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妃》作者:章恺

　　图书简介

　　《清史稿·列传一·后妃》：大妃，纳喇氏，乌喇贝勒满泰女。岁辛丑，归太祖，年十二。孝慈皇后崩，立为大妃。天命十一年七月，太祖有疾，浴于汤泉。八月，疾大渐，乘舟自太子河还，召大妃出迎，入浑河。

　　努尔哈赤的女人们

　　第一部分 努尔哈赤的女人们 作者 : 章恺 努尔哈赤一生娶了16个女人。这些女人，在努尔哈赤十几岁至六十余岁之间先后走进了他的生活。他们的爱情，大多以外交和繁衍为目的，是怀柔和扩张的结果。外交需要势力，女人便成了部落与部落结成联盟的纽带。扩张需要人口。在那种古典的战争模式里面，“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意义，大概是一切兵法的基础与底蕴。战争是人口与人口的较量，增加子嗣，使战争的消耗得到相应的资源和补充，当然需要女人。

　　出于战争、权力和利益的因素，努尔哈赤的女人，除了那个成婚最早的结发之妻佟佳氏似乎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之外，其余的都是女真首领的女儿和蒙古王公的格格。她们是各自部落的名信片。叶赫纳喇氏孟古姐妹二人，是海西女真叶赫贝勒杨吉的女儿。我们的主角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是海西女真乌拉部贝勒满泰的格格。侧妃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之女。还有那些继妃、庶妃们，她们难道都不是出于或政治的或军事的势力依托呢？于是，在她们的身上便生发了一段又一段复杂的历史故事。

　　史书上记载：当年，努尔哈赤在建州起兵时，叶赫贝勒杨吉对努尔哈赤颇有好感，说：“我有幼女，需其长，当以奉侍。”努尔哈赤问道：“汝欲结盟好，长者可妻，何幼耶？”杨吉说：“我非惜长，但幼女仪容端重，举止不凡，勘为君配耳。”努尔哈赤听后满意地点头称是。这个幼女就是后来有名的孟古姐姐。当她的父亲被辽东总兵李成染所杀，其兄便携其投靠了努尔哈赤，年仅14岁的她成了平衡家族势力的砝码。再后来，因努尔哈赤欲统一女真，叶赫部大为反感，亲家之间的关系越发不和睦。此时，孟古姐姐病危，思念其母。努尔哈赤派人前去恭请，却遭到拒绝。不久，孟古带着深深的遗憾死去了。这个年仅29岁的贵夫人知道了身不由己的滋味。好在她生了一个卓越的儿子，那就是后来的大清皇帝皇太极。因为有了他，她才在死后获得了许多崇高的称号。时势向来翻云覆雨，因而才有人心的变化循环，只是逝者如斯夫！孟古姐姐死后不到8年，叶赫转变了对建州的敌视态度，将另一个女儿送上了努尔哈赤的婚床。这一点，恐怕还是出于政治的原因。

　　象努尔哈赤这样的英雄，身边聚集着那么多个性十足的女人，产生麻烦是必然的。麻烦大都由于她们的相互攻讦，攻讦大都由于她们的邀宠，邀宠大都由于她们的妒忌之心。

　　在努尔哈赤兵进辽阳之际，她的16个女人中已有3个离他而去。首先是短命的元妃，她是青年努尔哈赤注入真实情感并忧患与共的女人。接着上面提过的那个风华正茂而阳寿不长的孟古姐姐了。再就是刚刚故去的继妃富察氏衮代。这是个身世复杂的女人。她原嫁给努尔哈赤的三伯祖索长阿之孙、努尔哈赤的叔伯哥哥威准为妻，威准死后即改嫁努尔哈赤为妾。女真人有妇女改嫁于族人的习俗，且不受辈份的桎梏。嫁过来的衮代为努尔哈赤生了三子一女，可谓贡献多多。她对努尔哈赤更是恩爱有加，史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等九部联军攻打建州，衮代见努尔哈赤侧身酣睡，就劝其早做准备。努尔哈赤自然是胸有成竹，安睡如故，明日破敌。努尔哈赤固然是一代天骄，可是衮代还是提心吊胆夜不成眠，她不愿再次失去丈夫。然而，她没有想到，有人在她与之相依为命的丈夫之间设计了一条沟壑，她不明不白地沉没了。告状的“小人”说她与努尔哈赤的次子大贝勒代善关系暖昧并冒领了许多不义之财。于是，努尔哈赤以窃藏金帛罪，将其逐出宫门，赶回了娘家。关于她的死，文献记载不一，有的说是被丈夫赐死的，有的说是被儿子杀死的，反正没有得到善终，并且是死在亲人的手下，悲哉！在政治漩涡中生存的女人都是那么境遇艰难！

　　庶妃德因泽，在努尔哈赤的妻妾中排行最末。这个在努尔哈赤62岁高龄时娶来的女子，与那些半老徐娘们同坐一条板凳，自然会心理不平衡。大福晋们虽然人老珠黄，但都有儿有女，地位显著。小福晋德因泽虽然妙龄如花，但却初来乍到，与那些老福晋混不到一块。她在这个家里，在连年南征北战的老头子心中，只是一种摆设而已。但是，她颇不甘心。她利用投怀送抱的时机，吹尽了枕边风，向对手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她把目标盯在众福晋中的领衔人物继妃富察氏身上。德因泽的伎俩果然奏效，富察氏衮代就这样在她的灵机一动中轻而易举地被扫地出门站了。德因泽感觉到了妙龄和美貌的真正价值，自己就是自己战无不胜的武器。她于迫害衮代的同时，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罪名，把毒箭又射向了与努尔哈赤情深意笃的大妃阿巴亥。所幸的是我们的主人翁阿巴亥没有被置于死地，但也伤得不轻。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第一部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作者 : 章恺 阿巴亥与努尔哈赤的姻缘，极富戏剧性。明朝末年，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先后崛起，互争雄长。海西女真的乌拉部地广人众、兵强马壮，势力尤为强大，与努尔哈赤势不两立。万历二十年（1593），包括乌拉部参予其中的九部联军，以3万之众攻打努尔哈赤的根据地赫图阿拉，企图把刚刚兴起的建州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乌拉部首领布占泰被活捉，表示愿意永远臣服建州。努尔哈赤念其归顺之意，收为额驸，先后以三女妻之，盟誓和好，软禁3年后释放。布占泰在兵败回归、羽翼未丰的情况下，为了取悦建州，感激努尔哈赤的再生之恩，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将年仅12岁的侄女阿巴亥亲自送到赫图阿拉，就这样，阿巴亥嫁给了大她31岁的努尔哈赤。开始了自己不平凡的妃嫔之旅。

　　这位来自乌拉部的稚嫩公主，既要博得丈夫的欢心，又要周旋于努尔哈赤众多的妻妾之间，难度够大的了。然而，阿巴亥是一位非同一般的少女，不仅仪态万方、楚楚动人，而且天性颖悟、礼数周到，言谈笑语之间，无不令人心悦诚服。43岁的努尔哈赤对这位善解人意的妃子，爱如掌上明珠。两年后（1603年），努尔哈赤便将幼小而聪明的阿巴亥立为大妃，独占众妃之首。虽然我们常说母以子贵，但有时却是，子以母贵。阿巴亥所生的3个儿子：多尔衮、阿济格、多铎，努尔哈赤都爱如心肝。他们年龄虽小，但每人都掌握整整一个旗。当时做为后金根本的八旗军队只有8个旗，他们就占去3个，可见努尔哈赤对阿巴亥的情意与寄托之所在。

　　上面那个时常搬弄是非的侧妃德因泽对阿巴亥的地位和权力恨之入骨。她对阿巴亥的行动进行盯梢，一经发现蛛丝马迹，便添油加醋飞短流长，搅起满城风雨。阿巴亥处于被严密监视之中。《满文老档》载：天命五年（1620）三月二十五日，德因泽向努尔哈赤“要言相告”：“大福晋曾两次备佳肴送给大贝勒代善，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给四贝勒皇太极，四贝勒接受而未吃。大福晋在一天当中，曾二三次派人到大贝勒家去。而且还看到大福晋自己在深夜时离开院子，也已经二三次之多。”听了这些话，努尔哈赤派人前去调查。调查人回报确有其事。他们还说：“我们看到每逢贝勒大臣在汗处赐宴或会议之时，大福晋都用金银珠宝来修饰打扮，望着大贝勒走来走去。这事除了大汗以外众贝勒都发现了，感到实在不成体统，想如实对大汗说，又害怕大贝勒、大福晋。所以就谁也没说。这些情况现在只好向大汗如实报告。”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毫无地位可言的小庶妃如何胆敢去告深受汗王宠幸、贵有三子的大福晋？而且牵连着自领两旗、居参政“四大贝勒”之首、老汗王欲立为太子的大贝勒代善？诬告大妃与代善关系暧昧的邪风从哪里刮起？人们不难看出，这一切皆缘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权力之争。有学者即认为德因泽背后有皇太极的支持。因为老汗王年事已高，汗位的继承人为谁？已成为诸子侄中明争暗斗的焦点。因为努尔哈赤时代在政治上实行八旗制，以八旗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即以八旗旗主分权统治的制度；在经济上则“予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之”。军事上凡行军打仗亦以八旗旗主为统帅，各有统属，联合作战。这就必然形成八个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集团统治，也就会在汗位继承上导致“诸王争国”的恶劣后果。

　　努尔哈赤听了汇报，本来知道儿子代善和妻子阿巴亥之间并没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感情上还是接受不了。想要处置这件事，当事人又构不成什么罪，再说家丑外扬也有失体统。颇富政治经验的努尔哈赤深知此事如此沸沸扬扬，背后肯定藏着什么政治目的，因而只好做罢。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福晋中又有一人举报阿巴亥私藏财物。于是，努尔哈赤便以此为由，给她定了罪。努尔哈赤在判词是这样说的：“这个大福晋虚伪狡诈、盗窃成性，坏事做全。我用金子、珠宝尽情地打扮她，她却忘恩负义，岂不该杀？但是杀了她，我那爱如心肝的三子一女由谁为照顾，孩子们不能没有母亲，我决定不杀她了，让她照看孩子们。可我坚决不同这个女人共同生活，所以我将她休离。”就这样，与努尔哈赤生活近20年，一直受宠不衰的阿巴亥愤然离去，独自一人带着15岁的阿济格、8岁的多尔衮、6岁的多铎开始了沉默而凄凉的生活。小福晋德因泽达到了目的。她以举发有功，加以荐拔，并享受“陪汗同桌用膳而不避”的优待。其他两位福晋各分得阿巴亥的缎面被褥一套。这就是她们互相斗争的战利品。

　　但阿巴亥并没有就这样走下历史舞台，沉默和凄凉的生活更加磨砺了她的意志和智慧，她等待时机来开创历史。

　　走上政治舞台

　　第一部分 走上政治舞台 作者 : 章恺 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辰时，努尔哈赤进入刚刚攻克的辽阳城，就下达了“遣人往迎众妇人及诸子来城居住”的谕令。 这样的举家大迁徒，为努尔哈赤日后定都辽阳打下了伏笔。告别赫图阿拉老城的热土，顺着苏子河的流向，走出新宾重重大山的众福晋和诸幼子们，带着既向往又怀疑的情绪，一路上车马奔驰。辽阳，这一座用马鞭、箭簇和生命占领的城市，将为他们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

　　四月初三，努尔哈赤又根据建制每二旗出五牛录额真一人，每二牛录出士兵一人，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前去往迎众福晋。他们的任务是保驾护航，当然，更是壮大皇家声威。四月初五日深夜，踢踢踏踏的足音和轰轰隆隆的轮响闹醒了沉睡的古城。总兵官以上的诸大臣立即骑马赶到城外教场，在那里他们下马步行，向风尘扑扑的众福晋们施行大礼，恭恭敬敬地引导迁徒的乘骑入城。城内，军士们沿街列队，欢呼祝福。自城内至努尔哈赤的寝宫，一色的白席铺地，上敷红毡，排场得可以。无数的灯笼点缀在丛丛篝火之中，整个夜空彤红一片。众福晋们移动着木底旗鞋，一步步地向努尔哈赤走来……

　　众福晋顺利地到达了辽阳，但是，有官员却因为其间的过失遭到了革职。它给我们平淡的历史增添了一段跌宕的情节，讲述出来还是蛮有意味的。

　　阿胡图是最早受汗派出迎接皇妃们的官员之一。他的任务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宰杀自家的猪用以祭祀。那种仪式本来是走个过场而己，用不着那么铺张。可是阿胡图把自家的猪尽宰之后，又大散银钱，四处抢购，一日宰祭竟至二三十头。胡作非为的后果当然是自找倒霉。

　　如果说阿胡图的倒霉是咎由自取，那么布三的厄运就有点天降横祸，多少有些委屈。那一天，众大臣引领众福晋自萨尔浒再度启程。由日出至日落，时光在奔波劳顿中流逝。当队伍行进到十里河地方，夜幕已经降临，众臣商议准备就此住宿，疲惫不堪的众福晋也欣然允许。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执行其它任务的布三不期而遇。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布三力排众议咄咄反诘：此地至辽阳稍息可至，何必非要住下呢？并且逼迫大家起身前行。于是，这支重又上路的队伍直至深夜才到达辽阳城。事后，努尔哈赤命人对布三进行审理。布三的用意也许不会怎么恶毒，可是上司一口咬定他有过失。直率的布三承认事情属实，但拒不认错。 在众福晋到达辽阳的第三天，阿胡图和布三各自在征战中挣来的参将职务被一撸到底，降为白身，并且所得赏物被尽数没收。这段插曲不正也反映当时满洲勇士的铮铮铁骨吗？

　　努尔哈赤占领辽阳之后，立即做出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召回离异将近一年的阿巴亥，将其复立为大妃。

　　这件事证明努尔哈赤对可爱的阿巴亥确实情有独钟，那个与她几近同时被轰出去的继妃衮代之辈绝非可比。皇帝身边被赶走的女人太多了，不论她们此前多么高贵，一经出宫，沦入民间，能有几个获得回头的机会？刚愎自用的努尔哈赤能把“复婚”的决定做得这样果断必有深刻的原因。63岁的努尔哈赤对女人的感动已经失去敏锐，何况天下不乏美人。阿巴亥之所以能浮出政坛，是因为她的重要，她的持家理政，相夫教子的能力出类拔萃。众福晋的身影曾多次在努尔哈赤的脑海里一一滤过。秀美、端庄、勤劳、诚实、俭朴、坚毅都是她们为妻的美德，就连她们的刁钻、自私、懒散也可以容忍；她们都有对权力的渴望，并为此而不停地做着卑鄙的手脚，但是，这群几乎什么都具备的女人，就是缺少一种政治上的豁达、缜密、远见。后金进入辽沈，雄心不已的努尔哈赤将有更大的动作，现在身边的这些女人难挑重任。

　　用我们现代人的语汇表述，就是时代选择了阿巴亥。她的才情吻合了时代需求的苛刻检验。果然，她在厄运中非但没有颓废，经过风雨的历练而更加成熟。阿巴亥鲜亮如初。她再次介入到诸王和众妃建构的政治格局当中，重新与他们交谊和对峙。她的崭新的政治生涯开始了，其实这也为她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满文老档》是清朝入关前较为广泛翔实的官方记录。自阿巴亥复出后，关于众福晋活动的笔墨也开始出现。努尔哈赤的女人逐渐从闺阁走上政殿，从京城走向野外，她们不再是帝王的附庸，她们有组织地从事一些政务，她们给努尔哈赤以政治的鼓舞，这一切与众妃之首阿巴亥的作用息息相关。时代也需要女人登上历史地舞台，发挥自己的才情。让我们翻开那些发黄的档册一齐读下去。

　　天命元年（1621）八月二十八日，东京城在辽阳太子河北岸山岗奠基。众福晋在努尔哈赤和大妃的率领下，出席庆贺大典。这是他们未来的皇都，一方吉祥之地。前来参加活动的还有诸贝勒、众汉官及其妻室。“八旗宰八牛，各设筵宴十席，大宴之。又每旗各以牛十头赏筑城之汉人。八旗八游击之妻，各赏金簪一杖。”这是何等阔气的仪式。众福晋点缀其中，让历史留下她们为努尔哈赤的事业助阵的呼声。

　　天命七年（1622）二月十一日，众福晋冒着早春寒冷，奔赴将士们战斗的前线。十四日，她们到达广宁，统兵大臣一行人等出城叩见。衙门之内，路铺红毡，努尔哈赤坐在高高的龙椅里。巳时，“大福晋率众福晋叩见汗，曰：汗蒙天眷，乃得广宁城。再，众贝勒之妻在殿外三叩首而退。嗣后，以迎福晋之礼设大筵宴之。”史家在这里为我们勾勒了大妃阿巴亥的执政速描，由此我们更为确信阿巴亥做为后宫领袖的实力。这一支由女人组成的慰问团，大约在血火前线的广宁停留了三天，于十八日随努尔哈赤返回辽阳。

　　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初六，努尔哈赤携众福晋出行，“欲于北方蒙古沿边一带择沃地耕田，开放边界”，他们沿辽河晓行夜宿，踏勘，行猎，把女真人的英武写在雪地冰原上，直至元宵节的前一天返回。

　　天命八年（1623）四月十四日，众福晋又一次随努尔哈赤为垦地开边出行。是日，他们由东京城北启程；经由彰义至布尔噶渡口，溯辽河上游至浑河，二十二日返回。后金政权的迅猛发展，粮食供给成为燃眉之急，努尔哈赤与他的女人们于旷野中的如此旅游，不会有多少浪漫的成份。

　　这一次出行的情形大不相同。天命八年（1623）九月中旬，众福晋又一次走出东京城堡，跟随努尔哈赤的仪仗，畅游于山河之间，为期十二天。此间，除了狩猎、捕鱼，访问田庄、台堡；还参与接见蒙古贝勒，以及为大贝勒代善之子迎亲，整个行程有声有色，其福晋们的作用大焉。

　　《满文老档》作了详尽的记载，让我们把那珍贵的情节一字不漏地辑录下来：天命十年（1625）正月，“汗率众福晋，八旗诸贝勒、福晋，蒙古诸贝勒、福晋，众汉官及官员之妻，至太子河冰上，玩赏踢球之戏。诸贝勒率随侍人等玩球二次之后，汗与众福晋坐于冰之中间，命于二边等距离跑之，先至者赏以金银，头等各二十两，二等各十两。先将银置于十八处，令众汉官之妻跑往取之；落后之十八名妇人，未得银，故每人赏银三两。继之，将每份二十两银置于八处，令蒙古小台吉之妻跑往取之；落后之八名妇人，各赏银十两。继之，将每份银二十两、金一两置于十二处，令众女儿、众小台吉之妻、福晋及蒙古之众福晋等跑之，众女儿、从小台吉之妻及福晋等先至而取之；蒙古众福晋落于后，故赏此十二名女儿金各一两、银各五两。跑时摔倒于冰上者，汗观之大笑。遂杀牛羊，置席于冰上，筵宴，戌时回（东京）城”。

　　好一幅冰上嬉戏图！ 努尔哈赤留在辽阳的笑声似乎还没有消弭，他的生命旅程确将要走向终点。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6万八旗军，号称20万大军，渡过辽河，如入无人之境，向孤城宁远猛扑而来。守城者袁崇焕，42岁，进士出身，没有指挥过作战。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命离宁远城5里安营，横截山海之间的大路。努尔哈赤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先放回被俘汉人捎劝降书给袁崇焕说：献城投降，高官厚赏；拒绝投降，城破身亡！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兵猛力攻城。城堞上，箭头如倾盆雨；悬牌上，矢镞如刺猬皮。后金兵攻城不下，努尔哈赤命军士冒死凿城挖洞。后金兵将城墙凿开三四处高约两丈的洞口，明守军抛火球、扔火把烧挖城之敌。当城墙快被挖穿时，袁崇焕亲自带兵用铁索裹着棉絮蘸油点燃，垂下来烧挖城之敌。他的战袍被射破，肩臂受伤，仍旧坚定指挥，不下火线。二十五日，袁崇焕命用西洋大炮，从城上往下轰击，重创八旗军。努尔哈赤对这种新引进的西洋大炮，其来源，其特点，其性能，其威力，一无所知，毫无准备。炮过之处，死伤一片。官兵害怕，畏缩不前。努尔哈赤亲自督阵，后金将领持刀驱兵向前，快到城下，畏炮又退。有史料记载：城上西洋大炮击中黄龙幕，伤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官兵抬去，放声大哭。对上述史料，清史界有不同见解。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大头目”应该就是天命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一生戎马驰骋44年，几乎没有百战百胜，可谓历史上有名的常胜统帅。但正所谓胜利会腐蚀聪明，权力会冲昏头脑，他太自傲，太轻敌了。天命汗晚年，被胜利和权力腐蚀了聪明，冲昏了头脑，犯下错误，吞下苦果。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的宁远之败，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遭遇到的最重大挫折。此后，天命汗郁郁寡欢，陷入苦闷。八月十一日，在沈阳地区忧愤而死，将他未尽的事业留给了他的后继者。

　　一代帝王生命结束之日，恰恰是子嗣们夺权争位的白热之时。大妃阿巴亥足智多谋胸怀大志，且由其所出的三个儿子在八贝勒中占有了强势，更为重要的是，在努尔哈赤死前的4天中，惟有她在身旁承命侍侧。因此对于皇太极、代善等竞争势力来说，她是最致命的对手。若不将她铲除，她可借“遗命”之威，任用封、赏、贬、谏之权，还不闹得天地翻覆？于是，一场阴谋开始了。

　　大妃殉葬和皇太极继位之谜

　　第一部分 大妃殉葬和皇太极继位之谜 作者 : 章恺 满族先人女真像许多游牧民族一样，汗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努尔哈赤身后的大位由谁来继承？当时没有一个制度。努尔哈赤生前为着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努尔哈赤晚年在汗位继承问题上非常烦恼，他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所以，他死之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非常惨烈。当时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此外，还有多尔衮、多铎。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齿均列第四，为什么却能登上后金国汗的宝座？

　　当时的形势是：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圈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军力较弱。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这种人，名声比较差，可做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更没有条件争夺汗位；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努尔哈赤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代善。皇太极虽怀大志、藏玄机、有帝王之材，但同乃兄代善争夺汗位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机关。

　　有人说上面所述的小福晋德因泽告发是受到皇太极的指使，皇太极借大福晋同大贝勒代善难以说清道明的“隐私”，施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贝勒声名狼藉，又使大福晋阿巴亥遭到惩处。大福晋阿巴亥在这次事件中受了点“伤”，但没有“死”，不久又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努尔哈赤死时，她当时37岁，正值盛年，丰姿饶艳。阿巴亥生有三个儿子：当时阿济格22岁、多尔衮15岁、多铎13岁。多尔衮、多铎兄弟也有资格同皇太极争夺皇位。要削弱多尔衮、多铎的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处死大妃。 另外，努尔哈赤临终之时，虽然只有阿巴亥一人守在身边，她向诸位皇子传达老汗王的遗嘱是“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的努尔哈赤的临终遗命。遭到四大贝勒的断然否定，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不但汗王生前反复强调，而且书写成训示交给了每位贝勒，白纸黑字，证据确凿；而所谓的临终遗言没有第二人能够证明，即使汗王真的在去世前的昏迷中说了类似的话，也只能视为错误的命令，不可执行。

　　但是阿巴亥既然放出了所谓“临终遗言”，即便不能把家族推向斗争的血海，也会埋下不睦的种子，早晚酿成灾祸。而且，皇太极地位声望渐隆，怎肯将皇位让给还不懂事的多尔衮呢？当时八旗人马中，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在他们分别只有十九岁、十二岁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拥有一旗、与诸兄并驾齐驱的权势很大的旗主。诸兄能够成为旗主，完全是因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而幼弟恃母亲受宠而得汗王厚赐，怎能让人心服口服？

　　再者，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再有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以国母之尊联缀其上，那么其他五位旗主谁不畏惧？谁又敢不服从？那么阿巴亥就能因此而左右八旗、左右整个大金国的政局，破坏八王共执国政的均衡，对大金国、对他们每个人，尤其是对与阿巴亥有宿怨的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必须除掉阿巴亥。因为除掉这个总首领的母亲，就容易使三个同母兄弟分离，不能形成三人联合的雄厚力量。一旦多尔衮、多铎成年，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一定要马上将他们的母亲处死，才能保证后金政权的稳定。所以大福晋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死去。

　　在努尔哈赤死去十八个小时之后，他最宠爱的大福晋阿巴亥被四大贝勒逼迫生殉，理由是努尔哈赤有遗嘱在先：大福晋虽然年轻貌美，但心怀嫉妒，常常使汗王不快，如果留下，将来恐怕会成为乱国的根源，所以必须殉夫。 按当时的习俗，妻殉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爱妻，一是没有年幼的儿子，阿巴亥虽然符合前一条，但她确有两个幼子需要抚育，而且她不相信汗王会留下这样的遗言，她要据理力争。

　　根据《实录》记载：四大贝勒告诉她：这是汗王的遗命，他们纵然不忍心、不愿意，却不敢不从。而且，从殉的仪式都已经准备好了。按规矩，当殉者盛装坐炕上，众人对之下拜，然后以弓弦扣颈勒毙；若殉者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至死为止。

　　到了这一步，阿巴亥还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屈从，换上礼服，戴满珠宝饰物，虽然照规矩殉者不得哭，她还是哀告诸贝勒，请求他们照顾她的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十二岁侍奉汗王，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汗王恩厚，我不忍离开他，所以相从于地下。”就这样，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和几个贝勒说先汗有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在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的威逼下，她自缢而死（一说被用弓弦勒死）。

　　现在研究这段历史，不少人认为努尔哈赤并无遗言，大妃之死乃诸贝勒之逼殉。诸家观点及所举理由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有如下看法:(1)努尔哈赤曾欲立多尔衮，代善支持皇太极登极，为确保多尔衮之母不加反对，必须逼迫其自尽；(2)努尔哈赤并未确指继承人，但多尔衮三兄弟每人都被父汗任命掌管一旗，其他皇子担心，如三人联合起来，且有其母大妃支持，势力强大，因而四大贝勒迫大妃自尽；(3)努尔哈赤临终不将大妃为其殉葬之事告诉她，值得怀疑，因而是代善、皇太极等人强制其殉夫，并无遗命；(4)诸贝勒对多尔衮三兄弟并无战功仅凭其母亲的尊贵身分而成旗主不满，对大妃反感；(5)努尔哈赤临死前召见大妃，很可能曾向她说过许多不利于诸贝勒的“遗命”，因而诸贝勒将其逼死。

　　福耶？祸耶？苦耶？乐耶？一个女强人就这样倒下了。跟阿巴亥同时陪殉除了庶妃阿济根，还有那个向她击射暗箭的小妃德因泽。不知道她最终能否原谅那个热衷于搬弄是非的小女人？无论卑鄙无论崇高，无论渺小无论伟大，无论得宠无论失爱，她们各自的终点却是那个共同的土堆，历史的如此安排让人唏嘘不已……

　　阿巴亥死后，多尔衮、多铎年幼，失去依靠，没有力量同皇太极争夺大位。据《清史稿·索尼传》记载，多铎曾说：“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由此看来，努尔哈赤生前或有遗诏，可是至今没有见到。多尔衮摄政时也曾经说过:“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所以，皇太极到底是继位还是夺位？至今学界仍有不同的意见。

　　代善失势、多尔衮失母，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新汗的推举议商，在庙堂之外进行。大贝勒代善的儿子贝勒岳讬、萨哈璘到其父代善的住所，说：“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说：“这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这样，父子三人议定。第二天，诸王、贝勒、贝子聚于朝廷。代善将他们的意见告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没有发生争议就取得共识，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风平浪静。皇太极终于登上大位。

　　大妃之子

　　第一部分 大妃之子 作者 : 章恺 皇太极倒也没有食言，大妃死后，并没有为难她的三个儿子，这反映了皇太极这位奠定满清江山者的气魄和英明。历史也证明，正是大妃之子在满清入关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天聪二年(1628)二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征察哈尔蒙古之多罗特部，多尔衮与多铎二人从征，这也是兄弟二人初次出征。凯旋后，皇太极以“初次令两幼弟随征远国，克著勤劳，克期奏凯，宜锡美号，以示褒嘉，于是赐贝勒多尔衮号为墨尔根戴青，多铎为额尔克楚虎尔”。半个月后，又命多尔衮代兄长阿济格镶白旗固山贝勒任，成为该旗旗主。

　　天聪五年(1631)七月所设六部，全部用一班小贝勒管部务，多尔衮被任命为六部之首的吏部管部贝勒。吏部负责中央各部及旗下官员的任免，职位至重，对中央集权及汗权的强化具有重要作用。多尔衮担当此任，表明皇太极对他的看重。由于多尔衮尽心职守，对部务处理有方，受到皇太极的好评，称赞该部“办事妥协，不烦联虑”。多尔衮用兵讲究策略，且常常以计取胜，因而颇得皇太极赏识，多次被任为统兵之帅。尤其是天聪九年的收服察哈尔残部，并获元朝传国玉玺，崇德元年(1636)底、二年(1637)初征朝鲜，攻取朝鲜国王所避居的江华岛，多尔衮都立奇功。

　　多尔衮由于睿智多谋，屡建奇功，行政策略与皇太极之意相合，君臣配合默契，颇得皇太极之青睐与眷顾，皇太极曾说多尔衮“举动皆合联意”。还对多尔衮说:“肤之加爱于尔，过于诸子弟，良马鲜衣美撰，责予独厚。所以如此加恩者，盖以尔勤劳国政，倍遵肤命故也”。多尔衮自己后来也说皇太极对他的 “特异于诸子弟”。

　　崇德朝，皇太极已把多尔衮视为心腹之臣和得力助手，多尔衮也由于皇太极的重用及其功绩，威望与地位不断提高，超越诸王贝勒之上，与郑亲王济尔哈朗一起，成为皇太极御座之下两个最有影响的朝臣。虽然在崇德六年(1641)围困锦州之时，多尔衮因部署兵力等问题，与皇太极的计划不相合，与豪格同被治罪，降为郡王，但松锦大捷后即以功复亲王。几个月后，皇太极因病不能理政，多尔衮又受命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一起代理朝政。至皇太极逝世以前，多尔衮与皇太极基本上还保持着以前的那种关系。

　　多铎在皇太极继位时年方十三，此后还可以说是他的成长期，天聪九年(1635)后金攻明山西，为牵制明宁、锦之兵援助，多铎首次被任为领兵之帅攻明宁、锦一线，取得胜利，受到皇太极的褒奖。崇德元年(1636)四月，皇太极大封宗室，多铎以正白旗主且为努尔哈赤的嫡出幼子而得封豫亲王。六月，又命其管礼部事，接替刚逝世的萨哈廉；兵部贝勒岳托死后，多铎又于崇德四年(1639)又月继掌兵部，表明皇太极对这个幼弟还是比较重视的。

　　多铎大约是由于以前努尔哈赤对他娇宠的缘故，行为任性，放荡不羁，平时喜押妓、弦歌、穿奇装异服，时或酗酒，完全一派花花公子的作风，皇太极虽几次对其密示或惩戒，但多铎满不在乎，仍然我行我素，对皇太极也不太敬重，元旦朝贺，竟以瘸马献汗。皇太极一直隐忍未言。崇德四年(1639)五月，终于借其临阵逃脱之事，召诸王贝勒大臣于崇政殿，令多铎跪受戒谕，历数其劣行，并予降其亲王为贝勒、罚银万两、暂籍牛录及家产的惩处。另据当时在盛京的朝鲜人记载，多铎还被拘禁在家，由旗兵看守。

　　阿济格是有名的猛将，但政治方面却少才能，因而在国家政务上不为皇太极所重用，设立六部后，诸小贝勒都曾管过部务，只有他从未担当此重任。阿济格性情狂躁粗暴，做事也颇任性，也屡屡被皇太极训斥惩处。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与诸王商议他出征皮岛违犯军令罪时说:“以皮岛之罪，朕曾思革尔王爵，对尔训戒已感厌烦，此后不复训诲矣!”。皇太极对阿济格的惩处，也不乏感情用事之处。阿济格擅自作主，为其弟多铎娶阿布泰之女，被皇太极免去镶白旗主之任，以多尔衮代之。后来几件事的处理，增加了阿济格对皇太极的怨恨。崇德四年(1639)九月，因图尔格之首告，议政王大臣会议判处，将额亦都子孙图尔格等人及其所领有的三牛录，从阿济格属下罚出，拨归皇帝的镶黄旗。崇德七年(1642)九月，又因阿济格在驻兵高桥时，口出怨言，思欲潜归，围宁远时不守汛地，私自打猎，皇帝宴责诸王贝勒，阿济格席间擅自归第等等，拟其罪，皇太极令罚银万两，又把阿布泰由阿济格属下拨隶其弟多铎。这些事，使阿济格与皇太极的矛盾愈益尖锐化，守高桥时，正值皇太极爱妃袁妃病死，皇太极痛不万分，阿济格却在营帐中“歌舞作乐”，“弹弦为戏”。不到一年，皇太极也亡逝，诸王争立，阿济格立即加入到拥立多尔衮、极力反对皇太极之子嗣位的行列。

　　多尔衮欲争帝位未成，立年幼福临为君(是为顺治帝)，与济尔哈朗联合辅政。旋称摄政王，实掌军政大权。顺治元年(1644)四月，以奉命大将军率阿济格、多铎等统满、蒙、汉军十余万攻明。在山海关东威元堡诱降前往乞师的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军约10万(一说6万)。五月占领北京，确定迁都于此，以武力统一全国。制定了先攻农民军，后灭南明政权，联合汉族官僚地主势力，以汉治汉的方略。同年十月，受封叔父摄政王。旋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合击大顺军于陕西。二年三月，命多铎分兵三路南下，四月屠扬州，五月占南京，于芜湖(今属安徽)俘弘光帝朱由崧，相继灭亡弘光、隆武等南明政权。晋封皇叔父摄政王。闰六月，命兵部尚书洪承畴等经略江南及粤、赣、闽、湖广、云贵等地，以攻抚之策相继平定江南。三年，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攻四川大西农民军。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征闽、浙。命多铎为扬威大将军，率师征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等。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同耿仲明等率师征湖广。十一月，豪格部于四川西充凤凰山射杀大西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四年七月，罢济尔哈朗辅政，独专朝政。为排斥异己，多尔衮逼迫豪格致死。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禁民间养马及收藏军器。命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广大顺军将领李过、高一功部。五年十一月，晋封皇父摄政王。六年，两次率师亲征降而复叛的大同总兵姜瓖，克浑源(今属山西)等地。七年十二月初九(1650年12月31日)病卒于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年39岁。追尊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不久，追论生前谋逆罪，削爵。乾隆四十三年(1778)，复睿亲王封号。多尔衮谋勇兼备，能重用汉族谋臣和将吏。统兵驭将，赏罚分明。善于把握战争全局，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尤其能掌握时机，一举挥军入关，确立了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

　　多尔衮死时，弟弟多铎已于顺治六年三月染天花亡。时年三十六岁。至此多尔衮的同母兄弟唯存英亲王阿济格。多尔衮在顺治八年的正月既已被封为皇帝，按理说应该兄以弟贵，就算不跟着沾光，也绝无遭殃的道理。但事实是就在多尔衮尊为皇帝配享太庙的同时，阿济格竟然被幽禁。史稿中记载：正月，多尔衮薨于喀喇城，阿济格赴丧次，诸王夜临，独不至，召其子郡王劳亲以兵胁多尔衮所属使附己。丧还，上出迎，阿济格不去佩刀。劳亲兵至，与合军。多尔衮左右吁阿济格欲为乱，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遗人于路监之。还京师，议削爵，幽禁终身。

　　大妃之子虽各个战功卓著，但一个英年早逝、一个染天花而亡、一个幽禁而死，身后有多有骂名，都可以说不得善终！

　　孝庄文皇后

　　第一部分 孝庄文皇后 作者 : 章恺 《清史稿·列传一·后妃》：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寨桑女，孝端皇后侄也。天命十年二月，来归。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三年正月甲午，世祖生。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顺治十一年，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十三年二月，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

　　孝庄文皇后

　　第一部分 孝庄文皇后 作者 : 章恺 《清史稿·列传一·后妃》：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寨桑女，孝端皇后侄也。天命十年二月，来归。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三年正月甲午，世祖生。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顺治十一年，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十三年二月，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圣祖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太后疾复作，上昼夜在视。十二月，步祷天坛，请减算以益太后。读祝，上泣，陪祀诸王大臣皆泣。己巳，崩，年七十五。世祖亲政，上太后徽号，国有庆，必加上。至圣祖以云南平，奏捷，定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初奉安上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子一，世祖。女三，下嫁弼尔塔哈尔、色布腾、铿吉尔格。

　　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出生在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天命十年(1625年)二月，嫁给后金汗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为妻。翌年八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病逝，皇太极继承汗位，崇德元年(1636)改号称帝时，封布木布泰为永福宫庄妃。她生三女一子，即皇四女固伦雍穆长公主、皇五女固伦淑慧长公主、皇七女固伦淑哲长公主、皇九子福临。由于她在后妃中聪明能干，深受皇太极宠爱。

　　庄妃劝畴：初露锋芒

　　第一部分 庄妃劝畴：初露锋芒 作者 : 章恺 庄妃自幼“无他无好，而独嗜图史”。颇通治国之道。皇太极时期，她“赞助内政，越既有年”。辅佐太宗文皇帝肇造王基。崇德七年(1642年)，清取得松锦大战的胜利，明在关外的精锐已经丧尽，因此皇太极积极准备率领大军入关争夺天下，但是深感对关内的情况不了解，急需“引路者”，他认为松山被俘，关在沈阳三官庙的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是最的人选，他既深知明廷，又熟悉农民军的情况。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劝其降清，曾命汉官重臣范文程前去说降：又是金钱，又是美女，但洪承畴不为所动，大义凛然地说：“本帅只知有明，不知有清，只知有死，不知有降！”说罢面壁而坐，不饮不食，只求速死。皇太极真是拿他毫无办法。消息传到京城，明王朝举国上下为之感动，立即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崇祯皇帝还亲临祭奠。可是，此时洪承畴并未慷慨就义，不但降了清廷，而且当了清军入关的“开路先锋”。立此劝降大功的人，不是别人，真是庄妃。　据野史传说，在洪承畴绝食的第四天，屈辱痛苦恍惚之间，忽然一位汉族打扮的俏丽女子推门而入，呜咽地陪坐在洪承畴的身边，竟使洪承畴丧失了戒心，视其为同病相怜之人，攀谈起来。并想起自己的娇妻爱子，百感交集，泪如泉涌。那女子一面为他拭泪，一面悄声劝道：“将军啊，人生求死容易，活下去才难。明朝比如一座大厦，将军你就是明朝的栋梁，如果栋摧梁折，明朝还靠什么来支撑？当前，明清两国势均力敌，战则两败俱伤，和则共同兴旺。以将军的威望，若能保全性命，从中调停，把弄僵的局面扭转过来，达成协议，岂不是报效了朝廷和天下生民么？”洪承踌沉吟不语。那女子又乘机娓娓道来：“将军纵使不念及家人和我小女子的私情，也应念及生民和社稷 ，清主仁慈宽宏，决不会为难将军的。”洪承畴刚刚点头，门就立刻打开了，原来大清皇帝皇太极“恰巧”来了，他正在盼望这个结果！　此后，洪承畴跟随多尔衮入关，攻城掠地，灭明辅清，平定江南，扫荡云贵，击败李定国，除去明桂王，为清王朝驰骋疆场二十余年，真正称的上满清扫平中原的先锋。

　　这就是野史记载和民间流传的“庄妃劝畴”，使洪承畴“弃旧图新”，停止绝食，剃发归降，成为满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的“引路人”。

　　此事正史虽无记载，但从洪承畴由坚决不降而又很快降清，以及从庄妃一生热衷于政事的情况看，由她出面劝降洪承畴，这意味着皇太极亲临说降，而使洪承畴很快投降，这是有可能性的。

　　辅佐顺治

　　第一部分 辅佐顺治 作者 : 章恺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清太宗皇太极患脑溢血突然病故，因为他生前未立嗣子，所以：“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当时争夺皇位最激烈的是在睿亲王多尔衮(太宗之弟)和肃亲王豪格(太宗长子)叔侄之间，两白旗贝勒大臣支持多尔衮，两黄旗贝勒大臣拥戴豪格，双方剑拔弩张，大有火并之势。这时善于谋略的庄妃，虽然沉浸在年轻丧夫的悲痛之中，仍不忘国事，看到了满族贵族内部出现的继统危机，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清的前途，因此她为了清统治阶段的根本利益，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挺身而出，干与此事，设法使自己的儿子福临继承皇位，以此来平衡协调多尔衮与豪格双方的争夺，从而制止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当时她施展巧妙的政治手腕，笼络各方力量，特别是将多尔衮叫进宫来，施加压力，立其子福临。在崇政殿诸王商讨立嗣会议上，有人提出要立豪格，可是他对形势估计不足，却虚假的表示谦让，“固辞退去”，而立于殿外的两黄旗大臣举行武荐，要求“立帝之子”。大贝勒代善表示赞成，除了豪格以外，显然包括福临。多尔衮见此情景，虽然有人“劝睿亲王即帝位’，但是他看到面对的形势不利，而庄妃会前要求立福临，正是摆脱眼前困境的唯一办法，于是对自己“即帝位”，“犹豫未允’，采纳了庄妃的意见，表示同意“立帝之子”，既然豪格“固辞退去”，便提出要立年方六岁的福临为帝，所谓“八高山(即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即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个折衷方案，即尊重“立帝之子”的要求，又便于日后对幼帝的控制，因此为双方贝勒大臣所接受。庄妃在这场继统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不仅阻止了满族贵族的内讧，而且使其子福临继承了皇位，成为清朝人关后的第一个皇帝，自己则被尊为皇太后。

　　因顺治元年(1644年)清人关后，摄政王多尔衰的权势不断扩大，企图做皇帝的欲望也日益增加，为此他植党营私、打击异己、独专朝政，竟为自己建碑纪绩，命史官按帝王礼制记摄政王起居注，停止御前跪拜礼、私制御用服饰等等，根本不把顺治帝放在眼里，以皇帝自居，因此“大权在握，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皇太后见多尔衮所作所为，深知他随时都可能发动政变，夺取福临皇位，这必导致满族贵族内部混乱和斗争，不利于清初的统一，也不利于她们母子的命运，于是她为了对付这种危急的形势，粉粹多尔衮夺位阴谋，保住儿子福临的皇位，采取以下策略：一是韬晦之计。皇太后表面上对多尔衮准备夺位称帝的种种行径，皆无动于衷，置之不理。而幼帝福临在母后的授意下，“遨嬉胶桧，渔猎鄙事，无不为之”，因此多尔衮“安意无猜，得以善全”。这就起到了麻痹和延缓多尔衮政变的作用。

　　二是密切感情。关于太后下嫁之说，众说纷纭，不过蒙古族和满族有兄死则妻其嫂的传统习俗，后来虽经禁止，但影响仍存在。明遗臣张煌言在《建夷宫词》一诗中云：“上寿筋为合晋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似指太后下嫁，正史无记载，王佩环先生在《清宫后妃》一书中有叙述，也认为有此事。与多尔衮加强感情联系，以确保福临的地位和政局的稳定却是事实。（“下嫁”之谜详情见下）

　　三是宣称皇父。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顺治帝“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同时宣示中外，在给朝鲜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从形式上密切多尔衮与福临的关系，在表面上提高多尔衮的政治地位，以达到稳定、约束、限制多尔衮的作用。

　　以上策略收到了好的效果，多尔衮的皇帝梦始终未能实现，当他犯病时，曾无可奈何感叹地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三日，时值寒冬，多尔衮心情不好，不顾身体有病，带领王公大臣往边外围猎，不慎从马上摔下受伤，经过简单治疗，又上马继续追猎，此时“度不自支”，顿回到喀喇城。他见病情日益加重感到不久于人世，但对夺位称帝未成，在弥留之际，秘召其兄“英王(阿济格)语后事，外莫得闻”。但是从阿济事后种种诡秘行动分析，是对摄政王权力的交接有所安排，因此他积极“计图摄政”。十二月九日，多尔衮病死，阿济格“即遣三百骑入京”企图逼宫夺权，制造动乱。但被随猎的大学士刚林发现，“知其意，立策马行日夜驰七百里，先人京”，将此情急报皇太后和顺治帝。皇太后得知多尔衮已死，阿济格派兵人京逼宫，她沉着应战，“闭九门，遍告宗王、固山等为备，俄三百骑至，皆铠甲，尽收诛之，英王未知也。’，然后“派兵役监英王至京”，逮捕问罪，就这样粉碎了阿济格的逼宫夺权的政变阴谋。

　　当摄政王多尔衮死讯传到京城，满朝震惊，各有所思，人心浮动，谣言四起。皇太后为了稳住政局，特别要防止多尔衮的死党反上作乱，授意顺治帝下诏“臣民易服举丧”，亲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出东直门迎接灵枢，以“帝礼”厚葬，追尊“义皇帝，庙号成宗”。至此，多尔衮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和地位，生前未能称君，死后却被尊为帝，这当然是个绝顶高明的策略，使多尔衮的死党放心，不会因为他专权欺君，而罪及己身，所以没有闹事。

　　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议政大臣苏克萨哈上疏告发多尔衮生前“阴谋篡逆’心等罪行。于是皇太后认为时机已到，彻底清算多尔衮的罪行，借此清除敌对势力。因此，顺治帝诏示中外，公布多尔衰的罪状，指出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樱，将其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并把多尔衮扶植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有的处死，有的监禁，有的贬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福临的帝位。

　　多尔衮死后，解除了夺位的威胁，皇太后精心辅助其子福临主政。首先要求顺治帝努力学习汉族文化，精通治国安邦之术，同时下令把许多汉籍译成满文，供满族贵族阅读，从中吸取汉族统治经验;其次为了加速清初统一全国的进程，积极团结汉族的文官武将，使他们成为清王朝效力工具。顺治十年(1653年)，她把在桂林战死的平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育之宫中，赐白金万两，岁棒视郡主”。同年，又把皇太极的第十四女和硕格纯长公主嫁给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为妻。再者，明末清初长期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她提倡节俭，曾多次把宫中节省银两赈济受灾民众，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她的深远谋略和政治才能，确实难能可贵。

　　顺治十六年(1659年)，南明永历朝延平王郑成功率领十多万大军北伐，势如破竹，由舟山进人长江，攻占镇江，包围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江西、浙江等省州县也有举旗响应的，一时震动了清廷。顺治帝对江南地区突然骤变的形势惊惶失措，束手无策，一会儿要逃往关外，一会儿又要率军亲征，皆遭到母后的反对和斥责，据史书记载：“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常常有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样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他一听皇太后底这话，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言词，他竟然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他要是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一切对于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人，皇太后就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词来平复皇帝的暴躁。不过，顺治帝最终放弃亲征，遵照母后旨意，派兵南下，传旨驻守南京的江南总督郎廷佐坚守南京，最后清军取得南京之战的胜利，收复江南失地，时逼金、厦。所以顺治帝曾这样说：“联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皇太后的精心辅佐，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子顺治帝在清初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下嫁”之谜与“立后”

　　第一部分 “下嫁”之谜与“立后”(1) 作者 : 章恺 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按理说应当母慈子孝、关系融洽。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关于顺治皇帝和母后的关系，《清史稿·后妃传》仅有四句话的记载：第一句是“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这是例行公事；第二句是“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这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已；第三句记载：“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这仍是例行公事；第四句记载：“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仅仅以上四句话、总共60个字而已。而同一篇传记，记载康熙同他祖母关系的则有715个字。从中透露出顺治同他母亲的关系并不太协调。

　　“下嫁”之谜与“立后”

　　第一部分 “下嫁”之谜与“立后”(2) 作者 : 章恺 立后之争顺治小时候贪玩，母后管教过严，这是家庭中的常理。这一点不构成母子不和的原因。我认为导致顺治同母后的关系并不太协调最关键因素是“情”：“立后”和“下嫁”。皇太后和顺治帝母子间在“立后”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前者出于国家大统，后者重于个人感情。自太祖、太宗开国创业以来，把与蒙古“姻盟”视为团结蒙古各部，增强国力的重要政治措施，收到了很好效果，来自蒙古科尔沁的皇太后深有体会，因此她为顺治帝两次“立后”皆出于此种政治目的。第一次立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克善之女为后，顺治的皇后是母后和叔父多尔衮给指定的。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顺治不喜欢。虽然勉强成了亲，但婚后经常发生口角。不久顺治帝认为志意不协，传旨废后，虽然皇太后不同意，但是看到儿子执意要废，也就不强求了，于是将皇后废为静妃，改住在侧宫。就这样，顺治不顾母后和大臣的反对，强行废掉了皇后。直到顺治病危的时候，被废的小皇后想要见他一面都给任何机会。第二次立蒙古科尔沁部贝勒绰尔济之女为后，顺治帝仍不满意，又要废后，却遭到母后的反对，未能废成。后来再立一个皇后，顺治还是不喜欢。

　　再者，顺治喜欢董鄂妃，爱得死去活来。后来皇太后得知，顺治帝已有意中人，是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她很理解儿子的个人感情，便把董鄂氏召人宫内立为贤妃。但顺治帝要立董鄂氏为后，所以再次提出废后，这次不仅母后反对，而且知书达理的董鄂妃也不同意，于是顺治只好作罢。董鄂氏隶属满洲正白旗，父亲鄂硕任内大臣，母亲却是江南的一位才女。她兼有满汉女子的优点，既有满洲性格的豪放、开朗、洒脱，又有汉家才女的蕴藉、温柔、多情善感，外柔内刚，含而不露，有心胸有见识，同时有人称她可谓是姿容绝代。

　　顺治年幼即位，大权最初由叔叔多尔衮掌管，自小形成暴躁、猜忌的性格。再加上开始娶了一个刻薄的妻子，事事过得不顺心。清初有命妇轮番入侍后妃的制度，这便给顺治帝与董鄂妃相识热恋提供了机会。董鄂妃经常到后宫来拜见皇太后。她天生丽质，又很朴素，看起来宛若仙子，引起了顺治的注意。董鄂氏之夫博穆博果尔经常从军出征，董鄂氏出入宫苑侍候后妃，与福临相识并坠入情网。孝庄皇太后察觉后立即采取措施，宣布停止命妇入侍的旧例，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福临对董鄂氏的迷恋。为了获得更多接近董鄂氏的机会，顺治十二年二月，福临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以示优宠。后来博穆博果尔得悉其中内情，愤怒地训斥董鄂氏。这事被福临知道，他打了弟弟一耳光，博穆博果尔因此羞愤自杀。未及守孝一年，董鄂妃便被顺治皇帝接进宫里封为王妃。一个月后，晋为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

　　顺治对董鄂氏的感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认为董鄂氏有德有才，正是理想的皇后人选，准备二次废后。顺治的皇后是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亲王的女儿，科尔沁蒙古自满清入关以前就始终支持皇太极平定满洲，夺取天下的战争，是蒙古四十九旗中最强大而举足轻重的一支。假如顺治再度废后，改立董鄂氏，蒙古女人失去中宫主子之位，势必影响满蒙关系，动摇大清帝国的立国之基。所有这些，顺治不是不知道，可是当一个人感情狂热的时候，理智难免就要丧失。董鄂氏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她的母亲还是一个汉族女子。顺治册封董鄂氏为皇贵妃已经引起很多人因祖宗有“满汉不通婚”的制度而不满。孝庄太后毫不犹豫地对儿子的举动进行了抑制。结果，母子间出现隔阂，顺治皇帝甚至公然下令除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同时，那位生活在感情荒漠中的蒙古皇后，对于安排自己命运的同族婆婆并无丝毫感激，相反把不幸和怨恨，统统归集到太后身上，连太后病倒也不去问候一声。这种微妙紧张的母子婆媳关系维持了五六年。

　　入宫不久，董鄂妃生皇四子荣亲王，不久爱子病逝，董鄂妃十分伤心悲痛，身体每况愈下。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董鄂妃病逝，顺治帝似乎失去了一切，“寻死觅活”，不能自拔，年轻的顺治帝，本来就尚佛事，喜好参禅，取法名“行痴”，面对繁忙的国事，却经常与僧人交往。把国家社稷置于脑后，董鄂妃死后更企图净发为僧，步人空门。皇太后对此十会失望，坚决反对，出面阻止。因为顺治对董鄂氏去世非常哀伤，为此五天没有上朝。不久，顺治下旨礼部，称“奉圣母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佐理宫中事务多年，以其贤淑之德行教化宫闱，成绩斐然。如今突然去世，我内心深为痛悼。现追封皇贵妃为皇后，以示褒奖推崇。朕仰承太后懿旨，特此追封，并加以下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顺治为她亲撰行状，说她对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事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无不悉”；“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等等。并命学士王熙、胡北龙编纂《董鄂皇后语录》，大学士金之俊撰《董鄂皇后传》。当时听说的人都感到惊讶和不解：仅仅是一个贵妃，死后三天就被追封为皇后，皇帝何必如此滥加谥号？

　　贵妃辞世，留给少年天子无尽的哀思。4个多月之后，福临就溘然离世，追随爱妃而去。有人说，顺治皇帝并没有死，而是出家了。这不符合事实。从现有材料来看，顺治还是死了。顺治帝患天花有历史记载，清廷还曾禁止民间炒豆。还有更加直接的证据：顺治病危时，翰林院清孝陵掌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王熙自定年谱》记载了这件事情：正月初二日，顺治帝突然病倒，病情严重。第二天，召王熙到养心殿。初六日子夜，又召王熙到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汝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退到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根据顺治的意思撰写《遗诏》，写完一条，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进览，三蒙钦定。到初七日傍晚《遗诏》撰写与修改完毕。当夜，顺治就去世了。顺治临终前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顺治帝死后被火化，由溪森和尚主持。四月十七日，溪森和尚在景山寿王殿为顺治遗体秉炬火化。溪森死后，他的门人编辑他的语录《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记载了这件事。所以，顺治帝确是死了，而不是出家了。

　　“下嫁”之谜与“立后”

　　第一部分 “下嫁”之谜与“立后”(3) 作者 : 章恺 董鄂妃是谁？

　　董鄂妃是何许人？她有什么样的魅力令这位至高无上的年轻君主甘心为之生，为之死？

　　董鄂妃，她的来历有三说：一说是《清史稿·后妃传》的记载：“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

　　二说是董鄂妃为秦淮名妓董小宛。董小宛原为江南名士冒辟疆之妾。江南名妓知书多艺，倾慕东林，如李香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卞玉京与吴伟业、顾眉生与龚鼎孳，都是佳人配才子。持此说者认为，清军南下，董小宛被掳到北京，先留在王府，后被太后要了去。顺治看了喜欢，就从孝庄太后那里要到自己身边，用满洲姓董鄂氏。其实，只要用一些史料排比对照着看一看，就知道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民国初期，我国不少地方上演了《董小宛与冒辟疆》一剧，而根据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记载，冒辟疆初识董小宛在崇德四年（1639年），那一年董小宛已经有16岁了，顺治帝才2岁。而顺治娶董鄂妃时是19岁，董鄂妃才18岁。如果董鄂妃就是董小宛，那么此时她应当是33岁了，这样的年岁显然不合。同时，《影梅庵忆语》对董、冒二人从相识、完婚、蒙难到董小宛病死，都有比较详尽的记录。大致的情形是：崇德四年（1639年），董小宛16岁。冒辟疆初遇董小宛。

　　崇德六年（1641年），冒辟疆又巧遇陈圆圆，称她“令人欲仙欲死”，于是疏远了董小宛。

　　崇德七年（1642年），陈圆圆被周奎购到京师，冒辟疆重逢董小宛。

　　崇德八年（1643年），董小宛20岁，入冒辟疆家为妾。董小宛“却管弦，洗尽铅华，精学女红”，一心一意做良家妇女。

　　顺治二年（1645年），董小宛22岁。清豫亲王多铎领军渡江，破南京。冒辟疆在逃难中患病，“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摸，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董小宛辛苦侍疾，无微不至。

　　顺治四年（1647年），董小宛24岁。冒辟疆再病，“勺水不入口者二十余日”。“姬当大火烁金时，不驱蚊，昼夜坐药炉旁，密伺余于枕边足畔六十昼夜”。董小宛二度侍疾。

　　顺治八年（1651年），董小宛28岁，病死。这不仅有冒辟疆的笔记，还有当时不少文人墨客的悼念诗词，均可证明董小宛确实是死在冒府。

　　董小宛比顺治大14岁，同冒辟疆结婚9年未生育，并于顺治八年已病死。冒辟疆写的《影梅底忆语》明白地写着董于顺治八年（1651年）去世。当时，海内无数名流以诗词相吊，这时世祖才14岁，不可能纳董小宛为贵妃。所以董小宛即董鄂氏之说实属望风捕影，不能成立。

　　三说是董鄂妃原为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于《汤若望传》的记述：“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刮。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底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根据陈垣先生的考索，她似乎就是顺治夺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爱，但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本书采用此说）

　　董鄂妃，这位神秘的女子，让那么多文人墨客梦绕魂牵，赋诗寄情；又让那么多历史学家费尽心思，苦心考索。但直到今天，她的身世依然是个待解之谜，但本书较为支持第三种说法。

　　“下嫁”之谜与“立后”

　　第一部分 “下嫁”之谜与“立后”(4) 作者 : 章恺 太后下嫁之谜母后同多尔衮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太后下嫁。这也导致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疑云之起，是由于张煌言收录在《奇云草》中的两首七绝，题为《建夷宫词》：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建夷是指建州之夷，是明朝遗民对清朝王朝的蔑称。觞是盛酒的杯子。合卺指成婚。慈宁宫是孝庄住的地方。阏氏是汉代匈奴称呼君主的正妻。诗的前七句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无法是诋毁丑化敌国君主。最后一句颇费解。细推之，原来指得是多尔衮无子，以弟多铎之子为嗣。满文称侍卫为“虾”。多铎当时的职位有“领侍卫内大臣”一职。看来虾子指得是多尔衮的义子多尔博。也就是说，顺治子随母嫁，自为“龙儿”，不必以多铎的“虾子”为子。先前我将这首诗作为无稽之谈，但从多方面的证据来分析，“太后下嫁”的确是事实。

　　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皇太极死时，庄妃才32岁，年仅6岁的儿子福临继位。一个是三十出头的寡妇，一个是只知玩耍的顽童。在当时，执掌朝中军政大权的实际是睿亲王多尔衮。他手握重兵，成为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大印“玉玺”也搬到睿王府内使用，以代理天下，小皇帝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人们认为，孝庄为了保住儿皇帝顺治的天子宝座，而委身于小叔子多尔衮。

　　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族旧俗首先从当时满族婚俗来看，嫂嫁小叔、兄纳弟妇之事常常发生，此事不足为怪，甚至还有不管辈份的婚俗（汉族礼教称之为“乱伦”）。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思量，盛年寡居的孝庄与壮年英武的小叔子多尔衮的结合，也就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了。如顺治皇帝的大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在清贵族政治斗争中死去后，他的两个妻子就分别被叔父辈的多尔衮、阿济格娶去。庄妃是蒙古人，十三岁时就与其姑母一道嫁给皇太极，因其美貌聪慧能干，受宠多年，生有三女一子，其子后来就被立为顺治皇帝。1663年皇太极死时，庄妃只有三十一岁，虽被尊为太后，仍当华年，美丽异常。多尔衮大权在握，岂能放过这天赐良机。这时清王朝刚入关，满洲贵族从东北刚入主北京，受到汉族文化与纲常礼教的影响与束缚很小，还大量保留原在东北时的旧婚姻风俗，如清皇室与贵族中寡妇改嫁的事频频发生。因此孝庄太后（庄妃）与小叔多尔衮结婚的事就是比较正常的事了。我们切不可用汉族的传统纲常礼教去要求和看待清初的满洲皇族。

　　论据三：多尔衮的“皇父”称谓持下嫁说的人特别强调，在顺治朝多尔衮公开以皇上的父亲自居，称号就叫“皇父摄政王”，而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人们认为，多尔衮称谓变化的过程，恰恰反映了太后与多尔衮的婚姻由隐秘到公开的过程。《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皇父”称号非但举国轰动，甚至已经“声闻海外”。《朝鲜仁祖李倧实录》载：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上曰：“然则二帝矣。”朝鲜邦外属国，国王都发现此举与“二帝”无异。大清朝难道就真的荒唐到这种程度不成？当然不是。其时清廷正推崇儒教，广纳天下饱学之士。断不会做这种令世界当做笑柄的糊涂事，但“皇父”一词确已明诏天下，一朝二帝，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论据四：皇帝谕旨露出破绽顺治十七年（1660）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乳母李氏病故，顺治降谕礼部，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眷念慈衷赖以宽慰。”这无意间透露，幼年皇帝顺治与母亲孝庄分宫而居，而且皇太后不是居于皇宫之中，否则母子之间为何“每经累月方得一见？”皇太后萦怀弥切，为何却不去看望皇上？皇上又为何不去探望生母，以解“皇太后眷念慈衷”？度之事理，其间必有一个超越两者之上的力量破坏了母子之情。这个力量，除了多尔衮之外，还能有谁？另外，徐柯《清稗类钞》中对“太后下嫁摄政王”有较为详细公允记载。

　　论据五：风水墙的诉说按清朝早期丧葬制度，皇后、嫔妃最终都要与皇帝合葬。可是，孝庄竟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风水墙外，而未与清太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的昭陵。按清制，她应归葬到沈阳皇太极的昭陵旁，因她是皇太极的庄妃，但结果她却被葬在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孤零零的，无依无靠，且陵墓在东陵的“风水墙”之外。这种悖乎常礼的葬法多年以来一直引起人们的种种议论，其中可能有难言之隐。有人认为，这是孝庄因改嫁而无脸到阴间见皇太极的刻意安排。史料中也确有这样的记载。太后在遗嘱中说，“卑不动尊”，不忍再惊扰皇太极，这实在是托词。对祖母孝庄的心思，康熙自然心知肚明。但康熙又感到，将祖母单独安葬实在没有这样的先例，是件很棘手的事，于是他把这一难题留给了儿子雍正，将孝庄的棺材在东陵的地面上一直停放了38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1725）才为孝庄建陵安葬。还需说明的是，长眠在清东陵的5个皇帝、14个皇后、136个嫔妃，都葬在了风水墙之内，而只有孝庄葬在风水墙外。这又是为什么？孝庄太后在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死，享年七十五岁。

　　论据六：有人见过“太后下嫁诏”

　　关于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事，虽由于后来清皇室受汉族影响日深、纲常礼教观念加强，因而不让将此事记载到正史中，甚至原有的记载也被删改，使我们今天很难查到有关此事的正式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许多史料中看到关此事的正式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许多史料中看到有关此事的明显痕迹。如清故宫藏顺治朝的“批红”题本及《东华录》上，就记载顺治五年起――这一年太后与多尔滚结婚――多尔衮由“皇叔父摄政王”改称“皇父摄政王”，并“亲到皇宫内院”，“自称皇父”，若无太后下嫁之事发生，此事是顺治皇帝所万万不能接受的。太后下嫁之事传播甚广，前面已经提到当时人的记事诗，虽极尽嘲讽挖苦，但也是这件史事的一个有力旁证。1946年10月，近代学者刘文兴撰文《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其中写道，宣统元年（1909），他的父亲刘启瑞任内阁侍读学士，奉命收拾内阁大库档案，“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世上若果真有这一诏书，无疑是太后下嫁最具权威的铁证。

　　缔造一代明君：康熙

　　第一部分 缔造一代明君：康熙(1) 作者 : 章恺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四日，顺治帝身患“病痘”(即天花)，卧床不起，高烧不止，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此时皇太后不能不考虑其子身后之事，便授意翰林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反映了她的思想和意向，遗诏内容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明谕立嗣。皇太后接受太宗未立嗣的教训，避免继统斗争的重演，另外又考虑到顺治帝患“病痘”早逝，福临的长子已死，次子福全未出痘，三子玄烨已出痘，于是遗诏曰：“朕子玄烨，年八岁，颖慧，克承宗桃，兹立为皇太子”。

　　第二、异姓辅政。皇太后想到新帝年幼，须有重臣辅政，可是又忆起顺治初年，宗室多尔衮辅政期间的种种弊病，故决定选择非宗室大臣辅政，以便控制，更为效忠，故遗诏“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保护冲主，佐理政务”。

　　第三、安抚满贵。皇太后深知，清初开国之时，以策略用人，重用大批汉官，满族贵族不满，为了安抚他们，在遗诏十四条罪己状中，有三条是向满族贵族罪己的，诏曰：“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酞为，联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罪一也”。以此来增强和巩固满族贵族内部的团结。

　　七日，顺治帝病逝，将遗诏“布告中外，咸使闻知”，使得顺康政权交接平稳过渡， 玄烨即帝位，年号康熙，尊祖母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对年仅八岁的康熙帝十分喜爱，她为了大清王朝的巩固与发展，培养孙子成为一代英主，一面加强教育，使他读书明理，提高以国事为重的个人素质，一面通过具体政务，增强他治国安邦的能力。康熙帝曾充满感激之情说：“忆自弱龄，早失依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阁极之恩，毕生难报”。可见，太皇太后对康熙帝影响是很深刻的。

　　顺治帝死后，太皇太后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人物，所以安徽桐城的秀才周南。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请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遭到她的严词拒绝。但是她全力辅助康熙帝主政，教导康熙帝说：“祖宗骑射，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虽然“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险，上多告而后行”，因此许多重大政务的处理与她的意旨是分不开的。

　　缔造一代明君：康熙

　　第一部分 缔造一代明君：康熙(2) 作者 : 章恺 铲除鳌拜孝庄曾对辅政大臣深为信任，放手使用，所以辅臣权力很大，加之没有监督和约束的机构，从而为个别人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提供了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某些政见不同，辅臣中两黄旗的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与正白旗苏克萨哈的关系日渐紧张。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椎移，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步滋长，他联合遏必隆，扩展镶黄旗实力，擅杀朝中与自己存有积怨的满臣，专横跋扈的作风愈来愈显著。四辅臣在辅政期间当然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然而对处理满汉关系，却采取保守、倒退方针，在恢复祖制、首崇满洲的旗号下，歧视汉民。使汉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当时，反清复明的战火尚未完全干息，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但满臣既缺乏治理经验，又不能与汉人切合作，以致大大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便使得—些投机分子逐步取得辅臣信任，为非作歹，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玄烨亲政前夕，已是“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悟越而礼制日废”，地方、朝中各种机制都弊端丛生。

　　玄烨年龄还小，对此自然难以应付，但政治经验丰富的孝庄，却不露声色地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在继续任用辅臣的同时，采取了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初八日，禀照孝庄的谕旨，12岁的玄烨举行大婚典礼，索尼的儿子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正位中官，遏必隆之女落选．成为皇妃。在为孙儿择立皇后时，孝庄舍去遏必隆之女，选中赫舍里氏，旨在防范鳌拜利用镶黄旗之女成为皇后之机，进一步扩大实力，同时也是针对主幼臣骄的情况，对清朝元老索尼及其家族予以荣宠的笼络措施。

　　孝庄此生还改变了皇太极和福临时期，皇后莫不出自蒙古尔济吉特氏的惯例。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满蒙贵族联姻政策，而是从巩固皇权、安定政局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出孝庄作为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与灵活态度。

　　玄烨大婚标志少年皇帝正在步入青年，其亲理政事已为期不远。换言之，孝庄是以此为孙儿早口亲政制造舆论，打下基础。当鳌拜得知玄烨选后的结果时，因希冀落空，心怀妒忌”，气恼万分，竟与遏必隆一起入宫“奏阻”。这恰恰证明孝庄这步棋的巧妙：既分化了四辅臣，使索尼同鳌拜之间出现芥蒂，又促使索尼更为效忠皇室，无形中增加了皇室的力量。不过．从其后情况看，孝庄这时对鳌拜还未完全失去信任，仍希望他在辅臣任内善始善终，能够善始善终。

　　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换土地事件。鳌拜在索尼、遏必隆支持下，将清朝入关初期圈占土地时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并再次圈占大量地，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加剧了满仅民族矛盾。三辅臣还不顾玄烨的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户部事务苏纳诲(正白旗)等3名大臣处死，造成一大冤案。这一事件说明，鳌拜并未真正领会到孝庄的包容苦心，而是在擅权乱政路上已愈走愈远。对此，孝庄也相应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玄烨“躬亲大政”，但辅臣们“仍行佐理”。孝庄特为孙儿收权安排 过渡阶段，以使他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同时也让辅臣有个适应过程，将他们因交权而产生的失落感，减少到显低限度，从而保证此次权力交接稳妥进行。

　　树欲静而风不止。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鳌拜实际上成为首席辅臣，遏必隆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更加孤立。玄烨亲政后，苏克萨哈立即请求“往守先帝陵寝”，以逼迫鳌拜、遏必隆辞去辅政。整奸为清除异己，独掌辅政大权，竟罗织苏克萨哈的“罪状”，企图将他置于死地。尽管玄烨坚决反对，但鳌拜等不肯罢休，一连七日强奏，竟将苏克萨哈及子孙全部处死，并没收家产。

　　苏克萨哈被除去后，鳌拜的权势进一步扩大，更为飞扬跋扈，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甚至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玄烨去南苑狩猎时，让随行的鳌拜奏闻祖母，但鳌拜“乃不遵旨”，全然不把玄烨放在眼中。他的种种僭越行径，已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至此，孝庄终于作出决断，支持并指点孙儿拟定清除鳌拜集团的全盘计划。

　　此前，孝庄让玄烨广泛求言，制造舆论，通过各种举措，纠正辅臣政治上的失误与弊端，这使朝廷上下人心振奋，玄烨威望日增，鳌拜逐渐走向孤立。与之同时，玄烨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的满族贵族成员，他们朝气勃勃，索额图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索额图为索尼之子，孝庄太皇太后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了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索额图对玄烨十分忠诚，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成为玄烨最得力的助手。

　　鳌拜集团附者甚众，盘根错节，已控制中央机构各要害部门。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和不必要损失，孝庄帮助玄烨制定了“擒贼先擒王”，迅速打击主要党羽，震慑其他成员，稳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据此，玄烨命索额图秘密的组织起一支善于扑击的少年卫队，又在行动前，有意将鳌拜的部分党羽遣往外地，以分散其力量，玄烨还采取了其它某些周密部署。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召进宫，旋即被卫队擒拿，其主要党羽也先后被逮捕归案。考虑到鳌拜以往为清朝所作贡献，玄烨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死，没收家产，终身监禁；对其众多追随者，也只处死最主要的数人，其余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后又给还公爵，值宿内廷，恢复对他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

　　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扫除了清朝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后，玄烨真正掌捏了清朝大权。他在“首推满洲”的原则下，努力改善满汉关系，祟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在短短几年内，政局进一步稳定，得到汉族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拥护，经济也开始有了起色，为其后平定三藩之乱，打下重要基础。进而为康乾盛世开好了局。

　　铲除鳌拜集团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是玄烨君收天下后，祖母对他的一次关键性指导与帮助。当时，玄烨年仅16岁，还缺乏足够的智谋与经验。若无祖母的指教、授计，他很难在亲政后第三年，便一举粉碎这一把持朝政多年、势力颇大的宗派集团，稳妥、彻底，不留后患。显然，鳌拜集团存在时间愈长，对清朝的危害愈大，势必积重难返；如果玄烨的治国方针受到阻挠，三藩之乱将更加旷日持久，康乾盛世的出现也会大大推迟。

　　另一方面，对鳌拜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孝庄、玄烨祖孙相互加深了解，感情更为深厚。其间，玄烨表现出他那一年龄少有的胆略和杰出组织才能，使孝庄满意而欣慰；另一方面，玄烨也从祖母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坚决、果敢的作风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对人处事宽厚豁达的态度。正是在祖母的影响下，他处置鳌拜及其党羽时，运用宽严相济，打击面小，安抚、团结绝大多数朝臣的策略，收到人心安定、朝政稳固的效果。孝庄的言传身教使康熙逐步具备一代名君所应有的宽阔心胸与气度，这不仅在此次斗争中显示出来，在他其后的漫长统治岁月里，无论是平息党派之争，还是处理二废太子事件，或采取其它重要举措，这种方针、策略依然完整的保留下来。足见孝庄的智慧、品德与作风，已经体现在孙儿身上，由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另外，孝庄指导玄烨宽大处理鳌拜集团，也是对当年两黄旗大臣同心合力，拥立幼主(福临)的回报，表明她为保护幼孙，从清朝的长远统治计，而不得不清除对她效忠多年的老臣时，手下留情。作为一位政治家，孝庄的这种做法难能可贵。

　　缔造一代明君：康熙

　　第一部分 缔造一代明君：康熙(3) 作者 : 章恺 平三藩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以明朝降将吴三桂等人为首的三藩发生叛乱。是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以所部兵反”；十二月二十一日，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在京举事；翌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十五年尚之信据广东反。与此同时，有些地方原已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响应。叛军气势凶猛，很快控制了南方广大地区，并延伸至陕西、甘肃等地。 孝庄和康熙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此前，吴三桂等反叛之心已露端倪，政治嗅觉敏锐的孝庄有所预感。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六闩，她提醒孙儿在天下太干之际，应不忘武备，居安思危；随后，又通过其它措施，如令儒臣翻译儒家经典，颁赐诸臣等，帮助孙儿加强统治，进一步搞好君臣关系。因此，当三藩之乱突然发生，清朝统治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刻，祖孙二人都表现得异常镇静。

　　吴三桂叛音刚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元旦来临。清廷仍同以往，举行盛大朝贺与筵宴，以此向臣民显示最高决策层无所畏惧的气概，以及与叛军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念，起到安定朝野，鼓舞士气的作用。

　　在祖母的鼓励下，玄烨料理军务谨谨有条，持心坚定。康熙十三年(1674年)九月，他恢复了一度因“政务繁忙”而中断的“每日进讲”，坚持学习儒家经典。他甚至每日出游景山骑射，对于“投贴于景山路旁”的谣言诽谤，一概“置若罔闻”。多年后，玄烨回忆道：“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心，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结局则不可知也。”

　　康熙十四年(]675年)三月，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清廷集中力量对付三藩，无暇它顾之机，发动叛乱。因京城八旗精锐部分出征，部分肩负拱卫之责。前往平叛已无兵可调。正当玄烨苦思筹集兵源，及派谁充任领兵之人时，孝庄向他建议：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玄烨“立召公，授以将印”。图海果然不负重托，率领数万名八旗家奴，迅即平定了布尔尼叛乱。这一事例表明，孝庄平时对文武重臣了如指掌，因而能在紧要关头，及时点玄烨，帮助他渡过难关。

　　平叛期间，每逢玄烨遇到棘手之事，孝庄便为之出谋划策，并凭借自己在朝中的崇高地位和威信，给予孙儿有力支持。举朝官员对此无不知之，一致认为：“吴三桂叛乱以来，太皇太后心甚忧劳。”玄烨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与爱戴，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亲撰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书锦屏恭进”；回同年十二月，恭进太皇太后锦衣，亲撰表文中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十八年(1679年)二月，孝庄67岁生日，玄烨再次亲撰表文诗篇，书“万寿无疆”恭进，诗中写道：“喜得万方同孝养，千秋福德井苍穹”，“宫中尧舜兼文母，恭捧南山万寿觞。”

　　因指挥得当，加之采取剿抚并用，重用汉人，孤立分化对方等一系列正确策略，平叛战争以清廷获取全胜而告结束。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十四日，玄烨亲至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报捷。整整八年，孝庄与孙儿一起，分担了无尽的焦虑与辛劳，当终于大功告成，普天同庆之时，他俩的内心感受，只有彼此最能理解，别人是难以真正体会到的。

　　孝庄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起的作用，旁者是根本无以替代的，这一点举朝尽知。可当玄烨和大臣们请求按照朝中惯例，为她加上尊号时，她却表现了十分谦逊的作风，再三拒绝，并对奏请前来的大学士们说，八年以来，“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寇盗削干，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予处探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末惬。”孝庄全力扶持康熙，想让孙儿的威望通过平定三藩更加扩大，为此。她尽量掩去自己的作用，将功劳一并归于爱孙。

　　从孝庄作为玄烨政治导师和保护人的角度审视，随着玄烨不断成热与孝庄的日渐衰迈，康熙二十年前后，他们的关系逐步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孝庄去世，尽管玄烨早已对各项政务应付自如，不再需要祖母的点拨，但还是将祖母视为顾问，“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孝庄虽然精力不济，但也仍同以往，时刻关怀孙儿，处处予以支持。

　　孝庄病逝：祖孙情深

　　第一部分 孝庄病逝：祖孙情深 作者 : 章恺 古今中外，晚辈对于自己最依恋的年长之人的感情。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其健康状况的极大关注上，玄烨也是如此。随着孝庄年事不断增高，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祖母的身体。祖母稍有不适，他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担忧与恐惧；祖母—旦安康，他便如释重负，心喜若狂。为使祖母康健，去除病灾，玄烨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他曾分别于畅春园和南苑，建造思佑寺和永墓寺，以给祖母祈求福佑；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二月，他亲自居景山斋戒祭星，为祖母祈福，并派遣近御侍卫关保，偕同太监牛之奇、乾清官首领太监顾文兴，“祭星三年”。然而，人的生老病死乃客观规律，玄烨的愿望与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扭转孝庄身体日渐衰弱的趋势。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孝庄72岁后．身体开始明显走下坡路，本已有的脑血管硬化、高血压等病症，进一步严重起来。从保留至今的孝庄画像看，她晚年比较胖，当是诱发这些疾病的重要因素。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六月，玄烨身体欠安，孝庄体恤爱孙”命往口外避暑静掇”。玄烨遂遵旨，协同是太子、皇长子巡幸塞外。不料玄烨返京前，八月二十八日深夜，孝庄突然中风，右肢麻木，言语不清。孝庄的近侍太监崔邦吉立刻告知请太医共同诊视、商议，又增加几味药，开下药方，很快配制煎好，给孝庄服用。几位太医禀告闻信赶来的裕亲王福全、内务府总管图巴等人：太皇太后“脉尚好，断无大妨”。 服药后，孝庄的病情迅速缓解。八月二十九日黎明，她吩咐一在身边守候的福全传旨：“著蒙古喇嘛奈宁呼图克图看视。”奈宁呼图克图诊视后，认为“太皇太后中风乃因不洁食物人口而致”，并建议由包括他本人在内共4日名喇嘛，当日起即在慈宁宫花园诵经。孝庄同意了这一做法。

　　九月初一日，玄烨接到图巴等人关于孝庄突然发病的奏报，心急如焚，在折子上做了简短朱批：“知道。联从速返回。”他星夜兼程，初二口正午抵京后，直奔慧宁宫祖母榻前。当玄烨看到祖母“慈体己安，尚在服药”，才稍稍松口气。他为祖母“亲侍进药，侍奉至夜半”。此后数日内，玄烨每天两、三次去祖母宫中问安探望。

　　由于医治及时，对症下药，孝庄的身体逐步恢复。为感谢神明的“助佑”，她下旨“修葺庙宇”，特命玄烨于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吉日”，前往白塔寺(位于今北京阜城门内)进香礼拜。十八日当天，玄烨正准备从宫中动身时，突然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近侍担心雨大路滑，泥泞难行，请求玄烨稍停片刻，等雨停后再去。玄烨没有同意，他说：“近固莹祖母偶尔违和，朕心忧虑。今日痊愈，甚为庆幸，伺惮此往。”说完毅然冒雨祈祉。玄烨为了满足祖母的心愿，为使祖母能上保安康，可谓不惜任何代价，冒雨而行，对他来讲又算得了什么呢。 事实证明，在孝庄宫中专设御医，昼夜值宁的措施，对于她此次中风后得到妥善救治，起到决定性作用。翌年五月，玄烨谕令吏部嘉奖两位有功的御医：“昨年太皇太后圣体偶有违和，命太医院御医李玉白、张世良殚心诊视，恭酌方药，今已万安，朕心欢悦。伊等克尽殿职，尔等可量加议叙。”可见孝庄自二十四年秋发病，经真确的医治大大缓解后，又过了半年多时间，才完全康复。

　　孝庄初愈不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迎来她的74岁生日。玄烨特“上太皇太后万寿表”，上面写道：“臣幼荷深思，长资明训，孝养难酬，罔极尊祟，聊展承欢，伏愿景命弥新，纯禧益茂，东朝永范，亿万年而成算，祖母常来。”在此前后，玄烨还专为祖母铸造了一尊高73厘米的黄铜镀金四臂观音像，其莲座下沿刻有满、蒙、汉、藏4种文字写成的铭文：“大清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宜弘靖太皇太后，虞奉三宝，福庇万灵，自于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恭奉圣谕，不日告成。永念圣祖母仁慈，垂佑众生，更耪菩萨感应，圣寿无疆云尔。”这尊佛像后来一直被供奉在慈宁宫大佛堂。

　　万寿表和四臂观音像，是玄烨献给祖母74岁生日的两件珍贵礼物，反映出他感戴祖母，企盼祖母健康长寿的真切心愿。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冬天，是玄烨—生永难忘怀，感情历程中最痛苦的日子。正是在此时，他平口最为担心，不愿想也不敢想的事，终于发生。

　　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75岁高龄的孝庄“旧症复发”，“疹患骤作”，病势凶猛，不同以往。从这一天起，玄烨处理完政务，便立即趋至慈宁官侍疾。他守侯在祖母的床边，“衣不解带，寝食俱废”，为祖母“亲凋药饵”。孝庄入睡时，他“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孝庄心疼孙儿，多次让他回宫休息一下，但玄烨执意不肯稍离。他“惟恐圣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备，故凡坐卧所须以及饮食肴馔。无不备具”，就连米粥也准备了三十多种，以供祖母所求。孝庄因“病势渐增，实不思食，有时故意索未备之晶，不意随所欲用，一呼即至。”见康熙如此殷切周到，正受病痛煎熬的孝庄也不禁老泪纵横，她抚摸着玄烨的肩背感叹道：“因我老病，汝日夜焦劳，竭尽心思，诸凡服用以及饮食之类，无所不备。我实不思食，适所欲用，不过借此支吾，安慰汝心，谁知汝皆先令备在彼，如此竭诚体贴，孝之至也。惟愿天下后世，人人法皇帝如此大孝可也。”

　　为挽救祖母的生命，玄烨“在宫中五日不竭诚默祷”。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下诏刑部，除十恶死罪等重犯外，其余一概藏等发落，希望能以此好生之德，感动上苍，保佑祖母转危为安。然而，孝庄的病情仍在加重，“一句之内，渐觉沉驾，旦夕可虑”。万般无奈之下，玄烨不顾众臣反对，断然采取丁一项前所末有的举措。

　　十二月初一日凌晨，寒风刺骨。玄烨率王公大臣从乾清官出发，步行前往天坛致祭。事前他亲自撰就的祭文中说：伏恳苍天佑助，“悯念笃诚，立垂昭鉴，俾沉疴迅起，遐算长延。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玄烨跪在坛前，滴泪成冰，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泣。34岁的玄烨竟然乞求上苍，以减少他本人的寿命为交换，尽可能地延长孝庄的生命，足见他对祖母感情之深，依恋之至。

　　可是，玄烨的赤诚并没有感动上苍，这次不同寻常的天坛之行，未能取得他期望的效果。由于为祖母延长寿命的愿望未能实现，玄烨从此放弃亲诣天坛求雨的做法，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祖母之死对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她嘱咐玄烨：“太宗文皇帝梓官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 她知道孙儿对她的感情，担心孙儿过度悲伤，特在遗诏中指出：“惟是皇帝大孝性成，超越千古，恐过于悲痛，宜勉自节皮，以万机为重”。“其丧制，悉遵典礼，成服后三日，皇帝即行听政。”又叮嘱身为皇太后的儿媳：“我病若不起，皇帝断勿割辫。”

　　尽管玄烨已有精神准备，但事情真的到来时，仍然难以承受。孝庄逝世后一连十余日，玄烨水浆不入口，以至吐血昏迷。他违反清朝后丧皇帝例不割辫的祖制，不遵祖母遗旨，不听皇太后劝告，毅然割辫；又拒绝臣子关于“我朝向日所行，年内丧事不令蹄年”的奏告，决定将孝庄梓官安放在意宁宫内，直到翌年正月十一日发引。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春佳节，玄烨坚持于慈宁宫为祖母守丧。他“每念教育深思，哀痛实难自禁”，恸哭不止如前。正月十一日，孝庄的梓官被迁往朝阳门外殡官，发引时，玄烨“割断轿绳”，坚持步行；途中每次更换抬梓宫的扛夫时，也“必跪于道左痛哭，以至奉安处，刻不停声。”玄烨执意为祖母持服守丧二十七个月，后经百官士民再三劝奏，才勉强同意依照祖母的遗嘱，“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

　　连续六十天“不宽衣解带，犹末盥洗”的侍疾、守丧生活与巨大悲痛，几乎摧毁了玄烨的身体，他 “足疾虽痊，旧病丛生”。直到正月下旬，“力疾御门理事”时，还得令人扶着出入 。玄烨晚年的高血压及心脏病等病证，很可能就是此时落下的病根。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玄烨亲自护送祖母的梓官，前往遵化孝陵以南刚刚建成的暂安奉殿。孝庄去世后，玄烨谕令礼部并传谕诸王、大臣：“太皇太后祭物，俱照世祖皇帝往例。”表明祭祀孝庄的规格，完全同皇帝相同。

　　留给我们的思索：文明与传统

　　正说清朝十二妃 第一部分 留给我们的思索：文明与传统 作者 : 章恺 孝庄与玄烨，是一对不平凡的祖孙，他们之间多方位、多层次的关系，给人启迪，令人深思。对孝庄来讲，玄烨不仅仅是亲孙子，在他身上，还倾注了自己对儿子福临的眷恋与负疚之情。她事实上给了玄烨双份的爱，将她作为一位母亲对亲生儿子的爱，与作为一位祖母对亲孙子的关怀，融为一体，全部倾注于玄烨。在与儿子的关系问题上，孝庄有过沉痛的教训，所以她要千方百计搞好祖孙关系，同时也倍加珍惜自己与玄烨的祖孙亲情。

　　在玄烨心目中，孝庄不仅是自己的亲祖母，正像他本人所讲的那样：“朕自八龄，皇考世祖章皇帝宾天，十一岁，又逢皇妣章皇后崩逝。早失依恃，未得久依膝下，于考妣音容，仅能仿佛，全仗圣祖母太皇太后抚育教训”，他对祖母“晨昏依恋三十余年”，感到“依圣祖母膝下，如亲皇考妣音容。”玄烨将孝庄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同时也将孙儿的亲情和孝敬，与作为儿子未能给与父母的回报，合在一起，一并给了祖母。

　　孝庄与玄烨同时又是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在培育孙儿的过程中，她始终站得高，看得远，目标明确，寓爱于教。她对玄烨既疼爱备至，又要求严格；既充满祖母深情，又不失一位导师的威严。她认真总结、吸取教育儿子福临时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方法。终于按照她心目中的模式，将玄烨培养成一位十分出色的皇帝，这对清朝的巩固与康乾盛世的出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孝庄在儿子福临身上没有能实现的目标与愿望，在孙子玄烨身上终于达到；从儿子那儿未能获得的爱与慰藉，终于从孙儿这里得到了补偿。

　　玄烨不仅天资聪慧，其自幼所处环境与清朝面临的局势，使他很早就具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所以能比较自觉、主动地按照祖母的指教，在各方面发奋苦学，不断提高治国能力；当他政治上完全成熟，可以独立处理国务后，祖母仍是他的导师和顾问。玄烨将自己的一切归功于祖母，他由衷地佩服祖母，敬重祖母，感激祖母的教育与培养。

　　孝庄能够培育出这样一个学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个人而言，关键是具备完成这一艰巨育人任务的品格、素质、才能和修养。

　　首先，前面已经说过她自己就很热爱学习，“无它好，独嗜书史”，“知书明理”，对满、蒙、汉三种文化都有一定了解，同时又有在皇太极、福临两朝三十几年的为政经验。所以，无论安排孙儿的学习，还是指导孙儿处理政务，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其次，她深沉、坚韧、果断、敏锐，心胸宽阔，待人比较宽厚，这些对于玄烨的性格与气质，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再者，孝庄极为关注清皇室即清朝的前途和命运，关心朝政，“索以爱民为念”。福临去世后，她虽然成为清廷的头号人物，却很少权力欲望，甘心退居幕后，除去牢牢掌握清朝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外，一意扶持、培养孙儿，并于孙儿成长的过程中，逐步特权力移交给他，从而完全排除了祖孙之间存在权力之争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远见卓识，她才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在培养玄烨方面，收到圆满效果。

　　孝庄与玄烨的祖孙关系，还具有满汉两种道德、伦理观相互作用、兼容并蓄，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鲜明特点。玄烨的孝养思想，除去孙儿爱敬祖母等满族固有的朴素成份外，还体现出汉族封建伦常准则。玄烨曾说：“朕孝治天下，思以表率臣民，垂则后裔。”他为祖母所做一切，既是出自真情，也是基于统治需要，旨在给自己的儿孙、臣民作出榜样，希望他们能像自己对待孝庄那样对待自己，忠于朝廷，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统治，保证国泰民安的根本目的。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玄烨命礼部议定：“皇上在太皇太后、皇太后前行礼时，和硕亲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内大臣、侍卫、大学士等，照常随行礼，八旗一品大臣井部院衙门满汉尚书，俱令在午门外众班内行礼。”可见他不是将自己对长辈的孝敬，仅仅视为家庭内部祖孙、母子之间的事，而是有意识地纳入朝纲，要求全体朝臣遵循无误。这也是封建皇帝家天下具体体现的一个方面。

　　总之，孝庄身为祖母，在与孙儿玄烨的相处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起有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是她精心培养起与孙儿的感情，精心设计了这种她所满意的祖孙关系，精心培育出了一位中国封建社会屈指可数的名君。这是代表新兴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正处于蓬勃向上时期才能出现的现象，在古代中外历史上，也很非常罕见的。

　　另外，从孝庄皇后的晚年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她是多么的立足于传统。

　　首先讲信佛。孝庄文皇后晚年经常礼佛、持斋、诵经，其目的无非是祈求国泰民安、祈福祛病，诵经礼佛是他晚年的主要精神生活，孝庄文皇后历经三朝，多遇大事，晚年年老体衰，除遇大事仍辅佐孙儿处理外，把自己的希望和祈求寄于佛事，是十分合理的解释。孝庄文皇后本出身于笃信喇嘛教的蒙古贵族。当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以后，特别是清太宗时期，随着萨满教的逐渐衰落，对喇嘛教的尊崇则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这当然其为辑抚蒙古贵族的政治因素。当1634年蒙古察哈尔部败亡，墨尔根喇嘛以白驼载护法“玛哈噶喇”金身来归时，皇太极大喜，当即下令于盛京城外建“实胜寺”告竣之后，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639年，太宗又派特使向西藏的达赖喇嘛致书，提出愿请高僧前来“宣扬佛法”，达赖果派使者至盛京，受到皇太极的盛情接待。当皇太极晚年患病之时，曾按喇嘛教的教义在盛京建四塔四寺，为太宗皇帝诵经祈福祛疾。在这种背景之下，孝庄文皇后仍笃信喇嘛教应是顺理成章，毫无疑义的。有关孝庄文皇后的许多记载都集中在有关崇尚喇嘛教上，而且言出必办，毫无拖延差错。

　　这就说明了二个问题，一是清入关后，孝庄文皇后辅佐幼帝，统一寰宇，培育一代英主成为最高决策人之一，在宫中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与威望；另一方面，孝庄所下旨都集中在崇佛之事上，亦说明礼佛在她的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地位。据满清档案记载：“巴林公主供佛”， “额木齐喇嘛于乾清宫诵经两日”， “开光甘珠尔经用”， “众喇嘛为大行皇后诵经时，制作佛前所供各五十两之曼陀罗花四，银二百两”‘“神武门内旁门面房每月众喇嘛诵经六日”。为皇太子事，兑换每月众喇嘛诵经时施舍之宝泉钱十吊八百，银八两六钱四分。这种记载非止一处。“准画佛经处来文，画佛房李修等九名画工，”宫中设有画佛经处、画佛房等专门机构，可见宫中需求量之多。而且，宫内诸处喇嘛诵经，梵声不断，上至太后、皇帝、皇太子、公主居处下至宫门都笼罩在梵声之中，说明崇尚喇嘛教十分普遍，礼佛是他们共同的精神生活。这样就使人想到：明末喇嘛教在宫中已趋沉寂，清入关后宫中盛行如斯，孝庄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无疑是德高望重的最长者，她的虔心礼佛是否已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宫中生活，而孝庄正是宫中精神生活的最高领袖。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孝庄一向勤于佛事。当她的身体条件许可时，常常亲自前往寺庙，从事礼佛活动。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二月十八日，她曾去刚刚落成的南苑仁佑庙上香。有时，孝庄也让爱孙玄烨代往礼佛，除前述五台之行及进香白塔寺外，又如二十一年四月，玄烨在盛京(今沈阳市)拜谒祖：返回途中，遵照祖母旨意，特地绕道辽阳州干手佛寺降香。他将祖母发来香资银600两颁赐寺惜，又分别去附近的干山吞声等寺，各赐寺僧银5两。

　　其次讲饮茶。满族作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素喜食肉饮乳，故需茶解腥擅去油腻，这一生活习惯在家宴及大规模宴客中已为定制，延久相传。《龙江三记》载：“满洲有大宴会……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烟，次献乳茶，名曰奶子茶。”可见饮茶在满族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入在宫廷生活方面在许多地方仍保留着本民族旧有的习惯。对饮茶仍颇为喜好。同时据《清稗类钞》载，蒙古族有每日喝一次奶茶的习惯。可见饮奶茶是满蒙民族共同的生活习惯而且在宫中一直保留着。所需茶叶由地方督抚进贡。清代是贡茶制度完善化朝代之一，清代贡茶主要分“岁贡”与“御贡”两种。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及故宫博物院藏清宫茶叶，清代滇闽湘鄂陕川江浙皖赣粤鲁等13省65种御贡茶中并无苍溪、伯元茶之名，估计可能因其时战乱御贡受阻或因饮者习惯所以由皇商购买之故吧。

　　嘉庆《四川通志》云“然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番人或不可无茶”“茶乃番人之命”。明御使徐侨言，汉川茶少而直高……汉茶味甘而薄，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故而保宁府在苍溪发卖的茶利于以茶为命的蒙藏及其它少数民族饮用，而孝庄皇后时常所饮乃苍溪发卖的红茶，而且可能是一直为蒙古民族所习惯饮用，所以应该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惯。孝庄文皇后每月需苍溪茶一斤八两，数量不可谓不大，这与东蒙蒙古族每日喝一次奶茶习惯有关，因喝奶茶而用量较大。同时，孝庄文皇后一月茶资相当于几个民人匠役一天的收入，这固然反映出普通工匠与贵族生活水平的悬殊，但在贵族中来说，仍是花费不多，也见其极为简朴的一面。

　　再讲住蒙古包。住蒙古包是蒙古民族常居，也是满族在征战狩猎中的栖身之所，年迈位尊而常居深宫的孝庄文皇后失常备蒙古包，此何用意，康熙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准营造司咨称，奉旨，正蒙古包前之栅栏，著依照殿之蒙古包例制做；以斑竹为橡子，造八角蒙古包。钦此，准此，此蒙古包之橡子一百一十，其两头所钉铜把来二百二十，焊时配药，银一两九钱八分”。康熙备蒙古包是为巡狩时所居，从康熙第二次东巡盛京祖陵的高士奇和比时传教士南怀仁在分别在《启从东巡日录》和《靴靶旅行记》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与描述，此不多讲。而且乾隆、嘉庆、道光巡狩时也居蒙古包。乾隆第一次东巡时因盛京皇宫没有合适的驻所，故“皇上驾抵盛京后于凤凰楼南架蒙古包居住，皇太后于通道楼北驾蒙古包居住”孝庄文皇后出巡的机会自然要比康熙少得多，但也绝不是没有。据《清史稿》载：“二十年，上复奉太后幸温泉……二十二年夏，奉太后出古北口避暑。秋，幸五台山至龙泉关”。也许不能设想孝庄文皇后在紫禁城中也住蒙古包，但出巡时住蒙古包却是可能的。但问题是康熙十七年“为太皇太后事”而有喇嘛诵经，说明此期间孝庄文皇后身体欠佳，那么十九年修整蒙古包是为了实用还是一种精神寄托？人至暮年，习惯于怀旧。住在深宫一生历经政治风云的孝庄文皇后，此时已年近70高龄，在孙子已长大成人，平定三藩之乱已胜利在望、全国已日趋安定的时候，欲借康熙在十九年第二次东巡祖陵之机渴望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辽阔的科尔沁草原和盛京地区是很合乎情理的。因此修整蒙古包不排除实用的原因，同时也是孝庄文皇后的思想寄托。居住蒙古包既是满蒙民族的习俗，也是满洲尚武的民族精神和艰苦创业的战斗作风、战斗风格的体现，联想到盛京皇宫东路大政殿十里亭，帐殿式的建筑不能不使人感到住蒙古包的习俗和尚武精神，自强不息的战斗风格在满洲崛起时期是何等重要。因此居住蒙古包既表现了科尔沁草原的女儿对本民族、对故乡的怀念与依恋，更表现了德高望重的孝庄文皇后对满洲尚武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战斗风格的继承。

　　可以说笃信喇嘛教、嗜茶、居蒙古包，这几点都是满蒙民族生活习俗的突出特征。孝庄文皇后晚年仍保持满蒙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也在昭示着她由于诚心礼佛，笃信喇嘛教并产生很大影响而成为宫中生活的精神领袖。另一方面，她坚持“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这从日常生活中承继和示范着满洲尚武精神，带动和示范着清初诸帝和满洲贵族。这样她虽然没有垂帘听政，但她不仅在政治上继承，延续和光大了太祖的事业，而且在生活上传承、带动和示范着尚武精神，使太祖培育的战斗作风和生活习惯“满洲旧俗”延续下去。这一点在“渐习汉人旧习”的入关以后，对满族统治集团来说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这一点是不是也值得已经走入新世纪的我们思考呢？

　　崇庆皇太后

　　正说清朝十二妃 下一节 下一章第二部分 崇庆皇太后 作者 : 章恺 《清史稿·列传一·后妃》：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四品典仪凌柱女。后年十三，事世宗潜邸，号格格。康熙五十年八月庚午，高宗生。雍正中，封熹妃，进熹贵妃。高宗即位，以世宗遗命，尊为（崇庆）皇太后，居慈宁宫。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惟亦兢兢守家法，重国体。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四十二年正月庚寅，崩，年八十六。葬泰陵东北，曰泰东陵。初尊太后，上徽号。国有庆，屡加上，曰崇德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皇太后。既葬，上谥。嘉庆中，再加谥，曰孝圣慈宣康惠敦和诚徽仁穆敬天光圣宪皇后。子一，高宗。

　　如果没有关于自己、关于儿子、关于丈夫的一桩桩千古之谜，崇庆皇太后也许会像大多数后妃一样被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中。正因如此，我们关于她的诉说，还是要从乾隆的身世说起。 下一节下一章

　　乾隆的身世之谜

　　下一章第二部分 乾隆的身世之谜(1) 作者 : 章恺 说乾隆皇帝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家世最离奇，并非言过其实。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则是，乾隆皇帝的家世被人传得十分离奇。而传说主要集中在乾隆的出生地和母亲身上（阎崇年教授对此有较全面的总结和归纳，读者可参看，本文节录如下，但有些看法大不相同）。

　　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都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经反复说明，这就是关于乾隆出生地的第一种说法——雍和宫说。乾隆自己认为：他出生于雍和宫。雍和宫坐落在北京城安定门内，是著名的喇嘛庙。在康熙时代，这里原是雍亲王的府邸，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王府，当时并不叫雍和宫。乾隆登极后，把他父亲雍正的画像供奉在这座府第里的神御殿，派喇嘛每天诵经，后来这里就改名叫雍和宫。乾隆曾经多次在诗或诗注中，暗示自己出生在雍和宫。

　　1、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春，乾隆在《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诗中，有“到斯每忆我生初”的诗句。这说明乾隆本人认定自己出生在雍和宫。

　　2、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乾隆又一次在《新正雍和宫瞻礼》的诗中说：“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在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指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乾隆自己说自己出生在雍和宫东厢，应当算是比较权威的说法。

　　3、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新春，乾隆再一次到雍和宫礼佛时说：“十二初龄才离此，今瞥眼七旬人。”在这首诗下注云：“康熙六十一年始蒙皇祖养育宫中，雍正年间遂永居宫内。”

　　从以上几个例子来看，乾隆一贯认为自己就出生在雍和宫。乾隆晚年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蜚语可能有所耳闻，他的诗作就是强调自己确实生在雍和宫。但这会不会是欲盖弥彰呢？

　　不过，乾隆皇帝还在位的时期，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这就是关于乾隆出生地的第二种说法——避暑山庄说。

　　1、当有个叫管世铭的朝中官员，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后入值军机处，做到了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起去避暑山庄，去木兰秋狝，写下有名的《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

　　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

　　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这里明确地说明：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因此乾隆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这里小住几天。

　　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皇家园林，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座形状像狮子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便是雍亲王一家当时在热河的住处。管世铭等一些朝野人士认为：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狮子园。

　　2、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帝86岁大寿，以太上皇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写下《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纪》诗庆贺。诗中提到乾隆的出生：“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其诗下注云：“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嘉庆在诗后注解说，皇祖康熙辛卯年（康熙五十年）题写了“避暑山庄”匾额，皇父乾隆也恰好于这年降生在山庄，这是值得庆贺的福寿无量的因缘！然而，我们或许认为“都福之庭”是泛指，不一定是确指避暑山庄，毕竟在太上皇生前，即使是当今天子也不能违背太上皇的想法，更何况涉及乾隆出生地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

　　3、嘉庆二年（1797年），乾隆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再次写《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诗祝寿，在此诗的注释中，嘉庆把皇父乾隆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嘉庆在这里明白无误地点明皇父乾隆诞生于避暑山庄的都福之庭。

　　嘉庆以上两次诗注都表明：皇父乾隆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但是，在十几年后，嘉庆却放弃了皇父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的看法。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清朝每一位皇帝登极以后，都要为先帝纂修《实录》（记载皇帝一生经历、言行和功业）和《圣训》（皇帝的训谕）。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帝命朝臣编修乾隆《实录》和《圣训》。嘉庆在审阅呈送稿时，发现《实录》和《圣训》稿都把皇父乾隆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他命编修大臣进行认真核查。这时，翰林出身的文华殿大学士刘凤诰，把乾隆当年写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自己说出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夹上黄签，呈送嘉庆审阅。嘉庆面对皇父御制诗及注，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嘉庆在皇父出生地的问题上，怎能违背皇父本人的旨意呢！我们对此也没必要太过认真，毕竟“诗”和“史”是有分别的。于是，嘉庆放弃了皇父出生在避暑山庄狮子园的说法，改为出生在雍和宫的说法。嘉庆命在《实录》和《圣训》里这样记载乾隆皇帝的出生：“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

　　可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突然在避暑山庄驾崩。在当时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撰写的嘉庆《遗诏》中，采用了乾隆生于避暑山庄说，把乾隆诞生地说成是避暑山庄。这是官员的疏忽，还是他们头脑中的某些常识呢？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嘉庆帝到塞外木兰秋狝，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四日，到达避暑山庄，第二天突然死去。在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以嘉庆名义撰写的《遗诏》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一语，就是说乾隆当年就生在滦阳行宫，即避暑山庄。新继位的道光帝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命令以每天800里加急，将已经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嘉庆《遗诏》从路上追回来。改写后的《遗诏》，把原来说乾隆生在避暑山庄，很牵强地说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实录》记载修改后的《遗诏》，原文如下：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且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复何憾！

　　道光为把他爷爷乾隆出生在北京雍和宫的说法作为结论确定下来，不得不把嘉庆当年说乾隆生在山庄的诗及注都改过来！由于嘉庆的诗早已公开流行天下，如果大张旗鼓地修改，结果会欲盖弥彰。所以道光改得不彻底，有一部分没有改的《嘉庆御制诗集》流传下来，从而愈发使天下官员百姓对乾隆出生地疑窦丛生。

　　乾隆帝到底是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至今学术界没有定论，仍然是一个历史的疑案。

　　如果是普通平民百姓，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算是一回事，但对民族、对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乾隆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密切关联。大家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出身名门”或“出身微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及其接班人嘉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族人，则又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则有多种说法，如热河宫女李金桂、内务府包衣女子、傻大姐、村姑、海宁陈氏等等。

　　康熙五十年（1711年）七月二十六日，康熙从北京出发到达避暑山庄，九月二十二日回到北京。其间，乾隆的父亲雍亲王胤禛，七月二十六日赴热河请安，八月十三日，乾隆出生。这中间只有17天。就是说如果乾隆在避暑山庄出生，那么他母亲在临产前17天，大腹便便，行动不便，怎么会到避暑山庄去呢？乾隆的生母或许另有其人？

　　野史记载与民间传说，有多种说法：第一种传说，乾隆生母是浙江海宁大学士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民间称之为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有来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送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关于红花会的电影电视剧中经常会提到着一说法。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说乾隆六下江南的目的就是探望亲生父母。他六次南巡竟有四次住在陈阁老家的安澜园，为的就是与生身父母相聚。但据孟森著《海宁陈家》考证，乾隆南巡第一次、第二次都没有到海宁。第三次到海宁，陈世倌已死。可见乾隆下江南为了看望他的生身父母的传说是捕风捉影，根本没有根据。陈家乾隆古装像的园子叫“隅园”，因位于城的一隅而得名。乾隆第四次南巡住隅园，同浙江海塘工程有关，所以乾隆将“隅园”改为“安澜园”。金庸老先生是浙江海宁人，他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围绕乾隆身世之谜而展开的。这本书一出笼，乾隆是陈阁老的儿子的传说，便越传越广，越讲越真，甚至许多武侠爱好者都将这当成信史了。

　　乾隆的身世之谜

　　下一章第二部分 乾隆的身世之谜(2) 作者 : 章恺 关于“调包”的故事，清朝中期就有传说。最开始说康熙出自陈家，后来这个传说不攻自破，就又移花接木，安在乾隆皇帝的头上。其实，乾隆出生时，雍正的长子、次子虽已幼年早死，但第三子已经8岁，另一个妃子又即将临产。这时雍正也才34岁，正当壮年，他怎么会在已经有一个8岁儿子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偷偷摸摸地用自己的女儿去换陈家的儿子？这从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退一步说，其时雍正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登上皇位，又怎么会知道陈家之子是有大福之人呢？清史前辈孟森先生论及乾隆为海宁陈阁老之子这个传闻时说：“盖高宗尝四幸陈氏之安澜园；而陈氏之宅有堂匾曰爱日堂，为御书，又有一匾曰春晖堂，亦御书，皆以帝王赐题，而用人子事父母语意。此皆帝出乎陈之所本也。当清季世，上自缙绅，下迄妇孺，莫不知海宁陈家子有一为帝之说，而以为清虽满族，满为胡虏，必无此气度福泽，实由汉族暗移其祚，乃有此光昌之运。是说也，尤为汉人所乐道。故众口——词，牢不可破。”这段精辟的论述，虽说的是乾隆出身海宁陈家，这一点虽不能确信，但文中把历史上传闻之所以产生及广为流传的原因都说得明明白白了。

　　第二种传说，晚清长沙湘潭有一位著名诗人、学者王闿运提出，乾隆的生母虽然是钮祜禄氏，但的确与避暑山庄有关。王闿运是曾国藩的幕友，做过大学士肃顺的西席（家庭教师），也是晚清著名的诗人。他在《湘绮楼文集》里提到乾隆之母：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六七岁时父母遣诣市买浆酒粟面，所至店肆大售，市人敬异焉。十三岁时入京师，值中外姐妹当选入宫。……孝圣容体端颀中选，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后来雍亲王生病，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怀孕生下了乾隆。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中转引英和《恩福堂笔记》和王闿运《湘绮楼文集》记载，促发人们更加注意这个疑案。这一说法富于传奇色彩。清遗老金梁等认为：清朝选秀女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从清宫《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可以看到当时清宫的一些有关规定。清宫的门卫制度更是森严，怎么可能让承德地方一个女子混进皇宫并入选秀女呢？但任何制度都有漏洞，要是所有制度都按制度上所说的那么井井有条，我们所有历史研究都会非常轻松。偶然性虽然让过去、生活更加纷繁，但也正因如此才充满乐趣。所以这种传说是值得参考的（详情见下文）。

　　第三种传说，曾做过热河都统幕僚的近代作家、学者冒鹤亭说：乾隆生母是热河汉人宫女李佳氏。上海沦陷期间，作家周黎庵写了《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1944年5月1日发表在《古今文史》半月刊上，援引冒鹤亭的说法，并添加雍正喝鹿血等情节，增加了故事性：传说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后性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上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子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在《乾隆出生之谜》文中、台湾小说家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书中，都认同这一说法，甚至于提出李氏名叫金桂，因为她“出身微贱”，而旨令钮祜禄氏收养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为钮祜禄氏。尽管乾隆生在草棚的传说流传很广、故事生动、影响也很大。

　　第四种传说，晚清文人天嘏在《清代外史》中，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看自己是否像汉人。乾隆的确在宫中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着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人们纷纷猜想的原因之一。

　　第五种传说，民国时期曾当过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从“老宫役”口中听得所谓乾隆生母的故事，并对胡适之讲道：“乾隆帝之生母为南方人，浑名‘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生。”这种传说因《胡适之日记》而流传比较广泛，但系毫无证据的口传，不能尽信。

　　一般来说，传闻的产生大多有某些事实为据，尽管这些事实可能或虚或实；而传闻若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即得到社会某一部分人的认可，则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

　　问题是有关乾隆家世的传闻并没有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满汉民族间的矛盾消弭而逐渐沉寂，而乾隆生母系避暑山庄宫女李氏之说却后来居上，大有淹没历史真相之势。这里的原因却极为复杂，其中固然有现代传播媒介出现以及人们的猎奇心理这些客观和主观的社会条件，但清朝官书有关乾隆生母的记载不尽清楚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出身寒微：钮祜禄氏的身世之谜

　　下一章第二部分 出身寒微：钮祜禄氏的身世之谜(1) 作者 : 章恺 成书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萧奭的《永宪录》卷二记载：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二十二日）

　　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

　　萧奭在这本书中还提出：“齐妃或云即今之崇庆皇太后。待考。”就是说，在当时就有人对乾隆的生母是谁提出了怀疑。

　　高阳先生在《清朝的皇帝》中认为：萧奭《永宪录》中，“这‘待考’二字，是一暗示，是一隐笔兼曲笔的巧妙暗示；齐妃非高宗生母，而故意这样写，是曲笔；齐妃李氏，暗示高宗生母姓李，此为曲笔。”但是，高阳没有看到清宫的档案。

　　清朝政府有个规定，皇帝家族生儿育女，每3个月要上报一次，写明出生时间和生母。每隔10年，根据出生和死亡记录的底稿，添写一次皇室族谱，就是《玉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玉牒》和生卒记录底稿上，都清楚地写着世宗宪皇帝（雍正）第四子高宗纯皇帝（乾隆），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由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凌柱之女诞生于雍和宫。

　　但是，这位钮祜禄氏究竟是何许人也？

　　《清高宗实录》说乾隆皇帝的生母钮祜禄氏是“原任四晶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近人唐邦治先生据《王牒》撰写了《清皇室四谱》，其中进一步说：“钮祜禄氏，弘毅公额亦都曾孙女，四品典仪追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册封钮祜禄氏为熹妃的册文中也说：“咨尔格格钮祜鲁氏，毓质名门，扬休令问”。这样，人们很容易得出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出身名门的印象。如果单从姓氏着眼，钮祜禄氏既然为清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曾孙女，而额亦都后人又被公认为满洲八大世家之一，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毓质名门”似乎也没有错。礼亲王昭琏在他所撰的《啸亭杂录》中对“八大家”作了如下的解释： “满洲氏族以瓜尔佳氏直义公(费英东)之后，钮祜禄氏宏毅公(额亦都)之后，舒，穆禄氏武勋王(扬古利)之后，纳兰氏金台吉之后，董鄂氏温顺公(何和里)之后，辉发氏阿兰泰之后，乌喇氏卜占泰之后，伊尔根觉罗氏某之后，马佳氏文襄公(图海)之后，为八大家云。凡尚主选婚，以及赏赐功臣奴仆，皆以八族为最云。”

　　诚如昭琏所言，瓜尔佳氏、钮祜禄氏、纳兰氏(即纳拉氏)等满洲“八大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确实与清皇族爱新觉罗氏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仅以清帝后妃而论，康熙皇帝的孝昭仁皇后姓钮祜禄氏，她的妹妹钮祜禄氏也嫁给了康熙，谥温僖贵妃；雍正皇帝的熹妃，即乾隆生母姓钮祜禄氏；乾隆妃嫔中有钮祜禄氏两位；嘉庆皇帝的孝和睿皇后姓钮祜禄氏，另有恭顺皇贵妃亦姓钮祜禄氏；道光皇帝元后孝穆成皇后姓钮祜禄氏，继后孝全成皇后、成贵妃、祥妃皆姓钮祜禄氏；咸丰皇帝元后、即人们熟悉的慈安皇太后姓钮祜禄氏……，有人作过统计，以人数而论，清帝皇妃中，姓钮祜禄氏者位居第二。

　　高阳先生在论证乾隆真正生母时，说官书所载的钮祜禄氏必“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钮祜禄”，所据者，就是“钮祜禄氏”被公认为“八大家”之一；孟森教授从《清史稿》“外戚表”中查出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祖额亦腾”，则认为“腾”即“都”之异译，钮祜禄氏系弘毅公额亦都曾孙女——这即是说，他们都是依据清朝官书，并且都是从姓氏上着眼，认为姓钮祜禄氏者必为出身满洲名门的大家闺秀。

　　其实，这是望文生义所犯的错误。

　　张采田先生则严谨，他在《清列朝后妃传稿》中是这样叙述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家系的：“父凌柱，原任四晶典仪、内大臣，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封一等承恩公。父吴禄。祖额亦腾，萨穆哈图子，额亦都从弟。”

　　这段平实的记录很重要，它告诉人们：第一，额亦腾并非大名鼎鼎的清开国元勋额亦都，而是额亦都的“从弟”，即叔伯兄弟。

　　严格地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是额亦腾，而非额亦都的曾孙女。

　　第二，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的祖父吴禄系一白丁。

　　第三，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的父亲凌柱是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皇帝刚即位尊生母为皇太后，推恩及于外祖父凌柱，才封“一等承恩公”的。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大致推出乾隆生母虽姓钮祜禄氏，但不能说她“毓质名门”。八旗社会中列入“八大家”的钮祜禄氏其实是弘毅公额亦都一支的后人。额亦都有子十六人。其中栉风沐雨，佐命开基而闻于当世者，惟图尔格、车尔格、伊尔登、超哈尔、遏必隆五人而已。这五支之后，则名臣迭出，指不胜屈。至于额亦腾及其后人，则直至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无一人名于当世，乾隆生母钮祜禄氏之父凌柱的四晶典仪、内大臣官衔可能也是钮祜禄氏封熹妃后才被恩赏的。正所谓 “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更何况弘毅公额亦都的从弟额亦腾的后人呢。

　　出身寒微：钮祜禄氏的身世之谜

　　下一章第二部分 出身寒微：钮祜禄氏的身世之谜(2) 作者 : 章恺 清制，皇子、皇孙的婚配要由皇帝亲自指定，而指婚的范围则限在八旗世家中选定的“秀女”。顺治年间规定，每隔三年举行一次选阅秀女，届时由户部行文京中满洲、蒙汉军八旗共二十四都统，同时行文外省驻防八旗及外任旗员，将应阅女子层层上报。到选看秀女之日，由秀女所在各旗官员及秀女的亲属送到大内神武门，按照排定的序列，听候内监传入宫门，由户部及八旗官员公同阅视，凡记名者，准备再行选阅，未记名者，本家就可以自行聘嫁了。在候选的秀女中，皇帝要遴选相貌和人品俱佳，特别是出身名门的秀女，“指与某皇子或指与某皇孙”为福晋，同时还要指配侧福晋二至四名，出身自然要等而下之了。皇子、皇孙分府成婚后，府中还需侍女干些粗活，这类侍女有的也从八旗秀女中挑选、赏给，入府后谈不到给予什么名号，她们则出身于八旗寒素之家，如外任八旗下级官吏，以至另户军士，闲散壮丁。在皇帝指婚时，最重视的当然是皇子的嫡福晋，因为皇子若承继帝位。，嫡福晋自然，册立为皇后；其次则重视侧福晋，如嫡福晋册立为皇后之后，不幸崩逝，侧福晋循资历而进，必继封为皇后。至于赏给皇子的执贱役的女子，则并不过多地考虑出身。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就是康熙皇帝未曾计较其出身，才将她赏给胤慎作丫环的。

　　《清皇室四谱》载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四十三年，年十三赐侍世宗(雍正)藩邸”，就是钮祜禄氏十三岁时由康熙赐给雍正作使女的冠冕堂皇的说法。这时雍正的爵号还是贝勒，所居府邸，即今之雍和宫，那时还只称为“贝勒府”，或“四爷府”。“贝勒府”中早已有出身名门的乌喇纳拉氏为嫡福晋，两位侧福晋年氏之父为湖北巡抚年遐龄、李氏之父为知府李文烨。到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冬，钮祜禄氏偶尔得到了一次真正“入侍”已晋升为雍亲王的胤慎的机会，第二年便生了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但钮祜禄氏在雍亲王府中的地位并未得到显著的改善，仍然习惯地被人们称为“格格”。“格格”是满洲语，《清文鉴》释为“姐姐”。“姐姐”这个略表敬意又含糊不清的名称加在为主人生了儿子的丫头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此后钮祜禄氏被王府中人呼为“格格”又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直到雍正元年十二月被封为熹妃为止。

　　乾隆生母钮祜禄氏何以初入侍雍正时未有嫡福晋、侧福晋名号?为什么诞育雍亲王第四子弘历后仍以“格格”名之?这些清官书不便解释的事实自然会令人动疑，所以高阳先生才推断说，钮祜禄氏既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又于康熙五十年诞高宗，则不应不封福晋。但高阳进一步推断钮祜禄氏并非乾隆生母则有欠稳妥。这里有一个清代官方史书有意加以讳饰的事实，即乾隆生母钮祜禄氏虽有一高贵的姓氏，而其母家却早已渐渐衰微了。此事实为高阳先生等学者所忽略。

　　上面曾提到，晚清人王闿运说乾隆生母原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十三岁入京师，恰逢挑选秀女，遂同姐妹们入秀女十人之列，以“容体端颀中选”，分在雍亲王府邸。及雍亲王夏被时疾，王妃多不往，乾隆生母“奉妃命，旦夕服侍维谨，连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这个说法虽有破绽，但称自己自幼家贫，十三岁挑为秀女，分发到贝勒府邸作贱役，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留下侍奉雍亲王而生乾隆皇帝，应该是最接近乾隆生母家世的真相。然而，他的说法至今尚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其实，清代有的随笔、笔记很能道出许多历史疑案，况且王闿运作为一著名学者应当不会信口开河。

　　夫君雍正之死

　　下一章第二部分 夫君雍正之死 作者 : 章恺 胤禛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据《实录》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胤禛偶感违和，仍照常听政，并召见臣工。二十一日，病情加重，照常理政。大学士张廷玉每日进见，未尝间断。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等，御榻之侧，朝夕奉侍。二十三日子时，进药无效，龙驭上宾。前后三天，可算急症。胤禛突然而死，官书不载原因。于是，胤禛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

　　一说，胤禛是被吕四娘谋刺死的。稗官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遇刺身亡之文。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也有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当年，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遣戍。但吕四娘携母及一仆逃出，隐姓埋名，潜藏民间。吕四娘拜师习武，勤学苦练，尤长剑术，技艺高超。后来，吕四娘乔装改扮，混入深宫，一日，乘机砍掉雍正脑袋。或说，吕四娘的师傅，原是雍正的剑客，后离去，培养了女徒吕四娘，还使用了一种叫“血滴子”的武器。使得清廷只得打造了个黄金头颅，装到雍正尸体上收殓，并严加保密，免得丑事张扬。这个民间传说，流传200多年。到1981年，曾发掘雍正泰陵地宫，未打开，即作罢。但民间传言雍正棺材已经打开，雍正的遗体有尸身而无尸首，想以此证明胤禛之头是被吕四娘砍掉的。这些传说，都是无中生有，纯属野史逸闻。学者认为，吕留良之案，吕氏一门，男女老幼，俱已严禁，不能逃逸。就连吕留良父子坟墓，都加以监视，吕女不可能逃脱。所以，吕四娘行刺雍正说，实属子虚乌有，绝不可信。

　　二说，胤禛是被宫女缢死的。柴萼《梵天庐丛录》记载：传说雍正九年（1731年），宫女伙同太监吴首义、霍成，伺胤禛睡熟，用绳缢杀，气将绝，被救活。这个逸闻源自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真实故事。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宫女杨金英等“伺帝熟睡，以组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同伙张宫女害怕，跑去报告方皇后。皇后赶到，解帛组，帝气绝，命召太医许绅急救。《明史·许绅传》记载：“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事后将杨金英等处死。显然，雍正帝与嘉靖帝的庙号都是“世宗”，这个清世宗雍正被宫女缢杀的故事，完全是明世宗嘉靖被宫女勒缢故事的翻版。所以，宫女缢死雍正说，实属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三说，胤禛是服丹药中毒而死的。史书中的雍正虽阴毒异常，但他毕竟是一个封建皇帝，脱离不了当时大的知识和思想背景。所以他一直崇尚方术、迷信占卜，晚年更到处延访修炼之士、寻求长生不死之药。当他体质日衰，胤禛在雍正七年（1729泰陵五孔桥年），得了一场大病。大臣说“皇上下颏偶有些微疙瘩”，是甚么病，说不清楚。胤禛曾向心腹密臣发出谕旨，要他们推荐好医生、道士：“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后来李卫密荐道士贾士芳，到北京为胤禛看病。后将贾道士处死。胤禛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胤禛还曾延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吞服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八月二十一日发病时，养在宫中的两个练丹道士张太虚与王定乾邀功心切，向雍正进呈他们炼的丹药，没想到雍正吃很快就“龙驭上宾”了。

　　胤禛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严厉态度，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烧炼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息侯）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饵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樵教授认为雍正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的”。有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究属推论，未可成为定谳。”或谓：“这类宫闱秘事，要确证论定，难得过硬资料。”

　　鸿福齐天：孝子乾隆皇帝报恩

　　下一章第二部分 鸿福齐天：孝子乾隆皇帝报恩(1) 作者 : 章恺 在给予乾隆皇帝一生以深刻影响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中，乾隆生母钮祜禄氏是不可忽视的一位。以往的研究者由于未能走出清代官方史书所设下的迷阵，因而往往把她视为无足轻重的人物。其实，要深入了解乾隆，要澄清康雍乾之际某些重大疑案（例如上面已经讲述了的乾隆身世之谜），都离不开钮祜禄氏这个出身寒微而福命最好的女人。

　　乾隆皇帝体格健壮，寿元高厚，在中国古代帝王群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其母的遗传因素。乾隆的父亲雍正体弱多病，年五十八而终。乾隆同父异母兄弟九人，年幼夭折的五人，其中雍正嫡福晋乌喇纳拉氏所出者一，侧福晋年氏所出者三(年氏所生三子全夭折)，侧福晋李氏所出者一；其他兄弟中“格格”耿氏所出，皇五弟弘昼活到六十岁，寿数最高；唯独“格格”钮祜禄氏所生独子乾隆寿高八十有九，这与钮祜禄氏不能说没有关系。

　　有学者已经锐敏地揭示出乾隆体健、高寿与其生母之间的联系，庄练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一书中他说：“满清皇帝起家于关外的游猎部族，习俗尚武，虽富贵不忘其世代相传的骑射之风，所以在咸丰以前的各朝皇帝，不但他们自己都能驰骋鞍马，也以此教导他们的儿子。木兰秋弥，乃是满清皇帝经常举行的狩猎活动，皇帝和皇子们一起在山岭原野之间骑马驰突，射猎虎豹熊鹿之类的野兽，虽多危险，却也是极好的武术训练。乾隆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长大成人，当然能够得到很多的训练机会，从而成为一名善于骑马征战的武士，雄伟壮健。但清朝的皇帝皇子们虽多身体强健，却决无一人能如乾隆之寿至九十，而且垂老不衰，这就与各人的先天禀赋有关了。皇子们的先天禀赋，得自其母后母妃的遗传。出身富贵之家的妃嫔，不可能有强健的身体，而唯独乾隆例外，因为乾隆之生母并非一般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妃嫔，乾隆得天独厚之处，就在这里。”

　　这一段关于皇子们身体素质得自于其母后或母妃的遗传的论述大体是能成立的。名门闺秀多是弱不禁风的女子，而皇帝给皇子指婚时偏偏要从门弟着眼，忽略了其身体条件。雍正皇帝的嫡福晋和两位侧福晋都称得上富贵之家的仕女，而所生子女多夭折；乾隆皇帝为皇子时，雍正指八旗大姓富察氏为嫡福晋，富察氏37岁病逝，她生的两个儿子先她而夭折，另外一名侧福晋高佳氏出身内务府世家，也是中年而亡，且终生都没有生育，再一名侧福晋乌拉那拉氏母家也是八旗官员，她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寿命不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出身寒微，以王府粗使丫头而上升为熹妃，幼时家境的贫苦却造就了钮钴禄氏强健的体魄，去世的前一年还在乾隆奉侍下登泰山，游幸避暑山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人的寿命长短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特别是在科学不昌明的古代，皇子也概莫能外。但一般说来，后妃身体素质好的，所生皇子多高寿；而后妃的身体素质如何，又与出身门第高下有二—定联系，富贵之家鲜有健硕之女，而出身寒微者倒有可能体格坚韧。康熙皇帝相看过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后连连说：“有福之人”。传世的《慈宁燕喜图》有乾隆为其母祝寿的画面，钮祜禄氏方面大耳，看上去完全是一副雍容富贵的老太太模样，但长得并不美。由此推测，乾隆生母身材高大、面目端正。乾隆皇帝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声如洪钟，这些显性的遗传特征大多得自子他的出身寒微的生母钮祜禄氏。其实从一些自然生理上来解释许多事情，反而更通人情。

　　现在似乎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乾隆的性格受到了其生母哪些遗传影响，但钮祜禄氏在雍邸中的微贱地位显然给乾隆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恪印。

　　钮祜禄氏十三岁时入雍邸为侍女，七年后生下乾隆，而又过了十余年，才被刚即位的雍正册封为熹妃，其名位仍在皇后乌喇纳拉氏、贵妃年氏和齐妃李氏之后。这时，乾隆已十二、三岁了，自己生母在雍亲王府中的“格格”身分、由此而连带的自己为侍女所出的卑下处境，不能不给这个天生傲骨的少年以深深的刺激。有人曾取笑乾隆是个“立嫡迷”，却不真正了解乾隆内心的苦衷。乾隆从自己的痛苦经历程深深体味出，尽管是金枝玉叶，若生母卑贱，在王子群中仍要备受白眼和欺凌；他无论如何不想使密定的皇太子重复自己走过的一段苦难经历，因而一再坚持立元后嫡子为太子，直至彻底绝望才罢手。

　　在乾隆皇帝中年以后病态般的聚敛无厌心态中，似乎也隐隐看到其生母影响的影子。诚然，乾隆生在帝王之家，但他并不完全等同于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他确实挥金如土，铺张浪费，以最大限度地显示富有四海的太平天子气象；但他更注重敛财，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囊括天下财宝于一身的强烈欲望。人们可以举出许多种理由对此作出解释，不过幼年时期的乾隆因生母贫贱而留下的种种不可磨灭的印象，致使他对拥有财富无止境的追求，是不应被忽略的一个因素。总之，乾隆的铺张粉饰也好，对财富的狂热追求也好，其中难免让人感到有一种暴发户的味道在内。

　　而乾隆对自己的这位贫贱的母亲也有着浓厚的报恩心理，在这方面它可真是儒家孝子的典范。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崩逝，当即开示遗诏，以宝亲王、皇四子弘历即位。弘历于当天降谕尊“母妃”钮祜禄氏为皇太后，随后上皇太后尊号“崇庆”，在命礼部准备上皇太后尊号的典仪时，乾隆特别说皇太后”诞毓朕躬，恩深鞠育”。钮祜禄氏以诞育皇帝而被、尊为皇太后，按宫中制度，乾隆称其母为“圣母皇太后”，有时亦称“圣母”，另一位应尊为“母后皇太后”的雍正元后乌喇那拉氏已于四年前病故，因而乾隆皇帝以四海养的太后唯钮祜禄氏一位而已。

　　从名分上讲，乌喇纳拉氏是乾隆的嫡母，但皇子时代的乾隆似乎和她没有建立起亲密的母子之情，现在能够见到乾隆写给她的唯一一首诗题为“恭祝皇母圣寿”：蓬莱晓日照金扉，虬缦云成五色辉。

　　觞捧六宫趋彩仗，嵩呼四海仰慈闱。

　　琼筵恭进仙人膳，文绵欢呈玉女衣。

　　叨沐恩勤逢令节，年年拜舞庆春晖。

　　鸿福齐天：孝子乾隆皇帝报恩

　　下一章第二部分 鸿福齐天：孝子乾隆皇帝报恩(2) 作者 : 章恺 诗中虽有“春晖”、“恩勤”的字样，但缺乏感人的亲情，完全是应景文章。至于皇贵妃年氏、齐妃李氏这两位对乾隆来说也是母亲辈分的妇人，乾隆则从未提及。

　　被尊为崇庆皇太后时已四十四岁了，她膝下只有乾隆一子，而她老人家又是十分喜欢热闹的人，因此逢年过节，乾隆总是想办法让太后能开怀行乐。每年新正，先在重华宫中举行家宴，乾隆二十五年“新正重华宫侍皇太后”一诗写宫中天伦之乐甚详：凤辈临龙阁，新年第一祥。

　　彤庭增喜气，绿野遍春光。

　　欣答初韶伞，钦称万寿觞粉椋兰百和，胜帖燕双翔。

　　浮服孙曾绕，遐龄日月长。

　　宫中行乐养，欲以化群方。

　　对比前面那首诗，即可看出乾隆对两皇太后的感情了吧。

　　重华宫家宴之后，乾隆即奉皇太后从严素所居的畅春园移驻于圆明园的长春仙馆，随后庆贺新春的节目联翩而至，正月十三日开始放灯，圆明园中灯光辉煌，如天上仙境，至正月十五日，欢庆气氛达到高潮。入夜放烟火之前，皇上已陪皇太后在“山高水长”楼上坐定，观看类似今天大型团体操的舞灯表演，在楼前舞灯者有三千人，他们各执彩灯，口唱“太平歌”，随着乐曲的节奏，循环进止，并依照带队人的指挥，一转旋则三干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以次作“万”、作“岁”字，以次合成“太平万岁”四字，取的是“太平万岁字当中”的吉利。舞罢，则烟火大发，其声如雷霆，火光照亮半边天空，但见红鱼奋起，跳跃于云海之内，令人叹为观止。

　　乾隆侍候母至孝，他知道母亲熬个皇太后太不容易。在太后六十大寿时，打算尽量铺张，以承母欢。他改清漪园(今颐和园)之瓮山为“万寿山”，在园内修“大报恩延寿寺”(今排云殿)、佛香阁。在皇太后六十大寿之前，乾隆还命将大内的慈宁宫重加修葺，蹭加了前殿的重檐，新修了花园和佛堂，以供太后在城里居住时生活更舒适。皇太后的寿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往年到了这时节，京师多风雪，寒侵肌骨，但乾隆十六年自十一月初至二十五日竟无一丝风，无一丝雨，晴和暄暖，如春三月光景。十九日这天，皇上已奉太后畅游万寿山，二十四日皇太后銮舆自郊园进城，至西直门外高梁桥停跸，皇太后御大安辇进城，卤簿前导，乾隆亲骑于辇前恭引，云集北京的文武千官，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在大街两旁。为了烘托喜庆气氛，万寿山至西直门路旁由内务府备办各种景点，高梁桥至大内西华门，则由在京王公大臣和各省督抚分段布置，目击者对其盛况有如下精彩描述：“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不见市廛。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倔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以色绢为山岳形，锡箔为波涛纹，甚至有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奇观也。”

　　这一切，在王公大臣、各省督抚不过为讨皇上的好以固宠，而乾隆则不过为博圣母一笑。乾隆以为母亲看了一定高兴，结果大出所料，崇庆皇太后却嫌搞得过于铺张奢华了，“甫入宫即命撤去”。这些自然可以说是乾隆好大喜功，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孝顺之心。以后再为太后举办寿典时，乾隆便不再那么铺张了。这也反映出钮枯禄氏出身微卑，半生劳作，进而养成了不好奢华的品质。

　　崇庆皇太后身体康强，性又好动，乾隆每次巡幸都奉母同行。太后去世前乾隆曾四次南巡，太后每次必往；太后信佛，曾三游五台，三幸泰山，又曾至嵩山拈香，至于塞外的避暑山庄，自乾隆六年皇帝首举木兰秋弥大典，即奉太后同行，此后每次大多同行。太后出身贫寒，迷信因果，巡幸途中多行善事，施舍老弱。据说一次乾隆奉太后南巡，御舟行至山东境，济宁知州颜希深因事外出，而地方受灾急需赈恤，颜母即令发官仓救济百姓，山东巡抚却以严母违制上章弹劾。皇太后得悉此事，则以严母有仁爱之心，不让皇帝给予处分，还召见何氏于御舟之上，赐以匾额，褒奖备至。正赶上济南知府出缺，颜希深被提升为济南知府，没过几年，又擢拔为何南巡抚。也许因为她穷苦出身，没什么文化有关。崇庆皇太后虽然深知皇上孝敬自己，确也行事谨慎，恪守祖上所传下来母后不得干政的家法。

　　乾隆四十二（1777）年正月，崇庆皇太后钮枯禄氏去世。九月，乾隆发布上谕，决定明年秋间东巡祖陵。上谕还明示途中不围猎，不游玩，不摆筵宴，仅仅祭陵而已。东巡时果真如上谕所言，队伍虽然仍很壮观，但却鸦雀无声，默默赶路。途中虽有迎驾官员，也仅仅“赐茶”。由于一路未搞活动，二十几日便达永陵。68岁的乾隆一到陵园，还未达碑亭，便下舆动哭失声。步人启运，至宝城前行礼，已哭得弓腰曲背，难能站立了。皇帝一哭，随行臣、文武百官也都得随着大哭，哭声遂震动山野。

　　而乾隆前两次东巡陵，不仅未哭，而且还得意洋洋，壮志满怀。然而后两次东巡谒陵，他却大失常态，有了哭陵的哀状。由此可见乾隆对其母的孝顺，崇庆皇太后钮枯禄氏虽然出生贫贱但真可谓鸿福齐天。

　　香妃

　　下一章第二部分 香妃 作者 : 章恺 《清史稿·列传一·后妃》: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

　　香妃入选本书于其他人有所不同，她既没有对满清政治产生较大的影响，也没有留下赫赫有名的子嗣。但这些都没有降低后人对“香妃”的关注。

　　香妃的传说：炒作香妃

　　下一章第二部分 香妃的传说：炒作香妃 作者 : 章恺 新疆喀什城东三公里处有香妃墓，当地人称“艾孜牙提”。“艾孜牙提”是座很大很雄伟肃穆的维吾尔族风格的建筑，有圆顶，圆顶上有塔楼，塔楼尖儿上有镀金月亮。大厅里有半人高的平台，平台上排着72座坟丘。香妃墓显然是借助“香妃”的名气，她的墓不过是这72座坟丘中的一座，位置在平台东北角。她和她的家族在一起，这个家族有五代人共葬在这座大墓堂里。

　　香妃何许人也？

　　据传闻，乾隆中叶，清军入回疆，定边将军兆惠俘获一回部王妃，此女子天生丽质，更奇的是她身体会散发异香，人称香妃。乾隆帝对她大为倾心，执意纳之为妃，为讨其欢心，特在西宛建造一座宝月楼，供香妃居住，并常亲临探视，希其顺从。然而香妃性格刚烈，誓死不从，并身藏利刃，表示不屈决心，还时常因思念家乡凄然泪下。皇太后得知此事，召见香妃，问她：“你不肯屈志，究竟作何打算？”香妃以“唯死而已”相答，太后说：“那么今日就赐你一死。”香妃顿首拜谢，于是趁乾隆帝单独宿斋宫之际，命人将香妃缢死。太后处死香妃的原因，除了上述为成全其名节外，另有说是太后耽心自己的儿子弘历（即乾隆帝）为香妃所害，还有说由于香妃受乾隆帝宠爱，诸妃妒忌，向太后进谗言，太后听信谗言而加害香妃。香妃死后，乾隆帝悲伤不已，最后以妃礼将其棺椁送往故乡安葬。此说在清末民初流传颇广，出现不少叙述香妃故事的戏曲说唱、小说诗歌，绘声绘色，凄婉动人，使不少人对香妃传闻信以为实。1914年故宫浴德堂展出一幅以《香妃戎装像》为题的清代女子戎装油画像，于是传说更加流行。

　　香妃死后，乾隆只有叹息的份儿，无奈将其送往新疆安葬。她的遗体是按伊斯兰截的规定做了处理之后，特意作了一顶轿子，由124人攀抬着，翻山越岭经过大沙灌，路上走了有三年半的时间才回到喀什的，还有传说，香妃死后葬在了北京香山。北京香山之名因香妃可来。

　　显而易见，香妃是和顺治帝的董妃，光绪帝的珍妃一样被渲染得极绚、丽极悲壮极楚楚可怜极赋传奇色彩人物。

　　1914年，北京古物陈列所成立，该所设在故宫外廷。成立时，古物陈列所从承德避暑山庄运来了一幅油画，画中女子小眼厚唇，披挂着西式盔甲。此画被悬挂在西华门内武英殿西侧的浴德堂后元代所建阿拉伯式浴室的门相上。阿拉伯浴室被称为“香妃浴室”，悬挂的画像被称为“香妃”画像，此外还有说明文字，香妃《事略》记述以上传说。戎装画像、阿拉伯式浴室、说明文字三位一体，互为佐证，加上古物陈列所所具有的严肃性、权咸性，迷惑力引诱力极大，观众纷至沓来，一时卷起了一股“香妃”热，其画像被印成照片，价格昂贵，销量却很好。

　　这恐怕是历史上第一次炒香妃的事件，也是相当成功的一次。70年代，在香港又有人炒了一回“香妃”，又有一种香妃像画片出现，也是根据一幅油画影印的。画中人与戎装的香妃不同，瞒秀气，柳眉凤目瓜子脸，这种形象地照片也不胫而走，被多种书商翻印，大发利市。

　　解放前还有旗装戏《香妃》戏中她寡言笑，不屈从，进而谋刺，最后以殉身告终。近年流行的电视剧《还珠格格》中的香妃也是处处动人，让人怜爱。于是人们认定，历史上确实有个“香妃”。

　　谁是“香妃”：身世之谜

　　下一章第二部分 谁是“香妃”：身世之谜 作者 : 章恺 从清代乾隆朝留下来的许多历史档案资料来看，乾隆帝后宫中的容妃的事迹都一一和传说中的“香妃”相似。首次提出传说中的“香妃”就是容妃的是北大教授孟森先生。他在抗战前夕写的《香妃考实》一文中，提到了一条主要的证明材料：有人“于民国二、三年间至东陵，瞻仰各陵寝；至一处，守者谓即香妃冢，据标题则容妃园寝也。”这是因为“民国二、三年”时守东陵的人，仍是原来清皇陵的守墓者。他们说容妃就是“香妃”当属宫廷内部因袭的传统说法，比较可靠。结合本章开头赵尔巽的《清史稿》卷214“后妃列传”中的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这些记载表明，容妃确是实有其人的。在清高宗诸妃中，“容妃”是首先提到的“回部”即维吾尔族妃子。同时，近年有学者以众多可信的资料也考证出，传说中的“香妃”，就是指乾隆皇帝的维吾尔妃子——容妃。传说中关于“香妃”的许多事情是后人编造出来加上去的。

　　孟森教授在《香妃考实》一文中认为她可能是大、小和卓的妹妹或女儿，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应该是一种因袭旧说的牵强附会。有学者发表《“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一文第一次公布了在故宫博物院中珍藏的清朝档案资料，其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香妃”的祖先不属于阿帕克和卓支系，而是属于额赖玛特和卓支系的。这支家族和大、小和卓同一个高祖，但不是一个曾祖。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令额色伊、图尔都、玛木特和额赖玛特和卓支系的其他人陪同“香妃”进京，都受到了清朝皇帝的封衔，并在皇宫南城墙外的西长安街，为他们建造了特别的寓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发现的资料，“香妃”是辅国公图尔都的亲妹妹，而图尔都和“香妃”兄妹的父亲，根据《西域同文志》和《西域图志》所载的谱系表看，应该是“和卓”阿里(即艾力)。额色伊是她的五叔，帕尔萨是六叔，图尔都是兄长。有的学者主张“香妃”之父为帕尔萨。但根据清皇宫内府档案，清廷给帕尔萨的封爵和御赠他的财物、“香妃”去世后分给他的遗物等的数量都比别人少，不象是对待一位“国丈”大人。《清史稿·后妃列传》以及现在出版的《二十六史辞典》中都明确地写着“容妃”是“台吉和札赉之女”。“台吉”是封号，“和札赛”三字包含了伊斯兰教上层的称呼“和卓”和“香妃”之父的名字“阿里”两部分。“卓”和“阿”合音为“札”；“妾”是“里”的模糊音。“和卓阿里”四字的快读音为“和札赉。学者们等把“赉”字误认为“麦”，就永远解释不通。这类例子在《清史稿》等史籍中还很多，如把“和卓集占”快读而翻译成为“霍集占”就是另一例。如此流传，往往弄错了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真名实姓。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香妃”之父为额赖玛特家族支系的和卓阿里，即和札赉。和卓阿里英年早逝，在大、小和卓反叛清朝时已经不在了。当年联合布鲁特武装牵制并攻打喀什叛军的“回部”武装的是“香妃”的五叔额色伊和胞兄图尔都

　　“香妃”在清宫

　　下一章第二部分 “香妃”在清宫 作者 : 章恺 “香妃”家属不仅不属于大、小和卓叛乱集团，而正相反，他们还曾经起兵配合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当时，“香妃”的哥哥图尔都和五叔额色伊一起，联合了布鲁特(柯尔克孜族)的武装去攻打盘踞在喀什噶尔的叛军。平定叛乱以后，“香妃”随叔叔额色伊和哥哥图尔都一起被乾隆皇帝召到北京长住。不久，进宫当了贵人，跨越了“常在”和“答应”两个阶梯，得到特别的优待。新进宫的“和贵人”得到了珍珠、丝、毛、200两银子和15两金子的赏赐。一个月后，她的兄长图尔都喜获一所新的有二十多间房的寓所，在今东四附近。赏给他的礼物有布匹、马具、家具和现金。他的年薪从100两银子增加到240两银子，而与此同时，额色伊和其他在京亲属仍保持他们原有的年薪水平。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图尔都喜得佳偶—娶了一位满族夫人，名叫巴兰。 在皇宫里，和贵人享有和宫内所有妃殡同等的华贵豪奢的生活。上面将哈密瓜等贡品分给宫中女眷时，和贵人往往得到额外的一份。由于她信奉的伊斯兰教规定食物的严格限制，还带来了她自己的维吾尔族厨师努尔买提，专门为她烹调清真食品，如“谷伦祀”即“抓饭勺。她显然继续穿她自己的民族服装，因为在她当妃殡的头五年，有文字记载在1765年，乾隆将她晋升为“妃”的级别时，说明她没有满族的宫廷服饰，上面命令为她缝制合适的长袍。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和贵人”晋封为“嫔”，并改名为“容”，称为“容嫔”，是秉承皇太后的旨意。乾隆二十六年甲午上谕：“钦奉皇太后旨意，贵人拜尔噶斯氏、霍(和)卓氏，……俱著封为殡。”在内府的文件里，作为“容嫔”出现在第二个三年期。同年，其兄图尔都从台吉摺升为“辅国公”。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辛酉上谕：“钦奉皇太后旨，……容嫔著封为妃”。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帝的第二位皇后死后，他再没有立皇后，从此，容妃是宫中最高等级的妃嫔之一，仅次于皇贵妃。她的地位在妃子中处在第三或第四位上。

　　史书上记载，容妃曾多次随乾隆和皇太后外巡。1765年(乾隆三十年)，她同乾隆帝去江南巡视，到过苏州、杭州等繁华城市。在南巡中，供给她的菜肴有野鸭、鹿肉、鸡和羊肉；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她又随同乾隆帝到山东去登临泰山，瞻仰了曲阜孔府。她还随同乾隆帝一起巡视过东北的盛京(今沈阳)和热河，并是木兰狩猎场的常客。从这么多活动来看，容妃和乾隆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并非向影视作品中描写的那么敌对。

　　乾隆帝还为容妃修建宝月楼。宝月楼就是今中南海新华门门楼。这里明朝为南台，没有大的营建。清顺治、康熙年间两度扩修，为避暑之处：东为春明楼，西为湛虚楼，南为迎薰亭，北为香殿、涵元殿、翔鸾阁，加上殿阁两旁的翼楼，都属于瀛台的范围。清末光绪被幽禁在瀛台。民国初年，清室尚以优待条件居住在大内，外朝则先归民国政府。民国间先改皇城正中之门名为中华门。中华门在明朝称大明门，清朝称大清门，民国有人建议：“大内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今国为中华民国，而正朝之门通当东华、西华之间，天然一中华门也！”语既巧合，遂为定议。不久以西苑为总统府，府门与正朝门相并，距长安街以辟宝月楼为府门，位置适合。今天的新华门，就是往日清朝宝月楼下所开辟之门。

　　大清朝在乾隆以前，没有回族妃嫔的先例。容妃以回部女子至清朝，乾隆不把她安置在后宫，特营建西苑宝月楼，作为金屋藏娇之所。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乾隆御制诗中，有关宝月楼的诗很多。乾隆在1760年夏天，有诗云：“轻舟遮莫岸边维，衣染荷香坐片时；叶屿花台云锦错，广寒乍拟是瑶池。”此以嫦娥比拟容妃。1763年新年又作诗云：“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宝月昔时记，韶年今日迎。屏文新茀禄，镜影大光明。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乾隆自注：“楼近倚皇城南墙。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新建礼拜寺，正楼对。”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乾隆为容妃兴建宝月楼的原因是：第一，语言文化不相同。容妃讲维吾尔语，不能与诸妃嫔住在一起顺利交流，所以特地隔于南海最南之地，其地又距外朝之外垣。这里同皇宫既联系又分割，环境优雅，湖水涟漪。乾隆会维吾尔语，可以同容妃用维语直接交谈。第二，饮食习惯不相同。皇后的正宫坤宁宫兼作萨满祭祀的场所。坤宁宫每日进猪两口，在神案上宰猪，在大锅里煮猪肉，祭祀敬神。元旦祀神，皇帝、皇后行礼；春、秋两大祭，皇后亦到，妃嫔自当侍从。而最尴尬者，则为后妃受胙，是一种猪肉米饭，这是回教徒所万万不能忍受之事。所以将容妃单独安置在另一个生活区域，生活上很是方便。第三，生活风俗不相同。维族的衣服、装饰，同皇宫的后妃、宫女都不同。皇宫除御花园外，别无游观之处。乾隆于瀛台之南筑宝月楼，则随时可以驾幸西苑，而不必如临圆明园，路途既远，又烦劳出驾。容妃在这里则可免去其他妃嫔争宠之扰。第四，宗教信仰不相同。满族的宗教是萨满教，乾隆又崇奉喇嘛教。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要做礼拜。容妃所居之地，隔长安街而对回子营，建回教礼拜堂及民舍，并使内附之回民居住，屋舍皆沿袭回风。容妃站在楼上，可以望见对面的“回子营”，以解思念之情。

　　从报告容妃最后几年生活的某些档案资料获悉，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她命令从苏州的皇家丝绸厂提取了价值近400两银子的丝织品。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她从皇宫的药剂师处开了“平安丸”，显然当时她感身体不适，但似乎仍然在继续正常地出席皇宫里的酒宴和其他大事。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第三个太阴月，她得到皇帝赠予的礼物奶糕。同年四月十四日，皇帝又送给她十个蜜柑。五天后(四月十九日)，她竟不幸与世长辞了。她的确切死因，至今还无从查考。容妃去世以后，她的财产分给她的娘家、太监、宫女、穆斯林士兵及其妻子们，在有关资料中都有详细的记录。从毛皮和珠宝到台灯和洗澡盆都被极为谨慎地分配给不同的人。档案中还有一则鲜为人知的信息：容妃还有一个女儿，她的遗物中有一部分是留给她的女儿，这是一位现已不知名的公主作嫁妆用的。

　　画像之谜

　　下一章第二部分 画像之谜 作者 : 章恺 后来传有法国的耶稣会画家郎世宁给容妃画的戎装像。时容妃进宫已有二十余年之久，实际上不可能画得很象。再说她那时候已年过半百，姿色不可能不减。从画像分析，也许郎世宁根本没有见到过这位容妃，因此有人对此像的真伪提出异议。有学者认为所谓“香妃戎装像”也并不一定就是容妃。因为此像原在热河行宫保存，拿到北京展览时，并没有任何题款和文字，据几乎一生均在故宫工作的单士元老先生回忆：当时的说明是没有根据的，是几个人拿的主意，为的是以这张像来吸引游客，却为后人制造了混乱。其实，在乾隆皇帝身边，确实有一位喜穿戎装的女子，这不是别人，就是他十分心爱的第十个女儿、和珅的儿媳妇和孝固伦公主。此人生来活泼伶俐，聪明好动，乾隆十分钟爱，视若掌上明珠，从小就被养育在乾隆身边。乾隆又因她“貌类己”，曾说“汝为皇子，联必立储也”。和孝公主从小就喜欢打扮成男孩子的样子，更喜欢与男孩子一起游戏。她经常跟随乾隆一起出巡、秋弥，当时她用过的弓箭、盔甲、马鞍、撒袋等物，后来一直为乾隆的皇孙辈所用。史料记载她“性刚毅，能弯十力弓，少尝男装随上较猎，射鹿丽龟，上大喜，赏赐优握”。联想到所谓《乾隆帝与香妃御苑行猎图》中射鹿的景象，正可以认证乾隆与和孝公主射鹿的情景，由此推测《香妃戎装像》中的香妃应是和孝固伦公主。

　　“香妃”身葬何处：墓地之谜

　　正说清朝十二妃 第二部分 “香妃”身葬何处：墓地之谜 作者 : 章恺 “香妃”在1788年54岁时因病去世。这一点在今天的清史学界已成定论。但关于容妃墓的地点，一为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 这座墓在新疆人眼中，与其说是香妃墓，倒不如叫它“阿巴克霍加麻扎”更为准确。阿巴克霍加麻扎是综合维吾尔族建筑与园林艺术于一体的艺术综合体。整个建筑群占地70亩，门口及围墙外是一片挺拔的白杨树，进大门后便是一座座奇特的小花园，种有色彩绚丽的八瓣梅、大丽花等。奇花异卉，还有当地的特产菩提子。每当初秋，菩提子硕果累累，呈翠绿色，仿佛是一串串翡翠，令人馋涎欲滴。麻扎的阿巴克霍加墓主建筑物高26米，底35米，宽30米，墙由绿色的琉璃贴砌而成，巍峨宏伟，金碧辉煌。优美而神秘的环境更加渲染了香妃之迷给人们的无穷诱惑。据史记记载，阿巴克霍加麻扎始建于公元1640年至1927年，时间跨度达三个世纪之久。阿巴克霍加麻扎包括大礼堂、教经堂、客厅、水池等，是一座很有艺术特色的建筑群，墓内埋藏着伊斯兰大传教者阿巴克霍加和他父亲阿去默罕德玉树甫等五代霍加，计72人。据讲，这里的麻扎几乎为清一色的男性，唯一的女性便是阿巴克霍加的重侄孙女伊帕尔罕，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香妃。乾隆皇帝备受香妃情感的牵挂，不久便派出124人抬着香妃的灵枢从京城出发，沿长安、兰州、古丝绸之路出玉门关，历时三年半时间终于走到了香妃的出生地喀什，将她埋在阿巴克霍加麻扎里。这就是如今的香妃墓。

　　一为河北遵化县东陵。容妃一人怎葬两地？上文曾提到，传说当年容妃去世后，其遗体由灵轿运送到喀什噶尔东北郊的伊斯兰墓群下葬，一架“驮轿”还停放墓侧。史书上说，她去世以后，乾隆帝悲痛欲绝，特下诏书将他的这位爱妃隆重地安葬到距北京东面125公里河北遵化县的清东陵中。在那里，清代历朝的顺治、康熙、乾隆和他们的后妃们都长眠于此。那是一个面积很大的皇家陵寝地，风水独好，现在已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前面已经交代明白，这种说法有民国初年原清代皇宫委派的守陵人的识别为证河北遵化县马兰峪清东陵裕妃园寝中，亦有一座容妃墓。

　　1979年容妃墓出土，史学家根据种种资料，推翻了各种香妃的传说，认为香妃就是容妃。墓的地宫内由一道石门，四道石券组成，一具红漆棺木停放在宝床之上，棺侧被砍开一个大洞，棺内已空空无物。在杉木红漆棺头，有金漆的伊斯兰文的古兰经，可辨的文字为：“以真主的名义……”棺外西侧，于泥水中发现一具头骨、一条长九十三公分的花白发辫，上面结有红色的头绳。西北角的棺木下压着一些绣花、缂丝袍褂的残片，还有几件织成的袍料。一条黄色八宝花绫织成的“哈达”最为引人注目，它与北京白塔寺的塔腹内所出的乾隆年间的五条色彩的哈达很相近，机头上所织的文字，也类似“吉祥颂”。其他各色如意、荷包、珍珠、宝石、猫眼石、钻石等饰物零星散见；另有几颗牙齿和指甲。由这些墓中遗物可以推断： （一）清代帝、后、妃的棺椁上，大多是镌刻藏文佛经，用以超度亡灵；惟独容妃棺木上是古兰经，这是死者生前的信仰及民族所属的证物。（二）墓中所出的花白发辫，证明了死者年龄。花白发辫与档案所载容妃年龄五十五岁相吻合。（三）墓中所出的头骨，显示出维吾尔族女性特征，其骨缝密合程度及牙齿磨损状况，也证实了容妃的卒年是五十五岁左右。（四）墓中所出的织物上织有“江南织造臣成善”、“苏州织造臣四德”等字样，据文献记载，江宁织造臣成善正是乾隆五十多年任职的织造官，苏州织造臣四德在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时任杭州织造，四十九年始调任苏州任职。清宫档案《绣杏黄缎净八团金龙袍一件料工银两清册》中载有容妃生前曾在苏州选用了一批织物，正是四德任职时所织造。这些织物及织物上织有的织造官姓名，旁证了容妃生活的年代。

　　大量史实和物证表明，容妃就是传说中附会的香妃，是乾隆帝四十一位后妃中唯一的一位维吾尔族女子；既不是叛乱头目霍集占的妃子，也没被皇太后赐死。最奇怪的一点是从所有出土的文物中，以及有关她身世的记载里，都未曾找到她身上曾带有香味，以及有关“香妃”之说的痕迹。一个传说中如此神秘的女子竟是一个平凡的宫妃，真让人不可接受。但细细像来，我们仍有许多问题要进一步思考： l、香妃或说容妃究竟叫什么？伊帕尔汗？买木热·艾孜本？

　　2、其父究竟是谁?容妃是维吾尔族上层人士艾力和卓之女。其叔额色尹与兄图尔都曾帮助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有的书上称“喀什香妃墓”：这里本是香妃家族维吾尔宗教首领巴·霍加(香妃的祖父)等五代人的墓地。她是维族宗教领袖霍加的女儿。也有学者称：“史料表明，和卓氏生于雍正十二年，为新疆伊斯兰教的始祖派噶木巴尔的后裔，世居叶尔羌，属和卓旗，故称和卓氏。和卓是族称而不是名胜。我们从转了好几道手的材料中，无法得到其名、其父母的明确的答案。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有资料说新疆反清首领的名字名叫霍集占。霍加、霍集占之间不知有什么联系。叛乱是容妃家族内的人发动的？

　　我们探究一个独属于容妃自已的名字，弄清她的血脉渊源，也是为了探究这样一种可能性：会不会容妃之外另有一个回族妇女与乾隆有过瓜葛?譬如说被镇压下去的反清宗教首领的妻子，虽被献入宫，却终未成帝妃，却实实在在是回族王妃?有没有可能喀什香妃与容妃无涉，里面所葬的虽不是异体生香的香妃，却实实在在是有香妃名号的香妃?而后人则把这个香妃与容妃混成了一人? 正是许许多多像香妃这样没有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女人，更加让历史犹如一座迷宫，充满了幻觉和玄奥。

　　慈禧

　　正说清朝十二妃 下一节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 作者 : 章恺 《清史稿·列传一·后妃》: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女。咸丰元年，后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四年，封懿嫔。六年三月庚辰，穆宗生，进懿妃。七年，进懿贵妃。十年，从幸热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与孝贞皇后并尊为皇太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太后有疾。上疾益增剧。壬申，太后命授醇亲王载沣摄政王。癸酉，上崩于瀛台。太后定策立宣统皇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甲戌，太后崩，年七十四，葬定陵隆福寺。

　　上联：奇女子热面善结人缘一手遮天风风雨雨控驭中国多至半个世纪；下联：妖妇人冷手腕暗含杀机三次垂帘忽忽喇喇奴役臣民将近四亿人口。

　　横批：一代女皇。 下一节下一章

　　叶赫纳拉氏的起源

　　下一章第三部分 叶赫纳拉氏的起源 作者 : 章恺 关于叶赫那拉氏的起源，他们的后代一直坚信着最早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元末明初时，已在叶赫河建立了叶赫城的叶赫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氏族发生了一场战争，当时，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为了使叶赫那拉氏臣服，就指着大地说道：“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而叶赫那拉的部落首领听了大笑，他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氏最后打败了爱新觉罗，成为当时东北较大的一支部落。”

　　据史料记载：叶赫那拉氏是满族中的大姓，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叶赫那拉氏的始祖，原来是蒙古人到扈伦部，他招赘在那里，那拉的意思就是爱，他领有其地，并成为一国，因为他的国是在叶赫的河边建立的城市，所以叫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其中也先后出过许多文豪武将，如历来被誉为“清初学人第一”的满族杰出文人纳兰性德就姓叶赫那拉。但真正使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当属叶赫那拉氏的三位皇后。

　　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世世代代都是血统之亲，努尔哈赤就是叶赫那拉氏所生，也是叶赫那拉氏家的姑爷，他的皇帝儿子皇太极也是叶赫那拉氏所生，在大清朝时有一个世代说法——叶赫那拉家世代出美女。努尔哈赤的皇后也就是皇太极的母亲，就是大清第一位皇后孝慈高皇后。孝慈是叶赫部长杨吉努之女，在明万历十六年，她14岁时是作为建州女真与叶赫女真结军盟的条件嫁与努尔哈赤的，她与努尔哈赤生活了15年，仅生下皇太极一子。她于29岁便病逝，于清崇德元年被皇太极追谥为太祖高皇后。 在孝慈与努尔哈赤共同生活的15年间，正是努尔哈赤积极向外扩张，统一女真各部，并收降一部纳娶一妃的辉煌时期。努尔哈赤是用36年的时间统一蒙古与东北其他各部之后，最后才向叶赫那拉氏宣战的！原因有一个：叶赫那拉的汗是他的亲舅舅，各守关的将领都是他的表哥、表弟，都是亲人。当时，努尔哈赤带着他的千军万马，包围了叶赫城，但他没有马上宣战，而是跪在城前三天三夜，请求叶赫那拉氏投降，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明朝政权。可是叶赫纳拉家族认为，你是我们家的姑爷，你不听我的指挥，还要听你的，那哪行呀！坚决不同意。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努尔哈赤下了一道令，凡是愿意投降的，一律高官厚禄，凡是反抗的不管是谁，我六亲不认，一律尸首分家。就这样，努尔哈赤向叶赫那拉宣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努尔哈赤最终杀进城去，杀了几万人，而叶赫那拉氏的那些被包围的首领也纷纷自杀，宁死不降，直到最后，老一代的都死了，剩下年轻的看到大势已去，大势所趋，才向努尔哈赤投降了。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颇广，在关于慈禧的影视作品也时常亮相。

　　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一直流传着叶赫那拉与爱新觉罗为世仇，宫中后妃与秀女，不选叶赫那拉氏的传说。其实这是荒诞无稽之谈，不仅太宗（皇太极）的生母是叶赫那拉氏，高宗乾隆的顺妃，亦都出于叶赫那拉氏。但让叶赫那拉家族真正门庭显赫名扬天下的却是慈禧皇太后！”

　　慈禧的身世之谜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的身世之谜 作者 : 章恺 道光十五年（1835）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朗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有升迁。根据清宫档案《内阁京察册》（清政府对京官三年一次的考察记录）记载：慈禧的父亲惠征，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时是笔帖式，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察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十九年(1839年)时是八品笔帖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再次考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二十六年(1846年)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八年(1848年)、二十九年(1849年)因为考察成绩又是一等，受到皇帝接见，被外放道府一级的官职。同年四月，任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1852年)，调任安徽的道员。

　　慈禧太后，由于她的特殊地位、身份、影响与作用，对她的身世，有多种异说。尤其是慈禧的出生地，可谓众说纷纭。主要有六种说法：(1)甘肃兰州，(2)浙江乍浦，(3)内蒙古呼和浩特，(4)安徽芜湖，(5)山西长治。（6）北京。

　　第一，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认为慈禧出生在甘肃兰州说。传说慈禧出生在当年他父亲住过的兰州八旗马坊门。可专家查阅文献、档案，发现惠征虽然做过笔帖式，但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吏部衙门，而不是在兰州的布政使衙门。

　　第二，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在浙江乍浦做官，认为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说。《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小文，题目是：《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这篇文章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在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年)间，曾在浙江乍浦做过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这篇文章又说：在现今乍浦的老人当中，仍然流传着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当时的规定，京官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学者查阅清朝考核官员的档案记载：这时的惠征被考核为吏部二等笔帖式，三年后又被“懿妃(慈禧)遇喜大阿哥”档案作为吏部笔帖式进行考试，可见这时惠征在北京做吏部笔帖式，为八品文官。所以，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其一，惠征不能同时既在北京做官又在浙江做官；其二，官职也不对，在京师是文官，在浙江是武官；其三，品级也不合。

　　第三，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做过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道员衙署在芜湖，因此说她出生在芜湖。慈禧既然生长在南方，便善于演唱江南小曲，由此得到咸丰帝的宠幸。一些小说、影视多是这么说的。我们当然不能以慈禧擅唱南方小曲，孤立地作为她出生在南方的证据。就像北方人会唱黄梅戏，不能以此证明出生在安徽一样。根据历史记载：惠征当徽宁池太广道员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正式上任是在同年七月。而慈禧已经在咸丰元年(1851年)入宫，被封为兰贵人；档案中还保存有兰贵人受到赏赐的赏单。可见慈禧不会是生于安徽芜湖。

　　第四，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山西归绥道的道员认为慈禧出生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署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据说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于落凤街的道员住宅里，甚至传说慈禧小时候常到归化城河边玩耍。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惠征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时，慈禧已经15岁，所以说慈禧不可能出生于归化城。不过，慈禧可能随父惠征在归化城住过。所以，慈禧不大可能出生在今呼和浩特市。

　　第五，慈禧出生在今山西长治说。这是近年来的一种新说法。此说认为慈禧不是满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征。今山西长治当地传说：慈禧原是山西省潞安府（今长治市）长治县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儿，名叫王小慊，4岁时因家道贫寒，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姓宋，名龄娥。到了11岁，宋家遭到不幸，她又被转卖给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惠征做丫头。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各长一个瘊子，认为她有福相，就收她作干女儿，改姓叶赫那拉氏，取名玉兰。后来玉兰被选入宫，成了兰贵妃。可经专家考证，在这段时间，历任潞安府的知府共有七个人，但是没有惠征。既然惠征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怎会在潞安被卖到惠征家呢？

　　第六，北京说。笔者以为慈禧后代的说法比较有说服力，慈禧的直系后裔叶赫那拉·根正认为：其他说法中的女子，有可能那个地区出过某些宫女，不一定是慈禧，把这些事往她身上说，因为毕竟慈禧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两个女皇之一，她的名声太大，震动性太大。关于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炒作慈禧出生地问题的时候，我问过我的伯父景庄，他说，这个有什么可争可辩的呀，慈禧就是咱们家的姑奶奶，家谱上写着呢，慈禧是1835年11月出生在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她家老宅），她当时是卯时生人，她出生以后，家里请了几个保姆请了几个嬷嬷，请了几个管家都是详细记。

　　总之，不管慈禧生长在哪里，她都是出身于官宦家庭。而从小就聪慧、伶俐，特别是具有普通孩子难得的谋略和远见！据慈禧曾孙回忆：在慈禧14岁的那一年，她家里出了一件大事！慈禧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道光时担任清户部员外郎，负责中央金库。但就在他卸任十几年后，在查账时，查到了库银亏空几十万两，道光接到奏报以后，非常气愤，下旨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时期，凡是在银库的工作人员都要一查到底。但经过反复的调查，最后竟查不出个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光下令，也就从亏损的那一年一直到现在，所有工作人员平摊这些亏空的银两，已经去世的，由他的儿子、孙子偿还。当时慈禧的曾祖已经去世，就把她的祖父给抓了起来。事情一出，家里立时乱了。年少的兰儿此时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她劝自己的父亲惠征，将家里仅有的一点银两拿出来，交了出去，又让父亲带着她去亲戚和朋友家，借了一些银两。但她没有让父亲将这些银两全部交上去，而是用这些钱去上下通融。因为慈禧的祖父景瑞曾任刑部员外郎，认识很多的政府官员，有许多老关系，她的父亲也时任安徽的后补道台，也有很多朋友关系，正是在年少的慈禧的指点下，惠征打通了上下关系，很快将她的祖父营救了出来。她也因此受到了当时她所接触的那些满族贵族特别是她的父母的偏爱。由此可见，她具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这些都让她以下的政治风云立于不败之地。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1) 作者 : 章恺 1861年7月17日，咸丰帝病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1）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2）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3）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生母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不久，八大臣便同两宫太后发生极大矛盾。

　　1、三股势力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当时的清廷内有“南长毛、北捻子”之优，外有列强重起战端之患。最高决策层为此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而导致了其政治势力的重新分解组合，出现了三股势力集团。

　　第一股势力集团是聚集于咸丰周围握有重权的端肃集团，核心人物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从该集团崛起来看，它是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猛烈发展，咸丰为使统治机构能够发挥得力的镇压功能，把决策权由“军机处”转移到几个干练的御前大臣手中而形成的。端肃集团对内主张坚决镇压农民起义。为此他们一方面尚严峻法，力除积弊，但对汉人又心存疑虑。他们对外态度是排外的，肃顺即为咸丰一朝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以确保中国处于地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因此，要清帝与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这样就使列强的政治经济触角向中国更广更深地方伸展时受到阻碍。

　　为使清廷恭顺地履行不平等条约，打击端肃，培植为列强控制的集团就提到列强的议事日程上来，奕訢集团应运而生。奕訢曾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败北后长期失宠，但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物，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给其境况带来了转机。他通过与列强接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处理“内优外患”的行动原则，取得了站在阶级斗争前沿的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列强也需要从最高阶层内部来扶植一派抗衡端肃，奕訢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奕訢集团的根基是地主阶级与列强的支持。而奕訢为改受制于人的局面，在政治上求得主动，在《北京条约》签字后，曾请咸丰回朝，其目的也正是想借洋人之力，推倒端肃，钳制咸丰。这些请求均遭咸丰拒绝而作罢，但却说明了列强已涉足清廷最高统治层，并且渐渐成为各派别较量的不可忽视的一颗硅码。

　　咸丰之死使本已复杂的权力之争更加复杂。咸丰弥留之际遗语六岁载淳为太子，载淳即位后立即宣布:“继承大统，母后皇后尊为太后，圣母应尊为皇太后”，这就从法律上肯定了作为载淳生母的那拉氏取得了与钮祜禄氏同等的政治身份。权欲极强的那拉氏，对咸丰托孤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大权独揽极为不满，更对肃顺效“钩弋故事”的献策怀恨在心，决意要从其手中分权。此时那拉氏对内外矛盾处理的主张与端肃并无二致，而为争权她与奕訢合流后，则与当时两大矛盾紧密相连了。

　　当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訢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有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北京集团”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其支持者为五兄惇亲王、七弟醇郡、八弟钟郡王、九弟孚郡王，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

　　其实，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制度。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致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使慈安、慈禧太后处于虽无垂帘之名而有临政之实的地位，故此时人明确指出，实际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慈禧取得代子钤印权力后，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皇权的代表，因而干预朝政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2) 作者 : 章恺 政变7月18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八月初一日，恭亲王奕訢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拜谒咸丰的梓宫。据《我的前半生》记载：相传奕訢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訢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2个小时。奕訢在热河滞留的6天里，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13天。

　　初五日，醇郡王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

　　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恭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初七日，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

　　十一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八大臣以咸丰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两宫太后不让，载垣、端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拟。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殊不知，回北京等待他们的是难逃的厄运。

　　十八日，在承德宣布咸丰灵柩于九月二十三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

　　九月初一日，同治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初四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兼职太多，端华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訢做步军统领。奕訢做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没过多久，奕訢又兼管善捕营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

　　二十九日，同治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4天到京。两宫皇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訢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就之谕旨，宣布载垣等罪状：（1）“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载垣等八大臣头上。

　　（2）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任，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清史稿·肃顺传》记载：此前，“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以醇郡王管善捕营事。”这可能同逮捕肃顺事有关。

　　不久，同治帝在大典上穿过的小朝袍初一日，命恭亲王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为军机大臣。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25岁，慈禧皇太后27岁，恭亲王30岁，真可谓年轻帝胤联盟战胜了老迈的宗室顾命大臣。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3) 作者 : 章恺 慈禧得胜与正统皇权正如阎崇年教授所分析的，辛酉政变的成功有以下几个直接原因。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不满，而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訢，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訢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到皇宫，其间几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十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4天。两宫太后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3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其实更深沉的原因是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政变前后的几次较量，便可一目了然。

　　较量之一：慈禧的太后封号。咸丰帝病逝当天，皇后钮祜禄氏即循例被尊为皇太后，率众殡妃于灵前奠洒，那拉氏则无晋封。此举虽为肃顺等人抑制那拉氏、以示嫡庶等差的有意安排，但却不能无视其“母以子贵”的特殊政治身分以及由此而生的皇权分量。故此第二天，肃顺等不得不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尊那拉氏为皇太后。

　　较量之二：慈禧有无干预朝政权。最初，肃顺等人拟实行“八大臣赞襄辅政制度”，凡“诏谕疏章”等事，皆由其拟定处理意见，“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慈禧对此颇为不满，以拒绝钤印相抵制。“议四日”，肃顺等人只得妥协，同意以后的一切官员章疏均需送太后批阅；谕旨亦需由太后过目认可钤印发下后，才能生效；任命尚侍督抚等大员，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拟名请赘训拟定”，其他官员的任免，亦需“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肃顺等人之所以做如此妥协，大概不能仅以其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来解释，他们面对的不是慈禧个人，而是充斥于人们心际脑海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无视皇权并向其挑战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哪怕是握有实际军权、可以指鹿为马的权臣，肃顺等人不会不懂这点政治常识。

　　较量之三：慈禧是否垂帘听政。 邓之诚先生曾说:慈禧太后“既已看摺……召见军机……且以朱印代笔，即无异垂帘，所不同者，惟不召见外臣。”但是，慈禧并不满足于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听政”，而是热衷于名副其实的“垂帘听政”。九月初六，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称:当此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登基，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吁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同时要求“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朝政国政，“尽心筹画”，然后“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只有如此亲贤并用，才能“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由此可见，董元醇提出以太后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制取代顾命大臣辅政制，完全是以维护皇权、防范臣下专擅立论的。肃顺等人面见两宫太后时，虽公然抗论，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太后”，甚至说“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但他们批驳董元醇请行太后垂帘听政主张时，也是以皇权为护符，以维护皇权立论的。这不仅令人感到颇有意思，更令人深思其故。肃顺等人以新帝名义拟旨痛斥董元醇称:“皇考……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联仰体圣心，自有深意。”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肃顺等人将拟定的这一谕旨递上，慈禧将其留中不发。肃顺等人以“决意搁车”停止办事的方式相抗。最后，慈禧以退为进，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同时发下。此后，肃顺等八大臣“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就当时的结果来看，似乎肃顺等人取得了胜利。但在皇权思想颇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肃顺等人与慈禧围绕太后是否临朝听政问题的较量，是以肃顺等人为代表的臣权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皇权的较量。肃顺等人的“胜利”中酝酿着危机与大祸，为慈禧以后治罪肃顺等人提供了口实。当时在热河化名守黑道人的军机章京即明确指出:如肃顺等人并不过分强求，慈禧未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发下，而是“将此折淹了，诸君(肃顺等人)之祸尚浅”。“搁车之后，(慈禧)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吾谓诸君之祸，肇于搁车矣”。

　　需知，此段议论并非“辛酉政变”后人们的追思之论或后见之明，而是事前的前瞻预言。这名不出名的军机章京何以有此未卜先知之明?因其已看到肃顺等人与皇权抗争必然失败的命运。故此，这名军机章京大骂肃顺等人“可谓浑蛋矣”。“浑蛋者”，既是村夫市井的粗俗之语，又是在讥责肃顺等人不识时务，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匙，公然与皇权对抗，在政治方面未免过于幼稚与无知。如果说肃顺等人在热河与慈禧的多次较量基本打成平手，主要是依赖于其在热河的强大影响及部分清廷官员暂时认可了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的话，那么，一旦清廷回到北京，广大官僚士大夫即要全力维护皇权的常态秩序了。肃顺等人的失败不但即将临头，而且充满了必然性。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4) 作者 : 章恺 较量之四：曹、莽者流与孤儿寡母。清廷决定回到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轻估了皇权思想对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而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回到北京后，则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直如西汉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慈禧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大学士周祖培奏称:“何不重治其罪?”其实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即密令醇郡王起草上谕，罗列了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反对清帝回京，奏对之时，“常常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等罪名。慈禧此时虽暗藏杀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以弱者的姿态询问，“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奕訢亦以“祖培等弱昧不足与共谋”。未向其透露政变机密。故此，尚蒙在鼓里的周祖培继而出谋划策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慈禧顺水推舟答称:“善。”由此可见，慈禧太后一直在利用朝野上下的皇权思想及其颁布上谕之权与肃顺等人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1861年11月2日（农历十月三十），奕訢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訢等人立于宫门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端华厉声喝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奕訢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奕訢紧紧抓住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者。遂有“侍卫数人来前，撅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另据晚清著名学者王闿运的《棋祥故事》记载，当奕訢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皆相顾无语”。奕訢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 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核心肃顺，面对慈禧等人手中的皇权，同样是无可奈何，无所作为的。浑宝惠先生曾说:“以一少年之奕訢，偕睿王仁寿带领提署番役”，前去擒拿肃顺。肃顺虽心中不服，身边又有兵丁护卫，“尚犹咆哮，问谕旨所由来”，但仍是“事已去矣”。原因何在?“此无他，(皇)权在手耳”。

　　综上所述，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应该是具有决定性的，虽然它无影无形，但辛酉政变中双方每一次实力变化，都与它息息相关，正如台湾著名清史专家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5) 作者 : 章恺 辛酉政变与满清国运“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恭亲王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朝，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辛酉政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完成了清政府最高权力由“顾命八大臣”到慈禧太后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改变了清廷的内外政策，将其政权从濒于灭亡的境地挽救出来：在于它改变了其权力布局，对晚清政治具有深远的影晌。

　　通过政变登上政治舞台的慈禧太后，为摆脱危机而施行了新的内外政策：对外：执行议和外交，以取得“中外相安”并讨得列强对其政权的支持。为此，她采取了主动而积极的态度，以博得列强对其欢心。突出的事例就是在宣布端肃等罪状时，就把“不能尽心议和，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列为首要罪状。就列强一方而言，面对清廷动荡的局面，他们也清楚“实际卜中国的前途是很黑暗的.除非外边给它强有力的援助”，否则“这座房子就会倒坍下来，而我们最好利益也就此埋人废墟。”列强对华政策由主要是“打”而变成“中立”。中外反动势力通过政变达成了默契，出现了“中外和好”的局面。

　　对内：实行满汉合流。太平军的作战力很强，八旗兵不堪一击，绿营也腐败透顶，湘军成了能和太平军相抗衡的唯一力量。为尽早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清廷注意调整同曾国藩等人的关系。给他们以更多更大的权力。1861年11月即慈禧太后操权的当月，就令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悉归节制。不久，又加其太子少保衔和协办大学士，又故权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集团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势力集团。这与咸丰朝对汉族地主的猜忌、压制恰恰形成鲜明对比。满汉地主阶级为镇压农民起义，密切地合作起来。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清政权在风雨飘摇中的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

　　政变的另一结果是那拉氏调整了权力布局，这集中地表现为她实行垂帘听政，这种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她个人独裁专政，故此，在她统治的48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惜以各种政治手腕竭力维护垂帘听政式的政治局面。权力布局的又一改变是：清政府的权力格局，由“内重外轻”变成”内轻外重”，产生了中央极度专权和地方实力集团握有重权的矛盾现象为之解决。慈禧太后采取在地方实力派中扶植一派抗衡另派的手法，使他们之间相互制约。以利于她居间调节。但使用这种政策的结果则造成晚清政治中延绵不绝的众多派别的纷争。

　　政治格局变了，满清的国运有转机吗？马上开始的由政变胜利者所主持的新政将决定这一切！

　　附：肃顺小传肃顺字雨(豫)亭，满洲镶蓝旗人，他的七世祖济尔哈朗是清朝的开国功臣，与睿亲王多尔衮同为顺治帝福临的辅政。他的父亲是郑慎亲王乌尔恭阿。肃顺排行老六，属于爱新觉罗氏的远房疏亲宗室。

　　肃顺没有功名，但办事干练，有极强的办事能力，这使得一心要重整政治的咸丰帝对他十分器重。肃顺是满人，他却常说：“满人胡涂不通，只知揽钱，国家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肃顺也是这样做的。当时的名流朝士，如郭篙寿、尹耕云、高心夔、王闿运等，肃顺都倚为知交，这些人的建议和意见也都是通过肃顺才上达天庭的，所以王闿运有诗说：“二王(指端华、载垣)不达政，(肃)顺乃颜敷腆。”观此似非溢美之词。

　　肃顺与湖广道监察御史尹耕云侍御交谊甚深，但在英法联军进犯天津时，尹耕云七次上疏主战，因此与肃顺闹翻。后来在顺天府乡试一案中，尹耕云受到牵连，肃顺也并未挟嫌报复，而只是将尹耕云隆二级调用。由此适足证明“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道理的正确性，说明肃顺的直言任事，决不优容取媚的独立人格。

　　但是肃顺的结局是以失败而告终的，造成他失败的原因是所谓三大狱，即主张斩决在与英法联军和议谈判中私自回京的大学士奢英、在顺天府乡试中纵容家人舞弊的主考官大学士柏俊，以及处理户部宝钞处贪污案。《清史稿》对肃顺在三案处理问题上的评价是：“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方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这些的历史结论是断难服的，因为“诸人罪固应得。”己然说明肃顺在此向题上的正确性，“私嫌”之论也就成了等于没说的多余之笔肃顺悲剧结局的直按原因是辛酉政变。在政变中两宫太后给肃顺定的罪名，主要也是有3条：一是造作赞襄政务之名，诸事擅自主持；二是抗拒垂帘建议，目无君上；三是擅坐御位，擅用御物。其实这3条罪状，无一能够成立。第一条罪状说肃顺造作赞襄之名，可是咸丰的赞襄遗诏至今犹存，造作之本无从谈起。“无为有处有还无”岂遮盖得了历史的真实?第二条中的所谓“抗拒垂帘”，肃顺在代拟的诏书中说：“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联何敢易祖宗旧法?”对此慈禧、奕訢一干人等谁也无法提出哪怕是一条可以驳倒的理由来。至于这第三条，更是尽属子虚乌有，人证物证皆无。

　　慈禧·新政·中国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新政·中国(1) 作者 : 章恺 1、自强·求富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本系权欲驱使，但权力一旦在握，她也活得很不轻松。与其同类武则天相比较，她所面临的时代要远为复杂得多，堪称“古今未有之变局”。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言九鼎。她的性格、心态和识见，对这场改革运动的进程和结局，干系十分重大。这位宫廷头号女人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撑持风雨飘摇的老大帝国。

　　慈禧发动政变后，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迅即拉开序幕。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务运动怎么可能在强大守旧势力的阻扰下延续三十多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慈禧被一些史家称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说她“一贯顽固守旧”，殊不知慈禧掌权正值国事衰微之际，她并不缺乏改革进取之心。 满清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而洋务运动如果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洋务派每办一事，必招致顽固派和清流党的攻讦，朝廷上无一日安宁。面对顽固派和清流党的嚣声，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渐地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1866年，洋务派拟在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选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进馆学习。此议一出，文渊阁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便倡首反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振振有辞，即令他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以与同文馆的洋教习相比试。倭仁见上头动了真格，赶快申辩，说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也曾经领教过慈禧太后的厉害。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放言高论，以谈兵事为能，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顺水推舟，任命张佩纶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却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的色厉内荏，慈禧的治人之术，于此可见一斑。但这次的代价是否也太大了。

　　慈禧一面应付顽固派、清流党的讧闹，一面给备受委屈的洋务派打气。一八七八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前夕，与慈禧有段十分耐人寻味的对话： 慈禧：“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大多总是瞻徇。”

　　曾纪泽：“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为忠贞、肱骨之臣。”

　　慈禧：“他们都还不错，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曾纪泽：“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曾纪泽：“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郭嵩焘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慈禧：“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仅对曾、左等洋务运动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颇有后继乏人之虑。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的新锐，是中国首任驻英法大使。他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动辄与老臣们争论，得罪了许多人。在顽固派眼中，郭嵩焘被看成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首刻薄的对联便是顽固派送给郭嵩焘的礼物。慈禧说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实际上在为郭嵩焘鸣不平，同时对曾纪泽也是一种激励。

　　慈禧无疑是支持改革的，但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与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贪图安荣享乐，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无知和私欲，直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从未有过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这也表明慈禧仍然不够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前瞻视野。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此事其他史书多有详解，笔者在此并不详谈。在大家的脑海里，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一手镇压下去的，慈禧此举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关键。然而，慈禧并非一贯就反对变法维新。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所做所为渐渐超过慈禧所能容忍的限度，以致吞下血腥政变的恶果。

　　慈禧的不满，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维新派有针对她的兵变计划，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和生命。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云：“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在权力之争中，慈禧比较心狠手毒的。如果改革要以牺牲她的权力为代价，那是万万不行的。其二，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担心全线出击造成大厦倾覆，便出面干涉，稳定政局。

　　戊戌变法运动虽被镇压，可那只是宫廷内的权力斗争，改革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关键在于由谁主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精明的慈禧太后通过戊戌政变确保了自己的地位之后，立即主动发出继续改革的信息：“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慈禧的这一举动，给政变后万马齐喑的局面注入了兴奋剂，使主张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重燃希望之火，这实为她政治上的高明之处。

　　正当慈禧意欲缓进地推行改革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于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后而言，一开始就颇对胃口。然而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的，其间还夹杂着列强的干涉。到了1900年，中国的是不仅仅牵涉到中国人而已。

　　慈禧·新政·中国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新政·中国(2) 作者 : 章恺 庚子之变1900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进京畿。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先后去涿州调查情况。太后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慎重的态度，主要是义和团在痛恨洋人方面和太后有相似之处。义和团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他们要焚烧教堂，因为教会“勾结洋人，祸乱中华”。他们要“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

　　慈禧太后在1898年后痛眼洋人，其根源在于她发动政变废光绪，另立新君的举措，遭到洋人的极力干涉。据《庚子国变记》载：“首先是法国医官探视被后党宣布为病重的光绪，结果发现没事。”上虽同视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状危，告天下。“各国公使谒见，请法医入视病，太后不许，各公使又亟请之，太后不得己，召入。出语人曰：血脉皆治，无病也。”太后闻之不悦。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反对太后废光绪，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阴历元旦（1月31 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当时天下哗然。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害怕，遣人风各公使入贺，太后亦君各公使夫人饮，甚欢，欲遂立溥仪。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放谋所以报。会江苏粮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会归政。因尽揽利权。荣禄奏之，慈禧愈发生气。

　　其次是康有为为英人庇护这事使太后愤怒。“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购求十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

　　可见，太后发现有群氓从底层开始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其心态自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得到刚毅等的复命，言义民无他心，可以依靠。另一方面，她感到处处受洋人的“气”，又找不到报复的机会。当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军受义和团的影响在永定门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并剖其尸后，局面已愈发不可收拾。当时群情激昂，据曾纪泽的女婿吴永（当时任怀来县知县）回忆，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 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迁就着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力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人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

　　西太后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她如何利用了义和团而又不可收拾的无奈心理。

　　真正导致局面无法收拾的，是义和团入城后发生的不受控制的灭洋教、杀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导致的八国联军侵华。第一批八国联军由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自1900年6月10日组织自天津出发，16日向大沽炮台发出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正是在11日发生日本外交官被杀、13日义和团入北京城的前后几天。15 日，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当着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许景澄进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有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也？太常寺卿袁昶也进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欷觑，声震殿瓦。太后目摄之。可见太后是不以为然的。

　　太后不仅认为有何大不了的，而且她是执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决心同各国一战的，是端王载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伪造的一份外交团照会。经荣禄进呈的这份照会，要求四件事：1.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2.代收钱粮；3.代掌兵权；4.请太后归政皇帝，废大阿哥。据景善记载：“刚毅来告诉我，他从未见过老佛父那样地发怒，即使当她闻悉康有为谋反时也没有如此。彼族焉敢干预之权！她高喊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现老佛父准立决死战，慈意所属，虽沐恩甚优之荣相，亦不敢劝阻，恐生意外也。”促使太后宣战的另一线索，是6月19日召开御前会议的当天，上海的《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强硬的词句斥责中国政府：“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非常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联军……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

　　慈禧太后被几种力量推动着：一是洋人对她的攻击甚至想夺他的权促使她对洋人强烈地痛恨，二是周围顽固派的火上浇油、吹风点火，三是义和团煽动的全面的对洋人的仇恨情绪，更给了她报仇的机会、理由和实力。这一切都使太后感到了莫大的激愤和冲动。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去总理衙门途中为虎神营士兵枪杀，使馆中的外国卫队得知后，结队外出准备寻衅。义和团立即开始攻打使馆。次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上谕。

　　然而，慈禧太后真的是要倾全国之力与外敌决一死战吗？事实证明，当这口恶气出得差不多的时候，她也理性的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这是她也就害怕起来。她的宣战仅仅只持续了5天。6月21日宣战；6月22日又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同日悬赏洋人首级。据《景善日记》，“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25日，密谕各省遍杀洋人，但袁昶、许景澄将谕旨中的杀字改为保字或保护字。无人敢以此奏闻太后。同时，太后还赏给进攻使馆的神机营、虎神营和义和团银各十万两。

　　然而，自6月 25日进攻使馆第一次明显的停火开始，7月18日到28日，8月3和4日，又有几次停火。据英人赫德的记述：有人从中给我们以部分的保护，这似乎是可能的事：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攻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停住了--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种保护--有人，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的损失的一位聪明人，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从中作梗。其实，真正害怕的是太后本人。她从6月25日开始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荣禄在当晚九时得的议和命令，次日带队往使馆界，悬一牌，书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洋人皆由馆中走出，与荣禄商议，“于是有三记钟之久，不闻枪声。”

　　慈禧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事件，是6月25日早上，端王、庄王、濂贝勒、瀛贝勒领带60余名义和团员入宫，寻找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床，他们大声呼噪，请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后在吃早茶时听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这才意识到情况远比她意料的要复杂而危险，情况早已经超出了她的预料和掌控。

　　自此，朝廷占主流的意见已经倾向于议和。而6月26日，东南督抚们在密不公布“宣战”谕旨的同时，还和各国领事商订了《中外互相保护章程》九条。“东南互保”导致中外关系出现奇特的不统一局面。真正了解太后意图的作法，看来只有南方的地方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慈禧还于7月20日起连日派人向使馆送西瓜、菜疏、米面等物，又派人去慰问。8月2日，联军约 4万人自天津出发， 7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但列强执意要攻入北京。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 15日，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奔往太原、西安。9月7日发出上谕，对义和团痛加铲除。

　　慈禧·新政·中国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新政·中国(3) 作者 : 章恺 晚年悔悟慈禧对无法收拾的局面，虽然归罪于义和团和办事不力的下臣，但并没有完全逃避个人轻率鲁莽的责任。根据她后来回忆说：“依我想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胡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慈禧太后在决策时的处境，确实比较艰难。正如她自己所说：去涿州查看义和团的两个“国家倚傍的大臣”（指刚毅和赵舒翘），回来复命时，太后曾问他们 “义和团到义可靠不可靠？”他们并没有给回复。而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慈禧还是把客观环境当作决策的理由，因此也摆脱了自身的罪责。这次打击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銮过程中，就急匆匆地准备在宫中召见各国驻华公使夫人，一反常态地要开展“夫人外交”。一方面表明她认识到妄自尊大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另一方面，她也是极力地掩示对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对洋人的仇恨，据公主德龄的回忆，是相当普遍而深刻的。老佛父（指慈禧）向来恨外国人，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喜欢评论她的政府。她最讨厌的就是传教士，由此发展到痛恨一切外国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下面的引文说明了慈禧对西方人、西洋文明的主要看法。

　　慈禧曾说：他们凭什么对我如此无礼！这不是他们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内政，他们应该没有发言权。难道我不能处罚我自己的臣民吗？如果我派到外国的使节，他们干预那个国家的行动，试问，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同意吗？……

　　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喜欢。她们不喜欢，他们可走，我们并没有请他们来。他们到我们国家来，那是我们的容忍。……

　　当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人还在把尾巴钩在树枝上打秋千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了，而这些国家竟厚颜无耻地派传教士到我们国家来宣传宗教，宣传文明！

　　他们给我们的人民灌输基督教的毒素，于是中国信洋教的人马上就不尊重我们的规矩和我们的传统习惯。中国内地发生的多数问题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国人引起的。

　　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比我们已经有的更好的东西？根本没有！我们从远古时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国人不是这样，当他们达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家，并且从此就不再服从他父母了。

　　此外，她还多次抱怨西方的婚俗、有关教堂许多不真实的传闻。最终，她认为外国人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的祸根，但愿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永远离开中国，那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侵华后，一反常态地招待外国公使夫人。当时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请后非常气愤，说：还讲什么礼仪？应该把她踩在我们脚下！她用枪炮对付我们，应该请求原谅的是她，而不是我们对她彬彬有礼！但1902年6月的这次召见，使这些外族贵妇感受到了身为一个没落帝国之主的威严，她们忘记了几天前聚会时大家义愤填膺的神情，一个个都被慈禧太后威严的仪表和这种庄严的场面深深震慑，都遵照觐见皇后的礼节给她行了三次大礼。

　　慈禧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击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县之鸡鸣驿，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诏曰：“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

　　可以想见，慈禧在西逃的过程中，经历怎样的思想斗争过程。这从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别两次降谕：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地方官员直言，另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两个月内提出新改举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其实，慈禧太后就是从此时开始、从宫廷礼节开始，着手曾经被一再担搁、而今不得不进行的改革，虽然为时有点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爷”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积极的精神要素。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上谕发布后，各地方反应强烈，其中尤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备。慈禧阅罢，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同年四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命奕劻 、李鸿章等六人为督理大臣。至此，清末“新政”正式上演。

　　慈禧·新政·中国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新政·中国(4) 作者 : 章恺 清末新政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实际上是一场更具现代化性质的改革。但对于满清政府而言，“新政”的果实他们觉得并不那么甜美。政治上，它在沿袭戊戌变法裁汰闲衙冗官方针的基础上，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使传统的六部体制不复存在；经济上，首先肯定了戊戌变法时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而后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军事上，戊戌变法时的主张为整顿团练、令八旗改练洋操，并着手改革军制，而新政则致力于用现代化军队建制编练新军，军队组成、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变法时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奖励游学，新政则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地开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士人出国留学，并参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对新政寄予厚望。她在接近古稀之年，却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产生极为浓厚兴趣，时常阅读以广见闻，这在以往帝王也很少有过的事情。新政推行过程中，虽有着种种弊端，但决非无善可陈，更不是什么“假维新”。新政的推行，确实在为中国逐步积累着现代化资源，为社会的转型准备着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 《清史稿·后妃传》中称：“（慈禧）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

　　不过，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没有再给中国提供一个稳健改革的机遇。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爆发，岛夷小国战胜了庞然大物俄罗斯。国内外舆论认为，这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铁证，“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于是国内立宪的呼声，由微弱转为高涨。慈禧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新政归于宪政改革。宪政改革，意味着要突破政治体制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一重大的举措，给清末改革带来功能性紊乱，也给慈禧招致难以承受的压力。

　　本来，后起国家的现代化在初期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以便整合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和使用各种资源，稳健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即是一个成功的先例。

　　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历时二十余年。而中国在实行新政不久即转入宪政改革，其结果只能导致政治资源的分散，使原已就“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更趋严重。当时国内就有人痛切地指出：“论日本之政，其所以致富强者，以其能振主权而伸国威也。今之议者不察其本，而切切以立宪为务，是殆欲夺我自有之权，而假之以自便自私也。……夫日本以收将权而存其国，而我国以限君权而速其祸，不可谓善谋国者也。”

　　1906年，光绪奉慈禧谕旨，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以官制改革为下手处。官制改革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独立为基本原则，“总使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有责成，尽心职守。”由于官制改革牵涉权力和利益的重大调整，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躁动不安。有关官制改革的条陈如雪片般飞到慈禧的眼前，其意见之纷杂、斗争之激烈实属罕见，老佛爷感觉“如此为难，还不如投湖而死。”区分清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官制改革中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清政府本欲通过官制改革收取督抚的兵权和财权，哪知督抚却以设内阁、开国会相要挟，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更形突出。官制改革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九○八年，宪政编查馆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与此同时，慈禧和光绪帝联名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上谕中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又云：“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这是慈禧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慈禧的政治遗嘱。

　　不久，慈禧悲郁而逝，权力轴心顿成虚弱，要求速开国会、速立宪法的呼声更趋高涨。立宪派的鞭策和清廷的拖延，导致两者合作的最终破裂。满清王朝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呼喊声中土崩瓦解，清末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也开始进入一个更没有“重心”的时代。有谁能说民国初年比慈禧掌权时的清朝强了多少？

　　慈禧·新政·中国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新政·中国(5) 作者 : 章恺 是非功过：评说女人慈禧妇人干政是不符合中国正统观念的。于是晚清的衰败，中国的失败，都被夸大到必须由女政治家、鼎鼎大名的西太后负主要责任不可了。而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的。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召唤地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政治以及民族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

　　苏同炳对慈禧可谓不以为然。他假定：“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面量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危险。”但我们要知道首先历史不可假设，即便假设六阿哥奕訢真的是皇上，也未必能挽救晚清中国的命运。其次，“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而洋务运动如果确实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胡适的高徒唐德刚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对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适用普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呢？在权力斗争的顶峰上或旋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心狠手毒是一种必备的政治技巧，没有这点能力，如何能对众人之事负责？而责骂一位古人泼妇则太失风范了,自己是不是有点过于泼辣了呢？严肃的学者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政治人物的环境、对策及政策的后果。

　　白克好司认为：“如太后之为人，不可以寻常道德之见解观之，若执此以断，既不能得其真评。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旱灾这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反而是外国人的评价较为公允。

　　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作出服众的公论。再说慈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对她的总评价是很难下笔的，但是有几点似乎经常被忽略了：一是评价慈禧太后时，也很容易不自觉地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遭怀疑和唾弃的。问题是，如果咸丰帝以后的几个皇帝如果能当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统治，二是评价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倾向。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去衡量。过去我们既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又由于“左倾”的影响，对旧中国统治阶级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一笔骂倒的。对慈禧自然也不例外，何况慈禧又是一个妇人，而且根据种种传说，还是一个不正派的坏妇人，因而对她就更加丑化。

　　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蒋廷黻认为，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指顽固派）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份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当然，慈禧太后对于中国所处环境的认识、对于她的使命的认识远远不能和洋务派、维新派相比。她对外充满怀疑和敌视，以致最后充当了仇外的势力的代言人，做了些不顾大局的冲动之举。慈禧本人在改革派和极端顽固派之间长期寻求平衡。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她在大多数时期是坚决维护的。晚年慈禧从大难中醒悟，决定开创新时代史，但历史从来不在覆水难收时，给关键的人物第二次机会。

　　关于慈禧的政治是非评价已经太多太多，我不想在这里就她的政治功过再多作评论，下面只想从一个女人的视角评价作为女人的慈禧。

　　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德龄的描写是最有人情味的。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行文至最后，给我们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她写道：啊！青春！她很温柔地说，这是天赋予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对于女人当政有着奇特的偏见。其实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她们水晶般聪明，鲜花一样美丽。可惜她们只能在文字之外悄悄凋零，上天赐予她们才华，却没给她们施展的领地。然而，正当中国几千年来首次因为文化碰撞而陷入空前的困难之时，慈禧凭着自己超人的胆量和聪明，绕过重重阻碍，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也许多灾多难是那时中国不能摆脱的宿命，她本来可以平衡历史不公的出现此时却显得那样不合时宜。她也曾在政治舞台上尽力调动力自己的演技，然而事实证明，她的演出是一场非常的失败之作。

　　平心而论，在强大的观念和制度笼罩之下，叶赫那拉·兰儿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出人意料地杰出。她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她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在她四十八年的统治生涯中，她始终牢牢控制着整个局面，把那些男人中的精英人物操纵在股掌之间。她很有胆量。就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准备仓皇逃走的时候，她从储秀宫的帷幕后面第一次站出来，冒着违反祖制的巨大危险，极力反对这个懦弱的决定。“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在满朝王公大臣的惊慌失措之中，这位懿贵妃的这番话掷地有声，足以让满朝男子蒙羞。她很有度量。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而且果敢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颠覆了由顾命八大臣组成的权力中心。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不追不问，从而使大批和政敌集团有牵连的官员都松了一口气，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此举是不是有着当年曹操的魄力和智慧。这是她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个颇为漂亮的亮相，当时曾赢得一片掌声。她确实有一定眼光。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中国第一个明智的反应——洋务运动就是在她的支持下开始的，她支持派出留学生，支持兴办工厂，支持建设新式军队。在她统治的最后十年，她相当努力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准备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她的改革范围甚至比康有为当初的设想还要广泛，改革手段也显然比戊戌变法时的举措更切实有效。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较平稳的政治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很成功地完成她的政治生涯，不但会胜过历史上其他大多数女执政者，也会胜过大部分政绩平平的皇帝。如果是那样，她在历史上留下的决不会是象现在的这么多骂名。

　　慈禧·新政·中国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新政·中国(6) 作者 : 章恺 造物弄人，她偏偏撞上了中国最尴尬最困难的时候。在她扮演的双重角色之中，她本质上更是一个女人而不是政治家，虽然她刚强能干。据说，旗人家的女人往往比丈夫能干。许多八旗子弟在外面摆够了谱，回到家里，却要乖乖受女人的辖制。这样的女人，侄儿要她叫“伯伯”，儿子不叫“妈妈”却叫她“爸爸”。叶赫那拉无疑就是此类女子。光绪皇帝从小就叫她“皇爸爸”。碰巧，咸丰皇帝是那种较为软软的男人。在内忧外患之中他直不起腰，成天除了听戏就是喝个烂醉。这样的男人在生活中往往需要和欣赏个性坚强的女子，甚至产生一种不自觉的依赖心理。当慈禧第一次尝试着给他出出主意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于是，这个特殊家庭中的年青聪慧的媳妇借此机缘接近并最终走入了权力中心。

　　其实起初，她只是想替懦弱的丈夫当当家，后来，就是想保住爱新觉罗家的产业，以免孤儿寡母受人欺负。她只是一个爱享乐的精明的贵族女子，用她所熟悉的管理家庭的方式管理着国家。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你可以看到许多她召对大臣的谈话记录，许多时候，这些谈话更象是和亲戚们唠家常，而不是政治家们之间的对话。晚清最有名的大臣曾国藩第一次进京面见太后，没想到慈禧和他谈的都是些家常，什么你兄弟几人，出京多少年了，曾国荃是你胞弟吗之类。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惊讶且失望地写道：“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毫无疑问，她热爱权力，也有学者称她是“权力欲驱使着灵魂”，但是仅仅满足于用权力控制他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生活而已。她并不想在政治领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她没有男人那样为了事业、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她没有因政治而牺牲自己的私人生活。相反，她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她更关心的是给自己建造园林，使她快乐的是和那些聪明的宫眷谈女人们的话题，是豢养宠物，是研制化妆品。以她的地位和条件，如果她敏感一些，事业心强一些，她完全有可能更深地接触崭新的西方文明，更理智地观察世界，明了中国的处境和需要，因而凭自己的才智把国家引导到更安全的轨道上来。可惜她仅仅对巴黎的时装、华尔兹舞感兴趣。每天处理完政务之后，她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化妆、游赏、宴饮、看戏。她完全把自己置于一个传统女贵族的生活趣味当中，没有看到用另外的方式发挥自己才智的可能。她和圆明园、颐和园的情结以及对陵墓过分的追求豪奢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权力斗争中她果断冷酷，在世界大势前却反应迟钝；她有足够的聪明和手段控制局势，却没有足够的热情和责任感去改变中国。在很多时候，她能明智地顺应时势，采纳正确的意见，比如信任汉人，支持洋务运动。也有很多时候，她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而做了许多错事，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前途。比如她两次打击恭亲王，仅仅是因为恭亲王权力太大，让她不太放心。两次打击，使得这位大清王朝的主心骨心灰意冷，“依违两可，无所建白。”对晚清政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她进行的历次政治斗争，都是纯粹的权力之争而非政见之争。作为一个满族女人，慈禧太后能得知事情真相的机会非常少，但她在每个场合都能做到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不被周围的反对力量所压倒。这迥然不同于东方宫闱中那些只会纺纱织布的女子。这现象本身就只有对这位半专制主义中国的统治者身上个人特点的影响也予以充分承认才能解释。

　　有人把她比作俄国女皇叶卡捷琳那二世，实际上这种比较是不确切的。她有着叶卡捷琳那的精明果敢，却没有叶卡捷琳那的科学头脑和政治眼光。在后者的开明专制统治之下，俄国提高了行政效率，招致了大批外国科学家，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而叶赫那拉带给中国的新政却不那么成功。

　　她的素质使她完全能够跻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长的文化氛围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费了这个宝贵机会。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惰性，度过重重劫难。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

　　不过，如果抽去其它因素，单纯从女人这个角度去看叶赫那拉的话，我们发现，她是相当亮丽的。无论是外表还是内质，都颇为光彩照人。她不象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子一样，自甘柔弱地依附在男人身上，因为习惯的强大而自我压抑，在不公正的自我牺牲中麻麻木木地消磨掉一生。她无所畏惧地向“男在上女在下”的传统进行挑战，骨气斗志，冲破重重阻碍来张扬自己的生命热量。她身上具有许多现代女性的品质。慈禧极其自信，敢做敢当，从不压抑自己，也不委屈自己。面对一群男人组成的政治世界，慈禧毫不胆怯。她通过自己的聪明和狡黠成功地把这个世界变成了维护自己欲望的工具。慈禧精力充沛，她热爱生命。她不象别的女人那样缺乏生命的热度，自甘于生命火焰有气无力地默默燃烧。《宫女谈往录》中的有位老宫女回忆说：“太后就是讲精气神儿，一天到晚那么多的大事，全得由太后心里过，每天还是那么悠游自在，腾出闲工夫，讲究吃，讲究穿，讲究修饰，还讲究玩乐，总是精神饱满，不带一点疲倦的劲儿。”她特别爱美，二十五岁她成了寡妇，可是在寂寞深宫里，她仍然满腔热情地打扮自己。她对美异常执着，四十多年里，天天都要在妆镜前消磨上几个小时，一定要把自己修饰得一丝不苟，光彩照人。她经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劲呢？”她天生喜欢大红大紫，喜欢明亮绚丽的东西。她冰雪聪明。刚进宫那会儿还不怎么识字，可是通过自学，她练出了一笔好字，诗也写得挺不错的。她喜欢唐诗宋词，喜欢《红楼梦》，这部小说是她在深宫的寂寞伴侣。她还喜欢绘画，留下了一批还过得去的作品。她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对于园林建筑颇有造诣。她生活得富于情趣，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安排得有滋有味。

　　她有冷酷无情的时刻，可是也富于人情味儿。少女时代在绥远城居住的慈禧对文学、书画和历史非常有兴趣，她在此读书、学画、下棋、弹琴，且经常骑马射箭。对于少女慈禧的长相史书中并无记载，野史中描绘她：每一出游，旁观者皆喃喃做欢喜赞，谓天仙化身不过是也。特别是对身边的宫女，她极其和蔼可亲，很少疾颜厉色。宫中的女仆们回忆起她来，话语中不无温馨：“老太后是最圣明不过的人，对自己最亲信的贴身丫头都是另眼看待的。不管外而有多不顺心的事，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比如，她对我讲：荣儿，你过来，你那辫梢梳得多么憨蠢，若把辫绳留长一点，一走路，动摆开了，那有多好看！”在这些回忆录中，你看到的绝不是那个冷面冷心的铁女人，而是一个既威严又慈祥的老太太。

　　她是一个不完全的女权主义者，她的女权觉醒是不彻底的。由于文化传统的局限，她没有想到在男人的领域全面发展自己。在她的意识深处，她始终摆脱不了“相夫教子，看家守业”的身份定位。但作为一个女人，叶赫那拉最对不起爱新觉罗家族的，正是在孩子教育上的失误。对独生子同治，她任母爱泛滥，过分娇纵，使这个孩子成了清朝十二代帝王中最没出息的一个，自制力极其差劲。这样一个儿子，她怎能放手让他接管全部权力？而对继子光绪，她又矫枉过正，管束过严，教育出一个性格上过于懦弱的孩子。这样的继承者实在无法承担起拯救破坏帝国的重任。家庭教育的失误，无疑是叶赫那拉这个聪明女人的最大败笔之一。这也许与慈禧自己过于强硬的应各有关，让儿子们都对她太畏惧。而这，又恰恰是她如此长久地涉足于政治不能自拔的部分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叶赫那拉深深迷恋权力，这是她难以摆脱的弱点。权力这两个字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对权力的渴望根植于人性深处，这个东西使得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超越意识得到最充分的实现，这是任何强者都难以抵御的诱惑。从这点上来说，叶赫那拉的失败是由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而不是自己的性别因素。其实，为统治者她有足够的智慧和权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在军机大臣领班的职位上呆过的只有两个人——恭亲王和庆亲王。前者被贬黜过许多次，其荣誉被剥夺殆尽，而后者在三十年里则始终是个“不倒翁”，所得到的荣耀全都原封未动地保存了下来。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杰出的总督、大学士也是这样，慈禧太后从来都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们从未遭过她的贬黜。用得着问理由吗？答案并不难找。他们都是她的国家里最进步的官员，但其中没有一个人强大到足以危及她的统治，所以没有必要提醒他们上面有个强权人物。因为，历史和事实都已经让所有人知道：只要她大笔一挥，就可以让任何官员从天上掉到地下。

　　慈禧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有着那个时代普通女人所没有的叛逆性格，却跳不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局限。她妩媚又泼辣，她聪明又无知，她大胆又保守，她勤奋又贪图逸乐。她不太理解政治，政治也给了她千载骂名。

　　女人慈禧由着自己的性情，风风光光、曲曲折折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她好象有一点后悔。她在病榻上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勿使妇人干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她承认自己不成功地涉足了政治。她希望别人不要效仿她，而要做单纯的女人。可是，如果她不涉足政治，她怎么可能把女人做得那样风光？她给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历史不能回头，也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而她或许会料到自己身后的骂名，但却万万想不到自己死后，会遭受盗陵抛尸的奇辱大辱，这也许是她最担心的！

　　慈禧东陵的故事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东陵的故事(1) 作者 : 章恺 附：慈禧东陵的故事1、东陵“三绝”

　　慈禧生前在政治上权威显赫，在生活上享尽了人间富贵，而她为自己所修筑的陵墓更是极尽奢华。慈禧的陵寝，是清东陵建筑群中最有看头的一景。明楼红墙，黄瓦飞檐，虽与同为皇太后的慈安陵隔一道马槽沟，以完全相同的规模和样式坐北朝南并立，但内在装修与细节设计却不能同日而语。有关建陵的历史记载和传说，便合成了一个让人惊叹的“女权”故事。

　　咸丰皇帝驾崩后，慈禧的亲儿子载淳继位，在这年仅六岁的同治皇帝背后，慈安和慈禧亦作为东、西太后垂帘听政。同治五年后，两位皇太后即选中东陵的风水宝地菩陀峪和普祥峪建陵寝，由于清二百年历史上还没有两个皇太后一起建陵的先例，如何建陵便成了无制可依无章可循的难事，在承修大臣提出的同葬一陵(棺椁并排无高低贵贱之别)，或者一陵两地官的上奏被慈禧否定后，最终实施了建两座陵的方案，建陵经费则通过提高赋税的方法解决。这两座陵于同治十二年八月(1873年)同时开工兴建，到1879年同时完工，慈安陵居西，慈禧陵居东。两座陵墓建筑规模大体相同，但慈安陵共用白银260万两，而慈禧只用了227万两。当时虽为两宫皇太后共同执政。可慈安地位高于慈禧。慈禧是一争强好胜女人，哪能甘居他人之后呢。其实在所有皇后陵中均属上乘，可是慈禧对此并不满足。慈安死后，西太后大权独揽，惟我独尊，于1895年借其陵寝渗水之机，下令拆除三大殿重新修建，整个工程长达13年之久，耗资巨大，直至慈禧死时才休上。虽然陵制已定，老佛爷在陵寝局部的规模与样式上不仅另辟新径，还极尽挥霍之能事，在内装修和建筑细节上大做文章，使重修的慈禧陵成为清代最豪华独特的一座皇家陵寝。 重建的慈禧陵，用料之精美、工艺之高超、装修之独特，均居明清帝后陵之乎，堪称慈陵之“三绝”。

　　一绝，用料之精美。步入慈禧陵隆恩门，一眼就看独具一格的红褐色门窗菱花和梁枋斗拱，浑然一体，给人以清心悦目之感。乍看不如宫廷中常见的红漆彩梁柱那么艳丽，细瞧才可发现木质纹理精细、色彩典雅。这是一种名贵的黄花梨木，多产于海南岛。遍访各处建筑，用此木建殿堂者，唯有慈禧陵一处。在三殿64根柱子当中，除隆恩殿7米高的金柱、中柱为包厢外，其余均为直径1米、高3.65米的独根笔直的原木。这些名贵的材料，构成了慈禧陵木质精美之一绝。据清史记载，仅三大殿所用的叶子金就达4592两以上。而这货真价实的金碧辉煌虽然经过盗墓者贪婪的洗劫，如今依然可见那“金绝”的豪华残迹与碎片。至于木绝，也足以让人瞠目，三大殿的梁枋都是用木中上品黄花梨木制成的，据说这种木质坚硬、纹理细密的木料现在已濒绝种，其价以斤而论，称得上是寸木寸金；而慈禧的棺椁，更是用极名贵的金丝楠木制作的。

　　二绝，工艺之高超。慈禧陵三殿里里外外梁枋各处彩画，全部贴金。三殿64根柱子，完全采用镀金嵌饰，比北京故宫太和殿内的6根金柱还要华丽。三殿内外的大小30块砖墙及228平方米的范围内，雕刻着“五福捧寿”、“绫带盘长”、“万字不到头”等，并在砖上节扫红、黄金粉，使之显得更加金碧辉煌。金饰的豪华、美轮美奂堪称一绝。

　　三绝，装修之独特。为显示女人当政，隆恩殿周围石雕栏杆上，均雕刻了“凤引龙”图案。殿前正中长3.18米、宽1.6米的陛阶石上，雕刻着一龙一凤：丹凤凌空展翅，穿云俯身向下；蛟龙出水曲身，腾空昂首向上。凤引龙，相戏火珠。在隆恩殿周围69块汉白栏板上，也精心雕刻了“凤引龙”图案。尤其是栏板之间的76根望柱，最为标新立异。皇家建造的石栏望柱中，“龙凤望柱”等级最高，大都在望柱头上以一龙一凤相间排列。慈禧陵的月台望柱更不同一般，单单雕刻着穿云翔凤，神态洋洋自得。这一组组、一对对的“凤引龙”图案。整个雕栏共雕琢了240只凤，308条龙，像这样寓意其中的雕刻，世属罕见，怎能不称这之为一绝呢！这种出自皇室的独一无二的“一凤压两龙”的造型，与石栏板上龙追凤的图案彼此呼应，一起强化并张扬着皇权的性别寓意；殿前龙凤丹陛石上的雕刻更是石雕珍品。它的构图打破了传统的龙凤并排格局，显示的是新颖独特的凤在上龙在下图案，加之高浮雕与透雕所创造的栩栩如生的立体感和凤舞龙飞气势，将至高无上皇权的性别强调指向极致。

　　慈禧陵的“三绝”，演绎着无比奢华的“女权”故事。这“女权”二字，所包涵的自然不是女权革命意义上的妇女“权利”，而是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力”。早在清末，一位叫何震的女子就否定了女性的同一观念，对妇女的社会性别进行阶级论审视，在她看来，男女平等并不单纯是男子不压抑女子的性别平等，而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与阶级平等。英国的维多利亚、中国的吕后、武则天、慈禧都是女人执掌政权，却没有根本上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说明少数女子握政权，与少数握政权的男子大相径庭，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男女平等，因而要先颠覆“人治”，“使世界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如此，慈禧陵的一凤压两龙也好，凤在上或在前、龙在下或在后也好，绝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指涉妇女权力的“女权”象征。而陵墓的豪奢也并没有带来身后的荣耀，反而带来了灭顶之灾。

　　孙殿英东陵盗宝案

　　下一章第三部分 孙殿英东陵盗宝案(1) 作者 : 章恺 孙殿英东陵盗宝案1928年夏，流氓军阀孙殿英在河北省遵化县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盗陵窃宝案。所盗的两座墓葬中，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东陵。

　　然而，当时的动乱年代中，首犯孙殿英不仅逍遥法外，照旧领兵当官，而且日后步步高升，直至升到先遣总司令；所捕获的重犯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继续当他的师长……这种反常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孙殿英是河南省永城人，本名孙魁元，号殿英，人们大都叫他孙老殿。

　　民国初年，军阀连年混战，割据为王者比比皆是。孙殿英也乘势而起，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投胡匪出身的张宗昌，深受张的赏识，被任命为师长。孙殿英摇身一变，通过种种卑劣的手段，将自己的部队发展成为一个流氓军事集团。后来，孙殿英率部与国民党作战，开始很有利，后来见形势不妙，便投降蒋介石，被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对于孙殿英来说，清室皇陵无疑是他垂涎已久的一块大肥肉。清室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是满清入关后在河北省遵化县和易县的东西二陵，这是清陵的主要部分。乾隆时期是满清最鼎盛的时期，慈禧太后则是满清掌权者中穷奢极欲者之一，所以，这些陵墓也以乾隆皇帝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最为奢侈，里面放置了无数稀世珍宝。

　　当年清室让位时，东陵不仅设有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而且还有旗兵、绿营兵驻陵守护，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随着世事的变迁，东陵渐渐脱离清室的掌握，落入北洋军阀手中。护陵大臣名存实亡，常不在官署，不仅不能有效保护陵墓，反而串通他人，倒卖财物。于是，对东陵的破坏与日俱增，直至有人企图全面挖掘偷盗，大发横财。

　　1928年春，原奉军收编之积匪马福田率部叛逃，直奔清东陵旁的马兰峪，蓄意长期挖坟盗宝。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进入河北地区，奉军北撤，而冀东一带散匪非常多，异常肆虐。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革命军派出孙殿英部前往剿抚。路途中，孙殿英屡见被拆毁的东陵殿宇木料被大量盗运，遂起了不义之心。接着，他得知马福田进驻马兰峪准备掘陵的消息，认为天赐良机，马上命令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连夜率兵前往，赶跑了马福田。同时，为遮人耳目，他们到处张贴布告，声称部队要搞军事演习，开始有计划的盗墓行动。

　　7月上旬，孙殿英部以军事演习施放地雷为名，驱走全部守陵人员，封锁关隘，实行戒严，大肆洗劫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由于封锁严密，所以外界虽有传闻，却不明真相。在动手盗陵的第三天，谭温江前往北平晋谒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打探风头，一见风平浪静，次日马上返回东陵，放手盗掘。整个盗墓活动充满了罪恶与贪婪。

　　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由，要求遵化县代雇骡马车30多辆，以便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就这样，孙殿英便为转运盗墓财宝铺好道路。当年留下的照片表明：起初，匪兵们并不知道地宫入口，而是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他们挖掘的痕迹。1928年7月盗墓队最终找到了地宫入口。原来，在高大的明楼后面，有一个“哑巴院”，传说招募的工匠都是哑巴，以防止工人泄露工程的机密。在哑巴院北面的琉璃影壁，影壁之下就是地道入口。清东陵的陵寝结构大同小异。琉璃影壁下正隐藏着地宫入口。如果从正面横向挖掘，会遇上条砖砌死的隧道；如果从宝顶上垂直往下开掘，则会增加多倍的距离；而如果从琉璃影壁下直接坠入，便能就近打通金刚墙，从最短途径进入地宫。能找到这个捷径的人，恐怕熟知内情。慈禧陵和乾隆陵稍有不同，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慈禧陵没有哑巴院。在明楼底下进入古洞门，过道尽头则是一道内部浇铸了铁筋的墙壁，它的里面就是“金刚墙”。地宫的入口就在这金刚墙下。东陵修建得十分坚固，要完全刨开地砖不是件容易的事，匪兵们盗宝心切，便动用了炸药。在硝烟弥漫的残砖断石中，再向下深挖数丈，终于呈露出一面汉白玉石墙，它就是金刚墙。从墙中间拆下几块石头，露出一个黑森森的洞口。一进宫门，匪兵们便被宫中金碧辉煌的建筑迷住了，他们疯狂地抢掠着，从脚下的金砖到天花板上的金龙，无不被他们夺走。而谭温江此行的最大目标是要找到慈禧的地宫。入地宫的路径非常隐秘，匪兵们一时无法找到。于是，他们抓到一位曾在这里建陵的老人，动用各种刑法，逼迫老人说出地宫的门路。地宫的入口找到了，但十分坚固，普通器械根本无法打开，最后，他们搬来炸药，这才打开入口。

　　顺着入口往下摸走，先是来到一道高3米、宽3米的汉白玉石门，连砸带撞之下，石门打开，匪兵继续向前摸走，紧接着打开第二座石门，他们发现了里面的“金券”、正中的汉白玉宝座上面停放着慈禧太后的豪华棺椁。就这样，那些神秘的珍宝出现在匪徒们的眼中，惨遭他们抢劫和破坏……

　　东陵里究竟有多少财宝，历史上有过记载。早在慈禧生前，地宫刚修好之时，便有大量殉葬物品陆续送入安放，直到慈禧入葬关闭地宫为止。

　　就在谭温江率部挖掘慈禧墓地宫的同时，第七旅旅长韩大保正打着军事演习的幌子，挖掘规模更大的乾隆陵墓。地宫中的珍宝同样被洗劫，棺中尸骨被拽了出来，扔在泥水之中。

　　10日，孙殿英乘汽车返回马兰峪。11日，20余辆大车满载珠宝回到司令部。此时，全国的报纸仍没有登出任何消息。直到8月初，路透社才有电讯透露此事，某些报纸予以采用，但仍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事发一个多月后的8月13日，《中央日报》才报道了“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这才轰动全国，此事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

　　对东陵盗宝事件反应最大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此时溥仪被逐出宫还不到四、五年，寓居天津张园，与遗老之间以君臣相称，自我维持小朝廷局面。清室和遗老们分别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张园的灵堂决定要摆到陵墓修复为止。起初，蒋介石政府的反应还好，下令让阎锡山查办此事。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被阎锡山扣下了。随后不久，消息传来，说被扣的师长被释放，蒋介石决定不追究了……

　　溥仪及清室遗老们非常愤怒就不说了，单说溥仪在上面提及的那位被抓获的师长，此人正是盗墓重犯谭温江。当孙殿英、谭温江等获得珍宝后，他们急于销赃，于是潜往北平，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为销售珍宝。结果被警备司令部侦察得知，黄百川、谭温江于9月初先后被捕获，关押起来。

　　人证物证俱在，已很明显地证明是孙殿英率部所为。但官兵对此仍然含糊其辞，在当时的报纸及官方来往函电中，对盗陵部队的番号以及主犯孙殿英的名字均讳莫如深，避而不提。即使南京政府也没有表态。然而，东陵盗宝案毕竟是一件重大的案件，大量国宝不知去向，激起了民愤。此案不可避免地当做特大案处理，即使是做做样子，国民党政府也必须堂而皇之地实施，但都在走冠冕文章而已。

　　孙殿英东陵盗宝案

　　正说清朝十二妃 第三部分 孙殿英东陵盗宝案(2) 作者 : 章恺 由于案情重大，审理此案的审判长必须具备上将身分，审判官必须具备中将身分，法官也需要具备少将身分。商震受任审判长后，即命令遵化县缉拿盗陵正犯归案。孙殿英压根没被列入缉拿名单，国民党当局正倚重他所率领的上万人的军队，派他讨伐张宗昌去了。已捕获的谭温江曾被保释在外，如今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将其重新收押起来。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将谭温江以前呈报马兰镇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移送到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态，决不宽徇属下。与此同时，警方又缉拿到几名嫌疑犯，一并收押，等候审讯。从1929年4月起，军事法庭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预审。

　　庭后，商震与审判官和法官约定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最后判决书，呈报军政部请示办法，其中罪轻者须“酌量分别首从，以资判决”。本案罪名大致分为掘墓、盗窃、军人犯罪等许多项。

　　6月14日，军事法庭请有关专家检查赃物。15日召开会议，将“判决草案”的全部卷宗汇订成册，赉送赴京。会议上，商震等将判决书理由逐一说明，并声述完全根据军法，毫无偏袒徇私之处。最后署名盖章，派员送往北京。所获赃物及其他一切物件，均行加封缜密保存。借用河北省政府印信，加盖印信诸事，当日办妥，送往北平，静候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

　　最高当局对此案迟迟没有判决。几个月过去了，孙殿英却在作战中收获不小，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2万多人，声势更大。不久之后，孙殿英被授为安徽省主席，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军阀最终还是军阀，而且慈禧墓中的财富也帮助了她巩固并扩充了他的力量吧！孙殿英则于不久之后又任新的职务，率领部队讨伐自己的旧上司张宗昌去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安然，不仅与他当时的势力有关，而且与他所进行的“地下活动”大有关联。也许审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分赃。

　　孙殿英自己对那些暗地交易并不忌讳，反而颇为得意地告诉别人。他承认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墓确是用炸药崩开的。根据《孙殿英投敌经过》中的记载，孙殿应曾回忆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经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戴笠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究竟他怎样处理的，由于怕崩皇陵案重发，不敢声张。慈禧太后的墓崩开后，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却多得记不清楚。慈禧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量一量大约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我托戴笠赠给宋子文院长了。她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慈禧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发了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将这件宝贝夜明珠托戴笠代我赠给了蒋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得孔祥熙部长夫妇眼红，接到戴笠的电告后，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此外，孙殿英还送给阎锡山价值50多万元的黄金，送给监察院长珍贵的古玩……无怪乎这些当官掌权的国民党要员起初积极查询此案，到后来却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因此，孙殿英才得以逃脱法网。

　　如此一件特大案件就这样以闹剧形式不了了之。孙殿英继续官运亨通，谭温江也继续当他的师长。直到十几二十年后的解放河南汤阴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将这一罪大恶极的军阀抓获。后来，孙殿英死于战犯收留所中。

　　珍妃

　　正说清朝十二妃 下一节 第四部分 珍妃 作者 : 章恺 《清史稿·列传一·后妃》：恪顺皇贵妃，他他拉氏，端康皇贵妃女弟。同选，为珍嫔。进珍妃。以忤太后，谕责其习尚奢华，屡有乞请，降贵人。逾年，仍封珍妃。二十六年，太后出巡，沈于井。二十七年，上还京师。追进皇贵妃。葬西直门外，移祔崇陵。追进尊封。

　　金井一叶堕，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

　　上面这首诗是清代学者恽毓鼎为悲叹珍妃之死而作的。珍妃光绪帝的一个妃子，在清末妃嫔当中有较大的影响。说她有较大影响。并不在于她生前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主要是她一生的悲惨遭遇，先是被慈禧幽禁，而后又遭残害的人生结局，使人感到她死得可惜，同情她的不幸遭遇，憎恨慈禧太后的心狠手辣。

　　珍妃（1876--1900）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初三，姓他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其祖父乃陕甘总督裕泰，其父长叙，曾官至户部右侍郎，因在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嫁女与署山西巡抚布政司藻亨之子为婚，是日为康熙帝的忌辰，违犯了例禁鼓乐的祖制，遭到御史邓承修参奏，被革掉官职，从此家道中落。伯父长善任广州将军，珍妃与其姊瑾妃自幼随长善在广州长大。南国滋润的水土和丰富的物产哺育了她。广东是清朝最早开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中国古老文化与西方文明又熏陶了她。珍妃在那里也接受过海外思潮的影响，思想较为开通，性格也很开朗。珍妃的这些经历使她与别的满洲贵族小姐有所不同，在入宫前接触了解了很多新的东西。而瑾妃与珍妃性格完全不同，瑾妃性格内向，珍妃性格外向，热情活泼，聪明伶俐，学习什么都比瑾妃快。广州将军长善虽为武将，却喜揽交文人墨客，他曾聘文廷式教习两位侄女读书。文廷式乃一代名士，后连榜高中得为榜眼。珍妃因此受到过良好教育。

　　珍妃在广州时，她的两位兄长志锐和志钧也随长善在广州生活，他们与珍妃的老师文廷式常在一起研究时事，探讨学问，亦颇有文名。珍妃的长兄在光绪六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伊犁将军；次兄在光绪九年中进士，亦授翰林，官至正黄旗满洲副都统。

　　珍妃在广州生活了十年左右，光绪十年长善卸广州将军任，珍妃、瑾妃两姊妹才随同北返京师。 下一节

　　入宫

　　第四部分 入宫 作者 : 章恺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皇帝虚岁18了，已到结婚年龄。西太后慈禧决定为光绪成亲。慈禧不顾光绪本人的反对，给光绪物色了一个他并不喜欢的皇后。她就是慈禧亲弟弟、副都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名静芬，比光绪大3岁，时年已21。在那早婚成风的年代，居然尚未出嫁，可见也是个困难户了，她成为晚清历史上的又一位叶赫那拉氏皇后。

　　在慈禧为光绪指婚的同时，珍妃、瑾妃家里也花了很多钱贿赂李莲英，为的就是能够让珍妃当上皇后。从当时珍妃的情况来看，珍妃确实有做皇后的本钱：从她遗留下来的照片看，她相貌端庄秀丽，清新可人。而且志趣广泛，爱好琴棋书画，又聪明能干、能歌善舞。除此之外，李莲英极力想把瑾妃也弄进宫来做光绪的妃子。因为李莲英收了珍妃家太多的钱，不这样做，没有办法对珍妃家里交代。本来是应该选皇后的，最后只弄了一个妃子，珍妃家里当然不愿意，所以李莲英就用两个妃子换了一个皇后。因为对于慈禧来说，只要皇后定下来，选谁当妃子都没有关系。所以，李莲英只有在光绪选妃的时候做些手脚。

　　选妃当天，光绪在这60多人里面一眼就看中珍妃，因为这个姑娘简直太出色了。于是光绪傻呆呆地拿着一个玉如意，犹豫不决。因为这个玉如意递到谁手里，谁就是皇后了。而实际上，慈禧早就提前把意图给光绪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慈禧是自己的“亲爸爸”(满语“母亲”)，自己没办法，必须听她的。所以当他走到珍妃面前的时候，光绪突然间变得非常伤心，就在这个时候，熟知慈禧意图的李莲英连忙走了过去，猛地搀扶了光绪一下。光绪一下子就回过神来，只好由着李莲英一直搀到隆裕面前，无奈之际，只好将玉如意交到了隆裕手里。这样，隆裕就成了光绪的皇后。

　　皇后选定了，剩下就是要选出两个妃子。李莲英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为了还珍妃父亲的这个人情，李莲英在慈禧面前大力鼓动，于是慈禧同意将珍妃和瑾妃一起带到了宫里。

　　据珍妃的侄儿回忆说：珍妃与瑾妃临行前跪在母亲面前眼含热泪向老人告别：“额娘，我们走了！”这时她们母亲心里都非常清楚，入宫之后就如同生离死别，宫廷家法森严，要想见面比登天还难，而且她们对慈禧的狠毒早有耳闻，说不准哪—天会祸从天降；想到这些，珍妃姐俩哭得更加痛心。为了使两个女儿今后在宫中安心生活，减轻思母之情，珍妃母亲“强抑泪水，伸手打了俩女儿一人一个嘴巴，说道：“只当我没生你们这两个女儿!”转身进了里屋，一天没出来，也没有吃东西．珍妃姐俩就这样与家人在痛哭声中进了清宫。

　　两姊妹同时入选宫中，15岁的姐姐封为瑾嫔，13岁妹妹封为珍嫔，为九等宫女序列中的第6等。直至光绪20年甲午春（1894），因慈禧太后七旬万寿加恩，两人同时晋嫔为妃（第4等），前面还有皇后、皇贵妃、贵妃三个等级。应该说，等级不是很高。因为，皇后隆裕是慈禧的侄女，慈禧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侄女受皇帝的冷落。

　　受宠

　　第四部分 受宠 作者 : 章恺 静芬、瑾嫔、珍嫔同时入宫，静芬地位又远高于二嫔，光绪为何偏偏喜欢珍嫔呢？据曾经在宫内任职多年的信修明太监说实有其因。原来光绪生理有病，名曰“天阉”（即阳痿）。但这种隐病很难被发现。大婚之夕，慈禧派了４位年长有尊的王妃命妇在坤宁宫喜帐后听房，只听见比光绪大４岁的隆裕皇后（1868—1913）叹气曰：“这也是你们家的德行啊！”从此，隆裕皇后失欢于光绪。瑾妃性情忠厚，不会巴结人，反与皇后走得很近，似乎同病相怜，反与光绪相处漠漠。

　　惟珍嫔因年幼而最活泼，又聪明伶俐。光绪其时也不过十七八岁，每日凌晨寅时上朝，午时退朝还宫，工作时间长达七八小时，很是辛苦。珍妃日侍左右，想着法子顺应光绪的喜爱。她不拘虚礼，有时扮成宫女，有时扮成太监，有时女扮男装，如同英俊少年。加之她本来就工翰墨会下棋，与光绪共食共饮共玩共乐，对于男女之事毫不置意，是以博得光绪专宠。光绪退朝后经常临幸珍妃的景仁宫。当时作为一朝天子的光绪在政冶上受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压制，不能独掌政权；生活上受到慈禧太后严密控制和虐待，心中非常烦恼，现在能有珍妃这样一位年轻貌美、活泼伶俐的妃子来陪伴，心中自然很高兴。同珍妃在一起使他忘却了许多烦恼。史载“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

　　光绪在大婚后专宠珍妃，作为慈禧内侄女的隆裕皇后因失宠，醋意大发，由忌而恨，隆裕的怨毒愈积愈深，渐渐地怀恨珍妃的心几乎超过怀恨光绪的心了，她自己也知道无从再掩饰；而且觉得无须掩饰，她几乎在每个人的面前咒诅过珍妃。当她们每天早上一起到太后宫里去请安的当儿，隆裕从不曾把眼腈向珍妃瞧过一次，只当眼前没有这个人一样。隆裕为了泄愤，常在慈禧面前说珍妃的坏话，告她的状。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珍嫔和慈禧的关系还很好。珍嫔心灵手巧，写字画画的技艺提高得极快，非常挑剔的慈禧太后也常夸奖她。兴致高的时候，慈禧太后还亲自向珍嫔传授写擎案大字的诀窍。当她发现珍嫔写出的大字既漂亮又端庄时，干脆就让珍嫔代自己书写“福”、“寿”斗方，赏给讨字的王公大臣们。慈禧太后觉得这小丫头精明能干的劲儿，还真有点像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说这请安和磕头吧，宫廷里一刻儿也离不开，可是要做得符合规制却也不那么容易。后妃们请安和磕头时，一般都要穿双花盆底鞋，头戴殿子，耳朵垂上戴着坠子，迈着丁字步，一步请一个安。请安时，头上戴的殿子、耳朵上戴的坠子摆得都要适度，不能不摆动，又不能乱摆动。叩头时，要求就更高了，主要是头不能叩得太偏，又不能太正。这个劲儿，隆裕皇后就是掌握不住，不是不摆，就是乱摆个不停，不是太偏，就是太正。然而珍嫔则不然，不仅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而且还很俏皮、活泼，透着机灵劲儿。

　　不仅如此，珍嫔还经常随敦宜皇贵妃、瑜妃等人，有时也随隆裕皇后、瑾殡，一同陪慈禧太后去中南海、北海、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今北京市香山公园)等处游玩。在满目葱郁的山坡、波光粼粼的水上，珍嫔活泼开朗的性格总会不时地流露出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看在慈禧太后的眼里。 在日常生活中，珍嫔也能与慈禧太后和平共处。每逢佳节，珍嫔还会与隆裕皇后、瑾殡等人向慈禧太后道喜、送礼物。慈禧太后也会赏赐给她们一些钱物。在元旦这一天清早，珍嫔要向慈禧太后进献寓平安之义的苹果和象征长寿不衰的青果及莲子等物，并且还要跪着递上如意，讲几句新春祝福的话。然后，珍嫔才分别向光绪皇帝、隆裕皇后跪着递过如意，道一声新喜。慈禧太后当然也不会没有表示。过端午节时，慈禧太后便赏赐给珍嫔二匹大卷纱，二件小卷宫纱、漳纱、兼丝葛等，并有200两白银。除夕时，珍嫔又得到慈禧太后赏赐的红缎子平金荷包，里面装的压岁钱是一锭小银裸，另赏200两白银及衣物等。

　　珍妃进宫后，颇得光绪宠爱，但一年过去了，她却没有怀孕。她想，慈禧之所以掌权多年，不就是生了一个儿子同治吗？她感到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能任其自然。于是她和几个最亲信的太监暗暗商量了一下。这些太监也希望她早生儿子，等她当上皇太后，他们也可以抖抖威风了。

　　太监不懂医学，只信迷信，劝珍妃去“送子观音庙”求子。由于珍妃盼子心切，也就同意了这个办法。按规矩，想要儿女的女人最好亲自去庙里烧香许愿，如因病或其他原因实在去不了，也可托人代求。珍妃前思后想，决定自己不去为好，一来怕隆裕皇后和瑾妃知道后施毒计破坏，二来怕万一生不了儿子别人嘲笑。于是，珍妃悄悄地选了一个年龄最高也最诚实可靠的太监代替自己去祈祷。

　　这位太监受珍妃的重托，将这事看得格外郑重。他先在街上买好香烛，然后直奔观音庙。庙里，泥制的男孩和女孩分别排开，女孩身着红红绿绿的花衣裳，头上涂着黑发；男孩赤身裸休，头上光秃。因当时重男女，要男孩子的人很多。这位太监端端正正地跪在菩萨面前的拜垫上，喃喃地祝祷着：“菩萨啊，请听我的求告，我们的珍妃主子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人，她祈求菩萨大发慈悲，保佑她早生一位太子，将来好接继万岁爷龙位，安坐大清国的龙廷。她今年17岁，虔诚信奉菩萨，从不曾做过什么恶事。因她不便出宫，所以叫小人替她祝祷。”说完，用黄头绳拴了一个男娃娃的头颈。随后又到拜垫上，向菩萨磕了几个头，低声说：神明的菩萨啊，请你务必叫这个孩子投生到珍妃肚子里去，她住在万岁爷的寝宫里，每晚和万岁爷在一起。菩萨圣明，请记着是珍妃，不是隆裕皇后，也不是瑾妃，求菩萨千万别让孩子投错了。

　　回宫后，太监将泥娃娃悄悄地授给珍妃，让她白日藏在怀里，晚上放在枕边。希望有了这个泥的，不久就会有个真的。但拜佛求子并没有让珍妃如愿，她至死也没有生育。

　　交恶

　　第四部分 交恶 作者 : 章恺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事件初起时，朝廷中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的实力都估计不足，将日本看成是“蕞尔小邦”，以为只要天朝震怒，便可一举荡平，因此主战观点一直占据上风。开战后，随着中国海陆军的节节败退，慈禧太后及其恭亲王、庆亲王、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开始试探妥协的途径。根据恭亲王建议，太后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协商邀请各国调停。翁同龢等帝党人物，虽然提不出挽救时局的良策，但坚决反对议和。在他们看来，妥协就是卖国。他们保持高亢的抗敌论调，某种程度上也是明哲保身的一种策略。

　　战争爆发后，北京粮价开始飞涨，从最初的3两4钱购140斤攀升至12两购100斤。京官们开始安排眷属还乡。北京至津沽的车价涨至七、八两乃至十余两也往往不可得。京师绿营兵奉调出征山海关，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目击者记载：“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黧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这与成千上万日本男女挥舞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亲人上前线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

　　11月24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恭亲王、庆亲王、翁同龢、李鸿藻等枢臣默坐哀叹。最后决定起草诏书，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着迅赴大沽、北塘等处巡阅布置。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封疆大吏丢失疆域城池，本该深究查办，但此时撤去李鸿章，就无人收拾局面，统领将士。翁同龢日记载，慈禧太后在指斥李鸿章贻误军机后，也深感淮军难驭，只能表示暂不可动。

　　26日，慈禧太后单独召见枢臣。在讨论完旅顺局势后，她突然宣布，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前方形势紧迫，内廷却闹家务，不由得枢臣大吃一惊。

　　瑾妃和珍妃是宫廷政治的牺牲品。这对姊妹花刚进宫时，都是养在深闺中的千金小姐，并不懂得什么政治。进宫之后，恰逢皇帝和隆裕皇后不睦，她们便利用女人的本能和智慧，努力博得皇帝的宠爱。尤其是聪明伶俐的珍妃，不仅参予协助皇帝料理政务，连慈禧太后披阅奏章时，也从旁窥伺，体察懿旨。她还恃宠在皇帝面前举荐私人，一个是她的兄弟志锐，一个是她的蒙师文廷式。皇帝虽然亲政，却缺乏羽翼，难以同太后形如密网的控制相抗衡，极想亲擢一二通才以资驱使，又苦于难觅亲信。不管这二人是否牵扯两妃的裙带，都不失为当朝名士，思之再三，决定提拔志锐为礼部侍郎，文廷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在老于世故的皇太后看来，年方十八的珍妃不正是自己青年时代的影子吗?这是她断断不能容忍的。且看朝中，文廷式，以及珍妃的长兄志锐等人都主张对日作战，支持光绪帝掌权，反对慈禧太后干预朝政，反对手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对日妥协退让的主张。志锐公然参劾她的心腹孙毓汶、徐用仪，御史安雄峻、张仲炘、侍读学士文廷式、侍郎长麟也点名指斥李鸿章，其势汹汹，宛然形成一股势力。连皇帝也大有主张，不大遵从她的控制。而在后宫波澜中，她又偏向娘家侄女隆裕皇后，不能容忍光绪皇帝专宠珍妃一人。就在此时，李鸿章授意其心腹——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诬陷说，文廷式企图支持珍妃夺嫡，取代隆裕皇后，反对慈禧听政，支持光绪自主朝政。慈禧接到奏报，以“交通宫闱，扰乱朝纲”的罪名，迅速做出罢黜两妃的决定，将文廷式革职，押回原籍，永不录用。并授志锐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远远地放逐出京。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却有泼辣手腕。

　　珍妃在这件事过后，又因私卖官缺一案泄漏，并且顶撞慈禧，使慈禧更为恼火。

　　事情是这样的。珍妃为人很大方，对宫中太监时有赏赐，太监们得些小恩小惠，也都竭力奉承这位“小主儿”。但时间一长，这位“小主儿”也被捧得有点不知所以，渐渐失去自我节制，毕竟她还是个孩子。 清宫有制，皇后每年例银不过千两，递减至妃这一级别，每年仅300两，嫔为200两。珍妃用度不足，又不会节省，亏空日甚，遂不能不挖找生财之道。这样，就有了她与太监联合起来向外受贿卖官的事儿。

　　卖官的契机是光绪皇帝同她谈起筹建海军的事，告诉她，李鸿章已同英国领事谈妥购买几艘军舰，只是国库空虚，无法办到。她便对光绪说：“日下财政困难，莫如索性卖官，国家就可以得到一笔收入，这样就可以弥补财政的不足，买军舰什么的，也就有了着落。”她的这一“改革”方案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并被批准她和她的胞兄志琦来实施。

　　珍妃依靠胞兄志锜，串通奏事处太监拉官縴——收人钱财为人跑官。奏事处乃是太监与朝廷官员传达沟通之处。因为有利可图，当时太监中最有势力的有郭小车子（意为“小车儿不倒只管推”）、奏事太监文澜亭、慈禧掌案太监王俊如诸人，均染指其中。珍妃住景仁宫，景仁宫太监亦多有涉及。私卖官职所收之贿款，一部分供给珍妃，其余由各层分肥。珍妃的主要“任务”是向光绪求请，最后搞定，“功劳”最大，自然分赃亦最肥。然这种事可一可二不可三，毕竟会有影响，日渐彰显。有一次甚至卖到上海道员，搞出风传一时的鲁伯阳被劾案，惹动外界舆论纷纷。史籍记载：“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光绪帝），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光绪 20年甲午（1894）四月间，珍妃又为玉铭搞定四川盐法道一职，按例这一级别的新官放任，要由皇帝召见一下。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对曰在木厂，光绪闻之骇然，于是命其将履历写出，那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原来是一文盲。光绪大惊，于是另下一旨：“新授四川盐法道玉铭，询以公事，多未谙悉，不胜道员之任。玉铭着开缺，以同知归部铨选。”此事风播朝廷内外，慈禧闻后切责光绪，要求他必须追究责任。明清两朝明令规定：后宫不得干预朝政。何况居然推荐一个文盲去当道员，也实在不像话。

　　珍嫔她们勾结太监引线，卖了一些官缺，得钱除上缴国库外，有一部分则落入她和志琦的私囊。这件事被隆裕太后打听到报告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虽已让光绪亲政，但仍时刻关注朝政。她对光绪的一些维新措施本来就不满，一贯认为“祖制没有的东西就不是好东西”，当得知珍妃竟敢勾结太监私下卖官，还趁机贪污，岂能不火冒三丈？于是有了珍妃被杖责的事情发生。

　　杖责

　　第四部分 杖责 作者 : 章恺 史载：“初太后拷问珍妃，于密室中搜得一簿，内书某月日收入河南巡抚裕长馈金若干。”此时，就是光绪有意庇护珍妃，也很不好办了。光绪当年10月29日下旨：“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敢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以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著降为贵人（第七等），以示薄惩，而肃内政。”此事将珍妃的姐姐瑾妃也牵连了进去，但是，诏旨虽将瑾妃相珍妃并提，而注重是在珍妃。据说珍妃私卖官缺得了银两之后，不忘姐妹情谊，也分给了瑾妃一部分，故两人同时被贬。珍妃的胞兄因此举而失去了工部笔贴式职务。

　　那帮拉官纤的太监均被处以极刑。据原宫内老太监信修明说，太后宫的掌案太监王俊如，其徒弟小太监宣五、聂八，皆在其内。因为太后留面子，将王俊如等三人发遣奉天，缓些时日，方以密旨命盛京将军长顺将王俊如就地正法。其余奏事处总管太监郭小车子、奏事太监文澜亭，以及光绪御前太监杨姓孪生两兄弟，人称对儿杨者，并无姓名可稽的内殿技勇太监，珍妃景仁宫的太监等，共同交内务府慎刑司立毙杖下，前后打死的太监六十余人。”可见，珍妃一案在宫中引起的牵涉面甚大，影响可知。事败后，珍妃之兄志锜惧祸逃沪，光绪24年戊戌八月被革职，上谕云：“工部笔帖式志锜撞骗招摇，不安本分，着即行革职。”瑾珍二妃俱责受罚，但重点在珍妃。慈禧如此恶恨珍妃，是有原因的。《国闻备乘》中有一段“后妃以言语得祸”，予以记载。作者胡思敬说珍妃性格倔强，收贿卖官东窗事发后，李莲英于宫中搜出两妃前师文廷式的信函，内中对朝廷多有指斥，慈禧阅后怒气冲冲地前往慈宁宫，抓住珍妃卖官鬻爵一事责讯珍妃：“他事犹可宥，汝宁不知祖宗家法而黩货若此！谁实教之？”珍妃则顶撞道：“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意思是你自己垂帘听政有违祖制，否则我怎么敢这样做呢？我收贿卖官还不都是向你学的！慈禧搞垂帘听政，虽然已有30余年，但朝廷内外不满之声就一直没有平息过。同治死后，本来应该为其立后，即应从下一辈的“溥字辈”中挑选新君，过继给同治，算是同治的儿子。但那样的话，慈禧就成了祖母级的太皇太后，不好意思再去垂孙子的帘。因此，慈禧立了与同治一辈的“载字辈”的光绪，达到重新垂帘的目的。她当然知道这样一来，天下士林意见就更大了。所以，她最听不得的话就是讽刺其垂帘。慈禧当场大怒，命剥去珍妃衣服“袒而杖之，降贵人，谪其兄志锐于边，愤犹未泄，后卒致之死。惟景皇后（隆裕），瑾妃以庸谨畏祸获免。”虽然《清史稿》上没有很明白地写出珍妃是否有被杖责,但从一些历史数据上依然可以推测出蛛丝马迹。

　　首先是慈禧太后曾发布两道懿旨,以上谕的形式,制成木框表黄绫牌子两块做为禁牌。

　　其一文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 (1894年11月27日 ) 奉皇太后懿旨, 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伺后妃嫔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 着皇后严加访查,据实陈奏,以重惩办,绝不宽贷,钦此。

　　其二文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瑾贵人、珍贵人着加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平素妆饰衣服,俱按宫内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对象不准违例,皇帝前遇年节照例准其呈进食物,其余新巧稀物件及穿戴等项,不准私自呈进,如有不遵者,重责不贷,特谕。”

　　除了上两道严厉的懿旨外,最关键的便是清宫档中太医院的脉案。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太医院张仲元太医的给珍妃看病的记录是:“六脉沉浮不见……抽搐气闭,牙关紧急,周身筋脉颤动；十一月初一子刻,抽搐又作,牙关紧闭紧急,人事不醒,周身筋脉颤动；亥刻,抽搐见止,仍觉筋惕肉颤……周身筋脉疼痛。”珍妃的脉案与慈禧太后颁的懿旨日期相近,又是典型的被杖责后的症状，可推断珍妃就是在那时候被杖责的。

　　冷宫

　　第四部分 冷宫 作者 : 章恺 不仅如此，慈禧还援宫中成例，犯事儿的嫔妃均交皇后严加管束，珍妃被幽闭于宫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命太监总管专门严加看守，暂时与光绪隔绝，不能见面。不过第二年，珍妃就被释放出来，又开始在光绪身边为他排忧解难，对他嘘寒问暖。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中国在甲午战败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上奏朝廷，要求变法图强。光绪帝也想励精图治，振兴国家，并希冀在变法中从慈禧手中夺回实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辅佐下推行变法。珍妃对光绪帝的变法活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据太监张兰德回忆说：“甲午年以后，光绪皇上要变法，每次召见完王公大臣，退朝后，总到珍主儿那里商量国事，珍主儿也总帮他拿主意。”珍妃是否在光绪变法期间参与筹划，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从佐证，但是，珍妃在政见上是支持光绪帝变法维新的。她在康党和光绪帝之间居中协调，代呈奏议，起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作用。她自幼在广州长大，因而对康有为这个广东人的映像也很好。康有为没有专折奏事之权，他的很多奏章都是珍妃代为传递的。而且，作为光绪所宠爱的一名妃子，珍妃在光绪变法期间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对光绪的变法活动在客观上也起了推动作用。

　　但是，这次变法活动遭到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的竭力反对，帝后两党的斗争异常激烈。后来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捕杀维新党人，变法运动遭到了顽固派的血腥镇压。珍妃在政变发生后，也被慈禧抓了去遭受廷杖并贬入冷宫。

　　这次珍妃被囚禁在景祺阁北头一个单独的小院里，名东北三所。东北三所和南三所，都是明朝奶母养老的地方。奶母有了功，老了，不忍打发出去，就在这些地方住，并不荒凉。珍妃被囚禁之前，这个小院原是侍从下人居留的地方，珍妃入住后，正门被牢牢关上，打上内务府的十字封条，人进出走西边的腰子门。这里就是所谓的冷宫。珍妃住在北房三间最西头的一间，屋门从外面倒锁着，吃饭、洗脸等均由下人从一扇活窗中端进递出。

　　珍妃所食为普通下人的饭，平时同下人不许接谈，没人交谈，这是最苦闷的事。两个老太监轮流监视，这两个老太监无疑都是老太后的人。最苦的是遇到节日、忌日、初一、十五，老太监还要奉旨申斥珍妃，就是由老太监代表老太后，列数珍妃的罪过，指着鼻子、脸申斥，让珍妃跪在地下敬听，指定申斥是在吃午饭的时间举行。申斥完了以后，珍妃必须向上叩首谢恩。这是最严厉的家法了。别人都在愉快地过节日，而她却在受折磨。试想，在吃饭以前，跪着听完申斥，还要磕头谢恩，这能吃得下饭吗？

　　她在这里被囚禁了两年，直到被慈禧残忍地投入井中！

　　沉井

　　第四部分 沉井 作者 : 章恺 庚子年（1900）7月20日，八国联军即将兵临城下，北京城里一片风声鹤唳。慈禧决定携带光绪等一行人出走西安。此时，大家都换了百姓布衣聚在寿宁宫，据老宫女回忆：“慈禧忽感触前事，出珍妃于牢院。强词珍妃带走不便，留下又恐其年轻惹出是非，因命太监将乐寿堂前的井盖打开，要珍妃自尽，珍妃坚不肯死。当此千钧一发的时候，众人不能因此缓行，遂令太监将珍妃推入井中。珍妃之死，此是实情。”慈禧如此怨恨珍妃，比置之死地而后快，除了上面所说的珍妃卖官事发，并且讥刺慈禧垂帘听政之事外，还有较为遥远的原因。光绪既亲昵珍妃，与皇后不睦，作为姑母的慈禧自然不悦，“二妃屡受孝钦鞭责，诉之上，上勿敢言，由是母子夫妇之间微有隙。”孝钦乃慈禧敬称。后来，当慈禧捏住了珍妃的把柄，老账新账一起算，也就好解释了。慈禧一行离宫出走的日子为7月21日，慈禧沉珍妃在头一天的下午。领班太监崔玉贵、王德环奉慈禧之命提前将珍妃带到乐寿堂的颐和轩。据崔玉贵回忆，珍妃被带到时，身穿淡青色绸子旗袍，头冠则被摘去两边的垂络。慈禧端坐殿中，说洋人马上要打进城来了，外面乱糟糟的，谁也保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万一受到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对不起列祖列宗，即明确暗示珍妃自尽。珍妃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不会给祖宗丢人的。”慈禧见珍妃不松口，又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珍妃据理不让：“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下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这话戳到了慈禧挟持天子的痛处，当即恼羞成怒，大声呵斥：“你死到临头，还敢乱说！”珍妃顶撞：“我没有应死的罪！”慈禧说：“不管你有罪没罪，都得给我死。”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言下之意你慈禧说了不算，得皇上下令才行。慈禧嚷道：“皇上救不了你！来人，把她扔到井里去！”崔玉贵、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将珍妃丢进了贞顺门的井里，珍妃一路挣扎呼叫皇上，最后大声喊道：“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她深爱的皇上没能在她最危急的时刻来救她，甚至连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珍妃所以在冷宫里忍辱等了三年，无非是盼望光绪好起来，自己也跟着好起来，“但愿天家千万岁，此身何必恨长门”，只求光绪能好，在冷宫里忍几年也算不了什么！当双方困难时期，彼此隔离，“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她和光绪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老太后那样的凶狠压迫下，光绪又怎能好起来呢？只能怅叹“朕还不如汉献帝”罢了（光绪在瀛台被困时，看《三国演义》自己嗟叹的话）。做了三十年的皇帝，连自己唯一知心的女人都庇护不了，“噤若寒蝉”，死了爱妃问都不敢问一声，也真让人可怜了。过去唐朝李商隐曾讥讽唐明皇说：“可惜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玄宗当了四十年年的皇上，到后来被迫在马嵬坡让杨玉环自缢身亡，还不如莫愁嫁到卢家能够白头偕老。这虽与光绪的性质完全不同，但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吧！

　　遥想当年，“小乔初嫁了”，到光绪身边，备受恩宠，也曾经发过这样的痴问：皇上这样地对待我，不怕别人猜忌我吗？光绪很自负地说：我是皇上，谁又敢把你怎么样呢（见德龄《光绪秘记》）。单纯的光绪把一切估计得太简单了，这正像搞戊戌变法一样，对政局的估计太简单，可怜只落得在逃亡路上用纸画个大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粘在墙上，以筷子当箭，射上几箭，然后取下剪碎以之泄忿罢了。

　　堂堂天子，万般无奈（见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我们对清代宫廷内闱之事，不可能十分了了，但大致可以推想得出来：当时宫里后妃论聪明才智，有政治头脑的，可以说非珍妃莫属了，将来宠擅六宫，是绝对无疑的。但与慈禧政见不合，留下此人，终成祸患，一有机会非置之死地不可。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预先砍去光绪的左右手，免得慈悲生祸患，到将来树叶落在树底下，后悔也就来不及了。慈禧对这件事是预谋已久的。崔玉桂也说，慈禧处死珍妃，“绝不是临跑前仓促之间的举动”。如果说因为珍妃年轻貌美，怕招惹是非，丢了皇家的体面，那么庆亲王的女儿四格格，比珍妃远年轻，也是出名的漂亮，也可以说是金枝玉叶吧，为甚么带着她跑到西安呢？前后一对比，慈禧的心事是昭然若揭的。宋太祖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段事：大将曹彬奉命兵伐江南，江南小朝廷李煜赶紧派使臣来问原因，并说“我们没有礼貌不周的地方呀，为甚么兴兵讨伐我们呢？”赵匡胤很直率地说：“大丈夫榻旁岂容他人鼾睡”。这大概就是珍妃致死的原因吧！——历史是容许人联想的。

　　后事

　　第四部分 后事 作者 : 章恺 1901年春和议成，八国联军将退，慈禧命崔玉贵回京探听消息，并查看宫内事宜，见珍妃所投之井依然如故，便命内务府将珍妃从井中捞起，装殓入棺，7月24日葬于阜成门外恩济庄内务府太监公墓南面的宫女墓地。1901年11月28 日，慈禧、光绪还宫，11月30日即下懿旨：“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闱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着追赠贵妃，以示褒恤。”慈禧假惺惺地以贞烈殉节掩世人耳口。而且为避舆论，借故将崔玉贵谪贬，弄得好像都是手下太监闯的祸。民国二年（1913），45岁的隆裕皇后逝世，与光绪合葬景陵。瑾妃此时已升为皇贵妃，因上面已无皇后管着，成了宣统必须尊敬的皇太贵妃，对宫中事务有了相当的决定权，于是趁机将妹妹从宫女墓地迁葬光绪景陵妃嫔园寝。皇家规定，皇帝皇后的墓地称陵寝，嫔妃的墓地称园寝。瑾妃还为珍妃立碑称“恪顺珍贵妃之墓”，总算为妹妹争到了她应有的名分。也许，在今人看来迁葬这种名分毫无意义，人已早死，再要这种名号有啥意思？然而，在当时人的眼里，那可是马虎不得的大事。尤其对宫中嫔妃来说，一辈子争的要的，还不就是一个称谓名分？瑾妃还在珍妃遇害的井旁立了一小小灵堂，供着珍妃的牌位，灵堂上悬挂一额纸匾，上书“精卫通诚”，颂扬珍妃对光绪的一片真情。

　　珍妃是光绪帝真正倾心爱恋的女人。她的一生，短暂而又凄美，她与光绪帝患难与共的感情，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

　　婉容

　　第四部分 婉容 作者 : 章恺 修《清史稿》时，婉容未死，故无传，特将《清史稿·列传一·后妃·论赞》录于此，作为小结：创业之难，而树委裘之主，政出王大臣?论曰：世祖、圣祖皆以冲龄践祚，孝庄皇后，当时无建垂帘之议者。殷忧启圣，遂定中原，克底于升平。及文宗末造，孝贞、孝钦两皇后躬收政柄，内有贤王，外有名将相，削平大难，宏赞中兴。不幸穆宗即世，孝贞皇后崩，孝钦皇后听政久，稍稍营离宫，修庆典，视圣祖奉孝庄皇后、高宗奉孝圣皇后不逮十之一，而世顾窃窃然有私议者，外侮迭乘，灾祲屡见，非其时也。不幸与德宗意恉不协，一激而启戊戌之争，再激而成庚子之乱。晚乃一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呜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郭布罗·婉容（1906—1946）字慕鸿，别号植莲。祖先达斡尔族，隶属正白旗，原籍黑龙江省龙江县牤牛屯。婉容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其曾祖父长顺曾任吉林将军，曾为大清屡建殊勋。其父荣源继承了祖上留下的大批地产，后任逊清宫内务府大臣，其母爱新觉罗·恒馨是皇族毓朗贝勒的次女——人称“四格格”，她是荣源在原配夫人死后继娶的妻子。外祖父爱新觉罗·毓朗是乾隆皇帝长子永璜(封为定王)的五世孙，系清末显要人物。

　　婉容1906年生于北平帽儿胡同荣源府内。后随父母移居天津。曾就读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学英语，弹钢琴，特别喜欢爵士音乐。加上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因此在满族贵族女性中颇具声名。1922年，以家族势力入选皇后，并与溥仪完婚，时年17岁。1924年，冯玉祥政变，婉容随溥仪被逐出宫，流徙于醇王府、日本公使馆后，旋至天津张园、静园。

　　1932年3月，在日本特务护送下，经旅顺辗转抵达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执政夫人”，言行均受到日本人严密监视和限制；期间曾秘密与国民党代表顾维钧联络，拟逃离长春未果。1934年6月，伪“满洲国”建立，成为伪满洲国的“康德帝后”，后因“秽闻”被打入“冷宫”，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边缘，嗜毒成瘾。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后，婉容流浪于长春、通化、吉林之间。1946年病逝于吉林延吉监狱，终年40岁。

　　婉容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后。她一生虽然有皇后的名誉和地位，却没有享受到皇后应有的权力和尊荣，正如末代皇帝溥仪所说的那样：“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婉容悲惨的一生告诉我们：她是封律制度的牺牲品，是那种吃人的制度以及对她造成的禁锢，才导致了她的毁灭。

　　奢华的婚礼

　　第四部分 奢华的婚礼(1) 作者 : 章恺 1922年12月1日，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大婚的日子，在这次大婚中，年方17岁、仪态万方的婉容被娶为皇后。

　　婉容自幼长于深闺，姿质天然。据接近她的人回忆，婉容不仅体态娇好，姿色迷人，而且举止文雅，谈吐得体，琴棋书画样样都精，是一位富有教养的才女。但是婉容被册立为皇后，却不完全是因其才色，而是出于某种偶然的“圈定”。

　　1921年初，溥仪刚满15岁，逊清皇室就开始为溥仪的婚事做准备。端康太妃和敬懿太妃都想让自己的亲信当选皇后。在议婚时争执不下，最后拿出一张照片让溥仪本人来确定。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回忆道：“四个人都是一个模佯，身段都象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那时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溥仪圈定的这一位是满州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文绣，这正合敬懿太妃的意。但端康太妃竭力反对。溥仪又只好在她满意的照片上面了一个圈，这就是婉容。最后在宫中两派争斗下，婉容被册封为皇后，文绣被立为妃子。

　　公元1922年12月1日零时前后，虽已退位却依法拥有尊号的清朝皇帝宣统，身穿龙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来到庄严肃穆的乾清宫内升座，亲送凤舆出宫，前往地安门帽儿胡同后邸迎娶婉容皇后，从而揭开了末代皇帝大婚的盛大典礼的序幕。

　　婉容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得到迎娶皇后礼遇的女性。当时清廷已被推翻11年，中国社会已进入民主共和时代，但末代皇帝婚礼之隆重。较之封建社会帝王的婚礼毫不逊色。

　　清宫钦天监为宣统皇帝大婚选定的奉迎礼吉期是壬戌年十月十三日寅时。为了保证皇后进宫的吉期，凤舆将提前两个时辰从宫内出发。

　　钦天监的选择代表着天意，既然已把奉迎礼定在寅时（3至5时），则迎娶过程只能安排在深夜了。钦天监同时还算定，皇后升舆、降舆必须避开亥（21至23时）、卯（5至7时）、未（13至15时）“三相”，因此，若安排在上午、下午或上半夜，也不甚适当。而且后半夜里整个城市都歇息了，正好在大街上摆场面，又是月儿将圆的时候，黑夜也跟小白天似的，一点儿不碍眼，不妨碍礼仪的举行。

　　载涛贝勒负责总办大婚典礼的一切事宜。载涛受命后查阅了《大清会典》及历代皇帝大婚档案，决定按同治皇帝婚典的模式进行，并考虑酌添民国以来的新花样。经过预算，确定“大婚经费力求撙节”，总开销按当时报道主要有两种说法：1922年10月28日《平报》说，“清帝婚礼用费”，“近由筹备婚礼处王大臣核定为四十万元”；1922年10月30日《国强报》说，“因库款支绌，经婚礼大臣载涛 、朱益藩、绍英、耆龄等会议，力为缩减，议定大婚经费（统计）一百万两”。百万两即百万元，两说相距甚远，这不过是预算，实际花多少怕是弄不清了。就算是花了40万元，按当时价格可以购买20 万袋“洋面”，实在也够奢靡的了。

　　为了筹措这笔浩大开支，清室曾“备具公文”向民国政府追讨历年积欠的“优待费”，答复是“碍难照办”。继而商定向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借款，为此从内库中捡出金盘、金瓶、金盒、金碗、金壶、金手炉、金如意、金葫芦以及珍珠、翡翠和珊瑚制品等共千余件，都是乾隆、道光、咸丰历朝遗物，有很高的文物价值。随后将其中的金银器皿分装四十一箱，将瓷器、玉器陈设品分装两大木桶，于1922 年11月2日用11辆汽车运往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后因赎回抵押品的款项始终不能筹足，这些国宝也就因超越时限而“押死”，成为伦敦的财富了，这便是宣统皇帝盛大婚典的背景。

　　明亮的月光笼罩着巍峨而森严的紫禁城。从辛亥革命后不久隆裕太后代宣统皇帝下诏退位起，这里虽然也热闹过几回，譬如1913年隆裕皇太后出殡那天，1917年溥仪因张勋复辟而第二次登基那天，但都没有这一次来得隆重。

　　清朝历代皇帝大婚，迎娶皇后的凤舆均由紫禁城正门——午门进宫。明清两代出入午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其中等级最高的便是午门的中门，实际是皇帝的专用门。但是，允许皇后在大婚典礼中乘喜轿入宫时通过一次，还允许殿试中状元、榜眼和探花的三个人出宫时走一次。至于文武官员、宗室王公等只能依身份出入午门的东偏门、西偏门以及东西两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对于皇后来说，一生中也只有唯一一次机会能够通过午门的中门，这真是一身荣耀、九族沾光，哪里是简单过一道门的问题呢！

　　民国以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转归北洋政府使用。溥仪的生活圈被限定在紫禁城的后半部，因此迎亲喜轿不但不能再进大清门、午门的中门，也无权使用前三殿范围内的东华门和西华门。如果让堂堂皇后从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进宫，实在有失隆重。经大婚礼仪处与北洋政府反复磋商，决定为皇后进宫破例开启东华门。那天，东华门左门柱上还高悬一块红色纸匾，上书“观礼、庆贺人员均由神武门出入”字样，表明此门是专为皇后婉容开放的。差不多有十年未下门闩的凄凉、冷清的东华门，一下子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变得热闹而气派起来。

　　高高低低不同层次的观礼人员，自11月30日入夜起便陆陆续续由神武门入宫来了。神武门前汽车、马车、骡车摆得满满，神武门门额也装饰成了彩棚。从婉容娘家住所到皇后宫邸，沿途更是观者数万，军警林立。汽车、马车、洋车难以计数。迎亲队次序为：步军统领衙门马队、警察厅马队、保安马队、军乐两班……最后是皇后所乘的22抬金顶风舆及清室随从。参加庆贺瞻礼的显贵达237人。其中议员20余人，外国要员20余人。据当时参加庆贺的一位美国记者写道：“来宾们依次向皇帝和皇后鞠躬，他们二人与平常人一样坦白和易，在场观者无不为之动容，仿佛大清国依然存在一样。”

　　宣统皇帝溥仪踩着子夜的更声跨进乾清宫。这里已在皇帝宝座前摆放了三张礼桌：中间的桌上放着“节”，它象征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东桌放置着“金册”，西桌放置着“金印”，它们并非册封皇后的用品，册封典礼已在头一天举行，“册文”和“宝文”也已送到婉容手里了。这“金册”和“金印”表示着皇后备受尊崇的地位，是皇帝送给皇后的最重要的礼物。

　　当宣统皇帝跨进乾清宫之际，悬挂在宫外东西屋檐下的钟、鼓、石磬等古老乐器耸然鸣 响。王公大臣、正副使节以及观礼人员等依身份、地位分班次进殿行三跪九叩大礼，向新郎皇帝表示祝贺，礼成乐止。 正天使载振和副天使昭煦跪听宣读迎娶皇后的圣旨并受“节”。当溥仪“降座”离开乾清宫时，“中和韶乐”再奏《显平之章》。这时，迎娶皇后的仪仗队已在乾清门外乃至景运门外列队待发了。

　　载涛作为大婚典礼的总操办人，把贴身照料新人和布置喜房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嫡配夫人姜婉贞。姜氏出身广东名门世家，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于诗书，擅长绘画，广有见闻，谈吐文雅，为人机敏，处事果断，在溥仪的大婚典礼中还真露了几回脸。

　　凌晨1时过后，迎亲仪仗排列就绪，溥仪乃派使臣率姜婉贞以及前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妻和两名“命妇”，由若干女官陪同，把一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安放在凤舆内正中。随后起轿，从东华门出宫。凤舆发走之后，载涛之妻等福晋、命妇、女官又前往皇帝洞房——坤宁宫东暖阁，为新娘和新郎铺设龙凤喜床。绣有“龙凤呈祥”精美图案的被褥也是在杭州订制的。喜床中央放一个装满珍珠、宝石、金银钱以及五谷之类的“宝瓶”，喜床四角各放一柄如意。铺设完毕，她们便出神武门抄近路往皇后府邸去了。与此同时，溥仪另派蒙古亲王那彦图、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载泽和溥信等四个御前大臣在乾清宫照料一切，他自己则退处乾清宫西暖阁休息，等候皇后入宫。

　　庞大的迎亲仪仗，充分显示了三百年清朝统治的“余威”。 迎亲队伍超过三千人，由东华门出东安门，踏月夜行，浩浩荡荡地向北而去。一路之上，黄沙铺道，净水泼街，到处有红、黄两色装饰， 这里从上半夜起就由警察厅宣布戒严了，然而，马路两旁仍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大体都是住在这一区段的居民，却不许随意走动。至于得到允许可以观礼的中外人士，都佩戴一枚“小朝廷”发放的钢质徽章，见章放行。

　　在扎着彩坊的皇后府邸大门前，皇后之父郭布罗·荣源、皇后之兄润良和皇后之弟润麒，早已跪在那里迎接圣旨和圣节的到来了。迎亲仪仗队抵达之后，父子三人首先面对圣旨和圣节恭行三拜九叩大礼，继而随正、副天使进院，凤舆也随之抬进前院。然后，撤下在太仆寺雇佣的普通轿夫，换上太监，再一直抬进内院，放在正房台阶前，面朝东南。这个方向也是清宫钦天监规定的。抄近路先期而至的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和女官请皇后梳双髻，戴双如意，穿“龙凤同和袍”，一切准备停当。凤舆到后，由正天使载振宣读圣旨，皇后亲自接旨并行礼。据庄士敦说，“她跪在地上，然后行一系列复杂的礼，包括六次手臂下垂、头部微抬的起身，三次下跪和三次鞠躬。对于一个妇女来说，这种礼节等同于最尊崇的跪拜——九次屈身叩头”。行礼毕，接受金册和金印。与此同时，姜婉贞等又为皇后升入凤舆而准备了。她们先燃藏香，在凤舆内熏绕一圈儿，再熏皇后用以盖头的锦帕。熏完，将凤舆内正中那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移到旁边，请皇后手执苹果和如意，搭上盖头，升入凤舆。待首领太监刚刚垂下舆帘，抬轿的太监们便一个个伸直了腰板，经过内院、外院，一直抬到皇后府邸大门外，再换用太仆寺的普通轿夫，打道回宫。

　　奢华的婚礼

　　第四部分 奢华的婚礼(2) 作者 : 章恺 凤舆经东华门进入紫禁城，又被缓缓地抬到景运门，太仆寺的普通轿夫就在这大理石台阶下最后被撤去了，接过轿杠的太监们庄严而谨慎地把凤舆一直抬到乾清宫前正冲着皇帝宝座的地方放下。从东华门到乾清宫，所经各门门座前后全部铺设了棕毯，凤舆起落的几处地方铺设了红毡。

　　照满族传统，新郎要在新娘下轿之前向其头顶上方连射三箭， 为的是赶走黑煞神以确保平安。对于皇帝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皇后地位尊崇，但在皇帝面前也是奴才，向她射箭表示她也必须接受惩罚。起初溥仪挺有兴趣，接过箭来要射，却被姜婉贞挡住了，她考虑到溥仪高度近视，大婚典礼的场合又不能戴眼镜，一旦失手伤了皇后就不好办了。溥仪听了这话有道理，也觉得没必要墨守陈规陋习，遂临时传谕把射箭仪式免了。

　　按清宫祖制，在皇后下轿之际，前一日入宫的淑妃要亲率女官和宫女等膝行跪迎，以示皇后与皇妃间的等级尊卑。溥仪想想似也无此必要，既已免了皇后挨箭，索性也让淑妃别下跪了，于是再度宣旨免去跪迎之礼。

　　溥仪被引导着先往洞房——坤宁宫东暖阁去了，有资格随凤舆来到乾清宫的王公大臣、清室内务府高级官员以及皇帝的师傅们也都退去了。凤舆周围只剩下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女官和太监，皇后这才由人们拥戴着走出凤舆。姜婉贞立即上前接过皇后手持一路的苹果和如意，又递给她一只宝瓶，这都是大婚典礼中必有的吉祥物品。随后，搀扶仍搭着盖头的皇后，在手执珠灯的女官导引下，经东隔扇，进坤宁宫，来到东暖阁前。

　　在这里，新娘还必须照满族习俗先迈过一只预先设下的大火盆，以期将来的生活越过越红火；然后再跨过马鞍和苹果，企望婚后的日子平平安安。演完这些节目，姜婉贞才接过皇后手中的宝瓶，把她领到皇帝面前。这时，有人向溥仪呈递一杆新秤，请皇上用秤杆揭开皇后的大红盖头，这大约是满族人让新娘计划柴米、俭朴度日的习俗。姜婉贞颇为细心，生怕毛手毛脚的溥仪挑着皇后的脸，便从他手中取走那杆秤。其实皇家的新娘谈何节俭?于是溥仪伸手揭去了遮在皇后脸上的盖头，第一次看到她的美丽面庞。

　　寂寞花烛夜

　　第四部分 寂寞花烛夜 作者 : 章恺 在隆重仪典和迎娶来的婉容，等待她的却只是冷落和孤寂。按理来说，新婚当夜，揭开了红盖头、同食“子孙饽饽”、“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又进“长寿面”之后，对于健康的少男少女来说，自然是温柔而甜蜜的花烛夜了。然而，溥仪却离开了那张“龙凤喜床”， 回养心殿自己的卧室去了。溥仪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趁着大婚的机会，不久前特意托请上海亨达利钟表店的德国老板，从国外购置了一套水晶家具陈设在养心殿他的单身卧室内。新婚第一夜，溥仪觉得还是回来欣赏这套水晶家具更舒适些。

　　他将婉容零零地留在坤宁宫的新房里，新婚之夜遭如此冷落，婉容深感苦闷和委屈。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想些什么?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些。”这是溥仪在四十年后自己写在回忆录里的话，似乎没有说得坦白。

　　大清皇帝新婚初夜就逃离洞房这样的事可不简单，很快就捅到外界去了。流言纷纷。

　　传闻之一愣说皇帝让皇后给拒绝了，并非溥仪主动离去，而是婉容“闭关”。说婉容脾气不小，入宫头一天就和溥仪闹了一点儿小小的别扭。因为溥仪宣旨免去了淑妃、秀女跪迎皇后之礼，惹怒了婉容。

　　传闻之二则归咎于溥仪，说是小皇上闹着出宫留洋，故意不跟小皇后同房，以便让王公大臣们企图用婚姻圈住溥仪的计划落空。

　　但是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六十多年后美国《新闻周刊》文化版主笔爱德华·贝尔先生，曾就此事进行了若干有关的采访，嗣后，他在《中国末代皇帝》一书中发表评论说：“也许要求一个永远被太监包围着的成年人，像一个十七岁的正常人那样表现出性成熟，是过高的期望。皇贵妃们也好，庄士敦本人也好，从没有在房事上给过他任何忠告。但事实上，即使是个毫无经验、娇生惯养的成年人，如果一切正常，不可能不为婉容惊人的美貌和性感激起性欲。推论当然是：溥仪要么是阳痿，性超乎寻常地不成熟；要么是早已意识到自己同性恋的倾向。”

　　但这也只是一个推论而已，至今我们也弄不清楚溥仪为什么在大婚之夜不与皇后同房。再联想清代最后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宣统个个绝后，这也许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近亲结婚在清朝末世狠狠的跟满清皇族开了个玩笑。真是，亡国先绝后。

　　储秀宫：喧哗与落寞

　　第四部分 储秀宫：喧哗与落寞(1) 作者 : 章恺 婉容婚后在储秀宫生活了将近两年，她到底是怎样一位女士呢?有人说她“大有明星皇后的资格”，这似乎并不夸张，因为她不但有皇后的身份，而且有超越清朝历代皇后的表现，特别是她西方化的思想倾向。正像一位美国人对婉容所作的评述：“虽然出身贵族之家，她的父亲却改营商业。她是一个满洲美女，她和皇帝在思想上很对劲，而且也像他一样，受过西方的新式教育，也取了一个外国名字叫伊丽莎白。”

　　红色的宫墙并没有阻断婉容与西方“新式教育”的联系，因为有“思想上很对劲”的溥仪支持。起初溥仪给婉容延聘两位师傅：一位是美国费城牧师的女儿马修容，另一位名叫英格兰木。她们显然都与婉容在天津念书那个教会学校有关，是婉容自己物色的人选。不久，伊莎贝尔·任萨姆女士也被聘到宫里来了， 她与婉容也是旧相识。她们不但教授英文，也讲授文学、历史、艺术及世界各地风物知识。

　　婉容的师傅们颇受礼遇，她们每天下午入宫授课，届时总有几乘二人肩舆在神武门内迎候。酬谢金也是可观的，逢年过节都有丰厚的赏赐，此外还有俸禄。据清室内务府1924年1月间的规定：马修容和英格兰木每人月薪洋三百元，按时价可买一百五十袋“洋面”。任萨姆的月薪自然更高些。

　　婉容深受师傅们的影响，和她们相处得很好。婉容的英文学得很不错，不但能用英语讲话，而且能用英文写信。她在宫中用英文给溥仪写过大量的短信。这一对年轻的皇家夫妇，同处深宫之中，每天见面，却还要用英文通信，其信的内容当然可想而知。婉容给溥仪写英文短信的时候，落款总是用溥仪给她取的、与英国女王相同的名字：伊丽莎白。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婉容也读过一些书。据在储秀宫伺候婉容起居的太监赵荣升讲，清宫里的寡妇妃子们每天生活都很无聊，平时闲得慌就练练字、绘绘画而已，婉容年轻，还常常看书，对写诗填词也有兴趣。溥仪出宫后人们曾在储秀宫发现婉容的若干作品，其中有两首词作：人言相思苦，我言相思悦。思虽苦，心还慰，只有单思无了时。采莲莲花开，君王卧病帐不开。采莲莲叶长，桶役宫人来逞强。采莲莲结子，桶役宫人炊豆子。太不良，太不良，赛虎狼，赛虎狼。黑心肠，黑心肠，无法偿，无法偿。狂风扬，狂风扬，天地昏暗日无光。

　　桃花宫，桃花院，桃花院内桃花殿。桃花殿，桃花帘，桃花帘内桃花仙。桃花面，桃花面上桃花癣，桃花玉蔓桃花衫。桃花口、气如兰，桃花齿，似叶烟，桃花唇、似血盆，桃花媚舞桃花殿。

　　第一首，原词无题，系闺中相思之作。词句整齐、浅白，比喻贴切、新鲜、感情真挚，有如瀑布直泻。也像一首朗朗上口的民歌。从内容看，可以品味出作者那种难以压抑的愤怒，这愤怒显然来自于不正常的婚后生活。第二首，原题《桃花歌》，用拟人的手法，宣泄了作者在情场角逐中的心情。她妒忌的对象，讽刺、挖苦的对象，就是淑妃文绣。

　　在溥仪的历史档案中，尚可找到婉容的手迹，大多为钢笔写下的中、英文书札以及诗文作品和日记等，也有少数毛笔小楷字迹。语句文白相间，但错别字不少。书法尚可一观，只是没有找到她的绘画作品。据说她也和溥仪一样，能绘几笔画。她与宫内外的画家亦有交往，美籍华人女画家杨令，当年曾进宫为婉容“写真”，留下一幅末代皇后的肖像图：婉容站在山水屏风前的地毯上，凤冠凤袍，全副旗人装饰打扮，显得高大、端庄和美丽。到天津以后婉容还专门聘用了绘画教师。

　　婉容在清宫的那两年常见外宾，这或许可以说是她的一桩正经事。

　　庄士敦和任萨姆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他们把一批又一批金发碧眼的先生、女士带进紫禁城，并介绍给早已丧失政权的中国皇帝和皇后。既然大婚期间那次非正式外国人招待会已经开了先例，男女无须回避的“外事活动”当然可以继续下去。现存一张溥仪和婉容在养心殿前与外宾合影的照片颇能说明问题：溥仪夫妇居中而坐，站在他们身后及两侧的二十二个人中，除了受到接见的外宾，还有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溥仪最信赖的师傅陈宝琛及皇族溥杰等人，庄士敦和任萨姆当然也在其中。可见这种接见形式已经得到小朝廷的公认。

　　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清宫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传统的东西被洋味儿的东西取代了。比较起来，在天津长大的婉容， 西化程度更甚于圈在紫禁城内的溥仪。她不但常给溥仪写些抒情的英文短信，而且教会了溥仪吃西餐。

　　西餐，当时称作“洋饭”。作为中国的帝王，溥仪完全不懂这“洋饭”的“进”法。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回忆第一次吃西餐的可笑情形说，他让太监到六国饭店（今东交民巷新侨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来摆放餐桌、刀叉并布菜，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溥仪看见一碟黄油，粘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尝!”他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溥仪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正是婉容把溥仪从这个水平线上，教到会吃、爱吃，直到特赦以后还很喜欢西餐的程度。

　　溥仪这样回忆了婉容向他传授西餐知识的情形：“结婚后，有一天我对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提议道：‘我们今天吃洋饭好不好?’当然她们都是极端赞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样，把多得惊人的西餐端来摆满一大桌子。正要举箸（因为我尚不惯于使用刀叉）来吃时，婉容见状似乎是吃了一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样吃法太老赶了，应当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盘子里吃!’于是就由分盛汤菜起一直到怎样使用刀叉等，都做了技术上极其生动的说明，并做出了极富自信的实际示范动作。我固然觉得被这种技术问题束缚得很别扭，但从那次起就逐次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而学会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领。”

　　储秀宫：喧哗与落寞

　　第四部分 储秀宫：喧哗与落寞(2) 作者 : 章恺 像婉容这样一位讲英语、吃“洋饭”，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贵族千金，怎么能够受的了宫墙的禁锢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她和溥仪是有共同语言的。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从自己狭窄的生活中走出去。

　　溥仪回忆那段历史时说：“这时我已渐渐对于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由于‘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堂堂正正的‘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叔等等，最后则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的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开开眼界’么，达到了这种愿望，便心满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颐和园时，曾命司机把汽车加速开驶，在我屡次催促之下，竟达到每小时60至70公里的速度。这时可把随我出游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老先生给吓坏了，据说吓得他在车中紧闭双目，双手合十，高声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

　　溥仪的回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心境。溥仪大婚后，出宫日渐频繁，而且每次必携一后一妃，恐怕不能说这与婉容无关吧。关于溥仪与婉容双双出宫的消息，也在社会上时有流传。从当年的旧报纸上可以找到许多报道，也能够反映皇帝和皇后宫廷生活的一斑。

　　1923年6月3日《大公报》登载了《溥仪夫人省亲》的消息：“昨午，北京地安门大开，道旁围立多人，军警鹄立，带缨帽者幢幢往来。闻系溥仪夫人于是日午间赴西城帽儿胡同荣邸省亲。午后四时还宫。故提署、警察两方，派有军警多名，以资保护也。”

　　在紫禁城的两年中，溥仪对婉容还是比较信任的。这从建福宫失火后溥仪要婉容为他守夜一事可看出来。1923年夏初，溥仪为查明珍宝失盗缘由，下令清查库存珍宝。偷盗约太监们为销赃灭迹，便放火烧掉了建福宫和附近十几座楼台亭阁。此时宫中又出现了太监报复伤人事件，溥仪想到平时他对太监的残暴，怕他们对自己行凶报复，就想挑一个可靠的人来为他守夜，挑来挑去挑上了婉容，他让婉容整夜守护在养心殿内为他壮胆。这段时间，两人感情还是融洽的。

　　婉容是一位富有内情心的皇后．每当地看到报纸刊出穷人挨饿或无钱救医、无力安葬的消息时，自要派人送云几元几十元。据1923年2月12日《事实白话报》载：一群由穷苦无告者组成的“北京临时窝窝头会”，一次就收到皇后使者送来的600元大洋，婉容的行善乐施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下少人为之感动。

　　表面看釆。这时期的婉容悠闲快乐，其实她内心里面有难言的苦衷，接近她的人发现她时常愁眉不展，她的贴身太监孙耀庭曾回忆道：“起先皇后的脾气挺好，皇上常到她屋里来，可是很少在她屋里宿夜，只是说会儿话，玩玩就走；后来。皇上来的次数少了，她的脾气也变得下太好，有时候在屋里绣着花就停下来，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声；每当这时，我们就得格外小心侍候。”可见，婉容虽在宫中有令人羡慕的高贵身份，却不能象平民百姓那样享受夫妻之爱和天伦之乐，在这种虚伪无聊的环境里生活，婉容内心感到郁闷，在某些人的引诱之下，她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每顿饭后都要吸上几口。

　　客居天津

　　第四部分 客居天津 作者 : 章恺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乘直奉大战之机，率部从前线倒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琨。为了彻底清除民国以来复辟帝制的总祸根，冯玉祥采取果断措施，将宣统皇帝溥仪驱逐出宫。

　　被逐出紫禁城后，婉容随溥仪在醇王府生活了几天，又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度了数月，随后于1925年2月与溥仪同去天津，居住在日本租界的张园中。张园是一座占地约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被人称为八楼八底的楼号，这幢建筑物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所建的游艺场。婉容与溥仪在此住了5年，1929年7月由张园搬到了原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公馆，名为乾园。在这里又生活了2年。溥仪将"乾园"改为"静园"，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而实际是"静观其变，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在天津的7年是婉容一生中最轻松愉快的时光，在这里，她不用再受种种封建家规的束缚，获得了较多的自由。而且，天津是婉容少女时代读书的地方。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这里的生活比北京悠闲、丰富得多了。婉容每天读书、画画、弹琴，带着溥仪游览各处名胜，同溥仪接触的时间也多了、她拍了许多照片，经常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或外出闲逛、仅在1930年5月一个月内，婉容就在溥仪陪同下出门6次，其中有5次去马场游玩或逛闹市区。冬天，溥仪时常陪她出来溜冰，参加舞会等，她们还经常与英。美。日等外国朋友交往；皇后每到一处。人们纷纷投以惊异和羡慕的目光，婉容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婉容在天津年年都要庆祝生日，每次祝寿她都会发一笔财。如刚到天津那年庆贺她20岁生日时，人们进贡的“千秋”有金杯、银瓶、金寿星等昂贵物品。婉容这次生日收获之丰，奢侈之极，令人咋舌。

　　这一时期，婉容与文绣的关系日趋恶化，溥仪在后妃之争中偏向皇后。他曾回忆道：“当时文绣的处境确实很痛苦；有一天，因为某一件小事，婉容误会文绣是诟骂她，于是就要求找派遣手下的佣人，郑重其事地到文绣处当面进行‘奉命斥责’。文绣受此不自之冤，便要到我住的房间来，向找当面诉苦。而我却狠心地给她来了一个‘拒面不见’。”

　　这段时间，帝、后也曾有过一些令人留恋的情爱。一个春天的夜晚，两人坐在床上，溥仪抚摸着婉容的手关切地问道：“你可有什么不痛快的地方吗？是不是怕我们两人的爱情不会长久?你到底有什么事，难道说出来怕找不高兴吗?”他充满深情地劝婉容要保持心情愉快。

　　就在溥仪离开天津前夕，两人还有一段感人的对话，婉容告诉溥仪，说她想戒掉鸦片。溥仪回答说，你病情尚未痊愈，现在戒掉对身体不好，等身体强健一些再戒吧。婉容一时非常感动。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时的温情。深藏在婉容心底的仍是无边无际的苦闷。一次，溥仪晚饭后来到皇后住处闲聊到深夜，睡意到来时便抛下婉容，回到自己的“寝宫”去了，帝后两人从未有过夫妻生活。每当溥仪夜深离去时，婉容便独自漫步庭院。当她抬头观看那轮闪闪的圆月时，不禁为自己没有欢乐的青春而叹息。她想起出嫁前在父母跟前那些自由欢乐的时光。那时，她撒娇于父母膝下，人人称赞她的美貌、孝行和品德。而婚后一切都变了，皇帝女誊对她评头品足。名为皇妻，却得不到常人都能得到的性爱的欢愉，这个世界为何如此不公正啊！作为女人，婉容承担得太多了：丑恶的现实、病态的心理，再加上一个不健康的丈夫!但在虚荣心和传统礼教的重压下，却不敢有所表露。

　　婉容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啊!她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状态之下，一方面是正当的愿望和需求，一方面又丢不开皇后的尊号，不敢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鸦片也因此愈吸愈重了。

　　“满洲国”皇后

　　第四部分 “满洲国”皇后 作者 : 章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吞并了我东北三省。为了达到永远霸占东三省的目的，日本打算在此成立“满洲国”，让溥仪做“满洲国”的皇帝，充当日本帝国的傀儡。

　　东北沦陷不久，1931年11月10日夜晚，在日本当局的策划和威逼利诱下，溥仪化装后藏在一辆汽车的后备厢内，由日本人护送秘密离开静园，潜往东北，开始了他的傀儡生涯。

　　溥仪走后两个月，婉容在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甜言蜜语地劝说下，乔装打扮经由天津来到大连，不久又辗转来到旅顺，与居住在那里的溥仪相见。日本人只允许他们俩在住所内活动。实际上已将他们软禁起来。

　　1932年3月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建立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他们派出汉奸张燕卿、谢介等6人冒充东北人民代表到旅顺“请驾”。3月6日，溥仪携带婉容和他的两个妹妹，以及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由旅顺到达汤岗子。在日本人开设的对翠阁旅馆住了两天。3月8日晨。他们登上了通往长春的专列。下午3时。他们来到已改称“新京”的长春市，在车站上，溥仪夫妇受到了日本侵略者、前清旧臣、旗人等许多人的热烈欢迎，10余名当地前清遗臣手持黄龙旗，向溥仪、婉容行跪迎礼。溥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婉容的心情也极不平静。欢迎仪式结束后，溥仪夫妇被送往“执政府”。次日午后，在市政公署礼堂举行了“满洲国建国式及溥仪执政就任式”，从此，溥仪夫妇走上公开背叛祖国，充当汉奸走狗的道路。

　　溥仪上任一个多月后，伪执政府从长春市政公署搬到新修缮的前吉黑榷运局的房子，这里的8栋小楼在当时的长春是最好的建筑物。溥仪亲自为每幢房子命名，婉容和溥仪都住在缉熙搂内。溥仪住楼上西侧，婉容住楼上东侧，楼下是客厅和书斋。四壁用带有花纹图案的金黄色彩绸镶裱。墙上挂着名画，墙角摆着落地大花瓶，整幢楼房布置得富丽堂皇。

　　婉容开始了执政夫人的生活，她心情非常兴奋，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幻想。但她很快发现，这里迎接它的不是尊严和幸福，而是新的禁锢。那是在溥仪就任执政3个月之后的一天，溥仪带着婉容和他的二妹、三妹坐上自己的汽车到大同公园游玩，关东军得知后立即派兵将公园团团包围起来．硬将他们“接”回住处。并让他们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此事对婉容心情影响很大，她对执政府内的生活失去了兴趣，对再次身陷“牢笼”感到懊悔！

　　婉容开始留恋在天津时那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了，于是，她四处寻找逃出“牢笼”的办法。据《顾维钧回忆录》一书记载，1932年5月，为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婉容乘机派人与代表团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接触，说她在此生活得很惨，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要求顾维钧帮她从长春逃走。顾维钧深为感动，但表示无能为力。婉容只好留了下来，从此开始了她在东北长达14年的被监禁的生活。 婉容在伪满宫中14年的生活中，当“执政夫人”的头两年还算是比较好的。这两年婉容偶尔还能出头露面，报纸上也常登出她的照片。她的物质生活也很舒适，溥仪每月分给她1500元，后随物价的上涨增加到3000元。她在执政府内有自己的膳房，虽然不能象在紫禁城中那样“吃一看二眼观三”，但仍然是荤素凉热五味俱全。伺候婉容的有两名太监和两名仆妇，还有一位名叫崔慧茹的小姐做她的闺房良伴，教她绘画、刺绣，陪她下棋、弹琴，以消磨无聊时光。

　　这两年中，溥仪与婉容的关系表面上也还可以，但实际上两人之间的裂痕已愈来愈大了。因为文绣的出走，溥仪对婉容愤恨不已，两人—般很少交谈，溥仪偶尔在睡觉前去她那儿坐一会儿。夜深时便若无其事地走了。婉容心中无限冷漠、空虚和寂寞，时间一长便得了精神病，不过开始还是轻度的，不易被人察觉。

　　1932年8月，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的妻子前往日本，婉容托她帮忙东渡，结果又没能成功。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操纵下，登上了“满洲国”皇帝的宝座，年号“康德”。溥仪举行即位大典，他披戴着从北京取回的龙袍龙冠，祭奠受贺，盛仪非凡。日本关东军大员、满洲国大臣及当地各界贵宾都来庆贺，唯独不见皇后露面，这是溥仪的决定。在溥仪担任伪满执政和皇帝期间，参加一切仪式和社会活动都不用皇后陪同。只有日本雍仁亲王“访满”是一次例外，因为雍仁来访前受天皇之命，要求同时会见皇帝和皇后。

　　婉容是有政治理想的女子，她—心想帮溥仪完成复辟帝制的大业。她在宫中订了近10份报纸，每天坚持阅读。她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溥仪对她的限制，使她非常难过和苦闷，而这一切她又不敢对别人讲，终日被无形的精神压抑和烦恼缠绕，帝后之间的感情日趋冷淡。 缺乏性爱是她们感情淡漠以至破裂的主因。腐朽的宫廷生活过早地伤害了溥仪的身体，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从生理到心理上厌恶女人。有一次他去大连游览，—群年轻貌美的姑娘跪在海滨旅馆门前静候着他的光临。溥仪见后立即将负责安排这次游览的官员召来痛斥了一顿，这些姑娘立即就被赶走了。以后凡是溥仪要去的地方，女人事先都得躲开。可想而知，婉容与溥仪的婚姻是毫无幸福可言的。但由于极强的虚荣心作祟，婉容宁可做一个“挂名妻子”，以保持皇后尊严的身份，也不想与溥仪离婚。况且，她那托婉容之福当上皇帝国戚的父亲和兄长，也绝不会容许她离开溥仪。

　　然而，婉容毕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年近30的少妇，在正当的生理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她便与别人发生了私通。起初，婉容在别有用心的哥哥和佣妇牵线下，与溥仪的随侍祁继忠发生了关系。后来祁继忠作为伪满将校候补生，被溥仪送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婉容又与溥仪的另一随侍发生了关系。婉容与人私通的事溥仪长期被蒙在鼓里。直到1935年，婉容怀孕即将临产时，溥仪才弄清了真相。

　　溥仪对此疾恨无比，为了泄愤，他首先将正在日本留学的祁继忠和仍在宫中的那名随侍开除，接着提出与婉容离婚，废掉皇后。作为太上皇的日本关东军司令菱刈隆经过慎重考虑，没有批准溥仪的要求。婚虽未离成，婉容从此却陷入了悲惨境地。临盆时，婉容双膝跪地，泪流满面地哀求溥仪，希望他能承认即将出世的无辜婴儿，溥仪坚决不肯，最后允许孩子出世后可送到宫外由婉容之兄雇保姆抚养。

　　孩子出世了，是一个象妈妈一样美丽俊俏的女婴。婉容多么想把他留在身边相依为命，但这是不可能的，她只好咬咬牙让佣人把婴儿抱走了。此后，她每月给哥哥支付抚养费，她作梦都想见到那个活泼、可爱的女儿。但她万没想到，“小婉容”出世半小时就结束了幼小的生命，并被溥仪让人扔到锅炉里烧化了。此事一直瞒着婉容。

　　分娩之后，婉容被溥仪打入了冷宫，一举一动受到严格监视，连亲属也不得见面。在一连串不堪忍受的打击之下，婉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不梳洗，衣冠不整，指甲不剪。很快就由一个花容月貌、身材窈窕的皇后变成了—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的令人恐惧的活鬼。对于相随多年身患重病的妻子，溥仪毫无恻隐之心，甚至以赴旅顺“避寒”为名，把婉容丢在宫里不管。冷漠和孤寂之中的婉容，只好整日以大烟为伴，烟瘾日重，烟毒日深，处在慢性自杀之中。

　　10年的冷宫生活，不仅重创了婉容的精神，也摧残了她的身体。在伪满末年，她的两条腿已不会走路，需别人架着才能挪动，两眼近乎失明，见人要以扇遮脸。尽管婉容已成了这般模样，但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仍在利用皇后的身份招摇。如1935年4月溥仪访日，伪满报纸报导说什么，皇后听说皇帝已平安到达横滨，十分满意，皇后陛下观看了皇帝访日拍摄的记录片如何如何高兴等。这纯粹是扯谎。

　　最后的日子

　　第四部分 最后的日子(1) 作者 : 章恺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分三路进入我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及依附于它的“满洲国”皇帝溥仪的末日来到了。8月11日，溥仪按关东军的命令将皇宫迁往通化，婉容在太监和冯妈、李妈的服侍下，离开皇宫，从长春登专车随溥仪东逃。8月13日，他们一行到达临江县大栗子沟，这里有一座日本人经营的铁矿株式会社，日本人让出房子给他们住。两天后，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也被迫宣读了他当皇帝以来的第三次退位诏书。8月17日，溥仪按照日本人的安排，带上贵重物品，同弟弟溥杰等几个最亲近的人—起逃走了，而将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等人扔在了大栗子沟。溥仪临上飞机时对她们说，一到日本就派飞机来接她们。但溥仪的飞机在飞往日本的途中被苏联空军迫降，溥仪等人当了俘虏，不久被押往苏联的西伯利亚。

　　被扔在大栗子沟的婉容已病入膏盲，犹如—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随波逐流，听凭命运的摆布。据李玉琴回忆说，她和婉容分住对门，李玉琴在西边，婉容在东边，中间隔着一道拉门，在房内说话互相都能听到。李玉琴曾与婉容在伪皇宫中生活了二年半，但在溥仪的严密控制下，她们两人竟没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在逃难路上溥仪也是把她们完全隔开的。这时，李玉琴很想看一看这位皇后。她回忆这次见面的情形时写道：两个太监扶着她走到拉门前，门哗地一声拉开了，我差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原来头脑中想象的她，不说如花似玉，也是清清秀秀，挺好看的。可现在看到的，已是骨瘦如柴，人不人，鬼不鬼的形象。她目光呆滞，脸色青白，二寸来长的头发竖立着。她身高l米63左右，穿一件又脏又皱的旧睡衣，由于长时间不洗，也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真有点象疯子。

　　在逃难的这段日子里，李玉琴与婉容成了患难与共的姐妹。1945年11月，天气转冷，这群伪官难民在溥仪的随侍严桐江带领下，搬到了临江县城。在临江，婉容和李玉琴共同住在一栋朝鲜式的房子里，在李玉琴的精心照料下，婉容病情一度有所好转，身体也有所恢复。

　　不久这里被八路军解放，她们这批人作为战俘被我军收审。后来我军撤离临江时，将婉容、李玉琴等人带到通化市。当时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我东北解放军正遭受到国民党优势军力的进攻，部队生活、居住条件差，且时常转移，无法照顾这位病皇后。部队首长问李玉琴能否将皇后接到她家去住。但李家非常贫困，根本无力供养婉容，李玉琴怀着复杂的心情与婉容分手了。此后婉容与溥杰夫人嵯峨浩等一行6人被解放军带到长春，经审讯后部队将他们释放，但婉容已离不开鸦片，更离不开侍者，当时既无钱给她买鸦片，又无人愿意领取她，她只能象囚徒那样孤单单地跟随在后撤的部队后面走。

　　为了防备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长春，部队首长把婉容等转移到吉林市。婉容在吉林市期间“还有过一度公开展览”，在当时这无疑是对欺压东北人民十几年的日伪政权表达愤恨的一种方式。据报道此事的记者说，吉林警察局主办者指着婉容告诉观众：“这就是溥仪的妻子!”

　　嵯峨浩在《流浪王妃》一书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皇后虽然还能吃饭，但大小便已经不能自理了。这件事我无法让学生们帮忙，只好一个人支撑着皇后那五尺六寸的沉重身体。我因为营养不良，身体也非常虚弱，所以这是一项很艰苦的繁重劳动。”

　　看守和八路军的干部都争着跑进拘留所来看发狂的皇后，但是已经处在半疯狂状态的皇后，可能产生了以前在宫内府时的幻觉，把被子踢到一边，嘴里不停地喊着：“佣人，拿三明治来。”

　　“快点儿把擦澡的毛巾拿过来。”

　　生活方面的特殊照顾也很快取消了，“一天两顿饭，吃的是通红的高粱和像水似的一碗汤，立即感到消化不良”。 据嵯峨浩讲，看守中有几位战士同情婉容，有位战士让自己的妻子做了布鞋和内衣送来了，还有位战士拎些蔬菜送来，说是卖菜的老大娘给的。那天他到菜床子买菜，偶然看见墙上挂着溥仪的照片，就谈起“皇后”现在关押在看守所内的情况，“老大娘听着便流出了眼泪”，随手捡了些新鲜蔬菜请他一定带给“皇后”。这家卖菜的居然在伪满倒台后十个月还公然悬挂溥仪照片，或许是念念不忘清朝的一位旗人吧！

　　1946年6月上旬，她们随我军转移到敦化。到敦化后，又是一次“跑步撤退”，显然是因为国民党部队攻城在即。她实在坚持不住了，几次躺倒在路边，又重新站起来艰难前行。终于到达火车站，乘上没有座位但有窗户的“运兵车”，经敦化赴延吉。

　　在延吉下火车后是以游街示众的方式前往监狱的。嵯峨浩写道：“同行的俘虏中，只有我们坐上了行李马车。马车上插着一面大白旗，上面用大字写着：‘汉奸伪满洲国皇族一行’。行李马车的后面，被反绑着的俘虏行列像一条蜿蜒蠕动的长蛇。街里的人全拥过来看热闹。半死不活的皇后蹲在马车上，不时睁开眼睛呆呆地看两眼。她已经麻木不仁，对一切都毫无反应了。我抱着她，咬紧牙关，扬起脸，忍受着民众的唾骂。在街头转了一圈之后，我们又被关进了延吉法院后面的监狱。”

　　最后剩下的六个皇族成员都被关进单间牢房，婉容则关在由钢筋水泥仓库改造的牢房内。开饭的时候，看守便把饭菜端来放在小窗口前面。一天，嵯峨浩经过申请获准从小窗口看看婉容。她吃惊地发现婉容已经从炕上掉下来躺在水泥地上了，没有谁肯进屋把她架回炕上去，放在小窗口的饭菜起码也有几天没动了，她已经无力端碗，可也没人愿意把饭菜送进屋里去。婉容大小便失禁，牢房内臭气熏天，所以谁都不肯挨近她。

　　嵯峨浩恳求监狱负责人允许她清理一下婉容的牢房，再给她喂点饭。结果未获首肯。第二天，监狱派人清扫了臭不可闻的屋子，又把婉容的衣裤换洗了，这才允许嵯峨浩入内。当她端着饭菜来到婉容面前时，看到的仍是神志不清的“皇后”。

　　6月10日传下一道命令：将婉容、嵯峨浩等六人转往牡丹江，再赴佳木斯。考虑到婉容已经不能走路，还特意给她准备了一辆漂亮的马车，以便在监狱到火车站这段路程上代步。然而，监狱负责人很快就发现婉容已是完全不能经受旅途折腾的人了，“如果她死在半路上，不如不走的好”。六天之后嵯峨浩等五人被押送到佳木斯，他们是在登上火车后才得知婉容已被留下不再随行的消息，明白他们跟婉容最后分手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不久，这五个人在佳木斯获释，随即各奔他乡。

　　最后的日子

　　正说清朝十二妃 第四部分 最后的日子(2) 作者 : 章恺 留在延吉监狱中的婉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皇族成员，孤独地度过了悲惨一生中的最后十天。

　　在爱新觉罗·嵯峨浩走后的第10天即1946年6月20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终于与世长辞了。在一份保存下来的原始登记表上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准确死亡时间：“于6月20日午前5时亡去”。死时年仅42岁。

　　婉容死后没有历代皇后“殡天”的盛仪，也没有一位亲人守侧哭丧，甚至其尸骨亦无处寻找。

　　至于葬地，有说是“用旧炕席卷着扔在北山上”，也有人说是“葬于延吉市南山”。在当时环境下只能简单处理后事，拍摄遗容和尸体存档，然后找个合适的山沟掩埋，不留坟头。关于“北山”和“南山”的说法不同，恐怕是难以求证了。

　　三年以后，在伯力收容所过囚居生活的溥仪，从嵯峨浩给溥杰的家信中获悉婉容的死讯，他似乎无动于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