥膻的北方。

　　此刻，他就站在这个以长江黄河为血脉，以嵩岳太行为指节的巨大拳头的最前端。

　　岳飞双眼炯炯，穿过帐门直射北方。

　　帅营外，据赵构亲赐御笔所绣的杏黄大旗迎风飘扬。“精忠岳飞”四个金字在秋夜的星空下闪闪发光。

　　也是同一个秋夜，有个白衣书生施施然走在星空下。

　　他饶有兴致地和着自己的脚步哼着一首小词。当时后世，谁也考不清他的来历，不知道他为何与大宋有那么深的仇恨，也不知道他和当年那个点拨困在黄天荡里的兀朮开河逃命的书生是不是同一人。

　　他不必匆忙，因为他只想在收拾好辎重人马准备再次逃命的兀朮面前说一句话：

　　“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

　　还是同一个秋夜，有匹口吐白沫的马在临安到朱仙镇的驿路上拼命奔驰。刺耳的铃声震碎了静谧的夜，足足能传到三里之外。

　　马上人背负一块一尺多长的朱漆木牌，就是老百姓俗称为“金牌”的。牌上八个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意思是只能换人换马而不能入驿铺稍事停留，连文书交接都得在奔驰中进行——每天至少要跑足五百里。传递的只能是帝国最紧急的诏令。

　　近乎脱力的骑士可能不知道，自己身后，还一骑接一骑驰骋着十一匹骏马，马上的骑士也都背着与自己一模一样的金牌。

　　那夜，帝国的这条驿路上，扬起的滚滚黄尘弥漫了近千里。

　　十二道金牌要传达的内容一字不差：

　　“岳飞孤军不可久留,令班师、赴阙奏事！”

　　狂怪——“异端”状元陈亮

　　十二世纪最新鲜最滚烫的血液在他的脉管里澎湃着汹涌着，折磨得陈亮坐立不安，催动着陈亮一次次仰天长啸。

　　年华老去，龌龊因循的世俗更是急得他如癫如疯，一声高过一声的狂叫：

　　如此危急不堪的天下，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能为万世开太平的——舍我其谁？舍我其谁？舍我其谁？

　　南宋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隆冬的一个深夜，江西铅山。

　　从黄昏开始下的雪没有一点要煞住的意思，反而还越来越急。

　　万籁俱寂，天地间的一切似乎都被这纷纷扬扬的大雪给压得呼吸不得。

　　大户吴氏那座用以接待贵宾的四望楼上还点着灯。屋里有位壮年汉子披件皮袄，围着一个火盆来回踱步，时而皱眉，时而展颜。慢慢他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似乎还有一些悲怆之色。突然，他猛地甩下皮袄，快步走到桌前，操起笔在边上的砚台里满蘸了浓墨，在早就铺好的宣纸上疾书。

　　他笔走龙蛇，飞快地蘸墨，把墨汁淋得满桌都是。

　　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字，他长长吁了口气。颓然坐下，小声诵读着：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

　　他满意地又拿起了笔，要为这阕刚完成的词写上词牌名。“贺新郎，贺新郎……”他顿住了，喃喃自语：“新郎，新郎——同甫该是四十六了吧。你自己呢？过了年可就是五十啦！”他记起了那阕词，那阕也是为同一个人写的，《破阵子》的最后几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他提笔在手，久久没有动作，连火盆灭了也不知道，似乎痴了一般。

　　终于，他一笔一划，神情凝重地写下了这阕词词牌的另一个名称：《乳燕飞》。

　　此时邻家不知是谁，如此雪夜也未入睡，吹起一阵长笛，撕破了无边的沉寂。呜咽凄凉，越吹越厉，令人担心要把个笛管给吹裂了。

　　狂舞的雪片被夜笛搅得更是凌乱。

　　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辛弃疾。

　　这个雪夜，他是为了追一位平生第一知己而被滞留在铅山的。

　　其实，那位知己在过去的十来天中，一直与辛弃疾携手共游此地名胜，在鹅湖寺酣饮论文，畅谈天下事，直到昨日才飘然东归。分手后，辛弃疾在返回上饶带湖宅第的马车里，回想起这位好友慷慨激昂议论风发，尤其是当提到国事念及北方时睚眦欲裂的神情，越来越后悔这么早就散了这场难得的聚会。等他忆起这人那天八分酒意后在月夜下拔剑起舞，朗声吟唱“男儿到死心如铁”时的豪迈风姿后，再也抑制不住，立即喝令车夫掉转车头，向好友的方向急追。

　　他决心要追回这位好友，再痛痛快快大醉他十场八场！

　　无奈下起了雪。到了鹭鹚林这里，雪深泥滑，实在是走不了了。弃疾亲自下车推了一回，也是无济于事。只好找了个村店喝了点闷酒，怏怏地找地方住下了。

　　睡不着。他觉得有股激情在胸里翻滚。于是向主人借了笔墨——他要为这位追不回来的好友写一首词。

　　辛弃疾的这位第一知己，就是他念叨着已经四十六岁了的同甫。

　　同甫是一个人的字，一个开馆授徒的布衣的字。

　　同甫就是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婺州永康的龙川先生陈亮。

　　在词里，辛弃疾把陈亮比做陶渊明，比做诸葛亮，推崇备至。而《宋史》明明白白提到：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把陈亮看成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人——“狂怪”！

　　陈亮确实既狂且怪。

　　他的眼睛也不知怎么长的，好像瞳孔里照不出什么人。据他的乡人说，这小子生下来时双目有芒，闪闪发光——是不是那时烧坏的呢？反正天下没几个人能进得了他的眼里。几句话他就把世上几乎所有人都贬了个一钱不值：说当今天下臣子不过两类，一类是读点死书的所谓经生学士，只是些规规矩矩，讲究迂阔的先王大意的书呆子罢了，一有非常情况就毫无用处；另一类是所谓的才臣智士，虽说也做了一些事，其实却似懂非懂，不知根本，做了也是白做。

　　都是些“委靡不堪用”的货色！

　　既然天下人都是饭桶，那么能救大宋于困境，重开华夏盛世的就只有他陈亮自己了。二十七岁，乳臭未干呢，还不知扁担哪头粗，就昂昂然给咱们孝宗皇帝上了洋洋洒洒的一书：《中兴五论》，在举国和平无事之时，大言开战复国。

　　圣上英明，不理你，你就安分吧。从头学点圣人踏踏实实的学问，修心养性，倒也能成个汉子。可你养了十来年，到头来憋不住，换了个名，又是直接上书！

　　对皇帝你总得客气点吧，不过是八天没有理你，你陈亮就耐不住了，再上！上就上吧，可看你怎么说的：“我陈亮上书是陈国家立国之本末，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决大有为之机。上书后待命八天未有丝毫动静，如此之事发生于承平之世尚且不可，何况如此紧急之时？君王如此，我担心天下豪杰都寒了心啊！”

　　到第三封书时，陈亮简直是要挟的口气了：“此书上奏，如果三天还未有答复，我陈亮立即渡江回家，终老田园！”意思是再不管你赵家天下烂摊子了。

　　对皇帝如此，在大臣面前，陈亮的倨傲狂妄可想而知。

　　当年虞允文看得起他，准备想办法给他搞个官做做，陈亮当众谢绝：“等虞丞相进取中原，我再来应试廷对，到时定夺一个汴京状元！”也不回头瞧瞧自己：你可连个会试都没中呢。会中才怪——会试你就老老实实按规矩写些程文吧，可看你写的什么？一篇篇都是谈论时事的策略——你真把考卷当成奏折了吗？

　　对虞允文，陈亮还算客气的。第二次上书后孝宗有所动心，安排了一次专门的都堂审查，相当于录用前的面试，领衔审查的是丞相级别的大臣，显见对他的期待。审查详情今天已经不得而知，反正很不愉快，个中原由在陈亮之后的上书中透露了一二：他称他有重开百年太平的计策，烂熟于胸，只是这关乎国之根本，是国家最高机密，只能对皇上面谈，所以会审时只是略微提到一点；可饶是如此，“二三大臣已相顾骇然”——言下之意，这干庸人哪里配听我陈亮胸中谋略！

　　对奸邪之辈，他更是毫不掩饰的鄙夷。入了《宋史·佞幸传》的大臣曾觌，猜测陈亮可能要被录用，连夜前来拜访卖好。陈亮做得很绝——竟然翻墙跑了。

　　这种人注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那些被陈亮一次次刺痛，恨陈亮恨得牙痒痒的人，一有机会就捏他的事，拆他的台，好几次生生坏了孝宗要试着用用陈亮的念头。再说陈亮也太不检点了，总是有那么多的把柄给别人抓——也可能是他实在太不拘小节了吧。不过说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应该说简直和陈亮无关，不过是同席的乡人暴病身亡之类。可陈亮就是因为这些事一次又一次地被关到大狱里，一次次累得朋友门人四处托关系救命——他们知道吗，最想灭了陈亮的往往正是上层那些正人君子呢。

　　君子们见了陈亮实在是不顺眼极了。以那个太常少卿詹体仁来说吧，不要说无论什么场合，每回见了陈亮就扭头拍屁股走人，绝对不和他说一句话，就是平常见了陈亮的书信文章都会怒发冲冠，破口大骂邪说异端。

　　别说那些上层人物，就是乡里，那些颟顸的乡巴佬背后也对着这位陈秀才的脊梁骨指指点点，鼻孔时不时嗤几声。

　　连他学生辈的后生都写信来教训讥讽一番：“别人不来请问，你硬拉着人家衣角喋喋不休；不来请教，你硬上门高谈阔论。正如千钧之弩为了一只小老鼠而发动泄了气——就算真有一天你能出山，你到时还能剩下多少本事呢？”

　　时人后人笔记里，更是常常把陈亮描述成一个褊急、粗俗、鲁莽、官欲醺心、挑拨生事的人物（好在已有邓广铭等先贤辩得清楚，还了陈亮一个清白）。

　　在又一次被诬陷入狱，蹲了一年零三个月牢，多方营救终于获释后，陈亮的好友，永嘉学派学者陈傅良来了封信。他语重心长地劝陈亮：

　　“从此该把这些秦汉士大夫气收起，低头合眼杜门宴坐，享和平之福。”

　　陈傅良确是个博学的大家。“秦汉士大夫”这几个字，说到了陈亮的骨子里。

　　且不说秦汉时的任侠、气节吧。这个秦汉，他说的是不是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的秦汉？百家杂陈时的秦汉？

　　他是不是在怀疑，陈亮，还能不能算是一个儒家学人？

　　对于儒生视若神明的《论语》，陈亮说：

　　“《论语》不过是普通的学问罢了！学者想学些透彻通达的东西但是得不到，只好取些似乎是微妙的言论研习，觉得有点感悟了便下了定论：‘只有这才是精妙的东西啊！’如此即便终身苦读，也找不到方向而会深陷荆棘丛中不可自拔。”

　　对于已经列为亚圣的孟子，陈亮对他几乎已成定论的性善论也有异议：

　　“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

　　他高卷起裤管，一脚踩入了千百年无人敢涉的禁区，为受尽儒家压迫歧视的商业平反：

　　“亮以为：农商一事也！商借农而立，农借商而行，求以互补而非求以相隔！”

　　他甚至还敢为当年被圣人周公诛杀的纣王之子武庚翻案：在自己编著的史书《忠臣传》里第一个收入，说武庚是纣王的孝子，殷商的忠臣！

　　……

　　这么多“亮以为”，如一道道带火的鸣镝，呼啸着向高高在上的一个个法相庄严的偶像疾射而去。

　　如果说以上那些狂论不过是像孝宗皇帝说的，“秀才醉后妄言”之类，只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奇谈怪论的话，那么，他对《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篇，君子应该只言仁义不言功利的说法进行的大胆辩驳，惊动了理学宗师朱熹。

　　对这被董仲舒提炼归纳为“正其宜（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气凛然的定语，他的“亮以为”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凡事做得成功了必定自合天理；若是做得糟糕了，肯定是你的道理有问题——哪里来空洞无用的理；更哪里来只要正襟危坐，便能救天下于水深火热的事！

　　那些只讲动机不干实事的腐儒，自以为得了圣人正心诚意之学，实际不过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的蠢材！

　　朱熹，这位智者敏锐地嗅出了陈亮身上那一股越来越刺鼻的硝石硫磺之气。

　　他担忧了，为了作为他曾经很赏识的，曾经誉为“奇伟不常”的朋友陈亮，也为了圣教，他都有必要拉这位歧途中的奇才一把。

　　早在认识陈亮之前，朱熹就看到了传承千百年的儒学正面临着绝大的危机。

　　儒学其实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发生问题了。连年残酷征战，谁还顾得上那些酸溜溜的仁义道德？曹操不计德行唯才是举，更是当头重重地给了儒学一棒。尽管后来儒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汉化了胡族，重开了大唐盛世。可谁不清楚多年的苦难令得慈悲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牢牢地站住了脚，开枝散叶，隐然成为儒学一大强敌？安禄山后持续的动乱割据，不就是儒家忠孝学说失去效力结出的恶果吗？

　　本朝太祖太宗圣明，重视文事，大批的学者喷涌而出。可谁有谁的说法，谁也不服谁。洛学、关学、蜀学、新学……人言言殊，反倒搞得天下学子无所适从，也必然乱了政纲——谁说大宋靖康之难尽是因为武臣窝囊？

　　朱熹觉得从孔孟传下来，经过二程先生，交给他的圣教——起码他自己这样认为，目前面临的无序凌乱，正等待着他去重新整理。他得斥尽伪学，还圣教一个光明正大的威信尊严，再一次让在争吵纷乱中式微的儒学成为天下唯一大道。

　　他苦思几十年，终于自信完全领会了圣人的微言大义。他更透彻地体会到了二程先生说的，那个一直隐藏在万事背后，宇宙间至高无上的根本：“理”。

　　只要学子通过研究万物自己印证出这个“理”，依理去做，自然堂堂正正，中规中举。凡事只要讲个理，有了理，效果如何，完全不必考虑。功利和道义完全是两回事。这便是孟子说的：即使只要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就能得到整个天下，能有利于整个天下，真正的儒者也是绝不会做的。

　　而陈亮却凡事定要讲个结果，硬说要是结果不对肯定是其中的理有问题。他还一口咬定，义、利、王、霸通通是个不可分割的一体。

　　用双鞋来比喻吧。如果说儒学是一双从董仲舒时就被套上的鞋，在漫长的路途中，穿鞋的人慢慢长大了，越来越觉得鞋子不合脚，勒得难受。朱熹的方法是：竭力催眠自己，使自己相信，天下只有这双鞋是唯一可以穿的，绝不能脱下——而且他还要为这双越来越紧的鞋牢牢地再裹上一层布。疼痛只能怪你自己的脚长得不合鞋，忍吧，久了你自会发觉这双鞋的妙用了：穿惯此鞋，从此定然规规矩矩，不会走斜了路。再说鞋和走路本来就是两回事嘛。而陈亮却认定不舒服的鞋就不是好鞋，使劲在鞋里挣扎着脚趾头，想搞出个破洞透透气——甚至还想脱了这双鞋四处看看，能不能再造一双合适的呢？

　　朱熹认为陈亮学习的第一天就已经错了：怎么能轻视圣人的经书，从那些琐碎凌乱的史学下手呢？心中没有一个正确的根本，如何理得清世间万事？

　　但朱熹很清楚陈亮的学说如果盛行开来会有多大的危险：从儒家肚里打将出来的学说最是可怕。外来的打击最多是皮肉伤，但事功学派流传却会引起人们对儒学的根本——道德——产生怀疑。而他一生最终的目标就是修补强化这个已经有些松动了的最高道德：理。他甚至把陈亮学说看得比那个粗疏空洞，他喻为“禅”的陆九渊的“心学”还害人：“陆九渊的禅学，学者摸索久了，无可再进，自然会掉转头来学习正道。而陈亮的功利学说，学者一学便有成效，太令人担忧了。”

　　就像金庸《笑傲江湖》里写的，修心多年的气宗，遇到无拘无束、睁大眼一心寻找对手招式中破绽的独孤九剑，能不如临大敌吗？

　　朱熹也许预感到了，陆九渊与自己终归是会走到一起的，毕竟他们都是捍卫那双鞋的人。陈亮呢？他有时不敢多想，有时又觉得不必多想——

　　陈亮一人，能成多大气候？

　　但和门人闲谈时，提起陈亮，他还是心有余悸：“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可畏！可畏！”

　　如果换个角度，可以说朱熹和陈亮的论争直到当代还在进行。改革开放前，很多永康人逃到江西糊口谋生；如今，永康私企林立经济发达，员工来自全国，而朱熹的同乡江西人，为其中最多。

　　于是朱熹一次次在和陈亮论道的书信中劝导这位狂得越来越可怕的对手，希望陈亮能“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纯儒之道自律。”

　　他衷心希望陈亮能回到千古道统相续，流传至今的唯一真理——儒学上来。

　　可读完陈亮的回信后，朱熹满头大汗。

　　他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火镝聚集在一起，成为一条狰狞的毒龙，在陈亮手里蜿蜒吞吐，低声咆哮挣扎，向着那一座座牢牢镇着中华天下的牌主神位跃跃欲试。

　　他觉得自己肩上的重担越发的沉重，越发的令人担心。他更得竭尽全力去捍卫、去维护这受到猛烈攻击的圣教。

　　他已经肯定陈亮无可救药了，连陈亮新居落成向他求诗都不愿意给，推三阻四的。他现在相信陈亮这一生的坎坷、一生的磨难、一生的落魄应该是注定的了。一点没错，真真是个狂怪！不亏他屡试不中、几次三番坐牢。

　　陈亮的回信又是一个“亮以为”：

　　“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不一定非要成为儒者。儒家，不过是各门派中较大的一个罢了——学者肯定非要成为一个儒者不可吗？”（“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

　　“学者肯定非要成为一个儒者不可吗？！”

　　八百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当陈亮在纸上轻轻写下这句话时，不知道，所有游走在天地间未眠的鬼神有没有失声惨叫。

　　从这几个字后，我仿佛看到了一座座巍峨的高山在慢慢开裂，一座座神圣的殿堂在微微摇晃，一道道冰冷的枷锁在吱咯作响——仿佛看到了一只倔犟的笋尖，在千年冰川冻土下破石而出，抖尽残冰怒刺九天！

　　撕开经书设下的重重迷雾，用古往今来的历史教训做经验，挣脱任何束缚，“搅金银铜铁锡作一器”自铸心胸——陈亮那双生而有芒的巨眼如今更是寒光万丈，俯视着这个苦难深重而又危机四伏的苍茫大地。

　　十二世纪最新鲜最滚烫的血液在他的脉管里澎湃着汹涌着，折磨得陈亮坐立不安，催动着陈亮一次次仰天长啸。

　　年华老去，龌龊因循的世俗更是急得他如癫如疯，一声高过一声的狂叫：

　　如此危急不堪的天下，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能为万世开太平的——舍我其谁？舍我其谁？舍我其谁？

　　无人理他。满腔热血横冲直撞，寻找着一切发泄的机会：大叫、大吼、大笑、大怒、大哭、大骂……连写阕词都如帅百万雄师行军布阵，笔力挟风雨云雷之势排山倒海而来，令豪放如辛弃疾都击节叫绝。

　　荆棘丛里，陈亮在铺天盖地的“狂怪”声中昂首挺立，一声长啸：

　　“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这声长啸，是不是应和着地球那边，文艺复兴先驱们呐喊的一声号角——

　　来自古老东方，关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号角？

　　要从西方腐朽黑暗的宗教神学镇压下直起腰来绝不是轻易的事。

　　而儒学，更是有可笑的神学所无法比拟的精致灵活。起码它决不会探讨一些“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之类无聊愚蠢的问题。

　　每一代杰出智者精心细致的维护保养，使得儒学尽管年迈，却仍然力大无穷。

　　自然，多年的磨合，也使得它与政权的结合愈加的默契。对外可以说越来越软弱无力；但对内，镇住这些老老实实的众生倒是绰绰有余。

　　暮气而牢固的儒学统治下，最适宜昏昏入睡。

　　在天色正暗，所有人都还睡得正酣的时候，如果有人醒得早，吵吵嚷嚷，要拉着大家起来去干活，没被暴打一顿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所以陈亮注定只能成为一个狂怪。

　　即使是陈亮自己，也好像没有真正醒来。他再狂，再怪，也没发觉自己其实已经在有意无意间一脚迈出了儒家的圈子，踩在了一块更广阔，更生机勃勃的陌生土地上。反而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圣人的忠实门徒。

　　在中状元后写的谢恩诗里，他还说：“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没有奇迹。

　　中国，还得按自己的轨道，自己的速度慢慢前进。

　　陈亮中了状元，倒可以说是个小小的奇迹。

　　不是怀疑陈亮的才学，而是奇怪朝野交怒的狂怪居然会被御笔亲点为状元。

　　但《宋史》记载，陈亮这次能中，不过是对策时无意中的一句话使得父子翁媳闹矛盾的孝宗光宗父子皆大欢喜的缘故：“（光宗 ）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

　　也不过是以曾子的孝道为孝宗父子开脱的套话罢了。

　　还是没有奇迹。更没有机会——狂怪触怒的不仅是人间众生，也许还有老天。

　　中状元后第二年，陈亮“未至官，病。一夕卒。”

　　后世英雄读到陈亮政文史论时涔涔汗出拍案称叹，一叠声痛惜的假设：像方孝儒说的如果陈亮能有机会试试看，宋朝事不一定不可为之类，于是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叶适，这位与陈亮学术相近的学者，也忍不住说了些悲愤的空话：

　　“音骇则难听；问骇则难答。呜呼！悲夫！同甫其有罪于世乎？天乎！”

　　七百多年后，有一天，毛泽东读到陈亮的词，突然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哭得很伤心，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第二年，主席逝世。

　　那个辛弃疾苦苦思念陈亮的雪夜，离陈亮中状元还有五年。

　　他独自一人在雪中策马奔驰，青灰大氅迎风飞扬。

　　忽然，那匹黑马人立长嘶——原来是陈亮急勒住了马。他稳稳地翻身下来，走到路边。那里有树野梅，虽是满树花蕾，却没开。

　　陈亮袖手身后，仔细寻找着。终于，被他发现了在最高的一枝梢头上有点艳红——毕竟也有红梅开在了这雪夜里。

　　陈亮从马鞍边取下葫芦，拔开塞子，喝了一大口烈酒，松松领口，对着那朵早梅静静地端详着——他也来了诗兴。

　　片刻他便朗声吟道：“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欲传春消息，不怕雪埋藏。”

　　这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半晌没有接吟下句。不多会雪便盖了他满头满身，那匹马等在身边，黑亮的背上也薄薄白了一层，不耐烦地喷着响鼻，轻轻刨着蹄。

　　忽然，陈亮把还余下大半的酒一气全灌了下肚，随手用力将个空葫芦抛向远处。上马，一夹腿，又冲入了雪中。

　　“不怕雪埋藏！不怕雪埋藏——”蹄声已远，还有一声长笑远远传来，震得雪片从枝头簌簌落下，使那朵红梅更是鲜艳，火苗一般。

　　雪下得更猛了，转眼间便掩了雪地上的那行马蹄印。

　　楚材天下用——“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似乎有一道霹雳轰碎了压在头顶的漫天乌云，遍体汗出之后，楚材觉得一身轻松。既然这股来自蒙古的凶猛洪流泛滥于天下，是所有大罗金仙联手也无法挽回的事实，那么，当成吉思汗慕名征召——

　　楚材从蒲团上起身，面朝红日长长舒展手臂，尽情吐纳一回后，踏上了征途。

　　行秀大师高徒无数，可他始终声称：俗家的耶律楚材，才是他最好的门人。

　　公元1236年，岁在丙申，三月。

　　蒙古国无敌的铁骑正猛烈地攻击着南宋襄阳，宋守臣游显实在支撑不住，不多时便降了。襄阳一下，南宋花花世界门户大开，谁都清楚意味着什么。战报传到漠北曲薛兀儿湖附近的行宫，大汗窝阔台甚是欢喜，传令于大汗金帐内大宴，一应扈从臣僚全部参加。

　　酒宴正酣，恰好一批使节不约而同一齐来到。西域那些小国和高丽倒也罢了，平时朝贡贺节原本就络绎不绝；难得的是，南宋也派了人来——想是着实打怕了吧。大帐正中毯上，一大摊子贡品，都是些大珠、水晶、玉器、绸缎、陶瓷、人参，令人眼花缭乱。

　　窝阔台已经有了七八分酒意，把那顶貂皮暖帽丢在了一旁，一手握着个满盛马奶酒的大觥，醉眼惺忪地看着使节们一个个谦卑，哦，应该是有些惶恐地用生涩怪异的口音念着贺辞。

　　不久窝阔台就发现，那些使节的眼睛总有意无意往一个人身上瞟，连那个矜持古板的汉使也不例外。他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恍然一笑。喝了一大口酒后，他伸出手，指着那人，斜着眼慢悠悠问道：“你们国里，也有这样的人吗？”

　　诸使节一愣，几乎是同一时间，每张嘴里都发出了同样的声音：“没有！没有!”有个高鼻凹眼还加了一句：“他应该是天上的神人吧。”

　　窝阔台呵呵大笑，他想起了当年父亲，伟大的成吉思汗对他说的话：“这人是长生天赐予我家的，以后举国大事皆可以交给他——他定能为我们蒙古做一番大事呢！”

　　窝阔台一气喝完觥里的酒，抹抹嘴，缓缓道：“你们惯会吹牛扯谎，只有此话倒也说得不错——我想也应该没有。”

　　蒙古王公大臣一齐狂笑，欢快的马头琴响起，堆积如山的烤全羊、扒驼峰、熏狍子之间，艳丽奔放的舞女轻盈热烈地转着圈子……

　　被称为“神人”的那人陪坐在窝阔台身边，自始至终未发一言。

　　不必看他炯炯的眼神，也不必感受那轩昂儒雅的气质，只是那部长长飘逸于胸前的美髯，就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认出，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蒙古中书令——

　　耶律楚材。

　　难怪很多人把耶律楚材当做神仙一流的人物，此人简直就是个如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的全才：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自然是不用提——无论哪个饱读的名宿大家在他面前都得肃然起敬；此外天文、地理、律历、术数、释老、医卜，上天入地，前五百年后一千载，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计算月食，连西域多年的方士也甘拜下风；听几声雷，就能知道回回国主归了西；看一会星星，就敢断言金国将易主；来了头怪兽，聚集所有见多识广的老猎手也无法说出名堂，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头叫“角端”的瑞兽……

　　如此人物，简直连汉家那个呼风唤雨、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都得逊色三分，难道还不是神仙吗？——

　　当年连至尊无上的成吉思汗每次出征，都得先请楚材占卜择日呢。

　　如此人物，天下有谁不想亲眼看看呢？——他如今可就坐在面前不远处啊。

　　楚材默默坐着，神情平静，甚至有些落寞。似乎使节偷眼看的、赞美的，大汗夸奖的是另一个人。只是慢慢喝着酒，好像连肉也没吃一块——那把切肉的银刀一点油也没沾上。

　　他似乎不是在这金碧辉煌而又油腻吵闹的帐篷里，不是在这干燥的大漠之上，而是在雾霭缭绕的山间深处，坐在松林掩映的草庐内，对着孤灯悠然独酌。

　　世人把楚材看成神奇的人物，而他却很清楚，自己不过是个有些天分的凡夫俗子，所有的知识，也不过是从小到大多年苦读深思的结果罢了。有时他还不得不说些鬼话——像那头怪兽，鬼才知道叫什么呢，自己不过是故弄玄虚借此谏成吉思汗少杀些人罢了。

　　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反而，他常常感到一种难言的虚弱无力，总是觉得力不从心。即便是不久前大汗酒后抚着自己的背，很有些感激地对自己说：“如果没有爱卿，那么中原绝没有今天的局面——朕所以每天晚上高枕无忧睡得安安稳稳的，全赖爱卿啊！”他也没有太多的激动和自豪，他实在是太清楚今天这个局面来得太不容易了：对他，对大汗，对蒙古，对天下人。

　　蒙古，这个剽悍的民族，这群来自大草原的暴烈的野马，要给它系上笼头，褪去野性，实在是太难了。

　　他们似乎永远不想从马背上下来，永远不会满足征服的欲望——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一切，天底下所有的一切，都盖着同样一个血红的戳记：“猎物”。

　　就像是草原上的一头黄羊、一头野狼，或是一只盘旋在空中的大雕。

　　他们全部的努力，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太阳底下所有的土地，不论是高山、河流、沙漠、冰川，甚至海洋，全部踏平，变成可以任着性子驰骋的草原。像刚从金人手里夺得中原时，那个粗豪的大臣别迭向窝阔台建议的：“我们得了这样的汉地也没什么大用场，还不如把汉人统统赶走，过几年就草木茂盛了——好大一块牧地呢！”感情他们还想杀尽汉人，拆尽屋舍宫阙，硬是在华夏膏腴腹地平出块没有边涯的大牧场不成？——可如此荒唐的建议，大汗不是差点点了头吗？

　　既然把个天下当作猎物，那么每次打围后，如果由着猎手的意愿是得大伙按着功劳大小掰开分了的：你一个头，我一条腿，他一爿里脊肉。这伙健壮的汉子按照蒙古的惯例，一路打一路分享粮帛女子战利品。看着征战圈子越来越大，早已经按捺不住，吵吵嚷嚷的，要求大汗为他们把到手的土地也给分了。同样把天下当做猎物的大汗当然是爽快的，准了。绝不会担忧分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尽管这片新被征服的土地上，千百年来一代代智者早就对“裂土分民”后必将不可收拾的危险性反复讨论得明明白白的。

　　猎手们对俘获的猎物是决不会手软的，留一条命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你们不见一座座攻下的城堡里流成河的血、堆成山的尸吗？还不感激涕零顶礼膜拜？怎么表达你们的谢意呢？一条条呼啸的鞭子在荒凉残破的废墟上飞舞着：贡献！快老老实实地送上贡献！到土里刨、到身上剥、到嘴里抠、到肉里剜、到骨髓里抽！坦着毛茸茸胸脯的骑士们吆喝着，狞笑着。

　　献上你们的美女、献上你们的财宝，甚至，你们想办法去，让河朔中原也生出如大草原上一般健壮的母马——献上！

　　永不停息的铁蹄，扬起腥膻灰尘弥漫了整个中华大地；弯刀滴血的锋刃，把古老的文明砍得只剩下蛛丝般纤细的筋脉在寒风里飘摇；如雨丝般凌乱密集的套马索，毒蛇一样紧紧勒住了在血泊中挣扎的众生的咽喉。

　　矫健的天之骄子们啊，你们征战是为了天下——可如今天下到了手，你们只是想尽情蹂躏践踏一回，像对待一只落入陷阱的，瑟瑟发抖的，无助的羚羊吗？

　　上天创造出你们，只是为了惩罚和征服吗？是越来越不肖的炎黄子孙，越来越不堪的庸俗虚伪做作懦弱，触怒了无情的上苍吗？——

　　难道是仁慈宽厚的昊天上帝，让位给了暴戾恣睢的长生天吗？

　　当一把把雪亮的屠刀在马鞍边刺耳地磨砺，一道道洪水在大金帐里滥觞——当一道道闪电从草原上空升起，盘旋在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苍生头顶时，耶律楚材挺起了胸膛，如滔天大浪里的一块巨石，迎头挡住了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万钧力道。

　　楚材一次次在大汗面前，为大汗，为蒙古，为天下人，不厌其烦地、慷慨激昂地、苦口婆心地，分析着，解释着，比喻着，劝诱着，甚至用天命吓唬着这些不知天高地厚无畏的勇士。

　　他竭力想使大汗和其他蒙古权贵明白，打天下和治天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那个来自西夏，以造弓之术得到成吉思汗宠幸的常八斤，老是在人前人后拍着胸脯夸口：“如今国家正是用武的使节，该用的是我们这样的人物——像耶律那样的读书人，酸溜溜的有什么鸟用？”有次竟然在大汗面前也吹了起来，楚材毫不客气，马上质问：“连造个弓都得用个像你这样的弓匠——治天下，能不用治天下的匠人吗？”难道只是为了回应姓常的？实在是想大汗听进去：治天下，可不是你们开口闭口打打杀杀那一套哪。

　　大汗毕竟是聪明的，楚材反复诤谏后终于有些明白了这个道理。其实他原本就该想到，一次就把草原上的羊群杀了个干净，肚子再饿时，吃什么呢？还有，你不让羊群饱饱地吃上嫩草，骨瘦如柴不长膘有什么用呢？至于你逼着羊儿给你长出牛角，那岂不是笑话？——哪有一个牧人没事总是虐待杀戮自己的羊群的？

　　窝阔台到底还是听了楚材的话，收回了那一道道荒谬而可怕的命令。

　　楚材微微地笑了——面对一个个使节轮番的敬酒问候，他总是微笑着和他们干了杯中的酒。

　　他很明白自己在一般人眼里是个什么角色，尤其是来自远方的异国使臣——距离更加夸大了自己的神秘。

　　术士，哦，没错，在很多人眼里，楚材是个高明的术士。很长时间里，连成吉思汗也这么认为：当年他随军扈从西征，除了做点文书记录外，主要工作就是星象占卜。甚至窝阔台当初对楚材天天随在自己身边，却能如数足额征收仓廪米谷金银布帛，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个长胡子，真的有些神神道道。

　　虽然自己也时常利用这种神秘来规劝进谏，但楚材知道，自己做的一切，其实不过是汉家从孔圣人开始，传下来的一整套老老实实的治国技巧：儒术。

　　从最早限制蒙古无节制剥削以苏民力的定税制、防止无知权臣开历史倒车的阻分裂，到后来规划的养人才、给俸禄、削权贵、务农桑、定土贡、均科差、制漕运……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这个急剧壮大不可遏止的草原民族，能尽快适应中原的文明，真正做一个仁慈英明的天下之主——

　　能为天下苍生尽快结束这板荡苦难的时代，开辟一个融合长江黄河草原沙漠的，旷古未有的，无边无际的太平盛世。

　　“湛然居士——”那位南宋来的使节恭恭敬敬地举着杯走了过来。

　　哦，湛然居士，楚材又微笑了。是啊，谁都知道，自己其实是个佛教徒呢。他不禁记起了那段生命里最不堪回首的岁月。那时还在金国做左右司员外郎，奉命留守中都。可天下有哪座城池能抵得住蒙古的铁蹄？苦守六十日，还是陷落了。

　　面对蒙古骑兵疯狂的杀戮，空前的破坏，年轻的耶律楚材万念俱灰，抛弃一切，一头皈依了佛祖。投入曹洞宗大师万松行秀门下，一门心思参起了禅。三年后终于得到了这位大师的印证，得了这个“湛然”的名号。

　　然而结果不是禅宗多了一个高僧大德，而是蒙古得了一个中书令——天下得了一个耶律楚材。

　　多谢行秀大师，他一眼看出这个沉默不语的年轻人对于苦难中的黎民的意义。他送了楚材八个字：“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治国！——这绝不是参禅打坐的时候！面对这片燃着熊熊战火的土地，土地上宛转呻吟、命悬一线的众生，连释迦牟尼在莲台上也坐不住。

　　更得感谢行秀的是，他劈面一刀，砍断了楚材身上重重的束缚：济世手段多种多样，绝不是只限于佛经释典，佛祖度人，既有金刚怒目，也有菩萨低眉；既可以用降魔杵，也可以用柳枝甘露。你楚材也是饱读的学者，你看看这天地间，能救万民于水火的是那门技法？儒！只有儒家多年的经验才能把这群撒欢的野马引到正途上去！你楚材不是在儒经里打滚多年，你不是发愿大济苍生吗?——

　　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似乎有一道霹雳轰碎了压在头顶的漫天乌云，遍体汗出之后，楚材觉得一身轻松。既然这股来自蒙古的凶猛洪流泛滥于天下，是所有大罗金仙联手也无法挽回的事实，那么，当成吉思汗慕名征召——

　　楚材从蒲团上起身，面朝红日舒展手臂，尽情吐纳一回后，踏上了征途。

　　行秀大师高徒无数，可他始终声称：俗家的耶律楚材，才是他最好的门人。

　　大帐里更是喧哗：西域使者带来的魔术师正为大汗表演着。吞刀、吐火、障眼法。楚材心不在焉地看着，可能是玄妙的戏法使他联想到了道术吧，他记起了白发苍苍的丘处机。想到当年，丘处机和他门下的全真道士借着成吉思汗的崇信老闹着拆庙改观大肆扩张，以至有些飞扬跋扈的劲头，楚材不觉皱了皱眉头。

　　他其实不是为了佛道两家争势而不平，只是遗憾，连丘处机那样的高人都不能看穿眼前那层薄薄的迷雾。

　　释迦牟尼坐不住莲台，你家老君不也是骑不稳青牛了吗？孔先师难道就受得安祭祀吗？如此世道，哪家圣人想的不是同一件事？

　　救人！

　　同是救万民于熊熊烈火，何必把门派分得如此清楚？苍生命在旦夕，你空开一只手去争什么位次、抢什么地盘？——天下大道难道不是相通的吗？

　　如果按门派地域的讲法，我楚材岂不是只能楚用？哦，应该是为祖宗契丹用——至多，为了生长之邦大金国用，而绝不是为蒙古所用！

　　有远见的父亲，慈悲的父亲，你是对的，你为我起的这名字告诉了我，楚材，原本不能只为了楚用！但也不仅仅是楚材晋用——楚材，须得为了天下用！

　　可区区一个楚材，对于天下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看着大帐里酣畅的蒙古君臣袒开衣襟，放肆地大叫大笑着，楚材捋了捋花白的胡子，苦笑了。

　　也许可以欣慰，你起码救了很多人——像那次在汴梁，一次就劝阻大汗饶了一百四十七万人的命。可这点人命，与整个浩劫中的苍生比，又算得了什么？

　　大汗还算是讲道理的，基本能听从自己的意见，可也时常闹闹别扭，有时简直是耍赖呢。像那次自己要求减免一些其实是强夺的所谓“贡献”，他就是舍不得，硬涎着脸笑眯眯地说：“凡爱卿所奏，我没有不从的——爱卿就不能从我一回吗？”还有那些奸诈可恶的西域商人，老是撺掇着扑买，也就是用现银向大汗买得天下贡赋征收权，再回头向百姓去几倍几十倍地收取。这简直就是把自己惨淡经营多年，好不容易有点成型的税收政策搞得乱七八糟嘛！能忍心往百姓们尚未愈合的伤口上狠狠撒盐吗?可大汗就是被白花花的现银迷了心，任凭自己如何辩谏就是不听，有次说得激动了，声泪俱下，口气也重了些，大汗便冷冷地说了一声：“你这是要打架吗？”就命人把自己架着扶了回去——装作没看到自己的眼泪。

　　你真的能把这群野马引到你为他们设计好的路上来吗？有多少人能懂，这条路，是蒙古，也是整个天下，最平坦、最明智、最和平、最长远的选择呢？

　　顽固的王公们，对楚材老是逼着大伙走这条陌生的路早就恨得牙痒痒的啦。

　　楚材懒得再去想，他只知道尽了自己的力气去做就是了，他的心很平静。

　　在行秀那句话基础上，楚材为自己的一生又总结了一次：

　　“吾以夫子之道治天下，老氏之道养性，释氏之道修心。”

　　散了宴，楚材回到自己帐中。虽然夜已深，但精力充沛的蒙古将士们却仍然围着一堆堆篝火，烤肉喝酒嬉闹唱歌。声浪不时穿透帐篷的皮帘漏了进来。

　　楚材也无睡意，焚起一柱檀香，令人取出那把随身多年的古琴——“春雷”，这把曾是宋徽宗爱物的唐时名琴。

　　他整整衣冠，端坐了，把琴平放于膝上，瞑目，深吸一口气。半晌，他左手轻按，右手顺势一推。

　　“铮——”一声，帐篷似乎震了一下，那枝牛油大烛的火苗跳了一跳。

　　好像有股轻烟从弦间升起，不多时便氤氲了整个帐篷。

　　琴声继续嗡嗡铮铮。楚材眼前风景变幻，水声汩汩，鸟语嘤咛，竟然像是来到了烟雨江南。岸边有人昂首而来，高冠长剑，大袖飞扬……

　　他奏的是古曲《离骚》。鼻端若有若无，飘来一缕杜衡的清香。楚材紧闭着眼，随着节奏微微晃着头。

　　突然，铿锵几声，曲声一变，侍立的小童觉得一股逼人的压力迎面而来，呼吸几为一顿。似有一阵风从弦上生起，那枝烛噗地灭了。琴音一声声变得涩重，每一声几乎都得楚材用全力发出——他的长须乱舞起来。楚材看到汨罗江掀起了滚滚的浊浪，水里蛟龙鼋鼍狂舞，不知有多少人落在水中，哀声动地，江流血污。

　　一叶扁舟在波涛中逆浪而上！舟上，有人也是白须飘飘，高高卷着裤管，用力撑着篙，四下驱赶龙蛇，怒目圆睁，搜索着，呼喊着，救着一个个落水的人。

　　他，是不是屈原见过的，高唱着《沧浪歌》的那位渔父？

　　楚材面前，有一朵圣洁的白莲在烈焰里慢慢绽放。

　　四处的喧闹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

　　一弯冰冷锋利的残月，用逼人的寒光把无垠的大漠削成连绵起伏的银海。累累的蒙古包，如棋局一角小小一片。蒙古包间，篝火被夜风吹得忽明忽暗。

　　所有人都屏低了气息静静听着，听着那从中书令帐里传出的琴声。

　　歹朱——布衣天子的守国术

　　内心深处，朱元璋对于这匍匐在脚下的亿万生民，亿万和自己当年一样的蚁民，却都当作了亿万臆想中的对手——于是，黄袍加身后的朱元璋没有痛痛快快地舒口长气，与天下人狂欢休息，而是一夜夜在深宫中背着手咬着牙踱步，绞尽脑汁思索着永远守住朱家基业的计策。穷怕了的汉子对落在手里的任何东西：一只破碗一根竹杖，都看得比天大，死死抓住不放手——何况真是天大的天下！

　　明洪武年间一个暮春的午后，南京紫禁城。

　　奉天殿上，来自远方的僧人来复恭恭敬敬地匍匐着，他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很久了。多年佛前跪拜的修为，来复并不觉得特别吃力。天气很好，天很蓝，有风——春风——如此深殿也时不时卷进一阵两阵，掀起两旁的帷幔，波浪一般。来复甚至还能闻到风中带来的一股油菜的清香——他记起了来京城后听到的那个传言，百姓们哄传，洪武皇帝政务之余竟然在宫里的空地上亲自侍弄了一些菜蔬。

　　来复的动作规规矩矩，似乎连气都屏住了，可脑筋却转得飞速：他一遍遍在心里默诵着那首费了很大精力写成的颂扬圣上的诗，那首现在正被高高坐在龙椅上的洪武皇帝阅读欣赏的诗。他对自己这首诗很是满意，尤其是那几句：“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真正是文辞典雅、富丽堂皇之极。来复简直要笑出声来，他似乎看到了御赐的袈裟、宝座，似乎看到了天下释子围着他顶礼膜拜，就像他现在这样……

　　来复几乎要偷偷抬起头来，看看洪武皇帝欣喜满足的表情，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圣上离自己远着呢，刚才进殿，他使足了老花的目力也只能看到远远的一团明黄。

　　又是良久的寂静……

　　忽然龙案上一声巨响，大殿的柱子好像歪了一歪——洪武皇帝猛地拍了一记震山河。来复几乎被震得跳了起来。洪武皇帝朱元璋一叠声大叫：“来人！来人！拉下去——斩了！”

　　来复如遭雷击，瘫在地上，等他反应过来想喊几声冤时，几个如狼似虎的武士早就拖着他下了殿。他再也听不到朱元璋那几句咬着牙筋，一字字吐出的话，以至到了他的地藏王菩萨面前也答不上来是怎么掉了脑袋：

　　“好个贼厮，居然敢千里迢迢赶来这里讥讽朕！‘殊’，这厮用‘殊’字，还不是骂朕是个歹朱吗？好个大胆的贼厮！”

　　朱元璋就是朱元璋，就是比芸芸众生英明聪慧，就是能从普普通通的文字里发现凡人无法看出的东西：能从“殊”字看出“歹朱”；能从“作则垂宪”里看出骂他“作贼”；能从“藻饰太平”里看出是咒他朱家“早失太平”；“天下有道”其实是笑他“天下有盗”；“天生圣人”就是说圣人是天“僧”……

　　于是一个个圣上重新诠释的文字，笔画里立刻长出了冰冷的锋刃，纵横撇捺，呼啸着向一个个拉长了的脖子狠狠砍去，淋漓的墨迹顿时汹涌成遍地的血污。

　　对于朱元璋小题大做大兴文字狱，一般解释是他始终对张士诚取名一事不能释怀，怕也像张士诚那样上了当——有人告诉他张士诚被儒生骗了，用《孟子》里一句“士，诚小人也”，取了个名骂了半辈子小人，到死也不明白。从此看表章，果然拐弯抹角满纸是和尚贼盗，句句骂他。后来发展到连“光”“生”这等字眼都见不得了，总疑心别人说他光过头作过僧。

　　骂歹朱，骂贼盗，确是该杀；骂和尚，也杀——

　　是朱元璋真的不愿提到早年未发迹时卑微的身份、艰苦的经历吗？

　　且不说朱元璋亲笔《皇陵碑》中对当年悲惨的流浪生涯的详细描写（并未回避曾出家为僧），只看看他的公文吧。从立为吴王开始到他生命最终，发布的诏令中好像很少不提到两个字：布衣。有关无关都要加进去：有时是淮右布衣，有时是淮西布衣，有时又变了江左布衣。“布衣”两字，简直成了他的口头禅（据吴晗《朱元璋传》）。

　　一方面，是对自己赤手空拳，一双光脚板打下了这个天下很是自豪；而另一方面，却忌讳别人提到自己那段岁月，以至怀疑人人写文章变着法子骂他贼秃和尚：难道朱元璋真的像有人分析的那样，有人格分裂症吗？

　　不知道午夜醒来，看着身边一派辉煌灿烂，恍恍惚惚里，朱元璋会不会有一种梦幻般不真实的感觉：咱朱重八，放过牛、出过家、要过饭、当过小喽啰的朱重八，真的成了这花花世界的主子了吗？

　　这古往今来几千年，历史上唯一一颗真正从泥地里长出来，并且长熟了的农民起义果实，就这么轻轻落入了这双长着厚厚老茧的粗糙大手里吗？

　　这应该是当年的朱重八绝对想不到也不敢想的吧。他自己多次说过，当年他朱重八不过是为了活命才投的军——开始可根本没有什么一统天下的雄图。

　　在那场大厦将倾烽火遍地的元末浩劫里，一条人命，简直就像燎原野火中的一只蚂蚁那么微不足道。可他朱元璋这只原本只想活命的蚂蚁，硬是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数，硬是啃倒了一头又一头的巨象，一步步慢慢爬来，硬是坐到了金銮殿上。如此不可思议的伟绩，难道不值得大讲特讲吗？朱元璋一次次用曾经的布衣身份，在臣民面前炫耀着自己在群雄逐猎中，经过重重考验脱颖而出的真本事、真谋略、真雄才——看吧，这才是你们的真天子！

　　他实在按捺不住意外的成功带来的兴奋：不一遍遍的布告天下，怎能过瘾？

　　可那些梦回的午夜，朱元璋后背有没有涔涔汗出，会不会在肚子里连声大叫侥幸侥幸呢？他朱元璋真的就比那些对手强得多吗？不提在郭子兴军中时那几次险些掉脑袋的事，就说那次连刘伯温都捏了把冷汗的冒险吧：亲帅主力救援被张士诚大将吕珍围攻的安丰——要是此时陈友谅乘虚而入，猛攻大本营应天，与张士诚一合力……他陈友谅不过只是犹豫太久反应慢了才把个扼杀老朱的大好机会错过的啊。想到这里，朱元璋别说后背，定然连额头也会汗下如雨。

　　他朱元璋能得这天下，是祖上积德吗？这么大的因缘，岂是他朱家所能攒下的？祖祖辈辈不过是土里挣命的佃农罢了——他没有历朝历代开国君主那样显赫的身世高贵的血统，更没有一星半点的根基。即便是唯一同样出身不怎么样的刘邦，也比他多些如老母遇神太公见龙、左股七十二子、居所有祥云、赤帝是他爹什么的传说。尽管也有些伶俐的家伙为他编一些诸如老娘怀孕时神人授药、是天上娄宿下界之类的鬼话，也搞了几个如周颠铁冠道人之流奇奇怪怪的角色来衬托他的神妙，可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根本，朱元璋骨子里就不信有什么神仙，更不信自己是什么玩意下凡。跟宋濂闲聊时，朱元璋就曾取笑过秦皇汉武好方术求长生不过是一场空一场笑话罢了；有道士来献仙方，他也不肯接受，说得好听，说他要的是天下人长生的方子；后来再有人来拍马屁献天书，干脆一刀杀了。

　　朱元璋应该很清楚，自己不过也是天下数不胜数的布衣里的一个罢了——而且是个差点饿死的、误打误撞发家的、要过饭做过和尚的布衣！

　　由布衣到天子，他是有资格为自己今天的事业感到骄傲，有资格一遍遍吹嘘。无论张士诚也好，陈友谅也好，还有什么方国珍、明玉珍什么的，再不可一世，都统统成了他朱元璋登上皇位的垫脚石，统统成为了炮灰，消散在了历史的风中。

　　可谁能保证，偌大天地间，永远不会再出一个两个如他朱元璋这般的人物呢？于是，这位亲身从大地深处爬上来的大明王朝开国君主，坐在金銮殿上时就比任何其他王朝的同行都多了些担忧——他可是亲自指挥过、利用过这股来自田野的力量的呢。他也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这股力量发作起来，将会有多么可怕的威力。他以自身的经历发现要掌握这股力量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事。

　　这种担忧，与他早年在险恶的江湖流浪时形成的，超乎常人的猜忌心理结合，使得他几乎成了历史上最没有自信的开国之君。所以，别人对自己身份的看法成了最敏感的禁区。自己炫耀能凭这出身干出偌大事业是一回事，那是为了向臣民们显示自己的手段决不掺假，这大位来得铁硬；而别人，任何人，却永远不能提、不能想，至尊无上的天子，原来不过也是如自己一般，是个鼻直眼横，双手双脚的普通汉子罢了——甚至，比自己还不如：据说这位皇爷年少失学学问差，相貌丑。最起码的，很多人还不至于沦落到去做和尚呢。

　　缺少自信的人总是想得多些，尤其是穿上那件合身与否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的龙袍后，看谁都觉得会一转身就掩着嘴嗤嗤笑着说三道四，所以一封封文书翻来覆去地看，把个龙案变成了江湖术士的拆字摊，所以一个个来复们遭了瘟。

　　文字狱，抛开文字游戏抑或杀人借口的因素，不过是朱元璋洗脚上殿后，想甩尽身上的泥污罢了。他要时时刻刻提醒臣民，从此绝不能想你朱和尚做得，我怎么做不得，将皇位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野心联系在一起。

　　他最害怕的，是有人来学他的样子发声喊，把个家当一把抢了去——朱元璋清楚自己其实并不比别人高明很多。

　　于是这位缺少自信的开国之君面对天下芸芸众生，坐在龙椅上时总没有前任同行们志得意满的舒坦劲，总觉得心里还有什么东西堵得难受。好像很难把身份转换到泽被天下苍生的君父上来——尽管提到农民日子的艰辛，这位苦出身的皇帝把“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挂在嘴上，几乎次次是声泪俱下。内心深处，朱元璋对于这匍匐在脚下的亿万生民，亿万和自己当年一样的蚁民，却都当做了亿万臆想中的对手——于是，黄袍加身后的朱元璋没有痛痛快快地舒口长气，与天下人狂欢休息，而是一夜夜在深宫中背着手咬着牙踱步，绞尽脑汁思索着永远守住朱家基业的计策。穷怕了的汉子对落在手里的任何东西：一只破碗一根竹杖，都看得比天大，死死抓住不放手——何况真是天大的天下！

　　朱元璋得天下不能说靠的是次次侥幸，尤其后来，他用兵简直是如有神授，又稳又狠，绝不亚于古今名将。这位只勉强读过几个月乡村私塾的小沙弥实在是个聪明的家伙。那时没有测智商的方法，以下这个例子应该能说明他脑筋的灵活程度了吧。有次微服出巡，恰是灯节，家家户户挂灯谜。朱元璋见一家门前挂盏灯，画了一个抱着西瓜的赤脚妇人，顿时脸色发白，回头就命人灭了这家满门。可笑刑官杀完人还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要下手。哪里晓得朱元璋一眼就看出这家人笑他淮西籍的马皇后呢：怀（淮）西女子好大脚！

　　如此角色，如果一门心思要做什么事定然是会成功的，朱元璋果然为他朱家天下设计了一套几乎是滴水不漏的防盗抢系统。

　　庄户人家得了宅子首先得换碎瓦堵鼠穴补葺一番，所以当然要先解决历史上早已暴露的问题。最悠久最常见的就是外戚、宦官干政了。对此，朱元璋在宫中挂了刻有训诫后妃条例的红牌，明文禁止后妃问政，皇后只许管嫔妃，宫人不许与外间通信；洪武十七年又颁布了“祖训”，在宫内置了高三尺的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规定宦官官位不能超过四品，并不准其读书识字。其次，武将军权在手终究是个定时炸弹，朱元璋的法子是将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拆为中、前、后、左、右五个，五都督互相制约，并只能负责练军，调动命帅只能皇帝自行。

　　应该说，这些措施是合理正常的，也是任何一个中才以上的君主都能设计的。的确也收到了效果：有明一朝，几乎没有外戚乱政和武将兵变；即使是后人常常提到的宦官之祸，也没有闹到唐朝那般不可收拾。事实上，只要皇帝愿意，随你权势滔天，只需轻轻一纸诏令，刘瑾也好，魏忠贤也好，都得乖乖束手。

　　另外，丈量天下田地整理鱼鳞图册；核实户口，定万民为世袭的军户、民户、匠户等；重新规范科举……这些也都是普通的做法，无可厚非。

　　可这不过是开头，朱元璋的才力远远没有耗尽——在此基础上，他的智慧开始真正发挥作用了。于是，一条条带有朱元璋个人印记的诏令从紫禁城里咆哮着发出，四下盘旋，结成一张冰冷的大网，密密笼罩了整个大明天下。

　　当年随朱元璋出生入死的战友们谁也想不到，昔日大度雍容的吴王，登基不久便似换了个人：硬生生掉转刀锋，劈面向自己兄弟们头上狠狠砍来。过程是乏味冗长的，罪名是牵强生硬的，只想说这些：开国功臣中除了常遇春早死，可能只有半身不遂的汤和得了善终；洪武朝三十一年间，据说至少有十五万人死于刀下。

　　朱元璋毕竟是农民出身，明白耕田之前先得平了高高低低的沟坎——就算自己不至于被绊得摔个大跟斗，能保证自己的子孙定能绕过去吗？于是所有的功臣看在眼里都成了不和自己为难也早晚会与子孙作对的陷阱绊子。

　　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种心态。族诛李善长后，太子朱标劝他不要如此杀人，说是怕伤了天下祥和之气。当时朱元璋没作声，第二天朱标来见，让人在他面前扔了根满是尖刺的木棍，命他拾起来；朱标无从下手，正踌躇间，朱元璋便道：“我杀那些危险的家伙正是为了替你拔尽这些刺！”

　　还有讨厌的野草，夺养料长荆棘，也是非锄尽不可——毕竟我朱家这块地里是要出粮食的。贫苦出身的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更多了切齿的仇恨。

　　凭着枪林箭雨死人堆里历练出的铁石心肠，加之不信神佛不怕报应的赖性子，朱元璋到老，执刀的手还是没有一丝的颤抖。果决痛快，气魄奇大史无前例，像“空印案”，帝国所有地方衙门的主印官不管青红皂白同日踏上了黄泉路……

　　犁平了田，锄尽了草，遍地的血肉肥了田，就等着一茬茬的收割吧。

　　可你能保证庄稼都长得老老实实吗？能保证不会长得变了种，生成乱七八糟的一地野草蒺藜？——他朱元璋不也曾是株干枯枯病恹恹的瘪谷吗？他绝不容许庄稼们由着自己的性子乱长。于是将天下万民按户编成里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诏令人民互相“知丁”——也就是互相监视，是否有闲汉懒虫，是不是安分守己——要是监视不力出了岔子，罪犯当然杀了，你们里甲邻里也得充军！接着发展了古来的传、过所、公凭制度，制定合身份证与通行证为一的路引，但凡军民人等往来百里外即需路引。如此将天下这块大田地细细分成一格格，密密用铁丝层层箍了，所有人拘在百里之内，互相给我死死盯着拖着，谁也别乱跳乱窜。

　　这样够了吗？朱元璋一遍遍审视着脚下的大地，一寸一寸摸去，寻找着任何一个可能的窟窿。可怎么也不能彻底放心，总觉得还得在这个江山上加点什么。对了，钉子，还得密密麻麻锲入钉子，钉牢这宝贵的江山！苦苦思索后，朱元璋铁青着脸重重一拍龙案：封藩！把朕的子孙洒遍天下，牢牢为朕守着!

　　大臣叶伯臣自以为独具慧心，在太平笙歌中听出了金戈之声，于是忠心耿耿地上书：裂土分封，造成国中之国，“数世之后，恐尾大不掉”。并用当初汉“七国之乱”和晋“八王之乱”来提醒朱元璋——他以为皇上当年读书不多，可能不知道历史的教训。结果没有意料中的龙心大悦幡然改正，而是雷霆震怒：“你个姓叶的，居然敢来离间我朱家骨肉！快抓来，老子要亲手射死这厮！”——下狱！

　　是朱元璋真不懂其中的厉害关系吗？真不知道远在各处的藩王如果手里有了权力，会很容易勃发可怕的野心吗？朱元璋绝不会如此天真。

　　那么洪武皇帝怎么会在一马平川的国境内，自己垒一道道坎，挖一个个坑，树一座座寨呢？——是不是他有个最无奈的想法、最后的安慰：即便天下从此多了些争端，争斗的主角还不是都姓朱吗？这天下，还不仍是朱家的天下？

　　现在，朱元璋悄悄叹了口气，把目光收回到身边，大殿里，那一排排文武大臣平日里站班的位置。

　　如果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来评先进、选劳模，朱元璋定然能排在前几位。他治理天下的劲头就像一位用毕生积蓄买得几亩田的老农那样不知疲倦乐在其中。几十年间几乎是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办公直到深夜，忘吃饭是常见的事。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为例，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中，共收到内外诸司奏札1660件，3391事：每天得看200多份奏札，处理400多件事（据吴晗《朱元璋传》）。对于自己过人的精力，朱元璋十分自负，还写了首诗：“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已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

　　可天下如此之大，头绪亿亿万万，朱元璋就是有三头六臂千手千眼也不能一个人包办了啊——无论哪朝哪代治理天下，谁也离不开那伙大大小小的官僚。

　　对自己知根知底有可能威胁权威的功臣是早就上了黑名单，定了劫数；武人外戚宦官也防了；剩下的就是这些文人出身的大小官员了。对于读书人，朱元璋有种复杂的感觉。毕竟自己晓得得了天下实在是这些文人帮了不少忙，且不说李善长、刘伯温、宋濂这些人多年来出谋划策助自己运筹帷幄，就说那位老儒朱升吧：“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只九个字就清清楚楚地在弥天的迷雾里为自己指出了夺天下的路。可文人越是有用，朱元璋就越是不安，不仅是内心深处学问不深的自卑——而是，假如有一天，他们自己有了野心或是为别人出力来算计他朱家天下呢？

　　怎么办呢？杀了没人为他管理天下——事实上有时也杀到官员奇缺以至得让罪人戴着枷来治事了；不杀，则终究不放心。

　　朱元璋想起了当年化缘时最怕最恼的，财主大户人家守在门口的恶狗。家当这么大，人手这么杂，没一群气势汹汹的守户狗怎么行。于是由开始的检校，到后来的锦衣卫，大明每个角落都响起了狺狺的狂吠，每个人连梦里都能感到黑暗中，有无数腥臭湿润、嗬哧嗬哧喷着热气的鼻尖嗅着自己浑身上下。这些恶犬的本领确是不小，连大臣家里请次客有什么人上什么菜都能查得清清楚楚的。想着每天有这么多高效的狗为自己看着，朱元璋觉得安心了许多。

　　还得彻底打了这些酸措大的威风，使得他们永远不敢把自己想得有多不凡。朱元璋研究了一遍历史，发觉大臣的地位看来是一代不如一代。从先秦促膝对拜到汉唐坐而论道，到宋后主子坐着大臣站着，到了他朱家王朝，跪是跪定了的。跪了就行了吗？干脆做到底，让他们觉得能跪着还得是个恩典——廷杖！稍有过失就拉下裤子趴着挨大板子。让他们时时刻刻记着自己不过是朱家的奴才！可是，如果那些自以为清高的文人躲在自己窝里不出来，看准时机捣它一蛋怎么办？朱元璋呵呵冷笑：加条罪名，有才“不为君用”——杀！

　　好了，这样看来一般官员都会战战兢兢自顾不暇，再没精力胡思乱想了——据说有的官员每天上朝前都与家人诀别：谁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呢？

　　之后，朱元璋冷冷地盯着一个地方，一个最后的心病、一个离他最近的威胁。

　　是的，最近的威胁，近到离朱元璋的龙椅只有一步——丞相。

　　刚想下手呢，瞌睡碰到了枕头——丞相胡惟庸居然有些任性胡来。满门抄斩是不用说的，朱元璋趁热打铁，一举废了沿用千百年的宰相制度。干吗要在身边安这么一个能分了朕大权的位置呢？不过是提升六部职权，让他们直接向朕负责不就行了吗？再大不了用几个大学士帮忙抄抄写写嘛。朱元璋不容许权力像绳子一样由无数丝线纠缠成结实的一股——平日里这股绳子束了自己手脚就已经够不自在了，再说谁能担保哪天不会勒到脖子上来？于是他仔仔细细把权力的线头一丝丝拆开，分散到一双双渺小的手里。而所有线头的另一端，只能全部紧紧攥在他自己手心，随时随地感觉着来自遥远的线头那一端微微的颤动。

　　对于废相，朱元璋最是得意，沾沾自喜多次提及。甚至还下了严令：后世“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终于，朱元璋长长地吐出了那口憋了多年的郁气，摩娑着龙椅冰冷的扶手，疲倦地闭上了眼睛。无尽的黑暗顿时淹没了他。

　　就像一匹出现在噩梦里的猎豹，只有在黑暗中，朱元璋才有安全感，才能感到全身充满力量。他现在，终于用这粘滑沉重的黑幕严严实实地盖满了整个大明天下。无边黑暗里，到处都是他布下的铁丝网、到处是他眷养的虎狼猛犬、到处是他扎下的尖刀利刃、到处是他缠上的重重绳索……黑暗里，朱元璋化身无数，如鬼如魅随风飘摇，冷冷睁大绿荧荧的眼，巡视着在黑暗里跌跌撞撞的子民。

　　他应该放心了。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就像是狮子搏兔那么稳当：把天下千千万万的凡人、千千万万的兔子全部放大无数倍，放大到和自己一样，都看成强壮的狮子，而且都有可怕的野心和无穷的阴谋，都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他觉得这是必要的——他从不信什么性善论，也很明白四书五经仁义道德这些劳什子虽然也有用，却至多只能镇镇老实人。他费尽心思在大明帝国上实行的一切，都是按着禁锢这想象中无处不在的对手、想象中的最大能量设计的。

　　朱元璋觉得天下总算是坐稳了——不是有个胆大的画了幅画影射洪武如弥勒佛般把个大千世界牢牢用布袋装了扛在肩头吗？他知道已经把能力发挥到了极至，好吧，够了，天下就是这样了。从此只管好好守着，别起什么邪念头，四边的小国只要不过分便永远不征，顺便把个海也锁了，片板不许下海——关紧大门男耕女织好生过日子吧。

　　他突然又有信心了，而且是绝对的信心：他认为这套系统已经尽善尽美了，再容不得一星半点的改动。也许，这种信心还是基于对自己后代的不自信吧：那些生于深宫中长于妇人手的皇子皇孙，还能有你祖宗这般的阅历手腕？所以最后，他要将体现他治国守业才能的《大诰》和《大明律令》颁行全国。从皇宫深殿各省各部、到国子监、到府州县学、到乡村里社，人人都得视作圣语纶音，烂熟于心，一日日浸泡，直至每个脏腑每根骨头都烙上不得胡作非为的警告。

　　从此“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大明帝国手脚戴着镣铐、周身缠着粗大的铁链，低眉顺眼、喘着气，挪着小步蹒跚地沿着朱元璋设定的窄窄道路慢慢走去……

　　万历四年（1576年），离朱元璋逝世已经178年了。

　　西班牙的兵锋已经扫到菲律宾群岛；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背后，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国虎视眈眈，流着涎水摩拳擦掌……

　　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头发花白的大学士张居正跪在14岁的小皇帝前痛哭流涕——他是辞职来了。他感到很伤心，前两天又有人弹劾了他。张居正向来是强悍的，不太把这些放在心上。可这回洋洋五千字奏章痛斥他为官奸邪擅改祖制的，却是他多年来青眼提携的门生！

　　连门生都不理解他，张居正觉得委屈极了。擅改祖制？张居正自己清楚，皇帝也应该明白，他所作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恢复祖宗旧制。这点，在他任首辅后上的第一份奏疏里就说得明明白白：“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

　　什么考成法、清丈法，还不是为了大明帝国整顿吏治、整理田地、盘存家业？

　　大明帝国现在就像一台两百多年没有维护的计算机系统，浑身的病毒、满磁盘的碎片垃圾、硬盘分区也已经爆的爆空的空：再不进行杀毒修复、磁盘整理、重新调整分区，随时都可能死机。

　　张居正就是大明帝国三百年间最优秀的工程师，他想做的也不过是尽量把系统恢复到朱元璋那时罢了。

　　然而，张居正卷起袖子准备开始干活的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

　　他运转系统的权力来得就不光明——居然是和内宦勾结耍权术上的台。本领再大，如此德行岂能服天下人？对此，张居正可能还好解释：不如此怎么上得了台？咱大明朝可曾有一条专靠道德操守就能走通的路？可最致命的还是这一条：你张居正真的上了台吗？——真有这个台吗？你真把自己当相爷了？别忘了，大明帝国可是绝不设丞相的——你张居正不过是个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顾问罢了，有什么权力指手画脚调度天下？我各部各院，分理国事，只对皇帝负责，岂能听你指挥？

　　你说要恢复祖制，可首先一个大学士说这话干这事岂不就已经违背了祖制？

　　按祖制，你就算领了尚书衔你也只能管一部之事啊！

　　名既然不正，那言当然不顺了。现在你和内宦抱成一团，皇帝小不懂事，我们无可奈何，姑且憋屈些顺着你——别得意，大家都等着看你的下场呢。

　　如果朱元璋地下有灵，看到自己的帝国如此老迈、如此千疮百孔，而唯一能试着修补的工程师却如此尴尬，不知会说些什么。

　　还是那几句吗：

　　“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一字不可改易！”

　　阉之罪 ——被3357刀凌迟的“站皇帝”

　　谁不知道宦官是天底下离权力距离最近的，只要一刀下去，说不定就抵得过我等一生苦读呢？世上权力就那么点，饶是我等撇开了女子自分，还打得你死我活，哪容尔类染指？何况攻击尔类乃顺应天地人心，何乐不为？

　　所以刘瑾所全部的罪状，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阉之罪，一条就足够了。

　　阉人，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该杀！阉人，践踏天下忠良，该杀！阉人，搞什么吏治整顿，该杀！不仅仅是你刘瑾，只要混得在史书有专传的阉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该杀！

　　那是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间的一天：我没有考证出到底是哪一日。当然也无从知道那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比如是不是晴朗，扬不扬沙。反正，泛黄霉臭的史书中，记载着这天的那一页透着难得的金黄，以至几百年后，人们翻到此页，眼前似乎还会不自觉一亮，像是在漫天阴霾中见到了一抹灿烂的阳光。

　　大部分人想象中的那天，天应该特别高，特别蓝，空气特别清新，就像一个欢乐的节日——几年来如铅板般重重压着大明江山，使天下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的乌云被萧飒的秋风卷得干干净净。可再强劲的秋风也卷不尽那触鼻的血腥——

　　那天是一个人承受凌迟之刑的日子。对凌迟，我实在不想说太多。看看它的得名吧：“陵迟”，原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慢慢之意——让人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也叫“磔”，俗称“剐”，受刀从八刀、十二刀、二十四刀直至几百几千刀不等。

　　当时的一位监斩官留下了笔记，明明白白记着那人承受的刀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甚至记了他第一天受了三百五十七刀后还能喝下两碗稀粥——证明这次剐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还有人记了，他那几千片剐下的、如“指甲片”大小的肉，被仇家以每片一文钱的价格抢着购去，生生吃了。

　　没人谴责嘴角滴血的人们的残忍和兽性，大家都理解彼此的心情。更没有人怀疑此次酷刑的正义：谁都相信这个受刑的人是有史以来最为臭名昭著的坏蛋之一，完全是罪有应得。很多人甚至还很遗憾——遗憾世界上已经找不到比凌迟还惨烈的刑罚了。

　　受剐的人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间被人们私下称之为“站皇帝”，除了武宗，大明朝权力最大的人物，天字第一号宦官——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

　　受刑那年，刘瑾正好六十岁。

　　刘瑾的罪状不外乎三条：谋反、贪贿、残害忠良。

　　谋反的证据是抄家时得的一些物件：“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诸违禁物”；还有他平日所持的扇子“内藏利匕首二”，似乎刘瑾真的想凭这两把匕首和区区几百件兵器衣甲千余弓弩五百夺得大明天下。

　　贪贿则不用多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包括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内的五十人中，有六名是中国人，而刘瑾就是其中之一。据说抄家时搜出了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两。

　　有人算了，明朝时一两银子大约折合现在人民币377?6元（据吴思《刘瑾潜流》）。

　　一些史书晦晦涩涩地暗示，尽管直接导致刘瑾覆灭是因为谋反，可那些兵器违禁物不过是刘瑾的收藏玩物，甚至可能是抄家时太监的栽赃——所以真正相信并对刘瑾所谓的谋反光火的应该只有武宗；贪婪固然可恨，但也不至于使他遭受如此极刑——千百年来国人仅仅因为当权贪贿而受磔的实在很少很少。

　　史料里密密麻麻连篇累牍的大都是刘瑾如何如何处心积虑、如何如何睚眦必报、如何如何“威福任情”——疯狂无情地迫害对手。

　　史书上的蝇头小楷，照例是规规矩矩横平竖直，一撇一捺中透着股寒气。但尽管每个字都像是饱经沧桑的老人昏花的眼，冷漠而疲惫，我似乎还是听到了当初下笔之人咬牙切齿可怕的吱吱声——

　　朗朗乾坤，岂能容一个阉人如此蹂躏大臣、残害忠良！活该千刀万剐！

　　《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里写到了刘瑾的一次哭泣。那是一次在亲信面前的失态，刘瑾哭得很伤心：“从前宫里人担心受外臣欺凌，推举我来对付他们。我舍身豁了出去，打击的人实在太多了——如今整个天下的怨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真不知自己的结局会是怎样啊！”

　　这篇史料还记载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景。文坛泰斗李梦阳得罪了刘瑾，下狱等死。康海，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出马了。昂昂然到了刘宅，颇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势力如日中天，气焰不可一世的刘瑾“大喜，为倒屣迎”。康海一点也没客气，辟头便问：“昔日高力士宠冠群臣，且为李白脱靴——公，能之乎？”说着斜眼乜着刘瑾。刘瑾不含糊：“即当为先生役！”弯腰便欲动手。康海忙说李白不是自己：“今李梦阳高于李白，现下有难，而公不为之援——奈何谈为李白脱靴呢？”刘瑾立即承诺“当为先生图之。”第二天就放了李梦阳。

　　康海不是什么在政治上很有能力，能给刘瑾多大帮助的人物。尽管文名很大，不过是个小小的修撰、单纯的文人。《明史》里说刘瑾此举是“以海同乡，慕其才”。重乡情好解释，发达了谁都想在乡人面前显摆，连楚霸王都未能免俗，不顾被人讥笑沐猴而冠硬是要立自己老家为都。可那时的刘瑾除了皇上，肯在谁面前弯一弯腰呢？何况亲手替人脱鞋子！看来他对于康海这等文人，确实是慕才。如此“慕才”的刘瑾，如何就与以才气自任的外臣搞得如此势如水火呢？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句废话。对于正常人，有史以来，好像还没有别的问题有如此惊人的一致：宦官，原本就是不能接近的、肮脏的、丑陋的异类！不是吗？自盘古开天地，世界上就应该只有两类人，男，或是女。没有男根的男人，到底是什么玩意？——妖孽！

　　这不仅仅是对异类本能的排斥吧：男权社会，经纶天下的只应该是堂堂须眉，连女子都属于祸水，都是晦气的，只该呆在家里，遑论不阴不阳的怪物！

　　从先师孔圣人开始，投射到这个群体上的眼光就是鄙夷、不屑的。孔子周游列国时，离开卫国的原因就是感到了屈辱——让他跟在卫灵公的车子后面。这原本很合理，孔子是最讲究礼节的，绝不会狂妄到想僭越诸侯。一切只是因为：卫灵公与夫人同车招摇过市倒也罢了，最难以容忍的是，车上居然还有个宦官陪侍！

　　对这个群体，称谓多种多样，除了比较中性的“中官”、“中涓”之类外，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就有“阉人”、“腐人”、“腐夫”、“内竖”、“阉狗”等等。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到一张张道貌岸然的脸上的厌恶不齿之色。

　　可谁也不会建议皇上废除制造这个群体的制度，谁敢说皇上身边不需要这些人呢？皇上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何况还有三宫六院，这么多人吃喝拉撒，难道皇上皇后自己动手不成？抑或，大伙轮流换下朝衣，短打扮了进宫干活去？笑话，即使大伙放得下架子皇上也不放心啊？——皇上难道就戴不得绿帽了吗？

　　起初，外臣士大夫对宦官仅仅只是当皇宫中干活的杂役——奴才——看待的，就像古印度婆罗门、刹帝利种姓对吠舍、首陀罗一样，完全是高高在上的态度。任何将自己和宦官相提并论的言行都是最大的侮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痛苦地提到：“刑余之人，无所比数。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连平庸之人有事涉及到宦官，都个个垂头丧气的，何况慷慨之士？

　　高者自高，卑者自卑，如果能一直这样倒也相安无事。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饱读圣贤书的外臣们渐渐发觉，形势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昔日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的奴才，竟然开始慢慢直起了腰、慢慢抬起了头、肃穆庄严的朝堂上不时响起了令人作呕的尖厉腔调……最可怕的是，这些不男不女的阉人，发布一道道荒唐的命令时，竟然口口声声说这都是圣上的意思——不信你看，至尊的圣上不是面无表情或是低眉顺眼、一声不吭吗？

　　就这样，宦官攀着皇上的肩膀一步步爬上来、一步步踩到自己头上来了！

　　自有政权以来，几千年里外臣间的争斗其实没有片刻停息。文人输给文人、武人输给武人、文人输给武人、武人输给文人……无论谁输谁赢——尽管也常有人为败给向来不屑一顾的草包、下僚、文盲、莽汉而痛心疾首——可实际上心里总觉得没那么过不去：对手再狠毒、再卑鄙、再不堪，毕竟还和自己同属一个档次、都是一朝之臣、最起码是个男人是条汉子、都能算个堂堂正正的对手。

　　可要是被那些阴阳怪气的奴才给踩在脚下呢？

　　用个粗俗的比喻：世代名门、明媒正娶的夫人，竟然沦落到要和青楼出身的小妾平起平坐，还时不时得让她当家、听她吩咐——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像淫荡的小妾总是容易得宠一样，宦官总是很容易从皇上手里窃得权力：毕竟天天在身边，亲切而放心；又无儿无女没有为后代挣基业的私心；而且聪明伶俐百依百顺，绝不像外臣那样整天板着脸满口让人倒胃又无法反驳的大道理——朕累了，你们替朕看着办吧。

　　从宦官如羊蹄子试汤那样小心翼翼战兢兢地迈入政坛的第一天开始，外臣和宦官，这两个原本高低悬殊、河水不犯井水的阶层就成了不可调解的对手。皇宫高墙如一道鸿沟，重重地划在交战双方之间，简单粗暴地将所有人分成了两个阵营：忠良，或是奸佞的妖孽——这是天下第一等的大是大非。这道鸿沟是如此的深不可测，以至与它相比，其他所有的沟壑都成了些浅浅不足道的裂纹：各自阵营中，如果还有必要进一步细分出三六九等、分出忠奸善恶，那都是同一战壕内的事，纯属内部矛盾。——清清楚楚的，不是黑就是白：只要白了，再脏也是白的；一沾黑，那可就再也洗不回来了。

　　反正，从外臣眼里看去，此岸统统都是受屈的忠良，彼岸则整窝是正肆虐的、或潜伏着预备肆虐的妖孽，当然还有那些自甘堕落跨过鸿沟的妖党。

　　修史向来是士大夫的义务和权利，而士大夫向来是鸿沟此岸最庞大最坚定的战士。于是，自诩才、学、识、德俱全的一代代史家，充分发挥了孔子修《春秋》传下的笔法，在薄薄的宣纸上向鸿沟彼岸发出了一笔笔凌厉的征伐——不畏强权、不隐恶、立场分明、慷慨激昂、仗义直言，这就是他们自诩的史德吧。

　　他们当然不会怀疑自己的正义性，更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代表了天下民心，以至很少考虑那些胼手胝足终年挣命为衣食的人更关心的是什么：到底发号施令的是不是正常人重要呢，还是号令本身要不要命重要？

　　就算天下大义相同吧，但，果真只要仗了义，言一定就直了吗？

　　看看刘瑾最为士大夫痛恨的罪状：残害忠良——是不是只要受到刘瑾打击迫害的，就都是忠良呢？

　　我无意纠缠于每个被打击的人在德操上是不是都无愧于忠良二字，但从字里行间仔细看去，却发现，残害忠良的大题目下面，刘瑾以“矫诏”的名义，曾发动了一场雷厉风行的吏治整顿！

　　很多大臣受到陷害，罪名是查盘查出了亏空。查盘，指的是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盐引、军器，乃至夫运、柴炭，方方面面经济账务的一个彻底清查。该赔的赔、该罚的罚、该充军的充军、该杀头的杀头！

　　还有清丈。清丈，指的是重新丈量天下田地，将被豪强勋戚蚕食隐没的部分重新丈量出来，超过限额的给“无田民种之，如例起科（征税）”。从正德元年（1506年）把执朝政开始，刘瑾多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清丈，尤重视清丈被边陲武将吞没的屯田。

　　整顿吏治，历代都是极艰难的事。刘瑾的整顿相对历史上其他能臣，却也有其独到之处：他有一般外臣不敢施行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手段，客观上对畏恶不畏善、长于敷衍的奸猾之徒是极有效的鞭策。清丈时，居然有官员畏惧刘瑾的严厉，自劾其父。当然效果也很可观：仅正德三年（1508年），山东巡抚周熊一次就清出隐没田地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

　　对此，史家自有看法，说这不过是如武则天时的《罗织经》一样，只是刘瑾打击反对派的一种手段，再说动机很明显，完全是太监贪财的本性——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残害忠良！

　　尽管历次整顿都没有回避刘瑾的亲信——连已经做到兵部尚书的刘宇，都因其前任大同巡抚时耗费过多惴惴不安，上疏请求“少垂优礼，将远年巡抚任内事听与开释。”但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奸宦的手段罢了！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一般宦官通常牢牢抱成一团相反，刘瑾的紧箍儿竟然套到了自己同类身上。他当权期间，禁止宦官干政，限制太监势力，还搞了个内厂，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视其他太监主管的东厂、西厂。法令严得连同党都叫苦连天，背地里称其为可怕的洪武皇帝再世——“小太祖”。

　　史家的解释是：还不是为了专权？——你内厂难道就是善男信女？

　　整顿的内容应该远远不止这几项，刘瑾倒台后，廷臣奏请恢复在刘瑾手里调整变动的法令有：“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几乎涵盖了政务的所有方面。据说包括整顿了历来最头痛的盐政、甚至还降低过赋税、也逼过寡妇改嫁、穷人火化。

　　仅仅为了打击对手，似乎是不必要把摊子搞得这么大的。

　　但后人很少对整顿的内容感兴趣，反正一切都不重要。

　　还是那句话，凡是在这场整顿中受了苦的，无论是不是贪污的、受贿的、霸占田地的，只要是刘瑾的对头，都是忠良！

　　拂去史书上厚厚的灰，站在鸿沟中央冷眼看去，刘瑾正是死在了这几项整顿上。这场整顿，正如他自己说，使得天下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了他一人身上。

　　清丈、查盘，从人家嘴里生生抠回肥肉，能怨人恨你入骨吗？宁夏之变，安化王朱寘鐇以诛瑾为名振臂一呼，被刘瑾抢了家当的武臣纷纷响应造反，杀机来自边陲；征伐回师途中，大臣杨一清见时机已到，几句话说动监军太监张永，杀机来自外廷；早已被刘瑾压制得浑身不自在的张永回宫后，和同党一番精心布置，杀机来自身边……

　　终于，一切具备，众人合力磨快了刀，把个刀柄递到了酩酊的武宗面前。

　　“他刘瑾想要什么?”醉眼矇眬。

　　“要天下呢。”

　　“那就给他好了！”舌头还打着结。

　　“那该怎么安置皇上您呢？”

　　酒立时醒来，一身冷汗的武宗不能不震怒了。很快，武宗眼前出现了刘瑾家抄出的违禁物品、扇子内的锋利匕首等一干物证，他咆哮着一拍龙案，干脆利落地结束了一个时代。

　　天下人终于迎来了这场等了很久的、皆大欢喜的凌迟！

　　尽管谁也不能否认正德年间的大明王朝是多么需要一场深刻的整顿，但我无法替刘瑾翻案。不仅是现存的资料都是鸿沟这边的士大夫留下的，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说明这次整顿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多大的益处；而是我相信，不管刘瑾出于什么目的实行了这场整顿，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

　　几千年来，治理我们的国家，靠的都是两种手段，道德和刑罚，缺一不可。尽管每个王朝立国宗旨不同，在二者间有偏倚，但儒家看来，道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刑罚。以德治国，首要的条件就是执政者自身做好表率，圣人在《大学》里说得明明白白，要治国平天下，先得修身齐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不知刘瑾是否看到过这几句话，假如见过，当时他的心情是什么呢？身，还能算是完整的身吗？家呢？自小净了身，连姓也是跟前辈太监的，还有家吗？死后连祖坟也进不了啊。尽管太监大多没读多少书，但那几句话是谁都听过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瑾打了个寒战，他强迫自己不去想——可事实上，无论哪个宦官都将一生纠缠其中。

　　身、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载体，却是宦官永远的缺憾。

　　既然不可能做成万民的表率，那么以道德自命的外臣就永远不会真正敬服自己，如此只好用刑罚的手段了。像溺水的人抓住唯一的浮板，得志的太监死死攥着这根沉重的大棒，高高举了起来——打到尔等仰视我辈、乖乖听话为止！

　　都说太监毒、太监狠，不错，太监下手的确是残酷无比。既然被道德拒之门外，那么道德对人的约束也就不会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他们真正是肆无忌惮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太监都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一有机会，当然要疯狂报复：凭什么你们三妻六妾儿孙满堂？扒下裤子，打！凭什么你们觉得自己清高伟岸而把咱家当奴才？打!

　　凭什么你们称公，我们就得叫公公呢？——打！

　　刘瑾有两个发明，一是创造了一百五十斤重的大枷；二是训练了一支神奇的杖刑队伍，可以将板子使得出神入化，据说用衣服包了青砖做试验，可以打得青砖粉碎衣服却丝毫不破。

　　看着大枷下的人气息奄奄、看着板子下去血肉横飞，太监绝不会有半点的怜悯，甚至还可能有这种念头：如果老天能使我重新当个堂堂正正完整的人，我宁愿天天受枷受杖！一时间，太监跋扈的脸上不自觉对着血肉模糊的犯人生出了嫉妒之心。于是转眼又一种恶毒从心底升起：这点折磨算得了什么？当初咱家净身时，那百来天的苦楚，尔等可曾体会？钻心的痛、拉撒满床，还得提心吊胆，生怕过不了这鬼门关——谁不知道伤口是多么容易感染，十个中总有两三个就此了账？再想到平日里这些鸟官总是趾高气扬视我辈如无物，于是又一叠声声嘶力竭的尖叫：“打！给我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离开了道德的协调疏导，光靠重枷大板来治理天下，成果如何，谁都可以预料——尽管一时间大明王朝的政治机构在刘瑾的威压下似乎运转得特别快。

　　刘瑾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得不用一些卑鄙无能的小人来进行他的事业，毕竟天下事不是仅仅依靠太监自己就能控制的。

　　凭良心说，刘瑾算是比较重才的。不仅体现在对康海之流文人的敬慕上，他尽量把手里的人用得合理，不是由着性子乱来。死党焦芳想让儿子中状元，遭李东阳抵制，找刘瑾诉苦，刘瑾答：“你儿昨天在我家写了首诗甚是拙劣，你还能恨李东阳？”另一个死党刘宇，花万金入了内阁，但他要真正入阁办事时，刘瑾拦住了：“你还真想当宰相？”言下之意你小子没那本事。对有才干的人他尽量拉拢，如韩福，做知县时就有政绩，后来因事下狱，刘瑾得知，立即赦免，拜户部侍郎。

　　在历史上，明朝是外臣士大夫拜倒在宦官脚下最多的一代。可能是历史发展到那时，太多为善不报为恶善终的教训使得人们都聪明现实了起来，尽管心里对阉人的鄙夷不会改变，却无论如何先得到眼前利益再说；还可能是明朝体制在太祖的精心规划下，所有权力牢牢地集中在了皇宫之内，反抗宦官缺少如唐朝时地方藩镇那样有力的支持；还可能是入仕途径只剩下了科举，不同于汉时，仅仅凭着不畏强暴的好名声就可能被人推举去当官，旗帜鲜明地和宦官作对更是迅速出名的终南捷径……

　　问题是，有多少正人君子，多少真正有才干的人敢跃过那道鸿沟呢——跃过这道鸿沟的，大多是在那边混不下去了豁出去到这边搏一搏富贵的下流货色。

　　鸿沟就像一道精钢滤网，把所有铁骨铮铮的真豪杰真好汉统统留在了那边。而他们，自古就是天下人心目中正义的代表、真理的化身……

　　就算有几个如张居正之类不世出、不为世俗所拘的伟才能坦然来往两岸，可那种角色岂能为旁人驾驭？那时，台上的主角还能是不伦不类的太监吗？——一番心机，还不是只落个插科打诨的二花脸？

　　既然你们不为我用，满身本领留着策动百姓与咱家作对，那休怪咱家无情！

　　木枷越来越重、板子越来越狠……

　　屈辱和仇恨在重枷大板下悄悄地堆积着……

　　以重枷大板、小人庸才来进行艰难的吏治整顿，来对付满天下的怨恨，刘瑾的下场早就注定了……

　　从刘瑾那次哭泣可以猜想，也许他是预料到自己的下场的。

　　但他是聪明人，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回不了头。

　　他不会不知道历史上那几次宦官的灾难：像汉末袁绍那回，杀得性起，见了没胡须的就砍，吓得那些嘴上没毛的只好脱下裤子验明正身才能逃过一刀。他明白外臣和宦官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理解千百年来外臣对宦官的极度厌恶，就像他本人其实也很厌恶自己那样：别的不说，每次往身上喷洒香料就令人懊恼，可不这样做怎么掩盖身上那股尿骚味呢？——外臣们是死也不会理解做一个宦官的痛苦的：去势的人十有八九伤了尿道，整日总是淋淋漓漓的。他们叫我辈什么来着？腐人？腐臭的人，一点没错啊！我辈腐人骑在他们头上，他们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别看他们此刻在面前跪得规规矩矩的，谁不知道一个个恨得连肠子都磨成了利刃啊。自己万一一松了手，大权旁落，他们肯定是会立即翻脸，一窝蜂扑上来噬咬的。没办法，只好一天紧似一天地捏着，做梦也睁开一只眼。

　　当初怎么骑上这可怕的虎背的呢？开始仅仅是为了能得点自尊罢了，不敢奢求外臣平视，只希望他们看自个时眼白少些、眼珠放下些，同时捞几个钱养老——太监无儿无女，要想晚景不那么凄凉，只有及早替自己赚够棺材本。天下之大，对太监来说，真正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冷冰冰的玩意啊。可不承想游戏越玩越大，贪玩的武宗干脆把整个朝政扔过来了。但话说回来，六月暑天，让人撑着伞坐在交椅上，看满朝文武整整齐齐列了队，大汗淋漓地跪在奉天门外，自己咳嗽几声都有几个不济些的当场晕死过去，那种快意怎么形容得出呢？将天下衣冠在脚下践踏了这几年，也算出息了，就是千刀万剐，也认了!

　　刘瑾的聪明在于，他从一味胡行的前辈王振那吸取了教训，明白了若想尽可能久的掌握大权，就不能游戏任性。像一条船，你想坐得稳，就千万别自己乱凿乱锯，更千万别让混账的外行来掌舵——起锚后，你身家性命可全都在这船上呢。

　　再说刘瑾很明白，太祖皇帝定下的周密制度不可能容忍皇权真正转移到自己手里，武宗皇帝不过是不耐烦琐碎的具体事务才让自己暂时掌管朝政罢了，搞过分搞砸了他随时可以变脸发作。

　　想不失去权力，最明智的做法只有尽量负责地掌好已经到手的权力。

　　这就是我不能为刘瑾翻案的另一个原因：除了牢牢地抓住政权，延迟不可避免的覆灭的到来，此外谁也难为刘瑾的整顿找出别的什么高尚动机——反过来说，仅是对财物的疯狂攫取，就已经充分暴露了他的思想不可能纯洁到哪里去。

　　在讲究先义后利、看重动机的传统下，即使是正常人，即使干出了功业，如果动机不纯也得遭到当时后世的非议责难，何况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而动机又如此驳杂的事业？

　　再何况制造这场纷纭的是个阉人呢？

　　所以史家用“残害忠良”轻轻掩盖了这场整顿，应该是很有些道理的。

　　大义凛然之外，是不是史家还有暗暗的担心，怕如果对刘瑾之流说了那么一句半句好话，对其政绩来点小小的肯定，即使是模棱两可，也会像大堤上一个小小的蚁穴，将导致洪水滔天而来呢？这种邪恶的势力是一刻也不能纵容的，否则这许多寒窗苦熬的人还会有出头之日吗？——谁不知道宦官是天底下离权力距离最近的，只要一刀下去，说不定就抵得过我等一生苦读呢？

　　世上权力就那么点，饶是我等撇开了女子自分，还打得你死我活，哪容尔类染指？何况攻击尔类乃顺应天地人心，何乐不为？

　　所以刘瑾全部的罪状，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阉之罪，一条就足够了。

　　阉人，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该杀！阉人，践踏天下忠良，该杀！阉人，搞什么吏治整顿，该杀！

　　不仅仅是你刘瑾，只要混得在史书有专传的阉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该杀！

　　阉人，离开了奴才的岗位，就该杀！

　　杀、杀、杀、千刀万剐……

　　不知道那天当刘瑾弯腰准备脱靴的一刹那，康海心里有没有一点感动。反正，那个晚上，他和刘瑾喝酒喝到了天亮。

　　当然，他也为这场交往付出了预料中的沉重代价：“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

　　据说当时康海救的李梦阳已经复职，目睹康海受株连却一言不发。康海大怨，作杂剧《中山狼》影射李梦阳忘恩负义。

　　康海当然有理由愤慨。

　　可他难道不明白李梦阳的苦衷吗：

　　几千年来，有几位正人君子敢和鸿沟那一方扯上关系呢？

　　明珠无处卖 ——发疯的大师

　　于是必然有那么一些人成为时代的牺牲。

　　在这公平的竞技场上，徐渭公平地失败了。让擎天的巨柱，和缝衣针比刺绣；让追日的夸父，穿上绣花鞋和妇人比竞走；让能看穿云霄的火眼金睛，和斗鸡眼比数鼻尖的汗毛结局不用多说。天才才是徐渭真正的敌人。能搅海劈山的手往往拣不起眼前一粒小小的米。

　　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厌倦了官场，辞去吴县县令的袁宏道，一路游览名胜，来到了杭州。饱览西湖秀色后，宏道回到借宿之处，好友陶望龄翰林的寓所。

　　路上被几个对他慕名已久的江南文士拉去喝了回酒，洗漱之后已是亥时。宏道踮着脚尖轻轻地上了楼——他住的是陶翰林兼作客房的书斋，主人一家在楼下都已入睡。许是仍回味着三月烟雨江南的清丽，或是刚才那些花雕的劲道开始发作了，宏道没有睡意。他一排排打量着壁上那架子书。只点了一盏灯，灯光有些暗，加之酒意越来越浓，宏道觉得有些头晕。他呻吟了一声，随手抽了一本。

　　书皮积了厚厚一层灰，宏道用力在桌脚上拍了几下，就着灯光一瞧，是本泛黄的诗文集。纸质很差，软塌塌的，边也没裁整齐。封面依稀可见写有“阙编”二字，用来印书的墨也很是低劣，原本就拙恶的字体加上渗洇油污，更是给人肮脏的感觉。宏道皱了皱眉头，但他懒得再去换一本，反正只是消遣嘛。倚在靠椅上，袁宏道漫不经心地翻开了那本书。

　　没看几行宏道瞿然坐起，双手捧起那本书，睁大了眼一字字仔细看去，不住低声诵读。没一会，他的诵读声越来越响，额头不知什么时候渗出了汗。

　　突然，他猛地跳了起来，双手剧烈地颤抖，仿佛捧着的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块。

　　他再也抑制不住兴奋，也不去管它到底是什么时辰了，连连跺着脚，一叠声对着楼下大喊：“陶兄陶兄！快来快来！这《阙编》到底是谁写的？今人还是古人？快！快！快来！”

　　陶家阖宅都被惊醒，陶望龄更是被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迷迷糊糊边系衣边三步并两步跑了上来。当他终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大大舒了口气，不经意地说：“哦，他啊。这是我老家山阴的一个秀才，徐渭徐文长的文集。怎么了？”

　　“你肯定是没看过。你来你来，你看这篇，还有这篇……”宏道迫不及待地把文集塞给陶翰林。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徐渭，没听说过啊——他还在吗？”

　　连问好几次，陶望龄才回答——他也是入了迷：“哦，死了——死了大概有四五年了吧。——你哪里找出来的，我怎么就没早看到这本集子呢？”

　　这一夜，陶家上下没有一个人能睡得安稳。他们的主人和袁宏道读那部书读到了天亮，又是叫，又是跳，又是哭，又是笑，又是拍桌子，又是跺楼板。

　　睡不成的陶家僮仆满肚子怨气，可又不敢出声，只能暗暗在床上骂：“他们疯了，肯定是疯了！”

　　徐渭疯了。

　　那天，离袁宏道读到徐渭文集的这夜，还有三十一年。那年，徐渭四十六岁。

　　应该是个冬日的午后吧。天气很好，山阴（今浙江绍兴）城里的一条小桥边，那块平坦的空地上，围坐着一群闲汉。他们就着自酿的黄酒，剥着花生，优哉游哉地享受着阳光。

　　突然，一阵破锣似的嚎叫从一条幽深的小巷里远远传来：“我杀人了，哈哈哈!我杀人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终于杀了她！哈哈哈……”

　　众人大惊，但仔细分辨了一下，都松了口气，不觉都皱了皱眉头。站起来几个，往声音来的方向看了看，随即又坐下了。

　　有人慢悠悠呷了一口酒，缓缓道：“那个姓徐的穷秀才又发疯了。”

　　“这些辰光好像他的毛病越来越厉害了呢，”边上一个老者“噗”地吹去了手里的花生衣，“没日没夜的嚎，嚎完又哭，哭完又嚎，真是该死！”

　　“好在没下雪，下了雪那才了不得呢，满雪地唱啊跳啊的，活像油锅里的鱼。”

　　“你可能没见他喝了点酒的样子呢，那才好笑，满大街乱吼乱走，不分黑白，见门就拍，拍得那个猛啊！开了门却吼得走远去了。”

　　“要说好端端一个秀才，到了这个地步也算罪过啊。”

　　“听说他画画倒是不错，常有府里的老爷向他讨呢。”

　　“同他要画，是老爷赏他脸——那小子架子倒是挺大呢。前些天有位大人抬举他，亲自去请他作幅画。那天他倒还清醒，我说你就该好好露一手，也许大人看中了意，提拔一下子不就出头了吗？可据说大人摸到他那间破房子前，原本还看他正坐在门槛后发呆呢，刚想进去，这小子冷不防跳了起来，啪一声关了门，口里还连声叫：‘我不在我不在！’差点夹了大人的手，真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众人继续在阳光下喝酒聊天，饶有兴味地听着越来越近的嚎叫。

　　“哈哈哈。我杀人了，我杀了我婆娘！哈哈哈，我把她杀了！”终于，徐渭摇摇摆摆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散着乱蓬蓬纠结如干菜似的发，披着件油腻腻的破长袄，领口斜裹，大冷的天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趿着只烂了底的破布鞋，两眼呆滞，一路傻笑着过来。身后跟着一群嬉笑的顽童，拍着手蹦蹦跳跳。

　　“文长，你杀人了吗？”那位老者调侃地说，“杀了人后想不想喝上一口？”

　　“呵呵，我杀了她！”徐渭傻傻地笑着，两眼盯着碗里的酒。

　　“怎么杀的？绳子勒的？菜刀劈的？”那群闲汉笑嘻嘻地问。

　　“用刀劈的！”徐渭也是笑嘻嘻的，从怀里摸索着掏出一把血淋淋的刀子。

　　一阵尖厉的惊叫，所有的人几乎在刹那间同时消失了，留下一地的花生壳，还有几碗没喝完的酒。似乎阳光也顿时躲入了厚厚的乌云，寒气弥漫了大地。

　　徐渭还是笑嘻嘻的，摇摇摆摆过去，一把抓起酒碗，一饮而尽。

　　远处传来一叠声气急败坏的怒骂，夹着儿童恐惧的大哭。

　　研究徐渭的人大部分倾向于徐渭杀妻的行为和他几次自杀一样，都是在精神混乱状态时的病态表现。也就是说，徐渭的发疯，并不是当时在所谓的名士间很流行的，故作癫狂的惊人之举。

　　明中叶后，对日益严酷陈腐的思想统治的逆反心理，与南方商业的发展及狂禅、阳明心学等学说的传播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在正统主流之外肆恣泛滥的大浪。天下奇人越来越多，才子们多多少少都有些不正常。像唐伯虎时不时溜出家，打扮得衣裳褴褛，口唱莲花落，乞钱为乐；祝允明喜欢坐着轿子外出时后面追着一堆骂骂咧咧的债主；李贽放言无忌，矛头直指孔圣，半僧半俗，不拘行迹……

　　他们的疯癫，尽管也是一种发泄，一种对社会的反抗、示威，但很大程度上只是标示自己不同凡俗，不受尘世陋习拘束，放浪形骸中有很大的表演成分。他们绝没有真疯，甚至，他们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要清醒。而且他们的疯狂有时甚至是救命的伎俩——像唐伯虎借此从宁王叛逆的旋涡中脱身那样。

　　也许，徐渭最初也是像唐伯虎一样，装疯来躲避做浙闽总督胡宗宪幕僚时卷入的政治风波。当时情况确实严峻，随着严嵩倒台，政局大动，连胡宗宪那般大员都被逮自杀了——而胡宗宪，却可以说是徐渭一生中唯一看得起他，能帮助他的大腕。但谁都不得不承认，他的疯癫是越来越不像假装的了。

　　有谁，能像徐渭那样真的对自己的妻子举起锋利的刀？有谁，能像徐渭那样一次又一次狠狠蹂躏着自己单薄的身体？每次读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我都如避开刀锋一样，在那段能令人后脑抽搐的文字上闭着眼跳过：

　　“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徐渭这满身血污的疯癫，难道也是在演一场荒唐的闹剧吗？

　　那些颠颠狂狂的才子们，有谁，像徐渭那样受过这么多的磨难？

　　生母是个没有名分的侍女；没过百日，父亲就去世了；十岁那年，生母最终还是被赶出家门转卖了；继母对徐渭还算好，可十四岁时连她也死了；两个兄弟，都比他大二十多岁，从来没有正眼瞧过这个卑微的小弟弟……徐渭的童年，有过几天快活的日子？有过几次天真的嬉笑？甚至，他能不能天天吃饱饭呢？

　　长大自己成个家也许就会好些了吧。可怎么是入赘呢？寄人篱下的滋味，徐渭尝了个透彻。好在妻子潘氏对徐渭可是真心的情深意切，徐渭似乎看到了从天帝指缝间漏出的一点光。可老天连这点可怜的慰藉都舍不得给他，没几年就把才十九岁的潘氏从徐渭手里收了回去。哭吧，哭完还是得再成个家的。可怎么又是入赘呢？入赘得连原本那点可怜的房子也被人抢了。又是铺天盖地的白眼……

　　不用再叙述徐渭的悲惨经历了，也不必去羡慕唐伯虎、祝允明、李贽等人温暖得多的童年，老天总是要狠狠折磨一些人的。反过来想，谁能肯定老天这么做是纯属无意识的作弄，所以那些倒霉蛋只能怨自己落地时辰不对呢？——难道，这不能理解为老天在把重担压到巨人肩头之前的一场场考验？

　　可对于徐渭，老天要他担负的责任似乎就是在一张张宣纸上淋漓尽致地挣扎、嘶叫。为了取得最佳的效果，老天不允许徐渭清醒——如果真有老天的话。

　　清醒的人往往是做作、无力、虚伪、狡猾的，他们的创作透着股腐臭气。

　　要彻底击垮一个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他最自信的，最后的阵地击得粉碎。

　　不是人人都知道，徐渭九岁就能写文章，十六岁就能模仿扬雄深奥的《解嘲》写出《释毁》吗？文才，这个徐渭唯一可以自信的优势，从小就在他心灵最深处扎下根，随着血液流遍全身。就是这点想象中的热量支撑着徐渭捱过了黑暗童年。

　　十七岁，血气方刚的徐渭高高昂起了头，穿上那件最新的白布长衫，踌躇满志地迈入了考场。我徐渭如此才华，考个小小的秀才还不是探囊取物？

　　当头一棒重重落下，徐渭懵了。落第！连考个秀才都落了第！

　　徐渭脉管里的血液一时失去了方向，横冲乱撞起来，全身剥皮似的刺痛。好在年轻，徐渭努力地抬起了头，调匀气息，咬着牙又坐到书桌前，重新磨砺自己。

　　可这只是徐渭一生悲剧的序幕。此后，徐渭连考八科，考到四十一岁，最终的结果不过是秀才方巾一块——饶是这个秀才，也是徐渭拉下脸皮苦苦哀求考官，复试之后勉强得来的。

　　于是，一个个秋高气爽的九月，放榜的日子，万众雀跃里，乌云从黄榜上飞起，寒风从钱塘江上呼啸而来，徐渭心里一次次大雪纷飞。

　　他没有唐伯虎曾经夺得解元的安慰，也没有李贽成系统的叛逆哲学体系，他不过是个永远不第的、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人情、没有自己家的穷秀才。

　　终于，身心交疲的徐渭再也无力维持心里唯一的信念和希望，他再也无力抵抗从九重天上凌厉直下的雷霆——他精神的骨架在天地合掌的重压下粉碎了。

　　他又一次挺直了腰，抬起了头，甚至比任何时候都要挺拔。他与苍天长久地对视，看谁先眨眼——他赢了，徐渭呵呵大笑，满头白发在风里飞扬。

　　徐渭疯了。

　　但烙在心灵深处天生的倔犟不屈，却时时刻刻刺激着他，令他清醒过来。他匍匐着满地寻找自己骨架的碎片，一次次重新拼凑，努力使自己站起来——

　　以接受老天的下一次打击。

　　于是，徐渭在后世的崇拜者们找到了他的病因、痛苦的根源：科举。

　　诚然，徐渭的发疯，的的确确是科举造成数不胜数的悲剧中惨烈的一出。然而，能为了徐渭，为了天下所有沉溺在陈词滥调腐臭文章里的莘莘学子们废除科举吗？换个说法：科举到了明朝，是不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呢？

　　无论哪个政府都不是靠几个人就能把天下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尤其是随着人类的繁衍进步，事物头绪必定是越来越多。那么，依靠什么人来治理这个天下呢？

　　国戚？贵族？门第？武将？宦官？这些高高在上的王公大人们，一代代的腐朽堕落有目共睹，他们真能治理好这个辽阔的帝国吗？被他们踩在脚下的芸芸众生，是不是天生就是低能无用的，永远别想出头呢？历史血淋淋的教训，使得君主们看清了，身边这些贵戚才是无能误事的蛀虫——要使天下清明，帝国长安，还得依靠散落在天南海北各个角落中的平民精英。

　　还有个大家心照不宣但都不说破的原因：你不给百姓一个出身的途径，就像水库不留闸门泄洪，年头久了，再也不堪绝望的百姓如果一声呐喊，岂不是如野火燎原可怕之极？——连围城都得留个生门，末路的穷寇可是危险得很哪。

　　封闭的暗室里，只要开个窄门，就可以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免得里面的人呆得燥了憋不住自己乱凿——而且钻出来的人还能忠心耿耿地为你做牛做马，还有比这更聪明的办法吗？

　　如此就得给所有的臣民一个机会，来为我们的王朝出力，来吸取消磨你们多余的精力。只是，怎么使朝廷知道你有几斤几两，能不能定国安邦呢？

　　靠血统？靠互相推举？靠毛遂自荐？——总不能靠打架、靠摸奖、靠赌博吧。

　　谁能想出比通过考试择优录用还明智、还先进的办法呢？现代西方文官制度，难道不是借鉴了中国科举制度吗？即使是我们自己国家，公务员录用也是沿用了科举的精神。

　　科举还有个最重要的优点：公平。理论上，无论你是什么人，穷也好富也好，老子当官也好种田也好，只要不犯罪，谁都可以应考（当然特殊情况除外）。

　　科举难道不是面对所有人开放的，让所有人在相同起跑线上进行的，一个尽可能公平的机会？

　　可既然公平，饱读聪慧的徐渭怎么就输给了那些只会掉书袋的腐儒呢？难道八次应试，考官都是有眼无珠吗？当然谁都可以随口回答：八股！徐渭那种不羁的天才怎么能受得了八股的约束呢？

　　不错，是规规矩矩的八股束不住徐渭——徐渭横溢的文章不合八股的意。

　　那么戕害徐渭的凶手是八股文了？当然也没错。那么既然八股如此罪大恶极，为了大明帝国，也为了千千万万个徐渭，科举考试的内容是不是该换一换？

　　那好，试试看，换一换。可是，换什么呢？像唐朝那样考诗赋？王安石早就看出诗赋取士的空疏——诗写得好就能治得好天下吗？八股考的是经义，起码都是从圣人治国平天下的经书里出的题，实在是踏实得多。再说，用诗赋开考，评定标准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标准，即使是太白应试，如果落在一个讨厌浮夸的考官手里，也说不定得灰溜溜的回老家去。

　　还是八股好啊，你看，破题、承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一股有一股的标准，一段有一段的要求，一目了然，痛痛快快。尽管还是不能做到统一评卷标准，可比那些漫无边际的诗词曲赋，大家的好恶肯定是接近多了。再说这对考生也有好处，大家看的都是同样的几本书，不也是公平吗？

　　诗赋不行了，那就不能试着考考其他？近代科学不是比八股还有规范性吗？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就更不用饶舌了。问题是，大明帝国需要这些科学吗？

　　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从不需要幻想海外的世界，历代君臣，也很满足于脚下的农耕田园情调——尽管这种浪漫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金碧辉煌的想象中。来自古圣人的教诲，使他们几乎把土地之外的一切科学都视为奇技淫巧。他们听圣人的话，只能以农业为本，连从商都是末业，是不务正业的刁民做的。说得再透一点，他们真正的“本”只有一个：稳住各自的交椅——从龙床到公堂。儒家划分、稳定阶级的学说，才是他们真正最需要的。

　　八股考试反反复复教导天下学子的，正是让他们除了研读先圣传下的，一部部“稳定”第一的典籍，不要胡思乱想——规规矩矩的，交椅总有希望被你坐上。

　　这个“本”不变，有谁能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呢？

　　没有汽油，再好的汽车也是摆设；没有汽车，谁会去设计公路，装红绿灯呢？

　　于是必然有那么一些人成为时代的牺牲。

　　在这公平的竞技场上，徐渭公平地失败了。

　　让擎天的巨柱，和缝衣针比刺绣；让追日的夸父，穿上绣花鞋和妇人比竞走；让能看穿云霄的火眼金睛，和斗鸡眼比数鼻尖的汗毛……结局不用多说。

　　天才才是徐渭真正的敌人。能搅海劈山的手往往拣不起眼前一粒小小的米。

　　也许，徐渭并不是擎天柱、夸父，也没有火眼金睛巨灵掌，那么他起码是匹追风赶月的暴烈的野马，让它套上辕和一群温驯的牛比犁地，不是犁毁就是马伤。

　　犁是千年传下来的，一时毁不了。田也只有一块，绝没有其他可以随你驰骋的沙场。你所有的世俗价值都得在这污泥田里体现：要么是好牲畜，要么是废物。

　　挤不过那道窄门，再好的诗文在世俗眼里都是野狐禅；涂涂画画，更是上不了真正台盘的匠艺罢了。

　　所以，徐渭疯了。

　　“吃吧，你这个杀囚！吃完好生记着，是张元忭张大人救了你，让你再多糟蹋几年粮食。”咣一声，牢头打开了栅栏门，一碗灰兮兮的米饭扔到了徐渭面前，几只苍蝇跟着盘旋进来。满脸横肉的牢头随即转身就走，口里不住咒骂着什么。

　　徐渭披头散发满身污垢，痴痴地坐在烂草堆上，两眼死死盯着栅栏。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披件木皮一动不动就能骗过我吗？你们一天到晚站在我面前干吗？救了我？有人救了我？多吃几年饭？以为我不知道，要把我养肥了再杀，就像隔壁过年杀猪一样？烧好汤，磨快刀……血啊！满地的血……我不能让你们折磨我，零零碎碎的剐，来个痛快的！老子不怕！刀呢？刀呢？给我刀！给我一把刀！你们干吗不说话？怕了吗？我不杀你们，我杀我自己，刀呢？

　　天怎么黑了，黑得这么白，这么亮？像是墨水。墨、墨！笔！我的笔呢？好久没有摸到笔了？只有笔杆在手，我才有片刻的宁静。真的宁静吗？哦，那种感觉真舒坦，好像全身焦灼的火焰一丝丝从笔尖泄了出去，冰凉，舒坦。来，左一撇，是盘古开天那一斧；右一捺，是阴曹鬼判那一勾；这一点，是屈子抱石沉江；那一抹，是袮衡重重一鼓！笔呢？笔呢？拿笔来！

　　好像他们不杀我是为了我能画？你们这些个龌龊的鸟人，整天一排排站着，你们能看懂我画的是什么吗？我的画好在哪里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真正好的是我的字、我的诗、我的文章、我安国济世的满腹经纶！你们这些鸟人，知道吗？我画画不过是发泄、发泄你们这些臭浊的鸟气！——就如同痛痛快快响响亮亮地放屁！我的文章你们读吗？会读吗？懂吗？

　　谁读？谁读？有人读吗？

　　我的妻呢？我最最心爱的我的妻呢？不是那个俗气的杀胚，是那个温柔体贴的，似儿，对，似儿，是我给她取的这个名字。天下，只有她能理解我，只有她不嫌弃我啊！可是，她上哪里去了呢？好多年没来看我了，连梦也没托一个。

　　你们一排排站着干吗，帮我找我的似儿去啊！还不去？刀呢？好冷啊！什么季节了，这是？似儿呢？给我刀！

　　徐渭双手搂肩，蜷成一团，伏在草堆上号啕大哭起来。

　　“徐渭，字文长，别号青藤、天池、田水月等，是我国明代晚期杰出的艺术家，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家之一。徐渭多才多艺，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一改因袭模拟之旧习，喜用泼墨勾染，开创了一代画风。水墨淋漓，重写意摹生，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

　　明亮典雅的大厅里，座无虚席。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拍卖师正激情讲解的那幅画上。几盏射灯把有些昏黄的画纸照得似乎白净了一些。

　　领带勒得使人担心会喘不过气来的拍卖师，边讲解边用鹰隼般的眼光环视着大厅。他要看清来宾中哪几个是真有心拍的，是势在必得，还是无可无不可，大概会有几个人竞价——他尽量得把这个锤下得有分量些。毕竟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他一边仔细观察，一边有条不紊地介绍着徐渭，口齿流利极了。

　　“徐渭受到后世许多大师的学习崇拜，比如郑板桥就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也常叹息‘恨不早生三百年，为青藤磨墨理纸’……”

　　座中贵客尽管对这些没有多大的兴趣，徐渭的价值也早就了然于胸，可也得装成聚精会神的样子，再不耐烦也不会显露——大家都是有身份的文明人嘛。可提到郑板桥和齐白石，很多人马上动了念头，算计着两位的行情，估量着今天该出多少，如果成了能赚多少。一些人的神情不觉紧张了起来。

　　“为了给大家一个比较，现在大屏幕上展示一副徐渭的代表作，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墨葡萄图》。请各位仔细对照笔迹题款。此图纯以水墨写葡萄，随意涂抹点染，任乎性情。画左上方，徐渭题有诗一首：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不纳粮——李自成的死穴

　　唯一的真相被历史的黑洞吞噬之后，程九伯，不过是后人在故纸堆上推算出来的离真实最接近的谜底之一。然而，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相。农民程九伯和《明史》中提到的“自成脑中锄死”，在我看来，有着一种很微妙的象征意义——

　　农民起义英雄，竟然是死在了一个农民手里！

　　死在了农民的锄头之下！

　　程九伯是什么人？

　　对很多人来说，他是谁一点也不重要，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的确，原本他也应该像这个星球上曾经来过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无声无息地湮灭于永恒的沉寂中，就如同大海里的一个浮沫。

　　三百六十多年前五月的一天，无意间，程九伯一脚踩入了历史，留下了泥泞的足印。

　　《明史》、阿济格与何腾蛟的奏疏、清初史家费密的《荒书》、当地的县志、《程氏宗谱》等资料组织在一起，把这么一桩疑案用白纸黑字套在了他的头上：

　　纵横天下的闯王李自成，应该就是死在了这个程九伯手里！

　　于是，作为杀害农民起义英雄的刽子手，程九伯当然成了农民阶级的死对头——地主阶级——的代表。教科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李自成败逃至湖北九宫山时，死于当地的“地主武装”。

　　然而，却有很多资料证明，程九伯不过是湖北通山的一个普通农民罢了，当地族人流传中，只是个“力扛千斤”的“蛮子”，天天在山上种地砍柴，典型的劳动人民一个。更有人说，程九伯杀了闯王只是因为闯王要抢他娘送来的午饭。

　　于是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对一些有余力有胆量偏离轨道思考的人，这成了个有些尴尬的问题。他们最后大多只好如此圆通自己的阶级理论：这姓程的，即使本人不是地主，也一定是地主的爪牙——乡勇团练之流！更有人费劲心机考证他的身世，力求能提拔九伯进入他们希望他存在的那个阶级。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程九伯不屑一顾。

　　闯王的结局，自他从历史舞台谢幕那天开始，就是个扑朔诡异的谜，谜底不下十种：有死于通县九宫山之说；有禅隐湖南石门夹山之说；有隐居甘肃青城之说等等。死法也各异，有受乡民攻击而死、有自缢、有死于庙中所谓神殛……

　　唯一的真相被历史的黑洞吞噬之后，程九伯，不过是后人在故纸堆上推算出来的离真实最接近的谜底之一。然而，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相。农民程九伯和《明史》中提到的“自成脑中锄死”，在我看来，有着一种很微妙的象征意义——

　　农民起义英雄，竟然是死在了一个农民手里！

　　死在了农民的锄头之下!

　　谁说锄头只能锄草松土？谁说拿锄头的手只能打拱作揖、挑粮交赋？

　　谁能算得清，当年随着闯王愤怒的一声呐喊，遍布黄土高原的饿殍堆里，究竟有多少把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锄头颤悠悠挣扎起来，高高举过头顶，随着闯王所指呼啸着蜂拥扑去呢？

　　不必统计揭竿而起的十三家七十二营到底有多大的阵容，只看崇祯十三年（1640年）吧：从巴西鱼复山间突围而出时，自成一伙只有五十来人，可一两个月后入了河南，身后已经是浩浩荡荡的二十万大军——二十万原先捏锄头的手拿起了刀枪。

　　大明传承了两百七十多年的江山，就是被这些来自黄土地，平日里最卑贱最不起眼的锄头给锄得支离破碎，不可收拾。

　　连宇宙也要死亡，天下没有什么是可以永生的。朱元璋用锄头夺得的天下，仍旧在锄头下粉碎，这也是很合理的。

　　不想说这一切只是因为天灾，连崇祯自己都明白了更多的该是人祸，尽管在遗诏里还是一如既往地将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不想为了崇祯的宵衣旰食兢兢业业十七年开脱些什么，毕竟大明是亡在了他的手里；更不想再指责崇祯的性格缺陷，如好刚尚气、苛刻寡恩、刚愎自用等等，那就像评价一个小孩去挑千斤的担子而摔得头破血流是由于他力气太小一样没有意义。

　　何况那副担子经过两百多年的因循堆积，已经重得别说是志大才疏的崇祯，就是太祖转世见了也只能是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了。

　　做为任何一个王朝的生存基础，锄头，原本就是王朝轮回最有力的工具。

　　公元1644年，中国何去何从，有四个选择：崇祯、李自成、张献忠、福临背后的多尔衮。当时后世很多人都认为，李自成离最后的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崇祯的烂摊子已经是不可救药了；张献忠一来实力毕竟不如闯王，二来喜怒无常嗜血成性；拖着大辫子的满洲人更不用说是未开化的异族——只有李自成，已经在西安改元称王的大顺王，才最像是能结束板荡开太平的真命天子。不是各地都已传唱开来“十八子，主神器”了吗？

　　百万锄头已经把万里江山坚硬的冻土翻来覆去松了个遍，也锄尽了荆棘野草，就等着李家王朝开基建业重整乾坤了。

　　十几年的血淋淋无休止的厮杀，天下人都厌了，谁都想扔下缺口钝刃的刀枪，好好睡一觉，醒来后拿锄头的拿锄头、操笔杆的操笔杆，安安生生地过太平日子。

　　呛人的硝烟，在中华大地上弥漫得实在太久了。

　　李自成攻取北京的过程，很能说明这种心情。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真正是传檄而定。到三月初六，便已达山西宣府。当大顺军开始攻城时，巡抚朱之冯命守军发炮，然“默无应者”。朱气恼之极，欲亲自点火，却被属下默默地拽住了手。到十七日，大顺军已然占领芦沟桥。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立时投降了李自成，调转炮口反轰北京城。城里倒也有多门西洋大炮，但发炮还击时，尽管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连李自成当时都搞得一头雾水。原来是“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京城守将李国桢见大势已去，急忙找崇祯号啕大哭：“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崇祯还能怎么办呢？那日饶是他本人亲自鸣钟召集百官上朝，也已经没有一人前来。

　　《甲申传信录》载李自成攻北京时，明朝守军有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自然这数量有些夸大），然“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

　　只两个多月，便从陕西打到北京；而这座挺过了瓦剌、满清几次以倾国之力猛攻的天下第一坚城，更是不到三天就被攻破——古往今来，攻拔一国的都城，有几人能像李自成如此的轻易呢？

　　这一切只能说明，时势的天平已经向着李自成低下，等着他松松筋骨，活动活动手腕，一脚踏上天平的托盘，晃晃悠悠带他登上那人间至尊的顶点。

　　崇祯十七年，或者称大顺永昌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头戴毡帽骑着青白杂色骏马，在牛金星等陪同下进入北京。听着比守城炮击还响亮的锣鼓声，看着夹道欢迎的京城百姓焚香举旗欢欣雀跃，李自成洋洋得意，频频挥手。行至承天门，仰头见匾，自成豪兴顿起，令人取弓来，一箭射去正中“天”字下方。群臣伏地，齐呼万岁，李自成扔弓，哈哈大笑。

　　这天早晨刚下过小雨，空气很清新。暮春正午的阳光下，北京城一片欢腾。

　　入城后，大顺军纪到底是所谓“秋毫无犯”，还是“迅速腐化”“横行惨虐”，或者多少天后才失去控制，从来是历代史家争论不休的题目。然而有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大顺军中，除了行伍必备的军需外，还多了些非常具有大顺特色的东西：夹棍。这些夹棍十分霸道，《甲申纪事》称“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襄城伯李国桢只受了两下，就挣扎着爬回房去上吊了。全军到底有多少副夹棍谁也搞不清，但据说仅是大将刘宗敏就准备了五千副。

　　夹棍是配合那套大顺政策使用的：向明皇室贵戚各级官员“追赃助饷”。难为刘宗敏大老粗，硬是订下了如此细致的标准（据《甲申核真略》）：

　　凡作过内阁大学士的，追银十万两；

　　部、院、锦衣卫官员，追银七万至五、三万不等；

　　十三道御史、六科给事中一级的，追银五、三万不等；

　　翰林穷些，三万二万都可以，但绝对不能少于一万；

　　郎中、员外以下则各以千两计；

　　当然，勋戚不限数，能榨多少算多少……

　　一时间北京哀声震天，满目狼藉。金银珠宝没日没夜源源不断地运往军营。红了眼的大顺军将见钱财来得容易，谁还顾什么标准，后来几乎是见人就夹，管你是谁，管你有没有钱，夹了再说话！刘宗敏等人更是笑呵呵地夹得每天连轴转。

　　天下人翘首以待，盼着出个真龙天子来结束苦难，却不料盼来了一群如狼似虎的山大王！原以为闯王到了必将是一番慰问，接着由北京城起，推而广之将个口口声声的“均田”仁政推行天下，不料一出手就是夹棍！没几日，京城四处悄悄出现了哀悼崇祯皇帝的纸条，说是大明气数未尽，煽动大家为明朝报仇驱逐大顺军——看来，李自成还不如那个孤零零吊死的皇帝呢！

　　后世很多人由此找到了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就是这酷刑追赃，导致了京城的混乱，导致了民心的丧失——对大顺自己，也导致了军队的腐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顺军在山海关大战中的一败涂地。尽管不能简单地说二三十天内，那支连马都饮人血上阵如狮虎般咬人的军队，就被腐得筋酥骨软不堪一击了，但腰间的大包小包，必定也使大顺军多少失去了原来的矫健。

　　也有一些人为闯王开脱，说是刘宗敏之流目光短浅，不听闯王劝告只会搞钱搞女人，坏了大业。但是，追赃助饷难道不是李自成认可的政策吗？“比饷镇抚司”，这可是入京后大顺政权专门为了追赃设立的机构！再说，追赃也不是从北京城开始，向来是每得一地，坐上大堂便下手的，每副夹棍可能都使得油光发亮了，执刑的更是熟练得如解牛的庖丁。这套在夹棍配合下使用的追赃制度，随着攻陷城市的档次不断调整，到了北京，天下的中心，最高级别赃官污吏的老巢，难道能便宜放过了吗？

　　最重要的是，大顺军向来是没有正规后勤供应系统的，几十万人的吃喝，如果不追赃，大顺军饷，从何而来？

　　都说李自成输在了入京之后，其实，当年李自成大军喊出“随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时，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对于在赤土上苦苦寻找着草根树皮乃至鼠雀死尸的饥民，开仓放赈、不纳粮、均田、三年免征，绝对是天底下最有诱惑力的口号。振臂一呼，几十万人狂吼着响应，李自成就是凭着这几条措施滚雪球一般集结了百万大军。

　　百万人马要吃要喝，又不用老百姓纳粮，如此情形下，追赃助饷，向昔日高高在上的蛀虫清算，这种实际需要与阶级复仇情绪相结合，最简单的方法应运而生，并有效地滋养发展了闯王的军队。

　　无疑，这些措施在起义的初期阶段是极为必要的。然而，当李自成的实力壮大到能够问鼎中原时，他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招引饥民从军了，还得好好想想，如何在已经控制的地区重新建立一种能够合理运转的经济秩序，并随着军事的胜利推行开去，直至整个天下。

　　而一个没有根基——完善的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政权，一路靠追赃这种抢劫的形式来维持运转，结果如何是可以预料的。

　　当年同样从草莽里发迹的朱元璋起事，老儒朱升送了他九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依此行事，打下了大明江山。相比对手崇祯的老祖宗，李自成明显违背了前两条。高筑墙，指的是站稳脚跟，李自成却是一点也不负于“闯”字，闯遍半个中国，轰塌城墙无数，可从来没有筑下属于自己的一道。很多年间，李自成部队都是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扔一个，打下了城池，劫掠一空后便呼啸而去，很少想到要筑墙站稳。广积粮，朱元璋是用一套有效的系统征收粮赋，李自成倒也从不愁没粮——粮食都在这一副副夹棍上呢，要多少有多少。

　　打下一城，把城里的头头脑脑土豪劣绅吊起来上夹棍，真正是“吃他娘，喝他娘”，当然痛快。然而吃光了呢，再换一城，打！打下来再夹！夹完了再打！

　　这种做法在军事上有其充分的优越性，不用守土、不需给养、灵活机动、慓悍迅疾，这就是闯王军队令大明君臣战栗的力量所在。然而，这只是种进攻时的优势，仅仅如此，绝保持不了浴血厮杀得来的战果。

　　李自成有没有想过，在杀尽贪官、卸下夹棍之后的城池中设立一套自己的管理制度，组织生产，建立后勤，摆脱以战养战呢？

　　好像没有真正想到。从建立大顺政权后，规定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就可以看出，李自成到那时最相信的还只是刘宗敏之类冲锋陷阵的武将，还是把一切寄托在武力上——还是没能好好坐下来和文人们商议，设计一套合理的赋税制度。

　　这也决定了大顺军入京后“追赃助饷”的不可避免。

　　还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注意的。

　　李岩投靠之前，李自成的军队与张献忠等其他起义军没什么本质的不同，烧杀虏掠基本不分对象由着性子来，真要说军纪好些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李自成在进军北京的路上几次派人与崇祯谈判，内容不是劝崇祯投降，而是想割据一块土地称王！甚至兵临北京，城破在即，还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找崇祯，而他的目的不过是：“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

　　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

　　由这些事，再结合李自成迟迟不能建立即使是初步的财政赋税制度，只能说，他的眼光，从来没有达到足以俯视整个天下的高度，甚至还没有超出陕西之外。他应该是走一步看一步，对自己最终要做些什么心里没底。

　　他一定没想到这么快就进了北京。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被拥进了紫禁城。甚至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西安的王座还没坐热，便上马开赴北京了。

　　在北京四十二天，李自成更是昏了头，从前弟兄们一路闯去，城市越打越大，关隘越夺越险，倒也刺激有奔头，如今连大明都城都已打下，一时间失去了下一步的目标——要说有，也不过只是正式登基了再说。从前是为了打倒明朝，如今蓦然成了这片江山的主子，李自成倒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

　　他所有的经验大都在于“闯”，当他突然转换身份变成守时，从前精明强悍的李闯王变成了迟钝愚笨的大顺王。

　　当一切迹象都证明吴三桂已经铁了心要作对到底时，他还是犹犹疑疑，亲征山海关时带着吴父、明太子等人，仍然幻想招抚，以致战机一再延误，最终大败。

　　有人说，李自成的失败在于手下没有萧何、张良、刘伯温、徐善长之类的高级谋士。也有道理，一进京就忙着招揽门生筹备登极大典的牛金星之流确实不太够秤。但一直清醒的人也是有的，如李岩，入了北京后见情况不对，上疏谏四事，大略是追赃要分对象要有限度、军兵不宜扰民、招降吴三桂等各镇明将等。对照日后的惨败，真正是一字一血。可李自成的反应是：“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猜想一下自成当时的心情，是不是觉得这么多好兄弟，这么些年出生入死，提着脑袋随着老子打天下，如今终于打到了皇城，弟兄们快活几天不成吗？再说，那些奸诈龌龊的狗官，多夹几下有何打紧？

　　三百六十二年后，读史至此，不禁掩卷长叹。

　　明亡，是谁也不能挽救的事实，只可惜大好河山，落在了一个连自己也搞不清楚要做什么的好汉手里！

　　的确是条好汉，口口声声不纳粮，的确也做到了不纳粮的好汉！

　　只可怜这条好汉苦斗一生，竟不过是替野心勃勃的关外豪杰充当了一回抡着板斧的急先锋！

　　对于老百姓，均田不纳粮，千百年来一直是最美好的梦想。尤其是明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重如泰山，这时的李自成简直就是个救星。

　　按照当年的阶级理论，李自成当然能称得上是个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用这种理论分析，李自成的失败似乎是由于进京后“腐化堕落”了，背叛了农民阶级。

　　而我看来，恰恰相反，悲剧就在于，李自成脱不尽农民习气，太快得来的胜利使得他来不及转换为另一个阶级——官绅地主阶级——如果能把旧时的统治阶层称为这个名号的话。

　　谁都不得不承认，治理天下，饱读经典熟悉历史教训的官绅地主阶级（本文暂且如此称呼），要远远胜过那些满腿泥巴的庄稼汉。更要紧的是，如果他们不真心拜倒在你脚下，而是在背后煽风点火，你就永远别想证明自己的皇位有多正统，从而别妄想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安心做你的臣民——只要还有饭吃，善良老实的百姓向来是跟在上层阶级身后的。你头上的光环，得这些人帮你套上去，就像西方皇帝加冕，得主教亲手为你戴上一样。

　　说到底，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作用往往在于打天下；而守天下，建设天下，需要依靠的是官绅地主阶级。

　　可以说，进了北京那一刻，官绅阶级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农民兄弟。

　　天下，从来不是任何一个特定阶级的天下。

　　统治天下，需要团结的不仅仅是本人出身的阶级，而要有包容万民的气概。

　　更确切的说，李自成应该做的不是转换阶级，而是超脱阶级，用温和宽大的胸襟抚慰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

　　农民阶级也好、官绅地主阶级也好，弟兄们也好，大明遗臣也好，从此还不都是你的子民?北京也好，西安也好，何处不是你的江山？

　　打天下时，你尽可以利用阶级仇恨；而治理天下，你的任务就只能是尽可能地抹平阶级间的矛盾——哪有如此把自己的京城（就算你只把它看成行在）搅得鸡飞狗跳的？

　　有哪个太平天子是无休无止地用夹棍治理自己的国家的？

　　你大顺朝难道就永远靠夹棍过活了吗？

　　李自成还未能真正从马背上下来，他还是“闯王”。“马上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治天下”的道理他还是没能领悟，他甚至可能没有真正意识到北京作为大明都城的巨大意义。也许他只是把北京城看成一座粮仓金库罢了，既然打算打完了还是要回他的西安，所以这里搞得残破些不打紧——尽管他也知道，这是天下最大最富的一座。

　　但自他进入承天门的那一刻起，天下所有人的眼光便聚焦在了他和他的大顺军身上。所有人都在心中暗暗地掂量着他们的分量，北京城里的每一声咳嗽都会传到千里之外，传到四面八方每个人心里的秤盘上，去秤量这些满口硬梆梆秦腔的新贵，到底能不能镇住这混乱的大地。

　　能镇住了，你才真正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否则——

　　用不了几天，所有人就看清楚了，这群威风凛凛的陕西汉子，不过是一伙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把一切啮得精光的蝗虫！

　　每朝史书，对这种蝗虫都有封号：“流寇。”

　　山海关溃退后的举动，更是让原先对闯王还有一丝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了。匆匆忙忙搞了个登基仪式，立即退兵，带着鼓鼓囊囊的行李，跑回西安。临走不忘把能烧的宫殿城门都烧了，当初连穷途末路的崇祯都没舍得下手呢。一路上见了村庄，就杀人放火出气；甚至屠城，屠的是自己的城！自己的城池此时已经成为了敌军的堡垒——四处报来，大顺地盘上纷纷叛乱，李自成设置的官吏不是成了崇祯牌位前的祭品便是作为觐见之礼被绑送给了多尔衮！

　　登了基祭了天也没用，只几个月，大顺政权完完全全恢复成了流寇。

　　没有具体目标、细致计划的流寇，是经不起几回失败的。从此阵脚就乱了，再也无法重整旗鼓。要知道，李自成当时在西安还有几十万军队呢。

　　也许没那么多，都说精锐部队在山海关损失殆尽了。更可能的是，口袋里有了金银的大顺军见买卖不景气，哗啦啦散了不少——咱有钱了，回家买几亩田过好日子去。反正当今没了皇帝，只要等着向下一个坐稳龙椅的人磕头，所有的罪名不就一笔勾销了吗？从前跟着闯王是有肉吃，而且只要一口气不绝就还有希望，所以即使只剩下十八骑李自成还能东山再起；现在看来闯王明显是成不了气候了，坐上金銮殿也得被撵下来——没有那样的命——跟着没前途，倒可能白白搭上了自家脑袋，还是回家的好。

　　不用说天下所有正密切观望着的人，就是大顺军自己看来，“成王败寇”也是最简单的真理。

　　而流寇的骚扰是不分阶级不分对象的，所以无论谁，对他们都一样恨之入骨。

　　当然也包括他承诺可以不纳粮的农民。

　　败退路上，在半夜听着旷野里老百姓骚扰军队休息的呐喊声，李自成能想通吗：为什么只过了短短几个月，东征途中一路箪食壶浆迎风膜拜的乡亲们，怎么就都变成宁愿烧了自己房子填了水井也要与咱大顺军作对的乱民了呢？

　　当李自成逃到九宫山时，他身上耀眼的光芒早已经褪了个干干净净。

　 出现在正埋头田间干活的程九伯眼前的，是一个面目狰狞的独眼汉子，还带着刀箭。看上去神情憔悴疲惫不堪。

　　遍地流寇溃兵，时世多年不太平，各乡各寨早已自行组织起来保卫家园。程九伯停下了活计，警觉地看着这个满身血污的人。

　　手里握紧了锄头。

　　据史料记载，程九伯因杀贼有功，被清廷授与德安府经历。

　　医林改错——“越改越错”的巨大意义

　　中医，尽管能看得比西医全面，走得比西医远，但由于历代的研究都轻视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这一步、如何能看到这一点？假如有人问，中医以五行概括五脏，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肝就定要属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说肝像树木一般要生长舒展，一个“像”字就能说明一切吗？

　　积年的中医师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懒得再与你说话——反正按五行下药，疗效是有目共睹的。

　　这是道光九年（1829年）十二月间的一夜。三九隆冬滴水成冰，北风吹在身上，穿得再厚实也觉得刀割一般生疼。甫交戌时，北京城里各处商铺摊贩便都歇了业，大街顿时显得空旷寂寥。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家大院里却是灯火通明，一干下人源源不断捧着热气腾腾的烤鸭、涮羊肉、油爆肚仁、炸佛手卷什么的往厅堂里送，主人正在那里宴客。

　　上席坐着的是位清癯老者，寻常衣冠，看上去不是官场人物，神情也很是谦逊随和，但陪客的众人却甚是恭敬，唯恐招待不周。

　　此人便是京城里大大有名的医生王清任。那日下午他冒寒为恒家出诊，一帖药下去没多久，昏沉多日的病人便出了身汗，呻吟着唤饿。恒府阖家大喜，硬不放清任回家，定要他喝了酒再走。

　　席间清任三句不离本行，说的多是些行医的病例和心得。几巡酒下来，他有了些醉意，长叹一声：“我已过花甲，时日不多，只是有一心事未了，甚是不甘哪。”众人忙问是何事，他开始不肯讲，说是怕坏了大伙胃口，后来经不起一再追问才道：“我方从医，便有志愿，希望能明了人体脏腑——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瞎子夜行啊。多年来一有机会便观看凌迟行刑，甚至到乱葬岗观察被野狗刨出的死尸；到如今对内脏形状位置大致也有了些掌握，但对膈膜一物始终不能详解，年事日高，每当想到此处总觉不安，甚是苦恼啊！”

　　众人顿觉倒胃，但席间一人拈须微笑，慢慢道：“先生莫急，或许在下倒可以帮上几分忙——我当年带兵镇守哈密时，所见诛戮甚多，别的见识没有，对此物却有几分了解……”

　　话未说完，王清任已是离座而起，走到这人面前毕恭毕敬作了一个揖，口里连称讨教不绝，未了长长舒口气道：“四十二年了，今日终于有望完满……”

　　灯光下，众人分明看见老医生的脸颊微微颤抖着，两眼似乎有些晶莹。

　　次年，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终于刊行。

　　《医林改错》分上、下两卷，三万余言，主要内容有两方面：其一是“改错”，王清任认为前人医书言脏腑多与解剖形态不符，自相矛盾错误百出，于是他根据平生观察研究，一一绘制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亲见改正脏腑图形”；另一则是他对人体气血理论的独到认识。

　　《医林改错》问世之后，几百年来毁誉不一。一般说来，后人对其气血学说崇信者甚多，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清任的脏腑理论上。此书一出，便在医界激起轩然大波，引来众多名医的激烈攻击，说王清任是个“不自量”的“狂徒”，所谓“《医林改错》，越改越错”，流传开来甚至可能是种可怕的流毒。

　　反对者中，一部分是囿于传统伦理观念，视毁伤他人身体为极其不仁的行为，漫骂王清任研究尸体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如今回头看去，早已经是荒唐的言论，消散于历史的风烟之中。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清任的理论是离经叛道的悖逆学说，甚至有人漫骂他此举是标新立异，拿经典做靶子，企图“东张西望东集西凑，便可驾圣人而上”，哗众取宠出风头。

　　不可否认，古代典籍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出于对前辈大师的敬畏和由此产生的自卑，加之老迈儒学的思想禁锢，多数医家确实缺少探索创新精神，很难突破前人的藩篱。遇到疑难或者与己见相悖之处，大多怀疑自家学问未到，实在想不通时干脆绕着走，说所有的不可解释不过是古书错简、衍脱，一拍屁股避开了事。这些人对清任的责难没有多大的价值。问题在于，尽管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对脏腑的明确划分，是一种形态学上的准确化过程，但不少学者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对王清任提出了很有力的批评。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医学几千年来对“脏腑”的定义，从未真正使用过解剖学和形态学的方法，“五脏六腑”藏象学说，在中医学体系中始终是一种功能化的概念，而不等同于实实在在的器官。

　　也就是说，中医学说的脏腑，虽然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并不就是那几块血淋淋的肉，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医藏象学说里的一个脏腑，可能包含了解剖学中几个脏器的生理功能。比如中医所说的“心脏”，并不仅仅是解剖学上那个由心肌瓣膜组成的拳头大小的物件，还包括了大部分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功能，甚至还有思维功能。

　　此心非彼心，对一般人解释这个道理可能比较困难，好在中医有的是独特的内容。用“命门”的概念来解说这个理论可能会容易理解一点。命门，这个中医独有的脏器，自《黄帝内经》提出后，几千年来，它究竟在人体哪个部位众说纷纭。有右肾说，有两肾皆是说，有两肾之间说，还有人说命门不是有形的器官，只是存在于两肾之间的一股气。但尽管各有各的说法，但对命门“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功能却基本没有异议，也不影响他们各据领会开出的药方的疗效。这正说明了中医藏象学说重视的首先是人体器官的功能。

　　如果说一些西方医学家对命门学说可能会嗤之以鼻——你倒是找出左右两肾的区别，证明出一个命门给我们各位Doctor看看？说什么“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弄玄虚天书一般，胡说八道！那么对于中医的经络学说，他们就不得不瞠目结舌连呼不可思议了。

　　看武侠小说的，对经络都不陌生，提起金庸笔下的六脉神剑人人眉飞色舞，发烧级的甚至能一一道出到底是哪六道经脉；说到打通任督二脉，更有人是手舞足蹈悠然神往。然而，当西方科学家搬出所有最先进的吃饭家伙，密密麻麻在人身上缠满花花绿绿粗粗细细的电线，大动干戈折腾一番后，还是只能耸耸肩摊开手，一头雾水：“不过尽是些血管神经，经络在哪里呢？没有啊？”——这之前他们早已经将N个命苦的遗体一寸寸解剖得支离破碎了。

　　虽然在人体内找不到任何经脉的迹象，但他们不敢像对待命门那样贸然否认经络的存在：确凿的证据使得他们哑口无言，以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的针灸显示出不可思议的效果在他们眼里看来简直是神迹。且不提针灸对中风、神经痛、失眠、落枕等大大小小疾病的突出疗效，只凭几枚发丝般的银针便可以阻挡痛觉，进行手术麻醉，这就不能不逼着洋博士们一边摘眼镜抹汗水一边继续硬着头皮寻找这理论上遍布全身而事实上却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经络了——针灸，是最早走出国门，为西方医学界不得不接受的中医科目之一。

　　很清楚了，中医拘泥的并不是哪个器官到底在哪里，几斤几两长什么样，更在乎的是这个脏器到底有什么功能。对中医有价值的是活体上功能的运转，人一断气，便是一堆死肉，研究得再透彻也已是离开了本相。如有人真正用解剖学上的器官来对应理论中的脏器，混淆功能和实体，就好比用名词取代了动词形容词，多少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按此路子发展下去，以一个器官涵盖一个系统，确实有限制医家思维的危险，说是流毒，虽然夸大其辞，但不能不说也有些道理。

　　甚至当代还有医家认为，王清任对解剖学的研究走的是一条不该走的路，混乱了中西医基本理论，“吃家饭，管野事”，他根本就不该去研究什么解剖学——

　　机械的解剖学如何能解释得了中医？

　　这场尚未完全尘埃落定的争论，背后隐藏着中西方医学间根本性的区别。

　　中、西医植根于绝然不同的理论体系。

　　西方现代医学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人体的认识和理解基于具体局部的解剖，以微观分析研究为手段。

　　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家眼里，人体是由神经、血管、骨骼、肌肉、皮肤等等一样样组装起来的精密合成体。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人身上能切的薄薄切来，能取的用试管盛了，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打量或是用各种方法测试成分；再设计出层出不穷的仪器，如什么X射线、胃镜、CT，想尽方法使人体所有角落都无所遁形。因此他们看人，虽是七零八落，但又分门别类各成系统；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琐碎，科目也随之越分越细，有个笑话说西医连左右鼻孔都得分科，尽管夸张了些但也说明了这一趋势。

　　中医最根本的理论是阴阳学说，人体的一切都可分为阴阳两方面，而阴阳却是互根互用相互依赖，不可须臾分离的——就像人类可以分为男女，但强行分开两性必然会灭绝人种。所以尽管也分为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但这些林林总总其实全部统一在阴阳之下，各种脏器密切相关，相生相克运转不息，从而构成了这个万物之灵的人身。因此在中医眼里，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他们看人，从来不是一块块肉一根根骨一个个脏器孤立地看。

　　如老中医看病，甚至不用你开口，只是上下打量一番，歪着头，不动声色地把上一会脉后，便会悠悠地吐出几个字：“看来，你某处不太好啊。”当时定有不少怀揣西医诊断报告的患者觉得此老高深莫测，佩服得五体投地——居然能与X射线不差分毫，这定不是双肉眼，简直是火眼金睛啊！

　　其实不过是内脏病变反映到脉象和体表上来罢了——既是一体，便有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嘛。而具体哪和哪联系，荣损表现在哪里便是学问了，中医自有一套说法；比如你脸色发黑，十之八九两肾有问题。

　　这点手艺只是小菜一碟，世间芸芸众生在高明的中医眼里，几乎没什么筋骨皮肉的区别，不过尽是些阴阳二气罢了，蜿蜒吞吐间症结何处一目了然。所以像王清任那样执着于一肝一肺，很多人确实觉得没有必要。

　　只把人看成浑然一体，其实还没迈入中医的大门。中医气魄奇大，眼底浑然的不仅只是人身，而是整个自然界、整个宇宙。也是在《黄帝内经》里便已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后来董仲舒构建“天人合一”学说，便是从中获得了支持，反过来又影响了后代医人。依据这个观点，中医诊疗除了人体自身因素，还必须考虑季节气候昼夜晨昏，乃至地区方域的影响。

　　所以中医看病，正如立于高山之巅，俯视病患于天地间挣扎，寻根溯源方方面面都看得清了，方才轻轻出手，力图几下便扭转乾坤。

　　由此更有人踌躇满志，天人既然合一，既通人身，定也能知晓天文人事，便是做个宰相想必也不在话下——“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相良医，原本便是同一门学问。

　　既有此胸襟，则西医那恨不能学孙行者钻入人肚里，零零碎碎一样样力求看得明白的仔细劲头，在中医看来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如此死死纠缠一处，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不能把握全体，功效定然有限——他们自己最自豪的，正是能从头痛中看出脚病，从脚痛中看出头病；你说胃疼，他的眼光说不定却转到了你觉得好好的肝。

　　如此便势必不能在人身上画格子，每人一脏一腑领去各自经营，所以中医科目分得很粗；反过来虽说各有专长，但不通全局做任何一科都必然是庸医。

　　只有明白头脚俱是一体，才能用根细线牵走一头牯牛。

　　一切科学的最深处都是哲学。

　　从中西医根本理论的区别，也可以看出些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比如一个注重全局观念，追求整体的圆满和谐，看任何事物总是在一个统一体系下的俯瞰角度；而另一个则注重每一方面的深入，由各学科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细化分散继续研究，由下到上组合成一个周密的科学体系。

　　这个大题目不是本文能够阐述得清楚的，我只想说，在这种文化差异下产生的不同思维方式，决定了东西方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迥异的研究方法。

　　尽管不少学者倾向于人类文明并未完全在上一冰河时代中灭绝，怀疑周易之类玄奥的知识便是历经浩劫遗留下来的文明残片；但我像更多人一样，认为这一轮的人类——姑且如此说：相对地球几十亿年的寿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区区数百万年进化过程不会是唯一一次——在文明的赛道上起跑线不会拉得太远。也就是说，今天的东西方文明基本都是在这几千年内发展起来的。所以一些人把东西方文明看得高低很悬殊，扬之捧上天，抑之压入地，也许是意气用事了。

　　当代西方对人类智力的研究，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神话般的天才超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爱因斯坦的大脑，比起凡人也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尽管几千年间，人类文明的差距照样可能被拉得很大，那么现代科学一日相当于中世纪几十上百年的进展速度，也应该已填平了这个曾经存在的差距。

　　归根到底，人类从树上下来站直腰后，便在差别有限的基础上各自开始了迈向文明的征程。也许是地域原因，也许是几个人心血来潮，也许是一个永远不能再为人知的原因，征途上，人类前进的道路慢慢歧了开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走下去，走出了这风光大不相同的东西方文明。

　　用差不多斤两的丝线织布，织小些当然细密，而织得大了势必疏薄。

　　西方科学注重实证，每走一步都要由上一步证明；相对结果，他们更看重过程，宁愿用繁琐的过程推断出结果也不愿相信直捷明了但没有经过验证的结果——所以尽管步子小些走得慢些，但毕竟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步子走踏实了能担负的东西也就多些。

　　中国文明胸襟广阔眼光远大，纳须弥于芥子，吞吐宇宙，其博大恢弘确实令后人欢欣鼓舞；但人类的智慧精力总是有极限的，如此广大的视角必然也使得这种文明有些空疏，尤其是相比越走头越低，越走眼神越集中的西方文明，这个缺陷更是明显。

　　头抬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肯定有其独到之处。还是以中医为例，他们就发现了很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文所说的经络就是很典型的。然而经络学说已经产生几千年了，这其间，难道就没人想去仔细找找，这些画在纸上的细线究竟在人身上是什么样的吗？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重结论不计过程，讲究两头忽视中间。既然祖祖辈辈的经验都证明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因果关系，也传授了如何利用这种关系，那么具体如何引起反应的过程很重要吗？

　　如果以多米诺骨牌来比喻中国文化，他们可能对两头的几张牌极为重视，然而对中间长长一串，却很有些不屑一顾——知道会依次推倒就行了，干吗要一张张称重丈量、仔细琢磨呢？如果硬要解说过程，他们也有办法，有的是空泛而神秘、用之四海皆准的大公式，如阴阳五行一类，一套下去万事大吉。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受到了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道家学说很大影响。道家有个著名的典故：得鱼忘筌。筌，指的是捕鱼用的渔笼之类的竹器，《庄子·外物》说得很清楚：“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你要的是鱼，得到了鱼，干吗还死死攥着鱼笼子不放呢？

　　这种思维方式的确也有其优势：那就是掌握为经验证实了的知识后，便不再去拘泥其间繁琐的过程，如此可以将宝贵的精力用于进一步发展，这也许就是中国文明在过去几千年间相对有更多新发现的原因。

　　应该说，起初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忽视过程的，也有人曾作过努力，想从逻辑概念下手，一步步细细推来。那就是先秦时惠施、公孙龙那些人的“名辩之学”。逻辑概念的重要性不用多说，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便是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三段论、定理、公式……如此发展方才有了当今的西方文明。如果“名辩之学”发展下去，也未必不可能为我国的文明进化提供一种细化的思维方式，可惜的是，这种学说还未成年，便夭折在了襁褓之中。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儒家，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看起来空泛无原则夸夸其谈的所谓诡辩。他们向来对耍嘴皮子的都深恶痛绝，简直恨不能杀之而后快：“恶利口之覆邦家！”悲哀的是，中国逻辑学的诞生不幸正是以利口出名。

　　从此几千年，中国文明就是在道家得鱼忘筌、儒家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笼罩下一步步发展起来。不用在纸上密密麻麻推演计算，也不必埋头实验室满身大汗，最高深的学问，大都是凝神闭目调息匀气，慢慢参悟出来的。

　　辉煌背后的缺陷，当双方文明各自成长壮大，终于碰撞时，暴露无遗。

　　被抛弃的鱼筌在历史长河中很快便烟消云散；后人倒也不怎么惋惜，反正他们吃到了鱼。

　　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性学科——中医，尽管能看得比西医全面，走得比西医远，但由于历代的研究都轻视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这一步、如何能看到这一点——不知道怎么得到的这条鱼。假如有人问，中医以五行概括五脏，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肝就定要属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说肝像树木一般要生长舒展，一个“像”字就能说明一切吗？

　　积年的中医师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懒得再与你说话——反正按五行下药，疗效是有目共睹的。

　　说不上道理，并不代表就是荒谬的。倒是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一次次证明了中医具有的科学性。比如对盲肠的看法：从前西医经过严密的解剖研究，没发现盲肠有任何作用，便宣布此为退化未尽的无用器官，一有病变便随便割去；而中医既然认为人体是一整体，则每一物在整个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作用，盲肠也不例外。事实是近年来已有西方学者声明他们发现了盲肠有解类固醇的作用。

　　还有心的思维功能。这本是西医嗤笑中医荒唐的典型案例——早已证实大脑才是人体思维中枢，心脏不过是运行血液的动力泵罢了。可近年来心脏移植后病人的性格变异，不得不使越来越多的医家重新审视中医关于“心主神志”这句话。

　　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中医袖着手不屑地看毛头后生们披着白大褂镇日忙活，鼻孔里嗤嗤出气：谁叫你们不信？老祖宗的学问大着呢！

　　而任何科学若想进一步发展，便得从经验阶段上升到实证阶段，也就是说，中医若想走出一番新天地，必然也得利用先进的技术，通过试验一点点追溯出致病原因和产生疗效的科学解释。

　　这对中医其实很有必要。中医的看家法宝是中药，但几千年来，所有医人对中药的认识都来自于前辈和自己的经验。从满山遍野的植物中，一一发现其治病的特点功效，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你虽然知道了这味药对某病能有效果，可在经验阶段却绝对不可能了解究竟是这株植物中什么成分起的作用。

　　都说中药起效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知有效成分便无法提纯精炼，只好把一大包草根树皮一锅煎了，黑乎乎捏着鼻子灌下去，让其自行发挥——精华和糟粕一同下肚，安能不慢？如今中医中药在国际上发展不乐观，无法确知有效成分以进一步分析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若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成分起的作用，势必先得了解疾病的致病机理、病毒和药物的化学成分、人体的吸收代谢过程……

　　这就是中医这串长长的多米诺骨牌上，多年来被忽视的中间那一段；或者说，那只被先人遗弃的鱼筌。

　　又或者更直接说，那些神奇诡异的脏腑。

　　充分发挥中药药效，只是重新认识中医，发掘中医神秘宝库的一小部分任务。冰山底下，蕴藏着先人无数宝贵的经验和大胆的设想，等着后人去整理去归纳去证实——去真正掌握、去以一反三、去触类旁通、去更进一步……

　　如果仍然靠有限的经验和苦思冥想，中医的老路，可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这类建立在参悟基础上的学问，在传承过程中，流失的比例绝对远远大于创新——因为缺乏中间的推演验证，能继承多少上辈人的经验全取决于后人参差不齐的理解能力。更何况很多高人并不具备准确表达自己感悟的能力，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高明的心得就此随着斯人逝去而埋入黄土。

　　由探索中间这段骨牌开始的路，其实是中西医走向会师的伟大征途。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中西医学宏观与微观相互补充，经验和技术相互提携，形态与功能相互验证，功力的进展将是几何倍数增加，必能激起滔天巨浪，联手荡涤那凶顽狠毒的病魔，开创出一个健康时代；

　　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终有一日，地球将汇合中西优势，真正浑圆一体，共同迎接着人类下一个崭新的纪元。

　　王清任一把扯下了隔在中西医学之间幕布的小小一角；厚厚的幕布下面，隐藏着那段联系人体功能和实体的多米诺骨牌。

　　其实历代想搞清这段骨牌的人也有一些，且不说详细正确的人体结构知识对外科的重要性，毕竟达到一定高度的医家都想往前再走一步，起码也可以满足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所以中医的解剖形态学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进步。

　　然而进展实在是太缓慢了，几千年几乎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

　　直到王清任的出现。

　　作为一个名医，他当然知道自己涉足解剖领域对崇古因循的医界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这一生事业蕴涵的重大意义，也不知道自己在解剖学上的贡献，其实远远小于在探索医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他只是凭着一个医人的责任心，觉得应该对古籍中的错误进行些力所能及的修正；或者，科学上的敏感，使他隐约预感到从今往后，再躺在古人经验上吃老本可能快行不通了——他可能开始发觉，脏腑间存在着很多古书上的简单记载远不能揭示的重要秘密：

　　“前人创建医书，脏腑错误，后世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百年……”

　　于是在千年的权威、历代的圣贤重压下，他努力挺起胸，按着自己亲眼所见，一笔笔细细绘来；面对着预料中的责难，他坦然一笑：

　　“余刻此图，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唯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

　　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

　　公元1830年，清道光十年，王清任《医林改错》的刊行，标志着人类在中西医会师的漫长征途中踩下了重重的一步。

　　这部书耗尽了老人所有的精力，刊行后仅仅过了几个月，王清任病危。

　　病榻上，王清任枯瘦的手摩娑着依然散发着墨香的《医林改错》，心中感慨万千。几十年来无数次流连秽场的经历一时间都涌上了心头，他的鼻端隐隐闻到了那令人窒息的血腥腐臭之气，顿时他憔悴的脸痛苦地抽搐起来。

　　他连忙挣扎着微微摆头，目光移到手中的书上。

　　良久良久，他的脸色平和下来，眉宇间隐约还有一丝微笑——他似乎听到了病室中奏起庄严的梵乐，满天香花簌簌而下，一朵朵光明云在身边围绕。

　　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和宁静包围了他，使他再也感受不到浊世的痛苦与疲劳。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一代名医王清任殁于北京，享年六十四岁。

　　烟祸——天朝不可避免的剧痛

　　大清帝国的历史沿着君臣共同选择的轨道前进。

　　1839年1月8日清晨，北京安定门缓缓开启，鼓乐声里，众多官员、亲友目送着一乘八人抬的大轿，在寒风中启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诡异而遥远的广州。轿子里，林则徐满脸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头，担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一路上，他不时喃喃吟诵着春秋时郑子产的两句话：“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1842年，农历七月底。这时节的北京还是有些热。

　　紫禁城里，道光皇帝却觉得有股带着海腥味的寒流呼啸着从远方袭来，鲁莽地排开紧闭的重重宫门，透过龙袍渗入骨髓。他不自觉打了个冷战。

　　眼前，一份文书正以陌生的倨傲形式仰躺在龙案上：行文里昂然抬高两格以表示至高无上的，除了“大清皇帝”这理所当然的唯一神圣称号，竟还有那据说只是个二十来岁女人的不可思议的“大英君主”！顺带着，不知国土究竟在哪里的“大英”也第一次与“大清”一样享受了抬高一格的待遇——

　　这份文书上，大清帝国，竟然弯下了僵硬的腰，笨拙地与昔日不屑一顾的“外夷”平起平坐了！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文书的内容竟然是小小的蛮夷气势汹汹地责令统领万国的天朝赔款、割地、开放口岸通商！

　　六十岁的道光额头青筋隐隐突起，两手微微颤抖，猛地站起身。

　　他很想大发雷霆，想把这份狂妄的文书撕个粉碎，想把签署这份文书的窝囊大臣抓来砍头，想号令全国，集中大清所有的能量去海边显示天威——

　　但文书上字里行间浓浓的硝烟味使得他颓然坐下，道光无力地闭上了眼。他感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虚弱。几年焦头烂额的战争，早就弄得他疲惫不堪了。

　　他现在只想大哭一场，他觉得很委屈：这么些年兢兢业业节衣缩食，殚精竭虑，居然连个打上门来的小小英夷都治不了，还落了这么个从列祖列宗起从未有过的屈辱文书——后人称之为《南京条约》的《江宁条约》！

　　他突然记起了林则徐，当年自己怎么就昏了头，派他去和那些狡猾的蛮夷打交道呢？这个林则徐也当真可恶，平日里看起来稳重精干，怎么一到广州就搞得如此不可收拾了呢？莽撞毛躁，轻开边衅，今天这个局面姓林的逃不了干系！说难听点，就是祸首！

　　道光狠狠咬着牙，想起前几日有人为林上奏求情，说他在发配路上治河有功，希望能折罪启用。道光冷笑几声，命人再下一道旨令：

　　“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

　　无处出气的道光把火撒在了昔日寄予厚望的林则徐身上（当然，一个林则徐远远不够承担天子的震怒，紧急时刻一个接一个满天飞的钦差，几乎谁也逃不了严厉的惩罚），只是后人无从知道，当看到条约的那一刻，道光有没有想起一个人，一个三年前就已经死去的、声名狼藉的人。

　　许乃济，一个小小的四品太常寺卿，用区区几千字，引发了帝国两年多的论战，更是由此在历史长河中刻下了自己那被大多数人鄙夷的名字。

　　相比历代前任，道光实在运气不好。执行守业安民的本职原就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了，还得额外对付一个陌生的对手——鸦片。这个猥猥琐琐地在天朝指缝间苟活多年的魔鬼，终于从一株不起眼的柔弱小花孳生成了遍地丑陋粗壮的藤蔓，无孔不入蜿蜒攀附，牢牢盘踞在中华大地上，狠狠攫噬着炎黄子孙的精血脂膏。

　　肮脏的黑烟随着海浪一波波蔓延，终于到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严严实实地笼罩了整个帝国；国库中的白银如洪流决堤一般喷涌而出，失血过多的朝廷开始头晕目眩；当富庶的天朝变得随处可见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烟鬼，甚至国家军队中也充斥着数不胜数的枯槁憔悴、弱不禁风的双枪将……

　　天朝之主道光，自然是每晚辗转反侧满身冷汗了。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大臣，更是心急如焚地寻找着拯救天朝于滚滚黑烟中的济世良方。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苦思多年的许乃济，终于呈上了那封著名的奏折：《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奏折里，许乃济指出朝廷的严厉禁烟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反而“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为了抵抗鸦片外来，防止白银外流，唯一的解决措施是弛禁——解除鸦片贸易的禁令，准予进口，按药材纳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他提出了具体建议：一，鸦片交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购买；二，吸食鸦片者只限于没有公职的“游惰”之辈，官员士子兵丁仍旧严禁；三，准许内地民人种植罂粟。

　　许乃济认为，如依此实行，则“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且可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可以想象，被鸦片困扰得焦虑不安的道光见了这份奏折时应该是眼前一亮的——他当即朱批：“所奏甚是！”同时马上把这个奏折转到了鸦片走私的第一线：广东。他想听听与那种魔土打了多年交道的大臣们的意见。

　　据说当时的广东大员对许奏是十分欢迎的，但没等他们的附议传回北京，许乃济已经是四面楚歌狼狈不堪了。

　　许奏一出，天下正直之士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及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为代表，向许乃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你说以货易货，而我大清并无如此之多的茶叶生丝易换源源不绝的鸦片，最终还不是得用白银吗？

　　你主张禁止白银出口，如能做到，为什么不干脆堵截鸦片入口？

　　你既然不禁鸦片售卖，则不能禁人吸食；说是只禁官兵，你难道不知官兵皆从平民中来吗？

　　最重要的，明知鸦片为毒人之物，却听其流行，堂堂天朝，哪来如此政体？你这不过是为了白银嘛，咱华夏天朝，亿万斯年，何时只重银子不顾黎民？

　　总之：“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

　　最后，这些慷慨激昂的卫道士昂首挺胸，从根本上驳斥了许乃济的观点：什么禁烟愈严流弊愈大，纯属胡说！——你说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不过是纲纪问题罢了。我们就不信了：泱泱天朝，难道就选不出几个清廉得力的干吏，就治不了这点点鸦片？！——你许乃济居心何在？是不是与奸商勾结了，准备大发一笔鸦片财？

　　酣畅淋漓的奏折把可怜的许乃济围攻得体无完肤。开始还心存侥幸的道光也是暗暗地出了身汗——他再穷，再想银子，也不能不考虑弛禁背后的道德问题——这就是当时他没有乾纲独断，而是把折子交大臣议论的原因吧。

　　对以儒家仁义忠孝为纲常基础的中华历代王朝，只要一举起道德的旗号，与之对立的任何言论都立即变得苍白可笑，甚至险恶卑鄙。风向立即180度旋转，满朝满天下展开了对许氏观点的批判，连赞成过许乃济提议的广东方面也回过身来，委婉地更正：“再努力严禁三年，到时再没效果，考虑其他方法也为时不晚。”

　　接下来的两年多，严禁论越喊越响，调子越唱越高，很多人甚至捶胸顿足歇斯底里地呐喊：谁再吸烟，抓了就杀！邻里监督不严，也得连坐！

　　好了，不用尝试别的路了。道光悄悄叹了口气，他很清楚自己和自己的天朝能做的只有什么了。他揉着太阳穴，一遍遍地翻着臣工名录和他们的奏折。终于——就是他了——道光用手指轻轻地点着一个名字：

　　“传旨，速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

　　当然，他没忘了给义愤填膺的天下人一个公道：议论荒唐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同时责令致仕——回家躲着反省去吧！

　　第二年，1839年，许乃济在惶恐中去世。

　　大清帝国的历史沿着君臣共同选择的轨道前进。

　　1839年1月8日清晨，北京安定门缓缓开启，鼓乐声里，众多官员、亲友目送着一乘八人抬的大轿，在寒风中启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诡异而遥远的广州。

　　轿夫们应该不很费力，身材不高的林大人实在不能算是很重的负担。但假如他们能感受钦差大臣此刻的心情，将会立即觉得这乘轿子变得如泰山般的沉重。

　　轿子里，林则徐满脸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头，担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

　　一路上，他不时喃喃吟诵着春秋时郑子产的两句话：“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谁也不愿意接受，但这是事实。从林则徐开始的努力，换得的却是一份血淋淋冷冰冰的《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仅仅只是开始。之后应接不暇的耻辱，也许使道光和他的子孙早把许乃济给抛在脑后了。

　　而几十年后，第一批外交家，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痛定思痛，回头再看这段公案，却不禁感慨地叹息：“当年若能用许乃济言，我大清也许不至于此……”

　　凭良心说，许乃济上那份奏折，需要比朱樽、许球、袁玉麟大得多的勇气。他也是多年从官场里熬上来的，深知这份有些离经叛道的折子将给他带来什么。一个完全可以悠游事外的闲臣，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上这么一份折子，应该只有一个解释：他的责任心、他看到的事实逼着他这么做。

　　他看到的现实是：对外堵不住、对内禁不了这样令人绝望的局面。

　　禁烟，并不是从道光开始的。远在雍正年间，朝廷便敏锐地感到了这种神秘黑土的威胁，发布了禁烟律令。乾隆、嘉庆更是一朝严过一朝，道光更是几乎成了禁烟皇帝。然而一百多年的禁烟，效果如何呢？

　　雍正七年（1729），岁入鸦片200箱；

　　乾隆三十八年（1773），岁入鸦片1000箱；

　　……

　　到道光十四年（1834），这个数字到了21885箱！

　　不想对广州伶仃洋上繁忙公开的鸦片走私活动做令人愤懑的描写，只想说几个事实。当时谁都知道这行情：一箱鸦片400元，其中150元是打点上岸的通行费；林则徐之前，广州官员不收受鸦片银子的几乎一个也没有，连日后因全力协助林则徐禁烟而成为民族英雄的邓廷桢也不例外；林钦差禁烟的消息刚传到澳门时，鸦片贩子没人惊慌，只是根据多年与大清官员打交道得出的“风声越紧、胃口越大”的经验，开了个会讨论搞定林钦差“三十万两是不是够了”……

　　朱樽他们说得很简单，这不过是纲纪问题。没错，不过是纲纪，但只是广州的官员贪得无厌吗？谁不知道，万里外，京中的大人们恶狼似的眼睛狠狠地盯着这项来得容易的银子，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呢？你广州官员谁敢不乖乖孝敬一份？除非你不想呆下去了——朝里随便给你下个绊子就足够让你掉了顶戴。

　　被鸦片染得漆黑的银子，通过广州官员四处编织的关系网，与鸦片的迷烟一道，迅速地流遍天朝的每个城市每个角落，甚至天子脚下。

　　其实烟毒发作前，大清帝国就已经被银子的毒迷入膏肓了。只用说一件事。道光想扭转风气，厉行节约，带头穿补过的衣服，结果导致市面上有补丁的衣服贵过新的——大臣们为了讨欢心谁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使得金銮殿有时简直像丐帮总舵。一日，道光指着一位大臣的衣服问打这个补丁用了多少钱，得到回答后长叹一口气：“到底还是外面便宜啊——朕这个补丁，得花五两银子呢！”银子的诱惑使得人不顾性命，连皇上身上都敢肆无忌惮地刮钱了。

　　如此形势，谁有神通，能整顿被银子腐蚀得腰酥骨软的整个天朝的纲纪呢？

　　如此官场，再轰轰烈烈地禁烟，不过也只是为贪官污吏再立些名目巧取豪夺罢了。哦，不仅仅是贪官污吏，还包括所有靠鸦片银子获得或维持职位的官员。

　　还能寄希望他们禁人吸食吗——那岂不是自绝财路？

　　什么礼义廉耻、什么清正廉明，什么也敌不过白花花的银子！何况几句轻飘飘整顿纲纪的口号？——还不是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

　　一位西方学者的记录不得不使人怀疑林则徐的禁烟，撇开道德因素，对当时整个中国的实际效果究竟有没有后世印象中那么巨大：广州严禁鸦片之时，“沿海各地非法运销鸦片的船只，大可以说，几乎与此前任何时代一样的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广州之外，很多官吏甚至趁着严禁后鸦片价格下跌大肆收购贩卖，利润比平日翻上了几番。

　　对现状越是了解，便越是失去禁烟的信心。横竖禁不了，为什么不干脆正视现实，大大方方管起来，起码可以有所控制呢？

　　二十多年后，一位一直冷峻地关注这种罪恶贸易的西方思想家，提到许乃济时，称这位小小的官员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

　　他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称许乃济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应该是指他对当时清廷的腐败现实看得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而郭嵩焘的感慨，却是痛惜道光君臣错过了一次避免这场颜面扫地的战争的机会。或许还有不少人也会这样想：是啊，当年若能用了许言，自己生产鸦片，外人无利可图，自然无趣，灰溜溜回老家，哪里来的纠缠、哪里来的争端？

　　而你看如今，当年多少有些遮遮掩掩的鸦片贩子，干脆大摇大摆地公然用军舰运送鸦片了！大清上下，谁敢说个不字？

　　能说林则徐禁烟不力吗？虎门销烟时，不是连不信清政府会烧掉一斤鸦片而特地来参观的几个美国人都心服口服了吗？回去更是在报纸上热烈赞扬：“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到更好的证据，证明异教的正义战胜基督教的腐朽吗？”

　　当然，如前文提到，林则徐的力量只能作用于天国的一隅——是这天下林则徐太少了吗？多上几个又会如何？

　　只要上天再赐予三五个林则徐，必然能够把烟销得更加干净、更加痛快！

　　痛快自然痛快，代价呢？可怜只有一个林则徐，只在国门内销了一回烟，便因此燃起了战火，天朝立时由云端直坠入泥淖，任人无情地践踏！

　　然而，那时若是用了许言，果真会像郭嵩焘设想的那样，有可能避免这场战争吗？

　　这也只是个一厢情愿的假设。

　　当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精力旺盛满地球发泄的大英帝国，绝不允许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高高空悬在天上。就算日不落帝国有朝一日夕阳西下，新起的强国，也一样要把中国扯下来，狠狠从中国的口袋里压榨银子。

　　商人能走多远，就希望把买卖做到多远。当终年在波涛里飘泊的冒险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踏上这个被马可波罗形容为遍地黄金的国度时，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感谢上帝，居然为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广阔无边的发财宝地！听听他们打得震天响的如意算盘吧：

　　“如果四亿中国人的衬衫下摆都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能忙上几十年！”

　　“如果中国人每人用一顶睡帽，英格兰的工厂就来不及生产了……”

　　更有人乐观地估计，只要一部分中国人学会用刀叉吃饭，那么他将赚……

　　还有人认为中国再独特，音乐总无界限吧，于是天真地不远万里运去几百架钢琴……

　　我没找到有关的记录，以记载究竟有多少在生意场上滚打多年的西方商人在大清冷漠的国门前碰得头破血流，但我怀疑由此破产自杀也应该很正常，因为长袍大褂留辫子的中国人似乎什么也不需要——刀叉睡帽钢琴什么的统统都是废物：我们有自己舒适的土布、灵活简便的筷子，更有古韵悠扬的筝笛琵琶。

　　倒是遥远的西方，越来越离不开这片古老土地上出产的叫“茶”的神奇叶子、还有那早已如雷贯耳的丝绸。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这些万里迢迢抛家别子赶上门来的商人，居然是巴巴地给大清帝国送银子来了！

　　1792年到1807年间，英国从中国进口货值达2700多万镑，而输入中国却只有1600多万镑。英国的国库觉得有些空荡荡了，不能老做亏本生意啊。

　　扭转这局面的也是一种植物：罂粟。西洋商人终于找到了中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快乐。没错，是快乐。中国最缺少的就是快乐。尤其是在社会底层挣命的百姓，廉价的鸦片是他们所能消费的唯一快乐。昏暗的油灯下，用长长的竹管深吸一口，满室云雾顿时带着人间的苦力登上了极乐的天堂。当然，鸦片不仅仅能够忘忧，也一样能为整日无聊透顶的士大夫营造美妙的仙境。

　　毕竟，与那些蒸蒸日上的新兴帝国相比，老迈的中国太缺少安慰和刺激了。难道还不厌倦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轮轮的循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天的重复；读不出头的经史子集，亲近不了的仁义道德，一辈辈改变不了的绝望！

　　于是这些貌不惊人的黑土，渐渐发挥出了可怕的威力：据估计，仅1800年到1838年，中国在鸦片走私上被掠走的银元便有三到四亿之巨!而鸦片贸易收入，一度占了英国整个财政预算的十分之一。

　　英国已经越来越依赖这项来自东方的黑色财富，难以想象，有朝一日中国如果断绝了这条源源输送黑色血液的粗大毒脉，将会给英国带来多大的困难。

　　酒足饭饱腰包丰盈，才会有彬彬有礼的绅士；饿极的汉子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们的祖先有句老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于靠商业为生的国家，你有这么多的财富，不与我做生意，不让我发财，便是罪过！有罪，便得惩罚！

　　英国人底气十足，还因为他们早发现了所谓的天朝不过是只纸糊的巨大狮子。1794年，当肩负与中华帝国商谈互派使节、平等贸易的使命，却被不由分说插上“朝贡”大旗的马戛尔尼黯然回国时，在日记里写到：“中国军队似乎未必可用”；他的后任，驻华贸易首席监督律劳卑勋爵，在被清政府驱逐后致信外交大臣巴麦尊：“三四艘快速帆船和双桅船，加上一些可靠的英国士兵，就可以取胜，容易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西印度洋群岛中一个无名小岛的占领”；一位传教士说：“英国一艘护卫舰就可以击溃中国海军的一千艘兵船”；更有人讥笑，与其说中国的枪炮是武器，更不如说是“烟花”……

　　够了！巨大财富的所有者如果被人看穿其实孱弱无力的话，早晚要引来强者争夺。这种争夺发生于两个国家之间，就是战争！

　　许乃济提议的做法，也许能暂时缓和矛盾，延迟冲突，但绝不能避免这场注定的战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广州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在报纸上林则徐被描述成了一个“拥有几千亩罂粟种植园”的大鸦片贩子。因此很多人义正词严地催促政府对中国动武以打击这种不正当竞争。由此可以推测，如果清廷真按许乃济的做法，这些“夷人”绝不会甘心因鸦片“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从而老老实实回家去“不禁而绝”。

　　鸦片只是借口罢了。鸦片战争，其实应该称为“贸易战争”。

　　其实早在乾隆年间，天朝傲慢地要求前来商谈贸易的英国特使下跪时，战争的导火线便已经悄悄埋下。

　　或许还要更早些，得从天朝把开放贸易看成对蛮夷居高临下的“恩赐”那天算起……

　　另找借口需要时间，对于一个王朝，能暂时缓和矛盾就是有功。对于大清，许乃济的做法是合理的，这的确可能延长这个政权的寿命。对于亲历屈辱的人民，如果自己的时代能躲过这场劫难，也一定会感到无比幸运。

　　但就算争取到了时间，大清王朝会不会预见到未来的危机，从而奋起直追呢？一定不会。即使是遭受了多年的耻辱，可直到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清政府也没有真正看清世界大势，一次次所谓的洋务运动、出洋考察、预备立宪等等，不过是被形势推着不得不走的过场，不过是闹了一个又一个的笑话。

　　失败的不可避免，郭嵩焘到了英国后其实也终于看得清楚，那声叹息应该只是一时感伤，他做的是：把出使见闻写成《使西纪程》，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建议中国效仿。然而，当他把书寄回国后，却被满朝士大夫认为“勾结洋人”，要求将其撤职查办，落了个被清廷申斥，书稿毁版的结局。

　　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历代君臣努力的都是如何集权如何专制。寄希望于这天底下第一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自废武功掉转方向走向民主，彻底改革政体，向世界潮流靠拢，难度绝对不亚于让他自掘坟墓或是与虎谋皮。

　　反正早晚要来的，晚来不如早来。鸦片战争，在后人记叙中被说成一场不同世纪间的战争，确实让我们伤痛。但，不同世纪的战争，毕竟好于不同千年的战争！越早在惨败中发觉自己的落后，就越容易迎头赶上；越早接触海洋，就能越早让祖祖辈辈在田野里埋头耕耘的农夫学会踏浪。

　　若是用许乃济那种妥协退让的办法，一次次延后交锋的来临，拖得越久，败得越惨。夸张一点，这样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某某年，全球电视现场直播一场闹剧般的战争：一支用卫星定位系统、红外线瞄准器装备的部队，只用几千人，三下五除二便解决了几百万仍旧垂着油腻腻大辫子的大清军队！——如果没人打扰，被时间遗忘的天朝也许会自得其乐地永远沉睡下去。

　　十九世纪，无论英国法国，还是美国俄罗斯，谁也没有足够国力吞并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他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讹诈和掠夺。——即便是当时，列强不也是一日日地把瓜分中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吗？

　　更何况，延后战争的代价是整个民族在鸦片怀抱里的进一步沉沦！“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朱樽、许球虽然对朝廷的形势看得太乐观，但这些话却绝对是真理。自行放纵下去，也许没等战争的序幕揭开，耗尽元气枯瘦如柴的中华民族就已经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对于清朝，许乃济是忠臣；对于中华民族，许乃济却是逆流！尽管他是好心为帝国寻找出路，尽管他看到了帝国的真相——但他不会理解，大清帝国不等于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只是一个王朝而不是整个民族。

　　面对落后，中华民族需要的不是麻木，不是敷衍，而是剧痛。只有剧痛，才能惊醒千年的迷梦，才能在耻辱中看清：天朝，其实不在天上；大地，并不是方的；而中国，更不在世界的中央！

　　林则徐在虎门，代表中华民族，以一种尊严而又悲壮的方式，撕破了与世界之间隔着的最后一帘厚布。从此，回归地球的天朝将在痛苦中寻找自己的座标。

　　直到被刺痛的东方睡狮，彻底醒来。

　　不堪回首也得回首。

　　1840年7月，伯麦准将率领的、为中国对英国商人的“侵害行为”寻求“赔偿”的大英舰队到达了浙江定海海面。

　　4日晚，狂妄的英国人邀请对手，定海知县姚怀祥来到了装有七十四门大炮的主力舰“威里士厘号”上。

　　他们想最简单最人道地攻克定海。他们认为，只要让对手见到自己的实力，就会瓦解用弓箭长矛大刀片火绳枪武装的守军斗志，从而达到像中国古老的兵法说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翻译不厌其烦地一一介绍军舰上各式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后，姚知县满头大汗脸色惨白。

　　然而在伯麦得意地捋着油亮的一字胡要求他放弃无谓的抵抗时，姚怀祥，这位两日后守城力竭自尽殉职的官员正正衣冠，挺起胸膛，一字字缓缓地回答：

　　“是的，我承认我们的抵抗无效。但，我们仍然必须战斗!”

　　天国——崩塌在血泊中的“天堂”

　　出现在天京铁桶江山城墙上的大军确实多过于水，但不是洪秀全的天兵，却是曾国藩的湘军。洪秀全没有看到这如水的大军，一个多月前，他就到他那圣洁的天堂去了。死因据说是天京缺粮，吃了太久的甘露中了毒——洪秀全认为那是像当年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时上帝降下的吗哪一样的圣物。可毕竟不过是些野草。

　　1856年8月，太平天国天京上空阴云密布。东王杨秀清病了。

　　洪秀全在天王府文武官员拥簇下，亲临东王府视病。看着王府内外盛陈兵卫，刀剑出鞘如临大敌，洪秀全不自觉皱了皱眉头，但好像没有人注意到。

　　一行人到了富丽辉煌简直与天王府无二的卧室时，杨秀清仍在昏睡当中，双目紧闭仰躺着。身边几位宫女见驾，便欲唤醒秀清，洪秀全摆手制止，在床前一张小榻上坐了，默默看着秀清，眼里似乎流露出无限悲哀。

　　沉寂中不知过了多久，忽然病床上的杨秀清痛苦地呻吟了几声，众人一惊，但秀清并未醒来，只是口里喃喃地咕哝着什么，看来是病重了呓语。秀全仔细听着，猛然脸色一变。

　　“都说天无二日，可天上两日相斗，这是为什么啊？”原来秀清反复说的是这么句话。

　　洪秀全很快恢复了正常，沉吟片刻立即下令，让随他前来的天王府官员马上在床前跪下九叩首，三呼“东王万岁”。随即秀全称更衣，移驾回宫。

　　众人散去的卧室里，杨秀清猛然坐起，神情很是愕然。他想不到天王竟会猝令从官呼自己万岁，原本装病呓语激怒秀全从而逼其逊位的计划全盘落空。

　　看着秀全坐过的小榻，杨秀清长叹一声，重新仰躺下去。

　　洪秀全回宫，深感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

　　以上这段公案，出自近代学人罗惇曧在韦昌辉之子韦以成《天国志》基础上编撰的《太平天国战记》。尽管很多人对其中的细节、甚至此书的真伪抱怀疑态度，但杨秀清飞扬跋扈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揽权谋位，却是被各种史料充分证明，所有史家都公认的。

　　接下来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天京内讧了。韦昌辉、秦日纲杀杨秀清，还欲杀石达开；石达开逃出城外起兵靖难，洪秀全杀韦昌辉、秦日纲……

　　这场杀戮，至少有两万名英勇的太平天国将士，死在了战友的屠刀之下。

　　悲剧的种子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已经埋下。那时还未起事，冯云山被捕，洪秀全回广州奔走营救，紫荆山拜上帝会群龙无首面临散伙。杨秀清当机立断，用客家及壮族的“降僮”形式假托“天父”临世稳定会众。这本是权宜之计——但在洪秀全回来承认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后，天父好像突然对中华大地产生了兴趣，频频下凡，有时竟然不怕上下劳顿，一日来往好几次。管的事也越来越多，军国大事当然是牢牢抓住不放的，后来居然发展到连天王的宫闱之事都要干涉，有次说洪秀全苛待宫女，竟然要当众杖责四十！

　　尴尬的洪秀全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能是暗暗咬着牙，可还得规规矩矩地跪在杨秀清面前——谁叫自己当年承认这小子可以代天父传言呢？

　　杀机早已埋下。可杨秀清完全没有感觉到危险，气焰还是一日日嚣张……

　　天京上空密布的阴云终于化成了一场血雨腥风。

　　天王竟敢杀天父的代言人，这尽管是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时不得不进行的唯一解决方法，但也暴露出，其实在天王还有其他什么什么王心底里，天父天兄云云，绝不是那么神圣不可怀疑的。

　　杨秀清的忘乎所以，是坚信有天父撑腰，儿子辈的天王绝不敢对他下手吗？——何况军权在手，何惧之有？

　　然而，杨秀清有没有扪心自问，他自己能相信这套鬼话吗？

　　应该不信，连现代心理学说的自我暗示可能都没有，他清醒得很。否则，他代言的天父怎么会如此一日甚一日地凌辱威逼天王、自己的儿子呢？而且这分明是有计划地降低天王的威信：比如洪秀全原定的赞美诗只赞美天父、天兄，杨秀清胁迫他改为重点赞美天父、天兄、东王，唯恐激起诸王反感，又以赞美西王、豫王等为陪衬，唯独不赞美天王。如此岂不是在笼络诸王，孤立贬低洪秀全吗？（据董蔡时《略论太平天国时期的洪、杨矛盾》）

　　对这种巫公跳大神似的把戏，涤浮道人《金陵杂记》提到当时人的看法是：“哄诱山洞蛮野之徒则可，今至金陵，虽三岁孩，亦知其诈；即在前被胁之人，明知其假，但不敢当面道破，缘贼匪残杀太重故也。”

　　虽三岁孩，亦知其诈！尽管洪秀全本人，当年科举落第病中梦上帝召见后，可能一直相信自己真是天父第二子、耶稣之弟，可你杨秀清怎么会是天父附身呢？当年承认你代言天父，实在只是形势所迫啊！再说即使天父借你身传过话，也不会老这么絮絮叨叨颠三倒四不给自己儿子留面子啊！你小子看来是真昏了头了，还想和我平起平坐？甚至，你竟敢想……

　　天父天兄什么的，更多时候仅仅只是手段。后来李秀成在供状里说得很清楚：“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云天上有此事，瞒及世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聪明人彼此心照。

　　这点杨秀清应该最清楚，可他送命正是因为玩手段过了火。

　　宣扬神鬼附身，在古老的中国，特别是愚昧的偏远乡村，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很有效的聚众手段。号称神灵下凡领头造反，也不是从洪秀全开始，历朝历代农民起义背后，多多少少都有些神道的影子。从摩尼教弥勒教到白莲教，源远流长，时不时喊出“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兴他一阵子。衍生的小帮派纷纷纭纭数不胜数，后来的义和团，更是发展到了极端，满天神佛统统下界，连小说里的齐天大圣鸿钧老祖都上了身。

　　不管洪秀全自己是不是坚信那一套，从客观效果看，利用天父天兄聚集大量民众，他是成功了。经过五年组织发动，到1851年，以紫荆、金田为中心的拜上帝会势力已扩展到10个州、县，起事时会集金田的男女老少多达2万之众。

　　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了，从此队伍骤兴，迅速壮大。天父天兄还是一样宣扬，有此大众，更易于裹胁。队伍所至，如李秀成供状云：“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那么不信教的呢？太平军屯扎一处，便“将里内之粮食衣物逢村即取”。转拜一个神便可吃别人，不信则被人吃，有几个憨头转不过弯来呢？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太平军还有一招，供状中还有：“临行营之时，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断了你的后路。

　　“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而后又有追兵”——

　　从此死心塌地，随着天王打天下去了。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在此建都，称天京。

　　鸦片战争后，内外的压迫，经济的破产，使得教门会党满天下，什么白莲、天理、八卦、天地会、捻党、青帮，有案可查的据说在百种以上。然而大都只是局部小打小闹，能在短短两年时间转战半个中国，攻克除北京外第一重城的，却只有洪秀全的太平军。

　　能有如此战果，正是因为他们通过了那个绝大多数帮派过不去的瓶颈：聚众之后，怎么办？是啸聚山林劫富济贫、痛痛快快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是转战天涯，四海为家，打哪算哪？还是……

　　一开始，洪秀全目标就很明确，此举不做山贼也不做流寇，而是“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1852年，太平天国发布《奉天讨胡檄》，斥责清廷：“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眼光没有丝毫游离，你我誓不两立：剑指紫禁城！他的使命，就是率太平天军，扫荡这“阎罗妖”的世界，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男子尽是兄弟，天下女子尽是姐妹”的人间天堂。

　　撇开天父天兄，仅仅是“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于水深火热中的贫民，便已是巨大的诱惑。太平军迅速壮大，绝不仅仅是因为宗教和裹胁。

　　有政治目标，只是第一步。难得的是，天国在短短时间内，创建了一套详细的官制军制。王、侯、六官丞相、殿前检点、殿前指挥、将军、总制、监军、直至两司马，共十六等。军队则依《周礼》组织，以军为基本单位，编13156人：军设军帅，辖5个师；师设师帅，辖5个旅；旅设旅帅，辖5个卒；卒设卒长，辖4个两；两设两司马，辖5个伍；伍设伍长，统4个圣兵。如此将不久前还握着锄头在地里刨食的农民严密地组织成规范的军队，军纪严明，训练有素。

　　能聚众，有组织，有顺应民心的目标，更有天父天兄，从此兵锋势不可挡。

　　立都之后洪秀全很快颁布了实现想象中大同世界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号召天下一家，有田同耕，有饭同食；同时禁缠足、禁娼妓、禁鸦片、禁买卖奴婢；又忙着北伐西征——

　　一时大做起来。

　　怒吼声里，暮气沉沉的中华大地在血泊中种下了一粒天堂的种子。

　　咸丰再坐不住，满头的冷汗。清军精锐几乎倾国而来，在南京东郊和扬州外围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将个天京钳得严严实实的。

　　然而清廷别说八旗军，连后起的绿营都早已软弱不堪——当时最有名的将军向荣简直是率他的绿营兵从广西一路把太平军送到了南京。现在更是节节失利，一时间心惊胆战，只能坐视太平军进进出出，束手无策。消息传来京师大震，据时人记载：“官眷出城者约有四百家，崇文、宣武两门外官宅十空六七……西客收账，商贾歇业。”（《漱六山房全集》卷九）

　　危急时刻，曾国藩的湘军兵勇一万七千余人水陆并进，大举东征天京。

　　胜胜负负，十几年厮杀，天国到底还是让曾国藩给绞杀了。

　　洪秀全起事之初便堂堂正正地打出了种族革命的旗号，号召天下驱逐满清异族。《奉天讨胡檄》辟头就是：“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接着血淋淋地揭开了汉人的伤疤：“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衅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最后大声疾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大伙奉天讨胡去也！

　　曾国藩是汉人，饱读诗书，被称为一代理学名儒。而千百年来，圣贤经书最大的原则之一就是谨守华夷之大防：前朝亡国之痛、薙发之辱在众多士人心灵深处日夜抽搐；反清复明的斗争伴随整个清朝始终从未有过片刻停歇。

　　清廷对汉人也是不改初衷地猜忌，兵权政权牢牢捏在满人手里一刻不放松。即使是全赖曾国藩死命镇压太平军时，也始终不能打消疑心，仅给空衔不予实权。一次曾国藩为了调军筹饷方便请求朝廷授予巡抚头衔，咸丰还是拒绝了。尽管后来曾国藩终究登上了高位，但重兵在握的汉人，永远是清廷的心腹之患——这点曾也很清楚，天京一下，立即筹算着解散湘军。

　　既违圣人大义，异族朝廷又是如此猜忌，为何曾国藩还是如此卖命，竭力镇压自己的同胞呢？

　　是不是，曾国藩认为，洪秀全走的路子比爱新觉罗的统治还危险呢？

　　曾国藩率军东征之时，发布《讨粤匪檄》，沿途张贴。檄文金刚怒目须髯戟张，谓洪秀全之乱“荼毒生灵百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欲使“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如此千钧一发之际，“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按理奉命讨贼，理应先说皇命正统，但曾国藩只是在檄文最后，才象征性地说了几句皇帝的好话：“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云云，而前文却早已垫过，此举“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不仅于君，于义于民，皆应讨粤匪。据说有人建议他行文中加入“大举义旗，以申天讨”，但曾国藩没有采纳。

　　很明显，曾国藩刻意淡化了敏感的民族问题，而是明明白白诏告天下，勤王护国倒也罢了，更重要的，我曾某人此举，正是为了捍卫数千年的礼义人伦、孔孟名教！与其说湘军是支勤王之师，倒不如说是一支卫道之师、护教之师！

　　太平天国对数千年一直高高在上的孔孟名教实在也糟蹋得够了。

　　大旗方举，宗教的排他性和科举不第的怨恨相结合，天王便下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下令“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斩钉截铁，不留丝毫余地。一路征战，逢庙便焚，见像便捣，对儒典儒经，“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数千年来，孔孟大道几时遭此大辱？

　　即便是当年凶悍如李自成张献忠，也不敢如此冒犯圣教。

　　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长生的，孔孟之说也不是万世真言，永远得受人顶礼膜拜。尤其是国门被洋人轰开之后，一连串的失败屈辱，更是激起一些醒得早的人回头看看自身来路，检讨自己依据的道理是否已经过时。然而，对于根深蒂固几千年的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不是简简单单说过时了就可以重新转换的，何况，洪秀全等的态度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什么孔孟圣道，统统都是妖孽!

　　要让世世代代浸溺在儒教中的中国人，硬生生扭转头来，皈依一个陌生的所谓天父上帝，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也许在社会底层，会有一些人能毫不费力地做到：民间原本很多人是见神便拜的，管你是仙是妖是佛是道，多烧香多磕头总不会错。可他是命你烧尽其余只拜一个呢！懦弱善良的百姓，有几人敢为了一个面生的不知法力如何的洋菩萨而得罪尽满天神佛呢？而对一生出息都得从故纸堆里讨的读书人来说，这简直更是要他的命——抛开这点玩意，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这等草包如何活得下去？

　　就算不说得这么功利吧，千百年的信仰，一日间被人轰得粉碎，像棵树猛然被连根拔起，那遭闷棍般不知所措的日子如何能过？

　　心忧天下的人更是大惊失色：朝朝代代，天下得靠孔圣人这套真理维持秩序，一旦被毁，虎兕出于柙，豺狼纷纷现世，妖孽横行，如何得了？

　　如果洪秀全那套说法合理圆通，能折服世人，使之废除旧观念，一身轻松迎头赶上，倒也是社会突进的一个机遇。可他那套玩意是什么啊？

　　口口声声“三十三天”、“十八重地狱”、“阎罗妖”、“东海龙妖”、“妖魔头”、“爷哥朕幼”，此等言辞，实在令受教于“不语怪力乱神”的读书人顿生反感，有堕入淫祠邪庙之惑。如此理论，在精致灵活的儒家理学面前，简直是乡野愚俗。

　　再看看天国最庄严的圣旨吧，比如这条：“五更朕又正月宫，闻天有声在梦中。天上有声如此云：尔请天王宽心胸，天下太平慢慢来，就见太平天堂通。有日南片天门开，合紧大战永光荣。”当这条文字出现在文人书案上时，必定有人笑得岔了气去；或者，苦着脸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当天国军势大盛之时。

　　其实不用再说别的，仅仅国名和王号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什么太平天国；什么洪秀全自为天王，居天位之中，为日；什么杨秀清等为东南西北王，号风雨云雷，分领天位四方——这简直就是一出封神演义的闹剧嘛！

　　如此一帮人，奉着个莫名其妙的耶和华闹事，岂不荒唐，岂不可怕？

　　曾国藩应该认为，中华天下目前最危险的不是已经崇尚儒教汉化了的满族，而是这不伦不类的异教。如果责以民族大义，我们圣教是化夷为华，尔等却是化华为夷！所以檄文里说到此节，简直是睚眦欲裂：“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你洪秀全走得太远了，如此想将数千年泱泱华夏变为洋夷——

　　凡读书识字者，焉能袖手坐视？

　　顺带着，曾国藩笔锋斜扫，把没读多少书的草莽好汉民间百姓也给激怒了：洪秀全扫除侮辱的不只是孔孟儒家，甚至连凛凛之关帝岳王也不放过——“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

　　好了，所有觉得洪杨粤匪荒唐可怕的人都呐喊一声：咱们卫道去！

　　当洪秀全的天军如狂风般咆哮着左冲右突时，千百年来高高在上无人敢挑战的中华传统文化感到了一阵剧烈的烙痛；当它再不能忍受下去时，终于派出了这支强大的自卫力量——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湘军出力扑杀太平天国，不只是忠君那么简单。“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在提到天国封建化后逐渐改变对孔孟的政策，不似开头那般强硬排斥时，感慨地说：“使洪杨早能如此，则湘军或可以不起乎？惜乎晚矣！”

　　可如果洪杨早能如此的话，不过是又陷入了一个古老的循环，前途成则刘邦洪武败则黄巢李闯。而洪秀全的大愿，是要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上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间乐土——圣洁的天国。

　　是的，天国是那么圣洁，洪秀全把所有他认定为邪恶的人统统赶下了云头。

　　据说左宗棠在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曾觐见过洪秀全，希望他能从此弃耶稣崇孔孟，按老套路规规矩矩做来——他认为大军到了这时，已经有足够实力走向正轨；而天父天兄那套做为起义初期的聚众手段也应该完成了历史使命。

　　洪秀全断然拒绝，左宗棠连夜逃亡。

　　不久左宗棠便成了湘军中一员大将，后来更是清朝最有名的中兴名臣之一。

　　如左宗棠这等人才，投向湘军一方的不知还有多少，以致李秀成在供状中哀叹“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

　　曾国藩左宗棠之类看来是铁了心和天国作对了。洪秀全倒也不怎么放在心上，很符合天王性格地目之为“曾妖”。很长一段时间，天国屡屡重创湘军，逼得曾国藩几次要自杀。应该说太平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毕竟多年在天父天兄的氛围里，许多战士真信他们的天王有无比神通，对黑暗官府的刻骨阶级仇恨和宗教无畏的牺牲精神结合起来，打起战来特别英勇——大不了早点荣升天堂嘛！

　　形势大好之际，天王的洋弟兄慕名前来考察了。然而几日下来，教会的洋兄弟很是恼火：他们发现这位打着上帝旗号的天王，居然是个可怕的异端；天王本人，几乎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居然认为《圣经》有误而篡改七十多处！英国人福礼赐的反感很有代表性，他说：“天王的基督教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最大的亵渎而已，他是一个最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了！”

　　最终，福礼赐论定：“太平军欲获得全中国的统治权，实是无望的。”

　　传教士的见闻流传开来，各国驻华使节很是欣喜，连忙向国内报告天国的荒诞，断言成不了大气候——他们早就发现与天国打交道绝不像玩弄颟顸的清廷那么得心应手，很是担心万一天国成事，是否还能兑现那一张张肥得流油的条约。

　　“中立”的幌子下，洋枪洋炮早就擦得油光锃亮了。

　　国内曾国藩等咬牙切齿与天国为敌，国外洋兄弟对天国也没有信心，看来只有靠天国自己了。

　　好在太平军将士一心一意信奉天王，有此信仰，事便可为。

　　这也是洪秀全强忍着杨秀清的专横，迟迟不发作的原因——他不能自己毁了这种难得的虔诚。

　　但事情总是要解决的，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悲剧。

　　事变之后，天京悄悄流传开这么一首民谣，甚至军营中也有人低声哼唱：

　　“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定都后众王穷奢极欲，对百姓却等级分明、毫不通融地军事化管理；自己三宫六院，百姓则连夫妻相会都得经过允许，说一套做一套，早就令一些信仰天下一家的人心怀疑虑了。如今上帝自家血淋淋的残杀，终于让人看清了天国的虚幻。

　　要说事变肃清后，重新整顿还是有机会的——事变毕竟统一了革命的中枢,何况兵力也无大损。从此要么干脆慢慢撇开这套里外不是人的迷信，脚踏实地，做个明太祖；抑或，一门心思向洋兄弟真正学学，走那条好过封建清廷不知多少倍的西方民主道路。可悲的是，从此洪秀全猜忌之心日重，大小将领不自安，连石达开都被逼走了。最可怕的还是：

　　当大众渐渐从天国迷梦中醒来时，洪秀全自己却日甚一日沉溺到那个空幻世界去了。

　　如果说杀杨秀清时，洪秀全还是比较清醒的，或多或少能把信仰当做手段，能分清轻重缓急，能当机立断暂时撇开信仰的约束；但这之后，他似乎渐渐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虚幻了。

　　李秀成说天父天兄那一套“是天王之计”，但现在看来，这做为正常人的猜度也许不对了：中计最深的，很明显就是洪秀全本人。

　　他从此一头扎进豪奢的深宫，极少出来，以致清方有人一度怀疑“洪秀全”是不是个木偶像。发布政令，也大多是些让人一头雾水的鬼话，如时人陈庆甲记述：“每日午后放炮九声，悬伪诏于宫门外，所言皆天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令人失笑。”

　　前几年洋兄弟说天王差不多是个精神病患者，那么从后期看，洪秀全患了精神病是基本可以肯定的事实。1860年后，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一味靠天，不肯信人。”安庆行将不守，李秀成劝他预防湘军来围天京，反大受责斥，说是“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1863年12月，天京危在旦夕，李秀成说明大势，提出“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只有“让城别走”。可洪秀全严词训斥：“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决策者如此，军事上的昏乱是必然的。尽管李秀成陈玉成东西驰突，困兽怒斗，也不无一逞之威，但毕竟是一天天走向下坡了……

　　湘军却是同乡、师生、亲友层层相联，统于一帅，日以忠义教诲，越来越强悍……

　　曾国藩更是咬紧牙关，拼死抵住太平军一轮轮的冲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甚至连清廷下旨调兵都宛转虚应，目标只有一个：

　　由九江到安庆——再由安庆，直捣天京！

　　脖子上的绳索越来越紧，天国一天天地喘不过气来……

　　出现在天京铁桶江山城墙上的大军确实多过于水，但不是洪秀全的天兵，却是曾国藩的湘军。

　　洪秀全没有看到这如水的大军，一个多月前，他就到他那圣洁的天堂去了。

　　死因据说是天京缺粮，吃了太久的甘露中了毒——洪秀全认为那是像当年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时上帝降下的吗哪一样的圣物。可毕竟不过是些野草。

　　天京陷落时，长江上密密麻麻地漂浮着遭屠杀的太平军尸体，据说还导致了几艘路过的英国军舰无法行驶……

　　世世代代“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男子尽是兄弟，天下女子尽是姐妹”的天国梦想，十三年的奋斗，最终化为一江热血，滚滚东流入海。

　　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1867年，同治接过咸丰的天下已是第六个年头，离收复南京也有三年了。

　　六月间的一夜，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在书斋秉烛长谈。

　　说起朝里的荒谬乖张，两人心情沉重。沉默多时，赵烈文慢慢道：“如此根本颠扑——”

　　他顿了一下，四下环顾一番后一字字轻声说：“大清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神情凝重地看着油灯昏暗的火苗，半晌无言。

　　良久良久，他长叹一口气，也是轻声道：

　　“我只求速死——实在是不想见到如此崩析不可收拾的局面。”

　　那一时间，他似乎对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包括圣人的理学。

　　夜正深，窗外漆黑一片，更柝一声声有气无力地打着。

　　官场——大清王朝的膏肓病象

　　衙门开时，只见老爷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六扇门一闭，算盘镇天响，刀笔四处飞都说官衙最凉快，是个有天没日头的去处，难怪门口的戒石碑阴森森的长满了苔藓，使文字难以辨析；但自古无人去看，反正谁都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没人当真。老百姓吃亏多了自有一套对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上衙门——冤死不入县！这是不是就是圣人说的“必也使无讼”呢？

　　“这些奴才的竹杠居然敲到老子头上来了！”

　　京城大帅府里，福康安大发雷霆，满头青筋暴起，捧着盖碗茶的双手微微颤抖，发红的虎目似乎要射出火来。

　　下人不敢仰视，只是低声咕哝着：“他们说……他们说……您……您自己去也是一样……”

　　福康安怒极反笑，啪一声把碗摔在桌上，喝令更衣备轿，他要亲自去一趟户部，看看到底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向他，圣上的红人，当朝最显赫的武官——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一等嘉勇公福大帅索贿，而且开口就是万金！

　　他还想看看，那些被银子迷了心窍不顾性命的刀笔小吏是如何找题目下手的——自己这可是堂堂正正的公事，核销平定西藏的军费！

　　“禀老爷，您不用去，他们派了一人来了府上，正候在外面呢。”

　　福康安大惊，小吏索贿居然敢索上门来，这是他从来不敢想象的。

　　福康安大马金刀地坐着，狠狠盯着那个跪在脚下的书吏。许久，他一字字沉声道：“向我要银子的，是你？”如果他的眼光像墙上挂的宝刀那么锋利的话，现在地上早已是一摊烂肉了。

　　瘦精精的书吏跪得规规矩矩的，看上去很是恭敬；他似乎丝毫没有感觉到空气中的火药味，还是垂着头用一口悦耳的京片子不紧不慢地回道：“禀中堂：我等岂敢索贿，我等不过是为了中堂您计较罢了。”

　　“哦？”福康安向前欠了欠身子。

　　“中堂大功告成，圣上欣喜是不用说的。但您核销军费多至数百万，账牍繁冗，我们书吏才十数人，日赶夜赶，也非得花上两年时间不成，如果拖这么久，到时再交部核议，能不能顺利准销可就没人敢担保了。这点事不完，您的平藏事业可终究不能算圆满。万一圣上什么时候心里不舒坦，再听人一挑拨，说核了这么久，这里头怕有猫腻，指不定就兴起大狱……我们用您的钱，是为您雇些人来，大伙为您出力，尽快了了这事，圆了您的大业啊！”

　　福康安牙齿咬得吱吱响，想骂人，可不知道骂些什么骂谁好。他很清楚这些书吏即使真把他这事拖上三年两载，也绝不会有任何违反大清律例的漏洞，他们有的是借口；相反他们若是想在文书里给自己编排些罪过却是易如反掌。

　　终于，他仰面靠着椅背，疲倦地闭上了眼，有气无力地说：

　　“是否定要万金——能少些吗？”

　　不能少，福康安最终还是给了万金；户部书吏也做到了他们的承诺：“越旬日，奏闻依议。”（徐珂《清稗类钞》）

　　书吏不入流品，也没有秩禄，根本不能算是官员，只是官衙里掌理案牍的下人，确像福康安所说，是奴才一辈；在时人眼里也是卑微不堪的货色，如清末李慈铭所云是“黑衣下贱之流”。可就是这些贱吏，竟一次次整得权臣贵戚封疆大吏服服帖帖，拱手孝敬。吃了书吏亏的显贵远不止福康安一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一个也跑不了，而且索贿金额还看人下单，得般配各人身份。

　　这些小吏，有个专用的书面名词：“胥吏”。对自己的能量，胥吏们毫不自轻。曾有个书吏夸口：“这衙门好比是辆车子，来办事的是照顾生意的客人，我们都是拿皮鞭的车把式，而那些坐在堂上的大人们，不过是骡马罢了，咱让他左就得左，右就得右。”——有人据此编了曲儿：“堂官牛、司官驴，书吏仆夫为之驱！”

　　听来荒唐可怕，可悲的这却是事实。名臣胡林翼就曾感慨道：“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小小书吏，居然权比宰相！后来洋务思想家、学者郭嵩焘在总结历代得失后更是无奈地哀叹：相比历代朝廷与外戚、太监、后妃、藩镇等争夺天下权力，“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更确切说，与大清共天下的，除了这些胥吏，还应该包括那些幕僚——通常称为老夫子、师爷的。尽管天下师爷不全是绍兴人，但似乎每到饭时，所有的衙门都有间房里飘出悠悠的糟气米酒香——不是有句老话叫“无绍不成衙”吗？

　　师爷也和胥吏一样，没有官衔不入编制，和官员仅仅是雇佣关系，但所有人都知道，运转大清朝大大小小衙门的，就是这些不入流的师爷和胥吏！

　　就算那些官员禀性淡泊，不在乎大权旁落，可眼睁睁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潮水般流入奴才们的腰包，眼珠子难道不红吗？若是有个把清廉些的，看着自己属下如此肆意妄为无所忌惮，难道不能拍案而起吗？

　　他们应该是有苦说不出吧，谁都很清楚，真要离开了这些奴才，那可是寸步难行啊。

　　《官场现形记》里有段话很有意思：“初次出来做官的人，没有经过风浪，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上面写着什么‘违干’、‘未便’、‘定予严参’，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三更灯火五更鸡，多年苦读，赖着祖宗积德，好不容易考中得了个官，不料甫一坐堂，竟然先是“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地方官最寻常的事务便是听讼。关于听讼，孔夫子说得很轻巧：“必也使无讼乎！”有时看着大堂下两造喋喋不休面红耳赤，而头绪纷杂机关万端，想必有不少人无名火起，真恨不能起夫子于地下，问个究竟：

　　到底如何才能使这些刁民“必也无讼乎”？

　　就算能顺利解决讼事，判牍行文又成了大难题。多年写的都是八股，破题、承题、起讲，启承转合丝毫不乱，一笔在手指挥如意，自我感觉甚至能横扫千军。可如今连个公文都分六七种，什么详、验、禀、札、议、关，什么不同场合用“等因奉此”、“等由准此”、“等情据此”；况且，从来写文章都是代圣人立言，难道在公文上你也大模大样摆圣人架子不成？面对禁忌森严的法令条例，大多数人一头雾水，很多甚至会觉得自个突然成了文盲。

　　而听讼断狱仅仅是政务中最基础的部分，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等等，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如蛛网一般迎头套来，一时间这些饱读圣贤书的才子大人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圣贤书里怎么就没有提到如何处理这一件件一桩桩、烦杂琐碎的具体事物呢？只是板着脸教训什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培养仁义道德，说什么修好身自然能齐家，齐了家自然就能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听起来气势雄浑胸襟广大，威风极了，可这几个空洞的大字，饶是连一张小小县衙书案都平不了！

　　不能怪这些大人无能，实在是到了清时，实际政务其实已经发展成了一项专门知识。一切行政措施都得严格依律办理，否则便是“违例”，罪责不小；乾隆年间《大清律例》便已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附例更多达一千四百多条，而且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愈增愈多，真正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而这项知识却隔绝在科举科目之外，不仅于学子举业无助，更有法律上的障碍：清代制度规定，生员读书期间不准过问地方政治，否则“黜革治罪”。

　　于是这门处理实际政务的技术便被普天下在衙门打杂的胥吏，还有那些科场失意的幕僚师爷垄断了。发展下去，竟然成了一套学问：“吏学”、“幕道”。拜师排辈，以亲带亲以友授友，代代相传；还分门派，各有秘本。

　　如果说胥吏是不得不依赖的基层办事人员，那么延请师爷便是官员主动的选择。既然自己的学问不在这上面，若想这官当得顺些，还是花两钱请人吧。有钱的不妨按需要多请几个：专审案件的刑名师爷、办理财赋的钱谷师爷、起草奏疏的折奏师爷、掌管信函的书启师爷……各人如法干去，衙门正常开张。

　　如此大部分官员几乎成了泥像木偶，唯唯诺诺只管签字画押，大不了润色几处文字罢了。连光绪的帝师、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翁同龢，都自嘲他每日的工作常常只是坐着“画诺”而已。

　　相比历代，清朝官员的总体素质算是差的。有清一朝，猜忌汉人之心毫不松懈，旗人做官容易，并且多居高位，无论有无才识。而天潢贵胄出身，享乐惯了，多出些颟顸昏庸的纨绔子弟。甚至有满人闹出不知孔夫子为何人的笑话，旁人解释说是“鲁国司寇，摄行相事”后方才大悟：“直接说孔中堂孔大人不就明白了吗？”后来连光绪都看不下去了，告诫一位即将上任的汉人要担待些，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可以与这些宝贝老爷媲美的还有那些银子捐来的官，做买卖发了财买个官过过瘾，也多是些胸无点墨的家伙。这伙人办事，确实还是那些经年的胥吏师爷稳妥一点——即使混账也混账得像个官样些。

　　但毕竟更多人是正途出身，凭四书五经过五关斩六将厮杀上来的，就算读得迂腐了些，毕竟智商低不到哪里去。当年是为了博取功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浸淫八股，但如今工作需要，从头开始学也为时未晚啊。市面上不是有很多从政指南一类的书吗？什么《州县事宜》、《牧令须知》，刑名钱粮堂规官箴，一样样细细道来，拿出从前苦读的劲头，不也是很快就能入门，自己掌握政事吗？

　　但据说，很多官员真正的枕中秘笈却是痛骂官场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之类。他们很感激作者，把个官场写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些无穷的手段绝妙的伎俩，学好了无往而不利，真正是“吾辈之先导师也”！

　　他们看来，实际政务其实是次要的，只要不那么过分，交给师爷他们好了，真正要紧的却是小说中详细描摹的钻营倾轧避祸邀功之术！

　　是什么使得这些满口道德节操的圣人门徒堕落到如此地步呢？

　　汉唐时，地方官员权力很大。尤其是两汉，太守官秩为两千石，与中央九卿大致相当，做事少掣肘；而且官级少，升转灵活，即使是底层做起，政绩出色或者运气来了几步就踏到了中央，如此做地方官有奔头，干得也积极；何况在地方也不是什么屈辱的事，九卿外放也属寻常，不算降级；动乱时简直更是土皇帝，甚至有机会问鼎中原。到唐时便已开始内重外轻，视外任为贬斥了。宋则每路设帅、漕、宪、仓，四个婆婆管媳妇，可怜地方官得奉承这么多人，地位愈发下降。明清之后，政权更是日甚一日地集于紫禁城，人人视入朝为荣升，外放为黜降；最麻烦的是官级太多，九品十八级，三年一任，正常情况下，若想通过考功从基层做起，简直得日夜烧高香炼金丹保佑自己长命百岁才有可能熬成朝中大员。

　　然而一般人总是有野心的——或者换个说法，想上进的；可现实摆在面前，若老老实实只按那些《事宜》《须知》埋头做去，这辈子基本上就注定了劳碌命，风尘仆仆天南海北，在大清帝国的泥泞地上奔波一生了。

　　或者有人自命不凡，想充分发挥能力，将治下一方理得井井有条，干出番出色的事业给皇上瞧瞧，说不定提拔一下就此上了天。可制度相沿日久，越来越繁密，一个制度出漏子，再打上一个补丁，千百年层层叠叠，几乎如压着孙猴子的五行山那般沉重，一般人只能老老实实依例做去，哪有给你表现的机会——再说清廷不容许任何人在他掌心翻跟头，一切严格依律，你还梦想翻出花样来博声喝彩？想以政绩出名上闻天听，看你闹腾早就不顺眼的上司考功时随便勾叉几下就先把你打入地狱了——谁让你谋算着想踩到你家大人头上去？此路看来也难通。

　　明清以来，地方吏治日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员做得越来越憋气，而正经做去若想出头却难于上青天。

　　如此便逼着不甘沉沦下僚的官员们不得不削尖脑袋想门路，找有力气的提携一下，自个铺条上京的路子。

　　不需要像爱迪生寻找电灯灯丝材料那么困难，所有人早就明白，要在这波谲云诡的宦海中搭座便桥、使天堑变通途的最好材料便是银子。银子越重身子便越轻，越容易飘升起来。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大人们，见了银子顿时一抹脸皮，变得比青楼女子还轻佻温存；火到猪头烂，银子上去，威严可怕的上司毫不做作地走下堂来，附在耳边精忠报国地为你出谋划策，简直比眷养多年的师爷老夫子还尽心得力。

　　梁山好汉上阵常是李逵抡着两把板斧打头，如今天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在仕途上也抡起了一把把银光闪闪的大斧，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孔夫子的教诲虽然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夫子能给予的好处至多只兑现到放榜那天，从此便得改换门庭，投到夫子同宗孔方兄门下。几次将孔方兄与一年吃不了几回冷猪肉的至圣先师比较神通后，几乎所有人都死心塌地不回头了，从此圣人一片苦口婆心，变成了小和尚口里念的经；经书里字字句句，砌成了娼妇门口庄严的牌坊……

　　那些看得透彻些的，就此想通了功名的实质：当官为什么？——银子！千里做官不就为了个财吗？砸锅卖铁当老婆筹集本钱，买个好所在，刮地三尺翻上几倍，再买个更大的所在，再敲骨吸髓……如此官生官、利生利，“普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最好”！

　　清人洪亮吉有段沉痛的话：“小时乡里有人做官，听亲友谈论的不过是其治所繁忙还是简易，好不好治理；只过了短短二三十年，乡人评价某官便是算计该缺能有多少出息，应酬所耗要有多少，如此一年最终落入囊中能有多少——再没人提什么民生吏治了。”

　　纵有些识廉耻的，不屑如此龌龊，但一二人之力，岂能挽得回如此滔天大浪？像咸丰年间甘肃布政使张集馨，原本倒也有些棱角，勤政廉明，想整顿一下实在不堪的吏治，但几次教训后顿觉黑网无处不在，不是任何人能挣脱的，与其对抗只能是“孤立其间，刻刻危惧”；第二年就在书斋高挂一联，以示免战：“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低头认输了事。

　　不愿低头，又不堪沆瀣一气的，便只好做些远离实际政务的翰林、教官一类的闲职，或者干脆一试之后辞官回家，埋头故纸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官场彻底变成了烈火烹油的生意场，出入大的像庆亲王奕劻，干脆被称为“老庆记公司”。一切按买卖套路做来，谁也不能坏了规矩，有时连亲情也顾不上了，如曾国荃保举侄女婿聂缉规为上海道，“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

　　如此上梁，还想奢求下梁笔直不成？

　　“黑衣下贱”的胥吏自认卑污，从不梦想政治上出头，相比正官更少些拘束，放开手脚做起事来便也直截了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痛痛快快：户部勒索销核款项的回扣、吏部安排职位卖钱、刑部吃大案、工部吃工程、礼部吃科考——一分钱一分货，包管你这钱花得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活得滋润极了，甚至有时连本部大人都不放在眼里：像那回阎敬铭掌管户部想整顿胥吏，不是最后被他们联手整得灰溜溜滚了蛋吗？当然，对一般识趣不碍事的老爷们，他们也不会亏待了，有钱大家赚嘛。

　　而师爷们尽管大多读过圣贤书，识些气节，但干这活计毕竟不过是糊口救贫罢了，像有位师爷自己说的：“读书无成，迫于饥寒，则流于幕宾。”既然只是生意，便得摆正利害关系，时时刻刻首先得为幕主东翁出谋划策理顺上下关系——老板发财自己才有分红嘛！至于百姓，那就只好等而次之了。当然，更不能亏待自己，有机会捞他一笔绝不能手软。很多时候只要在文书上改几个字或者稍微颠倒一下行文顺序便可将个案子翻来覆去，比如将个“用斧伤人”改成“甩斧伤人”便能变故意为意外，凶手“意外”了银子肯定来得不意外……

　　一切只凭各人良心做去，说“衙门里面好修行”，那也只是门面话，试问银子当道的大清天下，还能剩下几斤几两的良心呢？做得久了，连师爷们都觉得太伤阴骘了，怕遭报应，有的甚至天天做噩梦惊吓而死。师爷的老家绍兴，正直之士对这项活路更是深恶痛绝，鲁迅的先生寿镜吾在其《持身之要》中就曾说：“境况清贫，不论何业都可改就——唯幕友、衙门人、讼师不可做！”

　　衙门开时，只见老爷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六扇门一闭，算盘镇天响，刀笔四处飞……

　　都说官衙最凉快，是个有天没日头的去处，难怪门口的戒石碑阴森森地长满了苔藓，使文字难以辨析；但自古无人去看，反正谁都知道上面写着什么：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没人当真。老百姓吃亏多了自有一套对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上衙门——冤死不入县！

　　这是不是就是圣人说的“必也使无讼”呢？

　　尽管升官离不了银子，当毕竟当官还是需要些真本事的，有些关节光靠银子是打点不到的。所以当官的境界也就分出三六九等，只琢磨《官场现形记》的只是凡品，一些聪慧有才气的人早就博览众书，连《红楼》《三国》甚至《诗经》《楚辞》都能品出官场三昧来。

　　上司的一颦一笑一声咳嗽，一个意味深长的皱眉，一丝不易察觉的抽搐，这背后的奥妙，能参悟透了才是高人哪！

　　更不用说你得在满天飞的大人中看准门路，将有限的银子使到刀刃上产生最大的利息，这才是真功夫呢，肉包子打狗血本无归的例子比比皆是啊。说得更可怕点，如果看不清形势，一头撞到即将沉底犯事的船上，那可就是自己赶着陪葬去了，别说前程，弄不好连脑袋都得搭上。这世上，有几人能慧眼识金，烧冷灶烧出大名堂呢？

　　所以尽管活计大多由胥吏师爷包干了，当官的还是很不清闲，天天捧着本缙绅名录，凝神闭气，一行行看去，心里飞快地盘算计较着：哪些是对手、哪些是盟友，哪些该孝敬、哪些该踩上几脚；哪些可以开门见山直接出手，哪些则得寻些药引子——很多假撇清的可是狗肉要吃观音也要做的；还有哪些该自己出马，哪些该夫人现身，哪些该走迂回路线拉外围关系……

　　过年过节，更是忙得团团转，四处拜门换帖子，爱钱的送钱，好色的送女人——即使要自己老婆也欢天喜地送去，自命风雅的搞些古董字画，正需人手搞政敌的掂量清利害后便巴巴赶上门去拍胸脯捋袖子表忠心……上上下下打点完了，方才出口大气抹抹汗，喝碗茶，直起腰，大开家门坐着等自己的收成。

　　有空还得练练当官的派势：坐有坐样站有站样，请安跪拜更得大大方方的；上司面前得有下属的谦卑，下属面前又不能少了上司的气派——圣人不是说了，君子不重则不威吗？没有官威，别人把银子交到你手里能放心吗？

　　最要紧的，是半夜关紧了门窗，背对着孔圣人，血淋淋地剜尽自己残存的那点良心，一层层剥去面皮——狭路相逢，越是狠毒无廉耻，越是不要脸，胜算越大。笑骂由人，滚滚银海黑浪中，能不翻船满载而归的便是赢家。

　　如此做官实在辛苦，当然也得好好犒赏自己，抽空便抽口大烟，吊个相公逛逛八大胡同——话说回来，那里也是一个交际套关系的好去处呢。

　　当官学问如此高深玄妙，想来从中打滚上来的大人应该都是些精明睿智的狠角色，本国百姓见惯了，明白他们的厉害，可洋人看到这伙大人总是有种说不出的荒诞感觉，总不自觉想发笑。英人威妥玛在日记里记了这么件事：他到总理衙门办事，学中国人套近乎说了句“今天天气真好”，大堂上一干大人面面相觑半日无语；最后其中官级最高的一位慢慢应了句“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所有属下这才轰然响应，叫好不迭。

　　但洋人如果就此把中国官员看得轻了也是有失偏颇，他们是难以理解千年历练出的中国为官之道的。愚蠢可笑的幌子下，藏着多么深的心机，有着多么可怕的刀枪箭戟，别说外国人，很多时候连同朝为官的老友都看不透。清末军机王文韶，平日里装聋作哑多磕头少说话，人称“琉璃蛋”，可在革命党天天谋划刺杀满清权贵时夜行外出却特意大打“王”字灯笼；友人劝他小心引来杀身之祸，他得意地笑道：“我一生与人和平，向来没有结怨；如此特意打明灯笼，正是以便乱党看清，免得误伤啊。”

　　有谁能看清这些“琉璃蛋”的肚里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

　　民政部尚书善耆有多少经纬之才谁也应不上来，但谁都知道他有一肚子戏文。

　　那日衙参，一干下僚正准备报告公务，不料大堂上突然炸起一声倒板：

　　“太保传令把队收——”

　　这是京剧《珠帘寨》中的一句，字正腔圆，声音高亢，绝对是名伶水准；而这句唱词，正是出于尚书善耆之口！衙门突然变成戏堂，众人惶骇，不知如何是好。偷眼看去，大人眯眼捋须摇头晃脑正唱得高兴，大伙相视一笑，晓得今早不用办事了，很快四下散去。

　　此事传开，很多人倒一点也不惊讶，说原本官场就如戏场；有个唱老生的听了却大不服气：

　　“我们每日袍笏登场，仪从显赫威风八面，做事痛快；而那些个做官的一年到头风尘奔走东跪西拜，畏谗畏讥，还得昧着良心——

　　这样的官儿哪里及得上咱做得舒坦！”

　　（本篇部分资料参考李乔著《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

　　戊戌年——老佛爷掌心里的百日维新

　　凌晨，天还黑着，他便盛装了早早临朝。他感到今天这龙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时远得多；他居然发现自己的手脚有些微微颤抖。光绪定了定神，开口之前学着太后那般干咳几声，使劲压着激动，对大殿上肃穆侍立的满朝文武一字字道：“颁了下去——《定国是》，朕宣布，变法！”

　　公元1898年，岁在戊戌。

　　七月底起，京城上空便老是压着一片乌云，团成一堆翻来滚去，越积越厚；浓墨般的最深处，不时被扯开个口子，闪烁几道隐隐的电光，却没有丝毫雷声。可雨就是下不了，一日赛一日的闷热，憋得人喘不过气来。

　　京城里的人多是有见识的，就像蚂蚁能预知一场风暴的来临，他们越来越惶恐不安。尤其是进入八月后，人们更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镇日聚在一起，叽叽咕咕小声地说些什么，每人都一刻不停远近张望，见有生人来，忙拉高嗓门，道几句“这天，真热！”干笑几声四下散去。其实谁都猜得出他们刚才嘀咕些什么：整个京城都已经传了开来，朝廷八月将有大变。不少人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连市上的米面都被他们抢购得贵了一大截——有能力的更是早就避到乡下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验证这些令人人心惶惶的消息，八月初三深夜，北门大开，一队荷枪实弹的大军源源不断地进了城。夜里看不清，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但很快人们便打听到，这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的人马——甘军——奉命进驻了皇城。

　　消息灵通些的还了解到，这几天直隶总督荣禄一刻也没闲着，一面急令袁世凯回津布防，一面调聂士成的武毅军五千人切断袁军入京的通道。荣禄声称如此调动是因为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需要袁世凯回防；可不少人清楚，大沽口这些天其实风平浪静安宁得很，洋人没闹什么事，再说国内倒也算太平——如此调兵遣将，到底为的是什么？

　　谁也不敢作声，所有人都屏息凝气，战兢兢地偷眼瞄着紫禁城。

　　紫禁城上空的乌云压得更低了，几乎碰到了檐角。皇城昔日辉煌的光芒尽失，连红墙也似乎变得有些苍白，像贫血人的脸色一般难看。

　　其实老成些的早就知道这一天肯定要来。三个月前，四月二十七日，同一日发布的三道谕旨，足以使敏感的大臣百姓嗅出了空气中浓浓的火药味。

　　三道谕旨都是重量级的，放在平日里，任何一道都能令中国大地震上几震，何况一日三道！

　　一、革去翁同龢“协办大学士”等所有职务，“开缺回籍”。在这之前的二十余年，翁一直是光绪的老师，是皇帝最为信赖的大臣，而罪名不过是含含糊糊的“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二、凡新授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要知道，这是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皇帝大婚太后归政后，十来年未有的事。

　　三、任荣禄为直隶总督，几天后又授予荣禄文渊阁大学士，兼北洋大臣，统辖驻扎在京津一带的北洋三军。荣禄，正是慈禧太后最亲信的人。

　　此外还有些小小的调动，比如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统领健锐营，反正一句话，京畿所有的军队警卫，统统做了一番部署，全部换上了太后的人。

　　宫里宫外，明白人都已经看出来，老佛爷看皇帝不顺眼，对皇帝不放心了。

　　回到下达这三道谕旨的四天前——四月二十三日——直到去世光绪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他一定能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即便是当年大婚也没有这天那么令人期待。

　　凌晨，天还黑着，他便盛装了早早临朝。他感到今天这龙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时远得多；他居然发现自己的手脚有些微微颤抖。光绪定了定神，开口之前学着太后那般干咳几声，使劲压着激动，对大殿上肃穆侍立的满朝文武一字字道：“颁了下去——《定国是》，朕宣布，变法！”

　　太监一层层将这几句话传出去，直至消逝在宫外无垠的黎明中。光绪的目光随着声浪穿过宫门，远远望去，也不知能看到些什么。他突然觉得眼角有些湿润，连忙收回眼神，从一干大臣头顶掠过，停在了殿中的柱子上。这盘龙金柱使他突然记起了三年前甲午战败后的那个屈辱时刻。他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独自一人发狂般绕着柱子疾走——殿上所有人都被他呵斥了下去。龙案上摊着那份可怕的《中日马关条约》，立在殿外值房内的各军机枢臣不时遣人来催促：太后和大臣们都等着他签批这份卖国的文件。他已经顶了好几天，就是不签，可那天，四月初八，已经是日本给予签约的最后期限了。他很清楚拒签意味着什么，终于，他重重顿了顿足，走到桌前，捧起玉玺，一咬牙闭着眼盖了下去。脸上早已是泪流满面。

　　《马关条约》不是开始，更不是结束。戊戌年仅仅过了三四个月，便又被德国、俄国逼着签下了强行租地的条约，还被迫宣布了云广、福建分别属于法、日势力范围，刚刚几天前英国也甩下一纸《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占了整个九龙……

　　光绪今年不过二十八岁，血气很旺，他实在做不到如太后那般口口声声忍辱负重，却浑然无事的逍遥。他很想为自己的朝廷、自己的天下做些什么，很想为祖宗挣回面子，使泱泱天朝重新昂立于世界。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得改变列祖列宗的过时做法，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面改革，方能跟上世界潮流，方能不再挨打。但光绪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从小到大，他一直生活在太后的阴影里，简直是赤手空拳——所有的权力都在老佛爷手里，帝国完全顺着太后划定的轨道运转，一丝一毫也不得偏离。这年春天，他再也忍不下去了，终于鼓起勇气命庆亲王转告太后：“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出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忐忑中，庆亲王终于回来传话了：“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他其实不知道太后的真正回答——庆亲王没敢传达：“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多亏庆亲王多方劝解，太后方咬着牙扔下了这句话：“由他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

　　“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欣喜万分，不自觉学着宫里太监干活时那样挽起了袖子。一番紧张筹备后，《明定国是》诏终于在今日向天下颁布了。

　　天色已经大亮，是个晴天，有风，一群白鸽拖着悠扬的哨音从紫禁城上空飞过。光绪，这个当年听到雷声都要躲到翁同龢怀里，多愁善感的年青人，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从没有过的欣奋。

　　《明定国是》诏书拉开了“戊戌维新”的大幕。这场维新对大清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革新规划，大略内容有：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广开言路，提倡臣民上书言事。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奖励创造发明；编制国家预算，整顿财政。

　　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采用西洋兵制，裁减旧军；力行保甲。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以策试代替八股；设立学堂，提倡西学；设立翻译局；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

　　光绪是维新的主帅，而总设计师是康有为。

　　康有为，这个来自广东南海的汉子到了戊戌年，已是名满天下。随着政局恶化，国势日衰，从1888年起，他通过一次次高倡维新救国的上书，名声迅速传了开来；尤其那次为了拒签《马关条约》，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众，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公车上书”，更是使“康有为”之名传遍神州。之后在继续上书的同时，他和那些高徒，梁启超等人，风尘仆仆奔走呼号，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演讲，短短数年，便已成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

　　虽说宫门深似海，但戊戌年前的五次上书，居然也有几封冲破重重关隘，送到了光绪手里。帝师翁同龢十分看重康有为才干，趁热打铁居间联系引荐，终于像古旧小说写的，在戊戌这年，君臣“风云际会”了。

　　国情危急，君臣都迫不及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读着康有为的第五封上书，看到如此下去“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绪耸然动容，再坐不住，便欲立刻召康有为面谈。只是碍于成法，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再说也是年末过节，只好强忍几日；好容易等到戊戌大年初三，连民间店铺都没开张，便令翁同龢、荣禄、李鸿章等五大臣于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了康有为。据康自己说这次接见其实是一场变法和反变法的论战，而他在论战中占尽了上风。几句话便驳得荣禄哑口无言，忿然拂袖而去；最有名的洋务专家李鸿章也被他辩得双目直视无话可说。翁同龢将此情形报到宫里，光绪大为欣喜，立即下令从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

　　多年苦心，一条金光闪闪的通天大道终于铺在了康有为面前。

　　也许是时机真的成熟了，这年四月，翁同龢的死对头，恭亲王奕訢终于一病呜呼了。这位皇叔重臣一死，能牵制光绪的传统势力少不了松上一松。维新事业顿时少了一大阻力。

　　而且这时的天下，也呈现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惨痛的耻辱和多年的宣传，使维新思潮如一阵飓风，横扫天下，朝野为之大震。各种维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间，北京、上海、直隶、湖南、广东、广西各省，先后成立的学会学堂报刊达300多所。北京作为飓风中心，更是如痴如狂。罗振玉回忆当时情景时说，自康有为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康自己也说，他所居住的上斜街门庭若市，“来见者日数十，座客填塞”。他轮流于各个会场演讲，当悲痛地说到“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任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的危局时，人人为之泣下；当疾呼“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时，人人拳头紧捏目眦尽裂……

　　如此看来，天下已是“人思自奋，家议维新”。康有为觉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偏向了自己，他摩拳擦掌挺起胸膛，准备接过这力挽狂澜的整顿乾坤大业。

　　这年，他四十周岁。按孔子的说法，正是“不惑”之年。

　　然而当光绪在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授他“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参赞新政后，却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中有一部分并不是反对维新，只是觉得，以康有为担当这个重任可能有些不稳。

　　在很多人眼里，康有为是个哗众取宠好出风头的家伙。只看他的名字吧：自号长素，明摆着吹嘘自己“长与素王”嘛！素王是谁？千秋万代只有孔子一人！据说他天生狂妄，“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还老着脸皮自称“南海圣人”，老家人可不买账，都叫他“颠康”呢。为门下弟子取号更是将这野心暴露得淋漓尽致：如为陈千秋取号超回，梁启超取号轶赐，居然要超过孔门弟子颜回端木赐，真正是“狂悖滋甚”！

　　在世代受儒家谦逊退让教育的人看来，康有为这么些年上蹿下跳，只能说明他功名心太重了。如梁鼎芬所撰《康有为事实》说他上书奔走，皆因赴试不中，遂夤缘素无渊源的大员，上书谀颂以求富贵，实属躁进无品。还说诸公看不起康有为如此轻躁，“皆甚鄙之”。并记载了些令康有为难堪的事：如工部尚书潘祖荫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大学士徐桐见其言“嚣张卑蹈”，立将原书掷还；甚至还写到康嫖妓不给钱的劣迹。尽管此书是政变后所写未必全实，但康的忧国之心遭“躁进无品”误解，由此引起当时很多人，尤其是身居上位之人的反感，却应该是事实。

　　也有不少人质疑康有为的西学。外交家、兵部侍郎曾纪泽就曾对人说：“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康有为自己承认，他是在1882年进京赶考，途经上海，才“大购西书以归”学习西学的。他买的这些书，按参与翻译的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的说法，不过是西学基础，单科入门书。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曾参加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比赛。主办方是长期推进“西学”教育的广学会，奖金由一直关心中国“变法”事业的英国商人汉璧礼捐助，老资格的“变法”思想家王韬主持评选。但是评委没给“康圣人”多大面子，在85位获奖者中，只授了他一个五等末奖，奖金3两。所以不少人怀疑，康有为的西学可能只是个半吊子。（据李天纲《1898年的中国:“戊戌新政”何以夭折》）

　　后来不少学者，如周谷城，也看了出来，康虽为维新运动的发起人，然其学问根底却在旧籍；在维新期间诸疏中，也看不出他对西洋学术有何深切了解之处。

　　还有人干脆对康有为的中学也产生了怀疑。说他的力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不过是剽窃了学人廖平的文章。但不管是不是抄的，这两部书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居然用些荒诞不经的考证，断言千百年来被奉为圣典的四书五经竟是刘歆为助王莽篡位而造的伪经；甚至胆敢称孔圣人一辈子都在“托古改制”，所谓尧舜文王周公，都是圣人为了寄托“改制”制造出来的，真正是荒谬绝伦！用梁启超的话形容这几部书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一点也不为过。尽管也达到了打击封建传统，动摇教条根本，解放思想，为维新开路的作用，但被这“邪说”吓跑的人可能更多。

　　人们暗暗在心里犯愁：这样的康有为担得起变法维新的大任吗？

　　荣禄就是对康有为极其厌恶的一位，曾说过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作为慈禧的心腹，他的看法也应该代表着太后的观点。然而慈禧为什么还放手让光绪康有为去干上一番呢？

　　说慈禧坚决反对维新也许不确切，毕竟被洋人随意欺负、动不动割地赔款，作为天朝之主，这份窝囊滋味也不好受；她若不支持，洋务运动便搞不起来；庚子后看清大势所趋，在她主持下也进行了不少并不亚于戊戌年的改革。她曾说过：“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

　　然而慈禧最怕的并不是洋人，也不是维新——只要维新的程度在她所能容忍的度内，而是大权旁落。尤其是光绪长大后，这种危险一日日增加。按大清国法家规，她早该在皇上大婚之日便归政于光绪，颐养天年去。但操了几十年王朝大权的慈禧如何能忍得了冷清寂寞的生活？她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证明光绪离开她还是寸步难行，这天下还必须得由她老人家来掌舵。既然光绪自己跳了出来，那就让他在天下人前好好表现一番吧——这个连打雷闪电都怕的小子有几斤几两，慈禧还能不知道？所以她一点也不在乎康有为有没有能力，甚至还可能希望他本事不济些，也好让天下人看看，天天叫嚷的维新不过是场行不通的闹剧。也许她还有一层算计：正好趁此机会把满朝文武重新过过秤，看看哪些人糊涂油迷了心，竟敢怀疑她老人家的权威。

　　但到底是多年在险恶的政坛上厮杀过来的，她也不能不做防备。首先把翁同龢给撤了，都是这老家伙在背后撺掇光绪夺权，真是该死！最重要的，当然是军权，于是便有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后第四天的那番布置。

　　好了，任这些崽子们闹腾去吧，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慈禧想起了天下人对她的尊称——老佛爷，她微微一笑，孙猴子本事再大，怎么能翻出佛爷的手掌心呢？

　　于是说了一些体面话后，如“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但留祖宗神位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内制也”之类，直到七月间，太后没有多大动作，只是于颐和园静观形势。对此其间所有上谕，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意见。有人来跟前哭诉，请求太后制止皇上荒唐的做法，她也只是笑道：“汝管此闲事何为？岂我之见识不如汝乎？”

　　后来荣禄的一番话佐证了太后的这番心机：“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所以，“俟其闹至剪辫子时，必有办法，此时何急哉？”

　　光绪、康有为等却是踌躇满志，一心要把大清江山好好整治一番。他们似乎把维新看得很简单，尤其是康有为，原本就很心急：“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现在得到了皇上全力支持，认为维新应该指日可待。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只要“皇上乾纲独揽”，考察日本明治“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他甚至拍着胸脯放言，只要中国效仿日本维新，定能“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光绪大受鼓舞，更是放胆干去，从四月二十三到八月初六，三个来月，光绪便下发了一百八十多条诏令。

　　风波过后，梁启超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抑制不住地激动：“三月之间，所行新政，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他认为维新在民间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据他记载当时民情是如此的令人振奋：“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戊戌政变记》）。”

　　于是看起来，戊戌维新仅几个月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果。当时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报道：“激进的改革举世为之震惊，第一他们终止了对外国人的传统憎恶和闭关自守的政策，鼓吹与列强友善与结盟的政策，倡导全国开放；第二他们改革了那个愚蠢傲慢、自称世界第一的教育制度；第三不复以中国文明与制度为自满，维新派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比起这个青年中国来，就连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瞠乎其后。”

　　但光绪和康有为等人自己知道，维新，只是一个花架子，外面看来漂亮，其实内里苦得很。

　　一百八十多条诏令，捆在一起扔到水里也能听声响，可光绪从九重天上发了下去，竟然大部分都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就不知哪里去了。

　　维新期间，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算是能执行一些政令外，其他各省督抚大都是推诿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连最开明的张之洞也不过对经太后批示的上谕起劲筹划，其余的则视若无睹。最可恶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所有“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光绪火起，电旨催问，刘倒是回了：“部文未到”，装糊涂气你个半死；谭干脆来个照样不理：“置若罔闻”。

　　刘坤一在六月间对此曾说过这样的话：“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所然，不暇究其所以然；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所以他“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

　　静候？他候的是什么？

　　几千年的官做下来，到大清已经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能爬到督抚，谁也不是省油的灯，早已经在官场倾轧中炼出了火眼金睛。嘴里称老迈装颟顸，肚里却是雪亮，一眼便看穿了太后的用意。太后的手段谁都见得不少，连想起来都心惊肉跳。得罪皇上，天不一定塌得下来，而太后，却是万万不能违拗半分的。

　　都说有后党帝党之分，其实这两党岂能相提并论？太后的人牢牢占据要津，军政大权丝毫不漏；皇上身边，不过是些纸老虎，小喽啰罢了。后来梁启超倒也看明白了皇帝一伙其实不济事，远远不是太后对手，说“西后与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那干大员都是磕了几十年的头挣扎上来的，熬到今天不容易，犯得着陪着跳进这油锅吗？

　　其实除了太后的因素，也撇开守旧官员视维新派“自由、平等、民权”的主张为洪水猛兽的政见之争，这些大员心底里原本也瞧不起那伙维新党。看康有为反正多是不顺眼的，何况不过是个领六品衔的小小工部主事，无权无位，把他当个人物不过是给皇上点面子罢了。那些个新贵更是可笑，头毛未干便想骑到老夫头上来指手画脚？尤其是谭嗣同林旭那伙人，大多三十来岁，不在家好生读书，搞什么变法？算上光绪，不过是群大孩子，能变出什么名堂？

　　再说康有为他们一股脑儿只管发令，也不顾及是否可行；名头是好听，但不分具体条理步骤，就是想给他做些事，也不知从何下手啊。

　　局内人对这些诏令不屑一顾，但在不少人看来却是威力巨大，可怕得很。

　　改革必定要损害一些人的利益。梁启超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已经做了退让，不过说要增设新衙门，还没提到要裁尽旧衙门。但冗官是必须裁一些的，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加之八股顿废，也使得天下众多一生只会此业的酸腐学子对康有为恨之入骨，怨气迅速在四处堆积。

　　如果说裁汰冗员和废除八股是顺应历史潮流、必须改革的话，康有为的一些做法却是太过冒进了。国会、宪法、制度院之类根本大事都未曾落实，一些形式化的改革理应放慢一步，而他却不分轻重一笼统全抛了出来：如服式、发式、纪元相对不是急务，他偏郑重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光绪虽未敢采纳这些敏感的建议，朝野间却早已流言广布。

　　因此在所谓的守旧派看来，这次维新却是搞得轰轰烈烈的，搞得举国上下一片惊慌。于是，明里暗里，大大小小的矛头对准了风口浪尖上的维新党人；受了惊吓的守旧派，施展出浑身解数，对抗着、消磨着新政的影响。

　　维新、维新，如此不能不成了纸上维新！

　　或者与其说这是一场实际政务的革新，不如说只是一次思想的启蒙和解放。不管当事人愿不愿承认，后者才是这场维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康有为还是乐此不疲，天天写到深夜。数月间手撰奏折63份，几乎每日一封。如此无效的举动连他弟弟康广仁都不耐烦了，一次次劝：“办此琐事无谓，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

　　泥人也有土性子，何况一国之君？终于，光绪忍无可忍了。

　　六月底，礼部主事王照应诏言事，堂官拒递；光绪大怒，七月十九日，将怀塔布等礼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第二天又赏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两天后干脆将李鸿章也逐出了总理衙门。在这之前的七月十四日，他已经颁旨，宣布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同时裁去各省冗员，包括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

　　皇上居然敢大刀阔斧玩真的，守旧官员一下慌了神。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数十人在太监李莲英安排下入官觐见太后，恳祈太后临朝训政。看着跪在脚下失声痛哭，极力攻击光绪的一地大臣，慈禧皱了皱眉头，她有她的底线：只要不大规模撤换自己的人，不打破她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力平衡，任你闹翻天——对她来说，什么维新维旧都差不多，还不是都为了抓权夺位吗？现在，她觉得游戏该收场了。

　　困境中的康有为他们也似乎找到了祸根：慈禧。搞倒慈禧，方能万事大吉！于是所谓的帝党，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部署。

　　矛盾顿时激化，局势如离弦之箭，不可回头；又如山颠坠石，非到底不止。

　　对付慈禧，最有效的可能就是洋人。七月底康有为建议光绪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延请东西洋政治家指导变法讲求治理。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慈禧立时看破了其中的利害，这小子借维新党不算，还想利用洋人来夺权？慈禧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在洋人面前束手无策；洋人介入，她将失去对光绪、对大局的控制；而据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游历，此日已然抵京。慈禧脸上杀机隐现，光绪联想到京津一带已经盛传秋季太后偕他去天津阅兵时便将废帝，顿觉大祸临头，后背满是冷汗。

　　回宫后，光绪立召杨锐，赐密诏说明形势万分危急，“今朕位几不保”，令其与康有为等维新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这下轮到康有为等束手无策了，只能抱头痛哭。最后还是谭嗣同想出了个办法，大家虽觉太冒险，但也别无良策——争取京郊北洋三军之一，最倾向维新的将领袁世凯！袁世凯成了溺水人手里的稻草。

　　八月初一，光绪单独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衔，暗示其不必受荣禄节制。

　　后党当然没有闲着，荣禄调兵遣将，并且将袁世凯列入防备目标。京师空气陡然紧张，所有城门增加了步军统领衙门的八旗兵，对所有进出人员严加盘查。一时间，天子脚下杀气腾腾。

　　八月初三，在董福祥甘军入京的同时，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

　　也是这天，奕劻、载漪等亲王大臣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有太后矣！”太后冷笑，显已是胸有成竹。

　　八月初五，袁世凯审时度势，向荣禄告密。

　　乌云深处，一道闪电狠狠劈向紫禁城，这场蓄积了几个月的暴风雨顿时发作。

　　以大军对付几个书生，结局其实在三个月前就决定了。八月初六，维新落下了帏幕，连头带尾，共计一百零三天。当日慈禧以光绪之名下旨：皇帝病重，不能视朝，再三恳请训政；太后不得不俯如所请，于即日起临朝听政。光绪从此被囚中南海瀛台，直到1908年去世。

　　事情没完，八月初七起，荣禄派兵三千，封闭京城各门，缇骑四出，缉捕维新党人。所有在新政期间支持维新的官员通通处分，最出力的地方督抚陈宝箴“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他严重者再行一一问罪。

　　几日忙乱后，八月十一日，慈禧下诏复置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恢复湖北、广东、云南巡抚；禁止士民上书；废农工商总局；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结社集会，拿办会员；恢复八股取士，甚至武场科举也恢复旧制，仍试马步弓箭……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切依旧。很多人长长舒了口气：“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当谭嗣同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时，康有为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到了香港。

　　站在海边，他痛苦地回忆着这几个月的经历，苦苦思索失败的原因。他实在痛惜自己这番救亡图存的事业短短几月便遭到如此惨败——再这般浑浑噩噩醉生梦死，亡国可就在眼前啊！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对手太强而光绪帝怯懦无权，可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光绪帝是个雄才伟略的霸主，是个能够从阴狠毒辣的慈禧手里夺过大权的强君，能轻易把权柄如维新派设想的那样分给人民、君民共治吗？难道慈禧的看法，光绪想借维新夺权难道一点道理也没有吗？

　　或者，这是他一直不敢去想的一个禁区，他要竭力说服自己，有了光绪这样的明君，君主立宪一定能做到。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将这种担忧表现了出来，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整个维新期间，他的奏折中，对以前一直津津乐道的立宪法、设议院，只字未提。剩下一个立宪的基础，建立新政领导机构，制度局，也落了个搪塞变通、议来议去，不了了之的结局。他是不是应该想到如此白白担了个维新的名头面面树敌，而做的不过只是洋务的活计，实在有些不值呢？

　　他有没有细细咀嚼光绪的《明定国是》诏呢？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分明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宗旨啊！

　　他现在一字字在心里默诵的是光绪在危难时刻赐他的密诏：“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悲愤中，他有没有想起，觐见光绪前，商界大佬郑观应对他劈头泼下的那桶冷水呢：“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拇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

　　他有没有想起，已经殉难的弟弟见新政难行时沉痛的劝告呢：“专心教育之事，著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后大行改革等法。”

　　只是，如此大清还能等三年吗？他还是不服。

　　腥风烈烈，几只海鸥尖厉地叫着，面朝大海，康有为潸然落泪。望着东方，他暗暗下了决心，要到日本——在维新中重生的国度——去亲眼看看，如何维新才能成功。康有为不禁向着想象中光绪被囚的方向双膝跪下，向老天、向皇上发誓：终有一天，他将兴师勤王，重新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图强！

　　浊浪滔天。康有为有没有去观察，可曾有一重浪潮能够返回大海深处再来一次呢？每一浪身后，都有新的一浪在酝酿，在推动，谁也无法回头；涌来的，是雷霆万钧的斗士，留下的，是满目白沫，一地的残骸。

　　他要去的日本，有位广东同乡，孙中山，正在那里招兵买马——

　　为中国，决心推翻这不可救药的大清！

　　帝梦——害了袁世凯的“Ta”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

　　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1916年6月5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生命与他的政事一样都走到了尽头。这几个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下众叛亲离，大局已经糜烂不可收拾，急火攻心，他原本患上的膀胱结石转化为尿毒症。中医几天前就已经束手无策，法国医生贝熙叶一番忙碌后，也无奈地摊开了手。

　　现在，接受遗嘱的一干人围绕着病榻，看上去每个人的神情都是无限悲戚，但谁也不知道他们此刻心里到底在盘算着什么。

　　打了一针强心剂后，昏迷多时的袁世凯悠悠醒来，疲惫地环顾了一下，无神的目光停在了徐世昌脸上。

　　“菊人，”他费力地轻轻叫着世昌的号：“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看着奄奄一息的袁世凯，想着这么个强人，十几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翻云覆雨的好汉，居然落到这个地步，不由一阵心酸，勉强安慰了几句。

　　此时袁克定见父亲醒来，连忙附在袁世凯耳边提醒道：“金匮石屋。”石屋是总统存放继承人名单的所在，这小子到了现在想着的还只是那个诱人的大位。

　　袁世凯似乎没有听到，或者不去理会，只是嘴巴张阖，喃喃地说着什么。众人都附身上前，竭力分辨许久才听出来是这么句话：“他害了我，他害了我……”

　　很快，袁世凯又陷入了昏迷。

　　徐世昌不知怎的，突然记起袁世凯少年时写的一联诗：“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看着病榻上袁世凯晦暗惨淡的脸，顿时泪下。

　　次日上午十时，袁世凯病逝于中南海居仁堂，时年五十七岁。

　　“他害了我。”这“他”，袁世凯指的是谁？野心勃勃的儿子？希图攀缘富贵的小人？背他而去的部下?抑或，不是某个人，而是“它”?

　　这害了袁世凯的“Ta”，到底是什么？

　　当那段风雷怒涛般的历史终于尘埃落定后，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无论袁世凯本人认为这“Ta”是谁、是什么，反正真正的祸魁只有一个：称帝。当中华民族已经开始走向共和后，这个疯狂的历史倒车，拖着袁世凯深深陷入了遗臭万年的烂泥潭。

　　袁世凯一生经过了很多可怕的险滩恶浪，然而，他却像一个天生的弄潮儿，凭着当时无人能及的手腕和胆略，每过一浪，使自己的身价涨上一层。维新告密、清廷忌恨欲诛、杀辛亥功臣张振武、刺政治家宋教仁、卖国借款……尽管沿途留下无数恶名，却一路走得风生水起，直至成为整个中华大地上最重的砝码。

　　即便是被清廷开缺赶回老家，他还是能牢牢地控制着北洋军；即便是1913年，闹得轰轰烈烈的讨袁“二次革命”，他还是不到两个月便能以全胜结束——而这次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的势力从此伸张到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这些地盘之前一直由革命党及一些其他非袁派系所控制。

　　这样一连串的胜利，称帝之前，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袁世凯。

　　袁世凯也曾有过巨大的辉煌。

　　1912年，一条崭新的金光大道铺在了袁世凯脚下。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上，后人可以看到，一身戎装的大总统气宇轩昂，踌躇满志——尽管那几帧黑白照片早已经泛黄，但谁都可以想象，这时的袁大总统一定是满面红光印堂发亮。

　　所有人都期待这位大总统带领着多灾多难的炎黄子孙告别屈辱,走向复兴；很多善良的人更是早早为袁世凯预备下了一个彪炳史册的神圣勋章：中国的华盛顿。如这年2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就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袁世凯看上去也的确能令人放心。虽然身材矮了些，但壮实可靠，诚恳谦逊，讲义气、重朋友、敢担当，经验丰富，新旧人物都能接受，在一般国民，尤其是还没搞清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心目中，威望也许比孙中山还略胜一筹。连孙中山会晤袁世凯后也十分满意，一次演讲时，他热情洋溢地赞扬袁世凯：“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即袁世凯）并不谬误。”——他认为自己把民国重担交到此人手里实在是英明极了。受风云人物如此夸奖，这绝不是第一次。李鸿章临终时还不忘举荐这个老部下：“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酒宴上，孙中山对着袁世凯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一时间，民国处处欢欣鼓舞掌声雷动。

　　有谁记得，此时的袁世凯是什么神情呢？惶恐？谦虚？欣慰？满足？或是不动声色？但这没有意义，这号人物，表情和心机间何止差着十万八千里。

　　反正，此时的袁世凯，站在了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之上。

　　袁世凯既然能让孙中山和李鸿章都叫好，当然有其真材实料。他的手段谋略，不用说是世所公认的高明老辣；在重重迷雾中冷眼参透利害关键，更是他的看家绝学；可如此袁世凯，聪明一世，怎么在最后关头竟然会做出称帝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唐之事呢？

　　很多人猜测，袁世凯临死说害了他的“他”，是指儿子袁克定之流为了自身富贵怂恿他恢复帝制的一干人。在袁世凯看来，这个“他”确实应该算是送他走上绝路的“大功臣”。后世都把当时杨度、梁士诒等人组织的什么“商会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车夫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热热闹闹地劝进大位，定性为袁世凯强奸民意欺骗世人的伎俩，但在其中，袁难道真的仅仅是个幕后的策划者吗？他本人是不是多少也是别人欺骗的对象呢？

　　一件事也许能说明些问题。恢复帝制正在紧张筹备时，袁世凯想了解一些外界民众的真实想法，于是取了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来看。一眼扫去，满目是颂谀拥戴之辞，老袁满心欢喜，以为民心如此何愁大事不成。哪曾想，这却是份袁克定令人炮制的假报，发行量不大，天底下可能就此一份。

　　其他手段就更多了。从穿长袍的风水先生到西服革履的摩登堪舆家，从街头术士到西洋占卜大师，团团围住袁世凯，口口声声天命不可违、真龙下凡，如此这般几月黄汤灌下来，还有几人能仔细对着镜子照照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呢？

　　当然，袁世凯这样的角色，外人的影响再大也是次要的，根本在于，他自己血液中流动着永不满足、永不能屈居人下的野心——这倒是不折不扣遗传给了袁克定。打个比喻，对于袁世凯，只要眼前有更大的果实，无论手里已经到手了多少够不够吃，都要费尽心机再去采了来。他的生命，原本就是一个攀缘和攫取的过程，他永远无法忍受寂寞。当上大总统后，天底下能诱惑他的只剩下了一样东西：皇位。可以想象，假如帝位巩固，他应该还得想着法子折腾，像秦始皇那样追求长生不老。

　　天命民意私心皆不可违，终于，袁世凯决定，于1916年元旦登极。

　　也许说这样的话可能会令很多人勃然大怒，但我以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除了他本身贪婪的野心和私党的蒙蔽撺掇外，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得不如此行的苦衷——起码在袁世凯看来可能是这样。

　　我们不能把一代枭雄想象得如此简单如此机械。

　　辛亥革命枪响，南北合力，轻轻松松逼清室退了位；诸先驱一鼓作气，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体移植到这片陈旧的土地上，中华民国终于呱呱坠地。

　　其间的恩恩怨怨不再多说，反正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取代孙中山成为大总统。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南北统一。

　　之后，很多教科书开始这样写：“袁世凯一当上临时总统，即别有用心地下令裁军；接着命令南方各省将大部分军队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中国通史》卷20，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用说老一套的“狡兔死走狗烹”、“杯酒释兵权”之类所谓的封建统治权术，大家都清楚，无论哪个新成立的国家，只有中枢能做到掌握大局，运转政事如以头使臂以臂使指，方能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算是真正开了国。地方一门心思筹划着发展自己的势力，无论如何对整个国家都是不利的，随时有崩析的危险。

　　当时摆在袁世凯面前的，有两个最重要的任务：一是集权中央，二是把这权力分配出去。分配权力不必多说，无论是谁，都想把它交给亲信、忠于自己的人；以排挤异己来论定袁世凯包藏祸心也许有失公允。至于说袁世凯削弱南方武装是“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话当然不错，可谁希望自己统治的地盘坑坑洼洼，这里一道寨那里一个坎呢？而当时袁大总统治下的国土，说是统一了南北，却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北京政府对南方很多省份，如苏、赣、粤等，实际是鞭长莫及，集权任务很是艰巨。不说别的，刚开张的北京政府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可如今南方各省却将原本应该上缴中央的税收几乎完全截留自用，吃饱了抹干净嘴巴等着看老袁两手空空变戏法呢。

　　且不提南方。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束缚下的袁世凯看起来风光，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民国根据《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颁令，必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这一规定使国务员有效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参议院作出的决定，大总统却必须执行，即使不同意，只要“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总统还得执行。这种制度的确体现了民主，但不可讳言，当时内阁和总统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更多的是带有浓厚的政党偏见，甚至是私人恩怨。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民主人士看来却是很满意，他们似乎认为分党相争才是民主，才是共和国最好的气象。于是无论什么法令出台，先得吵吵嚷嚷争论一番，管你误不误事；有时国会纷争，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

　　戴着紧箍咒的袁世凯甚是苦恼，他觉得这种制度下事事不顺手，有次在一份文件中透露了这种心情：“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他做为大总统已经仁至义尽，“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而议院却是“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

　　这种情况连一些革命党人都看不下去了，章太炎就曾说：“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呼吁“宜请大总统以便宜行事”！孙中山也对此表示了同情：“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

　　撇开政见之争，也暂且不计较手段的优劣，若想真正能使政令号行全国，统一政局，平心而论，袁世凯想集权的目的不谓不合理。不是连宋教仁都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掌握全局吗？

　　所以袁世凯一登台便展开手段，熟门熟路地开展一系列集权中央、集权自身的动作——“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

　　孙中山说袁世凯的手腕不免“稍涉于旧”，其实对袁世凯来说，手腕根本没有新旧之分，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招数都可以使。革命党人想用几条约法捆住老袁，就如同想用灯心草拴条大牯牛，实在是太天真了。袁世凯从小便不受任何教条约束，循规蹈矩的八股文章便做得极臭，使教他作文的张謇苦着脸连修改也无从下笔；对被孙中山等人视为至高无上的约法政体什么的条条框框，他的对策很简单：“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

　　凭着在大清朝历练出的本事，袁世凯修改约法，扩大总统权力，一步步走得还算顺利，尽管身后骂声不绝，却不甚痛痒。没费很大力气，袁世凯只用一两年功夫就取消了掣肘的责任内阁制度，当初那个几乎是空有其名的虚职总统，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掌握所有大权的大总统。

　　当然手段的确不堪，金钱美女、暗杀恫吓，甚至敢明目张胆地逼着愤愤不平的议员一天投三次票，直至使他老袁得到法定当选正式大总统的票数。别说三次，如果需要，四次五次也得选下去，不怕你不选我老袁——不选的不给东西吃，不准出去。饿还好说，谁能忘了那些烟瘾大发的议员涕泪横流打躬作揖的狼狈相？

　　可饶是袁世凯使出浑身了解数，效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国事仍是一天天坏下去。尽管京中政局在他的强压下看起来老实了许多，可地方武装势力却始终无法削平，反而日甚一日地萌发着大大小小的异心。一系列精心的筹划，如废督、虚省设道、文官政治，想削弱各处军阀，简直是与虎谋皮。一斤政令发下去，最多执行二两，甚至暗中扔还给你一斤半。袁世凯自己很清楚，胜利的光芒下其实隐伏着越来越大的危机：尽管他轻轻松松镇压了二次革命，可实际上在平定中却养大了手下的野心——扩张了地盘的部将渐渐开始明里暗里违拗指令。他只能无奈地看着连自己的北洋都一步步走向一盘散沙。

　　这么多年来，一直坐在台下搞些拆台柱、挖墙角、摔火盆子、激雄鸡相斗之类权术的袁世凯，如今自己端坐在台上光着膀子承受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一日日焦躁起来。据说他常常独坐居仁堂，喃喃自语：“这共和是办不下去了。”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那一系列复古官制、尊孔祭天的行动不过只是前期热身，真正的开场锣鼓居然从海外传来。1915年8月3日，北京《亚细亚报》上刊出了一篇论文，《共和与君主论》，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行政法教授，美国人古德诺。这位著名的法学家还有一个身份，袁世凯的宪法顾问。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国体，应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经济状况相宜。他在文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总之，目前民智低下，还不具备参与政治的品质，所以当前“共和制不如君主制更符合中国国情”。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文一出，舆论大哗。明眼人都已经看出，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劝进，革命党当然是义正词严地唾骂；可一些外国人，如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有贺长雄等，却纷纷发文附和；美、德等国也明里暗里为袁世凯撑腰打气。国内除了那些请愿团之流令人发噱的闹剧外，杨度等一干名流也趁势抛出各种所谓的帝制理论依据，如什么《君宪救国论》之类。一时间，围绕着袁世凯，帝制呼声甚嚣尘上。

　　袁世凯当然十分愿意相信这些理论，于是信心更足。终于，他要揭下那最后一层幕布了。

　　这时有很多人劝告过袁世凯不应跨出那最后一步，如张謇就恳挚地劝其做华盛顿，而不要效法复辟失败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梁启超也用心良苦地忠告过袁世凯：“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

　　说得再多、再声泪俱下，对决心已定的袁世凯都是青石板浇药，一点疗效也没有。他置若罔闻，埋头按自己的计划做去。也许，他也意识到了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冒险，但他相信幸运会一如既往地庇佑着自己；再说，他今生所有的成就，都是从一场场大大小小的冒险中来，他竭力说服自己：他应该还能控制局面。

　　就像他不用几年就能把总统经营得可以终身连任，可以指定继承人，虽然还没有正式名分，却已有了皇帝之实——而这天下还不是嘀嘀咕咕骂一阵子后又风平浪静了吗？

　　还有人劝他，既然有了皇帝之实，何必贪那虚名呢？袁世凯微微一笑：

　　大总统的礼服如何能有皇帝的龙袍那般神圣、那般威重、那般令人仰视？天底下那些不安生的崽子们，得靠这件龙袍去镇呢。

　　袁世凯没有料到这回会败得这么快、这么惨：自己这个“洪宪天子”连头带尾不过只做了83天。而且这次失败丝毫不可挽回——他已经无路可退：尽管见势不妙便立即撤消帝号、恢复责任内阁制，但已为时太晚。手里所有的牌都已经打完，他已经被架起，即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举国怒骂声里，忧愤恐惧的袁世凯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袁世凯是败于称帝，这无可疑问。然而，让我们再仔细看看当时的檄文，也许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1916年5月8日，广东成立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的联合组织。军务院的北伐《出师布告》中说：“天下汹汹，徒为袁氏之故……我师之起，职在讨袁。非袁自退，黎大总统继位，不能罢兵。守此范围，无敢逾越。”梁启超也明确说过，斗争目的只在推翻袁一人。

　　到底是讨袁世凯，还是讨帝制呢？倒过来说，这些义愤填膺的地方武装认为，该被彻底打倒的，到底是袁世凯还是帝制？

　　粗看这个问题不必深究，讨的就是袁世凯这个搞帝制的人，两者原本就是一体。可孙中山毕竟眼光不同，他的讨袁宣言便说：“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然而，在那场直接导致袁世凯覆灭的护国运动中，他兵微将少，不过是个不起眼的配角，声音微弱得很。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讨袁一人，和彻底推翻帝制捍卫民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

　　尽管辛亥后，民主共和的口号越来越响，但后人不得不承认，这仅仅是表象；或者说，一般民众对共和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很浅的表面。从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等作品里分明可以看出，广大农村其实还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觉悟，他们最盼望的还是出个真命天子来结束这板荡的乱世。海外康有为的保皇党仍旧兴风作浪声势浩大。军阀中明的有誓死不剪辫子的张勋，而暗中与满清退位朝廷眉来眼去两头观望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到了1922年溥仪大婚时，民国派来祝贺的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还在鞠躬后突然下跪磕头，说刚才代表民国，现在却是“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倒把溥仪吓了一跳。北京城里，还常能见到翎顶袍褂打扮的人招摇过市。不少人认为，帝制并没有过时，甚至比新鲜陌生的共和还要有号召力，他们满怀信心地等着共和倒台，等着恭迎圣人正位。

　　回头看古德诺那份被批得臭烘烘的《共和与君主论》，文中说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写得很不堪，但却是事实。中国政治，千万年来都是政府领导民众，如今骤然由民众操纵政府，结果可以想象。且不提底层的老百姓，就是那些革命党人本身，对共和又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呢？定宪法、开国会、组政党，看起来有模有样，但不过是“抄袭欧美成法”；各党党纲并无多大区别，反正都是一些口号，连自己也不大相信；还有不少党员，不过是借着党争之名争权夺利，当时便有不少如“党棍”、“党痞”、“吃党饭”之名称（钱穆《国史大纲》）。这样的所谓共和与帝制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都是夺权的手段。

　　新旧军阀还从革命党那里学来了几个很有力的新口号：“独立”、“联省自治”。动不动就通电宣布独立，全国各地此起彼伏不时响几声炮，甚是热闹。

　　在推翻帝王君权大山后，中华大地就像猛然炸开的高压锅，骤失去重压的粥汤四处飞溅沸得一塌糊涂，给人的感觉比从前还要糟糕。

　　有人说那时的中国存在离心的隐患，的确，突然失去了最高中枢，心都没有了，如何能不离？

　　所以有很多人在苦苦思考：共和，到底能不能收拾这残局呢？或者，还是得请出这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老法子——君临天下？

　　所以很多人其实并不坚决反对帝制，他们只是反对老袁。

　　欲令智昏之外，袁世凯称帝的重要目的是想借此加强中央集权，集权则势必损害地方势力，这个矛盾并不能随着什么帝制而解决。相反，袁世凯此举，恰好为散在各地的军阀提供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来反抗他重树中央权威。换句话说，即使袁世凯不称帝，只要集权的矛盾激化，照样要起兵反袁。地方势力只有一个目的：保存自己的实力，不管你中央是帝制还是共和，来削我就要想法子对抗。从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的尴尬局面也可以看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蛮横：各省军队只是伸手要粮饷，根本不听指挥，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基本上是个空头司令。

　　只想不被削弱还是指一些安分的，那些也有野心的更是不甘一辈子憋在人家脚下。从前有皇帝在时，大伙再有志气，终极目标也不过出相入将；共和后，说只要有本事能治国，谁都可以争总统，这下顿时提升了很多人的眼界：敢情老子也有可能坐坐那把大交椅啊！这样的人，对任何人当一把手都是不甘心的，时时刻刻在窥伺着机会。现在老袁昏了头，把个大屁股高高翘起让人打，还能不出死力吗？

　　再说老袁在世人心目中毕竟分量还欠得远。这老小子一直喜欢玩阴的，告密杀人，不择手段，实在不能让天下人心服。让你做几天总统过过干瘾倒也不妨，想化国为家，没门！当初大伙一朝为臣，见面作个揖便行了，现在更是只要拉拉手，可称了帝后便得三拜九叩，这份憋屈，犯得着吗？谁不知道你老袁的根底啊，你自己叫人吹嘘是什么真命天子、真龙下凡，可民间都流传你老袁是只癞蛤蟆转世呢！这大位，你配吗？连一心想复辟帝制的遗老都觉得袁世凯坐这位子可笑可怕，真正是鸠占鹊巢，不倒才是没天理。

　　还有一些军阀，尤其是北洋内部，本来就对老袁的猜忌削权越来越不满了，更怕他万一称帝成功，日后跋扈轻浮的“太子”袁克定继位更不得了。段祺瑞原本就和“太子”结过大梁子，克定甚至想找人做了段，被老袁制止才算了事；连北洋军中最为敦厚的冯国璋都讨厌这小子，说：“像这样的曹丕（指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

　　段、冯这等左臂右膀都寒了心，如此形势，袁世凯安得不众叛亲离一败涂地？

　　然而假如袁世凯是个能孚众望的人，或者，此时另外出一个能力德行都远胜于他，在一般百姓眼里有稳坐龙庭福分的角色来逐鹿中原，三搞两搞，会不会真个把帝制重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栽活呢？

　　这也是幻想。虽然当时帝制的念头还常常在很多人心里转悠，但仔细看去，那盘旋在梦里的金龙，早已绝了气息。不过是一时并未烂尽，浮在时代大潮中随波飘舞，如幽灵的影子一般，才被些视力不济的人误认为还有生气。

　　尽管农村还未真正开化，可毕竟辛亥后共和已经在人民心里扎下了根。谁也不能否认，共和取代专制是极大的进步，是质的飞跃，是不可抵挡的世界潮流。当时的形势就像一道千年大坝，寿命已到，到处出现裂隙，再怎么修堵也是徒劳，溃堤狂泄是迟早的事。谁妄想力挽狂澜，只是螳臂当车般的不自量。

　　初生的共和虽然现在看上去软弱无力，但一样能建立强有力的中枢，而且这中枢所依靠的力量来自广大民众，远胜于昔日的乾纲独断。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以他的思想不可能理解这点，他所有的经验都从官场倾轧、尔虞我诈的较量中得来，只信奉从上到下的强权镇压，从没有正视过来自民间、来自大众的力量。大时代来临之际，他最终不能扭过脖子，还是回望老路，乞灵于皇权来重铸中枢，使自己成为天下所有枪炮的靶子，结果只能是走向彻底的毁灭。

　　为他设想，最合理的措施不是称帝，而是开发民智。只有使民主共和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才能树立一个拥有广大民众支持的有力中央，才能由各省各地由下到上逐步实现真正的民主，从而自然消灭所有割据势力。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后人的一厢情愿，袁的野心和耐性，都容不得这个长远的计划。孙中山到底伟大，经过一连串挫折，终于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在建立共和国后应该有一个“训政”时期，来开发民智，训练民众参政能力；鲁迅等文化巨人，痛定思痛，也回顾自身，开始血淋淋地挖掘国人骨子里的奴才根子，全力改造国民性。

　　所以袁世凯的失策可以这样来比喻：好比有人得了一辆汽车，却不会驾驶；他应该怎么做呢？是好好向人家学习驾驶技术呢？还是卸下发动机，搬出辕轭，套上牛马，挥舞着鞭子赶路呢？不幸的是，袁世凯选择了当车把式。

　　且不说凭袁世凯的力气尚不能胜任赶这车，退一万步，就算他真的晃晃悠悠稳住了身子，大车上路，也只能落个被一辆辆汽车飞快地超越，闻烟咽土的份。一遇争端，更是只能老老实实挨宰——谁叫你落后人家几个世纪呢？

　　民众的成长需要时间。

　　袁倒之后，表面上中国政局看不出有什么好转的迹象，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混乱。从前还大致分为南北冲突，现在却不分东南西北，连北洋内部也杀机四起，整个中华大地，谁也数不清到底被割成了多少块，触目是狼烟，到处是刀枪。“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钱穆语）”，各处政事在鸦片烟中、麻将桌上、姨太太堆中运转。百姓苦不堪言，连远在乡间的九斤老太都哀叹：“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年纪大的不觉怀念起当年光绪爷在位时的光景，四顾无人便狠狠咒骂：“天杀的革命党、天杀的袁世凯”，祈祷着有朝一日，能亲眼再见真龙天子再登大宝，重开太平……

　　民主共和倒是喊得更响亮了，不过却像从海外购得一大堆先进的建筑材料，原本足以建造最时尚的高楼，一时却找不全这么多懂施工的人干活；有力气的便零零碎碎各自抢得一份，按着各自需要各自理解各自造起房来：如此怎能不出现遍地的碉堡山寨？——好在谁也不敢再用这些材料试着建一座皇宫。

　　专制的中枢已然覆灭、民众的中枢尚待成长，这段两头落空的空白不得不过得分外艰难。

　　但再无力、再丑陋、再幼稚，辛亥后的中国毕竟已经进化到了人；如果回头，即使再强壮、再完美，可究竟还是猴子。

　　这不过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这辆能追赶时代的汽车，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原理、在练习驾驶；越来越多的热血儿女，正埋头琢磨其中的关键：民主和科学，琢磨着怎么向昏睡中的父老乡亲宣传介绍、教授使用方法……

　　虽然还是满目废墟，但建造宏伟大厦的图纸已经在细细设计、在一稿稿修改……

　　辛亥革命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

　　千万年来禁锢着华夏子孙热血的大坝上，裂隙一分分一秒秒在龟裂、在扩大、在联合；冰山底下，地火在无声地奔流——

　　无边黑暗里，一轮新生的红日在乌云深处挣扎、跳跃，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那喷薄而出的一刻。

　　中国人大都注重身后名声，袁世凯缺乏法国昏君那种“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洒脱，尽管我们可以说他是痴心妄想，可他当然也希望这轮红日能在自己手里升起。但他几十年一惯饱满的自信却随着登极大典的到来一日日消解，还没坐上龙椅便已经满心忐忑不安。

　　故宫太和殿中龙椅正上方，十多米高处的藻井内，有一个金龙口衔着的硕大铜球。此球称轩辕镜，相传为黄帝所造，专门审视着底下的历代天子，如有假货登基，立即落下砸死僭越者。

　　袁世凯筹备登基时看到此球，立即下令将龙椅往后移了两米。

　　是对自己是否上应天命心里没底，还是压根就害怕这大铜球也和帝制一样，已经不牢靠，摇摇欲坠，随时会自个掉了下来呢？

　　踏着台阶一步步走向龙椅时，自信不足的袁世凯有没有犹豫过呢？也许，此时他想到了袁家历代祖先都没能活过六十岁，而他自己过了年便已是五十七了，于是一咬牙，将所有的一切做为筹码，往龙椅上狠狠押了下去……

　　不知袁世凯坐在龙椅上接受百官朝拜时想的是什么。肃穆之际，他有没有记起另一个儿子，袁克文，劝谏他打消帝制念头时写的那联诗呢：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横眉 ——傲然出世的“民族魂”

　　有一些人是只适于用黑白照片留住影像的，比如鲁迅先生。也见过一些先生上色的照片或是肖像油画，可总觉得反而少了一些神韵。至于少了什么，很长时间内却说不上来，只是觉得黑白照中的先生，更能给我一种冷峻的感觉。

　　也许，这种感觉就是先生所说的“横眉”。

　　终于到了鲁迅。

　　如果把这组文章的写作过程比作一次登山，那么，无疑，现在我来到了最高那座峰的脚下。其实，在之前的旅程上，每当我思绪混乱时，便会仰头，拨开缭绕的迷雾寻找着重峦叠嶂背后那想象中的一抹白色，于是就能感到一股温暖的寒气，不多时便可以冷静下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掩住那座山峰的；而那峰顶，一定覆盖着厚厚一层的皑皑白雪，即使海枯石烂，也不会消融丝毫。于是每完成一篇，便多一重欣喜，因为离这座大山又近了一步；更是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一定能将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出色，毕竟这是朝圣，而不是观光。

　　然而开始攀登后才发觉自己的力量实在小得可怜，面对巍峨，竟然提不动手中的笔。除了瞻仰，我根本无法对这座山进行任何全面的描述，即使只是一角山岙，也足以使我用一生徜徉其中。于是便想放弃，但实在心有不甘，可每次提笔却又颓然垂下。如此苦思多日，究竟想出个法子，既然我没有能力俯瞰剖析这座大山，那何不转换一下角度，看看山四周的景色，好好想想：这座山的出现，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或者，是谁的力量，使得这高山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离我们这么的近，近到令我无数次地假设，如果医学能帮助先生度过1936年，也许会有一段时期，我能与先生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那可是需要几世修来的幸运哪！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大山的边缘，那山脉绵延而来的方向。

　　1929年，鲁迅又一次打起了官司。与四年前那次因“女师大风波”被免职，从而起诉以章士钊为总长的教育部不同，这次的被告是他北大的学生李小峰。李还有一个身份，是鲁迅合作多年的出版商。原因是李小峰的北新书局暗中克扣了鲁迅大笔版税。8月12日早，他“寄李小峰信，告以停编《奔流》”，下午便约请律师；次日委以杨律师“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当然，这场官司没有疑义，理直气壮的鲁迅赢了。李小峰解释道歉后，11个月内结清历年所欠鲁迅的版税；双方依据《著作权实施细则》重新签订合同，继续合作。经过此次对簿公堂，鲁迅追回了版税八千二百多元。

　　且不提鲁迅在世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即使只是普通文人，在一般人眼里也是高洁的，而金钱不用说是庸俗肮脏的；任何把两者扯在一起的行为都是对文人、对文化的亵渎。当年郑燮游戏人间，挂出《板桥润格》，说什么“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对自己的书画明码标价就曾激起过轩然大波——怎么能把伟大的作品像米面猪肉一般，堆在摊子上论斤两卖呢？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古往今来，文人其实一直靠出卖为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做买卖又从来就被看成下贱的活计，世世代代文人最大的出息，就是把自己卖了，得个好价钱，痛快一番，方不枉来人世间走一遭。不是连孔圣人都大声吆喝吗：“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卖了啊，卖了啊，我等着主顾啊！

　　与其他生意不同，文人看得上的主顾很少，或者应该说，真正能买下他们的主顾只有一个，这也正是文人自命清高的原因。“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说好听些，此番交易是为了“兼济天下”，说白了，家天下的时代，不过是给皇上打工。科举，不正是一条沿用千年的采购标准吗？无怪争得头破血流，毕竟报酬丰厚，虽说不能人人高官厚禄，一旦售了，能养上几个小妾的待遇总是少不了的。

　　可既是买卖，卖方便不能不多少看看买方眼色。傲岸如太白，可以由着性子戏弄看不顺眼的大小官员，有机会甚至还捉弄太监头子高力士一把，让他给自己脱臭靴子，可见了玄宗，饶是喝得再醉，还是得挣扎着规规矩矩地叩拜的。你可以不用摧眉折腰事权贵，千金散尽还复来，可那千金毕竟是皇上赐的，你能不弯上几回腰吗？真没了千金，你李白种地去还是喝西北风去？总不能一辈子死皮赖脸地让别人典当五花马千金裘供你将进酒啊！

　　当然，实在穷极了，把投售的对象从金銮殿上降下来，怀里揣着一大卷稿子，向有能力购买的权贵豪商四处登门推销，打打秋风，也是一条活路。不过这样一来，跪拜的频率愈发的高，可能从此就再站不起身了。如果这条路也走不通，那就只好做塾师做师爷去了，这已经完全是一种行业了，从头到脚是个伙计，一切都得由东家说了算。

　　经济能否自立对人格独立的重要作用，鲁迅看得很明白。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个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正因为鲁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很重视，必要时甚至不惜闹上公堂。一部《鲁迅日记》，几乎就是一本明细账，他自己也说过：“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

　　可谁也不会说鲁迅是个财迷；谁都清楚，鲁迅挣钱，正如匠人收集钢铁，正如战士吃饱肚子，都是为了能有充足的兵刃和力气，去挣脱所有的束缚，在天地之间站起身来，直立着，战斗。

　　文人的买卖延续了几千年，但能卖出好价钱的，却往往不是所谓真正的文学。卖得最好的当然是能有管家的本事，帮忙打理天下，春种秋收，追租放债，弹压刁民，能揽上这等活自是文人的终极目标。次一等卖的是“帮闲文学”，奉承凑趣，篾片的干活，典型人物是陈后主手下江总之流宫廷“狎客”，历代四平八稳歌功颂德的“承制”诗词、“庙堂文学”，就是这类马屁文章的范本，连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也得归入这个范围。

　　而那些文人的真玩意，能世代流传的佳作，却因为真情流露，大多“不平则鸣”，有股浓浓的酸涩味，多为主上所不喜。孟浩然一句“不才明主弃”、柳永一句“自是白衣卿相”，皇上岂能看不出其中的牢骚？那好，朕就依你做明主弃了你，放你做白衣卿相去吧。一声钦此，买卖不成，这辈子就算是潦倒了。即使真有人欣赏你的文才，至多也不过尽力周济几回。好像谁也没想过靠出书发家。好文章问世，洛阳纸贵，喜的是卖纸的，不是写文的；文人自己出集，雇刻工，选木料，更是贴钱的勾当。即使是明后，出版业大兴，可作者还是捞不着多大油水，书商请来的编辑也只能是勉强糊口——《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正是例子。更没听说过几大名著中哪位作者发了财，相反还常遮遮掩掩的，如写《金瓶梅》的，唯恐让人知道自己写这些不上台面的玩意。旷世绝作《红楼梦》，当时便已名声大噪，连皇帝在深宫都听说了，可怜曹雪芹还是穷得常常喝稀粥度日。

　　可以说，历朝历代，文人的作品都没有真正投放市场，即便能达到有水井处便有人传唱的受欢迎程度，可除了能为把自己卖给朝廷、权贵造些声势做点广告外，一直没能同经济挂上钩。这种现象久了，反倒使一般人，甚至文人自己，都以为文人应该是口不言阿堵，白衣飘飘，不食人间烟火的“藐姑射仙人”。却忘了，自己的膝盖早已不知不觉跪了下来。

　　但自古来真正的文人都是希望自己的腰板能够直些的，如陶渊明那样，不为下一顿饭操心，又不用俯仰别人的鼻息，是世代混迹在“人间臭腐场”的文人的美梦。无奈离开人家屋檐下便得饿肚子，只好一辈辈忍着。一旦时机成熟，自己的玩意儿居然能卖钱，那当然不能放过。郑板桥名列“扬州八怪”，嬉笑怒骂啸傲江湖，一个只做过七品芝麻官的丑八怪（郑燮自称“板桥貌寝”——寝，丑也），能活得如此潇洒，支撑着他的，还不是润格带来的收益吗？

　　从板桥的书画买卖生意兴隆也可以看出，文人的市场已经在悄悄拓展。社会按着自己的步伐前进，到了鲁迅的时代，居然可以凭着卖文过活了，甚至，还可以活得不错。据计算，鲁迅后期卖文收入至少可以达每月500元，而当时1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30到40元。老舍说在二十年代，一份肉丝炒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饨带卧两个鸡子，只要一毛二三就可以开付；要是再花两分钱，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区区一毛五便可美美吃上一顿。而三十年代物价再涨，也不过是“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很多学者，陈明远等人，早考证过了（本文有关鲁迅经济情况基本根据陈先生的考证），根据当时的物价，一个四五口之家，11元即可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文人能挣这份钱，是李白他们不能想象的：正如他们不能想象世界上会出现报纸、杂志这种玩意，满大街吆喝着卖；正如他们不能想象，干谒权贵时为吊起阅读胃口而搭在诗稿里那些编造的故事也可以一版版印了换银子。

　　进入二十世纪后，时代给了所有想经济自立的文人一个机会。

　　文人中当然包括鲁迅。

　　板桥卖的是字画，鲁迅卖的是什么呢。

　　是呐喊声，是冲锋号，是当头棒喝，是金刚怒目，是苦口婆心，是恨铁不成钢，是除恶务尽……

　　中华大地一片混沌，而先生的窗口始终亮着光，如海上不灭的灯塔。先生静静地坐在灯下，慢慢地吸着手中的烟卷。终于，他提起饱蘸了浓墨的“金不换”，轻轻落笔——天地间顿时风雷大作，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响起惨厉的鬼哭神嚎。

　　无边黑暗里，先生手中的笔放出万道光芒，照亮了前进途中的荆棘刀枪，先生挺起胸，冷冷一笑，迎着锋刃迈步向前走去——“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先生以血肉之躯，为在地狱中苦熬的众生开路。

　　满目狼藉茫无头绪之时，天幸出了如此警醒雄文，对徘徊在迷途上的中华儿女，真正是雪中送炭，哪用愁销路不畅？

　　然而，这些受民众欢迎的文章，却是独裁者的眼中钉。鼓动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言论，历代都是统治者的大敌。别说像鲁迅这样大声疾呼，即使只是皮里阳秋远站着斜斜说上一两句，只要被大人们察觉里面有刺，那么祸事便到了，逃命去吧，还想卖钱？笑话！

　　不用再提太多人痛骂过的明清文字狱，也不提那些豁出去指着皇帝鼻子大骂的大臣——除了责任心，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在做买卖，用生命买得身后的千古美名；或许，当世也可能兑现：万一皇帝被自己骂醒了呢？明白人应该知道，这是小骂大帮忙啊！有个小典故能说明就连平民也很容易招来这种祸事。东汉时有位士子梁鸿，也就是“举案齐眉”的男主人公，有次经过京都洛阳，做了首诗，《五噫歌》，文辞有些古奥，但其实也很简单，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登上北芒山，哇塞！俯视着京城，哇塞！宫室是多么的壮观，哇塞！修建它的百姓多么劳苦，哇塞！这种劳作没有尽头，哇塞！”按理不过是说了几句大实话，也没有煽动百姓罢工，可从高高的北芒山传入皇宫后把汉章帝气了个半死，气急败坏地下令把作者抓来砍头。梁鸿只好带着婆娘连夜逃到山东一带去举案齐眉了。

　　历史上如此一言贾祸的例子比比皆是，也不再多举。我接着想提的却是另一件事。袁世凯称帝前夕，章太炎把老袁颁给他的勋章坠在折扇上大摇大摆来到中南海，破口大骂袁世凯混账王八蛋，一时骂得兴起，顺手还把收发室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可老袁硬是没杀他，后来见实在不堪也只是把他软禁了，好吃好喝伺候着。甚至随便他砸东西骂娘：“毁后再购，骂则听之”——只要不放火烧房子就行。很多人说老袁此举是为了收买人心，其实很大程度上却是时代发展到那时，言论自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写入了宪法，任谁权势滔天，听了几句不顺耳的话便想杀人，也得三思而后行。

　　进入二十世纪后，时代给了所有人一个亘古未有的权力：人人有言论、著作、刊行自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但始终处于风口浪尖的鲁迅比任何人都更真切地明白，这种自由还仅仅写在纸上，还只是虚幻的花朵——事实上那张森严的文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头顶。著作被查禁、删节，作者被逮捕、暗杀，书店被砸，学校被封，都是寻常的事。但毕竟做为当局已经再不能像从前一样，随便用个蛊惑人心或是大逆不道的罪名就可以冠冕堂皇地定罪杀人，很多时候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进行杀戮。最直接的，尽管报纸杂志时不时地被检查官删了文字，开了天窗，但这时代，任是谁，也再不能封尽了天下的报纸书刊。

　　这名义上可以享有言论著作自由的所有人，当然也包括鲁迅。这正是鲁迅作品的销售渠道合法化，能转化成为商品的前提。

　　所以应该说，是时代为鲁迅的出现准备好了客观条件：可以凭自己的作品在社会上自立，从而可以不依附于统治阶级。

　　如此，方能从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的禁锢下解放出来，方能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作品——方能有独立的鲁迅。

　　否则，鲁迅即使不被统治者轻轻捏死，也只能是愤世嫉俗一生，终老乡间。

　　当然，这些客观条件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至于为什么相同的环境，鲁迅能成为那座最高的山峰，我开头便已经说过，无力进行剖析。我只能凭自己对这座大山的抚摩得出与所有人——包括鲁迅的敌人——一样的结论：这座山的石质，是天底下最硬的。应该正是这硬度，使得鲁迅随随便便一站，便远远高过了无数酥脆的风化石垒起的山坡。

　　也许，成就这高度的原因还得包括这座大山所拥有的广阔根基。而这稳稳扎根于大地深处的力量源头，应该就是那双巨眼。

　　那双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圆睁了，挣脱重重捆绑，穿透层层血污，用自己的思维去直面这个惨淡人生的巨眼。

　　那双曾经绝望，曾经彷徨，而最终洞彻天地，燃烧起愤怒火焰的巨眼。

　　正是这双巨眼，带领着它的主人在极度痛苦中与旧时代绝决，成为一个伟大的叛逆者，一个真正的猛士。

　　这双巨眼看出了，世代高高供奉的神圣典籍，字里行间，不过是“吃人”二字！

　　这双巨眼看出了，所谓的历史，不过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这双巨眼看出了，推了几千年的专制破车，已经不能再扶，只能彻底把它推倒！

　　这双巨眼看出了，一张张庄严的面具下，打着饱嗝的屠伯还在贪婪地磨着滴血的牙！

　　这双巨眼看出了，自己心中也和别人一样藏着毒气鬼气奴气，对自己一样不能手软，该剜就剜该剁就剁！

　　最可贵的是，这双巨眼看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其实不在九重天上，更不在枪炮刺刀中，而是在呻吟于蒿莱深处、转侧于屠刀之下的亿万民众手里。这双巨眼看清了自己的使命：去进入到你的、我的、他的、所有人的骨髓深处，血淋淋地刨出那传承万年的奴才根子，一段段扯得稀烂；用自己的一生发出撕天裂地的呐喊，唤醒这不可抗拒，但仍在沉睡中的力量——

　　去创造那必将猛然爆发于无声之处的惊雷。

　　伴着剧痛，骨节咯吱作响，拳头慢慢捏紧，膝盖慢慢伸直，嘴唇紧闭，颤抖着，摇晃着，一个自盘古开天以来最高大的巨人终于站了起来，直立在了东方。

　　问世间，有哪座奇峰，能高过这座吹着冲锋号立在巨人肩头的大山？或者，这座大山原本就是巨人的心脏——

　　“民族魂”！

　　高处不胜寒。看着在脚下的泥污中挣扎，想揪着自己缠斗的对手：为不可挽救的腐尸守灵的孝子贤孙、蒙住双眼不敢面对残酷现实的隐士、拔着自己的头发想飞升起来的天真汉子、舞着大旗招兵买马争名夺利的权谋家、满嘴理论却连自己也不知所云的新贵、跟在权贵身后讨要些残羹冷炙的文丐、躲在阴影里窥伺着机会投射石块暗箭的所谓斗士……这座大山感到了寂寞。

　　悠悠地吐出一口烟后，鲁迅微笑着说：“上海书店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捏捏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

　　好了，让一代代的高人去研究去分析这座高山吧，反正，这座傲然地出现在二十世纪的高山，如一柄插在天地之间的巨大尖刀，闪着耀眼的寒芒，令其他所有山头的风景，草地也好、枫林也好、奇松也好、危岩也好，尽皆黯然失色。

　　看着先生的照片，我也感到了失色。

　　觉得天地间只剩下了黑白两色，正如手中先生的照片。

　　我以为，有一些人是只适于用黑白照片留住影像的，比如先生。也见过一些先生上色的照片或是肖像油画，可总觉得反而少了一些神韵。至于少了什么，很长时间内却说不上来，只是觉得黑白照中的先生，更能给我一种冷峻的感觉。

　　也许，这种感觉就是先生所说的“横眉”。

　　相反，有时看到同期别人的黑白照片，却大多是灰头土脸，甚至不少人看上去还有些颟顸——尽管谁都知道他们其实是出名的精明。

　　终于，一个阴霾的冬日，我终于感悟到，世界于先生，本来就只有两种颜色，黑，或是白，其余所有花花绿绿，根本就是多余，只能是添加无谓的繁杂喧嚣。先生一生的使命，正是在纷纭中分辨黑白，用如椽巨笔带领我们向黑暗宣战，扫出一片洁净的纯白，供后人在上面重新勾勒美好的五彩天堂。

　　在黑色中战斗，与黑色共同走向毁灭，是先生真正的愿望，正如他不止一次地说，希望自己“速朽”。

　　然而，先生已经不朽。照片里的黑白两色，早已经熊熊燃烧，烧遍我们这个绚丽的缤纷世界。

　　我握着照片，慢慢觉得烫手。

　　最后的儒家——“一贯反动者”梁漱溟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太平洋、大西洋、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

　　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

　　“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毛泽东对着讲台上的人厉声道。

　　中南海怀仁堂的空气顿时凝固，会场上几百人的心跳似乎同时停了一下，静得可怕。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盯着发言席上那个身材矮小的人，几位原本闭目聆听的也蓦地大睁了眼。那人的长衫在一色中山装中显得更是突兀。刚才此人的话还回响在大家耳边：“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被毛泽东打断话后，那人愣了一下，但还是倔强地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冷冷道：“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的脸色开始发青：“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

　　毛泽东有些激动了：“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众人已经回过神来：居然有人敢如此与伟大领袖顶撞！会场立时大哗：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

　　“梁漱溟滚下台来！”

　　……

　　讲台上的人，梁漱溟，脸色苍白，但就是不下台，双手紧紧捏着讲稿，圆框镜片后，两眼直视着毛泽东——直至被轰了下来。

　　这是1953年9月18日下午，再过29天，就是梁漱溟六十周岁的生日。

　　这场著名冲突的起因是几天前梁漱溟在政协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发言中，梁漱溟提到了目前工农差距问题，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乡村不免空虚，“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农民却依然很苦”，“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并提到共产党的成功主要依靠了农民，而现在不免有“遗弃”之嫌疑，“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势。”话虽然有些难听，却出于爱护共产党的好心。一般的看法，应该就是这些提醒共产党不要忘本、不要背叛农民的话，大大伤了对农民最有感情的毛泽东的自尊心。18日梁漱溟再次发言，为自己辩解，早已点燃的导火线终于烧到了尽头。

　　于是，梁漱溟，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北大时就认识，并在延安多次通宵纵论天下大势的“座上宾”，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的批判对象，一个活靶子。

　　毛泽东亲自参加了对梁漱溟的批判。言谈间嬉笑怒骂，把具有无比威力又生动活泼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最后，大笔挥去，轻轻松松给梁漱溟定了性：“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梁漱溟反动透顶”……

　　在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中，有一个词的运用频率很高：“一贯反动”。时人当然有此看法，梁漱溟，毫无疑问是一直——如果联系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永远——站在潮流之外的人。

　　甚至可以说，梁漱溟是以背对着潮流的姿势登上历史舞台的。

　　辛亥革命后，政局总上不了正轨，反而还愈发不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究竟该何去何从。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环绕着中国出路问题，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数百人，专著数十种，其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续时间之长实属近代史上空前。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巨人，如鲁迅等，矛头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猛烈抨击孔孟学说。战果是辉煌的，西学当然大胜，新文化的发展势头简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尽管还有些遗老死命撑着，“孔家店”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局面，盛行几千年的儒学虽说还没有沦落为过街老鼠，但在大多数人，尤其年轻人眼里已经成了腐臭的僵尸、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来到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犹豫了一阵才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四年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干脆高高供起释迦放在一旁，全力发挥孔子思想，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

　　来到北大那年，他不过24岁，绝对算是青年。

　　不仅仅在学术上，他的反大流甚至反到了如何对待卖国贼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五四时，群情激奋，曹汝霖住宅被焚，章宗祥被痛殴。而梁漱溟在当时唯一的公开评论中，却强调曹、章也应该享有公民权。

　　其实早在儿童时，梁漱溟便已经形成了这种对主流意识有自己独特认识，决不肯随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先生的评语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跟着还有一句：“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这种性格应该来自于他对父亲梁济的遗传。梁济一生始终是个异类。朝廷守旧之时便已经醉心西学，鼓吹革新立宪，批判传统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个退了位，新政当道，倒立志为清朝殉节；张勋想复辟，又不以为然，极力劝阻；复辟失败了，却致信张勋以死节相励——张勋才没有活得不耐烦呢，拍拍屁股跑到荷兰使馆避难去了。

　　于是，他自己投了湖。遗书是这样写的：“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济自杀并不是殉清，因为他多次说过拥护共和；而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对人生的绝望；左冲右突一生，却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绝望。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殉清背后这更重大的意义，包括新派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在内，都感叹，他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

　　梁济应该认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梁济一生从未处于历史的风口浪尖，除了自杀之事稍微引起些注意，可以说很平凡。大半辈子只是做塾师、幕僚，年届四旬方以举人入仕，也不过做些中下层闲官。这类人，一般来说只要自己愿意，任他时局再变，生活可保无虞，尽可以优游卒世，可他却因为对世事的绝望而选择了自杀。这种悲壮高尚的心态在遗书中说得清楚：“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父亲的人格无疑给了梁漱溟最深刻的影响：从小便立志做个伟人，拯万民于水火之中。后来梁漱溟回忆童年这样写道：在父亲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动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

　　这种责任感随着梁漱溟的成长一日日加强，使他小小脑袋中充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大命题，他写到：“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过自杀。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亲终于得到了解脱，至亲的逝去再次诱发了隐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时的魔障——他开始暗暗筹划着离开这个人世。多年后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段精神迷乱的时期，可每次叙述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种记载最能说明问题，他说那时想自杀的原因是“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起了自杀念头，只因发觉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竟然无法使出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力气。

　　这其实是每个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都经历过的理想幻灭阶段，然而相比普通人，这打击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的梁漱溟却格外沉重。同时他的第一份职业——记者，又把这种幻灭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个世态的丑恶清清楚楚地摆放在他眼前。他回忆说：做记者期间“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尽不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最苦闷之时，一声梵唱于头顶响起，少年时为探求人生问题而涉猎的佛典在黑暗中大放光明，二十岁的梁漱溟颓然跪倒于释迦脚下。不久梁漱溟便以为得了大彻悟，人生本苦，能解救的唯有佛祖的大慈悲大法力。于是他“决定立愿出家为沙门”，同时开始吃素——此习惯保持终身。

　　但从小形成的社会责任感仍然时时刺痛这个年青人，他并不能做到心如止水绝缘红尘——那样的“自了汉”是他一直最鄙夷的。禅房中，有的不仅仅只是佛经，百家著作堆了一地——漱溟还是未能忘怀世事，还是致全身心之力为这板荡的人世寻找着药方。甚至可以说这种心情越来越急迫，尤其是1917年南下湖南一行，正值兵燹，沿途触目惊心，百姓苦不堪言，漱溟慨然提笔，做《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热血重新沸腾起来。文中他写道：“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看来，他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准备挽起袖子救济苍生了。

　　1917年，梁漱溟终于推开那扇紧闭多年的禅门，重新回到了人间。在世人眼里，时隔几年后的梁漱溟，还是那个冷峻中带着高傲神态的小个子，似乎一切和几年前没有什么改变；然而梁漱溟自己知道，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绝望的青涩后生，而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他坚信，自己已经为这片悲惨的大地——哦，应该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人，找到了一味灵丹，足以将所有的地狱点化成为天堂。就像他在《究元决疑论》的跋中说的：“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

　　他现在心中再无疑虑，认为自己已经得了大道——已经是一代宗师。

　　梁漱溟苦思多年的大道，正是被攻击得奄奄一息的儒学。

　　他对儒学的皈依，看起来很有些荒谬。由于梁济雅好西学，认定传统文化于中国无益有害，打小对漱溟进行的教育便是西式的。六岁开蒙时，漱溟学的第一本教材不是《四书》，而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后来入的也是新式学堂，接受了西化的教育；直到成年，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竟未一读”。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儒学并不看重，说：“漱溟初入于出世思想时，盖甚薄视孔子，及后乃从此问题证出孔化之至足贵。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其圆满抑至于不能有加……”

　　何因竟会让一个受多年西化教育的新青年猛然转回到儒学之路上来，外人很难细析，就是梁漱溟自己说来也很有些神秘。据说有天作文，下笔总不如意，思路空前的混乱。他不禁诧异，掷笔长叹。为了清心，随手翻阅案头的《明儒学案》，忽见“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字，蓦然心惊头皮汗出，从此有省，遂弃出家之念。

　　后来梁漱溟回忆一生，连自己也觉得好笑：“在学校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太平洋、大西洋、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

　　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

　　其实梁漱溟的推论过程与陈独秀等时代弄潮儿基本相同，都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后的混乱这延续的一连串惨痛教训中看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下同）英雄所见略同，都发现不仅仅铁甲、火炮、声光电是皮毛，就连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一样是枝叶；他们顺着藤一路摸了下去，都摸到了最后的根本：“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种种不成功，“全然不是一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的改革皆无效用”。所以，“现在最要紧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这个问题有三种解法：对传统文化的摒弃、调和，或者进行改造使其重新翻身。当时主流在于前两种方法：激进些的说中国的症结在于“自己不长进”，“乃至道德都不对的”，应该连根拔去，整出沃土来栽培西方先进伦理；沉稳些的则试图调和中西，以求通融；而梁漱溟却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他以为，人类有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变换自己的意思调和持中”、“反身向后要求”，分别以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用个比喻，有人得了间漏雨的小房子，西方文化是想尽一切法子补好漏洞；中国则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将漏雨化作一种诗意，做到随遇而安怡然自得；印度更干脆，如鸵鸟般把头扎入沙中，取消这个问题：有这房子吗，要这房子吗？

　　他并不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而认为目前“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他却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暖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尽管他多次说过东西方文化原本没什么高底之分，言下却隐约有东方文化高于西方之意：无力只是由于早熟。

　　西方文化在他看来，尽管成就很大，却充满了危机：使得“宇宙和人生断绝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疲怠垂绝”，以致“病痛百出，世人都想抛弃它”——不是连西方哲人杜威和罗素，都对自己的文化反感，对遥远的东方文化有着真诚的向往吗？而印度文化，却由于看得太透，直面了人类永远不能解决的生老病死这个终极无解的题目，也并不适合当今社会，“此刻还早的很，是极显明的”。

　　所以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度世良方：

　　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这个改法绝不是调和，因为这几种文化并不能相通：“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达到的地点上去。”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他认为所谓东方文化，孔子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代表——梁漱溟于是为自己定下了一生的事业：发挥孔子学说，弘扬东方文化。

　　梁济应该感到欣慰：他的儿子，不到三十岁，就找到了他自己理想中的正道。

　　此说一出，梁漱溟“暴得大名”，以区区讲师成为学术界知名人物、新儒学的开启者。当然，正值西方思想方兴之时，世人对这种逆流的学说自然是贬多于褒。对评论他的文章，无论褒贬梁漱溟很少作答，直到胡适做了那篇在他看来“语近刻薄”的评论文章后，才写信抗议；请胡屈尊用些心思“俯察”原书后再说，不要“像看北京《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便看完”——他认为胡适没有真正弄懂他的理论。

　　但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的学说，梁漱溟心中坦然，他认定自己掌握了真理。

　　自认开悟的梁漱溟现在已经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两千五百年后在危难关头复兴孔子思想的人。这种自信在1942年避日军从香港逃到广西后写给儿子的信中表达得很明白：“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而弘扬重光之任“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甚至逃难途中，他面对遍地炮火匪盗安然自如，绝不信自己会有危险——宏道事业未成前，上天是不会让他死的：“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也许真是上天的安排，梁漱溟一路逃来居然甚是顺利，处处有朋友帮忙，人人对他尊敬，据说他是香港沦陷后最早脱险的文化人。

　　自然，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说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认为，光写在纸上不能落实的思想绝不是真理。本着对儒家文化的“新认识”、“新设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脚踏实地的改造社会：办学、乡村建设；同时，为了天下生灵，他一次次风尘仆仆地于国共两党间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灭战火……

　　民国中后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人。当然在不少人眼里，他很有些迂腐。这种迂腐当年在曹州办学时便可见一斑：为了倡导财产公有的观念，他实行学生自愿交纳学费的制度，三个月便导致全校瘫痪，还落得学生不交钱却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辞职了事。后来在国共两党间劳而无功的弥合，时常搞得两头受气，忧国忧民的同时多少也显现出这种天真。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国民党陷入绝境时说出这样的提议：凡是国民党高位者，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他对行政院长孙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孙科如果有勇气，就应当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接着掉转话锋，呼吁共产党宣布三年休战，而且对国家人民所遭苦难，同样要感到歉疚！

　　也许梁漱溟并不是不知道道德在乱世时的苍白无力、自己这些努力根本无济于事，但在他看来，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诚。这种精神的根本应该是孔子说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为后世几乎没人能理解孔子的本来精神，而多宗于荀子的性恶论，以至多从外面用力，约束限制猜忌防备，失尽了那份最宝贵的“真”。这就是他说的：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他并不认为这是迂腐，而是如孔子那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同年四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后，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其中一联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就是对他提议的回答。

　　终于，他与毛泽东面对面了。

　　可以说，与新文化运动时相似，梁漱溟和毛泽东也是由一样的推论过程得出了不同的答案。两人都把重建中国的希望放在了农村，都觉得中国必须由下到上完成建设。梁漱溟最接近毛泽东的观点是，他也认为建设农村的事业必须依靠群众自己：“乡村建设的组织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而不是一个依靠外力维持的组织。”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困境在于“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文化失调。而城市，却浸染西方习气过多，“将中西弊恶汇合为一”，改造起来困难得多；寄希望于上层向下改造也已经充分证明了只是幻想——军阀权贵只能割据破坏。所以他的计划是在多少残留些儒家道德的农村开始国家重建。正是这点，使得梁漱溟视共产党建国初期把工作重点转到城市看成错误：你把农村搞好了吗？政事和文化协调了吗？根基不稳，怎能冒进？

　　根本的区别在于，梁漱溟希望农民觉悟之后，最终获得的是和谐仁爱这个儒家根本思想，而毛泽东却交给了人民刀枪。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两人着眼的，都不是眼前的三五十年，而是为苍生寻找着一条能一直走下去的永恒之路，都想跳出历史兴替循环百姓轮回受难的圈子。只不过梁漱溟采取的方法是教人向内协调心灵，以取得整个人间的和谐；而毛泽东是向外用力，解放人民的思想，让人民了解自己的能力并永远掌握力量，以随时监督和反抗、由人民自己来防止上层的腐败堕落——文革，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毛泽东这种设想的一次大胆尝试。毛泽东试图把人民改造成军人、革命家；而梁漱溟却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君子。

　　从三十年代起，两人便有过多次辩论，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好在当时的急务是抗日和统一，全局建设方案还不过是空想；但当这个任务真正摆在毛泽东面前时，他再不能容忍梁漱溟这种不识时务对政局指手画脚的人了。

　　还可能是，梁漱溟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的脾气、多次坚拒当官的清高、还有那一副不苟言笑庄重严肃的“圣人相”，早已经在毛泽东心中种下了敌意吧。更何况，他竟然在农村问题——共产党的看家绝学上大放厥词，毛泽东气量再宽宏也觉得不能忍受了，当时他的这几句话很能体现他的恼火：“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

　　建国才是第四年，梁漱溟便成了“不可信任”的“伪君子”。

　　红潮已经过去，是是非非也分清了大半；毛泽东的功过已被论定为七三开，但梁漱溟的观点却还有待争论。

　　可尽管他的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所有人却都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当然，如前文所提，文化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先贤已经说得太多，再不需要我们怀疑。我们也已经清楚，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还都是次要的，所有的重点只有一个：生存和发展。

　　似乎验证了梁漱溟的理论，辉煌之下我们的国家确实出现了危机。中国人是向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那压了几千年的三五座大山轰然崩塌之后，一身轻松反而茫然不知所措了。于是国人现实、松散的劣根性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中很多人的目标只剩下了金钱与权势，甚至在道德上都自由得失去了大部分约束——中国人简直成了最现实最直接最会钻营的民族。

　　这正是失去文化根本产生的恶果。

　　这只是中国的问题。另一种现象似乎也验证出西方文化同样出现了危机需要救济：世界范围内，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几乎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精神疾患。

　　这些问题实在太大，连梁漱溟穷一生精力都好像没能表达明白。也许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很圆通的，但他的学说却被人发现有着那么多的含糊和歧义。

　　也许还确实没人能真正理解梁漱溟的学说，但有几个问题是不得不提的，很多人看出，他的理论起码有两个大缺陷：一是以孔子的思想代表整个儒家思想，又以儒家思想代表整个中国人的思想，未免以偏概全；二是他论定西方终究会走到中国文化的路上来，又违背了他自己关于东西方路子不能相通的论点。

　　对他“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观点，也有人质疑，说这根本就是矛盾。还有人说他仍然钻不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

　　这一系列问题留待专家去研究吧。我只是认为，他说的“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意思，可能正类同于中医的一条基本原则：只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的药，就是中药——不管是青霉素还是维他命。这应该才是真正的全盘承受彻底吸收。

　　我们面临的，还是当年梁漱溟、陈独秀、毛泽东都一样看到的那个问题：对传统文化，我们该怎么办？摒弃、调和，还是改造使其重新翻身？——若是改造，到底要怎么改法？

　　历史早晚会验证梁漱溟的理论，现在最需要的是思考。

　　梁漱溟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被赶下政治舞台后的几十年，他退回了书斋，做起了“书斋里的学问”。窗外红旗满天飞，口号震地响，他埋头灯下，撰写一生总结性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当然，那场浩劫里，中国容不下一个书斋，他必然也逃不脱被游斗、抄家，但他一如既往地沉静，心平气和而冷峻地观察着这个荒谬的运动。对满天飞舞的漫骂攻击他的大字报不屑一顾，至多说一句：你们要批我，先看懂我的文章再说。只要条件允许，还是做他的学问，《儒佛异同论》便是白天扫厕所时构思，晚上在杂货房里写成的。

　　分组学习文化大革命，大家热烈发言，争先表达“坚决拥护”时，他认真阅读着报纸、文件，却始终不说一句话……

　　抄家时，看着祖传的藏书字画被满腔激愤的红卫兵投入火中，看着夫人被罚跪在身旁，他一言不发，冷冷地看着珍贵的图书化为灰烬……

　　批判他的会议中间休息时，他旁若无人地在政协礼堂练着太极拳……

　　1970年，梁漱溟被通知参加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他一眼看出草案的荒唐：居然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时一般人的胆早已经吓破了，谁也不敢说话，他挺身而出：“这次的草案中，不仅列有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规定好这个人就是接班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震得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吓出了多少人满身的冷汗。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风头正劲，作为有名的东方文化研究者，组织上责令梁漱溟出来表态。2月24日，梁漱溟衣冠整洁，手提皮包步入了礼堂。在讲台上站稳后，辟头就是一句：“我只批林，不批孔。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来评论孔子？”他不管下面像是炸开了锅，花了八小时为大家好好上了堂全面诠释孔子文化的大课，说孔子在人类史上功大于过，即使有过，不少也是后儒之失，孔子不任其咎——他把批判会当成了课堂。会议主题马上由“批林批孔”变成了“批林批孔捎带批梁”。2月到9月，大小批判会总计100多次。9月底，批梁运动算是收兵，最后总结性的集中批判大会上，组织者觉得梁漱溟该老实认罪了，特意问他可有感想，梁漱溟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他解释，他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历史还记载了，他是在“两个凡是”氛围中发表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正是这种骨气，深深折服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艾恺，他由衷地赞叹：“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所以他把自己研究梁漱溟的著作命名为《最后的儒家》。1980年，他终于见到了这位研究对象。那时正值暑天，而梁漱溟依然穿着一袭长袍。

　　但一见面，梁漱溟就声明他是一个佛教徒，并且说有个多年的心愿：“隐居山寺过一个僧人的生活”。

　　艾恺指出，他曾经在1921年公开宣布抛弃佛家而转向儒家。梁漱溟和蔼地说：“这没关系，我抛弃了佛家，但又没有抛弃它。”

　　这禅宗机锋一般的话头，不知艾恺是否能理解。或者，那个著名的佛教典故能解释这句话。当年地藏王证得菩提，原本可以成佛，但见众生苦难，便生大慈悲心，发下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梁漱溟心里，佛儒原是一样，都是救世的手段，不过目前需要的只是儒学罢了。在他看来，众生皆是悲哀，他说过：“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他眼中，众生皆苦，农民苦、工人苦、军阀苦、政客苦、文人苦、陈独秀苦、胡适苦、国民党苦、共产党苦、红卫兵苦，甚至毛泽东也苦，当然他自己一样的苦。但他已经找到了能救济这苦世的法门——孔子的儒学，这法门正如观世音菩萨净瓶里的甘霖；而这净瓶，梁漱溟看来，如今正在自己手中。

　　他看着面前高鼻凹眼的艾恺，有没有想起当年说过的话呢：

　　“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

　　圈椅上，八十七高龄的梁漱溟正襟危坐，鼻梁高耸，嘴唇紧抿、目光深邃中带着些冷冷的傲气。

　　八年后，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

　　除了等身的著作，他为我们留下一个问题：他真是最后的儒家吗？

　　或者应该问：儒家，真的到了最后吗？

　　进行时——结语

　　合上最后一页，刹那间忽然觉得一片沉寂。

　　墙上的钟滴滴答答地走着。

　　一年多来，耳边似乎日夜回荡着金铁交鸣马嘶人啸，一时间清静下来，还真有些不知所措。提过紫砂壶呷了一口，铁观音冷了，有些涩。关了灯静静坐着。今夜农历三十，没有月亮，很黑。良久良久，又听出了些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叹息，悠长而苍凉。

　　这叹息似乎从那一橱书间发出，又好像从我自己心底涌起。

　　一阵眩晕，使劲甩甩头，我走出了书房。

　　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取过手机，有五条未读短信。逐条按去，分别是彩铃广告、天气预报、不知哪里的中奖通知、露骨的所谓交友信息，还有一条是朋友发的荤笑话。一条条删了。

　　正是新闻时间。屏幕上，一个小个子男人蓬头垢面地走在我所在城市的大街上。背着杆有些肮脏的红旗，上面写着“徒步走遍中国”，下面还有一行字，一闪而过看不清楚。下意识地反应过来：“又来了一个。”正在猜想那行小字写的是“统一”、“奥运”、还是“环保”，播音员已经揭开了谜底：“他说这次徒步走遍全国，是为了呼吁世界和平。”声音很有些慵懒。镜头中，街上来往的人好像很少有追着看的，各人照样忙各人的去。突然有个不厚道的念头，离开城市他会不会坐上汽车呢？或者，那杆旗子在旷野里还仍旧扛着走吗？

　　看来这招已经过时了。

　　由此记起早上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位老人在深圳闹市区烧自己的画，其中一副写着“不想做中国的梵高”。他称烧画是因为自己水平高却没人赏识，“烧掉画，我心里舒坦多了！没有伯乐识我，留着这些画干嘛？”报上还写了一个治安员当时说的一句话：“想焚画，找一个荒山野岭去焚嘛。”

　　这招也不够分量。这段日子我看到最猛的可能要算那个网名为“妖妃娘娘”的大四男生了：在网上贴出了一系列仿梦露姿势的裸体自拍照。网友臭骂无数，终于引来了记者。接受采访时，“妖妃”称这样“就是为了走红”，他想以最快的方式富有，让在农村的父母不用继续在田里受累。大四，快毕业了，他的导师是一路骂红的芙蓉姐姐吧——可惜了这花名。

　　谁说太阳底下无新事？这片蓝天下，同一时刻到底进行着多少如此这般的创作呢？

　　电话响了，是一位老同事。前几天偶遇，闲聊中他说退休后信了基督教。提起上帝时满脸的庄重和虔诚使我想起了同样信教的一位长辈：老太太饭前喃喃的祷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很清楚，摊开世界地图，她是肯定找不到耶路撒冷的。他打电话来是提醒我明天是礼拜天，因为我曾说过想去领略一下教堂的气氛。

　　电话里我谈得很热情，保证一定去，但不知怎的想起了留过学却最终皈依佛门的李叔同，也想起了有些科学家力图证明外星人就是上帝、银河系就是佛教所说的一个大千世界、人死后还有灵魂之类听起来很荒唐的研究。

　　挂掉电话，我突然怀疑自己花了一年多时间写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

　　就像一位明知结果是零的数学家却仍尽他一生的精力，用密密麻麻的演算去验证答案，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

　　当然，我不是数学家——不是任何专家。

　　我只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算坚定的无神论者。

　　也许妖妃们是对的，每个人一生的成果，对他本身而言，注定只有在这百来年中兑现才有意义——现代科学已经让上帝死去，使我们永远失去了前生后世的轮回，而只剩下了短短的今生。

　　所以，谁都有权力去为了争取自己的价值而使出各种招数。

　　于是想喝酒。

　　霓虹闪烁，城市的夜生活刚刚开始。

　　找上几个朋友来到了城里最大的酒吧。他们驾着别克、福克斯、飞度。我的车省油，百公里三升半，浙江黄岩出的美日，摩托。街上人多车也多，汽车不如摩托灵活，反而我先到。

　　朋友们不懂多少历史，也很少有人喜欢历史，我想不出有谁会去读《史记》，即使是白话版；但都混得很好，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平常的也无病无灾，个个红光满面。

　　今晚我不想谈有关历史的任何一个字，包括文学——像从前每次聚会一样。

　　暧昧的灯光下，朋友们与浓妆的吧女比着手势猜骰子，空酒瓶排成壮观的一列。台上，歌手因为一只花篮也没有得到，好像很不高兴，唱完了扭头就走。

　　几瓶酒下肚，思绪开始混乱。看着服务生托着盘子来来回回，忽然想到，历史，对我们这些普通的现代人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知不知道三皇五帝是谁、孔子活了几岁、李自成死于何处，对谁的生活会产生影响呢？——历史，能帮那位撅着嘴的歌女收到一只花篮吗？

　　都说读史能使人明智，可又有多少人需要这些明智？都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芸芸众生中知了兴替的，又有几人能试着扭转乾坤？——老天给了多少人机会去选择道路呢？对于大部分眼前横竖只有一条路的人来说，看不看得清前途，知不知道自己的坐标，意义真的很大吗？

　　或者，触摸历史会不会反而更容易发现隐藏在浮华下那个不可回避的终点和宿命，而令人彻底地绝望呢？

　　也许没那么复杂，很多人眼里，历史不过是些有点趣味的故事。

　　又也许没那么消极，学点历史对不少人还是很有帮助的。据说当年满清就是凭着本《三国演义》得了天下，日本商人也有不少学着这本书发了大财。我们身边，各种传授历史权谋在当代职场、生活中运用的书，已经占领了各大书店最显眼的书架。

　　《三国演义》只是小说，不是真正的历史；那么，那些真正实行过的高明或者阴险毒辣的谋略，就是历史最实用的部分吗？

　　按那种最现实的哲学观点，最实用的是不是就等于最重要的呢？

　　实用、重要与真实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而于我，历史又意味着什么？专业不同，连评职称也用不上。只是多了些谈资吗？酒桌上，最能活跃气氛的，是历史典故还是正进行着的绯闻艳事呢？

　　再说，无尽的时空里，渺小愚钝如我，又能看穿几缕历史的云烟？

　　我所看到的，真是历史吗？是一叠发黄的纸张，还是一堆不知经过多少代人反复咀嚼过的甘蔗渣子？——我只是拣起一些，又囫囵吞枣地粗粗嚼了一遍，像无数代已经烟消云散的先人做的那样吗？

　　历史，究竟是什么？

　　……

　　那声叹息又慢慢在我耳边响起，悠长而苍凉。

　　趁着还有些清醒，我凑到一位朋友耳边，费力地大声说：“明天有兴趣一起去教堂看看吗？”

　　音乐太响，DJ狂吼着煽动人们“抛开一切，尽情地扭动摇摆”。说了好几遍他才听清楚，疑惑地问：“去那地方干吗？”舌头已经开始大了。

　　我脱口而出一句曾经流行的话：

　　“去借个肩膀靠一下。”

　　2006.10.21

　　后记

　　这本书，其实是意外写出的。

　　并不是说从没想过要出书，只是想不到第一本书竟然是历史题材。

　　那是在2005年7月，有友访我，看了几篇以前写的文章，得知我上网不过看看电影查查资料，从来不上什么论坛，便怂恿我把文章发到网上去，说是那里高手如云，也许会有帮助的。她还帮我把几篇文章发到了她常去的论坛。我记得其中一组写古曲的短散文，当时便引起了网友的注意，尤其是写项羽的一篇《霸王卸甲》。有人提议，不妨用类似写法写一组历史人物。

　　我原本就有计划读些历史，在十来年前挑了些史籍，每天读点。那时正好快完成了计划，仔细一想，何不如网友所说，写一组历史散文，系统地逼自己再把历史梳理一遍呢？权当练笔嘛。于是便按照自己对历史肤浅的理解，选了二十多个人物或者事件，拟定了大纲，开始了这组文章的写作。但对自己的要求并不是如那些网友所说，“用类似的写法”（完全用文学手法演绎，不拘泥史实），而是文学性历史性兼顾，历史描写尽量准确、尽量不简单叙述，同时要带有自己的感情。当然，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几分，那就是水平问题，自己说了不算，请大家打分了。

　　写作过程中，也常有朋友建议写得活泼些，说是如果像目前有些流行的那样，带着调侃戏说的笔调写，如称古人为某某同志、某某同学，毕业于哪座著名大学、就职于哪个大集团公司，嘴里时不时冒几句洋文时髦语之类，肯定会吸引更多的人阅读。只是惭愧，我才疏学浅，无法站在他们那样的高度超脱地、轻松地看历史。历史在我眼里始终是极其沉重的，而历史人物，在我看来大都是悲剧中人，我实在无力调侃。最终还是按自己的写法写。

　　当时还想不到要出版，只是埋头写去贴去，用的是《青史断章》的名字。后来有人点拨，说干吗不发到天涯去，那才真正是高人林立。于是用《那时的叹息》的名字发到了天涯煮酒（后来又改成《月涌大江流》）。大概是写到第十二篇时，有编辑垂青，建议我写完后试试看，看能不能出版。十分感谢他，李黎明，不仅仅是最终这事成了，更重要的是，写作过程中他一直细细点评，使我不敢懈怠，同时也及时纠正了一些错误。（不得不提的是，由于刚开始写作时没有考虑到要出版，有些资料核对得并不是很仔细，尽管后来经过了认真改正，但由于很多网页不能修改，同时被转载了不少，只好把那些差错在网上一直示众下去了，实在惭愧。）

　　还要感谢浙江省文学研究所所长卢敦基先生，百忙里为我这同乡晚辈作序，不胜惶恐。

　　只是这本书出版之前，那位带我上网的朋友，却不幸因病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悲痛之余，谨用此书纪念她：胡晓虹，愿她在天国安息。

　　同时，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编辑朋友的鼓励和支持，如华俊锋、李瞻阜、程刚等，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