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土默热红学，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红学的全新的《红楼梦》研究学术体系，它从人物生活原犁、故事发生地、情节历史依据等角度对《红楼梦》的创作时空和历史背景提出了全新的观点：红楼梦的作者是洪舁而非曹雪芹，大观园的原型是在杭州的西溪，大荒山原是指京东的盘山，金陵十二钗的人物原型是杭州“蕉园吟社”的“五子和“七子”，《红楼梦》的主题是写国殇家难。循着作者的思路，读者会发现一个全新的境界：一个刚刚经历了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巨痛的“末世”，一个正在亡国破家的忧伤、悲痛、困惑、愤懑中苦苦挣扎的“百年望族”，一群接受了“遗民思想”的天真烂漫的青少年男女，一个遭受了国殇家难百般折磨，背负着“无能”、“不肖” 之恶名的封建知识分子，一对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二十多年颠沛流离痛苦生活的夫妻。洪昇及其家庭、夫妻、姐妹们的这一切，同《红楼梦》作品中展示的交织着痛苦与欢乐、清醒与迷茫、叛逆与依恋的全部生活，互相之间显得是那么入情入理，如呼如应，丝丝入扣，天衣无缝!在《土默热红楼史化丛书》中，作者通过强有力的逻辑性与实证，借助优美的语亩和文字，将这些思想精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阅读本丛书，读者不仅能感受到红学新体系的...

　　土默热先生本非治红专家，但以其专攻明清史五十年之功力，一旦涉足红坛，便呈厚积薄发之态，一发而不可收，几年浸润的结果，竟得研红论文一百多篇。通读这些论文，不难发现，先生治红的成果决无拾人牙慧之嫌，既不同于传统的“索隐”旧红学，也不同于现在统治红坛的所谓“新红学”，探微发隐，自圆其说，言人所未言，可谓别树一帜，自成体系。由于不入流俗，很难归类于红学某流派，所以只好另题一名，姑称之为“土默热红学”。

土默热红楼故事新勘

土默热红学体系指要

一、从历史分析和文学分析中产生了疑问二、突破口：《红楼梦》与《长生殿》比较研究

三、《红楼梦》主题与洪昇“家难”关系推论四、《红楼梦》“闺阁昭传”创作目的与洪昇的“闺友闺情”

五、“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考证六、“空空道人（情僧）”、“东鲁孔梅溪”、“吴玉峰”访真

七、秦可卿的象征意义及“意淫”与“爱红毛病”诊断八、《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关系之考证

九、洪昇与曹寅的关系及《红楼梦》“问世”过程研究十、对新红学异化的检讨

红楼梦？红楼梦！

1. 红楼梦？红楼梦！2. 绛云轩？绛云楼！

3. 蕉园诗？蕉园史！4. 芙蓉诔？芙蓉峡！

5. 杨柳情？杨柳恨！6. 甄英莲？真影怜！

7. 三生石？大荒石！

第一章　《红楼梦》五个书名与五个题名者

第一节　《情僧录》与空空道人原型第二节　《风月宝鉴》与东鲁孔梅溪原型

第三节　《红楼梦》与吴玉峰原型

第二章　《风月鉴》系统——秦可卿、贾瑞的故事

第一节　　秦可卿与杨贵妃第二节 《风月鉴》与《长生殿》

第三节　贾天祥与康熙帝

第三章　《石头记》系统——贾宝玉、凤姐的故事

第一节　两个“二爷”和两个“二奶奶”第二节　　故事背后的“天伦惨变”

第三节　　巧姐为什么进入十二钗行列

第四章 《十二钗》系统——海棠社、桃花社的故事

第一节　　大观园诗社与蕉园诗社第二节　　金陵十二钗与西陵十二钗

第三节　　四大家族与“万艳同悲”

第五章 《情僧录》系统——木石盟、金玉缘的故事

第一节　　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第二节 《葬花词》与《芙蓉诔》

第三节　　作者为什么激烈反对“混账话”

第六章 《红楼梦》系统——甄士隐、贾雨村的故事

第一节　　甄士隐与洪昇第二节 《红楼梦》《长生殿》《长恨歌》

第三节　　作者为什么痛骂贾雨村还要使用“假语村言”

第七章　《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

第一节　《红楼梦》五个主题与五个书名第二节　　五个来源与晚明文化气脉

第三节　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前提与基础

书评及自述

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著作土默热还原《红楼梦》

末世朝阳映红楼——洪昇逝世三百周年祭土默热红学研究自述

土默热红楼历史十讲

落红沁芳　天堂挽歌

两块石头灵河岸边三生石畔

天然图画西溪留下五常探源

茫茫大地“花王”临凡花笺彩纸

“四大家族”“冤孽”降世青梅竹马

“蕉园”诗社绛洞花王天伦之变

燕市悲歌苦中作乐旧巢倾覆

梦断“国丧”大荒奇峰万艳同悲

对妻理典山庄接驾千古绝唱

余韵绕梁

《红楼梦》历史事件

第一节 元妃省亲第二节　　可卿出殡第三节　　三春四艳

第四节　　木石前盟第五节　　金玉良缘

《红楼梦》历史本事

第一节　　棠棣之戚第二节　　蕉园诗社第三节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第四节　　天香楼第五节　　元妃第六节　　真假宝玉

《红楼梦》历史地理

第一节 敕建荣国府第二节　　大观园第三节　　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

第四节　　两淮盐政第五节　　太虚幻境

《红楼梦》历史公案

第一节　　四王八公第二节　　四大家族第三节　　真真国女孩子

第四节　　林四娘第五节　 曹雪芹书箱

《红楼梦》历史人物

第一节　　林黛玉第二节 王熙凤第三节 薛宝钗

第四节 史湘云第五节 妙玉

《红楼梦》历史假托

第一节　“石头”第二节　　情僧第三节　　东鲁孔梅溪、吴玉峰

第四节　　甄士隐第五节　　贾雨村

《红楼梦》历史掌故

第一节　　三生石第二节　　皇商与红楼二尤第三节　　双悬日月

第四节　　虎兕相逢第五节　　风月宝鉴

《红楼梦》历史辨证

第一节　　脂砚斋第二节　　畸笏叟第三节　　松斋

第四节　　山子野第五节　　黄叶村

《红楼梦》历史情结

第一节　“情本”情结第二节　“末世”情结第三节　“庄禅”情结

第四节　“离愁”情结第五节　“悲秋”情结

《红楼梦》历史思想

第一节　“男泥女水”思想第二节 “意淫”思想第三节　“除明明德外无书”思想

第四节　“仕途经济浑话”思想第五节　“文死谏武死战浊气”思想

土默热红学体系指要

　　土默热先生本非治红专家，但以其专攻明清史五十年之功力，一旦涉足红坛，便呈厚积薄发之态，一发而不可收，几年浸润的结果，竟得研红论文一百多篇。通读这些论文，不难发现，先生治红的成果决无拾人牙慧之嫌，既不同于传统的“索隐”旧红学，也不同于现在统治红坛的所谓“新红学”，探微发隐，自圆其说，言人所未言，可谓别树一帜，自成体系。由于不入流俗，很难归类于红学某流派，所以只好另题一名，姑称之为“土默热红学”。

　　土默热先生的学术活动很繁忙，治红本属业余爱好，所以他的论文，是随着研究思路的跳跃，信手拈来，时断时续，并未形成一篇总其全部研究成果的文章。如果仅凭对其中一篇或几篇文章的阅读，似乎很难得窥全豹；即使全部阅读一遍，倘若不加归纳分析，也不易从总体上把握精髓。笔者不揣冒昧，将土默热先生的系列文章加以归纳综合，形成了这篇“指要”文章，希望对红界同仁能有所启发。文中倘有错解误解之处，敬企土默热先生指正。

一、从历史分析和文学分析中产生了疑问

　　土默热先生是对明清史研究有成的学者，所以，他读《红楼梦》，自然要用历史的深邃眼光，来分析书中描写的事件和人物。通过对《红楼梦》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的深刻剖析，土默热先生发现，《红楼梦》的背景同曹雪芹生活的乾隆中期，无论如何对不上号。因此，不可避免地对胡适先生当年的考证结论发生了怀疑。这一时期，土默热先生先后撰写了《〈红楼梦〉创作背景分析》、《〈红楼梦〉文学考证》、《满纸自怜题素愿，片言谁解诉秋心》等论文，对《红楼梦》的历史和文学背景，进行了详细而又深刻的探讨。

　　从历史背景看，土默热先生发现，《红楼梦》作品所展示的社会形态，并非乾隆年间的“盛世”光景，而是清初顺治和康熙前期的“末世”光景。土默热先生指出：《红楼梦》书中的所谓“末世”，并不是一家一族的“末世”，而是一个朝代、整个社会的“末世”。在清初江南文人的笔下，把顺康年间称为“末世”决不是个别现象。土默热先生经过认真考证，发现《红楼梦》书中记载的“林四娘”故事，是发生在顺治二年的事情，居然被作者当作“新题目”。书中通过“真真国女孩子”诗隐写台湾，是康熙初期收复台湾历史事件的折射。书中用民谣形式表现的“护官符”，是康熙朝南北党争时流传的真实民谣的改编。

　　从文学背景看，土默热先生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不会是作者凭空杜撰，必有其文学传承。明末清初，在中国文学史上涌动着一股言情狂潮，《红楼梦》同《金瓶梅》、《牡丹亭》、《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等言情文学名著一样，都是这股狂潮中的美丽浪花。《红楼梦》书中提及的戏曲名称和唱词念白，都来源于康熙朝中期以前的作品。书中主人公的异端思想，也是清初“疑经编伪”学术思潮的反映。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文化整肃，特别是经过类似“文化大革命”的修《四库全书》事件，朝野中表现异端思想的书籍几乎被一网打尽，文坛风气一扫醉心“言情”的绮靡风气，变得正统、严肃而道学气十足。《野叟曝言》、《儒林外史》等小说，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红楼梦》这样俗艳的文学作品，就像建国后到“文革”结束期间，不可能产生上世纪30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品一样。

　　基于以上分析，土默热先生认为，《红楼梦》虽然是通过曹雪芹之手，在乾隆中期传抄开来的，但初创者不可能是曹雪芹。曹雪芹只能是书中明文交代的“披阅增删者”。红学界普遍接受的曹雪芹为避“文网”而“故弄狡狯”的说法，是自欺欺人，曹雪芹的大名就在书中明晃晃写着，在中国古典小说普遍不露作者姓名的惯例下，有如此笨拙而莫名其妙的“故弄狡狯”者么？

二、突破口：《红楼梦》与《长生殿》比较研究

　　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土默热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就是从比较文学入手的。由于对明末清初的文学史比较熟悉，故此土默热先生内心中隐隐感到，《长生殿》传奇同《红楼梦》小说的关系，决非影响和模仿所能解释。先生对两部作品，重新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获得了重大突破，为此创作的《怀金悼玉诉情种，寂寥伤怀话石头》一文，是一篇考证《红楼梦》的力作，值得认真一读。

　　首先，两部作品的言情主题一致。两部作品都宣扬纯情理想而不涉于淫乱。《长生殿》创作中基于歌颂“情种”的理念而“尽删太真秽事”；《红楼梦》创作中针对“皮肤滥淫”而独创了“意淫”理念。两部作品都是“三角恋爱”架构，男主人公都是“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的性格，经过女主人公的不懈努力，都是在“盟誓”之后，爱情方转为专一。

　　其次，两部作品的故事结构一致。《红楼梦》的男女主人公是“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历劫造凡，《长生殿》的男女主人公是“孔升真人”和“蓬莱仙子”降临人世。《红楼梦》故事发端在“太虚幻境”，《长生殿》故事发端在“月宫仙境”。《红楼梦》有“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拨弄男女主人公命运，《长生殿》是“天孙织女”和“牛郎真人”操控主人公遭际。

　　再次，两部作品的悲剧结局一致。存世的《红楼梦》后四十回虽然作者有争议，但黛玉殉情、宝玉出走的悲剧下场应该没有疑问；而《长生殿》中太真缢死，明皇在无尽思念中凄惶以终的悲剧结局也是感人肺腑的。有人说《长生殿》月宫“重圆”冲淡了悲剧结局，其实这种天上地下、死生不渝的爱情描写，更加深了悲剧效果。《红楼梦》后四十回要如何描写宝黛爱情，不得而知。但不论在人间用湘云代黛玉重圆，还是在太虚幻境灵魂重圆，都有端倪可寻，也都与《长生殿》一致。

　　除此之外，《红楼梦》中多数新颖的独创概念，都来源于《长生殿》：“情根”的提法，是《长生殿》所创；“双星”的概念，是《长生殿》的典故；“离恨天”、“灌愁海”、“风月司”等名词，出自于《长生殿》；“奇缘”、“情种”等说法，虽非《长生殿》首创，但在文学作品中，却是《长生殿》首先运用的。

　　《红楼梦》和《长生殿》两部作品，虽然体裁上一是小说，一是传奇；语言上一是白话，一是文言，但两部作品同属文学作品，又如此雷同，《红楼梦》小说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描写手法上，又烙着深深的戏剧印记，前者剿袭后者的痕迹如此明显，却不是一句“影响”所能解释的。因此，土默热先生推断：两部作品很可能出自一人之手。《长生殿》的作者是康熙年间的大文豪洪昇，没有争议，曹雪芹在世时，《长生殿》已上演了百年之久，因此他绝无可能是《长生殿》作者。惟一可能的结论是，《红楼梦》的初创者，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洪昇！

三、《红楼梦》主题与洪昇“家难”关系推论

　　基于以上推断，下一步顺理成章的工作，就是对洪昇身世的考证；就如同胡适先生当年在“大胆假设”之后，对曹雪芹身世的考证。土默热先生在“洪昇专家”章培恒等人考证的基础上，重新阅读了存世的洪昇著作，以及王渔洋、金埴、僧智朴等人著作中对洪昇事迹的记载，并经过认真的“证有”、“证无”磨合，从而断定，《红楼梦》描写的美丽而悲凉的故事，就是洪昇对自己经历的“家难”的“追踪蹑迹”式的记载。

　　洪昇出生于杭州一个“百年望族”。《红楼梦》书中表现的“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正是杭州的准确表达，在地名上具有排他的意义。洪家在明代“赫赫扬扬，已历百年”，但到了清初，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加之放不下贵族的奢靡生活架子，故此正可谓“外面上架子未倒，内囊上却渐渐尽上来了”。

　　洪家把振兴家族的惟一希望寄托在洪昇身上。但洪昇却醉心于“花笺彩纸”，一心创作传奇《长生殿》，无意“仕途经济”，就像《红楼梦》书中贾政斥责宝玉的那样：整天留心粉词艳曲，不务正业，使这个“百年望族”面临着继业无人的最深重危机。随着三次“家难”的降临，洪氏家族这个“百足之虫”，终于“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第一次“家难”是“天伦之变”，由于家庭中别人挑拨，洪昇担心“大杖”临身，有性命之忧，遂抛弃了优裕的贵族生活，不得已逃离家庭，寄居北京，过了二十多年的极为贫困潦倒的生活，洪昇家出现了“子孙流散”危机。第二次“家难”是“破家之难”，由于“三藩之乱”的牵连，洪昇的父母被充军宁古塔，家庭被官府抄没，“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百年望族”终于“家亡人散各奔腾”了。第三次“家难”是“斥革下狱之难”，由于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洪昇被朝廷下狱治罪，并革去了“国子监生”的功名，洪昇从此永远失去了“仕途经济”前程，洪家也永远失去了复兴的最后一线希望。

　　洪与妻子黄蕙是亲表兄妹关系，从小青梅竹马，婚后伉俪情深，特别是在三次“家难”过程中，夫妻相濡以沫，共度了多少艰辛岁月。洪昇有两个亲妹妹，兄妹们从小在杭州西溪的“洪园”中，度过了许多吟诗作画，联句酬唱的美好日子。洪家的女子可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两个妹妹出嫁后，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都年轻轻地就悲惨死去了，洪昇为痛惜妹妹的惨死，不知洒下多少辛酸的眼泪。

　　从以上考证的事实不难看出，《红楼梦》的悲凉故事，实际上就是洪昇对自己遭逢的“家难”的忠实记载。《红楼梦》故事同洪家的破家经历完全吻合，而同曹家的经历则对不上号。《红楼梦》“作者自云”明确指出，创作此书的目的，一是把自己“不肖”、“荒唐”之罪，“编述一记”，“告普天下人”；二是记载“当日女子”的事迹，以显得自己家“闺阁中历历有人”，使之不被“湮没无考”。对照洪昇的经历，这两个创作目的不是完全有充分理由么？

　　土默热先生的系列论文中，有关这方面的考证文章最多，考证得也最细致。如《怀金悼玉诉情种，寂寥伤怀话石头》、《洪昇初创〈红楼梦〉的蛛丝马迹》、《洪昇家族与〈红楼梦〉家族之比较研究》、《甄士隐考证》、《〈红楼梦〉“作者自云”解读》、《三秋挽歌》、《封建大家庭矛盾综合症》、《〈红楼梦〉十个为什么》等。

四、《红楼梦》“闺阁昭传”创作目的与洪昇的“闺友闺情”

　　《红楼梦》作者开篇就交代，创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记录当日的“闺友闺情”，是为了使当日心爱的姐妹们得以“闺阁昭传”。作者要“昭传”的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女子，而是“一干女子”，用通俗的话说，是一大帮女子。事实也是这样，书中仅“正册”、“副册”、“又副册”就记录了三十六个女子，更何况还有不入册的众多女子！任何一个高明的作家，要想写好这么多活泼可爱、活灵活现的青年女子，没有生活原型是不可能的，没有同生活原型的长期密切接触也是不可能的。

　　土默热先生指出，曹雪芹是个独生子，遗腹子，没有亲姐妹，也没有证据证明有众多的表姐妹，即使有少数几个远亲姐妹，他同这些女子也没有一起长期共同生活的可能，从这一点推论，曹雪芹不具备创作《红楼梦》的基本条件。而洪昇作为一个“百年望族”的承重孙，作为一个风华绝代的翩翩佳公子，青少年时期确实同一大帮同年龄段的、有着很高文化素养的姐妹们有过美好的生活经历，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既是洪昇创作《红楼梦》的生活基础，也是洪昇创作《红楼梦》的初始动因，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是洪昇《红楼梦》作者身份的有力证据。

　　除上文提到的洪昇妻子和两个亲妹妹之外，土默热先生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古典文学功底，考证出《红楼梦》书中“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人物原型，就是清初活跃在杭州文坛上的“蕉园诗社”“前五子”、“后七子”——十二个活生生的青年女诗人！这些女诗人都出生在名门望族，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她们的家族都是明朝的“望族”，在清初均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她们的家庭生活和个人婚姻生活都非常不幸，落得“千红一哭”的共同悲剧下场！这些女诗人与洪昇都是亲姐妹或表姐妹关系，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吟诗作画，一起游山玩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她们是第一个公开结社的女性文学团体，她们是第一个冲破世俗禁锢公然踏青踏雪、招摇过市的开放女性组织。据土先生考证，她们在结社期间，每个人都为自己取了诗人的别号，并公开出版过个人诗集。她们还不顾社会上的世俗禁区和偏见，公然集体评点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她们经常和表哥洪昇、洪昌等人，一起在西溪的洪园、竹窗、柴门、花坞、山堂、水阁中游玩，春歌桃花，夏咏芙蓉，秋颂芦花，冬赞雪花，联袂寻梅赏菊，一起分韵赋诗。她们一起游玩的这些地方，在《红楼梦》中则被写成了怡红园、潇湘馆、稻香村、蘅芜苑、凸碧堂、凹晶馆等，构成了“大观园”的基本格局。

　　洪昇因“家难”被迫离家出走后远赴北京谋生，姐妹们也陆续出嫁，由于明末清初那特定的历史和时代原因，她们婚后都十分不幸，有的因为婚姻问题青年早死，有的因为家庭破产痛苦挣扎，有的因为官府抄家妻离子散，总之，这些聪明美丽的女诗人都没有逃脱悲剧命运！二十年后，洪昇返回故乡，重新安葬了自己的弟弟妹妹，在祭奠仪式上，洪昇痛哭失声，连续写了六首感天动地的悼亡诗！

　　土默热先生这方面的考证文章很多，主要见《大观园诗社和蕉园诗社》、《〈红楼梦〉是蕉园姐妹传记性小说》、《妙玉与徐灿》等文章。土先生进行了以上考证后指出，《红楼梦》作者“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必须同时具备五方面条件：一是作者必须有这么多在一个共同故园生活的姐妹为原型；二是姐妹们必须普遍具备很高的文化素养，并曾经结成文学团体；三是作者与姐妹们必须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深厚的感情基础；四是姐妹们的命运普遍不幸，具有共同进入所谓“薄命司”的悲剧命运；五是作者必须具有为姐妹们“闺阁昭传”的强烈愿望。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在中国历史上，这么多真实地并与这五方面条件完全契合的青年女性人群，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只有洪昇和他的姐妹们，具备《红楼梦》人物原型的条件，只有洪昇，具备作者的资格！

五、“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考证

　　断定洪昇是《红楼梦》的初创者。那块“自怨自艾”的石头，简单地把《红楼梦》内容同洪昇经历对号入座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作者为什么把自己比做石头，并放置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以证明《红楼梦》的作者确实是“这一个”而非“另一个”。否则，封建社会中破家的纨绔子弟多矣，怎么能说只有洪昇才是《红楼梦》的初创者？读了土默热先生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新证》、《〈红楼梦〉诗词的离愁情结》、《〈红楼梦〉故事原型考》、《〈红楼梦〉创作的时间、地点、作者推论》、《洪昇创作〈红楼梦〉始末》等论文后，我们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石头”，决无是其他人的可能，只能是遭逢苦难后逃到盘山逃禅的洪昇！

　　据土默热先生考证，康熙二十九年春，洪昇因“聚演《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遭遇了“斥革下狱”之难后，满腔悲愤，万念俱灰，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京东一百四十里的盘山，去投奔自己的老朋友——盘山青沟禅院的智朴和尚，倾诉委屈，并通过“逃禅”去寻求心理解脱。盘山的智朴和尚著有《盘山志》，根据这本志书的记载，这里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

　　盘山有“盘古寺”（被乾隆皇帝误写为“盘谷寺”）相传是盘古开天辟地的“大荒山”；盘山还有“女娲庙”，相传是“娲皇”炼五色石“补天”的地方，山中著名的“摇动石”，传说就是“娲皇”炼后未用的一块。盘山有个砂岭，在明代大文人曹能始的游记中，砂岭地势险峻，而洪昇到此发现，砂岭乃入山坦途，遂向僧众发问，僧人告之：砂岭原来确实险峻，是后来僧众感到入山不便，聚众凿平，辟为坦途的。洪昇遂把砂岭称为“无稽”的悬崖。至于青埂峰，说来更是离奇，就是洪昇所投奔的盘山“青沟寺”的谐音。何以寺庙称为“峰”呢？原来另有极为可信的过硬理由。康熙皇帝曾到盘山游历，在青沟寺谈禅吟诗，心情大为高兴，御笔亲书“户外一峰”四字，赐给青沟和尚。从此文人雅士都称青沟寺为“青沟峰”。

　　盘山后来不太有名了，但在乾隆朝以前，盘山是天下“四大名山”之一，盘山的掌故文人学子都耳熟能详。后来随着盘山地位的衰落，这些掌故逐渐湮没无闻了。但《盘山志》有详细记载，清初文人的文章中也多有记载。《红楼梦》中使用这些掌故，进一步证实了《红楼梦》的初创者，就是到盘山逃禅的洪昇。土默热先生推断，洪昇在盘山“逃禅”期间，坐在摇动石下抚今追昔，正是产生《红楼梦》创作冲动的最佳时间地点。以“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那块“娲皇”炼而未用于“补天”的“五彩石”自况，也正是洪昇被“革去功名”后必然产生的心理反应。《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写石头的故事，并说“试谴愚衷”的时间是“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写作时正处在“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际”，充分证明了小说创作的酝酿之初，是在康熙二十九年的盘山。

　　土默热先生对《红楼梦》书中的诗词经过精心解读，发现其中有明显的“离愁”情结，其中以黛玉诗最为浓郁，经常出现“雁断”、“蜇鸣”、“砧声”、“秋声”、“游子”、“离人”等古诗中描写“离愁”的常用典故。其他如湘云、探春、宝钗乃至宝玉的诗，也不时有“离愁别绪”表现出来，流露一些思亲思乡的情绪。黛玉父母双亡，少小离家，“湘江旧迹已模糊”，也无亲可思。其他女儿和宝玉，就更谈不上有什么理由抒发“离愁别绪”了。

　　曹雪芹完全没有在书中流露“离愁”的理由，他自小离开南京，南京也谈不上是他的“乡”，所以无由产生乡愁；曹雪芹未闻有同父母长期离别的经历，所以更无由产生“思亲”之愁。其实这种“离愁”正是作者洪昇的真实情绪流露。洪昇因“天伦之变”被迫离乡离家，在燕京漂泊二十多年，期间自己和家庭都多灾多难，思亲思乡的“离愁别绪”，无时无刻不萦绕他的心头。洪昇存世的大量诗作，其中以描写离愁的诗数量最多，也最真挚感人。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酝酿创作《红楼梦》期间，应该是洪昇一生“离愁”最浓烈的时间，下山后洪昇就举家南返了。因此，《红楼梦》诗词表现出与作品中人物不协调的“离愁”，就毫不奇怪了。

六、“空空道人（情僧）”、“东鲁孔梅溪”、“吴玉峰”访真

　　解决了“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及其山下的“石头”之后，仍必须相应解决《红楼梦》中提及的为小说“抄录问世”的“空空道人”和为该书题名《风月宝鉴》的“东鲁孔梅溪”。在这个红学不解之谜方面，更见土默热先生的考证功力之深。先生的论文《“空空道人”考证》、《“东鲁孔梅溪”、“吴玉峰”考证》、《〈红楼梦〉版本源流探疑》等，不仅圆满地探究到与《红楼梦》相关的两个重要人物的原型来历，而且令人信服地、合理地解读了《红楼梦》的“开卷第一回”。

　　土默热先生以充分的证据，证明《红楼梦》书中的改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就是洪昇的老朋友——盘山青沟寺的智朴大师。智朴和尚俗姓张，十五岁出家，三十五岁结庐盘山，法名“拙庵”，人们俗称他“拙上人”、“拙和尚”。智朴和尚文学功底深厚，不仅同当朝大臣王士、宋荦等著名文人交往甚厚，连康熙皇帝也对他十分赏识，与著名权臣文士时相酬唱，是个名副其实的“情僧”。令人诧异的是，他居然还真的有“道人”的名分。“开府江南”的著名诗人宋荦，就称他为“拙道人”，当朝刑部尚书、诗坛领袖王士，也曾为他刊刻的道家经典《道德经》作序。他的名字中的“朴”、“拙”二字，正应是“空空”二字的来历。

　　土默热先生推断，《红楼梦》书中记载的，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与“石头”一番对话之后，把“石头”所写的故事“抄录回来，问世传奇”，正是康熙四十一年，“拙道人”到“江南扫塔”期间的真实经历。拙道人在江南期间，普遍拜会了在京结识的老朋友朱彝尊、宋荦等人，还在苏州沧浪亭举办了酬唱诗会。此时，正是洪昇经过十年辛苦，创作《红楼梦》刚刚杀青之际，以他们的关系，委托惯为他人刊刻书籍的“拙道人”，为《红楼梦》“问世传奇”，是合情合理的。“拙道人”回京后，老朋友王士在写给他的信中，居然称他为“净金圣叹”，说明他正在评点一部文学作品准备“问世传奇”，此书应该就是从洪昇处“从头至尾抄录回来”的《红楼梦》。

　　对为《红楼梦》题名《风月宝鉴》的“东鲁孔梅溪”，土默热先生的考证更是令人啧啧称奇！他认为“东鲁孔梅溪”应是康熙朝刑部尚书，诗坛领袖王士，也就是洪昇的老师、智朴和尚的老朋友、大名鼎鼎的王渔洋！王士祖籍东鲁；曾任“司寇”之职，与孔子同；“梅溪”是宋代著名文人王十朋的号，代表王姓。三句话合起来，就是“山东王司寇”，因此，《红楼梦》书中称他为“东鲁孔梅溪”，虽然隐晦，但很贴切。以王士的阅历交往，“拙道人”求他为洪昇的作品题名，他应该不会拒绝；题名《风月宝鉴》，显示该书的教化意义，也符合他的身份。

　　为“空空道人”抄录回来的小说题名《红楼梦》的吴玉峰，书中记载是直道其名，并未隐晦。他就是撰写《围炉诗话》的著名文人吴乔。吴乔，又名吴殳，字修龄，号玉峰。诗宗西昆艳体，为人狂放不羁，曾为清初南党领袖徐乾学的子弟讲过诗，并据此撰写成著名的《围炉诗话》。由他题名《红楼梦》，展示该书的俗艳风格，是再恰当不过的。

　　根据以上考证，土默热先生推断，《红楼梦》“开卷第一回”那大段关于此书“出处”的文字，实际上应是两篇序言，四个题名的综合。“作者自云”后的一段话，是洪昇的自序。“空空道人”同“石兄”的对话，是“抄录问世”者盘山智朴和尚的序言。四个题名《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的题名者，分别是洪昇自己和智朴、吴乔、王士。

七、秦可卿的象征意义及“意淫”与“爱红毛病”诊断

　　红学界最热闹、也是歧义最多的领域，就是对“秦可卿”的研究。作者让这个人物，既兼具钗黛的形象，又让她为宝玉导淫；既指责她是“败家的根本”，又让她托付贾家后事。对秦可卿的聚讼中，目前还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法。土默热先生通过对《长生殿》和《红楼梦》的比较研究，另辟蹊径，提出秦可卿只是象征性人物的说法，认为在她的身上，象征着《红楼梦》脱胎于《长生殿》，也象征着作者自己因醉心杨妃而“败家”的惨痛经历。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土默热先生的《爱红的毛病事出有因》、《究竟什么是意淫》、《〈风月宝鉴〉故事所隐何事》、《红海微澜，继起波涛》、《洪昇噩梦〈红楼梦〉》等考证文章中。

　　土默热先生认为，《红楼梦》中宝玉、宝钗、黛玉三个主角的名字，都来源于《长生殿》中的“天宝明皇、玉环妃子”，所以秦可卿兼具钗黛的形象。洪昇的言情创作生涯，开端在《长生殿》，成名在《长生殿》，肇祸也在《长生殿》，所以《红楼梦》书中让秦可卿象征性地引导宝玉“领略风月滋味”，让“警幻仙姑”称宝玉为“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让“擅风情、秉月貌”成了“败家的根本”。秦可卿出殡时，让北静王“路祭”，并称赞宝玉，是因为洪昇创作《长生殿》，是在“庄恭亲王”世子的怂恿下进行的，洪昇被祸后，世子曾加慰问，史有记载。

　　至于为何让秦可卿死后嘱托贾家后事，土默热先生认为，《红楼梦》初稿中，秦可卿与元妃应为一人，是从《长生殿》中“杨妃”转化来的人物。所以作者让他“缢死”，死后让她以皇家礼仪出殡。但这样描写有干涉朝廷之嫌，所以修改时把元妃处理成主人公的姐姐；让秦可卿变成了东府的媳妇，致使元妃和秦可卿两人的死因都不明不白，引起诸多猜测。但作者在对东府的描写中，还不时闪过隐写皇家的痕迹，如“除夕祭宗祠”、“乌进孝进租”等，都是皇家体制，决非公侯勋贵之家的事情。在愚人贾瑞身上，作者让他取表字“天祥”，让他“正照风月鉴”而死，也隐约表达着作者对因《长生殿》致祸而产生的对朝廷的强烈愤恨和诅咒！《红楼梦》初稿中，元妃也是象征性人物，缢死的是元妃，嘱托后事的也是元妃，脱胎于《长生殿》的痕迹应该更为明显。

　　土默热先生对《红楼梦》中使用的“意淫”、“爱红毛病”等特殊的不近情理的专用语，也进行了独到而恰当的解释。所谓“意淫”，就是言情文学创作或演出时作者的心理，既要表达至高无上的“情”，笔下又不能涉于淫乱，更不能为言情而实践“皮肤滥淫”。所谓“爱红毛病”，就是隐指言情传奇创作演出，因为当时的戏剧界，表现男女情爱成风，传奇作者和优伶，都有吃“女人口上胭脂”的通俗说法。《红楼梦》中醒目地使用这两个特殊词语，无非也是试图表示，《红楼梦》脱胎于《长生殿》，《红楼梦》作者是个在传奇创作中成就很高的“天下古今第一淫人”！

八、《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关系之考证

　　土默热先生对《红楼梦》中一些非常奇怪的写作内容和手法，一度也感到十分困惑。例如，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为什么一定要写成“甄贾”两个，并且要一个在“长安大都”、一个在南京？书中元妃的判词为什么研究了几十年，至今无人能够读懂？钗黛二人在太虚幻境为什么要合用一幅图画，合用一首判词？土默热先生感到，这些长期以来在红学界几乎成为死结的问题，按照常规的思路似乎永远也无法解决，在曹雪芹家庭找不到答案，在洪昇家庭也找不到答案。必须另辟蹊径，方可取得研究上的突破。

　　由于土默热先生是明清史专家，所以对明清易代时期的历史特别熟悉。土默热先生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发现“乙酉事变”（即清军下江南，南明小朝廷灭亡，这一年是1645年，即乙酉年，上一年便是甲申事变，李自成进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后，江南士大夫阶层对清政权多抱不合作态度，普遍持不食周粟的“遗民”思想。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写下大量揭露清军残暴的作品，也写下大量探讨南明政权因为“风云气少，儿女情多”，导致快速灭亡教训的著作。在这一时期，文人们对金陵城内“秦淮八艳”等著名诗妓与“江南四公子”等著名才子悲欢离合的故事情有独钟，往往借才子佳人题材来表现改朝换代的深刻历史教训。与洪昇齐名的孔尚任所创作的《桃花扇》，便属于此类作品；洪昇本人的代表作《长生殿》，表面上是写唐朝安史之乱，骨子里也是感叹明清兴亡！那么，《红楼梦》在创作的某一时期，是否也可能是借香艳故事写明清兴亡感叹呢？

　　土默热先生经过精心考证，终于发现，《红楼梦》书中一系列不可理解的内容，放在南明背景下面去研究，都能够得出十分合理并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例如，书中之所以让宝玉“口中衔玉”而生，并且刻意设计了“真假”两个宝玉，正是按照南明时期在北京和南京先后发生的两桩“真假太子”案而创作的。书中元春的判词“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即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套用的是南明时期著名少年抗清义士夏完淳的诗：“二十年来事已非，不开画阁锁芳菲，那堪两院无人到，独对三春有燕飞。”元春本身也是按照南明时期的“真假元妃（童妃）”案创作的。“虎兕相逢”是借用吴梅村的诗，代指清朝军队，此时“大梦归”说明是死于清军下江南这一特定时期。元春生在“大年初一”，用的是孔子《春秋》的“春王正月”熟典，代指南明皇帝，“三春去后诸芳尽”，正是说鲁王、唐王、桂王三个南明政权先后覆亡后，抗清力量逐渐凋零的局面。这些证据说明，《红楼梦》创作初期，确实是一部表达南明兴亡感叹的作品，只是后来作者把作品内容和主题改了，由主要写“国恨”改为主要写“家难”，但这些描写仍保留下来，所以成了无人可以读懂的“死结”。

　　土默热先生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发现《红楼梦》中好多诗词并非作者原创，而是按照南明时期的妓女才子诗仿作的。例如，书中姐妹们分韵吟咏的《菊花诗》，原来是仿冒的董小宛、冒辟疆夫妇和他们的朋友杨龙友、梁湛至、郑超宗聚集在一起酬和的《菊花诗》。《红楼梦》中姐妹们分韵所作的《海棠诗》，原来也是仿冒的柳如是、谢三宾、程松圆等人聚众酬唱的《海棠诗》。这些《红楼梦》诗的原型的发现，更证实了《红楼梦》创作初期的南明背景。

　　土默热先生经过长期比较研究，发现《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爱情婚姻纠葛，初始时期是按照南明时期著名才妓柳如是，与著名抗清义士陈子龙和著名官僚文人钱谦益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创作的。“红楼”是柳如是与陈子龙相爱并同居的场所，“绛云”是柳如是与钱谦益婚后居住的藏书楼名称，《红楼梦》书中连居室名称都是按照柳陈钱三人的生活轨迹命名的。不仅如此，就连《红楼梦》这个“总其全部”的书名，都来自于陈子龙与柳如是同居时所写下的一首题目为《春日早起》的诗：“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陈子龙与吴乔不仅共同诗宗西昆体，而且同是几社成员，私交甚密，吴乔对陈子龙的诗词文章极为熟悉。由这个吴玉峰（吴乔）题名《红楼梦》，也正面回答了《红楼梦》作品的南明背景和陈柳原型。

　　土默热先生根据《红楼梦》的南明背景，对书中黛玉的《葬花词》进行了精辟分析：《葬花词》中，流露出浓烈的美人迟暮、漂泊无归情感以及对过去“香巢”、“燕子”的眷念之情，书中的林黛玉作为一个仅仅十三岁的闺中少女，无论如何是不应当有此经历及感情的。正确的解释只能是，这是表现柳如是与情人陈子龙生离死别后抒发内心感受的一首诗。“三月香巢已筑成，梁间燕子太无情”，“却不料人去梁空巢也倾”，说的是在家庭的干预下，陈子龙与柳如是无奈分手，同居的“小红楼”一片萧索寂寞的场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说的是陈柳分手后，柳如是受尽谢三宾等无耻官僚逼迫和李待问等昔日情人背叛后孤苦无依心情的真实流露。“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似污淖陷渠沟”则是表达柳如是坚持气节，不随流俗，不屈服压力，洁身自好的坚强性格。

　　土默热先生在对《红楼梦》的南明背景考证分析后指出：《红楼梦》绝无可能是曹雪芹创作的！一是时间不对，曹雪芹生活在乾隆中叶，这一时期文网严密，写南明题材是禁区，再加上时间已过了一百多年，事过境迁，文人们也没有感叹改朝换代的思想基础；二是身份不对，曹雪芹家是旗人，是清政权的创业者和受益者，不应该也不可能去表现怀念南明的思想感情。《红楼梦》书中的南明背景是证据确凿的，不容否定，那么，只能由此得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者的结论！而洪昇所处的那个时代，由于清政权建立伊始，战事频繁，朝廷又忙于笼络江南士大夫人心，所以文网相对宽松，写南明题材文学作品成为一种社会时髦，《红楼梦》产生于这一时期，是应运而生的，是顺理成章的。

　　由此，土默热先生进一步提出，中国古典文学史必须重写！中国古典文学的颠峰在明末清初，《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牡丹亭》等的创作时间虽然早于明末清初，但全部是这一时期的文人重新改写评点后方大规模流传的；《聊斋志异》、《桃花扇》、《长生殿》、《红楼梦》等全是这一时期的文人创作的。当今的中国文学史，把《红楼梦》放在乾隆中叶，并因此把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定为乾隆中叶，这是很牵强的，也是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乾隆中叶那种正统刻板的文学氛围，根本就不是中国古典文学产生高峰的恰当时机！恢复《红楼梦》产生的正确时代背景、作者身份、作品宗旨，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是至关重要的。

九、洪昇与曹寅的关系及《红楼梦》“问世”过程研究

　　《红楼梦》书中在列举了“石兄”、“空空道人（情僧）”、“吴玉峰”、“东鲁孔梅溪”四人名字之后，用了一个“后”字，交代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撰成目录，分出章回，另题一名曰《金陵十二钗》”。有证据表明，《红楼梦》的确是从曹雪芹手传抄出去的。对此，土默热先生也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分析，见《垂老著书恐惧成》、《何来著书黄叶村》、《〈红楼梦〉初稿是传奇体裁考辩》等文章。

　　据土默热先生考证，洪昇同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既是同时代人，又是好朋友。二人都雅好传奇创作，文学修养都是当时一流人物，所以惺惺相惜，互相推重。洪昇曾为曹寅的传奇《太平乐事》作序，甚为激赏。曹寅曾花费巨资，在江宁织造府“畅演三日”《长生殿》，以上宾礼节招待洪昇。洪昇到南京时，曹寅亲自到“江关”迎接。洪昇随身携带“行卷”而来，曹寅读后大受感动，赋诗一首：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著书恐惧成。

　　礼法谁曾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土默热先生分析此诗后认为，洪昇“行卷”中装的、曹寅拜读的应是《红楼梦》初创书稿。洪昇在“垂老之年”写成的、描写“称心岁月荒唐过”事迹的作品，只能是《红楼梦》。洪昇携书稿来南京，求曹寅刊刻出版的。曹寅经常为江南贫困文人刊刻书稿，史有明载。洪昇拜托曹寅刊刻《红楼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惜的是，归途中，洪昇就不幸坠水淹死了。曹寅晚期也面临重重不如意事，无心刊刻如此卷帙浩繁的作品，不久也病死了。随后曹家被抄，家业中落，无人也无能力刊刻《红楼梦》，书稿只能随着曹家还京而流落北京。过了一个甲子时间，曹雪芹在穷急无聊之际，翻出了《红楼梦》书稿。阅读之后，引起了内心强烈共鸣。于是开始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并陆续传抄开来。

　　根据以上推理分析，土默热先生判断，《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源流应该有两个：一个是“空空道人”智朴“传抄问世”的书名为《红楼梦》的版本，一个是曹雪芹“披阅增删”的书名为《石头记》的版本。这同周春记载的，程本问世前，有人同时买到两本“内容微有异同”的书，一是八十回本《石头记》，一是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红学领域一个突出的矛盾：为什么早期红学资料记载的书名都是《红楼梦》，而至今发现的早期抄本，书名几乎都是《石头记》。

十、对新红学异化的检讨

　　土默热先生在另辟蹊径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对新旧红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文章，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论。先生认为，胡适大师把实证方法和朴学结合起来，用于《红楼梦》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比起旧红学的附会方法，确实是一大进步。但遗憾的是，胡适先生仅仅抓住《红楼梦》书中一个曹雪芹名字就“大胆假设”，把书中列在曹雪芹前边的“石兄”、“空空道人”、“东鲁孔梅溪”等名字抛开，然后戴着有色眼镜去翻阅曹家的陈年老账，进行所谓的“小心考证”,对史料记载曹家的内容，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有利于“大胆假设”的就采信，不利的就置之不理。

　　土默热先生指出，当胡适先生的考证结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遇到严峻挑战，可以说基本被推翻之后，笃信新红学的诸多学者，不是采取科学的态度重新研究，而是采用在胡适先生现成结论上“打补丁”的方法，试图弥补“胡说”的破绽。他们始终在胡适先生假设的“曹家店”中打转转，有人说曹家经历过“二次复兴”，有人说《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的老子曹，有人说作者是什么“曹竹村”，还有人说是什么曹家父子夫妻“集体创作”等等，不一而足。但人们看到这些“补丁”上，都打着“红学死结”的印记。

　　土默热先生大声疾呼：要警惕新旧红学合流的趋势！新红学在异化，旧红学在蜕化，新旧红学确有并轨的迹象。自命新红学传人的一些学者，泼掉了胡适先生的“婴儿”，却保留并弄浑了胡适先生的“洗澡水”。他们固守着胡适先生的现成结论，却抛弃了“胡说”的考证方法。旧红学也抛弃了蔡元培先生按正史严肃索隐的治学方法，转而用稗史、野史乃至传说进行荒唐的“附会”。现在流行的所谓“探佚”派，就是新旧红学合流的产物，是在使用比旧红学更“笨伯”的“猜笨谜”方法，去做无须任何根据支持的“探佚”，居然搞出了什么“秦可卿是废太子的女儿”，“曹雪芹与皇后合谋毒死雍正”，“黛玉嫁给北静王后投水而死”，等等荒谬绝伦的“研究”成果！

　　土默热先生提醒，近年来文艺界兴起了一股戏说清宫秘史的歪风，尤其是对所谓“雍正夺嫡”的戏说，简直到了罔顾历史、随意编造渲染的程度。近年来的好多红学论文，研究的注目点都放在了曹家与雍正的关系上，什么曹寅是“太子党”的人，曹家为“塞思黑”藏金狮子，曹雪芹参与了乾隆初的宫廷政变等等。电视剧《红楼梦》、《纪晓岚》中，也大量出现《红楼梦》与宫廷内幕交织在一起的描写。这些胡编乱造，容易起到搞乱学术、误导青年的不良后果，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警惕。

　　土默热先生检讨分析新红学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先生的各个考证文章中。笔者曾对先生的观点进行过一些汇集整理，见以笔者名义推出的论文《红楼反面无秘史》、《新红学异化检讨》等。土默热先生对新红学异化的检讨分析，虽然显得文笔辛辣刺激一些，为当今占据红坛的权威们难于接受，但笔者认为，这对红学界现状不啻一剂苦口良药。

　　2004年3月初稿，2005年8月二稿

1. 红楼梦？红楼梦！

　　《红楼梦》的书名从何而来？“红楼梦”一名究竟隐含何意？红学界已经争论好几十年了，迄今未见权威说法。有的学者在南宋诗人蔡京的诗中发现了“红楼梦”一词，但蔡京与《红楼梦》作者相隔几近千年，毫无关系；找不到根据，有些学者就按字面含义，或猜富室闺阁，或猜皇宫内院，或猜寺庙道观，皆无可靠根据，属于臆测附会而已。

　　从《红楼梦》作品所蕴涵的重大意义看，《红楼梦》书名及其含义，必非作者灵机一动、信手拈来，必经过作者深思熟虑，以现实重大事件或具有重要影响的现实人物为寄托，方如此命名的。所以，考证《红楼梦》书名的来源及其含义，应该在明末清初的时间范围内进行，无须云里雾里漫天撒网。

　　笔者经过精心考证，有力地证明了，《红楼梦》的名称，来源于明末清初的大诗人、“几社”领袖、“复社”骨干、民族英雄陈子龙的一首诗：

　　独起凭栏对晓风，

　　满溪春水小桥东。

　　始知昨夜红楼梦，

　　身在桃花万树中。

　　——陈子龙　《春日早起》

　　这首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陈子龙和当时的江南名妓杨影怜，演出了一场英雄爱美人的凄婉故事。杨影怜就是后来的著名才妓柳如是，是一个著名的风尘才女兼侠女，可谓明末清初风尘“花王”。明崇祯八年，风华正茂的陈子龙与晃若天仙的杨影怜，在松江城南门外的“小红楼”同居了。男女双方都是才貌双全的一流人物，柔情缱绻，风流倜傥，自不待言。柳如是的诗歌才能，主要就是向陈子龙学来的，她的诗，有明显的“云间派”风格。

　　迫于陈子龙妻子和家庭的压力，二人同居一段时间后，无奈分手了。这段短暂的“小红楼”生活，对二人来说，都是一段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而又酸楚的“红楼梦”。上述陈子龙的《春日早起》诗，就是在二人分手后，怀念“昨夜红楼梦”的作品。

　　杨影怜后来虽然另嫁了钱谦益，但对早年恋人陈子龙终生念念不忘，尤其是陈子龙为抵抗清兵牺牲后，杨影怜的思念之情更加深刻强烈。分手后，她以《望江南》词牌，以“人去也”开头，一连写了十五首怀念陈子龙的词，词中意韵缠绵感伤，十分动人，词本身也写得很漂亮。

　　由此，我们不难推测，《红楼梦》的创作本意，是要写陈子龙与杨影怜的“红楼梦”，写他们的缠绵相恋和刻骨相思。由于他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悲剧，所以，也正是《红楼梦》中的所谓“木石前盟”。

2. 绛云轩？绛云楼！

　　《红楼梦》书中，贾宝玉搬入大观园之前的居所，名叫“绛云轩”，搬进大观园后，住怡红院，绛即红色，意思没变。但奇怪的是，在大观园与姐妹们一起作诗时，他仍旧使用“绛洞花王”的别称，并特意通过李纨之口，说这是他的“旧日称呼”。

　　问题是，书中在大观园起诗社之前，并未交代宝玉有此称呼；宝玉在姐妹中甘充厮役，诗才亦属孙山，何敢称“花王”？另外，古人形容女人如花似玉，宝玉无论如何也是男身，没有称“花王”的权利。

　　我们不妨联想一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花王”、“花魁”，她们指的是什么？是风尘女子中的翘楚，色艺队里的班头！所以《红楼梦》中的所谓“花王”，在创作之初，必是指一个色艺出类拔萃的风尘女子。

　　如前所述，我们推测《红楼梦》原来是一部描写杨影怜与陈子龙爱情故事的作品，那么，可否进一步推测，原来书中的第一主角“绛洞花王”，是指杨影怜呢？完全有此可能，有确凿证据可以支持这一推测。

　　杨影怜与陈子龙分手后，几经周折，最后嫁给了钱谦益。钱谦益乃明朝东林党、清朝复社的领袖，雄居文坛霸主长达五十年，是个名动天下的老名士。由于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六岁，钱对杨爱护有加，怜惜备至，并按照佛家“如是我闻”的意思，为她改名柳如是，号河东君，并让她住在“我闻室”。

　　为了金屋藏娇，钱谦益又专门建造了一座雕梁画栋、精美异常的三层楼房，供夫妻二人居住，并储藏一万多卷珍贵的孤本藏书。楼房建成后，钱谦益让柳如是为楼房取名并书写牌匾。柳如是便以“小红楼”的红色，与自己早期名字中的“云”字，为该楼取名“绛云楼”，她题写的“绛云”两个大字牌匾，字体刚劲秀媚，很受世人推重。

　　看，又是一座红楼！这座“绛云楼”在清初名气大得很，天下名士无人不知绛云楼中的领袖群伦的名士钱谦益，也无人不晓绛云楼中的“花王”兼“诗魂”柳如是！河东君的名字，当时在风尘女子中名气最大，特别是她的诗、词、曲、赋，几乎令天下须眉男子，一齐俯首，崇拜有加！

　　钱柳二人，对在绛云楼中的这段夫妇酬唱、风流蕴籍的生活，也都终身怀念。直到死前，钱谦益还在诗中写道：

　　老大聊为秉烛游，

　　青春浑似在红楼。

　　蒲团历历前尘事，

　　好梦何曾逐水流！

　　分析至此，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所写的“绛云轩”，实际上就是以“绛云楼”为底本的，书中的“绛洞花王”，是以柳如是为原型的，这恰好应了李纨“旧日名字”的说法。这个“旧日”，并非宝玉的旧日，而是旧日的“花王”柳如是。钱柳在“绛云楼”中的这段姻缘，正是《红楼梦》中“金玉良缘”的出处，这段梦幻般的生活，又是一段“红楼梦”！

3. 蕉园诗？蕉园史！

　　十分可惜，绛云楼中经历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生活后，灾难发生了！顺治七年十月初二，绛云楼不慎失火，楼中的万卷珍贵藏书，连同钱谦益倾数年功力撰写的二百五十卷明史稿，一同葬身火海！

　　钱氏毕生热中修明史，在崇祯年间，他撰写的明史稿，以及大量珍贵资料，存放在“太液池”边的“蕉园”，结果被李自成退出北京时所放的一把大火焚毁了，当时就令钱氏痛心疾首！这次，存放在“绛云楼”的明史稿再次被焚毁，令钱氏几乎痛不欲生！他怀着满腔悲愤，写下了一首题为《蕉园》的诗：

　　蕉园焚稿总凋零，

　　况复中州野食亭。

　　东观西清何处所，

　　不知汗简为谁青？

　　不知朋友们是否注意到，所谓“蕉园”，代表的是绿色；所谓“绛云”，代表的是红色。红色与绿色都被大火焚毁了，代表着明史被毁。联想到《红楼梦》中元妃省亲时，贾宝玉顽强地坚持使用“红香绿玉”，而元妃却果决地改为“怡红快绿”，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红香绿玉”代表的是明史，去掉了“香玉”，就是在修明史时，没有了“香玉”曾经参与的“蕉园”和“绛云楼”的明史。所谓“香玉”，就是柳如是的代称，《红楼梦》中隐约指出，林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而林小姐，恰恰是以柳如是为原型创作的人物。

　　柳如是逝世于康熙三年，就在她逝世前后，在杭州的西溪，出现了一个女子文学团体，取名为“蕉园诗社”。该诗社的发起人是著名的女诗人林以宁，参加人都是林以宁的表姐妹和妯娌、姑嫂，这些人都是杭州明末“四大家族”的女眷，具有强烈的明朝“遗民”思想。这个诗社为什么要以“蕉园”命名？毫无疑问，是受了柳如是和钱谦益的影响。诗社的宗旨，一定是悲悼明末清初的这段惨痛历史。

　　笔者曾经考证，《红楼梦》书中大观园的“海棠社”和“桃花社”，就是作者根据这个“蕉园诗社”的原型创作的。现在仔细看来，《红楼梦》中好多姐妹的诗，都留有柳如是诗的明显痕迹。譬如，林黛玉咏柳絮的“唐多令”，就明显带着柳如是的《渔家傲　扬花》的痕迹：

　　百尺章台缭乱吹，

　　重重帘幕弄春晖。

　　怜他漂泊奈他飞。

　　淡日滚残花影下，

　　软风吹送玉楼西。

　　天涯心事少人知。

4. 芙蓉诔？芙蓉峡！

　　就是这个林以宁，不仅工诗词，善绘画，还精通戏曲传奇的创作。她曾经写过一个《芙蓉峡》的传奇剧本，内容今天已经失传了，只留下一个剧名。《芙蓉峡》剧本最大的可能是描写什么、歌颂什么呢？还需要在林以宁身上找线索。

　　我们知道，林以宁是前“蕉园五子”的成员之一，是后“蕉园七子”的发起人和社长。“蕉园诗社”的取名，绝对同她的意志有关！她之所以把诗社命名“蕉园”，来历就在钱柳哀叹“蕉园”、“绛云”被焚毁的诗篇。

　　林以宁一生出版过两部诗集，一部名为《凤潇楼集》，是用她在诗社所使用的“室名”命名的。另一部诗集名为《墨庄诗抄》，考定其来源就颇费周折了。原来，柳如是在世时，有个工诗善画的才子叫“苏墨庄”。他写的“新柳诗”，颇为钱翁称赞；他为柳如是画的肖像，柳如是十分欣赏。由此推测，林以宁应该是看了“墨庄”的画，读了“墨庄”的诗，怀着对柳如是的满腔感情，才用“墨庄”二字为自己的诗集命名的。

　　柳如是生前，绝对是“诗魂”、“花王”，不论是前期“木石前盟”，还是后期“金玉良缘”，陈子龙和钱谦益的诗中，都用“芙蓉”来形容她，称赞她。所以，林以宁的《芙蓉峡》，最大的可能就是以侠女柳如是为原型，创作的传奇剧本。柳如是的一生，确实可以称为风尘侠女，她曾经为反清复明，捐献出自己一生积攒的“百宝箱”；她曾经为犒劳张名振的水师，亲自到军中慰劳“娘子军”。

　　柳如是的最终下场很悲惨，情人陈子龙为抗清，壮年牺牲；丈夫钱谦益晚年，为反清复明搞得穷困潦倒。丈夫死后，家中马上发生了“家难”，为了保护子女，为了追随情人和丈夫，柳如是毅然自缢在钱家的正堂“荣木堂”中！时年仅四十七岁。

　　谈到柳如是惨死，令人不得不联想到《红楼梦》中的“芙蓉诔”。红学界公认，此诔明诔晴雯，暗诔黛玉；其实，作者真正诔的，还是“芙蓉峡女”柳如是！

　　“芙蓉诔”中说：“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这些比方，正是柳如是逝世后诗人吊唁她时的评价。

　　“花原自怯，岂耐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诼谣蹊诟，出自帏屏，荆棘蓬榛，蔓延户牍。岂招尤则替，实攘诟而终”。“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故鬼蜮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钳皮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尤未释”！

　　诔中的花和柳字，明显代表柳如是，帷屏中充满谣言荆棘，正是家难时的真实写照。这就明显看出，《芙蓉诔》是为柳如是遭遇家难不幸自缢而打抱不平了！否则，晴雯之恨，怎比长沙太傅贾谊？宝玉作诔，也不至于要把王夫人比作“悍妇”，并要“剖心”解恨了！

　　后面，宝玉见到黛玉，把诔文中的字句，又改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看得就更清楚了。《红楼梦》作者小柳如是二十七岁，虽然极为崇拜热爱这个“花王”，但生不逢时，当然“无缘”了；但对这位“花王”的不得其死，还是有充满同情泪水的薄命感叹的。我很怀疑，这是柳如是逝世的当时，《红楼梦》作者所写的一篇真实诔文，在创作《红楼梦》时，用到这里罢了。

5. 杨柳情？杨柳恨！

　　笔者曾经考证，《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是康熙朝的大文学家洪昇，洪昇创作《红楼梦》，是为自己和诸多姐妹们的悲惨遭遇做忠实记录，以抒发胸中的情和恨！那么，洪昇在《红楼梦》中写自己和写柳如是，又是什么关系呢？

　　洪昇在青年时期，曾经下力气收集过柳如是的事迹，有他的《子夜歌》为证：

　　可怜短檠灯，荧荧照故寝。翠帷白玉床，珠被黄金枕。

　　一日不见君，一宵不成寐。秋雨复春风，安得不憔悴。

　　待欢欢不来，唤欢欢不语。白门杨柳边，定有留欢处。

　　冉冉芙蓉花，零落秋江水。欢总不怜侬，侬自为欢死。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年轻人写的情诗，认真研究，却决非如此。诗中的“白门杨柳”是有特指的名词，钱谦益《有学集》中，就有“传语白门杨柳色，桃花春水是吾庐”的句子，显然是特指他的爱妻柳如是。诗中的“欢”字，并非谁的姓名，而是乐府“杨判儿”中所指那个“莲花绕床，抱莲子眠”的人物化身。莲花就是芙蓉，陈子龙和钱谦益，都经常用这首《杨判儿》，形容自己是“欢”，对方是“莲”，以宣扬自己和花王的亲密关系。

　　回头看洪昇的诗，暗示的正是自己与柳如是的关系，虽然生不同时，无缘交好，但他非常崇拜柳如是，经常在“白门杨柳”处把心留住，热心收集柳如是的事迹，一天见不到柳如是的故事，一夜就睡不着觉，搞的自己都因此而憔悴了。

　　洪昇为什么如此崇拜柳如是，除了当时江南文人的共同爱好之外，还有柳如是与洪昇家乡的特殊关系。柳如是曾先后三次在杭州居住，居住地点都在洪昇的家乡西溪。西溪号称“副西湖”，风光十分优美，秋雪庵、花坞、藕香桥、蓼汀花溆等，都是西溪著名的景点。柳如是的两部诗集，都出版于西溪，其中《西湖草》，是专门歌咏杭州的诗集。柳如是逝世时，洪昇已经二十岁了，正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文学青年，对江南有口皆碑的柳如是的事迹，洪昇焉得不关心？

　　洪昇收集柳如是的事迹，似乎是要以其为原型，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前面说过，“蕉园诗社”的“西泠十二钗”，都是洪昇的表姐妹，其中创作《芙蓉峡》的林以宁，就是洪昇的亲表妹，洪昇与这个表妹关系甚笃，也可能是为表妹创作《芙蓉峡》收集素材。

　　康熙十年，洪昇遭逢“家难”，被迫逃往北京，过了二十年颠沛流离、潦倒贫困的生活。其间，由于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朝廷下狱斥革；由于受三藩之乱牵连，家庭也被官府查抄，父母被充军发配，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经历了这场人生梦幻之后，洪昇于康熙三十一年返回故乡。映入洪昇眼帘的是昔日的“蕉园诗社”姐妹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至此都落了个悲惨命运！面对此情此景，洪昇决心为姐妹们“闺阁昭传”，重新创作《红楼梦》。

　　昔日构思的《红楼梦》，本来是以陈杨的“木石前盟”和钱柳的“金玉姻缘”为原型创作的，洪昇离家前或者没来得及创作，或者交给表妹林以宁创作了《芙蓉峡》。在原来的基础上，洪昇改变了创作思路，他要把原来的构思（或者《芙蓉峡》剧本）改造成一部主要描写自己和姐妹们事迹的小说。小说的背景改为以西溪风光为原型的“大观园”，把“荣木堂”改为“荣禧堂”（荣木堂乃柳如是吊死之地，过于悲了，所以易木为禧），把“绛云楼”改为“绛云轩”，都照搬到荣府和大观园。这部小说的名称，仍用《红楼梦》，因为红楼本来就有富室闺阁的含义，姐妹们的人生梦幻，也是红楼梦！

　　柳如是的婚姻爱情关系，本来是一女二男的三角关系，洪昇与姐妹们，却是一男二女甚至多女的关系。于是，《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就出现了男女身份的转换。洪昇把体现“木石前盟”的角色，主要交给了以林以宁为原型的林黛玉，让她成了“芙蓉”的代表；把体现“金玉良缘”的角色主要交给了以钱凤纶为原型的薛宝钗，让她成了“蘼芜”的代表；原来构思的第一主角柳如是，转女为男，变成了以自己为原型的贾宝玉，仍旧代表着“花王”。

　　于是，《红楼梦》中就出现了今天的一系列矛盾的形象：宝玉住在“绛云轩”，男子得了个爱红的毛病，堂堂须眉却被封为“绛洞花王”。宝钗成了“雪满山中高士卧”的钱谦益混合柳如是的形象，老成，世故，博学，多财，热心仕途经济；林黛玉成了“月明林下美人来”的杨影怜混合陈子龙形象，聪明，敏感，多情，伤感，从不说仕途经济的“混账话”。

6. 甄英莲？真影怜！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分析《红楼梦》中那个可怜的小丫头“甄英莲”。她被拐子拐卖，连自己的父母和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了。被薛蟠强夺后，被迫为妾，并被改名为“香菱”。在她的身上，正暗示着《红楼梦》的创作过程。

　　柳如是以前叫杨影怜，如何被卖给人家做妾，完全无考，就连这个“杨影怜”的名字，也是沦落风尘后自己取的，她本来姓什么，叫什么名，大概自己也说不清。前面说过，薛宝钗代表着“金玉良缘”的形象，于是作者让她成了薛蟠的妾，正是暗示她是钱谦益的妾。她曾经向林黛玉学诗，也正是暗示她在“木石前盟”时，向陈子龙学诗成魔，并成为“几社”女社员的经历。《红楼梦》中的甄英莲，与当时的杨影怜的经历，是完全吻合的。

　　但改名为“香菱”后，她暗示的角色，就发生了重大转变。“香菱”的谐音是“湘灵”。“湘灵”是谁？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青年时的恋人，就是白诗中用“花非花，雾非雾”形容的那个女子。白居易终身都对这个初恋情人刻骨铭心地思念，他创作的《长恨歌》，表面上写杨贵妃，骨子里是写恋人“湘灵”。

　　无独有偶，洪昇有个表妹冯又令，也是“蕉园诗社”的女诗人，她在诗社的别号是“湘灵楼”，她的诗集名《湘灵集》。这是巧合么？显然不是。洪昇前半生热中于创作《长生殿》，他描写李杨爱情，删去了所有淫秽情节，“只按”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纯真的情，他当然应该熟知那个白居易热恋的“湘灵”。冯又令取别号“湘灵”，只能说明，当年她与表哥洪昇有着青年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冯又令是《红楼梦》中湘云的原型，湘云与宝玉关系之微妙，大家都清楚。

　　“英莲”（影怜）变成了“香菱”，代表着《红楼梦》由描写柳如是的故事，向仿照《长生殿》描写洪昇自己和“蕉园姐妹”们爱情纠葛故事的转变。但好在原来柳如是的故事和现在自己的故事，主题都一样，都是“悲金悼玉”的一曲悲歌，在自己和姐妹们的形象中，保留一些柳如是的事迹和作品也无妨。更何况，不论转变过程如何细致认真，原来柳如是的痕迹也是涂抹不尽的。好在能够更好地表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时的兴亡感叹，符合表达国仇家恨的创作目的，作品也显得更丰富完满！

7. 三生石？大荒石！

　　读者朋友都知道，《红楼梦》中有两块石头，一块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畔”的“神瑛侍者”，一块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那块女娲所炼但弃置此地未用的“补天石”。这两块石头究竟是一是二，红学界争论得煞是热闹。但不论是“一块说”，还是“两块说”，都拿不出什么可信的证据，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实，当你知道洪昇创作《红楼梦》的两个阶段之后，这个问题就真相大白了！所谓“三生石”畔“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还泪的故事，是《红楼梦》创作的第一阶段产物，“神瑛”和“绛珠”，分别代表的是陈子龙和柳如是；而“大荒山”那块慨叹“无才补天”的“五色石”，是《红楼梦》创作的第二阶段产物，代表的是作者洪昇自己。

　　柳如是与陈子龙悲欢离合的故事，确实符合中国传统“三生石上旧精魂”的哀婉缠绵情趣。两人分手后，柳如是与钱谦益缔结了“金玉姻缘”，但由于钱谦益降清，陈子龙抗清，陈子龙认为柳如是是“无瑕白璧遭泥陷”，心中十分愤恨，在苏州虎丘的“生公石”上，写下了一首题为《虎丘生公石上寄赠大宗伯钱牧斋盛京荣归之作》的讽刺诗：

　　入洛纷纷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

　　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

　　昔去幸宽沉白马，今来应愧卖卢龙。

　　最怜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风问阿侬。

　　这首诗令钱谦益无地自容，也使柳如是脸上阵阵发烧。她真正心意相投、呼吸相通的人，还是这个在“生公石”上写诗的人，诗虽然主要是讽刺钱谦益，但结尾也指斥了自己的白璧之瑕。这应该是“赤瑕宫”、“神瑛侍者”、“木石前盟”的真正出处。

　　至于那块大荒山顽石，他慨叹的主要是“枉入红尘”，“无才补天”的愤慨心情。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叹息自己“无才补天”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在科举中怀才不遇，没有走仕途经济道路的机会。洪昇家难后为什么要到北京去？因为他是“国子监生”，要在那里学习，等待朝廷选用或者参加科举考试。但不幸的是，机会始终没有向他招手，厄运却不期而至了。康熙二十八年，洪昇因为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朝廷革去了“国子监生”功名，终生不得录用！这时的洪昇，把自己比喻为“五彩石”，慨叹“无才补天”，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由此推测，《红楼梦》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洪昇逃出家庭前，此时的洪昇，生活优裕，风流倜傥，但心中又充满了兴亡感叹。这种心境下，最容易与柳如是的事迹发生心理共鸣，完全可能大量收集了柳如是的事迹，大量阅读了柳如是的诗歌，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下凡“还泪”的结构，描写陈杨“木石前盟”和钱柳“金玉良缘”的故事。作品的名字，就应该是《红楼梦》，因为出处就在木石的“小红楼”和金玉的“绛云楼”。

　　第二阶段是康熙三十一年后，洪昇被革去功名，赶出北京，无奈回到故乡。归乡后，发现昔日情投意合的“蕉园姐妹”们早已风流云散，个个命运悲惨。此时洪昇的心境，与当年醉心柳如是故事时已经发生了天壤变化，他现在要慨叹的是自己无才补天，是姐妹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是自己家庭和四大家族都“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洪昇重新拣起昔日创作的《红楼梦》初稿（或者是林以宁创作的《芙蓉峡》），把作品的主人公由柳陈钱等人，换成了自己（宝玉）、林以宁（黛玉）、钱静婉（宝钗），添写了冯又令（湘云）、自己的两个妹妹（迎春、探春）等，重新创作了《红楼梦》。好在闺阁之梦亦可称为“红楼梦”，所以作品的名字依旧。

　　这样两个阶段创作出来的《红楼梦》，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矛盾之处，如宝玉的女性化，宝钗的道学气，黛玉的无缘无故哭泣伤感等等。这些都是原来柳陈钱三个主角身上的性格，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新的三个主角身上。原作品中的“神瑛绛珠”、“金玉良缘”、“木石前盟”、“白首双星”等主要架构，也保留了下来，不可避免地给今天的红学研究，带来那么多歧异和争论。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读者朋友可以自己试着分析一下，看《红楼梦》中的各种谜团是否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破解。

　　作者

　　2006年1月于长春

第一章 《红楼梦》五个书名与五个题名者

　　古今中外任何一部小说都没有《红楼梦》奇怪，居然有五个书名和五个题名者，他们是：石兄的《石头记》，“空空道人”的《情僧录》，东鲁孔梅溪的《风月宝鉴》，吴玉峰的《红楼梦》，曹雪芹的《金陵十二钗》。更奇怪的是，这五个书名和题名者，全部堂而皇之地写在作品正文的开端，这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写法。人们不禁要问：

　　１. 作者为什么要在作品正文中罗列这么多书名？罗列这些书名有什么特殊用意？是为了交代成书过程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把这些异名放在序言、跋或者凡例中交代不是更合乎情理么？

　　２.这五个书名是否真的存在？为什么只有《红楼梦》一个名称正式流传下来？为什么《石头记》在1927年甲戌本发现后方为人们知道，而其他三个名称至今未见任何版本支持？

　　３.为《红楼梦》题名的这五个人为什么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们究竟实有其人，还是作者假拟妄托的虚构人物？为什么红学界在公认的作者曹雪芹身边，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４.中国古典小说几乎没有一部是作者真实署名的，《红楼梦》作者为什么一反常态，不仅署名，而且要连署五个之多？其他四个名字如果是假托，为什么单单曹雪芹使用真名？

　　５.曹雪芹为什么要把自己说成是“披阅增删”者？曹雪芹究竟是不是作者的真实姓名？如果是，那么有这样愚蠢地掩耳盗铃式的“故弄狡狯”么？

　　这些问题，在“胡适红学”的范畴内是无法解开谜底了。笔者过去曾提出，红学要想取得真实的突破，必须从“曹家店”突围另辟蹊径；离开了“曹家店”，“胡家庄”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这自然要引起红学界中“胡家庄”铁硬分子的一顿臭骂。他们如果能提出什么可靠的证据证明我的论断错误，我还是服从真理的；但仅凭他们对曹雪芹的“朴素阶级感情”，来否定我的论断的正误，恐怕也无助于走出红学的困境。如果红学界真的能勇敢地放弃胡适先生考证的曹雪芹著作权，及其对江宁织造曹家历史的附会，《红楼梦》研究可能会出现“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崭新局面。

　　红学界公认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活在清代乾隆中期，红学界诸位高居掌门地位的大师，经过了比“经院哲学”“一个针孔能钻过几个天使”还要烦琐的考证，也没有找到石兄、情僧、孔梅溪、吴玉峰这几个人，当然更说不清这几个人同《红楼梦》及曹雪芹的关系了。笔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推断《红楼梦》根本不可能产生在道学气氛浓郁的乾隆朝，而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是明朝中后期艳情通俗文学的延续。脱离开红学界几乎挖地三尺的乾隆朝，到明末清初的文学大观园中，去考证《红楼梦》的五位题名者，很容易就一目了然了。

　　书中的“石头”、“石兄”的原型自然是作者本人，不过这个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曹雪芹爷爷曹寅的好朋友，清初顺康年间的大文学家洪昇。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又号稗村、南屏樵者。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洪昇的一生，是个不可救药的情痴情种，著述颇丰，代表作是著名传奇《长生殿》。至于洪昇为什么要化名“石头”创作《红楼梦》，后文再谈。

第一节　《情僧录》与空空道人原型

　　为《红楼梦》“传抄问世”并题名《情僧录》的“空空道人”，原型是洪昇的老朋友，驻锡京东盘山（现隶属天津蓟县）青沟寺的“智朴和尚”，又称“拙和尚”，也叫“拙道人”。据《盘山志》记载，盘山有盘古寺，自古便有“盘古”在此开天辟地的传说；盘山有女娲庙，传说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的所在。盘山上有一个“青沟禅院”，应是《红楼梦》中“青埂峰”的谐音出处。“青沟”、“青埂”谐音应无疑义，但一个寺庙何以又称为“峰”呢？其中大有玄妙！晚清以降，盘山不太有名了，但在康乾盛世，盘山却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大名山之一，乾隆皇帝便有“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诗句。盘山当时有名，“青沟禅院”当时更是名动天下！据康熙朝位居刑部尚书的大官僚、大诗人王士《居易录》、《渔洋续集》记载，康熙二十五年，皇帝本人亲自游历盘山，曾在“青沟禅院”小住，风雅的皇帝玄烨同寺院住持智朴和尚联诗酬唱，心情大为高兴，御书“户外一峰”四字，赐给“青沟禅院”。从此，文人雅士把“青沟禅院”又称为“青沟峰”，这就是《红楼梦》中“青埂峰”的真实来历。把寺庙称为“峰”，在中国历史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据《盘山志》和王士等康熙朝文人的著作记载，智朴和尚号拙庵，俗姓张。江苏徐州人。十五岁出家。三十五岁至盘山，在青沟“结庐”，是“青沟禅院”的创建人和寺院住持。今天在盘山，还有传说拙庵和尚原来是驻守蓟州的明军高级将领，明亡后在此出家，不过这个传说缺乏史料支持，待考。这个智朴和尚十分了得，他不仅佛学造诣很深，更是一个文化功底深厚的“诗僧”，一生吟咏不辍，著述颇丰，可谓性情中人，称“情僧”应是名至实归。他不仅曾同当朝皇帝吟咏唱和，同京中的众多公卿士大夫，都有几乎不拘行迹的密切往来，与康熙朝的著名文人如朱彝尊、王士、王泽弘、李天馥、洪昇等，往来尤其密切。这在智朴所修的《盘山志》、《盘山志补遗》、《电光录》以及上述清初著名文人的作品集中，都有丰富的记载。

　　智朴这个“情僧”，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还确实有“道士”的双重身份，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空空道人”！智朴号拙庵，时人一般都尊称他为“拙上人”、“拙和尚”、“拙大师”，谁能料到，他居然还有一个别称“拙道人”！康熙朝江苏巡抚、著名诗人宋荦的《西陂类稿》卷十七就记载有《盘山青沟拙道人远道见访留住沧浪亭两首》诗，诗后附有智朴《次韵奉酬》诗。既然“奉酬”了，就说明本人也承认了“拙道人”的称呼。

　　其实不仅在称呼上可证明智朴这个“情僧”同时就是“空空道人”，在行为上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智朴这个人是个对儒释道三教都有浓厚兴趣的智者，他出诗集，修山志，大量刻印佛经，也曾刻印过道教的最高经典《道德经》！康熙三十二年，他就曾捎书王士，委托他为刻印的《道德经》作“序引”,王士的《居易录》对此有明确记载。智朴不仅为同他交往的文人雅士讲经说法，劝他们看透仕途人生，还经常给他们送去盘山所产的草药“黄精”、“紫芝”等，在王士、李天馥、洪昇等人头上出现白发时，他都曾捎去“黄精”，据说可治白发，令这些人深受感动，在他们的诗集中都有记载。采药治病是“道士”的行为，从这一行为也可看出智朴身份的释道二重性。

　　智朴和尚就是《红楼梦》书中“空空道人”的原型应无疑义，洪昇在北京寄居的二十年中，与智朴和尚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到盘山青沟寺与老朋友谈禅。康熙二十八年洪昇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斥革”下狱后，万念惧灰，曾跑到盘山去“逃禅”，《红楼梦》的创作构思，就是“逃禅”期间，在这个“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完成的。随后，洪昇便举家返回“三生石畔”的故乡杭州。

　　康熙四十一（1702）年，智朴和尚前往江南“扫塔”（《红楼梦》称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在杭州会见了阔别十年的老朋友洪昇。洪昇拿出了自己“十年辛苦”创作的《红楼梦》（当时的书名应为《石头记》）书稿，委托智朴和尚“问世传奇”。当时智朴大师名动京师，经常大量刻印各类图书，百万字的《红楼梦》，洪昇无论如何是刻印不起的，委托智朴“问世传奇”，可谓得人。《红楼梦》开篇时，“石兄”同“空空道人”的一番关于文学创作的精彩谈话，应该就是两位老朋友的谈话实录。

第二节　《风月宝鉴》与东鲁孔梅溪原型

　　为《红楼梦》题名《风月宝鉴》的“东鲁孔梅溪”，原型是洪昇的老师，著名诗人王士，也就是那个号称清初诗坛领袖的王渔洋。智朴和尚“江南扫塔”返回盘山后，确曾有一段时间潜心“披阅评点”一部文学作品，有他与当时官居刑部尚书的王士通信为证。这年八月，有个南岳的栖霞楚云禅师，来北京云游，遍访京师大德名流，但智朴和尚由于俗事缠身，却没有拨冗相见。归程前，栖霞楚云禅师拜访王士，“甚以不能上盘山访净金圣叹为怅怅也”。这句话见王士《蚕尾集剩稿·答盘山拙庵和尚》。很有意思的是，王士为什么把智朴和尚称为“净金圣叹”呢？所谓“净金圣叹”，就是出家人金圣叹的意思。金圣叹又是谁呢？就是在本朝顺治年间因“哭庙案”被砍了脑袋的那个著名文人。金圣叹一生最为人们称道的成就就是评点文学作品，他评点《西厢记》，腰斩《水浒传》，成为天下皆知的佳话。把一个人比喻为金圣叹，几乎就等于说这个人热中于评点文学作品。智朴和尚当时评点的文学作品，应该就是“访道求仙”期间，从洪昇抄录回来的《红楼梦》！

　　智朴和尚同王士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他撰写的《盘山志》、《青沟偈语》、《辛舌蔓草》等书和诗集，问世前都请王士为之审定并作序。这些在《盘山志》和王士的作品中多见记载。智朴和尚抄录回来《石头记》之后，自己首先另题了一个名字《情僧录》，“问世传奇”前还需要再请名人题名，他最先想到的名人，应该就是名动天下的诗坛领袖、刑部尚书、大名鼎鼎的王渔洋！那么，这个名动天下的王士，是否有可能就是《红楼梦》中提到的“东鲁孔梅溪”呢？

　　循此思路考证下去，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快感觉，这个“东鲁孔梅溪”，“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士是山东新城人氏，自号“新城”，常称自己的家乡是“东鲁”、“东省”或“东海”。王士官居刑部尚书，即所谓的“司寇”；而他的著名同乡、“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诛杀少正卯时，所任职务正是鲁国的“司寇”。“梅溪”是王十朋的号，代表王姓。三句话合起来就是“山东王司寇”。以上分析足以说明，为《石头记》题名《风月宝鉴》的“东鲁孔梅溪”，就是隐指家住山东、与孔子同职、与王梅溪同姓的大名鼎鼎的王渔洋！王士不仅是智朴和尚的老朋友，也是洪昇的老师，他十分赏识洪昇的才华，同情洪昇的不幸遭遇。不论是洪昇还是智朴和尚，求他为新书题名，他都不会推辞。以他的身份和思想基础，题名带有浓厚教化色彩的《风月宝鉴》，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节　《红楼梦》与吴玉峰原型

　　那个为《石头记》题名《红楼梦》的“吴玉峰”的庐山真面目，就是同徐乾学、陈维崧、王士、智朴和尚过从甚密的吴乔！吴乔，又名吴殳，字修龄，号“玉峰禅老子”，终生未仕，幕僚终老。为人狂放不羁，精禅学，诗学西昆体。康熙二十年客居金陵徐乾学府邸时，与徐氏子弟论诗，后记录为《围炉诗话》。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八有《屡过东海先生家不得见吴丈修龄诗以柬之》：“最爱玉峰禅老子，力追艳体斗西昆。朱门纵视如蓬户，入幕长愁似隔村。索饭叫号孙太横，抄书历碌眼尝昏。此间赤棒喧嚣甚，隐几偏知处士尊。”

　　“玉峰”是江苏昆山的别称。清初，昆山的文化甚为发达，名人辈出，著名文人又都喜用“玉峰”为字或别号，如南党领袖徐乾学以“玉峰”为号，历任浙江、江苏巡抚的赵士麟以“玉峰”为字。但以“玉峰”为字或号的吴姓著名文人，则只有吴修龄一人。智朴和尚南行“扫塔”期间，是否与吴乔见过面，未见记载。但以吴乔的名声，参与在苏州沧浪亭举行的“诗会”，与朱彝尊、宋荦、智朴和尚一起酬唱，是有可能的。沧浪亭诗会期间，朱彝尊刚刚在杭州为洪昇的《洪上舍传奇》题诗，智朴和尚也刚刚从杭州洪处归来，洪昇的新作，应是诗会诸人的热门话题。以吴乔放诞的性格和追求“西昆艳体”的风格，为《石头记》题名《红楼梦》，是可信的。

　　《红楼梦》书名的“红楼梦”三字，出处在陈子龙的《春日早起》一诗。陈子龙在晚明是复社骨干，公社领袖，吴乔当时也是复社和公社成员，与陈子龙过从甚密。由他来题名《红楼梦》，应属不二人选。

　　根据以上推测，我们可以相信：《红楼梦》开篇“出则既明”前面那大段的关于此书来历的交代，实际上是综合了两篇序言，四个题名的文字。两篇序言是作者洪昇的自序和“抄录问世”者智朴和尚（空空道人）所作的序。书中“作者自云”那段话，就是洪昇的自序；书中“空空道人”“访道求仙”时与“石兄”的那段对话，应是智朴和尚抄录后所写的序言。四个题名是洪昇自己的题名《石头记》，智朴和尚的题名《情僧录》，吴修龄的题名《红楼梦》和王渔洋的题名《风月宝鉴》。那首“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题诗，应是洪昇自序中的诗，洪昇著书时，正是洪家“盛席华筵”“散场”之际；诗中的“红袖”和“情痴”，正是洪昇与姐妹们的自况；洪昇和着血泪写自己的“家难”，当然字字血、声声泪；从康熙三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一年，洪昇整整经历“十年辛苦”，当然会有“不寻常”的感觉了。

　　洪昇逝世后半个世纪，曹雪芹对《红楼梦》进行了“披阅增删”。曹雪芹这个人应该说还是比较老实的。他忠实地把两篇序言、四个题名合写在“开卷第一回”中，然后老老实实地写道：“后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另题一名《金陵十二钗》。请读者诸君注意这里的“后”、“另”两字：前面所记录的著书、抄录、题名过程都不用“后”字，而专说自己是“后”来才“披阅增删”的，说明自己与上述“石兄”、“空空道人”等人，不是同时代人。自己所题写的书名，不与上述书名并列，而加以“另题”说明，以示区别。

　　叙述完这一切之后，曹雪芹没有忘记加上了“出则既明”四字，说明以上文字是对《红楼梦》作品出处的忠实交代。胡适先生无根据地推断曹雪芹“故弄狡狯”，其实曹雪芹什么“狡狯”也没弄。明眼人一看便知，曹雪芹把自己的名字公然写在书中，弄任何“狡狯”都是画蛇添足；曹雪芹把自己的书斋取名“悼红轩”，说明《红楼梦》必然先于“悼红轩”存在，正如没有《红楼梦》就没有“红学”一样，如果没有《红楼梦》，曹雪芹蹲在“十七间半”旧屋子里“悼”的什么“红”？

　　曹雪芹为什么在“披阅增删”时刻意保留了书中五个书名和五个题名者？除了交代此书出处的目的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红楼梦》的五个书名，代表着书中五个故事系统；五个故事系统，代表着作者的五段人生经历；五段人生经历，代表着作品的五个主题。下面，让我们按照五个故事系统，逐一去考证研究。

第二章　《风月鉴》系统——秦可卿、贾瑞的故事

　　我们先从东鲁孔梅溪题名的《风月宝鉴》说起吧。《红楼梦》不仅有《风月宝鉴》这个异名，书中还真的出现一面“风月鉴”，是一面两面都可以照人的镜子，疯和尚把它送给贾瑞治病，并一再叮嘱只可照镜子反面，可是贾天祥偏偏“正照风月鉴”，结果一命呜呼了。

　　显然，《红楼梦》作者在这里讲的不是神话故事，也不是教化寓言，似乎是暗含某种隐喻。这个故事在全书中相对独立，与其他内容没有联系，删掉了也不影响《红楼梦》作品宏旨，因此有的学者说这是作者低级趣味的败笔。果真如此么？似乎未必，当你知道了《红楼梦》真正的作者以及作者的真实经历以后，你就会由衷地感叹，作者的创意是那么高明，描写是那么美妙！

第一节　　秦可卿与杨贵妃

　　《红楼梦》中最莫名其妙的人物就是秦可卿，她生前离奇古怪，死后扑朔迷离，弄的那些聪明绝顶的红学家们，人人一头雾水，各个两眼发直，就是猜不出秦可卿身后的谜底，只好垂头丧气、徒唤奈何！

　　《红楼梦》中死了那么多人，上至贾母、贾敬，下至二尤、晴雯，谁也没有秦可卿死的风光！

　　人死了，却不知道怎么死的。据书中描写，死前她似乎病了一年多，始终没诊断清楚是什么病；婶子凤姐来探病，发现她瘦得都脱了象了。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不生病？由病而死，似乎再正常不过了。但奇怪的是，太虚幻境的册子中，她的画面却是“一个美人悬梁自尽”，所配的判词又说：“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由此看来，她的死似乎与“淫”字沾上了关系，并非自然死亡。秦可卿的丧钟敲响之后，有人怀念，有人悲痛，奇怪的是，全府上下人等，居然都感到“纳罕”。什么是“纳罕”？“纳罕”就是感到奇怪、怀疑。他们为何奇怪？他们怀疑什么？作者没有说。

　　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秦可卿死了，幸不幸自己知道，生者的不幸感表现得却是淋漓尽致、五花八门！首先是老公公贾珍，悲痛得如丧考妣，居然“哭得像泪人儿一般”；而老婆婆尤氏，却“犯了心口疼”，躺在屋里不出来；她的丈夫贾蓉，弟弟秦钟，又似乎与死者无关，表现得全无心肝。其次是两个丫鬟，一个触柱身亡，跟随死者的灵魂走了；另一个被认为义女，跟随死者的尸体走了。即使主仆情深，也不至于如此啊？她们有什么隐情呢？作者没说。最奇怪的是宝玉，从年龄上说，秦可卿比他大，从关系上说，秦可卿是他的侄儿媳妇，他们之间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暧昧关系，但宝玉听到她的死讯，居然心口一热，吐出来一口鲜血！自己还辩解“血不归经”，没有关系。

　　异乎寻常的大出殡。秦可卿死了，贾珍要尽其所有为儿媳风光发丧，一再告诉主持发丧的凤姐，不要替我省着！于是，花重金买来一个“龙禁尉”虚名，只是为了题写丧主；请了和尚道士做四十九天法事，还在“天香楼”另设一奠；棺材用了“坏了事的王爷”的绝对上等“板儿”；从宁府到家庙铁槛寺，一路上布置得“像压地银山一样”！一个小辈的丧事，正常说，丈夫贾蓉、弟弟秦钟等去送葬就可以了，但秦可卿出殡却一反常规，贾赦、贾政等爷爷公公，老公公贾珍，叔公公宝玉，都随灵去了，真怀疑他们怎么穿孝能弄得“压地银山一般”？更风光的是，各家王公贵族，皆沿途搭棚祭拜，北静王居然亲自“路祭”，并谦逊地为死者让路。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秦可卿的丈夫贾蓉、弟弟秦钟，大出殡时，本应是最悲痛的人，事实却恰好相反！贾蓉整个过程没说一句话，没出一次面；秦钟竟然跑到馒头庵，去会情人智能，干“警欢所训之事”！被宝玉现场抓住，还要晚上“细细算账”。

　　贾府姑娘媳妇众多，秦可卿是长房长孙媳妇，又是家中“第一得力的人”，地位显赫。就是这个显赫之人，一生却不清不白，糊糊涂涂！

　　扑朔迷离的出身。宁府的少主妇，按当时风俗，本应门当户对，出身名门望族，事实却不然。他的娘家老爹，只是一个穷馊馊的“营缮郎”。这也罢了，也许贾珍是个“反潮流”人物，没这些讲究，但秦可卿的来历又大成问题，居然是从“养生堂”抱养的！究竟是私生子还是穷人抛弃的女婴，作者没交代。

　　莫名其妙的卧室。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出身贫苦的秦可卿，应该能干、节俭、朴素，但事实又恰好相反，仅从她的卧室，就可以看出她的极度奢华庸俗。屋里摆满了什么赵飞燕跳掌中舞用过的铜盘，安禄山掷伤杨贵妃乳房的木瓜，如此等等。这哪里是一个少妇的卧室，分明一个摆满道具的舞台！

　　风流美丽的“兼美”。秦可卿是否有作风问题，没有过硬证据，不敢妄断。但她在“太虚幻境”中，与小叔公公宝玉“柔情缱绻，难解难分”，却是事实。那个莫名其妙的“警幻仙姑”，受宁荣二公重托，为了引导宝玉走“仕途经济”正途，居然匪夷所思地用小名“可卿”的妹妹“兼美”，去勾引宝玉干“儿女之事”。这个“兼美”，其形象风度，“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婉转风流，则又如黛玉”。等于说，宝玉拥有了可卿，就等于天下美色尽收，环肥燕瘦，尽在怀中，这是何等的艳福！

　　《红楼梦》中有宝玉、黛玉、宝钗、湘云那么多比秦可卿重要得多的人物，红学家们都没有为他们搞出什么“玉学”、“钗学”、“湘学”，却独独为秦可卿开创了一门“秦学”。秦可卿在天之灵，不论有多少委屈，也可以安息了。

　　我们不得不佩服脂砚斋他老人家，是他（或她）最先发现了《红楼梦》书中秦可卿的可疑之处，指出作者的大笔，似乎不应该写出秦可卿卧室那些俗艳的文字，他也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这么写，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作者是否“别有所属，余所不知”。

　　“秦学”问世以来，历代红学家们，为此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他们根据脂砚斋批语透漏的，《红楼梦》在秦可卿身上，删去了“四五页”，这些页的内容，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其中有“遗簪”、“更衣”的情节。于是乎，就展开了丰富想象，把“遗簪”、“更衣”描绘成秦可卿与老公公贾珍，在天香楼上柔情缱绻，头上的簪子掉了，被老婆婆尤氏拾到，抓了现行。秦可卿无地自容，偷偷在天香楼悬梁自尽了。又把这些同焦大太爷的一顿混骂联系起来，更坐实了贾珍、秦可卿“扒灰”的罪名。电视剧《红楼梦》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拍摄的，看了美感全无，令人作呕！

　　红学界对书中秦可卿情节的曲解，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找对《红楼梦》作者，如果找对了，附着在秦可卿身上的一系列谜语，就都有合理的谜底了。当你明白了《红楼梦》的初创者是康熙朝大文人洪昇之后，这个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昇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洪昇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是《长生殿》，《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创作手法都刻意模仿《长生殿》。洪昇因创作《长生殿》而闻名，又因演出《长生殿》而罹祸。《长生殿》这部令洪昇终生刻骨铭心的作品，描写的主要内容是“占了情场，弥了朝纲”，正面看是“红颜”，反面看是“枯骨”，其主旨是警劝风月，正是一部所谓的《风月宝鉴》。梁清标曾称赞《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的《牡丹亭》”，梁清标正是大名鼎鼎的“棠村首相”，脂批中透露的“棠村”就在这里。

　　秦可卿的形象，应该是暗隐杨贵妃，所以她在《红楼梦》中不像其他主角有现实的生活原型，而是“来历不明”，被写成“养生堂”中抱养来的。杨贵妃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又极为聪明，能歌善舞，制曲高明，所以，在《红楼梦》中，作者让她成为兼具聪明美丽的“兼美”。《红楼梦》中常常用赵飞燕、杨贵妃比喻黛玉、宝钗，环肥燕瘦，各有风致，兼二者之美，其美可知。杨贵妃入宫前，原来是寿王妃、唐明皇李隆基的儿媳妇，后来被公爹纳为贵妃，所以，《红楼梦》书中隐隐约约写了她与公爹有不正当关系。《长生殿》中杨贵妃缢死马嵬坡后，她的两个侍女念奴和永新，一个自杀殉葬，一个守墓看坟，后又流亡金陵。所以，《红楼梦》中也让秦可卿的两个丫鬟，一个触柱而亡，一个做义女伴灵。所写这些，无非让读者在她身上看出杨贵妃的影子而已，并没有什么深意。

　　大家可能都对书中秦可卿卧室的描写印象深刻：总的印象是又俗又怪。什么“赵飞燕的金盘”，“杨玉环的木瓜”，“寿昌公主的卧榻”，“同昌公主的联珠帐”，等等。连脂砚斋都感到奇怪：“一路设譬之文，迥非《石头记》大笔所屑，别有它属，余所不知”。脂砚斋没有看好这间卧室，我们的贾宝玉公子却对这里极感兴趣，连声称赞“这里好”，并在这里进入了“太虚幻境”，与“乳名兼美”的秦可卿有了“儿女之事”，达到了“柔情缱绻”、“难解难分”的地步，最后，掉进了“深有万丈”的“迷津”！

　　很明显，这些连脂砚斋都感到不解的描写，不是一般的故事描写，而是有深刻隐喻的象征性笔法。秦可卿这个人物，连同她的卧室“天香楼”，都象征着一件令作者创巨痛深又不便明说的事情。 “天香楼”的寓意，只有找对了《红楼梦》的作者，才能正确理解。《长生殿》描写的李杨爱情，最后的归宿就在“月宫”，也就是飘着“天香”的桂树下，用“天香楼”隐喻《长生殿》，再贴切不过了。作者写“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的“兼美”，就象征着美逾古今的杨贵妃杨玉环！作者写宝玉在“天香楼”初次领略“儿女之事”，就是暗示自己从创作《长生殿》开始，走上了言情文学的创作之路。作者之所以对秦可卿卧室用那么刺眼的文字去描写，其真实含义，就在于暗示这里是“戏台”，并非生活中的实地，那些“金盘”、“木瓜”之类，就是戏剧道具。清初“十部传奇九相思”，舞台道具多用这些容易产生淫秽联想的东西。

第二节 《风月鉴》与《长生殿》

　　清初顺康年间，洪家是江南一个“死而不僵”的“百年望族”，洪昇身上寄托着振兴家族的重任。但由于洪昇本人“耽搁花笺彩纸”，无意“仕途经济”，终于使洪家“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洪昇一生著作等身，多为“言情”作品。《长生殿》的创作，从年青时开始，历时十余年，前后三易其稿，到康熙二十七年始定稿。洪昇的大好青春年华，都消耗在《长生殿》的创作中了，家族为此十分恼火，这是洪昇发生“天伦之变”、被逐出家庭的主要原因。

　　《长生殿》是一部典型的描写“意淫”“为闺阁增光”的著作，洪昇正是“独得意淫二字”真谛、“于世道中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情种”；《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隐指的就是《长生殿》中的“蓬莱仙境”；“太虚幻境”中的那个“兼美”的“可卿”，就象征着《长生殿》主角杨玉环；宝玉不肯睡在挂“燃藜图”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联的房间，而睡在可卿那充满淫荡气息的房间内，就曲折表达了洪昇不务仕途功名、“耽搁花笺彩纸”、创作《长生殿》的人生历程；“荣宁二公”嘱托“警幻仙姑”劝导宝玉，“警幻仙姑”不忍宝玉“独为闺阁增光”而“见弃于世道”，劝导宝玉“留意孔孟之间，委身经济之道”，正是洪家对“略可望成”的继业者洪昇的最后期望；“痴儿”宝玉最终未“悟”，不肯“作速回头”终于“堕落”于凶险的“迷津”中，正是洪昇于康熙二十八年遭遇人生最惨痛打击的真实写照。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应是隐写康熙二十八年洪昇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受到严厉惩罚的故事。“天香楼”未必是东府的闺阁香楼，而是隐指演出的“戏楼”，康熙年间北京确实有“戏楼”名为“天香”。秦可卿大出殡，隐指的是《长生殿》死了，并因此引发了“压地银山”般的牵连惩处。“萁裘颓坠皆从敬”，隐指世人讥刺洪昇“萁裘颓坠”，原因在于“敬”；洪昇“国丧”期间“聚演”的罪名正是“大不敬”！“造衅开端实在宁”，说的就是洪昇倒霉的真实原因就在于此。联想到《红楼梦》中焦大的臭骂：“爬灰”和“养小叔子”，就更加发人深省：《长生殿》中的李杨爱情正是唐明皇霸占儿媳“寿王妃”，康熙年间，关于“太后下嫁摄政王”、摄政王纳侄媳为“侧福晋”的传言漫天飞，洪昇如此写来，正是指斥朝廷、指斥皇帝才是“萁裘颓坠”的罪魁祸首！

　　《红楼梦》中用特笔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北静王”“路祭”，并接见称赞贾宝玉的情节，红学界迄今也无人能说清作者描写这一情节的真实意义。据史籍记载，洪昇在京期间，由于惺惺相惜，与“庄恭亲王”世子往来密切，洪昇创作《长生殿》，就是受到小“庄恭亲王”的怂恿和鼓励才进行的。洪昇因《长生殿》罹祸，小“庄恭亲王”内心之愧疚可想而知，所谓“路祭”，不过是对洪昇出狱后加以安慰的隐写而已。

　　洪昇写大出殡，其实也是暗示《长生殿》罹祸的时间。康熙二十八年，佟皇后病逝，皇家国葬，当然是大出殡！洪昇聚演《长生殿》获罪的时间是中秋，正是桂子飘香的季节，这也应该是洪昇用“天香楼”透露这件公案时间背景的原因之一。秦可卿大出殡，暗示的是康熙二十八年佟皇后“国丧”，洪昇就是这个时候因为非时演剧而终生倒霉的，对此创巨痛深，刻骨铭心！“遗簪”、“更衣”就是《长生殿》中杨贵妃缢死时“娥眉婉转”的场景，杨贵妃是用白绫悬梁而死的，《红楼梦》中就让秦可卿悬梁自缢。

　　《红楼梦》书中的贾宝玉，当然是作者自况。作者让他与秦可卿在“太虚幻境”中“柔情缱绻”、“做儿女之事”，无非就是暗示自己是从描写杨贵妃开始，走上言情文学道路的。“太虚”是古人对月亮的代称，在《长生殿》中，李杨的爱情归宿就在月宫。古代传说，月亮上有飘香的桂树，所以桂树又称“天香”，“天香楼”也不过是月宫的代指而已。宝玉在“太虚幻境”与“兼美”携手出游时，不幸被夜叉鬼扯下“迷津”，情急之下大喊“可卿救我”！暗示的就是自己因《长生殿》获罪，被朝廷斥革下狱、万劫不复的悲惨遭遇。书中宝玉听到秦可卿死讯，莫名其妙地吐血，暗示的正是康熙二十八年《长生殿》的遭遇，遭此打击，作者洪昇焉能不口吐鲜血！

　　在《红楼梦》中，洪昇经常眼睛盯着秦可卿形象，口里却说着自己的话。比如，太虚幻境中秦可卿的曲子《好事终》：“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萁裘颓坠皆从敬，造衅开端实在宁，宿孽总因情”。“画梁春尽落香尘”描写的是“败家”的景象，怎么导致败家的呢？原因是“擅风情，秉月貌”，注意这个“擅”字和“秉”字，都是动词，不会是说书中人物，只会是说作者自己。书中哪个女人漂亮，是自己“擅”的“秉”的呢？只能是作者描写的。其后进一步解释，你们说我写情淫之书是“萁裘颓坠”的不肖子，其实在荒淫无耻方面“造衅开端”的就是你们皇家。注意这个“敬”字，它是针对洪昇的“大不敬”罪名写的，用字很险。

　　洪昇创作《长生殿》，曾经三易其稿，为什么这么频繁修改呢？就是因为根据朋友毛玉斯的建议，“尽删太真秽事”，删去了初稿、二稿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秽乱宫廷、李白为杨贵妃写“清平三绝”等有损杨贵妃形象的情节，把杨贵妃写成了一个纯情的种子。作者在《红楼梦》中创作秦可卿形象的过程也是如此，先是把他写成了一个淫乱的少妇，后又改成今天的形象。书中留下一些淫秽的痕迹，很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目的是使读者体味出《红楼梦》与《长生殿》的创作过程吻合。《红楼梦》中的秦钟，原型就是毛玉斯，洪昇把他写成秦可卿的弟弟，让他的名字与“情种”谐音，并让秦可卿成了抱养的弃儿。试想，秦可卿死了，关他屁事，所以他并不耽误送葬期间“得趣馒头庵”。

　　洪昇一生与杨贵妃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歌颂她而成名，为歌颂她而获罪，为歌颂她而破家，最后还为歌颂她而死亡。康熙四十三年，洪昇到江宁织造府上，畅演了三天《长生殿》，归家途中，酒后失足落水，一代文豪，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涯！时人悼念洪昇的诗句中，有“葬身鱼腹恨如何”，“太真生共可怜宵”，说的就是这段经历。非常巧合，洪昇死的这天，正是杨贵妃的生日，也正是李杨二人谱制“霓裳羽衣曲”的日子！可能是杨玉环为了感谢洪昇，召他回到月宫“天香楼”了吧。

　　《红楼梦》中反复强调的“意淫”思想，并非像红学界专家解释的那么复杂。“意淫”首先是“淫”，《红楼梦》作者首先借“警幻仙姑”之口，说明“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所谓“好色不淫”、“情而不淫”，都是“轻薄浪子”“掩非饰丑之语”。所谓“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也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所有“淫人”加以比较，《红楼梦》作品的主人公最“好色”，最“知情”。但是，“意淫”不是世俗的“皮肤滥淫”，不是生活中男女之间肉体上的结合，不是《红楼梦》书中贾珍、孙绍祖、多姑娘等人的淫荡行为。作者告诉我们，“淫虽一理，意则有别”，“意淫”是精神层面的“淫”，是“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同“世之好淫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对那些“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性”者，作者统统斥之为“皮肤滥淫之蠢物耳”！“意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奥妙所在，存乎一心。由于“意淫”是精神层面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作者告诉我们，“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这里所说的“心会”、“神通”，就是内心对“好色”、“知情”的一种领悟。这种领悟只存留于精神层面，而不可应用到肉体上，一旦付诸肉体实践，则变成了“皮肤滥淫之辈”。

　　持“意淫”生活态度者，是女人的朋友，但又为社会所排斥。作者明确告诉我们，“独得”“意淫”二字之真谛者，在“闺阁中”“可为良友”，可以“独为我闺阁增光”。但一入此道，便“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为社会（主要是上流社会）所不容，终不免“见弃于世道”。社会上持“意淫”生活态度者，不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就是“奇娼名优”。他们既非“应运而生”的“大仁”，亦非“应劫而生”的“大恶”，“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作者通过贾雨村之口，开列了一大堆此类人名单，如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柳耆卿，唐伯虎，李龟年，卓文君，薛涛，崔莺等。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所谓“意淫”，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情”，戏剧舞台上的“淫”！这种“情”和“淫”，就是文学生涯中的“情痴”、“情种”，体现的是作者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境界，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肉体活动；这种“意淫”作品，不仅洪昇那个时代的人能享受，今天的人们享用的更多；“意淫”情结，不仅明末清初的人具有，今天的人更甚。试想，今天哪个人不曾观赏过缠缠绵绵的小说，哪个人不曾迷恋过卿卿我我的电视剧 ？作家写这些作品时，观众看这些作品时，内心的感受同当时写《长生殿》、看《长生殿》的人一样，就是典型的“意淫”，谁曾在床上操作真正的“皮肤滥淫”了？

第三节　贾天祥与康熙帝

　　清初的一百年间，大概同元代仿佛，由于同是异族统治，文网又相对较宽松，杂剧传奇曾大行其道，尤其是言情主题的戏剧，充斥着大江南北的舞台。一大批以创作言情戏剧为生涯的专业作家应运而生，如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文人，以李渔为代表的杭州风流文人等。此一时期，就是封建正统文人，也多数热中于言情作品创作，如吴梅村、尤西堂、曹雪樵等，都曾创作过言情传奇作品。把此一时期言情文学创作推向高峰的，是“南洪北孔”双子星座！“南洪”是杭州文人洪，他的代表作是《长生殿》；“北孔”是山东文人孔尚任，他的代表作是《桃花扇》。《长生殿》问世之后，不仅轰动宫廷，轰动士大夫阶层，更轰动了市井百姓，“旗亭市上红楼里，群指先生折角巾”，茶座舞台、青楼楚馆，“莫不知有洪先生者”。当时的文人，都把《长生殿》视为言情传奇的登峰造极之作，把洪昇视为天下古今创作言情传奇的第一人，不仅戏剧界尊重，市井小民尊重，就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也礼敬有加。史料记载江南提督张云翼、江宁织造曹寅等大官僚，在演出《长生殿》时，都把作者洪昇奉为上宾，坐在首座观演。

　　《红楼梦》小说“开卷第一回”中，那块自怨自艾的“石头”，就交代了自己是在“风尘碌碌，一事无成”之际，“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创作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的。创作时的心情是“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为什么愧悔呢？因为“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情种非《长生殿》作者而何？导致“无可奈何”的“伤怀”境地的原因，说到底，“都只为风月情浓”写了《长生殿》，导致自己落得“于国于家无望”的下场。自己在“锦衣纨绔之时，饴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作者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作者洪昇“自己之罪”，说到底就是迷恋《长生殿》等言情文学作品创作，而导致了“败家”的结果，所以，用秦可卿这个形象作为“败家根本”，作为自己创作生涯的象征，是最贴切不过的。

　　《红楼梦》中的宝玉，有个十分令人费解的“爱红毛病”，就是爱舔食女儿嘴上的胭脂。如果是性萌动的表现，以宝玉的身份地位，要哪个女儿不可得？如果仅仅是异食癖，奁中盒内，胭脂尽多，何必舔食女儿嘴上那点可怜的胭脂？其实，《红楼梦》中关于“爱红毛病”的描写，也是象征性的。象征的就是从事言情传奇的创作活动。当时的言情戏剧，都是以描写女人为主的。从事这一行，正所谓“舔食”女人“嘴上胭脂”的勾当。《红楼梦》主人公宝玉自命“绛洞花主”（一说“花王”），读者都感到不可理解：宝玉自命“须眉浊物”，连说“女儿”两个字都要事前漱口，平时为姐妹们甘充厮役，如何以“花主”自居？众女儿又如何肯承认他的“花主”地位？其实，只要明白了洪昇在《红楼梦》中对《长生殿》的象征性描写，这些不可理喻的描写都不言自明了。在清初的传奇界，主要是搬演言情作品，言情作品的顶峰是《长生殿》，洪昇在传奇界自然有“花主”的无上地位，因为他就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

　　康熙二十八年中秋，洪昇因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震怒”的皇帝革去了“国子监生”的功名，并被“枷号”下狱，受尽了人生屈辱。《红楼梦》作者因为这样的原因遭受人生苦难，是有口难辩的。在“家难”中不敢指责父母，否则就是不孝；在“国难中”不敢指责君王，否则就是“不忠”。在那个封建专制时代，“不忠不孝”何以处世为人？所以，洪昇创作《红楼梦》的意图，虽然有为自己辩解之意，但绝对不敢明说，只好这么隐隐约约地暗写。他首先是自嘲，在宝玉一出场，就劈头冠以两首《西江月》：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中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奈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谁说得清这是作者在骂自己还是在赞自己？这正是洪昇当时那种自惭、自愧、自怜、自许、自嘲心情的混合产物！

　　说不清自己对自己的感受，总说得清对别人的感受吧？可是，那个把自己“斥革下狱”的人，恰恰是无法指责的当今皇上，不写也得写，否则一肚皮怨气无处发泄，只好用曲笔去写。读者朋友啊，请看《红楼梦》书中描写的那个可怜、可恨又可厌的贾瑞，由于“正照风月鉴”而悲惨地遭人戏弄，最终龌龊而死。对这个贾瑞的不堪描绘，正是洪昇对当朝皇帝玄烨的曲折鞭笞！

　　洪昇获罪的理由，表面上看是由于“非时演出”，没有遵守“国丧”期间禁止娱乐活动的规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长生殿》表面上描写的是唐朝皇帝李隆基因骄奢淫逸而失去江山的真实故事，实际上是借安禄山形象大骂“胡虏”、“腥膻”，侵占中原“花花江山”，同时，借“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的场景，折射明朝亡国的教训，也有借肃王中兴，暗示“王师”终将会恢复长安，收复故地的结局。据史籍记载，康熙皇帝看了《长生殿》之后，以为“意存讽刺”，内心震怒，又不好坐实罪名，因此以“演出非时”为名，把创作者、演出者、观看者一网打尽。当时的文人，早已看出了这一点，“皆因朋党怒，乃在伶人戏？”“慎勿浪传君传之”，就是当时文人提醒洪昇的诗句。由此可见，康熙皇帝确实是没有看清“风月鉴”反面的劝惩意义，而是“正照”了“风月鉴”！《红楼梦》中把贾瑞的表字取名“天祥”，让他龌龊地“淫死”，应该有暗讽并诅咒当朝皇帝的潜台词。

第三章　《石头记》系统——贾宝玉、凤姐的故事

　　《红楼梦》开篇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就是那个托名“石头”的作者，“作者自云”那一大段话，交代的是创作此书的宗旨：第一，因为“娲皇”弃置不用，而使自己“无才补天”，意思是科举出了问题吧；二是自己辜负“天恩祖德”，背负着“不肖”罪名，“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家族“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因而“日夜悲号惭愧”，创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第三，家族中“历历有人”，特别是女子更加出色，自己创作此书的目的，也是要为她们“闺阁昭传”。

　　由此可以判断，《红楼梦》作者创作此书的目的，确实是要写自己之罪，同时为姐妹们作传。我们说《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昇，最主要的证据，就是书中描写的事迹同曹雪芹的人生根本不搭界，而同洪昇夫妇独特的人生经历完全吻合。

第一节　两个“二爷”和两个“二奶奶”

　　一部《红楼梦》，洋洋洒洒一百二十回，书中的主人公宝玉竟然只有一个乳名，没有正式的名、字和号。这在封建士大夫阶层是不可想象的。书中的宝玉虽然尚未成年，但也老大不小了，不仅早已入学，而且懂得了与丫头们“初试云雨情”，与表妹恋爱得死去活来，同北静王、冯紫英、琪官等不时应酬交往。在这些行为发生时，如果只称呼乳名，成何体统？更何况宝玉经常为别人取字或号，如何自己反而没有字号？

　　书中还有一处不合情理的描写，就是一家一辈中，居然有两个“二爷”，两个“二奶奶”。贾琏是贾赦的儿子，对他身上的那个兄长贾瑚，作者几乎没表，似有实无；其实，上一辈贾赦居长，又承袭着“大将军”之世袭前程，不居正宅，偏居别院，在那个时代，已属不情。贾政本是老祖宗次子，又只是个小小的“员外郎”，雄居国公府正宅，难合情理；贾政夫妇又不是没有儿子，断了香烟，年纪也不到七老八十，何用侄子夫妻，鹊巢鸠占，替叔叔婶婶当家？兄弟排行，如果叔伯间大排，有贾珍、贾珠（李纨死去的丈夫）、贾瑚、贾琏、宝玉、贾环六人，贾琏行四，宝玉行五；如果亲叔伯兄弟排行，贾琏行三，宝玉行四；如果亲兄弟排行，宝玉是“二爷”，贾琏身上未闻有哥哥，如何是“二爷”？再说，贾琏凤姐夫妻常年居住在二叔家，在那个时代，上下人等只能按叔伯排行称呼，否则，一家兄弟，出来两个“二爷”，娶来两个“二奶奶”，称呼岂不乱了套？

　　还有一层，贾琏的妻子凤姐，本是宝玉母亲王夫人的娘家侄女。在封建社会，姑舅做亲本属平常，王夫人如果欣赏这个侄女，为何不娶给自己的长子贾珠，反而给了侄子贾琏，自己再另聘门第并不般配的李守中之女李纨？如果不喜欢这个侄女，又为什么在自己有三个儿子的情况下，把侄子和娘家侄女请过来当家主事，难道不怕贾府上下说自己和娘家人的闲话么？更何况，书中王夫人和凤姐，虽说是亲姑母侄女关系，但并不亲密，总是一幅公事公办、貌合神离的架势。

　　当你知道是洪昇初创的《红楼梦》，这些不合情理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原来，洪昇的母亲，是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女儿，江浙语言，发音王黄不分，在书中写成王夫人，顺理成章。洪昇的妻子，就是母亲的娘家侄女，自己的亲表妹黄蕙！据张爱玲考证，《红楼梦》书中原来没有贾赦一支，贾琏凤姐，本来就是贾政王夫人的儿子儿媳，与洪昇家庭关系完全吻合。

　　洪昇是家中的长子，书中却称主人公为“二爷”，岂不矛盾？说来话长，洪昇一共兄弟三人，他和二弟洪昇昌，当年由于“天伦之变”，一起被逐出家庭。自己虽然历尽艰辛，毕竟活了下来，而二弟洪昌夫妻，都年纪轻轻地在漂泊生活中悲惨地客死异乡。洪昇一生都刻骨铭心地思念惨死的二弟，晚年时，把二弟夫妇的骸骨迁葬故乡，并把自己庶出的儿子洪之益过继在二弟名下，继承香火。洪昇创作《红楼梦》时，写的是自己亲历亲闻，但想到惨死的二弟夫妻，把主人公称为“二爷”“二奶奶”，也就顺理成章了。

　　洪昇初创《红楼梦》用的是传奇体裁。传奇剧本要在舞台上演出，必须严格遵守三一律，不能平铺直叙，只好把自己一生的不同阶段，分为几个人，并集中到大观园同一背景中。因为洪昇主要想表现自己少年时代种种纨绔不肖的荒唐事，但又无法回避自己婚后被逐出家庭的经历，只好写了两个“二爷”；但为了表明两个“二爷”实为一人的青年和少年两个阶段，故而让宝玉这个尚未娶“二奶奶”的小“二爷”没有正式名字。“琏”本来就是“宝玉”之意，合两个“二爷”的名字，就是一个完整的真“二爷”了。对于与宝玉有恋爱关系的黛玉、宝钗、湘云等人，书中也不可能都写成王夫人的娘家侄女，但把他们都写成了表兄妹姐弟关系。洪昇与妻子黄蕙出生的年月日均相同，书中不论写成姐姐还是妹妹，都不矛盾。

　　为了证明以上推断，我们不妨在《红楼梦》书中找出几件事情，说明其合理性。

　　其一，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中，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病重逝世期间，是贾琏陪同黛玉回到父亲身边，侍奉汤药，出殡送终。贾琏虽然也是黛玉的叔伯表哥，但在封建社会，孤男寡女，千里同行，无此情理；只有夫妻回家，探病奔丧，才合情理。林如海逝世是九月初三，秋凉时节，故此要捎“大毛”衣服。事实上，洪昇的岳父黄彦博，确实是考取进士（虽不是三甲探花，但也被钦点为庶吉士，正所谓“兰台寺大夫”）后，第二年秋凉时节就病死了。其时洪昇已与黄蕙结婚，婚后夫妻二人确曾于秋凉季节赴北京探病送葬。有洪昇好多哀诗为证。

　　其二，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中，秦可卿大出殡路上，宝玉居然钻到凤姐的车里一起上路；下榻馒头庵，又与秦钟一起，同凤姐同居一处。晚上秦钟同尼姑智能儿幽会，宝玉早已经历过“云雨”生活，当晚还要同秦钟“算账”，种种淫秽情节的描写，与叔嫂同居甚不和谐。如果二人是夫妻关系，则无可厚非了。

　　其三，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中，赵姨娘委托马道婆对凤姐和宝玉二人同时实行魔法，却对贾琏未加谋害，而名义上贾琏才是当家人。凤姐同宝玉虽说是表姊弟关系，但毕竟是叔嫂有别，病重时也不可能一起“挺尸”，如果他们是夫妻，这样写来就合乎情理了。事实上，洪昇夫妻，确实是因为家庭中父辈的庶母挑拨离间，方被逐出家庭，失去优越的生活条件，过着颠沛潦倒的困苦生活的。

　　其四，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中，在“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之后，因为赵姨娘母子挑唆，宝玉被父亲狠狠地痛打了一顿，好长时间不能下床；无独有偶，因为石呆子的扇子，贾琏也被父亲一顿痛打，好长时间不敢行动。贾家纵然有打儿子的传统，但这样与扇子巧合，也难于解释。如果哥俩写的是一个人，因为同一原因，挨的是一次打，就易于解释了。

　　其五，第四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中，贾赦说鸳鸯瞧上的“小白脸”，可能是宝玉，也可能是贾琏；平儿和袭人，也调笑说把鸳鸯给了贾琏或宝玉。如果兄弟不是一人，鸳鸯几乎人尽可夫了，与鸳鸯性格不符。贾赦如果说鸳鸯看上了侄子尚可理解；如果这样说儿子，难免有“聚”之嫌，封建社会，任谁也不会这样说。

　　其六，第六十四回到六十九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洪昇确曾“偷娶”了一个姓邓的妾，娶后妻妾间也确曾发生一些纠纷，有洪昇的《回文锦》传奇为证。但黄蕙不曾置邓氏于死地，小说创作，夸张是常用的手法，可以理解。《红楼梦》中的宝玉年纪尚小，不能纳妾，写到成年的贾琏身上，合乎情理。由此间接亦可证明宝玉贾琏实为一人。

　　其七，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中，抄检的原因，本为傻大姐在园中拣到一个“绣春囊”，王夫人怀疑是凤姐的东西，凤姐不承认，才抄检的。但凤姐并不居住在大观园中，不抄凤姐居所，反而抄少男少女的居所，于理不通。抄检的后果，是大观园中怀春男女的离散。由此可证，凤姐的真实身份，应是大观园中人物。

　　其八，王熙凤的最终下场，是“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红学界对此判词的真实含义见仁见智，聚讼不休，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其实，“一从二令三人木”，就是一个繁体的“检”字，“一从”是检字下边的两个“人”字；“二令”是检字中间的两个“口”字，义取令从口出；“三人木”就是检字的“人”头和“木”旁。“检”表示抄检大观园，这句判词的意思是，自从抄检大观园后，王熙凤就被逐出家庭，不得已“哭向金陵”了。事实上，洪昇夫妇被逐出家庭后，确实是“哭向”武康的，武康县在杭州北，正是通往南京的路上，说是金陵亦无不可。

　　不知朋友们是否注意到《红楼梦》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怪现象，就是凡是宝玉出场的情节，贾琏几乎都不出场；凡是贾琏的重头戏，宝玉又总是失去了踪迹。譬如清虚观打醮，宝玉、凤姐都去了，连贾珍贾蓉父子都十分活跃，但就是看不到贾琏的身影，他干什么去了？王熙凤搓辱尤二姐至死，贾琏发狠为二姐报仇，平时那么怜香惜玉的宝玉，为什么从来踪迹不至？原来，青年贾琏和少年宝玉的生活原型是同一个人，就是洪昇自己。书中的王熙凤，生活原型就是洪昇的妻子黄蕙，凤姐是王夫人的娘家侄女，黄蕙也是洪昇母亲黄夫人的娘家侄女，关系完全相同。由此不难看出，《红楼梦》为什么把王熙凤写成了第一女主角，戏码远远超过黛玉、宝钗，形象也更鲜明生动，如见如闻，就因为人物原型是作者洪昇最熟悉的表妹兼妻子！

　　《红楼梦》中，婚后的贾琏和凤姐，与婚前的宝玉和黛玉、宝钗、湘云，实际是洪昇夫妇人生不同阶段的描写，不过是把姑舅亲属关系复杂化描写罢了。书中交代，凤姐小时，家中把她当男孩子抚养，而年青的湘云，就爱男孩子打扮，二人的性格具有“英豪阔大”的共同点；宝钗婚前，就同探春一起，对大观园兴利除弊，显示了治家才能，而少妇凤姐，治理家政井井有条，上下畏服，二人的性格具有“随机应变”的共同点；黛玉终日以泪洗面，似乎与凤姐毫无共同之处，但联想到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的下场，谁又能说，凤姐被逐出家庭后的眼泪，不是与黛玉一样的“还泪”呢？《红楼梦》书中对黛玉的描写，实际是对婚后困苦生活中黄蕙的刻画，否则，一个未婚少女，怎么能自承并自称是“潇湘妃子”呢？书中对宝钗的描写，也是对初婚少妇的刻画，宝钗自承并自称“蘅芜君”，封建社会，只有对已婚妇女方可称“君”，如“太君”、“院君”、“细君”等，对未出阁的姑娘，没有冠以“君”的称呼的。书中对湘云的描写，确系对一个婚前充满憧憬的少女的刻画，与黄蕙婚前长期寄居姑母家，同表兄洪昇青梅竹马的事迹相合。由湘云而宝钗、而凤姐、而黛玉，正是黄蕙人生的四个阶段。“皮肤滥淫”的贾琏，与“意淫”的宝玉合在一起，就是洪昇作为“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的真实写照！作者说创作此书，“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他说的是大实话，对自己的丑事也没有隐瞒。

第二节　　故事背后的“天伦惨变”

　　洪昇的人生噩梦是《红楼梦》的基本素材。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我们完全可以推断：《红楼梦》所描写的人生悲剧，就是洪昇人生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噩梦的真实写照；书中主人公的创作原型，就是洪昇自己；书中所刻画的催人泪下的“闺友闺情"，就是洪昇与妻子及姐妹们之间的真挚感情；书中所表达的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就是洪昇在含泪述说自己的愧悔和愤懑！

　　１.优越的家庭出身、良好的文学修养和不合时宜的性格。洪昇，字昉思，号稗畦，又号稗村、南屏樵者。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在清兵入关、顺治皇帝在北京登基的第二年（1645）七月初一，东南各省正是兵荒马乱之时，洪昇的母亲黄氏在逃难途中，于杭州郊区的一个“费”姓农妇家里，生下了洪昇。生不逢时，似乎注定了洪昇一生的坎坷命运。亦应是洪昇在《红楼梦》中刻意把“甄士隐”取名为“费”的原因。

　　洪昇出生的家庭号称“书海”，“门皆赐第，家有珥貂，三洪学士之世胄，累叶清华”。洪昇的祖父曾在明朝出任“都御史”的高官，父亲洪起鲛也曾在清初出仕，洪昇的母亲是清初大学士黄几的女儿。洪家富贵流传已久，号称“东南望族”。这样的出生地和家庭，正所谓“诗礼簪缨之族”，“温柔富贵之乡”，洪昇在婚前的青少年时期，生活之优裕可想而知。

　　洪昇青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少年时曾先后师从于国学大师陆繁、沈谦、毛先舒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陆繁是当时名动宇内的骈文大家，这一点对洪昇不能没有影响。沈谦擅长词曲。毛先舒则是著名学者，兼擅填词又通音律。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洪昇既善诗词，又精戏剧、音乐，文学修养广博精深，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康熙七年（1668），二十四岁的洪昇怀抱济世安民的理想进京谋取功名，结果落榜。在京期间，他有幸拜当时的诗坛泰斗王士为师，诗词水平进一步提高。得王士的称誉和宣扬，此时年轻的洪昇诗词水平已名动京师。

　　由于青春年少，生活优裕，加之以才情自负，洪昇养成了清高孤傲甚至狂狷的性格。生活脱略不羁，动辄讥呵权贵。交友宴集，常常白眼踞坐，指古谪今，虽然使闻者折服，但也常常取憎于时。

　　洪昇的出身、教育、才情、擅长、性格与《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大致相同，《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一出场时通过两首《西江月》的描写，应是洪昇著书时愧悔心情的夫子自道：“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中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具有狂狷性格的知识分子，在我国封建社会并不少见，但兼具狂狷和“情种”双重性格的知识分子，则屈指可数；具有这种双重人格又同时具备很高的诗词、音乐、绘画、戏剧、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更是凤毛麟角了。从目前红学界所能搜集到的有关曹雪芹的全部史料来看，曹雪芹不具备这些特征。曹雪芹有愤世嫉俗的狂狷性格，但无法证明他有“情种”的特质，未经历过“风月繁华”生活的人，也很难养成这种性格。从曹雪芹仅存世的一句诗作“白傅诗灵应甚喜，定教蛮素鬼排场”来看，曹雪芹的诗风流于怪诞，且水平一般。史载曹雪芹的诗多数此类，可见与《红楼梦》诗词的风格并不相类。除诗词外，红学界迄今无法证明曹雪芹有其他方面的文学艺术天赋和才能。兼具这种特定性格和特殊才能的人，查遍康、雍、乾三代史料，洪昇一人而已！

　　还应注意的一点是，《红楼梦》中主人公贾宝玉那个“爱红”的奇怪毛病：为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绛云轩”、“怡红院”，为自己取号“绛洞花主”（一说“绛洞花王”）、“怡红公子”，为“怡红院”题匾额为“红香绿玉”，被元春改为“怡红快绿”，等等，这里面既暗含了主人公的“情种”性格，大概也暗含了主人公原型姓洪昇这个哑谜，不外隐说自己是洪家的风流荡子罢了。

　　２.迭遭“家难”，坎檩缠身，满腹委曲，无处倾诉。洪昇一生遭遇了三次“家难”。可谓倒霉透顶。第一次“家难”是惨痛的“天伦之变”。康熙八年（1669），洪昇落榜后，从京师返回钱塘，由于别人的挑拨离间，不容于继母，结果被父母逐出了家庭，不得不远走他乡。洪昇在《客中秋望》诗中说：“非关游子澹忘归，南望乡园意总违；三载无家抛骨肉，一身多难远庭帏”。正表达出与父母关系不谐，有家难回，满腔思亲而又不得见谅的悲怆情怀。

　　洪昇对自己被逐出家庭的原因讳莫如深，史籍上也缺乏记载，但从《红楼梦》所描写的内容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自居“情种”，不务正业。洪昇是中国文学史上铁证如山的天字第一号“情种”，年轻时便以“情种”自居，“客燕台”前便已着手《长生殿》创作，为创作《长生殿》这样的言情作品，洪昇必然广泛涉猎古今言情小说戏剧，无心去读四书五经。这在《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而红学界考证出的曹雪芹形象，不过是个“魏晋风度”的人物，与“情种”形象根本不搭界。

　　其二，无志功名，继业无望。洪昇曾参加过一次科考，但名落孙山；落第后又在京师得罪了许多名公巨卿，虽赢得了少年诗名，但在当时却不是“仕途经济”的正业；书中的贾宝玉大言“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都烧了，并痛斥科举进身的人为“禄蠹”、“国贼”，这些为世人侧目的叛逆性格，与史有明载的洪昇年轻时的举动是如出一辙的，在曹雪芹身上，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这一点。

　　其三，交结优伶，终日游荡。从“情种”性格和写作《长生殿》的需要看，洪昇年轻时都必然广泛交结“优伶”，终日在外游荡，这在记载洪昇生活的典籍中有案可查，在《红楼梦》描写贾宝玉同蒋玉函、柳湘莲等“名伶”的频繁而又亲密的交往中亦可见端倪；但在曹雪芹身上，却没有与“优伶”过从甚密的史料支持。

　　其四，淫辱母婢，有同性恋倾向。天下“灵气”钟情于女子而不钟情于须眉的观点，不是《红楼梦》首创的，而是冯梦龙的始作俑之言。洪昇受冯梦龙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也必然有许多贾宝玉那种“爱红”的“情不情”的举止，被父母判定为“箕裘颓坠”、不可救药。《红楼梦》中由于宝玉的轻佻举止，导致金钏投井，很可能是洪昇亲历亲为的丑事，结果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宝玉爱吃丫鬟嘴上的胭脂，对这一点过去红学界都感到奇怪，似乎不可理解。其实，宝玉不是谁嘴上的胭脂都吃，他自己亲姐妹的不吃，宝钗、黛玉、湘云等心爱的人不吃，就连他自己身边的丫鬟袭人、晴雯、麝月等人的也不吃，而是专吃鸳鸯、金钏二人嘴上的胭脂。这两个人，一个是祖母之“大丫头”，一个是母亲的“贴身丫头”。如此描写，不能没有深意，正是贾政以“淫辱母婢”为由对宝玉痛加笞挞的口实。

　　凡此种种，使父母对洪昇失望之心日趋严重，终因“手足眈眈”的导火线，父母盛怒之下，一痛决绝，把洪昇逐出了家庭。一般说来，作为“严父”，在激怒的情况下，把儿子撵出家庭，甚或宣布断绝父子关系，都是可能的；但作为“慈母”，如无极特殊理由，却很难想象会有此举动。洪昇被逐出家庭，确实是父母意见一致而发生的“家难”，洪昇自己的诗词中对此有明确记载。史学界有人推测洪昇的母亲是“侧室”，逐洪昇的是“大母”，这种推测是站不住脚的。洪昇的母亲作为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女儿，为人作“侧室”是不可想象的。真实的原因是在洪昇婚前，他的亲生母亲就病逝了，发生家难时的母亲是继母钱氏，也就是钱凤纶的姑母。这在洪昇父母“四十初度”时，朋友们的贺诗中有明证。继母与前妻子女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传统问题，洪家百年望族也不能免俗。

　　洪昇的种种“不肖”行为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怪诞举止如出一辙，不会是简单的巧合，《红楼梦》一书只能是洪昇自己“编述”生平，“告罪”天下的作品。书中宝玉虽然未见被逐，但却“出家”了，“出家”和“被逐”都是离开了家庭。这样写法，真真假假，即为自己遮羞，又为父母顾及体面，是可以理解的。

　　挑拨洪昇与家庭关系的人是谁，今已无考。但从《红楼梦》中宝玉同贾环“手足眈眈”以及赵姨娘、邢夫人等“伯母”、“庶母”对宝玉的态度看，挑拨者的身份就很清楚了。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对贾环和他的母亲赵姨娘，写得从生理上到心理上都十分丑陋不堪；对主人公贾宝玉的伯父贾赦广蓄姬妾、欺压良善的种种丑行，以及在这些事件中刑夫人的所作所为，亦写得极为可憎。作者笔墨本属忠厚，写王熙凤劣迹斑斑，但又聪明能干，嘴皮子乖巧，自有其可爱之处；写“呆霸王”薛蟠低俗陋劣，身负命案，但他又讲义气，不奸猾，也自有其忠厚的一面。惟独对赵姨娘母子和贾赦夫妇，作者充满了情感上乃至生理上的厌恶，把他们写得一无是处。这应该是遭遇“天伦惨变”后，洪昇对挑拨者耿耿于怀、终生不能释然的表达方式吧。

　　洪昇父母是否规劝甚至“笞挞”过洪昇，于史无考，但从逐出家庭这种最高惩罚来看，洪昇在离家前，必然遭受过父母的严厉惩罚，惩罚后仍然无效，才会断然采取逐出家庭这一最后手段，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亦可见端倪。“钱塘洪家”的家庭矛盾，史有明载；而“江宁织造”曹家，未见可证明家庭有过严重纠纷的史料。

　　洪昇不仅在违反封建礼教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且恶劝，可以说屡教不改。洪昇的老师规劝过洪昇，史籍上有明证：毛先舒曾作过一首《水调歌头　与洪昇》，词中写道：“君子慎微细，虚薄是浮名。子家素号学海，书籍拥专城。不在风云月露，耽搁花笺彩笔，且问十三经。屋漏本幽暗，笃敬乃生明。百年事，千古业，几宵灯。莫愁风迅雨急，鸡唱是前程。心欲小之又小，气欲敛之又敛，到候薄青冥。勿谓常谈耳，斯语可箴铭”。从这里不难看出，洪昇青春年少时，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而是性格“虚薄”，心高气盛，醉心“风云月露”，热中“花笺彩笔”，完全有理由被父母判定为继业无望的“不肖”子。所以，洪昇在著书时，方有痛悔自己“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的话。

　　在封建社会，被逐出家门是不肖逆子，子女又不能与父母争论是非曲直，所以洪昇终身不言被逐出家庭的原因，但内心之痛苦郁闷可想而知，通过小说的形式，以曲笔道出这一过程，不正符合《红楼梦》中所说：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的用意么！考证曹雪芹的身世，从未见辜负亲人和师友教育规训之事，当然也没有为此而著书“告罪”的理由。

　　洪昇经历的第二次“家难”是“破家之难”。洪昇离家七年之后，也就是康熙十五年（1676），洪昇的父亲洪起鲛遭人诬陷，被朝廷“发配”到“宁古塔充军”。这期间洪昇四处奔走，拜托权贵，营救父亲，但遭了不少白眼。又急于赶回家去，侍父北上充军，除夕泊舟杭城，正月初一解缆北上。这些在洪昇诗作中均有记载。其后洪父中途遇赦，侥幸得以返家，但此时家已破了。洪家是否被查抄，史无记载，但在清代，仕宦之人一旦犯下了充军重罪，其家鲜有不被抄没的，“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可想而知。《红楼梦》中所写荣府的结局，应是洪昇亲自经历的事情。

　　洪昇被逐出家庭后，于康熙十三年（1674）再次入京，开始了他漫长的国子监生生活。长期生活在北京，这是洪昇熟悉“假语村言”的根本保证；出生在杭州，又是他不忘江南土语的基础。没有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是不可能用独特的“假语村言”写出《红楼梦》的。这期间，洪昇确实是“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不曾做过一官半职，生活十分清贫艰难，体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的友人陈缯描述他的生活是“卖文供贳酒，旅食转依人”。洪昇自己也透露：“八口总为衣食累，半生空囿利名场”。“依人空老大，乞食愧英雄”。诗中透露他此时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寄住谁家呢？只能是他的外祖父、也是妻子的爷爷黄几家。黄几此时身居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高位，生活应极为豪富。《红楼梦》中描写林如海捎书托贾政，为贾雨村“轻轻地”谋了一个“应天府尹”的高官肥缺。“应天府尹”可是南京市长，只有黄几这样的手握干部调配大权的重臣，方可“轻轻谋得”。此时洪昇的岳父黄彦博已去世，黄蕙母亲也孤苦无告，洪昇此时携家带口前来投奔，其不受欢迎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洪昇本人“亦知贫贱世看丑，耻以劲柏随蓬科”，“平生畏向朱门谒，麋鹿深山访旧交”的倨傲性格，寄住期间屡屡遭人白眼，受尽挪谕讥诮，也是不言而喻的必然结果。

　　康熙二十一年（1682），黄几因年老“致仕”，举家返回原籍杭州。洪昇此时在京更失去了生活依靠，困难程度进一步加剧。直至康熙三十年（1691）春返家故里，这几近十年的时间，洪昇经常穷到揭不开锅的程度，“有时烟火寒朝昏”，就是洪昇此时生活困苦的形象写照。他的爱女，就是此时在贫病交加中夭亡的。《红楼梦》中幼年被拐的香菱的悲惨命运，很有可能是洪昇在痛悼爱女的心情下创作出来的。

　　在此期间，洪昇广泛结交中下层文人、优伶、僧道，当时著名文人如朱彝尊、毛奇龄、吴仪一、查慎行、李式玉、吴雯、赵执信等，都与洪昇终生交好。另外，洪昇与“南党”领袖徐乾学、高士奇等亦有往来，尤其与高士奇亲善。洪昇不仅生活上得到这些朋友的一些接济，也在朋友的鼓励下，得以继续其代表作《长生殿》传奇的创作。前后历经十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一搬上舞台便备受欢迎，到处传抄搬演，轰动整个剧坛，从康熙皇帝到王公贵族，从朱门富户到平民百姓，“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可见红极一时。《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与三教九流及上层社会的交往，特别是与优伶的过从甚密的描写，对众多剧本、唱词的描写，应来源于洪昇此段生活。

　　第三次“家难”是“聚演”《长生殿》罹祸，终生功名无望，遗恨无穷。康熙二十八年（1689），洪昇遭遇了人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八月中秋后的一天，洪昇在家中会集士人名流，演唱自己的得意之作《长生殿》。当时以明珠、余国柱为首的“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党争”十分激烈。洪昇因与高士奇谊属同乡，年龄相同，交往较多。故而明珠党人借口太皇太后和佟皇后的丧期未满，“国丧”期间“聚演”戏曲而弹劾洪昇。康熙帝对太皇太后和佟皇后确实一往情深，一怒之下，捕其下狱，革除其国子监生籍，彻底阻断了洪昇的仕进之路。同时因看戏受到牵连的还有朱典、赵执信、查慎行、翁世庸等五十余人。其中翁世庸是首任台湾太守，“真真国女孩子”的诗，很可能是洪昇从他那里听来的。时人感叹赵执信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用到洪昇身上也是贴切的。这次事件不应视为一次“文字狱”，因为康熙帝本人也十分欣赏《长生殿》，曾亲自观演并自定“赏格”二十两纹银，是天下皆知的事情。纯粹是因为触犯了“国丧”大忌，并为“党争”所利用，应属咎由自取。因而此事件并未影响到洪昇的创作生涯，反而由于绝了功名之念，创作更潜心了。

　　这次事件，应是洪昇创作《红楼梦》的根本动机所在。另外，在清朝的科举史上，洪家以前也遭受过严重打击：顺治十四年十一月江南主考方猷、副主考钱开宗，被给事中阴应节参奏，告发其科场作弊。结果二人被“正法”即被砍了脑袋，妻子家产被籍没入官。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案中的“科场案”。“科场案”中的倒霉鬼副主考钱开宗，正是洪昇的“表丈”。《红楼梦》中的那块“顽石”，寓意实在是太深刻了：“石”能“言”的原因是“有恨”，这是古典文学所熟悉的“通典”。《红楼梦》作者用此典的目的，不外是说明我有“补天”之意，也有“补天”之才能，但却遭到了“革去功名”断绝仕途的下场，岂能无恨？这也是洪昇借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之口，大骂“明珠党”人为“禄蠹”、“国贼”的原因所在。　

　　红学界的好多学者都有一种迷惘，那就是林黛玉的众多诗作基调过于悲凉了。虽然父母早逝，孤身一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上有“老祖宗”的疼爱，下有众姐妹的呵护，更有贾宝玉形影不离心心相印的爱情，何至于小小年纪，就时不时赋出一首撕心裂肺般的诗作，表达出一种凄楚、怨恨、悲凉、无奈且无助无告的复杂心情？大观园里边虽然不尽是歌舞升平的景象，也有许多勾心斗角的小动作，但敢于公然欺负林黛玉的主子或奴才还没有，何至于让她产生出“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那样悲愤的感觉？如果我们把林黛玉在大观园中的心情，看作是洪昇夫妇“家难”后寄人篱下时的心情，把林黛玉的诗作，看作是洪昇夫妇表达愤懑无奈心情的诗作，这一点就迎刃而解了。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生活原型是洪昇的爱妻黄蕙，实际上，洪昇在宝钗、黛玉身上，也寄托着自己的影子。书中的主人公名字叫宝玉，而宝钗名字的头和黛玉名字的尾，合起来恰是宝玉，剩下的钗黛二字，又恰是古代对妇女的泛称。夫妻一体嘛，用这样的创作手段来表达作者自己同时也是作者妻子兼有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书中林黛玉的形象，创作的成分居多，这一点在红学界是有共识的。林黛玉身上，更多折射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从“弃父”进京、寄养“外家”这个基本事实看，就是洪昇自己的经历。此时已是洪昇婚后，夫妻一起寄人篱下，写在女方身上，亦无不可，所以，书中从“判词”到内容，都是用“二宝”、“二玉”合传的方式写的，给人一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感觉。《红楼梦》的创作手法本来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嘛！综观书中的诗词韵文，洪昇都表达了哪些内心的隐秘呢？

　　１.洪昇对自己被逐出家庭耿耿于怀，不时流露愤懑无奈之心情。书中第七十八回贾宝玉杜撰的《芙蓉诔》，红学界一般认为是明诔晴雯，实诔黛玉，这是不错的。问题是黛玉身上寄托着作者自己的身影，所以亦应看作是对自己不幸遭遇的诔文。诔文中叙述了自己因遭谗言而与家庭反目的原因：“花原自怯，岂奈狂飚；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偶遭蛊趸之谗，遂抱膏肓之疚”，“诼谣溪诟，出自屏帏，荆棘蓬榛，蔓延户牍。岂招尤则替，实攘诟而终。既饨幽沉于不尽，复含罔屈于无穷。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雨野”。把晴雯喻为贾谊被谗、鳏窃息壤被诛，实为不伦；但以此来比喻洪昇自己遭谗贾祸，则是贴切的。“昨承严命，既趋车而远涉芳园；今犯慈威，复泣杖而忍抛孤柩”。“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余衷，默默诉凭冷月。呜呼！故鬼蜮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钳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这里洪昇简直把自己被“破奴”“悍妇”构谗，因而不容于父母，被逐出家庭一事，用曲笔表达得淋漓尽致！洪昇自小跟随陆繁学习过骈文，在这里用此种文学形式表达心情，是顺理成章的。

　　《红楼梦》其他一些诗文中，也有作者同类心情的表述。在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的“怀古诗”中，作者写道：“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诏出凡尘。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只缘占得风流号，惹出纷纷口舌多”。这实际上是作者借怀古之名，行述己之实。惟恐读者不明白，在诗后又通过宝钗黛玉的一段对话，说这些诗“无考据”、“不大懂得”、“胶柱鼓瑟”、“以讹传讹”。正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文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黛玉所作的《秋窗风雨夕》中，作者写道：“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这是对《红楼梦》创作宗旨的最精辟的概括。说作者自悔、自怨、自责，都不够准确，作者虽有愧悔之情，但更多的是自我欣赏并不被理解的哀怨心情，用“自怜”来表达作者著书时的心情是再准确不过了。洪昇这个人的种种不幸遭遇说来也巧，多是发生在秋季，因此，《红楼梦》中表达哀怨自怜心情的诗词，多是悲秋之作，作者盼人理解又怕人理解自己的“诉秋心”，这点与书中开始那首“谁解其中味”的诗句，所表达的心情是一致的。表达这种特定心情的诗词，没有特定的生活经历是写不出的，洪昇写得出，曹雪芹写不出。

　　２.洪昇对自己被逐出家庭后，夫妻萍踪浪迹，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不时流露出痛苦郁闷的心情。这些心情的表达，大多体现在黛玉的悲凉风格的诗作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那首脍炙人口的《葬花词》：“闺中儿女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说的是飘泊在外的郁闷。“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说的是寄人篱下的痛苦。

　　在第三十八回黛玉“魁夺菊花诗”中，黛玉的三首诗，更是这种心情的鲜明流露：“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园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蛰病可相思”？“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同在菊花面前，别人看到的是美好，是狂放，是清高，而在黛玉的眼中心中，则是一片痛苦凄凉！

　　在黛玉的泣血之作《秋窗风雨夕》中，这种心情的表达更可谓字字血声声泪了：“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泪烛摇摇若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灯前似伴离人泪”。这里表达的秋季的哀伤，很可能既有离别的痛苦，也有中秋后被革职下狱的愤懑！

　　在黛玉偶然填成的《柳絮词》中，表达的更应是洪昇离乡别亲、浪迹天涯的痛苦与思念：“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里已作白头之叹了，表面上写的是黛玉，实质上写的是作者自己，以黛玉之小小年纪，无论如何不会叹白头的。

　　更堪注意的是书中主人公贾宝玉唱的那首《红豆曲》：“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和旧愁”！“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这哪里是一个纨绔子弟“无故寻愁觅恨”的无病呻吟，恰是经历了无数“新愁”、“旧愁”的洪昇对自己噩梦挥之不去的血泪倾诉！洪昇著书时，新愁旧恨，悉堆心底，应有这样凄楚的吟唱；曹雪芹除了儿时被抄家这点隔靴搔痒之恨外，谁还考证出了什么新愁旧恨？

　　３.洪昇被逐出家庭后，飘泊中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以及不被理解原谅的幽怨，也在诗中不时流露。黛玉那篇著名的《题帕三绝》，就是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也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离家已久，家乡的景色已在心中模糊了，但思家之心更强烈了。在《菊花诗》中，这种思乡之情表达得更为直白：“鸿归蜇病可相思”，“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恐蜇鸣”。“雁断”、“蜇鸣”是古人寄托乡愁的常用典故，洪昇在这里反复使用，其情之深，可见一斑。洪昇一生诗作中，思乡思亲之作，比比皆是，见之于洪昇传世的诗集中，可与《红楼梦》对照看，对《红楼梦》表达的是洪昇自己经历这一点，就会理解的更深切了。谓予不信，可请亲爱的读者心里装着洪昇的一生坎坷而又无告的悲惨遭遇，在一个苦风凄雨的秋夜，伴着一盏昏暗的孤灯，去吟哦一下《秋窗风雨夕》，试一试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共鸣？这种泣血的思乡思亲之作，洪昇完全有理由在著书时反复表达，而曹雪芹儿时就随家庭返回了北京，亦未闻有生离死别的遭遇，怎么可能滴着血泪去写思亲思乡之作？他的乡在哪里，亲在何方？

　　有意思的是，在黛玉和湘云凹晶馆“联诗”中，结句是“寒塘度鹤影，冷月葬诗魂”。这几乎就是洪昇一生结局的谶语！洪昇确实是在寒冷的江面上，在一弯冷月的照射下，葬身水府的！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巧合！洪昇之死，巧合之处还不仅于此，死的那天，又正是李隆基和杨玉环“七夕盟誓”之际！看来，洪昇与他的两部呕心沥血的代表作《长生殿》和《红楼梦》，确实有生生死死的不解之缘！

　　《长生殿》创作时间是康熙十二年(1673）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历十余年，三易其稿。刚刚告竣的第二年，洪昇就遭遇了“斥革”之祸、牢狱之灾，此时正可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抚今追昔，生不逢时，两次“家难”，斥革下狱，穷困潦倒，倒霉事一件接着一件，可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满腹的委屈、牢骚又说不出口，也无处倾诉。此时洪昇最想做的事情，大概就是把自己的人生遭遇“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抒发自己心中无尽的愤懑和无奈之情！如何编述呢？须知这些倒霉事，在封建社会，尤其是清朝，都是说不出口的事情。趁着《长生殿》刚刚告竣的创作热情，比照《长生殿》的体例、风格、手法，以“情”和“恨”为主题，把自己的一生遭际装进去，并歌颂自己“亲历亲闻”的几个“异样女子”，不是很合理的推断么？

第三节　　巧姐为什么进入十二钗行列

　　《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都是聪明美貌的青年女子，惟独巧姐是个例外。巧姐是王熙凤的女儿，前八十回结束时，她还是个怀抱的孩子。她有什么资格跻身十二钗行列呢？

　　《红楼梦》中的巧姐，有好些地方十分奇怪：

　　一是搞不清巧姐和大姐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书中说凤姐为了孩子好养活，求刘姥姥给多病多灾的大姐另取名巧姐，显然大姐和巧姐应该是一个人；但书中又出现了奶妈“抱着巧姐领着大姐”的说法，显然又是两个人。

　　二是巧姐的年龄暴涨暴缩，总也长不大。刚出场的大姐，是个怀抱的婴儿，中间似乎长大了一点，但到前八十回结束，她仍然是个不离怀抱、善于啼哭的婴儿。《红楼梦》的故事前后经历了几年，研究者有争议，但毕竟是好多年吧，宝黛等人都由一个大孩子长成了进入婚龄的年轻人，而巧姐却总也长不大。

　　三是《红楼梦》作者十分讨厌巧姐的“狠舅奸兄”，但这两位舅和兄究竟是谁？他们怎么“狠”了？怎么“奸”了？前八十回没有交代。后四十回说贾环和贾云就是“狠舅奸兄”，他们合谋把巧姐卖了，沦落风尘，后来被刘姥姥搭救，嫁到乡下一个周财主家里。但贾环不是巧姐的舅舅，而是叔叔；贾云的为人也不似奸人。《红楼梦》中也从没暗示巧姐当过风尘女子，这些描写显然都不可信。

　　要想揭开这些谜团，还是得找对《红楼梦》作者，用曹雪芹是解不开巧姐之谜的，当你知道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之后，巧姐之谜就迎刃而解了。

　　洪昇婚后到逃离家庭前，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长女十分聪明可爱，但从小多病，身体较差；幼女尚在怀抱。逃出杭州后，洪昇把妻子女儿先安排在武康县一个只有百来户人口的小城居住，自己到北京去谋生。

　　此时，洪昇的妻子黄蕙和孩子们，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与婆家洪家闹翻了，无人管她们娘仨生活，就连娘家黄家，那么富贵的家庭，也无人肯照顾这三个可怜的母女。全靠街坊邻居接济一些米和菜，勉强度命。

　　此时黄蕙母女生活之困窘就可想而知了。用洪昇的诗描述，是“甑尘疑禁火，衣单信耐寒”，也就是说，经常一连几天揭不开锅，锅上落了一层尘土；到了寒冬没有棉衣穿，人们还以为这娘仨耐寒。对于两个年幼的女儿来说，这是多么悲惨的日子啊！

　　洪昇的长女似乎没有正式取名，我们姑称之为“大姐”吧。在饥寒交迫中长到了八岁，竟在冻饿交加中悲惨地夭亡了！孩子死时，洪昇正在北京卧病，听到这个消息，犹如青天霹雳，洪昇悲痛得几乎疯了，在病床上提笔写了《遥哭亡女》四首诗。

　　洪昇在诗中，首先痛责自己无能，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让孩子从小尝尽了痛苦，有时孩子牵着自己的衣襟“索果”，自己都无法满足这点可怜的要求。这个孩子“从小偏聪慧”，“爱拈爷笔管，闲学母裁缝”，父母愁闷时，“消愁最喜侬”。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个可爱的女儿了，将来回到南方，在你的小坟头上浇一杯酒道歉吧。

　　在这种极度悲伤的心境下，洪昇应该最痛恨谁？当然是这个孩子的“狠舅奸兄”！其时洪昇的岳父黄彦博已死，黄蕙的娘家弟兄坐视不管，洪昇内心怎么能原谅他们？回到南方后，洪昇几次在诗中使用“临邛犊鼻”的典故，去讽刺岳家。这个典故是指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结婚后，富裕的岳家不肯照顾他们，他们就当垆卖酒，羞臊岳家。从这个典故中，不难看出洪昇对孩子的“狠舅奸兄”的情绪。

　　洪昇的次女是洪昇之则。在父母的教育和熏染下，她成长为一名在当时小有名气的女诗人，出版过自己的诗集，整理过父亲的遗作，还评点过《牡丹亭》传奇。洪昇之则后来嫁给杭州郊区一个比较贫寒的秀才，丈夫没有考取功名，又青年早死。洪之则早早做了未亡人，用文学生活打发未来的孤寂岁月，一生也很不幸。

　　洪昇生前很以此女为荣，以她的才华，以她的薄命，洪昇在创作《红楼梦》时，把她列入“金陵十二钗”末尾，不是很自然的么？洪昇的妻子黄蕙与洪昇的母亲是亲姑姑侄女，与《红楼梦》中王夫人、凤姐、巧姐三代人的关系相同。《红楼梦》中的“狠舅奸兄”，当是指王仁和贾芹一流。

　　回头再看《红楼梦》中的大姐和巧姐，在洪昇的原著中，应该是当作两个人写的。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时，应该是怀抱巧姐手牵大姐的。大姐应该在凤姐逃出家庭后死掉了，死时凤姐一定十分痛恨“狠舅奸兄”。“势败休言贵，家亡莫论亲”，《红楼梦》中“狠舅奸兄”的罪名是“爱银钱、忘骨肉”，不是“卖骨肉”，见死不救就够狠够奸了，无须再把巧姐卖入风尘，那样写来太恶心人，《红楼梦》作者必不如此。

　　巧姐应该在随母亲离开家庭后，娘俩不时得到刘姥姥的接济，最后在刘姥姥的撮合下，嫁给城郊一户并不富裕的读书人家，最后的下场也应该是“薄命司”中人物，否则不入“十二钗”行列。《红楼梦》中的刘姥姥的原型，很可能就是武康县经常接济黄蕙母女的县“教谕”郑兰谷的丈母娘。郑兰谷也有两个同洪昇女儿差不多大的儿女，两家“儿女时更抱”，关系很密切。洪昇在武康并没有亲戚，似乎就是投奔她去的。他的园子里种了好多蔬菜，经常给黄蕙送些青菜或干菜，这些在洪昇诗中都有记载。

　　《红楼梦》作者交代此书是根据“亲历亲闻”创作的，以上这些同洪昇夫妻和两个女儿的遭遇完全相契合，进一步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洪昇。《红楼梦》中的巧姐年龄暴长暴缩，是因为有人修改了洪昇的原著，没有理解好原作者的意图，把巧姐和大姐合二为一了。这个修改者，似乎应该是“披阅增删”的曹雪芹。至于那些对巧姐沦落风尘、刘姥姥筹钱赎买、把巧姐嫁给板儿等附会之谈，实在不值一哂。我们的某些红学专家，似乎不把金陵十二钗的下场，都猜成风尘女子就不过瘾似的，莫名其妙地让湘云、妙玉、巧姐都当上了妓女，实在有点下流。《红楼梦》作者没这么下作。

第四章 《十二钗》系统——海棠社、桃花社的故事

　　古人就知道“画鬼容易画人难”的道理，何况今人。举凡成功的文学作品，书中重要人物和事件必有生活原型，这是文学领域的常识，无须多作解释。托翁著《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鲁迅写《狂人日记》、《阿Ｑ正传》，都有生活原型所本，不是凭空捏造，文学界早有定论。

　　胡适先生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论定该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开辟了“新红学”的道路。“新红学”的传人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精心考证，发现《红楼梦》书中内容同曹雪芹的生活经历，无论如何对不上号，曹雪芹的“自叙传”说不能成立。但奇怪的是，这些红学家们不去怀疑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是否出了问题，反而坚持在“曹家店”中另寻原型，什么“曹原型说”、“李鼎原型说”相继出笼。由于这些所谓的原型仍然不能成立，于是，红学家们就祭起“《红楼梦》是小说，不是自传”这面大旗，企图掩盖考证无门的窘境。

　　《红楼梦》确实是小说，但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小说，倘若没有生活体验和人物原型，能够凭空杜撰出来么？“曹家店”中考证不出生活原型，只能说明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者，不能证明曹雪芹是个可以平白编造出红楼故事的超天才！这样的天才，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笔者经过多年的精心考证，断定《红楼梦》的初作者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大文学家洪昇。书中的处于“末世”的贾氏望族，就是生活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巨痛中的洪氏望族；书中贾家的“自杀自灭”，就是洪家的“天伦之变”；书中那个自怨自叹“无才补天”、“于国于家无望”的我，就是被朝廷革去“国子监生”的洪昇；书中着力描写的“金陵十二钗”，就是洪昇的妻子黄蕙、两个妹妹和一干表姐妹。本章主要说明，洪昇是如何根据自己“亲历亲闻”的“西陵十二钗”事迹，创作《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那些美丽凄婉的故事的。

第一节　　大观园诗社与蕉园诗社

　　《红楼梦》的创作宗旨是为作者“亲历亲闻”的“几个女子”作传。开篇作者就交代：“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班姑即续《汉书》之班超，蔡女系作《胡笳十八拍》之蔡文姬。《红楼梦》书中的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作者描写这几个异样女子，是采取写实的办法，“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这足以说明，作者写的这几个异样女子不是编造的，书中一点作假的成分也没有，完全是真实生活的写真，确实有生活原型为依据。

　　一、前海棠，后桃花，大观园诗社百花争艳

　　《红楼梦》的创作宗旨就是为“闺阁昭传”，因此，通篇几乎都是写的金陵十二钗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篇幅最多的、最感人的、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大概要数大观园中姐妹们起“诗社”的故事了。

　　书中第三十七、三十八回，集中描写了由探春发起的结“海棠社”故事，姐妹们咏“白海棠”，赛菊花诗，讽“螃蟹咏”，好不热闹。到书中第四十八、四十九回，姐妹们继续诗社生活，歌吟“红梅花”，联句“北风雪”，在芦雪庵痛快了好一阵。及至第七十回，由林黛玉倡导，姐妹们重组诗社，并改社名为“桃花社”，填桃花词、柳絮词，又着实热闹了几天。再加上书中描写的元妃探亲咏诗，宝玉作四季诗，黛玉作“题帕三绝”、“葬花词”，香菱学作咏月诗，凹晶馆即景联诗等，书中关于姐妹们“诗社”生活的描写，几乎占了一半篇幅。

　　参加诗社生活的姐妹们，有贾家三姐妹迎春、探春、惜春，表姐妹宝钗、黛玉、湘云、宝琴，邢夫人的侄女邢岫烟，大嫂子李纨和妹妹李纹、李绮，寄住的尼姑妙玉，以及开句“一夜北风紧”的凤姐等。当然，还有一贯在女孩子堆里厮混的贾宝玉。

　　书中姐妹们起的诗社像模像样，有发起人，立社名，取字号，定社约，拟社题，赛诗、评诗、论诗等，把结诗社的每一个环节，都描写得生动逼真。诗社活动期间，芦雪庵烤啖腥膻鹿肉，湘云醉卧眠石等场景，也十分诗情画意。特别是“绛洞花王”、“稻香老农”、“潇湘妃子”、“蘅芜君”、“蕉下客”、“枕霞旧友”等别致的字号，给读者的印象十分深刻。这些描写，同旧时文人的文学结社生活完全一致，当非向壁虚构。

　　从《红楼梦》作者在书中的交代，我们对这些“异样女子”最起码可以推测出以下几点：

　　其一，从生活环境上看，这些女子应该就生活在作者身边，与作者关系密切，作者对她们感情笃深，她们的事迹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并非虚构；从作者说的“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来推断，这些女子是作者家中之家属或亲属，与作者应系姊妹关系，作者创作《红楼梦》的“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

　　其二，从时间上看，这些女子应该与作者年龄相仿，前半生的青少年时代往来密切，因为作者明确交代“亲历亲闻”的时间是“我半世”，一个人到了后半生，才会说“我半世”如何如何；反过来说，作者创作《红楼梦》的时间，自然是在自己的后半生，是“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凭着对年轻时的回忆写作的。

　　其三，从数量上说，这些女子不会是三个两个，而是一群人，用作者的话说，是“一干冤孽”。她们虽然没有班姑蔡女之名气，但“或情或痴”，“小才微善”，曾作过几首“歪诗熟话”，又明显不同于那些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显然，这些女子都有一定的文学才能。不仅如此，似乎这些女子的“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令作者十分佩服，自我感觉“堂堂须眉”不如“一干裙钗”。创作《红楼梦》的目的，是不欲使姐妹们的事迹与自己“一并泯灭也”。

　　其四，这些女子都没有摆脱“红颜薄命”的社会规律，最终下场都很悲惨。作者把她们统统归入“风流冤孽”行列，打入了“太虚幻境”中的“薄命司”，让她们来自“离恨天”、“灌愁海”，叹“古今之情”，偿“风月之债”，结果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其五，作者创作《红楼梦》的直接动因，是因为经“历过一番梦幻”。什么“梦幻”呢？“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成了女娲弃置在“大荒山”下的一块顽石。按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补天”的通常理解，作者是哀叹自己“仕途”不顺，很可能“跌过筋斗”，正处于“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除此外，作者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难言之隐，怨恨自己辜负了“天恩”、“祖德”，还“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并屡次声称自己“不肖”，自己之“罪”“固不能免”，似乎作者在家庭败落中负有重要责任。

　　二、咏梅花，歌柳絮，蕉园诗社万紫千红

　　中国历史上，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束缚，女性文学才子本来就寥若晨星，加之富室闺阁“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严厉规矩，女子们的结社活动，更是难以想象。明末清初以前的班超、蔡文姬、李易安等女才子，都是孤立的文学生涯，未闻有“一干女子”集中在一起，结社赛诗的生活。清朝雍乾以降，朝廷严旨控制文人结社，加之严厉了对女性的道德防范，女子结社的现象更是不可想象。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女子有结社活动的时期，只有明末清初！

　　其实，明末清初，女子结社活动也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例如叶绍袁家父母和三姐妹，方大镇家的五个堂姐妹等，也都是家庭范围内的文学活动，没有结社行为。这一时期见诸于史籍的女子结社，最著名的，就是发生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蕉园诗社”！

　　“蕉园诗社”也称“蕉园吟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蕉园诗社”成员是“蕉园五子”，由著名女诗人顾玉蕊发起，成员有徐灿、柴静仪、钱凤纶、林以宁等。后一阶段的“蕉园诗社”成员是“蕉园七子”，由林以宁发起，成员有钱凤纶、钱静婉、顾长任、柴静仪、冯又令、李淑等。

　　前后两个“蕉园诗社”的文学活动是十分活跃的。从今天可见的她们的诗词作品中看，她们经常聚在一起，分韵作诗，歌咏西湖景物，先后吟颂过梅花、海棠、菊花、柳絮、冬雪、秋雨、春清、夏韵等。平时，她们之间也经常互相赠诗、寄诗，倾诉心境，表达思念之情。

　　“蕉园诗社”的成员们，思想是比较开放的。她们经常聚在一起，“春日偕游，扁舟泛湖，练裙椎髻，命翰分吟，相邻游女诧为仅见”。她们结队游玩的地方多在西湖和西溪，《红楼梦》中湘云烤鹿肉，黛玉嘲讽“遭劫”的“芦雪庵”，就是“西溪八景”之一，真实地名叫“秋雪庵”，江南秋季是不下雪的，所谓“秋雪”，就是芦花如雪的意思。从她们传世的作品看，平时，她们也不时三两相偕，或对奕，或观画，或联句，或听琴，甚至“夜宿河渚看梅”，“早春湖头踏雪”，种种风流韵事，不一而足。

　　三、家学渊源——一群多才多艺的女诗人

　　《红楼梦》中的才女，个个多才多艺。除大家都能吟诗作赋外，黛玉还精通音乐，宝钗更是满肚子知识，湘云的才思敏捷无人能及。这些小女子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原因就在于家学渊源，家庭中有个良好的文化环境。黛玉的父亲是“探花”，从小教女儿读书，宝钗也说自己家过去藏书很多，因而读书也很多，宝玉的家庭当然更是“诗礼簪缨之族”了。

　　与洪昇联络有亲的“西陵十二钗”，之所以都是才女，原因也正是家学深厚。洪家“素号学海，书籍拥专城”，著名文人宋朝的洪皓和他的儿子洪适三兄弟、明朝的洪钟和他的子孙洪澄、洪滔、洪椿，都是洪昇的祖先。黄蕙的祖父黄几是顺治朝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父亲黄彦博也是康熙朝进士，曾任庶吉士。钱开宗任过科场主考，学问可知，妻子顾玉蕊的诗名在康熙朝名动天下，四个子女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才子（女）。柴静仪的父亲柴绍柄，是康熙朝著名的“西泠十子”之一，为天下学子敬重。

　　“西陵十二钗”们，学诗学得很苦，吟诗近乎走火入魔。钱凤纶诗中说林以宁“半壁青灯临卫帖，一窗寒雨读陶诗”，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行径仿佛。钱静婉诗中说自己为了吟诗，“柳絮癫狂莺不管，穿林又啄桃花片”。顾长任描述自己“病中咏菊”的情形，“柔姿旖旎，人瘦黄花共”。姐妹们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文人墨客，或分韵赋诗。钱凤纶给顾启姬、柴静仪的诗中记载，“也曾念，共绣阁，论文人否？”“玉案联吟，锦笺分韵，珠玑新灿”。她们在每个成员的生日、送别、对弈、作画、听琴等时候，互相之间以诗词赠答，诗社生活十分活跃。这些同《红楼梦》大观园中姐妹们的生活完全一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才女，在结诗社活动中，确实像《红楼梦》中描写的那样，模仿当时文人的习惯，为自己各取一个雅致的别号。在钱凤纶的诗中，就曾透漏“偕同社寿季娴凝香室宴集”，“季娴”是柴静仪的字，“凝香室”则是她的诗集名称，“寿”就是为她庆贺生日。钱凤纶自己的别号是“天香楼”，她的诗集就名为《天香楼集》。她的妹妹钱静婉别号“古香楼”，作品集就名为《古香楼集》。林以宁的别号是“凤潇楼”，诗集亦名《凤潇楼集》，还曾创作《芙蓉峡传奇》。冯又令的别号为“湘灵楼”（亦作“湘云楼”），诗集名《湘云集》（一说《湘灵集》）、《和鸣集》。洪昇早期的别号为“啸月楼”，诗集亦名《啸月楼集》，与姐妹们一样，其中都有一个“楼”字。

第二节　　金陵十二钗与西陵十二钗

　　从《红楼梦》中出场的人员分析，大观园诗社主要表现的是以“蕉园七子”为原型的年轻女子们的文学生活。《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李纨就曾说：“我们七个人起社”，七个人是，发起者探春，她的大嫂子李纨，姐妹迎春、惜春，表姐妹林黛玉、薛宝钗，以及哥哥贾宝玉。宝玉非女子，后来又加入一个史湘云，还是七人之数，与“蕉园七子”数量暗合。

　　最有趣的是七子之间的关系，生活中的“蕉园诗社”与《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海棠社”、“菊花社”、“桃花社”是基本一致的。《红楼梦》书中的林黛玉，其原型应该就是林以宁，是个不折不扣的“林妹妹”。林以宁字亚清，是洪昇的表妹，与洪家三个表兄弟关系密切。林以宁的父亲是“进士林纶”，应该就是《红楼梦》中的林如海原型，书中交代的“探花”就是进士中的三甲；他没当过什么“巡盐御史”，生活比较清贫，又早死，以致女儿自小孤单，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家庭状况仿佛。

　　据史料记载，林以宁工诗词，擅丹青，尤善画竹。一生除创作了大量诗词外，还曾创作过传奇作品《芙蓉峡》。林以宁生前十分崇拜墨子和庄子的思想，她的作品集就命名为《墨庄诗钞》和《墨庄词余》。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爱竹成癖，喜欢阅读戏曲作品，与宝玉共读《西厢记》，也曾为了打破宝玉参禅，说他“无端弄笔是何人，剿袭南华庄子文”，问宝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弄得宝玉无言以对。这些都与生活原型林以宁完全一致。

　　据史料记载，林以宁是“蕉园诗社”后七子的发起人兼社主，《红楼梦》第七十回就描写她“重建桃花社”，“林黛玉就为社主”。其中一社是“填柳絮词”，潇湘妃子的词“缠绵悲戚”，枕霞旧友的词“情致妩媚”，蘅芜君的词“翻得好气力”，为众人之尊。其实，“蕉园诗社”诸女才子的词作成就要高于诗作，史有明载。

　　最有意思的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起诗社时取别号“潇湘妃子”，使红学界诸多大师大惑不解：一个闺中少女，何以用“妃子”命名？当你知道了林以宁在“蕉园诗社”中所用的“室名”后，就会恍然大悟了！原来，林以宁当时所取的“室名”是“凤潇楼”，诗集就命名为《凤潇楼集》，“凤”就是妃子，“潇”就是潇湘，兼寓血泪斑竹之意。《红楼梦》中探春说林黛玉“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这几乎就是对林以宁真实生活的惟妙惟肖的刻画！

　　《红楼梦》中的“宝姐姐”薛宝钗，生活原型应是钱凤纶。钱凤纶是钱开宗和顾玉蕊夫妇的长女。她的妹妹钱静婉应该就是《红楼梦》中宝琴的原型。姐妹二人都是“蕉园诗社”的重要成员，都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是清初著名的女诗人。她们的兄弟钱元修、钱肇修，似乎也就是《红楼梦》中的薛蟠、薛蝌兄弟的生活原型。洪昇的伯母姓钱，似乎就是钱开宗的姐姐或妹妹，两家的表亲不仅来源于此，钱开宗还是洪昇的表丈。

　　《红楼梦》中“宝姐姐”出场时，是薛姨妈领着“一窝一拖”来到荣府、寄人篱下的。红学界好多人也感到奇怪，以薛家之富贵，何至于寄人篱下，在“梨香院”委屈居住？原来，清初江南“科场案”中，“宝姐姐”的父亲钱开宗是副主考，因为受贿作弊，被皇帝砍了脑袋！全家也都被逮捕到北京下狱，第二年遇赦获释，正是这个“薛姨妈”顾玉蕊领着儿女，“一窝一拖”，千里迢迢回到故乡杭州。当时家已经被抄了，没办法只好寄住在亲戚家。

　　《红楼梦》中薛家姊妹的名字均以“宝”字开头，她家又“珍珠如土金如铁”，这些描写似乎都同她们的“钱”姓有关系。钱氏姊妹都刊刻过自己的诗集，分别命名为《天乡楼集》和《古香楼集》。《红楼梦》中的宝钗，吃“冷香丸”，取别名“蘅芜君”，都来自诗集的“香”字，蘅芜就是“香草”的学名。书中的宝琴，最著名的文学活动就是咏十首“怀古诗”，不也正是“古香”二字的寓意么？

　　林以宁是钱肇修的妻子，钱凤纶的弟妇，顾玉蕊的儿媳。联想到《红楼梦》书中宝钗曾当着黛玉面对母亲戏说，要把黛玉给哥哥薛蟠提亲；薛蟠看到黛玉“风流婉转”，竟“酥倒在那里”，似乎并非无迹象可循。林以宁似乎是钱肇修的继室，婚后夫妻生活并不幸福，钱肇修做官前流荡频繁，狎妓宿娼是常事，做官后又长期居住北京，夫妻间聚少离多，以至林以宁长期抑郁痛苦，向老庄寻求解脱。洪昇与表妹林以宁的关系很好，但与表弟钱肇修的关系似乎并不密切。洪昇倒霉期间，钱肇修官至监察御史，二人之间并无往来。在钱肇修的诗中，竟直呼表哥洪昇为“洪大”，也谈不上一点尊重。洪昇在书中把他处理成“呆霸王”形象，不为无因。有人可能要问在；钱氏兄妹既然是洪昇的表弟表妹，红楼梦中何以要称其为“宝姐姐”、“薛大哥”呢？须知书中宝玉的生活原型并不完全是洪昇自己，而是还有他二弟洪昇昌的影子。洪昌年长于林以宁，却小于钱氏兄妹，称呼自然是“宝姐姐”、“林妹妹”了。

　　《红楼梦》中史湘云的原型，应是“蕉园诗社”中的骨干分子冯娴。冯娴，字又令，父母早逝，自己又青年早寡，陪着老祖母苦度余生。她为人开朗，心地坦荡，对困苦生活无怨无悔。她的事迹，同《红楼梦》中“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荥心上”的史湘云是一致的。冯娴的诗集取名《湘灵集》（一说《湘云集》），这也大概是《红楼梦》作者为其取名湘云、取别号“枕霞旧友”，说她的下场是“水涸湘江”的来历（繁体灵字与云字字型相近，易混，灵、云、霞三字同为雨头，容易产生联想，究竟孰是无考）。由以上可知，《红楼梦》中最主要的三个女主人公黛玉、宝钗、湘云的名字，都来源于她们生活原型的作品集名称。

　　《红楼梦》书中“海棠社”的发起人探春，为自己取的别号是“蕉下客”，理由是园中“芭蕉梧桐尽有”，自己“最喜芭蕉”。联系到“蕉园诗社”名称，难道不发人深省么？书中黛玉嘲笑探春说的那个“蕉叶覆鹿”的故事，似乎也是“蕉园诗社”起社时姐妹之间的嘲噱语，被洪实录书中。

　　书中交代，姐妹们起诗社的地点是“秋爽斋”，也叫“芦雪庵”，其实就是今天杭州西溪的“秋雪庵”。这里以每到秋季芦花如雪而得名。秋雪庵位于西溪纵横交错的水道之中，非乘船不能到达《红楼梦》书中探春写给二哥宝玉的“花笺”中，就希望他能“棹雪而来”，“棹”者，乘船也，“雪”者，芦荡也。起诗社的时间是八月二十日前后，时值中秋，不会真的下雪，只有乘船从芦花荡中穿行方可以正确解释。如果是在家庭园林中，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棹雪”行为的。

　　西溪河道纵横，水中盛产红菱和白藕，所以《红楼梦》书中迎春居住的地方称“紫菱洲”，惜春居住的地方称“藕香榭”。书中的大观园虽然有水，但不会有天然河流穿过，而姐妹们做“菊花诗”的地点“藕香榭”，却是“山坡下两棵桂花开得又好，河里的水又碧清，坐在河当中的亭子上岂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河当中居然有亭子，显然并非引水的沟渠，当然不是家庭园林景色。因此，可以判断，洪家虽有一个后花园，但大观园却是根据西溪这个更广阔的场景描写的。西溪古有八景，是踏雪、观竹、赏梅、咏芭蕉、海棠、桃花、柳絮的好地方，历史上文人雅士确实经常在这里聚集活动。洪昇的故居“洪府”就在今天西溪的深潭口，距秋雪庵很近，大约两三公里水程。今天的秋雪庵，古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了，但是在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的景象。

　　朋友们可以作深一步分析，《红楼梦》作者为什么把大观园诗社的活动场所，都安排在“芦雪庵”和“藕香榭”？因为书中明确交代这里是探春和惜春居住的地方。探春和惜春是谁？是宝玉的妹妹！换句话说，就是作者洪的亲妹妹。洪昇诗中记载，他确实有两个亲妹妹，都是“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的聪明美丽的少女。“蕉园诗社”在这里活动，就是在洪府及其周边美丽的西溪八景中活动。杭州西溪历来是文人雅士热中吟颂的美丽地方，当然也是洪昇与姐妹们青少年时代的天堂！你听过腾格尔唱的“天堂”么？对于《红楼梦》作者来说，“芦雪庵"和“藕香榭”就是终生无法忘怀的天堂！

　　还有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就是洪昇是否有可能与这些表姐妹发生恋爱关系。洪昇出生于1645年，比林以宁大十岁，洪昇结婚时，“林妹妹”尚未成人，二人之间决无可能爱得死去活来。林以宁结婚时，洪昇还曾作《后同生曲》祝贺，也未见吃醋的味道。洪昇与妻子黄蕙同庚，结婚时友人曾作《同生曲》祝贺，林以宁与丈夫钱肇修同日出生，钱长林三岁，因此洪昇为之作《后同生曲》。钱凤纶和钱静婉是钱肇修的姐姐或妹妹，她们的年龄应该与林以宁仿佛或略大，也似乎不可能与洪昇发生恋爱关系。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楼梦》中的宝玉，是家中的“二爷”，而洪昇却是家中的“大爷"。洪家的“二爷”是谁呢？就是洪昇的二弟洪昌！洪自己说“同父三兄弟”（注意，是“同父”，并非同母，老三中令是妾生），老二洪昌字殷仲，仲就是行二。洪昌的年龄，与林、钱、冯等表姐妹仿佛，年轻人之间，尤其是文学青年之间，在明末清初那段相对思想开放、言情文学泛滥的时期，发生恋爱关系，就是完全可能的了。不过此类韵事史籍向来不加记载，考据是很难的。

　　这个洪殷仲与洪昇确实是一对难兄难弟！在康熙十二年前后，兄弟二人因为“家难”，一起遭遇了“天伦之变”！大概是由于庶母等人的挑拨，兄弟二人“大杖愁鸡肋”，在有性命之忧的时刻，双双逃离了家庭！洪昇夫妇从此一直过着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生活，但毕竟熬过来了。可怜的二弟，竟在漂泊中年轻轻地悲惨客死异乡了。康熙三十一年，洪昇回到家乡后，曾将二弟的骸骨迁葬故乡，作诗悲叹道：“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为兄年老大，叠稠遇悲伤”！

　　洪家发生“家难”前，洪昌和这些表姐妹大约都是十六七、十七八、十八九岁，尚未结婚，与《红楼梦》中描写的“一干冤孽”年纪相同。大家可以分析一下，《红楼梦》中“重建桃花社”在第七十回，已是“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时期，紧接着迎春误嫁、探春远嫁、湘云订亲、抄检大观园、凹晶馆联诗悲寂寞，诸女风流云散了。这与洪家“家难”发生的时间一致，“后七子”结社时，洪家已是濒临败亡了；洪兄弟逃离家庭后，姐妹们出嫁的出嫁，远行的远行，“蕉园诗社”也就寿终正寝了。根据书中王夫人在抄检大观园时，说姐妹们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担心干出丧德败行的丑事，责令宝玉“来年搬出园子省心”的描写推测，很可能《红楼梦》在“抄检”后就要写二爷宝玉逃离家庭，可惜前八十回到此无下篇了。洪昌逃离家庭的原因，是否因为干了“丧德败行”的丑事，因此授人口实，被父妾挑唆，不得而知。不过，在父母健在的情况下，一家三兄弟，两个嫡生的全部被赶出了家庭，如果不是有极为严重的原因，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何况他们的母亲还是当朝“大学士”的女儿，妻子又是当朝“大学士”的孙女！他们的外祖父都无法庇护，可见问题之严重！

　　洪昇创作《红楼梦》的目的，确实是为二弟和一干命运悲惨的亲姐妹、表姐妹作传，也确实是“追踪摄迹”地“实录其事”。笔者曾经推断《红楼梦》的爱情故事是洪昇根据自己与黄蕙的爱情生活描写的，认为不仅钗黛合一，很可能钗黛湘三人合一。现在看这个推断不完全正确。《红楼梦》书中的钗黛湘各有生活原型，她们也不是与洪昇之间发生的爱情关系，而是与二爷洪昇昌之间的风流韵事。不过，《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作者洪昇在这些风流韵事的描写中，参照自己当年与妻子的缠绵感受去描写，也是情理中事。

　　洪昌与这些表姐妹们之间的爱情似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洪昌的妻子是孙氏，与丈夫一起在漂泊中死去了。林以宁在洪家发生“家难”后嫁给了钱肇修，丈夫是京官，夫妻之间聚少离多，终日以泪洗面。洪昇的两个亲妹妹也都在“家难”后因婚姻不幸年轻夭亡了。“宝姐姐”钱凤纶和“琴妹妹”钱静婉生卒年不详。钱静婉嫁人不详，钱凤纶嫁给了黄宏修，这个人大概是洪昇的表弟兼妻弟，命运也不怎么样，一生科场不利，抑郁以终。《红楼梦》中说创作的目的是“怀金悼玉”，“悼”是对死者的追念，追念的“二玉”应该就是死去的洪昇昌和林以宁。“怀”则是对生者的思念，所“怀”之“金”应该是钱氏姐妹，（金即钱，薛姓喻雪，雪花银也是钱的别称），她们似乎没有早死，但康熙三十一年后，她们也都在艰难失意中沉沦，早已湮没无闻了，归入“薄命司”，当不为过。“蕉园诗社”姐妹们的下场确实如《红楼梦》所说，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当然，洪昇创作《红楼梦》，决不仅仅是给兄弟姐妹们作传，更大程度上是抒发自己胸中的愤懑：“断送功名到白头” 和“充军抄家”的国恨，因“天伦之变”的“家难”而导致“子孙流散”、家破人亡的家恨。洪昇的一生，用曹寅的话说，“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著书恐惧成”，《红楼梦》表述的就是这段历史事实，作者洪昇就是为了表达“怀金悼玉”的痛楚心情而创作《红楼梦》的。由于洪昇是意外死亡，《红楼梦》很可能是个未完稿，如此判断“断臂维纳斯”的产生原因，似乎也言之成理。

　　西方小说家在创作一部自认为得意的作品后，都往往在出版时题词献给某某人，所献之人往往是作者最亲近、最尊敬的人。洪昇创作《红楼梦》时，开篇写的一段话，就好象是说“献给最怀念、最亲爱、最喜欢、最惋惜、最悲痛的二弟和所有薄命的妹妹们”，这与西方作家的习惯是相同的。看来，《红楼梦》在这一点上也是够摩登的！

第三节　　四大家族与“万艳同悲”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诗社，成员都是以贾宝玉为轴心的姐妹，有的是宝玉的亲姐妹，如迎、探、惜三春；有的是宝玉的中表姐妹或姨表姐妹，如钗、黛、湘、琴；或者是与“四大家族”沾亲的姐妹们，如邢夫人的侄女岫烟，李纨的妹妹纹、绮等。总之，她们之间互相都联络有亲，是一个由血缘联系起来的文学团体。

　　由“前五子”、“后七子”构成的“蕉园诗社”，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与《红楼梦》中的描写，几乎完全相同，当非偶合。其中，钱静婉、钱凤纶姐妹，是顾玉蕊的女儿；林以宁既是钱氏姐妹的表妹，又是其弟钱肇修的妻子。顾长任与钱、林姐妹间既是表亲，又是林以宁的嫂子；柴静仪是洪昇妻子黄蕙的弟媳，钱氏姐妹的表嫂；冯又令是黄家的媳妇，洪昇的妻弟媳；李淑是洪昇朋友吴人的表妹。只有徐灿是圈外人，但也是顾玉蕊的密友。

　　钱氏姐妹的父亲钱开宗，是洪昇的表丈，林以宁的母亲，是洪昇的姑姑，通过钱、黄两家，洪昇同顾长任、柴静仪、冯又令之间也是表亲。由以上关系不难看出，这些人同《红楼梦》初作者洪昇的亲密关系。除顾玉蕊年长外，这些人同洪昇夫妻的年龄又相仿，同居一城，从小经常在一起游玩，吟诗作画，猜谜行令，是完全可能的。

　　据考证，这些姐妹，还有可能像《红楼梦》中描写的那样，在洪昇家中寄居过。清初三大案中的江南“科场案”，钱开宗是副主考，被朝廷砍了脑袋抄了家，孤儿寡母，寄居在表亲洪家是可以想象的。黄蕙的祖父和父亲当时都在北京居官，她在婚前也经常住在姑姑、也就是后来的婆母，即洪昇的母亲家。洪、黄、钱、顾四家，在当时的杭州，确实是互相之间联络有亲的四个大家族，与《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相仿。

　　《红楼梦》中的姐妹们，迎春婚后被挫辱而死，探春远嫁，惜春出家，黛玉泪尽夭亡，宝钗与湘云的命运在前八十回中没有描写，但一个是“金簪雪里埋”，一个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也好不到哪里。总之，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蕉园诗社”成员中，钱氏姐妹的父亲，在她们幼年时，因为“江南科场案”，就被砍了脑袋抄了家，四兄弟姐妹和寡妇母亲，又曾被逮捕发配，后虽然返回了家乡，但故宅已颓，旧巢倾覆，孤苦无依。林以宁和柴静仪，都是幼年时父亲不幸病死，柴静仪生卒年不详，林以宁却只活了三十七岁，就带着一颗诗人的心，静静地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说活了七十二岁，但夫妻聚少离多，终日以泪洗面）。

　　洪昇的妻子黄蕙，幼年丧母，刚刚结婚，又死了父亲。婚后本以为嫁了“才貌仙郎”可以“博得个地久天长”，但因为洪家发生了“家难”，又被迫与丈夫一起逃离了家庭，后半生过着极端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生活，用眼泪为丈夫还了一生情债。洪的两个亲妹妹，都是“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的聪明美丽女子，但都由于家庭破败、婚姻不幸等原因，双双年轻早死了。

　　洪昇因为“天伦之变”，在康熙十年逃离了家庭，洪家“子孙流散”，“蕉员诗社”失去了主要据点，姐妹们也陆续出阁，或随父母、夫婿远行，诗社终于不宣而散了。康熙三十年，相隔二十年后，洪回到了家乡，在西湖的孤山修建了简陋的“稗畦草堂”居住。这时候，少年时一起游玩的姐妹们不仅早已风流云散，而且大多都已不在人世。看到这种“万艳同悲”的结局，抚今追昔，洪昇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

　　康熙三十八年，洪昇把同自己一起逃离家庭的二弟洪昇昌的骸骨迁葬故乡，吟诗道：“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为兄年老大，叠稠遇悲伤”。这种心境下，洪昇根据西溪故宅和家园风景，设计了“大观园”，根据姐妹们的事迹和命运，设计了“太虚幻境”，并把她们都打入“薄命司”，同时把自己居住的“稗畦草堂”命名为“悼红轩”，开始创作《红楼梦》，为当年的“闺阁昭传”，“不使其湮没无闻”。《红楼梦》还有比这更充分的创作理由么？

　　《红楼梦》中黛玉诗有“冷月葬花魂”一词，并非作者的独创，而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叶绍袁悼念早逝女儿叶小纨、叶小鸾、叶纨纨的诗句。《红楼梦》作者套用一家出了四个女诗人的叶绍袁诗句，表达《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同“西陵十二钗”一样，都是“薄命司”中的怨鬼，是顺理成章的。有证据表明，叶氏姐妹与她们的母亲沈宜修，虽非“蕉园诗社”成员，但与顾玉蕊、徐灿、柴静仪有过酬唱往来，洪昇和姐妹们，应当熟悉她们母女的诗作。

　　凡是熟读《红楼梦》的读者都能知道，《红楼梦》中有一处十分奇怪的情节描写。初建大观园时，宝玉见到怡红院中栽有一株芭蕉、一株海棠，便为其题匾额为俗而又俗的“红香绿玉”四字。元妃省亲时，去掉了“香玉”二字，改题为“怡红快绿”，应该说比宝玉的题额高明多了。但元妃走后，宝玉似乎并不服气，钻进黛玉的屋子，讲了一通莫名其妙的“小耗子偷香芋（香玉）”的故事，发泄心中的不满。

　　对这段故事，历来红学家们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无人能解释宝玉何以做出如此奇怪的举动。当你明白了《红楼梦》的故事原型是洪昇的姐妹们的故事后，就会恍然大悟了。洪昇对“香玉”两个字，实在是太在乎了！“玉”字代表的是洪昇代表作中的“玉妃”，即《长生殿》中的杨玉环；而那个“香”字，代表的就是洪昇的姐妹们，从“天香楼”、“古香楼”、“凝香室”中，还看不到“香”字的出处么？

　　洪昇姐妹们的别号中，都有一个“香”字，姐妹们的诗集名称中，也都有一个“香”字。“香”字代表的是花，故称为“众香国”；也代表美好的女子，美女的诗习称“众香词”，更何况这些女子的诗集中，又都冠以一个醒目的“香”字！另外，这些才女们的别号和诗集中，又都用一个“楼”字，这个楼，就是“香楼”，就是“红楼”，这同“红楼”一词代表富室闺阁的含义完全吻合，无怪作者最后确定的书名为《红楼梦》。《红楼梦》，就是洪昇同“西陵十二钗”姐妹这些红男绿女们悲剧人的南柯大梦！

　　洪昇在《长生殿》中，写了“埋玉”的悲剧故事，为了一个“玉”字，搞得身败名裂；姐妹们结社仿唐寅“葬花”，为了一个“香”字，也都闹得年轻夭亡、“千红一哭”。康熙皇帝名玄烨，康熙朝避讳玄字，代写为元，元妃就是“玄妃”。元妃不要“香玉”，就是清廷不用“香玉”，就是当时的社会“埋玉葬花”的现实折射，《红楼梦》作者的内心不是昭然若揭了么！

　　《红楼梦》作者写的是小说，不是纪实文学，把“蕉园诗社”成员们都集中到“大观园”里，把她们长达十几年的诗社生活凝缩到同一时间内，这是文学创作三一律的需要。洪昇以创作传奇见长，戏曲对三一律要求更为严格，否则无法演出。但《红楼梦》中描写的十二钗，其身份、地位、才情、性格、举止、命运以及与主人公的关系，都是基本尊重事实的。

第五章《情僧录》系统——木石盟、金玉缘的故事

　　中国古代三角恋爱的故事不多，以三角恋爱故事做基本素材写小说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写一男多女的几角恋爱，一般也都处理成令人恶心的一夫多妻结局，而不会处理成排他的两组婚姻关系。《红楼梦》小说确实是个例外，它以“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为主线，围绕着宝玉、宝钗、黛玉三个主角，谱写了一部十分摩登现代的三角恋爱凄婉颂歌。

　　但是，故事美则美矣，哀则哀矣，却总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感觉。书中的宝、钗、黛三个少男少女，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一朵花刚刚含苞待放，但总给人一种过度成熟的味道：宝钗待人处世是那么圆滑老到，腹中的知识又是那么丰富渊博，简直就是一个成熟过度的女夫子形象。宝玉平素给人一种情窦初开的翩翩佳公子形象，但与薛蟠、冯紫英、琪官和妓女云儿大唱《红豆曲》时，给人的印象确是一个游戏于青楼楚馆的情场老手的过度成熟形象。

　　黛玉的形象总应该是一个清纯少女吧？事实也不然。请看她的代表作品《葬花词》：“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诗中以燕喻人，难道刚刚十四五岁的黛玉，以前就曾经与人组建过“香巢”？由于“燕子无情”，导致了“人去梁空巢也倾”的爱情悲剧？

　　从“葬花词”中我们可以推测，《红楼梦》中黛玉这个人物的原型，进入大观园前，曾经与心爱的情人组成过一个“香巢”，后来由于“燕子无情”，结果“人去巢空”了。离开“香巢”后，过着一种漂泊无依的生活。由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逼迫，使她产生一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感觉。由于年龄渐大，没有归属，“美人迟暮”的心情越来越严重，以致于产生何处“净土掩风流”的悲怆感。《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原型究竟是谁？

第一节　　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

　　我劝朋友们认真阅读一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撰写的《柳如是别传》。林黛玉在《葬花词》中表达的心情，绝对就是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在离别情人陈子龙后，漂泊在杭州西溪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不信的话，朋友们可以把由陈子龙作序的柳如是诗集《戊寅草》、由林天素作小引的《柳如是尺牍》寻来一读，从中体味一下陈柳分手后的哀怨情绪，然后同黛玉的《葬花词》加以比较，方信予言不谬。

　　此前，柳如是曾与陈子龙在嘉兴“小红楼”中构筑了“香巢”，过了一段双飞双宿的幸福生活。后来由于陈家家庭的干预，柳如是迫不得已离开“小红楼”，造成了“人去巢空”的悲剧结局，为此她连续以《望江南》词牌写了二十首题为“人去也”的词。柳如是带着对情人的无尽思念，在江南各地凄苦漂泊，受尽了谢三宾等恶势力“风刀霜剑”的逼迫。在杭州西溪漂泊时的柳如是，大概是二十二岁，美人迟暮的心情十分沉重，在她此时的诗词中每每流露。《红楼梦》中的“葬花词”，应该是作者根据柳如是的这段人生经历，按照柳如是在杭州西溪时的心情创作的。

　　柳如是是个著名妓女，少小时被卖入青楼，根本不知道自己家乡何处，父母是谁？鸨母开始给她取名“杨影怜”，后来自己取名柳如是。朋友们可以联想到《红楼梦》中的“甄英莲”，“英莲”与“影怜”同音，似非偶合。英莲被拐子拐卖后，被迫为人做妾，不知自己的家乡和父母，与柳如是的经历相同。作者让她的面目长得同“东府小大奶奶”相似，而这个“东府小大奶奶”秦可卿又“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这样联系起来，“英莲”就是“兼美”，就是“钗黛”，她们的生活原型，都取自柳如是。红学界关于“钗黛合一”的推论，从这个角度看，是很有道理的。

　　柳如是一生有很多雅号，例如“杨柳”、“蘼芜君”、“潇湘妃子”、“柳儒士”、“柳隐”、“女史”、“河东君”、“美人”、“桃花”等等。多数都被《红楼梦》作者原封不动用到了宝钗、黛玉身上。宝钗的号是“蘅芜君”，“蘅芜”就是“蘼芜”；河东既是柳姓的郡望，也是薛姓的郡望，所以，宝钗的雅号“蘅芜君”，也可称为“河东君”。

　　“桃花”、“潇湘”同是黛玉与柳如是的象征。《红楼梦》书中，表现黛玉总是面带潮红，鲜艳压倒桃花，并说黛玉之病由此而起。生活中的柳如是，确实是经常艳如桃花，曾有“桃花得气美人中”的名句，意思是：不是美人因桃花而美丽，反倒是桃花因美人而艳丽。朋友们可以把林黛玉的《桃花行》同柳如是的咏桃花诗对比来读，相信会有体会的。据说柳如是那个时期的妓女为了保持面部鲜艳，经常服用一种类似砒霜一类的药品，服用时间久了，往往引起内脏的病变，而导致吐血；柳如是就是因此而“多愁善病”，在小红楼和绛云楼生活期间都曾经吐过血，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此有详细阐述。今天的读者往往根据现代医学，推断黛玉得了什么肺结核，其实《红楼梦》作者是根据柳如是的真实生活描写的，他判断黛玉的病根源在于“面如桃花”，说的是当时妓女美容方法，并非什么肺结核。

　　《红楼梦》故事的主线是“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正是根据柳如是的“三角恋爱”经历创作的。柳如是先前与几社名士陈子龙在嘉兴小红楼中由恋爱而同居，过了一段十分幸福美满的日子，陈子龙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赋诗说：“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这应该是《红楼梦》书名的真实来历。柳如是曾有过“杨绛子”的别称，自然是“阆苑仙葩”，是绛珠仙子；陈子龙就是“美玉无瑕”，是神瑛侍者。为什么这么推断？因为陈子龙确有“无瑕词客”的别号，并曾用这个别号署名，与柳如是多次酬唱。“无瑕”就是玉，就是瑛；小红楼中的陈子龙，就是“赤瑕宫神瑛侍者”。陈柳后来无奈分手了，“心事终虚化”，但旧情不断，两地相思之情更加浓烈，见两人的诗作。这种分手后的相思，不正是《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么？何谓“前盟”，情人分手以前的海誓山盟也。柳如是在分手后所抛洒的无尽泪水，不也正是《红楼梦》中的“绛珠还泪”么！

　　“金玉良缘”的故事，应该是取材于柳如是同钱谦益的婚姻生活。陈柳分手后，柳如是在“风刀霜剑”的逼迫下，无奈嫁给了江南老名士钱谦益。钱柳二人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由于对知识的共同爱好，夫妻之间酬唱切磋，感情还是很好的，时人也很艳慕，誉之为“金玉良缘”。钱谦益家中正堂名为“荣木堂”，《红楼梦》中是“荣禧堂”；钱谦益为了迎娶柳如是，特意修建了“绛云楼”，《红楼梦》中表现为“绛云轩”；钱柳二人后期，曾长期生活在“红豆庄”，庄中确实有一棵江淮一带难得一见的红豆树，夫妻二人以红豆为题做了很多诗；《红楼梦》中的宝玉就大唱其“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这么多的雷同之处，用偶合是不能解释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红楼梦》的爱情生活，取材于柳如是亲身经历的“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

　　再扯远一点，《红楼梦》中那些爱情悲剧的“撮合山”是“警幻仙姑”。书中“警幻”一出场，作者就以骚体写了一篇赞颂警幻的赋。赋虽然写得不怎么着，但读后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近日翻了一下柳如是的《东山酬和集》，集前的“东山酬和赋”中写道：“揽人间之俪傀”，“望北渚兮帝子”，“列屋兮粉黛，满堂兮罗绮”，“乍离乍合，若信若疑”，“来朱鸟于窗前，情绸结以泮奂”，等等，不一一照录了，朋友们可以自己找来看。这篇赋的作者是孙永祚，乃钱柳夫妻的门人。《红楼梦》的“警幻赋”，似乎就是在此剿袭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间接证实了林黛玉的原型就是柳如是。

　　《红楼梦》中与黛玉关系比较密切的有两个人：妙玉和湘云。湘云从小曾和黛玉住在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门上宝玉题写的门额是“绛云轩”三个字。这个湘云的生活原型应是南明时期著名妓女黄皆令。黄皆令才艺双绝，性格光明阔大，确实是从未把儿女私情略萦心上。柳如是嫁给钱谦益后，黄皆令也嫁了人，似乎是一个身体不怎么好的“才貌仙郎”，二人婚后生育两个孩子。后来柳如是在杭州再见到黄皆令后，她的丈夫早死了，生活极端拮据，两个孩子啼饥号寒，但黄皆令自己却不以为意，依旧谈笑自若。柳如是把黄皆令接到自己家，一起住在“绛云楼”中，共同切磋才艺。后来黄皆令的去向和最终结局，由于史料局限，我没有考证清楚。

　　《红楼梦》书中那个性格孤僻并有洁癖的妙玉，生活原型应该是林天素。林天素原来也是一个著名妓女，中年后戴发出家，寄住在杭州西溪汪然明家的“随喜庵”中，一身缟素，性格孤傲，绝不结交权贵与富家公子，正是“王孙公子叹无缘”。柳如是游历杭州时，也住在汪然明家，与林天素性格相投。林天素应汪然明之请，曾为《柳如是尺牍》做序，文字写得十分清高优美。后来林天素似乎为社会豪强所迫，无奈离开杭州，前往福建，在战乱中被辱而死，也正是“无瑕白璧遭泥陷”。

　　杭州西溪是洪昇的老家，也是柳如是、黄皆令、林天素三人邂逅交往的地方，洪昇对这些才女的故事应当耳熟能详。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晚明时受大妇虐待而死的冯小青，其丈夫冯云将也住在西溪，并与柳如是、黄皆令、林天素等人有过密切交往。《红楼梦》中描写林黛玉，曾使用了冯小青的诗句：“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判断洪昇为《红楼梦》作者，此亦为旁证。

第二节 《葬花词》与《芙蓉诔》

　　葬花辞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树，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闺，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英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

　　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入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侬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侬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一、人物形象和诗词立意不相称

　　《红楼梦》作者对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的描写刻画，不能说不成功，但又不能说没有缺陷。最突出的不成功之处，就是林黛玉的年龄、阅历与她行为、思想不相称。从年龄看，林黛玉进入荣国府时不过五六岁，直到抄检大观园、姐妹们即将风流云散时，年龄也不过十五六岁而已，还是一个刚刚到了青春萌动期的孩子。从阅历看，林黛玉母亲去世后，即被外祖母家“收养”，除了少不更事时期在扬州家中外，基本就生活在荣国府潭潭园宅内，从来不曾迈出大门半步。可是，在这个如此年轻、如此单纯的女孩子的诗中，却不时流露出一种浓浓的离愁别绪，一种浓浓的漂泊无奈，一种浓浓的压抑悲伤，一种浓浓的渺茫悲观。

　　诗言志，任何诗词，都是诗人心灵的折射。如果不是在安史之乱的离乱社会中奔波，诗圣杜甫不可能写出“三吏”、“三别”那样的史诗。同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如果没有与她诗中透露出来的情绪相适应的生活基础，似乎不可能写出《葬花词》、《柳絮词》、《秋床风雨夕》、《桃花行》、《题帕三绝》等回肠百转、泣血哀伤的诗词。当然，林黛玉是小说中的人物，但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行为同她的人生阅历也必须是吻合的，否则，就是作者的败笔。从《红楼梦》作者的大手笔看，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败笔么？似乎不应该，也无此可能。那么，《红楼梦》书中出现林黛玉身上的这种怪现象，其中必有重大隐情。这个创作中的隐情究竟是什么呢？

　　如前所言，《红楼梦》书中林黛玉所作的诗词，反映出来的思想情绪与林黛玉本人的人生经历不相吻合。那么，林黛玉诗词中究竟反映出来什么样的思想情绪呢？这样的思想情绪又应该是在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呢？让我们再仔细赏析一下书中这个“诗魂”的诗，从中梳理出一些代表性、规律性的东西吧。

　　１.从诗中看，林黛玉似乎构筑过一个“香巢”，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人去梁空巢也倾”了，令她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悲伤留恋的忧郁情绪。在一个暮春日子里，“可巧遇见饯花之期”，林黛玉与宝玉因为小儿女的勾当，吵了几句嘴，“一腔无名正未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于是，“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唱出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葬花词》。

　　《葬花词》中流露出来的对前途渺茫的感伤情绪，容后再议。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黛玉在诗中隐约表现出自己昔日似乎曾经构筑过一个“香巢”：“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表面上看，诗中说的是燕子，三月间在房梁上已经垒成了窝巢，实际上，林黛玉这里是以燕喻人。燕子垒巢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夫妻出双入对，生儿育女。比喻为人，就是已经构筑成了男女同宿同飞的爱巢，准备偕老百年。

　　但不知什么原因，燕子变得无情起来，抛弃了新垒的“香巢”，造成“人去梁空”，香巢倾覆！比喻为人，就是男女双方，在刚刚同筑爱巢后，就劳燕分飞、各奔西东了！造成燕子“梁空巢也倾”的根本原因，是“人去”了，男女主人公分手了。

　　林黛玉作《葬花词》的起因，是“感花伤己”。这里筑巢后又弃巢的燕子，自然是代表着自己和心爱的人。《红楼梦》书中宝玉与黛玉虽然倾心相爱，但却不曾到达构筑爱巢的地步；二人虽然为一些琐屑小事吵嘴闹别扭，却也谈不到“人去梁空巢也倾”的后果。所以，黛玉的《葬花词》，必然另有所指，用《红楼梦》中宝玉与黛玉的小儿女故事，是难以解释得通的。

　　２.从诗中看，林黛玉似乎曾经长期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热切地渴望找到人生的归宿，但由于前途十分渺茫，因而内心十分焦灼忧虑。这种情绪，在《葬花词》中表现得尤为强烈：“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黛玉以花喻人，说自己像晚春飘飞的花瓣，随风飘荡，无人怜惜。“愿侬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自己在漂泊无定的生活中，幻想胁间生出两只翅膀来，随着落花一起飞向天涯海角。“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净土掩风流”。但天涯海角也遍寻不见能使自己结束漂泊的“香丘”，因此内心幻想自己不如像这些花瓣一样，被收集在一个“锦囊”中，用一“净土”掩埋掉，以死来结束漂泊的人生。

　　黛玉表达自己漂泊无定、前途渺茫心情的诗作，最为突出的是那首歌咏柳絮的《唐多令》。“粉坠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词中把自己的命运比做随风飘荡的柳絮，萍踪无定，无人收无人管，眼看着韶华流逝，却找不到归宿。难怪大观园一起作诗的姐妹们都说，这首小令“好固然是好的”，但“太作悲了”。

　　黛玉诗词作得好坏且不论，只是这种“太作悲了”的漂泊感觉来得太无来由了！《红楼梦》书中的黛玉，虽然父母双亡，寄人篱下，但却不曾有过什么漂泊的人生经历，不应产生漂泊无定、命运随风逐水的感觉。寄居之处又是自己的亲外祖母家，把自己当“心肝儿肉”一样对待，更何况还有个心心相印的表哥宝玉，二人此时已海誓山盟，黛玉心中正充满对未来的憧憬，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漂泊无依、萍踪无定的感觉。

　　３.从诗中看，林黛玉内心似乎有一种强烈的美人迟暮的危机感，悲叹自己“明媚鲜妍”的时间不多了，一旦“红颜老死时”，便难觅踪迹了。也是《葬花词》中，表达这种情绪的诗句比比皆是：“闺中女儿惜春暮”，“明年闺中知有谁”？“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不仅《葬花词》中如此，林黛玉的所有诗词中，几乎都有这种美人迟暮情绪的流露。比如在《桃花行》中，“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憔悴桃花伴随着憔悴美人，在“杜宇春归尽”的季节，产生的青春不再，红颜易老的情绪是何等强烈！

　　问题就出在这里！《红楼梦》书中林黛玉作《葬花词》、《桃花行》时，年龄不过十四五岁，一朵鲜花尚未完全开放。拿现在的话说，不过是一个刚上初中的小女生而已。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憔悴花对憔悴人”这样美人迟暮的感觉，更谈不上预感“花落人亡两不知”那种急不可待的情绪了。

　　４.从诗中看，林黛玉时时处处都表露出一种别离的感伤情绪，似乎内心深处思念着远方的什么人，不时为两地相思不得聚首而感到酸楚无奈。在《林潇湘魁夺菊花诗》中，黛玉吟道：“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恐蛰鸣。醒时幽怨同谁述？衰草寒烟无限情。”“满纸自怜题夙愿，片言谁解诉秋心？”“孤高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蛰病可相思？”“蛰鸣”、“雁断”都是古典诗词表达两地相思的常用典故。这种“相思”之情，不是对父母的，而是对情人的，否则不会用“闺中幽怨”来表达。

　　黛玉的菊花诗中，本身就透露出有一个令她日夜思念的情人，这个人代表着她心中的“夙愿”，是她愿意同他倾诉“幽怨”，并愿意与之“偕隐”、相伴终生的人。这个令她深深思念的情人，显然并不在她的身边，在《秋窗风雨夕》中，黛玉明确说：“泪烛摇摇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耿耿秋灯秋夜长”，“灯前似伴离人泣”。在风凄雨的秋夜，一盏昏黄的“短檠灯”下，黛玉苦苦思念着这个“离人”，品味着凄楚酸辛的“离情”。

　　黛玉相思的这个“离人”是谁呢？显然不是书中的宝玉，因为宝玉就在她的身边，每天不论早晚，随时都可以见面，她们之间的感情纠葛，显然不是“离情”，无须用“雁断”、“蛰鸣”、“鸿归蛰病”来表达。这么表达的情人，只能在远方，在只能遥寄相思、却无法见面的地方。

　　在黛玉的《题帕三绝》中，其实也有好些奥妙值得深思。宝玉送黛玉三方“旧帕子”，黛玉在其上题诗三首。帕子上是否适宜题诗且莫论，诗中却说“尺幅鲛绡劳解赠”，所谓“尺幅”，在古典诗词中很少见到代指手帕的先例，旧时的帕子也不同于今天的手帕，并非“尺幅”，倒是旧时的书信，一般都称为“尺牍”，所谓旧帕子，似乎是旧日信件，所以黛玉见了之后放“神魂弛荡”，领会出了其中“深意”，闹得“五内沸然炙起”。

　　她在帕上所题的第三首诗，也令人莫名其妙：“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这个“湘江旧迹”是哪里？红学家们一般都认为是指黛玉自己的家乡，这就说不通了。一则黛玉在宝玉所赠之帕上，似乎只能表达相思之情，而不应该表达思念家乡父母之情；二则父亲去世时，黛玉曾赶回去奔丧，对故宅旧居也不会这么快就产生“模糊”的感觉；三则对故乡父母的思念，也断然不会用“湘竹”代表的血泪来表达，只有恋人之间才能使用湘妃思念舜帝哭红斑竹的典故。

　　《题帕三绝》诗中的深意，按照目前所有解释《红楼梦》诗词的专家们的解读方法，都说不通，其中必然另有隐情。可以肯定的是，黛玉题诗时思念的人，应该是自己的恋人而非父母。思念的“湘江旧迹”，肯定是与恋人昔日缠绵的所在，而非自己的故乡！

　　５.从诗中看，林黛玉似乎曾经遭遇到“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困境，同侮辱迫害自己的社会黑恶势力进行抗争中，几乎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葬花词》中的话：“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对花的“风刀霜剑”不过春秋二季而已，对葬花之人的“相逼”，却在一年中的每一天几乎无时不在，可见问题之严重。“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在黑恶势力的逼迫下，诗人似乎已近绝望境地，既然不能随波逐流，陷于污淖，那么只好以死抗争，保持清白了。

　　贾宝玉悼念晴雯的那首《芙蓉诔》，红学家们一致承认明诔丫鬟，实诔小姐，其实就是黛玉死后的祭文。文中说：“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诼谣蹊诟，出自屏帏，荆棘蓬榛，蔓延户牍。”“高标见妒，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故鬼蜮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钳跛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有的红学家认为这是小儿游戏文字，是毫无道理的。作者这里用这么激愤伤感的严肃文字，表达的岂能是儿戏心理？

　　诔文中有“闺闱恨比长沙，巾帼惨于羽野”的字样！何谓“长沙”？就是汉朝的贾谊，为了王朝的统一，含恨死于吴楚七王之乱！什么是“羽野”？就是大禹的父亲鲧，因在天下治水的重大问题上刚直自命，被舜殛于羽山。这两个题目太重大了，《红楼梦》中不仅晴雯当不起，就连林黛玉也当不起《芙蓉诔》，如果不是为国为民为天下冤死的仁人志士，无论如何是当不起这样的比方的。

　　文中的“狂飙”、“骤雨”、“诼谣”、“荆棘”等，其实都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最好注脚。文中的“闺帏之恨”、“巾帼之惨”，应是书中第一女主人公的真实遭遇！《红楼梦》中的黛玉，虽然也不时遭到一些背后的流言蜚语，但要说有人存心迫害她，还谈不上。林黛玉之死，实际上是性格的悲剧，并非被什么人迫害致死。林黛玉心中之恨，是有情人难成眷属之恨，并非对什么人咬牙切齿之恨。因此，《红楼梦》的这些近乎不情的描写，背后必然有重大隐情。

　　二、作品修改后误用了原诗

　　洪昇创作《红楼梦》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青年时期，生活锦衣玉食，“遗民”思想严重，抱着悼念前朝的思想，收集南明时期的事迹，以“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爱情故事为题材，创作了早期的《红楼梦》。中年以后，由于家庭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个人也“一事无成，半生潦倒”，更由于心爱的“蕉园姐妹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下场，激发了他著书为姐妹们“闺阁昭传”的决心，所以把早期《红楼梦》的生活原型，由“秦淮八艳”抽换成“西陵十二钗”，把妓女的爱情改写成富室闺阁中的感情纠葛。

　　作品虽然改写了，原作中的“三角恋爱”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由一女两男变成了两女一男，使书中的贾宝玉既是“美玉无瑕”，又居住“绛云楼”；而两个女主角由于都是从柳如是幻化而来，于是就有了后人关于“钗黛合一”的推测。

　　《红楼梦》重新构写后，作者舍不得原作中已经写就的诗词曲赋，于是又照搬到新《红楼梦》中来，这就造成了小林黛玉口吟《葬花词》、《桃花行》，小贾宝玉口唱《红豆曲》的“不相称”问题。那首《芙蓉诔》，本来是诔柳如是的，所以出现了“恨比长沙”、“惨于羽野”的典故；《红楼梦》改写后，作者没有把这篇诔文给林黛玉，而是给了她的替身晴雯，因此才出现了把屈死的丫鬟，比喻为贾谊和鲧的不伦不类悼词。

　　“茜纱帐下，我本无缘；黄土垅中，卿何薄命？”本来是表现南明时期秦淮名妓柳如是的诗句。柳如是虽然是卑贱的妓女，但确实位卑未敢忘忧国。南明小朝廷覆亡时，她劝时任礼部尚书的丈夫钱谦益自杀殉国，钱谦益不肯，托辞怕水凉，她急怒之下，自己奋身投水，由于抢救及时，方未殒命。

　　其后，她又一力鼓动丈夫投身反清复明的军事活动，与丈夫居住在临海的芙蓉庄中，策应海上抗清武装，并策划了东南沿海与西南桂王武装在长江会师的重大军事计划。她曾把自己一生积蓄的全部首饰捐献出来，武装抗清的“八百罗汉军”，还曾经亲自到崇明岛去慰劳义军。

　　柳如是最后上吊自杀了，她自杀的直接原因，是丈夫死后发生了家难，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勇敢地死了。其实，她自杀的原因远不止这样简单，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各路抗清力量相继失败，抗清义士相继殉国，情人陈子龙投水了，丈夫钱谦益病死了，朋友张煌言就义了，海上“娘子军”全体战死了，此时的她，已经了无生趣，一死是最好的归宿。

　　柳如是自杀后，当时的文人写了很多诔文，吊唁这位乱世奇女子。这些诔文中，不乏把她比喻为忧国忧民的长沙贾太傅和羽野之鲧的。柳如是生前以“芙蓉”为号，又居住在“芙蓉庄”，《红楼梦》中的“芙蓉诔”，本来就是诔这个忧国忧民的末世奇女子的，诔文中表达的是她内心的恨，内心的忧，同长沙的贾谊，羽野的鲧去类比，这位“芙蓉”是否当得起呢？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第三节　　作者为什么激烈反对“混账话”

　　《红楼梦》确实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其中反映了一些深刻的社会思想，这一点谁都不会怀疑。但问题是，《红楼梦》的思想确实那么先进么？《红楼梦》的思想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阶段的反映？一句话，《红楼梦》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先进的或落后的思想，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凝聚和折射，孔夫子创造不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也创造不出邓小平理论。同理，《红楼梦》的思想，也必然是产生她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思想折射，这种思想是否先进，必须把它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去比较判断。

　　《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是在康熙中期，她的作者，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诗人洪昇。《红楼梦》反映的思想，就是明末清初江南知识分子的普遍思想，也是洪昇个人独特思想经历的再现，是当时社会思想共性与作者个人思想个性的辨证统一。

　　一、仕途经济观念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热心读那些杂书，不肯作举业文章，说“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籍都烧了（大概没烧小说剧本，只把程朱王陆的解释孔孟之道的书烧了），见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楹联，便不肯在屋中睡觉；把官场之人，统统骂为“禄蠹”、“国贼”，贾雨村那样的大官僚来访，他拒绝陪着说话；谁要劝他为求取功名读书，就和谁翻脸，袭人、宝钗、湘云因为这个，都被他立刻翻脸呵斥过，惟独黛玉不说这些“混账话”，所以被他视为知己。从这些描写看，《红楼梦》作者一定是个反对仕途经济的人，这也是他具有异端思想的铁证。

　　且慢，这样下结论未免太早。《红楼梦》中以上的描写确实是事实，但书中还有另一面的描写，也是绝对不能忽略的。《红楼梦》一开篇，作者就感叹，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独留一块顽石未用，遗弃在大荒山青埂峰，石头上的字迹还有“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诗句。什么是“补天”？在封建社会，走仕途经济道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补天”！那些自负甚高的学生举子，往往都以“补天手”自命。由此可见，《红楼梦》作者不仅不反对走仕途经济道路，还为没有走上这条道路而深深苦恼呢。

　　问题还不止于此，《红楼梦》作者还很有可能参与追求过功名，似乎因某种原因跌了“筋斗”，终于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红楼梦》书中对此充满了自怜、自怨、自叹、自悔的描写。书中贾宝玉一出场，作者就给了他一首充满这种情绪的《西江月》，说这个人是“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红楼梦》作者年轻时一定是个纨绔子弟，确实有过拒绝追求功名的经历；后来追求功名时，却“经历了一场梦幻”，对朝廷不用自己耿耿于怀，心存怨怼；在经历了富贵与贫穷巨大反差的生活后，晚年非常追悔自己年轻时“潦倒不通世物，愚顽怕读文章”的“偏僻乖张”行为。

　　以上分析，就是给洪昇画了一张惟妙惟肖的“自画像”！洪昇年轻时，家庭生活优裕，整天“耽搁花笺彩纸”，写下了大量的香艳诗词，醉心于创作言情套曲，就是不肯用心读孔孟之道，无意追求功名。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初刚刚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江南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拒绝与新朝合作的情绪，宁愿削发为僧遁迹空门也不肯出门当官，把热中功名利禄的人，斥骂为“禄蠹”、“国贼”。洪昇的老师沈谦、毛先舒、陆繁等，都是这种民族情绪强烈的著名文人，受他们影响，洪昇青少年时产生反对仕途经济的思想，是必然的。

　　但是，洪家这个明朝的“百年望族”，在改朝换代后，失去了爵禄，正是一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面临着巨大危机。家族把复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洪昇身上，希望他走仕途经济道路，在新王朝中高官厚禄，重振家族雄风。无奈之下，洪昇离开温柔富贵的家庭，来到北京国子监读书，希望从这条道路上求取功名。不幸的是，康熙二十八年，因为“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洪昇被朝廷革去了国子监生功名，终生断绝了洪昇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家族也因此彻底“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红楼梦》是洪昇晚年作品，回忆自己的一生，对青年时期的“荒唐”难免自怨自悔，对朝廷革去自己的功名也难免恨恨有声。假如你就是洪昇，你会怎样写这段历史呢？大概也只能像《红楼梦》开篇那么写，表达自己那种“愧则有余，悔又无益的大无可奈何”情绪。这就是《红楼梦》及其作者对功名利禄态度产生的原因，他不是曹雪芹头脑中的天才杜撰，而是当时社会现象和洪昇个人遭遇的必然产物。

　　二、爱情婚姻观念

　　红学界对《红楼梦》表达的宝黛爱情评价极高，认为这两个人是封建叛逆，反对传统的封建婚姻制度，拥有现代的、先进的爱情婚姻观，敢于冲破世俗观念，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虽然后来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但他们的反潮流精神，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对这种任意拔高文学作品中人物思想的说法，实在是无话可说。实际上，《红楼梦》作者的爱情婚姻观是相当复杂的，根本当不起如此高的评价。用现代人的爱情婚姻观，去比附三百年前的人物，简直让人啼笑皆非！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确实深爱着表妹黛玉，二人之间的爱情，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点谁都承认。但贾宝玉决不是现代爱情纯洁专一的思想代表，相反，他是一个“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的爱情很不专一严肃的人。他爱着黛玉的同时，还与宝钗、湘云保持着三角关系，对妙玉、宝琴也有非分之想。

　　爱情之外，贾宝玉在男女交往方面也很不严肃。与丫鬟袭人“初试云雨情”，同丫鬟晴雯、秋纹、鸳鸯、金钏的关系也不清不白，婚前就有了性生活；除了这些清纯的小姐丫鬟之外，还在社会上与妓女、戏子鬼混，与“云儿”、“琪官”等人一起大唱相思曲就是明证。

　　更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在学校与“香怜、玉爱”关系暧昧，与朋友秦钟在铁槛寺晚上睡觉说不清楚。他之所以挨父亲痛打，最主要原因是与王爷争夺蒋玉涵，在城郊紫檀堡买房子包养戏子。中国有为尊者讳的悠久传统，红学家们都文化功底深厚，哪个会看不懂《红楼梦》中的这些情节呢？但全部顾左右而言他，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不止是贾宝玉，书中几乎所有男性，在两性关系方面都是不严肃的。《红楼梦》作者在男女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先进思想，似乎经常抱着欣赏的态度，去描写那些令人作呕的场面。红学界大师们一口咬定《红楼梦》作者在婚姻爱情方面思想先进摩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红楼梦》作者之所以用这种复杂暧昧的男女观创作，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明末清初艳情文学的影响。明末清初，在小说、戏剧、诗词等领域，艳情作品比比皆是，《金瓶梅》、《牡丹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连《聊斋志异》中，也不乏对香艳情节津津有味的描述。《红楼梦》是同一时期稍晚的作品，与《聊斋志异》几乎同时产生，必然打上这个时代文学背景的深深烙印！

　　二是受《长生殿》的熏染。《长生殿》是洪昇的代表作，宣扬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生死爱情，书中的唐明皇，深爱着妃子杨玉环，但也是“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同梅妃和杨玉环的三个姐妹，都保持着暧昧关系，两人为此也经常闹点小别扭，总是以明皇赔罪了事。《红楼梦》中的爱情生活，与《长生殿》几乎完全相同，人物性格的描写，也有明显的剿袭痕迹，就连宝玉、宝钗、黛玉的名字，都明显是来自《长生殿》中的“玉环”、“金钗”和“钿盒”。

　　三是洪昇的个人爱情婚姻经历决定的。洪昇这个人很奇怪，一方面同妻子青梅竹马、相濡以沫，终身爱得深沉坚定；另一方面确实与“蕉园诗社”中的好多表姐妹曾产生过爱慕依恋的感情，在洪昇的诗作中多有反映。中年时，洪昇还花费千金，在苏州买了一个名唤雪儿的小戏子为妾，根据友人诗中记载，此后洪家中出现了丈夫作曲，大妇调弦，小妇歌唱的其乐融融景象。

　　洪昇一生同好多妓女保持着密切关系，晚年还为杭州名妓朱素月“校书”（妓女的雅称）创作过好多首爱情诗。洪昇似乎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与他的好朋友毛玉斯的关系就很暧昧，在北京期间，经常异乎寻常地频繁给杭州的毛玉斯写信，表达思念之情；毛玉斯死后，洪昇的悲痛，也超出朋友的感情。

　　好多朋友可能会问，洪昇既然是这样一个龌龊的人，还值得称赞么？其实，明末清初的江南知识分子，在男女问题上，几乎都是这样，不足为怪。大诗人钱谦益，纳秦淮名妓柳如是为妾，筑“绛云楼”金屋藏娇，士大夫们纷纷祝贺；大诗人陈其年，终生爱着一个“龙阳公”，为其写长诗肉麻歌颂，朋友们也都为他纷纷题咏。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不逛秦淮河，不纳几个年轻漂亮的妾，不养个把戏子小厮，倒是不正常的。人们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红楼梦》产生于这一时期，必然反映出这一时期爱情婚姻、男女关系方面的思想，书中人物必然带有这一时期的深刻印记。把以上洪昇个人的婚姻爱情经历同《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宝玉的情况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二者惊人地一致。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性关系混乱的时期：“脏唐臭汉”和明末清初，《红楼梦》不会是汉唐时代的作品，必然是明末清初的产物。

　　三、厌世遁世观念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尽管生活极为优裕，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但他却经常流露出一种厌世情绪，总说自己要“出家当和尚”。在因为姐妹们之间的矛盾调停无效的时刻，居然写了一首充满厌世思想的“偈语”。亲人们怕他“悟了”，都十分担心，惟独黛玉说他“悟不了”，一顿诘难，让宝玉无言以对，以皆大欢喜收场。

　　对于宝玉最终悟没悟，是否出家当了和尚，学术界有争论。有人以书中黛玉“悟不了”的预言和脂砚斋断定贾宝玉当不成和尚，结局只能是潦倒以终，也有人根据贾宝玉屡次发狠要“出家当和尚”，以及在家破人亡后的心情，断定一痛决绝，出家当了和尚。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究竟有没有消极厌世思想，究竟会不会出家当和尚？续书作者让他在科场逃走，被皇帝封为“文妙真人”后，在风雪中对着父亲殷殷下拜，然后飘然而去。《红楼梦》后半部分究竟是不是作者原创，学术界争论也十分激烈，迄今没有定论。

　　贾宝玉是否遁世出家，还关系到一个大问题，就是《红楼梦》究竟有没有“反清吊明”思想？红学界多数学者断定没有，原因就是曹家是清朝皇帝的“包衣”奴才，参与过打天下的战争，决不会反对祖先为之流血牺牲的大清政权。但也有一些学者断定有，理由是曹雪芹虽然属于汉军八旗，祖先毕竟是汉族人，具有反对异族侵略的思想，也是不奇怪的。

　　其实，红学界这些争论是十分无聊的。《红楼梦》中究竟有没有“反清吊明”思想，就在书中明明白白写着，不论曹雪芹是否应该有这种思想，都不能改变书中的白纸黑字！决定《红楼梦》思想内涵的，还在于作品本身，不能决定于曹雪芹是不是应该具有这种思想，对小说的分析判断要讲逻辑。

　　江南织造曹家的人，确实不该有反清吊明思想，因为他们既是新政权的创始人，也是新王朝的受益者。问题是《红楼梦》作品中究竟有没有这种思想。如果有，只能证明《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不能使《红楼梦》中的这种思想无端消失。

　　《红楼梦》产生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书中的描写，明显带有改朝换代的暗示。甄士隐唱的《好了歌解》，表现的就是改朝换代时的剧烈动荡情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昨嫌破袄寒，今嫌紫蟒长”，正是改朝换代中贵贱易位的情景。“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说的也正是旧政权垮台时权贵们被“算总账”时的无奈下场！毫无疑问，《红楼梦》中充满了强烈的兴亡感叹。

　　但是，《红楼梦》中的这种思想，是不完备的，也是不彻底的。作品开篇，作者表示出的“无才补天”的感叹，从侧面说明作者还有为新政权服务、追求富贵荣华的愿望。《红楼梦》中反复交代，当今皇上英明圣贤，“以孝治天下”，恐怕也不完全是“故弄狡狯”的小聪明表现。《红楼梦》作者应该是一个心中充满矛盾的封建知识分子。

　　《红楼梦》展示的这种思想，在清初江南士大夫阶层中是十分普遍的。江山易帜，抱着忠君爱国思想的明朝遗老遗少，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这种兴亡感叹。洪昇的家族是明朝著名的望族，清初处于艰难的境地，终于落一片茫茫白地，洪家的亲属陆圻、钱开宗，在清初的血腥统治下，被杀头或入狱，家族覆亡，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洪昇的师友，多数都抱有遗民思想，洪昇本人的诗作中，也经常流露这种思想，加之自己又被朝廷革职下狱过，具有一定的“遗民思想”，就是必然的了。

　　但洪昇的外祖父黄几，清初最先参加了科举考试，中进士后，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吏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可谓新朝显贵，位高权重。洪昇的父亲洪起鲛清初也曾暂短出仕。洪昇自己，在国子监学习期间，曾经作过好多长诗，吹捧皇帝和自己的外祖父。洪昇就是这样一个集兴亡感叹思想和渴望出仕思想于一身的矛盾的人，在《红楼梦》中体现出这种矛盾思想，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洪昇和她的表妹们，年轻时都十分欣赏老庄哲学，林以宁的诗集，就命名《墨庄诗钞》。在康熙二十八年洪昇遭到斥革处分后，心情十分灰退，曾跑到盘山清沟寺，打算出家当和尚，在空门中寻求解脱。后来，由于“妻儿待米难淹留”，终于没有出家。《红楼梦》中描写宝黛之间以庄子“南华经”对答，宝玉屡次吵嚷要出家，但黛玉断定他“悟不了”，都应是洪昇根据自己的真实思想过程写入《红楼梦》的。

　　其实，清初江南的封建知识分子，多数同洪昇一样，同时具有双重矛盾的思想。钱谦益和吴伟业，都是明朝的大臣，还参加过南明的抗清斗争，后来投降了清朝，并做了大官，做官后又后悔，认为自己失了气节。这种矛盾心理，在他们的诗作中触目皆是。他们既歌颂新朝皇帝，又叹息旧朝灭亡，既为自己仕途顺利自鸣得意，又为自己失足变节自怨自责。《红楼梦》中反映的就是当时江南封建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心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四、善恶荣辱观念

　　《红楼梦》书中的贾宝玉，看待世界上的许多人物和事物，确实有一些不同常人的观点。譬如，在男女问题上，他认为“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觉得清爽，见了男人就觉得浊臭逼人”。在忠君爱国问题上，他反对传统的“文死谏、武死战”，认为那些大臣们“浊气上涌”，动辄去死，将“置君父于何地”？

　　红学界过去据此认为贾宝玉应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或者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因为贾宝玉这个人是主张男女平等，甚至是女权至上主义的代表，这在男尊女卑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是多么难能可贵！因此，红学界很多专家认为曹雪芹思想“超前”，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天才的思想家。

　　问题是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十分严厉的，乾隆皇帝在焚书坑儒方面，比起秦始皇来，更加心狠手辣。他发明的“修四库全书”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全天下的书籍统统收缴上来，雇佣一批封建文人，逐书审查，把有违禁思想的统统销毁，把部分有问题的进行“抽毁”或修改，把认为无问题的编辑在一起，称为“四库全书”。这种文化高压下，倘若曹雪芹真的创作了《红楼梦》，那真是个奇迹！

　　如此严格的文网，如此严厉的文化高压，为什么偏偏放了曹雪芹一马？为什么单单让《红楼梦》成了漏网之鱼？周汝昌大师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乾隆皇帝与和合伙搞的一个大阴谋。他们发现《红楼梦》已经流入社会，害怕造成人心混乱，于是，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加以篡改，抽掉了后四十回，把重新改写的后四十回抄配上，再用宫廷出版机构印刷发行，流传天下。于是，印行程高本的程伟元和高鹗，成了朝廷的文化特务。这真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动人故事。可是，可信度又有多大呢？

　　其实，当你知道了《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昇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红楼梦》产生于康熙年间，那时候，乾隆皇帝、和、曹雪芹都还没有出生，当然不会去搞什么大阴谋。

　　《红楼梦》所反映的贾宝玉的这些思想，其实就是康熙年间江南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思想。那种“男泥女水”观念，乍听之下似乎是先进思想，深究之下就会发现，原来是一场误会。清兵下江南后，推行了严酷的剃发易服政策，号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高压之下，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知识分子，也只好违心地剔去头发。在他们的心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念根深蒂固，剔发易服在他们心中，是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因此极端自惭形秽，认为自己是“须眉浊物”，不如女人。因为女人是无须剔发易服的，所以贾宝玉“见了女人就感到清爽”。那么，他为什么又把结了婚的女人视为“鱼眼珠子”呢？结了婚的女人，同剔发的“须眉浊物”生活在一起，自然也不干净了，只有没有出阁的纯洁少女，才是最纯洁高尚的“水做骨肉”。从以上分析可见，《红楼梦》中的“男泥女水”思想，实在谈不到是什么先进思想，只不过是当时士大夫们真实心理的记录而已。

　　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思想，也是当时江南文人的普遍思想。明朝后期，东林党人出身的文臣，在朝廷以“敢谏”著称，海瑞罢官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敢于抬着棺材上朝，真是“浊气上涌”的极端表现。明朝皇帝，大概是杀谏臣最多的皇帝，但东林党人前赴后继，仍然屡屡苦谏，轰动天下。而武将呢？面对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和关外建州女真铁骑，一筹莫展，屡战屡败，只好用战死报效朝廷，表示忠贞。明朝灭亡后，在江南士大夫中，普遍对三百年大明何以亡国，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们认为，不是皇帝昏庸，而是文臣武将误国，他们以死博得虚名，却把大好江山断送了，害得崇祯皇帝上了吊，真是像贾宝玉说的那样：“置君父于何地”？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确实十分活跃，封建知识分子对传统思想意识进行了全面反思，提出了许多比较先进的思想观念，集中体现在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等大家的著作中。后人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它的许多观念为后来康梁变法、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五四运动所接受，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先河。

　　《红楼梦》作为这一时期的作品，作者洪昇又生活在当时思想极其活跃的浙江，在《红楼梦》中表现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痕迹，是必然的。不过，对《红楼梦》中表现出的这些思想，也不能无限上纲、任意拔高，他们仍然不脱封建正统思想范畴，不是什么摩登的现代思想。实话说，看了清初三大家的文章，你会感到，《红楼梦》对当时的思想体现得是很不够的。这也难怪，《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不是政论文章。

第六章《红楼梦》系统——甄士隐、贾雨村的故事

　　《红楼梦》中的“甄士隐”与“贾雨村”，是紧密联系又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物。如果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那么书中这两个人物则无法理解，如果把《红楼梦》的背景拉回到明清交替时期的江南，则一切都顺理成章。这是两个象征性人物，“甄士隐”寓意是“真士隐”，他的原型是陆丽京；“贾雨村”寓意是“假愚存”，他的原型是阮大钺。

　　《红楼梦》书中所说的“末世”，并非指一家一族的“末世”，而是特指明清改朝换代时期，全社会的“末世”。书中《好了歌解》，说的就是政权交替后骤富骤贵的特殊情景，《飞鸟各投林》，说的也正是大明王朝灰飞烟灭时的特殊景象。

第一节　　甄士隐与洪昇

　　一、《红楼梦》书中明文记载的“甄士隐”的故事，

　　有十个主要情节：

　　其一，“甄士隐”是“东南”“姑苏”“阊门外”“十里街仁清巷”居住的一个“乡宦”，“姓甄，名费，字仕隐”，家中是“本地望族”。这个“甄士隐”“生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饮酒吟诗为乐”，到是“神仙一流人品”。

　　其二，“甄士隐”一日在梦中见到“一僧一道”，将“蠢物”石头夹带于“一干风流冤家”中，去“造劫历世”，亲见了“通灵宝玉”，并随同僧道来到“太虚幻境”大门口，眼见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玄妙对联。

　　其三，“甄士隐”慧眼识人，听到隔壁居住的穷儒生高吟“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看出“贾雨村”“抱负不浅”，“必非久居人下者”，慷慨资助“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贾雨村”得此资助，不言感谢，并不顾“黄道黑道”，匆忙进京赶考去了。“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会了进士”，“选入外班”，“升了本府知府”。他虽然“才干优长”，但“有些贪酷之弊”，被上司所参，皇帝“即批革职”。

　　其四，“甄士隐”有一极为钟爱的女儿“英莲”，元宵节期间，由家人“霍启”抱了去看“社火灯花”，不慎被拐子拐走。失女后夫妻二人“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

　　其五，甄家的隔壁是“葫芦庙”，这年“三月十五”，“庙中炸供”，不小心失火，“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地延烧，把甄家“烧成了一片瓦砾场”。

　　其六，家中被烧毁后，“甄士隐”夫妇只好先到“田庄”安身，“田庄”上又“水旱不收，鼠盗蜂起”，便又携带“妻子和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岳丈“封肃”和家人见他“狼狈”不堪，对女婿一家并未善待，使他陷于“贫病交攻”的境地，“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其七，身心俱受到严重创伤的“甄士隐”，一日“散心”时偶遇“跛足道人”，听到“道人”所唱的《好了歌》，产生强烈共鸣，“心中早已彻悟”，因而和了一首《好了歌解》，“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

　　其八，甄家的丫鬟“娇杏”，当年与“贾雨村”有“回顾”一笑的缘分，“贾雨村”当官后，将她收为“二房”，生下一子。“贾雨村”“嫡妻染疾下世”后，“便将她扶侧做正室夫人了”。

　　其九，“贾雨村”得林如海修书推荐，被朝廷“起复旧员”，“轻轻地谋得”“补授应天府”要职。在任上见到了现充衙役“门子”的昔日“葫芦庙”小沙弥，得以掌握了“四大家族”“护官符”。

　　其十，“拐子”将“甄英莲”卖给了一个“小乡绅之子”“冯渊”，又另卖给“金陵一霸”、“四大家族”之一的薛蟠。争夺英莲时薛蟠打死了“冯渊”，“贾雨村”在明知英莲是昔日恩人之女的情况下，恩将仇报，滥判了“葫芦案”，向“四大家族”买好。

　　以上情节，明显游离于《红楼梦》主要情节之外，构成了一组相对独立的故事。这些故事既以“甄士隐”命名，应是“风月鉴”反面的故事，是作者刻意“隐去”的“真事”。考证出这些“真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红楼梦》的真故事就露出本来面目了，《红楼梦》的真实原始作者也就昭然若揭了。

　　二、“甄士隐”故事，是洪昇初创《红楼梦》时隐去的自己悲剧人生：

　　其一，《红楼梦》中的“甄士隐”，原型就是洪昇自己，洪昇的人生经历，同“甄士隐”完全吻合。对书中“姑苏”、“阊门”、“十里街仁清巷”等地名无须过于认真，因作者早已交代“地域邦国失落无考”，只认定“甄士隐”乃江南某地人氏即可。洪昇祖籍“花柳繁华”的杭州，洪家在当地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诗礼簪缨”的“望族”，在宋、明两代十分显赫，至清初虽然“赫赫扬扬、已历百年”但已处于“末世”。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的兵荒马乱时，母亲黄氏在逃难途中，在杭州郊外一个姓“费”的农妇家中生下了洪昇。《红楼梦》书中写“甄士隐”名“费”，正是洪昇隐写自己的明证。洪昇的前半生，确实“不以功名为念”，家庭生活优裕文雅，整日吟诗作曲，饮酒优游，“耽搁花笺彩纸”，过的确实是神仙般的生活。

　　其二，洪昇的中年多灾多难，大的灾难约有三次：一是“天伦之变”，由于家人的挑唆，洪昇不容于父母，婚后不久，就按着“古孝子”“大杖则走”的原则，携妻女和“两个”婢女逃离了家庭。先是寄居武康的“田庄”上，由于“水旱不收，鼠盗蜂起”，生活不下去，只好又辗转流离，寄居京师。当时他的外祖父黄几正在京师为官，洪昇夫妇当然是投奔了“岳家”。洪昇居京期间，生活困顿不堪，想必“岳家”对这个落魄的女婿的照顾并不十分热心。二是父亲洪起蛟由于受“三藩之乱”的牵连，被发配充军“宁古塔”，后来由于洪昇多方托人营救，又恰值“大赦”，方得以逃过一劫，但是洪家这个百年“望族”，也从此破家了。洪昇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在破家后年纪轻轻地悲惨夭亡了。三是洪昇在康熙二十八年“国丧”期间，因“聚演”《长生殿》，被朝廷逮捕下狱，革去国子监生功名，彻底断绝了他的仕进之路，给了洪昇悲剧人生最沉重的一击。《红楼梦》中的“葫芦庙”，似乎隐指“胡虏”的“太庙”，“太庙”“炸供”隐写的是佟皇后崩逝“国丧”，失火并“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延烧，隐写的应是“聚演”《长生殿》案牵连获罪人员甚多。

　　其三，洪昇有个极为聪明可爱的女儿，“爱拈爷笔管，闲学母裁缝”，给贫困潦倒的父母很多慰藉。由于“贫病交加”，这个女儿八岁时悲惨地病饿而死了，洪昇夫妇为此女惨死几乎“寻死觅活”，整个后半生都在痛惜这个女儿，写下好多感人的诗篇。《红楼梦》中悲惨的“英莲”，似乎有这个女儿的身影。据洪昇诗中所说，在京期间“八口命如丝”，他和妻妾及三个儿女共是六口，显然还有两个从杭州原家带来的“侍婢”。其中一个侍婢好像后来嫁给了高士奇做“二房”，高士奇原配夫人逝世后，似乎又被扶为正室。这个侍婢似乎就是《红楼梦》中“娇杏”的原型。洪昇对这个侍婢似乎很有感情，对她在自己罹难时刻琵琶别抱耿耿于怀。高士奇原配夫人去世时，洪昇写过“吊亡诗”，诗中说自己经常在高家花园中徘徊，“一月柏堂来几度，非关林外寄闲情”，目的并不在吊亡，而是“荒草白云迷旧迹，绿荫黄鸟变新声”，正是表达的对此侍婢“侥幸”被扶正的那种酸溜溜的感情。

　　其四，康熙二十九年春，刚被释放出狱的洪昇，愤怒绝望之余，抛妻弃子独自来到京郊盘山，欲在这里离开红尘，抛弃烦恼，在青灯古佛前了此残生。盘山相传是盘古开天地和女娲炼石补天的场所，有“大荒山”别名。洪昇在这里总结了自己前半生的“新愁与旧愁”，似乎就是在这里下定了以自己亲身经历创作《红楼梦》的意愿。这与《红楼梦》书中“甄士隐”口念《好了歌解》，跟着“一僧一道”去了的情节吻合。“甄士隐”从“疯僧跛道”手中看到“蠢物”石头，听到“一干冤家”要去“造历幻缘”，正是对洪昇在盘山立意构思创作《红楼梦》的曲折描写。

　　三、《红楼梦》故事情节，与“甄士隐”故事情节是相关对应的：

　　其一，《红楼梦》交代的“大荒山、无稽崖、清埂峰”，就是京郊盘山砂岭的青沟禅院，即洪昇欲出家并构思《红楼梦》的地方。书中那个改名“情僧”的“空空道人”，既是对老朋友智朴的实录，也应是洪昇的自况，道士改僧人，就是“亦僧亦道”，“甄士隐”跟着“一僧一道”飘然去了，说明他就是一个“亦僧亦道”的人物，“甄士隐”就是“空空道人”，就是作者洪昇的影子。　

　　其二，《红楼梦》中的“葫芦庙”在甄家的“隔壁”，这个“隔壁”二字十分值得注意。书中“荣府”的“隔壁”就是“宁府”，“宁府”是“皮肤滥淫”、“造衅开端”的地方，干的是“爬灰”、“养小叔子”的丑事，除了门口的石头狮子，没有干净的地方。查清庭皇家秽史，“爬灰”是指多尔衮纳侄儿媳妇为“侧福晋”，“养小叔子”是指太后下嫁摄政王。这个隔壁的“葫芦庙”，指满清“胡虏”的太庙，不是很清楚了么！当然它不仅指皇帝的家族，也泛指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宁府的“龙禁尉”，应借指“带刀侍卫”纳兰性德，“享强寿”的秦可卿，应隐指纳兰性德早逝的前妻“卢氏”。“乌进孝进租”写的是东省为皇家“进贡”，“租单”中的“鲟鳇鱼”在清代纯属贡品，除皇家外任何人都不敢享用。“北党”领袖明珠于康熙二十七年后任内务府总管，正是主管贡品的差使。这些秽事，史有明载，无烦索隐。

　　其三，《红楼梦》中的“老太妃”死，正对应康熙二十六年“孝庄太皇太后”崩逝，洪昇曾去送葬，归途中写过几首充满兴亡感叹的诗。《红楼梦》中的元妃，正对应康熙二十八年薨逝的佟皇后，就是她死后的“国丧”期间，洪昇遭遇了创剧痛深的人生打击。康熙帝名玄烨，按清代避讳法，玄字应写为元，元妃即玄妃。佟后原为妃嫔，与其他妃嫔长期“三春争即初春景”，经过激烈的后宫争夺，于康熙二十八年被册封为皇后，得以入主中宫，此时她已是“昏惨惨黄泉路尽”，正位后旋即病逝，正可谓“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其四，张爱玲先生在《红楼梦魇》中论断，袭人的故事是《红楼梦》创作修改中最独立不移的故事，她推断作者可能有这么一个别嫁的贴身丫头，作者很依恋她，但对她的别嫁终生不能释然。“风月鉴”正面的“贤”袭人，在“风月鉴”的反面，应该就是嫁给贾雨村做“二房”的甄家的丫头“娇杏”，其原型就是洪昇在最困苦时那个别嫁高士奇做“二房”的丫头。书中写袭人嫁给了“琪官”，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是否与高士奇有关，读者试思之。洪昇剩下的一个丫头，似乎就是《红楼梦》书中的麝月，袭人出嫁时曾嘱咐“好歹留着麝月”。

　　其五，《红楼梦》中正面描写的大观园中的风月故事，就是“甄士隐”“祸起（霍启）”“逢冤（冯渊）”以前，“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饮酒赋诗为乐”的“神仙一般”的日子，也就是洪昇遭逢“家难”、“国丧”前纨绔子弟生活的写照，就是洪昇对自己家“闺阁中历历有人”的真实描写，是对妻子黄蕙和两个冰雪聪明的妹妹以及众多纯洁美丽表妹的礼赞。洪昇本人和家庭的悲剧结局与《红楼梦》中宝玉与众姐妹的悲剧结局是完全一致的，这不会是什么巧合，只能说明《红楼梦》的初创者就是洪昇，《红楼梦》就是如实写的“洪楼梦”！

　　四、甄士隐的身上也有改朝换代期间飘然出世“隐士”的身影：

　　《红楼梦》书中甄士隐生活的年代，正是“石头”同“神瑛侍者”、“绛珠仙子”等“一干冤孽”“造劫历世”之际，甄士隐通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之手，同“石头”还有“一面之缘”。作者这样描写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知道，《红楼梦》作品创作隐去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按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说，完全隐去时间地点在创作上是不可能的。这样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就失去了时代背景和地域特色，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就无法正确表达。所以，作者在表面上隐去时间地点的同时，还必然巧妙地暗示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

　　书中对甄士隐故事的描写，实际上就是对作品时间地点的间接交代。“一干冤孽”“造劫历世”的时间，就是在甄士隐破家“出家”之前，地点当然就是甄士隐生活的地方。

　　书中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末世”，地点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笔者曾经考证，所谓“末世”，就是清初清兵下江南的年代，有顾炎武、毛先舒等大家的著作中，频繁使用“末世”一词为证；“三生石”全国只有一块，就在“花柳繁华”的杭州西子湖畔。

　　书中写甄士隐居住地是“苏州阊门”外的“十里街仁清巷”，确实是故弄狡狯，实际上不是苏州是杭州，两地同为“天堂”，假借是有道理的。“十里街”名出自康熙皇帝咏西溪诗句“十里清溪曲”，“仁清奄”名出自歌颂洪昇祖父的诗《仁清歌》，并非完全虚拟。在这个甄士隐身上，作者除了隐写自己的身世之外，还应寄托着清初以杭州为背景的一些标志性的人和事。

　　我们知道，《红楼梦》所说的“甄士隐”和“贾雨村”，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故事。我们还应看到，所谓“甄士隐”“贾雨村”，还应有“真仕隐”、“假愚存”的更深刻含义！的确，在清初，江南的“士大夫”阶层对异族统治的反抗是十分激烈的。南明小朝廷覆亡之后，凡以正统“士大夫”自命的知识分子，都与清廷采取不合作态度，多数隐居不仕。这在描写那一段历史的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多有记载。

　　清初的江南，曾发生过一件震惊全国的“庄史案”。湖州富民庄廷珑，购得明故相朱国桢《明史》稿本，其父庄允城以儿子名义刊刻问世。因书中有指斥清廷语，所以庄家凡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均被朝廷处斩，连书贾、刻工、刷匠、藏书者，也都人头落地，凡受牵连而死者七十余人。

　　杭州有个正直博学的著名文人陆圻，字丽京，号讲山。由于在当地颇有名气，在“庄史”出版时，未经本人同意，也被庄家父子列入“参阅”者名单，因此在“庄史”案中无辜被牵连入狱，全家一百七十余口，都被发配塞外苦寒之地。陆圻出狱后，愤而出家，不知所终。其子陆寅徒步寻遍全国各名山大川，不见父亲踪迹，亦积劳呕血而死。

　　我们不难看出，在《红楼梦》书中“甄士隐”的身上，也有着明显的陆圻的影子。甄家因“葫芦庙”失火，“接二连三，牵四挂五”地牵连，被烧成一片“白地”，就隐写着“庄史”案牵连之惨。陆圻出家不知所终，同甄士隐跟随“跛脚道人”走了，不知所终，有异曲同工之妙。

　　陆圻的侄子陆繁，是清初著名文人洪昇的启蒙老师，陆圻的儿子陆寅，是洪昇的好朋友，少年时曾同在南屏僧舍读书。洪陆两家有通家之好，如《红楼梦》所写，甄士隐身上如果有陆圻影子的话，与洪昇等“一干冤孽”有“一面之缘”是完全可能的。交代了“庄史”案，实际上也就隐秘地交代了《红楼梦》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

　　在清初，陆圻的名气很大。洪昇“客燕台”时，他的老师王士曾向他问起陆圻的下落，洪昇回答老师的是一首十分著名的诗：“君问西泠陆讲山，漂泊一钵竟忘还。乘云或化孤飞鹤，来往天台雁宕间”。王士对此诗十分称赏，记入自己的著作，并多次向朋友推荐。

第二节 《红楼梦》《长生殿》《长恨歌》

　　一、《长恨歌》及其孪生姊妹《长恨歌传》

　　《长恨歌》是我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品之一，写成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其时白居易还是一个闯入文坛不久的年轻人，但这篇长诗却是他艺术成就最高、思想最深刻复杂、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三人携游仙游寺，谈及开元、天宝间李杨事迹，相与感叹，在王质夫的倡导下，由白居易作诗，陈鸿作传，一并“歌之”。这些过程在陈鸿的《长恨歌传》中有清楚记载。由此可见，《歌》与《传》是针对同一题材，在相同时间，相约共同创作的作品，是一对孪生姊妹花。

　　《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内容，是记载并歌颂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关于李扬爱情，历史记载颇多，新旧《唐书》、《天宝遗事》诸书及数不尽的杨妃本传、外传，都记载了这段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情逸事。不过，这些记载多数热中于杨妃的秽事，宣扬“红颜祸水”的陈腐观念。白居易的《歌》与陈鸿的《传》则与此完全不同。

　　究竟有哪些不同呢？首先是隐去了一些东西：一是隐去了杨贵妃入宫前曾是寿王妃、即唐明皇儿媳妇的历史，相应也隐去了从寿王妃向皇妃过渡期间，曾当过一段女道士以避人耳目的历史，把她写成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待字闺中的“窈窕淑女”。二是隐去了杨贵妃同安禄山之间的暧昧关系，对“认母”、“浴儿”等淫秽情节俱不予采信，未加录入。三是隐去了唐明皇与杨氏姊妹“三国夫人”之间的丑行，以及在杨、梅二妃之间依违双方的故事，相应删去了杨贵妃为吃醋曾经两次被逐出宫的村妇嘴脸。

　　其次是增加了一些东西：一是根据民间传说和稗史野史，增加了杨贵妃死后，时已退位为太上皇的李隆基思念不已，请“临邛道士鸿都客”来“致魂魄”，结果“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情节。二是增加了“忽闻海上有仙山”，“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的神话情节，让太上皇在“海外仙山”找到了思念的情人。三是增加了仙子太真与太上皇重新相会的愿望成空，只好以当初的定情物“金钗”、“玉合”各分成两半，其中一半“寄将去”表达心情的情节，完成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千古绝唱！

　　从《歌》和《传》掩饰和增加的情节，明显可以看出作者的感情寄托和取舍倾向。白居易和陈鸿，有意识地对历史事实进行了筛选、甄别、剪裁和改造，剔除了那些不利于表现李杨爱情的情节，选取了那些最能表现爱情缠绵悱恻、真挚纯洁的情节，增加了那些更能表现李杨爱情悲剧性质的情节，使历史上具有严重争议的李杨爱情具有了合理性和令人同情、歌颂的感情基础。

　　《长恨歌》与《长恨歌传》问世后，立即引起了文人的研究兴趣，但封建社会的研究，虽然为数不少，但多数是在“诗话”一类作品中一些零碎琐屑的片言只语，多是考订式的证实、才子式的评点，缺乏深入透彻的研究。上世纪的《长恨歌》研究，引入了近现代的先进研究方法，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取得了重要进展。

　　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研究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说一说作品主题的研究。二十世纪对《歌》和《传》的作品主题，主要有四种论点：

　　一是“隐事主题”说。以俞平伯为代表。上世纪二十年代，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传疑》一文，认为《长恨歌》记录了一件皇家秘闻，即“世所不闻”的“隐事”。马嵬兵变中，由于事起仓促，慌乱之中，杨贵妃得唐明皇和高力士等人的帮助，用宫女偷梁换柱，而自己易服潜逃。后来李隆基从蜀中归，发现墓中空无一物，随后派人寻找，终于在“海上仙山”找到了健在的杨贵妃。但基本是用的“附会”的索引手法，多属想象和臆测之词，缺乏文献支持，因而影响力不大。

　　二是“讽喻主题”说。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此说沿着“以史证诗”的传统研究方向，认为《长恨歌》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把历史经验教训，用动人的诗歌表现出来，告诫后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应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即《长恨歌传》中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讽喻主题说”的最大问题在于研究方法，有些诗歌确实能补历史的缺失，但诗与史毕竟有本质的区别，以史证诗似乎不是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以此来判断作品的主题，似乎也有些牵强。

　　三是“爱情主题”说。此说在建国后由于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并不占优势，但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此说从白居易和陈鸿对李杨事迹的剪裁起，断定创作目的是宣扬真正的爱情，诗中饱含了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揭示了其爱情悲剧结局的必然性。从白居易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不是讽喻诗出发，认为表明了他对这首长诗的宗旨定位。同时认为陈鸿提出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说法，并不能代表白居易的意图。

　　四是“双重主题”说。持此说者认为，《歌》和《传》一方面对李杨因为生活的荒淫招致祸乱，进行了尖锐讽刺，另一方面对杨妃的死和二人对爱情的笃诚，寄予了极大同情。这种主题说貌似公允，实际是和稀泥的产物，在学术研究中有取巧折中之嫌，并非值得倡导的好的研究方法。

　　五是“感伤主题”说。此说从白居易把此诗归入“感伤诗”类别出发，认为《歌》和《传》不仅反映了李杨的爱情悲剧，也展示了盛唐王朝的社会悲剧，抒发了“黄金时光”已经逝去，如今“只是近黄昏”的深沉感慨，是一曲感伤繁华时代杳如黄鹤的“无尽的哀歌”。

　　与“感伤主题”说相近而又有重大区别的是“自伤主题”说。此说认为《长恨歌》主题是假借李、杨故事，表达对作者自己不幸爱情的感伤。他们考证，白居易年轻时有一个感情甚笃的恋人“湘灵”，二人历经感情磨难终未结成连理，以致白居易最后与杨夫人结婚时年纪已达３６岁。所以，《长恨歌》中的李、杨已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李、杨，而是白居易根据自己的感情改造的李、杨，表达的是自己与“湘灵”永别离、长相思的绵绵之恨，是为自己的不幸爱情谱写的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

　　与“感伤主题”说相近的，还有“美的毁灭”主题说。此说认为《长恨歌》围绕着美描写了六个层次，即“美的追求”、“美的出现”、“美的实现”、“美的毁灭”、“美的悲哀”、“美的怀念”，其核心是“美的毁灭”，这与世界公认的对悲剧的定义是一致的。

　　二、《红楼梦》与《长生殿》、《长恨歌》主题的一致性

　　《长生殿》的作者，是清初的文学家、戏曲家、诗人洪昇。《长生殿》是洪昇的代表作，是中国古典戏剧的峰巅，是戏剧界永恒的保留剧目。

　　《长生殿》直接取材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同《歌》、《传》一样，《长生殿》主要描写的是李、杨爱情。其实，《长生殿》的创作初期并不是这样的。《长生殿》的创作历经十年，前后三易其稿。初稿名《沉香亭》，主旨是写李白作“清平三绝”，感叹太白一生不幸遭遇；二稿名《舞霓裳》，“去李白，入李泌辅肃宗中兴”；“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此为第三稿，即《长生殿》。

　　同《长恨歌》、《长恨歌传》一样，《长生殿》问世三百年来，文学界对于它的创作主题探讨，也是众说纷纭，但令人奇怪的是，文学界对《长生殿》主题的认识，几乎与对《歌》、《传》的主题研究基本一致。

　　首先是“政治主题”说。认为《长生殿》表达的是“兴亡感叹”思想，借安史之乱的历史题材，寓故国之思于明皇贵妃的浓情蜜意之中。由于作者对故国眷恋之深，所以对降贼二臣刻意讽刺，对异族入侵极端憎恨。对李、杨“占了情场、弥了朝纲”，“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封建统治规律，给以深刻揭露和提示，以“垂诫来世”。假借唐代“安史之乱”，总结明王朝灭亡的教训，抒发对清初社会大动荡的强烈感叹！

　　二是“爱情主题”说，认为《长生殿》作者明确交代：“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作者的目的不在于劝惩淫乱，垂诫来世，而在于宣扬“至情”主义，歌颂“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坚贞爱情。认为作者表现了进步的、民主的、自由的爱情理想，鼓吹“真心到底”的“儿女情缘”，以“至情”对抗封建礼教。

　　三是“双重主题”说。有人认为《长生殿》的主题既有“劝惩”思想，又有歌颂意图，二者之间是“矛盾”的，复杂的，作者自己也说不清 。也有人认为作品的双重主题是主副关系，唤起民族意识为主，歌颂纯真爱情为副。还有人认为“双重主题”是辨证统一的，歌颂爱情悲剧加深了对社会动乱的痛恨，相反，谴责异族入侵，更强化了爱情的悲剧气氛。

　　除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以外，对《长生殿》主题研究还有两种说法，一是混合主题说，是对以上三个方面和稀泥；二是自伤主题说，认为作者在剧作中暗隐了自己难以出口的事情，或者是爱情婚姻方面，或者是家庭社会方面，总之，有不得已的事情，假借李杨的故事，顾左右而言它，表达自己心中的隐痛。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长生殿》不仅创作主题与《长恨歌》雷同，就连学术界对两部作品的研究、理解、矛盾、争论、和稀泥都基本相同。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长生殿》直接取材于《长恨歌》，洪昇与白居易在创作过程中的思想感受、立意原则、取舍标准都是完全相同的。

　　据洪昇在《长生殿》“自序”和“例言”中交代，《长生殿》的创作，“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只写缠绵诚挚的李、杨爱情，对《天宝遗事》、《杨妃全传》中记载的故事，适当用于剧中“点染”，但“一涉秽迹，恐妨风教，绝不阑入”。这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创作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无独有偶，不仅《长生殿》主题与《长恨歌》相同，《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与研究中的分歧、争论，也同《长恨歌》如出一辙！迄今为止，红学界对《红楼梦》主题的研究，大致也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言“情”主题说。研究者认为，《红楼梦》作者创作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宝黛爱情的歌颂以及对爱情毁灭的渲染，宣扬作者心中的“至情”理想。他“试遣”的“愚衷”的目的就是“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红楼梦》的这种“至情”理想，是对封建婚姻家庭观的反动，追求的是一种进步、民主、自由的新型爱情婚姻观念。

　　二是言“恨”主题。研究者认为，《红楼梦》作者在作品开篇，就表现出一种满腔幽恨的情绪。在冗长的故事中，表达了对“金玉良缘”的愤恨，对“无才补天”悔恨，对封建礼教的痛恨。作者在“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创作小说过程中，看到的是“悲凉之雾，遍布华林”，心中装着满腔悲愤，笔下是对丑恶社会和封建大家庭无情的暴露和鞭笞。

　　三是言“悔”主题。研究者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悔书”，作者开篇就讲了一大套自己“愧则有余、悔则无益”的创作心理，说自己“不肖”、“无能”，以至于“一技无成、半生潦倒”，辜负了“天恩祖德”，竟至于“不若彼一干裙钗。说创作此书的目的，就是将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并非“怨时骂世”。

　　不论“言情”、“言恨”、还是“言悔”主题，都不脱《长恨歌》“爱情主题”、“隐寓主题”和“讽喻主题”的范畴。红学界对《红楼梦》主题的认识，除以上三个方面外，其实还有一些重要观点。传统的索隐红学都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抱着真挚的民族主义感情”，“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对兴亡更替的强烈感叹！今天的探佚红学和“经解”红学则多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充满了隐情的奇书，书中几乎每一个情节、每一句话，都隐含着当时的阴谋和变故。对《红楼梦》背后隐藏的这些事情，一般多猜测是雍正与他的兄弟和政敌们争夺权势的血淋淋斗争。还有一些学者是混合主题、多重主题的倡导者。至于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主题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在此文研究之列。

　　我们把以上分析同学术界对《长恨歌》、《长生殿》的主题研究加以对照，就会发现，三部作品的主题竟惊人地相似！不仅对作品主题分析得出的思想类别相似，就连对主题争论的内容和切入角度，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基本相同。如果说《长生殿》取材于《长恨歌》，同一题材、同一背景、同一事件、同一人物，前者对后者影响，主题一致可以理解，那么，《红楼梦》与《长恨歌》、《长生殿》似乎风马牛不相及，题材、体裁背景、人物、时间、地点均不同，为什么还会出现以上主题重合的怪现象呢？

　　三、《长恨歌》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

　　《长恨歌》是叙事长诗，《长恨歌传》是史记体文章，《长生殿》是剧本，《红楼梦》是小说，三个方面的四部作品差异很大。但是，只要你认真阅读这些作品，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确确实实存在着前后相继关系。《红楼梦》和《长生殿》，都是受《长恨歌》深刻影响，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模仿《长恨歌》创作出来的。

　　１.在思想境界上，三部作品都宣扬的是“至情”理想，都深刻表达了对“至情”幻灭的沉痛和无奈。《红楼梦》和《长生殿》中宣扬的“情种”精神，以及爱情因不可抗拒的原因毁灭后的感伤和哀叹，都是出自于《长恨歌》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展示出的思想境界。李、杨和宝、黛一样，同是爱情悲剧的承担者，又同是悲剧的制造者。如果说《长恨歌》和《长生殿》宣扬“占了情场，弥了朝纲”的矛盾主题，《红楼梦》中的宝、黛二人，何尝不是“占了情场，弥了仕途”，否则，在《红楼梦》卷首，作者那么痛心疾首地悔恨自己“一技无成，半生潦倒”，辜负“天恩祖德”做什么？

　　李、杨和宝、黛本身都在追求情投意合的人间至爱，本意并非想“弥了朝纲”或“仕途”，但客观上悲剧毕竟都发生了，发生的原因说到底都是性格的悲剧，用《红楼梦》中形容黛玉的花签令说，“莫怨东风当自嗟”。三部作品都没有把爱情悲剧浅薄化，没有描写成一般的生离死别，而是通过对爱情复杂性的解剖，体会到了“情场”与“朝纲”、“仕途”之间两难选择的尴尬与困惑。

　　三部作品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共同点，就是在展示主人公命运悲剧的同时，作者不仅没有谴责和追究主人公造成悲剧命运的自身原因，反而对他们的痴情和悲剧下场给予了最大的惋惜、同情和歌颂，造成了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李杨爱情与宝黛爱情的悲剧，不是传统的善与恶斗争的结果，而是同属于善与善、善与美内在矛盾的结果，悲剧的制造者和承受者是同一个人，难道李隆基的朝政不是自己因爱情而“怠”的？难道《红楼梦》作者的“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不是自己沉湎爱情造成的？“果”无法谴责“因”，因此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作出理直气壮的抗争，同时又无法自悔自责，因为爱情毕竟是无限美好的。总之，对这样的爱情，既不能简单地谴责，也不能简单地歌颂，只能采取近乎写实的手法，加以意识流式的描绘了。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确实找不出三部作品中李杨与宝黛这样相似的爱情婚姻思想了。

　　２.在作品结构上，三部作品都按照悲喜两大阶段构建故事框架和悲剧发展过程，并分别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长恨歌》和《长生殿》的前半部分，描写了李、杨“芙蓉帐暖度春宵”，“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旖旎生活；《红楼梦》的前半部分也描写了宝黛在大观园中风中听戏、花下读书，逐步由“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的游移感情，发展到非彼此不娶不嫁的专一感情经历，描写了二人互相试探、互诉衷曲、彼此盟誓的曲折过程。三部作品的这些过程描写，用的都是现实主义手法，基本以白描为主，其中不搀杂神秘因素。

　　而在三部作品的后半部分，则都是描写悲剧的产生、发展和结局，用的又都是浪漫主义手法。《长恨歌》和《长生殿》中，杨妃“婉转蛾眉马前死”，死后到了“海上仙山”，再描写二人的生死恋，这时的故事就并非尘世的事情，使用的基本是浪漫主义手法。《红楼梦》的后半部分已经遗失，真实情节已经不可知，但从前半部分预设的“太虚幻境”、“放春山遗香洞”等场景看，也似乎应该是浪漫成分大于现实成分，不过已无法确知了。

　　３.在虚拟世界中，三部作品共用一套子虚乌有的神话系统，构成独特的神话世界。这三部作品中的神话世界，迥异于传统的“天界”、“道教”、“佛教”神话体系，而是作者独创的玄妙而又美丽的独特体系。

　　在《长恨歌》中，“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在《长生殿》中，海上仙山变成了“蓬莱仙境”和“月宫仙境”，仙子变成了织女大士和牛郎真人，以及蓬莱山和月宫中的一帮仙女。在《红楼梦》中，他们又变成了“太虚幻境”中“放春山遗香洞”和人间的“大观园”，其中有“警幻仙姑”、“钟情大士”、“引愁金女”和“度恨菩提”。《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明显是出自《长恨歌》中的仙山“太真院”，以“太虚”对“太真”，当非偶然。大观园“楼台高起五云中”，就是套用的《长恨歌》的“楼阁玲珑五云起”。《红楼梦》中对警幻仙子的描写，也明显受《长恨歌传》中“冰雪姿，芙蓉冠，露绡披，俨然如在姑射山”的影响。虽然有所变化，不过换汤不换药，神话体系都是独特而一致的，与其他神话体系迥然不同。

　　实际上，三部作品在好多具体情节描写上，也是相沿一致的。《红楼梦》中金钗和宝玉，从根本上就是来自《长恨歌》和《长生殿》中李、杨的定情信物“金钗”、“玉合”。《红楼梦》中宝、黛、钗、湘间三角关系，同《长生殿》中杨贵妃与梅妃、“三国夫人”的关系也完全相同，就是书中人物对爱情的游移和吃醋性格，也仿佛剿袭而来。《长恨歌》中的“临邛道士”，在《长生殿》中变成了“杨通幽”，到《红楼梦》中，又一变而为“空空道人”，连道士的身份都没变。

　　在幻境中，《长生殿》中的唐明皇，曾在睡梦中，梦见一个怪物，把自己扯入水中，大惊之下高喊“高力士何在”？《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在梦中，被夜叉鬼扯进迷津，惊慌中高叫“可卿救我”。《红楼梦》中宝玉所做的《危画词》，第一句是“恒王好武兼好色”，而《长恨歌》的第一句是“汉皇重色思倾国”，两首诗的第一节，用韵也完全相同。

　　好多读者感到奇怪，《红楼梦》中出现了“太上皇”的提法，说“当今皇上”以孝治天下。作品的背景是清朝，而清朝只有一个“太上皇”，那就是乾隆六十年退位，让位给儿子嘉庆，自己做太上皇。乾隆退位时，《红楼梦》早已成书，所以书中出现“太上皇”是奇怪的。说奇怪也不奇怪，清朝没有“太上皇”，唐朝却有“太上皇”，他就是李杨爱情的主体之一唐玄宗李隆基。安史之乱后，由于他的儿子唐肃宗久已在灵武即位，他只好当了“太上皇”。《资治通鉴》中就记载了他退位后，与皇帝儿子的一番谈话，要求儿子“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这也大概就是《红楼梦》中说当今皇帝“以孝治天下”、听命太上皇允准皇妃省亲的来历。

　　《红楼梦》中还有一处颇堪注意，书中交代作品“朝代年纪”“无考”，同时交代，不妨假借“汉唐”。作者为什么不假借宋明偏偏假借汉唐呢？原来，《长恨歌》诗中本是唐朝故事，却假借汉朝敷衍，第一句说的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唐朝皇帝在诗中成了汉皇。《红楼梦》受《长恨歌》影响，自然顺手“假借汉唐”了。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红楼梦》中两次出现“大明宫”的提法，清廷并没有什么“大明宫”，“大明宫”是唐朝皇宫最主要的宫殿。

　　４.在艺术手法上，三部作品也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长恨歌》是叙事长诗，但它决不是简单地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的叙事，而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渲染。《长生殿》前半部分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后半部分采用的则是高超的浪漫主义手法。《红楼梦》呢？大概所有读者都承认，它既有“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自传记实特点，又有虚无缥缈的浪漫渲染艺术风格，与《长恨歌》、《长生殿》的艺术特点是一脉相传的。

　　其一，三部作品都具有淡化情节、借叙事而抒情的特点。《长恨歌》流传久远，早已证明其艺术的卓绝。前半部分集中概括了李杨长期爱情活动，但其重点并不是具体的爱情活动，而在于这些事件体现的性质和倾向，其高潮在于杨贵妃惨死而李隆基作为帝王却无可奈何的心灵震撼。其后半部分叙述得似乎详尽淋漓了，其实不然，只是为人物抒情提供基础、契机，为作者的感情寻找喷发点。其结尾实际上是不结而结，“用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茫茫无绝期”，为读者留下多少感叹、想象的余地。

　　《红楼梦》的艺术特点与此基本相同。作者描写宝黛的爱情，主要着力点并不在于二人之间卿卿我我的场面，而是着力于诗化情景的展现。读《西厢》、听琴、葬花等内容，明显有诗化倾向，其核心不是叙述故事情节，而是展示人物的微妙情感和情感在生活中的流动、起伏、回旋。读者在这里获得的那些曲折而有震撼力的语言，可以理解为作者的话，也可以理解为作品主人公的话。

　　《红楼梦》更是如此，它虽然是纪实性小说，但作者决不是简单地写人状物，而是创造出诗化的场面，用诗化的语言，描写诗化的思想。在黛玉葬花一节中，作者由叙事者的角度巧妙地转到人物的角度和立场，引导读者按照“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意识去理解领会，比描写一百件“风刀霜剑”的故事，更有震撼力！

　　其三，用复义语言，表现复杂的思想。最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红楼梦》的评点者戚蓼生，他敏锐地看出，《红楼梦》的艺术特点在“一声两歌，一手两牍”。其实《红楼梦》的这种特殊艺术手法，就直接来源于《长恨歌》。

　　古代高明诗人往往都十分重视运用汉语言的歧义现象，认为“以两解更入三昧”（李光地《榕村语录》），是诗人尽力追求的一种精妙境界。《长恨歌》的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是运用复义手法的典范。“倾国”二字，在这里既可以理解为“倾国倾城”的美女，也可理解为不理朝政导致政权倾覆的昏君。

　　以上分析的目的，不是研究《长恨歌》对《长生殿》的影响，而是研究《长恨歌》和《长生殿》对《红楼梦》的影响。我们都知道，《长生殿》的作者是洪昇，而洪昇创作《长生殿》时，坦承自己是完全按照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创作的。那么，受《长恨歌》影响，洪昇先后创作出主旨相同的姊妹花作品《长生殿》和《红楼梦》，是令人可信的。

第三节　　作者为什么痛骂贾雨村还要使用“假语村言”

　　《红楼梦》作者交代，创作此书用的是“假语村言”，书中又描写了一个形象可憎的贾雨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红学界无人能解这个谜语。其实，《红楼梦》中的这个贾雨村，是有真实原型的。他就是南明时代臭名昭著的阮大钺。阮大钺在天启朝原来属于“阉党”队伍中人，后来被崇祯皇帝撤了职。撤职的理由就是《红楼梦》中所说的为官“贪酷”并“暗结虎狼之属”；加入魏忠贤的“阉党”行列，在当时不正是“暗结虎狼之属”么！

　　阮大钺被撤职后，一直在南京优游。南明政权建立，他又投靠马士英，当上了南京的城防官员，后来一直做到兵部尚书高位。《红楼梦》中说他投靠贾府，正是投靠马家；“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马就是贾，贾就是马。《红楼梦》中让他先当“金陵应天府尹”，后来当上的“大司马”，正是兵部尚书，与阮大钺的经历完全相同。

　　奇怪的是，《红楼梦》中，作者让贾雨村去当林黛玉的老师，难道阮大钺当过柳如是的老师么？事实确实如此。阮大钺这个人，当官确实不怎么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传奇剧本写得好。他创作的《摩尼盒》、《春灯谜》、《燕子笺》剧目，在南明时期是最畅演的剧目。柳如是乃一代名妓，当时的妓女都以演唱传奇曲子为本能。阮大钺当权后，钱谦益有心巴结，曾经让柳如是为阮大钺奉酒拜师，学习传奇，正式结成了师生关系。阮大钺江上阅兵时，仿照戏台上的服装，穿戴“素蟒玉带”，柳如是跟着打扮成戏台上的刀马旦形象，在阅兵场身穿战袍，头插雉尾，在当时传为笑谈。《红楼梦》中宝玉把芳官打扮成“小骚靼子”形象的描写，似乎应该是从这个故事取材的。

　　请朋友们注意，在《红楼梦》中交代，这个人姓贾名化字时飞，原籍“湖州”人氏。他一出场，便吟咏一首《咏月诗》：“每逢三五便团阑，满把晴光照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紧接着又口吟一联：“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这些描写，使人觉得既叠床架屋，又莫名其妙。原来，这里也没有什么深意，不过要交代他的原型就是阮大钺罢了。“姓贾名化字时飞”，意思是“实非假话”，乃是真人。“原籍湖州人氏”，交代阮大钺原籍乃湖北人，此时寄住南京。那首《咏月诗》，既表达了这个人一旦飞黄腾达，便不可一世，也暗含着他的名字，“大月”与“大钺”谐音。那口吟的一联，代表着阮大钺寄居南京期间，所做的两部传奇：《摩尼盒》与《燕子笺》。《摩尼盒》乃“盒中装玉”的故事，《燕子笺》便是“钗化燕子飞去”的故事。同时，此联也暗指阮大钺于南明早期在南京待价而沽，跃跃欲试的实情。

　　阮大钺这个人是编写传奇的专家，在《红楼梦》中他的化身是贾雨村，《红楼梦》作者要让自己的故事“问世传奇”，正是用“假语村（贾雨村）言”敷衍故事。《红楼梦》作者洪昇本人就是传奇之家，他创作《红楼梦》是以传奇手法写小说，就以书中的各个情节，几乎都可以直接在舞台上搬演。作者故意交待创作此书是使用“假雨村言”，又让这个贾雨村为该书开头结尾，目的就在于交待《红楼梦》创作的传奇手法。

第一节　《红楼梦》五个主题与五个书名

　　一、对《红楼梦》五位题名者的再考证

　　红学界公认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活在清代乾隆中期，红学界诸位高居掌门地位的大师，经过了比“经院哲学”还要烦琐的考证，也没有找到石兄、情僧、孔梅溪、吴玉峰这几个人，当然更说不清这几个人同《红楼梦》及曹雪芹的关系了。笔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推断《红楼梦》根本不可能产生在道学气氛浓郁的乾隆朝，而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是明朝中后期艳情通俗文学的延续。脱离开红学界几乎挖地三尺的乾隆朝，到明末清初的文学大观园中，去考证《红楼梦》的五位题名者，很容易就一目了然了。

　　笔者经过十几年艰苦考证，基本搞清了这五个题名者的生活原型：那个为洪昇作品“抄录问世”的“空空道人”，就是洪昇的老朋友、盘山“青沟峰”的住持智朴禅师，俗称“拙和尚”，又叫“拙道人”；那个为洪昇作品题名《风月宝鉴》的东鲁孔梅溪，原型是洪昇的老师、清初诗坛领袖王士；那个题名《红楼梦》的吴玉峰，原型是洪昇的忘年交、著名西昆体诗人吴乔。

　　问题是，洪昇在《红楼梦》书中，使用的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姓名，而是化名。那么，洪昇为什么要如此为他们化名呢？换句话说，如此取化名，其思想文化根源在哪里呢？笔者对这方面又进行了认真的文化考证，结果如下：

　　1.所谓“石兄”，其文化来源就是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会稽外史，蝶庵，六休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1579）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八（1689）年，享年九十三岁。张岱出生在一个仕宦之家，早年生活奢华，用他自己的话说：“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可谓集纨绔子弟的豪纵习气与晚明文人的颓放作风于一身，也可谓集官宦子弟的没落生活与多才多艺的良好教育于一身。

　　受晚明王陆心学的影响，张岱的祖父从小便要求他，读四书不要读“朱注”，只读白文，其内容靠自己去理解。在那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时代，张岱养成了强烈的异端思想，也注定了他科场屡屡失利的必然下场。明亡以后，张岱坚持民族主义观念，拒绝出仕，临死前还郑重要求在墓碑上写明“明人张岱”字样，决不做清朝顺民。正由于他的这种处世原则，世人都称呼他为一块顽石，他自己也“人呼为石公，便以石公为号”。张岱具有“补天”之才能，却生逢天塌地陷的时代，一生“志在补天”，却始终被社会所遗弃，近代研究张岱的学者，都把他称为“一块被遗弃的补天石”！

　　张岱在明亡之后，长期避居深山，偌大家产被焚掠一空，整个后半生过着极为困苦的生活，但茅檐竹屋、瓦灶绳床，更坚定了他创作的襟怀，一生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他独立修撰的《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古今义烈传》煌煌五百万字，被当时史学界称为可以与司马迁《史记》相媲美的著作。他撰写的散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立意新颖，文笔优美，脍炙人口三百多年，至今仍为文坛奇葩。

　　2.所谓“情僧”，其文化来源就是著名文学家、出版家冯梦龙。冯梦龙（1574—1646），字子犹，又字犹龙，自号“情僧”，别署龙子犹，又号墨憨斋主人，詹詹外史、顾曲散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冯梦龙自小崇拜李卓吾的“异端”学说，言行常出于名教之外，明天启年间曾两次因言获罪。明亡，他坚持民族气节，撰写了《甲申纪事》、《中兴伟略》等著作，寄希望于南明朝廷。顺治三年（1646）春，清兵南下，大义凛然自杀殉国。

　　冯梦龙是“情教”的创始人，一生都在参悟一个“情”字。他自封“情主人”，自称“情僧”。他视“情”为宇宙之本体，认为“万物生于情，死于情”，人而无情，生不如死，只要人人有情，就会缔造一个和谐社会。他认为人间万物循环的第一链、也是最关键的链就是情，有了情，万物才能生生不已。他创立了与儒家截然相反的妇女观，激烈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极力张扬妇女的才智，认为“光岳气分，磊落英伟，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他在生活中理解女性，尊重女性，体贴女性，一生红颜知己甚多。他极力倡导男女之间以情结合，宣扬情与淫的统一，反对无情的“皮肤滥淫”。他认为“欲”是“情”的基础，但欲决不是情，有欲的情是情，无欲的情也是情，而且是更高层次的情。他提出情是礼教的前提，礼教是情的内化，把情上升到世界观和宗教的高度来认识。

　　冯梦龙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一生大量收集整理短篇通俗小说，先后出版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即“三言”）和《情史》、《古今谭概》、《智囊》、《智囊补》、《笑府》等名著，还修订出版了长篇小说《新平妖传》和《新三国志》。他一生热中传奇剧本的创作和改编，先后独立创作了《双熊记》、《万事足》，改编修订了《女丈夫》、《风流梦》等十二种，通称为《墨憨斋定本传奇》。他一生兴趣极为广泛，曾大量收集民间笑话、灯谜酒令，并极为重视民歌的收集整理，先后编辑评点并出版了《桂枝儿》《山歌》等民谣专集，对民间文学有重大贡献。

　　3. 所谓“吴玉峰”，其文化来源就是著名的西昆体诗人吴乔。吴乔（1611—1695），又名殳，字修龄，江苏昆山人。昆山别称玉峰，故当时文人多称吴乔为吴玉峰。吴乔在明末清初诗名甚著，诗宗西昆体，著有《围炉诗话》、《西昆发微》、《答万季野诗问》等专著。

　　吴乔青年时学诗师从陈子龙，与复社诸诗人往来密切，时相唱酬，以艳体诗名冠一时。入清后生活困厄，息交绝游，唯与著名文人王士、徐乾学来往密切，经常在一起论诗。吴乔提倡“诗中有情”，“诗中有人”，“诗由心生”，“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随生”。

　　4. 所谓“东鲁孔梅溪”，其文化来源应为著名文学评论家王思任。王思任（1575—1646），字季重，号谑庵，又号遂东。四明人。与张岱祖孙三代都关系密切。曾任明南京刑部主事，南明鲁王监国政权之礼部侍郎、尚书。顺治三年（1646）清兵下江南，绍兴城破，王思任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绝食殉国。

　　王思任以文学和书画名世，一生善为“小题文字”（小品散文），性通脱，喜谑浪，作品恣肆诙谐，毫不理会古文家的义理、体制，主张“不守父师成说，而独写性灵”，汤显祖称其“灵心洞脱孤游皓杳”，“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他热中评点以言情为主旨的南戏作品，先后评点过《西厢记》、《牡丹亭》、《春灯谜》等名著，以评论之精辟名世。其所作所论，在古文家中独树一帜，因而名重一时。

　　《红楼梦》中使用的“东鲁孔梅溪”称呼，来源也在王思任。说来话长，鲁王监国政权建立之前，封地在山东兖州，鲁王监国政权建立后，主要活动区域在浙东，故称“东鲁”。梅溪是宋代著名文人王十朋的号，《红楼梦》中贾母看了王十朋的戏，就曾说他“到哪里哭不好，偏要到江边哭”。“梅溪”代表的是王姓。所说的“孔”，代表的是孔子担任过鲁国的“司寇”、“宗伯”等职务，就是后来的刑部、礼部尚书。合起来就是“鲁王政权的王大宗伯（或司寇）”之意，正是特指王思任。

　　5. 所谓曹雪芹，恐怕也不是实名，其文化来源应为著名文学家、地理学家曹学。曹学（1574—1647），字能始，号石仓，又号泽雁。侯官（今福建闽侯）人。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广西参议等职。因著书《野史纪略》得罪阉党，被削职为民，家居二十年，潜心著书立说。南明唐王在福建建立隆武政权，出仕任礼部尚书；唐王政权覆亡，自尽殉国。

　　曹能始一生著作等身，著有《石仓集》、《室仓历代文选》、《石仓十二代诗选》等。曹能始一生恭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训，几乎踏遍祖国名山大川，亲自考察订正古代地理著作，写下了《蜀中名胜记》、《舆地名胜记》等游记，对后世影响很大。

　　《红楼梦》之所以把曹能始称为曹雪芹，不仅因为“学”名字与“雪芹”谐音，还因为《红楼梦》作者与曹能始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考证上的一段因缘，容后再议。

　　二、对《红楼梦》五个书名的再认识

　　对《红楼梦》中交代的五个题名者的考证至此，可能有的读者忍不住要发问，这些人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啊？稍安勿躁，待在下娓娓道来。

　　《红楼梦》肯定是清代的作品，不是明代人所撰，这一点没有疑问。而上面所考证的“石公”张岱，“情僧”冯梦龙，“吴玉峰”吴乔，“东鲁孔梅溪”王思任，“曹雪芹”曹学，都是明代晚期人。其中冯梦龙、王思任、曹学三人都是在清兵下江南时便自杀殉国了；张岱、吴乔二人虽然得享高寿，一直活到清康熙年间，但其主要文学创作活动还是在明代，一般还把他们归类为明人。“石公”张岱不可能在石头上记录“顽石历劫”的故事；“情僧”冯梦龙也不可能传抄问世石头的故事；“孔梅溪”王思任也不可能为石头的故事另题书名。那么，《红楼梦》作者又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红楼梦》书中交代的这五个人，一般说来都不难考证，当时都是鼎鼎大名的文人，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曾经留下光辉的一页。可是为什么红学界对这五个人视而不见呢？一方面是由于受胡适考证的局限，眼光只盯着胡适考证的那个“曹雪芹”，只盯着乾隆朝，当然找不到这五个人；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五个人都是具有“遗民思想”的铁硬分子，他们的著作都有强烈的异端思想，在清朝雍乾两代，其作品都被列为“禁书”，遭到严厉查禁。就说冯梦龙的“三言”吧，今天可以说脍炙人口、妇孺皆知，但从清朝查禁时起，直到民国初年，人们都很难觅其踪迹，就连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没有看到“三言”。是后来从日本皇家图书馆中找到“三言”本子，方才在国内印行的。张岱的《石匮》书，发现时间比“三言”还晚，也是从日本找到的。由于这些人的著作湮没无闻，所以也使红学界那些老一代学者难以考证出其真实面目。

　　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那个曹雪芹，生活在乾隆中期，此时“石公”、“情僧”的著作早已被朝廷查禁，并且距离明末也过了一百多年时间，曹雪芹不可能让这五个人为《红楼梦》题名，甚至连这五个人是谁都不可能知道，所以，这个曹雪芹不可能是《红楼梦》的作者！那么，《红楼梦》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呢？他应该是清初顺康两朝的人，其时距南明覆亡时间不久，南明文人的事迹还在文坛传诵；清王朝尚未开始查禁图书，晚明文人的著作还在社会广泛传抄；张岱、吴乔等人还在世，与《红楼梦》作者还有直接或间接见面的可能。

　　《红楼梦》作者之所以要把晚明的这五个著名文人的别号写在《红楼梦》前面，应该同《红楼梦》的创作宗旨、创作思想有莫大关系。我们首先不谈《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先分析一下《红楼梦》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宗旨同这五个人的关系。

　　首先说《红楼梦》同“石公”张岱的关系。张岱前半生过着纨绔公子哥的生活，后半生避居深山，生活极为困顿；一生多才多艺，拒绝仕途功名，晚年发奋著书；入清后拒绝与异族统治者合作，人们称其为“石公”，他自己也取号顽石。张岱的人生经历，与《红楼梦》中主人公贾宝玉极其相似，与《红楼梦》中交代作者的人生经历也极其相似。张岱不可能是《红楼梦》作者，但《红楼梦》作者一定与张岱有着类似的经历，方能引起心理共鸣，著《红楼梦》一书。《红楼梦》创作中，一定借鉴吸收了张岱青年时的一些事迹，这在小说创作上是通常的做法，任何作家都会如此。《红楼梦》为什么一定要说故事原来是刻写在一块“石头”上呢？这也与张岱有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张岱事迹，多数都来自于他自己撰写的《自为墓志铭》一文。所谓墓志铭，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吧？《红楼梦》作者创作前，一定读过张岱的《自为墓志铭》，方能创作出书中“石头自叙”、“自怨自叹”的情节。

　　其次说《红楼梦》与“情僧”冯梦龙的关系。冯梦龙虽然同张岱关系密切，但早在清兵下江南时便死了，张岱的《自为墓志铭》写于清代康熙初，冯梦龙当然不可能为其“传抄问世”。但《红楼梦》作者为什么一定要让那个“传抄问世”取名“情僧”呢？这应当与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有关。《红楼梦》“大旨言情”，书中表现的“情痴”、“情种”思想，并非《红楼梦》作者初创，而是继承和发扬冯梦龙的“悠悠万事，惟情为大”的“情教”思想。《红楼梦》中的妇女观、爱情观、“意淫”观，都是来自冯梦龙的作品，在《情史》一书中，《红楼梦》中所有关于情的提法，都能找到出处。另外，《红楼梦》中的诸多笑话和灯谜酒令，也似乎都与冯梦龙的相关作品有关，其中那个著名的“镜子”谜语：“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像忧亦忧，像喜亦喜”，便是直接抄自冯梦龙的《桂枝儿》中的“古镜谜”。由此可见，《红楼梦》作者之所以用“情僧”来承担“抄录问世”的任务，主要目的是告诉读者，《红楼梦》创作中，深受“情教”思想的影响，创作的目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为了宣扬“情教”。

　　再次说《红楼梦》与“吴玉峰”吴乔及“东鲁孔梅溪”王思任的关系。吴乔逝世于康熙中叶，其时《红楼梦》创作已经大体完成，有可能为该书题写“红楼梦”一名。作者之所以要让他题名“红楼梦”的任务，其意图大概一是因为他与陈子龙是老战友，用陈子龙诗句题名身份合适，二是因为他是当时最著名的“西昆体”诗人，《红楼梦》书中写进了大量女性诗词，风格基本都属于“西昆体”。另外，吴乔同明末著名诗人陈子龙、毛先舒以及清初诗坛领袖王士关系密切，这些人与《红楼梦》作者有着特殊关系，因此与《红楼梦》创作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容后再议。

　　王思任殉国于南明小朝廷覆亡之时，因此也不可能为《红楼梦》题名《风月宝鉴》。《红楼梦》作者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假托之意。为什么偏偏要假托王思任？一是因为他是个有民族气节的志士，二是因为他的异端思想很有名，三是他评点言情作品名气很大。不要以为“风月宝鉴”是个道学气浓郁的名字，把“风月”视为“宝贵的镜子”，应是明末清初言情思想的反映。王思任这个人很爱说玩笑话，《红楼梦》作者故意让他题写一个严肃的书名，把他的名字莫名其妙地写成“东鲁孔梅溪”，似乎也有同他开个玩笑的意图。

　　三、对《红楼梦》作者真面目的再揭示

　　该说到曹雪芹了。这里说的不是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那个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红楼梦》作者假托的那个曹雪芹，即明朝末年大文学家、地理学家曹学。曹学逝世于顺治三年（1647），显然不可能去创作什么《红楼梦》。那么，《红楼梦》作者为什么要让他来充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角色呢？要想说清这个问题，必须揭示出《红楼梦》作者的庐山真面目了！

　　笔者经过多年精心考证，证明《红楼梦》作者不是乾隆朝的那个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大文学家洪昇！洪昇从小生活富裕，就像张岱那样“好美婢，好娈童，好歌舞，好鼓吹，好鲜衣，好美食”，过着纨绔公子的生活。青年时由于家庭内部矛盾，不得已逃离了家庭，在北京国子监就学，后半生过着极为困顿的生活。其父母受三藩之乱牵累，被朝廷革职抄没，充军塞外，家庭随之落败，弟弟妹妹们都在痛苦煎熬中早死。　

　　洪昇创作《红楼梦》，与曹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康熙二十八年，洪昇因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朝廷革去国子监生籍，并逮捕下狱，永远断送了功名之念。康熙二十九年出狱后，洪昇万念俱灰，一个人骑头毛驴跑到京东盘山去出家“逃禅”。盘山就是《红楼梦》中交代的“大荒山”，山上有女娲庙，据说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地方。洪昇落脚在盘山的“青沟寺”，这里有康熙亲笔题名的“户外一峰”金匾，故又称“青沟峰”。洪昇在盘山期间，偶然阅读了曹学撰写的描写盘山的游记，游记中记载盘山的“沙岭”有陡峭的悬崖，而洪昇所见的沙岭，却是一条坦途，因而认为曹学所说的悬崖是个“无稽崖”。看，“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出处都有了吧！

　　洪昇在盘山期间，认真回忆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决心用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写一部小说。由于小说的构思是在盘山青沟寺完成的，所以书中一开始就交代一块石头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讲述自己“造凡历劫”的故事。洪昇头脑中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概念，是在曹学著作的启示下形成的；曹学字能始，洪昇字昉思，“”与“始”字是一个意思，都是“起始”之意。既然《红楼梦》创作是在盘山起始的，书中内容又是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起始的，何妨就用曹学的音转“曹雪芹”，作为该书的“披阅增删”者，写在书的前面呢？

　　其实，中国古典小说，都是不交代作者姓名的，《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莫不如此。《红楼梦》为什么一反常态，开始要交代作者和题名者呢？通过以上分析，读者诸君不难看出，《红楼梦》根本就不曾交代真正的作者，其假托的五个人物，都是明朝末期的人。《红楼梦》的创作虽然受他们影响很深，但他们本人与《红楼梦》创作，根本没有关系，都是洪昇的假托，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习惯是完全一致的！

　　脂本《红楼梦》中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脂砚斋”，令红学界头痛不已。其实，这个几次“抄阅再评”《红楼梦》的脂砚斋，应是洪昇妻子黄蕙的化名！洪昇在康熙三十一年回到故乡杭州后，潜心《红楼梦》创作。他在西湖边的孤山盖了一座茅屋居住，名之为“稗畦草堂”。孤山是宋朝著名隐士、“梅妻鹤子”的林逋（字和靖）隐居的地方，林逋（字和靖）的坟墓也在这里。元朝时地方官僚挖掘林和靖的坟墓，从中只找到一支钗一方砚。钗和砚合在一起，不正是“脂砚”么？洪昇在“脂砚”之地搭盖的茅棚，其妻命名“脂砚斋”，取其“红粉”加隐士之意，不是再贴切不过了么！

　　黄蕙字兰次，是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孙女，工诗善画，妙解音律，是个才女，由她来为丈夫抄录评点作品，再合适不过了。脂批中透露的女性亲昵口吻，也和妻子的身份相称。至于那个“畸笏叟”，应该是洪昇小妾“邓氏雪儿”的笔名。“雪儿”为洪昇次子洪之益，被洪昇过继到早死的二弟洪昌名下，“邓雪儿”正所谓“继户嫂”！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来看一则“畸笏叟”的批语：当芹、脂死后，她感叹道，“但愿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余二人亦可大快遂心于九泉”。“一芹一脂”是两个人，再加上“余”（我），是三人，不可称为“余二人”，“余”尚未死，也不能到九泉“大快遂心”。这句话只有什么情况下才能成立呢？就是“余”与“脂”是“芹”的一妻一妾，如果“一芹一脂”能够再生，“余”与“脂”继续同事一夫，方能“余二人大快遂心”。洪昇的妻妾关系十分亲密，平时生活中洪昇“工顾曲”，“大妇调冰弦，小妇和朱唇”，其乐融融。洪昇和黄蕙死后，难怪“继户嫂”要发出这样的感慨了！

　　如此看来，“脂砚斋”与乾隆朝的那个曹雪芹也没什么关系，而是此前整整一个甲子时间的洪昇创作《红楼梦》的书斋名。其实，曹雪芹这个名字中，也隐含着夫妻三人的名字：因为“”与“始”同义，所以洪昇为“曹”，邓氏雪儿当然是“雪”，黄蕙字兰次，名字中三个草头，当然是“芹”，合起来正是曹雪芹！

　　回过头来再谈张岱、冯梦龙、王思任、吴乔同洪昇的关系。这四个人在明朝末年，都是著名的封建正统文人结成的“复社”的骨干成员。洪昇的父亲是否参加过复社，已不可考，但洪昇的老师毛先舒，却是复社成员，洪昇另一启蒙老师陆繁的父亲陆培、叔父陆圻（字丽京），也都是复社骨干，他们与张岱等四人时相唱酬，对四个人的事迹知之甚详。洪昇青年时代学诗的老师王士，在任扬州推官时，与江南复社成员也关系密切。受老师的影响，洪昇阅读过他们的诗文、熟悉他们的事迹，是完全可能的。洪家藏书甚丰，号称“学海”，著名古典文学书籍《夷坚志》是洪家祖先洪昇迈创作的，《清平山堂话本》是洪家祖先雕版印刷的，当时江南好多著名文人都曾向洪家借书阅读。张岱编撰《石匮书》，冯梦龙编撰“三言”话本，都可能向洪家借阅过资料。“三言”中的好多故事，就是从《夷坚志》、《清平山堂话本》中摘录改编的，便是明证。

　　洪昇创作《红楼梦》，受四个人的影响很深，石头的故事骨架取材于张岱的《自为墓志铭》，情本思想和妇女观套用的是冯梦龙的“情教”思想，西昆体诗词明显受吴乔影响，“风月”镜子的观念来自于王思任评点《西厢记》、《牡丹亭》的批语。但是，《红楼梦》的主要内容，还是洪昇自己的“夫子自道”。《红楼梦》一开始就交代，创作此书的目的是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普告世人”，是写的自己的“亲历亲闻”，创作中“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著书的另一目的，是使姐妹们的事迹得以“闺阁昭传”，这些姐妹的生活原型，便是洪昇的妻子黄蕙，两个早死的聪明漂亮的亲妹妹，以及众多的表姐妹林以宁、钱静婉、冯又令等。这些女孩子在清初都是著名的女诗人，曾出版过自己的诗词专著。她们曾结成著名的“蕉园诗社”，在清初文坛赫赫有名。她们也都没有逃脱“红颜薄命”的悲剧命运，几乎全部青年夭亡。洪昇对这些姐妹一往情深，创作《红楼梦》为姐妹作传的理由是充分的。此方面的考证见笔者的《大观园诗社与蕉园诗社》、《蕉园绛云，红香绿玉》等文章。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原型，就是洪昇的故乡杭州西溪。西溪从宋朝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躲避红尘的好地方。大观园中探春居住的芦雪庵，就是现在西溪的秋雪庵；惜春居住的藕香榭，今天建筑虽已不存，但其名称仍在；宝玉住的怡红院，原型就是洪昇家当年的“洪园”；黛玉居住的“潇湘馆”，原型应是高士奇的西溪山庄，这里曾接待康熙皇帝游幸一次，康熙为其题名“竹窗”；宝钗居住的蘅芜苑，原型应是西溪的“花坞”，这里面积比较大，历来是鲜花繁盛的好去处。另外，《红楼梦》开篇交代的“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说的应是西湖灵隐寺的三生石，“楼台高起五云中”，指的也应是杭州五云山。杭州西溪这么多景点名称与大观园契合，也间接证明了洪昇的《红楼梦》作者身份。

　　洪昇的“遗民思想”很强烈，对南明时期那些闺秀名士的事迹很熟悉，《红楼梦》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写进一些耳闻目睹的当时故事，这是小说创作的通则，不足为怪。南明著名抗清志士陈子龙，与洪家亲友关系密切，《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故事，借用的就是陈子龙与名妓柳如是的爱情故事。陈柳曾在“小红楼”同居，后来无奈分手。“红楼梦”一词，就出自陈子龙的诗。陈子龙号“无瑕词客”，书中就说他是“美玉无瑕”。柳如是与陈子龙痛苦分手后，嫁给了老名士钱谦益，这正是《红楼梦》中“金玉良缘”的出处。柳如是号“河东君”，书中的宝钗姓薛，薛与柳均为河东望族，宝钗称“蘅芜君”，亦可称“河东君”。钱柳结合后居住在“绛云楼”，书中就让宝玉居住的地方叫“绛云轩”。

　　《红楼梦》中的“甄贾宝玉”借用的是南明时期的“真假太子”；所谓“四大家族”，借用的是南明朝廷“马史王钱”四个权臣；所谓“元妃”和“三春”，借用的是南明“三帝一监国”，元春生在大年初一正是显示《春秋》所说的“春王正月”身份。尤堪注意的是，《红楼梦》中姐妹们的好多诗词，都是套用的南明时期名士名妓的诗词，黛玉的《题帕三绝》，套用的是李香君的《诀别口占》，宝玉、黛玉、湘云的咏菊诗，从题目到内容，都是直接搬用的冒辟疆、董小宛和杨龙友之间唱和的《咏菊诗》。

　　笔者怀疑，洪创作《红楼梦》的过程，曾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康熙初期洪昇逃出家庭前，这时由于受家庭和师友的影响，民族主义情绪浓烈，生活又很优裕，所以是用南明志士及秦淮妓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来写《红楼梦》的，书中所说的“末世”，指的是南明残余政权，书中描写的“金陵十二钗”，当然是以“秦淮八艳”等名妓为原型的。这一时期的《红楼梦》，当然是写妓女的小说。袁枚、明义所见到并题咏的那本《红楼梦》，就明确说“其中某校书犹艳”，应该就是前期的《红楼梦》。红学界说袁枚“此老惯会欺人”，说明义没有读懂《红楼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厚诬古人之嫌。

　　后一时期是康熙二十八年洪昇遭遇人生重大打击之后，盘山逃禅，举家南返，见到家园残破，姐妹夭亡，悲从中来，以自己和姐妹们的人生悲剧为基本素材，重新创作《红楼梦》。凡是熟读《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该书有两套神话系统，一个是绛珠神瑛还泪的故事，一个是顽石造凡历劫自述的故事。前一个神话系统，与洪昇的代表作《长生殿》的神话系统基本相同，似乎应是早期《红楼梦》的遗存。后一个神话系统，则是在“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心情下创作的神话架构，这正是洪昇经历了一系列“家难”之后心情的必然流露。

　　《红楼梦》中揭示姐妹们命运的“判词”与“曲子”，好多难以理解，好多与姐妹们的命运并不符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该也在于《红楼梦》前后两个时期的创作内容之不同，“判词”与“曲子”是早期就有的，而姐妹们的原型变了，所以变得不可理解或与命运不吻合了。其他如“真假两个宝玉”，“绛洞花王” 、“潇湘妃子”的诨名等等，也似乎是早期作品的遗存。

第二节　　五个来源与晚明文化气脉

　　徐晋如教授在《〈红楼梦〉只是一个俗艳的女子》文中说，《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不过是对抗理学桎梏的“淫”风中的一个“俗艳女子”而已。晚明社会的文化气脉“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满口色空理论却又满足于平庸的幸福，抱怨理学僵窒却又窒息人的生机，这是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她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　

　　《红楼梦》并不是晚明的作品。按红学界的通常定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创作时间是乾隆中期的十年间，似乎与晚明的文化气脉不搭界。其实，不搭界的不是《红楼梦》的“晚明文化气脉”，而是所谓的作者曹雪芹。乾隆以降，在清代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晚明的“乾嘉学风”，其代表人物和学风特点，明显是另起炉灶，并未继承晚明的文化气脉。如以纪昀、戴震、惠栋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学派，以郑燮为代表的狂放学派，以吴敬梓为代表的讽刺学派，似乎都不是晚明文化气脉余风熏陶出来的。而康熙中叶以前，文坛流行的确实是晚明文化气脉。　

　　实际上，晚明文化气脉，并非狭义的晚明，在清初又延续了近八十年，顺康两朝，文坛风气与晚明并无二致。明末清初，“坊间产生了大量的性爱小说和春宫图”，仅以数量来说，产生于清初的大概要多于明末。不止小说界如此，戏剧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临川四梦”的影响下，明末文化气脉“产生了以水磨腔为特征的昆曲”。在清初涌现出了更多的“写梦写幻”、“言情宣淫”的传奇与杂剧，如《长生殿》、《桃花扇》等不朽名作。是清初文教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和康熙大帝的相对开明，形成了一个文坛百家泛滥的局面。特别是从康熙八年到康熙五十年，清廷的文化管制相对宽松，使晚明文化气脉得以延续和发展。雍乾以降，朝廷的文化管制日趋严厉，文字狱几乎年年发生，文风也因之大变，完全不具备产生《红楼梦》的适宜土壤和气候，只能产生出《阅微草堂笔记》、《儒林外史》、《野叟曝言》一类的作品，戏剧界属于“雅部”的昆曲也渐渐衰落了，为民间喜闻乐道的“花部”渐渐大行其道，“徽班进京”后，由“花部”演变而来的京剧终于取代昆曲占据了统治地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曹雪芹成年后的生活时代是乾隆朝中期，他不可能继承发展晚明文化气脉，换言之，他写不出《红楼梦》，就像今天的年轻作家写不出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一样，《红楼梦》又不可能是晚明所创，那么，惟一的可能就是《红楼梦》是康熙前中期的作品。康熙朝的士大夫和朝野文人，在声色犬马方面不输晚明，“典型淫声”昆曲的滥觞，也比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写“意淫”即“极端自恋癖外化”境界的小说也触目皆是。《红楼梦》表现的生活场景，应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至康熙朝的，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在欲望的放纵中沉沦”的贵族生活盛极而衰的历史画卷。

　　“晚明文化气脉”的典型代表，要属《红楼梦》中建造大观园的“老明公山子野”了。这个人在书中并未正式露面，但却十分重要，因为《红楼梦》中最主要的生活舞台大观园，就是“山子野”老先生，按照“山子野制度”规划建设的，大观园之美，证明了山子野老先生造园手段之高，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似乎都对这位“山子野”老先生的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的原因，除了大观园造的好以外，似乎与这个人的奇怪名姓也有一定关系。首先，《红楼梦》书中称呼他为“老明公”就有点怪，按照古典汉语习惯，“名公巨卿”一般是指官做的大，社会声望高的人，按照这个习惯，《红楼梦》中把山子野应该写作“老名公”，而不是“老明公”，难道以作者的八斗之才，还会写别字么？似乎不应该，那么，故意把“老名公”写成“老明公”，作者一定另有深意。

　　这个“老明公”不仅称呼奇怪，姓名也大成问题。中国百家姓中有“山”姓，虽然冷僻一些，但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山子野”似乎并不姓“山”，红学研究中，好多著名红学家都认为，“山”并不是他的姓氏，“山子”二字是一个词，表示他善于叠造园林中的假山，“野”也许是他的姓，就是“一个姓野的善于修造园林的工匠”的意思。譬如，当年监造北京故宫的人，就称作“样子雷”。

　　但这样解释问题就更多了，首先是中国是否有“野”姓大成问题，日本人倒是有姓什么“河野”、“星野”的，也许笔者孤陋寡闻，迄今没发现中国有“野”姓。其次是即使是真的有个姓“野”的造园工匠，也谈不上“名公”。在中国古代三教九流中，“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造园的工匠，怎么有名气也轮不到“名公”的称谓，就是那个造北京故宫的“样子雷”，也不具备“名公”的资格！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太爷曹玺和爷爷曹寅，都曾任江宁织造。织造府有个西花园，有人认为就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问题又来了，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府，是明朝设置的，清朝不过是承袭而已，曹雪芹的祖上也未闻新造什么花园，根本用不着请“山子野”来对园子“规划制度”啊？再说，曹家在江南时，曹雪芹尚穿着“开裆裤”，对这个园子以及园子的制造者，也不可能印象深刻啊！

　　“山子野”考证不是红学研究中的什么大问题，但也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死结。红学界的专家们有一个最省力气的投机取巧的绝妙方法，就是一旦什么问题说不清，就统统归结为作者曹雪芹的“杜撰”，对“山子野”这个死结，也只好如此。小说创作允许杜撰，但杜撰也要有为何如此杜撰的道理啊，如果连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恐怕就是无奈情况下遮羞的托词了。

　　其实，不止是“山子野”，《红楼梦》中交代的许多同该书创作有关的人物，如“石头”，“空空道人（情僧）”，“东鲁孔梅溪”，“吴玉峰”，“棠村”等，红学专家在曹雪芹身边都找不到原型。这是为什么？说到底是百年红学从根本上就错了，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对《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当然也难以找到上述人物的生活原型！当你抛弃了“胡家店”，跳出了“曹家庄”，跟随笔者到《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康熙朝的大文豪洪昇身边一游，这些人物的原型，一个个便都清晰地跃然纸上！

　　“石兄”的原型便是以盘山“摇动石”自况的洪昇自己，“空空道人（情僧）”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朋友、盘山“青沟峰”的住持“拙和尚（拙道人）”，“东鲁孔梅溪”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师、著名的诗坛领袖东鲁王渔洋，“吴玉峰”的原型就是洪昇的忘年交、著名“西昆体”诗人、玉峰（昆山别称）的吴修龄，“棠村”的原型便是与洪昇外祖父同殿称臣的大学士、著名“馆阁体”诗人梁清标，棠村是他的号，他的诗集就名为《棠村集》！对这些人物的考证，在笔者的系列文章中都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重复。《红楼梦》开篇交代的这么多人的原型，都在洪昇的身边同时聚光，而在曹雪芹身边无踪无影，应该说这是《红楼梦》的著作权属于洪昇而不属于曹雪芹的铁证！

　　“老明公山子野”也是如此，如果你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山子野”便无踪无影，如果你相信《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山子野”的原型便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你的眼前，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山子野”究竟何许人也？他就是明朝末期大名鼎鼎的风流文人施绍莘是也！施绍莘，字“子野”，号“山翁”，洪昇就是用他的号为姓，用他的字为名，写入《红楼梦》中的！说他是“老明公”，就因为他是明朝人，而不是清朝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根本不是什么杜撰，一点含糊也没有！

　　施绍莘的确切生卒年份，笔者尚未考证清楚，但知道他是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人，有他的作品《瑶台片玉》集可以证实。他与明末著名文人陈眉公是松江（今上海松江）同乡，私交甚密，唱酬往来很多。据《乙丑百花生日记》记载，这年陈眉公六十八岁，施绍莘自己三十八岁，小眉公整整三十岁。陈眉公生卒年代是清楚的，生于1558年，逝世于1639年，由此推断，施绍莘应生于1588年。乙丑年为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这一年施绍莘虚岁恰好三十八岁。

　　施绍莘身后名气并不算大，但生前的名气确实大得很！明朝末期，江南文人几乎普遍呈现病态的言情狂潮，而施绍莘顺应了这股潮流，成为当时名动天下的言情圣手！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创作言情套曲，二是修建私家园林。《红楼梦》书中安排这个“老明公山子野”来修建大观园，实在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瑶台片玉》甲种上篇记载：“予山居在东西二佘之间，其地土肥水滑，宜花便木。丙辰冬，作半间精舍在山腹，明年作就麓新居在山足，不五六年，树可荫人，而竹皆抱孙矣。更以亭台庵阁，点缀其间，虽不事华饰，然自是幽微妍隐。春花发艳，秋木陨黄，屋角参差。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盖实录也。夫吾辈进不能膏雨天下，若退又不能桔槔灌园，是真天地间一腐草，亦乌用此四大为？予自分无洪福，不敢负淡缘，凡移花接果之方，开畦疏水之法，莫不悉心悉力为之。近幸有小成，花木畅茂，禽留不去，山隐转奇，桥柳台松，古秀妩媚。春深秋早，日美风恬，得与村翁渔叟，觞花问竹于其间，或令椎髻孟光，携东阁中人，窥花红调竹粉，媒花斗草，以为乐。”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施绍莘确实善于造园，并曾在松江佘山自己的家园内亲自造成一个十分美丽的园林，每日在其间自得其乐。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造园的工艺，关键是文人造园，而不是匠人造园，并且是一个“情痴情种”造园，这就与《红楼梦》的主旨密切相关了。“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既是施绍莘造园游园的实录，也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生活的实录。

　　洪的故园在杭州西溪的“洪园”，是从南宋传下来的、明代两次扩建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府邸园林。根据历史记载，这座园林前后经历过三次建设：第一次是南宋高宗御赐的“国公府”，第二次是明朝成化年间洪钟重建的“洪园”，第三次翻建洪园是在万历四十六（戊午，1618）年，根据明末著名官僚文人冯梦桢记载，洪园翻建后，在当时杭州西溪的诸多园林景观中，是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一座园林。

　　洪家这次翻建洪园，目的是什么，是谁主持施工，未见历史记载，但这个时间与施绍莘修建佘山花园的时间却是相同的。施绍莘建花园的时间是丙辰年，即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1616年，早于洪园翻建两年，如果当时洪家请施绍莘“规划制度”洪园的翻建，应属合理推断。当时江南私家园林多为文人主持修建，讲究文化品味，例如著名文人李渔，就曾为很多大家族主持修建过不少园林。施绍莘帮助洪家建园，以他本人的名气，以及他在佘山的园林名气，是很自然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洪园是否是由施绍莘这个“山子野”主持修建，关键是这个“山子野”对洪人生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品主旨和内容的影响。洪昇出生于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与施绍莘并非同时代人，施绍莘当为洪昇的祖父一辈。但洪昇出生后直到整个青少年时期，却正是施绍莘的言情套曲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影响深广的时期。据《瑶台片玉》甲种中编记载：一天夜里，施绍莘写了“南北宫长调各一，已而天明，花日在窗，亲故以予之至也，少长并集，见诸绮语，争录之而去。顷刻间，遍布墟落。更岁余，见村中小儿《大学》《序》首空处，有遍书予词者，亦大可笑矣。”洪昇从小就受言情思想熏陶，一生最爱词曲创作，《瑶台片玉》中描写的学中小儿在《大学》课本空白处抄写施绍莘套曲的行径，应是包括洪昇在内的当时江南小儿的滑稽举动，《红楼梦》中描写的宝黛读《西厢记》，封面盖着《大学》《中庸》一类封皮，与此绝类。

　　《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与姐妹们在大观园中的诸多风流雅事，用施绍莘的话说，全部可以概括为“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其实，《红楼梦》中的好些思想，都可以看出受了施绍莘影响的明显痕迹。例如，施绍莘的《舟居旅怀》中说：“香罗一幅封回去，上写断肠诗句，四边多是泪痕洇处”。《红楼梦》中的《题帕三绝》情节，是否受此影响，不难判断。

第三节　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前提与基础

　　《红楼梦》是一部“末世”的悲剧。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最有价值的珍宝打碎了给世人看。《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四个方面的悲剧：

　　１.一代封建末世的社会悲剧

　　《红楼梦》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一个“末世光景”。书中开篇，就借冷子兴之口，向贾雨村介绍，宁荣二府处于“末世”；在王熙凤这个女强人的判词中，也说“凡鸟偏从末世来”；在探春理家的情节里，还表现了她身处“末世”，无力回天的悲怆心情，说她“生于末世运偏消”。

　　书中所说的“末世”，不是一家一姓的“末世”，而是一个社会共同面临的“末世”！疯僧跛道的“好了歌”与甄士隐的“好了歌解”，就是对这个“末世”光景的最好诠释：

　　这是一个“水旱不收，鼠盗蜂起”的时代，昔日歌舞升平的达官显贵府邸，“蛛丝儿结满了雕梁”；“金满箱银满箱”的富家子弟，“转眼”，就变成了“人皆谤”的乞丐；昨天还嫌“纱帽小”去跑官要官，今天却沦为披枷戴锁的囚犯；昨天还披着“破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穷酸，今天却“紫蟒”裹体高视阔步。这正是改朝换代的真实写照：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群新贵族产生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何处“他乡”，何处“故乡”，为何认他乡为故乡？这正是暗示异族入主中原，中华发生了天崩地裂！

　　在“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的结尾，作者“自度”了“飞鸟各投林”曲牌：“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里描写的是什么？是一幅“世界末日总清算”的图画！除了改朝换代，还有这种全社会性的“总清算”场面么？

　　作者笔下的这种“末世”场景，绝对不是乾隆盛世，而是明末清初那段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末世”！有清一代，在封建文人的笔下，称为“末世”的时代共有两个，一个是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另一次就是清初顺治朝和康熙前期。《红楼梦》不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作品，他产生的时代背景，只能是清初这个“末世”；他描写的作品主题，也只能是一个社会的“末世”悲歌。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清初虽然战乱多，社会不稳定，但一个封建王朝创立之初，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末世”呀？此问并非没道理，问题在于用谁的眼光看社会。清朝新贵的眼中，当然不会把清初看作“末世”；而在明朝的“遗民”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末世”！朋友们可以翻阅此时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吴梅村、钱谦益、戴震、蒲松龄等名家的著作，不难看出，“末世”的提法触处皆是。

　　红学界关于《红楼梦》是否有“反清吊明”思想的争论，至今言人人殊。反对者往往说，曹雪芹生在清朝中叶，出身“汉军旗人”家庭，不会有遗民思想，说的不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谁能否定“好了歌解”、“飞鸟各投林”曲子中的遗民思想呢？这不恰好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是一个具有“末世遗民”思想的清初人，而不是清朝中叶没有遗民思想的曹雪芹么！

　　2. 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天伦悲剧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红楼梦》中的宁荣二府最终败落是必然的，但为什么要定义为天伦悲剧呢？《红楼梦》开端，就交代这个富贵流传了百年的“望族”，此时正处于“末世”，“外面架子没倒，内囊却渐渐尽上来了”，不似先前那么“温柔富贵、诗礼簪缨”了。书中还借“宁荣二公”之口，对“警幻仙姑”说，自己这个家族的运气已经尽了，最终破败是不可避免的了。其实，家族中的人，也不是不知道运气已尽、败落在即的形势，书中主子和奴才都经常说，“好像有几百年熬煎似的”，“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这个家族是怎么败落的呢？主要原因还在于家族内部。书中借探春的口说，“我们这样的大家族，从外面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只有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君不见，家族中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因此，可以说，《红楼梦》表现的，其实就是这个大家族的“自杀自灭”史！

　　这个大家族中矛盾重重：宁荣二府之间的矛盾，荣府中赦政兄弟及邢王妯娌之间的矛盾，贾母与长房贾赦邢夫人之间的矛盾，二房贾政一支中嫡庶之间的矛盾，王熙凤同邢王两婆母之间的矛盾，贾琏一家中夫妻及妻妾之间的矛盾，主子与奴才之间的矛盾，跟随不同主子的奴才与奴才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母子失和，兄弟反目，夫妻同床异梦，妯娌尔谀我诈，“施魇魔法”、“造谣生事”、“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这样矛盾深重的家族，焉有不败之理？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没有写到这个家族的彻底败亡，但也充分表现出了破败迭起，败亡将至的趋势。家族矛盾的总爆发，体现在“抄检大观园”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由一个“绣春囊”，把王熙凤、王夫人、邢夫人、探春、迎春、惜春、黛玉、宝玉、晴雯、司棋、王善保家的几乎全家主子奴才都卷了进来，住在园中的亲戚也受到波及，担了嫌疑。抄检的直接结果，是屈死了晴雯、司棋、潘又安三条人命，间接结果就更严重了，王夫人下令：过了年宝玉和姐妹们必须全部搬出园子！一群天真烂漫的年轻人，就这样失去了她们的人生乐园，即将风流云散了。

　　发生在贾府及大观园中的这些悲剧，说到底都不是外部势力造成的，而是家族内部自杀自灭的结果，正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天伦悲剧。当然，外部的因素也是有的，比如处于“末世”社会，入不敷出，官僚搜刮等。套用一句毛泽东的话：“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内因。《红楼梦》所要表现的，正是家族内部的自杀自灭的过程，把一个表面上“诗礼簪缨”的封建大家族，如何毁灭的过程展示给读者看，这正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所在。

　　现在的红学界诸多权威，不去研究《红楼梦》作品中展示的家族内部矛盾，而是热中于对曹家与雍正朝廷关系的探佚附会，实在不是文学研究的正途。之所以这样，根本原因还在于，在曹家的历史上，找不到《红楼梦》所表现的家族内部矛盾斗争的证据，也只好向宫廷斗争索隐一途了。岂不知《红楼梦》作者在书中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贾府的问题出在内部。你偏要向外部去找原因，不是正应了作者的话么：“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啊！

　　3.　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

　　我国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仕途经济，几乎就是封建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成功者固然可以飞黄腾达，不成功者如蒲松龄、孔已己者，为数更是多多。

　　《红楼梦》描写的主人公贾宝玉，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却与此截然相反：其一，他拒绝走仕途经济之路，把追求仕宦之人统统骂为“禄蠹”、“国贼”。其二，他反对程朱理学，说“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统统烧掉了。其三，他不赞成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说“文死谏、武死战”者是“浊气上涌”，“置君父于何地”？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主人公这些思想，代表着封建叛逆思想，说明作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这种理解未免有人为拔高之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红楼梦》创作的年代，是产生不出所谓封建叛逆思想的。把《红楼梦》表现的这些思想，放在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身上，确实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放到明末清初的一个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身上，反而是十分自然的，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在清初，多数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入关的异族统治者，都采取不合作态度，当然，“一队夷齐下首阳”的情况也很多。不合作者对这些“下首阳”的追求仕途经济者，当然持蔑视态度。清初正统文人的文章中，斥骂“禄蠹”、“国贼”的文章触目皆是，就连两截为人的吴伟业、钱谦益的晚年作品中，也对自己追求仕途经济的行为悔恨不已，说自己“总比鸿毛还不如”。《红楼梦》表达的这种思想，不仅不是什么封建叛逆思想，反而是当时的封建正统思想。

　　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更不是什么异端思想，而是清初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明亡前，内有“流寇”造反，外有建州袭扰，朝廷焦头烂额。此时朝廷内部，东林党人普遍犯“文死谏”的毛病，崇祯皇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杀谏臣最多的残暴皇帝；带兵的武将，也只顾一死报君王，对战争的胜负却在所不惜，结果屡战履败，损兵折将，最终丢了三百年基业。清初三大家的文章中，对此多有分析，感慨之下，痛哭流涕，大骂文武误国。贾宝玉一个毛头孩子，懂得什么“文死谏、武死战”，不过是重复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说法而已。

　　至于宝玉烧掉四书以外的书，更不是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清初，江南正统封建文人检讨明亡的教训，多数认为是“空谈误国”所致，而空谈之风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明代“程朱理学”、“王陆心学”的泛滥。当时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反对孔孟之道，不是反对四书五经，而是反对朝廷确立的统治思想“理学”和“心学”。《红楼梦》中宝玉的行为，只是表达了那个时代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这些思想，根本谈不上“异端”，他毕竟没烧四书嘛。

　　贾宝玉表现的这些思想，在清初的江南知识分子中司空见惯，但在乾隆朝却是决无可能的，换句话说，曹雪芹绝对不可能有《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他也决对写不出《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只有清初江南的封建正统文人，才有把这些思想见诸于纸面的可能。为什么这么绝对呢？一方面是明末清初确实流行这些思想，另一方面是当时文网尚宽，这些思想有公开面世的条件。乾隆朝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文网最严、文字狱最惨烈的时代，没有谁有这个胆量。

　　《红楼梦》作者把自己比喻为女娲弃而不用的补天石，慨叹自己“无才补天”，说自己“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并交代创作此书时，正处于“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大概并不仅仅是在仕途功名上无所成就，似乎还经历过人生重大打击。书中屡次出现“经历了一场人生梦幻”，“跌过筋斗”等字句，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以断定，《红楼梦》表达的是一个明末清初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但这个贾宝玉的原型，绝对不会是曹雪芹！

　　4. 一干知识女性的命运悲剧

　　《红楼梦》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闺阁昭传”。作者交代：自己虽然“无能不肖”，但家庭中却“历历有人”，决不能让她们的事迹与自己“一并湮灭”，所以要把她们的事迹写出来，以“悦人之耳目”。

　　《红楼梦》书中以林黛玉、薛宝钗为代表的“一干”知识女性，聪明、美丽、善良、有能力，比贾府中的诸多“须眉男子”都要强得多！她们不仅能够咏柳絮、歌海棠、颂桃花，还能“兴利除宿弊”、“小惠全大体”。虽然她们没有做到挽大厦于将倾，但她们为挽救这个将死的“百足之虫”尽了力，令这个家族中的所有“须眉男子”汗颜。

　　《红楼梦》中，这些女子都是来自于“薄命司”中的“冤孽”，她们的下场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黛玉、宝钗、探春、迎春、惜春、湘云、妙玉等人，有的泪尽夭亡，有的误嫁中山狼，有的远嫁海外，有的长伴青灯古佛，有的青年早寡，都经历了一段悲惨的命运。作者对这些女子赋予了极大的同情，用生花妙笔，充分展示了她们的可爱之处，也让读者为她们，洒下一掬哀怜同情的泪水。

　　作者下最大工夫，描写的是“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两个青年女子，都是主人公的表姐妹，与主人公都是青梅竹马的关系，最后都落得“水中月、镜中花”的结果。好多读者都认为宝黛爱情是悲剧，但宝玉同宝钗的婚姻何尝不是悲剧？好多《红楼梦》读者都用今天的一夫一妻观念去看《红楼梦》中爱情关系的排他性，这是不对的。在那个时代，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不必要求《红楼梦》主人公爱情专一。

　　《红楼梦》开篇就交代，书中的“百年望族”，是一个“诗礼簪缨”之族，书中的“一干女子”，都是比“须眉浊物”宝玉强得多的才女。作者创作《红楼梦》的主要目的，是为“姐妹们”作传，让她们的事迹可以流传久远。由此推断，《红楼梦》作者必有一大帮亲姐妹和表姐妹，这些姐妹必须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女，她们同作者还必须有青梅竹马的条件，最后她们的愿望都必然是“水中月镜中花”，统统落得“红颜薄命”的下场！

　　问题还是出在曹雪芹身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曹雪芹有“一干”亲姐妹和表姐妹。退一万步说，即使有，处于借米熬粥、赊酒买醉的生活境况下，怎么会有《红楼梦》中那种卿卿我我、莺莺燕燕的生活？“贾府里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困窘中的曹雪芹，更没有杜撰自己爱情生活的情绪和参照经历。《红楼梦》的真实作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经历过“风月繁华”生活，后期又坠入困顿的封建知识分子，曹雪芹没有这样的经历。

　　笔者之所以这样判断曹雪芹作为《红楼梦》作者的不可能性，并不是对曹雪芹有什么成见，而是因为只有正确判断《红楼梦》作者，才能正确解读《红楼梦》主题，才能准确领会《红楼梦》作品的思想内涵。当前红学界之所以走进了雍正朝宫廷斗争的泥潭，根本原因就是当初胡适先生把《红楼梦》作者假设错了。兹事体大，不可以不正视听。

　　关于《红楼梦》作品的主题，红学界争论颇多，至今并没有为各方均能接受的一种权威说法。之所以产生这种令人困惑的尴尬局面，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搞清《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人生背景，以至于误读误判，各执一端，聚讼不休。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创作原型的探讨，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作者自身，更重要的在于对《红楼梦》作品内容和主旨的正确理解。胡适先生误断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结果就把红学界领上了对清廷宫廷斗争的附会之路。为什么呢？因为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家庭和个人人生背景，都无法解释《红楼梦》为什么要写这些，为什么要这么写！无奈之下，抛开《红楼梦》作品自身，向宫廷争斗去索隐、探佚，就是必然的了。

　　亲爱的读者朋友，当你知道了《红楼梦》的作者是大文豪洪昇，红楼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改朝换代的清初，红楼家族是一个诗礼传家的江南望族，红楼姐妹们是“蕉园诗社”那些聪明美丽的女子，红楼悲剧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对于正确解读古典文学奇葩《红楼梦》，是绝对重要的。

　　相对于胡适先生开创的所谓“新红学”，《红楼梦》的创作宗旨之正大，社会背景之广阔，描写内容之严肃，反映思想之悲壮，之辽远，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红楼梦》绝对不是隐写宫廷斗争的谶纬巫书。

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著作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著作，这是一枚已经出膛的重磅炮弹！此话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故弄玄虚——在中国这片文化热土上轰轰烈烈了将近百年的“红学”，从本书出版的那一天起，从来未曾感受到的一场真正危机到来了，甚至可以说面临着灭顶之灾！

　　红学的历史可谓悠久，她几乎是与《红楼梦》同时诞生的，但红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体系，却是从蔡元培、胡适之先生之间那场著名的论战后方初步形成的，历经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冯其庸等大师添砖加瓦，百年新红学大厦终于巍然挺立起来了。百年中，红学的队伍日渐壮大，红学的学术日渐繁荣，逐步衍生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秦学”等分支学科，使红学成为当代中国一门超学科的“显学”。

　　红学在今日中国的显赫身份毋庸置疑，但对红学本身存在着严重争议、严重缺陷这一点，也毋庸讳言。由于《红楼梦》作者创作时，采用了“故弄狡狯”办法，使后来的阅读者和研究者，对该书的理解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直到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了一番后，在中国红坛方达成了这样一种只能算“约定俗成”的“共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书中的内容是根据曹家在担任江宁织造期间风月繁华的生活创作的。今天，我国的所有工具书、教科书都是这么写的。

　　但是，红学大厦从建立的那天起，建筑基础就存在着不稳固的问题。被胡适红学“终结”的“索隐红学”，从来就没有偃旗息鼓，而是进一步扩大了“把一大堆不相干史料同《红楼梦》附会”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时向正统红学发难。正统红学界内部，也经常出现“叛徒”，向红学大厦的基础——曹雪芹的“著作权” 不断发起挑战。由于正统红学经过百年的渲染，虽然先天不足，但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常识，向常识性学说挑战可不是闹着玩的，不仅挑战不容易成功，挑战者自己也非常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再加上挑战者本身的学说先天不足程度更甚，所以在每一次挑战面前，正统红学总是有惊无险，安之若素。

　　纵观近年来戴不凡、欧阳健等先生的所谓“叛逆行为”，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挑战者的命运悲剧，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规律，就是这些挑战者所发起的每一次挑衅，都属于改良性质的修修补补，而不是颠覆性质的彻底革命；都只向曹雪芹本人的著作权或脂砚斋的评点权发起挑战，仍然在“曹家店”中进行其他作者或评点者搜索，并不想从根本上推翻正统红学的学术体系。其用于挑战的武器，还是从“曹家店”的武器库墙角中拣拾来的锈迹斑斑的枪支和子弹。同胡适先生当年在“曹家店”武器库中早已拖上红学阵地的重炮来比，这些碎铜烂铁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其失败的下场，从发起挑战的那个时刻，就早已命中注定了。

　　红学队伍中“狼来了”的凄厉喊声，百年来几乎不绝于耳，但每一次都有惊无险，“狼”始终没有来。红学大厦中熙熙攘攘，门庭若市，始终是一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红学的百年繁荣期，生长出多少煌煌专著，成长起多少巍巍专家，多少无名学子一夜成名，多少穷酸书商一夜暴富。《红楼梦》和曹雪芹成了多少人牟利的衣食父母，成了多少人牟名的南山捷径！

　　这一次，“狼”终于真的来了，百年红学面临着一场被彻底颠覆的危机！土默热老先生可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而是一名彻头彻尾的“红学革命”斗士。

　　土默热红学，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红学的全新的学术体系，是一座在胡适红学“基础”之外重新构建的全新的红学大厦。这个学说，把《红楼梦》的著作权，从曹雪芹手中夺了下来，交还给了真正的原作者洪昇；把作品的“生活原型权”，从江宁织造府夺了下来，交还给了真正的生活原型、百年世家洪“国公”府；把美奂美仑的“大观园”景色，从红学家的幻觉中解脱出来，交还给了杭州美奂美仑的西溪湿地；把“大荒山”的虎啸猿啼声音，从红学家的幻听中解脱出来，交还给了虎啸猿啼的京东盘山；把那些聪明美丽的红楼女儿，从红学家们杜撰判定的牢狱中释放出来，交还给“蕉园吟社”的“五子”、“七子”；把贾宝玉异端邪说的论者听者，从红学家们“超天才脑袋”的桎梏中释放出来，交还给刚刚亡国破家的前明遗老遗少。

　　土默热红学体系，不仅是一座全新的大厦，更是一座科学的大厦。根据土默热红学理论去解读《红楼梦》，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境界：这是一个刚刚经历了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巨痛的“末世”，书中的主人公与他的“百年望族”，就像“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一样，正在亡国破家的忧伤、悲痛、困惑、愤懑中苦苦挣扎；作者的原型和女儿们的原型—— 一群接受了“遗民思想”的天真烂漫的青少年男女，正在西子湖畔的天堂般美景中徜徉徘徊，泣血吟呕；一个遭受了国难家难百般折磨的封建知识分子，背负着“无能”、“不肖”的恶名，正在“大荒山”凄厉的虎啸猿啼声中，回顾着自己和姐妹们的苦难人生；一对相濡以沫的“白首双星”，经历了二十多年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后，正在孤山草堂的“瓦灶绳床”前奋笔疾书，记录下自己的“亲历亲闻”。洪昇及其家庭、夫妻、姐妹们的这一切一切，同《红楼梦》作品中展示的交织着痛苦与欢乐、清醒与迷茫、叛逆与依恋的全部生活，互相之间显得是那么入情入理，如呼如应，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土默热红学体系，不仅是一座科学的大厦，还是一座美丽的大厦。通读土默热老师这几十篇文章，你不仅能感受到逻辑与实证的力量，同时还会感受到语言和文字的优美。土默热老师擅长各种文体，论述如潺潺流水，委婉曲折；阐释如舌灿莲花，香飘天际；推理如水银泻地，透彻明晰；剖析如破竹剥笋，一览无余；辩驳如暴雨狂风，摧枯拉朽。在土默热老师的文章中遨游，你会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逻辑思维的谨严和形象思维的丰富；你会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历史的深沉和文学的美丽；你会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铁马金戈的轰鸣和委婉缠绵的泣诉。在土默热老师的文章中寻觅，你不仅能感受到红学新体系的极大张力，你还会获得美美地享受一次文学大餐后的无尽愉悦。

　　土默热红学大厦历经十年的辛勤建设，今天终于正式在中国红坛矗立起来了。这里需要着重指出，这座浩大的系统工程，是土默热老师独力完成的，是在前无古人的蛮荒中披荆斩棘建设起来的。大厦的构建过程中，经受到多少资料匮乏的制约，时间窘迫的烦恼，工作身份的限制，孤立无助的寂寞，以及来自各方面非学术“小动作”的非难嘲讽。在文章结集出版之际，土默热老师内心的酸甜苦辣，大概非外人、常人可以感受得到。在这里，作为您的及门弟子，我再次衷心地向老师道一声辛苦：您是红学新境界的奠基者。《红楼梦》感谢您——您的劳动使作品更加灿烂辉煌；红学感谢您——您的贡献使学术更加丰富多彩；千千万万的红友、红迷感谢您——您的耕耘使《红楼梦》欣赏成为更加赏心悦目的高雅享受！

　　秦轩

　　2005年10月25日于长春

土默热还原《红楼梦》

　　经过作者、编者以及出版界朋友的共同努力，《土默热红学》一书终于正式出版了。一部作品，在出版之前，其内容和形象在作者的掌控之下；一旦出版，作品自身便具有了独立于作者之外的生命，如何被读者理解、解读、评价，便由不得作者的主观意愿了。

　　《土默热红学》出版后，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这是作者在出版之际最关注、也是最担心的问题。书中的内容在出版之前，曾在互联网上与相当多的网民见过面，网民们见仁见智，提出过好多自己的见解，其中最多的评价，便是认为该书是一部“颠覆性”的红学专著，是投向当今红坛的一枚重磅炸弹，可能对百年红学产生摧毁性的沉重打击！

　　这种理解和评价，出现在出版之前还不要紧，倘出现在出版之后，则恰恰是作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土默热创作此书，其主观目的不是要颠覆哪个红学流派，也不是要摧毁某个红学专家的学说，更不是向当今主流红学宣战，而是希望成为一个与传统红学、当今主流红学兼容共存、和谐相处的新学说，并非想与红坛全体同人“华山论剑”，争当什么红坛“新霸主”——土默热既没这个雄心，也没这个野心。

　　土默热的全部《红楼梦》研究，归结为一句老老实实的话，就是“还原《红楼梦》”。当今红学界，“曹学”主流霸气十足，“索隐”宿老源远流长，探佚新秀蒸蒸日上，土默热岂敢与三大流派一争高下，不过是想通过施展一点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的笨工夫，在红学三大流派不屑于研究的领域的夹缝中，搜求一点《红楼梦》创作真相和作品真谛，希望能通过这点微末的雕虫小技，对读者有所启迪，对国学有所贡献。

　　土默热年已耳顺，垂垂老矣，年纪自然越来越大，胆子也必然越来越小。作品出版后，整日惴惴不安，生怕遭到红坛“群殴”，刘心武前车之鉴，可不惧乎？盼望能留着这把老骨头，再平平安安地吃上几碗干饭。因此，土默热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老实交代”几句自己的研究过程，避免被误解而招致飞来横祸。土默热的全部“还原”工作，大体分为三个方面，就是作品的还原，红学的还原和红坛的还原，具体阐释如下：

　　一、还红楼以“红”

　　《红楼梦》的最独特之处，就是作者异常“爱红”：书中的主人公宝玉有“爱红的毛病”，居住地点叫什么“绛云轩”、“怡红院”，平素性格喜欢舔食女人口上殷红的胭脂，作诗写文章顽固地坚持要说“红香绿玉”，姐妹们的命运也是“千红一哭”，总之，不仅书名为《红楼梦》，书中内容也处处体现一个“红”字。

　　《红楼梦》作者为什么对“红”情有独钟，恐怕不仅是个人对颜色的偏好，而是有着深刻的隐喻和内涵。当今研究《红楼梦》的学者，知道《红楼梦》是“红”书，研究《红楼梦》的学问是“红”学，探讨《红楼梦》的领域是“红”坛，可是却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作者何以患了“爱红的毛病”。当今主流红学的研究重点，在“曹”字而不是“红”字，对红学正本清源，必须还《红楼梦》以“红”。

　　《红楼梦》中之“红”字，实乃画龙点睛之关键字，理解透彻“红”字的内涵，对于正确解读《红楼梦》，正确欣赏作品的内容和思想，至关重要。综合土默热红学的研究成果，《红楼梦》作者之所以围绕“红”字作百万字绝大文章，其内心深处应该有五个方面的寄托。

　　其一，红楼之“红”乃朱明之“红”。《红楼梦》是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作品，作者创作中抱民族主义感情至为真挚，确有“悼明之亡，揭清之失”（蔡元培语）的创作宗旨。明朝皇帝姓朱，正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朝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又称“洪武”，所以，以红喻朱，是明清改朝换代时期遗民文人通行的写作方法，并非《红楼梦》作者独创。

　　其二，红楼之“红”乃洪族之“红”。《红楼梦》作者是清初的大文豪洪昇。洪家在明朝是个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在清初遭逢三次家难，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就是根据洪自己在家难中的亲身经历创作的，主人公原型就是自己，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洪府”、“洪园”，这里既是作者的伤心之地，也是儿时与姐妹们厮混的“天堂”。在《红楼梦》中以红喻洪，应属情理之中。

　　其三，红楼之“红”乃女红之“红”。《红楼梦》中的“十二钗”原型，就是洪昇的诸多亲表姐妹，她们均聪明美丽，博学多才，在清初曾结成“蕉园诗社”。以“红”比喻女性，乃中国古典文学惯用手法；把富室闺阁称为红楼，也是古代文人常用的典故。洪昇的这些姐妹们虽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由于“生于末世运偏消”，命运确实十分不幸，“千红一哭”是对她们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

　　其四，红楼之“红”乃红墙之“红”。在古典文学中，红楼往往代指红墙碧瓦的皇宫。《红楼梦》作者洪昇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长生殿》，就是一部描写皇宫红楼中爱情的故事，故事的结局就是“人散曲终红楼静”。演出又是在舞台的“红氆氇”上进行的，演出的效果是“旗亭市上红楼里，群指先生折角巾”。洪昇用“红墙”之红透漏自己的文学生涯，是创作《红楼梦》的必然选择。

　　其五，红楼之“红”乃寺庙之“红”。历史上，除皇宫外，惟一可以使用红墙碧瓦建筑的就是寺庙。洪昇曾因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到盘山青沟寺“逃禅”，《红楼梦》中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就是以这里为原型创作的。作者在《红楼梦》书中，要表达“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思想，突出使用这个“红”字，也显得格外贴切。

　　“红”字是《红楼梦》的点睛之笔，吃透了书中的“红”字的真实含义，也就吃透了《红楼梦》。土默热红学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说到底都是在一个“红”字的考证研究上做文章，都是在做还红楼以“红”的工作。

　　二、还红学以“学”

　　“还红学以学”的提法，是当今红学泰斗周汝昌大师率先提出来的。究竟如何“还红学以学”，周大师没有给我们做出样子，提出这个口号后，只是推出了八部“探佚”专著，并鼓励著名作家刘心武创立了“秦学”。这些是否就是周大师要“还”的“学”，红学界自有公论。

　　“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的怪现状，从胡适红学诞生之日算起，也有近八十年了，早日走出红学困境，是红界同人及全体红迷的共同心愿。当今主流红学在“曹家店”泥沼中作困兽之斗，其志可佳，其情可悯，但其路可悲。用主观唯心主义观念去指导红学研究，红学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学”、科学的“学”、文学的“学”，只有回归到唯物史观的正确道路上来，才能够真正地“还红学以学”。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必然折射时代的光辉，《红楼梦》当然不能例外。曹雪芹所处的乾隆“盛世”，是个封建正统观念居绝对统治地位的文化僵滞时代，决无可能产生《红楼梦》这样的文学作品，就像文革期间不能产生鸳鸯蝴蝶派作品一样。土默热红学根据唯物史观分析，认定《红楼梦》是明末清初那场波澜壮阔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的产物，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

　　第一，《红楼梦》创作宗旨是“兴亡感叹”。《红楼梦》中反复强调的“末世”背景，决无可能指乾隆盛世，只能指改朝换代时期的“末世”。其实不仅是《红楼梦》，明末清初凡是具有遗民思想的文人，都把当时称为“末世”。《红楼梦》中浓墨重彩宣扬的“好了歌解”、“飞鸟各投林”，都是描绘天翻地覆时期社会大变动、社会总清算的真实场面，同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清王朝、蒋家王朝覆灭时期的场面大同小异。

　　第二，《红楼梦》主导思想是“遗民意识”。《红楼梦》书中表现出很多有别于封建正统观念的思想理念，过去红学界不是解释为曹雪芹的“叛逆思想”，就是宣扬成曹雪芹的“超前思想”，这都是有悖于唯物史观的。土默热红学认为，《红楼梦》中展示的所谓异端思想，其实都是改朝换代时期遗民思想的正常反映，既不超前，也不落后，就是特定时代的忠实反映。所谓“除明明德外无书”的思想，是当时“疑经辩伪”学术活动的真实状况；所谓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思想，是当时文人总结大明王朝三百年基业一朝灰飞烟灭经验教训的共同结论；所谓“男人泥做骨肉，女人水做骨肉”思想，是清军在江南强制推行“剔发易服”政策时，封建士大夫阶层屈辱心理的曲折刻画。

　　第三，《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红楼梦》主旨言情，用梦幻手法架构，用通俗语言创作，清楚地显示出“晚明文化气脉”的文学特色。所谓“晚明文化气脉”，肇始于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崛起于《金瓶梅》及才子佳人小说的泛滥，中兴于《三言两拍》及世情小说的普及，延续于清初南洪昇北孔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终止于雍正乾隆年间的“侠义公案”文学的兴起，前后延续了一百年左右。《红楼梦》只能是这百年言情狂潮后期的一朵绚丽浪花，而决无可能是文学面孔严肃刻板的乾隆朝曹雪芹所能创作的。

　　所谓“还红学以学”，必须从史学、经学、文学各个角度，对《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文学背景、作者人生背景进行科学考证和辨证分析，而决不能采用削足适履的方法，不顾历史真实，硬往乾隆朝的曹雪芹脑袋上贴金，结果造成红学的一连串死结。按照主观唯心主义思路，采用“猜笨谜”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红学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学”，只有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正途上来，才能真正“还红学以学”。

　　三、还红坛以“文”

　　近年来，红学界某个重量级人物撰文，反复强调《红楼梦》是小说。这种提法本来不错，《红楼梦》确实是小说，是文学，而不是信史。问题是，这位大师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一本来无须说明的常识性东西？根本原因在于，当今主流红学面对一系列死结无法解释，无奈之下才捞起“小说”这根救命稻草。当初，主流红学的鼻祖胡适先生，可不是按照小说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只是胡适传人发现胡适之路不通时，才想起了《红楼梦》原来是小说，可悲也夫。

　　《红楼梦》本来就是小说，但小说本身也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尤其是《红楼梦》这样的现实题材创作型小说，也必须要有生活原型，要反映时代背景，不是任何“天才”作者的脑袋可以凭空杜撰、胡编乱造的。当今红学界研究《红楼梦》，最缺少的就是按照小说的创作规律来研究，去找出作者的生活基础，创作冲动，文学传承，创作手法，文学风格等等。只有这样，才是“还红坛以文”，真正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而不是把“小说”二字当作红学死结的遮羞布。

　　第一，《红楼梦》是记载“亲历亲闻”的写实小说。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在书中交代的很清楚，书中“一干女子”都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创作方法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作品的写实性。当今红坛之所以怀疑《红楼梦》是纪实性小说，根本原因是在曹雪芹身上找不到人物原型和故事原型，本来应该据此否定曹雪芹的作者地位；但我们的红学家们却本末倒置，凡是找不到原型的，统统归结为曹雪芹是“天才”。这不是在研究文学，而是在宣扬玄学。当你把研究的目光转向土默热红学考证的真正作者洪昇身上，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去分析《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和作品真谛，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第二，《红楼梦》是使用“传奇手法”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创作手法，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确实独树一帜，与任何其他古典小说都不同。鲁迅先生说的很深刻：“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红楼梦》一出来，一切传统写法都打破了”。在《红楼梦》作者为什么能创造一种全新小说创作方法问题上，我国当今学术界的现状是，研究小说的不敢涉红，涉红的不去研究小说，形成了红学的“真空地带”。必须“还红坛以文”，把《红楼梦》真正当作小说，按照小说的研究规则去研究，方能走上学术正路。按照土默热红学的解释，《红楼梦》独特的创作方法，并非什么作者天才的独创，而是习惯性地使用传奇戏剧手法创作小说。《红楼梦》严格按照三一律写故事，是戏剧创作的第一要义，否则无法在舞台上演出；《红楼梦》语言明白如话，正是体现的当时戏剧创作要求宾白“明白如话，雅俗共赏”的创作原则；《红楼梦》写梦写幻的创作手法，也正是明末清初传奇界普遍写梦写幻的文学思潮体现，如“临川四梦”、《扬州梦》、《通天台》等等。《红楼梦》作者洪昇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创作大师，一生创作了40多部戏剧作品，《长生殿》成为古典戏剧的巅峰之作。由戏剧大师使用传奇手法创作小说《红楼梦》，顺理成章。

　　第三，《红楼梦》是遗留“文学遗憾”的未完小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遗憾的艺术”，但《红楼梦》的“遗憾”却有所不同，书中的故事时序、人物年龄都有颠倒错乱之处，预示人物命运的“判词”，多数都显得文不对题，不可理解。红学界的专家们总是试图解释作者这样描写的合理性和艺术性，但结果全属徒劳。其实，当你按照土默热红学揭示的《红楼梦》创作过程去研究这些错乱之处，一切又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洪昇创作《红楼梦》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是以南明才子与秦淮名妓的故事写“国仇”，后期改为以自己和姐妹们的故事写“家难”，所以才使书中出现了所谓的“大小宝玉”、“大小黛玉” 的问题；书中人物的“判词”多数是按照早期人物命运的预示写的，当然与后期人物命运不符。洪昇是落水猝死的，《红楼梦》最后创作没有完成，所以留下了这些遗憾。

　　在《土默热红学》出版之际，之所以要再罗嗦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目的无非是再交代一下土默热红学的研究基调和研究方法，避免误解，以正视听，并作“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声明：土默热红学说自己的话，但不反对别人说话；土默热红学走自己的路，但不干涉别人走其他什么路；土默热当然是土默热红学的奠基人，但不是传统红学的掘墓人，更不是当今主流红学“危险的杀手”。土默热愿意与胡适、蔡元培红学的传人和平共处，不“文人相轻”，不“打冤家”，不组织“群殴”，共同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历史和社会的检验。但是，倘若有的朋友问土默热，为什么不加入中国《红楼梦》学会？土默热会老老实实告诉他，“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是特立独行为好。

　　2005年12月28日

末世朝阳映红楼——洪昇逝世三百周年祭

　　秦轩

　　一、六一忌，六一生，洪昇与美女翘楚的生死情缘

　　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初一夜，一个月黑风高的时刻，一代文豪洪昇，乘江南特有的小船，从南京赶回家乡杭州。此时的他，仍沉浸在南京江宁织造府的灯红酒绿气氛中，在这里，他同老朋友曹寅，畅演了三日《长生殿》，临别前，两个鬓已斑白的老友，依依惜别，相对唏嘘，喝了那么多醇香酒，说了那么多知心话……

　　船到乌镇，突然一阵狂风扑来，同行的老仆人，一个趔趄失足落水，醉眼朦胧的洪昇赶忙起身相救，巧得很，就在此时，船家的灯被风吹灭了，就在一片漆黑中，享誉大江南北的一代文豪，也坠入了黑沉沉的江水中！待船家点亮了灯，江面早已复归平静，哪里去寻觅主仆的踪迹？

　　洪昇一生，醉心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创作出轰动全国旗亭酒楼的《长生殿》。从王公贵族到平头百姓，非此剧不看；从家庭戏班到江湖名班，非此剧不演。演出此剧的行头费用，有的竟高达八十万两白银，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人们都传诵着洪昇与杨贵妃的不解之缘。六月初一这天，是洪昇的忌日，恰巧是杨贵妃的生日。人们说，是杨贵妃在月宫仙境，召洪昇去畅饮赋诗去了……

　　二、两峰城，两峰族，两座文学高峰在人间天堂耸入云霄

　　洪昇升字昉思，号稗畦，名和字的意思，就是初升的太阳。这轮太阳，出生在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其家族是一个“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明季祖孙太保五尚书”的“百年望族”。杭州城西湖美景中，矗立着南北两座高峰，洪昇的六世祖洪钟，晚年为自己取的号就是“两峰”。

　　这个洪钟，在明朝战功赫赫，统制过九省兵马，从北国长城征战到西南边陲，因功被朝廷任用为刑部尚书、太子太保。晚年回到故乡“养静”，在西溪边建设了洪府和洪园，成为百年望族的开创者。其实，这只是洪姓家族的第二次辉煌，第一次崛起是在宋朝。洪家的祖先洪皓是个媲美苏武的民族英雄，被封为“魏国忠宣公”，他的三个儿子洪迈、洪遵和洪适，不仅都是名动一时的大文学家，而且都担任过宰相一级的高官。洪家的“国公门第”，在宋明两朝出尽了风头！

　　洪昇不仅没有使百年辉煌的家族继续灿烂，反而在他的一代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洪昇以其出色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树立起两座无与伦比的高峰！《长生殿》是古典戏曲最辉煌的力作，《红楼梦》是古典小说最精彩的名著。如果说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洪昇比起宋明两代创造家族辉煌的祖先来，要伟大和光辉得多！洪昇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两峰”！

　　三、末世国，末世家，封建士大夫对家国命运的末世探索

　　洪昇生当末世，这个末世既是国的末世，也是家的末世！清兵下江南，莺花乱飞、歌舞升平的天堂立时成了人间地狱！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多少冤魂飘荡在残山剩水间；奏销案、哭庙案、庄史案、科场案，多少封建正统文人冤死在屠刀之下。在这一惨绝人寰的炼狱中煎熬的知识分子，统统把这一时期称为“末世”！洪昇出生于顺治二年（1645）七月初一，母亲当时正在逃避兵祸的途中，在一个费姓农妇那四面透风漏雨的茅篷中，母亲把洪昇生在了门板之上！洪昇的表丈钱开宗、恩师丁澎都因科场案被砍头和发配，在洪昇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末世”印记。

　　明清易代，江南世族家庭绝大多数顿时陷入了困境。失去了官爵，失去了丰厚的俸禄，失去了在乡族中的地位和威望，一个个都成了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洪昇的家族当然也是如此，外面架子不倒，内囊却渐渐尽上来了。末世家族乱事多，由于家中兄弟、妻妾、嫡庶之间矛盾重重，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庶母和异母兄弟的挑唆下，洪昇在被父亲痛打之后，无奈与二弟一起逃出家庭，后半生过着极为贫困潦倒的生活。后来，由于受三藩之乱的牵连，洪家被朝廷抄没，父母被发配充军，一个百年望族，从此彻底败落了。

　　洪昇是一个冠绝古今的情痴情种，但他的前后半生，对情的理解和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他的前半生，由于生活优裕，怀着遗民思想，同当时江南知识分子一样，拒绝仕途经济，沉溺在花笺彩纸之中，创作了大团圆结局的《长生殿》。他的后半生，由于家族败落，个人无奈走上追求功名的道路，可是又由于“聚演”《长生殿》获罪而彻底幻灭！在愧则有余、悔又无益的无可奈何心境下，洪昇写出了彻头彻尾的千古悲剧《红楼梦》！《红楼梦》和《长生殿》的创作主旨，实质上都是封建知识分子对家国末世，在不同心境下的苦苦追寻和哀哀探索！

　　四、红楼情，红楼恨，长歌当哭的红楼入梦与红楼出梦

　　什么是红楼？在古汉语中，红楼二字主要有两种寓意：一是指皇宫，二是指闺阁。《红楼梦》所描写的内容，主要是“闺阁昭传”之梦，当然是红楼一梦；《长生殿》描写的内容，是皇帝与贵妃的爱情梦幻，究其实，也是红楼清秋大梦！不过对于洪昇来说，《长生殿》是红楼入梦，《红楼梦》是红楼出梦。《长生殿》是梦魇时对辉煌现实的期盼，《红楼梦》则使梦醒后无路可走时的扼腕浩叹！

　　洪家诗书传家，世代簪缨，家中长幼男女都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洪家与钱塘黄家、古荡钱家、仁和翁家，构成杭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四大家族。四大家族在亡国破家的倾颓中，却诞育了一干绝顶聪明美丽的“冤孽”。顾玉蕊、顾长任、钱静婉、钱凤纶、林以宁、柴静仪、冯又令、徐灿、朱柔则、毛安芳、张槎云、李淑，12个女诗人，先后结成“蕉园五子”和“蕉园七子”，在西湖和西溪美丽的山水间，分韵赋诗，争相联句，春歌柳絮，夏咏桃花，秋颂海棠，冬赞雪花。洪昇混迹于女儿国里，着实潇洒了几年。这些文学青年们，不仅在诗界遨游，还一起阅读《长恨歌》，集体评点《牡丹亭》。白居易和汤显祖笔下之情，深深地熏陶了她们的纯净心灵。洪昇于此时开始创作《长生殿》，这部辉耀千古的戏剧作品中，也凝聚着姐妹们的一份心血。

　　洪家“家难”发生后，“蕉园诗社”解散了。洪昇逃到北京，开始了漫长的痛苦后半生。姐妹们也陆续出嫁、外迁，风流云散了。末世红颜，必然薄命！康熙三十一年（1692），时隔二十年后，洪昇回到故乡时，自己的两个亲妹妹，都不幸夭亡了，“蕉园诗社”的这些姐妹，有的被不幸婚姻吞噬，有的被抄家发配压垮，有的在病痛中呻吟，有的在苦难中挣扎……面对与自己相濡以沫、为自己还了一辈子眼泪的妻子黄蕙，洪昇夫妻议论起昔日的姐妹们，内心犹如万箭穿心，两对通红的眼睛几乎流出血来。她和妻子整理了姐妹们的诗稿，共同回忆着当年美好的日日夜夜，决心以自己的命运和“蕉园”姐妹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青年往事，创作一部小说，使姐妹们得以“闺阁昭传”。洪昇写作，黄蕙批阅，同时进行，小妾雪儿与女儿之则，有时也提供一些细节。小说的名称么，既然《长生殿》描写了皇家的红楼之梦，此书何不就着眼闺阁的红楼之梦，干脆就定名为《红楼梦》吧。

　　中国文学史上，两座仰之弥高的巍峨高峰，就这样在杭州两峰之侧，矗立起来了！

　　2004年6月初一夜　泪笔

土默热红学研究自述

　　土默热

　　我是个教书匠，五十年来，一直在大学教历史，重点是明清史。既然教中国历史，不可避免要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上，学术界一直有文史不分的传统，我当然不能免俗。

　　通过长期对《红楼梦》文本的研读和对当今红学巨匠解读《红楼梦》文章的阅读，我产生了强烈的疑问：当今中国红学界自称红学是“显学”，但细品起来，这个“显学”并不“显”，反倒是特别“隐。主流红学的那些权威们，总是把《红楼梦》的内容同戏说的“清宫秽史”搅在一起，把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同宫廷政治阴谋联系起来，使每个严肃的学者阅读之后都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如果《红楼梦》真的是这样一本污七八糟的书，她还有那么伟大么？还值得把她抬到中国古典文学峰巅的位置么？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所谓的“正统红学体系”是那么捉襟见肘，百孔千疮，在一些最基本和最关键的问题上，不是语焉不详，就是留下“死结”。比如《红楼梦》是否有反满思想问题，这是研究《红楼梦》的一个绝大问题，既关系到对《红楼梦》主题思想的正确理解，又关系到对《红楼梦》成书年代及作者身份的正确判定，不可不搞清楚。但就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红学界却犯了集体失忆症！考证派根据曹雪芹的“旗籍”而加以否定，但这是因果倒置的方法，在逻辑上说不通；索隐派承认《红楼梦》反满，但又找不到产生反满思想的原因，这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附会，经不起严格推敲。如果一个学术体系是那么经不起推敲，这个体系是否在根本上出了问题？

　　当然红学界也不乏头脑清醒的严肃学者，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就曾悲观地指出：“最能体现红学树义的两个红学派别，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了死结”。一门所谓的“显学”，全部成了死结，不仅谈不到“显”，连是否能称为“学”似乎都成了问题，这是百年红学多么大的悲哀！那么如何走出当今红学的困境呢？刘梦溪先生认为：“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也就是说，沿着原来胡适先生开辟的《红楼梦》研究之路继续走下去，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光明，只有另选道路，另起炉灶，通过对“新材料的发现”，才能走出困局。

　　我就是下定了抛弃“胡家庄”，甩掉“曹家店”的决心，另起炉灶，把《红楼梦》研究归结为“三个基本问题”和“三个关键问题”，不带任何成见，开始全新的研究。所谓三个基本问题，就是《红楼梦》的作者（书中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女儿（书中那些莺莺燕燕的姐妹们）和大观园（书中那座美仑美奂的园林）的原型问题。所谓三大关键问题，就是书中究竟有没有反满思想？五个“题名者”是否实有其人？该书创作传抄同曹雪芹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时刻困扰着我，使我卧不安寝，食不甘味。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备课明清文学史时，把《长生殿》和《桃花扇》找来重读。细读慢品之下，突然产生一个想法：《长生殿》与《红楼梦》虽然题材和体裁不同，但作品的主题思想、故事结构、人物性格、神化系统、悲剧结局都是那么的相似！这是为什么？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后者刻意模仿，或者作者根本就是一个人。为此，我下了很大功夫，专题研究《长生殿》作者洪昇的生平。研究之下，我发现，洪昇出生在一个“百年望族”家庭，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造成家族没落；又由于家庭内部的矛盾，造成“子孙流散”的悲剧，最终“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洪昇年轻时，生活优裕，受教育良好，纨绔作派又养成了“情种”性格；中年时洪昇夫妻从家庭出走后，后半生在北京过着极端贫困潦倒的生活，但傲岸潇洒如故。又由于在“国丧”期间寻欢作乐，被朝廷革去国子监生资格，彻底断送了仕途道路。这一切，同《红楼梦》开篇“作者自云”交代的作者创作此书的思想基础完全相同。根据以上考据分析，我写出了第一篇论文《怀金悼玉诉情种，寂寥伤怀话石头》。这是我研究《红楼梦》的第一步，也是基础的一步。这一步另辟蹊径，在“曹家店”之外找到了《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解开了《红楼梦》研究第一个基本问题。

　　其后，我集中精力，转入对《红楼梦》书中“金陵十二钗”原型的考证。开始，我一直认为，洪昇的那个为丈夫几乎还了一辈子眼泪的妻子黄蕙，和洪昇的两个青年早逝的聪明美丽的妹妹，就是书中十二钗的原型。但研究越深入，越感到难以自圆其说，书中那么多活灵活现的姐妹，如果只有三个生活原型，任何作家都很难创作出来一个号称“十二钗”的女性群体，即使运用什么“分身法”勉强写出，也不会像《红楼梦》书中描写的那样活灵活现！为此，我特意翻阅了各种涉及清初历史的杭州史志，终于找到了“十二钗”的全部原型——“蕉园诗社”的“前五子”和“后七子”——洪昇的十二个才女姐妹！这些女儿，曾结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子诗社，她们为自己取过诗人的别号，出版过个人诗集，确实是一群才气纵横的女儿。她们的命运又同属于“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不是青年早逝，就是痛苦终生，与《红楼梦》“薄命司”中的“十二钗”命运完全吻合！在此基础上，我写出了论文《大观园诗社和蕉园诗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我研究《红楼梦》迈出的第二步，也是关键的一步！这一步破解了正统红学百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曹雪芹身边无姐妹原型的困惑，基本解决了《红楼梦》研究的第二个基本问题。

　　其后，我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入对《红楼梦》大观园原型的考证。大观园在《红楼梦》书中，既像天堂一般美丽，也确实是宝玉与姐妹们一群青年男女心中的天堂，任何作者凭空杜撰都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如果洪昇是《红楼梦》的作者，“蕉园姐妹”是红楼女儿的原型，大观园必然是洪昇与姐妹们儿时共同的故园。带着这个推论，我先后五次南下杭州，专程考察洪昇的故乡——杭州著名的湿地公园西溪。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推论：洪昇的故园洪园就是《红楼梦》书中怡红院原型，洪昇老朋友高士奇接待康熙南巡的“竹窗”就是潇湘馆的原型，“蕉园姐妹”柴静仪的“柴门”就是稻香村的原型，千年以来鲜花香草遍地的“花坞”就是蘅芜苑的原型，芦花如雪的“芦雪庵”就是秋雪庵的原型，如此等等，《红楼梦》大观园中所描写的全部景点，在洪的故乡西溪都找到了恰当而决不牵强的原型！在此基础上，我绘制了“大观园原型示意图”，撰写了《大观园导游图》等论文，引起石破天惊般的强烈反响。这是我研究《红楼梦》迈出的第三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推翻了以往红学界对大观园原型的种种附会，基本上解决了《红楼梦》研究的第三个基本问题。

　　《红楼梦》研究三个基本问题的破解不是孤立的，而是形成了三位一体、互相支持验证的完整体系：大观园是作者儿时的“天堂”，姐妹们是作者青少年时的玩伴，作者洪昇就是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三次“家难”作为经线，把自己昔日同姐妹们的亲密感情经历作为纬线，纵横交织地放在杭州西溪这个大观园原型之中，演绎了千古绝唱的《红楼梦》故事！作为一个作家，用亲身经历为线索，用自己姐妹为原型，用自己故园为背景，创作一部文学作品，还有比这更顺理成章的解释吗？

　　除了以上三个基本问题之外，我对《红楼梦》的研究还解决了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解决的是关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和《红楼梦》五个题名者的问题。经过艰辛考证，终于证明了京东第一名山“盘山”的“青沟峰”，就是《红楼梦》交代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原型。《红楼梦》书中古怪的山名来源于康熙皇帝为这里御书的“盘古寺”、“户外一峰”匾额。康熙二十八年，洪昇在遭受人生重大打击之后，曾到这里“逃禅”，《红楼梦》的创作，就是洪昇在“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心境下，在这里开始构思的，所以《红楼梦》开篇就交代作书的“石头”和传抄问世的“空空道人”在这里对话。“空空道人”也就是“情僧”的原型，就是盘山青沟寺住持、洪昇的老朋友拙和尚，也叫拙道人，确实具有僧道二重身份。“东鲁孔梅溪”的原型，是洪昇的老师、当时诗坛领袖王渔洋；“吴玉峰”的原型是洪昇的忘年交、著名西昆体诗人吴修龄；“棠村”的原型便是曾经为洪昇作品撰写过序言的当朝宰相、著名诗人梁清标！这一系列人物及其与洪昇的特殊关系，更加印证了洪昇的《红楼梦》作者地位！

　　第二个解决的是关于《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正确理解《红楼梦》作品的主题和宗旨，对于揭开《红楼梦》书中一直难以解释的“反满思想”谜团，是至关重要的！《红楼梦》书中隐约表现了强烈的“悼明反清”意识，这一点过去索隐红学看清了但找不到原因，考证红学因为说不清原因而采取因果倒置方法加以否定。我经过精心考证，证实洪昇是个具有强烈“遗民”思想的文学家，《红楼梦》创作初期，同《桃花扇》一样，是一部以南明时期“秦淮名妓”柳如是与江南才子陈子龙、钱谦益的三角爱情婚姻纠葛为主线，间接表达明清改朝换代兴亡感叹的作品。书中关于“甄贾宝玉”和“元妃”的奇怪描写，就是根据南明时期的“真假太子案”和“童妃案”创作的。书中黛玉的《葬花词》，描写的是柳如是在与陈子龙分手后，在西子湖畔漂泊无依时的痛苦心情。书中姐妹们所作的《菊花诗》、《海棠诗》，都是按照南明时期秦淮名妓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等人的原诗仿作的。《红楼梦》这个书名，直接来自陈子龙与柳如是同居时所作的一首表达快乐心情的诗《春日早起》。洪昇后来把《红楼梦》改写为以自己和姐妹们亲身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但原来描写改朝换代的内容未删除干净，客观造成《红楼梦》明写“家难”、暗写“国仇”的效果，比如书中元妃的判词，本来是仿照抗清少年英雄夏完淳的诗撰写的，但改编后判词未改，致使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

　　第三个解决的是关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问题。《红楼梦》确实是乾隆中叶从曹雪芹手中传抄出去的，但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确实如书中交代，只是个“披阅增删者”。曹雪芹同洪昇生活的时间相隔一个甲子左右，生活地点也相隔千里之外，二者之间还真的能够有什么密切关系么？经过我的不懈努力，终于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洪昇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私交甚笃，在洪昇六十岁那年，应曹寅约请，带着《红楼梦》手稿“行卷”来到南京织造府，在这里“畅演”了三夜《长生殿》。曹寅看了洪昇的“行卷”后，大受感动，答应为老朋友的作品出版“问世”，有曹寅《赠洪昉思》诗为证。洪昇归途中酒醉落水而死，手稿从此落在曹家。曹寅没有完成老朋友的心愿也病死了，后来曹家被抄，举家返回北京。一个甲子后，曹雪芹翻出了洪昇的手稿，阅读之下感到与自己家事迹类似，产生心理共鸣，于是开始五次“披阅增删”，传抄问世。《红楼梦》开篇交代的作品作者、抄阅者、增删者，说的都是真实可信的。裕瑞《枣窗闲笔》的记载，也是客观真实的。以上考证研究，清楚地解释了《红楼梦》成书过程之谜，回答了以往《红楼梦》研究中的关键死结！

　　我的《红楼梦》研究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和“三个关键问题”，构成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传统红学的全新的红学体系，这个体系应该说是完整的、严密的，不仅三个基本问题是文学研究“三要素”的三位一体关系，三个关键问题也同三个基本问题构成了一个和谐融洽的整体，并从三个侧面进一步支持了洪昇的著作权。有的朋友戏称我这套全新的红学体系为“土默热红学”，其实这么称呼也是可以的，用独立研究者的名字为一个新的学说命名，乃学术界惯例，并非我好大喜功，有意夸耀自己。

　　“土默热红学”体系并非对以往红学体系的修补，而是对《红楼梦》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根据这个新的学说，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描写的是一场改朝换代时期的历史悲剧，是一场江山沦亡后的民族悲剧，是一场封建大家族凋零的天伦悲剧，是一场封建士大夫沉沦的人生悲剧，是一场知识女性毁灭的命运悲剧！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打碎了给你看，《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伟大的悲剧！如此解读《红楼梦》的主旨，是否比当今主流红学的解读更正大，更干净，更辉煌？！

　　对我的以上研究，有些朋友担心，这是否旧瓶装新酒，是否仍旧走索隐红学的旧路？我不这样认为。看当年蔡元培与胡适的论战，对“索隐红学”的定义是，把一大堆互相之间决不相干的史料，同《红楼梦》作品去附会比较。我的研究所采用的史料，确实是一大堆，但互相之间决不是不相干，而是围绕作者洪昇，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互相之间彼此印证，彼此衔接，彼此支持，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体系，与以往的红学索隐有着质的不同。更何况，对索隐方法也未可全盘否定，在我国的传统“朴学”中，索隐本身就是最常用的重要方法，无可厚非。在一定意义上说，索隐也是考证，考证也用索隐方法，胡适先生关于曹家“接驾四次”的研究，使用的如果不是索隐方法又是什么？

　　从我研究《红楼梦》走过的“三大步”和“三小步”综合看，基本解决了当今红学界悬而未解的全部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澄清，对于正确解读《红楼梦》一书的思想内容，清除以往对《红楼梦》与清宫秽史的附会，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对于重新编写中国文学史，正确判定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改变以往把“高峰”设定在乾隆中叶的别扭判断，是有着历史意义的。当然，本丛书的出版，还只是《红楼梦》研究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红学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本丛书中的许多问题还缺乏直接证据支持，需要进一步补充考证。但我相信，通过本丛书会引起全国更多的红学专家的群体研究，对于尽快破解《红楼梦》公案，把红学引向康庄坦途，会有一定的作用。最起码比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孤军奋战要好得多。

　　书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诚恳欢迎红学专家和《红楼梦》爱好者批评指正。

　　2005年8月于长春

落红沁芳　天堂挽歌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谨以此文献给普天下痴情的而不是虚伪的、尊重原著而不是附会怪力乱神的《红楼梦》爱好者。

　　本书不是小说，不是抒情散文诗，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本书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沿革，都有可靠的史料证实。

　　——土默热

两块石头

　　不知亲爱的读者注意否：《红楼梦》中的石头不是一块，而是两块：一块是“西方灵河岸上”的“三生石”，一块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补天石”。

　　两块石头，属于不同的神话系统，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深刻内涵：补天石代表的是“无才补天”者的“自怨自叹”， “三生石”代表的是“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的“灌溉”、“还泪”之情。两块石头不应混为一谈！

　　判断《红楼梦》的作品主旨和作者生平，大概最好的办法是从两块“石头”入手，看哪个人同“大荒山”和“西方灵河”同时发生关系，并与两块石头代表的创作意图同时发生共鸣。

灵河岸边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杭州真是个人杰地灵的天堂！西湖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灵隐的飞来仙峰、三生奇石，古往今来不知醉倒多少文人骚客。白乐天、苏东坡、岳武穆、于少保，都曾在杭州风流蕴籍、慷慨放歌。

　　暖风熏得游人醉，柔山软水养美女。杭州的美女，不仅如花似玉，更聪明灵慧、婉转多情。奇优名妓，无出苏小小之右；回肠九转，无过白娘子之痴；哀婉伤心，无愈冯小青之悲。

　　鲜花、醇酒、美人、才子，往往都是相伴产生的。杭州的美女身边，古往今来，绝不少风流才子陪伴。白乐天的《长恨歌》，吟咏了一千多年而不衰；洪稗畦的《长生殿》，搬演遍九州万国而不厌。

三生石畔

　　杭州奇，最奇在灵隐。灵鹫仙峰，相传是从西方极乐世界灵河岸边飞来，可见这里的吸引力超过佛祖西天。三生奇石，相传从唐朝时起就见证三生奇缘，足见这里对奇人逸士诱惑力之大。

　　杭州美，最美在西湖。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到了深秋，还可留得残荷听雨声。湖畔逶迤的山麓，每到三秋，桂花就漫山遍野吐出浓郁的芬芳，熏得月中的吴刚，也不由得停下砍伐月桂的斧头，捧出一杯沁人心脾的桂花酒。难怪人们把牡丹称为国色，却把天香美誉赠给了桂树。

天然图画

　　西湖美，但西湖的山水却是人工雕凿而成的，杭州还有个兼具西湖山水之美，但天然少雕饰的副西湖——西溪。如果说西湖是风姿绰约的少妇，西溪便是素净淡雅的村姑，这里更幽静，这里更自然，这里更野趣，这里更芬芳。

　　小桥流水，迤逦十里，连绵群山，云中雾中。一叶扁舟荡入西溪，但见两岸桂树，夹河红梅，海棠桃花，片片点点，扬花柳絮，缕缕飞飞，更有水中红菱，迎船摇曳，楚楚多情。

　　这里四季有不尽美景，春来梅花先放，夏至海棠争开，秋凉芦花如雪，寒冬老梅凌霜。西溪最奇处在秋雪庵，春夏落红如雪，三秋芦花如雪，寒冬红梅傲雪。

　　现在的西溪美，古西溪更美，史载，这里曾有十里梅花，百顷芦荡，千点白鹭，万竿翠竹，从南宋到清初，这里一直是文人墨客游历题咏的好去处，诗词佳作，史不绝书。

西溪留下

　　西溪有留下镇，奇镇奇名。何以取如此名称，说来话长。当年宋康王泥马渡江，来到西溪，见这里如画美景，本拟于此建都。后来把皇宫建于凤凰山麓，又不舍这里的好山好水，遂颁发御旨：“西溪且留下”。于是乎，这里就有了“留下”奇名。

　　留下镇有一条古街，名尚书坊。史载，这里是明朝成化年间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洪钟，在退休以后由皇帝赐建的府邸。府邸绵延四五里，把大半条街都占了。府后有家庭花园，名称就叫洪园。

　　尚书的府邸园林今已不存，但残迹尚在。尚书的墓地在东墓坞，残碑断石犹存。碑石上有明朝成化皇帝的御题，有著名儒学大师、兵部尚书王阳明的题刻，弥足珍贵。

五常探源

　　留下镇的紧邻，是五常乡。两地本为临安所属的西溪一地，后来分为一乡一镇，分别命名。

　　五常这个名字，代表当地出过五个尚书级的大官僚。古代“常”、“尚”通假，“五常”的意思就是“五尚书”。 “尚书”一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的正部长，一个乡出了五个中央级部长，乡望可谓盛矣。

　　这五个尚书出在谁家呢？洪钟家族旧日祠堂门口的楹联是：“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明季祖孙太保五尚书。”洪钟的父亲祖父，被皇帝追赠为尚书；洪钟的儿子孙子，也担任过朝廷尚书，一门五尚书，并非浪得虚名。

　　洪钟的祖宗，是宋朝出使金国、威武不屈、归国后被封为“魏国忠宣公”的洪皓。洪皓的三个儿子洪遵、洪适、洪迈，不仅是著名文人，还都担任过宰相一级的官职。正所谓“父子公侯三宰相”，洪家府邸园林，也正是皇帝赐建的 “国公府”。

茫茫大地

　　从明朝成化年间起，洪家在当地赫赫扬扬，过了一百多年的豪族生活，可谓“百年望族”。洪家是在什么时候败落，终成茫茫白地的呢？时在大清康熙年间。

　　明朝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清军乘机入关，建立了大清王朝。洪家作为旧日的官僚，由于改朝换代，失去了世袭前程，又放不下昔日的臭架子，三百多口人嗷嗷待哺，入清后便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嗣后，又由于家族内部矛盾重重，窝里争斗，频发“家难”，造成子孙流散，后继无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最后被朝廷抄家充军，从此一蹶不振。

“花王”临凡

　　顺治二年（1645），清兵下江南，杭州居民惨遭涂炭。兵荒马乱中，洪家后人洪起鲛携妻子黄氏，前往郊外逃难。 妻子身怀六甲，将次临盆。就在这个难堪的时候，妻子黄氏的肚子一阵阵疼得紧，分娩在即。

　　在一个费姓农妇那四面透风的茅棚里，这个苦命的孩子降临人间，是个男孩，作为长子，正是承重之人。夫妻两人给孩子取名洪昇，表字昉思，意思是希望他将来像个初升太阳一样，能够重振洪氏家族昔日的雄风。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发现，孩子绝顶聪明，但奇怪的是，作为男孩，却像女孩错投了胎，只爱那些钗环脂粉之类，对习文练武，却兴味索然。整天爱同女孩子一起玩耍，对男孩子却避而远之。

“四大家族”

　　明朝末年，杭州城里有洪、黄、钱、顾“四大家族”，累世联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地官员到任，必首先投刺“四大家族”，请求照应，方可平安为官。

　　时至清初，事过境迁，“四大家族”都失去了倚恃，相继败落。先是钱姓家族由于卷入了江南“科场案”，家长钱开宗被杀头，全家被械捕京师。继之是洪家因“家难”被朝廷抄家发配。

　　只有黄家，由于黄几清初参加科考，得中举人，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位高权重，显赫一时。但康熙二十一年黄几年老退休，失去权柄，也逐渐衰落了。

“冤孽”降世

　　战乱期间孩子多，清初，四大家族仿佛开了瓦窑铺，一朵朵金花银花争相怒放。在洪家其母亲生下洪昇后，又接连产下两个儿子、两个千金。看到人丁兴旺，洪起鲛夫妻二人倒也其乐融融。

　　黄几有一子一女，女儿嫁给了洪起鲛，就是洪昇的母亲。儿子黄彦博举一女，取名黄蕙。说来也怪，黄蕙与表兄洪昇竟生于同年同月同日，生辰略小，屈居为妹。

　　洪昇的表丈钱开宗连举两女，分别取名静婉、凤纶。姑丈林家举一女，取名严清，字以宁。其他表亲家也陆续出生了一大批表姐妹：柴云仪、冯又令、毛安芳、张槎云等等。

　　也可能是天上星宿应运而生，洪昇的这些表姐妹一个个不仅出落得如花似玉，并且个个绝顶聪明，加之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来几乎都成为清初著名的女才子。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花笺彩纸

　　洪昇家庭世代簪缨，累世积累了大量图书，号称“学海”，洪昇自小的学习条件极为优越。洪家对这个长子科举功名、重振家声寄予了莫大期望，为他读书聘请了当时杭州城里最好的老师：毛先舒和陆繁。

　　可是事与愿违，毛、陆两位老师固然学富五车，但并不鼓励这个聪明的学生走“仕途经济”道路。毛先舒是明朝遗民，心中故国情结深重；陆繁的父亲、叔叔，在清初都遭受过重大打击，对新朝廷怀恨在心。受他们的教诲，洪昇从小就产生了浓重的兴亡感叹意识，对读书当官不感兴趣。

　　洪昇成了一个几乎不可救药的纨绔子弟，他斗鸡走狗，无所不好，灯谜酒令，无所不精。特别是爱好看当时风行社会的艳情书籍，爱吟唱几首情爱诗词，逐步成了一个多情的种子。种之桑榆，收之东篱，洪昇没有成为冷血官僚，反而在十五岁就成了杭州城里知名的青年诗人，一命笔就“鸣钱塘”，阖城传诵。

　　毛先舒是当时著名曲学大家，陆繁是首屈一指的骈文大家，受他们影响，洪昇自小就打下了深厚的曲学和骈文基础，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基本是靠这些本事吃饭。

青梅竹马

　　洪昇与姐妹们一起长大了。钱家后来被朝廷从北京放回，没有了家，只好寄住在洪府。进士林纶早死，林以宁也寄在舅舅洪家。冯又令的父母双亡，陪着一个老祖母苦度岁月，也经常到洪家住上几天。

　　钱氏姐妹、林妹妹和冯妹妹，与表哥洪昇及洪家两个姐妹，从小一起在宅后的洪园编柳，在门口的沁芳桥钓鱼，在假山后捉迷藏，在花丛中过家家，青梅竹马，感情笃深。尤其是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表妹黄蕙，因受到当时“同日生的是夫妻”的民谣影响，早已私定终身，相约非彼此不嫁不娶。

　　洪黄两家的家庭还是比较开通的，他们看出了孩子的心事，同意亲上做亲，再结秦晋。康熙三年（1664），同为二十岁的洪昇和黄蕙终于如愿结为夫妇。他们是多么幸福啊，对着天上的牛女二星，他们发誓，生生世世为夫妻，永不分离。

　　年轻人之间的感情，剪不断，理还乱。洪昇与钱、林、冯等姐妹们的感情是微妙的，虽然他们之间无缘结合，但从小一起长大那种青梅竹马的感情，还是很难割舍的。每当这些姐妹出嫁时，洪昇总是躲在自己屋里，暗暗流泪。

“蕉园”诗社

　　清初江南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活跃的，对妇女参加文学活动较少限制。由钱氏姐妹的母亲顾玉蕊发起，杭州著名女词人徐灿、柴静仪等参加，组成了“蕉园诗社”，号称“蕉园五子”，经常在一起联诗对句，在当时影响很大。

　　“蕉园五子”后来各奔东西，诗社解散了。此时洪昇与姐妹们也长大了，由林以宁发起，钱氏姐妹、冯又令、朱柔则、毛安芳、张槎云等表姐妹参加，号称“蕉园七子”，重组了“蕉园诗社”。

　　诗社活动的那些日子里，姐妹们是多么开心啊！她们一起，在西湖泛舟，在西溪采菱，在秋雪庵踏雪，在栊翠庵折梅；春咏海棠，夏颂桃花，秋歌桂花，冬赞雪花。大家一起，文思泉涌，争奇斗艳，西溪的水畔山旁，不时响起她们的歌声和笑声。

绛洞花王

　　作为男性，洪昇当然不是“蕉园七子”成员，但姐妹们每次都约他参加诗社活动，洪昇也热中于混迹姐妹中间，甘充厮役。每次赛诗，为了博得姐妹们高兴，洪昇总是胡乱吟上几句，好使自己落第，姐妹们夺魁。

　　诗社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当时南戏传奇十分盛行，洪昇和姐妹们一起花下读《西厢记》，月下听《牡丹亭》，还一起研究，要用唐朝杨贵妃的故事，自己创作新剧本。洪昇写出了《沉香亭》传奇，后来改编成了著名传奇《长生殿》；林以宁写出了《芙蓉峡》传奇，可惜后来失传了。

　　在诗社活动期间，姐妹们都给自己取了个雅致的别号：洪昇称“啸月楼”，林以宁称“凤潇楼”，钱静婉称“天香楼”，钱凤纶称“古香楼”，冯又令称“湘灵楼”。这些别号都与杨贵妃在月宫的故事意义相关，后来都成了她们个人诗集的名称。

天伦之变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好事多磨，好景不长，洪家在长期家庭矛盾的累积下，“家难”终于发生了。

　　洪家此时由于入不敷出，日见衰落，洪昇又不务正业，继业无人，加之封建大家族中普遍的嫡庶矛盾，家庭中人不断地窝里斗，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发生“家难”就在所难免了。

　　在洪昇的庶母和异母兄弟的挑唆下，洪昇被父亲痛打了一顿，并威胁要杀死他这个不肖逆子。在有性命之忧的情况下，洪昇以古孝子“小杖受大杖走”自居，与妻子黄蕙一起，逃离了家庭，辗转前往北京，开始了贫穷潦倒的后半生悲惨生涯。

　　同时逃出家庭的，还有洪昇的二弟洪昌，原因与兄长相同。洪昇兄弟逃离家庭，洪家发生了“天伦惨变”，“蕉园诗社”自然也就寿终正寝了。

燕市悲歌

　　洪昇逃到北京后，一方面在国子监读书，希图谋个一官半职；另一方面又必须养家糊口，维持生活。那时的北京，米珠薪桂，谋生谈何容易！

　　洪昇没有任何赚钱的本事，只有一枝秃笔，于是，他为别人婚丧庆吊撰写贺词和碑文，为一些官僚充当幕僚，做些抄写工作。这点微薄的收入还经常要不回来，生活之窘迫，难以想象。

　　他的家中经常一连几天揭不开锅，寒冬腊月全家人没有棉衣，用洪昇自己的话说，就是“八口命如丝”！洪昇的长女，已是懂事的年纪，“爱拈爷笔管，闲学母裁缝”，夫妻视为掌上明珠。可惜在冻饿交加的生活中，这个可爱的孩子悲惨地夭折了，令洪昇悔恨终生。

苦中作乐

　　康熙二十二年，洪昇用当时江宁巡抚余国柱赠送的千两白银，在苏州买了一个“小戏子”为妾，姓邓名雪儿，有一副特别美妙的歌喉，当时只有十八岁，正当妙龄。

　　邓雪儿进入这个家庭后，贫苦的生活顿时增加了无穷的乐趣。黄蕙精通音律，雪儿歌喉曼妙，于是，“丈夫工顾曲，霓裳按图新，大妇调冰弦，小妇啭朱唇”，三口人分工合作，创作传奇，一派苦中作乐的美妙景象！

　　无须苛责古人，洪昇与妻子伉俪情深，又纳妾寻欢，其目的一方面出于封建士大夫的本性，另一方面确实是创作戏剧的需要。那时毕竟没有钢琴定调，也没有录音机试唱试听。

旧巢倾覆

　　洪昇逃出家庭后，发生了“三藩之乱”。由于受不明原因牵累，洪昇的父亲被朝廷逮捕，押解到北京一个破庙中关押。洪昇连忙赶到这个“萧寺”，为父亲送酒饭，同时多方托人营救，终于使父亲得以假释，回到了故乡杭州。这时，洪家宅园已经倾颓不堪了。

　　平定“三藩”之后，洪昇的父母再一次被朝廷追究，家庭被官府查抄，夫妻均被发配充军到黑龙江的宁古塔。当时发配到宁古塔的都是朝廷重犯，可见洪父问题之严重。

　　洪昇昼夜兼程，徒步三千里，赶回家乡，陪侍父母充军。大年初一登船北行，情景十分悲惨。后来中途遇朝廷大赦，得免充军。但是，“百年望族”的洪家，至此已经“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梦断“国丧”

　　洪昇的生活虽然窘困不堪，但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一个终生不悔的情种，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创作。先后创作了四十多部传奇剧本，上千首诗词散曲，可谓著作等身。这些著作，多数是在中年贫困生活中创作的！

　　洪昇始终热爱李隆基、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康熙二十八年（1689），经过十年修订、三易其稿，洪昇的代表作《长生殿》终于杀青了。一经搬演，立即轰动京师，从名公巨卿到市井小民，非此戏不看；不论家班野班、男女名伶，非此戏不演。“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洪昇一下子成了名人。

　　这年中秋节，戏班子为了感谢洪昇，专门为他演了个专场。洪昇遍请朋友观演，十分尽兴。没想到，此时仍在佟皇后“国丧”期间，被人告发，洪昇被官府逮捕下狱，革去了国子监生功名。正是：“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大荒奇峰

　　洪昇出狱后，牛衣肿目，独自一人前往京东盘山，去寻找他的老朋友智朴和尚，打算以出家解脱人生。智朴和尚又名拙道人，是个兼有僧道双重身份的出家人。老朋友热情地接待了洪昇。

　　盘山俗称大荒山，山上有盘古寺和女娲庙，相传是盘古开天辟地的场所，也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地方；山中多巨大石头，被当地人附会为“补天石”；智朴和尚住锡的青沟寺，被老百姓叫做“青沟峰”，因为寺门口悬挂着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户外一峰”匾额。

　　洪昇在盘山深刻反思了自己的前半生，对自己的“荒唐”造成“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尊亲受累，家族毁灭的行为，感到悔恨，但对钟情文学，创作传奇的爱好，却更加坚定了。

　　由于“妻儿待米难淹留”，洪昇终于没有“悟”，回到家中借米下锅去了。第二年，洪昇一家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故乡杭州。

万艳同悲

　　杭州还是那个杭州，西湖依旧，西溪依旧，但已物是人非，非复旧时美好的回忆。兴旺了一百多年的洪家府邸园林毁灭了，当年的亲人、朋友、姐妹们早已风流云散了。

　　洪昇的二弟洪昌，在逃离家庭后，不久就客死异乡了。两个妹妹先后出嫁，由于婚姻不幸，都年轻轻被折磨夭亡了。林以宁妹妹长期抑郁，年过三十便呕血而死。钱凤纶妹妹的丈夫终生没有考取功名，生活十分落拓。冯又令妹妹青年早寡，以未亡人的身份苦熬岁月……

　　洪昇收葬了弟弟妹妹们的遗骨，在墓前几次哭得昏厥过去。自古红颜薄命，我的这些可爱、可亲、可怜的姐妹啊，你们为什么谁也没有逃脱“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命运呢？为兄现在年已老大，但对你们的遭遇却无可奈何，让我这个须眉浊物怎么能不剜心刺骨、流血流泪呢？

对妻理典

　　回到家乡的洪昇，在料理了弟妹们的后事之后，马上让妻子黄蕙，把昔日姐妹们在“蕉园诗社”中的旧诗稿找了出来，夫妻相对仔细阅读吟唱，心中涌起了万千感慨——

　　当日秋雪庵的风流韵事，早已化作过眼烟云；当日姐妹们的音容笑貌，却仍然历历在目。洪园虽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但姐妹们的身影，似乎仍在绿树红墙中徜徉徘徊，令洪昇夫妇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

　　洪昇下定决心，要把姐妹们的事迹，比照杨贵妃的事迹，参照自己的《长生殿》结构，用“金钗、玉合”作载体，创作一部文学作品，以安慰她们的在天之灵。

山庄接驾

　　康熙三十八年（1699），当朝皇帝玄烨第四次南巡，驾临杭州，下榻昭庆寺。时已“致仕”的朝廷老臣高士奇，盛情邀请皇帝到他新建的“西溪山庄”游幸，皇帝爽快地答应了。

　　高士奇曾任朝廷南书房侍读，是皇帝的贴身近臣，皇帝 对他言听计从。康熙朝党争激烈，高士奇是“南党”领袖之一，为官贪黩，“有万国金珠贡澹人”之说 ——澹人是高士奇的字。

　　高士奇与洪昇同年生，同年死，同为杭州人，又同时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几乎又同时回到故乡，可谓一生形影不离的朋友。高士奇的“西溪山庄”，就建在洪园附近，洪昇随帮唱影，参与了接驾。

　　皇帝自昭庆寺乘马至木桥头，弃马登舟，只率几个宫人太监，来到“西溪山庄”，亲自做“十里清溪曲”诗一首，并亲笔为山庄题两个大字：“竹窗”。皇帝登舟的地方，从此名“御临镇”，一至于今。

　　其实这是洪昇第二次见皇帝了。第一次是在国子监学习期间，皇帝驾临视察，洪昇随祭酒、博士们叩头而已，并未亲聆御音。这次见皇帝面，是在受到朝廷“斥革”十年后，心中滋味，无以言表。

千古绝唱

　　洪昇的后半生，生活倒也安逸。由于他名满天下，青年才俊纷纷拜他为师，杭州的熟人故旧也多，在西湖边的孤山修建了一所稗畦草堂遮蔽风雨，日子倒也不难打发。

　　洪昇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文学创作。除了那部四折杂剧《四婵娟》外，主要以自己的一生经历，穿插弟妹们的事迹，写一部《洪上舍传奇》。经过十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脱稿了。脱稿后，曾拿给著名诗人朱彝尊看，朱的诗中记载了此事。

　　康熙四十三年（1704），应曹寅的邀请，洪昇到江宁织造府，“畅演”了三日《长升殿》。洪昇是带着一部作品的手稿到曹府去的，意图求曹寅赞助出版，曹寅的诗中对此有明确记载。

　　洪昇在归途中，不幸失足落水、葬身龙宫了。这天是七月一日夜，一个恰恰没有月光的漆黑夜晚，这天是洪昇的忌日，也恰恰是杨玉环的生日，可谓不解之缘了。从此，洪昇这部以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作品，失去了踪影。

余韵绕梁

　　斗转星移，一晃六十年过去了。康熙朝的悲壮，雍正朝的悲凉，都已化作了历史的青烟，时间进入了乾隆中期的盛世。

　　洪昇的孙子洪鹤书，此时也已是一个古稀老人。他在整理自己的诗集《花村小稿》时，不住地喃喃自语：祖父的遗作手稿究竟流落到哪里去了呢？曹寅没有实现祖父的遗愿、为作品出版，江宁织造府随后被朝廷查抄了。父亲洪之震、姑母洪之则，先后到南京寻找，但去时早已人去楼空，杳如黄鹤，难觅踪迹了。

　　也就在此时，北京西山一个茅棚中，一个叫曹雪芹的年轻人，传出来一部小说——《红楼梦》。一经传抄，很快风靡天下。曹雪芹是谁？他是江宁织造曹家的后人么？《红楼梦》是谁写的？大家都说是曹雪芹写的，可他为什么只承认自己是“披阅增删”者？

　　历史就是这样的迷离、迷茫，似乎有那么明显的蛛丝马迹，但又没有任何直接的文字记录证实。埋在历史废墟下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

　　作者

　　2006年1月于长春

第一节　　元妃省亲

　　“元妃省亲”是《红楼梦》的重头戏，对“元妃省亲”的解读，也是胡适红学的立论基础所在。胡适先生断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故事是以曹家在南京担任江宁织造期间的真实生活为原型创作的，其主要根据就是认定《红楼梦》书中借元妃省亲描写康熙皇帝南巡，史料记载曹家一共接驾四次，书中赵嬷嬷对王熙凤也说甄家接驾四次，因此，胡适先生断定，书中的甄家就是贾家，其原型都是曹家。朋友们不妨重新翻阅一下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便可清楚地知道对“元妃省亲”的解读在胡适红学中的重要地位。

　　“元妃省亲”对胡适红学的重要性可谓大矣。可以说，今天红学主流派几乎所有的学说，都根源于胡适先生对“元妃省亲”与曹家接驾的认定，正是由于对“元妃省亲”就是隐写曹家接驾的认识为基础，才开始了对曹寅祖孙三代任江宁织造期间事迹的研究，才确立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才创立了所谓的“曹学”。

　　胡适先生解读“元妃省亲”的方法，恰恰犯了他自己痛诋的“猜笨谜”的弊病，陷入了“附会”的泥潭。他看到《红楼梦》书中赵嬷嬷说甄家当年曾接驾四次，在清史资料中又发现曹家当年确实接驾四次，两者是如此偶合，因此就毫不犹豫地说：看，曹雪芹在写自己家当年的事情！每个认真的读者，只要精心阅读和思考，不难发现胡适先生附会的漏洞。

　　其一，《红楼梦》书中描写元妃省亲的过程，并非千里迢迢从北京远赴南京，而是从同一城市的宫中到大观园，路上时间不过一两个时辰而已，考虑到当时轿子的行进速度，也就走了十几里路程吧，距离并不远。省亲结束后，元妃并未在大观园居住，而是与祖母和父母依依惜别后，含泪连夜又回到宫中。这与曹家接驾的场面根本不同，康熙皇帝远途跋涉来到南京，长驱三千里，路上需要几十天时间，一两个时辰如何能到达？曹家以织造府作为康熙皇帝的行宫，皇帝在南京期间是住在织造府里的，也不可能连夜又回到北京皇宫。

　　其二，《红楼梦》书中用于接待元妃省亲的大观园，“芳园筑向帝城西”，可见位置在城市的西边。南京为六朝古都，可以称为“帝城”，但曹家的织造府及其附属的西花园，位置无论如何也谈不到在这个帝城的西面！书中大观园的形势是“芳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既离开红尘滚滚的城市，又与城市相距不远，就在“帝城”西边不远的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曹家的织造府在南京城中，所在位置并非“别红尘”的“仙境”。书中大观园“衔山抱水建来精”，“山水横拖千里外”，园子周边衔山抱水，形势壮阔，这与江宁织造府的形势更是相去甚远，在织造府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横拖千里的“山水”，更看不到高起五云的“楼台”！

　　其三，《红楼梦》书中王熙凤与赵嬷嬷对话说，甄家接驾四次是“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时候的事，接待的是“太祖”，并非元妃；接驾的是甄家，并非贾家，这四次接驾与元妃省亲根本不是同一时期的事情。王熙凤当时尚未出生，只是听说过，并未亲见，所以感叹自己生晚了。但距离元妃省亲的时间似乎也就是五六十年，不会太久远，因为赵嬷嬷当时“刚记事”、也就是十几岁吧，曾亲自见识过；现在她“七老八十”了，距当时应该有五六十年了，所以只能凭回忆发一大通“罪过可惜”的感慨。康熙皇帝四次南巡驻跸江宁织造府，是前后相继的事情，中间没有几十年的间隔，如果《红楼梦》是借元妃省亲写曹家接驾，时间上根本就不对。假如“元妃省亲”是隐写康熙南巡，那么，就是从康熙第三次南巡的康熙三十八（1699）年上推五六十年，也反推到了1639—1649年之间，这是明清交替时代的事情。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清朝的“太祖皇帝”南巡之事，曹寅的父亲曹玺还在东北和西北领兵打仗，根本没有到江宁织造任上。

　　其四，有一个很奇怪、也很重要的情节，红学家们很少注意到，就是《红楼梦》作者把“太祖皇帝”巡游比作“舜巡”。这可是大有奥妙的说法！古代舜帝巡视三山五岳，死在了巡游途中，他的湘江边上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哭舜帝的斑斑泪水，染红了湘竹，此竹便由此称为“斑竹”，毛泽东先生诗中曾有过“斑竹一枝千滴泪”的说法可证。如果《红楼梦》作者敢把康熙南巡比作“舜巡”，那简直是诅咒皇帝在巡游中死去，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曹雪芹因为家庭败落，可能对查抄他家的雍正皇帝心存不满，但康熙皇帝对曹家可是恩重如山啊，曹家的富贵荣华可以说都是康熙皇帝给的！曹雪芹怎么能盼望他死在南巡途中呢？

　　其五，与上一个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林黛玉与她居住的潇湘馆的称谓问题。林黛玉是个尚未破瓜的妙龄少女，为什么要取“潇湘妃子”的别号？须知“潇湘妃子”就是舜帝的妃子娥皇、女英，就是哭红了斑竹的妃子，潇湘馆的景物特点是“窗前也有千竿竹”，竹影在窗纱上摇曳是引发林黛玉伤感的最通常触媒，与“舜巡”、“潇湘妃子”、“爱哭”联系起来思考，其奥妙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红楼梦》中所写的“元妃省亲”，根本不可能是隐写曹家在江宁织造任上接驾四次的事情，也不可能由“元妃省亲”情节来证明《红楼梦》是以曹家旧事为原型创作的，当然更不可能证实曹雪芹的作者身份，胡适红学根本就是建在沙堆上的一座大厦。

　　胡适先生所附会的《红楼梦》元妃省亲情节是隐写康熙南巡、曹家接驾的传统说法，应该说不攻自破了。《红楼梦》所描写的“元妃省亲”一事，与曹雪芹和他的爷爷曹寅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红楼梦》根本就不是以曹寅家事为原型创作的。红学界那些关于曹家与雍正朝宫廷斗争关系的附会，那些关于曹家与“阿其那”、“塞思黑”关系的猜测，都与小说《红楼梦》毫无关系。那么，《红楼梦》作者精心描写的元妃省亲，其生活原型究竟是谁、是什么时期的事情呢？

　　根据笔者考证，《红楼梦》中的元妃省亲情节，确实是隐写的康熙皇帝南巡，但南巡的地点不在南京，而是在杭州；南巡的接驾人也不是曹寅，而是高士奇；进一步说，能够在《红楼梦》中记载元妃省亲这件事情的人当然也不是曹雪芹，而是高士奇的同乡好友洪昇。

　　现在红学界有些学者，几乎是在有意误导读者，他们几乎把康熙南巡与曹寅接驾四次等同起来，让读者以为康熙到了江南似乎就只到过南京一地，只住在曹寅的织造府一家。这是严重地歪曲历史！康熙南巡前后凡六次，南巡路线都是沿京杭大运河南行，巡幸的地方有扬州、南京、杭州、苏州、绍兴等诸多城市。曹家接驾四次只是康熙皇帝巡视到南京一地的事情，皇帝巡视到其他城市还有别的官员接驾；即使是同一次南巡中，在不同的城市接驾的人也有好多，曹寅只是若干人中的一个。

　　《红楼梦》中描写的“元妃省亲”过程，与曹寅接驾四次的哪一次过程也不相同，倒是同史料记载的高士奇在杭州接驾一次的过程完全相同。高士奇就是康熙朝那个位高权重的“南书房侍读”，号称“万国金珠供澹人”（高士奇字澹人）的著名人物，他是康熙皇帝的亲近之臣，也可以说是宠臣。蔡元培先生在《〈红楼梦〉索隐》中对这个人有详细考证。康熙朝朝廷党争严重，高士奇是“南党”领袖之一，康熙二十九年，由于以明珠为领袖的“北党”的攻击，高士奇被皇帝解职归里。

　　高士奇是杭州西溪人，与洪昇是同乡。说来也巧，二人不仅同年生（1645），同年死（1704），还几乎一起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不过在京期间高士奇当了大官，发了大财，洪昇却只当过国子监监生，一个穷学生，没有一官半职，穷得时常断炊。不过二人之间的友谊却历久弥新，保持终生。洪昇在康熙二十八年因为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受到朝廷的“斥革”“下狱”处分，康熙二十九年从北京返回故乡杭州，与高士奇返籍时间也在同一年。

　　康熙皇帝一共南巡六次，其中在洪昇生前南巡四次，分别发生在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和四十四年。《红楼梦》通过元妃省亲隐写的这一次接驾，是隐写的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这一次康熙皇帝巡幸到了杭州，驻跸在浙江巡抚衙门特备的行宫里。高士奇闻听皇帝到了杭州，作为当朝老臣、皇帝当年的心腹，提出请皇帝到他的家乡西溪一游，让他尽一尽地主之谊，接驾一次。康熙皇帝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就有了《红楼梦》书中描写的“元妃省亲”的全过程。

　　其实，高士奇早就知道了康熙皇帝要再次南巡的消息，为了接待皇帝，他事前做了精心准备，特意修建了接驾的花园——西溪山庄。这个西溪山庄的特点就是竹林茂密，十分清幽。康熙皇帝到了这里后，十分喜欢这里的宁静淡雅，亲自赋诗一首，赞美这里的“十里清溪曲，修篁入望深”，还亲笔为西溪山庄题写了“竹窗”二字。朋友们可以仔细想一想，这个西溪山庄是《红楼梦》中的什么地方呢？相信都能看得出来，这就是林黛玉居住的“潇湘馆”！潇湘馆的最大特点，就是“窗前也有千竿竹”，窗前不论昼夜，都有竹影摇曳。为什么《红楼梦》作者单单把潇湘馆称为“有凤来仪”？就因为这里才是接待康熙皇帝的真正场所！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红楼梦》中接待元妃的地点是整个大观园，不仅是潇湘馆啊？问得好极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是整个西溪景区，面积很大，高士奇的西溪山庄（也就是潇湘馆的原型）只是其中的一个景点。朋友们有时间，不妨亲自到西溪实地考察一下。今天的西溪，已经被辟为国家级湿地公园，游人正旺。历史上的西溪，从宋朝直到清朝，却是一个都市里的村庄，风景十分秀美、幽静，犹如一个天然少雕饰的妙龄村姑，杭州籍的历代致仕官僚和风雅文人，都愿意到这里来构建别业庵堂，以躲避尘世的喧嚣，做养静的场所。西溪的主要标志性景物，是梅花、翠竹和芦苇，这与《红楼梦》中大观园是完全一致的。

　　高士奇的西溪山庄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其地点今人称作“高庄”，也就是高士奇初建的村庄的意思吧。高庄的附近，有洪府和洪园，这是洪昇的故园，从小的天堂。这里应该是大观园中“怡红院”的原型。洪府洪园是洪的六世祖、明朝成化年间的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洪钟所建。洪家是个“百年望族”，“宋代父子公侯三宰相，明季祖孙太保五尚书”（洪家祠堂联）。高士奇接驾时，洪家已经败落，但故宅故园还在，外观上当年的豪阔气势还在。皇帝乘船去高士奇的西溪山庄，要经过西溪的很多景观，皇帝在西溪游览，也要游览这些著名景点，洪府洪园在当地历史悠久，名气很大，应该是游览景点之一。洪与高士奇关系密切，又是近邻，很可能参与了高士奇的接驾活动，所以能在《红楼梦》中把元妃省亲全过程写得绘声绘色，生动传神。

　　在高庄、洪园的前面，还有“花坞”，历史上这里香花遍地，香飘十里，是游览西溪必到的景点之一。古人称香花为“蘅芜”（或者“蘼芜”），所以《红楼梦》中把这里称为“蘅芜苑”，让薛宝钗居住。不过今天花坞早已不存在了，被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占用，人们只能通过史籍和传说来了解当年情况了。

　　西溪的核心景区中，首推“秋雪庵”，每到秋季，芦花如雪，蔚为壮观，故名。这里历来是游览西溪的首选之地。在《红楼梦》大观园中，作者把这里写成了“芦雪庭”，供探春居住。书中“芦雪庭”也叫“芦雪庵”或“秋爽斋”。湘云在这里烤鹿肉吃，黛玉就曾说“我为芦雪庵一大哭”。“秋雪”和“芦雪”都是秋季芦花如雪的意思，《红楼梦》作者取名还是很尊重原地名的。

　　秋雪庵附近，有个地名叫“藕香桥”，是游人到秋雪庵的必经之处。这里原来是个竹桥，今天桥已不存，但地名仍在。在藕香桥旁边是著名的曲水庵，庵前的水面中，原来还建有一个四面临水的亭子，叫做“藕香榭”。《红楼梦》作者是原封不动地把以“藕香”二字命名的一桥一榭写在书中的大观园里面，让惜春居住。藕香桥附近，水浅滩多，盛产红菱，古人称这里为“茭芦庵”，在《红楼梦》里，作者把它写成了大观园的“紫菱洲”，让迎春居住。

　　提醒朋友们注意《红楼梦》书中各景点名称的微妙之处：“潇湘馆”为什么称为“馆”？因为它是皇帝驻跸的馆舍；“怡红院”为什么称为“院”？因为它是洪家庭的府邸；“蘅芜苑”为什么称为“苑”？因为它是一个大花圃；“芦雪庵”（秋爽斋）为什么称为“庵”（“斋”）？因为这里本来就是出家人清静梵修的庵堂，古代读书人喜好借寺庙读书，所以这里也是读书人闭门苦读的好地方；“藕香榭”为什么称为“榭”？因为这里只是一个水中的亭子；“紫菱洲”为什么称为“洲”？因为这里本来就是盛产红菱的洲渚。大观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蓼汀花溆”，其真实原型就在西溪的“蓼汀沙溆”，在《西溪志》上有明确记载。如此等等，洪在《红楼梦》大观园的描写中，忠实地记录了故乡的景色，真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啊！

　　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红楼梦》大观园与杭州西溪的山水形势。西溪位于杭州西部十里左右，与西湖只隔一道山梁，山南是西湖，山北是西溪，当年西湖很热闹，西溪却很清静。《红楼梦》书中说大观园筑在“帝城西”的一个“仙境别红尘”的地方，杭州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当然可称“帝城”，城西距“红尘”不远的仙境，就是西溪。西溪依山面水，山下面就是转山河，山水的特点是横向的，绵延很长的；我们再来看《红楼梦》书中怎样形容大观园景致：“衔山抱水”，水随山转，正是西溪转山河的特色。“五云中”建有楼台，五云山恰是杭州一座山脉的真实名称。“山水横拖千里外”就更形象了，活脱画出了西溪山水横向分布的典型形势。

　　康熙皇帝来西溪下轿乘船的地方，后人称为“迎驾桥”至今地名犹存；这里应该就是《红楼梦》中描写元妃登船的地方“蓼汀花溆”。康熙皇帝到达西溪山庄后，看到竹影在西溪山庄的窗上摇曳，心情大为高兴，御笔题写了“竹窗”二字。朋友们可以想一想，《红楼梦》中为什么单单把潇湘馆题名“有凤来仪”，因为这里就是西溪山庄的原型，潇湘馆的竹窗景色，是御笔亲题的，来头大得很！

　　朋友们注意到《红楼梦》描写大观园省亲灯火辉煌盛景时，那块“石头”说的一段莫名其妙的话么？石头说，自己是被“夹带”着观看到如此盛景的，由此想到了昔日自己在“大荒山”的荒凉，今日经历这般胜景还想作几篇《省亲赋》、《灯火赋》等等。这段话暗含着洪自己的真实经历：高士奇接驾，洪作为一介草民，也是西溪山庄的邻居，确实是被“夹带”着方能观看皇帝巡游场面的；看到如此胜景，洪不由得想起十年前自己由于在京城获罪，被朝廷革去了功名，永远断绝了仕进的道路，痛心疾首跑到京郊盘山（大荒山）去逃禅，夜听虎啸猿啼时的凄凉。做什么《省亲赋》之类，本来就是洪所长，当年在北京，康熙皇帝巡视国子监，洪正在这里读书，曾经写过“一百韵”的五字排律，歌颂皇帝的盛举。这次洪是否又写过歌赋，就无从考究了。话说回来，《红楼梦》的创作，不就是最好的《省亲赋》么？

　　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扬州、南京、杭州都是必去之地，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你凭什么断定《红楼梦》书中写的就是第三次南巡的场景呢？这是因为，康熙皇帝巡幸中，别的地方都重复去过，惟独到杭州西溪巡幸，只有一次。《红楼梦》记叙的元春省亲场面是如此独特，大观园的景色与西溪完全相同，省亲的过程与康熙巡幸的过程完全相同，与康熙其他次南巡及巡幸其他地方的活动，都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推论，《红楼梦》描写的就是这一次，也只能是这一次！

　　西溪面积很大，景点众多，康熙皇帝游览的景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知朋友们注意到没有，《红楼梦》在描写宝玉为大观园题写匾额的场面中，在描写元妃游览大观园的场面中，把姐妹们后来居住的地点都写到了；但是，书中后来又出现了“凸碧堂”、“凹晶馆”等开始并未交代的景点，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些景点当时康熙皇帝未去游览，所以《红楼梦》书中描写元妃省亲场面时也就未做交代。

　　这些书中开始未交代的景点在西溪也是有原型的：“凸碧堂”的原型应是冯梦祯家的“西溪山堂”，由于建筑的地势相对较高，所以《红楼梦》中命其名曰“凸碧堂”。康熙南巡时，冯梦祯的儿子冯云将（一说孙子冯千秋）在此居住，著名的冯小青被虐待致死的悲惨故事，就是发生在他的家庭中。《红楼梦》中使用了冯小青的著名诗句：“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凹晶馆”的原型，应该是著名文人汪然明的“西溪水阁”。汪然明这个人很豪爽，有“黄衫豪客”的美称，收养或资助过很多落魄文人和漂泊名妓。由于建筑的地势低洼，园中又有个很大的池塘，天光水影，很是清幽。这里是汪然明接待往来文人女史的地方，藏舟楫于池中，客人来此，既可以在池边纳凉，又可以方便登舟驶往西溪其他景点，所以《红楼梦》中命其名为“凹晶馆”。明末著名妓女诗人柳如是与黄皆令，就曾经长期居住在“西溪水阁”中，并经常在此馆的水池边联诗对句，她们的诗作，也由汪然明资助出版。

　　《红楼梦》书中赵嬷嬷说的甄家接驾四次，王熙凤说的王家准备接驾一次，按时间推算，都不是大清王朝的事情！不是清朝难道是明朝的事情么？也不是，明朝的正德皇帝生前喜好南巡，但时间过于久远了，大概那时候赵嬷嬷她爷爷还没有出生。按时间对应，赵嬷嬷说的五六十年前，应该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时期，但这个可怜的亡国之君，在位时为应付战争整天焦头烂额，从来没跨出过北京一步。所以，《红楼梦》所说的甄家四次接驾也不可能是明朝的事情。

　　既不是清朝皇帝，又不是明朝皇帝，那么，《红楼梦》作者让赵嬷嬷回忆的这位“仿舜巡”五六次的“太祖皇帝”，究竟指的是谁呢？他只能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南明小朝廷的“弘光皇帝”。弘光皇帝朱由崧，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兄。甲申年（1644）崇祯皇帝吊死在北京煤山前，他的父亲老福王封地洛阳被李自成攻破，被俘的老福王同王宫中所养之鹿一起放进大锅煮成了“肉羹”被农民军吃掉。朱由崧侥幸逃出洛阳，辗转逃往南京。崇祯皇帝殉国后，在马士英和“江北四镇”等军阀拥戴下，朱由崧被拥戴“监国”，随后又登上皇帝宝座，建立了“南明”小朝廷。但他的皇位坐了仅仅一年，就被南下的清朝大军消灭，小朝廷在1645年（顺治二年，亦称弘光元年）便烟消云散了。

　　这位弘光皇帝很不争气，在历史上口碑不好，是位“英雄气少，儿女情多”的昏庸皇帝。他在位期间热中于到处游玩，所游之处多为秦淮河畔的青楼楚馆，或者是大臣马士英、阮大钺、王铎的府邸花园，他的口号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整天以听曲、看戏、喝酒、宣淫为能事。马士英、阮大钺、王铎等权臣，为了迎合这位“弘光皇帝”的嗜好，家中都备有十分出色的戏班子，以便皇帝随时前来观演。弘光皇帝到大臣家中饮酒看戏在当时是常事，次数远不止四次。他每次巡游到大臣府中，其奢华情景正如《红楼梦》中所说，“银子成了土泥”，什么东西都“堆山塞海”的，大臣们也不过是“拿皇帝的银子往皇帝身上花”而已。

　　朋友们注意，《红楼梦》作者用词是很讲究分寸的，把这个热中巡游的弘光皇帝称为“太祖”。什么是“太祖”？就是每个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如唐太祖、宋太祖、明太祖等。清朝的顺治皇帝称“世祖”，康熙皇帝称“圣祖”，都不是“太祖”，明朝的太祖朱元璋此时早死了三百年了，此时可以称太祖的，勉强只有这个弘光皇帝！南明时期在历史纪元方面很微妙，因为明朝从崇祯皇帝殉国的1644年（明纪元崇祯十七年，清纪元顺治元年，干支纪年为甲申）就宣告灭亡了，南明朝廷建立于1645年，朱由崧“监国”期间称这一年为“崇祯十八年”，当上皇帝后又改元“弘光元年”。清朝不承认南明朝廷是明朝的延续，正史中称 1645年为“顺治二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崇祯十八年”和“弘光元年”。那么，南明纪元就从历史中消失了。这个正史根本不承认纪元的小朝廷的开国之君，也只好算作一个新王朝的开国“太祖”了。不过，这个“太祖”既是开国之君，也是亡国之君，充其量只当了一年半壁江山的“太祖”皇帝。

　　再请朋友们注意，《红楼梦》作者说这个“太祖皇帝”的巡游是“仿舜巡”，不是“南巡”。“南巡”是指从北京出发巡视江南的意思，有特指；而“舜巡”则是巡视五岳，方位是四面八方。弘光皇帝“仿舜巡”则是仿照舜帝巡视四方，也不独是“南巡”一个方向。“舜帝”死在南巡途中，弘光皇帝也是遨游未毕，就亡国被俘，惨遭杀头了。所以《红楼梦》作者说这个“太祖皇帝”“仿舜巡”，并非歌颂他像尧舜一样英明，而是曲折交代他在巡游的纸迷金醉中突然亡国死去。

　　前面交代过，《红楼梦》作者莫名其妙地让潇湘馆别称“有凤来仪”，让林黛玉别号“潇湘妃子”，让她的哭泣总是同竹子联系在一起，隐含的意思就是像娥皇女英哭舜帝哭红了斑竹那样，悲悼这位“仿舜巡”的“太祖皇帝”。《红楼梦》作者著此书，有深刻的悼明反清意图。作者在依照康熙南巡场面描写元春省亲的同时，一手二牍，一声两歌，隐写了南明皇帝因为巡游等骄奢淫逸行为而亡国的教训，同时也表达了对康熙皇帝南巡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不满情绪。

　　《红楼梦》是一部既写家难、又写国仇的作品。作者洪昇的家庭在明朝是个百年望族，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其家族彻底败落了。洪昇著书过程中，对“家难”是明写，对“国仇”则是暗写，其不得已的苦衷不难理解。书中描写的那些家庭内部尔虞我诈“窝里斗”、最后被朝廷抄家、“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故事，就是洪昇家败亡的真实记录，笔者对此有详细考证。这样家庭出身的洪昇，内心深处有强烈的遗民情结，对祖先“赫赫扬扬”一百多年的明朝是既留恋，又惋惜。这样，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笔触就自然不自然地写到明朝上面去了。

　　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红楼梦》中的好多地名、官位名称，都使用的明朝特有名称。例如，把南京称为“应天府”，把北京称为“长安大都”，都是明朝的叫法，“兰台寺大夫”、“都统制”，都是明朝特有的官位。王熙凤的父亲升了“九省都统制”，可是南明时期的特有提法，因为南明时期只统治着江南九省，“九省都统制”几乎就是南明王朝的总管了。书中王熙凤说王家过去曾经总管过“各国朝贡”事情，却又说管辖的是粤闽滇浙四省，这四省当时都是在南明政权管辖范围的九省之内。书中甄家的家长名叫甄应嘉，官职是“金陵体仁院大总裁”，明显是隐写南明小朝廷之当政高官。甄家“坏了事”的隐喻，应该是指南明政权之覆亡。《红楼梦》作者特别爱明里暗里使用“明”字，出宫的太监，叫做“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修建大观园的设计建造者，是“老明公山子野”，等等。“戴权”是大权的意思，宦官权利熏天的时代，是明朝后期，魏忠贤官居“九千岁”就是明证。南明小朝廷时期，宫内田姓总管太监（大明宫总管戴全的原型），与马士英、阮大钺等权臣勾结，卖官鬻爵，权势也大得很。到了清朝，朝廷对宦官管得很严，宦官敢于干预朝政或擅自出宫，地方官府可以就地正法，宦官一直是很规矩的。至于李莲英一类，是清朝末期的事情，清朝前期、中期，绝对没有权利无边的宦官。“大明宫”是唐朝的宫殿名称，《红楼梦》不可能写唐朝，所以是有意借用这个名称，突出“大明”的年代意义。书中的戴权，公然出宫招摇撞骗，公开把“龙禁尉”职位卖了两千两银子，这也足以证明只能是南明时期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书中元妃的谜语：“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这不可能是形容康熙皇帝的，因为康熙在位六十年，是中国封建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这个谜语影射的应是弘光皇帝，因为他只当了可怜的一年皇帝，龙椅还没坐热，就灰飞烟灭了，正如爆竹一声！

第二节　　秦可卿大出殡

　　《红楼梦》书中“天香楼”是祭奠秦可卿死亡“另设一奠”的场所。一说到“天香楼”，人们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她在这里与老公公偷情“爬灰”，联想到秦可卿扑朔迷离的“上吊”场所，联想到她的风光无限的“大出殡”。

　　秦可卿身上的谜太多了。人死了，却不知道怎么死的。据书中描写，死前她似乎病了一年多，始终没诊断清楚是什么病；婶子凤姐来探病，发现她瘦得都脱了相了。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不生病？由病而死，似乎再正常不过了。但奇怪的是，太虚幻境的册子中，她的画面却是“一个美人悬梁自尽”，所配的判词又说：“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由此看来，她的死似乎与“淫”字沾上了关系，并非自然死亡。

　　秦可卿的丧钟敲响之后，有人怀念，有人悲痛，奇怪的是，全府上下人等，居然都感到“纳罕”。什么是“纳罕”？“纳罕”就是感到奇怪、怀疑。他们为何奇怪？他们怀疑什么？作者没有说。

　　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秦可卿死了，幸不幸自己知道，生者的不幸感表现得却是淋漓尽致、五花八门！首先是老公公贾珍，悲痛得如丧考妣，居然“哭得像泪人儿一般”；而老婆婆尤氏，却“犯了心口疼”，躺在屋里不出来；她的丈夫贾蓉，弟弟秦钟，又似乎与死者无关，表现得全无心肝。其次是两个丫鬟，一个触柱身亡，跟随死者的灵魂走了；另一个认为义女，跟随死者的尸体走了。即使主仆情深，也不不至于如此啊？她们有什么隐情呢？作者没说。

　　最奇怪的是宝玉，从年龄上说，秦可卿比他大得多，从关系上说，秦可卿是他的侄儿媳妇，他们之间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暧昧关系，但宝玉听到她的死讯，居然心口一热，吐出来一口鲜血！自己还辩解“血不归经”，没有关系。

　　秦可卿死了，贾珍要尽其所有为儿媳风光发丧，一再告诉主持发丧的凤姐，不要替我省着！于是，花重金买来一个“龙禁尉”虚名，只是为了题写丧主；请了和尚道士做四十九天法事，还在“天香楼”另设一奠；棺材用了“坏了事的王爷”的绝对上等“板儿”；异乎寻常的大出殡，从宁府到家庙铁槛寺，一路上布置得“像压地银山一样”！

　　一个小辈的丧事，正常说，丈夫贾蓉、弟弟秦钟等去送葬就可以了，但秦可卿出殡却一反常规，贾赦、贾政等爷爷公公，老公公贾珍，叔公公宝玉，都随灵去了，真怀疑他们怎么能弄得“压地银山一般”，按照中国古来的风俗，长辈为儿孙穿孝岂不乱伦？更风光的是，各家王公贵族，皆沿途搭棚祭拜，北静王居然亲自“路祭”，并谦逊地为死者让路。

　　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秦可卿的丈夫贾蓉、弟弟秦钟，大出殡时，本应是最悲痛的人，事实却恰好相反！贾蓉整个过程没说一句话，没出一次面；秦钟竟然跑到馒头庵，去会情人智能，干“警幻所训之事”！被宝玉现场抓住，还要晚上“细细算账”。

　　贾府姑娘媳妇众多，秦可卿是长房长孙媳妇，又是家中“第一得力的人”，地位显赫。就是这个显赫之人，一生却不清不白，糊糊涂涂！宁府的少主妇，按当时风俗，本应门当户对，出身名门望族，事实却不然。他的娘家老爹，只是一个穷馊馊的“营缮郎”。这也罢了，也许贾珍是个“反潮流”人物，没这些讲究，但秦可卿的来历又大成问题，居然是从“养生堂”抱养的！究竟是私生子还是穷人抛弃的女婴，作者没交代。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出身贫苦的秦可卿，应该能干、节俭、朴素，但事实又恰好相反，仅从她的卧室，就可以看出她的极度奢华庸俗。屋里摆满了什么赵飞燕跳掌中舞用过的铜盘，安禄山掷伤杨贵妃乳房的木瓜，如此等等。这哪里是一个少妇的卧室，分明一个摆满道具的舞台！

　　秦可卿是否有作风问题，没有过硬证据，不敢妄断。但她在“太虚幻境”中，以“兼美”的身份，与小叔公公宝玉“柔情缱绻，难解难分”，却是事实。那个莫名其妙的“警幻仙姑”，受宁荣二公重托，为了引导宝玉走“仕途经济”正途，居然匪夷所思地用小名“可卿”的妹妹“兼美”，去勾引宝玉干“儿女之事”。这个“兼美”，其形象风度，“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婉转风流，则又如黛玉”。等于说，宝玉拥有了可卿，就等于天下美色尽收，环肥燕瘦，尽在怀中，这是何等的艳福！

　　《红楼梦》中有宝玉、黛玉、宝钗、湘云那么多比秦可卿重要得多的人物，红学家们都没有为他们搞出什么“玉学”、“钗学”、“湘学”，却独独为秦可卿开创了一门“秦学”。秦可卿在天之灵，不论有多少委屈，也可以安息了。

　　我们不得不佩服脂砚斋他老人家，是他（或她）最先发现了《红楼梦》书中秦可卿的可疑之处，指出作者的大笔，似乎不应该写出秦可卿卧室那些俗艳的文字，他也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这么写，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作者是否“别有所属，余所不知”。

　　为“秦学”的问世，红学家们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他们根据脂砚斋批语透露的，《红楼梦》在秦可卿身上，删去了“四五页”，这些页的内容，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其中有“遗簪”、“更衣”的情节。于是乎，就展开了丰富想象，把“遗簪”、“更衣”描绘成秦可卿与老公公贾珍，在天香楼上柔情缱绻，头上的簪子掉了，被老婆婆尤氏拾到，抓了现行。秦可卿无地自容，偷偷在天香楼悬梁自尽了。又把这些同焦大太爷的一顿混骂联系起来，更坐实了贾珍、秦可卿“扒灰”的罪名。电视剧《红楼梦》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拍摄的，看了美感全无，令人作呕！

　　平心而论，对“秦学”贡献最大的，当数刘心武先生。刘心武先生的“新秦学”要点有三，一是秦可卿的原型，是“削爵亲王”、也就是废太子允的女儿。东宫失势后，江南织造曹家收留了这个女儿，后来给儿子当了媳妇；二是曹家后来之所以被朝廷查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留了“废太子”的女儿；三是刘心武先生还对《红楼梦》中公媳畸恋寄予了深切同情，为他们找了好多美丽的借口。

　　今年初，红学界展开了一场“群殴”刘心武，痛批“秦学”的风暴，“秦学”是否被批倒批臭，不得而知，但秦可卿之谜仍然未鲜，却是不争之事实。

　　其实，秦可卿根本不是一个依照生活原型创作的人物，而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如果找对了《红楼梦》作者，秦可卿之谜便可迎刃而解。

　　《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大文学家洪昇，就是那个创作了中国传统戏曲高峰之作《长生殿》的情种！“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洪昇在康熙二十八年，历经十年辛苦，三易其稿，写出了《长生殿》传奇。一经演出，立即轰动京城，“缠头”为之猛增。在这年中秋佟皇后“国丧”期间，戏班为了感谢洪昇，为他“聚演”《长生殿》，被人告发，官府断定为“大不敬”，结果洪昇被革去功名，逮捕下狱。洪昇的一生，成也《长生殿》，败也《长生殿》，他就是怀着爱恨交织的心情，在《红楼梦》中写下了秦可卿的故事，目的就是为了抒发自己对《长生殿》的感情，并暗示《红楼梦》与《长生殿》作者是一个人。

　　其实，在《红楼梦》中，这种暗示比比皆是，第五回回前诗中：“问谁幻入华胥境，千古风流造孽人”，回后诗中：“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这个“千古风流”、“千古情人”说的都是作者自己，自己在《红楼梦》中写的太虚幻境之“幽梦”，也就是“华胥境”，是谁“幻入”的呢，“同谁近”呢？就是自己这个情种和代表作《长生殿》！

　　在《红楼梦》中，洪昇经常眼睛盯着秦可卿形象，口里却说着自己的话。比如，太虚幻境中秦可卿的曲子《好事终》：“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萁裘颓坠皆从敬，造衅开端实在宁，宿孽总因情。”第一句就是描写“败家”的景象，怎么导致败家的呢？因为“擅风情，秉月貌”，注意这个“擅”字和“秉”字，都是动词，不会是说书中人物，只会是说作者自己。书中哪个女人漂亮，是自己“擅”的“秉”的呢？只能是作者描写的。其后进一步解释，你们说我写情淫之书是“萁裘颓坠”的不肖子，其实在荒淫无耻方面“造衅开端”的就是你们皇家。注意这个“敬”字，它是针对洪昇的“大不敬”罪名写的，用字很险。

　　前面说过，洪昇创作《长生殿》三易其稿，为什么这么频繁修改呢？就是因为根据朋友毛玉斯的建议，“尽删太真秽事”，删去了初稿、二稿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秽乱宫廷、李白为杨贵妃写“清平三绝”等有损杨贵妃形象的情节，把杨贵妃写成了一个纯情的种子。作者在《红楼梦》中创作秦可卿形象的过程也是如此，先是把她写成了一个淫乱的少妇，后又改成今天的形象。书中留下一些淫秽的痕迹，很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目的是使读者体味出《红楼梦》与《长生殿》的创作过程吻合。《红楼梦》中的秦钟，原型就是毛玉斯，洪昇把他写成秦可卿的弟弟，让他的名字与“情钟”谐音，并让秦可卿成了抱养的弃儿。试想，秦可卿死了，关他屁事，所以他并不耽误送葬期间“得趣馒头庵”。

　　洪昇一生与杨贵妃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歌颂她而成名，为歌颂她而获罪，为歌颂她而破家，最后还为歌颂她而死亡。康熙四十三年，洪昇到江宁织造府上，畅演了三天《长生殿》，归家途中，酒后失足落水，一代文豪，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涯！时人悼念洪昇的诗句中，有“葬身鱼腹恨如何”，“太真生共可怜宵”，说的就是这段经历。非常巧合，洪昇死的这天，正是杨贵妃的生日，也正是李杨二人谱制“霓裳羽衣曲”的日子！可能是杨玉环为了感谢洪昇，召他回到月宫“天香楼”了吧。

　　其实，细心的读者不难感到，在《红楼梦》书中，秦可卿与其他人物不同，她并没有生活中的原型，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她和她的故事，都暗暗隐指《长生殿》及其作者的遭遇。

　　秦可卿的形象，应该是暗隐杨贵妃，所以她在《红楼梦》中不像其他主角有生活原型，而是“来历不明”，被写成“养生堂”中抱养来的。杨贵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美人，又极为聪明，能歌善舞，制曲高明，所以，在《红楼梦》中，作者让她成为兼具聪明美丽的“兼美”。《红楼梦》中常常用赵飞燕、杨贵妃比喻黛玉、宝钗，环肥燕瘦，各有风致，兼二者之美，其美可知。杨贵妃入宫前，原来是寿王妃、唐明皇李隆基的儿媳妇，后来被公爹纳为贵妃，所以，《红楼梦》书中隐隐约约写了她与公爹有不正当关系。《长生殿》中杨贵妃缢死马嵬坡后，她的两个侍女念奴和永新，一个自杀殉葬，一个守墓看坟，后又流亡金陵。所以，《红楼梦》中也让秦可卿的两个丫鬟，一个触柱而亡，一个做义女伴灵。所写这些，无非让读者在她身上看出杨贵妃的影子而已，并没有什么深意。

　　《红楼梦》书中的贾宝玉，当然是作者自况。作者让他与秦可卿在“太虚幻境”中“柔情缱绻”、“做儿女之事”，无非就是暗示自己是从描写杨贵妃开始，走上言情文学道路的。“太虚”是古人对月亮的代称，在《长生殿》中，李杨的爱情归宿就在月宫。古代传说，月亮上有飘香的桂树，所以桂树又称“天香”，“天香楼”也不过是月宫的代指而已。宝玉在“太虚幻境”与“兼美”携手出游时，不幸被夜叉鬼扯下“迷津”，情急之下大喊“可卿救我”！暗示的就是自己因《长生殿》获罪，被朝廷斥革下狱、万劫不复的悲惨遭遇。书中宝玉听到秦可卿死讯，莫名其妙地吐血，暗示的正是康熙二十八年《长生殿》的遭遇，遭此打击，作者洪昇焉能不口吐鲜血！

　　秦可卿大出殡，暗示的是康熙二十八年佟皇后“国丧”，洪昇就是这个时候因为非时演剧而终生倒霉的，对此创巨痛深，刻骨铭心！“遗簪”、“更衣”就是《长生殿》中杨贵妃缢死时“娥眉婉转”的场景，杨贵妃是用白绫悬梁而死的，《红楼梦》中就让秦可卿悬梁自缢。《红楼梦》中天香楼是宁府戏楼，古代戏楼是开敞式的，不会真的有公媳幽会，掉了簪子让婆婆拣到的事情。杨贵妃是贵妃，康熙皇帝的佟皇后是死前一天方才被册封为皇后，以前身份也是“皇贵妃”。佟皇死时，年龄是三十一岁，与秦可卿相同，所以书中写她“享强寿”。所谓“强寿”，即年龄四十而死，三十多岁死亡，古人为了面子，避讳夭亡的口实，也可以勉强算“享强寿”！皇家出殡，当然是“压地银山”般气魄，当然王公贵族都要去送葬、路祭。《红楼梦》中描写的大出殡，实际上是“国丧”场面，让贾府赦、政、珍等人都去送葬，也是合乎情理的。

　　洪昇因《长生殿》罹祸，原因仅仅是非时演出这么简单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长生殿》写帝王家的爱情，写皇帝“占了情场，弥了朝纲”，康熙皇帝看了之后，以为“心存讽刺”，一怒之下，寻个借口加以封杀！洪昇的朋友李孚青，看出了这一点，赠洪昇诗中说：“桂子飘香是祸胎”。“桂子飘香”就是“天香楼”，就是《长生殿》，含义十分清楚。洪昇写大出殡，其实也是暗示《长生殿》罹祸的时间。康熙二十八年，佟皇后病逝，皇家国葬，当然是大出殡！洪昇聚演《长生殿》获罪的时间是中秋，正是桂子飘香的季节，这也应该是洪昇用“天香楼”透露这件公案时间背景的原因之一。

　　“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这段秦可卿的“判词”，不知难倒了多少红学家！其实很简单，前两句说的是，我这个情种，与李杨情事相逢，必然写出宣扬情淫的作品。注意，《红楼梦》作者并不把“淫”字视为什么见不得人的话，他公然说宝玉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洪昇本人就是言情戏曲创作的最高手，这样自况，可见十分自负。洪昇因为被革去功名，造成洪家永远败落，不得复兴，所以终生背负着“不肖”的罪名。后两句说的就是为自己辩解的话，你们说“不肖子弟”是我吗？其实最先“造衅开端的”，是宁府，是你们皇家，秦可卿与佟后，就是皇家的贵妃嘛！

第三节　　三春四艳

　　《红楼梦》中的好多谜语至今无解，譬如荣国府中，宝玉的亲姐妹和堂姐妹一共四个：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谐音为“原应叹息”，意为红颜薄命。但是，明明四个姐妹的名字都用春字，作者为什么屡次使用“三春”的概念？什么“三春争即初春景”，“三春去后诸芳尽”，“勘破三春景不长”，难道还有一个“景长”的另外一春么？

　　《红楼梦》书中的元春是宝玉长姊，比宝玉年长二十多岁，名为姊弟，感情如同母子。王夫人的肚子确实神奇，居然能生出如此两个长女幼子，实在罕见。对《红楼梦》中元春的判词，至今无人能解：“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二十年”指的是什么时间？其中有什么是非？难道“三春”都要进宫当娘娘去“争及初春景”么？从书中看探春似有可能，迎春、惜春绝没有这个迹象啊？判词中究竟是“虎兔相逢”还是“虎兕相逢”至今也争论不休，这个“相逢”表示的是时间概念么？

　　迎春号称“二木头”，为人软弱善良。她的判词也很奇怪：“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用迎春婚后被孙绍祖虐待而死似乎能解释得过去，但“子系”两字着实有点奇怪，说的是迎春还是孙绍祖？孙绍祖在虐死迎春前，未闻有什么“得志”的事，娶个媳妇稀松平常，也谈不到“得志”啊，更不是因为“得志”才虐待迎春的啊？

　　探春是朵带刺的玫瑰，有才能，也有志气、骨气。她的判词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红学界都解释为探春远嫁，但也有说不通的地方。这个“末世”是家族的末世还是国家朝廷的末世？坐着大船远嫁“三千里”，这是什么地方啊？“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难道永无见面之可能了么？

　　惜春的性格既老实又固执，后来的结果是出家，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惜春的判词却大有疑问：“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装。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不是“三春争及初春景”么，怎么又“勘破三春景不长”了？究竟什么是“三春景不长”？“三春”是她的亲姐妹么？其中的探春之“景”不是挺长的么？

　　《红楼梦》中好多女儿的事迹命运，用判词、曲子的说法都无法解释，不止是荣府四春，就连钗、黛、湘、可卿、凤姐、妙玉等人的判词、曲子，都有说不通的地方。红学家们不明就里，研究中也只好葫芦提应付了事。怎么样能解释通呢？看来仅从书中字面是难以解释通的，必须搞清楚《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创作意图，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

　　《红楼梦》作品虽然是以洪昇家族和“蕉园”姐妹为原型创作的，但作者为了写出心中的兴亡感叹，大量借用了南明背景，使作品的底色打上了深刻的南明印迹。作品故事中选取了很多表现南明小朝廷“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的人和事。荣府中“三春”、“四艳”所影射的，未必是什么弱女子，而是最有背景意义的重要人和事。当时最重要的人和事，大概莫过于南明小朝廷的“三帝一监国”了，正是所谓的“三春”、“四艳”！

　　所谓“三春”，代表的正是“三帝”，也就是福王政权的弘光帝，桂王政权的永历帝，唐王政权的隆武帝。再加一个监国的鲁王，恰恰组成了红楼“四艳”！“红楼”的红字，可以指代朱明的“朱”字，“红楼”既可以指富室闺阁，也可以代指青楼楚馆，还可以代指大内皇宫。碧瓦红墙的皇宫，在古代文人笔下，往往用红楼表示。

　　元春影射的是南明福王组建的弘光政权。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抗清义士夏完淳讽喻弘光政权的诗：“二十年来事已非，不开画阁锁芳菲。哪堪两院无人到，独对三春有燕飞。”朋友们看出来没有？《红楼梦》中元春的判词，应该就是根据这首诗幻化出来的。这首诗是指斥南明政权在大敌当前之际，还醉生梦死、歌舞升平的。“二十年来事已非”说的是南明三帝延续了二十来年，至今已面目全非，不可收拾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开画阁锁芳菲”，就像陈后主和南唐二帝一样，沉溺于风月情场中；致使南京的歌舞酒楼和红楼妓馆一时繁荣。那句“独对三春有燕飞”很有隐曲，“三春”显然是借指南明三帝，“燕飞”又是什么呢？是用汉代的赵飞燕代指皇妃么？显然不是。

　　朋友们可以回忆一下，《红楼梦》中姐妹们咏柳絮时，黛玉的《唐多令》起句是“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对此红学界一般都解释为苏州的“百花洲”和徐州北部的“燕子楼”，白居易曾有《燕子楼三首并序》歌颂之。表面上看似乎不无道理，但《红楼梦》写的是金陵旧事，其典还应该出自南京为是。南京过去确有“百花洲”，地处钞库街小西湖附近，是文人仕女经常游玩的地方。传奇《桃花扇》中，李香君就曾“燕子楼中人卧病，灯昏被冷有谁知”？可见南京亦有燕子楼。林黛玉“葬花词”中“青灯照壁人初谁，冷雨敲窗被未温”诗句的出处也似乎在这里。扯了这么远，无非是解释夏完淳的诗，事实上是指斥南明君臣在南京“百花洲”、“燕子楼”一类地方歌舞升平，以致国事不可收拾。南明时君臣最流行观看的传奇是阮大钺所创作的《春灯谜》、《燕子笺》，夏诗所说的“燕飞”，似乎与此也不无关系。

　　再回到《红楼梦》中元妃的判词，“二十年来辩是非”，显然是辩的南明三帝“二十年”的“是非”；“三春争即初春景”是说三个小朝廷“争”当南明小皇帝，“初春”即“元春”，即第一个当上小皇帝的弘光帝；“虎兕相逢大梦归”，说的是清军下江南后，南明三个政权先后都迅速垮台，复兴明朝变成了一场清秋大梦！“虎兕相逢”来源于吴梅村的诗句“前有猛虎后苍兕”，吴诗指的是宁古塔地方景象；宁古塔位于今天黑龙江省宁安市，是清朝满族的发祥地和故都，用“虎兕相逢”代指凶恶的满清军队，是十分贴切的。

　　让我们再来分析《红楼梦》书中元春做的一首谜语：“身如束帛气如雷，能使妖魔胆尽摧，一声震得人才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谜底是爆竹。这个弘光皇帝，坐上龙椅不到一年就亡国了，用爆竹谜语来形容南明政权的迅速败亡，恰当极了。

　　《红楼梦》中的迎春，影射的应该是桂王建立的永历政权。“子系中山狼”的“子系”是一个繁体的孙字，代指永历政权中野心勃勃、大权独揽的孙可望。孙可望原来是张献忠的部将，张献忠失败后，他又笼络永历皇帝，扯起反清复明的旗号。孙可望为人跋扈，永历帝无兵无将，确实受了孙可望许多折磨，正所谓遭遇了“中山狼”行径。后来孙可望又投降了清军，导致永历帝被吴三桂擒拿在缅甸，勒死在昆明，一命呜呼赴黄粱了。

　　《红楼梦》中的探春，影射的应该是唐王建立的隆武政权。隆武帝是个颇思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同其他南明小皇帝不同，有点卧薪尝胆、壮志恢复的志气，正所谓“才自清明志自高”。他曾经对明朝延续了近百年的“党争”痛加整顿；他自己比较注意刻苦节俭地生活，也比较关心民众的生活疾苦；他曾经亲率军队出征浙闽清军。但由于受制于郑芝龙父子，壮志难酬，最后在长汀被清军俘获，全家一起壮烈殉国了，也正所谓“生于末世运偏消”。

　　《红楼梦》中说探春远嫁海外，“清明涕送江边望”，是有真实根据的。隆武政权依托的是郑芝龙的军队，郑芝龙降清后，这支军队由郑成功统领，盘踞在金门、厦门一带，进而收复了台湾。在此期间，还曾联络鲁王政权张煌言的水师，几次打进长江，兵临南京城下，一度曾吓得顺治皇帝要逃回东北老家。

　　江南遗民对郑氏水师的盼望，正所谓“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红楼梦》中宝琴所说的“真真国”，应该暗指的台湾；女孩子诗中“岛云蒸大海，峦气接丛林”就是典型的台湾景色；“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说的也是江南和台湾抗清力量声气相求的实情。《红楼梦》创作初期，是以柳如是为女主人公原型的。柳如是和她的丈夫钱谦益，晚年之所以长住“红豆庄”，原因就是这里临江近海，便于同义军水师联络。柳如是曾经亲往崇明劳师，同张煌言水师中的娘子军很是亲热。后来这些娘子军全部战死在崇明，这似乎就是《红楼梦》中描写“林四娘”和她的女兵的根据之一。当然山东青州发生的林四娘的故事也有史料支持，此事发生的时间是顺治二年，也正是南明弘光元年；不过这个林四娘只是一个死于战乱的宫女，并没有那些驰骋沙场的英勇事迹。《红楼梦》作者用两个故事合成一个全新的林四娘形象，是小说创作常见的伎俩。

　　《红楼梦》中以浓墨重彩描写了“敏探春兴利除宿弊”的故事，所谓“除宿弊”，应该是影射唐王打击“党争”，消除内部纷争，团结抗清的事迹；所谓“兴利”，也似乎是影射唐王关心民众生活，节俭朝廷开支，注意积累抗清所需财富的事迹。探春理家时，帮助她的是宝钗。如前所述，宝钗的原型也是柳如是。柳如是曾把自己一生积攒的首饰，慷慨捐赠给义军，用于装备“八百罗汉”。《红楼梦》中的“时宝钗小惠全大体”，大概就是影射的这件事情。

　　《红楼梦》中的惜春，影射的似乎是鲁王监国政权。鲁王始终没有称帝，一直是监国身份，所以《红楼梦》中没有让惜春进入“三春”的行列。《红楼梦》作者为什么要以“春”字代指皇帝？应该是从《春秋》的“春王正月”而来。鲁王后期，三个南明皇帝接连失败被杀了，正所谓“勘破三春景不长”。鲁王自己的军队也大部被清军消灭，只率残部逃到福建沿海苟延残喘，最后几乎只剩下孤家寡人，每天只好在海岛上孤独地以拜佛念经为事了，这也正是“独卧青灯古佛旁”的结果。鲁王一直没有被俘，最后孤独凄惨地病死在金门岛上一座破庙里，这个金门岛就是今天台湾政权盘踞的金门，至今鲁王坟墓犹在，可惜几乎无人凭吊了。

第四节　　木石前盟

　　说到《红楼梦》中甄士隐那个可怜的女儿“甄英莲”（后改名“香菱”），就令人不由得联想到陈寅恪大师《柳如是别传》中的那个“影怜”，读音完全相同。英莲后改名“香菱”，又与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湘灵”谐音，其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么？循此思路搜罗史料，细加厘剔，就会发现了一系列令人目瞪口呆的巧合：《红楼梦》通篇故事，与这个“湘灵”、“影怜”还真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湘灵”的问题，另行探讨，这里主要研究这个“影怜”。“影怜”何许人也？她就是那个著名的风尘才女柳如是。柳如是何许人也，恐怕不会像武则天、慈禧太后那样，为今天的人们所熟悉。但在明末清初那段天翻地覆的日子里，她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江南艳妓、尚书夫人、风尘诗人、爱国侠女，集万种风流、千般才情于一身的响当当“花王”名流！

　　根据陈寅烙先生考证，柳如是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逝世于清康熙三年（1655），年仅四十七岁。她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改朝换代的动荡中度过的，饱尝了妓女的辛酸，也经历了贵夫人的荣耀；遭遇了战乱的痛苦，也显示了反抗的光辉；创作了辉耀千古的诗歌，也落得个投缳自尽的悲剧下场。

　　“影怜”本姓杨，名云娟，至今我们也无法知道她的出生地和家庭情况，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从小就被卖进妓院做了侍女，家乡父母一概不知，有人根据她的口音，猜测她是浙江嘉兴人。明崇祯二年（1629），刚刚十二岁的云娟，被罢职的宰相、江苏吴江豪门周道登买去做妾，改名为朝云——与宋朝苏东坡的侍妾同名。崇祯四年（1631）末，由于家庭中别人的挑唆，刚刚十四岁的朝云又被周家赶了出来，卖到苏州妓院，从此踏上了茫茫风尘之路。

　　此时的云娟（朝云），已经摆脱了满身稚气，出落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美人”。在苏州，云娟逐渐艳帜高张，声价日隆。为了摆脱对昔日痛苦的回忆，按照唐朝大诗人李商隐（义山）的诗句“对影闻声已可怜”，为自己改名“影怜”。在周府做妾时，受周道登影响，影怜学到了一些吟诗绘画的本领；坠入风尘后，由于影怜同名士交往日多，逐渐学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女诗人！

　　风尘中的妓女，都有强烈的从良愿望，杨影怜当然也不例外，在送旧迎新的悲惨生活中，她也不断地寻觅着自己人生的最终归宿。影怜年轻、漂亮、知书达理、风度翩翩，根本看不起那些声色犬马、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她要为自己找一个有真才学、真性情，与她性相近、情相投的饱学之士寄托终身。然而，风尘女子要想寻觅到称心的人生知己是何其困难。

　　一个绝好的机会向杨影怜招手了。崇祯五年（1632）十一月初七，在松江名士、当代大儒陈继儒（眉子）庆祝七十五寿辰的“佘山大会”上，一个让她魂牵梦绕、牵挂终生的人，不期然来到她的身边。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子龙。陈子龙（1608——1646）字卧子，号大樽，松江县人。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文武兼备，学识超群，胸怀大志，慷慨激昂，与几个情投意合的年轻志士，组织了一个诗社——几社，陈子龙自然成了几社领袖。在佘山大会上，陈子龙出尽风头，杨影怜也一鸣惊人，那种传统的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在两个人的身上发生了。杨影怜从此成了几社中惟一的女成员，与陈子龙和其他几社青年英俊时相酬唱，两个人几经缠绵相思，终于同居了。

　　他们爱情的小巢就设在松江城南门外南园的“小红楼”里，这是陈子龙向朋友借来的一处空闲别业，既作为几社的聚会场所，也作为陈杨的鸳鸯爱巢。那些日子里影怜是多么快活啊，白天她同子龙及朋友们纵情游玩酬唱，晚上与自己心爱的人如胶似漆。愤怒出诗人，爱情更出诗人，这一时期，陈杨二人都展示出了惊人的才华，创作了大量流芳后世的作品，其中最令人振聋发聩的作品，竟是杨影怜歌颂自己情人陈子龙的《男洛神赋》！大家都知道曹子建著名的《洛神赋》，有几人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居然还有一篇与之媲美对应的由女诗人创作的《男洛神赋》，真可谓石破天惊！

　　然而，陈子龙毕竟有他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妻子，自己的难言之隐，他要投入到扶助大厦将倾的事业中去，不可能长期沉溺与卿卿我我。两个人同居了两年之后，崇祯八年（1635），杨影怜神色黯然，痛苦地离开了小红楼。

　　分手后，陈杨二人的爱情之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在两地相思中越燃越旺了。两个人都写出了大量思念歌颂小红楼的诗作。杨影怜无时无刻不想到“醒时恼见小红楼”，贯穿了她的整个后半生。陈子龙也在天南地北怀念“角声初到小红楼”，直到英勇殉国。他在《春日早起》诗中写道：“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这是《红楼梦》名字最直接、最可靠的出处。

　　杨影怜变得多愁善感起来，用陈子龙赠给她的诗说，就是“风风雨雨能痛哭”。看到月缺花残春尽，她要伤感；想到壮士拼杀疆场，她要落泪；亲历悲惨命运风尘女子的坟墓，她的眼泪更像断线珍珠一样，尽情地流淌。同心上人陈子龙分手后，陈杨二人分别整理出版了自己在小红楼中的诗作，杨影怜命名自己的诗集为《戊寅草》，又名《鸳鸯楼词》；陈子龙命名自己的诗集为《属玉堂》，并为《戊寅草》作了一篇长序，同时，还写了一首七古诗《长相思》，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相思之情，并劝影怜要想得开，“但令君心识故人，绮窗何必常相守”。

　　为了出版自己的诗集，杨影怜来到了杭州。《戊寅草》的出版，是由杭州古道热肠的富商汪然明资助的，影怜来杭，下榻汪然明建在西溪的横山别墅（西溪水阁）。西溪外有转山溪水，内有无际芦荡，河渚间坐落着众多园林和寺观。西溪漫山遍野的红梅和珍贵的绿萼华白梅，勾起了影怜千般诗思；汪然明的游船有着一个新颖别致的名称“不系园”，载着心如不系游船的影怜，徜徉在西湖绿树红墙之中，又勾起了影怜万种柔情。

　　西泠桥畔的苏小小墓和孤山兰因馆的冯小青墓，是影怜经常拜谒徜徉的地方。苏小小倒也罢了，冯小青却是与影怜相隔不远的人，她的丈夫冯千秋尚健在，其父冯云将与钱谦益私交甚笃，在他筑于孤山的快雪堂中，与影怜时相酬唱。在冯小青墓前，影怜写下了风尘女子的无尽情思和哀思，每当提笔，便泪如泉涌，打湿了花笺。但影怜不仅是个才女，又是一个侠骨柔肠的巾帼侠女，面对造化弄人，她也决绝地喊出：“神女生涯倘是梦，何妨风雨照婵娟”，这是何等磊落的胸襟！

　　说到这里，令人不能不联想到《红楼梦》中黛玉的作品《葬花词》：“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诗中以燕喻人，难道刚刚十四五岁的黛玉，以前就曾经与人组建过“香巢”？由于“燕子无情”，导致了“人去梁空巢也倾”的爱情悲剧？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绝对的一副美人迟暮，归依无人的悲怆情绪！须知，此时的黛玉刚进荣府不久，只有十四五岁年纪，也就像今天刚上初中的女孩子吧，何至于产生这样一种急不可待的“红颜老死”的恐惧啊？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奴底事备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小小的黛玉，难道会产生期盼情人“温被”以御寒冷的念头么？难道会在睡梦中听到情人在庭外所发的“悲歌”么？难道会因为情人不至而产生“花落人亡”的感叹么？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净土掩风流”。黛玉虽然寄人篱下，但有外祖母的宠爱，宝玉哥哥的呵护，凤姐等人的关心，丫头们的尊敬，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风刀霜剑”的感觉，更不会产生洁身自好而死，胜于落入污秽沟渠的感觉。

　　从《葬花词》中我们可以推测，《红楼梦》中黛玉这个人物的原型，进入大观园前，曾经与心爱的情人组成过一个“香巢”，后来由于“燕子无情”，结果“人去巢空”了。离开“香巢”后，过着一种漂泊无依的生活。由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逼迫，使她产生一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感觉。由于年龄渐大，没有归属，“美人迟暮”的心情越来越严重，以致于产生何处“净土掩风流”的悲怆感。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原型究竟是谁？我劝朋友们认真阅读一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撰写的《柳如是别传》。林黛玉在《葬花词》中表达的心情，绝对就是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在离别情人陈子龙后，漂泊在杭州西湖西溪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此前，柳如是曾与陈子龙在“小红楼”构筑了“香巢”，过了一段双飞双栖的幸福生活。后来由于陈家家庭的干预，柳如是不得已离开“小红楼”，造成了“人去巢空”的悲剧结局，为此连续以《望江南》词牌写了二十首题为“人去也”的艳词。柳如是带着对情人的无尽思念，在江南各地凄苦漂泊，受尽了谢三宾等恶势力“风刀霜剑”的逼迫。在西湖西溪漂泊时的柳如是，大概是二十二岁，美人迟暮的心情十分沉重，在她此时的诗词中每每流露。《红楼梦》中的《葬花词》，应该是作者根据柳如是的这段人生经历，按照柳如是在杭州时的心情创作的。

　　柳如是一生有很多雅号，例如“杨柳”、“蘼芜君”、“潇湘妃子”、“柳儒士”、“女史”、“河东君”、“美人”、“桃花”等等。多数都被《红楼梦》作者原封不动用到了宝钗、黛玉身上。宝钗的号是“蘅芜君”，“蘅芜”就是“蘼芜”；河东既是柳姓的郡望，也是薛姓的郡望。“桃花”、“潇湘”同是黛玉与柳如是的象征。《红楼梦》书中，表现黛玉总是面带潮红，鲜艳压倒桃花，并说黛玉病由此起。生活中的柳如是，确实是经常艳如桃花，据说妓女为了保持面部鲜艳，经常服用一种类似砒霜一类的药品，服用时间久了，往往引起内脏的病变，而导致吐血；柳如是就是因此而“多愁善病”，在小红楼和绛云楼生活期间都曾经吐过血。今天的读者往往根据现代医学，推断黛玉得了什么肺结核，其实《红楼梦》作者是根据柳如是的真实生活描写的，他判断黛玉的病根源在于“面如桃花”，说的是当时妓女美容方法，并非什么肺结核。

　　《红楼梦》故事的主线是“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这正是根据柳如是的“三角恋爱”经历创作的。柳如是自然是“阆苑仙葩”，是绛珠仙子；陈子龙就是“美玉无瑕”，是神瑛侍者。为什么这么推断，因为陈子龙确有“无瑕词客”的别号，并曾用这个别号署名，与柳如是多次酬唱。“无瑕”就是玉，就是瑛，就是“赤瑕宫神瑛侍者”。陈柳后来无奈分手了，“心事终虚化”，但旧情不断，两地相思之情更加浓烈，见两人的诗作。这种分手后的相思，不正是《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么？而柳如是在分手后所抛洒的无尽泪水，不正是《红楼梦》中的“绛珠还泪”么？

第五节　　金玉良缘

　　《红楼梦》中“金玉良缘”的故事，应该是取材于柳如是同钱谦益的婚姻生活。陈柳分手后，柳如是在“风刀霜剑”的逼迫下，无奈嫁给了江南老名士钱谦益。钱柳二人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由于对知识的共同爱好，夫妻之间酬唱切磋，感情还是很好的，时人也很艳慕，誉之为“金玉良缘”。钱谦益家中正堂名为“荣木堂”，《红楼梦》中是“荣禧堂”；钱谦益为了迎娶柳如是，特意修建了“绛云楼”，《红楼梦》中表现为“绛云轩”；钱柳二人后期，曾长期生活在“红豆庄”，庄中确实有一棵江淮一带难得一见的红豆树，夫妻二人以红豆为题做了很多诗，《红楼梦》中的宝玉就大唱其“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这么多的雷同之处，用偶合是不能解释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红楼梦》的爱情生活，取材于柳如是亲身经历的“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

　　自从与陈子龙分手后，影怜梦魂牵挂着昔日小红楼的知己。女为悦己者容，影怜总是按照自己在小红楼热恋时的形象打扮自己，蛮腰弓鞋，柔媚中透出一股英气，粉面黛眉，成熟中显得那么年轻。惹得江南文人学子，无不投以艳慕的目光，引来了无数赞美的诗篇。文人们有的把她喻为芙蓉，形容其美貌；有的把她譬为蘅芜，形容其馨香；有的把她称为仙子，形容其飘逸；有的把她赞为精灵，形容其聪敏。无论如何赞誉，大家对她一个共同的通俗称呼，就是“美人”。有几年，影怜自己也以美人为号。

　　由于美人身边没有英雄相守，免不得招致社会上一些豪强无赖的欺凌，“美人”急需找到一个风流倜傥而又有共同语言的宽阔肩膀来依靠，几经周折，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这个人就是江南人望、东林党领袖、雄踞诗坛盟主地位五十年的当朝“宗伯”（礼部尚书）钱谦益！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苏州常熟人。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逝世于清康熙三年（1664），享年八十三岁。在明末清初，钱谦益可是个声名显赫、也臭名昭著的大人物！他自幼聪敏好学，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在朝廷党争中屡次挫败，但作为东林党的领袖，才学出众，向孚众望，故吏门生满天下。从社会地位上看，钱谦益足以依靠；从学识知识上看，钱谦益堪为良师，虽然钱杨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六岁，但杨影怜还是在内心接纳了钱谦益。

　　几经周折，崇祯十四年（1641）六月初七，钱谦益用迎娶嫡夫人的礼仪，凤冠霞帔迎娶了杨影怜！须知，在那个时代，钱谦益的陈夫人和其他姬妾尚在，用嫡夫人礼仪迎娶一个风尘女子，钱谦益也是要付出极大的勇气的！

　　事实证明，杨影怜的选择是正确的。钱谦益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影怜，以一个丈夫和父亲的双重角色，呵护着可怜的影怜。迎娶之前，钱谦益建议杨影怜改姓柳，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因为钱谦益自号东涧老人，柳姓是河东郡望，所以如此取名号。又因为二人都有出尘思想，按佛家“如是我闻”的说法，为河东君取字，同时，又在常熟自己家中，新筑一我闻室，供柳如是居住，可谓周虑万全。

　　钱谦益不愧为一代宗师，在他的精心教导下，柳如是不论是历史还是文学知识都突飞猛进，更令世人刮目相看。夫妻二人在我闻室频繁酬唱，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柳如是也不愧一代才女，要不了多久，她的诗才就与丈夫相伯仲，令钱谦益在酬答时颇费脑筋。时人评论，钱柳之诗，要论厚重深沉，当推丈夫；如讲轻灵飘逸，还让妻子，可谓各有所长。

　　为了方便夫妻二人的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钱谦益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筹措资金，在家中半野堂后，另筑一座美奂美伦的三层楼房。新楼取名“绛云楼”，这个名字是柳如是自己取的，并亲自手书镌匾的。为什么如此取名？当然有传说中“绛云仙姥”的意思，但大家不要忘记，柳如是的原名是杨云娟，与陈子龙同居地是小红楼，从自己名字中取一个“云”字，从小红楼化出一个“绛”字，合起来正是“绛云”，以示不忘自己在小红楼中的美好爱情。柳如是的字写得很好，“绛云楼”匾额，便是她的手书。

　　绛云楼二三层楼做藏书楼，藏储了一万多卷极为珍贵的孤本秘籍；一楼做夫妻的起居室。钱谦益此时正致力修明史，柳如是成了丈夫最好的助手。她不仅与丈夫切磋，为丈夫抄写，更多的是为丈夫查阅资料文献。由于她博闻强记，即使绛云楼中卷帙如山，她也能随口说出某个典故在某书某卷，某书某卷在某架某层，“牙签”随手拈来，从不出错。钱谦益佩服之至，戏称妻子是“柳儒士”。世人对钱柳的旖旎生活羡慕不已，称为“金玉良缘”。钱姓金旁，美人如玉，一语双关，可谓恰当。

　　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延续276年的大明王朝灰飞烟灭了！但此时以南京为留都的半壁河山还在，国家还不能算彻底灭亡。钱谦益此时迅速从家乡常熟赶往南京，加入了南明小朝廷的队伍，被封为礼部尚书。柳如是随后也随同丈夫来到南京，成了偌大尚书府里惟一的女主人。陈子龙此时也来到南京，被任命为兵科给事中。

　　“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南明小朝廷极其昏庸腐朽，皇帝昏聩无能，朝廷党争激烈。忠义之士纷纷被罢斥或诛杀。陈子龙看到朝政无望，当年八月便辞职回到家乡；而钱谦益却在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四日，在清军兵临城下，皇帝和将军纷纷逃跑，城中已无将士防守的情况下，与一群南明大臣，冒着瓢泼大雨，向清军统帅跪献了降书顺表！

　　城破之前，柳如是十分镇定，她亲手做了一席好酒菜，恭敬地举起酒杯，劝丈夫投水自杀殉国，留下一个青史好名声。但钱谦益贪生怕死，以自小怕水为由，不肯投湖。柳如是激愤之下，撩起衣裙，自己向湖中投去，但又被仆人湿淋淋打捞上来，欲死不能。一个风尘女子，能在国破家亡时自杀殉国，比起西方的《羊脂球》来，不知要高尚多少！

　　南明小朝廷覆亡后，几社领袖陈子龙，在嘉兴的水月庵托身为僧人，暗中开始了反清复明活动，被隆武政权封为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运，总督江南义军。顺治四年五月十三日，陈子龙不幸被俘，经历严刑拷打始终威武不屈，在押解南京的途中，乘守军不备，跃起投水，自尽殉国，成为一名著名的民族英雄。

　　柳如是病倒了。她过去就有咳嗽发烧的病根，那年在杭州无地容身的困窘中，她曾经病得九死一生，几次吐血，在汪然明的精心照料下，方才脱离险境。这次，她吞咽下了自己亲手酿下的苦酒，如何能不病。昔日的“木石前盟”，虽然没有为她带来名誉和地位，但她为情人陈子龙的大义凛然、杀身成仁而骄傲自豪；而在国破家亡时，“金玉良缘”带给她的却是屈辱、是良心的折磨、是人生大节的丧失！

　　钱谦益降清后，被带往北京。顺治三年（1646）正月，被清廷封为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作为降臣，他的日子很不好过，外部的屈辱和内心的自责时时折磨着他，当年六月，他便名为请假，实为辞职，回到了家乡常熟。柳如是看到丈夫的民族正义感尚未完全泯灭，就用冷嘲热讽来规劝丈夫，希望他重新做人，投入反清复明大业。钱谦益也幡然悔悟，以花甲之年，暗中开始了与各地义军的联络和筹划。

　　顺治四年（1647）三月，由于一次起义失败，钱谦益被叛徒供了出来，被官府缉拿下狱，解往南京。正在病榻上的柳如是，蹶然而起，陪着披枷戴锁的丈夫，迈着两只三寸金莲，徒步前往南京。她立誓要把丈夫营救出来，如果不成，她可以代丈夫赴死，最起码，也要和丈夫一起去死。她巧妙地周旋于当时江南总督洪承畴和兵部尚书梁清标的母亲吴太夫人面前，终于取得他们的帮助，将钱谦益无罪开释。

　　钱柳夫妻终于又回到了家乡的绛云楼，重新开始了编撰《列朝诗集》的旧日生活。有柳如是的帮助，诗集的编撰顺利快捷。诗集中有一卷名为“香奁”，收集的是有明一代女才子的文学作品。柳如是对这一卷情有独钟，亲自担负起了采集和评论工作，她不仅收录了很多大家闺秀、淑女贤媛的诗作，也收集了大批风尘女子的酬唱诗篇。

　　在《香奁集》中，柳如是以客观、公允、精到的眼光，来采集、批评这些女性文人的作品。她的评语有理有据，入情入理，直言不讳，侃侃道来，充分显示了她不仅具有女诗人的卓越才华，还具有女文学批评家的独到才能。

　　顺治七年（1650）年十月初二日，一场突发灾难降临了。与钱柳夫妻相依为命的文学乐园——绛云楼，不慎被一场大火完全烧毁了！那雕梁画栋的精美楼寓，连同里面存储的万卷珍贵古籍，以及钱谦益倾半生精力写出的二百五十卷《明史稿》，一起化成了灰烬！

　　钱谦益极度悲痛之下，写出了一首题名《蕉园》的诗。诗中说，“蕉园焚稿总凋零，况复中州野史亭！”“东观西清何处所，不知汗简为谁青？”其后，在《金陵杂题绝句》中又写道：“人阳秋家汗青，天戈鬼斧付沉冥。赤龙重焰蕉园火，烧却元家野史亭”。

　　钱谦益一生醉心于修明史，当年在明朝为官时，曾编撰成了卷帙浩繁的《历朝实录》，贮存在北京太液池畔的“蕉园”内，后被李自成军队退出北京时纵火烧毁。今天自己在“半野堂”（绛云楼）中苦心孤诣写下的这写史稿，即使不算正史吧，也是很有价值的野史。诗中所说的“蕉园”、“半野”（绛云），都是明史的代称。诗人向苍天发问：为什么大火如此无情，烧毁了“蕉园”正史之后，又烧毁了我重建的“绛云楼”（野史亭）呢？！

　　由于绛云楼一把大火，不仅烧毁了钱柳夫妇的藏书和手稿，钱家历代积攒的许多名贵字画、玉器、古玩，也一起葬身火海，钱家当时就穷了下来，主要靠钱谦益卖文为生，生活日见困窘。

　　顺治十一年（1654）钱谦益意外继承了外祖父的一处庄园遗产——常熟城东三十里的“芙蓉庄”。芙蓉庄不仅名字风雅，周围风景也十分秀美。庄内还有一棵百年红豆树，所以又被当地人称为“碧梧红豆庄”。对芙蓉庄略加修葺之后，夫妻二人携带他们的小女儿，搬来这里居住。

　　钱柳夫妻搬进芙蓉庄后，一件奇迹发生了，庄中那株已经二十多年不开花的老红豆树，忽然之间竟花发满枝，香飘数里！这年九月，在钱谦益华诞前，居然结下了一粒红豆，而且仅仅一粒！柳如是虽然对陈子龙终生怀念，但对苍老的丈夫能够真心悔过，并且在垂暮之年为反清复明大业辛勤奔走，也充满了一腔柔情。在钱谦益的寿礼上，妻子献给他的礼物，就是这颗代表着相思的红豆，令钱谦益老人激动不已，在席上口占十首绝句，歌咏红豆，歌咏爱情！

　　钱柳夫妻之所以搬来这里，除掉风光怡人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同江南义军联络方便。这一时期，钱谦益同他的学生郑成功来往频繁，正策划着郑氏水师由长江口溯江而上，力争夺取南京，占领江南半壁，再图恢复全国。

　　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郑成功的水师，在张名振、张煌言的统帅下，攻入长江口，停泊在金山江面。柳如是随丈夫亲自来到水师大营箪食壶浆犒劳义军。在这支威武的军队里，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有一支身着戎装、腰佩刀剑、英姿飒爽的娘子军！

　　柳如是一生侠肝义胆，年轻时经常扮作男装，或儒生，或武生，自比宋朝擂鼓战金山的梁红玉。为了装备起义的五百“罗汉军”，她在自己生活窘困的情况下，把一生积攒的价值万金的首饰，连同“百宝箱”，慷慨地捐给了义军，为世人交口称奇，赞叹不已。

　　这次也是在与梁红玉战斗地点同名的金山，见到真正的女兵，柳如是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她同娘子军的首领阮姑娘立刻成了好朋友。张名振看到此情景，笑着说，将来战事结束，让阮姑娘在你个女将军左右侍奉，让你终日和“危画（女旁）将军”在一起。可惜的是，郑成功水师战败后，阮姑娘在舟山战死，永远没有侍奉左右的机缘了！这支娘子军的残部，在“邓小脚”的率领下，后来转战闽南山区，给清兵以惨重打击。最后，终因力量悬殊、粮草断绝，全军覆没，所有女兵全部壮烈牺牲！

　　康熙三年（1664）五月二十四日，八十三岁老翁钱谦益，带着几多荣誉、几多愧悔、几多留恋、几多牵挂、几多悲哀、几多愤怒、几多遗憾、几多满足，静静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与他后半生须臾不离、相濡以沫的夫人柳如是！

　　客观地说，此翁生前确有临难屈膝、“两朝领袖”的历史污点，但他晚年痛悔昔非，为反清复明辛劳奔波，瑕不掩瑜。更何况五十年雄居文坛领袖地位，清初的大家名流几乎都出自他的门下，当时的社会声望还是颇高的，就连黄宗羲、顾炎武这样的反清志士、当代大儒，对钱谦益也是尊敬有加。只是到了乾隆中期，才把他打入“二臣”行列，查禁了他的全部著作，才使他声名狼藉的。

　　钱谦益的尸骨还没有寒，钱家就发生了“家难”！钱家的一些家族无赖，在族长钱朝鼎的唆使支持下，强夺钱家的土地，变卖钱家的庄园，私分钱家的钱财，砸毁钱家的灵堂。钱谦益的儿子钱孙爱懦弱无能，女儿女婿还不便出面，维护“宗伯”后裔是重任就落在了柳如是一个弱女子身上。

　　面对那些如狼似虎的凶徒，一个弱女子又能怎么样呢？柳如是刚毅的脸上闪过一丝冷笑，她写下了痛快淋漓的遗嘱，代女儿、女婿写好官府诉状，又给钱翁生前好友写下几封求助信，然后平静地走进钱家正室荣木堂，用三尺白绫，把自己吊在正堂中央！她要用自己的死来震惊官府、震惊社会、震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一代才女、侠女、烈女、豪女、奇女柳如是就这样去了，年仅四十七岁！

　　柳如是的死，有“家难”的原因，其实“家难”也只是导火索而已。陈之龙自杀殉国时，她就产生过殉死的念头，由于钱翁对自己一往情深，又到了暮年，要人照顾。现在，钱翁也化碧西归了，自己的余生还有什么意趣？也赶到天国去，同自己一生两个知己去会面，了结“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感情纠葛吧。

　　本节的材料均取自于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陈先生的确不愧为国学大师，一部百万字的作品，洋洋洒洒，精细严密，实为治学之典范。陈大师在《别传》中，似乎也看出了柳如是事迹与《红楼梦》故事的连带关系，但一是囿于胡适先生的成见，二是《红楼梦》研究并非大师的专长，故大师不肯下结论，只是在《别传》的关键地方，不时插上几句《红楼梦》如何如何，以启迪读者。这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治学品德，的确值得今天红学家们好好学习。

　　在《别传》第五章中，“寅恪按”：一热一冷之情景大有脂砚斋主（脂砚斋之别号疑用徐孝穆新咏序“燃脂暝写”之典，不知当世红学家以为然否？）评《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回中，“芳官嚷热”一节的感慨，唯脂砚斋主则人同时异，而颖川明逸则时同人异。

　　《别传》第四章中，在论及河东君多愁善病时，寅恪按：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

　　由此可以看出，大师不是没有看出《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以河东君为原型的可能性，但出于学者的谨慎，大师不作明言，只是罗列在这里立此存照，让研究《红楼梦》的专家来评判。另外《别传》的写作目的，是研究柳如是，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历史，不是研究文学。以大师的人品学风，做此处理，是十分得体的。

第一节　　棠棣之戚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学是人学，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和恨，就是作者心中爱和恨的真实流露。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红楼梦》的作者，创作时立意下笔，时时处处都心存忠厚，本着“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原则，对作品中的人和事，加以忠实记录，一般不说绝对话，不做绝对评价。即使是对薛蟠一类人物，在表现他愚蠢凶恶行为的同时，还对他尚未泯灭的善良一面，不忘加以刻画。

　　但是，也有例外，作者对主人公宝玉的伯父贾赦和伯母邢夫人，庶母赵姨娘和同父异母弟贾环，却心存深深的厌恶，把他们描写得污秽不堪、愚蠢透顶，事事都透露出可恨、可鄙、可笑又可怜的丑态。就连他们身边的人，如马道婆、王善保家的等，作者笔下都绝无怜悯，把他们统统描写成一副令人作呕的小人、坏人形象。

　　赵姨娘母子制造的家庭矛盾是嫡庶矛盾，贾赦夫妻制造的矛盾是长房、二房之间的矛盾，两组矛盾的另一方，则同为“二爷”宝玉和“二奶奶”凤姐，也就是家庭的继业者和当家人。《红楼梦》书中以大量篇幅，描写了家庭中“乌眼鸡”般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激烈矛盾冲突，譬如，赵姨娘母子导演的挑唆宝玉挨打、魇魔凤姐宝玉奄奄待毙的闹剧，贾赦夫妻导演的鸳鸯拒婚归罪宝玉贾琏、拾绣春囊抄检大观园的悲剧，等等。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说到底，都是对家庭主导权的争夺。譬如鸳鸯，在贾府女奴中，并不是最漂亮聪明的，为什么贾赦非纳她为妾，并且一反常态，邢夫人亲自出面说亲呢？说到底，控制了鸳鸯就是控制了老祖宗，也就等于控制了凤姐宝玉。贾赦夫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红学界一般都把书中贾府“落一片茫茫白地”的下场，归罪于外部因素，说什么受到雍正政敌的牵连，等等，这是毫无根据地“猜笨谜”。书中贾府败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内部的矛盾，正像书中所说，“只有从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正是赵姨娘母子、贾赦夫妻的“窝里斗”，才最终导致了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导致了宝玉一痛决绝逃离了家庭。可以说，《红楼梦》的故事，其实就是对一个封建大家庭发生“家难”、导致“子孙流散”、落得“茫茫白地”过程的真实记录。

　　《红楼梦》记录的“家难”，发生的时间不是乾隆年间，而是康熙年间；发生的地点不是江宁织造曹府，而是钱塘“百年望族”洪府。在详细考证康熙年间以“南洪北孔”著称的大文学家洪昇身世的基础上，再细读《红楼梦》，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红楼梦》所写的故事，就是洪家“家难”的真实记录。

　　洪昇在康熙十年前后，怀着“古孝子”的悲愤，逃离家庭后，在诗文中经常以“履霜操”、“避缴者”自譬。所谓“履霜操”，就是指无罪见斥；所谓“避缴者”，就是逃避挑拨离间的人。既有“避缴者”，就必然有“施缴者”，即制造事端的人。这个洪家的“施缴者”，有史料证明，就是洪昇的继母和父妾及同父异母弟，与《红楼梦》的记载完全相同！

　　洪昇自居的所谓“古孝子”，其真实含义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不陷父母于不义”。《红楼梦》中，宝玉遭到贾环母子的暗算，被父亲施加狠毒的笞挞，三个月不能动弹，父亲还留下话来，要找绳子勒死他，以避免将来发展到“杀父弑君”的程度。在有性命之忧的家庭环境中，宝玉最终除了逃离家庭，还有别的办法么？事实上，《红楼梦》的初创者洪昇和二弟洪昌，就是在“大杖”的威胁下，逃离家庭，造成洪家“子孙流散”、继业无人的。由此分析，洪昇在《红楼梦》创作中，对这些家庭的“施缴者”，丝毫不留情面，竭力加以丑化诋毁，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不论是否承认《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红学界一致公认，作品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寄托着作者的影子、作者的爱恨。书中宝玉出场的那两首“西江月”，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作品主人公的感情：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奈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从诗中不难体会到作者对作品主人公自怜自叹、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书中主人公的母亲王夫人称自己的儿子是“孽根祸胎”，父亲贾政称自己的儿子是“不肖孽障”，总之是个“不肖”逆子；但主人公的祖母“老祖宗”，在清虚观却含着眼泪对张道士称，“只有这个孙儿”，最像当日的“国公爷”。由此可见，《红楼梦》主人公在家庭中的矛盾形象。

　　父母心目中的儿子“不肖”，儿子心目中的父母形象又如何呢？一般说来，按照“严父慈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伦理，我国封建社会的任何文人，都不会在作品中丑化自己的父母的。但《红楼梦》的作者，在作品中对主人公的父母却不无微词，这实在是有违封建社会常理的。

　　作品中的贾政，不仅迂腐古板，而且不学无术，从他经常交往的“沾光”（詹光）、“善骗人”（单聘仁）、“不顾羞”（卜固修）等人的名字，就足以看出他们的道德人品。与他们为伍的贾政，还可能是正人君子式的“严父”么？作品中的王夫人，表面上的“慈”和内心中的“狠”形成强烈的反差。在虔心礼佛的慈善面孔下，潜藏着一颗阴险毒辣的心肠，死金钏、逐晴雯、疑凤姐、诋黛玉，家庭所有悲剧的产生，她几乎都在暗中操纵。

　　以上足以看出，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不仅有长房二房的矛盾，父辈嫡庶的矛盾，还有父子母子之间的矛盾。对前两组矛盾，作者采取公开诋毁的手法，对当事人不遗余力地加以丑化；但对后一组矛盾，作者的手法就要隐晦曲折得多了，在表面上描写“严父慈母”的文字中，潜藏着对父母的极大不满。《红楼梦》作品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不符合封建常理的怪现象，根源还在于作者洪家庭中发生的“家难”。洪昇逃离生活优裕的大家庭，后半生过着极为贫困潦倒的生活，起因固然是别人的挑唆，但家庭关系破裂的根本因素，还是洪昇不容于父母所致。洪昇在描写“家难”时，对主人公父母不无微词，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在封建社会，士大夫家庭的逆子，当然要背负“不肖”的恶名，事实上，洪昇一生确实无时无刻不为“不肖”罪名而苦恼。封建道德要求，家丑不外扬，不能指责尊长，洪昇无法为自己辩解。因此，把“家难”“编述一记”，把自己的“不肖”“普告天下人”，正是《红楼梦》的创作缘起。“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正是洪昇创作《红楼梦》时矛盾无奈的真实心境！

　　《红楼梦》中有一处十分令人费解的描写，就是在荣府二房的屋檐下，同一辈分中居然有两个“二爷”、两个“二奶奶”。宝玉的“二爷”身份是清楚的，因为身上有一个死去的长兄贾珠；宝钗出嫁后，自然是“宝二奶奶”。贾琏、凤姐的“二爷”、“二奶奶”身份就十分可疑了：书中明确交代贾琏是贾赦的长子，却莫名其妙地让他称为“二爷”，并安排他和凤姐夫妻二人，去为在同一家庭中生活、并未分居的二叔二婶当家。真不知道家中的晚辈和下人，对他们如何称呼？

　　红学界的好多专业大师和业余红迷，都试图解开这个谜团，但不论怎么排行，从贾珠论的小排行，还是从贾珍论的大排行，贾琏都不是行二！只好立此存疑，糊涂过去了。其实，只要明白了《红楼梦》的初创者是洪昇，这个谜团就迎刃而解了。

　　洪昇兄弟三人，洪昇为长，二弟洪昌，字殷仲，与洪昇一母所生；三弟名不详，字中令，为妾所生，是洪昇的同父异母弟。既然洪昇并非“二爷”，为什么在《红楼梦》中把主人公写成“二爷”呢？这还要从洪家的“家难”说起。洪家发生“天伦之变”时，洪是同二弟洪昌一起逃离家庭的。在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中，二弟和弟妇孙氏都年轻轻地客死异乡了。对骨肉同胞的惨死，洪终生都感到无比痛心和愧疚！因此，在创作《红楼梦》时，把主人公的身份，给了“二爷”洪昌，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洪昇是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宝玉形象，又把“二爷”的身份给了洪昌，自己就只能回归“大爷”的真实身份，并处理成年轻夭亡的贾珠了。洪昇曾把自己的二儿子洪之益，过继到二弟名下继承香火，这应该就是贾兰的原型。据此分析，洪昇创作《红楼梦》时，为了纪念二弟，有意把自己和二弟交换了身份。至于三弟中令的形象，应该就是书中的“小燎猫子”贾环。

　　书中的贾琏，与宝玉应该是同一生活原型的两个生活阶段，宝玉是婚前的少年时代，贾琏则是婚后的成年时代，二人在书中的身份，当然都是“二爷”。洪昇是在婚后数年，与妻子一起逃离家庭的。书中的“琏二奶奶”凤姐，原型应该就是洪昇的妻子黄蕙。洪昇的妻子是母亲的娘家侄女，自己的亲表妹，与《红楼梦》中凤姐与王夫人的关系相同；书中王夫人与凤姐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与生活中洪家婆媳关系也是吻合的。洪昇的亲生母亲黄氏，虽然未必就能与作媳妇的娘家侄子搞好关系，但在洪婚前就病逝了，父亲续娶钱氏，继母与前妻所生子女之间的矛盾，就在所难免了。事实上，洪昇的继母和妻子之间的矛盾就是白热化的，洪昇逃离家庭二十年后，妻子还不肯回杭州探视公婆，由此可见一斑。

　　《红楼梦》既要表现作者少年时的浪漫经历，又要表现自己青年时的家庭矛盾，还要把这些人和事放在荣府大观园一个框架里，所以只能写出两个“二爷”、两个“二奶奶”。书中让小“二爷”宝玉只有乳名，既无名也无字，似乎莫名其妙；书中的宝玉忽大忽小，忽清忽浊，也似乎很难解释。只有确认洪昇的初创者身份，这一切才有了合理的解释。

　　《红楼梦》大旨言情，作者的创作目的，据书中“作者自云”交代，是描写“当日闺友闺情”，为自己的姐妹作传，使得“闺阁昭传”，不致因自己“不肖”而使其“湮没无闻”。作者的姐妹们命运一定都十分悲惨，否则，作者不会把她们都归入“薄命司”，让她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考证真实生活中洪昇的姐妹们，命运同《红楼梦》描写的竟是如此契合，当非偶然。洪昇确实有众多的姐妹：妻子黄蕙就是洪昇的嫡亲表妹。洪昇还有两个亲妹妹。洪昇的表亲黄家、顾家、翁家、钱家、李家、林家、江家，都有好多表姐妹。这些姐妹的命运，归入“薄命司”，大致都是不错的。

　　黄蕙与洪昇自小青梅竹马，二人的结合，还真有点现代人自由恋爱的味道。黄蕙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工诗善画，妙解音律，与表兄洪昇志趣相投，有着良好的感情基础。黄蕙的祖父黄几，在康熙前期备位宰相（大学士），位极人臣，可谓富贵已极，与《红楼梦》中的王家相酹。在江南口语中王黄是同音的。

　　黄蕙的命运似乎相当不幸，幼年丧母，青年丧父，在封建大家庭中，孤儿的命运可想而知。与表兄洪昇喜结连理之后，本想夫荣妻贵，享受终生，但确实“好事多磨”，又因“家难”，逃离了富裕的家庭，受尽了人生苦难。黄蕙青少年的经历，同《红楼梦》中的湘云十分相似，本想“嫁得才貌仙郎”后，“准折些幼年坎坷形状”，“终究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心事终虚化”！

　　洪昇的两个亲妹妹，都十分聪明美丽，洪昇从小经常和妹妹们在自家的花园中玩耍，对妹妹们一往情深，称赞她们“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但两个妹妹的命运都相当悲惨。可能是所嫁非偶的命运悲剧，她们在哥哥洪昇逃离家庭后，草草嫁人，婚后不久，就相继悲惨地死去。洪昇对两个妹妹的惨死，终身痛心疾首，直到晚年，还悲吟“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的诗句。这与《红楼梦》中，迎春、探春的命运，似乎是相同的。

　　洪昇的众多表姐妹们，就是“蕉园五子”和“蕉园七子”，她们都是清初杭州“四大家族”的女才子。在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命运面前，她们也确实落得“万艳同悲”的命运。洪昇的表丈钱开宗，是“江南科场案”中被砍了脑袋的副主考；洪昇的姻亲翁世庸，是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案被革职的台湾知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些表姐妹们的悲剧命运，是历史和时代注定的。作了以上分析之后，我们就不难想象，洪昇在初创《红楼梦》时，为什么要写女儿们的悲剧，为什么立意为“闺阁昭传”了。

　　红学界一般都认为，甄士隐的故事，就是一部《红楼梦》的缩影，有人干脆称其为“小《红楼梦》”。但作者为什么在一部大《红楼梦》中，套写一部小《红楼梦》，红学界却几乎无人能够说得清楚。索隐派在甄士隐身上无隐可索，考证派在甄士隐身上也找不到江宁织造家庭任何人的影子，因为甄士隐的故事是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探佚派在这里也找不到用武之地。

　　其实，当你知道了《红楼梦》的初创者是洪昇，你就会清楚地看出，甄士隐的故事，就是洪昇对自己悲剧人生的简要概括。《红楼梦》表现的主要是作者青少年时的爱情生活，受“三一律”的制约，作者不可能按线性原则去描写自己的完整人生经历，因此，再创作一个甄士隐，放在作品的开头，既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又交代了作品正文无法表达的内容，是十分高明的创作方法。

　　甄士隐的故事大致交代了五层意思：一是甄士隐慷慨资助贾雨村进京科考，贾雨村因此飞黄腾达；二是甄士隐的小女英怜因家人霍起粗心，被拐子拐走，后来贾雨村恩将仇报，乱判了葫芦案；三是甄家隔壁葫芦庙失火，带累甄家烧成一片白地；四是甄士隐到田庄上住了几年，因“水旱无收，盗贼蜂起”，实在生活不下去；五是投靠岳家受冷遇，最后看破红尘，跟着道士走了，不知所终。

　　甄士隐人生的“五部曲”，实际就是洪昇人生的真实经历。洪昇因“家难”逃离家庭后，携妻带女确实在武康田庄上住了几年，这几年又恰值平定耿精忠的战乱，“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实在难以维持生活，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洪昇的长女在最聪明可爱的七岁时，因贫病交攻、冻饿交加，就是在武康悲惨地死去了；洪昇在作品中讳言死去，处理成丢失，是情理中事。

　　洪昇携八口之家赴北京居住时，岳家正在北京过着相府生活，但洪昇家庭却经常出现断炊的情况，岳家照顾如何，可见一斑，洪昇称岳家为“封肃”，并非无因。洪昇最后倒没有跟着什么“道士”飘然而去，但确实在康熙二十八年遭受“斥革下狱”的人生打击后，愤而逃到京东盘山，跟着兼具和尚道士双重身份的“拙上人”，用“逃禅”的方式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书中甄士隐唱出的《好了歌解》，就是当时洪昇心境的真实写照。

第二节　　蕉园诗社

　　古人就知道“画鬼容易画人难”的道理，何况今人。举凡成功的文学作品，书中重要人物和事件必有生活原型，这是文学领域的常识，无须多作解释。托翁著《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鲁迅写《狂人日记》、《阿Ｑ正传》，都有生活原型所本，不是凭空捏造，文学界早有定论。

　　《红楼梦》开篇，作者就交代，创作此书的目的，一是为了写自己“幻形入世”、“无才补天”，二是为姐妹们“闺阁昭传”，“不使其湮没无闻”。当然，作者写的是小说，不是纪实文学，把“蕉园诗社”成员们都集中到“大观园”里，把她们长达十几年的诗社生活凝缩到同一时间内，这是文学创作三一律的需要。

　　《红楼梦》中描写的十二钗，其身份、地位、才情、性格、举止、命运以及与主人公的关系，都是基本尊重事实的。书中记述的“家庭闺阁琐事”，都是作者“半世亲睹亲闻的”，创作中采取的是完全写实的方法，虽然隐去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但人物情节的描写则是“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

　　《红楼梦》开篇就交代：“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班姑即续《汉书》之班超，蔡女系作《胡笳十八拍》之蔡文姬。《红楼梦》书中的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从《红楼梦》作者在书中的交代，我们对这些“异样女子”最起码可以推测出以下几点：

　　其一，从生活环境上看，这些女子应该就生活在作者身边，与作者关系密切，作者对她们感情笃深，她们的事迹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并非虚构；从作者说的“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来推断，这些女子是作者家中之家属或亲属，与作者应系姊妹关系，作者创作《红楼梦》的“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

　　其二，从时间上看，这些女子应该与作者年龄相仿，前半生的青少年时代往来密切，因为作者明确交代“亲历亲闻”的时间是“我半世”，一个人到了后半生，才会说“我半世”如何如何；反过来说，作者创作《红楼梦》的时间，自然是在自己的后半生，是“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凭着对年轻时的回忆写作的。

　　其三，从数量上说，这些女子不会是三个两个，而是一群人，用作者的话说，是“一干冤孽”。她们虽然没有班姑蔡女之名气，但“或情或痴”，“小才微善”，曾作过几首“歪诗熟话”，又明显不同于那些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显然，这些女子都有一定的文学才能。不仅如此，似乎这些女子的“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令作者十分佩服，自我感觉“堂堂须眉”不如“一干裙钗”。创作《红楼梦》的目的，是不欲使姐妹们的事迹与自己“一并泯灭也”。

　　其四，这些女子都没有摆脱“红颜薄命”的社会规律，最终下场都很悲惨。作者把她们统统归入“风流冤孽”行列，打入了“太虚幻境”中的“薄命司”，让她们来自“离恨天”、“灌愁海”，叹“古今之情”，偿“风月之债”，结果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其五，作者创作《红楼梦》的直接动因，是因为经“历过一番梦幻”。什么“梦幻”呢？“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成了女娲弃置在“大荒山”下的一块顽石。按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补天”的通常理解，作者是哀叹自己“仕途”不顺，很可能“跌过筋斗”，正处于“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除此外，作者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难言之隐，怨恨自己辜负了“天恩”、“祖德”，还“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并屡次声称自己“不肖”，自己之“罪”“固不能免”，似乎作者在家庭败落中负有重要责任。

　　《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作者描写的这几个异样女子又是谁？这是牵涉到《红楼梦》作品主旨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搞清楚。笔者经过多年精心考证，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著名文学家洪昇。洪昇向“普天下”宣示“不肖”的“我之罪”，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继承并恢复祖业，造成“百年望族”洪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洪昇经历的“梦幻”，跌过的“筋斗”，就是洪家“天伦之变”的“家难”，以及洪昇本人又因为“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朝廷革职下狱，终身功名无望的人生悲剧；洪昇“忽念及”的“当日之女子”，就是年轻时与洪昇相亲相爱的众多姐妹，也就是清初著名的女诗人群体“蕉园五子”和“蕉园七子”，她们曾结成“蕉园诗社”，号称“西陵十二钗”（在杭州史志中，西陵与西泠通假），在清初名满天下。

　　《红楼梦》的创作宗旨就是为“闺阁昭传”，因此，通篇几乎都是写的金陵十二钗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篇幅最多的、最感人的、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大概要数大观园中姐妹们起“诗社”的故事了。书中第三十七、三十八回，集中描写了由探春发起的结“海棠社”故事，姐妹们咏“白海棠”，赛菊花诗，讽“螃蟹咏”，好不热闹。到书中第四十八、四十九回，姐妹们继续诗社生活，歌吟“红梅花”，联句“北风雪”，在芦雪庵痛快了好一阵。及至第七十回，由林黛玉倡导，姐妹们重组诗社，并改社名为“桃花社”，填桃花词、柳絮词，又着实热闹了几天。再加上书中描写的元妃探亲咏诗，宝玉作四季诗，黛玉作“题帕三绝”、“葬花词”，香菱学作咏月诗，凹晶馆即景联诗等，书中关于姐妹们“诗社”生活的描写，几乎占了一半篇幅。

　　参加诗社生活的姐妹们，有贾家三姐妹迎春、探春、惜春，表姐妹宝钗、黛玉、湘云、宝琴，邢夫人的侄女邢岫烟，大嫂子李纨和妹妹李纹、李绮，寄住的尼姑妙玉，以及开句“一夜北风紧”的凤姐等。当然，还有一贯在女孩子堆里厮混的贾宝玉。

　　书中姐妹们起的诗社像模像样，有发起人，立社名，取字号，定社约，拟社题，赛诗、评诗、论诗等，把结诗社的每一个环节，都描写得生动逼真。诗社活动期间，芦雪庵烤啖腥膻鹿肉，湘云醉卧眠石等场景，也十分诗情画意。特别是“绛洞花王”、“稻香老农”、“潇湘妃子”、“蘅芜君”、“蕉下客”、“枕霞旧友”等别致的字号，给读者的印象十分深刻。这些描写，同旧时文人的文学结社生活完全一致，当非向壁虚构。

　　中国历史上，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束缚，女性文学才子本来就寥若晨星，加之富室闺阁“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严厉规矩，女子们的结社活动，更是难以想象。明末清初以前的班超、蔡文姬、李易安等女才子，都是孤立的文学生涯，未闻有“一干女子”集中在一起，结社赛诗的生活。清朝雍乾以降，朝廷严旨控制文人结社，加之严厉了对女性的道德防范，女子结社的现象更是不可想象。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女子有结社活动的时期，只有明末清初！

　　其实，明末清初，女子结社活动也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例如叶绍袁家父母和三姐妹，方大镇家的五个堂姐妹等，也都是家庭范围内的文学活动，没有结社行为。这一时期见诸于史籍的女子结社，最著名的，就是发生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蕉园诗社”！

　　“蕉园诗社”也称“蕉园吟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蕉园诗社”成员是“蕉园五子”，由著名女诗人顾玉蕊发起，成员有徐灿、柴静仪、钱凤纶、林以宁等。后一阶段的“蕉园诗社”成员是“蕉园七子”，由林以宁发起，成员有钱凤纶、钱静婉、顾长任、柴静仪、冯又令、李淑等。

　　前后两个“蕉园诗社”的文学活动是十分活跃的。从今天可见的她们的诗词作品中看，她们经常聚在一起，分韵作诗，歌咏西湖景物，先后吟颂过梅花、海棠、菊花、柳絮、冬雪、秋雨、春情、夏韵等。平时，她们之间也经常互相赠诗、寄诗，倾诉心境，表达思念之情。

　　“蕉园诗社”的成员们，思想是比较开放的。她们经常聚在一起，“春日偕游，扁舟泛湖，练裙椎髻，命翰分吟，相邻游女诧为仅见”。她们结队游玩的地方多在西湖和西溪，《红楼梦》中湘云烤鹿肉，黛玉嘲讽“遭劫”的“芦雪庵”，就是“西溪八景”之一，真实地名叫“秋雪庵”，江南秋季是不下雪的，所谓“秋雪”，就是芦花如雪的意思。从她们传世的作品看，平时，她们也不时三两相偕，或对奕，或观画，或联句，或听琴，甚至“夜宿河渚看梅”，“早春湖头踏雪”，种种风流韵事，不一而足。

　　这个女子诗社的成立决不是偶然的。其一，这些女子们都是杭州当时“洪黄钱顾”四大家族的名门闺秀，都出生于“诗礼簪缨”家庭，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其二，诗社之所以用“蕉园”命名，既是取自柴静仪家中的“蕉园”景点，也是取自著名诗人钱谦益的“蕉园”诗，“蕉园”和“绛云”，都是储存明史的地方，后来都被大火烧毁了。诗社取名“蕉园”的意思应是悼念明史。由此可见，这些女诗人都是怀着亡国之痛的遗民诗人一流；其三，这些女诗人与杭州“百年望族”洪家都是亲属关系，她们都是洪昇的表姐妹，洪家的府邸园林在杭州著名的风景地西溪，为这些“异样女子”提供了一方优游吟唱的乐土。

　　不知朋友们是否到过西溪，今天的西溪很荒凉，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野性美，很难想象，在繁华杭州的近郊，今天还有这么一处天然的荒野。但在宋明两朝直到清朝初期的西溪，却一直是文人雅士钟情的场所。南宋高宗南渡后，初次来到西溪，看到这里景色宜人，本打算在这里建都，后来发现了凤凰山麓，才打消了在这里建都的计划，但仍对这里的景色依依不舍，宋高宗赵构于是说：“西溪且留下”，从此，西溪就有了“留下”的别称，直至今天。南宋以后，杭州著名的官僚文人，往往在西溪建筑自己的府邸或别墅，好多著名的僧道尼姑，也到这里建筑庵堂寺观，修真养性。洪昇的六世祖洪钟，就是晚年在兵部尚书岗位上退休后，来到西溪建设洪府和洪园，为暮年养静之所的。

　　西溪的景色，与《红楼梦》中描写的大观园景色基本相同，依山傍水，曲折幽深，主要的象征景物有梅花、杨柳、翠竹、桂树、莲藕、芦苇、蘼芜。清康熙年间有“西溪八景”，今天多已不存，仍然清晰可见的，就是“秋雪庵”和“藕香桥”，这两个景点，恰恰就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姐妹们吟诗作画的场所！

　　《红楼梦》中“芦雪庵”、“藕香榭”、“凹晶馆”这些地方，都在西溪洪府的周围，并不在洪家花园内，所以今天读《红楼梦》的朋友都有个奇怪的感觉，就是大观园为什么那么大？当你明白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不仅是洪园，包括整个西溪的时候，就会恍然大悟了。书中湘云和宝琴等人在“芦雪庵”烤鹿肉吃，如果是在家庭花园内，就十分令人费解，当你知道了芦雪庵本来是野外时，就感到顺理成章了。

　　朋友们可以作深一步分析，《红楼梦》作者为什么把大观园诗社的活动场所，都安排在“芦雪庵”和“藕香榭”？因为书中明确交代这里是探春和惜春居住的地方。探春和惜春是谁？是宝玉的妹妹！换句话说，就是作者洪昇的亲妹妹。洪昇诗中记载，他确实有两个亲妹妹，都是“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的聪明美丽的少女。“蕉园诗社”在这里活动，就是在洪府及其周边美丽的西溪八景中活动。杭州西溪历来是文人雅士热中吟颂的美丽地方，当然也是洪昇与姐妹们青少年时代的天堂！你听过腾格尔唱的“天堂”么？对于《红楼梦》作者来说，“芦雪庵”和“藕香榭”就是终生无法忘怀的天堂！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诗社，成员都是以贾宝玉为轴心的姐妹，有的是宝玉的亲姐妹，如迎、探、惜三春；有的是宝玉的姑表姐妹或姨表姐妹，如钗、黛、湘、琴；或者是与“四大家族”沾亲的姐妹们，如邢夫人的侄女岫烟，李纨的妹妹纹、绮等。总之，她们之间互相都联络有亲，是一个由血缘联系起来的文学团体。

　　由“前五子”、“后七子”构成的“蕉园诗社”，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与《红楼梦》中的描写，几乎完全相同，当非偶合。其中，钱凤纶、钱静婉姐妹，是顾玉蕊的女儿；林以宁既是钱氏姐妹的表妹，又是其弟钱肇修的妻子。顾长任与钱、林姐妹间既是表亲，又是林以宁的嫂子；柴静仪是洪昇与钱氏姐妹的表嫂；冯又令是黄家的媳妇，洪昇的妻弟媳；李淑是洪昇朋友吴人的表妹。只有徐灿是圈外人，但也是顾玉蕊的密友。

　　钱氏姐妹的父亲钱开宗，是洪昇的表丈，林以宁的母亲，是洪昇的姑姑，通过钱、黄两家，洪昇同顾长任、柴静仪、冯又令之间也是表亲。由以上关系不难看出，这些人同《红楼梦》初作者洪昇的亲密关系。除顾玉蕊年长外，这些人同洪昇夫妻的年龄又相仿，同居一城，从小经常在一起游玩，吟诗作画，猜谜行令，是完全可能的。

　　据考证，这些姐妹，还有可能像《红楼梦》中描写的那样，在洪昇家中寄居过。清初三大案中的江南“科场案”，钱开宗是副主考，被朝廷砍了脑袋抄了家，孤儿寡母，寄居在表亲洪家是可以想象的。黄蕙的祖父和父亲当时都在北京居官，她在婚前也经常住在姑姑、也就是后来的婆母，即洪昇的母亲家。洪、黄、钱、顾四家，在当时的杭州，确实是互相之间联络有亲的四个大家族，与《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相仿，笔者对此有专门考证，此不赘述。

　　洪家住在杭州西溪，府后有一个美丽的花园，附近又有“芦雪庵”、“竹窗”、花坞等景点，姐妹们经常在一起游玩，不仅是合理推测，而且在洪昇及姐妹们的诗作中，也多有记载。以上十二子中除去重复共九人，再加上洪昇的妻子黄蕙，和洪昇的两个亲妹妹，正“红楼十二钗”之数。笔者推测，《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原型就是“西陵十二钗”。杭州“西泠”，过去也写作“西陵”，可以通假。

　　《红楼梦》中的才女，个个多才多艺。除大家都能吟诗作赋外，黛玉还精通音乐，宝钗更是满肚子知识，湘云的才思敏捷无人能及。这些小女子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原因就在于家学渊源，家庭中有个良好的文化环境。黛玉的父亲是“探花”，从小教女儿读书，宝钗也说自己家过去藏书很多，因而读书也很多，宝玉的家庭当然更是“诗礼簪缨之族”了。

　　与洪昇联络有亲的“西陵十二钗”，之所以都是才女，原因也正是家学深厚。洪家“素号学海，书籍拥专城”，著名文人宋朝的洪皓和他的儿子洪适三兄弟、明朝的洪钟和他的子孙洪澄、洪滔、洪椿，都是洪昇的祖先。黄蕙的祖父黄几是顺治朝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父亲黄彦博也是康熙朝进士，曾任庶吉士。钱开宗任过科场主考，学问可知，妻子顾玉蕊的诗名在康熙朝名动天下，四个子女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才子（女）。柴静仪的父执柴绍柄，是康熙朝著名的“西泠十子”之一，为天下学子敬重。

　　“西陵十二钗”们，学诗学得很苦，吟诗近乎走火入魔。钱凤纶诗中说林以宁“半壁青灯临卫帖，一窗寒雨读陶诗”，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行径仿佛。钱静婉诗中说自己为了吟诗，“柳絮癫狂莺不管，穿林又啄桃花片”。顾长任描述自己“病中咏菊”的情形，“柔姿旖旎，人瘦黄花共”。姐妹们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文人墨客，或分韵赋诗。钱凤纶给顾启姬、柴静仪的诗中记载，“也曾念，共绣阁，论文人否？”“玉案联吟，锦笺分韵，珠玑新灿”。她们在每个成员的生日、送别、对弈、作画、听琴等时候，互相之间以诗词赠答，诗社生活十分活跃。这些同《红楼梦》大观园中姐妹们的生活完全一致。

　　今天红学界的几位权威，都承认当今红学，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很不够，但又没有几个红学专家，真的从文学角度去研究《红楼梦》。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林黛玉为刚刚学诗的香菱大讲了一通作诗的道理：香菱说她只爱南宋诗人陆游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黛玉马上说，“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道，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旦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陆放翁乃诗坛千古名家，黛玉却说他“浅近”，断然不许香菱学他的诗，不是很奇怪么？她排斥放翁的诗，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你知道了清初诗坛关于“宗唐”、“宗宋”的论争之后，你就会明白，黛玉为什么看不起陆游的诗。明朝末期，诗坛曾掀起一股崇拜宋诗的风气。到了清初，以钱谦益为领袖的诗坛，为了反对“公安派”的复古倾向，仍然推崇晚唐、五代和两宋的“简朴”、“浅近”、“以俗为雅”的诗风。直至到了王渔洋主盟诗坛，方才大力倡导盛唐诗风，主张“神韵”风格，扭转了诗坛宗宋风气。王渔洋曾编辑出版了《唐诗三昧集》，共收录初唐、盛唐诗人42人的448首诗，主要推崇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岑参等人的诗。《唐诗三昧集》对有清一代诗风影响甚大，流风所至，直到今天。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红楼梦》中林黛玉向香菱发表的诗论，她并非排斥陆游一个诗人，而是排斥整个宋诗。她向香菱推荐的诗人，全部是唐朝诗人。她要求香菱首先把王维、杜甫、李白的诗，各读“一二百首”，“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炀、谢、阮、庾、鲍等人的”诗逐一阅读领会，“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黛玉推荐的诗人，不是盛唐，便是初唐的，连晚唐诗人都没有，因为晚唐诗风与宋诗一脉相传。当然黛玉也推荐了几个魏晋南北朝的诗人，如陶渊明，因为那时的诗风与初唐一脉相传。宝玉、探春和香菱一起听黛玉讲诗时，又说“这三昧你已经得了”，什么“三昧”？就是唐诗“三昧”。香菱后来读诗，果然只读“王摩诘”、“岑嘉州”、李义山的诗（第六十二回），可见香菱学诗是学唐，而非宗宋。

　　《红楼梦》作者为什么通过黛玉论诗，表现自己的宗唐非宋诗风呢？原来，《红楼梦》的作者洪昇，少年时学诗，本属清初浙派，浙派诗风是宗宋的。后来，洪昇拜王渔洋为师，诗风改宗唐，特别是对岑参、王维的五言律诗，崇拜得五体投地，洪昇诗歌的最高成就，就完全体现在五言诗及古风上。看《红楼梦》中姐妹们的诗，作者最欣赏的，大概也是元妃省亲时的四首五言律诗和姐妹联诗“一夜北风紧”，和“三五中秋夕”中的百韵排律，以及歌颂林四娘的古风，足以看出作者洪昇的诗歌倾向。

　　最有意思的是《红楼梦》中，宝玉一见黛玉的面，便送她一个“颦颦”的字，问其出处，宝玉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解释自己“杜撰”的理由，红学界至今也没人深入探讨“颦颦”二字的真实含义。其实，这个“颦颦”二字的奥妙，就在于清初诗坛的唐宋之争！明代后期诗坛复古之风甚盛，直到清初余风尚在，几社的陈子龙、柳如是等人，基本上是这股诗风的代表者。顾嗣立形容这些复古主义的诗人，曾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后生齐奉李于鳞，乐府歌谣总失真。举世不知西子面，效颦更笑效颦人。”诗中连续出现的两个“颦”字，当是黛玉字“颦颦”的真实来历。

　　笔者曾经考证，《红楼梦》创作的早期，黛玉的原型原来是明末清初的风尘才女柳如是，直到后期，洪昇才把这个人物的原型改为“蕉园诗社”的林以宁。与柳如是缔结“金玉姻缘”的丈夫钱谦益，诗风是宗晚唐两宋的；而她早期“木石前盟”时的情人陈子龙，诗风是宗唐的，并明显有明代公安派的风格。柳如是本人的诗风，主要受陈子龙影响，明显有六朝与唐代的风格。所以，洪昇用“颦颦”二字为黛玉取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现黛玉身上的柳如是影子。

　　在《红楼梦》中，探春具简邀宝玉参加诗社，花笺上写道：“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所谓“东山雅会”，在明末很有名气，是江南众多知名文人聚集在钱谦益家的常熟东山酬唱赋词，柳如是巾帼不让须眉，大展才华，风头强劲。《东山酬和集》对此有详尽记载。《红楼梦》中探春说的“东山雅会，让余脂粉”，只能是指柳如是的这件出风头的事迹。对于“东山雅会”这么重要的文学事件，红学界竟无人注意，更谈不到研究了，实在是一大憾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红学专家们更多地注重“猜笨谜”，很少有人认真做文学考证分析的缘故。

　　在《红楼梦》“太虚幻境”曲子中，表现宝黛二人的曲词说：“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按现在对“镜花水月”成语的一般理解，似乎从字面也不难理解其中含义。但把这句话放回到清初的文学环境中去，却另有更深层次的内涵。王渔洋的《池北偶谈》中说：“严沧浪《诗话》借禅喻诗，归于妙语，如谓盛唐诸家诗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沧浪乃宋朝诗词理论家，他对唐诗的评价为后世所尊崇。王渔洋在这里引严沧浪所说的“镜花水月”，乃是指盛唐诗风，也间接说明自己的“神韵”诗论，是有特指的，并非随便一用。因此，《红楼梦》中说宝黛二人，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应该有两人诗风都宗唐的意思，也间接表现了《红楼梦》作者与“神韵”诗风的渊源关系。洪昇是王渔洋的嫡传弟子，因为“镜花水月”问题，还曾同老师王渔洋和好友赵执信三人进行过一番很有意思的讨论，此见赵执信的《谈龙录》，并非笔者胡乱附会。

　　顺便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就是为《红楼梦》题书名的那个“吴玉峰”。这个人在曹雪芹身边确实找不到是何许人，但在洪昇身边却实有其人，他就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及诗词理论家吴乔。吴乔字修龄，号玉峰，昆山人。昆山别称玉峰，诗人是以地名取号。吴乔与清初著名文人兼官僚徐乾学是同乡，徐乾学也有“玉峰尚书”的雅号。吴乔曾与徐家子弟围炉谈诗，写下了著名的《围炉诗话》。吴乔同洪昇的生活圈子往来密切，据王渔洋《居易录》记载，他同吴乔是少时朋友。另据《茶余客话》记载，吴乔同赵执信为莫逆交。诸多史料显示，吴乔与洪昇的师友毛先舒、徐轨、李天馥、宋荦等人，也往来密切。

　　这个吴乔，是个诗风宗唐的铁杆，对钱谦益宗宋诗风多所指摘，曾专门为此著《正钱录》一书。这个人资格很老，寿命很长，与陈子龙、柳如是是同时代人，又与陈柳同属云间派诗人，陈柳抗清的事迹他曾经亲见，对陈柳及其他“几社”诗人在“小红楼”中吟诗的场景也十分熟悉。在《红楼梦》创作前期，由这个“花间诗人”、情场老手“吴玉峰”，题写《红楼梦》这个书名，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也是有最大可能的。

　　《红楼梦》中黛玉诗有“冷月葬花魂”一词，并非作者的独创，而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叶绍袁悼念早逝女儿叶小纨、叶小鸾、叶纨纨的诗句。《红楼梦》作者套用一家出了四个女诗人的叶绍袁诗句，表达《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同“西陵十二钗”一样，都是“薄命司”中的怨鬼，是顺理成章的。有证据表明，叶氏姐妹与她们的母亲沈宜修，虽非“蕉园诗社”成员，但与顾玉蕊、柴静仪是亲戚关系，大约有过酬唱往来，洪昇和姐妹们，应当熟悉她们母女的诗作。

　　“蕉园诗社”成员中，钱氏姐妹的父亲钱开宗，在她们幼年时，就被砍了脑袋抄了家，四兄弟姐妹和寡妇母亲，又曾被逮捕发配，后虽然返回了家乡，但故宅已颓，旧巢倾覆，孤苦无依。林以宁和柴静仪，都是幼年时父亲不幸病死，柴静仪生卒年不详，林以宁却只活了三十七岁，就带着一颗诗人的心，静静地到了另一个世界。

　　洪昇的妻子黄蕙，幼年丧母，刚刚结婚，又死了父亲。婚后本以为嫁了“才貌仙郎”可以“博得个地久天长”，但因为洪家发生了“家难”，又被迫与丈夫一起逃离了家庭，后半生过着极端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生活，用眼泪为丈夫还了一生情债。洪昇的两个亲妹妹，都是“冰雪花生艳，云笺玉不如”的聪明美丽女子，但都由于家庭破败、婚姻不幸等原因，双双年轻早死了。

　　洪昇因为“天伦之变”，在康熙十年逃离了家庭，洪家“子孙流散”，“蕉员诗社”失去了主要据点，姐妹们也陆续出阁，或随父母、夫婿远行，诗社终于不宣而散了。康熙三十一年，相隔二十年后，洪昇回到了家乡，在西湖的孤山修建了简陋的“稗畦草堂”居住。这时候，少年时一起游玩的姐妹们不仅早已风流云散，而且大多都已不在人世。看到这种“万艳同悲”的结局，抚今追昔，洪昇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

　　康熙三十八年，洪昇把同自己一起逃离家庭的二弟洪昌的骸骨迁葬故乡，吟诗道：“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为兄年老大，叠稠遇悲伤”。这种心境下，洪昇根据西溪故宅和家园风景，设计了“大观园”，根据姐妹们的事迹和命运，设计了“太虚幻境”，并把她们都打入“薄命司”，同时把自己居住的“稗畦草堂”命名为“悼红轩”，开始创作《红楼梦》，为当年的“闺阁昭传”，“不使其湮没无闻”。《红楼梦》还有比这更充分的创作理由么？

第三节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最有价值的珍宝打碎了给世人看。《红楼梦》是一部描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悲剧主题的作品，领略大观园中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人，在作品中是主人公宝玉，在作品的背后当然是作者本人。《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四个方面的悲剧：

　　1.一代封建末世的社会悲剧

　　《红楼梦》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一个“末世光景”。书中开篇，就借冷子兴之口，向贾雨村介绍，宁荣二府处于“末世”；在王熙凤这个女强人的判词中，也说“凡鸟偏从末世来”；在探春理家的情节里，还表现了她身处“末世”，无力回天的悲怆心情，说她“生于末世运偏消”。

　　书中所说的“末世”，不是一家一姓的“末世”，而是一个社会共同面临的“末世”！疯僧跛道的“好了歌”与甄士隐的“好了歌解”，就是对这个“末世”光景的最好诠释：

　　这是一个“水旱不收，鼠盗蜂起”的时代，昔日歌舞升平的达官显贵府邸，“蛛丝儿结满了雕梁”；“金满箱银满箱”的富家子弟，“转眼”，就变成了“人皆谤”的乞丐；昨天还嫌“纱帽小”去跑官要官，今天却沦为披枷戴锁的囚犯；昨天还披着“破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穷酸，今天却“紫蟒”裹体高视阔步。这正是改朝换代的真实写照：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群新贵族产生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何处“他乡”，何处“故乡”，为何认他乡为故乡？这正是暗示异族入主中原，中华发生了天崩地裂！

　　在“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的结尾，作者“自度”了“飞鸟各投林”曲牌：“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里描写的是什么？是一幅“世界末日总清算”的图画！除了改朝换代，还有这种全社会性的“总清算”场面么？

　　作者笔下的这种“末世”场景，绝对不是乾隆盛世，而是明末清初那段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末世”！有清一代，在封建文人的笔下，称为“末世”的时代共有两个，一个是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另一次就是清初顺治朝和康熙前期。《红楼梦》不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作品，他产生的时代背景，只能是清初这个“末世”；他描写的作品主题，也只能是一个社会的“末世”悲歌。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清初虽然战乱多，社会不稳定，但一个封建王朝创立之初，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末世”呀？此问并非没道理，问题在于用谁的眼光看社会。清朝新贵的眼中，当然不会把清初看作“末世”；而在明朝的“遗民”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末世”！朋友们可以翻阅此时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吴梅村、钱谦益、戴震、蒲松龄等名家的著作，不难看出，“末世”的提法触处皆是。

　　红学界关于《红楼梦》是否有“反清吊明”思想的争论，至今言人人殊。反对者往往说，曹雪芹生在清朝中叶，出身“汉军旗人”家庭，不会有遗民思想，说的不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谁能否定“好了歌解”、“飞鸟各投林”曲子中的遗民思想呢？这不恰好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是一个具有“末世遗民”思想的清初人，而不是清朝中叶不可能具遗民思想的曹雪芹么！

　　2.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天伦悲剧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红楼梦》中的宁荣二府最终败落是必然的，但为什么要定义为天伦悲剧呢？提这种问题的朋友，恐怕是中胡适先生和他的徒子徒孙的毒太深了，没有认真去读《红楼梦》原文，却把工夫用在了对曹家同雍正朝宫廷斗争的附会上了。《红楼梦》根本没有写什么宫廷斗争，都是那些“探佚”家们胡思乱想出来的。

　　《红楼梦》开端，就交代这个富贵流传了百年的“望族”，此时正处于“末世”，“外面架子没倒，内囊却渐渐尽上来了”，不似先前那么“温柔富贵、诗礼簪缨”了。书中还借“宁荣二公”之口，对“警幻仙姑”说，自己这个家族的运气已经尽了，最终破败是不可避免的了。其实，家族中的人，也不是不知道运气已尽、败落在即的形势，书中主子和奴才都经常说，“好像有几百年熬煎似的”，“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这个家族是怎么败落的呢？主要原因还在于家族内部。书中借探春的口说，“我们这样的大家族，从外面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只有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君不见，家族中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因此，可以说，《红楼梦》表现的，其实就是这个大家族的“自杀自灭”史！

　　这个大家族中矛盾重重：宁荣二府之间的矛盾，荣府中赦政兄弟及邢王妯娌之间的矛盾，贾母与长房贾赦邢夫人之间的矛盾，二房贾政一支中嫡庶之间的矛盾，王熙凤同邢王两婆母之间的矛盾，贾琏一家中夫妻及妻妾之间的矛盾，主子与奴才之间的矛盾，跟随不同主子的奴才与奴才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母子失和，兄弟反目，夫妻同床异梦，妯娌尔谀我诈，“施魇魔法”、“造谣生事”、“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这样矛盾深重的家族，焉有不败之理？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没有写到这个家族的彻底败亡，但也充分表现出了破败迭起，败亡将至的趋势。家族矛盾的总爆发，体现在“抄检大观园”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由一个“绣春囊”，把王熙凤、王夫人、邢夫人、探春、迎春、惜春、黛玉、宝玉、晴雯、司棋、王善保家的几乎全家主子奴才都卷了进来，住在园中的亲戚也受到波及，担了嫌疑。抄检的直接结果，是屈死了晴雯、司棋、潘又安三条人命，间接结果就更严重了，王夫人下令：过了年宝玉和姐妹们必须全部搬出园子！一群天真烂漫的年轻人，就这样失去了她们的人生乐园，即将风流云散了。

　　发生在贾府及大观园中的这些悲剧，说到底都不是外部势力造成的，而是家族内部自杀自灭的结果，正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天伦悲剧。用脂批语言概括，就是因为“棠棣之戚，之悲”，造成“子孙流散”，家庭败亡。当然，外部的因素也是有的，比如处于“末世”社会，入不敷出，官僚搜刮等。套用一句毛泽东的话：“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内因。《红楼梦》所要表现的，正是家族内部的自杀自灭的过程，把一个表面上“诗礼簪缨”的封建大家族，如何毁灭的过程展示给读者看，这正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所在。

　　3.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

　　我国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仕途经济，几乎就是封建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成功者固然可以飞黄腾达，不成功者如蒲松龄、孔乙己者，为数更是多多。

　　《红楼梦》描写的主人公贾宝玉，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却与此截然相反：其一，他拒绝走仕途经济之路，把追求仕宦之人统统骂为“禄蠹”、“国贼”。其二，他反对程朱理学，说“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统统烧掉了。其三，他不赞成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说“文死谏、武死战”者是“浊气上涌”，“置君父于何地”？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主人公这些思想，代表着封建叛逆思想，说明作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这种理解未免有人为拔高之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红楼梦》创作的年代，是产生不出所谓封建叛逆思想的。把《红楼梦》表现的这些思想，放在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身上，确实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放到明末清初的一个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身上，反而是十分自然的，一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的。

　　在清初，多数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入关的异族统治者，都采取不合作态度，当然，“一队夷齐下首阳”的情况也很多。不合作者对这些“下首阳”的追求仕途经济者，当然持蔑视态度。清初正统文人的文章中，斥骂“禄蠹”、“国贼”的文章触目皆是，就连两截为人的吴伟业、钱谦益的晚年作品中，也对自己追求仕途经济的行为悔恨不已，说自己“总比鸿毛还不如”。《红楼梦》表达的这种思想，不仅不是什么封建叛逆思想，反而是当时的封建正统思想。

　　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更不是什么异端思想，而是清初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明亡前，内有“流寇”造反，外有建州袭扰，朝廷焦头乱额。此时朝廷内部，东林党人普遍犯“文死谏”的毛病，崇祯皇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杀谏臣最多的残暴皇帝；带兵的武将，也只顾一死报君王，对战争的胜负却在所不惜，结果屡战履败，损兵折将，最终丢了三百年基业。清初三大家的文章中，对此多有分析，感慨之下，痛哭流涕，大骂文武误国。贾宝玉一个毛头孩子，懂得什么“文死谏、武死战”，不过是重复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说法而已。

　　至于宝玉烧掉四书以外的书，更不是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清初，江南正统封建文人检讨明亡的教训，多数认为是“空谈误国”所致，而空谈之风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明代“程朱理学”、“王陆心学”的泛滥。当时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反对孔孟之道，不是反对四书五经，而是反对朝廷确立的统治思想“理学”和“心学”。《红楼梦》中宝玉的行为，只是表达了那个时代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这些思想，根本谈不上“异端”，他毕竟没烧四书嘛。

　　贾宝玉表现的这些思想，在清初的江南知识分子中司空见惯，但在乾隆朝却是决无可能的，换句话说，曹雪芹绝对不可能有《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他也决对写不出《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只有清初江南的封建正统文人，才有把这些思想见诸于纸面的可能。为什么这么绝对呢？一方面是明末清初确实流行这些思想，另一方面是当时文网尚宽，这些思想有公开面世的条件。乾隆朝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文网最严、文字狱最惨烈的时代，没有谁有这个胆量。

　　《红楼梦》作者把自己比喻为女娲弃而不用的补天石，慨叹自己“无才补天”，说自己“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并交代创作此书时，正处于“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大概并不仅仅是在仕途功名上无所成就，似乎还经历过人生重大打击。书中屡次出现“经历了一场人生梦幻”，“跌过筋斗”等字句，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以断定，《红楼梦》表达的是一个明末清初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

　　4.一干知识女性的命运悲剧

　　《红楼梦》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闺阁昭传”。作者交代：自己虽然“无能不肖”，但家庭中却“历历有人”，决不能让她们的事迹与自己“一并湮灭”，所以要把她们的事迹写出来，以“悦人之耳目”。

　　《红楼梦》书中以林黛玉、薛宝钗为代表的“一干”知识女性，聪明、美丽、善良、有能力，比贾府中的诸多“须眉男子”都要强得多！她们不仅能够咏柳絮、歌海棠、颂桃花，还能“兴利除宿弊”、“小惠全大体”。虽然她们没有做到挽大厦于将倾，但她们为挽救这个将死的“百足之虫”尽了力，令这个家族中的所有“须眉男子”汗颜。

　　《红楼梦》中，这些女子都是来自于“薄命司”中的“冤孽”，她们的下场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黛玉、宝钗、探春、迎春、惜春、湘云、妙玉等人，有的泪尽夭亡，有的误嫁中山狼，有的远嫁海外，有的长伴青灯古佛，有的青年早寡，都经历了一段悲惨的命运。对这些女子，作者赋予了极大的同情，用生花妙笔，充分展示了她们的可爱之处，也让读者为她们，洒下一掬哀怜同情的泪水。

　　作者下最大工夫，描写的是“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两个青年女子，都是主人公的表姐妹，与主人公都是青梅竹马的关系，最后都落得“水中月、镜中花”的结果。好多读者都认为宝黛爱情是悲剧，但宝玉同宝钗的婚姻何尝不是悲剧？好多《红楼梦》读者都用今天的一夫一妻观念去看《红楼梦》中爱情关系的排他性，这是不对的。在那个时代，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不必要求《红楼梦》主人公爱情专一。

　　《红楼梦》开篇就交代，书中的“百年望族”，是一个“诗礼簪缨”之族，书中的“一干女子”，都是比“须眉浊物”宝玉强得多的才女。作者创作《红楼梦》的主要目的，是为“姐妹们”作传，让她们的事迹可以流传久远。由此推断，《红楼梦》作者必有一大帮亲姐妹和表姐妹，这些姐妹必须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女，她们同作者还必须有青梅竹马的条件，最后她们的愿望都必然是“水中月镜中花”，统统落得“红颜薄命”的下场！

　　《红楼梦》是一篇“秋天的故事”。用脂砚斋的话说：《红楼梦》“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社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书中借黛玉的诗说：“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原来作者写作“满纸荒唐言”，记载的就是“自怜”的“素怨”，慨叹的“谁解其中味”，就是书中展现的“诉秋心”。

　　秋天怎么了？看见月缺花残，便潸然泪下，乃文人悲秋的通病。但《红楼梦》作者的悲秋，却不是文人一般的悲秋的症状。作者曾刻意交代说：“风晨月夕，阶柳庭花”，“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可见作者并不是一般的对景伤情、寻愁觅恨，并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是有重大的隐情隐藏在秋天的故事里，隐藏在《红楼梦》这面“风月鉴”的反面。

　　“三秋”背面隐藏的故事，根据《红楼梦》“作者自云”归纳起来：一是作者家族“闺阁中历历有人，”“当日所有之女子”“裙钗一二可齐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故事；二是自己“锦衣纨绔”时辜负“天恩祖德”、对不起父母师兄，“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成为“孽根祸胎”、家族罪人的故事；三是家族因自己的“无能”、“不肖”、“偏僻”、“乖张”，没有挽大厦于将倾，最终“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故事。

　　作者创作《红楼梦》，据实记述以上三个故事，目的并非“怨世骂时”，而是“自悔”。这三个令作者悔恨终身的故事，发生的时间一定都是在“中秋”前后。所以，《红楼梦》记载的故事，应该是作者自己“三秋”的忏悔，作者家族“三秋”的挽歌！

　　洪昇出身于一个江南“望族”家庭，始祖可以追溯到宋朝出使金国，威武不屈的洪皓。他是一个类似于苏武的英雄人物，受到朝廷的极高褒奖，被封为“魏国忠宣公”，赐国公府第于钱塘葛岭，府后还有一个美丽的大园子。园子何名不详，但考虑到“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命名为“大观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洪家在杭州经历了漫长而辉煌的历史。洪皓的三个儿子洪遵、洪迈、洪适，号称“洪门三学士”。洪迈所著《容斋随笔》，至今仍是古典文学领域一颗璀璨的明珠。

　　明朝是洪家第二个辉煌时代。洪昇的六世祖洪钟，以军功起家，官至刑部尚书、太子太保，可谓极品；五世祖洪澄、洪涛，也都官居显要；高祖洪椿、曾祖洪瞻祖，两代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要职；祖父曾任江西地方官员；父洪起鲛，字武卫，清初也曾出仕。从明代算起，洪家可谓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澄涛二公，似乎就是《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公贾源、贾演，从“澄涛二公”到洪起鲛，历经五代富贵，正符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士大夫家庭兴衰规律。

　　明朝的覆亡，给“世受国恩”的洪家以灾难性的打击，洪与表妹黄蕙自小青梅竹马，洪的母亲是黄蕙的亲姑母。二人成年后亲上做亲，如愿结为夫妻，“阆苑仙芭”嫁给了“才貌仙郎”，正可谓“金玉良缘”。黄蕙字兰次，与洪昇同年同月同日生，二人结缡时，友人作《同生曲》祝贺。黄蕙的祖父黄几为当朝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位高权重；黄蕙少年时生活并不幸福，虽然受过良好教育，工诗善画，通晓音律，但因为自幼丧母，父亲在考取进士、做了几年“庶吉士”之后也英年早逝。可见，黄蕙的才情和幼年时“坎坷形状”，与《红楼梦》中宝玉的三个表姐妹都极为相似。

　　洪昇兄弟三人，二弟洪昇昌，与洪昇同母所出；三弟名不详，字中令，为洪昇父婢妾所生。这与《红楼梦》中宝玉的兄弟行完全相同。洪家家庭长期不合，父亲性格古板暴躁，兄弟们常常受到严厉责罚。在洪的诗中，常常出现对“施檄者”即挑拨离间者的怨恨。这与《红楼梦》中贾政夫妻、赵姨娘、邢夫人等人，同贾琏夫妻、宝玉、贾环的复杂关系极为相似。

　　康熙十年秋天，长期的家庭矛盾终于酿成了大祸——“天伦惨变”发生了！洪昇夫妻、洪昌夫妻被同时逐出了家庭，也可能是主动逃离了家庭。洪昇诗中，常常以“古孝子”自居，所谓“古孝子”，就是按照“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古训，在有性命之虑的时刻，逃离了父母身边。“天伦之变”产生的原因，在洪昇诗中屡用“避檄者”典故看，似是逃避家庭中挑拨离间；再从诗中用“伯奇《履霜操》”典故看，似是无罪见斥，满腹冤屈。逃离家庭后，洪昇夫妻的生活便立刻陷入困顿之中，“金玉良缘”落得个“云散高唐，水涸湘江”，黄蕙整日眼泪不干，为洪昇还着“三生石”上的“孽债”，“木石”般的平民生活，也只有美好的“前盟”可待追忆了。

　　《红楼梦》中的宝玉最终有没有当和尚已不可知，但离家出走的结局是肯定的。贾琏夫妻最终也必然是被逐出家庭的下场，王熙凤“判词”“哭向金陵事更哀”就是明证，与洪昇兄弟结局相同。洪昇和二弟拖家带口，逃出家庭后，第一个落脚地就是武康县。武康隶属江宁府，正是所谓的“哭向金陵”。洪昇夫妻在武康生活不下去，又投奔京师，卖文为活，极为贫困潦倒，经常处在“八口命如丝”的境地。洪昇昌夫妻与哥哥分手后，辗转流浪，年纪轻轻地双双客死异乡，可谓“事更哀”了！洪昇是家庭长子，但《红楼梦》中贾琏、宝玉兄弟二人却都被描写成“二爷”，为什么这么写，联想到惨死的洪家“二爷”洪昌，就会恍然大悟了。洪昇同父兄弟三人，家中还剩下一个庶出的三弟中令，正似《红楼梦》中那个赵姨娘生养的“小燎猫子”贾环！

　　第二首秋天的挽歌——“破家之难”：洪昇的父亲洪起鲛，清初曾经出仕，所任何职，已不可考。但从洪昇寄给三弟中令的诗中可以看出，中令经常随父亲在福建往来，似乎父亲任职地就在浙江的邻省福建，所任职务也似是“学政”、“粮道”之类的“主事”衔官职，与《红楼梦》中贾政仿佛。《红楼梦》中的那个隐隐约约的“平安州”，似乎同福建有意义关联，中国人的古训就认为“平安是福”嘛。

　　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一的耿精忠在福建造反，派兵攻掠江西、浙江，“三藩”挑起的战火烧遍长江以南。清廷的平叛大军进驻浙江多年，杭州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康熙十四年秋天，洪昇的父亲洪起鲛“因事获罪”，被“械送京师”、关押在一个破庙里。是否即《红楼梦》的“狱神庙”，不得而知。获的是什么罪，今已无考，但从时间和地点来推断，似乎是受“三藩之乱”的牵累。在“三藩”占领地任职的官员，如果没有“殉国”，没有“抵抗”，朝廷都视为“罪臣”，这是毫无疑义的。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家的罪名“交结外官”，十分耐人寻味。再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的探春远嫁，乘着大海船，嫁给“西海沿子”一个“藩王”为妃，洪家是否因为与耿逆有姻亲关系而获罪，亦非空穴来风。

　　洪起鲛的罪案一直拖了五年，“三藩之乱”平定后，朝廷在总清算的时候，于康熙十八年深秋，决定把洪昇的父母一起“发配充军”，远流黑龙江宁古塔。洪昇一方面在京师为父母奔走呼号，求情辩冤，一方面又徒步三千里，赶回家乡侍奉父母“充军”。这年的除夕，就是在发配犯官的阴冷潮湿的遣送船上过的。此时何种心情，可想而知。后来遇到朝廷“大赦”，洪昇和父母才免遭“充军”之苦。

　　那时凡罪行严重到发配充军的官员，必被“抄家”，财产被抄掠一空，家人被赏赐变卖，百年“望族”洪家，至此落得个“曲终人散”、“食尽鸟投林”悲惨下场。遇赦后发还的府宅，也只能是一个空“园子”了，这与脂批透露的《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悲凉结局相同。

　　洪昇和二弟离家出走后，家中留下的除三弟中令外，还有两个妹妹。洪昇的两个妹妹都十分聪明美丽，用洪昇诗的语言表达，就是“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洪昇对妹妹感情笃深，总是在诗中慨叹，自己虽为“堂堂须眉”，但比不上身为“裙钗”却“齐家”有方的妹妹。但洪昇的妹妹也逃脱不了“红颜薄命”的规律，出嫁后，可能是所遇非偶，她们都年纪轻轻地就悲惨而死，其下场同《红楼梦》中的迎春、探春如出一辙。

　　洪昇终生都刻骨思念两个可爱、可敬又可怜的妹妹，康熙三十年，洪昇回到家乡后，把二弟夫妻和两个妹妹的尸骨都迁葬故乡父母身旁，并含泪泣血写了“诔词”和一系列怀念弟妹的诗章。这些与《红楼梦》作者在交代创作缘起时，说此书创作的宗旨，就是为了“记述当日的闺友闺情，”是完全吻合的。

　　第三首秋天的挽歌——仕途绝路：洪昇在离开家庭后，虽然仍不脱纨绔习气，厌恶走“仕途经济”道路，但是从当时文人惟一的出路着想，从家族面临的危机出发，还是无奈在当时的最高学府中，继续其“国子监生”的生涯，希图有一天考取功名，重振颓败的“百年望族”。

　　江山好改，秉性难移，在京师国子监肄业的洪昇，虽然有求取功名的强烈愿望，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了“传奇”剧本《长生殿》的创作。这固然有个人爱好的因素，也是谋生的需要，搬演剧本的剧班和观演“传奇”的富贵人家给予的赏赐，是洪昇在京期间的主要生活来源。洪昇创作《长生殿》，始于“天伦之变”前，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经过“十年辛苦”、“三易其稿”，终于杀青了。一经传演，立即轰动京师，平民百姓爱看，官僚富商更是趋之若鹜，就连当朝皇帝康熙爷，也亲自观演，并钦赐了二十两白银，成了当时公认的“赏格”。

　　正当洪昇得意忘形之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向他袭来了。康熙二十八年中秋，康熙帝青梅竹马的表姐、成年后的皇贵妃、临终前的第三任皇后佟佳氏，刚刚被“册封”为皇后的第二天，就呜呼哀哉了，《红楼梦》中描写“元妃”的“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灯谜，正是当朝皇后的真实写照！皇后薨逝，按规矩臣民必须居二十七天“国丧”，一切娱乐活动都必须停止，但洪昇和他的朋友们却于此时干了一件蠢事，受到朝廷的严厉处罚。演出《长生殿》大获成功的京师“内聚班”，为了答谢剧本作者洪昇，遍请京师名流，“中秋”“国丧”期间，在“生公园”“聚演”《长生殿》，被人告发，朝廷震怒，参与“聚演”的人员都受到了严厉处分。洪昇被“逮捕下狱”、“枷号示众”，并被革去了“国子监生”，彻底断绝了仕进前途。时人作诗嘲笑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可谓深刻。康熙二十八年秋天的悲剧，不仅断送了洪昇个人的前程，事实上也断送了洪氏“百年望族”复兴的惟一一线希望。

　　出狱后的洪昇，在万念俱灰、满腔愤悲的心境下，骑了一条毛驴，奔赴京东盘山，欲在清沟禅院剃度出家。盘山多巨石，相传是盘古在混沌中开天辟地创“大荒”之处，又有女娲庙证明是“炼五色石补天”处。洪昇在这里抚今追昔，其心情正是《红楼梦》中所说的“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把自己比喻为“大荒山”、“青埂峰”的一块弃置不用的顽石，不是再贴切不过了么？这也正应该是《红楼梦》的创作缘起。

　　《红楼梦》书中交代，作者创作此书，是于“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这“一番梦幻”，正是洪昇人生中发生在秋天三次噩梦！感叹家族的败亡，感叹姐妹的惨死，感叹自己的坎坷，洪昇创作《红楼梦》的理由，不是最充分不过了么？《红楼梦》的主题和内容，不是与洪昇的真实经历最吻合么？可能有人说，这是牵强附会，但请问：胡适先生当初断定曹雪芹为作者，不也是如此“考证”的么？有什么直接证据能证明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比较起来，包括曹雪芹在内的所有清代文人，谁有洪昇这样充足的创作《红楼梦》的理由？

　　对于发生在洪昇身上的家族悲剧和个人悲剧，当时社会上好多人都归咎于洪昇的“不肖”，“不肖”恶名是封建社会任何一个文人都难以承受的，但洪昇自己又百口莫辩。创作《红楼梦》，“追踪蹑迹”去记载秋天的三场噩梦，为自己的恶名辩白，应是洪昇的本意。但按照封建伦理，洪昇在书中既不敢指责君王，又不能讪谤父母，只好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作，巧妙地制造了“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洪昇创作此书面临着两难选择，既怕别人看不懂自己的用意，又怕别人知道自己指斥君父的事实，所以一再流露出“谁解其中味”、“谁解诉秋心”的无奈心情。

第四节　　天香楼

　　凡是熟读过《红楼梦》的人们都知道，作品有两条主线索，一条是宝、钗、黛三人之间的爱情，一条是宁荣两府的兴衰沉浮，两条线索互相交织，把一系列红楼故事穿了起来，形成我们面前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两条红楼主线都是明线，《红楼梦》书中还有一条暗线，始终若隐若现地游走在作品中间，使书中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与它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了关系，这条暗线就是“天香楼”。

　　听了这段议论，可能有的红友要掩嘴发笑：这不是瞎掰嘛？切莫早下结论，听在下把话说完再发议论也不晚。《红楼梦》作者用笔确实相当“狡狯”，让多少包括红学专家在内的读者，把对“天香楼”奥秘的猜测目光，投向了公公与儿媳的暧昧关系。

　　一、宝姐姐与天香楼

　　一看到这个题目，可能有的读者就会哑然失笑：怎么把宝姐姐与天香楼硬扯到一起去了？这是哪跟哪呀！莫着急，听在下细说其中原委。

　　我们知道，《红楼梦》的初作者是洪昇，书中姐妹们的生活原型，就是洪昇的“一干”亲姐妹和表姐妹，这些姐妹们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结成“蕉园吟社”，赋诗作画，灯谜酒令，风云一时。洪昇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这些聪明美丽的姐妹们的事迹，得以“闺阁昭传”，不使其“一并湮灭”。

　　书中宝姐姐的原型，是清初著名女诗人、洪昇的表妹钱凤纶。钱凤纶与“天香楼”有什么关系么？有，而且大有关系！钱凤纶在“蕉园吟社”中所取的别号，就叫“天香楼”，她出版的诗集，名称就是《天香楼集》！她的妹妹钱静婉，也是清初著名女诗人，在“蕉园诗社”取别号“古香楼”，诗集名《古香楼集》，不难看出，她就是《红楼梦》中宝琴的生活原型，宝琴在书中就有十首“怀古诗”。

　　因为她姓钱，所以作者在书中让她叫“宝钗”，让她有“金锁”，让她家“珍珠如土金如铁”，让她的丫鬟名字都叫黄金莺。清初杭州钱家，是四大家族之一，也确实很有钱。从江南“科场案”发生，她的父亲上了断头台，家庭财产被官府查抄，方才败落了。

　　《红楼梦》写薛家进京，是为了宝钗“选秀女”，后来又黑不提白不提了，好像没这回事似的。其实哪里是选什么“秀女”，根本就是全家逮送京师。《红楼梦》写薛家没有父亲，母亲薛姨妈领着“一窝一拖”寄住在亲戚家，应该是从京师遇赦返回杭州时的场景，家已经抄没了，无处安身，不得不投靠亲戚，顾不得是什么“梨香院”了。

　　因为钱凤纶有“天香楼”别号，所以《红楼梦》书中让她与“香”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在大观园中居住的地方，是种满了香草的蘅芜苑，她得了“热毒之症”，治病的药也是奇怪的“冷香丸”。对她的病和药，作者写得很隐晦，其中大有文章。

　　她的父亲钱开宗犯罪之后，全家二百多口人都被逮进京师，一个哥哥也在悲愤中死去了，真可谓家破人亡！钱凤纶的诗中，对此充满了怨毒的情绪，这大概就是宝钗患“热毒之症”的隐喻。在作为犯官家属逮捕进京期间，如何打发这悲苦的时光呢？作为一个诗人，最大的可能就是苦苦吟作诗歌，抒发胸中的愤懑了。“冷香丸”中的各种香花，实际上就暗示是“天香楼”诗篇。

　　洪昇与钱凤纶的关系，应该十分密切，这从二人的别号中就可以看出端倪：钱凤纶的别号是“天香楼”，而洪昇早期的别号则是“啸月楼”！“月中桂子”，“天香云外飘”，正是《长生殿》中的意境。笔者怀疑二人年少时，一起研究过《长生殿》的创作，否则很难解释二人所取别号的关联关系。

　　《红楼梦》书中的宝姐姐，最大的特点是博学，诗词水平与黛玉伯仲，善于绘画，能说出绘画所用的所有器具和颜料，特别是对传奇杂剧的熟悉程度，是其他姐妹们远远望尘莫及的！她随口念出的鲁智深的台词，令宝玉高兴得手舞足蹈，招致了黛玉的一顿冷嘲热讽！具有如此博学才能，与表哥一起研究创作以李杨爱情为素材的传奇，是完全可能的。

　　二人之间在文学生活中结下了深厚感情，但是否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于史无考。可以肯定的是，洪昇的妻子是他的另一表妹黄蕙，钱凤纶也名花另有主，二人绝对没有结合成。《红楼梦》中悲叹的“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笔者认为说的就是宝钗和黛玉，“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最后结果都不谐，黛死钗嫁恐怕也不是作者愿意，《红楼梦》应该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二、林妹妹与天香楼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有的读者忍无可忍了：林妹妹冰清玉洁，你不要把她同天香楼扯到一起，亵渎这个光辉形象了！别着急，当你看完在下的分析，就会消气了。

　　在《红楼梦》书中，林妹妹与天香楼确实扯不上直接关系，但两个与林妹妹“眉眼相似”的年轻美貌女子，却与天香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哪两个女子？香菱和晴雯！书中凤姐说香菱眉眼像黛玉，王夫人说晴雯长得像黛玉。两个人都是最令人同情的悲剧下场，她们的下场就是黛玉的归宿。香菱长得像黛玉倒也罢了，书中凤姐还说她长得像“东府小蓉大奶奶”，这就把黛玉与秦可卿联系到一块了，本来，在“太虚幻境”中的那个乳名“兼美”的秦可卿，兼的就是黛玉宝钗之美。

　　《红楼梦》书中黛玉、晴雯、香菱三人，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都是极为美丽聪明的女孩儿，都在凄苦的寄人篱下生活中哀怨着，最后都得“女儿痨”早死了。《红楼梦》的纪实性，说明她们的生活原型就是林以宁；《红楼梦》是小说，允许在写实的前提下加以变幻创作，所以作者把她们分成了不同身份的三个女子，让她们在书中互相映照，增加故事的可读性。大概作者也不愿在书中把自己心爱之人写得过于悲惨，因此让两个女奴代替了黛玉的悲惨命运。

　　香菱本名英莲（应怜），被呆霸王薛蟠强纳为妾。薛蟠娶了夏金桂之后，对香菱百般虐待凌辱，最后得了“干血痨”，年轻夭亡。注意这个夏金桂，她出身“桂花夏家”，金桂、桂花都是“天香”的意思。林以宁一生才华横溢，多愁善感，与表哥洪昇昌（洪昇的二弟）青梅竹马，关系非同一般。但由于封建婚姻的原因，林以宁嫁给了钱肇修，就是那个“天香楼”钱凤纶的弟弟。婚后生活聚少离多，十分不幸，诗中充满了悲苦的气息，三十七岁时候，确实在抑郁中得了“女儿痨”，不幸病逝了。

　　《红楼梦》书中作者也有暗示：薛蟠看到黛玉“风流婉转”，竟“苏倒在那里”；“薛姨妈爱语慰痴颦”时，宝钗就半玩笑说要让黛玉嫁给哥哥薛蟠；在母女二人的哄骗下，黛玉竟认薛姨妈为母，把宝钗当“亲姐姐”，这些都预示着黛玉将嫁给薛蟠。作者还用香菱向黛玉学诗，表述了林以宁的诗学思想，用香菱的惨死，暗示了黛玉的悲剧下场。

　　《红楼梦》中宝玉身边四大丫鬟的名字，都与“天香楼”有意义上的关联：“袭人”的是花气，花香无过天香；“秋纹”乃秋天的云，桂花开在中秋，天香云外飘；“麝月”中是吴刚和桂树，当然与天香关联。眉眼儿像林妹妹的“晴雯”，又是如何与天香关联的呢？《红楼梦》书中，晴雯与桂花无关，却与黛玉共享芙蓉花。晴雯屈死后，王夫人说她得的是“女儿痨”，小丫头说她做了天上的芙蓉花神，宝玉信以为真，为她作了真挚感人的“芙蓉诔”。红学界公认，这首“芙蓉诔”，明诔晴雯，暗诔黛玉。书中确实让黛玉听到了“芙蓉诔”，让宝玉说出了“茜纱帐里，我本无缘，黄土垅中，卿何薄命”的谶语，令黛玉更加狐疑悲伤。

　　作者之所以用芙蓉花而不是其他什么花象征黛玉，最主要的原因，是黛玉的原型林以宁创作过一部传奇作品《芙蓉峡》。这部作品已经失传了，只有名字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了黛玉与芙蓉的关系。林以宁与表哥洪昌青梅竹马，又有创作传奇的共同爱好，所以，《红楼梦》书中描写宝黛一起，听《牡丹亭》、看《西厢记》，应该是真实生活的写真。

　　“天香楼”把《红楼梦》中的主要人和事，都有机地穿了起来，使秦可卿、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甄英莲、晴雯等人的事迹，构成了《红楼梦》的故事主体，也若明若暗地透露了作者及其他生活原型的真实经历，成为《红楼梦》全书一条隐写的主线。抓住这条主线去考证《红楼梦》创作的社会背景和作者人生经历，我们就会更加清楚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又为什么要这么写？就会更加准确把握“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红楼意境，也就会更加体会到《红楼梦》的博大主题和深沉思想。

第五节　　元妃

　　《红楼梦》书中的元妃是皇帝的妃子么？她在宫廷中处于什么位置？有清一代并无皇帝后妃“省亲”之事，难道是作者凭空杜撰的么？杜撰的故事为什么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种学说能够解释清楚上述古怪，甚至连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没有说清楚。

　　譬如“元妃”，在封建皇帝的宫廷里，究竟有没有元妃？元妃究竟是什么品级的妃子？没有人去研究。只知道在《红楼梦》中，她的名字叫元春，用名字的头一个字再加上妃字，便组成了“元妃”一词。做深一步想，皇帝的妃子有如此称呼的么？只听说过周皇后，张贵妃，吴妃，李嫔，宋贵人，刘常在，王答应，这些称呼都是用姓氏再加上妃嫔等级称呼的；也有用皇帝册封的封号称呼的，如宜妃、德妃、明妃、香妃等等。从来就没有用名字的头一个字称呼的！其实，《红楼梦》中多数地方是用“贾妃”来称呼的，这是对的。但作者为什么有些地方偏偏要用“元妃”来称呼她呢？难道作者会犯常识性错误么？似乎不会，其中必定另有隐情。

　　凡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宫廷历史有一定研究的学者，应该知道，“元妃”一词，其实是个专用名词，不可乱用的。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查一下资料，所谓“元妃”，是“太子妃”的专用名词。元者，始也，首也，元妃就是妃子之首、国中第一妃子的意思。皇帝的大老婆称“皇后”，皇帝的妃嫔，可以称淑妃、德贵妃等，但是不能用“元妃”称呼。太子是皇位继承人，在继承皇位之前，倘若到了婚娶年龄，其所娶的老婆，不能称“后”，只能称“妃”，其中嫡妻，便称为“元妃”，其他偏妃，也不能称为“元妃”。除太子外，其他皇子的老婆可以称“妃”，但也绝对不得以“元妃”称呼。老皇帝呜呼哀哉后，太子登基，原来的“皇后”便成了“皇太后”，原来的“元妃”，方可以册封为“皇后”。所以，在封建宫廷中，“太子”与“元妃”，分别是皇帝与皇后的继承人，是别人绝对不能冒用的特别称呼。

　　《红楼梦》中的元春，生在大年初一，命大，长成后，先被选入宫中做“女史”，后来又被册封为皇贵妃。什么是“女史”？这是明朝特有的宫中所设的职务。据《明史》记载，宫中设六局，即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每局均设女史，分掌宫中事务，正八品。清初顺治年间曾沿袭明朝女史制度，但很快就废除了，终清一代，再没有设置女史。从《红楼梦》中元春进宫做女史这件事看，作者实际上是隐约告诉读者：这是明朝的事情。

　　元春后来被晋封为贵妃，称为“元妃”。从“元妃”这个称呼来看，《红楼梦》作者可谓煞费苦心！什么叫“元妃”？表面上看，就是元春的元字加上贵妃的妃字，并无深意；但仔细想来，任何朝代对贵妃也没有这种称呼法，并且绝对不允许这样称呼！

　　南明弘光元年（1645，顺治二年）初，河南一个姓童的妇人，自称是福王朱由崧的“元妃”，在李自成攻陷洛阳时与丈夫失散。时“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当地官员立即差人把她护送到南京。但弘光皇帝却矢口否认，他说李自成攻破洛阳的当时，我只不过是福王世子，不可能有什么东宫西宫，来南京前也从来没有子女，所以这个“元妃”童氏是个假货，立即把她下了大狱。这个“元妃”在狱中大呼冤枉，要求与弘光皇帝面见折证，就是不能复婚，见一面就离开也行。可是这个弘光皇帝无论如何就是不肯见面。

　　当时朝中官员分析，弘光皇帝为福王世子时，确实不会立什么东宫西宫，但也确实有过好几房妃嫔，是否有孩子“金哥”、“玉哥”，大乱之后，无可考究。福王即位之初，名义是“监国”，也就是以太子身份总理朝政，太子的原配妻子，自称“元妃”，亦有道理。更何况弘光皇帝无论如何不肯与这个“元妃”见面，显见心虚。因此，好多大臣激烈地劝弘光皇帝与“元妃”见面，不要因为她曾经流落民间就抛弃她。但弘光皇帝执迷不悟，就是不肯相认。南明政权灭亡后，这个“元妃”不知所终。

　　由此可知，出现在南京的这个“元妃”，并非南北两个不知真假的“太子”的“元妃”，而是福王朱由崧的“元妃”。从辈分论，朱由崧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兄，应该是“太子”的伯父。从年龄看，太子只有十几岁，也比伯父伯母年轻得多。《红楼梦》中的描写，并非写实，所以把元妃与宝玉处理成姐弟，但决没有描写成夫妻，在年龄差距上，也基本尊重了史实。《红楼梦》中用“贾妃”称呼她，显然是“假妃”的意思，同“假宝玉”代表的“假太子”一样。

　　让我们再来看《红楼梦》书中元妃省亲的情节，其中也有许多玄妙。省亲前，择地修建大观园，所择之地是有特殊要求的，皇宫传出话来，必须是“关防驻跸处”。什么叫“关防驻跸处”？就是地才政权所在地，驻扎军队的地方。这就奇了，元妃省亲，要选择军队驻扎的地方干什么？原来，弘光皇帝的那个“童妃”，与丈夫在洛阳战乱中失散之后，流落河南乡村，后来辗转到了南明军队驻扎的地方，方由军队护送到南京的。书中元妃省亲的同时，还有什么周妃、吴妃的父亲也同时择地建园子，准备省亲。周、吴两姓，确实是崇祯皇帝的后妃之姓，《红楼梦》书中并非随便例举。崇祯皇帝吊死后，周后、吴妃也都死于宫中，其父家择地修园，暗示着准备逃命，他们逃命的地方，当然也应是明朝军队的“关防驻跸处”。

　　再来看《红楼梦》书中的元妃“判词”：“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初照宫闱，三春争即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首句来源于夏完淳的诗“二十年来事已非”，“二十年来”指的是南明历史，从福王、潞王、唐王、鲁王到永历、桂王政权，前后所历大约二十年。“榴花”代指五月，用的是古代“花历”中五月“榴花照眼明”的曲故，“宫闱”是后妃的代指。“三春争即初春景”，福王的黄妃、李妃、童妃不正是“三春”么？所谓“初春”，在福王“监国”时为元妃，福王登基后为皇后，她们争的是这个名分。结果怎么样？“虎兕相逢大梦归”，“虎兕相逢”出自吴梅村赠吴兆骞的诗“前有猛虎后苍兕”。吴兆骞发配宁古塔，此诗指的是宁古塔地方多凶猛动物。宁古塔正是满清的发祥地，“虎兕相逢”在这里，代指的就是如兕似虎的满清军队到来时刻。清军下江南，南明小朝廷灰飞烟灭，宫廷中不论做着什么美梦的人，当然都是“大梦归”的下场了！

　　南明时期，并非只有这一个“元妃”，据史料记载，福王政权覆灭后，潞王朱常芳在杭州“监国”，也就是以太子身份管理国事，即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册封自己原来的王妃为“元妃”。朱常芳在杭州被清兵俘获后，唐王在福建先任“监国”，后即皇帝位，是为隆武政权；同时鲁王也在绍兴宣布出任“监国”，东南半壁一时出现了“双悬日月照乾坤”的局面（夏完淳语）。这两个“监国”出任的第一件事，也都是册封自己的老婆为“元妃”。这些事情在南明史料中均有详细记载，无可怀疑。

　　南明朝廷是一个“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的荒淫腐败政权，从皇帝到大臣，不顾内忧外患，整天沉溺在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中。福王在南京即位当时，马士英、钱谦益等人曾为新君大肆搜罗民女，充斥后宫。据史料记载：先“选淑女黄氏、郭氏、戴氏送内。命再选，太监韩赞周再选进六名”。工科李维越上疏说：“日来道途鼎沸，不择配而过门。皆云田王两中贵强取民间女以备宫闱。有方士营、杨寡妇家，少女自刎，母亦投井。亦太不成举动矣！”弘光皇帝所选的这批少女，自己还没来得及享用，南明政权就垮台了，所有“秀女”都被清兵劫掠到北京，其悲惨下场，可想而知。联想到《红楼梦》大观园中聚集那么多妙龄少女，宝钗进京就是为了“待选”，后来不了了之，也颇令人容易与此段历史产生联想。

　　笔者并不认为今天刊行的《红楼梦》，是描写南明宫廷秽事的。《红楼梦》的原作者是康熙朝的大文学家洪，他在《红楼梦》中是以自己和“蕉园”姐妹们的事迹为原型敷衍故事的。但《红楼梦》创作似乎分为两个阶段，先一阶段应该是以南明政权的儿女风尘故事为背景创作的，否则无法解释以上真假太子与元妃这些特殊提法。其中的主人公事迹，似乎是以风尘才女柳如是与陈子龙的“木石前盟”和与钱谦益的“金玉良缘”为基本素材创作的。柳、陈、钱三人都是南明小朝廷的风云人物，与真假“太子”案及“元妃”案息息相关，按照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以这些故事为素材完全可能写成《红楼梦》的初稿。这个初稿，也可能是洪昇表妹林以宁创作的《芙蓉峡传奇》，可惜这部传奇失传了。

　　洪昇与表妹林以宁等以南明故事创作《红楼梦》初稿（或《芙蓉峡传奇》）时，洪昇家似乎尚未发生“家难”，时间应是顺治末期到乾隆初期，此时的江南文人，津津乐道南明朝廷的故事，以此写文章、小说或戏剧的文人很多，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成功的范例，《桃花扇》写侯方域李香君的故事，《红楼梦》写陈子龙、柳如是、钱谦益的故事，二者主题思想大概差不多。其实，当时还有好多故事，如冒辟疆、董小宛的故事，吴梅村、卞玉京的故事等，也都是创作小说戏剧的好题材，都可以反映出作者对兴亡的感叹。难怪好多红学家要把《红楼梦》故事往董小宛等秦淮八艳身上附会。

　　洪昇家发生“家难”后，百年望族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洪昇自己也因为被康熙皇帝革去功名，整天自怨自叹；那些才貌超群的“蕉园姐妹”们都落得“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下场。此时的洪昇，大概再也没有写南明故事的兴趣了，于是把初稿《红楼梦》（或林以宁的《芙蓉峡传奇》）拿过来，重新加以改写，把书中主人公的原型都换成自己和“蕉园姐妹”，改写成了今天的《红楼梦》。由于是改写，所以原书中的一些情节人物，不可避免地保留下来了，比如真假宝玉、元妃、金玉良缘、木石前盟、绛云轩，等等。于是，《红楼梦》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谜团，例如，林黛玉的诗中表达的好多情绪与她的身份阅历不适应，贾宝玉以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去同妓女鬼混，大唱《红豆曲》，并爱吃女人嘴上的胭脂等等。

第六节　　真假宝玉

　　好多读者都注意到了《红楼梦》中有两处奇怪的描写：一是在北京和南京，分别有一个“宝玉”，一个是“甄宝玉”，一个是“贾宝玉”，真假两个“宝玉”互为镜像，一模一样；那个贾宝玉又似乎忽南忽北，亦南亦北。二是贾宝玉一出娘胎，口里便含着一块晶莹灿烂的“通灵宝玉”，玉上还镌刻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个字，这块玉的作用是“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是贾宝玉的“命根子”。

　　贾宝玉的这块“通灵宝玉”，似乎只能用皇帝的玉玺来解释，否则怎么也说不通。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当了皇帝后，用那块著名的“和氏璧”镌刻了中国封建皇帝第一块玉玺，玉玺上的刻词是“受命于天，即寿永昌”。与贾宝玉之玉的刻词不是异曲同工么？从娘胎里就带来“玉玺”的人，只能是皇太子；因为太子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是皇位继承人！《红楼梦》书中的贾宝玉，出生时口中就含着玉，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能理解为作者这里是隐写太子。

　　既然贾宝玉身上隐写着太子，那么又为什么出现一南一北“甄”（真）“贾”（假）两个宝玉呢？这是有真实历史为依据的。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三百年大明王朝覆灭了；吴三桂勾结清军，又打败了李自成，大清王朝正式在北京“定鼎”。明朝残余势力聚集在南京，拥立福王登基，年号“弘光”，就是所谓的“南明”小朝廷。南京的地位很特殊，朱元璋开国时的首都在南京，燕王朱棣夺取政权后，迁都北京，但在南京仍然保留“六部”、“国子监”等统治机构，事实上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治中心。清兵入关后，南明政权之所以定都南京，是因为这里仍然保留着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无须另起炉灶。因此，此时的北京和南京，各有一个朝廷。

　　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年冬天和转年春天，在北京和南京，分别发生一起扑簌迷离的“真假太子”案。李自成进北京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他的三个儿子太子、永王、定王流落民间，下落不明。清军占领北京后，南明政权曾经派重臣左懋第率团出使北京，与清廷议和。左懋第在北京给南明朝廷的奏折上曾谈及太子及二王的下落：“东宫、二王的耗，沿途访问，言者亦不一。有言流寇向山海发兵，人皆见同皇子两位出者。有言流寇败回，在通州西门上见一位，有父老涕泣进果、进履者。有言寇西遁时亲见挟一位在马上出城者。”“又先帝公主在周奎家，闻年十四，为先帝手刃，断一手，死而复生。又闻自称皇太子者，见在刑部，卤（虏的同音字，因此时正与清议和，不便用虏字称呼——笔者注）以为假，而道路百姓之口多以为真。臣等羁闭此地，既不能面问真伪，又无从向卤置一语。”

　　从左懋第的奏折上可以清楚知道，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下落不明，断了一只手的长公主在周奎家。周奎是谁？这个人就是崇祯皇帝的周皇后的父亲，是个在明朝垮台后自顾性命、背弃皇家的小人。左懋第奏折中谈到的那个拘押在刑部、不知真假的明太子，被清廷抓获后，曾送到周奎家辨认真假。那个长公主一见太子，二人便抱头痛哭，可见太子似乎不假，周奎也奉养了太子几天。但后来可能是受到清廷的压力，崇祯的袁贵妃指认太子是假冒，周奎也改了口。这个不知真假的太子，便稀里糊涂地被清廷砍了头。

　　无独有偶，北京出了个“真假太子”案不久，当时的南京，又发生了一件“真假太子”案！这件事对南明政权影响很大，直接导致了南明小朝廷的迅速覆亡。清初著名文学家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顾炎武的《圣安皇帝本纪》，李清的《南渡录》，文秉的《甲乙事案》等史书，都详细地记载了此事：弘光元年（1645）三月，南京“鸿胪寺序班”高梦萁“奉一人南来，云是太子”，福王此时已以先皇宗“太弟”的身份继皇帝位，并根据道听途说，宣布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已经死亡。太子突然出现在江南，直接危及到弘光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在弘光皇帝的授意下，参与审理此案的官员一致认为太子是假的；而朝野官民及驻守外地的军阀，却异口同声说太子是真的。驻守武昌的军阀左良玉，以保护太子为借口，不顾清军已大兵压境，率领三十万军马，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取南京。南京的皇帝和文武大臣，抱着“宁死于虏，不死于左”的决心，集中兵力打内战。清军正好乘虚而入，破扬州，占南京，弘光政权迅速土崩瓦解了。

　　这个不知真假的太子很有意思。在清军兵临城下，弘光皇帝出逃，满城文武准备投降的时刻，被南京城的老百姓从监狱里放出来，直接送到皇宫，披上龙袍，居然真的过了三天“皇帝”瘾！在这三天中，匪夷所思的是，他居然“敕封”所居住的监狱的“狱神”为“王”，在差官的前导下，亲自至狱中，开读敕文。敕文用的是崇祯十八年年号。联想到《红楼梦》脂批之“狱神庙”事，十分耐人寻味。清军在抓获了弘光皇帝，以及随后的潞王朱常芳之后，豫王多铎审理时，居然让这个太子坐在身边，并告诉投降的南明君臣，这是“真太子”，是清军故意派来南明扰乱人心的。随后，把福王、潞王，连同这个“太子”，一起押赴北京，在北京一起砍了脑袋。

　　世界上没有如此巧合的事情，中国历史上也没有第二例如此奇特的事件：北京出了一个不知真假的“太子”，南京又出了一个不知真假的“太子”。《红楼梦》书中太虚幻境的楹联说：“假做真时真亦假”，南明的历史确实如此，不仅南北两个“太子”到最后也不辩真假；受此影响，人们对弘光皇帝即位前是否是真的福王也发生了怀疑。黄宗羲、顾炎武的文章中，都对福王的真实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红楼梦》创作初期，肯定曾经把书中主人公设计为“真假太子”，否则不会出现甄贾两个宝玉，贾宝玉出生时口中还含着类似玉玺之通灵玉的描写。用其他任何考证或索引的资料，都无法解释此事；只有南明时期“真假太子”的故事，才可以合理解释《红楼梦》中这些奇怪的情节描写。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你前边说“元妃”是“太子妃”，后边又说甄贾宝玉是真假“太子”，《红楼梦》中的“元妃”是宝玉的姐姐，并不是他的妻子啊？《红楼梦》作者总不至于把姐姐写成妻子，让书中心爱的人物乱伦吧？问得实在有道理。当你知道了南明时的南京，发生真假“太子”案的同时，还发生了一起真假“元妃”案时，你便会对《红楼梦》的描写恍然大悟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怡红院（先是绛云轩）中，居然有四个大丫头贴身侍候，还有一大堆小丫头打杂，贾宝玉曾经与袭人偷试云雨情，与晴雯诀别时交换贴身内衣，与碧痕在一起洗澡弄得床上都是水，风流惬意得紧。在我国古代的封建大家族中，成年男子三妻四妾，随便摸丫头、偷下人妻女的事情普通得很，但按照封建道德，对未成年的孩子，还是在男女问题上严加管束的，决不会在他婚前身边放一大堆年龄相当的女孩子，更不会在大观园这样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任由他与女孩子自由交往，男女之大防还是严格讲究的。

　　其实，《红楼梦》中贾氏家族中其他男孩子身边也没有一大堆女孩子侍候：贾环身边只有一个彩霞，还是赵姨娘的使女，并非专门为这个三少爷服务的。贾琏身边的那个通房大丫头平儿是凤姐陪嫁来的，并非贾二爷少时的使女。贾兰比宝玉也小不了几岁，他的身边，一个丫头也没有，李纨的使女并非儿子的使唤丫头。就连薛家的呆霸王薛蟠，小时身边也没有丫头侍奉，香菱是买来做妾的，并非使女，宝蝉是金桂陪嫁来的，同平儿的身份一样。所以，《红楼梦》中宝玉像穿花蝴蝶一样任意在女孩子中遨游是不真实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这种局面才可能出现呢？只有皇家！以前的皇家风俗就说不清了，明清两代，太子懂得人事后至大婚前，宫廷一般都安排四个“秀女”先侍奉他的生活，当然也是他的性奴隶。不知大家是否看过描写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作品。康熙皇帝玄烨大婚前，宫廷就曾为他安排了四个美丽的婢女侍候他，康熙皇帝所生的“大阿哥”，年龄比太子还大，就因为他是其中一个婢女所生，他出生时，他的父亲还没有大婚。后来这个婢女被册封为皇贵妃，她就是权相明珠的妹妹。除了皇家有这种风俗外，当时社会上不论官宦人家还是世俗人家，都没有这种风俗，按封建道德规范也不允许这种规矩存在，尤其是大户人家，男女的接触是有极为严格的限制的。所以，《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周旋于四大丫头之间，只能说明《红楼梦》作品早期是描写皇太子的生活，而不能说明当时除皇宫外，还有什么官宦人家会故意安排子女如此放纵。

　　本文所引用的史料，均出自顾城先生撰写的《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北京，第一版）与薛正典先生编撰的《南明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南京，第一版），不另注。今天搜集的这些南明史料，在顺康两朝时文人还可以看得到，雍乾以后，就看不到了，因为这对儿宝贝皇帝父子，是中国历史上最热中于搞文字狱的暴君，两朝都曾经大规模地查禁明末清初时期文人的作品，包括钱谦益、吴梅村、朱彝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作品，都在查禁之例，就连做过康熙朝刑部尚书的王士的诗文，也居然列入禁书。后来，又借修《四库全书》的机会，把明末清初的史料几乎一网打尽，全部销毁或抽毁掉了。所以，从这点看，生活在乾隆中期的曹雪芹，根本无缘接触这些史料。明末清初到乾隆中期，时隔一百多年，曹雪芹不可能深知当年发生在南京和北京的“真假太子”案和“真假元妃”案，也不可能发出“假做真时真亦假”的感慨。遍观与曹雪芹同时的文人作品，也绝不见这方面的记载。所以，曹雪芹不可能是《红楼梦》的初作者。

第一节　　敕建荣国府

　　中国人最讲究慎终追远，任何人对自己的祖宗都是认真对待的，绝不会把自己的祖宗扯到别家的宗祠里面去。红学界公认《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家的祖宗做过“国公”么？似乎不曾。曹家祖先只是一个被俘的奴隶，身份是“包衣下贱”，须知，“公侯伯子男”，在封建爵位中，以公为首，除了皇帝王爷等金枝玉叶，就数公最为尊贵了，比封侯还要尊贵，包衣奴隶身份是永远与公爵无缘的，曹雪芹凭什么说自己的祖宗是宁国公、荣国公？曹雪芹家里除夕祭过宗祠么？似乎也不曾。满族在关外，根本就没有修建宗祠的习惯，逢年过节只不过“烧包袱”祭奠先人罢了。当时东北的汉人，不是流人就是俘虏，怎么可能修建宗祠？须知在族人中宗祠也不是谁都可以建、建在哪里都可以的，曹家即使在南京居住了三代，也不可能在居官之地修建宗祠！当然更不可能在除夕祭宗祠了。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红楼梦》书中描写的贾宝玉的祖宗根本不可能是曹雪芹的祖宗，《红楼梦》的初作者也不是曹雪芹，他只不过是个披阅增删者罢了，书中有明文交代，不是什么故弄狡狯！

　　《红楼梦》的初作者是洪昇，就是那个以“南洪北孔”著称的《长生殿》传奇的作者、伟大的戏曲家、文学家、诗人洪昇！洪昇，字昉思，号稗畦、稗村、南屏樵者，生于清顺治二年（1645），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享年六十岁。洪昇一生著作等身，除了中国古典戏剧的巅峰之作《长生殿》外，还创作了四十多部传奇作品；洪昇的诗词在清初名气也很大，有《思词》、《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词》等作品集传世，还有大量的散套曲子存世。好多对清代文学研究不够的人，轻率地断言以洪昇的文学素养写不出《红楼梦》，请这些人把洪昇的作品搜集来，潜心拜读三年，然后再下结论！

　　洪昇的家族确实是一个“百年望族”，与《红楼梦》的描写完全一致。洪昇的六世祖洪钟发迹于明代成化年间，官至刑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赐太子太保。正德八年（1513）致仕还乡，在杭州西溪的蒹葭里修建“洪园”，为暮年养静之所。从此时到洪昇出生的顺治二年（1645）清兵下江南改朝换代，“洪园”足足繁荣热闹了一百多年！

　　“洪园”位于今天杭州西溪的深潭口，今天的“洪园”虽然已经荡然无存，但从遗迹仍可见到当日的繁华。西溪有个“五常乡”，是洪家祖坟所在地，这里为什么叫“五常乡”呢？因为这里的“百年望族”洪家先后出了五个“尚书”！古代“尚”与“常”通假，故名。洪钟本人先后任过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因为洪钟功高望重，明朝皇帝赐给他“白金麟服”，并追封他的祖父洪有恒、父亲洪薪皆为尚书，“妣皆赠一品夫人”；洪钟的儿子洪澄，官至御史中丞，孙子洪瞻祖，官至都御史，皆正二品，与尚书同级，当时也可以视同尚书。一门五代尚书，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也是不多见的。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贾府“荣禧堂”中的场面，特别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的对联，不是十分相称么！

　　杭州西溪，古称“留下”。洪钟晚年致仕，在西溪建洪园为暮年养静之所。《红楼梦》中描写的“大观园”，“芳园筑向帝城西”，“楼台高起五云中”，“衔山抱水建来精”，正是对西溪“洪园”的真实写照。今天的留下镇，还有一条街道名“尚书坊”，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宁荣街”，“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两府相连，竟将大半条街都占了”的文字，足见书中是据实描写。

　　既然洪家“百年望族”是从洪钟发迹，《红楼梦》为什么要把祖宗描写为“宁荣二公”呢？原来中国古时的习俗认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洪钟是洪家的六世祖，故作者要从五世祖写起。洪昇的五世祖是谁呢？就是洪钟的两个儿子，正可谓“宁荣二公”！洪钟的长子名洪澄，次子名洪涛，联想到“宁荣二公”的名字“贾源、贾演”，都从水旁，难道是偶合么？据洪诗《哭润孙族叔》诗，知洪润孙是洪澄的后代，洪昇自然应是洪涛之后，否则不会称“族叔”。《红楼梦》中说“宁荣二公”中“宁公居长”，宗祠建在宁府西墙外，应该都是据实描述。

　　说到宗祠，人们必然联想到《红楼梦》中对“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场面的描写，特别是宗祠门上的两幅对联，气魄显赫得很！一联是：“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另一联是；“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上面是“星辉辅弼”九龙匾。后边一联应该表现的是洪家一门五尚书的功德，“日月”二字暗隐明朝。那么上一联表现的又是谁呢？须知，“功名贯天”，“保育兆姓”，可不是一般官员承受得了的！“星辉辅弼”，也只有位极人臣的“宰相”之家方当得起，洪家难道还有更显赫的祖宗么？

　　确实如此！洪的始祖，是南宋名臣洪皓父子。洪皓于建炎三年持节使金，被扣留十五年，艰苦备尝，始终不屈，是个苏武式的民族英雄。绍兴十三年回临安（今杭州），被朝廷封为“魏国公”，赐“国公第”于杭州葛岭，卒赠太师，谥忠宣。洪皓的三个儿子，都曾位居宰相之职。长子洪适，官至同中枢门下平章事（事实上的宰相）兼枢密使；仲子洪遵，曾任翰林学士承旨（俗称内相），迁同知枢密院事；季子洪迈，曾任翰林学士，加端明殿学士（正一品，视同宰相）。三人不仅官位高，学问也做得好，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洪迈的《夷坚志》、《容斋随笔》，在古典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三兄弟死后，都被朝廷谥以最高规格的“文”字，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宝玉父辈的名字，“敬”、“赦”、“政”三个“文”字，似乎也是作者有意表现显赫的家世。

　　杭州西溪洪家塘旧有洪氏宗祠，祠堂内的楹联曰：“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明纪祖孙太保五尚书”。把这幅楹联同《红楼梦》中贾府宗祠楹联对照看，“肝脑涂地”、“功名贯天”、“保育兆姓”、“座上珠玑”、“堂前黼黻”，就都有了出处。

　　洪钟墓在西溪东穆坞。他去世时，嘉靖皇帝三次派使者谕祭，诏令赐葬，备极恩荣。其墓碑由理学大家、兵部尚书王守仁（王阳明）撰写；书碑由著名文人、武英殿大学士顾升成亲笔；篆额由翰林学士、吏部尚书董屺亲题。这些名家手笔至今尚存，是十分难得的珍贵文物。联想到《红楼梦》中“荣禧堂”和宁府宗祠的匾额楹联，有的是皇帝“御笔”，有的是“穆莳”、“衍圣公孔继涵”书写。“穆莳”的名字怪怪的，似乎是“墓石”的谐音，表示是给祖宗题写墓石的人。用“衍圣公”来影射题写“墓石”的王阳明这样的理学大家、“心学鼻祖”，似乎也说得过去。

　　《红楼梦》书中描写，为了管教宝玉，贾政往死里打，打伤后又有点后悔，想到自己家祖先也是武将出身，没几个是从科举晋身的。这也正是对洪家祖先出身的忠实描写。洪钟一生文武兼备，但却不是科举出身，而是从武出身。他先后任过顺天巡抚，巡抚贵州兼巡抚江北，总制湖广、陕西、河南、四川军务，修建过长城，打击过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也镇压过农民起义军，一生军功显赫。洪钟的子孙，凡出仕者，也多数领过兵、打过仗。联想到《红楼梦》中宁荣两府的世袭“前程”都是“将军”之职，宁府里的焦大，表白跟随老太爷出过兵，从死人堆里把老太爷背出来，应该有事实根据。

　　洪家显赫的百年，基本都是在明朝。到了清初，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洪家自然失去了“世袭前程”，处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困难境地。《红楼梦》中“好了歌解”中唱的天下大乱、富贵贫贱易位的情景，正是对明清易代、天下大乱情景的真实描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也正是对从关外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的愤慨和嘲弄！洪家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洪昇身上，盼望他走仕途经济之路，科举高中，平步青云，重振衰颓的洪家。但洪昇却无意功名利禄，“醉心花笺彩纸”，一心创作言情传奇。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洪昇被逐出了这个“死而不僵”的家庭，后半生过着极度贫困潦倒的生活。后来，由于洪昇的“国子监生”资格被斥革，家庭被朝廷查抄，父母被充军宁古塔，洪氏“百年望族”终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前八十回写到了“抄检大观园”，正是写到了洪昇被逐出家庭的前夕，以后作者如何写来，就不得而知了。

　　洪昇有两个弟弟，二弟洪昌也是个不无正业的“混世魔王”，与洪同时被逐出家庭，在颠沛流离中年轻轻夭亡了。洪昇有两个聪明美丽的妹妹，因婚姻不幸，也都年轻夭亡了。洪昇还有众多的聪明美丽的表妹，如林以宁、钱凤纶、冯又令等，她们都是清初著名的女诗人，曾经结过“蕉园诗社”，号称“蕉园五子”、“蕉园七子”，在西湖、秋雪庵一带游戏吟咏，在当时名气很大。“蕉园诗社”的女儿们，也多数命运不幸，正可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洪昇创作《红楼梦》，是在康熙二十八年遭遇“斥革下狱”之祸后，被迫于康熙三十一年返回故乡杭州之时。其时家庭已是一片“茫茫白地”，二弟和两个妹妹都已惨死，众多表姐妹风流云散，远嫁的远嫁，病死的病死，守寡的守寡，其他也多在苦痛中呻吟挣扎。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洪昇悲从中来，再联想到自己“于国于家无望”的窘境，开始动笔创作《红楼梦》，经过十多年的潜心创作，于康熙四十二年或四十三年方杀青。

第二节　　大观园

　　一、大观园究竟有没有实地生活原型？

　　关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否有原型，原型在哪里，历来是《红楼梦》研究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研究大观园的原型必须搞清《红楼梦》的作者，再循着作者的生活轨迹去探究，自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过去很多红学家也试图这么做，但他们没有搞对《红楼梦》的真实作者，把《红楼梦》的著作权交给了曹雪芹，然后再到曹家在南京的织造府花园（后来的隋园）去寻找大观园原型，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织造府花园比起《红楼梦》书中的大观园来，几乎就像老鼠与大象的关系。失望之余，人们开始了漫无边际的“猜笨谜”，有人把大观园的原型找到了北京的圆明园，也有人找到了恭王府花园，还有人找到了天津的水西庄，但无论如何，这些所谓原型，同曹雪芹挂不上钩，同《红楼梦》故事更贴不上边。无奈之下，吃不到葡萄只好说葡萄酸，于是有人干脆断定大观园没有实地原型，是曹雪芹综合了中华园林艺术在脑袋里杜撰的。

　　本文无意在这些无聊的争论中浪费笔墨。笔者始终坚信，《红楼梦》作者之所以能把大观园描写得如此美丽，如此清楚，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没有创作原型几乎是不可能的！大观园原型与《红楼梦》作者的关系肯定非同一般，这里寄托了作者太多的美梦，太多的辛酸，太多的怀恋，太多的感叹。不仅大观园有原型，曾在大观园中生活的那些聪明美丽的女儿也一定有生活原型，在她们身上，寄托了作者太多的爱，太多的亲，太多的敬，太多的怜。可以说，《红楼梦》作者、红楼女儿原型和大观园原型，是《红楼梦》这部空前绝后文学作品三位一体的创作基石！

　　红学的“三大死结”，无情地判了曹雪芹著作权的死刑！笔者经过多年的精心考证，证实了《红楼梦》的真实作者是清朝初年杭州的大文学家洪昇，从而清晰地揭示了《红楼梦》三位一体的创作基础：书中那位无才补天石头的原型，就是《红楼梦》真实作者洪昇自己；书中十二位女儿的原型，就是洪昇的姐妹“蕉园十二钗”；而大观园的原型，则是洪昇与姐妹们青少年时的天堂——杭州西溪！本文侧重考证大观园的原型杭州西溪，把真相仔细告诉朋友们，也算勾画一幅“大观园导游图”，带领朋友们去游览一下杭州西溪——当然是明末清初的西溪，而不完全是今天的西溪公园。

　　二、“五院三庵三馆”——大观园与西溪共同的格局

　　熟读《红楼梦》的朋友都能够在头脑中大致勾画出一幅大观园景观分布图。大观园虽然有“三里半大”，景点众多，但大致可分为三大景区，即“五院三庵三馆”。

　　所谓“五院”，就是大观园中五个院落式建筑：大观楼，潇湘馆，稻香村，蘅芜苑和怡红院。大观楼是元妃省亲时的主建筑，可谓金碧辉煌；潇湘馆是林妹妹居住的场所，以竹影摇曳著称；稻香村是大嫂子寡妇李纨居住的地方，以乡村风味闻名；蘅芜苑是宝姐姐居住的天地，以鲜花香草遍地为标致；怡红院是“混世魔王”宝玉居住的洞天福地，其豪华奢侈自然在其他姐妹们居住的场所之上。

　　大观园“五院”的原型，就集中分布在今天杭州西溪湿地的东南角，见图二和图四中标示的“大观园五院风景区”，五个建筑院落互相之间分布不远，衔山抱水，建筑当年十分豪华。怡红院的原型，便是洪昇园，是《红楼梦》作者洪昇的故园。初始是南宋年间御赐的“国公第”，重建于明朝，是洪昇的六世祖洪昇钟建设用以暮年养静的场所。洪家号称“宋代父子公侯三宰相，明季祖孙太保五尚书”，是杭州著名的“百年望族”。洪园今已不存，其位置在今天蒋村乡南部的深潭口。

　　潇湘馆的原型，是洪昇的老乡兼老朋友高士奇建筑的“西溪山庄”，今已不存，地名称为高庄。高士奇在康熙年间曾任朝廷“南书房行走”，是皇帝的近臣。康熙三十八年皇帝第三次南巡驾临杭州，高士奇为了接驾，在这里特意修建了“西溪山庄”，所以《红楼梦》书中把这里又叫做“有凤来仪”。西溪山庄的景致以竹胜，十分清幽，康熙皇帝来到这里，大为高兴，亲笔为山庄题写了“竹窗”二字。朋友们不妨仔细回味一下，《红楼梦》书中黛玉经常面对“窗前也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的景色，便知余言不谬。

　　稻香村的原型，是洪昇的表嫂柴静仪夫家沈氏的产业。这里古称“杏花村”，所以《红楼梦》中题名为杏常在望，众清客取名“杏花村”，贾政不同意，认为“犯了正名”，宝玉方正式命名稻香村。“蕉园”就是沈家菜园所取的雅称。《红楼梦》中众姐妹选李执为诗社社长，事实上，当年蕉园诗社，确实合推柴静仪为诗社“祭酒”。柴静仪是“蕉园诗社”的骨干成员，青年守寡，苦守着独生儿子沈用济度日，这娘俩应该就是《红楼梦》中大嫂子李纨与贾兰的原型。沈家的产业当年确实是“竹篱茅舍”的农村田园风光，与《红楼梦》中的描写完全一致。这里直到今天仍然还是杭州城里人节假日到农村休闲的好去处，建有休闲度假区。

　　蘅芜苑的原型是花坞，这里的历史十分悠久，从宋代起，这里就遍地种植鲜花香草，千年以来一直是杭州城里鲜花香草的主要供应地。《红楼梦》中之所以安排宝姐姐住在这里，是因为这里距离古荡较近，宝姐姐的原型钱凤纶是杭州古荡人，钱家是古荡的世家望族，十分富有，花坞是否是钱家的产业，于史无考，似乎不无可能。

　　大观楼的原型今天也已经不存在了，其地址在今天的御临镇。御临镇就是因为康熙皇帝当年巡游杭州驾临这里而得名，皇帝驾临的地方，地方官员预先建设高大的牌楼和巍峨的楼阁，是必然的事情。当年皇帝去西溪山庄并沿途游赏，就是在这里上船的，上船的地方叫御临桥，今天叫王家桥。在《红楼梦》中，元妃也是在这里下船的，把这里叫做沁芳桥。沁芳桥旁有沁芳闸，船行往前有沁芳池，这里今天仍然有御临池地名为证。

　　大观园中的所谓“三庵”，就是探春居住的芦雪庵，迎春居住的紫菱洲和惜春居住的藕香榭。芦雪庵的原型是今天的秋雪庵，紫菱洲的原型是今天的茭芦庵，藕香榭的原型是今天的曲水庵。这三处景观都是历史悠久的佛庵，地面建筑今天久以不存，但仍然是今天西溪湿地的核心景区。位置在深潭口的西边，大致在“五院”景区的西部偏北，（见图二）。

　　《红楼梦》中的芦雪庵，是姐妹们锦心绣口赛诗的地方，也是湘云烤鹿肉吃的地方。探春邀二哥宝玉来这里，请柬上写的是希望他能“棹雪而来”，所谓“棹雪”就是乘船穿过雪花而来，从洪园所在地深潭口来这里，确实需要乘船；但姐妹聚会的时间是秋季，何来的雪花？原来这里芦苇丛生，每到秋季，芦花如雪，秋雪庵名字与《红楼梦》书中的芦雪庵名字本来就是一个意思，乘船穿过芦花来这里，正所谓“棹雪而来”。

　　曲水庵今天一片荒凉，但历史上曾有规模很大的佛庵，这应该是惜春居住的藕香榭——也叫暖香坞的原型。历史上在庵堂周围水道曲折，故名“曲水庵”。为了联系外界方便，过去这里曾经建有一座竹桥，竹桥旁水中还建有一座凉亭，分别叫做藕香桥和藕香亭。亭和桥虽然久已不存，但至今这里仍保留着“藕香桥”的地名，是为铁证。

　　茭芦庵的建筑今天也早就荡然无存了。从“茭芦庵”这个名称分析，这里昔日应该是盛产红菱莲藕的地方，直到今天这里还出产大量的红菱。历史上这里确实曾有一座相当繁华的庵堂。《红楼梦》中以这里为原型创作紫菱洲，的确是十分贴切的。

　　大观园中的所谓“三馆”，就是贾母月下听笛悲寂寞的凸碧堂，黛玉和湘云联诗的凹晶馆，以及妙玉修行的栊翠庵。这三座建筑在历史上也确实是有原型的，凸碧堂的原型是西溪草堂，凹晶馆的原型是西溪水馆，栊翠庵的原型是随喜庵。三座建筑集中在今天西溪湿地的西南部，位于老和山与西溪河道交界处的山坡上下（见图二、图四）。

　　西溪草堂在明末清初，是著名官僚文人冯梦桢的别业，草堂建在老和山的山坡上，地势较高，周边林木苍翠，故《红楼梦》中称之为凸碧堂。西溪草堂的山下，就是西溪水馆，历史上这里是杭州大盐商汪然明的别业，由于其地正在西溪水边，地势低洼，水天一色，故《红楼梦》中称其为凹晶馆。随喜庵的位置就在西溪水馆附近的山坡上，历史上庵中红梅很盛。明末著名诗妓林天素，与汪然明交往甚密，当时就寄住在随喜庵中，与汪然明来往方便。因为这里盛产红梅，所以书中让宝玉到这里“乞红梅”；又因为这里距离西溪水馆较近，所以《红楼梦》书中黛玉湘云在凹晶馆月夜联诗时，让妙玉突然出现，并为二人之联诗做结束之三十五韵。

　　三、宝玉题咏大观园之路线还原

　　《红楼梦》书中第十七回，大观园建成之后，贾政带领儿子宝玉和众清客，首先去逛园子，顺便为园子各处景点题咏，以备元妃省亲时命名参考。宝玉一路上大展才华，受到众清客的一致赞赏，贾政也十分满意和自豪。本文无意研究宝玉题咏大观园的文采，仅就贾政等人的游览路线，再根据杭州西溪的历史景观，来对照还原大观园原型的真面貌。

　　根据《红楼梦》第十七回描述，贾政一行进入大观园之后，来到的第一处景观，便是“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的“沁芳亭”。沁芳亭附近，有桥名“沁芳桥”，有闸也名“沁芳闸”，还有一水池，名字仍然是“沁芳池”。这里的原型，便是西溪之“御临桥”（见图三）。御临桥今名王家桥，御临桥是清代名称，得名的原因是康熙皇帝南巡曾在这里上船游览西溪。御临桥的前面，确有御临池；至于亭和闸，今天已经难见踪迹了。

　　从沁芳亭前行，经过“蓼汀花溆”（西溪至今仍有“芦汀沙溆”之地名。芦即是蓼，沙溆变花溆，不过雅一点罢了）贾政一行来到“龙吟细细，凤尾森森”的“有凤来仪”，后来又被题名“潇湘馆”。这里的原型便是“西溪山庄”，是当年高士奇建设用来接待康熙南巡游览西溪的驻足场所（见图三）。西溪山庄今已无存，当地人叫这里为高庄，大概就是高士奇山庄的意思吧。

　　从潇湘馆继续前行，贾政一行人来到“山坡之下”“分畦列亩”的“稻香村”。这里的原型就是当年沈家（柴静仪家）的庄园（见图三）。今天这里仍然是一片田园风光，被辟为杭州农村风光休闲游览地，市民闲暇时，很多人携妻带子来到这里游览，倒也的确是“柴门临水稻花香”的景色。不过《红楼梦》中用这句诗描绘这里，未必完全是“柴门”的本意，很大程度上是说这里的女主人公姓柴，她的家门当然也是“柴门”了。

　　贾政一行人从稻香村出来，“转过山坡”，“过了荼糜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入蔷薇院，出芭蕉坞，盘旋曲折”，来到遍地香草藤萝的“蘅芷清芬”，后来这里被正式题名“蘅芜苑”。这一大堆地名都是以花草命名，它们的原型，都是今天的“花坞”。花坞的地盘很大，当年分区种植牡丹芍药等鲜花和各种香草，所以每个花区都有一个子名称。可惜这里今天早已被城市某大单位占用，非复当年鲜花香草满地的优美景色。

　　从蘅芜院出来，贾政一行来到了“崇阁巍峨，层楼高起”、“琳宫合抱”、“玉栏绕砌”的元妃省亲正殿“大观楼”。这里今天叫做“御临镇”（见图三），不过当年接待康熙皇帝的亭台楼阁早已不复存在了。

　　一行人出大观楼，便到了“沁芳闸”。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贾政一行人从“大主山”出发，按照沁芳亭——潇湘馆——稻香村——蘅芜苑——大观楼——沁芳闸的顺序，又回到“大主山”，实际上是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出发的原地。好多红学专家不明此理，画大观园图时，把沁芳亭和沁芳闸画成了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如果不知道大观园的原型西溪，很容易闹这个笑话。《红楼梦》书中所说的“大主山”，便是今天的老和山。

　　一行人从沁芳闸再出发，沿途经过若干“清堂茅舍”、“佛寺丹房”、“长廊曲洞”、“方厦圆亭”，逶迤来到了大观园的核心怡红院。这里就是《红楼梦》作者洪昇的故园洪园（见图三），位置在今天蒋村乡的南面的深潭口。读者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从沁芳闸到怡红院，路途似乎比较远，作者对沿途景色没有详表，只是一笔带过。从怡红院出来，便是“平坦宽阔大路”，一行人从这里便出了大观园。这里便是今天深潭口前面的大路。这条路古已有之。

　　《红楼梦》书中交代，宝玉跟随父亲游览的景点，只占了大观园的“十之五六”。从图二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游览所经过的地方，就是西溪的“五院”风景区，确实只占西溪三大景区的“十之五六”，作者没有撒谎，更没有故弄玄虚。

　　四、贾元春游幸大观园之路线还原

　　《红楼梦》十七回书中宝玉刚刚题咏完大观园，十八回便开始描写元妃省亲。元妃省亲是借省亲为名，暗写康熙三十八年皇帝南巡到杭州，应高士奇邀请，顺便游览西溪景观的过程。我们不妨跟随书中元妃的脚步，再去印证一下大观园的原型在杭州西溪。

　　元妃的仪仗队来到大观园门前，首先是进入“仪门”，来到一所“院落”更衣。这所“院落”的原型，便在今天的御临桥附近。更衣后下舆登船，到了“蓼汀花溆”，也就是今天的御临池附近，并改其名为“花溆”。弃舟登岸后，来到“省亲别墅”，也就是大观楼，位置在今天的御临镇。

　　在大观楼接见了祖母和父母亲之后，在宝玉的导引下，开始正式乘船游幸大观园。游幸的顺序是“有凤来仪”（潇湘馆）——“红香绿玉”（怡红院）——“杏帘在望”（稻香村）——“蘅芷清芬”（蘅芜院），然后回到正殿（大观楼）。其游幸顺序与上回书所说的宝玉题咏顺序不同，大致是反方向游览的，各处景点之原型及其相互位置可查看图二图四之“五院”风景区部分。

　　在大观楼与姐妹们一起为大观园作诗后，又特意观看并评价了宝玉分别为“有凤来仪”（潇湘馆）、“蘅芷清芬”（蘅芜苑）、“怡红快绿”（怡红院）、“杏帘在望”（稻香村）所做的四首诗。诗中题咏的四个景点和元春所在的大观楼，合起来歌颂的还是“五院”。元妃游幸的全部景点，始终在西溪“五院”风景区之内（见图三）。临走前虽然也去了一次某庵堂，但描写很简单，似乎也不是栊翠庵，因为妙玉没有出来。当时西溪的庵观众多，“五院”之中也有庵观，不过早已损毁，今天看不到原型了。

　　五、刘姥姥酒醉大观园之路线还原

　　《红楼梦》第四十回中，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曾随贾母一起进大观园游玩，闹出了很多令人喷饭的有趣故事。

　　书中交代，游玩是从大观楼（在御临镇，见图三）开始的，李纨命小厮从大观楼旁的缀锦阁抬下二十多张“高几”，就是野外坐着方便的高凳子吧，然后准备了两只游船。一行人从这里来到了沁芳亭（就在御临桥附近）。从沁芳亭再来到潇湘馆（西溪山庄），在黛玉的狭窄房中说笑了一回。

　　从潇湘馆出来，行进路线超出了前面所说的“五院”风景区，改步行为乘船，进入了“三庵”风景区，首先来到了迎春居住的“紫菱洲”（原型是西溪茭芦庵，见图三）。又从紫菱洲乘船来到探春居住的“秋爽斋”，又叫“芦雪庵”（原型就是西溪的秋雪庵，见图三），并在这里吃饭，刘姥姥用筷子夹鹌鹑蛋闹了好多笑话。吃饭期间，贾母命家乐班十几个女孩子在“藕香榭”的水亭上隔水奏乐，说是“借水音好听”。藕香榭的原型是曲水庵，庵旁水上过去有亭有桥，至今地名犹存。

　　饭后，贾母一行从秋爽斋乘船来到“蘅芜苑”（花坞），从“三庵”风景区又回到了“五院”风景区。上岸后闻到“异香扑鼻”，看到“奇草仙藤”，这正是典型的花坞景致。然后又从蘅芜苑回到大观楼吃酒行令，刘姥姥说出“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的令词，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酒足饭饱，贾母游兴未减，又带领刘姥姥从大观楼（御临镇）来到妙玉修行的“栊翠庵”吃茶。这番不再乘船，而是信步走来。栊翠庵的原型是“随喜庵”，位于“三馆”风景区（见图二）。从御临镇来这里，正是沿山坡小路行走，很是方便。刘姥姥吃茶的盅子十分贵重，妙玉嫌脏要摔，宝玉讨来施舍给了刘姥姥。

　　从栊翠庵出来后，贾母累了，回到稻香村（沈氏庄园）休息，鸳鸯带领刘姥姥各处去逛，来到“省亲别墅”牌坊（大观楼）底下，刘姥姥误以为是寺庙，爬在地下就要磕头。随后由于闹肚子，刘姥姥要解手，独自一人向“东北方向”去找方便的地方，误打误撞闯进了“怡红院”（深潭口洪园），与大穿衣镜碰头闹了一个把自己当作“亲家母”的笑话，然后倒在宝玉的床上睡熟了。洪园的位置，恰好在御临镇的“东北方向”，朋友们不妨把刘姥姥的行踪按图二勾画一下，路线与方位一点不差，足见《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以西溪为原型描写的。

　　六、姐妹们大观园中诗词雅事之路线还原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探春邀姐妹们到她那里结社作诗。探春居住地在芦雪庵（原型是秋雪庵），她在给宝玉的邀请信中说：“若梦棹雪而来，娣当扫花以待。”今天从深潭口的洪园到秋雪庵，也必须乘船穿过芦花荡前往，正是所谓的“棹雪而来”。书中七个姐妹齐聚芦雪庵后，立诗社，取别号，选社主，定章程，热闹了好一阵。然后各作一首咏白海棠诗，方才散了。

　　第二天，湘云邀请众人赏桂花，众人又齐聚到惜春居住的“藕香榭”（原型是曲水庵），一起吃螃蟹饮酒，酒后以菊花为题，立了十二个题目，分别作《菊花诗》，黛玉独占鳌头，夺取了魁首。随后又分别做《螃蟹咏》，宝钗夺魁，但讽刺世人太毒了些。

　　《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宝玉邀黛玉同往大嫂子李纨居住的稻香村（沈氏田庄），众姐妹也陆续来到，一起商量作诗。第二天一早，冒着漫天大雪，一起来到芦雪庵（秋雪庵）。湘云在这里野外烤鹿肉吃，惹得黛玉说“芦雪庵遭劫”，要为这里“一大哭”。闹了一阵后，姐妹们以雪为题，争联“即景诗”。由于宝玉落第，被姐妹们罚去栊翠庵向妙玉要红梅花。从图四中可以看出，栊翠庵（随喜庵）位于芦雪庵（秋雪庵）的正南方，距离很近，所以宝玉不大一会就扛着一大枝梅花回来了。姐妹们又以红梅花为题，作了好多诗。

　　随后贾母也来凑热闹，众人又随贾母来到藕香榭（曲水庵，紧临秋雪庵，见图三），进入惜春的居室暖香坞。次日又在暖香坞“雅制春灯谜”，随后宝琴咏出十首“怀古诗”。

　　姐妹们的这几次诗社活动，是《红楼梦》中场面最大的文学活动，活动的主要地点，都在芦雪庵和藕香榭，其原型就在今天的秋雪庵和曲水庵，位于“三庵”风景区内，是西溪的核心景区（见图四）。清初秋雪庵的建筑很多，也很壮丽，有“秋雪八景”闻名于世，可惜今天已荡然无存了。

　　抄检大观园后，姐妹们“诗也不作了，社也散了”，八月中秋夜，黛玉和湘云耐不住寂寞，孤凄地结伴来到山上赏月。因嫌山上“人声嘈杂”，便商量顺着山坡去山下的水边“凹晶馆”赏月。凹晶馆的原型是西溪水馆，位于大观园“三馆”风景区内（见图三）。

　　姐妹两人在凹晶馆以中秋月为题，用“五言排律”和“十三元韵”，对景联诗。正联到高潮处，湘云说出“寒塘渡鹤影”，黛玉对以“冷月葬诗魂”，一语未了，只见栏外山石后，突然“转出一个人来”，原来是妙玉。

　　请朋友们注意，月夜里妙玉一个青年女子因何能够突然来到这里？原来凹晶馆的原型西溪水馆就在栊翠庵的原型随喜庵的山脚下，是为紧邻，妙玉只要出庵门，就可看到黛湘二人，所以能及时赶到。

　　三人于是爬上山坡，来到妙玉的栊翠庵中。妙玉为二人的联诗续写了“三十五韵”。二人称赞妙玉是“诗仙”，谈论到天快亮时，才依依惜别，黛湘二人一起回到潇湘馆（西溪山庄）。

　　湘云在大观园中是活跃分子，最著名的活动是“醉眠芍药”。醉眠的原因是在红香圃中为宝玉做寿，行酒令导致喝多了酒。红香圃和芍药都是花坞中的子景点，与蘅芜苑的共同原型都是花坞。

　　七、抄检大观园一路行动次序还原

　　《红楼梦》第七十四回在抄检大观园的描写中，又一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大观园诸景点及其相互间的位置关系。请朋友们眼睛盯着图四，与我一起去探询抄检的路线。

　　抄检是从宝玉的怡红院（洪园，在深潭口）开始的；第二个往东南来抄检黛玉的潇湘馆（西溪山庄），第三个本应继续前行抄检蘅芜苑（花坞），但因为是亲戚放弃了；然后折向西边抄检探春的芦雪庵（秋雪庵）；随后第四个就抄检探春的邻居惜春居住的暖香坞（曲水庵）；第五个抄检的自然是迎春居住的紫菱洲（茭芦庵）。由于抄出了司棋的问题，王善保家的打了自己的嘴巴，抄检就此中止。

　　从以上路线不难看出，抄检基本是在“五院”风景区和“三庵”风景区中进行的。怡红院的原型是洪园，抄检很可能是根据洪家的“家难”如实描写的，所以《红楼梦》书中描写“抄检”要从怡红院开始。由于《红楼梦》作者洪昇仅仅把自己家的府邸园林洪园（怡红院）作为大观园的一部分，而把书中的大观园扩展到几乎整个西溪，作为小说，自然要写抄检其他地方，事实上当年洪家是不可能去抄检其他家庭的。但由于作者极其熟悉西溪，所以抄检的顺序和路径写的一丝不乱。

　　八、《红楼梦》主人公与西溪纨绔公子之交游还原

　　《红楼梦》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其生活活动基本是局限在大观园里，但也有例外，偶尔也跑出园子，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虽然次数有限，但活动也算丰富多彩。其中著名的有这么几次：随秦可卿的送葬队伍去铁槛寺，随贾母一行庞大队伍到清虚观打醮企福，听刘姥姥讲茗玉故事后跑到郊外寻找到一个“稀破”的瘟神庙，祭晴雯跑到野外去宣读《芙蓉诔》，慨叹夏金桂嫉妒跑去找王一贴讨要“疗妒羹”，等等。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园外活动，还是到冯紫英家里，同薛蟠、冯紫英三人以及优伶蒋玉函、妓女云儿一起行酒令、唱艳曲。

　　书中的优伶、妓女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就无从考证了。但书中的宝玉、薛蟠、冯紫英三人，却史有明载，他们的原型就是清初杭州西溪著名的三个纨绔子弟：洪昇、钱元修以及冯云将的儿子冯千秋。洪昇本人是《红楼梦》的作者，贾宝玉的原型，无须多论。钱元修是古荡钱家的公子，“蕉园七子”之一钱凤纶的哥哥，钱静婉的堂兄。他的父亲是清朝初年著名的“丁酉科场案”的副主考钱开宗。由于科场受贿作弊被人告发，皇帝龙颜大怒，砍了他的脑袋，家属子女连同奴仆二百多口被逮往北京，发卖给满清贵族为奴。后来遇赦，家属子女方得回到杭州。

　　说起钱家是《红楼梦》书中薛家的原型，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红楼梦》书中说薛家是“皇商”，“现领着内帑钱粮”，但原型钱家是官僚文人家庭，并非商人，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皇帝判决钱开宗受贿作弊案时，认为他玷污了官体，把科场搞成了肮脏的交易场所，“诗曰子云全无用”，只有钱可通神，“原来是货殖家风”！什么是“货殖家风”？就是商人家风！由此说来，钱家的“货殖家风”是皇帝亲口御封的，难怪《红楼梦》中要把他写成“皇商”！这种写法，既有对钱家隐私的透露，也有对皇帝调侃的意思。

　　这个钱元修，青少年时期确实是个纨绔而又卤莽的世家子弟，钱家落难后，他对告发丁酉科场案的仇人李寿恨之入骨，几乎每天夜里都摩挲几遍身上的匕首，时刻想刺杀仇人，只是由于家庭严加看管，方未得实行。中年时，由于长期的抑郁，一病身亡了，死时眼睛都闭不上。这些事迹，在钱静婉的《哭伯兄》长诗中有详细记载。

　　钱元修的堂弟，也就是钱凤纶的弟弟，名字叫钱肇修，这个人后来官当的很大，名气也很大，他就是林以宁的丈夫。《红楼梦》中薛蝌的原型就是钱肇修，他在书中的妻子邢岫烟，也是孤身一人寄人篱下，似乎与林黛玉是从一个生活原型，即林以宁身上幻化出来的。上述具体内容见笔者的考证文章《皇商与红楼二尤》。

　　冯紫英的原型是冯云将的儿子，冯梦桢的孙子，名叫冯千秋。冯梦桢是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官僚文人，收藏古玩字画极多，为了保存著名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特意在杭州西湖边上建有“快雪堂”，另在西溪的老和山坡上建有西溪草堂。《红楼梦》中的凸碧堂，就是以他家的西溪草堂为原型的。

　　冯梦桢的儿子冯云将，也是杭州著名的风流荡子，著名的冯小青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家里。冯小青原是扬州“瘦马”，被冯云将纳为小妾。由于冯云将的大老婆十分悍妒，加之社会上讥讽冯云将纳同姓女子为妾有违传统公德，所以冯家把冯小青困顿在西湖孤屿上，终年不见人面，不久就抑郁而死了。多才多艺的冯小青，临死前“焚稿断痴情”，并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冷雨敲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红楼梦》中的黛玉身上，或多或少有冯小青的影子，书中还直接引用了小青的诗“瘦影白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据《杭州府志》记载，冯云将的儿子名为冯千秋，为人风流倜傥，他就是冯紫英的生活原型。《红楼梦》书中说冯紫英的父亲是“神武将军冯唐”，“云将”与“神武将军”意思是一样的。冯千秋与洪昇、钱元修三人，是当时西溪著名的三纨绔，经常在一起吃酒、唱曲、游玩。《红楼梦》中描写宝玉、薛蟠、冯紫英一起招妓携优饮酒行令，应该就是根据三人的真实经历写入书中的。书中交代三人饮酒的地点是“冯紫英家里”，为什么不写具体地点呢？因为洪昇创作《红楼梦》时，已经把冯家的西溪草堂纳入了大观园，称作凸碧堂，总不能把三人不算文明的行为写到大观园中吧！所以只好含糊交代饮酒的地点是冯紫英家里。

　　贾宝玉在大观园外的活动地点，还有一些是有原型可考的，例如随秦可卿送葬队伍所去的铁槛寺，就是洪家祖坟和家庙的所在地东墓坞（见图三）。这里是从洪昇的六世祖洪钟的墓地开始成为杭州知名墓地的，洪钟在明朝成化年间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死后皇帝亲自派员致祭，明朝著名大儒王阳明亲自撰写了墓志铭。不知朋友们注意到没有，书中荣府的正厅中曾悬挂一幅由“勋教弟穆莳拜手书”的中堂对联，“穆莳”这个名字怪怪的，原来就是“墓石”的谐音，为洪家墓石“拜手书”的名人，就是王阳明。

　　宝玉随老祖宗去打醮的清虚观，其原型应该就是西溪的“冲虚观”。这里在在南宋期间称“冲虚观”，后改称“抱朴书院”，现称黄龙洞，仍为道教圣地之一。黄龙洞距离洪园所在地深潭口不远，所以书中说，打醮的队伍后边的还没出发，前边的已经到达。至于“稀破的”瘟神庙，王一贴的道观等地方，是否有原型，已经很难考究了。西溪旧时庵观众多，许多规模不大的庵观，随建随废，缺乏历史记载，也无须逐一考证。

　　洪昇出生于杭州西溪，成长于杭州西溪，家难后被迫离开杭州西溪，在北京过了二十多年极为困顿的生活，康熙三十一年再次回到故乡杭州西溪，直到六十岁去世。西溪是洪昇儿时的天堂乐园，青年时的浪漫沃土，老年时的避难场所。洪昇一生，都对故乡西溪怀有深沉的情感。西溪自然风光优美，人文积淀深厚，可谓杭州这个天堂中的一方净土。洪昇以自己的故乡风光为原型创作大观园，是文学创作最合理、最自然的选择。

　　不知朋友们注意没有，《红楼梦》书中说大观园有“三里半大”，除了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很少有这么大的，西溪的“五院”、“三庵”、“三馆”风景区连在一起，直径大约就是“三里半”左右（见图四）。西溪本来不是一座园林，但清初的西溪却到处都是优美的园林建筑，整体上构成一幅天然图画。书中宝玉题咏大观园时，始终强调“天然”的可贵，反对“人力穿凿”，可见西溪作为《红楼梦》大观园原型的原始风格，也可清楚看出《红楼梦》作者洪昇的审美观点。

　　今天的杭州西溪公园，作为湿地保护区在加快建设。朋友们现在去西溪实地考察，很难直观看出大观园原型的模样，因为清初的建筑绝大多数已经荡然无存了，必须拿着笔者这幅“导游图”，按照图上的标示，逐一去做实地历史调查，方能看出大观园原型的本来模样。西溪不难去，沿着天目山公路行驶，直奔蒋村，大观园的全部原型都在蒋村的南面和西南面，留下、五常、蒋村三个乡镇交界的地方。大观园的山水形势是“衔山抱水建来精”，这里恰是“衔”老和山，“抱”转山河水的形势； “芳园筑向帝城西”，这里恰好位于杭州城区的西面，《红楼梦》作者早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大观园原型的方位。杭州是古越国和南宋的都城，正所谓“帝城”。

第三节　　大荒山　无稽崖　青埂峰

　　《红楼梦》开篇，作者便交代，那块女娲遗弃的因“无才补天”而“自怨自叹”的顽石，那个“造凡历劫”经历了“风月繁华”的由顽石缩成的宝玉，初始位置和结束位置都是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个“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在哪里？红学界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以脂砚斋为代表，认为是作者杜撰的地名，“大荒山”谐荒唐，“无稽崖”影无稽，“青埂峰”隐指情根，本无实地可考。另一种看法是后来的考证派，认为曹雪芹祖籍东北，“大荒山”指的是满族发祥地长白山，“无稽崖”谐音指满族先祖“勿吉族”，“青埂峰”指长白山天池，甚至进一步推断“绛珠草”就是长白山人参。

　　显然，这两种看法均属凭空猜测，并没有任何根据支持。对第一种看法无须置喙，因为不是什么考证成果，也无从断定其对错。第二种看法貌似有理，但仔细审之，实经不起推敲。清代前期，满族虽有关于长白山的传说，朝廷也经常“祭祀”长白神山，但由于当时长白山地区原始森林密布，无路可通，祭祀活动都是“遥祭”，谁也没见到长白山什么样；“勿吉”、“肃慎”确实是满族的祖先，但这一学说是近现代学者研究出来的，清代前期无此说法，更何况曹雪芹家是“汉族包衣”，自无视“勿吉”为祖先的道理；长白山天池是18世纪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红楼梦》成书年代，尚无天池可言，不可能成为《红楼梦》描写“青埂峰”的借鉴实体。

　　笔者在考证康熙朝洪昇是《红楼梦》初创者的过程中，对洪昇在几个重大人生遭遇发生时的行踪，进行了详细的追踪研究。笔者发现，康熙二十八年中秋，洪昇因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受到朝廷“斥革”下狱处分，彻底断绝了仕进前途之后，由于极度悲愤，曾经骑着一头驴，抛妻弃子，独自一人，跑到京东的盘山，在“清泉白石”间流连多日，意欲跳出红尘，遁入“空门”。这段经历，在洪昇的诗作中有明确记载，应属信史。为了考证洪昇在盘山期间的详细活动，笔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盘山志》和《盘山志补遗》，翻阅之后，不禁大喜过望！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红楼梦》中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就在这两部志书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

　　盘山位于蓟县西北45里，现在隶属于天津市。在祖国的名山大川中，现时盘山的名气不算大，大概好多北京、天津的市民也不知道盘山在何处。但在清代前期，盘山却是一座与泰山齐名的名山，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名胜》集，还把盘山和黄山、泰山、西湖等地并列为中国十五大名胜。乾隆皇帝游盘山后，曾感慨道：“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可见当时盘山风景之美。据《盘山志》记载，从曹魏开始，唐、宋、元、明、清历朝，皇家都曾在盘山大兴土木、劈山建寺。如云罩寺、天成寺、盘古寺等。今天盘山遗存的寺庙建筑，多数是乾隆年间修建的，乾隆就曾在盘山按照承德避暑山庄的格局，修建一处规模浩瀚的离宫“静寄山庄”。康熙朝时，这些建筑尚没有，盘山经历了明末的长期战乱，还比较荒凉。考证“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必须借助康熙朝的志书记载，方可搞清楚。

　　《红楼梦》中的“大荒山”指的就是盘山。盘山有“五峰”、“八石”、“三盘”之盛。上中下三盘中，上盘松胜，盘曲翳天，中盘石胜，千奇百怪，下盘水胜，涓流不息。盘山五峰攒簇，怪石嶙峋，共有八百多块形体大形象怪的石头。《盘山志》保存下来的洪昇《山中杂题》、《同拙公山行联句》等诗中，就有“八石余多怪石，五峰外有奇峰，”“青松乱插连云石，石面苔痕虎行迹”的记载。盘山的石头确实比较大，与《红楼梦》说的“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仿佛。由于石头又多又大又怪，盘山自古便有“女娲炼石补天处”的传说，《盘山志》对此有明确记载。在盘山建盘古寺，说明古人早已把盘山同“盘古”开天辟地传说联系起来，视此地为盘古由“混沌”中开辟“大荒”之处。洪昇在《红楼梦》中把盘山称为“大荒山”，称为“女娲炼石补天处”，确属事出有因。

　　“无稽崖”的出处令人拍手叫绝。洪昇遁入盘山时，曾阅读明代一个大学问家曹能始所著《名胜志》，把书中对盘山的记载同实地加以对照，发现书中记载“多谬”：书云“山南有砂岭，高二百余仞，陡绝难行”。而洪昇发现“砂岭为入山孔道，亦不甚高”。于是洪昇发问：曹“能始有《盘山》诗，似曾亲游历者，何以多谬若此？”《盘山志》卷一保存的洪昇《驳名胜志》一文，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有趣逸闻。另据《盘山志补遗》记载，曹能始后，明“万历中僧明澄募资鸠工，去其挠确，凿为坦途。思未见昔日之险峭，”故误驳《名胜志》。请看，这一传说险绝而实为坦途的砂岭，在洪昇眼中，不恰是“无稽崖”的绝妙出处么？

　　“青埂峰”的来历更让人击节赞叹！洪昇游盘山，投奔的是他的老朋友“智朴和尚”（洪昇诗中习称他为“拙庵大师”、“拙公”），下榻处就在“拙公”创建的“卓锡”处“青沟禅院”。此寺院当时建在盘山青杨峪，今已无存。洪昇在“青沟禅院”居住的“旬日”期间，除了向佛门学法参禅、寻求精神解脱以外，还在“智朴”、“德风”等大德高僧的陪同下，遍游盘山名胜，并与“智朴”、“德风”和尚不时“联句”酬唱。“智朴”、“德风”和尚不仅佛学造诣深，文学修养也甚好，所以能与洪昇长期保持友谊。在《盘山志》中保存了三人此期间的大量酬唱赠答诗篇。这个“青沟禅院”，按谐音应是《红楼梦》中“青埂峰”的出处。

　　青沟寺何以又称为“青埂峰”呢？说起来更是令人不可思议。原来盘山的“盘古寺”、“青埂寺”的匾额，都是康熙皇帝御笔亲题的。盘古寺原名“盘谷寺”，康熙误题为“盘古寺”，由于是皇帝钦定的名称，从此就这么将错就错叫下去了。康熙皇帝为青沟寺题匾“户外一峰”，从此文人学者就称呼这里为“青沟峰”。

　　“青埂峰”下那块被女娲遗弃的“补天石”，就是以盘山“摇动石”为原型的借指形象。据《盘山志》记载，洪昇在《驳名胜志》文中说，曹能始云“上盘顶有巨石，以指摇之辄动。今摇动石在千相寺后，与上盘无涉”。盘山“摇动石”形体巨大，因无根基，以手指便能摇动此石，历来为游客喜爱。在盘山确有此石是女娲炼后未用的“补天石”传说，《盘山志》对此有记载。洪昇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这块巨石自况，写出不朽名著《红楼梦》，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么！

　　笔者推断，洪昇初创《红楼梦》的念头，就是在盘山青沟禅院“逃禅”时产生的；对《红楼梦》创作的整体构思，也是在这里完成的。在盘山寻求解脱的“旬日”里，恰是洪昇刚刚经历了人生最惨痛打击之后，抚着身心伤痛，静对清泉白石，前半生中的所有“新愁与旧愁”，一齐涌向心底。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此时向佛门寻求解脱，是必然的选择。《盘山志》记载的洪昇在此地所作的诗篇中，就有大量看破红尘、向往空门的表述：“积岁坠尘网，灵襟坐迷惑。久思访名僧，人事苦羁勒。”“苦为尘情累，蹉跎逾半生。”“世俗憎兀傲，遂为祸所婴。”“冀垂慈悲念，鉴兹归依诚。眼膜籍金铋，回光豁我盲。”“决计深山独住，喧嚣怕杀浮名。”“始信今古高士，超然不列儒宗。”“形神都已敝，身世竟无成。不学空门法，真为负此生。”“似是功名末路心，英雄末路多归此”等等。

　　洪昇在盘山佛门禅定静思的“旬日”里，抚今追昔，确实意识到了自己前半生的种种“荒唐”，友人王泽弘说他“晚抱知非叹，追悔多内愧。避户日穷经，先探羲文密”。这正是《红楼梦》中“作者自云”“背父母”、“负师兄”、“无能”、“不肖”的思想根源。此时，洪昇在痛悔自责之余，也必然想起妻子之贤，姐妹之慧，“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下决心创作《红楼梦》，不使“闺阁中历历有人”湮没无闻。追忆昔日人间花柳繁华的“色相”，对比今天自己的悲惨下场，更加重了“色空”观念，正可谓“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洪昇的后半生始终虚无主义思想严重，但此次在盘山却没有出家，“妻儿待米难淹留”，“明日风尘下界行”，不得已又回到“烟火寒朝昏”的贫苦生活现实中。

　　回到家中的洪昇，据友人吴雯诗中记载：“牛衣肿目垂涕痕”，“肮脏亦不登朱门”，哭肿的双眼中还在淌着辛酸的泪水，破衣烂衫蹲在家中羞于见人。下山后的洪昇做什么呢？“坐对孺人理典册”，翻阅过去自己和妻子、姐妹们的作品，开始了《红楼梦》的初期创作。妻子黄蕙确实贤惠体贴，尽管生活达到揭不开锅的地步，黄蕙不仅没有牢骚埋怨，反而“拔钗沽酒相慰劳”，让身心交困的夫君一醉解千愁。有贤妻若此，难怪洪昇在《红楼梦》中对情人的描写表现出了极大的尊敬和终生不渝的爱恋。第二年，洪昇携家返回杭州故乡，直到康熙四十三年洪昇逝世，似乎一直没有中断《红楼梦》的创作修改。康熙三十八年，洪昇还对友人褚人获（古典小说《隋唐演义》的作者）说，打算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笔之成帙”，但由于“性懒善忘”，“忽忽暮年，迄无就绪”，可见洪昇五十五岁时还没完成创作。直到死前，大概才最终定稿，并带到江宁织造府，把“行卷”交给曹寅看，曹寅看后写下了“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著书恐惧成”的诗句，并答应为此书“问世”。把洪昇的经历同《红楼梦》对照看，洪昇从盘山开始直到暮年笔耕不辍、长时期辛勤创作的，不是《红楼梦》又能是什么？！

　　综上所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同作品《红楼梦》和作者洪昇的依存关系，而同曹雪芹没有任何联系。曹雪芹是否到过盘山，未见任何记载。曹雪芹似乎也会吟几句有点“魏晋风度”的鬼诗，从今天仅存的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看，水平似乎也不怎么样。但以《盘山志》收罗之详，不论水平如何，只要是游盘山吟留的诗，一般不会略过不录。最大可能是曹雪芹一生未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谋面。那么，《红楼梦》中“青埂峰”下的那块“自述行迹”的顽石，只能是洪昇自况。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么，大概真是“荒唐”、“无稽”了。

第四节　　两淮盐政

　　《红楼梦》书中，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的父亲，第一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姑夫林如海，是“盐课林老爷”。所谓“盐课”，就是皇帝钦派的“巡盐御史”的简称。在封建社会，盐税是朝廷的主要收入来源，皇帝自然对管理盐务的官员格外重视。明清两代，朝廷设两淮、两浙、长芦等盐课，皆是肥缺，其中尤其是两淮盐课，更是肥得流油的美差，是官员们趋之若鹜的角色。

　　据红学家们考证，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曾轮流担任两淮盐课十几年时间，期间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过着极端穷奢极欲的生活。所以，红学专家们推断，这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间接证据之一。

　　此说表面上看似有理，但细细思考起来，却又大谬不然！为什么呢？两淮盐课确是美差，曹寅、李煦当的也是美差，可是《红楼梦》中，“盐课林老爷”当的似乎并非美差，简直就是个苦差、穷差、滥差！

　　朋友们如若不信，可细细品味书中的描写：堂堂盐课老爷，只有一个妻子贾敏，并无三妻四妾，这在封建士大夫阶层是极不正常的；妻子病死后，连续弦的能力也没有，父女二人苦苦度命；家里不要说没有田产美宅，恐怕制钱也没有几文，连几个像样的丫鬟都养活不起，心爱的独生女儿林黛玉去依附外祖母家生活，只可怜兮兮地带一个不懂事的小丫鬟雪雁，随身也没有为女儿带一点零用银子，在贾府中受尽势力小人的白眼，与宝钗的阔绰形成鲜明的反差。父亲死后，黛玉回去奔丧，回来时没见到带回一点遗产，只买了一点不值钱的土特产送礼。生病吃一点燕窝，还得靠宝钗施舍。与宝玉盘算结婚时的嫁妆，林家是一点也没有，完全靠贾家的钱财。

　　天底下果真有这样的穷盐课么？整个大明王朝没有，整个大清王朝也没有！红学家们找不到生活原型，便毫无来由地说是《红楼梦》作者笔下疏忽。如果《红楼梦》作者的文笔疏忽到了这分天地，还称得上伟大的文学家么？真不知这些红学家是在赞美《红楼梦》还是在丑诋《红楼梦》！

　　这样的穷盐课不是没有，而是我们的红学家考证错了地方！明清两代确实没有穷光蛋盐课，但明末清初的南明小朝廷期间，两淮盐课却真的是个既穷得叮当响又苦不堪言的糟糕差事！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南明小朝廷卖官鬻爵，名器厮滥，两淮盐课本是个美差，但朝廷一放就是好几个，谁也不是专差，谁也没有真正的权利，结果一个美差变成了一堆滥差！

　　二是当时两淮地盘上为军阀“江北四镇”盘踞，这些军阀不仅每年向朝廷逼索大量军费，还视驻地为禁脔，自己设关收税，朝廷派去的官员根本无法执行公务，当然也收不到盐税。

　　三是当时两淮地区是军事上的割据区，南明军队、李自成残余军队、清朝军队，“你方唱罢我登场”，“江北四镇”之间又经常打内战，地方几乎没有一天宁静！什么朝廷的钱粮盐税，根本无法征收。

　　这样一个“两淮巡盐御史”，你说是不是一个苦不堪言的差事！林黛玉的父亲，当的就是这样一个盐课！林如海之所以甘愿忍受父女骨肉分离之痛，把心爱的女儿送往外祖母家去“寄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女儿躲避战乱，反正自己也没有妻室、没有家产、没有奴仆，一个人在战乱的扬州苦熬吧！封建社会的官员，是绝对不可以擅自逃离职守的，林如海除此还有什么办法？

　　《红楼梦》作者之所以要描写这样一个“盐课林老爷”，其目的不外是要交代作品的南明背景。不知朋友们注意到没有，《红楼梦》书中描写林如海的死期有矛盾，有的红学家考证，书中原来交代林如海死的日子，就是清军攻克扬州、开始“扬州十日”大屠杀的日子，这难道仅仅是偶合么？

第五节　　太虚幻境

　　严格说，太虚幻境并非地名，而是作者虚构的神话地点。所谓“太虚”，在古典文学中是“月宫”的别称，太虚幻景，就是月宫幻境。《红楼梦》作者虚构的太虚幻境，就出自他的另一部作品《长生殿》中的月宫仙境。我们不妨对两部作品进行一下比较研究。

　　首先，两部作品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一致。《红楼梦》为了情节描写的需要，采取写“梦”写“幻”与“循踪蹑迹”“不敢穿凿”的虚实相结合的手法，在天上创作出一个“太虚幻镜”和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真人”为道士，“大士”为僧人，“跛脚道士”与“癞头和尚”应为“茫茫”、“渺渺”之幻身）以及“警幻仙姑”等；在人间创作出一个“大观园”作为“儿女私情”的乐园，写宝黛二人为“神瑛侍者”、“绛珠仙子”历劫；这一点与《长生殿》几乎有剿袭之嫌。《长生殿》在明皇与玉环生爱与死恋过程中，“梦”与“幻”的情节占了很大篇幅，在现实爱情生活描写中，则“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及《天宝遗事》诸书，既不便删削，故概置不录焉”。作者在天上也创作出了“月宫仙境”和“蓬岛仙山”，借用了“牛郎”、“织女”二位仙人，创作出道士杨通幽及织女侍儿仙女“引情”撮合。在地上，作者也借用了“华清池”、“长生殿”作为“定情”、“盟誓”的场所。写明皇、玉环为“孔升真人”、“蓬莱仙子”谴住人间（这个“孔升真人”很有意思，大概是作者杜撰的一路神仙，但“孔升”二字系号称“南洪北孔”的洪昇和孔尚任之姓名中各取一字，当非巧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描写中，“太虚”与“月宫”，“青埂峰”与“蓬岛”，“牛女”与“大士真人”，“大观园”与“华清池”“长生殿”的意义相通或相近。《红楼梦》中描写了“金陵十二钗”册子，《长生殿》中亦有“一本宫嫔册，历朝妃后编”。《红楼梦》描写宝玉“神游太虚境”时，遇到“万丈迷津”，“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宝玉一惊而醒。《长生殿》描写明皇梦寻杨玉环时，也遇到了“曲江池”上“惊涛沸腾”，“大水中间又涌出一个怪物，猪首龙身，舞爪张牙，奔突而来”欲拖明皇下水，明皇梦中高呼“唬杀我也”，因惊吓而醒。这两个情节明显存在因袭的痕迹。

　　我们还应注意到，明末清初，传奇界流行奇幻式的情节构思方式，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对后来作品影响极大。吴伟业的《秣陵春》传奇中，徐适与黄展娘相识于玉杯和宝镜的幻影之中，展娘的魂魄离开真身半载有余，追随徐适冥间游荡，最后又回到阳世，与真身复合。当时文坛盛行“梦”和“戏”一致的观点，如赵士鳞评《江花梦》传奇时就曾说：“梦之为言幻也，剧之为言戏也，即幻也，梦与戏有二乎哉”？“列公不以戏为戏，而以为天下事惟戏最为真；不以梦为梦，而以为天下事惟梦最为实。故能识梦也，戏也，幻也，能形诸咏歌也”。梦就是戏，就是幻，也就是最真最实，这种创作观念在明末清初最为流行，到清中叶的乾隆朝，便不甚流行了。《长生殿》被时人目为“一部闹热的《牡丹亭》”，《红楼梦》也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作品，他们的创作背景，皆应是清初而非清中叶。

　　《红楼梦》中有一组相对独立的故事：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天祥正照风月鉴。这组故事游离于全书故事主线之外，采用象征性手法虚构人物和情节，与全书的风格不甚协调。红学界研究《风月宝鉴》故事，截至目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推测：一是《风月宝鉴》是《红楼梦》的前身，是曹雪芹“增删五次”的过程之一；但从内容上看，《风月宝鉴》的故事显然演变不出《红楼梦》的主要内容，此推测应属无稽之谈。二是《红楼梦》是由《石头记》和《风月宝鉴》二书合成的，是曹雪芹在创作中纳入的另一组故事；但书中“红楼梦曲”本身就是在《风月宝鉴》故事中描写的，此推测似亦难成立。三是刘心武先生独创的“秦学”，推测秦可卿是什么“失势王爷”的女儿，是废太子寄养在民间的后代，此说匪夷所思，无任何可信证据支持，凡严肃学者几乎都嗤之以鼻，无须辩驳其正误。

　　红学界对以下结论争议不大：《风月宝鉴》的故事并非真实故事，就像寓言童话一样，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因此，无须探讨秦可卿、秦钟、贾瑞等人是否实有其人，更无须推测他们的身份地位。那么作者在描写《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情节前，为什么要描写这样一组与《红楼梦》主旨并无必然联系并且显然是虚构的故事呢？当你明白了《红楼梦》的初创者是康熙朝大文人洪昇之后，这个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知道，《红楼梦》是洪昇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洪昇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是《长生殿》，《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创作手法都刻意模仿《长生殿》。洪昇因创作《长生殿》而闻名，又因演出《长生殿》而罹祸。《长生殿》这部令洪昇终生刻骨铭心的作品，描写的主要内容是“占了情场，弥了朝纲”，正面看是“红颜”，反面看是“枯骨”，其主旨是警劝风月，正是一部所谓的《风月宝鉴》。梁清标曾称赞《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的《牡丹亭》”，梁清标正是大名鼎鼎的“棠村首相”，脂批中透露的“棠村”就在这里。

　　《长生殿》是一部典型的描写“意淫”“为闺阁增光”的著作，洪昇正是“独得意淫二字”真谛、“于世道中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情种”；《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隐指的就是《长生殿》中的“蓬莱仙境”；“太虚幻境”中的那个“兼美”的“可卿”，就象征着《长生殿》主角杨玉环；宝玉不肯睡在挂“燃藜图”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联的房间，而睡在可卿那充满淫荡气息的房间内，就曲折表达了洪昇不务仕途功名、“耽搁花笺彩纸”、创作《长生殿》的人生历程；“荣宁二公”嘱托“警幻仙姑”劝导宝玉，“警幻仙姑”不忍宝玉“独为闺阁增光”而“见弃于世道”，劝导宝玉“留意孔孟之间，委身经济之道”，正是洪家对“略可望成”的继业者洪昇的最后期望；“痴儿”宝玉最终未“悟”，不肯“作速回头”终于“堕落”于凶险的“迷津”中，正是洪昇于康熙二十八年遭遇人生最惨痛打击的真实写照。

　　《红楼梦》中描写了一个可怜、可恨又可厌的贾瑞，由于“正照风月鉴”而悲惨地遭人戏弄，最终龌龊而死。对这个贾瑞的不堪描绘，应是洪昇对当朝皇帝玄烨的曲折鞭笞！康熙二十八年中秋，洪昇因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震怒”的皇帝革去了“国子监生”的功名，并被“枷号”下狱，受尽了人生屈辱。因此，洪昇必然对处分他的当朝皇帝恨之入骨。洪昇获罪的理由，表面上看是由于“非时演出”，没有遵守“国丧”期间禁止娱乐活动的规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长生殿》描写的是唐朝皇帝李隆基因骄奢淫逸而失去江山的真实故事，《红楼梦》中把秦可卿的判词描写为“宿孽总因情”，把她的图画描绘为“一张弓上挂着香橼”，“一个美人悬梁自尽”，这正是《长生殿》中杨玉环的真实下场。据史籍记载，康熙皇帝看了《长生殿》之后，以为“意存讽刺”，内心震怒，又不好坐实罪名，因此以“演出非时”为名，把创作者、演出者、观看者一网打尽。当时的文人，早已看出了这一点，“皆因朋党怒，乃在伶人戏？”“慎勿浪传君传之”，就是当时文人提醒洪昇的诗句。由此可见，康熙皇帝确实是没有看清“风月鉴”反面的劝惩意义，而是“正照”了“风月鉴”！《红楼梦》中把贾瑞的表字取名“天祥”，让他龌龊地“淫死”，应该有暗讽并诅咒当朝皇帝的潜台词。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应是隐写康熙二十八年洪昇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受到严厉惩罚的故事。“天香楼”未必是东府的闺阁香楼，而是隐指演出的“戏楼”，康熙年间北京确实有“戏楼”名为“天香”。秦可卿大出殡，隐指的是《长生殿》在佟皇后“压地银山”般大出殡时受到惩处。“箕裘颓坠皆从敬”，隐指世人讥刺洪昇“箕裘颓坠”，原因在于“敬”；洪昇“国丧”期间“聚演”的罪名正是“大不敬”！“造衅开端实在宁”，说的就是洪昇倒霉的真实原因就在于此。联想到《红楼梦》中焦大的臭骂：“爬灰”和“养小叔子”，就更加发人深省：《长生殿》中的李杨爱情正是唐明皇霸占儿媳“寿王妃”，康熙年间，关于清宫廷中“太后下嫁摄政王”、摄政王纳侄媳为“侧福晋”的传言漫天飞，洪昇如此写来，正是指斥朝廷指斥皇帝才是“箕裘颓坠”的罪魁祸首！

　　《红楼梦》中用特笔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北静王”“路祭”，并接见称赞贾宝玉的情节，红学界迄今也无人能说清作者描写这一情节的真实意义。据史籍记载，洪昇在京期间，由于惺惺相惜，与“庄恭亲王”世子（乃帝清年下江南之豫亲王多铎之孙）往来密切，洪昇创作《长生殿》，就是受到小“庄恭亲王”的怂恿和鼓励才进行的。洪昇因《长生殿》罹祸，小“庄恭亲王”内心之愧疚可想而知，所谓“路祭”，不过是对洪昇出狱后加以安慰的隐写而已。

　　《红楼梦》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在古汉语中，“红楼”既有富家闺阁的意思，也有皇宫内苑的意思，还有青楼楚馆的意思，另有佛寺道观的意思。为这部小说取名《红楼梦》，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因为书中主题，与“红楼”代表的这些概念都密切相关。

第一节　　四王八公

　　当你知道了《红楼梦》作品的“末世”背景，书中交代的“金陵”、“石头城”地名，便十分清楚其正确含义了。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后，定都地点是在南京。南京古称金陵，别名石头城。朱元璋死后，他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侄儿朱允汶的政权，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明成祖。登基后把明朝的首都迁往北京，但仍保留了南京的“陪都”地位，保留了南京“六部”建制。后来南明小朝廷的建立，就是以南京“六部”为基础建立的。

　　《红楼梦》书中交代，冷子兴从“石头城”“老宅子”旁边经过，看见的是仍然一派葱郁繁华的景象，其实这并非是交代一个官僚家族的“老宅子”景象，实际上是交代大明王朝的“老宅子”——南京故宫的景象！末世的福王政权就建立在这里。当时的南明小朝廷，正所谓“英雄气少，儿女情多”，大清军队与李自成残军两支大兵压境，依旧过着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红楼梦》书中交代的富贵人家在大厦将倾的危难时刻，依然昼夜不停地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正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刻画！

　　贾雨村走贾政的后门，被实授“金陵应天府”，聪明的读者，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官职！南京称“应天府”，是只有大明王朝独一无二的称呼。朱元璋建都南京，他的四儿子朱棣迁都北京，但仍把南京作为陪都，称“应天府”，将北京称为“顺天府”。明朝灭亡以后，清廷定都北京，南京不再保留陪都地位，撤消了“应天府”，改设“江宁府”。清朝初年，民间对南京的称呼十分混乱，有的称“南省”、“南直隶”，有的称南京、“江宁”，有的仍然称“应天府”，不过，到了清朝中叶，称呼便逐渐规范了。《红楼梦》中，“应天府”、“江宁县”、“南省”、“南直”、“金陵”、“南京”、“石头城”等称呼同时都出现过，可见是典型的清初民间称呼法，这种称呼法只存在于顺治、康熙两代，乾隆时期的人们，绝对不这么称呼。从这一点看，曹雪芹生存的年代，绝对不会如此称呼南京的。

　　《红楼梦》书中特意交代“金陵”、“石头城”，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交代“金陵十二钗”的背景。南京的秦淮河畔，从六朝以后，就一直是全国青楼楚馆最集中、最发达的地方。明朝末年，包括南明时期，这里涌现出“秦淮八艳”等一大批著名的高级妓女，如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顾横波、寇白门、王修微等。她们与“江南四公子”等文人政客，在秦淮河畔演出了一幕幕英雄美人的凄婉故事。这些妓女不仅貌美，而且多才，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她们的故事，在明末清初，是文人笔下创作最多的题材。《红楼梦》同《桃花扇》一样，也应是以“秦淮八艳”的生活实际为基本素材创作的。其实，《红楼梦》、《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书名，都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该书是记载金陵城“风月”故事的。何谓“风月”？说得雅一点，不过是青楼楚馆这个风月场中发生的故事罢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红楼梦》第十四回秦可卿大出殡场面描写中，亲来送殡的有“八公”，即镇国公牛清，理国公柳彪，齐国公陈翼，治国公马魁，修国公侯晓明，缮国公名字未表，加上宁荣二公，即“当日所称的八公便是”。路祭的有“四王”，即东平王，南安王，西宁王，北静王。并且交代，四王中“当日惟北静王功高”。

　　红学界关于“四王”、“八公”的考证，真难坏了诸多红学大师。按照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推论，这“四王”、“八公”必然是清朝的王公，可是在大清王朝建立之初，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什么“四王”、“八公”，只好葫芦提了事。但是，当你否定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把考证目光由清朝转向明朝时，“国初”的“四王”、“八公”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明太祖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俱封为王，其中嫡生儿子被封为四大亲王，就是秦王朱，晋王朱桐，周王朱和燕王朱棣。燕王朱棣封地在今天的北京，所谓“北静王”，指的应该是他的子孙；朱棣后来当上了皇帝，所以功劳在四王中当然最高。

　　所谓“国初八公”，指的是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于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当时被封为“国公”的有魏国公徐达，鄂国公常遇春，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信国公汤和，共七个公爵。其中鄂国公常遇春已于洪武二年卒于军中，当时封公的实为六人，加上宁荣二公，共八人，是为“八公”。

　　这么说，“宁荣二公”难道真的有生活原型么？是的！不过不是国初洪武三年封的公爵，而是明成祖朱棣夺取政权后封的公爵。宁国公王真是朱棣“靖难”起兵的大将，后死于战阵，生前被封为金乡侯，洪熙三年被追封为“宁国公”。荣国公张玉是追随朱棣起兵的另一员大将，“靖难”之役中在东昌战死，他的儿子张辅也因军功被封为英国公。张玉和王真，都是战功赫赫的猛将，是朱棣夺取天下的大功臣。《红楼梦》中借用“宁荣二公”的名分，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为了交代明朝的特殊背景。

　　如果《红楼梦》描写的是南明末世的南京故事，那么，“四王”与“八公”此时有可能齐集南京么？是的。朱元璋封的“六公”，本来就是在南京封的，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他们也没有随同进北京。直到南明政权向清军豫亲王多铎投降时，魏国公徐达的十二世孙徐延龄就是领衔投降的重臣之一。

　　所谓“四王”，其中燕王的直系子孙南明监国的福王，当时是从洛阳逃往南京的，秦王、晋王、周王的子孙，在他们的封地被李自成起义军占领之后，也纷纷逃来南京。南明时期的金陵，可谓冠盖云集，不止“四王”、“八公”。这么多王公齐集南京，也是南明时期的特有现象，是《红楼梦》作品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铁证！

　　《红楼梦》书中四王的典型，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暗指清初的四个“异姓王”，也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孔有德，镇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整个清朝三百年间，异姓封王的只有这四家，以“东西南北”方位命名的王爵也只有这四家！其他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王爷，他们的王爵名称，什么“恭亲王”、“肃亲王”等，绝对没有用“东西南北”命名的。

　　到了康熙朝“三藩之乱”前夕，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三个老王爷还在，只有耿仲明这一家王爷，已经是孙子袭封了！耿仲明在崇德元年（1636），被皇太极封为“怀顺王”。顺治五年（1647）改封“靖南王”。在向江南进军的途中，耿仲明由于收留旗人逃亡的“家奴”，被顺治皇帝给了严厉处分，打算“议削王爵”。耿仲明悲愤交加，在得知最后判决之前，在江西吉安自缢身亡，时为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耿仲明“坏了事”以后，隔了一段时间，朝廷为了安抚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又让其子耿继茂袭封“靖南王”。康熙十年（1671），耿继茂又病死了。临死前上书皇帝，请求让儿子耿精忠袭封王位，皇帝批准了。所以到耿精忠当上靖南王，已经是第三代，即孙子辈了。

　　靖南王在四王中是否功劳最大呢？顺治六年五月十九日，在耿仲明加封靖南王时，皇帝发出了一封充满褒奖之词的敕文。文中历数了耿仲明投顺大清，攻取旅顺口，平定朝鲜，击破洪承畴，进入山海关，平定河南、江南，协攻潼关，取扬州，夺湖南等一系列大战役中的赫赫战功，说明他的功劳在四王中确实是最高的。吴三桂虽然当时势力最大，但投顺清朝时间晚，功劳还不能与其他三王相比。其他三王，耿仲明是最骁勇善战的功臣。

　　罗列了这些史实，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中的“北静王”，实际上就是靖南王耿精忠！“静靖”同音，换南做北，“靖南王”于是就成了“北静王”。耿精忠在袭封王爵前，被其父遣入朝廷，做皇帝的侍卫，实际上是人质。四个异姓王当时都遣子入侍当人质，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就有相同的经历，大家都知道。

　　耿精忠在京当侍卫期间，曾被皇帝封为“一等精奇尼哈番”，又把肃亲王豪格的格格赐与他和婚，封其为“和硕额附”。袭王爵后，回到福建。康熙十二年，与吴三桂、尚可喜三王一起造反，蹂躏了半个中国。经过八年征剿，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清廷方平定了“三藩之乱”。

　　《红楼梦》所写的北靖王，当是康熙十年前居住在北京的“和硕额附”、未来的靖南王耿精忠。书中说他“年未弱冠”，“形容秀美”，“情性谦和”，都与耿精忠真实形象吻合。书中说他和宝玉“当日彼此祖父相与之情，同难同荣，未以异姓相视，不以王位自居”，说的就是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与洪昇的外祖父黄几的相与之情。黄几虽然不是王爷，但身居相位，位高权重，满朝文武，包括四王，都是不敢轻视的。

　　再来看《红楼梦》中那个“坏了事”的“义忠老亲王”，很可能就是指耿精忠的爷爷耿仲明。他在“湟海铁网山”预备的贵重棺材板儿，红学界都认为来自东北。耿仲明早在袁崇焕那个时期就投降了满清，在东北还搞不到一块棺材板儿么？当时这些满清将领，刀头上舔血，随时都可能战死，所以都早早为自己预备一副棺材板儿。

　　《红楼梦》中的那个“忠顺王”，让管家找贾宝玉要琪官，结果宝玉因此被父亲痛打了一顿。根据书中说的，北静王曾经把大红汗巾子给了琪官，说明二人已经是不避嫌疑的关系。琪官把汗巾子转给了宝玉，宝玉把琪官藏在了“紫檀堡”，最想找宝玉讨要琪官的人是谁？当然是北静王！所以，北静王就是忠顺王！耿精忠的爷爷，最先封的王爵是什么？就是“怀顺王”。“怀顺”、“忠顺”的称呼仿佛，难道是偶合么？

　　归结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中的“四王”，隐写的就是清初的四个异姓王。北静王、义忠老亲王、忠顺王，实际上都是指先封“怀顺王”，改封“靖南王”的耿精忠一族，不过写作时把靖换成静，把南换成北而已。洪昇为什么在《红楼梦》中要写耿精忠呢？原来，洪家同靖南王家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

　　三藩造反后，洪家遭遇了两件十分奇怪的事件，一是洪昇的父母一起被朝廷发配充军，二是洪昇的三弟中令冒着战火到福建去，陷入绝地整整三年。按常理说，封建官僚犯罪，可以牵连妻子，但妻子的罪名和刑罚与本人还是有区别的，洪家为什么父母同罪、一起发配充军？洪昇的外祖父当时身居宰相高位，为什么救不了女儿女婿？战争险地人们躲之尚且不及，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事情，洪中令为什么一定要犯险入闽？

　　原来，洪昇有一个妹妹，可能是被许配给了靖南王耿精忠做了妃子！洪家在明朝，一百多年有权有势。但改朝换代以后，就成了“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了，急于寻找靠山。把女儿嫁给炙手可热的王爷做妃子，是可以理解的举动。洪昇的这个妹妹，应该就是《红楼梦》书中探春的原型。书中说探春的命运是将来做“王妃”，并且要乘大船远嫁三千里，显然就是隐写嫁到福建。直到解放后鹰厦铁路建成前，入闽的陆路交通都是极为艰难的，进入福建的最好路途就是乘船。探春与贾环是同母赵姨娘的女儿，贾环的生活原型就是洪昇的三弟洪昇中令。亲姐姐出了这么大事情，洪昇的庶母能不逼着中令冒险去看姐姐么？！

　　耿精忠造了反，朝廷能饶得了洪昇的父母么？不抄家充军才怪呢！这也是洪昇的父母一起被发配的原因所在，女儿做了叛逆的妃子，父母的罪行不是一样么？这样的罪行，黄几官位再高，能搭救得了么？洪家对这件事讳莫如深，在洪的诗词中从来没有正面记载，但也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循。洪在三藩之乱期间所作的诗，基本上就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哀叹父母被发配充军，二是担心三弟在福建的危险，三是关注清军向福建调动，描写了好多向福建送大炮、征调部队的目睹情形，非常真实地表达了关切之心。洪昇此一时期还编写了一部歌颂抵抗叛乱的传奇，似乎是急于表态，避免牵累，否则，一般的文人，是不屑于创作这些应景之作，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故意迎合朝廷的。

　　本节前面说《红楼梦》中所谓“国初四王八公”，是指明初洪武年间册封的四个亲王和八个国公，后边又说是暗指清初四个异姓王，是否自相矛盾呢？其实也不矛盾，明初清初都是《红楼梦》中所说的“国初”，两个“国初”恰好都有所谓的“四王”，书中的“四王”又不是实指，而是一种隐喻，也不能排除作者创作时两个“四王”都考虑到了的可能，《红楼梦》毕竟是小说嘛。《红楼梦》研究不必拘泥成说，两说并存，立此存照吧。

第二节　　四大家族

　　《红楼梦》中“葫芦庙”的小“门子”，向刚刚当上知府的贾雨村，介绍了著名的“护官符”。符上写道：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我们的红学家，心中认定一个曹雪芹，便异口同声说“护官符”是隐写江南三大织造。其实，这是绝对说不通的。其一，江南三大织造是三个家族，不能称为“四大家族”；其二，三大织造分别居住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也不能说是“金陵”的四大家族。

　　我劝朋友们再认真品读一下“护官符”，最好是翻过来倒过去地读。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四句话的最后四个字是什么？是“马、史、王、铁”四个大字！什么是“马史王铁”？就是南明小朝廷的四个权臣：马士英，史可法，王铎，钱谦益！

　　马士英拥立福王有功，当时权倾朝野；史可法是原来南京六部的兵部尚书，资格最老，位置最尊；王铎号称不倒翁，左右逢源，掌握着朝廷实权；钱谦益是东林党领袖，名气最大。这四个大臣，在南明政权中都身居大学士（宰相）高位，互相之间确实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他们勾结起来，卖官鬻爵，把南明政权搞得乌烟瘴气！当时如果谁想当官，不走这四个人的门路是绝对不成的，所以《红楼梦》中的“护官符”要写这四个姓氏。其中“马、史、王”三人，都是直接写的本姓，只有那个“铁”，写的不是本姓，而是钱姓，但“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表述，也清楚地表示出该家族之“钱”大气粗！

　　由“四大家族”联想到“葫芦庙”，庙者，庙堂也，朝廷也。《红楼梦》中明确交代，葫芦庙是因为地方狭小而得名，地方狭小的庙堂，就是南明小朝廷的代指。北方丢了，中原丢了，西北丢了，西南丢了，只剩东南一隅苟延残喘，正是葫芦那么一点的庙堂！“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葫芦庙失火，被烧成一片白地，也正是清朝大军下江南，南明政权土崩瓦解、顷刻覆亡的代名词！

　　《红楼梦》书中，描写这个葫芦庙一样的地方狭窄的小朝廷覆亡后，甄士隐出家了。“甄士隐”者，“真仕隐”也，这正是隐写南明小朝廷覆亡后，具有强烈遗民思想的真正士大夫纷纷出家入道的现实！这个甄士隐出家前口中唱的《好了歌解》，正是悼念明朝“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从此“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红楼梦》中还有个奇怪的“以金代玉”的内容，也同南明小朝廷发生的故事有关。崇祯政权在北京灭亡后，大明王朝的传国玉玺落入了李自成起义军手中。南明政权建立时，是没有传国玉玺的。为了政权的合法性，必须重新刻一方代表皇权的玉玺。南明政权建立仓促，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玉料，于是，南明君臣便首先刻了一方“金玺”，暂时代替玉玺；后来找到玉料后，方重新刻成一方玉玺，将金玺取代下来。这段有趣的史实，在《南渡录》、《甲乙事案》等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

　　不知朋友们注意没有，《红楼梦》中宝玉“奇缘识金锁”一节中，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了玉和锁的形状，并且勾画了玉和锁的图案。其真实用意，应该就是影射这段奇特的“金玺代玉玺”的史实。“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刻词，都明显是在影射“受命于天，即受永昌”的传国玉玺的刻词！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说《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原型是清初杭州的洪黄钱翁四个百年望族，这里又说是暗指南明小朝廷的马史王钱四大权臣，是否自相矛盾呢？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我们知道，《红楼梦》创作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洪昇原意是像《桃花扇》那样，写南明覆亡史，写国仇，后期由于家族及个人的不幸，转写自己与姐妹的遭际，写家难。两个阶段都涉及“四大家族”问题，所以书中的“四大家族”亦此亦彼，两个原型的形象都隐含其中。

第三节　　真真国女孩子

　　《红楼梦》中宝琴向姐妹们说，有一个“真真国女孩子”，金发碧眼，能用汉语作诗，诗中有“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字样。红学界好多专家推断这个“真真国”是隐指台湾，这个“真真国女孩子”是在台湾的荷兰人。这是很有道理的。问题是这个“真真国”究竟代指的是什么时期的台湾。

　　大家知道，明朝后期，台湾被荷兰殖民者占领；南明时期，郑成功收复了台湾，作为抗清基地；清朝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收复了台湾，从此正式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直到甲午战争清朝割让台湾，1945年台湾再次回到祖国怀抱。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时，盘踞台湾的荷兰人投降后，便乘船离开了台湾，从此再没有返回。从《红楼梦》中描写的“真真国女孩子”形象看，金发碧眼，熟悉汉语，只能是曾经长期居住在台湾的荷兰人。台湾有荷兰人，也只能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一段时间的事情，其他时期台湾都不会有西方白人形象的女孩子。曹雪芹所处的乾隆中叶，台湾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真真国女孩子”，只有南明时期，才会有对“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的“真真国女孩子”。从这一点看，《红楼梦》作品的南明背景也是不容置疑的！

第四节　　林四娘

　　《红楼梦》中最能代表时代背景的典型人物，就是那个“危画（均有女旁）将军”林四娘！林四娘的故事，与乾隆朝和曹雪芹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个发生在山东青州的真实故事，在明末清初曾广为流传。《红楼梦》书中交代，贾政和他的清客们，得了一个“新题目”，就是林四娘的事迹，然后把宝玉、贾环、贾兰找来作诗。贾兰写了一首七绝，贾环写了一首五律，宝玉独出心裁，写下一首长篇古风《词》，对林四娘赞颂备至。

　　所谓“新题目”，应该就是刚刚发生的可资歌咏的新故事。既然是新发生的事情，只能是近年发生的、刚刚传到贾政耳朵里的故事，总不能一百多年后传到曹雪芹耳朵里，还是“新题目”吧？事实上，清朝初年的蒲松龄和王士，就分别在《聊斋志异》和《池北偶谈》中，分别记述了林四娘的故事，也确实是按照“新题目”来歌颂的。仅仅根据这一点，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推断《红楼梦》与《聊斋志异》是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

　　顺治二年（1645），也就是南明弘光元年，当时清军占领了北京，但势力尚未向南发展；南明政权自顾不暇，也没有北进的愿望，山东一带，成了四不管的地方。进入北京的李自成军队，被吴三桂和清军联合击败后，大队伍向西溃退，其中一支农民军脱离了大部队，退向山东。

　　山东青州，是明朝衡王的封地。这支农民军占领青州后，衡王落入了农民军手中。农民军此时正处于孤立无依的状态，于是便欲拥戴衡王登基，继续与清军对抗。哪知这个衡王是个扶不上壁的烂泥，究竟是否顺从农民军，已不可考，反正无所作为就是了。后来，清军进入山东，在交战中，衡王不知是被农民军杀死了，还是被清军处决了，反正是不明不白地死了。衡王死后，据说衡府旧址经常发生妃嫔或宫娥冤魂出没的事情。

　　衡王与林四娘的故事，在当时南明的首都南京流传很广，南明君臣曾经为衡王的遭遇叹息不止。《红楼梦》、《聊斋志异》、《池北偶谈》等作品，都是根据这一传说写成的林四娘故事，由于传闻的差异，所以记载也大同小异。《红楼梦》中写这个衡王，用的是“恒王”二字，这个“恒王”并非另有其人，只是衡王的同音讹转罢了；林四娘三个字，在所有记述中都是一致的，没有异议。

　　其他典籍中记载的林四娘，都是一个在战乱中死去的柔弱女子，《红楼梦》中却把她写成了驰骋沙场的女英雄，女烈士，这明显是受了南明时期那些战场女英雄事迹的影响。

　　顺治十一年（1654）钱谦益意外继承了外祖父的一处庄园遗产——常熟城东三十里的“芙蓉庄”。芙蓉庄不仅名字风雅，周围风景也十分秀美。庄内还有一棵百年红豆树，所以又被当地人称为“碧梧红豆庄”。对芙蓉庄略加修葺之后，夫妻二人携带他们的小女儿，搬来这里居住。

　　钱柳夫妻搬进芙蓉庄后，一件奇迹发生了，庄中那株已经二十多年不开花的老红豆树，忽然之间竟花发满枝，香飘数里！这年九月，在钱谦益华诞前，居然结下了一粒红豆，而且仅仅一粒！柳如是虽然对陈子龙终生怀念，但对苍老的丈夫能够真心悔过，并且在垂暮之年为反清复明大业辛勤奔走，也充满了一腔柔情。在钱谦益的寿礼上，妻子献给他的礼物，就是这颗代表着相思的红豆，令钱谦益老人激动不已，在席上口占十首绝句，歌咏红豆，歌咏爱情！

　　钱柳夫妻之所以搬来这里，除掉风光怡人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同江南义军联络方便。这一时期，钱谦益同他的学生郑成功来往频繁，正策划着郑氏水师由长江口溯江而上，力争夺取南京，占领江南半壁，再图恢复全国。

　　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郑成功的水师，在张名振、张煌言的统帅下，攻入长江口，停泊在金山江面。柳如是随丈夫亲自来到水师大营箪食壶浆犒劳义军。在这支威武的军队里，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有一支身着戎装、腰佩刀剑、英姿飒爽的娘子军！

　　柳如是一生侠肝义胆，年轻时经常扮作男装，或儒生，或武生，自比宋朝擂鼓战金山的梁红玉。为了装备起义的五百“罗汉军”，她在自己生活窘困的情况下，把一生积攒的价值万金的首饰，连同“百宝箱”，慷慨地捐给了义军，为世人交口称奇，赞叹不已。

　　这次也是在与梁红玉战斗地点同名的金山，见到真正的女兵，柳如是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她同娘子军的首领阮姑娘立刻成了好朋友。张名振看到此情景，笑着说，将来战事结束，让阮姑娘在你个女将军左右侍奉，让你终日和“危画（女旁）将军”在一起。可惜的是，郑成功水师战败后，阮姑娘在舟山战死，永远没有侍奉左右的机缘了！这支娘子军的残部，在“邓小脚”的率领下，后来转战闽南山区，给清兵以惨重打击。最后，终因力量悬殊、粮草断绝，全军覆没，所有女兵全部壮烈牺牲！

　　《红楼梦》中的林四娘，应该是混合着青州林四娘与江南阮姑娘形象创作出来的。我们知道，《红楼梦》创作初期，洪昇曾以南明时期作为背景，以柳如是为原型进行创作。义军水师女兵的故事，与柳如是紧密相连，难怪洪昇要如此描写。

第五节　 曹雪芹书箱

　　一、“曹雪芹书箱”风波

　　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一项轰动红学界的重大事件：在北京一个张姓的家庭中，发现了“一对儿”所谓的“曹雪芹书箱”。收藏者自称其祖先是曹雪芹的好朋友张宜泉，张宜泉著有《春柳堂诗稿》，内有关于曹雪芹的诗，是新红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基础。据红学大师冯其庸推断，该书箱确实是乾隆年代的旧物，是曹雪芹或其续弦夫人逝世后，由张宜泉保存下来的。

　　准确地说，这是一对木制的书箧，左右宽70.5厘米，上下高51厘米，前后深23厘米。两个书箧的正面，左右相对刻有兰花。右边的兰花下有一拳石，兰花上端有行书题刻：

　　题芹溪处士句:

　　并蒂花呈瑞，

　　同心友谊真。

　　一拳顽石下，

　　时得露华新。

　　左边一幅兰花上端题刻：

　　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

　　左边一幅兰花的右下角题刻：

　　拙笔写兰。

　　还有两句题刻：

　　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

　　左边书箧的箧门背面，用章草书写着箱内所装物品的清单。由此清单可见，此箱的主人是一个名为“芳卿”的女子，箱中物品是她与丈夫所绘的编织一类的草图和歌诀稿本，即所谓“花样子”。清单共五行字，五行字左边，则是用娟秀的行书写的一首七言悼亡诗，括号里的文字，是书写当时被勾掉的：

　　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伤。

　　（丧明子夏又逝伤，地圻天崩人未亡。）

　　睹物思情理陈箧，停君待殓鬻嫁裳。

　　（才非班女书难续，义重冒）

　　织锦意身睥苏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识戏语终成谶，窀穸何处葬刘郎。

　　此书箧的发现，着实令红学界兴奋了一阵子。吴恩裕、冯其庸等大师断定这对书箧是曹雪芹续娶时，朋友们送给他的贺礼；赵冈先生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曹雪芹的继室许芳卿》。这件乾隆时期遗物重见天日，红学界几乎异口同声认为，是《红楼梦》问世“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因为它不仅证实了新红学理论的根本所在，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本人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曹雪芹确实有个续弦夫人，就是书箧的主人“许芳卿”！

　　然而，正在红学界大师们好梦沉酣的时刻，却冷不防被人浇了一瓢冷水：1983年3月，在《文献》杂志第15辑，刊出了端木蕻良与洪静渊先生《关于新见“芳卿悼亡诗”的通信》。端木先生是曾经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的著名作家，洪先生是安徽省著名文人，二人在文坛均可谓德高望重。洪静渊先生称“从友人处获阅《旧雨晨星集》一书残本”，书内记载一个名“许芳卿”的女诗人，在其夫卒后，作悼亡诗云：

　　不怨糟糠怨杜康，克伤乩诼重玄羊。

　　思人睹物埋沉箧，待殓停君鬻嫁裳。

　　织锦意深惭蕙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知戏语终成谶，欲奠刘郎向北邙。

　　此诗的发现，红学界立即大哗。因为《旧雨晨星集》的作者为程琼，号“转华夫人”，其夫吴震生，号“玉勾词客”，二人均乃生活在康雍两代的安徽籍著名词人。吴震生在乾隆二年为《西青散记》作续时，自称“鳏叟”，其时“转华夫人”下世最起码已经十年以上了。这说明，与“转华夫人”生前为邻居的“许芳卿”，悼念亡夫时，曹雪芹尚未出生。许芳卿根本不可能成为曹雪芹的续弦夫人，所悼的死者也不可能是曹雪芹！据此，高阳先生撰文《许芳卿悼亡，曹雪芹未生》，红学界又交口一声，断定“曹雪芹书箧”乃是“作伪”的产物。

　　随着吴恩裕大师的逝世和冯其庸大师的缄口，红学界基本无人再提起这对令大师们蒙羞的“书箧”了。只有邓遂夫先生前一段发表了一篇《曹雪芹箱箧公案解密》文章，用自己记录的同洪静渊先生的谈话，判断洪先生提到的《旧雨晨星集》子虚乌有，试图证明是洪静渊先生“作伪”，而书箧是真的有价值文物。邓先生同洪先生的谈话发生在1988年６月，从谈话到邓先生文章发表，历时长达15年之久。谈话当时洪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大概不会再活15年。洪先生在世时，邓先生把自己的“谈话记录”束之高阁，而在洪先生辞世后才加以公开发表，众所周知，死人是不会为自己辩护、打笔墨官司的，邓先生于此时发表自己记录的、洪先生无法辩护的、也没有第三人证实真伪的谈话记录，不是十分耐人寻味么？

　　红学界的大师们，思维方式似乎出了点问题：此书箱出自现代一个张姓公民家中，由于书箱上有“芹溪处士”字样，他们对书箱原主人是曹雪芹便深信不疑，甚至对臆测“芳卿”是曹雪芹的“续弦妻子”也全盘接受，尽管这中间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但对于曹雪芹拥有此书箱之前甚至出生之前，书箱还有一个初始的主人“许芳卿”，这个“芳卿”并非曹雪芹的“续弦”，甚至与“曹家店”不搭界，尽管这些都有直接证据支持，但大师们还是不能“容忍”，转而全盘否定这对书箱。他们不对箱箧进行考古鉴定，不去研究“悼亡诗”的真实含义，而是采用非此即彼的简单粗暴态度，不是无端判定“许芳卿”是“造假”的人物，就是盲目推断书箱本身是“造假”的产物。总之，在大师们眼中，不是用书箱来判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而是用曹雪芹的著作权来判定书箱的真伪；书箱如果有利于曹雪芹就是真的，如果不利于曹雪芹就是假的。本末倒置，因果颠倒，如果说研究《红楼梦》是严肃的学术活动的话，能够容许对同一证据采取如此实用主义的态度么？看来，“两个凡是”在红学界还真有一定市场，难道在红学界还有必要再开展一次“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么？

　　二、“曹雪芹书箱”外部题款解读

　　首先可以断定的是，在北京张宜泉后人家中发现的这对儿“曹雪芹书箱”，确实是一对儿装书用的箱子。从尺寸上看，比装杂物的箱子要小。两边带有耳环，出门时便于随身携带；两个一对儿，或肩挑或牲口驮，都十分方便。从书箱内壁上题写的内装物品目录看，此箱原来是女人装“花样子”和编织歌诀用的箱子。从箱子的古旧程度看，判断为清初的古董，是可信的；根据箱面上“题芹溪处士句”，判定该书箱曾经为曹雪芹拥有，大致也不会出错，因为“乾隆二十五年”决不会有人为了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去造假，所以不应无端判定书箱是假货。发现此箱的当时，箱子内壁有衬纸，纸上有《仪礼义疏》、“春柳堂诗稿”字样；《春柳堂诗稿》是张宜泉的诗集，此箱从张家后人手中出现，当非偶然。此箱是张宜泉在曹雪芹或其夫人死后得到的，亦属顺理成章的推断。

　　但是，箱子是否是曹雪芹续弦时朋友送的贺礼，却值得怀疑。从箱面上题刻的兰花图案和“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诗句以及原来所装的“花样子”看，应是结婚时女方的妆奁。如确系女方妆奁，那么在箱面上兰花图案上边、诗句前边题刻的“题芹溪处士句”，则显示是男方用品，就明显不妥了。再则，结婚是喜庆之事，不论是自备用品还是朋友赠品，按中国传统习俗，都不会出现“处士”字样；“处士”乃是对有才德而隐居不仕者的特殊称呼，是无意功名富贵者的代名词。朋友送的结婚礼物上，无论如何不会把新郎称为“处士”的，因为与中国传统结婚理念不合，与婚庆气氛不谐！

　　从箱面题刻的图画文字书法及布局看，也明显不和谐。诗前的“题芹溪处士句”和诗后的“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与中间四句诗的文字，似非出自同一人手笔，字体明显偏大，书写也显得狂放不羁，布局上明显挤占了兰花图案的位置，使画面显得拥挤不堪，图案和题字的大小比例也不和谐。而兰花图案中间偏上的四句诗与“拙笔写兰”四字，字体一致，大小均匀，书写显得娟秀柔弱，似是女人手笔；“拙笔写兰”四字位于四句诗的左下方，显然是诗和画的作者落款。题诗、落款与兰花图案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落款与“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不在同一位置上，也是不符合中国古代文人题款的规矩的。

　　通过以上分析，应该得出以下结论：该箱子曾经为曹雪芹拥有，但在曹雪芹之前还有一个女主人。初始用途也不是“芹溪处士”的书箱，而是一个女人装嫁妆中“花样子”用的箱箧。出嫁前，这个箱箧的原主人似是一个工诗善画的闺中少女，满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嫁妆箱子上画了两幅左右对称的兰花，在兰花中间偏上位置题刻了四句诗，在诗的左下方落款“拙笔写兰”。而位置不协调、字体也不一致的“题芹溪处士句”与“乾隆二十五年”题款，是后人补题上去的。这个补题者，应是曹雪芹的一个友人，补题时间是“乾隆二十五年”。箱子的初始制作和题刻时间，似乎比曹雪芹要早。箱子的原主人，似乎也不是曹雪芹的什么续弦夫人，否则夫妻之间不会有如此奇怪的无聊举动的。

　　三、“曹雪芹书箱”内“悼亡诗”研究

　　书箱内壁上书写的“编织图样及歌诀”可以证明，此箱的主人是一个名叫“芳卿”的女人；“悼亡诗”本身潦草并多处修改的书写形式，也足可证明，是丈夫死时，芳卿“睹物思人”（或“睹物思情”）时的急就章。红学界大师们把箱面上的“题芹溪处士”句和这首“悼亡诗”联系起来，展开丰富的想象力，推测出曹雪芹有一个名叫“芳卿”的续弦妻子，进而推测这首“悼亡诗”是这位续弦妻子在曹雪芹病死时所作。仔细想来，这些推测是极其靠不住的！除了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以外，还有“以甲证乙、乙再证甲”的“自证”嫌疑，这是研究文学和历史的考证方法所不容许的。

　　细读“悼亡诗”，表面上似乎同曹雪芹去世时的情景相似，比如曹雪芹饮酒无度，死于“杜康”；因为生活穷困潦倒，死后“停君待殓”，妻子不得不卖了“嫁裳”充作殡殓之资等。但仔细分析，则矛盾百出，与曹雪芹决不搭界了。封建社会的穷困文人，死于“杜康”、家贫“待殓”者多矣，如何能断定死者其人就是曹雪芹？更何况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曹雪芹有一个名叫“芳卿”的续弦妻子。从“悼亡诗”的上半阕看，曹雪芹虽然嗜酒，但死于爱子早殇后的悲痛，真正的死因“怨”不得“杜康”。如果芳卿是曹雪芹的续弦，则无权并不可能自称“糟糠”；“糟糠之妻不下堂”，特指元配妻子；有人说“糟糠”是代指困苦生活，衣食不周，这是曲解，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糟糠之妻”是个成语，容不得其他解释。曹雪芹死于壬午年，也并非诗中代指癸未的“玄羊”年。从“悼亡诗”的下半阕看，就更加不知所云了。曹雪芹夫妇同《织锦记》里的窦滔、苏蕙夫妇有什么关系？曹雪芹的续弦妻子为了“织锦意深”惭愧什么？曹雪芹写书及其不知什么人“续书”，又同修《汉书》的班固、班超兄妹有何比附之处？曹雪芹的姓、名、字、号都同“刘”字扯不上干系，为什么芳卿口口声声称他为“刘郎”？

　　洪静渊先生发现的“悼亡诗”，显然比“曹雪芹书箱”中所题之诗更加成熟，更符合诗词韵律。认定洪静渊先生发现的《旧雨晨星集》是造假，仅凭邓遂夫先生自己的记录，是不能成立的证据。譬如指认某人有犯罪嫌疑，在该人生前不出示证据，而在他死后单方面出示他无法为自己辩驳的所谓证据，又没有第三者佐证，似乎有厚诬死者的嫌疑。如果不能对洪先生的发现进行有效的“证假”，那么只能相信，这个作“悼亡诗”的“许芳卿”，确实是曹雪芹出生前就已经辞世的康雍时代的人，是史有明载的“玉勾词客”吴震生和“转华夫人”程琼的邻居。她哀悼的亡夫，决不可能是曹雪芹！这首“悼亡诗”，最起码作于乾隆二年再上推十年之前，很可能是康熙末期或雍正前期的作品。

　　在不能对书箱本身及其涉及到的“张宜泉”、“芹溪处士”、“芳卿”等人物“证假”的前提下，学术研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并对其真实性进行“小心”的考证。我们不妨按照“张家后人——张宜泉——曹雪芹——许芳卿”这一书箱流传的顺序，层层递进，去研究这个流传过程的真实性。实际上，书箱的四个主人、三次转手，只有从许芳卿到曹雪芹这一次转手、许芳卿这一个主人，红学大师们有疑问；如果解开了这个疑团，大师们便不会恨恨地诅咒书箱是“伪造”品了。

　　四、“曹雪芹书箱”的原主人许芳卿考证

　　平心而论，只要是熟读清初历史的严肃学者，考证这个“许芳卿”并不困难，因为她的“悼亡诗”中，对自己和死去的丈夫的形象刻画是比较细致的，比起红学大师们“考证”的曹雪芹形象清晰多了。

　　从“悼亡诗”中不难看出，“许芳卿”与死去的丈夫是元配的“糟糠”夫妻，并非“续弦”，二人很有可能婚前是兄妹关系，诗中自比续《汉书》的“班娘”，就一定视丈夫为作《汉书》的班固，因为二班是兄妹关系，所以可以推断死者与悼亡者婚前也是兄妹关系；不过夫妻间不可能是亲兄妹或堂兄妹关系，只能是表兄妹关系，这在旧时婚姻关系中是常见的。

　　丈夫生前，夫妻生活十分贫困，丈夫突然死了，无钱置办丧葬用品，也没有生前选定的 “窀穸”——也就是墓地，只好“停君待殓”，卖“嫁裳”筹款。丈夫的死亡原因是“杜康”所致——也就是嗜酒无度造成的，可能是酒精中毒，更可能是酒醉后出现了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旧时医学知识对酒精中毒致病乃至致死还没有今人这么清晰的认识，对病死的嗜酒者一般不会“怨杜康”，只有对酒后意外致死才会刻骨铭心地“怨杜康”。

　　丈夫死后，芳卿所“理”的“陈箧”，似乎就是这对旧箱子；“陈箧”中所装的物品，令妻子“睹物思情”（或“睹物思人”）。这个芳卿所“理”的书箱中所装之“物”，似乎不会是自己的“花样子”，而是丈夫的著作手稿，书箱的用途可以作证，除了装书籍纸张，此箱似乎无它用途；除了著作手稿，芳卿也不会由“思情”进一步联想到“续书”。书箱中所装的丈夫生前手稿似乎是一部未曾写完的作品，丈夫生前似乎与妻子有过倘若我写不完由你续写的约定，否则“未亡人”不会以“续书”为己任，也可见妻子对丈夫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思路十分熟悉；但丈夫死后，妻子又深感自己“才浅”，担心完不成丈夫的遗愿，内心十分惭愧。

　　悼亡诗中“织锦意深”字句可以证明，丈夫生前应该创作过以“织锦”为题材的作品，令“蕙女”深感惭愧。有清一代关于“织锦”题材的作品，有据可查的只有《织锦记》传奇。《织锦记》又名《回文锦》，是康熙朝文人洪创作的一部传奇剧本。“蕙女”是《织锦记》中主人公窦滔的妻子苏蕙，书中的“蕙女”确曾因丈夫纳妾妒火中烧导致家庭不和，最后因丈夫的教诲而自感愧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个“悼亡诗”的作者，就是康熙朝大学士黄几的孙女、大文学家洪昇的妻子黄蕙！黄蕙字兰次，与丈夫洪昇是嫡亲表兄妹关系，从小青梅竹马，确系“糟糠”夫妻。因为“家难”原因，黄蕙与丈夫一起逃离了生活优裕的家庭，后半生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洪昇就是《回文锦》传奇的作者，史有明载，文坛没有争议；洪昇创作《回文锦》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自己纳妾，妻子“嫉妒”，用作品使妻子自感“愧悔”。黄蕙与作品中的苏蕙，均可称为“蕙女”；黄蕙字兰次，书中的苏蕙字若兰，作品的讽喻之意，昭然若揭。

　　洪昇死于康熙四十三年，岁在甲申，享年六十岁。死因是在水路归家途中，于一个月黑风高夜，友人招饮，大醉后归舟，失足落水，抢救不及造成的；因此妻子黄蕙在“悼亡诗”中产生“怨杜康”的哀怨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悼亡诗”中有“乩诼”、“玄羊”字样，“乩诼”是与算命有关的谣言之意，“玄羊”是癸未年，即洪昇去世的上一年；很可能“玄羊”年妻子给洪昇“扶乩算命”，有次年甲申“流年不利”的“诼言”。洪昇死时年方六十岁，中国确实旧有“花甲子”“流年不利”的传统说法。至于“悼亡诗”中的“重克伤”一语，应是黄蕙真实心理的反映，黄蕙婚后，次年丧父，七年后殇女，中年伤夫，按照旧社会的观念，确实是“克伤”命，无怪本人要自怨自叹了！

　　很奇怪也很有意思的是，“悼亡诗”中把丈夫称为“刘郎”。如果是实指，洪昇不姓刘，曹雪芹也不姓刘，他们的姓氏同刘字亦无意义上的关联。如果是用典，与“刘郎”有关的典故，大概只有“尽是刘郎去后栽”了，丈夫尸骨未寒，用此典入“悼亡诗”，既无道理，也无意义。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是合情合理的，即“刘郎”二字乃“柳郎”的误写，刘柳二字同音不同形，可能搞混。洪昇生前，确实常常自比“柳七郎”，就是宋朝那个著名的风流文人、“奉旨填词柳三变”。生前洪昇去苏州桃花坞拜谒唐寅墓时，看到墓地修葺一新、桃花万点，感慨自己和唐寅命运、才艺相仿佛，担心自己身后下场不如唐六如万一，在所作的感怀诗中，曾发出“不知他日西陵路，谁吊春风柳七郎”的无限感慨，意思是：不知将来我死之后，有谁会在花繁草绿的春天，到我的墓地来凭吊？黄蕙“悼亡诗”中所说“成谶”的“戏语”，大概就是指洪昇的这两句诗。当日的“戏语”终于不幸成了现实，洪昇死后，葬身无地，殡殓无钱，更谈不上朋友凭吊了。妻子套用丈夫“谁吊春风柳七郎”诗句，在“悼亡诗”中写下“窀穸何处葬刘（柳）郎”或“欲奠刘（柳）郎向北邙”的诗句，都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含义也十分悲凉贴切！

　　黄蕙与表兄洪昇，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同城，当时的风雅文人羡慕这对夫妻是真正的“同生同心”，结婚时朋友们曾为新人作《同生曲》致贺。这对书箱，很可能就是当年与表兄洪昇结为“同心”时，黄蕙盛装“花样子”的“书箧”。箱面上的兰花、诗句以及“拙笔写兰”落款，似乎就是黄蕙自己的手笔。黄蕙字兰次，一生多才多艺，工诗善画，妙解音律，婚前在嫁妆箱箧上画兰，是顺理成章的。书箱内关于“花样子”清单的五行字，很可能是洪昇婚后在“甚于画眉”之际，为爱妻书写的。如果哪位朋友能发现洪昇手书真迹，加以比对，就能一目了然。

　　不过黄蕙既不姓“许”，名字也不叫“芳卿”，似乎与书箧不搭界；但仔细分析，还是有可能的。“转华夫人”对“许芳卿”的记载，说明二人之间并非旧交，而是交往时间不久的临时邻居，并不十分熟悉。旧时妇女出嫁后从夫姓，“许”字的发音，在江南语言中，读作“浒”音，与“洪昇”字同为嘬口音，极易搞混；而黄蕙的名和表字，都有“芳香”的意思，被丈夫昵称为“芳卿”，丈夫死后为了怀念亲人，继续沿用昵称，是极有可能的，就像《红楼梦》中的“袭卿”、“颦卿”一样。

　　五、“曹雪芹书箱”应是盛装《红楼梦》手稿的书箧

　　洪昇出身于江南的一个“百年望族”家庭，后半生多灾多难，贫困潦倒，但多才多艺，著述颇丰。洪昇晚年，在为《隋唐演义》的作者楮人获作品作序时，曾说自己正在以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创作一部作品，但尚未竣工。同一时期，洪昇的好友朱彝尊，也说自己曾亲自看到洪昇以亲身经历所写的一部《洪上舍传奇》。《红楼梦》所记载的故事，与洪昇早年“家难”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闺友闺情”完全一致，当非偶合，《红楼梦》应该就是《洪上舍传奇》。“洪上舍”是对洪的尊称，洪昇的作品，不会以别人对自己的尊称命名，只能解释为朱彝尊不欲提及《红楼梦》名称，而以洪传奇代称。

　　洪昇去世前的人生最后一站，是在曹雪芹的爷爷——江宁织造曹寅的府中度过的。康熙四十三年春，应江南提督张云翼之约，洪昇亲赴松江，观演自己的得意作品《长生殿》传奇，场面之盛大，轰动整个江南。曹寅得到消息，邀洪昇到南京，在织造府又“畅演三日”《长生殿》。（洪昇这个人很有意思，红学研究中的“张候说”、“明珠说”、“江宁织造说”，都能与他扯上干系，难道是偶合么？）洪昇与曹寅是老朋友了，洪昇抵达南京，曹寅亲自到江边去迎接。洪昇是带着“行卷”到南京的，所谓“行卷”，就是文人随身携带的书籍和手稿。读了洪昇的“行卷”之后，曹寅感慨万端，写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著书恐惧成。

　　礼法谁曾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于诗中可见，洪昇“行卷”中装的是自己“垂老”之年在“恐惧”中所写的一部作品手稿；作品描写的是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迹和轻蔑“礼法”的人生理念。这部作品非《红楼梦》而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卷”二字，洪昇携带百万字书稿前往南京，以当时毛笔书写的文稿计，大概有三五千页，甚至还要多些，没有书箱盛装是不可想象的。盛装书稿的书箱，应该就是妻子黄蕙出嫁时带来的装“花样子”的一对“书箧”，书箱中装的就是《红楼梦》手稿！

　　洪昇携带手稿到南京，目的似乎是求曹寅为书稿刊刻“问世”；曹寅确实经常出资为江南贫困文人刊刻书稿，在文坛有很好的口碑。洪昇归途中不幸淹死了，装手稿的“行卷”亦即书箱必然流落在曹府。洪昇的遗体打捞出来之后，妻子黄蕙必然赶赴乌镇现场处理后事。此时的曹寅，也必然把洪昇的“行卷”亦即盛装手稿的书箱带来，交给黄蕙“理陈箧”。可以想象，黄蕙整理完丈夫遗物之后，必然把盛装书稿的箱子继续交给曹家，目的依然是为了完成丈夫的出版遗愿。交给曹家前，黄蕙“睹物思情”（或“睹物思人”），在箱中草草题写了那首“悼亡诗”，就是顺理成章的推断了。

　　清初问世的《天宝曲史》一书，作者和编校者分别题署为“苏门啸侣”与“芹溪处士”。“苏门啸侣”是大戏剧家李玉的别号，《天宝曲史》的作者为孙郁，可能系伪托的“苏门啸侣”之号，这在中国古代是常事，不足为奇。这个“芹溪处士”，笔者考证就是洪昇早年的别号。洪昇在创作《长生殿》之前，曾长期收集李杨爱情故事题材，《天宝曲史》就是写李杨秽乱故事的，洪昇很有可能为其编校，这在《长生殿》序言中亦可间接得到证实。

　　如果这个“芹溪处士”确为洪昇早年别号，一切问题都迎仞而解了。这个所谓的“曹雪芹书箱”，本来就是洪昇这个“芹溪处士”的书箱，原来是洪妻黄蕙装花样子的箱子，后来洪用来装书。由于携带方便，所以出门时用以装“行卷”。洪昇死前，“行卷”留在了曹府，有曹寅诗为证。书箱中“题芹溪处士”的诗，当初根本不是题给曹雪芹的，而是题给洪昇的！此书箱正是同《红楼梦》手稿一起存放在曹家的，六十年之后，传到了曹雪芹手里，以后书箱又传到张氏后人，传沿的线条十分清楚。

　　书箱从此流落在曹家。曹寅后期，烦心的事情不少，家庭经济也捉襟见肘，哪有精力和财力，为洪昇镌刻这部百万字巨著？曹寅死后，曹家中落，谁还会对出版洪昇的作品感兴趣？再说曹家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了。到了乾隆中期，曹雪芹发现了这对箱子及其箱中的手稿，百无聊赖之际，仔细读来，心灵必然引起极大震撼和共鸣，因此“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传抄开来，这就是《红楼梦》在乾隆年间方得问世的根本原因所在。书稿问世了，书箱必然还在曹家。不知什么原因，被曹雪芹的朋友在书箱上又补题了“题芹溪处士”和“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两句话，由此，这对黄蕙的嫁妆箱箧就变成了所谓“曹雪芹书箱”。曹雪芹死后，书箱落在张宜泉手，由张家后人保存至今。这就是对“曹雪芹书箱”来历的最合理推断。

　　问题是曹雪芹为什么要以“雪芹”、“芹溪”为号，恐怕也同这个书箱有关。书箱中写的“芹溪处士”，正是《红楼梦》的原作者，曹雪芹既然对《红楼梦》文稿花费巨大精力“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说明他对《红楼梦》书稿及其作者崇拜已极，用崇拜者的别号为自己取字和号，不是极为合理的推断么？如果曹雪芹确实是因为崇拜洪昇而取号“芹溪”，那么在他披阅增删的过程中，在书箱上补题“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也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一年正是他“披阅增删”的时期，上面的“题芹溪处士”字样与他的号也不矛盾，无须改题。

第一节　　林黛玉

　　《红楼梦》作者对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的描写刻画，不能说不成功，但又不能说没有缺陷。最突出的不成功之处，就是林黛玉的年龄、阅历与她行为、思想不相称。从年龄看，林黛玉进入荣国府时不过五、六岁，直到抄检大观园、姐妹们即将风流云散时，年龄也不过十五六岁而已，还是一个刚刚到了青春萌动期的孩子。从阅历看，林黛玉母亲去世后，即被外祖母家“收养”，除了少不更事时期在扬州家中外，基本就生活在荣国府潭潭园宅内，从来不曾迈出大门半步。可是，在这个如此年轻、如此单纯的女孩子的诗中，却不时流露出一种浓浓的离愁别绪，一种浓浓的漂泊无奈，一种浓浓的压抑悲伤，一种浓浓的渺茫悲观。

　　诗言志，任何诗词，都是诗人心灵的折射。如果不是在安史之乱的离乱社会中奔波，诗圣杜甫不可能写出“三吏”、“三别”那样的史诗。同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如果没有与她诗中透露出来的情绪相适应的生活基础，似乎不可能写出《葬花词》、《柳絮词》、《秋床风雨夕》、《桃花行》、《题帕三绝》等回肠百转、泣血哀伤的诗词。当然，林黛玉是小说中的人物，但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行为同她的人生阅历也必须是吻合的，否则，就是作者的败笔。从《红楼梦》作者的大手笔看，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败笔么？似乎不应该，也无此可能。那么，《红楼梦》书中出现林黛玉身上的这种怪现象，其中必有重大隐情。这个创作中的隐情究竟是什么呢？

　　如前所言，《红楼梦》书中林黛玉所作的诗词，反映出来的思想情绪与林黛玉本人的人生经历不相吻合。那么，林黛玉诗词中究竟反映出来什么样的思想情绪呢？这样的思想情绪又应该是在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呢？让我们再仔细赏析一下书中这个“诗魂”的诗，从中梳理出一些代表性、规律性的东西吧。

　　１. 从诗中看，林黛玉似乎构筑过一个“香巢”，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人去梁空巢也倾”了，令她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悲伤留恋的忧郁情绪。在一个暮春日子里，“可巧遇见饯花之期”，林黛玉与宝玉因为小儿女的勾当，吵了几句嘴，“一腔无名正未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于是，“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唱出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葬花词》。

　　《葬花词》中流露出来的对前途渺茫的感伤情绪，容后再议。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黛玉在诗中隐约表现出自己昔日似乎曾经构筑过一个“香巢”：“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表面上看，诗中说的是燕子，三月间在房梁上已经垒成了窝巢，实际上，林黛玉这里是以燕喻人。燕子垒巢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夫妻出双入对，生儿育女。比喻为人，就是已经构筑成了男女同宿同飞的爱巢，准备偕老百年。

　　但不知什么原因，燕子变得无情起来，抛弃了新垒的“香巢”，造成“人去梁空”，香巢倾覆！比喻为人，就是男女双方，在刚刚同筑爱巢后，就劳燕分飞、各奔西东了！造成燕子“梁空巢也倾”的根本原因，是“人去”了，男女主人公分手了。

　　林黛玉作《葬花词》的起因，是“感花伤己”。这里筑巢后又弃巢的燕子，自然是代表着自己和心爱的人。《红楼梦》书中宝玉与黛玉虽然倾心相爱，但却不曾到达构筑爱巢的地步；二人虽然为一些琐屑小事吵嘴闹别扭，却也谈不到“人去梁空巢也倾”的后果。所以，黛玉的《葬花词》，必然另有所指，用《红楼梦》中宝玉与黛玉的小儿女故事，是难以解释得通的。

　　２. 从诗中看，林黛玉似乎曾经长期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热切地渴望找到人生的归宿，但由于前途十分渺茫，因而内心十分焦灼忧虑。这种情绪，在《葬花词》中表现得尤为强烈：“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黛玉以花喻人，说自己像晚春飘飞的花瓣，随风飘荡，无人怜惜。“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自己在漂泊无定的生活中，幻想肋间生出两只翅膀来，随着落花一起飞向天涯海角。“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堆净土掩风流”。但天涯海角也遍寻不见能使自己结束漂泊的“香丘”，因此内心幻想自己不如像这些花瓣一样，被收集在一个“锦囊”中，用一“净土”掩埋掉，以死来结束漂泊的人生。

　　黛玉表达自己漂泊无定、前途渺茫心情的诗作，最为突出的是那首歌咏柳絮的《唐多令》。“粉坠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词中把自己的命运比做随风飘荡的柳絮，萍踪无定，无人收无人管，眼看着韶华流逝，却找不到归宿。难怪大观园一起作诗的姐妹们都说，这首小令“好固然是好的”，但“太作悲了”。

　　黛玉诗词作得好坏且不论，只是这种“太作悲了”的漂泊感觉来得太无来由了！《红楼梦》书中的黛玉，虽然父母双亡，寄人篱下，但却不曾有过什么漂泊的人生经历，不应产生漂泊无定、命运随风逐水的感觉。寄居之处又是自己的亲外祖母家，把自己当“心肝儿肉”一样对待，更何况还有个心心相印的表哥宝玉，二人此时已海誓山盟，黛玉心中正充满对未来的憧憬，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漂泊无依、萍踪无定的感觉。

　　３. 从诗中看，林黛玉内心似乎有一种强烈的美人迟暮的危机感，悲叹自己“明媚鲜艳”的时间不多了，一旦“红颜老死时”，便难觅踪迹了。也是《葬花词》中，表达这种情绪的诗句比比皆是：“闺中女儿惜春暮”，“明年闺中知有谁？”“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不仅《葬花词》中如此，林黛玉的所有诗词中，几乎都有这种美人迟暮情绪的流露。比如在《桃花行》中，“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医黄昏。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憔悴桃花伴随着憔悴美人，在“杜宇春归尽”的季节，产生的青春不再，红颜易老的情绪是何等强烈！

　　问题就出在这里！《红楼梦》书中林黛玉作《葬花词》、《桃花行》时，年龄不过十四五岁，一朵鲜花尚未完全开放。拿现在的话说，不过是一个刚上初中的小女生而已。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憔悴花对憔悴人”这样美人迟暮的感觉，更谈不上预感“花落人亡两不知”那种急不可待的情绪了。

　　４. 从诗中看，林黛玉时时处处都表露出一种别离的感伤情绪，似乎内心深处思念着远方的什么人，不时为两地相思不得聚首而感到酸楚无奈。在《林潇湘魁夺菊花诗》中，黛玉吟道：“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恐蛰鸣。醒时幽怨同谁述？衰草寒烟无限情。”“满纸自怜题夙愿，片言谁解诉秋心？”“孤高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蛰病可相思？”“蛰鸣”、“雁断”都是古典诗词表达两地相思的常用典故。这种“相思”之情，不是对父母的，而是对情人的，否则不会用“闺中幽怨”来表达。

　　黛玉的菊花诗中，本身就透露出有一个令她日夜思念的情人，这个人代表着她心中的“夙愿”，是她愿意同他倾诉“幽怨”，并愿意与之“偕隐”、相伴终生的人。这个令她深深思念的情人，显然并不在她的身边，在《秋窗风雨夕》中，黛玉明确说：“泪烛摇摇若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耿耿秋灯秋夜长”，“灯前似伴离人泣”。在苦风凄雨的秋夜，一盏昏黄的“短檠灯”下，黛玉苦苦思念着这个“离人”，品味着凄楚酸辛的“离情”。

　　黛玉相思的这个“离人”是谁呢？显然不是书中的宝玉，因为宝玉就在她的身边，每天不论早晚，随时都可以见面，她们之间的感情纠葛，显然不是“离情”，无须用“雁断”、“蛰鸣”、“鸿归蛰病”来表达。这么表达的情人，只能在远方，在只能遥寄相思、却无法见面的地方。

　　在黛玉的《题帕三绝》中，其实也有好些奥妙值得深思。宝玉送黛玉三方“旧帕子”，黛玉在其上题诗三首。帕子上是否适宜题诗且莫论，诗中却说“尺幅鲛绡劳解赠”，所谓“尺幅”，在古典诗词中很少见到代指手帕的先例，旧时的帕子也不同于今天的手帕，并非“尺幅”，倒是旧时的书信，一般都称为“尺牍”，所谓旧帕子，似乎是旧日信件，所以黛玉见了之后放“神魂弛荡”，领会出了其中“深意”，闹得“五内沸然炙起”。

　　她在帕上所题的第三首诗，也令人莫名其妙：“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这个“湘江旧迹”是哪里？红学家们一般都认为是指黛玉自己的家乡，这就说不通了。一则黛玉在宝玉所赠之帕上，似乎只能表达相思之情，而不应该表达思念家乡父母之情；二则父亲去世时，黛玉曾赶回去奔丧，对故宅旧居也不会这么快就产生“模糊”的感觉；三则对故乡父母的思念，也断然不会用“湘竹”代表的血泪来表达，只有恋人之间才能使用湘妃思念舜帝哭红斑竹的典故。

　　《题帕三绝》诗中的深意，按照目前所有解释《红楼梦》诗词的专家们的解读方法，都说不通，其中必然另有隐情。可以肯定的是，黛玉题诗时思念的人，应该是自己的恋人而非父母。思念的“湘江旧迹”，肯定是与恋人昔日缠绵的所在，而非自己的故乡！

　　５. 从诗中看，林黛玉似乎曾经遭遇到“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困境，同侮辱迫害自己的社会黑恶势力进行抗争中，几乎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葬花词》中的话：“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对花的“风刀霜剑”不过春秋二季而已，对葬花之人的“相逼”，却在一年中的每一天几乎无时不在，可见问题之严重。“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在黑恶势力的逼迫下，诗人似乎已近绝望境地，既然不能随波逐流，陷于污淖，那么只好以死抗争，保持清白了。

　　贾宝玉悼念晴雯的那首《芙蓉诔》，红学家们一致承认明诔丫鬟，实诔小姐，其实就是黛玉死后的祭文。文中说：“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诼谣蹊诟，出自屏帏，荆棘蓬榛，蔓延户牍。”“高标见妒，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故鬼蜮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钳跛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有的红学家认为这是小儿游戏文字，是毫无道理的。作者这里用这么激愤伤感的严肃文字，表达的岂能是儿戏心理？

　　文中的“狂飙”、“骤雨”、“诼谣”、“荆棘”等，其实都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最好注脚。文中的“闺帏之恨”、“巾帼之惨”，应是书中第一女主人公的真实遭遇！《红楼梦》中的黛玉，虽然也不时遭到一些背后的流言蜚语，但要说有人存心迫害她，还谈不上。林黛玉之死，实际上是性格的悲剧，并非被什么人迫害致死。林黛玉心中之恨，是有情人难成眷属之恨，并非对什么人咬牙切齿之恨。因此，《红楼梦》的这些近乎不情的描写，背后必然有重大隐情。

　　其实，《红楼梦》创作初期，确实是一部写妓女生活的书。书中的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的原型，就是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之一的柳河东。“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分别是按照柳河东与陈子龙的爱情和与钱谦益的婚姻创作的。

　　柳河东是何许人也？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风尘女子，驰名当时的“秦淮八艳”中的翘楚。柳河东姓柳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还有蘼芜、芙蓉、美人等数不清的风流别致雅号。柳河东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死于清康熙三年（1665年），享年四十七岁。她的一生，是五彩缤纷的一生，才华横溢的一生，缠绵婉转的一生，英勇悲壮的一生！她是花神的象征，也是诗魂的载体；她是不世出的知名才女，也是世罕见的烈性侠女；她是招蜂引蝶的一朵鲜花，也是挺拔茂盛的一棵大树！在明末清初的壮阔苍茫的社会大舞台上，柳河东以其短暂独特的人生经历，谱写了一曲缠绵悲凉的风尘悲剧，也谱写了一曲威武雄壮的历史正剧！

　　柳河东一生爱得最深沉、最刻骨铭心的恋人，是抗清义士陈子龙。当年，二十五岁的柳河东曾与三十三岁的陈子龙在浙江嘉兴的一座“小红楼”中同居了一段时间。其间，陈子龙写下了这样美丽的一首诗，描绘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诗中的“红楼梦”三字，应该就是小说《红楼梦》书名的真正来源。

　　由于陈子龙家庭的干预，陈柳二人无奈痛苦地分手了。分手后，二人都洒下无尽的思念泪水，创作过大量表达思念“离情”的诗篇。特别是陈子龙在抗清战争中英勇牺牲后，柳河东对当年恋人的思恋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浓烈了！

　　在柳如是嫁给老名士钱谦益，结成“金玉良缘”之前，曾经长期在杭州西湖漂泊，在遭受离别思念折磨的同时，还要遭受谢三宾等地方黑恶势力的“风刀霜剑”逼迫，由于痛苦的煎熬，柳河东几次吐血，几乎九死一生。《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表达的就是这一时期柳河东的真实心情。“三月香巢已筑成，梁间燕子太无情”，说的是自己同陈子龙在“小红楼”搭建的爱情“香巢”，因恋人无奈分手而倾覆了。“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说的是在西湖漂泊期间，一个孤苦的弱女，遭受社会恶势力欺凌时的心情。“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说的是柳河东美人迟暮、无所归依、对前程极端恐惧忧虑时的心灵呐喊。《红楼梦》书中那么多林黛玉表达“离情”的诗作，基本上也同《葬花词》一样，都是对这一时期柳河东真实心情的表达。

　　《红楼梦》后来被作者改写成以“蕉园姐妹”事迹为原型的小说，但初期写妓女的诸多诗篇，作者舍不得割爱，被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以至于造成书中十三岁的闺中少女林黛玉，口中吟唱着二十五岁漂泊无依妓女的诗词。《红楼梦》书中“绛云轩”、“绛洞花王”、“潇湘妃子”等名称，也是从柳河东的真实生活中取材的。

　　《红楼梦》书中林黛玉的生活原型，前为柳如是，后为林以宁。康熙前期，洪昇以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的“木石前盟”和“金玉姻缘”为素材，为了抒发亡国之痛，创作了初期的《红楼梦》。康熙中后期，洪昇又把作品主人公改写为自己和“蕉园诗社”的姐妹们，为了抒发自己“无才补天”和姐妹们“万艳同悲”的命运之痛，终于创作完成了今天传世的《红楼梦》。今天传世的《红楼梦》中，虽然作品中人物的原型主要是洪昇和姐妹们，但仍然留有《红楼梦》创作初期柳如是等人物的深深印记。

　　在林黛玉身上，有着洪昇表妹林以宁的影子。林以宁，字亚清，号凤潇楼，顺治十二年（1655）年生，小洪昇十岁。林以宁出生于一个穷书生家庭，母亲早丧，父亲林纶虽然考取了进士，但没有出仕作官，在女儿尚未成人时又不幸病死了。林以宁没有亲兄弟姐妹，十分孤独，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完全相同。林以宁从小绝顶聪明，由于父亲从小钟爱女儿，重视女儿的教育，使得林以宁满腹诗书，多才多艺。她的画画得特别好，特别善于画墨竹；她的字也写得漂亮，特别善于蝇头小楷，有钟王的笔意；她的诗词做得更出色，先后出版过两本诗集《凤潇楼集》和《墨庄诗抄》，还创作过一部传奇《芙蓉峡》。

　　小的时候，林以宁参加了顾玉蕊、徐灿等长辈女诗人组织的“蕉园诗社”，是当时名满杭州的“蕉园五子”之一。及至长成，她又牵头重组了“蕉园诗社”，与七个表姐妹一起，在杭州诗坛极为活跃，号称“蕉园七子”。洪昇在遭遇“家难”前，经常与这些表姐妹一起活动，与一干表姐妹感情甚笃，从而养成了他的至情理想。

　　林以宁与“蕉园七子”等女诗人，都是名门闺秀，受父兄影响，在清初那个“末世”里，心中充满了“遗民”思想。这从她们为诗社所取的“蕉园”名称中，便可看出思想倾向。所谓“蕉园”，并不是什么长满芭蕉的园子，而是明朝末期北京皇宫太液池旁的一个宫殿名称，此殿主要用于保存当时著名文人钱谦益等人所修的明史。后来，由于李自成大军退出北京时放了一场大火，蕉园连同其中的明史都付之一炬了。钱谦益痛心之下，曾写了一首著名的“蕉园”诗悼念明史。由此可见，这些女诗人把自己的诗社取名“蕉园”，明显是悼念先朝的意思。

　　林以宁所创作的《芙蓉峡》传奇，今天已经失传了，其内容已无从窥见。但从种种蛛丝马迹看，这部传奇歌颂的女主人公，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风尘才女兼侠女柳如是。柳如是与她的丈夫钱谦益在清初赫赫有名，钱翁是东林领袖，主宰天下文坛近半个世纪；柳如是在当时的诗名和侠名独步天下，在女性中无人可比。二人对清初的文坛风气影响之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夫妻二人都死于康熙三年（1671），其时正是“蕉园诗社”活动的活跃期。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性格和形象，绝大多数还是初期柳如是留下来的。譬如，林黛玉之所以姓林，是因为其原型先姓杨后姓柳，恰是二木为姓。林黛玉之所以身体经常有病，室内药香不断，缠绵病榻却仍然面如桃花，这恰恰就是柳如是当年的真实形象，当时就有很多文人学者对经常患病的柳如是何以能保持面色艳丽颇感困惑。林黛玉之所以爱哭，整天眼泪不干，这正是陈子龙说的柳如是多愁善感、“风风雨语能痛哭”的真实反映。林黛玉之所以连家乡都模糊不清，是因为柳如是从小坠入风尘，根本不知道家乡父母的缘故。林黛玉之所以诗才为大观园之冠，是因为柳如是的诗才确实在当时名重一时，风尘女子中无出其右，就连诗坛领袖钱谦益、陈子龙等人也赞叹不已的原因。林黛玉之所以从来不劝宝玉追求仕途功名，是因为柳如是与她的情人陈子龙，都坚定地抱有反清的思想，陈子龙为抗清牺牲了生命，钱柳夫妻后期也为反清奔走效力，这样的女性反清志士，在清朝统治下，能说“仕途经济”的“混账话”么？

　　洪昇在创作《红楼梦》的后期，由于把书中第一男主人公的原型换成了自己，第一女主人公的原型也就相应换成了表妹林以宁。“蕉园诗社”的前“五子”后“七子”共十二钗，为什么非得换成林以宁呢？并不仅仅是她姓林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一是洪昇与表妹林以宁感情甚笃，有洪昇所作的《后同生曲》可证；二是林以宁的性格特征与柳如是相似，善病爱哭，诗才为“蕉园诗社”之冠；三是林以宁与柳如是在反清悼明问题上思想一致，并且创作过《芙蓉峡》传奇，歌颂柳如是的才能和人品。正因为如此，《红楼梦》中的林妹妹，就有了两个生活原型，一个是洪昇敬重的前辈才女兼侠女柳如是，一个是洪昇志同道合的表妹林以宁。

　　当你知道了林黛玉的生活原型，《红楼梦》大观园中那些莺莺燕燕的姐妹们的生活原型，也就都有了着落了。在《红楼梦》创作前期，她们的生活原型应该是与柳如是交往密切的“秦淮八艳”以及陈子龙、钱谦益的某些家眷；到了《红楼梦》创作后期，洪昇把她们都按照“蕉园五子”、“蕉园七子”的形象进行了改造，但在她们身上，仍不可避免地留有早期的痕迹。

第二节 王熙凤

　　《红楼梦》书中有一处极不合情理的描写，就是一家一辈中，居然有两个“二爷”，两个“二奶奶”。贾琏是贾赦的儿子，对他身上的那个兄长，作者几乎没表，似有实无；其实，上一辈贾赦居长，又承袭着“大将军”之世袭前程，不居正宅，偏居别院，在那个时代，已属不情。贾政本是老祖宗次子，又只是个小小的“员外郎”，雄居国公府正宅，难合情理；贾政夫妇又不是没有儿子，断了香烟，年纪也不到七老八十，何用侄子夫妻，鹊巢鸠占，替叔叔婶婶当家？兄弟排行，如果叔伯间大排，有贾珍、贾珠（李纨死去的丈夫）、贾瑚、贾琏、宝玉、贾环六人，贾琏行四，宝玉行五；如果亲叔伯兄弟排行，贾琏行三，宝玉行四；如果亲兄弟排行，贾琏宝玉都是“二爷”。但问题是，贾琏凤姐夫妻常年居住在二叔家，在那个时代，上下人等只能按叔伯排行称呼，否则，一家兄弟，出来两个“二爷”，娶来两个“二奶奶”，称呼岂不乱了套？

　　还有一层，贾琏的妻子凤姐，本是宝玉母亲王夫人的娘家侄女。在封建社会，姑舅做亲本属平常，王夫人如果欣赏这个侄女，为何不说给长子贾珠，反而给了侄子贾琏，自己再另聘门第并不般配的李守中之女李纨？如果不喜欢这个侄女，又为什么在自己有三个儿子的情况下，把侄子和娘家侄女请过来当家，难道不怕贾府上下说自己和娘家人的闲话么？更何况，书中王夫人和凤姐，虽说是亲姑母侄女关系，但并不亲密，总是一副公事公办、貌合神离的架势。

　　当你知道是洪昇初创的《红楼梦》，这些不合情理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原来，洪昇的母亲，是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女儿，江浙语言，发音王黄不分，在书中写成王夫人，顺理成章。洪昇的妻子，就是母亲的娘家侄女，自己的亲表妹黄蕙！据张爱玲考证，《红楼梦》书中原来没有贾赦一支，贾琏凤姐，本来就是贾政王夫人的儿子儿媳，与洪家庭关系完全吻合。

　　洪是家中的长子，书中却称主人公为“二爷”，岂不矛盾？说来话长，洪昇一共兄弟三人，他和二弟洪昌，当年由于“天伦之变”，一起被逐出家庭。自己虽然历尽艰辛，毕竟活了下来，而二弟夫妻，都年纪轻轻地在漂泊生活中悲惨地客死异乡。洪昇一生都刻骨铭心地思念惨死的二弟，晚年时，把二弟夫妇的骸骨迁葬故乡，并把自己庶出的儿子洪之益过继在二弟名下，继承香火。洪昇创作《红楼梦》时，写的是自己亲历亲闻，但想到惨死的二弟夫妻，把主人公称为“二爷”“二奶奶”，也就顺理成章了。

　　洪昇初创《红楼梦》用的是传奇体裁。传奇剧本要在舞台上演出，必须严格遵守三一律，不能平铺直叙，只好把自己一生的不同阶段，分为几个人，并集中到大观园同一背景中。因为洪昇主要想表现自己少年时代种种纨绔不肖的荒唐事，但又无法回避自己婚后被逐出家庭的经历，只好写了两个“二爷”；但为了表明两个“二爷”实为一人的青年和少年两个阶段，故而让宝玉这个尚未娶“二奶奶”的小“二爷”没有正式名字。 “琏”本来就是“宝玉”之意，合两个“二爷”的名字，就是一个完整的真“二爷”了。为了证明以上推断，我们不妨在《红楼梦》书中找出几件事情，说明其合理性。

　　其一，书中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中，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病重逝世期间，是贾琏陪同黛玉回到父亲身边，侍奉汤药，出殡送终。贾琏虽然也是黛玉的叔伯表哥，但在封建社会，孤男寡女，千里同行，无此情理；只有夫妻回家，探病奔丧，才合情理。林如海逝世是九月初三，秋凉时节，故此要捎“大毛”衣服。事实上，洪昇的岳父黄彦博，确实是考取进士（虽不是三甲探花，但也被钦点为庶吉士，正所谓“兰台寺大夫”）后，第二年秋凉时节就病死了。其时洪昇已与黄蕙结婚，婚后夫妻二人确曾于秋凉季节赴北京探病送葬。有洪昇好多哀诗为证。

　　其二，书中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中，秦可卿大出殡路上，宝玉居然钻到凤姐的车里一起上路；下榻馒头庵，又与秦钟一起，同凤姐同居一处。晚上秦钟同尼姑智能儿幽会，宝玉早已经历过“云雨”生活，当晚还要同秦钟“算账”，种种淫秽情节的描写，与叔嫂同居甚不和谐。如果二人是夫妻关系，则无可厚非了。

　　其三，书中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中，赵姨娘委托马道婆对凤姐和宝玉二人同时施行魔法，却对贾琏未加谋害，而名义上贾琏才是当家人。凤姐同宝玉虽说是表姊弟关系，但毕竟是叔嫂有别，病重时也不可能一起“挺尸”，如果他们是夫妻，这样写来就合乎情理了。事实上，洪昇夫妻，确实是因为家庭中父辈的庶母挑拨离间，方被逐出家庭，失去优越的生活条件，过着颠沛潦倒的困苦生活的。

　　其四，书中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中，在“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之后，因为赵姨娘母子挑唆，宝玉被父亲狠狠地痛打了一顿，好长时间不能下床；无独有偶，因为石呆子的扇子，贾琏也被父亲一顿痛打，好长时间不敢行动。贾家纵然有打儿子的传统，但这样与扇子巧合，也难于解释。如果哥俩写的是一个人，因为同一原因，挨的是一次打，就易于解释了。

　　其五，书中第四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中，贾赦说鸳鸯瞧上的“小白脸”，可能是宝玉，也可能是贾琏；平儿和袭人，也调笑说把鸳鸯给了贾琏或宝玉。如果兄弟不是一人，鸳鸯几乎人尽可夫了，与鸳鸯性格不符。贾赦如果说鸳鸯看上了侄子尚可理解；如果这样说儿子，难免有聚之嫌，封建社会，任谁也不会这样说。

　　其六，书中第六十四回到六十九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洪昇确曾“偷娶”了一个姓邓的妾，娶后妻妾间也确曾发生一些纠纷，有洪昇的《回文锦》传奇为证。但黄蕙不曾置邓氏于死地，小说创作，夸张是常用的手法，可以理解。《红楼梦》中的宝玉年纪尚小，不能纳妾，写到成年的贾琏身上，合乎情理。由此间接亦可证明宝玉贾琏实为一人。

　　其七，书中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中，抄检的原因，本为傻大姐在园中捡到一个“绣春囊”，王夫人怀疑是凤姐的东西，凤姐不承认，才抄检的。但凤姐并不居住在大观园中，不抄凤姐居所，反而抄少男少女的居所，于理不通。抄检的后果，是大观园中怀春男女的离散。由此可证，凤姐的真实身份，应是大观园中人物。

　　其八，王熙凤的最终下场，是“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红学界对此判词的真实含义见仁见智，聚讼不休，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其实，“一从二令三人木”，就是一个繁体的“检”字，“一从”是检字下边的两个“人”字；“二令”是检字中间的两个“口”字，义取令从口出；“三人木”就是检字的“人”头和“木”旁。“检”表示抄检大观园，这句判词的意思是，自从抄检大观园后，王熙凤就被逐出家庭，不得已“哭向金陵”了。事实上，洪昇夫妇被逐出家庭后，确实是“哭向”武康的，武康县在杭州北，正是通往南京的路上，说是金陵亦无不可。

　　不知朋友们是否注意到《红楼梦》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怪现象，就是凡是宝玉出场的情节，贾琏几乎都不出场；凡是贾琏的重头戏，宝玉又总是失去了踪迹。譬如清虚观打醮，宝玉、凤姐都去了，连贾珍贾蓉父子都十分活跃，但就是看不到贾琏的身影，他干什么去了？王熙凤搓辱尤二姐至死，贾琏发狠为二姐报仇，平时那么怜香惜玉的宝玉，为什么从来踪迹不至？原来，青年贾琏和少年宝玉的生活原型是同一个人，就是洪昇自己。书中的王熙凤，生活原型就是洪昇的妻子黄蕙，凤姐是王夫人的娘家侄女，黄蕙也是洪昇母亲黄夫人的娘家侄女，关系完全相同。由此不难看出，《红楼梦》为什么把王熙凤写成了第一女主角，戏码远远超过黛玉、宝钗，形象也更鲜明生动，如见如闻，就因为人物原型是作者洪昇最熟悉的表妹兼妻子！

　　“皮肤滥淫”的贾琏，与“意淫”的宝玉合在一起，就是洪昇作为“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的真实写照！作者说创作此书，“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他说的是大实话，对自己的丑事也没有隐瞒。

　　谈到王熙凤，不能不谈她的女儿巧姐。《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都是聪明美貌的青年女子，惟独巧姐是个例外。前八十回结束时，她还是个怀抱的孩子。她有什么资格跻身十二钗行列呢？《红楼梦》中的巧姐，有好些地方十分奇怪：

　　一是搞不清巧姐和大姐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书中说凤姐为了孩子好养活，求刘姥姥给多病多灾的大姐另取名巧姐，显然大姐和巧姐应该是一个人；但书中又出现了奶妈“抱着巧姐领着大姐”的说法，显然又是两个人。

　　二是巧姐的年龄暴涨暴缩，总也长不大。刚出场的大姐，是个怀抱的婴儿，中间似乎长大了一点，但到前八十回结束，她仍然是个不离怀抱、善于啼哭的婴儿。《红楼梦》的故事前后经历了几年，研究者有争议，但毕竟是好多年吧，宝黛等人都由一个大孩子长成了进入婚龄的年轻人，而巧姐却总也长不大。

　　三是《红楼梦》作者十分讨厌巧姐的“狠舅奸兄”，但这两位舅和兄究竟是谁？他们怎

　　么“狠”了？怎么“奸”了？前八十回没有交代。后四十回说贾环和贾云就是“狠舅奸兄”，他们合谋把巧姐卖了，沦落风尘，后来被刘姥姥搭救，嫁到乡下一个周财主家里。但贾环不是巧姐的舅舅，而是叔叔；贾云的为人也不似奸人。《红楼梦》中也从没暗示巧姐当过风尘女子，这些描写显然都不可信。

　　要想揭开这些谜团，还是得找对《红楼梦》作者，用曹雪芹是解不开巧姐之谜的，当你知道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之后，巧姐之谜就迎刃而解了。

　　洪昇婚后到逃离家庭前，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长女十分聪明可爱，但从小多病，身体较差；幼女尚在怀抱。逃出杭州后，洪昇把妻子女儿先安排在武康县一个只有百来户人口的小城居住，自己到北京去谋生。

　　此时，洪昇的妻子黄蕙和孩子们，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与婆家洪家闹翻了，无人管她们娘仨生活，就连娘家黄家，那么富贵的家庭，也无人肯照顾这三个可怜的母女。她们全靠街坊邻居接济一些米和菜，勉强度命。

　　此时黄蕙母女生活之困窘就可想而知了。用洪昇的诗描述，是“甑尘疑禁火，衣单似耐寒”，也就是说，经常一连几天揭不开锅，锅上落了一层尘土；到了寒冬没有棉衣穿，人们还以为这娘仨耐寒。对于两个年幼的女儿来说，这是多么悲惨的日子啊！

　　洪昇的长女似乎没有正式取名，我们姑称之为“大姐”吧。在饥寒交迫中长到了八岁，竟在冻饿交加中悲惨地夭亡了！孩子死时，洪昇正在北京卧病，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洪昇悲痛得几乎疯了，在病床上提笔写了《遥哭亡女》四首诗。

　　洪昇在诗中，首先痛责自己无能，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让孩子从小尝尽了痛苦，有时孩子牵着自己的衣襟“索果”，自己都无法满足这点可怜的要求。这个孩子“从小偏聪慧”，“爱拈爷笔管，闲学母裁缝”，父母愁闷时，“消愁最喜侬”。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个可爱的女儿了，将来回到南方，在你的小坟头上浇一杯酒道歉吧。

　　在这种极度悲伤的心境下，洪昇应该最痛恨谁？当然是这个孩子的“狠舅奸兄”！其时洪昇的岳父黄彦博已死，黄蕙的娘家弟兄坐视不管，洪昇内心怎么能原谅他们？回到南方后，洪昇几次在诗中使用“临邛犊鼻浑”的典故，去讽刺岳家。这个典故是指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结婚后，富裕的岳家不肯照顾他们，他们就当垆卖酒，羞臊岳家。从这个典故中，不难看出洪昇对孩子的“狠舅奸兄”的情绪。

　　洪昇的次女是洪之则。在父母的教育和熏染下，她成长为一名在当时小有名气的女诗人，出版过自己的诗集，整理过父亲的遗作，还评点过《牡丹亭》传奇。洪之则后来嫁给杭州郊区一个比较贫寒的秀才，丈夫没有考取功名，又青年早死。洪之则早早做了未亡人，用文学生活打发未来的孤寂岁月，一生也很不幸。

　　洪昇生前很以此女为荣，以她的才华，以她的薄命，洪昇在创作《红楼梦》时，把她列入“金陵十二钗”末尾，不是很自然的么？洪昇的妻子黄蕙与洪昇的母亲是亲姑姑侄女，与《红楼梦》中王夫人、凤姐、巧姐三代人的关系相同。《红楼梦》中的“狠舅奸兄”，当是指王仁和贾芹一流。

　　回头再看《红楼梦》中的大姐和巧姐，在洪昇的原著中，应该是当作两个人写的。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时，应该是怀抱巧姐手牵大姐的。大姐应该在凤姐逃出家庭后死掉了，死时凤姐一定十分痛恨“狠舅奸兄”。“势败休言贵，家亡莫论亲”，《红楼梦》中“恨舅奸兄”的罪名是“爱银钱、忘骨肉”，不是“卖骨肉”，见死不救就够狠够奸了，无须再把巧姐卖入风尘，那样写来太恶心人，《红楼梦》作者必不如此。

　　巧姐应该在随母亲离开家庭后，娘俩不时得到刘姥姥的接济，最后在刘姥姥的撮合下，嫁给城郊一户并不富裕的读书人家，最后的下场也应该是“薄命司”中人物，否则不入“十二钗”行列。《红楼梦》中的刘姥姥的原型，很可能就是武康县经常接济黄蕙母女的县“教谕”郑兰谷的丈母娘。郑兰谷也有两个同洪昇女儿差不多大的儿女，两家“儿女时更抱”，关系很密切。洪昇在武康并没有亲戚，似乎就是投奔她去的。她的园子里种了好多蔬菜，经常给黄蕙送些青菜或干菜，这些在洪昇诗中都有记载。

　　《红楼梦》作者交代此书是根据“亲历亲闻”创作的，以上这些同洪昇夫妻和两个女儿的遭遇完全相契合，进一步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洪昇。《红楼梦》中的巧姐年龄暴长暴缩，是因为有人修改了洪昇的原著，没有理解好原作者的意图，把巧姐和大姐合二为一了。这个修改者，似乎应该是“披阅增删”的曹雪芹。至于那些对巧姐沦落风尘、刘姥姥筹钱赎买、把巧姐嫁给板儿等附会之谈，实在不值一哂。我们的某些红学专家，似乎不把金陵十二钗的下场，都猜成风尘女子就不过瘾似的，莫名其妙地让湘云、妙玉、巧姐都当上了妓女，实在有点下流。《红楼梦》作者没这么下作。

第三节 薛宝钗

　　《红楼梦》书中的薛宝钗是个“冷美人”。为什么是“冷美人”呢？因为她吃“冷香丸”；她又为什么要吃“冷香丸”呢？因为要治疗她的“热毒”之症。这个出身于巨富之家的官宦小姐，却偏偏“从胎里带来一股热毒”。“为这病请大夫吃药，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银子钱，凭你什么名医仙药，从不见一点儿效”，简直就是绝症！

　　后来遇到一个“专治无名之症”的“秃头和尚”，给她开了一张“海上方”，又给了一包“不知哪里弄来的”“异香异气的药引子”，让她“发作时吃一丸”。“到也奇怪，吃他的药倒效验些”。这个效验的“海上方”是个什么样的药方呢？书中明确交代：“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不仅药料奇，药引子更奇！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再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一并和成丸子，“埋在梨花树底下”，发病时再用十二分黄柏“煎汤”， “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这真是奇人、奇病、奇方、奇药。访遍中西名医，无人能诊断清楚“热毒”奇病，查遍中西药店，无处有如此奇特的药料和引子。就说这“四个白”和“十一个十二”吧，就怪得不能更怪了。为什么偏偏都要白色的花蕊？为什么各种药料和银子的数量偏偏都是十二？古今中外谁见过如此奇特的药方？

　　《红楼梦》作者如此不情加不通的描写，恐怕不是真实记录，当然也不会是游戏笔墨，其中必有重大隐情，隐藏在这怪病奇方的后面。其中的隐情是什么呢？红学界在“曹家店”用探雷器掘地三尺，足足找了八十年，也没有找到结果。按照笔者的考证思路去搜寻，却很容易找到答案。《红楼梦》的作者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时代的大文豪洪昇。洪昇创作《红楼梦》的故事素材和人物原型，就是洪昇自己和他的那些“蕉园诗社”姐妹们的亲身经历。薛宝钗的怪病奇方，在洪昇的生活圈子里不难探询其中奥妙。

　　《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表妹钱凤纶。钱凤纶的家庭，明朝后期是杭州一个极其富贵的望族，而在清初却遭遇了重大变故，全家命运十分悲惨。《红楼梦》关于薛宝钗的病和药，就是隐写的这段惨痛历史。好多读者朋友可能知道，清初顺治年间，在江南发生了一件影响重大的“科场案”。朝廷开科取士，本是皇帝十分重视的选拔人才的大事。由于受明朝后期科场腐败风气的影响，清初科场作弊事件仍然层出不穷。朝廷为了整肃科场，同时也为了震慑江南士大夫阶层，对江南科场案处理得极为严厉！

　　当时江南科场的副主考，就是洪昇的表丈钱开宗。由于落第考生告发，朝廷认定钱开宗受贿作弊，于是把他逮捕下狱，几乎没经过认真审讯，就绑赴法场，砍了脑袋。钱家主仆二百多口人，全部押解进北京，准备发卖给旗人为奴。钱凤纶就是钱开宗的女儿。父亲出事时，尚在幼年。随同母亲顾玉蕊，与全家兄弟姐妹，丫鬟仆人，凄凄惨惨地被押解北上。当时犯官家属的待遇是十分不堪的，全家大小，被反绑双手，一根绳子穿着，跌跌撞撞地走向北京。从杭州到北京，长途三千里，饥寒交迫，棍棒加身，儿啼女号，主悲奴怨，个中滋味，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红楼梦》在宝钗出场时有一段皮里阳秋的怪论：“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不懂得这段历史，还真看不懂这段话。“今上”就是当今皇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就是“开科取仕”。把“仕宦名家之女”交给“公主、郡主”做“陪侍”，说白了，就是把“开科取仕”中犯罪官员的家属子女籍没为奴婢！什么叫“赞善”、“才人”？就是皇亲贵戚的女奴！大清的规矩，凡犯官的家属子女，一般都“赏赐”给功臣为奴。原来薛宝钗进京“待选”，就是等待皇帝发卖为奴！

　　为什么要求荣国府帮忙疏通？因为《红楼梦》中荣国府的原型就是杭州的洪昇府，也就是《红楼梦》作者洪昇的家。洪家在明朝“祖孙太保五尚书”，权势大得很，但清初改朝换代后却是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应该没能力帮忙。但请不要忘记，洪家在朝中还有阔亲戚，就是洪昇的外祖父，也是妻子黄蕙的祖父黄几！黄几贵为宰相一级的“大学士”，有能力疏通官府。事实上，钱家家属子女被释，也很可能是黄几疏通的结果。

　　《红楼梦》书中“四大家族”中惟一有权有势的是“九省都检点”王家，就是王夫人和凤姐的娘家。书中王家的原型就是顺治朝后期、康熙朝初期的杭州黄家，洪昇的母亲、妻子都是黄家的女儿，与书中王夫人、凤姐的姑姑侄女关系完全相同。有黄几这么一个硬后台，所以在大家庭中很有地位。

　　《红楼梦》中的薛蟠，跳踉斗狠、憨态可掬，没心没肺，任性胡闹，形象与钱凤纶笔下的“伯兄”差不多。但他又顽劣异常，好玩好闹，似乎不像一个满怀深仇大恨的人。须知《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完全纪实，无须把每个人每段时间逐一印证。谁知道钱凤纶诗中的“伯兄”在家庭出事前是否真的如此？谁知道作者洪昇同这个表兄的感情和关系如何？感情不同，书中人物形象也必然不同。洪昇独对女儿钟情，对须眉男子，在《红楼梦》中却是很少说好话。

第四节 史湘云

　　《红楼梦》中史湘云这个人物很有意思，她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从小父母双亡，出身孤苦；二是性格“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三是诗思敏捷，诗中有“喃喃负手扣东篱”等出世思想；四是婚姻不幸，丈夫早亡，“云散高唐，水涸湘江”。

　　当我们知道了《红楼梦》中宝钗、黛玉的原型在创作初期是柳如是时，湘云的生活原型就不难考证了。她就是和柳如是最要好的“手帕姐妹”黄皆令为原型创作的。

　　黄皆令幼年生活坎坷，父母早逝，不幸被卖入青楼，逐渐成长为一名走红的名妓，与柳如是一生交往甚厚。黄皆令的诗画才能在南明时期名气很大，其诗中有浓郁的出世思想，柳如是曾经编辑过她的诗，评价为“皆令诗近僧”。黄皆令的性格确实是“英豪阔大”一类，早年并未像柳如是等“手帕姐妹”一样，急于出嫁从良，似乎缺少“儿女私情”。后来嫁给一个姓杨的穷秀才，连续生育了三个孩子，但丈夫又不幸早死，一个人拖着三个可怜的孩子，以卖画为生，生活十分窘迫。

　　钱柳结成“金玉良缘”后，应“手帕姐妹”邀请，黄皆令曾经到钱柳居住的“绛云轩”居住一个时期，与钱谦益、柳如是夫妇诗酒唱和，传下了一段佳话。后来钱柳死后，黄皆令便不知所终了。《红楼梦》描写的“金陵十二钗”，最初的原型本来就是南明时期的名妓，《红楼梦》最初确实是一部写妓女的书，这在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有明确记载，无须怀疑。

　　在洪昇创作《红楼梦》的后期，“十二钗”原型均改为“蕉园姐妹”，书中史湘云的原型，应是“蕉园诗社”中的骨干分子冯娴。冯娴，字又令，父母早逝，自己又青年早寡，陪着老祖母苦度余生。她为人开朗，心地坦荡，对困苦生活无怨无悔。她的事迹，同《红楼梦》中“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史湘云是一致的。冯娴的诗集取名《湘灵集》（一作《湘云集》），这也大概是《红楼梦》作者为其取名湘云、取别号“枕霞旧友”，说她的下场是“水涸湘江”的来历（繁体灵字与云字字型相近，易混，灵、云、霞三字同为雨头，容易产生联想，究竟孰是无考）。由以上可知，《红楼梦》中最主要的三个女主人公黛玉、宝钗、湘云的名字，都来源于她们生活原型的作品集名称。

第五节 妙玉

　　《红楼梦》中的妙玉，是个十分奇怪的人物，她是个出家人，但却不僧不道；她自幼出家，却不容于家乡豪族，被迫流亡在外；她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但却似乎很有点家底，拿出的贵重茶具，连堂堂荣府也找不出几件来；她性格孤僻，只与林黛玉、邢岫烟还合得来；她的诗才不在钗黛之下，但很少参与大观园活动，只在凹晶馆为黛湘联诗做了一次收尾。

　　在《红楼梦》创作早期，妙玉的生活原型，应该是寄居在杭州西湖的名妓林天素。柳如是在同陈子龙分手后，一段时间曾寄住在杭州西溪的“黄衫豪客”汪然明家里，既承受着感情上的巨大痛苦，又接受着身体上的痛苦折磨，曾经连续长时间吐血。其间柳如是与汪然明之间信件往来频繁，柳如是手书的信函，深得魏晋风骨，受到汪然明的赏识。汪然明将柳如是的三十一篇书信汇集起来，整理成《柳如是尺牍》出版；出版前，就是请林天素为该书做的序。

　　林天素本是福建名妓，性格孤僻鲠直，诗才著名当时。因家乡豪绅迫害，不容当地，愤而出家，先是流浪到苏州玄墓居住，后来又辗转到杭州西溪，依附汪然明，寄住在西溪的“随喜庵”。林天素由妓女而出家，确实是不僧不道的形象，而性格更加孤僻，不喜与当红“手帕姐妹”往来，也封笔不再作诗写文章，但却不过汪然明的情面，很不情愿地为《柳如是尺牍》写了序言。今天，林天素的这篇序言，与柳如是的尺牍一起流传下来，从中不难看出林天素的孤僻性格，也不难看出她的行文特色风格。

　　在《红楼梦》创作后期，妙玉的原型，也相应改为“蕉园五子”之一的徐灿。徐灿是“蕉园诗社”中惟一非血缘关系的成员。《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原型，就是清初杭州“蕉园诗社”中一干女诗人。“蕉园诗社”分前后两期，前期称“蕉园五子”，后期称“蕉园七子”，合起来恰是“西陵十二钗”。徐灿是“蕉园五子”的成员。“蕉园五子”活动期间，她恰好同丈夫陈之遴在杭州居住，陈之遴的诗中，就有“家住西湖滨，长戏西湖里”的诗句，徐灿的诗词中也多有歌咏西湖的作品。由于陈之遴与顾玉蕊的丈夫钱开宗同为明朝旧官僚，有通家之好，所以她能够受到顾玉蕊的邀请，参加她们亲族组成的女性诗社。在陈之遴的侄子陈元龙所写的《家传》中，就记载了徐灿在杭州，常与柴静仪、朱柔则、林以宁、钱云仪唱和，结成“蕉园五子”的过程。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也明确表述了徐灿参加“蕉园诗社”的经历。

　　徐灿的母家和夫家都是著名望族，生活极为豪富。徐灿，字湘苹，号深明，晚号紫言（竹头）。苏州人，少小时家住苏州城外支硎山下的一个山庄内，风光十分优美。父亲徐子懋曾任明朝光禄寺丞，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她从小受过良好教育，“幼颖悟，通书史，识大体”，很为父亲钟爱。徐灿许配给陈之遴为继室。陈家是海宁望族，在明朝兴旺发达了一百多年，至崇祯年间，陈之遴经三次科举考试，终于高中一甲二名进士。婚后，夫妻二人居住在苏州著名的拙政园里，生活条件十分优裕高雅。徐灿对拙政园感情极深，诗词集皆用拙政园命名。

　　后来，由于陈之遴的父亲陈祖苞“因边疆失事，庾死诏狱”，连累陈之遴被撤消编修官职，“永不叙用”。清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南明小朝廷覆亡，陈之遴变节投靠满清，累官至“大学士”，世人都称之为陈“相国”。以百年望族加两朝高官，其家居住北京时，生活之富贵、优雅，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徐灿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但丈夫却变节事清，内心充满了矛盾痛苦。徐灿和丈夫都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在家中夫唱妇和，夫妻感情甚笃。明亡后，徐灿深怀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沧桑之感，兴亡之叹，对丈夫后来仕清一事，心存憾悔，在诗作中时有微词，夫妻间在政治感情上出现了危机。而在生活感情上，徐灿仍然恪守妇道，始终不渝，无论顺境逆境，都对丈夫忠贞不贰。

　　徐灿词中多表达故国之思和矛盾悔恨心情的力作：“小院入边愁，金戈满旧游。问五湖，哪有扁舟？梦里江声和泪咽，何不向，故园流？”“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江流去。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谢前度桃花，休开碧沼，旧时燕子，莫过朱楼。悔煞双飞翼，误到瀛州。”本文所引的文头诗，说徐灿词似李清照，人似谢道韫，就是清朝诗人对徐灿当时心情的最好概括。

　　徐灿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与李清照齐名的伟大词人。徐灿一生诗词双擅，但词作成就要高于诗作。其《拙政园诗集》收古今体诗246首，《拙政园诗余》收词46调，99首，是我国传世作品比较丰富的女诗人。南宋以来，徐灿是惟一可同李清照媲美的女词人。著名诗人陈维崧说她，“盖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著名诗人陈廷焯也说她，“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苹”，“可与李易安并峙千古”。这些评价并非过度誉美之词。与李清照相比，二人的词可以说各有千秋。李清照的一些名作固非徐灿所能及，但徐灿的一些感慨跌宕之作，也非李清照所能做到。徐灿的词在立意高，视野宽，取材广，容量大，风格雅方面，在中国古代女诗人中，应属首屈一指。

　　徐灿晚年沉溺佛法，希图空幻，但内心痛苦仍不时折磨着她。顺治十五年，陈之遴因为交接贿赂内监罪，被朝廷罢官抄家，全家二百多口人全部流放尚阳堡（今辽宁开原东）。此后，丈夫陈之遴和几个儿子先后都病死在关外。十二年后，到了康熙十年，皇帝东巡期间，才开恩特许徐灿孤零零一人，形影相吊“扶柩南归”。此时的徐灿，万念俱灰，希冀通过佛法求得心灵上的解脱。《清史稿》上说她“晚学佛，更号紫”。但诗人一生的跌宕起伏遭际，无论如何在内心也平息不下来。她晚年所作的《秋感八首》，总结了自己一生在江南、在燕京、在塞外三个阶段的经历，慨叹了明朝覆亡、南明腐朽、江山易代，兴亡转瞬的悲愤心情。在临终前写的诗里，还在感慨“万种伤心君不见”，“羞向玫瑰说旧游”。

　　《红楼梦》的创作宗旨是正大的，作者满怀兴亡感叹，以自己和“蕉园诗社”姐妹们的遭遇为原型，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大观园中的悲欢离合，让读者在洒下一掬同情眼泪的同时，感受到改朝换代时的历史苍凉和简单纯真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妙玉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清这一点。

　　《红楼梦》中关于“金玉质”陷入“污淖中”的描写，是隐指大节有亏而不是沦落风尘。一说到女人陷入污淖，我们的红学家就立即想到什么被“迷奸”啦，什么做“娼妓”啦，什么嫁给老头子啦，习惯性地往下道想。其实，《红楼梦》作者安排妙玉陷入污淖，是影射她的丈夫变节事敌，她内心反对而又不得不跟随丈夫在污浊的朝政中沉浮，正像无瑕白璧陷入了污泥一样。清初以女人失节比喻男人变节的作品比比皆是，在吴伟业、钱谦益等人身上，这种文章都没少作，不妨找来读一读。

　　《红楼梦》中关于“欲洁何曾洁”、“过洁世同嫌”的描写，是隐指人品高洁而不是生活上的洁癖。《红楼梦》作者通过刘姥姥走后妙玉用清水冲地，并要砸毁所用杯盏等行为，似乎要把读者引到妙玉有洁癖的思路上来，这是障眼法。“何曾洁”决不是把身上弄脏了，而是在民族气节上把形象弄脏了。脂批说她“红颜屈从枯骨”，应该是指她屈从丈夫这样的“枯骨”出仕变节。徐灿是继室，丈夫年龄比她大得多，把变节分子称为“枯骨”，也是时人常用的词语。“世同嫌”说的是徐灿晚年现实，变节的人嫌她诗中的故国之思；坚持气节的人嫌她随丈夫出仕，追求高官厚禄；两面的人都对她晚年凄惨伤心的境遇幸灾乐祸！

　　《红楼梦》中关于“王孙公子叹无缘”的描写，是说要结识她的文名无门得入，而不是要娶她或嫖她。徐灿在当时诗名满天下，很多王孙公子确实想结识她，以抬高自己身价。但徐灿洁身自爱，不论是春风得意时还是落魄潦倒时，都不愿同这些人来往。好多名士确实慨叹过，与徐灿同时代，却铿缘一面，引为终身憾事。《红楼梦》中说妙玉“天生成孤僻人皆憾”，就是这个道理。

　　《红楼梦》中关于她出家后寄住大观园的描写，要等待的是什么结果？这个结果决不可能是什么被“迷奸”“劫持”，更不可能是什么沦为风尘女。而是以出家人的淡泊心境等待盖棺论定。她之所以不能回到家乡居住，是因为已经家破人亡，丈夫和儿子都死去了，晚年只好在庙里栖身。作为“望族”、“世家”出身的人，身边有几件遗留的珠宝器皿，是平常事情，不足为怪。

　　《红楼梦》中为什么描写妙玉愿意与宝玉交往？是因为共同的思想基础，而不是什么暗恋。书中妙玉同宝玉、岫烟、惜春交往，因为他们都有出尘思想。对黛玉、湘云也不厌烦，因为她们名利心淡薄。为什么不愿与宝钗、凤姐、探春交往，因为她们的共同特点是追求仕途经济，追名逐利。《红楼梦》后四十回写她心中爱慕宝玉而险些走火入魔，是胡说八道，绝对不可信。

　　事实上，洪昇与徐灿在这方面确实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你如果把《稗畦集》同《拙政园诗集》加以比较，就可明显看出共同的感叹了。洪昇一生同徐灿大概有两段交往：一是“蕉园五子”活动时期，二是康熙十年扶柩回南之后，至洪昇逃往北京之前，此时是“蕉园七子”活动之期。前一时期徐灿参加过“蕉园诗社”活动，后一时期，徐灿万念俱灰，大概没那个雅兴了。

　　洪昇在北京滞留期间，也对徐灿的诗词发生过浓厚兴趣。曾同老师王渔洋一起阅读和欣赏过他们夫妻的作品。洪昇几乎每年都要南来北往一次，瓜州渡口是必经之路，与晚年的徐灿在这里相遇，用两家的悲惨遭遇“各示劝惩”，是可能的。徐灿的年龄比洪昇要大许多，二人之间决不会有什么微妙的复杂情感。

　　《红楼梦》中，妙玉这个人物有点程式化，形象并不鲜明生动，这与她的原型在蕉园诗社活动时间较短有关。《红楼梦》主要写的是“蕉园七子”期间的故事，而徐灿主要是参加了“蕉园五子”的活动，到了“七子”时期已不在杭州，并未参与其中，所以洪昇写起来难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徐灿是“蕉园诗社”的创始人之一，诗名在“西泠十二钗”中又是最高的，又与作者洪昇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洪昇为“闺阁昭传”创作《红楼梦》，不能没有她的形象，但在《红楼梦》大观园中又不能出现一个老态龙钟的尼姑形象，只好用她晚年的尼姑形象，配以早年在“蕉园诗社”的相貌神态，创作出这样一个怪诞神秘的妙玉形象了。

第一节　“石头”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这是一部由石头自行记录、并记录石头“亲历亲闻”故事的书。书中交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遗弃一块“补天石”于“大荒山无糟崖青埂峰”下，后来“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回归大荒山后石头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抄录问世后，遂有了《石头记》一书。

　　《红楼梦》书中的这段记录，貌似神话，实则寓言。石头乃是作者自譬，石头的“亲历亲闻”当然就是作者的“亲历亲闻”。问题是，这个自譬石头的作者究竟是谁。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曹雪芹，但曹雪芹的经历不仅与书中石头“亲历亲闻”的故事不相吻合，与石头本身的寓意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当我们找到了《红楼梦》真正的作者洪昇以后，不仅在“亲历亲闻”的事迹方面全面吻合，在白譬石头方面也有了充分理由。

　　洪昇的人生是典型的悲剧人生，他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社会悲剧，经历了“天伦之变”的家庭悲剧，经历了“斥革功名”的个人悲剧，经历了“红颜薄命”的女性悲剧，《红楼梦》所展示的四大悲剧全部是洪昇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忠实记录的。更令人惊叹的是，洪昇的悲剧人生，确实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每一个悲剧的发生，都有一块石头伴随，都有一块石头作证。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红楼梦》作者洪昇与“石头”的不解情缘。

　　一、造历幻缘的石头——三生石畔

　　洪昇出生于自古以来便以“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著称的杭州，他的故园便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所谓“西方灵河岸上”当然不是说古印度，但杭州有灵鹫峰，又名飞来峰，传说就是从古印度飞来的；杭州有上中下三天竺寺，天竺便是古印度之名称，杭州著名的“三生石”，便在三天竺(法镜寺)后右侧的一块茶园中。三生石是一块状貌钦奇磊落的巨石，石上刻有碗口般大小三个红色的篆字——“三生石”，石头较光滑的一面，镌刻着唐朝圆泽和尚与李源缘结三生的史迹碑文。中国古代石头碑文或摩崖石刻多矣，但在一块石头上面镌刻真正“故事”的，似乎只见于“三生石”。《红楼梦》开篇交代的石头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故事脉络清楚、首尾完整，明显是仿照“三生石”描写的。

　　《红楼梦》不仅在故事出处上模仿“三生石”，还刻意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三生石畔”，所谓“畔”，就是旁边、附近、紧邻的意思。洪昇之所以如此交代，是因为他的故宅园林及祖宗庐墓，确实就在“三生石畔”!洪家“宋代父子公侯三宰相，明季祖孙太保五尚书”，洪始祖洪皓足个类似于苏武的民族英雄，被南宋高宗皇帝封为“魏国忠宣公”，敕建“国公府”于“葛岭之阳”，占地“四十三亩三分”，与“三生石”的所在地三天竺确实足近在咫尺。这个“国公府”后来被奸相贾似道强占，贾似道垮台后，又曾作为一个“秦国夫人”、“毛贵妃”的墓地。直到明朝嘉靖年间，才由杭州一个胡姓知府恢复旧基，改建为“忠宣公祠”，后在万历九年重修，洪家后人历代祭祀不绝。在“忠宣公祠”的基址上，曾经有过“贾府”和“贵妃墓”的经历，这与《红楼梦》创作是否有关，值得深思。

　　到了明代，洪昇的六世祖洪钟，因军功累升至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晚年致仕归隐杭州，重建洪府洪园于西溪深潭口。洪钟逝世后，明世宗赐葬于东穆坞莲花山，“松楸列植五里”，王阳明亲撰墓石，至今石人石马犹存。洪府洪园以及洪钟墓地，与三天竺仅隔一条岭，有山间辇道相通，据明代洪瞻祖《西溪旧志》记载，“逾墓坞即三天竺矣”，亦正可谓“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

　　《红楼梦》中曾经描写秦可卿死后给王熙凤“托梦”，建议在“在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后倘若“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出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祭祀产业不入官，清朝并无此例，只有经朝廷批准的历代忠臣名人的祭祀产业，方可不入官。在洪氏家族历史上，确有“祭祀产业不入官”的证据。顺治年间，洪氏子孙由洪镳领头，向杭州府钱塘县知县申请，免除“忠宜、襄惠二公”(即洪皓、洪钟)祭祀产业的“编审、均徭、丁田及一应杂差”。经过巡抚、按察使衙门批准，比照岳飞、于谦等历代忠臣名将的祭祀产业，一体优免，并永成定例。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有钱塘县官府“帖文”为据，看来，《红楼梦》中的这段描写，还真有事实根据。

　　二、伤时骂世的石头——青障(翠嶂)蜂石

　　《红楼梦》作者此地无银三百两，在书中故意说，创作此书，“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这是典型的正话反说，《红楼梦》的创作宗旨，是典型的“伤时骂世”，应无疑问。《红楼梦》所伤之时，所骂之世，过去红学界一般认为是作者曹雪芹有“超前的异端思想”，在乾隆盛世，通过自己家族衰亡的过程，便看清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总趋势。这种说法实在有点莫名其妙地人为拔高，如果曹雪芹时代中国就有了这样的“超前思想”，实在是用不着孙中山学习西方，用不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红楼梦》所伤之时、所骂之世，乃是作者反复交代的“末世”，这个所谓的“末世”，不是一家一族的“末世”，而是国家的末世，社会的末世，民族的末世。在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中，文人普遍把开国时期便称为“末世”的，有清一代而己。查清初江南三大家以及其他江南遗民的作品，“末世”的提法比比皆是，毋庸置疑。

　　洪昇出生在顺治二年（1645)清兵下江南的兵荒马乱之中，从小就受到“遗民思想”的教育熏陶，成长过程中又连续遭遇家庭、个人、姐妹、亲人、朋友的多重不幸，更养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洪昇的诗词和戏剧作品中，伤时骂世的作品比比皆是，他的代表作《长生殿》，就是一部指桑骂槐，借安史之乱骂明清更替的作品。在《红楼梦》中，他把自己比喻成“石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达自己积郁在内心的“伤时骂世”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当时江南的士大夫阶层中十分普遍，既说不上社会“异端”，也谈不到时代“超前”。

　　洪昇之所以把自己描绘成一块“伤时骂世”的石头，最初的动因，大概是因为他的故园中，有一块著名的“石头”。在《红楼梦》中，描写大观园初建成，宝玉跟随父亲进园为各景点题写匾额和对联，进园后见到的第一处景观，便是一块玲珑插天的大石头，形成一带“翠嶂”．被宝玉题名为“曲径通幽处”。这块“翠嶂”，恰恰就是洪园标志性的建筑，也是洪后来创作《红楼梦》梦幻故事“通幽”的起点。

　　在洪昇遭遇重重苦难，重新回到故乡之后，他曾给三弟写过一首诗，题目是《重过虞氏水香居示季弟》：

　　不到栖闲地，惊心四十秋。

　　园经三主易，壁少一诗留。

　　危石仍青障，荒祠改画楼。

　　槎桠两枯树，还映小池幽。

　　诗中说，四十年过去了，自己家原来的园子已经三易主人，面貌大变，但那块作为“青障”的石头还在，不过已经成为“危石”了。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虞氏水香居”就是原来的洪昇园?请注意，《稗畦续集》中本诗一共两首，其二是：

　　少日山亭畔，常时竹马嬉。

　　琴樽挽弟妹，儿杖奉尊慈。

　　一恸悲黄土，余生感素丝。

　　杖藜惟对汝，步步涕双垂。

　　诗中说，小的时候，自己经常与弟弟妹妹们在园中玩耍，与父母一起其乐融融，在他们死后对景伤情、步步垂涕。这不是自己家的故园是什么?

　　不仅洪昇自己的诗中对这块石头有记载，后人凭吊洪昇园的诗中也有同样表述。清丁立中《西溪山庄怀洪襄惠公》诗中说：

　　白金鳞服沐恩多，秋宪归营安乐窝。

　　边备万屯擐甲胄，功成四省息干戈。

　　小桥临水披苍竹，奇石含烟袅绿萝。

　　五里松楸东穆坞，阳明墓表不刊磨。

　　诗的上阕记载洪钟的一生功绩，尾联说的是洪钟墓地情况，请注意颈联，说的是在他凭吊之时，尚见“小桥临水披苍竹，奇石含烟袅绿萝”的景色。他在诗前的小注中交代，洪园已经荒废，仅存夕日的“小邱”(同丘)和“奇石”。由此可见，洪园昔日确实有一块奇石做园门口的“青障”，这块奇石名气很大，在洪园多次易主废弃后，奇石犹存，令后人发思古之幽情。

　　洪园这块石头，历史很是悠久，其中寄托着很多往事。在稍晚于洪昇的杭州著名文人厉鹗的《洪襄惠公园中峰石歌在西溪钱塘》诗中写道；

　　苔梯不扫狐狸迹，崩云上压三十尺。

　　东凡一夜闻履綦，横出残梅点明。

　　当日园开迎贵婿，大凿春池照珠翠。

　　咸宁侯印竟坠地，七女争妍犹拥髻。

　　金闺妖血无人见，塞上燕支洗罗荐。

　　二百年来如抹点，苍石无言泪如霰。

　　这是一首怀古诗，诗人面对着洪园荒废后遗留的“崩云”“苍石”，回忆了“石头”见证的历史。诗中在“当日园开迎贵婿”一句后，有小注“仇鸾”二宁。仇鸾是蒙古原先侵略明王朝时期的一个将领，原系山西大同总兵，因“勤王”有功，被封为大将军、“咸宁侯”。此人投靠奸臣、专横跋扈、作战无能又贪生怕死，后被夺爵戮尸。此人的祖父咸宁伯与洪钟是同时的朝廷重要将领。“当日园开迎贵婿，大凿春池照珠翠”，具体所指不明(待考)，似乎同洪钟与刘瑾的关系有关，又似乎洪家与仇家有过什么特殊关系。“咸宁侯印竞坠地”，所指应该是仇鸾被罢黜戮尸。“七子”所指，或者是文人“禽，籍，节，笈，筚，笛，箭”七事，或者是指当时的“前后七子”，“拥髻”乃熟典，表示愁苦之意。总的说，此诗描写了洪钟所在的明成化、正德年间的复杂历史．对洪钟在当时的功过是非并未掩饰，而是用巧妙的典故如实描写，并用“苍石无言汨如霰”一句结束全书，意思是“苍石”无言地见证了这段历史，因历史血泪之缘故，“苍石”也“泪如霰”。

　　洪园中的这块石头，叫“奇石”、“苍石”也好，叫“青障”、“翠嶂”也好，在洪昇的青少年时期，经常与弟妹一起在其中玩耍“竹马嬉”，在她写给妻子的一首诗中，也记录了二人少小时在园中石畔“编荆游憩”、青梅竹马的情景，所以记忆十分深刻。四十年后，洪昇回到故乡，洪园已经三易其主，园子中石头上已经是狐狸穿行、苔梯不扫的残破景象了，但“小邱”、“春池”、“奇石”仍在，令洪昇抚今追昔，不免悲从中来，这应该是洪昇创作《红楼梦》，用石头比喻自己的重要理由之一。洪园的遗址在何处，当今学术界有争议。因为洪园在洪家败落后，至少三易其主，园名必然多次变化，以至湮没无考。考察“虞氏水香居”，应是一条重要线索，列在这里供杭州同仁参考。

　　三、无才补天的石头——国子监石鼓

　　《红楼梦》第一回开篇即云：“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磨练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顽石“幻形入世”结束后，石上刻有“历经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偈云：“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红楼梦》的作者不会真的相信女娲炼石补天曾经遗弃过一块“无才”顽石，在封建社会，“补天”即寓士大夫阶层“出仕”、“治国”之愿望，“补天石”亦即士大夫自况之譬喻：“无才”并非“无才”，乃是不成器，不合用途之意，表达的也是不得“补天”的忧郁心情。什么样的人应发出“独留一石未用”的感慨呢?落第举子不会发此感慨，落第者多矣，乱石滚滚，谈何“独留一石未用”?逸民隐士亦不会发此感慨，他们可能自譬顽石，但不会向往“补天”，而愿遁迹山林，更不会因“无才补天”而“自怨自叹”，说什么“枉入红尘”。发此浩叹者，必是一个如《红楼梦》中所说的在科举功名上“跌过筋斗之人”。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间，发生了一起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文字狱。国子监生洪集士人名流在家里演唱《长生殿》。当时朝中“明珠党”(北党)与“南党”之间纷争激烈，洪昇因与“南党”亲善，故“明珠党”人借口佟皇后丧期未满，“国丧”期间聚众演戏而弹劾洪昇。康熙帝一怒之下，捕其枷号入狱，革除具国子监生籍，永远阻断了洪昇的仕进之路。时人慨叹此事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这个洪昇，不是有慨叹“娲皇”“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顽石的充分理由么?

　　洪昇被革去功名后，受尽白眼挪揄。真称得上《红楼梦》作者所写的“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此时的洪昇如“试遣愚衷”，自譬“无才补天”的顽石，去写“身前身后”之事，并在功名绝望的前提下，借书中宝玉之口，拒绝“仕途经济”，大骂“禄蠹国贼”，是否是合乎情理的推测呢?据史料记载，清代“国子监”内，确有一块著名的大石鼓，石上刻满无人能识之古文字。此石来历久矣，据传是周宣王时所刻，石上字为史榴所书，记载的是周宣王田猎事迹。韩愈、苏轼、李东阳等许多著名诗人都曾题咏过此石。多数题咏者不知此石之来历及石上文字内容，有的文人则认为是女娲所遗之“补天石”，明代诗人黄辉的《石鼓歌》中，就有“仿佛娲皇五色坠，错落星辰尚堪摘”的诗句。洪昇的国子监生生涯长达二十多年，以此顽石自譬，并在《红楼梦》中借喻为女娲“独留”“未用”之石，应是信手拈来的神来之笔。

　　四、自怨自叹的石头——盘山摇动石

　　《红楼梦》作者交代的那块女娲遗弃的因“无才补天”而“自怨自叹”的顽石，那个“造凡历劫”、经历了“风月繁华”的由顽石缩成的宝玉，初始位置和结束位置都是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康熙二十八年中秋，洪昇因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受到朝廷“斥革”下狱处分，彻底断绝了仕进前途之后，由于极度悲愤，曾经骑着一头驴子，抛妻弃子，牛衣肿目，独自一入跑到京东的盘山，在“清泉白石”间流连多日，意欲跳出红尘，遁入“空门”。

　　《红楼梦》中的“大荒山”指的就是盘山。盘山有“三盘”、“五峰”、“八石”之盛。三盘中上盘松胜，盘曲翳天，中盘石胜，干奇百怪，下盘水胜，涓流不息。盘山五峰攒簇，怪石鳞峋，共有八百多块形体巨大形象怪异的石头。《盘山志》保存下来的洪昇《山中杂题》、《同拙公山行联句》等诗中，就有“八石余多怪石，五峰外有奇峰，”“青松乱插连云石，石画苔痕虎行迹”的记载。盘山的石头确实比较大，与《红楼梦》说的“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仿佛。由于石头又多又大又怪，盘山自古便有“女娲炼石补天处”的传说，《盘山志》对此有明确记载。盘山很早就建有盘古寺和女娲庙，说明古人早已把盘山同“盘占”开天辟地传说联系起来，视此地为盘古由“混沌”中开辟“大荒”之处，也把盘山同女娲“炼石补天”联系起来了，视盘山巨石为娲皇遗弃未用的石头。洪昇在《红楼梦》中把盘山称为“大荒山”，称为“女娲炼石补天处”，确属事出有因。

　　“无稽崖”的出处令人拍手叫绝。洪昇遁入盘山时，曾阅读明代一个大学问家也是旅行家曹学(字能始)所著《名胜志》，把书中对盘山的记载同实地加以对照，发现书中记载“多谬”：书云“山南有砂岭，高二百余仞，陡绝难行”，应该是个悬崖；而洪昇发现“砂岭为入山孔道，亦不甚高”，地势平缓。于是洪昇发问：曹“能始有《盘山》诗，似曾亲游历者，何以多谬若此?”《盘山志》卷一保存的洪昇《驳名胜志》一文，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有趣逸闻。另据《盘山志补遗》记载，曹能始后，明“万历中僧明澄募资鸠工，去其挠确，凿为坦途。思未见昔日之险峭，”故误驳《名胜志》。请看，这一传说险绝而实为坦途的砂岭，在洪昇眼中，不恰是“无稽崖”的绝妙出处么?

　　“青埂峰”的来历更让人击节赞叹！洪昇游盘山，投奔的是他的老朋友“智朴和尚”(洪昇诗中习称他为“拙庵大师”、“拙公”)，下榻处就在“拙公”创建的“卓锡”处“青沟禅院”。此寺院当时建在盘山青杨峪，今遗址尚存。洪昇在“青沟禅院”居住的“旬日”期间，除了向佛门学法参禅、寻求精神解脱以外，还在“智朴”、“德风”等大德高僧的陪同下，遍游盘山名胜，并与“智朴”、“德风”和尚不时“联句”酬唱。“智朴”、“德风”和尚不仅佛学造诣深，文学修养也甚好，所以能与洪昇长期保持友谊。在《盘山志》中保存了三人此期间的大量酬唱赠答诗篇。这个“青沟禅院”，按谐音应是《红楼梦》中“青埂峰”的出处。青沟可以谐音青埂，但寺庙何以又称为“峰”呢?说来更是离奇。原来康熙皇帝游览盘山，在青沟寺盘桓，与拙庵和尚联诗，既欣赏这里的风光，又欣赏拙庵的道行，于是御笔为这里亲题“户外一峰”四字，后来人遂把这里又称为“青沟峰”了。青沟寺又名盘古寺，盘古寺三字，也是康熙亲题的。

　　“青沟峰”（盘古寺)的拙庵和尚，人称“拙和尚”，但奇怪的是，他还有道人身份，当朝著名官僚文人王士、宋荦，在诗文尺牍中都把他称为“拙道人”。联想到为《石头记》“抄录问世”的空空道人改名情僧，十分发人深省。这个“拙和尚”文化修养很好，卷帙浩繁的《盘山志》就是他修篡的，他同当时很多著名文人交往密切，同洪昇是老朋友。洪昇在盘山“逃禅”期间，向他倾吐心事，阐述创作《红楼梦》的打算，是可能的，所以书中出现了石头与空空道人的那段对话。据王渔洋《池北偶谈》记载，这个“拙和尚”，康熙四十二年游历江南“扫塔”“访仙”，回到“青沟峰”后，就干起了“净金圣叹”的勾当，显然是在评点一部文学作品。他评点的这部作品是否是《红楼梦》没有直接证据，但王渔洋的记载与《红楼梦》中关于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中“抄录问世”的记载一致，难道仅仅是偶合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立松轩”系统《石头记》，批语使用的基本是佛家语言，原始稿本似乎就是出自这个具有僧道双重身份的出家人的手笔。

　　“青埂峰”下那块被女娲遗弃的“补天石”，应该就是洪昇以盘山“摇动石”为原型的借指形象。据《盘山志》记载，洪昇在《驳名胜志》文中说，曹能始云“上盘顶有巨石，以指摇之辄动。今摇动石在千相寺后，与上盘无涉。”盘山“摇动石”形体巨大，因无根基，以手指便能摇动此石，历来为游客喜爱。在盘山确有此石是女娲锻炼通灵后遗弃未用的“补天石”传说，《盘山志》对此有记载。洪昇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这块巨石自况，写出不朽名著《红楼梦》，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么!

　　洪昇初创《红楼梦》的念头，应该就是在盘山青沟禅院“逃禅”时产生的；对《红楼梦》创作的整体构思，也是在这里完成的。在盘山寻求解脱的“旬日”里，恰是洪昇刚刚经历了人生最惨痛打击之后，抚着身心伤痛，静对清泉白石之刻，前半生中的所有“新愁与旧愁”，一齐涌向心底。此时的洪昇，产生创作《红楼梦》，用以表达“国殇与家难，一夜百端忧”的心情，是最合理的推测。

　　康熙三十一年，洪昇带着身心两重伤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杭州。迎接这个游子的，并非洪昇心中儿时的大堂、昔日美丽高雅的洪府和洪园，而是已经三易主人、仅“小邱”、“峰石”尚存的荒凉破败园子。站在“三生石畔”，面对残存的故园“峰石”，联想到国子监的“石鼓”，大荒山的“摇动石”，联想到个人、姐妹、家庭、社会的末世悲剧，洪昇以“无才补天”的“石头”比喻自己，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故事为创作素材，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红楼梦》创作。

　　《红楼梦》中的“石头”，寄托着洪昇悲剧人生的多重寓意。对于刚刚经历的改朝换代社会悲剧来说，石头“无才补天”，寄寓着一个具有“遗民思想”的士大夫对前朝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兴亡感叹；对于刚刚经历的百年望族灰飞烟灭的家庭悲剧来说，石头“无才补天”，寄寓着对家族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凄苦哀鸣；对于刚刚经历的功名利禄都成为过眼云烟的个人人生悲剧来说，石头“无才补天”，寄寓着对自己辜负“天恩祖德”、“断送功名到白头”的扼腕浩叹；对于刚刚经历的姐妹们“千红一哭、刀艳同悲”的红颜悲剧来说，石头“无才补天”，寄寓着对“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个可齐家”的长歌当哭!

　　洪昇的一生，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洪昇记录自己亲历亲闻故事的作品，就是石头上面的文字，就是《石头记》。

　　洪昇以“石头”自命，除了人生经历上的原因之外，还应该有文化上的渊源。这个渊源应该来自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会稽外史，蝶庵，六休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159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八（1689）年，享年九十三岁。张岱出生在一个仕宦之家，早年生活奢华，用他自己的话说：“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可谓集纨绔子弟的豪纵习气与晚明文人的颓放作风于一身，也可谓集官宦子弟的没落生活与多才多艺的良好教育于一身。

　　受晚明王陆心学的影响，张岱的祖父从小便要求他，读四书不要读“朱注”，只读白文，其内容靠自己去理解。在那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时代，张岱养成了强烈的异端思想，也注定了他科场屡屡失利的必然下场。明亡以后，张岱坚持民族主义观念，拒绝出仕，临死前还郑重要求在墓碑上写明“明人张岱”字样，决不做清朝顺民。正由于他的这种处世原则，世人都称呼他为一块顽石，他自己也“人呼为石公，便以石公为号”。张岱具有“补天”之才能，却生逢天塌地陷的时代，一生“志在补天”，却始终被社会所遗弃，近代研究张岱的学者，都把他称为“一块被遗弃的补天石”！

　　张岱在明亡之后，长期避居深山，偌大家产被焚掠一空，整个后半生过着极为困苦的生活，但茅檐竹屋、瓦灶绳床，更坚定了他创作的襟怀，一生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他独立修撰的《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古今义烈传》煌煌五百万字，被当时史学界称为可以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媲美的著作。他撰写的散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立意新颖，文笔优美，脍炙人口三百多年，至今仍为文坛奇葩。

　　张岱的人生经历，与《红楼梦》中主人公贾宝玉极其相似，与《红楼梦》中交代作者的人生经历也极其相似。张岱不可能是《红楼梦》作者，但《红楼梦》作者一定与张岱有着类似的经历，方能引起心理共鸣，著《红楼梦》一书。《红楼梦》创作中，一定借鉴吸收了张岱青年时的一些事迹，这在小说创作上是通常的做法，任何作家都会如此。《红楼梦》为什么一定要说故事原来是刻写在一块“石头”上呢？这也与张岱有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张岱事迹，多数都来自于他自己撰写的《自为墓志铭》一文。所谓墓志铭，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吧？《红楼梦》作者创作前，一定读过张岱的《自为墓志铭》，方能创作出书中“石头自叙”、“自怨自叹”的情节。

第二节　　情僧

　　《红楼梦》开篇便有一段非常滑稽而且荒唐的描写：有个访道求仙的“空空道人”，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看到一块大石头上字迹分明，于是同“石兄”进行了一番关于文学创作理论的对话，最后把石头上刻的故事“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空空道人”因受石头上的故事感动，“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把自己改名为“情僧”，把传抄的《石头记》也相应改名为《情僧录》。

　　在中国文明史上，释道两教都可谓源远流长，关于两教信徒事迹的记载车载斗量，但对于《红楼梦》开篇如此荒唐的描写，相信两教的任何大师都要大摇其头的，文人雅士见此描写，也只会付之一笑，不予深究的。自红学诞生以来，未见哪位学者专门考证或索隐过“空空道人”的事迹有无真假；过去，笔者也一直以为这么荒唐无稽的描写，不过是《红楼梦》作者用笔狡狯而已，“石头”、“情僧”和“空空道人”大概都是作者的假托，那段关于文艺理论的谈话也只是作者文艺思想的内心对白，所以，对这个居然改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并未作认真的考证。

　　近来，随着对《红楼梦》初创者洪昇事迹考证的深入，笔者发现，《红楼梦》中的这个“情僧”，并非假托枉拟，而是实有其人。《红楼梦》对“空空道人”与“石兄”的对话以及“空空道人”把《红楼梦》“抄写回去、问世传奇”的描写，实实是“追踪蹑迹”的忠实记载，并非凭空杜撰。

　　在上一章关于“补天石”的考证中，我们已经知道了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真实来历。《红楼梦》中的“空空道人”，就是“青埂峰”住持智朴和尚。据《盘山志》和王士等康熙朝文人的著作记载，智朴和尚号拙庵，俗姓张。江苏徐州人。十五岁出家。三十五岁至盘山，在青沟“结庐”，是“青沟禅院”的创建人和寺院住持。今天在盘山，还有传说拙庵和尚原来是驻守蓟州的明军高级将领，明亡后在此出家，不过这个传说缺乏史料支持，待考。这个智朴和尚十分了得，他不仅佛学造诣很深，更是一个文化功底深厚的“诗僧”，一生吟咏不辍，著述颇丰，可谓性情中人，称“情僧”应是名至实归。他不仅曾同当朝皇帝吟咏唱和，同京中的众多公卿士大夫，都有几乎不拘行迹的密切往来，与康熙朝的著名文人如朱彝尊、王士、王泽弘、李天馥、洪昇等，往来尤其密切。这在智朴所修的《盘山志》、《盘山志补遗》、《电光录》以及上述清初著名文人的作品集中，都有丰富的记载。

　　智朴这个“情僧”，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还确实有“道士”的双重身份，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空空道人”！智朴号拙庵，时人一般都尊称他为“拙上人”、“拙和尚”、“拙大师”，谁能料到，他居然还有一个别称“拙道人”！康熙朝江苏巡抚、著名诗人宋荦的《西陂类稿》卷十七就记载有《盘山青沟拙道人远道见访留住沧浪亭两首》诗，诗后附有智朴《次韵奉酬》诗。既然“奉酬”了，就说明本人也承认了“拙道人”的称呼。

　　其实不仅在称呼上可证明智朴这个“情僧”同时就是“空空道人”，在行为上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智朴这个人是个对儒释道三教都有浓厚兴趣的智者，他出诗集，修山志，大量刻印佛经，也曾刻印过道教的最高经典《道德经》！康熙三十二年，他就曾捎书王士，委托他为刻印的《道德经》作“序引”,王士的《居易录》对此有明确记载。智朴不仅为同他交往的文人雅士讲经说法，劝他们看透仕途人生，还经常给他们送去盘山所产的草药“黄精”、“紫芝”等，在王士、李天馥、洪昇等人头上出现白发时，他都曾捎去“黄精”，据说可治白发，令这些人颇为感动，在他们的诗集中都有记载。采药治病是“道士”的行为，从这一行为也可看出智朴身份的释道二重性。

　　洪昇同智朴和尚的直接交往，有据可查的有两次：一次是康熙二十年春，洪昇时就吏部尚书李天馥西席，陪同李天馥去东陵“送灵”，归途中顺访盘山，专程往青沟寺拜访了智朴禅师。洪昇此次游历有八首记游诗，今存。此时的洪昇，正处于未被举荐“博学鸿词”的忧郁之中，见盘山满山“大石”的胜景，用手指摇动形影相吊的“摇动石”，听智朴讲盘山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正触动满腹心事。这应是他在《红楼梦》中，慨叹“娲皇”用了三万六千块，“独留一石未用”的心境的真实描绘！

　　洪昇同智朴的第二次交往，是在康熙二十九年春。上年中秋，洪昇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革去了“国子监生”，并受了三个月的牢狱之灾。在功名彻底无望、哀莫大于心死之际，洪昇“牛衣肿目”，骑着一头毛驴来到盘山，到青沟寺同老友智朴“逃禅”。洪昇向老友倾诉了自己“愧则有余、悔又无益的大无可奈何”心情，试想，此时的僧人智朴会如何劝慰洪昇呢？只能是《红楼梦》中所说的话：“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若想好，便须了，若不了，便不好”。智朴唱《好了歌》、洪昇答《好了歌解》，应是此时两位老朋友之间当然的行为，也正是洪昇创作《红楼梦》的动机所在。洪昇此次在盘山写了许多思想消极虚无的诗，洪昇的诗集中节录收入一部分，其余都被智朴收入《盘山志》中，读者可自去查阅。

　　康熙三十年，洪昇携家返回故乡杭州，直至康熙四十三年洪昇逝世，十三年间未见同老友智朴直接交往的记录，但二人的共同朋友朱彝尊、宋荦、王士其间多次南来北往，互传一些朋友的信息是完全可能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四十一年。这年初春，洪昇创作的《红楼梦》初稿终于杀青了。时值朱彝尊来杭，洪昇把初稿拿给朱彝尊看，朱彝尊作了《题洪上舍传奇》诗记叙此事。“洪上舍”者，洪昇也；洪上舍所作的传奇，就是洪昇以自己“亲历亲闻”所作的传奇。朱彝尊诗中说，此传奇内容过于悲伤，令人“不忍终读”，他劝洪昇把此书“莫付尊前”，就是别拿到眼前，避免像《长生殿》那样惹祸，最好是“沉阿翘”，即让你的关于女人的故事最好“藏之深山、投之水火”。此《洪昇上舍传奇》应是《红楼梦》的初稿。

　　也是这一年，洪昇的老友智朴和尚静极思动，长途跋涉三千里，到江南去“扫塔”，兼看望老朋友。所谓“扫塔”，就是拜谒寺庙，访求高僧大德，探讨宗教哲理。智朴这次下江南是以什么名义去的呢？居然是以不可思议的“道士”名义去的，有宋荦诗中“拙道人远道见访”字句为证。“道人”去拜访各个宗教胜地，就绝不仅仅是“扫塔”而已，而是“访道求仙”。这与《红楼梦》开篇说“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就完全吻合了。

　　“拙道人”智朴和尚在江南期间，曾在苏州的沧浪亭与时任江苏巡抚的宋荦相聚，当时恰巧朱彝尊也正好从杭州赶来苏州，三人在沧浪亭饮酒赋诗，畅叙友谊。三人的诗后来被智朴和尚编为《沧浪高唱》诗集，求王士作序。在王士《蚕尾续稿》中可见对此事的记载。此次相聚，三人是否谈及洪昇及其新作品，于史无征，但洪昇同三人都有深厚友情，朱彝尊又是刚同洪昇在杭州分手便赶来苏州，三人曾议论过洪昇的新作，就可想而知了。

　　“拙道人”智朴此次江南之行，还有可能直接拜访过老友洪昇。智朴此行的目的既然是“扫塔”，而杭州的“六和”、“保淑”诸塔是江南塔中翘楚，焉有不祭扫之理；智朴到杭州，又焉有不拜访老友洪昇之理？智朴在“访道求仙”之余，拜读了洪昇的新作，以他“情僧”的性格，“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红楼梦》中“石兄”同“空空道人”那一大段关于文学创作理论的谈话，很可能就是当时二人之间真实谈话的记录；洪昇在《长生殿》序言中，也曾记录了大段同友人探讨文学理论的谈话，可见这种写法是洪昇作品“开篇”的通常写法。

　　《红楼梦》开篇交代，“空空道人”把“石兄”所写的《石头记》抄写传世后，“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这里所说的“空”，即佛家的“空幻”教义；“色”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下界红尘之义；“情”既是佛家的“情”，也应含有《红楼梦》中表达的尘世爱情、亲情之义。“因空见色”，就是因为和尚“扫塔”这样“空”事，见到了江南俗世的花花世界；“由色生情”，就是在尘世中又看到了真情，即看到了洪昇的言情作品；“传情入色”，就是把这部言情著作“传抄问世”于红尘世界中；“自色悟空”，就是这部作品表达的恰恰是“色空”思想，有助于人们看破红尘。

　　洪昇在《红楼梦》中把老朋友智朴和尚称为“情僧”，除了智朴本人的性格因素外，还必然有历史文化上的渊源。这个渊源应该来自冯梦龙。冯梦龙（1574—1646），字子犹，又字犹龙，自号“情僧”，别署龙子犹，又号墨憨斋主人，詹詹外史、顾曲散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是明朝末期著名文学家、出版家。冯梦龙自小崇拜李卓吾的“异端”学说，言行常出于名教之外，明天启年间曾两次因言获罪。明亡，他坚持民族气节，撰写了《甲申纪事》、《中兴伟略》等著作，寄希望于南明朝廷。顺治三年（1646）春，清兵南下，大义凛然殉国自杀。

　　冯梦龙是“情教”的创始人，一生都在参悟一个“情”字。他自封“情主人”，自称“情僧”。他视“情”为宇宙之本体，认为“万物生于情，死于情”，人而无情，生不如死，只要人人有情，就会缔造一个和谐社会。他认为人间万物循环的第一链、也是最关键的链就是情，有了情，万物才能生生不已。他创立了与儒家截然相反的妇女观，激烈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极力张扬妇女的才智，认为“光岳气分，磊落英伟，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他在生活中理解女性，尊重女性，体贴女性，一生红颜知己甚多。他极力倡导男女之间以情结合，宣扬情与淫的统一，反对无情的“皮肤滥淫”。他认为“欲”是“情”的基础，但欲决不是情，有欲的情是情，无欲的情也是情，而且是更高层次的情。他提出情是礼教的前提，礼教是情的内化，把情上升到世界观和宗教的高度来认识。

　　冯梦龙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一生大量收集整理短篇通俗小说，先后出版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即“三言”）和《情史》、《古今谭概》、《智囊》、《智囊补》、《笑府》等名著，还修订出版了长篇小说《新平妖传》和《新三国志》。他一生热中传奇剧本的创作和改编，先后独立创作了《双熊记》、《万事足》，改编修订了《女丈夫》、《风流梦》等十二种，通称为《墨憨斋定本传奇》。他一生兴趣极为广泛，曾大量收集民间笑话、灯谜酒令，并极为重视民歌的收集整理，先后编辑评点并出版了《桂枝儿》《山歌》等民谣专集，对民间文学有重大贡献。

　　其次说《红楼梦》与“情僧”冯梦龙的关系。《红楼梦》作者为什么一定要让“情僧”为其作品“传抄问世”呢？这应当与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有关。《红楼梦》“大旨言情”，书中表现的“情痴”、“情种”思想，并非《红楼梦》作者初创，而是继承和发扬冯梦龙的“悠悠万事，唯情为大”的“情教”思想。《红楼梦》中的妇女观、爱情观、“意淫”观，都是来自冯梦龙的作品，在《情史》一书中，《红楼梦》中所有关于情的提法，都能找到出处。另外，《红楼梦》中的诸多笑话和灯谜酒令，也似乎都与冯梦龙的相关作品有关，其中那个著名的“镜子”谜语：“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像忧亦忧，像喜亦喜”，便是直接抄自冯梦龙的《桂枝儿》中的“古镜谜”。由此可见，《红楼梦》作者之所以用“情僧”来承担“抄录问世”的任务，主要目的是告诉读者，《红楼梦》创作中，深受“情教”思想的影响，创作的目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为了宣扬“情教”。

第三节　　东鲁孔梅溪、吴玉峰

　　在上节中我们证实了《红楼梦》作品中，那个把石头的故事“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的空空道人，就是京东盘山（大荒山）、砂岭（无稽崖）、青沟寺（青埂峰）的智朴和尚。智朴和尚俗姓张，号拙庵，人们习称其为“拙和尚”、“拙大师”，由于他又有道士的身份，所以人们也称之为“拙道人”。由于“朴”、“拙”等字均有“空”的含义，所以《红楼梦》中戏称其为“空空道人”；加之“拙和尚”文采风流，同当朝著名文人王士、朱彝尊、宋荦、李天馥、洪昇等交往甚密、时相酬唱，连当朝皇帝康熙都御笔亲题“户外一峰”四字赐予这个空空道人，所以，称其为“情僧”，也可谓名至实归了。

　　康熙四十一年（1702），智朴和尚前往江南“扫塔”（《红楼梦》称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在杭州会见了阔别十年的老朋友洪昇。洪昇拿出了自己“十年辛苦”创作的《红楼梦》（当时的书名应为《石头记》）书稿，委托智朴和尚“问世传奇”。当时智朴大师名动京师，经常大量刻印各类图书，百万字的《红楼梦》，洪昇无论如何是刻印不起的，委托智朴“问世传奇”，可谓得人。《红楼梦》开篇时，“石兄”同“空空道人”的一番关于文学创作的精彩谈话，应该就是两位老朋友的谈话实录。

　　智朴和尚同王士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他撰写的《盘山志》、《青沟偈语》、《辛舌蔓草》等书和诗集，问世前都请王士为之审定并作序。这些在《盘山志》和王士的作品中多见记载。智朴和尚抄录回来《石头记》之后，自己首先另题了一个名字《情僧录》，“问世传奇”前还需要再请名人题名，他最先想到的名人，应该就是名动天下的诗坛领袖、刑部尚书、大名鼎鼎的王渔洋！那么，这个名动天下的王士，是否有可能就是《红楼梦》中提到的“东鲁孔梅溪”呢？

　　循此思路考证下去，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快感觉，这个“东鲁孔梅溪”，“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士是山东新城人氏，自号“新城”，常称自己的家乡是“东鲁”、“东省”或“东海”。王士官居刑部尚书，即所谓的“司寇”；而他的著名同乡、“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诛杀少正卯时，所任职务正是鲁国的“司寇”。“梅溪”是王十朋的号，代表王姓。三句话合起来就是“山东王司寇”。另外，王士罢官归乡后，最喜欢居住在西城别墅；别墅“诛茅构精舍，清流常在门”，“夫子喜隐流，日夕停高轩”（见谢重辉《杏村诗集》）。据王士《蚕尾续文》记载，别墅在“画溪之右”，“东窗俯溪，梦觉时闻游鱼拨剌荇藻间，亦复欣然和鱼之乐，时作小诗”。这个别墅旁的可爱小溪，是否就是“梅溪”呢？王士有个门人郎廷槐，当时任新城知府。此公之别号就称为“梅溪”。当时著名文人张贞曾为这个“郎梅溪”的诗集点评并作序，他在《娱老集·郎梅溪明府诗序》中说，“先生治境实为渔洋王公之乡”，此乡的梅溪，隐指王渔洋退隐之地，应是十分贴切的。以上分析足以说明，为《石头记》题名《风月宝鉴》的“东鲁孔梅溪”，就是隐指家住山东、与孔子同职、与王梅溪同姓，退隐于家乡梅溪畔的大名鼎鼎的王渔洋！王士不仅是智朴和尚的老朋友，也是洪昇的老师，他十分赏识洪昇的才华，同情洪昇的不幸遭遇。不论是洪昇还是智朴和尚，求他为新书题名，他都不会推辞。以他的身份和思想基础，题名带有浓厚教化色彩的《风月宝鉴》，是完全可能的。

　　“东鲁孔梅溪”找到了，那个为《石头记》题名《红楼梦》的“吴玉峰”又是谁呢？如果执定《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这个“吴玉峰”大概永远也找不到；如果把作者的视角转向洪昇，这个“吴玉峰”马上就露出庐山真面目！他就是同徐乾学、陈维崧、王士、智朴和尚过从甚密的吴乔！吴乔，字修龄，号玉峰，终生未仕，幕僚终老。为人狂放不羁，精禅学，诗学西昆体。康熙二十年客居金陵徐乾学府邸时，与徐氏子弟论诗，后记录为《围炉诗话》。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八有《屡过东海先生家不得见吴丈修龄诗以柬之》：“最爱玉峰禅老子，力追艳体斗西昆。朱门纵视如蓬户，入幕长愁似隔村。索饭叫号孙太横，抄书历碌眼尝昏。此间赤棒喧嚣甚，隐几偏知处士尊。”

　　“玉峰”是江苏昆山的别称。清初，昆山的文化甚为发达，名人辈出，著名文人又都喜用“玉峰”为字或别号，如南党领袖徐乾学以“玉峰”为号，历任浙江、江苏巡抚的赵士麟以“玉峰”为字。但以“玉峰”为字或号的吴姓著名文人，则只有吴修龄一人。智朴和尚南行“扫塔”期间，是否与吴乔见过面，未见记载。但以吴乔的名声，参与在苏州沧浪亭举行的“诗会”，与朱彝尊、宋荦、智朴和尚一起酬唱，是有可能的。沧浪亭诗会期间，朱彝尊刚刚在杭州为洪昇的《洪上舍传奇》题诗，智朴和尚也刚刚从杭州洪昇处归来，洪昇的新作，应是诗会诸人的热门话题。以吴乔放诞的性格和追求“西昆艳体”的风格，为《石头记》题名《红楼梦》，是可信的。

　　根据以上推测，我们可以断言：《红楼梦》开篇“出则既明”前面那大段的关于此书来历的交代，实际上是综合了两篇序言，四个题名的文字。两篇序言是作者洪昇的自序和“抄录问世”者智朴和尚（空空道人）所作的序。书中“作者自云”那段话，就是洪昇的自序；书中“空空道人”“访道求仙”时与“石兄”的那段对话，应是智朴和尚抄录后所写的序言。四个提名是洪昇自己的题名《石头记》，智朴和尚的题名《情僧录》，吴修龄的题名《红楼梦》和王渔洋的题名《风月宝鉴》。那首“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题诗，应是洪昇自序中的诗，洪昇著书时，正是洪家“盛席华筵”“散场”之际；诗中的“红袖”和“情痴”，正是洪昇与姐妹们的自况；洪昇和着血泪写自己的“家难”，当然字字血、声声泪；从康熙三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一年，洪昇整整经历“十年辛苦”，当然会有“不寻常”的感觉了。

第四节　　甄士隐

　　我们在以上章节中，曾推断《红楼梦》书中甄士隐这个形象，就是作者真实经历的写照。洪昇在创作《红楼梦》中甄士隐这一典型形象时，是否还参照了当时其他的人和事呢？根据近来发现的一些资料，这里将对甄士隐形象再作进一步考证。

　　读者诸君可能注意到了这样一点：书中甄士隐生活的年代，正是“石头”同“神瑛侍者”、“绛珠仙子”等“一干冤孽”“造劫历世”之际，甄士隐通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之手，同“石头”还有“一面之缘”。作者这样描写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知道，《红楼梦》作品创作隐去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按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说，完全隐去时间地点在创作上是不可能的。这样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就失去了时代背景和地域特色，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就无法正确表达。所以，作者在表面上隐去时间地点的同时，还必然巧妙地暗示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

　　书中对甄士隐故事的描写，实际上就是对作品时间地点的间接交代。“一干冤孽”“造劫历世”的时间，就在甄士隐破家“出家”之前，地点当然就是甄士隐生活的地方。这个时间地点，恰恰就是洪昇和他的姐妹们“一干冤孽”降生的真实时间和地点。“一干冤孽”降生的时间和地点，就是明清改朝换代时期的杭州，甄士隐“出家”的时间地点，应该就是同一时间地点。

　　书中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末世”，地点是“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笔者曾经考证，所谓“末世”，就是清初清兵下江南的年代，有顾炎武、毛先舒等大家的著作中，频繁使用“末世”一词为证；“三生石”全国只有一块，就在“花柳繁华”的杭州西子湖畔。书中写甄士隐居住地是“苏州阊门”外的“十里街仁清巷”，确实是故弄狡狯，实际上不是苏州是杭州，两地同为“天堂”，假借是有道理的。在这个甄士隐身上，作者除了隐写自己的身世之外，还应寄托着清初以杭州为背景的一些标志性的人和事。

　　我们知道，《红楼梦》所说的“甄士隐”和“贾雨村”，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故事。我们还应看到，所谓“甄士隐”“贾雨村”，还应有“真仕隐”、“假愚存”的更深刻含义！的确，在清初，江南的“士大夫”阶层对异族统治的反抗是十分激烈的。南明小朝廷覆亡之后，凡以正统“士大夫”自命的知识分子，都与清廷采取不合作态度，多数隐居不仕。这在描写那一段历史的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多有记载。

　　清初的江南，曾发生过一件震惊全国的“庄史案”。湖州富民庄廷珑，购得明故相朱国桢《明史》稿本，其父庄允城以儿子名义刊刻问世。因书中有指斥清廷语，所以庄家凡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均被朝廷处斩，连书贾、刻工、刷匠、藏书者，也都人头落地，凡受牵连而死者七十余人。

　　杭州有个正直博学的著名文人陆圻，字丽京，号讲山。由于在当地颇有名气，在“庄史”出版时，未经本人同意，也被庄家父子列入“参阅”者名单，因此在“庄史”案中无辜被牵连入狱，全家一百七十余口，都被发配塞外苦寒之地。陆圻出狱后，愤而出家，不知所终。其子陆寅徒步寻遍全国各名山大川，不见父亲踪迹，亦积劳呕血而死。

　　我们不难看出，在《红楼梦》书中“甄士隐”的身上，也有着明显的陆圻的影子。甄家因“葫芦庙”失火，“接二连三，牵四挂五”地牵连，被烧成一片“白地”，就隐写着“庄史”案牵连之惨。陆圻出家不知所终，同甄士隐跟随“跛脚道人”走了，不知所终，有异曲同工之妙。

　　陆圻的侄子陆繁，是清初著名文人洪昇的启蒙老师，陆圻的儿子陆寅，是洪昇的好朋友，少年时曾同在南屏僧舍读书。洪陆两家有通家之好，如《红楼梦》所写，甄士隐身上如果有陆圻影子的话，与洪昇等“一干冤孽”有“一面之缘”是完全可能的。交代了“庄史”案，实际上也就隐秘地交代了《红楼梦》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

　　在清初，陆圻的名气很大。洪昇“客燕台”时，他的老师王士曾向他问起陆圻的下落，洪昇回答老师的是一首十分著名的诗：“君问西泠陆讲山，漂泊一钵竟忘还。乘云或化孤飞鹤，来往天台雁宕间。”王士对此诗十分称赏，记入自己的著作，并多次向朋友推荐。

　　在对甄士隐身上有陆圻影子的考证中，我们是否更坚定了描写的是清初的故事，洪昇是《红楼梦》初创者的信心了呢？

第五节　　贾雨村

　　《红楼梦》作者交代，创作此书用的是“假语村言”，这个贾雨村究竟有没有生活原型，他的原型是谁？是红学界长时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之一。前面我们分析过，《红楼梦》“护官符”中所说的“四大家族”，是以南明时期“马、史、王、钱”为原型的，所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影射的是南明小朝廷的权臣马士英。南明时期依靠马士英而青云直上的大奸臣，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阮大钺！

　　阮大钺确实是一介穷儒，为人品行不端，中举后一方面投靠阉党魏忠贤，一方面又钻营东林党人，崇祯登基，阉党失势后，被东林党人参奏为“生性狡猾，擅篡礼仪”，“沽清正之名，结虎狼之属”，所谓“虎狼之属”，指的就是阉党。于是，崇祯皇帝把他归入阉党成员，虽然保住了脑袋，但被御批革职，灰溜溜跑到金陵去做“寓公”。

　　南明小朝廷成立后，阮大钺不甘寂寞，走了马士英的门路，居然轻轻谋得一个“金陵江防”长官的肥缺，也就是《红楼梦》中所说的“金陵应天府”吧。后来，又当上了兵部侍郎，晋升兵部尚书，也就是《红楼梦》中所说的“大司马”之职。他与马士英沆瀣一气，把持朝政，卖官鬻爵，残酷迫害朝中东林党人，又纵容引诱弘光皇帝荒淫腐败，导致南明政权朝政腐败，迅速溃败灭亡。

　　《红楼梦》作者用简洁洗练的笔墨，描写了贾雨村“结虎狼之属”，谋“金陵应天府缺”，晋升“大司马”的人生三部曲，清晰地展示了其原型阮大钺恶毒肮脏的一生，所以，断定南明时期的阮大钺是《红楼梦》中贾雨村的原型，是可信的。反过来，也间接证实了《红楼梦》作品的南明背景。

　　奇怪的是，《红楼梦》中，作者让贾雨村去当林黛玉的老师，难道阮大钺当过柳如是的老师么？事实确实如此。阮大钺这个人，当官确实不怎么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传奇剧本写得好。他创作的《春灯谜》、《燕子笺》剧目，在南明时期是最畅演的剧目。柳如是乃一代名妓，当时的妓女都以演唱传奇曲子为本能。阮大钺当权后，钱谦益有心巴结，曾经让柳如是为阮大钺奉酒拜师，学习传奇，正式结成了师生关系。阮大钺江上阅兵时，仿照戏台上的服装，穿戴“素蟒玉带”，柳如是跟着打扮成戏台上的刀马旦形象，在阅兵场身穿战袍，头插雉尾，在当时传为笑谈。

　　《红楼梦》中宝玉把芳官打扮成“小骚靼子”形象的描写，似乎应该是从这个故事取材的。阮大钺这个人是编写传奇的专家，在《红楼梦》中他的化身是贾雨村，《红楼梦》作者要让自己的故事“问世传奇”，正是用“假语村（贾雨村）言”敷衍故事。

第一节　　三生石

　　《红楼梦》书中交代，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一干冤孽”——“薄命司”中的“十二钗”，其“造历凡劫”的地方”，是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书中因为隐去了“地域邦国”，所以没有交代这个地方的地址，只说这个地方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

　　《红楼梦》开篇就交代：“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那块名为神瑛侍者的石头，“日以甘露灌溉”，绛珠草要用眼泪酬报石头的灌溉之恩，遂在人间演绎了一场红楼故事。

　　“三生”是佛家语言，但佛家经典中却没有“三生石”的记载。“西方灵河岸上”似乎应该在印度，但印度也没有什么“三生石”。是作者虚构的吗？似乎也不是。所谓“三生石”，作者实际上是在用典，这个典故出自杭州。

　　素以人间天堂著称的杭州，西湖岸上确有一块名闻遐迩的“三生石”。据《西湖佳话》之《三生石迹》篇记载：西湖莲花峰下天竺寺旁，有块“极其干净可爱”的石头，唐朝时，圆泽和尚和“奇男子李源”，“在这石前定了三生之约”。二人和石头“春拈花，秋印月，夏吟风，冬拥雪，”“做了三个生死不离的朋友，后人就叫这石为三生石。”后圆泽和尚托生，与李源隔世话旧，李源便将这段故事，记在“天竺之后的那一片石上”。这块石头，因此“与虎溪、灵隐并垂不朽”。

　　可见，《红楼梦》描写的这块“三生石”，并非印度（古天竺）灵河岸上的石头，实是杭州西湖岸边天竺寺的石头。杭州有上中下三天竺，又有飞来峰系从西方飞来的传说，《红楼梦》借指的“石头”，穷天下仅杭州一处，决无第二处。

　　在中国的文化历史名城中，没有比杭州更当得起“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称呼的了。把这个称呼与“三生石”典故联系在一起，再联系到《红楼梦》和《西湖佳话》中共有的石头能记载故事的传说，我们是否能据以判断，《红楼梦》故事的发生地点，既不在北京，也不在南京，而是在湖光山色甲天下的杭州呢？

　　《红楼梦》书中的好多地名，就是取自杭州。寺中僧尼多不是好人的“水月庵”，就是取自临安竹林峰水月寺，那里有著名的“玉通长老误坠风尘”的故事。宁府秦可卿“淫丧”之地“天香楼”，名称亦取自灵隐“天香院”，相传是骆宾王隐身之处。《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取自于西湖畔葛岭洪家花园。“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这个花园是宋朝赐给使金不辱的“魏国公”洪皓的。大文学家宋朝的洪遵、洪适、洪迈，明朝的洪椿、清朝的洪昇，都是洪皓的后代。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悲剧，红学界多认为脱胎于冯小青的故事。据《西湖故事》之《梅屿恨迹》篇记载，小青乃维扬女子，秀外慧中，“交酬应答，皆出人意表”。年方十六，为杭州冯生聘为侧室。由于冯妇悍妒异常，小青不堪凌辱，与冯生别居，日久郁郁成病，十八岁时一病而终。《红楼梦》中黛玉的行止诗文，与小青颇相似。今记小青绝句三首，可与黛玉诗对照看：

　　其一：冷语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

　　其二：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昭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其三：百结回肠写泪痕，重来惟有旧朱门。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

　　《红楼梦》中将林黛玉托身维扬，写她行为举止，颇类小青；最后在凄凉孤单情景中，焚诗毁影，泪尽而逝，与小青完全相同。由此推断《红楼梦》故事取材杭州，不为无因。

　　《红楼梦》中写宝玉纨绔无聊，曾作春、夏、秋、冬四时即景绝句四首。在《西湖二集》第二十二卷中，锦衣少年邹师梦恰有春、夏、秋、冬四即景词，与宝玉诗颇有因袭之嫌。

　　《春词》一首道：花开禁院日初晴，深锁长门白昼清。侧倚银屏春睡醒，绿杨枝上一声莺。

　　《夏词》一首道：荷风拂鬓鬓参沙，粉汗凝香沁璧纱。宫禁日常人不到，笑将金弹掷榴花。

　　《秋词》一首道：桂吐清风满凤楼，细腰消瘦不禁愁。朱门深闭金环冷，独步楼台看女牛。

　　《冬词》一首道：金炉添炭烛摇红，碎剪琼瑶乱舞风。紫禁孤眠长夜冷，自将锦被傍熏笼。

　　杭州号称“天堂”，城西的西湖、钱塘江畔、上中下天竺、西溪、九溪十八涧等地，都是著名的园林胜地！《红楼梦》书中交代的“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隐指的地方有排它意义，只能是杭州，所以书中大观园的原型，所在地应该就是杭州城西！

　　笔者考证，《红楼梦》的初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昇。洪昇是清初顺康两代的人，祖籍钱塘，一生中多数时间（青少年和老年，中年二十载在北京）生活在钱塘。这个钱塘，就是杭州当年所属的两县（另一县是仁和）之一，在文人的笔下，往往用钱塘代指杭州。清初的洪家是个著名的“百年望族”，洪家的府邸园林，就是杭州城西的“老和山”（古称粟山）之下、“西溪”之侧的“洪园”！

　　这个洪园又称洪府，是个前府后园的格局。洪园位于杭州凤凰山麓南宋“帝城”城西“十里”（注意书中的“十里街仁清巷”）左右，正是个“衔山抱水”的好地方。府旁有西溪流过，府邸坐落在老和山平缓的山坡下，府旁水网纵横，府中有溪流穿过。西溪俗称“绕山水”，惜春诗中的“山水横拖千里外”，当非泛指山水，而是专指“绕山水”，否则，泛指的山水如何“横拖”？从洪府中望去，隔西溪烟树远远可见巍峨的“五云山”，也正应了惜春诗的“楼台高起五云中”一句，这里的五云，也不是泛指的云端高处，而是专指“五云山”的山峰。可见，洪园的位置和气势，与《红楼梦》中关于大观园的描写基本相同。

　　今天的西溪一带，古典园林早已荡然无存，但南宋时的西溪，却是个养静修真的好地方，有《武林旧事》的详细记载可证。宋高宗南渡后，开始打算在西溪修建皇宫大内，后来发现了凤凰山，才改变了主意，但高宗还说“西溪且留下”，并为很多勋贵赐第于此。直到清初，这里还是达官贵人乐于安家的风水宝地，不仅洪园在此，康熙朝新贵、那个“万国金珠贡澹人”的高士奇，也在这里建筑过豪华的“西溪山庄”，并在这里接待过一次南巡的康熙皇帝。高士奇的“西溪山庄”以竹胜，康熙皇帝为之题匾“竹窗”。高庄名“山庄”，所以《红楼梦》“杏帘在望”诗中，特特出现“在望有山庄”字样。《红楼梦》借“省亲”写南巡，采用西溪园林景色的可能性，比采用南京隋园景色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洪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初年。洪昇的祖先洪皓，是个类似于苏武式的民族英雄般人物，他奉命出使金国，在威逼利诱面前，始终威武不屈，历经十余年磨难，持节回到南宋。当时的朝廷为了表彰他的气节，封他为“魏国忠宣公”，就在今天葛岭，“敕建”了“国公府”赏给他居住。这应该就是《红楼梦》书中特笔表现“宁荣”二府是“敕建”的“国公府”的由来。洪皓的三个儿子洪适、洪迈和洪遵，不仅是南宋高官，也是著名文人。今天仍然流行的《夷坚志》、《容斋随笔》的作者，就是洪迈。《红楼梦》书中表现宁荣二府“御笔”书写的联额甚多，这也是洪家事实，不过不是大清皇帝的“御笔”，而是南宋皇帝的“御笔”，因为洪皓父子两代同南宋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

　　我们还应注意到，“大观园”这个名称与“有凤来仪”的典故，同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有凤来仪”的典故，应该也出自宋徽宗的书画。在“政和”壬辰上元节次夕，宋朝皇宫上空，突然飞来一群仙鹤，“徘徊嘹呖，应节往来，经时不散”，官民皆以为祥瑞。工诗善画的宋徽宗，为此作了一幅画，专文记载此事，还为此特意作了一首诗：“清晓觚棱拂彩霓，仙禽告瑞忽来仪。飘飘元是三山侣，两两还呈千岁姿。似拟碧鸾栖宝阁，岂同赤雁集天池？徘徊嘹唳当丹阙，故使童童庶俗知。”《红楼梦》作者在园名和典故上用宋朝的故事，隐约透露了自己家族同宋朝的渊源关系。

　　明朝是洪家的第二个辉煌年代。成化年间的洪钟，官至刑部尚书，太子太保，晚年退隐故乡杭州，在西溪重建了洪府和家宅花园。《红楼梦》书中的“梨香院”，应该就是洪钟归隐务农、息政养静的所在。洪钟在此居住期间，也有耐不住寂寞的时候，他曾仿效与民同乐的故事，在西溪洪府一带组织乡民赛龙舟，这就是西溪赛龙舟活动的开端，在《西溪志》中有明确记载。洪钟以后，百年中洪家仕宦不绝，遂形成当地著名的“望族”。到了清初，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洪家开始衰落，“外面架子未倒，内囊却渐渐尽上来了”。后来，由于发生了“子孙流散”的家难，家庭随后又被官府查抄，终于“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据洪昇的诗集记载，他的青少年时代，经常同众多的姐妹们在这个“洪园”中游玩嬉戏，联诗对句，后来他的姐妹们大多人生不幸，两个亲妹妹都年轻夭亡。洪昇以此园为背景，记载年轻时与这些聪明美丽、冰清玉洁的姐妹们一起生活的快乐时光，创作《红楼梦》使姐妹们的事迹得以“闺阁昭传”，是一个以“钟情”为人生理念的文人的最合理选择。

　　不过，洪园的规模似乎没有《红楼梦》中的大观园那么大，那么气魄。但洪园附近的老和山、五云山、西溪湿地中，景观众多，从南宋以来，就有“西溪八景”之说，八景分别以竹、梅、芦、柳、荷、藕、雨、雪胜，联想到《红楼梦》中的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紫菱洲、秋爽斋、藕香榭、稻香村、栊翠庵八处姐妹们居住之所，不正是“八景”么？

　　洪园只是怡红院的原型，洪园附近的高庄、花坞是潇湘馆、蘅芜苑的原型；秋雪庵、曲水庵、茭芦庵等三庵是芦雪庵、藕香榭、紫菱洲的原型；西溪草堂和西溪水阁是凸碧堂、凹晶馆的原型；洪昇和姐妹们经常到府外的这些景地游玩，《红楼梦》把这些景色写入园中，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西溪的“芦雪庵”，至今仍是一处著名景点，清初的《芦雪庵志》，曾记载这里昔日的美丽，《红楼梦》大观园中，就出现了“芦雪庵”、“秋爽斋”等名称，应该就是从园外借用来的，园内如果有大片荒凉的芦苇荡，似乎也不合情理。《红楼梦》书中的“凸碧山庄”、“凹晶馆”等，也似乎是“洪园”园外山上山下景观的借用。

　　在离“洪府”约五六里的地方，还有一个东穆坞，是洪家的祖坟所在地。这个地方，在故宫存清初皇家画的杭州山水图中标记为“洪庵”。这个“洪庵”，是否就是洪家的家庙，不得而知。根据“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诗句推断，《红楼梦》中的铁槛寺和馒头庵，应是同一个地方，就是家庙。如果大观园的原型是“洪园”，那么，铁槛寺的原型，也应该就是“洪庵”。

第二节　　皇商与红楼二尤

　　突然看到这个题目，好多红友可能会哑然失笑：《红楼梦》中的“皇商”是“呆霸王”薛蟠，“二尤”是尤老娘“拖油瓶”的两个女儿二姐和三姐，薛蟠虽然好色，但并未调戏“二尤”，怎么把她们扯到一块儿了？且慢！当你心中还以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时，二者自然没有干系。当你知道《红楼梦》真正的作者是洪昇时，二者的干系可就大了。谓余不信，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笔者经过精心考证，证明《红楼梦》的初始作者是康熙朝的著名文人洪昇，《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就是当时杭州四大家族洪昇、黄、钱、翁四家。其中钱家就是《红楼梦》中薛家的原型，薛宝钗的原型就是清初著名女诗人钱凤纶，她的父亲就是清初江南“科场案”被皇帝砍了脑袋的副主考钱开宗，她的母亲就是当时杭州著名女性文学团体“蕉园诗社”的发起人顾玉蕊。除以前系列论文中所提证据之外，新提供证据如下：

　　《红楼梦》书中交代，薛家“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家中有百万之富”，薛蟠“幼年丧父”，继承了父亲的“皇商”之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在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他的舅舅是“京营节度”使王子腾，姨夫是荣国府的贾政。因此，在薛蟠为了抢夺“英莲”，打死冯渊后，新任顺天府尹贾雨村不敢得罪，只好卖放了他的人命官司，并写信向给他的母舅王子腾，邀功买好。

　　从表面看，《红楼梦》似乎写得头头是道，天衣无缝。但深究起来，其中问题多多。且不说人命官司无法卖放，就是薛家的所谓“皇商”身份，也大有研究的余地。红学界往往把“皇商”同曹家的“织造”身份联系起来，其实是毫无道理的。且不说“江宁织造”并非商人，在曹家历史上，也找不出一个薛蟠这样一个商人的角色。

　　其实，《红楼梦》作者洪昇，之所以这样描写薛家，确实是使了点“故弄狡狯”的小伎俩。《红楼梦》中描写的薛家，原型就是当时杭州的“古荡钱家”。钱家是杭州一个著名的“望族”，是个诗礼传家的家族，并非商人，更不是什么皇商。其家长钱开宗是洪昇的“表丈”，在顺治年间，曾出任江南科场的副主考，因科场受贿作弊，事发后被朝廷重罚，砍了脑袋，全家二百多口人都被朝廷“械捕京师”，等待发卖给皇亲贵戚为奴。

　　这样一个被朝廷砍头抄家的家族，怎么在《红楼梦》书中变成了“皇商”呢？说起来话长。原来，钱开宗犯事，真实原因就在“红楼二尤”！读者可能要问，你疯了么？尤老娘和二姐三姐，关科场什么事？莫忙，且听下文。

　　江南丁酉科考，有个举子名叫尤侗。这个人在清初赫赫有名，是个顺治、康熙两朝皇帝都十分欣赏的正统文人。丁酉科场榜发之后，众举子哄传其中有弊，“众大哗，好事者为诗，为文，为杂剧、传奇，极其丑诋”。尤侗落榜后，就怀着愤懑心情，创作了两部影射攻击的传奇：《万金记》和《钧天乐》。

　　当时江南科场的正主考名叫方犹，副主考是钱开宗。《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边旁为“金”，隐指二主考姓，“备极行贿通贿状”。《均天乐》以才子沈白，与一些狗屁不通的举子一同应试，主考官纳贿后，把目不识丁者取为榜眼、探花，沈白落第，愤愤死去。剧中的沈白，明显是尤侗自喻。

　　事情偏偏凑巧，顺治皇帝看到了《均天乐》剧本，大动肝火。于是把江南科场主考、副主考以及二十余名考官，全部缉拿进京。对参加考试的全部举人，一律拉到中南海的瀛台复试。瀛台“四面皆水，一九曲桥板通之”，粼粼水波，阵阵寒意，考官罗列，刑具森布，“每举人一名，令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押赴菜市口刑场无异”，令众多举子噤若寒蝉，“几不能下笔”。交卷时，又爆出一大新闻，江南文豪、著名诗人吴兆骞竟交了白卷，被朝廷发配宁古塔充军！

　　顺治皇帝为什么看到尤侗的剧本便发雷霆之怒呢？原来在江南科举头场考试中，试题是“贫而无谄”，尤侗的剧本中，写了一首著名的“黄莺儿”：“命意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原是货殖家风。”

　　没有点古文功底的人，还看不出尤侗攻击之恶毒！这首“黄莺儿”曲子，把皇家考场，简直描写成了一个商品交易场！圣人的文章无用，只有孔方兄才好使。圣人门下，原来是“货殖”家风！什么叫“货殖”？请看《货殖列传》，原来孔子的得意门徒，有一个子贡，是个有钱的商人，经商者古称“货殖”。尤侗说，江南科场考取的，都是做买卖的行贿者！科场的主考、副主考，都是“货殖”家庭的门风！

　　分析至此，你们知道薛蟠“皇商”身份的来历了么？原来，洪昇在《红楼梦》中这么写，指的就是皇上说钱家是“货殖家风”！洪昇让他家“珍珠如土金如铁”，让薛蟠继承皇商角色，让薛宝钗是“金”的代表，让他家多当铺钱庄，让宝钗的丫鬟名叫“黄金莺”，原因还不清楚么？更何况，当时杭州钱家，确实是个富有的“望族”，这样描写，就更合情合理了。其实，《红楼梦》书中，薛蟠何尝做过什么正经生意？《红楼梦》主要还是写他家诗书传家，否则，薛宝钗渊博的学识，是从哪里来的？

　　问题再往下深一步思考：《红楼梦》作者对那个尤老娘和她的两个“拖油瓶”的女儿，何尝有好感？仅从一个老寡妇，领着两个“拖油瓶”的女儿，到东府寄居，两个女儿与贾珍父子不清不白，尤二姐与贾蓉“滚到一堆儿”，尤三姐与贾珍兄弟打情骂俏，尤老娘闭着眼睛装糊涂这点看，用封建文人的眼光分析，其人品家风就可想而知了。

　　《红楼梦》作者特意为“尤老娘”加上一个“老”字，是有恶毒用心的。原来，尤侗江南科场落第后，又参加了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考试，结果中举，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顺治和康熙皇帝都比较赏识他，称他为“真才子”、“老名士”，尤侗终生以此自豪，洪昇就让他在书中成了放任女儿淫荡的“尤老娘”。“红楼二尤”的故事，可能也有生活原型，但从姐俩皆淫秽女子的形象看，似乎就是隐指尤侗（尤老娘）的两部传奇作品：《万金记》和《均天乐》。

　　洪昇之所以怀着愤恨的心情这么写，主要原因就是他与钱家是表亲关系，钱开宗的女儿钱氏姐妹是她钟爱的表妹，是“蕉园诗社”的著名女诗人。洪昇要为“闺阁昭传”，必然要痛恨江南科场案的始作俑者尤侗。另外，在整个清朝，人们对吴兆骞被无辜发配塞外十分同情，京中士大夫阶层曾共谋营救，最后通过纳兰成德，去求其父明珠，方才营救成功。洪昇在北京二十年，同这些营救者交往密切，不可能没有共同的思想。

　　江南科场案发生后，钱家的二百多口人被械捕京师，险些被发配给旗人为奴。《红楼梦》中写薛宝钗进京“待选”，实际是隐写她等待被皇帝发配给功臣为奴婢。后来“选妃”之事黑不提白不提了，是因为后来皇帝赦免了钱开宗的家属。薛宝钗得了“热毒”之症，不施脂粉，屋子布置的像“雪洞”一样，是在为父亲戴孝！

第三节　　双悬日月

　　先从周汝昌先生对“双悬日月照乾坤”的解释说起吧。《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令主说一句牙牌副的形状比喻，接令者就要接续一句诗文、俗语或戏剧唱词。周汝昌先生发现，这里的描写很奇：黛玉完令的句子是“双瞻御座引朝仪”，湘云完令的句子是“双悬日月照乾坤”。周汝昌先生认为，黛玉的句子“这就奇了”，“可是湘云的更奇”。奇在哪里呢？ “两位姑娘满口里冒出一派‘皇家’、‘朝廷’的词句，这与她们素日的风格迥异，令人触目而生疑，披文而莫解”。

　　如果周先生真的仅止于“生疑”而“莫解”，这就罢了。问题是，周先生不仅“解”了，而且“解”得比《红楼梦》中的描写更奇！周先生认为，《红楼梦》在这里暗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就是在乾隆朝初期，皇帝的伯父、当年的“废太子”，有个儿子弘皙，曾发动一场宫廷政变，妄图推翻乾隆皇帝，自立为帝，夺回父亲丢掉的皇帝宝座。曹雪芹和他的家庭，是“废太子”的死党，参与了这场未遂政变。政变失败后，曹家二次被“抄家”，才最终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周先生认为，《红楼梦》中的这些奇怪的“牙牌令”，就隐写这段历史。“双悬日月”就是出了两个皇帝，“照乾坤”的“乾”字代表乾隆，“朝仪”、“玉座”都代表“坤”，就是企图“坤代”的另一个皇帝弘皙。周先生认为，“湘云是这场变故中的重要遭难者，似乎黛玉也有关系，尚不可尽明”。

　　本人认为：且不说周先生关于曹家“二次复兴”、“二次抄家”的“新证”于史无征，有清一代所有文章诗词中也未见乾隆初年有什么“双悬日月”的记载，即使真的有什么曹家参与弘皙政变的事情，政变迅速失败，弘皙也不可能登基加冕，怎能形成连闺阁女子都随口说出来的“双悬日月”照乾坤的局面呢？再说，翻遍周先生的所有著作，也找不到湘云因“两个皇帝”而“遭难”，黛玉与“两个皇帝”“似乎有关系”的任何证据，不明先生的结论从哪里得出。

　　不仅如此，周先生使用的分析方法也难以服人。如果“乾坤”两字的“乾”就代表乾隆，那么今天的任何一本汉语字典词典中都有乾坤一词，不是都成了“妖书”了么？再说，“乾坤”在这里是一个词，代指天下，似乎也不可拆开理解；即使允许拆开，乾为天，坤为地，乾为西北，坤为东南，乾为阳，坤为阴，乾为男，坤为女，怎么也看不出乾隆与弘皙哥俩是“乾”与“坤”的关系，看不出“坤”能代表弘皙，“乾”能代表乾隆皇帝啊？

　　笔者经过十几年的考证分析，得出一个新的结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著名文学家洪昇。洪昇创作《红楼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家难”前，洪昇从一个“百年望族”出身的封建正统文人的观念出发，类似孔尚任（其实不止他两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在研究这段历史），以明末清初的柳如是、陈子龙、钱谦益之间的“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为基本素材，描写改朝换代中的民族主义伤痛；第二阶段是“家难”后，时间已到康熙后期，江南知识分子的不合作情绪已经缓解，恰好洪昇又遭遇了人生的惨痛打击，于是把书中主角改写成自己和“蕉园诗社”的姐妹，转而表达自己“无才补天”与“蕉园姐妹”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命运。这些考证分析见笔者《蕉园绛云，红香绿玉》及《红楼梦？红楼梦！》等文章，读者朋友可以查阅。

　　在洪昇创作《红楼梦》前一阶段的史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周汝昌先生津津乐道的“日月双悬照乾坤”的史料，足可证实，《红楼梦》隐写的绝不是什么“弘皙政变”与乾隆皇帝“双悬日月”，而是明末清初的一段真实的“反清复明”历史！当时的风尘才女兼侠女柳如是，与民族志士陈子龙，曾在嘉兴的“小红楼”（南楼）中，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木石前盟”。陈子龙号称才子和“神童”，柳如是号称才女兼“神女”，二人的结合，在当时的江南传为美谈。陈子龙后来回忆这段美好的生活，曾写下“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的诗句，此诗所说的“红楼梦”，不仅在形式上是《红楼梦》书名的来源，诗中所表达的内容，也正是《红楼梦》“木石前盟”、悲金悼玉主体故事框架的来源。

　　陈子龙在抗清的战斗生活中，曾写下一首题为《九日登一览楼》的七律：

　　危楼樽酒赋蒹葭，南望潇湘水一涯。

　　云麓半含青海雾，岸枫遥映赤城崖。

　　双飞日月驱神骏，半缺河山待女娲。

　　学得屠龙空缩手，剑锋腾踏绕霜花。

　　这是一首登临纵目时的寄兴之作。诗人登临的“一览楼”，是陈子龙家乡松江的名胜，唐代所建，明朝后期很兴旺。今天的人们读这首诗，如果不知道当时的特殊历史，是很难理解诗人的用意的。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清兵下江南，南明小朝廷的首都南京失守，陈子龙联合一批抗清志士，在闰六月发动了一场声势浩荡的江南抗清起义，起义失败后，陈子龙侥幸逃脱，躲在嘉善的“水月庵”中避难。其时，明“唐王”在黄道周、郑成功父子的拥戴下，在福州继皇帝位，改元隆武。明鲁王在张国维等的拥戴下，也在浙江绍兴“监国”。在东南一隅，同时出现了两个明朝皇帝，对于忠于朱明王朝的江南士大夫阶层来说，此时的局面恰是“双飞日月”。陈子龙诗中的“双飞日月”，指的就是残明出了两个朝廷，两个皇帝的局面。

　　虽然两个明政权为谁是正统闹得不可开交，但陈子龙从抗清大局出发，对两个政权都采取拥护的态度。两个政权也都曾封陈子龙“统领”江南义军的职务。从“双飞日月驱神骏，半缺河山待女娲”的诗句中，可以看出，陈子龙期望为“双飞日月”率领兵马“神骏”，收复故国河山的气概，也体现了他盼望出来一个“补天”的女娲，补好“半缺河山”的愿望。《红楼梦》中湘云酒令的“日月双悬照乾坤”，说的正是两个明政权同时“照乾坤”的这段史实；黛玉酒令的“双瞻玉座引朝仪”，说的也正是陈子龙曾经先后拜见两个小朝廷皇帝，同时接受“唐王”和“鲁王”封赏的事实。

　　诗中说的“南望潇湘”，也并非指湖南，因为从江南松江望湖南，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南望”！这里说的“潇湘”，当指“唐王”和“鲁王”盘踞的浙江、福建。在清代诗人的笔下，经常把江南大好河山称为“潇湘”之地，这个“潇湘”与湖南无关。联想到《红楼梦》中，称黛玉为“潇湘妃子”，也就不难理解了。《红楼梦》初期，黛玉的原型是江南风尘才女、一代“花王”柳如是。柳如是自小被卖入风尘，长大后不知道自己家乡何处，父母何人，是别人听她说话的口音，猜测她原籍是浙江嘉兴，正是文人笔下的“潇湘”之地。《红楼梦》书中，开始说香菱对自己的家乡和父母都“不记得了”，继之让黛玉说自己“湘江旧迹已模糊”，说的正是柳如是的事情。否则，黛玉来贾府时已经记事了，中间又因父亲去世回去一次，离开家乡时间并不长，怎么家乡的形象就模糊了呢？

　　在陈子龙写出“双飞日月”诗稍后，康熙三年（1664），陈子龙的好朋友和并肩抗清的名将张煌言被捕，囚系杭州，大义凛然。九月初七日押赴刑场，直立不跪，对面受刑。张煌言死前一个月，曾写了一首《甲辰八月辞故里》诗：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素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邸夷。

　　诗中的“日月双悬”明显指明朝，“乾坤半壁”指南宋。诗人的意思是要学习明朝的于谦和南宋的岳飞，为国家慷慨赴死。张煌言的就义地点就在杭州，康熙三年洪昇已二十岁，正在家乡学习。张煌言就义如此大事，洪昇应该熟悉其中故事。

　　可能有的朋友还不信：陈子龙所说的“双飞日月”与《红楼梦》的“日月双悬”虽然意思相同，但文字不同；张煌言的“日月双悬”虽然与《红楼梦》文字相同，但明显是指明朝的“明”字，似乎没有两个皇帝的意思。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文字与意义完全相同的例证：陈子龙的学生、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在《土室余论》中明确说：“江东岭表，日月双悬”，并在《大哀赋》中进一步说：所谓日月双悬，就是“天南鼎定，浙右龙骞”，分别指福建的隆武政权和浙东的鲁王政权。由此可见，《红楼梦》中的“日月双悬照乾坤”，完全是套用的陈子龙、夏完淳和张煌言的诗，与什么所谓“弘皙政变”完全没有关系，更谈不到“乾坤”二字代表什么乾隆和弘皙。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创作初期，应该是一部与《桃花扇》、《长生殿》一样的，抒发江南知识分子兴亡感叹的作品。后来，洪昇由于人生遭遇重大打击，他所钟爱的“蕉园姐妹”们也命运悲惨，转而把《红楼梦》改写成感叹自己与姐妹们人生悲剧的作品。但原著中有关兴亡感叹的基调和部分内容还是保留了下来。由于改写的缘故，造成了《红楼梦》中诸多难以理解的谜语。只要你熟悉清初的改朝换代史，知道洪昇及其姐妹们的人生悲剧，这些《红楼梦》之谜，都会迎刃而解。这些同什么“弘皙”与乾隆“日月双悬”根本没有关系。

　　其实，周汝昌先生在《红海微澜录》一文中，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了《红楼梦》与《长生殿》之间的特殊关系，并断言决不是简单的文字上的关系。周先生也觉察出来洪昇与《红楼梦》作者的契合之处，断言曹寅赠洪昇的那首七律，形容《红楼梦》作者正合适。但周先生虽然看见了红学新途径的曙光，可是仍旧徘徊在旧日的充满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没有做出应得的结论。

第四节　　虎兕相逢

　　陈子龙的学生，少年英雄夏完淳，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古风《青楼篇》，诗中尖刻地讽刺了南明小朝廷在大敌当前的危难时刻，征歌逐舞、醉生梦死的腐败场景，也为惊醒江南文人如复社中人，纷纷热中同风尘女子卿卿我我的萎靡不振状态而大声疾呼。学界把这首诗视为“风流蕴籍的警世之作”，可以说是一篇“风月宝鉴”！这首诗很长，恕不全文照录，仅举其中四句，供红界同人研究：

　　二十年来事已非，不开画阁锁芳菲。

　　那堪两院无人到，独对三春有燕飞。

　　不知朋友们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红楼梦》中元妃的“判词”是：“二十年来是与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即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这两首诗从内容和形式上如此契合，似乎用偶然是难以解释的。夏完淳的诗，是讽刺复社诸君子，从崇祯初年到弘光败亡，“二十年来”迷恋“芳菲”，不顾大业，造成国破家亡的悲惨后果。那么，《红楼梦》创作初期，书中的元妃也应该是以南明朝廷的“童妃案”为原型，表达的也应是与夏完淳诗中的同一思想，否则不会套用夏完淳的诗句。

　　《红楼梦》中的“虎兕相逢大梦归”一句，有争议，有的版本作“虎兔相逢”，好多红学家认为是“虎”年与“兔”年之间的时间概念，意思是隐含元妃死亡的时间。笔者原来也这么研究过，但无论如何也难以自圆其说。现在看，“虎兕相逢”比较有道理。这句很特殊的话，来自吴梅村写给吴兆骞的诗。清初发生“江南科场案”后，吴兆骞蒙冤发配关外的宁古塔，就是今天黑龙江省宁安县。吴梅村在诗中形容当地的荒凉和壮阔，曾使用了一句“前有猛虎后苍兕”的诗句，猛虎当指东北虎，“苍兕”应指一种名“海东青”的凶猛的鹰。

　　“虎兕相逢”的真实含义，应该是与凶猛的老虎苍鹰相逢了。江南人碰到宁古塔的老虎和苍鹰暗示着什么呢？就是清兵下江南！宁古塔是满人的故乡，那里的虎和鹰，不正暗示着如狼似虎的清兵么？为什么在“虎兕相逢”后就要“大梦归”呢？江南半壁河山遭遇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残暴兵祸之后，南明小朝廷已经灰飞烟灭，江南士大夫们国破家亡，昔日的繁华都成了过眼云烟，不正是一场南柯梦醒来后的“大梦归”么！

　　《红楼梦》元妃判词中出现的“二十年来”、“初春三春”、“虎兕相逢”等提法，都出自夏完淳的诗，从夏诗的本义看《红楼梦》如此使用这些词句的目的，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看“三春”的含义。贾府中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姐妹，合称贾府“四艳”，应该是“四春”，作者为什么偏偏要说成“三春”？“初春”是元春，是皇妃，探春预示可能做王妃，说她“争即初春景”还可以理解，可是迎春、惜春决没有“争即初春景”啊，作者为什么把“三春”一网打尽啊？

　　读过《春秋》的学者都知道，孔夫子是用“春王正月”来表示王族的正统身份的，《红楼梦》作者让元春取名用“春”字，并且说她生在“正月初一”，“命大”，目的不外乎暗示她代表着正统王朝。

　　南明时期的江南，先后出现了福王政权、唐王政权、桂王政权，这三个政权都先后称帝，可以影射为“三春”。除掉“三春”外，当时还有一个鲁王监国政权。所谓“监国”，就是以太子的身份管理国家大事，并未当皇帝，所以名字虽然也有春字，但不入“三春”之列，所以只能用“四艳”表达。

　　《红楼梦》中的元春，影射的是福王政权，前面已经分析，不再重复。书中迎春影射的是桂王政权，“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暗示的是桂王政权的猖狂权臣孙可望；“子系”二字合起来便是孙字。孙可望原来是张献忠的部将，后来拥立桂王，但极其骄横跋扈，桂王在孙可望营中的身份地位，还不如一个受气的小媳妇。

　　《红楼梦》中的老三探春，影射的应是福建的唐王政权。当时福建的交通极其不便，进入福建的最便捷通道，就是在海上航行奔福州厦门，所以《红楼梦》作者让探春“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唐王是个立志有一番作为的皇帝，在富国强兵上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受制于郑芝龙，“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根本不可能挽回南明政权覆亡的命运。加之他在帝王谱系中，血缘关系较远，受封建正统观念影响，威望有限，所以《红楼梦》中让她的身份是“庶出”，自己必须时时为改变庶出地位而痛苦挣扎。

　　《红楼梦》中的老四惜春影射的是鲁王监国政权。鲁王在浙东的抗清事业失败后，不得不南下投奔郑成功，又受到郑氏军事集团的排挤，最后孤家寡人流落到金门岛上，整天以吃斋念佛消磨时光，直至病死在金门岛，至今坟墓仍然在这里。《红楼梦》中让惜春“堪破”三春命运，最后“独卧青灯古佛旁”，正是鲁王命运的真实写照。

　　关于“三春”“四艳”的命运解读至此，《红楼梦》中所说的“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含义，就不难理解了。南明三帝一监国政权先后灭亡之后，江南抗清势力基本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南明四个政权先后延续了二十年，《红楼梦》所说的“虎兕相逢大梦归”，就是南明三帝一监国复兴大明王朝的梦想，在清军铁蹄下彻底破灭了；“二十年来辩是非”，所辩的就是这段历史是非！

第五节　　风月宝鉴

　　“风月宝鉴”有原型么？乍一听这个问题，似乎不可议，所谓“风月宝鉴”，不就是一面正反两面皆可照人的镜子么，何需什么原型？但结论也不可下得太早。《红楼梦》中贾瑞照的那面“风月宝鉴”，确实有点古怪，还真的有详细探讨的必要。

　　古怪之一，是这面镜子正反两面皆可照人，正面照是美人王熙凤在招手，反面照则是一具令人震撼战栗的骷髅。中国古代没有玻璃镜子，《红楼梦》中还把玻璃当宝贝，与玛瑙、珍珠一样，用于给女孩子取名。这面“风月宝鉴”，显然是一面铜镜，贾瑞死后，宝鉴被摔被烧，也没有破损，显然不是玻璃，而是铜质。问题是，古代的铜镜，却很少有两面照人的。作者偏要让它两面照人，显然另有寓意。

　　古怪之二，既然只是一面镜子，为它取个什么名字不好，偏偏要叫它“风月宝鉴”？“宝”就“宝”了，它确实是个宝物，为什么偏偏要和“风月”沾边呢？就说这面镜子的功能吧，红粉骷髅的两面寓意，明显是警示人们不要与“风月”靠得太近太紧的意思，为什么偏偏要用“风月”命名呢？为什么不叫“反风月宝鉴”呢？这不是把意思完全弄反了么？

　　古怪之三，贾瑞因为正照“风月鉴”，居然一命呜呼了。他的爷爷奶奶大骂“妖镜”，“若不早毁此物，贻害于世不小”，遂架火来烧。镜子里面居然哭了起来，“你们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跛足道人及时赶来，“谁毁风月鉴？吾来救也”！抢到手里，飘然而去。可见，确实有人把这面镜子当作祸害，必欲毁之而后快，但也有人把它当作宝物，精心加以保护。

　　从表面上看，《红楼梦》中的这面“风月宝鉴”，似乎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红颜祸水”的象征。但这么理解，则与《红楼梦》的主旨大相径庭。《红楼梦》并不是一部反风月的小说，作者显然不是一个封建卫道士。《红楼梦》写“风月鉴”，显然不是警示人们小心“风月场”的意思，而是告诫人们不要“以假为真”。假是什么？真又是什么呢？

　　要想解开这个谜底，还真的需要认真探询一下“风月鉴”是否有原型，它所代表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笔者考证，洪昇创作《红楼梦》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明末名妓柳如是与陈子龙的“木石前盟”以及与钱谦益的“金玉良缘”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确实是描写“风月场”中的故事；第二阶段则把书中柳钱陈等主人公换成了自己和“蕉园诗社”的姐妹，转而抒发自己与姐妹们命运悲剧的感慨和悲伤。

　　“风月鉴”显然是《红楼梦》创作第一阶段的产物，那么，它应该与一代“花王”柳如是有必然联系。河东君柳如是生前，确实有一面珍贵的妆镜，死后流落民间，很多著名文人都曾为这面妆镜作过题咏。这面镜子，有清一代，名声显赫，因为它是“风月场”中“花王”的梳妆镜，确实是个不同凡响的“风月宝鉴”！

　　最早记载这面“风月宝鉴”的，是康熙朝著名诗人查慎行。他的《敬业堂诗集》中“金陵杂咏二十首”其八为：“宗伯奁清世不知，菱花初照月临池。点妆巾帽俱新样，不用喧传镜背诗。”“宗伯”指钱谦益，他曾任礼部尚书，故称。“菱花”就是妇女用点妆镜子的代称。“镜背诗”容后再议。

　　邓之诚在《骨董琐记》中，具体记载了柳如是这面镜子的形制：这是一面唐镜，镜背的铭文是，“官看巾帽整，妾迎点妆成。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其旁刻“蘼芜”二篆文，极遒劲。中为夔缡，刻画飞动。小折叠架上刻“绛云楼印”四字。“蘼芜”是柳如是的字，“绛云楼”是柳如是与钱谦益居住酬唱的地方。

　　这面镜子除了珍贵的古董价值外，本身倒没什么，关键是当时文人怎么看待这面镜子，怎么看镜子中隐含的柳如是与钱谦益的事迹和为人。有清一代，文人均根据该镜背面的铭文，从“官看”、“妾迎”的角度，把镜子的正面和背面加以区别，分析男女在镜中形象之不同。

　　清戴文节所赋《柳蘼芜妆镜词》就很有代表性。他说：“击碎金瓯翠黛颦，勤王有志总成尘。妾心镜面郎心背，文字蟠胸不照人。”前两句是惋惜柳如是反清复明活动未获成果，但值得歌颂。第三、四句则是诛心之论，讽刺钱谦益屈节事清，像镜子背面一样“不照人”，而柳如是的美丽形象则是“镜面”形象，光可照人。

　　从康熙年间一直到清末，题咏这面镜子的文人络绎不绝。几乎所有题咏的意思，都差不多，多数人说这面镜子两面照人，正面照出柳如是的光辉，反面照出钱谦益的龌龊。例如，郭鹿（下有各字）的题咏诗说：“蘼芜春老恨漫漫，宜照官人再整冠”，意思是钱谦益形象不好，需要再洗脸整冠。沈修的题咏诗说：“侬身白练公乌纱，死演鸳鸯背水阵。”意思是夫妻为人的反差太大了，妻子一条白练吊死，丈夫头戴新朝的乌纱。这对鸳鸯死后也像镜子的两面，永远是相背的。

　　也有些文人把这面镜子当作历史来看，问题看得更深刻一些。例如，胡敬的题咏诗说：“将鉴观风会于前朝，且看取河东之遗镜”，把这面镜子竟看成明朝覆亡历史经验教训的代表了。张珍臬的题咏诗说：“尚书巾帽整未得，对此徒令须眉羞”，“蘼芜香字足千古，碧波遗恨空悠悠”。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女清男浊”思想，确实发人深省。

　　最值得注意的是舒位的《河东妆镜曲》中说，“应作当年如是观，莫叫照见蘼芜影”。所谓“如是观”，就是佛家的虚无思想；莫见“蘼芜影”，就是别见到“柳蘼芜”那俏丽的身影。这与《红楼梦》中只许看镜子反面骷髅，不许看镜子正面红粉佳人的寓意，是完全一致的。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确实是有原型的，它的原型就是柳如是遗留下来的“妆台镜”。这面镜子，照出来的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男人卑躬屈膝的“浊臭逼人”形象，照出的是女子“清爽”的洁净形象；照出的是明末清初在外族入侵的关头，芸芸众生的截然不同的表现；照出的是佛家的枯骨和现实生活中的“蘼芜”身影。

　　柳如是与钱谦益的婚姻，时人就目为“红颜白骨”的结合。二人死后，社会评论甚多。且不论钱谦益，就是对柳如是这个巾帼英雄，也是毁誉参半。有人说她是民族主义思想强烈的烈女，也有人说钱谦益国亡不死，是柳如是拖后腿。这里面孰是孰非，孰真孰假，确实不容混淆。所以，《红楼梦》中“风月宝鉴”无辜被烧时哭道：“你们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

　　由此可见，柳如是遗留下来的这面镜子，就是正面照见“柳蘼芜”红颜，背面照见“钱谦益”白骨的“两面照人”的“风月鉴”，就是能折射出明末清初历史兴亡经验教训的“宝鉴”！这样理解《红楼梦》的伟大意义，似乎比当今红学家那些牵强附会的解释，要通顺得多，其思想意义也更积极进步。

　　逐次考究下来，其实不仅是“风月宝鉴”，《红楼梦》中的好多特殊提法，在柳如是身上都可以找到出处。《红楼梦》中说元妃当初被选入宫中做“女史”，红学家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女史”的出处，其实，柳如是生前就自称“女史”，她的丈夫钱谦益也把她称为“女史”。在柳如是的画册上，就题写“如是女史柳是作于绛云楼”字样，下落“如是”朱印。

　　说到柳如是的印，有好多值得《红楼梦》研究者注意。例如，她有“女史”印，“如是”印，“我闻室”印，还有“怜香惜玉”印，联想到《红楼梦》中宝玉在黛玉潇湘馆内，大讲“香玉”的故事，联想到《红楼梦》“怀金悼玉”的创作宗旨，不能不发人深思。

　　再如《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宝钗善画，大谈作画所需的材料，并用“杨妃扑彩蝶”形象，来形容其美丽。柳如是的诗书画，确实可称当世三绝，至今仍有很多珍贵画作传世。据翁雒《小蓬海遗诗》记载，她曾“手绘扑蝶仕女图”。与《红楼梦》的宝钗扑蝶的描写，是偶合还是有渊源关系，读者可自去判断。

　　柳如是的重要遗物，还有一个“桃砚”。据近人张伯驹《蘼芜砚》文记载：该砚“质极细腻，锩云纹，有眼四，做星月状”。砚背锩篆书铭文云“奉云望诸，取水方诸，斯乃青虹贯岩之美璞，以孕兹五色珥戴之蟾蜍”。下隶书“蘼芜”小字款，阳文“如是”长方印。砚下侧锩隶书“河东君遗研”，外“花梨木原装盒”。与此“蘼芜砚”配对的，还有钱谦益的“白玉砚”，上刻篆书铭文曰：“昆冈之精，蟠瑜之英，琢而成研，温润可亲，出自汉制，为天下珍，永宜秘藏，裕我后昆”，落款“牧斋老人”，下刻阴文“谦益”方印。钱柳夫妇的这两方砚台，一脂一玉，是否与“脂砚斋”有联系，没有直接证据，笔者不敢枉断。

第一节　　脂砚斋

　　从《红楼梦》问世之初，清代学者就指出：这是一部“扯老婆舌头”的书！何谓“扯老婆舌头”？就是写的是女人事，说的是女人话，总之，就是用女人口吻描写女人生活中的家庭琐事。

　　毛泽东说《红楼梦》要读五遍方有发言权，其实，好多《红楼梦》研究者乃至红谜，读了何止五遍！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红楼梦》从脂批“这方是正文开始处”以后的文字，几乎无时无事不透出女人的气息！女性的视角，女性的心理，女性的语言，女性的行为，女性的矛盾，女性的痛苦，女性的欢乐，女性的忏悔，女性的迷茫，女性的希冀，女性的绝望，无不纤毫毕现，惟妙惟肖！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写女性生活的力作主要有两部：《金瓶梅》和《红楼梦》。细读之下，你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差异：《金瓶梅》是从男性视角看女性，而《红楼梦》却是从女性视角看女性，甚至是从女性视角看男性，看家庭，看社会！

　　《红楼梦》开篇曾明确交代过，该书描写的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当日的女子”的事迹，创作目的是为了使“闺阁昭传”。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如此熟悉女性生活，熟悉女性心理，熟悉女性语言的文学家，更何况是熟悉潭潭大宅、沉沉红楼中女性的文人，在那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似乎很难产生。即使是像《红楼梦》书中交代的那种从小就喜欢钗环脂粉、少时爱在女孩子堆里厮混的男人，也做不到这一点。任何男人的童年和少年，都不会去刻意观察女人的生活，及至年长，又失去了观察模仿女性的条件，所以，完全懂得如何说女人话的男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红楼梦》的作者，仅仅是个熟悉女性的男人还不够，似乎还有熟悉书中描写的生活、在书中充当某一角色的女性，直接参与了《红楼梦》创作。《红楼梦》的作者，肯定是男性无疑。在这个作者身边，应该还有一个富有才情、同时也与他有共同生活体验的女性，与作者一道构思、写作、修改、评点。这位女性有可能是脂砚斋么？

　　一、脂砚斋原型论似乎并非无来由的臆测

　　脂砚斋究竟何许人也，是新红学三个“死结”之一。这个脂砚斋，对《红楼梦》前八十回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评点，处处以书中故事的知情人自居。他的批语，被红学界称为“脂批”，载有脂批的《红楼梦》手抄本，被称为“脂本”。脂砚斋对于《红楼梦》研究是如此重要，但查遍浩如烟海的典籍，就是不见这位老先生的踪迹；对这位见首不见尾的神龙，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信的权威说法。

　　在脂本《红楼梦》中，有大量脂砚斋的批语。综合这些批语，人们不难发现，同古典文学中毛宗岗、金圣叹的批语不同，脂砚斋不是在作品问世后批阅的，而是在作者创作过程当中批阅的。作者经过了五次“批阅增删”，脂砚斋也似乎同步进行了五次评点。从这一特殊的批评过程看，脂砚斋应该与作者关系非同一般地密切，很有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他究竟是作者的什么人呢？

　　从脂砚斋批语的内容看，他对书中描写的贵族生活似乎十分熟悉，并且有着比作者还权威的创作发言权。他经常在批语中说“有是人，有是事，嫡真实事，非假拟妄拥”，似乎他亲眼看到过作者笔下的人和事。他又经常感慨“作者犹记金魁星事”、“作者犹记矮幽舫合欢花酿酒”等，似乎这些是作者与他共同经历的事情。对书中一些人物的生活原型，他也似乎认识并有过直接交往，如“麝月闲闲无语”、“凤姐点戏、脂砚执笔”等，就证明他也是生活原型中的一个角色。他究竟是书中的谁呢？

　　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曹雪芹，平心而论，作者地位不是十分稳固。一是其生也晚，不论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还是雍正二年，在乾隆九年《红楼梦》动笔时，他都只有二十来岁；创作《红楼梦》，需要何等丰富的生活阅历呀？似乎不是一个黄口小儿所能胜任愉快的。二是缺乏生活基础，曹雪芹没有赶上曹家风月繁华生活的可能，从小就过着“茅檐蓬窗、瓦灶绳床”的生活，缺乏描写贵族生活的人生体验；三是性格不合，“美国的煤油大王，怎知北平拣煤渣老婆子的酸辛，贾府里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朋友诗中记载的曹雪芹，是个具有魏晋风度的人，其性格与《红楼梦》表现的浪漫风流气质格格不入，更何况他没有巨室大族公子哥儿“淌过女人河”的生活阅历。

　　正由于曹雪芹在著作权方面的先天不足，人们于是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这个脂砚斋。有人认为曹雪芹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红楼梦》的，有人干脆认为《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就是脂砚斋。从脂批的内容看，这似乎并非无根据的臆测，但显然是从《红楼梦》作品及脂批中反推出来的结论，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

　　二、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说”透出了一线曙光

　　红学界多数人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辈某人，也有人认为他就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也就是书中的贾政原型。理由是裕瑞的《枣窗闲笔》中有关于脂砚斋是作者叔叔的记载，加之他在批语中有倚老卖老的口气，常常“命”曹雪芹做这个那个，似乎也像长辈在颐指气使。

　　裕瑞的《枣窗闲笔》本身就不可靠，加之书中记载是听“前辈姻亲”说的，就更不可靠了。所谓脂批中的长辈口气，似乎也靠不住：对晚辈的文学创作，长辈没有干预的必然；“命芹溪”如何如何，“命”字长辈可以严肃地说，平辈之间戏言也可以说。因此，脂砚斋是作者的长辈说，可信度是极低的。

　　红坛巨臂周汝昌先生，经过多年精心分析，提出脂砚斋就是《红楼梦》书中的史湘云的原型，是作者曹雪芹的“续弦”妻子。周先生和他的门徒们，还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对脂砚斋其人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搜索，提出了“许蕙兰说”、“柳芳卿说”等。

　　周先生的论证，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首先，脂批中确实有“余比钗颦”、“老货”、“我也要恼”、“我也要拧”等女性口吻；其次，脂批中也确实透露出他（她）与作者之间说话十分亲昵随便，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再次，脂批中明确显示，他（她）与作者的过去，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作者描写的好多事情，都是他（她）亲历亲闻的。

　　但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原型说”有着致命的缺陷，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此说不仅对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无补，而且进一步证实了曹雪芹著作权的不可靠！如果曹雪芹没赶上江南的风月繁华，他的妻子或续弦也决无经历过风月繁华的可能！曹雪芹如果不是作品主人公的生活原型，脂砚斋也不可能是；曹雪芹写不出来的生活故事，脂砚斋也说不出来，把两个人捆在一起也杜撰不出《红楼梦》来！

　　更何况，柳蕙兰、许芳卿等名字，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持，近乎子虚乌有。曹雪芹肯定不是光棍，因为他有儿子，但是否死过原配夫人，是否曾续弦，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用《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反推，是不科学的、非学术的研究方法。脂砚斋原型探究上的一线曙光，似乎也被阴云遮盖了。

　　三、一条重要线索引起脂砚斋研究的重大转向

　　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探索脂砚斋这个人物，似乎是毫无希望了。俗语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红学界是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曹雪芹的著作权本来就不可靠，何不跳出“曹家店”，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探索“作书人”和“批书人”呢？何不在“曹家店”之外，让曹雪芹和脂砚斋互相验证，开辟出一条《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路呢？

　　在甲戌本第二回中，有一条重要的脂批，似乎被红学界严重忽略了。书中贾雨村和冷子兴，长篇大论“天地生人”之“大仁大恶”，脂砚斋在这里批了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细考这段脂批，其中大有文章。

　　《女仙外史》是一部神魔小说，作者是吕熊，创作年代在康熙中后期，创作地点在钱塘，即今之杭州。《女仙外史》的第一个批阅者，是康熙朝大名鼎鼎的文人、传奇峰巅《长生殿》的作者洪昇！这些在《女仙外史》康熙印本的序言和批语中，有明确可靠的记载。

　　这段脂批说的是“论魔道”，不是“写魔道”，显然说的是批书者立意奇，而不是作书人立意奇。《女仙外史》第一、四、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九、五十八等回，皆有洪昇批语。细读这些批语，确实有“立意奇”的感觉，试举一例，第二十八回批语说：“《外史》节节相生，脉脉相贯，若龙之戏珠，狮之滚球，上下左右，周回旋折，其珠与球之灵活，乃龙与狮之精神气力所注耳。是故看书者须觑全局，方识得作者通身手眼。”

　　严格说来，《女仙外史》并非什么特别优秀的小说，当不起洪昇这么高的评价。但洪昇的批语确实是“立意奇”，反而更像表述自己的创作体会。脂砚斋把批阅《女仙外史》的文字和《红楼梦》中贾雨村论人的文字并列在一起，说此奇彼愈奇，显然是评论洪昇一个人的文字，正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女仙外史》的批书人，就是名动天下的大文豪洪昇！

　　四、《红楼梦》的创作时间比红学界通常结论要早一

　　甲子

　　如果《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昇，显然《红楼梦》的创作时间要由乾隆中期提早到康熙中期，其间隔应该在一甲子、即六十年左右，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么？

　　脂本《红楼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通称三脂本。现存的三脂本确实是乾隆年间抄成的，甲戌本用的是“乾隆竹纸”，己卯本上有怡亲王府的印记，可以证明。但三脂本都是过录本，并非底本，其据以过录的底本，显然要更早一些。

　　我们还要注意到，三脂本不仅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而且经历了多次辗转传抄。庚辰本的抄写十分混乱，可以断定并非初次过录，但甲戌本和己卯本的抄写十分认真，工楷缮就，布局合理，为什么说它们也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呢？证据就是：它们据以过录的底本，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蒸锅铺本”！

　　何谓“蒸锅铺”本？旧时印刷业不发达，某些商人为了渔利，把社会上需求甚殷的某些小说传奇，组织一帮贫苦文人抄写——抄写时给饭吃，一般不给工钱，或付给极微薄的报酬——然后装订成册出售。其抄写一般都是在街头卖饭的“蒸锅铺”进行，故把这种抄本称为“蒸锅铺本”。

　　“蒸锅铺本”的特点是抄写十分草率，错别字特别多。因为他的抄写过程是一个人拿着底本念，多人听写，旧时又没有推广“官话”，念者和抄者南腔北调，混饭吃的勾当，态度也不会十分认真，抄录后又无人认真校对，所以，出大量的错别字就在所难免了。

　　庚辰本本身就是一个“蒸锅铺本”，甲戌本和己卯本虽然抄写得十分精细认真，但其底本上的大量错别字，却无情地在抄本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别字连篇，这正是“蒸锅铺本”听写特点的反映。下面一些例子，就是在上述脂本中摘录下来的，其中括号中的是书中别字：

　　鼓（古）词，张（章）本，迁（谴）怒，嚼蜡（腊），何尝（常），逗（斗）露，斩截（节），都（独）该，华诞（涎），搁（阁）起，细致（之，至），数（树）处，宗祠（祀），邢（刑）夫人，无味（未），窠臼（旧），零（令）落，悔娶（灰聚），诨（回）号，目睹亲闻（问），等等。

　　细阅三脂本，此类错别字不胜枚举，仅举以上几个例子，似乎就足够了。这些错别字显然不是己卯本或甲戌本抄手的过错，因为他们抄写的态度十分认真，连底本上的错别字也照录不误。只能说明，据以抄录的底本是个同庚辰本相似的“蒸锅铺本”。

　　今天能见到的三脂本（特别是己卯本）显然是乾隆中期的产物，它们的底本，必然要早一些。究竟早多少呢？没有直接证据，但可以据理分析。如果三脂本的底本是“蒸锅铺本”，那么“蒸锅铺本”的底本显然也只能是抄本，而不会是作者的稿本，因为任何作者也不会把自己作品的稿本交给这些低俗的商人射利的。再进一步分析，商人肯制造“蒸锅铺本”渔利，说明作品的抄本已在社会上流行一段时间了，因此才有了大量的社会需要。从作者稿本到三脂本，其间的流布过程应该是：作者稿本——示人的抄本——流行的过录本——辗转传抄的过录本——蒸锅铺本——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最后才有了程高印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此繁杂的传抄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啊！更何况抄本阅人有限，为社会普遍接受，反复传抄，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那个低效率的时代，其间最起码要一甲子以上时间。

　　五、三脂本的干支纪年应是康熙纪年而非乾隆纪年

　　三脂本分别标明甲戌、己卯、庚辰等干支纪年，这些纪年不是抄成的时间，而是脂砚斋“抄阅再评”的时间。如果三脂本抄成的年代是乾隆中后期，所依据的底本是“蒸锅铺本”，那么，脂砚斋“抄阅再评”的年代，只能是康熙甲戌（1694）、己卯（1699）、庚辰（1700），而决不会是乾隆甲戌（1754）、己卯（1759）、庚辰（1760），整整早了一个甲子。曹雪芹死于乾隆壬午（1762）或癸未（1763），从曹雪芹死亡到怡亲王府抄录己卯本，其中间绝对不会出现“蒸锅铺本”。另外，以曹家同王府的关系，王爷也似乎不必依据“蒸锅铺本”转抄！

　　康熙朝的甲戌、己卯、庚辰等年份，与脂批透漏的洪昇批阅《女仙外史》的时间，是否吻合呢？吕熊作《女仙外史》的时间是康熙辛巳（1701）到甲申（1704），洪昇死于康熙甲申（1704），可推断批阅时间为壬午或癸未（1702—1703），与三脂本出笼时间基本吻合。须知，一部百万字的大书，批注一次，需要几年工夫，甲戌本只能说明起批的时间是甲戌，而不是说完成的时间也只能在同一年，庚辰、己卯本亦然。《红楼梦》“披阅增删”的时间是“十载”，从甲戌到甲申，恰好是十年时间。这十年中，作者曾评点过《女仙外史》，两书的批阅时间段基本吻合即可证明，不必拘泥于纪年吻合。

　　洪昇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遭遇了“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下狱、革去功名的沉重打击；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在盘山“逃禅”期间，开始酝酿以自己的“家难”为题材，创作《红楼梦》；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结束了二十年寄居京师的困苦生活，携家眷返回杭州故乡，正式开始了《红楼梦》创作；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拿出《洪上舍传奇》给朱彝尊看，朱有诗记载此事，同年为吕熊评点《女仙外史》；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在江宁织造府观演《长生殿》，把自己的“行卷”交给曹寅，曹寅有诗为证。归家途中，酒后登舟坠水亡故，时为六月一日夜，一个月黑风高的时刻，此刻正是他心爱的《长生殿》主人公杨玉环的生日，也是李隆基在长生殿上演奏新曲的日子，可谓巧合！

　　从康熙三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三年，掐头去尾，正好十年时间，与《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完全吻合，并且，甲戌、己卯、庚辰三个年份，又恰恰在这十年当中，这却是用巧合难以解释的！《红楼梦》曾经历十载批阅，五次增删，如果把三脂本的最初稿本，当作作者五次披阅增删中的三次，不是极为恰当么？

　　六、脂砚斋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洪昇的妻子黄兰次

　　洪昇的妻子黄蕙，字兰次，与洪昇同是顺治二年乙酉（1645）七月初一生，夫妻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又是一个巧合。洪昇的母亲是黄蕙的亲姑姑，二人是嫡亲的表兄妹。黄蕙的祖父也就是洪昇的外祖父黄几，有当朝宰相的身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富贵已极。黄蕙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工诗善画，精通乐理。从《红楼梦》中的相关内容描写上，不难看出黄蕙的影子。第五十三回脂批中，有“都中望族首吾门”、“遗脉孰知祖父恩”等句，正是黄蕙的口气，也只有当朝宰相的家族，才敢于自称“都中望族”之首。曹家不论如何富贵，毕竟是“包衣奴才”，敢这么称呼么？更何况曹家的富贵在南京，也不在“都中”。

　　黄蕙同洪昇两家同居杭州，二人从小青梅竹马，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二人同为二十岁时结婚。二人的婚姻在当时实是难得一见的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结成的婚姻。康熙十年以后，由于家庭中父妾和同父异母弟的挑拨，洪昇夫妻一起被迫逃离了富裕的家庭，从此一直过着颠簸流离、艰难困苦的生活，前后半生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反差。文学界对洪昇夫妇的这段惨痛经历，一般称为“天伦之变”。联想到《红楼梦》脂批中指出：作者是因为“脊令之悲，棠棣之威”——正是隐指家庭失和、兄弟反目——而创作《红楼梦》一书的，不难推测《红楼梦》的“作书人”和“批书人”，就是洪昇和黄蕙夫妇二人。

　　洪家的“家难”，是洪夫妇一起经历的苦难。作为女人，个中滋味，黄蕙的体验应该比洪还深刻；个中隐情，黄蕙的了解应该比洪昇还清楚。《红楼梦》中描写的好多故事，脂批都说“作者与余实实经历过”，说明批书人与作者的夫妻关系。《红楼梦》记载的姐妹们的生活琐事，多数应该是黄蕙提供的；记载的姐妹们的诗词，多数也应该是黄蕙记录的。在作者描写钗黛故事时，脂批“作者将余比作钗黛”，因而产生“余何幸也”的感觉；在作者描写“三春去后诸芳尽”后，脂批“此句令批书人哭死”；在作者描写宁府五件弊端之后，脂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在作者描写赵姨娘结交马道婆后，脂批“吾家儿孙慎之戒之”；在作者描写贾芸到舅父家告借惹气后，脂批“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气”。“余家”、“吾家”、“余二人”等都说明，批书人与作者是夫妻关系，拥有同一个家！

　　另外，洪昇的舅父家，正是黄蕙的娘家，洪昇夫妇寄居京师前期，黄家尚在京师，生活富贵已极，但洪昇夫妇的生活却极端贫困，甚至几天揭不开锅，达到“八口命如丝”的地步，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说明洪昇夫妇也像书中贾芸一样，为向舅舅家借“三升麦子、两升豆子”惹过数落，故脂砚斋有此批，亦可见做此批语时之心态……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红楼梦》二十一回的“回前诗”，诗中说有一个深知“拟书底里”的“客”，题了一首诗：“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茜纱公子”与“脂砚先生”是两个人，但诗中又连用了三个“自”字，只有夫妻关系，才能如此表述。这个“客”字，是批书人对作者兼丈夫的戏称。脂批中多次出现有“客”阻批的情况，二人之间时有争论，防止了脂砚斋“点金成铁”。这些“客”，都应是二十一回回前诗中的那个“茜纱公子”。

　　由此不难看出，洪昇夫妇是一起进行《红楼梦》创作的。一边写，一边批，黄蕙不时为丈夫提供一些创作素材，洪昇也经常指点妻子应如何理解书中的内容。这正是《红楼梦》表现出浓厚女性化倾向的根本原因，也是脂批中经常出现脂砚斋和“客”一问一答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在存世的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洪昇友人的诗中，曾说他在出狱后，“坐对孺人理典册”，一派夫妻共同回忆过去生活、整理过去作品的景象。黄蕙之所以为自己署名脂砚斋，根本原因似乎是，创作和评点是夫妻二人共同进行的，脂妻砚夫，共用书斋，署名脂砚斋，再恰当不过了。

　　七、脂批提示的《红楼梦》对“一芹一脂”夫妻

　　生活的记载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脂砚斋批语中透露的《红楼梦》隐情，实际上就是洪昇夫妻遭逢“家难”前后真实生活的记载。由于脂批数量很大，透露的内容颇多，有必要就一些重要信息再进行一些分析。

　　脂砚斋先后三次，在批语中向“石头”发问：“比在青埂峰下萧然坦卧何如？”“比在青埂峰下闻猿啼虎啸何如？”读者莫以为这是闲笔。其实是黄蕙对丈夫当年欲在“青埂峰”出家的讽刺语。康熙二十九年，因聚演《长生殿》获罪刚刚出狱的洪昇，怀着满腔悲愤，一个人来到京郊盘山的青沟寺（即大荒山青埂峰原型），欲找老朋友智朴大师出家。丈夫欲出家，妻子作何感想，可想而知。洪昇后来由于“妻儿待米”终于没有出家，但必然给妻子留下话柄。《红楼梦》书中说宝玉谈禅终于“未晤”，“将来必无关系”，“一世跳不出”，与脂砚斋以上批语，同是对这段经历的曲折反映。

　　脂砚斋有一条十分奇特的批语，在《红楼梦》第七十三回，抄检大观园前，有对奴仆挑唆主人内容的描写，看到这里，脂砚斋实在忍耐不住了：“杀，杀，杀！此辈专生离异，余因实受其蛊。今读此文直欲拔剑批纸，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泪洒出此回也。”“愚奴贱婢之言，酷肖之至！”没有锥心刺骨的相同经历，并且是与作者的共同经历，是不会如此评点《红楼梦》的。洪昇夫妇当年，就是因为受到家庭中“赵姨娘”、“邢夫人”、“马道婆”、“王善保家的”一类人的挑拨，不容于父母，被迫逃出家庭，发生天伦之变的，夫妇二人一生对此都痛心疾首，不能释怀。脂砚斋在批语中多次说，这些都是“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在“现成文字”处作此激愤批语，不是十分自然的么？

　　脂砚斋对“西”字十分敏感，看到书中有“西”字，就“恐先生坠泪”。为什么呢？恐怕与洪昇夫妇的伤心经历有关。洪家故宅就在杭州西湖附近的西溪，西湖、西泠、西溪等三西是杭州的象征。洪昇夫妇就在这里经历了惨痛的天伦之变，被赶出了富裕繁华的家庭，从此一直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见了“西”字，如何能不落泪？批语中的“西堂故事”、“矮幽舫”故事等，似乎也是在西溪洪府时的往事，天伦之变后回忆起青少年时的幸福生活，如何能不感慨系之！

　　脂砚斋对“三十年前”的往事，始终耿耿于怀，在批语中多次指出，“三十年前事见书于纸上”，并且这些事情都是她与作者共同经历的。“三十年前”是什么时间呢？正是洪家发生“天伦之变”的家难时间。洪家“家难”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康熙十年到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脂砚斋批书时，不正是三十年时间么？脂批中多次以十分亲切的口吻说，“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这个在她身“侧”的“皓首驼腰”者，应该就是她的丈夫，《红楼梦》的作者洪昇。

　　尤堪注意的是脂砚斋批语中说自己家族是“都中望族”，但自己却没有依恃，“父死母孀”的窘境，令自己“肠断心摧”。这正是黄蕙的真实经历。黄蕙的父亲黄彦博，是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儿子，曾官居庶吉士，在黄蕙婚后不久就不幸病死了，死的时间是“夏秋之交”。《红楼梦》书中记载黛玉父亲林如海死于“九月初三”，正是江南的“夏秋之交”。宝钗的父亲也是早死，母亲薛姨妈“孀居”。联想到“钗黛合一”，不是与黄蕙的命运基本吻合么？脂砚斋批书时，回忆“父死母孀”，正是“三十年前”事。

　　脂批“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多少忆昔感今”，胡适先生据以推断指的是江宁织造曹家接待康熙南巡的事情。其实康熙六次南巡，足迹遍及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每到一地，都有一个官员出面接驾。洪昇没有接过驾，但洪昇的好朋友高士奇却在杭州接驾一次，接驾的地点就在杭州西溪，高士奇为此专门在西溪修建了一座“山庄”，康熙也曾为山庄中某庭院题字“竹窗”。西溪正是洪昇的故居所在地，高士奇接驾时，洪昇也在杭州，对此当耳熟能详。联想到《红楼梦》中对修建大观园的描写，以及对潇湘馆的刻画，不是十分耐人寻味么？

　　在《红楼梦》中描写的“葫芦庙失火”，原因是那些和尚“炸供不小心”所致时，脂砚斋批道：“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红学界一般都断定这是指曹家在金陵被抄家的原因所在。其实，若不是心中早有一个曹雪芹先入为主，“葫芦庙炸供”同曹家被抄有什么关系？洪昇康熙二十八年被朝廷斥革下狱，表面上看是因为“国丧”期间非时演戏，实质上是因为得罪了“北党”，“皆因朋党怒，岂在伶人戏？”当时的朋友就为洪昇指出了这一点。洪昇得罪“北党”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洪昇在南京期间，曾经用“北党”领袖之一、当时巡抚江宁的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买了一个小戏子邓氏雪儿为妾。此事对洪昇是美谈，对余国柱却是丑闻，心中之恼怒可想而知。宫廷国丧不正是“胡虏庙炸供”么？洪昇此时被祸的真正原因是在南京——当时的南直隶省惹下的。这方是脂砚斋本意所在。

　　戚本第二十二回有一段十分惹眼的批语：“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却立意要作传奇。”为什么立意作传奇呢？因为洪昇熟悉并热爱传奇创作，一生写了二十多部传奇稿本。那么为什么最终还是“作此书”了呢？显然是身边妻妾怂恿的结果。妻妾又为什么要怂恿作者写小说呢？蒙府本的一句批语可说明原因：“因为传他，并可传我。”妻妾即批书人，也有一肚皮话要说，所以有此举动。其实，不是妻妾怂恿，洪昇也要写小说的。在洪昇晚年，他与《隋唐演义》的作者褚人获，《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来往十分密切，显然与创作小说有关。很可能洪昇传奇作了，小说也写了。康熙四十一年拿给朱彝尊看的《洪昇上舍传奇》，大概就是与小说《红楼梦》相同题材的传奇。《红楼梦》中的“红楼梦十二支曲”，以及一些类似戏曲写法的情节，也似乎就是从传奇中移植过来的。

第二节　　畸笏叟

　　畸笏叟在脂本《红楼梦》中的地位绝对重要。他的批语数量仅次于脂砚斋，并且评点《红楼梦》的时间多在壬午年（1702）和丁亥年（1707）。壬午年是作者逝世的前二年，丁亥年则是作者逝世的三年以后了。畸笏叟的文化功底似乎不太高，批语中错别字甚多，翻来覆去就是“叹叹”那么几句话，或者以卖弄的口气，透露一些后三十回内容。

　　这个畸笏叟有可能是谁呢？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洪昇的生活圈子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洪昇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纳的一个小妾“邓氏雪儿”。康熙二十二年，洪昇以江宁巡抚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在苏州买回了一个小“戏子”雪儿。这个雪儿，天生一副好歌喉，婚后洪昇家经常出现“丈夫工顾曲，霓裳按图新，大妇调冰弦，小妇啭朱唇”的美妙景象，就是洪昇作曲，黄蕙伴奏，雪儿高歌，其乐融融。

　　洪昇创作《红楼梦》期间，雪儿不可能是局外人，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宝钗，让她姓薛，以雪喻人，吃冷香丸，似乎可以悟出点什么。壬午年洪昇夫妇年近六十，已是生命晚期，多灾多病，雪儿此时也四十来岁了，应能进入批书者行列，并成为批阅的主角，似为情理之中事；癸未、甲申年前后，洪昇夫妇相继去世，雪儿自然就成为《红楼梦》评点的惟一主角了，直到丁亥年她也死去。洪昇死于甲申六月，她在甲申八月的批语中，就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并祝愿“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同时说明自己的批语是“泪笔”，这正是小妾这种特殊的“未亡人”,在丈夫和大妇死去时的口吻。至于她批语中曾说“命”作者做这做那，不过是少妾对老夫发娇的口吻罢了。

　　雪儿为什么署名畸笏叟?其中还有一段隐情。洪家发生“天伦之变”时，洪昇是与二弟殷仲一起逃出了家庭。在漂泊困苦中，二弟夫妇不幸早死，无子女继承香火。洪昇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将二弟夫妇的骸骨迁葬故乡，并将自己的次子洪昇之益过继二弟名下继承门户香烟。这个洪之益，就是邓氏雪儿所生。雪儿开始批阅《红楼梦》在壬午年，正是己卯后三年，此时署名“继户叟”，谐音“继户嫂”、“畸笏叟”，是十分合情理的。甲申后的雪儿，是洪家存世的惟一长辈，戏称自己为“叟”，批语中倚老卖老，同时也谐音“嫂”，亦属情理之中。

　　根据畸笏叟丁亥年夏天写的一条批语，说自己这年春天在“都下”结识了一个浙省的新科进士，该人善画美人，欲求他为《红楼梦》之黛玉画像，但因时间匆匆，愿望不果，常为此怅怅。“都下”显然是北京，丁亥年（1707）是洪昇死后三年，畸笏叟跑到北京干什么去了？从她的批语中推断，她在壬午年就知道了《红楼梦》手稿有“五六稿为借月阅者迷失”，心中十分不安，“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不要以为这是泛泛之谈。青埂峰就是北京盘山的青沟寺，癞头和尚就是智朴禅师，正是他在壬午年，把洪昇创作的《红楼梦》“抄录回去，问世传奇”。此后洪家的手稿不幸“迷失”了“五六稿”，畸笏叟欲补全手稿，到北京去找癞头和尚，去抄配石兄原稿，正是最合理的举动。她年轻时随洪昇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熟悉北京，有好多梨园界的朋友，去一次当不困难。至于她找没找到智朴和尚，找没找到“五六稿”原文，就不得而知了。畸笏叟死于丁亥年，她是否死于北京？丈夫的手稿是否也随她流落到了北京？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可惜无从考究了。

第三节　　松斋

　　当今红学界流行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在《红楼梦》各种版本中，“立松轩本”是总的源头！

　　《红楼梦》现存的十几种版本，究竟应该如何划分类型是个很有趣味的问题。红学界一般都分为“程高本”和“脂本”，认为除了印本外都是“脂本”，这是很不科学的。那些题名为《石头记》，以八十回传世，并且有脂批的，应该属于“脂本”；那些虽然也题名为《石头记》，也以八十回传世，但每回都有回前回后总批，并有大量不属于脂批的批语的，却未必是脂本，而应是另一个版本系统；题名为《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本，并且没有脂批的，即使是抄本，不是程高印本，也不能看成是“脂本”。因此把《红楼梦》版本系统分为《红楼梦》系统和脂本《石头记》系统、立松轩本《石头记》系统，是比较科学的，也是比较清楚的。曹雪芹传出的名为《红楼梦》的本子，与今天的《红楼梦》系统本子也不相同，无法归入哪个系统，但他的祖本，应该是《红楼梦》系统的本子，因此仍应归类为《红楼梦》系统版本。不过这个版本已经彻底失传了，这种归类没什么意义。总的说《红楼梦》各种版本大体可归类为“《红楼梦》本”、“脂批《石头记》本”和“立松轩《石头记》本”三大版本系统。

　　这三大版本系统都是从曹雪芹手中一个源头流传出来的么？从表面上看，似乎应该如此，因为现今所能见到的所有版本中，不论内容有多大出入，书中开始都有“后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另题一名为《金陵十二钗》”字样。但细致想来，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在程高本印刷发行前，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并且都是手抄本。手抄本的特点，就是在传抄过程中，对于“此有彼无或彼有此无”的文字，往往用其他本子校核抄配，形成“百纳本”。除了甲戌本前面有个“凡例”显得特殊外，其他所有本子的开头文字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显然是在长期的互相抄配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开头写有“曹雪芹披阅增删”字样的本子，不一定就是从曹雪芹一个源头传抄出来的。

　　由于历史资料极为匮乏，这方面我们只能做些推理判断的事情。洪昇初创《红楼梦》杀青是在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有朱彝尊记载的《洪上舍传奇》可证。此前先后写出了甲戌、己卯、庚辰三个稿本，最后定稿本应最接近今天的庚辰（1700年）本。就是这一年，洪的老朋友、京东盘山的“拙道人”（拙和尚）前往江南“扫塔”，“访道求仙”。根据《红楼梦》书中所记作者“石兄”同后改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的对话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拙道人”（拙和尚）就是“空空道人”（情僧）的原型，是他第一个从洪昇处抄录回来一个名为《石头记》的本子，并由他来“问世传奇”。从王渔洋对“拙道人”（拙和尚）的记载看，他在江南回来后，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心无旁骛，一心一意蹲在寺庙中做“净金圣叹”。什么叫“净金圣叹”？“净”乃出家人的简称，“金圣叹”是著名的小说《水浒传》的评点者，绝对是他身后所有小说评点者的代称。拙道人刚从洪昇身边回来，评点的是什么书呢？读者朋友细思之。

　　这个“拙道人”（拙和尚）是个很独特也很神秘的人物，他文学水平很高，同当时著名文人学士交往很多，连康熙皇帝都曾为他的“青沟禅院”御笔亲提“户外一峰”匾额，使青沟寺的称呼变成了“青沟峰”，这难道不正是《红楼梦》中的青埂峰么？他的兼具僧道双重身份，不正是书中那个兼具“空空道人”和“情僧”双重身份者的原型么？在今天的盘山历史文献中，还记载两则“拙道人”（拙和尚）的故事，似乎与《红楼梦》创作不无关系。“拙道人”（拙和尚）俗姓张，原籍徐州，明朝末年，他是明军驻守蓟州的一个将领，明亡后遁入盘山出家。《红楼梦》中那段形容他改名“情僧”时的莫名其妙的话，“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好像就是隐写他的这段历史。“因空见色”说的是他因为大明王朝覆亡而出家，出家后反而更多地接触了大千世界；“由色生情”说的是他在大千世界中接触了那么多著名人物，并与他们保持了长久深厚的感情；“传情入色”说的是他凭着这份感情，为老朋友“石头”（洪昇）“传抄问世”《红楼梦》；“自色悟空”说的是他从《红楼梦》的情幻主题中，更加深了自己的色空思想。盘山史料还记载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次康熙皇帝游历盘山，在青沟寺中闻到了浓重的脂粉气味，以为“拙道人”（拙和尚）在寺庙清净地藏有良家妇女，很是生气，后来搞清楚是香客，顿释前嫌。康熙皇帝问他，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他打禅语回答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看，《红楼梦》中这幅最著名的联语，原来就出自青沟寺的“拙道人”（拙和尚）之口，并非作者独创。

　　“拙道人”（拙和尚）“传抄问世”的《红楼梦》，书名应该是《情僧录》，而不是《石头记》，为什么今天立松轩本仍名《石头记》呢？考虑到《情僧录》乃是一句戏言，只起到说明“情僧”曾抄录问世过《石头记》的作用，不好真的用作书名的，这个疑问就不难解释了。拙道人抄录完成回到盘山后，曾以“松斋”和“立松轩”的名义进行过评点，“松斋”是他的“室名”，“立松轩”是他的批语署名。王渔洋此时之所以把他叫做“净金圣叹”，意思就是他正在评点小说。他为什么在评点小说时为自己取别名为“松斋”和“立松轩”呢？原来，古人认为评点小说，乃文学中的“小道”，不足挂齿，并且还有文字狱威胁，所以也往往不使用真名，也不使用“青沟寺”一类社会闻名的代称，而使用别人很难猜到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署名。“拙道人”（拙和尚）住锡的盘山，是清初的天下四大名山之一，盘山以松胜，青沟禅院附近，更是松荫遍地、松涛轰鸣的好地方，康熙二十九年洪昇来此逃禅时，曾写诗“山山青松迎客”可证。“拙道人”评点从洪昇那里抄录回来的《红楼梦》，以“松斋”和“立松轩”为笔名，实在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

　　研究“立松轩本”的专家们，通过大量分析论证，证明“立松轩”不仅出现的时间早，而且很有特色。其特色主要有：书中的每一回，都有回前回后总批，这些总批显然是“立松轩”本人的批语；正文中也有一些有“立松轩”署名或有其语言特点的夹批，但也混入了大量脂批，似乎是后来传抄中从其他脂本补入的；“立松轩”的批语，佛家思想很浓，很多评语干脆就是用佛家语言写的。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这个版本的原始“抄录者”和“评点者”，就是“拙道人”（拙和尚），就是书中那个“空空道人”（情僧）的生活原型，联系到这个人的本来身份就是个“情僧”，书中用佛家语言评点的问题，也就会恍然大悟了！

　　“拙道人”（拙和尚）以“立松轩”名义“问世传奇”的《石头记》，在《红楼梦》版本史上被称为“立松轩本”。据很多红学家考证分析，“立松轩本”问世的时间在《红楼梦》诸版本中最早，是蒙府本、列藏本的共同祖本，有的红学家甚至认为，立松轩本是一切脂本《石头记》的祖本。联系到《红楼梦》中交代的此书是“空空道人”（情僧）“抄录回去，问世传奇”的记载，这实在是最合理的解释。所以，“拙道人”（拙和尚）在盘山（大荒山）传出来的立松轩评点本，应该是今天《红楼梦》所有版本的第一个祖本。

　　今天存世的诸多《红楼梦》版本，其创作的总源头是康熙朝的洪昇。其“传抄问世”的源头有三个：一是“空空道人”抄录问世的《石头记》，一是畸笏叟整理传出的《石头记》，一是曹雪芹“披阅增删”的《红楼梦》的底本。前两者分别构成今天立松轩本《石头记》版本系统和脂砚斋本《石头记》版本系统的祖本，而曹雪芹所依据删改的《红楼梦》底本，则是今本《红楼梦》版本系统的祖本。不过，曹雪芹删改过的《红楼梦》，已经完全在历史的迷雾中迷失，今天已无法再见本来面目了。不过书中开头“曹雪芹披阅增删”的一句话，还是在复杂的互相抄配中保存了下来，作为曹雪芹曾经为《红楼梦》问世传奇所做贡献的纪念吧。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红楼梦》书中一开始就交代的版本流传过程：“空空道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名《风月宝鉴》”，“吴玉峰题名《红楼梦》”，“后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增删”，“另题一名《金陵十二钗》”，“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名《石头记》”。对这段话中显示的“《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石头记》”这样一个成书过程，我们往往做线性理解，认为是前后相继的顺序，其实不然。这一串书名并非线性顺序，而是三个板块：从“石兄”与“空空道人”的对话到“吴玉峰题《红楼梦》”，这是第一个板块，说的是“立松轩本”的成书过程。“曹雪芹披阅增删并改题《金陵十二钗》”是第二个板块，说的是“《红楼梦》祖本”及其曹雪芹删改的《红楼梦》本（明本）的成书过程。“脂砚斋抄阅再评恢复原名《石头记》”是第三个板块，说的是“畸笏叟本”的成书过程。三个版块之间并不是前后相继关系，而是各自传出，形成了各自的版本系统。那么为什么今天的所有版本都有这三段话呢？前文说过，这就是手稿反复传抄中形成的“百纳本”效应使然。

　　当然三套版本系统呈现的板块结构，也不是说这三个版本在时间上是完全平行产生的。“立松轩本”传出来的时间最早，因为“拙道人”“抄录问世”的时间最早，开始于康熙四十一（1702）年。第二个传出的应该是“畸笏叟本”，这是在洪昇逝世（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后，又经过几年的整理评点后传出的。最后传出的才是曹雪芹删改后的“《红楼梦》本”和据以删改的底本，也就是洪昇带到曹家的手稿本。洪昇手稿到曹家的时间虽然早于“畸笏叟本”的问世时间，但在曹家书箱中躺了六十年后，才由曹雪芹开始“披阅增删”，所以问世时间又最晚。

　　“曹雪芹删改本《红楼梦》”为什么在史料中记载最多，影响最大，却又最终迷失，没有流传下来呢？原因就在于曹雪芹所在的城市和交往圈子。曹雪芹在北京，交往者多是宗室人物，他们最容易在全国造成影响，但他们也最容易受朝廷文字狱高压的限制，所以永忠、明义等人虽然很早就阅读过《红楼梦》，但并没为后人流传下来这个出自曹雪芹手的《红楼梦》版本。“立松轩本”传播的起点在京郊盘山，“畸笏叟本”传播的起点在浙江杭州，他们都是在民间秘密流传的。民间流传的特点有三个，一是最有生命力，二是史料上很少记载，三是最容易形成“百纳本”。今本《红楼梦》各版本，几乎都是“百纳本”，在程高本印刷前，很少见到流传的记载，但各种版本居然流传下来十几本之多，这些都体现了民间流传的特征。

第四节　　山子野

　　《红楼梦》描写的几百个人物中，名字最奇怪的大概要属“山子野”了。这个人在书中并未正式露面，但却十分重要，因为《红楼梦》中最主要的生活舞台大观园，就是“山子野”老先生，按照“山子野制度”规划建设的，大观园之美，证明了山子野老先生造园手段之高，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似乎都对这位“山子野”老先生的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的原因，除了大观园造的好以外，似乎与这个人的奇怪名姓也有一定关系。首先，《红楼梦》书中称呼他为 “老明公”就有点怪，按照古典汉语习惯，“名公巨卿”一般是指官做的大，社会声望高的人，按照这个习惯，《红楼梦》中把山子野应该写作“老名公”，而不是“老明公”，难道以作者的八斗之才，还会写别字么？似乎不应该，那么，故意把 “老名公”写成“老明公”，作者一定另有深意。

　　这个 “老明公”不仅称呼奇怪，姓名也大成问题。中国百家姓中有 “山”姓，虽然冷僻一些，但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山子野”似乎并不姓“山”，红学研究中，好多著名红学家都认为，“山”并不是他的姓氏， “山子"二字是一个词，表示他善于叠造园林中的假山，“野”也许是他的姓，就是“一个姓野的善于修造园林的工匠”的意思。譬如，当年监造北京故宫的人，就称作 “样子雷”。

　　但这样解释问题就更多了，首先是中国是否有“野”姓大成问题，日本人倒是有姓什么“河野”“星野”的，也许笔者孤陋寡闻，迄今没发现中国有“野”姓。其次是即使是真的有个姓“野”的造园工匠，也谈不上“名公”。在中国古代三教九流中，“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造园的工匠，怎么有名气也轮不到“名公”的称谓，就是那个造北京故宫的“样子雷”，也不具备“名公”的资格！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太爷曹玺和爷爷曹寅，都曾任江宁织造。织造府有个西花园，有人认为就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问题又来了，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府，是明朝设置的，清朝不过是承袭而已，曹雪芹的祖上也未闻新造什么花园，根本用不着请“山子野”来对园子“规划制度”啊？再说，曹家在江南时，曹雪芹尚穿着“开裆裤”，对这个园子以及园子的制造者，也不可能印象深刻啊！

　　“山子野”考证不是红学研究中的什么大问题，但也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死结。红学界的专家们有一个最省力气的投机取巧的绝妙方法，就是一旦什么问题说不清，就统统归结为作者曹雪芹的“杜撰”，对“山子野”这个死结，也只好如此。小说创作允许杜撰，但杜撰也要有为何如此杜撰的道理啊，如果连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恐怕就是无奈情况下遮羞的托词了。

　　其实，不止是“山子野”，《红楼梦》中交代的许多同该书创作有关的人物，如“石头”，“空空道人（情僧）”，“东鲁孔梅溪”，“吴玉峰”，“棠村”等，红学专家在曹雪芹身边都找不到原型。这是为什么？说到底是百年红学从根本上就错了，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对《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当然也难以找到上述人物的生活原型！当你抛弃了“胡家店”，跳出了“曹家庄”，跟随笔者到《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康熙朝的大文豪洪昇身边一游，这些人物的原型，一个个便都清晰地跃然纸上！

　　“石兄”的原型便是以盘山“摇动石”自况的洪昇自己，“空空道人（情僧）”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朋友、盘山“青沟峰”的住持“拙和尚（拙道人）”，“东鲁孔梅溪”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师、著名的诗坛领袖东鲁王渔洋，“吴玉峰”的原型就是洪昇的忘年交、著名“西昆体”诗人、玉峰（昆山别称）的吴修龄，“棠村”的原型便是与洪昇外祖父同殿称臣的大学士、著名“馆阁体”诗人梁清标，棠村是他的号，他的诗集就名为《棠村集》！对这些人物的考证，在笔者的系列文章中都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重复。《红楼梦》开篇交代的这么多人的原型，都在洪昇的身边同时聚光，而在曹雪芹身边无踪无影，应该说这是《红楼梦》的著作权属于洪昇而不属于曹雪芹的铁证！

　　“老明公山子野”也是如此，如果你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山子野”便无踪无影，如果你相信《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山子野”的原型便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你的眼前，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山子野”究竟何许人也？他就是明朝末期大名鼎鼎的风流文人施绍莘是也！施绍莘，字“子野”，号“山翁”，洪昇就是用他的号为姓，用他的字为名，写入《红楼梦》中的！说他是“老明公”，就因为他是明朝人，而不是清朝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根本不是什么杜撰，一点含糊也没有！

　　施绍莘的确切生卒年份，笔者尚未考证清楚，但知道他是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人，有他的作品《瑶台片玉》集可以证实。他与明末著名文人陈眉公是松江（今上海松江）同乡，私交甚密，唱酬往来很多。据《乙丑百花生日记》记载，这年陈眉公六十八岁，施绍莘自己三十八岁，小眉公整整三十岁。陈眉公生卒年代是清楚的，生于1558年，逝世于1639年，由此推断，施绍莘应生于1558年。乙丑年为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这一年施绍莘虚岁恰好三十八岁。

　　施绍莘身后名气并不算大，但生前的名气确是大得很！明朝末期，江南文人几乎普遍呈现病态的言情狂潮，而施绍莘顺应了这股潮流，成为当时名动天下的言情圣手！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创作言情套曲，二是修建私家园林。《红楼梦》书中安排这个“老明公山子野”来修建大观园，实在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瑶台片玉》甲种上篇记载：“予山居在东西二佘之间，其地土肥水滑，宜花便木。丙辰冬，作半间精舍在山腹，明年作就麓新居在山足，不五六年，树可荫人，而竹皆抱孙矣。更以亭台庵阁，点缀其间，虽不事华饰，然自是幽微妍隐。春花发艳，秋木陨黄，屋角参差。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盖实录也。夫吾辈进不能膏雨天下，若退又不能桔槔灌园，是真天地间一腐草，亦乌用此四大为？予自分无洪昇福，不敢负淡缘，凡移花接果之方，开畦疏水之法，莫不悉心悉力为之。近幸有小成，花木畅茂，禽留不去，山隐转奇，桥柳台松，古秀妩媚。春深秋早，日美风恬，得与村翁渔叟，觞花问竹于其间，或令椎髻孟光，携东阁中人，窥花红调竹粉，媒花斗草，以为乐。”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施绍莘确实善于造园，并曾在松江佘山自己的家园内亲自造成一个十分美丽的园林，每日在其间自得其乐。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造园的工艺，关键是文人造园，而不是匠人造园，并且是一个“情痴情种”造园，这就与《红楼梦》的主旨密切相关了。“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既是施绍莘造园游园的实录，也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生活的实录。

　　洪昇的家园在杭州西溪的“洪园”，是从南宋传下来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府邸园林。根据历史记载，这座园林前后经历过三次建设：第一次是南宋高宗御赐的“国公府”，第二次是明朝成化年间洪钟重建的“洪园”，第三次翻建洪园是在万历四十六（戊午，1618年）年，根据明末著名官僚文人冯梦桢记载，洪园翻建后，在当时杭州西溪的诸多园林景观中，是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一座园林。

　　洪家这次翻建洪园，目的是什么，是谁主持施工，未见历史记载，但这个时间与施绍莘修建佘山花园的时间却是相同的。施绍莘建花园的时间是丙辰年，即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1616年，早于洪园翻建两年，如果当时洪家请施绍莘“规划制度”洪园的翻建，应属合理推断。当时江南私家园林多为文人主持修建，讲究文化品味，例如著名文人李渔，就曾为很多大家族主持修建过不少园林。施绍莘帮助洪家建园，以他本人的名气，以及他在佘山的园林名气，是很自然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洪园是否是由施绍莘这个“山子野”主持修建，关键是这个“山子野”对洪人生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品主旨和内容的影响。洪出生于清顺治二（乙酉，1645）年，与施绍莘并非同时代人，施绍莘当为洪昇的祖父一辈。但洪昇出生后直到整个青少年时期，却正是施绍莘的言情套曲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影响深广的时期。据《瑶台片玉》甲种中编记载：一天夜里，施绍莘写了“南北宫长调各一，已而天明，花日在窗，亲故以予之至也，少长并集，见诸绮语，争录之而去。顷刻间，遍布墟落。更岁余，见村中小儿《大学》《序》首空处，有遍书予词者，亦大可笑矣”。洪昇从小就受言情思想熏陶，一生最爱词曲创作，《瑶台片玉》中描写的学中小儿在《大学》课本空白处抄写施绍莘套曲的行径，应是包括洪昇在内的当时江南小儿的滑稽举动，《红楼梦》中描写的宝黛读《西厢记》，封面盖着《大学》《中庸》一类封皮，与此绝类。

　　《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与姐妹们在大观园中的诸多风流雅事，用施绍莘的话说，全部可以概括为“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其实，《红楼梦》中的好些思想，都可以看出受了施绍莘影响的明显痕迹。例如，施绍莘的《舟居旅怀》中说：“香罗一幅封回去，上写断肠诗句，四边多是泪痕洇处。”《红楼梦》中的《题帕三绝》情节，是否受此影响，不难判断。

　　此类例证在施绍莘的作品中俯拾皆是，下面仅举几个例子，供读者朋友参阅。施绍莘的《解三醒》写道：“忘不得香沾片脑，忘不得汗渍鲛绡。忘不得破瓜年纪身材小，忘不得媛客娥眉韵味高。忘不得莲花吐瓣尖尖舌，忘不得束素重逢窄窄腰。千般好，忘不得千金一刻，刻刻良宵。”

　　施绍莘在《闺恨有跋》中写道：“大抵情不深则恨不毒，闺词至于恨则无遁情矣。每见院本旧曲，从无闺恨，窃谓其情波有限，乃别谱新声，颠翻恨字，才觉相思于此痛人。他时闺思、闺怨等篇，正不及情语耳”。“写情传恨，语语幽深，盖身经是境，自是摹神，倘不悲而泣，正恐其泪不下耳。”

　　施绍莘在《七夕闺词》中说：“叹良辰今岁无双，岂花容来年无恙。怕经秋瘦损，一似败荷模样。可是潘愁鬓老，沈赋魂销，打扮无心想。深深深拜，也注心香。愿莫染秋来镜里霜。香暗热，心自想。心头有话和谁讲，口中话，在心上。”

　　施绍莘在《四景闺词》中写道：“恰收灯又近清明，只觉到花事凋零。又添些鬼病，鬼病伶仃。冷落瑶琴，生疏锦瑟，打叠银筝。今宵梦，前宵梦，全然没准。千遭信，万遭信，看看半句无凭。恨咬牙根，痛剪香云。痛的是挫过芳年，恨的是错盼，错盼书生。”

　　《同调》中又写道：“看荼蘼自占柔条，问屈指几度春归。何曾似这度，这度销魂。愁劈莲心，惊看夜合，怯听芭蕉。摇纨扇，悲纨扇，怕秋风又早。掩罗袖，恨罗袖，偏生粉泪痕交。指冷琼萧，帐冷鲛绡。枕头边，茉莉花香，你怎生的辜负，辜负良宵。”

　　施绍莘在《千秋岁》中写道：“翠红围，排比做神仙会，共献祝酒映蛾眉。鲈脍莼丝，鲈脍莼丝，摆列着江南早秋风味。香翻袖，花蒸汽，红潮面，人微醉。欢畅文园里，俺烟霞地主，你罗绮花魁。”

　　施绍莘的《花前感旧诗》说：“二十年前一梦空，依稀犹记梦花红。而今短鬓侵寻白，闲话风流落照中。”

　　在《相思》曲中，施绍莘情满文字：“果然的梦见伊人，惊一阵风声，恼一阵风声。梦回来重剔银灯，又一瓣花生，更一瓣花生。泪痕交衿和枕，这一片如冰，那一片如冰。俺知他，他知俺，总一种伤情，怎一种伤情。既伊家知俺伤情，判一个残生，尽一个残生。”

　　在《赠薛小涛》序中，施绍莘写道：“夫艳魂不死，每幻秀于蛾眉。情种无根，忽敷荣于彩笔。所以文人手泽，遇韵事而生花。从来锦阵铅华，借才情而流艳。”

　　在《叨叨令》中，施绍莘写道：“且寻一个玩的耍的，会知音风风流流的队；拉了他们俊的俏的，做一个清清雅雅的会。拣一片平的软的，衬花茵香香馥馥的地；摆列着奇的美的，趁时景新新鲜鲜的味。兀的便醉杀人也么哥，兀的便醉杀人也么哥，任地上干的湿的，诨帐呵便昏昏沉沉地睡。”

　　在《乙丑百花生日记》一文中，施绍莘记载：“仲春十二日，俗传为百花生日，考之古，亦谓之百花朝。”“予自甲寅，始为祝花之集，以后岁岁为常仪，而乙丑尤盛。”这一天，施绍莘召集了十二位名士，十二位名姬，翻谱赞叹，并自做《乙丑祭风雨文》、《乙丑祭花神文》。这些活动，同《红楼梦》中的“祭饯花神”活动异曲同工。

　　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红楼梦》不仅言情思想受施绍莘影响，就是书中描写的一些风雅活动也受施绍莘熏陶。洪昇在《红楼梦》创作中，顺手把这个“山翁子野”拉来，让他建造大观园，其意义不仅是借重施绍莘的造园名声，更重要的是透露自己生平以及作品受“山翁子野”的影响甚大。施绍莘的《瑶台片玉》集全文刊载在清“虫天子”辑录的《香艳丛书》中，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寻来一读。

第五节　　黄叶村

　　曹雪芹贫居北京西郊黄叶村，虽然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苦生活，但并未妨碍他的“襟怀笔墨”，一直在辛勤创作《红楼梦》，直到“泪尽而逝”。这是当今红学大家为广大红迷们描绘的《红楼梦》创作的动人场景，红学界对此都深信不疑，几乎所有的红学论著都这么描写，几乎所有的红学词典也都这么解释。有一些个红学研究者，历尽千辛万苦，几乎踏遍了北京西郊，去寻访曹雪芹当年著书处，有人言之凿凿地宣布黄叶村在“香山卧佛寺与樱桃沟一带”，有人煞有介事地宣布黄叶村就在北京植物园附近，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处“曹雪芹纪念馆”。每逢什么与《红楼梦》或曹雪芹有关的纪念日，几个热心的红学权威，还不时在这里搞个什么纪念庆祝活动，发表一通“热爱”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演讲。

　　断言曹雪芹在京郊黄叶村著书，根据只有一个，就是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中有一句“不如著书黄叶村”。本来孤证不立，一句诗不足以断定曹雪芹著书地址，但有关曹雪芹生活轨迹的资料少得实在可怜，就是这一条孤证，也令诸多红学权威如同掘到了宝藏，磨破了多少双鞋底，磨秃了多少支笔头，行万里路，写万卷书，顾不得孤证不立的学术规矩，于是乎就饥不择食，匆忙下断言、作定论，“立德立言立功”了。

　　但我认为：以上研究者由于过于渴望得到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资料了，所以忘了一条研究古诗的规矩，就是敦诚诗中出现“著书黄叶村”字样，究竟是白描还是用典？“黄叶村”究竟是京郊一个村名还是历史上的一个典故？

　　“黄叶村”本是古人赋诗常用的一个典故，并非北京西郊的一个村庄名称。古人用“黄叶”入诗，其意象常常是为了表达萧衰之思，取黄叶萧疏之象比况人生，较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自恋、自怜、自慰心理。敦诚诗中说曹雪芹“著书黄叶村”，本意就是用“黄叶”典故，描写曹雪芹的萧疏人生，劝慰曹雪芹不要向富人乞讨“残羹冷炙”，不如关起门来写诗抒怀，并非是说曹雪芹在一个名为“黄叶村”的荒村野店创作《红楼梦》。

　　黄叶入诗并非敦诚首创，敦诚之前，用黄叶入诗的著名诗人比比皆是。唐代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访宿》诗中有“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句，以“黄叶”对“白头”，其表达的文人关照自身命运的凄楚意绪，令人无限遐思。宋代苏轼《书李世南所画秋景》诗中有“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句，这个“黄叶村”也并非实指地名，并不是江南还有一个“黄叶村”，而是文人的一种萧疏感情的宣泄。

　　曹雪芹所生活的清代，用黄叶入诗的文人就更多了。据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的《香祖笔记》记载，他的门生崔华，尝有诗句云：“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被他的老师称为“崔黄叶”。王士的族侄王苹，也有诗句云：“乱泉声里才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也被他的族叔称为“王黄叶”。王苹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生活年代早于敦诚。王苹的诗句经当时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王渔洋推介，清代前期文坛几乎无人不知。敦诚的“不如著书黄叶村”诗，应该是从王苹的“黄叶林间自著书”句套用来的。

　　诗中的“著书”二字，也并非特指《红楼梦》创作，而是泛指文人的创作生活，其真实含义更可能是指吟诗作画之类文人雅事。我们总不能理解王苹也是在“黄叶林间”创作《红楼梦》吧？

　　诗以言志，考证《红楼梦》引用敦诚诗句，首先应读懂诗意，万不可仅从字面理解，就编造曹雪芹在“黄叶村”创作《红楼梦》的故事。北京西郊并没有一个什么曹雪芹著书的“黄叶村”，植物园旁建设的曹雪芹纪念馆本身就是红学史上的一场笑话，在这里堂而皇之搞《红楼梦》讲座的大师，真应了《红楼梦》的一句话，是“又向荒唐演大荒”了。

　　如果把敦诚的诗“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用在《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洪昇身上，倒是非常确切的。洪昇自己的诗和朋友的诗中，曾反复出现过“残杯冷炙有德色”、“残杯冷炙是怜才”的诗句，因为洪昇生前由于生活极度贫困，又同当朝好多权贵交往密切，所以经常有“打秋风”的行为，自己经常为遭到冷遇而难堪，朋友也为此经常劝阻他。就在康熙二十九年洪昇出狱后，他最要好的朋友吴雯，就委婉地劝他，与其如此讨“残杯冷炙”，不如回到江南故乡闭门著书。根据苏轼诗之典故，“黄叶村”是江南乡下的代称，用到洪昇身上是多么贴切。

　　据红学专家分析，敦诚这首诗的真实性很不可靠，是挖改而成的，在诗的正文上面，题目是挖改后拼凑上来的，很难说诗句是否敦诚所吟。如果是前人咏洪昇的诗，被后人挖改成咏曹雪芹的诗，似乎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另外，张宜泉那首咏“芹溪”的诗，也非常像是咏洪昇的诗。不仅内容像，题目也很奇怪，洪昇本来就有“芹溪”别号，而张宜泉诗题目旁边关于曹雪芹名、字、号的注解，是后人用贴条贴在“芹溪”二字旁边的。

第一节　“情本”情结

　　红学界对《红楼梦》表达的宝黛爱情评价极高，认为这两个人是封建叛逆，反对传统的封建婚姻制度，拥有现代的、先进的爱情婚姻观，敢于冲破世俗观念，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虽然后来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但他们的反潮流精神，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对这种任意拔高文学作品中人物思想的说法，实在是无话可说，只好苦笑一声，长叹一声。实际上，《红楼梦》作者的爱情婚姻观是相当复杂的，根本当不起如此高的评价。用现代人的爱情婚姻观，去比附三百年前的人物，简直让人啼笑皆非！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确实深爱着表妹黛玉，二人之间的爱情，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点谁都承认。但贾宝玉决不是现代爱情纯洁专一的思想代表，相反，他是一个“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的爱情很不专一严肃的人。他爱着黛玉的同时，还与宝钗、湘云保持着三角关系，对妙玉、宝琴也有非分之想。

　　爱情之外，贾宝玉在男女交往方面也很不严肃。与丫鬟袭人“初试云雨情”，同丫鬟晴雯、秋纹、鸳鸯、金钏的关系也不清不白，婚前就有了性生活；除了这些清纯的小姐丫鬟之外，还在社会上与妓女、戏子鬼混，与“云儿”、“琪官”等人一起大唱相思曲就是明证。

　　更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在学校与“香怜、玉爱”关系暧昧，与朋友秦钟在铁槛寺晚上睡觉说不清楚。他之所以挨父亲痛打，最主要原因是与王爷争夺蒋玉涵，在城郊紫檀堡买房子包养戏子。中国有为尊者讳的悠久传统，红学家们都文化功底深厚，哪个会看不懂《红楼梦》中的这些情节呢？但全部顾左右而言他，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不止是贾宝玉，书中几乎所有男性，在两性关系方面都是不严肃的。《红楼梦》作者在男女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先进思想，似乎经常抱着欣赏的态度，去描写那些令人作呕的场面。红学界大师们一口咬定《红楼梦》作者在婚姻爱情方面思想先进摩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红楼梦》作者之所以用这种复杂暧昧的男女观创作，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明末清初艳情文学的影响。明末清初，在小说、戏剧、诗词等领域，艳情作品都比比皆是，《金瓶梅》、《牡丹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连《聊斋志异》中，也不乏对香艳情节津津有味的描述。《红楼梦》是同一时期稍晚的作品，与《聊斋志异》几乎同时产生，必然打上这个时代文学背景的深深烙印！

　　二是受《长生殿》的熏染。《长生殿》是洪昇的代表作，宣扬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生死爱情，书中的唐明皇，深爱着妃子杨玉环，但也是“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同梅妃和杨玉环的三个姐妹，都保持着暧昧关系，两人为此也经常闹点小别扭，总是以明皇赔罪了事。《红楼梦》中的爱情生活，与《长生殿》几乎完全相同，人物性格的描写，也有明显的剿袭痕迹，就连宝玉、宝钗、黛玉的名字，都明显是来自《长生殿》中的“玉环”、“金钗”和“钿盒”。

　　三是洪昇的个人爱情婚姻经历决定的。洪昇这个人很奇怪，一方面同妻子青梅竹马、相濡以沫，终身爱得深沉坚定；另一方面确实与“蕉园诗社”中的好多表姐妹曾产生过爱慕依恋的感情，在洪昇的诗作中多有反映。中年时，洪昇还花费千金，在苏州买了一个名唤雪儿的小戏子为妾，家中出现了丈夫作曲，大妇调弦，小妇歌唱的其乐融融景象。

　　洪昇一生同好多妓女保持着密切关系，晚年还为杭州名妓朱素月“校书”（妓女的雅称）创作过好多首爱情诗。洪昇似乎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与他的好朋友毛玉斯的关系就很暧昧，在北京期间，经常异乎寻常地频繁给杭州的毛玉斯写信，表达思念之情；毛玉斯死后，洪昇的悲痛，也超出朋友的感情。

　　好多朋友可能会问，洪昇既然是这样一个龌龊的人，还值得称赞么？其实，明末清初的江南知识分子，在男女问题上，几乎都是这样，不足为怪。大诗人钱谦益，纳秦淮名妓柳如是为妾，筑“绛云楼”金屋藏娇，士大夫们纷纷祝贺；大诗人陈其年，终生爱着一个“龙阳公”，为其写长诗肉麻歌颂，朋友们也都为他纷纷题咏。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不逛秦淮河，不纳几个年轻漂亮的妾，不养个把戏子小厮，倒是不正常的。人们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像今天的大款们，如果不泡妞，似乎就显得层次不高。

　　《红楼梦》产生于这一时期，必然反映出这一时期爱情婚姻、男女关系方面的思想，书中人物必然带有这一时期的深刻印记。把以上洪昇个人的婚姻爱情经历同《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宝玉的情况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二者惊人地一致。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性关系混乱的时期：“脏唐臭汉”和明末清初，《红楼梦》不会是汉唐时代的作品，必然是明末清初的产物。

　　查中国文学史，从《牡丹亭》到《红楼梦》，一百多年时间，是个言情滥觞的时代，这个时代，正是明末清初。所谓言情滥觞，就是指言情宣淫的文学作品泛滥于世和缠绵绮靡之音昆曲大行其道。明末清初，在知识界（清初主要是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对统治理念进行疑经辩伪的同时，市民阶层对统治阶级推行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压抑人性，窒息思想，以另一种形式进行了消极的然而是激烈的抵制，这就是言情宣淫的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大行其道，几乎风行天下达一个世纪之久。在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方面，冯梦龙的《情史》，李渔的《闲情偶记》，以及风靡天下的《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至于乾隆年间禁毁的格调低下的明末清初淫秽作品，更是不胜枚举。从现在重新出版的清代禁书残余作品看，其数量之滥、品味之淫，今天看来也令人瞠目结舌！昆曲是宋元南戏的变种，其唱白以雅为特色，强调缠绵绮靡，特别适于表现才子佳人的故事。明末清初，昆曲大行其道。首先是出现了一大批昆曲传奇的作家作品，其开先河和集大成者是明末的汤显祖，他创作的“临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对后世影响极大。至清初，“南洪北孔”创作的《长生殿》和《桃花扇》，把昆曲作品推向了高峰。十七世纪，不论是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都对观看昆曲演出趋之若鹜，康熙皇帝就曾亲自观演《长生殿》和《桃花扇》，并亲定“赏格”。市民阶层对观演昆曲更是如醉如痴，旗亭酒家，无不谈论新搬演的传奇。官僚巨族家庭，竞相家养戏班，不惜花费巨资，豢养优伶，置备行头。史载，某些官僚为演出《长生殿》，仅置办行头，就花费白银三十万两之巨！至雍正年间，朝廷开始查禁淫书，禁止官员家养戏班。乾隆年间，明末清初的淫书淫戏，都被严格禁毁，各地总督巡抚，陆续开始禁演萎靡之音，戏坛淫风大为收敛。昆曲于此时开始衰落，逐步为“花部”戏曲所取代；演出内容，也逐步由缠绵的才子佳人戏转变为悲壮的侠义戏、公案戏清官戏，舞台风气大变，《红楼梦》代表的这种言情滥觞特征也随之消失了。

第二节　“末世”情结

　　《红楼梦》书中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一个“末世”。凤姐是“凡鸟偏从末世来”，探春是“生于末世运偏消”，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也明确说当时的贾府是处在末世环境。

　　这个所谓的末世究竟是家族的末世还是社会的末世呢？有人说是指宁荣二府百年望族的末世，这是不准确、不全面的。书中贾氏家族确实是末世光景，但书中所说的末世，却决不仅仅指一个家族，而是指整个社会；或者说家族的末世与社会的末世是同时的处境，社会的没落直接决定着家族的没落。

　　在封建社会，所谓末世，实际上就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时期，或者说，就是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时期。证明这一点，最好的证据就是书中的《好了歌》与《好了歌解》，朋友们不妨再仔细品读一遍：“金满箱银满箱”的贵族，转眼之间变成了“人皆谤”的乞丐；“训有方”的公子哥儿，谁能想到落草为寇，居然做了“强梁”；“择膏粱”的千金小姐，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昨日黄土垄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等等，这些骤贵骤贱、暴富暴贫的场面，只有改朝换代时期才会集中出现，这种天翻地覆的景象，不正是典型的封建王朝灭亡史么？

　　《红楼梦曲子——好事终》中说的更为典型：“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改朝换代时期是社会算总账的时期，这首《好事终》所描述的，就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算总账情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如果只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地方的残破，都不会被称为“茫茫白地”，只有一个王朝彻底覆灭了，方才会出现食尽鸟飞、茫茫白地的“干净”局面。问题是，《红楼梦》的末世背景，是指哪个末世？其实这根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红楼梦》与秦汉唐宋诸朝代无关，有关系的，只有明清两个时代。明清两个朝代，只有两个末世：一个是清朝的末世，一个是明朝的末世，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清朝末世就是宣统皇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时期。《红楼梦》的诞生，比这个末世要早二百年，所以《红楼梦》书中的末世不可能是指清朝末世。那么，只有一种可能，《红楼梦》作品的社会背景，是大明王朝的末世！

　　《红楼梦》书中交代，这个社会末世，是处在一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时代。这又具体指什么时代呢？大家知道，李自成进北京，大明王朝被推翻后，确实有一个“死而不僵”的时期，这就是“南明小朝廷”。这个小朝廷，还扛的是明朝正统旗号，前后经历了福王政权、桂王政权、唐王政权和鲁王政权，“三帝一监国”一共延续了二十年时间。《红楼梦》书中所说的“二十年来辩是非”，辩的就是这段是非。南明小朝廷灭亡之后，江南知识分子中普遍热中辩论这一段时间的是是非非，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孔尚任等大学问家，以此为题写过好多政论或文学作品。

　　《红楼梦》书中反复交代：“好像有几百年熬煎似的”，“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其实也是说南明时期，人们早已预见到小朝廷短命的结果。最后“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正是南明小朝廷覆灭场景的真实写照！

　　当你知道了《红楼梦》作品的“末世”背景，书中交代的“金陵”、“石头城”地名，便十分清楚其正确含义了。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后，定都地点是在南京。南京古称金陵，别名石头城。朱元璋死后，他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侄儿朱允汶的政权，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明成祖。登基后把明朝的首都迁往北京，但仍保留了南京的“陪都”地位，保留了南京“六部”建制。后来南明小朝廷的建立，就是以南京“六部”为基础建立的。

　　《红楼梦》书中交代，冷子兴从“石头城”“老宅子”旁边经过，看见的是仍然一派葱郁繁华的景象，其实这并非是交代一个官僚家族的“老宅子”景象，实际上是交代大明王朝的“老宅子”——南京故宫的景象！末世的福王政权就建立在这里。当时的南明小朝廷，正所谓“英雄气少，儿女情多”，大清军队与李自成残军两支大兵压境，依旧过着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红楼梦》书中交代的富贵人家在大厦将倾的危难时刻，依然昼夜不停地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正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刻画！

　　贾雨村走贾政的后门，被实授“金陵应天府”，聪明的读者，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官职！南京称“应天府”，是只有大明王朝独一无二的称呼。朱元璋建都南京，他的四儿子朱棣迁都北京，但仍把南京作为陪都，称“应天府”，将北京称为“顺天府”。明朝灭亡以后，清廷定都北京，南京不再保留陪都地位，撤消了“应天府”，改设“江宁府”。清朝初年，民间对南京的称呼十分混乱，有的称“南省”、“南直隶”，有的称南京、“江宁”，有的仍然称“应天府”，不过，到了清朝中叶，称呼便逐渐规范了。《红楼梦》中，“应天府”、“江宁县”、“南省”、“南直”、“金陵”、“南京”、“石头城”等称呼同时都出现过，可见是典型的清初民间称呼法，这种称呼法只存在于顺治、康熙两代，乾隆朝时期的人们，绝对不这么称呼。从这一点看，曹雪芹生存的年代，绝对不会如此称呼南京的。

　　《红楼梦》书中特意交代“金陵”、“石头城”，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交代“金陵十二钗”的背景。南京的秦淮河畔，从六朝以后，就一直是全国青楼楚馆最集中、最发达的地方。明朝末年，包括南明时期，这里涌现出“秦淮八艳”等一大批著名的高级妓女，如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顾横波、寇白门、王微等。她们与“江南四公子”等文人政客，在秦淮河畔演出了一幕幕英雄美人的凄婉故事。这些妓女不仅貌美，而且多才，并且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比起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来，还要高尚得多。她们的故事，在明末清初，是文人笔下创作最多的题材。《红楼梦》同《桃花扇》一样，也应是以“秦淮八艳”的生活实际为基本素材创作的。其实，《红楼梦》、《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书名，都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该书是记载金陵城“风月”故事的。何谓“风月”？说得雅一点，不过是青楼楚馆这个风月场中发生的故事罢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第三节　“庄禅”情结

　　在中国历史上，宗教虽然不似西方乃至中东历史上那样强烈地干涉政治、干涉社会、干涉家庭婚姻，但宗教的影响也无时不在。宗教与传统的儒家思想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互相纠葛，在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宗教是佛教和道教。佛道两教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每个封建王朝乃至每个封建皇帝，对佛道两教的倡导或抑制政策也往往不同，因此，每一历史时期社会上展示出来的宗教现象，也往往是不同的，有着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独特色彩。

　　文学作为人学，每部作品中都不可避免地打着创作当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印记，宗教背景往往又是这些背景中最鲜明、最独特、最不易隐藏的痕迹。笔者试图通过对《红楼梦》宗教背景的分析，去印证她的创作时期以及创作思想，借以解开红学研究中的一些谜团。

　　一、《红楼梦》书中展示的宗教背景

　　《红楼梦》书中描写的宗教场合与宗教活动很多，书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同宗教有着一定的联系，都曾参与过某项宗教活动。综合书中描写的诸多宗教活动，我们可以看出四个明显特点：

　　其一，在多数场合，出场的出家人往往僧道不分，亦僧亦道。《红楼梦》书中开篇就出现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就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大士”是佛家的称谓，譬如“观音大士”；“真人”是道家的称谓，譬如“紫阳真人”。在《红楼梦》故事中，“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往往幻化为“癞头和尚”和“跛脚道人”，并经常结伴而行，在故事的关键之处不期然出现；“一僧一道”其实成了书中故事的幕后组织者，成为红楼故事发展演变的导航人。《红楼梦》交代故事来源时，出现了一个“抄阅问世”者“空空道人”，奇怪的是，这个道人在阅读了“石兄”的故事后，竟然“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奇奇怪怪地易名为“情僧”。他究竟是和尚还是道士，《红楼梦》问世以来，谁能说得清？

　　《红楼梦》描写的主角“金陵十二钗”中，有个“戴发修行”的妙玉。这个妙玉修行的究竟是佛教还是道教，大概也是一笔糊涂账，说是女尼却一身道姑装束，说是道姑却经常诵经拜佛；她寄身的“栊翠庵”，大概也无人能说清究竟是尼庵还是道观。那个被尤三姐自刎震撼得迷迷茫茫的柳湘莲，急愤中跟着一个“道士”出家了。奇怪的是，走前竟把满头“烦恼丝”、也就是头发一挥而尽。和尚剔发并不奇怪，但她跟的是道士啊，而道教从来就没有剔发的教规！

　　其二，书中那些身份明确的和尚与道士，却往往不是好人。水月庵（馒头庵）的那个老尼姑，为了弄几两肮脏银子，竟然行贿王熙凤，硬生生拆散了张金哥的姻缘，致使两个年轻的恋人双双自杀。须知，在我国封建社会，有着“宁拆十座庙，不拆一个婚”的传统道德观，显然，这个可恶的老尼姑，是个丧心病狂的恶魔！她的弟子智能儿，长期跟着秦钟做“风月勾当”，也是个典型的不守清规者。后来，她又把大观园中的“小戏子”芳官拐来使唤，《红楼梦》作者明确交代了她的拐人动机，那种恶毒的心理，与佛家度人的心理是绝对不相容的！

　　书中的僧尼可恶，道人的行为也是半斤八两。宝玉的那个“寄名干娘”马道婆，竟然主动勾引赵姨娘，对自己的干儿子实行“魇魔法”，几乎没要了宝玉和凤姐两条小命！清虚观的张道人，在教中的身份是很高的，又是国公爷的“替身”，从他在“打醮”中的言谈举止看，一副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老世故、老滑头嘴脸暴露无遗。天齐庙的王道士，不仅给宝玉出了那个令人可气又可笑的“妒妇方”，并且还怀疑宝玉在“房事”方面有什么问题，主动提出要给宝玉配“滋助”的药，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壮阳药。一个出家人，在“房事”方面深有研究，其德行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书中表现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思想，有着三教合流的深刻印记，特别是“庄禅”思想的影响十分深刻。佛教本来是外来宗教，但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逐步融入了一些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特别是老庄的玄学思想。所谓的“庄禅”，就是这样一种佛家禅宗思想与老庄玄学思想杂交的独特宗教教义。

　　在《红楼梦》中，宝玉，宝钗，黛玉等年轻男女，虽然涉世未深，但却对这种“庄禅”十分熟悉。读者印象最深的情节，大概要数“宝玉参禅”那一段。宝玉本意要在姐妹之间左右逢源，但结果却是各方都不讨好。心灰意冷之余，下意识地去“剿袭南华《庄子因》”，大写了一段“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回头试想真无趣”。宝钗为此大讲了一通禅宗“五祖慧能”的故事，并担心宝玉“悟了”，黛玉却断然说他“悟不了”，一顿“尔有何贵，尔有何坚”，问得宝玉无言以对。可见，钗黛两个女子，庄禅知识似乎比宝玉还深厚。庄禅思想在当时深入人心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其四，书中反映出来的非宗教人员如果想加入宗教队伍，似乎是非常容易的，无须什么批准手续，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家做和尚”或者当道士。《红楼梦》开篇那个甄士隐，在穷途末路时，与跛脚道人对上一段“好了歌”后，大彻大悟，抢过道人的褡裢背上，便跟着道人“飘然而去”了。柳湘莲在三姐自刎后，急痛攻心，迷迷茫茫中，便跟着道人不知往哪里去了。水月庵老尼姑，可以随随便便就把芳官这样的女孩子拐到庵里；贵族小姐惜春，在看破红尘之后，也可以自由地穿起僧尼服装，当起“出家人”来。其实，在我国封建社会，不论僧道，收录弟子门徒，都是有严格规矩的，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实行的，关于这点，后文再论。

　　二、明清两代宗教历史勾沉

　　《红楼梦》反映的宗教生活，是清朝初期的现实反映。由于清朝是关外满族入关建立的政权，其宗教政策，除了受满族带来的喇嘛教和萨满教影响外，还必然对从明朝沿袭下来的中原佛教、道教进行调整规范。因此，要想研究清楚《红楼梦》展示的宗教生活，必须对明清两代的宗教沿革，作以简要的回顾分析。

　　明太祖朱元璋小时曾出家当过和尚，大概对佛家庙宇中的生活比较熟悉，对其中的一些黑暗之处也不会陌生。虽然在他争夺江山的戎马生涯中，非常注意利用宗教的影响，大胆使用一些宗教人士，如周颠、铁观道人等。但他当了皇帝之后，出于加强世俗统治的需要，却对宗教采取了严格的规范限制政策。据《明史》记载，他建立的主要宗教制度有：一是对天下的僧道人员从严管理，若“犯与军民相干者，从有司惩治”。二是对寺庙宫观等宗教场所的装饰以及僧道人员的服色器物，由礼部统一规定，严禁愈制。三是严禁僧道人员生活奢侈，如果在“斋醮”中“恣饮食，有司严治之”。四是减少寺庙道观，限制出家。各府州县只许保留一所宽大的寺观，每三年方许发一次度牒，对发行数量严加限制。严禁男四十岁以下、女五十岁以下出家。原有的僧尼道人允许自由还俗，与僧道杂处的人员一律清理还家。僧道“游方问道”，必须自备路费，不得向百姓索取。对邪教和不正规的宗教信徒严加打击，等。

　　明太祖制定的这一整套宗教法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最完备的宗教行为准则和管理制度。以后的明成祖、宣宗、英宗、孝宗等朝，基本是遵照执行的。但代宗、宪宗以降，名器斯滥，制度废弛，社会宗教生活开始出现混乱。明宪宗既佞佛又笃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可谓社会浇漓、箕裘颓堕了！特别是昏庸皇帝嘉靖，狂热地崇奉道教，他让太子“监国”，自己整天蹲在道观里同道士们鬼混，炼丹服砂，参罡拜斗，虔诚荒谬到了极点。最后，他可能是因为吞食丹砂出了问题，竟暴死于道观之中。联想到《红楼梦》中的“贾敬”（与嘉靖同音），不管家事，整天在道观中胡羼，最后吞食丹砂涨死，同嘉靖皇帝如出一辙，似非偶合。

　　从嘉靖皇帝到万历、天启、崇祯皇帝，明朝最高统治者在宗教问题上统统昏庸固执，以至宫廷中连续出现“红丸”、“梃击”大案，朝臣中出现日甚一日的“党争”，社会上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终于把三百年基业断送了事。造成这个悲剧结局的原因，虽然有政治、军事、民生等多方面，但都与这一时期混乱荒谬的宗教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到崇祯十六年，明朝灭亡前夕，崇祯皇帝在焦头乱额之余，还请张天师在北京搞了一场“护国罗天大醮”，乞求“国家绵久，万子万孙”。可笑的是，这个张真人，刚刚从北京跑回江西龙虎山，就不得不为下江南的清朝大军准备符瑞了。

　　清政权建立后，对宗教一度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满族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入关前，又信奉了喇嘛教（藏传佛教），所以对中原宗教采取了一种既不排斥、也不信仰的放任政策。当道教张天师为多尔衮“进符瑞”时，就遭到了冷遇。顺治皇帝似乎对喇嘛教、中原佛教、道教，甚至天主教都有兴趣，民间传说他到五台山当了和尚，似乎没有道理，如果他当了喇嘛，似乎还说得通。五台山在北方信奉藏传佛教各民族心目中，主要是个喇嘛教圣地，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康熙大帝对各种宗教都“俳优蓄之”，并不排斥，但他的兴趣似乎更集中在儒学精神和文章诗词上，他曾经有这样一首御制诗：“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于今更可哀。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才。”“二氏”即释道两教，他认为其“颓波”已经不可逆转了，不必要泥古不化，何如多研究点作诗绘画。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对宗教采取了与社会一样的严峻政策，曾杀过几个和尚道士，但对于佛道二教，总的说还能优容。从他把自己的“潜邸”雍和宫改为喇嘛庙一事看，似乎他最崇奉的，仍然是藏传佛教。

　　清朝宗教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是在乾隆朝。据《会典》记载，乾隆四年（1739），他就下旨“永行禁止”道人“往各省开坛传度”，一经发现，严厉治罪。并把“正一真人”由正一品降为正五品，道教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最信仰并推行“理学”的最高统治者，从他打击宗教，倡导理学、大兴文字狱、借修篡《四库全书》抽毁异端学说等行为综合看，这些举措都是强化封建正统思想的不同侧面。道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教事物更趋混乱，那是近代史的事情，与《红楼梦》无关，就不再涉及了。

　　三、《红楼梦》展示的是明末清初的特殊宗教背景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中展示的宗教背景，不可能是明朝嘉靖以前的事情，也不可能是清朝乾隆以后的事情，只能是从明朝嘉靖到清朝康熙年间的事情。而这一时期，在历史分期上，正是广义的明末清初。广义的明末清初，在明清大约都延续一百年左右，在这二百年的漫长时期内，《红楼梦》又是展示的哪一阶段的事情呢？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本文前面归纳的《红楼梦》宗教背景的四个特点，第一点就是僧道不分，亦僧亦道。在嘉靖以前和乾隆以后，由于宗教管理严格，一般很少有这种事情。广义的明末清初，僧道不分的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最严重、最风行的年代，是在狭义的明末清初。所谓狭义的明末清初，就是指明清两朝的改朝换代时期，也就是清军席卷大江南北、南明四个小朝廷先后苟延残喘的二十年左右时间。

　　这一时期，明王朝大厦倾覆，以忠君爱国为基本人生理念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以杀身取义为荣，以变节侍敌为耻，多数对新王朝采取不合作态度。加之异族统治者在军事上和社会管理上都采取了严厉甚至残酷的政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令人谈虎色变；“剃发易服”的推行又使这些正统文人感到莫大耻辱。无奈之下，多数正统文人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就是向宗教寻求庇护和对抗办法。

　　朋友们不妨去翻阅一下这一时期文人的作品，他们拒绝出仕为新朝服务，也拒绝剃发易服，而拒绝的最好理由，就是“入道”。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出家”当了和尚、道士，没有出家的也多数以“居士”自居。正像明朝大文学家张岱记叙的那样，这些人不分佛道，有妻有子，喝酒吃肉，不宣佛号，根本不读佛道教义，更不遵守宗教戒律。他们把奉佛和奉道统统称为“入道”，其实际目的仅在于避世，说到底是不分佛道，亦僧亦道，不僧不道，与佛道二教都没有什么关系。

　　当时的著名文人钱谦益、吴梅村、朱彝尊等，都是这样“入道”的。最著名的“入道”例子是杭州的陆圻，他的同乡洪昇这样记载他的“入道”经历：“君问西泠陆讲山，瓶钵漂泊竟忘还。乘云或化孤飞鹤，来往天台雁荡间”。“瓶钵漂泊”是和尚的行为，“化鹤乘云”是道家的说法，“天台雁荡”山僧道皆有，你说他入的是什么道，当了和尚还是道士？

　　在这些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社会其他各界的人士也纷纷效仿，就连秦楼楚馆的妓女也都纷纷“入道”。著名的“秦淮八艳”，后来基本上都走上了这条路：卞玉京、黄皆令、陈圆圆、李香君，都成了僧道不分的“女道士”。特别是那个柳如是，按照佛经“如是我闻”的意思，为自己取名“如是”，为居所取名“我闻室”，应该是个女尼身份吧？可她偏偏一身道人装束，自称也是“道人”，同《红楼梦》中的妙玉，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红楼梦》中展示的“庄禅”思想，严格说并非宗教教义，而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思想，“悟”与“不悟”，并没多大关系。这种思想，在明清改朝换代期间非常流行。他的起源，在于“王陆心学”。明代嘉靖朝以后，明代士大夫中开始流行“王陆心学”。所谓“心学”，就是披着儒学外衣，搀杂了佛家禅宗思想、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和老庄哲学的一种封建儒学的变种思想。到了改朝换代、天崩地裂时期，这种哲学思想恰好成了人们消极避世的最好口实。此一时期，“谈禅”成为一种时髦，不仅士大夫阶层谈禅，一般文人学子谈禅，就连平头百姓，也不时打几句禅语，以示自己大彻大悟。究竟悟没悟，只有天知道，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他的姐妹那样。这就是《红楼梦》中宗教背景第三个特点的真实来源。

　　清军入关后，虽然在军事上采取高压态势，但对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政策却是相当宽松的。实话说，也不一定是有意如此，而是刚刚入关的异族统治者，还不完全明白这些，也没有规范这方面的典章制度。因此，当时所谓“入道”，即当和尚道士，是绝对宽松随便的，只要你自己宣布“入道”了，管你什么“阿弥陀佛”还是“无量寿佛”，都没人提出异议。你想跟着和尚走还是跟着道士走，你跟着道士走却剃掉满头“烦恼丝”，也绝对无人干涉。这不正是《红楼梦》宗教背景的第四个特点么？

　　至于《红楼梦》宗教背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僧尼道士多不是好人，其来源说来也不奇怪，是以上三个方面派生的。我国古代正统知识分子，受儒学影响根深蒂固，“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的观念打得很牢。在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他们被迫“入道”、“谈禅”，但他们何尝真的信仰了佛道宗教？他们的心目中，还是以儒家为正宗，以佛道为“外道”的。加之中国历史上，民间就有“三姑六婆”都不是好人的传统观念，大家不妨看看《三言两拍》诸多故事中的“三姑六婆”，就明白了。并不信教的这些假“入道”者，对真正的宗教中的一些低俗人士，采取排斥的态度，是很自然的；《红楼梦》中把尼姑、道士描写得多不是好人，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清朝早期，满族统治者从关外带来的萨满教，喇嘛教，在《红楼梦》中也有间接反映。王熙凤说“老祖宗”百年之后，宝玉要顶着她的灵牌“上五台山”，历史上汉族无此风俗；而信仰喇嘛教的满族、蒙古族，此风俗由来已久。萨满教的痕迹，在“太虚幻境”、“祭饯花神”、“马道婆误蛊”中，似乎也有蛛丝马迹。清初，这些习俗在入关的满族人中还很普遍，乾隆以后，由于民族同化的原因，也渐渐淡漠了。不过，在东北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中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故事的宗教背景，只能是明末清初，不能是以前，也不能是以后。红学界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曹雪芹是乾隆时期人，距离明末清初已经一百多年了；曹雪芹是汉军旗人，那种强烈的遗民思想绝对不会具有。就像今天的非洲作家，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上世纪初欧洲的故事一样。笔者考据康熙朝的洪昇，是《红楼梦》的初作者，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倾向，都与上文的分析吻合，他能够写出《红楼梦》的宗教背景，而曹雪芹却不能。本文也算是旁证吧。

第四节　“离愁”情结

　　在中国传统诗坛词苑中，不乏擅写“离愁”的骚人墨客，笔者特别佩服其中两位，一是南唐后主李煜，一是《红楼梦》的作者“石兄”。这两位老兄描写“离愁”的作品，一样回肠荡气，一样缠绵婉约，一样刻骨铭心，一样流畅清丽。试看李后主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与《红楼梦》的“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李后主的“离愁”，是思念故国的愁，“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红楼梦》的“离愁”，表达的是什么愁呢？是思乡之愁，是思家之愁，是思亲之愁，是思骨肉兄妹亲情之愁，是痴男怨女互相思念之愁。可能有的朋友会怀疑：曹雪芹在儿时便因“抄家”离开了南京，对祖籍东北又没任何印象，一生大多数时间居住北京，乡愁何来？“抄家”后是举家回到北京，亲人并未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思亲思家之愁也没有来由。曹雪芹是遗腹子，无兄弟姐妹，也没听说有过什么缠绵的恋爱，思手足和情人就更是莫名其妙了。他没有大写特写“离愁”的理由啊！是不是你对《红楼梦》诗词所表达的意蕴理解有误呢？那么，我们就对《红楼梦》中的诗词、特别是主人公名下的诗词，做一番客观的分析，看一看作者笔下，写的究竟是不是“离愁”吧。

　　《红楼梦》中写“离愁别怨”的经典之作，莫过于黛玉的《秋窗风雨夕》，这是一首在苦风凄雨中，洒泪泣血“闷制”的“风雨词”。“秋风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作者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凄苦断肠的画面：在那花谢草枯的深秋季节，一个苦风凄雨的黄昏，黛玉孤身一人，强忍着病痛的煎熬，耳听淅淅沥沥的秋雨，敲打着阴沉的潇湘院纱窗，加之满院深秋残竹，在风雨中发出的阵阵悲苦之音，“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这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的“风雨词”，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泪烛摇摇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灯前似伴离人泣，”“已教泪洒纱窗湿。”是因悲秋“牵愁照恨”，引发了“离人”悲戚的“离情”，凄凉的秋风秋雨，在助长了绵绵秋思的同时，更加深了游子思念故乡亲人的哀哀“离情”！

　　黛玉表现“离情”的诗作，在《红楼梦》中可谓俯拾皆是。那首脍炙人口的《葬花词》中，“游丝软系飘春榭，”“红消香断有谁怜？”“风刀霜剑严相逼，”“一朝飘泊难寻觅。”“愁绪满怀无释处，”“杜鹃无雨正黄昏。”都是表达的游子在漂泊中，无奈无助的哀思。“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他年葬侬知是谁？”“花落人亡两不知！”表达的也正是背井离乡、抛家别亲境况中，对自己前途渺茫的感天动地的悲叹！在咏柳絮的《唐多令》中，黛玉表达的也是同一心情：“漂泊亦如人命薄，”“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些句子同《葬花词》一样沉痛。在《题帕三绝》中，表达“离愁”的情绪更加明显：“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离家已久，脑海中家乡的形象都已经模糊了，但思乡思亲的情绪如醇酒一样，随着时间加长更浓烈了。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是黛玉表现“离愁”的又一力作。她在《咏菊》中写道：“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在《问菊》中写道：“孤标傲世偕谁隐，”“鸿归蛰病可相思？”在《菊梦》中写道：“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恐蛰鸣。”“雁断”、“鸿归”、“蛰病”、“蛰鸣”等句，都是古人寄托“乡思”的常用典故；不难看出，每首诗都浸透了“离人”的眼泪，每句话都寄托着无尽的“离愁”！

　　不仅黛玉如此，《红楼梦》中的“一干冤孽”、众多痴男怨女，诗作中都不同程度透露出“离愁别绪”。贾宝玉自不必说，他的《抛红豆》，应属曲中上品，字字血、声声泪，荡气回肠，充分表达了恋人远离久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在“偶结海棠社”时，宝玉诗中“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表达的也是“离人恨重”的心情。在“夜拟菊花题”时，宝钗的《忆菊》诗说：“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谁怜我为黄花病，慰语重阳会有期。”探春的《残菊》诗说：“半床落月蛰声病，万里寒云雁阵迟。”湘云的“霜清纸帐来新梦，圃冷斜阳忆旧游。”表达的都是“离情”。 “晚砧”是旧诗中形容丈夫远游、妇人思念的代名词，“晚砧”愈“急”愈“迟”，形容思念愈切；“重阳”是家人团圆的节日，“黄花”是兄弟相聚的象征。在“偶填柳絮词”时，探春的“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宝琴的“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表达“离情”，明白如话，无须解释。

　　综上所述，《红楼梦》诗词多是表达“离情别绪”之作，应无疑问，问题在于“诗言志”，“言”的应是作者之“志”，诗是诗人心灵的忠实折射，曹雪芹没有离乡别亲的生活经历，没有如此强烈抒发“离情别绪”的理由，决写不出如此沉痛哀怨的“怨别离”诗。谓予不信，朋友们可以再读一遍王维、李清照等古代写“离愁”名家的“怨别离”诗，并想一想，不是其人、其时、其情、其景，能写得出那些千古绝唱么？脂批说曹雪芹著此书，“有传诗之意”，这种说法恐怕有问题。曹雪芹没有“离愁”，至今也没发现他有一首、哪怕一句咏“离愁”的诗，《红楼梦》所传之诗，不该是曹雪芹的诗。合理的解释大概只有一个：《红楼梦》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

　　笔者经过精心考证，推断《红楼梦》的原创者是康熙朝的著名文人洪昇。洪昇有充分的理由，借书中人物之口之手，去狂写痛吟自己的表达“离情别绪”的诗词。由于“家难”，洪昇夫妇被迫离开家乡杭州，长期寄居京师，过着寄人篱下、颠簸困顿的生活，他无时无刻不刻骨思念家乡的父母亲人，有许多表达思念骨肉亲情的泣血般诗作；洪昇与兄弟姐妹感情极深，“家难”后手足离散、天各一方，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又不幸英年早逝，因此有大量表达手足深情、寄托锥心思念的诗作；洪昇与妻子黄蕙是表兄妹连理，从小青梅竹马，婚前就多有缠绵相思之作；婚后由于生活困苦，屡遭磨难，洪昇夫妇聚少离多，好多寄托相思的“两地书”，都记载了夫妇间遥相思念的深情。洪昇在初创《红楼梦》时，把这些诗作写入书中人物身上，不是最合理的解释么？

　　不知读者朋友注意到没有，《红楼梦》中好多表达“离情别绪”的诗作，用在某一书中人物身上，并不十分贴切。黛玉从小离家，父母双亡，思亲可以，思乡无由；宝玉家存亲在，暗恋黛玉，相思可以，思家思亲无由；宝钗、宝琴、湘云、探春诸人，思家思亲均无由，男女相思更显勉强。洪昇著书为传诗，如此写来，可以理解。因为作者急于把一生寄托“离情别绪”的诗作，压缩在大观园同一空间和书中人物青春年少同一时间内，难免与书中所表现的时间、地点、人物出现差异，《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作者把自己悲剧人生的一条时间线，在书中转换成“大观园”一个空间面，文学创作不得不如此。笔者怀疑，《红楼梦》中好多透着脂粉气的诗词，就是黄蕙与洪昇的诸多亲、表姐妹们的作品，少年时，她们在洪家宅邸和后花园（南宋时皇家赐第，极为豪阔，应是“荣国府”和“大观园”的原型）中时相酬唱，成年后，又经常互寄表达思念深情的诗作，这些不是凭空猜测，在洪流传到今天的众多诗歌、辞赋、套曲中有记载，他曾经明确记载昔日姐妹们曾有过关于“柳絮”的酬唱。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洪昇初创《红楼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记录“当日所有之女子”的“行止见识”，表明自己家“闺阁中历历有人”，把她们的音容笑貌连同诗词曲赋“一并”写入书中，以“不使其泯灭”。《红楼梦》诗词的“离愁”情结，正是作者洪昇与姐妹们“离情别绪”在书中的折射和凝聚。

　　我们还应注意到，《红楼梦》的“别离诗”，都十分哀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无奈、无助、无告的浓烈情绪。这与洪昇夫妇一生遭际有关。洪昇的一生，完全是性格的悲剧，张爱玲先生考证出的《红楼梦》“第一个早本”，写的就是“性格的悲剧”。实际上今本《红楼梦》，书中人物也多为悲剧性的“自恋”性格：宝玉是自谦型自恋，黛玉是自怜型自恋，宝钗是自完型自恋，湘云是自爱型自恋，妙玉是自高型自恋，探春是自强型自恋，迎春是自卑型自恋，惜春是自僻型自恋。他们的悲剧人生，除了社会和家庭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是“自误”所致，显然是“性格悲剧”。只有这样同属悲剧性格的一群人，才能把“离情别绪”写得千姿百色、哀婉动人。从洪昇诗词中可知，洪家兄妹及表兄妹，多是这样悲剧性格的人，人生经历也确实多是哀婉的悲剧，故洪昇初创《红楼梦》的可能性最大。

　　《红楼梦》第二十八、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八、四十九回中，都有大段姐妹们“论诗”的内容，这些诗歌创作理论，极显丘壑，极有见地，诚属难能可贵，在我国封建社会并不十分重视文艺理论的文坛中，不是谁都能够发此宏论的。洪昇一生对诗论颇有研究，年轻时，便写过一部诗论专著，深得他的老师毛先舒、陆繁的肯定和当时著名文人的称道。稍年长时，洪昇曾投到当时诗坛领袖王世祯的门下，学习诗歌理论和诗词创作，与当时另一著名诗人赵秋谷（就是那个与洪昇一起因“聚演”《长生殿》而“断送功名到白头”的赵执信），还曾发生一场关于诗歌创作理论的论争，在赵秋谷的作品集中有记载。这应是《红楼梦》中，借姐妹之口，大写“诗论”的根由，也是洪昇把《红楼梦》诗歌，写得既优美感人，又无不符合赋诗者身份的重要基础。

　　洪昇一生，描写思乡、思家、思亲、男女相思的诗歌、词赋、套曲甚多，集中表达这种“离情”的作品集为《幽忧草》和《天涯泪》，可惜都失传了，今天只能见到关于题目和内容的笼统记载。但在今天流传下来的洪昇诗词集、如《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以及友人的众多作品集中，也残存下来洪昇大量表达“离愁别怨”的作品，下面开列一二，以飨读者，也供读者判断《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曹雪芹还是洪昇时参考：

　　1.《啸月楼集》卷一《寄内》：

　　去冬子南还，饥渴慰心期。邂逅结大义，情好新相知。尔我非一身，安得无别离？念当赋归宁，琅琅叙我思。长叹卧空室，恍惚觑容辉。咫尺不可见，何况隔天涯。

　　另《啸月楼集》卷七《七夕闺中作四首》有云：忆昔同卺未有期，逢秋愁说渡河时。从今闺阁长携手，翻笑双星惯别离。

　　（笔者注：《长生殿》写“真人”“大士”、牛女“双星”，《红楼梦》亦有“白首双星”。）

　　2.《啸月楼集》卷五《汴梁客夜》：

　　独携长铗到天涯，浊酒寒灯夜自嗟。断雁一声风忽起，啼鸟三匝月将斜。信陵门外惊哀柝，梁孝台边怅落花。此地由来传好客，不妨湖海暂为家。

　　3.《啸月楼集》卷二《留别沈橘声》：

　　冬十一月将远行，愁云不断悲风生。故人惜别饮我酒，当杯忍涕伤中情。落月沉沉天未曙，沙头橹鸣分手去。数声断雁叫寒霜，飞下烟汀最深处。

　　4.《啸月楼集》卷三《蒙山道上》：

　　乱石绕东蒙，崎岖古道通。一身千里外，匹马万山中。芳树遥遮日，春沙细逐风。思家还有泪，不独为途穷。

　　5.《稗畦集　一夜》：

　　海内半青犊，梦中双白头。江城起哀角，风雨宿危楼。新鬼哭愈痛，老乌啼不休。国殇与家难，一夜百端忧。

　　（笔者注：“家难”可解，此处“国殇”，吊明亡耶？抑或感伤“三藩之乱”耶？读者思之。）

　　6.《稗畦集　送父》之三：

　　回思去年秋，我父入燕都。走谒萧寺中，膝下勤慰劬。间关触热来，水陆何崎岖。面目黧且黑，蒹蒹增白须。泣罢跪进酒，寒月照坐隅。天涯骨肉聚，愁中暂欢娱。倏忽经一载，归帆欲南犋。严霜既坠地，百卉皆凋枯。风景不殊昔，离散伤遗孤。

　　7.《枫江渔父图题词》之《北中吕粉蝶儿》：

　　《耍孩儿》：俺不能含香簪笔金门步，只落得穷途恸哭。山中尚少三间屋，待归休转又踌躇。不能做白鸥江上新渔父，只混着丹凤城中旧酒徒。几回把新图觑，生疏了半篙野水，冷落了十里寒芜。

　　8.《稗畦集　丁卯除日客舍作》：

　　江城腊雪换春风，旅鬓偏惊岁又中。涕泪两行孤烛暗，梦魂三处一宵通。白头堂上思游子，黄口天涯忆病翁。底事飘零久离别，每当除夕恨无穷。

　　（笔者注：“梦魂三处”句勿泛泛看，故乡父母一处,蓟北妻儿一处，客舍游子一处，三地梦魂相通。写“离愁别怨”，无过于此。）

　　9.《稗畦集　逢恽南田感赠》：

　　伤心作客三千里，屈指依人二十秋。歧路忽惊逢故友，暂时欢笑复潸然。贫病参差成白首，交游强半入黄泉。人生七十由来少，一别谁禁二十年？

　　10.《稗畦集　北发有感》：

　　非商非宦两无营，底事飘蓬又北征？妻冻儿饥相促迫，猿惊鹤怨负平生。羞从幕下裾还曳，浪说门前屐倒迎。聚铁六州难铸错，白头终夜哭纵横。

　　11.《稗畦续集　己卯冬日代嗣子之益营葬仲弟昌及弟妇孙，事竣述哀四首》节录：

　　汝逝十年后，此儿吾始生。不曾承色笑，何幸继宗枋。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糜躯归烈焰，暴骨在他乡。降罚天昏醉，招魂地渺茫。为兄年老大，叠稠遇悲伤。

　　（笔者注：洪昇一弟两妹均英年早逝，于此可证。洪昇歌颂弟妹们聪慧美丽的诗词很多，此不录。）

　　12.友人王锡《啸竹堂集　读稗畦集》：

　　西泠才子客幽燕，短剑悲歌二十年。乌鸟痛深寒雨夜，脊令音断白云天。关山暗洒思乡泪，花月都成恨别篇。无限声情幽咽处，灯窗一读一凄然。

　　13.友人王蓍《挽洪昉思》：

　　世传艳曲调清新，我爱高吟意朴淳。怨艾自伤真孝子，性情不愧古风人。家从破后常为客，名到成时转累身。归老湖山思闭户，何期七尺付沉沦。

　　14.友人曹寅《读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赠一首，兼寄赵秋谷赞善》：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著书恐惧成。礼法谁尝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纵横摆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笔者注：曹寅所读之洪昇“行卷”，似为《红楼梦》手稿，与“称心”、“垂老”二句对照看，可见所测不诬。）

　　15.友人朱彝尊《酬洪昇》：

　　金台酒坐挚红笺，云散星离又十年。海内诗家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词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白发相逢岂容易，津头且揽下河船。

　　（笔者注：“梧桐夜雨”当代指《长生殿》传奇，“薏苡明珠”句殊不可解，疑似代指一部写洪昇明珠暗投，因而遭“谤”的作品，联系到朱彝尊曾看过《洪上舍传奇》，耐人寻味。）

　　16.友人孙凤仪《牟山诗钞和赠洪昉思原韵十首》节录：

　　怜才谁料妒娥眉，落拓疏狂竟放归。舞有枳枝歌有曲，独抛红豆教青衣。

　　风流遗事翻新曲，名擅词坛重一时。谱出几多断肠处，淋铃细雨滴梧枝。

　　（笔者注：此“抛红豆”与《红楼梦》之“抛红豆”联系起来看，耐人寻味。“淋铃细雨”代表《长生殿》无疑，“抛红豆”何指？影《红楼梦》耶？）

　　17.友人高士奇《独且集》卷四《过北墅和稗畦韵》：

　　草草林光春又夏，林间非是爱闲行。才看解择添阴密，静听鸣鸠破午声。当食最难忘举案，论交总是贵班荆。孤怀经岁谁能识，手把诗篇更沧情。

　　诗后附稗畦原诗如下：

　　匆匆花事都凋谢，重到名园步履行。芳草白云迷旧迹，绿阴黄鸟变新声。单居义重追摩诘，除服诗哀过子荆。一月柏堂来几度，非关林外寄闲情。

　　（笔者注：此为高江村悼亡诗。不由人不想起《红楼梦》中之“娇杏”。读者思之。）

　　洪昇思乡、思亲、思骨肉手足亲情的诗、词、曲，不胜枚举，不一一开列。读者倘有兴趣，可将现存洪昇诗集寻来详阅。最可惜的是，集洪昇“离情别绪”诗词的《幽忧草》和《天涯泪》失传了，如能重见，相信当可更清楚地发现《红楼梦》诗词的来踪去影。万幸哪位朋友如能发掘出来，千万勿吝告示为盼。

第五节　“悲秋”情结

　　《红楼梦》是一篇“秋天的故事”。用脂砚斋的话说：《红楼梦》“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社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至于为什么这样写，脂砚斋没有说，大概也不甚了了。

　　《红楼梦》书中借黛玉的诗说：“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原来作者写作“满纸荒唐言”，记载的就是“自怜”的“素怨”，慨叹的“谁解其中味”，就是书中展现的“诉秋心”。

　　秋天怎么了？看见月缺花残，便潸然泪下，乃文人悲秋的通病。但《红楼梦》作者的悲秋，却不是文人一般的悲秋的症状。作者曾刻意交代说：“风晨月夕，阶柳庭花”，“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可见作者并不是一般的对景伤情、寻愁觅恨，并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是有重大的隐情隐藏在秋天的故事里，隐藏在《红楼梦》这面“风月鉴”的反面。

　　“三秋”背面隐藏的故事，根据《红楼梦》“作者自云”归纳起来：一是作者家族“闺阁中历历有人”，“当日所有之女子”“裙钗一二可齐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故事；二是自己“锦衣纨绔”时辜负“天恩祖德”、对不起父母师兄，“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成为“孽根祸胎”、家族罪人的故事；三是家族因自己的“无能”、“不肖”、“偏僻”、“乖张”，没有挽大厦于将倾，最终“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故事。

　　作者创作《红楼梦》，据实记述以上三个故事，目的并非“怨世骂时”，而是“自悔”。这三个令作者悔恨终身的故事，发生的时间一定都是在“中秋”前后。所以，《红楼梦》记载的故事，应该是作者自己“三秋”的忏悔，作者家族“三秋”的挽歌！

　　过去红学界一直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记载的是“江宁织造”曹家兴衰际遇。但遍观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等红学大师的考证文章，实在看不出曹雪芹和江宁曹家的事迹同“三秋”有什么关系。笔者经过十余年的悉心考证，发现《红楼梦》的原作者是康熙朝的大文人洪昇，书中记载的故事，就是洪家发生在“三秋”的三次“家难”！

　　洪昇出身于一个江南“望族”家庭，始祖可以追溯到宋朝出使金国，威武不屈的洪昇皓。他是一个类似于苏武的英雄人物，受到朝廷的极高褒奖，被封为“魏国忠宣公”，赐国公府第于钱塘葛岭，府后还有一个美丽的大园子。园子何名不详，但考虑到“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命名为“大观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洪家在杭州经历了漫长而辉煌的历史。洪皓的三个儿子洪遵、洪迈、洪适，号称“洪门三学士”。洪迈所著《容斋随笔》，至今仍是古典文学领域一颗璀璨的明珠。

　　明朝是洪家第二个辉煌时代。洪昇的六世祖洪钟，以军功起家，官至刑部尚书、太子太保，可谓极品；五世祖洪澄、洪涛，也都官居显要；高祖洪椿、曾祖洪瞻祖，两代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要职；祖父无考；父洪起鲛，字卫武，清初也曾出仕。从明代算起，洪家可谓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澄涛二公，似乎就是《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公贾源、贾演，从“澄涛二公”到洪起鲛，历经五代富贵，正符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士大夫家庭兴衰规律。

　　明朝的覆亡，给“世受国恩”的洪家以灾难性的打击，洪出世时，洪家正处于“末世光景”，虽然“外面的架子未倒”，但“内囊也渐渐地尽上来了。”康熙年间，洪家连续遭逢三次“家难”，洪家这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终于在内外交困中，无可奈何地寿终正寝了，正可谓“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三次“家难”发生的时间，又恰恰都是在萧瑟的秋天！难怪洪昇在《红楼梦》创作中，“以中秋诗起，以中秋诗终”，唱出“三秋”悲凉的挽歌了！

　　第一首秋天的挽歌——“天伦之变”：所谓“天伦之变”，在封建社会，就是父母成仇、兄弟反目、家人离散的意思。《红楼梦》所描写的，正是家庭中成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个个都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故事。洪家这样的大家族，也正像《红楼梦》中所说，“从外边来是一时杀不死的，只有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会一败涂地”。

　　洪昇兄弟三人，二弟洪昌，与洪昇同母所出；三弟名不详，字中令，为洪昇父婢妾所生。这与《红楼梦》中宝玉的兄弟行完全相同。洪家家庭长期不和，父亲性格古板暴躁，兄弟们常常受到严厉责罚。在洪昇的诗中，常常出现对“施檄者”即挑拨离间者的怨恨。这与《红楼梦》中贾政夫妻、赵姨娘、邢夫人等人，同贾琏夫妻、宝玉、贾环的复杂关系极为相似。

　　康熙十年秋天，长期的家庭矛盾终于酿成了大祸——“天伦惨变”发生了！洪昇夫妻、洪昇昌夫妻被同时逐出了家庭，也可能是主动逃离了家庭。洪昇诗中，常常以“古孝子”自居，所谓“古孝子”，就是按照“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古训，在有性命之虑的时刻，逃离了父母身边。“天伦之变”产生的原因，在洪昇诗中屡用“避檄者”典故看，似是逃避家庭中挑拨离间；再从诗中用“伯奇《履霜操》”典故看，似是无罪见斥，满腹冤屈。逃离家庭后，洪昇夫妻的生活便立刻陷入困顿之中，“金玉良缘”落得个“云散高唐，水涸湘江”，黄蕙整日眼泪不干，为洪昇还着“三生石”上的“孽债”，“木石”般的平民生活，也只有美好的“前盟”可待追忆了。

　　《红楼梦》中的宝玉最终有没有当和尚已不可知，但离家出走的结局是肯定的。贾琏夫妻最终也必然是被逐出家庭的下场，王熙凤“判词”“哭向金陵事更哀”就是明证，与洪昇兄弟结局相同。洪昇和二弟拖家带口，逃出家庭后，第一个落脚地就是武康县。武康隶属江宁府，正是所谓的“哭向金陵”。洪昇夫妻在武康生活不下去，又投奔京师，卖文为活，极为贫困潦倒，经常处在“八口命如丝”的境地。洪昌夫妻与哥哥分手后，辗转流浪，年纪轻轻地双双客死异乡，可谓“事更哀”了！洪昇是家庭长子，但《红楼梦》中贾琏、宝玉兄弟二人却都被描写成“二爷”，为什么这么写，联想到惨死的洪家“二爷”洪昌，就会恍然大悟了。洪昇同父兄弟三人，家中还剩下一个庶出的三弟中令，正似《红楼梦》中那个赵姨娘生养的“小燎猫子”贾环！

　　第二首秋天的挽歌——“破家之难”：洪昇的父亲洪起鲛，清初曾经出仕，所任何职，已不可考。但从洪昇寄给三弟中令的诗中可以看出，中令经常随父亲在福建往来，似乎父亲任职地就在浙江的邻省福建，所任职务也似是“学政”、“粮道”之类的“主事”衔官职，与《红楼梦》中贾政仿佛。《红楼梦》中的那个隐隐约约的“平安州”，似乎同福建有意义关联，中国人的古训就认为“平安是福”嘛。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一的耿精忠在福建造反，派兵攻掠江西、浙江，“三藩”挑起的战火烧遍长江以南。清廷的平叛大军进驻浙江多年，杭州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康熙十四年秋天，洪昇的父亲洪起鲛“因事获罪”，被“械送京师”、关押在一个破庙里。是否即《红楼梦》的“狱神庙”，不得而知。获的是什么罪，今已无考，但从时间和地点来推断，似乎是受“三藩之乱”的牵累。在“三藩”占领地任职的官员，如果没有“殉国”，没有“抵抗”，朝廷都视为“罪臣”，这是毫无疑义的。联想到《红楼梦》中贾赦的罪名“交结外官”，十分耐人寻味。再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的探春远嫁，乘着大海船，嫁给“西海沿子”一个“藩王”为妃，洪家是否因为与耿逆有姻亲关系而获罪，亦非空穴来风。

　　洪起鲛的罪案一直拖了五年，“三藩之乱”平定后，朝廷在总清算的时候，于康熙十八年深秋，决定把洪的父母一起“发配充军”，远流黑龙江宁古塔。洪昇一方面在京师为父母奔走呼号，求情辩冤，一方面又徒步三千里，赶回家乡侍奉父母“充军”。这年的除夕，就是在发配犯官的阴冷潮湿的遣送船上过的。此时何种心情，可想而知。后来遇到朝廷“大赦”，洪昇和父母才免遭“充军”之苦。

　　那时凡罪行严重到发配充军的官员，必被“抄家”，财产被抄掠一空，家人被赏赐变卖，百年“望族”洪家，至此落得个“曲终人散”、“食尽鸟投林”悲惨下场。遇赦后发还的府宅，也只能是一个空“园子”了，这与脂批透露的《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悲凉结局相同。

　　洪昇和二弟离家出走后，家中留下的除三弟中令外，还有两个妹妹。洪昇的两个妹妹都十分聪明美丽，用洪昇诗的语言表达，就是“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洪昇对妹妹感情笃深，总是在诗中慨叹，自己虽为“堂堂须眉”，但比不上身为“裙钗”却“齐家”有方的妹妹。但洪昇的妹妹也逃脱不了“红颜薄命”的规律，出嫁后，可能是所遇非偶，她们都年纪轻轻地就悲惨而死，其下场同《红楼梦》中的迎春、探春如出一辙。

　　洪昇终生都刻骨思念两个可爱、可敬又可怜的妹妹，康熙三十年，洪昇回到家乡后，把二弟夫妻和两个妹妹的尸骨都迁葬故乡父母身旁，并含泪泣血写了“诔词”和一系列怀念弟妹的诗章。这些与《红楼梦》作者在交代创作缘起时，说此书创作的宗旨，就是为了“记述当日的闺友闺情，”是完全吻合的。

　　第三首秋天的挽歌——仕途绝路：洪昇在离开家庭后，虽然仍不脱纨绔习气，厌恶走“仕途经济”道路，但是从当时文人惟一的出路着想，从家族面临的危机出发，还是无奈在当时的最高学府中，继续其“国子监生”的生涯，希图有一天考取功名，重振颓败的“百年望族”。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在京师国子监肄业的洪昇，虽然有求取功名的强烈愿望，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了“传奇”剧本《长生殿》的创作。这固然有个人爱好的因素，也是谋生的需要，搬演剧本的剧班和观演“传奇”的富贵人家给予的赏赐，是洪昇在京期间的主要生活来源。洪昇创作《长生殿》，始于“天伦之变”前，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经过“十年辛苦”、“三易其稿”，终于杀青了。一经传演，立即轰动京师，平民百姓爱看，官僚富商更是趋之若鹜，就连当朝皇帝康熙爷，也亲自观演，并钦赐了二十两白银，成了当时公认的“赏格”。

　　正当洪昇得意忘形之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向他袭来了。康熙二十八年中秋，康熙帝青梅竹马的表姐、成年后的皇贵妃、临终前的第三任皇后佟佳氏，刚刚被“册封”为皇后的第二天，就呜呼哀哉了，《红楼梦》中描写“元妃”的“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灯谜，正是当朝皇后的真实写照！就是此时，洪昇陷进了一生最绝望境地。

　　皇后薨逝，按规矩臣民必须居二十七天“国丧”，一切娱乐活动都必须停止，但洪昇和他的朋友们却于此时干了一件蠢事，受到朝廷的严厉处罚。演出《长生殿》大获成功的京师“内聚班”，为了答谢剧本作者洪昇，遍请京师名流，“中秋”“国丧”期间，在“生公园”“聚演”《长生殿》，被人告发，朝廷震怒，参与“聚演”的人员都受到了严厉处分。洪昇被“逮捕下狱”、“枷号示众”，并被革去了“国子监生”，彻底断绝了仕进前途。时人作诗嘲笑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可谓深刻。康熙二十八年秋天的悲剧，不仅断送了洪昇个人的前程，事实上也断送了洪氏“百年望族”复兴的惟一一线希望。

　　出狱后的洪昇，在万念俱灰、满腔愤悲的心境下，骑了一条毛驴，奔赴京东盘山，欲在清沟禅院剃度出家。盘山多巨石，相传是盘古在混沌中开天辟地创“大荒”之处，又有女娲庙证明是“炼五色石补天”处。洪昇在这里抚今追昔，其心情正是《红楼梦》中所说的“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把自己比喻为“大荒山”、“青埂峰”的一块弃置不用的顽石，不是再贴切不过了么？这也正应该是《红楼梦》的创作缘起。

　　《红楼梦》书中交代，作者创作此书，是于“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这“一番梦幻”，正是洪昇人生中发生在秋天三次噩梦！感叹家族的败亡，感叹姐妹的惨死，感叹自己的坎坷，洪昇创作《红楼梦》的理由，不是最充分不过了么？《红楼梦》的主题和内容，不是与洪昇的真实经历最吻合么？

　　对于发生在洪昇身上的家族悲剧和个人悲剧，当时社会上好多人都归咎于洪昇的“不肖”，“不肖”恶名是封建社会任何一个文人都难以承受的，但洪昇自己又百口莫辩。创作《红楼梦》，“追踪蹑迹”去记载秋天的三场噩梦，为自己的恶名辩白，应是洪昇的本意。但按照封建伦理，洪昇在书中既不敢指责君王，又不能讪谤父母，只好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作，巧妙地制造了“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洪昇创作此书面临着两难选择，既怕别人看不懂自己的用意，又怕别人知道自己指斥君父的事实，所以一再流露出“谁解其中味”、“谁解诉秋心”的无奈心情。

第一节　“男泥女水”思想

　　毛泽东先生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头脑中固有的，只能产生于后天实践。其实毛泽东只说了问题的一半，岂只是正确思想，就是不太正确的乃至错误的思想，也不会凭空产生，凡是现实的思想，都有其社会根源。

　　《红楼梦》一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大概莫过于书中表现的奇特的女性观。红学界的诸多大师，在连篇累牍的考证研究文章中，都把这一奇特的女性观的产生，归因于曹雪芹的天才，似乎是作者头脑里固有的；也有人归因于曹家特殊的织造家庭的风月繁华，其实这同天上掉下来也没有多大差别。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文学是人类社会的心灵史，任何文学作品，都必然反映其创作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红楼梦》当然不会例外。画鬼容易画人难，《红楼梦》刻画的当然不是鬼，而是一系列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活生生的人，因此，作者的思想，必然打着深深的时代印记。

　　《红楼梦》作者曾申明：创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闺阁昭传”，清代学者也曾判定，此书纯属“扯老婆舌头”。凡是熟读《红楼梦》的读者，都会承认，该书确实是一部主要描写家庭中女人生活的书，极其生动地刻画了女人的痛苦和欢乐，女人的希冀和绝望，女人的成功和失败，女人的辉煌和黯淡，女人的高雅和庸俗，女人的超脱和魔障，如此等等。

　　《红楼梦》书中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作者摆脱了传统文学描写女性的惯常手法，很少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一类词汇去刻画女人的外观容貌，而是侧重描写女性的内在气质，从而使女性美达到了从内到外的高度统一。这种重在气质的创作手法，更加鲜明突出地表达了作者的女性观。从书中描写的大量女性生活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作者四个方面的独特视角：

　　其一，“女清男浊”说。作者通过男主人公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感到清爽，见了男人就感到浊臭逼人。”书中众多男女的形象也确实说明了这一点。迎、探、惜贾府三艳，钗、黛、湘三表姐妹，袭、晴、鸳、棋、钏等众多女婢，一个个形象确实清纯可爱；主人公宝玉虽是男性，但有性别倒错之嫌，爱以女性自居；而贾珍、贾琏、贾蓉、贾瑞、贾芹等哥们爷们，一个个都显得可憎可厌可怜可笑，就连主人公宝玉的父亲，和一众清客相公，也全部显得委琐无聊，令人避之不及。

　　其二，女子胜男说。在封建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来是男儿的责任，可是作者在书中却沉痛地感叹道：“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书中在“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敏探春兴利除宿弊”等篇章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女性的胆识、韬略、气魄、手段；就是在平儿、鸳鸯、袭人等女性婢仆身上，也展现了治家理事的高超才能。而书中的敬、赦、政、珍、蓉等应该承担治家职责的男人，则统统是一派庸碌无能的形象。

　　其三，“才女有德”说。中国封建社会评价女人的通行标准是“郎才女貌”，是“德容工貌”，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红楼梦》一反传统观念，把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描写为德才兼备的光辉形象。宝钗、黛玉、湘云等表姐妹，诗做得比宝玉好，字写得比宝玉强，知识比宝玉渊博，道理比宝玉透彻，就是参禅论道也比宝玉来得深刻。不要说一干才女，连那个从小被拐卖的香菱，也通过“苦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女诗人。这些才女不仅有丰富的个人文化生活，还结桃花社、海棠社，咏菊花、讽螃蟹，品名茶，啖鹿肉，雪晴联诗，月夜对句，抚琴绘画，灯谜酒令，一派“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形象，颇似现代人的文学沙龙，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

　　其四，“千红一哭”说。《红楼梦》中的所有才女，因为生逢“末世”的同样原因，下场都十分悲惨凄凉，正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金簪雪里埋”、“冷月葬诗魂”、“寒塘渡鹤影”、“终陷泥淖中”、“误嫁中山狼”、“东风一梦遥”、“青灯古佛旁”、“淫丧天香楼”等等，无一好下场。就连女奴们，金钏投井、晴雯被逐、鸳鸯上吊、司棋撞墙、芳官出家、袭人别嫁、二姐吞金、三姐自刎等等，也无一得善果。

　　其五，“鱼眼睛”说。《红楼梦》作者不是歌颂所有的女人，而只歌颂闺中的纯情少女。对于婚后的女人，则视为珍珠变成的“鱼眼睛”，令人可憎可厌。什么赵姨娘、邢夫人、马道婆、多姑娘、秦显家的、璜姑奶奶、林之孝老婆、鸳鸯嫂子等等，统统是一堆死鱼眼睛形象。就连主人公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嫂子兼表姐王熙凤，作者虽然笔下留情，但其心狠手辣的种种恶行，也令人齿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妒妇”持强烈的批判观念，在夏金桂虐待香菱、王熙凤虐待二姐两件事情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宝玉去寻什么“妒妇方”，欲治疗妇女嫉妒病。

　　《红楼梦》的女性观反映的是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明末清初的时间界定，大约是从明万历后期到清康熙中期，基本上是公历17世纪的一百年间。这一百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不平常的一个世纪！农民战争，清兵入关，平定三藩，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社会大动荡！痛苦造文化，愤怒出诗人，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带来了文化界思想上的深刻反思、观念上的激烈变革和文学上的独特创新，因而呈现出了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辉煌局面！《红楼梦》所反映的女性观，正是这一时期的客观现实。

　　其一，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江南广大人民，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不仅政治上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阵痛，经济上经受了兵匪双方的洗劫，在身心上还经受了一次剔发蓄辨的奇耻大辱！按照当时的通行说法，江南士子被迫接受的是“男降女不降”的屈辱现实。女人可以继续着“民装”，裹小脚，插戴传统钗钏，而男人则必须剃掉前额头发，脑后拖一条猪尾巴辫子，并改穿旗人装束。

　　清庭为了强制推行在江南的剃发易服措施，实行了残酷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高压政策。今天的人们看易服剃发行为，似乎并非什么原则问题，但在当时与封建正统观念却发生了严重冲突，更何况还使亡国灭种之痛更深刻、更表面化了。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堂堂男子汉不可避免地会羡慕女人的传统装束，并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从而造成自主人格的缺失。这就是女人“清”而男人“浊”，见了女人“清爽”，见了男人“浊臭逼人”心理的真正起源。在当时文人的笔下，就记载了流行于杭州、苏州、南京一带的民间谚语：“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红楼梦》这样描写，不是什么作者独出心裁，更不是什么新创造，而是对当时江南男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屈辱心态的忠实记录。

　　其二，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女性的文化生活十分活跃，确实涌现出来一大批女性作家。他们主要由两类人物组成：一类是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名门闺秀，她们由于家学深厚，所以在文学领域多所建树。如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三姐妹，她们的母亲沈宜修本身就是当时吴江一带女性作家的盟主；再如清初大学士陈之遴的妻子徐灿，与顾太清、吴藻合称为清代闺秀词三大家。另如方孟式五姐妹、黄媛贞两姐妹、商景兰母女、金圣叹之女金法筵、夏允彝之女夏淑吉等，都是轰动一时的著名才女。为保护全城百姓而英勇献身的吴绛雪，也是一个著名才女，《桃花雪传奇》就是根据她的事迹创作的。

　　另一类才女是出身青楼的歌女或名妓。如马湘兰、柳如是、寇白门、顾横波、卞玉京、王微等人，她们都是工诗善画，多才多艺，并与当时的名士如钱谦益、吴伟业、侯方域、冒辟疆等经常酬唱往来。她们的名气，固然有自身学习历练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名士吹捧揄扬的结果。在这些著名文人的作品中，对她们的事迹多有记载。

　　其三，女性文人结社、出版作品，是明末清初独特的文化现象。才女历代皆有，但女性的文学生涯成为社会活动，以至于公开结社、出版，则是名末清初独有的社会现象。

　　由于女性文学活动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女性胜于男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以至当时出现了“漫道文章千古事，而今已属女青莲”，“旧日凤凰池故在，而今已属女相如”的说法。女性文学活动的普遍化、公开化，必然带来结社、出版等社会要求，女诗社、女诗集就应运而生了。

　　当时最著名的女诗社，就是以徐灿为首的“蕉园五子”，其成员有柴静仪、林以宁、朱柔则、钱凤纶等。她们经常聚在一起，互相切磋，考较文艺，在当时传为佳话。其中林以宁是当时著名文人洪昇的表妹，也是洪昇表弟钱肇修的妻子。在当时创作的小说《两交婚》、《女开科传》等作品中，都有对才女们结诗社情景的描写，可见已是风靡天下的雅事了。

　　以上列名的才女，大多数有自己的作品集，其中诗集、词集、文集、传奇都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陈维崧《妇人集》、叶绍袁《午梦堂集》中，都收录记载了许多才女的作品。

　　其四，明末清初的女才子，大多下场悲惨、英年早逝，可谓“万艳同悲”。出身于名门贵胄家庭的女才子，很多由于婚姻不良、家庭不幸而郁郁以终；有些虽然获得了郎才女貌、夫唱妇随的美满家庭，但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士大夫阶层多属不合作者，也必然落得悲惨的结局。在夏咸淳的《九天亦复称才乏，独向人间索女郎》文中，就记载了叶小鸾过人的才华、家庭父母子女间独特的文学氛围以及最后三姐妹全部英年早逝的痛苦遭遇。

　　出身妓女的才女们，命运往往更加悲惨，她们从良后多为人做妾，在吃人的封建大家庭中，她们的命运是注定不得善终的，董小宛、柳如是便是她们的突出代表。柳如是嫁两朝名士钱谦益为妾，当时钱已是高龄，钱死后，受家庭中子侄排挤，不得已自经身亡。《红楼梦》中在黛玉身上寄托的冯小青的影子，也是一代名妓为人做妾，被大妇虐待，年轻轻抑郁而死的。

　　不止《红楼梦》，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普遍反映类似的女性观。《红楼梦》中在第一回和第五十四回中，借石头和贾母口吻，批评了“近日”的才子佳人小说，“千部一套”、“涉于淫乱”、“非文即理”、“不近情理”。才子佳人小说滥觞于顺康年间，乾隆时代已禁绝殆尽。所以，《红楼梦》批评的这些现象，必然是明末清初的事情。

　　其实，《红楼梦》自身就不是什么凭空出世的奇葩，她的作者虽然不满当时艳情小说的滥觞，但作品还是明末清初艳情小说和世情小说的延续，还有同类传奇作品的影响，在《红楼梦》中，能明显看出因袭《金瓶梅》、《牡丹亭》、《长生殿》等同时期稍早的文学作品的痕迹。反过来说，乾隆朝的道学风气下，是不可能产生此类表现独特女性观的文学作品的。我们可以从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中，找出大量的与《红楼梦》女性观相同或近似的作品。

　　其一，描写女性崇拜的作品。明末清初以前的文学作品，描写男女情事，多表现一见钟情、始乱终弃的负心故事，男女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如《西厢记》、《白蛇传》等。但到了明末清初创作的才子佳人小说或传奇，男女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品中不但表现女子同样有才华和能力，而且胜过男子，男子往往受女子的摆布，成为女性的附庸。这是既往的文学作品中不敢想象的。

　　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平山冷燕》、《玉娇梨》、《定情人》、《飞花咏》等，表现的女子都远胜于男子，尤其是才华，男子绝不能望其项背。她们不仅能与男子相抗衡，多数情况下似乎更优越，使男人成为女子的陪衬。作品创作的目的，似乎根本不是赞扬才子，而是更多地赞美佳人，表现出了一种毫不含糊的女性崇拜倾向。此时期最著名的《聊斋志异》，描写的虽然是鬼狐故事，但作品吹捧揄扬的，都是化为女性的鬼狐。在这些女性鬼狐面前，男人都是陪衬，都是受到怜悯照顾的可怜虫！

　　其二，描写“情痴”、“情种”的作品。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有着极为浓郁的女性化倾向，作品中的“情痴”、“情种”，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女子的钟情则更胜于男子。杜丽娘、杨玉环、冯小青、林四娘、林黛玉以及《聊斋志异》中的众多女狐女鬼，都表现出这种前人绝不敢形诸笔下的品格。无须讳言，这些钟情女子，往往表现出一种对淫荡生活向往的纵欲倾向，《红楼梦》对钗、黛、湘、晴、袭等人的描写，不过隐晦一些罢了。

　　这一时期的艳情作品，有明显的言情化倾向，对女性的认识，不仅要有貌，更要有才，除此之外，还必须有“情”，并特殊强调“情”的碰撞和沟通。《玉娇梨》中的才子这样表达自己的佳人观：“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有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有白的佳人！”这同《红楼梦》的女性观是完全一致的。宝钗可谓才貌双全，但与宝玉之间缺乏的，就是这样一段“脉脉相关之情”，因而，在宝玉心中，她的位置始终不及黛玉。

　　其三，描写男女感情梦幻经历的作品。明末清初，用梦幻手法描写男女感情生活的作品蔚然成风。其始作俑者，当是汤显祖，他的《牡丹亭》描写柳、杜二人的感情，由生到死，再由死复生，可谓历尽波折、九死不悔。吴伟业刻画的徐适和黄展娘的爱情，在一个玉杯中，如梦如幻，亟尽缠绵悱恻。洪昇的《长生殿》，描写的李杨爱情，由天上到地下，由地下再回到天上，梦魂牵挂，生死相依，这同《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如出一辙。

　　明末清初之所以出现这种描写梦幻般爱情的独特创作方法，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市民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的衰落、王陆心学的兴起，文人生活较少拘束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因为改朝换代，男女感情受特定历史动乱拨弄，往往事与愿违，只好借助梦幻在虚拟中表达。《聊斋志异》中的好多人鬼恋，就是这种现实生活的折射。

　　其四、描写才女和妒妇交织的作品。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就是才女往往和妒妇、悍妇交织描写，造成对女性的赞美和诋毁共存于一部作品的怪现象。《醋葫芦》、《疗妒羹》、《小青传》、《河东狮吼》等，表现的都是这种独特的女性观。就连《聊斋志异》也未能免俗，书中多有丈夫惩治妒妇、悍妇的故事。《红楼梦》中对夏金桂等悍妒妇人的描写，不见得比以上作品高明多少。

　　文学作品中这种独特现象的出现，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生活都有其虚伪的两面性，道貌岸然的同时又极度浮华，男女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腐朽糜烂。正像《红楼梦》中的贾珍、贾琏、孙绍祖一样，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工夫”，家庭中妻妾成群，对丫鬟仆妇也“将次淫遍”。这种家庭关系，才女和妒妇并存，就是社会现实的必然反映了。

　　四、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与女性批书

　　明末清初，由于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不仅文学创作高潮迭起，文学批评也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当时不仅是古典小说、传奇、诗词、笔记创作出版最多的时代，而且最流行的文学版本，几乎都是评点本，成为十七世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一，评点大家辈出，经典作品评点将遍。这一时期的评点大家，有李贽、叶昼、毛宗岗、张竹坡、汪象旭、吴仪一等。其他如冯梦龙、李渔等，虽然够不上评点大家，但其评点作品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出现了一批女性评点大家，如吴吴山三妇、洪之则等。她们对《西厢记》等作品的点评，在所有的评点者中，是最受后人称道的。

　　此时期，不仅本时代创作的文学作品被普遍评点，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也几乎被评点殆尽。这些著名的评点家在评点时，不仅“发作者寓意”，而且还大胆改定原稿，《水浒传》就是被金圣叹“腰斩”后定稿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著名古典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厢记》等，都是这个时期评点后的定稿。

　　其二，评点大家评点文字尽情宣泄内心的情绪。如李贽在评点《水浒传》时，认为该书为“发愤之作”，读后“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势极久，势不能遏”所以不得不“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金圣叹更认为，《水浒传》是“一字一哭，一哭一血，至今如闻其声”；“令人大哭，令人大叫”，“如夜潮之一涨一落”。

　　张竹坡在分析《金瓶梅》作者创作动因时说：“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骚不平之言，以为后有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这些评点大家的话，不仅对于理解《红楼梦》创作缘起，多所启迪，对于理解脂批，也甚有帮助。

　　其三，评点的基本形式和方法。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基本形式，主要有序跋类、眉评类和回评类。序跋类是为作品作序、跋、引言、凡例、品题等；眉评类则是在作品中间撰写批语，其中在每页上方的批语称眉批，在作品行中的小字批语称夹批，在行侧的批语称侧批；回评类又分为回前评与回后评。有回评和眉评的作品称为评本，《红楼梦》脂本即评本，而程高本虽有序跋，但无评语，故不是评点本。

　　此时期批点小说的常用方法有：“因文生事”和“以文运事”，这是金圣叹提出的；“十年格物”与“一朝物格”，这也是金圣叹首先使用的；“同而不同处有辨”，这是李贽首创的；“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这是毛宗岗发端的。

　　这些大家评点小说的常用术语有：金圣叹提出的“草蛇灰线法”，“绵针刺泥法”，“横山断云法”，“特犯不犯法”，“背面铺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毛宗岗提出的“笙箫夹鼓、琴瑟间钟”法，等等。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红楼梦》的脂评，与明末清初的评点大家手法基本一致，而与康嘉道咸时代的评点，从形式到方法都有很大的区别，只要比较一下“三家评本”和“脂本”的异同，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第二节 “意淫”思想

　　究竟什么是“意淫”，仅凭《红楼梦》书中的某段只言片语去推测，都有盲人摸象之嫌，正确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把《红楼梦》中关于“意淫”的表述综合起来，加以归类分析，从总体上对“意淫”加以全景式地把握。

　　１．“意淫”首先是“淫”，《红楼梦》作品主人公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作者首先借“警幻仙姑”之口，说明“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所谓“好色不淫”、“情而不淫”，都是“轻薄浪子”“掩非饰丑之语”。所谓“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也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所有“淫人”加以比较，《红楼梦》作品的主人公最“好色”，最“知情”。

　　２．“意淫”不是“皮肤滥淫”，不是生活中男女之间肉体上的结合，不是《红楼梦》书中贾珍、孙绍祖、多姑娘等人的淫荡行为。作者告诉我们，“淫虽一理，意则有别”，“意淫”是精神层面的“淫”，是“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同“世之好淫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对那些“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性”者，作者统统斥之为“皮肤滥淫之蠢物耳”！

　　３．“意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奥妙所在，存乎一心。由于“意淫”是精神层面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作者告诉我们，“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这里所说的“心会”、“神通”，就是内心对“好色”、“知情”的一种领悟。这种领悟只存留于精神层面，而不可应用到肉体上，一旦付诸肉体实践，则变成了“皮肤滥淫之辈”。

　　４．持“意淫”生活态度者，是女人的朋友，但又为社会所排斥。作者明确告诉我们，“独得”“意淫”二字之真谛者，在“闺阁中”“可为良友”，可以“独为我闺阁增光”。但一入此道，便“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为社会（主要是上流社会）所不容，终不免“见弃于世道”。

　　５．社会上持“意淫”生活态度者，不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就是“奇娼名优”。他们既非“应运而生”的“大仁”，亦非“应劫而生”的“大恶”，“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作者通过贾雨村之口，开列了一大堆此类人名单，如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柳耆卿，唐伯虎，李龟年，卓文君，薛涛，崔莺等。

　　从以上五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所谓“意淫”，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情”，戏剧舞台上的“淫”！这种“情”和“淫”，就是文学生涯中的“情痴”、“情种”，体现的是作者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境界，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肉体活动；这种“意淫”作品，当然为市井小民、闺阁红楼所欢迎，但同时又必然与以程朱“理学”、王陆“心学”为正宗封建正统伦理道德发生冲突。

　　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是文学作品，不论小说还是戏剧，都是“口传”、“语达”的，出自作者之手，入于读者（观者）之目，为什么说不可“口传”、“语达”呢？这里说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者的创作态度。作者把心中的“情”和“淫”，用什么方式表达，表达到什么程度，表达出何种境界，确实是只能“心会”、“神通”的精神活动，无法为外人道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名作家，创作时心中激荡的那种“情”，谁说得清楚？

　　我们知道了“意淫”就是言情文学创作的一种态度或精神，对于作者在《红楼梦》中公然宣称，主人公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当会大吃一惊！什么样的作者，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自称压倒所有言情文学作品作家，位居“天下古今第一”呢？

　　中国的古典言情文学，肇始于唐宋元三代，而滥觞于明末清初。描写张生崔莺莺恋爱的《会真记》，以及由此改编的《西厢记》，应该是较有影响的言情作品发端。而真正掀起言情文学狂潮的开路先锋，大概非明代后期的汤显祖莫属！他的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用梦幻交织的手法，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描写生死不渝的爱情，对后来出现的众多言情经典作品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中，随处皆可见到《牡丹亭》影响的痕迹。

　　清初的一百年间，大概同元代仿佛，由于同是异族统治，文网又相对较宽松，杂剧传奇曾大行其道，尤其是言情主题的戏剧，充斥着大江南北的舞台。一大批以创作言情戏剧为生涯的专业作家应运而生，如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文人，以李渔为代表的杭州风流文人等。此一时期，就是封建正统文人，也多数热中于言情作品创作，如吴梅村、尤西堂、曹雪樵等，都曾创作过言情传奇作品。

　　把此一时期言情文学创作推向高峰的，是“南洪北孔”双子星座！“南洪”是杭州文人洪，他的代表作是《长生殿》；“北孔”是山东文人孔尚任，他的代表作是《桃花扇》。《长生殿》问世之后，不仅轰动宫廷，轰动士大夫阶层，更轰动了市井百姓，“旗亭市上红楼里，群指先生折角巾”，茶座舞台、青楼楚馆，“莫不知有洪先生者”。当时的文人，都把《长生殿》视为言情传奇的登峰造极之作，把洪昇视为天下古今创作言情传奇的第一人，不仅戏剧界尊重，市井小民尊重，就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也礼敬有加。史料记载江南提督张云翼、江宁织造曹寅等大官僚，在演出《长生殿》时，都把作者洪昇奉为上宾，坐在首坐观演。

　　《红楼梦》中所隐写的“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应是洪老先生的夫子自道！在清初历史上，除了洪昇以外，大概没有第二人当得起此称呼。我们知道，《红楼梦》是中国言情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她应该孕育和诞生于言情文学的创作高峰期，也就是清初。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已是清代中期，此时的文坛，已经充斥着宣扬封建伦理的正统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坛土壤和气候，是不适于《红楼梦》这样作品问世的。就好像“文革”期间，能出现上个世纪30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品么？硬说乾隆朝的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是明显有悖于历史唯物论的，大是大非，不可不察。

　　《红楼梦》小说的初创者，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洪昇。《红楼梦》和《长生殿》两部言情文学的抗鼎之作，作者是同一人。这些在笔者的系列考证文章中已做过详细论述，此不赘述，读者诸君可自去查阅。

　　《红楼梦》中最莫名其妙的人物，当属秦可卿。这个人物被作者描写得扑朔迷离，亦幻亦真。她的相貌风情，兼具作者心爱的宝钗、黛玉二人的特点；她在“太虚幻境”，居然引导小叔叔宝玉做“儿女”之事；她年轻轻就死了，死得“众人纳罕”；她死后大出殡，北静王居然亲自“路祭”。说作者热爱她，又明显有点糟蹋她；说作者在她身上涂污秽，书中的主人公又为她的死而口吐鲜血。秦可卿身上的一系列谜团，从《红楼梦》问世起，就引起读者纷纷猜测。脂砚斋评点她同老公公贾珍不干净，有“淫丧天香楼”的丑事；刘心武先生推断她是“废太子的女儿”，是雍正夺嫡的牺牲品；等等。这些都属于姑妄言之式的猜测而已，当不得真。如果说脂砚斋的“笨谜”猜得对，作者如何让她嘱托家族后事？如何让宝玉为她吐血？如果说刘心武先生探佚有道理，《红楼梦》就不是一篇小说，而是魔咒了！

　　其实，《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并非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一个象征性人物。《红楼梦》的初创者是洪昇，《红楼梦》从主题、内容、手法、人物、性格等方面，都脱胎于《长生殿》，秦可卿就是洪昇代表作《长生殿》主人公“杨贵妃”的象征。

　　书中对秦可卿房间中妖冶环境的描写，对秦可卿死了宝玉居然吐血的描写，好多读者感到不可理解，明白了她是杨玉环的象征，就顺理成章了。宝玉是在秦可卿的房间中进入“太虚幻境”，秦可卿在“太虚幻景”为宝玉“导淫”，象征的就是洪昇的言情文学创作生活，是从研究“李杨爱情”、创作《长生殿》开始的。秦可卿缢死“天香楼”的暗写，就象征着杨玉环在“天香云外飘”的“太虚月宫”缠绵，而终不免缢死马嵬坡的结局。

　　洪昇成名于《长生殿》，也罹祸于《长生殿》。康熙二十八年，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逮捕下狱，革去功名，洪家“百年望族”因此失去了复兴的最后一线希望。难怪《红楼梦》中秦可卿死了宝玉要吐一口鲜血！《红楼梦》在秦可卿的“判词”和“曲子”中，说“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把“萁裘颓坠”、“家事消亡”的罪名归于秦可卿，隐指的就是自己“宿业总因情”，因留恋《长生殿》而“败家”的事实。曲中的“擅”、“秉”等词，表示的应是文学创作中的描写活动，而不是女人的相貌刻画。作品中一个女人的相貌和风情，只能由作者描写，自己怎么“擅”和“秉”？

　　《红楼梦》书中“警幻仙姑”是受“荣宁二公”的嘱托，用仙曲佳酿、女人迷津来规劝主人公“留意孔孟之间，委身经济之道”的；书中那个“秦钟”，临死前也劝宝玉回归“仕途经济”正道。这些描写都是象征性的。象征作者洪昇因言情文学创作而“耽搁花笺彩纸”（洪昇的老师毛先舒语），无意仕途功名，辜负家族重托，最终坠落“迷津”而不能自拔的惨痛经历。

　　据史籍记载，洪昇与庄亲王世子的关系过从甚密，他之所以创作并推出《长生殿》，都是在庄亲王世子的怂恿和赞助下进行的。洪昇因《长生殿》罹祸，庄亲王世子做如何想，是可以想见的。《红楼梦》中对大出殡和北静王“路祭”的描写，隐指的应是这段隐情。

　　以上这些对《红楼梦》中象征性人物情节的分析推论，与《红楼梦》通篇另一些暗示影射也是完全一致的。书中“红楼梦曲子”的开篇，就交代了此书的创作缘起：“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洪昇创作《红楼梦》，是在因《长生殿》罹祸的“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的。导致“无可奈何”的“伤怀”境地的原因，说到底，“都只为风月情浓”。

　　其实，《红楼梦》小说“开卷第一回”中，那块自怨自艾的“石头”，就交代了自己是在“风尘碌碌，一事无成”之际，创作《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和创作时的心情是“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为什么愧悔呢？因为自己在“锦衣纨绔之时，饴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作者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作者洪昇“自己之罪”，说到底就是迷恋《长生殿》等言情文学作品创作，而导致了“败家”的结果，所以，用秦可卿这个形象作为“败家根本”，作为自己创作生涯的象征，是最贴切不过的。

　　《红楼梦》中的宝玉，有个十分令人费解的“爱红毛病”，就是爱舔食女儿嘴上的胭脂。如果是性萌动的表现，以宝玉的身份地位，要哪个女儿不可得？如果仅仅是异食癖，奁中盒内，胭脂尽多，何必舔食女儿嘴上那点可怜的胭脂？其实，《红楼梦》中关于“爱红毛病”的描写，也是象征性的。象征的就是从事言情传奇的创作活动。当时的言情戏剧，都是以描写女人为主的。从事这一行，正所谓“舔食”女人“嘴上胭脂”的勾当。

　　《红楼梦》主人公宝玉自命“绛洞花主”（一说“花王”），读者都感到不可理解：宝玉自命“须眉浊物”，连说“女儿”两个字都要事前漱口，平时为姐妹们甘充厮役，如何以“花主”自居？众女儿又如何肯承认他的“花主”地位？其实，只要明白了洪昇在《红楼梦》中对《长生殿》的象征性描写，这些不可理喻的描写都不言自明了。在清初的传奇界，主要是搬演言情作品，言情作品的顶峰是《长生殿》，洪昇在传奇界自然有“花主”的无上地位，因为他就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

　　《红楼梦》确实不仅言情，而且宣淫，文字并不十分干净。其中对宝玉“初试云雨情”的描写，对贾琏与灯姑娘的床上动作描写，对贾珍父子兄弟与二尤鬼混的描写，对秦钟和智能、茗烟和万儿幽会的描写，都属宣淫而非言情。《红楼梦》的言情宣淫写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都是惊世骇俗之举，特别是宋代以降，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巩固，对“脏唐臭汉”社会风气的否定，对妇女贞节观念的强化，使封建知识分子都虚伪地表现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道学形象。元代虽然文学管制偏松，屡有言情作品出现，但公然宣淫的作品并不多见。只有在17世纪，明末清初的天翻地覆环境下，文坛曾掀起一股言情宣淫的狂潮。到了18世纪，雍乾以降，随着文化管制的加强，文字狱的震慑，对淫书的禁毁，这股文坛淫风才销声匿迹。

　　明末清初的言情宣淫狂潮，大致有三个源头。一是由于不满理学统治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社会风气，市民阶层自发地要求个性解放、思想活跃，加之朝廷管制的相对宽松，因而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二是社会上盛行奢侈之风，官僚贵族竟相攀比奢靡程度，富贵人家，“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靡终岁之需”；饱暖思淫欲，致使淫秽放纵之风盛行。三是理学思想异化造成的，产生于明代的陆王心学，在明末清初产生了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方面由“心即理”的命题而使理学坠入空疏空谈；另一方面由于重视内心体悟促成了重个性、重性情的浪漫主义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心学”的副产品，是“理学”异化的过程和结果。

　　17世纪的文学作品，大致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内容上追求香艳，言情宣淫。其中明末的作品，以小说《金瓶梅》和传奇《牡丹亭》为典型代表；清初的作品，以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和传奇《长生殿》、《桃花扇》为典型代表。其他短篇话本集、长篇小说、传奇杂剧，则多如牛毛，不可胜举。雍乾时代禁毁的书籍，绝大多数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文学作品的共性是追求个性解放，宣扬女性意识，表现出一种背离儒家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红楼梦》中“女水男泥”的怪论，就是明末大儒陆九渊的学生谢希孟首先发明的。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谢认为“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可见与《红楼梦》的思想承继关系。在当时的文坛，无论是名满天下的巨匠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口，都竟相吟艳词淫诗，作春宫情事，以“花前有美人陪伴读《西厢》为荣，《红楼梦》描写的宝黛读《西厢》场景，并非作者新创。二是在手法上逃避现实，写梦写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临川四梦”、《聊斋志异》、《长生殿》、《红楼梦》，都是此类作品的佼佼者。雍乾时代查禁的所谓“淫书”，也不乏用梦幻手法表现的作品。采用这种手法的目的大概不仅仅在于规避文网，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手法，与个性解放的要求契合，也使作品展示的时空更广阔，更灵活，更能够生动充分地表现爱情婚姻生活。三是在语言上追求通俗，使用白话。从小说界看，这一时期的作品除《聊斋志异》外，《金瓶梅》用的是地道的山东方言，《红楼梦》用的“假语村言”是纯正的北京方言。当时众多的“淫书”、话本，用的也都是白话，浙江方言、吴侬软语、粤语、河南话、四川话、陕西方言都有。从传奇界看，这一时期传奇作品的唱词和念白，也自觉做到“明白如话”。人们常把“白话运动”归功于“五四”，其实，17世纪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就开始了白话的普及。由于雍乾以降“乾佳学派”的兴起，市民文学的相对沉寂，才使两次白话运动之间出现了二百年间隔。

第三节　“除明明德外无书”思想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需要催生文学作品，只有需要巨人的时代才能产生巨人，只有需要名著的时代才能产生名著，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时代需要，没有天才也能创造天才；时代没有产生需要，有了天才也不能产生名著。因此，研究《红楼梦》首先必须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文学背景、文学底蕴，研究那个时代对产生《红楼梦》的社会需要。

　　17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个世纪。在欧洲，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冲决封建经济罗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上升到统治地位，资本支配下的帝国主义扩张进程急剧加速。在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的阵痛之中。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解放的意识形态，相对于传统的封建礼教，特别是窒息人性的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异化。关外新崛起的异族统治者，虽然用铁蹄扼杀了刚刚萌发的资本主义幼芽，但由于统治机器的不完善和统治者笼络人心的需要，在清王朝建立的初期，却没有扼杀掉明末萌生的个性解放意识，反而由于对异族统治的逆反心理，使市民阶层的个性解放意识在扭曲中继续发展。总而言之，明末清初的中国的文化界，经历了一场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上，大体上经历了四次比较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期间，礼崩乐坏、百家争鸣，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疑古讽今，创新风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峰巅盛唐时代的到来，扫清了思想障碍；第三次就是明末清初，群经辩伪，言情滥觞，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先导；第四次是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开辟了思想先河。这四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在天崩地裂般的社会大动荡条件下出现的，都是在统治阶级的正统统治理念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兴意识形态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情况下发生的，因而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个显著特点,就是疑经辩伪。所谓疑经辩伪，就是对统治阶级奉为至高无上权威的封建礼教发生了严重的怀疑，对宋明两朝沿袭下来的儒家经典，特别是程朱理学、王陆心学，以辩伪的方式，进行了猛烈抨击，把除了《论语》、《孟子》之外的几乎所有儒家经典，都斥之为“伪书”，把朱熹、王阳明对儒学的权威诠释，一概斥之为“伪学”，提出了“去宋归汉”的儒学正宗观念。与此相对应，对沿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对君权相对于民意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对文臣武将忠君的理念，提出了怀疑。总之，那是个“怀疑一切”的时代，封建社会奉为圭臬的传统思想，都发生了动摇。从这个意义上看，17世纪思想解放运动，几乎可以同先秦诸子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盛况媲美；学术思想的活跃也促进了人才辈出，李贽、金圣叹、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陈确、阎若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犹如群星灿烂，以敏锐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宏富的著述，推动着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一大笔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文化财富。进入18世纪以后，至雍正朝，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以《大义觉迷录》为代表，最高统治者开始强制推行封建正统观念，对学术界疑经辩伪的局面开始限制。特别是乾隆朝，文字狱几乎年年发生，知识界噤若寒蝉，乾嘉学派虽然也热中考证，但多为纯学术性的，从政治角度大胆否定儒家经典的行为基本收敛；乾隆皇帝还通过编撰《四库全书》，对明末清初的学术著作大量禁止和抽毁，把明末和清初顺康年间的学术著作和市井文学作品几乎一网打尽。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终结。

　　我们在清楚了解了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特点之后，再来详细阅读《红楼梦》，就不难发现，《红楼梦》一书，深深地打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印记，清楚地反映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凡是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发现，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相对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异端思想十分出格：他作为纨绔子弟懒于读书倒也罢了，竟敢于把父母师长（包括他的姐姐元妃）教他读的儒家经典都视为“杜撰”之书，说什么“除四书外杜撰的也太多”，“除明明德（大学章句）外无书”，竟然敢于把“四书”以外的书都一把火烧了。对于《红楼梦》描写的这些内容，凡不太了解封建社会思想禁锢之严酷性的读者，或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勇敢者，对此一般都很欣赏，认为作品主人公叛逆精神可嘉，正体现了作者思想观念的先进性；凡比较熟悉封建社会思想禁锢情况的读者，又难免会产生怀疑：在那个皇帝老子君临天下，社会普遍尊崇孔孟之道，知识分子靠程朱理学答题应试，以求科举功名的时代，作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公子哥儿贾宝玉，可能有厌世、玩世的举动，但很难想象有这种类似疯狂的异端言论和叛逆举动，因为在他的世界观形成期间，没有产生异端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用现代阶级斗争理论或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规律去分析都是不行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红楼梦》放在创作当时的大背景中，方可看得清楚。请红学同仁认真研究一下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会得出以下正确的结论：《红楼梦》表现的特定主人公的叛逆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时期都不可能，只有在17世纪，在明末清初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异端观念的士大夫叛逆，这样写《红楼梦》，这样表现主人公贾宝玉，不仅可能，而且还很自然，很正常。

　　在明代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是理学。弘治、正德以前，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以后则是理学的别派陆王心学占统治地位。到了明清交替前后，理学早已失去了创立之初的积极意义，变得僵窒、空泛、不合时宜，因此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厌谈心性，转而回到汉学的旧路上，向儒家老祖宗的原典求教，改研究心性为治经。此期间，除李贽、金圣叹的异端思想影响比较大而外，开拓学术思想新境界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浙东学派和浙西学派的大学者，而在经学辩伪方面贡献突出的，则是毛奇龄、阎若璩、胡渭、颜元等人。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一书，从训诂、地理、名物、制度等方面，几乎把宋明以来一直居于儒家学说正宗地位的朱熹《四书集注》批判得体无完肤。阎若璩最主要的成就是著《古文尚书疏证》，通过缜密的考证，把这部沿用了一千多年的，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童子课读背诵的儒学经典，判定为伪书，把理学的立论基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厥中”判定为伪造的假货，给了理学最沉重的一击。胡渭通过对朱熹《易本义》的搜隐发覆，“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一扫廓清”。这真是一个怀疑一切的时代，除《论》、《孟》外，思想学术界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朱熹、王阳明的著述，普遍产生了怀疑，对理学从源到流都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须知在此前，朱熹在儒家门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敢于怀疑孔孟的原话，敢于“诬孔”，却无人敢于怀疑朱熹的“孔门心传”，无人敢于怀疑理学大师们对儒家经典的讲解和注释。到了此时，舆情竟一变而为“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钱谦益《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后人把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称为“疑经辩伪”。辩伪所得出的结论，正如，《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所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除明明德外无书”，也难怪贾宝玉把四书以外的儒学典籍都烧了。疑经辩伪学术思想对当时知识界无疑具有爆炸性的震撼，尤其对江南文人，特别是对江浙一带人文荟萃地区，影响尤为深刻。《红楼梦》如果不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时期的产物，作者如果不是深受“疑经辩伪”活动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在何处，给他几个脑袋，也不敢这么写，更不可能这么写。只有在顺康年间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这样做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在知识界原也平常，在江浙一带遗民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更不足为奇。

第四节　“仕途经济浑话”思想

　　《红楼梦》除毁谤儒家典籍外，还不时流露出异端思想，把走“仕途经济”道路的封建知识分子统统斥为“禄蠹国贼”；把“文死谏、武死战”等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批驳得一文不值。这也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中形成的独特思想。

　　随着理学和心学的衰落，经世致用学说的兴起，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和普通知识分子，对由伪经典儒学演绎而来的一些传统行为、传统信念、传统理论、传统思想，也必然发生怀疑和动摇。思想学术界开始探讨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认识到“修齐治平”（读书做官的别称而已）不是体现人生价值的惟一途径，各行各业，凡性之所好，专心去做，都自有其人生乐趣，自有其社会价值。明末的李贽、袁宏道都说过类似的话，清初几乎所有拒绝与新王朝合作、拒绝出仕做官的知识分子，都必然产生这种理念。顺康年间，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南明小朝廷的影响和延平郡王长期抗清的影响，加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创痛巨深，多数江南知识分子与清王朝持不合作态度。他们首先是对君权神授、封建专制提出了挑战。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的弊端，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法制意识的改革动议。他反对把君臣比父子，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并进而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唐铸万甚至在《潜书》中公然宣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其次是对明朝旧官僚“一对夷齐下首阳”，跨朝代的士人举子投靠新主子，谋求做新贵的举动十分鄙夷，斥之为“禄蠹”、“国贼”。当时学校废弛，文教日衰，“师不立，经训不明”，士子的工夫不在理解经典义理方面，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揣摩举业、训练八股文法上。知识分子中弥漫着厌薄举业的情绪，当时好多江南学子，自己主动注销了学籍。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特别是顾炎武的《生员论》，鞭辟入里地揭示了生员制度的弊端，他认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聊斋志异》中描写的那些痴情者，获得幸福多不以科举功名为前提，其情人也极少以科举功名相劝勉。由此可见，《红楼梦》书中主人公贾宝玉厌恶举业的思想，应属来源有自。宝玉就读并大闹的学堂，正是17世纪学校废弛情景的真实写照；宝玉厌薄举业，正是当时江南知识分子的一般心理；宝玉斥骂禄蠹国贼，正是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宝玉对封建正统伦理观念的批驳，也正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研究课题。据此可以推论，《红楼梦》反映的正是17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真实情况。

第五节　“文死谏武死战浊气”思想

　　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思想，也是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普遍思想。明朝后期，东林党人出身的文臣，在朝廷以“敢谏”著称，海瑞罢官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敢于抬着棺材上朝，真是“浊气上涌”的极端表现。明朝皇帝，大概是杀谏臣最多的皇帝，东林党领袖就曾经把自己屁股上被“庭杖”打烂的肉风干后，挂在家中正堂上，以示光荣。明末近半个世纪时间内，东林党人前赴后继，仍然屡屡苦谏，“浊气”浩荡，轰动天下。文臣如此，那么武将呢？面对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和关外建州女真铁骑，一筹莫展，屡战屡败，只好“浊气”一涌，用战死报效朝廷，表示忠贞。

　　明朝灭亡后，在江南士大夫中，普遍对三百年大明何以亡国，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们认为，不是皇帝昏庸，而是文臣武将误国，他们以死博得虚名，却把大好江山断送了，害得崇祯皇帝上了吊。就连推翻崇祯皇帝的义军领袖李自成也说，明廷“君非甚黯”，文臣武将不能公忠体国，导致朝廷灭亡。这些反思，正如《红楼梦》中贾宝玉说的那样：“置君父于何地”？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确实十分活跃，封建知识分子对传统思想意识进行了全面反思，提出了许多比较先进的思想观念，集中体现在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等大家的著作中。后人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它的许多观念为后来康梁变法、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五四运动所接受，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先河。

　　《红楼梦》作为这一时期的作品，作者洪昇又生活在当时思想极其活跃的浙江，在《红楼梦》中表现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痕迹，是必然的。不过，对《红楼梦》中表现出的这些思想，也不能无限上纲、任意拔高，他们仍然不脱封建正统思想范畴，不是什么摩登的现代思想。《红楼梦》中出现这些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作者头脑中固有的，和作者是不是天才没有关系，建议红学权威们办一个学习班，集体重学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然后再谈《红楼梦》思想。实话说，看了清初三大家的文章，你会感到，《红楼梦》对当时的思想体现得是很不够的。这也难怪，《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不是政论文章。