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是我的老师余秋雨先生。余老师和我是忘年之交，在历史散文的创作上我知先生甚深，而先生对我这个"年轻人"也不计长幼，鼓励尤多，期许亦深。这次，余教授作为惟一被邀请的华人学者刚参加完在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大会，才回到国内，便又投入到四部学术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同时还有台湾几家学术出版机构向他约稿，日常事务极其繁忙。可先生仍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从头至尾仔细地看过了这本书，随后欣然泼墨，题写了书名，让我这个晚辈非常感动。

我的这本书，以南唐李煜为开篇，以苏曼殊收尾，纵跨有千年之久，解读了中国九位有影响力的文人的曲折命运，以及他们在历史困境中表现出的人格魅力。我突然发现，中国的许多不朽文学作品都与作者本人的漂泊或行旅有关，比如王勃写下《滕王阁序》就是在南下省亲的行旅途中；再如《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远离长安的贬所写下的，旅途的困顿和政治的失意，无形间促成了千古美文的诞生；且说那大名鼎鼎的李白，更是把"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当作人生一件大事去做，正是游历才有了他的川行华章，才有了他的不朽诗名；还有这本书中的李煜，他的那些千古传诵幽怨哀婉的词，大多数都是在北行的途中和囚禁汴梁的时候写的。这些文人有一个相似点，就是都有着置身他乡的经历，羁旅的漂泊和艰辛让他们文如泉涌、佳篇似潮。这也是我书名的由来之一。

　　中国传统的文学中，怀古始终是一个主题，多少好的诗歌词赋都是气贯千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宋词巅峰性句子，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苏东坡的怀古主题。可在当代，真正能把古典美学理解透并运用于创作中去的作家，也只有余秋雨先生一位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给我们的美学享受，是其他作家无法给予的，小说家往往沉迷在自己主观世界里精心编织故事，而某些死板的书斋学者又缺乏潇洒生动的好文笔，文章枯燥得像被嚼过的甘蔗渣。也许，中国散文注定要在余秋雨先生出现后有一个大的转向。扎根于传统文化并深受其熏染的中国文人中，必然也会站出一个文势如虹、笔底山川万里的作家，中国文坛出现余秋雨散文这道亮丽的风景是必然的，而他也无疑开了散文的一代风气。当代有"大江东去"健笔者，亦惟余先生一人。

无论有多少居心叵测的批评，都不废江河的流向。在那些批评家中，我觉得他们的心态还未必有我这个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健康，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创作作品是第一要义，但有些人却舍本逐末，他们所有的代表作加在一起就是一堆骂人的文章，靠骂人吃饭，这一点其实是不正常的现象。而且有些老者，也喜欢夸大其词，然后表现自己如何如何会考证。其实这些人不懂历史散文的实际创作，这种文体的跨度大，涉及的学术细节多，必然会出现可商榷的部分。比如实际创作中我也曾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写李商隐时肯定要引述那首"锦瑟"诗，但这首诗从唐末到当代一直有学者考证。记得我们南大中文系已故的程千帆老先生就对此诗作过解释，可他的看法也只是其中一解，学术界始

终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悼亡诗，有人说是自怜诗，也有人说是为贬谪的李德裕所写。那么对于创作散文的人来说，这首诗怎么去引用，放在何处?当时，我写到那个地方也就哑然失笑，要是认识那位擅长咬嚼的先生就好了，心想他会对这首诗有具体而确定的考证，但无疑，他要是说出一个答案，估计海内外会有几百个唐诗研究学者群起反对他。相信读者也明白我的意思了，其实学术细节是有很多商榷性的，而一般的读者并不是专业的研究者，对真相未必了解。正是这个原因也就被那些居心叵测而又有些考据根底的人利用。他们往往说出的只是专业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见解，最终目的也不是善意地帮作家指正瑕疵，而是搞臭对方，实际上他们很多观点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多半都是可商榷无定论的。

我们再客观和心平气和地说，任何一个作家在作品中都会有疏漏，即使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也不例外，《围城》一书在翻译到德文和法文的过程中，译者就多次发现了书中的疏漏和错误，这件事钱先生几次谦谨地在再版前言中提及；曹禺是中国杰出的戏剧大家，但他的《雷雨》中却有一处鲜为人发现的硬伤，就是周萍夜晚悄悄地去看四凤时，四凤不让他从窗口进去，他就向里"手推着窗门"，两人一推一拒，请注意"推"字，可我们知道窗户是没有向里开的，一阵雷雨过后窗被风吹开，曹禺又让四凤去"拉着窗扇，慢慢地由外面关上"，显然作者创作的时候过于投入在人物心理的把握上而忽略了窗子的细节，这样的硬伤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已算不小，但丝毫不会影响曹禺对中国戏剧发展的贡献和《雷雨》作品本身的经典性。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人指手画脚地站出来叫读者们要"因噎废食"，企图以此达到不可告人的否定一位作家的目的，瑕疵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有些人为了达成私自的目的，而将瑕疵的严重性无限夸大。他们心里也知道，即使否定不了搅和搅和也是好的，这些人不是别有居心又是什么?

又想起了一些擅长空谈的批评家，他们说文化散文中不能融入一些小说的笔调，说有了小说的笔调就是不严肃。我偏偏不信，这本书中，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了大量小说笔法，所以我这本书的文体，将它定为"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散文"，都可以．这本书我本就想打破这种界限。我不知那些批评家哪来的观点。说散文中多了塑造场景的小说笔法就影响到了文章的严肃性，他们不知道写文章本身就可以"破体"的。金代学者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文辩》中说文章的体例是："定体则无，大体则有。"明代的学者孙月峰也曾说："且体从何起?长卿《子虚》，已乖屈宋；苏李五言，宁规四《诗》?"是啊，既定的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还不是人去定下的，既然是人定的就不能去改了?贾谊的论文像赋，辛弃疾的词似论，若是死守体例那不是作茧自缚又是什么。小说情节的运用，且把握好的话，只会增加可读性而不会影响文章的严肃性，读了《二十四史》的人知道，那些书都是史家极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文章中要描写一个帝王或一个名臣的诞生都会有"雷电晦暗、神光突现、梦与神合"

的场景。帝王将相出生，屋周围真的有神光出现?这些是再典型不过的小说笔法了，史书的作者不是无血无肉的机器，在为故人立传时多半会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而且正是加入这些虚构的又无伤大雅的情节之后，史书才更有了可读性。相同的，对于历史散文来说，用小说的笔法来还原历史的场景，既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艺术性，又不影响史实，何乐而不为呢?

　　……

　　最后，我谨以此书献给我同时代的大学生朋友，也献给父辈的读者朋友们。我们到何时哪代都不会忘记，在我们脚下有着同一片辽阔的土地，那里有我们的千年故国，那里有不曾湮灭的文明。

　　一江春水东流去

　　扬州已经过去了，李后主仍站在甲板上，面朝江南。他心爱的小周后也茫然若失地陪他站立在涩涩江风中，两人一时皆已语塞，李后主眼里擒着悲泪，依依不舍地向船尾的南方望去，那里曾有过自己的琉璃宫殿，那里曾有过自己的故国江山，而此时已皆化作流水远去。这次北上汴梁，是北宋赵匡胤的意思，李后主知道自己已是位亡国罪臣，再也不是昔日的江南国主了，原本绝不出降的誓语随着建康的沦陷而殆尽，现在他只准备带着群臣旧部，一起北去汴梁，企得北宋朝廷对他们的宽赦。李后主这时突然想起了东吴降晋的孙皓，时间才过了六百多年啊，今天却轮到了自己，李后主心似针扎，嘴角露出了苦笑，那笑酸涩而隐痛，转而泪落甲板，低泣无声。

　　淮水过去了，汴水也已在身后，李后主的船队离长江越来越远，江南故国，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能相见。

　　一

　　船外夜色已经降临，两岸茫茫，李后主颓然地回到了船舱。这时他的心里也是一片黯然，他想起了过去许多的往事，从他登极一直到现在的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后悔的心绪象船舷外的水涛声涌上心头。

　　那时远踞岭南的南汉国已亡，李后主的南唐自然成了赵匡胤的下一个吞并的目标。在这之初，李后主见北宋南下势如破竹，连灭荆南、楚、后蜀、最后又灭了南汉这四国，非常担心北宋军队会趁着士气正旺时一举吞灭自己的南唐。李后主想出了一个办法，让自己的七弟从善，以进奉使的身份，带着万千重金锦帛，北上汴梁祝捷，希望这样能获得赵匡胤的开恩而罢兵。赵匡胤是个足智多谋的帝王，见李煜又是在关键时候这样乖顺地纳供，心里一阵暗笑，他决定扣留从善。

　　赵匡胤给这个扣留以最冠冕的托词，让从善担任北宋朝廷的泰宁结度使，按照这个官职，从善应该到山东兖州去赴任。可赵匡胤分明只是想把他作为人质，让他滞留京师，除此之外，赵匡胤还"好心"地为从善在汴河南岸的汴阳坊大兴土木，为他造了处豪华的宅地，不言而喻，赵匡胤是在告诉李后主：哪一天你到汴梁称臣来了，从善就可以不做人质。

　　可现在想起来，最让自己后悔的不是派从善北上。是他悔不改在之后又中了赵匡胤的奸计，杀了位真正能为南唐江山抛洒热血的骁勇战将林仁肇。这位名叫林仁肇的战将，在李煜父亲李璟当政时即已负盛名，后周兵马入侵淮南，他就曾率部援寿州、破濠州，还带领千人敢死队乘风火焚正阳浮桥，战功显赫，忠心可表，因了他的这些功劳，中主李璟就授他以润州节度使的职位，后来移镇武昌。这武昌北临中原，乃咽喉之地，南唐朝廷委以重任，隔江抗宋，可见朝廷对他是极其信任的。

　　后主李煜即位后，还是按照父王的部署，让林仁肇留任原位。林仁肇不愧为一难得的帅才，当他见北宋灭掉南汉还尚没班师回汴梁时，就敏锐地觉察到这对南唐是次难得的机遇，他果断地上书李煜，恳请与之当面"独对"，李煜答应了他的恳请，召之入朝。林仁肇这次单独地回金陵国都，一是为了在国难当头之时献计献策，二来更是为了请命出战。当他见到李煜时，分析局势，极其坦诚地向后主提议，北宋连年出兵征战，远平荆楚，又攻后蜀南汉，千里劳顿，军士一定疲惫不堪，而且他熟悉淮南地形，防务必定空虚，这正是南唐出兵的好时机，林仁肇请命说自己愿领精兵数万渡江北伐。李后主觉得孤军深入没有胜出的把握，沉默不语，林仁肇继续陈述他的观点，说可以先立足寿州，到那里发动起当地怀念南唐的百姓，让他们筹集粮草，然后就可以收复淮南诸州，这样可以为以后扩充兵马，有朝一日攻取汴梁做准备。林仁肇甚至为李煜如何向北宋交代的办法都已想好，他让李后主在委以重任前，先将林家的眷属全都佯装拘捕入狱，这样即使赵匡胤最后责问起李后主，也就可进可退，林仁肇可谓赤胆忠心，一腔热血。李后主听得也倍受感动，但他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生怕不但事情不成反而闯祸，得罪了赵宋。林仁肇的忠心并没最终激起李煜的决心，反让他觉得畏惧了，他甚至担心在武昌的任上林仁肇会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于是便将之调往洪州，任南昌尹。林仁肇甘愿蒙受杀身灭族的风险，一腔热血的报国热忱，被软弱的李煜当头浇了盆冷水。

　　北宋朝廷早已以南唐的林仁肇为心头大患，赵匡胤觉得林仁肇那样的将才，即使不能为自己所用，也不能留在南唐李煜的手中，一定想方设法要除掉，这个将来扫除江南时的绊脚石。赵匡胤是何等精明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被拘禁在汴梁的从善，一次招之入见，取出一幅画象给从善看，说这幅画是让北宋的官员潜入你们南唐用重金贿得的画像，还诡秘地凑到从善的耳边问他可知此人是谁？从善第一眼看时还没想出来，但有些似曾相识。赵匡胤取笑他贵人健忘，这就是你们南唐国大名鼎鼎的武将林仁肇，并又诡秘地告诉从善，你们那个林仁肇已经同朕约定了归降的日期，到时并以此画为信物。朕念你们那个林仁肇对本朝的一片忠心，也会象对待你从善一样在汴阳坊赐一处豪宅给他，并要大加封赏，说完一声长笑。从善把赵匡胤说的话全信以为真，心里惶恐两腿发软，但又要努力克制自己不被赵匡胤看出来。回到自己汴阳坊的下塌处，从善忙将林仁肇准备谋反叛降的事写成密奏，当夜即派人专程护送到千里外的南唐国都金陵。

　　李煜接到密信时，双眉深锁，心急如焚，又犹豫不决，他没理由相信林仁肇会谋反，但这信又是自己亲弟弟的笔迹，从善不可能去诬陷林仁肇，而且也没这个必要，到底信谁呢？难以定夺，最后在一个叫张洎的枢密使煽动下，李煜终于相信了从善信上的话，觉得不管林仁肇有无叛变的迹象都要将他拿办，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能为了一个林仁肇而以整个南唐国来做冒险的游戏。想到这，李煜毫不忧郁地以"不忠不义"的罪名，赐了一壶鸩酒，把正在洪州为南唐前途忧心忡忡的林仁肇送上了黄泉路。赵匡胤得知林仁肇已死，心中大快，暗自庆幸，要是林仁肇不死，将来不知又要多费多少周折代价，才能平定江南。

　　李后主现在后悔了，悔当初没听林仁肇的话，他侧身躺在榻上，眼角的泪水浸透了他的衣衫，嘴里默念着林仁肇，心里在想要当初不杀林仁肇该多好，要是南唐再多几个林仁肇该多好？但这一切已晚，船外桨声欹欹，划破了河道外寒野的宁静，那每一声涩涩的桨声似乎都在捣碎着这位南唐后主本已破碎的心，耳朵边总是不自觉得响起"不及桀纣孙皓远矣，不及桀纣孙皓远矣"的责骂声。

　　显然，李后主又想到了一位曾经的旧臣，不过他也早已死去，他的名字叫潘佑。潘佑是堪称南唐文臣中的翘楚，诗词歌赋无一不通，当朝的诏令文告大都出自他之手，所以必然得受到李煜的恩宠，不过潘佑并不象一些权臣弄臣一样耀武扬威，也从不对李煜曲意奉承，其实潘佑是个狷介气很强的忠臣，他心有梗刺即想一吐为快，在南唐所辖的淮南十四州全都割让给后周不久，一日正在楼上读书的李煜闻到窗外飘来的梅花香，于是词兴大发，遂令潘佑及群臣填词咏梅。此时大臣讳莫如深，全担心自己的不和时宜的言语开罪了李氏父子，只有潘佑什么也不顾，口无际拦，填词讽喻到：

　　楼上春寒山四面

　　桃李不须夸烂漫

　　已输了春风一半

　　此词一出，颇令李煜不快，但终只是文辞，也就原谅了潘佑。事后，南唐国势江河日下，可李后主身边的臣子全都饱食终日无所作为，坐看社稷的日渐颓废，潘佑又急了，他是因为对李氏家族的忠心而急，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潘佑一连向李煜上奏了七道针砭势必的奏疏，其中有的文章是针对碌碌无为、不顾外患、尸位素餐的朝中大臣的，有的是指责后主误用了平庸之辈而害民误国的，每一篇措辞之激烈，都远胜了那首讽喻诗，但李煜生气归生气，还是宽容了他，因为李煜看重他的文采，潘佑见李煜看了自己的奏疏后仍然无动于衷，又给后主送了份辞呈，以隐居山野挂冠归田来威胁后主。这次李煜也真的生气了，觉得这个潘佑书生气似乎太足了，俨然不给自己颜面，干脆顺水推舟，但又不愿完全的听之任之，让潘佑任个虚职，专修国史。潘佑的忠诚病又犯了，终于八第八道奏疏摆到了李后主的眼前：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乃者继上表章凡数万言，词穷理尽，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愔愔，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陛下必以臣为罪，则请赐诛戮，以谢中外。

　　--《全唐文》卷八七六《上后主疏》

　　这下可把李煜最后的宽容底线给捅破了，好一个"不及桀、纣、孙皓远矣！"，居然还自请诛戮，真是不要命了，对你七次宽赦本以为你该知趣，哪知道现在更加得寸进尺变本加厉了。李后主怒火中烧，觉得这个潘佑也太目中无人，在廷议时将这道奏疏交给了众臣商议，徐铉张洎等人平时就嫉恨潘佑的才华，现在正好，落井下石，抓住潘佑在奏疏中的那句"事亡国之主"的话，说潘佑目无圣上，大逆不道，还将当今后主与古代的亡国之君相比，最后这些还不够，他们终于想到了这样一个理由：潘佑措辞如此激烈，一定是心怀鬼胎，藏有异心，有另立新主的图谋。李煜一听大家的意见都同意杀潘佑，那么好，一道命令下去，那求赐诛戮的潘佑真的人头落地，血溅宫墙。

　　夜已深，李后主彻夜难眠，小周后已沉睡在他怀中，李后主侧过身来，心里觉得潘佑这样的人，当初确实说了实话，不该杀，也许潘佑的话不入耳，但现在却句句应验了。李后主更觉得那位曾经的故友才是真正的诤友，真正的好臣子，现在也许有一万个潘佑站出来让自己醒悟也为时已晚。至少在文词的切磋上，潘佑与自己也是很好的对手，也不该杀。还有李平，潘佑的好友，也是位忠臣，平时政绩颇丰，百姓交口称赞，只是因为自己信佛而李平通道，相抵触，又觉得他是潘佑推荐上来的人，就也将之处死。太多了，杀错了太多了，李后主后悔莫及，若这些人都留着那该又多好？

　　留着？想起留着，李后主也一肚子怨气，他想起了那个狷介的韩熙载，韩熙载满腹经纶，在国家危亡之时之顾着自己的安危。李平潘佑遇难之后，韩熙载不知从哪得知，或者是自己推算出，李后主必召自己入相，韩熙载是何等聪明人，他并不想为大势已去的南唐王朝效力，所以整日佯狂装醉，酣歌达旦，甚至到歌妓的住处沿门乞讨，他自称之所以这样狎妓自污，就是不愿意做宰相，他不想在南唐国事纷乱时操治不力，驾驭不住而落下误国误君的千古丑名，而当时真正能担当起这个重任的在李后主眼中也就韩熙载一人了。韩熙载始终没有出来，李后主拿他没办法。

　　也许，韩熙载出来为相，情况不至于会落到这样的境地呢，李后主脑间还闪过一丝这样的幻想。船外冷风飕飕，正是严冬时候，这些从小就生长在江南生长在宫中的人，越是北上越感到寒冷，李后主涩涩发抖，尽管裹了厚实而奢华的被子。他已不愿常到甲板上回望南方了，他和他的船队，只等着快点到汴梁，而作为曾经万人之上的南唐国君，后主心里又矛盾地希望船队越晚一天到越好，因为此行，并不是在自己的国境上巡视，而是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去北降赵宋。

　　二

　　一夜残梦，白天醒来，迷迷糊糊，李后主还以为自己仍在金陵的宫殿中。而外面的水流声桨声以及晃动的船体告诉他，这是在北去汴梁的水路上，而且这也不是梦，他到希望这只是梦一场该多好。而后，伤心的他嘴里总是念叨着"天要亡我！"这四个字，除了后悔与自责，他也好恨，恨一群武将出师不利，最终毁了自己的江山。后主想起这些人就咬牙切齿，恨不该当初给以重任，恨自己当初到没杀了他们。

　　刘澄，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李后主每想起他就咬牙切齿。当时作为金陵东侧门户的润州，有着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与采石一样，均是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必须要有良将把守。李后主与群臣商量，开始时大家都推荐卢绛出任，卢绛确实胸有韬略，他也已知道东边的吴越国甘为北宋鹰犬爪牙，早晚会对南唐下手。为此卢绛作为一位将才，早也想过对付吴越的策略，可是最后李后主觉得他当时正在坚守秦淮水栅，关系到金陵国都的安危，这样群臣就想到了刘澄，他们觉得这个刘澄平时受了后主不少的赏赐恩惠，在关键时候必定能为李后主分忧解难。若让他出镇润州，必定会忠心不二，死守城池。在临行前，李后主设宴相送，与刘澄话别，席间后主对刘澄动以情，晓以理，说润州是乃朝的东北门户，它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守此战略要地干系重大，非你莫属，希望你刘澄不要负了我的意思。刘澄虽然心中没底，此去到底输赢如何。可至少此时也被李后主的言行感动，誓死与润州共存亡。

　　话别刚结束，刘澄就征调车辆，带着自家积蓄的金银财宝随军开往润州。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这些不明来历的家当，逢友便说："此等宝物，都是陛下历年所赐，如今国家受难，留之又有何用，皆送往阵前犒劳将士。"可他的将士最后没得到他班点犒劳，却骗了京师不少同僚的眼泪，觉得刘澄真是大公无私，为国解难的忠臣，都在金陵等着他润州的好消息。

　　吴越军士已经初临城郊，适时三伏，烈日如火，懒散的吴越兵都人困马顿。有经验的战将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出其不备才好，但刘澄按兵不动，欺瞒部下说："澄奉命守城，定尽职守责，不战则已，战则必胜。鉴于目前兵力不足，尚需以逸待劳，俟援兵一到，便奋力杀敌。"（马书卷二七《叛臣传·刘澄》），一些部将虽然义愤填膺，知道他畏敌不战，但他刘澄是主将，只能忍气吞声，坐失战机。

　　李后主见刘澄怯阵不战，于是忍痛从国都金陵外围守军中抽调了八千精兵，命强将卢绛带领，增援润州。卢绛的援军到达润州，这对于一个想克敌制胜的将军来说定是个好事，但对于刘澄这个心怀鬼胎的人来说，则是个晴天霹雳，刘澄正想着怎么献城投降，后面却有来了群不要命的。对他来说，只有一个办法，刘澄千方百计要拉卢绛下那锅投降的浑水，他生怕卢绛断然拒绝，于是用试探的口气问到，如今润州三面被围，形势十分严峻，万一城池守不住，卢将军你又该做何打算？卢绛知道他投敌的心思已定，知道这句话的暗示，斩钉截铁地回答，要与润州城共存亡，不辱后主托付的使命。刘澄哪里会轻易罢休，又想出了用金钱贿赂的办法，拉卢绛下水，卢将计就计，干脆用这些财宝巨款犒赏军士。

　　当卢绛回金陵向后主汇报润州局势，此的时刘澄就连夜招集部将，实际上他已想摊牌，把自己投敌的想法公之于众，说自己与诸位将士已经守城多日了，都希望自己不负国，但谁知道现在形势日下，不知道诸位爱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诸将听出了刘澄投敌的意思，有的怒火中烧，死不接受，有的将领甚至放声大哭起来，他们担心起自己在金陵的眷属。刘澄见眼前乱成了一团，也就露出一副可怜落魄的样子，装模作样哭了起来，说"陛下对我也是恩重如山，我刘澄在金陵亦有父母妻儿，也懂得如何恪守忠孝之道，但不幸的是我们今天陷入重围，死守无益，不如另寻出路，求生而另图富贵吧！"好一个另图富贵，众将胳膊扭不过大腿，何况其中也有一些刘澄的心腹，最后刘澄终于带着诸将心满意足地献城投降，吴越军队不废一血一刃就占据了润州，这样就很快地能与北宋的主力相会，合围南唐国都金陵的日子就不远了。

　　那个可恶的刘澄，忘恩负义的刘澄，李后主顺手将木几上的玉杯往船板上狠狠摔去，小周后也早已醒了，宫女门正在为她简单地梳妆，听见后主砸碎杯子的声音受了一惊，知道他又想起了伤感的旧事。

　　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将里，李后主又想起一个人，那就是在抗击北宋用浮桥过江时，自己任命的郑彦华。出师前后主也再三叮嘱郑彦华，水陆两军，要统一行动，互为表里，同心协力地迎接宋军，叮嘱郑彦华说，我朝的成败也就在此一举了。郑彦华虽然跪拜谢恩，亦发誓为朝廷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信誓旦旦的郑彦华，一到战场就怯懦得没了人样，自己的战船才到采石，就遇到了北宋的田钦祚，两个回合，叶公好龙的郑彦华就被吓得乱着阵脚，忘了用战舰摧垮，甚至撞断浮桥的计划。一名叫杜贞的将军虽然清醒，还是按照宋兵半渡浮桥而击之的策略行事，但终因郑彦华按兵不动而贻误战机，杜贞孤军迎敌，死伤无数，宋兵终于顺利地渡过长江天堑。在金陵的后主痛怪郑彦华误国的同时，也急得无计可施，下诏与北宋正式决裂，令京师戒严。后主当时真的还希望吴越国不要趁火打劫，还写了一封信给吴越国主钱俶，"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有朝一日赵家天子易地赏功，王亦不过为汴梁一布衣耳。"（陆书卷三，《后主本记》），后主希望这样吴越能尽弃前嫌，唇亡齿必寒，但钱俶怎会听他的，依旧做着北宋的鹰犬。

　　还有那个阴奉阳违的皇甫继勋，也是个投降败国的家伙。但最让后主心痛的，还不是这些小人，而是朱令赟，后主一想到朱令赟，就觉得那是天意，那是上天要亡我南唐。

　　吴越军士要和北宋军队合围金陵了，李后主这时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前来解围的武将朱令赟身上。朱令赟是在后主错杀了林仁肇之后才调往洪州的，官职是镇南节度使，统辖着十五万水陆兵马。后主是遣人在半夜带着亲笔急信赶到朱令赟住地，陈述金陵危急局势的，命他一定要北上勤王。朱令赟接到后主的密旨后，发誓一定要解救国难，誓与金陵城共存亡。

　　朱令赟夜以继日地准备进军方略，数日即挥师赣水，过鄱阳湖，入长江东下解国都之围。朱令赟的一举一动都被北宋战将曹彬的暗探看得清清楚楚，曹彬差人快马驰往汴梁，汇报长江局势，请示赵匡胤能否增造战船三百艘，赵匡胤当机立断说，要是船造好估计朱令赟也早到了金陵了，令曹彬另想急策，曹彬接到密诏后，命指挥北宋水师的部将王明在朱令赟东去的下游航道的洲渚间，密部状如桅樯的高大木柱，想用这个办法来打乱南唐水师的行动计划。

　　朱令赟对这些还浑然不知，仍按照既定的策略用兵，不愧为江南第一大将，他的水师阵容庞大，船阵如云，巍为壮观，有的巨舰可乘千人，大筏亦有百尺长。在江上行了数日，不见敌之战舰，直到朱令赟的船队驶到离采石只有十里之遥的虎蹲洲时，才发现了异常的情况，朱令赟从自己那艘高十层的大舰上远眺前方，远处的洲渚沙草之间突兀出许多桅杆般的木柱，担心中了埋伏，赶紧令舰队泊舟待命。

　　最后众将商议用"火油机"的办法，火攻敌阵。那火油机，是在船舱里塞满了柴草，柴草上也浸透了油脂，在火攻的关键时候就可以将之点燃，随后让它闯入敌阵，对方必定大乱，可火攻最关键的要素是风向。虎蹲洲所在的长江为西南东北走向，上游的船往下游去，最好能借西南方向来的风，而且火攻的话，也最好有西南风相助。这一天清早，朱令赟登上战舰的甲板观测天象，正好风向从西南而来，凭着经验，今天正是火攻的最佳时机，于是下令放火油机，一声令下，一条条燃烧着南唐将士怒火的木船冲向了敌阵。这时风助火势，江面被映得红如晚霞，宋军从没见过这个阵势，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南唐水师精神振奋，欢呼雀跃，但正是这时，风向突变，东北风又刮了起来，那火油机纷纷又逆江而来，朱令赟编组的舰队，都帆樯密集，船间又有竹筏梗阻，一时根本无法疏散，宋军见天也相助，也用火攻，在附近水域放了几十艘预先埋伏的火舟，顿时南唐水师成了一片火海。

　　不久，朱令赟的一支唯一能救李后主于水火的水师，自己却陷入了大火之中，全军覆没，后主听到这个消息时捶胸顿足，痛哭失声，直叹天要亡我。后主觉得那个朱令赟该杀，虽然后主知道他忠心耿耿，但是为什么要粗心，这近于玩忽职守的粗心呢！这是个耻辱，一个误国的耻辱。不等后主拿他问罪，朱令赟也自知无颜见江南父老，纵身投江而亡。

　　现在，坐在船中的李后主，除了叹息还能如何？刘澄、皇甫继勋、朱令赟，这些忠臣奸臣们，都没有最终助自己一臂之力，都没能挽狂澜于即倒，南唐的臣子啊，坐视江山被北来的蛮军吞食，平时养的那一群又一群臣子呢，高官厚爵好象都没少给他们，可真正到了最后的关头，为什么个个成了这等模样？

　　百无聊赖，落寞的李后主想到这里就阵阵心酸，亡国之君啊，他不想做亡国君，他的祖父和父亲托付给自己的江山社稷就这样转瞬相让，他心里如何承受得起，在船上的这几日，他真希望只是个梦，希望梦醒后就能见着他的江南国土，他的三千里河山。可是见不到了，他又顶着寒风走上了甲板上，他要看一看这中原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地方，这里的民风难道真的那么强悍，北宋无情的铁蹄啊，是你们毁了我的祖宗基业大好江山，而远处只见树影萧条，无烟荒村。

　　还有几日就是除夕，北宋南征军的首领曹彬告诉后主，不出几日就可到汴梁了，曹彬与后主说话的语气中总是流露出轻蔑和得意的神情，是啊，李后主已今非昔比，现在只是位寄人篱下的罪臣，曹彬这样的小人物今天也终于骑到了自己头上，待他走过，李煜心里又是一阵酸意涌上心头。

　　三

　　当汴梁的百姓还沉浸在新春的喜悦中时，李煜和他的随行都上了岸，第一次踏上这片，曾是南唐旧臣们心头大患的地方。他们也曾豪情万丈，希望自己的军队有朝一日能踏平中原，收复汴梁。现在不必要忧患什么了，南唐早已灭亡，此时的后主百感交集，随行的一些旧臣也黯然落泪，寄人篱下的感觉油然而生。到了城中，赵匡胤根本不会出来迎接，只是将后主他们安置在一所戒备非常森严的驿馆里，堂堂南唐国的君主，现在却只能住在汴梁的驿馆，后主倍感屈辱，虎落平阳，心里更是没有了底，那赵匡胤会怎么对待自己。

　　冷落李后主，是赵匡胤的故意安排。赵匡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几次召你李煜北上，你偏不来，现在国破家亡无路可走了，才被俘虏到汴梁来，真是不识时务。正月初四，赵匡胤才冕旒衮服，在禁军和依仗队的护卫下，前往宫城正门的城楼明德楼，举行威严的受降大典。而李后主及南唐旧臣肯定也在献俘的曹彬带领下，前往明德楼。

　　赵宋皇帝自然黄袍加身，李煜这个亡国之君及他的旧臣，全都白衣纱帽，低着头，神色黯然。李煜从没有过弃车舍轿步行朝觐的经历，而现在要经南熏门过朱雀门，才能到明德楼门，李煜觉得这是最大的侮辱，但又有什么办法，现在大势已去，国已亡败，不服输又有何用，作为曾经的帝王，他多么希望是赵匡胤朝觐自己，而不是自己向他屈膝呢？

　　果然，

曹彬命所有南唐旧臣，包括李煜全都要在北宋皇帝赵匡胤面前下跪，你没有理由不跪，你李煜曾是偏安一隅的国主，但现在国已亡败，主自然也不是了，现在只是一个违抗北宋朝廷命令的罪臣，臣，在帝王面前当然只能跪拜。

　　当李煜的双膝跪地时，他叹了口气，知道自己彻底输了。他隐约听见身后的旧臣中有人抽泣，那抽泣声象一把锯子一样撕碎了他的心，他知道这些泣不成声的旧臣，对自己都是忠心耿耿的，但现在已无力回天，在屈膝的那一刹那，他们眼前就是一片黑暗，只听得那个充满了得意神情的曹彬捧着他写的《升州行营擒李煜露布》，大声向赵匡胤献媚邀功：

　　惟彼江南，言修臣礼，外示恭勤之貌，内怀奸诈之谋。况李煜比是呆童，固无远略。负君亲之煦育，信左右之奸邪。曾乖量力之心，但贮欺天之意。修葺城垒，欲为固守之谋；招纳叛亡，潜萌抵拒之计。我皇帝义深含垢，志在包荒……臣等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齐驱战士，直取孤城。奸臣无漏于网中，李煜生擒于麾下。千里之氛霾顿息，万家之生聚寻安。

　　--《全宋文》卷五十

　　李煜在下面听得又气又羞，几个旧臣在后面用南方话轻声咒骂曹彬，现在他们没有任何反抗的办法，只能听之任之，随便他们怎么侮辱自己了。

　　赵匡胤听完之后，为了给自己留个宽厚大度的面子，给后主一个台阶下，吩咐有司说，念他李煜对朕即位以来一向称臣纳贡，虽然这几年有不恭之处，但也算迷途能知返，所以既往不咎，另外赵匡胤又说本朝建国以来，文风不盛，需要李煜你这样的文坛泰斗，今天你投奔我北宋来，自然不会让你过于难看，我赵匡胤必给予赦免而另有诏用。

　　有司把赵匡胤的话记在心里，下楼传给了正跪着的李后主，然后又带着早已拟好的诏书大声宣读到：

　　江南伪主李煜，承奕世之遗基，据偏方而窃号。惟乃先父早荷朝恩，当尔袭位之初，示尝禀命。朕方示以宽大，每为含容……尔实为外臣，戾我恩德，比禅与皓，又非其伦。特升拱极之班，赐以列侯之号，式优待遇，尽舍尤违。可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仍封违命侯。

　　--《宋史》卷四七八《世家·南唐李煜》

　　"比禅与皓！违命侯！"这些是怎样侮辱的言辞和"封爵"，李煜心里气愤自不必说的，可事到如今，不接受又有什么办法。李煜心里也知道，赵匡胤不杀自己已是大赦，算了罢，既然已硬着头皮来汴梁的，也就只能逆来顺受罢。

　　李煜被封侯后，轮到的就是这帮南唐旧臣僚了，赵匡胤到还算给他们面子，全都按照原来的官爵赏赐冠带，这些臣子的子弟也都授诸卫大将军。这些虚名式的爵位赵匡胤也乐得施舍，反正这群南唐的旧臣不会去用在主要的位置上，至于李后主，那就只有受禁的命运了，虽然名义上仍是"侯"。

　　是年十月的到来，让李后主心情好转，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不可一世的北宋皇帝赵匡胤不明真相地死了，除了《湘山野录·续录》中说的"烛影斧声"，其弟赵光义杀了兄长夺取皇位外，司马光在《涑水纪闻》卷一中说，赵匡胤突然病死时，孝章皇后谴内侍王继恩急召他的四子秦王德芳进宫即位，这个王继恩中途背叛，直接去了晋王赵光义的府上，与之密谋，乘这个时候捷足先登。总之，赵匡胤的死对李后主来说是个好消息，他觉得赵宋易主后，自己的处境说不定会好转，甚至，他甚至梦想过会不会将自己放回江南。

　　赵光义上台，对李煜的态度果然有些改变，但这些改变都只是做做样子的。赵光义不痛不痒地废除了那个生造出来的"违命侯"爵位，改封"陇西郡公"，外人皆以为赵光义对李后主的态度已有所变化，但实际上也只是他的策略，换汤不换药而已。

　　新皇帝也自称颇爱读书，并说读书是为了："从中探察古今兴亡，成败得失，以史为鉴，择善戒恶，以利治国平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他看书是为了治天下，所以在他眼里，纵然李煜文名遍播天下，也只不过是个酸腐文人、翰林学士，根本也不是帝王的料。这样一来，赵光义也就不会已文友之礼相待，甚至时不时得还刺激侮辱一下这位落魄的后主。

　　一天，赵光义闲来无事，雅兴大发，要侍卫传旨备车去建好不久的崇文馆看书，并召李煜一起去。李煜自然不能拒绝，并且也以看书为乐事，可是到了崇文馆，李煜看到的汗牛充栋的藏书好生眼熟，赵光义炫耀地说："据说你在江南也喜欢读书，更喜欢收藏善本孤本，你看，这里的善本孤本都曾是你的心爱之物，不知道归顺本朝后平时的这些日子里，你是不是也常来看看？"李煜被赵光义问得呆若木鸡，他何尝不想与书为伴，但现在心里又有着说不尽的酸楚，那一本本书上都印有自己的藏书印章，在书的天头地脚上还留着那些熟悉的批注，那一枚枚印在书面上，熟悉的印章啊，每一枚都钩起了当时的回忆，一个雨滴芭蕉的傍晚，或者风吹柳絮的春晨。而如今这些书和自己一样，成了北宋的俘隶，一时悲痛心酸，但又怕赵光义生气。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最大的屈辱也莫过于自己的藏书被人据为己有，而且当发现这些书曾是自己所有，又无力得回，还得强颜欢笑，李后主的心境已锤炼得足够坚强，这些也许都还无所谓。李后主唯一最后的一点坚强与自尊也被赵光义彻底剥去了，赵光义把他的欲爪伸向了与李煜朝夕相伴的小周后。后宫佳丽如云，他偏偏看上小周后？一半也许确实是因为她姿色出众风华绝代，但一半更是因为他想用这种原始的方式羞辱李后主。

　　小周后被夺走，这对李后主来说，是一个最致命的伤害，也是最不能接受的屈辱，国家亡败了也就算了，反正天下总有人坐，可他的小周后，他疼爱了这么多年的小周后只有一个，而今也要失去。赵光义自第一次召小周后入宫陪宴以来，便时常命其入宫，李后主每次见她回来都泪流满面，扑到自己的怀里痛哭，她向李后主痛诉赵光义的野蛮无耻行经，李后主除了眼中擒着无奈的泪水，丝毫没有半点办法，亡国之君只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只能两人搂着抱头痛哭。而今天，赵光义又早早地派人告诉小周后，晚上还要去陪宴侍寝，小周后为了不伤李后主的心，没有告诉他就走了，她甚至不想看见作为丈夫的那种无奈悲凄的眼神，她不忍心看见。

　　等李后主发现人去楼空，也就知道小周后又被唤走了。夜凉似水，明月如冰，这个夜晚李后主又想起了与小周后初次相见的甜蜜情景，甚至还想起了小周后的姐姐娥皇，那时他还是一国之君，那时他还是万人景仰子民无数的南唐国主。

　　也是这样的深秋，但那时江南的夜色多么温柔，李后主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甚至不顾惜君主的面子，象一般文人似地用书札写信密约小周后夜半到画堂南畔的移风殿会面。小周后当时也是那么的激动，青春萌发，并且她知道，这个追求自己的人还是南唐的国君，而且还是自己的姐夫，但顾不得这些了，她只是觉得李后主文才超群，倜傥风流，她也只是出于纯洁的爱意，答应了后主的密约。

　　从小周后的住地到幽会地的一路上，树影婆娑、幽香浮动。小周后来到移风殿时见李后主已焦急地在烛光下等待，那盘兰花已被它揉碎了几根。后主还记得，那次小周后是拎着鞋进来的，面带羞涩的告诉自己，是怕鞋子上的银饰发出声音，后主心疼地为她擦着脚底的泥灰迹，那双被石板地冻得凉凉的脚丫，着实让自己心疼，情话绵绵，后主终于搂住了小周后。

　　后主爱的是小周后的容颜更爱着她的才华，他还清晰得记得，在第一次歌筵上，李煜记得小周后用十三簧玉笙演奏了那曲《霓裳羽衣曲》，曲调清丽婉畅，幽澄深远，而且演奏到深情处，小周后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总是象后主送来羞涩的秋波，还记得自己当时一时起兴，随着那曲子的奏完，写就了这首词：铜簧韵脆锵寒竹，新声慢奏移纤玉。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雨云深绣户，未便谐衷素。宴罢又成空，魂迷春梦中。

　　那时的花香那么沁人心脾，那时的月光也分外皎洁，连虫鸣都是那么低柔和谐。小周后之于后来的李后主也许还有双重的意义，在小周后的姐姐娥皇死去之后，后主对娥皇的爱也许更加倾注在小周后的身上，因为在她身上他也时常能看到娥皇的影子，并且她又具备了一种姐姐所没有的韵味，后宫佳丽如云，李后主最钟爱的也就数这位小周后了。

　　等到了深夜，小周后还没有回来，李后主望眼欲穿，坐立不安。小周后顾盼神飞的眼神总是萦绕在自己的眼前，只能独坐凉亭，借酒消愁。他多么盼望身后的回廊里能传来小周后归来的脚步声，一无所有。词，这时只有词能给予他惟一的安慰：

　　晓云坠，宿云微，无语枕频倚。梦回芳草思依依，天远雁声稀。

　　莺啼散，余花乱，寂寞画堂深院。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

　　舞人归来已是清辰。一夜落红，花飘满地，芳草滴露，幽鸟悲鸣。小周后眼圈红涩地走来，嘴里低声地抽泣着，但当她看到伏在石桌上睡着的李煜时，心里酸涩而自责的感觉油然而生。她从纸镇下抽出，这张墨迹早干却留着斑斑酒痕的词文时，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

　　不能哭，她努力地克制着自己，不能哭出声来，她不能把自己承受的痛苦再让丈夫来分担，她从里面拿出了薄毯，要披到李煜肩上。当薄毯轻微地碰李煜的后肩时，他突然睁开已满是血丝的眼睛，是的，只要一点点动静他就会醒来，他知道，他的小周后一定会回来的。

　　他们禁不住相拥而泣。

　　四

　　来汴梁的这些时日里，李煜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行动处处受到北宋皇室的监视，所以平时只能蜗居小楼，楼外深院高墙，若是没有赵光义的手谕，他是不得私自会客的。南唐曾有一个叫郑文宝的旧臣，在李煜刚即位时以文学见长，被选为其长子仲寓掌书记，君臣二人皆相互信赖，来往甚密。南唐国亡后，郑氏也流落到了汴梁，从此隐姓埋名，绝不肯背后主而事宋。听说李煜来汴梁已经好久了，想去拜访这位昔日的旧主，但是戒备森严，只能站在李煜那貌似奢华却如牢狱的宅第外，探头遥望院内隐隐的小楼，期望着能在楼上看见后主的身影，可是几次都失望而归。

　　这个郑文宝左思右想，后主待自己一直不薄，现在他落难了，自己不能只站在他的门外遥望而已吧，他想见后主的面，他想看看现在后主的状态如何，是不是很憔悴了，或者见面后劝慰后主几句也是好的，毕竟自己是他亲信的旧臣。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来到农户家里借了蓑衣和斗笠，化装成给王侯们府上卖鱼的老翁，才得以混进李煜那戒备森严的府邸。

　　李煜见这位身披蓑衣的老翁把斗笠摘下时，呆立在那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陛下，是我啊，郑文宝。"李后主知道他是郑文宝，他怎能将自己的爱臣忘记，但现在他已不是昔日南唐国的陛下，他搂住了郑文宝，郑文宝也禁不住感伤，痛哭流涕，说陛下受苦了。对一个亡国之君来说，还有什么比见到仍忠诚于自己的旧臣还值得高兴的事呢，虽然这高兴里满是感伤和无奈。

　　也有降宋又出仕的旧臣来看自己的，李煜虽然也激动不已，但绝没了见郑文宝时的感动。他知道，这些再仕的旧臣，虽然也有故国之思，故君之念，但也仅此而已，在立场上面，他们早已是北宋赵光义的人了，比如曾经的大臣徐铉。

　　徐铉来看李煜绝对不是自己的意思，他为了不让现在的北宋皇帝起疑，自然就要刻意地避开与李后主的接触，其实他也许早忘旧恩，本来已不想见后主了。这次是赵光义先问起了徐铉："爱卿，近日可见过李煜？"

　　徐铉是何等机智八面玲珑的人，当然顺便表明立场，讨好赵光义："臣未经陛下恩许，绝不敢擅自同他会面。何况陛下造了豪华的宅邸给他，园中有山有水，有很多时光可以来消磨，臣也不必常去。"

　　赵光义虽然听得美滋滋地，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以显得宽宏大量："卿所言差矣！寡人以为，你可常去探望，他李煜也早已归降赐爵，你也是本朝的命官，彼此都属于同僚，互相拜访是正常的事，哪有同僚间不走动的道理？"其实徐铉心里很清楚，赵光义只是想派自己去探一下李煜的近况，并想通过自己了解现在李煜所想的而已，实际上是监视。

　　到了李煜坐落在汴水边的宅邸，李煜早已命人将两张椅子对向地摆在了庭院里。毕竟还是故人，寂寞的李煜见徐铉能来心里无论如何还是高兴的。徐铉见后主将椅子这样摆，自然羞愧难当，深感不安。徐铉要命人撤走一张，这时李煜从楼上走了下来。徐铉还算知道轻重，欲下跪行礼，李煜自知今非昔比，上前制止，连忙说："使不得，使不得。"

　　李煜在扶起徐铉的同时，眼泪又不禁流了出来。人非草木，徐铉再八面玲珑见有恩于自己的旧主落拓到现在的地步，多少也有些伤感，遂将李煜扶到椅子上坐定。他要坐时，顺手将椅子往后移了下，虽然李煜已非昔日国君，可自己总不能太僭越，而落人话柄。而后，旁边的侍卫家丁都以为两人会有万语千言互诉，但是没有，气氛非常地沉默。徐铉也想不出什么好说的，或者说，他早已把心放到了北宋朝廷之上，南唐旧朝的事，甚至眼前这位李后主的近况，都确实无关自己痛痒了。李煜却对徐铉还抱以信任，突然打破沉默，长叹一口气说："悔不该当初错杀潘佑、李平！"，说完这句话，徐铉愣了一下，他知道眼前的这位故主是不服输的，可他心想，这句话现在和自己说又有什么意义？

　　不过徐铉也知道，如果当时后主真的按照潘佑的计策，派出少许南唐精锐部队，化装成商旅，乘着船潜入荆南，放火少掉宋军隐蔽在芦苇丛中的几千艘战船，打乱赵匡胤用樊若水以舟代桥计策的步骤，肯定会缓延南唐的败局。不过想到这又一阵脸红，李煜当年杀潘佑时自己也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当时自己没极力建议杀了潘佑，后主也未必肯下那狠心。

　　这时李煜看到徐铉陷入沉思，脸色羞红，知道自己不该在这个场合说这样的话，随即李煜也失言不语。这次相会虽然徐铉表面恭敬，也无争执，可彼此间很多话到了嘴边也没吐露。李煜想找一个能说话的知心人已很难。

　　这就是真性情的文人，李煜对徐铉总是抱着那么一层希望和寄托，但徐铉是怎样的人，谁给他恩惠他就跟谁，势力在哪边他就倒向谁。一个失势的旧主，去见他一面已是给了很大面子了。当然他也知道，回去后赵光义肯定要问自己这次会见的情况，徐铉是何等的聪明人，他知道，绝不能隐瞒，隐瞒了半点，新主赵光义就会对自己起疑心，是不是又和旧主谋划什么呢？反过来说，他也没必要隐瞒，后主早已失势，用不到为他扛着什么。至于气节，这不是他所想的，并且早已在答应北宋皇帝愿意出仕时丢了。徐铉把与李煜会面的细节原原本本告诉了赵光义，赵光义听说李煜现在还在念念不忘曾经错杀了忠臣，难道还有复国之心？气得他吹胡子瞪眼，心里面更加怀恨在心。

　　五

　　春天到了，汴梁城里虽然不象江南一样绿草如茵，百花争奇，不象江南那样连空气里都流露着沁人心脾的气息。这里的春天有些干燥，有些压抑，见不到萌发出的希望。江南这个时候，春雨已经绵绵，芭蕉叶子和竹林都被雨水浸润了，江南的万物在春雨中总能见出它们复苏的情形，而这里，好象什么都象在隆冬中沉睡着，不想醒来。天也总是灰蒙蒙的，李后主每天起床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开窗子，这些窗子的式样和南唐宫殿中的差不多，这也是让李后主每次产生错觉的原因，他总是希望推开窗子能看见自己御花园内滴雨的芭蕉树，能看见那些嶙峋的太湖石，以及那几棵让人怀念的老古槐树，能闻到扑窗而来的四月江南的味道。而这里的窗外，除了那一院落红，什么都看不见。

　　江南也有这样的落红，但江南散落在草间的花瓣是那么的轻柔娇艳，象那些整天陪伴在自己身边无忧无虑的宫女一般。后主觉得每一片花瓣就像是一个宫女，纯洁而无暇。还记得去年冬天，自己刚辞庙北行时的情景，这些宫女们都哭成了一片。后主当时知道，他这一去，这些天真的宫女确实真只如随风散去的落红了，谁还会来保护她们，而她们的心声又将去诉给谁听。

　　物事人非，江南的花早已开了，他多么想回去看一看，乘着这些花还没凋谢。可赵光义是不会让他走出汴梁城的，后主想到这，无奈地走到了院中，怜惜地拾起一些花瓣：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最大的痛莫过于无人倾诉，后主在词里找到了寄托。人生长恨水长东，后主怎能不恨，恨自己，恨臣属，也恨天运，但这一切又能算什么，江水仍是东流而去，恨什么都无济于事。他的心是无奈的，也碎了，碎得那么宁静那么悲凉。他只是个彻头彻尾的文人，并不是个雄才大略的帝王，所以那吐露的怨恨也那么凄美。不过，这又何止是他李煜一个人的恨呢，这种恨是永恒的人生之痛，只不过后主身为帝王，总是站在这恨与痛的风口浪尖上罢了。所以他的恨也更是种爱，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对故国，对江南，对无常的世事，也对无奈的人生。

　　秋天渐深，月凉如水，白天秋蝉衰弱的残声已退去，这里宁静得有些落寞。后主难以入睡，他已习惯于深夜独坐在院子中，看天上的明月，他突然想起一夜兴起时曾与旧臣一同去江边看明月的情景，如今明月依旧，而物事人非，他不自觉地想起了张若虚的那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望相似。"，南唐的故人啊，还有那些南唐朴实的子民，这时你们在江边抬头望起明月的时候，可曾惦念起你们曾经的国主，落拓的国主？后主这样想着，他是想江南了，也想他的百姓，他彻夜难眠，秋风吹过，凉意袭人。夜深人静，后主隐约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声打砧石的声响，他知道，这是汴梁农家的妇人在月下捣衣呢，那有节奏的声响此起彼伏，又隐隐约约，象美妙的音乐一样。后主反到有些羡慕起这些农家百姓起来，看，日出而作，日落捣衣，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多么惬意。他们也不要经历自己这样人生的大悲喜，不要和自己心爱的人生离死别，也不要承受这么多屈辱，虽然那捣衣声在夜的寂静中显得有些凄凉，像是闺中的妇人夜深不寐，目含愁情地在等着他的夫君归家，可这也是充满希望和幸福的等待，而后主此时身陷家国之痛中，看不见任何希望。他越想心里越烦躁，夜已三更，李后主再也不能入眠了，写下了这首《捣练子令》词："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直至更深漏尽，李煜才回到房中休息。

　　有的秋夜，后主不在院子中徘徊，他独自地走上西楼，仰望着明月，院子的围墙总是那样森严而逼仄，每次仰天望月时总是见到那让人厌烦的围墙，扫了兴致。每一次登楼，他的故国之思就更强烈一些，他总是想起当年登高畅游游紫金山的情景。在群臣的指引下，只要垫起脚跟就能看见曾经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此处只是汴梁的小园，楼再高也看不到昔日的南唐国都，远眺所及也仅是一腔离愁：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是一番怎样的滋味，亡国之辱、离愁别恨。江南天涯，再见时难啊。寄人篱下的生活李煜已经受够了，他想挣脱，想逃离，他甚至可以向赵光义许诺，只要让他回江南，他几乎可以什么都不要，更不会再去想什么反宋的事。但是可能么，这样近乎天真的想法，老谋深算的赵光义根本不可能同意。那么李后主只能以酒浇愁，但愁象烈火一样，凭酒又生，后主痛苦时整日以酒度日，唯一希望酒精能将那无尽的愁绪麻醉消却，但那愁绪真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悲观的时候后主甚至想到了死，"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这是他借着酩酊的酒意写在窗纸上的。没有人能理解他，除了他的小周后，但小周后又时时被强迫入宫。他觉得似乎什么也不属于他了，只有酒，只有酒能解他的忧愁。就这样，后主每天喝得酩酊大醉，最高兴的当然是赵光义，他见后主这样消沉溺志，肯定也不必再担心什么了，不就是酒么，源源不断地供应，李煜越发地消沉。

　　昔日的一代国君，现在已颓靡在对手赏赐的酒中，这并不是他情愿的。他原不是酒徒，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么？现实残酷地告诉李煜，身处汴梁这个牢狱般的宅邸，就意味着与江南此生作别了，他似乎已有预感。

　　魂牵梦萦的江南啊，你昔日的国主落魄地醉在了他乡。

　　六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又是暮春时节，李煜来汴梁已整整一年多了。日日夜夜他都在煎熬中度过，回江南的想法一直在萦绕着心头。以酒消愁时，李煜有几次眼前似乎已看到了温柔恬美的故乡。他现在有时变得嗜睡了，因为几次在梦里他真的回到了他的江南故乡，回到了他的国都。他梦见自己又和臣属们在柳絮飘飞的季节到江边畅游，还听见了江山的扁舟上传来的萧瑟管弦悠扬的声音。草绿花红，水秀山明，郊游的队伍后时常欢快如春莺的宫女，文臣武将军更不必说，时常紧紧地围在后主的周围，后主甚至讨厌这些老头挡住了自己眺望的视线，但又是那么的幸福。秦淮河也是后主处理国事后，常爱去的地方，他喜欢与小周后以及宫女们在河上泛舟荡漾，懒懒地休息一个整日。在画舫上，后主总是爱摆着他的文房四宝，与宫女们嬉戏累了，就吟词作画，岸上垂柳摇曳，春暖花开。

　　秋天到了，后主也梦见自己和臣属打赌，臣属说芦花不是雪白的，是白中夹着淡淡的褐色，后主偏不信，硬是坐着画舫来到江边的芦花深处细看，在芦花丛里，他往往被一群惊飞的稚鸟感动，还有那淡雅如梦的孤舟。

　　从江上归来时，明月已经悬在望江的台阁檐上，笛声象月华一样清澈悠扬。

　　后主看到江南时，从不愿意醒来，象醉酒一样，他觉得梦可以代替回乡：

　　闲梦远，南国正芳春。船上管弦江面绿，满城飞絮滚轻尘。忙煞看花人。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明月楼。

　　--《望江梅》

　　有时窗外的秋雨秋风也会将后主惊醒，那他就干脆凭栏远望，可那风雨中含的愁意总让后主莫名心伤，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他念叨着前唐诗人王勃的句子，故国千里，如隔云端：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氏祖孙三代基业，真已如流水落花春去，而今江南故地早落得宫苑阒寂，楼空人去，只剩得残阳衰草，烟月秋霜。但那毕竟还是故国，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国，后主想起了父王，自责自怨的心绪又上心头，只能对空长叹："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后来，清代学者周济曾在一本叫做《介存斋词杂着》的书里说，李后主的词像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的女子，他的词是一个亡国君主心里最无奈悲凉的吐露，而又更像是一个凝愁滴恨，怀着幽怨的宫廷女子，李后主是柔婉的，这是他江南人的性格。正是这种淳朴天真的真性情，又喜欢借诗书以遣志抒恨，势必让赵光义怀恨在心，因为他那些怀念南唐旧国的诗句，在赵光义看来无疑流露出你李煜不服输的情绪，甚至有造反的嫌疑！赵光义也听说李煜很多好词都传到了江南，江南百姓无不因词而伤感怀念他们的旧主；上次徐铉拜访李后主时，又听闻李煜悔杀旧臣，赵光义早已深记在心。这一切，对后主现在的处境已非常不利。

　　七

　　这一年的七巧节夜晚，星河灿烂。李后主就出生在四十二年前的今天，他一向喜欢自己的生日，他觉得七巧节的夜晚，总会是热热闹闹充满了快乐。那久远的牛郎织女传说总是让凡间的俗子百姓羡慕，当然李后主也羡慕，以前的七巧节都是在南方过，这次却在中原他乡。那时宫女如云，都翘首看着那遥远的银河，企盼着自己也能占上那永恒爱情的灵气，每每此时，后主兴致大发，就泼墨挥毫，借着烛光月色写就脍炙人口词篇与侍卫宫女分享，那连夜色都那么自由，乘兴而来，天明而归。宫女在一边也按照后主的吩咐齐力将百丈红白罗布拉开，状似天河，隔天收起。现在呢，寄人篱下，过节已不能太张扬，处处都得看赵光义的眼色，李煜这天心情并不太好，甚至也不想过这个七巧，但那些归降的后妃宫女们说这天是后主的生日，一定要过得开心一点。

　　在庭院里，这些随同归降的后妃们，都忙着张灯结彩，放置几案，案上摆满了瓜过酒食，小周后的侍从手里那着许多乞巧用的彩线金针，这些都和旧朝时的模样差不多，她们也许是故意这样做的，让后主感到亲切。赵光义听说李煜在府邸拜寿乞巧，怒火中烧，觉得这个李煜到真会享受，探子告诉他，李煜夜宴的场面是多么奢华喜庆，赵光义脸色突然变得阴沈。

　　李煜和他的侍从们强颜欢笑，宫女们都舒袖畅舞为后主祝寿，本来是双喜临门的日子，但大家心里都含垢忍辱，那丝竹声中尽是悲凉和惆怅，气氛压抑而感伤，他们彼此的心境都象银河一样渺茫。李后主仍是借酒消愁，小周后并没有劝他，也陪着一起畅饮，小周后发现后主眼角隐隐流下了眼泪，她拿绸袖轻轻地将之拭去，只有她最知道自己的丈夫现在在想些什么。畅饮，唯有畅饮能解万世愁苦，酒过三巡，后主突然命人取笔墨来。酒意反将思乡之情浇灌得更浓烈，家山故国、如兰江水、灯影桨声、巍巍紫金。还有那遥不见头的宫墙，玉砌的雕栏亭台，这一切江南故乡的风光又映在了眼前。后主以笔蘸墨，如流水行云般将早酝酿于胸中的词句写就出来，这是悲歌更是绝唱：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朱颜改，何止容颜之易，更是江山之易。心中的愁怨滚滚不息，只似一江春水般东流而去。这笔势如风雷鼓动，游龙惊云，如江涛直下。写完掷笔于地，李煜禁不住恸哭起来，这首词写得极其哀怨动人，小周后和后妃们也无不动容抽泣，以袖拭面。

　　当赵光义按在李府的探子，再将李煜刚写的这首词告诉他时，心地狭窄的赵光义再也座不住了，他不止嫉恨李煜的才能，他怎能容得下这个南唐的亡国之君还在自己身边不安分地怀念旧国？不能再让他这样下去了，长久地留着他也许对自己的北宋王朝是个隐祸。赵光义暗暗地想，你不是要祝寿么，你不是要乞巧么，立马命赵廷美给这个吟诗作词的李煜送些贺礼去。赵廷美觉得今天兄长的心情一定很好，居然想到了李煜，还送贵礼给他祝寿，祝寿--是啊，赵廷美突然记起他的这位文友，李煜正是四十二年前的七巧节所生。

　　赵廷美把兄长赵光义赐给李煜的寿礼呈到了后主眼前，后主问这是什么，赵廷美说这是皇帝所赐的"牵机妙药"，可以延年益寿，舒心解闷。后妃们劝后主不要吃，后主将妙药拿起，他觉得既然是赵廷美拿来的，一定没有问题。他们平时互相切磋诗词歌赋，赵廷美也钦佩后主的才华，所以也互为知心。后主更觉得堂堂北宋新帝赵光义绝不会害死自己，要是他害死自己，如何向天下人解释，如何向万世交代？李煜一口服下，这时星汉更加灿烂了，大家都仰望着天穹，那遥远的银河里，牛郎织女估计已相会了罢……

　　李煜突然汗流如柱，全身痉挛，腹内巨痛，他手中的酒盅摔碎在地上，后主也蜷缩成一团倒在了案几一侧，大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小周后连忙搂住后主，失声痛苦，他们都知道，后主真的中毒了。赵廷美也吓得痛哭，他不象他的兄长一样残忍而有心计，这也许是后来也被兄长害死的原因罢。他觉得他这位才华绝代的朋友不该死也不能死，更不能死在自己送来的毒药上，他垂胸顿足，后悔莫及。

　　在宁静地如死水般的月华下，疼痛难捱的后主，泪流满面，他不是畏死，他紧紧地拽住了小周后的手，死对于他已无所谓，他只是觉得这样死去会让很多人痛苦，比他现在还痛苦。他已经听见了周围恸哭的声音，那些纯洁而善良的几位后妃宫女们啊，他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她们，是自己的无能让她们流落它乡，受尽屈辱。还有那些江南故国的父老乡亲，他在梦里都想回去见一见呐，而如今，他已无力挣扎，耳边只听见小周后柔弱又撕心裂肺的呼喊，那声音渐弱渐无，什么都听不见了，什么都象静止了。他好象能隐约地听到笛声从江边的明月楼中飘来，悠扬若无，他忽然又看到了秦淮画舫和垂柳飘絮，看到了庭院落红和春雨芭蕉，看到了青青翠竹和亭台轩榭，看到了绿莺啼绕草长蝶飞……

　　而这些，渐渐又从他眼前远去、远去。

　　风华绝代的词中之帝李煜，就这样走了。人世间的四十二个春秋，短暂得无不让后人为后主扼腕，他的生命只象流星般划过夜穹。他再也没有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江南故国，万里无云的汴梁天空，倾吐不尽他永恒的哀伤，那无尽的愁怨，已同他代替回乡的词句一起，化作滔滔故国春水，东流而去。

　　两难天涯路

　　晚唐有这么一诗人，一生坎坷四处漂泊，又无奈地陷入朋党之争中，身世凄凉，可是他的诗却写成了晚唐的一绝，文采飞扬情思绵密，兼有李贺杜甫的长处，自成一家。他的官做得不大，远大的抱负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伴随他的只是长久的颠沛流离，最后也只能郁郁而终。他又是个天生的情种，可以说唐代没有一个人能象他一样将爱情诗写得隐涩感伤；他又是个脆弱而多愁的人，他同情王朝分崩离析频临瓦解时百姓所受的苦痛；他又是个被后世误会最深的晚唐诗人，很多人觉得他一生都在朋党间左右摇摆而没有立场没有操守，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一个党派，反而总同情地站在政治斗争失败的那一方。

　　说到这，也许大家早已猜出我要说的那位晚唐诗人的名字。对，他就是李商隐。

　　一

　　大唐元和六年，河北道怀州府所辖的获嘉县官廨内，也就是今天河南省获嘉县所在。县令李嗣早早地结束了公务，刚才衙役来禀报自己的妻子要分娩了。过了一会儿子出生，是个男孩，这位男孩后来就是晚唐大诗人李商隐。而这一年，大古文家韩愈已经四十四岁，柳宗元也已三十九岁，元稹贾岛都已三十四岁，而杜牧也已出生九年。在李商隐出生前，家中已有两个姐姐，当他满周岁时自己的弟弟羲叟也出生了。这时候父亲李嗣接到了时任镇守浙江的一位节度使的聘请，去做幕僚。而此时李商隐刚出嫁没多久的二姐，因病去世，这对李嗣是个不小的打击，而此时的李商隐还什么也不懂，他随着父亲母亲来到了浙江。从唐肃宗干元元年起，就将浙江分为东道和西道，分别由节度使领之。西道管辖的是现在镇江、苏州、常州、杭州和湖州等地；东道管辖的是绍兴、衢州、温州、台州和江西一部分。浙东道的治所在绍兴，浙西的治所在镇江，而李嗣带着李商隐就在东西两道过着浮萍般漂泊的幕僚生活。虽然李商隐幼年的生活动荡不安，可是李嗣不会耽误对儿子的启蒙教育，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将希望全都寄托在李商隐身上，从小就让他读书习字。李嗣在幕府中经过节度使的举荐，得到了殿中侍御史这个从六品的官衔，这对于李家来说是个好消息。可是看人脸色如履薄冰的幕僚生活很快就耗散了李嗣的精力，不出五六年，就无奈地舍下妻子和李商隐，在异乡逝去。这个时候李商隐已十岁，虽没成年，可作为长子家庭的重担势必落在了他肩上。他们一家没了经济来源，在幕府里是待不下了，要维持生活只能返回家乡。从小失去父亲，必然使李商隐比一般的孩子要早熟和懂事，这也许是他后来感情细腻沉静多思的原因之一。在回到河南家乡后，除了为父守丧外，还向他一位隐居乡间的堂叔父学习五经四书。李商隐称这位堂叔为"处士叔"，处士叔学问极好，又淡薄名利。他曾入过太学，本来可以参加科举科举考试走上仕宦之途，但他年迈的做县令的父亲辞官回乡。处士叔是个孝子，也就跟着回到了家乡，二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父亲，在此期间，朝廷的一次考试都没有参加。处士叔是真正的隐士，他并没有因此沽名钓誉而借隐居博取朝廷的旌表混个官职，反到是拒绝了不少官场朋友的举荐，坚决没有做官。这是李商隐的幸运，因为有处士叔这样的老师，才很快地学会了文章诗赋。三年很快地过去，李商隐守制已满，他们一家就搬到了洛阳。当时他还只有十六岁，但古文写得已相当好，他将两篇最得意的文章，一篇《才论》，一篇《圣论》拿去拜谒洛阳城里的著名文人，李商隐的文章得到了大家的称赞，一夜之间名震洛阳。

　　大和三年三月，洛阳城来了位新的行政长官，这位长官就是曾在十年前做过宰相，现在仍留有检校兵部尚书头衔的令狐楚，他来洛阳是任东都留守。就是这位行政长官的到来，让李商隐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的令狐楚已年过六旬，是个极爱才又极会用人的好官，李商隐早就听闻这位前宰相的名声，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谒他，请求提携指正。令狐楚一看李商隐的锦绣文章就被他的才华折服了，他让李商隐留在府上，和自己的儿子令狐绪、令狐绹、侄子令狐缄一起读书。李商隐的身份也许实际地说就是令狐家的伴读。由于令狐楚很器重他，初到陌生的环境开始时还有些不习惯，几位令狐公子对李商隐很友好，渐渐地李商隐也熟悉了令狐家的环境。令狐楚闲暇之余也指导儿子和李商隐学习，他精通文史，进士及第后在太原还担任过好几任节度使的掌书记，由于文采出众而被德宗皇帝赏识。因为皇帝每次看到太原府呈上来的奏书都写得文采飞扬，特意询问写这文章的是谁，得知是令狐楚。后来皇帝读多了，竟然能从全国各地的奏章中一下子分辨出哪一篇是令狐楚的手笔，就这样逐步受到朝廷重用，从翰林学士一直做到了宰相。李商隐有这样一位宰相老师的关爱肯定进步不小，当然除了令狐楚之外，在洛阳李商隐还得到了另外一位大诗人的教诲，他就是白居易。白居易长庆四年就卸去了杭州刺史的职位，回到了洛阳，后来虽然又被朝廷派出去做了几年官，但在大和三年，白居易终于定居在洛阳，哪也不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李商隐拜访了他，白居易晚年时非常喜欢李商隐的诗，虽然他们两的诗文是那么的不相似。白居易对李商隐的赏识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白居易到了晚年信奉佛教，他对才子李商隐说："今生今世我是赶不上你了，但愿我死之后，能够转生投胎做你的儿子，也就心满意足。"，他们两可谓真正的忘年知音。当然谦虚的李商隐知道白居易这样说是对自己的抬爱，他一直尊敬着这位大诗人，并在心里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位老师。大和三年的十一月，令狐楚有升迁为天平军节度使，要离开洛阳东去了。天平军在郓州，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东平县一带，距离洛阳有一千里路。令狐楚问李商隐愿不愿意跟自己一起去山东，并承诺要是愿意去的话可以给李商隐一个巡官的职位。李商隐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没有取得任何功名的白丁，没参加过任何科举考试，令狐楚这样提携自己，自然不能拒绝。在山东李商隐一边跟令狐楚学习奏章的写作技巧一边帮他处理一些琐碎的工作。由于有了职位也就有了补贴家用的薪水，这对本就中落的李家来说，令狐楚是有恩的。大和四年，令狐楚觉得李商隐和自己的儿子都已不小，可以进京城赶考了。令狐楚觉得儿子令狐绹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地位这次考个进士应该问题不大，但长安离山东很远，一路总要有知心之人作陪，他想到的是李商隐，一来也可以让他考一次试试，二来和自己的儿子也是伴。李商隐是以"乡贡"的资格陪令狐绹去参加进士考试的，所谓"乡贡"就是许多不在学的文士可以先经过地方上的考试，成为乡贡，然后再由地方的官员保送，每年随进贡朝廷的供品一起进京，叫做"随计"。对朝廷来说地方官员为举荐的人才也是一种贡品，这对李商隐来说更是次考试进身的好机会。考试之后，令狐绹果然高中进士，随即就当上了弘文馆校书郎做官去了，而李商隐却没有考中。不过这只是第一次考试，李商隐并没太在意，依旧又回到了令狐楚的府中，担任巡官。不久令狐楚又换了官职，当上了太原尹，李商隐也跟着同往。大和七年，李商隐又再次离开太原赴长安考试，冷酷无情的科举应试还是把李商隐拒之门外。再次的失败多少都挫伤了李商隐的信心，但他彻底没有灰心，因为他觉得自己年龄还不是太大，以后还有机会。这时官运亨通的令狐楚又被调为吏部尚书，要离开太原进京了，李商隐的小小巡官自然也做不成，决定回到河南家乡荥阳。令狐楚和李商隐暂时分开了，但他们私下还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

　　在家乡的那段日子，李商隐通过刺史萧瀚的引荐，结识了华州刺史崔戎。说来也巧，这位崔戎还是李商隐的亲戚，因为他是启蒙老师处士叔的重表弟。崔戎也是熟读经书之人，才学不亚于处士叔，但选择的路数却不同，处士叔独善其身消极避世，崔戎则是积极用世的。他官做得不小，从太子校书郎做起，还曾持节宣抚剑南东西两川，为官清廉，非常得民心。当初处士叔隐居乡里时来请他出去做官的人就是崔戎，崔戎那时也见过小李商隐，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现在重见更是非常欣喜。问了李商隐这几年的遭遇后，顿生怜悯之心，让他在自己府上住了下来。

　　这样崔戎也就成了继令狐楚之后，李商隐的第二位府主。在崔戎府上，李商隐仍然是做一些文书工作。当然崔戎不想让李商隐的才华耗费在繁琐的日常事务中，不久就让自己的儿子崔雍、崔衮同李商隐一起去南山读书学习了，准备来年的科考。来年又让李商隐失望了一次，他的进士梦又没有实现。可他毕竟是长子，一家的生计他不能不管，于是又回到崔府做幕僚，崔戎对李商隐也分外照顾，每次的薪酬都不少，这让李商隐对崔戎充满了感激。大和八年三月，朝廷给崔戎一个新的任命，让他调往兖州，五月就要赴任，可是没等到一个月，崔戎就得了急病死了。

　　李商隐又没了栖身之所，伤心地离开了崔府。

　　李商隐之后将家迁到了济源，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济源县，因为他的弟弟羲叟住在那里，和母亲一起搬过去，一家人也可以团聚。济源附近有一座玉阳山，林壑幽美，山中建有道观，甚至睿宗皇帝的女儿玉真公主也来到这里出家修行。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李商隐一直在玉阳山里学道，山中有一条蜿蜒流淌的小溪，李商隐在学道期间也就以这条小溪起了自己的号"玉溪生"，在玉阳山李商隐遇到了一位貌美的女道士，两人都产生了好感。这位女道士是陪贵主来学道的，之后又回到了长安的华阳观。如果说这不算李商隐的初恋的话，那么后来他遇到的一个女孩，则是他一生最美好的回忆，这个女孩名叫柳枝。

　　结识这位名叫柳枝小姐是在春暖花开的洛阳。他来到堂兄李让山家作客，听说堂兄隔壁家有一位非常美丽可爱的小姐，李商隐几次见过后顿生好感，他想让堂哥从中引荐。而柳枝虽然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但却有着极高的颖悟鉴赏力，非常喜欢诗歌。李商隐也就想出了一个后来传为佳话的办法，他让堂哥李让山将自己写的一组《燕台诗》，在无意间朗诵给在春色中散步的柳枝听。那诗有四首，分别以春夏秋冬为题，诗风极象李贺，写得情真意切，非常感人。柳枝被李让山的朗诵声吸引了，她觉得这诗写得这样好，于是问此诗："谁人有此，谁人为是"，急切地想知道诗的作者是谁，李让山向柳枝说写此诗的是自己的堂弟李商隐。柳枝对李商隐早已有所耳闻，今天听到他写的诗歌如此优美，心里更是顿生好感。于是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扯下一断自己的长带，请李商隐题赠一首诗。这一夜李商隐激动不已，第二天堂哥就带着李商隐一起来到了昨天和柳枝说话的地方与她见面。一位少年才俊，一位绝代佳人，两人一见倾心，相识恨晚。从此他们经常甜蜜地幽会在浪漫春色中，这段时间也是李商隐一身中最美好的。冬天，李商隐要到长安去参加考试了，李商隐满以为在自己考中进士后可以回去迎娶柳枝姑娘，和她美满地过一辈子，但是随即堂哥给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李让山告诉他，柳枝已被东边的某位诸侯王娶去了，这让李商隐眼前一片漆黑。柳枝，李商隐的这位初恋女友，一夜之间就被权贵夺走了，这教他如何不伤心：

　　嘉瓜引蔓长，碧玉冰寒浆。

　　东陵虽五色，不忍值牙香。

　　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

　　锦鳞与绣羽，水陆有伤残。

　　--《柳枝词》其二首

　　李商隐把柳枝比做晶莹的嘉瓜，只要今生得到它，即使最著名的"东陵瓜"也可以不屑一故。他也毫不隐晦想和她结为百年之好的愿望，可是这一切都被无情的现实击碎，这是科考外对青年李商隐最大的一次大击。

　　二

　　大和九年的十一月，正当李商隐在乡间的时候，朝廷中正有一场大的变化。唐朝到了后期，安史之乱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变得藩镇林立、割据自雄。每个割据雄藩大镇都是唐王朝的劲敌，他们都希望建立父子世袭的国中之国，而朝廷上的斗争更激烈。在朝廷内部首先是南司和北司之间的斗争，所谓南司就是指朝廷的官员，北司是指后宫的宦官。他们双方谁也不服谁，全都盯着对皇帝的控制权利。其次是朝官内部的斗争，也就是在历史上很著名的牛李党争。这年十一月的二十一日，长安发生了惊动朝野的"甘露之变"，这场事变的主要发起者是新任宰相李训和凤翔节度使郑注，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是唐文宗李昂。李昂当初没有宦官帮忙是绝对即不了位的，可现在宦官仍钳制他这让他非常恼火，于是他想除掉那些大宦官，夺回真正的统治权。而李训和郑注两人本身也是各怀鬼胎的人，而且比较善于搞阴谋活动，当时牛僧孺和李德裕两党为了争夺进士名额和官位分配闹得沸沸扬扬，皇帝也只能干坐着毫无对策。这时李训和郑注就看中了下手的时机，先联合牛党打击李党，把李德裕一直贬到南方去，然后又反过来整牛党人。在牛李党争前李训和郑注两人算游刃有余，可是在宦官面前他们却碰了壁。他们想利用上朝的机会，将宦官骗到一个院子中一网打尽，没想到宦官仇士良等人早识破诡计，先下手为强，将李训郑注两人诛杀。宦官仇士良一发不可收拾，干脆乘机将异己全部扫除，将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京城发生这场政变时，李商隐还在老家，虽然政变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什么，但社会环境随之一变，唐王朝的统治变得更加暗无天日。

　　开成元年的春天，礼部的考试又要举行了，李商隐一路艰辛走到了长安。甘露之变后的首都已经今非昔比，很多长安的朋友在跟他讲述政变时的所见，让李商隐觉得惨不忍闻。考完试，李商隐抽空去拜访了时任左拾遗之职的令狐绹，令狐绹热情地招待了李商隐。没过多久，礼部发榜，他又一次名落孙山，这次非常让他失望，甚至有些心力憔悴。在离开长安的时候，李商隐连令狐绹那都没去作别，只给他写了一封信，也许是科举的挫折激怒了李商隐，在信中他这样对说：

　　近世交道几丧欲尽，今日赤肝脑相怜，明日众相唾辱，皆自其时之与势耳。时之不在，势之移去，虽百仁义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顾矣，岂不顾已而又唾之。……真令人不爱此世而欲狂走远扬耳！

　　--《别令狐拾遗书》

　　这是李商隐落榜后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发的牢骚，他也痛恨官场中一些污浊的现象，痛恨那些趋炎附势争名夺利的人。当然从这信中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和此时的令狐绹还是无话不谈，毕竟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但是后来随着令狐绹的官做得越来越大，李商隐和他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当然这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牢骚归牢骚，回到家后李商隐仍无时无刻不在做着进士梦。当然他也知道现在的科举考试已基本变成了一场瓜分禄位元的交易，比如说早在元和三年，那场导致牛李党争更激烈化的科场案子，就是因为主考官收了许多贿赂而名额有限最终引起了内讧。李商隐知道，对于应试者来说，学问似乎已到了次要的位置，关键是要好的出身和后台。他想到了令狐楚，可是令狐楚的关系和自己本就不一般，该帮助早帮助了，而现在没帮自己也许有他的原因，李商隐并没有开口。最后他又想到了一个人，然后写了封求荐信，这个人就是崔龟从，他刚从中书舍人的位置调任为华州防御使，在信中自信又自负的李商隐并不太谦虚，比如将二十七岁写成了二十五岁，让人举荐又不肯失了自己的自尊，信出去后当然石沉大海，杳无消息。让人引荐的路看来是走不通了，在最关键的时候令狐绹帮了他大忙，李商隐也从此欠下了一个人情。

　　开成二年的主考官由礼部侍郎高锴连任，高锴和令狐绹关系不错，一次在与令狐绹闲聊中问起，你觉得你的朋友中有哪位才华最高？令狐绹没加思索地就在高锴面前说是"李商隐"，并且说了三遍。高锴素闻李商隐的诗名，现在既然令狐绹这样看重李商隐，如此保荐，高锴也就心领神会，这年李商隐终于进士及第，如愿以尝。李商隐兴奋极了，他按照惯例，拜过了座师游了曲江，吃罢探花酒在雁塔上留了名，然后东归报喜。唐朝进士及第后朝廷并不马上授予官职，还必须在吏部主持的制科考试过关后，才能做官。李商隐回家也正好利用时间复习一下，准备来年的应试。在离开长安前，李商隐给正在山南西道，也就是在现在的陕西汉中一带任节度使的令狐楚写了封信，在信中李商隐一片感激之情。大抵说是没有令狐楚的栽培赏识，没有和令狐绹成为情同手足的兄弟，就不会有今天的举荐，高锴也就不会让自己及第，总之信中尽是一片赤诚，令狐家也非常高兴。

　　李商隐回到家中不久，令狐楚就从兴元来信请他去料理文书之类的事务，李商隐家中事物繁忙也就没有直接动身，而是去信说等到秋后一定过去。等到李商隐在秋末赶到兴元时，令狐楚已经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了，令狐楚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日。就让李商隐代他写一份《遗表》上奏朝廷，可见对他的信任至死无改。没过多久，李商隐的这位情同父亲的恩人、老师离他而去了。到了年底，李商隐和令狐绹兄弟一起将令狐楚的棺木护送北归，他们穿过汉中，翻过秦岭，目睹了水生火热中贫苦百姓的生活。

　　唐代每年新进士发榜那一天，很多公卿贵胄家都会从进士中选自家的东床快婿，当年与李商隐同年的好友韩瞻，也就是后来大诗人韩偓的父亲，被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家相中。韩瞻往泾州成婚时，李商隐还送了两首诗给他。李商隐此时已省亲后回到了长安，在京城他见到了春风得意的韩瞻，知道他现在正在督造由丈人王茂元出资修建的新宅，等到宅地完工，他便去泾州将夫人接过来同住。没过多久，让人羡慕的豪宅终于建成了，韩瞻大摆宴席，遍请好友，李商隐也在被邀之列，酒过三巡，李商隐赋诗一首赠给韩瞻：

　　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

　　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

　　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

　　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

　　-《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

　　李商隐的这首诗有些诙谐，也有些善意的妒忌，诗中说韩瞻在考场上名次还没有自己前，可是在婚姻上居然赶到自己前头去了。还说现在你成了人家的成龙快婿，身份提高了，好比"禁脔"一样，我们这些朋友也不能象先前一样与你接近了，当然李商隐说的是酒后的玩笑之话。

　　令狐楚的死去，对没有什么后台的李商隐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损失，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是在官场上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庇护者是很难立足的。这个时候，不知是命运使然，还是韩瞻从中起的作用，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给李商隐送来了聘书，请他出任府中的掌书记。李商隐虽说中了进士可也正为生活发愁，便欣然答应了王茂元的应聘。泾原节度使管辖泾原两州，位于长安西北五百里处，是西北捍卫长安的第一要镇。一个出色的文人被大官僚看中而邀去做幕僚是件很正常的事，历史上许多大臣高官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比如说曾经有恩于李商隐的令狐楚和崔戎，年轻时就长时间地做过别人的幕僚。可是轮到李商隐做别人的幕僚就没那么顺利了，原因是他得罪了牛党。在入王茂元府之前，李商隐出自牛党令狐楚的门下，和令狐绹情同手足，包括朋友萧瀚等人，他所结交的几乎都是牛党中的大人物。这也难怪有人会把李商隐视做牛党中人，现在聘请他的王茂元，被大家认为是李党的人，于是自然地李商隐的这回投靠被人看做是一次变节。

　　甘露之变后，牛李两党的人陆续回到了朝廷，最先是李党的郑覃被任命为宰相，接着牛党的李固言入相。到了开成二年，李党的翰林学士陈夷行以本官同平章事，第二年牛党的杨嗣复、李珏两人双双入朝辅政，朝廷中牛李两党倾轧争权的局面越来越激烈，最后由于两党党魁都不在朝中，而斗争进入了僵持的局面。这是李商隐入王府的大背景，也是他的举动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李商隐入幕府时，令狐绹在长安还只是个左补阙的小官，在牛党中还算不成大的势力，但作为牛党人物他势必从心理上排斥李党。李商隐从小长在自己家中，现在却又投到李党的门下，这叫令狐绹如何不生气，他觉得李商隐的举动大大地背叛了自己。当然，不止一个令狐绹，朝野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李商隐的这个举动，变节背叛之语在背地里汹涌流传。李商隐一介书生，根本没什么社会经验，他入王府的选择也并没有经过什么深思熟虑，一个新科进士更没体验过什么宦海风波，既然有人要请自己，也就不假思索地去了。但恰恰是因为这种不谙世事，让他触犯了政治斗争中最忌讳的潜规则，"去牛就李"必然会引起牛党人的攻击。可是书生气很浓的李商隐一直没把自己看成是牛党中人，虽然他从小长在令狐家，他也没借朋党之争捞取过什么东西，他对令狐家是心存感激的，走到哪都承认自己是令狐家的门人。

　　王茂元和李德裕只在牛党人眼中被视为一条在线的人，实际上王的年纪要比李德裕大许多，宦历比李德裕还要久，他们之间也只是有一些交往而不是太深。可在牛党人眼中，都把王茂元看做是李党核心之一。最恼火的是令狐绹，他在京城生着李商隐的闷气，觉得他是个背恩之人。李商隐并不知道令狐绹这样误会自己，在泾州也过得相当地顺利安适。公文事务虽然繁杂，不过凭李商隐的才华应付起来自然游刃有余，王茂元觉得女婿韩瞻的这位朋友才学十分了得，而且办事也稳重塌实，便有意将他招入府上做自己的女婿。

　　开成三年的初春，李商隐和新婚的妻子作别，来到长安应吏部试。到了京城，知道自己的事居然被当作别人酒后的谈资，说李商隐这人如何如何背弃了令狐家，让他听见后万分伤心。考试时主考官是李回，他对李商隐的评价很高，李商隐也以为这次会很顺利一定能得到吏部的重用，可是随之就出了差错。李商隐急切地打听到真相，原来主考官倒是真的录取了自己，可哪知道名单送到了中书省，一个负责审核的官员看过之后指着李商隐的名字说："此人大不堪"，言下之意肯定是觉得李商隐是个背弃旧恩之徒，估计此官员也必是牛党中人。另外也有人告诉李商隐，曾情同手足的令狐绹现在也在背地里说他"心怀躁进，忘恩负义"，这让他很是伤心。后来，李商隐硬着头皮去令狐绹府上拜访了他，可令狐绹见到他再无以前的热络客气，变得敷衍而冷淡。这时李商隐才明白，中书省的官员都与令狐家有着不一般的关系，但自己又不太相信，毕竟令狐绹与自己一起长大，不会在背后这样整自己罢。以前写信，李商隐也多感激之语，令狐家的栽培之恩是从没忘记过的，这一点令狐绹不会不知道。那为什么还说自己背恩呢，娶王茂元的女儿并不存在什么背恩，李商隐并不会为了投靠王茂元而与令狐家结仇，令狐家的恩情他觉得一辈子也报偿不完的。李商隐越想越气，也许向令狐绹解释已没有用了，失落地回到了泾州。

　　在泾州李商隐并没将长安的遭遇忘得一干而净，他时常心情沮丧地在庭院中散步，一次大雨之后他见到了被风雨摧折的牡丹，不禁触景生情怜悯起来：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

　　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

　　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

　　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

　　--《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之二

　　自己的遭遇难道不正象眼前的牡丹，被风雨所伤，李商隐这时后变得分外地苦闷甚至绝望。他看不到任何希望，长安的政治气候是那么排挤自己，人生理想何时能实现呢？好在每次见到家中的妻子，心里才得到一种温暖的感觉，妻子温柔体贴，对李商隐照顾得无微不至，李商隐突然觉得在外面即使受再大的委屈也值得了。

　　三

　　开成四年，又一是一个春天，李商隐作别了妻子，再次到长安应吏部考试。虽然知道吏部有些官员对自己有成见，但不能因为这样而不去应试，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京城。让李商隐没想到的是，这次不作希望的应试反到通过了，他被授予了秘书省校书郎之职，是正式的朝官了。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不是太高，却是好差事，因为不管怎样秘书省是中央一级的机构，而且整天的工作只是校勘图书经籍，这对喜好读书的李商隐来说更是如鱼得水。最重要的是，唐朝的翰林院选翰林学士没有硬性的规定，从尚书到校书郎，只要被相中都有可能成为翰林学士。李商隐眼前少了几分不得志时的抑郁，多了几分自信，他仿佛看到了希望，所以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得异常勤奋塌实。可是在校书郎的位置上工作了才几个月时间，突然吏部又下了道调令，让他去河南道所辖的弘农县任县尉。弘农县虽然是比较富裕的县，但县尉的官衔是从九品上阶，李商隐莫名其妙地被降了两级。县尉的级别要低于县令，只好比现在的公安局长，主要职责是追捕盗贼负责治安，事务琐碎而繁杂，李商隐是个文官根本不适合这个位置，但也只能勉强地适应下来。在弘农县待了这么久，他了解到那些手下抓来的囚徒，实际上都是些穷困潦倒的农民。这些农民老实而本分，被抓来实在不是因为什么偷盗，全是因为交不出官府的沉重赋税和还不起债主的高利贷，很少人是真正的坏人。这也让富有同情心的李商隐难过了很久，长安那帮官员过着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全然不顾民间这些可怜而潦倒的百姓。作为县尉的职责就是审问这些"囚犯"，但李商隐没有那样做，他在公堂上反到常为那些刑徒辩护，尽可能地不用残酷的刑罚去惩治他们，能帮忙的地方尽量地帮他们，这让老百姓对这位新来的官员刮目相看，感恩戴德。当然周围的一群小人见李商隐这样"玩忽职守"，就在背地里打了小报告给观察使大人孙简，孙简为此对李商隐大发雷霆。观察使和县尉，级别相差了很多，孙简管着两个大州，有十三个县之多，李商隐不过是其中一个县的小县尉。孙简却直接招见了李商隐，李商隐只能从弘农赶到了孙简那。孙简一见李商隐就大声训斥，原因是因为李商隐将几个可怜的"囚徒"放走了。李商隐毕竟是文人，哪能服这口气，据理力争，被怒火中烧的孙简视为以下犯上。李商隐回到弘农县后，狷介气又突生，第一件事就向刺史递了辞呈，说县尉那差事实在做不下去了。刺史当然不同意李商隐的辞职，可是李商隐哪管这些，已经整理好自己的行装，准备离开弘农了。这时突然收到了观察使大人的亲笔信，原以为又是那个孙简写的，打开一看原来观察使已经换了新主，现在由开元名相姚崇的曾孙姚合担任。而且这个姚合平时也喜欢诗赋，和李商隐早有诗歌往来，互相知己而互为钦佩。信中的意思是让李商隐留下，李商隐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只能又回到弘农县尉的任职上去。可是县尉职仍让李商隐感到无聊愤懑，到了冬天再次向老朋友姚合提出辞呈，姚合见他去意已定，也没再挽留。在大雪纷飞的时候，李商隐到了长安，在吏部把从调的事办完后，就回到了泾州，这次和妻子相见已隔了一年。

　　李商隐心里一直向往着长安，他这次辞去弘农县尉后得到了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李执方的资助，在长安郊外的樊川安了家，这也就是李商隐后来叫做"樊南生"的由来。开成五年，李商隐把母亲和妻子一起接到了长安，过着团聚的日子。当然他把家安在京城的附近，也是准备在朝中某得职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没有什么后台的李商隐，单凭一肚子的诗书才华能在尔虞我诈的官场立足么，显然没那么简单。他现在其实已经从正式的官吏变成了闲散的文人，要再次进入官场就要看运气了，他等待着。

　　等待的结果是没有任何结果，李商隐在第二年的秋冬之交离开了长安，他决定要南去江湘，好好游历一翻。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湖南的杨嗣复聘请自己去做幕僚，闲散在家的李商隐自然没有拒绝。而杨嗣复此人又是个极复杂的人，他原是牛党中人，在文宗时代任宰相。曾经是文宗和杨妃的宗人，得到杨妃的倚重。文宗病重，册立太子的事悬而未决时，杨嗣复按照杨妃的意思，主张册立安王李洛，还写信给杨妃让她可以学武则天临朝。后来却是武宗即了位，杨妃和安王李洛都被赐死，杨嗣复当然逃不过武宗的报复，被贬为潭州刺史。经过了数千里的奔波，李商隐在又一年的秋末来到了湖南。在湖湘风光天下一绝，李商隐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岳阳楼，远处天穹辽阔清朗，湖山一色：

　　欲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阳楼；

　　可怜万里堪乘兴，枉是蛟龙解覆舟！

　　--《岳阳楼》

　　要散尽平生之愁，可见李商隐的心情随着闲散的游历生活变得好了起来，也许是眼前辽阔的湖光山色增添了他胸中的豪情和进取的信心。可是等待他的情况并没有他所想地那么顺利，那位杨嗣复作为一个逐臣，是有罪之人，在湖南虽然有一官半职，但日子并不好过，武宗随时都有可能将他再次贬斥，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夺取他的性命。没过多久，李商隐还没在湖南站稳脚跟，杨嗣复就被贬到潮州去了。作为一个政治赌注下错了的人，杨嗣复能活下来已是幸事，就是现在这个结果还是朝中几个宰相努力说情的结果。朝廷逐令一下达，李商隐也就不能再担任幕僚了。现在怎么办，百无聊赖心灰意冷的李商隐决定继续在江湘一带漫游一段时间，然后再回京城去。

　　他循着屈原的旧迹，领略了雄奇俊秀的湖湘风光，在会昌元年的春天，终于决定向长安走去。可在半路却意外地遇到了他的老朋友刘蕡。刘蕡现在也是个贬官，正往柳州赶去，在湖南遇到李商隐分外地惊喜。刘蕡是宝历二年的进士，比李商隐大一些，他以正直敢谏著称。李商隐以前就见过刘蕡，刘蕡在李商隐到令狐家前，就已是令狐楚的幕僚。刘蕡钦佩李商隐的才华学识，而李商隐也敬佩刘蕡的为人，这次两人相见是名副其实的他乡遇故知。刘蕡现在遭贬斥是因为牛僧孺的地位已不象以前那么稳固，而且又得罪了宦官，到柳州去是做司户参军。在短暂的小聚之后，刘蕡还是和李商隐告别了，王命在身不敢拖延，李商隐也理解一个逐臣的难处，两人在湘江和洞庭湖的交汇处分了手。李商隐径直北上长安，在会昌元年的正月到达。当时岳父已经由泾原节度使调任为朝官，李商隐也一直想留在京城做官，但仍是没有实现。到了冬天，岳父又换了官职，调到了许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许昌，岳父让李商隐继续做自己的书记官。会昌二年的春天，李商隐准备到京城应吏部的考试，希望能实现从调的目的。这次考试到分外地顺利，李商隐仍被授予秘书省正字，终于他又如愿以尝地返回了长安。可是秘书省正字比之前的校书郎职位还低，是正九品下阶，别人官越做越大而自己是越当越小，不免也觉得自己可怜起来。而且京城的官场那么复杂，自己又是不谙事世的书生，只能处处碰壁，在被授予这个官职后李商隐过得并不快乐：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履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无题》

　　写出这首诗，正好抵消了李商隐这个时候的苦闷。虽然李商隐看不见升迁的希望，看不到朝廷对自己的重视，但秘书省的工作安闲而舒适。可是会昌三年，李商隐的母亲在长安的樊南家中去世，按照旧时的规定，李商隐必须离职丁忧三年，三年过后才能回朝继续任职，所以一前一后在秘书省李商隐又只呆了半年时间。

　　回到家中李商隐正好趁这三年时间把分散在各地的祖坟都移到一起，可是这个时候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平定刘稹的叛乱。刘稹是原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的儿子，本来这事与李商隐无甚瓜葛，可是由于战乱影响了李商隐的迁坟计划。刘从谏在会昌三年四月间病死，死前他已将泽潞镇经营了二十年，这个时候泽潞已是个树大根深的藩镇。儿子刘稹不想让父亲的基业就这样拱手相让给朝廷，于是先请求朝廷让他能世袭父亲的职位，朝廷没有理睬，只让刘稹护送刘从谏之丧回洛阳，然后再作安排。看样子朝廷想收回昭义镇了，刘稹自然不同意，于是公开和朝廷对抗。刘稹割据自立的消息传到长安，唐武宗问臣下如何办，朝臣们几乎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暂且姑息了事，李德裕主张一定要平定泽潞镇。因为此镇是京师要镇，要是泽潞不保肯定会引起大乱，武宗也就采取了李德裕的意见，对刘稹用兵。李商隐的岳父作为拥护朝廷的节度使，也起兵镇压叛乱，他一面派兵进驻前线，一面让李商隐写劝降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是刘稹已横下一条心要造反，王茂元的劝降自然没有用处。可是当时朝廷很多的军队并没有王茂元那么积极，都在旁边采取观望的态势，所以与刘稹交战的主力基本上是王茂元的部下，这对于一个年迈的老将来说势必会让他虚弱的身体垮下来。当李商隐写完《与刘稹书》刚回到郑州，就接到了岳父家的来信，说王茂元已病危。等李商隐赶到怀州，王茂元已经去世。内兄告诉他王茂元临死时将奏写遗表的重任交给了李商隐，可见对这位女婿也是万分信任。李商隐娶王茂元之女并没有得到什么官禄，过的也是有些清贫的生活，只是令狐绹觉得得罪了他背恩，这也是世人对李商隐的最大误会，但李商隐已全然顾不得这些，他觉得问心无愧也就好了。

　　刘稹叛乱的事很快被朝廷平息了，李商隐也费尽周折将四散在各地的祖坟移到了故乡。之后，李商隐选择了到河中府永乐，也就是现在的山西芮城县内闲居，而他的妻子也随他一起来到了这里。永乐景色非常迷人，李商隐时常带着自己的妻子出去郊游，每次游玩回来就吟诗作文，日子过得恬淡而安适，在这期间李商隐写了不少好诗。可是隐士式的生活终非李商隐所愿，会昌五年，他的一位亲戚，任郑州刺史的李褒寄来一封聘书，让李商隐做自己的幕僚。李商隐到了郑州，做了一段时间幕僚后李褒透露了想要朝廷重新给予自己官职的想法，因为他曾做过中书舍人，现在外放做刺史总觉得失意。他让李商隐把这个请求写成信交给几位宰相，没过多久李褒就卸去了刺史之职，移居洛阳。当然李商隐也并不在意幕僚这个职位，现在还是丁忧期间，所以权当帮好友做事吧，他也就随着李褒一起到了洛阳，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这个他曾结识令狐楚和白居易的地方。在洛阳的这段时间，钩起了李商隐许多的回忆，曾经在这个地方他和令狐绹几个兄弟一起读书习文，曾经也在这里聆听过令狐楚的教诲，可是现在已物是人非，想到这就不禁伤感起来。两个多月过去，李商隐丁忧的期限也快结束了，他和妻子一起告别了洛阳的师友，到了长安。在秘书省消假后，李商隐等着吏部的批复。不久，批复下来了，李商隐又是担任他的秘书省正字，李商隐一算这次已是三进秘书省。

　　会昌六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同一年李商隐的妻子终于分娩，生了一个儿子。按照当时白居易的说法，李商隐又为了纪念这位自己的老师，就给刚出生的儿子起了个"白老"的名字，大名叫做衮师。白居易的死，李商隐伤心万分，但自己中年得子是件高兴的事，稍稍抵消了自己的悲伤。

　　四

　　会昌六年三月，唐宣宗即位，年号改为大中，宣宗是武宗的皇叔。二十多年来韬光养晦，终于等到了的登基的这天，他当政后一改武宗时的政策，比如武宗抑佛，宣宗偏偏要兴佛，武宗很重用李德裕，宣宗偏偏将他贬斥，故意和那位死去的皇帝侄子对着干。大中元年，李商隐竟然从秘书省辞职，决定和新任桂州刺史郑亚南去，做他的幕僚。李商隐为什么这样做这也为后人不解，家中的儿子还没满周岁，而秘书省正字的职位做了也没多久，也许他是盛情难却，或者他想到南方去看一看。

　　李商隐离开长安，最能证明的问题是他并没有依附于牛党和李党，照理现在李德裕遭贬斥牛党吃香，他应该留在京城依附牛党才对，但他反到没有，这证明李商隐并不是什么背恩的小人，而确实是被人误会的。在离开京城之前，李商隐的弟弟羲叟考上了进士，这颇让他感到欣慰。李商隐答应郑亚的聘请，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同乡之谊，都是荥阳人。三月初，李商隐伤心地道别妻子后，与郑亚一起南行了。他们经过郑州，然后到襄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襄樊。在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卢简盛情地接待了他们，临走李商隐留给卢简一封信，大意是让他提携自己，使自己能早日北返。这也是李商隐的矛盾之处，他想回长安，但他又主动去了桂州，走到半路他又想起了京师，这番地犹豫不绝，正是郁郁不得志的缘故。李商隐知道即使在京城做那个暗无出头日的小官，不如外出看一看走一走，也许能遇到一些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在那个晚唐乱世，李商隐去桂州能等来他的机会么，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路艰辛，他们终于到了山水如画的桂州。在刺史府上，郑亚给他的职位是观察支使、掌书记，实际上还是文书的工作，对于这些，李商隐已经轻车熟路。桂林的山水在李商隐眼中尽是诗意，在这里李商隐的诗作也写了不少，而文章写得更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那篇《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这篇文章是被贬的李德裕托郑亚写的，郑亚把重任交给了李商隐。李商隐曾经读过李德裕的所有文章，也见证了会昌年间所施行的一些政治军事措施，他对李德裕现在的遭遇非常地同情，所以文章也写得真切感人。当然李商隐也为不少牛党人氏起草过祭文，这证明李商隐是反对党争的，他觉得每一个官员都有他们的长处，他同情那些在斗争中落败的一方，无论牛党还是李党。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个趋炎附势的人，可李商隐每次都站到政治斗争失利的那一边去，为他们鸣不平，外人觉得他是左右摇摆，其实他有自己的立场。这一年的十一月，李商隐受郑亚之托到江陵拜会荆南节度使郑肃，一是感谢来时在路上对自己的照应；二是郑亚和他有亲戚关系，托李商隐代行叔侄之礼。这一次出行非常地轻松，在桂林到江陵的水路上，李商隐饱览了两岸的秀丽风光，又在江陵流连了两三个月，这才返回桂林。

　　返回桂林后郑亚交给李商隐的另一件事，是让他做昭州的郡守。原来是这样的，昭州是桂观察使下的一个县，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平乐县。这个县在李商隐去江陵的那段日子出了件事，当地的各级官吏以为天高皇帝远，贪赃枉法虐害百姓，引起百姓的动乱，州刺史等官员竟然史无前例地弃官而走，政事一时无人管理。郑亚没有任命的权利，派李商隐去当然只是让他做代理的郡守，若以后做得出色，观察使可以向朝廷举荐而得到正式任命。李商隐明白昭州的现状，他担心自己未必能震慑得住，再说又不是正式任命，底气总是不足，不过既然郑亚如此抬爱，李商隐当然已不能拒绝。在昭州任上，李商隐一面惩贪一面发展农业生产，打算好好地做一番事业，从进士及第以来，他还没好好地得到过一个与自己才能相配的职位呢。他前一阵还担心自己是不是也只能象父亲一样，一辈子只做人家的幕僚呢。看来现在这些担心似乎已没必要，李商隐在昭州做得信心十足。果然没多久，昭州在他的治理下，各个部门也变得井然有序起来，百姓自然觉得这个新来的郡守确实不一样。正当李商隐要再接再厉在任上继续做下去时，郑亚又被朝廷贬谪了。郑亚的再被贬是因为牛党对他的报复，这次他调他去了循州，也就是现在的广东惠州，官职是刺史。从观察使到刺史，郑亚降了好几级，最遭殃的当然是李商隐，没了郑亚这根台柱，他的昭州郡守也做不下去了。

　　郑亚询问李商隐肯不肯和自己一起去循州，或者呆在昭州任上，等朝廷派出新的官员来后再离开。这两条路李商隐都没有选择，之前做一番事业的豪情突然间被浇灭，心灰意冷地回到了桂州。他打算就此与郑亚分别北上，这李商隐寻思再三的结果，他已不愿再去惠州，而昭州的代职郡守也没继续做下去的意思了。在路上他得知曾经中进士时的主考官李回，也从成都被贬到湖南，李商隐觉得可以拜访他一下，也许李回念及师徒之恩留下自己。等李商隐到达潭州没几天，李回也到了，这次李回做的是湖南观察使，他见到李商隐这位门生时分外惊喜，将他留了下来。可是过了一两个月，李商隐觉得李回并没任用自己的意思，只是待客人似地管吃管住，李商隐决定还是继续北回。而事实上李回不任用李商隐的原因也是因为自身难保，没过多久，就被贬为贺州刺史。

　　大中二年末梢，京城的吏部又在调选人才。李商隐再次应试，这回被派京城附近的一个小县继续做县尉，绕了一大圈子，终点又回到起点，接到任命时真有些哭笑不得。而这年冬天，李德裕被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牛党这样报复李德裕的意图很明显，让他呆在海南岛，永世不得回京城，可谓杀人不见血。李商隐非常同情年迈的李德裕，写了一首《李公诗》，关山重重，他并没有将信寄出：

　　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

　　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鹄飞。

　　李德裕在朝时，李商隐并没有向他提出援引的需求，或者说根本就没什么接触。现在他失势了，一般的官员惟恐沾上霉运，都避之不谈，只有李商隐同情着他。要是真正的趋炎附势者，肯定会踩李德裕一脚，而在牛党的荫佑下得意地做着官呢。李商隐不是这样的人，也说明了他是不想参合进牛李党争之中的，更不是令狐公子以前说的"背恩"之人。

　　这年，李商隐的弟弟羲叟也被授予了秘书省校书郎，也就把家迁到了长安，和哥哥同住，这样大家庭终于团聚在一起，日子过得平静而安定。大中二年冬天，另外一个让李商隐觉得欣慰的是与杜牧的结交和酬唱。李商隐是从桂州回来，杜牧也刚刚卸去了睦州刺史的之任，入朝担任司勋员外郎兼史馆修撰。这两位晚唐诗坛，最闪亮的星辰终于靠在了一起。可是相比之下，李商隐显然更处于困境，中进士已经十二三年了，还是做着从九品的小官，郁郁而不得志。这时令狐绹已由翰林学士承旨改拜中书舍人，五月份的时候又很快地升迁为御史中丞，在三月间李商隐写了首律诗赠给了他，诗客气而委婉，他似乎想让令狐绹给予引荐。令狐绹显然没有理会李商隐的请求，当然李商隐也不是刻意地求他。随着令狐绹的官越做越大，李商隐和他也渐渐保持了距离。李商隐对令狐绹家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怀念令狐楚对自己的恩情，埋怨令狐绹的褊狭，而心里更多的是委屈。

　　大中三年，在离不是太远的徐州发生了兵变。朝廷委派卢弘止前往平乱并且接管军务，卢弘止还是李商隐的远亲。在这他之前做过工部侍郎，这回到徐州赴任肯定要带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得力助手去，他想到了李商隐。卢弘止给李商隐奏请了节度判官的军职，李商隐没有拒绝，与卢弘止一起前往。

　　在平定徐州叛乱后，李商隐的工作也渐渐清闲下来，精神也比以前好了许多，他似乎渐渐地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次卢弘止的提携也许是自己仕途的一个大转折点，于是平时做事也异常勤勉。有时空下来也去探访一些徐州的名胜古迹，这里是汉代的古战场，刘邦的家乡，李商隐心里默默地策励自己，要更加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不知是命运使然，还是上天故意折磨李商隐，没过多久朝廷又来了一个调令，让卢弘止迁检校兵部尚书，官是升了，可没来得及赴任就在徐州任上逝去，李商隐又变成了无依靠的人，节度判官肯定也做不下去，只能再次失落地回到长安。

　　五

　　回到长安已是大中五年的夏天，李商隐原本以为这次可以和家人好好团聚了，可是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惨淡。他的妻子已经瘦骨嶙峋，病入膏肓，她已说不出话来，两眼含着泪水看着李商隐，见丈夫回来心里终显露出一丝高兴。李商隐伤心地拉着妻子的手，禁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他觉得愧欠妻子太多了，忽然想起十年前在泾州的新婚之夜，那时妻子是多么青春妩媚、无忧无虑，而嫁给自己后一直受着苦。自己在仕途受了挫折，只有妻子在一边安慰自己，照顾自己。而自己带给妻子的总是颠沛流离，她是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可自从嫁到李家后，总是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支持着自己，想到着李商隐更忍不住悲伤。没过多久，李商隐最不希望的事终于发生了，王氏很快就在病痛的折磨中离他而去。

　　李商隐护丧归洛时，心情感到分外地孤独和悲伤，儿子和女儿还刚刚蹒跚学步，根本不能理解这份哀痛。这个时候李商隐还是想到了诗，也只有诗，才能倾吐他心中不尽的痛楚和无奈：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无题》

　　春蚕到死丝方尽，是啊，妻子短暂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勤俭持家，相夫教子，默默承受着流离贫困之苦，象春蚕一样吐尽生命中最后一缕丝，象蜡烛流干最后一滴热泪。李商隐着安慰自己，也许妻子住的蓬莱仙山离自己并不太远，想念的时候，可以托青鸟去探望她。

　　大中五年的七月，正当李商隐还沉浸在亡妻的悲伤之中时，一份聘书又寄到了他手上。这回是新任的梓州刺史，剑南节度使柳仲郢寄来的，他要聘请李商隐做担任掌书记之职。李商隐思忖再三，还是决定放弃刚被授予的太学博士之职，准备南下。这个太学博士还是一些刚升迁的朋友暗中给他活动的结果，但李商隐明显不喜欢这个教书的职位，也好，到四川去看一看也许能让悲伤的心情得意舒解，可他不知道，这选择的又是一条漂泊之路。

　　临走，连襟韩瞻为自己送行，李商隐并将自己的儿女托付给韩瞻。一路到了梓州，让李商隐感到意外的是，等他一到，柳仲郢就奏请朝廷，让李商隐担任节度判官，很快朝廷就批准了柳仲郢的请求，并授予李商隐检校工部郎中的官衔，是五品上阶。李商隐当然能感觉出柳仲郢对自己的关照，平时工作起来分外认真，心情也从悲伤中渐渐走了出来。

　　李商隐在梓州没到半年，便收到了一封韩瞻的信，他告诉连襟李商隐已被外放为果州刺史，也就是现在四川南充这个地方。这样也好，他们连襟两人都到了四川，联系也就方便些。李商隐在梓州一共待了五年时间，直至柳仲郢被调回长安，他才跟着又返回，所以在梓州的这次任职也是最长最顺利的一次。李商隐这次能做这么长时间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柳仲郢的身份很特殊，他是大和年间节镇大臣柳公绰之子，又曾在牛僧孺手下做过事，办事严谨颇受赏识，后来李德裕也例外地重用了他。柳仲郢看中李的才华，有他的提携，所以这次幕府生涯还算比较顺利。

　　在梓州的岁月，李商隐最想念的还是他的长安的儿子。每次长安有好友调来，李商隐就会询问自己子女的近况，知到平安无事后心里才稍稍得意安慰。比如有个杨本胜的人从长安到东川任职时就主动拜访过文名远扬的李商隐，告诉李的儿子衮师已经长大很多，经常思念远方的父亲。李商隐和他一直谈到深夜，并写诗答谢：

　　闻君来日下，见我最娇儿。

　　渐大啼应数，长贫学恐迟。

　　寄人龙种瘦，失母凤雏痴。

　　语罢休边角，青灯两鬓丝。

　　--《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

　　柳仲郢非常关心李商隐，知道他丧妻之后一直未娶，独自在外也无人照顾，于是要将一名乐营歌妓张懿仙介绍给他，这对于一个五品官来说，再正常不过了，不过李商隐断然拒绝了他。可见他对王氏爱得是那么深切真挚，一直难以将她忘怀，并且此时李商隐也渐渐信奉了佛教。在梓州时，他也经常到城北长平山的慧义寺中去，也许研习佛经能给他一些精神上的寄托，在慧义寺主持和尚同意下，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庙内开辟了五间石室，准备亲自用金字抄写《妙法莲华经》七卷，藏在其中。为此李商隐还请柳仲郢写了一篇记文，附在经首。李商隐曾学过道，现在学佛，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这种风气在晚唐的士大夫间非常流行，他们也只都学佛而不入佛，李商隐始终还是个官员。

　　大中九年，调令下来了，朝廷命柳仲郢回京城任吏部侍郎。梓州五年，在柳李二人的努力下政兴人和，一片大好，这也是朝廷升迁柳仲郢的原因。只是朝廷并没立即给李商隐什么职位，不过此时他已很想念自己的一对儿女，决定帮柳仲郢料理好最后的公务后，一起返回长安。

　　在四川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李商隐已非常地留恋。他们先过了剑门关，经过朝天驿，又过了大散关，一路尝遍了奔波的辛酸，在大中十年的春天到达了久违的长安。柳仲郢到京城后突然又被改任为兵部侍郎，李商隐还没有接到任职调令，只能赋闲在家，而此时他的体质已越来越差。到了这年十月，兵部侍郎的职位还没坐稳，柳仲郢又接到了调令，任御史大夫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他知道李商隐此时还在家中，便立即给他奏请了盐铁推官，打算和他一起去稽查扬州盐院的事务。大中十一年初春，他们动身离京，李商隐沿着那条熟悉的旧路，经过洛阳。在洛阳城，他逗留了几天，去凭吊了当年和王氏一起生活居住的旧宅，妻子虽然已亡故六年，但思念之情一直没有退减。在王家的旧宅里，亭台依旧，人已非昔，满眼凄凉。这也是李商隐最后一次住在岳父的旧宅中。

　　他们先到了扬州，扬州当时是淮南节度使的驻所，盐铁使在这里也有巡院。扬州在唐以前就是东南的重镇和最大的商埠，六朝时商业已非常繁华。李商隐到了江南，在办完公事之余还是出游，江南这里还曾是小时候和父亲一起来过，现在再见已恍若隔世。在任上时，李商隐游历了金陵、苏州，甚至还从浙江南下，去过福建南平武夷山一带，写了不少好诗。才过了一年，也就是大中十二年的二月，柳仲郢又接到了调令，这回是升迁，任刑部尚书。盐铁使的职位另有人继任，而李商隐的那个职位，新的盐铁使也会用自己的人，所以他这一回又做不下去了，加上此时体质也越来越差，于是退职回郑州老家去。做了半辈子的幕僚生活终于要告一个段落了，李商隐心里有些失落也有些解脱。而实际上让他打算回家的真正原因是自己的身体已实在不行了，他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让他最伤心的是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还没有实现，在病榻上，他回忆儿时在洛阳刚入令狐家读书的情形，回忆曾经那两难的政治处境，回忆着流落南方的幕府生活……

　　浮生若梦，他是深深地体会了这四个字，觉得人生许多东西都只是梦一般的虚幻。而病魔在煎熬着他虚弱的身体，消磨着他的生命，而历尽风霜的他，似乎也早已参透了人生的大悲凉：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用颤抖的手写下这首诗，并习惯地将它命名为《无题》，确实已没有一个具体的题目能来概括他此时复杂的心境了，任何修饰形容似乎也都是多余，他只是想借诗倾诉人生的凄凉和深深地无奈。

　　写完这首诗没有多久，李商隐就带着他的一腔愁怨和绝世才华，离开了人世，时年四十九岁。这一年已是唐宣宗大中十三年的冬天，漫天飞雪，他就这样寂寞地走了，没有等到长安的春暖花开。

　　没过多久，唐宣宗也一命归天。再过十六年王仙之、黄巢起义将要爆发，唐王朝的气数也渐渐走到了尽头，幸好李商隐没有看到这些。

　　人面不知何处去

　　我准备在这本书中花一个篇幅写篇与爱情有关的文章，而文章的主角则是唐代的一位诗人。这位诗人单就在唐代计歌史上地位也许未必太高，见传的诗歌数量与李太白杜少陵自不可比，俨然也没李长吉白乐天之类流传的多，但他的地位很独特。你说他才力不厚，他却仅凭一首诗就足以名传不朽，而那首诗表达的意境和展现的意象，即使后来如刘禹锡欧阳修等大诗人词家也无法超越。读者循着我文章的题目也许早已知道我说的那位诗人的名字，他就是唐朝德宗时代的崔护。

　　一

　　贞元年间，崔护还是博陵县的一位书生。不过他的祖上都是有学问的人，崔护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整日受到熏染，再加上天资陪颖，才情不俗，自然从小被人看好。不过也许才子都比较率性，崔护也是这样，喜欢独来独往，即使郊游休闲时也不喜欢三两出行，他喜欢品味孤独中的平静和安谧。平时也有些恃才傲物，除了埋头攻读诗书之外，并不习惯与人交往。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和这些庸碌的纨绔子弟一样虚度一生，他胸中有个愿望，就是要通过攻读去参加科举来获得功名。他自小就树立了远大的抱负，要以平生所学来干一番事业，报效朝廷。这也许是许多中国读书人共有的愿望，刻苦勤奋地膜拜儒家经典知道德文章，学成之后期得售于帝王之家。这个过程是漫长也是艰辛的，并不像我们后人所了解的那样这些才子只要去考便可以一帆风顺而高中，即使如李白，嘴上蔑视权贵而一生也多奔走于公卿贵胄之间，期得引荐。那么一般才子更是要好好努力一把才是，少年考成白头的也举目皆是，崔护当然明白这些，所以他才这样一日不敢懈怠。

　　崔护把经史子集都看了过来。不管风吹雨打，每个夜晚都是这样与青卷黄灯做伴。赴考的日子渐走了，他要在明年赶考前把书上的内容做到彻底地烂熟于心，苦读的确是唯一的办法。

　　第二年的早春，冬天的寒意还未退去，催护就准备好了行囊，一人独自远赴长安。博陵县当时就在河北的定州，当然也有后人考证说崔护的家就在长安附近而并不在河北，那么这里我们也暂且就按照一般史书对崔护籍贯的记载，认为他是从河北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长安。长安在中原，这一路崔护走得异常艰辛，不过心情自然与外面的严寒天气不同，他与每一个年轻的赴考书生一样年少气盛，满怀信心。在他的眼中，再冷的北风也不能抵挡自己的壮志豪情，他日行夜宿，即使破庙中也可歇息，他不在意这些，只要晚上能点上自己随身带着的油灯烛火翻开几卷圣贤之书，一天的疲惫就足以抛到九霄云外。崔护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赶路、看书、思索，他最盼望的事就是早一点到长安，这片当时读书人心中的圣地。

　　终于进长安城了，崔护仰起头，微笑地看了看城门上的三个字，耸肩把行囊往背上送了送，进入城中。在长安城，他才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繁华，公卿王侯的马车踢踏而过，气派奢华地让人眼感晕眩，汇杂着各色的口音，他们显然是从全国各地来到长安谋生的商人。崔护在定州城也见到一些市热闹的商铺，但哪有长安城一半的热。许多古玩都是以前所未见过的，还有那扑鼻的波斯香料和异于中原装束的波斯商人，他们操练着并不娴熟的长安话，让崔护觉得既陌生又好笑，不过心里还是禁不住叹息京城的繁华与热闹远非他乡所能比。背着行囊，在街市上闲逛着，这个连续走了一个多月几千里地的河北书生并无倦累的感觉，直到暮色降临、商家把灯笼挂在夜市上，崔护才感自己早已腹中空空也要找个休息的客栈了。一路上的花费已不算小，崔护虽然家境殷实但还是比较节俭的，他没有在这繁华的街市边找客栈，虽然这里举目皆是。崔护特意走了一段路，选了一家比较偏僻和便宜的旅店安顿下来。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早已倦累的书生，想必也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有的也许走了太久，早已衣衫褴褛，在长安的早春天气里不免会冷得瑟瑟发抖。这一群中许多人也许就是将来的国之栋梁，而如今所见，景象之艰辛让崔护更觉得自己要加倍努力。安顿好后，崔护走到了自己的房间，这一夜他没有再看书，心绪激动、辗转难眠，毕竟这已是自己朝想暮思的长安城了。半夜醒来，崔护发现对面民舍里隐隐的烛火透过纸窗又被点了起来，而耳边又传来了几声萧瑟而不断的寒鸦声，崔护心想也许民舍主人也是被这凄切的乌鸦叫惊醒了吧，此情此景崔护似有感悟，遂也点灯铺纸，写下了这首诗：

　　黯黯严城罢鼓鼙，

　　数声相续出寒栖。

　　不嫌惊破寒窗梦，

　　却恐为奴半夜啼。

　　--《晚鸦》

　　这是崔护到长安城的第一首诗，写得意境苍凉。长安城晚上实行了夜禁，暮鼓也敲过了好久好久，崔护未必真知道那妇人说的是什么，但却借她之口表达了此时崔护自己的复杂心情。醒来已是深夜，虽然身在长安，无需再为第二天的远行而奔波，可心却更思念起远方的故乡了，乡关路遥。他知道自己肩上的重担和此行的目的，朝廷的科举选拔考试没有几天就要开始了，心里也不免因前途未卜而觉得紧张。不过崔护也知道，比起傍晚见到的一些寒士自己应该已算幸运的，并无衣食之忧，只要一心去应考就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想到这里，崔护才露出一丝宽慰，放下笔侧身睡去。

　　第二天醒来崔护并没再到热闹的街市上闲逛，他静静地把自己关在客栈的房间里，习惯地将随身带着的诗书铺开，仔细地读了起来，他知道朝廷考试的时间一天一天在迫近，此时也已到了关键时候，必须全力以赴地做最后准备了。陆续赶到长安的远方赶考者又渐渐多了起来，除了像崔护这样的年轻人，也有一些早已须发花白、步履蹒跚的老者，他们显然已在科举路上奔波了一辈子，甚至也耗散了一辈子，有的也许在不久的考试中能熬成进士及第，但更多的是落第而归，是的，其中一些老者也许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赴考的，考不中可能从此也就从此死心。而真正的悲剧就是那些不死心的老者，他们也许早已把整个人生都托付给这一次次的科举考试了，要是还不考中也无颜回故乡，所以只能循环往复、往复循环地在这个悲剧里轮回。崔护每从窗口见到这些老者就不免心生同情，当然这也激励起他的斗志和信心，没有其他路可选择，一定要乘着年轻，加倍努力，不负大好时光。所以，这次考试更是要全力去复习，全力去应付，想到这他又埋下头，沉入那一册册厚重的经史子集中去。

　　崔护废寝忘食，投入得似乎已忘了时间。长安城不知不觉已春暖花开了，他无心顾及这些，时间已到了最后一天，明天就要赴考场了，他心里也已做好了最后的准备，这一夜，他睡得很香，因为他心里已很塌实，自己这一阵没有虚度光阴，也已尽最大努力。

　　第二天进入森严的试场时，崔护没有感到紧张，相反他却见到一些同样年轻的书生有些局促和不安，也许他们心里负载了太多的目的和希望，他们太渴求成功了，有这样的心理对考试未必是好事。崔护告戒自己要平静，经过试官一番搜身检查，崔护被允许进入，终于在考场坐定了。试卷分为诗赋和时务策，诗赋对崔护来说没什么困难，时务策凭借他的学识也是应付自如，整个试卷他做得特别投入，俨然忘了天已近黄昏，已过了许多进辰了，崔护把试卷最后一个字工整地写完，等墨迹干透，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交卷离开了考场，而随他一起离开的一些书生有的则是眉头紧锁，显然对自己刚才的发挥没有信心。崔护则不然，他自信自己刚才试卷上的回答，他心态平静地回到了客栈，这个夜晚他终于可以闲下来，把翻得再熟悉不过的圣贤之书丢在一旁，双手枕头欣慰地躺在睡榻之上，享受着美丽繁华的长安之夜。对，长安街市的夜晚自己还没好好看一看呢，上次因为要准备考试心情也不像现在这样轻松，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看了一遍，这次崔护要好好地赏游一番。今夜，崔护决定要深夜而归，他要尽兴享受这大好春光，看遍这万邦来朝的长安古都的繁华。相信这一夜，在长安城，除了那些还怀疑自己白天试卷答得是否正确的考生外，其他书生都是像崔护一样地放松，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长安静静地等待着放榜的那一天。

　　长安城的夜市也有风车和葫芦糖，崔护虽说已过弱冠之年，但仍童心未泯，他与这些小商贩和手工艺者擦肩而过时就有了买下的想法。崔护执在手中时引来的却是几个稚气的顽童，抢着喊着要崔护送给他们，崔护抚摩着这些长安孩子的头，遂将刚才买的风车糖果送给他们，崔护此时倒觉得他们也许才是最幸福的，至少现在还可以无忧无虑地在父母的荫佑下长大，当然他们有一天也许也会走上科举的道路，崔护心想但愿那一天他们也能像今天自己一样吧，轻松地应付。

　　这一夜崔护兴尽而归，而第二天醒来，他又决定到曲江那边看看，据说这天那里有着闻名天下的裙幄宴。每逢三月初三左右，长安的仕女们趁着明媚的春光，锦衣长袖骑着温良驯服的马或者坐着华丽的马车，带着随从和极其丰盛的美酒佳肴，来到曲江池边，选一方风景上好的地方驻马设宴。崔护走到曲江边了，三月的曲江碧波荡漾，万紫千红，加上京兆府和长安、万年两县农家园户们摆到这里来的绚烂花卉以及各路商贾们的珠宝珍玩，奇货异物罗列在曲江之畔。他知道，在不久后朝廷公布新科进士名单时，那些春风得意的进士都会来到这里，崔护也坚信自己也应该考中。他努力地放眼望去，眼前所见皆是一片春草齐齐和无数彩衣香马的景象，好不热闹。崔护好生羡慕这些天真烂漫的少女，倒不是因为她们出生在仕宦人家，而是羡慕她们每年都有这么好的到曲江来踏青机会，享受这长安城的盛世繁华。崔护见她们谈笑嬉戏着，也有的在追逐翩翩飞舞的蝴蝶，这番景象真如杜甫《丽人行》中所说的：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玩累了这些女孩子在大人的招呼下又坐下了，以草为席，在周围用竹竿插了一圈，挂起了随身携带的裙布作宴幄，这些宴幄色彩各异，点缀着整个曲江之畔，绚烂夺目。她们在宴幄内面饮宴，谈笑风生快乐得让人羡慕。她们的宴席自然比不过玄宗时代帝王在曲江边大宴群臣的华贵，但这些极有情调的长安女孩子们，对宴幄之聚也是极讲究的，比如说那些可口丰盛的美食，海陆杂陈，都新奇得很，许多崔护从没见过。宴饮之后，这些女孩子们互相做起了游戏，猜谜、捉迷藏，其乐融融。春光无限，春意盎然，崔护陶醉在这美景之中，欣喜之余又有一些失落，他想起了千里之外定州的家人，这一出来也好几个月了。

　　二

　　崔护憧憬着黄榜公布的那一天，那时自己再畅游曲江，心情一定比现在更好。而那一天，自己也可以参加那激动人心的曲江宴了，那是何等的荣耀，对一个寒窗苦读二十年的书生来说，这是人生最得意的时刻了。

　　曲江宴的习俗是从唐中宗时代开始的，规定每年春天三月的时候，从放榜的那一天起，他们会在曲江上为新科进士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已示祝贺。而在这前金榜也早已张贴于礼部的南院，人们俗称这是南宫告捷，榜头竖贴着四张黄纸，被称做是金榜，上面会用淡墨书写"礼部贡院"四个大字，然后以下便是公布的新科进士名单。书生们若见到自己榜上有名，就可以参加曲江的宴会了。宴会的时候新科进士春风满面、喜气洋洋，同时赴宴的还有主考官、公卿贵胄及其家眷，宴会上的食品必须会有各色的樱桃，因此曲江宴也被称为"樱桃宴"，皇帝也常派人送来食品。由于宴会设在曲江上面，新科进士一边品美酒一边尝佳肴，有的甚至还会带上乐工舞伎泛舟饮酒，有的则脱冠摘履，解衣露体于草地之上"颠饮"，这种喜悦之情在新科进士身上将是随处可见的。唐代有个叫刘沦的诗人及第后就写诗描绘过这样情绪激动的宴会场面：

　　及第新春造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

　　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

　　雾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附芳洲。

　　归时不省问花醉，绮阳香东似水流。

　　--《及第后宴曲江》

　　新进士的心满意足、得意之情俨然在目。谁不羡慕他们?当然曲江宴并不需要新科进士去奔忙，早早便会有进士团来操办，所谓进士团就是一个筹备和组织曲江大会的机构，纯属于民间组织，为首的各团司，类似于乡间的一些有地位的长者，成员多时可达数百人。每个人都有分工，放榜的同时，进士团便会在座主也就是主考官的府第附近，早早地就租好了宅院，叫做期集院。团司与新科进士每日到期集院集合，布置曲江大会的各个项目。按照规则第一项是拜座主，又叫做谢恩，虽然主考官没手把手教他们习文读书，但进士都感激地把主考官当作自己的恩师。这个过程由状元带领着进士到主考官府邸，感谢他的拨举之恩，拜座主的过程并不是一次就了事，要几次三番地去拜，以示诚意，直到座主坚辞才可作罢。接下来是谒见宰相，又叫过堂，座主带队在尚书省政事堂向宰相致谢礼，过堂后还需到舍人院拜谒中书舍人。

　　这些繁文缛节看似麻烦，但确实是进士们晋身的阶梯和步人官场的规则所在。就是这样，整个拜谒的过程在百姓眼中，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曾有诗说："十二街前楼阁上，卷帘谁不看神仙。"新科进士风光无限，显然在一般人的眼中不比神仙差。

　　曲江宴并不是一天了结，有的时候甚至可以从三月三日一直闹腾到仲夏。不过，最热闹的肯定是进士们的那次集体聚会了。比如唐代那位大诗人孟郊中举后就忍不住在杏园探花宴上吐出这样的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在宴会之后，最热闹的还是"雁塔题名"，这是未中举前书生整日的梦想所在，等到梦在咫尺而可求了，自然都兴奋不已。

　　雁塔所在地是大名鼎鼎的慈恩寺，这座寺庙是玄奘法师从印度归长安后，唐永徽三年，朝廷为他建造的，以方便他译经著述。而到了崔护这个时期，慈恩寺的佛教意义似乎已退位至第二位，寺中的大雁塔的名声更是大于寺庙本身，成了科举和功名的代名词。雁塔的风俗始于一个张姓的进士，这一点唐朝的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中说："慈恩题名，起自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同年，人因为故事。"这位唐中宗神龙年间的张姓的进士，游慈恩寺一时兴起将名字写在了大雁塔壁，首开了风气，后世进士纷纷仿效，后来连皇帝也推崇这样的做法。于是，在唐朝中叶以后，凡是进士及第都要先曲江游宴，然后登临大雁塔，并且选同年中一些书法最好的进士，如五代王定保在《唐摭言·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中说："神龙以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然后这些新科进士将自己的姓名籍贯和及第的时间告诉那位善书者，用笔墨工整地题写在塔壁之上，甚至以后如果能晋升卿相还要把姓名改为朱笔重写。这种题名雁塔的热闹情景可想而知，比如说唐朝诗人白居易，进士及第时也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他手执纸扇游慈恩寺时忍不住写下了"慈恩寺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这显然是一种炫耀了，可以说大雁塔确实已成为当时的一个符号，一个可以见证自己的功名，甚至炫耀功名的途径，所以每一个新学进士都乐得去做。

　　崔护作为一个书生，当然也和那些远赴长安的士子一样希望金榜题名，所以焦急地等着礼部的黄榜公开，这几天他倒反而紧张了，他希望时间快些来到，不过又害怕万一，心里还希望时间来得慢些。长安城已几乎游遍了，这时崔护在客栈中看起了书，努力地想平静一下自己的心绪，他知道过几天礼部就要发榜。

　　发榜的那一天崔护早早和那些焦急的书生一起，早早地来到了礼部的南院，守望了朝廷官员将四张黄金榜张贴起来。一张、二张、三张、四张，每一张的张贴都会引来一阵唏嘘，尤其是第一张第一名，那可是状元，他的名字会以最快的速度霎时间传遍整个长安城。许多士子在看到自己的名字后激动不已，有的放声大笑，有的见不到自己的名字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用手捶打自己的头，懊丧不已。崔护一直相信自己的实力，他觉得自己一定是能考上的，但是他从第一张看到了第四张，又从第四张看回了第一张，一遍又一遍，他甚至不相信了自己的眼睛，他居然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黄金榜上没有题名，自己名落孙山了。崔护眼前突然晕眩起来，他似乎已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脑中一片空白，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客栈。他终于忍不住伏在被褥上，伤心地抽泣起来，觉得自己有何面目再回千里外的故乡呢，那种痛楚阵阵袭来，直到哭累了睡了过去，醒来发现衣枕皆湿，而外面锣鼓喧天，显然是进士团带着新科进士去拜谒考官，以及到曲江赴宴去了。

　　崔护已不愿再久呆在这让他失落伤心的长安了，他收拾了一下行囊，准备离开此地，但就这样回家乡么?崔护觉得自己太没有颜面了，干脆一路走吧，走到哪算哪，只要离开长安城就成。可是出城又必经曲江，而且街道上都是挂红披彩的新科进士以及围观的百姓，热闹的气氛躲都躲不过。经过曲江时崔护看到了那些春风得意，被围观者簇拥的进士们，一个个喜逐颜开、觥筹交错，他们宴饮之后必将去雁塔题名了，唢呐声和锣鼓声仍不绝于耳。想到这，崔护更是觉得自己落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他不再回头看曲江之畔的盛宴了，他出了长安城。不过，他还没有彻底地灰心丧气，崔护还会回来的，他仍相信自己总有一日能金榜题名。

　　三

　　长安城外要宁静了许多。崔护出了长安城一直往南走去，他想花几天时间在京城附近的郊县走一走，恢复一下心情。要让他直接背着行囊北返定州，对他来说未免也残酷了些，好在城外的桃花遍野，春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崔护低落的心情顿时好了一些。尤其那满山遍野的桃花清香，以及眼前飞舞的蜂蝶，让他暂时忘却了长安科考的失意。

　　走了好几天，还是在桃花中穿行，崔护倒觉得这倒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了，这里少了科场仕途的名利，少了世俗的勾心斗角，让你感叹和欣赏的惟有美，除了美还是美。崔护对这里倒有些恋恋不舍了，原本以为长安城南未必有什么好玩的，哪知道这一误入桃花深处就不可自拔，他打算再好好地赏玩几天。

　　而这天也已临近清明，崔护夜晚露宿在山间一久弃的农舍里，第二天醒来又是一个晴朗天气，陋屋之外依旧是柳绿桃红、花香蝶飞、莺燕啾鸣、清风拂面。崔护吃过一些长安城带来的干粮，又走上了山路，他在山坡上看见远处有一片更浓密的桃林，那里绚烂夺目的桃花有种无名的力量吸引他的视觉，他不自觉地要翻山越岭去看那片丛林。

　　山冈上的清风吹入崔护的鼻息，那阵怡人的清爽又让崔护陶醉不已，脚步自然走得更快了些，接连翻了几座小山丘也不觉得累。偶尔山间的野兔以及小鸟们，被崔护步行的声音惊动，扑腾闪去。崔护此时早吃过干粮，倒并不饿，也还不觉察到累，只是口渴得很。桃花深处也许并没有山泉，崔护心想说不定要等一会欣赏完桃林，越过山冈才有，不急，反正一路走一路欣赏着大好的春光，似乎任何艰辛都可以忘却。

　　被桃林簇拥着，在一片粉红中穿行，真有一些乱花迷人眼的感觉，何止如此，那桃花的清香也渐渐随风飘漾，和人鼻息。而这个时候突然在桃林那头发现了一座宅院，眼前大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崔护心想这僻野荒郊居然也能发现农宅，不免有些惊讶。不过也可以看出，屋子的主人把房子建在这里显然是想与桃花做伴，可见必是个风雅之士，或许还是某位高人隐居于此呢。崔护突然想自己口还渴着，于是走近了那幢在桃花掩映下的宅院，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敲响了门。

院子门前那一片蔚然的桃林显然主人曾经精心地剪过枝，崔护心想这个屋主人真是个细心之人啊，桃枝有序而不杂乱，微风袭来，桃花则灼灼溢香。可是右手敲了好几下门，却不见院内有何动静，崔护有些失望，估计院子的主人外出了罢，转过身来遂想离开。这个时候院门发出了一丝声响，是开门的声音，崔护猛地转过头来。在这一瞬间，他猜想开门者必定是位白发美髯、童颜矍铄、竹杖芒楔、相貌清奇甚至谈吐也必定风雅的老者。门终于敞开了，崔护心头一惊，他眼前的哪是自己料想的老者，分明是一位体态婀娜的妙龄少女。这位少女见崔护是陌生人，脸颊便隐隐绯红起来，她布衣淡妆，那清秀的眉目中透出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韵，几片桃花从树上飘落在少女的衣襟上，相映成趣，崔护看着突然定了神，竟忘了来意。还是少女先有礼貌地问了崔护：

"请问这位先生是?"

　　崔护听到少女的问话才回过神来，连忙应答说：

"小生崔护从长安一路来到此地，本想好好赏游一番山野的桃花，怎奈走到这里已觉干渴，想求些水喝，不知小姐能否行个方便?"

　　少女用手拂顺了眼前被微风吹乱的青丝，心想原来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先生并无什么恶意，竟是为了求一碗水喝，于是就殷勤地引崔护走入草堂。她挽起衣袖，亲自到厨下去沏茶倒水。在这个时候，崔护坐在石凳上打量四周，只见院内一尘不染，右边厢房的靠窗口崔护还发现了一整排的书架，架子上有序地摆满了诗书，而一侧的桌上则罗列着笔砚。崔护禁不住起身，他顺着视线，在书架的左侧墙上分明用飘逸的行书写着一副对联，他走上前去定睛一看：

"几多柳絮风翻雪，无数桃花水浸霞。"那字迹工力深厚，潇洒脱俗。崔护知道这院中必住着高人，这时少女脸庞绯红地端着茶水来到崔护跟前："相公，请用茶。"崔护接住了溢着清香的茶水，突然问起了少女，这院中一定还有人居住吧。少女羞涩地告诉崔护，就她和父亲两人住着，这个时候父亲正好出去了，就她一个人在家。崔护接着问想必家父一定是位博学儒雅之人吧，对少女说刚才看到了书房墙上的那副上好的对联。少女见崔护是个懂诗之人，遂破例地引他进了书房，崔护好久没有见到这样藏书如山的书房了，崔护看了一下书架，几乎士子一生所梦寐以求的好书这里都有。当崔护把目光停留在书桌上时，被桌上一幅墨迹已微干的诗文惊住了：

　　素艳明寒雪，

　　清香任晓风。

　　可怜浑似我，

　　零落此山中。

　　好意境，崔护不禁感叹，心想这个少女的父亲绝非等闲之辈，也许是个谪官，必定有过坎坷的经历，不然此诗的意境怎会如此无奈和萧索。崔护只能猜到这里，到底这个主人是谁他是不得而知的，他们走出了书房。

　　来到院中，院里又零落了一些桃花，少女让崔护坐下，自己走过去将这些乱落如红雨的桃花扫尽。崔护品着手中的茶，见眼前这位少女绯红羞涩的脸上秋波盈盈，丝毫没有施过脂粉的样子，简直如出水的芙蓉，又宛如春风中那些飘散着清香的桃花。这个时候崔护看着居然又忘了去喝手中端着的茶水，少女扫完落红见崔护发怔的样子，顿时又羞涩起来，迅即垂下眼帘不敢再看眼前的这位风度翩翩、俊朗潇洒的崔护。就是这份娇羞让她异常动人，崔护不禁心襟摇曳，猛地被烫手的茶水惊醒，继续啜饮起来，少女见崔护有些窘迫的样子转身含羞而笑。

　　崔护是知书达理之人，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努力地回过神来。这时，崔护想起了刚才见到的诗文，问起了这位少女，外出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怎么住到了这个僻野荒郊。少女似乎并不愿意提起这些，既然崔护问起，也就淡淡地说道：

"小字绛娘，是和父亲蛰居在这里。"少女并没有提到自己的姓氏和家世，更没提到父亲以前在何处任职，似有什么难言之隐。崔护回昧着那四句淡雅的诗句，呷了口茶水，心想这位少女的父亲必有不凡的经历，既然她不愿多谈，崔护也就不便于多问了。两个人在院中沉默了一会，崔护先转移了话题，他对绛娘大赞一路所见的怡人美景，尤其那一望无垠的桃林，犹如永无纷争的世外桃源，好似仙境，并说羡慕她和他的父亲能整日蛰居于此，与花香绿野外伴，逍遥自在，惬意悠闲。少女看着眼前这位高谈阔论的书生，听得出他也是个像父亲一样极有雅兴和文人的气质的人。崔护对此地风景由衷赞美，绛娘也会心地颔首赞同，不过任崔护入神地说着，她并不说话，她似乎更愿意倾听，倾听崔护专注的语气和言辞。说到春天时，崔护更是兴致盎然，和绛娘说了许多古今的名诗佳句，然后纷纷对这些诗句做了一番品评。绛娘本已对俊郎潇洒的崔护感到羞涩，这时他的才学更让她倾慕起来。最后崔护突然说到了这句诗：

"花开堪摘直须摘，莫待无花空折枝。"崔护显然是多少有些暗示绛娘，等她的反应。绛娘此时更害羞，含着笑，脸红着低下头。绛娘从小受父亲的熏陶，也是读过诗书的人，当然明白眼前这位虽然陌生，却气宇轩昂、才情不凡的少年郎的暗示，一个十八九的少女，初遇让她心动的少年怎能不羞涩万分而又春意荡漾呢。但从小就有良好家教的少女怎敢主动地在一个陌生男子面前先把自己的心扉敞开呢，她只能坐在一边的石凳上含笑不语、低头羞涩地拨弄着自己的衣角，两方红霞已染上了面颊，偶尔窃窃地用脉脉含情的目光向那边呷茶的崔护一瞥，当崔护的眼光与她相遇时，她又闪电似的收回。这样绛娘也就更局促了，羞怯地望着自己的脚尖，那楚楚动人的样子实在让崔护看着爱怜。崔护面对绛娘的无措，也不知如何是好，甚至对茶水中几片茶叶被咽下了也浑然不觉，倒有些后悔提起那首"摘花"诗了。崔护是个饱读圣贤之书的君子，他不是纨绔子弟，不可能做出轻浮的举动出来。崔护从小到大，从未多与姑娘接触，只与诗书外伴，并不是十分了解女孩子的想法，他还以为刚才的话可能有些得罪绛娘了，所以她才长久不语。崔护因此以下的说话就更收敛了些，毕竟男女有别，这位少女能在父亲外出时允许自己进门喝水已是破例了。绛娘和崔护两颗挚热的心，只能最终"止乎礼"，诗书的熏染让他们非常好地掌握了分寸。崔护又坐了一会，眼看着太阳已快要落过西边的山冈了，崔护只能起身，对少女道了谢，恋恋不舍地与之辞别。少女也把崔护送出了院门，虽然她心里也不希望崔护就此作别，可是毕竟他们萍水相逢，崔护也只是他乡之客，更不会久留于此，崔护渐渐远了，但少女仍倚在门边默默地目送着他消失在桃花深处的身影，晚风拂过，红雨飘零。

　　崔护走在路上回味起白天见到的少女，那桃花般纯洁妩媚的少女，在脑海中盘旋良久不能抹去。一个月后，崔护越过千山万水，终于又回到了定州的老家，家人知道崔护落榜了但并没有责怪他，只是希望来年再考。崔护回到家中，又沉浸在经史子集的复习之中，长安城南偶遇少女的事暂时放到了一边，因为崔护作为一个迫切需要得到功名来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书生来说，读书是这一年中最重要的事。

　　转眼过去，这一年的秋寒冬冷崔护似乎都没注意到，他完全沉浸在诗文之中了。现在第二年的春天又到了，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春天啊，定州风光尚且如此，长安应该也早已繁花似锦了罢。崔护看到自家院中盛开的桃花树又不免若有所思，触景生情，想起去年在长安城南僻野荒郊的桃花林中遇到的少女，像春天所有怒放的娇艳鲜花一样，崔护的感情在心中又升腾了起来。他无法再在定州等下去了，而且考试的日期不远了，于是他又收拾起行囊，告别父母，一路南行。先去长安南郊看一看那片久违的桃花林，看一看那位娇羞而让人怀恋的少女，然后再去长安赴考。

　　一路的艰辛不算什么，崔护最希望的就是早一点到达那片他无法也不曾忘却的桃花林，见到那位姑娘，就这样千山万水都像是被他的脚步所忽略了，不出一个月崔护就先来到了长安城南。去年的景色今年像是没有丝毫的变化，还是那样的瑞气怡人，蝶飞蜂舞、花香阵阵。循着旧路，崔护找到了去年见过的山冈，翻过山，他见到了那片依旧绚烂盛开的桃花林，还有那座在桃花掩映下的宅院。此时，桃花虽然美丽，可桃花处处可摘，去年的那位少女呢，是否还住在远处的宅院之中呢?崔护穿过了桃林，终于在这幢宅院前驻足，还是一切如故，好像一年前的事只不过就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在离院落近些，崔护隔着木门呼道："小生踏春路过此地，不知能否求些水喝。"他几乎是重复着去年的那句话，期望还是那位少女出来开门，可是里面寂静无声，无人答应。

　　四

　　崔护等了好久还是没人来开门，那木门关得那样地严实。随即他又唤了几声"绛娘!绛娘!"还是无人答应，不过好像门内又有些微弱的回音，崔护相信那回音是真的，但也怀疑这是自己的错觉，因为他发现门口挂着一把长满铜锈的锁，这也表明主人可能都出去了，并不在家。崔护希望他们父女两人只是出远门，而不是永远离开此地，可一想他们又能到哪去呢。探亲?他们是蛰居此地，亲人肯定不在近处。扫墓?既然亲人故友不在此地又会去扫谁的墓?郊游或者出嫁?后者是崔护最不愿看到的，他无法接受去年的少女居然会远赴别处嫁为人妻，崔护的思绪似乎乱了，彻底乱了。这时他又不忍离开，希望自己也许在黄昏时分能等到少女和她父亲一起回来，可是久等未回，夕阳又要落下远处的山冈了。晚风再次吹来，枯坐在桃花树下的崔护，衣襟上洒满了粉红的花瓣。崔护只能失落地从行囊中取出了笔，蘸上墨汁，在木门上挥笔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诗句：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

　　去年的时候在这里见到了你绛娘，那时你含笑的脸庞像盛开的桃花一样迷人，久久难忘。今年的这个时候，我再次拜访，却不见绛娘你旧时的模样，空留一腔惆怅好比那对着春风含笑的桃花，独自彷徨。这时，又是几片飘零的花瓣从木门前划过，还有几片粘在崔护写完的毛笔尖上，崔护用手将花瓣拾去，遂收笔入箧，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片桃花林。他走在黄昏的山冈上，迎面的夕阳将粉红的桃花林染成了酡红，崔护不会就此死心的，他打算几天之后再来这里一次，他觉得只有看到那位去年结识的少女他才觉得不虚此行，这一年了，物是人非，而且他心里也似乎有很多话向她倾诉。夜晚，回到那座去年夜宿过的破庙，崔护不能人眠了，简直是茶饭不思，诗书也读不进了。过了三天，崔护就循着几天前的路，再次寻访那片桃花林，他想也许隔了这么几天绛娘即使外出也应该回到家了。

　　这一路崔护已相当熟悉，他很快就看到了那片桃花林，还没等他靠近桃进中的那座宅院崔护就听见院中像是有人在呜咽哭泣，崔护放快了脚步，连忙走到那座熟悉的院落门前，敲响了被他题过诗的木门，那诗句墨迹已干，字句依旧清晰。闻声出来开门的是一位老者，他的眼圈湿红，情绪黯然，崔护立即反应过来这位老者必是绛娘的父亲。崔护礼貌地问道："伯父，请问……"。没等崔护问完，老者就说，你是崔护吧。崔护突然听见老者叫自己的名字，感到分外诧异，又有些惊讶，他忙对老者点头道：

"是的，晚生便是崔护。"老者一听，更加的悲伤了，以袖抹泪道：

"是你杀了我的女儿啊!"说着痛苦起来。崔护不知原委，怎么老者突然这样说自己呢，赶忙问道发生了什么事。老者泪流满面，哽咽地对崔护说："我的女儿绛娘，年方十八，知书达礼，待字闺中，自从去年清明时分见到了你，El夜牵肠挂肚，只说你若有情，必定再度来访。她就这样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春去秋往，总是看不到你的踪影，盼不到你再次来访，她朝思暮想，恍然若失。时过一年，本已将绝望了，前几天到亲戚家小住了几天，归来时看到门上你所题写的诗，悔恨自己错失了良机，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因此不食不语，黯然落泪，愁肠百结，竟然一病不起。我已经老迈了，只有这个女儿相依为命，她之所以迟迟不嫁，是想找一佳婿好让我们父女有所依靠。现在绛娘却要先我而去了……"说到这老者又忍不住失声恸哭，随即又哽咽地说道：

"这难道不是你杀了我女儿么?"

　　崔护听到老者的这番哭诉一时后悔莫及，如遭雷击。一位萍水相逢的女子，居然会对他这个一名不是的书生如此用深情，他怎能不感动呢，崔护也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老者说：

"去年清明时分，我踏青路过此地，一时口渴，是小姐赐我茶水，前三日我再来寻访不得，题诗在木门怅然而返，不曾料到会有这样的变故，绛娘若死，我崔护也再无面目苟活于世了。"崔护说完便迅速地奔人院中，嘴里大喊绛娘的名字。

　　在右边的厢房里，崔护见到了躺在榻上的绛娘，见她嘴唇干裂，面色如灰，双目紧闭，崔护失声痛哭，泪水湿透了绛娘的脸庞。崔护这时百感交集，是自己对不起她，是自己害了她。这时绛娘有些觉察出崔护已来到了她的身旁，眼角渗出了两行泪水。崔护看到了，他意识到绛娘还没有死，他迅即抹去了自己的眼泪，抑制住情绪，他狠命地摇着绛娘，嘴里喊道：

"绛娘醒醒，醒醒啊!是崔护对不起你啊!"

　　崔护说到这，绛娘的嘴角终于有些翕动，恢复一些知觉了，崔护连忙帮她擦去眼角的泪水。老者在一旁见女儿有些苏醒了，也不再伤心痛哭。崔护紧握着绛娘的双手，他似乎要把体温传给她，让她感觉到自己就在她身旁，又过了一会，她真的开始有些微弱的鼻息了，双目也终于微启，似乎也已认出了崔护，终于努力地把头仰起，崔护也一把将绛娘搂进自己怀里。崔护这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而泣，这哭泣中隐含的一半是悔恨一半更是欣喜，毕竟绛娘活过来了。老者见女儿稍微好了起来，赶忙端来熬的姜汤让女儿喝下。崔护不知在绛娘的床沿边坐了多久，直到她能坐起来时，才稍稍舒了口气，就这样崔护搂着虚弱的绛娘把这一年来的发生故事慢慢地讲给她听，绛娘也觉得像是又回到了去年的这个时候，还是那样的温馨。

　　稍微好些的几日，崔护天天陪着绛娘在桃花林中散步，在山冈绿野中踏青，这两颗萌动着甜蜜爱情的心灵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幸福像漫山遍野的鲜花一样繁盛、一样绚烂。

　　崔护就这样把自己有了意中人的事写了家书捎给了远方的亲人，崔家的父母也非常赞成儿子的选择，在信中崔护把自己遇到绛娘的经历和曲折的相爱过程写了下来，崔护的父母觉得儿子是个有情有意的孩子，也就同意了这桩婚事。崔家于是千里迢迢地送来了聘礼，选择了一个吉日将绛娘迎娶过去，但这迎娶也只是仪式而已，崔护还要赴长安参加科考，而他和绛娘也都愿意在这片春意盎然、桃花盛开的地方生活，这里的一切都如花般美好。崔护迎娶娇妻之后，更加地发奋读书，绛娘除了照顾崔护之外，晚上还为他点灯研墨，让崔护心无旁骛，安心地读书。

　　五

　　整日沉浸在这样的幸福之中，崔护还有何求，功课学业日益精进，对于长安科考，他已有十分的把握。果然在唐德宗贞元十二年，长安会试时进士及第，如愿以偿。有绛娘照顾着崔护，所以他后来仕途一帆风顺，官至岭南节度使，这是个不小的官衔。唐以后的历代的文人每每想起这段崔护的传奇经历，不免羡慕万分，而对于那首传诵万古、动人心扉的城南题诗，后世文人也多有模仿，然而皆难出其右：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杨柳枝词》

　　这是文人刘禹锡在桥上思念他所遇到且爱慕的人，二十年过去了，恍若隔世，终不能再见美人，而恨至今朝。

　　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来玩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

　　--《江楼感旧》

　　这是诗人赵嘏凭风倚楼，思慕去年相识赏月的美人，可是明月依旧，美人不在，惆怅如万里江天，只能拍遍栏杆、独自彷徨。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夜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生查子》

　　这是北宋词人欧阳修所写。今年元宵之夜的灯火集市中，依旧是那番灯火灿烂，热闹喧腾。可诗人实在没有任何高兴的意绪，他静静地望着天边皎洁的月亮，思念着去年邂逅的美人，可是韶华成昔、物是人非，只能独自垂泣、泪湿衣衫，去年夜色中的美人只能永远镶嵌在去年的月色中了。

　　这些诗也都有崔护"人面桃花"的意境，也都脍炙人口，传诵百世，可他们终不是崔护，他们遇见的也不是那情深意重的绛娘，人生美好之事也许本就是这样，可遇而不可求。

　　人面何处去，唯有桃花空对春风，一笑灿然。

　　何处望神州

　　在豪放派宋词名家中，辛弃疾是个避不开的话题。我们对辛弃疾的了解也多半局限于文学上，他的词雄奇刚健而不失深婉雅丽，与苏轼堪称伯仲之间，也许因为他文学上的光辉太耀眼，很多人因此都忽略了他在南宋政治、军事上的杰出作为。也就是说，在词章大家身份的背后，辛弃疾还是个出色的军事家。他生活在两宋交替之际，当时金人划江而峙，赵宋偏安一隅，离国破家亡似乎也已不远，辛弃疾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着强烈的忧患感和责任感，

更有着为南宋收复失地的决心，并且年轻时也屡立战功。就当时来说，要是朝廷重用辛弃疾，他该是南宋一流的将才，然后才是个词人。可是这位有着军事才华的大词人，一生命运多舛，懦弱求和的南宋朝廷并没有完全地给他发挥全部军事才能的机会，眼睁睁地看着软弱的南宋失去收复中原的时机。在暮年，他只能无奈地登临北望，空叹神州何处，一腔报国热忱换来的只是老泪纵横。无望收复失地，在辛弃疾看来，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

　　一

　　宋高宗绍兴十年的五月十一日，辛弃疾在山东历城，也就是现在的济南出生，他的父亲很早就逝世了。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在金熙宗皇统六年时做过谯县的县令，这个时候辛弃疾就跟随在祖父身边，开始跟亳州的刘瞻学习。刘瞻是亳州本地的饱学之士，辛弃疾在从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学习了儒家的各种典籍，开始学诗作文，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祖父辛赞也是个儒士，他的言传身教，让辛弃疾的读书范围和视野不断扩大。辛赞虽然是个出仕金国的宋人，但他仍有着自己的气节，他始终以恢复宋朝疆土、报仇雪耻为己任。夙兴夜寐竭力谋划，志在收复故国河山的士大夫形象，在辛弃疾儿时的心目中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迹。后来辛赞从亳州任上升到开封府尹，辛弃疾跟着到了开封。辛弃疾的聪颖非一般人能比，十四岁那年就参加乡试，顺利地中了举人。海陵贞元二年，少年辛弃疾就整理了行装，信心十足地赴燕京参加进士考试，可是这次却不太顺利，没有得中。三年后的正隆二年，辛弃疾再次赴京，却还是未能如愿。在当时来说，北方的很多心怀复国壮志的年轻人，在反金与报君父之仇的前景未卜的情况下，攻读儒家经典，习诗作赋，参加科举入仕，是不得不走的道路，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等待时机。辛弃疾就不同于一般的儒士，他虽然尊崇传统的儒家思想，看重儒士的名义，却绝不会只满足于对儒家经义的解释，他主张传统的儒家思想要在修身之外，真正地与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在少年辛弃疾心里，也已早立下了决心，他是绝不会做皓首穷经的酸腐儒生的，而科举是他最快实现报国理想的路，虽然经历了两次失败，他绝不会放弃。

　　祖父辛赞对辛弃疾的教育也是颇费苦心，曾在亳州时每每政事闲暇，就带上辛弃疾一起登高望远，让他从要小立志为宋朝报家国之仇。在这种熏陶和教育之下，辛弃疾也开始对兵家的韬略之书感兴趣。辛弃疾十五岁的时候，祖父辛赞就让他在赴进士试的机会，观察了解北方地区的山川地理形势，搜集了解金人内部的政治情报和军事动向。不难看出祖父是想把辛弃疾培养成一个文武兼备有谋有略的非凡之才。辛赞这样用心良苦地培养辛弃疾，很明显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自己孙子身上。可是就在辛弃疾第二次赴燕山后回来不久，辛赞就不幸辞世了，他没能等到期待已久揭竿而起的那一天，恢复故土的愿望，只能成为不能瞑目的遗憾。但辛赞的遗憾不是绝望，对辛弃疾这位文韬武略的孙子还是很有信心的，他一生不能实现的愿望也许这位孙子能做到呢。

　　绍兴三十一年时，金主完颜亮，不顾朝野的反对之声，大规模地征派军队、营造战船，谋划着如何攻宋，并决定当年的九月总领十万大军南下。完颜亮的残酷统治，弄得汉族百姓民不聊生，即使是金国内部，也因为完颜亮的独裁而引发了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纠合着其它社会矛盾，几乎到了无法摆脱的境地。在完颜亮大肆迁军的同时，契丹诸部已不服管制，开始谋反，河北河南等地的百姓也不堪忍受繁重的赋税而纷纷揭竿而起。正当完颜亮不顾后院起火，仍执着地率军攻宋的前一天，金东京的留守乌禄，也就是后来的金世宗伺机发动政变，在辽阳称帝，改年号为大定。这个时候完颜亮仍率军南征，与宋军作战时一再失利，加上金国内部的动乱影响了军心，很快金兵溃不成军，失败必不能避免。到了十一月，完颜亮让水军聚集在瓜州的渡口，准备孤注一掷，和宋军决一死战，没想到那些厌战的部下，见大势已去，不想再做无谓的牺牲，暗地里将他杀死，金兵南侵计划只能告败。在汉族反对金兵的义军中，有一支队伍正是辛弃疾率领的，辛弃疾起兵并不只是愤慨于统治者的残酷欺压和歧视，而是要驱逐金人，恢复宋朝的河山，以雪亡国之耻。因此，辛弃疾觉得自己的力量有限，要扩大军事影响力一定要联合散落在各地的武装，他一方面率众兵士投奔到当时活跃在山东一带的另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中。这支起义军的领导者是耿京，辛弃疾在队伍中担任掌书记之职，与耿京部下的其它将领分头到各地招募兵士，收纳降军，迅速将起义的队伍扩大到数十万人之多。另一个方面，辛弃疾又不望主旨，声名大义，劝说耿京归附于南宋政权，齐心协力地抗击金兵，恢复故国。耿京开始并不同意辛弃疾的劝说，觉得自己打下的天地不想随便付注东流，可是单凭自己的实力又不够和金兵抗衡，最终还是明智地采纳了辛弃疾的意见。绍兴三十一年的十二月，耿京派都头领贾瑞渡江，一路风尘仆仆从山东赶到江南，向南宋朝廷表归附的意向和恢复故土的决心，当然辛弃疾也在此行的队伍之中。当时宋高宗正在建康巡幸，辛弃疾贾瑞拜见了皇帝。宋高宗本来还为长江防线如何更稳固而犯愁，现在耿京来投，自然大喜。宋高宗授耿京天平军节度使，贾瑞为武郎阁门袛侯，赐辛弃疾为右儒林郎，改右承务郎，其实随行也全部授予官职。正当完成使命，辛弃疾和贾瑞他们从海州返回山东，要将好消息告诉耿京时，得知耿京已被叛将张安国杀死，这让还在路上的辛弃疾愤怒了。耿京死后，山东等地的反金义军两极分化。义军首领河北的王友直、王任等人多先后投奔宋廷；一般的士卒有的随义军将领渡淮河而南归，有的则归田耕作。其中有些不讲节义的人，比如张安国邵进等人，纷纷乘机邀功求赏，投靠金廷，杀耿京就是预谋已久的事。在海州往山东的路上，辛弃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棘手事件，如何处置，让他彻夜不能入眠。自己的使团已奉耿京的命令归附宋廷，而现在耿京反被乱贼杀了，一来很难向宋高宗交代，另外自己秉承祖训筹划多年的复国计划，也许会被张安国打乱。此时义愤填膺的辛弃疾与王世隆、贾瑞等将领商酌对策，现在只有乘张安国不备，用骑兵突袭，直趋金营，生擒乱贼张氏，为耿京复仇，才能向宋廷复命。果然，在辛弃疾完备的计划下，组织了五十多名勇士深入五万多人的金军大营。张安国没料到辛弃疾会出这么一着，冷不防就被辛弃疾和诸将胁迫而出，捆在马背上一路南奔，等到金兵反应过来要追辛弃疾他们时，已望尘莫及。辛弃疾和贾瑞等人押解着张安国，昼夜疾驰，马不歇蹄，渡淮河过长江，直接将张氏押送到临安，交给南宋朝廷，朝廷遂将张安国斩首于市，整个朝野为之轰动，辛弃疾的英武之名也随之播扬天下。他的好友著名的文学家洪迈在后来的《稼轩记》中对辛弃疾的这次壮举做过极其生动的描述，说后来宋高宗也曾为辛弃疾的英雄行为所感动："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南宋多么需要辛弃疾这样的英武之士，这断深入五万金军擒敌的经历确实如传奇一般，但辛弃疾确确实实做到了，而这一年，他才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

　　二

　　辛弃疾南归以后，宋高宗即任命他以右承务郎出任江阴军签判，这是他在南宋政治生涯的开始。签判是个掌管地方司法的官职，阶衔比较低，才从八品。江阴军也并不大，下辖仅江阴一县，此县地处长江南岸，与常州平江府比邻，尤其在宋金战事频繁发生的时候，这里正是前沿阵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辛弃疾在这里任职可谓官小任重。在江阴做签判的时候，辛弃疾结识了南归的爱国志士范邦彦。这位范姓的名士，是北宋末的太学生。靖康之难时，因为母亲年迈而不能脱身，滞留在北方。他的母亲去世后，金兵已经建立政权，南逃已经不可能。于是范邦彦只能应进士试，中举后便求任位于宋、金边境的蔡州新息县做县令，这个新息县的所在就是现在河南息县。宋廷和金朝开战的时候，他就率众部下开城门迎接宋军，随后举家南归，客居在今天的镇江一带。范邦彦早就耳闻辛弃疾的才华和爱国义举，而辛弃疾对范邦彦的忠义抉择也非常地敬佩，两人相识恨晚。当然，在当时南归之初，一切都很陌生的情况下，多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志士，共襄复国大业，也是有百益而无一弊的。范邦彦长辛弃疾不少，自己有个相貌和才华也都出众的女儿，相识没多久便想把爱女许配给辛弃疾。就在这一年，辛弃疾在京口与范邦彦的女儿成了亲，有了自己温馨幸福的家庭。因此，辛弃疾也得以结识他的小舅子范如山，多年以后，辛弃疾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范如山的儿子范炎，范辛两家二世姻缘，皆与南归有关，不免让人赞叹，当然这已是后话。

　　隆兴元年，在位三十余年的宋高宗退位，诏太子赵昚即位，也就是宋孝宗。宋孝宗在当皇子时就有恢复大宋江山的宏志，所以一登基就召见许多有识的臣子入朝互商对策，同时还追复那位已故去的大英雄岳飞原职，以礼改葬。宋孝宗还命主战派首要人物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积极地为北伐做准备。到了正月，又委以张浚枢密使的重任，都督江淮各路的人马。皇帝这些积极主动的备战布署，给了辛弃疾极大的鼓舞，恢复宋朝的河山，报仇雪恨肯定为时不晚了。此时辛弃疾当然还在江阴的任上，他抑制不住满腔的激动之情，决定冒昧地去求见都督建康镇江数府的张浚，当面直陈自己的用兵设想和战略思想：

　　为吾之计，莫若分几军趋关陕，他必拥兵于关陕；又分几军向西军，他必拥兵于西京；又分几军望淮北，他必拥兵于淮北，其它去处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捣海上，他又着拥兵捍海上。吾密拣精锐几万在此，度其势力既分，于是乘其稍弱处，一直收山东。虏人首尾相应不及，再调发来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据山东，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

　　--《朱子类语》卷一一零《论兵》

　　辛弃疾的这段精彩陈述影响很大，后来被他的好友朱熹记在了自己的著作中。然后这样有见识的战略思想并没能为张浚所接受，当然这也和当时无力支配全国军队的客观原因有关系，再加上辛弃疾只不过是个区区江阴签判，人微言轻，自然难受重视。

　　正因为朝廷没有重视辛弃疾的观点，在没充分准备之下匆匆北伐，隆兴元年的四月份，宋孝宗让张浚出兵，张浚命部下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分两路进军，收复灵壁、宿州等州县。开战之初，宋军取得了小胜，金军见势就增加了兵力，由于邵李互相争功不肯配合，前线的将领居然畏战逃遁，眼看着有胜利希望的战局变成了败局。原来意见不和的宋朝内部，主和派一下子占了上风。张浚显然被宋孝宗降官，而皇帝自己也下诏罪己。宋廷也不得不与金人议和，北伐只如昙花一现，南北的局势又回到了之前。

　　辛弃疾南归的目的就是要为收复失地效汗马之劳的，现在朝中的主和派占了上风，北伐又遭遇到如此的挫折，这让辛弃疾感到分外地沉痛和焦虑。但痛惜的同时，辛弃疾仍在思考着宋廷如何在小的挫败困境中走出来，而不毁弃整个的恢复大宋的事业。隆兴二年的深秋，江阴签判的任职期限已满，改任安徽广德县的通判。

　　广德军也是下州，公务并不是太繁忙，这也就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仔细地清理这几年来对恢复大业的思路，他觉得既然之前张浚没采纳自己的建议吃了败仗，这回得把战略观点好好地整理一下，诉诸文字，这些文字也就成了著名的《美芹十论》。到了干道元年初，辛弃疾不顾自己广德军通判官职的低微，直接将《美芹十论》上呈宋孝宗。在上疏中，辛弃疾觉得只要能知己知彼，坚定恢复的信念不动摇，一定能雪靖康之耻，对于金人的优势和弱点，辛弃疾做了细致的分析。辛弃疾认为，作战必须先区分"形"与"势"，形，是指用兵作战所依恃的人力物力，包括土地、财赋、士马等等。势，则是指对敌我两方人力物力很多战争制胜因素的正确分析和把握，以及通过这种把握要采取的相应行动，以争取获得克敌制胜的先决权。金国霸占北方，似乎地广财多兵也众，但其割据蜂起，而且其兵士鱼龙混杂，各种成分都有，还有嫡庶之争，上下猜防，军心不合，辛弃疾认为金人只不过是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空有一副花架子，有其名而无其实，并不是没有战胜的把握。另外，除了金人未必敢轻举妄动以外，更有一个对他们十分不利的因素，就是中原民心大多都背金向宋，虽然金国为了缓解矛盾做了不少让步，但女真族统治者对汉族以及北方契丹等少数民族百姓的欺压仍是十分严重，这也正是绍兴年间完颜亮南侵而北方士兵造反的原因之一。辛弃疾果断地说，金人必不敢随便犯宋，动则北方百姓必起而反金。金兵的形势分析清楚后，还要对宋廷的决策提出建议，辛弃疾认为君臣将士要自励自奋，"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精心强力"，"都金陵""毋惑于纷纭之论，则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辛弃疾还提出，要守江，必得先守淮，要是淮河守不住，金人就可以直接入江。当然守淮又绝不能将兵力分散到沿河，而应该集中在山阳、濠州一带，扼其喉舌，彼此呼应，进可以直接取中原，退可以保江南，这样就不会怕金兵来侵了。

　　对于守淮备边，粮草供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完全靠后方的补给，长久下去，必定增加江南百姓的负担，若只采取屯田的办法，虽然不错，但历来难见成效。辛弃疾提出应以军民屯田江淮之间，他认为这既可以安归正军的心，又可以为国家节省军费开支，寓兵于农，一旦有战事，人皆能战，一举双得。在《美芹十论》的最后，辛弃疾又把当初谒见张浚时的看法写了上去，虽然这些主张难以完全地被宋廷采纳和付诸实施，不过宋孝宗并不昏庸，《十论》中论及的许多问题和辛弃疾本人都引起了他的重视。作为一位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宋孝宗绝对不会把恢复河山的事忘之脑后，这年春天，他就命淮西、湖北等地的帅臣措置屯田，可见辛弃疾对他的启发并不小。

　　到了干道三年的末稍，辛弃疾广德通判的任期也满了。到了第二年，朝廷让他出任建康府通判，这显然是次升迁。对辛弃疾的重用，表明了宋廷对归正人士的重视，而且似乎朝廷也发觉这个辛弃疾确实挺有才华，建康是抗金的前沿也是许多主战派向往的迁都之地，朝廷将重担交给辛弃疾，对他来说可谓任重而道远。在建康的任上，辛弃疾结交了一大批的知名人士，他们一起议论时政、商略兵法、诗词唱和，关系相当融洽。他们交谊的最大原因就是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恢复大宋江山，收复失地。在这个期间，辛弃疾也写了不少抒怀言志的词作，激励自己不忘宏志。

　　干道六年，辛弃疾在建康任满，回到了临安，受到了宋孝宗的召见，此时辛弃疾正好得以向皇帝面陈恢复方略。宋孝宗的召见，无疑对辛弃疾是重莫大的鼓舞，皇帝能召见他，从一个侧面表明朝廷和执政大臣有意复国的政治倾向。在召见之后，宋孝宗仔细听了辛弃疾准备的方略中的意见，随即就任命他为司农主薄，这个职位平时主要掌管朝廷的仓廪、籍田等事务。在任职上，他又分析时势，写出了《九议》的长文，上呈当时的宰相虞允文。文章条分缕析气势凌厉，奔放驰骤，辛弃疾对以前论及的一些问题，比如关于宋、金双方力量对比和优劣之势的分析，关于声东击西出兵山东的策略等做了更为具体详细的论述。虞允文也是个力主恢复的人物，绍兴末年曾大破金军，孝宗即位后就受到了重用，干道五年拜相。辛弃疾《九议》上呈之后，必然地引起了虞允文的关注，在干道八年的春天，辛弃疾被虞允文任命为滁州知州。滁州处在江淮之间，在当时为上州，辛弃疾南归之后，所担任的都是军州中的佐职，这次还是第一次独掌一州，而江淮之地近宋、金边境，其军事地理位置非常地重要，是名副其实的前线。到了滁州，辛弃疾曾提出的招抚南归士民、屯田练兵的设想也可以付诸实施了，可是辛弃疾没有想到的是战后的滁州已是一片冷落萧条的景象，百姓们编茅籍苇，寄宿于瓦砾之间。辛弃疾立即上书请求免除滁州百姓的税收，帮助当地百姓建房造屋不至流离失所，同时积极招抚北方南来的流散士民，耕垦荒田，自食其力。夏熟之后，又用富余的资金修建邸馆楼阁，招徕各地的商贾，安定民心。经过辛弃疾的整顿，滁州昔日的颓败景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任上，辛弃疾最关心的还是金国形势的变化，仍有奏议上疏君相，建议宋廷要深谋远虑，加强军备的投入，

并预言金国已呈现出衰落的态势。在滁州任上，时时体察百姓的疾苦，在《声声慢》一词中，他这样写到：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可见此时的辛弃疾充满了信心，与民同乐的情形俨然在目。

　　三

　　滁州的任期很快就满了，辛弃疾被任命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没过多久，他在做建康通判时的朋友叶衡出知建康府，可是叶衡刚到任又被朝廷召回临安，让他做户部尚书，到了淳熙元年的六月，又升他为副相，十一月已升到了右相兼枢密使。叶衡是辛弃疾的知心朋友，对他非常了解，一直也很器重他。他们两关系不错的原因之一，就是都有着主张恢复的一致见解，再加上两人皆通兵法、意趣颇合。所以叶衡很快就向宋孝宗力荐辛弃疾，赞扬他的慷慨大略。宋孝宗本身对辛弃疾印象不错，既然右相也提议，很快就召辛弃疾回朝，任命他为仓部员外郎，稍后又升为仓部郎中。辛弃疾在临安任上的时候，时值朝廷发行的纸币"会子"由于数量过大，发生了贬值，宋孝宗正束手无策时，辛弃疾呈上《论行用会子疏》一文，主张朝廷重会子，但必须要控制它的发行量，打击不法行为，逐渐使"会子"成为重信誉不贬值的货币，宋孝宗受启发去实施后，果然见到了效果，对辛弃疾更是赞赏有佳。

　　淳熙二年的四月，茶商赖文政起兵湖北，随后转入湖南江西，宋孝宗先后命江州都统、鄂州都统、江南西路兵马总管等联合起来的剿捕军队，全为茶商军击败，惊动南北。在四处告急的情况下，六月份，朝廷任命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进攻茶商军。

　　茶商造反的原因是因为茶叶的贩卖权北宋末年就掌握在朝廷手中，这个时候由于南宋朝廷多收了茶叶上的苛捐杂税，加重了茶农的负担，而那些茶商也觉得本高利薄，不如走私来得赚钱，官府对走私有所打击，这就引起了茶商的起义。辛弃疾虽然同情那些茶农，但茶商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造反，外患未平，内乱又生，这让辛弃疾对那些茶商非常地深恶痛绝，在接到任命后的七月初，就离京赴赣州就职。辛弃疾日夜研究对策，一方面协调诸处官军扼守要冲，对茶商军进行围攻夹击；另一方面也吸取了正规军作战不利的教训，在地方上招募军士，组成敢死队，从背面追击茶商军。茶商军终于寡不敌众，逐渐抵挡不住辛弃疾的进攻，势力渐渐削弱。这个时候辛弃疾命手下的官员去诱降赖文政，赖文政被迫无奈只能接受招安，起义军就此瓦解，辛弃疾为了不让各地在效尤赖文政聚众起事，杀一儆百，果断地将他处决，最终平定了茶商军。

　　朝廷见辛弃疾果然会办事，淳熙四年，命他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在任上施政得力，当时江陵统制官率逢原，纵使部下殴打欺压百姓，辛弃疾知道后立即加以惩处，颇得民心。整顿纲纪之余，辛弃疾还下令禁止向金国走私耕牛战马以及茶叶，从根源上杜绝茶商军起义事件的再次发生。十一月朝廷见他政绩突出，又让辛弃疾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第二次管理江西时，遇到灾荒，辛弃疾果断地以官钱银器买米，限期运至，视民如子，在百姓中的口碑自然不错。随后淳熙五年的春天，朝廷即召辛弃疾为大理少卿，在这个任上时，辛弃疾也尽忠职守，做得非常出色，但却暗中有人嫉妒他的才干，遭到非议和责难。到了夏秋之交，又被任命为湖北转运副使。

　　淳熙六年的三月，辛弃疾接到新的任命，这回是到湖南做转运副使，又到了秋冬之交，辛弃疾改知潭州兼任湖南安抚使。在湖南安抚使任上，辛弃疾最大的一个举动就是创建地方武装"飞虎军"，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积蓄力量去对付北方的敌人。建飞虎军时需要大量的钱财，这些辛弃疾都自行解决，很少向朝廷开口。他治政的果敢刚毅，引起了当时朝中许多人的反对，在建飞虎军时，枢密院的官员就再三阻挠辛弃疾，只是无奈于辛弃疾办事能力太强，并没向朝廷张口要钱，就解决了大部分军费问题。不过朝中官员的不服、妒忌、误会渐渐在他们心里滋生，暗地弹劾他的事情经常发生。其实那些朝臣对辛弃疾的弹劾，名义上是因为飞虎军到底要不要建的问题，其实是两种对立心态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辛弃疾办事决断的作风与一般官员的无为而安，反映的是辛弃疾那种刚毅果断的思想性格和南宋与生俱来的容忍懦弱、因循苟且出租车风之间的不协调和矛盾。

　　英雄，总是孤独地站在风口浪尖之上。

　　淳熙七年年末，朝廷加他右文殿修撰，并再次兼任江西安抚使。频繁地改官，繁杂的政务，让辛弃疾没有更多时间再去思考谋划恢复之事，宦海的沉浮，首先消磨的是他的精力，不过，再大的磨难都无法让辛弃疾放弃和妥协。在江西安抚使的任上，照理抗金的事已不是他所管辖，但仍旧派遣专人用客舟运输军需物资给北方前线的军士。到了淳熙八年的冬天，辛弃疾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再次被劾罢官，在被罢官之前，辛弃疾对朝中那些嫉妒的同僚即有防范，并不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比如在两年前，他在呈奏宋孝宗的《论盗贼札子》中写到："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所以辛弃疾必须采取一些避祸的措举，他买下了江西信州城北带湖边的一块地，在那营建房舍，以便日后退身之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选择这条路是非常无奈的，不过也表明了他在等待时机，他的恢复之志是不可能磨灭的。淳熙九年，辛弃疾的退居生活开始了。信州也就是现在的上饶一带，风光本身就是东南一绝，因此退居的生活自由而闲适，堂前即可远望青山，东篱亦有菊赏，悠然自得。有时，也可以做短期的出游，寻访山水胜迹，流连江南一带的奇丽风情。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呆在家中闭门观书，对花饮酒，他的朋友极多，比如此时也在江西隐居的洪迈等人，常来做客，每次辛弃疾都与他们诗酒唱和，谈论终日。

　　这个时候辛弃疾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老朋友陈亮，常派人询问他的近况，约他能否来上饶一聚，因为陈亮无论从性格和政治观点上来说，都和自己非常接近，而且早即有交往。主和的宋高宗驾崩后，辛弃疾看和陈亮都看到了恢复故土的希望，尤其是陈亮，很急切地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淳熙十五年的时候就前往建康、京口考察地形，继则上书宋孝宗论及建康京口地形险要，攻守皆宜，极力劝怂宋孝宗派太子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康，让天下的人知道朝廷的所想，用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在陈亮眼中，非常之人是哪些呢，是辛弃疾，是朱熹这些人。陈亮的上书无疑遭到了朝廷中许多保守派的讥笑，辛弃疾了解这位朋友，也支持他上书中的观点，只可惜朝廷并没有采纳。陈亮还给朱熹写信，劝说他积极出仕，担任朝廷的要职，为恢复之事出力，并约他一起到辛弃疾这边相聚。陈亮给朱熹致信之后，就先期来到了上饶。这个时候辛弃疾虽然身患重病，可见到老朋友陈亮来，也顾不得风雪严寒，一同畅游鹅湖，分析时局，谋划恢复之事。在鹅湖上，辛弃疾作《贺新郎》词一首送给陈亮：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残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陈亮也有所唱和，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一晃已经十天过去，他们又赶到紫溪等朱熹的到来，以商大计，可是等了好些日子朱熹并没有来，失望之余，陈亮只能告别辛弃疾东归。朱熹不愿来赴约的原因就是对当朝的宋孝宗并不看好，恢复之事不可能又什么实质进展，果然，到了淳熙十四年的冬天，宋孝宗就流露出退意，诏命太子在议事堂参决政务。果然十六年的二月，孝宗皇帝就正式下诏，禅位于光宗，自己学当年的父亲高宗一样，做起了太上皇。这位曾经圣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首的帝王，此时的用兵抗紧金的志气已被消磨殆尽。到了绍熙二年，宋光宗启用辛弃疾，任命他为福建提点刑狱。至此，辛弃疾的隐居生涯终于要告一个段落。

　　四

　　辛弃疾永远那样心忧天下。绍熙三年秋天，从福建任上召回京师时，第一件事就是向宋光宗上奏《论荆襄上游为东南重地》一书，在奏论中，他提出要固守江南，一定要先加强荆湖北路和襄阳地区的军备力量。荆、襄两地一向是分开治理的，非常不利于上游的防守，会给金国以可乘的机会。辛弃疾因而主张合荆襄为一路，使它们能首尾相应。即使金国南下，宋廷也可以乘机而动，攻防自若。最让人敬佩的是辛弃疾眼光的敏锐，他在召对的札子中提出了一个前人从未能预见的问题。他认为天下之势有合有离，其中有着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他举例说汉离经魏而合于晋，晋离经隋而合于唐。辛弃疾觉得南宋现在正处在一个半离半合的历史时期，在宋和金之外，有可能出现第三种军事力量。他认为宋、金南北分治，宋若不能恢复失地，很有可能天下将统一于第三种力量，所以他说："故臣敢以私忧过计之切，愿陛下居安虑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然金汤万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确实非当时人所及。辛弃疾的远见卓识不得不让后人为之扼腕，许多年以后宋代为元所代的最终命运，正好是被辛弃疾言中。宋光宗没有他父亲孝宗那样有政治才能和远见，加上身体又不争气，重病缠身，还受制于皇后李氏。这次辛弃疾诏对后，也只是被留任为太府卿，不久改为出知福州。果然，到了熙宁五年的夏天，无意进取的宋光宗禅位于皇太子扩，宋宁宗登基了。

　　就在七月，辛弃疾又遭到了右司谏黄艾的弹劾，罪名是"残酷贪饕，奸赃狼籍"，被降职，去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他加强地方税收，以备荒年，补军额，修郡学被责为"贪饕"，刚毅果断，严于治下的作风被看成了"残酷"。贬到武夷山去也好，风光也不错，离老朋友朱熹也近。没等辛弃疾在武夷山站稳脚跟，御史中丞谢深甫则再弹劾辛弃疾，说他"交结时相，敢为贪酷"，降充秘阁修撰，不过那武夷山冲佑观的祠官官职还保留着。到了第二年的十月，辛弃疾已打算再次退归上饶，这个时候朝廷中有人还不放过他，继续奏劾他，秘阁修撰也被免了去。看来朝廷中的一些小人不将辛弃疾整到底是不会罢休了，辛弃疾每年几乎都得被弹劾几次，宁宗庆元二年，他的冲佑观祠官也被人罢了去。

　　当然辛弃疾被罢免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宋宁宗即位以后外戚韩侂胄以拥立宁宗有功而未得到大的升迁，心里愤愤不平，与当时的执政大臣赵汝愚发生矛盾，并且渐渐激化。台谏中的人多为韩侂胄所起用，于是赵汝愚的人不得不受到排挤乃至贬黜。辛弃疾和赵汝愚关系很好，尤其是赵一直欣赏辛弃疾的才华，辛的再次起用和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台谏那帮人眼里，辛弃疾就是赵汝愚的人，自然要受到排挤，排挤到最底线就是无任何官职，他们总满意了。辛弃疾此时似乎也有些厌倦官场了，回去就回去，上饶的旧居本身也好久没回了。

　　回到了上饶，辛弃疾仍旧过起了闲适的生活，他平时最喜欢的还是郊游，一日走到了铅山县的一个村庄，村里有方清泉，状似葫芦瓢，周围都是石径，水从山上流下，泉水清澈见底，四周青山围绕，风景怡人，辛弃疾被突然眼前的景色感动，赋《洞仙歌》一首：

　　飞流万壑，共千岩争秀。孤负平生弄泉手。叹轻衫短帽，几许红尘；还自喜，濯发沧浪依旧。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且归去父老约重来

；问如此青山，定重来否？

　　看来辛弃疾对这里的感觉不错，于是决定在此处修建一所新宅。庆元二年，带湖的旧居，不知怎么失火烧毁了，辛弃疾提前住到了瓢湖这里。

　　辛弃疾虽然表面上很逍遥闲适，可是心里还是相当苦闷的，并且这几年已近花甲，身体也渐不如前。退居后不久，因为饮酒还生了场病，这时也决计戒起酒来。面对自己苦闷的心境，辛弃疾藉以安慰自己的仍旧是儒家进退求适的观念，可此时的他又兼取了老庄的无为思想聊以自慰，这些其实都是无奈之举。正好铅山一带的秀丽风景洗涤了他胸中的烦恼，还有那些亲密无间，志趣相同的朋友，因此得以排遣内心的孤独。那些朋友中，除了铅山县尉吴绍古、县丞陈拟等地方官以外，便多是些真正淡泊的隐士。比如器识开爽，陈义甚高的欧阳国瑞；比如痴似长康，狂如竹林的叶仲洽；比如饮酒自适，不知王公的傅为栋等等，与辛弃疾都有很深的交往。辛弃疾同这些隐士一样，是淡薄名利的，但他又非常在乎名利，在乎一切与恢复故土有关的名利，朝廷不理解他，将他贬斥，那除了交游隐士，辛弃疾还能作些什么呢。将辛弃疾排斥在外，这是当时朝廷的悲哀。

　　庆元六年的时候，一个不好的消息从武夷山传来，辛弃疾的好友朱熹逝世了，这让他非常地伤心，当时朝廷正在严禁道学，朱熹正是韩侂胄他们要打击的对象，所以死后也不允许弟子门生为他送葬，但辛弃疾顾不了这些，他已不在畏惧朝廷那些势力的小人，毅然前去吊丧，并且撰长文祭奠，对朋友如此，可谓忠肝义胆，情深义浓。

　　五

　　刚上台不久的宋宁宗和孝宗有很大的相似，也是位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在将赵汝愚等人排挤之后，便有意地起用一些元老大臣，象辛弃疾这样历仕高、孝、光、宁四朝卓有政绩的人物，虽然屡遭贬谪，在宁宗眼中仍是"瑕不掩瑜"的。到了庆元四年，朝廷便有新的任命，让辛弃疾集英殿修撰的职名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辛弃疾得知这个任命后，不禁自叹"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他也深深地知道，南宋朝廷离不开自己。对于赋闲在家这么久，又重新被起用，辛弃疾此时的心情显然是悲欣交集的。三年之后的嘉泰元年，宋宁宗的北伐意向已很明显，他任命殿前指挥使吴曦为兴州都统制，第二年即解除学禁，开始追复赵汝愚、朱熹等人，又分别起用了一些有军事才干的旧臣，北伐之事已渐渐提上日程。

　　嘉泰三年的夏天，已经六十四岁的辛弃疾，离别了瓢泉旧居，心中怀着为恢复故土鞠躬尽瘁的渴望，出任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在绍兴任上的时间并不是太长，不过政绩非常突出，他一上任就上书论州县害农事六条，请朝廷派人察劾；同时还奏请绍兴诸暨县增置县尉，省罢税官；采取一些得力的措施改革食盐专卖法，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对一些有才干的下属官员予以提携和保赏，或者直接招至自己幕下，可见辛弃疾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是一派积极有为的作风。

　　到了这年的冬天，金国因为旱灾，又加上农民起义，政局非常地混乱。淮河以北的金国百姓纷纷南渡逃荒，金朝政府害怕宋朝乘己之危而北伐，所以下令禁止襄阳地区与宋朝边地的贸易往来。这些迹象都引起了宋朝有识之士的注意，其中最先反应的是辛弃疾。十二月末，宋宁宗召辛弃疾进京，嘉泰四年的春天，辛弃疾抵达了临安。面圣时的第一件事，辛弃疾就给宋宁宗分析了金国内部政局的变化，认为金国的势力已衰，不久败亡必至，建议宋宁宗应立即将恢复之事托付于朝廷大臣，积极做备战的准备，在适当时机北伐。那个弄臣韩侂胄虽然骄奢淫逸，不过还有一点好的，就是也主张北伐，他见辛弃疾也有如此想法到也十分高兴，就没再为难辛弃疾。宋宁宗召见之后，辛弃疾即加职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随朝臣一样早晚陛见。到了三月，朝廷任命辛弃疾出知镇江府，并赐金带，朝廷的这一举动，一者是对辛弃疾的信任，另外也是向百姓表决心，让大家知道朝廷明朗的北伐意向。授予辛弃疾镇江知州，无疑给了他一个展示军事才能和实现恢复理想的机会。到任以后，辛弃疾知道仅靠数十年来缺乏训练、装备不全的朝廷军队去与金兵作战是没有取胜把握的，于是立即开始筹备北伐之事，他下令在沿边地区招募兵士，造红色战袍万领。他还派军事谍报人员深入金国的内部，打探金兵的布署、以及将帅的底细和粮草供应情况，并及时将反馈的情况和自己年轻时在北方所了解的敌情做对比，以防疏漏。在布置军备之余，辛弃疾也偶尔登高远眺，他常去的是北固亭，北望神州，满眼河山，每次都让他胸潮澎湃：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南渡之初就寓居京口，四十年后又得以守此地，他希望南宋朝廷能象坐断东南的孙权一样要有进取的决心，当然他借古更在说今，不只是被动地恃江为险，更要锐意恢复，重回中原，报家国之恨。当然辛弃疾作为一个军事干将，他最关心的还是北伐的胜负，壮怀激烈之余，仍有不少的忧虑：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希望与叹惋杂糅，伤古与自信相间，虑忧交融，寄慨遥深，可见此时辛弃疾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他满怀信心之余又怕廉颇已老，自己不能为宋廷完成使命，再加上宋廷上下因循已久的颓靡不振、患得患失出租车风，宋宁宗一人信心十足未必有用，一种隐隐的忧虑浮现在字词之间。

　　辛弃疾的忧虑，果然便被验证了，他根本没能等到北伐的开始，在开禧元年的秋天，就因为一次举荐的小错误被调离了镇江府，改知隆兴府，不久又被劾官。真不知南宋朝廷是怎么想的，拿辛弃疾这样的忠臣干将当作的只是手中的玩物。离开前线的时候，辛弃疾万分沮丧，只能叹息"却笑千年曹孟德，梦中相对也龙钟。"，他拖着病老的身躯无奈地回到了铅山。

　　不久的开禧二年春天，缺席了辛弃疾的北伐战争开始了。与隆兴北伐一样，宋军先是小胜，接着镇江副都统毕再遇所率领的部队连连败退，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甚至叛宋降金，金兵则直接渡淮与宋相持，形势对南宋非常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韩侂胄不得不和金国议和，金国乘机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开禧的北伐终以宋朝的失败而告终。此间，辛弃疾回到铅山后又被任命知绍兴府，此时的他确实已伤透了心，推辞不再赴任，朝廷也已觉得当初未用他的决策失误，造成了现在的后果。随即又改命辛弃疾知江陵府，他还是力辞。朝廷不顾辛弃疾的年迈，再次下令让他赴京，改试兵部侍郎，托以重任，可是南宋已错过了时机，辛弃疾虽然恢复的决心没有死，但他此时六十八岁的年纪，确已力不从心，而且身患重病，在开禧三年的春天，他决定回到铅山去，这是他最后一次从临安回到瓢泉。

　　这年的九月初十，满怀复国之志又不得施展自己抱负的南宋一代将才词人忧愤地离开了人世。神州何处，成了他心头永亘的哀伤。在那个保守因循、苟且求安、颓靡懦弱的时代里，似乎一切有识之士有所作为的努力都注定了失败，辛弃疾一生的悲剧，也正是南宋王朝的悲剧。

　　南方的叹息

　　西湖早结了冰，这是南宋德佑二年正月的杭州。蒙古忽必烈的部将伯颜已经带着他的万马千军驻扎在杭州城外，就在这个关乎南宋社稷存亡的时候，文天祥被谢太后拜为右臣相，这是朝廷对这位勤王有功的状元忠臣的信任。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兵临城下的元军已逼着南宋朝廷与之谈判，文天祥真是名副其实地受命于危难之间。

　　文天祥可以说是历史上名气最大的几个忠臣之一，所以在南宋以后，他的名字几乎成为了"忠义"的代名词，一提起他也就都会想起他那句耳熟能详的诗句。记得一位老学者说过："宋以前，国亡后很少有人以死殉国的，宋以后就多了起来。"文天祥也许是首开这一忠烈风气的宋臣。

　　文天祥他的一生，都与南宋之舟共浮沉。

　　一

　　天寒风紧，江南也早已草木凋零。元军将领伯颜的行营按扎在杭州东北方向的皋亭山明因寺里，与文天祥同去的是另外几位南宋高官。文天祥到元营谈判之前向谢太后请求了一个名为"枢密使"的职位，他觉得以臣相的身份去元营谈判非常不妥，而且有辱南宋。在走之前，南宋朝廷中许多人是希望向元军乞和的，谢太后也是这个意思。文天祥清楚地知道，现在兵临城下，当务之急是让元军撤退，不能让他们再向临安挺进，使时局有所缓和，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的对策。不过文天祥心里有个尺度，那就是讲和而绝不乞和，谈判而绝不投降。在伯颜的元营中，文天祥仍不改初衷，不卑不亢，毫不示弱。而伯颜哪里是想和来者谈判，分明是要劝降文天祥的，他知道文天祥在南宋的名声，若使之能为自己蒙古所用，必能得忽必烈重赏。果然伯颜见文天祥言辞激烈，立场没有半点动摇，将他扣在了元营，说等几天就能回临安，意在拖延时间找人对他劝降而已。

　　找来的第一个人是吕文焕，文天祥见这个无耻的降将更是怒火中烧，斥责他是乱贼。吕文焕到也不知其耻，居然辩解说自己北降是因为当年守了襄阳六年朝廷都没有提供一点援救，凭什么说他是乱贼。文天祥斥责他说："力穷援绝，死可以报国，可也。汝爱身惜妻，既负国又愧家声，今合族为逆，万世之贼臣也！"这个吕文焕还有个侄子，叫吕师孟，站在一旁看自己的叔叔被文天祥斥责得无话可说，想起了之前文天祥在临安勤王时，为什么上疏要杀了自己，反而无能的朝廷不理会--反问到："丞相上疏欲见杀，何为不杀取师孟？"

　　吕师孟的这种语气激怒了文天祥，他呵斥到："汝叔侄皆降北，不灭汝族，是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来做朝士？予实恨不杀汝叔侄。汝叔侄能杀我，我为大宋忠臣，正是汝叔侄周全我，我又不怕！"

　　吕氏叔侄被骂的一文不值，面如土色。元将伯颜听了负责看守文天祥的军官说了吕氏叔侄被讥讽的经过，对文天祥更加敬佩，心里也暗暗地觉得他骂得好，变了气节的将领在哪一方其实也都是被看不起的。但劝降还是得继续，文天祥也知道，这次似乎很难再走出元营了。

　　文天祥有些后悔，后悔出了临安来到元营，他到不是畏死，而是自己被拘，朝中的事无人收拾，而且象吴坚、贾庆余、谢堂这些人已正式向伯颜乞降，再者自己率领的几万勤王军队也需要自己去指挥。伯颜是何等机敏的人，他也早看到了文天祥的那支队伍，赶紧想办法把这支勤王军队给遣散了。

　　二

　　南宋德佑二年二月初七，这个时候南宋已经正式投降。既然投降了，那么总要派些臣工去忽必烈那里朝谒一下，伯颜把这个意思让人转告给谢太后。无能的谢太后就派了左臣相吴坚、右臣相贾余庆、枢密使谢堂、参政家铉翁等人组成了祈请使。其中吴坚想以年纪大了，体弱多病为由求免，结果还是没被允许。文天祥本不在祈请使一列中，但是伯颜看中了他的才华，准备一起带他北去。文天祥作为南宋大臣肯定是不愿意这样北去的，所以他在一封给家人的书信中表明心迹，要是真被虏去，就自杀殉国。好友家铉翁劝他说，这样死，不如等有朝一日机会来了报效国家。在这支祈请使队伍里，只有家铉翁是真正地为赵氏王朝祈请，如果忽必烈还好说话的话，家铉翁希望能说服他，这也就为南宋朝廷存了一线希望。文天祥还是相信老友家铉翁的，于是硬着头皮随着这支祈请使的队伍北上。

　　文天祥随从中有这么一人，名叫杜浒。这个人让文天祥也十分地感动，文天祥还记得前些日子，幕府中的很多宾客都支持和主张文天祥赴元营来谈判，只有杜浒竭力反对，结果反被一些宾客赶出了文府。现在文天祥要负辱北上了，树倒猢狲散，昔日的门客全都纷纷离开了他，只有杜浒一人毅然决然地留在了他身边。

　　二月十日的晚上，船泊于谢村。文天祥差一点有机会逃脱，祈请使中的那个名叫贾余庆的南宋官员，是铁了心地想降伏于蒙古朝廷，他向伯颜告密献计说，到了北方把文天祥囚禁到沙漠中去，这样你文天祥就不能胡思乱想了。伯颜为了防止文天祥在谢村乘泊船之机逃跑，于是又把他押解到另一艘小船上。贾余庆还是放心不下，无耻地让伯颜看管得更紧些。这样下来，自然不得逃脱。另外的一个叫谢堂的小人，居然也向伯颜献媚，送了不少金银，乞求能否同意他再北上，伯颜见钱眼开，将他放了回去。

　　第二天，船到了平江府，也就是苏州。当初苏州还没被元军侵占时，文天祥还做过苏州的知州。只是在危急关头，朝廷突然命他弃平江而去保独松关，刚率兵南去勤王，平江府的软弱官吏就献城投降了，文天祥想起这事就不免心酸伤感起来。岸上的百姓无不痛哭流涕，他们都知道船上有他们景仰的好臣相。想到这，文天祥万感交集：

　　楼台俯舟楫，城郭满干戈。

　　故吏归心少，遗民出涕多。

　　鸩居无鹊在，鱼网有鸿过。

　　使遂睢阳志，安危今若何？

　　-----《指南录·平江府》

　　文天祥确实很后悔自己没有下决心留下来守城，要是当初能效仿唐张巡许远死守睢阳城一样，今天的平江府也不可能此翻衰败景象了，他黯然落泪，觉得有负黎民。元军见文天祥的到来，居然激起这样大的反应，生怕生出乱子，押送祈请使的船只在平江的河道里停泊了一个时辰就解缆而去。

　　十天之后的二月二十九日，船队到了镇江。镇江是万里长江和京杭运河的交汇点，隔江又与扬州相望。

　　在镇江另一位军将领要请伯颜逗留几天，这样祈请使们就有了暂住镇江的机会。文天祥也从中看到了逃脱的可能，在他后来留传后世的十五首"难"诗中，看出了它经历的曲折和危险，真是九死一生。

　　镇江北临长江，只有渡江走水路才是上策，而且当时扬州还有宋军驻守。杜浒和文天祥的帐前将官余元庆两人一起密谋，研究应该逃往江北，找到守城的宋军，然后再往东南方向逃去，只有逃出了元军的控制，才能希望有朝一日招兵扩军帮助弱主匡复宋室。余元庆正好是真州人，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于是密谋决定先渡江去真州。

　　杜浒也征求文天祥的意见，说万一谋泄，都会死，大家会不会后悔。文天祥早已抱了一死的决心，拿出一把匕首，表示万一事情不成，就自杀殉节。杜浒听文臣相这么说，更坚定了斗志，也誓死相随。

　　狡猾的元军对文天祥看管得自然很严，因为他们也知道，在这群祈请使中最难对付的，就只有文天祥一人了，其余除那位家铉翁外，恨不得能马上跪到忽必烈的膝下求得一官半职呢。不过元军疏忽的是，只顾着看管文天祥，忘了监视和防范他这位精干的随从。杜浒利用这一点，每天都到街上去酗酒，喝完酒装着疯癫的样子，看守的元军见这人邋遢无形更是懒得看管，不再多理会他了。也就是趁这个时机，杜浒就结实了一批心系南宋朝廷的忠义之士，并给他们一些银两，其中若谈得投机的，就暗示对方能否帮着逃脱虎口，杜浒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但好在这些当地百姓都恨透了烧杀抢掠的元军，没人愿意去告密。一前一后，他找了不下十个人谈这事，对方多半都答应愿意出力，可就是一时找不到船。

　　镇江城里没有船只，只好先到江边找，可是镇江城到长江边要十几里路程。元军在每一个主要的路口都设置了关卡，没有通行的凭证很难通过，杜浒找到了一个养马的南宋老兵。这个老兵听说是为文臣相效力，义无反顾，领着杜浒穿过了几条极其隐蔽的小巷，最后来到一片荒凉的旷野，旷野的不远处就看到了长江。

　　长江里有的是船，远帆连亘，可是全被元军控制了，南宋百姓的手中没有一艘船。几人正在为无船而犯愁的时候。余元庆遇到了自己以前的一位老朋友，这人现在正在元军中管理船只，余元庆请他一定要帮忙，答应事成之后，一定为他向宋廷请封官职，并赠了银两。不料这位极够交情的朋友说："我为宋朝救得一个丞相，建了大的功业，还要钱做什么呢？"只要文天祥给他写个批帖，作为以后见面时的凭证。余元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全都喜出望外，文天祥写完批帖后，心绪激动，后来在诗中回忆到：

　　经营十日苦无舟，惨惨椎心泪血流。

　　渔父疑为神物谴，相逢扬子大江头。

　　到了二十九日这天，大家正在为找到了船而高兴时，元军传来了一道军令，要祈请使以及文天祥等人立即渡江去瓜州。贾庆余和一刘姓的降臣乐颠颠地过江去了，文天祥得到命令正好较晚，推脱说时间已经很晚了，愿等到天明和吴老臣相一起过江。元军没有多加怀疑，就准许文天祥明天再过江，而他们这几天都住在镇江一个叫沈颐的乡绅家里，负责监视他们的是一个叫王千户的人，此人几乎每步都跟着文天祥。

　　杜浒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今晚行动，否则良机就会错失。分析了一下情势，要是十二人一起出逃，肯定若人耳目，商议后决定分批行动。杜浒先派两人到江边弄船，约定晚上把船停泊在甘露寺旁等候，又派三人到带路的那位老兵家等候。可是这个老头没了那天的勇气，变得胆小怕事起来，也许他知道，要是事情败露，一家子肯定会被元军杀害。这老兵在家喝起酒来，借酒消愁，以酒壮胆，他妻子问他何事，他就是不说，正要去叫邻居来时被杜浒制止了。杜浒果断地以三百两银子相赠，老兵终于答应了他们，他妻子也默而不作声。

　　晚上，文天祥要出沈家的门，首先要摆脱那个可恶的王千户，终于以明天就要渡江北去为借口宴请他们。席间，尽量让王千户多喝，最后他竟然烂醉，文天祥终于可以挣脱出元军的看守。

　　镇江实行宵禁，街上时不时有元军巡逻，不过精干的杜浒早料到这点。上次一个替元军管夜禁的刘百户到沈家做客，闲谈之中透露夜间出门，只要有官灯提照就能畅行无阻。杜浒乘机和他混熟，让他派一个小兵提着官灯来带路，说晚上一起去妓舍过夜。这天晚上，那位刘百户到也遵守诺言，派了一个提灯的少年，不过少年只知为杜浒提灯并不知去何处。杜浒见万事具备，就让老兵带路，到了地荒舍尽之处，杜浒给了这少年一些银子，让他明天在一处等候。少年不知何事，答应明天一定到那地方相侯，杜浒这样就有了官灯。走到城北市井的尽头，遇到了最后一个小关卡，元军把十几匹马拴在路口阻挡行人。文天祥和随从踮着脚步，从马群旁边轻轻穿过，那马到也乖巧地很，并没被惊醒，在元军的鼾声中他们侥幸地闯过这关。

　　三

　　出了镇江城，他们按照约定的地点，来到了甘露寺下，可是等了好久还是见不到船只。随行的都觉得余元庆的朋友已失约，如果这个时候元军发现他们的行迹追来，那又该怎么办，肯定只有以死殉国。文天祥已经拿出匕首，要是元军赶来就准备自杀，或者他还想好了死的办法，万不得已之时也可以跃入寒流。

　　余元庆从来不相信自己的朋友会失信，他在飕飕冷风中把衣服脱下，跳入水中寻找船只，终于在一两里外的地方找到了小船，文天祥和杜浒等人皆喜出望外，稽首相庆。

　　远处只听得几声隐约的狗吠，再无它声。

　　他们纷纷上了船，这时大家才舒了口气，但是当船驶到江面时，见江边布满了元军的船只，连亘数十里之远，船上都隐约透着橙色的灯火，一定是元军在上面守船。文天祥他们的船到了七里江的地方，突然遇上了元军的一艘巡逻船，船上的元军冲着他们大喊："你们是什么船？"艄公机警地回答他们说是捕鱼的船，元军当然不信，大声说这船里肯定装了奸细。文天祥等人身上直冒冷汗，担心会不会功亏一篑，这时真是天助他们，江水正好落潮，元军的巡逻船搁浅在泥滩上，根本不能出航，艄公赶紧将船划入江心，文天祥这才得以脱险。

　　江上一夜长风，正好顺帆而刮，很快船只就到了真州水域。真州城的护城河与长江相通，潮水涨起时，小船只可以直接到护城河边上岸，可这时潮水正好是落着的，所以只能在离真州五里远的地方上岸。真州城外和镇江城外一样，苍茫荒凉，阒寂无人。这五里路中都是平野，丝毫没有遮掩，文天祥他们一直担心元军会不会出现，听路上走过的当地行人说昨天还有一批元军骑兵在这一带巡逻。终于，披着冷冷地星辉，他们来到了真州城下，守城的宋军盘问到杜浒这一行是什么人？当告知是南宋文天祥臣相时，宋军欣喜若狂，几乎全城都出来迎接他。真州守将苗再成也出来迎接，由于真州一直与外界隔绝，消息闭塞多日，并不知临安沦陷朝廷投降的事，文天祥一一陈诉，州中的百姓听闻南宋朝廷已到如此地步无不垂泪低泣。

　　可是三月三日，也就是文天祥到真州的第三天。早上，苗再成约文天祥一起去视察城防，先是一个陆姓的都统陪同文天祥一行登上了小西门城楼远眺。过了一会，又换成了一个王姓的都统带他们走出城去视察，可是刚一出门，王都统就对文天祥沉下脸来："有人在扬州说你文臣相是受了元军的命令来赚城的！"，说着就拿出扬州守将李庭芝的文书把内容宣读了一遍，但又不将文书递给文天祥一行看，随即就转入城内，将城门紧闭，文天祥等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关在了城门外面。

　　苗再成不知扬州守将也是中了元军的奸计，那李庭芝听元军中俘虏回来的兵士说有一南宋臣相会去真州赚城，其实这是江南的元军发现文天祥逃走后故意设下的计策，他们知道文天祥已抓不到，到不如来个反间计，宣布谣言说那文天祥是授命出去招抚降将的。李信以为真，苗再成自然也跟着相信，把他们真当成了元军的奸细。

　　看来让扬州和真州守将联合起来抗元的计划只能落空了，文天祥只能决定往通州方向走去，然后入海南下至浙江福建，重新招幕兵士，为南宋做最后一搏。

　　路上遇到一个砍柴人，这个好心的砍柴人看文天祥一行困顿饥寒，就请他们到自己家休整一下。半路一直忠心耿耿的余元庆和李茂等人实在受不了这种颠沛流离的苦楚，带着银两弃文天祥而走了，他们最终没禁得住苦难的考验。到砍柴人家的路走了一半，天已渐渐亮了，他们担心元军天明就纵马出来巡逻，恰好路边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有一座土围子，文天祥决定就在此处躲避一下。砍柴人对大家说要去扬州城内办事，得黄昏才回来，文天祥等人就在这半塌的土围子里睡着了，他们只要熬过中午就成，元军巡逻的大队人马，必定在中午出现。

　　苦熬到中午后，不见动静，大家以为又逃过了一劫，突然听得阵阵马蹄传来，是元骑兵的行军队伍，由东向西而来，渐渐地靠近了土围子。他们的心悬到了嗓子眼，只要元军走过来肯定会发现他们，可是这时突然下起了雨，元军纷纷加紧赶路到前面有人烟的地方避雨，谁也没进土围子看一看。那长长的马蹄声终于离大家越来越远，后来打听到，这队元军骑兵就是押解南宋祈请使的队伍。由于在镇江逃脱了文臣相，元军更加地加强戒备，增派了不少的兵士，二月二十九日离开镇江，三月初四才经过这土围子边。这这支队伍晚上就在距扬州40里的甘泉西面宿营。

　　这时那个砍柴人还没回来，他们饥饿难耐，而且在土围子中不能生火，要是烟火升起，必定被人发现，最后打听到附近不远处还有一座庙宇。文天祥八人一起来到了庙宇中，庙宇里还有一位讨饭的老妇人，她一直住在这里面。众人刚坐下，外面就走进来三四个男子，手里全拿着棍棒，文天祥一行以为是劫匪之类的人，一交谈，才知道对方是本地的樵夫。他们白天出去砍柴，晚上夜宿庙宇。樵夫还告诉他们，今天有几百名元军骑兵闯到了扬州城门下，午后扬州城门禁闭，文天祥这才知道那砍柴人，准是被关在城里出不来了。这几个樵夫走了一天的路，早已饿了，生起火煮起菜粥来，见文天祥等人也必是好久没吃饭，就分了些给他们。大家被饿过了头，觉得这粥分外的香，樵夫又在煮粥的篝火中加了些柴，那火更旺了，大家觉得浑身发热，才缓过劲来。

　　五更时分他们上路了，到了下午才到板桥，晚上误入了一片稻田，东西南北已分辨不清，只能在田埂间又熬了一夜，天刚明，夜雾未消，不一会又隐约地看见一队元军骑兵从远处过来，一行二十多人。杜浒等人警觉地注意到他们，赶紧和文天祥一起躲到了近处的竹林中，元军早已看到了他们，大嚷大叫地往一边奔过来。元军见这竹林范围不小，先是绕着它转了圈，然后全都进入竹林搜寻。随行中的张庆右眼被射中了一箭，脖子上挨了一刀。王青被元军俘虏走了，连杜浒和金应两人都被抓住，最后幸好他们身边还带着些金银，分散给元军才得以放行。文天祥躲在了距离杜浒不远的乱草丛中，元军几次都没发现他，真是老天长眼，直到躲在别处的吕武来到文天祥身边说元军已经走远，大家才放了心。后来文天祥回忆起这次经历还有些心有余悸，这是离死亡边缘最近的一次。

　　此地已不能久留，他们赶紧上路，路上遇到了当地几位热心的百姓，愿意帮助他们。其中有人给文天祥一行出主意，找来箩筐，让文天祥坐到里面，六个人轮流地抬着走，当天晚上就到了高邮城。此时高邮城还在南宋军队的手中，宋军见文天祥被人抬着，那个随从的张庆脸上也流着血，知道肯定不是元军的奸细了，可是守将听说李庭芝在捉拿文天祥，又没敢让他们进城。

　　现在他们只能寄希望从泰州走了，这次很顺利，路上并无巡逻的元军，很快就到了泰州。泰州南临长江，有水路直接到通州，文天祥一行看到了希望。

　　又回到了长江，不过在江上一路顺风，扬帆直下，没有见到任何元军，二十四日到达通州。通州的守将杨师亮曾接到李庭芝的文书，说文天祥是元军派来赚城的，但这个杨守将还不算胡涂，他也听说江对岸的许浦，也就是今天的常熟一带，有元军在捉拿逃脱的文天祥。他果断地让文天祥入城，并盛情款待他们。在通州，跟随文天祥二十多年的老部下金应去世，让他伤心不已。

　　三月十七日，文天祥辞别了杨师亮，同杜浒等人一起扬帆南下。

　　当时长江口的崇明岛南边的江中小岛已被元军占领，他们要通过长江口入海，必须走崇明岛北面的水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看着茫茫扬子江的文天祥，身感家国之痛，临风长吟这首千古名诗：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万里长江已在身后，此时要入海了。

　　四

　　到达福州时，已是五月二十六日。朝廷被文天祥的忠心所感动，诏书下来，授予文天祥通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各路军马，可是他并没有受命。文天祥并不是为官而来，他的拳拳报国之心遇到的却是周围人的不合作，首先让他气愤的是左丞相陈宜中，其次是枢密副使张世杰。文天祥见到陈宜中就诘问他为什么没让恭帝和两宫出迁，遇到张世杰时，就责问他："你的军队到安全地躲在临安，朝廷的大军在哪？"，这样一来直率地文天祥就得罪了两位实权派，朝廷自然也容不下他。他自己也知道留在朝中的话左牵右绊，肯定难有作为，所以主动要求到浙江永嘉去募兵买马，并且写信给台州守将张哲斋写信，让他率领海上的义兵收复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这个计划又被那个怯弱而自私的陈宜中知道，心想两浙都被你文天祥收复了，那我这个左丞相还有什么颜面和功劳，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陈宜中首先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名声。

　　收复两浙的计划只能流产，广州也已被元军占领，文天祥南行招兵的部署只能作罢。他们往北行进，进入南剑州，这里地势险要，文天祥打算在这里建立反元的"同督府"。同都府建立之后，文天祥委派杜浒到浙东招兵，派吕武到江淮去联络，反元的队伍渐渐壮大起来。到了十月，朝廷命令文天祥进攻闽西的汀州，让他的队伍再向南发展，而此时他以前的好友刘沐等人也从江西起兵抗元，前来与文天祥会师。

　　在汀州，文天祥虽然做了很全面的军事部署，但仍是寡不敌众，整个抗元的局势都在恶化。而此时端宗的小朝廷已象秋后的落叶一样飘零在东南的海上。本来端宗的行朝想在潮州上岸，但是守将已经降元，无奈船队只能又回海去惠州，一个王朝如今却狼狈地漂浮在海上，每一个浪头都会让它沉没。

　　景炎二年正月，元军逼近汀州。汀州的知州黄去疾见大势已去，一看南宋朝廷已落败到这样的地步，到不如早早降了元军。而文天祥的主力部队全在外面出击，汀州城一时可以指挥的队伍很少，文天祥无奈只能退往漳州。

　　元将中有个叫李恒的人，从小生长在蒙古军中，稍长就参加对宋的征战，军功累累，是文天祥的劲敌。这时他就派文手下的降将吴浚去说服文天祥归降，文天祥为稳军心，当时就把吴浚给军法处置了。

　　这个时候元将唆都也由浙入闽，他曾在看管文天祥时彼此认识，这时也写信相劝文天祥能否归降北朝，文天祥自然不同意。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看清了情势，聪明的人都纷纷顺大势降了元军，要是不降也只有死路一条，文天祥知道南宋大势已去，但绝不言降。他似乎要做有宋以来三百年第一个殉国死节者。他时常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宋朝对这些官员臣子都不错，可当关乎社稷存亡时怎么没人挺出身来呢？从这一点来说，文天祥显然已在为精神而战，为气节而战。

　　五月，文天祥督府军出梅州越过梅岭进入江西，驻在会昌，占领兴国，取得了一些小战役的胜利，挫了元军的锐气。可是到了七月，元军重新部署反攻，文天祥兵力有限，更没料到会派出这么多元军包围自己，只能从兴国撤离，八月十七日在庐陵东固的方石岭附近，元将李恒追上了文天祥的军队。正好一随从舍命掩护，文天祥才没被抓住，他逃到了一个叫空坑的地方。督府军已经大部分溃散，军士们也一路奔走，文天祥住在一农户家中，一会又有人告诉大家，元军正向空坑这边逼近。他们是找文天祥来的，可是文天祥早已转移到附近的山中，元军无奈只能血洗空坑，死伤无数，而文天祥的妻子儿女都不幸地被元军所俘。空坑之役，文天祥的都府军受了致命的重创。不过文天祥还没有灰心，仍收集残兵义士，又退至汀州附近，做短暂的休整。

　　此时的端宗行朝一直遭受着元军的追击，在海上迁徙不定，颠沛流离。端宗在浅弯时，曾将广州辟为自己的行宫，所谓的端宗也只是个十岁的孩子。元将刘深派水军从海路攻取浅湾，南宋张世杰出海迎战失利，行朝只能又退守到现在广州的南珠江口一带。而陈宜中见大势不妙，再也不顾南宋行朝，赶紧往越南的中南部溜走了。十二月端宗的行朝在珠江口外的大横琴岛与小横琴岛间漂浮，又受了飓风，兵士船员死伤无数，损失惨重，真是天也不助南宋。景炎三年，张世杰想攻打雷州，然后带着端宗远走越南，可是琼州海峡已被元军彻底封锁，可怜的南宋行朝队伍只能迁移到雷州湾外的一个小岛附近，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端宗一直体虚病重，死在了船上，时年十岁。随后立端宗的弟弟赵昺为帝，改年号为祥兴，而这位皇帝更小，才六岁。文天祥一直在打听着南宋行朝的消息和皇室的安危，他必须突围，然后进军海丰和惠州。他知道只有这样离海近了，才能和行朝取得联系。当行朝知道文天祥仍在为南宋忠心耿耿地效力时，作为左丞相的陆秀夫替六岁大的皇帝写了封表扬文天祥的诏书：

　　才非盘错，不足以别利器；时非板荡，不足以识忱臣。昔闻斯言，乃见今日。卿早以魁彦，受知穆陵，历事四朝，始终一节。虏氛正恶，鞠旅勤王；皇路已倾，捐躯殉国。脱危机于虎口，涉远道于鲸波。……虽成败利钝，非能逆睹；而险阻艰难，亦既备尝。如精钢之金，百炼而弥劲；如朝宗之水，万折而必东。

　　--邓光荐《文臣相传》

　　精钢之金、朝宗之水，如此说文天祥并不是过誉，南宋到了这样的危急关头，已没有几个人站在行朝朝廷一边了，那些人早衡量利弊分清轻重，不是投奔元朝就是袖手旁观。只有文天祥，尽管他知道行朝中兴的可能性已微乎极微，但他还是要为宋朝战斗到底，他始终记得他作为南宋臣相的职责。

　　五

　　随后，文天祥又有好几次上奏，请求行朝朝廷能允许自己的移军入朝，因为既然是勤王，就得名副其实地入朝，可这时候行朝的皇帝幼小无知，朝政全由张世杰把持。张世杰小算盘算得很清楚，你文天祥那点军队，在战场上是无济于事的。要是一旦入朝，你文天祥名气那么大声誉那么高，自己还怎么能做事，所以他们总是找理由推辞。这样文天祥就打算去广州，再建立个根据地然后以那为基础收复两湖。南宋将军凌震、王道夫已收复广州，听说文天祥要来，也是死活不同意，他们担心丢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样文天祥是进也不能退也不得，一时间似乎很少人能理解他这种理想主义似的报国热忱。看，同样是抗元的南宋将领，他们在关键时候总是想着怎么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文天祥没有，他甚至有一些书生气，总是对自己各怀鬼胎的同僚不加防范。好在还有许多人支持文天祥，比如曾经的老部下刘子俊等人从江西带兵来投，这样队伍又渐渐壮大起来。

　　潮州一带有一个叫做陈懿的大盗，他有兄弟五人，趁宋乱之际占据潮州，文天祥招安了他们。可是他们心里一直不服，从不愿受都督府派遣，见元军南下又叛逃到那边。文天祥勃然大怒，要讨伐陈懿，这家伙知道自己军队势单力薄就躲进了山中，等待时机。这时忽必烈已决定彻底清除东南沿海的残宋势力，让张弘范率领水陆大军齐头南下，文天祥担心的是北人的水军，在海上航行地话，很快会到潮州，于是他把都督府的军队移入山中。

　　那个陈懿当然也知道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作为先锋已先来到了南方，就去投奔了他，并告诉张弘正只要带些骑兵走一些快捷方式和小路，就可以捉拿文天祥。果然，中午时分，文天祥率领军队走到五坡岭，正准备安营吃饭，元军骑兵突然出现在眼前了，都督府根本没时间备战，纷纷溃散。文天祥已来不及逃走，元军千户王惟义上前将他捉住。文天祥的故友门生刘子俊也被元军捉住，这位极有气节的将领也在另一处被元军捉住，被捕后大义凛然，自称就是文天祥，元军信以为真押解到营房报功，等到后来知道被刘子俊骗了，元军将领恼羞成怒，烹杀了刘子俊。

　　张弘正不会杀文天祥，他也没胆量杀文天祥。这位忠心耿耿的南宋重臣，让他的对手都敬佩不已，忽必烈的心思他的下属也多少有些明白。文天祥肯定是留有重用的，于是将他囚禁在一艘海船中，派了许多军士看管，而此时潮惠一带的督府军也已全军溃散。

　　此时的行朝政权，在张世杰的带领下移到了厓山，这个地方现在在广东新会市以南百里外的海中，是个小岛，而张世杰一行还有二十万人，他派人在这小岛上建行宫，与元军做最后一搏。

　　祥兴二年的正月初六，张弘范的水师从潮阳入海西行，南宋丞相文天祥已被囚禁于船中。经过了六天的航行，他们的船经过了珠江口外的零丁洋。这时的文天祥百感交集，南宋的山河已经破碎，自己的督府军也已溃散，中兴复国的愿望只能落空，眼前只有沧海茫茫，他眼里含着泪水，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张弘范第二天也来到了文天祥的船上看望他，张弘范是想让文天祥给张世杰写信，让他投降自己。文天祥厉声回答他们，自己救父母不得，怎还能叫别人背叛父母？他只把这首诗递给张弘范，这个张弘范见了此诗心里顿生敬意，便不再做无谓的劝说。

　　张弘范的水军要到厓山了，他们已发现南宋行朝的水师，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战船如云，南宋王朝与元军最后一次海战就要展开。

　　文天祥观察到行朝的张世杰用的仍是长蛇阵的水战方法，将船一线排开，在以前的水战中张世杰屡试不爽，可现在元军已经有了经验，知道采取火攻，虽然在战船外抹了厚厚的泥。其实行朝的水师并不比元军的少，而且元军多是北方人，不谙水性，在船上纷纷呕吐不止，弓矢根本用不上。这时元军的援军从广州赶到，切断了行朝饮水的来源，十来天张世杰的军队困守厓山，口渴时只能喝海水，这样下来，军士疲敝，而海战在张弘范的一声令下中开始了。行朝的海船节节败退，文天祥如针锥心看着自己的军队覆灭于水火之中。

　　皇帝赵昺坐的是艘大船，在其它船中特别显眼，突围已不可能。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又不忍心让他和哥哥一样，决定和赵昺一起殉难，没等元军登上此船，就报着赵昺一起跃入茫茫沧海。

　　这惨切悲壮的一跃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宋朝历史。文天祥想就此投海而死，可元军的防范森严，根本出不了船舱，他唯一能做的只能向赵昺溺海的地方叹息痛哭，那里，淹没了一个王朝。

　　六

　　文天祥被押送到元大都时先住在一个小客馆的偏房里，平时滞留南宋降臣的会同馆，不愿意接受他，理由是文天祥不是降臣是囚犯。照理囚犯应该要严厉的惩治他，但元丞相博罗却给他换了个好房间，名菜佳肴奉上。文天祥知道，元朝很明显又是想感化自己，让自己做降臣了。他不接受元人的这一套，不吃不喝，也不睡觉，每夜都坐到早晨，以此反抗。

　　忽必烈和博罗都不会轻易放弃努力，他们第一个派出的劝降的说客是留梦炎。

　　这个留梦炎本也不得不提，他的经历其实和文天祥很相近，南宋理宗时代考取状元，官也至左丞相，可是在气节和操守上与文天祥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当时临安混乱之时，他见南宋大势已去就投降了元军。这样没气节的人来说服文天祥，那么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被痛骂。留梦炎无地自容，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接下来博罗丞相派出了北降的德佑皇帝，九岁的赵显，这时他已被忽必烈削去了帝号，封为瀛国公。这个九岁的小孩子还什么都不懂，成天还只知玩耍，哪明白什么劝降不劝降的，元朝让他去见文天祥也只是想让昔日的君臣之恩，将之感化。文天祥见到小皇帝时就百感交集，大呼皇帝名号，希望皇帝能回到南方，不作虏隶。小皇帝好久没见着这位文丞相了，哪知一见到就是痛哭流涕，当然什么话也说不下去，只要怏怏而去。

　　南宋降元的高官皇帝都出场了，还是劝不动文天祥，那么只有再派他人了，这回是元廷的平章政事阿合马。这位阿合马善于理财，是忽必烈的宠臣，权倾朝野，他来劝文天祥自然派头十足。一进文天祥的住处就坐在厅堂，命人传文天祥上来问话，盛气凌人。文天祥出来时不卑不亢，阿合马见这个降臣还如此狷狂，决定为难一下他。阿合马问文天祥知道我是谁么，文天祥回答刚才不是有人说你是宰相？阿合马继续刁难，既然知道本人是宰相为什么不下跪？文天祥的回答更让人敬佩："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突然语塞，随即只能发狠说现在你生死都由我，为什么还不服软。文天祥更是大义凛然，只说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阿合马也碰了一鼻子灰，在忽必烈没彻底放弃希望前，其实阿合马也没半点杀文天祥的权力。

　　劝降不成，只能用刑了。这时张弘范已凯旋回到了元大都，他听说文天祥几次三番劝降都不可能屈服，想出了一个办法，派人用木枷锁缚住文天祥的双手，然后押解到一间土牢里，将他囚禁起来，牢中暗淡无光，阴冷潮湿。每天元军只供给少量的饮食，在那样的条件下文天祥只能以诗抒恨，但是湿冷的环境摧跨了他的身体，一个多月之后，他终于病倒了。博罗当然不想让文天祥病死，赶紧又让狱卒把他的枷锁去掉，每天允许他出土牢晒晒阳光，这样他的病情稍微得以好转。让他养病其实还是为"劝降"服务的，元廷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对文天祥的争取。

　　之后是庭问，博罗终于提出要正式地见文天祥了。有司的官员把文天祥押到枢密院，可是始终不见博罗，一连三四天都这样。很明显博罗要挫一挫他的锐气，直到第四天，博罗出现了，他端坐在堂中间，旁边全是元廷高官作陪，威风凛凛，博罗以为文天祥会畏惧这样的场面，哪知他更加地不卑不亢，只象征性地作了个揖。旁边的官员问他为什么不下跪，他说："我们南方人的作揖就相当于你们北方人的下跪，南方人当行南方的礼节，下跪不是很多余么。"博罗辩不过他，怒火中烧，派人把文天祥按倒在地，迫使他做下跪的姿势，文天祥干脆坐在了大堂间，偏不下跪。

　　博罗起先组织了一套言辞，本以为现在说出来能感化他一下，只问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时，文天祥就把博罗所有的准备都堵了回去："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哪个朝代没有，天祥今日忠于宋朝江山社稷，已到今天，你们还是乘早杀了我吧！"博罗恼羞成怒，辩来辩去哪是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的对手，只能又把他又押送回土牢。

　　在南宋的降将里，有一个人是真知文天祥者，他就是王积翁。王曾是南剑州的知州，当时元军势如破竹攻下了南剑州时，他只能无奈地降元。他在元世祖面前总是褒举文天祥，说"南人无如文天祥者"，因为他很钦佩文天祥的气节。他对忽必烈恳请，能否释文天祥让他出家做道士，然后回南方去，而且不杀文天祥仍旧礼遇之，也可以给天下的人臣做个好榜样，忽必烈一想也是。但留梦炎等人就鸡犬不宁了，心想要是文天祥回南方，重新号召江南旧宋势力，那么将置我们于何地？结果忽必烈吩咐下面还是好茶好饭对待他，不放弃感化他的最后可能。

　　元朝想到了最卑鄙的一招，他们用文天祥的亲人来威逼他投降。这天文天祥收到了一封来信，是他三年多来都杳无音讯的女儿柳娘写的，看完信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和夫人都被囚禁在大都的宫中，她们已经出家入道，但过的也是囚徒般的日子。他没有给他的女儿回信，他和女儿说什么好呢，他不想让女儿对自己存什么希望，到是和自己的妹妹通信中曾有这样的流露：

　　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诗，今录至。言之于此，泪下如雨……

　　--明·朱存理《铁网珊瑚》卷四

　　送给他妹妹的三首诗也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元军见这文天祥真是铁石心肠，自己妻子女儿的信也不回，更不为所动。其实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文天祥只是迈过了常人都无法逾越的亲情一关，很多英雄豪杰不畏生死，但却顾念亲情而最终坚持不住立场和操守，文天祥做到了，所有的办法都想过，元军已无可奈何。

　　现在该元世祖忽必烈出场了。

　　忽必烈是个爱才之人，他一直想让这位南宋的状元丞相能为己所用，这天，文天祥被召入宫。元廷众高官纷纷要文天祥下跪，文天祥只作揖而不拜，甚至有人强行让他屈膝，他仍挺立不移。忽必烈见他性情如此刚烈，也就没再追究，唯一破例地让他站着，然后派人传话说你文天祥在元大都也已三年之久了，若你能象事南宋一样对待本朝，一定让你高官后禄。

　　文天祥的回答干脆而明了："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愿也。"

　　忽必烈再问："汝何所愿。"，他已觉察到已经不可能说服。

　　文天祥其实说得很明白了："愿与一死，足矣。"

　　忽必烈的这次召见，是文天祥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但是文天祥还是毅然地选择舍生取义。正当忽必烈还犹豫要不要杀文天祥时，一些臣僚纷纷提议说既然文天祥不肯降附，就满足他吧。

　　死，对文天祥来说何尝不是种满足，现在他唯求一死。

　　七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大都戒备森严，天空黯然，风吹沙飞。

　　文天祥已被押到了刑场，他看到了周围数以万计的大都百姓，这些善良的人都知道眼前被押的就是名扬天下的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他们都为他的气节所感动，无不流涕。刀斧手已经围成一圈，等着文天祥的到来，文天祥神态自若，没有一点惧意，先面南跪拜，南方始终是他朝夕想念的地方。

　　拜完后，文天祥站起身来，劲项高昂，大义凛然，长叹一声，说出了八个字："吾事已毕，心无怍矣。"，下面哭声一片。

　　……

　　第二天，忽必烈允许文天祥的妻子欧阳夫人从东宫出来殓尸，在刑场上，很多江南义士不顾杀头的危险帮文天祥处理后事。在文天祥的衣带间，他的妻子发现了一篇附有序言的赞，赞文上滴透了一代忠臣的斑斑血迹：

　　吾位居相位，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其赞曰：孔子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其时离宋朝灭国已六载，文天祥时年四十七岁。

　　东林名士

　　无锡城东最值得去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东林书院的旧迹了。东林书院在明代历史上的意义已不仅是一个讲学谈论道的书院，这个书院中的学生几乎个个都心忧天下讽议朝政；从这里走出的人几乎每一个都力挽狂澜地影响了晚明的政治。也许江南本不该有东林党这样硬气十足的音符，民风的柔婉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心灵的正直。当然东林党也因为他们的直抒己言纵论天下而得罪了朝廷，可事实证明，从这里走出的人，才是那个天崩地裂时代真正的脊梁，我先想到的是顾宪成和高攀龙，他们两位都是东林书院的创建者，也都是无锡人。

　　东林书院其实早有其名，宋代政和年间一位著名的理学家杨龟山从洛阳南下时，就在这个地方讲学，自那时就有了这个书院。因为这位杨姓理学家的名字，所以又叫龟山书院。经历了南宋元代明三代，在元朝时也被周围的百姓改为寺庙，倾废已久，至于为什么后来顾宪成和高攀龙怎么会想到重修东林书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

　　一

　　万历八年，顾宪成已三十一岁了，二十七岁中举人以来也已四年之久，这年他下决心北上参加会试，凭他的才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进士。中进士的人一般都要被授予官职，可刚当官不久的顾宪成就与几个同榜进士，志同道合的朋友议论朝政评点时事，措辞往往非常激昂锐利。顾宪成是个书生气很浓的人，过于正直的他会得罪很多朝中的权贵，最有意思的一次是万历九年，时任首辅的张居正患重病，满朝的官吏都凑钱要给张居正在东岳泰山祈祝。只有顾宪成一人认为不可，一位和顾关系不错的朝中的官吏生怕自己的朋友得罪了张居正而代他签上了"顾宪成"的大名，顾宪成知道这事后，骑着马赶到那里，亲手抹去朋友给他代签的名字，刚正耿直如此。明神宗宠爱郑妃，不务朝政，顾宪成就上疏说神宗"内宠将盛，群小将逞。以私掩公，以一己掩天下。"，这样说皇帝还得了，一怒之下皇帝削去了他的进士籍，不过朝廷中许多有识之士都说顾宪成此举，让正气为之一吐。万历十五年时，顾宪成又不顾自己的安危，上书神宗皇帝，要他"分别君子与小人"。皇帝也是你说的么，好，又被贬湖广。顾宪成到也不怕，听到这个惩处的决定释然一笑，他知道那个方向柳宗元甚至苏东坡都在那呆过，于是他第一次被贬谪到这蛮荒之地。外放做官的经历很快又结束了，朝廷看来还是离不开顾宪成，他又回到了京城，这回担任的是吏部文选郎中。万历二十一年时，立储君的事又提上了日程，神宗仍旧骄宠着他的郑贵妃，那么自然就想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是之前已经下旨立了太子。这回要改，只能推脱说要等皇后生子后，再向吏部提出册立的事，同时又将皇长子三子五子一并封王，说以后可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当三王被封的旨意传扬出去后，朝廷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哪有立三个太子的先例。顾宪成这时又冲在了前面，力持异议，他代表了大部份朝臣的意见，上疏神宗皇帝，提出了九条不可行的理由，为了让神宗采纳他的意见，同时顾宪成还写信给首辅王锡爵，希望他能从中解释和劝说神宗皇帝，使太子的事早日定下。神宗虽然后来接受了顾宪成的意见，但对这个多事的江南人也渐渐反感起来。到了万历二十二年五月，首辅王锡爵因为年龄太大，要谢政致仕，退休前还得先为朝廷推荐一些内阁臣子，顾宪成也在被推荐之列，其中还有大学士王家屏等人，王家屏曾因为立太子的事为神宗厌弃。皇帝让吏部重新提交名单，名单传到神宗眼前时，发现这王家屏怎么还在里面，怒火中烧，将管理官员升迁的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降为杂职，过了段时间干脆将他革职为民，顾宪成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仕途，此时他已四十五岁。革职之后的顾宪成虽然仍心忧天下，但已使不上劲，在北京附近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住了下来休养，当然平时还是忘不了给朝廷推荐合格的官员。顾宪成虽然被革职，可他心里从没有过后悔和歉疚，因为作为吏部的官员，本来职责就是给朝廷举荐选拔合格官员的，做事自然要讲原则求公平，必须要选到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来为朝廷服务，可是朝廷对这个赋闲官员的建议爱理不理，失落的顾宪成打算回南方无锡去。京城与无锡相隔千里，一路奔波，让顾宪成精疲力尽，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可是回家后就大病一场，一来是因为往日在朝廷过于投入的工作和旅途的劳顿，一来更因为胸中的郁郁不平之气。

　　在家休息了两年，整日与书为伴，累了就坐上一叶小舟在江南的河道里畅游，比起京城的烦累，无锡这个江南故乡给自己带来的完全是惬意。当然，作为士大夫，顾宪成不可能没有那种忧国忧民的天下意识，万历二十四年的年底，吏部文选司以前的同事唐仁卿，回江南老家探亲，路过了无锡张泾，他也好久没见着这位刚正不阿的顾先生了。顾宪成见到他的第一件事，就是问近日国家的局面怎样，朝廷又发生了哪些事？弄得唐仁卿钦佩不已，原本以为一个赋闲之人早已归隐恬淡，不想顾先生仍是这番执着。顾宪成大概也知道朋友们会不理解他这种心态，所以在给别人的信中他这样说："生平颇怀热肠，何能耕闲钓寂。"，是啊，大半生这样忙忙碌碌了，一下子闲下来去耕作垂钓，这种寂寞肯定是耐不住的。当然到不如说他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他心里还有很多话要说，他还想为大明王朝做些实在的事，可是现在他知道神宗不会给他机会了。那怎么办，退而求其次也可以，顾宪成首先想到的是读书讲学，他想通过讲学来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而今而后，惟应收拾精神，并归一路，只以讲学一事为日用饮食。学非讲可了，而切磨淘洗，实赖于此。"，收拾精神，顾宪成是不愿意这样终老在温婉的江南水乡间的，他要发出热量，作为一个读书人，他这极有眼光的选择，令人尊敬。

　　二

　　顾宪成出生后的十二年，高攀龙也在无锡出生了，他们的家离得并不远，似乎也注定他们的人生轨迹应该会很相近。万历十七年时，高攀龙已二十八岁，这一年二月他一个人独自去了京城参加会试和殿试，当然也进士及第，吏部决定让他担任行人司行人这个官职。这个官职品级不是太高，但执掌着传圣旨和行册封的一些事，清闲却也很重要。在行人司，这个高攀龙似乎和他的同乡顾宪成一样不安分，吏部给他那个官职就是让他少说话闲着的时候多看看书的，这到好，他偏偏有很多话要说。当时四川有个沽名钓誉的提学佥事叫张世则，他几次上疏给神宗皇帝，要求他能崇正学辟异学，原因是什么呢，张世则自己写了本《大学古本初义》，说只有自己的这本书才恢复了《大学》的原义，朱熹的那套是贻误后人的歪学，建议明神宗将之废除而用自己写的教科书。高攀龙自小就研习程朱理学，虽然也承认理学中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还不至于要象你张世则说的得废除掉，于是就也给明神宗上书。上书也就罢了，高攀龙在奏文中建议神宗要多用谏臣，多听意见，这意思分明是说自己不善纳谏，神宗一听到这些话自然对他没好印象。但高攀龙不会罢休，这一年的十一月，内阁首辅打击一些直言敢谏的朝臣，弄得人心惶惶，高攀龙又上了篇奏疏，措辞严厉地要神宗爱惜朝廷人才远离不忠小人，一个帝王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使国泰民安。这份奏疏首先激怒的是首辅王锡爵，而后固执的神宗皇帝也非常生气，王锡爵问神宗皇帝象高攀龙这样目无尊长而狂妄的的人该怎么处置，明神宗给他一道旨意，一下子把他从京城贬到广东揭阳县去。到广东这个小县做什么呢，去管理文书出纳，显然王锡爵和神宗皇帝是拿他玩呢，不是善谏么，到了音书不通的万里之外还谏给谁听去。

　　京城到广东也是万里之遥，一路千山万壑，艰辛跋涉，在路上高攀龙并没因自己遭贬谪而灰心，他其实早做好了被贬的心理准备，不然也用不着冒死谏讽神宗皇帝了。这一路他走了两个多月，到广东时已是早秋，真正为国家社稷着想的人是并不在乎官职卑微与否的。高攀龙在工作之余仍不忘在县里举办一些考试，选拔有学识的少年加以培养，他觉得朝廷的希望总在这些年轻的人身上，甚至在此之余他还惩治了当地的一些地痞恶霸，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他们觉得这个京城来的官员与平时见的很不一样，办了一件又一件的实事。过了一段时间，高攀龙请假北上回无锡时，揭阳县的许多听他讲学跟他读书的生员都舍不得他。这到好，神宗的给他的贬谪半点没影响到他的情绪，反使他的心境更平和了，他知道要将自己所学为国家做些事，就必须做到宠辱不惊。他想好了，回到故乡无锡后，好好地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读书，他选择了漆湖，在这湖中央建了一个水居，四面环水，荷叶滴露，每天在这里饱览群书。当然平时也出门访友讲学，与他往来最多的就是此时也赋闲在家的顾宪成，他们两似乎天生注定会是一对挚友。

　　一天，顾宪成和高攀龙谈到了同一个话题，说江南很多地方都有了一些讲学论道的场所，比如说武进的钱一本、常州的刘元珍等人，都办了学校。顾宪成的意思是能不能将这些讲学团体联合起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既可以谈学论经也可以广交天下朋友。高攀龙当然赞成，两人一排即合，决定创建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他们首先想到了东林书院，只要重修一下绝对可以，但最关键的是需要朝廷的批准。顾宪成和高攀龙，还有自己的弟弟顾允成三人一起活动起来，游说周边的父母官，到了万历三十二年，终于获得了官府的批准。

　　于是，这一大批的江南名士找到了谈学论经的场所，更找到了纵议国事的气氛。东林书院，明代最自由的学术风气和议政言辞都将从这里播洒到神州大地。

　　三

　　正在顾宪成给书院的学生讲学时，听说江南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让顾宪成气愤不已。这事和盐税有关，当时无锡有一个叫赵焕的商人，因为告发了名叫俞愚和金阳两位税使虐民的不法之事，而被这两人以逃税为由，活活打死，这还不算，两个税官还将赵焕的尸体仍到河道中。赵焕的儿子赵希贤见父亲遭此残害，控告两个税使横行乡间以及杀人的罪行，俞愚和金阳这两人又用惩治逃税这借口将赵希贤关押起来，并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用木杖打死他。顾宪成知道后，几次三番地致书给当地的官员。迫于压力，当地的官员硬着头皮惩治了俞愚金阳两位税官，释放了赵希贤。为什么说硬着头皮呢，当时的矿盐税使是极有地位的，这些人往往都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直接向神宗任命的税官负责，是荒怠朝政的神宗赋予他们不可一世的权力。当时的神宗只顾自己享受和挥霍，弄得国库亏空，那怎么办，他想到了民间，从民间大量收税，这样才能维持自己奢靡的耗费，而这些全国各地的矿盐税官是神宗独立设立的机构，并不向户部负责。有了皇帝的支持，这些税使在全国各地就广收亡命之徒，大肆盘剥百姓，江南的俞愚金阳这些人就是典型的代表。当然眼光敏锐的顾宪成看到的远不是这些，他真正担心到不是几个恶税吏的影响，他担心神宗这样的盘剥必然会引起全国百姓的反感，甚至会激起民变。

　　高攀龙也遇到了同样的事，当时在无锡和苏州之间有一个水陆要道叫浒墅关，是江南地区的一处重要的税卡，浒墅关的主政官员施重光在督理税务期间横行霸道欺诈勒索，曾经有这么件事让高攀龙气愤不已，一个乡间的船民，船上全载了灯草，满船的灯草也仅值二两银子，这些税官却要收二两的税，不交不让船过，这位乡民气得无可奈何，只能当着这些税官的面把船上的灯草给烧了。因为他知道，就是船过去了把灯草全买了也抵不过税银。在重税之下民不聊生，高攀龙首先就将这事写信告诉了上级，并要求严加惩办这些不法的税官，当然官府对这些人的处置也是表面文章，朝廷对于这些税官更是姑息养奸，或者说明神宗就靠着这些税官活着，但高攀龙和顾宪成的这种行为赢来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名士，作为书院讲学的先生来说，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科举，因为那时科举是士人参政的唯一途径。既然这是唯一的途径，再加上当时朝政如此腐败，那这种风气必然也会在考场上蔓延，科举舞弊屡见不鲜，当然影响最大的一次可能就是万历三十八年的韩敬科场案。这韩敬是浙江归安人，也就是现在的吴兴人，他参加当年的会试时试卷本来已经被点落了，可是中间他给考官汤宾尹行贿后，居然将被录取为第一名。其它考生也纷纷行动起来，找门路想办法，最后朝廷查出越房录取的考生就有十八人之多。作为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钱一本把这事告诉了顾宪成和高攀龙，他们就纷纷上书朝廷说内阁隐瞒了这场科场舞弊，要求革除那些舞弊而中进士的宦官商贾子弟，并对改革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们认为象这些会试舞弊案可以看出官员的腐败已很深，治病要治根，首先必须整肃吏治。他们认为天下之害就是因为朝廷各个机关受贿之后乱用无才无德之人，提出取士的标准首先是"正"和"大节"，这又不得不让人想起他们举荐李三才入朝的事。

　　也是万历三十八年，因为内阁缺人，大学士叶向高提议要推补阁臣。有人建议阁臣不应该专用翰林院的那帮官员，可以从外官中选拔人才，经群臣品议后推荐充任。当时大家想到的就是李三才，这个李三才刚正敢言，确实给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在官场和民间都极有口碑。比如神宗派到凤阳府的几个矿盐监税中有一个最蛮横凶恶的人叫陈增，尤其是陈增的一些爪牙，成天压榨欺负百姓，由于他们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税官，地方官员无人敢管，李三才严惩了陈增的一些手下，一些罪名比较大的甚至将之捉拿捕杀，老百姓纷纷拍手称快。陈增还有一个帮凶叫程守训贪污赃款数十万两之多，没人敢管，又是李三才站了出来，向朝廷参劾他们，终于这个程姓的贪官只能伏法，再一次大快人心。两淮地区地区发生水灾，李三才也积极请命，对灾民增加赈济，连连上书直至免除数十州的税收，这样的官员怎能不得民心。这回江南水灾，民不堪命，顾宪成也给时任漕抚的李三才写了信，希望他能向朝廷通报，而对百姓有所接济。李三才本就非常了解这位正直的顾宪成，他写来的信自然很重视，江南的灾情时时浮现在他心头，几次三番地上书，朝廷终于也发放了救济，及时地为江南百姓解决了许多困难。就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朝廷的百官都看在眼里，对李三才的人品有了很深的了解，正当选拔官员之时，李三才自然被很多人推荐。知李三才最深的，举荐最出力的当然是东林领袖顾宪成了，可是朝廷内许多齐、楚、宣、浙等派系的宦官都怕李三才入内阁而影响他们的利益，纷纷上疏攻击李三才，说他如何贪赃枉法，说他如何玩忽职守如何蛮横奸诈，所有污蔑的词都用上了，唯一的目的是搞臭他。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名士都看在眼里，也纷纷上书与那些居心叵测的宦官展开辩驳，此外，顾宪成还写信给当时的辅臣叶向高以及吏部尚书孙丕阳，力证李三才是清廉正直之官，而且勤学力行，不入内阁是朝廷的损失。人家开始怀疑你顾宪成，这么举荐李三才是不是也是结党，顾宪成说，哪只是结党，君子之间的党光明正大以天下为公，有何不可，只怕是祸国殃民的小人营私结党。针对宦官无谓无理的攻击，他这样说明他的用人原则：

　　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

　　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很科学的用人观，可是朝廷未必听你顾宪成的一家之言，李三才入阁与否的分歧和争论，其实是真正的爱国士大夫阶层和腐朽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在那样的时代，又总是恶势力得势，比如这些掌握话语权的小人，在朝廷中都如日中天。那李三才怎么办，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避开这些纷争，连续十五次上疏辞职，这让他的反对者们高兴了一阵，而难过的是顾宪成等人，他们觉得失去这些人才是朝廷的损失，万历皇帝才顾不得这些损失，他依旧悠闲地在后宫修养着，少几个李三才算什么。

　　四

　　东林书院最初创办的初衷就是读书讲学和救国，顾宪成和高攀龙为此也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旨和院规以及具体的会约仪式，与白鹿洞书院相比，东林书院的规范就显得更加细致。东林书院的建立实际上也适应了吴中地区学人商榷新知的需要，会约规定，每年开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除了酷暑严寒，书院会定期会讲，会讲的期限是三天。顾宪成和高攀龙在本地的声望很高影响极大，远近的学子纷至沓来，每次三天会讲的期限，张泾镇上除客栈外连祠堂庙宇，甚至周围的农户人家都被人租满了，为的就是听到顾宪成他们讲授的课。顾宪成高攀龙与东林诸名士集资在附近靠河的地方造了数十间公舍，让来自江南各地的学子们住宿，后来东林书院名气渐大，各地的学者也多有耳闻，有的从京城、湖广、闽浙甚至云贵赶到无锡参加会讲，也有的学者不远千里泛舟问学。在这种自由的学术风气中，由于东林名士都有着几乎统一的学术主张，自然也就形成了一个学派。

　　程朱理学到了这个时候，渐渐也走向衰微。而王学也逐渐显露他的弊端，东林学派最反对的就是以那些尊崇王学而以"学术杀天下"的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来源，除了受到传统儒学的影响外，更受到了佛学和禅宗的影响，顾宪成他们看到了这点，所以对王阳明的一些观点十分反对，比如说"致良知"学说。王阳明强调的是用意念去指导人的行为，目的是要人们去掉物欲的蒙蔽，而存良知的本体，就这些到和理学无甚差别。关键是在实现"致良知"的具体内容和途径上，王阳明认为包括体认良知的静的工夫和实现良知的动的工夫。问题就出在静的工夫上面，反身而诚的内省工夫实际就是"不假于外求"的"自明本心"的体悟，王阳明强调道德修养应以发自内心的真诚为前提，可是内省体悟在理论上势必就与佛教禅宗靠到了一起，走向玄虚。最后王阳明把事物的变化发展都说成是"良知之发用流行"，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互相矛盾的。到了晚明，很多的学人都没继承王学中的有利部分，全都走入末流，将本就靠近禅悟的王学继续禅化，空谈说玄之风弥漫于学术思想界，而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这是万万要不得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痛斥的学术杀天下也绝非夸大之词，那群王学末流不闻国事，置国危民艰不顾，空谈心性，不务实学。连学风都不正的时代，那么世风肯定日下，这对于明代后期处于危机深重的国家来说，无疑会是雪上加霜。尤其是王学中的"无善无恶"之说，更是让有现实感的东林名士们深恶痛绝。

　　什么叫无善无恶，顾宪成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它分明宣扬的是一种可是可非模糊善恶标准的理论，就这理论来说到无妨，可是为虎作伥，成了为朝廷中的庸碌腐败官员张目的工具。人家王阳明不是说了么，人是无善无恶的，那么就是有再多的丑陋行径也称不上恶了。相反那些勤恳塌实为朝廷做实事的人就遭了殃，你做得再好也等于零，善和恶是没界限的。这还得了，在王学末流的曲解宣扬下，简直连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都被取消了，怪不得那帮人只能"空则一切解脱、无所挂碍"去了，顾宪成把王学的无善无恶归结为两个字，一是空，一是混，说他这种学问就是混淆是非的，势必会为那些胡作非为的人提供理论依据，势必会混恶为善。以善为恶，将仁义礼法等一切善的东西都归结为恶的结果。高攀龙也不放过王阳明的这个学说，抨击说无善无恶崇尚的"无"，其实这是大乱之道，这样的学说只能成就恶的发展，而真正摈弃了善。他引用方本庵的那句话说："见为善，色色皆善，故能善天下国家；见为空，色色皆空，不免空天下国家。"，一言中的，高攀龙所提倡的士大夫应该有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而不是需要那群食朝廷俸禄的士大夫，无所事事不分善恶地大谈心性。顾宪成更是具体分析了无善无恶的流弊，它不但助长了乡愿恶习，也出脱了小人埋藏了君子：

　　无善无恶四字最险、最巧。君子一生兢兢业业、择善固执，只着此四字，便枉为了君子，小人一剩猖狂放肆，纵意妄行，只着此四字，便乐得做小人。《论语》云："埋藏君子，出脱小人"，此八字乃"无善无恶"四字膏肓之病也。

　　--《还经录》

　　很明显，顾宪成所谈的君子不是道貌岸然的无用之徒，他几乎所有的观点都从天下出发，从国事出发，他所谓的君子一般都是同情百姓对腐败的朝政直言敢谏的官吏和文人。当然，那些小人主要也是指在朝廷中只追求己身的功名利禄而甘于依附腐败势力的官员。我们也可以隐约看见，其实东林学派与当时务虚的学风之间的争论也不是偶然的。它这必然是当时社会危机深重的产物，顾宪成的眼光清醒而独到，所以他必须把这些时代病指正出来，为的是什么，显然是为朝廷为天下。顾宪成心里其实有极深的儒家情节，这种情结也逼着他对程朱理学进行批判和继承。他反对王学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也反对程朱理学中的不合理成分，比如程朱理学中讲的训诂词章之学以及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教条，与社会无益，顾宪成就极其反对。当然理学中的经世致用的理性精神，顾宪成和他的东林学派还是一脉相承的。

　　万历三十五年时，不知道朝廷怎么又想起了这个在江南讲学的顾宪成，准备启用他，第二年他就被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其实他已不怎么想当官了，在东林书院，他见着一批批的有识之士走向全国各地，心里已很满足，但任命来了，自然还得去，走到丹阳，头痛的旧病复发，干脆回到无锡讲学。回来讲学的一两年中，由于东林书院的影响太大，因为一次纵议国事的事还引起朝廷官员对东林讲学的非议，攻击象潮水一样涌到顾宪成和高攀龙的耳边。有的人建议时局纷乱，不如东林书院规定的会讲不要再举行了，但顾宪成认为越是时局纷乱，越需要这样的讲学，让士子们在国家危急关头讨论政事本身就是东林书院开办的宗旨之一。书院的会讲风雨无阻，一切依旧。

　　万历四十年的五月初夏，顾宪成病倒在了东林书院讲席上。同月二十三日，这位一生心忧黎民苍生的思想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所幸他有个书院，虽然生前官做得不是太大，可现在学生也不少，这些意气奋发的学生定会把老师的思想传下去，他心里虽然仍充满了忧患，但嘴角应该也挂着些许笑容。

　　至于东林书院的主持工作，也只能落到了高攀龙身上。

　　五

　　万历帝死后，光宗即位。哪知道他更是个短命的皇帝，即位一个月就一命乎乎，这样皇长子朱由校就上台了，东林党在扶立这位熹宗皇帝时立了功，自然受到器重。高攀龙也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光禄大寺丞。对于有济世情怀的东林党人来说，他们无疑看到了希望，有一展宏图的机会了。这位熹宗也接受了朝中大臣的建议，将神宗时代遗留在全国各地的矿监税使招回京城，不再到民间横征暴敛。另外东林书院出生的这帮官员，还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兴修水利，推广种植水稻，还建议国家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抵御满族的入侵。尤其是高攀龙，在光禄大寺丞的位置上，连连上奏熹宗，要求朝廷裁减和革除各种靡费，甚至他大胆地提出要重新追论"梃击""红丸""移宫"这三宗光宗时代的宫廷大案。

　　这几起案子都与皇权有关系，当时天下都不敢议论，只有东林书院的正直之士敢说实话。现在神宗光宗皇帝都死了，新皇帝上台，有必要追究与这三大案有关的一些人的责任。这是东林学人的要求，其实也是天下百姓和正直官员的要求。先说梃击案，那还是万历年间的事，前文已说过，朱常洛是神宗和一宫女王氏所生，而神宗疼爱的是郑贵妃，郑贵妃要立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自然对朱常洛嫉恨在心，一次让人找来一个壮汉，拿个木棍闯到了朱常洛的宫中要谋害他，结果此人被当场擒拿，有司查出是郑贵妃指使所为，碍于神宗对她的垂幸，此案只能不了了之。接下来就是红丸案了，当时朱常洛已即位，郑贵妃梃击案的意图被朱常洛看穿，对于这个新皇帝，她只能拉拢，拉拢的办法就是献美女，朱常洛是个好色之徒，纵欲过度后本来需要进食补药的，郑贵妃暗中指使亲信太监崔文升给太子献药，这药却是泻药之类的剧毒之药，弄得朱常洛卧病不起。最后内阁大臣方从哲又不知从哪弄来了"仙丹妙药"让光宗皇帝吃下，说是进补，第二天这位新帝就一命归天。接下就是郑贵妃的移宫案，试想郑贵妃本是神宗的宠妃，明代只有皇帝皇后才能住在干清宫内，现在神宗都死了，郑贵妃仍霸着干清宫不肯走，而天生懦弱的新帝朱常洛登基了仍住在当初做皇太子的慈庆宫里。她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给朱常洛的一个侍选是郑贵妃的人，现在这个李侍选也已得宠，郑贵妃想让朱常洛册封李侍选为皇后，那么自己也就可以成为皇太后而长住干清宫了。郑贵妃的想法被朝中的正直之士看了出来，纷纷上书要赶走她，最后无奈之下郑贵妃才移到了仁寿殿。这个郑贵妃真有她一套，将明王朝弄得元气大伤。

　　就这三件事牵扯了无数的人，当时碍于情势不能一一追究，现在熹宗上台，东林党人觉得可以拿出来重审了，象一些太监和朝中依附郑贵妃的人就更应该追究他的责任。可是一腔热忱的东林党人，高估了这位平时爱好做木工活的熹宗皇帝的眼光，他除了将国事交付给一位宠幸的太监以外，平时就做木工活。当然东林党人的那些忧国忧民的言论自然不入这位新帝的耳朵，他把所有的事都交给那位太监去做，这下好了，明朝的灾难也将降临，东林党人眼前更是一片漆黑，这位太监是谁？

　　还能有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忠贤。

　　魏忠贤是个文盲，原不姓魏，叫李进忠，河北肃宁的一个市井无赖，娶过一个妻子，有一个女儿。后来在老家吃喝嫖赌荡尽家产，活不下去了才自宫做了太监。一个天生的文盲木匠当了皇帝，另一个文盲又做了皇帝的秉笔太监，这并不是某个小说家的杜撰，他两就是大名鼎鼎的熹宗皇帝和魏忠贤。在熹宗朱由校的眼里，这个同样没读过书的魏忠贤似乎没那么多心眼，比起那些狷介大臣们要好对付多了。当然魏忠贤受宠还有别的原因，一是因为朱由校小时候就是魏忠贤侍奉大的，二来是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关系非常近，三是魏忠贤天生善于奉承阿谀，城府极深。当时宫中很多太监都看不起由宫女出生的王氏，都不愿去伺候他们，可是魏忠贤就更有远见，他费尽心机成为了王氏宫中的办事太监。他以前赌博一直输，现在终于押对了宝，谁也没料到光宗暴毙，朱由校作为长子真地被推上了历史舞台，这下魏忠贤得志了。还有那位熹宗的乳母客氏，和魏忠贤勾结，两人处心积虑地除掉宫中的异己。这还不算，魏忠贤真正的危害还不在后宫，在朝廷中他形成了自己的阉党，比如文臣崔呈秀、魏广微等人都依附于他，他势力最盛的时候，朝廷内外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这些人几乎每个都是高官，比如总督巡抚之类。

　　天启四年，终于有人愤怒地站出来控诉祸国殃民的魏忠贤了。这个人也是东林党人，高攀龙的朋友，时任左副都御使的杨涟。他也真够胆量，一口气罗列了这不可一世的魏忠贤24条罪状。这下朝廷炸开了锅，见有人敢冒天下先来告魏忠贤的状。那奏折也纷纷从各个角落里递呈上来，冲着魏忠贤而去，几日之内就有一百多余疏。而这些正直敢言的人中，多半都是与东林书院有关系的人。那个任淮阳巡抚的崔呈秀，众所周知他是魏的嫡系，在任上贪赃枉法，时任左都御使的高攀龙就上疏揭发他的罪行。迫于朝廷内外的压力，熹宗只能将崔呈秀撤职。这下好了，崔连夜向魏忠贤哭诉求救，大肆污蔑东林人士，说若是不想办法除去高攀龙、杨涟这些人，咱们也许以后就不知怎么死的呢。魏忠贤终于决定，要给这些东林党人颜色看看了。

　　魏忠贤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伪造圣旨，他怎么有这样的胆量？其实这是熹宗给予他的胆量，平时魏忠贤每次要惩处朝廷官员时，就拿着奏疏，等皇帝在投入地做木工活时向他汇报，熹宗头也不抬，对他恨不得象亲爹一样信任，经常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可见魏忠贤在这样"宽松"的条件下，假冒几个圣旨也没什么难度。果然，圣旨一下，杨涟左光斗等人第一批遭逮捕，这两位都是东林党人，罪名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就是受贿。魏忠贤惩治人真是有一套，他觉得杨涟左光斗等人身为朝廷的命官，肯定都会象他自己一样搜刮了不少财物，可是锦衣卫初去两府查验时并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魏忠贤想出个办法，先贬他们回老家，半路上再突然来个拦截，路上总能发现大箱小箱的珠宝吧，这样以"受贿"就名正言顺了罢。可是到后来发现这两个嘴硬心直的高官，走出京城时两袖清风，寒酸地只有一些衣物，这下真是气死了魏忠贤，他绝对不会放过杨涟左光斗等人的，先让他们回家，来年处置他们。

　　天启五年，刚回到家里的杨涟左光斗又被押解到京城，这下魏忠贤要审他们了。

　　名义上是审，其实魏忠贤的意图狱官们也知道，审问是假，置他们死地是真。进诏狱迎接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这些读书人哪里吃得消那些雨点般的棍棒，狱卒们只要他们交代受贿的事实，可实际上杨涟等人根本没有受贿，交代什么？不交代的话可能被打死得更快，杨涟只能和左光斗暂时给自己编了个胡乱的罪名，以为这样阉党会罢休。既然你们已经供认了"罪行"，那就更该打了。这是明代末期最黑暗的时代，正直的臣子在牢狱中成了小人泄愤的工具，杨涟被打死了，打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接着左光斗也被打死了，又时值夏日，这些臣子的尸体全都溃烂，惨不忍睹。

　　当初逮捕杨涟时，当地的民众数万人自发地奋起救援，那些缇骑被打得纷纷逃散。最终还是杨涟站了出来，他觉得这样下去会引起民变，会危及到大明的统治，他是朝廷的重臣，自然不能这样坐视百姓因为自己而暴动。是他出来，劝住了当地的民众，然后跟着去了京城。既然杨涟左光斗，这些重点盯防的人物已经被解决了，魏忠贤以为逮捕苏州的东林党人周顺昌会简单顺利一些，哪知道这回真的激起了民变，十几万的市民自发地走上街头声援东林，纷纷追打魏忠贤派来的缇骑。可是结果呢，仍旧是五个带头闹事的苏州市民被官府杀了头，周顺昌自然还是被逮走。高攀龙听说阉党已到了苏州，他已做好了自尽的准备，他不想让自己象好友杨涟左光斗一样落入魏忠贤的手里。缇骑将至，高攀龙来到了后园，这时他也许想到了他已故的好友顾宪成，甚至有些羡慕他，走得那么早，居然没看到明代最黑暗的时候。也罢，高攀龙早已作好了准备，临投河前写下了一封《遗表》：

　　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

　　这位忠贞的东林党人，临死还不忘皇上，而皇上在做什么呢，正拉着锯条做木工活，他乌烟瘴气地天下早让魏忠贤给他打点着呢。缇骑看到这份遗书时也只能自讨没趣，回了京城。

　　六

　　在高攀龙壮烈地投湖之前，东林书院其实已被毁。这是魏忠贤和熹宗的主意，圣旨上说"苏常等地书院尽行拆毁，刻期回奏。"，显然一向言论自由的东林书院太招他们眼了，你看，朝廷中哪个看敢死谏的不是东林党出生，哪一个敢参魏忠贤的与东林党人无关。魏忠贤早已想毁去这些出了无数个政治对手的书院了。斩草除根，他必须铲平这些书院，不能留半片断瓦残橼，那些毁院者果然按照魏忠贤的吩咐，连书院中的树木都连根拔起，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解恨。书院刚毁，当时的高攀龙自然心痛，他有些觉得很对不起故友顾宪成，当年建书院是花了很大心血的，不过高攀龙也没灰心，令他欣慰的是如今的东林书院已桃李天下，从这里走出的正直臣子是杀不完灭不光的，他有一诗这样写到：

　　纵然伐尽林间木

　　一片平芜也号林

　　这也许就是东林党人的真正气节所在，读书讲学的东林名士，永远不会忘却他们心中济世的理想。他们想扶起即将倾颓的晚明江山，虽然这只是一相情愿又生不逢时的政治理想，不过那种启蒙的力量和伟大的信念足以让他们光耀千秋、名传史册。

　　突然耳边又响起那句国人几乎都会诵读的联句，那些风声雨声，似乎也永远启迪着后人，读书应该为了什么。

　　人迹板桥霜

　　扬州以北二百里的一个小城，三百年前，这里是画家郑板桥的故乡。在扬州八怪里，我觉得郑板桥的经历是最有传奇色彩，而且才华也是最高的一位。他不但书画技艺精湛，而且通诗词，再加上狷介不羁的性格，让后人不记得他都难。清代的画家不少，比如那些宫廷画师"四王"之类，到了现在，几乎没几个人能象郑板桥一样世人皆知的，可见他确实有一般画家不及的地方，而这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一

　　一直以为郑板桥祖籍就是扬州兴化，而事实并非这样的，他的先祖是地道的苏州人。这就奇怪了，苏州呆着好好地，怎么过江到扬州来了，原来是明朝初年的移民政策所致。当时元代政权已腐朽不堪，全国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其中有一支队伍是由张士诚领导的，它的崛起地就是扬州兴化。这支军队很快建立了"大周"政权，占据了江南一带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这个政权不久就蜕变成封建割据势力，最后定都平江，张士诚号称吴王。这时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必须铲除张士诚，张士诚不是他的对手，最后只能将吴地拱手相让。取得天下后，朱元璋觉得兴化这个地方是张士诚的老窝，对之非常不放心，于是想出个主意，命兴化一带的百姓移到天津一带，以绝后患。那兴化城空了怎么办，他又命苏州闾门一带的百姓移往兴化，郑板桥的祖先就是从这个时候由苏州移到兴化的。

　　郑板桥出生在清康熙三十二年的冬天，出生那天正好是小雪。父亲给他起名为"燮"，取自《尚书·洪范》的"燮友柔克"之句，希望他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委顺谦恭些。至于为什么要叫板桥，这是因为他出生在兴化东城外，东面有条蜿蜒清澈的护城河，老百姓为了通行的方便就在河上架了一座木版桥，郑板桥时常从这桥上经过，每次过桥时都被桥边的风景迷住，所以这座桥在他心中留下了极美好的印象，后来干脆将自己的号叫做板桥。

　　郑板桥出生时，家境已非常清苦，三四岁时他的母亲汪氏就已病故。从小缺少母爱的温馨，好在乳母费氏对他十分关爱，可是到了康熙三十八年，这位乳母费氏因为洪涝灾害的缘故，迫于生活，不得不外出逃难，不得不离开郑家。郑板桥的父亲郑立庵在汪夫人死后，又娶了一位妻子郝氏，这个郝氏善良而贤慧，视板桥如己出，这也多少弥补了他缺少的那份母爱。虽然父亲只是靠教书养活一家，清贫的生活并没影响到郑板桥所受的教育，他除了和父亲攻读诗书以外，亲外祖父汪翊文是个博学之士，淡泊名利隐居不仕，板桥也接受了他的启蒙。他的继母郝氏是康熙三十六年到的郑家，郝氏非常疼爱板桥，每次回婆家也都带着他，郝氏的父亲郝梅岩也经常教板桥吟诗读书。在这样的小氛围下，童年的启蒙显然是很成功的，聪明的板桥小时候学字时就特有意思，别人都以纸笔写字，他却常用长长短短的竹叶在地上摆字，用竹叶来代替撇捺，竹枝代替横竖，可见他小时就已爱竹，后来他曾赠给这位外公一句"其人如碧梧翠竹，其志在流水高山"的诗，少时即已有高洁的志向。当然板桥所处的时代正是康熙中叶，当时的统治阶层对汉族的知识分子正实行着怀柔的政策，但思想上仍有严格的控制，当时追风孔子"大成至圣先师"，极力提倡程朱理学，将朱熹抬到了"十哲之列"，重新将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命题和作八股文的依据，这种风气对士子文人有很大的导向作用，所以在板桥的启蒙教育中，除了诗歌辞赋的熏陶外，一些枯燥的经书也是他必读的，板桥的长辈尤其是父亲，也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走上仕途。

　　到了板桥十六岁时，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开始跟随本乡的陆震先生学作词。陆震是当时乡里的大儒，巡抚也敬重他的为人学问，到扬州来时也常拜访他，板桥有这样的老师，自然受益匪浅。陆震觉得板桥天生有灵气，聪颖过人，先教了他柳永秦观婉约词，又教他豪放的苏辛词，在他的教育下，郑板桥的诗词技艺大增。在二十四岁的时候，顺利通过的县考，中了秀才。这是他迈向科举的第一步。

　　在中秀才的前一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四年，二十三的郑板桥与结发妻子徐氏结了婚，后来又生育了一儿一女。郑家本来不富裕，随着人口的增加，郑家本来就清苦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郑板桥觉得自己也不小了，不能只靠父亲那点教书费来维持家庭生计了，只能挑起家里的大梁，决定谋生养家。那么文弱的书生能做什么呢，只能也子承父业，到教馆教书糊口。康熙五十六年，板桥到真州，也就是现在的仪征一带，一个叫江村的地方开馆授课。江村位于真州东南，山水具佳，园林错落别致，板桥非常喜欢这个教书的环境。江村自然和谐的风景，给了生活重压下的板桥一点安慰。可是这些教馆都是大户人家自己设的私塾，专门为这些人家培养子弟，为了那一份微薄的薪水，自然又不能将这些孩子得罪，教书中遇到的苦恼，总是让他感到寄人篱下的感觉，心里一直充满了苦痛和无人诉说的落寞，而且教书先生这一谋生的职业总是被人看作是不入流的。后来在回忆到这段生活经历时，还自嘲地改写过这首《教馆诗》：

　　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渡春秋。

　　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

　　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

　　过了几年，板桥想离开江村这地方了，一来他狂放不羁的性格，实在适应不了这死气沉沉而且看人脸色的教馆生活，而且微薄的教馆收入已不足养家。另外年轻时立下的志向还没有改变，他想参加科举考试走向仕途，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在心头一直没有消失，这也和他从小就研习程朱，接受理学熏陶的缘故。而此时，家里的开支实在不小，一对儿女也渐渐长大，迫于生活郑板桥甚至向亲戚好友借钱。好在贤慧的妻子徐氏能持家，给郑板桥安慰的同时还将自己娘家带来的首饰衣物去当卖，然后换些粮食。作为郑板桥，肯定很伤心，不过只要一家过得幸福开心也就罢了，哪知他最疼爱的儿子，没长成人就夭折了。这对贫寒中的郑板桥无疑是最大的打击，他时常自责自己没能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在儿子夭折之两年后，郑板桥的父亲立庵先生也离他而去。郑家的生活也愈加困苦，那些亲朋也纷纷上门讨债了。这时郑板桥意识到，一定另找一个可以谋生的出路，教书显然已不行了。当时郑板桥觉得只有到扬州去卖画才可能养家，在他三十一岁的时候，终于开始了在扬州的卖画生活。

　　二

　　扬州的繁华在当时是天下皆知的，景色也非常怡人，尤其对文人墨客来说，扬州无异于人间天堂。明末的散文家张岱就说扬州"惟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差足比拟"。沿着扬州城西的小秦淮走，会发现河岸青楼乐户栉比，垂柳外管弦悠扬，正象赞美扬州的诗中所说"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和绮丽的自然景色相比，扬州独特精巧的园林更是别有风味且冠绝一时，这里的园林历史悠久，远在汉代，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刘濞在此做吴王时，就在这建有钓台。到了隋炀帝时代，更是在扬州大兴土木，建了许多离宫别馆，比如江都馆、显福馆、临江馆，这些宫馆往往都有风轩水榭、曲径芳林、复道重楼，到了现在的清代初年，扬州仍有马园、卞园、员园、贺园等八大名园。

　　最让时人觉得扬州繁盛的，不止风物，更是扬州有许多的盐商。此时虽然是康熙时代，但盐商已经聚集了很多。到了后来的乾隆时代更是盐商如云，富可敌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些有消费能力的盐商存在，而且他们又善于附弄风雅，所以全国各地的画家文人才云集此地，可以说扬州是清代当时最大的一个书画市场。

　　初到扬州的郑板桥根本没有钱去租好的房子，只能住在一座庙宇中。在庙中，郑板桥不但能免费的住宿，还可以在平时帮僧侣们打扫庭院，或者帮他们抄写经卷来换取斋饭，这对于几乎身无分文的郑板桥来说实在是个很好的选择。接下来，他就可以卖画了。可是由于郑板桥画风天生迥异于常人，往往让买画者不接受，而他又不能投时所需投人所好，于是画的销路越来越不好。这对于寄希望卖画能改善家中生活的郑板桥来说，无疑会让他更失落苦闷。在这种心情中，郑板桥想到了通过科举换取功名的这条路，可是现在卖画要勉强维持生活还难，科举之路只能搁在了一边。他现在突然间又觉得"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他觉得在扬州是不是还有些更体面的事可做，比如到官府或者书院去做教授，正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就到山东的一个官府做了幕僚，郑板桥写信去说很羡慕他，可是他要进扬州的官府和书院是非常难的。先说官府，郑板桥是从扬州城外的兴化而来，亲戚朋友中无达官显贵，入官府做幕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那么进书院讲课呢，虽然当时扬州书院林立，比如光储门外的梅花书院，府东的资政书院、府西有维扬书院等等，这些书院显然都是富裕的盐商所办，都是想让自家的小孩能在其中接受良好的教育。扬州城的书院和当时真州乡下的教馆有很大的不同，能在这些书院任职的都能算得上扬州城的知名学人，比如储麟趾、查祥、储大文等人，都是康熙年间的进士，而郑板桥此时只是个秀才，想入书院更是没可能的。后来一些画家朋友告诉他，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即主动去投靠盐商，在他们园中做个门下客。有些盐商平时就喜欢在园中招揽一批墨客文人，为自己吟诗作画。这些盐商中气量最大最好客的，莫过于东关街小玲珑山馆的主人马曰管兄弟两人，郑板桥也造访过此馆，但很可惜的是，马家并没有接受郑板桥入馆。三条路都无望走通，

"落拓扬一敝裘，绿杨萧寺几淹留"，此时的郑板桥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

　　郑板桥终于下了一个决定，离开扬州，到京城去，也许在那他会寻找到发展的机会。雍正三年，这时郑板桥已经三十三岁，这年也是他第一次来京师。这次出行，对郑板桥来说也是换一下心情，同时他觉得北京的机会应该更多一些。虽然京师汇集了天下的英才，但其中多的还是有些利禄庸俗之辈。郑板桥记得来京师前，他的好朋友杭世骏这样告诉过他：

　　自吾来京都，遍交贤豪长者，得以纵览天下之士，大都稀章绘句，顺以取宠，趾相错关，其肯措意于当世之务，从容而度康济之略者，盖百不得一焉。

　　--《道古堂文集》卷十五

　　现在郑板桥眼前见到的景象果然如此，杭世骏当初在京师时虽然看不贯这些世事，但极有城府，能周旋得开，郑板桥就不行了，时时显露出他的狂傲之气，甚至与朋友在酒桌上就开骂起来，不顾在坐人的身份。他到是心直口快，把要说的话说出来象吐鱼刺般舒服，可是在"四王"画风统治的京师画坛，郑板桥只能被人看做是不识时务的另类怪人。再加上郑板桥平时经常交往的人中还有不少是禁卫军官的子弟，这些人的父兄经常出入宫廷士林，喜欢把那些上层人物的腐败事情拿出来讲，这下好了，狷介的郑板桥一听又瞪了眼，开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起来。别人闯荡京师都善于"朝扣富人门，暮随肥马尘"，偏偏郑板桥是不愿讨人残羹冷炙的，这样下去郑板桥只能越过日子越拮据，在圈子中也受排挤。在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江水如兰丝雨绵绵的江南，更想念起兴化乡下的妻儿，终于他又在雍正七年回到了扬州。

　　雍正九年，板桥已三十九岁，就在这时，他的结发妻子徐夫人病逝了。这对板桥来说无疑是很大的一次打击，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本就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办理后事花了一笔钱后，郑板桥已穷困得身无分文，而且明年就要参加南京的乡试。到了冬天，穷困的郑板桥只能用亡妻生前补过的破裘御寒，除夕前的祭祖辞年，板桥也只能供上一瓶白水。乡试之日渐渐迫近，现在郑板桥根本无出行的盘缠，但他又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乡试是三年一次，对于三十九岁的郑板桥来说，本身年纪也不小了，不能再拖下去，他必须要在来年的乡试中夺得功名。但盘缠怎么办，卖画维持温饱都难，他只能硬着头皮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想到了当时的兴化县令汪芳藻。汪芳藻在兴化为官的口碑不错，而且很欣赏郑板桥的才华，平时也有交往。郑板桥在这年的除夕前一天，写了首诗给汪芳藻求援：

　　琐事贫家日万端，破裘虽补不禁寒。

　　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当早餐。

　　结网纵勤河又冱，卖书无主岁偏阑。

　　明年又值抡才会，愿向东风借羽翰。

　　--《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

　　在收到郑板桥的这封信后，汪芳藻就慷慨地赠给板桥足够的银两，并鼓励他好好应试，郑板桥有了县令的帮助自然信心十足。第二年来到了南京，乡试时果然中了举人。

　　考上举人后，郑板桥又到杭州游历了一段时间，可是身上患了一个疮，只能又回到扬州，随后又客居海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泰州。本来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十年准备参加京都会试的，可是他没有去，这一年自己身体不好，而且他的叔父省庵先生去世。板桥只有这一个叔叔，这时他的父母也早已亡故，再加上以前叔父对板桥也不错，为之"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在海陵的这段时间，郑板桥能做的事还是卖画，和扬州一样，他仍然寄居在一处叫弥陀庵的寺庙里。寺庙中的住持是一个叫梅鉴上人的和尚，梅鉴上人不修边幅，其实也是个无形的文人，酷爱诗文，庙里来了个举人，他自然高兴，于是两人相交恨晚，整天作赋吟诗，日子清苦而不乏乐趣。

　　 三

　　在海陵过了一段时间后，已是雍正十三年了，此时的郑板桥已四十三岁，他没有放弃参加会试的想法，于是又开始了苦读的生活，这一次他打算离开海陵也离开扬州。他想去江对岸的镇江，在镇江有座很有名的山叫做焦山，此山与北固山和金山齐名，位于镇江东北的江中，高七十多米，以前这座山相当荒凉，只有少数的人为了砍柴才到山上来，所以又被叫做樵山，东汉的时候，焦光三次拒焦招出仕，长期隐居在此山，才得名焦山。郑板桥当然喜欢焦山怡人的风景，他由象山搭舟，来到这座四面环水，江滔扑岸的岛上，当然，他寄宿的地方准又是寺庙，不过庙内环境宁谧，耳边江涛阵阵，放眼望去晚霞连天。那句极有名的"山光扑面因新雨，江水回头为晚潮"就是这个时候写下的。

　　板桥在焦山读的书内容非常广泛，经史子集无不通览，不过他很清楚，自己的重点又必须放在研读《四书》《五经》之上，最重要的是研习八股文，因为第二年就是京城会试了。郑板桥与别人很大的不同是，一般人并不愿意做八股文，而板桥居然还最喜欢八股文，这和他不羁的性格多少有些出入，当然也许他更明白，作八股文考进士是他唯一一条好的出路。读书时他更是经常勉励自己在扬州的堂弟，在信中谈自己的学习制艺心得，让他也要适应这样的科举制度，学习时要善抓重点，书要精读，总之他心里深深地希望郑家的子弟能多出几个读书人，只有这样他们的家境才能有所改变。也许这一点上来说，看不出郑板桥异样的个性，反到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这年的秋天，郑板桥下了焦山，远赴北京参加第二年的会试。而第二年已是乾隆登基，也已改元，板桥在三月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中贡士，五月份又参加了殿试中了二甲第八十八名的进士。熬了大半辈子郑板桥终于熬到了这个进士头衔，想想曾经受过的磨砺和艰辛，他觉得很值，在发榜的那些日子，他兴奋不已，写下这首《秋葵石笋图》：

　　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祥。

　　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

　　这首诗当然很俗气，似乎有点不符合郑板桥在后人心中的形象，狷介的郑板桥怎么也未能免俗，其实这个时候郑板桥的人生观还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儒家平天下的志向还没有磨灭，现在春风得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按照进士的惯例，新科进士都要在京城逗留一段时间，因为进士中优于文学书法的人，有可能被选入翰林院所设的庶常馆学习，若被选中就称为翰林院吉士。板桥留在京城，除了拜访当时京城的名流大儒以外，主要还是准备参加庶吉士的选拔。板桥还记得上次来京城时是多么狼狈，那时只是个卖画人的身份，这次滞留京师已截然不同，他等待的是朝廷将授予的官职。但也许是郑板桥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现在机会来了，那些被埋在心里的出仕期望，又强烈起来。可是郑板桥长相并不出众，或者说还十分地丑，又加上圈中人都知道他性格狷介狂放，这些都是进入仕途所忌讳的。郑板桥等了好久，没有什么官职授给他，于是只能学韩愈的"干谒"，给朝廷的要员呈献诗文，希望他们能够引荐自己而谋得职位。可是区区诗文根本帮不了郑板桥什么，再加上当时雍正皇帝刚去世，乾隆才上台，新旧势力正处于变动之中，党派之争也很激烈，对于这个不谙世事又没什么后台的郑板桥来说，"干谒"也是条走不通的路。一年之后，郑板桥只能带着这个空的进士头衔回到了扬州。

　　中进士前，郑板桥在扬州受尽了困苦，那时连温饱都不能做到，住处也只是破旧的寺庙，这次回到扬州已大不相同，势利的扬州盐商官僚们见新科进士回来，纷纷问他买画、索诗、求文，也还有许多商人挽留他住在自己府上。最后郑板桥选择了扬州城北的勺园，住下来不久，他又遇到了一位美丽贤慧的姑娘饶氏，认识这位饶氏颇有传奇色彩，后来郑板桥在《行书扬州杂记卷》中还甜蜜地回忆起当初相识的情形。那时正是二月，郑板桥一天起得很早，闻着花香散步，由傍花村经过虹桥，直接走到了雷塘。只见树木丛茂，居民渐少，板桥知道已走到了郊野，忽然见到竹树间有个围墙，围墙内种满了鲜花，板桥好奇地叩门径入，徘徊于花前，见到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人坐在茅亭中，而旁边的墙壁上贴了幅板桥的字，板桥觉得好奇，怎么这个老妇人家居然有自己的字，就上前问她认识写这副字的人么？妇人回答郑板桥说闻其名而不识此人，板桥随即说那人就是自己，老妇人又惊又喜，叫出了自己十九岁的女儿，见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郑先生，这个女孩就是后来嫁给板桥的饶氏。她倾慕板桥的才华，自那次初遇之后，彼此都深深爱上了对方。连板桥自己也很庆幸一生中能有这场艳遇，他和饶氏的爱情故事也从此传为佳话。可是当时郑板桥家中仍有郭氏，饶氏只是个妾的身份。当然，聪明贤慧的她自然在板桥心中是最重要的。

　　到了乾隆六年，板桥又从扬州来到京师，这次他是奉吏部之召，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去京城的路上异常轻松而兴奋。到了京城，他结识了慎郡王允禧，慎郡王是乾隆皇帝的叔父。他平时也喜好绘画诗词，人品学问和板桥极相似，对这位南方来的才子郑板桥自然非常赏识。赏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郑板桥到慎王府拜谢，亲王亲自下厨为板桥做饭，甚至后来还曾将自己写的《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送给板桥指正并要求作序，他可是康熙帝的儿子，能做到这一点已实在不易。不久，经过慎郡王的斡旋，郑板桥被授于山东范县的知县。而这一年他已五十岁。

　　四

　　范县所在地，当时隶属于山东曹州府，这个地方虽然穷困，但也宁谧而安静。郑板桥带着他年轻貌美的饶氏骑着毛驴来到了这里。既然做了官，郑板桥就想做一个好官，他从小出生贫寒，半辈子过着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生活，对穷苦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他同情下层的老百姓，这次他到范县做官，就打算好好地做一番事业，为老百姓做些实事。在清代的官场，地方官其实都很贪婪，因为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交通不发达，天高皇帝远，一般的七品县令在地方就跟皇帝一样，所以胡作非为的事数不胜数。郑板桥最讨厌的就是这些人，自己也不愿意成为这样的官员，他在范县时经常到百姓中去，亲自询桑问麻，关心农业生产，他知道要想让百姓温饱必先以农为本。郑板桥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绝不学一般的县太爷出门坐轿子、更不喜欢前面敲锣后面打鼓，他一反常态，除非迎接上司没办法以外，一般都是自己徒步。弄得他的同僚下属很不解，这个南方来的县令真怪，奋斗了半辈子获得了功名就是为了享福的，做官的人根本没有象他这样的。也许是因为郑板桥是受过苦的人，或者是受当初淳朴乡风的熏染，他对穷苦的农民总是抱以同情心，鼓励他们多耕作生产，才能改善生活。在观察了当地的春耕夏耘、植桑养蚕、婚丧嫁娶，应差服役之后，对农民的生活状态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给自己的堂弟的一封信中，完全可以看出对农民百姓的态度：

　　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是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无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范县有这样理解百姓和体察民情的县令，这是他们的幸运。

　　郑板桥为政最大的特点应该还是"无为而治"，他觉得作为朝廷和官府，应立足于"清净无为"，尽可能做到不扰民，让他们安居乐业，所以也特别痛恨那些经常打着"关心"的幌子去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员。板桥提倡无为而治，并且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曾和朋友信中说范县的情况，这里风俗淳厚，老百姓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因此诉讼之类的事比较少，闲来也就饮酒看花。最有意思的是一次醉后，击桌高歌，声达户外，一些下属觉得好奇而纷纷在身后议论，说历来只听过有狂生狂士，怎么从没听过还有狂官的，可见板桥做官亦不改起率真。

　　当郑板桥沉浸在范县宁静的生活中时，官场官场尔虞我诈的现实击碎了他的"无为而治"之梦。官场太大太黑，而他的官太小，鸡蛋碰不了石头。腐败的官员太多，唯他清廉，那么只能做不入流的异类。渐渐的，他以前儒家济世思想的锐气被消磨了大半，甚至在范县任期的后一段时间，郑板桥都想离开官场。好在当时的巡抚大人慧眼识才，硬是要郑板桥留在官场，并且调任他到潍县做县令，这个县要比范县大许多，而且更富裕一些，应该更好管理。

　　第二年，已经五十四岁的郑板桥，又骑着他那头随他从江南走来的驴子，到了潍县。潍县地处山东腹地，北临渤海，这里也是盐商云集，交通非常发达，比起范县要富庶许多。巡抚调板桥到这里，也是想让他为官轻松些，哪知这年遇到了罕见的大饥荒。板桥上任的首要任务就是着手解决这一难题，他想到了一系列措施，他劝说感化了许多富户，让他们轮流开设粥厂，煮粥给一直处于饥谨状态的百姓喝。对于当地一些趁机囤积粮食发财的黑心富户，郑板桥也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一些顽固不化的，他就查封这些人家的粮仓，强迫按照合理的价格卖给百姓度日。由于郑板桥措施得力，稍微缓解了饥民的生存状态。除此之外，郑板桥还想到了另一种"以工代赈"的方法，他规划了许多比如修城凿池等兴建和复旧的工程，由县衙和富户出钱，让远近的饥民来做工并给一定的工钱，这样也就免于一些人被饿死，可谓用心良苦。哪知这次旱灾非常重，接连两年不得缓解，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乾隆十年，朝廷决定免去山东的赋税，并派遣官员到山东放赈，板桥被列在这些官员中间。那些饥民可怜的眼神让郑板桥陷入深深的痛苦，他怜悯这些淳朴的百姓，在这期间，他还写下了《逃荒行》《还家行》等诗篇，这些长诗凄婉哀怨，极有杜少陵"三吏三别"之风。

　　待旱灾过去之后，郑板桥在潍县采取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首先是推行文教，选拔人才，潍县这地方的由于盐商云集，重利轻义，郑板桥竭力提倡文事奖掖后进，比如说在著名的理学家韩梦周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困，酷爱看书又读不起书。郑板桥知道后就慷慨资助，韩梦周苦读多年终于中进士，象这样得到板桥热心帮助的潍县书生还有很多，比如韩镐等。本地还有一个叫胥伦彝的贡生，才华横溢，就是好赌，赌到最后连御寒的衣服都输掉了，还舍不得离开赌场。郑板桥不忍心人才埋没，得知后就极力地说服开导他，并推荐他担任一个县的书院院长。其次对于那些被富商排挤欺压的小商贩，郑板桥也非常关心，在法令上尽力维护他们的利益，不过这样也得罪了那些有钱有势的富商受到许多反对和责难。而在处理一些民事纠纷上，板桥更是执法公允，极有口碑，最有意思的是他提倡男女的自由恋爱和尊重妇女的权利，比如有这么一件案子，原告说儿媳私自回娘家，久留不归，让县令板桥动用官府的力量去强迫这位妇人的儿媳回家。板桥觉得如果这位儿媳在婆家的生活美满幸福，肯定不会私自跑回娘家不回来的，一定是婆家待她不好。最后这个妇人再来催促，郑板桥的判决是："妇必恋夫，尔子相待果好，尔肯私自归家？应着尔儿以礼去唤，不必控。"，对待其它的案情郑板桥更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所以潍县几年下来民风大易，个个都觉得这位南方来的县令不一般。

　　要是一般的政客，能将政绩打点到这样，就会千方百计顺着势将官下去，可是天生有著书生气文人气的郑板桥，做了近十年知县后，却有渐渐产生了归隐的想法，他也渐渐官场就象一张充斥着险恶、自私、谀谄、卑鄙的大网，一个官员要在这张网上生存，必须要八面玲珑、心智圆滑，郑板桥天生正直，肯定不能象那些人格都不要的官员一样低声下气，也得罪了很多上司。正如他在信中这样说的："宦途有夷有险，运来则加官进爵，运去则身败名裂。惟久羁政海，精力日衰，不仕又无善退之法，自寻烦恼，未知何日始克遂我初服也"，除此之在，他在一首《青玉案·宦况》的词中，也这样表露想离开官场的心迹：

　　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

　　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

　　五

　　性好山水的郑板桥处理芜杂的政务之余，经常出去郊游。乾隆十六年的一天，他来到了莱州的云峰山。云峰山位于山东莱州城的东南，郑板桥早闻这座山上有许多的石碑，他来登山一者是为了饱览山川秀色，一者就是为了来看石碑的。由于在山上看得过于投入，不知觉中已经天黑了，下山已来不及，郑板桥发现山间正好有座草庐，于是径直走了进去。草庐中住着一位老者，郑板桥觉得这位老者举止文雅谈吐不凡，而这位长者在和他交谈中得知眼前的就是大名远播的郑板桥，自是欣喜。而让板桥不解和惊喜的是，云峰山上的草庐中，居然有一方桌面大小的砚台，砚台雕刻精细，质地上层。这位老者自号胡涂老人，和板桥谈得正投机时，突然让他即兴留下墨宝，以便刻在那方大砚台的背面。郑板桥慷然应允，在提笔时想到这位老者自号"胡涂老人"，突然间对这"胡涂"两字若有所悟，想起在自己在官场上的不得意和无奈，写下了"难得胡涂"四字，然后盖上了随身携带的印章，章上刻的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印"。那四个字，用的是被世人称为"六分半书"的郑氏字体写成，遒劲有力。题字之后，郑板桥谦虚地请老者附上一段跋语，老者冥思片刻，执笔蘸墨，这样写到：

　　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尤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

　　老者写完之后也加印了自己的闲章："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郑板桥见此闲章大为惊奇，心想这位老者也定是为归隐的官员。这个闲章和自己的那枚真是天生一对，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激动中的郑板桥于是又接过了笔，在老者的跋语后写到：

　　聪明难，胡涂尤难，由聪明转入胡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写完掷笔，两人相视，会心大笑。难得胡涂，是啊，郑板桥感觉到以前追逐名利，怀着济世的情怀入了官场，可是到头来却身心疲惫，也许以前是太聪明太清醒了。今天遇到了这位老者，才让他恍然所悟，以前什么都不缺，惟一缺的就是胡涂，他甚至有些羡慕起老者来，与青山绿野作伴，在草庐里吟诗作画，闲度人生，这是多么惬意。

　　这种想法的产生与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有着间接的关系，当然道家的归隐思想更是影响了郑板桥。在他的诗歌中也用道家的遁世出世的思想来批判现实，比如"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一句，现实的进取已完全被他这逍遥安适的心态代替，现在的郑板桥已理解了人生，终于，他告别了十年的知县生涯，收拾起行囊作别官场，回到江南。

　　回到扬州的郑板桥自然重操旧业，做起画来，诗画是他唯一的寄托，尤其是绘画，看，他到扬州的第一副画就是翠烟葱笼的墨竹：

　　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

　　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

　　--《题画·初返扬州画竹第一幅》

　　二十年前，一切都是未知，那时落拓的板桥愁于窘困的生活，整日卖画沽酒，饱尝辛酸。而今遍览世间百态，又回到了扬州这个当初的起点，百感焦急，也只有笔下那些古色班驳、滴沥迷蒙的雨竹才能给他心灵无限的安慰。

　　郑板桥在后人的印象中其实一直以狂怪著称，除了天生的性格因素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比如说就可以具体到某个人，曾给过板桥许多的启发。例如徐渭，郑板桥在没做官前和做官后，用现在的词汇说就是一直崇拜着徐渭。这位徐渭字文长，号青藤道人，出生贫寒，考中秀才后八次应考均遭到挫折，功名进身之路一直坎坷不通。中年惧祸得了狂病，在病中误杀妻子，坐牢七年自杀九次，就是这么个狂怪的人物，诗书画独称一绝。比如绘画中，郑板桥就非常佩服他对瘦笔、破笔、燥笔、断笔的应用，甚至徐渭在剧本创作上也是独步千古的。徐渭的一生，可以说是怀才不遇，落拓感伤的一生。可是郑板桥非常钦佩和同情他，曾刻有闲章自称是："青藤门下牛马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很多人甚至觉得郑板桥这样抬举徐渭显得非常不雅观，但郑板桥不这么认为，他解释说为什么世上很多人见到印章中有个狗字就奇怪呢，这个世界人情幻忽，多是利欲熏心之辈，狗好于人的例子数不胜数，他还自称说要是早生一百多年，能够投身于徐渭门下，看他的豪言壮举，长吟狂饮，即使真成为狗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凭郑板桥狂傲的性格一般不会推崇别人，而对于真值得敬佩的人郑板桥就五体投地去佩服，可谓真性情。

　　当然他崇拜徐渭其实也是种移情，与当时的政治背景也有关系，郑板桥生活的时代正值文网森严的康乾盛世，根本容不下文人去激扬文字大提意见，他的好友杭世骏等人就因随便提意见而被罢了官，陆骖甚至因文字狱而被戮尸，这种政治高压，自然也会让敏感而狷介的郑板桥有所思考，而崇拜徐渭可以说是一种寄托。

　　六

　　板桥的晚年寂寞苍凉的，扬州八怪中许多老朋友早早离他而去，他整日以诗竹兰石编织老境，不过每当见到自己笔下那些还充满生命和骨气的绿竹，心情自然又舒爽开来。直到乾隆三十年，郑板桥走完了他的不平凡的人生、艺术之旅，享年七十三岁。而这之前，在扬州和兴化之间曲折水道中的小舟上，人们常能看到船里，一位大师自在逍遥、畅饮低吟的背影。

　　人生若只如初见

　　在清代的词人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纳兰性德。这位出生名门的贵公子，本应该象大多数八旗子弟一样，乐此不疲地满足于裘马轻肥钟鸣鼎食的生活，可是纳兰性德没有，尽管他的父亲是当朝权相明珠。纳兰性德短暂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怨恨和忧愤，充满了焦虑和辛酸，他反到是非常厌弃那种锦衣玉食的生活，他胸中似乎有太多的不平之气要抒发，这一点都最后从他的诗词中流露了出来。

　　有人曾说纳兰有着南唐有后主的遗风，他们的词都不事铅华超逸真纯。不过两者又有区别，后主词多绝望哀吟，有颓靡之美；纳兰其词则惆怅低徊，幽怨凄美，是一个伤心人的悲歌。王国维说纳兰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可谓才华绝代。

可正是这位有清第一词人，三十一岁时就匆匆离开人世，世间也因此少了许多凄美哀怨的词章，不过他留下的那些好词已足以让后人共享千年。

　　至于纳兰的一生，本身也正是首永恒凄美的词。

　　一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后海之滨的明珠府上纳兰性德出生了。当时清朝刚建立也不久，满汉矛盾突出，当初满族强悍的八旗武力由东北进入关内，取得了统治权，不过老百姓的汉族正统观念仍根深蒂固。又加上顺治年间的战事频繁，忙于军事的征伐而疏忽了思想文化上的统治。朝廷为了强化汉族百姓对中央集权的向心力，必须想出一些对付措施，他们首先想到了文化教育，满族的统治者看在眼里，对于比自己文化先进的汉族，要想使其中的百姓心悦诚服地服从自己的政权，关键在于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平，甚至要赶超上汉族，到了康熙时代，皇帝就提倡满洲的贵族要主动学习汉族文化，改变一介武夫的形象。康熙首先想到的是程朱理学，他提倡这种以儒家思想为本的学说，认为对于汉族人只有以儒家思想来感化他们，消除心理上的隔阂。八旗官员们知道皇帝的想法后也纷纷上行下效，让他们的子弟去刻苦攻读儒家的经典，积极地去参加科举考试，纳兰性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启蒙教育的。纳兰的父亲明珠本身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又兼通满汉语言，平时好书画，极有涵养。作为这样的满族贵族，他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养尊处优，希望他能精通诗书而又能进入仕途，作为满人，他也希望从自己儿子身上证明给世人看，在文化上也是可以超过汉人的，因此纳兰从小接受的便是那样的教育。

　　不过作为满人，纳兰不可能只读经书，他还要接受严格的骑射训练，满族提倡的是"文事不妨武备"，从这点来说，他们似乎是比汉族的一些书生多了分英勇之气。不过清初和明代一样，没有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初级学校，只是那些有钱和做官的人家自行延请老师在家讲课，或者设个私塾让亲戚朋友的和孩子同自己的孩子一起读书。明珠为满足贵族，纳兰的母亲还是爱新觉罗氏的皇亲，这样的家庭自然直接在家就读了。他的启蒙老师是丁腹松，这位丁腹松是通州人，博学能文而性格狷介，不入俗也不善变通，三十岁时才考中举人，而后又屡试不中，只能赋闲在家，爱才的明珠就延请他在家为纳兰讲课。这位丁腹松也真是不随时俗，他知道纳兰是贵公子，但学业上仍十分严格的要求，时时督促训责。纳兰的父亲见丁腹松对自己的孩子这么负责，也就更加敬重他，朝中事务忙完后常常去看望儿子的启蒙老师丁先生，并嘱咐他对纳兰要求一定要严格，不可骄纵，这样才能早日成为栋梁之材。纳兰小时候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读书过目即不忘，悟性极高。丁腹松以程朱阐释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教授于纳兰，稍长纳兰"补诸生"。所谓补诸生，就是补选入顺天府学汉族生员额数内，这一规则在纳兰出生前的顺治八年就已有，当时吏部规定八旗中有愿读汉书应考者，可以开送礼部，移送顺天学院，然后经过考试文章优秀者就可以补入顺天府汉生员额数内，其间考试严格手续繁复，纳兰性德一下子就通过了考试成为了顺天府的新生。由于纳兰天资聪颖很快又升入国子监学习，明代时北京和南京都设有国子监，但是纳兰出生前南京国子监已改为江宁府学，这就使得当时北京的国子监成为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纳兰在国子监学习的主要课程除了《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外，还有二十一史等著作。此外还需每天临摹晋唐大家的书法数百字。纳兰天生一枝健笔，书法行云流水，学褚遂良临王羲之，并能善于化用，故书艺又大进且自成一格。纳兰在国子监时，祭酒是徐元文，这位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的状元，他当上国子监祭酒时遴选学员非常严格，当时有权势的人家常出钱捐买学员的名额，徐元文上任就极力抵制这种风气，而对于纳兰这样优秀的学生，则是另眼相看。国子监经常要举行考试，每次纳兰的成绩都很优异，这与他熟读经书以及优美文采和遒劲书法有关，国子监的老师一致好评。祭酒徐元文更是重视，他将纳兰介绍给了自己的兄长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徐干学，并对兄长说："司马公贤子，非常人也。"，当时纳兰的父亲只是兵部尚书，在朝中算不上过于显赫，徐元文对纳兰的关爱并非出自对明珠的迎奉，而是觉得这个纳兰实在是国子监中出类拔萃、文采风流的人物。

　　康熙十一年，十八岁的纳兰去应顺天乡试。按照清朝的规定，八旗子弟要以骑射为本，学文不能忘武，所以考试前先得比比大家的骑射能力。纳兰在试前弓马娴熟，驰骋平野，射无不中，顺利通过了考试。在文场考试时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前后顺利通过了三场考试，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举人头衔。这家他的父亲明珠高兴极了，但并没有表露出来，仍旧督促纳兰要继续熟读经书，争取获得更高的功名。作为满族贵族纳兰向仕途有先天的优势，根本无须向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一样，为了博取功名不得不学好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纳兰完全可以坐享其成，一切等他的父亲安排好，可是他没有。他的勤奋用功，一来是为了证明给满族亲朋看，为了光宗耀祖，而实际是纳兰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大清朝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也是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

　　考中举人后，按照习俗要举行鹿鸣宴。而宴会之前，作为举人要去谒见主考官徐干学。纳兰从小就读徐干学的文章，受了极深的影响，见到他时纳兰就直呼老师，回到家中也兴奋地对亲朋好友说自己"幸得师矣"。那么这位徐干学怎么如此让纳兰尊敬呢，原来他和二弟秉义以及国子监祭酒徐元文都是顾炎武的外甥，三人从小受顾炎武的教育，分别中状元探花，号称"昆山三徐"。康熙九年徐干学中探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使他名满天下，是名副其实的文章泰斗学界领袖，王渔洋，孔尚任朱彝尊洪升等著名作家学者都经常在徐府唱和盘桓。洪升后来在写给徐干学的《上徐健庵先生》诗中说："二十余年朝宁上，九洲谁不仰龙门？三千宾客皆推食，八百孤寒尽感恩。"，可想而知当时徐干学的学问以及地位都是无可替代的，这样的老师，纳兰有何理由拒绝呢。纳兰性德崇拜他，一者是倾心于徐干学的渊博学问文章超绝，一者更是对儒家为核心的汉族精英文化的倾慕向往。徐干学也早从其弟徐元文那里听说了纳兰的文名，不过在纳兰拜见他时，徐干学装做很冷淡，故意要考考他，要他谈谈"经史原委和文体正变"，纳兰虽然稚气未脱，但胸有成竹，在一代宗师徐干学面前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徐干学暗自惊叹。不过作为长者，徐干学还针对不久前发生的辅政大臣鳌拜专擅弄权的事，告诫他要忠于皇帝，为了防止纳兰少年得意，骄矜傲慢，把他还带到自己的书房，让他观看自家所藏的宋元诸家的经解著作。纳兰当时并不理解，觉得自己尚是个十八岁的少年，未有官守，没有和朝廷发生任何关系，对皇帝还谈不上忠于不忠，后来熟读徐干学推荐的宋元经书，纳兰有了新的感悟，自是更加佩服起徐干学来。当然反过来说，徐干学对纳兰关爱有佳和他所在朝廷显贵家庭不无关系，纳兰的目的当然是要从老师这里学到汉族的传统文化知识，徐干学也多少有些想同过给纳兰授业解惑交结朝廷权贵，但这些都不足以否定徐干学对纳兰思想上甚至人生观上的影响。

　　二

　　康熙十二年，纳兰性德要参加这年礼部主持的会试了，他兴奋而充满信心。试卷顺利地通过了阅卷的各个环节，被考官加圈加点，皆认为是奇文，最后作为优秀的试卷推荐给内阁保和殿大学士杜立德，礼部尚书龚鼎孳等主考官，结果被录取为贡士。成为贡士，这让纳兰性德非常欣喜，可是正当大家争取参加最后一关的殿试时，纳兰性德患上了寒疾，不能参加殿试了。此时纳兰性德心如刀绞，再加上之后他的贡士朋友韩菼廷试时中了状元、王鸿绪中了榜眼、徐秉义成为了探花，这对一心想博得功名甚至夺魁的纳兰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本来朝廷规定，贡士如果因丁忧或别的原因而不能参加本科殿试的，可以声明事由告假，称为"告殿"，告殿者可以于下一、二科参加殿试进行弥补。纳兰性德病情这时却越发严重，而且有功亏一篑的感觉，情绪十分低落，也就没有再参加殿试，这件事之后他为自己写了首七律聊以自慰：

　　晓榻茶烟揽鬓丝，万春园里误春期。

　　谁知江上题名日，虚拟兰成射策时。

　　紫陌无游非隔面，玉阶有梦镇愁眉。

　　漳滨强对新红杏，一夜东风感旧知。

　　--《通志堂集》卷四《幸举礼闱以病未与廷试》

　　他心里觉得未能参与殿试，为失去了扬名显声光宗耀祖的机会而苦闷遗憾。当然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自己未能获进士并非是自己学识不如他人，不懂得皇帝提出的经史时务之策，而是由于生病错过了机会，同时也向老师徐干学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希望继续得到老师的指点，对下科殿试充满了信心，经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获得功名。明珠在得知自己的儿子受挫后，一边安慰他养好身体，一边劝他不要消沉气馁，要更加的自律刻苦，更加地努力钻研汉族的经籍，纳兰得到父亲的支持自然更多了份低气。

　　徐干学是顾炎武的外甥，自幼就受到舅舅的指拨，而且顾炎武很多学术著作都存放在徐家，比如那本大名鼎鼎的《日知录》就曾有很大一部分手稿是存在外甥家的。徐干学是不可能不看舅舅那些花心血写的手稿的，也势必受到舅舅治学观念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现在又传到了纳兰性德身上，顾炎武提倡"笃志经史"，纳兰性德在徐干学的教导下也"晚乃笃意经史"。纳兰性德逢三六九日黎明即到徐干学府上和老师讲论书史，披星而归，徐干学必然向他讲述过舅舅《日知录》的写作方法。这本书是顾炎武的读书札记，由不连贯的条目组成，写作形式相当地灵活，字数多少也由内容来定，可长可短。纳兰寒疾好后就投入了《渌水亭杂识》的写作之中，这本书中就有很多顾炎武写《日知录》的影子，更可以窥见亭林先生的思想轨迹。在《渌水亭杂识》中的一些内容表明了纳兰先进的治学思想，一是主张博览群书，不囿于一家；二是对一些历史人物和时间进行品评，提倡忠君尽节；最为先进和难能可贵的是，纳兰还在著作中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比如纳兰对西方的龙尾车和恒升车等农业机械的研究，他认为这些机械比国内的故有之器要"便易"许多，更有益于农事。作为一个满族的贵公子，一般来说享受还来不及，哪会去关心民间的农业生产，纳兰性德居然有此心，可见他是相当关心百姓疾苦，而且有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非常难能可贵。这本《渌水亭杂识》更是满族笔记类作品的扛鼎之作，更是他们学习汉族文化的一个历史记录，可以说纳兰性德是学习汉族文化中最勤奋用功最深，也是悟性最高的人。我们也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出当时的纳兰性德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卓越见识，在一首《金缕曲》词中，他这样信心十足地说到"未得长无谓！竟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麟阁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归矣。"分明在说要将银河水引下来，要将天地冲洗一遍，气势如虹，满是少年壮志书生豪气，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仕子，为大清朝建立一翻功业。

　　在告殿的三年后，也就是康熙十五年，纳兰性德补行了殿试。殿试的考试内容不外经史时务策，每道策题又对三四件国家大事进行策问，纳兰的试卷书法遒劲，条对凯切，读卷的考官看过之后都赞叹不已，最终试卷被定为佳卷。殿试的录取者分三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有大家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位，纳兰被录取为二甲第七名。当年这一科所录取的进士人数是一百九十五名，纳兰排在第十名，这个成绩对满族出生的读书人来说，已经排得相当前了。按照清朝的惯例，在举行完传胪典礼之后，状元即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其余的新进士还需要赴保和殿参加朝考，按照朝考的成绩结合殿试的名次年龄以及阅历等情况，由皇帝决定分别授予官职。纳兰在廷对时累累数千言，析理之谙熟甚至在一些朝廷中的宿儒之上，最后被定为难得的优秀试卷。可是康熙这个时候发话了，他知道眼前这位纳兰性德是明珠的儿子，他心里不想授予纳兰外放的官职，要"天子嘉用"，康熙帝要留着纳兰，让他在身边充当自己的侍卫。

　　按照当时纳兰的考试成绩和年纪，以及才能，本应该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继续深造。可是康熙帝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仅仅是凭了自己的兴致，根本不顾纳兰的想法就让他做了自己的三等侍卫。侍卫在满语里称为"虾""辖"。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这些侍卫主要由其家丁充任，负责保卫等事务。到后来增加了归附部落首领和宗室、勋戚子弟担任此职，但家丁和奴仆的地位实质上仍没有改变，他们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任凭皇帝驱使。清初规定一等侍卫六十名，正三品衔；二等侍卫一百五十名，正四品衔；三等侍卫二百七十名，正五品衔。到了康熙年间，随着皇权的加强，又将侍卫分为御前侍卫、干清侍卫和大门侍卫。御前侍卫和干清门侍卫都由皇帝亲自来授选，没有名额上的限制，纳兰被选上侍卫就属于这种情况。作为侍卫，皇帝在京时必须随时听从差遣；皇帝出巡时则随扈保驾；皇帝驻跸行宫也要戒备守卫；皇帝行围狩猎，更要执弓执矢，一边要射击猎物取乐皇帝，一边还要保护皇帝不受野兽侵袭；皇帝要检阅八旗官兵操练时，还需上场给他们表演示范，甚至与各营将领比武演练，来激发兵士的热情；有时侍卫还要担当皇帝的特使，被委派去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比如到军前探询敌情，由于侍卫多，一般的人还不一定能摊到这些稍可自由的特殊任务，平时的工作只能围在皇帝周围宿卫扈从执事当差。纳兰在这些侍卫中是五品衔，比状元榜眼所授的翰林院修撰、编修还要高一级，每年的俸禄自然很多，而且和王公大臣一样，有园田分，要是在一般读书人眼中，这是个巴不得的差职。可是纳兰性德出生满洲贵族，视金钱如土，把物质看得根本不重，至于那点侍卫的俸禄更是对他丝毫没有吸引力。可是作为侍卫得处处体察皇帝的意图行事，一言一行必须惟皇帝意旨是从，有些事还不能让皇帝明言需要侍卫体会，即使这样一意奉承还是难免疏忽，稍有闪失就被降黜，重者流放充军，甚至头颅落地。纳兰觉得这侍卫的头衔像是给他套上了金枷玉锁，让他痛苦万分，在给好友的一封信中这样流露到："鄙性爱闲，近苦鹿鹿。东华软红尘，只应埋没慧男子锦心绣肠。仆本疏庸，那能堪此。"，对于才华横溢的纳兰性德来说，那副锦绣心肠自被庸碌的侍卫生活所埋没。可是要是世俗之人，还巴不得能亲近皇帝，又有脸面又实惠，只要把皇帝哄开心了自己肯定飞黄腾达，可是纳兰不是俗人。人各有志，纳兰现在希望做的事是留在翰林院攻读经史，著书立说。对于有创造性思维的词人纳兰来说，侍卫简单乏味的工作占去了他绝大部分的精力时间，这无异于将超凡脱俗的宛马置于"凡材"之中。对于有着宏远抱负，不愿枉活一世默默无闻的大才子来说，低声下气的侍卫工作非常容易让他产生屈辱和厌恶的感觉，他觉得一身才华学识无处施展，象囿于笼中的飞鸟，根本没有自身的价值可言。

　　三

　　纳兰虽是贵族子弟，却相当勤奋，凭借他的才能，去当个侍卫自然是绰绰有余的，在闲暇的时候，纳兰不甘浪费时间，总是挤出一些时间读书写作。侍卫的活动范围虽然受到限制，总还是有一点点时间让纳兰来支配，所以开始时这段侍卫生活他还可以忍受，可是随着时间的增长，伴君如伴虎的忧虑，以及自己的上司还是父亲政敌的双重压力，让纳兰性德郁郁寡欢。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几个君主之一，几千年的那种王权专制的体制不可能改变，皇帝仍旧有着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权利，处理问题多凭自己的喜好，不顾臣属的意见，随意而善变。

　　清朝的侍卫一般是从荫生中挑出，纳兰性德作为新科进士而去充任侍卫，这在清代历史上也是个特殊的例子。用非所长，高名低就，纳兰性德怎能不失落彷徨，忧郁颓丧。而且伴君如伴虎，提心吊胆的感觉让他如坐针毡，比如纳兰的同学和同年徐元梦本来非常受康熙的赏识，让他教皇子们读书，可是就因为不能拉硬弓受到了康熙帝的斥责，徐元梦当面解释了几句，就被康熙帝命人拖出去痛打，并要抄他家，可是到了晚上，康熙帝觉得怒火平息了，反令御医去给他治伤，第二天还是让他教皇子门读书。在帝王的眼中，一切权利都有他独揽，同样一件小事，愤怒时和高兴时处理的方式却完全相反。臣属在他面前完全没有独立人格可言，言行稍不慎，就可能获罪，被冤枉了还不能辩解，更不能怨恨，只能以诚释疑，这样动则得咎的日子，让纳兰惶恐不安，几乎时时都处于紧张的状态中，郁郁寡欢。才子皆善怨，纳兰自然不在例外，当然作为康熙身边的人，纳兰不可能把怨恨的矛头直接指向康熙帝，不过诗文中透露的情绪则是说明他对康熙抱有怨气的，纳兰借嵇康言志说：

　　予生实懒慢

　　傲物性使然

　　涉世违世用

　　矫俗迕俗欢

　　--《嵇叔夜言志》

　　诗中"涉世违世用"说的就是不为世所用，实际上是抱怨康熙帝不给他发挥才能的机会。在给他的朋友严绳孙的信里面，纳兰也这样抱怨到："发已种种，而执殳如昔，从前壮志，都已毁尽。"，从前的豪情壮志，已经毁灭了，那么谁让纳兰如此失落颓靡的呢，只有康熙帝。纳兰觉得，只要康熙帝真正赏识信任自己，完全可以委以重任，甚至康熙也是他最可靠的后台，那样就可以为国家出力办事了，总不至于今日一事无成，想到这里纳兰时常抑郁不平：

　　世无伯乐谁相识，跸骝日暮空长嘶。我亦忧时人，志欲吞鲸鲵。请君勿复言，此道弃如遗。

　　--《长安行》

　　没有一个伯乐能给予纳兰自由，除了康熙，可是康熙又怎么样呢，他不仅用人完全凭自己的喜好兴致，丝毫不注意纳兰的个性以及爱好，根本就没想过让他施展才华，反到处处控制钳制着他的命运。而对纳兰来说，康熙作为帝王，生杀予夺的权利在他手中，他的命令差遣又只能绝对服从、无条件地服从。这个时候只有好朋友严绳孙等人能给纳兰安慰，后来严绳孙在回忆纳兰时说每次叙谈时都"语有所及，怆然伤怀。久之别去"，在送严绳孙回家的路上"亦终无所复语。然观其意，若有所甚不释者"，这才是真正的隐痛。一般的难过伤心只要说出来也许就消除了，可是纳兰的痛是发自心里的，别人无法深刻地理解，也无法拯救他，象一只被囚禁在金丝笼中的鸟，"空将云路翼，缄恨在雕笼"，无法逃离，也无法反抗，只有默默忍受。

　　让纳兰时时忧虑的还有自己在朝中身居高位的父亲。纳兰的父亲明珠已是武英殿大学士，位尊权重，一般人觉得有这样的父亲做靠山一定能在官场上畅通无阻。可是物极必反，明珠在朝中权势越大，觊觎的人就越多，处境也就更加危险，父亲的高官没有给纳兰带来多少便利，反给本就敏感的纳兰徒增了不少烦恼。在平定三藩中，明珠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是康熙得力的重臣，可康熙是历史上少有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之一，他非常善于驾驭臣属僚佐，非常懂得平衡之术。这种政治平衡术是当某一重臣及其派系势力渐渐强大时，他就去扶植与之对立的派系，这样来保持朝臣权利的均衡，便于自己王权的集中，而且也利于操纵控制。当年螯拜飞扬跋扈，专横暴戾，康熙就扶植索额图。索额图是四朝功臣索尼的儿子，康熙帝孝诚皇后的叔父，清除螯拜集团之后担任大学士多年，后来权倾朝野，持功骄纵，周围集结了大批满族贵族和汉族文人。康熙这时又支持起明珠，现在明珠权势大增，朝臣纷纷向他靠拢时，康熙又去扶植台下的僚属予以牵制。这一平衡术的运用，康熙已相当娴熟。作为皇帝，他要求臣下对他绝对地服从和忠诚，却常常不表露自己的好恶，让臣属猜测不透他的心思，比如他虽然罢免了索额图的大学士之职，但并没完全信任明珠，仍利用索额图的残余势力来牵制明珠，让明珠不得不处处小心，时时探听康熙内心对自己的看法。供奉内廷的高士奇当年就是由明珠推荐入南书房的，高士奇每次从宫中回家，明珠都和他交谈良久，打探康熙的情绪变化，尽管明珠这样绞尽脑汁地猜度康熙帝的意旨，仍不能完全让康熙满意，而外围的人见明珠每有疏漏，就起来挑拨。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在平定三藩之乱后，明珠对康熙帝的辅佐作用已经渐渐失去，这也预示着他的处境非常危险。朝堂中的明枪暗箭一直没有停过，他们中有些人对明珠接替自己的后台索额图甚为不满，十分忌恨，常常无事生非。一次大旱，索额图集团的德格勒说那是因为有小人作怪，所以天故意不下雨，要是把小人去掉，天马上就会下雨。康熙随即问他小人是谁，德格勒毫不讳饰地回答说是明珠，无事也这样倾轧，不要说遇到一些实际矛盾了。朝廷中，政治斗争的矛头都对向了明珠，那么作为他的儿子，纳兰自然为父亲险象环生的处境担心，敏感的心灵也越发为之愁苦。

　　纳兰性德作为侍卫，归侍卫衙门管，长官为领侍卫内大臣和内大臣。索额图的胞兄噶布喇，自从康熙元年起，直至康熙二十年去世，一直担任领侍卫内大臣，任久权重，党徒盘根错节。他的女儿赫舍里氏是康熙帝的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所生的保成，康熙非常宠爱，后来曾被立为太子。就凭这一点，无论从爵位还是从皇亲上来说，噶布喇在侍卫衙门都无人可以和他相比，自然成为核心，纳兰性德入仕前也就最畏惧这位上司。另外索额图还有一位弟弟叫法宝，他直袭父亲辅政大臣索尼的一等公爵，担任内大臣的时间虽然不长，同僚们没有不敬畏他的，这对纳兰性德是很大的威胁。纳兰在他父亲的这些政敌手下做事，如芒在背，那些索额图集团的人必定要对纳兰吹毛求疵，这也就使他时常感到莫名的恐惧，让他痛苦难耐。明枪暗箭对于一个俗人来说，说不定还能周旋开来，但他是纳兰性德，纯粹的一个多愁善感的词人，他自然缺少一些应变的能力，这也更让他越发地忧虑起来。纳兰有他的难言之隐，对康熙帝的畏惧是其一，父亲政敌的嫉妒和明枪暗箭是其二。他感于这种困境，在诗中表露了自己对闲云野鹤般生活的向往，不愿意和这些人争名夺利，想超脱这个环境，但是身不由己，他父亲的地位太特殊也太显赫了，必然地要党同伐异，纳兰想逃脱干系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庇护他的地方，也没有人能给他自由，这也是他忧虑而转为无奈的原因。

　　四

　　纳兰的会客室叫做渌水亭，这是唯一能让他得到快乐的地方。因为这里是文人墨客雅集的场所，文酒诗会经常在这举行。渌水亭位于京师重地，有宜人的环境和氛围，亭台楼阁春柳夏荷，让许多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当然这些原因还不是最重要的，全国很多的名士能到这里来，主要是因为渌水亭的主人纳兰性德，是一人之下的首辅，明珠的长子。纳兰在许多文人眼中不仅文采风流，而且好客薄财，是个对朋友很真的才子。而且作为贵胄，他从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看这些汉族的文人。相反，反而时常推心置腹地把心里话告诉这些汉族文友。他们的友谊纯洁美好，纳兰也能理解这些性格经历都不同的汉族才俊，往往在他们最需要帮忙的时候竭力相助，这些文人名士来到这里不但可以饮酒赋诗，筵席不断，心灵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找到了寄托和抚慰。渌水亭对他们来说是一方满汉交谊的乐土，当然这些远道而来的文人名士中，大多数并不是为了纯粹的享乐，他们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明末清初动乱了好多年，许多跨朝代的文人都经历了战火和颠沛流离，到了康熙朝的这个时候，清朝的羽翼已渐丰，统治也正式地确立，明朝的汉族统治也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人们也不再固执不化地恪守那份孤傲的伦常操守，那份亡国失家的隐痛已渐渐地消除，变得着眼未来积极入世。当然大多数的汉族文人对满洲贵族还不太了解，他们想入这些人的圈子而不得门径，所以希望通过纳兰性德的引荐步入仕途，渌水亭的文人雅集正好给这些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不过单单纳兰一人的努力这个集会是不可能长久的，尤其对平时做事需要谨慎的侍卫来说，绝不敢招集这么多的汉族文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康熙帝也提倡满汉一家，纳兰的所作所为正好符合了当时的气氛。

　　在这帮文士中，有浙江朱彝尊、广东梁佩兰、常熟翁叔元

、无锡顾贞观、慈溪姜宸英、宜兴陈维崧等等。纳兰性德对这些名士十分尊敬，他们中几乎每个人都比纳兰大许多，可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纳兰的才华。纳兰也真诚地对待这些文友，比如说姜宸英在纳兰家居住时，其母病故，纳兰和父亲明珠都进行了慰唁，派人送去了办丧事所需要的财物金钱，这让姜宸英万分感动。还有顾贞观，纳兰早知道他是东林领袖顾宪成的曾孙，在结实纳兰性德前，曾做过中书舍人，但受到排挤被迫离职回家，可他并不愿意就此罢休，他也来到纳兰的渌水亭，想求助于纳兰和他的父亲明珠，纳兰虽然未能帮他出仕，可也让他从"世人皆欲杀"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没有被政敌和仇家的造谣所击倒。顾贞观母去世，纳兰也出资相助让他得以三千里奔讣成行。纳兰帮这些文人朋友都是没有任何代价的，完全是出于真诚的友谊，出于对知心好友的无私关心。而平时聚会，纳兰更与这些性情率真的文人一起把酒言欢，每次酒过三巡都诗意大发，这种气氛连旁边侍立的婢女也身受感染，看到那种欢乐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吟到：

　　一杯一杯又一杯

　　主人醉倒玉山颓

　　主人大醉卷帘去

　　招入青山把客陪

　　胜友如云、高朋满座的情形俨然在目。后来参加渌水亭的文人们几乎都参与了《明史》、《大清一统志》等书的编纂工作，可见纳兰性德为清廷拉拢了不少杰出的汉族文人士子，促进了满汉关系的改善。

　　在这些朋友中纳兰和顾贞观的关系应该是最好的，他们结实在康熙十五年，一位是去职的小官，一位是新科的进士，两人相见恨晚。纳兰在相识几天后就送给顾贞观一首《金缕曲·赠梁汾》：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留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士，谁会成生此意？不通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生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梁汾是顾贞观的号，在词中他向顾贞观敞开心怀，说自己虽然出生在权贵的家庭，在京城过的却是庸俗的生活，但是他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他愿意象战国时赵国的平原君一样结交天下才士，顾贞观读过之后也即以侯赢自居，愿意生死相随。在这首词里，可以看出纳兰追求的是一种生死不渝的至诚友情，以及纳兰对蝇营狗苟的社会生活的不满和感慨，他们要用纯洁的友谊来对抗周遭的流俗。

　　说到顾贞观，其实另外一个人也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顾的好友江南吴江的名士吴兆骞。他们和纳兰之间有一段非常让人感动的佳话，这一切还得从顺治十四年的事谈起，那年江南乡试，权贵子弟贿赂主考官翰林院侍讲方犹，副主考官翰林院检讨钱开宗等人，方和钱也借机结交权贵以谋求升迁，营私舞弊对他们来说是互惠互利的事。可是最后因为名额有限，通关系的人太多，难以人人满足，最终引起了内哄。朝廷得知这个科场丑闻后，为了打击江南地主文人兴起了大狱，命两江总督将人犯捉拿到刑部。那年乡试，吴兆骞凭自己的实力考中了举人，可是也被人诬告科场作弊，同样被捕下狱，一同押解京师。其它的人到北京后，顺治皇帝在太和殿亲自主持复试，可是吴兆骞等八人因被告"显有情弊"，没有复试就被流放到宁古塔。宁古塔地处东北，天寒地冻，无屋栖身，无法耕种，吴兆骞初到宁古塔时还被编入官庄和行伍，有一次前往乌喇（今吉林市）充军，途中雪深四尺，要不是被爱惜人才的镇守黑龙江将军巴海得知后追回，这个苏州人吴兆骞也许早已冻死了。不过后来吴兆骞慢慢适应了这个地狱似的流放地，在苦难和困境中他仍笔耕不辍，还将写东北边疆壮丽景色的诗歌编成《秋茄集》，他也以苏武自比，并说生了儿子就叫苏还，意是苏武早日还乡和自己早回苏州之意。可是希望只是希望，吴兆骞周围很多流放的朋友都死在了宁古塔，他有生之年回家乡的想法似乎已有点渺茫。故旧好友为他奔走融通也不见成效，直到朋友顾贞观结实纳兰性德后，才有了希望。

　　纳兰对吴兆骞的遭遇其实也早已耳闻，非常同情他，可是当时的情况要救出吴兆骞来也并不是简单的事。也许大家不解，纳兰的父亲是权倾朝野的明珠，营救一个被冤枉的中式举人难道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其实不然，顺治江南科考案并非是一般的案子，它涉及到满汉关系和南北汉官之间的复杂矛盾，更牵扯到清朝统治者如何对待江南的汉族地主官员和文人的一系列敏感的问题，说不定牵一发而动全身，营救了一个人会引起一系列政治反应，纳兰必然地考虑到这些情况。卤莽地去营救，不但达不到救人的目的，说不定反而会坏事，纳兰觉得必须等到一个适当的时机。所以他并没有马上答应顾贞观，这是纳兰办事的谨慎。他必须等到适当的政治气候才能行动，他不是在推卸责任，这是真正地对朋友负责。

　　顾贞观救友心切，担心吴兆骞是不是还能撑到回家乡的那一日，于是给他写了两首问候的词，词写得深沉凄婉，顾也将词送给纳兰看了一遍。纳兰也为之所动，忍不住泣下数行，性德这时对顾贞观慨然发誓，营救的事以十年为期，最后一定要将吴兆骞救回来，虽然他知道这事困难重重。他必须依靠自己的父亲明珠，明珠也听说过吴兆骞此人，甚爱其才，第二天就叫顾贞观到自己府上来，要当面问清情况。顾贞观来后，明珠和他说："吴素负才名，又与先生莫逆，老夫愿意一效绵薄。但先生素不饮酒，今日能为君友饮乎？"顾贞观从来不喝酒，见明珠这样许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明珠又笑着说："先生南人，不肯效吾旗俗请安。今日更能为君友请安者，老夫必有以报命。"顾贞观丝毫没有犹豫屈膝请安。明珠也为顾贞观对朋友的一片忠诚所感动，让他放怀以待，一定可以将吴兆骞救出。

　　经过明珠和纳兰的努力，康熙终于同意将吴兆骞赦还。吴兆骞回到北京之后，明珠和纳兰的贤明大着。纳兰和顾贞观以及吴兆骞三人更是抱头痛哭，在酒席间掩饰不住欣喜，纳兰随即作词一首：

　　才人今喜入榆关，回首秋笳冰雪间。玄菟漫闻多白雁，黄尘空自老朱颜。星沉渤海无人见，枫落吴江有梦还。不信归来真半百，虎头每语泪潺湲。

　　真是悲喜交集，情真意切。词中纳兰不说自己为营救吴兆骞付出了多少，可见他也不图任何回报，词中只是一片真挚的友谊，一时这段事在京城传为佳话。当然吴兆骞只是个书生，不谙世事，他只知道纳兰和明珠为营救他付出了不少，却不太知道顾贞观为了救他也是竭尽全力，后来为了一点小事就和顾贞观翻脸，不相往来，吴兆骞甚至还极力诋毁污蔑顾贞观。纳兰性德将这些情况告诉明珠后，在顾贞观曾为吴兆骞向父亲求情的地方，重设宴席招待吴兆骞。然后在左边的柱子上写到：顾贞观为吴兆骞饮酒处；右边的柱子上写到：顾贞观为吴兆骞屈膝处。吴兆骞看过之后甚为惊愕，问纳兰和明珠这是怎么回事。明珠仔细说明原委，并请出顾贞观相见，吴兆骞知道情况后长跪于贞观面前不起，泪如泉涌，说到："生死骨肉之恩，而以口舌之争辜之，兆骞非人类矣。"，两人相拥合好，大哭不止。

　　吴兆骞在北京了，总要有个住处，纳兰不但让他们住在自己府上，还把他的妻子儿女也接到家中，吴兆骞感激不已。纳兰与吴兆骞常常"侵晨弄墨，笔彩潜飞；半夜弹棋，灯花碎落。"，胜过亲兄弟。吴兆骞觉得自己不能白吃白主，为了报答纳兰的深情厚意，在府上执教，性德的弟弟揆叙还小，正好拜吴为老师。在纳兰府上教书时期，纳兰知道吴兆骞有些思念家乡的亲友，遂让他回江南省亲，并在经济上给以资助。吴兆骞在故乡染病，纳兰得知后非常焦急，让他赶快来北京治病养生。可是吴兆骞体质非常虚弱，不能成行，前后在家修养了一年，才回到纳兰家继续教书。

　　作为侍卫，纳兰的职责还是扈从皇帝。皇帝要出塞，纳兰也只能作陪，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纳兰，胸中也有不可磨灭的济世思想，他理解那些守卫在边关的将士。纳兰随从康熙皇帝到永陵、福陵、昭陵告祭，二十三日出山海关，纳兰看到的是一眼的边塞风光，千帐营灯，灯下是边关那些不能回家的将士，他也想到了自己的遭遇，除了渌水亭的聚会有一些乐趣外，整日守在康熙的周围，没有半点自由可言：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长相思》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如梦令》

　　纳兰在塞外写的好词不计其数，都悲怆凄凉。古代写边塞词的多是些武将谪臣，纳兰以明珠长子的身份，随康熙出巡，本是风光极了，可在善感多愁的纳兰眼中，满目悲凉，看到的只是天寒风紧，以及将士门的思乡之心。难怪清末学者王国维也说过：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有纳兰性德的塞上之作。

　　五

　　纳兰的首任妻子卢氏是在康熙十六年死去的，这让他悲痛欲绝，柔肠寸断。卢氏是个少有的才女，而且还是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和纳兰结婚时都说他们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卢兴祖在朝中曾是苏克萨哈的人，鳌拜集团将苏克萨哈绞死后，卢兴祖也遭到了罢黜，被革职后他按照八旗的规定回到了北京。他的女儿当然也跟着父亲来到了京城。纳兰见到卢氏时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觉得"南国素婵娟，春深别瘴烟"，简直和纳兰的朋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林黛玉一样，从南方回到了北方。纳兰常把卢氏比作东晋时的才女谢道韫，这也确实很有可能，卢兴祖的在两广总督的任上非常注意对当地聪慧小孩的教育，估计对自己的女儿也一定花了不少心血。妻子卢氏生于北京，长于广州，十来岁的时候又从广州回到了北京，受到南北文化的熏陶，见过不小的世面，才华胜于一般的女孩子也是可以想象的，而且长得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可现在却已离自己而去，怎能不让他伤心欲绝、悲歌惋唱：

　　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在银釭。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咫尺玉钩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残阳。判把长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浆。怕幽泉、还为我神伤。道书生薄命宜将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圆密誓，难禁寸裂柔肠。

　　--《青衫湿遍》

　　到了康熙十九年时，她的妻子已经死去三年，和妻子甜蜜生活的一幕幕却还常在眼前萦绕，到了这年的祭奠日，纳兰又忍不住触景伤情，又写下这首给亡妻卢氏的词，此时纳兰觉得也只有词才能倾吐他心里的无限思念和哀伤：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金缕曲》

　　葬花天气，似叶凋零，时隔三年，存亡各方。纳兰的吟唱里是说不出的苦痛，句句皆痴情卷裹、字字都是杜鹃啼血，无任何雕琢之意，全从肺腑流出，还有这两首：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浣溪沙》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湾。

　　--《临江仙·寒柳》

　　西风独自凉，凝眉不消愁怨。字字泣血，低徊缠绵，哀婉凄切，让人不忍卒读。纳兰毕竟是纳兰，也只有他能将清词开拓到如此的境界。

　　纳兰的第二任妻子是官氏，其实就是内大臣和侍卫内大臣颇尔喷的女儿。这个官氏从小娇生惯养，自然没有卢氏娴淑，很难和纳兰相敬如宾，纳兰和他结婚完全是长辈的意思。颇尔喷不但成了纳兰的丈人，而且更是顶头上司，纳兰的一切行动都在他们的监督之下，这样也让他万分地苦恼。更让纳兰感到痛苦的是，后来被明珠排挤出内阁的政敌索额图也在康熙十九年担任内大臣，后又升为领侍卫内大臣，也成了纳兰的上司，而且索额图做过大学士，在侍卫衙门俨然是第一把手，什么事都要听他的。纳兰在这些纷乱的权势夹缝和旋涡里总是觉得力不从心，不得不处处提防，甚至感到生不如死。

　　到了康熙二十三年，纳兰要和皇帝一起南巡了。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在这年的夏天，纳兰已经去过江南。在去江南之前，纳兰就听好友顾贞观说起过一位江南才女，她的名字叫沈宛。沈宛的父亲是位商人，经常在乌程、吴兴、琴川一带做生意，沈宛也跟着在江南这三个地方旅居。在顾贞观的引荐下，纳兰终于在江南结识了沈宛。纳兰在京师早闻沈宛的才名，也见过她婉约细腻的词作，现在眼前见到更觉名不虚传。而沈宛更是早就听说过这位明珠的长子，名满天下的词人纳兰性德，也读过他的《饮水词》，而今一见，更觉得他温文儒雅气宇轩昂。好象两人前世已相遇，今生又重逢似的。两人一见倾心，深深相爱。四月的江南，绿树成荫、竹林漾风，纳兰和沈宛携手走在春色中，幸福无比，此时的纳兰也少了京城时整日的忧虑，觉得时光是那么短暂而幸福。纳兰也随沈宛到了她的故乡浙江，并在那里同居了，那段日子临窗听雨、吟诗作画，陶醉在江南的风景中，多么美好。

　　纳兰和沈宛两人心心相印，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爱好，要是一般的男人娶几房妻妾也不足为奇，但是纳兰是满族人，而沈宛是汉族人，当时满汉是不允许通婚的，尤其在纳兰那种显赫的家庭，要是娶个汉族女子回家，必定会引起大的波澜。也许这就注定了纳兰和沈宛的爱情，从开始就是个悲剧。纳兰不能将沈宛带回北京，但他又那么地深爱着她，这使他万分矛盾和为难。他无以寄托，曾在词中表露出一种不想回京师的情绪，"索性不还家，落残红杏花"，可是怎么能不会京师呢，皇帝派他来南方是有事情要办的，办完了事情当然不能长久滞留。两人在过了一段甜蜜和谐的生活之后，纳兰不得不与沈宛作别了，沈宛当然伤心，但他能理解纳兰的苦衷，并不责备他，而是隐忍着泪水。纳兰与沈宛分手后，也时常想念这位江南才女，每当看到天上的孤雁南飞就不禁触景伤怀，他也在想象中慰藉远方的沈宛"莫对明月思往事，也知消减年年"。

　　康熙二十三年的九月，这是多么让纳兰兴奋的九月，康熙决定南巡，这就意味着自己可以见到沈宛了，纳兰刚接到通知，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顾贞观写信说要见沈宛：

　　吾哥所识天海风涛之人，未审可以晤对否？弟胸中块垒，非酒可浇，庶几得慧心人以晤言消之而已。沦落之遇，方欲葬身柔乡，不知得如鄙人之愿否耳？

　　纳兰所说的"天海风涛"，是把沈宛比作李商隐的红颜知己柳枝。心中的思念之情随着临行之日的到来变得更加强烈，他甚至已打算"葬身柔乡"，可是随着和康熙帝一起到江南后，顾贞观并没有找到纳兰的这位情人。这让纳兰心伤不已，责备着自己，正是自己许诺不久就会来江南，而没有在约定的时候践约吧，沈宛也许真的再也不想见自己了。那她又到了哪里去呢，纳兰性德不知道。这次江南之行真已物是人非，伤心的纳兰借沈宛的口吻写了首自责负心的拟古词，情真意切，堪称清词中的一首绝唱：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

　　人生若只如初见，要是一切如初见时那么美好，人间又会少却多少忧伤。纳兰没有见到沈宛，只能以词抒恨，从此在他心中也积下了不可抚平的情感块垒，成了纳兰心中永恒的哀伤。

　　六

　　康熙二十四年的五月三十日，在疾病中纳兰性德离开了他的好友们，他在人间度过了短暂的三十一年，在这三十一年里，他饱尝了辛酸和忧伤。他可以离开那纷杂的朝廷纠纷和斗争了，可以离开俗世周遭的尔虞我诈了，可是他舍不得，渌水亭的集会还要他来主持，那些落拓而真诚的汉族文人还需要他帮助，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他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目标还没有实现，还有很多绝佳的词没有写。可是来不及了，这位一生郁郁的清代第一才子纳兰性德，在本该大展宏图的年纪离开了大家，天下与之结交的名士无不为之伤怀，他们深深知道：斯人已去，再无纳兰。

　　踏过樱花第几桥

　　这已是清代末年，一艘穿过日本海峡的客船，终于在上海港靠岸了，一个六岁的孩童第一次来到他的故乡中国。就是这位稚气未脱而眉角总显出忧郁的孩子，在几十年后成为了名扬天下的才子、高僧、革命家，而现在还只是一八八九年的春天。带这个孩子回中国的是他的舅父，他们的家乡还远在广东香山县，那个地方距离澳门也只有二十多里。而他的老家前枕青山后临小溪，有的是松柏苍翠、飞鸟幽鸣，景色非常怡人。这个六岁的孩子名叫苏曼殊，他才回到故乡就喜欢上了那里的一切。

　　一

　　这次回国是父亲苏贾森的意思，他父亲自十八岁时就在日本横滨经商，这几年一直在英国人经营的万隆茶行里做事，收入还比较可观。苏贾森在家乡广东时就娶了妻子，生有一子一女，可儿子却在六岁时夭折了。到了日本横滨后，苏贾森又娶了一位日本女子名叫河合仙。他与河合仙也曾生过一个男孩，苏贾森为了吸取了以前的教训，觉得一个男孩子不太可靠，还想生一个，可此时河合仙却无法生育了，他的愿望难以实现。当河合仙嫁到苏家时，她有一位开朗而美丽的妹妹河合若，也从几十里开外的农村老家来到横滨和姐姐姐夫同住，在家中照顾姐姐并做些家务。河合若体态袅娜，妩媚温柔，日久生情，苏贾森喜欢上了这位妻妹。而河合若也对苏贾森怀有好感，在河合若眼中，一个有钱和身份地位的男人能喜欢自己这样一个农村女子，已经感到非常幸福，时间一长，就和这位姐夫同居了。河合仙是善良的，见妹妹要临盆时常守在身旁照顾她，对苏贾森和妹妹都毫无怨言。一八八四年的九月二十八日，苏贾森和河合若的孩子终于出生了，这就是苏曼殊。河合仙视苏曼殊如己出，关怀备至，可是苏贾森和河合若并没有婚约，河合氏知道自己的小女儿做了这样的事，羞愧难当，赶紧催河合若回家乡神奈川逗子樱山村。苏贾森在河合若走后，决定将孩子交由河合仙抚养，自己又不负责任地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去了。没有多久，乡下的河合仙双亲到横滨与女儿同住了，苏家又没有公开承认苏曼殊，河合仙的父母就给初生的孩子起了个叫宗之助的日本名字，还决定让孩子将来认河合仙为生母。河合若回逗子乡下后不久，就嫁给了一位海军军人，后来随丈夫回东京去了。毕竟是亲生骨肉，河合若怎能将儿子苏曼殊从记忆中抹去，在他三岁的时候，河合若向姐姐允许苏曼殊到东京住一段时间。

　　一晃半年过去了，苏贾森作出了一个决定，让远在中国的父母以及妻室认自己这位异国他乡的儿子，并打算来年将他送回国。苏贾森将这个事挑明后，家中的妻妾并没有反对，尤其是大房黄氏，居然还让苏贾森尽早把孩子带回广东老家。河合仙听到这个消息后对苏贾森非常感激，觉得苏曼殊不再是无人照顾的弃儿了。临别之时，河合仙帮苏曼殊买了身崭新的和服和一双皮鞋，含着泪水帮苏曼殊穿上，还到照相馆拍了张离别照，以作纪念。

　　在广东香山的老家，祖父祖母对苏曼殊关怀备至，尤其是祖母，对这个聪明的小孙子更是疼爱，两位老人将苏曼殊送到了离家只有百米远的私塾中读书，并给他起了一个叫子谷的学名。每天清早，祖母就让一名女仆送小曼殊上学，回来时不放心还让私塾中的本家兄妹们带回家来。虽然当时小曼殊的生活算衣食无忧，祖父母也非常照顾，比同龄的孩子成熟的他，心里总是有些说不出的哀伤，他发现别的孩子都能见着母亲，而自己却没有母亲的疼爱。在私塾的那段时间，他时常想起万里之外的母亲河合仙和那位小姨。没多久，苏贾森在日本横滨生意做破产，携着一大堆妻妾和儿女返回了老家，苏家也从此败落了。小曼殊满以为父亲会带母亲河合仙一起回来，可他并没有盼到。

　　父亲一大班人的回来，让白鹤港的苏家变得非常地拥挤。而这里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母亲照顾，惟独苏曼殊缺少母爱，曼殊在父亲回来前和家里的孩子相处得都不错，可自从父亲带回这个陈氏之后，经常在背后说小曼殊的坏话，鄙视他是混血儿，从此小孩子也疏远了他。这位陈氏对苏曼殊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本身在横滨时，陈氏就对早于自己嫁给苏贾森的河合仙充满嫉恨，就是大陈氏逼迫苏贾森将河合仙迁居别处的。而这次回广东不让河合仙跟过来也是她的主意，此时必然地又把满腔的嫉妒和愤恨，发泄在苏曼殊的身上。在家中，大陈氏依仗着苏贾森对自己的娇纵，大发淫威，经常欺负苏曼殊，让孩子们都要视他为异类才开心。疼爱自己的祖父母已年迈，父亲对此又不管不问，小曼殊的心境始终处于压抑之中，性格也更加孤僻起来，变得不爱说话。在苏曼殊十二岁的时候，父亲撇下自己带着大陈氏和三个女儿一起去上海经商去了，这次让苏曼殊又伤心不已，他觉得父亲为什么总不愿管自己，没疼过自己呢？父亲一走后，小曼殊的处境更加不行，那些欺负他的孩子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加上当时甲午海战的爆发，有着一半日本血统的苏曼殊受到了更多人的排斥，很多人明着暗着欺负他，小曼殊终于承受不住这种压力，病倒了。这时苏家正闹分家，她们居然把病重的小曼殊扔进了柴房，任他发高烧。曼殊已病得无力反抗，这时长兄苏煦亭刚结婚，他又是河合仙所生，见弟弟被虐待成这样，便让新婚的妻子照顾小曼殊。在嫂子的悉心照料下，曼殊的身体恢复了起来，这个时候小曼殊才觉得世界上还有温情，还有好心人的存在。不过病好之后苏曼殊也渐渐地为自己的将来打算起来。虽然他还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不过已打算离开苏家这让他伤透心的地方。而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小曼殊又能到哪里去呢，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他时常来到小河边，看着缓缓流淌的溪水，它将小纸船轻轻地放入水中，自言自语而天真地说要乘小船顺水东去，寻找远方的母亲。有一次，他在河边遇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和尚，这位和尚神气清朗，见曼殊眉宇间像是有着慧根，便询问起他的身世，当曼殊将遭遇告诉他时，这位老和尚听得也不禁潸然泪下。老和尚是广东一带颇有名气的赞初法师，他是新会慧龙寺的住持，他鼓励苏曼殊出家，希望佛光能帮助这位孩子脱离苦海，而苏曼殊也有出家的意思，就认了这位师傅，两人一路化缘而行。

　　他们来到了广州的六榕寺，六榕寺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大同三年，曾经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赞初法师领着曼殊拜谒了观音殿、六祖堂，看过了高耸的花塔，最后决定让曼殊就此剃度。曼殊受过沙弥戒，赞初就让他在六榕寺中跟法师参禅礼佛，告诫他要严格遵行沙弥十戒，而此时正是一八九五年的秋天。在寺庙中，曼殊每天做的事就是清扫落叶，拭拂法器，侍侯师傅。在庙中一晃就住了好几个月，他还是个长身体的孩子，小时候在家中吃惯了鱼肉荤菜，寺庙中的清斋素食，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怎能受得了。而且这个时候出家，还谈不上信仰，只是为了摆脱以前生活的困境。在这里，一经凡俗的诱惑就难以守戒遵规，有一天他来到寺外化缘，路上遇见一群鸽子正在草丛里觅食。鸽子见到远处走来的生人，吓得扬翅飞去，可有一只受伤的灰鸽飞不起来，小曼殊见四周无人就把这只鸽子捉了起来。他虽然也很怜悯这只离群的灰鸽，和自己一样，像是一个失去双亲爱护的孤儿。可是年轻以及食欲的驱使，他将这只鸽子杀死并熏烤起来，那熏烤的过程是在寺庙后院的墙角下进行的，肉香和烟火味顺风飘到了殿堂，很快就被住持和尚发现。曼殊犯了不杀生的戒规，被逐出了寺院，而且这还是住持考虑到他年轻而进行的从轻处罚。临行，住持担心小曼殊的前途，赠了些银两，让他在路上多保重。此时的曼殊无处可归，他想到了去找赞初法师，可是这位法师是个苦行僧，现在还不知在何方云游呢，他也想过回香山老家，但一想到那些蔑视过他的亲戚就后怕起来。无奈之下，苏曼殊找到了出嫁的二姑母苏彩屏，正好这个时候姑母和姑父要移居上海，他们觉得这位侄子非常可怜，就让他一起去上海找做生意的父亲去。曼殊在上海终于和父亲重逢了，苏贾森过意不去把小曼殊送到了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学校中有位教授英文的西班牙老师庄湘，对聪颖的苏曼殊非常喜爱。可是好景不长，苏贾森第二年就因为重病回家乡修养了，大陈氏又开始虐待小曼殊，好在半年后陈氏也带着三个女儿回老家去了。苏曼殊又没了去处，只能在寄居在姑母家，学费则由父亲的好友代付。

　　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受，此时苏曼殊得知苏煦亭在横滨做生意，他觉得只要找到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就可以找到母亲的下落。而上海此时有个叫林紫垣的表哥，是苏贾森栽培成人的，生意做得不错，现在正想去日本发展。曼殊死磨硬缠，终于让他答应带这位表弟去日本。

　　这一年苏曼殊已十五岁，从那次离开日本回国到现在已经相隔九年。九年来他遍尝辛酸，也从未曾再见过母亲一面，可想而知他此时的激动心情。

　　二

　　到了横滨后，正好华侨们创办大同学校，苏曼殊先寄居在表兄家。期间又找到了哥哥苏煦亭，得到了接济，进入了大同学校学习，这个时候苏曼殊的学名叫的是苏子谷，而字为曼殊。这次来日本的第一件事是探望母亲，不久通过煦亭长兄，他得知母亲河合仙仍住在云绪町这个地方，于是打算去看看。河合仙与苏贾森分开后一直寡居，凭着以往的积蓄度日。当她得知第二天能见到视同己出的曼殊时，兴奋得难以入眠，这一天她也盼了整整九年了。相见时苏曼殊一下子就扑到了母亲的怀中，想起这九年来在家乡的遭遇，痛哭流涕，河合仙抚摸着孩子的头泪流满面。现在儿子回来了，她希望不久可以带着他到逗子樱花村的故乡去看一看，那里风景优美，远离尘嚣，正好让曼殊的心情得以安慰。樱花村背山面海，悠远宁静，宛如人间仙境。这个时候苏曼殊已十六岁了，他非常喜欢樱花村的生活，在这里，他似乎对那位小姨有些淡忘了，而河合仙也不想勾起妹妹对往事的回忆，也就没把苏曼殊回日本的消息告诉她。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正是青春萌动的时候，苏曼殊住在乡间的时候，对面宅中住着一位美丽的女孩子。她听说这个英俊的男孩子是从遥远的中国来的，顿时产生了好感。这位少女有一只信鸽，一天苏曼殊的窗口飞来这只鸽子，他发现鸽足上系着一张纸，打开一看是少女写的情诗。苏曼殊读罢，非常感动，也写了封回信让鸽子带回去，这样两个人经常鸿雁往来，最后终于在河边和林间约会畅谈，这是苏曼殊的初恋，他们是那么甜蜜和温馨。可是不久之后，苏曼殊又回到了大同学校学习，和这位少女的联系也渐渐少了起来。这段纯洁的感情也终成了苏曼殊人生中的一段插曲，由于十二岁那段寺院生活的影响，在学校中他也坐禅念经。可他偏偏对日本佛教的现状又非常不满意，尤其是日本允许僧人成家，允许食肉等等，这也让他产生了重新皈依佛陀的念头，他觉得最适合自己的佛教，还在中国。一八九九年的秋天，苏曼殊突然中止了大同学校的学习，只身回到中国。他回国是为了找个寺庙，重新闭关修禅，他选中了广州白云山上的菖蒲寺，这座寺庙建于宋代，苏曼殊幼年做小沙弥的时候也来过这里，这会他决定就在寺中留下来。白云山菖蒲涧前有小楼三楹，朝云推窗，暮雨卷帘，在苏曼殊眼中，环境如此怡人，绝对是最适合修炼的地方。到了深秋，苏曼殊在宁静的山林中走着，发现石亭前有三卷《澹归和尚诗词》的手抄本，澹归法师文采风流，让苏曼殊获益良多。可是渐渐苏曼殊觉得这个寺庙又不适合自己了，他发现庙中的僧人生活并不正规，住持也长期住在羊城，寺中几乎没什么真正的佛事可做，更谈不上象苏曼殊这样研佛了。他似乎已受不了寺中那些僧人懒散的作风，整日只能以诗书打发时日，偶尔也作几幅画。可是时间一久，他也觉得厌烦了，本来是为了与众僧一起研佛的，现在却只消沉地以诗画自谴，那又何必跑到寺庙中来呢。这位不到十七岁的苏曼殊把学佛的环境看得太重，于是，他决定暂时离开寺院。

　　到了一九零零年的春天，苏曼殊从寺院中出来东渡日本，他决定再重返大同学校。这个时候他引起了学校中师生的注意，他着僧衣，剃光头，在他们眼中苏曼殊成了真正的和尚。这个时候梁启超正好到大同学校执教，要挑选五六名优秀学生加课，特行独立的苏曼殊也被选上了。梁启超早就听说苏曼殊的聪颖，还了解到他曾在上海师从西班牙牧师庄湘学过英语，而且诗画皆擅。苏曼殊虽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可他从来就认定自己是个中国人，而且当时中国版图遭到列强的瓜分，国势颓荡，苏曼殊就此还说过，"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当今之荆柯"这样的话来明志。梁启超是个爱才之人，苏曼殊这样年轻的有志之士怎能不收？从此，他也成了革命党人中的一员。

　　很快两年过去了，苏曼殊也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同学校毕业了。他和张文渭一起进入了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曼殊到东京后，生活境况是很糟糕的，他的表兄每月只资助他10元钱，是根本不够用的。他只能到郊区找了一家最下等的旅馆食宿，每月食宿的费用加起来仅六元，这点苏曼殊到不计较，就是晚上点不起油灯。看不成书这让他非常苦恼，也正因为这样白天他非常勤奋，将功课之类早早做完。

　　经济窘迫之外，伴随苏曼殊的还有孤独。不过困境并没有让他不思进取，在这一年中，他的美术功底又扎实了许多，人物画山水画仿佛出自专业画家之手，这让老师和同学非常惊讶，尤其是哥哥煦亭，还以为弟弟在东京读过美术专门学校呢。而且绘画并没影响他的成绩，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在大同学校时，苏曼殊有一个叫冯自由的同学，是个活跃的革命分子，是他介绍苏曼殊参加了青年会，由于这个青年会成立比较早，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苏曼殊算起来已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志士了。一九零三年的春天，苏曼殊转入成城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这一年中俄签约，按照约定，俄国应该撤走他们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趁机占领的东三省军队，可俄国并没有守约，反到无理地提更多的要求，此时激愤的苏曼殊就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和"秘密革命组织"。这两个组织的成立，让软弱的清政府坐立不安，下谕说："于各学生或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迫于这样的压力，义勇队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这个会规定，成员必须每月义务捐款四角，苏曼殊生活拮据，可每次都捐一到两圆。期间，他还经常与廖仲恺、黎仲实等人一起到郊外进行步枪射击等训练。苏曼殊的这些举动引起了表兄的不安，他曾答应苏贾森照顾好曼殊的，这时担心无法向他父亲交代，多次劝阻苏曼殊放弃革命的想法，甚至以终止生活学习费用来要挟，可他仍旧信念坚定。恰在这个时候，军国民教育会正需要有人回国宣传革命，苏曼殊决定回国担当此任。他把回国的决定告诉表兄，并没说为了宣传革命，表兄答应了他，心头也像是甩开了一个包袱，以为他回国就安稳了，并帮他买好了船票。

　　回到国内后，苏曼殊先在苏州吴中公学任了一个月的英文教师，到了十月份，他到上海任《国民日日报》的翻译。他本有一肚子的想法要倾吐，做编辑正好是如鱼得水，文章、翻译，一篇篇地见于报端。《国民日日报》是章士钊主办的，在办此报前，他还曾办过《苏报》，由于报纸以宣传革命为主题，被清廷查封。现在这份报纸依然敢于直言，启迪民智，再加上激进的苏曼殊到来，这份报纸更是引起清廷不满。不过它并没被外界压力击倒，反是最后因为报社的内部不和而最后停刊。苏曼殊只能再另寻出路，他记得离开日本时，好友冯自由曾给自己写过一封介绍信，要他到香港去找《中国日报》社的负责人陈少白。现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他就向章士钊、陈独秀他们透露自己的想法，可是大家都不想让他走。而且好友都了解他，可这苏曼殊是说走就走的，他们就派人轮流监视，让他难以脱身。一次，轮到何梅士值班，章士钊和陈独秀都出去办事了。苏曼殊对何梅士说我们出去看戏怎样，何梅士答应了他，到了戏院，苏曼殊趁着人杂逃脱了。何梅士回到住处，只看见桌上苏曼殊留了张纸条，再也不见人影，才恍然大悟受了他的骗。

　　苏曼殊来到了香港，那位报社编辑陈少白，年纪四十多岁，和孙中山关系甚好。他见苏曼殊远道而来，热情地接待了他，当然这也是处于对介绍人冯自由的信任。陈少白安排苏曼殊住下，可是报社的工作太繁忙，陈少白除了给他提供好的食宿外，很少能时常陪他。不善言词的苏曼殊在报社中也鲜有几个好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苏子谷怎么性格孤介，行为怪诞，以为他是个书呆子，稚气未除。在香港的这些时日，苏曼殊感到的仍是孤独，又听说《苏报》案审理做了判决，章太炎邹容罚以永远监禁，虽然后来因为领事团有异议而未能成为事实，不过对苏曼殊也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为朋友章太炎的遭遇感到义愤填膺，对社会也深深地失望。在报社宿舍中，苏曼殊又做出了决定，回到国内去，还是把余生投入到佛教事业中去，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少白。陈少白见他的态度坚决，也就没再挽留，赠给曼殊一些钱物后让他一路保重。

　　三

　　离开香港后，苏曼殊来到了广东东南方的番禺县。县内有一座海云寺，这座寺庙在明代时就已很著名。

　　在佛门里，二十岁前的男子出家，受沙弥戒，二十岁之后受比丘戒，若是要求更高些，可以受菩萨戒。苏曼殊这回已决定毕生投入到佛教事业中去，于是在一九零四年的一月，拜智向铨禅师为师，受了比丘戒和菩萨戒，正式以曼殊为法号。曼殊皈依的是禅宗南派的曹洞宗，这个派别认为佛在人心中，只要认真地去体悟，人人可以成佛，这很符合苏曼殊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性格。在三戒俱足之后，苏曼殊就开始了芒鞋破钵、云游四方的生活。

　　苏曼殊皈依曹洞宗，衡山的南台寺是云游时不得不去的。南台寺就在衡山的掷钵峰下，唐代天宝年间，一个名叫希迁的和尚在此修禅，他的弟子创立了曹洞宗，后来又传到了日本。苏曼殊算下来是曹洞宗的第四十七世传人，再加上他与日本又有着很深的联系。所以见到南台寺时就感到非常地亲切，在住持的陪同下，他拜谒了庙内的所有殿堂。而后又登上祝融峰，俯瞰湘江，胸中不禁感慨万千。

　　这天深夜，苏曼殊已在寺庙的客房中休息，一个老僧听说曼殊擅丹青，便来索画。苏曼殊结合自己的感受，画了一个年轻的和尚，执锡杖挑行囊，风尘仆仆，在山间的小路上艰难跋涉。他画的的确是自己，这也是他的心境，生活的清苦并没让苏曼殊退缩，相反在送走这位索画的老僧人后，他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他要象唐代的玄奘法师一样，白马投荒，去朝拜南亚的佛教圣地。

　　他选择的这条路，异常地艰险，苏曼殊需要横跨整个中南半岛，途需经过越南、老挝、缅甸最后才能到达泰国。山高路远、河流湍急。他需要渡过红河、湄公河、湄南河、萨尔湿江、伊洛瓦底江，水深浪阔，可见苏曼殊是抱着九死一生的信念走上这条朝圣之路的。

　　一次，苏曼殊走得很累了在河边洗脸，突然从河对岸的丛林里窜出一只黄虎，它发现了苏曼殊。苏曼殊受了一惊，老虎昂着头，双耳直竖，眼睛盯着苏曼殊一动不动，大约相持了十来分钟，老虎似乎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意，就继续俯下头到河里饮水，之后不慌不忙地消失在丛林中。苏曼殊见老虎走去，长吁一口气。当天晚上借宿在不远的村寨中，苏曼殊就把白天遇到老虎的事告诉大家，村民听后全都惊诧万分，说他命大，而又听说这位南行的僧人，一路跋涉是为了去朝圣时，村民都被他的精神感动。

　　终于到了泰国，这里确实是块佛地。上自国王，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都参加相关的佛教仪式。全国每个男子一生中都必须有一次剃度出家的经历。苏曼殊抵达盘古，也就是现在的曼谷时，顿时觉得佛光普照，这里的佛寺林立，佛塔巍峨，全都金碧辉煌。他感到的百姓对佛教是多么虔诚，一群群朝圣者在离金身佛主数里之外就持香跪拜。苏曼殊不畏万里遥途跋涉至此，让盘古的佛教界非常震惊，他随即被邀请至青年会任教，住在锡龙莲寺，被尊称为曼殊大师。

　　在寺庙中苏曼殊虚心地向乔悉磨长老求教。乔悉磨长老是盘古的著名高僧，精通梵语。苏曼殊本来对梵文就很感兴趣，现在有机会学习更是欣喜万分。在向这位高僧学习之后，苏曼殊认为文词简且丽者，没有哪一门语言能比过梵文，而汉文次之，至于欧洲等国的文字更是相差甚远。所以在学习时，苏曼殊非常刻苦认真。乔悉磨长老此时也已发现苏曼殊的悟性极高，将来一定会在梵语的研究上有大的成就，于是打算把毕生所学都教授给他。苏曼殊也对长老说，打算学会梵文后着一本《梵文典》，以利于沟通汉梵文字。乔悉磨长老得知苏曼殊这个想法时非常支持，说若能着成此书，对佛教界来说也是件盛事。苏曼殊在盘古的两个月中，乔悉磨长老和他一起草拟了《梵文典》的体例和结构。临别，长老还送给苏曼殊梵文经卷数部，可谓负以重望。

　　苏曼殊下一个朝圣地是锡兰，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佛教南北两支中，南以锡兰为中心传入缅甸泰国等地，甚至印度现在的佛教也是在十九世纪以后由锡兰传入的。所以在苏曼殊看来，要更全面地了解佛教，必须得到锡兰去。

　　锡兰是印度半岛南端，位于印度洋中的一个岛国，是印度洋东西航运的必经之地。曼殊从盘谷出发，经过缅甸，乘船抵达锡兰。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苏曼殊想起了古代的法显和玄奘和尚，想起他们当年跋山涉水的情形，更加坚定了自己朝圣的决心。一踏上锡兰的国土，苏曼殊就感慨万千，凭吊起颓垣断塔：

　　恒河落日千山碧

　　王舍号风万木烟

　　苏曼殊发现这里的 百姓对佛教也十分地虔诚，对出家人更是尊重。

苏曼殊来到锡兰后住在锡菩提寺，他发现这里的僧侣被推为至尊，受到十方供养。一次苏曼殊随寺主在街上行走，百姓们居然争相敬献饭食并且跪拜迎送，而寺主随从却无须答礼，到了后来才知道那些信徒跪拜的是寺主穿的袈裟，那是佛的标志，而并不是僧人的肉身，苏曼殊看后非常感动。在锡兰小住研佛之后，苏曼殊又去了马来西亚、越南，一路上又长了许多见识。比如说在越南，苏曼殊发现出家人受戒时不燃顶，而是在手臂上烙疤。苏曼殊也入乡随俗地到当地的寺庙中重新受戒，臂上留下了疤痕。在一九零四年的夏天，苏曼殊的朝圣之路终于告了一个段落，回到了岭南。回国后，在大家眼中，年轻的苏曼殊显然已是个高僧。

　　苏曼殊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赴上海看望旧友，他以前在日本的一些朋友，比如强行剪去中国留学生辫子的张继，以及黄兴等人，都已聚集在长沙新创办的一所实业学校中任教。苏曼殊不久也到了长沙看望他们，在长沙，好友们轮番相劝，让他留在那，正好可以到当地的明德学校和经正学校任教，苏曼殊见盛情难却就答应暂时应聘。在授课时苏曼殊总是尽心尽责，不过作为一个出家的僧人，最习惯的还是独处，他的同事后来回忆说："

除授课外，镇日不闭户不出。无垢无净，与人无町蹊。娴文词，工绘事，然亦不常落笔，或绘竟，辄焚之。"

苏曼殊还是这么有个性，当然这也许说明了他并不是太想留在这里，做了两个学期教师后，苏曼殊准备回到上海，然后去杭州。

　　在杭州，苏曼殊看到了西湖南岸夕照山的雷峰塔，而塔下有一座白云禅院。禅院被山峦簇拥在白云深处，苏曼殊重回到这幽静超尘的寺院倍感亲切，于是写下了这首不错的七言诗：

　　白云深处拥雷峰，

　　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

　　庵前潭影落疏锺。

　　--《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

　　游完杭州，苏曼殊在入冬时又到了南京。在南京，除了到一些知名的寺院去，他的兴趣还在诗画之上，《登鸡鸣寺图》《为刘三绘纨扇》《终古高云图》都是这个时候的作品。苏曼殊在南京还遇到了好朋友伍仲文，他们一起住在一家由进步知识分子开的江南阅书报社里，在那段时间，他们就佛教和社会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探讨。一九零五年的八月，苏曼殊回到上海，在上海他又结识了高天梅、朱少屏、柳亚子等朋友。尤其是柳亚子，和苏曼殊关系最密切。云游四方的生活让苏曼殊也不会长久地滞留上海，他又想去日本见一见母亲。

　　一九零六年的九月，苏曼殊和陈独秀一起登上了去日本的客船。本想到了日本就可以见到母亲河合仙，但却没有如愿，那个时候河合仙正好去了乡下，这让万里赶来的苏曼殊非常惆怅。不过这次东行，苏曼殊还是有收获的，他翻译了《拜伦诗选》。对于拜伦的诗，苏曼殊非常地喜欢，拜伦蔑视流俗、特行独立，又风情万般、无限深情，这种真性情真本色也是苏曼殊最向往的，而《哀希腊》《去国行》《赞大海》这些名篇，都是苏曼殊在东渡的轮船上翻译的。

　　在日本遇母不成，扫兴的他没住几天，又回到了上海，打算过完年再来日本。在上海的寂静小楼中，苏曼殊继续潜心研习梵文，并且着手编撰《梵文典》，这个时候的生活来源全靠朋友刘三接济。过了新年，他就和刘师培夫妇一起再次赴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梵文典》第一部终于定稿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梵文铅字当时只有欧洲才有，要出版的话非常困难。不过好在此书已写成一部，苏曼殊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些，出版只是个时间问题。

　　上次苏曼殊来日探母不成，这回他是一定要见到母亲才肯罢休。而此时的河合仙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她一个人住在西户部乡下的一间茅舍中，生活异常窘迫。她对儿子的思念也是一日未曾停过。当苏曼殊几番周折来到自己跟前时，两人不禁相拥而泣。曼殊上次见到母亲还是1898年的春天，现在相隔已十年之久，到了一九零七年的夏天，发生了件苏曼殊始料未及的事，母亲河合仙再婚了。新婚的丈夫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富商。结婚之后，他们住到了横滨的南太町家里。

　　到了一九零八年，苏曼殊突然生起重病来，他再次来到东京的智度寺修养，严重的时候还吐血。河合仙听说这个儿子的情况后只身来到东京，说服曼殊到老家逗子樱山小居修养。在逗子老家，苏曼殊见到了自己的小姨，可他并没觉得小姨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而河合若见到儿子激动之余，只能暗地落泪，那眼泪里充满了欣喜和哀伤。不久河合若要先回东京了，她的丈夫仍在海军中做事，临走前河合若邀请苏曼殊这位"侄子"到东京时一定要找她。病好之后，苏曼殊按照留下的地址，特意去拜见了小姨。不知为什么，苏曼殊觉得这个小姨甚至比河合仙母亲还亲切，有无数的话要对她倾吐。这时河合若的丈夫在淀江的军中做事，小姨也带着苏曼殊一起赶到了淀江看望他。

　　看过母亲和小姨之后，苏曼殊在一九零八年的夏天回到了上海，而中秋节他又到了杭州。曼殊对杭州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西湖，在东京时还凭印象画过一幅西湖孤山图。这回苏曼殊看过西湖之后，又来到了那座白云庵里，并在里面住下。这里，苏曼殊见到了已在西湖卜居了一年多的挚友刘三。在曼殊的印象中，刘三是个少怀大志、任侠好义的朋友，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刘三就投身到反清活动中去，还曾组织过革命团体丽则学社。这些年来曼殊与刘三一直鸿雁传书，并有着诗画的往来，友情可谓深厚。

　　在白云庵苏曼殊见过刘三后，又到了韬光庵。此庵地处灵隐寺西北，在唐代时即有盛名。在庵中苏曼殊籍茅为榻垒砖代枕，时时不忘打禅修行。韬光庵也在山中，所以夜晚显得非常寂静，几声鹃鸣更显幽深，这个时候苏曼殊又想起了好友刘三，于是写下了一首诗，打算第二天送给他：

　　刘三旧是多情种，

　　浪迹烟波又一年。

　　近日诗肠饶几许，

　　何妨伴我听啼鹃。

　　--《西湖韬光庵夜闻鹃声柬刘三》

　　修行了一段时间后，曼殊又接到朋友的邀请，让他到南京任教，发出邀请的是一所佛学学校，名叫祗垣精舍。这所学校是中国近代的佛学家杨仁山在南京创办的，而且刚办了不久，他办这所学校是为了向僧侣们传授佛经弘扬佛法。在这所学校中，苏曼殊担任梵文和英文两门课程的老师，教学任务也比较繁重。他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教到中午十二点，培养起佛学人才来算是鞠躬尽瘁。德国的汉学家法兰正好也在南京，他向苏曼殊求教，两人还一起讨论了佛教的问题。开始学校的教员以为苏曼殊是传说中的那种放浪不羁的样子，没想到教学时的他如此严谨敬业。可是一向体弱的他终于病倒了，他咳嗽不止，偶尔痰中还夹有血丝，这正是他以前的老毛病了。到了一九零九年的春天，苏曼殊离开了南京，打算去日本东京修养调整。到了东京，陈独秀已在那开了个梵文讲习班，见苏曼殊来正好，就邀请他到班中讲课。可是这个班级才开了三个月就因为经费的问题停止了，这个时候苏曼殊和陈独秀住在一个名叫猿乐町的地方。猿乐町是歌舞演员居住的地区，这里面有艺妓云集，她们几乎都是日本最好的艺妓。陈独秀当时正感觉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常常将感情寄托在这些歌舞妓身上。陈独秀不仅自己多情，还劝曼殊也要接近女色，甚至劝他还俗成家。苏曼殊谢绝了他的好意，每次遇到明眸皓齿的女子，曼殊总以平常心对待她们，这不是他的无情，而正是他一向对女性的同情，也许他是提升了这种爱，让它上升到慈悲博爱的高度上去了。

　　在一次音乐会上，苏曼殊认识了一位名叫百助枫子的调筝女孩。这个女孩温文尔雅、素静如玉，她踏着碎步缓缓地走上舞台时，苏曼殊就觉得她和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弦索调定后，这个女孩向在坐的听众鞠躬致意，苏曼殊突然发觉她竟没象一般的艺妓在脸上涂满脂粉，真如出水芙蓉。琴声响起，百助枫子演奏的乐曲由浅入深，激起了听者无限的愁绪，苏曼殊似乎也有些心动了。百助枫子也注意到了听众中一位深沉而忧郁，气质不苏俗的男子，他就是苏曼殊。第二天，苏曼殊打听到了这个调筝女的住址，亲自拜访了她。那是个非常简陋的住处，苏曼殊了解到，百助姑娘是被她母亲卖到此地调筝卖唱的，这让曼殊对她产生无限的同情。自此以后，两人成了知音。凡是百助枫子有演出，苏曼殊必去听，而第二天，俩人又定会在她简陋的住处交谈。时间一久，百助对苏曼殊产生了依恋的感觉，她愿以身相许，与他相伴一生。但是苏曼殊不能答应她，因为他早已落发为僧，尽管他心里是多么地爱百助。百助的一腔热情换来的只是两行伤心的眼泪。不过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她能体谅曼殊的难处，于是决定主动离开这里，带着对他深深地又无结果的爱到东京去。临走之前，百助枫子对苏曼殊提出了一个请求，让心上人为自己画一幅像，以作留念。曼殊答应了她，用饱含深情的笔将这位美丽多情又善良的姑娘，画了下来。

　　百助枫子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苏曼殊难道真的不在意她么，不是的，好多年后，他还记得这这位善良的日本姑娘，这段美好而温馨的往事。在《本事诗》的十首诗之中，有两首这样深情地写到：

　　一

　　乌舍凌波肌似雪，

　　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

　　恨不相逢未剃时！

　　二

　　春雨楼头尺八萧，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樱花落满了木桥，苏曼殊惆怅地走过，再不见红叶索诗，再不闻春雨箫声，他唯有把百助枫子永远铭记在心。

　　四

　　一九零九年的八月，苏曼殊回到了国内。小住白云庵之后，他决定要远行南洋，作为一个游方僧，远方总是他最想去的。他要去的南洋国家是爪哇，在太平洋的客船中，苏曼殊把这一年来翻译的英文诗歌汇集成册，定名为《潮音》。他刚翻译过拜伦的诗，现在他又喜欢上了雪莱的诗，在《潮音》的这本册子中，苏曼殊对比了这两位杰出的英国诗人。他觉得拜伦的诗象一种有奋激性的酒，人喝了越多，越会甜蜜地陶醉；雪莱则审慎深思，是一位哲学家的恋爱者，他的一生都在恋爱中寻求涅盘，而苏曼殊自己又是多么象这两位浪漫的诗人。船过香港时，发生了一个奇迹，苏曼殊在甲板上遇见了那位西班牙牧师庄湘老师，他们一见如故。随同庄湘老师的还有他的女儿雪鸿，雪鸿一直爱慕着父亲的这位学生，只是流水有意落花无情，苏曼殊只把这位可爱的西班牙姑娘当作妹妹一样，这让雪鸿的心里非常地难受。庄湘老师理解自己的学生，更理解他的信仰，在新加坡转船回西班牙时嘱咐苏曼殊一定要注意身体，以后还定有机会相见的。在到新加坡的前一天，雪鸿姑娘特意给苏曼殊送来一束曼佗罗花，又奉上一册自己一直珍藏着的《拜伦诗集》，她在这本诗集的扉页中夹着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的反面，深情地写着"曼殊惠存"四个字。曼殊也深为感动，在雪鸿诗集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

　　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临别时三人皆潸然泪下。对雪鸿这位善良温柔的西班牙姑娘，苏曼殊是永生不会忘记的，在后来他写的《断鸿零雁记》中，曾多次地提起她。在新加坡稍做休息之后，苏曼殊来到了爪哇。这个地方处于赤道的附近，炎热潮湿，苏曼殊经常生病，作为一个僧人，他肯定不会在这呆多久。第二年，苏曼殊就从爪哇出发，目的地是佛教圣地印度，那个他好久前就想去的地方。轮船沿着苏门答腊岛，出了马六甲海峡，然后入印度洋。到了印度后，苏曼殊虔诚地朝拜了许多古寺名刹。他还发现与中国莲花只有红白二色不同，印度的莲花有金、黄、紫、蓝等各种颜色，而各种莲花也比中国的大许多而且更香。随后曼殊又在芒碣山寺住了许多时间，这座寺庙也在山里，而山中多是果树，苏曼殊好甜品，每天都采摘许多鲜果食用，非常悠闲。苏曼殊在印度也很谦虚，印度的僧人对他更是尊重，甚至他们将苏曼殊与印象中的康有为比较。这个时候爪哇的朋友又来信，请苏曼殊在回去到学校任教。苏曼殊不能拒绝，在印度朝圣之后，又从原路返回爪哇。

　　在爪哇时，除了授课以外，苏曼殊还从事进行着写作。大约一年时间里，他完成了英译《燕子笺》，又开始了那本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的写作，并且翻译了那本梵文诗剧《沙恭达罗》。而一九一二年的春天，苏曼殊又返回了中国。

　　他回到上海后，受到了好朋友柳亚子等人的邀请，到《太平洋》报社任主笔。还在柳亚子的劝说下加入了著名的"南社"。在报社，苏曼殊遇到了从日本留学刚回来的李叔同，他们两个有着相似的经历，而且最终都与佛有缘，还皆擅丹青。不过曼殊的山水画，多取材于古寺闲僧荒江孤舟，画风萧疏而孤僻；而李叔同性格清淡稳重，擅长花鸟。他们俩全都做着报社的美术编辑工作。

　　柳亚子的朋友叶楚伧久闻苏曼殊的画名，费尽心思要要得到他的画，后来硬是以同为"南社"成员的身份，用小计策把苏曼殊"囚禁"起来，才得到了那幅著名的《汾堤吊梦图》，画作完成之后随即就被李叔同铸版在报上发表了出来。同时也刊出了李叔同一幅用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堪称"双绝"，一时洛阳纸贵。之后，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也被李叔同拿到报社连载，小说写得情真意切，哀婉动人，主人公的遭遇其实就是苏曼殊的经历，刊出反响非常极大，可惜的是报社很快发生了资金的危机，到了一九一二年的十月份终于被迫停刊。

　　此后的一段时间，苏曼殊到了安徽安庆的朋友那里教书，直到第二年的年底，肺脾都严重发炎，每当发病时全身疼痛，无奈只能在十二月份东渡日本养病。到了日本他只是先住在一个旅馆中，后来病情加重才到东京就医。苏曼殊生病期间还去看望了河合若，为她添置了书橱、椅垫等生活物品，这个时候他已知道，这位唤了二十多年的小姨就是自己的亲身母亲。

　　苏曼殊的饮食习惯非常没有规律，遇到爱吃的东西准吃个大饱。比如日本人有吃冰的习惯，中国留学生一般不怎么吃冰，觉得那有碍健康，苏曼殊不但要打破这个陈见，一吃就吃好几斤，对于甜水果吃起来更是没有节制，这也损害了他本就虚弱的身体。

　　五

　　这次苏曼殊在日本的时间最长，一共住了三年。直至一九一六年的春天，他才回到了上海。回国后苏曼殊在杭州结识了国学大师马一浮。马一浮早年赴绍兴参加县试，与鲁迅兄弟同考，结果马一浮的成绩名列第一而鲁迅还排在他后面。后来马一浮又游访过美国，精通西学，不过他认为西学仍不如国学，六艺可以囊括一切学术，是新儒学的代表者，他也早闻苏曼殊的盛名，两人相见恨晚，非常投缘，对苏曼殊，马一浮有这样的评价"固有超悟，观所造述，智慧天发，非假人力"，可见苏曼殊的天才是没有人不佩服。

　　在上海，苏曼殊的肠胃病又复发了，痢疾不止，很快被送进了霞飞医院。孙中山一向对苏曼殊很器重，这一点当时在上海的蒋介石也是知道的，而且蒋介石也非常敬仰这位才名远播的僧人，知道他住院时经济拮据，还让苏曼殊当年的学生陈果夫送去医药费。甚至把他请到自己的家中去住，在蒋的寓所里，苏曼殊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于是被送进了广慈医院，朋友们希望这所医院能挽救住曼殊年轻的生命。

　　苏曼殊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似乎明白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他到没为自己感到伤心，时常想起的只是那句自己曾写过的诗句："众生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作为一个普渡众生的僧人，早已把自己的生死度之以外，众生成佛才是他最大的心愿。

一九一八年的五月二日，苏曼殊被病痛夺去了生命，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除了他的母亲，这一生他确已没什么挂碍了。他走得那么洒脱那么年轻，在人世只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

　　那些朋友都知道苏曼殊生前喜欢杭州，钟情西湖。于是他们在西湖的南岸山脚下，为他选了一块风景优美的安身之地，让苏曼殊可以常与湖山做伴，再不孤寂。

　　后记

　　写一本书好似一次行旅，到了终点该缓口气了，却发现脚下又将是下一个起点，所以后记只是一种了结而非终结。就像行旅者在远乡青山间走了很久，偶遇一座茶亭，那就歇歇脚，坐下来，会心地从茗香清风中品咂来路的艰辛，稍作恢复，便又该启程。

　　创作可以说一项时间的事业，创作本身需要时间，而作品的好坏也需要时间来评断。以后散文还会继续写下去，小说也不会丢弃。写散文是写我想说的话，写小说是替笔下的人物说话，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很多读者在看完我的第二本讽刺小说时给我来信，他们读惯了我那本《山河寂寥》的风格，惊讶一个人怎会写两本差别如此之大的书，一个严肃的散文作者怎会还有尖刻的另一种文风，说有些作家都只写一种风格的文章、一种风格的书，怎么独你左右开弓。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对历史的多情，那么文章必然沉郁恣肆；对现实生活中世情百态的不满，那么文章也自然会尖刻，幽默和讽刺其实也是一种婉转的锋芒。写历史散文是抒胸中之逸气，以及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感情；写讽刺小说，是希望能通过幽默的一面来警示人心，沉淀一下生活中的浮躁。当然，诚如读者朋友信中所说，能驾驭差别如此大的两种风格是少有的，少有不是没有，最近我也当了回责任编辑，替张炜先生看了他将在上海三联出版的《楚辞笔记》，众所周知张炜先生是以《古船》、

《外省书》、

《能不忆蜀葵》等小说名世的大作家，本行是小说创作，没想到国学底子亦非常了得，学术文章也写得出，而且照样写得文采飞扬、潇洒气派，相信一般的酸腐学者看到那本书后自会汗颜。左手右手皆有所擅的例子不在少数，谁也没规定一个作家只能守住一种文体的贞操至死不渝的，文艺女神似乎也更喜欢不专一的创作者，余光中先生说得好，诗歌是他的情人，散文是他的妻子，在创作上他是个多妻主义者。好一个文学的"多妻主义"者!正是有了那不专一和不满足，才能写出出新意的文章，这个观点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当然我似乎也得向读者朋友声明，此借鉴只限于文学创作，要在生活里边实践一下的话。本人不负误导责任。

　　提到这本书，读者也许难以想象，我写这本书的动因之一，竟是因为一首歌曲，此歌以词牌为名，叫《虞美人》。在我还没出生之前的那个年代，这类歌由于歌手来自当时的台湾，代表着与大陆社会氛围不同的流行文化，所以长期被看作"靡靡之音"，可现在回过头去看呢?就说这首《虞美人》，一唱三叹，比起时下浮嚣而吐字不清的流行歌曲，不知品位要高多少。当然这也和词作者有很大的关系，他毕竞是那位才华绝代的南唐后主李煜。我们知道，无论宋词清词，都是可以用来唱的，但由于时代的迁易，与词相配的曲调早已湮灭于时间的洪流，甚至有些不知名的词根本就从没被配过曲。我们大多数的后人接触的，只能是传之于书册的平面文字。而在这里，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后主词的那种出自本真的哀婉凄怨、离愁别恨、家国之痛完全被优美的旋律演绎了出来。接着我便有了书写李煜的冲动，这也是此书以他开篇的原因，随后陆陆续续又想起了一些值得写的文人，比如晚唐的李商隐、宋末的文天祥、清初的纳兰性德等等。他们多是历代的文章高手，他们才华绝世却又都命运多舛。几乎每一个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传奇，怎能不让我虔诚地拿起笔，对他们人生作一番解读?他们的川行华章、升沉荣辱让我无法不为之惊叹和感动，写到他们的伤心处，也不禁眼角湿润、搁笔沉思。这些文人每一位都经历过人生的大悲喜，有几位更是生时凄凉、身后寂寞。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是以自己的一枝孱弱之笔，记录下他们在历史长路中的侧影，而侧影的远处，却早已是西风残照、斜阳如凝。

　　最后，还需感谢我的老师和朋友，余秋雨先生的秘书金克林先生，以及中国社科院的白烨先生，他们对我的创作都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和关心；作家出版社资深编辑王为建先生，更是为此书倾注了不少心血；还有一直关心支持着我的广大读者朋友们，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宋浩浩

　　2005年10月于上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