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孙子》：兵以诈立
作者：李零
第一部分
自序(1)
一
西谚云，战争是死亡的筵席（War is death feast）。
还有什么动物，比人更残忍，饥餐渴饮，自相残杀，
至今想不出办法，可以制止它。
以暴易暴，怨怨相报何时了？
可是，我们还要活下去——别被我们的同类吃掉。
兵法是生存哲学，我这么想。
葛兆光说，李零有兵法，时常拿我打镲。
他请我到清华演讲，特意向学生这么讲。
司马迁说，孙膑、吴起不会保护自己，
就像商鞅和韩非，作法自毙，下场很惨。
中国，玩兵法于生活者太多，我是虽讲而不会用。
《孙子》是一部兵书。
但《孙子》不仅是一部兵书，还是一部讲中国智慧的书。
智慧是个中性词汇，可以做各种解释，
学以致用不是学以致庸。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部生意经，或传授阴谋诡计的书，那就错了。
有人说，华人最滑。
其实，聪明过头，就是傻。
谭嗣同说，“众生绝顶聪明处，只在虚无飘渺间”（七律《题江标修书图》）。
最近，“尊孔读经”又成热门话题。
这对中国的形象是帮倒忙。
我的看法，中国的经典，不是没人读（五四以来，一直有人读），而是经典的概念发生变化，读法和以前不一样，用不着哭天抹泪，说不读经典，就天塌地陷、亡国灭种，更不必瞎扯，人家的文明走进死胡同，非得求咱们拉一把，看在孔子的面上。
五四以来，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提高了诸子的地位，五经也各得其所。
这是好事。
如《诗经》，现在多放在文学专业，和集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尚书》、《左传》，也放在历史专业，和史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易经》、《论语》和《孟子》，则放在哲学专业，和《老子》、《庄子》搁在一块儿讲。三礼，王文锦先生讲课，是在我们的考古系。
经典，当一般古书读，本来就五味杂陈，是个大杂烩。近代，大卸八块，解构重组，这很正常。不是不读，而是换个方法读。
另外，打利玛窦来中国，400多年了，咱们的书，不光中国人读，外国人也读，比如国外的书店，汉籍之中，译本最多，要数《老子》、《周易》和《孙子》。《论语》是咱们的看家宝，翻译最早，但广大外国老百姓，读者寥寥，反而排在这三本书的后面。
道理何在，值得思考。
近代，有个毫无道理的说法，一直有人讲：
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
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
现在的道德，更是糟之又糟。
贪官豪夺，奸商巧取，
老百姓也无心学好（光靠勤劳，只能当“杨白劳”），
良心都揣在了裤裆里。
当年，西方初遇中国，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比如黑格尔讲中国哲学，第一是《论语》，第二是《周易》，第三是《老子》。三段论，排在前头的，最低级；排在后面的，反而高级。他最看不上《论语》，说这本书，一点哲学味道都没有，读过原书，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为他老人家的名誉着想，要是他的书从来没人翻译，就好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译《哲学史讲演录》，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一卷，119—120页……
西化后的中国，我们有了“哲学”概念，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概念。
1930—1934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一上来，先讲取材标准，什么是哲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上册，25—27页……日人高濑武次《支那哲学史》为兵书作提要，特别推重《孙子》，冯先生以为大谬。他说，兵家著述是哲学以外的东西，本书不能收，书中没有《孙子》。1962年，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才把《孙子》收进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197—201页……
兵法里面有哲学吗？
北魏，魏太祖不懂中国书，他问李先：“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说：“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魏书·李先传》）。这是尊孔读经风气下的传统说法。
然而，1984年，李泽厚先生写了篇文章，叫《孙老韩合说》李泽厚《孙老韩合说》，收入所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77—105页……他说，从孙子到老子到韩非子，“由兵家到道家到法家再到道法家，是一根很有意思的思想线索”，中国思想，从《孙子》的军事辩证法发展为《老子》的哲学思想，从《老子》的哲学思想发展为《韩非子》的帝王术，最后到《韩非子》，才“益人神智”，一字一句，“多么犀利、冷静和‘清醒’，然而又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汉以来的儒家，外面是儒术，里面是这类东西，《易传》代表的儒家世界观是继老，汉儒的统治术是承韩。
在他看来，中国智慧是孙子的遗产。近来，何炳棣先生再申此说何炳棣《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收入所著《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1—35页。，也强调了《孙子》的重要性。
李先生说，《老子》受《孙子》影响，《易传》受《老子》影响，只是假说，未必被普遍接受，也很难被证明，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是最高屋建瓴、洞察隐微，启发我们做深入思考的卓见，难怪屡被引用。
今天，读经典，有两本书不能没有，一本是《孙子》，上面说了，最有智慧，百代谈兵之祖；一本是《老子》，教我们放下“人”的架子，别跟人逞能，要谈宇宙人生，老子天下第一。
这两本书很短，都在五六千字左右，连读带讲，一学期，正好。还有一本，也很短，是儒经中的《周易》，但《易经》本身，离开《易传》，也就没意思，加上《易传》，字数也不少。数术无经典，《易传》很重要，研究中国的自然哲学，它是必读书。《论语》，我也很重视，没有理由不重视，但不是学哲学，也不是学道德（我有《论语》讲义，另外讨论）。这书的篇幅大了点。上面三本书，《孙子》、《老子》和《周易》，全都加起来，才顶得上一部《论语》。其他子书，多是皇皇巨著，不选没法讲。
《孙子》不是经典，什么是经典？
二
说起讲授《孙子》，我想向读者做点介绍，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讲课经验。
我是1985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北京大学，早先没有讲课的经验，头一回在北大讲课，就是讲《孙子》。北大，我是外来户。古文献，我是外行（原来是学商周考古和古文字）。人太嫩，名太小，地位一点没有。
1986年，备课一年，我开始试讲，讲授对象是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人很少，大概只有十人左右。当时，出于对北大的敬畏，我想学术一点。我给他们讲银雀山汉简，讲《孙子》中的疑难点，但效果不理想。
第二堂课，课堂里只剩两个学生。一个是中文系的学生，叫韩振宇，后来在某家报社当记者。他来，是代表其他学生跟我宣布他们的决定。韩说，同学们反映，您的课太深，听不懂，他们不打算再来听课，委托我跟您讲一声，我们都很忙，以后就不来了。
这是我头一回上课，头一回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能说什么呢？人家不爱听，总不能拉着别人听。
走就走吧。
还有一个学生，叫魏立德（Francois Wildt），岁数跟我差不多，法国来的，留在教室里，不肯走。他说，老师，他们不听，我想听。我说，就俩人，还占这么大个教室，太没意思了。你要听，就到家里来吧。
那阵儿，我还住人大林园六楼我父母家里。没房，学校不分，我也不要。除了上课，不去学校。现在正好，彻底不去了。每次上课，魏立德都很守时，总是提前一点到，不到正点不上楼。我从窗子往外瞧，他在树下抽烟。
后来，他成了专家，真正的专家。他翻译过《三十六计》，在法国卖得很好。在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中，他最懂法国理论，也最通中国兵法。特别是他讲奇正的文章，是理解最深刻的一篇（参看本书第七讲）。
1989年以前，学生经常不听课，在宿舍睡大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课堂里稀稀拉拉。他们还喝酒，我带的那个班，他们就拉我到宿舍喝酒。后来，发生了“柴庆丰事件”，学校规定，酒不能喝了。但毕业是例外。为了庆祝，他们照例要和老师撮一顿。我记得，有一个班，他们拿啤酒一杯一杯灌我，碰杯时，总是说，谢谢您教我们兵法。我头有点重，但不及于乱，回家还能骑自行车，天不旋，地不转。
我觉得，他们只是客气。
这是往事，走麦城的事。
卖个破绽给你听。
凡是上我的课，我的态度一贯是，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人来人去两由之。
有个学期，我做过试验，把《孙子》课扩讲，不光讲《孙子》，还讲其他兵书，学生不多。
那学期，有两个外国学生听课，一个是美国人，叫郭锦（Laura A.Skosey）；一个是加拿大人，叫江忆恩（Alastair I.Johnson）。郭锦曾带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到我家谈话，看我和魏立德一起用英文翻译《孙子兵法》的讨论稿。后来，他做了一个新的《孙子兵法》译本，参考银雀山汉简的译本。在申谢中，他说他曾受益于我。江忆恩，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书，我在美国，跟他通过电话。1995年，他写过一本讲明代战略文化的书。他说，西方人一直有个印象，中国传统，重视战略防御，崇尚有限战争，低估“纯暴力”，其实，它还有另一面。我的印象是，中国传统，确实不够凶蛮，但也不是“和平鸽”。
再往后，现在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罗斌（Robin McNeal）也听我的课，他在美国也讲兵书。
中国学生，我只辅导过顾青，研究《尉缭子》；还有张大超和田天，研究《六韬》。日本来的石井真美子，写过不少研究《孙子》的文章，最近也来听我的课。
1989年、1990年和1992年，我参加过三次《孙子兵法》研究会举办的国际研讨会。这最初的三届，我都参加了。在会上，我认识了不少军队学者，如军事科学院的吴如嵩、于汝波、黄朴民、刘庆等先生。地方学者，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杨炳安先生，北京的穆志超先生，齐鲁书社的李兴斌先生等，也是在会上认识的。还有吴九龙先生，以前就认识。军事科学院组织的《孙子兵法》研究会，要我担任理事，但我尸位素餐，以后的会议，全都没参加。
我喜欢业余身份。除极个别有东西可看、有消息可听的会，我已不参加。
陆达节以后，许宝林、杨炳安、穆志超、于汝波先生，他们对文献著录的考证，对后学贡献较大，可惜不在了。
国外，对兵书感兴趣，有几位学者，我比较熟悉，如叶山（Robin D.S.Yates）教授和石施道（Krzystor Gawlikowski）教授。他们都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六分册（讲军事技术）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有三位，还有一位，我不认识。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教授的书，《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也很有意思。我从这些学者，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叶山教授的书，我在这部讲义的第五讲引用了他的成果。
二十年过去，我讲过多少回《孙子》，已经记不清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感觉一天一天好起来。
一是手中有书，心里不慌。我出了两本书：《〈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和《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这两本书，对有关研究做了全面清理，基础是有了。最近，中华书局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稍加修订，取名为《〈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进行再版，是本书的研究基础和辅助读物。
二是对时间的掌握，对语速的控制，比以前好一点。《孙子》只有五六千字，一堂课只有四五百字，稍微发挥一下，时间就满了。不能讲太多，也不能讲太少。有书，用不着满黑板抄。
三是我爱离开书本，东拉西扯。故事会，学生喜欢。北大老师，有经验之谈，千万不能编教材，教材出版之时就是课程结束之日，有书，学生不爱听，老师没法讲。我的理解不一样。我不怕出书。没书，一定要讲出本书；有书，正好神游物外，可以离开书本，讲很多有关的话题。课下读书，课上吹风，各有各的用。
我也是学生。
我是我最好的学生。
现在，学生很多，教室里，装不下，即使凑热闹的人走了，也还是很多。每次讲完，他们都给我鼓掌。
但我对自己还很不满意，原来的书，是基础和毛坯，文献学的基础是有了，思想文化的东西还展不开，上课全凭一张嘴。
我不相信自己的嘴。
写作新书，我也考虑过，但不是眼前这本书，而是一九九九年许的愿，我要写本叫《兵不厌诈》的书。我想，同一主题谈两遍，是精力的浪费，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中华书局的领导徐俊先生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整理。上个学期，他几次来北大，安排樊玉兰女史（本书的责任编辑）来我校听课，随堂录音，进行整理，让我非常感动。我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就算练手，朝目标再挪一步吧。
我这本小书，重点是讲兵法中的哲学：一是兵法本身，二是兵法中的思想。为此，我在书中加进了有关的军事知识，还有思想史的讨论，内容比以前丰富，结构比以前清晰，讲法也轻松愉快。
希望读者喜欢它。
2006年6月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第一讲《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1)
我们的前两讲是序说，主要是介绍情况。
孙子其人，我不讲。因为史料太少，没什么可讲，讲也是司马迁那几句话。社会上，争故里，瞎编胡说太多，一写一大本，都是骗人。
我只讲书。
在第一讲里，我先介绍一下咱们要讲的这本书。主要讲一下《孙子》的历史，特别是它的经典化。这种历史，稍微有点枯燥，我劝大家要有耐心。它是一扇门，门是关着的。打开这扇门，你会发现，里面的院子很大，房间很多。
（一）《孙子》是一部兵学经典
中国的古书很多，现在怎么读古书，读哪些书，是个大问题。过去，因为西化的压力太大，启蒙的呼声太高，鲁迅故意说，青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他劝伏案功夫未深的朋友，根本不必读线装书，非读不可，与其读经，不如读史，尤其是野史和杂说，读了才知道，中国历史有多么烂。这是一个极端。最近，风水倒转，有人又提倡读经，而且是少儿读经，少儿背经，从娃娃抓起，连蒙学课本都搬回来了，目的是借中国文化，重扬我大汉天声。这是另一个极端。两种态度，互相顶牛。
我认为，古书还是可以读一点，但不能代替今书。古典就是古典，就像供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我是隔着玻璃柜欣赏。现在，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结构已发生变化，经典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我认为，即便读经，也不必是原来的读法。首先，中国经典，不止儒经，还有其他很多宝贝，要读，不能光读这些。其次，经书，五经、九经、十三经，有早有晚，诸子百家熟知的六艺之书，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典化。经典化就是古董化。如《诗》、《书》、《易》三种，早就是古董，汉代，大人都读不懂，何况少儿乎？汉代小学，主要读蒙学课本（识字课本），即《苍颉》、《急就》，和《三字经》、《百家姓》差不多。这些读完了，再读点德育课本，《论语》、《孝经》。《论语》、《孝经》，本来是子书，汉代不算经，只算传记。传记和子书同类，也叫诸子传记。五经太深，小孩不读。我看，今天读古书，子书更适合。如果读，不妨从《史》、《汉》入手，由《史》、《汉》进读子书，由子书进读更难的书。让小孩背诵，还不如背点诗词。
西方人读中国书，他们有挑选。书店里，我国典籍，名气最大，是代表中国智慧的三本书：《老子》、《易经》和《孙子》，很多老百姓的家里都有这几本书。孔子是咱们中国的大名人。人，他们都知道，但书不一定读过，主要还是汉学家的读物。四百多年来，主要是了解中国特色的读物。汉学家一直想弄明白，《论语》的格言，淡流寡水，玄机何在，琢磨来琢磨去，老是不得其解：论道德，未见高明；讲哲学，无从下手。《论语》翻译虽早，不如这三种有名。
参考近代中国的知识背景，也参考西方汉学界的阅读趣味，如果让我选先秦经典作阅读课本，不是给小孩读，而是给大学生和研究生读，我就选四本书：《孙子》、《老子》、《易传》和《论语》，或再加一本，是《诸子选萃》。前三本书，内容精彩而篇幅有限。《孙子》约6000字，《老子》约5000字，各用一学期，足以毕之。《论语》，篇幅大一点，约15000字，讲两个学期，也差不多够了。《孟子》、《荀子》、《墨子》、《管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也有很多好东西，但篇幅太大，只能选。
兵书，中国古代遗产，数量很大，粗略统计，先秦到清代，有四千多种。兵书有兵书的经典。宋元丰年间，立武学，刻武经，《武经七书》是当时的武学经典。它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宋以来，凡是应武举的人，都是拿这七本书当军事教科书。七书中，《孙子》是第一。
《孙子》是一部兵书，但不是一般的兵书，而是讲有战略高度，带哲学色彩，侧重于运用之妙的兵书，在兵书中地位最高，是经典中的经典。
《四库全书总目》说，它是“百代谈兵之祖”，一点不错。下一讲我还要提到，这本小书，就是放在全世界，也是头一份。这不是吹牛。
（二）《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
《孙子》的经典化，有个过程，它从众多兵书中脱颖而出，很早。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讲一下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孙子》的历史地位是什么样。
为了帮助大家记忆，我用从一到七这七个数字来串连我们要讲的内容。
一：兵法源于军法（先秦）
我们先讲“一”。兵法的源头是什么？过去，我有一个说法，“兵法源于军法”。军法就是这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一”。这里，我说的军法，是军中的一切制度和规定，不光指杀人，“推出辕门斩首，军法从事”；兵法，也非泛指一切兵书，而是专指讲谋略的书。
西人所谓谋略（stratagem），分战略（strategy）和战术（tactics）。战术是讲战斗的指挥艺术，战略是讲战争的指挥艺术，用下棋打比方，前者是每一着、每一步怎么下，后者是全局怎么下。克劳塞维茨说，军事艺术分广狭两种，广义的军事艺术是指组建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狭义的军事艺术，则是作战方法，即部署和实施战斗的方法。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源头？因为大家老是忘本：一切我们称为玄妙的东西，其实都是来自最普通的东西。现在我们称作兵书的书，主要是讲谋略，即狭义的军事艺术，但它的来源却是广义的军事艺术。广义的军事艺术在哪里？在军法里。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中国早期的书是写在竹简上。竹简上的文字，很多都是官文书，都是档案，即和政府的管理活动有关。军事方面的文书也不例外。这些书，记录很具体。比如打仗，总离不开人和武器。武器要登记，有兵器簿。人也要登记，有伍籍类的花名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就是军法所关心。敦煌汉简、居延汉简，都有这类东西。上孙家寨汉简，就是讲军法军令。早期文书，商周时期写在竹简上的东西，我们还没发现，但从汉代文书推想，早期的情况应该差不多。有人猜，商周时期，我们就已经有兵书，如果他指的是军法类的官文书，那还说得过去，但要说当时就有专讲谋略，专讲用兵方法，像《孙子》这样的兵书，我不相信。我相信，军法和兵法，一定是军法在前，兵法在后，就像《诗》、《书》在诸子之前。从道理上讲，情况一定如此。
战国以来，军法和兵法是并行的东西，但谁是源，谁是流，要分清。打仗，总是有兵在手，才谈得上用。军法讲什么？就是讲如何“有兵在手”。军事的第一要素是人，是人组成的军队。军队是怎么征集上来？征集上来，怎么按一定的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各级编制有多少人？配备什么样的军官？这是第一件事。其次，有了人，还要把他们武装起来，配备战车、盔甲、盾牌和各种武器，人要吃饭，马要吃草，给养怎么解决。这是第二件事。最后，什么都有，还要训练他们，让他们上下协同，熟悉武器，熟悉号令，熟悉阵法，熟悉军中的各项规定，什么该赏，什么该罚。这是第三件事。这是用兵之前的“开门三件事”，古代和现在都离不开。军队的征集，军队的组建，军队的管理，军队的后勤保障，军队的技术训练，这些规定，统统属于军法。另外，我国军法，还有很多临时性的规定、补充性的规定，是叫军令。
早期军法是什么样？《司马法》是唯一的标本。这部书，今本是选本，只有5篇，都是讲和用兵有关的大道理，比较接近后世兵书的概念，但西汉晚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的《司马法》有155篇，我们从佚文看，主要是讲军事制度。上述大道理都是从制度中抽出来的，内容侧重于治兵。我估计，早期兵法，主要就是讲治兵，用兵是从治兵发展而来，这是兵法和军法的中间环节。《司马法》的“法”，汉代《军法》的“法”，都是军法。《尉缭子》的“令”，都是军令。古书中的法令，有些还是设计出来，并未实施的东西，但它们的性质摆在那里，明显不同于专讲谋略的兵书。
现在的古书，容易造成错觉，早期军法亡佚，制度的东西不知道，好像兵法是脱离制度而独立的东西。讲兵法，我们有《孙子》、《吴子》，但早期怎么打仗，是一笔糊涂账。搞影视的人很苦恼，他们要想拍个电影、电视剧，当时人怎么打扮，穿什么，戴什么，手里拿什么家伙，不知道；怎么营兵布阵，怎么野战攻城，也不知道。有关文献，宋以前很少，全靠想象。有点文物参考，也不够用。我们的古代，成天打仗，什么玩意儿没有？但东西就是保不住。传世的东西极少，即便有点出土发现，也破破烂烂。中国军事博物馆，古代部分，我看过，文物太贫乏。我们要想找点感觉，只能看宋《武经总要》、明《武备志》，知识全是晚期的。现在研究科技史，比如火炮，就是看这两本书。
军法的存在，提醒我们，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光凭兵法就能打仗。
宋以来，兵器、制度、阵法，全是当时的，但兵法是古典的，时代有断层。但我相信，战争的基础，晚期战争必备的要素，早期战争也不能少。缺了这些，就没法打仗。
兵法不是无源之水，不是无根之木，如果把军法抽掉，编制不知道，兵器不知道，阵法不知道，什么具体东西都没有，兵法就成了游戏。
古代军法，《司马法》已残剩无几；汉《军法》，也只有佚文，很可怜。我们只能拿晚期军事制度往上推，从考古发现找一点线索。但道理摆在那里，这样的东西是基础。
西方军事传统，他们没有像样的兵法，但推崇实力。他们重财力、重兵器、重技术、重制度、重训练，看重的正是最基础的东西。
任何兵法都离不开这些扎扎实实的东西。
二：军法生兵法，兵法包括治兵和用兵（春秋战国）
“二”是说军法生兵法，兵法包括治兵和用兵。兵法，英文叫art of war，直译是战争艺术。他们的art是方法、技巧和技术，“美术”（fine art）、“武术”（martial art）和“房中术”（art of bedchamber）的“术”，全是这种东西。“兵法”的“法”和“军法”的“法”，咱们中文都叫“法”，但性质完全不一样。军法，英文叫military law，law是法规。这些法规，都是硬性规定，一条条写下来，叫人照章办事，军令如山，不能想改就改。可是兵法的法不一样。它是指挥艺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要的就是不循常规，不依常法。
李小龙，截拳道，下手特别狠，出脚特别快。他在香港拍电影，不幸短命夭殇，死葬西雅图，我曾两次凭吊。他的墓碑，上面有两行字，“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中国兵法，靠的是“兵不厌诈”。“兵不厌诈”，就是无法之法。如果照字面直译，“用兵最讲用诈，诡诈越多越好”，似乎不能曲尽其妙。我以为最好的翻译是“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
军法和兵法，正好相反。军法讲的是法度，兵法讲的是兵无常法。现在称为兵法和兵书的东西，名称很模糊，其实，它是以谋略类的兵法为主，军法军令类的东西，有点，但保留下来，很少。
用兵的前提是治兵，治兵的结果是用兵，治兵和用兵不一样，但谁也离不开谁。
《宋史·岳飞传》，宗泽夸岳飞，说他“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但怕他太爱“野战”（这里的“野战”是指乱打），打起来，没有章法，“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你猜岳飞怎么说？他说，阵法当然要有，“阵而后战，兵法之常”，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怎么用，是另一回事。
兵法的特点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它是一定基础上的胡来。没有基础不行，没有胡来也不行，和艺术的道理一样。
三：先秦兵书的三大经典和三大类型（春秋战国）
我要讲的“三”是先秦兵书的三大经典和三大类型。
春秋战国，国家很多，各国有各国的兵书。北方有秦、晋（韩、赵、魏）、齐、燕，南方有楚、吴、越。但成就最突出，是北方的齐、魏、秦三国。三国之中，又以齐国的兵法最发达。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汉志》著录的兵书，差不多都谈到了，大家可以找来看。这里长话短说，我只着重说一下，先秦兵书，经历史淘汰，还剩哪几种，咱们的家底是什么。
我先说齐。
齐是周天子的舅氏，外姓中与王室经常通婚的一支。齐的开国之君是有名的太公。周文王、周武王克殷取天下，有不少外族谋士，太公最有名。传说，他在渭水边上钓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文王思贤若渴，总算找到他，他有一肚子阴谋诡计。战国和汉代，凡讲阴谋诡计的，都拿他当祖师爷。《太公兵法》就是托名于他。这是西周时期齐国的大名人。
春秋时期，和军事有关，齐国还有两大名人，一是春秋中期，齐桓公的名臣管仲。今《管子》中的《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九变》，原来单行，《七略》收为兵书；二是春秋晚期，齐景公手下管军事的司马穰苴，他的兵法在古本《司马法》里。
还有，就是被称为孙子的孙武和孙膑，孙武有《孙子兵法》（《吴孙子兵法》），孙膑也有《孙子兵法》（《齐孙子兵法》），都叫《孙子兵法》。孙武的活动时间是春秋末期，早一点。孙膑是战国中期齐威王时的人。
战国中期，齐威王时，齐国国力最盛，学术最发达。齐威王下令整理齐国的军法，把司马穰苴的兵法放在后面，号称《司马兵法》或《司马法》。我怀疑，《太公兵法》、《管子》中的兵法，还有《孙子兵法》和《司马法》，都是这一时期整理出来的东西。
齐国的兵法为什么发达？可能和山东人的某些特点有关。中国的文艺作品，语言是地区符号。知识分子，小白脸，娘娘腔，说上海话；做买卖的说广东话；油嘴滑舌，流氓，说北京话；老农民，说山东话、山西话、陕西话。今天的山东人，影视、相声和小品，形象是老实巴交，特别憨厚。但古人，说法不一样，“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舒缓阔达而足智”，“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汉书·地理志下》）。齐人鬼大，原因有二，一是齐擅鱼盐之利，商业发达，做买卖的心眼活；二是齐为东方大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战国中期，齐都临淄是国际性的大都市，稷下学宫是国际性的学术中心，知识分子扎堆，他们的脑瓜特别灵。
兵法，是事后诸葛亮，往往是打了败仗才一个劲儿地琢磨，光会打仗写不出，没有智慧也不行。
齐国的兵法最发达，保留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
齐国的邻居，燕国也有一部兵书，叫《苏秦》。余嘉锡考证，今《鬼谷子》是汉代《苏秦》三十二篇中的一部分。《苏秦》是传太公术，可以归入《太公》一系。
另外，应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把《孙子兵法》归入齐系统。孙武的兵法，不是应该归入吴系统吗？我把我的考虑说一下。
我有两个考虑。第一，孙武入吴，在吴做事，可以称为吴孙子，但他本来是齐人，学术渊源是齐国；第二，先秦的《孙子兵法》，本来是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合称，《汉志》把这本书一分为二，《吴孙子》是《吴孙子》，《齐孙子》是《齐孙子》，把他们区别开来，但他们俩是一家之人，两本书是一家之学。早期的“孙、吴之术”，“孙”是两个孙子，孙武和孙膑。
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田忌问垒》篇有一条残简，说“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智（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老孙家的学问固然是在吴越出的名（“明”有显赫之义，这里是出名的意思），但写出来是在齐国。我一直怀疑，老孙子的东西，很可能是出于小孙子的整理，并且和小孙子的东西一起传世，就像《司马穰苴兵法》是附《古司马兵法》而传，广义的《孙子兵法》还是成书于齐国，带有齐特点，属于齐系统。
下面，再说魏。
魏是三晋之一。晋是周成王时就已立国。东周，周天子从陕西搬到河南洛阳来，是靠晋、郑保护。郑是执政大臣，在畿内有封地，春秋早期，活跃过一段，后来衰落。长期拱卫京师的，是晋国。春秋晚期，晋是北方的超级大国，楚是南方的超级大国，战车最多，军队最庞大。
岳麓书院，门口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曾国藩以来的湖南，人材济济。当地特产是革命家，国民党，共产党，两边都有。但春秋时期的楚，主要是湖北一带。楚国出贤大夫，但经常叛逃，主要是上晋国。晋国是当时的“美国”。这叫“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春秋晚期，晋、吴是一拨，楚、秦是一拨。南北对抗，主要是晋、楚之争。
晋国很重要。
晋国的兵书有《孙轸》（先轸的兵法）、《师旷》、《苌弘》，都已失传。
战国时期是兵书的黄金时代，三晋仍很重要。早期，三家分晋，魏国最强大；中期，齐国最强大；晚期，秦国最强大。魏国曾显赫一时。
魏国的兵书，有《吴起》、《李子》（李悝的兵法）、《尉缭》、《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兵法）。流传后世的，是《吴起》和《尉缭》。
同属三晋的韩、赵，也顺便说一下。
韩国没有兵书传世。
赵国，战国晚期，也是军事大国，它有两种兵书，一是今《荀子》中的《议兵》篇，原来也是单行，《七略》收为兵书；二是《庞煖》，庞煖是赵孝成王的将军，号称临武君。他的老师是楚国的鹖冠子。《庞煖》只有三篇，今《鹖冠子》有《近迭》、《度万》、《王》、《兵政》、《学问》、《世贤》、《武灵王》六篇，内容是记庞子问兵于鹖冠子。庞子即庞煖（《武灵王》作庞焕，陆佃注说煖“或作焕”，但又说“庞焕盖煖之兄”）。这六篇东西，或与《庞煖》有关。
三晋之外，北方的军事大国，还有秦国。秦有《公孙鞅》（商鞅的兵法）、《繇叙》（由余的兵法），没有留下来。
楚国兵法有《楚兵法》、《景子》、《蒲苴子兵法》，也都亡佚。但《鹖冠子》，其中有谈兵的内容，如上言庞、鹖问对，还有《世兵》篇，都是谈兵，《七略》也列为兵书。
吴有《五子胥》（伍子胥的兵法），越有《范蠡》、《大夫种》（文种的兵法），都是托名吴、越两国的名人。
南方的兵书，大多亡佚。只有《五子胥》，两《唐志》还有《伍子胥兵法》，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六有《伍子胥水战法》的佚文。
另外，出土发现，也有一些兵书，如《吴孙子兵法》佚篇、《齐孙子兵法》（即《孙膑兵法》）、《地典》、《守法》、《守令》、《王兵》、《奇正》、《盖庐》、《曹沫之陈》等，我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做过介绍，可参看。
上面说的《议兵》，是记赵孝成王时，荀卿和临武君的辩论。这篇东西，等于一篇军事评论，它对战国的军队做了比较和总结，值得一读。
荀子是赵国人。三晋地区，儒学发达，刑名法术之学也发达。他是儒家，但不是一般的儒家，而是制度派的儒家，讲帝王术的儒家。韩非、李斯都出自他的门下。荀子老寿，活了九十多岁，整个战国晚期，他都见过。他是当时的国际学者，在临淄的稷下学宫留过学、讲过学，三为祭酒，是学宫的主持人，等于齐国科学院的院长，他还游历过秦国和楚国，东西南北，全都转过，见多而识广。
荀子的辩论对手是临武君，他和荀子辩论“兵要”。临武君推崇孙、吴之术，荀子不同意。他把古今的用兵分为三等，上等是三代的王者之兵，中等是春秋的霸者之兵，下等是战国的盗兵。他骂盗兵，但给我们介绍了这些虎狼之兵。盗兵分三等，谁最厉害？荀子的说法是，齐国的军队不如魏国的军队，魏国的军队不如秦国的军队。总之是东不如西。语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后汉书·虞诩传》），东边的人文化高，西边的人能打仗。
战国的兵法，情况正相反，是西不如东。孙子比吴起出名，吴起比商鞅出名。有学问才有好兵法。
上面，我们说，齐国兵法最发达。齐国兵法是以《孙子兵法》、《司马法》和《太公兵法》为代表。这三本书，又以《孙子兵法》最著名。
《孙子兵法》是讲谋略的代表，《司马法》是讲军法的代表，《太公兵法》是依托文武阴谋取天下的故事，有点像老农民听说书，把《三国演义》当阴谋诡计的教材，是更通俗也更神秘的兵法。它们是先秦兵书的三大经典，同时，也代表了早期兵书的三大类型。兵书的经典化，这三本书是核心。
魏国的兵法，《吴起》属谋略类，与《孙子兵法》齐名，《尉缭》讲制度，则和《司马法》类似，只有两个类型。
阴谋类的兵书，是齐、燕的特产。
先秦兵书，主要是这三个类型。
四：兵书四种（西汉）
还有一个知识，大家应该有，是“兵书四种”。“兵书四种”就是“四”。
上面，我们讲先秦兵书，有很多种。这些兵书往下传，秦代的情况不清楚。但西汉的情况，我们知道一点。
西汉时期，官方对兵书有三次整理（《汉志·兵书略》）。
第一次，是汉初张良、韩信的整理。据说，一共有182种书，最后选了一下，留下35种。
张良是韩国贵族，热血青年，博浪一击，天下震动，是个全国通缉的要犯。他跟刘邦起事，当画策臣，经常在刘邦身边，躲在中军大帐里，拿几根算筹（急了也用筷子）为刘邦擘划，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类似诸葛亮，是个军师谋士型，专为刘邦出大主意的人。
韩信，淮阴人，出身卑贱，是亲自在前方带兵打仗，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百战百胜的布衣将军。
李靖说，上面提到的三大经典，正是二人所学，张良是学《太公兵法》，韩信是学《孙子兵法》和《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张良学《太公兵法》，据说是由一位号称黄石公的白胡子老头秘密传授。阴谋诡计，还是老头子会讲。《太公兵法》是《太公》三书的一部分。《太公》三书，一种叫《谋》，一种叫《言》，一种叫《兵》，《太公兵法》就是其中的《兵》（司马迁是叫《太公兵法》，见《史记·留侯世家》）。《太公》三书是阴谋大全，治国用兵，马上马下，全都涉及。他在刘邦身边当画策臣，这种兵书最有用。
韩信学《孙子兵法》和《司马法》，和他的身份也很合适。他读《孙子兵法》，是用来带兵打仗。我们读《史记》，不难发现，他对此书很熟悉。《司马法》，讲制度，对他也很有用。汉初的制度建设，靠四个人，“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军法是由韩信定。他读《司马法》，和制定军法有很大关系。汉《军法》，还有佚文保留，有些内容，如军制，不是讲汉代制度，而是讲先秦制度，就是抄《司马法》。司马迁所谓“申军法”的“申”，含有承继沿用之义。
总之，他们看重的还是三大经典。汉代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这三种书，特别是《孙子兵法》和《太公兵法》。
第二次，是汉武帝时杨仆的整理。整理的起因，是吕后当政时，国家收藏的兵书，被吕家的人偷走，残缺不全。汉武帝即位后，命军政杨仆查一查，敛一敛，看看还剩多少，该补什么。杨仆整理后，写了一本目录，叫《兵录》。此书已经亡佚，书中到底有多少种，班固没有讲，只说“犹未能备”。
杨仆，《兵书略》说他的职务是军政。军政，即军正，是古代军中负责执法的官员。此人即《史记·酷吏列传》中的杨仆。汉代的酷吏是法家的嫡脉。杨仆，宜阳人，买千夫爵为吏，当过御史，当过主爵都尉。汉武帝征南越、东越，拜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史记》的《南越列传》、《东越列传》）；征朝鲜，和左将军荀彘争功，被荀彘绑起来。他们回国后，都被查办，荀彘弃市，他也是死罪，花钱赎身，免为庶人（《史记·朝鲜列传》）。杨仆什么时候当军政，《史》、《汉》二书都没讲，估计是在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武帝征南越之前。
第三次，是汉成帝时任宏的整理。这次整理，是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他把古书分成六类：六艺、诸子、诗赋，他自己校；兵书、数术、方技，找专家整理。兵书，找的是步兵校尉任宏。步兵校尉，是北军八校尉之一，负责戍卫京师，把守上林苑门。《汉书·哀帝纪》说绥和元年（前8年）任宏还升官当了执金吾，相当卫戍部队的总司令。这次整理的结果，写进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我们已经看不到。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汉志·兵书略》。《汉志·兵书略》著录的兵书有56种，原来有66种。
这次整理，最值得注意，是任宏把兵书分成四种，即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李靖说的“三门四种”，“四种”就是这四种（《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任宏整理的兵书，说是四种，其实是两大类。权谋、形势，讲指挥艺术，战略战术，这是一类；阴阳、技巧，讲天文、地理、兵器、武术，属军事技术，是又一类。它们的区别是什么？以后还要谈。以下各讲，我把《孙子》十三篇分成四组，第一组的三篇和权谋有关，我还要谈权谋；第二组的三篇和形势有关，我还要谈形势；第三、第四组的七篇，因为涉及阴阳、技巧，阴阳、技巧的概念，也会插着讲。这里先简单解释一下。
权谋，是讲计谋。计谋有大小，权谋是大计。大计是战略，处理的是战争全局。战争全局，和政治有关，和战前的计算和实力准备有关。战争全局，无所不包。这类兵书，带综合性，战术和技术，也有所涉及，就像医经可以包括经方、房中和神仙家说。我们说的三大经典，都属这一类，《吴起》也是。
形势，概念很复杂，暂时不往深里谈。我想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最形象的一句话，来描述形势。形势是什么？就是兵力的配方，这里多一点，那里少一点，有虚就有实，有众就有寡，怎么分配，奥妙无穷。大计和小计，权谋是大计，它是小计。形势是因敌制宜、因地制宜的各种对策，好像医生对症下药开药方。它的特点，是遇什么问题，讲什么对策，解决战斗中的实际问题。权谋讲战略，它讲战术。战术的要求，是机动、灵活、快速、多变，一是运动，路线和速度怎么样，二是打击，是不是意外和突然。诡诈，绝对不可少。先秦的形势书，多已散亡。《汉志·兵书略》的形势类有《尉缭》（三十一篇），《诸子略》杂家也有《尉缭》（二十九篇）。今本《尉缭子》是哪一种《尉缭》，一直有争论。其实，我们看原书，它是兵书，很明显。两种《尉缭子》，只剩一种，应该放在哪一类？只能是兵家。《隋志》和两《唐志》放在杂家，恐怕不对。今本《尉缭子》，后半部是讲军令。古代兵书，讲军法军令的书比较特殊，在兵书中很难归类，讲谋略，它不是；讲技术，它也不是。《司马法》，讲军法，本来在权谋类，班固觉得别扭，把它搬走，当礼书。《尉缭》，讲军令，原地不动，可能是无法转移，其他各类都不合适。我怀疑，任宏的考虑，是以军法拟权谋，军令拟形势，所以把《司马法》归入权谋，《尉缭》归入形势。其实，它并不是一般的形势家言。真正的形势家言，《汉志》中的书，一本也没留下来。我们要研究形势的概念，只能看《孙子》的有关论述。
阴阳，是数术之学和阴阳五行说在军事上的应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靠这种学问。阴阳是讲人以外的东西。比如，古代军人要学式法、风角、鸟情、五音、占星候气、推算历日、选择地形，等等，不是与天有关，就是与地有关，里面既有科学，也有迷信，是个大杂烩。现在的军事气象学、军事地理学，有关知识，属于这一类。它和一般的数术书，其实没有截然的界限，特别是讲式法、风角、鸟情、五音的书。《兵书略》的这一类，多已散亡，几乎全靠出土发现。只有《地典》，银雀山汉简有，属于亡而复出。
技巧，和人有关，和武器的使用和军事训练有关。比如城守、水攻、火攻、武术和军事体育，全都和人有关。古代武术，原来叫技击。徒手，拳击叫手搏，摔跤叫角牴。器械，有剑道和射法。军事体育，则包括射箭、投壶、蹴鞠、博弈等游戏。蹴鞠是足球，博是六博棋，弈是围棋。这类古书，年代早一点，多已散亡，但《墨子》城守各篇还在，是古技巧家说的经典之作，国内没人理，国外很重视。
任宏的分类，《别录》、《七略》的分类，《汉志》有些改动，一是把权谋类的《司马法》归入《六艺略》的礼类，改叫《军礼司马法》，不再当兵书；二是把《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即《荀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墨子》中有单行本的兵书，加以省并，只保留《诸子略》中的全书；三是在技巧类加了《蹴鞠》一书。
西汉兵书，有《广武君》（李左车的兵法）、《韩信》、《李良》、《丁子》、《项王》（项羽的兵法）。李左车、韩信、张良、项羽，都是楚汉战争中的风云人物。这几种兵法，都没有保留下来。唯一保留下来的，反而是和张良有关的《黄石公三略》。张良是著名军事家，他是太公术的汉代传人。汉以来，《太公》在续写，黄石公的书也在续写。很多书都托名太公和黄石公。
任宏的分类，为我们划出了后世兵书的基本范围，也排出了四类兵书的长幼尊卑。权谋最尊，纯用古典，越古越好，后世保存最多；形势，也很重要，但不如前者，大多亡佚；阴阳、技巧，很多是随作随弃，后世保存最少。我国传统，尚谋轻技，和这种阅读结构有关。
五：五大经典和曹公五书（东汉、三国和魏晋）
“五”是什么？是先秦留下的五部兵书和曹操整理的五部兵书。
先秦兵书，传到西汉，主要是五部，即三大经典，《孙子兵法》、《太公》三书和《司马法》，外加《吴子》和《尉缭子》。
这一时期，诸子中的兵书，已不算兵书。
曹操整理的兵书也有五部。
东汉时期，中国社会很乱。三国，魏晋南北朝，更是天下大乱。这种乱，不是一般的乱，而是人心思乱，大家一块儿作乱。上面乱，下面也乱，里面乱，外面也乱。俗话说，乱世英雄起四方。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群雄并起，好像街头流氓火并，一定要掐出几个最大的头。《三国演义》，说破英雄惊煞人。天下英雄，“使君与操”，当然还有孙仲谋（第二十一回）。“英雄”这个词，出自《六韬》，《三略》反复说，《三国志》和该书裴松之注频频引用的《英雄记》，更是不绝于耳，很有时代特征。《三略》流行于东汉、三国，“英雄”是流行术语。曹操，文韬武略，都是一流，难怪苏东坡说，“固一世之雄也”（《前赤壁赋》），鲁迅也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大众心理不同，专疼倒霉蛋，他们受《三国演义》误导，又替刘备着急，又为诸葛亮下泪，恰好中了正统史观的奸计。王莽是外戚，不是东西；曹操是宦官的孙子，也好不了，这是偏见。他们只承认许劭许子将的评语，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英雄也是个奸的，京剧扮相是白脸。
曹操是大军事家，不但善于用兵，还读过不少兵书，写过不少兵书。《三国演义》讲张松献地图，有一段故事，根据是《太平御览》卷三八九引《益部耆旧传》。《益部耆旧传》只说杨修拿曹操的兵书给张松看，张松过目成诵，没说曹操剽窃《孙子》。小说添油加醋，有歪曲。张松说，你这本《孟德新书》，是曹丞相剽窃《孙子》十三篇，《孙子》原书，我蜀中三尺小儿都会背，只能瞒足下（第六十回）。这是
作者瞎编。实际上，曹操不但没剽窃《孙子》，还对整理《孙子》有大功。
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子》，其实就是靠曹操传下来的本子，第一个给《孙子》作注的，也是曹操。他的书叫《孙子略解》，原书有序，保存在《太平御览》卷六○六中。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认为《孙子》是所有兵书中写得最好的一部，但原书无注，读不懂，篇幅太大，让读者不得要领。所以，他只给《孙子》十三篇作注，其他东西，剔除。曹操如果真想偷《孙子》，何必多此一举，一边偷还一边注，说原书怎么怎么好，这不是太愚蠢了吗？可见这都是小说的编造。
曹操对整理古代兵书有大功。东汉、三国时期，他的整理最关键。大众喜欢诸葛亮，拿他当中国智慧的象征。其实，在军事史上，他比诸葛亮重要得多。
曹操整理兵书，有如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独尊儒术，不是废弃百家，而是把百家摆在儒家之下，起陪衬作用。曹操也是这样，他独尊《孙子》，也是把其他兵书摆在《孙子》的下边。
曹操整理过的兵书，我叫“曹公五书”。它们是：
（1）《孙子略解》（两卷）。即上所说《孙子》十三篇的注本，今存，注文很简短。
（2）《太公阴谋解》（三卷）。可能是注《太公》三书中的《谋》，已佚。
（3）《司马法注》（卷数不详）。是《司马法》的注本，有佚文。
（4）《续孙子兵法》（两卷）。可能是《孙子》十三篇以外，其他《孙子》书的选编，既包括《吴孙子兵法》的佚篇，也包括《齐孙子兵法》。杜牧说，《孙子兵法》原来有“数十万言”，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孙子》序），剩下的《孙子》书怎么办？看来不是扔掉，而是另编一书。《续孙子兵法》，就是这样的书。
（5）《兵书接要》（有一卷、二卷、三卷、五卷、七卷、九卷、十卷等不同的本子）。此书有许多不同叫法，如《兵法接要》、《兵书捷要》、《兵书略要》（或《兵书要略》）、《兵书论要》（或《兵书要论》）。孙盛《异同杂语》说，“（太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此书是古代兵书的选本。我们从佚文看，它也包括《孙子兵法》的佚文。
除整理古代兵书，曹操还有自己的兵法，叫《魏武帝兵法》或《魏武帝兵书》，俗称《曹公新书》（有一卷和十三卷两种）。上面说，《孙子略解》太简略，杜牧说，他是十句话注不了一句，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全面注《孙子》，“惜其所得，自为《新书》”，好东西是放在自己的书里（《孙子》序）。这本书，就是曹操自己的著作。《孙子·作战》张预注引过它。
曹公五书，后世散亡，只有《孙子略解》保存下来，但曹操的整理，有重要意义。
第一，是独尊《孙子》。
第二，他只给三大经典作注，说明这三本书最重要。
第三，他把汉以来很庞大的《孙子》书做了区分，只为十三篇作注，不为其他《孙子》书作注，但也不把它们废掉，而是另编一书，可能既包括《吴孙子兵法》的佚篇，也包括《齐孙子兵法》，他的独尊《孙子》，其实是独尊《孙子》十三篇，无形中，已经降低了其他的《孙子》书；
第四，除三大经典，其他兵书，他做了删选。
他为兵书排座次，是在所有兵书中，突出三大经典；三大经典中，突出《孙子》；《孙子》中，突出十三篇。
这个“三突出”，对兵书存废起了很大作用。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黄石公三略》在这一时期很流行。
当时，《三略》是新典，不是古典。我说的五大经典，还没包括这一种。
六：六大经典和《孙子》六家注（南北朝和隋唐）
“六”是六大经典和《孙子》六家注。
六大经典是《孙子兵法》、《太公》三书、《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和《黄石公三略》，即五大经典加《三略》。
（1）《孙子兵法》。不管一卷本，两卷本，还是三卷本，都是十三篇本，同于《孙子略解》，而有别于曹操编的《续孙子兵法》和其他挂孙子之名的单行本，如《孙子八阵图》、《孙子战斗六甲兵法》、《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孙子兵法杂占》、《吴孙子三十二垒经》。前者是走上坡路，越来越突出，成为经典，后者是走下坡路，逐渐归于散亡。
（2）《太公》三书。是单本流行，《谋》变为《太公阴谋》（《七录》是六卷本，《隋志》是一卷本，曹注是三卷本），《言》变为《太公金匮》（《隋志》是两卷本），《兵》变为《太公兵法》（《七录》是三卷本和六卷本，《隋志》是两卷本和六卷本）。还有《太公六韬》（《七录》是六卷本）和其他托名太公的书。《六韬》，《庄子·徐无鬼》已有这个书名，只不过是作《六弢》。《隋志》的《太公》三书是《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太公兵法》，两《唐志》的《太公》三书是《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太公六韬》。《隋志》的《太公兵法》和《太公六韬》都有六卷本。我很怀疑，《太公六韬》是《太公兵法》的另一种本子。这是《太公》三书中专门讲兵事的一种。后来的《太公》书，只剩这一种。今本《六韬》也是六卷。
（3）《司马法》。《隋志》和两《唐志》只有三卷，和今本卷数一样，显然是删节本。
以上三种是齐系统的三大经典。
（4）《吴起兵法》。地位不如前三种。《隋志》有贾诩注《吴起兵法》，只有一卷，肯定是删节本。两《唐志》没有吴起的兵法。
（5）《尉缭子》。地位也不如前三种。这本书，性质很复杂，学者有争论。《汉志》有两部《尉缭》，兵书《尉缭》（二十九篇）和杂家《尉缭》（三十一篇），这两种《尉缭》，篇幅差不多，大概都是五六卷的样子，什么关系，不清楚。《七录》，兵书有《尉缭子兵书》（一卷），杂家有《尉缭子》（六卷）。《隋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两《唐志》，也只有杂家《尉缭子》（六卷）。今本《尉缭子》是五卷，只有二十四篇，比《汉志》的两种《尉缭》都要小一点。它的前十二篇是泛论兵事，后十二篇是讲军令，很明显是兵书。
（4）（5）两种是魏系统的兵书。
（6）《黄石公三略》。今天读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但东汉时期，借太公、黄石公和张良的大名，《三略》是时髦书（《七录》、《隋志》、两《唐志》都是三卷）。《七录》有《张良经》（一卷），“与《三略》往往同”，大概是《三略》的另一种本子。两《唐志》也有《张良经》（一卷），以及《张氏七篇》（七卷，题张良撰）。南北朝和隋唐，托名黄石公的书很多，这是太公书的余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汉以后，诸子中的兵书已不再单行，但《隋志》有《老子兵书》一卷。唐人王真说《老子》的每一章都是谈兵（《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毛泽东很欣赏。看来，这种读法早就有，并不始于王真。
曹操整理的五部书，加上他的《新书》，也是六部书。它们的命运怎么样？这也值得注意：
（1）《孙子略解》。一直传世，后世《武经七书》本的《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中的曹注，都是来自此书。
（2）《太公阴谋解》。南北朝和隋唐的《太公阴谋》，有一卷本、三卷本和六卷本，三卷本就是他的《太公阴谋解》，两《唐志》的《太公阴谋》就是三卷本，当时还在。
（3）《司马法注》。见《文选》引用，可见南北朝还在。
（4）《续孙子兵法》。见《隋志》和《新唐志》著录。
（5）《兵书接要》。见《七录》、《隋志》和两《唐志》著录。
（6）《曹公新书》。见《隋志》著录（一卷），两《唐志》不载，但《日本国见在书目》仍有（十三卷）。
这六种书，隋唐时期还在。
三国以来，注释《孙子》，有魏曹操，梁孟氏，吴沈友，隋张子尚、萧吉，唐李筌、杜牧、陈皞、贾林。但沈友、张子尚、萧吉的注都已失传，其他都在《十一家注孙子》内，我叫“六家注”。
曹操注，有一卷本、两卷本和三卷本。特点是简明。此书有影宋本《孙武司马法》（可能是元丰初刻本的残本）中的曹注本，和《十一家注孙子》不同，我在《〈孙子〉古本研究》中利用古书引文做过集校，可参看。
孟氏注，两卷。孟氏，生平不详，旧题“梁孟氏”，只是因为他的书见于《七录》，《隋志》便题为“梁有”。他的注，见于《十一家注孙子》，比曹注更简，话很少。
李筌注，三卷。李筌著有《太白阴经》，精通兵学，包括兵阴阳，晁公武说，他“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郡斋读书志》卷三下）。《孙子》中，凡涉及兵阴阳，可看他的注。
杜牧注，三卷。杜牧是有名的诗人，他的注属于文人谈兵。他嫌曹注太简，注释比较详细。晁公武说，“世谓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他的注，特点是爱引战例，“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将有取焉”（《郡斋读书志》卷三下）。
陈皞注，三卷。陈皞，生平不详。他对曹注和杜注都不太满意，晁公武说，“皞以曹公注隐微，杜牧注阔疏，重为之注云”（《郡斋读书志》卷三下）。
贾林注，三卷。贾林，生平不详。
另外，《通典·兵典》大量引《孙子》，附有杜佑注。佑书抄撮群书，为之注，并非专门注《孙子》，可以不算。如果加上杜佑注，唐代的注家就有五家。杜佑注，我在《〈孙子〉古本研究》中也做过集校，可参看。
旧注，只有曹注和杜佑注可以校。
关于《通典》，我想就中华书局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王文锦等校点）说两句话。第一，这个本子是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校以宋明善本，这是倒着校，如果以宋本作底本，当更存原貌，更有条理，还可简化校语；第二，《孙子》杜佑注，《十一家注孙子》是抄《通典》的《兵典》，因为该书是集注本，位置和词句都有所变动，但中华版以《十一家注孙子》中的杜佑注为准，反过来改《通典》，此亦欠妥。
剩下的注，大家只能看《十一家注孙子》。
曹操、孟氏的注，我叫“前唐注”，李筌、杜牧、陈皞、贾林的注，我叫“唐四家注”。
七：《武经七书》（宋元明清）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孙子》版本，典型版本，其实只有三种，一种是影宋本《魏武帝注》本（《平津馆丛书》本），一种是宋本《武经七书》本（有日本静嘉堂文库本），一种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本（有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本）。三种也可以说是两种。《魏武帝注》本，是《武经七书》元丰初刻本的残本，与白文本的《武经七书》是同一系统。
宋朝，是兵书经典化的终结，《武经七书》的出现是它的标志。我说的“七”，就是指《武经七书》。它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这七本书，是由先秦齐系统的三大经典，加先秦魏系统的《吴子》、《尉缭子》，加西汉的《黄石公三略》，加唐代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而构成。
《武经七书》，是国子司业朱服和武学教授何去非奉宋神宗诏校定。他们定下来的《武经七书》，基本面貌是：
（1）《孙子》。三卷，十三篇，是曹操传下来的本子，面貌与银雀山汉简本相似，可见是最早经典化的本子。
（2）《吴子》，二卷，六篇，隋代已经是节本。宋晁公武说，当时的《吴子》是“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郡斋读书志》卷三下），即唐代的改编本。
（3）《司马法》。三卷，五篇，隋唐以来流行的本子都是三卷本，估计早就是节本，大量讲制度的文字都被删掉。此书，三国，魏有贾诩注；宋代，也有吴章注，均佚。
（4）《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宋代新编的古书，其材料来源是个谜。李靖是唐代的大军事家，他的兵书，两《唐志》只有《六军镜》一种，《宋志》则增加《阴符机》、《韬钤秘术》、《韬钤总要》、《卫国公手记》、《兵钤新书》、《弓诀》六种。这些书都已亡佚，无从判断它的取材。大家都知道，元丰三年（1080年）刻武经，《武经七书》中的这一种，其实是新书。熙宁初年，神宗已下诏校定李靖兵法，说“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嫌《通典》中的官名、物名已经过时，军人读不懂，所以是甩开《通典》，另外编书。过去，学者都说《问对》是阮逸伪造，真李靖兵法是《通典》的引文。如清汪宗沂的《卫公兵法辑本》，就是以《通典》的引文为主。其实，《问对》是故意不收《通典》中的东西，不能因为不收，就说是假的。阮逸伪造说，出陈师道，来源是苏洵、苏轼和苏轼的学生何去非，他们只是怀疑猜测。卫公之书，当时很多，只不过没有一个是汇集各书的全本。此书可能是个选本或改编本，但不一定是伪书。皇帝下令编的书，怎么好随便造假。此事和政治斗争有关，难免掺杂偏见，下一讲还要说到。
（5）《尉缭子》。五卷，二十四篇。
（6）《黄石公三略》。三卷，分上略、中略、下略。
（7）《六韬》。六卷，每一韬是一卷。银雀山汉简、八角廊汉简有《太公》古本，其中与今《六韬》有关的文字，面貌差距很大，《群书治要》引《六韬》和敦煌本《六韬》也不同于今本《六韬》。《六韬》也是一个改编本。
《武经七书》是刻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但《太平御览·引书目》有《兵法七书》，可能是它的前身。《兵法七书》和《武经七书》可能不完全一样。比如《问对》，可能就是重新整理。
宋代的注家，主要有四家：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
梅尧臣的注，三卷，原有欧阳修的序。
王皙的注，三卷，对原文有校正。
何延锡的注，三卷。何延锡，生平不详。
张预的注，三卷。张预，字公立，北宋东光人（今河北东光县人），生平不详，除《孙子》注，还有《百将传》，在名将传类的古书中，它是第一部。
这四家注，我叫“宋四家注”，单行本都已亡佚，只能看《十一家注孙子》。《十一家注孙子》，后面还附有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郑友贤，生平不详。《遗说》也不是专门的注。
《十一家注孙子》，也叫《十家注孙子》，“十家”是前唐二家注，加唐四家注，加宋四家注。“十一家注”是再加杜佑注。元明以前的旧注，凡是留下来的，几乎全都进了此书。
（三）最低限度参考书
研究《孙子》，书很多。我读过的书，绝大多数不值得读。过去，我写《〈孙子〉古本研究》和《吴孙子发微》，是替大家看书。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中毒不可免，但没有必要再重复。书，总是越读越少，而不是越读越多。少则得，多则惑。
（1）著录。过去的参考书，主要是陆达节的《孙子兵法书目汇编》（重庆：军训部军学编译处，1939年）和《孙子考》（重庆：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现在找书，可以看两本书，一本是于汝波主编的《孙子学文献提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一本是穆志超、苏桂亮主编的《著述提要》（收入邱复兴主编的《孙子兵学大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八册）。
（2）文本。从前，善本是公私秘藏，不易见，清孙星衍刻的本子就是最好的本子。三类版本，他刻过两种，一是刻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二是刻《孙子十家注》。此人对《孙子》情有独钟。他姓孙，自称“孙武之后”，有光宗耀祖的巨大动力。研究《孙子》，清代学者，他功劳最大。前书，我们要感谢他。因为该书原本已经失传，他的本子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后书，早先，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不易见，明本（一般叫《孙子集注》，有谈恺本和黄邦彦本）也不易见，孙星衍发现明华阴《道藏》本，赶紧印，是最普及的本子，现在有宋本，可以代替它，但以前是独一份。《武经七书》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印的日本静嘉堂文库本，这个本子和《魏武帝注》本是出于一系，有《魏武帝注》本，也可以不读它。现在，研究文本，可看我的《〈孙子〉古本研究》。宋以前，简本和古书引文，我做了全面搜集和分期排队，极便参考。宋以来，典型版本，我也做过横向比较。相比之下，《魏武帝注》本最好。宋以后，都是重复，不必校，不必读。
（3）注本。过去读《孙子》，主要是军人。他们读的都是《武经七书》。学者盛称的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和赵本学《孙子校解引类》，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都是属于这个系统。这些书，除了研究学术史，没有太大价值。清代，考据学发达，但《孙子》没人理，没有一流学者做深入研究。孙星衍也没有注《孙子》。他们的注，也多半不必读。我认为，读旧注，还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最好。另外，我的《吴孙子发微》，是全面研究《孙子》的文本演变，针对所有疑难词语做深入考证，并附有白话翻译的书，也是便于参考的注本。《〈孙子〉古本研究》的下编还汇集了我历年考证《孙子》文本和词语的有关文章，是写作《吴孙子发微》的素材和研究基础，请参看。
（4）校勘。清代学者没人理，国家图书馆有个王念孙校本，只是过录本，我看过，没什么价值。清代，贡献最大，还是孙星衍。孙氏校勘《孙子》，方法很对，主要是据类书引文，研究早期面貌。宋以后的情况，杨炳安《孙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做过全面调查。他的工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我们理出两大版本系统，二是在客观上证明，宋以下的版本，其实不值得校勘。我在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对校勘也进行了总结这两本书，均已收入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拙作《〈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一书……
读《孙子》，基础的基础，是五件事：第一是细读原典，第二是精研旧注，第三是考证源流，第四是分析结构，第五是解决词语上的难点，读不懂的词语，别轻易放过。
除我在《吴孙子发微》中提供的书目，大型参考书，还有两种，可供查用，但价格比较贵。一种是《孙子集成》，24册，谢祥皓、刘申宁辑，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一种是《孙子兵学大典》，10册，邱复兴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以上，是就《孙子》谈《孙子》。
如果大家对《孙子》比较熟了，我建议，大家可以读一下《武经七书》的其他几种，还有上面说的其他兵书，包括出土的兵书。明茅元仪说，《孙子》写得最好，其他兵书，不过是《孙子》的注疏（《武备志》卷一《兵诀评》序）。明李贽的《孙子参同》，就是把其他兵书，还有史书中的战例，分门别类摘出来，用来注《孙子》。这个读法很好。
另外，我们真想从《孙子》学点什么，特别是学它的兵术和思想，还要把它放进军事文化史和思想史来读。这是下一讲的内容。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1)
《孙子》的读者很多，各种各样。读者不同，兴趣不同，读法也自然不同。军人有军人的读法，文人有文人的读法，其他人有其他人的读法，古今中外不一样。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读法。
这里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一）传统军人的读法
《孙子》是一部兵书。兵书主要是军人写的，也是写给军人看的。
历史上，《孙子》的读者主要是军人。如宋代武举，既考马上马下，武功如何；也考《武经七书》，文章如何。《七书》的第一部就是《孙子》。
兵书本来是写给军人看的，但很多军人都不读书，更不用说读兵书。
军人读兵书，最看重用。他们的读法，一是喜欢直接读原文，读书不求甚解，比如宋以来的《武经七书》，就是这么读，白文无注；二是有注，也力求简明扼要，比如元丰初刻本的《武经七书》，原来有曹注，曹注非常简短；三是不尚空言，注重实例，老师教学生，喜欢援引战例，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来讲话。
战史是用流血的经验写成，战例对军人最有用。读兵书，从战例入手，是对头的。
汉朝读《孙子》，最出名，莫过韩信。他行师用兵，常活用《孙子》（《史记·淮阴侯列传》）。但当时的军人不一定读。如骠骑将军霍去病，汉武帝教他读“孙、吴兵法”，他就不读，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当时读兵书，很重史书中的战例，和欧洲的传统差不多。如光武中兴，立大功的冯异，这个征西大将军，原来是读书人，就以精通《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而出名（《后汉书·冯异传》）。三国，吴将吕蒙，本来不读书，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太忙，没时间，不读。孙权说，我又没叫你死抠经书当博士，从前，光武帝也忙军务，却手不释卷，人家曹操，年纪一大把，也老而好学，你还不给我赶紧去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还有三史（即《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他叫吕蒙读的，也是兵书和战例。吕蒙读了，简直好像换了个人，鲁肃夸他学问大，不再是以前的“吴下阿蒙”，他自己也说，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孙权出富春孙氏，号称孙武之后（《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他喜欢读兵书，要部下也读。
兵书有用，但怎么用是大问题。用得不好，还不如不读。
（二）传统文人的读法
兵书是什么人写的？主要是军人。但古代也有其他人写兵书，不一定全是职业军人。比如，《墨子》讲城守的各篇，还有《荀子》中的《议兵》，汉以来都认为是兵书，就不是军人写的。宋代的文人，也经常掺乎军事，有些作品，就是出自文人的笔下。文武有分工，其来尚矣，但自古军中就有文职，摇羽毛扇的军师谋士和带兵打仗的人不一样，张良、诸葛亮型的人，古人叫“画策臣”，现在叫参谋，他们都是很有知识的人，很会动脑筋的人。现代指挥人员，也是从军校毕业。兵书的
作者还是要有点文化。它的读者，也有一些是文人，特别是关心军事的文人。
文人读《孙子》，特点是咬文嚼字，一字一句，抠得细，讲解词义，分析内容，比军人强。他们喜欢读有注的《孙子》。比如，宋代的《十一家注孙子》，搜集历代注解，就是文人的读物。其中很多注，都是文人写的，或很有文化的人写的。旧注，唐四家的杜牧，宋四家的梅尧臣，都是有名的文人。
文人谈兵，大家喜欢说“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明清小说经常这么讲，意思是，文人不懂军事，只会说，不会干。这种说法，很明显是贬义，但它出现比较晚，明清以前，好像没有这种说法。什么叫“纸上谈兵”？大家举例，总是拿赵括当典型。司马迁说，赵括的爸爸赵奢是赵国的名将，秦国怕他。赵括从小读兵书，谈起军事，以为天下没人比得上他。他和他爸爸辩论，他爸爸都辩不过他。但他爸爸看得很清楚，兵事凶险，这小子太狂，把它看轻了，并不认为他真懂兵法。赵奢死后，秦国散布谣言，说我们最怕赵括子承父业当将军，使赵国上当。他妈妈劝赵王千万不要让他当将军，赵国的另一位大将廉颇也说，他是“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都不同意让他当将军，但赵王不听，结果就发生了秦军败赵于长平，40万人被活埋的惨剧（《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赵括光会读书，没有带兵和实战的经验，随便换人，随便改规矩，又不知道怎么应付战场上的千变万化，误不在书而在用。文人好读书，但照搬书本的，未必是文人。从早期制度看，肯定不是文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文人，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魏源说，“今日动笑纸上谭兵，不知纸上之功，即有深浅，有一二分之见，有六七分之见，有十分之见”（《圣武记》卷十二）。兵书都是“纸上谈兵”（但赵括的时代还没有纸），有的写得好一点，有的写得差一点，关键是怎么用。书是书，用是用，不能混为一谈。
文人谈兵，害国误国，也有。但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主要问题出在政治，出在政治上的瞎指挥。这种问题，宋以来最突出。
宋代有意思。宋太祖出身军人，赳赳武夫，马上得天下，反而提倡偃武修文。他是有感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兵连祸结，对国家为害太大，才痛下决心，让笔杆子管枪杆子。以文制武，以文代武，就是当时的“政治挂帅”。明代，太监当政委，也是宋代就有的制度。文人不懂军事，但比军人懂政治。乱世靠军人，承平靠文人。承平之世，军队的作用是警察，分散各地，用于剿匪，维持治安，这是双刃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岳飞冤死风波亭，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历史遗产。宋代的安定团结是获福于此，屡战屡败也是埋祸于此。问题最大是中御之患。宋代猜忌武人，监视武人，什么都不放心，临阵才授锦囊妙计和阵图，能不打败仗？
宋代，朝廷重视军事，是被逼无奈。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从此边患无穷，才出现“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宋代注解《孙子》的，很多都是那时的文臣（《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庆历三年（1043年），立武学，刻《武经总要》，也是针对边患。立武学属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当时，文臣捣乱，说学学古名将就得了，何必读兵书，故武学三个月就被撤销。《武经总要》是曾公亮和丁度编的，他们也是文臣。
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年）再立武学，是第二遍。《武经七书》就是武学的教本。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朱服、何去非奉命校刻《武经七书》，他们也是文臣。当时，武学归国子监管。朱服是国子司业，相当于今教育部的副部长。何去非是武学博士，相当于今军事科学院的教授。何去非写《何博士备论》，是讲当时的“政治挂帅”，深得苏轼赏识，但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两次请苏轼上书，推荐他转文职。宋以来，文人在武人之上，武举和文举没法比。文人谈兵，注重治兵，讲来讲去，无非是士兵要听将领的话，将领要听天子的话，一切命令听指挥。当时，刻《武经》，立武举，是模仿读书人。但骂《孙子》无用、兵书无用的也是读书人。军人不读书是不行了，但兵书和打仗脱节是大问题。打仗是一回事，武器、制度、训练，是新一套；读书是又一回事，完全是古典。真的打起来，大主意是皇上和皇上身边的人拿，没人管兵书怎么讲。当时打败仗，责任在皇上和文臣，不在军人。苏洵讲治兵，说带兵打仗有什么难，不过如“贱丈夫”管下人、丫环、小老婆（《嘉祐集》），苏轼讥评孙武，也说“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苏轼集》卷四二《孙武论下》），都说丘八不懂政治。但政治是文人搞坏的。
文人批评武人，喜欢拿三代王者之兵、春秋霸者之兵压战国兵家，拿《司马法》压《孙子兵法》。这是典型的宋代偏见。后世怀疑《孙子》，这类批评是源头。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有所谓熙宁新政，立武学，刻武经，都在这一段。苏洵、苏轼和何去非，都属于反对派。他们的议论，他们的怀疑，可能和政治斗争有关。背景复杂，值得研究。
这是历史上的情况。
下面，我再讲一下现在的风气，看看我们现在是怎么读《孙子》。
（三）《孙子兵法》和应用研究
什么叫“应用研究”？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出版的《孙子兵法大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七册的第一部分，即杨善群主编的《拓展借鉴》。这里面，政治统御、商业竞争、企业管理、金融投资、外交艺术、教育教学、科技创新、卫生医疗、体育竞技、积极人生，真是应有尽有。但当今所谓“应用”，主要还是赚钱。兵法可以赚钱，以前想不到。现在读《孙子》，这是主流。
现在的读者，圈子比以前大，军人以外的读者，数量激增。现在不打仗，但他们比军人还讲用。特别是商人，特别是一般民众。《孙子》普及，大家都来读，当然是好事，但糟糕的是，它被滥用。大家放着原书不读，光讲用，想起一出是一出。什么股市搏击大全，情场决胜指南，简直成了狗皮膏药、万金油。大家都是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像林彪说的。那劲头就像古人说的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我不喜欢这一套。这是军人读《孙子》的现代变形。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
商场如战场，大家挂在嘴边，常说。用《孙子兵法》做买卖、管员工，很时髦。1984年，有三个中国人，李世俊、杨先举、覃家瑞，他们合编了一本书，《〈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据说，用《孙子兵法》讲企业管理，这在我国是头一部。但在日本，这类学问早有，上世纪50年代就有。
我记得，十五年前，有个日本商人，叫服部千春，来中国宣传他的研究。《孙子兵法》研究会的头两次会议，第一届（山东惠民，1989年）和第二届（北京，1990年），他出过钱，领导接见合影，他总是站在中间。据说，他的员工，每天上班，先要背《孙子兵法》。第一次会，在山东。山东特产是圣人。他到山东，先拜孔子，再拜孙子。孙子的老家在哪儿？好几个地方在抢。他是在惠民拜孙子。会上，主持人说，我们听说，您是靠《孙子兵法》赚的钱，您能给大家讲讲您是怎么用《孙子兵法》赚的钱吗？他说，对不起，这是商业秘密，不能讲。
日本尚武。二次大战，日本战败，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把武士精神用在商业上，是再自然不过。日本最早提倡这类研究的人，很多都是前“日本鬼子”。大桥武夫是前陆军中佐和东部军的参谋，武冈淳彦是前陆军中将。他们都是放下屠刀，马上赚钱。这种活学活用很可笑，但影响非常大。因为中国也无仗可打。改革开放，我们也是全民经商，做买卖的风气很浓。老板办班，《孙子兵法》是热门话题。有人起哄，说什么全世界都在学《孙子》，这是潮流，《孙子》出在咱们中国，但“《孙子》学”在人家日本，日本已经抢在前头了，欧美也在跟着学，咱们不学，那可就晚了……
《孙子》热，除经商本身，还有个热点，是阴谋诡计。这个热点和前者也有关。很多人把《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搁一块儿读，摊书和电视都跟着炒。有一次，给老板上课（北京大学哲学系安排的），我讲半天，他们坐不住，问我为什么还不进入正题。我说，什么是正题？他们说，《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什么关系。我说，一个两千年前，一个两千年后，没什么关系，“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无中生有”、“笑里藏刀”、“顺手牵羊”、“浑水摸鱼”、“偷梁换柱”、“指桑骂槐”，这些还要我教吗，满地的奸商都会。
这是现在的风气。
大家说，《孙子》有用，有大用，背景是什么？我看，主要是受两大神话启发。
一大神话是，美国是靠《孙子兵法》打胜仗。美国打胜仗，不是韩战，不是越战，而是两次伊拉克战争。我在《读〈剑桥战争史〉》中讲过，这是自我欺骗、自我麻醉。我们的电影，经常绘声绘色，借别人的嘴，说自己的话。如西洋女爱中国郎，惨遭拒绝，对方问为什么？他说，你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感情。还有演日本人，也是替他们忏悔，替他们谢罪，替他们自己骂自己，鼻涕眼泪一大把。这不是瞎掰？人家美国打胜仗，道理很简单，主要还是靠国力军力高科技，石头砸鸡蛋。人手一本读《孙子》，乃子虚乌有，全是咱们自欺欺人编出来的。
还有一大神话，日本是靠《孙子兵法》发的财。这也是胡说八道。战后的日本，作为战败国，无仗可打，美国也不让它打，英雄无用武之地，武士精神，只能用来做买卖，他们扎堆抱团的团队精神、咬牙跺脚的奋斗精神，还有模仿家长制，把老板当爸爸的管理学，都是来自日本文化，而非《孙子兵法》。欧美发财是靠抢亚非拉，日本发财是靠打中国。就算起死回生，日本的起飞是新一轮，那也是靠美国，韩战越战，发战争财。亚洲四小龙，是靠孔子发的财，这是神话；靠孙子发的财，也是神话。我国讲《孙子兵法》与企业文化，什么都挂上《孙子兵法》，风从日本来。
电视上，做买卖的喜欢说，我是儒商。我是山西人。晋商，钱庄、票号、国际贸易，很有名。大家说，这就是儒商。宋以来，有泛儒主义，什么都爱挂个儒字，将有儒将、医有儒医。所谓儒将、儒医，毫无标准，儒只是包装。中国传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搞技术的、做买卖的，贴上个儒字，马上显得很有文化，很有道德。
上述应用研究，打《孙子》旗号，颇有类似性。
它让我想起了关老爷。
中国的文圣人是孔子，武圣人该谁当，本来有很多人选，太公、孙子、诸葛亮，哪个都比他合适，但宋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不知是哪股邪乎劲儿，大家非把文武皆非一流的关老爷拖出来，前面搁本书，后面戳把刀，让周仓替他拄着，“赤面秉赤心，青灯观青史”，烟熏火燎，受大家朝拜。北宋宣和年间，他还是配祀太公，靠边站。明万历年间，才当关圣帝君，让三大忠臣陆秀夫、张世杰、岳飞陪着，坐中间。清朝，更有意思，那些本来是忠臣应该死磕的敌人，反比忠臣更尊崇关老爷，满族灭明就是求他保佑。说书的一张嘴，体现的是人民的力量。皇上也拗不过民意，居然让他当了武圣人。
宋以来，中国最缺的就是文不贪财、武不怕死。关老爷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白（想象的空白），因而成了道德化身。他老人家，真是什么都管，特别是升官发财和江湖义气。解州的关帝庙，隋代就有，天下第一关庙。有人说，关公文化是俺们山西人的发明，他们在全国各地做买卖，到处有会馆，各地的关庙，就是他们的连锁店。但人家南方，也不含糊。传统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鬼子来了，屁股变成头。清末民初，东南沿海，既是西方奴化教育影响最深的地方，也是庸俗国粹的保留地和集散地。南方出去的老华侨，特好这口（包括武侠文化和其他拜拜），发财的冲动也是后来居上。港台、唐人街是介绍这类国粹的窗口，托他们的福，关老爷竟走向全世界。关公崇拜，商人、帮会、老百姓，是基本群众。对老百姓来说，孔亲老亲不如关老爷亲。
迷信的本质是自欺欺人。《孙子》的应用研究，就是要把《孙子》搞成关公文化，有求必应，心想事成。我劝大家，别舍书不读，拿它当狗皮膏药、万金油。
（四）《孙子兵法》和哲学研究
《孙子》为什么会变成狗皮膏药、万金油，我一直在琢磨，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上面说的原因，急于求用的各种理由，还有一点，恐怕不容忽视。
打仗，不光是体力活，还靠脑子。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哲学家才懂哲学。兵法里面也有哲学，很深奥的哲学。哲学是什么？是从所有知识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东西，奶皮子一样浮在上面的东西，哪一行都不沾，哪一行都能管。《孙子》很有哲理，比其他兵法更有哲理，特别是在行为学上，有很深的理解。但任何哲理，离开它所依托的各种实际知识，讲滥了，讲玄了，就是狗皮膏药、万金油。
历史上，文人读《孙子》，寻章摘句，多停留于字面，思想深度不够。近代不一样，文人改攻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很多人都注意到，它很有哲理。从前，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不收《孙子》，现在大家都承认，兵法和哲学有很大关系。其实，《战争论》也和哲学有很大关系。这方面，可以开掘的东西很多。我在以后各讲还要讲，这里不再啰嗦。
文史哲，和应用科学不一样，特点就是没用。不但没用，还经常抹杀可行性，像老子说的，“无之以为用”，要的就是没用，或拿没用当用（《老子》第十一章）。《红楼梦》有什么用？指导搞恋爱吗？《儒林外史》有什么用？搞教育改革吗？史学家讲“以史为鉴”，但天下没有后悔药，就是引为教训的东西，也未必可以照搬照用。哲学更是不中用的东西。
现在的《孙子》热，让我想起一段往事，并不如烟。“文革”时期，我在内蒙插队那阵儿（1968—1970年），有本小红书，是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所有人都学。当时有个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到处搞讲用的小高潮。炼钢炼铁种庄稼，什么都靠哲学。徐寅生的讲用最有名，他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打乒乓球，说得头头是道。中国得了世界冠军，不能不服。我们在农村也学，干什么都说是哲学指导。白天累个贼死，晚上还组织学习。煤油灯下，一屋子的烟，老贫农最爱瞎扯。他们学哲学，能学什么？不是种庄稼，就是喂牲口，越讲越乱。我在大队小学教书，那边安电灯，有人又来劲儿，居然大讲，如何用“两论”安电灯。现在想起来，实在可笑。种田，为什么不用农业科学指导？安电灯，为什么不买电工手册？
我的看法是，《孙子》是高屋建瓴，层次高，很有哲学味道。但越是层次高的东西才越不能乱用。登高要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下楼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朝下走。你要把理论付诸实用，就得从理论的百尺高楼，慢慢走下来。着急，嫌累，没电梯，千万别打开窗户，一头扎下来。任何哲学，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都不能一竿子插到底，中间要有层次转换。兵书虽讲实用，也不能从最抽象的谋略一下子就跳到具体的实战，中间要有实力、制度和技术的支撑，没有这些环节，一环扣一环，非常危险。现在的拓广也一样，必须有层次转换。没有层次转换，什么都玩兵法，太危险。
中国的军事传统是重谋轻技，照搬兵书，危害尤大。
赵括的错误是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者不一定都是读书人，而只是误用书本的人。读书人可能误用书本，不读书的人也会误用书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经常是相互配合。读书人带着不读书的什么都扯上一个用字，借这个用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胡说的和能胡干的结合起来，危害最大。
古人说，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好兵书不一定是最能打仗的人写出来的，最能打仗的人也未必写兵书，写出来也不一定精彩。很多人都分不清书和用的关系。
我的基本想法是，读书，就要老老实实读书，先把书原原本本读好，再谈用。如果急得不行，也可以不读书。不一定什么都得“拿书来”，什么都得安上几句书本上的话。
（五）用世界眼光读《孙子》
现在，研究《孙子》，眼界很重要。对我来说，这点最重要。
上次，我们讲《孙子》的经典化，重点是书本身。书是中国书，要按古文献的方法原原本本读书，没问题。我的《吴孙子发微》和《〈孙子〉古本研究》，就是讲这种读法，这里不再重复。现在，我要说的是，《孙子》是兵书，人家外国也有兵书。中国人读《孙子》，外国人也读。他们是两只眼，我们是一只眼。我们只读中国的兵书，不读人家的兵书，等于瞎了一只眼。我们是现代人，现在的《孙子》，是世界军事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在世界军事文化的背景下读《孙子》，要多少注意一下其他文化的想法，有一点古今中外的比较。
和这个问题有关，我想讲一下《孙子》在海外的传播。
我们先说日本。
中国人讲日本，有个大错误。我们老是说，他们是学生，我们是老师，学生打老师，不像话。这是倚老卖老不自尊。其实，近代日本，他们的启蒙是脱亚入欧，脱是脱中国，入是入欧美。我们不要搞错了，人家的老师是欧美，根本不是中国。亚洲近代化，他们捷足先登，何曾拜我们当老师？
中国给日本当老师，那是往事，一千多年前的事。汉唐，中国强大，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和明清不一样。明朝，他们来叩门，已经发现我们的弱点。清朝，汉族被满族征服，满族被汉族腐化，最后是四面受敌，列强瓜分，他们瞧不起。我们有悠久文明，没错，但也有文明之痼疾，不但腐化，而且自大，病得不轻，还讳疾忌医。他们骂我们是清国奴。日本人讲硬道理，吃硬不吃软，我们不能强迫别人佩服自己。
《孙子》外传，最早是日本。流行说法，公元734年或752年，也就是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个日本留学生，叫吉备真备，他把《孙子》传到了日本。另一种说法，比吉备真备还早，公元663年，有四个百济人，也就是今天的韩国人，他们把《孙子》传到了日本。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公元516年，是中国人把《孙子》传到了日本。
不管谁传，反正最晚到唐代，《孙子》就传到了日本。
前891年，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著录了六种《孙子》书。
虽然，《孙子》很早就传到日本，但很长时间里，《孙子》是秘藏，并不是广泛学习的读物。日本武士，他们的传统，是来将通名，捉对厮打，比我们蛮，比我们横。中国的兵法是万人敌，比他们阴，比他们柔。他们真正学《孙子》，主要是明清以来。
我们要知道，蒙元之后，世界有大变化。五百年前，欧洲在崛起。四百年前，日本开始打中国的主意。利马窦来中国，他就说过，倭寇对中国震动很大，日本虽小，但很凶悍，中国怕日本。中国抗倭，有两位名将，一位是福建晋江人，叫俞大猷；一位是山东蓬莱人，叫戚继光，都是海边上的人。俞大猷有个老乡，叫赵本学，字虚舟，是个黄石公式的隐士。他拜赵氏为师，深得秘传。赵本学的兵书有两种，一种是《孙子校解引类》，后面有俞大猷的序；一种讲阵法，叫《续武经总要》。《续武经总要》共八卷，卷一至卷七是赵氏的《韬钤内外篇》，最后一卷是俞大猷的《韬钤续篇》，主要是传赵氏法。两本书都是俞氏所刻，用以“平岛夷”。军人都知道，敌人是最好的老师，文人没这个雅量。俞大猷打日本人，据说是用赵氏法。日本对赵注很推崇，中国反而没人读。日本是谁把他打败他佩服谁。比如美国，它就佩服；中国，它就不佩服。二次大战，它不认为，是咱们中国打败了它。赵氏的《孙子》注在日本影响很大，特别是德川幕府时代，原因也是中国打了它。此书有明隆庆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收藏），以及晚一点的翻刻本，但一般人看不到，坊间的刻本反而是从日本回传。比如，我手头的本子，民国九年（1920年）的益新书局本，就是翻刻日本文久癸亥（1863年）本，即亦西斋刻本。还有，日本有樱田古本，服部千春极力推崇这个本子。他说这个本子很古老。但这个本子是什么时候才有，实在很有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是日本嘉永五年（1852年）刻，里面有赵氏的改动，可见并不古老。
日本的近代崛起，是靠两场硬仗。一场是甲午战争（1894年），占朝鲜，割台湾；一场是日俄战争（1904—1905年），夺辽东和库页岛。两次战争，都是奇耻大辱，给中国留下深刻印象。近代中国学西方，经常是从日本学。比如科学术语，就多半是经日本转译。同盟会学，北洋军阀学，就连杀身成仁的武士道，也有人学。秋瑾，“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七律《日人石井索和即用原韵》），照片上拿把刀，诗词歌咏，也是刀刀刀，满纸铁血主义。这是日本作风。
不打不相识，战争总是相互学习。近代的我们，其实是学生。
《孙子》传入欧洲，年代比较晚，是18世纪，拿破仑战争前。
《孙子》的第一个译本是法文本。他是由一位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国务大臣委托，替法国调查中国的诡诈之术，带有情报性质。这个传教士，汉名叫钱德明（P.Josephus Maria Amiot）。他生于1718年，1750年来华，1793年在北京去世。外国传教士，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是葬在车公庄的栅栏墓地，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是葬在正福寺。正福寺的墓地，现已荡然无存，我去原址寻访，只看到一块半截的残碑，扔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其他，都拉到五塔寺，现在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钱德明的墓碑也在那里。
钱德明的译本，是《武经七书》全译，不光译《孙子兵法》。1772年，钱德明的译本在巴黎出版。这一年，拿破仑3岁。钱德明死的那一年，拿破仑24岁。他在钱德明的家乡土伦打了一仗，以战功晋升准将。
1804年，拿破仑在法国称帝。从此，是拿破仑战争的时代。1806年10月13日，法军攻入普鲁士的耶拿。当天，黑格尔正在城里，刚好写完他的名山之作，《精神现象学》。法国兵闯进他的家，他拿好酒好菜招待他们，一拨走了一拨又来，只好揣上自己的手稿躲到耶拿大学副校长的家里。他给朋友写信说，我看见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是当时的英雄。贝多芬写《英雄交响曲》，本来就是献给他。
当时，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后来欧洲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随奥普斯特亲王参加奥尔施塔特会战，当了拿破仑的俘虏。在柏林的普鲁士王宫，拿破仑居高临下，接见了他们。他说，我始终渴望和平，不知道普鲁士为什么要向我宣战。这句话，让克劳塞维茨刻骨铭心。后来，他说，“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我们都知道，列宁特别欣赏这句话。拿破仑是“革命的皇帝”，他风卷残云，征服欧洲，除全民皆兵，采用新军制，战法也完全不同。如：用轻装步兵，快速挺进，露营，就地补充，因粮于敌；用纵队突前，散兵殿后，避开对方的火力，而以机动性能更好、火力更强的大炮，轰击对方的密集横队；擅长使用预备队，特别是他的近卫军。克劳塞维茨之所以成为日后的大理论家，和他作为败军之将，受了很大刺激有关。这个刺激是什么，就是拿破仑的“兵不厌诈”。还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虽12岁从军，却非一般的武夫。他喜欢席勒和歌德，跟康德主义者基瑟韦特学过哲学，文史哲方面，都有很高修养。有人说，他的风格更像黑格尔。他不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参加过一些实战，但没有亲自指挥过重大战役），但好学深思，喜欢随军观察，喜欢事后总结，喜欢和最杰出的军人交换看法。他认真分析过130多个战例，有点类似电视上那种评球或讲棋的人，讲起来头头是道。真正的武人，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写兵书，写出来也未必精彩。写兵书，克劳塞维茨这样的人，最合适。
西方，战略文化不发达，“古代作战艺术的基础是战术和战役”，他们是拿史书和战例当兵书，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舍事言理的兵书，古希腊、古罗马没有，中世纪也没有，“19世纪的早期，产生了职业军队和拿破仑式战役，才形成现代战略的原则”；克劳塞维茨出，把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战例加以总结，写了《战争论》，欧洲才有了具备战略水平的兵法。《战争论》是西方最著名的兵法，最有哲理的兵法，和《孙子》相似。产生背景也差不多：兵不厌诈加哲学气氛。
还有一部兵法，也值得一提，就是瑞士人若米尼（或译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刘聪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若米尼也参加过耶拿战役，不过，他不是与拿破仑为敌，而是拿破仑的手下，后来服务于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
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他们的书，对西方影响很大。恩格斯和列宁，对他们的评价也极高，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特别是他的整体战略，还有他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六年前，有本书，叫《超限战》，很轰动。此书一出，让美国和日本大惊小怪，说它是鼓吹恐怖主义，不择手段。其实，“对敌人的全部疆域、财富和民众实施打击”，不受任何限制，这正是克劳塞维茨主张的总体战。当然，后来的德国军事家对他的强调，恰恰是其追求暴力无限的倾向。利德尔·哈特认为，他们是读偏了。
他俩是欧洲的孙、吴。
中国的孙、吴之术，背景是贵族传统大崩溃，兵不厌诈。齐人多诈，适合搞兵法。他们的学术也发达。战国中期，齐国是国际学术中心。《孙子》长于思辩，不是偶然的。两千年前的中国和两千年后的欧洲，时空遥隔，仍有一比。
拿破仑是失败的英雄。前些年，我在巴黎街头看海报，海报上的“大众英雄”，有格瓦拉，也有拿破仑（在《红与黑》中，他是于连崇拜的偶像）。他是一代名将，但没有读过《孙子》。拿破仑读《孙子》是我们自欺欺人的神话。虽然《孙子》问世于欧洲是拿破仑战争前，《战争论》问世于欧洲是拿破仑战争后，可《孙子》不但没和拿破仑见过面，也没和《战争论》的作者见过面。克劳塞维茨的书，是经老毛奇的宣传才出名，1900年后，才广为人知。《孙子》在西方的流传情况也差不多。
1900年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和俄国是对手，但很多德国人都不读《战争论》，真正重视克劳塞维茨的，反而是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攻入苏联，在苏联的图书馆里，到处都能看到克劳塞维茨的书。德国的军人很后悔。
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都曾为俄国效力。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提到过当时在俄国的克劳塞维茨。翻译《孙子》，俄国也比较早，仅次于法国。
他们的兵书，都是拿破仑战争的产物。拿破仑本人不写，有人替他写。
我这样讲，是想提个醒。我们有兵法，人家也有兵法，彼此彼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部好兵法，人家就是我们的徒弟。
（六）向鬼子学习
战争，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老师打学生，学生打老师，是常有的事。列强的道理，挨打的就是学生，打人的就是老师。鲁迅说，我们应放弃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就是讲这个道理。
中国近代，是一部挨打的历史，打我们的，都是老师。八国联军是八个老师，我们谁都学，不是一点一滴学，而是从武器、装备到制度、训练，全面学，彻底学。全盘西化，军事最明显。
最近出版的《剑桥战争史》说，西方战争方式是支配全球的军事传统：不管是进步或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在19、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以悠久文化称著（零案：应是“著称”之误）的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装，而像日本那样的少数国家，通过谨慎的模仿和适应，取得了通常的成功。到20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这种主导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加上其成功的秘密，看来是值得认真地考察和分析的。
作者讲得很清楚，日本是好学生，我们不够格。
日本是先下手者为强，我们是后下手者遭殃。
打人的是好学生，被打的不够格。近代中国和近代日本不同，主要在这里。但中国从未拒绝学西方。别的不学，也得先学这个。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大问题，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饿。挨打比挨饿还要紧。典型表达，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有根打狗棍”。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大家到中国军事博物馆看一下，就一清二楚。我国的军队，从军装到武器，时代特征很明显，所有列强，我们是转着圈地学。只是学得不好，还没学到足以打别人的地步，列强也绝不让你学到这一步。战前，日本军校，老师打学生，高年级学生打低年级学生，是家常便饭。我们就是低年级学生，老师打完，还得挨高班同学的揍。
日本也是我们的老师，至少是半个老师。
日本打中国，一直说是救我们，把我们从白鬼子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是我们的大救星。这种又打又救，我们听不懂，但西方听得懂。
日本的选择，是先打谁，后打谁。苏、美、中国，首先该打的，当然是中国。打苏联，打美国，他们倒了霉。但中国是软柿子，日本扶同盟会，扶张作霖，扶满洲国，甚至宣传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全是为了打中国。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是战胜国，但胜得不硬气，列强（包括日本）还是不把我们当回事。
我们的选择，是挨谁打，而不是不挨打。孙中山的联俄容共，蒋介石的伐交，派人游说德国，游说意大利，游说美国，都是为了不挨打或少挨打。
加入先进才能不挨打，才能打别人，是日本的国际主义。
我先进，你落后，先进该打落后，是日本的民族主义。
两者并不矛盾，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西方的战争方式，第一是到外国打仗，用武力为商业开道，传播文化，传播宗教；第二是重实力，重武器，依赖金钱和技术；第三是重视制度和训练。
日本比我们学得好。
我们的传统是战略守势，尚谋轻技，尚谋轻力，花拳绣腿的东西比较多。
西方的传统是解毒剂。
（七）《孙子兵法》和全盘西化
我们学西方，首先是学洋枪洋炮。枪炮本来是我们的发明，但我们反过来跟他们学。佛郎机炮是葡萄牙炮，红夷大炮是荷兰炮，都是明代就学。克虏伯大炮是德国炮，清代也早就引进。袁世凯，北洋军阀，都是欧洲打扮。北洋新军、北洋海军，还有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学西方。中国近现代，有三大陆军军校，武备学堂、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武备学堂，李鸿章奏设；保定军校，蒋方震是校长；黄埔学校，蒋介石是校长，哪个不学外国？十年内战时期，红军的顾问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只是个工人。国民党，请的也是德国人，前后五个顾问，都是德国将军。第一位是德国退休的陆军总长，最后一位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蒋介石喜欢德国，佩服希特勒。德国需要中国的钨，也重视中德关系。中德断交，是没办法。当年，孔祥熙游说希特勒，无功而返；宋美龄游说美国，撒泪而还。蒋介石以为，只要上海打起来，列强就会来帮中国，他是打错了算盘，谁都不肯施以援手，美国还向日本卖武器。他们都认为，日本最有资格代表亚洲，还能抑制苏俄。当时，法肯豪森将军想留下来，帮中国抗战，德国不同意；他说，那我就加入中国国籍，以个人身份留下来，德国也不答应，只好回国。我的好朋友，罗泰教授，就是出自同一家族。北伐，南北军人都是大檐帽；十年内战，红军，八角帽（列宁帽），模仿苏联；白军，戴德国钢盔（淞沪抗战也是戴德国钢盔）。抗战，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帽子都是“好兵帅克”式，滇缅抗战，先戴英式钢盔，后戴美式钢盔。二次大战后，国民党军是美式装备。解放后，解放军换苏式装备。
光是一顶帽子、一个钢盔，就能反映历史变化。
这是中国的西化。
（八）《孙子兵法》与现代中国
中国玩命学西方，《孙子兵法》往哪儿摆？这是大问题。我们看到的是，西化大潮，汹涌澎湃，大家顾不上。西化常见，中国的宝贝先搁一边，权当点缀。保古复古，只能缓图之。
有人说，传统文化搞得好，现代化才能搞得好，比如日本，就是榜样。这是说反了。事实上，他们是摆脱西化压力早，故能保古复古。西方也是如此。我们的毛病，是体用老理不顺。
民元以来，研究《孙子》，有一点书，比如蒋方震，比如陆达节。蒋方震（1882—1938年），字百里，浙江海宁人，钱学森的老丈人。他是清朝派往日本学军事的留学生，曾获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还在德国当过见习军官。清末，他在盛京（沈阳）当禁卫军管带和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在赵尔巽手下做事。民国，当过保定军校的第一任校长，去世前还出掌陆军大学，在北洋系的军界很有名，在国民党的军界也很有名，死后追赠为上将，是个三朝元老。他的书，原来叫《孙子新释》，曾刊载于梁启超办的《庸言》杂志第5号（1914年），后与刘邦骥合作，参合旧注，合编为《孙子浅说》（1915年）。此书是民国新作的第一部。陆达节，海南文昌人，抗战期间，在重庆军训部军学编译处供事。他对中国古代的兵书做过调查研究，写出《孙子兵法书目汇编》（重庆：军训部军学编绎处，1939年）和《孙子考》（重庆：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这两本书，对文献整理有贡献，我读《孙子》，最初就是利用他的书。解放后，陆达节编过《毛泽东选集》索引。还有一本书，钱基博的《（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时也读过。这本书很厚，它旁征博引，借两次世界大战的“新战史例”讲中国旧典，很有意思。钱基博，就是钱钟书的爸爸。他的书，蒋方震的书，都拿《战争论》和《孙子》做比较，可以代表新风气。这种书有一批，但《孙子》的地位，不能同从前比，不能同西洋兵学比。
（九）毛泽东与《孙子兵法》
《孙子》很重要，放在世界军事文化中，地位很突出。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的声音太小，引起重视，还是在冷战时期。
《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格里菲斯的译本，前面有个序，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写的。这个序言，我把它翻译成中文，译文的题目是我加上去的，叫《回到孙子》。
哈特说，《孙子》写得好，在西方，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可以跟它相比，但《孙子》更聪明，更深刻。《孙子》比《战争论》早两千多年，但比《战争论》更年轻，不像后者，强调暴力无限，显得更有节制。如果早读《孙子》，两次大战，不会那么惨。他说，他是1927年从邓肯将军的信中知道《孙子》的。1942年，有个蒋介石的学生多次登门。这位军官说，您的书，福勒将军的书，在中国的军事院校是必读书。他就问，那《孙子》呢？这位军官说，虽然《孙子》仍是经典，但多数军官认为，在机械武器的时代，根本不值一读。哈特告诉他，不，正是现在，我们才应“回到孙子”。这篇译文的题目就是这么加上去的。
在哈特的序言中，我们注意到，他说“回到《孙子》”，和毛泽东有关。格里菲斯翻译《孙子》之前曾编译毛泽东论游击战的文章。哈特说，正是在核武器时代，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作为军事大国崛起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孙子》，需要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哈特的话，我爱听，但不至忘乎所以。我们要知道，《孙子》的大出其名，还是乘时而起，乘势而起，它和毛泽东的军事成就分不开。《孙子》是沾毛泽东的光，但毛泽东，重实践，他并没把《孙子》当回事。
西方重视《孙子》是因为毛泽东。
还是那句话，敌人是最好的老师。
抗战后，美国帮助蒋介石，蒋介石败在毛泽东的手下，兵败如山倒。韩战、越战，美国吃了亏，后面也是毛泽东。毛泽东出名，《孙子》也出名。
军人最虚心，最佩服对手，不像文人，白衣秀士王伦。谁厉害，他就学谁。
毛泽东，本来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一介书生，没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但用兵如神，没得说。过去在美国，我读过一本《毛泽东兵法》，台湾人写的，作者、出版社和出版年月，我已经记不清了。
作者说，不管政治观点如何，海峡两岸都承认，毛泽东是大军事家。他特别提到毛的一句名言：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
毛泽东重实践，轻书本，反对本本主义，说杀猪都比读书难，但他不是不读书，也不是像很多古代名将那样，不写书。
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主要是六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合编单行本有17国译文。
中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军事家，带兵打仗行，但写兵书的少。毛泽东，不但会用兵，还会谈兵，难怪西方重视他。我记得，李宗仁回来，问毛泽东，我们正规学军事的打不过泥腿子，为什么？你是不是靠《孙子兵法》打仗？他不承认（记忆如此，未经核对）。
毛泽东兵法和《孙子兵法》是什么关系？学者做过考证。井冈山时期，五次反围剿，前四次，都赢了，让毛泽东大出其名，但王明他们，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非常看不起这个“土包子”，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对他关押批斗，罪名是，他思想陈旧，满脑子封建思想，靠《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和《三国演义》打仗。毛是湖南人，曾国藩、胡林翼，他当然熟悉。《三国演义》，他也爱读。但《孙子兵法》，他不承认。
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现在有人去查，他早年还是接触过一点。证据是，第一，他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说，“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第二，他在湖南一师听袁仲谦讲魏源的《孙子集注》，记过笔记，笔记中说，“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
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看来早年还是读过一点，只不过没有仔细读，印象不深，他说没读，也不算大错。但1936年，他在延安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情况不一样。当时，他急需参考书，曾派叶剑英到白区买书，里面就有《孙子兵法》。这本书多次提到《孙子兵法》。他最欣赏的，还是年轻时从郑观应那里听来的话，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解放后，他给人题字，也爱写这两句话。毛泽东读《孙子》，读的是哪个本子，哪一家注，不清楚，但我从他的诗分析，他读的可能是赵注《孙子》。毛泽东有一首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其中有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追穷寇”，来自《孙子·军争》，各家的本子都是作“穷寇勿迫”，只有赵注本作“穷寇勿追”。
毛泽东兵法，除了战法，还有心法。他的诗，里面就有心法。我读中学时，香港出过一本书。
作者的名字，我忘了。他说，毛泽东最喜欢杜牧的《题乌江亭》，经常给人写这首诗。我记得，章士钊说，他的“友人”能成大事，就是符合这首诗（大概在《柳文指要》里，记忆如此，未经核对）。杜牧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包羞忍耻”是忍，“卷土重来”是狠。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是老百姓的兵法。该忍时忍，不能气短；该狠时狠，不能手软。
毛泽东并不迷信《孙子》，但他让《孙子》大出其名。
（十）郭化若与《孙子兵法》
还有一件事，也和共产党有关。我听刘庆先生说，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书，曾组织过一个读书会——《战争论》研究会。《战争论》，清末就有译本。毛泽东请何思敬给红军将领讲《战争论》和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何思敬是留德的，可以看原文。我记得，“文革”前，在旧书店，还能看到他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军事》（记忆如此，未经核对）。解放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教授，小时候，我见过他。他和我爸爸下象棋，我爸爸故意输给他，因为他输了就急。
延安时期，郭化若是《战争论》研究会的一员。他写过《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11、12期和第2卷1期，1939年11月—1940年1月）和《白话译解孙子兵法》（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4年）。
解放后，他是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中将，写过《今译新编〈孙子兵法〉》。此书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我有1962年版。这本书，是我上中学时买的，现在还在。他的今译，对普及《孙子兵法》起了很大作用：新编，十三篇还是分为十三篇，但章节完全不一样，是打乱重编，篇目是《论战争》、《进攻战》、《速决战》、《运动战》、《主动性》、《灵活性》、《地形》、《用间》、《情况判断》、《火攻》、《管理教育》、《指挥关系》、《将帅修养》。这种改编，好玩，我也学他玩过，但和原书无关。后来，郭氏把它放弃了。
我在前面讲过，《孙子》有两种本子，《武经七书》本和《十一家注》本。宋以来，前一种更流行。《十一家注》，清朝还有，但只有少数几本，在皇宫和藏书家的手里，一般人看不到。孙星衍从明华阴《道藏》中发现了一个这种类型的本子，如获至宝，赶紧刻印。但他没有见过宋本。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把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宋本影印出版，前面有郭化若将军的代序，后面有他的今译（包括原文、注释和译文）。这个本子，有陈毅题签，一下就印了10000部。第二年，还出了排印本，又是10000册。从此，《十一家注》才大为流行，以至今天，世知有《十一家注》，反而不知有《武经七书》。这和郭化若分不开。
郭化若附于影印本的代序和今译，“文革”后有单行本，叫《孙子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20世纪80年代还有改编本，叫《孙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这本书，加上军事科学院的《孙子兵法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对普及《孙子》起了很大作用。
今天，《孙子》已经是一部世界性的经典。我在外国的书店看书，军事类的书很多，特别是讲兵器，讲两次世界大战的书很多。《孙子》的书，多半是放在汉学书籍类。两者仍有距离，时间上的距离，空间上的距离。如何把中国的经验和世界的经验结合起来，如何把哲理的东西和实用的东西结合起来，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我也是带着问题学，但只限于讲《孙子》，替大家服务。至于怎么用？那是你们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